中国通史

白寿彝
简介
（此版为文字精校版，配有原书所有注释）

《中国通史》(全12卷)(共22册)：1999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全书12卷22册，1400万字。该书有很多创新之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是我国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通史》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对《中国通史》的体例创新、理论价值、学术特点等作了充分的论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压轴之作，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班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这部书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优点，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其序说部分内容非常扎实。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献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人写的，无不作出评论。又用很多篇幅论述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了这段历史研究的前沿，让读者了解当前的研究状况是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

中国通史概览
主目录
第一卷 导论
题 记
第一章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第一节　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第二节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
附表一 全国各民族人口数字统计表
附表二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一）
附表三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二）
第三节　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疆域问题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第一节 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
第二节　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
第三章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第一节　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
第二节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第四章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第一节　生产关系
第二节　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
第五章　国家和法
第一节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第二节　国家的职能
第三节　法
第六章　社会意识形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
第二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
第七章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第一节　历史理论的探索
第二节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
第八章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第一节　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
第二节　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第三节　历史文学
第九章　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特点
第二节　中国史和世界史
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
第一章　历史年代
第二章　地理环境
第三章　民族
第四章　社会主产方式。阶级关系
第五章　家庭
第六章　城乡、市镇、会社
第七章　国家、法和军队
第八章　社会意识形态
第九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
第十章　中国和世界
第十一章　史学遗产和批判继承
第十二章　历史时代的划分
第二卷 远古时代
序 言
第一章　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　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
第三节　从蓝田人到北京人
第四节　早期智人的出现
第五节　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3500年）
第一节　从灵井到磁山
第二节　仰韶时代前期
第三节　仰韶前期的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
第三章　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概观
第二节　铜石并用时代
第三节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第四章　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
第一节　东北地区
第二节　甘青地区（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前后）
第三节　东南与华南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
第四节　西南地区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下册）
题 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五经《尚书》附《逸周书》
第二节　史地书《纪年》、《世本》、《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第三节　诸子书《论语》和《孟子》附《孝经》和《尔雅》
第四节　辞赋《楚辞》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主要都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第二节　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第三节　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第三章　甲骨文和金文
第一节　甲骨文
第二节　金文
第四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四”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绩
第二节　郭沫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
第三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成就
第四节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第五章　本卷的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神话、传说、历史年代
第一节　关于氏族、部落的神话和传说
第二节　关于夏代的传说和夏史的探索
第三节　历史年代问题的提出
第二章　商殷时期
第一节　商的建立、发展和衰亡
第二节　商殷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统治制度
第三节　商殷时期的文化
第三章　西周时期
第一节　西周王国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第三节　周王国和国内各族的关系
第四节　西周的衰微与平王东迁
第四章　春秋时期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
第二节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各国的大夫兼并与南方的混战
第五章　战国时期
第一节　战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逐渐生长
第二节　战国“七雄”与各国的变法图强
第三节　走向统一的封建国家及其重要制度
第四节　七国的兼并战争与秦的统一
第五节　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文化的发展
第六章　商周时期的中国在上古世界的地位
第一节　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和商周时期的中国
第二节　西周文明和同时期的世界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当时的世界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环境
第二节　农具的发展
第三节　我国最早的物候历和二十四节气的出现
第四节　农田耕作和作物栽培技术
第五节　粮食作物的主要品种及其产地
第六节　园艺、林、牧、蚕桑业的生产技术
第七节　狩猎、采集、捕鱼和植树的活动
第八节　农业生物学知识
第九节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
第二章　手工业、商业和货币
第一节　商殷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青铜器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
第三节　春秋时期官私工商业的发展与金属货币的出现
第四节　“素封”的出现，战国时期工商业的发达和金属铸币的流通
第五节　先秦时代的手工业技术
第三章　交通、道路、都会
第一节　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分布推测交通的起源和当时道路的雏形
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
第三节　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通东西的交通道路
第四节　战国时期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道路
第五节　经济都会的兴起及其有关的交通道路
第六节　《禹贡》建立水上交通道路网的思想
第四章　国野、乡里与郡县
第一节　周初的武装殖民与“国”“野”之分
第二节　“国人”和“野人”的社会地位之不同
第三节　“国”“野”与“国人”“野人”区别之泯除
第四节　乡、里的产生与郡县之出现
第五章　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一节　井田制度
第二节　夏商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六章　等级和阶级
第一节　等级的产生和划分
第二节　等级与阶级的关系
第三节　春秋战国之际新的阶级出现
第四节　商鞅变法的阶级政策礼法之争的问题
丁编传记（上）
第一章　周
第一节　周
第二节　东周西周灭亡及平王东迁
第二章 鲁、卫
第一节　鲁周公和鲁国
第二节　卫
第三节　蔡、曹
第四节　泗上附庸小国
第三章 燕、齐
第一节　燕
第二节　齐
第三节　田齐
第四章　陈、杞、宋
第一节　陈、杞
第二节　宋
第五章　晋、郑
第一节　晋
第二节　郑
第三节　三晋：韩赵魏
第四节　中山①
第六章　徐、楚
第一节　徐、舒
第二节　楚
第七章　吴、越
第一节　吴①
第二节　越
第八章　巴蜀、西南夷
第一节　巴蜀《牧誓》的八族
第二节　西南夷
第九章　秦
第一节　秦的早期历史
第二节　秦在变法以后
丁编传记（下）
第一章　管仲、子产、晏婴、叔向
第一节 管仲
第二节　子产
第三节　晏婴、叔向
第二章　司马穰苴、孙武、伍子胥、范蠡
第一节　司马穰苴
第二节　孙武
第三节　伍子胥（附申包胥、专诸）①
第四节　范蠡①（附文种）
第三章　孔子、墨子
第一节　孔子的生平
第二节　孔子的思想
第三节　墨子、墨家和《墨子》书
第四节　墨子的思想
第五节　孔墨后学
第四章　李悝、吴起、商鞅
第一节　李悝
第二节　吴起
第三节　商鞅①
第五章　孙膑、乐毅、田单
第一节　孙膑
第二节　乐毅②
第三节　田单①
第六章　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
第一节　孟尝君早慧与养士
第二节　平原君
第三节　信陵君
第七章　老子、庄子
第一节　老子
第二节　庄子
第八章　惠施、公孙龙、墨家辩者
第一节　惠施
第二节　公孙龙
第三节　墨家辩者
第九章　苏秦、张仪、公孙衍
第一节　苏秦
第二节　张仪
第三节　公孙衍
第十章　子思、孟子、邹衍
第一节　子思
第二节　孟子
第三节　邹衍
第十一章　屈原、淳于髠、鲁仲连
第一节　屈原
第二节　淳于髠
第三节　鲁仲连
第十二章　蔺相如、廉颇、李牧
第一节　蔺相如
第二节　廉颇（附赵奢）
第三节　李牧
第十三章　范睢、白起、王翦
第一节　范睢
第二节　白起
第三节　王翦①（附蒙骜）
第十四章　荀子、韩非、吕不韦
第一节　荀子生平和著作
第二节　韩非生平和著作
第三节　吕不韦
第十五章　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
第一节　数学
第二节　天文学
第三节　气象学
第四节　地学
第十六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热学知识
第三节　声学知识
第四节　光学知识
第五节　磁学知识
第六节　对运动及时空的认识
第七节　物质结构假说
第十七章　医学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
第二节　中国传统医学与巫术之关系
第三节　早期的药物知识和用药剂型
第四节　医学分科及医疗经验积累
第五节　预防医学与养生
第六节　卫生与医事管理
第七节　医学家
第十八章　妇女
第一节　女娲，简狄、姜嫄
第二节　太任，太姒
第三节　许穆夫人赋《载弛》
第四节　齐姜劝导晋公子重耳
第五节　晋弓工妻谏平公
第六节　赵威后问齐使
第七节　孟母教子
第十九章　杂传
第一节　伯夷　叔齐①
第二节　柳下惠不辞小官
第三节　西门豹为河伯娶妇
第四节　荆轲刺秦王（附高渐离）
附录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徐喜辰
附录二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斯维至
第一章　宗族
第二章　家长奴隶制
第三章　公社
第四章　封建
第五章　等级
第六章　贵族专政及政权下移
第七章　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与赋税的改革
第八章　四民阶级的出现及奴隶制问题
第九章　秦的郡县君主专制国家
第四卷 秦汉时期（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二节　史籍佚文的辑本《东观汉记》
第一节　基本史籍《史记》
第三节　经纬及有关传注的史料价值
第四节　小学书的史料价值
第五节　诸子书的史料价值
第六节　文集及古小说的史料价值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秦都咸阳和碣石行宫
第二节　秦始皇陵园
第三节　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
第四节　秦汉长城及沿线城鄣烽塞
第五节　汉代帝陵
第六节　汉代诸侯王列侯墓
第七节　秦汉简牍和石刻
第八节　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近代史学关于秦汉史的研究
第二节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
第三节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经济史的研究
第四节　建国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
第五节　建国以来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第六节　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
第四章　本卷编撰意图
乙编综述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民族
第一节　汉族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二节　匈奴
第三节　东北各族
第四节　西域各族
第五节　氐和羌氐族
第六节　西南夷
第七节　蛮与越蛮的主要分支
第二章　秦封建皇朝的建立
第一节　秦皇朝的建立
第二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三节　秦朝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三章　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
第二节　陈胜、吴广起义
第三节　刘邦、项羽起义
第四章　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
第一节　对楚战争的胜利
第二节　汉皇朝规模的树立
第三节　汉家皇权的强化
第四节　“文景之治”
第五章　西汉盛世
第一节　西汉盛世和武帝的基本政策
第二节　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第三节　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
第四节　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及其转机
第五节　宣帝“中兴”
第六章　西汉的衰落
第一节　西汉的衰落
第二节　王莽篡汉
第三节　绿林、赤眉大起义
第七章　东汉皇朝的建立
第一节　东汉皇朝对全国的统一
第二节　东汉的政治体制
第三节　南北匈奴和西域各国
第四节　中外交往的发展
第八章　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
第一节　外戚、宦官与东汉政治外戚、宦官的轮番专政
第二节　累世公卿
第三节　反宦官斗争和“党锢”事件
第四节　黄巾大起义
第九章　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中国和同时的世界
第二节　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牧业
第一节　农业经济在分布地区上的发展
第二节　铁农具的发展和牛耕的普及
第三节　具有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
第四节　农作制的演变和耕作技术的提高
第五节　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
第六节　蚕桑技术和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
第七节　农学著作
第二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
第一节　地主阶级的等级结构和土地等级制度
第二节　官田和民田
第三节　农民及其他劳动者
第三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官府手工业
第二节　民间手工业
第四章　手工业技术
第一节　建筑木结构的广泛使用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
第八节　造纸术
第九节　陶瓷
第十节　玻璃
第十一节　漆器
第十二节　酿造
第十三节　制盐
第十四节　石油天然气
第五章　商业和货币
第一节　官营商业
第二节　民营商业
第三节　边区及域外商业活动
第四节　货币
第六章　都会与里（坊）市制度
第一节　六大都会
第二节　地区性都会
第三节　里（坊）市制度
第七章　国内外交通
第一节　秦的水陆交通和直道、弛道的修建
第二节　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
第三节　秦汉时期对外的交通路线
第八章　户籍制度
第一节　秦的户口版籍之制
第二节　汉代的户籍制度及其演变
第九章　上计制度
第一节　秦汉上计制度记载的缺乏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
第二节　战国和秦皇朝的上计制度
第三节　汉代的上计制度
第四节　上计制度的作用
第十章　赋税制度
第一节　秦的赋税制度
第二节　汉代赋税的类别及其演变
第三节　秦汉时期有关赋税制度的特殊规定
第十一章　徭役制度
第一节　“更役”制及其特征
第二节　徭役的类别与期限
第三节　徭役的役龄与役期
第四节　徭役的服役范围
第五节　徭役的豁免
第六节　秦汉徭役剥削的残酷性
第十二章　朝廷、郡县和封国
第一节　朝廷
第二节　郡县
第三节　封国
第十三章　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
第一节　选官制度
第二节　任用制度
第三节　考核制度
第四节　赐爵制度
第五节　秩俸、休假和致仕秩
第十四章　兵制
第一节　禁军、宫城近卫军和京畿驻军
第二节　郡国兵
第三节　边防兵
第四节　征兵制
第五节　募兵及正式兵役以外的各种兵源
第六节　军队的指挥和组织系统
第七节　军队的训练和考核
第八节　有关兵制的其他问题
第十五章　刑法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
第二节　秦汉法律的立法精神和阶级本质
第三节　秦汉的刑罚制度
第四节　秦汉的司法制度
丁编传记
第一章 秦始皇帝①附李斯 赵高
第一节 灭六国，创帝业
第二节 巡行，刻石，求神仙
第三节 李斯的功绩
第四节 赵高与秦的灭亡
第二章 陈胜① 项梁 项羽②
第一节 反秦起义
第二节 项梁和会稽起义
第三节 项羽的霸业
第四节 项羽的衰亡
第三章 汉高祖① 吕后
第一节 沛公破秦
第二节 汉王灭楚
第三节 汉高祖创帝业
第四节 吕后②称制
第四章 萧何 曹参
第一节 萧何
第二节 曹参
第五章 张良 陈平
第一节 张良的家世
第二节 张良为汉划策
第三节 陈平的计谋
第六章 韩信 彭越 英布
第一节 韩信
第二节 彭越
第三节 英布
第七章 娄敬 陆贾 叔孙通
第一节 娄敬
第二节 陆贾
第三节 叔孙通①归汉
第八章 冒顿单于
第一节 冒顿即位前的匈奴
第二节 冒顿单于与匈奴的强盛
第三节 冒顿死后的匈奴
第九章 赵佗①
第一节 开辟岭南
第二节 携土归汉
第十章 汉文帝 汉景帝
第一节 汉文帝①
第二节 汉景帝
第十一章 贾谊 晁错 刘安
第一节 贾谊
第二节 晁错
第三节 刘安“谋反”案件
第十二章 周勃 周亚夫
第一节 周勃
第二节 周亚夫
第十三章 朱家 剧孟 郭解
第一节 朱家
第二节 剧孟
第三节 郭解
第十四章 汉武帝
第一节 强干弱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
第二节 汉和边疆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
第三节 武帝晚年的社会变乱和朝政的相对变革
第十五章 董仲舒 公孙弘
第一节 董仲舒及其学说
第二节 公孙弘
第十六章 卫青 霍去病 李广
第一节 卫青以外戚入仕
第二节 霍去病
第三节 李广
第十七章 张骞 苏武
第一节 张骞通西域
第二节 苏武
第十八章 桑弘羊 孔仅 东郭咸阳
第一节 桑弘羊的时代背景及其政治经济思想
第二节 桑弘羊的理财活动
第三节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死
第四节 孔仅 东郭咸阳
第十九章 张汤 杜周
第一节 张汤
第二节 杜周
第二十章 司马相如 司马迁
第一节 司马相如及其文学成就
第二节 司马迁的早年家世、青少年时期
第三节 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第四节 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上的成就
第五节 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第二十一章 霍光 金日c 赵充国
第一节 霍光①
第二节 金日c
第三节 赵充国（附辛武贤）
第二十二章 汉宣帝
第一节 经历磨难
第二节 亲理政事
第二十三章 萧望之 贡禹 师丹
第一节 萧望之
第二节 贡禹
第三节 师丹
第二十四章 郑吉 段会宗 傅介子 冯嫽
第一节 郑吉
第二节 段会宗
第三节 傅介子
第四节 冯嫽
第二十五章 呼韩邪单于
第一节 出任单于
第二节 积极与汉和好
第二十六章 刘向 刘歆 扬雄
第一节 刘向、刘歆的政治生活
第二节 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
第三节 扬雄
第二十七章 王莽
第一节 篡窃帝位的历程
第二节 改制及其失败
第三节 在农民起义中垮台
第二十八章 汉光武帝 汉明帝 汉章帝
第一节 刘秀与两汉之际的农民战争①
第二节 光武帝的帝业
第三节 汉明帝
第四节 汉章帝
第二十九章 邓禹 寇恂 冯异
第一节 邓禹
第二节 寇恂
第三节 冯异
第三十章 岑彭 贾复 吴汉
第一节 岑彭
第二节 贾复
第三节 吴汉
第三十一章 耿弇 祭遵 铫期 王常
第一节 耿弇
第二节 祭遵
第三节 铫期
第四节 王常
第三十二章 桓谭 班彪 张衡
第一节 桓谭①
第二节 班彪
第三节 张衡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第四节 张衡在科学上的贡献
第三十三章 班超 马援
第一节 班超（附班勇）
第二节 马援
第三十四章 窦融 窦宪
第一节 窦融
第二节 窦宪
第三十五章 梁统 梁冀
第一节 梁统
第二节 梁冀
第三十六章 班固 王充 蔡邕
第一节 班固
第二节 王充
第三节 蔡邕①
第三十七章 仲长统 王符 崔寔
第一节 仲长统
第二节 王符
第三节 崔寔
第三十八章 檀石槐
第一节 鲜卑势力的发展
第二节 鲜卑“大人”
第三节 称雄于北方
第三十九章 党锢
第一节 窦武
第二节 陈蕃
第三节 李膺（附杜密）
第四节 范滂、张俭、贾彪
第五节 郭泰
第六节 “党人”
第四十章 宦者
第一节 郑众专谋除窦宪
第二节 蔡伦改进造纸术
第三节 孙程、曹腾谋立皇帝
第四节 “五侯”逞凶除梁冀
第五节 侯览、曹节、吕强、张让
第四十一章 经学
第一节 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①
第二节 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
第三节 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
第四节 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
第四十二章 方士
第一节 先秦的方士
第二节 秦时的方士
第三节 西汉前期的方士
第四节 西汉后期的方士
第五节 东汉的方士
第六节 方士
第四十三章 数学
第一节 “九数”
第二节 秦汉简牍和《算数书》
第三节 《周髀算经》
第四节 《九章算术》
第五节 数学与天文学
第六节 数学家
第四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历法
第二节 浑仪和浑象浑仪
第三节 圭表和漏刻时间的计量
第四节 宇宙论
第五节 天象记录、天文学家和天文典籍天象记录
第六节 气象
第四十五章 地理学
第一节 秦代图籍
第二节 《史记·货殖列传》和《大宛列传》
第三节 《汉书·地理志》和《西域传》
第四节 班超父子和《后汉书·西域传》
第五节 《异物志》
第六节 马王堆地图
第四十六章 生物学
第一节 生物分类
第二节 形态方面的知识
第三节 生态方面的知识
第四节 遗传与变异
第五节 朴素的生物进化观
第四十七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热学知识
第三节 声学知识
第四节 光学知识
第五节 电和磁的知识
第四十八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
第二节 医药 化学 五毒方
第三节 冶金化学
第四十九章 医学
第一节 《神农本草经》
第二节 记录病历的创始者淳于意
第三节 《治百病方》
第四节 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第五节 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和导引术
第六节 针灸学的发展
第七节 医事制度和公共卫生
第八节 中外医学交流
第五十章 技艺
第一节 歌舞
第二节 斗鸡、蹴鞠等游戏
第三节 杂技
第五十一章 妇女传
第一节 母后干政
第二节 公主和亲
第三节 吕母起义
第四节 班昭著书
第五十二章 杂传
第一节 田横和五百壮士
第二节 季布“一诺百金”
第三节 东方朔的滑稽
第四节 朱云折槛
附录
第一节 衣和食冕、冠、巾
第二节 住和行
第三节 嫁娶和丧葬嫁娶
第五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
图版目次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正史《三国志》
第二节 正史以外的史料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遗址
第二节 魏晋十六国墓葬
第三节 北朝墓葬
第四节 六朝墓葬
第五节 高句丽城址和墓葬
第六节 瓷窑和瓷器
第七节 早期石窟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三国的鼎立
第一节 曹操稳占中原
第二节 三国局面的形成
第三节 取益州和争荆州
第四节 曹魏政局的发展
第五节 诸葛亮治蜀及其后的政局
第六节 孙吴对江南的开发
第二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
第一节 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第二节 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第三节 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
第四节 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
第五节 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
第六节 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
第七节 东晋的衰亡
第三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一节 北魏建国的历程
第二节 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
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第四节 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
第五节 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第四章 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
第一节 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
第二节 东、西魏的战争
第三节 梁朝的衰亡
第四节 北齐北周间国力的升降和突厥的兴起
第五节 隋代周，灭陈，统一南北
第五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门阀世族的形成
第二节 寺院经济的兴盛
第三节 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
第四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总形势
第一节 玄学和儒学
第二节 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
第三节 史学
第四节 文学
第五节 艺术
第六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发展的形势
第二节 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第三节 农作制的发展
第四节 农作物
第五节 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
第六节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第二章 手工业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工具
第八节 兵器
第九节 造纸
第十节 陶瓷
第十一节 石油天然气
第三章 门阀制度
第一节 门阀制度的萌芽
第二节 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第三节 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第四节 门阀制度的衰落
第五节 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章 户籍制度
第一节 户口数的历史记载
第二节 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
第三节 特殊民户的户籍：白籍
第四节 资簿
第五节 西凉建初十二年户籍残卷
第六节 计帐户籍制度
第七节 特殊民户多种
第八节 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第五章 赋役制度
第一节 三国赋役制度
第二节 西晋赋役制度
第三节 十六国赋役制度
第四节 东晋赋役制度
第五节 南朝赋役制度
第六节 北朝赋役制度
第六章 法制
第一节 法典
第二节 刑法
第三节 诉讼法
第四节 法律思想与律学的发展
第五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制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第七章 兵制
第一节 东汉末的集兵方式
第二节 世兵制度的形成
第三节 魏、吴世兵制的异同
第四节 蜀汉未实行世兵制
第五节 集兵制度的演变
第六节 世兵制度的衰落
第七节 江左的征兵和募兵
第八节 三国两晋南朝的少数族兵
第九节 北方少数族政权的集兵制度
第十节 府兵制度的形成
第十一节 骑兵战术
第十二节 克制骑兵的战术发展
第十三节 水战战术的发展
第十四节 兵器
丁编传记
第一章 袁绍、曹操
第一节 袁绍①
第二节 曹操
第二章 刘备、诸葛亮①
第一节 刘备的早年
第二节 诸葛亮出山，蜀汉的建立
第三节 刘备称帝后的蜀汉
第三章 孙权、周瑜、鲁肃、陆逊
第一节 孙权①
第二节 周瑜③
第三节 鲁肃①
第四节 陆逊①
第四章 司马懿、邓艾、钟会
第一节 司马懿①
第二节 邓艾、钟会
第五章 晋武帝、张华、羊祜、杜预
第一节 晋武帝①
第二节 张华①
第三节 羊祜
第四节 杜预①
第六章 曹植、阮籍、陆机、陆云
第一节 曹植
第二节 阮籍
第三节 陆机、陆云①
第七章 刘渊、石勒、祖逖、刘琨
第一节 刘渊①
第二节 石勒①
第三节 祖逖 刘琨①
第八章 晋元帝、王导、谢安
第一节 晋元帝①
第二节 王导①
第三节 谢安②
第九章 刁协、刘隗、郗鉴、温峤
第一节 刁协、刘隗①
第二节 郗鉴、温峤①
第十章 庾亮、陶侃、桓温
第一节 庾亮①
第二节 陶侃①
第三节 桓温
第十一章 桓玄、孙恩、卢循
第一节 桓玄①
第二节 孙恩、卢循①
第十二章 谯周、陈寿、裴秀
第一节 谯周①
第二节 陈寿①
第三节 裴秀①
第十三章 王羲之、顾恺之、陶潜
第一节 王羲之①
第二节 顾恺之①
第三节 陶潜①
第十四章 葛洪、陶弘景
第一节 葛洪
第二节 陶弘景
第十五章 祖冲之、范缜、郦道元
第一节 祖冲之
第二节 范缜①
第三节 郦道元
第十六章 慕容廆、苻坚、王猛、姚兴
第一节 慕容廆①
第二节 苻坚、王猛
第三节 姚兴②
第十七章 拓跋圭、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
第一节 拓跋圭
第二节 拓跋焘
第三节 北魏孝文帝
第四节 文明太后冯氏
第十八章 宋武帝、梁武帝、侯景
第一节 宋武帝①
第二节 梁武帝①
第三节 侯景
第十九章 高欢、宇文泰、北周武帝
第一节 高欢
第二节 宇文泰
第三节 北周武帝①
第二十章 范晔、裴松之、沈约、刘勰、钟嵘
第一节 范晔
第二节 裴松之
第三节 沈约
第四节 刘勰、钟嵘
第二十一章 崔浩、魏收
第一节 崔浩①
第二节 魏收
第二十二章 道安、慧远、法显
第一节 道安
第二节 慧远
第三节 法显
第二十三章 数学
第一节 勾股定理和重差术
第二节 割圆术和圆周率
第三节 球体积公式
第四节 同余式和不定方程
第五节 解线性方程组和解二次、三次方程
第六节 实用算术和其他成就
第七节 刘徽的极限思想
第二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研究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
第三节 岁差的发现
第四节 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第五节 历法的进步
第六节 宇宙论
第二十五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声学知识
第三节 光学知识对视差和大气消光问题的认识
第四节 电磁学知识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志和地记
第二节 常璩与《华阳国志》
第三节 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分类学的发展
第二节 生态知识的发展
第三节 微生物知识
第四节 戴凯之与《竹谱》
第二十八章 医学
第一节 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
第二节 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
第二十九章 妇女
第一节 女诗人蔡琰①
第二节 刘兰芝抗婚①
第三节 谢道韫的才辩②
第四节 苏蕙巧织回文图诗
第六卷 隋唐时期（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基本史料历代
第一节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所著录的
第二节 《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所著录
第三节 《新唐书·艺文志》丁部所著录的
第四节 隋唐以后有关隋唐史事的撰述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隋唐城址
第二节 唐代的重要遗址
第三节 隋唐帝陵
第四节 隋唐墓葬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
第六节 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
第七节 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
第二节 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第三节 隋唐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
第四节 敦煌
第四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年代与历法
第一节 历史年代
第二节 历法
第二章 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变迁
第一节 长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网的形成
第二节 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
第三节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
第四节 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变化
第五节 长江口外的海岸及扬州的繁荣
第三章 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变迁
第一节 疆域的轮廓
第二节 疆域的盈缩变迁
第三节 行政区划及其有关制度
第四节 唐代的羁縻州制度及渤海、南诏的疆域区划
第四章 隋唐各民族的分布及迁徙
第一节 突厥民族起源与突厥汗国建立
第二节 铁勒族类及早期分布
第三节 吐蕃的昌盛和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内徙
第四节 东北诸族
第五节 蛮僚诸族
第五章 隋的统一
第一节 隋的建立
第二节 隋的统一
第六章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
第一节 隋炀帝的暴政
第二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第三节 唐朝的建立
第七章 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第一节 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
第二节 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
第三节 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
第八章 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第一节 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
第二节 安史之乱
第三节 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
第四节 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
第五节 “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第九章 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
第一节 唐皇朝的没落
第二节 农民大起义
第十章 封建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二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第三节 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第十一章 学术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经学的一统和发展
第二节 史学的发展
图版目次
丁编传记
第一章 隋文帝
第一节 谋取北周政权
第二节 改革政治制度
第三节 处置民族关系
第四节 平定南方
第五节 发展经济
第六节 隋文帝与独孤后
第二章 隋炀帝
第一节 称帝以前
第二节 兴东都，开运河，频繁巡游
第三节 政治措施
第四节 穷兵黩武
第五节 隋的灭亡
第三章 高颎 宇文恺
第一节 高颎
第二节 宇文恺
第四章 李密 窦建德 杜伏威
第一节 李密
第二节 窦建德
第三节 杜伏威
第五章 李勣 魏徵
第一节 李勣
第二节 魏徵
第六章 唐高祖
第一节 晋阳起兵
第二节 进取关中，建立大唐
第三节 削平群雄，统一全国
第四节 玄武门之变
第七章 唐太宗
第一节 从起兵到即位
第二节 “贞观之治”
第三节 求贤和纳谏
第四节 统一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
第五节 太宗晚年
第八章 长孙无忌 房玄龄
第一节 长孙无忌
第二节 房玄龄
第九章 李靖
第一节 才识与胆气
第二节 平定江南
第三节 北灭突厥
第四节 西击吐谷浑
第五节 杰出的军事家
第十章 弃宗弄赞 文成公主
第一节 吐蕃的兴起
第二节 弃宗弄赞的少年时代
第三节 嗣位和平叛
第四节 迁都逻些，统一西藏
第五节 文成公主与唐蕃联姻
第六节 立法建制，发展文化
第七节 吐蕃和唐朝的友好关系
第十一章 陆德明 颜师古 孔颖达
第一节 陆德明
第二节 颜师古青出于蓝
第三节 孔颖达
第十二章 姚思廉 李百药 令狐德棻 李延寿
第一节 姚思廉
第二节 李百药
第三节 令狐德棻
第四节 李延寿
第十三章 欧阳询 虞世南 褚遂良
第一节 欧阳询
第二节 虞世南
第三节 褚遂良
第十四章 玄奘 义净 鉴真
第一节 玄奘
第二节 义净
第三节 鉴真
第十五章 李淳风 孙思邈
第一节 李淳风
第二节 孙思邈
第十六章 吕才 傅奕
第一节 吕才
第二节 傅奕
第十七章 武则天
第一节 家世
第二节 从才人到皇后
第三节 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
第四节 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
第十八章 王勃 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
第一节 王勃
第二节 杨炯
第三节 卢照邻
第四节 骆宾王
第十九章 陈子昂
第二十章 唐玄宗（附杨贵妃）
第一节 少年时代
第二节 从平王到初登大宝
第三节 除旧布新，开元之治
第四节 骄侈怠政，盛世转衰
第五节 天宝之乱
第六节 忧郁孤凄度残年
第七节 杨贵妃
第二十一章 姚崇 张说
第一节 姚崇
第二节 张说
第二十二章 一行
第一节 身世
第二节 在仪器制造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成就
第三节 《大衍历》的九服晷影算法及其正切函数表
第四节 《大衍历》的插值算法
第二十三章 刘知幾 吴兢
第一节 刘知幾①
第二节 吴兢
第二十四章 王维 吴道子 周昉
第一节 王维
第二节 吴道子
第三节 周昉
第二十五章 李白 杜甫
第一节 李白①
第二节 杜甫
第二十六章 安禄山 田承嗣
第一节 安禄山①
第二节 田承嗣
第二十七章 唐代宗
第一节 率军平叛，收复两京
第二节 平定安史之乱
第三节 藩镇割据的祸端
第四节 崇信佛教，宠任宦官
第五节 理财和用人
第二十八章 郭子仪
第一节 力战叛军，克复两京
第二节 宦官谗毁，失权无怨
第三节 御敌边关，安定社稷
第四节 威镇天下，功盖一代
第二十九章 李光弼 高仙芝
第一节 李光弼
第二节 高仙芝
第三十章 唐德宗
第一节 讨伐藩镇，指挥失当
第二节 泾原兵变
第三节 李怀光之叛
第四节 收复长安，藩镇得势
第五节 起用李泌，通好回纥
第六节 贞元年间的其他弊政
第三十一章 陆贽
第一节 政治经历
第二节 政治思想
第三节 经济思想
第四节 军事思想
第五节 “可为后世法”
第三十二章 颜真卿 柳公权 怀素
第一节 颜真卿
第二节 柳公权
第三节 怀素
第三十三章 刘晏 杨炎
第一节 刘晏
第二节 杨炎
第三十四章 李晟
第一节 勇猛善战，名闻河西
第二节 入神策军，讨伐河北叛军
第三节 平定朱泚之乱，收复长安
第四节 治理泾州，防御吐蕃
第五节 失兵权而忠心不贰
第三十五章 异牟寻
第一节 南诏同唐的关系
第二节 异牟寻归唐
第三节 联合唐军，屡破吐蕃
第三十六章 唐宪宗
第一节 重用人才
第二节 财政上的困难和缓解
第三节 削平藩镇讨刘辟，除李琦
第四节 晚好神仙，宠任宦官
第三十七章 杜佑
第一节 一生为官，政绩斐然
第二节 《通典》的编纂
第三节 “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第三十八章 韩愈 柳宗元
第一节 韩愈①
第二节 柳宗元
第三十九章 白居易
第一节 以诗得罪权豪，累遭贬谪
第二节 思想气质与其诗作
第三节 文名为诗名所掩
第四十章 裴度
第一节 早年的政治生涯
第二节 “横身讨贼，为中兴宗臣”
第三节 避祸东都，以诗酒自娱
第四十一章 贾耽 李吉甫
第一节 贾耽
第二节 李吉甫
第四十二章 李训 郑注
第一节 李训
第二节 郑注
第四十三章 高力士 鱼朝恩 仇士良
第一节 高力士
第二节 鱼朝恩②
第三节 仇士良①
第四十四章 李德裕 牛僧孺
第一节 李德裕①
第二节 牛僧孺②
第四十五章 张议潮①
第一节 驱逐吐蕃，收复河西
第二节 加强守备，发展生产，重振河西
第三节 张氏后裔
第四十六章 黄巢①
第一节 投身义师
第二节 纵横中原
第三节 转战南北
第四节 建立大齐政权
第五节 败死狼虎谷
第四十七章 数学
第一节 数学教育
第二节 算经十书
第三节 《缉古算经》与三次方程
第四节 二次插值法
第五节 实用算术的发展与敦煌算书
第六节 中外数学交流
第四十八章 天文学
第一节 隋代的历法
第二节 中国星官体系的完善
第三节 天文仪器的复杂化和功能综合化
第四节 一行的大地测量创举
第五节 唐代的历法
第六节 古代天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
第七节 中外天文学交流
第八节 气象知识的进步
第四十九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志
第二节 地图
第三节 旅行家和游记
第四节 水文著作
第五节 地质矿物著作
第六节 沿革地理著作
第七节 堪舆著作
第五十章 生物学
第一节 本草学与生物学
第二节 地区性和园林动植物著作
第三节 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第四节 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第五节 生物学的其他成就
第五十一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热学知识
第三节 声学知识
第四节 光学知识
第五节 静电知识
第五十二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的兴盛
第二节 火药的发明
第五十三章 医学
第一节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
第三节 孙思邈和《千金方》
第四节 王焘与《外台秘要》
第五节 蔺道人与正骨医术
第六节 太医署和医学教育
第七节 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
第八节 隋唐时医学家的批判精神
第五十四章 妇女
第一节 洗夫人
第二节 平阳公主
第三节 妇女书和宋氏姊妹
第七卷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下册）
题 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五代十国史料
第二节 辽代史料《焚椒录》及其他辽人著作
第三节 宋代史料《宋史》、《东都事略》
第四节　西夏史料
第五节　金代史料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城址与界壕
第二节 手工业遗迹和遗物
第三节 陵墓
第四节　宗教遗迹和遗物
第五节　中外交流遗迹和遗物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代史研究概况
第二节 辽史研究概况
第三节 宋史研究概况
第四节　西夏史研究概况
第五节　金史研究概况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
第一节 五代兴亡
第二节 十国割据
第三节 契丹的崛起
第二章 辽的发展与灭亡
第一节 景宗中兴与初期的辽宋战争
第二节 圣宗盛世
第三节 走向衰亡的辽朝
第三章 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
第一节 宋的建立
第二节 消灭割据
第三节 争夺燕云的宋辽之战
第四章 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
第一节 宋初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概况
第二节 王小波、李顺起义与王均兵变
第五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
第一节 “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
第二节 庆历新政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
第六章 北宋中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
第一节 宋学——新儒学
第二节 宋学中的三个学派——新学、蜀学、理学
第三节 文学、绘画、书法的革新
第七章 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宋江、方腊起义
第一节 “更化”与“绍述”
第二节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第八章 金的兴起与宋的南迁
第一节 女真族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金灭辽
第三节 宋的南迁
第九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第一节 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
第二节 绍兴和议
第三节 隆兴和议
第十章 南宋中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 孝宗中兴
第二节 开禧北伐与嘉定议和
第三节 南宋后期的政局
第十一章 南宋的灭亡
第一节 蒙古侵宋
第二节 南宋的灭亡
第三节 张世杰、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第十二章 金的发展与灭亡
第一节 社会制度的发展
第二节 金在北方的统治
第三节 金末红袄军起义
第四节　金朝的灭亡
第十三章 西夏
第一节 党项的兴起及与宋、辽的关系
第二节 夏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形势
第三节 西夏的盛世
第四节　西夏的衰落
第五节　西夏的灭亡
第十四章 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
第一节 奚族
第二节 鞑靼
第三节 回鹘（附喀喇汗王朝）
第四节　吐蕃分裂
第五节　唃厮啰（青唐羌）
第六节　大理
第七节　壮族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农业
第二节 宋代的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三节 五代、宋的监牧
第四节　以租佃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第五节　辽的牧业与农业
第六节　西夏的农业和牧业
第七节　金的农业和牧业
第二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
第二节 辽的手工业
第三节 西夏的手工业
第四节　金的手工业
第三章 手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
第八节　造纸
第九节　印刷
第四章 商业与货币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商业
第二节 宋代的商业
第三节 宋代的货币
第四节　辽代的商业与货币
第五节　西夏的商业与货币
第六节　金代的商业与货币
第五章 城市和镇市
第一节 五代、宋的城市
第二节 五代、宋的城市制度
第三节 五代、宋的镇、市
第四节　辽代的城、镇
第五节　西夏都城兴庆府
第六节　金代的城市与镇市
第六章 交通与邮传
第一节 五代、宋的水上交通与漕运
第二节 五代、宋的陆上交通与“驿站”
第三节 五代、宋的邮传（递铺）
第四节　辽代的交通交通工具
第五节　西夏的交通
第六节　金代的交通
第七章 赋税和役法
第一节 五代、宋的田赋（两税）
第二节 五代、宋的商税
第三节 五代、宋的役法
第四节　辽代的赋税和役法
第五节　西夏的赋税与徭役
第六节　金代的赋税和役法
第八章 政治制度
第一节 五代政制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朝廷政制
第三节 北宋中期的元丰官制改革
第四节　北宋后期与南宋的朝廷政制
第五节　宋代的地方政制
第六节　辽代的北面官和南面官
第七节　西夏官制
第八节　金代官制
第九章 军制
第一节 五代十国军制
第二节 宋代军事制度
第三节 宋代禁军、厢军、乡兵（民兵）
第四节　南宋“大军”
第五节　辽朝的军制
第六节　西夏的兵制
第七节　金代猛安谋克制度
第十章 法律
第一节 五代的法律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法律
第三节 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时期的法律司法机构
第四节　辽代的法律
第五节　西夏的法律
第六节　金代的法律
第十一章 科举与教育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科举制度
第二节 宋代的科举制度
第三节 宋代教育
第四节　辽代的科举与学校
第五节　西夏的科举与学校
第六节　金代的科举与学校
第十二章 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一节 五代、宋的社会风俗
第二节 五代、宋的宗教
第三节 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婚姻、姓氏
第四节　西夏的社会风俗和宗教服饰与发式
第五节　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饮食
第十三章 学术、文化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文化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
第三节 “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第四节　辽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第五节　西夏的文化艺术“西夏文”
第六节　金代的文化艺术
丁编传记
第一章 后梁太祖
第一节 朱温起家
第二节 灭唐建梁 围攻凤翔
第三节 朱温之死
第二章 敬翔 张全义 王彦章
第一节 敬翔
第二节 张全义
第三节 王彦章
第三章 李克用 后唐庄宗明宗
第一节 李克用
第二节 后唐庄宗李存勗
第三节 明宗李嗣源
第四章 郭崇韬 周德威
第一节 郭崇韬
第二节 周德威①
第五章 后晋高祖 后汉高祖
第一节 后晋高祖
第二节 后汉高祖刘知远
第六章 后周太祖世宗
第一节 后周太祖
第二节 世宗柴荣①
第七章 冯道 王朴
第一节 冯道
第二节 王朴“平边策”
第八章 杨行密 李昪（徐知诰）
第一节 杨行密
第二节 李璠（徐知诰）
第九章 钱镠 王审知
第一节 钱镠
第二节 王审知（附留从效）
第十章 刘 刘旻
第一节 刘
第二节 刘旻
第十一章 马殷 高季兴
第一节 马殷经营湖南
第二节 高季兴
第十二章 王建 孟知祥
第一节 王建节度永平军
第二节 孟知祥奉命镇蜀
第十三章 李璟 李煜 韦庄 欧阳迥 顾闳中 董源
第一节 李璟 李煜
第二节 韦庄 欧阳迥
第三节 顾闳中 董源
第十四章 辽太祖 述律后
第一节 耶律阿保机
第二节 述律后
第十五章 辽太宗
第一节 排挤政敌，巩固权位
第二节 继续争战
第三节 奠定统治基础
第四节 学习汉文化，总结和积累治国经验
第十六章 耶律曷鲁 耶律屋质
第一节 耶律曷鲁
第二节 耶律屋质
第十七章 韩氏家族
第一节 玉田韩氏家族
第二节 幽州韩氏家族
第十八章 承天太后 辽圣宗
第一节 选拔人才，整顿吏治
第二节 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税，发展生产
第三节 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
第四节 与宋的争战与和好
第十九章 耶律斜轸 耶律休哥 萧挞凛
第一节 耶律斜轸
第二节 耶律休哥
第三节 萧挞凛
第二十章 萧韩家奴 耶律仁 先王鼎
第一节 萧韩家奴
第二节 耶律仁先
第三节 王鼎
第二十一章 耶律重元 耶律乙辛
第一节 耶律重元
第二节 耶律乙辛
第二十二章 辽天祚帝
第一节 邪正不辨，任人唯亲
第二节 边备松弛，对女真事务处理失当
第三节 偏听偏信，众叛亲离
第二十三章 宋太祖
第一节 灭周建宋
第二节 加强皇权 亲征平乱
第二十四章 范质 王溥 魏仁浦
第一节 范质
第二节 王溥 魏仁浦
第二十五章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李继勋 刘廷让
第一节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第二节 李继勋 刘廷让（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
第二十六章 高怀德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罗彦瓌 王彦昇
第一节 高怀德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第二节 罗彦瓌 王彦昇
第二十七章 赵普 沈义伦 吕馀庆 刘熙古
第一节 赵普 沈义伦
第二节 吕馀庆（附吕端）
第二十八章 杨业 杨延昭 杨文广
第一节 杨业（附杨重勋）
第二节 杨延昭 杨文广 杨延昭（延朗）
第二十九章 寇準
第一节 理政爱民，刚直不阿
第二节 安邦定国，河北退兵
第三节 宦途险恶，远窜南荒
第三十章 范仲淹
第一节 先天下之忧而忧
第二节 庆历新政
第三节 一世之师
第三十一章 韩琦 富弼 文彦博
第一节 韩琦①
第二节 富弼②
第三节 文彦博①
第三十二章 包拯
第一节 身世
第二节 政绩
第三节 清官“阎罗包老”
第三十三章 狄青 郭逵
第一节 狄青
第二节 郭逵
第三十四章 欧阳修
第一节 生平与政绩
第二节 “蓄道德而能文章”
第三节 博古通今之学
第四节 “余事作诗人”
第三十五章 曾巩
第一节 生平政事
第二节 文学成就
第三十六章 宋神宗
第一节 起用新人，推行新政
第二节 新政维艰，元丰改制
第三十七章 王安石 章惇
第一节 王安石（附吕惠卿）
第二节 章惇（附曾布）
第三十八章 司马光 吕公著
第一节 司马光
第二节 吕公著
第三十九章 沈括
第一节 生平
第二节 科学成就
第三节 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第四节 多方面的贡献
第四十章 苏洵 苏轼 苏辙
第一节 苏洵
第二节 苏轼
第三节 苏辙
第四十一章 周敦颐 程颢 程颐
第一节 周敦颐
第二节 程颢 程颐
第四十二章 邵雍 张载
第一节 邵雍
第二节 张载
第四十三章 苏颂
第一节 历仕五朝，学究天人
第二节 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
第四十四章 毕昇 李诫 王惟一
第一节 毕昇
第二节 李诫
第三节 王惟一
第四十五章 柳永 周邦彦
第一节 柳永
第二节 周邦彦
第四十六章 蔡京 童贯
第一节 蔡京（附王黼）
第二节 童贯（附梁师成、朱■、李彦）
第四十七章 宋高宗 秦桧
第一节 宋高宗
第二节 秦桧
第四十八章 李纲 宗泽
第一节 李纲
第二节 宗泽
第四十九章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 刘锜
第一节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附杨沂中）
第二节 刘锜（附李显忠、魏胜）
第五十章 岳飞
第一节 岳飞早年的抗金活动
第二节 岳云 张宪 岳云①
第五十一章 吴玠 吴璘
第一节 吴玠（附郭浩、杨政、吴拱）
第二节 吴璘（附吴挺、吴曦）
第五十二章 宋孝宗 虞允文
第一节 宋孝宗
第二节 虞允文
第五十三章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
第一节 朱熹
第二节 陆九渊
第三节 吕祖谦
第五十四章 陈亮 叶適
第一节 陈亮
第二节 叶適
第五十五章 李清照 朱淑真
第一节 李清照
第二节 朱淑真
第五十六章 陆游 辛弃疾
第一节 陆游
第二节 辛弃疾
第五十七章 姜夔 吴文英
第一节 姜夔
第二节 吴文英
第五十八章 郑樵 马端临
第一节 郑樵
第二节 马端临
第五十九章 李焘 李心传 徐梦莘
第一节 李焘
第三节 徐梦莘
第六十章 晁公武 赵希弁 陈振孙
第一节 晁公武
第二节 赵希弁
第三节 陈振孙
第六十一章 秦九韶
第一节 经历和为人
第二节 对数学的贡献：《数书九章》
第六十二章 张浚 韩侂胄
第一节 张浚（附张栻）
第二节 韩侂胄
第六十三章 史弥远 贾似道
第一节 史弥远
第二节 贾似道
第六十四章 真德秀 魏了翁 刘克庄
第一节 真德秀 魏了翁
第二节 刘克庄
第六十五章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孟珙 余玠 王坚 李庭芝 张珏
第一节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第二节 孟珙 余玠 王坚（附孟宗政、王安节）
第三节 李庭芝 张珏
第六十六章 文天祥 张世杰
第一节 文天祥
第二节 张世杰①
第六十七章 李继迁 张浦
第一节 李继迁
第二节 张浦
第六十八章 李德明
第一节 嗣位西平王
第二节 奠定建国基础
第六十九章 夏景宗
第一节 志在王霸
第二节 为帝图皇宋
第三节 称帝建国
第四节 千秋功罪
第七十章 夏毅宗没藏讹庞
第一节 夏毅宗
第二节 没藏讹庞
第七十一章 夏惠宗 惠宗梁太后
第一节 夏惠宗
第二节 惠宗梁太后
第七十二章 夏崇宗 崇宗梁太后
第一节 夏崇宗
第二节 崇宗梁太后
第七十三章 夏仁宗 任得敬
第一节 夏仁宗
第二节 任得敬
第七十四章 夏桓宗 夏襄宗
第一节 夏桓宗
第二节 夏襄宗
第七十五章 夏神宗 夏献宗 夏末帝
第一节 夏神宗
第二节 夏献宗
第三节 夏末帝
第七十六章 金太祖①
第一节 起兵反辽
第二节 建金破辽
第七十七章 完颜宗翰 完颜宗望 完颜昌
第一节 完颜宗翰
第二节 完颜宗望
第三节 完颜昌
第七十八章 金太宗①
第一节 灭辽、灭北宋、攻南宋
第二节 政治经济政策
第七十九章 金熙宗
第一节 官制与文化改革
第二节 锐意革新的统治前期
第三节 统治末年的荒政与被害
第八十章 完颜宗弼 完颜希尹 韩企先①
第一节 完颜宗弼
第二节 完颜希尹
第三节 韩企先
第八十一章 海陵王
第一节 弑君夺位
第二节 巩固政权，进行改革
第三节 发动侵宋战争与被杀
第八十二章 金世宗
第一节 统治初期
第二节 金代“治世”
第三节 完颜允济 完颜允恭
第八十三章 金章宗 金宣宗 金哀宗①
第一节 金章宗
第二节 金宣宗（附术虎高琪）
第三节 金哀宗
第八十四章 完颜陈和尚 郭蝦■①
第一节 完颜陈和尚
第二节郭蝦■
第八十五章 李全 武仙 崔立①
第一节 李全
第二节 武仙
第三节 崔立
第八十六章 蒲鲜万奴
第一节 金末辽东统帅
第二节 东夏国的兴亡
第八十七章 元好问
第一节 名震京师“元才子”
第二节 崔立碑事
第三节 战俘生涯
第四节 北方文坛盟主
第八十八章 数学
第一节 贾宪三角
第二节 增乘开方法
第三节 大衍求一术
第四节 垛积术
第五节 会圆术
第六节 纵横图
第七节 筹算算法的发展
第八节 数学教育
第八十九章 天文学
第一节 珍贵的天象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制造
第三节 恒星测量与星图
第四节 历法
第五节 气象知识
第六节 辽、夏、金的天文学
第九十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
第二节 热学
第三节 声学
第四节 光学
第五节 电和磁静电、静磁及物体的导电性
第九十一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
第二节 药物化学
第三节 冶金化学
第四节 蒸馏酒
第九十二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方志
第二节 测量和制图的成就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水文学
第四节 旅行家及其游记
第五节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第六节 沿革地理
第九十三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动植物专著
第二节 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第三节 遗传与变异
第四节 对大型真菌与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
第九十四章 医药学
第一节 人体解剖的新进步
第二节 官修本草
第三节 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
第四节 创设校正医书局
第五节 临床医学的进展
第六节 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
第八卷 元时期（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汉文资料
第一节　基本史料《元史》
第二节　行记《西游录》
第三节　其他史料《平宋录》、《庚申外史》
第四节　笔记小说《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归潜志》、《山居新语》
第五节　政书《宪台通纪》
第六节　地方志研究
第七节　诗文集《元文类》、《天下同文集》、《元诗选》
第二章　蒙、藏、回鹘文资
第一节　蒙古文资料
第二节　藏文资料
第三节　回鹘（畏兀）文资料
第三章　国外资料
第一节　波斯文资料
第二节　阿拉伯文史料《全史》
第三节　欧洲文字资料《蒙古史》
第四节　亚美尼亚文资料《海屯行记》
第五节　叙利亚文史料《东方总主教雅八剌哈与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
第六节　俄、日文资料
第四章　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
第一节　明代的元史著述
第二节　清中叶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类编》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
第四节　清末民国初的三部元史著作
第五章　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
第一节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第二节　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
第三节　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第六章　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　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
第二节　史料整理与研究
第三节　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的编撰
第四节　政治史研究
第五节　经济史研究
第六节　思想文化史研究
第七节　民族和边区史研究
第八节　中外关系史研究
第七章　国外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
第二节　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
第八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国号、年代和分期
第一节　国号和年代
第二节　分期
第二章　疆域与政区
第一节　疆域
第二节　都城、两都制度
第三节　中书省和诸行省
第三章　民族
第一节　蒙古族
第二节　回回
第三节　藏族
第四节　畏兀儿族
第五节　云南各族
第六节　东北各族
第四章　蒙古的兴起
第一节　蒙古部落的起源及其社会的发展
①《元朝秘史》第38节总译。
第二节　蒙古高原诸部的争战与成吉思汗的统一
②《元朝秘史》第137节总译。
第三节　大蒙古国的建立
第五章　蒙古国的强盛
第一节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兵力和战法
第二节　窝阔台时期
第三节　贵由时期
第四节　蒙哥时期汗位的争夺
第六章　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
第一节　忽必烈建国及其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
第二节　李璮之乱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的完善
第三节　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
第四节　西北边地的争夺与北方、东北边疆的巩固
第五节　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第六节　“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
第七章　成宗“守成”与武宗时朝政的衰弛
第一节　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国策
第二节　元贞大德间的朝政和社会
第三节　大德末年的汗位危机和至大“惟新”
第八章　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
第一节　皇庆延祐间汉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第二节　至治新政和南坡之变
第三节　晋邸继统与两都之战
第四节　明文之争和至顺年间的“文治”
第九章　元朝统治的衰败与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元朝统治的衰败
第二节　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三节　朱元璋削平群雄
第四节　元朝的灭亡
第十章　西北宗藩
第一节　察合台汗国
第二节　钦察汗国
第三节　窝阔台汗国
第四节　伊利汗国
第十一章　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哲学思想
第二节　文学艺术
第三节　史学《元朝秘史》的修撰
第十二章　宗教的兴盛
第一节　佛教
第二节　道教
第三节　伊斯兰教
第四节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第五节　萨满教
第十三章　中外关系
第一节　高丽
第二节　日本
第三节　安南、占城
第四节　缅、暹、罗斛、真腊缅国
第五节　爪哇及南海诸国
第六节　印度、僧伽剌
第七节　非洲、阿拉伯半岛
第八节　欧洲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畜牧业
第一节　元代的重农政策
第二节　元代的农业生产技术
第三节　元代农业的恢复、发展与衰敝
第四节　畜牧业
第二章　土地制度与地租
第一节　土地制度
第二节　地租
第三章　户籍、赋役
第一节　户籍
③《元朝秘史》第203节。
第二节　赋役
第四章　手工业、工程
第一节 工匠的来源及其地位
第二节　元代的官私手工业
第三节　手工业工程的技术成就
第五章　商业与市镇
第一节　商业
第二节　市镇
第三节　商人
第六章　运河与海运
第一节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
第二节　海运
第七章　钞法
第一节　初期钞法与地方货币
第二节　钞法的整备与中统元宝交钞的颁行
第三节　钞法改革与至元宝钞
第四节　至大变钞及其失败
第五节　至正变钞与钞法的崩溃
第八章　职官制度
第一节　元代官制形成
第二节　铨选制度
第三节　俸禄
第九章　军事制度
第一节　军队
第二节　军事指挥
第三节　兵役制度
第四节　军官
第五节　武器管理与后勤保障
第六节　站赤与急递铺
第七节　军法
第十章　元代投下分封制度
第一节　草原兀鲁思的分封
第二节　汉地五户丝食邑的建立
第三节　忽必烈时期的投下制度
第四节　投下的官署
第五节　投下领主的特权
第六节　投下户
第七节　王爵承袭制度
第十一章　元代的法律
第一节　元代法律的编纂
第二节　《大元通制》的体系
第三节　《大元通制》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　元代的司法结构
第十二章　元代的礼俗
第一节　祭祀
第二节　仪制
第三节　婚姻
第四节　丧葬
第五节　岁时节序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拖雷 阿里不哥 真金
第一节 拖雷（附唆鲁禾帖尼）
第二节　阿里不哥
第三节　真金
第二章　拙赤合撒儿　按赤台　铁木格斡赤斤　别里古台
第一节　拙赤合撒儿
第二节　按赤台（附哈丹）
第三节　铁木格斡赤斤（附塔察儿）
第四节　别里古台
第三章　昔里吉　乃颜　海都
第一节　昔里吉
第二节　乃颜（附脱脱）
第三节　海都
第四章　木华黎　速不台　哲别
第一节　木华黎（附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
第二节　速不台（附兀良合台）
第三节　哲别
第五章　失吉忽秃忽　忙哥撒儿　耶律楚材　镇海　牙老瓦赤
第一节　失吉忽秃忽
第二节　忙哥撒儿
第三节　耶律楚材①（附耶律铸）
第四节　镇海
第五节　牙老瓦赤
第六章　严实　董俊　张柔　史天泽　李璮　汪世显
第一节　严实（附严忠济、严忠范）
第二节　董俊（附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
第三节　张柔
第四节　史天泽
第五节　李璮
第六节　汪世显（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第七章　刘秉忠　赵璧　王文统　张文谦　郝经　姚枢　许衡
第一节　刘秉忠
第二节　赵璧
第三节　王文统
第四节　张文谦
第五节　郝经
第六节　姚枢
第七节　许衡
第八章　廉希宪　赛典赤·赡思丁安童不忽木
第一节　廉希宪
第二节　赛典赤·赡思丁
第三节　安童
第四节　不忽木
第九章　阿合马　桑哥　卢世荣
第一节　阿合马
第二节　桑哥
第三节　卢世荣
第十章　伯颜　阿术阿里 海牙 张弘范 李恒 史弼 高兴
第一节　伯颜
第二节　阿术
第三节 阿里海牙
第四节　张弘范
第五节　李恒
第六节　史弼
第七节　高兴
第十一章　玉昔帖木儿　月赤察儿　土土哈床兀儿
第一节　玉昔帖木儿
第二节　月赤察儿
第三节　土土哈、床兀儿
第十二章　哈剌哈孙　李孟　铁木迭儿　拜住　燕铁木儿
第一节　哈剌哈孙
第二节　李孟
第三节　铁木迭儿
第四节　拜住
第五节　燕铁木儿
第十三章　伯颜　脱脱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
第一节　伯颜
第二节　脱脱
第三节　察罕帖木儿
第四节　扩廓帖木儿
第十四章　韩林儿　刘福通　徐寿辉　陈友谅　明玉珍
第一节　韩林儿
第二节　刘福通
第三节　徐寿辉
第四节　陈友谅
第五节　明玉珍
第六节　张士诚
第七节　方国珍
第八节　陈友定
第十五章　邱处机　八思巴　爱薛
第一节　邱处机
第二节　八思巴
第三节　爱薛
第十六章　札马鲁丁　郭守敬
第一节　札马鲁丁
第二节　郭守敬
第十七章　王祯　黄道婆　忽思慧
第一节　王祯
第二节　黄道婆
第三节　忽思慧
第十八章　阿尼哥　朱思本贾鲁
第一节　阿尼哥
第二节　朱思本
第三节　贾鲁
第十九章　关汉卿　王实甫
第一节　关汉卿
第二节　王实甫
第二十章　刘因　吴澄　赵孟頫　高克恭
第一节　刘因
第二节　吴澄
第三节　赵孟頫
第四节　高克恭
第二十一章　赡思　马祖常　萨都剌　迺贤　虞集　苏天爵
第一节　赡思
第二节　马祖常
第三节　萨都剌　迺贤
第四节　虞集
第五节　苏天爵
第二十二章　数学
第一节　天元术和四元术
第二节　垛积术
第三节　招差术
第四节　弧矢割圆术和球面三角法
第五节　中国数码和零的符号
第六节　筹算歌诀的完备和珠算的发明
第七节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数学交流
第二十三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天文学发展盛况空前
第二节　元代天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
第三节　两所国家级天文台
第四节　授时历
第五节　气候知识的应用
第二十四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热学和声学知识
第二节　光学实验
第三节　电和磁物体的导电性
第二十五章　化学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第一节　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
第二节　地志
第三节　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
第四节　地图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第一节　植物生态知识
第二节　植物生理知识
第三节　养蚕
第四节　养蜂
第二十八章　医药学
第一节　医事制度的继承与创新
第二节　医学基础研究与营养学成就
第三节　忽思慧传
第三节　医学争鸣与临床医学的发展
第四节　各族医学家
第五节　中外医学交流
第九卷 明时期（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基本史料明实录
第二节　私家著作
第三节　地方志
第四节　明代徽州文书档案①
第五节　其他明代档案史料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
第二节　关于几个专题的研究情况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明朝的建立与北元的覆灭
第一节　元末天下大乱
第二节　群雄并起
第三节　朱元璋的崛起
第四节　扫平群雄，北伐中原
第五节　北元的覆灭
第二章　明朝的兴盛
第一节　明初政治
第二节　“靖难之役”与永乐年间的政治
第三节　“仁、宣致治”
第三章　明朝的中衰
第一节　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政治
第二节　成化至正德年间的政治
第三节　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大礼议的风波
第四章　明朝的灭亡
第一节　皇室疯狂兼并土地
第二节　万历年间的矿使税监和民变
第三节　争“国本”和“三案”
第四节　东林党争
第五节　魏忠贤专权
第六节　严重的财政危机
第五章　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　明初的农民起义
第二节　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第三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
第六章　南明政权及各地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清兵入关及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
第二节　弘光政权的建立和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三节　大西军的抗清斗争
第四节　南明其他政权的抗清斗争
第五节　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及收复台湾
第七章　明代军政体制的变化
第一节　明朝的行政体制
第二节　军事制度
第三节　司法制度
第四节　监察制度
第八章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农业的发展
第二节　手工业的进步
第三节　商业的繁荣
第四节　资本主义萌芽①
第五节　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
第九章　明朝的民族关系
第一节　明与东北民族
第二节　明与蒙古的关系
第三节　明代的西域和西藏
第四节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第十章　明朝的对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与朝鲜的关系
第二节　与安南的关系
第三节　与日本的关系
第四节　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第五节　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第六节　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入侵
第七节　传教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十一章　明代的学术思想
第一节　明初对理学的提倡和统治思想的确立
第二节　王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及其流派
第三节　泰州学派的兴起与李贽的异端思想
第四节　罗钦顺、王廷相等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
第五节　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学派
第六节　明末两大师——刘宗周和黄道周
第七节　实学思潮的兴起
第十二章　文学艺术
第一节　文学
第二节　小说与话本
第三节　戏曲
第四节　音乐、舞蹈
第五节　美术绘画与书法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学和农业技术
第一节　农具和农田水利
第二节　对耕作技术的认识和提高
第三节　施肥和改良土壤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新作物的引种和良种选育
第五节　棉花栽培技术的进步
第六节　大田作物的无性繁殖技术
第七节　园艺、植桑养蚕和畜牧兽医技术
第八节　农书
第二章　土地制度
第一节　明代土地制度的形式
第二节　编造田籍核田定赋
第三节　推行屯田
第四节　限制庄田
第三章　户口制度
第一节　建立户帖户籍
第二节　抚辑各色人户
第三节　调整人口布局
第四节　户口统计混乱
第四章　赋役制度
第一节　明初赋役制度的重建
第二节　金花银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
第三节　明中叶赋役制度的改革
第四节　万历清丈与一条鞭法改革
第五节　三饷加派与明代赋役制度的终结
第五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官府手工业
第二节　地方官府手工业
第三节　官府对工匠的管理制度
第四节　民间手工业
第六章　手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第五节　冶金矿冶业的发展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造船与航海
第八节　兵器
第九节　造纸
第十节　印刷
第十一节　制瓷
第十二节　漆器
第十三节　煤炭
第十四节　石油天然气
第七章　阶级结构
第一节　明代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
第二节　宗室与勋戚
第三节　界限分明的官与民
第四节　农村的阶级对立
第五节　成分
第六节　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
第八章　商业
第一节　明代商业的特点
第二节　市场管理制度
第三节　商税的征收和管理制度
第四节　对商人的管理与控制
第九章　教育、科举与铨选、考核制度
第一节　教育制度
第二节　考试制度
第三节　科举制度
第四节　任官制度
第五节　任官回避制度
第六节　官吏的考核制度
第十章　明代的宗教
第一节　佛教
第二节　道教
第三节　民间宗教
第四节　伊斯兰教
第五节　天主教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明太祖
第一节 从行僧到帝王
第二节 皇权的树立
第三节 经济政策
第四节 保境安民
第五节 “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第二章 刘基 李善长 宋濂 胡惟庸
第一节 刘基
第二节 李善长
第三节 宋濂
第四节 胡惟庸
第三章 徐达 常遇春 沐英 蓝玉
第一节 徐达
第二节 常遇春
第三节 沐英 蓝玉
第四章 明成祖
第一节 “靖难”取胜，朱棣即位
第二节 文治武功
第三节 长驾远驭，迁都北京
第四节 宫闱
第五节 余论
第五章 方孝孺 解缙
第一节 方孝孺
第二节 解缙
第六章 姚广孝 夏原吉
第一节 姚广孝
第二节 夏原吉
第七章 郑和
第一节 哈只世家
第二节 七下西洋
第三节 历史影响
第八章 宗喀巴
第一节 幼年出家
② 《宗喀巴大师传》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 入藏求学
第三节 云游和立宗
第四节 宗教改革
第五节 创立格鲁派
第九章 唐赛儿
第一节 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第二节 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
第三节 唐赛儿失踪之谜
第十章 明仁宗
第一节 仁厚之君
第二节 夺嫡之争
第三节 九个月的仁宗之治
第十一章 明宣宗
第一节 宣德初政
第二节 宽松与务实
第三节 任人唯贤
第四节 守成之君
第十二章 周忱 况钟
第一节 周忱
第二节 况钟
第十三章 杨士奇 杨荣 杨溥
第一节 杨士奇
第二节 杨荣
第三节 杨溥
第十四章 明英宗
第一节 “委政阁臣”，纲纪未弛
第二节 朝政渐乱，宦寺擅权
第三节 “土木之变”，英宗被俘
第四节 南宫复辟，重登帝位
第十五章 于谦
第一节 巡抚二省，声著朝野
第二节 挺身于危难之中
第三节 改革军制
第四节 “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第十六章 明孝宗
第一节 弘治初政
第二节 从宫廷到朝廷
第三节 弘治中兴
第四节 兴革与法祖
第十七章 丘浚 李东阳
第一节 丘浚
第二节 李东阳
第十八章 王恕 马文升 刘大夏
第一节 王恕
第二节 马文升
第三节 刘大夏
第十九章 明武宗 汪直 刘瑾
第一节 明武宗
第二节 汪直
第三节 刘瑾
第二十章 王守仁
第一节 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第二节 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第三节 镇压农民起义
第四节 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
第五节 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第六节 身居闲职，讲学不辍
第二十一章 王艮
第一节 从灶丁到学者
第二节 师生之间
第三节 创立泰州学派
第四节 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十二章 明世宗
第一节 议礼皇帝
第二节 “嘉靖新政”
第三节 道长皇帝
第四节 君臣之间
第二十三章 张璁 桂萼 杨慎
第一节 张璁
第二节 桂萼
第三节 杨慎
第二十四章 严嵩 徐阶 高拱
第一节 严嵩
第二节 徐阶
第三节 高拱
第二十五章 海瑞
第一节 聪敏好学，立志用世
第二节 以礼为教，不畏强权
第三节 丈田均赋，革弊兴利
第四节 冒死上疏，抨击皇帝
第五节 巡抚江南，挫抑豪强
第六节 退居林下，关心国事
第七节 任劳任怨，一生清贫
第二十六章 明神宗
第一节 冲年即位
第二节 励精图治
第三节 自毁改革成果
第四节 三十年晏处深宫
第二十七章 张居正
第一节 厚望所寄
第二节 从翰林到内阁
第三节 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
第四节 选用人材——考成法
第五节 边事安排
第六节 捐上而益下
第七节 度田、条编
第八节 从“夺情”到抄家
第二十八章 戚继光
第一节 世袭
第二节 抗倭于东南沿海
第三节 北戍蓟辽
第四节 功大赏薄，晚景凄凉
第二十九章 俺答 三娘子
第一节 俺答
第二节 三娘子
第三十章 李贽
第一节 商人世家子
第二节 官场受磨难
第三节 著书立“异端”
第四节 无辜系狱
第三十一章 魏忠贤
第一节 独揽朝政
第二节 迫害“东林”党人
第三节 阉党与生祠
第四节 厂卫刑狱
第五节 从九千岁到败亡
第三十二章 顾宪成 李三才 杨涟
第一节 顾宪成
第二节 李三才
第三节 杨涟
第三十三章 赵南星 高攀龙
第一节 赵南星
第二节 高攀龙
第三十四章 张溥 张采
第一节 张溥
第二节 张采
第三十五章 刘宗周 黄道周
第一节 刘宗周
第二节 黄道周
第三十六章 李梦阳
第一节 官场险恶，四度入狱
第二节 “今真诗乃在民间”
第三十七章 王世贞
第一节 身世和宦历
第二节 文学理论
第三节 史学理论
第三十八章 罗贯中 施耐庵 吴承恩
第一节 罗贯中和《三国志通俗演义》
第二节施耐庵和《水浒传》
第三节 吴承恩和《西游记》
第三十九章 佚名 冯梦龙
第一节 佚名
第二节 冯梦龙
第四十章 汤显祖 徐渭
第一节 汤显祖
第二节 徐渭
第四十一章 归有光 袁宏道 钟惺
第一节 归有光
第二节 “公安三袁”
第三节 钟惺附谭元春
第四十二章 董其昌 陈洪绶
第一节 董其昌
第二节 陈洪绶
第四十三章 唐寅 文徵明 祝允明 沈周 仇英第一节 唐寅
第一节 唐寅
第二节 文徵明
第三节 祝允明
第四节 沈周 仇英
第四十四章 回回诗人
第一节 丁鹤年及赛景初等
第二节 金大车等江南诗人
第三节 马继龙等云南诗人
第四十五章 李时珍
第一节 出身世医
第二节 《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
第三节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第四节 深远的影响
第四十六章 徐光启 利玛窦
第一节 徐光启
第二节 利玛窦
第四十七章 徐霞客 宋应星
第一节 徐霞客
第二节 宋应星
第四十八章 朱载堉
第一节 家世和主要著作
第二节 创建十二平均律
第三节 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
第四节 淡泊名利，辞却王爵
第四十九章 崇祯帝
第一节 “中兴”之梦
第二节 重宦官、轻文臣
第三节 急躁与褊狭的性格
第四节 孤独的勤政者
第五节 煤山自缢
第五十章 周延儒 温体仁
第一节 周延儒
第二节 温体仁
第五十一章 袁崇焕 孙承宗 熊廷弼
第一节 袁崇焕
第二节 孙承宗
第三节 熊廷弼
第五十二章 陈子龙 张煌言
第一节 陈子龙
第二节 张煌言
第五十三章 杨嗣昌 史可法
第一节 杨嗣昌
第二节 史可法
第五十四章 李自成 张献忠 马守应
第一节 李自成
第二节 张献忠
第三节 马守应
第五十五章 数学
第一节 传统数学研究的衰落
第二节 商业
第三节 珠算术的发展
第四节 西方数学的引进
第五十六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厉禁和抗禁
第二节 历法
第三节 天文台
第四节 回回天文学
第五节 航海
第六节 西方天文学的传入
第七节 《崇祯历书》
第五十七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材料
第二节 声学
第三节 光学
第四节 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
第五十八章 化学
第一节 《道藏》中的炼丹术著作
第二节 本草学中的化学知识
第三节 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
第五十九章 地理学
第一节 郑和航海与域外地理学著作
第二节 地方志
第三节 地图学
第四节 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
第五节 旅行家及其著作
第六十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知识
第二节 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第三节 遗传与变异
第四节 微生物知识
第五节 解剖学知识
第六节 《救荒本草》和《闽中海错疏》
第六十一章 医药学
第一节 医学基础学科的进步
第二节 临床医学进一步丰富发展
第三节 医学革新与求实思想的兴起与成就
第四节 卫生保健管理制度与中外交流
第十卷 清时期（上下册）
题 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基本史料
第一节　编年体、纪传体史料
第二节　政书
第三节　档案
第四节　地方史志
第五节　清人边疆史地书籍
第六节　文集
第七节　笔记
第八节　记事本末体史料
第二章　研究概述
第一节　辛亥革命（1911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后金兴起
第一节　金国英明汗首攻图伦
第二节　明满关系
第二章　清的确立
第一节　宽温仁圣皇帝
第二节　无敌军威
第三章　入主中原
第一节　君临天下
第二节　既沿明制又增新章
第四章　康乾盛世
第一节　计擒鳌拜
第二节　强化统治机构，加强思想控制
第三节　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
第四节　平定准部，统一回疆
第五节　安定西南，辖治蒙区
第六节　经济发展
第五章　嘉道渐衰
第一节　政以贿成，昏庸腐朽
第二节　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的防范
第六章　白莲教和川楚陕农民起义
第一节　白莲教
第二节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
第七章　天地会
第一节　天地会的起源
第二节　天地会的群众基础、特点和性质
第三节　天地会的作用
第八章　少数民族
第一节　蒙古族
第二节　藏族达赖和固始汗的册封
第三节　彝族
第四节　回族回民的反清斗争
第五节　维吾尔族
第六节　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索伦”诸部
第九章　台湾的开发
第一节　土地的开发
第二节　经济的发展
第十章　中俄关系
第一节　起源和冲突
第二节　早期俄使来华
第三节　雅克萨之战
第四节　中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
第五节　俄商来华与《布连斯奇条约》及《恰克图条约》
第六节　俄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学和农业技术
第一节　农具和农田水利
第二节　对生产技术原理认识的提高和耕地技术的改进
第三节　作物构成和“一岁数收”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
第五节　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
第六节　植树造林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
第七节　农书
第二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
第一节　旗地
第二节　农业租佃关系
第三节　农业雇佣劳动
第四节　台湾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
第五节　土地买卖
第三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下）
第一节　八旗王公贵族
第二节　孔府贵族
第三节　宗族制度
第四章　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
第一节　建筑标准程式化的趋向
第二节　水利沟渠和海塘
第三节　纺织官私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
第八节　兵器
第五章　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节　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六章　商人、商业、商镇
第一节　商人和商业
第二节　天下四大镇
第三节　粤海关
第四节　广东十三行
第五节　物价
第七章　政权机构及其职能
第一节　职官制度
第二节　议政王大臣会议
第三节　财政管理
第四节　漕运
第五节　学校与科举学校制度
第六节　“滋生人丁”和“摊丁入亩”
第八章　军制和法制
第一节　八旗与绿营
第二节　刑法制度
第九章　礼俗
第一节　岁时
第二节　木兰秋狝
第十章　官修图书
第一节　清代官修图书制度与机构
第二节　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
第三节　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
丁编传记
第一章 太祖努尔哈赤
第一节 艰苦创业的“英明汗”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的无敌统帅
第三节　威风凛凛的辽东王
第四节　屡犯错误的年迈之君
第五节　宁远失利含恨而逝
第二章 太宗皇太极
第一节 在战争中成长
第二节 天聪汗的成就
第三节　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
第三章 多尔衮
第一节 从孤儿弱主到和硕睿亲王
第二节 立幼帝大战山海关
第三节　九洲干戈，开国定制
第四节　功罪自有评说
第四章 顺治帝福临
第一节 六岁即位
第二节 乾纲独断锐意更新
第三节　偏袒满人，刚愎任性
第四节　对传教士、名僧的优遇和敬重
第五节　皇后和贵妃
第五章 康熙帝玄烨
第一节 聪颖勤学
第二节 登大位
第三节　擒鳌拜
第四节　平“三藩”
第五节　征“罗刹”
第六节　抚蒙古
第七节　理财政
第八节　重文化
第六章 代善
第一节 尊号“古英巴图鲁”
第二节 大贝勒
第三节　和硕兄礼亲王
第七章 李定国
第一节 大西军战将
第二节 平定黔
第三节　联明抗清
第四节　两蹶名王
第五节　转战两广
第六节　粉碎孙逆
第七节　宁死荒外
第八章 范文程
第一节 初显身手授游击
第二节 智谋日增升任大学士
第三节　疏言天下事，定计取中原
第四节　开国定制，再建功勋
第五节　功成引退
第九章 郑成功
第一节 楼船世家一少年
第二节 隆武赐姓海上起兵
第三节　立足金、厦
第四节　和战之间
第五节　北伐金陵
第七节　英雄之死
第十章 鳌拜
第一节 身经百战的巴图鲁
第二节 有所作为的辅政大臣
第三节　功过参半
第十一章 吴三桂
第一节 明朝的宁远总兵
第二节 献关降清晋爵平西王
第三节　杀故主晋爵亲王
第四节　叛清称帝，五月而亡
第十二章 图海
第一节 大起大落
第二节 重新起用平定察哈尔
第三节　降服三藩叛将王辅臣
第四节　定陕甘，征四川，功勋卓著
第十三章 明珠
第一节 先世及早年的经历
第二节 参与国事的决策
第三节　与理学名臣的往来
第四节　晚年戴罪
第十四章 索额图
第一节 先世贵族
第二节　为平定三藩积极谋划
第三节　签订《尼布楚条约》
第四节　从征准噶尔
第五节　被康熙处死
第十五章 黄宗羲
第一节 为父申冤赴京上疏
第二节　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
第三节　起兵抗清“濒于十死”
第四节　讲学十七载，创立浙东学派
第五节　著作等身，一代大师
第六节　晚年顺清，寿逾八旬
第十六章 顾炎武
第一节 遗民孤忠“无仕异朝”
第二节　“经世致用”及民主意识
第三节　顾炎武的历史性成就
第十七章 王夫之
第一节 先世和早年的生活
第二节　坚持抗清斗争
第三节　不朽的著作，光辉的思想
第十八章 汤斌
第一节 为民解忧的四品道员
第二节　精通理学的“博学鸿儒”
第三节　廉洁奉公的江宁巡抚
第四节　忤权相遭贬郁病去世
第十九章 李光地
第一节 贪功卖友青云直上
第二节　直隶巡抚政绩卓著
第三节　晋官大学士
第二十章 于成龙
第一节 勇于任事
第二节　清苦克俭
第二十一章 张伯行
第一节 治河崭露头角
第二节　“清白之名闻天下”
第三节　“礼乐名臣”
第二十二章 靳辅
第一节 早年的经历
第二节　总督河道和“一日八疏”
第三节　治河初见成效
第四节　再获成功与争论迭起
第五节　跌宕的岁月
第二十三章 颜元 李塨
第一节 颜元的家世和生平
第二节　颜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第三节　继承和发展了颜元学说的李塨
第二十四章 王锡阐
第一节 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对中西历法的研究
第三节　《晓庵新法》和《圆解》
第四节　《五星行度解》
第五节　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十五章 梅文鼎
第一节 家世和生平
第二节　学术活动和著作
第三节　对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和贡献
第四节　对中国数学的研究和贡献
第五节　对清代学术界的影响
第二十六章 蒲松龄
第一节 少年时期
第二节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第三节　幕宾生涯
第四节　贫病交加，笔耕不辍
第五节　坐馆四十年
第六节　《聊斋志异》的创作和流传
第二十七章 雍正帝胤禛
第一节 储位斗争中继承皇位
第二节　政治思想、才能和性格
第三节　政治斗争与处理政敌
第四节　改革赋役制度及对农民的政策
第五节　变更行政制度
第六节　思想文化政策的实施
第七节　改土归流及对边疆民族的政策
第八节　家庭生活和死亡之谜
第二十八章 乾隆帝弘历
第一节 继位为帝
第二节　乾隆初政
第三节　百务俱兴
第四节　“十全武功”
第五节　编纂《四库全书》
第六节　挥霍浪费，和珅专权
第二十九章 鄂尔泰
第一节 生平与家世
第二节　施行改土归流政策
第三节　可贵的用人思想
第四节　性格与君臣际合
第三十章 傅恒
第一节 受帝宠金川立功
第二节　任宰辅佐治国政
第三节　击缅失败，羞惭病故
第三十一章 兆惠
第一节 平准部之功
第二节　定回疆之功
第三十二章 阿桂
第一节 尚书之子
第二节　创办伊犁屯田
第三节　办理缅甸事务
第四节　平定金川
第五节　治水督师，查办钦案
第六节　鄙视和珅，力保晚节
第三十三章 和珅
第一节 罕见的发迹
第二节　秉权二十余年
第三节　可悲的结局
第三十四章 郑板桥
第一节 家业衰败，刻苦求学
第二节　清廉为官
第三节　卖画终老
第四节　板桥风格
第三十五章 吴敬梓
第一节 家世和生平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创作和流传
第三十六章 曹雪芹
第一节 生平和家世
第二节　《红楼梦》的创作和高鹗的续修
第三节　《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
第三十七章 戴震
第一节 钦赐殿试
第二节　哲学思想
第三节　考据大师
第四节　自然科学史上的贡献
第三十八章 钱大昕
第一节 家世和早年生活
第二节　仕宦生活与学术研究
第三节　晚年归隐，学术成就斐然
第三十九章 赵翼
第一节 早年生活
第二节　仕宦与著述
第四十章 章学诚
第一节 立志史学
第二节　一代大师
第四十一章 嘉庆帝颙琰
第一节 继位和亲政
第二节　所谓的“咸与维新”
第三节　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第四节　抑制英国入侵，严禁鸦片输入
第四十二章 道光帝旻宁
第一节 改革漕运、盐政，开禁采矿
第二节　矫正奢靡风尚
第三节　整顿吏治
第四节　禁止鸦片走私与贸易
第五节　鸦片战争中对英国侵略者的抵抗和妥协
第六节　平定张格尔叛乱
第七节　镇压瑶民起义
第四十三章 阮元
第一节 生平、家世与为人
第二节　几件政事
第三节　学术成就
第四节　对西方的态度
第四十四章 王清任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第二节　在解剖学上的贡献
第三节　“气血学说”的提倡王清任
第四节　最可宝贵的精神
第五节　历史条件的限制
第四十五章 吴其浚
第一节 生平
第二节　《植物名实图考》
第三节　其他著作
第四十六章 王聪儿 李文成
第一节 王聪儿与白莲教
第二节　李文成与天地教
第四十七章 数学
第一节 对数的引进
第二节　梅文鼎的数学工作
第三节　康熙帝与《数理精蕴》
第四节　中国传统数学的整理研究和《畴人传》
第五节　方程论
第六节　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第七节　李善兰的数学工作
第八节　其他方面的成就
第四十八章 天文学
第一节 《西洋新法历书》与《时宪历》的颁行
第二节　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第三节　钦天监以外的天文工作
第四节　近代天文学的萌芽
第五节　气象学的发展
第四十九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
第二节　热学
第三节　声学
第四节　光学
第五节　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
第五十章 地理学
第一节 传统地理学的进展
第二节　古代地理学文献的考释
第三节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第四节　关于水系的专门研究
第五节　方志学
第六节　旅行家和游记
第七节　《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
第五十一章 化学
第一节 传统化学工艺的发展
第二节　药物化学
第三节　西方化学知识的引进与应用
第四节　化学实验
第五十二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动植物形态知识
第二节　生物分类学
第三节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第四节　植物生态学
第五节　植物
第六节　对动植物生长习性的观察与研究
第七节　遗传育种
第八节　人体解剖生理学
第五十三章 医药学
第一节 本草学的发展特点
第二节　王清任对人体解剖学研究的卓越成就
第三节　温病、传染病治疗技术的提高
第四节　外科学的发展与保守倾向
第五节　针灸、外治与气功的发展
第六节　医学类书、全书、丛书等的大量编纂
第七节　最早的医学会与医学杂志的创办
第八节　西医学的传入
第九节　清代医事制度
第十一卷 近代前篇（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政府官书
第二节　各级官员文书
第三节　典章制度
第四节　私家著作
第五节　人物史料
第六节　经世文
第七节　报刊
第八节　建国以来近代文献的整理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
第二节　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第四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第五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第六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第七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第八节　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第二节　战争的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第三节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第三节　清廷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第四节　太平军北伐和西征
第三章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第一节　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①
第二节　贵州苗民大起义①
第三节　西北回民大起义①
第四节　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②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一节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
第二节　英法侵略战争再起和《北京条约》
第三节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
第四节　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五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第二节　艰苦转战和改革内政的努力
第三节　保卫安庆和经营苏浙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失败
第六章　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
第一节　外国的经济侵略
第二节　洋务派的出现
第三节　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
第四节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
第七章　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
第一节　商办企业的出现
第二节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变化
第八章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中法战争
第一节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
第二节　中法战争
第九章　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
第一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第二节　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第三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第四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第十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
第一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节　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第十一章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节八国联军的侵华和清廷的宣战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暴行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第十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
第二节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第三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第十三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一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二节　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十四章　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　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第三节　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第四节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第十五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第一节　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建立
第二节　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第三节　军阀的割据统治
第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第一节　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丙编典志
第一章　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第二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第三节　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滋长
第四节　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第五节　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①
第六节　《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
第二章　手工业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
第二节　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
第三节　官手工业的变化
第四节　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
第三章　工业
第一节　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1840——1894）
第二节　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1895—1919）
第四章　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土木工程建筑
第二节　能源电力
第三节　冶金
第四节　交通铁路
第五节　其他重工业
第六节　轻工业纺织
第五章　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分解
第一节　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
第二节　封建租佃关系的演变
第三节　自然经济的解体
第六章　商业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下的中国商业（1848—1894）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
第七章　交通邮电
第一节　航运
第二节　铁路
第三节　电信
第四节　邮政
第八章　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
第一节　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痼疾
第二节　为增加封建剥削而进行的改革
第三节　近代河工的衰落
第四节　中国盐政的殖民地化
第九章　海关、关税和子口税
第一节　近代海关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和确立
第二节　近代关税制度
第三节　子口税制度
第四节　近代海关与关税制度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第十章　法制
第一节　晚清法律制度的变化（1840—1911）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1851—1864）
第三节　中华民国的法律制度（1912—1919 年5 月4 日）
第十一章　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第一节　晚清政权机构的变化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政权机构
第三节　民国初年的政权机构
第四节　北洋政府的政权机构
第十二章　宪政
第一节　清末“预备立宪”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宪政
第三节　袁世凯时期的宪政
第四节　皖系军阀时期的宪政
第十三章　兵制
第一节　湘军
第二节　淮军
第三节　新军胡燏芬与定武军
第四节　近代海军
第十四章　秘密结社
第一节　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教门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
第十五章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第二节　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第三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
第十六章　学术
第一节　哲学
第二节　史地之学和考古学
第十七章　文学、艺术
第一节　诗文
第二节　小说
第三节　翻译文学的发展
第四节　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
第五节　戏剧
第六节　音乐
第七节　绘画、书法
第十八章　新闻出版
第一节　新闻事业近代
第二节　图书出版事业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林则徐
第一节　悉心研求经世之学
第二节　实现匡时济世之志
第三节　在广东禁烟和抗英
第四节　遣戍伊犁
第二章　龚自珍　魏源
第一节　龚自珍
第二节 魏源
第三节　龚、魏的不同性格
第三章　洪秀全
第一节　从应科举到拜上帝
第二节 建立太平天国
第三节　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
第四节　洪、杨内讧
第五节　重建领导
第六节　对外关系
第七节　后期的政策和失败
第四章　李秀成
第一节　从战士到将领
第二节 被封忠王
第三节　经营苏福省
第四节　两次进攻上海
第五节　从愚忠到晚节不终
第五章　洪仁玕
第一节　笃诚的拜上帝教徒
第二节 学习西方文化
第三节　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
第四节　壮烈殉国
第六章　杜文秀
第一节　永昌惨案
第二节 北上叩阍
第三节　丙辰惨案
第四节　大理政权的建立
第五节　四反围剿
第六节　反招抚清朝
第七节　东征昆明
第八节　大理保卫战
第七章　慈禧太后
第一节　从兰贵人到太后
第二节 除“八大臣”，垂帘听政
第三节　惩儆恭亲王奕
第四节　再次垂帘听政
第五节　六十寿典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第六节　戊戌政变
第七节　对义和团的抚与剿，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第八节　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第八章　奕
第一节　兄弟积怨
第二节 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第三节　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
第四节　发动“辛酉政变”
第五节　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
第六节　遭慈禧太后的惩儆
第七节　与顽固派的论争
第八节　被罢黜闲置
第九节　对日主和，反对变法
第九章　光绪帝
第一节　冲龄即位
第二节 幼帝生涯
第三节　亲政波折
第四节　甲午主战
第五节　下诏变法
第六节　曲折余生
第十章　曾国藩
第一节　获取功名，肆力理学
第二节 上折陈言
第三节　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
第四节　镇压太平天国
第五节　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第六节　举办洋务
第七节　“剿捻无功”
第八节　“曲全邻好”
第十一章　李鸿章
第一节　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
第三节　办理外交事务
第四节　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
第五节　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
第六节　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
第十二章　左宗棠
第一节　究心经世之学
第二节 御“外患”与除“内忧”
第三节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第四节　创办福州船政局
第五节　用兵陕甘
第六节　收复新疆
第七节　督办福建军务
第十三章　张之洞
第一节　清流派的首领
第二节 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
第三节　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
第四节　同维新派的联系与分歧
第五节　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
第六节　“变通政治”的《江楚三折》
第七节　废除科举制度，实行“癸卯学制”
第八节　督办铁路
第九节　任中枢重臣
第十四章　郑观应
第一节　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
第二节 撰《救时揭要》和《易言》
第三节　任职轮船招商局
第四节　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
第五节　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
第十五章　康有为
第一节　勤学与苦闷
第二节 “参中西之新理”
第三节　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
第四节　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
第五节　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
第六节　推进戊戌变法维新
第七节　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
第八节　反对民主革命
第九节　成立帝国宪政会，开展立宪运动
第十节　鼓吹尊孔，拥护溥仪复辟
第十六章　梁启超
第一节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
第二节 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
第三节　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
第四节　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
第十七章　严复
第一节　弃科举，习海军
第二节 走“变今”维新的道路
第三节　翻译西书
第四节　反对民主革命
第五节　保守复旧的落伍者
第十八章　谭嗣同
第一节　为维新改革而献身
第二节 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三节　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
第十九章　黄遵宪
第一节　“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第二节 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
第三节　“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第四节　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第五节　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第二十章　张謇
第一节　从状元到资本家
第二节 在两个世纪之交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
第二十一章　李善兰
第一节　雅志说算术，心志穷专一
第二节 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
第三节　步算中西独绝伦，小李将军算法奇
第四节　朝译几何，暮译重学
第五节　辅佐洋务新政，实施科学救国
第六节　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
第七节　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
第二十二章　徐寿
第一节　研读科技典籍，善制工艺器械
第二节 一代翻译名家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
第四节　乐律研究的成就
第五节　创办格致书院
第二十三章　詹天佑
第一节　留学十载，“学有其成”
第二节 驾舰绘图，“技艺素优”
第三节　筑路七载，初露才华
第四节　修筑京张铁路，大展宏图
第二十四章　孙中山
第一节　探索救国的途径
第二节 创立兴中会
第三节　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
第四节　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第五节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第六节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第二十五章　黄兴
第一节　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节 创立华兴会
第三节　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
第四节　领导武装起义
第五节　民国初建宣统
第六节　南京讨袁
第七节　流亡日、美
第二十六章　邹容　陈天华
第一节　留学日本
第二节 《革命军》和“苏报案”
第三节　为警醒同胞而蹈海
第二十七章　章太炎
第一节　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③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章第4节《猛回头案》。
第二节 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第三节　主编《民报》，讲授国学
第四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
第五节　参与护法运动，反对国共合作
第六节　晚年主张抗日
第七节　著述的编印
第二十八章　秋瑾
第一节　抱“匡济艰危”之志
第二节 东渡日本，参加反清革命
第三节　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
第四节　组织反清武装起义
第二十九章　宋教仁
第一节　踏上革命征途
第二节 宣传爱国民主思想
第三节　筹谋民国大业
第四节　为宪法而牺牲
第三十章　袁世凯
第一节　在朝鲜的政治活动
第二节 小站练兵
第三节　出卖维新志士，剿灭义和团
第四节　在直隶推行“新政”
第五节　回籍“养疴”
第六节　东山再起
第七节　镇压“二次革命”，摧毁共和制度
第八节　复辟帝制，自取败亡
第三十一章　蔡锷
第一节　东渡日本习军事
第二节 在湘桂训练新军
第三节　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
第四节　对袁政权的幻想
第五节　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
第六节　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第三十二章　程长庚　谭鑫培
第一节　程长庚
第二节 谭鑫培
第三十三章　数学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学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中国数学教育
第三节　二十世纪初年普及西方数学
第三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第二节 清末民初各类学校中的天文教育
第三节　天文机构的变迁
第三十五章　气象学
第一节　西方传来的气象学
第二节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气象台站
第三节　中国兴办的气象站网
第三十六章　物理学
第一节　传统物理学的终结
第二节 近代物理学的引进
第三节　物理学教育
第三十七章　化学
第一节　早期的化学书籍翻译与化学知识传播
第二节 化学教育的形成翻译
第三十八章　地学
第一节　地理学
第二节 地质学
第三十九章　生物学
第一节　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
第二节 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
第三节　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
第四十章　医药学
第一节　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
第二节 西方医学的传入
第三节　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第四十一章　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
第一节　科技社团
第二节 科研机构
第十二卷 近代后篇（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档案
第三节　报纸
第四节　期刊
第五节　口述史料
第六节　人物研究史料
第七节　方志和外文史料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学科发展概述
第二节　主要研究成果
第三节　学术观点与问题讨论举要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向中国提出来的主要问题
第二章　新的政治分野的出现
第三章　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的纷陈和人民的历史的选择
第四章　革命斗争形式的演变和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现
第五章　国民党南京政权独裁统治的确立
第一节　政治上的独裁统治
第二节　对外政策
第三节　农工政策
第四节　与各派反共势力的妥协
第五节　国民党—党专政理论的确立和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
第六章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
第一节　中共对中国出路问题反思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中共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
第七章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间政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
第二节　改组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第三节　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第四节　乡村建设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第八章　中原大战及其结局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的争斗与战争
第二节　中原大战
第三节 中原大战的后果
第九章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实际反应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
第二节　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第三节　中共对历史发展主流的旁向和对革命中心任务的偏离
第四节　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第十章　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问题上的汇流
第一节　中间集团积极推动团结抗日民主进程
第二节　中共政策的转变
第三节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第四节　各派政治力量汇流后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总格局的形成
第一节　一个战争
第二节　两个战场
第三节　三种政权
第十二章　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先后爆发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世界战略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世界战略的变化
第十三章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消长
第一节　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
第二节　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
第十四章　世界战局的根本转变和各党派对建国主张的阐发
第一节　民主党派的建国主张
第二节　共产党的建国主张
第三节　国民党的建国主张
第十五章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第十六章　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节　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
第二节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第十七章　中间路线的破产和“南北朝”的幻灭
第一节　中间路线的主张及其破产
第二节　“南北朝”议论的出现及幻灭
第三节　中间派政治地位的变化
第十八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第一节　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第十九章　三十年的基本总结：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和农业科技
第一节　近代农业科技的起步
第二节　农业分支学科研究的开展和近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形成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业
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农业逐渐
第二章　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土木工程建筑
第二节　能源电力
第三节　冶金
第四节　交通铁路（一）
第五节　其他重工业兵器
第六节　轻工业纺织
第三章　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第二节　私有土地的继承与转移
第三节　农村的租佃关系
第四节　农村土地的经营问题
第五节　改革土地制度的种种主张与斗争
第四章　外国对华投资
第一节　近代中国外国投资的发展概况
第二节　外国在华投资的国别、地区及投向结构
第三节　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和作用
第五章　国家垄断资本国家
第一节　官僚资本的缘起及最初形态
第二节　官僚资本的形成及发展
第三节　从金融垄断发展到国家产业垄断
第四节　战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第五节　官僚资本的崩溃
第六章　民族资本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0年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1921年至1936年的民族资本状况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本的厄运
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经济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崭新的经济形式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纲领和政策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
第八章　北洋政府的机构和制度
第一节　宪法
第二节　中央机构国会
第三节　地方行政机构
第四节　官制
第九章　国统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
第一节　立法机构和立法制度
第二节　行政机构和行政制度
第三节　军事机构和军事制度
第四节　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
第五节　考试机构和文官制度
第六节　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
第七节　地方机构和地方制度
第八节　国民大会和总统制度
第十章　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
第一节　红色政权的机构和制度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构和制度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
第十一章　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
第一节　沦陷区伪政权的出现
第二节　汪精卫投敌与日本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第三节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僭立
第四节　“国交”调整谈判与日本对伪府的承认
第五节　日本对伪府的强化
第六节　向英美宣战与伪府机构的调整
第七节　汪精卫毙命日本，陈公博代理伪府主席
第八节　汪伪政权的灭亡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毛泽东
第二章　周恩来
第三章　刘少奇
第四章　朱德
第五章　李大钊
第六章　瞿秋白
第七章　李立三
第八章　张闻天
第九章　宋庆龄
第十章　陈独秀
第十一章　王明
第十二章　蒋介石
第十三章　胡汉民
第十四章　孔祥熙
第十五章　宋子文
第十六章　张群
第十七章　何应钦
第十八章　李宗仁　白崇禧
第十九章　曹锟　吴佩孚
第二十章　段祺瑞
第二十一章　张作霖
第二十二章　孙传芳
第二十三章　阎锡山
第二十四章　邓演达
第二十五章　李济深
第二十六章　冯玉祥
第二十七章　张澜
第二十八章　黄炎培
第二十九章　沈钧儒
第三十章　谭平山
第三十一章　章伯钧
第三十二章　罗隆基
第三十三章　张君劢
第三十四章　陈嘉庚
第三十五章　汪兆铭（精卫）
第三十六章　虞洽卿
第三十七章　荣宗敬　荣德生
第三十八章　范旭东
第三十九章　蔡元培
第四十章　胡适
第四十一章　梁漱溟
第四十二章　郭沫若
第四十三章　邹韬奋
第四十四章　陶行知
第四十五章　冯友兰
第四十六章　张东荪
第四十七章　李四光
第四十八章　华罗庚
第四十九章　鲁迅
第五十章　沈雁冰（茅盾）
第五十一章　徐悲鸿
第五十二章　齐白石
第五十三章　梅兰芳
第五十四章　周信芳
第五十五章　数学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数学教育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的中外数学交流
第三节　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数学研究成就
第四节　中国数学会和中研院数学研究所
第五十六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天文研究机构概观
第二节　近代天文教育工作的进展
第三节　中国天文学会③
第四节　日食观测
第五节　天文研究工作概况
第五十七章　气象学
第一节　气象观测网建设和技术进步
第二节　外国人所设的气象台站
第三节　延安的气象事业
第四节　科学研究成就
第五十八章　物理学
第一节　物理学教育
第二节　物理学研究
第三节　中国物理学会
第五十九章　化学
第一节　化学教育的发展
第二节　学术机构与出版物
第三节　二十世纪上半叶名词术语的厘订
第四节　分支学科的建立①
第六十章　地学
第一节　留学生与近代地学思想的传入
第二节　地学团体、机构与地学刊物
第三节　近代高等地学教育
第四节　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成就（一）
第六十一章　生物学
第一节　生物学教育的进步
第二节　生物学研究的进展
第三节　学术团体
第六十二章　医药学
第一节　西医的发展和壮大
第二节　中医兴废之争
第三节　传统中医在限制中的缓慢发展
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第六十三章　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
第一节　科技社团
第二节　科研机构

中国通史概览

白寿彝版

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白寿彝（1909—2000），男，中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回族；河南开封人。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全书于1999年出齐，共12卷22册。

12卷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系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担任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发起、组织、筹划，22位分卷主编近500位作者历经20年，共同完成的一部合作创作的集体作品。自1979年该项目正式启动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全程参与、全力出版，于1999年面世，在《中国通史》启动初期，人民社给予作者不同形式的资金投进和资源支持，其中，仅资金投进先后就达数百万元。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因此，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资料（含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史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日文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本书编写旨趣。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有的学者读后，赞叹不已。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

主目录

第一卷 导论

第二卷 远古时代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下册）

第四卷 秦汉时期（上下册）

第五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

第六卷 隋唐时期（上下册）

第七卷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下册）

第八卷 元时期（上下册）

第九卷 明时期（上下册）

第十卷 清时期（上下册）

第十一卷 近代前篇（上下册）

第十二卷 近代后篇（上下册）

第一卷 导论

题 记

第一章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第一节　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第二节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

附表一 全国各民族人口数字统计表

附表二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一）

附表三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二）

第三节　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疆域问题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第一节 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

第二节　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

第三章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第一节　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

第二节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第四章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第一节　生产关系

第二节　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

第五章　国家和法

第一节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第二节　国家的职能

第三节　法

第六章　社会意识形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

第二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

第七章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第一节　历史理论的探索

第二节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

第八章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第一节　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

第二节　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第三节　历史文学

第九章　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特点

第二节　中国史和世界史

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

第一章　历史年代

第二章　地理环境

第三章　民族

第四章　社会主产方式。阶级关系

第五章　家庭

第六章　城乡、市镇、会社

第七章　国家、法和军队

第八章　社会意识形态

第九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

第十章　中国和世界

第十一章　史学遗产和批判继承

第十二章　历史时代的划分

题 记

《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当时的想法是写三部通史。一部小型的，二十万字。一部中型的，二百万字。一部大型的，六百万字。后来，中型本有了二百五十多万字的草稿，因具体的困难，没有把工作继续下去。小型本，即《中国通史纲要》，于一九八○年六月完稿，约三十万字，同年十一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本、日文本、西班牙文本。大型本，即本书，于一九七九年开始工作。一九八三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定为重点科研项目。同年十月，邀请有关兄弟单位的专家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报请教育部备案。据目前进行情况来看，全书大约要有一千二百万字，一九八八年开始出书，如工作做得好，可望三年内全部完成。

本书共十二卷，二十二册。第一卷，导论，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二卷，远古时代，从考古资料探索原始社会的状况。第三卷，上古时代，主要论述有文字记载以来到秦灭六国时的历史。第四卷至第十卷，中古时代，论述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中古时代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中又有小的分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第十一、十二卷，近代，论述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在体例上，除第一卷、第二卷按照具体情况另作处理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一九八一年的提纲，我们认为仍值得参考，现作为附录，附在本卷之后。本卷第一章、第六章和第九章，分别由我、邱汉生同志和刘家和同志撰写。第二章、第三章是由瞿林东同志起草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是分别由崔春华、孙文良、吴怀琪、陈其泰等同志起草的，这六章都经过讨论，由我修改、增删、定稿。刘雪英同志在工作上给我很多协助。全卷文风不能一致，内容难免有重复、粗疏错误，甚至矛盾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本书的编撰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注，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对我个人来说，还应该感谢牟传珸同志对我在生活上的照顾。

白寿彝1986.10.15 于北京1991.3.20 修改

第一章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第一节　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古老的传说和记录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①远古文化遗存，表明中国境内在那遥远的时代，曾经在不同地区发展着不同系统的文化。先秦的文字记载，从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经传、《竹书纪年》、诸子书以至《天问》、《山海经》，或叙说当时史事，或追述前人的传说，都在民族方面有所反映。但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只有《诗》《书》所记略具首尾，《春秋》经传所记材料较多。

《诗·大雅》、《周颂》、《鲁颂》都有诗史性质的篇章。《生民》，歌咏周人始祖姜嫄及其子后稷的故事。《緜》歌咏古公亶父在周原创业的故事。《大明》歌咏殷周关系的变化。《大明》说，王季、文王都娶了殷商贵族的女儿。文王迎亲时，在渭水上“造舟为梁，不（丕）显其光”，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后来武王奉天命伐殷，大战牧野，军容很盛。这是一篇写得相当有系统的诗。《鲁颂·閟宫》，旧说是颂鲁僖公的功德。诗中，从姜嫄之德和后稷播百谷，说到太王、文王、武王相继，振兴国家，牧野克殷，再说到周公受封，建立鲁邦。诗中还说到鲁侯的武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商颂》五篇，颂商的史事，也是从其始祖有娀氏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起。诗中说到，“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殷周始祖各有诞生的奇迹，表明殷周各有自己的族源。荆蛮、淮夷、氐羌，还有玁狁，都是殷周以外的重要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系统。

《书》，主要是收录殷周的官文书，很有史料价值。其《牧誓》一篇，记武王在牧野誓师时的仪态和誓师辞。誓辞的开端说：“逖矣西土之人。”这是指来自周土的人。又说：“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友邦冢君等是一类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是八个民族的名称，这些民族是又一类人。这可见，武王伐纣的队伍，是一支多民族的联军。对于庸、蜀等八个民族，现在还不能作出完全可信的解释。

《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都是政治史性质的书，但记载了大量的民族史材料，这可以说① 所谓“民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里所下的定义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他说的是近代民族，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但这四种要素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近代民族形成以前，在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如氏族、部落、部族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都还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也是根据这四种要素来进行分析的，但是，泛称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发展，而不是专指近代民族。参看杨堃《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见《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53 年版。

是民族史撰述的正式开始。《春秋》经传记载了周王室和一百四十九个国的史事，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朝聘、会盟、婚好和战争。他们中，有姬、姜、嬴、■、子、姒、妫、风、姞、熊、偃、己、妘、祁等姓。从他们的姓，可以看出他们是分别属于周族、殷族、夏族和其他古代民族①。此外，还有戎、蛮、狄、夷、濮等民族，这在当时是被视为文化水平低的民族，但他们中的某些部分也参加先进集团的会盟、征伐和婚好，他们活动的地区也有跟齐、鲁、晋、卫杂处的。狄人在春秋时比较活跃，有赤狄、白狄之称。赤狄又有东山■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区别。白狄有鲜虞、肥、鼓等区别。夷，有淮夷、介、萊、根牟，而他们的活动见于记载者不多。戎的名号颇为杂乱。蛮称“群蛮”，濮称“百濮”，似都是泛称②。以上这些民族，经过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历史陶冶，其中大量融合为汉族，也有不少成为秦汉以后的少数民族。《春秋》经传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民族史料，但它们都是按编年的形式写的，按史事发生年代的先后进行记载，还不能对这些民族分别作出比较集中的表述。

《国语》，是按王国和侯国的区别汇编的政治史资料。如从民族史的角度去看，却又可说基本上也是民族史的资料。其中的《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都是关于周族宗亲的材料。《齐语》记齐桓公的霸业。齐和周是世为婚姻的。还有《楚语》、《吴</PGN0003.TXT/PGN>语》、《越语》，都是关于南方民族的材料。《国语》记事，于各国史事都以发生的先后相次，但于彼此之间很少联续。无论《国语》的哪一部分，都不足以说明某国历史的始末，但保存了重要的史料。如《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金椟，如之。这一段材料，一直为治东北民族史的学者所重视。又如《郑语》记史伯论南方民族的话，说：夫成天地之火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姓乎！■姓■越，不足命也。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实与诸姬代相干也。这是对于南方民族、对于荆楚的先世和发展趋势的重要史料。所谓八姓是己、董、彭、秃、妘、曹、斟、■，他们差不多又都各有子姓。

近人研究先秦民族，如章炳麟著《序种姓》①、王国维著《鬼方昆夷玁狁考》②、闻一多著《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③，徐炳昶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都成绩斐然。但先秦史料究竟过于零碎，研究工作所受到的局限过大。这个缺憾，只有到了秦汉时期才得到改变。① 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② 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春秋四裔表》。

①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在思想上，由于民族区别的存在，就不免在民族关系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孔子被后世的经学家宣传为“尊周室，攘夷狄”的圣人，好象孔子对于所谓“夷狄”是很严厉的。其实，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智的。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④这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是与一些持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人大不相同的。孔子还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⑤。对于“夷狄”的一些落后的东西，孔子认为是可以改变的。有一次，他表示要到九夷去，有人说：“那地方陋，怎么能住下去啊？”孔子答复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对于夷狄的干扰，孔子是反对的，所以他虽不大赞许管仲之为人，却推重管仲能联合诸侯，保卫诸夏的功绩，而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孟子在一次责备楚人陈良的弟子陈相时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蛮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②孟子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他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所谓“南蛮 舌”简直就是骂人了。孔孟对民族关系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是民族关系史上两种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到了秦汉以后就更为明显了。

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书。它们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撰述。《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② 见《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③ 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上海开明书店，1948 年版。

④ 这两条，分见《论语·卫灵公》，又《子路》。

⑤ 见《论语·八佾》。这句话有不同解释。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谮乱。”这个解释近是。

① 以上两条分见《论语·子罕》，又《宪问》。

② 见《孟子·滕文公上》。

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自战国以来，我们的先民有了解世界的追求。邹衍大九州之说，是这种思想的地理形式。《礼记·中庸》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是这种思想的道德形式。《史记》写民族，也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思想的历史形式。

《匈奴列传》在材料的选择和表述的形式上，都有创始的意义。列传的开头，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这是说匈奴历史的古老、地理的位置和民族的最大特点。下文紧接着就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駃騠、騊駼、■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两段话把这个游牧民族在生产上的特点，畜牧、狩猎和军事相结合的特点，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的特点以及文化水平，都说到了。这同列传开头的一小段话，概括地勾画出这个民族在几个重要方面的特点，大体上反映了匈奴社会所可能达到的历史发展阶段。

《匈奴列传》，除开头的三段外，可分为三个部份。一个部份，是从夏后氏少康之衰说起，直到冒顿称单于之前，说的是匈奴不断发展及其与汉族先民的关系。冒顿称单于，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他在位三十六年，是匈奴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列传中重点表述的部分。这里写出冒顿的坚毅雄悍，并因写匈奴的强大而同时写出月氏、东胡及一些北方民族的盛衰。冒顿与汉廷曾有书信往来，可见这时已使用文字，但未明说是匈奴自制文字或是汉字。这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最后一部分，是从老上单于即位之年（前174 年）起，写到天汉四年（前97 年）。列传写出，在这一时期，因汉降人对匈奴的教唆和汉家将相贪图战功，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复杂化了。列传在写这一时期的双方关系时，很有分寸，透露了作者对双方关系的独到见解。列传还写了在老上单于时，汉降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这也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对于这一类好象细小但有历史意义的事，司马迁往往不轻易放过。

匈奴的活动，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后来，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全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也都在这里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特别活跃的地方，因而《匈奴列传》也就越来越加强它在民族史文献上的重要地位。

《匈奴列传》以外的五篇民族史传记，都各有特点，也都在民族史文献上有其重要性。《西南夷列传》的篇幅较少，而在地理范围上包含今云南省、贵州省及四川省西南部，涉及的民族的数目也特别多。传文把这些民族加以简明的叙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一小段文字，把西南夷区分为四类。田耕邑聚者为一类。随畜牧迁徙，无君长者为一类。或土著、或移徙者为一类。有君长而定居或移徙不明者为一类。每类各有若干族群，各有相当范围内的活动地区。《西南夷列传》，总的说来，材料并不丰富，但提供了一个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古代史的线索，是很可珍贵的。象《西南夷列传》这种按照地区分别表述民族历史的方法，特别对于民族复杂的地区，很适用。这种办法对于后来的民族史撰述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特别指出来，《史记》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中国史的一般工作。而从民族史的角度看，这些工作还应该说是对叙述汉族形成过程所做的工作。《史记》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至汉以后的帝纪，它们所表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汉族形成的不同阶段。《史记》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些表是表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又一形式。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

《史记》论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于夷夏之别。

司马迁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没有明显的狭隘民族思想。《史记》记：“禹兴于西羌”①，而为夏后氏之祖。又，秦之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②。又，春秋时，秦以“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③后来秦用商鞅变法，改革了一些戎俗，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史记》记周人历史说，周在夏殷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文化较高的民族④。而周的先世却曾“奔戎狄间”，到古公亶父始“贬戎狄之俗”。又，匈奴在一般人眼中好象是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历史的民族，但它却是“夏后氏之苗裔”。⑤《吴太伯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山。”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思想，与战国时期的孟子大不同。孟子只承认“用夏变夷”，而不承认夏会“变于夷”。《史记》的这些记载，则是“用夏变夷”者有之，“变于夷”者亦有之。

匈奴问题是汉代尖锐的民族问题。《史记》既反对匈奴对汉边地的侵扰，也反对汉朝对匈奴牧地的侵夺。在关于河南地的争夺上，《史记》肯定了匈奴在当地的主权。所以《匈奴列传》记秦始皇侵占这块土地时是说：“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而在记匈奴冒顿单于时事，是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① 《吏记·六国年表·序》。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史记·六国年表·序》。

④ 《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⑤ 《史记·匈奴列传》。

对于汉和匈奴间的战争，《史记》并不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它指出，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自王恢设计诓骗匈奴以后，双方才不断用兵。《史记》指出，汉家对匈奴用兵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平准书》指陈对匈奴战争的严重后果，说：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匈奴列传》对于汉廷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微婉其词的。所以在列传的结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但以《平准书》和《匈奴列传》合观，可见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不愿掩盖的。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在汉与匈奴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看的。

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

《汉书》的《匈奴传》，有上、下两卷，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增益了李广利降匈奴以后以至更始末年的史事。把《史》、《汉》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对夏、殷以至东汉末年的匈奴历史具有相当完整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也分上下两卷，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况，对于道里和户口的数字也都有所记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几乎全是抄录旧史，而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

《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工力。《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象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鲜卑是这时期新兴的民族，而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后汉书》新创的篇章。陈寿的《三国志》，一向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而陈书民族史部分很简略，仅有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也可与《后汉书》有关部分相参证。

在编写体例上，《汉书》和《后汉书》都是按地区对多种民族作综合表述，有时是以一个最占优势的民族为主而连带叙述其他民族的。它们在表述民族史事时，往往穿插着有关的中外关系，使读者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这两点，都是继承了《史记》的编纂方法，对后来的民族史撰述很有影响。一直到今天，这两点还是值得采用的。

在观点上，《汉书》不赞成汉对南粤、西南夷及朝鲜的用兵，而称赞汉文帝对赵佗的安抚政策①。这种观点还反映了班固对这些民族的鄙视态度，但比起他对待匈奴的态度来，还是温和的。他说，匈奴是“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②。这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不符合史实的。这种对少数民族极为恶劣的态度，是很不妥当的。《后汉书》对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指陈形势，立论相当概括。在这一点上，《南匈奴传·论》和《乌桓鲜卑传·论》都表现了作者的史才。但《后汉书》忽视民族间的历史友谊，而强调少数民族对中原皇朝的威胁。这种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是远远落后于司马迁的。

《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成就不同，均为中国民族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的线索和撰写的方法，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记录，在数量上的丰富是远远超过前代的。

三国时期，匈奴人、氐人、羌人、鲜卑人等入居内地，跟汉人杂居。民族矛盾的机会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条件也增多了。此后，经历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南北朝的对抗、北朝的分裂，经历了北方民族的兴替、南方民族在南朝影响下所起的变化，经历了南诏的兴起和吐蕃的强大。在长时期的历史性的变化中，民族分分合合，使汉族本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一些少数民族得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提高，全国封建化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隋唐正是在民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建立了兴盛的皇朝。它们的朝廷上有来自少数民族的臣僚，它们的后宫坐着出身少数民族的皇后。

五代时，在五个小朝廷中，就有三个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北宋的北境，契丹占有燕云诸州，西北境有西夏。北宋号称统一，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在北宋时，契丹继续强大起来，女真也强大起来，蒙古更强大起来。在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组合。在葱岭以西的许多民族的成员，也有不少人进入中国，日子久了，变成中国人。这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居民被称为“契丹”，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汉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来的契丹人，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长江以南的人是称为“汉人”，实际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契丹”和“汉人”的名称，在当时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见若干不同民族间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向淡薄了。据记载，在蒙古人、回回人的家庭中，有时包含几个不同的民族成份。蒙古人当时在政治上是第①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赞》。

② 《汉书·匈奴传·赞》。

一等人，但蒙古人也有被卖给回回人、汉人为奴的。当然，这些蒙古人就可能变成回回人或汉人。安西王阿难答部下的蒙古人和唐兀人，因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这些人大量地成为穆斯林，后来可能都成为回族人了。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超过隋唐。在一定范围内，元代的民族重新组合还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在这一次民族重新组合中，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力量继续占有优势，不断地对其他各族人民施加影响。

这两个时期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都有专门的记述。这首先要说到鲜卑族。在所谓“五胡十六国”中，鲜卑族所建之国就有五个，在数量上居于首位。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有一百二卷之多，可惜原书久佚，仅有十六卷节抄本传世。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载记，部分记十六国史事，在今传史书中是比较详备的。南北朝时，鲜卑族拓拔部建立北魏，鲜卑族宇文部建立北周，北齐魏收和唐令狐德棻等为分别撰《魏书》和《周书》。在隋唐时曾一度强盛起来的吐谷浑，也是鲜卑族的一支，但居于青海，自成一个系统。梁沈约所撰《宋书》，和唐魏征等所撰《隋书》、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都有吐谷浑传。其次，契丹族建立辽，女真族建立金，元脱脱等为撰《辽史》、《金史》。党项族，为羌族之一支，建立了西夏。元脱脱等修《宋史》，有夏国传上、下卷，主要记政治大事、夏宋关系，最后记夏之军制。《辽史》以西夏跟高丽合为一卷，称《二国外纪》，主要记夏的风土习俗和辽夏关系。《金史》有关西夏记述有一卷，主要记夏金关系。三书所记互有详略，可能是在撰述时有所规划。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民族文字流传下来，但还没有出现史书。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建立了四大汗国。明宋濂等修撰《元史》，这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一部颇为芜杂的史书，但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原始材料。蒙古人有自己写的史书，如《蒙古秘史》，还有波斯人写的蒙古历史，如《史集》、《世界征服者传》等，都是有名的撰述。在上述这些民族以外，这两个时期的其他民族，旧史所记名目繁多，又颇杂乱，有待于学者们的逐步清理。相对地说，北方民族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如柔然、赖勒、突厥、黠戛斯、回纥等记载较详，而西南民族中影响较大的民族，如吐蕃、乌蛮、白蛮等次之。这些民族的历史分别见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和《宋史》。柔然，或作茹茹、蠕蠕，与鲜卑同源，原役属于鲜卑、北魏，后成为北魏北境上的强敌。突厥跟柔然有密切的关系，有一部分是柔然的锻工。勅勒，在南北朝时曾败于北魏，为所奴役，隋初转为强大。突厥、黠戛斯、回纥都出于勅勒，先后建立了汗国。回纥是今维吾尔族的先民。黠戛斯是今柯尔克孜族的先民。吐蕃是今藏族的先民，在唐代颇为强大，兵力曾一度进入长安。乌蛮建立了南诏，白蛮为助。后来，白蛮又建立了大理政权。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白蛮是今白族的先民。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地区，旧史自《晋书》以下多有记述，一般缺乏伦次，但究竟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唐人樊绰著《蛮书》，为关于西南民族的重要撰述。南方民族，旧史混称为“蛮”，实际上包含了许多民族。《宋史》有“蛮夷”四卷，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相毗连的苗、瑶、羌、壮、土家等民族地区。这是关于当时南方民族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清人修《明史》，有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土司，共十卷，对于南方民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较系统的记述了。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至于记述民族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在这两个时期，汉文撰述以外，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有关撰述究竟还有些什么，这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

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还是以按地区记述作为主要形式之一，或记一个地区的一些民族，或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这还是《史记》以来的传统。其次，是以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再及其他有关的史事，如《十六国春秋》、《魏书》、《辽史》、《金史》等。再次，是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如《资治通鉴》记少数民族史事。这种体裁的好处是可以按着时间的发展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情况；缺点是这种流水账式的纪事方式，难于使人得到要领。再其次，是以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记民族史事。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代，要丰富一些。

这两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对又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前者可以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他在晋惠帝时，反对羌氐在内地居住，主张把他们迁出去。他说：“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锺，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①羌氐一类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以及能否解决得好，不是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的是江统的思想。他那种不愿羌氐居于沃土，不愿这些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愿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的思想，在晋以后地主阶级学者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①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②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杜佑，在民族问题上都是很有见识的。刘知几在所著《史通·称谓》中，在论到晋人对十六国的态度时说：“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是刘知几从历史家应有的忠于史实的立场来立论的，在当时这是进步的思想。在刘知几以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隋书·经籍志》虽有对十六国的某些国家“假名窃号”的批评，但承认他们有“君臣忠义之节”和“经国字民之务”，这是以相当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刘知几对待戎羯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大致接近。①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上引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的本身。但对于同样的鄙风陋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已经加以改变，有的民族却不能改变呢？杜佑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杜佑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他从历史上列举这类活动的危害，说：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难，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帝报曰：“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字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恒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

他强调说：“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者矣。”但他也只是从大唐政权的利害来说，还不是从少数民族的利害来考虑的。这是由于杜佑之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仅就上述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而论列了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说服力的。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这些注①，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① 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都著录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刚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道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其职责是“主蛮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另外，《汉志》和《续汉志》还著录有夜郎、临羌、大夏、旄牛等地方，虽未称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志中著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从两汉书开始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录，也都没有作出具体说明。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对西南民族的记载，为学者所重，而内容和体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后继者也甚不易得。宋元时期，地方志的修撰数量渐多，明清时期更趋繁盛。明修甘肃、宁夏、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地志，现存者约八十余种，其间，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检寻。明田汝城著《炎檄纪闻》，是关于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论及民族纠纷时，说这些纠纷“皆起于抚绥缺状，赏罚无章，不肖者以墨守败绩，贤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致干戈相寻，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议之轸忧。”此书作者当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但也有相当平实的一面。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巨制不少。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图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云南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数民族关联较多的地志，《陕西通志》有一百卷，《甘肃通志》有五十卷，《湖广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四十卷。府、州、厅、县的志书记有少数民族史迹者，一时尚难详悉。

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记事的体裁，先秦已经有了。以纪事本末作为某种史书的著述体裁，则是开始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书中已有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一些书目。以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一次事变或一次战争为记述对象，并以纪事本末的史体勒成专书的，是在明清时期才多起来的。明神宗时，李化龙奉朝命征播州，约经六个年头才把战事结束。播州地居贵州、四川、湖广之间，是苗民聚居地区。事后，李化龙撰《平播全书》十五卷。郭子章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杨寅秋撰《平播录》五卷。此外，马文升的《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王轼的《平蛮录》，也都是用纪事本末体写的书。清代官修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本末书，较明为盛，亦多巨制。举大家所知的书，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准噶尔方略》有一百七十二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鸦片战争后，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和民族史事纪事本末书仍在继续。但因时代变了，书的形式虽不变，而意义不同了。

明清时期，封建制已处在衰老的过程中，但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它借助于国家机器来阻碍新生力量的发展，企图延续这个制度的生命。新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具备突破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力量。明清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和政策。《明史·土司传》在说到统治西南民族的政策时，一要“额以赋役，听我驱使”，就是要达到使人民群众完粮、纳税、当兵、当差的要求。二要“恩威兼济”，以“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所谓“恩”，是“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实行对民族上层的收买。“威”，是对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镇压。这一政策在清代对其他民族地区也同样照办，不过清代的作法要更具体些。它有一个分别对待的办法，对满蒙关系、满藏关系、满汉关系、满回关系，都有区别对待的措施。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所修官书，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则有较多的知识性的记载。但地方志数量相当大，而且又是地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经过去伪存真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明实录》、《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大都已经摘录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明清档案数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民族史料，需要长时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参考。

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当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独特的表现。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浓的人。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①亡国，是指朝代的兴替。亡天下，是指民族政权的毁灭，这里实际上是指明亡清兴。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是全民族的事。他指斥相率臣于刘聪、石勒的晋朝诸臣，“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是无耻败类。这实际上也是他隐晦其辞地谴责那些在清初乞求富贵的前朝官僚、文人。顾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对清对汉族的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顾炎武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少数民族的优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②他列举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风俗以证其说。他所谓“外国”，按当时的用语，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数民族说的。

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与反对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些，还跟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密切结合。他的名著《原君》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PGN0025.TXT/PGN>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①①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② 《日知录》卷二九，《外国风俗》。

从民族思想的角度看，这是作者以史论的形式谴责民族压迫的罪恶。他所指责封建专制下的种种罪恶活动，无不可理解为作者在指责清初统治者的罪恶。作者批评“小儒”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是揭露那些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职者借口的虚伪可笑。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人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官修地方志和纪事本末体的书，数量还是很多的，甚至还超过以前。其中，如《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贵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关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平定关陇纪略》等书，种类更多。这些书，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上，都是歌颂清统治者镇压民族起义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这些反抗民族压迫、反抗镇压的过程，同时，也不能不反映少数民族的联合，他们公开打着反清的旗帜以及清军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军火以加强其镇压的力量。这些情况包含着过去民族纠纷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因素，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的改变。过去，在民族纠纷中，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时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对国防的重视，跟民族史地研究联系起来。徐松《新疆识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沈垚《新疆私议》、徐鼐霖《筹边刍言》等，都是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撰述。把边疆民族史跟边防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进步，它反映了边疆民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种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史撰述的一种近代化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清末，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民族问题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他在书中的第二章第一节论说：“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之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书所述，亦也发明此二事为宗旨。”下文论到三国两晋晋南北朝时民族的复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复杂之原，由于前后汉两朝，专以并吞中国四旁之他族为务，北则鲜卑匈奴，西则氐羌，西南则巴赛，几无不遭汉人之吞噬者。中国以是，得成大国，而其致乱，则亦因之。盖汉人每于战胜之后，必虏掠其民，致之内地，漫不加以教养。而县官豪右，皆得奴使之。积怨既久，遂至思乱。若政府无事，尚有所畏。一旦有烽烟之警，则群思脱羁绊矣。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备之众，其事比御外尤难。故五胡之乱，垂三百年而后定也。其后河北之地，皆并于北魏。魏人于北边设六镇，配汉人以防边，而自与其大姓居洛阳。久之，则强弱之形，彼此易位，适与两汉时</PGN0027.TXT/PGN>相反。于是高欢侯景等，稍稍通显。至隋唐间，天下之健者，无一非汉人矣。此本篇所详种族之大纲也。而其宗教复杂之原，则与种族相表里。两汉所用，纯乎六艺耳。至魏晋时，乃尚老庄。其后渐变为天师道。天师道者，源起于三苗之巫风，而假合以外来之教，故尤与南方之汉族为宜。其时江左之大家，如王谢等，莫不奉天师道。而河洛秦雍诸国，其种人本从西北来，天竺佛教早传于匈奴与西域，至此即随其种人，以入中国。佛教之高深精密，其过天师道，本不可以数记。且孙恩之乱，假天师道以惑众。其后士夫，多不喜言天师道。于是佛教之力，由江北以达江南。久之，与古之巫风合而为一。而儒家不过为学术之一家，士大夫用之，非民所能与也。此二者之变幻，自魏晋以后，五代以前，大率如此。

夏曾佑认为，民族问题既于政权兴替密切相关，又于宗教信仰类型密切相关，他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还是前所未有的。这显然是跟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这是当时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在作者史学思想上的反映。在五四运动前后十余年间，王国维对北方民族的历史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考订工作，对于蒙古史用力尤勤。他根据古籍所记，结合古器物、古文字，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出一些精辟的论断。他是用近代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工作的。他的名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续考》、《黑车子室韦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一直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史在中国古史中的地位的重视。

第四，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出现。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是一篇对中国民族发展相当概括的论述。梁启超在书中解释了“民族”一词的函义，把“民族”跟“宗族”、“国民”区别开来。他论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指出了外国学者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民族南来说没有根据，并以《诗经》中的记载来反证《史记》中关于夏商周始祖之不可信。他认为，中国境内有六个民族，中国古代民族可分为八个组。而汉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他这篇文章，有些话说得很有见识，概括能力也很强，但在对各个民族的分别论述和古今民族的演变上错误很多。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的书都称作《中国民族史》。吕振羽的书称作《中国民族简史》。四书对于民族的分类，主要是按照辛亥革命以来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列出汉、满、蒙、回、藏，加上了苗，还略有其他民族的增益。在取材上，这四种书基本上根据旧史。吕振羽重视调查材料，而调查到的材料也不多。王桐龄书，实际上只是汉族形成发展史，对于其他民族，也只是就其与汉族有关系的史事说了一些。这书的特点是附表多，关于不同民族间杂居、通婚、仕宦，文化上的学习等，这些表可供参考。其它三书，都是就不同民族分别陈述，不能对国内各民族作综合的说明。作为书中主要内容的五族历史，因研究得不够，说法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但从书的总体上看，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从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史撰述是沿着近代化的倾向蹒跚前进的。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状况很难改变。一直到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各民族得到了解放，为民族史的调查、研究和撰述提供了便利条件，因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才能面目一新。

第五，民族思想的多样化和民族平等思想的出现。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年，即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魏源的《圣武记》成书。魏源特别在序文中提到，本书“告成于海夷就欵江宁之日。”作者备陈清自开国以来军事上的得失，申述自己对当前军备的见解。这是一部有爱国思想的书，就针对外国入侵的局势立论的。这是魏源民族思想的主要方面。但《圣武记》中大量地颂扬了镇压少数民族的胜利，这又反映了满汉统治阶层的大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大民族主义者。他所著《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和《讨满洲檄》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当时的革命党人具有类似思想的，颇不乏人。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地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汉民族之统一。”②后来他提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他主张对外要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对内要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但他把蒙古人和满人都看作是历史上的外国人或被汉人同化了的外国人，认为元、清两朝的统治是中国亡了两次国。这些显然还是大民族主义的论点。

一九四一年，李维汉同志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出版。这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部专书。书中讲到回族的来源、回族长期被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分析了回族跟伊斯兰教的关系，分析了西北伊斯兰各个教派的经济基础，批判了各种有关回族问题的谬论。这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也是为适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书。这书的名称虽叫《回回民族问题》，实际上，它对开展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在内，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回回民族问题》出版后八年，吕振羽同志在他的《中国民族简史》中提出：“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问题，一是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由于二十年来革命实践的体现，天才领袖的创造，已成了中国最先进人士熟知的科学；民族问题，我们也有着正确的原则、方针，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动日程上，不过在全国人民，以至最先进人士里面，大多还不如对于土地问题那样熟悉。现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

“中国民族问题，从来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的用语，是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译来的，马列这个用语的本来意义是‘中华诸民族’或‘中国的民族’。但中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者，却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来窃用这个神圣的用语。他们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只承认汉族是一个民族，说国内其他民族如满、蒙、回、藏、苗等等，都只是所谓‘宗支’或‘宗族’。这不啻是对国内其他民族任意‘侮辱’，并证明了他们毫无科学常识。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汉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敢于那样大胆的武断，不仅在企图避免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且正是臭名万代的希特勒、荒木贞夫的民族优越论的翻版。这和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的科学，自然正相反对，而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不相容的；其对今后全国和平民主事业，更十分有害。

① 见《章氏丛书》，《文录》卷二，浙江图书馆本。

② 《孙中山选集》，第90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自然，谁也不容否认，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而其主要创造者也是汉族。这回决定全民族命运的伟大抗战事业，主要也由汉族在担当。但同样不容否认，中国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对过去中国文化的创造也都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贡献；对这回的民族抗战也都有相当的功绩。”

吕振羽同志的话，说出了民族史的真实情况，也说出了我们历史工作者在民族问题上应持的正确态度。

以上，我们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汉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两三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他们接触各地区少数民族的机会比较多，因而汉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记载比较多，也相当重要。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写下的历史，在不同民族中有根不相同的情况。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历史记载，还处在初步阶段。我们急须加紧努力，使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得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使我们多民族祖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

第二节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

党的民族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使国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国内的民族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建国前夕，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条是对各民族的一般性规定，实际上说的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少数民族的条文，《共同纲领》设有“民族政策”专章，即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三条。条文如下：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PGN0033.TXT/PGN>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共同纲领》在宪怯产生前有代替宪法的作用。这四条规定，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述，是关于民族问题的根本大法。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第一章《总纲》第三条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这些规定，基本上概括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民族政策的规定而有所发展。《共同纲领》不把这些规定写入《序说》和《总纲》里，《宪法》却写在《序说》和《总纲》里，这表明民族政策在《宪法》中的地位比起在《共同纲领》中的地位有显著的提高。“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在这里是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提出来的。这辩证地规定了多民族和统一国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里的一个重要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在《宪法》里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共有六条之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上的创造。它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羁縻州、土司制度，不同于一般的行省制度，也不同于苏联式的加盟共和国和美国式的联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宪法》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更为完善。《序言》的开端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用法典的形式肯定中国各族人民，包含汉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功绩。《序言》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这里又肯定了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绩，提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作为民族政策的高度概括，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是不断发展的进程。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区域自治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这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

从《共同纲领》到一九八二年新宪法、一九八四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都集中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根本性的变化，这是跟各族人民的长期斗争、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相连的。毛泽东同志曾有多次关于民族政策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PGN0036.TXT/PGN>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PGN0037.TXT/PGN>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毛主席的话，对于民族间团结互助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对于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是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分布现状中国的历史长，幅员广，民族多，民族的流动迁徙、交错杂居，在语言、风俗上互相影响，因而有相当多的民族，其民族特点不够显著，不易为人所确认。一九五三年，各地方申报的民族有四百多个。一九六四年进行人口普查，见于登记的民族有一百八十三个。这两次登记的民族名单实际上都很混乱。当时，在民族区别上存在着如下问题：1.有些汉人迁到少数民族地区，仍保留着汉族的特点，但并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而以当地其他民族用来称呼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报了上来，被列入少数民族行列中。

2.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有先有后。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与内地隔绝，跟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为与先去的汉人有区别，在解放后，要求列入少数民族。

3.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下不愿表明与汉人有什么区别。其中有一部分民族上层，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用，统治过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一向被看作是与汉人一样的，在解放后不愿意承认是少数民族。

4.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被强制分散，迁移各地。在迁移过程中，有些人又与汉人接触，受到较深的影响。他们的语言改变了，民族的特点已不显著，在经济上又跟汉人</PGN0039.TXT/PGN>分不开，但是受到歧视，居住上不跟汉人相混。别人不认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他们自认是少数民族。

5.原来同是一个民族的不同部分，迁移到了不同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但长期互相隔离，又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因而他们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

6.有的民族分散在不同地区，分别接受了邻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好象不是一个民族，但他们仍保持共同的语言，并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

7.有的民族分散在很广的地区，形成一些不相联接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他们也自认是同一民族。但他们在语言、文化等方面虽有相似处，却又有较大的差别。

8.有的民族内部对于本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另一民族的一部分，有不同意见。诸如此类的复杂情况，如不认真加以研究，进行科学的民族识别的工作，就不能了解我国民族的真实情况，民族政策就不好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就很难推行，民族史的研究也很难贯通今古。

一九五三年，我国民族识别工作开始。一九五六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民族调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分为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十六个调查组，每个调查组又分成若干小组，总共动员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专业工作者，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和文艺工作者，还有其他方面的科学工作者。这次规模浩大的民族调查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了各民族的简史、简志和民族区域自治材料，共一百余种。

从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初，对需要识别的各民族通过实地调查，明确了十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以后，又陆续明确了九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其中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是一九七九年才被确认的，这就是基诺族。到目前为止，包括汉族、蒙古族等久经公认的民族在内，经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全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此外，还有台湾、西藏东南部、云南红河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待于识别。

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很细致的，这可以对贵州穿青人的民族成份的识别为例来作一点说明。所谓穿青人，住在贵州西北部，有二十多万人。他们是汉人，但要求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理由是：过去他们有“老辈子话”，是跟当地汉语不同的语言；他们在乡间有一大片村子，形成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的妇女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服饰。对于他们的识别工作，首先从语言分析入手。原来他们的语言就是贵州人普遍使用的汉语，是汉语中的一种方言。所谓“老辈子话”，跟早年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是有渊源的。但说汉语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汉族。于是查阅历史材料，证明穿青人的祖先是明初随军迁入贵州的民户，因得不到土地，不得不向当地彝族租地，当彝人的佃户。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因文化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未被彝族同化，保持了汉族的民族特点。明末，到贵州游宦经商的人渐多，形成了聚居区。这些人社会身份高，看不起先来的汉人，逐渐形成所谓穿青人和穿兰人的对立。解放后，穿兰人登记为汉族，穿青人因怕吃亏，不愿登记为汉族，希望被认为少数民族，从而得到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大民族中，居然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承认自己是汉人，这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经过这次识别，穿青人的识别问题解决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也解决得不少。

在民族识别工作过程中，我们的专业工作者灵活地运用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理论。他们体会到，斯大林所说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等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说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并不发达，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的话对于我国的民族状况不完全适用。但这四个特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过程。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这四个特征的发展状态，但也出现了这四个特征的未发展状态或萌芽状态。按照这样的体会，专业工作者正是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状态四个方面来识别民族特点的。他们比较重视民族意识方面的表现，这是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各少数民族，也有汉族，当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民族意识的表现总是很显著的①。

经过识别和确认的五十六个民族，是汉族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汉族人口，在全国各民族中居于首位。据1982 年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十亿零三百九十四人，汉族人口是九亿三千六百七十万零三十八人，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汉族分布各地，而主要聚居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北的松辽平原，居住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汉语和汉文，是全国使用最广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汉语。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支。在语音上，每一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在① 以上关于民族识别的材料，基本上根据费孝通《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词的构造上，基本上是单音节词根，没有什么附加成份。在语法上，主要是以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和虚词来表达语意。在汉语分布的广大地区，也有方言上的分歧。最近几十年，逐渐形成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经过逐步推广，成为普遍使用的汉语。

汉文，从起源的时候说起，有三千几百年的历史。它起源于象形文字和记事的符号，经过长时期的变化，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但一直还不能摆脱这种古老的文字构造的格局。汉文在发展全国文化、交流各地情况、增强全国统一等方面，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汉文的每一个字有一个形体，在辨认、书写和印刷上，都比拼音文字要困难得多。因此，国务院有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设置，研究并试行改革的步骤。

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总的说来，汉族都居于前列。在政治上，汉族的先民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和许多侯国、王国。在汉族形成过程及形成以后，汉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秦、汉、隋、唐、宋、明等几个皇朝，并且帮助蒙古贵族、满族贵族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以汉族人民为主力。近代的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汉族人民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分布于北方和南方各地，因需要论述的篇幅较多，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北方民族北方民族，包括居住在东北三省的满族和锡伯族、朝鲜族、赫哲族，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和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和居住在甘肃省的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居住在青海省的土族和撒拉族，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他们主要居住的地方，大都在我国北部的边疆地带。他们使用的语言，除朝鲜族的语族未定、回族使用汉语、塔吉克族和俄罗斯族语言属印度欧罗巴语系外，其余都属于阿尔泰语系。

东北地区，很早就有肃慎人在活动。春秋时，相传周武王克商，肃慎献楛矢、石砮，这在本章第一节已说到。在汉代，肃慎被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并在唐玄宗时受封号，建立了渤海国。五代以后，靺鞨改称女真，建立了金朝。明末，又改称为满洲，建立了清朝。肃慎原来活动于今松花江、黑龙江一带，后来向南发展。金时的女真遍于中国北部。清时的满洲遍于全国各地。满洲族现简称为满族。

满族有四百二十九万九千人，其中居住在辽宁省的人数近二百万，居住在吉林省的有五十一万多人，居住在黑龙江省的近九十万零九千人。其余，散居在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十一万多人到三十八万多人，散居在天津市、山东省、河南省、贵州省的有一万人以至二万三、四千人，还有散居在上海市、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多到八千多人，少则不满一百人。满族人主要经营农业，有一部分人以采集人参、蘑菇、木耳等产品为副业。近几年，参加工业生产的人逐渐多起来。满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的文字是拼音文字。近几十年，满族的语言文字已为汉语汉文所逐渐代替，在民族内部现已很少使用。满族曾普遍信仰萨满教，汉译为巫教。近几十年，这种信仰已逐渐衰落。

锡伯族，有八万三千六百多人，居住在辽宁省的有四万九千多人，居住在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分别有一千多人或两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二万七千多人。新疆设有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是当地锡伯人聚居较为集中的地方。

锡伯人，自称是鲜卑的后裔。在二百多年前，他们是居住在松花江中游和辽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后经清廷多次强迫迁徙，他们遂分散在东北各地，逐渐以农耕为生。乾隆二十五年（1764），锡伯人被抽调到伊犁一带驻防，就定居下来开荒修渠，逐渐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在新疆的锡伯人保持的民族特点，比起东北的锡伯人来，还要多些。锡伯族原有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新疆仍旧使用，在东北就很少使用了。

朝鲜族跟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友谊。明代晚期以来，朝鲜人从朝鲜迁居中国，遂为我国的朝鲜族。现在朝鲜族有一百七十六万三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吉林省的最多，有一百一十万三千多人。其次，居住在黑龙江省的有四十三万一千多人，居住在辽宁省的有十九万八千多人。其余，散居在内地的一些城市。朝鲜族在吉林省建置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延边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还盛产各种药材和山货。所产人参、貂皮和鹿茸，有三宝之称。朝鲜族善于经营水稻，所在地区以“水稻之乡”著称。解放以来，朝鲜族的工人数量有很大的发展。朝鲜族的语言，有人认为属阿尔泰语系，但还不是定论。朝鲜族的文字是用字母拼写，写成方块形。朝鲜族的文化水平相当高，歌舞更为出色。

赫哲族，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的同江、抚远和饶河等县的沿江一带，以捕鱼为主要生产，其次是狩猎，也有少量的农业。赫哲族，因过去以鱼皮为衣，用犬拉雪橇，在汉文史书上有“鱼皮部”和“使犬部”之称。赫哲族在解放前生活困苦，濒于民族灭绝的边缘。解放时，赫哲族只剩下三百多人。解放后，赫哲族的生活和生产设备都得到改善，并于抚远县下八岔建置了民族乡。据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赫哲族人口是七百一十八人。一九八二年普查，是一千四百二十六人，比一九六四年人口加倍地增长，但还是全国内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赫哲族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

内蒙古自治区曾先后出现过几个以强悍著称的民族。秦汉时期有匈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鲜卑。隋唐时期有突厥和回纥。五代以至北宋时期有契丹。成吉思汗崛起后，蒙古族的威力凌驾宇内。成吉思汗的后裔建立了元朝。元亡后，蒙古族在蒙古地区仍继续有所发展。

一九四五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这是在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地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早四年。这里，有辽阔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有沃野千里的黄河灌区，有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煤、铁、铬、锰、钴、锌、金、银、锡等矿藏，有甘草、大黄、知母和鹿茸、熊胆、麝香等药材。蒙古族久以游牧著称。近几十年，已由游牧向定牧转化，而且也发展了农业。随着工业的发展，蒙古族中也出现了不少工人，但蒙古族还是以畜牧业为主。在畜牧业中，又以牛羊为主，马、骆驼次之，并有著名的优良品种。蒙古族能歌善舞，喜欢摔跤、赛马，这也都跟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蒙古族一般信仰喇嘛教。蒙古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它在史学、文学和医学上，都有长期的积累，表现了民族的特色。

蒙古族现有三百四十一万一千多人，主要聚居在自治区，有二百四十八万九千多人；其次，住在辽宁省的有四十二万八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十一万七千多人。此外，还有一部分蒙古人居住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蒙古族还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别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有人推测它是辽代契丹的后裔，但还没有确证。它现有九万一千多人，在嫩江左岸建置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人还分布在内蒙古的其它地方和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城地区。他们兼营农牧，也从事渔、猎、采集。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没有文字。鄂温克族，现有一万九千多人。它的族源，与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今黑龙江上、中游的室韦，特别是北室韦，有密切的关系。鄂温克人以驯鹿著名，明清时被称为“乘鹿”或“使鹿”的人。现在，鄂温克族有比较多的人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其余散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和黑龙江省。这个民族内部在经济发展上很不平衡，有的人务农，有的人狩猎，有的人半农半狩，也有一些人还保持着驯鹿的传统。鄂伦春族，现有四千一百多人，以狩猎为生，比较集中地居住在鄂伦春自治旗，其余居住在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州以及黑龙江省呼玛、爱辉等县。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没有文字。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为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的故地。这里沟渠纵横，形成相当完整的灌溉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称。枸杞、发菜、滩羊毛皮和池盐是这里著名的特产。

“回族”的“回”，是“回回”的简称，现在有七百二十一万九千多人，居住在自治区的有一百二十二万五千多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九十五万多人，居住在河南省的有七十二万七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有五十七万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四十三万八千多人。在全国的每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相当数量的回族人居住。回族人口分布得如此广泛，这在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回族在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建立了自治州、县。其中，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省的孟村自治县，都是有名的回族聚居地区。

回族主要经营农业。自元代以来，回族在各地开垦，逐渐形成村落。现在回族所在农村，或称“回回屯”、“回回营”，或某家村，这还保留着当年的遗迹。回族还兼营手工业和商业。制香、制药、制革、皮毛加工、矿产、采冶、交通运输以及饮食业，也都是在回族经济活动中常见的。

回族是从元代开始逐渐形成的，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是起过作用的。回族能把多种民族成员联结为一个民族，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是原因之一。我国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共有十个，在回族以外，还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保安和东乡等民族。

回族使用汉语和汉文。在回族的宗教用语和生活用语中，还保留一些阿拉伯语词汇和波斯语词汇，但为数不多。在回族的宗教职业者中，曾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拼写汉语，这可能己有三、四百年之久。这可说是汉语用字母拼写的最早形式，但未能规范化，而且一直是为很少数的人所使用。回族之普遍地使用汉语汉文，减少了语文上的民族色彩，同时也减少了学习汉族文化的困难。后者对于回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甘肃省河西走廊，是秦汉时大月氏的故地。唐代，回鹘自今蒙古地区西迁时，其中一支留在河西，史称河西回鹘。现河西走廊的中部有裕固族居住，建置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再往南，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有东乡族居住，建置了东乡族自治县。裕固族，自称“尧乎尔”、“西拉玉固尔”或即唐代河西回鹘的后裔。“裕固”是一九五三年群众商定了的正式族名，取其与“尧乎尔”的音近并有富裕、巩固的意思。裕固族有一万零五百多人，以畜牧为主，也从事狩猎。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居住在自治县西部的人，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裕固语，或称尧乎尔语。居住在自治县东部的人，使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裕固语，或称恩格尔语。另有居住在酒泉黄泥堡和肃南双海地区的人，使用汉语。这三处的裕固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东乡族，现有二十七万九千多人，半数以上聚居在自治县，其余散居在和政县、临夏县等地。东乡族，以居于临夏东乡而得名。它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跟回族相近，语言跟蒙古语相近，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因此，东乡族过去有“东乡回”和“蒙古回回”之称。这个民族，大概是从元代以后逐渐形成的，生产上以农业为主。

土族，有十五万九千多人，其中十二万多人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关于土族的族源，有不同的说法。土族人自称“蒙古儿”，可能与蒙古族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土族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而土族语仍为本民族的独立语言。土族没有文字，使用汉文。土族原为游牧民族，后来转向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土族人信仰喇嘛教。

撒拉族，有六万九千多人。其中，居住在青海省的有六万零九百多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五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近三千人。在青海省设有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在甘肃省设有积石山保安族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相传来自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可能是在元代东来的。撒拉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没有文字，使用汉文。撒拉族以农业为主，普遍地兼营园艺，培植果木。撒拉地区还生产大黄、党参、麻黄、麝香等名贵药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最大的行政区，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辽阔地区，它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维吾尔族有五百九十五万七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五百九十四万九千多人，大部分人居住在天山以南。其余散居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差不多有八千人。维吾尔族是新疆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哈萨克族，有九十万七千多人，主要居住在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东疆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还有少数人居住在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它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中和居住面积上仅次于维吾尔族的民族。柯尔克孜族，近十一万四千人，主要居住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余，分布在自治州附近的乌什、阿克苏、莎车、皮山等地。也有很少数人居住在黑龙江富裕县境内。塔吉克族，有二万六千五百多人，主要居住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其余居住在莎车、叶城等地。这两个民族的自治地方，都处在自治区西部的国境边缘地带。乌孜别克族，有一万二千四百多人。塔塔尔族，有四千一、二百人。俄罗斯族，有三千人左右。这三个民族，人数少，又居住得特别分散。他们都有一些人居住在乌鲁木齐、伊宁和塔城。乌孜别克族还有一些人居住在喀什、莎车和叶城。

《汉书·西域传》称“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为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说的是南疆。当时，这里有农业，有畜牧业，能制兵器，所产玉石和葡萄已为人所知。由敦煌西行的南北路线，都从这里向国外延伸，这就是所谓“丝路”的国内部分。《汉书·西域传》所记乌孙，是在北疆的游牧民族。汉朝曾多次遣嫁公主，跟乌孙建立了和亲的关系。自唐以后，在天山南北或其局部地区，先后出现了突厥汗国、高昌王国、喀喇汗国、喀喇契丹汗国、蒙古统治和叶尔羌汗国等历史时期。在这一悠久的过程中，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迹和历史文献。

维吾尔，依汉文史籍所载，是汉代丁零的后裔，南北朝时为铁勒的袁纥部。袁纥，隋时称韦纥，唐称回纥，后改称回鹘，元代以后有畏兀儿、畏吾儿等称，都是“维吾尔”的不同译写，维吾尔自唐代后期西迁。入南疆后，接受了当地已经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逐渐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生活。棉花的生产是在南疆较早出现的，这是关系人民衣着条件的一件贡献。维吾尔人善于在盆地和河谷边缘开发绿州，并开发地下暗沟，作坎儿井，用以灌溉农田。维吾尔族吸收了兄弟民族的优点以丰富自己，在新疆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不断显示它的富有影响的活力。哈萨克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据说，这个民族中有一些人，长期用“乌孙”作为部落的名称。哈萨克族中也许有古乌孙人的后裔。哈萨克族居住地区是一个自然条件良好的牧场。这里适宜于牧草的培育，夏季可放牧于盆地周围的群山，冬季可放牧于山谷和河流两岸。哈萨克族的畜产是著名的，马、羊等牲畜的数量多，而且优良品种也多。此外，水獭、紫貂、猞猁、羚羊等，都是珍贵的野生动物。哈萨克族在生活上，食肉饮奶、戴皮帽、穿皮毛衣服和靴子，牧民的色彩特别鲜明。解放后，哈萨克族的农业有相当发展，粮食和饲料生产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柯尔克孜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它原居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自汉以后，它被称为“隔昆”、“坚昆”或“纥昆”。唐以后，它有“黠戛斯”、“乞儿吉思”、“吉利吉思”等译名。清初，它被称为“布鲁特”，这是准噶尔语，意为“高山居民”。柯尔克孜族自汉代起，先后为匈奴、突厥和回纥所统治，它跟回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唐文宗时击破了回纥，迫使其西迁。此后不久，它也向西南移动，进入今新疆地区。元明时期，它的主要活动地区已由叶尼塞河上游移于今新疆境内。清初，天山南北都有柯尔克孜族居住。原留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也西来跟住在今新疆境内的同族汇合。自清初以后，柯尔克孜族经历了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在人口上遭受的损失，在新疆各民族中最为严重。柯尔克孜族从事农耕，也狩猎。在所畜牧的牲畜中，细毛羊和阿斯卡尼裘皮羊，都是著名的品种。牦牛和犏牛是高寒地区的特产。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有自己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它们也都有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解放后又都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

塔吉克族，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塔吉克人的牲畜，主要是羊，其次是牛、马、驴和驼。牛，有耗牛和犏牛，可用于运输。羊有敦巴什大尾羊，尾部一般有三十斤左右，是很著名的品种。山村中还有帕米尔大头羊，雪鸡、熊、豹、狼、狐等野生动物。塔吉克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以狩猎为副业。他们多数说色勒库尔话，少数说瓦罕话，这都是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也都是中国的古老民族。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都与维吾尔语很接近，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这两个民族的文字，也都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他们在解放前，长期以商业活动为主，兼营农牧。他们对南北疆之间、新疆与中亚各地之间的商品流通，是起作用的。

俄罗斯族，在新疆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俄罗斯人，语言文字使用俄语、俄文，在生活习俗上，也基本上与苏联俄罗斯族相同。居住在城市的俄罗斯人，大多经营修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居住农村或接近牧区的俄罗斯人，也经营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在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较高的发展。

以上，主要居住北方的民族，共有二十一个。

南方民族南方民族，包括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省西部、云贵高原和两湖西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这差不多都是处于我国南部边防和海防地带的民族。他们的语言，除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京族外，都属于汉藏语系。他们大部分人能歌善舞，往往歌舞于山林水滨，比起习惯于驰骋草原的北方民族的歌舞，另有一番风味。

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省西部，有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藏族，有三百八十七万多人，其中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有一百七十八万六千多人，居住在青海省的有七十五万四千多人，居住在四川省的有九十二万二千多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三十万零四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差不多有九万六千人。其余，分散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少者十几人，多者几百人，个别地方接近两千人。门巴族有六千二百多人，珞巴族有两千多人，分别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南部。羌族，有十万二千七百多人，主要居住在四川省内。藏族的自治地方，除西藏自治区外，在青海省有玉树、海南、黄南、海北、果洛等藏族自治州，在四川省有甘孜、阿坝等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在云南有迪庆藏族自治州，在甘肃省有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居住之广和聚居程度之高，是全国少数民族中所仅见的。羌族也有自治地方，即四川省的茂汶羌族自治县。

藏族和羌族，都是古老的民族。藏族是少数民族中最富于典籍和艺术制作的民族。藏语和门巴语、珞巴语都属于汉缅语系·藏缅语族，藏语和门巴语又同属藏语支。珞巴语的语支，未定。藏族有自己的拼音文字，门巴族和珞巴族也使用藏文。藏人和门巴人的传统的宗教是喇嘛教，也有少数人信奉巫教。在珞巴族中，巫教相当流行。

藏族地区，近年不断有古人类遗骸和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古人类即藏人的远祖。据汉文史书所记，藏族地区原为古代羌族旧居。今藏族中可能有古代羌族的后裔。但如因而认为藏族的族源即来自羌族，就未免立论过勇了。唐太宗贞观七年（633 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国，一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 年）吐蕃王国的灭亡，延续了二百多年之久。当吐蕃强大的时候，兵力曾东至今四川省的阿坝地区，并曾攻占了安西四镇，一度攻入唐都长安。但这都不妨碍唐藏的友好。文城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以及唐蕃会盟碑的树立，都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佳话。

藏族地区因地形和气候的显著差异，利于多种经济的经营。而草原辽阔，水草肥美，又特别有利于藏族地区之以畜牧业为主。牦牛和犏牛是西藏的特产。河曲马、大通马、工布骡，都是这里的良种。农业生产，以青稞为主，也生产小麦、蚕豆、油菜、土豆、萝卜等。在气候温和的河谷地区，还生产水稻和棉花。藏族地区因森林茂密，出产珍禽异兽和熊胆、麝香、鹿茸、冬虫夏草、雪莲、灵芝等名贵药材。水力、地热及各种地下资源都很丰富。门巴族和珞巴族所在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气候温和，而峡各地带，四季如春，宜于农作物的生长，这里出产青稞、大豆、小麦、棉花、芝麻和天麻、三七、雪莲、当归、党参等药材。在解放前，这两个民族跟外界交往少，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羌族，跟汉族有同样古老的历史。羌、姜，音义都相近。羌，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姜，从羊、从女，意为牧羊女。这显然是对于游牧民族的称呼。在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姜姬世为婚姻，并为中国西北部的重要部落集团。西周、春秋时期，姜姓封国，有齐、吕、申、许，都是羌族在东方的新发展。两汉时所谓“西羌”，泛指西北的多种族别，不是单一的民族。它们在历史上总是跟氏族在一起，活动地区甚为广泛。氏族早已不见了，现在的羌族只是古羌族在岷江上游传衍下来的一支。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久已使用汉文。在生产上，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林业。羌区山林，也多珍奇动物，产名贵药材。

云贵高原和湖南省西部，是民族众多甲于全国的地区。基本上或主要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民族，有二十二个。其中，基本上或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十六个民族，在贵州省的有五个民族，在湖南省西部的有一个民族。

云南省的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和基诺族的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族和独龙族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普米族、怒族、阿昌族的语言，也属于藏缅语族，语支待定。傣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还有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的语言，是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彝族、纳西族、傣族有自己的文字。傈僳族和拉祜族有外国传教士过去代制的拉丁化拼音文字。解放后，彝文和拉祜文都进行了改革，哈尼族、傈僳族和纳西族、景颇族、佤族有拉丁化拼音文字的设计或试行。

彝族，有五百四十五万三千多人。其中，在云南省居住的有三百三十五万四千九百多人，设有楚雄彝族自治州和漾濞、峨山、路南、宁蒗、南涧等彝族自治县。居住在四川省的有一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多人，有凉山彝族自治州。居住在贵州省的彝族有五十六万三千七百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彝族有四千六百多人。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其附近，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有一百多万人。白族，有一百一十三万一千多人，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聚居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少数散居在四川省西昌和贵州省毕节等地。哈尼族，有一百零五万八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差不多要占哈尼族总人口的一半。其余，散居在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等地。傈僳族，约四十九万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自治县，其余，分散在丽江、保山、大理、楚雄等州县。拉祜族，有三十万零四千多人。其中约有二十万人居住在澜沧江以东，北起临沧、耿马，南至澜沧、孟连等县。纳西族，有二十四万五千多人。其中有十五万多人聚居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有少数人居住在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境内。基诺族，接近两万人，聚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县的基诺洛克公社。

上述彝族、白族等七个民族，都有古老的历史。白族，汉代称“僰”，南北朝以后称“白蛮”。“僰”、“白”，是同音字而写法不同。彝族，是由汉代的“昆明”和“叟”发展而来。自唐至元，彝族有“乌蛮”之称，后又被称为“罗罗”。汉代的滇王国和唐代的南诏，都是彝族建立的政权。继南诏而起的，从长和国以至大理国，都是白族建立的政权。元灭大理后，彝族和白族的贵族仍在云南有一定稳定的势力，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哈尼族，也出自“叟”和“昆明”。拉祜族跟“昆明”也有族属上的渊源关系。傈僳族也是由“乌蛮”发展而来。纳西族，汉晋时称“摩沙夷”，自唐初以后称“磨些蛮”。在南诏独霸云南以前，磨些人所建立的越析诏，是六诏之一。基诺族，文献记载缺乏，有人认为，清初汉文记载中的“攸乐”，是见于记载之始。但在基诺族的传说中，民族的起源是与人类的起源紧密联系的，这也许可说是反映了基诺族有自己的悠久历史。

这七个民族大致都经过一个游牧生活的阶段，后来都转向以农耕为主，有的人兼营畜牧和狩猎、采集。这些民族地区，除彝族的部分地区外，大致土地肥沃，宜于农耕。药材、矿藏和水力资源都相当丰厚。

景颇族，有九万三千多人，阿昌族，有二万多人，他们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景颇族还有少数人居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古浪等地。独龙族，有四千多人，是云南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主要居住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河谷。怒族，有二万三千多人，一部分居住在贡山外，还分布在碧江、福贡两县及兰坪县菟峨公社。普米族，有二万四千多人，居住在兰坪、丽江、维西、永胜等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还有一些人居住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县。这五个民族也都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聚居地区富于森林、药材、珍奇禽兽以及矿藏和水力资源。目前，这些民族大致以农业为主，各种资源尚有待开发。

傣族，近八十四万人，主要居住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还有一些人分散在景东、普洱、澜沧、元江、金平等三十多个县。傣族地区多在群山环抱中的河谷平坝，有亚热带气候，土地肥沃、四季常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厚的条件。这里盛产樟脑、咖啡、橡胶、紫胶等经济作物和柚木、紫檀等贵重木材，铜铁金银等矿产的蕴藏量都相当丰富。普洱茶是蜚声中外的名产。野象和孔雀为这里增添了特有的景色。

远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就有关于“百越”和“百濮”的记载。据学者们的研究，这是两大系统的部落群，而傣族的先民属于“百越”的一部分，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属于“百濮”的一部分。佤族，有二十九万八千多人。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以及双江、镇康、永德等县，也是佤族人数较多的地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有一些佤族人散居。布朗族，有五万七千多人，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西定、巴达等地。还有一些人散居在双江、耿马、景东等县。德昂族，有一万二千多人，主要聚居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余居住在镇康、耿马和澜沧等县。这三个民族多住在山区的半山腰上，因地处亚热带，土地好，雨量足，很适于农作物的生长。矿藏和原始森林的资源在这些民族地区相当丰富，茶叶和龙竹是这里的特产。

基本上或主要是居住在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五个民族。苗族，是贵卅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有五百零三万多人。其次，布依族，有二百一十二万多人；侗族，有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多人；水族，有二十八万六千多人；仡佬族，有五万三千八百多人。这五个民族各有自己的语言。苗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族语族·苗语支。布依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侗族和水族属于壮傣语族·侗水语支。仡佬族语言也属于汉藏语系，语族未定。苗族、布依族都有试行的拉丁化拼音文字。水族有简单的象形文字，但不通用。

苗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先民，可能远在很古老的时代曾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活动，后来向南转移，进入洞庭湖一带，以后又向西和西南转移。现在苗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二百五十八万八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七十五万二千多人，居住在四川省的有三十五万八千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三十三万八千多人，居住在广东省的有四万一千多人，居住在湖南省的有七十六万一千多人，居住在湖北省的近十八万人，还有散居在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少者不到一百人，多者二千多人。布依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二百一十万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四千七百多人，居住在四川省的有四千二百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六千八百多人。布依族，长期跟苗族杂居。在贵州省，苗族和布依族联合建立了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三个自治州和镇宁、紫云、关岭等三个自治县。另外，苗族有在贵州省跟侗族联合建立的黔东南自治州，在湖南省、四川省分别跟土家族联合设立的两个自治州、四个自治县，还有一些别的自治地方。苗族、布依族居住地区，虽多高山，但也有位居于坝子和河谷之间的地方，一般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生产大米、小米、玉米等多种粮食作物。水力、木材、药材、矿产及珍奇禽兽等资源也颇为富厚。苗族居地辽阔，不同地区间的地理条件差别颇大，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在手工工艺方面，苗族和布依族的纺织品、刺绣，特别是腊染，很有声誉。

侗族、水族和仡佬族，一些学者认为，都是出自古代的“百越”系统的民族。侗族和水族，出自这一系统的骆越。仡佬族，出自这一系统的僚。侗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近八十五万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近二十三万人，居住在湖北省的有二万一千八百多人，居住在湖南省的有三十一万八千多人。水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二十七万四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六千三百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四千多人。仡佬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五万一千多人。仡佬族没有建立自治地方。水族在贵州省有三都自治县。侗族在贵州省有玉屏侗族自治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三江侗族自治县，在湖南省有通道侗族自治县和新晃侗族自治县。

侗族等三个民族，都以经营农业为主，而侗族兼营林业。侗族地区产大米、棉花、烟叶、药材，而杉木最为著名。侗族的建筑，如鼓楼、风雨桥和一般竹楼，都很有民族特色。侗族妇女善于编织和刺绣，侗锦是其中的精品。水族地区，在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可说是鱼米花果之乡，但灌溉设施不发达，农业生产受到限制。仡佬族的生产条件最差，解放前农民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基本上居住在两湖西部的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称汉人为“客家”。这可能就意味着，土家族有在这里长期定居的历史，而汉人则是在土家族定居相当久之后才迁过来的。土家族，现有二百八十三万二千七百多人。其中，居住在湖北省的有一百四十八万六千多人，居住在湖南省的有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多人，分别建立了跟苗族联合的鄂西自治州和湘西自治州。居住在四川省的有五十九万五千多人，建立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和跟苗族联合建立的四个自治县。另外，还有散居在别省的，为数都很有限。土家族在两湖西部居住的地区，具有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条件，出产水稻、玉米、麦、棉花、油桐、油茶等。油桐、油茶在土家族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土家族也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语族未定。土家人使用汉语的人数要比使用本民族语者为多。

主要或基本上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东南沿海一带的少数民族，有壮族、毛南族、仫佬族、瑶族、京族、黎族、高山族和畲族。这八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壮族、毛南族、仫佬族、黎族的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族语是属于壮傣语支，毛南族语和仫佬族语属侗水语支。黎族语属于黎语支。畲族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高山族语，属南岛语系。京族语，语系、语族未定。

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也是在广西定居时间最久的民族。

制作细致的铜鼓和分布于自治区南部左江两岸山崖上的壁画，可说是壮族古文化的象征。学者们认为，这都是远在两千年前的遗物。自治区是以风景优美著称的地区，山皆青翠，往往拔地而起，山中多岩洞钟乳，穷极瑰丽，河流纵横，清澈见底，富有水利资源。农作物有水稻、玉米、薯类，果品有柚子、菠萝、龙眼、荔枝，药材有三七、罗汉果、桂圆，木材有银杉、樟木，矿产有煤、铁、金、钨、铜、锌、石油等。

壮族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七万八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一千二百三十二万五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八十八万八千多人，居住在广东省的有八万六千多人，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二万七千多人，居住在湖南省的有一万四千多人。散居在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多者一两千人，少者数十人。壮族的自治地方，除广西自治区外，在云南省有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广东省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瑶族，有一百四十万二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八十六万三千多人，在这里建立了金秀、都安、巴马、富川等四个瑶族自治县。在湖南省居住的有二十七万三千多人，在这里建立了江华瑶族自治县。在云南省居住的有十四万七千多人，在这里建立了河口瑶族自治县。在贵州省居住的有一万九千多人。在广东省居住的有九万五千多人，建立了乳源瑶族自治县。另外，还有少数人散居各地。仫佬族，有九万零四百多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八万八千多人，建立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一千三百多人。毛南族，有三万八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三万七千九百多人。居住在外地的人数很有限。这三个民族，都各有自己的古老历史。他们的居住地区多山，人们多住在山下和山坡上。有些地区，山上有木材和麝香、樟脑等土特产及铁、锰、镁等矿藏。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在缺水的地方则种旱稻。还有玉米、小麦、薯类和棉花等。毛南人，善于伺养菜牛，在这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京族，近一万二千人。有九千八百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一千一百多人居住在广东省。京族最晚在四百多年前由越南迁来，一直是我国以渔业为主的民族。他们主要居住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平公社的 尾、巫头、山心三个岛，素有“京族三岛”之称。邻近的北部湾是著名的天然渔场，有鱼类七百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产量较丰富的达二百多种。所产海马、海龙、珍珠是名贵药材。农作物和果品，有水稻、花生、芋头和香蕉、龙眼、菠萝蜜等。

黎族和高山族，基本上都居住在南海中两个最大的岛上。黎族有八十一万七千五百多人，其中居住在广东省的有八十一万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一千八百多人，在湖南省的，有三千五百多人。黎族，在海南岛跟苗族联合建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高山族，基本上居住在台湾省，据说有三、四十万人。这只是估计，确切数字尚有待于调查。高山族散居在大陆各地的有一千五百多人。黎族和高山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黎族是由土著居民发展起来的。高山族的族源可能要复杂一些。海南和台湾，在国防上和经济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海洋资源、森林资源、矿藏资源都很富饶。主要农作物水稻，在一些地方一年可以三熟，薯类可以不拘季节，随时种植。最近，海南岛筹备建省，当地各项资源都将得到较快的开发。台湾省因政治原因跟祖国大陆分离，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祖国的统一迟早会实现的。畲族，有三十六万八千八百多人，分散地居住在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丘陵地带。畲族，居住在福建省的有二十万八千四百多人。居住在浙江省的有十四万七千五百多人，在这里建立了景宁畲族自治县。在广东省的有三千二百多人，在江西省的有七千四百多人，在安徽省的有一千一百多人。大约在南宋末年，“畲”字才开始用作民族名称，而畲族本身历史的开始当远在这个时期以前。畲族人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有水稻和薯类，还有麦子、油菜、烟叶、土豆等。畲族居住地区多为山区，那里产林木和毛竹，土特产有茶叶、油菜、纸、笋干、香菇、樟脑、松油等。在手工艺方面，畲族的刺绣和斗笠，各具有民族特色。

以上，南方少数民族共三十四个。北方和南方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人口，合计约有六千七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多人。另外，还有未经识别的民族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多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四千八百多人，跟汉族人民计算在一起，全国共十亿零三百九十三万七千多人①。

附表一 全国各民族人口数字统计表

以上，关于人口的数字，根据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关于民族概况，多根据《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民族别1982 年7月1 日人口普查数（万人）

占总人口% 民族别1982 年7月1 日人口普查数（万人）

占总人口%29 个省市区合计100.394 100.0 柯尔克孜族11.40 0.01土族15.94 0.02汉族93.670.3893.30 达斡尔族9.40 0.01蒙古族341.17 0.34 仫佬族9.04 0.01回族721.94 0.72 羌族10.28 0.01藏族387.01 0.39 布朗族5.85 0.01维吾尔族595.71 0.59 撒拉族6.91 0.01苗族503.09 0.50 毛南族3.81 0.01彝族545.34 0.54 仡佬族5.38 0.01壮族1.337.82 1.33 锡伯族8.36 0.01布依族212.05 0.21 阿昌族2.04 .朝鲜族176.39 0.18 普米族2.42 .满族429.92 0.43 塔吉克族2.65 .侗族142.51 0.14 怒族2.32 .瑶族140.27 0.14 乌孜别克族1.25 .白族113.11 0.11 俄罗斯族0.29 .土家族283.27 0.28 鄂温克族1.93 .哈尼族105.88 0.11 德昂族1.23 .哈萨克族90.76 0.09 保安族0.90 .傣族83.98 0.08 裕固族1.06 .黎族81.76 0.08 京族1.20 .傈僳族48.10 0.05 塔塔尔族0.41 .佤族29.86 0.03 独龙族0.47 .畲族36.88 0.04 鄂伦春族0.41 .高山族0.15 . 赫哲族0.15 .拉祜族30.42 0.03 门巴族0.62 .水族28.65 0.03 珞巴族0.21 .东乡族27.94 0.03 基诺族1.20 .纳西族24.52 0.02 其他未识别民族87.92 0.09景颇族9.30 0.01 外国人加入中国籍0.48 .注：原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年版。

附表二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一）

我国现有5 个自治区、31 个自治州、96 个自治县（旗），共132 个自治地方。以下按地区排列，括弧内为建立时间：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1947.5.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10.1）

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3.15）

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10.25）

西藏自治区（1965.9.9）

自治州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2.9.3）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1953.10.1）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1956.11.19）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1951.12.25）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1953.12.6）

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1953.12.22）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1953.12.31）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1954.1.1）

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1954.1.25）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54.6.23）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954.7.13）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954.7.14）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1954.7.15）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954.11.27）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57.9.20）

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12.1）

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1952.7.1）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1950.11.24）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1952.10.1）

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1953.1.1）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6.7.23）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56.8.8）

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82.5.1）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953.1.24）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953.7.24）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54.8.23）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956.11.22）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1957.9.13）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957.11.18）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58.4.1）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1958.4.15）

自治县（旗）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1955.11.30）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1955.12.7）

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958.4.1）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58.4.7）

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1958.6.13）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1985.6.7）

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1985.6.11）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956.9.1）

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1958.9.15）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1956.12.5）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1951.10.1）

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1958.8.1）

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58.8.15）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1950.5.6）

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1950.7.29）

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50.9.25）

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953.7.6）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54.2.20）

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1954.4.27）

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1981.9.30）

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1953.12.19）

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1954.2.17）

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1954.3.1）

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1954.3.1）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1954.10.16）

青海大通回族自治县（1985.11.10）

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1985.12.10）

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1954.3.15）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954.3.25）

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1954.7.17）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1954.9.10）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954.9.17）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1954.9.30）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1954.5.7）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1955.11.25）

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1956.11.30）

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1956.12.5）

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1984.12.12）

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1984.12.8）

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1953.1.25）

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1962.9.26）

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1963.10.1）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1951.8.19）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1952.5.28）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1952.11.26）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1952.12.3）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1953.1.1）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955.12.15）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1956.2.6）

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1958.5.1）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1984.1.1）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1984.1.10）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1985.4.22）

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1953.2.19）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1958.7.7）

四川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3.11.7）

四川西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3.11.11）

四川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4.11.13）

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1984.11.10）

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984.11.18）

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1984.10.9）

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1984.10.5）

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1954.11.11）

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1956.12.31）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1957.1.2）

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63.9.11）

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1966.2.11）

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81.12.31）

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1984.11.7）

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1951.5.12）

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1953.4.7）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1954.5.18）

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1954.6.16）

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1955.10.16）

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1956.9.20）

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1956.10.1）

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1956.11.9）

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1956.12.31）

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1961.4.10）

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1963.7.1）

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1963.7.11）

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1964.2.28）

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1965.3.5）

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1965.11.27）

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1979.11.28）

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1979.12.20）

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1980.11.22）

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1980.11.25）

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1985.10.13）

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1985.11.1）

云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1985.12.30）

云南景东彝族自治县（1985.12.20）

云南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1985.12.25）

云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1985.12.7）

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财经司供稿见《人民日报》1984 年6 月4—5 日。今有增补。

附表三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二）

我国现有5 个自治区，31 个自治州、96 个自治县（旗），共132 个自治地方。以下按民族排列：北方民族［民族］ ［自治地方］ [成立日期]满族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1985.6.7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1985.6.11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1985.6.13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1954.3.25朝鲜族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2.9.3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1958.9.15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1947.5.1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54.6.23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954.7.13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958.4.1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58.4.7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956.9.1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1956.12.5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1950.7.29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1954.10.16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1954.9.10达斡尔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58.8.15鄂温克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1958.8.1鄂伦春内蒙古鄂伦春族自治旗1951.10.1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10.25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1956.11.19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1954.7.15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1955.11.30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1953.7.6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953.7.6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1953.12.19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1954.3.1青海大通回族自治县1985.11.10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1954.3.15裕固族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54.2.20东乡族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50.9.25土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1954.2.17撒拉族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1954.3.1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10.1哈萨克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954.11.27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1954.7.17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1954.9.30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1954.4.27柯尔克孜族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954.7.14塔吉克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954.9.17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1954.1.25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1986.6.27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1979.12.20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1981.9.30南方民族［民族］ [自治地方］ [成立日期]藏族西藏自治区1965.9.9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1953.10.1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1951.12.25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1953.12.6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1953.12.22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1953.12.31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1954.1.1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1950.11.24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1953.1.1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1957.9.13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1950.5.6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1953.2.19羌族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1958.7.7彝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1952.10.1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1958.4.15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1984.10.9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1984.10.5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1951.5.12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1956.12.31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1965.11.27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1985.11.1云南景东彝族自治县1985.12.20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1956.9.20白族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956.11.22哈尼族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1979.11.28傈僳族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54.8.23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1985.10.13拉祜族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1953.4.7纳西族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1961.4.10傣族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953.1.24佤族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1964.2.28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1965.3.5苗族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1956.11.30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1952.11.26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1956.12.31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1963.7.1侗族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1954.5.7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1956.12.5侗族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1952.12.3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1983.9.7水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1957.1.2土家族湖北五风土家族自治县1984.12.12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1984.12.8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984.11.18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3.15瑶族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1955.11.25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1952.5.28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955.12.15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1956.2.6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1984.1.1瑶族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1953.1.25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1963.10.1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1963.7.11仫佬族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1984.1.10畲族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1985.4.22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1954.11.11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1956.11.9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1980.11.25■劝彝族苗族自治县1985.11.25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957.11.18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1980.11.22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1954.5.8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1985.12.15云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1985.12.20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953.7.24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1954.6.16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1955.10.16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1985.12.25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6.7.23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1966.2.11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1984.11.10云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1985.12.7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56.8.8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82.5.1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63.9.11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81.12.31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57.9.20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12.1四川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3.11.7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3.11.11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4.11.13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58.4.1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1962.9.26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1952.7.1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1951.8.19隆林各族自治县1953.1.1防城各族自治县1958.5.1

第三节　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疆域问题

编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疆域问题，一个是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再一个是多民族的统一问题。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例如，我们要写傣族，但一般不写泰国的傣族。我们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俄罗斯族，但一般不写作为苏联主要民族的俄罗斯族。我们写朝鲜族，但一般不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外国人算作中国人，不能把跨国境的血统关系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人都包括到我们的历史范围内。当然，在论述这些民族族源的时候，是不应当受国界限制的。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如匈奴，如突厥，曾经煊赫一时，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不见了。还有一些民族，见于古老的传说和记载，但弄不清楚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只要有适当的材料，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

在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超越现在的国境，有些战争或别的重大的历史活动超越了现在的国境。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从事各种活动，甚至还有外国军队来侵略。虽然是在国境以外，或是外国人进入我们国境之内，都跟我国历史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内。我们说本国疆域的范围，并不限制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相反，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有到外国去的，有在外国居住好几代的，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关于疆域问题，有一部分历史工作者，还不能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他们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要说得是如何地统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图要说成跨欧亚两洲..等等。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

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对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一些意见》里，说：“我们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①在我们处理历史上祖国疆域问题的时候，象这样的指导原则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

历史的分期历史分期是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远古时代是否可以分期，要靠考古学上的材料去解决。自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原地区已进入上古时代，即奴隶制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是上古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即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志。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记载很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也很大。我们也应该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近代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近，跟今天现实关系密切，我们更应该重视近代史的分期。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应当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封建等级制，在① 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1 页。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长起来。皇帝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也是最高的地主。皇帝的下面，是具有世袭特权的皇族、外戚、功臣等不同身分的世家地主，在地主阶级中占有支配地位。此外，还有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他们在财产和社会影响上有相当的实力，但在身分上不属于较高的等级、甚至是等级很低的。世家地主的剥削对象是具有国家户籍的农民，是由封建国家恩赐的。这种农民在当时农民阶级中占最大的数字，他们有私人经济，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比奴隶的境遇要好一些，但仍然是受剥削的。他们之间也是有等级的。他们在国家规定作为世家地主的农户后，并不改变他们在国家户籍上的身分。他们向世家地主交纳的地租也就是国家的赋税，二者是统一的。象上述的生产关系，在秦统治时期已经树立，而在西汉和东汉时期不断加以发展。奴隶制在秦汉时期没有消灭，在官私手工业中仍旧存在。家内供役使的奴隶，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是存在的。不过，这些都只是奴隶制的残余，在社会生产中是越来越没有地位的。

在政治制度上，秦始皇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但对推行的具体情况，历史记载缺乏。西汉和东汉，都同时施行郡县制和封国制。朝廷的下面有郡和封国，郡和封国的下面有县，县的下面还有地方上的基层行政机构。这是政治制度上的等级制，每一等级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公元三世纪以后，郡县制逐渐排挤了封国制，而郡县制本身也不断地有些变化。但总的说来，朝廷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地方上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因长安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东迁洛阳。泾渭、伊洛平原和黄河下游地区是当时最富饶的地区。秦汉的统治范围，大大超越了前代，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围绕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相当部分登上历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别活跃，有时还给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胁。但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还处在前封建社会阶段。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是经过有关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的名称，也是跟这一个伟大朝代的名称相一致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在这时期，发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发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移居。本来在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内迁的匈奴人和羌氐人，现在他们深入内地，并且又有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内迁。结果是无论在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都扩大了。因而，汉族充实了自己，少数民族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内迁的少数民族，跟汉人很难区别。这就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局面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原来地区封建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前一历史时期的世家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它的地位的是新兴的门阀地主。门阀地主与世家地主一样，也是有政治身分、世袭特权的地主。但门阀地主是依靠家族的传统地位形成的，这跟世家地主的形成是由于皇家所规定的政治身分是不同的。在土地所有权上，门阀比世家具有更多的家族私有性质。在劳动力方面，门阀地主掌握的，主要是荫附农民。荫附农民是脱离了国家户籍的农民，他们交纳的地租不再具有国家赋税的性质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户籍农民要低些，但对于国家赋税，其中包括繁重的劳役，是可以摆脱的。这种生产关系上的相对变化，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又一标志。

三国时期的魏、西晋和北朝的后魏，都建都洛阳。隋唐都建都长安，而以洛阳为东都。三国时期的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南京。魏晋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在劳动力的增强和生产技术的传播上，都为东南方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刺激和推动。南京得以长期地占有显著的政治地位，这跟东南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在向黄河流域的富饶地区看齐，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特点。

五代以后，到了元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时期，先有五代十国，继有辽、西夏、金跟北宋、南宋的分立，后有元的统一。广大的边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又一重要标志。

前一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瓦解了。在北宋和南宋统治下，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品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度的，他们的土地大量是由购买和侵占得来的。他们占有土地，可以无限地扩大，不会受到法令的限制。他们应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赋税，而他们则向农民征收地租。赋税和地租的区别，是更清楚了。品官地主以外，有豪富的地主，有兼营商业的地主。农民阶级中，也有占有少量土地的，而佃农是大量的，他们在品官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也在其他地主土地上劳动。他们比起前一历史时期的荫附农民，社会地位较高，人身自由较多。他们也有国家的户籍，除向地主交纳地租外，还担负对封建国家的身丁钱，有时也有一些劳役。但他们一般地不会被封建国家指定为某某地主的农户，这是跟西汉和东汉的户籍农民的一个很大区别。无论地主或农民，封建身分性的印记趋向淡化，财产性的土地剥削关系趋向显著，这是两宋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

元统一全国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封建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元代有一大批蒙古贵族地主的出现，还规定了形形色色担负封建义务的民户，又扩大了奴隶的数量。但这基本上是北方的情况。在北方出现的这种生产关系，是这一时期局部地区的倒退现象。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

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都在今河南开封市建都。北宋的都城和金的陪都，也在开封。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即今北京。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方重镇，元建为都城后，明清相继建都，今天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发展，是汉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宋都开封，元都北京，虽离东南富饶地区较远，但也都是要利用沟通南北的运河，以便于南粮北运并聚敛东南的财富。

明朝及清朝大部分的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农民，自耕农外佃农占很大的数量。从法的观点来看，佃农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又较前代有所减轻，他们可以选择地主，可以不受地主的非分役使。农民中还有雇工的出现，以出售劳动力取得物质报酬。清代的税法，把人头税平均分摊在地亩税内，有田者有税，无田者无税，这就使赋税具有单纯的财产税性质。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说明封建束缚有较多的解除。这并不是由于统治者的恩赐，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劳动人民激烈斗争的结果。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贪婪残暴的掠夺和迫害。明廷是滥用宦官，清廷是加强军事的统治，从而企图保持高度的封建专制统治。这两个方面好象不相协调，但正是一个问题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并不能显示封建地主阶级的生命力，反而是暴露了它的颓废和虚弱。这两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特点。在民族关系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民族间的关系比前一历史时期要密切了，但属于民族性质的封建枷锁却更加沉重了。

前一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和他们延续下来的势力，以及蒙古贵族地主，在农民起义重大打击下土崩瓦解了。代替它们的，是新兴的官绅地主。这个阶层，在官员以外，还包括很多获得科举功名的人，其人数是相当多的。这一阶层中富有资财的人，不只广有土地，而且作生意，开当铺，放高利贷。这是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它们在依附于封建势力的情况下反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明代朝廷有皇庄，直接占有大量土地。这跟它直接派宦官收取商税矿税及大量征储金银一样，暴露了末世朝廷对财富的贪婪、追求。皇族和勋贵的庄田以及皇族的禄米，也是数量巨大，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毒瘤。清代朝廷对此有所觉察，想解决这个问题。它虽然也有皇庄，而远比明代要少。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清廷以东北为禁区，大大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出现较多。清初以后有所发展。

但这个芽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已经衰老的封建制度突破。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显然逆转了。明初已有倭寇登陆。明廷在沿海设置卫所，进行防御。明中叶以后，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为南直、浙、闽各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明清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在兴起，而中国的封建制依然老态蹒跚，专政者对于世界形势一无所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在十六世纪初已经东来进行殖民活动，并侵及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英、美继来，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扩大。明初郑和下西洋和清初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反击，这是对外关系上的大事，但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日益被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灾难。

自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史上的近代，是由封建时代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时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是这个时代的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是这个时代的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清朝晚期及民国初年近八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份，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分，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了不懈的艰苦斗争，但没有找到解放的道路，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多民族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有时，一个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后来重新组合，形成这个民族内部新的统一。匈奴族原来是一些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它：“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后来头曼单于和冒顿单于在位的时候，有血缘关系的许多部落连合起来，形成了匈奴内部的统一。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都有一个统一民族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是在金亡后女真各部分散的情况下，把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各部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了女真内部新的统一。汉族是一个民族混合体。它的祖先也必然经历过由部落发展起来的过程，但已难于详考。有的学者设想，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必须有许多部落参加，可能在这时形成了夏民族，而为汉族来源之一。但这毕竟还是设想，尚无从证实。

多民族的统一，比起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可以说是较高的发展阶段。

说是多民族，当然不限于一个民族，但在多民族中，往往要有一个主体民族。战国七雄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体，它们都各有自己的主体民族，而分别与东方诸夷、西方诸戎、北方诸狄、南方诸蛮以及其它民族统一起来。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也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它们都以汉族为主体，而分别与本地区的少数民族统一起来。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我们习惯上认为它们是汉人的朝廷和鲜卑人的朝廷，实际上它们都是地区性的统一的多民族朝廷。南朝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北朝尽管鲜卑人当权，但这个地区的主体民族仍然是汉族。秦汉、隋唐、元、明、清等时期都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是蒙古贵族，清代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但汉族人民在这两个时期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元、清的政权实质上也是蒙古贵族、满洲贵族跟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秦汉以后，出现了魏、蜀、吴的割据。经过西晋暂短的统一，又有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与元之间，又有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元比隋唐还要恢廓。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从它们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和统治者谋生存的需要，往往会出现生产力状况的改善。自三国至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显明的例证。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后来统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产发展的一些条件。同时，地方政权往往也能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创造和积累了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隋唐的官制、军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继承北朝长期实行的制度。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汉族和各民族地区幅员之广大，自然条件的差异，生产状况的不齐，如果得到适当的协调，则可转化为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因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交通运输很不发达，交换经济只起社会经济的辅助作用，各民族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基本上停滞于潜在的阶段，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但盐铁的贩运，茶马、皮毛、药材的交易，植棉、纺织的推广，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兴修，还是多民族的统一为社会经济带来的进步。在经济制度上，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形成和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前进的。在这时候，匈奴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西南夷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两千多年过去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还有封建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原始共产的残余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多民族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汉族靠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迈进。

在思想上，统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所谓“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无从稽考，但总是诗人心目中很广大的地方。他这两句诗，表明了他的天下统一的思想。可能由于诗人对王权崇拜至极，难免有相当多的夸大。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①。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②。这所谓“天下”，意味着极为广大的地区的统一。战国时期，变乱日亟，人心思治。有人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孟子的话比孔子的话要更明白些，他说的是七国的统一。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书的《禹贡》，描画了九州山川物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引邹衍大九州之说，每一大州有九州，共八十一州。中国为赤县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国还有九州，即如《禹贡》所说的九州。《禹贡》和邹衍以九州说中国，都是指中国说的，但都还属于地理概念，与孟子所谓“定于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破灭六国的统一，看作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把大一统的学说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

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据势力往往把自己说成是皇朝的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三国时期，魏地处中原，把自己说成是汉朝的继续，要恢复全国的统一。蜀以自己姓刘，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要恢复汉家的旧业。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灭掉对方，统一全国。辽、宋、金的相峙时期，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全中国。

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少数民族是有吸引力的。这可能在形成倾向统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资治通鉴》卷一零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记载：秦王坚锐意欲取江东，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胡三省注：会，要也。言天要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也。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引《通鉴》和胡注，并加按语，说：正朔不归夷狄，乃当时一般公论，不独苻融言之。刘聪卒时，太子粲即位，靳准执而杀之，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竭尽臣节，无为不义。”此又一事也。呜乎！晋泽实浅，何由得此。更可以杨盛① 见《论语·季氏》。

② 见《论语·宪问》。

父子之事观之。《宋书·氐胡传》：“晋安帝以杨盛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长子玄为世子。武都王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PGN0094.TXT/PGN>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则盛之心无所分晋宋也，特以其为中华正统所在而已。如必为晋，则裕之篡，盛当兴师讨逆，否亦当抗颜独立，胡为委顺如此，此皆足与苻融之言相印证者。①99900041_0095_0这里所举的事例足以说明，在少数民族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抱有上述心理，这对于促进统一是有好处的。

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因此就有人问，民族关系史是以民族友好为主流，还是以民族斗争为主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第二，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象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须下一些苦功的。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清代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一手拉，一手打。但清代各族人民在反清、反封建斗争中的联合，声势极为浩大。辛亥革命以后，各族人民的联合更为显著。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大增强了民族间的亲密友好。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很大的发展。在历史上，民族之间曾发生过这样那样不愉快的事情，这基本上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所造成的。我们抚今追昔，应该特别珍重历史的主流。

对我国在历史上的各方面的贡献，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汉族是这样，对于少数民族更是这样。比如，火药、罗盘、造纸、印刷等四大发明，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这在有关的历史书里也都写了，但对于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人类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却很少认真地写。至于它们后来在西方各国的发展，为什么会超过中国，这个问题似乎是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又比如，对祖国国土的开发，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他们各自的功劳，但往往对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注意得不够。范文澜同志说得好：“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上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所开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事理很显然，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①。

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有不少特出的贡献。举例来说：完善的铁器的制造和风箱的使用，是开始出现于有关南方民族的记录上。《荀子·议兵篇》说“楚人宛巨铁鉇，惨如蜂虿”。《史记·范睢传》记秦昭王的话，说：“吾斗楚，铁剑利而倡优拙。”这是战国末年的事，楚就是属于“荆蛮”的民族系统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吴人干将铸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逐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橐就是冶铁用的风箱，干将、莫邪是古传说中很有名的两把利剑。这是春秋末年的事，吴也是属于“蛮夷”的民族系统的。又如棉花和棉布，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主要的衣服材料。棉的种植和织纺，主要从南方海岛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数民族推广的。《尚书·禹贡》篇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扬州是指淮河以南，以至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贝就是吉贝、劫贝、古贝的省称，这原是印度以至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地对于棉的共同使用的名称，后来广东、福建也使用这个名称。织贝就是用棉作成的织品。《禹贡》是一篇后起的书，但写成的时期总也在战国末年。据此可见南方海岛上居住的少数民族用棉之早。后来又有新疆产的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传布到全中国，代替了往日以丝麻作主要服装材料的地位。又如中国的建筑术，梁思成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的结尾，盛赞北京城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在现在，用最进步的都市计划理论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条件的。”应该指出来，最初设计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正是一个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作也黑迭儿丁。这是陈垣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已经考实了的。近年以来，北京市的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昔日的北京城在建筑史上的成就还是要肯定的。民族友好的历史发展和多民族统一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发展。但到了今天，这二者是同步前进的。

“一”和“多”，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多”，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发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发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这样科学的认识。我们知道，每一个指头都各有用处，但把指头团结成拳头，作用就会更大。

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这个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现在作这个工作，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教益，使这项工作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

①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三卷1 期。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第一节 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

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过去中国史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撰述。

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 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 商而通之。</PGN0099.TXT/PGN>这是把汉朝的统治地方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从司马迁的这段话来看，他的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明确的，他对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的。

司马迁对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记载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及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在这些记载中，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条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气候、森林、矿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与水陆交通状况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马迁以地理条件、生产状况划分经济区域的思想是明确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首先提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域这一总的观念之后，接着又重点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这可见他关于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认识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认识到各经济区域在发展上的种种差别。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

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①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体现已成为我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过去中国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说：三河地区因居“天下之中”，又是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狭小，民人众”；三河北① 《后汉书·郡国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众”；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齐地，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宽缓阔达”的社会风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邹、鲁一带，也是因为“颇有桑麻之业”，故亦“地小人众”。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①。这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司马迁还看到，关于人口与它的土地面积比较起来，不算是多的，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很多，以至占了全国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地理条件不好，社会风气也不好，没有创造出多少财富来。这跟后来以户口增减来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展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十六家，“正史”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在封建社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但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历史问题的参考。

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过去中国一些史学家感到兴趣的，也是过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兴趣的。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①99900041_0102_0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阳为东周之都）。”刘邦疑而不能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但直至唐代中叶，杜佑仍然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②99900041_0102_1</PGN0102.TXT/PGN>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① 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①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②。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③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PGN0103.TXT/PGN>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①99900041_0104_0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① 《元和郡县图志·序》。

② 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③ 《史通·书志》。

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 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他说的“舆地之记”，是指的《肇域志》。他说的“利病之书”，即系《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所坚守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①，使他的“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心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穷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为经世致用而编纂此书的目的。

作为讲地理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编次上反映出作者对地理条件认识的三个层次：一，全书首卷叙“舆地山川总论”。这是对全国地理条件的概述，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地脉（山脉分布）、形胜（地形特点）、风土（气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出全国地理面貌及其特点，所用文字不多，但轮廓却很清晰。二，全书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论述了北直、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地理情况；论述过程中，先内地而后边疆，并专立“边备”、“河套”、“西域”三个卷目，表明作者对边疆地理的重视。三，书末扼要论述了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贸易关系以及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这三个层次，反映了作者在认识地理条件的问题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边疆、中国和外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见识上超过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经济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因而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发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得失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①，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②。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他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③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完轻者相等矣。”①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②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特别是江南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田鬻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③；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划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的地步了④。关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这反映了明朝时期，江南在地理条件上的特点和社会经济上的地位。

《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东、陕西为最多，浙江、广东、四川、湖广次之，福建、云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广西、贵州最少。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辑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这跟唐中叶以前人们讲地理、论食货必首推关中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语。

《天下郡国利病书》虽以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于选材、标目、编次之中，亦足以窥见作者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政治见解和经世致用的编纂目的；它虽是一部地理书，但却蕴含着编纂者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国利病书》稍晚的《读史方舆纪要》，是顾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全书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文字浩繁，结构严谨。《读史方舆纪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历代州域形势”。这是有关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区划及其沿革，是历史地理部分。二是分叙全国各地方舆。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为次第，论述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辖范围的地理形势：含序论，概述，分论各府、州、县、长官司的山川形势和城、镇、营、寨、堡、关、隘、桥、驿等军事设施。这是政治、军① 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广五。

② 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三。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三。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六。

② 《日知录》卷一○。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五。

④ 《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三是总叙全国山川分布。这是辑录前人著作中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录《舆图要览》有地图数十幅，图前有序，图后有表；其中“九边图”和《黄河图说》、《海运图说》、《漕运图说》等，也反映出作者对于军事的重视。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顾祖禹论江南方舆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①论河南方舆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二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②论浙江方舆说：“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①这是用几句话就概括了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的轻重、得失，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见解之深。

顾祖禹在论述各地方舆时，注意到结合社会历史的多种因素来评价它们的地位，尤其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例如，他论山东方舆说：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②99900041_0110_1这是从漕运与京师的关系来看待山东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论四川方舆，则认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③99900041_0110_2这是强调险不足恃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作者感叹地说：“夫恃其险而坐守之，以至于亡，又岂惟蜀为然哉！”

在讲到陕西方舆时，作者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④99900041_0110_3</PGN0110.TXT/PGN>这是一方面讲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讲了这种地理形势要发挥作用是跟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有密切的关系。

在讲到湖广方舆时，作者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①99900041_0111_0作者一一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结论的根据。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条件时，能够紧紧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并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都显示了顾祖禹的渊博和卓识。

《读史方舆纪要》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人们称赞它“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① 《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② 《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① 《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②。说它“不征奇，不探异，网罗放失，于古今成败利钝之际，三致意焉”③。认为“非具上下纵横之识而悠然有所会者，亦何有于是书”④，而其特点则在于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得失成败之迹”⑤。这些评论，大多还是比较中肯的。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西方学者对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少的论述。

近代欧洲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而具有系统的理论的形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Montesquieu，1689—1755）在其所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土壤的性质和地形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体和法律的形式。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卫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热情上有很大的差别，进而造成了他们对政体选择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地腴瘠的不同，对于人们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他还认为，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气候比较好的地区容易受到别的民族的侵扰，如“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等等。①孟德斯鸠从论证“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地形、气候、土壤跟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在探讨中所得到的一些具体的结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国家的政体的形式，统通归结为地形、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显然是片面的。由于孟德斯鸠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② 《读史方舆纪要》吴兴祚序。

③ 《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④ 重刻《读史方舆纪要》黄冕跋。

⑤ 《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序。

① 以上参见张雁深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79—283 页，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1 版。在孟德斯鸠后的一个多世纪，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 GeorgWilhelm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这样写道：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末，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总的看法。他把“地理的基础”也看作是他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但他却明确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础”跟“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在这里，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的内核，是被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

黑格尔认为，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别，各个地区在世界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不相同的：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作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自己建筑一个世界。..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

这里，黑格尔以全球的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这在人类认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把寒带和热带“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的论点，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热带至少曾经是人类祖先活动的地方；但是，黑格尔指出温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具有比寒带和热带更大的优越性这一事实，则是正确的。

黑格尔还认为，地形条件的不同，也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处在第一种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特性是“好客和掠夺”。具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经营农业，“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至于第三种地理条件，黑格尔则特别予以赞扬，他这样写道：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从事贸易必须要有</PGN0115.TXT/PGN>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象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黑格尔进而指出，这三种地理条件的典型分别是非洲、亚洲和欧洲。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作为一个欧洲人，他为欧洲拥有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感到自豪。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虽然也是“以海为界”，但中国人却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陆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早在欧洲人进行远航之前，中国人已经进行过伟大的航海事业，只是因为中国那时的社会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使这种事业成为真正的需要而得继续发展罢了。然而，黑格尔所说的这三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非洲、亚洲和欧洲在历史发展上的差别，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讲到海的时候，黑格尔对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更有一种特殊的评价。他认为，由于地中海的存在，才使非洲、亚洲和欧洲这“组成旧世界的三大洲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本质上的关系，形成一个总体”，所以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黑格尔是这样说的：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号称历史上光芒的焦点的希腊便是在这里。在叙利亚则有耶路撒冷——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中心点。它的东南部则有麦加和麦地那，乃是伊斯兰教徒信仰的摇篮</PGN0116.TXT/PGN>地。迤西则有特尔斐和雅典，更西则有罗马，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也在地中海上。所以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象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

黑格尔强调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指出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殊作用，诚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是旧世界的心脏”，“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等等，这就过分夸大了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黑格尔说的“旧世界”，是跟被他称为“新世界”的美洲和澳洲相对而言的；他甚至认为，“新世界里发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①。这位辩证法大师终于还是承认“终极”的存在，从而使他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无法摆脱“终极真理”的羁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① 以上引文，见《历史哲学》第121—147 页，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 年12 月第1 版。面。它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一，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必须有一定的“自然基础”；这个自然基础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关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意义，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予以论述；这里，着重就自然条件即地理条件之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谈谈我们的认识。

从生产和劳动的观点来看，地理条件乃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是劳动存在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②99900041_0118_1 </PGN0118.TXT/PGN>这说明，如果没有作为自然的人的存在，没有作为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是不可能进行的；而如果没有生产，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还说：“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①这就是说，不论是劳动的存在，还是劳动者本身的生存，都不能离开自然界。总之，地理条件对于生产和劳动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从而也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

举例来说，土地是地理条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此，早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已经提出过一些看法；但只是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才把这些看法发展为科学的见解。恩格斯指出：“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就是土地。”②这里，恩格斯把人的活动的重要和土地的重要两种关系都讲到了。关于土地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写道：..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生存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PGN0119.TXT/PGN>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①99900041_0120_0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来看，土地是人类生产和生存的源泉，是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基础；离开了土地，生产和生存不能维持，共同体无法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也都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土地跟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这种密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 页。

①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92 页。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12 页。

切关系，有力地说明了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

第二，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上面讲到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或普遍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是这种关系的具体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而这些具体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例如，一定的地理条件曾经是原始居民的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形成的前提。马克思在分析部落共同体同土地的关系时是这样讲的：..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象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象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①这就是说，有了丰盛的水草这样的地理条件，才有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从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大多具有“逐水草而居”的历史看得十分清楚。

又如，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各地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类型的不同，从而促进了交换的发展。地理条件的差别，对定居下来的原始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认为：“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②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定居的土地）之关系的种种不同形式上③，而且还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类型的自然差别上。这是因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④99900041_0121_3。

在马克思看来，产品交换的发生，即产品逐渐变成商品的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差别所造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的不同的结果，即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生产分布不同和社会分工不同的结果。他在批评那种“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的论点时，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亚当·斯密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但是相反，交换是（但不一定是）分工的结果。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政治制度中都有职业划分，即社会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而自然产生的。个人的体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这种分工的新原因。后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和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互相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①99900041_0122_0这一段被马克思所引证并且也为他所赞成的论述表明：社会劳动的分工，最初是由于劳动者的生理差别而产生的；而在比较发展的阶段上，这种分工则① 《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72 页。② 同上。

③ 《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84 页。是由于劳动者所处的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从后者来看，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是显而易见的。

再如，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上，地理条件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温床；反之，在地理条件的单调和自然产品的单调的地方，一般地说，生产力发展要缓慢得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就步履蹒跚，难得到来。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地理条件的关系，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公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 — — 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①99900041_0123_0一般地说，肥沃的土壤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需要有相当发展的商品生产作为前提的，而商品生产只有在地理条件存在着差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只有在具备了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如果在那些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则可能造成产业史发展的缓慢。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条件不仅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甚至也影响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因而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不论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是就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地域辽阔的国家）来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马克思特别举出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来阐明上述论点，他写道：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地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PGN0124.TXT/PGN>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①99900041_0125_0从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气候和土地条件引起对水利工程的需要，这种需要又影响到政权的形式和职能，这种政权的形式和职能的存在与否则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地理条件对国家政权形式及其职能的影响是通过经济的杠杆而发生作用的。这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朝都重视兴修水利工程的事实，同样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

第四，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地理条件只有在直接地或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显示出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果离开了生产活动，这种影响也就不复存在。质而言之，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它与生产相联系而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条件相联系的状况会不断发生变化，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PGN0125.TXT/PGN>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99900041_0126_0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类越是进步，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失去它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而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增强它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发展较高的阶段上，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广泛地和生产相联系，它们对生产的作用才能愈来愈多地被释放出来；反之，在社会生产发展较低的阶段上，尽管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人们还不能够大量地、广泛地把生产跟这一部分自然富源结合起来，而只能较多地利用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这说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其影响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其影响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之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这种影响所发挥的作用，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增强的。马克思在讲到近代劳动生产力和自然条件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PGN0126.TXT/PGN>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发展起来。①99900041_0127_0这里所说的（1），指的是自然条件本身；所说的（2），指的是生产的规模、分工的发展、机器的发明、生产方法的改进和对于种种自然因素的应用及各种科学发明等等。可见，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要取决于自然条件，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对“自然因素的应用”即“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换言之，人们应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强、水平愈高，则地理条件对劳动生产力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大。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证明马克思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确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写道：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PGN0127.TXT/PGN>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①99900041_0128_0恩格斯的上述论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个事实，从而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同时，他又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们认为，只有既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又承认社会的人也反作用于地理条件、可以改变地理条件，才是坚持了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则，才能够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划清界限。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是坚持这种辩证法则的典范。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个论点，并不只是着眼于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的认识上的意义。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①人类对于因自身活动而改变自然界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与消极结果的自觉认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②，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认识的获得对于人类重新审查、调整自身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即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大量地存在着的。恩格斯的这些话写于一百年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地，人们都还没有能够免除自然界的这种“报复”，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人们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提出新的认识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条件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之一。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讲到“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时，明确指出：“..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①恩格斯把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也作为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看待，这就把地理条件与生产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它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都全面概括了。后来，斯大林也指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①斯大林说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说的“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他们把地理条件作为“经济关系”体系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的一环来看待的论点，对于我们认识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之认识上的错误。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在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关于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他也作过一些精采的论述，这主要见于他撰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两书。但是，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却导致了下列一些错误的结论，如：“总之，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的、以及随着经济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现在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②“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指社会制度—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7—518 页。

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 页。

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193 页，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1 版。

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28、29 页，张仲实译，三联书店1961 年7 月第1 版。引文中的着重号是—引者）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③。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了，这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相违背的。诚如斯大林所说：地理环境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表现在它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①斯大林的论点，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见解，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自然主义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地理基础这个古老的、同时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个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

第二节　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

中国地理条件的概貌和特点中国幅员辽阔。国境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龙江心，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的地方。总面积约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陆地边界长达二万余公里，东邻朝鲜，北邻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和西北邻苏联，西和西南邻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南邻缅甸、老挝和越南。大陆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余公里，隔海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文莱等国家和地区遥遥相望。

全国有很多山脉，主要是在西部。其中，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阴山山脉、秦岭山脉和南岭山脉；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脉，有横断山脉，是由大雪山、怒山和高黎贡山等东西并列的山构成的。在国境东部，另有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山脉。其西侧有大兴安岭山脉、太行山脉、巫山、武陵山、大娄山、雪峰山等。其东侧有长白山、辽东丘陵、山东丘陵和闽浙丘陵。以上这些山脉，构成了全国地形的基本骨架。

就海拔高度的显著变化说，由西向东，全国地形可分为三级阶梯。青藏高原，以昆仑山脉北支和祁连山脉为北缘，以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为西缘和南缘，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线上，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是世界第一高峰。高原东北部的柴达木盆地，稍为低平，海拔也近三千米。这是最高的一级阶梯。青藏高原的北面和东面，下降到海拔大多为一千米至二千米的高原和盆地。其中，有云贵高原有的。

③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195 页，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 年6 月第1 版。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191 页，人民出版社1962 年8 月第1 版。

原，有在甘肃中部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陕西省北部、山西全省和河南省西部的黄土高原，有内蒙古高原，有四川盆地、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这是第二级阶梯。在大兴安岭以至雪峰一线以东，是海拔一千米以下的丘陵至二百米以下的平原。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都在这里。沿海平原，多在海拔五十米以下。这是第三级阶梯。

全国的河流，也多是由西向东，最后流入太平洋。主要的河流，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松花江、辽河、海河和淮河，大部都向东流。也有向南流的，如雅鲁藏布江、怒江，分别经由印度、孟加拉、缅甸，流入印度洋；澜沧江、元江，分别经由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流入太平洋。有向北流的，如额尔齐斯河是流入北冰洋。以上都是外流河。还有不能流入海洋的内陆河流，有塔里木河、柴达木河、疏勒河等。

长江是我国最长的河流，长达六千三百八十公里，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其次是黄河，长达五千五百○一公里①，流域面积七十五万多平方公里。再次是黑龙江，流经国境内和中、苏边境的长度，是二千九百六十五公里，流域面积占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塔里木河流长二千一百七十九公里，但由于支流不多，流域面积只有一十九万八千平方公里。珠江，以西江的上游南盘江为正源，流长二千一百二十九公里，流域面积四十二万五千七百平方公里。松花江流长一千八百四十公里，而流域面积却有五十四万五千六百平方公里。雅鲁藏布江在国境内的流域面积和海河的流域面积，都在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

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而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藏北高原分布最密。较大的湖泊有鄱阳湖，面积有三千九百七十六平方公里；洞庭湖，面积有三千九百一十五平方公里；洪泽湖，面积有三千七百八十平方公里；太湖，面积有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这些都是有名的淡水湖。还有咸水湖，主要有青海湖，面积有四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罗布泊，面积有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它们的面积和形状都不稳定。在中、苏边界上的兴凯湖，面积有四千三百八十平方公里，分属于中、苏两国，是一个淡水湖。

中国大陆的东面和南面都是大海。在东面，最北的，是渤海。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南北对峙，成为渤海的天然门户。渤海之南是黄海，长江口以南是东海，台湾海峡以南是南海。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其他三个海都是太平洋的边缘海。在大海中，罗列着五千多个岛屿，总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半在东海。台湾是我国最大的岛，面积三万五千七百平方公里。其次是海南岛，面积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再次是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面积一千零八十三平方公里。此外，位于渤海门户的庙岛群岛、钱塘江口外的舟山群岛、台湾海峡的彭湖列岛，都相当著名。南海中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最南端的岛屿。南海诸群岛都是由数目不等的岛屿、沙洲、暗礁、暗沙所组成。在绵长曲折的中国海岸线上，有不少地方可供营建成优良的海港。

由于大洋和大陆之间在热力上的差异而造成的季风气候的显著，加上土地的辽阔、地形的复杂，中国各地的气温和雨量相差很大，而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在夏季，全国气温普遍较高。七月份平均气温，在黑龙江是二十摄氏① 1985 年8 月24 日国家有关方面公布的测量长度，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 年5 月24 日。度以上，在拉萨市是十五度，在杭州市是二十八度。在冬季，黑龙江最北平均气温在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而海南岛则高达十五摄氏度以上。正当北方千里冰封的时候，南方却是气候温煦。同是一个盆地，盆地内部的气温与边缘不同。同是一个山脉，迎风坡的气温与背风坡也不同。在垂直自然带特别明显的高峻大山，如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随着海拔的升降，气温和自然景象都有很大的差别，低处是温暖湿润的常绿阔叶林林带而最高处则是终年积雪的冰雪带。

土地的辽阔，地形的复杂，气候的差异，以及有关的地区各种不同的自然特点，都使中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多样。肥沃的平原地区盛产小麦、水稻、玉米、粟、高粱等粮食作物和棉、麻、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在广大山区，除生产粮食外，还出产茶叶、茶油、桐油、蚕丝、白蜡和药材。内蒙、新疆、青海和西藏等省和自治区有大面积的草原，生长着丰茂的牧草，畜牧着大量的牛羊马驼。森林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及福建省和台湾省东部，林型复杂，树种繁多，单是乔木就有二千八百多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用材树近一千种。全国各地的野生动物，鸟类约有一千一百五十种，兽类约四百多种，爬行两栖类约四百二十余种，其中有不少珍禽异兽。水力资源丰富，据初步估计，河流的年总流量达二万七千多亿立方米。各主要河流，又都有通航之利。储量极为丰富的煤、石油、铁遍及全国各地。铜、铝、钨、锑、钼、锡、锰、铅、锌、汞等矿产，以及油页岩、磷、硫磺、菱镁矿、盐、石膏等，分布也很广泛。

中国的地域范围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地理条件及其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久远的年代，黄河流域为我国历史谱写了丰富的、瑰丽的篇章，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些，都和那时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远古时期文化发达的地区是黄河流域，西起陇山、东迄泰山这一广大平原地区，它与渭河下游、黄河中下游之间以及济水的上中游相连的东西一线。这是仰诏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夏、商、西周三个王朝先后兴起和立国的地区。在全国范围之内，远古遗存能够与文献记载的史迹相衔接，当首推这一地区。这决不是偶然的。从始见于文字记载的黄土高原的面貌来看，从西周到汉代，黄土高原上原隰相望，大体上到处呈现一片平整的面貌，由草原、森林和农作物组成的植被相当丰茂，说它是郁郁葱葱、到处显现出一派山青水秀的旖旎风光，是并不过分的。始见于文字记载的黄土高原，不仅有湖泊，有的湖泊还相当大，在全国的湖泊中也未见得有任何逊色。黄土高原虽然相当高亢，却也有较为低下的平原，黄河的一些支流支津的中下游还有相当开阔的河谷。那个时期的湖泊，许多就散布在这些平原上或开阔的河谷中，著名的湖泊有焦获、杨纡和昭余祁。就是高亢的山地上也并非没有湖泊，加弦蒲薮，就与杨纡、昭余祁齐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黄河泛滥、决口和改道的种种事故是很少见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济之间，植被丰富，森林茂盛，气候温暖而湿润，土质疏松、肥沃，宜于耕种，是当时农业最发展的地区。这样的地理条件，比起当时周围邻近的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因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①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从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时成书的《史记》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盛赞关中的地理条件及其富庶的情况，他说：“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是全国财富最集中的地方。黄河下游的齐、鲁一带，虽比不上关中，但也是比较富庶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一带，也“颇有桑麻之业”。总之，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是膏壤千里，气候温润，宜于桑麻。与此相对照的是，当时的淮河以南及广大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远不如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之高。在司马迁笔下，西楚，“地薄，寡于积聚”；东楚，“其俗类徐、僮”，也比较落后；南楚，“其俗大类西楚”，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更造成了劳动人手的不足。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两相比，可以看出，在西汉和西汉以前，这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很不平衡，即北方优于南方的趋势异常明显。这与它们当时的地理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好；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当时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也有其优越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之处，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后来地理条件本身的演变和种种社会条件的变化才有所改变。改变的结果，并不是二者趋于平衡，而是新的不平衡代替了旧的不平衡，即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代以后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在研究和说明一些历史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忽略了地理条件的因素，或者是把我们今天所处的地理条件同历史上的地理条件混同起来，这就可能造成片面性。近年来，关于古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理条件的研究，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

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当然不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水系的差别；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所有地形、土壤、气候、物产等不相同的地区，都是存在的。同时，这种不平衡现象不仅表现为经济、文化发展的总的趋势的差别，也表现为各地区在生产部门上发展的差别。这后一种差别，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正是促进各地区、各生产部门加强联系的物质因素。在汉代，关中平原，人民“好稼穑，殖五谷”，以农业为主；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燕地，“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吴郡，“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等等①，各不相同。显然，这种生产部门上发展的差别，也是和地理条件分不开的。① 参见：史念海：《由地理的原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载《历史地理》第三辑；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第174—178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3 月版。① 《史记·货殖列传》。

具体说来，生产部门发展的差别，是与一定的地理条件所能提供的产品分不开的，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司马迁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问题的很生动的历史资料：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①99900041_0140_0这里说的陆地，泽中，水居，山居，以及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靠近大城市的上好土地等等，主要是着重指出了地理条件的不同。人们只能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条件从事生产和组织生产，其产品自然也因地理条件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之影响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还间接地从各地区城市分布状况反映出来。城市本身并不是地理条件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却不能离开一定的地理条件。古代东方的城市多具有军事堡垒的性质，中国也是如此。所谓“城为保民为之也”②，“城者，所以自守也”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城，首先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但也不能完全脱离经济上的支持。随着城市的增多，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聚集，日益增长的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需要，城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就逐渐显得突出了。司马迁论西汉社会经济，对于都城长安和邯郸、洛阳，临菑、陶、睢阳、江陵、寿春、合肥、番禺、南阳等城市作为一方都会的作用，是很重视的①。而《汉书·地理志》记全国各县治所，除备载其建置沿革、户口多寡，亦注重记其山川形势、物产所出，可见城市的兴建和发展是和一定的地理条件有关系的。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主要密集于西起今云南境内澜沧江与四川境内岷江以东、北至黄河河套与滦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即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和珠江水系所流经的区域②。历史上城市分布的这种状况，自然有多方面原因，而这一地区的良好的地理条件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之，城市的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性，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人们要认识或改变这种不平衡性，都不能不认真考察各种地理条件因素。

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和“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③，但政治上统一局面的出现、发展和巩固，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争霸和群雄兼并，出现了秦、汉皇朝的统一的政治局面；而秦、汉统一后却又出现了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隋、唐皇朝的统一有过于秦、汉，但隋、唐之后再一次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不过分裂并没有长期存在，最后是元、明、清三朝的统一。造成② 《谷梁传》隐公七年。

③ 《墨子·七患》。

①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 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附图21，三联书店1983 年12 月第1 版。③ 《诗经·小雅·北山》及《孟子·梁惠王》。

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先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极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天然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壤、气候和物产，可以造成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势正是各地封建势力分疆割据的有利的客观条件①。汉初，刘濞为首的叛乱，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②，这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物质力量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诸葛亮在东汉末年预见到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也是充分考虑到江东“国险而民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③，这些地理条件的。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日甚一日，这与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的衰弱有很大的关系，但因地理条件而造成的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原因。中唐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论天下形势说：巴蜀之地，“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扬州，“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荆楚之地，“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①。杜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地理条件和历史经验来说明政治统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见解是很深刻的。在历史上持续了近千年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也同地理条件与政治统治局面的关系相关联着。从主张郡县制的人来说，他们反对分封制，就包含了从地理条件上考虑问题的因素。西汉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认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②。这句话明显地考虑到封国地域范围的广狭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与封建割据的关系。唐人李百药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分封制，使“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势必要造成“纪纲弛紊”的局面③。柳宗元认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是其衰微丧亡的主要原因④。他们也是把地理条件作为立论的根据之一。至于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割据，以至宋、辽、西夏和宋、金的并立，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不可作完全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条件的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因素。

再从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来看。我们认识中国地理条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仅仅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仅仅认识到这种独立性对于造成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关系，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考察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考察这种统一性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这同样是很重要的。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① 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56 页，三联书店1979 年4 月第2 版。② 《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③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① 分别见《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② 《新书·藩强》。

③ 《全唐文》卷一四三。

④ 《柳河东集》卷三。

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个影响至少表现在：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这是因为一则四出受阻，一则为大河流域的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汉唐而下，有所谓“丝绸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业也有发展：但这对历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制天下为四十郡，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临大海”①，至元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②，直到后来的明、清两代，其政治统一的局面，都是对这一地域范围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政治活动的内向性，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的发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在中国历史上，从传说中的统治人物开始，直到历代封建朝廷，都与执行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相关联。水利事业的发达和封建专制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总论》引《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①。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种联系。我们从《二十四史》有关名史的《沟洫志》、《河渠志》、《食货志》以及《地理志》关于水利事业的记载中，可以大致看出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在机构设施、具体措置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见，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影响于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它有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只一次地出现过分裂割据状态，但统一毕竟是主要的趋势，这与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在具体的表现上是很复杂的。如割据政权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即必须有地方上的经济条件作基础。而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利用地区经济条件方面的情况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种情况是开发，一种情况是滥用。从总的方面来看，南方的割据政权大多注意于开发，北方的割据政权则滥用多于开发。这是因为：第一，北方的割据大多表现为政治上的混乱、纷争，极容易造成对自然富源的滥用；南方的割据，比之于北方的混乱和纷争来说，显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对自然富源作合理的开发。第二，由于北方开发较早，北方割据政权可以滥用这些已经开发出来的经济成果；南方开发较晚，南方割据政权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于开发。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的割据，还有南宋和金的割据，大致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再如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夺取和占据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统治全国的基础，如汉、唐都以占据关中地区作为统一全国的第一步。二是统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并不是丰腴的地区，但由于能够比较好地控制了重要① 《通典·州郡典》一。

② 《元史·地理志》一。

① 《农政全书》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为《荒政要览》四《平日修备之要》。的运输渠道，从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因而也能使统一得以存在和发展，如唐代后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条件影响到历史上政治统治局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民族间的差别和交往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记载各个民族的历史，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论述。他们也注意到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的关系。杜佑在《通典》中就谈论到这个问题，他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华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①。杜佑在这里提出的有些论点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学家试图从地理条件的差别上去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国的周边地区，因而与主要聚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其他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别显得更为突出。一般地说，汉族居住的地区宜于农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气温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业。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高山、丘陵，气温较高，宜于农业。这对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见，民族特点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差别，是同地理条件之不同有关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联合，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比较快，这与他们从事集体的游牧活动、具有勇敢的精神有关。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极不利于联系和融合。这是南方民族虽然在民族数量上超过北方民族，但在社会发展上却落后于北方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北方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中原地区，而南方民族却很少有过类似的活动。从民族文化来看，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发展也不相同。

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些民族各有特点，因而产生了相互间的差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条件，也维系着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间的联系，如同它维系着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局面一样，经久而不衰。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① 《通典·边防典·序》。

间的联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尽管有时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见，有时候“和亲”通好，会盟、互市，各族间的关系歹一阵，好一阵，但总的趋势是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离。

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整个自然界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条件也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地理条件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从中国历史上看，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经济、文化上的变化的情况，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认识，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是：（一）河流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黄河和长江是我国最重要的两大河流，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历史时期，它们的变迁，尤其是黄河的变迁，是很显著的，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同它的河患一样，均为世人所瞩目。如果对黄河流域作宏观的考察，就会发现：黄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根据各方面的考察资料证明：历史时期，黄河决溢虽甚频繁，但经分析研究核实而论，却也有前后两个长期相对安流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为商周至秦代，后一个时期则为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前后合计，将近两千年，或者还要过之。频繁的河患也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是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的中间时期，即由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其二则是由唐代后期到解放以前。这两个时期合计，不超过一千五百年。所谓黄河河患，主要是指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和黄河下游的堆积，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而其症结则在于河水挟带泥沙，随处淤积。黄河泥沙的淤积，虽然远在地质时期即已有之，但决不如历史时期这样严重。这里，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黄河流经土质松疏的黄土高原外，还有人为的原因，即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农田的扩大，道路的开辟，居民点以及城池的增加与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大大加速了黄河流域的侵蚀和堆积，以致造成频繁的河患。黄河流域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丝地区，直到北宋，长江下游蚕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几乎有超过黄河流域的趋势，但黄河流域到底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后，这种情况即发生剧变。因为金朝在破辽灭宋后，使女真人大量内迁，广占土地。这些人不娴于农桑，因而尽量伐取桑枣，作为薪柴出卖。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无济于事。这不仅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的继续发展，致使金朝统治者因丝、绢来源匮乏而惊慌，而且也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植被，后果自然是严重的①。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两宋以后，黄河流域在经济发展上的地位逐渐被长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黄河流域结束了第二个安流时期而开始了第二个河患时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①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0—362 页，三联书店1981 年5 月第1 版；《河山集》第253—279 页，三联书店1963 年9 月第1 版。

（二）沙漠变迁对历史的影响。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现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然而，在历史时期，这些被沙丘覆盖的土地并非原来都是这样。例如在今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原是西汉朔方郡辖地。那时，它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农垦区，而现在却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横亘在阴山南麓直到贺兰山下。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这一地区曾经存在过的一段繁荣富庶的历史。关于乌兰布和流沙起源的问题，从自然原因来着，是黄河改道所致；从人为的作用来看，是农垦的废置，造成表土破坏，覆沙飞扬，终于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②。又如西辽河下游平原，第四纪时期积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气候干燥，产生很多垅岗沙丘，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相当湿润，沙丘为灌木、草丛所固定，发展为草原环境。历史时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场。到辽代，由于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建置上都，乃掳掠人口，在这里开垦草地为农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坏草原植被。到了金代，这里就变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难进行生产活动。还有，在今陕北无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这里也曾发育过沙丘，全新世初期，气候变得湿润，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来，而且在低地形成许多浅湖、沼泽。进入历史时期以来，人们开垦了这里的黑炉土和沼泽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盖层和植被遭到破坏，沙丘经大风吹扬，造成连绵不断的沙荒地①。沙漠的变迁对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仅就这两点而论，恐怕不能否认地理条件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所起的推动作用。长时期里，人们在说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原因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但地理条件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似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夸大其他方面的原因，从而产生片面的认识。片面的认识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片面性。至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变化，其具体表现若何？譬如，生产部门及产品的变化，人口分布的消长，行政区划的分合，粮食产量的升降，水利系统的兴废等等，以及学校、书院的发展，印刷术的推广，从进士直到宰相各级人才的来源，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等等，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问世①，本书不再一一论列。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的变化之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突然变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败，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溃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通典·边防典·突厥上》记：贞观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与突利之间产生“怨憾”；兼之“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②这段话指出，隋末唐初异常强大的突厥汗国，在贞观初年遭到覆灭的重要原因。陈寅恪根据《通典》和其他有关史料认为：“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② 参见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95—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9 月第1 版。

① 参见周廷儒：《古地理学》第339—340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7 月第1 版。① 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5 页—第22 页，1983 年12 月第1 版。② 见《通典·边防典》一三。

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他还根据《唐会要·回纥》条所记“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③，以及其他有关史料，认为：自唐肃宗以后雄大起来的回纥，至唐文宗时，“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类似的史实还见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彝泰赞普执政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继因唐武宗会昌年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终于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 年）“奉表归唐”④。所以陈寅恪又认为：“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⑤。象这种由于地理条件发生异常或骤变而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变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也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在辩证的发展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一方面是自然力作用于人，另一方面是人力也会反作用于自然。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并不是消极的。正如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说的：“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①。人的生产活动就是对自然的利用。这种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自然，其后果固然有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举的那样；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变自然条件，仍然是人们生产活动的主导方面。如人们把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农作物；人们从游牧生活发展为定居生活；乡村的形成与城市的兴建及其数量的不断增加；农田的开辟；矿山的采掘；道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桥梁的架设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着地理环境。舍此，则无从谈论人类的历史，更无从谈论历史的进步。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为全世界的历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普列汉诺夫（1856—1918）指出：“地理环境不但对于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所谓开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现在英国人对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反应自然同凯撒时代移居英国的部落对于这种环境的反应完全不同。”①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之关系的论点上的错误，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则是正确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力将日益增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的贡献是应当特别受到重视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学者，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撰述，也应当受到重视，这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书籍都是会有启发的。

③ 见《唐会要》卷九八。

④ 见《新唐书》卷二一六。

⑤ 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0—13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2 月新1 版。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57 页。

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32、33 页，张仲实译，三联书店1961 年7 月第1 版。

第三章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第一节　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

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人类有了生产活动，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①99900041_0155_0</PGN0155.TXT/PGN>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论点，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在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地表述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时，又着重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对于这一伟大发现的理论意义，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概括：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的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②99900041_0156_1。

这些话，是恩格斯在1877 年讲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关系和各种趋向产生的根源。人类的生产活动，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这就是社会生产力。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力“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③。这种能力或关系，一方面，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④人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和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不断变动性。正如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一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所以生产力的增长“是不断变动的”①，“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②。生产力所具有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变革的动力，并最终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列宁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 页。

③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2 页。④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1 页。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9 页。

②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4 页。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③99900041_0157_2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之一，就是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的这种重大作用。因此，我们研究和撰写历史，无疑应当对社会生产力问题予以特别的重视。社会生产力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过程的所有这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即劳动，劳动的要索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结果——产品。”④“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⑤马克思说的“劳动本身”指的是劳动力的物质表现；他说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指的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可以说，生产力包含了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斯大林说：“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①这也是从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对生产力所作的概括。这里，我们不来阐述生产力二因素说和生产力三因素说的各自论点及其所展开的争论；我们所要着重阐述的，是劳动力即直接生产者在生产力中所处的地位。

劳动力即直接生产者作为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具有不同于其他因素的鲜明的特点，即这一要素包括了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②。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③劳动力所具有的这种体力和智力的结合，使其成为生产力中的能动因素。这种能动因素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人可以制造和不断改进生产工具，而且还表现在甚至大多数被看作自然产物的东西，如植物和动物，它们现在被人类利用，并处于重新生产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使它们的形式和实体发生变化的结果④。因此，马克思把人即劳动力或直接生产者称作“活的主体的劳动能力”①。列宁也不止一次地把劳动者称为“主要生产力”或“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②。所有这些，都说明直接生产者在生产力中所占有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只有在跟生产力的其他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这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③④ 《经济学手稿》（1861 年8 月—1863 年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第60 页。⑤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202 页。

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2 页。②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07 页。③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190 页、第555 页。④ 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 年8 月—1863 年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第58 页。① 《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222 页、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43 页。

99900041_0159_2这就是说，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来强调直接生产者在生产力中能动作用。

直接生产者在生产力中所处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和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要求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必须对它们的存在和发展给予历史的说明。

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特点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有农民、牧民、渔民、盐民、矿冶劳动者、林业劳动者，有各种手工业劳动者，还有车船等运输业劳动者及其他直接生产者。这些直接生产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有技术性和社会性的两个方面。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技术状况、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的传统，都属于技术性方面，是属于社会生产力问题的，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即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是属于社会生产关系问题的。从具体的情况说，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方面和社会性方面的特点是密切结合的，只是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才分开来说。在这里也只对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特点，作一些论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占直接生产者中的主要地位。他们的特点也比较显著。这就是：（一）直接生产者束缚于土地，（二）男耕女织，小农业跟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三）生产技术的世代传习。

直接生产者束缚于土地，这是农民跟奴隶和公社成员的重要区别。奴隶的生产劳动主要听从主人的随时支配，公社成员的生产劳动也不能固定在一块土地上。只有农民的生产劳动是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相对他说，这会使农民感到较多的生产兴趣，也使他们熟悉劳动对象，使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对自己的生活比较安心。因此，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秩序，推行以“地著为本”的政策，防止农民脱离土地，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粮源和兵源，但也因此限制了农民的眼界，使他们很难得到发展生产的条件，也不关心政局的变迁和朝代的兴替。

男耕女织，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组织形式。在这里，农业生产是主体，家庭手工业除纺织外，还有农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房屋的修缮等等。孟子有一段话，可能是反映了这种生产形式的最早记载。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99900041_0161_0孟子所描写的农家图景，反映了这种经济生活的稳定性，也反映了它的很大的局限性。它的最好的景况也不过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在社会生产力方面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封建统治利用了这种经济组织的稳定性，并以法令来巩固它。秦始皇刻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就是以法令肯定了这种男耕女织的组织形式。刻石又有这样的规定：“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②这也无非是巩固这种个体家庭生产单位的措施。后来的封建皇朝的税法多以粮和布帛兼收，即是男耕女织生产形式在国家法令上的反映，也是对男耕女织生产形式的强化。孟子所说的孝悌，是父家长制小农经济在道德思想上的反映，也是与男耕女织的生产形式密切联系的。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篇《朱陈村》，描写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农村景象：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芬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纷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PGN0161.TXT/PGN>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聚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①99900041_0162_0诗中描写了这个山村在自然经济环境中恬静、安适的情趣，也反映了它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干扰下，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生产结构，使农民可以吃饱穿暖，在盐铁之外，不必外求。但这种狭小的生产规模，在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很难扩大再生产。它在家庭内部之性别的分工，阻碍了社会的分工。它的自给自足的性质，阻碍了交换经济的开展。这是一种很稳定的生产结构，也是一种很顽固的生产结构。它在农业地区担任了生产主力军的角色，也扮演了阻碍生产发展的角色。

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民以一块固定的土地为生命线的时候，必然是世代相传的。这对于菜农、果农、药农等需要较多的技术性作业的农民应该更是这样。这种祖孙相传的生产经验，可能有相当可贵的因素，但由于习惯上的保密，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难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技术本身在遭遇战火或家庭变故的时候也可能失传。

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里，手工业劳动者的身上也打上了类似农民的这些特点的烙印。手工业者也有束缚于土地的特点，有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和生产技术世代传习的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极大数量的手工业劳动者不能依靠自己在专业技术上的收入来解决生活上的需要和各种封建负担，因而不能不兼营农业，这也就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于土地的情况。据记载，北魏京都“入工技巧十余万家，各给耕牛，给口授田”①。唐的丁匠出租调②。元代“民匠限地一顷”，并负有缴纳“丁地税粮”的义务③。明代龙江船厂有厂田，“则查审各匠丁力多寡”，“量分承佃”④。在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上，手工业劳动者与农民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农业生产在生产活动中所占地位有主次的不同，而农民的手工业生产是为满足家人在生活上的需要，手工业劳动者的手工业生产则是为了满足官府和市场的需要。由于手工业劳动者与农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土地对于他们也就有不完全相同的意义。官府分配给手工业劳动者以少量的土地，其意义不在于使他们束缚于土地而保证皇家的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② 《通典·食货志》。

③ 《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④ 李昭祥：《龙江船厂志》。

根源和兵源，而在于保证手工业劳动者作为各种手工业的特定户口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

关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世代传习，文字的记载较早。《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鲁公以六族，有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十三个族都是手工业家族，也就意味着当时手工业技术的世代传习。《周礼·考工记》记有筑氏、桃氏、凫氏等，都可理解为手工业家族。后来，《唐六典》卷三记“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元史·刑法志》记：“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明会典》卷一八九记：“凡匠役事故，揭册查户下应补亲丁，验送上工。”这都是官方以法令来保护手工业技术的世代传习。有时，为了技术的世代传习，官府还要干涉到某些手工业者家属的婚姻，使民间技术的传习成为顽固的传统。元稹《织女词》：“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①可见其一斑。一直到不久以前，各地还有所谓“祖传秘方”的存在。这种传习，主要由于手工业市场的狭小，手工业劳动者为了防止技术竞争而采取的自卫措施，手工业成品也往往因此而保证了工艺水平。但这种世代传习显然是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

以上所说农民和手工业劳动的特点，是就其在封建社会的典型状态说的。随着历史发展，这些特点会逐渐发生变化。在不同地区之间，因自然条件的不同，有的农民还兼营畜牧业，有的兼营采集和渔猎，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都需要作具体研究。牧民在直接劳动者中所占的数量，仅次于农民，而活动地区相当广大。对于牧民的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做的工作还很有限。对于其他劳动者，特别是盐业劳动者、矿冶劳动者，都应该进行研究，以丰富我们社会生产史的研究内容。

人口问题历史上直接生产者的社会性特点和技术性特点，都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影响。他们的人口现象，包括素质、数量、分布、部门构成、民族构成和阶级构成，也都可能对生产力发展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曾经有过一种流行的看法，以人口的多少衡量社会经济的盛衰，这是不能说明复杂历史现象的。历代政治家、历史家，在谈论人口问题时，也并不是这样简单地看问题的。

春秋晚期，孔子到卫国去，看见卫国的景象，感叹地说“庶矣哉！”他的学生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①这是说，人多了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条件，但还要想法让他们富起来，并不是说人多了就富了。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他看到秦国地多人少，土地荒芜而无人耕种，就招诱三晋之民入秦，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这是他把人口的多少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作法，但同时他又认为三晋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也会出现另外的一些问题。《商君书·徕民篇》，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这种看法。孟子大致是与商鞅同时的人。有一次，梁惠王问他：“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说：“不① 《元稹集》卷二三。

① 《论语·子路》。

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说：“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②孟子的意思是说想要人口多，就需施行惠民的政策。这实际上也等于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政治的好坏。政治好了，社会生产就会上了轨道，人口也会多起来。《史记·平准书》：“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汉初以来的这种繁荣，是跟当时的人口增殖互为因果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提出“国家无事”这个政治上的因素。《汉书·食货志》说：“哀平之世，百姓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这又提出来一个新问题，人口多了，富的程度并不一定相应地增加。

隋唐早期，社会经济号称富厚。但户口增殖的速度，唐代远不如隋。杜佑《通典》卷七对此有一番议论。他说：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颎覩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承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多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

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PGN0166.TXT/PGN>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贵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杜佑在这里指出，隋代户口的增加是由于高颎整理户口的成功；唐代户口数增加得缓慢是由于文人执政，不能象高颎那样做出整理户籍的成绩。实际上，杜佑是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封建国家跟地方大族争夺劳动力。一个是国家户籍跟实际的户口数，有时会相差很远。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为研究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增加了困难。究竟历代户口的数字记载有多大的真实性，还需要认真的研究。

《明史·食货志》：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寄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② 《孟子·梁惠王上》。

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这是说，观察人口多寡，不仅要看到时局的治乱，还要看到法令的张弛。法令张，游离于户籍的那四种人出现的少了，户口就多了，法令弛，那四种人就多，户口就少了。这种看法，类似于上文所引杜佑的看法，但还要更周详些。

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从上文可见一斑，我们应该作具体研究，不应下笼统结论。

还有，人口的迁徙，如晋的东渡，宋的南迁，鲜卑、辽、金、蒙古的南下，突厥、回鹘、黠戞斯的西走，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变动。清自“摊丁入亩”和“盛世人丁永不加赋”之后，人口数量大增，为前所未有。这些都是应该研究的专题。

第二节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时候一再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①99900041_0168_0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主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②99900041_0168_1</PGN0168.TXT/PGN>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①99900041_0169_0可见，马克思在许多著作里都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看待。根据我们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所阐明的如下几个论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②，从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总是不断地为效率更高的、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这个事实，反复证明了上述论断是正确的。

第二，“自然因素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③第三，科学的力量，“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或者说，“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④从马克思的这些论点中，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真正的含义。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看来，②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664 页。

③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第570 页。

④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第269、285 页。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⑤；为什么恩格斯也同马克思一样，把科学看作是“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①。

那末，究竟怎样把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真正含义呢？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这里，是否有两个界限应当划分开来。一个界限是，生产过程中有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实际上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义的。又一个界限是，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也还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论出于何种情况而产生出来的新的科学技术，在重新为生产所应用（即具有相应的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产生出来）之前，它还不是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区别这两个界限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是否已经进入生产过程。如马克思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科学“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等等，都是指的已经进入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就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而马克思说的“科学力量本身”、“科学力量的增长”等等，则是指的尚未进入生产过程或一般不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就不是现实的生产力，而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这是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两重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实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作为现实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会不断地被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所超越、所代替，而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一旦具备适当的条件也会随时转化为更先进的、效率更高的现实生产力。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可能不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但它们作为各种应用科学的基础，同样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巨大的潜在生产力或特殊的潜在生产力。总之，一切科学技术成就，都跟生产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科学和生产力的关系作了历史的概括的阐述。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为了给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早已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被生产所决定的。

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门，而作为精确的和有系统的研究则是在后古典时期才开始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阿基米得等）。在几乎还没有在人们头脑中区分开来的物理学和化学（元素论，还没有化学元素的观念）中，在植物学、动物学、人体和动物解剖学中，直到那时人们还只能够搜集事实和尽可能有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生理学只要超出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纯粹的猜测：在甚至血液循环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是如此。——在这一时期末，化学在炼金术的原</PGN0171.TXT/PGN>始形式出现了。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⑤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 页。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16 页。

奇的高速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产生了大量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进行实验的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第二，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这时候都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地理上的发见——纯粹为了营利，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①99900041_0172_0。

这时——撇开早已存在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学和化学明确地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首先依旧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直到古生物学出现——居维叶——以及此后不久细胞的发</PGN0172.TXT/PGN>现和有机化学的发展为止。因此，比较形态学和比较生理学才成为可能，而且从此以后两者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在上一世纪末地质学奠定了基础，最近则有所谓人类学（这个名称很拙劣），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①99900041_0173_0恩格斯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生产史上的科学技术及其特点在中国生产史上，科学技术是很有成就的。李约瑟博士（ JosephNeedham，1900—）曾经列举出在公元一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中国人先于西方人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大量的成就。其中有：龙骨车、石碾和水力在石碾上的应用。水排。风扇车和簸扬机。活塞风箱。平放织机和提花机。缫丝和纺丝及调丝机。独轮车、加帆手推车、磨车、拖重牲口用的两种高效马具（即胸带和套包子）。弓弩。风筝、竹蜻蜓和走马灯。深钻技术。铸铁的使用。游动常平悬吊器、弧形拱桥、铁索吊桥、河渠闸门、造船和航运方面的无数发明包括防水隔舱。高效率空气动力帆和前后索具。船尾的方向舵。火药以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技术。罗盘针先用于看风水，后来又用于航海，纸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瓷器等。②另外，中国人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国内一定地域内出现和流行，但没有广泛传播，有的还不为人所知。

丝织品、瓷器、经过加工的茶叶，是蜚声世界的中国特产。丝，英文作silk，德文作Seide，法文作Soie，意大利文作séta，饿文作шёпк，都是由丝音发展而来。茶，广州话读作tai。英文的tea，德文的Tee，法文的thé、意大利文的tè、俄文的чай，都是由tai 转化而来。阿拉伯文称茶为Cha-9，是茶音直译。丝、茶二字，可以说已成为世界性的词汇。

罗盘、火药和印刷木，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所著《新工具》第一卷第一二②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二分册，第574 页，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九节说：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古人都不知道；它们的起源虽然是在近期，但却不为人所知，默默无闻。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后来马克思也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PGN0174.TXT/PGN>的最强大的杠杆。①99900041_0175_0这三种发明和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用中国人的方法制造出来的纸张，以平整，轻便和可以大量生产、携带方便的优点，取代了西方旧有的羊皮纸等粗笨的书写用材，同样有助于西方文明的进步。

农学、医药学、天文学和数学，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学科。它们和水利工程、建筑工程的创始都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它们分别形成了有民族特色的学科体系或工艺体系。农学，于土壤气候的鉴别、籽种的培育、田间的管理及收割、储藏和加工、农害的防治，旁及蔬菜、桑麻、枣梨、果树的栽种、田间沟渠的修理、农具和农家用品的制造、编织，都有所论述。医药学，有病理学说，医疗学说，有内科、外科、骨科、眼科、喉科、妇科、儿科等分科，有药物、针灸、按摩、导引、拔火罐、割治、正骨等疗法；有饮片、膏丸、丹散酒等药物的治法。天文学，有宇宙学说、星宿方位的测定、天体运动的规律。天文学的主要工作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数学与天文学是两门关系密切的学科。天文学的发展需要数学的帮助，同时也促进数学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天文学家往往又是数学家，数学家也往往精通天文。但数学在生活或生产上的应用更为广泛。水利工程，如灌溉系统的兴修、运河的开凿、洪水的防治、黄河的治理，都有很大的成就。建筑工程，以都市规划、宫殿、庙宇、陵墓、园林、亭台楼阁、桥梁，最具特色。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高台建筑和多层建筑的形式，使建筑物中的木结构自为一个整体的设计，斗拱和挑梁的特殊构件、砖瓦形制的多样化和重视互相拉结的砌砖方法，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建筑艺术。

中国的畜牧业，是仅次于农业的重要生产。中国有辽阔的农业地区，也有广漠的畜牧业地区。在农业地区，有畜牧业生产；在畜牧业地区，也有农业生产。在生产实践上，农业和畜牧业往往是互相补充的。农业，为牧民提供粮食、饲料、茶、糖、布、棉，农业地区还为牧民提供盐、铁、药材及其必要的物品。牧业，为农业地区提供肉、奶、皮毛、骨角，供耕种、运输、军用的牲畜及一些珍贵的药材。一般农户，往往要饲养一些家禽、牲畜。《诗·王风·君子于役》所描写的：“鸡栖于■，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种农村的傍晚景象一直延续了两、三千年。古代的封君，如《诗·鄘风·定之方中》所咏的卫文公：“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这是既重视农桑，又重视牲畜的繁殖。后来顾炎武明确地提出了耕牧并重的思想。他说：“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国亦然。秦杨以田农甲一州，乌氏桥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弃颖栗而邰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国富也。”①畜牧业既在生产上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也就积累了不少有关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而出现了相牛经、相马经等专书，并在农书和医药书中也有所反映。

关于中国生产史上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丰富而繁重的课题。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已有不少成绩，但还只能说是处在起步阶段，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特点，暂时也还不能作出全面的概括。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重视实用，不重视理论的探索。在科学技术上，理论和实用，本来是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上的实用性可以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但如果能不断地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就可以使它在生产上发挥更大作用，也可以促进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例如中国医药学对很多疾病的治疗有明显的疗效，对近代西方医学所难以治疗的病症也往往有相当的疗效，但这基本上都是根据经验来治病，缺乏系统的理论。这就限制了它的提高和推广。近年，很多人承认针灸疗法的作用，但对于针灸有密切关系的穴位、经络和针灸如何能起作用，都还没有研究出来可以使人信服的理论。又如天文学，中国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为各国天文学家所重视。在观测仪器和制定历法、历书等方面，中国有不断的进步，对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天文学历史悠久，但最多不外于《尚书·尧典》所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许多人对理论的探索兴趣不大。中国古代出了许多杰出的天文学家，但从明代开始，我国的天文学发展缓慢，缺乏生气。在明中叶以后，西方天文学逐渐东来，中国天文学才逐渐有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的医药学和天文学也都有理论上的成就，但相对地说，对理论探索的重视是远远落后于对使用的重视。数学、农学以及化学、生物学、矿物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类似的情况。

第二，在生产实践上，重视精耕细作，工艺精巧、恪守成规，而科学技术上的新成就不易推广。例如植棉，到了元代，才有全国性的推广。但最晚在战国时期已有棉花从南海输入，《尚书》称之谓“织贝”①。在唐代，新疆已经以产棉著名。从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元代，植棉的推广已经历了几百年以至一千几百年之久。又如，四大发明的故乡虽在中国，但他们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之大。它们在中国并没有“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并没有“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国在手工业方面，有许多祖传工艺，在药物学上有许多祖传秘方，都得不到推广，甚至于失传。这类情况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有的是由于小生产者的历史因袭，有的是由于交通上的困难。总之，基本上是由于自然经济的限制所造成的，同时，也有一些别的社会原因。第三，官府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历代对天象的观测、历法的制定，主要是由官府来组织，个人是很难办到的。在医药学方面，历代官修本草书，一直是药物学方面的重要文献。后来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这一部杰出的著作，也不能不取材于官书。元代《农桑辑要》、清代的《授时通考》、《数理精蕴》，在农学和数学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其它，如历史上的各种重大工程，都是劳动人民所创① 见《亭林文集》卷六《田功论》。

① 《尚书·禹贡》。

造，他们也在劳动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些工程总还是由官府组织的。军器制造一向由官府垄断，在军用工艺中，往往可以出现先进的技术。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成就，还有待于研究。诸如此类的事例，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官府利用政治上的权力，垄断盐铁等重要生产部门，滥用科学技术力量，以满足其封建统治上的需要和奢侈的贪欲，从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它们控制优秀技术人材，限制其自由，妨碍他们对技术的传播。另外它们还利用历书和颁布历书的形式散布宗教迷信，神化皇权等，所有这些都阻碍以至破坏科学技术的发展。

近代以来，上述各种特征有所改变，但它们的影响还不是能够很快消除的。

第四章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第一节　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生产过程中，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①。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任何历史时期，人们在生产中都形成一种跟当时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它不仅是其它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也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实现生产的过程，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生产资料是人们从事生产所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生产者只有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在历史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并不是可以任意的结合，这一方面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同时要借助于一定的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就是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①。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形式不同，更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的不同，因为生产者如何与生产资料相给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个人、阶级、集团或社会在占有生产资料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从表面上看，是人对物或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通过物或自然的关系所表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不仅决定着劳动者如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也决定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种关系。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是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马克思曾经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②。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各方面关系的决定因素。它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决定着交换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在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因而，每一种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性质，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曾有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62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四卷，第44 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在中国悠久的原始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了的。在有了甲骨文字的时候，中国历史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土地等级私有制始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商周时期，生产中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全国土地名义上是属于王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是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一种等级所有制，“王畿”是国王直接所有的土地，诸侯、卿大夫也各有领地，他们对于这些土地都是世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支配。《礼记·礼运篇》中说：“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左传·昭公七年》中有：“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这些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上也发生了变比，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制的土地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三种所有制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①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也论述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②列宁也曾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③。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等级所有制。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后，就是以等级所有制的形式出现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等级所有制本身也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在本卷第一章第三节中已有所论述。在这里，还可以对封建等级所有制作两点说明。第一，土地所有制的每一个等级，既表示了一定的土地所有权，也表示了一定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和政治权力在这里是分不开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④的原因。把土地所有权看作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第二，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上，公与私的概念都不很严格，有的同志把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最高权力说是“国有”，另外一些同志又把“国有”跟“公有”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所谓“国有”不是别的，只是皇权所有，仍旧是私有。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缓慢的发展。但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影响依然存在，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还能看到它的烙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六卷，第93 页注①。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五卷，第891 页。

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类历史上已相继出现过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使这一种社会形态与其它社会形态相区别。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些生产关系虽然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各自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决定社会的性质。其中只有在社会里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决定着社会的性质、社会面貌和发展方向。其它那些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虽然对于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对于社会性质，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不起决定作用的。如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体小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差不多在所有社会都存在，可是它从来也没有形成为独立的经济形态，而仅仅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形态的补充。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大都保留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补充形式。在封建社会后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奴隶制关系的残余和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存在于封建社会，但都不能改变封建社会的面貌和性质。

商周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者。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生命安全的保障，无偿地为奴隶主劳动。在这时期，还有从原始社会遗存下来的氏族部落，分散在各地，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生活。在有些氏族部落中，存在着农村公社的形式，土地归公社成员所共有，进行定期的轮耕。氏族部落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周武王伐殷，诸侯来会者八百，这其中可能就有大量的氏族首领。但氏族部落的生产关系不能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前进方向，也就不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存在着多种生产关系，而封建的生产关系始终占有支配地位。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最为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开始得最早，发展得最为充分。由于历史传习力量的顽固性，氏族的血缘关系一直有长期深刻的影响。秦汉以来的封建关系都不免带有氏族制的烙印。地主阶级中的世家地主、门阀地主、豪族地主和农民群众的聚族而居，实际上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结合体，是这种深刻影响的历史见证。但氏族制的历史影响只能增加封建生产关系的复杂性而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关系。秦汉时期，有大量奴婢存在。《汉书·贡禹传》说：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PGN0185.TXT/PGN>《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县官冬畜奴婢，坐禀衣食，私作产，为奸利，力作不尽，县官失实。百姓或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邀游也。

这里所说的奴婢，数量虽然很大，但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靠别人来养活，是不足用以于说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秦汉时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手工业中是存在的，但也只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补充形式。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历史的步伐总不能跟汉族地区完全一致。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也不一致，甚至在一个民族内部也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大致上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氏族制、奴隶制和各种形式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上无论如何不同，但都向一个共同的历史方向前进。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杂居地区逐渐进入封建化过程。在宋元时期，广大的边区，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明清时期，各民族地区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民族地方都封建化了，一直到解放前夕，有些民族地区还存在着氏族制、奴隶制的残余。

雇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长久。根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就已有了雇佣关系的存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云：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PGN0186.TXT/PGN>这说的就是当时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佣工，并给一些物质上的报酬。看来这种佣工有人身自由，不是被强制劳动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首倡者陈涉就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佣工，他还有一些作为佣工的伙伴。汉代著名的人物，加班超、王充、兒宽、第五伦、匡衡、桓荣、侯瑾、卫飒等人，都曾受过雇佣。他们不一定参加生产性的劳动，也看不出人身自由受到什么限制。我们设想，这种佣工制度可能是由农村公社成员间的互助活动发展而来，但还难以确定。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制度深化了，雇佣关系成为封建生产关系的补充，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的烙印，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劳动。例如，在官手工业中的“和雇”，唐代就有了，历宋到明，和雇的情形渐多，这时被称为“召募”。他们虽按工计酬，但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售，而是在封建隶属关系下强迫充当的差役。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工役制。明中叶以后，江南一带的纺织业中的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从事商品生产，这就开始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从而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必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关系的并存，也必然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新的生产关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在文献上往往难以考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认为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但封建制究竟在什么时候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还很难说清楚。如果要说封建社会始于何年，总不免于牵强。本书只说春秋战国时期是过渡时期，可能是更为合适的提法。一八四零年至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社会变动比较激烈比较复杂的时代，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其中有买办资产阶级支配下的生产关系，有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关系，也有旧的生产关系，主要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错综复杂状况，还有待于我们作深入的分析研究。

过去我们研究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只重视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的生产关系，对于同时并存的生产关系，对于基本的生产关系跟其它生产关系的关系都注意得不够。我们希望能不断改变这种状况，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会有重大意义的。

生产关系跟主产力的适应和矛盾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它的发展是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始终起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由这两者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就是生产方式。在这个统一体中，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体现一种生产方式，因之，每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是生产方式变化和发展的结果，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的。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历史上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任意选择生产关系。产生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不是由人们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说：“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①。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在生产方式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最革命的因素，它处在万古长新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在发展着。但是，任何生产力都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因此，它的发展是受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的。当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形成，它和发展着的生产力相适应，这种生产关系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便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形式，历史便得到发展，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过程。在历史发展中，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而在发展中生产关系通常是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支配下，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不断的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每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这种发展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便激化，只有调整与改革旧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才会得到发展。

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存在的历史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构成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在一定生产力的水平上产生的，因而每一种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都有一定限度。在一种生产方式内，当生产力的发展受着生产关系的束缚时，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活动就成为必要的了。但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关系通常是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产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在这个规律支配下，在历史的发展中，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要求生产关系不断的更新。否则，社会生产力便得不到发展，人类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体现一种生产方式，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但是，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后一定时期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基本上是适合的，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生产关系便处于相对稳定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5 页。

的过程，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也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居于次要地位，不需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历史根据。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产生的，因而每一种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生产力不断发展达到新的水平时，原来的生产关系便变成了不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旧关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激化成为主要矛盾，不改变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发展，这便是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生产方式的发展，有量变和质变的不同。在一种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基本上是适合的，虽然也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调整生产关系解决，而不需要生产方式的改变，这是生产方式的量变。在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的过程。当生产力的发展超过生产关系所容纳的限度，不破坏旧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生产方式就发生质变，新的生产方式便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历史上出现的革命的社会变革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关系跟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之历史性的大起大落，曾经出现过多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铁的冶炼和铁工具的使用得到不断推广。当时的铁制农具有犁、、锄、铲、镰，铁制手工业工具有斧、削、锯、锥、凿、锤、针、刀。在今山东省临淄县的战国时代冶铁遗址，广达十数万平方米。在今湖北省大冶铜县绿山的春秋战国采矿遗址，有井巷支架，相当完整，还有运输、通风、排水等设施。此外，牛耕的推广，水利的兴修，土壤的识别和改造，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直接生产者对劳动的态度。《吕氏春秋·审分》：“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这是从对劳动的态度上指明劳动力性质的变化。他们不愿意从事于“众地”的劳动，而要有自己的土地，这就反映了个体农民的特点，既不同于集体耕作的奴隶，也不同于轮耕的公社成员。所有这些生产力上的特点都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由于新的生产力不断取得的优势，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社会生产逐渐由对抗性的矛盾转入生产力、生产关系间的基本上的适应。

第二种形式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断有矛盾，也不断相适应，尽管经历了很久的年代，矛盾在不断地增长，生产关系在不断地受到冲击，但新的生产力始终不能取得优势，不能以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就是这种状况。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之盛，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比较显著的时期。其次，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清代的康熙、乾隆年间，虽在封建社会衰老时期，但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还是相适应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唐末农民大起义、元末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都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反映了生产关系跟生产力之间矛盾的激化，但都不能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明代，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代表了新的生产力，但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性，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足够力量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枷锁。

第三种形式是，少数民族进入汉族地区，带来了落后的生产关系，跟原有的生产力发生尖锐的矛盾。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调整过程，终于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化。中国历史上的北魏、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有这样的历史经历。

鸦片战争以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跟中国封建势力结为同盟，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虽然带来了近代工业的生产技术，但主要的是用于加强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有一些开展，但力量是相当微弱的。

在中国历史上，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往往不能突出时代变革的标志，因而总是不能明确地划分历史阶段的年代。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是这样，从封建制过渡到近代社会也是这样。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往往与战争联系起来。社会矛盾激化了，发生了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发生后，往往出现了一段社会安定的时刻。这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特点。但战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解决要看生产关系是否已有了改变，是否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学者们所关心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问题，还有其它的历史问题，都是限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联系的。

第二节　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

阶级和等级阶级关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生产关系在社会结构上的反映。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①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②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和划分阶级的标志。一切阶级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人们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社会便分出不同的集团，而形成为阶级。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可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就是利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被剥削阶级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统治。也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决定着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在分配上取得财富的方式和多少的差异。一般说来剥削阶级在生产中是不劳动而处于指挥地位，只有被剥削阶级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而在分配上，剥削阶级却是社会上绝大部分财富的占有者，劳动人民只能取得自己创造的财富的很少一部分。

阶级的出现和发展约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以前，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不可能产生剥削，因而也不能产生阶级。只有到了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又发展的不足，社会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时候，阶级便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曾存在三种阶级社会，即奴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0 页。

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是很明显的，前两种社会的阶级是以等级形式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①列宁也说过：“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②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各有自己的阶级结构，但也都被等级形式所掩盖。中国的奴隶社会的阶级状况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大致说来，在殷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是两个主要的对抗阶级。另外，还有国人，是城市内的自由民。有野人，是农村公社中的成员。公社作为集体要对当地的贵族承担义务。公社成员也可能是自由民的性质。这时已经有了手工业和商业，但似还没有独立身份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

阶级是按经济地位划分的，等级既是按经济地位，又是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的。殷周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关于等级的名称；现在也很难弄得清楚。《左传》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王、公、大夫、士四个等级可以说都属于奴隶主阶级，其他六个阶级属于奴隶阶级。这虽没有把当时的所有等级都完全说出来，但至少反映了当时等级的大致情况。

一种等级代表一种身份。中国上古的礼，就是等级制度及其有关行为的规定。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孔子把礼看作政治上的头等大事。从本质上看，他所重视的就是这种等级制度。春秋末年，周礼衰微，孔子感慨天下无道，实际上他所感叹的也就是等级制度。法家变法，要以新法取代旧礼，实际上，这种新法也不过是新的等级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作为主要的阶级，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也都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所有这些阶级都有不同的等级。另外，还有跨阶级的等级。

以秦汉时期为例。这个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相应的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已基本上树立起来。在地主阶级中，最高最大的地主就是皇帝，他不仅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对他来说是统一的。在皇帝以下，地主阶级中较高的等级是世家地主。这个等级都是封建贵族。其中有宗室贵族、功勋贵族、外戚和儒宗。秦代没有封国，但是皇家子弟得“衣食租税”，功臣得封侯，请求土地。西汉时，宗室子弟，有的封王封侯，有的成为封君。有功的勋贵，也有封侯赐地的。外戚中的显赫家族，也可封侯食邑。孔子的部分后裔和一些传授儒家经典著名而成为贵族的儒宗，都是地主阶级中较高的等级。这些封建贵族，有高级封爵，由于封赐分享土地所有权，有受封的土地和民户，有世袭的法定特权，它在地主阶级中占有支配的地位。次于世家地主的等级，就是豪族地主。其中主要的是六国贵族的后裔和地方上的大姓。这些人有的原来是贵族，秦灭六国以后，失去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 页。

① 《论语·为政》。

贵族的身分而成为豪族。他们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因而具备相当大的社会力量，秦代和汉初对他们采取迁徙和控制的政策。《汉书·娄敬传》中说，刘邦在汉初曾把“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十余万口徙于关中，就是这种地主。在豪族地主中，也有的是地方大姓。这些人在地方上，占据大量土地，以宗族的血缘关系形成“乡曲”、“闾里”中的强大势力，占有依附性的宾客、部曲、徒附等大量依附人口。他们虽然没有世族地主那样的政治地位，但他们可以“武断于乡曲”，横行一方。《汉书》中说的“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就是指这些人说的。西汉后期阴识有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东汉时公孙述有宗族万人，都是地方大姓，其中有的由于各种关系成为贵族。在地主阶级中，另一个等级是高资地主。这一等级，一般是经营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贷起家的。司马迁说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就是指这种地主而言的。在西汉有资三百万算是高资，但也有积资到五千万以至万万的。其中有的人既是豪强地主，又是富商大贾，如六国后裔田氏就是如此。高资地主多是凭借财力取得土地。秦汉对法律规定商人不得名田宅，因此他们都是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取得了对土地的权力。高资地主可以说是跨越地主阶级和商人之间的等级。除了上述三个等级外，还有不少中小地主，构成地主阶级中不同的等级。

秦汉时期的被剥削阶级也是有等级的。其中有“编户齐民”的农民，他们耕种国有的土地，把粮食作为田租交给国家，同时还要服力役和兵役。另一种农民，就是给豪族地主种地的农民，他们给豪族地主交纳地租，即所谓“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还要服一些劳役，但他们却不象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去服兵役和力役。这个等级对地主有很大的依附性。除了这些等级以外，秦汉时期，还有出卖劳动力的“佣耕”者、贫民、各种名称的奴隶，如奴婢、苍头、奴客等。

秦汉时期有二十等爵，受爵者因爵位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等级的权力、承担不同等级的义务。《九章算术·衰分》中有两例是很好的说明。一例是：今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猎得五鹿，</PGN0197.TXT/PGN>欲以爵次分之。问：各得几何？

答曰：大夫得一鹿三分鹿之二。不更得一鹿三分鹿之一。簪褭得一鹿。上造得三分鹿之二。公士得三分鹿之一。

又一例说：今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凡五人，共出百钱。欲令高爵出少，以次渐多，问：各几何？

答曰：大夫出八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一百四。不更出一十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一百三十。簪褭出一十四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八十二。上造出二十一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一百二十三。公士出四十三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一百九。

从第一例看，爵位越高享受权益越多。从第二例看，爵位越低，承担的义务越大。这种制度突出了等级间的差别，同时也就掩盖了阶级间的差别。汉代朝廷又经常采取“赐民爵”的办法，就更起到了掩盖阶级差别的作用。

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与土地所有者在土地所有权的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法权形态、地主的政治地位和身分特征密切相关的。这些方面，秦汉以后发生了新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的封建经济、阶级结构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无论是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内部结构较前更为复杂，但等级关系仍明显地存在。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富商大贾凭借他们的财富可能取得某种权力，但这只属于具体的个人活动。做为一个等级，富商大贾的社会地位总是在封建贵族之下的。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都有了新的变化，等级结构受到了削弱，经济的独立作用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等级结构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社会经济开始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总的趋势是：一方面封建地主经济依然保持下来，地主阶级仍然占有农村土地的大部分，仍然以种种特权和超经济强制来攫取农民收入的大部分，并且同高利贷、商人、买办、封建官僚结合在一起，对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霸占中国领土，勒索赔款，驻扎军队，开设银行、商行，控制海关和通商口岸，掠夺中国资源，并向中国倾销大量过剩的商品，使中国经济日益走向殖民地化。跟这种经济变化相适应，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既保存着原来的一些基本阶级，如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一定的阶级内仍保留着封建的等级制，也有新的阶层出现。

这时期，地主阶级中出现了几个这样的阶层。（一）官僚地主。这一阶层主要是在朝廷和各级政府中担任官职的官员和卸任的官员等。他们凭借手中权势，广占土地，役使良民。如总督大学士琦善占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亩，曾国荃有田六千亩，曾纪泽也广置田产，他们都是著名的官僚地主。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六人，在合肥占有大量土地，每人达十万亩以上。此外，他们在霍山、六安、舒城等县还有大量土地和典铺、钱庄。官僚地主不仅占有土地最多，而且人数也不少。（二）军阀地主。这是从官僚地主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窃据政府要职，又掌握着军事力量，有的跟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称霸一方，广占土地、鱼肉地方，成为地主阶级中又一特殊势力。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有地四百顷，徐世昌在辉县有田产五十多顷，安徽霍丘张敬尧、阜阳倪嗣冲有地七、八万亩以上。曹琨兄弟是天津静海的最大地主，吴俊升在黑龙江“攫取土地几遍全省”。（三）商人地主。这是鸦片战争后，在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中依靠经商或放高利贷起家的。他们把经商和放高利贷所获资金一部分投入土地中去，成为商人地主。如高邮大盐商有“票盐数十号”，有良田数十顷，还开有钱铺。天津盐商张某，乘河北文安水灾之机，兼并“大洼水地二百余顷”。直隶滦县商人占有土地一千七百多亩。这种商人地主，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地主阶级中的这些阶层，有因袭传统的一个方面，也有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特点的一个方面。从这些阶层的整体来看，它们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新的社会阶层。此外，还有以高利贷起家的地主，有掌握少量土地的一般地主，这些一般地主的数量是很大的。资产阶级是近代新出现的阶级，大部分资本家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微弱，资产阶级经常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扼制，一部分地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向资产阶级转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成分比较复杂，从其资本性质和政治倾向看，大致可分为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三个阶层。

官僚资产阶级，最初是在清朝官僚军阀中形成的。他们大部分都兼有官僚地主的身份。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大致是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左右。当时清廷一部分封建官僚，打着“自强”、“富国”的招牌兴办“洋务事业”，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形式下，吸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员、商人的资金，创办大量企业。李鸿章是早期最大的官僚资本家。他历任两江、湖广、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控制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许多企业，有数百万资产。盛宣怀，是仅次于李鸿章的大官僚资本家，曾任招商局会办、邮传部大臣，控制汉冶萍厂矿公司等企业，拥有大量资产。

早期民族资本家中，有些人是买办出身的。如马建忠，郑观应，都参加过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马建忠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郑观应也曾在上海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企业中任过要职。但由于他们与洋务派立场有分歧，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被洋务派排挤，从事民族工业。民族资本家祝大椿，也是买办出身，以后独资经营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缫丝厂、振兴电灯厂、华兴面粉厂、公益纱厂等民族企业，而成为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中也有士绅出身的，如张謇，曾中过状元。他开创大生纱厂，创办和投资二十七个企业，资本九百多万元。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严信厚在宁波设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华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开办火柴厂等。都是民族工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数量少，力量弱，而且是从其它阶级转化来的，跟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妥协性，对于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各种势力，缺乏斗争性。

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他们大都是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所谓买办，原来是在外国商业洋行中管理事务或者为进出口贸易充当掮客的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商品进出口规模的扩大，买办在为外商服务中积累了巨额资金，自设铺面字号，经营商业，逐渐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据记载，在福州南台经营茶业的商人，“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光咸丰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巨万”。上海、汉口、天津、浙江、江苏等地充当买办发展起来的人最多，尤其是宁波，出现许多买办资本家，如上海怡和洋行买办杨坊，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都是买办大商人。由于买办自觉或不自觉的站在民族利益的对立面，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无论财富如何增长，在社会上有相应的地位，但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鄙视。买办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具有很大不稳定性。有的世代充当买办，依靠外商势力。但也有的在民族利益感召下向其它阶层转化，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就是从买办资产阶级转向民族资产阶级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被剥削阶级也有了新的变化，其中主要的是，一、农民阶级的变化。二、工人阶级的产生。

在农民阶级中，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有一定数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有所增减。在农民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佃农。由于旗地的私有和转卖，农奴逐渐减少和消失，各种租佃关系的佃农日渐增加。一般来说，租佃关系是南方地主普通采取的经营方式，所以佃农在南方各地普遍存在。在北方，由于经营地主的增多，在佃农以外，大量的是雇农。江苏武进大凡地主的田产，完全由佃农耕种，但是在察哈尔的集宁，占有数十顷至数百顷土地的地主，都是雇佣山西、河北的雇农耕种。甘肃、直隶等地，地主也多采取雇工经营方式。近代佃农与以前佃农相比，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在租佃关系下，佃农与雇农有些相似，但实质并不相同。佃农对地主的依附性较强，而雇农很差，尤其是短工，为地主做工，是以工资形式分取一部分收获物。雇农来去自由，既不受土地束缚，也不受地主束缚，而受地主剥削，仅限雇农本人。佃农则不然，他被束缚在土地上，受地主控制，其家人也要受地主奴役。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更老些。“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①。早在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以前，外国资本在华企业和清政府的官办企业中，就已产生了中国的工人阶级。鸦片战争以后，外资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开办了大量的近代企业，这样就造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随着中国官办企业和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中国的工人阶级，大部分是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

在上述的阶级外，近代中国社会仍有相当数量的小手工业主，手工业小生产者、手工工人以及小商贩等。这是封建小生产的生产关系的延续。此外，在城市里有大量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城市贫民。在少数民族地区，加西藏、四川、云南、贵州、青海等地方，还保持着奴隶制，在另外一些地方还有原始社会的残余。中国民族的阶级结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一九一九年，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近代史由前期转入后期。无论前期或后期，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后期的阶级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几千年来传统的阶级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由于生产活动必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进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制约，所以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便成为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阶级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因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重要社会现象，是历史的主要内容。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生产中的地位和获得财富的方式的不同，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每一阶级又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有着不同的政治要求和不同的思想观点，因而各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矛盾和利害冲突。阶级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便形成为阶级斗争。每一种阶级斗争，都是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的斗争行为，但是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不同，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和不同的斗争内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0 页。人民出版社1968 年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 页。

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经济矛盾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反映。在历史上每一阶级社会都存在一种阶级对抗的生产关系，因而每一种社会都有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奴隶社会中有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中有地主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资本家和工人。这种对抗的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形成每一种社会中基本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每一特定社会的基本矛盾。除此之外，在各种阶级社会里，基本阶级之外也存在着非基本阶级和阶层，他们之间和他们与基本阶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形成社会的次要矛盾，因而造成每一种社会阶级矛盾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在一个社会里，各种阶级矛盾都是互相影响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里，体现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基本形式有三种，即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初级形式，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思想斗争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反映，但反过来又给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影响。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基础，但社会矛盾只有经过政治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这三种斗争中，政治斗争是最主要的，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服从于政治斗争。

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矛盾和斗争，有的是阶级之间，有的是在一个阶级内部不同等级或阶层之间的斗争。社会各个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中，往往形成代表本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政治集团、各种组织以至于政党。在阶级社会里，各种组织、政治集团和政党，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农民军政权，以宗教形式组织群众，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政治集团，是一个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工具。汉唐的党锢之争，牛李党争等，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

在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主要的就是每一个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始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可以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每一个统治阶级，在维护和加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统治秩序采取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各种统治办法，来实现他们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他们在共同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方面是他们实行阶级统治的基础。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而是存在着不同等级和阶层，各等级和阶层之间，各有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因而在政治主张和统治方法上，尤其是在各集团的利益方面，必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无论是采取政治斗争或经济斗争任何形式，都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各方面造成影响。统治阶级间的斗争是极为复杂的，也往往影响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各个阶级社会里，这种斗争都是经常发生的。

殷周时期，奴隶对奴隶主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怠工、逃亡和暴动。文献所记“丧其童仆”、“臣妾多逃”以及“民溃”等，就说的是这一类事情。在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曾不断发生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汤伐桀，武王伐纣，管、蔡与武庚叛乱，周幽王的被杀，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春秋以后，无论是周王与诸侯之间，还是各诸侯之间，以及诸侯与卿大夫间，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上的较量，有的是在经济上相互争夺，比较激烈的就是诉诸战争。春秋战国时代大国兼并与争霸的战争，就是这种统治阶级间矛盾的剧烈发展，斗争的最高形式。

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关系仍然是一种对抗关系，所以地主与农民两个对立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里，农民没有或很少有土地，他们只有耕种封建国家或者地主的土地，把自己劳动生产的粮食，作为地租或赋税交给国家或者地主，同时还要负担着繁重的力役和兵役，过着极为贫苦的生活，遇着天灾和凶年，就要到处流亡或濒于死亡。因此，封建的农民（包括国家佃农、依附农民、佃农）和地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在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激化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它是封建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形式。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激化的，因此体现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有着各种形式。一般的说，有怠工、逃亡、抗租、抗税、民变和暴动等。农民反对地主的日常斗争，为更大规模的反抗准备条件，当阶级矛盾激烈发展，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条件成熟，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对抗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罕见的。从秦末农民战争起，有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宋代的宋江、方腊起义，元末朱元璋起义，直至明朝李自成的起义和清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总计大小有数百次之多，其中一些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仅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而且也反映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是封建社会和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

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外，还有地主和自耕农、奴隶以及其它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虽然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受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也和佃农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下，同样处于“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境地，他们和地主及其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他们也往往卷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洪流中去。秦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都有大量自耕农、奴隶及各种被压迫人民参加，这种矛盾和斗争同样具有反封建的斗争性质与特点。这种地主和自耕农、奴隶及其它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往往与地主和佃农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因而使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也是很复杂的。在地主阶级内部，有不同集团和不同势力的斗争，它们各代表一定集团的利益。有的是属于一个阶级内部不同等级间的斗争，如门阀地主与其他地主等级间的斗争。还有的是属于政治派别间的矛盾与斗争，他们政治主张不同，施政方针各异，但归根结底，都是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争夺权势和地位。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不仅形式不同，斗争的方式和手段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政治斗争是比较普遍的，如利用不同政见，互相攻击；通过手中权势，排斥打击政敌；扩充培植本派势力、明争暗斗等。但也有通过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来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的。如西汉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也反映出不同政治派别的矛盾。隋唐时期儒释道之争，也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间的矛盾的反映。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更为激烈的是以武装斗争来进行的。如西汉时异姓王和同姓王反对皇朝政权的斗争，就是激烈的武装战争。东汉末年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西晋时的八王之乱、唐五代时期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战争，明代的藩王之乱，清代的三藩之乱等等、都是各集团在利害冲突下争权夺利的斗争。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发展为武装战争，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它对封建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除了上述的形式外，还有其它形式，如政变、篡位夺权等，是在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发生的突变行动。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宋代的陈桥兵变，既是政治斗争，又是武装斗争。王莽代汉，曹丕夺取东汉政权，司马氏代魏等等，这种性质的政治斗争，在封建社会里是屡见的。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是一个阶级内部矛盾，但也有是非和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的问题。

剥削阶级内部还有另外两种矛盾和斗争的形式。一种是代表新的势力与代表旧势力，代表新生产关系与代表旧生产关系两种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发生在一种社会的衰落时期，或者在一种新制度产生的初期。这种斗争也都是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不同和冲突而发生的。在战国时期，吴起和商鞅的变法，就是新旧贵族，代表新旧两种不同制度的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互相较量，而且也互相仇杀，发展到流血斗争的尖锐程度。另一种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跟商人之间的矛盾，二者虽然都是剥削阶级，但在具体利益上，也有冲突的一面。历代封建统治者采取抑商重农的政策，限制商人对地主阶级利益的损害。但在剥削人民方面，二者又有共同利益，所以有的统治者也往往利用商人，赐与官爵，使他们为其服务。

在封建社会末期，也有代表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力量非常软弱，还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阶级，因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到了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逐渐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形成，但在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发展后，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因此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十分明显。至于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则形成一种既有矛盾又相结合的关系。

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它所以能推动历史发展，就在于它不断地促进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但并不是说无论什么样的阶级斗争都对历史起推动作用。只有那种能促进社会基本矛盾得到解决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是反动阶级对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或者不利于历史发展的阶级斗争，不仅不能起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反而会阻碍历史的发展。

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主要在于它解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解放生产力。一般来说，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一种社会形态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不断的发展，而生产关系往往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两个对抗阶级的斗争，也就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就起着打击统治阶级，迫使他们进行改革，使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因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或农民和其它劳动者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历史发展的。这种阶级斗争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它只能在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内起到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促进一种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而不能促使生产方式的质变。一种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是有限度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突破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时，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反对地主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能完成这种历史任务，因为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改变旧制度，也不能建立新制度，他们只能在代表新生产关系的阶级领导下，争取自身的解放，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另一作用，就是推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形态更替的质的飞跃，推动历史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在阶级社会中，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级，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但是代表旧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其统治，维护其阶级利益，不会放弃其统治地位；自动地改变旧生产关系，这样就必然引起尖锐的阶级斗争。结果，在先进阶级的斗争中，使旧的生产关系遭到破坏，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新的制度，实现社会的变革。这种历史发展中质的飞跃，并不是任何一种阶级斗争都会起这种作用，而是只有在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才会完成这种变革。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是由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进行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完成的，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也只有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的革命才会实现。奴隶社会的奴隶起义，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是对抗阶级间的斗争，但它并不能起到促进社会发生质变的作用，原因是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这种阶级斗争，不会超出阶级局限发挥作用。在其特定的生产方式下，这种斗争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但仅限于在一定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范围以内。他们可以打击统治阶级，改朝换代，但不能最终推翻这种制度。列宁曾说：“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内战，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①单纯的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都不能起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作用。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是在阶级斗争推动下发展的。自从传说中的夏朝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经过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由盛而衰，这一发展过程，也是阶级斗争推动的结果。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复杂阶级斗争中，奴隶和农民并没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独立地展开对奴隶主的斗争，但奴隶和农民反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对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不起作用。奴隶和农民在反对奴隶主的斗争中，也曾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由于阶级局限，这种斗争不可能成为变革奴隶制的决定力量。

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特别长，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十分激烈，这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主流。除了怠工，抗租、抗税、逃亡等这些日常斗争外，武装反抗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是农民经常采用的斗争形式。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每当一个皇朝政治腐败，经济发生危机，社① 《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442 页。

会矛盾尖锐的时候，便激发起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当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推翻一个皇朝或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之后，社会便出现政治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矛盾重新激化时，同样又爆发新的农民战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发生，使封建统治不断遭到打击，社会生产力缓慢地发展着。这一张一弛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主要形式的农民战争，其力量与作用有多大，不能不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所制约。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皇朝集权专制主义的国家机构，使农民在发展生产上处于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贯串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土地兼并现象，迫使农民依附于地主土地上接受地租榨取和国家赋税、力役的压迫，只能维持生存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如遇水旱等灾害和战争祸患，就陷于颠沛流离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农民战争，实质上是争取生存，争取土地和生产条件与保护生产的斗争。因此，在每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以后，冲击了封建土地制度，削弱了土地集中程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租税、徭役有所减轻，改善了生产条件，总的说来，起到了调整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但也并不是所有农民战争都是这样。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不能不受特定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的小农业生产，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很有限的。即使在农民战争后社会经济发展时期，也只是维持小农经济结构下的简单再生产，丝毫不影响封建制度这个躯体的延续。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战争，一个一个皇朝相继地覆灭，但社会制度并没得到根本的改造，这就是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这种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虽然都是由于不同势力、不同阶层和不同集团的利害冲突发生的，无论是政治斗争或武装斗争，大都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但也不能对其中顺应历史发展的一些斗争一概否定，抹杀其在历史发展上一定的积极作用。一般说，腐朽的阶级力量和反动政治集团，往往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有时候他们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人民的利益，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使社会出现了统一，这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的，因此对他进行的统一斗争，应该予以肯定，不应由于他进行的是地主阶级间的斗争就否定了这种作用。阶级斗争是否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主要是以它能否解放生产力来判断，而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发展了将推动社会进步，由此就不应对统治阶级进行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阶级斗争一概否定。唐代中期实行的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对于减轻人民负担，削弱封建依附关系，解放生产力方面都有积极意义。这种改革是经过了两派政治势力尖锐斗争的，因而不能因为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而否定了它的一定历史作用。其它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改革，都曾经发生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也不应由于它的阶级性而否定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在阶级社会里，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间的矛盾，通常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集中反映。但不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有时候，这种主要矛盾往往退于次要地位，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就具有一定意义。如南宋时期，由于女真族的南下，中国南方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就退居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就具有对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东汉末年，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统一战争，就起了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迟滞性，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发展缓慢，而且十分微弱，所以没有形成新的阶级力量。明清之际，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虽然在地主阶级中分化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革新派，但他们力量很弱，还没有形成一种阶级力量，更不可能产生有明确斗争目标的政党。这种势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封建腐朽势力进行过斗争，要求社会改革，具有进步倾向，还不能成为代表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自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鸦片战争以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下，封建的剥削关系没有更大变化，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的矛盾仍是社会十分尖锐的基本矛盾，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虽然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内外阶级敌人势力的强大，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不可能超越前一时代。

第五章　国家和法

第一节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的产物，从国家产生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国家的性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而列宁的《论国家》说得更为简明。列宁说：“谈到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有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分成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家长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部落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碰到比较确定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做国家。

“在原始社会里，在人们还生活在不大的氏族中、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野蛮状态的时候，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见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那时妇女还不象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看不到什么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的特殊等级的人，大家知道，现在，这种暴力机构就是武装部队、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制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①列宁是从历史上说明国家的产生和国家的本质的。社会生产发展到有一定剩余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这是国家产生的原因。拥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压迫其他阶级，这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的本质。列宁根据这些历史事实，驳斥了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45 页。

那些把国家和神学混为一谈的荒谬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国家的神秘论点如“皇权神授”，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的思想家也曾以社会矛盾解释国家的产生，但有的人强调了国家调和矛盾的作用，有的人认为圣人创立国家，这都是很荒谬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阶级结构，不同性质的国家，不同形式的政权组织。列宁说：“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占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共和制是一切政权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政权，民主制是人民的政权（民主一词按希腊文直译，意思是人民的政权）。这些区别都是在奴隶制时代产生的。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共和制。管理形式确实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内的情形也是如此。

“..地主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构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权。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①列宁这些话，从阶级结构上分析了奴隶制国家的性质和农奴制国家的性质，又分析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各有不同的政权形式，并指出政权组织形式虽不同，但都为同样性质的国家服务。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时代，有封建制时代，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时代，而在历史发展顺序上，相应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形式有贵族制、君主制、军事独裁制等的不同。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和诸侯的关系，是所谓兄弟、叔侄、甥舅之国。名义上，周王的政治地位很高，但实际上并没有管辖诸侯的权力。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共和制。在有些诸侯国内部，齐有国、高，鲁有三桓，晋有六卿，也都是贵族当权。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9 页、51 页。

五世希不失矣”①。孔子所说的是他对历史的看法，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孔子亲眼看到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则是贵族当政的一种表现。后来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②。所谓“世臣”，也是指贵族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是主要的政权形式，我们可称之为封建专制政体。

封建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是由贵族制的政权性质转化而来，也是在跟贵族、贵族制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在不断强化朝廷的过程中逐渐巩固发展起来的。

战国年间，吴起、商鞅在楚秦先后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按一定的政治条件重新划分贵族的等级。变法的实质是君权对贵族势力的斗争。《史记·吴起列传》记吴起在楚变法情形：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又，《商君列传》记商鞅在秦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车裂灭族的报复。吴起商鞅因变法而惨遭杀害的事例可以看出当时斗争的尖锐。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是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皇朝。他宣布了天下的统一，定尊号为皇帝，并自称为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创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万世一系的世袭制度，对于后来的封建政体，有很深刻的影响。分封制和郡县制曾经是朝议中辩论的重点，也是关系到君主专制的重大问题。不少朝臣主张继续实行分封制。最后，秦始皇还是决定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强化君主专政的重大决策，也是有利于统一的重要措施。但这一重大改革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完全实施的，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楚汉之际，反秦将领以功封侯王者相当多。汉高祖在位时，基本上解决了异姓王的问题，留下九个同姓王，他以为天下一家，可以平安无事了。但他死后，同姓王不断叛乱。贾谊曾评论当时汉朝封国强大下的形势，说好比是害了臃肿病的病人，小腿肿得差不多象腰一样粗，指头肿得差不多象胳膊一样大，身体转动一下都很困难。叛乱活动至景帝时才平定下来。汉武帝时期，是西汉鼎盛时期，封建专制政体才基本上巩固下来。

① 《论语·季氏》。

② 《孟子·梁惠王》下。

自汉至唐，封建专制政体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总的说来，地方势力在逐渐削弱，朝廷势力在逐步加强。宋代以后，封建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宋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分掌政事、军事、财务。明代不设丞相，分权于六部尚书。清代重军机处。这都是君主专制下的组织形式。从这些官制的变化上可以看出，皇帝权力在步步加强。

等级制和世袭制，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分离的部分。在政治上，皇帝站在等级的顶端，是最高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经济上，皇帝站在等级所有制的顶端，是最高的所有者。封建社会广大个体小农是皇帝专制的社会基础。世袭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是要这个制度世世代代传下去。在中国历史上，世袭制有兄终弟及，长子继承，嫡子继承，皇子有功者继承等不同的情况。因继承制度的不稳定，在皇位继承上，往往发生大小不同的纠纷。

跟贵族制相比，君主专制对统一全国有利，但专制过了头，也会引起朝政混乱和地方不安。在一定条件下，女主专政、外戚和宦官专权的产生，都跟封建专制政体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封建专制的特殊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皇权至上，无人敢于从事监督。而女主、宦官、外戚易于利用宫禁的隐蔽性进行私图。秦始皇是第一个建立帝制的人，在他死后就有赵高制造的两次宫廷政变。汉有吕后专政、王莽的篡位。历代都有一些类似情况。我国古代史学家对此也有所论述。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和《邓骘传》，论述了东汉时期女主、外戚、宦者利用他们特有的身份，窃取权力，以及他们与朝臣间互相依存和矛盾关系，是颇有特色的。

第二节　国家的职能

社会职能

国家的职能是国家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一个国家如何运用它的职能，直接关系到它的治乱兴衰。国家职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社会职能，一是统治职能，二者又往往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从中国历史上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主要是防水治水，修整道路，发展生产和做好保卫工作。

中国最先执行社会职能的国家是夏、商、周。这些奴隶占有制国家政权执行的社会职能中，最突出的是治水防水及兴修水利工程。马克思曾对亚洲古代一些国家举办水利工程的职能详加评论。他说：“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①马克思没有举出中国，但是水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极大，社会生产，国家治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都受水的影响。因此，历代国家政权无不努力发挥其社会职能，解决水的问题。

古代传说中的夏禹就是一个以治水闻名的英雄人物。禹因洪水为害，用疏导的办法，制服了洪水，保证了人民安居乐业。奴隶制的繁荣时期，各诸侯国都很注意治水并在他们各自的统治区兴修了不少的水利工程。但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政权，不能调整共同用水、甚至出现了“以邻为壑”、“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现象。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为了削弱秦国的军力，“毋令东伐”，竟阴谋派水工郑国去秦国鼓动他们凿泾水为渠。工程进行中途，其阴谋败露，秦人要杀死郑国。这位水利专家说：“当初我固然不怀好意，但是事到如今，渠如建成，秦国也有好处。”秦国允许他继续完成了这项水利工程，取名“郑国渠”。结果溉田四万余顷，关中从此成为沃野，没有荒年，秦国也因而富强②。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兴办水利工程真正成了历代封建朝廷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许多封建皇朝，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秦朝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成为长江与珠江流域之间的通道。两汉时期，在修建漕渠和治理黄河水害上均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唐代由政府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不下二百六七十处。北宋中期以后兴修的水利工程上万处。明太祖时，开塘堰近五万处，治河四千余处，修复陂渠堤岸五千余处。清朝在治黄、治淮、修复运河等方面也不逊色。那时所修海塘工程，都超过了唐宋时代。水利工程的兴办，皇帝有时直接干预。汉武帝不但派官督工修建多处水利工程，他本人也曾亲到现场率领随从人马堵塞黄河决口。来自草原的元世祖也非常关心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明太祖敕令：“各地方官，凡遇有老百姓条陈水利的，可随时奏报朝廷。”为兴修水利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很惊人的，动辄万人、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汉代修龙首渠，上万人，干了十余年。元朝末年贾鲁治河一次派了民夫十五万，戍军二万。为了使兴修水利工程经常化，制度化，唐朝设置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关，都水监就是掌管川泽、津梁、陂池、渠堰工程的部门。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兴办的大批水利工程，有一些是为开凿水路交通，但大多数是治理水害，或变水害为水利。如治理黄河，主要是防止河水泛滥成灾。有很多水利工程是用以引水灌溉农田。汉武帝派水工徐伯率领数万人穿漕渠，使国家运输粮食节省了一半的时间和路程，但渠成之后，渠下之民也利用渠水灌溉了农田。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主要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广大的小农，从事个体经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抵抗不了水旱之灾，涝则一片汪洋，旱则赤地千里，为此常常倾家荡产，背井离乡，甚者人相食。国家兴办水利工程，治水防水，对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

在发展交通方面，封建国家开凿了不少水路。秦朝的灵渠、汉朝的漕渠自不待言，隋炀帝动员百余万男女完成的大运河更是水路交通建筑上的壮举。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虽然被隋炀帝本人用来通龙舟，饱私欲，但也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 页。② 《史记·河渠书》。

使“运漕商旅，往来不绝”①。当然交通方面的建设，主要的是陆路。秦始皇治“驰道”是以咸阳为中心，修了两条大道：一条向东，一直通到今河北、山东，至于海边；另一条向南，一直通到今江苏、浙江地区。往北，他命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直道”，从咸阳经过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即从今陕西关中地区到达内蒙。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了一条“新道”。在今云南、贵州边远之地修了“五尺道”。后来各朝代又在此基础上或修复或扩充，在辽阔广大的中国境内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跟水陆交通相联系的还修建一系列的桥梁和驿站。这些工程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或便于军队调遣及运送物资，传递情报，等等。但是这对促进全国统一，沟通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及物质、文化交流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治水、防水和发展交通以外，发展生产和做好保卫工作也同样是发挥国家职能的重要内容。《论语·宪问》“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诗·生民》等篇歌颂周开国的历史，也是以发展农业作为生产的中心。所谓“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历代皇朝的兴盛时期，无不对农业生产发展给予相当大的重视。保卫职能主要指防御外患。至于国内民族纠纷中，也有一个保卫问题，那就又当别论了。

统治职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治职能相应地有了发展。

国家的统治职能，首先是对劳动人口的编制。《礼记·大学》：“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劳动人口的掌握，是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立国大计。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劳动力的问题，但这种劳动力是商品化了的，跟奴隶制、封建制国家对劳动人口可以编制起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商鞅变法，以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什伍互相监督，有罪连坐，这是编制劳功人口的主要方法，对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深刻影响。

萧何入咸阳，取秦宫所藏图籍，以此尽知天下地理形势及户口多寡。汉封诸侯王，以封户标明爵位的高低，《汉律》以后历代律书，有户律或户婚律，足见劳动人口的编制对封建国家的重要意义。

本卷第三章曾论到一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多寡，不是评论这个时期盛衰的充分依据。但劳动人口是国家粮源、兵源的所在，国家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劳动人口。因此，封建国家要对劳动人口进行一定的编制并推行重本抑末、奖励生育、防止流亡、宣扬孝悌及与豪门大姓争夺劳动力等一系列政策。在经济方面，封建国家有时施行平籴、和买等，调剂社会经济政策，但主要是对人民进行剥削。赋税、专卖和货币，都是重要的剥削手段，这些手段都还是合法的剥削。此外，更有名目繁多的法外剥夺。《史记·平准书》记汉武帝时杨可告缗事。“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明万历年间，神宗派遣矿税使四出，以开矿为名，到处敲诈勒索，甚至以掘坟墓、毁住宅相要挟，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其事备载于《明史·宦官传》。这是法外劫夺的突出例子。象这一类的事例，历史上① 杜佑：《通典》卷一七七。

是不少见的。

军队是国家暴力统治的强大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军队用于保卫统治集团和统治阶级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在中国历史上，汤代桀，武王伐纣，都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秦建帝业、汉亡秦灭楚以及汉以后各皇朝的兴亡，也都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当然，武力不是决定一个朝代兴亡的唯一力量，却是很重要的力量。历代宫廷政变如周勃复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及陈桥兵变等，都是武装夺取政权。至于魏晋以后所谓禅让，虽也可说是政权转移的合法形式，实际上也无一不是以武装力量为背景的。在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军队大大发挥其作为工具的作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大小数百次大都遭到官方军队残酷屠杀和镇压。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军队遍布全国各地，朝廷又另有自己的亲军，如羽林军、神武军、禁军、蒙古军、八旗军等。兵制，唐代的府兵制是寓兵于农的制度，明代的军户和历代的屯田兵是寓农于兵的制度。这二者都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另有募兵制，兵源多来自贫民和游民。这种兵制上的变化，也往往能反映封建朝廷对人口控制力量的强弱。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并深刻批评不承认这个观点的那些流行的庸俗观点。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①这两位经典作家的话，主要是指近代历史上说的，但他们所说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是对整个阶级社会都适用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各种统治机能的运用，统治集团为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巩固统治力量，也要占有思想文化的阵地。

《国语·周语》记周厉王时，“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是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滥用统治机能的一个失败的例子，但也可见统治者对于人民思想文化干涉到什么地步。秦始皇灭六国后，焚诗书、百家语和非出于秦史官的史籍，并令学者“以吏为师”，这也是以暴力统治思想文化的有名事例。后来的皇朝也有焚书、禁书的办法，还制造了一些文字狱。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树立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取代那些不利于自己的思想文化。在暴力压制以外，封建统治阶级所普遍采用的办法是，用比较隐蔽的手法，在思想文化本身打主意。殷周时期，“学在官府”就是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2 页，人民出版社1968 年版。统治者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的一种方式。周东迁后，典籍散乱，百家之学逐渐出现。秦焚百家语，未能断绝百家之学的流传。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家为一尊，于是治六经之学，修儒经之业的人，遇有机会，就可进入仕途，儒学逐渐取得了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汉成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白虎观大会群儒，亲自讲解经义，既提高了经学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形象。汉代这种措施，比暴力控制思想文化要高明得多，成效也好得多。后来的封建皇朝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使儒家之学长期地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枷锁。隋唐的注疏，宋元的理学、明清的八股文，尽管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以阐述儒学作为主要的内容。

自汉代以来，儒学的内容主要不过两点。一是宣扬君权神授，一是宣扬三纲五常。这都是先验论的观点，把君权说成是无可置疑的天命所在，三纲五常是永恒的社会秩序。这极大程度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迷惑人民群众达两千多年之久。与此同时，封建国家还大力推崇佛教和道教，把广大人民群众深受的灾难引向对来世快乐的幻想，以削弱其反抗的斗志。毛主席说：“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一是从朝廷到基层的国家系统，即政权；二是家族系统，即族权；三就是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即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边三种权力支配之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即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大绳索都是跟儒家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

封建国家的统治机能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监察。秦代朝廷上有丞相、太尉、御史，地方上有守令、尉、监。御史和监都是监察官，在国家行政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置刺史，权力很大。刺史班宣周行，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

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嘉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

四条，二千石选补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①99900041_0232_0后来汉唐宋元各代有御史台的设置，明、清有都察院的设置，这些机构都是重要的监察机关。

剥削阶级国家统治职能运用的成效如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这要看当时阶级斗争发展的形势；第二，要看统治者如何认识客观形势，并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总是妄图把自己的权位永远传下去，成为子孙万代之业，对自己掌握的统治职能，总想使之成为永恒的存在，这显然都是脱离实际的想法。他们的统治必然不断地遭到人民群众的反抗，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这样那样的斗争。

第三节　法

礼与刑法，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统治秩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对妨碍统治阶级利益的活动进行制裁的工具。法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国家统治职能的一个重要部分。

法和律，原来是有区别的。法，如“法度”、“法则”，涵义比较广泛。律，是指具体条文。《管子·七臣七主》：“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唐代的法包含律、令、格、式。律，规定罪名和刑罚。令，是皇帝以命令的方式对律的随时补充。格，是规定官吏的办事规则。式，是规定官署通用的文件程式。但这种区别，就是在古代也并不严格，法与律往往通用。近数十年又经常把法与律合为一个名词，称为法律。

在中国历史上，法起源于礼和刑。礼，可能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是当时维持社会秩序的风习。到了阶级社会，礼有了发展，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荀子·礼论篇》对礼的出现和发展有所解释。按他的说法，礼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先王”制定的。为什么要制定礼呢？他认为是客观的“物”和人的“欲”之间有矛盾。为了防止“欲”的无限扩大，把“物”搞光了，也防止因此发生斗争，才制定礼，进行约束。荀子讲礼的最大意义在于一个“分”字，使上层社会的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各守本分。荀子的说法是可取的，但礼大体上可能是由古代社会风俗自然形成的，而先王也有所制定，用以显示贵族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周朝兴起后，礼的规定日趋复杂，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刑，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刑与礼相对，是专为下层社会而设的。《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很多人为这句话作解释，分歧很大，但礼和刑的对象不同是可信的。在刑的内容上，反映出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传说皋陶最早制定的刑法，把作坏事不承认、贪污、杀人列为惩罚的对象，无疑是对一切危害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人绳之以刑。商朝虽然有《汤刑》，但是殷纣王又加上了“炮烙之法”。周朝法网更密，周穆王命令吕侯作《吕刑》，律文多达三千条。

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关于汇集法律条文的《刑书》。但是，在是否公布这种成文法上，曾发生过争论。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的执政者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史称“郑人铸刑书”。晋国的大夫叔向提出反对，理由是过去“临事制刑”，现在完全公开，老百姓知道了刑法的规定，就不害怕统治者了；再则发生争论，他们会同刑书对照，可以免去统治者任意惩罚。子产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照样公布①。三十年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把他们的《刑书》公布了。那是晋国的执政者赵鞅、荀寅干的，史称“铸刑鼎”。内容是公布范宣子所作的《刑书》。这一次引起了孔子的反对，理由同当年叔向提出的差不多。

春秋时期，社会变化很大，礼既已徒具形式，刑的本身也须变革。郑、晋两国铸刑鼎，把刑法公开化，表明了两国统治阶级提高刑法的地位，从而加强它束缚人民的作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从孔子的话里可以看出孔子对礼的怀念，① 《左传》昭公六年。

① 《论语·为政》。

也可以看出刑在春秋末年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为了时事的需要，统治阶级开始了法典的修订。

封建法典战国初年，魏国李悝著《法经》六章，这是继郑、晋铸刑鼎之后的第一部法典。

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立平籴之法，以附着于土地的小农为主要施政的对象。他是一位有明显的封建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他的《法经》久已失传，可能也具有同样的政治倾向。《法经》第一章是“盗”，第二章是“贼”，表明了作者对财产权利人身安全的重视，这在后世的封建法典里，始终是重要的内容。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两汉末农民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创赏。”李悝同农民军的立场是不同的，但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秩序中最尖锐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

秦汉时的法，是以《法经》为基础而有所增益。萧何定“汉律”九章，于《法经》六律之外，增加了兴、厩、户等三律，包含了军法和户籍法。汉单行法中有《越宫律》、《朝律》、《沉命法》等，这意味着法律在向朝廷、宫禁和提高君主专制权力的方向发展。

隋唐时期，封建法典达到了定型化的阶段。隋朝的《开皇律》是一部有名的封建法典。唐朝尤其重视法典的修定，先后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的颁行。高宗为解释律文，诏修律疏，成《唐律疏义》，流传至今。唐律集秦汉以来封建法典的大成，被誉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外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不少国家产生了影响。

唐律共十二篇，篇次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以唐律跟汉律相比，唐律显然反映了更复杂的社会矛盾，在法典的结构上，也远比汉律为严整。《名例》是关于唐律的原则性规定，其中大部汇集了前代律文而突出了十恶和八议。十恶是：①谋反（对皇朝统治的颠复活动）。

②谋大逆（破坏皇帝宗庙、陵墓、宫阙的活动）。

③谋叛（叛国投敌）。

④恶逆（谋杀殴打尊亲属及丈夫尊、近亲属）。

⑤不道（杀死一家三口及肢解等残酷手段）。

⑥大不敬（盗窃御用物品等）。

⑦不孝（对直系尊亲属有忤逆言行）。

⑧不睦（谋杀或出卖近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或尊亲属）。

⑨不义（杀害本地及五品以上官长，夫死不举哀、守丧期做乐或改嫁）。⑩内乱（近亲属间不正当的性关系）。

犯十恶罪一律不得赦免。八议是：①议亲（皇室一定范围内的亲属）。

②议故（皇帝的故旧）。

③议贤（朝廷认为有贤德的人）。

④议能（有大才能）。

⑤议功（有大功勋）。

⑥议贵（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

⑦议勤（有大勤苦）。

⑧议宾（前朝的后裔之为国宾者）。

凡适用八议条款的罪人，除十恶罪外，都可从轻议处。十恶、八议的规定，表明了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三纲之为封建秩序必须遵循的准则以及上下尊卑的等级之不可逾越。法律是有强制性的，是封建皇权分别套在臣民身上的枷锁。唐律于《名例律》之后，即首列《卫禁律》、《职制律》，而置《赋盗律》于全律第七，这也反映皇权在法典中地位的提高。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典。这书的编修经过三十年时间，由朱元璋亲自审阅而完成。律的条文，大体上因袭唐律，但在篇章结构上是按照《名例》及《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为次序的。这种按六部官制编排的方法，有利于法的执行和监督。

明初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封建势力对新生的生产力采取压制态度，这种重大的社会矛盾现象在《大明律》中都有相应的反映。

朱元璋在《大明律》完成后，要求后代子孙各守祖训，不得对律文加以更改，这是要后代皇帝必须守法、执法，以确保皇权的巩固。但这种对待法律的严肃态度在法律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清修律书，条款篇章基本上因袭《明律》而附以大量的例，因而称为《大清律例》。例文之烦，既利于酌情断狱，也便于吏人因缘为奸。对于反叛罪，清律量刑远较明律为重，这反映了满族贵族统治集团之狭隘的民族猜忌心理。

以上所说封建法典，基本上都属刑法性质。还有行政法，如《唐六典》、《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旨在明确各部门各级官署的职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和上述封建法典都是封建国家的基本大法。

中国封建社会编了一套套的法典，一般称之为王法或三尺法。王法的提出，最早是指治国之道。付与它法律意义的是三国时的曹操。当时曹彰为北中郎将，奉令征乌丸，临行前，曹操对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今其戒之。”①三尺法的来历是因古代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王法或三尺法，在封建社会对人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法律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绝不限于已经编成的法典条文，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的利害关系。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管刑狱，办案时最愿意按他的上司张汤，尤其是按皇帝的意旨裁决。“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问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说：“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①杜周的话说出了封建王法的本质，法就是当代封建专制皇帝的意旨。朱元璋虽告诫他的子孙不得更改法律，事实上也并不能做到。

中国封建社会制定的大量法典，在近代法律分类上，基本上属于公法范① 《三国志·魏书·任城威王彰传》。

① 《汉书·杜周传》。

围，而缺乏私法内容。私法，与公法不同，是关于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恩格斯说：“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②私法包括物权、债权、契约和继承等权利与相互承担的义务。

在中国封建法典中，从来没有专门的私法典，在公法中涉及私法的条例数量也较少。李悝的《法经》首列一“盗”，当然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不过内容不详。秦汉时代法律大兴，有关私法方面的也极罕见。反映私法较多内容的开始于唐律。唐律的《户婚律》有几条涉及保护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厩库律》有几条涉及保护私有牲畜。《贼盗律》有几条涉及保护私有财产。《杂律》中有几条跟契约、借债及商品生产与贸易有关。但这远比不上人们熟知的罗马法那样大量而又明确地表现私法的内容和性质。欧洲一些国家的私法比中国发达，他们吸收了罗马法的这种特点。

私法在中国的欠缺，首先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罗马法全部的宗旨是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更具特色的是它保护商品生产者的权利。它有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曾把罗马法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①。其次是中国向来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土地，大量为地主、贵族和皇帝所占有，表现在法律上有关保护个体农民土地占有和交换的条例就非常少。相反，法律上保护国有官有土地的条例更多。第三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根本不关心，人身既不能完全自主，私有财产更难得到法律保护。

近代的立法和司法历代的封建法典，重伦常，明等级，尊特权，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意志，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为时短浅，但也形成了近代的法律体系。近代的法典，反映了地主、官僚、买办的意志，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总的说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其特点是，一、立法权从皇帝的钦定转向民议的形式和政治首脑的独裁；二、接受外力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干扰；三、引用西方法典的形式，保留封建法典的某些内容；四、有了系统的私法，如民法、民事诉讼法等。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极大冲击，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外国侵略者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只能由外国驻华代表审理，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也认为，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不可能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对立法、司法提出了革新建议。康有为可能不是最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但他的确是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具体方案。他认为，要象西欧国家那样，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应当设议会，由选举的议郎组成，凡议郎三分之二通过的决议就可以付诸实施。他主张制定宪法，皇帝和人民同受宪法约束。

康有为提出建立法制局，并把法制局列于应设的十二局之首位。他认为，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8 页。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5 页。外国人在中国自治其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实为非常之国耻。”他明确表示，应重新制定法律，即不能骤行于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口岸。康有为进一步提出，凡民法、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一切中国原来没有的新法律，都应由专门设立的机构制定。戊戌变法的另一重要人物梁启超赞同康有为的建议和主张，并从历史上为之详加论证。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扼杀了康梁维新之后，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也迫不得已，提出“革新”，“变法”。他们建立专门管理机构督办政务处，又设考察政治馆，派人出国考察。他们炮制的杰作不过是君主立宪，又不想真正实行。1908 年，清政府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规定皇帝总揽立宪、行政、司法等大权。所谓“革新”，“变法”，有名无实。这时有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的设立。资政院的议员有的由皇帝委派，有的由各省的谘议局以成员的十分之一选出。资政院作为上下议院的基础，讨论国家岁入岁出及法典朝章等，议决之后，会同国务大臣奏报皇帝裁决。这在立法上比封建专制君主制总算有一点进步。但是省谘议局的成员限制出身、资历、财产等，只有官僚地主和少数资产阶级可以入选。它反映了非常微弱的一点民主。资政院开院后，来自他们那里的舆论，清政府也不重视。清政府下了一定的功夫来修订法律。有名的法学家沈家本以修订法律大臣的身份，带领法律馆的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编出了《大清现行刑律》。1910 年清朝公布了由日本法学士岗田朝太郎起草的《大清新刑律》。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就是由这位外国人制定的。还有《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国籍法》等，也在这一年编成，与《现行刑律》同时公布。

应当指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立法、司法上反映了本阶级的意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这个政府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设有议院，为立法机关，大总统为行政元首，司法权操在大总统手里。这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有所不同，不完全是三权分立。

民国建立不久，接连出现军阀独裁统治。南京政府只有三个月，袁世凯便搞了独裁，孙中山等又创定《临时约法》扩大民主权利。1913 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采用众参两院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为国务院，司法机关为大理院和检察厅，有点表面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后来袁世凯为实现皇帝梦，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又来个大倒退，立法、行政、司法集于袁氏一人。1915 年底，袁世凯正式演出了一场当皇帝的闹剧。但是袁世凯垮台以后，至1928 年北洋军阀的统治才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新军阀。他们一直搞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无论在政府组织上怎么变来变去，总离不开国民党一党专政，总不能改变蒋介石一人独裁。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①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①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8 页。

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②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种斗争形势，在立法、司法领域里也没有例外。官方制定的各种法典，到处遭到人民群众反抗和抵制。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 页。

第六章　社会意识形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说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问题，说明了社会意识的各种表现形式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是得不到科学的确切的说明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PGN0244.TXT/PGN>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99900041_0245_0马克思又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②99900041_0245_1马克思的这些指示，着重说明，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政治和法律，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树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一种普照的光”，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都是由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关系来决定的。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正因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所以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要在经济基础的变动中去找，而不要在人们的认识中去找。这就进一步论证了这样的一个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八月五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①这是说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只能在社会存在中去找。社会存在是意识形态的根据，它是第一性的，而意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5 页。

识形态则是由社会存在所派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十分具体和形象的叙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PGN0246.TXT/PGN> 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①99900041_0247_0这段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是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正如照像机中的形象是外界物体的反映一样。

按照这个理论，社会存在发生变化，则作为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也将发生变化，社会存在有所不同，则作为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也将有所不同。斯大林说：“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又说：“历史表明，各种不同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抱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愿望，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和自然作斗争以求满足本身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关系也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起来。”②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说道：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PGN0247.TXT/PGN>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①99900041_0248_0马克思的这段指示，意思很明白。在不同的世纪有不同的原理。因为产生原理的人们不同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同了，所以原理也不同了。研究不同的原理就要研究不同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才能把问题研究清楚。

物质世界是发展的，人的认识反映发展着的物质世界，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筹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反映着社会的经济制度。社会的经济制度会发展，因此，人的社会认识也会随之发展。

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繁荣；中世纪，学术为神学原则所统治；近代，则有自由、平等思想。这是标志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②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89 页。

会思想意识的不同。在中国，氏族家长制遗留的存在，使孝弟思想与保民思想，在奴隶社会处于显著的地位。奴隶社会末期，展开了百家争鸣。封建社会，经由秦皇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到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走的都是学术定于一尊的路径。西汉儒家经术统治建立以后，学术神学化，经二千余年不变。近代，则向西方学习，倡导自由、平等。这也与西方有相似之处。东西方思想意识的发展，是合规律的发展，还是偶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已往的历史，每一时代都有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共产党宣言》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由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凭藉。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经济发生最终的支配作用，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这种作用多半是间接发生的。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写信给康·施米特，清楚地表达了上述思想。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论述了社会和国家以至纯数学的规律的某种独立性。他说：“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①哲学思想是自然和社会的概括。它来自自然和社会，但对自然和社会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战国时期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反映，但是各家各派学说的发展自有其自己学派先驱思想作为凭藉，似乎与当时现实不相联系。这种情况，在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发展进程中都有反映。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这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也发生反作用。②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486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4 页。

这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八月五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里说的话。

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③。斯大林指出，“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段话具体阐明了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学说，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在已经成熟的社会任务的基础上进行①。

斯大林说，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②斯大林指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他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③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已经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它是探索社会变革时期哲学思想的阶级性的一盏明灯。

在社会变革时期，思潮的激荡特别强烈。在新旧绝续之际，方生未死之间，旧的、衰颓的要挣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先进的要上升，要登上历史舞台。这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很激烈，很尖锐。即使新的取得了胜利，也还有摧陷廓清的任务，敷陈新义的任务，不是很简单的。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写成于一九五○年，总结了十月革命时期以及苏联建国时期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经验，对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反作用问题作了极精辟、极深刻的论述，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武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又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当无产阶③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228 页。

① 《斯大林选集》卷下，第438—439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106 页。

③ 《斯大林选集》卷下，第438 页。

① 《斯大林选集》卷下，第5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 页及9 页。

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革命的理论，就是掌握了战斗的武器，就能够确定方向，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从而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使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取得胜利。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无产阶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掌握了伟大的认识工具，而是运用它来发挥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政治作用，战胜敌人，建立自己的统治，并进行通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经过了极其艰辛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迄今为止，已有十多亿人口摆脱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处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但是距离共产主义事业的全部胜利，路途还遥远，还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那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所向往的光辉的顶点。

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为宗教，为哲学（包括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为文学，为艺术。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压抑、灾难、残酷的折磨，是现代宗教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①宗教决不会自行消亡。宗教的消亡需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长期战斗。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中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汉末的黄巾起义、北宋的方腊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清朝的白莲教起义，都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德国的农民战争也是如此。

哲学这门学问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变化。旧哲学被称为科学的科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96—97 页。

学，它包罗着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以自己代替一切科学。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结束了旧哲学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旧哲学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是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的武器。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学说也是哲学的内容。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不同，哲学阵营就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凡是主张存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的为唯物主义哲学。与此相反的，则为唯心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跟唯心主义哲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哲学是不可能有的。宣传哲学的“无党性”和“全人类性”只能是欺骗。

文学和艺术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艺术包括音乐、书画、雕塑、戏剧、电影。文学和艺术一般是诉诸感情的形象思维的形式。

文学和艺术具有倾向性。马克思说：“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②恩格斯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①在中国，诗经里的《伐檀》、《硕鼠》，有强烈的倾向性。历代著名的文学家屈原、贾谊、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施耐庵、王实甫、吴承恩、曹雪芹都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家。文学和艺术的生命和价值全在它具有为人民的政治倾向性。

为人民的文学和艺术，就是站在人民一边，与人民同患难、共呼吸，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文学和艺术就是优秀的文学和艺术，它大量地记录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

在今日，文学和艺术就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宣传进步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鼓舞、赞美人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高尚志趣和情操。但是也要注意，做到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不要把“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在不断吸取民间文学和艺术的营养中发展、长大的。诗、词、小说，都是如此。戏剧更是来自民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熔铸着各兄弟民族文化的精魂，这是不容忽视的。

①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3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4 页。

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不断地接受外来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例如佛教艺术和讲唱文学就是如此。近代、现代文学和艺术的外来影响更为显著。

第二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

上古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

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这三个阶段，《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

商代后期，以干支相配成的六十甲子明确无误地刻在甲骨上。以六旬为循环的纪日法，是中国历法的基础。历法反映关于人类对天体运行和时间的较精确的计算，它起源甚早。殷代先公上甲微就以十干的日命名，以后■、■、■，都沿袭这种称谓方式。他们是成汤以前的先公。生活在夏朝的商之先公以十干命名，则干支纪日的历法当起源甚早。历法与天体运动的神话相伴随，纪实观念又与禋祀祖先相联结，从中形成了礼。殷代后期，礼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着《论语》所提到的殷礼。礼器的多端，以及纹饰的精致，既说明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也说明殷礼已相当繁缛。

殷虚文字，是单字象形。单字，证明其无复杂语言；象形，反映其对周围事物观察的朴素。这种文字，指示出感性的摄取与劳动的接触是特别重要的。卜辞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复杂，表明殷人以人事诉诸鬼神的宗教意识的浓厚。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对此都作过仔细的归类和分析。王国维根据卜辞而作出的商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西周学在官府。西周王室掌握文化的官职是祝宗卜史。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必须掌握关于神的历史知识。宗管理宗庙祭礼，必须掌握关于氏族宗法的历史知识。卜掌管观兆的宗教事件，必须掌握关于占卜吉凶祸福的知识。史掌管文书，观察天象，必须有关于自然现象及政治历史的知识。所谓“学在官府”的学，就是这班文化官吏所专有的知识，归根结底都与宗教有关。在主要的诸侯国，如宋和鲁以及后来的楚，也有这种掌握文化的官吏。

周人的宗教思想是天命论，至上神是上帝，亦称皇天，有福可怀，有威可畏。人受生于天，曰命。受天之命以统治天下，曰天子。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故须敬畏天威，尊法先王，以祖先神与上帝相配合。

周人的道德思想以德与孝为中心，德以对王，孝以对祖。西周的金文及诗书，多涉及孝与德的道德思想。如云“监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颂》），“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书·康诰》），“乃单文祖德”（《书·洛诰》），如云：“显孝于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钟》），“绥予孝子”（《周颂·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养厥父母”（《书·酒诰》），“惟尔令德孝恭”（《书·君陈》），可见“有孝有德”（《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纲领。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过颂与诰以宣扬。颂是后王歌颂先王的乐诗。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颂”。周颂用于禋祀先王，多讲武功与农事，称颂先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诰谓教训，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谕戒叫做“诰”。《书》之诸诰，如《大诰》、《洛诰》、《召诰》，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陈明天命、敬德、治民、营国的道理，训戒子孙与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统治表率。颂与诰，是用来对下属进行崇拜与服从教育的文字，只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说“学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渐微弱，社会矛盾加剧，平王乃被迫东迁。当时有大量诗歌，暴露现实黑暗，诅咒上天与祖宗，责备上层贵族，这是对统治思想的背叛，具有进步性、人民性。这些诗歌被收集在《诗经》中，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政权下移，王官失守，学术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学术“皆原于一，不离于宗”，向春秋“道术将为天下裂”转化（语见《庄子·天下篇》）。于是，就出现了孔子开创私学，聚徒讲学的新局面。

西周的学术，到了春秋时期，还保留了它的旧形式。残存的官府文化官吏，还抱着西周的学术传统苟延残喘。然而这仅如秋风中的残叶，即将飘散。《庄子·天下篇》说：西周学术，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但是毕竟王官失守了，他们所有、所能明的只是仅存躯壳的形式了。春秋时期的诗书礼乐，只是单纯的仪式，而没有内容。西周文化成为死规矩。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学术，就是专门背诵古训的儒者的职业。《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士，犹艺士，娴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习礼乐，所以为相；习射御，所以为将；习书数，所以为宰。此为当时贵族之学，亦懦所以进身于贵族之学。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就是传习诗书的儒者，他们的时代早于孔子。

春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战国初年，孔子墨子开创了私学，从此开始了诸子百家并鸣的局面。

孔子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首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

墨子稍后于孔子，当战国初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而著《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

孔子开创私学，墨家踵兴。从此而后，道、法、名、阴阳各家并兴。与儒、墨合称六家，各以其学术相诘辩，形成战国百家并鸣的局面。奴隶社会崩溃阶段的学术繁荣，在学术思想史上放一异彩。

汉初司马谈以黄老学派立场，论六家要旨。其言虽有所见，要不免偏颇。大抵自孔子而后，战国大儒，言仁义，崇礼乐，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孟子道性善，议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绪余，流于主观唯心主义。荀子言性恶，重视后天的学习，论天行，重视人事的修治；博综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为战国末年唯物主义思想的巨擘。

道家称老庄。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超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从“道”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名辩思想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谓“坚白石”，离。“视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

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

法家称管、商、申、韩。《管子》驳杂，非一家之言。《商子》大体出于商鞅的言论，亦有后人依托。《申子》或近于道家。《韩非子》则集法家大成，兼言法、术、势三者。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与《道德经》的关系。韩非时代，及于秦王嬴政，已是秦统一的前夜，其思想，为君主专制政治鼓吹。

阴阳家邹衍、邹奭，著作无传。《管子》书中，或有其绪论，当俟考定。《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其五德终始之论。《史记》所载大九州之说，为阴阳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这里要提出来的，是战国时期诸子书中关于思想统一要求的屡见。《管子》书中已见统一思想的端倪。《商君书》，要求“燔诗书而明法令”，禁绝游学。《荀子·非十二子》，要务息十二子之说，除天下之害，把百家争鸣看成扰乱天下的邪说、奸言。《韩非子》则禁二心私学。所有这些，成为秦统一天下以后“燔诗书百家语”以及“偶语《诗》《书》者弃市”政策的张本。

中古时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从秦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中古时期，即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中古时期历时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才进入近代。

中古时期的正宗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但是各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各以其不同的性格与风貌，标志着正宗哲学的历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学的神学化性质是始终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学从董仲舒开始，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也从董仲舒开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艺之科”的书籍成为经典。汉初的子学余绪，由式微而归于斩绝，经学的统治开始。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独成为今文经学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阴阳灾异之说，天人感应之论，人副天数之言，土龙祈雨之术，何莫而非神学。正是这个董仲舒，被称为西汉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绪，其思想学说成为中古哲学的正宗。

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传习，严守师说。而一经有数家之传，是以互异。东汉白虎观会议，旨在统一经说，泯今文经学内部的纷歧。班固以古文学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论》，综合今文诸儒经说，注释名词术语，以神学为指归，遂勒成一代今文经学的神学词典。汉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至此乃臻体系严密，理论周至。这是经学史上的大事。尔后古文经学兴盛，服、贾、马、郑，多以古文经学为儒林大师。而郑玄尤以综罗今古学见称，风尚为之一变。于是古文经学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正宗，但是它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晋玄学以《易》与《老》、《庄》为三玄。以孔子与老子为“将无同”，以“名教”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点非常明显。何晏注《论语》，王弼注《易》与《老子》，未尝不揭仁义之言加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术而内神仙，要亦时代风会使然，则玄学作为正字哲学的神学性质固甚分明。

魏晋玄学的统治，时间并不止于魏晋。可以说，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玄学统治。在玄学统治期间，经学仍在发展，特别在北方，经学未尝中绝。江左也有经学，战乱频繁，人民流散，书籍不易保存，好象经学销歇似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隋唐是佛学各宗派创立、发展的时期。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华严宗与禅宗影响为大。它们无疑地具有正宗哲学的性质，而不是传统所说的“异端”。隋唐经学应数《五经正义》，它综合了南北朝经学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经学的笺注成果。在经学统治下，培养出许多“学究”。

宋明七百年间（包括清初）是理学统治时期。理学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与道教思想。北宋理学，以周敦颐为开山。《太极图·易说》、《易通》，是理学家不刊的经典，而《太极图》则传自华山道士陈抟，其道教的渊源很明显。二程、张载、邵雍，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张载、邵雍，都深于易学，邵雍独以象数著。明道《识仁》、伊川《易传》、子厚《西铭》，都是理学的经典。司马光虽见许于朱熹，列于六先生，与上述五子并，而后世不以其为理学家。

南宋理学，朱陆为两大派。朱熹传程颐理学之绪，更衍周、张、邵学统，故称理学集大成者。朱学受华严宗影响，也受道教影响。《四书》经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经书的地位。朱熹门庭，盛极一时。陆九渊开创心学学派，近于禅。其后学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称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张大其师说。张栻湖湘之学，吕祖谦婺学，与朱学鼎峙，但影响远不如朱学。庆元学禁解除以后，真德秀、魏了翁为南宋朱学殿军，对树立朱学的统治地位有所贡献。

元朝统一南北，有利于理学向全国传播。其时朱学称盛，也有和会朱陆的学者。

明初朱学统治，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学著作。明中期而后，王阳明心学崛起，挟其功业地位，王学传播几遍寰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为世诟病。明末清初，乃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学。颜元、李塨以实学批判理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清初统治者提倡理学，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但理学颓波不返，终为乾嘉汉学所代。

理学自以为传孔孟道统，明斥二氏，但阴受二氏影响。七百年的正宗哲学，讲义理心性，阴阳动静，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在思维发展史上自有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学本质始终存在。

近代西方学说的东来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并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民。于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大量翻译过来。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因而也得到传播。

在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中，时代比较早的是李善兰。李善兰译述了欧几里德（Euclid，约前330—前275）《几何原本》后九卷，与明末徐光启译的前六卷，凑成全书，完整地介绍了演绎推理的思维方法。他又译了罗密士（Elias Loomis，1810—1899）的《代微积拾》、侯色勒的《谈天》、胡威立（Whewell）的《重学》和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的《数理》。他对通过数学形式而表现的辩证法思想作了阐发。他说：西国莱布尼兹（Gottf- 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牛顿二氏，创立微分积分二术，“实发千古未有之奇秘”。“积分逐层分之为无数微分，含无数微分乃为积分。”关于无限性的辩证思维，于是获得了明确的表述。李善兰关于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译述，其所涵哲理，冲破了中古神学的迷信。他说，“为学之要，必尽祛其习闻之虚说，而勤求其新得之实事，万事万物以格致真理解之。”这句话充满了不为成说所囿而勇于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这种思想是唯物主义的。

译述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的巨子是严复（1853—1921）。严复所译的书，有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天演论》、亚丹·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约翰·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内容涉及生物学、逻辑、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许多部门。其中《天演论》一书的影响特别巨大。鲁迅自述其在南京求学时阅读《天演论》的情况，谓几至废寝忘食的程度，可见此书当时对读者产生的魅力，在文化学术方面影响之深广。严复译此书，每篇之后，附识自己的议论，字数与原文相等，或且过之。这种译述，非仅字比句次，求无失坠，而乃为一种学说的创造。严复文字雅洁，力追周秦诸子，此尤足以满足学术界好古者的偏嗜，而杜鄙薄新学者的谗口。

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乃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精髓。严复踵斯宾塞、赫胥黎之后，以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其理论是谬误的，但在当时帝国主义竞相瓜分中国，我国处于危亡之际，这个学说对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严复在译述逻辑的时候，介绍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说，归纳法的要点是“察其曲而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即积累大量的局部的材料而抽出其中普遍的规律。演绎法的要点是“据公理以断众事”，“设定数以逆未然”，即根据普遍规律以推断特殊事例，根据既定法则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是他所译的穆勒《名学》和那芳斯《名学浅说》两部名著所论证的。介绍这两种方法，对我国人掌握形式逻辑以研究事物有很大帮助。严复译述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重在介绍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这些思想被当时的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但是深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这对当时学术界起了蔑视君权、崇张民权的十分有益的启蒙作用。比严复略早，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都介绍了或赞扬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启民智，开议院，兴商务，废科举，办学堂，译西书。但是他们的影响远不如严复的深远。

甲午之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变法图强，于是有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理论来源于西学，所举以为中国变法楷模的是俄国的大彼得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庚子义和团运动，为八国联军所镇压，清朝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了可耻的辛丑和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方针指引下，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者忠实的奴仆。变法云云，已不足取信于国人。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章炳麟的学说成为国人政治理论指导的圭臬。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固取资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民治、民有、民享”，而益之以民族主义与近代经济学说。特别以排满、兴中相号召，富于鼓动力量。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民主革命派立场，同改良派尖锐斗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主革命派多次领导武装起义，终于推翻数千年的帝制，建立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它的丰功伟绩。此后，孙中山又反对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军阀混战，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有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前，他在反对改良派和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宣传进化论，宣传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知行观，宣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虽然在局部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而革命的、进步的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五四运动以后，他提出了民生史观，他的哲学体系又转向二元论或唯心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①章炳麟深于国故，并治佛学与西学，以其如椽巨笔，发为政论，宣传民主革命，挞伐保皇派的逆潮流的反动谬论，宜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斥责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说“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各国立宪，都经“血战”，然后可以得“自由议政之权”。他歌颂革命，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章炳麟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推翻清朝，中国才能实现民主政治。（《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炳麟宣传均配土地。他说，“不亲耕者”不得拥有土地，反对封建剥削，“露田无得佣人”（《定版籍》）。“均配土地，使耕者不为佃奴”，才能实现民主（《五无论》）。章炳麟批判孔教，从历史事实出发，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驳斥康有为的《建立孔教论》。章炳麟鼓吹无神论，认为既没有“天”，又没有“帝”和“鬼神”，否定天命论。但是他提出要建立“无神教”，说佛教就是无神的宗教，这是他的思想的不彻底处。章炳麟晚年，脱离革命，思想渐入保守。鲁迅评论他说：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晚年“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②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

②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47 页。

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章太炎，鼓倡革命，黄兴、邹容、陈天华等发表文章或演说，与之相后先，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洪流，取得了思想界、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而他们的思想理论实质上取资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重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是一次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鲜明地揭橥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与它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与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与新文化。五四时期新思潮的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在这场运动中，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他们的思想言论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杂志。

五四运动不仅反对封建思想文化，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大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欢迎俄国代表，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论文《庶民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主编《新青年》时，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中译本开始出版。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世界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出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日益增多，许多地方还创办了工人夜校，建立工会。许多地方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逐渐具备。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为这场革命指明了航向。历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第三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

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

中国哲学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从先秦时期起，唯物主义思想家代不乏人。战国末年，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荀况，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比荀况略早，则有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数学思想。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谶纬神学及世俗的虚妄。南北朝时期，有范缜的《神灭论》，批判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有何承天从天文学、数学引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写了阐发唯物主义思想的《天论》、《天说》等光辉论文。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安石、张载。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解》、《诗义》、《熙宁字说》等著作，宣传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张载则宣传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陈亮和叶适。明朝的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明末请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颜元，王夫之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旧唯物主义的高峰。清朝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数戴震，他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宣传了唯物主义。近代的思想家则往往通过介绍西学而宣传唯物主义。

中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它确认世界的物质性，确认存在的客观性，确认规律的可知性。从先秦到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这些命题，作了可贵的探索与论证，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人类思维史的宝库。无论古代、中世纪、近代，与同时代的欧洲哲学相比，都毫无逊色，在古代和中世纪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国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国的哲学唯物主义往往与政治上的进步倾向相联系。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综合，从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反映了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倾向。范缜的《神灭论》，反映了世俗地主对中世纪宗教滥费的谴责。柳宗元、刘禹锡则直接参加了永贞革新而遭到贬斥。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论上建立以三经义为中心的新学。王夫之参加抗清斗争，遂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

随着生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前进，哲学唯物主义也有相应的发展，这种情况体现了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往往是生产斗争与自然科学的哲学总结。先秦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孕育了后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两汉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王充与张衡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天文学的进步，产生了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宋朝自然科学的进步，产生了王安石与沈括的唯物主义思想。明朝生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宋应星《谈天》、《论气》等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显示得比较清楚。

中国的唯物主义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墨辩的唯物主义，在同公孙龙的离坚白唯心主义诡辩论斗争中益显其光辉。荀子的《天论》是在同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发展的；范缜的《神灭论》是在同萧子良、萧衍等七十多人的辩论中论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守旧派的斗争中发展的；陈亮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朱熹展开王霸义利之辩中前进的；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颜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样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近代、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则是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显出了理论战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唯物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同唯心主义斗争中益加深化，逐步发展。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往往与辩证法的发展互相联系。

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革新进取精神。从孔子开始就十分注意社会政治问题。“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虽是针对季孙而发的议论，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礼运》出于后儒之手，而托之于孔子对大同与小康的具体论述，当也可看作儒家设计的政治方案。孟子的仁政说，谈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村图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农村公社的遗影。孔孟的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若干有价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说法，孟子率兽食人的譬喻，都是对奴隶社会暴政的抨击，具有光辉的民主性。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说明三者在国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并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权论，但是这种排列也是很有意义的。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一种“役夫之道”。兼爱、非攻、非命、非乐，反对王公大人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这种思想是奴隶社会的造反理论，必然为奴隶主贵族所不取。但是他的徒属子弟，充满天下，可见信从者之众。墨子弟子为实行其理想，能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则其信从的坚决，尤其可贵。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论，如《天志》、《明鬼》，应视为糟粕。

道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奴隶社会向原始社会的逆转。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原始社会的向往。与鸟兽同居，与鹿豕并，则是要退回到草昧未开的洪荒之世。

法家阐述君主专制理论，既反对奴隶制国家重臣专断，削弱君主集权，又禁二心私学，要求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这实已导秦代专制政治的先路。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他的《礼论》、《王制》诸篇，为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制造理论，又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设计。

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东汉末年仲长统的《昌言》、王符的《潜夫论》，都有针砭社会的实际意义。

三国两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了反对封建羁绊，寻求自由乐土的美好愿望。

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对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政治进行猛烈抨击。《潜书》的议论尤其尖锐。

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往往带有西学的色彩。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比附公羊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思想，为未来社会设计蓝图。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时间比《大同书》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以经学笺注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这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往往以经籍为源泉。所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经籍内容密切联系。这种情况应该注意。

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

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古代哲人重视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探讨。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谈到“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道性善。告子言性无善恶，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荀子则主性恶，“其善者伪也，”用后天的教化来“化性起伪”。汉代扬雄言性善恶混。唐韩愈言性三品。宋周敦颐言性有刚、柔、善、恶、中。张载则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程颐、朱熹所承袭，并进一步发挥。论性而及情，则又有性善情恶之说，又涉及人欲问题，议论十分深广。几千年的人性论，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说。

与人性论相联系，则有极其丰富的道德学说。儒家重视仁与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论知、仁、勇，发挥孔子的思想。《大学》则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孟子言五伦，论四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荀子则隆礼，亲师，重视后天修养。汉人明三纲、六纪之说，明道正谊而不计功利，表扬孝弟力田，注重风教。魏晋则以为名教出于自然，放诞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礼教。隋唐时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虚，二氏之说，与儒学并存。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致良知，道德学说与心性之说相互渗透，而皆言灭人欲。明末则有“育欲”之说，颇与“寡欲”、“灭欲”之说不同。宋明儒者言“诚”，言“幾”，言“慎独”，言“已发”“未发”，言“中和”，皆根据古训而益发新意，道德问题的讨论与道德规范的践履，更为深细。但是末流则为虚伪，为明识之士所呵斥。

与人性论、道德学说相联系，则有人生观的论述。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关心人生问题。因此，人生哲学十分丰富。庄子以大量文字讨论人生观问题，欲和光同尘，自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老子则以卑弱自牧，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墨子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氏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韩非子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不避乎“灭亡之害”。这些，是先秦哲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人生哲学。孔孟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加以阐发却很不够。例如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大任的态度是高尚的。屈原“虽九死而犹未悔”，舍身精神多么坚决。荀子“锲而不舍”、“驽马十驾”的坚韧态度，树立了不倦地学习的良好楷模。这种对人生持积极态度的论述，是十分宝贵的。中世纪有《列子·杨朱篇》的思想，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乎声色美厚。佛教东来以后，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观。而道教的求长生的思想亦为地主阶级中特权者所喜爱。然而真正的勇士，诚如鲁迅所说，敢于面对惨澹的人生，历史上与黑暗势力搏击，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执持《春秋》之义，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躯以报宗国的，宋明之季更是后先相望。他们彪炳史册，流芳百世。这应是中世纪的最宝贵的精魂，为后人所继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宏伟阔大，令人钦仰。

人生哲学与人性论相联系，又与道德学说相联系，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与道德学说的特点。

第七章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第一节　历史理论的探索

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

历史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它提出了两个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一个问题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还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伟大人物所创造的？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历史本身有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可以认识？这是历史的可知性问题。关于历史理论，虽然还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都要取决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好象已成为常识，是不待解说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神意识观、英雄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曾在西方各国长期流行，中国在这方面也并无二致。甚至在近、现代，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仍有市场。分析这些论点的错误，还须作细致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客观性重视得不够，往往把历史研究工作跟历史记录的研究工作等同起来。历史研究工作，是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记录研究工作，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理历史资料，而不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两种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重视这种区别，对于史学发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钊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PGN0280.TXT/PGN>本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记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说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①99900041_0281_0李大钊把客观历史跟历史记录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他这段话发表于1924 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仍然不失实效。我们重视这种区别，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也是史学工作中应有的严肃性。

人类历史现象跟自然现象一样，虽然千头万绪，但都有规律可循。不过，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现象更复杂，变化得更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以及辩证法则贯穿于各类社会矛盾之中，这都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

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自然科学上的论断说成是人造的假设。

他举例说：“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Johannes Keppler，1571 —1630）、如牛顿（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①胡适这段话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同时也否认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还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说法，胡适把这种观点带到史学工作中，造成很坏影响。

有一种比喻说我们忠实于历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对象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由于角度、光线、范围的大小不同，同是一个对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样。研究历史要尽量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这里存在着一个主观、客观间的问题。就历史本身讲，是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是主观同客观的结合。无论多么高明的历史家也很难说能把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来，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实性就越大。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有人认为历史本身是过去的事情，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改变它的历史意义。过去的事情对于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秦始皇灭六国在当时是一种意义，在汉初人看是一个意义，今天看又是一个意义。第一次我们对某一问题如何看，第二次我们发现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并根据这些修正和补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补充了第二次的看法，这不是说，以前的研究看法没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① 以上见《胡适文存》卷二，页77～78。

我们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事实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进步。这就是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跟不可知论是有区别的，跟机械论是有区别的，是辩证的。

应当强调，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规律不同于一切的个别历史现象，它贯彻于纷繁的历史现象之中。能否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列宁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99900041_0284_0</PGN0284.TXT/PGN>列宁的话阐明了规律的研究在历史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了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给我们指出了探索历史理论的正确道路。

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理论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也有许多领域要开拓。做这种探索和开拓的工作，首先必须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并且定为日常的课程，坚持下去，久而弥笃。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起了发矇振聩的作用，推动了史学的革新。有的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预测中国的未来。有的学者，研究远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站出来为古史作证。在文献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气概。通史的编撰，社会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有了丰硕的果实。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公开反对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破坏的人。这一切都可以说势所难免，却也并不能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

新中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大量的出现，史学领域里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比较显著，但由于左倾路线的不断干扰，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这就妨碍了学术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教条主义，也确实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作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真理的发掘是永无止境的，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教条的存在。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包含了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也可以说，还有未来的实际。一九三八年，他发表了《论持久战》，研究了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和有关方面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抗日必胜的理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他这篇著作中的科学预见。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分析了中国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是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论分析，也是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特点，申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制定革命总任务的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的这类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我们探索历史理论，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状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

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这种宝库的门有很多还没有打开，有的虽然打开了，还基本上是一些宽狭不等的门缝。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争论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些理论问题，本来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也不必急于求解决。但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还不能步步深入，虽然也有些进展，似乎进展得也不算大。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觉地检查自己在取材和观点上的不足，听取对方不同的意见，把问题放在更多方面去考虑，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这些问题以外，有很多的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应该到新的学术领域里去，研究各种各样问题。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古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话，听惯了并不在意，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些话都是富有理论性质的。第一，关于封建制的问题。如：中国的封建制是简单地从奴隶制转化而来，还是另有来源？中国封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点？阶级、等级结构在发展中有什么变化？交换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类型及其特点等等。第二，关于统一问题。如：统一和割据的各种形态，统一的经济基础，统一和封建专制政体的关系，统一和割据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关于民族问题。如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汉族在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关于文化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政治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们的发展规律。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问题，都有许多理论工作可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探索这些问题，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绝不可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本卷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也略有论列，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我国旧史曾在一些部门比较集中地提供了历史理论的资料，有的已为人所利用，有的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但我们很少这样看。八书的《礼书》、《乐书》，是讲教化。《律》今亡。据《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则《律书》即兵书。《礼》、《乐》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国的两种手段。《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有科学知识的内容，但多关于宗教性的记载，跟皇权神化有密切的联系。《河渠书》讲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平准书》是讲商品交换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这八书对于封建国家的主要职能可以说都讲到了。《汉书》的十志，于续补《史记》八书外，特详于《刑法》、《地理》和《艺文》，这也都不出于国家职能的范围。《续汉书》有《百官志》，是记载封建官署，离国家职能的范围略远。杜佑著《通典》，自序称：“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部二百卷的巨著，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职能的资料、史事，兼及历代议论，有助于理论的探索。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虽系汇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择，也颇有用处。

从中国历史来看，有两个应该在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发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发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的历史现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

第二，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传习力量的顽固性，社会变革往往不彻底。血缘组织本来是氏族社会的特点，但氏族社会为奴隶社会取代后，血缘组织又在新的历史形式下继续发挥作用。奴隶制在奴隶社会结束后的两千多年仍有残余存在。象这一类的历史的传习现象，往往混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视线。第三，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往往出现某些重复，如治乱兴衰的不断代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以类似形式出现等等，都容易造成历史循环的假象，遮盖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对这一类的历史特点，都须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历史理论的探索毕竟离不开历史本身，对客观历史的了解毕竟离不开历史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的历史工作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对历史资料掌握得不够丰富；另外一些人熟悉历史资料，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得不够，这就妨碍了对理论探索的顺利进行。这种缺点是应当不断克服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必须在广大的史学领域内进行，具体的事物考订和断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学术价值，但对通史的兴趣应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有关兄弟学科的一定修养，也都是必要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也要探索这种规律跟现实的联系性，用以说明现在，观察未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成绩是可观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当前须着重探索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史学的发展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史学的效果。

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国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象这样的著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学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以上这些著作的产生，各有其历史原因，把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项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说，要从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反对变法，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速的时期，汉初时有些人注意到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象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的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大部书，书名索性就叫作《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第二节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的特点

在史学工作中，理论的指导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掌握和运用也是很必要的。历史理论是对历史现象的概括，历史文献是对历史现象的文字记录。客观的历史跟记录的历史是有区别的，这在上文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就历史和历史文献的相互关系加以补充论述。

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这种区别本来很明白易懂。但历史本身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来，甚至不少有学问的人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我们说，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如果把研究兴趣只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把二者等同起来，既不利于历史研究，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历史文献跟历史有区别，但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从学科关系上说，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这首先是历史观点。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一定的史学工作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指导的。在一定的观点的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充实原有的观点或改变原有的观点，而得出新的结论。这是史学工作经常经历的过程。史学的著作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著作的结构，一个是文字的表述。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的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如汪洋大海，非常繁富。这里有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有远古文化遗址、墓葬和文物，这在没有文字以前，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在有文字以后，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历史文献，包含一切有文字的材料。一般地说，这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社会风俗、口头文学，也都有史料的价值。跟人类社会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现象，如土壤、河流、森林、矿藏等等的状况，也至少可以做为辅助资料来看。

历史文献的含义，现在还没有一致公认的说法。我们认为，凡是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都可以说是历史文献。在具体工作中，可按照工作性质规定历史文献的范围。我们一般的习惯，常说政治文献、经济文献，而没有听说思想文献。但是我们又常说马克思主义文献，其中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文献，或者说思想史的文献。象历代的诗词、散文，我们不习惯说它是文献，但对文学史工作来说，其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说是文献。我们古代的农书，象《齐民要术》，科技书象《天工开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来，不能算是什么文献，但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却是重要的文献。又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书，还没有听说它们是历史文献，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说是文献。所以，历史文献的内容，不能说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历史文献一向被看作是死板的、简单的历史资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相当数量的历史文献是有多重性的。多重性这种提法，可能不确切，我们姑且这样说。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历史文献可以包含两点，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些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是第二点。

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还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解放以来，古文化遗址和历代文物有大量的新发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补文献的不足。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民间文学的调查，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调查，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研究历史，单靠文献资料有时是不够的，要把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反过来说，离开了文献资料，单凭考古学资料，对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第二，文献资料有不少失实的地方。其中，有的是由于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于记录人的认识不足，有的由于传闻的失误。还有由于多年的传抄、刊刻，文字上的伪误脱衍倒错的也不少。象这样的材料都有待于考订以后，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尽管资料内容很多，但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献资料中有一个传统的毛病，就是记载笼统，有时还多过于夸大。比方说，记载中形容社会凋零景象，爱说“十室九空”，这显然是夸张之词，是不应该轻易置信的。所有这些局限，都需要用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去解决的。

历史文献学的建立为了促进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其有助于史学工作的发展，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历史文献学做为一门新的学科建立起来。我们初步的意见认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部分，除上一节已有所论述的几个问题之外，还有历史文献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历史文献本身有各种不同的门类，也就需要分别地同相应的学科发生联系。比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农学知识。《算经十书》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其他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书的整理，更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工艺知识。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

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是历史文献研究所要联系的学科，但不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究竟哪些学科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地说，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它们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空间。研究中原文献要精通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兄弟民族历史文献，要学习有关的民族语文。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主要是讲历史文献的发展状况。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发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文献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发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记载的只是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此后，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尚书》、《雅》、《颂》、《易经》等都是官书。《春秋》可说是私人著作的创始。而《春秋》和《左传》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战国时期，私人著述的风气渐盛。这些著作，就一个学派内部说，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在我们今天来看，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如从数量上说，战国时期传留下来一些私人著作，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在《史记》里只是略存其踪迹。两汉时期，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私人著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此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政权组织扩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纸术发展了，印刷术发明了，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大体说来，私家载籍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能流传下来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发展，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如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

章学诚曾提出“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他是就史书体裁讲的，但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提法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记注，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大量的官书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文献，无论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记注如现存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这类文献，总的说来，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其可贵的地方在此，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识，对于史料的运用，不强调完备，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这是对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这一类的文献，其中有时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说，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它们虽非原始的东西，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表述了历史的真象。从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以及其它学术方面的资料方面来看，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我们研究历史文献，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分别观察它们的发展史、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当然，这两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班固的《汉书》是撰述，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历代官修的史书，多属于记注性质，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历史文献的发展史，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有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还有历史文献研究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

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在时间的记载上，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年、月、日，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在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还有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后来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既要用中国的历法，又要写上西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献上有标题，在某些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发展水平。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经过进一步发展，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经长期积累产生了许多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发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进行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研究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类学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关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也开始得较早，自宋以后逐渐发展，到了清乾嘉时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现在，很少有系统性的总结。从目前史学发展和古籍整理的状况来说，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

第八章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第一节　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

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①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②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③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①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②。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①。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① 《史通·二体》。

② 《廾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③ 《中国历史研究法》。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② 《梦回琐记》，《文艺报》1981 年第1 期。

① 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五》。

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②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①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② 《绎史·征言》。

① 《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

也”②。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③99900041_0307_1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超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①，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②。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0 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②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① 《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② 《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①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②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二节　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以序说开宗明义回顾我国史书体裁发展的悠久的过程，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本书拟就此有所尝试。首先，我们以“序说”置于全卷之首，开宗明义。

书之有序，在我国起源甚早。《庄子·天下篇》纵论古代学术的发展及庄子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吕氏春秋·序意》记文信侯关于十二纪的问答。这已是书序的雏形，但还没有达到书序的完整形式。汉儒序《诗》、《书》，解说每篇写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书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淮南子·要略》，首说全书由起，次说二十篇的旨趣，末说全书的重要意义，这已是一篇全整的书序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字创制的由来及本书所论列的五百四十部首，也是一篇很好的书序。刘向校书，每校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写成别录。刘向所作，为后来书目解题之始，实际上也是校书人为所校书作的序。汉人如高诱等注释古书，也各有序。

司马迁写《太史公自序》，是我国史书中最早出现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序中首先说他的家学，说到他的父亲对战国以来各学派的评论、对史职的神圣责任感。其次，说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再次，他扼要说明了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写作旨趣，而最后指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虞唐，至于周，复典之，故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② 《中国历史研究法》。

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于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篇序，说出了作者的史学渊源、史学思想、本书的取材和体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记》有些篇章在开卷也有关于撰写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历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历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历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PGN0312.TXT/PGN>大史公曰：儒者断其义，弛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记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司马迁的这篇小序说出了春秋时期出现社会大变动的由来和情况，使读者对这一时期历史先有一总的印象。其次，列举了孔子作《春秋》以来以至汉初关于春秋历史的撰述并加以评论，其中包含史事、史论和历谱。最后他说明本表的写作要求和意图。这对于一篇序应该说到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差不多都涉及到了。这篇序在《史记》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汉书》中写序传上下卷，上卷记他的显赫家史，他父亲的《王命论》和他的辞赋。下卷记他写《汉书》的缘起和《汉书》百篇的旨趣。最后，是对《汉书》的自我评价。这篇序传不象《太史公自序》写得那样集中，内容比较贫乏，但毕竟还是遵循司马迁创始的规模而写出来的。

宋元时，有两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郑樵《通志总序》，又一篇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总序》。郑樵《总序》中论通史体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强调客观地记述历史。他认为，只要记载真实，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贬。他还说明了《通志》全书的规模，说明哪些部分是因袭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创新。马端临论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资治通鉴》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错误。接着他论述了编撰《通考》的意图，说明他的取材、编撰方法和对于《通典》的续补，也说到了家学的影响。于书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详以“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郑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学见解。马端临的序分出好几层次，一层一层地说出编撰通考的思想。这两篇序，都紧紧围绕主题、旗帜鲜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体会，没有废话，各有特色。

书序往往包含有编撰体例的内容，但往往不能详备。为了详备，就出现了单独成篇的例，这一般是编撰体例的条文化，实际上是承担了书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务。《史通·叙例》说：“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刘知几在这里叙述了例的历史发展，并加以评论。他说的这些例，差不多都见不到了。自唐以后，书之有例者渐多。清人治学趋向缜密，所作的例有盛于前。崔述的《考信录释例》和阮元的《经籍纂诂凡例》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两篇。《经籍纂诂凡例》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收录之例四条，关于归韵之例三条，关于编次之例五条，关于引用书名之例七条，其他杂例四条。《经籍纂诂》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训诂书，就是靠这二十三条规定，井然有序地编排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凡例的现实性和计划性。《经籍纂诂》虽不是一部史书，但这二十三条凡例同样可供史例编写的参考。凡例之后，还附有修书人的姓名，标明了每一个人的任务和负责的部分，这也是一个集体编书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录释例》是《考信录提要》的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论证考信对治学的重要，古史传说、诸子语言、经世训诂的伪误和后人依托的伪书，这不是一般的例，是对于古代史料学的具体擅述。

从序的历史看，它对于一首诗、一篇文章、一卷书或一部书说，都是有开宗明义的作用的。它向读者说明一些问题，为读者提供理解上的条件。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这样的几项：（1）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学经历和其他活动的经历。（3）基本资料。（4）对前人撰述的评价。（5）作者自己的观点。（6）作者的撰写意图。（7）编写上的技术问题。这对于我们目前写序，有很必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加以取舍和发展，使之更能符合我们当前的需要。

对于作者的身世和经历，有些读者是感兴趣的。但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写，也可以不写，不是序文所必须具备的内容。

对基本资料，序中是需要说明的。资料，可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可包括民俗学方面的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情况比较复杂，须进行关于著作时期的辨析。过去认为，某些篇章是伪书，某些史事记载不可信，这不一定完全正确，须重加考虑。时代越靠后，资料越多，就越须甄别。在大量的资料中要能挑选出来重要的部分来论述，这对于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义。

论述前人和同时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在序文中应当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序中应说到，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史，首先应当论述我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史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学术交流的工作还有待于开展，我们暂时很难论述得全面，也只能尽力而为。在可能的时候，也可考虑同外国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编撰上的意图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应该在序中向读者说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这三项如能作到，可以说，已完成了序文应尽的职责。

宋元人注经，往往在卷首，冠以“序说”。序说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但我们觉得，“序说”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丰富些，读起来较顺，本书就采用了“序说”一词。本书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说。

综述，历史发展的总向一部大型的史书，最好有一个主干部分。本书的主干部分是综述。在这一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象。综述吸取了本纪、编年和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各种体裁之长而加以发展。

本纪和编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历史进程的。《史记》、《汉书》的本纪，记载了皇帝的生活、诏令和军国大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几乎都是大事编年，很少别的东西了。编年体发展到了《资治通鉴》，它比任何一部纪传体的本纪都详审得多，能容纳下特别多的材料，但本纪是纪传体史书多种体裁之一，它是全书的纲，而《资治通鉴》只是一种单一的编年体，无论事之大小，都简单地按年月编排，就说不上纲的问题了。我们认为，撰写史书是应该基本上按着时间顺序，但不必拘泥于年月日的顺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写，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写在一起。应该象《资治通鉴》那样写得详细一点，但不要象《资治通鉴》写得那样分散。要把历史写得脉络分明、阶段分明，要发挥纲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写得那样简单。

纪事本末体，是把史事分成若干篇自，使之各有所属，并且具备首尾。

这种体裁被称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但这种体裁，多只能对史事作点的排列，而不能显示历史长河的绵延和巨波、细浪的区别。我们认为，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历史的重点表述中，酌量采取集中记述具备纪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体裁，我们可称之为章节体，大概开始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书写于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夏曾佑把中国历史划分成三个大的时代，其中包含七个小时代，即：上古之世。包含：传疑时代，从太古至周初。化成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中古之世。包含：极盛期，秦至三国。中衰期，晋至隋。复盛期，唐。

近古之世。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个大的时代定为一篇，每一个小的时代定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为节，这就把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和历史现象的主次表达出来。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种体裁便于阐述历史的发展，资产阶级史学家中的进化论者乐于使用这种体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沿用这种体裁。我们认为，这种体裁一直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这种体裁作为一部大型史书中的唯一体裁，就有很大的局限。在这种体裁中，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论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开。

在研究了本纪、编年、纪事本末、章节等体裁之后，我们考虑到综述的任务，可作这样的设想：第一，要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变动得也比较显著。在这方面，可以着重写一写，但要注意到它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要作出正确的处理。

第二，时间的观念要鲜明，首先要注意到历史时期的划分，一个时代内部大小阶段的划分，使其能尽量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尚存在着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不要强作解释。其次，每一个皇朝的具体年代，割据时期有关各国的具体年代，都要写清楚。

第三，对历代的疆域，要写出大致轮廓。对皇朝版图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区，也要写出来。有些民族地区说不清，可说出一个大致的方位。

第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

第五，关于田制、税制、官制、军制等等，只要重点地说到为止，具体的细节放到典志部分去写。

综述，作为本书的一种体裁，与其它体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专职，在撰写上要比各种旧体裁方便得多，我们可以称它为“综述体”。

典志，历史现象的剖视典志，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它具有可以论述的丰富的内容。本书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于综述之后，传记之前。

典志体的起源很早。《尚书》的《禹贡》和《洪范》，从内容和形式来看，都可说属于典志体。《尧典》的部分内容，也可说有典志体性质。《周礼》、《仪礼》、《礼记》，一向被认为是典志体的开山，但它们和《禹贡》等篇著作时期的先后，尚待考订，而且内容也只限礼的方面。典志作为史书的一部分，以相当大的规模出现，是开始于《史记》。《史记》有八书。《汉书》继《史记》之后有十志，规模就渐趋完备。

自《史记》以后，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按各史志性质来说，共有十五个门类，即：天文（天官、司天）。

五行（祥瑞、灵征）。

律历。

地理（郡国、州郡）。

河渠（沟洫）。

食货（平准）。

礼（礼仪、舆服、封禅、郊祀、祭祀）。

乐。

选举。

百官（官氏）。</PGN0319.TXT/PGN>刑法。

兵（营卫、兵卫、仪卫）。

释老。

艺文（经籍）。

刘知几《史通·书志》主张，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杜佑《通典》有九典，仅《边防典》为各史之所无。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二十略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器服、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是他创立的新目。氏族、都邑、昆虫草木三略是刘知几主张的实现。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马氏自称，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为《通典》所未有。刘、杜、郑、马所举新目，去其重复，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边防、器服等五个部门，和各史志，总共有二十个。我们认为，对这二十个门类应该加以合并、改造和发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几个门类：一、地理。包含历代皇朝的版图、割据时期各政权的辖境、少数民族的分布、河渠的变迁、重要的都邑、通道的兴修，都可以在这里论述。这个部门包含了旧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旧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传里写。《通典》的《边防典》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我们把民族立为专篇，在综述和传记中没有说到的，应在这里作具体论述。

三、社会经济。略当于旧史的《食货志》，在此应有较多的发展。包含农、牧、渔、林、矿、盐、手工业、商业、货币、各种生产技术、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约当于旧史《百官志》。

五、军事制度。约当于旧史《兵志》。

六、法律。约当于旧史的刑罚志。

学术文化，包含经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设置专篇，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倾向于用传记的形式分别处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范围。

关于宗教，旧史中只有释老志。在内容上现应从制度上作出新的发展。

关于礼俗：旧史中的礼志、五行志、舆服志；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应充实民间方面的材料，设置专篇。

关于中外关系：旧史中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多见于列传中。《通典》的《边防志》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这在典志中是一个应开创的篇章。

在典志的编撰过程中，不必拘泥于这几个门类的各目，但标目还是以比较集中为好，不要过于分散。这样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读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种传统形式。一种是《史记·平准书》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语言写出来，有事实、有议论。第二种形式是《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式的，把各种地名、书名列举出来，作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议论。第三种是《通典》、《文献通考》式的，分别汇集许多原始材料，把有关前人的议论和作者的意见附于后面，这是把材料和议论完全分开的形式。这三种形式各有特点，应该是按论述的对象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指出，撰写典志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人口的研究。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是如此。在史书中考虑设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实地朝着从多方面反映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设想：典志部分的写法要力求体现上述理论指导，既要从传统史学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又跟前人的写法不同。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历史发展的整体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紧要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发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发展的关系。

传记，人物群象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本书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

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人的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和状况。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亚洲扩张，同是东方国家，有的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日本又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发展，走上侵略邻国的道路，最终成为战败国。而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史上，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桧，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能表明人在历史的具体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谈话，他跟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l Ludwig，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3 页。

1881—1948）谈到个人的作用问题。路德维希问斯大林：“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斯大林说：“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路德维希讲到，他上大学时，许多自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信徒的德国教授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斯大林说：“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还谈到彼得大帝和列宁。他说：“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又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①斯大林在这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以上，说个人的历史作用，也为的是要说明编写人物传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需要说明的另一面，这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正面的人物会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时代特点，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动的时代特点，同时他们都还会反映他们的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特点。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人物，同时还要从人物身上看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

有人担心，写传记不能不依靠旧有的资料，这样就只能是资料的组合，甚至是对旧日传记的今译。还有人认为，无论我们写得怎样好，比不上司马迁。这些意见，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未免过于片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我们观察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同样的材料，我们可以与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写出不同于古人的传记。比起司马迁来，我们有难于赶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超过他的地方。因为时代距离的不同，他对于某些人物比我们熟悉一些。他的文学水平也可能高些，写的就生动些。但有时距离的时代远了些，可能比距离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这一点在本章第三节还要论述。

“通”的要求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可以配合起来，必要时也可以参用别种体裁。如果写得好，就可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可能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但要写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观点，在中国史学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通”的主张，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一派以郑樵为代表。司马迁著《史记》，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是这三句话的核心。“究天人之际”是要从天人关系上解释古今之变写成一部有独具特色的史书。历史本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谁来写历史，都躲不开这个“变”字。司马迁的贡献，不止在于写出“变”，更在于写出“通”。“通”，是“稽其成败兴亡之理”，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述往事，思来者”。他不止是在编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历史发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后来杜佑著《通典》，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变的专书。他相信这书可以“施于有政”。也是要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有“通古今之变”的遗风，可惜都没有写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

郑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称的。他所谓“通”，总是和“会”字并举，称作“会通”。“会”，是大量汇集历史文献，加以编排。“通”，是记载不同朝代前后相续、不断代为书。他用这个标准去称赞孔子和司马迁。他说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说司马迁“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郑樵的学术兴趣是知识性的，重点在文献学方面，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很大的区别。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这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丰富，也有一些见解。但总的说来，他的兴趣也是在知识性方面，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总序中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草，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博闻强识”就是他编撰《文献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与《通志》不同，而治学的路子是接近的。郑、马的路子，对于后来史学界的影响，可能比司马迁、杜佑还要大些。

我们撰写史书，对于“通”的要求，要吸取两派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赞成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不能停止在资料上，要通过对资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我们赞成通史的编写形式，但我们要求的是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我们不赞成把通史看成断代史的拼凑，但我们主张认真研究每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论述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论》论述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的历史，由简单协作到大工业的历史，《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论述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举了养由基、伯乐、宋国庖丁、钟子期的故事。养由基是一个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后来功夫到了，能箭穿鸟羽。伯乐是一个善相马的人。他初学相马的时候，十分专心，时时想着的都是马。宋国庖丁善解牛，当他初学解牛的时候，看见的是整个的牛，不知怎样下刀。后来，他解牛的本领发展到得心应手，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无从下刀的整牛了。钟子期善于音乐，他能从乐声中辨出奏乐人的情绪。有一夜，他听人鼓琴，觉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绪，经过询问，果然如此。这些事例，说明了养由基等人由于勤学苦练而达到技艺精通的地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写好，也要有古人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节　历史文学

史学和文学

没有文就没有史。研究历史的成果，总得表现在文字上。人们既要下大功夫对历史客观进程探索了解，又要见于文章，使人看懂。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客观过程写出来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表述的方法。这也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

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历史剧本。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历史的文字表述，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杰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文学，是指第二个意思。

“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著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著作。现在撰写史书，仍有一个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有关史事的最早记载，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并且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金文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要丰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铭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盘》等，占了金文中相当的分量。甲骨文质简，也许还说不上是文学。金文中，有些已经有文采，可以说已具有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书》和《诗经》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典籍。《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集，但已备有多种文体，为后来各体散文的创始。《诗经》是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如《周颂》、《鲁颂》、《商颂》、《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历史内容。如《生民》、《公刘》等篇章写了周初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等英雄人物，已有了历史人物传记的雏形。《国风》大都是民间流行的诗歌，与《雅》、《颂》相比，文学味道要浓一些，而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国风》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春秋》，可以说是一部不具备文学性格的历史书。这表现了历史和文学分离的趋势。

文史分离的趋向是逐步显明的。从战国到秦汉，人们对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一些大史学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他们撰写的史书极有文采，在史学和文学上兼有很高的价值。在战国时期，《左传》即其一例。两汉出现的历史巨著《史记》、《汉书》，也是文学名著，但同时又出现了大文学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的辞赋，历史和文学分为两途，已显然可见。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专门的职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这是由于“史”不能离开“文”。好的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效果。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班彪父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点有激烈的批评，却推崇司马迁善于叙事，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①范晔也盛赞班固的文采，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②《晋书·陈寿传》也说，陈寿撰成《三国志》后，“时人称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刘知几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经分途，说“史之与文，较然异辙”③；另一方面又强调“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④，这讲的就是“史”不能离开“文”。刘知几把文字表述的优劣作为评论史书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他认为《左传》、《史记》、《汉书》成就最高，它们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取信一时，名千载”。他尤其推崇《左传》。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春秋》三传评价的分歧，他认为，从史学角度看，《左传》的价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因为《左传》不但取材丰富，史实可靠，而且文辞优美、叙述生动，跌宕不群、纵横自得，所以传诸不朽。相比之下，《公》、《谷》二传凭主观记事，且又繁复累赘，语言无味，实在高下悬殊。因此，刘知几极为重视有文采的语言对于表现史事及史书能否流传的巨大作用。他归结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⑤这些话，对《公》《谷》的评价未免有些偏见，但对史不能离开文的道理讲得很中肯。“言之不文，行之不远”① 《汉书·司马迁传》后论。

② 《后汉书·班彪传下》后论。

③ 《史通·核才》。

④ 《史通·叙事》。

⑤ 《史通·叙事》。

一语本是孔子称赞子产重视外交辞令，在彼强我弱情况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对方，传播于远近。刘知几把它提高了一步，用来说明历史文学对于史书广泛传播的意义，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为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章学诚继承并发挥了刘知几关于史文关系的论点。他说：“夫史所以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①又说：“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以行运而传久也。”②“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辞者亦亡也。”③这些话都论述了历史记载必须依靠有文学性的语言才能广泛传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对“史”“文”关系的极好说明。

现在，我们要广泛地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要通过历史撰述作为进行教育的重要工具。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文学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应当更加重视。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学历史，固然是为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我们要发挥历史教育在培养爱国主义，帮助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认清历史前途、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这就要求历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有合理的编撰形式，还必须在文字上善于表述。有的学者担心，讲历史文学，就等于要求把史书写成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就会把文学创作中夸张、虚构的手法带到史书写作中来。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历史文学的要求，是生动地表述真实的历史面貌，恰好跟夸张、虚构的手法相对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学特色的史书和纯文学作品的鲜明对照。

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我国历史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时期，历史文学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传》是当时的代表作。《左传》善于写语言，所记各种辞令，极为精彩。“吕相绝秦”的一篇话，是长期被传诵的名作。《左传》记吕相奉晋君之命，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接着说晋已一再对秦报恩，对秦有大的帮助，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而晋国虽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雍容典雅，没有一点咒骂，没有一点火气，措词委婉有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①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②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位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孔门有四科，言语是其一。战国间，游士以游说取卿相。孟子也说到跟大人物谈话时应注意的风度。可见，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左传》等史书在记语言方面的成就，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反映。

① 《文史通义·史德》。

② 《文史通义·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③ 《文史通义·说林》。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论语·季氏》。

③ 《论语·子路》。

《左传》也善于叙事，尤其擅长于写战争，所记长勺之战、殽之战、鞌之战、邲之战、城濮之战，都很生动。如记城濮之战这场春秋时期最大的战役①，生动紧凑，充分显示出作者视野的开阔和构思的周密。他先写战前的准备，着重将双方政治、指挥情况作了对比。晋文公修治内政，整编军队，决心借救援宋国的机会与楚一战，以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齐心，制定了联合齐秦以对付楚国的正确方针，处处占据优势。楚国方面则内部分歧，主将子玉骄傲轻敌，作战兵力薄弱，处处潜在着失败的危险。接着，写两军作战，晋军向楚表示礼让，后退九十里，处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气高昂，以此反衬出楚军不愿进攻，子玉却硬要向晋挑战，因而士气低落。然后写两军作战，突出表现晋国方面灵活的策略，先以强攻将楚军薄弱环节“右师”击溃，再伪装逃遁引诱楚军来追，对它拦腰袭击，最后对楚军“左师”两面夹击，大获全胜。这些记叙环环相扣，层次分明，是由于《左传》作者有叙事才能，又懂军事知识，才能做到的。《左传》在记述语言和叙事上的成就，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我国史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司马迁的《史记》是运用高度的文学修养来叙述历史的典范作品。书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史记》善于将记述复杂的历史活动与记述人物活动结合起来，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线，写出最主要的历史场面，又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神情风貌。《项羽本纪》是写项羽，又不只是写项羽。它是在写楚汉之际主要活动的同时，又在写项羽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篇中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表现得尤为突出。巨鹿之战是反秦军击败秦军主力的一场关键战役，在记述中，司马迁生动地描写了项羽对敌的决心和威武气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又用诸侯军的观望、恐惧和慑服来反衬项羽的胆力和风度：“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些记述，写出了项羽正是在殊死的战斗中取得了号令诸侯的地位。对于鸿门宴这场秦皇朝灭亡以后，项羽刘邦在宴会席上的生死斗争，司马迁也写得扣人心弦。宴会上剑拔弩张的情景，使人惊心动魄。范增的急于下手，项羽的缺乏谋略，刘邦的惊慌，张良的机智，樊哙的勇敢，项伯的忠厚，无不跃然纸上。最后，写项羽在垓下陷入重围，“四面楚歌”。他以八百骑乘夜突围，走东城，这时（项王）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PGN0335.TXT/PGN>“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①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里生动地写出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的悲剧结局。他确是骁勇善战、胆气过人，即使身陷重围，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对手丧魂失魄的力量。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后关头仍夸耀自己的勇敢，把失败归到天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刚愎自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的性格特点。总观《项羽本纪》全篇，巨鹿之战是项羽声威的顶点，鸿门宴则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点，垓下被围是他失败的最终结局。司马迁确实做到以他的传神妙笔，生动地记下了秦汉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场景，同时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后仍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史记》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萧何和曹参都是汉初功臣，先后出任丞相，司马迁却写出两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萧何很有实际办事能力，而且处处小心谨慎，以消除刘邦对他的猜疑。曹参任丞相，则凡事率由旧章，不问政事，日夜饮酒，有客人来劝说，他就连连劝酒，最后让客人喝得大醉，无法进说。由于运用对比手法而两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鲜明。司马迁写王陵和陈平也是这样。王陵和陈平在吕后时任左右丞相，他们都反对王诸吕，希冀保全刘家天下，但二人表现又很不相同。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争，被吕后免去相位，忧郁而死。陈平则善用智谋，不当面得罪吕后，得以脱身自保，最后与周勃等合力诛杀诸吕，恢复了刘姓天下。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同是外戚，司马迁也用对比手法写出他们很不相同的态度和心理。《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魏其侯失势以后，武安侯当权。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说，他想访问魏其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日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侯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灌夫）言。’乃驾往。又徐行。”同是当时很尊贵的外戚，但由于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就出现了一个谦恭，一个倨傲的鲜明对照，并借此刻画了世态的炎凉。

《史记》又善于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点。《李斯列传》开卷说：“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无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象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斤斤于计较个人得失。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及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求所自处，为个人打算。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他还“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如，《陈涉世家》篇末，写陈涉立为王后，有个旧时佣耕的伙伴来找他，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拘束，讲了些陈涉以前穷苦时的情形。有人向陈涉进了谗言，陈涉就把这个农民斩了。这个故事放在陈涉首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象可有可无。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决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斩了这个农民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这是用这个故事形象地写出，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史记》在写人物时，还善于采用互见的手法。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写他的成功或长处一面，而不写他的弱点一面，就失之片面。司马迁写人物，常常是在本传写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将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别的篇中叙述。这就是互见的手法。这样通读全书的有关部分，就能对这个人物有比较全面的印象。刘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领袖，西汉的创业君主，对这样的人物，司马迁主要以《高祖本纪》写他的功业，特别写出他在楚汉战争中致胜的原因。刘邦不同于项羽的好杀而实行安抚人民的政策，入关中，封府库，与父老约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又写刘邦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在洛阳南宫置酒，大会群臣，要大家直率讲出他为何能得天下。王陵等说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司马迁又在其他篇中写了刘邦所短的一面。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他对功臣的猜忌，还在《张丞相列传》中写他当了皇帝还骑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无赖习气。这样，读者综观各篇，就可比较全面地看出刘邦的为人来。

《史记》还善于用双相对照和寓论断于叙事的方法，通过对人物的描绘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景象，客观地进行无言评价，在这里有作者无言的赞叹，也有作者辛辣的讽刺。

在《史记》的影响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也不断地有些写得很好的篇章。班固、陈寿、范晔等历史家都极重视叙事的才能。《汉书》之《张骞传》、《赵充国传》等篇都写得相当出色。《汉书》还有一些精辟的议论。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语中论武帝时期人材之盛，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嚮，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 玁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这段议论，将武帝时的大量史实加以概括，讲出当时客观形势对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竞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和《宦者列传》也各有长段的序。前者表彰东汉士人崇尚气节、讥贬权贵的风气，后者指斥宦官为害之烈。将这两段议论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对于东汉晚期的政治特点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后汉书》的《班超传》、《陈蕃传》，《三国志》的《武帝纪》、《诸葛亮传》，《旧唐书》的《郭子仪传》等，也都是相当出色的篇章。《三国志·武帝纪》，既是三国时期大事的纲，又生动地写出曹操政治家、军事家的本色。

《资治通鉴》是有高度文学成就的著作。其中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伐南燕、韦孝宽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长期传诵的名篇。《通鉴》写赤壁之战，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写战争决策上。首先，写面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的严重局势，鲁肃向孙权陈述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然后，写诸葛亮会见孙权，先以“激将法”试探其意向所在，继而述说刘备虽然新败，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曹操兵力虽众，却存在远来疲惫、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致命弱点，以此坚定孙权联合抗曹的决心，指出“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再写在曹操致书进行恫吓后，孙权集团主战、主和两派的不同态度，着重写了主战派首领周瑜对孙、曹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分析，断言“将军（孙权）禽操，宜在今日。”于是孙权下定了决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文章精采之处，正是在上述写决策的过程中，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势时，已言及胜负之数。最后，精炼地写出赤壁江面上大败曹军的情景：时东南风急，（黄）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败。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PGN0340.TXT/PGN>蹈藉，死者甚众①99900041_0341_0。

这样，前面深入的军事、政治条件的分析，跟后面紧张生动的战争画面相配合，构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鉴》也善于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并重视有意义的细节描写。书中写赤壁大战前夜，刘备到樊口迎接东吴统帅周瑜的情景：（刘备）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这里借简短的对话，写出了刘备对实现联合抗曹的喜悦而又信心不足的复杂心理；写出了周瑜的锐气、自负和严于职守，表现出这个青年统帅雄姿英发的风貌。淝水之战在记述前秦军大溃败之后，末尾加了一个小插曲：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捷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②99900041_0341_1这里写谢安接读前方战报之后因极度欢喜而“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生动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饰下，内心里对前方战事的关切和紧张，说明此役对东晋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表现出谢安的个性和风度。在记述一场鏖战之后，添上了这一细节，文章就耐人寻味，富有情趣。

我国历史文学的成就，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不少优秀的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

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历史表述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从基本要求上说，它跟一般的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只有高、下之别，并无彼此之分。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作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

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作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尽到职责。有意地违背这一点，至少是学术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称道良史，总是“不隐恶、不虚美”。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把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载入史册，就“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反对执笔的人“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张“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①章学诚著《史德》，说：“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所谓心术，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别。天，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学诚认为史学工作要尽量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要掺杂个人的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不是轻易可以作到。他记载黄巢义军入长安时的动人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这很不同于后来那些对农民起义军随意诬蔑的史书。但在关系到黄巢义军与唐皇朝的关系时，司马光就处理不好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已有六、七十年，旧的偏见，再加上新传入的偏见，仍在干扰和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说的表述恰当的问题。“属辞比事”是选词和组合史事，是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这一关把不好，好的表述还是不能出现。

以上可见，确切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旧唐书·刘知几传》记刘知几“史有三长”之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PGN0343.TXT/PGN>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著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① 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只是因为《汉纪》简约，比《汉书》易读，未必就是以烦简定二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这就明确提出以简约为高了。另一晋人张世伟撰《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了。因此，史文烦简简直成了一个大问题。刘知几著《史通》，有《烦省》一篇。他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这是说，妄载谓之烦，阙书谓之省，二者都不可取。这就明确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以文字烦简定史书高下的看法。刘知几在《书事》篇中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这段话论史文烦简，说得比较公平、合理，没有什么偏见。但他针对魏晋以后偏于浮华的文风，在《史通》的《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里，都强调了简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在当时是有实际意义的。近人郑天挺同志对中国历史家尚简作了论述：他指出“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所关涉，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发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家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作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逝实存，渣去瀋在’。”①这里所讲的尚简在具体运用上的种种要求和经验，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烦简上，我国史家主要倾向是尚简，但也不是愈简愈好。这一点，刘知几已经说到。宋人洪迈进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烦与省各有当也”②。不论烦与省，都应写得明白、全面，不可失当。顾炎武也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烦与简也”①。他们提出的这个“达”字，比刘知几对史文烦简的看法，更加明确了。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应当注意继承尚简的传统，而对于烦和简，则应有辩证的看法。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史学工作者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认识，也要认真付出功力。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提出来文章有显有晦的说法：“显也者，烦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又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① 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探微集》第269 页，中华书局1980 年6 月版。② 《容斋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条。

① 《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烦简”条。

他所说的“用晦”，是从史文烦简的角度提出来的，有突出重点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类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义又不相同。他在文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似乎还不能说明“用晦”的表达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顾炎武曾提出一种表述的形式。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用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②顾炎武说的“于序事中寓论断”，是对“用晦”的一种主要的表述方式。这也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不过，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只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全篇先后四次通过别人之口对他进行评论，而作者却未置一词。第一次，是叔孙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赏赐，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孙通准备为刘邦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三次，记朝仪场面及刘邦的反映，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从侧面对叔孙通所作的批评。第四次，是叔孙通得到刘邦赏赐后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的其他篇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①。

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气息。它不夸张，不是华丽的词句，不是形容词的堆砌。不只在写轻松场面时可以生动，在写严肃和紧张的场面时也可以生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关张马赵黄传》：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第二例写的是一个轻松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之中，生动地写出关羽的性格和诸葛亮的风度。第一例，在同一场面中，写出曹操和刘备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态各异，在曹操是从容，在刘备是紧张。《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② 《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

① 以上关于尚简和用晦的论述，袭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225—227 页。对原文有删改。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缓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这是一场严肃的战争场面，《左传》写得又生动，又凝练。象这一类的例子，在本章第二节中说了很多，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真实、凝练、生动，这三个基本条件，在历史表述上是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我们很少讲史学撰述中应有的文风。认真作起来，总不免有点吃力。但只要我们努力，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第九章　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特点

中国历史的继续性

以上八章，就中国历史本身和中国史书编撰有关的重大问题，分别作了论述。中国史毕竟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史而简单地研究中国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以下让我们分别地作一些比较的考察。

文明在历史上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在人类历史的上古时期，在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亚的伊朗高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在南欧的克里特岛、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其中第一批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这就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均发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国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约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叙利亚、小亚细亚一带出现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在克里特文明的影响下，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等地又形成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成为爱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铜时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和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文明繁盛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0 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先后灭亡了（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公元前十二世纪）。

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时代开始，文明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在人类上古史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国家这时都出现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古老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发生的小亚细亚（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历史表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国，大多数也没有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它们作为政治实体的连续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断。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波斯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亡。在辽阔的波斯帝国故土上后来建立起许多“希腊化”的国家。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三世纪初期，安息（帕提亚）统治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是它在七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区一样，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区。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间，在希腊地区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经过公元前五世纪的繁荣，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势力的支配之下。到公元前二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于公元前一世纪后期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等古老的文明地区都属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到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发生危机。四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大举侵入，帝国分裂。五世纪西罗马灭亡。作为上古时期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最晚、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在历史上中断了。在中古时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运动于广大的欧、亚、非地区，引起了传统文明的巨大变化。当时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很多国家，都是在这些运动之中或其后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与当地的上古文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①。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不同，中国古文明没有为外力所中断。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着。

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发生过民族的移动，还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以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过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史上发展的连续性与文化遗产的流传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在文化连续发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为遗产流传给后代，所以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即有文化遗产的流传；但是，有文化遗产的流传却未必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例如，现在世界流行的阳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历法。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为一星期，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伦。现代许多国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号。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可以说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继承和沿袭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现代国家都与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文化发展史上的连续性。因为，现代很多国家虽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的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却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统的发展和继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只是作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机的系统）被继承下来的。

① “夏文化二里头型晚期出现了较大的青铜兵器和工具——戈、钺、凿等，尤其是还出现了青铜礼器——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41 页。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尚有争论，但青铜器出现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

让我们从事实来看。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有自己的独特文字系统，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当她们失去独立以后，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限于神庙祭司之间，最后终于被人遗忘。对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 年）游历波斯帝国时所听到的已经是很不完备的传说，这从其所著《历史》一书记载的内容可以得知。在马其顿——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Manetho，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80 年）、巴比伦祭司贝洛苏斯（Berosu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90年）曾分别以希腊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伦史。这两部书现在虽已不存，但从它书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过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后，就不见古代学者有关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的著述。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历史逐渐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所余不过是金字塔之类的遗迹和若干神话及历史传说而已。曾经强盛一时的赫梯国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经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纪最终灭亡。赫梯的文字和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以前即已灭亡，继之而来的是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发生中断现象。克里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中断，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也灭亡了。在希腊大多数地区又暂时回到原始社会后期，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遗忘。整个爱琴文明只不过在荷马史诗之类的希腊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断的神话传说而已。只是由于近代学者在考古学和文字解读方面的成就，许多曾被遗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为人们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尚未解读成功，因而连这两个文明的创造者到底是谁，现在都无法最后确定。在铁器时代开始后产生的古国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遗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资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学者将其文字解读以后才重新为人所知。古希腊文、拉丁文没有被人遗忘，但是最后仍坚持用希腊语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希腊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而成为基督教士读经和表述经院哲学的工具。十五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西欧“文艺复兴”，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再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词义本来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①。文艺复兴所开创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它从社会性质上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西欧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止于有历史阶段上的差别。近代西欧文明是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现和以这种文字著述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民族文明发生的一个明显标志。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经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9—250 页。②”。他已经开始用意大利文作诗了。到十六、十七世纪，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拉伯雷（Rabelais，1495—1553）、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弥尔顿（Milton，1608—1674）、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等名家辈出，标志了西欧各国民族文明的兴起。因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是近代西欧各国文明的母体，而是前者的遗产在客观上为后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养分。

诚然，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学者谈到其他古国文化的连续性。例如，印度史学家高善必（D.D.Kosambi）认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非埃及文化可比③。他说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实际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以后的印度文化之间是不连续的。当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婆罗门教的典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后相连的发展轨迹，而且在后代对前代典籍的注释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断的关系。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 smriti）在公元九世纪、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十五世纪间几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释。印度文化史上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赖以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又如，英国学者汤姆生（G.Thomson）说：“如果我们以希腊史与中国史比较，就会看到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语言的书面文献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国未曾发生爱琴文明的文字被遗忘并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读成功的现象）。这两种语言都存留至今，变化较小。近代希腊语不同于古典希腊语，但希腊人仍认为柏拉图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近代汉语不同于古典汉语言，但中国人也仍然认为孔子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因此，希腊语可说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汉语是亚洲最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上的连续性反映了两国文化的连续性。自古迄今，希腊的历史是单一民族的历史（引者按：中国情况不同），这个民族从未失去过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对于自己往事的回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汤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国与希腊的不同。他指出：第一，当前（此书初版于1955 年）说汉语的人口约有六亿，而说希腊语者仅八百万人口。第二，希腊文化的许多内容并非自己独创，而是从更早的近东文明借来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自己独创的①。汤姆生的话有其理由，不过，希腊同样缺乏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爆发性的断裂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这样连续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掌握了认识甲骨文、金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象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识古代文字。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② 《〈共产党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9 页。③ 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史纲》（TheCultureandCivilizatronofAnciemt India in Historical Outline1977），第9 页。

① 汤姆生：《第一批哲学家》第61 页。

专门学者，对于甲骨卜辞、金器铭刻、《诗》、《书》之文，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汉、魏时期的人已觉难解，于是学者作了注释。到了唐、宋时期。汉、魏人的注释已显得不足以解决疑难，于是学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释古籍，经常都要通过这条前人注疏的梯道。这个梯道也是文明渊源不断的一个明显证据。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历史记录和著作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辞、金器铭刻都是有关史事的记录，《尚书》、《诗经》中有史事的记录，也有后人关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为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尤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在《史记》中，《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仪止迄未中断。在《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它们首尾相衔，形成一条史的长龙。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①洵非虚语。其实，中国历史著作的可贵之处还不限于时间上的前后衔接，而且中国历代史书从体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发展脉络可寻。除了史学以外，其他学术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例如文学，从《诗经》到汉、魏古诗、到唐代律诗、到宋词、到元曲，从楚辞到汉赋、到骈体文，其间都有着相当清楚的沿革关系。

黑格尔在肯定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的同时，又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②这样，他就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停滞性混为一谈。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时也是停滞的。我们不想否认，在黑格尔的这一偏见里也显出了他对当时历史的某种卓越的见解。因为，当时在西方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东方还被束缚于传统的封建制度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科学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地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黑格尔不能对当时东西方历史的区别作出唯物史观的解释，于是以臆造的“历史哲学”的形式把它归因于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区别”。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比西欧显得迟缓，以致从历史上的先进地位转而落后下来。原先落后于中国的西方人，现在跑到中国前面去了，于是他以为中国在停步不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作为一位对于辩证法的发展具有杰出贡献的大师，他的中国历史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 页。

②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 页。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 页。

无变化的说法却是直接违反辩证法的本身的。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任何一个文明的发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不断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或新陈代谢过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来说，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进入文明，她们的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随后也就失去了生机。爱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纪不再能自我代谢，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希腊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由极盛而转衰，它本身随后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罗马文明在公元前后一两个世纪里盛极一时，其后失去自我调节、自我代谢的能力，以后也就由苟延残喘而终至消亡。历史上其他文明发生、发展与灭亡的历程莫不如此。

我们论述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绝对不是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一部田园诗，把几千年的岁月都说成是在安闲和恬静中度过来的。中国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讲演的，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危机深重的时期。但是，中国文明并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①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

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统一相关联的。当文明最初发生之际，都有一个由部落共同体联合为国家的过程。在古代希腊，人们把这种“统一”称为“塞诺西辛”（Synoikismos）。经过这样统一过程形成的还只是一种以某一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的邦。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地区性的经济联系的出现，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随着各地区之间文明联系的出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又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性的帝国。各个文明在这种横向的分合过程中具体处境不同，它们在自身的纵向发展中的连续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纵向发展中的连续性，一般都与其在横向分合关系中的具体状况有关。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许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发生的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国各朝的统一国家，出现了以金字塔为表征的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也先后① 《易·乾卦象辞》。

出现了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一国家。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夏文明、爱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现了中王国、新王国诸朝的统一国家，两河流域出现了古巴比伦的统一国；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至此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尚未形成统一的地区性王国，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古老文明中心开始发生危机，于是亚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帝国；这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腊，重新产生了许多小邦。公元前七世纪末叶，亚述帝国解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波斯帝国。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间，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希腊城邦文明达到繁盛时期，罗马国家形成。公元前四世纪后期，马其顿征服希腊，随后又征服波斯帝国，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本人死后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许多小国。公元前三世纪，在南亚次大陆曾一度出现孔雀帝国，但这个帝国很快也解体了。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罗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朗和两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安息帝国。综观公元前一千年代，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开始后的第一个千年代，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帝国不断涌现的时期。当然，每一个帝国都是在征服了许多地区性的王国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这些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对于先前的地区性王国的统一。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 $m hoctb）的联合体。”①所以，这些帝国的先后出现，足以发生打断古老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不能维护或巩固那种连续性。

公元以后直到中世纪晚期以前，情况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罗马帝国在五世纪灭亡以后，出现的是日耳曼人诸王国林立的局面。公元800 年，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无关，而且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就分裂了。公元962 年，鄂图一世（Otto I ，936-973）再次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而这个正式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实际上连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虽然这个帝国的名称直到1806 年才在拿破仑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尔泰所说“既非神圣，亦非罗马，又非帝国”，在历史上算不了什么。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中古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生逐渐形成的。在东方，一至三世纪间有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三至七世纪间有萨珊朝波斯帝国，七至十一世纪间有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纪间有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十三世纪有蒙古帝国，十四世纪以后又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崩溃）等。但是这些帝国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因此在不同时期里领土范围的变化很大，最终的结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统一。现代东方的多数国家都是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在发展中长期保持着统一的趋势。象其他国家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8—9页。

一样，中国最初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然后由部落合并为许多小邦，再逐渐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①至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诸侯会于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②。相传，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①今按春秋以前的传说数字虽未必可靠，但总可说明当时的确有很多小邦。这些小邦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师，称同盟各邦君长为“友邦冢君”②；周公东征武庚，仍称诸侯为“友邦君”③。不过，就是在这样小邦林立的情况下，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统一的中心的观念。在许许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现的三个中心。如果把夏、商、周理解为秦汉以后的帝国，那当然不对。不过，从《尚书·周书》看，周人确实有一种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观念。周人自认在从前周是“小国”、而殷则是“大国殷”、“天邑商”。一九七九年在岐山凤雏村发现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周方伯”（见H11，82；H11，84）的记载，尤可证明传统文献中周为殷之西伯的说法。《诗·商颂·玄鸟》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颇为有理。商作为一个大邦，其民所居不过千里；但作为各邦共戴的一个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小邦林立的时候，其中就有着一个统一的方面。

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象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并小邦为大国，由封国而郡县，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次统一的秦、汉皇朝。两汉的统治持续了四百余年，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东汉以后，出现了五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西晋以后，出现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是魏、蜀、吴三国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据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在为统一全国作准备。就是在西晋灭亡以后的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种统一的趋势。前秦符坚曾经一度统一了北方。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再度出现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经过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隋、唐时期三百年的统一。这一次的统一的规模，又超过了两汉时期。唐以后，虽然有过辽、宋和宋、金之间的南北对立，但统一仍是发展的总趋势。经过元、明两代，到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有关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① 《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禹时有万国说，亦见于《左传》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国》等。

② 见《史记·周本纪》。

① 《晋书·地理志》（上）。按见于《春秋》经传的百有七十国，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数目。② 《尚书·牧誓》。

③ 《尚书·大诰》。

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卷第一章对此已有阐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第二节　中国史和世界史

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

中国史作为一门国别史，作为一门如此源远流长而又内容丰富的国别史，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同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

当然，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以来的约五千年中，新航路的开通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说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整体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从比较中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是从与邻近的国家或民族比较开始的。然后，随着接触和了解范围的扩大，比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中国，注意到以他邦的历史来与本邦作比较的情况是出现得很早的。《尚书·周书》中有若干周人与商人作历史比较的文字。例如《酒诰》记：“王曰：封（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这里不仅有商周两代的纵向的比较，而且有商周两邦之间的横向的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霸和兼并斗争的激化，邦君谋臣在分析天下大势时亦往往兼有对不同的邦的历史比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势力将衰，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友曾“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国语·郑语》的基本内容。这篇话既分析了当时形势，也比较了有关诸邦的历史（且不论其观点见解如何）。郑桓公听了这番分析后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这样就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安下了立足点。

在古代西方，注意从与外国比较中认识本国历史，也是有很古老的传统的。在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中，不仅有很多篇幅用于追述埃及、巴比伦等东方古国的历史，而且从比较中认识到希腊文化的许多因素是从东方学来的。例如，他知道希腊文字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历史》，V，58）。又如，他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还规定出一条法律，即每一个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诺姆的首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而如果他不这样做或是不来证明他在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时，他便要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那里学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行于他的国人中间，他们直到今天还遵守这条法律。”（《历史》Ⅱ，177）当然，希罗多德也说到了希腊与其他国家传统的不同。例如，他曾引用一个被放逐的斯巴达王和波斯皇帝的对话，以寓论于史的方法说明波斯传统重视王的权威，而希腊传统则重视法的权威（《历史》V11，102）。以后，希腊、罗马的许多史学家、哲学家在其著作中都有比较的探索。亚里斯多德的名著《政治学》一书中充满了对希腊各邦之间以及对希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普卢塔克（Plu-tarch）著希腊罗马名人传，更是有意识地在作比较的研究。

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文化衰落，史学不振，直至文艺复兴以前没有多少成就可言。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航路的开通，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西方学者在其学术活动中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进行比较的研究。例如，法国的孟德斯鸠所著《论法的精神》（严复旧译称《法意》）一书，不仅是一部表示作者政治思想的巨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对多国法制作了历史比较研究的书。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更有所进展。例如，毛勒（Georg Ludwig Ma-urer，1790—1872）对于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对古代氏族制度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分析研究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亲自作了许多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导师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较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史学发展成为科学。

在我国传统史学中，自司马迁《史记》以下，大部分纪传体史书多记边区少数民族。也有关于外国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历史资料，是十分宝贵的，但其中作比较研究的意思不多，也可以说比较研究作得不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值得作深入的探讨。明中叶以后，世界形势迅速变化，而中国人于外国历史之认识仍裹足不前。于是中国人失去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实际处境的了解，到清中叶以后，我们的国家因此而饱经苦难。

严重的外来威胁使中国人逐渐清醒过来。于是乃有林则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作。近代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开始注意比较中外历史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很注意从世界看中国，注意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之比较。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土耳其）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复，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衰弱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梁氏所述史事容有未确之处，但是他的话道出了中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历史置于世界变化的历史中自省的迫切心情。

近代中国史学家注意结合世界历史之背景来研究中国历史，在多方面都比前代有所进步，但其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大体在于两端：一则以为中国历史文化为世界之冠，为国粹派；一则以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为民族虚无主义派。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以世界史为背景对中国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研究中国历史具体发展规律的阶段。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我们将永远不忘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也不能永远以他们的成就为满足，从此裹足不前。

现在我们要结合世界背景来考察中国历史，显然有大量工作有待进行。

这是因为：第一，要作为中国史背景来考察的世界史，正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速地发展着，我们必须结合世界史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来比较研究中国史。第二，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所需的资料和条件也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的研究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必须有所进展。前进是必须的。以上论述中国史有置于中外比较中考察的必要，考虑的是中外历史间客观存在的逻辑联系。那末，现在可进一步讨论中国史有必要置于中外历史的现实联系中考察的问题。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世界联系发生、发展的情况而分为两大阶段。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指历史——引者）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②这就是说，全世界范围的有机联系有一个长期的发生过程，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才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出现。大体说来，上古和中古时代是世界的有机联系发生的时期，近代以后是世界的有机联系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先秦时期的情况，由于史料不足，诸多待考。秦汉以后，尤其“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成为中国史书中一项经常保有的内容。当然，从秦汉以至近代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不具有经常和必然的性质。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史的世界背景，主要也应该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角度来考虑。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总趋势是由近而远、由疏而密，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西汉时，张骞西行，从此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东汉时，班超副使甘英历安息，抵条支，临西海以望大秦（罗马），虽未能直接与罗马建立联系，但汉与罗马都已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间接的商业联系也已发生。《后汉书》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说明东汉时与西方的海上联系也开始了。虽然这两条通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时通时断，但是通过这两条路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艺术由此传入中国。三大宗教对于中国历史影响不小。佛教不仅在民间曾广泛流传，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正宗思想——儒学。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维吾尔等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三大世界宗教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宗教也经由这两条路传入中国。如伊朗的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2 页。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 页。祆教、摩尼教，以色列的犹太教（一赐乐业教）、印度的婆罗门教等都曾传入中国。这些宗教对中国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摩尼教（又称末尼教、牟尼教、吃菜事魔等）就曾经被起义农民用作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工具。此外，波斯、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许多物品也由此传入中国，其中矿物、植物、动物皆有，而且不少植物逐渐在中国培植和繁衍起来。这些不大容易被人注意的事情，对于中国历史实际是有其相当深远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唐宋以来的药物记载，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药物是从国外传来的。当然也有多种物品由此传往外国，对外国作了贡献，《中国伊朗编》（B.Laufer：Sino-Iranica ，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对此考订颇详。唐宋以后，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及西方的贸易日益发展，这种往来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日益重要。南宋以偏居一隅，财政负担十分沉重，因而重视大量的市舶之利对政府收入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后的情况与以前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西方资本主义武装力量的压迫下，封建的中国门户被打开，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会超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

中国在近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际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人民头上压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管三者之间存在多少各种各样的矛盾，他们在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却总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者就是他们的总支柱。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都完全离不开世界的总背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同样也必然地带有世界的性质。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离不开世界的历史环境。不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现在，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现代化是当前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只有结合世界历史的总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着重谈世界史对中国史的意义。现在谈谈中国史对世界史的意义。① 《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8 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 页。

这不须经过详细论证，人们也能直观地发现，如果忽略了历史如此悠久、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文明如此灿烂的中国，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过去，某些名为世界史的著作没有恰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应有的地位。这如果不是出于知识不足，便是出于偏见，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世界史虽由各国史综合而成，但又高于各个国别史的简单总和，其原因就在于世界史能在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之上，显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既寓于各个国别史中，又不能从国别史中直接地、自然地显现出来。只有通过比较研究，人们才能找到某种典型，并透过对典型的分析而对一般规律有所了解。恩格斯在分析国家在民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问题时指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①恩格斯找到了雅典国家产生的典型形式，是在将它与罗马和德意志人国家的产生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恩格斯在说明马克思为什么特别注重对法国史的研究时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对欧洲各国历史作了比较研究以后才发现了法国这样一个典型。

为了从比较研究中寻求典型并揭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用以进行比较的国家或地区自然是愈广泛而愈有代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和科学的实践中不仅对欧洲国家的历史作了比较研究，而且也对东西方的历史进行过比较研究。恩格斯在对东西方历史作了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②这就是通过广泛的比较研究而阐明古代社会阶级关系的一般规律。

应当承认，在迄今的比较研究和选取典型的过程中，中国史还没有得到世界史的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且不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这里只须指出，这样会使人们在选取典型时限于片面，从而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探讨也难以深入。世界史里长期存在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倾向，不仅在近代史上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时代的中心，而且在上古和中古史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欧当作衡量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一把标尺。不少人惯于把雅典和罗马的社会视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于是对于其他古代国家不是夸大奴隶人数以与罗马附合，就是把它视为变种。可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愈来愈清楚，即使在雅典和罗马的极盛时期，奴隶也未能占人口的多数。于是关于古代社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5 页。① 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1—602 页。

② 《美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8—259 页。会性质问题又发生了很大的震荡。现在研究有待于深入，简单地以雅典、罗马为标准的办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广泛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在不同的方国中还有多样的特点，又具有他国少有的丰富典籍和出土资料。所以，我们应当也必须充分结合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不少人惯于把中古西欧作为封建社会的典型，实际上，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国作为西欧的典型有原则上的不同。他们对其他中古国家，或是任意把非农奴说成农奴，或是说那里根本没有封建社会。从前论法兰克王国封建化的完成，的确曾强调其大多数农民的农奴化。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逐渐看出并不是简单的、一例的农奴化，而是有各种程度不同的复杂的封建依附关系。简单地以中古西欧作为衡量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标准的办法也行不通了，现在需要更广泛和充分的比较研究。如果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中国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欧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中国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的正常连续进程中实现的，不象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封建制度，从而也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中衰和复兴等带有特殊性的现象。中国在中古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发展，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也比欧洲为复杂，充分解析这样高度发展和结构复杂的封建社会，将会加深我们对于发展较低和结构较简的封建社会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在封建制度方面也有许多特色，这对我们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中古时期文物、典籍的繁富为其他国家所少有。要多方面深入地了解封建社会，这个史料宝库是至为珍贵的。所以只要在比较研究中充分运用了中国史，我们对于其他国家历史的了解，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了解都无疑会大为提高一步。

中国史对于世界史的重要性还在于，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以前，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克里特岛等几个孤立的点上。以后这些点逐渐连结或扩展为片，然后再逐渐连结为整体。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古代文明大体已连结成三片：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河一片，从印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国一片。印度和它以西的一片在印度河流域发生接触和交叉，相互间开始有了联系和了解。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所造成的交通困难，这时中国和以西两片有无联系尚待确证①。不过，中国形成为三大片文明地区之一，这对进一步联系的形成极为重要。公元前138 年张骞奉汉武帝命出使，在匈奴中稽留十余年后到达大夏（Bactria）等地。从此开通了“丝绸之路”，三片古文明之间的联系开始发生。以后千余年间，这条路在东西方交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在古代要走通这一条路，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中国人首先开通了这一条路，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汉代大约已到印度①，这①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至大夏。见邛竹杖、蜀布，来自印度，他认为中国西南部与印度可能早有往来。印度《摩诃婆罗多》、《政事论》等书中也说到Cina，可能是指中国。确实联系待考。① 在印度迈索尔发现了中国古钱，年代很可能属公元前138 年（即汉武帝建元三年）。有的学者以此作为公元前二世纪中印海上交通的证据。

样也就开始接通了经波斯湾或红海而到达西方的航路。当然这条路在古代的艰难危险程度也不在陆路以下。东晋高僧法显从陆路经中亚到印度，以后经斯里兰卡由海路回中国，往返途中经历了许多艰险。随着陆海两路的开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也先后传往西方。造纸术于公元八世纪中叶传到阿拉伯人手中，到十二世纪才传入欧洲。印刷术约于十二世纪传到埃及，十四世纪末传入欧洲。这两项技术传到欧洲的时候，正是“文艺复兴”即将开始的前夜。它们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传播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人很早就发现磁石可以指南，十一世纪中叶，曾公亮等所著《武经总要·前集》，在第十五卷中已说到以指南针为交通辨向工具。十二世纪初，朱彧所著《萍洲可谈》第二卷中，已明确说到指南针用于航海事业。约十二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人手中，以后又传往西方。欧洲人学会以指南针航海，为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作了准备，从而也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准备了条件。火药于十四世纪传入欧洲，成了“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②。总之，四大发明的西传，对欧洲的历史起了重要的影响。在近代以前，游牧民族的迁徙对于农耕地区民族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广大地区的政治局面。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和中原以南的农耕地区的关系就往往影响到民族的迁徙。从历史上看，规模大影响大的迁徙有三次。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经过两汉时期汉与匈奴的搏斗与和解，公元一世纪末，南匈奴内附于汉，北匈奴败逃。约公元二世纪中叶，北匈奴逾葱岭西去。至四世纪，他们到达欧洲，引起了日耳曼各族的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第一次。南北朝后期、隋、唐时期，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突厥人。经过隋、唐两朝与突厥的反复争战，公元八世纪中叶，突厥汗国最终灭亡，很多突厥人内附于唐，也有许多突厥人分布于葱岭以西、中亚一带。公元十一世纪，居于阿姆河流域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向西移动，征服伊朗、两河流域、叙利亚直至小亚细亚。这是第二次。公元十三世纪初，金与南宋、西夏处于对峙局面，北面蒙古兴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这是第三次。匈奴人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如要了解这些游牧民族的活动，中国史正是必不可少的背景。

在长期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曾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历史的记载。自《史记·大宛列传》以下，几乎历代纪传体史书都有关于外国的传记。它们不仅涉及邻近国家的朝鲜、日本、中印半岛诸国、南亚诸国及中亚地区，而且对西亚、欧、非的一些国家也有所记载。此外，中国历代还有许多私人著述，它们专门记述或涉及外国史事，其中有不少还是旅行家亲自记录的所见所闻。汉文《大藏经》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外国历史资料，主要是关于南业、中亚地区的资料。中国典籍对于许多国家的历史，对于长期作为东西方交通要道的中亚地区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区联系形成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总的说来，中国典籍在世界交往史上的意义与中国在世界客观联系形成中的作用是大体相当的。

② 《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7 页。

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末叶，世界各地区间海上航道逐渐开通。工业革命于十八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十九世纪又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逐步展开，同时世界经济也逐渐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这个时期，西方社会由封建主义而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残酷的殖民活动。在同一时期，中国逐渐落后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中又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时期里，中国对于世界历史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都迅速衰落，而中国的清皇朝却在这时基本上保持了祖国的领土范围。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东方大国的存在，给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扩张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但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坚持不断。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多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可计量的、无名的民族英雄为保卫祖国作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政体，而且在亚洲和世界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列宁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动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列宁还以孙中山先生与西方的总统相比，说西方国家的总统是已经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走狗或傀儡，而“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①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的“五四运动”又进一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②经历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国能够生存下来，这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来说是一个挫折，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来说则是一个鼓舞。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是在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这就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附录一①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4 页。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 页。

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

第一章　历史年代

第一节　年代学的历史

一、年代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二、地质年代，考古年代和文献记载的年代。三、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测定年代的方法。四、清以前的年代学。五、清代的年代学。六、年代学在近代的发展。

第二节　纪年和历法

一、历史纪年和中原历法。二、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三、藏历。傣历。四、希吉来历。西历。

第三节　朝代和年代

一、朝代。二、帝王公侯的纪年。三、帝王年号。改元。年号的雷同。四、农民起义军的年号。五、历法和年号的神圣化。

第四节　纪年的混乱，失误。本书的纪年方法

一、因多种历法的并行而致纪年的混乱。二、因割据政权之并存而致纪年的混乱。三、因帝位和年号更易太骤而引起纪年的失误。四、因拘泥成例而引起纪年的失误。五、因不明历法而引起纪年的失误。六、因不谙史事而引起纪年的失误。七、本书的纪年方法。

第一章　历史年代

第一节　年代学的历史

一、年代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二、地质年代，考古年代和文献记载的年代。三、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测定年代的方法。四、清以前的年代学。五、清代的年代学。六、年代学在近代的发展。

第二节　纪年和历法

一、历史纪年和中原历法。二、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三、藏历。傣历。四、希吉来历。西历。

第三节　朝代和年代

一、朝代。二、帝王公侯的纪年。三、帝王年号。改元。年号的雷同。四、农民起义军的年号。五、历法和年号的神圣化。

第四节　纪年的混乱，失误。本书的纪年方法

一、因多种历法的并行而致纪年的混乱。二、因割据政权之并存而致纪年的混乱。三、因帝位和年号更易太骤而引起纪年的失误。四、因拘泥成例而引起纪年的失误。五、因不明历法而引起纪年的失误。六、因不谙史事而引起纪年的失误。七、本书的纪年方法。

第二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历史地理学的历史

一、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地位。二、地志，史注，行纪。三、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四、近代的历史地理学。五、五十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第二节　关于地理环境的理论

一、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的论点。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理论。三、普列汉诺夫的论点。四、斯大林的概括。

第三节　中国地理的特点

一、作为一个自然单位的中国疆域。二、地形的复杂。三、各地区间的差异。四、交通状况的特点。五、地理条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地理状况的历史变化

一、古今气候的变化。二、黄河和江湖的变化。三、森林地区的变化。四、土壤肥力的变化。五、农业区和畜牧区占有面积间的变化。六、矿藏开发的发展。七、水陆道路的发展。八、地理状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五节　历史地理问题上的混乱，失误。本书的看法及处理

一、因记载缺乏而引起的混乱。二、因记载失实而引起的混乱。三、因地名的转移而引起的混乱。四、因异地同名、同地异名而引起的混乱。五、因译名歧异而引起的混乱。六、因不明建置沿革而致失误。七、因疆域概念不明而致失误。八、本书对祖国疆域的看法和一些技术上的处理。

第三章　民族

第一节　国内现有民族

一、汉族。二、蒙古族，满族及东北各民族。三、维吾尔族，回族及西北各民族。四、藏族，彝族，壮族，苗族及西南各民族。五、黎族，高山族等东南民族。六、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的兄弟关系。

第二节　历史上的古老民族

一、匈奴，东胡及东北各古老民族。二、乌孙，月氏，突厥及西北各古老民族。三、昆明、哀牢等西南古老民族。四、蛮、越等东南古老民族。五、民族的混合和迁徙。

第三节　民族史研究的历史

一、汉族史资料的丰富。二、少数民族的有关传说和撰述。三、关于少数民族史的汉文撰述。四、近代关于民族史的研究。五、五十年代以来民族史研究的发展。

第四节　关于民族史的理论

一、“民族”的概念。二、民族主义的历史观点。三、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史的理论。四、科学的民族史工作有助于民族间的理解和团结。

第五节　本书对民族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民族的先进和落后。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三、民族斗争和民族友好。战争，和亲，会盟和互市。四、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五、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六、民族英雄。七、多民族国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第四章　社会主产方式。阶级关系

第一节　生产史、阶级史研究的历史

一、古代的有关撰述。二、近代关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三、五十年代以来关于生产史、阶级史的研究。

第二节　社会生产方式

一、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理论的重大贡献。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三、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四、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五、历史发展中的五种生产方式。六、中国历史上的生产方式。

第三节　社会生产力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的理论。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三、中国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四、生产力在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五、小农和手工业的结合。产业的官营。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滞。六、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

第四节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

一、马克思主义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现实性和潜在性。三、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首创精神及其局限。四、西方科学技术输入的影响及其局限。

第五节　生产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二、中国历史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四、产品分配的各种形式。五、各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六、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适应和矛盾。

第六节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交换关系的理论。二、原始交换和商品生产。三、商人和商业活动。四、商业官营。五、货币。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七、中国历史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

第七节　阶级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二、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结构。三、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四、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第八节　人口问题

一、历史上的“富”“庶”并举。户籍制度。二、人口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三、流民问题。四、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五、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

第九节　本书对生产史、阶级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二、地主阶级在历史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三、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四、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条件及其不易成长的原因。

第五章　家庭

第一节　家庭史研究的历史

一、关于家庭史最早的记录。二、世谱，族谱，家传，乡贤传。三、家训，女诫，幼仪。四、儒家对家庭、家庭史的观点。五、中古时代史家对家庭史的态度。六、近代关于家庭史的研究。七、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史的理论。八、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家庭史的研究。

第二节　家庭的结构

一、劳动者的个体家庭。二、权势人物的大家庭制。三、宗族、宗法和族长。四、宗族和郡望，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五、近代家庭的演变。六、母系家庭的残余。

第三节　婚姻，妇女和继承

一、婚制和有关的礼俗。二、“门当户对”和“合两姓之好”。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四、主妇。烟火的延续。母教。五、历史上杰出的妇女。六、财产继承权。七、政治地位的世袭。八、家学。九、技术传习。

第四节　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一、作为劳动力编制单位的民户。二、作为统治支柱的名门大族。三、维护封建伦理的法令。四、“为民父母”，“以孝治天下”和“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第五节中国家庭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本书对家庭史的设想。

一、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家庭制度演变的辩证关系。四、本书对家庭史的设想。

第六章　城乡、市镇、会社

第一节　有关城乡、市镇史、会社史的论述

一、文化遗存和古老的记录。二、《史记》以下的有关论述。三、《通典》以下的有关论述。四、方志，乡土志，都邑志。五、内部文书，见闻录。六、马克思主义关于村社和城的论断。七、近人的有关研究。

第二节　城乡

一、国野，都鄙，邑聚。二、作为政治，军事堡垒的京都、郡县和边城。三、城的兴建和迁，毁。四、乡党邻里和什伍相保。五、聚族而居和权势人物在乡村的地位。

第三节　市镇

一、集市。二、乡镇。三、街市。四、码头。五、牙行。六、茶馆、旅店、娼寮。七、近代城乡市镇的变化。

第四节　会社

一、村社。二、行帮、行会。三、乡谊、会馆。四、民间秘密结社和农民起义。五、士大夫结社和党争。六、有关民族斗争的秘密结社。七、传统节日的集会。八、宗教节日的集会。九、宗法关系的集会。十、海外侨民的会社。十一、近代的会社。

第五节　城乡、市镇、会社的历史意义和本书的设想

一、城乡、市镇史、会社史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意义。二、本书对城乡、市镇、会社史的设想。

第七章　国家、法和军队

第一节　国家、法、军队史研究的历史

一、以政治史为主体的史学传统。二、有关的古老记录。三、史书中的职官志、刑法志和兵志。四、宋以后有关的专著。五、近代以来的研究状况。

第二节　有关国家、法和军队的理论

一、古老的神权思想。二、儒法两家的国家起源论。三、封建皇权的神化。四、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五、近代的民主思想。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关于法权、军队和专制主义的理论。

第三节　国体和政体

一、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类型。二、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形式的发展。三、统一政权和割据政权。四、民族政权和农民政权。五、母后。宗室，外戚，宦官。六、外国势力侵入后的国家。

第四节　法和法律

一、礼与刑。二、刑书的出现。三、封建法典。私法的欠缺。四、“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五、舞文弄法和法外用刑。六、近代所谓“立法”和“司法”。七、法治和人治。

第五节　军队。本书对国家、法和军队史的设想

一、中国历史上军队组织形式。二、军人的身份。三、军队和社会经济。四、军权和政权的隆替。五、国家政权、法和军队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六、本书对国家、法和军队史的设想。

第八章　社会意识形态

第一节　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学说。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三、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

第二节　宗教

一、原始宗教。祖先崇拜。二、道教。三、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及其中国化。四、基督教。五、封建政权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政策。六、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七、宗教活动和农民起义。八、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九、士大夫之隐于佛道。

第三节　哲学

一、上古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二、中古时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三、唯物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四、社会思想和人生哲学的历史地位。五、近代西方哲学的东来。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重大意义。

第四节　文学

一、文学形式的繁富。二、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三、各民族的人民文学。四、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五、西方文学在近代的输入。

第五节　艺术

一、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二、艺术来自民间。三、艺术的民族特点。四、中外艺术的综合。佛教艺术。五、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协调和矛盾。六、艺术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的关系。七、艺术和政治。

第六节　意识形态史研究的历史。本书的设想

一、对古代意识形态史研究的历史。二、对近代意识形态史研究的情况。三、本书对意识形态史的设想。

第九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

第一节　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的论述

一、古代政治家、历史家的观点。二、近代政治家、历史家的观点。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第二节　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一、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二、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和客观的历史条件的关系。三、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四、马克思主义帮助先进阶级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三节　历史人物和人民群众

一、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及其历史作用。二、杰出政治人物的群众基础。三、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四、宗教家与信徒间的关系。五、无产阶级群众、政党和领袖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节　本书对有关人物评论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简单的阶级标签和品质鉴定。二、脱离历史条件，以成败论人。三、关于帝王将相的评论。四、关于农民领袖的评论。五、关于改良主义者的评论。

第十章　中国和世界

第一节　中国人的世界概念之发展

一、世界联系的逐渐形成。二、中国人的世界概念的发展。三、中国和外国的古代的自我中心思想。四、本书对上述自我中心思想的态度。

第二节　中国人关于外国史地的撰述

一、史书中的外国传。二、佛徒所记。三、私人撰述。四、近代中国人对外国史地的研究。

第三节　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撰述

一、希腊、罗马、印度关于中国的传说。二、中古时代外国旅行家的记载。三、明清耶稣会士的记载。四、日本、朝鲜、越南关于中国的记载。五、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论述。

第四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一、中国文化的东传和南传。二、中国文化的西行。三、外国文化在古代的输入。四、西方文化在近代的东来。五、本书对文化交流史的要求。

第五节　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一、作为世界大国之一，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二、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和世界。

第六节　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

一、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先例。二、比较研究对于历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本书的设想。

第十一章　史学遗产和批判继承

第一节　历史和史学

一、历史，史学。二、史学的任务。三、史学的范围。四、史学史。五、马克思主义论文化遗产之批判地继承。

第二节　历史观一、神意史观。二、英雄史观。三、经济史观。四、实用主义历史观。五、历史上出现的唯物史观因素。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史学的发展。

第三节　历史文献学

一、历史文献对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二、历史文献的繁富。三、记注、修纂和专著。四、汉唐宋人对历史文献的考订。五、清代的历史文献学。六、近代的历史文献学。七、五十年代以来历史文献的发现和整理。八、历史文献以外的历史资料。

第四节　历史撰述的体例

一、历史撰述体例的重要性。二、史书的主要体裁。三、史体的综合运用。四、抄撮和类编。五、史论、史注和札记。六、近代历史撰述体例的变化。

第五节　历史文学

一、历史文学的重要性。二、传记文学。三、战争文学。四、语言表述。五、世情描写。六、历史环境的描写。七、史和诗文。

第六节　历史家的器识

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察往观来。二、重视修史作为不朽之业。三、史德。四、曲笔与直书。

第七节　本书对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一、史学在批判继承过程中不断发展。二、本书吸取过去的有益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三、详审使用、熔炼历史资料。四、在综合利用传统体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五、提倡朴实而生动的文风。

第十二章　历史时代的划分

第一节　历史的客观过程和历史学上对时代的划分

一、历史分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客观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三、历史过程的多方面性。四、历史过程，阶段的多层次性。

第二节　历史上对历史时代的种种划分法

一、先秦诸子关于历史时代划分的论述。二、中古时代主要以朝代为据的历史时代划分法。三、近代学者对历史时代的种种划分法。四、上述种种时代划分法的演进和局限性。

第三节　“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历史时代划分的各种说法

一、第一次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历史的划分。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历史时代划分问题上的异同。三、五十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古史划分时代问题的讨论。

第四节　本书对于中国史的时代划分

一、本书对于历史演进和时代的理解。二、本书对于中国历史时代的划分。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2 期）

附录二新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本卷排校过程中，毛难族改称毛南族，本卷第一章中已经照改。在本卷排成后，陆续有新增的民族地方的建制，而版面已不便改动，今列表于下：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1987.9.24 成立靖州侗族自治县1987.9.27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1987.11.26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1987.11.29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87.11.23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7.11.20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1987.11.24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1987.5.5丰宁满族自治县1987.5.15本卷第一章列有国务院已批准待成立的六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先后成立，现列表如下：四川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4.11.13 成立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1984.11.10马边彝族自治县1984.9.4峨边彝族自治县1984.10.5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984.11.18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1984.11.7重印后记本书原定四十二册，每册二三十万字。现改为二十二册，每册五十万字上下。原定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卷各四册，现改为卷各二册。这是装订上的改变，跟内容没有多大关系。初版题记中“四十二册”字样，现已改为“二十二册”。

本书初印本第66 页刊有《全国各民族人口数字统计表》，这是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据1990 年的普查人口，增长的数字相当多。1990 年全国人口总数和各民族人口数，依《人民日报》1990 年11 月14 日第三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所公布的数字，刊表如下：民族别1990 年普查人口数（人）

民族别1990 年普查人口数（人）

总计1133682501 壮族15489630汉族1042482187 布依族2545059蒙古族4806849 朝鲜族1920597回族8602978 满族9821180藏族4593330 侗族2514014维吾尔族7214431 瑶族2134013苗族7398035 白族1594827彝族6572173 土家族5704223达斡尔族121357 阿昌族27708仫佬族159328 普米族29657羌族198252 塔吉克族33538布朗族82280 怒族27123撒拉族87697 乌孜别克族14502毛南族71968 俄罗斯族13504仡佬族437997 鄂温克族26315锡伯族172847 德昂族15462哈尼族1253952 保安族12212哈萨克族1111718 裕固族12297傣族1025128 京族18915黎族1110900 塔塔尔族4873傈僳族574856 独龙族5816佤族351974 鄂伦春族6965畲族630378 赫哲族4245高山族2909 门巴族7475拉祜族411476 珞巴族2312水族345993 基诺族18021东乡族373872 其他未识别纳西族278009 的民族749341景颇族119209 外国人加入柯尔克孜族141549 中国籍3421土族191624全国人口增长百分率是12.45。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高者，如仡佬族，高达714.09％，最低者亦达8.73％。我曾考虑用1990 年的统计数字取代1982 年的统计数字，但这样一来，就要有多处文字上的修改和版面上的变动，因而只把1990 年统计的总数字在这里说明一下，以便读者参考。初印本第66 页的统计表就不加更动了。初印本第67 页以下和第394 页以下，刊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名单，截至1987 年11 月所设置者为止。此后，民族自治地方不断设置，迄今有：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1987.12.23 批准恭城瑶族自治县1990.10.15 成立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987.12.28乐东黎族自治县1987.12.28东方黎族自治县1987.12.28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1987.12.30白沙黎族自治县1987.12.30陵水黎族自治县1987.12.30昌江黎族自治县1937.12.30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1988.5.25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1990.5.15吉林伊通满族自治县1989.8.30麻阳苗族自治县1990.4.1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1990.6.13宽城满族自治县1990.6.13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1990.6.6本溪满族自治县1990.6.8桓仁满族自治县1990.6.10宽甸满族自治县1990.6.13北镇满族自治县1990.6.15现在把这些地方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也不改动原版了。

初印本第90 页有脱误，今已改正。

除以上所说，初印本中如发现材料、论点、文字表述及校对等方面有错误及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教。

白寿彝1991.3.20

第二卷 远古时代

序 言

第一章　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　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

第三节　从蓝田人到北京人

第四节　早期智人的出现

第五节　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3500年）

第一节　从灵井到磁山

第二节　仰韶时代前期

第三节　仰韶前期的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

第三章　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概观

第二节　铜石并用时代

第三节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第四章　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

第一节　东北地区

第二节　甘青地区（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前后）

第三节　东南与华南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

第四节　西南地区

序 言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思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

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安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皮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①，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

二、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民族到国家。二者虽都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但都与中国远古历史密切相关。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1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入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成人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十二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现在中国境年发现的人类化石，无论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谋猿人（距今约175万年）和蓝田猿人，还是大体同时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它任何种族。其它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吴汝康在概括地比较了这些体征上的相似性以后写道：“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①恩格斯写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干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4页注，人民出版社。

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①所谓发展的连续性或亲缘的继承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和邻近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体系，不像是从其它地方的某种远古人类派生出来的。这一体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们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发现过一种较接近人类的腊玛古猿，但欧洲西南部和东非也发现过。最近云南又发现禄丰古猿，吴汝康认为它“可能是接近子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既然中国存在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以后的发展更是自成体系，可见中国在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彻底究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罢了。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为纪念北京猿人发现六十周年商编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远古人类》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①这些话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六十余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问题的研究与古人类化石传统问题的研究相互照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拿人类化石来说，从早到晚，属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辽宁营口金年山人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中期，此时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虽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象，应是体质特征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应，但各地发展具体道路有所不同。华北的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是出现小石器最旱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带鼻的骨针，可与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比山顶洞早许多，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由于时间长，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细石①吴汝康：《古人类学》，第20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①《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山版社，1989年。

器，而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例如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类迁移过去。

三、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是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国旧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体系，那么中国新石器文化也是这样，只不过内容更加丰富，谱系更加繁复罢了。

整个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都涉及到前述的第二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中国境内是如何从民族发展到国家的。在此我们想从四个方面略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即农业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它们也是本卷有关章节的梗概。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便已露其端倪。

我国古藉中有不少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或厉山氏）或炎帝之子名柱的发明了农业，周人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看来黄帝又成了农业的发明者。说法虽不一致，总之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

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德康多尔和瓦维诺夫都认为中国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统地论证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学者是很有见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灰象鉴定是栗；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后一处还发现了油菜籽。这些过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其中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广义的中原大体相当于黄河中下游，这里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雨量约500—800毫米，集中于夏季高温的七八月份。春秋冬三季都很干旱，且冬季严寒，一月平均气温比地球上同纬度的其它地区低10℃以上。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黄土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即对肥、水要求不高，在幼苗期特别能耐旱而在速生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作物，它们在中原又有大量的野生祖本。在当地史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选择了这两种作物进行培植。而且在整个史前时期，二者都是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许多人认为中国南方应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但具体范围说法不一。

有的主张起源于南岭以南的两广地区，有的主张起源于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云南——阿萨姆地区，有的则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发现了一系列大约相当子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分别称为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在这两个文化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是用稻壳掺在泥土中抹墙壁，有的是用稻壳碎末掺在泥土中做陶器。往后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中，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传统。同属于长江水系的陕西汉中盆地亦发现有较早的稻餐遗存，分别出于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属老官台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所有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稻米有两个基本亚种，一个是籼稻，或称印度稻；一个是粳稻，或称日本稻。现己查明粳稻起源于中国，日本的稻谷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有的学者建议将日本稻改称为中国稻。一般认为，粳稻是从釉稻演化出来的，而籼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国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布区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长江流域只发现少数几处。为什么长江中下游在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比华南重要得多呢？因为华南大部分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尽管野生稻到处都有，但因为收获和加工都很麻烦，比起其它食物来也不见得特别好吃，所以人们不一定采集它。即使发现了它的食用价值，因为到处都可以采集到，就不一定考虑进行人工栽培。即使偶尔种植了一些，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把它发展成一种继续不断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就不同了，那里有较长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够长期储藏以备冬天之需的食物。人们一旦发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能够长期储藏的优点，自然会加意培植并设法扩大再生产。何况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较发达，人口较多而野生稻资源又少，就更有进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恰巧在长江中下游发现最古老和最发达的稻谷遗存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找到了事实的根据和理论上的说明。

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而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北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那里首先培育了栗和黍，可能还有大豆，园艺菜蔬有油菜、芥菜或白菜，经济作物有大麻等。养育业是以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形式出现的。先后饲养的家吉有猪、狗、黄牛、山羊、绵羊、猫等，家禽有鸡。以猪的数量为最多，其它几类都很少。本区的农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铲，收割用的镰和爪镰以及谷物加工月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本区农业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磁山文化时期：已有一系列农村，但规模较小；种植谷物有粟和黍，饲养家畜家禽有猪、狗、鸡，翻地用农具主要是舌形石铲，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镰，其中不少是有齿石镰；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状足的鞋底形石磨盘，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器物。

二、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村落遗址显著增多，规模扩大。种植谷物除栗、黍外，还从南方引进了水稻。饲养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绵羊、山羊和黄牛。翻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地复杂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一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且个体变小，也许这时随稻谷的引进而将加工稻谷的杵臼同时引入华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盘和磨棒的功能。

三、龙山文化时期：此时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虽无多大变化，农具却有明显的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后者实为商代青铜铲的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且全为磨制，质量较差的陶质或打制石爪镰都被淘汰了。用碳13方法测定古代人的食谱，得知仰韶文化时期粟、黍类食物只占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70％，说明此时粟作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以稻作农业为主，后来从北方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区）。这个地区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又从北方引进了羊。农具中多骨铲或石铲（或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由于稻谷可直接用手采集，故收割农具不发达。加工粮食则主要用杵和臼。

本区农业也经历了类似华北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农村多在河湖边或沼泽地，种稻，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臼。

二、大溪文化——马家滨文化时期：农村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多地方己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有的地方从北方引种了栗、黍等旱地作物作为补充。已会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大约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则有石钁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石镰和爪镰。

以上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动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

本卷涉及的时代中的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变而又复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坟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于墓地见到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己步入质变阶段。这里的男性墓才用镞、鱼镖一类渔猎工具随葬，纺轮基本上只见于妇女墓葬中；妇女也用斧、锛随葬，但比例上却少于男子：同时，铲、凿只见于男性墓，而且，仅在男性墓中才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M4和M32两座成年男性墓，在随葬斧、铸、凿同时，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他说明死者生前是手工业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

在农、工之间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过程中的诸阶段的墓葬，凡使用锛、凿随葬的男性，往往同时也随葬了刀、铲这类农业工具，表明手工业匠人还同时是农人。这反映了当时农、工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还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

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它先后经历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等阶段之后，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一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代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从它的下游到中、上游，这一技术推广及发展程度，也存在逐步递减而显得颇不平衡的情形。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兰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窑址的马厂文化窑场，从其被分割成四个由不等数量的陶窑组成的单元来看，当认为这一窑场分属于四个制陶组织，同时，其制陶规模也存在差别。约自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例如，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桥遗址，分别只见到三座和一座陶窑。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见到的陶窑成了一房屋附属物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制陶日益专业化，同时，陶器成了交换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见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种棱角锐利、体型扁薄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

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它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艺混杂不分，自玉礼器出现后，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制玉的工匠。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它地区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从影响面及影响的深远意义来看，良渚文化超过了红山文化，二是尽管在山西及内蒙中南部见到导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然而，从迄今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响最直接且有相当深度的则是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的关系，至良渚文化时期，虽可见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从整个玉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比较复杂，至今尚难窥其端倪。由于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它地区出现玉匠的先后，以及是否产生过独立的玉匠问题，当作具体分析。目前的资料情况，使我们对此难以探讨。

见于林家马家窑文化的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看到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较快轮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吏前社会分工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回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化的坛、庙、塚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11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己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为宗教礼仪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业余”巫师到专业巫师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公元首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活，甘肃灵台桥村发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坟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标志。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现象：1．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内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褐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2．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面积基本一致：3．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文化的普通墓葬；4.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琼，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这种琼、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1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福泉山T23M2有综无钱，以及同地的T27M2钺、纺轮共存而无琮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一定都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执掌军权。

至此，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已具基本规模。然而，这一变革并未到此止步，但往后的分工与分仁的历程，只是己形成的这一层面的延伸、发展和深化。

五、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特征就有所不同；同在北方，也有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和匼河——丁村系的区别。不过由于各地考古发现的不平衡，这种区系的划分难于准确和取得一致认识，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线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狞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期间，即相当于磁山文化的时期，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地处中原的河南和河北南部有磁山文化或称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和甘肃东部有老官台文化，山东有北辛文化，北京地区有上宅文化，内蒙东南和辽西有兴隆洼文化，沈阳地区有新乐下层文化，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有城背溪文化，湖南有彭头山文化等。

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液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这种现象在甘肃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仅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便大举西进到甘青边界，马家窑期继续西迸到武威，马厂期更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走廊，再往后的四坝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年蒙古中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那里因为纬度较高（甘肃是因为地势较高），因而气温较低，百量也相对较少，早期农业没有传播到这个地区。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少量农人沿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垦荒，到庙底沟期就有更多的农人涌入河套地区，因而在那里出现了一系列与晋、陕庙底沟期遗存十分相似的遗址。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于长江流域本来就有较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与黄河流域发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上述憎况使考古学文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使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金；二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不但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制作蛋壳黑陶那样精致的器物成为可能：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如普遍使用石灰、土坯和夯筑技术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一种新技术出现后必定有一个推广的过程，这种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再者，这些手工业产品既然不是每个人甚至也不是每个公社都能制造的，因而必然会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有些人不满足于一般性商业交换，干脆用武力去掠夺，所以这时武器有较大的改进，也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固然会造成破坏，但客观上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

六、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

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但具体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则往往有不同的说法。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崔直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工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

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项、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例如黄帝就是打败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声名才显赫起来的，起码当时还有一个炎帝。只走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也不是毫无边际。以往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不少学者以为它就是夏文化；后来觉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见，现在也还有一些学者保持这一看法。不过从有关夏纪年的各种说法与碳14年代的比照来看，从夏人活动区域的考订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比照来看，从夏的文物典章制度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照来看，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比照来看，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迂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先是打败炎帝，接着又擒杀蚩尤。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连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问题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前西已经谈到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来。不过允山时代有五六百年，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祥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

传说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尧舜的时代或称为唐虞时代。《孟子·万章》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唐虞时代实行禅让制度，而夏商周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禅一继，把两个时代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其义一也”是说二者又有联系，都是合乎天意即时代的要求。《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主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饰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城内面积就达20多万平方米），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两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制铜、制玉和蛋壳黑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当时普遍出现的乱葬坑，死者身首异处或肢体残乱，当是酷刑的牺牲者。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苏秉琦1991年4月于北京题记本卷论述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是由苏秉琦教授主编，张忠培教授、严文明教授共同撰写的。李伊萍、朱延平、朱永刚、许永杰、赵辉、戴向明、吴贤龙、刘雪英等同志也都参与了与本卷撰写有关的一些工作。

苏秉琦教授，生于1909年10月，河北高阳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1952年至1982年主持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工作。自1934年起，先后主持和指导陕西宝鸡斗鸡台、西安郊区、洛阳中州路、陕西华县、河北邯郸及洛阳王湾等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及主持编写《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等书，并著《谈“晋文化”考古》、《辽百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及《中华文明的新曙光》等论文数十篇。他在培养了好几代考古学者的同时，并以考古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科学理论，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张忠培教授，生于1934年8月，长沙市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1972—1987年，主持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工作。自1958年起，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陕西华县及渭南、吉林省吉林市郊及白城地区、年蒙古哲盟、楚纪南城、河北蔚县及易县和晋中地区的大规模考古调查、试掘及发掘工作，著《元君庙仰韶墓地》、《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等书，和《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中国考古学的现代与未来》、《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数十篇，对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谱系、史前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考古学基本理论及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

严文明教授，生于1932年10月，湖南省华容县人，1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UIPPS）常务委员。长期从事新石器对代考古教学与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河南洛阳王湾、山东长岛北庄等数十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表专著《仰韶文化研究》及论文《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东夷文化的探索》等60余篇。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作者不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他们的理论兴趣更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本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的出版，我相信会在我国学术工作上产生有益的影响。秉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我非常地高兴。我对于秉琦教授、忠培教授和文明教授，还有其他的同志，给予《中国通史》工作以这样的大力支持和合作，表示不胜由衷地感谢。

白寿彝　1990年12月于北京

第一章　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幅员十分辽阔的地理大单元内，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外界发生交往；中部们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 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山脉和河流的走向大多自西而东，形成四个与纬度大致平行的自然区域。从北往南算，第一个是塞北区，大致在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等地。属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仅0°—10℃。除东北外，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为草原和荒漠景观，年生长期一般低于20天。青藏高原纬度虽低，但因地势特高，故自然条件与本区基本相似，现均为我国的主要牧业区或农牧混交区。第二个是华北区，大致在长城以南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主要是黄河流域。属暖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10°—15℃。年降水量约400—800毫米，是半干旱地区。年生长期约210—270天。现为我国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第三个是华中区，大致在秦岭——淮河以南和南岭山脉以北，主要是长江流域。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15°—20℃，年降水量约800—1500毫米，年生长期约270—300天。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现为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第四个是华南区，在南岭山脉以南，包括台湾、福建南部、广东、广西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属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20°—25℃，年降水量约1500—2oo0毫米，全年都是生长期。现为我国水稻和热带作物的主要产区。各大区内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也不完全一致，因而还可细分为若干亚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现代科学证明，在整个史前时期，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地质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古冰川遗迹①，它们大体可分为五期，即龙川冰期、鄱阳冰期、大姑冰期、庐山冰期和大理冰期，其年代约从3oo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每次冰期都使气温大幅度下降，海平面降低，动植物群落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纬度较高的地区，其变化更为明显。而两次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则气温明显上升，雨量增加，喜温动植物繁荣滋长。除了这种大幅度的气候波动以外，在每一冰期或间冰期也还有较小的气候波动。这种气候的波动和由它所引发的生态环境的变化，给史前文化的发展和迁徒带来巨大的影响。

①SunTienching＆YangHuaijen，1963：TheGreatIceAgeGlaciationinChina。TheVIthInternationCongressonQua-ternary.Vol.ш.pp.363-374.

第二节　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

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180万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已有了人类的足迹，其时正是地质史上的更新世早期龙川冰期以后的一个时期。

西侯度文化西侯度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黄河从西边和南边绕过。在村后的人疙瘩北坡，有广泛分布的河湖相砂砾薄层和交错砂层，其中发现了一批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①。

石制品共32件，原料主要为各色石英岩，也有少量的脉石英和火山岩。

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从石核和石片来看，打制的技术虽比较原始，但已有多种方法，包括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这都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常用的几种方法。石器种类已初步有所分化，可大致分为单页或双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或圆刃的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大多为石片加工而成，且以单面加工者为主。它们是直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石器（图11）。

图1-1西侯度石器1.三棱大尖状器；2.凹刃刮削器，3.直刃刮削器；4.砍砸器与石器共存的一些遗物中有带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也有烧过的动物骨骼、角和牙齿，许多动物的头骨被砸碎。说明当时的人们猎取动物后，曾经肢解、烧烤，乃至砸开脑髓果腹，食余的碎骨随地抛弃，而长角则被加工为某种器具。

共存的动物化石种类颇多，主要有鸵鸟、大河狸、刺猬、兔、纳玛象、李氏野猪、双叉麋鹿、晋南麋鹿、山西轴鹿、平额象、鼠狗、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三门马、三趾马、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羚羊和步氏鹿等。其中绝属的占47％，绝种的占100％，并且有古老的种如步氏羚羊等，因而被定为更新世早期的西侯度组。根据古地磁法的测定，西侯度组的年代约为距今180万年。

元谋人及其文化如果说西侯度只发现人类的文化遗物而没有发现人类自身的遗骸的话，那么在云南元谋上那蚌则是两者兼有的一处遗址①。

上那蚌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的东缘，是一个由棕褐色粘土组成的小山丘，四周为冲沟所包围，南边有那蚌河流入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在那里曾发现两颗人牙化石、石制品、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出上层位在元谋阶第四段下部的第廿五层，属更新世早期。据古地磁测量距今170万年左右。据说在这一层的下部更早的地层中也还发现有文化遗物。①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①周国兴、张兴永主编：《元谋人——云南元谋古人类古文化图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两颗牙齿化石属同一个体的上中门齿，石化程度很深，并呈现浅灰白色。其形体粗壮硕大。磨蚀程度不高，切缘刚露出齿质，可能属于青年男性个体。这两颗牙齿的特征是齿冠基部肿厚，底结节发达，呈圆丘状隆起，有发达的指状突，舌面有铲形舌窝。基本形态同北京直立人较接近俪又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应为早期直立人或是由南方古猿纤细型向直立人过渡的一种形态，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Homoerectusyuanmounesis）。

石制品主要为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也有尖状器和石片。主要用锤击法制成，加工方法粗糙。

化石产地中发现有许多哺乳动物肢骨碎片，有的碎片上有明显的人工切削等痕迹。伴随这些骨片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看来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主人一样都已懂得用火了。

元谋人化石产地中发现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中有云南马、爪蹄兽、野猪、水牛、纤细原始鹿、剑齿象、豪储、竹鼠、鬣狗、斯氏水鹿、云南水鹿、山西轴鹿、最后枝角鹿等，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对植物孢粉的研究表明，松属占三分之一，桤木属占13%，草本植物则占40%，其中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草甸植物。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是气候温和，呈森林——草原景观。阳原小长梁的石器河北阳原小长粱的石器发现于历来被认为是华北更新世早期标准地层泥河湾组中①。原料以燧石为主，也有脉石英、石英岩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不少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上面有清晰的使用痕迹。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形体普遍较小，个别器物似较进步。由于小长梁出石器的地层较厚，跨越的时间较长，遗物中也可能有较晚的成份。与小长梁石器伴生的动物有鬣狗、三门马、三趾马、腔齿犀、古菱卤象、羚羊、牛类和鹿类等，多系已绝灭的动物，年代应为更新世早期。

继小长梁石器地点发现之后，1981年又在泥河湾对岸东谷地西北侧发现了一处面积极大、遗物十分丰富的石器地点①。该处属湖相堆积，石器发现于距地表约40米深处的灰绿色砂质粘土和黄绿色粉砂互层靠下部的粘上层中，下与侏罗纪砾石不鳖合接触。据古地磁测定距今约100万年，可能属更新世早期到中期的交接点上。

在东谷坨发现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和许多废弃的碎屑，石器中以刮削器最多，类型也很复杂，还有不少尖状器，砍砸器甚少。总体特征是个体较小，加工精细，并己分出明确的类型，显然不是最早的石器。与同时或稍早的石器相比，明显不同于西侯度和元谋上那蚌者，而与附近的小长梁石器十分相近。鉴于东谷坨石器最为丰富，故有人称之为东谷坨文化。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吗？

过去只知道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50万年的北京人。后来发现了①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①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期。蓝田人，据古地磁法测定距今约100万年。二者都属于更新世中期。早在1957年，贾兰坡就提出最早的人类足迹应到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去追寻①。后来果然陆续在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西侯度文化、元谋人和小长梁石器，其年代距今已达一百七八十万年。但是根据对西侯度石器的观察，尽管在打制技术和类型方面比较古拙而原始，但从其已注意选料并运用了不同的打击方法，制造出不同类型的石器来看，似乎已走过了相当漫长的路程。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最早的人类遗骸还应到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去寻求②。

人们注意到，目前在非洲已育更多和更早的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的发现，其中最著名者是在东非发现的能人，年代达2oo万年以上；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方发现的石器则达260万年以前。于是人们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在非洲和亚洲，而非洲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学术界早已公认，人是由类人猿发展而来的，但究竟是由哪种类人猿演化而来，因为什么机制使类人猿向人的方向转化，是什么地方最具备从猿转化为人的客观条件，从而出现了最早的人类，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而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在所有古代类人猿中，大约生活在1500—1000万年前的旁遮普拉马古猿是较接近于人的，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最早人类的祖先。这种猿发现于印度旁遮普等地，我国云南开远小龙潭及禄丰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不过由于最近在禄丰石灰坝大量古猿化石的发现，学术界已将其重新定名为禄丰古猿禄丰种③，其所在地层属最晚中新世，距今约七八百万年。

禄丰古猿化石数量之多和形态之完整程度在同类古猿化石资料中是仅见的。据整理研究共有颅骨五个，下颌骨十个，颅骨和颌骨碎片四十七块，上下齿列二十九组和牙齿六五○颗，还有肩胛骨和锁骨各一根，指骨二根。其体征不但有雌雄之别，也有许多个体差异，呈现着相当复杂的情况。但从总体来说，有许多性状接近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也有一些性状接近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古猿和亚洲现代大猿，从而为探索人类起源的谱系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而应是从某种人猿超科不断分化的结果。人类最早同古猿分开大约发生在四五百万年以前，那时已出现了南方古猿，其中一支被称为粗壮南猿，他们有的能制造石器，也应该是人，但因身体构造过分特化，终于在100万年前或稍晚一些时候灭亡了。另一支纤细型南猿则可能通过能人而发展到直立人，再发展到后来的智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并不排除继续存在着分化，不排除某些分支先后绝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虽已远远超出过去的水平，但仍然未能完全阐述清楚。现在我们只能这样说，要探索人类的起源，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

①贾兰坡、王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科学通报》1957年第1期。②贾兰坡、王建：《上新世地层中应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文物》1982年第2期。③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6期。

第三节　从蓝田人到北京人

大约从距今100万年起，地质史即进入更新世中期。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都十分丰富，表明这个时期的史前文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相当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中，最重要的是蓝 田人和北京人及其文化，并分别为较早和较晚时期的代表。

蓝田人及其文化

蓝田人是1963年和1964年分别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的。公王岭在 蓝田县城东南17公里，是一个小土岗，前临灞河，后依秦岭。登上公王岭，即发现厚约30米的砾石层、上面覆盖着厚约30米的“红色土”。红色土的下部夹有两层埋藏土，就在这两层埋藏上之间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和三枚牙齿化石，还有石器和许多动物化石。在陈家窝则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化石。

公王岭的头骨大约是属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其特征是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峭。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比北京人和爪哇人都要原始（图1-2）。

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大概属于一位老年女性个体，其特征是具有多的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明显向后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看同样比北京人原始，但比公王岭的头骨所显示的要稍稍进步一些。尽管如此，由于二者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称为蓝田直立人（HomoerectusLantianensis）①。其年代据古地磁法测定，分别为 距今98万年（公王岭）和53万年（陈家窝）或110—115万年和65万年。

在蓝田人产地发现的石制品仅三十四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和脉石英，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研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听器，还有刮削器和石球等。加工技术粗糙，有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规整，对原料的利用率也较低，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①。

与蓝田人伴生的动物有三门马、大熊猫、鼢鼠、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獏、爪兽、硕弥猴和免等，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根据动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层判断，年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匼河文化匼河村属山西省芮城县，位于西侯度西南的黄河岸边。1959年调查时发现若干石器地点，1960年对其中几个点进行了发掘，总共在十一个地点发现①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第1期。①戴尔俭、许春华《蓝田旧石器的新材料和蓝田猿人文化》，《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石制品一三八件，以及烧骨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②。除6055地点是发现于红色土之下的泥灰岩层中以外，其余都是发现于红色上之下的砾石层中。前者很少受水冲磨，后者则多有不同程度的冲磨现象。

石制品的原料除极少数为脉石英外，绝大多数是采自当地河滩的石英岩砾石制成的，不少制品还保留有原砾石的岩面。匼河石器的制法主要是锤击法和碰砧法，也有砸击法，有的用原砾石的平面作台面，有的则用已打过石片的疤痕作台面。石片大多宽短。石器器形有砍斫器、刮削器、太三棱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多用石片加工而成，也有由石核制成者（如石球等）。砍砸器分单面刃和双面刃两种，刮削器则多为单面加工，即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而成（图1-3）。

图1-3匼河石器1-3.砍砸器；4.大三棱尖状器；5.小尖状器。

匼河石器的特点是个体较大，类型比较明确，同蓝田人石器乃至西侯度石器有不少相似之处，应是同蓝田人一起继承西侯度而发展起来的石器文化。

在匼河发现烧骨一块，表面呈灰褐色，骨壁里面呈灰蓝色或黑色，应是用火的一个证据。

与石器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三趾马、肿骨鹿、斑鹿、剑齿象、纳玛象、水牛和野猪等，其时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与蓝田人的年代接近。周口店和北京人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郊的西山脚下，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在那里开采石灰，挖掘“龙骨”（即古动物化石）。1918年，当时地质调查所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来到周口店鸡骨山，发现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1921年安特生等人又访问了鸡骨山，并由当地矿工引导在鸡骨山北约之公里的龙骨山找到了一个化石更为丰富的地点，并预言那里会发现人类化石及其遗物。1927年正式组织发掘。1929年12月2日由裴文中发现了完整的直立人头益骨。那次发掘一直持续到1937年。解放以后又多次进行发帆前后发现了六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和牙齿化石等，代表四十多个不同年岁和性别的个体。同出的石器和石制品数以万计，还有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被烧过的石头和朴树子等，伴出的动物化石多达一百多种。这个被称为“北京人之家”的周口店第一地点，至今仍是我国发现资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①。

周口店第一地点所发现的人类化石的特点是颅盖低平，前额后倾，头骨最宽处位置偏低，眶上圆枕两侧端稍向后弯曲，眶上园枕与额鳞之间出现明显的宽沟。头骨有矢状脊，鼻骨较宽，属阔鼻型并接近特阔鼻型，颧骨很高，颧面前突且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而没有下颁，下颌骨具有下颌圆枕。牙齿粗壮，门齿呈铲形。平均脑容量约1075毫升，1966年发现于顶部堆积的5号头骨脑量更达1140毫升，显然比蓝田直立人进步一些。但仍属直立人范畴，并被命名为北京直立人（Homoerectuspekinensis）（图1-4）。②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匼河——山西西用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科学出版社，1962年。①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

图1-4北京人（复原）北京直立人的肢骨部分呈现着与头骨不完全相应的特性，上肢骨已短于下肢骨，肢骨除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外，已与现代人的相似，锁骨和月骨也与现代人的相近。股骨也接近于现代人，有股骨脊。但股骨干上半内侧缘显著隆起，这一特点和黑猩猩相似；股骨干最向前弯的部位在中部以下最细处，也和现代类人猿的相近。根据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推知男性平均身高1.62米，女性1.52米，比现代中国人稍矮。

北京人头骨较为原始而肢骨稍较进步的现象，可能与肢骨构造比较简单因而难以作细致的比较研究有关，也可能是反映着人类体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镶嵌现象。这种情况不但在北京人身上有，在同一发展阶段的爪哇直立人和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的直立人也有相同的情形。它不过是在动物进化中有时出现的镶嵌现象的一种新的表现。

北京人所用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砂岩、石英岩、燧石和水晶等，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并已懂得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制法。石器个体大多较小，仅少数为大型器，主要类别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尖状器次之，其它几类较少。大多数是石片石器，单面加工。其中以用砸击法制成的两极石片和用两极石片加工而成的两端刃器最富特色（图1-5）。

北京人遗址中发现有许多破碎的兽骨，其中有一些颇象有意制造的骨器，但绝大部分应是敲骨吸髓时砸碎的。

北京人居住的洞穴中有许多用火的痕迹，包括成堆的灰烬，烧过的骨头、石块和土块等。灰烬堆中还有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说明北京人已会控制用火，虽然元谋人和西侯度图1-5北京人石器1.2.砍砸器；3.7.9.尖状器；4-6.刮削器；8.雕刻器；10.砾石石器。

文化的主人也可能已会用火，但不象北京人遗址中那种成堆灰烬等所表明的会控制火并保存火种。有了火不但可以熟食，还可御寒和抵御猛兽侵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北京人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据对40多个个体的年龄分析，大约有三分之一不到14岁就死了，其余的年龄也不很大，于此可见一般。

与北京直立人伴生的动物化石达一一五种，称为周口店动物群。其中有中国鬣狗、肿骨鹿、梅氏犀、水獭、剑齿虎、三门马、李氏野猪、硕弥猴、葛氏斑鹿、德氏水牛、居氏大河狸、转角羚羊和豪猪等，其中现已绝种的占63%。这个动物群代表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更新世中期。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堆积厚达40米，按其质地和颜色可分13层，显然是经过很长时期才形成的。依据古地磁法、热释光法、裂变径迹法和铀系法等多种方法测试的结果，其年代约距今71万年至23万年。在这个长时期内，人类曾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活动期，第一活动期的文化层主要在第八、九层，少量在第十层，第二活动期主要在第四层，第三活动期则只在表层的局部地方。每一个活动期电许还有几个小期，例如第一活动期显然还可细分为几个小期，而期与期间在年代上并不连续，很难说后来的北京人一定是前此居于同一洞穴的北京人的子孙。更不能简单地用洞穴中发现的全部人骨化石所代表的四十多个个体，来估算北京人实际社会群体的大小。由于时间很长，不但每次进入洞穴居住的人数和连续居住的时间都无从查考；每次居住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也都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据刘泽纯的分析，从最初住人的约前70万年到最后住人的约前23万年期间，大致发生过四五个冰期旋回的气候变化，每个旋因包括温暖的间冰期和相对寒冷的冰期。而下文化层、上文化层和表层大致都处在间冰期内。总的变化有大陆性气候程度逐渐加强的趋势①（图1-6）。

图1-6北京猿人洞堆积记录的气候变化曲线观音洞石器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

图1-7观音洞石器1.端刮器；2.长刮器；3.雕刻器；4.尖状器；5.砍砸器；6.刮削器。该洞1964年起曾先后经过四次发掘，在红上层及含角砾的黄色堆积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①。

该地发现的石制品有三千多件，原料为燧石、硅质灰岩、细砂岩和火成岩。石核大部分不经修理即行打片，只有少数修理台面。多数使用锤击法，也有用碰砧法制造的。石器多用石片做成，形状不甚规则，大小相差悬殊，类型也较复杂，主要有刮削器、端刮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等，以刮削器数量为最多。许多器物有细致的第二步加工，多为单面加工，也有错向加工和交互加工的。加工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图1—7）。

与石器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二十二种，其中有大熊猫、最后鬣狗、贵州剑齿象、巨獏等，属华南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与周口店动物群大致属于同一时期。

中国其它地方的直立人我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除较早形态的元谋人和较晚形态的蓝田人与北京人外，还有和县人、沂源人、南召人、郧县人和郧西人等，他们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和县人发现于安徽和县龙潭洞，有头盖骨一个，下颌骨一块，牙齿五枚，代表三个人的个体②。

和县人头盖低平，颅骨壁宽厚，额部后倾，头顶有矢状脊，眶上圆枕特别粗壮，眉嵴高而连在一起，下颌粗壮，其厚度大于蓝田人和北京人。其总体特征有些象北京人，又有一些象爪哇人，似是二者中间的一种类型，被命名为和县直立人（Homoerec-tushexianensis）。

①刘泽纯：《北京猿人洞穴堆积反映的古气候变化及气候地层上的对比》，《人类学学报》1933年第2期。

①裴文中等：《贵州黔西观普洞试掘报告》，《古脊椎与古人类》1965年第3期。②吴汝康、董兴仁：《安徽和县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与和县人伴出的还有一些骨角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剑齿虎、肿骨鹿等，属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与观音洞的年代大体相当。，沂源人发现于山东沂源骑子鞍山的一个石灰岩裂隙中，包括一块头盖骨、二块眉嵴骨、六枚牙齿和部分肢骨。眉峪的粗壮程度与牙齿的形态与北京人相近。同出的动物化石有肿骨鹿和梅氏犀等，故当属更新世中期。

南召人发现于河南南召杏花山第二阶地的褐黄色砂质粘上层中，仅得右下前臼齿一枚，其特征与北京人牙相似。伴出动物既有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又有华北肿骨鹿——剑齿虎动物群的成分，表现为南北过渡型的特征。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

郧县人发现于湖北郧县龙骨洞，仅得牙齿4枚，与北京人牙齿相似。同出一人工打制的石核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包括大熊猫、剑齿象等。

郧西人发现于湖北郧西白龙洞，仅得牙齿七枚。同出人工打制的石片二十多件及许多动物化石，后者属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除上述各处人骨化石外，在安徽巢县银山村曾发现枕骨化石1块，河南淅川也曾收集到牙齿十三枚，这些都应是属于直立人阶段的标本。由此看来，大约在更新世中期，我国的直立人已有相当广泛的分布。所谓直立人也就是猿人，过去我们曾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猿人一概称为中国猿人（SinanthropuS），现在为了区别，分别命名为各种直立人，但仍有一些共伺特征，最明显的就是门齿呈铲形，这是后来蒙古人种的特征。由此看来，人类在直立人阶段虽谈不上划分种族，但在体质特征上也还是有些分化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区考古学家把属于更新世的，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而基本不知道磨制石器的文化，称为旧石器时代文化。旧石器时代一般又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大约相当于更新世早期和中期，与此相适应的人类化石，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直立人或猿人。这个时代的绝对年代，就我国至今发现的资料及研究结果来看，大约是距今180万年到10万年前，时间是极其漫长的。

这个时期的主要文化成就，一是学会了制造石器，掌握了制造石器的一套具体办法，二是学会了使用火和管理火。

为了制造石器，首先要学会选料，包括石头的质地和形状。我国旧石器早期石器所选用的原料多为石英岩、脉石英和燧石，因为这些石质坚硬，便于打制成一定的形状。如果原有形状较为理想，可以省很多功夫，故往往用上述岩性的砾石做原料。

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基本特征是：石片和用石片制造的各种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石核石器相对较少；各类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基本类型是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和砍斫器，其中以刮削器为主，砍斫器仅占较小比例。例如在北京人的石器中，刮削器约占70%，砍斫器约占10％：在观音洞的石器中，刮削器占80%，砍斫器不到6%。这同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以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为主（除英国的勒瓦娄哇技术以外）和以砍斫器与手斧为主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分别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两大技术传统。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除了上述基本特征外，也还存在着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根据目前的材料，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文化区。

第一个文化区以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为代表，包括蓝田人文化，还有陕西蓝田锡水洞、潼关张家湾和卧龙铺，山西垣曲南海峪及附近的若干地点、平陆庙后、罗家岭和枣树堙、万荣西马鞍梁，河南三门峡水沟和会兴镇、陕县张家湾、灵宝谢家坡等处所发现的石器，基本上都是属于同一系统的。分布范围大致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和河南西部，遗址和石器地点总数达一百处以上，单是垣曲一县即有六十五他可说是十分密集的。其中除南海峪外，都是旷野型的遗址。遗物稀少而分散，石器类型比较简单，个体相对较大，石片角也较大，一般在115°—120°之间。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大三棱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和石球等。同其它文化区比较，砍砸器比例稍高，大三棱尖状器形态特殊，故有的学者将这个地区的石器文化单列为一个系统，称为“大石片砍砸器——大三棱尖状器传统”①。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些遗址中大三棱尖状器并不普遍，除了大型石器以外，还有不少小型石器，似不宜独立划为一个文化传统②。仅用大石片砍砸器和大三棱尖状器来概括本区文化的特点固然不尽恰当，但不可否认这个文化区的石器的确同其它地方的石器有较大的差别，客观上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

第二个文化区以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为代表，包括小长梁和东谷坨、周口店第十三地点、河北阳原后石山、山西大同青磁窑、河曲河会村和辽宁营口金牛山下层等处，大体相当于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辽宁西南部一带。这个区域的洞穴遗址较为发达，同时也有旷野遗址。石器大多数个体较小，类型较复杂，刮削器占绝对优势，并有少数雕刻器，缺乏大三棱尖状器和典型的石球，故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一个文化传统，称之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这个称谓容有商榷的余地，但这些遗址的总体特征与第一文化区显著不同而白成一个文化区则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个文化区可以观音洞石器为代表，其前身可能与元谋人文化有联系，和湖北等地同时期的一些遗址也有一定关系，分布范围偏于西南地区。其石器特点是个体大小相差悬殊，类型或式样繁多而不甚固定，且多数有较细致的加工。

由于大多数遗址未经正式发掘，资料比较零散，难于将所有遗存归入某某文化区或某某文化传统，现在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辽宁本溪庙后山和内蒙呼和浩特四道沟按地理位置应归入第二文化区，但其石器多大型者，石器加工方式也颇不同，似不宜简单地归入第二文化区。至于我国南方的旧石器早期遗存也是相当复杂的，观音洞一类的遗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多，将有可能划分为更多的文化区。

旧石器早期文化虽有一些地方差别有如上述，而统一性仍是主要的。不论哪个文化区，最基本的工具都是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有的还有石球和雕刻器。它们有的是砍伐或修理木质、骨质器具的，所以我们推测那时还会有一些木器和骨器，有些遗址发现的骨制品是否骨器虽然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只要做些对比实验是会搞清楚的。而砍斫器和石球同时是猎捕野兽的重要工具，尖状器、刮削器可以处理兽肉兽皮，有些大尖状器更可用来挖掘块根等植物性食物，由此可知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和采集。遗址中常常发现①贾兰坡等：《西侯度》，文物出版社，1978年②裴文中等：《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35年。

烧骨和许多砸碎的骨头，其中往往以较温驯的鹿类为主，又在北京人的灰堆中发现了许多朴树子，这些也都是当时存在狩猎和采集经济的证明。

至于用火，可能是从西侯度和元谋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到北京人就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即不但会用火，还会控制火、管理火，长期保存火种不灭。否则就不会在遗址中形成固定的灰烬堆。那些灰烬堆应是当时的火塘，并且永远保存火种，需要的时候即可燃烧，经过很长时期才能有厚厚的灰层，才能把石头和土块都烧红烧裂。

第四节　早期智人的出现

中更新世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庐山冰期，其后气候变暖，在人类体质和文化发展上也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类体质普遍由猿人或直立人发展为早期智人，而人类文化则发展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从猿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从猿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在我国大约发生在中更新世之未和晚更新世之初。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类化石有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

金牛山人发现于辽宁营口西南8公里的永安乡金中山的洞穴裂隙中，为一25—30岁的男性个体，其头骨、脊椎、肋骨、髋骨和四肢骨保存相当完整。其特征明显比北京人进步，如眉骨嵴较低，颅骨壁较薄，牙齿也没有北京人那样租壮，一般认为应属早期智人或由猿人向智人过渡的类型，也有认为是属晚期猿人的①。

在金牛山人保存的同一层位上发现了两处灰堆，其中一处由三个直径约50—60厘米的圆形灰堆连在一起。灰堆中有烧土和炭屑以及烧过的动物骨骼。在两处灰堆之间约7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碎片，有些碎片有明显的人工敲砸痕迹，当是敲骨吸髓后遗留下来的。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肿骨鹿、梅氏犀和拟布氏田鼠等，当同中更新世晚期或略晚。

与金牛山人大体同时的还有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的大荔人化石。那是一个基本完整的头骨化石，大约是属于一个30岁以下的男性个体。头骨粗壮厚实，属长头型，颧骨不高，眉嵴厚重，额骨低平，额部后倾，头顶有矢状脊，骨壁厚度大于北京人的平均值，脑量约1120毫升。应属早期智人的一种古老类型，被定名为大荔智人（Homosapiensdaliensis）①。

与大荔人同出的石器多以石英岩和燧石为原料，多用锤击法打制，器形主妄是包括直刃、凹刃和凸刃等的各种刮削器，个体较小，加工也较简单。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鸵鸟、肿骨鹿和古菱齿象等，应属中更新世末期或晚更新世初期。

许家窑人发现于山西阳高许家窑的黄绿色粘土层中，同出的还有大量石器、骨角器和动物化石②。

人类化石有顶骨11块和枕骨、颌骨和牙齿等，大约属于十多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其体质特征是骨壁较厚，顶骨曲度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脑动脉分枝比北京人复杂，后枝比前枝长。枕骨圆枕没有北京人那样宽而突出，位置也比较高。上颌骨粗壮，吻部仍然前伸，但不及北京人那样显著。牙齿粗大，嚼面纹理比较复杂。同样具有从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性质。许家窑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前后发现有三万多件。以脉石英、燧有、火山岩等为原料。制法以锤击法和砸击法为主，打下的石片一般较小。石器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石球、雕刻器、石钻、小型砍砸器等，其中石球发现①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①吴新智、尤玉柱：《大荔人及其文化》，《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②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窖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有一千多件，成为许家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遗址中发现许多骨片有锋利的刃口，刃部有时还有加工痕迹，当为骨器，也有少量角制品，种类大约有刮削器、尖状器、三棱尖状器和镞形器等。伴生的动物有鸵鸟、古菱齿象、披毛犀、许家窑扭角羊等，时代当属中更新世末期或晚更新世初期。

早期智人的体质特征我国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除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那样古老并表现为由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形态的以外，还有典型的早期智人如马坝人和长阳人等。在北京周口店新洞、山西襄汾丁村、辽宁喀左鸽子洞、贵州桐梓岩灰洞等地也都发现这一阶段人类的牙齿等化石。

马坝人发现于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山的一个石灰岩洞中。仅有一残头骨，包括额骨、顶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推测为一中年男性个体。额骨向后逐渐倾斜，眉嵴粗壮而向前突出，眉嵴后方的额骨部分明显缩窄，骨壁较薄但仍比现代人为厚。其型态明显地区别于直立人而为早期智人①。

与马坝人伴生的动物有大熊猫、鬣狗、东方剑齿象等。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早期。

长阳人发现于湖北长阳龙洞的角砾岩和深黄色沙质泥土中，仅存一个左上颌骨（保留两枚牙齿）和另一枚牙齿。颔骨吻部并不明显前突，表面粗糙不平，牙齿冠面有较多皱纹，犬齿隆突显著，鼻腔底壁较平，梨状孔下部稍宽，这些都是早期智人的特征。

长阳果酒岩的一处岩屋内也发现了同一阶段的人类化石，包括头骨和肢骨。头骨骨壁较厚，下颌骨较大，臼齿粗壮。肢骨髓腔较小，矢、横径指数比现代人原始，故被定为早期智人。

从总体特征来说，早期智人比直立人脑盖较薄，脑容量较大，动脉枝较复杂，说明其智力已有明显发展。我国早期智人一般颧骨较为前突，眉嵴较平宜而非前突弧状，这些都与欧洲、非洲乃至西亚的早期智人明显不同，其头面已显示出蒙古人种的某些特色，虽然作为人种在这时期还没有最后形成。

丁村文化丁村文化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在汾河东岸十多个地点的砂砾层中发现了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同时发现有一块人类头顶骨和3枚牙齿①。丁村的石制品共发现有二千多件，以角页岩为主要原料。多数石器用碰砧法打制，石片角偏大，也有用锤击法打制的。石片石器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以单面加工为主，交互加工的不到四分之一。一般个体较大，主要类型有刮削器、砍斫器、单边形器、多边形器、尖状器、厚尖状器和石球等。其中大三棱尖状器最富特色（图1—8）。

①吴汝康、彭如策：《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①裴文中等：《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丁村文化的石器很明显是继承匼河文化的石器而发展起来的，但又较匼河石器有所进步。如有些尖状器修整得很平整，器形比较规则，类型的划分也比较明确。类似丁村的石器分布较广，如山西南部的曲沃里村西沟、侯马南梁，山西中部的太原古图1—8丁村石器1.尖状器；2.3.大三棱尖伏器；4.小尖状器；5.舌形器；6.多边形器；7.刮削器；8.石球；9.砍砸器。

交、交城范家庄，河南灵宝孟村，陕西蓝田涝池河等地，也都是丁村文化的分布范围。

旧石器中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较早期文化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打制石器的技术有所提高，石器形状比较规整，类型比较确定，种类也有所增加，这都表明当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旧石器早期有图1—9许家窑石器1.龟背状刮削器；2.3.凹刃刮削器；4.5.尖伏器；6.喙形尖状器：7.雕刻器，8.小石钻。所提高。

正如旧石器早期文化已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特征一样，旧石器中期文化也有地方性差别，例如许家窑文化的石器同丁村文化的石器就大不相同。大致说来，许家窑文化多小型石器，类型较多，加工不甚精细，小型刮削器占绝大多数（图1—9）。丁村文化则多大型石器，石片角较大，加工较精，类型较确定，大三棱尖状器是其突出特点。

许家窑文化很明显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发展而来的。与许家窑文化相近的遗存，有北京周口店新洞和22地点，山西朔县后疙瘩峰、辽宁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与北京人文化系统的分布面基本一致。

丁村文化则是从匼河文化发展而来，其分布范围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与匼河文化系统的遗存分布面基本一致。

华南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存至今发现甚少，仅贵州桐梓岩灰洞有十二件石制品，似与观音洞石器有些联系。至于甘肃镇原寺沟口和姜家湾等处的石器，从总体特征看很难归入某一系统，但与许家窑石器较为接近而与丁村石器相差甚远。

第五节　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

大约在距今5万年前，地质年代进入晚更新世晚期，人类体质也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与此同时，世界上三大人种基本形成。中国境内的人骨化石全都属于原始蒙古人种，而现代中国人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晚期智人乃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这时的文化也有较大进步，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貌似奇特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化石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顶，紧靠发现北京直立人的第一地点。全部化石包括相当完整的三个头骨及许多头骨残片、下颌骨、牙齿、脊椎骨和肢骨等，至少代表8个人的个体①。三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形态。根据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F.Weidenreich）的观察，101号男性头骨在测量上很象某些西欧智人化石，从外形观察却应确定为原始蒙古人种；102号女性头骨很象美拉尼西亚类型：103号女性头骨则象爱斯基摩人类型。由此他得出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些山顶洞人是由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绝了种，所以后来的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同他们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吴新智重新研究了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认为魏氏过分地强调了三者的差异而对其共同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者头骨都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等，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则与今日蒙古人种相近，他们都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因为这些人都属于蒙古人种，而晚更新世晚期的大人种刚刚形成，一些形态细节还在形成之中，难以象现代人那样分出许多明确的支系，所以山顶洞人也可看作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并不是几种人聚集到了一个山洞。

山顶洞由上洞和下洞组成，上洞接近洞口，较为宽敞，有烧火的灰烬等，当是住宿的地方。下洞比较集中地摆放人骨，人骨旁有许多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还有不少装饰品，看来是有意的埋葬。如果这个推测不至大错，那么山顶洞下洞就是当时的墓地，并且是我国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墓地。

柳江人和资阳人柳江人发现于广西柳江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中，包括一个头骨、两段股骨以及髋骨、椎骨、骶骨等。除股骨可能属于女性外，其余都属于一个男性个体，年龄约在40岁以上。柳江人已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特征，但也还有若干原始性。如前囟点的位置较现代人靠后，面部短宽，眼眶低扁，鼻部宽阔，门齿为铲形。据体骨和股骨知其身体比较矮小，与现代华南和东南亚人比较接近。其总体特征应属蒙古人种中的一种较早的类型。

资阳人发现于四川资阳黄鳝溪，主要是一个头骨。颅顶保存完整，颅底大部缺失，另有一块硬腭，属于一位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个体。资阳人的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接近，但也存在若干原始性。如眉嵴显著，前囟点的位置①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3期。较现代人靠后，颞骨鳞部较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稍小。因而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

晚期智人的基本特征和蒙古人种的形成中国境内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除前举山顶洞人、柳江人和资阳人以外，还有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岸边发现的河套人，吉林安图明月镇附近洞穴发现的安图人，山东新泰县乌珠台附近发现的新泰人，云南丽江木家桥附近发现的丽江人，安徽泗洪下草湾地方发现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发现的穿洞人，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发现的左镇人等，分布地几乎遍及全国。上述晚期智人的共同特点是脑量增加，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脑量为1300—1500毫升，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脑内动脉支也同现代人接近，说明其智力发达程度已与现代人接近了，由于这一变化，使颅骨变高，厚度减薄，头骨最大宽度上移，额部丰满，眉弓变矮，吻部后缩，牙齿变小，颏部突出。总之同现代人已经十分接近。与此同时，各地晚期智人又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较原始的特征，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甚至某些蒙古人种的特征也还没有最后形成，个别特征甚至与欧洲晚期智人相近，但蒙古人种的大多数基本特征都已具备，所以被称为原始蒙古人种，并且应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较中期文化又有明显的进步。例如在石器制作中普遍修理台面，许多地方出现了细石器，能用间接打击法生产出细长石片，还能用压制法加工石器。石器的种类更加多样化，往往有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或钻等，甚至还有个别的箭头。其中不少应为复合工具。这些石器技术的进步和类型的分化，反映了狩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石器工艺发生明显进步的同时，骨角器也大大发展起来。在辽宁海城小孤山、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四川资阳黄鳝溪、宁夏灵武水洞沟、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都曾或多或少地发现骨器，有时也有一些角器。其种类包括锥、针、鱼叉、刀、铲等，是采用锯、切、削、磨、钻等一系列工艺制作出来的。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骨、角材料的特性，使用了不同于石器制造方法的特殊工艺。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已更加多样化了。

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便是多种装饰品的出现，周口店山顶洞和海城小孤山都发现了许多这类物品。山顶洞的装饰品有以下几类：（一）穿孔石珠：将白色小石珠从一边钻孔，再将另一边稍稍磨平；（二）穿孔砾石：将一块黄绿色小砾石从两面对钻穿孔，将一面稍磨井涂朱红彩；（三）穿孔兽牙：有一百几十个，均在齿根两边对挖成孔，（四）穿孔青鱼上眼骨，（五）穿孔海蚶壳：其孔是在砂石上磨穿的；（六）鸟骨管：将鸟骨截断、上刻短纹道；（七）鱼脊椎骨。这些装饰品大多发现在人骨化石旁，应是头颈部的佩饰、项饰、坠饰。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已有爱美观念，并设法用各种装饰品来打扮自己（图1—10）。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大为提高。许多过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这时也已彼广泛占领。至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远超过旧石器早期和中期遗址的总和。其分布范围除华北、西南等传统地区外，最北达黑龙江北界的漠河、呼玛十八站，东到江浙、台湾，南达云贵、两广，西抵青藏高图1—10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和鹿角棒原。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文化面貌自然更加复杂，地区性的差别也更加明显。

在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址甚多，尤以山西为最密集。其中最重要的有内蒙乌审旗的萨拉乌苏、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等。这时期的石器有普遍小型化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原本较小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所分布的领域，也表现在以大型石器著称的匼河——丁村系所分布的领域，如山西南部下川文化的石器中就有许多很小的细石器。

华北各地旧石器晚期文化虽有若干共同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地方差异。例如萨拉乌苏的石器特别小，多数仅长2—3厘米，宽1厘米，有一件尖状器长仅1.2厘米，宽不及1厘米。峙峪文化的石器类型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扇形小石核、石锯、斧形小石刀和石链等从前没有的新类型；同时又有一些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明显是承袭许家窑文化的传统（图1—11）。下川石器不仅有许多小型器，也有一些大型石器，种类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锥状石核、棱柱状石核、扇形石核、漏斗石核，以及大量小石叶、石镞、石钻等细石器制品（图1—12），虎头梁遗址的石器与下川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年代更晚，当是向中石器时代过渡的一种遗存。至于水洞沟文化的石器则具有较大的特色，以中型器为主，种类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砍斫器等。修理痕迹较深，刃缘不平近锯齿状。有些器形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的特征。

在华北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地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的大窑村附近。在马兰期黄土和黑护士底部，发现许多石渣、石核、石片和石器半成品，堆积成片成层。已制作完成的石器很少，类型也简单，主要是砍斫器。尖状器和刮削器几种，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是这一石器制作场最富特征的产品。

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也发现较多，主要有辽宁凌源西八间房、锦县沈家台、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呼玛十八站和哈尔滨阎家岗等处。其总体特征与华北旧石器晚期文化比较接近。一般石器个体较小，以刮削器为主，西八间房的琢背小刀与山西下川的产品基本相同，西八间房和呼玛十八站图1—11峙峪石器1—3.石核；4—8.石片；9.13.14.19.20.刮削器；10.15.16.18.雕刻器；11.12.尖状器；17.石核石器。也都出现了细石器。

在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海城小孤山和哈尔滨阎家岗特别值得注意。小孤山是位于辽东半岛北部的一处洞穴遗址，出土大批动物化石和一万多件石制品。除刮削器、尖状图1—12下川石器1.锛形器；2.3.9.10.尖状器；4.5.镞；6.锯；7.雕刻器；8.刃尖两用器：11.12.小刀；13—17.刮削器。

器和雕刻器外，还有较多的钻具，同时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骨器、蚌器和牙器。骨器中有一件鱼叉，有双排倒刺，为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所仅见。另有一件骨枪头和三件穿孔骨针，骨鼻系两面对钻而成，比山顶洞人骨针的制法更进步。蚌器和牙器均有穿孔，系装饰品，作风与山顶洞人的装饰品相似。

阎家岗位于松花江右岸第二阶地上，系一处十分难得的猎人宿营地，发现有两处用兽骨垒成的营房遗迹。一处用二百多块骨骼垒成椭圆圈，东西长4米，南北宽3米，所用兽骨至少属于六只野驴、五头野牛、二头披毛犀、一只鹿和一只狼。在其西北约40米的另一处营房系用三百多块兽骨垒成的半圆圈，所用兽骨至少属于五头披毛犀、五只野驴、三头野牛、四只鹿、二只羚羊、一只鬣狗和一只狼。兽骨上多有人工砸击痕，排列有序，圈内还发现有炭屑。说明它是当时的猎人把吃剩下的兽骨作支架搭成窝棚住宿目下的遗迹。

华中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资料主要发现于湖南北部澧县一带，湖南西部新晃柏树坡也发现过一些较大型的石器。湖北房县樟脑洞为一处洞穴遗址，出土石制品二千多件，以中小型者为主，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钻具等，以边刃刮削器数量最多。发掘者认为它很可能代表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型文化①。

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至今发现甚少，见于报导的仅有江苏东海大贤庄、浙江建德乌龟洞、广东封开垌中岩和台湾台东长滨等处。长滨乡发现的遗存被称为长滨文化，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也有不少骨角器，在更新世晚期后段气候变冷，海平面下降，台湾海峡变为陆地，人和动物都可以从大陆迁移过去。长滨发现的动物化石种属与大陆所见基本相同，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西南地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较多，其中主要的有四川的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鲤鱼桥，贵州的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广西的桂林宝积岩、柳州白莲洞和云南的呈贡龙潭山等处。这些地点的文化特征颇不相同，如富林的石器个体甚小，有些已可称为细石器，其长度很少有超过3厘米者，很可能与华北小石器传统有些联系。张二塘石器多粗大，砍砸器比例较高。猫猫洞石器多用锐棱砸击法加工，并发现有制作较精的骨角器。最特殊的是普定穿洞，有上下两个文化带。下文化带石器少而小，其特征与富林石器接近；上文化带石器多而大，骨器也多，其特征接近于猫猫洞者。这说明当时存在着复杂的文化迁移和相互传播影响的关系。比较而言，西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石器加工较粗糙，类型繁杂而不同定，也没有象华北那样普遍变小的趋势①。

在西北，除甘肃、宁夏外，最近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发掘了一处湖滨遗址，发现石制品约160件，石器中等偏小，与华北小石器相近。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南缘据说也发现多处旧石器地点②。至于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将在本书第四章谈到。

总之，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并且出现了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有的已可划分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新石①黄万波等《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6期。①张森水：《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3期。②黄慰文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期。器时代文化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再者，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若干因素，如复合工具、细石器镶嵌技术、磨制和穿孔技术等都为往后的新石器文化所继承和发展。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这两大阶段文化的承袭演变关系将会越来越明朗。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3500年）

第一节　从灵井到磁山

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约在公元煎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新环境下，原始人群的生产活动也随之改变，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结束，而开始了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恩格斯总结说：“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①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就是从单纯的攫取天然产物的掠夺经济转变为以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主的生产经济的过程。

在考古发现中，新石器时代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在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及饲养家畜为特征的。与旧石器时代相比，狩猎、采集、捕捞活动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文化面貌也有了极大改观。当然，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是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进步逐渐实现的，上述新石器时代的几种基本特征也并非同时出现，因此，人们提出“中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作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桥梁。与旧、新石器时代相比，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过渡状态。

中石器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石器向细小化发展，在石器制造方法上，大量采用间接打击法及压削法，由这些方法产生的细石器工具广泛应用于当时的一些主要生产领域；发明了弓箭这一远射程狩猎工具；狗作为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也是中石器时代的产物。

间接打击石器的方法，比起旧石器时代始终以直接打击法为主制作石器来说，是一种技术上的重大进步。生产工具以细石器为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活动对劳动工具的新的需求。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崭露头角的复合工具，在中石器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种极薄的小石叶，被镶嵌在木或骨质的柄上，二者组成的复合工具，具有刃口锋利，便于把握，轻便灵活等特点。当时人所使用的复合工具种类很多，弓箭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恩格斯对人类发明和使用弓箭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弓矢对于蒙昧时期，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期和枪炮对于文明时期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①弓箭的使用，“使狩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②，无疑提高了人们捕获野兽的能力，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将暂时食用不了或弱小的猎获物豢养起来。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动物的习性，逐渐将野生动物驯育为家畜，为家畜饲养业或畜牧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阶段采集仍然是与狩猎、捕捞并重的生产部门。长期采集植物籽实、根茎的活动，促使人们了解植物的生长规律，为适时收获作好准备。正是在这种对植物生长规律逐步深入的认识中，人们开始掌握栽培植物的技术，为进入新石器时代迈出了关键的一步。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1、20页。

在我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得很少，研究工作亦很薄弱，对这一时期文化的总体面貌知之不多。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情况还很不清楚，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缺环。此外，新石器时代诸代表性特征出现的年代顺序如何？在我国，是否也如西亚等地一样，存在前陶新石器时代阶段？尚都无法回答。从已经发现的材料看，人们比较倾向于把以灵井、沙苑为代表的遗存看作我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

灵井和沙苑的细石器河南许昌的灵井和陕西大荔的沙苑两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①。两处遗址的遗物分别采自地下十米深处的砂层和地面流动的沙丘，遗物基本上都是石器。两地石器的质料并不相同，灵井以石英为主，沙苑的燧石石器占80％左右，但在石器制法及类型上，二者却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处遗址中的细石器及产生细石器的石核都相当丰富。灵井遗址中的细石器占全部石器的多数。在制作方法上，几乎所有的细石器都采用间接打击石片的技术，第二步加工则以压削法为主，加工方式主要为单面加工。石核以圆锥形、半锥形、扁锥形、柱形、楔形、扇形（亦称船底形）为典型。从这几种石核上，采用间接或直接打击法，就可以打下形状规整、厚薄均匀的石片，这些石片再经压削法加工，就形成适于各种用途的细石器。遗址中典型的细石器有各种形状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另外，灵井遗址发现的一种特小型的窄长石片，一般长0.9—1.7、宽0.3—0.7、厚0.1—0.3厘米，个别有使用痕迹，这应是一种复合工具的刃都，与沙苑遗址的石叶是同一类器物。沙苑遗址细石器特点基本与灵井相同，锥状石核、小圆刮削器、石叶等的形制亦很接近，加工方式也以单面为主，只是两地部分石器的种类及数量略有区别，沙苑遗址发现较多的石镞不见于灵井遗址（图2—1）。

峙峪遗址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的代表性遗存①，那里就已存在用间接打击法产生的石片，只是石片的体积稍大。峙峪石器中的原始扇形石核、带有柄部的斧形器、小圆头刮削器、雕刻器及石镞等，都被认为与灵井、沙苑的同类器物接近，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在灵井、沙苑遗址发现的细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锥状、柱状、楔状石核及窄长小石片，却不见于峙图2—1灵井和沙苑采集的细石器1.弧背长刮器：2.3.8.10.石核；4.7.尖状器，5.6.石镞；11.刮削器；9.扁平小砾石。

（1.2.4.8.9.—灵井，余为沙苑）

峪遗址。与峙峪石器比较，灵井、沙苑石器表现出明显的进步状态。后者以细石器为主，细石器品种齐全、制作方法较进步等特点，构成区别于旧①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第2期。安志敏、吴汝祚：《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大荔沙苑地区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①贾兰坡等：《山西岭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石器晚期阶段遗存的独特文化面貌。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器数量较少。将灵井、沙苑的细石器与更晚些时候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细石器相比，前者的加工技术显然比较落后，从工艺上看，新石器阶段的细石器基本上是两面加工，形状也更加规整。

灵井与沙苑两地石器均系采集，遗物在各自遗址中是否属同一时期，亦难准确判断。沙苑遗址发现了轻微石化的挠骨。灵井遗址还采集到两段人类股骨化石，从其石化程度和本身形态看，介于新人与智人之间。将几方面材料综合推断，这两个遗址的年代应介于目前所知的旧石器晚期之后与新石器早期之前这样一个阶段。

鹅毛口石器制作场鹅毛口有器遗址①位于山西省北部怀仁县境年、桑干河的支流鹅毛口河附近几个相连的小山包上，山包高出现河床80—100米，山体主要由岩石构成。在现今鹅毛口村附近的两条冲沟的源头及附近山包地表，分布着大量的打制石器，整个遗址的范围约2万平方米。尤其重要的是，发掘结果表明，在这一带的全新统地层中，也埋藏有大量的石器，而晚更新世地层中，却未发现任何石器，这就为判断这批石器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鹅毛口遗址中除三小块陶片外，文化遗物只有石器一种。这里石器多半比较粗糙，其中半成品、废品占了很大比例。遗址范围内分布着煌斑岩堵、岩床和凝灰岩层，这些都是质地坚硬的岩石，是制造石器的天然石料来源，发现的石器都是以此为原料制作的。在有些暴露于地表的巨大凝灰岩块四周，常可发现打击石片所留下的巨大疤痕：在有些岩块的表面还有许多坑疤，可以看出将石料垫在上面打击所产生的硌痕，显然，这是利用其作为石砧而留下的印记。

这里的石器80％以上是用凝灰岩制作的，绝大多数石器是由较厚大的石片加工而成的。当时人们除了从一般的石核上生产石片外，还经常从巨大的岩块上或岩石露头上直接打击石片。石器都是用直接打击法制作的，未发现间接打击的遗物。直接打击主要采用砸击、摔击两种方法。由于打制石片的技术水平还很原始，绝大多数的石片都短且厚，有些石片的劈裂面甚至呈半球状，其厚、长几乎相等。这类短厚石片的显著特点是尾端均有向一侧歪斜的长尾，遗址内的许多大型石器，都是用这种石片加工而成，这成为该遗址石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石片是由砸击法产生的，从这种石片形状的规范性来看，生产这种厚大石片的方法是非常熟练的。

石器以厚重型的为主，一般重量有几百克，大的可达千余克。石器的种类有锄、刮削器、砍砸器、手斧、尖状器、斧、龟背状斧形器、锤、弯尖厚尖状器等。数量最多的是石锄，基本为长方形，宽度是长度的二分之一稍弱。有大、小两种，大型的长近20、宽在9厘米左右；小型的长约10、宽在5厘米左右。刮削器的数量仅次于锄，器形稍小，有盘形、矩形、凹刃、凸刃、直刃、圆刃等多种。石斧有二十七件，器身长柱形，断面椭圆形，刃口或与两侧边垂直，或向一面偏斜。实际上，后一种形式的斧，亦可称为铸。石斧中有一件的两面和顶端经过磨制，其余部分表面仍遗留砸击痕。根据这件石①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斧推测其加工程序，首先是打制毛坯，然后敲去表面因石片疤显示出的棱脊，使之成为平面，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光。此地其余的石斧，在加工程序上比磨光石斧只少一个工序（图2—2）。

图2—2鹅毛口的石器1.石锄；2.歪尾石片；3.石斧；4.长石片；5.厚尖状器；6.盘形刮削器；7.磨光石斧；8.短身圆头刮削器；9.扇形凸刃刮削器：10.尖伏器；11.弯尖厚尖状器。

鹅毛口遗址内未发现人们日常生活的遗迹、遗物，只发现了大量的石料及未完成或废弃的石制品。可以认为，这里是一处制造石器的场所，生活于附近的人们，长期利用了这个合适的原料产地，加工制作生产中所需的各类石器。在这个石器制造场中，见到的直接打击巨厚石片的方法，以及由器身两面加工的手斧及厚尖状器等工具的形制及制造工艺，早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就已存在，显得有些原始，但是这里石器的某些品类，如锄、斧、镰的形制均基本上同于新石器时代磨制的同类制品，石锄及磨制石斧等，无疑又是一些很进步的生产工具，具有新石器时代的某些特征。同时，这里的石器均出于全新世地层之中。综合考察，石器制造场的年代与新石器时代十分接近，或者就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

虽然鹅毛口只是一处石器制造场，但透过这里的石器，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情况。数量最多用于翻土的石锄，和数量虽少而被报告作者认为用于农业的石镰，似乎难于将其与旧石器时代的掠夺经济联系起来，而或与某种形态的农业有关。各种形式的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是用于狩猎、采集的工具。从工具的种类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产门类已进一步扩大，狩猎、采集的同时，或许出现了原始的农业。

鹅毛口遗址发现的石器多由较大的厚石片加工而成。报告的作者认为，这里石器的加工方法及器物类型与某些时代相近的遗址中以细石器为主的现象相去甚远，是一处以大型厚重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据此将其归入“匼河——丁村系”石器系统，认为它是这一系统在新石器早期阶段的继续和发展。近年在鹅毛口遗址的西缘，与鹅毛口遗址仅隔一条冲沟的窑予头①地点，在晚更新世粉砂土之上，发现了石器遗存。石器以细石器为主，其形式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及更晚阶段遗址中的细石器相近，同时，这里还存在与鹅毛口遗址相同的粗大石器。这个地点很有可能也是石器制造场的一部分，以制造细石器为主。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么，这一发现，不仅扩大了石器制造场的范围，也丰富了石器制造场的产品，使人们对这阶段的石器生产有更全面的认识。从粗大石器与细小石器制造地点相对集中而存在着区域差别来看，或许可认为当时在石器制造中已经存在某种专业分工。

关于两种石器传统的假说在整个原始社会阶段，石器一直是生产中的主要工具。从学会制造石器的最初阶段开始，人类就在为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不断地改进石器的①陈哲英、丁来普：《山西怀仁窑子头的细石器遗存》，《史前研究》1931年第4期。制造工艺，使工具更适用、合手。不同的劳动对象和生产方式，对工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就产生了种类繁多、形式各异的石器。人类制造工具技术的继承与发展，久而久之形成一些不同风格的石器传统。

华北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现最多的地区。对这一地区诸遗存可划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的认识，早在通过对丁村遗址石器的分析研究时就已提出①。当时在对丁村文化的年代估定偏晚的基础上认为，“丁村文化中的各种石器都很粗大，与萨拉乌苏河的河套文化以及相当的宁夏附近的水洞沟的石器文化，颇不相同，..应是不同的‘相’”，同时把这类差别主要归为制作石器的原料不同，从而导致技术及产品有所区别。并进一步提出丁村的许多石器，如砍砸器、尖状器等与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中的石器很多是类似的认识。可见，当时已孕育了这里要讨论的关于两种石器传统说的认识。随着新发现的增多，通过对不同阶段遗址内石器类型、制造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在七十年代又提出了关于两种石器传统的认识①，认为华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即存在着两个文化系统，二者以不同的石器传统相区别，这两大系统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分别是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的文化产生的基础。这两大系统分别被命名为“鹰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匼河——丁村系”，亦称“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不同型式的大砍砸器，石器中大型器物的种类，数量都占多数，小石器数量有限，类型也很少。打片主要用碰砧法，兼用锤击法。

“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也称“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主要特点是：打片多采用锤击法，产生的石片长宽多在4厘米左右，石器中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的细小石器比例大，类型多，工具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锥、雕刻器、石球等，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是这一系统的重要产品。这个系统的石器地点数量较多，分布很广，除前面提到的外，还包括周口店第15地点、朔县石屹塔峰、萨拉乌苏河、小南海等，时代从旧石器早期至晚期。这一系统的大量细小石器，已带有细石器的技术风格，被认为是产生华北地区典型细石器的基础。

同时，这两种石器传统，被认为是不同经济类型的人们对生产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主要使用大石片石器的人群，生产活动是以采集为主，辅以渔猎。栽培农业最早很可能是由他们发明的。在细小石器传统中，与狩猎有关的工具占主体，其经济生活当以狩猎为主，采集则只是一种补充手段。

上述认识，基本上还只能看作是一种有待证实的假说。同时，要确认这一假说，且与目前有关现象相抵牾：一、两个系统的各自一系列代表性遗址的分布，无确定的地理界线，即均无稳定的分布区。

二、被分属为不同系统的遗址，均同时存在大型砍砸器及细小石器，只是二者所占比例不同。就是说，在同期同一遗址内，两种传统并存，区别仅是一传统占主流，另一传统处于支流地位，或者反之。一般来说，两种传统各自处于主流或支流的现象，当与遗存的年代有关。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所谓大型砍砸器系统的遗址，主要属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细小石器系统的①裴文中、贾兰坡：《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①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遗址，以旧石器时代晚期居多。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制作石器技术的进步，石器愈益精、细。即使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不仅未停止这一过程，而且还加快了前进的节奏。属旧石器晚期后段的下川遗址①，下层的粗大石器较为丰富，细石器及小型石器数量较少，中、上层的细石器及小型石器极为丰富，粗大石器则较少。

三、两种传统之说，有的还与材料被揭示不够全面有关。例如，以往一直被认为属大型砍砸器系统的鹅毛口石器制造场，近年来在同它仅隔一条冲沟的窑子头地点，发现了和鹅毛口同时的遗存，但以细石器为主。这只能由此得出窑子头与鹅毛口当是统一的同时生产两类制品的石器综合制造场。四、新石器时代存在的农业型和狩猎型两类不同经济类型的遗存，其起因或渊源自当向前追溯，然而，从目前的材料看，则至少难以寻至旧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早期那样遥远的时代。如此素源的话，那么，旧石器时代早期被确认存在的采集型和狩猎型两类经济类型遗存，又源于人类哪一时代！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文化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文明的产生是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

黄河中游地处黄土高原的东端。这里的黄土由于其风成起因，土壤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且土壤中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虽然黄土地带气候干旱，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抗旱作物的生长。这些条件，就使得在这里种植谷物容易获得较高的收成。总之，黄河中游的地理环境与世界上农业发生最早的西亚地区的扇形地带接近，具备产生早期农业文化的适宜条件。

对仰韶时期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这时期的农业是经历了比较长时期的发展后的阶段，黄河流域理应存在年代更早的农业文化遗存。1958年在陕西第一次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老官台文化。进入七十年代，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掘了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北辛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农业遗迹、遗物，为探索前仰韶时期农业问题提供了大批资料。从地层提供的材料看，这类遗存都叠压在仰韶时期遗存堆积之下，碳14测定数据表明这些遗址的年代都在公元前6000年一前5000年前期。这批早期遗址都处于平原与丘陵或平原与浅山的交界地带，遗址的范围都不太大，形成的堆积也比较薄。遗址内房屋分布稀疏，表明当时的村落规模比较小，人们在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并不很长。在这个时期的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粮食的遗骸，鉴定结果都属于耐早的粟类作物，这是黄河流域传统的栽墙植物，至今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遗址里还有专门用于储存粮食的窖穴，有些窖穴内还可见到堆积较厚的腐朽谷物。

从遗址中获得的各类遗物，反映出当时人们所掌握的较多的生产门类。

除种植农业外，饲养、渔猎、制陶术、纺织、编织等都成为有一定地位的生产部门。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在石器制作上虽然已出现了磨制石器，但从数量上看，打制石器仍占相当数量。打制石器的器形相当规范，表面也都①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修洽得比较平整。磨制石器制作得还比较粗糙，表面常保留制坯时的打琢痕迹，很多器物还只是在刃部略加磨光，通体磨光的数量较少。一般是利用而石加砂、蘸水研磨的方法，进行石器磨光。经磨制的石器，表面较光整，器类依功能而有确定的形制。这阶段的石器一般不见穿孔者。将器物刃部磨光或将器身修治平整，都可以减少使用时的阻力，提高工作效率，是工具制作中的一大进步。石器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已占大宗，其主要类型是铲、刀、镰，木作工具有铸、凿，石斧则兼具上述两种功能。这时的石斧以平面呈上小下大的梯形者为主，斧头多为半圆形。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磨棒，是这时期盛行而引人注目的工具，磨盘多数是琢制的，平面呈鞋底形或椭园形，长度在半米左右，有的带三、四个矮足，磨盘表面常有加工谷物时留下的磨蚀痕迹，中部亦较两端薄。

骨质工具在这个时期生产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它们主要用于狩猎、捕捞、纺织、缝纫等部门，主要器类有镞、锥、针、鱼镖、梭、匕、凿等。在各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大量陶器。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自掌握取火技术和饲养家畜、栽培植物之后或同时取得的又一划时代的进步。在制陶术产生之前，人们主要是食烧、烤食物，甚至以生食为主，陶器的发明，改善了人类致熟食物的方式，使推广熟食成为可能。在当时条件下，熟食大大加快了人类体质和脑力的发展。同时，陶器的产生及流行，也是人类定居生活稳定性的一种反映。由于陶器在人类智力发展和文化进步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一直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这时的陶器都是手制的，除少量手捏直接成型的外，其余大多都是采用泥片贴筑法制作的①。泥片贴筑法制作陶器，一般是先从器底开始，逐渐向上贴筑。泥片少的有两层，多则有三四层或更多。陶器颜色以褐色为主，且表皮斑驳不一。这可能是由于露天或在无封闭设置的窑室内烧陶，致使陶器各部氧化不均而产生的现象。

陶器种类少，造型简单，以圜底器、三足器居多，主要器形有三足钵、鼎、小口壶、深腹罐、盂等。陶支座也是这时期的典型器物之一，这种器物的出现，是与此时流行圜底器相适应的，它主要是为了增加圜底器的稳定性。对炊器来说，支座还有扩大其与火的接触面的作用。在缺乏支座的遗址中，是以在炊器底部加三足的形式来达到上述目的的。部分陶器表面施篦纹、绳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纹饰。此外，在陶器底部经常可以见到编织物的印痕。后者与前几种纹饰不同，前者是有意识地加固或修饰陶器，后者则可能是将陶坯搁置于席、麻编织物上凉干，无意中形成的印痕。彩陶在这时也已经出现了，但数量很少，通常是在钵、碗类器物的口沿部施一周红色彩带。当时人们虽然已经实现了定居生活，但营造房屋的技术还比较落后。房屋的形式和建筑方法都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一种圆形半地穴式的窝棚，室内面积很小，一般只有5-7平方米，仅能容纳二三人，最大的也只有11平方米，房内都发现成套的日用陶器及生产工具。居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们无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单位。

定居及农业生产促进了饲养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在这个时期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遗址中都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显然是经过人工饲养的猪、犬的骨骼。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用猪骨随葬的现象反映出猪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①俞伟超：《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陶术》，《文物与考古论集》，1987年。它不仅是一种肉食来源，同时，可能还具有财富的象征意义。

总之，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普遍存在着农业文化遗存，从其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程度看，脱离其起源阶段已有一段历程。这一时期陶器的形制比较规整，已脱离了陶器产生的最初形态。在这个区域内，还应存在早于公元前6000年的农业文化。真正的早期农业文化的面貌，是一千尚待解析之谜。

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北辛文化得名于山东滕县的北辛遗址①。1978—1979年对该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窖穴、灰坑、墓葬等遗迹及大批遗物。根据层位叠压情况，北辛遗址的文化堆积被分成三期，碳14测定的数据指示出，遗址早期堆积的年代为公元前5875年，大体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年代相当；晚期遗存中的相当多的因素，文化面貌很接近后冈一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4550—4350年间，早于此地的大汶口文化，而与仰韶时代的早期大体相当，故很可能它已进入后冈一期文化范畴，或是后冈一期文化的直接前身。

北辛遗址的石器种类很多，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只占全部石器的1／5。打制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成梯形、横剖面为扁椭圆形的石斧，这种形式的斧，用于砍伐树木或翻土，都很合适，是一种用途较广泛的工具。打制的盘状器、敲砸器基本不见于同时期的其它文化遗址。磨制石器中铲的数量最多，其次还有刀、镰、斧、锛、凿、磨盘、磨棒等。石铲的原料质地较软，容易打磨，这种铲一般都通体打磨得很光滑，制作精致。从遗址中发现的一些由残石铲改制的石器，知当时的人们很珍惜磨制石器，而努力做到物尽其用。这里的磨盘为圆角长方形或长三角形，以后者居多，且都无足。

石器中不见镞类，但骨镞的数量居骨、角器之首。骨角器不仅数量多，形式也很复杂。制作过程一般是先截切骨料，再用劈、削、刮等方法制成器物雏形，最后打磨表面。骨器种类除镞外，还有鱼镖、鹿角锄、凿、匕、刮削器、梭形器、针、锥、等等（图2—3）。

图2—3北辛遗址的生产工具1.石斧；2.4.石铲；3.石磨盘；5.石磨棒；6.骨镞；7.骨鱼镖；8.石镰；9.石刀；10.角锄；11.蚌镰陶器按质地可分泥质、夹砂（蚌）两种，以夹砂（蚌）陶为主。作为炊器、盛储器的鼎、釜、罐等都属夹砂（蚌）陶。泥质陶主要为碗、钵等。从器形看，最能代表北辛文化面貌的陶器是深腹、圜底或尖底的鼎及釜。陶器表面基本呈黄褐色，相当多的夹砂陶器表面都有纹饰，以堆纹和压印纹数量最多，尤以堆纹最富特色。所说堆纹，是指由宽约1毫米左右的极窄的泥条在器表堆塑的各种直线几何形图案。早期以单线条组成的图案为主，中晚朗出现了复线窄堆纹构成的图案。压印纹的印痕很深，通常是由几组压印的直线、曲折线构成回形、棋盘格形、正（倒）三角形和鱼鳞形等图案。只有少数泥质陶的钵、碗口沿涂红彩（图2-4）。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图2—4北辛遗址的陶器1.小口壶；2.盆；3.碗；4.支座；5.深腹圜底罐；6.鼎。

目前，还不清楚北辛文化房屋的形制，遗址中发现很多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坑，有些是储存物品的窖穴，还有一些坑内出土了较多的陶、石质的生活用品和工具，因而也不能排除其作为居址的可能性。另外，在这类坑中，不只一次的发现了成堆的猪头骨。北辛H14是一个平面圆形、深约1.2米、底部凸凹不平的坑，在接近坑底处集中堆放了六个猪下颌骨，其上还用石板覆盖。在这里，猪下颌骨是作为财富的象征被储存起来？或许埋藏猪下颌骨是与祭祀有关的活动？

北辛文化墓葬发现很少，成人葬式为仰身直肢，流行用红陶钵覆盖死者脸部的葬俗，多数墓有一二件随葬品。婴儿使用瓮棺葬，分别以深腹圜底罐、残陶鼎为葬具。不同地点的北辛文化墓葬的方向，都是头东脚西。

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淮河以北的鲁中南及苏北地区。这一地区，也正是后冈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区域。地层叠压关系和碳14测定数据所提供的材料都表明，后冈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晚于北辛文化。从文化内涵看，后冈一期文化上承北辛文化，下传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无疑是由北辛文化通过后冈一期文化发展起来的。黄河下游地区从北辛文化开始，就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亲族文化区。自此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山东及苏北地区一直保持着与黄河中上游相区别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直到公元前15世纪前后商人尤其是以后的周人的侵入，才使得这个地区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逐渐被瓦解，其中的一些因素，则被溶入商周文化之中。

磁山遗址的重要发现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七十年代中期在这里发掘所获得的遗物，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从文化面貌上看，其年代早于“仰韶文化”，碳14测定的结果也与人们的认识相吻合。已经发表的数据表明磁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是该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磁山遗址的揭露，是继老官台文化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为探索黄河流域早期农业文化揭开了新的一页。

磁山遗址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范围有8万平方米。遗址是古代先民聚居的一个村落，村落中分布着房屋、窖穴等遗迹以及集体劳动的场所，从中获得遗物近两万件①。

遗址中的房屋分布稀疏，平面布局亦不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村落那样排列规整有序，但有迹象表明，这里的房屋、窖穴大概是几座一组，集中在一起。这种相对集中的房屋内的居民，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较居住在同一村落的其他人更密切些，这应是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一种反映。所有的房子都是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只有6—7平方米，近门口处有二至三级台阶通向室外，居住面、内壁都未经进一步加工，房屋的穴壁边缘有四至八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个柱洞，用来支撑屋顶，屋顶用芦苇、荆芭苫盖后再抹草拌泥以防日晒和雨水。不少的房子内还遗留石磨盘、石磨棒、斧、铲及盂、钵、罐等生产和生活用具（图2-5）。发现的灰坑图2-5磁山遗址H29及出土陶器1.碗；2.盂。多达数百个，数量最多的是平面作长方形的。这类灰坑，多半是贮存粮食的窖穴，深1—2米，最深的达5米以上。在其中的八十个这类坑中发现了腐朽的粮食堆积，厚度在0.3—2米不等。有些坑内，还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放置整只的猪、狗骨架，如H5，在粮食堆积的下面，有两具猪骨，分作三处堆放。此外，在一些圆形坑的底部发现了石材、半成品、残石器等，这很可能是制造石器的场所。

同黄河流域其它早期遗址相同，磁山遗址的陶器也是手制的，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很少，胎壁厚薄均匀。陶器表面都呈图2—6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1.4.罐；2.三足器；3.壶；5.圈足器；6.盂；7.支脚。红褐色，火候较低。陶器种类较少，器形亦很简单，主要器形为盂、支座、深腹罐、小口壶、圈足碗等，也有少量的三足器。其中大口平底的盂和其形似倒置的靴状支座，为这一文化所特有，是这里的典型器物。大约1/3左右的陶器表面饰绳纹、编织纹、篦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和划纹等纹饰，以绳纹最常见，而最有特色的是由连续排列的篦纹组成的折弧形或平行的纹带（图2-6）。

石器有打制、磨制、打磨兼制三种，以磨制为主，约占60％强，其次为打制的。石器中斧的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50％，基本上以横剖面为扁椭圆形的那种为主。这里出土的石磨盘、磨棒近六十套，是同时代遗址中发现数量最多的。磨盘长度在半米左右，以平面近似椭圆形、一端稍尖、底有四足者最有代表性（图2-7）。在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中，发现了石磨盘、磨棒和陶盂、支座等成组器物45组，这些器物，多则十几组少则三、五组集中一地。在分布最密的地方，仅18平方米的范围内，就集中了十组。这些集中在一起的成套器物，或者表明这里曾是当时比较固定的集体加工粮食的场所；也有可能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遗存。

磁山居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传统的渔猎活动仍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人们食用后废弃的动物骨骸。经鉴定，知包括兽类、鸟类、龟鳖类、鱼类和蚌类五大类二十三种动物。除家犬、家猪及鸡外，其余都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种类，包括了一年四季出没于当地的各种飞禽走兽。据此可知当时的狩猎还是一种全年进行的生产活动。兽骨中家育的数量并不很多，猪主要是未成年的幼小个体，狗骨大多比较破碎，那时狗除用于助猎外，也供人们食用。这里发现的鸡的标本，据图2-7磁山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1.4.石斧；2.石刮削器；3.石锛；5.7.石铲；6.镰；8.石磨盘；9.骨镞；10.骨鱼镖；11.骨凿；12.骨网梭。

鉴定证明已脱离原鸡的形态，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饲养的家鸡。

磁山遗址是华北地区首次经过大规模揭露的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居住遗址，它所提供的材料，推进了这一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及农业起源等问题的探索，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贮存粮食的窖穴，内中残存的粮食以十余万斤计，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规模已经很可观，农业已经在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居主要地位了。正是这种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保障了人们的定居生活。

以磁山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目前还只发现于河北南部地区。以磁山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和下面将介绍的裴李岗那类遗存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一是认为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是认为它们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而把它们的区别，视为仅具有类型的含义。至于它们的发展去向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后冈一期文化是磁山——裴李岗文化的继承者。其实从文化内涵比较及年代考虑，把北辛文化视为磁山文化的承继者，似更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裴李岗及其同类遗存黄河南岸的河南中部地区，是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分布区。裴李岗文化是根据1977—1979年在新郑县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①。目前，经过正式发掘的裴李岗文化遗存主要有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②等。这类遗存的分布区与磁山文化相邻，其碳14年代稍早于磁山文化。

已经发掘的裴李岗一类遗存多并含居址、墓地两部分，在裴李岗遗址还曾发现了一座圆形的横穴窑址。莪沟北岗遗址面积约8千平方米，住地在遗址的南部偏东，发掘的六座房子都是半地穴式建筑，除一座方形外，其余的都是圆形，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亦不超过11平方米。有的房内有圆形或箕形的灶，无灶者也有圆形烧土面。房子周壁及中央有柱洞，门向南开，近门处都有一条斜坡或阶梯式门道，居住面上都遗留成套陶器。

与居住址对应，遗址中都发现相当规模的氏族——部落公共墓地。裴李岗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墓葬区在遗址的西部。已经发现的数个地点的所有裴李岗墓葬，头向都偏向南方。这种一致性，应是一群体内部人们信仰、习俗具有共同性的直接反映，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群体内部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裴李岗、莪沟两地的墓葬都以单人葬为主，两地各发现了一座双人合葬墓，合葬墓内死者的性别、年龄未经鉴定，合葬墓的面积及随葬品都居墓地之首。绝大多数墓葬都有陶器、石器随葬，有些墓的随葬品放在壁龛年。各墓随葬品数量、质量上的差别都不明显，但随葬品的组合存在引人注意的现象，除裴李岗的一座单人墓和一座合葬墓外，凡随葬石磨盘、磨棒类谷物加工工具的墓中，不见石铲、镰、斧这类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工具，而随葬后一类工具的墓中，亦不见磨盘、磨棒与之共存。在随葬这两类石器的那例合葬墓中，从随葬品的陈放位置看，两类工具也是分属两个个体。随葬品的不同组合，反映了当时社会业已存在的劳动分工情景。通过随葬不同的生产工具而将当时在生产中按性别形成的分工表现出来，足已证明这种分工由来已久，并已形成定制。也许正是这种形成定制的劳动分工，使得一部分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社会地位亦随之提高，从而导致了人们之间在财产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②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1集。占有及社会地位上的差别。

裴李岗一类遗存中发现的石器基本上都是磨制的，但通体磨制精细的还不很多，大部分石器是在表面略加打磨。石磨盘、磨棒则是琢磨兼用。此外，这类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打制的燧石石片及由这类石片制成的刮削器。这种石器，是北辛、磁山文化的遗址中所不见的。石器种类有铲、镰、磨盘、磨棒、斧、刀、凿等，数量最多的为铲、其次是镰。铲多呈舌形，还有一种凸字形铲。有些铲的两端都磨出圆刃，并都有使用痕迹。镰都做得很精致，刃部有细密整齐的锯齿，近尾端有为安柄而留出的缺口。石磨盘平面多呈前宽后窄的椭圆形，底部有四足（图2-8）。

图2-8裴李岗、莪沟出土的遗物1.罐；2.三足钵；3.4.三足壶；5.石铲；6.镰；7.8.石磨盘。

缺乏骨制品，是目前发现的这类遗存的一个普遍特点，与同时代的其它文化遗存相比，这里的渔猎工具在工具中所占的比例最低。

陶器基本上分泥质与夹砂两类，都是红褐色，烧成温度为900—960℃左右。在各遗址中，泥质陶与夹砂陶所占的比重略有不同，裴李岗及莪沟遗址的墓葬区，以泥质陶为主，泥质陶与夹砂陶分别占陶器总数的69％、28％左右；莪沟的居址内所出陶片的比例正相反，夹砂陶占77％左右，泥质陶占21％左右。无论遗址或墓葬的陶器，都以素面为主，部分陶器表面磨光。有纹饰的陶器不到总数的10％，且只施于夹砂陶的表面，以压印点纹和折线篦纹为主。器形有壶、罐、钵及在这儿种器物底部加三足而形成的鼎。其中数量最多，而且与其它文化区别最明显的，是短颈、圜底的双耳壶，肩部有半月形横耳或竖耳，中间一般都有穿孔。另外，侈口圜底的深腹筒形罐也是这类遗存的典型代表。

裴李岗遗址中发现的粮食遗物还很少，但遗址中很少渔猎工具而以农业工具为主这一点，不能否认当时粮食的种植已经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了。

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黄河中游上段的渭河流域与磁山、裴李岗文化遥相对应的，是老官台文化。在黄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中，老官台文化的发现最早，它是由于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①而得名的。近些年来发掘的宝鸡北首岭、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老官台文化的认识。老官台文化的陶器都是手制的，基本为夹砂陶，暗红色。陶器内外壁颜色亦不相同，多半是外红里黑，这是由于烧制时将器物倒扣于窑内，其年、外壁氧化程度不一而造成的。大地湾发现的老官台文化的陶器贻壁较薄，厚薄均匀，断面分层，往往成片状脱落。这种陶器，是采用模制的方法，逐层敷贴泥片成型的，而且，它是泥片贴筑法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陶器表面分素面和施纹的两种。素面陶表面多经精细打磨，施纹陶多于裴李岗那类遗存，也不逊于磁山文化。它以通体饰细绳纹的最多，绳纹多半呈交叉网状，①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是反复拍印的结果。不少器物的口沿还压出锯齿状花边。也有少数陶器上饰锥刺点纹、指甲纹、划纹及施于口沿的红彩带等纹饰（图2-9）。在大地湾遗址的一些钵形图2—9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北首岭77M10出土）

1.2.4.三足器：3.罐；5.彩陶钵：6.钵。器内壁，还发现了一些可能具有记事意义的彩绘符号，彩绘符号大约有十余种，有的似连续的水波或折线，有的只是单个的符号。

陶器以各种形式的三足器最典型，一般是在蛋形深腹罐、筒形深腹罐等器物的底部加三个矮足，圜底钵下的三足较高。深腹的圈足碗也是一种富有特征的器物。

老官台文化的石器大多是打磨兼制的，将石料打成粗坯后，在表面及刃部略加磨光。与其他同时代的文化不同，这一文化诸遗址中都很少或几乎不出石磨盘、磨棒这类工具，在北首岭遗址曾发现了石杵，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大概是使用杵臼一类工具加工粮食的。石镰这种收割工具也不见于这一文化遗址中，这里是由石刀来代替镰收割谷物的。有些遗址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打制石片及由此加工而成的细石器。

大地湾遗址发掘出的老官台文化的房子①，都是圆形半地穴式，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屋子中部及四壁都有柱洞，柱洞直径一般在20—25、深30—40厘米，四壁的柱洞向屋内倾斜。根据柱洞的位置及倾斜角度推测，房子是圆形攒尖顶。屋内都有一段伸向门口的斜坡门道。室内地面没有灶，仅见一定范围的烧土面。这当是用于炊事、取暖的处所。

老官台文化的居民死后埋在长方形土坑内。北首岭发现的七座墓②，方向在303°—314°之间，分成两排，排距明确，同排的M12—14、M18—19诸墓间距基本相同，显然是人们有意规划的结果。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头均向西。墓中一般都有三、五件日用陶器及少量工具随葬，已经出现了用明器随葬的现象，大地湾的一座墓中随葬了四件陶器，高度均未超过7厘米，这样的器物显然没有实用价值，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北首岭墓地还发现了合葬墓，是包括五位成年男女的一、二次葬的合葬墓，墓壁育料礓石涂抹的痕迹，局部并有板灰痕，随葬品均单独摆放在每具骨架的足部。

老官台文化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谷物的栽培技术，遗址中发现过属于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人工饲养的猪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墓葬中用猪骨随葬，不仅表明它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许同时还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老官台文化以关中地区为中心，西至渭河上游的陇东地区、向南越过秦岭一直到达汉中。元君庙、北首岭及大地湾等遗址提供的地层表明，老官台文化早于其分布范围内的半坡类型。它们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多相似性。陶器的演变趋势使人们确信半坡类型就是在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河姆渡和罗家角位于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地区，均为河流冲积和湖沼淤积平①甘肃省博物馆等：《一九八○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32年第2期。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原。这些地区地势低平，水网密布，气候湿热，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点与黄河流域广布于黄土阶地上的早期遗存及华南地区的早期洞穴堆积均明显不同。由于这里海拔较低，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浸泡在潜水面以下，使这些富有水乡特色的早期遗存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是人们了解得比较多的两处。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经1973、1977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600余平方米，发现了四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①。在第二次发掘中，又将第四层分为上、下两层。河姆渡遗址的第三、四层以新的文化面貌区别于这一地区以往发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十几个碳14数据表明，这一层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陶器，除支座外，均为以稻草茎叶、稻壳为羼和料的夹炭黑陶。烧制时缺氧及羼和料的特殊性质是陶器呈黑色的根本原因。陶胎疏松粗厚，硬度低，吸水性强，形制不规整。主要器形有釜、钵、盆、盂、支座等。釜最多，均圜底，深腹，器身多有一周突脊，依口部的变化可分成敛口、敞口、折沿等几种。陶器除表面磨光的以外，釜、罐的下半部往往拍印绳纹，刻划花纹也很常见，多数是由植物纹演变而来的圆点和线条组成的各种图案，也有一些器物上刻划出动、植物形象（图2—10）。堆塑的动物形象在这层极少发现。

除陶质容器外，第四层还出土了一些木碗、盆等器皿。

河姆渡的居民当时都住在木结构的地面建筑内。在第四层中，发现了十余排由木桩、圆木、木板组成的建筑群。根据桩木的分布及走向，初步推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至少有三栋大体平行的建筑。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栋建筑，有平行的四排桩木，长度在23米以上，宽约7米。从桩木的分布看，这是一冻长图2-10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骨器1.器座；2.盂形器；3.盘；4.器盖；5.盘口釜；6.敛口釜；7.敞口釜；8.支座；9.梭形器；10.双耳罐。

20余米，进深约7米，并附带一个宽约1.3米的前廊的长屋。在建筑群内，未发现经过加工或由于人们长期踩踏而形成的居住面、墙基和灶址，却发现了大量的有机物堆积、苇席残片等。这种建筑应是一种高干栏式的长屋，上面住人，下面堆放杂物。它的建筑方法是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横梁，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在上面铺设楼板，在楼板上立柱、作墙，盖顶。木构件之间图2-11河姆渡遗址建筑构件的榫卯类型采用垂直相交的榫卯及绑扎等方法连接（图2-11）。河姆渡的这种木建筑，是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出现的，这里地势低洼，潮湿温热，干栏式建筑，具有良好的通风、防潮性能，是当时人们的理想居址。

第四层的生产工具有石、木、骨质三大类，许多骨、木器工具式样新颖，加工精巧，在同时代的遗址中别具一格。骨器是这里生产工具的主体，数量、种类都居同时代遗址之冠，农耕、渔猎、手工工具一应俱全。最有特色的是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以偶蹄类哺乳动物肩胛骨、髋骨为材料制作的耕具，共出土了170余件。这种骨质耕具长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为便于缚柄，肩臼处多凿一方孔，骨板正中部还有磨出的坚槽及小方孔。发掘时见到了与骨器绑扎在一起的竖直木柄。刃部形状有两齿、四齿、平刃、弧刃、斜刃等，从这些不同形式的刃部推测，知这些骨器具有耒、耜、锄、臿等农具的不同功能。

与骨器相比，石器颇显逊色，数量少，种类单纯，只有斧、凿、砺石等。基本为木作工具，一般只磨刃部，器身尚保留打制、琢制痕迹。

河姆渡遗址地势低洼，保留了不少完好的木器，从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先民掌握了较先进的木器制造工艺。木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工具，有铲、矛、匕、槌、浆、器柄等，这些器物表面都打磨光滑，有的上面还刻有精美的花纹（图2-12）。

图2-12河姆渡遗址第四层遗物1.石凿；2.石斧；3.石蝶形器；4.骨耜；5.陶纺轮；6.器柄；7.木铲；8.木匕；9.骨笄；10.有柄骨匕。

这里出土的以木、骨、石为原料制作的蝶形器，外形似蝴蝶，两翼展开，上端较平，下端圆弧，正页微微弧凸，错磨平整光滑，背面中部有一道或两道平行的纵向突脊，两脊之间形成一道不通上端的凹槽，脊上都往往有钻孔，两翼上端亦常有横脊或钻孔。一般长十几公分，宽二十几公分。这种器物的用途，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意见认为是安在标枪头或矛头尾端的定向器，在其飞行过程中起定向和平衡的作用①。

河姆渡的屠民，使用玉、莹石制作璜、玦、管、珠和饼形及丸形装饰品，同时喜欢在器物上刻划花纹，除在陶器表面见到的植物、动物刻划纹外，在骨、木器上都发现了不少刻划的纹饰。有的纹饰是利用长、短不等的线段组成的图案，也有动物形纹样。在一件骨质的器柄上，正面雕刻两组双头凤纹，图案生动，完全称得上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第四层的居住区内，发现大量炭化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的堆积，厚约0.2—0.5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米，有的地方还发现了米粒。很多稻谷还保持原来的外形，颖壳上稃毛清晰可辨。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这是迄今我国发现较早的人工栽培稻②。大量的稻谷堆积及成套农具的存在，反映这里的农业比较进步。除水稻外，遗址中还发现了成堆的橡子、茭白、酸枣及桃子、薏米仁、菌类、藻类、葫芦等，除个别品种可能为人工栽培的以外，绝大部分应来自采集。

发达的稻作农业，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遗址中普遍发现猪、狗、水牛的骨骼，从猪的死亡年龄及陶塑小猪助形态看已经是人工饲养的产物了，水牛此时也可能已被驯养。

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遗址，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亦可分为四层①。从会层遗物的特征看，这个遗址是同一文化在不同年代形成的堆积，其中第四层堆积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5090、4955年左右，与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年代基本相当，但二者的文化面貌却并不一致。罗家角的陶器①王仁湘、袁靖：《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用途和名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②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运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字报》1978年第1期。①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中，有一种用氧化镁含量较高的陶土制作的捺印纹白陶豆，陶质及纹饰和洞庭湖发现的大溪文化的同类制品基本相同。基本陶器则是以夹砂、夹蚌的灰红陶为主，以稻壳为羼和料的夹炭黑陶数量较少，器形主要以圜底、平底的釜为主，占陶器总数半数以上，其次为罐、盉、盆、盘、匜等，部分器物底加圈足或三足。器表多为素面，少数陶器饰绳纹、刻划纹。刻划纹图案亦不同于河姆渡，主要为米点、斜线或戳印的圆圈纹等。

罗家角遗址的石器大多磨制光滑，但出自第四层者，多数都只磨刃部，石刀基本上是用页岩等石片加工，表面大多保留石片的自然面，仅在较薄的一侧磨出单面或双面的刃部。第四层发现的两种残石臼，通体打琢修整，器形大而厚笨，略呈半球形，内壁下凹。

第四层的骨角器主要是镞、器柄、角钩、锥等。器柄为角质，取四不象鹿角的角于与后枝相连的一段制成，将斧、锛等石质工具安在这种角柄上，会大大提高其功效。第四层中尚未见到骨制耕具，罗家角第三层的骨耜、骨铲等与河姆渡遗址的同类器在制法上有明显区别。

遗址的第四层尚未发现居住遗迹。发现的灰坑主要为长方形、椭圆形两种。有些灰坑内埋藏大量的鱼骨。在一些灰坑的上面，往往压着多层灰、黑色相间的夹心层，厚者竟达十七层之多。每层厚约3—10厘米，略呈锅底形下陷。这种夹心层的形成，可能和灰坑上置有草顶建筑有关。上面覆盖的草由于风吹雨淋，表层形成灰白色的霉烂层，需年复一年地加铺新草，使草顶逐年增高，一旦草顶倒塌，并被长期掩埋，原霉烂层形成灰白色，未霉烂的部分逐渐炭化成黑色。

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包括狗、家猪、野猪、水牛、貉、亚洲象、梅花鹿、四不象鹿、獐、鲸、龟鳖类、扬子鳄、鸟类、鱼类等。其中狗、猪、水牛是当时已经驯养或可能驯养的家畜。第四层出土的一件陶猪，是漫画式泥塑珍品。表现的猪，体形肥胖，头部较短，腹部混圆下垂，形与现代家猪近似。猎获物中，以鹿科动物的各种遗骨居多。大量的貉下颌骨外侧均发现人工刻痕，是为剥离整张皮子而留下的，推测貉是当时的一种毛皮资源。

罗家角遗址中出土了炭化稻谷。夹炭陶器中夹杂着大量稻壳，同时，对第四层土壤进行的孢粉鉴定，确定禾本科植物占孢粉组合的97％。稻谷鉴定为籼、粳两种，从测定的两批标本所作的数量统计得知，籼、粳均为2：1之比，这或许反映了当时两类稻种植数量的比例关系。粒形较河姆渡遗址者小，估计原千粒重在20—21克。花粉种类单纯，数量集中，当是大面积栽培水稻的结果。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水稻的栽培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种植水稻的范围很广，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我国也是世界上稻米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栽培稻的起源，历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河姆渡、罗家角遗址的发掘，以及近年来在长江中游湖南及湖北地区仰韶时代以前的稻谷遗存的发现，不啻推进了问题的探索。

我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栽培稻遗存已有数十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这类遗存最丰富的地区，河姆渡、罗家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两地最下层的碳14数据分别为公元前5005、5090年，在这个年代的地层中，都发现了稻谷遗存，尤以河姆渡的发现最为惊人。在河姆渡第四层4000余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存在厚厚的稻谷、稻壳、稻草的堆积，最厚处有1米以上，经过换算，稻谷的总量高达120吨以上。稻谷经鉴定，属栽培稻籼亚型种中晚稻型水稻（罗家角稻谷经鉴定，得知除籼稻外，还种植粳稻）。栽培稻谷收获量之大，反映了当时稻作农业的规模是很大的，生产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这里出土的大量骨制耕具，也反映了这一点。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这里籼稻是从野生稻演变为栽培稻的基本形，但它已远离野生种而接近现代栽培稻了。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经长期人工培育而产生的。野生稻与栽培稻的生长环境不尽相同。野生稻月前在我国主要发现于珠江流域及云南等地，但这两个地区，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含稻谷实物的遗存，其年代分别在公元前3000年和公元前2000年左右。年代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否也可能生长野生稻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据孢粉组合变化分析沪杭地区1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所得出的结论，认为全新世以来这个地区气候具有多次冷暖交替的变换，其中公元前5500年一前3050年，是气候上的第一暖期，当时气候湿热，年平均温度比目前高2—3℃，降水量比现在多500—600毫米，基本上与现在的珠江流域气候条件相当①。这种暖期的气候特征，在河姆渡遗址的动、植物群中也有反映。河姆渡的动物群中，有现今分布于热带森林区的象、犀及可见于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一带的红面猴。孢粉分析所得到的河姆渡遗址的植物群中，有狭叶海金沙和柳叶海金沙，这两种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广东、台湾、马来亚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这里应与珠江流域一样，完全具备野生稻生长的自然环境。这一认识，亦当适应于处于同一纬度的长江中游的湖南及湖北地区。进入际史时期以后，这些地区仍可见到野生稻的踪迹。在生产发展至一定的条件下，人们有可能将本地的野生稻培育成栽培稻。

迄今发现的最早从事稻作农业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长江下游的均在公元前第五千年初期前后，分布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及湖北的遗存，还要早一些。鉴定的稻谷已远离祖本而具充分发展的形态，稻作农业已达相当规模，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远非处在新石器时代起始阶段。因此，难以据这些发现直接讨论稻作农业的起源。同时，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从事稻作农业的诸考古学文化，属于不同谱系，彼此间也缺乏密切的文化交往。因此，不能以长江中游的遗存早于长江下游，而认定稻作农业先起源于长江中游，而后向长江下游传布。目前，仍不便否认两地稻作农业均独立地经历了起源与发展的道路。

长江中、下游以外诸地区的稻作农业，据目前的考古学发现均晚于长江中、下游，同时，该地区以西及以南地区，或者不见那样早的考古学遗存，或者同期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在文化上还受同期的长江中、下游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点，还只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寻找。

①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

第二节　仰韶时代前期

约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后段至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考古学文化与居民的分布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后段至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依考古学文化归类，分别划归为前期仰韶文化、后冈一期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溪文化与马家浜文化。

这里说的前期仰韶文化，包括半坡类型（有的学者将之称为半坡文化，在此情况下，他们不用仰韶文化一词）及其后继者，即庙底沟类型前期（有的学者将庙底沟类型称为庙底沟文化。持此意见的学者，不使用仰韶文化一词）。前看分布的地区是：以渭河流域为中心，东起太行山西侧及郑州左近，西止渭水之源，南至武当山北侧；北达河套及熊耳山地带。后者分布地区较前者向东推进了，至少达到太行山东麓。

后冈一期文化和早期大汶口文化，是同一谱系先后衔接的两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前者分布地区：东至山东半岛，西越太行山而达晋中及长治盆地，南逾黄河，北达河套、桑干河——永定图2-13仰韶时代前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河沿线。后者分布地区较前者缩小，基本上龟缩于山东及苏北地区（图2-13）。

半坡类型和后冈一期文化在太行山西侧、河套及熊耳山地带呈现重合分布，从蔚县三关遗址发掘所见到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是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先于半坡类型占据了这一地区。是否两种文化居民同时占据这一地区而呈交错分布？从清水河县白泥窑子属于庙底沟类型遗存表现出的已受后冈一期文化影响来看①，反映了这两类谱系文化存在着悠久而深入的文化联系，上述重合分布，也或许是一定时期某些地方的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类型居民存在交错居住的反映。至于早期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区较后冈一期文化缩小的原因，当是庙底沟类型居民东迁的结果。

至于早期大溪文化及马家滨文化，则是分别分布于长江中游和下游的不同居民的遗存。

仰韶文化前期的阶段划分仰韶文化的涵义的问题，历来在考古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有的学者把后冈一期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及“秦王寨类型”②，归入仰韶文化，分别称为后冈类型、北首岭类型和秦王寨类型。这种意见，扩大了仰韶文化范畴，混淆了仰韶文化含义。后冈一期文化不仅在文化面貌、特征方面，①崔璿、斯琴：《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J点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该文报导的BCF1当属庙底沟类型早期，其中的小口尖底瓶的口部常见于后冈一期文化，当视为后冈一期文化影响的标志。②“秦王寨类型”，有的学者亦称之为王湾二期文化。鉴于目前材料积累及研究程度，暂未对它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如果要对它命名的话，考虑到它首先发现于秦王寨，或可称之为秦王寨文化。区别于仰韶文化，而且，在谱系方面也和仰韶文化有别。老官台文化及“秦王寨类型”虽和仰韶文化同属一谱系，但它们在文化面貌、特征方面的差别，已超出了考古学文化的界线。

本书所说的仰韶文化，其范畴包括目前考古学称之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遗址四期为代表的遗存（或称西王村类型）。这仰韶文化三个类型，实际上是自早至晚顺序发展的三个阶段，有的学者分别以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名之。考古学上类型一词，是指一考古学文化内的地方性变体。所以，这里所说的仰韶文化类型不具有考古学所说类型一词的涵义。因此，有的考古学者在不使用仰韶文化一词的情况下，将这里说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及西王村类型，分别称之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并对它们进行了分期分类型的研究。本书讲的仰韶文化前期，包含了半坡类型及庙底沟类型中期①以前的遗存。

半坡类型得名于1954—1957年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鉴于这一遗址的重要性，1958年，在此成立了西安半坡博物馆，以使这一遗址及已揭示的遗存得到永久的保护。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及涑水河流域是半坡类型分布的中心地区。这一地区，尤其是渭河流域的半坡类型遗址分布最为密集。据截止1958年调查，在陕西华县东西长20公里范围内，分布了半坡类型遗址五处，平均相隔4公里即有一处。如果这调查所见的遗址数量和实际的遗址数量相同的话，那么，当时同时期村落分布密度，应低于遗址的密度，至多，或和遗址分布密度相等。秦安大地湾①、王家阴洼②、宝鸡北首岭③、西安半坡④、临潼姜寨⑤、邠县下孟村⑥、铜川李家沟⑦、渭南史家村⑧、华县元君庙⑨、华阴横阵、芮城东庄村、西乡何家湾和商县紫荆⑩等遗址或墓地，均经过较大规模的发掘，使人们认识到这地区半坡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绝大多数陶器的质地为夹砂及细泥的红陶，也有数量极少的细泥黑、灰色陶器；圜底或数量较少的小平底的钵、盆及鼓形罐，杯形小口尖底瓶和葫芦形或蒜头形的小口平底瓶，深腹的罐、瓮和大口尖底的缸、罐：绳纹、弦纹、锥刺纹、指甲①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庙底沟类型遗存分为三期。本书以此作为庙底沟类型分期的基标，庙底沟类型中期约相当于泉护村庙底沟类型遗存二期。

①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l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以下凡引自此文的大地湾材料，只在正文中写明大地湾字样，不另注，下同）。②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⑤西安半坡博物馆等A，《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B，《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5期；《临潼姜寨遗址第四——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水队：《陕西邠县下孟村仰韶文化遗址续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

⑦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⑧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形印纹及黑色彩绘图案是主要流行的纹饰，彩绘纹样有宽带纹、三角、方块、直线条或折线条组成的几何形及网纹，和写实的或图案化的鱼纹、人面纹及鹿纹等等，在锥刺纹、指甲印纹中，除主要是宽带形的式样外，也有由其构成的三角、方块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图2—14）。各地半坡类型文化面图2—14半坡类型早期陶器1.元君庙M457：12；2.半坡W2：2；3.北首岭77M2：5；4.元君庙M429：4；5.北首岭M186：1。

貌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有些地区性差别。河套地区使用石板构成的棺材安置尸体；伊洛地区至鄂西北的汉水及丹江流域的陶器多作素面，红顶钵碗较多，使用罐形鼎，而缺乏陶盆，同时，这里商县紫荆发现的墓葬基本上缺乏随葬品学：渭河流域的泾水以西地区，合葬墓较少，较多使用筒形夹砂罐、蒜头壶及盆；泾水以东地区盛行合葬制，较多使用鼓腹夹砂罐及盂形带盖夹砂罐，少见蒜头壶及盆。呈现出来的这些地区性差别产生的原因，虽有待进一步揭示，但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的差异，无疑是形成地区性差别的重要原因。例如，伊洛至鄂西北的汉水及丹江流域的地区性特点形成，当和后冈一期文化的联系及本地在此以前存在着一种以鼎为重要因素的遗存考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坡类型的基本器物不断地发生局部性的演进。依此显示的半坡类型发展进程，可以早晚两期标示它的一些重要变化。晚期以葫芦形或蒜头小口的平底瓶代替早期的杯形小口尖底瓶而作为基本的随葬器彻，也新出现盂形带盖夹砂罐。同时，盆、钵、罐、小口尖底瓶及彩绘图案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晚期的盆，口沿较为卷曲，盆身折曲明显而鼓出；钵为敛口，腹部略内曲，前改变了早期那种半球形的风态；罐的口沿较早期升高呈现出明显的领部；小口尖底瓶小型化，出现明显的曲折肩，或器身鼓出，有的在底部出现柱状实根。早期器物线条的轮廓呈抛物线形，晚期器物明显地呈现向曲线形发展的势头。在彩绘图案中，新出现了写实的鸟纹，且相当广泛地以图案化的鱼纹代替了早期流行的写实的鱼纹，最后，晚期改变了早期几何形图案的严整特点，使用圆点、曲线三角及曲线条带构成几何形图案，开始展现出把彩绘图案推向多样、活泼方向发展的轨迹（图2—15）。

图2—15半坡类型晚期陶器1.北首岭M52：1；2.元君庙M461：3；3.北首岭T125；4.史家M23：3；5.北首岭M169：1；6.史家M26：1。

至今发现的所有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层位关系，例如秦安大地湾、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邠县下孟村和蔚县三关诸遗址，以及有关两类型C14测定所提供的年代数据，说明年代上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前者当在公元前第五千年年，后者为公元前第四千年。至于这两类型存在的亲缘关系，即庙底沟类型是半坡类型的直接继承者的事实书，已日益更清楚地被揭示出来，而为考古学界所广泛承认。

从半坡类型发展到庙底沟类型，经历了量变逐步积累而进入质变的过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31年第4期。书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程。在半坡晚期已孕育了后来形成为庙底沟类型成份的因素。与这类因素不断完善的同时，又渐渐地扩充它的种类，以至处在一定时间的某些遗存，例如芮城东庄村H115、H116及H114等的文化面貌，既具半坡类型特点，又显庙底沟类型的势态，而成为连接两类型的过渡环节（图2—16、17）。

图2—16东庄村H104、H115、H116陶器庙底沟类型的形成，是通过半坡类型诸因素的扬弃而实现的，庙底沟类型的房屋、陶窑、石器和陶器的形制，以及陶器的纹饰，大多可以从半坡类型那里找到其渊源及演化过程中的具体环节。然而，演化的途径是相当复杂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取从一种器物或纹饰（因素）变成另一种器物或纹饰（因素），例如图2—17东庄村H104、H115彩陶钵、盆、葫芦口瓶、罐及鱼纹；也名不少的品类，是取不同品类的部件组合成新的品类，例如小口尖底瓶；也有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改造原来的品种。

各地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是不平衡的，以致有些地方的庙底沟类型前期偏早阶段的遗存，不同程度地依然保留了半坡类型晚期阶段的因素。这种不平衡性，还表现于过渡中的各地半坡类型的新因素成份的差异方面。只是由于它们之间的交往，相互借用彼此的新因素成份，才能较快地促进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产生大体一致的文化面貌。

庙底沟类型遗存，最早见于渑池仰韶村遗址①，后又发现于夏县西阴村①。六十年代初期，在讨论仰韶文化的类型的时候，有的学者主张将这类遗存命名为西阴村类型①。近四十年来，人们在较广泛的地域内都发现了这类遗存的较多的遗址，并对相当数量的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由于最先获得大面积发掘的是陕县庙底沟遗址①，故一般以这一地名命名这类遗存。

庙底沟类型遗址的面积，大于半坡类型遗址，分布又较稠密。在华县境内就达八处，比同地半坡类型遗址多出百分之六十。而它的文化面貌基本上区别于半坡类型。其中期以前的遗存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大多数陶器为夹砂、细泥及泥质的红陶，也存在数量不少的泥质灰陶；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敛口钵、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敛口深腹瓮、领部明显而呈铁轨式的口沿的深腹罐、釜及灶；陶器造型特点是胎壁较薄、平底及呈曲线形绪构；广泛使用线纹和彩绘装饰陶器；彩陶较半坡类型为多，风格与半坡类型迥异，以黑彩为主，少数兼用红彩，也出现了带白衣的彩陶，主要用圆①商县图书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紫荆陶器形制及组合与渭河流域非常接近，考虑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及存在少量的鼎，暂把它归入伊洛至鄂西北的汉水及丹江流域。

①南阳地区文物队、方城县文化馆：《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①张忠培、严文明：《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1964年第6期；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第1期；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①J．G．Andersson：《prehistoricSitesinHonan》，《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NO．19，1947。

点、月牙形、曲边三角同曲线或直线条带组成流畅繁缛的几何形图案和写实的鸟纹，也有少量蛙纹；比较广泛地使用圆形泥饼及鸟头泥塑装饰陶器，同时偶见蜥蜴等动物泥塑；其几何形彩绘图案，是以斜曲线为界线的连续交错构图，类似由蔷薇科的复瓦状花冠、蕾、叶、茎蔓结合成图，和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②（图2—18）。

图2—18庙底沟类型陶器1.小口平底瓶；2.小口尖底瓶；3.夹砂罐；4.5.6.7.彩陶盆；8.泥质盆；9.釜灶。

这里指出的庙底沟类型文化特征，基本上是自分布于渭河流域的庙底沟类型遗存概括出来的。至于分布于其它地区的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与此大体相同的前题下，也存在着一些区别。伊洛——郑州地区的庙底沟类型③的陶器，多作素面，极少线纹，广泛流行釜形、罐形及盆形鼎和伊川缸，也有领部明显、口沿作铁轨形的素面砂罐，不见葫芦口平底瓶，同时，其部分小口尖底瓶的口部呈扁鼓形。汾河中上游及壶流河的庙底沟类型④缺乏葫芦口平底瓶，并以口沿作铁轨式的素面砂罐作为炊器，而不使用釜、灶及鼎。中条山及崤山两侧、汉水中游和河套地区的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面貌，均存在一些地域性个性。人文地理格局所决定的文化交往的疏密状况，是导致这类个性存在的重要原因。中条山及崤山西侧的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面貌，基本上同于渭河流域，同时也表现出吸收了汾河流域，尤其是伊洛——郑州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前显出一些过渡地域性的文化特点。正和它处在渭河流域、伊洛——郑州地区与汾河流域之间的地理位置，以及同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性质，与彼此文化释出、吸收的方向及能量有关。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华县泉护村、陕县庙底沟及邠县下孟村诸遗址发掘指明，庙底沟类型村落中房屋极少，却存在大量灰坑。即使把如泉护村所见到的部分灰坑是地窖式房屋这一情况估计在内，也难以否定庙底沟类型村落中的房屋分布存在着的稀疏现象。但自1979年以来在桑干何、汾河及伊洛——郑州所见到的情形，如蔚县琵琶咀、三关及荥阳点军台诸遗址的情况，和前述遗址所反映的渭河、泾水及中条山的庙底沟类型村落结构，存在着区别。这里村落中见到的房屋较多，分布较密集。从点军台发掘所见局部情形推测，房屋似乎东西成行、南北前后成排地分布。但这类村落结构的具体情形，由于发掘的遗址保存欠佳或未经过大面积发掘，故难以确认。

庙底沟类型房屋的形状、结构，存在着地域方圃的差别。

伊洛——郑州地区的房屋①有单间和双间两种形式，方形或长方形，均为平地起建，墙为木骨泥墙，门开在东墙或西墙中部，屋中设带有挡风矮墙的高出居住圃的灶台。房屋面积约25—40M2左右。所谓双间房屋，即是在正间②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③杨建芳：《略论仰韶文比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①苏秉琦：《关于仰韶文比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的后侧附建一小间，形成里外套间的结构。里外间用薄墙隔开和通过门道沟通。这类房屋一般大于单间建筑。

其它地区的庙底沟类型房屋可分为半地穴式和地穴式两种。半地穴房屋，平面一般皆呈方形，少数为扇面形。后者目前仅见于壶流河流域②。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房屋的南面，都伸出一斜坡式的门道。画积一般为40—50M2，大的达一二百M2。迎门一侧均设置竖穴式圆形大灶坑，有的房屋在这灶坑南面挖建连接长方形灶门的沟洞。门道、室内地页、灶坑和墙壁内外均平整地涂抹了草拌泥。在屋墙和房内一些地方，挖洞栽立支撑屋顶的主柱。墙处的主柱一般用藤条一类材料编结，再内外涂泥以形成墙壁。截止目前的报导，地穴式的房屋仅见于泉护村①。这种房屋平面作椭圆形，面积较小，一般为20M2友右，一侧设斜坡形通道与地面联接，室内地面不平整，一般也涂抹草拌泥，甚至有的穴壁未经修整，保留了挖掘穴居时留下的工具痕迹。烧灶简陋，设于一侧穴壁的下方。这种烧灶附近的穴壁火烤的迹象不浓，加之庙底沟类型遗址发现的陶质灶釜较多，故可能认为它不是常作炊食的处所。

据对姜寨、半坡及北首岭诸遗址的揭示，可知半坡类型村落不同于庙底沟类型的村落，其布局规整有序。

北首岭遗址面积约6万M2，由居住区与同期墓地组成。墓地位于居住区的南部。居住区中央是100×60M2的广场，房屋环广场建筑，门向均朝广场。半坡村落由居住区、墓地及窑场结合而成，面积约5万M2。居住区外环以大致呈椭圆形的围沟，沟北为墓地，沟东有窑场。居住区只揭露了位于围沟范围内的北边的一部分。这部分的房屋的门向，绝大多数基本朝南，即背向围沟。据此推知居住区内的房屋是呈背环围沟的布局。要清楚地了解半坡类型的村落，则需介绍进行了全面揭露的姜寨遗存的情况。

和半坡所见情况一样，姜寨半坡类型村落也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类遗存。居住区位于中央，外环围沟。东南越过壕沟分布着两片墓地，西面靠近临河岸边是一不大的窑场。居住区的房屋布局，比较整齐①，主要特点有三。其一，是环成圈形，北边的房屋门朝南开，东边的房屋门朝西开，西边和南边的房屋的门向，则分别朝东和朝北。总之，是背对围沟，面向位于中央的一约4000M2的广场。这几乎和在北首岭见到的情形完全一致，区别仅是在姜寨广场的西边揭示出了两块可能是牲畜夜宿场的地方。可以认为只有经过较严密的统一规划，才能产生这样整齐布局的村落。其二，是根据房屋的门向及房屋间的界距，研究者认为居住区的房屋可以分为五群②，并指出每群均有二十间左右，包括大型房屋一座、中型房屋一二座及小型房屋约近二十座。其三，每座中型房子的周围，都有一些小房子。看来，其二所说的房群，又可细分为由一座中型房子和若干小房子组成的单元（图2—19）。

半坡已被揭示的房屋为小沟分割成两群，每群又分为由三几座房屋结成②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①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①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②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的房屋组③。无疑，也是居住区存在的统一与割据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述。居住区被分割成若干房屋群、组的现象当与生活于居住区内的居民彼此存在的亲疏关系有关。即住在一房组的居民的关系，要较住在其所属房群的另外房组居民的关系密切，住在同一房群居民的关系，要亲于居住区内另外房群居民的关系。如果把整个居住区的居民视为一级群体的话，那么，就可把分别住在房群、房组的居民，定为第二、第三级群体。

半坡类型的房屋大多为半地穴式，只有极少数是平地起建的。平面作方形或圆形。圆形房子的面积较小，都在20M2左右（图2—20）。方形房子的面积则有大、中、小之分，小的10—20M2左右，中的40M2左右，大的则达80M2，甚至160m2。这两种形式的房屋多数均带伸出室外的斜坡形或台阶式的窄长门斗，室内中央偏近门处均设用于炊事及取暖用的火塘。火塘或作瓢形，图2-20半坡3号房子复原图或为圆形，有的在其尾端附一嵌入地面作保存火种用的陶罐。罐斜置，口向门。绝大多数房屋的居住面上还设有土床。所谓土床，是指室内地面涂铺草泥较厚的那块地方。它位于火塘的左侧或右侧，约高于室内其余地面10厘米左右。半坡F24用矮墙将房屋中分为里外两间，里间虽无土床之设，功能或与土床相同。在半坡类型中，这类构造只是个别现象。大、中、小型房屋内土床的面积，除存在大小之分外，有的中、大型房屋内则设两个土床。当时建造房屋的材料，是木材、树枝、粟秸、草筋、藤条、绳索、泥土及料姜石。建造房屋时，先平整地面，如是半地穴式房屋，需先挖掘出房基，形成房墙下部，接着挖出火塘，和栽插支撑房顶的主柱洞及插立小柱或木板形成墙骨的穴槽，然后树立木柱及作墙骨的小柱或木板，同时，用藤条或绳索将它捆结及架梁盖顶，再在地面、墙骨及屋顶涂抹草泥，并用粘土涂抹火塘，有的房屋还涂一层料■石浆，最后整修室外地面。如是地面建筑，则省掉挖掘房基工序，其它和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工序相同。半坡类型晚期，在一些地方已用夯筑的方法建造房屋。秦安王家阴洼F1为平面呈凸字形的半地穴房屋①，灶的结构形制基本同于庙底沟类型的泉护村F201①及蔚县三关的房子，出土的陶器形制及彩陶纹饰无疑属半坡晚期，它的居住面是用黄土夯成的。

在居住区内，还有用于储藏的窖穴，大多为袋形，除个别置于室内外，均建于室外。这或许表明窖穴基本上为某些房组、群居民所共有。

原始技术的进步探讨仰韶前期原始技术的状况，应注意姜寨发现的那块残黄铜片，评估它在当时技术进展中的作用及意义。

这块残黄铜片见于姜寨半坡类型的一座房子（F29）。发现时，它紧贴在已被烧成红色的坚硬的F29居住面，嵌入居住面表层，无疑应属半坡类型时③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59年第11期。①西安半坡博物馆等：《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①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经过反复实验，认为“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②。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姜寨的铜片含锌25％，确属黄铜。从我国冶金发展史来看，还不能认为当时已具备了冶铸黄铜的技能。

锌的冶炼是比较困难的。锌的熔点是420℃沸点约950℃，比其它的任何金属要低得多。为了从矿石中还原锌，需要用木炭加热到1000℃。这超过了它的沸点，故一部分变为蒸气，另一部分则很快转化成锌的气化物，因而得不到纯锌。至今，锌的生产有火法和水法两种。水法炼锌是二十世纪初发明的，是将氧化锌用硫酸浸出，净化后电解得到锌。火法是用闪锌矿（硫化锌矿）、菱锌矿或炉甘石（均为碳酸锌矿）熔烧成锌的氧化物，然后在几乎密封的容器里加热到1000—1300℃，使之还原成气体，在容器的另一端保持温度高于锌的熔点，则蒸气很快地凝结成金属。中国是世界上采用火法炼锌最早的国家。明代称锌为倭铅，《天工开物》记载：“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宋元时期未能掌握冶炼金属锌的技术①，仍用炉甘石和赤铜铸造黄铜。宋代崔昉《外丹本草》说：“用铜二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元代《格物粗谈》记载：“赤铜入炉甘石，炼为黄铜，其色如金”。由于炉甘石中氧化锌含量低而且不稳定，用以制造黄铜，成分不易控制。只有能冶炼金属锌以后，才可以大量制造黄铜。用炉甘石和赤铜冶炼黄铜，当然不始于宋代。但早到何时，还有待研究。对我国古代铜器鉴定表明：“早期青铜器中不含锌，只有少数晚周或汉代青铜器中出现锌的成分”②，“东周以前青铜器的含锌量不足1％”③。据此至少可认为秦汉仍未掌握冶铸黄铜的能力。姜寨的黄铜片，只能被认为是偶然由铜锌共生矿冶炼得到的制品。这种黄铜，含杂质较多，性脆，会影响使用。人们通过长期劳动实践而有了区别矿石的知识以后，便淘汰了偶然由铜锌共生矿冶炼得到的黄铜，有意识地挑选孔雀石、锡石等进行冶炼，从而得到纯铜、锡、铅金属及它们的合金制品，这当视为冶铜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还应该看到，经过大规模发掘的数以十计的半坡类型居址及墓地中，只在姜寨见到这块残黄铜片，因此，金属品的制作与使用，除了可视为人们认识金属肇始的标志外，在当时技术中还没有地位，也谈不上其它的作用和影响。

仰韶时代前期，人们仍然利用石、木、骨、角、蚌：牙、皮、毛、麻、苇、竹及泥土制造各类器物。通过对这些器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对其残片及半成品的观察，可了解它们的成型过程及人们使用的成型手段。磨制石工具是当时人们谋生的最先进手段。磨光已广泛成为制作石器和骨、角、蚌、牙制品必需的最后工艺程序。但是，除了小型的石质铸、凿和骨质箭头、鱼叉、铲、针、笄是经通体磨光加工外，其它磨光加工的制品，例如石斧、铲、刀、大型锛凿及相当数量的骨器，均仅磨光刃部。而且，在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40、42页，文物出版让，1963年。①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②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昌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③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略加粗磨。据北首岭出土的石斧统计①，经细磨的仅占5％，粗磨的占了80％，打制及琢制的还占了15％。当时的石器，体型厚重，棱角弧曲，基本缺乏体型扁薄而棱角呈直角形的石器。例如，半坡类型的石斧的横截商均呈椭圆形，至庙底沟中期，虽变得扁薄一些，但仍基本上没有横截面呈矩形的石斧；石铲因自身功能要求，体型比较扁薄，然而其转角仍呈曲线。所有石器的孔，都是双面对钻成的，且均使用琢制方法开孔，甚至，有些石器的孔还是琢透的。这些情况，说明当时还未掌握锯切石材及管钻的技能。从对石器及其半成品观察可知，基本上还是使用打击方法制成石器的粗坯，再用琢磨方法使之成型。

半坡类型人们的木作技术，从当时使用的工具来看，往往令人惊止不解。据半坡遗址柱子洞的大小和墙壁烧土块上的印痕可以窥知：建筑用的木柱，粗的直径达45厘米；木板长的，保守的估计亦有2米左右，宽、厚分别仅为10—15厘米和1.5—2厘米，有的劈裂面还经过加工、板面较光整。使用粗笨工具而无较高的技能，自然难以砍伐这样粗大的树木，加工出这样长、窄、薄的板材。因此，在评估当时技术发展水平时，显然还要把那些单纯从遗存中难以见到的因素估计在内。

纺织品、编织物和陶器制作的方式、程序及其质量，亦可说明当时一些重要生产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

至今，我们仍是从陶器上的印痕得知半坡类型的纺织品及编织物的情况的。元君庙陶器上的布纹印痕，经线清晰，纬线较模糊，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十二根，粗细均匀，线径约0.84毫米。有的资料表明当时纱线细的径仅0.5毫米，粗的则达4毫米。纺织品的织法及元君庙织品纱线的粗细，均和现代农家的平纹布差不多。织品的粗细，当与其用途有关。目前还不能从发现的遗物中确认哪些属于织机的零件，所以，对当时织机的知识，还一无所知。据发展程度基本雷同的良族情况推测，半坡类型的居民使用的织机，当是水平式踞织机。

比起纺织品来，制作编织物的技法显得多样而复杂。据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编织物印痕可知，当时制作编织物已使用了斜纹编织法、缠结编织法和棋盘格式或间格纹的编织法。使用斜纹编织法制作编织物最为普遍。如将此类编织物具体分之，又可分为以人字纹编织法、辫纹平直相交法和条带式编织法编成的编织物（图2—21）。可以说，当时已基本上掌握中国现代农图2—21半坡类型的编织图案举例村制作编织物的编织技术。当然，那时需要和可能制作的编织物种类，却远不及中国现代农村。

仰韶文化前期制陶技术，摆脱了老官台文化使用泥片贴模的制陶工艺，把陶土搓成泥条，像现在编草帽那样，盘筑泥条，制成陶器的粗坯，要制作较大的陶器，则以泥条分别盘成陶器各部后，再结合成整器。然后，经修削、拍打或压磨，乃至在轮盘上修整器形或口沿，使器壁坚实及厚薄均匀，得到整修或调整器形的效果，待器坯晾干，再入窑烧制。而细泥陶制品，器坯晾干后，还经精细打磨，有的则需装饰纹饰，才完成了入窑前的最后一道工序。①个别的分析和史籍记载却表明，早在北宋时期，金属锌可能已经在民间使用。见王琎：《五铢钱化学成份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科学》1923年第8卷第8期：章鸿钊：《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科学》1925年第9卷第9期；《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

考古学把仅修整器形或口沿的加工陶器的轮盘，称为慢轮，用它加工陶器的工艺，叫慢轮制陶，把在陶轮上成型陶器的工艺，称作快轮制陶。据确切的资料指明，只是到庙底沟类型晚期才产生快轮制陶技术，而且，还仅是以此制作为数极少的小型器皿。王家阴洼半坡类型晚期的一些陶器底部，有着因持绳将陶器割离轮盘而形成的偏心圆纹①，但这类陶器腹身未见快轮制作应留下的整规圆形纹理，故不便依此解释是用快轮制作出来的。仰韶前期的制陶技术，仍停在慢轮加工阶段。用线绳从陶轮上割离陶器的工艺，产生于快轮制陶之前，而后可能因它导致快轮制陶，并成为快轮制陶的必备条件。仰韶前期陶器的烧成温度，高于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化，为900—1000℃。

这时期的陶窑，均由火口、火膛、火道、窑箅及窑室组成。窑室或窑箅的直径，为90厘米左右，火眼长宽分别为8厘米和3.5厘米左右。后者环列窑箅周壁，下通火道。火道分作两股，由火膛左右斜上通入窑箅下部，于火膛相对的一端汇合，环成一周。火口隔着火膛，位于窑室对应的一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陶窑的区别，是前者陶窑的火膛，完全位于窑室的一侧，以致火口与窑室的距离，是庙底沟类型陶窑的四倍②，因而，半坡类型的陶窑，往往被考古学者称为横穴窑。从半坡类型到底底沟类型陶窑构造的改进，提高了利用能源的效率，是烧窑技术的一大进步。

生产经济与劳动分工仰韶前期的居民，在制石、制陶、木作、制骨、角、牙、蚌、纺织和编织这类手工劳动，以及种植农业、饲养业、渔猎和采集这类直接生产食物的劳动部门，展开了广泛活动。和前一时期相比，虽基本上未创造新的职业，扩大生产领域，但在深度上全面发展了已有的产业，尤其是种植农业。

先对采集经济和饲养业作些说明。从发掘出土的遗存可知，榛子、栗子、松子、朴树子、植物块根和螺蛳，可能还包括野麻一类纤维植物，都是当时采集的对象。透过半坡遗址灰坑成堆地甚至整坑堆放的食剩的螺蛳壳，可知采集经济仍是当时食物的重要来源。

同时，据对民址及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可知，最普遍饲养的动物是猪，其次是狗，再次是鸡和黄牛③。。有的狗头骨及下颌较小，面部及鼻吻部较短，可能是一种体格中型的猎狗。半坡遗址发现的被认为是饲养家畜的圈栏，反映了当时人们重视家畜的饲养，并把家畜饲养业推进到一定水平的情况。元君庙墓地M439、M442及M425中的第三号个体用猪颌骨随葬，是中国这类现象中较早的例征。这在半坡类型中虽属鲜例，却足够说明猪和人们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可见，家畜饲养，尤其是猪的饲养已成为当时生产经济的重要内容。

渔猎经济在半坡类型时期仍相当发达，从对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兽类骨骼鉴定得知，当时渔猎对象是斑鹿、麞、竹鼠、野兔、短尾兔、狸、羚羊、①R.J．Getten，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11，P．46，l669。②NoelBarnardandSatoTamotsu，MetallurgicalRemainsofAncientChina，P．23，1975。③《室鸡北首岭》在介绍居址生产工具时，未按分期叙述，故该项统计中，当包含了少量的老官台文化及庙底沟类型材料。

貉、獾、狐狸、雕及鱼类。在半坡类型居民食用肉类中，麞是仅次于猪的食物。鱼纹、鹿纹、蛙纹、鸟纹、网纹及嘴衔鱼的人头形彩绘图案，是半坡类型彩陶中流行的纹饰。同时，这些从创作彩绘图案所显示出来的重视渔猎活动的情形，也从当时人们对死者安葬中表现出来。在元君庙及北首岭见到的以骨镞、骨鱼叉或鱼骨作为随葬品的墓葬，便是人们重视渔猎的例证。这些情况，说明渔猎业在半坡类型生产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和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和老官台文化时期相比，半坡类型时期的村落的分布较为密集，聚落规模扩大了，和住居在村落内的人口较前增多，同时，定居生活更为稳定，这当是此时种植农业深入发展的结果的反映。半坡类型窖穴中见到的成坑的已腐朽的粟壳，和整罐被鉴定为属于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说明粟是当时大田种植的作物外，还告诉人们半坡类型居民也栽培蔬菜，掌握了经营园圃的技术。

从半坡类型过渡到庙底沟类型的种植农业，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半坡及北首岭的半坡类型遗存，和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及王家咀遗存中所见农业及渔猎工具数量的分析比较，可以说明庙底沟类型时期增强了种植农业在生产经济中的地位。

在半坡及北首岭遗存中，发现的石、骨、角及陶质的矛头、镞、弹丸、掷球、鱼叉、鱼钩及网坠这类渔猎工具，共计一二九八件，是石质的斧、铲、锄、刀及陶刀六六三件的1.94倍，反之，庙底沟及王家咀见到的用于农业的石质的斧、铲、刀及陶刀共计一六七件，则是同址用于渔猎的石、骨、陶质的镞、掷球、弹丸及网坠一四三件的1.19倍。这个统计是依据工具的数量，未考虑工具质地、功能大小、使用方式和使用者的组织形式及智能诸方面的差异，以及与这些因素相联系而存在着的使用效率方面的区别。这些条件是难以具体评估的。因此，难以依据工具数量关系，估评半坡类型或庙底沟类型各自的渔猎经济与种植农业的比重。但由于两类型工具的比例，是据同一标准统计出来的，故上述工具数量比例关系的变化，却可认为是至庙底沟类型时期的种植农业已有所发展的反映。

庙底沟类型的种植农业较半坡类型的种植农业发达，还可从如下两方面情况得到说明。

其一，是用于收割的陶及石质的刀，在被发现的农业工具总量的比例，庙底沟类型多于半坡类型。半坡类型半坡的遗址发现的刀为二一七件，占农业工具总数（六六二件）的32.78％，北首岭见到的刀只有五件，占同址总数（一○一件）仅50％，而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和王家咀遗址见到的刀，为二○○件与五件，分别占同址农业工具总数的56％及50％。庙底沟类型比半坡类型的收割工具在农业工具总量比例扩大的情况，是前者的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高于后者的直接反映。

其二，是收割工具及翻土工具的改进与耕种方式的变化。半坡类型的半坡及北首岭遗址出土的石刀不及陶刀的一半，而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及王家咀出土的石刀与陶刀的比例，却是1比1。同时，半坡类型流行的石铲为圆角长方形及矩形，最长的石铲只有21厘米，庙底沟类型石铲多为桃形和舌形两种，大的残长也达30厘米，而且，庙底沟类型石铲体型均扁薄及多数为基本通体磨光，这些方面也优于半坡类型。更有甚者，半坡类型的半坡及北首岭所见用于砍伐的石斧，共计三七六件，而翻土用的石质铲、锄仅六十五件，前者是后者的5.78倍。反之，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及王家咀两处出土的石铲为一三二件，石斧仅三十件，石铲却为石斧的4.4倍。铲、锄只能用于翻土，石斧除可作为木作工具外，也是砍倒烧光农业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仰韶文化前期上述两类工具数量比例关系的变化，或许是耕种方式演进的反映，即半坡类型时期基本上仍停滞在砍倒烧光农业阶段，而到庙底沟类型时期则已基本进入锄耕农业的耕种方式。

元君庙及北首岭男女使用不同生产工具随葬①，反映了半坡类型居民性别劳动分工的部分情况。1977年发掘的北首岭半坡类型墓葬十四座，普遍进行了性别、年龄鉴定，确定性别、年龄的墓葬九座，其中男性八座，女性一座。男性墓均随葬石镰，有的还伴以石斧、磨石及石磨盘，而那座女性墓随葬的工具，却只有骨锥一种。元君庙墓葬普遍经过性别、年龄鉴定，这里也只有少数墓葬随葬了工具，从单人墓葬或合葬墓中的随葬工具所属个体来看，知男性使用骨镞随葬，女性使用蚌刀、骨针及纺轮随葬（图2—22）。男女使用不同工具随葬情况表明，当时男子主要从事工具制造、狩猎及农业中的部分劳动，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纺织及缝纫。目前还没有资料提供对庙底沟类型居民的劳动分工的认识，庙底沟类型时期实现的耕种方式的转化，即基图2—22元君庙M419成年妇女墓1.小口尖底瓶；2.6.钵；3.7.弦纹罐；4.器盖；5.盆；8.蚌刀；9.骨针；10.陶纺轮：11.牙饰；12.兽牙床；13.骨笄。本进入锄耕农业阶段，是否同男性居民由主要从事渔猎转到主要从事农耕劳动有关的问题，还有待新的考古工作的揭示。

仰韶陶器本节讲的陶器，不是陶质器物的简称，是专指陶质容器。

仰韶前期陶器种类，可分为饮食器、储藏器、水器及炊器等几种。这几类陶器，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生活方面的广泛需要，而且在造型及装饰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峰，所以，这时期陶器，尤其是其中的彩陶，是中国史前文化成就的标志，也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珍品。从种类、形态、装饰及制作风格观察，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陶器，反映了两者的源流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是某些学者主张取消仰韶文化的命名，而将其中的半坡类型及庙底沟类型分别称为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半坡类型陶器几乎全为红色，只有极少数呈灰黑色。陶质为夹砂与细泥两种，胎壁较厚：夹砂陶器的表皮，除为素面的外，多著印痕较浅、纹理不甚清晰的粗疏绳纹，也有著弦纹的。细泥陶器的外壁均经打磨，内壁除那些小口器因不便加工而未打磨外，其它器形都经打磨加工处理而显得相当光整。有的器物外壁的显眼部位，还著黑色彩绘及戳印装饰。

半坡类型常用器形除有碗、钵、盆、小口瓶、罐、瓮和仅见于伊洛——郑州地区的鼎外，还有数量不多的盂及大口尖底器。小口瓶的底部形状，分尖底及平底两种。它们的口部形状不同。前者为杯形口，后者的口部作葫芦形或蒜头形。陶器的附件极不发达，只有器盖一种，且数量很少，仅到晚期才增多一些。这类器盖的形态，还未脱离钵、碗这些常见的器形，且仅是在①甘肃省博物馆大发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34年第2期。

其底部附加握手，倒置起来，仍可当圈足的钵、碗使用。器形的口沿造型比较简单，尤其是细泥质陶，大多作直口，有的器物，如盆，也只是加厚直口的外壁，使之唇部向外伸出，基本上缺乏卷曲形状的口沿。陶器的肩、身、腹的交接处基本上呈弧形，而缺乏明显的分界。即使是那些年代较晚的器腹明显内曲的小底罐，身腹之间的曲转线条亦呈弧形，而缺乏显明棱角。加之在细泥陶中流行圜底器，致使器形多作半球形的情况，从而使人们认为弧线形是半坡类型陶器造型的风格。

著彩与戳印装饰的细泥陶器，是半坡类型制陶工艺的代表作。其中相当一部分陶器在造型和装饰结合上已达到十分完善的地步，当是遗留下来的史前居民创作中的最宝贵的艺术品。

彩绘和戳印配合施于同一陶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大多数装饰陶器，或只见彩绘，或只见戳印。

所谓戳印装饰，亦可称剔刺装饰，是在陶坯尚未干透的情况下，用工具或指甲刺压陶器表皮留下的麦粒形、三角形、方形、锥点、圆洞形及指甲形形成的条状、三角、梯形或方块组合的几何形图案。这类图案基本上作带状，著于陶器的显眼部位。也有的是在陶器器腹以上和口沿下方的器身处施满戳印，状若宽带。这种戳印装饰，都是一印一压地刺压成的，排印密集，戳印几近等距，极少出现刺压错叠的现象，表明只有具备精细、耐心、认真工作精神的陶工，才能制作出这样精美的装饰。透过元君庙M413：5这件陶钵上的几何形图案，还可见到当时工匠在形、数诸方面所达到的智慧（图2—23）。图2—23元君庙陶钵（M413：5）

这件陶钵口沿下方的器身上著饰的带状几何形图案，是由锥刺的三角点组成的三角纹为母题作正、倒交错配置组成的装饰。带状几何形图案的长宽，分别为钵身的局长和三角纹的高。因此，要在圆形陶器上装饰等距的同样大小的三角纹组成的带状几何形图案，先须计算出器面展开的长度，并予以等分，再依据等分部分的大小，计划应配列的三角纹及其间距大小。从M413：5陶钵口沿下方留存的阴线刻纹窥知，在锥刺三角纹前，先绕器壁划出上下平行的两条规线，定三角纹之高亦即带纹的宽度。现存钵上的带状几何形图案已部分残损，仅剩下十个三角纹。按自左至右顺序，一、二和四——十这九个三角纹的面积等大，宽端为5厘米，配置等距离的锥刺点十个，由宽端至三角纹的顶尖，逐层减少锥刺点一个，到第十层，即三角纹的尖端，仅有一个锥刺点。这九个三角纹及第三、四两个三角纹之间的间距相等，都是1.5厘米。第三个三角纹是正置的，底边宽3.8厘米，配有九个锥刺点。该三角纹也只有九层，由底部往上如积木式地逐层减少一锥刺点，至顶端仅余锥刺点一个。二、三两个三角纹的间距，也区别上述三角纹之间距，上为1.8，下为1.2厘米。可见，第三个三角纹和其它三角纹不同，以及二、三两个三角纹间距较其它三角纹小的原因，或是设计上出现的一点误差，也可能是施纹中的误差。这些情况表明，著饰这样带状几何形图案的陶工，需具备测算圆形陶器周长的方法和对周长及三角纹之高予以等分的能力。等分即数学上的“除”。“乘”和“除”是一对孪生的数学概念。

细察三角纹，还可见到另一重要现象。即三角纹由九层或十层锥刺点构成，底边为九个或十个等距的锥刺点。这样，无论是陶工先锥刺底边，而后逐层减少一锥刺点，最后至三角纹之尖，还是先锥刺三角纹之尖，而后逐层加一锥刺点，最后完成底边锥刺点的制作，都说明陶工已具有“九”、“十”数和“加”、“减”的概念。

也就是说，陶工通过制作锥刺点构成的三角纹和其组合的几何形图案，以追求对称美感的时候，还运用了“九”、“十”数的知识及加、减、乘、除的概念或意识。这才能创制如此精美的图案。

半坡类型居民可能创作了很多优美的绘画，可惜，留存下来的很少，至今见到的只是作于陶器上的那些。彩陶是绘画和造型结合得相当完美的另一种艺术创作。其时专以黑色作画，烧前绘于磨光的红色的盆、钵、碗、孟、葫芦口瓶、蒜头瓶、大口尖底器及个别的小口尖底瓶的外壁，也有极少数的器皿，如盆，是绘在其内壁的。因是烧前绘于陶器上的，故颜色不变，且不易被擦磨掉。考古学界为了区别于后代烧后绘彩陶器，把它专称为彩陶。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分为图案和象形两类。前者是由三角、棱形、折尺形及直线组成的同形对称的几何形。大多数彩陶只是在口沿上画着一黑色宽带。半坡M39：10和P1130两件蒜头瓶的图案，是由腹部一圈曲折纹与口部上的竖线及三角形组成，自上向下俯视，则似见到瓶内液体自口沿淌出，而在瓶腹滚滚流动的情景。当是几何形图案的彩陶中的精品。这类画面基图2—24半坡的蒜头瓶左P.1130右M39：10本见于水器，无疑，具有斟满的寓意（图2—24）。

象形纹饰则为鱼、人面、鹿、蛙、鸟及渔网，以鱼纹为主，蛙、鸟纹极少。鱼纹往往绘于陶盆这类盛器上，自有储藏丰盛之寓意。鱼纹是半坡类型的标志。象形画中，除单一种类外，还有不同类别的象形之组合，如嘴衔鱼的人面与鱼纹、嘴衔鱼的人面与网纹以及鸟啄鱼等等。这些画面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当时生产、生活情景，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表现了对象的主要特征，手法简单、朴实，画面简洁，风格古朴，具有现代工艺画的一般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坡类型的鱼纹，逐渐抽象成为由三角、直线等线条组成的几何形的写意画，而成为庙底沟类型流行的曲线几何图2—25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亲缘关系——从鱼纹到花卉纹1.2.半坡遗址；3.4.5.庙底沟遗址。纹饰一个重要源头（图2-25贩）。

但是，这一方面的演变，并未使写实性鱼纹消失。在半坡类型晚期的绘画中，还可以见到写实性的鱼纹。不过，有的画鱼纹使用了曲线，着笔流畅多了，有的画面上的鱼纹，笔法虽无变化，但画面上出现了曲线、圆点、弧边三角及月牙形等曲线型画笔，有时还嵌入鸟头，从而使整幅图画产生了稍为流畅、活泼、多变的效果（图之一26）。

图卜26半坡类型上出现的庙底沟类型因素1.姜寨H463：1；2.姜寨M76：8；3.姜寨176：1；4.王家阴洼M54：3；5.王家阴崔M61：7。

在谈到半坡类型陶器时，还应注意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据统计，这类符号已发现了五十多种①，绝大多数见于陶钵外口沿的黑色宽带纹上，只有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多数是烧后刻上去的（图）27）。推测这类符号是器物所有者或制造者的记号）与这类符号仅见于一、二种器物的情况相停。刻着符号的这类陶器，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但它们往往也被作为埋小孩的葬具，是否可因此认为符号与埋葬小孩有关？即与葬俗相联系呢？半坡发现的七十三座瓮棺葬中，见作为葬具的钵、盆共计五十一件，然而只有两件圆底钵上刻着这样的符号，因而，难以把这类符号和葬俗联系起来，而提出与此有关的认识。有人将这类符号比附后来的甲骨文，认为它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或提出它们就是文字的认识，但这类符号只在半坡类型广泛发现，而良此后至甲骨文前约3500年被中断使用，故难干将它们推断为文字，或者是甲骨文的前身。可见，这类符号的含义还有待研究。正因为如此，暂将它们置于此节中作一点叙述。

图个27半坡、姜寨遗址出土的半坡类型陶器刻划符号不同地域的庙底沟类型陶器，存在不小的差异。渭河流域及中条山两侧地带的遗存，大致相同。这里的陶器，绝大多数为红色，仅有10另的灰色陶，从陶质方面看，比半坡类型多出。一种泥质陶。陶胎也较半坡类型薄一些。夹砂陶的表皮多著缀纹，其次为著弦纹及素面者，有少量的附加堆纹。线纹清晰。细泥陶均经打磨加工，表皮光整，其中相当数量施彩，少数也有饰弦纹的。泥质陶多作线纹。约至庙底沟类型中期，这三种质地的陶器，红色的略为变浅，纹饰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开始有了少量的横蓝纹及白衣上施红黑色的彩绘，即所谓白农彩陶，彩陶纹饰更加繁缚、流畅。常用器形有盆、钵、碗、罐仍瓮、额、釜、灶、瓶、杯及器盖。

伊洛一郑州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遗存，以不同形式的鼎，代替渭河流域及中条山两侧地带流行的釜、灶，盆及小口尖底瓶的数量，比渭河流域及中条山两侧地带少多了，而且缺乏卷沿曲腹彩陶盆。反之，存在数量较多的直口或敛口鼓肩束腹罐及少量的豆。这类罐既有夹砂的，也有细泥的，肩部或为素面，或著弦纹，或著彩绘。从陶器的表皮来看，伊洛——郑州地区庙底沟类型多为素面，施彩的数量相当多，且在早期即已出现红彩，同时，线纹较少，弦纹却较多。

汾河流域，尤其是其中上游地区及以北的张家口及河套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遗存，陶器的面貌雷同。拿它和上述两地区比较，可知其陶器面貌接近于渭河及中条山西侧地带。

这里不见釜、灶，也没有鼎，炊器是那种见于伊洛——郑州地区的直口鼓向束腹素面罐，而有不见于别处的“火种罐”，在其较早的一些遗存中，既保留了一些半坡类型因素，如黑带纹的囵底钵及绳纹罐等，又遗留了一些后冈一期文化因素，如使用红色作彩、小口呈曲折腰碗形的尖底瓶及侈唇筒状口的平底瓶，反映了这里的庙底沟类型的渊源关系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①。上述仅是对庙底沟类型的地域性特征所作的粗略性观察。如作仔细分析，还可指出这三块的各自内部也存在一些差别。例如位于中条山两侧的庙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157页图116，文物出版社，1963年；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王家咀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图三，《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①周本雄：《宝鸡北首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动物骨骸》，《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底沟类型遗存就不完全同于渭河流域，前者流行曲腹碗，有着少量的釜形鼎、直口或敛口鼓肩束腹的彩陶罐，在彩绘方面，白衣出现较早，而且比较流行，同时存在较多的网纹、调纹、垂帘纹及火焰纹等等，反映了中条山西恻地带由于地理上邻近伊洛——郑州地区，因而比渭河流域的庙底沟类型居民存在更多的与伊洛——郑州地区的文化交流。至于伊洛——郑州地区庙底沟类型和渭柯及中条山西侧地区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是它处于庙底沟类型分布地区的前沿，而能直接同另一谱系的后冈一期文化——大位口文化进行交往。可见，交通地理是沟通文化关系的重要条件，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地域差别，同文化交流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

尽管庙底沟类型自身存在不同层次的地域性差别，但其总体风格基本一致，而和半坡类型截然不同。两者同类器物，如盆、钵、碗、罐及小口尖底瓶等的具体形态，区别明显。同时，器物种类也出现了变化，半坡类型的葫芦口及蒜头口平底瓶基本消失，而增加了釜、灶、鼎和敛口的盆、颤及瓮。器物造型上，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体型轮廓明晰。陶器纹饰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最显著的是至庙底沟时期，以清晰的线纹代替粗、浅的绳纹，戳印装饰消失了，陶器上增加了泥塑鸟头装饰，彩绘纹饰的变化是鱼纹没有了，鸟纹大量增多，和盛行活泼流畅、多变的曲线几何形图案，加之在中期出现了蓝纹，给人以崭新面貌的强烈印象。

庙底沟的曲线几何形图案，是用圆点、直线或曲线、凹边三角等笔调，绘出的以二方连续方式组织的带状图案。”它已高度抽象化，其阴纹或阳纹均自成花纹。阳纹是涂彩的部分，阴纹则是未涂彩的那部分地色。所谓自成花纹，是指在把阳纹或阴纹单浊地进行观察的情况下，都给人以完整的莅纹图案的感觉。如果把阴纹视成图案，那么阴纹本身就成了“阳纹”，阳纹成了有意涂成的底色；如果把阳纹视成图案，那阴纹就“变成了”烘托阳纹的底色。而且，亦可把这类图案视成为是由阴、阳纹合成的纹饰。图案的母题，分简单和复杂两种。前一种是将陶器四分或六分用同一母题连续作图，后一种则把陶器三分或二分，也以同一。母题连续作图。由复杂的母题组成的花纹图案，往往以交叉斜曲线为界线，不仔细观察，则难以按母题拆开，而不能识别。

虽说上述花纹图案的基本笔调大多源于半坡类型的鱼纹，但庙底沟类型居民用它来表现的已不是任何形式的鱼纹了，而是高度概括的植物花纹图案。图之一28是出自泉护村遗址的三种花纹式样，都是从二方连续的全器图案分割开来的一个完整单元。三者间互见的部分是B、QD。B、C部分是阴阳纹结合，D部分是阴纹。B、D部分同现代工艺美术图案常用阴纹和阴阳纹结合表现叶及蕾的技法相似，C部分则同现代工艺美术图案惯用阴阳纹结合表现蔷蔽科的复瓦状花冠（它的中心呈旋转状的部分）技法相似，A部分是同母题无关的补白。单元间的斜曲线具有界格和表现茎蔓的双重作用，也同近代工艺美术图案常用手法相似。

图于28庙底沟类型彩绘图案除上述外，在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上，还可见到少量的写实灶题材和写实性的画面。前者是鸟、蛙，尤以鸟纹常见，基本上被嵌在曲线几何形图案的画面上。后者常以单独画面的形式出现，仅见于伊洛——郑州地区。其中的《鹤鱼石斧图》应是最有名的一幅。这幅画绘于陶缸的一侧，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叔体面积的一半，是一幅很有气魄的大型作品①（图2-29）图2-29鹤鱼石斧图画幅左边为一只向右侧立的白鹤，细颈长椽，短尾高足，通身洁白。’白衔着的鱼，头、身、尾、眼和背腹鳍都画得简洁分明，全身涂白，不画鳞片，应该是白鳞一类的细鳞鱼。因为鱼大，衔着费力，所以鹤身稍稍后仰，头颈高扬，表现了动态平衡的绘画效果。鹤和鱼的眼睛得到了完令不同的处理：鹤眼画得很大，目光炯炯，严然是征服者的气概；鱼眼则画得很小，配合僵直的身体，显得已无力挣扎。

竖立在右边的斧于，圆弧刃，中间有一穿，只是刃部比庙底沟类型见到的石斧画得太凸了一些。斧和柄的结合方式表现得不大清楚，似乎是斧于穿入柄内再用皮带绑住的，那两边各有两个圆点装饰的窄条也许就是绑缚的带子。斧柄中间画一个黑叉，显然不是装饰而是特意标记的符号。同样的符号见于半坡和姜寨的半坡类型的彩陶钵上。斧柄下端有许多刻画的交织纹，很象泉护村遗址见到的庙底沟类型的麻布印痕。在粗糙的木柄上缠些布片可以保护手心。如果理解为缠绕的绳索或刻画的沟纹，那就会使木柄更加粗糙而不便握持了。

这幅画最发人深恩的地方，是把鹤衔鱼和石斧这两类似乎毫不相干的事象画在一起，并且画在专为装殓成人尸骨的陶缸（棺）上。显然在把它视作史前艺术杰作的同时，还得把它的含义搞清楚。

甲骨文的王字初形，为斧锁形。其戎字初形确与王字有关。《鹤鱼石斧图》中的石斧，斧刃向右侧，为甲骨文及金文戎字的反写，很可能是同墓主人身份相适应的、既可实用又可作为权力标志的东西，是墓主人生前所用实物的写真。衔着鱼的自鹤，两眼盯着斧背，紧跟在石斧之后。如果以石斧作为墓主人的象征这一准测不误，则可把鹤及鱼分别视为墓主人的部众和被战胜的居民群体的象征。《鹤鱼石斧图》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事功的写实。锁乃斧的演变形式，斧、锁是金、甲王字的初形，商周王权是前一时代执斧、锁者权力的发展。执斧、锁者的权力，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鹤鱼石斧图》以斧象征的墓主人的权力的范围与性质，即属执斧、锁者权力发展过程中的那一位置，自然不能从这幅圄窥视出来，还有待据更多的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上，有的还附着动物形泥塑，主要是那些造型简练而形象鲜明的鸟头，也有少量如晰蝎及蛙的写实塑像。这类泥塑未能像彩陶那样引起研究者的更多的注目。客观他说，还是因为庙底沟类型居民把自己的艺术创造力集中在彩陶上，并把自老官台文化起步的在陶器上作彩绘的艺术，推进到了繁荣时代。

埋寨习俗与墓地结构①除元君庙及北首岭外，王家阴洼、半坡、姜寨、史家、横阵、紫荆及何家湾诸地的半坡类型墓地中，也有用工具随葬的墓葬，但或未确定死者的性别，或因是不同性别的合葬墓，其随葬工具难以确定属哪一个体，或发表的材料互相矛盾，例如何家湾墓葬登记表共发表十六座墓，随葬工具的墓十座，其中四座墓所记工具就和报告文字所述不同。M3在登记表中只有石斧、骨锥各一件，文字中却指明出有石凿；在文字记述中，M6有石锛及骨锥，却均未见于登记表。所以，这类材料都不便于使用。至今，还未发现过庙底沟类型的墓地，只在北首岭、玉家咀、泉护村、庙底沟、王湾①、土门①、苗湾①、赵城①、谷水河②、邱公城⑥、二郎岗⑦、阎村⑧、马鞍河⑨、大河村⑩、点军台和下王岗⑩诸地点，见到过少数儿座土坑墓及数量相当多的瓮棺葬，土坑墓只埋葬成年人，玉家咀、庙底沟及王湾见到的均为单人墓，下王岗却发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王家咀和庙底沟的单人墓，均无随葬品，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东。王湾报导的那座单人墓，除有装饰品随葬外，还随葬了陶碗。下玉岗那座合葬墓，两位墓主人平列仰身直肢地躺在墓坑内，有包括彩陶器座、陶钵等在内的好几件日用器皿随葬。和下面谈到的半坡类型瓮棺葬的情况比较，庙底沟类型的瓮棺葬较为复杂。从墓主人年龄及葬具来看，恰恰可将庙底沟类型的瓮棺葬分为两类。其一，是用尖底瓶作葬具，墓主人为小孩，见于泉护村、王湾及点军台等地。由于尖底瓶口大小，不能放入尸体，所以对葬具的处置，显得相当复杂。有的葬具仅是半个尖底瓶，有的是将尖底瓶锯开后对合而成，或用一尖底瓶的上半部与另一尖底瓶下部对合起来，也有是将两个尖底瓶的上半部或它们的下半部对合组成，还有是将尖底瓶和陶缸配套成葬具的。葬具部件及组合虽异，却均以横置的形式被埋于墓坑内。其二，是用陶叔及器盖组合为葬具的。基本上被用于实行二次葬的成年人，皆以竖置方式埋于墓穴内。陶缸的底部往往有一小孔。这种墓葬见于土门、阎村及邱公城等地，大致分布于伏牛山两侧地带，位于前述尖底瓶葬分布区的东端南部。瓮棺葬差异的背景，还有待进一步揭示。

对半坡类型埋葬习俗的认识，远远超过庙底沟类型。这时期各地的葬俗，基本一致。它们的主要共同点是：（一）成年人死后，均被埋在居住地附近的公共墓地内。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及王家阴洼被揭示出来的情况表明，墓葬按一定的形式或秩序编排，组成墓地。

（二）除如姜寨W12、北首岭M131用瓮棺埋葬成年人这样的少数特例外，绝大多数成年人均被葬于简单的土坑竖穴墓内。个别墓内有二层台，甚至在二层上铺砌砾石，或用红烧土块铺垫墓底，同时，仅极少数墓主人享用席或木质葬具外，绝大多数死者均无葬具。

（三）对死者实行一次葬和二次葬。一次葬的尸体放置形式，除在半坡、北首岭及姜寨见到的少数俯身、侧身或屈肢的外，基本上均为仰身直肢，头向除王家阴洼墓地可能因其结构方面的原因，致使死者头向东偏南或北偏东外，其它各地的尸体均为头向西或西偏北，半坡类型居民在对死者进行再次葬仪时，死者肌肉已经腐烂，故其“葬式”，也就是放置死者尸骨的形式。二次葬者尸骨被安置于墓穴内的姿式，或和仰身直肢的一次葬者一样，而使①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①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尉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崔璿、斯琴：《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J点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崔璇：《白泥窑子考古纪要》，《内蒙古文物考古》第4期；关于汾河流域主要参见晋中考古队调查及发掘资料。①严文明：C《<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2年第12期。

①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墩》,《考古》1961年第4期。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豫西六县调查简报》，《考古》1961年第1期。不仔细观察的发掘者，易误认为一次葬：或按人体骨骼的相对位置堆置于一块，但其头骨均朝西，面向天，可见，这是由于骨骼保存较差的情况下实行仰身直肢葬的变通形式。

在半坡及姜寨的一些尸骨保存完整的一次葬者的墓穴内，发现墓主人的手指骨或趾骨不在相应的位置，而见于随葬的陶器内。有些研究者据此和民族学资料类比，将它解释为“割体葬仪”。如果这一认识存立，那么，半坡类型的“割体葬仪”是针对哪一些居民，出于什么原因以及追求的目的等问题，则需进一步研究。

（四）随葬物品的类别，均以陶器为主，使用工具及装饰品随葬的现象很少发现⑧。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相同，即一般使用钵、罐及小口尖底瓶。但到了半坡类型晚期，则以葫芦口瓶或蒜头瓶代替小口尖底瓶，而作为随葬陶器基本组合中的一种器物。

在王家阴洼墓地，随葬陶器被放置于专设的位于骨架腰部左侧的上坑内。坑呈椭圆形。这是一种特例。其它诸墓地的随葬陶器，均置于墓主人的自小腿骨以下的部位，即墓穴的东头。

其它随葬品放置的情况是：骨镞在尸体的胫骨之间，生产工具一般放在腰部，装饰品则见于死者生前佩戴的躯体部位，食物是在陶器内。据元君庙墓地见到的妇女装饰品的位置，参考半坡陶盆上的人面形花纹图案，可以推知元君庙半坡类型妇女是图2—30半坡类型妇女装饰将头发盘结于头顶，梳成高耸的圆锥形发髻，用骨笄束系。在发髻下方，通过额部、耳际和枕骨下方系一彩色（很可能是红色）饰带，再注意其颈脖上佩带的骨珠串成的项链，将感到半坡类型妇女的打扮是很美的（图2—30）。

（五）半坡类型居民对小孩实行同成年人不同的埋葬方式。他们将小孩尸体置于陶瓮和陶钵或陶盆，有时加上陶碗组成的葬具内，埋入居住地内，或就在某一房屋附近的事先挖成的圆形竖穴内。这类瓮棺葬的葬具组合，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将小孩尸体先放在陶瓮内，上扣一钵：二是上扣的不是钵，而是陶盆。少数再在钵或盆上加扣一陶碗。三是在陶瓮上，再扣上一图2—31半坡类型瓮棺葬（何家村M17平面图件陶瓮（图2—31）。最后那类发现的极少，多半是出于尸体较大的缘故。

瓮棺葬者除葬具外，基本上没有随葬品。至今只在个别墓葬内见到了随葬品，但其数量很少。如姜寨确指为小孩的一八三座瓮棺葬中，有随葬品者只有七座，且大多只有一件陶器随葬⑨。

与前述庙底沟类型不同，半坡类型用作瓮棺的陶瓮底部没有小孔，而在作瓮棺盖用的陶钵或陶盆的底部中央，往往见到钻成的或敲击成的小孔。半坡类型居民埋葬尸体时，常常在这小孔上盖一小块陶片。有的研究者认为在用作瓮棺盖的器具底部制备小孔，应与当时灵魂观念有关，指出它是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可否因以陶缸作瓮棺葬具的那部分庙底沟居民制备的小孔，与半坡类型居民在瓮棺盖上钻击的小孔所通⑧临汝要文化馆：《临汝阎村斩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⑨魏殿臣、谷洛群：《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方向截然相反，而认为他们的灵魂观念存在着一些差异，这是目前尚不能提出肯定认识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至于半坡类型实行小孩和成年人异地埋葬的原因，应与当时成丁礼制度有关。即认为小孩生前未通过成丁礼而进入成年人行列，死后也不能被埋入成年人的墓地。

不同地区的半坡类型葬俗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河套地区把死者安葬在石板拼成的石棺内，而区别于渭河流域所见到的情况。限于材料，目前还难以全面说明半坡类型葬俗的地域性差别。现将发现半坡类型墓葬较多的渭河流域所呈现的地域区别作些介绍。大致以泾水为界，这里的东西两区的埋葬习俗有所不同，主要是：（一）泾水以西地区的王家阴洼、北首岭、半坡及秦岭南侧的何家湾及紫荆墓地，均以单人墓为主，合葬墓汲少。后者是以年龄相近的同性合葬墓占多数。泾水之东的横阵、元君庙及史家墓地，则是以合葬墓为主，且以年龄不同的异性合葬墓为最多，年龄相近的同性合葬墓较少。临渲姜寨一期和二期的葬俗，分别与前述两地葬俗相同，即一期同于泾水以西地区，二期和泾水之东地方无异。可否依此以年代早晚解释泾水东、西两地存在的葬俗差异？即泾水以西的葬俗，属半坡类型前期，泾水以东的葬俗年代较晚，属半坡类型后期。

横阵、元君庙和半坡及北首岭墓地中同属半坡类型前期的墓葬，以及可基本归于半坡类型后期的史家和王家阴洼墓地，均存在如前所说的葬俗的地方性差别，使得难以依姜寨墓地所表述的葬俗上的年代区别，否定半坡类型葬俗客观存在的地域区别。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姜寨墓地所呈现的现象。姜寨濒临泾水，处在上述两地区的交接地带，故可能在姜寨一期接受的是来自泾水以西的半坡类型居民的讯息，而到了二期，则被处于泾水之东的居民的影响之下。或者，姜寨是半坡类型的东西两部分居民争夺的一个地区，它的一期墓地是半坡类型的西部居民建造的，二期则为东部居民所建造。

（二）泾水以西是以一次葬为主，只存在少量的二次葬；东区则流行二次葬习俗，一次葬居于支流地位。同时，具有随葬器物的墓葬，在整个墓地的比例，东区大大高于西区。例如，元君庙墓地所有墓葬均有随葬品，而姜寨无随葬品的墓葬，占墓葬总数41.3％⑩。

（一）、（二）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可以说，（二）是从（一）派生出来的。至于同一考古文化，且属于同一时期的居民，在是否流行年龄不同的异性合葬习俗方面，为什么存在着差异？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无论东区，还是西区，以上坑埋葬死者的墓葬，除半坡M152那样位于居住区外，都组成一定结构形式的墓地。也就是说，至今还未见到半坡类型墓葬在墓地和居住区以外单独存在的情形。

前已指出，半坡类型村落布局规整有序。规整有序的村落布局，受制于住在村落内居民的关系及体现、维护这一关系的准则，半坡类型墓地，均位于村落的旁边，是建造规整有序村落的居民安葬死者的处所。在古代，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构思，尽管可能出现一些偏离现实的虚幻图影，但归根绪底，却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因此，半坡类型墓地，如同其村落那样，也当存在着特定的结构，以一定的方式，形成一特定形式的布局。

⑩郑州市博物馆：代郑州大河材遗址发掘报告.贼考古学十、1979年第3期。从最初对半坡类型墓地进行的大规模发掘开始，就已注意研究它的结构。

《西安半坡》一书的作者说：半坡“墓葬坑位的排列，在北部是相当整齐的。墓葬集中的西部，几乎是纵横排成相当整齐的行列”。从后者所在的Ⅳ区墓葬分布图还可看出，位于中部，即引文讲的“墓葬集中的西部”以东3—6米宽的南北向斜行地带，未安排墓葬，其东的墓葬分布，又相当稠密。而且，这南北向斜行地带以东的墓葬分布区，也非不可分拆的板块。其间在M64、M94之南，和M56、M95以北还隔着8—9米宽的无墓葬的空白区。可见，半坡墓地是被其中的空白地带分割成若干块的，即穷白地带是墓地划分成若干墓块的标志。反之，亦可说若干墓块组成了统一的半坡墓地（图2—32）。

王家阴洼墓地明显地分为两区。东区的三十一座墓葬，头向一律北偏东，西区三十二座墓葬，却都是头向东南。

半坡及王家阴洼两例情况，说明泾水以西的半坡类型墓地，无论是在早期，还是于晚期，都以一定标志而被分割成不同数量的区块。

泾水以东的不同时期半坡类型墓地的结构，正像泾水以西见到的情形一样，也是由某种形式的区块结合起来的。

横阵墓地未完整地保存下来，已发掘的部分，只是原来墓地的一部分。

据对这里墓葬进行的年代分析，知横阵的MI及M52、MⅢ、MⅡ的年代，分别与元君庙墓地的一、二、三期相当，M53及M34，很可能还包括M30、M54、M56、M57及M58的年代，当同于元君庙墓地四期，即以M423、M438、M460及M461为代表的时期。从墓地布局来看，难以把元君庙M423、M438、M460及M461四墓，归入同地一至三期墓葬组成的元君庙墓地。横阵的现象表明，也不便将M53、M34、M30、M54、M56、M57及M58七座墓葬，纳入同地MⅠ、M52、MⅢ及MⅡ组成的统一墓地。可见，横阵及元君庙两地，均在同一时期出现了重新组合墓地的现象（图2—33）。

横阵MⅠ、M52、MⅢ及MⅡ合组成一墓地，谓之横阵甲墓地。这里的M53、M34、M30、M54、M56、M57及M58组合为另一独立的墓地，称之为横阵乙墓地。

依墓葬编年及墓葬所处位置，知横阵甲墓地之MⅠ→M52→MⅢ→MⅡ这一编年顺序，是按自北而南，从东到西排图2—33横阵墓地布局图列的。这里的MⅠ、MⅢ及MⅡ均为复式合葬墓，即在一长条形的大坑内，又安排了若干座合葬墓，表明大坑被分割成数量不等的以合葬墓为代表的单位。除此之外，还应指出，属于同一期的M52，又反映了墓地被分割的另一种形式。

虽然对横阵乙墓地诸墓葬还无法进行更细致的年代划分，从它们的位置可以看出，这些墓葬被分配于距离基本相等的四个行列，暂依自东而西，从北到南顺序，知M34、M58、M53、M54、M30、M56及M57分别处在一、二、三、四排。因此，横阵乙墓地很可能是被分割为行列或排的。有的行列还被安排了二或三座合葬墓。

同时，从墓地内墓葬数量较少，以及行列中的墓葬，少仅一座，多的也只达三座情况来看，当把横阵乙墓地视为刚开始建造而未最终形成的墓地。这七座分属四个行列墓葬布局情况表明，安葬死者的人们，是按预先设计的方案，或习俗成例依行列埋葬死者的。

史家及元君庙见到的情况，有点不同于横阵。史家墓地被分割为几个墓区，墓区又被合葬墓所分割博。迄今对已发掘的半坡类型墓地所作的研究，以对元君庙墓地结构的解析，更接近于当时的实际情况。

据《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的研究，这里的五十七座墓葬中，M423、M438、M460及M461属半坡类型晚期，M407、M408年代不明，M463及M469可能为已迁葬的空墓，又由于它们纵跨排列，而不便确定其所属排列外，剩下的四十九座半坡类型早期墓葬，按元君庙墓地的分期，基本上分属三个顺序的年代组。结合大多数墓葬所在位置及年代，可清楚地看出元君庙墓地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即自上而下的1—3排）二十九座墓葬，西区自M448以后的4—6排二十座墓葬，分别埋葬死者九十九人和一一○人。从大多数墓葬位置与年代的相对关系观察，知元君庙墓地定穴安葬的基本规则是：同属一排的墓葬是自北往南排列的，而同一墓区的各排则是自东而西排列的。据此，《元君庙仰韶墓地》将那些未确定年代组的墓葬，按其所在排列，或据其左右墓葬的年代，估定其年代，又把几座跨排或“错落”排列的墓葬，按其年代及左近墓葬的位置关系，拟定它们的排列位置，进而制定出元君庙墓地布局示意图。这个图与墓地的实际情况虽有点出入，但由于是据大多数墓葬所表现出来的当时定穴安葬的基本原则，并依此对那些跨排或“错落”排列的墓葬位置进行了某些调整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尽管因此而与实际情形有些出入，然而，它却标准化地更形象地表述最初规划元君庙墓地的意图或原则（图2—34）。

图2—34元君庙墓地布局示意图元君庙墓地布局示意图，不仅反映墓地被分割为两个墓区的现象，也从中可以看出墓区被同时期的合葬墓所分割的情况。

墓地内的多人合葬墓，占墓葬总数的63.63％，相当于单人墓葬的两倍。

以死者人数而论，在十二位死者中，就有十一人被葬于合葬墓内。合葬墓内的死者的葬式，既有都是二次葬者，也有少数为一次葬而多数为二次葬的。这说明合葬于这两类的任何一座同一墓穴的死者，并不是同时或在相近时间内死亡的。而在任何一座合葬墓的左近，或者有着同时的单人墓，在大多数情况下，却都是存在着同一时期的另外的合葬墓。可见，一墓区内存在若干同属一时期的墓葬，不是由于墓主人死亡的时间。把不同时期死亡的人，集合起来葬于一墓穴，反之，将同一时期死亡的人，埋在不同墓葬内，都是违反依死亡先后实行定穴安葬的原则。这类现象，与横阵甲墓地的长条形大坑被合葬墓所分割的情形相同，也是对墓区实行分割的另一表现形式。可见，元君庙墓地存在着被再划分为墓区及合葬墓这样三级区块的现象。

半坡类型墓地的这种结构，和前面讲的村落布局相照应。在下一节中，将讨论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

半坡类型的社会制度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遣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社会学家研究人类社会制度，必须同时探讨社会组织，而探讨社会组织，则往往从剖析社会基层单位开始。通过前节叙述，使我们了解到墓地、墓区及合葬墓的三级结构，是半坡类型埋葬制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要透过埋葬制度这个现实社会制度的虚幻反映或缩影，探索社会制度或组织的真实情形，对半坡类型来说，首先就得分析合葬墓年人员的关系。

绝大多数合葬墓内成员的性别都是相异的，就其死亡时的年龄而言，也大都是一些成年人和小孩。成年人中，还有老年、中年及壮年之分。在合葬墓中，只有纯为一次葬者和一部分含一次葬及二次葬者的合葬墓，才提供了通过墓中人员死亡年龄的分析比较的机遇，确识他（她）们是老少不同辈分的人员。

现以元君庙M404，M405及M440为例，说明如下：年龄大小往往是区别辈分的重要标志。应从确定同一墓穴成员的岁差入手，来考察同一墓穴成员是否属于同一辈分或不同辈分。墓中二次葬者间死亡的相对早晚时间，难以估定，故不能依其死亡年龄大小，判定她（他）们生时年龄岁差。墓中二次葬者，必定是先于一次葬者死亡，但不能确定二次葬者比一次葬者早死多少年，因此，如是二次葬者死亡年龄小于一次葬者，则不能判断她（他）们生时是否都存在岁差，更无法知道她（他）们岁差的大小。如二次葬者死亡年龄大于一次葬者，其死亡年龄之岁差，当是她（他）生时年龄的最低岁差，若她（他）们死亡年龄相同，则可判定二次葬者的生时年龄大于一次葬者，但是，大多少？却无从确定。最后，同墓的一次葬者死亡年龄的岁差，当是她（他）们生时年龄，至少，亦该最接近其生时年龄的岁差。

葬式年龄性别墓号一次葬者编号、年龄、性别二次葬者编号、年龄、性别M404(1)50+♂、(2)40±♀、(3)30±♀、(4)30±♂、(5)10±、(6)成年♂。

M405(12)10±。(1)成年♂、(2)7±、(3)15-18、(4)30±♀、(5)40±♂、(6)30±♂、(7)50±♀、(8)18±♂、(9)40+♂、(10)30+♂、(11)30±♀。

M440(2)50±♀、(3)25±♀。(1)50+♂、(4)50±♀、(5)50±♂、(6)20±♀、(7)20-30♂、(8)6-7、(9)25±♀、(10)25±♂、(11)40±♀这是在据同墓穴成员的死亡年龄探讨其辈分问题时，必须考虑到的几个基本要点。

现代一般是以25岁作为两代人之间的岁差。确切些说，相差25岁而又存在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必定是属于不同辈分。但考虑到半坡类型居民寿命普遍较短，以及妇女比男人较早衰亡，尤其注意到其时性关系较自由，而影响妇女后期生殖能力的情况，至少，当把岁差在20岁左右的人们，视为分属于先后两代，同时，也应把岁差40岁左右者，认为是隔代的人们。

根据前述，将表中M404、M405及M440墓内死者间的辈分关系作以下简说。

M404内的六位死者，均为一次葬，其中(3)、(4)均在30岁上下，为同辈无疑。她俩是(1)之晚辈，(2)是否和(1)同辈，抑或与(3)、(4)同辈，不能肯定，(6)未能确定具体年龄，其和同墓成员间相对辈分问题，难以讨论。(5)是(1)—(4)的晚辈，更可具体指出，是(1)之孙辈。

M405中的(12)，是(4)—(7)及(9)—(11)的晚辈，同时，(12)至少小于(7)40岁，无疑，她（他）们之间当是租孙关系。

M440内的(3)，和(6)—(11)辈分问题难以讨论，但可肯定她是(1)、(2)、(4)、(5)的晚辈（图2—35）。；还应说明，那些因实行二次葬，而不能据其和同墓成员的岁差确定辈分的小孩，虽无法肯定她（他）们是同墓所有死于成年的人的晚辈，也不能确指同墓死于成年的哪一死者，是她（他）们的长辈，但据半坡类型存在的成丁礼而将小孩和成年人分别埋葬的规则，当认为她（他）们定是跟着某一长辈进入那些合葬墓中的。

可见，这些合葬墓内的死者，属于不同辈分，有的分属于两代人，有的分属三代。

前节已指出，死亡时间的差别，或同时死亡及死亡时间相近，不是异穴埋葬或同穴合葬的原因。迄今为止，各族的合葬制度，都和一定亲属制相联系，而笔下探讨的合葬制所处的时代，图2—35半坡类型几代人合葬墓（元君庙M440）

亲属关系仍在其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构成其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因此，当认为亲属关系的亲疏程度，是决定异穴埋葬，还是同穴合葬的根本原因。

在半坡类型墓地中，合葬墓是最小的单位，处于最底层，暂把它所代表的亲属单位，名为一级亲属体。这类亲属体的特征是：人数一般在十人左右，有的达到二十余人，最多的甚至达到七、八十人；在成年人中，有男有女，男女往往不成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多于女性：包含不同辈分的人，已见到含三代人的例证；它把死于不同时间的本亲属体成员，集葬于一墓穴，而依定穴安葬的时间顺序，把墓穴排在上一级亲属体的墓区内，一方面表现它内部结构相当牢固，另一方面又表明它仍不能脱离上一级亲属体，这只是实现内容变化而未冲破形式的变革。任何种类的亲属单位，都经历着繁殖、分化或衰亡的过程，故确切些说，合葬墓只是半坡类型一级亲属体在一定时期内死亡成员的墓葬。

合葬墓这一级亲属体之上的单位，在前文中，元君庙被称为墓区，横阵或为长条形大坑，或为行列。合葬墓包容于墓区、长条形大坑或行列之中，亦可谓合葬墓所代表的若干一级亲属体，联合或组成墓区、长条形大坑或行列所代表的亲属单位。暂将后者称为二级亲属体。

元君庙存在两个墓区，史家数目不详，但至少也有两个。可见，在半坡类型中，还存在规模较二级亲属体大，层次又高于二级亲属体的以墓地为代表的亲属单位。暂名之为三级亲属体。

墓地被区分为墓区，墓区又被划分为合葬墓这样三级制的划分，是和前面《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中所说的村落或住地被分为房屋群，房屋群又被分割为房屋组的现象相对应的。

同时，依据泾水东西两区半坡类型村落布局雷同的事实，可估定泾水以西地区的半坡类型墓地，亦应存在不同辈分男女合葬墓所表述的单位。只是它的形式不像合葬墓那样，一望而知，而需要人们进行仔细认真地观察研究，才可能被辨识出来。

民族学认为，“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所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博，“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①，“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①，而且，在这个时代的一定历史阶段，氏族又分裂为家族。家族、氏族、部落是以血缘或婚姻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群组织，是亲疏关系程度有所区别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学提出的家族、氏族及部落的划分人群组织的概念，表述了对处于原始社会中的人类制度具有相当普遍性规律之科学的认识。上述对半坡类型进行的考古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亲疏关系层次有别的三层组织，从小到大，或可与民族学以家族、氏族及部落概念所表述的人群组织相当。

考古学调查及研究表明，在半坡类型分布圈内的不少的江河流域，都有一处以上的数量不等的同时期住地或墓地，其居民间除存在经济文化联系之外，是否还存在某种形式的组织联系，甚或固定的组织结构？目前的资料，尚不能对此作出具体的或肯定与否定的回答。

一级亲属体是半坡类型的基层单位。下面以它为主要对象，从婚姻、世系、财产继承及权位诸方页说明它处在哪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即它的社会性质。

（一）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氏族，产生族外婚以后，至今的亲属关系分为两类：血亲、姻亲；凡是由血亲关系的人结成的单位，必定属母系组织、若是由血亲及姻亲关系两部分人结成的单位，必定属父系组织。异性成年男女及小孩合葬墓中的小孩，与同墓成年人的关系，以及小孩之间关系，只能是血亲关系。这部分墓葬的成年人以及纯为成年人的合葬墓中的成员，有可能属血亲关系，也可能属姻亲关系。判明她（他）们间关系的性质，即能断博物馆等：《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文物》1972年第10期。

①这主要是指渭河流域所见的情况。汉水流域与此有很大出入。商县紫荆除M3随葬钵、斧各一件外，各墓均无随葬器物。西乡何家湾使用小口尖底瓶或陶壶随葬只是个别墓例，大多数墓葬是钵、罐作为随葬品的，此外，此地的多数墓葬，均使用工具随葬。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①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定她（他）们世系的性质。

合葬墓内绝大多数死者，都是二次葬。不能据对死者死亡年龄的鉴定，确定她（他）们生时实际年龄的岁差。因此，不能把鉴定为“青年”的人，简单地认为其生时的实际年龄一定小于死于“中年”或“老年”的人们，相反，在中、老年死亡的人，实际上并不一定大于青年，就是同属老年、中年或青年的人，也不能认为她（他）们生时分别均为同代人。这样，我们不能按死亡年龄认定墓中的老、中、青诸年龄级的人们，各自互为夫妇，或各自互为兄弟妹妹，只能笼统地设想墓中成年男女是同代和几代的兄弟姐妹，或是同代的几对夫妻或几代的若干对夫妻。

绝大多数合葬墓内的成年男女的数量，是不均衡的，或男多于女，或女多于男。只有少数合葬墓内的成年男女的人数均等。

女性少于男性的合葬墓，可否认为是一妻多夫制的墓葬？

在迈入文明门槛的某些民族的显贵阶层，为避免分散资产而削弱权势，实行兄弟或叔侄共妻制。半坡类型基地是原始社会遗存，其婚姻、家庭情况，当不能和已跨入文明门槛的民族的情况相比。而关于原始社会时期，是否有过一妻多夫制问题。对此，民族学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且需指出，这本来是由于早期民族学者对对偶婚的误解，而引入的客观上并不存在的问题。“在印度的纳伊尔人中间，虽然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子，但是他们每人同时还可以和别的三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妻子..这种婚姻俱乐部的风俗。决不是真正的多夫制”，其实，乃是“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①的对偶婚制。同时，这种婚姻俱乐部是游离不定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这种俱乐部的墓葬。

至今，在民族学材料中尚未见过这样的例证，即同一共同体内的一部分显贵过着一妻多夫制生活，同时，另一部分显贵却享受着多妻制。既然，前文已否定成年男性多于女性的合葬墓是一妻多夫制的亲属体墓葬，那么，也就从一个侧面使成年女性多于男性的合葬墓，可能是几对一大多妻或几对夫妻（其中有的男性多妻）的亲属墓的设想，也难以成立。

“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人物才能办到”①，然而，这类墓葬中没有突出夫权和妾的卑微地位的现象，在葬式及随葬器物方面均显示死者地位基本平等，甚至有时还以女性为本位或表现出妇女的地位高于男子，因此，不能把这类墓葬视为几对一夫多妻或几对夫妻（其中有的男性多妻）的合葬墓。

在半坡类型墓葬中，仅在元君庙见过一座父系制社会中颇为常见的成对成年男女带着小孩的合葬墓。这墓（M425）中的(1)是30岁左右男性，②为小孩，(3)是成年女性。③是一次葬，其他二人为二次葬。(2)在(1)、(3)中间，三人均仰身直肢，被平齐地置于墓穴内。随葬陶器分两处放在墓穴东部即尸体的下方，但(3)左臂内侧和盆骨处分别放置一蚌刀及一猪牙床，且是一次葬，故(3)在这一墓穴中当居于本位，而难以认为这墓是一对夫妻带着小孩的合葬墓（图2—36）。

（二）在半坡类型合葬墓中，不见成年男子和小孩的合葬墓，只见到成①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年女子和小孩合葬墓。例如：商县紫荆M19①，是一位中年女性及儿童的合葬墓，皆为一次葬。

王家阴洼有二座②，皆为一成年女性与一小孩合葬。其中M45内的成年女性，仰身直肢，位于墓穴当中，左侧置一小孩。小孩的头骨，贴在成年女性左臂骨上。

姜寨的一座瓮棺中，埋着一成年女性和小孩。

图2—36元君庙M4251.2.罐；3.4.钵；5.蚌刀；6.猪牙床。元君庙也有好几座成年女性和小孩的合葬墓。其中M420内葬三人。性别、年龄是：①30—40♀、②9±小孩、③10＋小孩。①为一次葬，②、③均二次葬。③之头顶处放置了骨笄一件，又在其颈间发现骨珠一一四七颗；②之头下左方见一穿孔蚌饰。据装饰品判断：#②、③当也属女性。③采用成年女性装束。②紧挨着①，被压在①的左臂下。她俩和③之间有相当的空隙。①死于②、③之后。埋葬①时，迁葬②、③，使之合穴（图2—37）。

图2—37元君庙M4201.2.6.7.9.10.12.14.23.24.缽；3.绳纹罐；4.25.夹砂罐；5.盆；8.16.小口尖底瓶；13.罐；15.21.弦纹罐；17.20.骨笄；18.骨珠；19.穿孔蚌饰；22.碗；26.石球。

可见，从（一）可知以合葬墓为代表的一级亲属体，既不是一妻多夫制婚姻组成的单位，又不是一夫一妻制或其与一夫多妻制婚姻组成的单位，从（二）可知合葬墓为代表的亲属体的血亲关系，是依母系传承的。总之，它是一个由几代人组成的母系最近亲属集团，即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包含三四代、人数相当多的母系家族。这类家族实行对偶婚制。家族中女子的“丈夫”和男子的“妻子”，都不包含在同一家族内。这样一来，家族中男女人数的多少，完全受自然规律所决定，不会因缔结婚姻而得到调整。云南纳西族的母系家族“都以母亲为核心，一般包括三至四代的成员，即祖母及其兄弟辈、母亲及其兄弟辈，子女或外甥、外甥女辈，孙儿女或外孙和外孙女辈。..忠克村的然阿欧家有十八人，其中祖母辈三人，祖母的兄弟五人，母亲辈四人，母亲的兄弟一人，子一人，女儿二人，孙子二人；开基本奥叟那梅家有二十四人，其中祖母辈二人，祖母的兄弟一人，母亲辈九人，母亲的兄弟三人女儿六人，子三人”。①半坡类型合葬墓中成年男女不成比例，和这类墓葬所表述的按母系传承的情况，正是母系家族成员构成特点及母系性质，在埋葬制度方面的反映。

从房子布局、大小、结构及陈设诸方面估测出的一级亲属体的情况，比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0页。

#99900042_150_2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57页。

从释读合葬墓而可能认识到的同类亲属体的内部结构，显得更为复杂。

据对姜寨遗址的研究②，认为母系家族成员是住在一所中型房子及其附近的若干座小房子内。

半坡类型的房屋，以小房子的数量最多。姜寨的小房子，约占房屋总数95％左右。它分圆形及方形两种，面积大的为20平方米上下，小的仅8—9平方米，一般在15平方米左右。这类房屋均在房内迎门正中处，设一兼作炊事和取暖用的火塘，同时，在右边备有高出室内平坦地面约10厘米，面积一般为4—5平方米的土床。极少数的房屋，在室内还附有窖穴设备。

凡非当时人们意愿，例如由于火灾而被废弃的这类房屋中，都能发现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乃至粮食等遗存。半坡F3是座面积约20平方米的圆形房屋，半地穴式，门向南，屋内有门斗及灶坑，室内存有陶器九件，石杵二件，石斧、陶锉及骨锥各一件。姜寨F14是一座面积仅14.9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方形小屋，门向西，有仅容一人出入的斜坡门道，若如门斗。进门正中有圆形火塘一个，室内地面用粘土和姜石粉末铺成，平整而坚硬。由于是被火烧毁的，房顶塌落下来，正好掩埋了室内器物。揭去房顶堆积，原先室内布置的情况便生动地呈现出来了。房内左边即南边一半基本上摆满了器物，计有陶盆、陶钵、陶罐及陶甑等十一件，石斧、石铲、石磨棒、石球、骨鱼叉、骨箭头及骨笄九件。其中一件弦纹夹砂罐的里面还盛着已经朽坏的粮食。房子右边部分被F12打破，仅在灶坑旁边发现一件陶器。这样，室内剩下的较大空地就只有右边宽约1.5米的一块了，那充其量仅能容纳三、四个人，还得包括小孩在内睡觉。李家沟F8是座方形半地穴式房屋，面积25平方米，门向南，门道呈斜坡状，很窄，伸出房屋的南墙，若如门斗，迎门位于室内中部稍南有圆形浅穴灶坑。灶坑西边设置一口径58、深46厘米的筒状窖穴。屋内地面见陶钵、陶罐及陶尖底瓶等九件，和石铲、石球、骨梭、陶刮削器、石磨棒各一件及石料二块。

半坡类型的中型房屋，面积约30—40平方米左右。一般为方形，半地穴式，同样设置门斗、灶坑并摆放许多器物，不但可以往宿，也可以在里面做饭。它和小型房屋不同之处有二：一是床位分为左右两半，即灶坑的左右两边皆设有土床；二是不仅就两土床而言，即使就一土床而言，睡觉的地方都比较宽敞。北首岭F17是一座方形半地穴房屋，面积39.94平方米，室内设有灶坑及加工谷物处所。后者位于房屋的东北角，为一长0.9、宽0.82、深0.05—0.07米的长方小坑，坑内光滑，放着碾谷的石盘及石棒。此外还置陶罐及陶瓶等生活用具。姜寨F17也是方形半地穴式房屋，面积31.2平方米。室外有斜坡形门道直通室内，迎门有灶台及火塘，围着火塘有六个柱洞，当是立柱以支撑屋顶的。在内门道、灶台和柱子周围有陶盆、陶钵及陶罐等十件，和石斧、石锛、箭头、骨锥及骨笄等。这样，房内就留下左右两片不大的空地，大约各可睡三、四个人。而姜寨F36前半部则有左右对称的两个土床，面积较大，起码能睡十多个人据小型房屋可容纳人数的情况，对姜寨进行了充分研究的学者认为，住在这些小型房子内的居民，是一对偶家庭的亲属单位，即正处于婚姻期的妇女及和这妇女过着婚姻生活的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可能包括这位妇女的年幼子女。她（他）们的婚姻，是望门居住，还是相对稳定的妻方居住，依目下材料自然还不能确指。照前述对合葬墓内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页。

亲属关系的分析，即使是在相对稳定的妻方居住的男子，死后也不能埋在妻方墓穴乃至墓区。

从小型房屋内的设置及出土器物来看，住在这类房屋内的人，已组成一相对独立的生活单位。即她（他）们和住在中型房屋及其它小型房屋中的同一亲属体的成员，已存在某种程度的分解现象，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他）们死后却不能单葬于一墓穴，而要和住在中型房屋内的男女（或因年老等原因已终止婚姻生活及尚未进入婚姻生活的青少年，还包括未外出过婚姻生活的成年男子）及其它小型房屋的人，和外出过婚姻生活的成年男子中的死者葬于一墓。从这类墓穴内死者的相互关系来看，难以辨别哪些人生前已组成一相对独立的生活单位。

当然，在合葬墓中，也存在住于小型房屋内的亲属单位的墓葬。前面指出的紫荆M19、王家阴洼M45及元君庙M420等几座，便是这种性质的合葬墓。不过，它们和小型房屋所表述的情况，还存在一些差别。除墓葬中不含姻亲关系的人外，这类亲属单位的墓葬极少，从王家阴洼M45，尤其从元君庙M420提供的随葬品极为丰富的讯息判断，很可能这是某些权贵人物才能获得的权益。

（三）半坡类型埋葬制度，说明当时妇女占有的财产一般多于男子，或者说，她们对财产具有高于男子的支配权。元君庙墓地中，成年女性单人墓、成年女性合葬墓、成年女性及小孩合葬墓和女性小孩合葬墓十座，同时也有成年男性单人墓和成年男性合葬墓十座。这两类墓葬同异性合葬墓不同，是可据性别来考察男女随葬陶器的多寡的。在十座男性墓葬中，随葬陶器在四件以下者就有六座，六件以上的只有四座。且后者墓主人年龄均在四十岁以上，即都进入当“爷爷”的年龄了。在十座女性墓葬中，随葬六件以上陶器的就有九座，最少随葬陶器的那座墓葬，也有三件，为前述男性墓中那座随葬陶器数量最少的墓葬仅只件的三倍，而且成年女性及小孩合葬墓M420的随葬陶器多达二十一件，还有精美的彩陶罐，陶器数量比前述男性随葬陶器最多的那座墓高出一倍，是全墓地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这些情况，最终决定于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比男子占据更重要时地位，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四）同时，某些女孩获得成人待遇的情况、表明半坡类型的财产乃至权势是依母系传继，女性的地位，一般高于男性。

在元君庙墓地中，骨珠、骨笄、蚌刀及纺轮是成年妇女的专用随葬品，男性不得使用。这里M429②饰用骨珠，M405(12)、M420③除饰用骨珠外，还用骨笄束发。M429②和她的年龄相仿佛的一位姊妹一起在成年人墓地中占有一席，并享用以红烧土块铺砌墓底这样结构特殊的墓穴；M420③和她母亲同穴而单具一套数量较多的随葬陶器；M405(12)使用蚌刀随葬，并受到将先于她死亡的长辈迁葬以和她同穴的优遇。这些情况说明，这三位女孩生前已获成人待遇，死后又得到成人葬习方式埋葬。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姜寨①。这里的M22、M26、M27—M29，都是厚葬或使用成人葬习埋葬的小孩墓。经对尸骨鉴定，M28被定为女性，其它诸墓都被定为男性。小孩的性别，是不易从骨骼方面作出准确的鉴定的。上述M29随葬骨珠、M27随葬骨匕，M22同时随葬骨珠、骨匕。同地随葬骨珠、骨匕的成年人墓葬，只有M7和M23两座，均被鉴定为女性；相反，这里被定为男性①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31年第3期。成年人的墓葬，均无这两种器物随葬。故认为M22、M27及M29的墓主人当都是女性。M26的随葬器物缺乏性别特征，不能随葬器物研讨骨骼鉴定的结论，但鉴于对上述墓葬的认识，也该怀疑其为男性。

M22、M29和M27的随葬器物，是同地比较丰富的。M22的墓主人年仅7岁，随葬陶器四件，另有刮削器一、石凿一、骨笄二、骨匕三、骨珠十四和兽骨一块；M29的墓主人，年仅5—6岁，却随葬陶器五件、石珠三个、骨锥两枚及骨珠七十二颗；M27的墓主人，也只6岁左右，随葬陶器二件，另有刮削器一、骨箭头一、锥一及匕一随葬。

某些女孩获得成人待遇的情况，还见于半坡②及北首岭③。

半坡M152的墓主人，是一年约三四岁的女孩，享用至今半坡类型极少见到的木板葬具，随葬陶器六件，其中两件钵原是盛着粟粒的。发掘时，发现内中满布腐朽的粟粒。此外，在其下颌骨的下方，见到带孔的青白色玉图2—38半坡M15221.5.圜底钵；2.粗陶罐；4.尖底瓶；10.12.腰中围的串珠；11.玉耳坠；13.棺室；14.二层台；15.棺板痕。耳坠一件，腰部、盆骨及手指骨附近散置骨珠一三八颗，和随葬石球三个（图2—38）。

北首岭M409及78M7，墓主人均为儿童。M409随葬陶器三件，墓主人左边腰部还置骨珠三十八颗；78M7，墓底局部有板灰痕，随葬陶器三件，墓主人头部置成串骨珠六四二颗，颈椎附近放一榧螺，左手下有一野猪獠牙。两墓均为土坑竖穴墓。北首岭1977年发掘的十一座半坡类型墓葬中的墓主人，均经性别年龄鉴定，被定为男性的都有骨链或磨石随葬，女性则无此类随葬品。据此推测M409及78M7的墓主人当为女性。

半坡类型少数女孩获得厚葬或以成人葬习埋葬，自不能归因于她们的自身能力和贡献，当与其时的继承制度有关。

世系和财产关系，是继承制度的两个主要内容。前述（二）已对半坡类型的世系情况作了说明，这里提出的女孩获得厚葬或以成人葬习埋葬，则反映了当时财产是依母系继承的。

恩格斯认为在母系氏族社会先后出现过两种不同的财产继承制，即最初子女“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①。前者是指个人财产由氏族集体继承，后者则存在于家族已在氏族中出现并演化为社会基层单位时期②。子女继承母亲的财产继承制，是在被民族学家确定为母权制社会时代的民族中，广泛流行的制度：“崴安多特部落的子女不能从其父亲继承什么，但可以继承母亲的所有②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34年第2期。

③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30年第3期。①宋恩常：《纳西族的母系家庭》，《民族团结》，1962年8月。

②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品”①；拿共纳村落印第安人的“财产权属于家族的女方，在女系中由母亲传于女儿”②；苏门答腊的密浓克保人的“妻子的遗产传给孩子们。若她没有孩子，就分给兄弟姊妹。男予的遗产不传给孩子们，而是传给母系最近的亲属。财货、姓氏与地位都是通过母亲传袭”①。

在母权制时代，习俗上男子不能确认自己的子女，且自身属于母系亲属单位，所以，他的财产只能传给母系亲属。相反，妇女或母亲的财产则可以传给她自身的女儿。

所有制决定继承制。半坡类型给女孩厚葬或成人葬习埋葬所表述的直系亲属的个人继承制，是和对偶家庭或母亲的私有制相适应的。元君庙M420是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孩的合葬墓。这墓的随葬器物惊人丰富，是整个半坡类型墓葬中仅有的，反映M420①这位母亲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富，地位极高。所谓小孩享受成人待遇，是说她已经过“成丁礼”迈入了成年人的行列。摩尔根在谈到易洛魁人的“换名”亦即“成丁礼”时说：“在改换名字的问题上个人是没有权力处理的。这是女性亲属和酋长们的特权”①②。M420③这一女孩，在她未及成年的时候，僭越“成丁礼”，提前获取成年人待遇，应和她母亲的地位及她母亲对她的爱重有关。可见，已经存在的母系私有制及由此而决定的母女继承制，唤起的利欲，还驱使富裕而有权位的母亲，不惜凭藉自己的财势，破坏固有的习俗，采用提前为女儿通过“成丁礼”这样一个缝隙，在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以使亲女提前继承其私有财产乃至她已获取的权势。

居民健康状况与氏族人口数量推测对人骨的性别、年龄的鉴定，为研究当时社会居民的健康和居民的性别、年龄结构，提供了相当全面而珍贵的材料。寿命长短及社会平均年龄情况，集中地反映了人们所在社会的劳动、生活及卫生方面的状况。现将史家及元君庙两墓地死者的性别、年龄依次分别列表②如下：老中青总人数男女男女男女儿童不详73015341420012215213①西安半坡博物馆等：《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盲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页。

②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46－50以上31－4515－30成年总人数男女男女男女男女儿童不详211166331830311263821依据半坡类型存在着将死亡儿童用瓮棺葬于居住地的习惯，可知两地分别仅占同地死者总数的7.1％和18.53％的儿童，当不是当时死亡儿童的全部，这里的比例数字，不能反映当时死于童龄人数和死于成年的人数的比例关系。

半坡类型的姜寨，其一期埋葬死者四百二十余人中，婴儿约有二百三十余人，占总数的56％弱。半坡二百五十座墓二百五十三人，其中婴儿瓮棺葬为七十五墓七十五人，占总数的30％稍弱。姜寨成年人墓区可能有部分压在现村落下而未挖出，而居住区及其边缘的瓮棺葬则已被全部发掘，故统计比率较实际数要大些。半坡的情况恰好相反，居住区及其边缘的瓮棺葬还有许多没有发掘出来，而成年人墓区则已基本揭露完毕，故统计比率较实际数要小一些。将两者权衡一下，实际的比率可能在40％上下③。依严文明在此作出的推断，可知当时儿童的成活率实在很低。

半坡类型的成年人，死后一般都被葬在公共墓地。史家、元君庙两墓地均已经全面揭露，并对死者性别、年龄作了全面鉴定，因此，上述两表所列成年人的情况，比较接近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形。

史家墓地能确指为“老年”、“中年”、“青年”的成年人，共六六五人。其中青年占4.9％，中年占92％，老年仅占3.1％。元君庙墓地已确定性别、年龄的自十四岁以上的成年人数，为一三四人。其中，十四至三十岁者占45.55％，三十一至四十五岁者占38.06％，四十六至五十岁以上者占16.41％。可见，在十四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将近一半的人活不过三十岁，绝大多数人均在四十五岁以前（含四十五岁）死亡，而能活到四十六岁至五十岁以上者很少。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四十六至五十岁以上的二十二人中，大多数人的死亡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下，五十岁以上者只有少数几个，而且，其中没有一个人活到了六十岁。

同时，有的学者据半坡类型横阵墓地死者年龄鉴定所作分析后指出，居民的平均寿命力二○·三岁或二一·八岁，死亡率当是4.93％或4.59％①。可见，半坡类型时期居民的寿命，是相当短促的。

而且，从前述两表还可以看出：史家“青”、“中”、“老”各年龄级中，男、女比例依次为0.57：1、2.07：1、3：1；元君庙的十五——三十岁、三十一——四十五岁和四十六——五十岁以上三个年龄级的男、女比例先后是0.97：1、1.83：1和2.66：1。史家墓地人骨的年龄鉴定，没有指明死者的具体年龄，也未说明所定的“老年”、“中年”及“青年”的年龄界限。所以，史家和元君庙两地各自三个年龄级是否完全对应，或基本对应情况下③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69页，三联书店。

①摩尔根：《古代社会》，第631页，三联书店。

存在的差异程度等问题，是难以说明的。因此，若把两地各自三个年龄级视为各自相互对应的话，则解释不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从两地各自三个年龄级从青年到老年的男女比例关系趋势基本一致来看，可认为当基本反映了半坡类型社会的实际情形。可知死于青年年龄级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远高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史家为1.97：1，元君庙是1.43：1。下详），死于中年年龄级的男女比例，史家略低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元君庙则高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死于老年级的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两地却均大大低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如果当时男女出生率均等的话，那么便可认为当时女性多半死于儿童时期，其次是青、中年时期，尤其是青年时期，而能活到老年者，远少于男性。这说明女性的寿命，又比男性的寿命更为短促。

史家能确定性别的成年人为六六五，男性四四一，女性二二四。男性占66.31％，女性占33.68％。成年男女的比例为1.97：1。元君庙已定性别的成年人为一五二，男性九一，女性六一。男性占59.8％，女性占40.1％。成年男女比例1.49：1。两地成年男女平均比例为1.86：1。元君庙和史家成年男女比例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或可归于两者所规定的成年年龄下限有所不同。男女出生率基本相同，男女儿童人数应当相近，元君庙统计中，把自十四岁以上的人都归入成年，史家确定“青年”的年龄下限不明，如后者规定的“青年”的年龄下限，大于十四岁的话，自然，就提高了成年男性对成年女性的比例。

恩格斯曾经说过：成年“男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②。恩格斯的这一论断，自然概括了他当时见到的人口统计的情况，而现在见到的当今人口统计，也不出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所以，和一般已知的情况相比，半坡类型时期的女性过多地少于男往的成年人性别结构的这一显著特点，似乎可视为一种反常的情况。

目前，庙底沟类型前期尚无探讨当时人口问题的材料，暂用基本与其同时的大汶口文化刘林期资料，作些说明。

和半坡类型相比，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成年女性，所占当时成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则略有提高。

刘林第二次发掘的一四五座墓葬③，被确定性别的成年人是一二一，成年男性六十七，女往五十四人，男女比例为1.24：1。邳县四户镇大墩予发掘二十七座刘林期墓葬①，成年男性十四，成年女性九，年龄、性别不明者四，成年男女的比例是1.55：1。两地成年男女的平均比例为1.3：1。刘林期的成年女性在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半坡类型提高约43％。

刘林期和半坡类型是不同谱系的文化遗存，年代晚于半坡类型，社会发展阶段也和半坡类型相区别，而处于父系氏族制初期，它们的成年人口性别结构差异的原因，是地域？还是年代或社会制度？目前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判断。但是，半坡类型妇女除和男人担负着至少是同样的繁重劳动并过着艰难生活外，在当时医疗水平低下情况下，生育和抚养子女损害了健康，甚或夺走了她们的生命，无疑，是妇女较男人衰老得更早更快，和活到较高年岁愈来愈少的主要原因。元君庙半数以上妇女死亡于十五——三十岁的事②缪勒尔：《家族论》，第160页，商务印书馆。

③摩尔根：《古代社会》，第77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

①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实，应是这一解释的重要根据。刘林期和半坡类型成年人口性别结构的差异，或许和妇女劳动条件及妇幼卫生的变化有关。

在史家村见到的股骨变形弯曲，腰椎椎体间形成骨桥、骨刺等病例，和元君庙人骨鉴定报告指出的当时居民的牙齿普遍遭到严重磨损，以及有着压缩性骨折、骨刺的现象，同当时居民寿命短促的情况，集中地反映了半坡类型时期生活及劳动十分艰苦的情景。同时，在维护生存的斗争中，半坡类型居民已积累了一些医疗知识。元君庙见到的桡骨及颅骨陈旧性骨折，便是说明他们已具有一定的医疗护理知识的例证。自然，目前还无法说明这是自然医疗抑或人为医疗的结果。但从当时人们已具有相当好的人体骨骼知识来看，后者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横阵墓地试析》蠡测该墓地是一氏族留下的遗存并估定其存续时间为一百年，同时，据年龄鉴定推算居民平均寿命为二○·三——二○·八岁，死亡率为4.59％或4.93％，依墓地死者为三百三十人计算，指出当时经常性人口当保持五十六至七十二人左右，再考虑到这墓地的东南和西南还有个别墓葬未被发现，尤其是出生率应高于死亡率诸因素的情况下，认为横阵氏族的经常性人口当多于七、八十或八、九十人。《姜寨》据氏族居住区房屋面积和数量，及其可容纳人口数，推定每一氏族经常性人员应为九十至一百一十人，认为这里五个氏族的人口总数可能有五百人左右①。陕西华县经较全面调查，发现半坡类型遗址五处①，年代大致同时。村落当有大小之分，如依上述姜寨和横阵两地人口数加权平均，作为半坡类型村落居民数的话，则知当时华县人口约为一千五百人左右。考虑到遗址经历年破坏及还有未发现的遗址，这里估计的人口数，当是比较保守的数字。

①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①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第三节　仰韶前期的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

后冈一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后冈一期文化是据1931年发掘的后冈遗址而被确认的一种遗存①，是同半坡文化并存的另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它和北辛文化及大汶口文化存在着源流关系，并经大汶口文化依次成长为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如果和史书对照，它当是东夷的一个发展阶段。

后冈一期文化的分布，是以河套及山东半岛为犄角，广布于自太行地带以东的整个黄河下游地区。在地理上，它和半坡文化之间存在着交错、对峙和争夺，随着半坡文化的壮大，尤其是其后继者庙底沟文化的东侵，节节后退，至迟到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已退缩到山东地区及黄淮平原的北部。在文化上，两者在各自保存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彼此吸收对方的因素，后冈一期文化较多地受到半坡文化的影响。但分布在伊洛——郑州地区的半坡文化，融合了后冈一期文化的不少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陶鼎，而使自身在半坡文化中别具特色。

后冈一期文化陶器的质地、颜色、制法和某些器形及彩绘图案，貌似半坡文化。仔细观察分析，则知它流行陶鼎及具有较多的长颈小口壶，同时，陶盆数量极少，且缺乏小口尖底瓶，在陶器表面装饰方面，这里存在着红色彩绘，碗、钵流行“红顶”装饰，而无动物形彩绘图案及罕见绳纹，表明它和半坡文化存在着根本区别（图2—39）。

界段营及下潘汪为代表的遗存②无鼎及彩陶，而使用陶灶及直领小口双耳壶，在文化面貌及特征方面，和一般确认的后冈一期文化存在着一些区别。它的直领小口双耳壶和带饼形假圈足的钵、碗的形制，和磁山、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形相似，表明其年代较早。以界段营及下潘汪为代表的遗存和磁山、裴李岗文图2-39后岗一期文化陶器化及后冈一期文化进行比较，无疑，其整体西貌更接近于后者。可否因此把它归入后冈一期文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后冈一期文化的经济门类及制作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同于半坡文化。从后冈和半坡及北首岭遗址出土的斧、铲、刀、锛四类工具彼此数量比例关系，似乎还可认为它们在生产经济方面还存在着某些区别。下面是这三处遗址出土的各自的石质斧、铲、刀、锛的数量比例关系统计表③。

石斧具有木作和砍倒烧光农业的双重用途，难以把它作为分析木作和农业比重关系的资料。从铸和铲、刀这类木作与农业工具的数量关系，可知后冈一期文化的木作对农业的比重，低于半坡文化，同时，它们各自斧、铲数量关系表明，后冈一期文化的农业，以锄耕经营方式所占比重大于半坡文化，后者的经营方式多半是砍倒烧光。效益是衡量生产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页。

②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③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志。从农业工序来看，收割情况是判断效益的关键。半坡及北首岭两遗址出土石刀和斧、铲的比例，高于后冈同类工具的比例，以及前述半坡、北首岭木作对农业的比重大于后冈的情况，反映后冈一期文化农业效益低于半坡文化。

址斧铲刀锛后冈2.331011半坡、北首岭8.1714.762.17器石类例别比遗至今，后冈一期文化的住地和墓地，尚缺乏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及重要发现。所以，关于它的住地及墓地的整体情况还不清楚，只能从一些零星的发现，了解它的房屋及墓葬的具体情形。

这文化的房屋分圆形和方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后冈H5是平面呈椭圆形半地穴式居室，东西径2.9M，南北径约2M，南面有一条出入通道。居室底部用细土抹平，靠北壁中部有一层可能是因烧炊食物而形成的一层较薄的烧土。四十里坡F1①，是一长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破坏相当严重。南壁保存较好，长5.4米，残高3厘米，南北壁间距4.8米。穴壁和居住面都有一层焙烤的草泥土。居住面下有一层较厚的垫土，门道在南壁，方向220°，灶在居住面中部，平面呈椭圆形，深35厘米，火膛内抹有草泥土，烧烤坚硬。至于房基以上的墙及屋顶的情况，可从后冈发掘中见到的大量红烧上块窥知一些讯息。这里发现的红烧土块，一类表面平整，上有一层厚约4厘米的白色灰末，另一类表面有木板和苇条编织痕迹，一般板痕在内，苇条痕在外，木板痕宽6、厚0.35、残长13—16厘米，有的可看出由四块木板排列而成，苇条痕直径0.5—0.8，残长12厘米，经纬分明，经线以五条为一组，纬线作单股，间隔较大，象是用绳拴在纵者之外。可见，这里房屋墙基以上部位的用料及结构，基本上同于半坡文化。

后冈一期文化的墓葬，基本上是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分单人葬和合葬两种。后者少则二人，多者达廿四人。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尸体放置形式，基本为仰身直肢，少数亦有作俯身直肢的，内含一、二次葬者合葬墓内的一次葬者，有的将其胫骨、腓骨及趾骨折回而压于盆骨及股骨之下者，这类墓葬往往较短。这种处置尸体的方式，似乎是一种有意安排的葬式。头均向南，所见墓葬均无随葬品。这里的小孩实行瓮棺葬。瓮棺往往成群，一般作环状分布。葬具有两鼎相扣，也有鼎缸或鼎盆相扣的，以鼎钵相扣者居多。墓坑平面一般呈圆形，瓮棺正置于坑中。

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伴着用蚌壳铺成动物纹样的墓葬，为探讨后冈一期文化的宗教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材料（图2-40）。

西水坡M45是一在东、西、北三面各设一小龛的土塘墓，平面略似倒置的下方两侧及底边呈弧曲状的凸字。墓塘的主体部位埋一壮年男性，仰身直①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肢，头南足北，东、西、北三龛各置一尸体，依次为年龄、性别不明者、十二岁左右的女性和十六岁左右的男性。东龛尸体的长度略和西龛者相当，推测其年龄当亦在十图2—40濮阳西水坡M45二岁上下。三者均仰身直肢，东西龛者头都向南，北龛的尸体头向东。那位十二岁左右的女性的头部，见有刀砍的痕迹。另外，在壮年男性脚下方，距脚约35厘米处，横置两根人的胫骨。这些尸体的放置情形，和后冈一期文化所见的普通合葬墓不同，是否是死者生前某种关系的表现，如是，是什么关系？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位壮年男性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精心铺塑一龙一虎图案，进一步突出了他在墓穴中的主体位置。龙头朝北，背朝西，全长1.78、高0.67米，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头朝北，背朝东，全长1.39、高0.63米，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状如行走。在M45之北，还有一合体龙虎，龙虎为一躯，虎背上还有一鹿。龙的头部摆塑一蜘蛛，正对龙的前方摆塑一圆球。同时，在这合体龙虎以南，又有一蚌壳摆塑的龙，头朝东，背上骑一人。这龙以北近处还有一蚌壳摆塑的虎，虎头朝西，作奔跑状。无疑，摆塑的动物群，当是埋葬M45壮年男性搞祭祀活动时留下的遗迹②。如此，可见这位墓主人当是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龙是古代传说中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封建时代又以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在西水坡之后，约当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的庙底沟文化晚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及陶寺遗存中礼器上，均见到龙的不同形象。庙底沟文化晚期小口平底瓶上的彩绘龙，被认为与鲵鱼有关。红山文化的龙和良渚文化及陶寺遗存的龙，分别是由猪和可能是从鳄的形象的艺术演化。可见，龙的形象或关于它的意识的起源，是多元的，而在其起源到形成的过程中，信仰龙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在对龙的信念方西，又存在不断的交往过程。对龙的信仰意识及关于它的形象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与其有关宗教信仰的发展进程。无须注意到西水坡的蚌塑龙和后世的龙的艺术形象相比，其造型已臻于相当完善这一事实本身，即使关于它的意识与艺术形象最初表现，亦表明它所表现的宗教已步入自觉意识的程度。因为对龙的崇拜，不是起源于对某一具体生物的崇拜，龙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记，本身就是宗教意识加工出来并寄以依托于它的结果。

宗教信仰的起源很早，从考古学观察，可以安排死者生活的任一方式的出现，作为已存在宗教信仰的标志。在武安磁山遗址可见到两种不同的祭仪形式③。其一是“陷祭”，可能是祭天地、祈丰年的一种宗教活动。这里的居民挖出一定形式的坑、坎，然后放入粮食，树籽、猪狗和含炊器在内的成组陶器，再经燔烧和瘗埋，完成虔诚神圣的祭仪；其一是“供奉”，是将成组的陶器和石斧及磨盘、磨棒这类生产及加工粮食的工具放在一起，通过某种仪式，以希冀扩充这些器物实用功能，表达祈求丰年的情感。至半坡文化时期，半坡发现的埋在地下的两个盛有粟米的小罐以及在第二号窖穴中见到的②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③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有盖的小陶罐，可能就是与祭祀有关活动的产物，大概是奉献“粟米之神”以求更多的收获。半坡陶盆上配置鱼纹的图案，可能具有某种魔术征验的意义，是借以表达获取更大量的生产物的宗教画。这里特意埋藏在大型一号房子居住面下的带盖粗陶罐，和南壁下白灰层中的人头骨及其旁边破碎的粗陶罐①，很可能是同奠基仪式有关的包括人牲在内的祭祀遗存。这类与宗教巫术的人祭、人殉，由于在发掘庙底沟文化遗址时能更多地见到被弃置的小孩尸体，以及人和动物共存于灰坑的现象，而给人们增强了这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印象。可见，把和M45中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位处于西龛年的头部有刀砍痕迹的少年，视为M45壮年男往的殉人，是不无道理的。

张光直教授对西水坡M45及其相关的遗存进行研究的结果①，认为龙虎鹿摆塑艺术形象的寓意，是原始道教上的龙虎鹿三0。东晋葛洪（约283—343年）《抱朴子》内十五中说：“若能乘0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0者有三法，一曰龙0，二曰虎0，三曰鹿卢0。..乘0须长斋绝荤菜断血食，一年之后乃可乘此三0耳。..龙0行最远，其它者不过千里也。”0，《说文》云：“举足小高也，从足乔声”。龙0、虎0、鹿0的作用是道士可以它们为脚力，上天入地，与鬼神来往，其中尤以龙0脚力最强。《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说：“三矫经者上则龙矫，中则虎矫，下则鹿矫。..大凡学仙之道，用龙矫者，龙能上天入地，穿山入水，不出此术，鬼神莫能测，能助奉道之士，混合杳冥通大道也。..龙矫者，奉道之士，欲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恶物不敢近，每去山川江洞州府，到处自有神祗来朝现”。据此可认为濮阳M45的墓主是个原始道士或者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0的艺术形象，是助他上天入地的三0的形象。这样，西水坡M45及其有关遗存的发现，就可把道教的渊源推到后冈一期文化时期。

由于把西水坡M45及其有关遗存，推定为与道敏三0有关的巫术性质和确定墓主人为巫师的认识，因而，一方面可以认为这墓中的青少年殉葬是侍奉巫师的宗教行为，另一方面，又何尝不能将这组遗存整体视为是巫师为了某种目的带着助手及三0入地的宗教行为呢！？是向神作出的奉献哩！

人殉、人牲是否和父系氏族制、军事民主制及阶级社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甚至把前者视为后者的标志的问题①，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还在人类创造具有剥削、压迫和阶级这类现象的社会之前，就已创造了超人类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类崇拜的神。人们为了从神那里获得佑护，便侍奉神。随着人类关于神观念的发展，出现了殉、牲一类的祭祀行为，导致神权的产生。同时，伴随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的日益复杂，先是为了祭祀等宗教活动临时推举出“巫师”，后来，祭祀等宗教行为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乃至出现了专业巫师。巫师是半人半神，是沟通人与天地诸神的桥梁。至迟，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6期。唐云明：《试论豫北、冀南仰韶文比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77年第4期。

①材料取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①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宗教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起，人们侍奉神的同时，也就要待奉巫师。既然，剥削、压迫及阶级这类社会现象，是从无剥削、无压迫及无阶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那么、维护剥削、压迫和阶级统治的最初的那些代表性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最便利又最能为人们接受的办法，就是从传统中寻找武器，并加以扩充和宣扬。在思想领域内的最好武器，是已经存在的神权，所以，诸民族的最初阶级社会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搞政教合一，就是搞王权神授这类统治把戏，便是出于这里讲的原因。

基于上述，可知侍奉神、巫师和统治者，是历史进程中依次出现的三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同时，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导致这三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结。从西水坡M45直接见到的只是侍奉巫师的现象，何况包括这位巫师在内的所有埋葬现象，还可能是出于某种宗教目的而向神作出的奉献行为哩！？同时，无论是后冈一期文化，还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未进入上述的后一历史境域，因此，难以依据M45这类搞祭祀活动时留下的遗迹，认定遗留这遗迹的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到军事民主制阶段”，更不能说“阶级已经产生”①。

在黄河下游，继后冈一期文化之后，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它的年代约与庙底沟文化前期相当。由于庙底沟文化的东迁，刘林期的分布范围，远较后冈一期文化缩小。目前，只在鲁中丘陵、徐淮平原及胶东半岛才见到这时期居民留下的遗址和墓地。同时，刘林期居民积极接受并融合了庙底沟文化的先进因素，将自己的生产力及社会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对江淮地区及长江下游和辽东半岛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林期陶器的形制和其基本组合，自具特征。陶器的颜色，基本为红色，也有少数呈灰、黑色的，质地多为夹砂及泥质两类，还有一定数量的夹蚌末、夹云母末者，器表多作素面和磨光，无绳纹，常见的纹饰有点纹、划纹、弦纹及附加堆纹，红衣、彩绘、镂孔及篮纹数量较少。基本器形为鼎（上身为罐、钵、盆及釜形）、豆及觚形器，此外尚有盆、钵、罐及少量的器盖及器座，而和其它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保持着区别（图2—41）。

图2—41早期大汶口文化陶器1.3.5.鼎；2.钵；4.豆；6.觚形器（山东兖州王因出土）。

刘林期居民普遍流行拔牙风俗。同时，在王因还见到一些人头骨的下臼齿外恻，留有石质或陶质的球，相应地齿面萎缩内收而呈马蹄形，和齿面磨损甚重的现象，显然，是死者生前将石质或陶质小球长期含于口内所致①。观察王因三六六个人骨个体（男二六五，女一○一）的结果①，拔牙的有二八一人，占所观察的个体总数76.8％。其中男性二○五人，女性七十六人，分别占男女总数的77.4％和75.2％。同时，在二八一人中，二七五人是拔除一对上侧门齿，两位女性分别拔除一上颌中门齿及一对上颌侧门齿，和一对上侧门齿及一犬齿，另外四位男性，均拔除一个上颌中门齿。拔牙的年龄，在观察的个体中，男性没见到小于14—15岁者，女性也未见到小于十六一十七岁①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濮阳出土六千年前的龙虎图案》，《中国文物报》1988年1月29日。

①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第1期。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者。如果考虑到拔牙以后的齿槽闭合要一二年的时间，并不计个体和性别之间在施术年龄的某些差异，那么一般来说拔牙时间是在14岁左右，也就是人的第一组牙齿（乳齿）被后来长出的第二组牙齿（恒齿，不包括第三臼齿）全部取代完成之时，即进入性成熟的转折时期进行的。这时，第二性征的发育已很明显，青春期开始，在生理上为迈入成年准备了条件。据此，可认为拔去一对上颌侧门齿，是对已达到成年而获得婚姻资格的人进行成丁礼的一项内容。

从存在公共墓地和至今考古发掘不多、亦少有报导的遗址来看，刘林期的居民是聚族而居的。长岛北庄的这时期遗址②，由于其居民和辽东半岛的同时期居民存在着较多的经济、文化交往，文化面貌上有着较多的自身特点。这里发掘房屋遗迹十六座，皆系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的半穴居。F16是一圆角方形的半穴居，东西长6.2、南北宽5.2米，深0.6—0.7米，门道略朝西南。坑壁经过特别加工处理，修整均较陡直，普遍挂抹了一层灰黄的细密纯净的墙皮泥，在北壁及南壁的西段及整个西壁，还增抹上一层白色的料姜石粉。门道呈斜坡式，在南壁中部。门道北侧有一可能是备雨水倒灌而设的贮水坑。居住面铺垫平坦而坚硬。室内有三个灶，门道两侧各一，另一个灶较大，位于紧靠北墙基中部冲门方向。埋柱洞共有二十五个，其中分布于房基坑周壁十七个，居住面中部两个，门道两侧四个。依据房基形状、结构和柱洞的排列，房顶当是四角攒尖式。从房基坑坑壁的最大高度推测，在墙基的上面可能还有一段以木棍、草和泥巴构成的木骨泥墙。门道处则应有一门棚（图2—42）。

刘林期居民死后，葬于公共墓地。墓地分为墓区，如刘林墓图2—42长岛北庄F16地是由五个墓区组成的①。葬俗以单人一次葬为主，也有少数合葬墓。王因的合葬墓较多，但它在墓葬总数中，也只占极少数。这里有二次葬式的合葬，也有一次葬式的合葬。前者内含尸体较多，最多的一座墓葬达二十二个个体。这类墓的死者，多数墓内均为男性成年个体，少数墓内是男女老幼兼有。后者，内含个体二、三人，墓内死者往往同为男性，或同为女性。死者在墓穴中摆放的姿式，基本是头向东，仰身直肢，极少数死者，是俯身或侧身曲肢和盘腿盘臂者。二次葬式，一般是将头向置于肢骨、体骨的上方、是象征性地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石质工具，有的墓年还有装饰品和其它用品。陶器多置于死者腹部以下部位，其它物品多见于死者生前佩戴部位。墓穴绝大多数是呈长方形的竖穴，少数为具有生上或熟土二层台者。后者的剖面为倒置的凸字形，随葬的陶器，一般放在二层台上。至今，发掘中虽未见葬具，但熟土二层台很可能是葬具周围的填土。生产工具以石、骨质地的为主。这时广泛使用磨制技术加工石器，和为了使石器牢固地捆缚在柄上而相当普遍地推广了对钻方法制造穿孔的技术。随葬的石器，不少是因使用而致残破的。如大墩子第一次发掘发现的五件石斧中，三件是仅存刃部的残品①。甚至这里随葬品最多的M44，出土的石铲也残缺刃②张光直：《濮阳三0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①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①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部。类似情况还见于刘林第二次发掘①。其报告发表的穿孔石斧标本，刃部都有残损痕迹。随葬器物多达二十五件的M185出土的穿孔斧，因长期使用及反复修磨而形成凹形刃口，至入葬时刃口仍有残损。这就表明，当时制造一件磨制石器还是很不容易的，磨制石器是人们的宝贵用品。

石器的种类以斧、锛为主。在刘林第二次发掘中，斧、锛的数量，分别占遗址出土工具总数的31.25％和41％。同地墓葬中随葬斧、铸的数量，均占随葬工具总数31％。大墩子墓葬出土的九十五件石工具②中，斧、铸分别占14.73％和49.47％。从遗址及墓葬所出石斧的总的情况来看，体薄穿孔的石斧的数量，只占较小比例。其次是石铲及石凿，例如在野店墓葬随葬的斧、锛、凿及铲的总数中，均仅占11％①，在大墩子墓随葬的石工具中，它们分别为8.4％和12.6％。刘林期的刀、镰，无论是墓葬，还是遗址，均极少见。这是否是由于使用别种收割工具，或是其它原因，目前尚说不清楚。尽管如此，上述情况表明，原始农业和以锛凿为工具的手工业，在刘林期的社会生产中，已占有根重要的地位。

属于原始手工业方面的作业，还有骨角牙器制作、制陶和编织。显然，在陶器的成型工序上，陶工已较广泛地使用了慢轮。

从使用鱼镖、枪头、网坠、弹丸和镞随葬，以及从遗址及墓葬中发现的鹿角、骨、龟甲和大量獐牙及其制品来看，在经济生活中，渔猎业还占着重要地位。

家畜的饲养，已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居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来源。

在发掘刘林遗址采集的六百五十二件兽骨中，猪牙床有一百七十一具，占26％多。此外，还有牛、羊及狗兽骨。刘林①和大墩子都有用狗殉葬，或如大墩子M213那样，以陶狗作为随葬品的现象，说明狗已是当时人们的重要伴侣。刘林M100中，发现一件用猪牙雕刻的猪头形饰物，嘴、眼、鼻俱备，维妙维肖，如果猜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食物和对猪的习性缺乏深刻了解，很难出现以猪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这件猪头形饰物，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养猪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它从一个侧面又反映了农业已占据了重要地位。

马克思认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②。前述刘林期社会生产及经济，决定它只能处于氏族制阶段。在社会劳动分工中担负主要职能的，是妇女还是男子？是区分母系氏族制还是父系氏族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刘林第一次发掘的五十二座墓葬中，只鉴定了七座墓葬中死者的性别及年龄。三座女性墓中，除随葬尚不明确用途的牙勾工具外，别无其它工具随葬。而在四座成年男性墓葬中，除M16这位五十——六十岁的老年随葬牙勾外，M1、M7、M25分别随葬了锛及砺石、斧及砺石和斧。M25还同时用枪头和狗随葬，表明死者生前还是一位猎手（图2-43）。可见，当时男子拥有基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1期。

②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年第1期。①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①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②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本生产中使用的主要的工具。

图2—43刘林M25和骨梳（1）、牙雕猪头（2）

刘林第二次发掘的一百四十五座墓葬的墓主，均经性别、年龄鉴定。这里男性成年六十六，女性成年五十一，少年二，十三岁以下儿童十四，二人合葬者三，性别不明成年人九③。在十四座儿童墓中，除M176内的十二岁左右死者随葬牙勾形器外，其它均无工具随葬。这从一侧面反映了随葬工具的情况，是和死者生前所从事的劳动有关的。在性别确定的一百一十七座成年单人墓中，五十二座随葬了工具。其中女性十七座，占女性总数的33％：男性三十五座，占其总数的53％。可见，使用工具随葬的比例男性高于女性。现将随葬工具、种类，依性别统计如下表。

工性具别斧锛凿砺石弹丸网坠小刀牙勾形器锥针纺轮总数男916152211613671女61351223332男子随葬的工具约占总数的70％，女子只占30％。在种类上，妇女用铸随葬的只有一例一件，男子则有七例十六件，且女子没有凿、弹丸、网坠随葬；男子却缺乏纺轮随葬。可见，男性拥有工具的数量多于妇女，同时，以铸凿为主要工具的手工劳动及渔猎生产领域，已主要是男子的劳动部门，而纺织这类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担当。同时，这里男子使用斧随葬的有九人，用牙勾形器随葬的十一人（同时随葬斧者不计），分别占随葬工具的男子总数的约26％和31％；妇女使用斧随葬的有六人，用牙勾形器者仅二人（同时随葬斧者未计），分别占拥有工具随葬妇女的约35％和12％。如果依有些研究者认为牙勾形器是用于农业的工具的话，那么，它说明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虽略低于男子，但依然起着值得注意的作用。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野店和大墩子。

野店被确定性别、年龄的墓葬八座，其中双人墓两座，单人墓男、女各三座。女性单人墓中，两座随葬纺轮，一座未随葬工具，在两座双人墓中的两位女性，一位随葬了骨针，另一位随葬了石斧（图2-44）。三座男性单人墓，分别随葬了石铸，或石斧及砺石，或石铸、砺石、骨凿及骨链。

大墩子也是只在男性墓中才见到镞、鱼镖一类渔猎生产工具。这里的M44和刘林M25近似，随葬品极为丰富。该墓主人用狗、鱼镖、骨管（拉箭板指）①和斧铲，形象地标示他不仅是位农民，同时还是位渔猎能手。同时，和渔猎工具发现的情况相反，绝大多数的纺轮却都出自妇女墓葬中，而且，百分之③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①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又《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1。

七十的被确定为成年女性的墓葬，都用纺轮随葬。可见，大墩子渔猎和纺织劳动分工的情况，也和刘林一致。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大墩子第二次发掘的墓葬有十座随葬了石铲，其中男性八座，女性仅两座，出土獐牙勾形器的十五座墓的主人均属男性。大墩子第一次发掘的妇女墓葬中，只有M25和M30分别随葬了斧、铸和凿。也就是只有10％的女子用斧随葬，20％的妇女死后随葬铸。这里随葬斧、锛的男性墓，分别占男性墓的20％，而且，对两次发掘大墩子墓葬统计表明，凿只见于男性墓葬。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使用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随葬者，均为男性。其中的M4和M32还同时出土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地指明死者生前是位具有特殊技能的善攻石、骨、牙料的手工业匠人。这种手工业匠人只在成年男子中出现的现象，和原始手工业基本上由男性担当的情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可见，在以农业为基本生计，家畜饲养、渔猎和手工业占着重要地位的刘林期社会中，在男子至少也和妇女一样加入了农业劳动，独占了渔猎部门，和成为手工业劳动的主要担负者的情况下，显然可以认为，男子已把社会劳动的主要职能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妇女的劳动在家族和社会中的意义，已是今非昔比，降到次要地位了。

在家族和社会劳动分工中，男子劳动的作用及意义的提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也是它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对比关系中占据的优越地位，是父系制代替母权制的经济基础。而男子控制或为其所有的财产超过妇女的私有财产，并在这种对比关系中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以及由此产主的改变母女财产继承制为父子财产继承制的要求，是导致母权制之被颠覆，而代之为父系制的直接动因②。在刘林期，这种性质的经济基础和实现这种性质变革的动因，早已存在，并且，已产生了作为父系氏族制特征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家庭。考古学见到的这方面的事实，便是成对的异性成年男女合葬墓。为方便说明，将这类合葬墓列表如下页：表列四处墓地八座合葬墓，刘林的M102、M144、大墩子M67（M86）和野店M88均为成年男女，据王因简报①关于合葬墓的分类来看，这三座异性合葬墓中的男女，亦当为成年。唯刘林K21中的男女，按现今标准，应归为少年，但原始社会中的民族，成丁礼年龄在十三——十五岁间者，并非少数。同时，从本节关于刘林期流行的拔牙风俗的年龄来看，可认为墓中两人均②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①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地点墓号墓主人性别、年龄、葬式随葬器物备注M2115岁女性，居左。13岁男性，居右。两人并列，脸对脸，仰身直肢。

陶罐2件，均放在女性下肢骨上。此外还有牙勾5，纺轮1，弹丸7和玉石饰1。

M10255岁左右女性，居左。

55—60岁男性，居右。

两人上身相靠，男住左臂压在女性右臂上，仰身直肢。

彩陶钵1，觚形杯2及鼎8等8件陶器和■牙1件。男性腹部放着2鼎及1觚形杯，剩下的随葬品都放在女性腹部。

刘林M144成年女性1，成年男性1。迁葬鼎4、觚形杯1，豆2，石斧1。

大墩子M67M86M67壮年女住，居右；M86中年男性后左。

两人并排紧靠，仰身直肢。

男性随葬獐牙勾形器1、骨栖1、龟甲1、骨鱼镖4、陶鼎3，三足高柄杯1。女性随葬獐牙勾形器1、石纺轮1、龟甲1、陶豆1、鼎2、罐2、碗1、器盖1、三足高柄杯1。

同一座墓，编墩了两个墓号。

这墓号，实可作骨架理解。

野店M88女性青年，居右；男性壮年。两人并徘紧靠，仰身直肢。

龟甲1副，置于两人盆骨之间。小鼎1、钵形鼎1及骨针1位于女性青年左小腿骨右侧。小石环1放在男性壮年下颌骨下方，陶镯6件套在男性壮年右腕骨上，另3件陶镯套在男性壮年左腕骨上。

王因异性合葬墓三座详情未报导已通过了成了礼而进入了成年行列。无论后冈一期文化，还是已被确认为母权制时代的半坡类型，都未见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因此，应将这类墓葬的出现视为历史现象的同时，还当把合葬墓中的男女视为夫妻，而且是现实的夫妻关系发展到牢固程度在葬俗上的表现形式。

已知墓中男女葬式，均仰身直肢，并排平列，男女居左居右，尚无定制，同时，女性拥有的随葬品，尤其是陶器，往往还多于男性，反映夫妻生前人格、地位及经济关系是平等的，甚至，在家内经济生活中，或许妻子较丈夫还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实现世系及财产从母系继承制转化为父系继承制，是从女性为中心的对偶婚过渡到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目的。大墩子的一座一位男性中年带着一个八——十岁小孩的合葬墓，是刘林期随着一夫一妻制婚姻确立的同时，实现了世系及财产关系的父系继承制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刘林和大墩子的合葬墓的年代，可推到野店二期（刘林M102）或略早于野店三期，野店合葬墓的年代，属野店三期，王因在野店一、二期时，不仅不见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流行在刘林、大墩子及野店未见的集体二次合葬制及多人同性合葬制。至野店三期时，王因虽见到三座成对异性合葬墓，但仍以同性合葬墓为主。可见，在实现向父系制过渡时，刘林期的诸居民点的情况显示出不平衡性。如果王因发现的那两座一位成年女性及一个未成年个体的合葬墓的年代，相当于野店三期的话，还可以认为在同一居民点的居民，一部分人实行一夫一妻制时，另一部分人还可能仍然过着母系制生活。

一般认为这些不同地点的墓地，是氏族的墓地。刘林墓地分为五个墓群，“这些一个个的墓群则很可能是血缘关系更为密切的家族葬地”②，家族葬地包含了单人葬及数量极少的夫妻合葬墓。可见，成对的夫妻包含在家族中，家族包含在氏族中。氏族墓地被划分为若干家族墓区，反映了家族经济在氏族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氏族墓地的存在，则反映家族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冲破氏族制的程度。

私有制的发展进程，决定父系氏族制的状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贫富分化的程度，是私有制进程的一面镜子。反之，从这面镜子，可看到私有制发展水平，进而了解父系氏族制所处的阶段。

刘林第二次发掘的一百四十五座墓葬，出土陶容器（包括极少量器盖）

五百二十四件，石斧、铸、凿、铲工具四十八件。平均每墓可葬陶器3.61件，石工具不足半件。这两类器物是当时的重要财富。故可把它们的总量视为刘林氏族的社会财富总和的缩影，将各墓出土的这两类器物看成死者生前占有财富的缩影。上述墓葬可分为如下四类：（一）凡随葬陶器六件以上，或虽不足六件陶器，而有两件以上石工具者，属富裕墓葬；（二）凡随葬陶器三——五件，或有一件石工具者，是中等墓葬；（三）凡无石工具而有一、二件陶器，或无陶器但有其他随葬品者，为下等墓葬；（四）无随葬品者，是“赤贫”墓葬。依此四类，列成下表。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1页。

(一)(二)(三)(四)墓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墓男19146271544526276女1314181867513147成1826591双人3311少年282儿童21615625总数40350383612210505219类数量死者（四）类墓十九座，占总教的13.1％，没有随葬品；（三）类墓五十座，占总数的34.48％，虽有随葬品，但不少墓缺乏陶器，即使有的墓出土陶器，数量也在腿葬陶器平均数之下。相反，（一）类墓四十座，占总数的约27.6％，却有三百五十件陶器和三十八件石工具，分别约相当各自总数的66.4％和75％。且其中个别墓葬的随葬陶器高达十二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十九、二十五或二十七件，罕见的彩陶也出于这类墓中。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大墩子。因为这里第一次发揭的二十大座墓葬共出上九十五件陶器，平均每墓3.5件，恰和刘林相近。按在刘林使用的方法，将这里的墓葬也分为四类，见下表。

(一)(二)(三)(四)墓数类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墓男430125161431女3226518211成241111总数7521812384652量死者（一）类墓葬，占墓葬总数的25.9％，拥有54.7绳的陶器和81.8％的石工具。在这类墓葬中，那些手工业匠人和渔猎能手的随葬品，是颇引人注目的，他们踌有锥多的陶器和石工具外，还有不用的其它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随葬。M44就有骨锥十三件及骨针八件，还有一条狗：M32用骨锥十九件、骨针四件等四十件物品随葬。与此相反，（四）、（三）两类墓葬，占墓葬总数29.6％，只占随葬陶器总数的5.2％。

可见，两地随葬品情况，反映墓主人占有的财富存在着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刘林及大墩子妇女随葬陶器的数量，或和男子相等，甚至高于男子。刘林和大墩子（一）类墓中的男子墓葬的随葬陶器，分别为7.7件和7.5件，而两地同类墓中的女性墓的随葬陶器，平均每墓分别为10.8件和7.3件。同样，刘林和大墩子（二）类男子墓葬的陶器，平均每墓分别刚达三件或3.2件，妇女则是3.7件和3.6件。显然，妇女在家族中对财产拥有较大的支配权，其家族和社会地位，并未因母权制被颠覆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而变得今昔两重天。无疑，这同渐进地、和平地实现这一变革有关，也是父系氏族制早期的特征。

在个体制家庭还包含在家族的社会中，财富不均的现象，主要是表现于家族之间。刘林T413的二十四座墓葬，随葬陶器在六件以上的十三座，三——五件的五座，且墓地中随葬陶器最多的H148（十九件）、M182（二十五件）及M145（二十七件），和墓地中仅有的随葬陶器达八件的两座儿童墓及一座也有八件陶器的10—15岁的少年墓，都在这个探方内。同时，T406、T407及T408探方的二十四座墓葬中，六件陶器的两座，三——五件的七座，一、二件的也是七座，无陶器随葬的多达八座，占了三分之一。显然，儿童和少年随葬品的多寡，当不出于自身的原因，而取决于其所属家族的经济状况。可见，T413家族比较富裕，T406—T408家族则较为贫困。这种家族间贪官分化的现象，自然是私有制存在的必然产物。

如果将这两墓地和半坡类型的元君庙及史家①比较，可见到如下情况：墓器(一)(二)(三)元·墓葬18.7547.2933.66刘·墓葬26.7535.1638.59元·陶器36.9447.6915.34刘·陶器60.5531.647.55墓类比例葬陶表中墓类（一）、（二）和（三）的含义，分别相当于刘林、大墩子表中的（一）、（二）和（三）及（四），“元”和“刘”分别代表元君庙及史家两墓地和刘林及大墩子两墓地，比例数是指同类比例数相加的平均数，如刘（一）类墓葬的比例数，是刘林、大墩子（一）类墓葬比例数相加的平均数。分析表列数字可见：1.刘林及大墩子（三）类墓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的同类墓扩大，而所占陶器的比例反而缩小，反映这部分居民生前占有财富的情况，较元君庙及史家恶化；2.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增加。前者（二）

类墓的比例，却较后者减少。若把它们的（一）、（二）类墓所占比例比较，元君庙及史家仍少于刘林及大墩子。可见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的增加，可能是前一时期（二）类墓者分化的结果；3.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所占陶器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同类墓所占陶器比例增大，反之，前者（二）类墓占有陶器比例少于后者。表明刘林期的财富向（一）类墓集中。

①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3期。另外，元君庙和史家（一）类墓随葬的陶器，墓均数分别是同地（三）

类墓的5倍和3.5倍，而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随葬陶器，则分别是同地（三）类墓的11.6倍和11.8倍。

可见，在贫富分化方面，刘林期较半坡类型扩大了，私有制也进一步发展。

现在，可将刘林期社会的一些特点，归纳如下：1.在家族和社会劳动分工中，男子已担任主要职能，或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具有专业特长的劳动能手。这些人占着较多的财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妇女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还起着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说，她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已退居第二位了。

2.家族已明显地分裂为富裕的和贫因的。私有制进一步发展了，贫富分化还未能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贫困的人数较少，多数人的经济状况，都在中等以上的水平。作为后来父权制特点的家内奴隶尚未出现。3.存在着一夫一妻婚姻。妇女在家族和社会中，基本上和男于处于相等的地位，而在家内经济生活中，或许还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或支配权。

大溪文化早期与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是以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①命名的。其年代，前期可进入半坡类型，后期约和庙底沟类型相始终。标题所说的早期的涵义，并非该文化本身分期的“早期”，是指约和黄河流域仰韶时代前期年代相当的大溪文化遗存，即基本上是自大溪文化三期①以前的遗存。同时，目前还难以大溪文化的分期标准界定大量的具体遗存的年代，尤其是还不明白该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该文化社会进程的联系，所以，这里所讲的内容，可能涉入大溪文化四期的材料。这在目前确难以避免。

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区是：西起瞿塘峡两岸，东达洪湖之滨，北自荆山南麓，南抵洞庭湖畔，处在中国东西、南北交通的腹地，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图2-45）。这文化的陶器，基本上呈红色，图2-45大溪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1.大溪；2.龚家大沟；3.朝天咀；4.中堡岛；5.杨家湾；6.清水滩：7.红花套：8.西门河；9，关庙山；10.杨木岗；11；陈家湾；12.朱家台；13.毛家山；14.蔡家台：15.桂花树；16.柳关；17.三元宫；18.丁家岗；19.划城岗；20.汤家岗；21.王家岗；22.车轱山。

盛行红衣。外表常为红色的陶器，内表却为灰黑色。同时，也有少数的陶器呈灰色、黑色、橙黄色和白色的。较早的白陶，色泽灰黄，主要成分为SiO2，另有较多的Al2O3，较晚的白陶，往往还有较多的MgO，而颜色洁白。陶器的质地分泥质和粗陶两类。粗陶除夹砂、蚌末外，另有单纯以稻壳作羼和料的。陶器的主要纹饰有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镂孔和彩绘，也有少量的线①张忠培：《大汶口文化刘林期遗存试析》，《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①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图2-46大溪文化陶、石、玉器1.彩陶罐；2.圈足盘；3.曲腹杯；4.圈足碗；5.器盖；6.罐形鼎7.器座；8.双环形石饰；9.10.玉玦；11.钵形三足器；12.彩陶瓶；13.豆；14.石斧。纹。戳印纹是大溪文化最具特征的纹饰②。它是由圆形、半圆、新月、三角、S形、X形、菱形、长方、方形、工字形及篦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图2-46）。彩陶数量不多，一般是在泥质红陶外表先涂红农再画黑彩，也有赭彩，个别的是白衣黑彩及红彩。同时，还有内彩。图案可分两类；一类是由曲线、弧形三角、曲边块状及圆点，配以直线的几何形，当是受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影响的产物，但其中常见的绞索纹及平行带中夹鸟形或横人字形（实为前者之变简）纹，颇具自身特色；另一类是由直线条带、菱形方格、银齿形、圆圈及点状线组成的几何形，此类图案，自具风格（图2—47）。器形主要是釜、鼎罐、圈足盘、圈足碗、双腹杯、筒形瓶、敛图2—47关庙山、毛家山、丁家岗出土陶器1.2.碗；3.杯；4.盘。口簋、敛口钵、器盖、器座及支座。三足器很少，流行圈足器。三足器除鼎罐外，还有三足钵。这些器类下的三足，系由矮圈足切除其余部分而成。这表明三足器的产生，是受圈足器的启发而沿袭了圈足器传统的产物。陶器均为手制，除早期遗留用贴塑法制陶外，基本上用泥条盘筑法制成陶坯，再在慢轮上加工修整成器。陶器烧成温度较低，如红花套标本为600°—700℃，大溪标本为750°—810℃，三元宫标本为880℃①。划城岗发现的由火道、火膛及烟囱组成而无窑异的陶窑①，不仅说明陶器是在陶窑内烧制的，而且，其烟囱位置及无窑箅的结构特点，和以红烧土块作垒砌陶窑的材料，还说明是这文化自身的发明。

就上述大溪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显示的文化面貌，尤其是以该文化较早阶段的丁家岗下层遗存①，和石门皂市下层遗存②进行比较，可看出西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大溪文化是从石门皂市下层遗存生长起来的。

同时，自大溪文化居民分布区溯汉水而上，进入汉水上游的陕南地区，沿丹江、浙水则与伊洛地区相连，此两地均是半坡类型及庙底沟类型居民的分布区，更有甚者，在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及河南境内的浙水沿岸，均零散地分布着二些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居民的移民点①，这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当时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①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①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②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①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这些文化居民分布的格局，为它们进行文化、经济交流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近来，在汉水上游陕南地区的半坡类型遗存中，已见到大溪文化的具有戳印几何形纹饰的白陶圈足盘残片①，前面谈到的大溪文化彩绘图案所表现出来的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影响，均表明大溪文化和半坡及庙底沟两类型之间确已存在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文化、经济交流。

当然，大溪文化居民区还可同四川、江西腹地、广东和位于淮河流域的河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甚至通过中间媒介而同长江下游的同时代居民，进行了经济文化的交往。有的学者通过时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及良渚等文化的玉器种类、形制、用途的比较研究②，认为大溪文化的玦、璜这类玉饰品，是长江下游文化传播的产物，同时并非依样画葫芦，体现出了大溪文化居民的创造性加工。但是，从大溪文化基本内涵来看，沿着汉水，尤其是由浙水沟通同伊洛地区的联系，当是大溪文化居民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当黄河中上游步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它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才达到相当频繁的阶段。同时，住居在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居民能直接吸收庙底沟类型的信息，而使他们和洞庭湖畔的同胞的文化面貌，呈现着显著区别。考古学为了标示这种差别，分别称之为关庙山类型和汤家岗类型③。

大溪文化居民聚族而居。他们留下的居住遗址，往往见于靠近水源的高地下。房屋的基本特点是：大多为地面上的建筑，形式分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只有圆形的一种。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及立柱洞，立柱后，用烧土碎块掺和粘上填实墙基糟，形成上筑墙根。再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为支撑屋顶，室内一般也挖洞立柱。屋内地面下用红烧土块铺垫，表面敷涂细泥并经火烤，有的屋内围筑灶坑。有些房屋设具有护棚的门道，还有的房屋备有撑檐立拄或专门的檐廊。关庙山F22是一座地面起建的长、宽近6米，房顶为四面坡的方形建筑④，门开于西墙正中，设有略高于居住面的门坎。该房屋的居住面、墙基及墙和室内设置立柱的材料、结构及构造程序，均同于上述大溪文化房屋建筑的一般情况。F22的灶坑，设在房屋正中，方形，四周有埂，内有一条南北向隔梁，将灶坑一分为二，埂、隔梁及灶坑面均抹泥敷平。灶坑东南角筑一高于灶坑埂的红烧上台，顶部呈锅底状，抹一层泥，可放置圆底釜一类的陶器。

F22自灶坑东北角至北墙中部偏东，在室内垫层上起筑一堵隔墙，将房屋北半部分为东西两间。屋墙外四面均用红烧土块铺成散水，厚5—15厘米，低于室内地面12—15厘米。居住面上有陶器五件，其中一件筒形罐内还存着小石锛、骨笄、扁锥形骨器、小虎角及野猪牙各一件。散水上放着三件陶器和二件石斧。据此可看出当时居民简单的生产、生活情景。

稳定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经济，是这种定居生活的必要前题。以稻壳碎末作为陶器的羼和料，红花套、关庙山、毛家山及三元宫等地建筑遗迹的红烧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②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③湖南省博物谊：《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1。④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土块中，普遍羼和稻壳和稻草末。红花套烧土块中的稻壳标本，经鉴定为粳稻。这些情况，显示大溪文化居民以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大溪遗址的堆积中，普遍夹有鱼骨渣，还见牛下颌骨、鹿角及牙和麂子角，不少墓葬使用鱼和龟及野猪牙及兽骨制品乃至狗随葬，例如M78、M93、M153及M138等均随葬了鱼。M138⑤内葬一40—50岁男性，随葬鱼六条，分别置于头下及左肩下各一，左手处和右脚下分别为二条、三条。在三元宫H8内，发现了牛、羊、猪及鱼骨①。可见，当时渔猎及饲养业也居一定地位。各地均未见到网坠，只见到石矛、骨矛及石镞，可能当时江河中鱼相当丰富，以致无须制网捕鱼。同时，纺轮及骨针的发现，证明还存在纺织及缝纫这类家庭副业。

制石及制陶是大溪文化居民的两大手工生产部门。制陶已如前述。在大溪文化遗址及墓葬中，只发现斧，铲、锄、锛、凿、刀、杵及砺石这几种石质制品。数量以斧最多，其次为锛，再次为凿，其余石制品的数量均很少。例如三元宫遗址中期出土斧、铸的数量，分别占石工具总数的66％和23.7％②；大溪第三次发掘的墓葬中随葬的斧、锛、凿的数量，分别占石工具总数的56.7％、30.6％和0.82％。石斧多为弧顶或平顶，器身平面呈梯形，中段较顶部粗厚。穿孔石斧和石铲，数量较少，出现的时间较晚。石铸器身平面一般呈梯形，少数亦有呈长方形者。石凿则基本上呈长方形。石器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多数则是经磨制加工而成的，但通体精磨而棱角分明的器形很少。

大溪第三次发掘的被定为早期而查明了性别的四十八座成年墓葬③中，女性二十七座，男性二十一座。凡随葬石质的斧、锛、凿及纺轮这类工具中的一种者，女性墓七座，右其总数约26％，男性墓八座，占其总数的约38％，可见用石质工具随葬的情况，成年男性相对地多于女性，反映男性在使用这类工具生产中的地位，高于女性。在这些墓中，用石纺轮随葬的，只有M79这位成年女性一例，或许说明纺织这类劳动是女性的专业。同时，男女均使用斧、锛、凿这类石工具随葬，也表明男女在用这类工具的劳动中，尚未存在明显的分工。不过，同时以斧、锛及凿随葬者，女性仅M167一例，占随葬石工具的女性成年墓总数的14.3％，男性有M166、M175、M187及M208四座，占随葬石工具的男性墓总数的50％，可见，不仅表明男性具有使用这几种工具能力的人数多于女性，也说明在这类劳动中男性较女性居于更重要的地位。

大溪文化居民死后，除在关庙山、红花套见到小孩实行瓮棺葬而可能是成人和小孩分别埋葬外，其它各地的成人和小孩均共葬于公共墓地中。

关庙山的瓮棺葬①，发现于遗址中。这里的葬坑分圆形竖穴和浅盆形横穴两种，瓮棺的放置形式，亦有竖置和横置。葬具均为夹砂（炭）或泥质红（灰）陶的鼓腹圜底罐，有的瓮棺口上倒置一件碗或盘作盖。此外，均无随葬品。公共墓地当有一定的排列规律。除在大溪见到一座母子合葬墓（M121）

⑤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湖北郧县秘均县考古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四集。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杨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渊源探索》，《南方民族考古》1。

③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外，其他均为竖穴单人葬，至今没有发现葬具。人架绝大多数头南足北，除较多的仰身直肢和极少的俯身直肢葬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屈肢葬。后者特点显明，形式多样，分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以仰身屈肢最为普遍，有的两腿并靠，弯向左边或右边，双手往往交叉置于腹部，有的呈蹲踞式，下肢向上蜷曲，膝盖弯及胸前，双手在臀部旁或抱住臀部，有的为危坐式，双脚交叉压于臀部，双手伸直或放腹部（图2—48）。大图2—48大溪文化屈肢葬式（四川巫山大溪出土）部分墓内都随葬了器物：陶器、工具和装饰品，有的墓内还随葬了鱼、龟和狗。随葬器物多置于臀部以上部位。陶器放在人架上部或头两侧；生产工具中的石器，常置于胸部或枕在头骨之下；玉、石、骨、蚌和象牙质的玦、环、珠、璜、镯及壁这类装饰品，一般见于死者生前佩戴的地方。这些葬俗的特点，显示大溪文化和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同时期居民，在习俗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半坡类型年代范围内而住居于太湖平原及杭州湾地区的居民留下的遗存，具有鲜明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因浙江嘉兴马家浜的发掘①得以认识的，故名之为马家浜文化。

这文化的葬俗自具特点，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死后都埋在公共墓地中，盛行单人葬，至今发掘的二百二十余座墓葬中，只有六座同性合葬墓，墓中均葬二人，女性或男性各为三座②。墓中的尸体基本上是按俯身的姿式摆放，马家浜确认葬式的十七位死者，俯身葬式的占64.7％，其余均为仰身葬；常州圩墩的92％的死者，均为俯身葬③（图2—49）。死者的下肢基本上为直肢的形式。其头向绝大多数向北，吴县草鞋山能判明头向的九十四座墓葬中的死者④，八十六座向北，占91.5％，剩下的八座墓，或向西，或向东，也有向南的。至今，见于报导的只有马家浜墓地中的两位死者骨架旁，看到由木板构成的长方形葬图2—49圩墩马家浜文化墓地（部分）

具的遗迹，其它均无。同时，相当数量的死者都没有随葬品，那些带有随葬品的死者，其随葬品的数量亦很少。圩墩六十二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有三十二座，随葬一至三件器物的二十五座，四至七件的仅五座①。草鞋山的一○六座墓葬中，二十五座墓没有随葬品，七十八座墓只有一至三件随葬品，有四件随葬品的墓葬仅两座。M38较为特殊，随葬了九件器物。该墓的主人是一位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女性，随葬豆、盆各一件、骨柶三件、石斧一件、“L”形鹿角器二件和玉饰一件。圩墩随葬品最多的两座墓葬，M14是位老年男性，有五件陶器及一件石纺轮，M16是一中年女性，随葬陶器四件，陶纺轮和骨锥、镞各一件。这或许反映妇女和男性老人在亲属中拥有较多的财产支配权，地位亦较高。

随葬品都是死者生前使用的器物，即陶器、工具及装饰品，凡随葬一件①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②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③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④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4期。

陶器者，大多数为豆，其次为钵，随葬二件以上者，再配以釜，或罐，或鼎，或壶，生产工具多为斧及纺轮，也有锛、凿，个别为锄者。装饰品中最多的是玉玦，其次为玉璜，也有玉环或玉镯。随葬器物的位置，陶器或放在头骨上方，或置于脚下，或陈列于骨架的一侧，也有压在尸体下面或置于骨体之上者，生产工具多放在死者的腰部，装饰品则见于死者生前配戴的部位，如玉玦均发现于耳部。

在马家浜、邱城、梅堰、圩墩及草鞋山等地，都发现了居住建筑残迹，使人们认识当时的房屋多为方形，少数为圆形，均是地面起建的木构建筑。吴江梅堰发现的以蛤蜊壳为地面的建筑遗迹①，厚7—33厘米，它适于防潮，这种地面上有的还见草木灰和排列整齐、纵横交织的芦苇层，草鞋山F3是一处直径2.3—2.7米的约近圆形的地基，周围环绕排列十个柱洞，有的柱洞中残留着木拄。这里还发现一些零散的木柱，有的下面垫着一至二块木板作柱础，有的木柱周围发现印有芦苇痕迹的烧土块、草绳、用草绳捆扎的草束、芦席、篾席等当时建房用材。吴兴邱城的一处建筑呈长方形②，两边排列相距3.5米的若干方形柱洞，室内地面是用小碎石、陶片、沙粒、蛤蜊壳、螺蛳壳和粘土羼和筑成的，上面再铺上一层泥沙，拍紧后再以火煅烧，硬度很高，厚10—18厘米。这里的柱洞底部也垫一、二块厚木板。室外四周还有排水沟的设施。马家浜发现的一座建筑，也是呈长方形。其南北长7米，东西宽2.75—3米，东、西两侧各有六个柱洞，南边中部有一柱洞，东侧自北往南数四、五柱洞之间的间距较大，当为房门处。柱洞内填粘土，两个柱洞尚存残木柱，四个柱洞中有作为柱础朽木板痕迹。房屋的地面为一层厚约8厘米的黄绿色硬土。在房屋的北部，发现了延伸到室外的大片红烧土，全为不规则的大块，面较平整，上留有树枝或芦苇烧毁后的痕迹。在这片红烧土块的南端，上面还压着大量草灰。这当是房屋烧毁时倒塌的屋墙和房顶的残留。发掘时，在这房屋范围内采集了陶片、骨镞及骨凿等。

马家浜文化的陶器颇具特色，多作红色，也有为数不多的灰色及黑色陶，质地分泥质及夹砂的两类，夹砂陶羼和料是砂粒和蚌末，一般质地较租。器壁外红里黑或表红胎黑，是泥质红陶的特点。陶器均为手制，部分经过慢轮修整，烧成温度为800°—870℃。器表以素面为主，盛行在陶器上涂抹红衣，不仅常以此作为泥质红陶的装饰，同时，亦见于一些夹砂红陶乃至泥质黑陶中一些器皿。纹饰较简单，有弦纹、刻点纹、按压窝纹、小镂孔及附加堆纹和彩绘。彩绘陶虽少，却颇具特点，有红彩及黑彩两种，基本上是由直线条纹组成的几何形纹饰，如由网格三角形及长方形或由拱桥纹组成的图案。器形种类不多，主要器形是宽檐深腹圜底釜、扁锥足或圆锥形足的釜形鼎、喇叭形座的豆、敞口盆、钵、双耳罐和平底或带三、四个足的盉及壶，以及特征鲜明的长方形烧火袈（可能是用于烧烤食物的炉箅）。这里的陶器有的往往安上鸡冠耳或尤具特色的牛鼻式耳（图2—50）。

马家浜文化层位上晚于河姆渡文化。从陶器形态分析，可认为它直接起源于以罗家角早期为代表的遗存。后者基本上同于河姆渡遗址的早期，而同时保持着一些地域性差异，两者当属同一文化的不同的地方性变体。同时，马家浜文化的后继者，是崧泽文化。这种文化和苏北的青莲岗为代表的遗存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2期。②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

有着较多的联系，也如前述，通过中间媒介而和大溪文化交往，罗家角较晚地层中出上的白陶豆③，可能是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

马家滨文化用石、玉及骨、角、陶等材料制作工具、用具及装饰品。骨角器有“L”形鹿角器、凿、镞、矛、鱼镖、锥及针等：陶器有纺轮、网坠及杵：石、玉器育斧、锛、锄、砺石及玦、璜、环、镯，以及木材制成的木铲及泥抹子等。已广泛采用磨制技术制作石、玉及骨角器，石斧中有不少是穿孔石斧，较晚阶段出现了有段石锛。居民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渔猎采集业相当发达。据草鞋山及崧泽出土的稻谷及炭化米的鉴定，知当时种植的稻谷有籼稻和粳稻两种。马家浜出士的兽骨，约超过陶片十余倍，在T1及T2的50平方米年，约有兽骨一千公斤左右，经鉴定知为水牛、鹿、野猪、狐狸、麝、水龟及蚌等，其中以水牛及鹿为最多。草鞋山出土的动物遗骨中，最多的是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牙麞及水牛、也有狗，水生动物则有草龟、鳖、河蚌、鲤鱼及鲫鱼。梅堰出土的兽骨经鉴定得知是以牛骨及鹿角占多数，其中很多骨、角见到经砸、击、锯削留下的痕迹，圩墩发现的螺蛳壳多被敲去尾部，当为食用的残留。一些遗址中还见到梅核、圆角菱及桃核。这些情况，显示渔猎及采集仍是当时居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来源。

水牛、猪及狗是当时饲养的家畜。

草鞋山发现的三块纺织物残片，经鉴定认为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织物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织物的密度是，经密每厘米约十根，纬密每厘米罗纹部约二十六至二十八根，地部十三至十四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它不同于此时在黄河流域陶器底部印痕所反映的平纹粗麻布，是相当进步的织造工艺的产物。

圩墩发掘的六十二座墓葬④中，被确定性别的成年人墓四十四座，其中男性二十四，女性二十座。具有随葬器物的墓葬，男性八座，占整个男性墓的33.33％，女性墓十二座，占女性墓总数的60％，可见，女性拥有随葬品的比例高于男性。同时，女性墓中随葬工具的计十座，其中九座随葬的是纺轮，一座随葬穿孔石斧，在随葬纺轮的一座墓葬（M16）中，同时还随葬了骨镞；男性墓随葬工具四座，两座是“L”形鹿角器，一座是石锛及骨镞，另一座墓主人是老年，随葬了石纺轮。圩墩1972年发掘①所见到的情形是，玉玦、玉璜及纺轮是女性的随葬品（1973年发掘的M40，随葬玉块两块，鉴定亦为女性），“L”形鹿角器则是男性的随葬品。可见纺织是妇女的劳动领域，使用“L”形鹿角器的劳动，则只是男子从事的职业，除此之外，在其它劳动领域中男女性别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同时，女性拥有随葬品的墓葬比例居高的情况，可能是妇女地位较高的反映，或许马家浜文化居民的社会，还处于母系氏族制阶段。

③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年第3期。④同②。

①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

第三章　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概观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我国的远古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铜石并用时代。

我国的铜器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目前还不能遵为定论。虽然古文献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和“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的传说，但黄帝、蚩尤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有采铜、作冶、作铜兵的事，都是很难确证的，他们所处的真实年代更是难以论定。我们从这些只鳞片爪的传说记载中，只能知道古人认为铜器的发明较早而已。不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们现在已可大致认定，至少在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

铜和许多金属一样具有美丽的光泽，又富有延展性，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器具。铜器用坏了还可以回炉重新锻打或铸造，以做成新的器具。这些都是传统的石器所不可比拟的。但铜的原料比较少，有天然产状的铜更少；当时对铜矿的认识还十分困难，认识和发现了也不易开采。加以炼铜时所需温度较高，纯铜熔点为1084℃，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在铜器发明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很小的器具如小刀、锥、凿、钻、指环动手镯等，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都还没有占居重要地位。从成份来看，大多数属红铜，即比较纯的铜，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天然铜块制造出来的；有些则含杂质甚多，包括锡、铅、锌、铁及某些非金属物质，故有些表现为青铜甚至黄铜的性状。但那多半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制造的合金，而是矿石本身不纯所致。这情况大约一直继续到夏代以前，即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的时期。①从那以后，人们已经学会制造青铜器，从而进入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

在铜石并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已臻完善，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同一人们集团内部的分化都明显加深，而家庭的结合则日见稳固。从前分散的部落逐渐结成联盟，中心聚落和城堡相继出现，掠夺性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

就整体而言，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

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的痕迹。石器则已普遍通体磨光，并已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这种相当先进的石器加工方法，有些地方出现了专门制作石器的手工业作坊。农具中的石铲向扁薄发展，形式变得多样化，有梯形铲、舌形铲和双肩铲等。陶器的颜①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色和质地趋于多样化，除红陶外，还有黑陶、灰陶、青灰陶和白陶。陶器种类增多，普遍出现高领瓮和带咀罐。同时出现了各种地方性产品，如大汶口文化的鬹、背水壶和觚形杯，大溪文化的双腹杯和直筒形瓶，仰韶文化的喇叭口尖底瓶等。这一阶段最流行的陶器纹饰是篮纹和附加堆纹。彩陶由盛而衰乃至消灭，同时出现某些彩绘陶，即在陶器烧成后再绘上花纹，容易脱落，通常是在黑陶上绘朱红色或红黄两色花纹。

各地都出现一些大型的村落遗址，其面积从数十万到一百多万平方米不等。有的遗址有两三百座房屋，有的墓地有上千座墓葬；有的村落遗址中的房屋规模和质量明显高于周围的遗址，有的地方的墓葬特别大，随葬品不但特别多，而且做工极精、远高于周围其它墓地。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已出现某种中心部落，即部落联盟的经常性驻地。

埋葬习俗的变化十分明显。除个别的例外，前一时期流行的多人合葬与同性合葬已经基本绝迹，大量流行单人葬，同时新出现一些一对成年男女的埋葬。这种埋葬一般是男左女右，似已形成某种制度。推测这些都是一种夫妻合葬，是家庭经济巩固的一种表现。

这时在某些墓地中，大中小墓葬的分化十分明显，大墓可以有一、二百件随葬品，其中有玉器、象牙雕刻，鼍鼓及各色精美陶器，有时还随葬十几乃至几十个猪头或猪下颚骨，而小墓随葬仅一二件质地粗劣的产品。这说明部落内部的分化也已十分明显。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只是某些中心部落的墓地才是这样，多数墓地则只存在小型墓和个别中型墓葬。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约从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正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诸文化活跃的时期。这时期民族文化区已经萌芽，一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可以同古史传说中的族系相照应。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和苏北一带，当是东夷的史前文化；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分布着“中原龙山文化”，它本身又包含着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湾三期文化、陶寺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应是诸夏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在屈家岭文化之后是石家河文化，应当是苗蛮各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下游至杭州湾一带是良渚文化，它可能是古越人史前文化的一支。

这一阶段在黄河长江流域已普遍发现铜器，种类包括手工工具、装饰品、个别生活用品和乐器。陶器往往采用轮制，尤以东方沿海一带为甚。由于烧制技术的改变，这时已很少见到红陶，一般是黑陶和灰陶。彩陶完全消失，个别地方有彩绘陶。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除绳纹和篮纹外还流行方格纹，东方沿海则多素面或弦纹。

这一阶段在中心部落的基础上出现了城墙设施，这些古城可能是当时的军事、政治中心。房屋建筑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许多地方都使用夯筑或土坯砌墙，黄河中游往往使用白灰抹墙和地面。

这一阶段的某些墓地大中小墓葬分化明显，个别出现了殉葬。到处都有许多乱葬坑，有的地方还发现有做头盖杯和剥头皮的风俗，用卜骨占卜之风十分盛行，而占卜的主要内容可能是战争。凡此都说明这时已进入军事民主时期，人们站在城楼上已经可以望见东方文明的曙光了。

第二节　铜石并用时代

早期仰韶、王湾和大河村仰韶村的遗址发现以后，人们一直怀疑其文化遗存是否单纯，是否还可以划分为若干文化期。1959至1960年发掘了河南洛阳王湾遗址，发现了十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特征同仰韶村者基本相同。而王湾有非常清楚的地层关系，依据它可将其全部遗存划分为三大期，其中王湾一期为仰韶文化前期，王湾二期即为仰韶文化后期，而二期本身又可分为前后两段或细分为四段①。1972至1975年发掘的郑州大河村遗址，也是一处包含很多文化期的十分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它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大体相当于王湾二期的前段（图3—1），第五期则相当于王湾二期的后段或稍晚。①为了搞清楚仰韶村遗址的分期，1980至1981年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获得了十分清晰的地层关系，可据以将该遗址初步划分为四期。它的第二期相当于王湾图3—1仰韶文化后期的器物（郑州大河村F20出土）

1—6.陶鼎；7—9、13—15、陶罐；10.11.29.陶壶；12.骨笄；16.17.陶杯；18.19.石球；20.陶箅；21.陶碗；22.28.陶豆；23.陶盆；24.26.陶器盖；27.残陶器；25.彩陶钵；28.彩陶罐。

二期前段，第三期则相当于王湾二期的后段。①仰韶村、王湾和大河村的仰韶后期遗存，在河南中西部的伊洛——郑州地区是有代表性的。其前段过去曾称之为豫西仰韶文化，后来又被称为秦王寨类型或大河村类型；其后段则是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的一种地方性遗存。

这些遗存的共同特征是：磨制石器发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梯形铲、有肩铲和穿孔扁斧；红陶逐渐减少而黑陶灰陶逐渐增加，彩陶逐渐减少而篮纹、附加堆纹陶逐渐增加，代表性陶器是凿形足鼎、折腹盆、小口高领瓮、带咀罐和镂孔豆等。流行分间式房屋；墓葬多单人葬，很少见随葬品。婴儿葬具非专用品而多实用器，且形式多样而不固定，常用鼎、豆、彩罐、盆、瓮等扣合而成。这些都同仰韶前期有很大的不同。

仰韶后期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地方差异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也分布着丰富的仰韶后期遗存。它们同伊洛——郑州地区的仰韶遗存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都有喇叭口尖底瓶、带咀罐、直筒形罐、篮纹发达等；它们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如彩陶减少而篮纹和附加堆纹增加，红陶减少而灰陶增加等：它们的发展阶段也基本上是同步的，都可划分为两个较小的阶段：前段在陕西是半坡晚期类型，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是西王村类型，在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是大司空类型，它们同王湾二期①《江苏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

①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①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的前段或秦王寨类型是基本同时的（图3—2）；后段在陕西是泉护二期，在晋南豫西是庙底沟二期，在冀南豫北是台口类型，它们同王湾二期的后段是基本同时的。

但是，各地仰韶遗存又有很明显的差异。从陶质陶色来看，河南、河北细泥陶较多，黑陶和灰陶较多；而陕西、山西细泥陶图3—2仰韶后期地方类型的分布1.半坡晚朗类型；2.西王村类型；3.秦王寨类型；4.大司空类型；5.海生不浪类型。

少，灰褐陶较多；从陶器纹饰来看，河南、河北彩陶较多，素面陶较多，同时有一定数量的篮纹陶；即山西、陕西彩陶极少，素面陶也较少，篮纹和附加堆纹甚多，并有一定数量的绳纹。就是豫北、冀南同伊洛——郑州地区，彩陶花纹也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多豆荚纹、细腰纹、双钩纹和竹叶纹，后者多带状网格纹、∽纹、X纹等。器形的差别就更大些。陕南关中地区器形比较简单，仅宽平沿盆和绳纹罐较富特征。晋南豫西多直筒罐、斝；伊洛——郑州地区多鼎、豆已如前述，而冀南豫北则基本上无鼎、豆和尖底瓶，那里较富特征的器物是敛口彩陶钵和折腹彩陶盆等。

应当指出，上述地区在仰韶前期的文化面貌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其差别不如后期明显，且发展趋势不同：前期是差别越品来越小而统一性越来越大，后期是差别越来越大。这种内部分化趋势的加强，以及仰韶文化基本特征的逐渐消失，最终导致了仰韶文化的消亡。

仰韶后期相邻诸文化的蓬勃发展仰韶前期对相邻原始文化的影响是逐渐加强的。到了仰韶后期，相邻诸原始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它们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则不断增加。这一变化在山东和苏北的大汶口文化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大汶口文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从刘林等墓地所代表的时期算起，有的主张从大汶口早期墓葬所代表的时期开始，还有主张从所谓景芝期或大汶口晚期墓开始的。不论怎样划分，公元前3500年前后（大汶口早期墓开始的年代）应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②，而这也正是仰韶文化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线。

正是在这个分界线以后，大汶口文化的若干主要特征才逐渐形成。例如陶器中的鬶、背水壶、盉、高柄杯、筒形杯、高领瓮、大口尊等，都是在这条分界线以后逐渐出现的，鼎和豆虽然出现得很早（也延续得很晚），从这以后在形制上也有显著的变化。

这时陶器的质地和颜色也变得多样化起来。除一般的泥质陶和夹砂陶外，还有细泥陶（原料经过精细的加工淘洗）和白陶（用高岭土做原料）。红陶逐渐减少，黑陶和灰陶逐渐增加，还有一种青灰色的细泥陶也是前所未见的。

这时陶器的纹饰中出现篮纹和大量镂孔。某些红陶施深红色陶衣。彩陶②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年第2期。逐渐减少，彩纹多单色（黑色或红色），也有用黑、红、白几种颜色饰于同一器物上的。在彩陶花纹中使用白色线条乃是大汶口文化的一个特点。彩纹母题多网格纹（带状、菱形、三角形等）、波浪纹、折波纹、旋涡纹等（图3—3）。

这时石器开始采用切割法和管钻法，一般通体磨光形体也非常规整。有些穿孔玉斧的加工更是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这时期的墓葬发现甚多，一般实行单人葬，以前较流行的多人合葬和同性合葬这时已基本消失，仅鲁东见有个别的例子。在若干墓地中都发现过一些夫妻合葬墓，男左女右，似已形成某种制度。而某些墓地中大墓和小墓的区别已非常明显，反映了氏族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

可以看出，上述特征不但同前一阶段有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就是同仰韶后期的文化特征也是十分不同的。它的某些工艺水平如石器和玉器的制作、白陶的制造等，都比同时期的仰韶文化为高。由此可见到了仰韶文化后期，它的东方邻居不但已经赶上，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它自己的发展水平。不过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在自我封闭的情况下实现的，它同仰韶文化及其它相邻原始文化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不难看出，大汶口文化的鼎、豆的形制显然影响到仰韶文化的同类器物，它所特有的背水壶也不只一次地在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的遗存中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省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往往发现有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的墓葬。说明大汶口文化对于仰韶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实的。

同一时期仰韶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在程度上虽然要小一些，也还是相当明显的。例如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篮纹和彩陶上的带状网格纹，就都是在这个时候传入大汶口文化的。

两个文化的密切联系，还可从二者发展的同步性体现出来。仰韶文化后期可分两个阶段，大汶旧文化也有相应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二看几乎同时出现小口高领瓮，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仰韶文化出现带咀罐，而大汶口文化则出现盉，尽管器形不同，在带咀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到第二阶段又几乎同时出现袋足器，不过仰韶文化是斝而大汶口文化是袋足鬶。至于在陶质、陶色和纹饰的变化趋势方面，在若干器物形制的细节方面，这种同步性几乎到处可见。只是这种发展并没有淹没两个文化自身的特色，毋宁说由于两个文化内容的日益丰富，它们的特色倒是比以前更加鲜明了。

类似的情况在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中也能看得出来。那里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第一阶段的是大溪文化晚期，相当于第二阶段的则是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分布干湖北大部、四川东部和湖南北部。其晚期石器多通体磨光，并广泛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典型器形有穿孔扁斧、圭形凿和有肩锛等。陶器多红色和黑色，也有少量灰色和米黄色的。纹饰有瓦纹、戳印纹和镂孔。一部分红陶施深红色陶衣，彩纹多用黑色画成波浪纹、旋涡纹、兰草纹、棂格纹等，米黄色陶上则画横带、方格和菱格纹等。有些黑陶上有朱绘，亦多几何图形，唯常因易于脱落而难于复原全形。大溪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圈足盘、圈足簋、筒形瓶、双腹杯、小口壶等。其它有鼎、罐、盆、甑、碗等。

大溪文化的居民种植水稻，许多房屋的垫基土和墙皮中都掺和了大量的稻草和稻壳。住房多平地起建，有的甚至筑成较周围稍高的台子。除单间外，也出现了双间的。房屋夹壁常用竹篾编成，有的柱子也用竹子来做。

大溪文化的墓葬一般为单人长方土坑，葬式特别，有仰身屈肢（蹲踞式、跪式）和侧身屈肢等多种，而仰身直肢反较少见。

屈家岭文化主要是继承了大溪文化，同时吸取了一部分仰韶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它的生产工具、经济乃至房屋建筑的技术都和大溪文化晚期相差不多，只是分间式房屋大为增加。一般是每所房子分为两间或三间，个别也有分为五、六间的。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灰色，红陶和黑陶均甚少，也有部分米黄陶。有少量瓦纹、篦刷纹、篮纹和镂孔。彩陶减少，主要是米黄色蛋壳彩陶，其花纹除方格子和菱形格子外，多用有浓淡的墨汁在器内外晕染，犹如云彩。器形多扁足鼎、豆、杯、碗、圈足碗、高柄杯、罐、乳钵和臼等（图3—4）。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同仰韶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溪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双腹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蛋壳彩陶杯和粗陶高柄杯，都曾在仰韶文化后期遗存中发现过。仰韶文化后期秦王寨类型中分间房屋的出现可能也是受到了大溪文化晚期分间房屋的影响。大溪文化中的某些彩陶和屈家岭文化中的篮纹陶等，则应是受仰韶文化影响的产物。至于小口高领瓮的出现，以及折盘豆等的形制特点，则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所共同有的，并且具有相同的发展阶段。

图3—4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京山屈家岭出土）

1.罐；2.鼎；3.杯；4.甑；5.器盖；6.8.彩陶碗；7.壶；9.10.彩陶纺轮；11.豆。

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序列和阶段性虽然是比较清楚的，但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的遗存发现较少，似乎也不完全是同步的，同仰韶文化的关系也没有大汶口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那样密切和直接。

近年来，在安徽的江淮平原发现了薛家岗文化，它是因其典型遗址潜山薛家岗而得名的。该遗址的新石器文化可分四期，第一期文化遗物甚少，年代大体与马家浜文化相当；第四期遗存更少，年代应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都不在本节讨论的范围。第二、三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也应是薛家岗文化的主要内容。

从某些迹象来看，第二期文化可能同刘林期相当，第三期文化可能同花厅期相当。第三期的碳14年代3220±125BC（T16(4)草木灰，经树轮校正）也同花厅期差不多。但这两期的分界似不如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那样清楚。

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在石器方面是加工精细，已用管钻，通体磨光，以穿孔扁斧、多孔石刀和长条形有段石铸为大宗。穿孔扁斧中有的用红色绘花果形纹，恐非单纯的工具或武器，而是一种带仪仗性质的钺。多孔石刀依长短不同穿一、三、五、七、九、十一或十三孔，均为单数，最长达51.6厘米，有的也用红色绘花果形纹，本当是一种砍刀或铡刀而作为仪仗性器物。玉器也较发达，有斧、环、璜、管、琮等，有的上面还留有旋切痕迹。

陶器以鼎、豆、壶为大宗，次为盆、碗、杯、鬶、甑等。鼎多釜形，凿形足，足根略起肩，与花厅期鼎足相近。另一种盆形鼎，宽扁足，足上有美丽的刻画纹，是本文化的一个特点。鬶身如壶，无流，条状把手，形状与第二期文化的鬶接近而有别于花厅期的圜把鬶。甑是套在鼎上用的，一般无底（箅），当是用竹篾或荆条编成的活动箅子来用的。这些陶器以黑灰色为主，多数为素面，不尚纹彩，只有少数刻划纹、戳印纹、弦纹和镂孔等，未见彩陶和彩绘陶（图3—5）。

在太湖、杭州湾地区，相当于花厅期或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的是松泽文化和越城期（或称张陵山类型），而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则是良诸文化早期。在这个地区较早的遗存，从河姆渡文化到马家浜文化，近年都有许多发现，文化面貌比较清楚，从越城期起则资料甚少，要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同相邻文化的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田野考古发现。

总之，在仰韶文化后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文化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仰韶文化，并给予仰韶文化以较大的影响。这些文化之间一方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且发展阶段也大致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又各具特色，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这可以说是本阶段文化发展的一个总特点。

石器制作技术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我国新石器时代一般是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只是打制石器越来越少，磨制石器越来越多，并且从局部磨光发展到通体磨光。一般很少穿孔，穿孔方法也很原始（刮、挖、琢、燧石钻等）。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打制石器已很少见，绝大多数是通体磨光，棱角方正。广泛采用切割法加工。穿孔器增加，且往往是管钻的。由此可见，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最重要特征的磨制石器，在当时仅仅是初步的发展，到铜石并用时代才进入比较完善和成熟的阶段。

这种变化如此明显，可以很容易找出许多例子来加以说明。河南陕县庙底沟一期应属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其约二千六百件石器中，打制的几乎占87％，磨制的仅13％稍多一点，穿孔仅占3.6％；到庙底沟二期共82件石器中，打制仅占13％稍多一点，磨制的迅速上升到86％以上，穿孔的亦占30％以上。郑州大河村三至五期石器146件，几乎全为磨制，只是其中部分是局部磨光，穿孔亦占20％以上，且第四期就有管钻的扁斧。

但各地石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在这里要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在铜石并用时代，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一广大地区，正是仰韶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是最低的，无论大汶口文化，大溪——屈家岭文化，还是薛家岗三期文化等，其石器制作都已相当成熟，都比仰韶文化后期为高。大汶口墓地随葬的一七五件工具和二○六件装饰品全部都是磨制的，而且除砺石等外都是通体磨光的，有些甚至进行了抛光，略可鉴人。工具中穿孔者约占半数，装饰品几乎每件都穿孔，且大多数穿孔是用管钻的。玉器加工是石器加工的一个发展。大汶口有些玉器加工甚为精致，尤其是10号墓随葬的一件墨玉穿孔扁斧，长19厘米，轮廓方正，厚薄均匀，管钻穿孔，看起来就象是机械加工成的一样，洵为精品①。

薛家岗三期文化一四二件石器全部都是磨制的，少数也进行了抛光，穿孔一百件，占70％以上，而且都是管钻的。同地玉器也甚为发达，计一六八件，多用做装饰品，几乎都有穿孔，有些穿孔也是管钻的①（图3—6）。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的石器制造也很精图3—6薛家岗文化的生产工具和玩具1.2.石钺；3.有段石锛；4.有段石凿；5.6.石刀；7.石镞；8—10.陶球；11.陶纺轮。

美。例如在湖北松滋桂花树发现的一大批大溪文化晚期的石器，包括穿孔扁斧、锛、有肩锛、凿、圭形凿等，就几乎都是通体磨光的。有一件石斧中部有相对两道切锯凹槽，原来应是改制为石凿的，只是尚未最后裁断。另一件圭形凿上还清楚地留下了两边裁断的痕迹。扁斧均用管钻法穿孔，两面对钻②。

屈家岭文化的石器也几乎全是磨制的，有些器物磨制甚精，并用管钻法穿孔。但遗址中有不少残器上保留部分打制痕迹，大概是制作过程中的残次品，在墓葬中一般不见①。

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大溪文化晚期的遗存中曾发现多处石器制造场，有助于了解当时石器制造的工艺和程序。这种工场一般是从地面挖一个浅穴，直径二、三米或三、四米，周围有几个柱洞，大概上面要搭一个简陋的棚子。地面不平，中间稍稍凹下，里面堆满了料石及废石片，还有一些石器制造工具、半成品和残次品等。遗址处在长江边上，所用石料都是河滩上的砾石。石料的质地、大小和形状都是经过选择的，从而可尽量减少人为的加工。每个工场中放一两块石砧——也是从江边采来的大砾石，其长径约40—50厘米，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经过砸击的疤痕。石砧旁边常能发现一些石锤，都是用便于握持的砾石充任。又分两种，一种较厚重而短，一边有许多砸击的疤痕，当是打击粗坯的工具。另一种较细长，体较轻，两端有砸击痕，当是琢击用具。将这些工具对照各种半成品、残次品来看，当时选料以后要经过打击，开出粗坯，然后要经过琢击成形。有些斧子经琢击后，磨磨刃口就可以了，大多数器物则通体磨光，有必要穿孔的器物则进行穿孔。遗址中发现的所有穿孔标本，如扁斧的孔壁多竖宜，有的孔始钻时由于偏位留下的旋转槽以及大量的石芯等，都说明当时是用管钻法穿孔的。

对比仰韶后期遗存，虽也有通体磨光的石器，但并未占绝对多数；切割法和管钻法虽已采用，但寥寥可数。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大汶口文化、薛家岗第三期文化和大溪文化等的石器多出自墓葬，是成品和精品。而仰韶文化者多出自居址，成品、残次品混在一起，显得比较落后，屈家岭遗址也有类似的情况。

①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①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严文明：《从王湾看仰韶村》，《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遣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二、经济类型的影响。仰韶文化地区为黄土，多种粟、黍，宜于用石铲翻耕和石刀（一种爪镰）割穗，这些工具并不一定要求制作如何精良才能使用；长江流域多水田，种稻，一般不用石铲也不用石刀收割，其石器主要是手工工具和武器，制作较农具稍微讲究一些。

三、在充分考虑以上两条的情况下，恐怕还要承认当地文化发展水平确实较高，在石器以及玉器制造方面确实已超过了仰韶文化，从而才有可能对仰韶文化给予较大的影响。正如前面所已经谈到的，这正是仰韶后期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这时的经济，一般仍是农业、养畜业、渔猎、采集和手工业相结合的一种综合经济，而农业显然已占居主要地位。

由于自然环境和传统的不同，黄河流域同长江流域种植的作物和使用的农具是不同的。黄河流域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粟。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晚期的115号窖穴中发现有粟的朽灰①。该窖穴口径1.15，底径1.68，深0.52米，容积当为0.83立方米，换算成新鲜小米当有一千余斤（每立方米粟重约1200—1300斤）。河南临汝大张仰韶后期遗存中也发现有粟粒①。在山东，胶县三里河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粮食库房中有一个储粮窖穴，容积约有3立方米，中间储满粟的朽灰②，如换算成新鲜粟当有三、四千斤（图3—7）。这类窖穴，在一个遗址中往往是成群分布的，只是多为空窖，不是万不得已，人们不会把粮食遗留下来听其腐烂。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粮食的生产量和储量图3—7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粮仓是很可观的。

是很可观的。

粟是一种耐旱作物。而黄河流域属半干旱地带，年雨量只有400—700毫米左右，冬春苦旱而夏季高温多雨，最适于粟的生长。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至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时期便已种植粟类作物，仰韶后期仅仅是进一步发展了粟的生产。这种发展的程度如果单从发现的谷物遗存本身是不易估计的，而农具的发展倒是一个较明确的指示物。

早在磁山文化时期就已有舌形石铲了，个体甚小，当是一种挖土或翻土工具。仰韶前期石铲变得十分宽大而厚重，一件就有好几斤重。不但仰韶文化如此，在同期的河北、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文化中也是如此。到了仰韶后期，石铲变得较为规范化。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梯形或近长方形，二是有肩的长方形，后者与以后出现的青铜铲乃至铁雷的形状已经十分相近。这些铲都较扁薄，刃部平直或近乎平直，上面有八字形的磨蚀沟，是长期挖土而形成的典型的使用痕迹。这种工具当然也可以用于一般的土建工程，如挖窖穴、挖半地穴式房基甚至挖墓等，都是很适用的。但它同时又可做为翻地的农具。根据先秦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在犁出现以前的耕具主要是耒耜，耒是全木质的不易保存。耜在象形文字中有一个宽体的头，当即是铲，可能大部分是石铲。或者反过来说，考古发现的一般被称为石铲的农具可能即是耜头。有人①与大汶口早期墓处于同一文化期的山东诸城呈子一期M7所出木炭的C14。年代，经校正为公元前3550±165年。

①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②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把这一时期的农业称为耙耕农业不是没有道理的。

仰韶后期石铲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形制趋向于合理化。磁山文化的石铲个体大小，工作效率有限。仰韶前期石铲又过于宽大厚重，难于安柄，即使当时人体力较强恐怕也不那么方便。仰韶后期的石铲可谓不大不小，重量适中，无论是梯形铲还是有肩铲都较易于安柄。后来的青铜铲和铁铲都模仿和继承了这时出现的有肩石铲，正是说明这种形制已趋于合理化从而长期稳定下来了。

仰韶文化的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刀，确切些说是石爪镰。仰韶前期就已有了爪镰，但数量较少，多是用陶片改制的。个别石爪镰则多是打成两侧带缺口的式样。仰韶后期的石刀则多为长方形，磨制，背穿一孔。这在形制的合理化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到龙山文化的时代一般为长方形穿双孔，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半月形穿双孔的，这两种形态一直继承到现代，只不过用钱代替石头罢了。

既然仰韶后期在两种主要农具的形制合理化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其效率亦当有显著的提高。这一情况或可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农业有了较大进展，在耜耕农业的总范围内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在原始农业发展的总进程中，长江流域一开始就走着不同的道路。那里主要是种植水稻，相应也使用着不同的农具。

在大溪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稻谷、稻壳或稻草（炭化的，或只留痕迹的）的地点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江陵毛家山和湖南礼县三元宫等处，在屈家岭文化中发现同类遗存的地点有湖北武昌放鹰台、京山屈家岭、郧县青龙泉、河南浙川黄楝树等处。它们大多是掺在泥土中抹墙或垫房基的。单是屈家岭一处，在面积约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大量掺有稻谷壳和稻草的红烧土，总量约达200立方米，有的地方稻壳和稻草密结成层，其数量是十分巨大的①。

在长江下游发现稻谷遗存的有安徽潜山薛家岗和浙江吴兴钱山漾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等。

放鹰合和屈家岭等地发现的稻谷遗存，经已故水稻学家丁颖鉴定，认为是粳稻。那些稻粒一般长7毫米，宽约3.5毫米，谷壳呈谈秆黄或灰秆黄色，稃面有格子形颗粒突起，稃棱和稃间有茸毛，稃端有粗大芒尖，同现代栽培种比较，接近于大粒的粳型品种②。

当时的稻作农业使用什么农具至今尚不甚清楚。没有发现石铲，也没有发现象浙江余姚河姆渡那样的骨铲或木铲。在长江流域，土壤一般微带酸性，骨器、木器都极易腐坏。如果不是象河姆渡那样的特殊条件（地下水位高并较稳定，文化层基本隔离空气），这类器物是很难保存下来的。而鉴于水田翻泥的特殊需要，骨铲或木铲比石铲要好用一些。

长江流域也没有发现爪镰式石刀或陶刀，仅在屈家岭发现过少量石镰。

这是因为水稻不宜用爪镰收割，也不一定用镰收割。很可能仅在少数情况下用镰，而大部分直接用手捋。

鉴于长江流域在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水平已不低于黄河流域，石器制作技术甚至较仰韶文化为高。再考虑到现已发现的那样普遍而大量的稻谷遗①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队：《京山屈家岭》；文物出版社，1965年。

存，其农业生产水平当亦同仰韶文化不相上下。

制陶业的进步和彩陶的衰退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生产，到公元首3500年左右即发生显著的变化。

那就是用快轮制坯代替手制，用密封饮窑制造还原气氛的烧法代替敞口氧化烧法，用拍印纹饰或打磨光滑的方法来代替画彩，这一过程继续了将近一千年，到公元前2600年左右才基本完成。

早先的陶器制坯方法，有直接捏塑、泥条盘筑、泥圈叠筑和泥片敷筑等各种，统名之曰手制。到仰韶前期的许多陶器已开始用慢轮修整。仰韶文化后期、大汉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等都开始出现完全由快轮拉坯制造的陶器，只是比例尚小，又多属小型器，如碗、碟、杯和小罐之类，其趋势则是逐渐加多的。

与此同时，各地陶窑普遍进行了改革。河南郑州林山紫、陕县庙底沟和山东泰安大汶口等地发现的陶窑，都是由火膛伸出两三股主火道，由主火道再分出若干支火道，火道上面筑算，箅面满布火眼，这就使窑室内的火力比较均匀。与仰韶前期只有两股火道，窑箅上仅有一圈火眼者大不相同（图3—8）。再者，林山砦和庙底沟陶窑都发现有残窑壁，均为内收，完全不同于仰韶前期窑的直壁。这种窑壁内收的作法当是为了封窑的方便。在陶器烧到一定火候时密封饮窑，就会制造出还原气氛而烧出灰陶，此时如果让大量松烟进入，使其发生渗炭作用，就会烧出很好的黑陶，可见这一时期黑陶和灰陶的逐渐增加，与陶窑的改变均有直接的关系。

红陶和灰、黑陶器数量的消长在各地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河南陕县庙底沟一期（仰韶前期之末）红陶为89.64％，灰陶为10.34％，黑陶仅0.03％：二期（仰韶后期之末）则一变而为灰陶占97.07％，黑陶0.88％，红陶只有2.05％。郑州大河村也有类似的过程，它的第一、二期（仰韶前期）红陶占80.85％，灰陶占18.65％，白陶占0.5％；而第三至五期（仰韶后期）灰陶已上升为71.03％，红陶降为35.7％，另有少量的黑陶和白陶。大汶口文化以陶色多样化为特点，据泰安大汶口墓地随葬一0九七件陶器中，红陶（包括彩陶）仅占32.45％，其它是灰陶图3—8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窑（三门峡市庙底沟出土）

上，顶视图，下.剖面图。

37.01％，黑陶12.49％，白陶18.05％。灰、黑、白陶加起来已是红陶的2.08倍。

仰韶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诸原始文化是以彩陶著称的，而彩纹最适于画在红陶上，红陶的减少使得彩陶也跟着减少。彩陶的风格也发生很大变化，母题逐渐减少，色彩单调（但有个别的例外），最后线条也走向草率而终至消失。

仰韶前期的彩陶花纹多是用几何图形构成的，较早的多直边（三角纹、宽带纹、菱形纹、细腰纹等），较晚的多曲边（凹边三角纹、新月纹、圆点纹等），较少使用线条。仰韶后期恰恰相反，多用线条（直线、曲线等）而很少用几何形图形。前一时期的动物花纹到这时也已消失。

除以上共同的趋势外，各地彩陶的衰退的速度和消失的时间不同，具体纹饰内容也有很大差别，它们是划分文化类型，并进而探索人们共同体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资料。

仰韶后期在陕西渭河流域和山西南部已极少彩陶。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仅在一件宽平缘盆的缘面画了几道平行红色线条。山西芮城西王村也只有几片陶片上画红色或黑色线条。但在晋中的太原义井和太谷白燕等地则仍保留较多彩陶。义井彩陶多用红色粗条画成网格、平行线和重环纹等，也有少数棋盘格纹。自燕则常用黑色镶边的赭色宽带画成卷曲纹和平行条纹等。

河南中西部的伊洛——郑州地区彩陶也较多，发展阶段十分明显。较早的一期，如大河村第三期和王湾二期一段，还保留有仰韶前期的若干特色。有些陶器先施白衣，再在上面用黑红二色画彩，花纹有六角星纹、太阳纹、重圈纹、细腰纹和网格纹（带形、菱形、方形等）等。第二期如大河村第四期和王湾二期二、三段，已无白衣，多为红彩，纹样以带状网格纹为主，其它还有∽纹、X纹、水草纹等。第三期如王湾二期四段或庙底沟二期，只剩带状网格纹一种，且笔道草率，数量亦极少。此后就再不见彩陶了。

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是木司空类犁的分布地区。那里的彩陶多用红色勾画，纹样主要有细腰纹、豆荚纹、竹叶纹、双钩纹，也有少量带状网格纹。其后发展到台口一期，彩陶已极为稀少，仅用红色或黑色线条画成带状网格纹和平行线纹等。

山东境内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多饰红衣，用红色、黑色或黑白两色画彩。

早期花纹有三角纹、三角形网格纹、带状网格纹、波形纹和折波纹等。晚期在大部分地方已经消失，唯个别地方的少数大墓中作为工艺品随葬，故反而做得特别精致。纹样多用黑白两色画在红色陶衣上，有旋涡纹、菱形纹、三角纹和网格纹等。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的彩陶分为两种，一种在红陶上用黑色粗线条画成绚索纹、旋涡纹和草叶纹等；另一种在米黄陶上画黑色格子纹、菱形纹等。在某些黑陶上则有朱绘的图案花纹。屈家岭文化继承了大溪文化的第二种彩陶而又有所发展。所有彩陶几乎都是米黄色的，胎壁甚薄，称为蛋壳彩陶。其花纹或用红色画网格纹、旋涡纹和棋盘格纹等，而大部分是用浓淡不等的墨色在器内外晕染，有如雨天的云彩，这是屈家岭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此外，屈家岭文化还有大量彩陶纺轮，多用红色线条（少数用黑色）画成中心对称的旋涡纹、重圈纹、交错平行线纹等，也有满天星纹和太极形纹。长江下游的彩陶本来就不发达，到崧泽期已只有个别彩陶，而同时发展了较多的彩绘陶。薛家岗三期文化没有彩陶，也没有彩绘陶，而在某些石钺和多孔石刀上有花果形朱绘。良渚文化早期有个别彩绘，似为漆绘。同时在某些红陶高领瓮上有深红线条画成的旋涡纹和平行线纹等，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彩陶颇多相似之处。

总而言之，各地彩陶不管有多少差别，也不论其自身多少变化，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都已走向衰落的道路，并且或迟或早地消失了。到公元前2600年以后，也就是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就再也看不到彩陶了。代之而起的主要是篮纹陶，它以黄河中游为多，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较少，长江下游仅见个别的例子。黄河中游除篮纹陶外还有绳纹和少量方格纹陶器，其它地区则多素面无纹，表面常打磨光亮，或者加饰一些弦纹、刻划纹、戳印纹和镂孔等，加上陶色又多为灰黑色，显得素静淡雅，与彩陶那种鲜艳华丽的风格迥然不同。

这种审美观念的变化，直接的原因，是烧窑技术的改变。既然烧出的大多是灰黑陶，在这种陶器上是很难画彩的；人们试验了一下用朱绘和彩绘来代替，终因易于脱落、不便使用而未能继续发展。但烧窑技术的改变，又可能与窑体扩大有关。仰韶前期的陶窑，窑室直径一般在0.8米左右。而后期的窑室直径往往达到1米左右。大汶口的陶窑（属大汶口文化晚期）更大，窑室直径达1.83米。这样大的窑敞口煅烧难于保持稳定的高温。而封顶窑则比较易于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对于陶器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陶器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陶窑的扩大乃是提高陶器生产水平的总的努力中的一个部分。而当时已开始的轮制技术则不但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能使产品体态匀称，厚薄一致。这两种技术改革以及制陶业人员的相对专业化，使得当时的陶器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说到制陶业人员的相对专业化，只要同仰韶前期相比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仰韶前期的一些居址旁边，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华县泉护村等地，都发现过集中的窑群，当时烧陶显然是一种集体的作业。仰韶后期以及同时期的其它考古学文化中至今没有发现那样集中的窑群。而在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墓葬中，有时随葬数量极多的陶器。例如山东曲阜西夏侯一号墓随葬一一九件陶器，其中单是鼎就有三十一件，豆有四十二件①。临沂大范庄十七号墓随葬八十五件陶器，其中背水壶即有四十一件，瓶三十二件，同地十八号墓随葬七十六件陶器，单背水壶就有四十四件②。莒县大朱村有一座墓中单是高柄杯就随葬一0三件。这样集中地用陶器随葬，显然不是为了死者冥中的生活需要，即在生时也没有这种需要。如果死者是某种专业化的陶工，陶器是他用以交换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财富，那么死后用那么多陶器随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陶器生产的专业化也就意味着经常性交换的发展，即原始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对文化的传布显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所以在河南仰韶文化的腹地能够发现不少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从这里也可得到部分的解释。分间房屋的出现和家庭形态的变化从前的房屋都是单间的。从公元前3500年以后，不少地方陆续出现一些分间式房屋，尤以河南和湖北地区的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居民中最为流行。

河南郑州大河村曾发现许多分间房屋，其中两间的两座（F17、18，F19、20）、四间的也是两座（F1—4、F6—9），分别属于第三期和第四期。

第十七、十八号房子（F17、18）是一个套间，中间有门道相通。第十九、二十号房子则是相连的两间房，保存甚好，可作为这类房子的一个典型。此房坐北朝南，西间（F20）较大，南北4.13，东西3.7米，室内面积约15.2平方米。南边开门，室内中间偏东有一灶台。东间（F19）南北3.3，东西2.3米，室内面积约7.6平方米。东墙北端开门，宽0.62米，中有门限。门外设门垛，室内西北角有灶台。

这座房屋的格局连同室外地坪和窖穴应是一次设计的。建造的工艺和程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45—46页。②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衣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序大体是：1.平好地基，铺垫较干燥的草泥，其上抹砂浆，再在其上挖好墙壁的基糟，在房子南挖窖穴；2.在基槽内立木柱，有的间距仅约8厘米，有的间距达0.3米，其间填若干芦苇束，然后每隔约10厘米绑一横木，使整个墙壁固结在一起，同时用木条架起屋顶；3.用草拌泥涂抹屋顶及墙壁内外，再用沙浆抹墙皮及屋面：4.用沙浆抹地皮数层，再做方形灶台及挡火墙。

这种房子复原起来可能是两面坡或三面坡的。

由于房屋失火，墙壁和地面都被烧成坚硬的红烧土，使某些结构得以保存下来。也正因为是偶然失火，人们来不及将室内器物搬走，那些烧不掉的陶器等尽管被倒塌的房顶和墙壁砸碎，却全部保存了下来，据此可以了解当时室内的布置和基本的日用器皿。

在西间的灶台上放置了两个陶鼎和一个陶壶，可知那是炊事的处所。其它器物都放在房间的西部，东部没有器物，而且有挡火墙与灶台相隔，当是入睡的地方，南部仅有一碗，也许是房顶倒下时砸飞过来的，那里也可睡一人。这间房子睡人的地方较窄，大约只能睡两人，如果东北角再有个小孩打横，充其量也只有三人，他们位置分散，当是无婚姻生活的老者或儿童。这房子里的器物比较丰富，计有鼎七、豆二、罐九、杯二、壶四、盖三、碗、钵、盆、瓮、瓶各一，还有一件不知名残器，共三十三件陶器，其中有四件彩陶器（碗、钵、杯、壶各一）。此外尚有骨笄一，石球二，陶球和陶纺轮各一。

东间灶台上有两鼎一钵，显然也是炊事处所。其它器物基本上集中在北部，仅东南角有一彩陶钵，中部偏南有一盆。房间中南部有较大的空地可以坐卧，较适于过婚姻生活的成年及其婴儿歇息。室内陶器计有鼎六、罐六、钵三、盆二及壶、瓮各一件，共十九件。另外还有石球、陶纺轮和陶插笄器各一件。两间房子内均没有发现生产工具，可能是人们已带着工具外出劳动去了的缘故。

四间的房子，看来都是从两间房子扩大而成。例如F6—9，原先只有F8、9两套间，以后依托F8的东墙续建了F6，这F6实际也是一个两套间。最后又依托F6的西南角和F8的东南角续建一间小屋F7。实际上成了一所五开间的房子。又如F1—4，原先只有F1、2两间屋子，后来依托F1的东墙续盖F3，最后又依托F3的东墙续盖F4，F1内的隔墙也可能是后续的，图3—9大河村的分间式房屋F1—4上.平面图下.剖面图实际上也是五开间。这种逐渐扩大的情况，反映了家庭（假如一所房子是住着一个家庭的话）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F1—4的建造工艺和程序与F19、20基本相同。也是由于偶尔失火的缘故（这类房子由于大量使用木料和芦苇，房顶矮塌，灶台又往往紧贴墙壁，是很容易失火的），室内器物被保存下来了（图3—9）。

西间F2是一个窄长的房间，南北5.39，东西2.64米，室内面积约14平方米。门开在正南边。北部有三个土台，一在西北角，边缘呈弧形，高18厘米。上面放砺石一块，泥质灰陶罐和泥质灰陶缸各一件，紧靠上台南边有夹砂灰陶罐一件，可能也是从土台上滚下来的。东北角有一方形土台，高仅8厘米。上面放一彩陶罐和一件泥质灰陶的小口高领瓮，瓮内盛满粮食，李璠鉴定为高粱米，黄其煦用灰象法鉴定未找到有关的灰象，因而难以断定是何种谷物。由于皮壳均已去尽，当是已预备好随时可以烧饭的粮食。另外，土台上还发现有两颗莲子。从摆放的东西来看，这两个台子都不可能是灶台，也不会是取暖的火塘，而只是放置器物的固定场所。

在东北角土台南64厘米处又有一方形土台，其北边有一挡火墙。台上没有发现炊器或其他任何器物，整个F2室内也没有发现炊器，所以这个台子不大可能是灶台，而可能是冬季取暖的烧火台，或者是与宗教活动有关的地方，如同云南佤族房子中除有主火塘、客火塘外，还有一个敬神问卜的鬼火塘一样。

这房子中部以南基本上是空地，仅在西墙根发现一石弹丸，南部冲门有一骨锥。这块地方应可供两三人歇息。

中间的F1开间较大，南北长5.2，东西宽4米。中间有一套间，南北长3.58，东西宽1.84米，面积约6.6平方米。这样外间就只剩约12平方米了（隔墙所占建筑面积除外）。套间内靠西墙有一方形土台，高仅3厘米，北部有一挡火墙，当是取暖用的烧火台。套间内没有发现任何器物。但有三个柱洞，分布没有规律，又与整个建筑结构不协调，估计是后期栽柱所形成的，与本房子无关，倒是与本房子南边的几个柱洞可能有些关联。这套间当可住两三个人，他（她）们很可能是这一家庭（假如这所房子的居民可称得上一个家庭的话）的主事人及其幼儿。

外间靠西墙有一方形灶台，高3—5厘米，北边残留有挡火墙。室内放置器物甚多，主要分布在北半部。其中陶器即有二十八件，计夹砂、红陶鼎十一、泥质灰陶鼎二、夹砂灰陶罐二、红陶罐三、彩陶罐二，以及彩陶钵、红陶钵、红陶豆、彩陶壶、双联彩陶壶、小口平底瓶、泥质灰陶缸和器盖各一件。由于陶鼎都集中在这间屋子里，故知炊事乃是集中在这间房子里进行的。房内发现的其它器物还有陶纺轮三、砺石一、骨锥、残骨器一、骨笄五、鹿角一、陶球三、石弹丸一、陶环八和海蚌壳等。有趣的是在这里也没有发现人们常用的大型生产工具如石铲、石斧、石刀等。推测是人们带在身边外出劳动时，房子不幸被火烧了。

外间南半有较大一块空地，可供两三人歇息。外间的门开在北边直通室外，另有一门通套间。一门通向东边，但在F3做成后，在东门下做了一个土台，这门下部加了一段薄薄的矮墙，就只能做窗户了。

F3是利用F1的东墙接续盖成的。室内南北3.7，东西2.1米，面积约7.8平方米。门开在北边，西墙下有一方形土台。没有发现任何器物，当是专门住人的地方。

F4又紧靠F3东部，南北长2.57，东西宽0.87米，北边开门。没有其它设施，也没有发现任何遗物。推测是放柴草或粮食的库房，被大火烧光了。我们从这所房子的结构和室年布局可以推知，它的居民应是包括十多个人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当然应视为一个家庭，否则他（她）们就不会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家庭的人口不但比那两间一单元的家庭人口多些，人口结构也应复杂一些。就是说其中过婚姻生活的成年人可能不只一对，而是有两三对。否则他（她）们尽可以往较大的房子而不必隔成很小的开间。这种家庭的结构，应同新石器时代者（那时只有单间房子，而若干大、中、小型房子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本质的不同。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双间房子有时附带有窖穴（如F19、20），多间房子则有不住人的小型库房，如F1—4中的F4和F6—9中的F7都是。说明这种家庭已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因而才有自己单独的储备。这种情况同新石器时代也是大不相同的。

象大河村那种分间房屋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例如河南荥阳点军台的F1就是一所双套间的房屋③。唐河寨茨岗有双套间房屋，镇平赵湾有三套间房屋，南阳黄山有双套间和六开间的房屋，浙川黄栋树有双套间和三套间的房屋，湖北均县朱家台和郧县青龙泉都有双间房屋。这些分间房子都属于仰韶文化后期或屈家岭文化，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可见这时家庭形态的变化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形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

但我们在分析分间房屋普遍出现的社会意义时，还应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分间房屋往往是同单间房屋同时存在的，分间房屋并没有完全取代单间房屋，有的地方甚至单间房屋还是主要的建筑形式。这种单间房屋有些可能为新分离的小家庭所建造，有些则可能同几所房子一起属于一个家庭。还有个别的大房子。如大河村15号房子南北13，东西9.4米，面积达120平方米以上。惜较残破，又因其上为F14所叠压而未完全清理，详情不明。不过在普遍存在小房子和分间房子的情况下，这样大的单间房子显得很突出，当不是一般的住房，可能是原始社会晚期常见的那种男子同盟的集体住所，或氏族的一般公共活动场所。

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较完整的仰韶后期的村落。根据一些局部的材料只能看出房屋分布上的某些特点。多数地方喜欢把房子排成一长排，相互间挤得很紧。而且房子坏了后重建的房屋仍然保持着原来排列的位置，而不作散点分布。例如大河村的F6—9、F5、Fl0、F1—4和F16五所单间或分间房子便是依次自西而东排成一长列的；F17、18和F19、20两个双间房子也东西排列着，它们年代虽有先后，但仍维持排列的位置。点军台F1、F2、F3、F5及一座未编号的房子自东向西排成一长排，双套间和单间都排在一起。浙川黄楝树的房屋多两间和三间的，都紧密地排成一个大直角形，由于其余部分没有发掘，不知整体是否排成凹字形或四方形。这种情况，应该被认为是氏族组织性和集体观念的一种体现。家庭虽然越来越表现其独立性，但毕竟还是脆弱的，还不能离开氏族公社而存在，因而在住房布局上采取了上述的形式。

浙川下王岗的长屋在房屋建筑中既体现家庭分化，又反映社群集体观念的典型例子当推河南浙川下王岗仰韶三期的长屋①。这房子座北朝南，通长约85米，进深6.3至8米不等。面阔29间，东头向南伸出3间，共有32间居室，如果加上门厅，总共便有49间。这是我国史前房屋遗迹中最长、分间最多的一座（图3—10）。

这座房子的正房都有门厅，因而形成十七个单元的套房。其中十二个为③昌潍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文物出版社，1965年。

双间套，即两间内室带一门厅；五个为单间套，即一间内室带一门厅。东头伸出的三间没有门厅，门向也不尽一致，是单间房。

这房子发现时已有一些损坏。大致两头保存较好，中间的正房和东头的单间房破坏比较严重，所以有些房间内部的情况已不大清楚了。在保存较好的房间中，有十个房间发现有竹席的痕迹，其中包括双套间房、单套间房和单问房。铺竹席的地方应为睡卧之用，可见这三类房间都是卧室。有十一个房间发现有灶，其中也包括双间套房、单间套房和单间房。由此可见每一种自成单元的房子的居民都是一个基本独立的生活单位。换句话说，这个长屋里的居民，不论是住在双套间房、单套间房还是单间房里的，都是一个在消费上基本独立的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长屋中的各个房间不仅结构不同，面积也有较大的差别。

例如最大的单间房有18.79平方米，最小的双间套房中两间内室面积的总和才有13.6平方米。可以设想，房间面积的大小应当与家庭人口数目相关；而房屋结构的不同则应与家庭人员构成的情况相关。单间房或单间套房的人口构成可能比较简单，而双间套房家庭中应有不便住在同一房间的成员。前者组成为对偶制的核心家庭，后者可能已发展到多偶家庭或扩大家庭。

正房门厅的设置可能有两个目的，一来避免内室过份外露，二来也可存放一些东西。门厅内绝无竹席或火灶的设置，说明它不可能做卧室或厨房。从存放东西的功能来看，它同大河村多间房中的库房的性质相近，都是家庭已有一定的独立经济的反映。当然，这种家庭经济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就生产上且不去说，单就分配上来说，也不能算是完全独立的。因为门厅地方很小，又要做过道，能放的东西有限，而长屋西头则有一个公共的仓库。这仓库现存19个柱子洞，围成直径4.36米的圆圈。既没有发现居住面、灶坑，又没有墙壁的痕迹。如果是牲畜圈栏，地面应该有类似粪便的脏土，但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脏土。况且全长屋17家人共用这么一个小小的畜圈也不合情理。因此我们推测它是一种建在柱子上的粮仓。长江流域雨水较多，气候潮湿，不宜挖地窖储藏粮食，而必须设法隔潮。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粮仓架起来。这种高脚式粮仓至今在南方还很流行。既然有这样一个公共的粮仓，说明当时还存在着定期分配粮食的制度。公社经济依然有它的生命力，家庭经济还处在比较脆弱的早期发展阶段。

大地湾的原始殿堂和宗教性建筑仰韶文化后期不但有分间的住房，而且有类似殿堂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宗教性建筑。甘肃秦安大地湾便发现了多处这样的遗迹。

大地湾遗址包含两个部分。甲址在五营河岸边，是仰韶文化前期半坡类型的村落遗址；乙址在甲址以南的小山坡上，是仰韶文化后期的大型村落遗址。这个遗址以北边山坡上的901号房子为中心，向南作扇面形展开。其中又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中都有比较大型的房子和小房子。

901号房子是一座由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构成的多间式大型建筑①，以前堂的建筑最为讲究（图3—11）。该室宽16米，进深8米，面积近130平方米。正门朝南，有门垛，左右有对称的两个侧门，在东西墙上还各①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有一门通向厢房。从正门进去，迎面有一个大火塘，直径超过两米半，残高约半米。火塘后侧有两个对称的顶梁柱，柱径约90厘米。南北墙壁上各有8根扶墙柱，柱径40—50厘米，有青石柱础。地面、火塘表面、柱子、墙壁和房顶里面均抹用料姜石烧成的灰浆，显得洁净明亮。地面做工更为考究，先是平整地面并压实，上面铺10—15厘米厚的草泥烧土块，再上面为用小石子、砂粒和人造陶质轻骨料掺灰浆做成的混凝土层，厚约15—20厘米。表面经压实磨光，呈青黑色，很象现代的水泥地面。经测试每平方厘米可抗压120公斤，强图3—11大地湾的原始殿堂度相当于100号水泥砂地面。

后室和两厢房都已残破，原有面积不甚清楚，但都比前堂为小，建筑质量也较差。地面是黄土硬面，墙壁也仅抹草泥土。这些房子残存面积连同前堂的面积总共约290平方米，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所房子。

房子前面还有一个约130平方米的地坪，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柱洞前有一排青石板，也是六个，与柱洞相对应。西边后排柱洞旁还有一个露天火塘。

房内出土的器物颇为特殊，其中直径46厘米的四足鼎、畚箕形陶器、平底釜等都是在一般遗址中所不见的，另有罐、盘、钵、缸等。

这房子规模宏大，质量考究，远远超过一般的居室，当是一所召开头人会议或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其中的大火塘显然不是为一般炊事之用，而可能是燃烧宗教圣火的处所。室内出土一些不同寻常的器物也说明这房子的公共性质和特殊性质。问题是这房子应是多大范围或何种级别的公共建筑。它在大地湾乙址固然是独一无二的，而像大地湾乙址那样规模的聚落遗址在方圆多少公里也是仅见的，因此它至少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脑驻地，那室外的柱子可能是代表各氏族部落的图腾柱，那柱边的青石板和火塘可能是准备牺牲献祭的设施。象这样的公共建筑，堪称为仰韶后期的原始殿堂！前面说过，901号房屋南边还有许多房子，其分布呈扇形展开。并且可划分为若干小区，每小区中也有较大的房子。它们的门向朝北，旁边的小房子也是门向朝北。从背阳向阴来说是很不合理的。况且由于地形的缘故，当地冬天北风特别强劲。如果不是在社会组织或宗教信仰上有特殊的要求，恐怕是不会这样安排的。

关于这种小区中较大房子的性质，可以405号房子为例加以说明①。该房为一个大单间，东西宽13.8米，南北进深11.2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加上室外屋檐散水的整个基址则达270平方米。房屋的地面结构、火塘、顶梁柱和扶墙柱等的作法同901号房子的前堂都差不多，因此它也当是一所举行头人会议或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只是规格比901号房稍低一级罢了。在400号房子以西约70米，有一座小型的建筑，宽5.82—5.94米，进深4.65—4.74米，面积仅27.5平方米。门朝北，也有门垛，进门有火塘，一对顶梁柱，周围有扶墙柱，其平面布局也与901号房子的前堂相似。只是规模小得多了。这房子的地面和墙壁也抹上灰浆，显得非常圣洁。特别值得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注意的是在火塘后面的地面上画了一幅颇大的宗教画，象是两个人在一个方形台子旁边跳舞。每人都是双腿交叉，左手摸头，右手持棍棒。台子上则放着两个牺牲。其内容可能是描绘杀牲献祭的仪式，也可能是祈求狩猎成功的巫术画。如此神圣的地面当不能让人随意践踏，而这房子的面积甚小又不足以留出足够的地方让人居住。因此这房子应是一所宗教性建筑，而不会是一般的居室②。这种专门的宗教性建筑，在仰韶文化前期是没有见过的。

墓地概况和埋葬习俗的变化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的墓葬以大汶口文化发现为多，仰韶文化、大溪——屈家岭文化和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等也发现了不少。

仰韶文化后期的墓地，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后庄王、洛阳王湾和陕县庙底沟二期等处。各地墓葬一般比较集中。成年人均为长方形土坑墓，宽仅容身，全部为单人葬。各地头向不尽一致，王湾为北偏西，大河村为南略偏西，庙底沟则基本为南向。仰卧直肢，仅个别为屈肢或俯身葬。很少见有随葬品。如庙底沟145座墓中仅两座墓各随葬一个蛋壳彩陶杯，那两个杯子很明显是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大河村36座墓，仅三墓随葬陶器，其中二墓分别随葬一鼎和一碗，唯一随葬两件陶器的是9号墓，死者是老年女性，随葬两件大汶口文化风格的背水壶。仰韶后期墓的随葬品如此稀少，仅有的随葬品又多系外来风格，与同时期日用器物的丰富多彩，如在大河村F1—4和F19、20中所见到那样，适成鲜明的对照。

同期婴儿多系瓮棺葬，其分布也相当密集。如大河村一个100平方米的探方中即发现有46座。葬具多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陶器而非专门制做的。如大河村60座瓮棺葬中，鼎与尖底罐扣合者一座，豆与尖底罐扣合者一座，盆与罐扣合的一座，两罐相扣的二座，单用一盆的三座，一罐的十三座，一鼎的三十八座，一缸的一座。这同仰韶前期葬具较一致（盆钵扣瓮或尖底瓶葬）的情况颇不相同。

大溪文化晚期一般为单人葬，个别有母子合葬。成人多长方形竖穴或墓坑不明，婴儿有瓮棺葬。成人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个别有屈肢葬和俯身葬的。随葬品有明显差别，多的一墓五十余件，少的一、二件或根本没有。随葬品中有生产工具如石斧、穿孔扁斧、锛等，生活用具如陶圈足盘、杯、瓶、碗、钵、罐等，还有玉璜、玉玦、象牙镯、绿松石坠饰等装饰品，有的墓用象牙、鱼或龟随葬。①屈家岭文化的埋葬习俗与大溪文化晚期基本相同，只是屈肢葬更少一些，也未见随葬鱼或龟的。婴儿用瓮棺葬，葬具为瓮或罐上盖以盆、钵、鼎或豆等，与仰韶后期者略同。

在长江下游的薛家岗三期文化中曾发现八十座墓葬，但因在早期文化层上，墓扩不明，骨架也全部腐朽无存，仅能据随葬器物的集中状况辨别墓葬所在。这些墓葬中随葬品一般不甚丰富，但比仰韶文化要多。其中二——四件的占60％，五——九件的占27.5％，十件以上的占12.5％，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多是生前使用过的实用器物。石斧和多孔石刀等②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大范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1期。①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常有使用痕迹，但有些画红色花果纹者似属仪队性质。陶器常以鼎、豆、壶为组合，也有用鬶、甑、盆等随葬的。玉器数量颇多，有穿孔扁斧、玉镯、玉璜、玉玦、玉琮、玉管和坠饰等。

这个时期发现墓葬最多、研究也较深入的是大汶口文化。属于这一文化的墓地，经过发掘的有山东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滕县岗上村、胶县三里河、潍县鲁家口、诸城呈子和前寨、安邱景芝镇、日照东海峪、临沂大范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以及江苏邱县大墩子和新沂花厅村等多处，以大汶口的发掘规模最大。

每一墓地中的墓葬都十分密集。一般均为长方形竖穴，小者仅可容身，大者可达13—17平方米以上。如大汶口十号墓长4.2，宽3.2米，六十号墓长4.65，宽2.98米：陵阳河六号墓长4.55，宽3.8米，十七号墓长4.6，宽3.23米。但这样大的墓仅见于大汶口和陵阳河，其他地方虽亦有大墓，规模却相对小一些。在大汶口和陵阳河，较大的墓均有二层台，有木椁或木棺。木椁一般由原木交叠成井字形，顶部用原木横盖，一般无底，少数底部有排列稀疏的原木。这种椁室同墓壁之间，以及椁室内均有随葬品。木棺较小，亦多用原木，有四壁及顶、盖，随葬品一般置于棺外。个别有仅用原木盖顶的。

一般为单人葬，也有少量男女合葬或成年与小孩的合葬。例如大汶口一三三座墓葬中有八座合葬，其中经过性别鉴定的四墓，三墓均为一对男女，男左女右，另一座也有一对男女，男左女右，女人右侧还有一个女孩（图3－12）。类似的情况在野店和大墩于也能见到。前寨墓地中虽没有发现合葬，但有五对时期图3—12大汶口文化的夫妻合葬墓（泰安大汶口M35）

上栏为随葬器物，下栏自下至上：男、女、小孩。相同、年龄相若的男女墓葬紧紧相靠。所有这些情况在新石器时代前期是没有见过的，应是家庭和婚姻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一种反映。

如前所述，这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制石、制陶等）都有较大的发展，相应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和经常性的商业交换。这些活动并不需要、甚至己没有可能全部在氏族公社规模的基础上来进行，于是家族在生产上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从前那种强调亲族联系的、不巩固的、没有自营经济的对偶家庭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建立新的更加巩固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已成为必要，一种以父系为基础、具有相对独立经济的对偶制核心家庭产生了。在大河村、点军台、黄楝树等许多地方看到的那种不大的、分间式房屋，应是适应于这种新的家庭生活而建造的。这种房屋一下子在很大一个范围内发展起来，其原因盖在这里。

这种新的对偶家庭，夫妻二人仅有分工的不同，他们都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都有义务供养他们的子女。因此他们在经济关系和社会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当然这不是说绝对意义的平等，但至少还谈不上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和统治。大汶口文化中所有夫妻合葬或成对埋葬都没有发现男方或女方的明显优势；在单个墓的随葬品中，女性同男性一样有多有少，就是这种平等关系的证据。至于在合葬中往往是男左女右，也不应按后世出现的左尊右卑观念去看待史前社会的习俗。我们只能说当时似已形成某种制度，已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说明新的婚姻家庭关系已成为社会普遍承认的比较稳定的因素了。

以上所述当是一般情况，至于较偏远的地区，如鲁东诸城呈子和栖霞杨家圈，都还存在着多人合葬这种古老的风俗。那些地方家庭和婚姻形态的变化可能要稍晚一步。

在大汶口文化的埋葬习俗中，很明显地反映下列特点：一是家庭的分化，即家庭对氏族公社的相对独立性的加强，家庭开始从氏族中分化出来，其内容已如前述。二是劳动的分化，即生产劳动的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这种分工，已不限于男女性别和年龄等级的自然分工，而且存在着社会分工。如大汶口有十座墓中随葬较多石器、骨牙器等工具，有的一墓就有六件石斧（钺）。这类墓中往往伴出砺石、骨料或牙料，墓主人当是制作石器或骨牙器的手工业者。西夏侯和大范庄的一些墓葬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有的一种器物即达数十件，总数则多达一百余件，远远超过日常生活的需要，其墓主人很可能是专业的陶工。大位口有些墓随葬猪头，三里河和前寨等地有些墓随葬猪下颚骨，虽然这类墓往往较大，随葬其它器物也较多，所以有些学者绪合民族法的情况，将猪头或猪下颚骨视为财富的标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大汶口和西夏侯等墓地中，一些最大或东西最多的墓葬往往不用或仅用一两件猪头随葬，随葬陶器或石器甚多的墓很少用猪头或猪下颚随葬。因此用猪头或猪下颚随葬也部分反映了劳动分工，那些墓主人应比一般人饲养更多的猪。由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产品的交换便成为经常性的事情。在家庭已发展为相对独立并已有部分自营经济的情况下，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都会产生贫富分化，这也就是大纹口文化埋葬习俗中表现的第三个特点。

大汶口文化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在许多墓地都表现得很明显，如大墩子一五六座墓葬中，仅八座随葬器物较多（每墓二十五件以上），最多者五十五件，多数在五件以下，有些墓一无所有。西夏侯十一座墓中，随葬器物最多的一号墓有一二四件，最少的仅二十余件。野店、前寨、三里河、陵阳河、大朱村等处也有类似的情况。而贫富差别最显著的乃是大汶口和陵阳河墓地。

在大汶口墓地的一三三座墓葬中，大约有半数墓坑仅能容身，没有葬具，随葬陶器均在五件以下，质量低劣，有的一无所有，其它器物也很少。如六十二号墓只有一枚獐牙，七十号墓是两位成年人合葬，总共只有一把石斧（钺），六十一号墓也只有一件陶鼎和一块砺石。中等人的墓葬稍大，有的有葬具，随葬器物可达十几件或几十件。少数大型墓不仅墓坑大，有木椁或木棺之类的葬具，而且随葬品极多，总数可达一、二百件，其中大多为珍贵的物品，例如十号墓埋葬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其墓坑长4.2，宽3.2米，坑内有由圆木构成的木椁，里面似涂朱色。椁内又挖小坑，似更有一棺或软质葬具，人架即在此小坑内（图3—13）。发掘时于人架周身发现覆盖一层约有2厘米厚的黑灰，当为衣着或裹尸布一类的遗存。死者手握獐牙，右臂佩玉镯，头拢象牙梳，额头上戴一串二十七件长方形的石片饰，颈部绕一串三十一颗管状石珠，胸前佩一串十九片松绿石饰，可谓盛装入敛。其余还有大量随葬品分别放置在椁内、椁外和中央小坑中，计有陶器八十二件（内中有十二件带盖者），石器四件，玉器二件，内中有一极精制的墨玉钺。还有象牙器五件（雕筒二、管一、片二），骨器一件（雕筒），猪头两个，猪骨十五块，鳄鱼鳞板八十四块等，如按单件计数，总共有二八九件之多。

上述物件中，猪骨可能原是带骨猪肉的遗留。鳄鱼鳞板发现时分别放置两处，当是用鳄鱼皮蒙鼓（即所谓鼍鼓）的遗留。鳄鱼皮、象牙和玉石等贵重材料当是从外地交换或掠夺得来的，玉器和象牙器还需要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兼艺术家进行加工。这类珍贵物品不但在大汶口较小的墓中没有，就是同一文化中的其它墓地的大墓中也很难得见到，于此可以想见此墓主人的富足和奢华了。

这墓随葬的陶器也不同寻常。其中单白陶器即有二十五件（另有三件器盖），包括鼎、壶、背水壶、鬶、盉、单把杯和高柄杯等，制作精致，且多成双成对，这种白陶在较小型的墓中是不见的，在别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是罕见的。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很少见到彩陶，即使偶有发现，质量也较差，花纹草率。而十号墓中两件彩陶背水壶则做得极为精致，先涂红色地子，再用黑自相间的线条绘成三角纹、旋涡纹、重圈纹和连珠纹等，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装饰图样，色彩对比也十分鲜明。黑陶更属大宗，单黑陶瓶即达三十八件。这种器物造型优美做工精细，仅见于少数大墓，绝大多数的中小型墓中是没有的。

上述情况应足以说明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存在贫富分化。而且在个别遗址中已是非常突出的现象了。

贫富分化往往造成社会地位的分化，而社会地位的不同有时也会加深贫富分化的进程。但在某些时候，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不见得每个部很富裕，而较富裕的人也不见得每个都争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有些迹象表明当时已出现社会地位的分化。它是当时埋葬习俗的第四个特点。

大汶口有二十座墓葬随葬穿孔石斧，也就是石钺，约占全部墓葬的15％，这类墓一般同时随葬骨质或象牙雕筒和指环，随葬陶器、石、骨器和猪头也较多，其身份除某些石骨制作的手工业者外，多数应为武士或氏族贵族，他们同时也是较富的人。其中个别的有象牙琮、玉钺乃至鼍鼓，则当是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酋长。大汶口还有十一座墓出土龟甲，有的穿孔或涂朱，有的中盛砂粒，一般佩于腰下。除个别情况外，这些出龟甲的墓葬一般不出石钺、雕筒或指环。这些墓随葬东西也较多，他们是另一批富户，其身份可能是巫师，人数仅占8％强。大汶口一一七号墓埋一未成年男性，他不可能有什么战功，但却随葬了除最大的十号墓以外的另一把玉斧（钺），其余尚有骨雕筒一，象牙雕筒二，束发器一对，以及玉笋、臂环和大量陶器，看来他不仅继承了财产，也继承了氏族贵族的身份，表明世袭制也已萌芽了。

因为贫富分化和某种氏族贵族世袭制的存在，一些家族在氏族内长期处于较富裕和显贵的地位。这种情况在大汶口墓地中有所表现，如最北部的一群墓，早期便是整个墓地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到晚期仍然如此。最南的一群墓，从早到晚都是墓坑最小、随葬器物也最贫乏的。中间一群从早到晚也不富有。但在中群和南群之间，多半还是属于南群的几座晚期墓规模较大，东西也较多，那应是一些氏族新贵，是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陵阳河墓地，上述情况也许看得更为清楚。该处墓地已发掘大汶口文化墓葬四十五座，分为四群、第一群在遗址北部河摊上；第二群在遗址西北河滩上，距第一群约50米；第三群在遗址东北，距第一群约60米：第四群在遗址东南，距第三群约100米。其中只有第一群是大墓，其它三群都是小墓①。这些墓虽都属大汶口文化晚期，本身又还可分为早中晚三小期。在第一墓群中早期的二十四号墓长4.3，宽2.1米，东南略残。有木椁，随葬猪下颚骨二十九块，残存陶器仍有三十五件，还有石臂环、石铲、骨矛和玉坠等装饰品。中期的二十五号墓长3.4，宽1.45米，有井字形木椁。随葬猪下颚骨七块，陶器七十三件，还有石环和石管等。晚期六号墓规模最大，墓坑长4.55，宽3.8米，有井字形木椁，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随葬猪下颚骨二十一块，陶器一六一件，其中仅高柄杯即达九十三件。还有石钺、石壁、骨雕筒、石坠饰等。十六号墓规模也差不多，只是随葬猎下颚骨更多一些，达三十三块。从这个墓群来看，自始至终都是比较富有的，而且是越来越富。其中有的墓中有代表权力的石钺，有的墓中有刻着象形符号的大口尊，这当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家族的专属墓区。

花厅墓地在大汶口文化的墓地中，花厅墓地比较特殊，一是出现了殉人，二是有许多良渚文化的因素或输入品。这个墓地位于江苏省新沂县西南约十八公里的花厅村北，面积初步估计约30万平方米。1952、1953、1987和1989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发现墓葬近百座①。墓地分南北两区，南区年代较早，属通常所说的花厅期，所出器物完全是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墓葬规模也都比较小。北区有的墓属花厅期，有的较晚，大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或良渚文化的早期。这一墓区中除小墓外还有十座大型墓，它们彼此相邻，自成一片，在墓地中显得非常突出。

这些大墓一般长近5米，宽近3米，有些墓设有槨室。随葬品往往多达一百余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彩绘木器和整猪、整狗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中出土的陶器和玉器等很大部分具有良渚文化的作风，只有一部分属于大汶口文化。例如陶器中的T字形足鼎、双鼻壶、宽把带流杯、饰瓦楞纹或竹节纹的豆和圈足罐等，都是良渚文化的器物。只有背水壶、盉、个别镂孔大圈足豆和部分罐可算是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先后出土的五百余件（组）玉器中包括有斧、钺、锛、琮、锥形器、琮形管、璜、环、珠、管、指环、耳坠等。这些玉器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差不多都能找到，有些玉器是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所共出的，几乎没有一种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特别是在琮和锥形器上有近似微雕的简化神人兽面纹，从工艺到题材都是良渚文化的产物。这种题材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是良渚文化居民所信奉和崇拜的对象，不大可能传播到其它文化并为那里的居民所接受。因此，这些大墓的主人应属于良渚文化。

同一个墓地中一区属大汶口文化，另一区属良渚文化；或者是小墓属大汶口文化，大墓属良渚文化，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花厅在大汶口文化分布的边区以内，而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则远在江南太湖周围的沪宁杭地区，距花厅达数百公里。在花厅出现良渚文化的大墓应是良渚贵族入侵和强行占据的结果。分析大墓中的殉人，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花厅发现的十座大墓中有八座有殉人现象。其中墓二十主人为成年男性，卧于墓室正中，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在他脚下的二层台上横卧两名图3—14花厅第20号大墓少年尸骨，紧贴少年身边葬一狗，头部葬一猪（图3—14）；六十号墓的主人是30岁左右的男子，脚下也有一猪一狗，左下侧则殉葬一对中年男女和三个儿童：五十号墓的主人是25岁左右的男子，脚下殉葬两个十岁左右的儿童；三十四号墓主人骨架已朽，脚下也殉葬两个十岁左右的儿童；三十五号墓的主人为一青年，脚下殉葬一个儿童；六十一号墓的主人为一意外死亡的女性，年约20岁，左侧偏下殉葬一名少女；十六号墓主人骨架已朽，左侧偏下殉葬一名男孩；十八号墓主人为一青年，右侧偏下殉葬一成年女性和两个幼儿。这些殉葬者在墓中放置的位置同墓主人有明显的差别，且不止一次地与猪狗同样处置，显然不是墓主人的亲属而是身份较低的人。他（她）们既同墓主人一同埋葬，当不是正常死亡后的安葬而是强迫为墓主人殉葬。在良清文化的本上发现过许多大墓，只有上海福泉山一处有殉葬的现象。假定花厅大墓的主人确属良渚文化，他们不会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大汶口文化区再把本族的人员用来殉葬，因此殉葬的人应属大汶口文化。假定大墓的主人和殉葬者都属大汶口文化那根本说不通，因为大汶口文化腹地的一些大墓中从来就没有发现殉葬的现象，他们不会偏偏到花厅来要求殉葬，而墓中的随葬品又大多属良渚文化。假定墓主人属大汶口文化而殉葬者属良渚文化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殉葬者多为小孩，有的甚至是婴幼儿，良渚文化的人是否会拖家带口跑到这里便是一个疑问：再说墓中主要是良渚器物，墓主人虽可作为战利品随葬，但却不应缺少代表自己身份的物品，而墓中最能代表身份的物品当推饰有神人兽面纹的琮和锥形器，特别是项饰上也有带这种纹样的小琮，所以墓主人非良渚文化莫属（图3—15）。

良渚文化的征服者把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用来殉葬，反映了这两个集团斗争的激烈。殉葬者中缺乏青壮年男性也许是因为他们多已战死或败走了，逃不走的儿童、妇女和她们的幼儿便遭到了这样的厄运。由此看来，花厅的殉葬还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没有形成制度，也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同后来商周时代的殉葬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毕竟是贪富分化出现以后，刺激社会发生掠夺性战争的产物。敌方的俘虏既可强迫殉葬，自然也可以强迫服役，从而为奴隶制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中心聚落的形成从前的部落是分散的，除了某种亲缘关系或临时性军事同盟之外，缺乏经常性的经济或政治性联系。现在由于专业性分工和实物交换的发展，财产日渐积累起来，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展。由于军事行动或集体防卫的需要，人们往往在关系比较密切的部落之间建立起比较长期和牢固的联盟关系。在联盟中往往有一个中心部落，它是联盟议事会的召集者和联盟篝火的保持者。它的驻地自然就会成为一系列活动和联系的中心。这种情况应能在考古遗存中反映出来。

前面谈到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仰韶晚期遗存中，有用原始水泥构筑的、面积达一、二百平方米的原始殿堂的圆柱大厅，厅中有燃烧圣火的巨型火塘，还有地面涂灰浆并画人物画的宗教性建筑等，这些都是左近同一时代、同一文化性质的其它遗址所不见的。那些遗址仅有一般性居室。看来大地湾在仰韶晚期应已形成为一个中心部落的驻地了。

大汶口文化则从另外的侧面反映了同样的社会现象。鲁中南和苏北的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滕县岗上村和邳县大墩子等处都发现过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葬，它们的文化特征包括埋葬习俗等都大体相同，但又存在着如下的差别：1，各处墓葬虽都有大小和随葬品多少精粗的差别，表明当时已普遍存在贫富的差别。但差别的程度互有不同，没有第二个遗址发现过象大位口十号墓随葬那样多珍贵物品的大墓，没有第二个遗址所表现的贫富差别有大汶口那样突出，当时最富的少数人仅仅集居在大汶口一个地点；2.大汶口有若干较大的墓有木椁或木棺等葬具，有些大墓中随葬着特别精致的物品，如玉钺、象牙梳、象牙雕筒、鳄鱼皮（蒙鼓用）、白陶等等，其它墓地中都没有见到，其中有些原料是外地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或掠夺的手段才能得到，有些需要高超的工艺和大量的劳动时间才能做成。特别是象西夏侯某些最富的成员也只是用一百多件陶器和少量石、骨、蚌器随葬，没有那些精致的工艺品和仪杖化的物品，可见后者是代表了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而有这种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只是集中埋葬在大汶口。

由此可见，泰安大汶口应是鲁中南地区的某个中心部落的驻地。

在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边境，也曾发现过许多大汶口文化的墓地，如莒县大朱村、陵阳河、诸城前寨、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和新沂花厅村等处。其中除花厅村有特殊情况已如前述外，也只有大朱村、陵阳河和前寨墓葬的贫富分化表现得较突出，只有这三个地方在大口陶尊上刻写了图画文字。这几处也好象是某种中心部落的驻地，而陵阳河乃是最主要的一个中心。

类似大地湾或大汶口那样的中心聚落在别的地方也是存在的，例如河南郑州大河村的仰韶后期遗存和湖北京山屈家岭的屈家岭文化遗存等，都是规模相当大的，只是有些中心聚落可能尚未发现，有些虽已发现，但由于发掘面积过小尚不能充分表现其已达到的发展水平。这类中心部落的驻地或中心聚落一般表现为经济比较发达，并可能是当时经济交流的比较活跃的场所；就是在文化上和军事，宗教等权力上也表现为控制一个地区的核心，从而为往后城市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装饰品、工艺品、图画文字这时期因为经济的发展和贫富的分化，一些较富的人普遍讲究装饰，尤以氏族贵族为最。这在墓葬中看得很清楚。大型墓葬中不但其它随葬品多，装饰品也特别多，质地、造型都很讲究；中等墓装饰品甚少，小墓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品。

装饰品质地多为玉器，也有一些石器、骨器、牙器和陶器。后者主要是陶环，那大概是较穷的人用的。玉器中最普遍的是璜，在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薛家岗三期文化和崧泽文化等遗存中都能见到。其次是手镯和指环，再次是珠、管、坠饰和玦等，形态各异。主要是装饰头部、颈部和胸部，还有腰部和手腕。有些地方用骨管和骨珠，大汶口文化的一些较大的墓中常于人骨头部置牙约发器。但是除仰韶文化外，其它地方很少发现骨笄，那大概与当地披发文身的习俗有关。

工艺品的种类有很多。有一些富有者的墓中，往往有一些做工精细的玉质、象牙和骨料制做的工艺品。例如大汶口文化中就有玲珑剔透的象牙雕筒、象牙梳等。斧钺的柄端往往套一骨筒，上面刻着轮箍形花纹，有的还镶嵌绿松石。有些玉牌饰不但穿孔，而且还刻出一些花纹（图3—16）。

图3—16大汶口文化的工艺品（泰安大汶口出土）

1.象牙梳；2—4.6.象牙雕筒；5.象牙环。

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中，有一些做成动物形状，如胶县三里河的犬尊、豕尊、长岛北庄的凫尊，大汶口的兽尊，还有龟形和鸟形尊等。其中有一些明显是在陶鬶的基础上改造的，有些则看不出同其它器物有什么联系。这些器物一般在头部加意塑造，形象逼真生动。其它部位则根据实际情况稍稍改变形状。它同时又是一个水器或温器，便于加热和液体的倒出。是一种艺术和实用相结合的产品。商周青铜器中的许多禽兽形牺尊，应该是承袭大汶口文化的陶牺尊发展起来的。

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以及薛家岗三期文化都有许多陶球。空心，内装若干豌豆大小的陶丸，摇之发出响声，当是儿童玩具或乐器。陶球上有许多圆形镂孔，孔与孔间常用篦点纹、锥刺纹或划纹相连，构成非常美丽的图案。个别陶球上有画彩色图案的。

屈家岭文化的纺轮中，有一种形体较薄较轻者，呈米黄色，上画各种彩纹，谓之彩陶纺轮。彩纹多用深红色，也有用黑色的。图案母题富于变化，大致有重圈纹、旋涡纹、交错平行线、爪形纹、格子纹、麻点纹、太极纹、弧形纹等。画面有的浑然一体，有的等分为二分、三分、四分或五分，十分美丽。

图画文字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也有一些，均刻于大口陶尊上，也有刻在玉器上的。这种陶尊一般为夹砂陶，灰色或红褐色，胎壁甚厚，近底部越来越厚，表面往往饰斜篮纹。图画文字一般刻于陶尊上腹部近口处，非常醒目；个别也有刻在近底部的。大多数一器一字，个别有刻两字的。

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主要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共十二器十四字，莒县大朱村四器四字，诸城前寨一器一字。总计有十六器（或残片）十八字①。这些图画文字可归纳为七种。其中五种为单体字，两种有单体，又有复体（图3—17）。而不论单体、复体，在形态上又还有不少变化。现简述如下：图3—17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莒县陵阳河出土）

A、基本图形为一圆圈下加一附带图样，因附带图样之不同又可分为三式：AI、圆圈下加一新月形，如陵阳河M7所出大口尊残片上的图形：AⅡ、圆圈下加一似新月形，唯凹边中部凸起，如陵阳河采集的一件陶尊上即有此图形；AⅢ、圆圈下似两个飘带左右飘起，如陵阳河采集的大口尊残片上的图①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形。

A′是A种图形的复体或繁体，一般在A种图形下加一五峰山形。亦可分为二式：A′I、为人AI下加一弧底的五峰山形或火形，如大朱村H1所出大口尊上的图形；A′Ⅱ、为AⅡ下加平底的五峰山形或火形，如陵阳河采集的大口尊上的图形，诸城前寨大口尊残器上亦有平底五峰山形，但上部图形仅剩右边半个新月，全形应与A′Ⅱ近似。

A种图形的圆圈，一般认为是日的象形，下方附加部分有的认为是火，有的认为是朝霞，故被释为灵或旦。但AⅢ的两根飘带既不象火，也不象朝霞。且三种图形判然有别，恐不能均释为某一个字。A′种图形是A的复体化。其下方图形一般被释为山，但象A′I为弧底，两边小尖斜出，完全不象山峰，似亦不能不加区别地都释为山。我们只能说A及其复体化的A′为一个有联系的图形体系，如果说是图画文字，应该是互有联系的五个字，而非一个字的五种写法。

B、为一斜置的四凹边的长方形，位置在大口陶尊的近底部，是大汶口文化图画文字中唯一不刻划在陶尊上腹近口部的。标本有三，一为陵阳河采集，二出于陵阳河十九号墓，三出自大朱村二十六号墓，三者形体完全相同。凌阳河采集的那件陶尊的上腹近口处还有一短柄臿形的图画文字。四凹边的长方形所象何物不易断定，仅知在甲骨文和全文中有类似的图形，用作人名或族名。

C、为一钺的全形，钺为长方形、穿孔，与大汶口文化所出玉锁和石钺形状相同。此图形有一柄，全长约为钺长的两倍半稍多，全形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钺字近似。仅陵阳河采集一件陶尊上有此字，同器另一面与此字对称的地方还有一短柄臿形的图画文字。

D、为一锛的全形，锛的刃部为偏锋，柄端套一圆形，似为骨筒。此字多释为斤，仅陵阳河采集一件。

E、为短柄臿形，臿上的圆圈可能代表铲起的土块。细分有两式：EI、柄端略宽，呈双凹形，雷上有五个圆圈。陵阳河采集一件，与B种图画文字同出一器。又大朱村采集的一件几乎全同，唯柄端已残；EⅡ、柄端略尖，全柄如圭形，臿上有七个圆圈。仅陵阳河采集一件，与C种图画文字同出一器。

F、全形似双层筒形帽，帽顶垂挂两串珠饰。李学勤先生认为是一种不加羽饰的冠，近是。仅大朱村十六号墓出土一例。

F′、应为F的复体，呈一带羽饰的冠形。冠体部分也是双层筒形，唯下筒较上筒为大，与F相反。帽筒两边有羽饰。李学勤认为此或许就是原始的皇。《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郑注：“皇，冕属，画羽饰焉。”此字有二，一出陵阳河十七号墓，另一出同地十一号墓填土，略残。

G、象一房子顶上栽一树，此或是古代的社主。《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此种以树木为社主的风俗起源甚古，大汶口文化中有这种图形，或许表明是这种风俗的一个来源。标本见于陵阳河二十五号墓。

上述图画文字中有一些是涂朱的，如E、F各种；有些则不涂朱，如A、C等各种。凡涂朱者必先将地子抹平。有些地子抹平而未见涂朱痕迹者，究竟本来就没有涂朱，还是涂过朱以后被无意擦掉了，难以断定。

关于这些图画文字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已是文字，有的认为尚不是文字。主张已是文字的又有尚属初步发展和已属比较进步的文字之别；主张不是文字的也有程度不同。有的认为只是原始记事范畴的符号或图形体系；有的认为与后来汉字形成有很大关系，是一种原始文字，原始的象形文字、图画文字或象形符号。从现有全部资料来分析，后一种看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首先，这些刻画的图形虽然有一些与实物十分相象，如C钺、D锛和E臿的轮廓都很逼真，但并不是一般的图画。否则就不会专选某种器物如陶大口尊，在专门的部位，用同一种刻划方法来做。况且有些图形已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笔道简练，所象事物难以确定，其结构又有一定的规律，成为一种互有联系的图形体系。所以它是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文字也是一种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它与非文字符号的区别，不仅是信息载荷量极大，而且是以记录语言为特征的，是语言的符号化。非文字的符号则不能担负这一职能。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已能记录和传递语言，因为我们现在所见的都是单个的图形，无法表达完整的句予，而语言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

任何文字的起源都应有一个过程。汉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字一音，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合体字就不是一字一音。再早一些，很可能是纳西族的东巴文那样一字数音。九个点可以念成“九粒沙子”，九个椭圆圈可以读成“九个鸡蛋”，不是单有一个“九”的数目字再加表事物性质的字如沙子、鸡蛋等。事实上这种字在表达语言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有经师代代相传才能念得出来。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在造字方法上似乎同东巴文更为接近，因此它应该是接近早期文字而尚非正式文字的一种图画文字。

我们在估计这种图画文字的意义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它已形成一个图形体系，其中包括多种形体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符号，应能记录较复杂的事情，其表达能力应远远超过结绳、刻槽或树叶信之类的记号系统；第二，这种图画文字不仅见于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也见于诸城前寨，说明已有一定的流通范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北阴阳营二号灰坑中也曾出上一件大口尊，上腹近口部有一个F′的图形。该坑同出细颈鬶和盆等，年代正好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诸文化早期相当。更有进者，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十九节大玉琮，上刻AⅡ图形及一斜三角纹，该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①；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着弗利尔本人1919年在上海收购据说出自浙江的一批玉器，其中有一个玉镯上刻与大汶口文化AⅡ一样的图画文字和另一个鸟形符号：另一个玉壁上刻一鸟站立在一个阶梯状台子上，下面也刻一个AI形图画文字，只是圆圈中加云纹，新月形中加一道线。两件玉器当属良渚文化早期，即与北阴阳营二号灰坑同时。由于这几个图画文字的发现，知道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有密切关系，其图画文字在那样遥远的地方也是能够认识的；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第2期。第三，由于良渚文化玉器上也刻着与大汶口文化晚期一样的图画文字，可见那种图画文字不一定只刻在陶尊上，很可能还用在别的场合，比如木板或什么别的东西上。由于那些东西是有机质的，我们现在已难以发现。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也不能排除有若干图画文字在一起连用的可能；第四，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中，有一些与甲骨文和商周全文的形状和造字方法都很相近。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许多族徽往往保留古老的形态，与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更为相近。现在我们知道类似的图画文字不但大汶口文化晚期有，良渚文化早期和屈家岭文化晚期也有。有理由相信，这些图画文字应是后来形成古汉字体系的基础。

第三节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体上相当于龙山文化的时期，即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左右的一段时期。这时期铜器的使用逐渐加多，除红铜外还有青铜和黄铜。各地考古学文化都有明显的发展，更加逼近了文明的大门。我们把这一时代称为龙山时代。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龙山时代一名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①。国此要知道什么是龙山时代，应当先知道什么是龙山文化。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济南市东边不远的历城县龙山镇附近发现了城子崖遗址（今属章丘县），1930年秋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获知它的下层是一种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当时尚未发现铜器）。因为它与前此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以红色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不同，故以其发现地点龙山镇命名为龙山文化①。后来在河南北部又发现一些虽没有城子崖下层陶器那么黑，但也是多灰黑陶而没有彩陶的遗存，也被划归龙山文化。并以为龙山文化是从山东发源，逐渐传到河南北部而成为商文化的主要来源。到三十年代末，因发现的遗址较多而看出各地遗存的文化面貌并不完全相同，故梁思永将其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指出豫北区才是商文化的直接前驱。

五十年代以来，有关的遗址发现得越来越多，龙山文化的范围也越划越大。有的仅以黑陶为标准，将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以及福建、台湾等有黑陶的遗存都划归龙山文化；有的虽注意到龙山文化应包括若干独特的类型品，但又囿于过去自东向西传播的观点，或认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直接发展而来，把龙山文化的范围限定在黄河流域，往西直到陕西。

不少学者指出，黑陶固然是龙山文化的突出特征，但并不是唯一的特征。如果简单地以有无黑陶来作为划分龙山文化的标准，势必将范围不适当地扩大，把一些与龙山文化并无关系的文化遗存包括进去。至于龙山文化从东往西传播的观点，并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而为学术界所否定。龙山文化也不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它的直接前身是大汶口文化，现在已是公认的事实。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共同体，它包括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陶寺类型、三里桥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豫东的造律台类型也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同龙山文化不仅分布地域不同，文化特征不同，来源和去向也都不同。所以很多人主张把它同龙山文化分开，不应看成是同一考古学文化。湖北也有与龙山文化同一时期的遗存，过去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或青龙泉三期文化等。现在一般也从龙山文化中划出而重新命名为石家河文化。

这样，与龙山文化同一时代，在黄河流域还分布有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在长江流域则有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晚期。这些文化不仅属于同一时代，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而且相互间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存在着一①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①山东省考古所等：《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定的共同性，因而被统称为龙山时代（图3—18）。

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民族文化区的萌芽如前所述，在龙山时代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各有明确的分布地域，它的某些特征常常能同历史传说中分布于该地区的原始部落相联系，因此这些考古学文化当是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南及江苏北部，辽东半岛和河北唐山一带也受到它的强烈影响。这个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轮制黑陶特别发达，器表往往为素面或打磨光亮，显得素雅大方。主要器形有鼎、鬶、甗、罐、盆、豆、碗、杯等，就中以蛋壳黑陶杯最为精致。石器中多舌形铲、长方形石刀、石镰和剖面菱形的镞等。房屋多为方形，以夯土为基。存在公共墓地，流行单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相当的差别。在人骨鉴定中发现少数有拔牙的风俗。这说明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因而它的居民还保持着他们祖先的遗风。

由于龙山文化分布地方甚广，各地文化面貌还有不少差别，据此至少可以分为四个文化区或文化类型。即胶东区的杨家圈类型，胶莱区的两城镇类型，鲁西北的城子崖类型和鲁中南的尹家城类型。这种地方性文化区或文化类型，其实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基本形成了，到龙山文化以后的岳石文化时期依然保持这种差别，只是边界稍有变动。假如龙山文化及以前的大汶口文化和以后的岳石文化是一个大的人们共同体先后相继的文化遗存，则这个大的人们共同体内还包含若干较小的人们共同体。

根据古史传说，东方的部落主要是太昊和少昊，可统称为两吴集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谓少昊氏“遂济穷桑”。《尸子》、《帝王世纪》谓少昊“邑于穷桑”；而《左传·定公四年》谓周初分封时“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吴之虚”，因知穷桑当在曲阜左近，今曲阜东有少吴陵，是后人根据传说建立起来的。少昊活动的范围当不限于曲阜，而可能遍及山东各地。《左传·昭公十六年》记郯子的一段话是很值得注意的：“郯子曰..我高祖少吴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职官系统，实际上可能有后人的附会和整齐化。但它透露了许多信息：（一）所谓少昊氏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族系，里面包含许多氏族、胞族乃至部落，并各以一种鸟为其图腾；（二）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的一段对话，知始居齐地的是爽鸠氏，在今淄博临淄区左近；而作为少吴后裔的郯国在今山东东南郯城县一带，均距曲阜数百公里。故知少昊的族系并非仅居曲阜一带而可能遍及山东全境。至于太吴之墟在陈，一般认为在河南淮阳左近。既云太昊，当与少昊有关。而龙山文化及其以前的大汶口文化的各地方类型，应是反映少昊族系内的各地方分支。到夏代，这些人民始称为夷，或是夏人统称东方之人为夷。而夷有九种，说明内部也有许多分支，那大概就是岳石文化存在若干地方类型的主要原因。这样看来，龙山文化可能是少吴或两昊族系的文化，是夷人的史前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范围最大，内容也最庞杂。其中包括分布于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后岗二期文化，分布于河南中部偏西的王湾三期文化，河南西部的三里桥类型，山西南部的陶寺类型，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等。河南东部的造律台类型，在文化面貌上介于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之间；但若按历史传说，那里似应是两昊集团的太昊氏活动的领域。

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颜色比龙山文化为浅，而且愈西愈浅。即黑陶愈西愈少，而灰陶愈西愈多，并且到山西和陕西还有一部分灰褐陶。轮制陶的比例也是愈西愈少。大部分陶器有绳纹、篮纹或方格纹，只是在不同的地方类型中这三种陶器的比例有所不同。这里没有龙山文化中那样精美的蛋壳黑陶杯，极少见鬶，鼎和豆也远不及龙山文化那样多。相反这里有很多的鬲、斝、甑双腹盆和小口高领瓮等。石器大致和龙山文化接近，但缺少舌形铲而多有肩铲，箭头剖面多三角形。房屋多为圆形，地面及四壁抹白灰，称为“白灰面”。同时也有分间式长方形房屋。建筑中常用夯土、土坯和白灰。有很大的公共墓地，其中大墓和小墓的差别达到非常显著的程度。

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地方，是广义的中原地区。依据古史传说，这里在原始社会是黄帝和炎帝族系的居民活动的地方，我们可将这两个族系合称为黄炎集国。

黄帝和炎帝究竟发源于什么地方，向无定说。《国语、晋语四》有一段话说：“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徐旭生据此考订炎帝起于陕西渭水中游，黄帝则起于陕西北部，然后均向东发展②。无论如何，这两个族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姬姓和姜姓世为婚姻也是事实。《史记·五帝本纪》曾谈到黄帝与炎帝战子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逸周书·尝麦》篇谓赤帝（按赤帝即炎帝）与蚩尤争于涿鹿之河，寅帝杀蚩尤于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谓黄帝命应龙攻蚩尤于冀州之野。这里提到的地名都在今河北境内，是黄炎集团又在河北。

《史记·五帝本纪》还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河。”丸山，据《括地志》在青州临朐县界，岱宗即泰山。鸡头在甘肃，《史记·始皇本纪》：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熊当为熊耳山，据《括地志》熊耳山在商州洛县西。荤粥即后来的匈奴。如果真象《史记》所讲的，黄帝的战功和巡幸的地方如此之大，就有点象后来的始皇帝了，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如果把黄帝理解为一个族系，则它活动的地方奶是以中原为中心而与四周发生交涉，这与考古学文化分布的状况还是基本上相合的。

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早先是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即是继承仰韶文化而发展起来的。继中原龙山文化之后而发展起来的，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是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是先商文化，在陕西关中地带是先周文化。自此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民往往自称为华夏或诸夏。其所以称诸夏，正同称九夷一样，表明内部还有许多支族。而炎帝、黄帝则被尊为华夏族的祖先，华夏族的人民即成了“炎黄裔胄”。

良渚文化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是因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浙江杭②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花厅考古队：《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9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县良渚镇（今属余杭县）而得名的①。良渚文化的陶器虽然看起来也是黑色的，但多是黑皮灰胎而并非纯黑陶，也没有象龙山文化那样的蛋壳黑陶。陶器表面也多素雅而不尚文采，只有一些特别讲究的陶器上有朱绘或针刻花纹。陶器种类主要有鼎、豆、圈足盘、双鼻壶、单粑带流杯和小口高领瓮等，除个别的鬶外，基本上没有袋足器。良渚文化的玉器多为通体磨制，并且广泛地采用切割法和管钻法。石器种类甚多，主要有斧、铸、有段锛、凿、长方形和半月形刀、犁铧、破上器和耘田器等，后三者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是适应水田操作的一套农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特别发达。一个墓地的发掘，所获玉器往往数以千计。

其种类有琮、璧、钺、璜、镯、环、管、珠、杖头及各种装饰品，其雕工之精、数量之多、品种之复杂，为同时代及前此诸考古学文化之冠。至今尚未发现完整的房屋建筑，但据某些残存遗迹来看，当时既有干栏式建筑，也有上坯砌的房屋。富人和平民墓地已经分开，不少地方为贵族造墓地而筑起很大的土台。到处都出现聚落遗址群，就中以良清镇所在的遗址群为最大。良渚文化所在的区域在古扬州境内，《尚书·禹贡》扬州条中的震泽和《周礼·职方氏》扬州条中的具区，都是指本地区中心的太湖而言。《吕氏春秋·有始览》：“东南曰扬州，越也”，明指扬州为越地。史传太伯奔吴，《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奔荆蛮，司马贞《史记正义》解释说，荆蛮是“南夷之地，蛮亦称越”。《吴越春秋》以为越王勾践是夏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而无余曾封于越。看来越曾是地名，又是族名。后来推而广之，把我国东南沿海的非华夏族系的人民统称为越，以至有闽越、瓯越、南越、骆越、扬越等许多名称。古越人和越地的情况，古文献中记载甚少。《职方氏》讲扬州的一段话虽是说西周时的情形，但也可作一参考：“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获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鲁，其谷宜稻。”这种江湖甚多、物产富饶的自然地理条件，正是产生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基础，良渚文化则是这一发展的高峰和最后阶段。

石家河文化是以其首次发现的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而得名的①。石家河是一个包括二十多个地点的遗址群，1955年发掘了三房湾、罗家柏岭等四处遗址。其中较早的属屈家岭文化，较晚的即石家河文化，但因资料未曾报导而不为人知。后来在湖北境内发现的同类或相近的遗存曾被命名为青龙泉三期文化、季家湖文化、湖北龙山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等，现多主张统一为石家河文化而分为若干地方类型。

石家河文化以灰陶为主，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桔红色粗陶和少量黑陶。泥质陶多为轮制。大部分素面无纹，少数有篮纹和方格纹。主要器形有鼎、鬶、豆、圈足盘、高领罐、粗红陶杯、缸等。石器磨制甚精，主要有钺、斧、铸、镰、镞等。石家河曾出大量陶塑动物，包括鸡、长尾鸟、猴、象，狗、猪等，形成一种鲜明的特色。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目前还缺乏详细的论述。大体说来，至少可分为四个类型，即湖北西北至河南西南部的青龙泉类型、湖北西南到湖南北部的季家湖类型、湖北东南到湖南东北的尧家林类型以及江汉平原的石家河①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①石志廉：《最大最古的■纹碧玉琮》，《中国文物报》1987年10月1日。类型。

石家河文化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当于远古时代三苗集团的活动区域。《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的话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即今之波阳湖，衡山当是《山海经·中次十一经》里所说的衡山，郝懿行认为它是指河南省西南部的雉衡山。文山虽不知为现今的哪一座山，但据其方位不外是洞庭、波阳之间偏南的某山。这个范围正是石家河文化分布的范围，所以石家河文化很可能就是三苗族系的文化。三苗在历史上与华夏族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舜、禹均曾与三亩打过仗。而石家河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有不少文化因素相似，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总上所说，龙山时代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它们分别同传说中的黄炎、两吴、越和三苗等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集团后来又发展为华夏、东夷、吴越、荆楚等族系。所以说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实际反映着民族文化区的萌芽和初步形成。而这几个民族文化区在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都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铜器和石器的改进在龙山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中，除良渚文化外均已发现铜器。铜器分布面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显示它已越过最初的发展阶段而到达了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图3—19）。

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中有五处发现了铜器或铜炼渣①。其中图3—19龙山时代的铜器1．铜铃（襄汾陶寺）；2．铜牌（唐山大城山）；3．铜锥（胶县三里河）。有山东胶县三里河的两段残铜锥，诸城呈子的残铜片，栖霞杨家圈的一段残铜锥和一些炼渣与矿石碎末，日照尧王城的铜炼渣和长岛店子的残铜片等。

杨家圈的矿石经鉴定主要是孔雀石，即碱式碳酸铜。三里桥的两件残铜锥虽然不在一起，并且是先后两次发掘时发现的，但从其形状和粗细的程度相象、断口大致能对接、成份和金相组织也都相似来看，可能原属一件标本而干早期残断所致。这件铜锥是铸造而成的，对金相组织的观察发现有树枝状结晶，组织不均匀，成分也有较大偏析。其中含锌约20．2％—26．4％，锡0．35％—2．15％，铅1．77％—4．26％，硫0．053％—0．43％，铁0．585％—0．93％，硅0．043％—0．11％，除铜、锌外，其余成份应为杂质。由于其中含硫，并与铅化合成为硫化铅，说明原料是不纯的，熔炼方法也是原始的。据推测这件锥可能是利用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得到的，而不大可能是人们有意掺锌制成的合金黄铜。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曾进行实验，证明黄铜冶炼可以在较低温度下通过气——固相反应进行。因此只要有铜锌共生矿，原始冶炼即可得到黄铜①。而山东胶县附近的昌潍、烟台、临沂等地区，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在龙山文化中出现质地不纯的黄铜，是并不奇怪的。

①严文明：《龙山文比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①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城子崖》，1934年。

中原龙山文化也有多处发现铜器或炼铜遗迹，一是河南郑州董砦的方形小铜片，二是登封王城岗的一件残铜器片，三是临汝煤山的炼铜柑锅残片，四是山西襄汾陶寺的铜铃等。

煤山的坩锅残片分别发现在两个灰坑中，内壁保留有一层层的固化铜液，最多的一片上有六层，每层厚约1毫米。经化验分析含铜的近似值为95％，应为红铜①。陶寺的铜铃是一座墓葬的随葬品。铃高2．65厘米，横剖面呈棱形，长6．3、宽3．7厘米。系合范铸成，顶部钻一圆孔。经测定含铜97．86％，铅1．54％，锌0．16％，应系红铜①。铃外包布，据布痕看系平纹织法，但经纬粗细不同，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6×20根，当为较细的麻布。河北唐山大城山的文化性质应是受中原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而又有自己的特点。那里发现有两块穿孔铜片，穿孔方法系两面对钻，与石器钻孔方法一致。两块铜片的含铜量分别为99．33％和97．97％，另有少量锡、银、铅、镁等杂质，也是红铜。

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朱开沟遗址，较接近于中原龙山文化而又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发现了铜锥和铜手镯等。

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中，最近也发现了许多铜块，地点在湖北天门石家河。

至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更是在多处遗址发现了铜器，其种类有刀、锥、匕、指环、斧、镜等，除镜为青铜外，其它经鉴定的亦多属红铜。

上述情况说明，在龙山时代的确已普遍使用铜器。最普遍使用的是锥，其次是刀匕之属，其它则有斧、镯、指环、铃、镜等，即一些小件的手工工具、梳妆用具、装饰品和乐器等。应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铜器的成份中，绝大部分属红铜，也有少数为黄铜或青铜，不论哪种铜器，其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杂质。而此时的青铜或黄铜，实际是由铜锌共生矿或铜锡铅共生矿经原始方法冶炼出来的，并不是有意制造的合金。因此这个时代还只能是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

这个时期的石器几乎都是磨制的了，切割法和管钻法等技术更加广泛地应用，石器种类和形态更加多样化，地区性差别也更加明显。可以说，这个时期才达到了石器制造技术和应用范围的顶峰，相形之下，过去曾广泛应用于工具制造的骨角器、蚌器和陶器均已降到不重要的地位。

农具方面，江南的变化比黄河流域更明显些。例如在良渚文化中已普遍发现犁铧、破土器和耘田器①，这些都是根据水田耕作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石犁形体呈扁薄等腰三角形，犁尖夹角约40°—50°，两腰有刃，中部有一至三孔。小者长仅15厘米，大者长近50厘米，后端略平或内凹。这种石犁确切些说只是犁的工作部分铧，而且这种铧必须固定在犁床上，很可能在它上面还要加一块凸脊的木板，一则有利于固定铧，二则可起分土作用。这是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石犁。过去在内蒙昭盟一带的红山文化中发现的所谓石犁，很可能只是一种尖头的石铲。

所谓破上器又可称为开沟犁，大体呈三角形，底边为单面刃，前边大于后边，前角小于后角，因而呈向前倾斜状。顶端向后有一斜柄，或在后边的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0—48页，文物出版社。

①施昕更：《良渚》，1938年。

①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上端有一缺口以利安柄，后一种形式常在缺口的前边穿一孔。这种器物体形小者通长20多厘米，大者达50厘米以上，刃部大多严重磨损，使用时因过于笨重难于一人挥动，很可能是一人前挽，一人后推以用于破土的农具。良渚文化所在地水网密布，沼泽甚多，其中常丛生芦苇和其它草类，要开辟成水田，除要砍除或烧掉苇草外，泥里盘根错节是很难翻动或推平的，破土器实是一种斩断草根以利翻耕的器具，是专为开荒用的耕具。

犁耕的出现，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的质量，还为畜力的利用提供了可能。所以在农业发展史上，总是把犁耕农业同锄耕农业相区别，在我国的具体情况可能是与箱耕农业相区别，成为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黄河流域，耕作农具仍然是石铲或石耜。龙山文化的石铲多舌形，中原龙山文化的石铲则多近长方形的梯形或双肩形。二者均较轻薄，刃部宽度一般不超过10厘米，但很锋利，器身通体磨光，对黄土地带的翻地来说还是很适用的。

这时期的收割农具主要是石刀，即石爪镰，同时也普遍地出现了石镰，只是数量还比较少。石刀形状多为长方形，一般比仰韶后期石刀为长，多数仍穿一孔，也有穿两孔的。在良渚文化中还曾发现少量半月形石刀。一般说来，石刀是割穗的，而石镰是连茎杆一起割的。所以石镰的普追出现，意味着对作物茎杆的利用更为重视了。

作为手工工具的石器仍然是斧、锛、凿和纺轮，后者大多是陶质的，石纺轮只占一小部分。凿的数量比前一时期有所增加，可能意味着榫卯技术有新的发展。石锛中除常型者外，在良渚文化中已普遍发现有段石锛——它是我国东南地区传统石器之一，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各群岛有较大影响。

如果说这时期手工工具的变化还不十分显著的话，那么武器的发展却是十分明显的了。这时主要的武器是石镞和石钺，同时有少量的石矛。在此以前箭头主要是骨制的，也有少量蚌制和石制的，这时则主要变成石制的了。以前的箭头多扁平或圆锥形的，多数无铤，这时则多三棱或剖面呈菱形，并且锋、身、铤三部分分化明显。在分布地域上，中原龙山文化多三棱形，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诸文化则多剖面呈菱形者。这种远射武器的显著发展和改进，以及近距离使用的刺兵——矛的出现，都说明这时期战争行动大大加剧了。

玉器工艺的发展龙山时代的玉器比前一时期更多，制作也更精良了。在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过许多玉器，其中以良渚文化出上的数量最多，种类也比较复杂（图3—20）。

玉器的制作工艺，照理应是磨制石器工艺的延伸和升华。因为玉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石头，有些加工石器的方法也广泛用于玉器的加工。但玉器毕竟不同于一般石器，这不但是因为材料不同，制法上有很多差异，更重要的是品类和功能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从而形成为一种独特的工艺。

龙山时代的玉器多用软玉，在矿物学中应属具有交织纤维图3—20良渚文化的玉器1．7；琮；2．山形饰；3．衣扣；4．璜；5．鸟；6．锥形器；8．带钩。显微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这种玉材的硬度一般为莫氏6度，有美丽的颜色和质感，能够加工成各种形状的器物和优美的花纹。

玉器的加工大体有裁料、成形、作孔、雕刻花纹和抛光等工序。裁断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石器加工中常用的片锯切割，一种是玉器加工中特有的线切割，这在一些玉料和玉器本身上留下的痕迹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无论用哪种切割方法，都需要有硬度高于玉的中间介质即解玉砂，正如现代玉器加工也必须用解玉砂一样。

一般器物经过切割已大体成形，个别特殊器形还须辅助以雕琢，比起石器制作中往往用打制毛坯成形的方法来要准确和省料得多。

绝大部分玉器都有穿孔，而且一般都用管钻的方法，所用管料大抵为竹，这同石器制作用的管钻法基本相同。但玉器中管钻应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钻孔也深得多。例如有的玉管直径仅1—2厘米，长却有10—20厘米，有的琮更长达30—40厘米，要一下子直穿钻透，其难度可以想见。据观察，良渚文化的玉器无论厚薄均用双面钻，且两面钻的深度相若，如有倾斜也往往相对，故有人推测当时已有两极钻具，掌握了从两面同时钻进的技术①。

花纹的雕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透雕，多施于玉璜和各种牌饰。镂透部分一般先画出范围，钻出小孔，再用线加解玉砂锯割，最后在透雕体上加刻阴线花纹。另一种是浮雕加线刻，一般用浮雕表现主体花纹，用阴刻表现地纹或背景纹饰，浮雕也常刻钩云纹，形成三层纹饰。在良渚文化的玉器花纹中，以神人兽面纹最有代表性，背景纹饰是一个戴羽冠的神人，他的胸部乳房和肚脐部分用浮雕强调成大兽面形，兽面上又育阴刻纹。整个纹样复杂细腻，有时一个毫米宽度有四五道刻纹。根据刻线放大的情况观察，应是用坚硬的石雕刻器完成的。

这个时代的玉器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用作礼器或仪仗的工具和武器，其中主要是钺，其次是斧、锛、刀等；二类是宗教用品，主要有琮、璧等；三类是装饰品，数量最多，有头饰、耳坠、项饰、佩饰、手镯、指环等以及服装上的用品如带钩、圆扣和各种缀饰，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艺术品如人、人头、鱼、鸟、龟等的小件圆雕。

各地玉器的种类、形制和花纹不尽相同，应用的范围也有差别。目前发现玉器最多的是良渚文化，仅余杭反山一处墓地就有一千一百余件（组），如按单件计算则达三千二百多件。余杭瑶山、上海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处也有大量发现，至今发现玉器的良渚文化遗址已达二十多处。其它地方目前发现不大多，可能是大墓发现较少的缘故。

在各种玉器中，钺、琮、璧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也是各地区文化遗存中常见的器物。

玉钺在反山和瑶山都曾发现较完整的组件。一般包括玉质的钺冠、钺身和钺柄端，三者大多为素面，也有刻精细花纹的。钺柄当为剖面呈椭圆形的木柄，有的髹红漆并镶嵌大量玉粒。从钺端到钺柄端的长度，反山M14：221为74厘米，M20：144为74厘米，瑶山M7：32为80厘米。这种钺做得如此精致，又没有任何砍削的使用痕迹，当是军事首领的一种权杖。《史记·殷本纪》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尚韦·牧誓》载：“（周①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商汤和周武王姬发当时都是指挥军队的最高首领，他们手里都拿着钺，可见钺是军权的象征。而良渚文化中用钺随葬的墓主人，生前也当是一位军事首领。

琮在良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所有玉器中，它是做得最讲究的。最好的一件琮出自余杭反山12号墓，呈乳白色，高3．8射径17．1—17．6厘米，重6．5公斤，是矮体琮中最大的一件。该琮纹饰雕工极精，四面直槽年每槽两个人体与兽面复合象，四个转角处有双重兽面纹。人体全身仅高3厘米，双眼圆睁，阔鼻宽嘴，嘴中露出整齐的两排牙齿。头戴宽大羽冠。上臂平伸弯时，双手指向胸怀，有的手指头都刻出了指甲。下身盘腿而坐，足却被刻成似鸟爪的形状。全身刻卷云纹，关节部位有小片外伸，很象是穿着皮甲。人体的胸腹部以浅浮雕突出一兽面（或亦为人面）纹，眼、鼻、嘴均刻划清晰，嘴里有獠牙。样子很象是挂在那个双腿盘坐的人身上的一个兽面胸牌，用以显示其神圣和威严（图3—21）。

迄今最大的一件玉琮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该琮高49．2厘图3—21反山大琮上的神人兽面纹（放大像，原高约3厘米）

米，纹饰分十九节，其上端正中刻有圆圈下加火形符号，与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图画文字完全相同；底部内侧刻有斜三角记号，此器形状、风格完全是良诸文化式的，却有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是值得注意的，类似的情况还见于玉璧、玉镯等。

中国古代琮与璧常并提，《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仪礼·聘礼》：“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束帛加琮，皆如初。”郑注：“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考工记·玉人》：“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聘..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驵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瑑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从这些记载我们只知道璧琮都是礼器并且往往相互配伍，不同等级的人所用璧琮的大小亦不同。但这是周代理想化的制度，史前时期的良渚文化当不会有这样严格。从它只出于大墓来看，可以断定当时只有贵族才能掌握。张光直认为琮的意义尤为重大，是巫师借以通天地的法器，并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巫政结合并产生特权阶级的玉踪时代①。就良渚文化来说，这个见解是值得注意的。但良渚文化的琮有各种形态并可大别为两类，一类较租矮，上面往往有比较精细的花纹！另一类较细高，往往被分为许多节，花纹简单，玉质也较差。前者多出于太湖南岸，以良渚遗址群为大宗：后者多出于太湖北岸，仅武进寺墩3号墓就出上三十二件之多。二者的功用也许不完全相同。

玉璧绝大部分也出于良渚文化，有时与琮同出，有时则不尽然，加工远不如琮那么精细。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几件据传出自浙江的玉璧上，雕刻着鸟立于柱上的图画，则是少见的精品。

轮制陶器的流行①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龙山时代制陶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泛使用快轮拉坯，二是陶窑结构的改进。

陶轮又称陶车或陶钧，是一个圆盘形工作台，中轴插入地下套管，用手摇或脚踏使其转动。陶轮早在仰韶时代便已出现，那时制坯的方法主要是泥条盘筑，做大件器物时利用陶轮可以避免陶工来国转动，画彩时也有许多方便，那种陶轮一般称为慢轮。龙山时代则是利用陶轮的快速转动直接拉坯，一件器物几秒钟就拉出来了，加上必要的修理也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劳动生产率比慢轮上用泥条盘筑法生产要提高许多倍。尽管至今没有发现当时使用的陶轮，但若观察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制造痕迹，再与现代陶器上的制造痕迹进行对比，就能一目了然。大凡用快轮拉坯制造出来的陶器（即通常所说的轮制陶器），总是器身正圆，胎壁厚薄均匀，里外有许多旋转时留下的同心周线。有的器物表面因打磨光亮而不见同心周线，里面总还是非常清晰的。制坯完成，一般要用细绳割下，此时轮子还没有完全停止转动，所以割下的痕迹总是偏心螺旋纹。凡具有以上特征的，即可肯定是轮制陶器。这样的轮制陶器在仰韶文化后期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遗存中已发现有极少的标本，而到龙山时代则大量出现。不过即使在龙山时代，各地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大致说来，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轮制技术最为发达，差不多所有陶器都是轮制的。即使是最不便于轮制的陶鬶，也往往分段轮旋制出颈部和袋足部再结合起来。其它许多较复杂的器物如小口高领罐、蛋壳黑陶杯、豆、圈足盘、双鼻壶等也都是分段轮制然后粘接起来的，碗、盆、杯等简单器物则一次拉坯即成。器物的附件如流、把、鼻、足、耳等不便轮制的部分，往往先手制或模制，然后粘接到器身上去（图3—22）。

图3—22龙山文化的陶器1．5．鼎；2．高领罐；3．器盖；4．鬶；6．单把罐；7．盆；8.杯；9．豆（1—3．6．8．两城镇出土，4．5．7．9．城子崖出土）。

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工不但熟练地掌握了轮制技术并加以最广泛的应用，而且在陶器造型和表面处理上也尽量表现出轮旋痕迹特有的美感，所以一般不加其它纹饰，而只是用轮子直接旋出竹节状坟、阴弦纹等，有时在局部范围有不同形状的镂孔或刻划纹。在某些最精美的陶器上则用极细的针刻图案。

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杯可算是这个时期制陶技术的最高成就。这种陶杯显然是从大汶口文化的黑陶高柄杯发展而来的，但二者制法不同，造型上也有较大的差异。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一般育较高的柄，杯身为圆底形，常有宽缘盘形口，有些杯的杯身部分做成两层壁，内壁形成胆便于盛物（也许是酒），外壁则可镂刻成美丽的花纹。这种杯通高约15—20厘米，口径差等，而壁厚多在0．5—1毫米之间，最薄的仅0．3毫米，全器还不到一两重，拿起来显得十分轻巧。

这种器物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有不少人位过研究和试验，近来终于比较明白了①。首先对原料的选择和制备比较严格，需要细腻纯净的粘土，其中绝不能含硫，否则便会烧流。经过多次淘洗，其粒度至少应在300目以上。稍揉后还要经过长期陈腐。用时要反复揉泥，至少要比制普通陶器时多花三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倍以上的功夫，这样泥土就不至皲裂，可塑性能极好。杯坯一般分三段拉成，稍于后用泥浆粘接。此时坯体还较厚，必须在陶轮上用刮刀反复旋薄。为了车好坯子，必须要设刀架。车速不能太快，一般掌握在每分钟80—100转即可；转动还必须均匀，故一定要用惯性轮。坯子车好后还要进行镂刻，因为坯体极薄，又尚未入窑，故镂刻时应十分细心，否则就容易挤碎以至前功尽弃。等一切准备妥当，即可入窑。由于坯体极轻，如果直接放在窑内，点火后由于空气的对流会使坯体浮动而相互碰碎，故必须有匣钵。现在已经发现了这样的匣钵，为厚胎夹砂陶，底部有一长方形孔，大小正好容纳一个蛋壳黑陶杯。为了获得又黑又光亮的效果，选择泥土时最好是含锰的，或在烧窑时选择芦苇等含锰的燃料，烧成后不久即出窑，乘热打磨，即十分光亮。由此可见，要制成一件蛋壳黑陶杯是十分不容易的，必须有根高技艺的专门的陶工。推测当时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制陶中心能做，其它地方要设法去交换。我们在山东长岛县的砣矶岛上曾发现与潍坊姚官庄完全一样的蛋壳黑陶杯，可能就是同一陶工的制品。如果确实如此，说明当时交换的范围已经很大了。中原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轮制陶器的比例不如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高，大约只有半数为快轮制造。陶器颜色也不如龙山文化等那么深，除黑陶外，还有大量的灰陶，石家河文化中还有较多的桔红粗陶。在中原龙山文化中，也是越往西轮制陶越少，黑陶越少。如客省庄二期文化约80％以上为灰陶，18％为红陶，黑陶仅占1％多些。轮制陶仅占少数，而大量的是泥条盘筑和模制。有些鬲足内有反绳纹，当是用原有鬲足为内模的一种证据。这两个文化的陶器除素面和磨光以外，还有不少饰篮纹、绳纹或方格纹，从而造成一种与东方沿海地区的陶器很不相同的风格。这三种纹饰在各地的比例颇不相同，具体的纹样也有差别。大致说来，北部和西部的绳纹较多，如后岗二期文化、陶寺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均是；中部和东部的方格纹较多，如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类型均是。篮纹比较普遍，但早期较多，且多斜行、纹样较宽而浅；晚期略减，多竖行，较窄而深。

由于黑陶和灰陶大量流行，在中原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又多篮纹、绳纹和方格纹，在这种陶器上均不适于画彩，所以曾经风行很长时间的彩陶到这时已经全然绝迹。但在某些较讲究的陶器上还有彩绘。如良渚文化的一些黑陶豆和圈足盘上常有朱绘，后岗二期文化的某些黑陶盆和圈足盘上也有朱绘或朱、黄两色彩绘，陶寺类型中更有较发达的彩绘。这种彩绘陶是在陶器烧好以后再画上去的，根容易擦掉；所用颜料比较浓厚，类似于现今水粉画的颜料。这种彩绘陶器不适于做生活用器，一般用于祭器或随葬用冥器。这个时期陶窑的结构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基本相同而与新石器时代晚期者有很大的差别。窑室仍为圆形，有北字形或川字形火道，窑壁呈孤形弯曲。内蒙凉城老虎山的窑保存最好，顶为穹隆顶，这样的结构便于封窑。在基本烧成后的高温情况下密封饮窑，使窑内造成还原气氛，容易烧出灰陶和黑陶。所以这时陶器以灰色和黑色为主，是与陶窑结构的改变分不开的。陶窑的体积也比以前扩大。仰韶前期的窑室直径一般为0．8米：龙山时代小的直径约1米，大的直径可达1．5米以上。这样每窑所烧陶器就可多好几倍。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可看出的专业化制陶工匠的出现，到龙山时代显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纺织、漆木工和酿酒的进步龙山时代纺织业的进步可从两个方面看得出来，一是麻织品更加精细，二是丝织品的出现。

仰韶时代已经有了麻布，根据一些陶器上的印痕知道都用平纹织法，其密度一般为每平方厘米6×9至12×15根。到龙山时代麻布仍然是平纹织法，但有时经纬线粗细不同，纹理更加细密。如前举山西陶寺铜铃上的包布每平方厘米为16×20根，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陶罐上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是30×30根，良渚文化中最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是20×30根。这样细的麻布，不但要有相应的细扣，而且首先要给麻纤维脱胶，否则难以纺出那样细而均匀的麻纱。这时的纺轮很明显有大小两种，大约就是为纺不同粗细的麻纱而制的。

历来传说是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发明养桑蚕缫丝，《路史》引《蚕经》说：“西陵氏始劝蚕”。但这传说是否真实，黄帝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期，都是很难说的。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龙山时代的良渚文化中是已经有丝织物了。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丝带、丝线和绢片②。丝带分10股，每股单纱3根，编成两排平行的人字形纹，宽约0．5厘米。绢片系平纹织法，经纬粗细相仿，撚回方向为S型，织物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7×47根，这已经是很细的丝织物了。

漆木器是很难保存的东西，所以至今发现甚少。但从良渚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发现来看，当时漆器至少在贵族的生活中应已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良渚文化的漆器均发现于较大的墓葬中，能辨器形的有盘、觯和杯等，有的棺木上也很象是涂漆的。这些漆器一般为黑色，画朱红色花纹，有的还镶嵌玉粒。山西陶寺的大型墓中往往发现木器残迹，其种类有鼓、圈足盘、长方平盘、斗、豆、案、俎、匣和谷仓模型等（图3-23）。这些器物的木胎均已腐朽成灰，只是通过上面的彩皮才可辨出器形。

图3—23陶寺的木器1.2．豆；3.房屋模型。

这些彩皮往往呈卷状，很可能是漆皮。往往以红色为地，上面用白、黄、黑、蓝、绿等色彩画出美丽的图案。

关于夏代以前即有漆器这件事，在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韩非子·十过篇》中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

这段话告诉我们：1．在尧舜禹的时代，漆器还是很珍贵的，即使是尧舜那样的贵族首领用为食器，人们还觉得太奢侈了；2.漆器的用途是食器和祭器；3.漆器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和红色，用红色画花纹。这几点同在中原龙山文化和良诸文化中的发现都是基本上相符合的。

酿酒的历史不如丝织物和漆器的制作那样清楚。一般认为，至少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就知道酿酒了，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的高柄杯都应当是饮酒器。到铜石并用时代酒器做得更精致了，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良诸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2期。

文化中的某些黑陶杯和漆觯、漆杯等都可能是酒器。如果这个判断不至大谬，则龙山时代饮酒的风气较前一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建筑技术的提高与房屋结构的变化龙山时代迄今没有发现大型房屋建筑，但从大量的小型房屋基址来看，知道当时房屋的类型已比从前复杂，种类多样化了；特别是建筑技术有较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夯筑技术的发明。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常常发现夯土的房基。如山东日照东海峪的一些房子就是这种筑法。据报导，那里房屋的建筑程序是先筑低矮的台基，然后筑墙体、室外护坡和室内地基。这些台基、护坡和室内地基均为分层筑成，土质坚硬，层次分明，每层上面有不规则形的凹窝，推测是用不规则形石块夯筑而成的①。至于这时普遍出现的城堡，更是夯筑技术的滥觞。

二是土坯墙的出现。现知河南永城王油坊、汤阴白营、安阳后岗和淮阳平粮台等地都发现了用土坯砌墙的房子；上海福泉山和浙江余杭大官山果园等良渚文化遗址中更发现了烧过的红色土坯或砖。王油坊、白营和后岗的土坯都没有固定的规格，一般长20—50、宽15—38、厚4—9厘米。土坯用深褐色粘土制成，内夹少量小红烧土块。这显然是和泥制坯并晒乾后才使用的。砌墙的方法是错缝叠砌，用黄泥粘接。用这种土坯砌筑的都是村落中的一般房屋，往往是圆形的单间小屋。平粮台的房屋是做在城内的，有台基，每栋房分为若干小间，有的室内甚至设有走廊，比一般村落中的房屋要讲究得多（图3-24）。这种房屋的土坯也比较规整，一号房的土坯长32、宽27—29、厚8—10厘米，四号房土坯较大，长58、宽26—30、厚6—8厘米。砌成墙体后在墙面抹草泥。用这种土坯砌成的房子，从外形看已与现代的土坯房没有多大区别。至于良渚文化的火烧土坯，无论福图3—24平粮台的土坯房泉山还是大官山果园的，大小规格也不大整齐。发现时全部经火烧过，故外面呈砖红色，里面因未烧透而呈黑灰色。现时难以判断它们是因失火而烧成红色的，还是有意烧成的砖。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我国最早用于建筑的小砖了。

三是石灰的广泛应用。河北、河南和陕西的许多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房子，其地面和墙壁往往抹一层厚约2毫米的白灰，表面光滑平整，质地坚硬，颜色净白。经化验其成份同现代石灰基本一样。过去以为是用料姜石烧的，但料姜石含土较多，不易做到那么纯净洁白；也有推测是用贝蚌类烧制的蜃灰，但象龙山时代房屋建筑中那样大量使用白灰，单用贝蚌类烧制的蜃灰恐也难于满足需要。在安阳后岗曾发现白灰渣坑，为过滤石灰后残渣的堆积坑，邯郸涧沟曾发现白灰坑，为已调好的白灰浆凝固而成，后岗等遗址更发现过未烧透的石灰石堆积，有些地方还有烧石灰的窑。由此看来，当时已经知道开采石灰石矿以烧制石灰了。这同前一阶段只知用料姜石烧制不纯的石灰以调制似水泥的灰浆，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房屋的结构颇具有地方特色，而同一地区则反映出城乡差别。

①牟永抗、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31年第2期。龙山文化的房屋在日照东海峪、栖霞杨家圈、诸城呈子和胶县三里河等地均有发现。一般为方形或略呈长方形，单间，室内面积约15—20平方米，较大的有近40平方米者。有的先做台基，有的则在平地起建。地基常先经夯筑，地面抹黄泥或草泥而不用白灰，仅接近后岗二期文化分布区的茌平尚庄一座残房有白灰面。墙育垛泥和木骨泥墙两种。前者多用草泥层层垛砌：后者多先挖基槽，在其中立住扎棍再抹草泥。有的基槽深挖1米以上，如杨家圈的几座房子便是那样。

中原龙山文化的村落中多为圆形单间房子，且多用白灰抹平地面和墙壁，与龙山文化多方形而不用自灰的风格颇不相同。但中原龙山文化分布面很大，各地方类型也有一些差别。就中以分布于河北和河南北部的后岗二期文化最为典型。东边接近于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则既有方形又有圆形，既有白灰面房基，又有用黄泥或草泥筑的房基，表现为龙山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双重风格。西边接近于齐家文化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房子有圆形和方形的，还有前方后圆的双间房，不少有白灰面，但房基多半地穴式，表现为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双重风格。

属于后岗二期文化的房屋以安阳后岗和汤阴白营发现较多。其它尚有安阳大寒南岗、将台、蒋台屯，河北邯郸涧沟等多处。其中安阳后岗早在1931年即发现过涂白灰面的圆形房基，以后在1958、1959、1971、1972、1979各年都进行过发掘，仅1979年就发现房屋三十九座①：而汤阴白营于1976—1978年的发掘即发现房屋六十三座①。除个别早期房屋有半地穴者外，一般均为平地起建，或筑出软周围地面稍高的地基，地基有明显的夯层和夯窝。在地基上起墙育三种形式，最多的是垛泥墙，其次是木骨泥墙和土坯墙。绝大部分室内地面和墙壁抹白灰，显得洁白亮堂，室内正中育一块圆形灶面，为取暖和炊事的地方，室外有护坡和散水。个别房屋室内有垫木板的。这种房屋同仰韶文化的一般居室相比，居住起来显然要舒适一些。

在这些房屋建筑中有两点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用小孩奠基，如后岗即有十五座房子下或附近埋有小孩，从地层关系来看是在建房过程中埋入的，最多一座房子下埋四个小孩。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死亡和埋葬，而是建房时举行奠基仪式的牺牲。这种用人奠基的现象，到商代得到很大的发展。二是许多房子内或房子近旁有小的窖穴，其底部和四壁常抹白灰，比较讲究，当是属于房主人的储藏窖穴。这同仰韶文化前期窖穴成群而不与个别小房子相连系的情况相比，说明以一座小房子为单位的家庭已发展为在消费上更为独立的单位。

上述两点情况，在造律台类型的王油坊遗址中同样存在。说明它不是孤立的现象，而可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王油坊除用小孩奠基外，还有用大人奠基的。如第20号房屋东北有三人相互叠压，骨架周围的土都筑得非常坚硬，显然是筑地基时一同埋入的。这三人均为男性，年龄在25—35岁之间，其额部以上的头顶骨均已被去掉，显然不是正常的死亡和埋葬，很可能是战俘用来奠基。商代用于奠基的正是有小孩也有成人，说明龙山时代的社会同商代已有某些接近的因素。

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房址主要发现于西安客省庄、武功赵家来和临潼康家①牟永抗：《良渚玉器三题》，《文物》1989年第5期。

①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等处。客省庄发现了十座房址①，除一座残破的圆形房屋难以确定是否分间以外，其余九座都是双间套房，五座前后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四座是前方后圆房。这些房屋面积一般较小，把内室和外室的面积加起来，小的仅10平方米左右，大的也不足20平方米。外室一般有门道，有窖穴，灶址偏于一侧或掏成壁灶；内室较平，火塘设于正中，当为卧房。所有房屋都是地穴式的，口小底大，现存深度1．28米至2米以上。除个别较大的外室有一、二柱洞外，一般不见柱洞。推测外间是地穴式，内间有可能是窑洞。

康家的房屋基址已发现一百多座，分若干排，每排房子又分若干组，每组房子少则两三间，多则五六间（图3—25）。从而构成一种层次分明、布局有序的聚落结构①。所有房屋均座北朝南，门向南偏东10°—15°。长方形单室，进深略大于宽，居住面积仅9—12平方米。居住面多抹白灰，也有用胶泥或草筋泥的，中间设一圆形火塘。房屋前墙有的用土坯或草泥，其余三面墙则用夯土筑成。墙壁残高多为15—40厘米，个别保存好的高1．1—1．3米。每所房屋的东西侧墙体往往向前伸出一段，形成门垛。前后两排房之间相距6—9米，形成公共的院落。

图3—25临潼康家的排房康家的聚落大概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房子毁弃以后，又在原址建造新居，有的房子上下叠压三四层，最多可达七八层之多，而村落的总体布局没有变化。

武功赵家来曾发现十座房屋①,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半地穴式，有四座，长方形，面积约为12—13平方米；第二种是窑洞式，仅一座，洞壁保存高达3米以上；第三种是半窑洞半起墙式，有五座，后半为窑洞，残存洞壁高达2．6米，前墙及两侧壁的前段为夯土筑成。在这些房子的前面有数道夯土墙隔成的院落，这是在我国史前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室外的院落建筑（图3—26）。它从另一角度证明家庭独立性有了明显的加强。

这时期城内的住宅仅在淮阳平粮台发现几处①。均为长方形分间房屋，全用土坯砌成，与一般村落多圆形单间用垛泥墙砌的风格大不相同。如四号房基有一长15米多、宽5.7米、高0．72米的台基，在台基上用土坯砌墙。房屋分为四间，北边有一宽0．92米的走廊。奇怪的是这样讲究的房屋没有用白灰面抹墙和地面。这房的位置在城东南角，推测城的中心偏北当有更高级的主体建筑。这种城乡房屋的差别，是当时社会分化的突出表现之一。

城堡和水井的出现古书谓“鲧作城”（《世本》），鲧为禹父，属夏以前的唐虞时代。假如象许多学者所主张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那么唐虞时代就应相当于龙山①钟华南：《大汶口——龙山文化黑陶高柄杯的模拟试验》，《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①山东省博物馆等，《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6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时代，或至少是龙山时代的晚期。而考古学者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堡，正是属于龙山时代的。

现知属于龙山时代的城堡有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湖北石首走马岭和湖南澧县南岳等处。河南安阳后岗也曾发现过一段70米长，2—4米宽的夯土墙，因规模较小，只能算是个一般村落的土围子。事实上，上述儿处城堡遗址有些也只是个土围子或石头墙围子。例如王城岗有两座夯上围墙，规模都很小②。东边一座仅剩西南角，西墙残长65米，南墙残长30米，原大不知。但因东边被水冲毁而筑西边小城堡，并以东城西墙为西城的东墙。由此推测东城大致不会比西城更大多少。而西城南墙82.4米，西墙92米，面积不过7000多平方米，确实只够得上一个小土围子。老虎山和阿善城堡是依山坡而建立的，前者略作椭圆形，长短径大约为380×310米，比王城岗大多了。这两处都是就地采石砌起来的，或至少是石头帮砌墙边。但从围墙内的房屋等遗迹并无特殊情况来看，也只能看作是一个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较大的村寨遗址。另外一些城堡遗址只是发现了城墙，城内情况尚不清楚，现时也很难准确估计其意义。

多少作过一些工作，对城内情况已有一定了解的现在还只有平粮台一处。它的情况显然和一般的村落遗址不同，至少应看作是早期城市的一个雏形（图3—27）。

这个城的规模并不算大，每边仅185米，正方形，城内面积34000多平方米，如果包括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总面积也仅5万多平方米。但该城十分坚固，墙体甚厚，现存堵基宽约13米，残高3米多，顶部宽8—10米，如果复原起来，所需土方图3—27淮阳平粮台的城堡（示意图）

1．地下水道；2．门卫房；F.土坯房；Y.窑；H.灰坑。

大约不少于4万立方米，工程还是相当大的。

这个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规划整齐：全城成正方形，座北朝南，方向为磁北偏东6度，几乎与子午线重合。南门较大，为正门，设于南墙正中；北门甚小，又略偏西，当为后门。这种格局显然是精心规划的，它所体现的方正对称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古代城市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2．防卫设施严密：城墙本身便是最大的防卫设施。有了城墙还需要考虑城门的管理。这座城为此专门设立了门卫房。此门卫房用土坯砌成，东西相对，两房之间的通道宽仅1．7米，便于把守。门卫房中有灶面，守门人可用为炊事，亦可为冬季取暖之用。

3．有公共下水道设施：一个城被严密地围起来后，必须解决供水和排水的问题。供水设施现尚未发现，估计应为水井。排水设施也仅发现了5米多长一段，整个长度和走向尚不清楚。虽然如此，仅就现已发掘的一段来说，已足以说明当时有了公共的下水道设施。此段下水道正通过南城门，埋设在距地面0．3米以下。水道本身由专门烧制的陶管套接而成，每节陶管长35②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45厘米，直径细端23—26厘米，粗端为27—32厘米。每节细端朝南，套入另一节的粗端。而整个管道是北端即城内稍高于南端，故知此下水道是为解决城内废水向城外排放的。但一根管道排水有限，故用三根并拢，剖面看起来象倒品字形。即下面一根，上面并列两根。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加大了排水量，二方面又避免陶管太大难于烧造及容易压碎之虞。

4．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现在仅挖掘了十几座房基，都在东南角，应不是主体建筑。即使如此，这些房子一般都是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建筑，有的用夯上做台基，房内有走廊，比一般村落的房子讲究得多。由此可知城内的居民主要是贵族，是统治者。否则他们是难以调集那么多人力，为他们建造那么坚固的城防工事的。

5．有手工业设施：在城内东南、东北、西南都发现了陶窑；东南角第15号灰坑内发现铜渣，说明当时在城内炼铜和制造陶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城堡。

6．有宗教活动的遗迹：如城西南角内侧埋一大一小两头完整的牛骨架，当为杀牲祭奠的遗迹。城内发现一些小孩埋葬，有瓮棺葬、土坑葬和灰坑埋葬。其中有些是正常埋葬，有的也可能是祭奠的遗留。

上述几个特点足以说明，象平粮台那样的城址，已经具备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它应是政治中心，因而有较高级的房屋，有规划整齐的市政建设；它也可能是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因而才有炼铜（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业）和烧制陶器的遗迹，以及宰杀大牲畜祭奠的遗迹。正因为它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才会调集那么多人力修建那么坚固的城堡。这种城堡显然已不是一般村落的土围子，而是一个雏形的城市了。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平粮台遗址的规模并不大，出土器物也不见特别讲究的，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比平粮台大得多的遗址还有许多，有些遗址出土的器物相当精致，有些遗址中发现了很大的墓葬而对生活区缺乏了解，凡此都预示龙山时代应有更大的城址。

早在1930年发掘第一个龙山文化的遗址城子崖时就发现了一个夯土城，城子崖因此得名①。因为那个遗址中还有周代遗存，所以后来许多人怀疑那个城址是否属于龙山文化。1964年作者详细察看了残留城垣的夯土结构和包含物，提出有可能属岳石文化的意见。1989至1990年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才第一次查明那里存在着不同时代的主个城垣，分别属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其中以龙山文化的城址最大①。

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城址平面接近方形，东南西三边城垣较直，北边城垣向外突出，拐角呈圆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余米，南北最长处达530米，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残存的城墙有些已深埋于现今地表以下2．5—5米处，城脚残宽8—13米。大部分挖有基槽，有的部位则在原有沟濠上夯筑起墙。夯土结构有两种，一种用石块夯，一种用单棍夯，二者也许不是一次作成的，或许在龙山时期就曾经进行过局部的修补。

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是足以代表龙山时代发展水平的唯一大型城址。如果说面积仅有城子崖城址七分之一左右的平粮台城址便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已有了不同一般的设施，清楚地显示了城乡的差别，那么如果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必将有更加完备的设施和更讲究的建筑遗存被揭露出来，使我们对龙山时代的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龙山时代的村落遗址不可胜数，其中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有河南汤阴自营、安阳后岗、永城王油坊和陕西临潼康家等处，每处都曾发掘出土数十座乃至一百余座房址。康家的房子已如前述，几乎全是单间小屋，成组成排。显示出严密的规划而看不出明显的内部差别。其余三处基本上也都是单间小房子，排列密集，样式几乎千篇一律。直到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龙山时代的村落遗址发现过象仰韶晚期的那种分间式大房子，也几乎看不出那种在仰韶晚期出现的同一村落中房屋分化的情况。这也许是由于城市的出现，物质财富逐渐向城市集中，从而抑制了普通村落中内部分化的进程，使这时期城乡的分化逐步代替了乡村内部的分化。

城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乡村为依托，靠乡村提供粮食、原料和人力资源，又给予乡村以技术、文化和手工制品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的格局。由于城市往往被贵族阶层控制，用作剥削和压迫乡村的工具，所以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又是与城乡对立的形式所表现的社会分裂而相伴发展的。无论如何，城市的发生总是一种进步，因为在那里不但集中了物质财富，还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故城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明的发生，城市的发展程度往往代表文明的发展程度。不过这一切在龙山时代还刚刚露出端倪，可以算是文明的一线曙光。

图3-28汤阴白营的水井与城市的出现几乎同时出现了水井。史传瞽叟使舜穿井（《孟子·万章》、《史记·五帝本纪》），又传伯益作井（《吕氏春秋·勿躬篇》、《世本》、《淮南子·本经训》）。时代都在有夏以前，按照前面的推测，当在龙山时代晚期。现在在中原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水井的遗址有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汤阴白营和洛阳矬李等处，江苏吴县澄湖更有属于良渚文化的水井群。白营的水井深达11米，井壁用木棍自下而上层层叠起，累计有四十六层，木棍交叉处有榫，顶视成井字形，于此可为井字造字时所象实物找到根据（图3—28）。涧沟的井为土井，建于陶窑附近，并有水沟通向窑边的和泥坑，看来是为制陶时淘泥用的。许多水井底部都有掉下去的许多陶汲水罐，澄湖的一些罐子上还有绳络的痕迹，可知当时是用陶罐来汲水的。

有了水井，不但使制陶等用水获得方便，使居址的安排不必紧靠河湖等天然水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开辟更多的地方，更可解决城市的供水问题。它是龙山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发明。

朱封大墓与陶寺墓地龙山时代的墓地以良清文化发现得最多，以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墓地为最大。但以单个墓葬来说，则以山东临胸朱封的三座墓葬为最大。

朱封遗址位于临胸县南约五公里，东南濒猕河，1987年曾在那里发掘一座龙山文化的重椁墓①，1989年又发掘了两座M203是一座重椁一棺墓，墓塘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长6．30—6.44米，宽4．10—4．55米，深1．48—1．72米。内椁之外为生土二层台，外椁即置于生土二层台上，外椁之外又筑成熟土二层台。外椁呈井字形，长4．65米，宽2．75米，现存高度为0．34—0．52米，厚0．12—0．16米。未见盖板痕迹。内谆亦呈井字形，长3．85米，宽1．60米，现存高度0．50—0．55米，厚0．12—0．15米。无底，但有盖板。棺长2．60米，宽0．58—0．60米，现存高度0．30米，壁厚5—12厘米，底厚3—4厘米。棺底下有两根垫木。人骨保存不好，头朝东，仰身直肢，仅能判断为一成年人。此墓在棺内随葬玉钺三件、玉环一件、松绿石管珠五件、松绿石片九十五件。内椁盖板上置石镞和骨镞共十八件。在棺与内椁之间以及内椁与外椁之间随葬各种精美陶器五十件，种类有鼎、鬶、罍、罐、盆、豆、盂、盒和单把杯等，其中三十二件有盖。棺与内椁间有两堆陶器底部发现彩绘，一片似长方形，长50、宽30厘米，有红、黑两种颜色：另一片略成梯形，长宽各约70厘米，有红、黑、灰、自等多种颜色。推测是两件盛放陶器的彩绘木器。内椁与外椁间有一堆陶器上也发现红、黑两色的彩绘，形状已不可辨，也可能是装陶器的彩绘木器的残迹。此外在棺内发现有零星的红色彩绘，内椁与外椁之间也发现数处面积较大的多色彩绘。

M1与M203的形制十分相似，规模也差不多，也是重椁一棺，但只发现了椁室，推测椁室以外还应有更大的墓塘（图3—29）。现存小墓塘长4．4、宽2．5米。外椁长4．1、宽2米，厚10厘米，两矩边伸出呈Ⅱ字形。内停形状与外停相同，长2．81、宽图3—29朱封1号墓平面图1．61米，板厚5厘米。内椁与外椁之间设一脚箱，长1．42、宽1．20米。内椁南面置棺，北面设边箱。棺长2、宽0．64米，板厚5厘米；边箱长1．78、宽0．43米，二者均有红黄两色彩绘。外椁板内侧钉两排共十二根短木桩，以防椁板往里挤。棺和边箱的底部有三根垫木。死者仰身直肢，双手交于腹部，据骨骼观察似为一中年女性。手握獐牙，头戴松绿石耳坠，胸部有玉管等，当为项饰。随葬器物主要放在脚箱，其中陶器有鼎、鬶、罍、罐、豆、盆、蛋壳陶杯、单把杯、三足盆等，另有骨匕和蚌器等共三十多件。边箱中有两件蛋壳陶杯，估计还应有衣服等有机物今己腐朽无存。停顶上则有白陶鬶和两块猪下颌骨，内椁东北角有磨制陶饼，外椁北侧有兽骨和八个泥弹丸，东侧有泥塑动物和网坠。

M202虽只有一椁一棺，但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并不比重椁墓稍差。该墓长6．68米，宽度不详，有生土二层台。椁长4．38米，两短边伸出如M1者。椁顶有横梁和盖板。棺长2．64、宽0．72米，底有垫木。死者仰身直肢，身高1．75米左右，性别不辨。此墓中有小型边箱，内置蛋壳陶杯、骨匕、砺石和鳄鱼骨板数十片。棺椁之间多有彩绘，当系彩绘木器朽烂后的遗痕。随葬器物丰富，除大量陶器外，还有石器、骨器、玉器和大量松绿石制品。玉器中最精美的系两件玉笄，其一为半透明乳白色，上面有三个浮雕人面像；另一件墨绿色，呈竹节状，未端连缀一扇形透雕，乳白色，两面镶松绿石，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龙山文化墓地至今已经发现不少，其中主要有日照两城镇、临沂大范庄、诸城呈子、胶县三里河、潍县鲁家口、潍坊柿子行、泗水尹家城等处，其中没有一个地方发现大墓。尹家城一墓稍大，也不如朱封大墓的规模。这种情况应该是与龙山时代已出现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相一致的。这就是说，朱封的大墓应该属于某个城市的贵族阶层，而其它许多地方的中小墓葬则应是一般乡村中居民的埋葬。

朱封大墓中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重椁的出现。中国古代的棺椁制度是表示等级的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人用几重椁是有规定的。朱封大墓的重椁与单椁相比，在放置随葬品的功能上并不稍胜，其所以要用单椁或重椁，最大的可能是表示地位等级的不同。如果这个推测不至大错，则龙山时代不但已出现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且有一套反映这种等级差别的制度了。

关于在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等级制度一事，还可以从陶寺墓地的情况中得到反映。这个墓地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面积超过了万平方米。如连居住区等整个遗址计算，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墓葬分布甚密，仅1978—1982年发掘的2000平方米范围年，即已发现墓葬七百余座②。其中北部和中部情况不同，应属两个相邻的墓区。

墓葬可分大、中、小三种，分别占1．3％、11．4％和87．3％。大墓长3米上下，宽2—2．75米。有木棺，内撒朱砂，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其中往往有龙纹盘、石罄、木鼓、大量漆木器、陶器和玉石器等。例如3015号墓即有棺板灰痕，其外侧放置随葬品。右侧主要是炊器和饮食器具；右下放有木姐、木匣、石刀、石镑，右侧中部有陶灶、陶斝、陶罐，右上方有木豆、木盘和木斗。左侧主要放置乐器、工具、武器等；左下方有木鼓、石罄、石研磨盘和磨棒：左侧中部有成束的石镞和骨镞，单石链就有一百十一件；左侧上方有玉石器、骨器、木豆、木仓模型及不辨器形的彩绘漆木器等多件。足端近墓壁处有一整猪骨架，头被砍下置于右侧陶斝内。此墓骨架已朽，且较零乱，似属二次葬（图3—30）。

中型墓一般长2．2—2．5米，宽1米左右。一般有木棺，随葬成组陶器及少量彩绘木器、玉石器及猪下颌骨等。有的保存较好的有麻布殓衾。例如1650号墓，长3．45、宽0．96—1．18、图3—30陶寺3015号大。深3．35米。墓底经整修，用碎陶片及烧土砸成硬面，上置木棺。木棺长1．90、宽0．50—0．65米，头大尾小。底板上铺网状麻织物一层，厚约1厘米。死者为成年男性，平卧于麻织物上，周身裹以麻布，头部与上身为白色，下身为灰色，足部橙黄色，外部撒朱砂一层。人体上覆盖麻织物，反复捆叠达十至十二层，直至棺口益板。棺盖上再覆麻织物一层，两侧垂至棺底。外部用麻绳捆绑。棺的上方及四周洒木炭渣一层，厚约0．5厘米。然后填土。象这样完整的木棺和大量衣衾出土的情况，在我国史前考古中还是仅见的。

与上述大中型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7％以上的小型墓绝大多数无任何葬具和随葬品，仅个别的有木棺，或两三件骨笄、陶罐之类的随葬品。

大中型墓与小型墓主人的区别，不仅是贫富的差别，还应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因为大中型墓中往往出玉钠和石钺，应是军事权力的象征；有些大型墓中有石磐、木鼓等，更应是特殊地位的标志。由此可见陶寺墓地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已有初步的阶级分化，这同城市的出现和城乡分化所反映的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社会状况是一致的。

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贵族坟山1987年五六月间，浙江省文物考占研究所在余杭安溪乡瑶山发掘了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①。瑶山北依天目山，东南临东苕溪，为一高出河面约30米的小土山。其南面为冲积平原，分布着有四十几处遗址的良渚文化遗址群，瑶山为该遗址群中的遗址之一。

祭坛建在小山顶上，平面略呈方形，每边长约20米，西边和北边还保留有石头砌成的护坡。坛面中心有一红土台，长约7．6、宽约6米。围绕红土台有一灰土带，宽1．7—2．1米不等。灰土带外是黄褐上，上面有散乱的砾石，推测原先上面是铺砾石的。此祭坛所用的红土、灰土和砾石都需从别的地方搬运上去，工程量是不小的（图3—31）。

图3—31余杭瑶山的祭坛1．红土；2．灰土；3．黄褐土；4．石砌护坡。

祭坛上没有发现房屋建筑，也没有发现生活遗物。仅在石头砌的护坡中发现一些陶片，当是建造祭坛时打碎扔弃的饮食用具。用这么大的人力在山头上构筑如此方正的坛台，其意义虽不能确知，但根据迹象推测，最大的可能是祭天礼地的场所，是祭司和贵族首领们通达天意以维护其统治的重要设施。这从良渚文化大墓中常有玉琮、玉钺并且上面常刻神徽的情况也可得到一些启示。

目前良渚文化的祭坛除瑶山外，附近的汇观山也可能是另外的一座。但这两座祭坛后来都被废除而做了贵族们的墓地。

瑶山上一共埋了十二座墓，均南北向。分为两排：前排即南排七座，后排五座，墓葬打破祭坛，且不少是跨线打破的，如M2、M6、M7、M12均同时打破红上台和灰土带，M9、M11同时打破灰土带和黄褐土台，M1和K3同时打破黄褐土台和石砌护坡，可见这个墓地是祭坛废止后形成的。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长2．5—3．7、宽0．8—2．15、深0．35—1．70米。墓底平整，有的发现回字形痕迹，推测已有棺、椁之类的葬具。人骨均已朽坏，仅7号墓残存头骨和牙齿朽痕，位于该墓南端，知其头部朝南。其它墓多南端稍宽，推测整个墓地都是头部朝南安葬的。

墓葬的排列并不十分整齐，间距也有大小。前排3号和10号墓仅距0．25米，后排6号与11号墓则相距6米左右。南排的7号墓打破了北排11号墓的一角。看来这些墓并非同时，而是先后埋葬的，可能北排较早而南排较晚。两排墓虽都有大小，但南排相对较大，随葬器物较多并多有玉琮、石钺，北排未见这两种器物。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财富日渐增加，埋葬习俗上也略有变化。

南排最大的墓是已被盗掘的12号墓，从盗掘者手中收集起来的玉器即达三四四件。其次是7号墓，出土器物一六○件（组），其中玉器达一四八件（组），包括琮、钺、三叉形器、锥形饰、冠状饰、带钩、串饰等。由于有玉带钩的发现，结合钱山漾已发现丝织物的事实，和下述反山玉琼等器物上①李济、梁思永、吴全鼎等：《城子崖》，1934年。

雕刻的人体身披皮甲的形象，可知当时的服装已是很讲究的了。同墓还出土陶器鼎、豆、罐、缸各一件，镶嵌玉粒并有彩画的漆觯一件，鲨鱼牙四枚。同墓地中也有较小的墓，加1号墓随葬器物三十件（组），5号墓随葬器物仅十二件（组）。如何理解这同一墓地中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多少这种差别的性质呢？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表明死者生前贫富不均。但考虑整个墓地只有十二座墓，还是前后若干年陆续埋入的，埋的地方又是不久前还作过祭坛的那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因此很可能只是一个贵族家族的墓地而不大象是几个家族的墓地。这样死者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就不是什么贫富差别，而不过是对同一家族内不同地位、不同声望和有不同贡献的人的不同处置罢了。

反山墓地在瑶山西南约5公里。所谓反山，不过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成的一个大坟山，高6．35—7．3米，东西原长约100米，南北宽约30米，体积约2万余立方米，工程颇大。根据其上有比较方正的灰色上带来看，原先也可能作祭坛用过，后来同瑶山一样作为墓地。已发掘的西头共发现十二座墓，墓上统一封土1．3—1．4米①。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大体分成南北两排，但不大整齐。骨骼多已腐烂，从个别墓残留的头骨和随葬品分布位置来看，推测头向朝南略偏西，与瑶山墓地基本一致。

墓内有棺床及棺木痕迹，棺木上有大片朱红色涂层，似为漆棺，有些墓似有椁室。随葬品以玉器为多，少者数十件，多者达数百件。放置位置大体相同：头上为冠上玉饰，胸腹放玉琮，右侧放玉钺，腿脚部放玉璧和石钺，脚下放陶器，另有许多玉管、玉珠等（图3—32）。

20号墓是一座大墓，长3．95、宽1．75—1．96、深1．32米。随葬陶器二件，石器二十四件，象牙器九件，鲨鱼牙一枚，玉器一七○件（组），若以单件计为五一一件，共计五四七件。18号墓较小，长2．95、宽1．45—1．65、深0．3米。随葬陶器四件，石器一件，玉器三十九件（组），以单件计为六十四件，共计六十九件。这种差别的性质，正如对瑶山墓地的分析一样，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贫官差别，而可能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声望和实际贡献有关。因为即使是较小的18号墓，仍然有棺和几十件器物，特别是几十件玉器，并且同其它大墓一起埋在一个特意筑成的大坟山上，这同普通遗址边的小墓是无法相比的。

在良渚文化中，象反山这样的坟山多有发现，其中著名的有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等处。这些所谓山、墩实际上都是由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们堆筑起来的坟山。其中福泉山的一些墓葬上还发现红烧土坯或原始砖。是否存在墓上建筑，是很值得注意的。在上述坟山上都埋着较大的墓葬并出土许多玉器。相形之下，一些遗址附近的小型墓地完全未加营建，墓坑甚小，无棺痕，随葬品一般仅有几件石器和陶器，实在是鲜明的对比。像这样把贵族墓地与平民墓地完全分离开来，对贵族墓地普遍营建巨大坟山的作法，在龙山时代的各个考古学文化中是仅见的。说明良渚文化居民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都已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

埋葬习俗所反映的阶级分化现象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龙山时代的墓地，不只见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朱封和陶寺墓地，在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的朱开沟，山东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日照两城镇和东海峪、泗水尹家城、临沂大范庄，湖北天门石家河窑场等龙山文化和石家河遗存中也多所发现。这个时期的埋葬习俗存在着以下几个共同特征：1．普遍存在公共墓地，但规模不如前一时期那么大，说明一个墓地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与以前有所不同。假如以前常以胞族和氏族为单位的话，这时则可能是以氏族和家族为单位的；2．除良渚文化外，同一墓地中往往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有时这种差别表现得十分突出。陶寺是这样，尹家城、石家河窑场等地也是这样。大墓往往有棺或有棺椁，随葬成百件的器物，其中不乏十分珍贵的玉器、象牙器和漆木器等。而小墓不但没有任何葬具，且绝大部分也没有任何随葬品，极少数有随葬品的也只是一二件质量甚劣的陶器和骨锥等。有些墓地大墓有专门的墓区，如陶寺即是。而良渚文化则有专门为埋贵族大墓而建的坟山。这说明当时已存在着以家族为单位的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3．在一些大墓中，往往随葬象征军权的石钺或玉钺，象征宗教权的玉琮或玉璧。说明富人常常是把握军事、宗教和经济特权的。他们至少已部分地脱离普通群众而成为氏族贵族；4．这时一般为单人葬，不见前一时期常见的夫妻合葬。只是在陶寺的大墓群中，有的男性大墓两旁有女性墓葬。这一变化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5．这时除正式墓葬外，还有大量的乱葬坑。每坑里面埋数人以至十数人不等。其中有的身有伤痕，有的身首异处，有的作挣扎状。这些死者可能是成争的牺牲者或被处死的战俘乃至奴隶；6．在许多房屋和城墙下往往有奠基坑，其中埋小孩或成人，他们更可能是奴隶或家僮。

因此，从埋葬习俗来看，这时期显然已存在初步的阶级分化，这同从城堡和村落遗址中观察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河北邯郸涧沟遗址的两座半地穴式房址中，各放置三个人头益骨，位置在房屋中央，其年代应属后岗二期文化的早期①。

所有头盖都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砍下来的，目的在获得一个完整的头盖。从头盖上的斧痕来判断，砍头的方法当是将被砍者打倒在地并捆绑起来，甚至被他人踩在脚下。先砍后部，因为那里斧痕最多，且有砍偏了的痕迹，表明被砍者尚在挣扎。然后顺次把脑盖揭下来。

两座房子中的头盖都是西整一残，可能是有意识的安排。其中H13中的三个骨壁特厚而粗糙，可能是属于中青年男性的：T39（6B）中的三个骨壁甚薄，额都较高而平光，有的骨缝还没有完全密合，可能是属于青年女注的。有趣的是后三个头骨上都有割头皮的刀痕：一个从额部经头顶直至枕部有一条笔直的刀痕；一个顶骨中央有从前到后来回错动的刀痕，其中有两条向前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一辑。一直延伸到额部，向后隔了一段，到枕骨上又有同方向的刀痕，显然是刀子不快，割了多次才割下来的痕迹；另一个残头盖骨上也有类似的刀痕。由此可见，同出在T39（6B）这座半地穴房子的可能属于三个年轻女子的头盖都被从正中切开头皮而剥下来。H13的三个可能属中青年男性的头盖骨上没有这种痕迹，他们或者不剥头皮，或者是剥头皮的方法不同，即揪着头皮整个儿地剥下来，这样就不会留下刀痕。

用头盖做杯碗的风俗曾经广泛地流行于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区，以斯基太人为最甚。我国中原地区也很盛行。例如郑州商城东北宫殿区的一条濠沟中就堆集着近百个人的头盖骨，其中有八十多个层层叠压成两大堆。这些头盖多是从眉弓和耳际的上端横截锯开的，不少标本上保留着明显的锯切痕迹，因而断口比涧沟那种用斧子砍的整齐一些①，涧沟的头盖杯与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出土的头盖杯几乎完全相同，后者也是齐眉弓经耳际到后枕砍下来的，断口不大整齐，明斯认为它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头盖杯①，可见涧沟的头盖骨也当是用为饮器的头盖杯，战士或首领用它喝酒或喝敌人的血以显示自己的勇武和战功。至于商代头盖杯的发展，除承袭龙山时代的风俗外，还应掺进了阶级压迫和民族斗争的内容。

商代晚期曾有不少人头骨片上刻着文字：□丑用于..义友..（掇二49）

..且乙伐..人方白。（明氏）

..用..（甲室）

..□■..（善斋）

..隹..（掇二87）

..白..（存1．2358）

这里所谓用，当是用人于祭祀，即所谓人祭，然后将所祭人头砍下作器，并刻辞以记其事。至于祖乙伐人方，乃是商代对东夷的一场很大的战争，可能把人方的首领即人方伯打死了，用他的头盖做了饮器，因而刻辞以记其事。在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以下几条：用■方■于匕庚，王宾。（明续669，康丁卜辞）

其用羌方■于宗，王受又。

羌方■其用，玉受又。（甲507）

陈梦家指出：“上述某方■，可有两种解释：一可释作《说文》卷九下鬼头之■，一可释为《说文》卷十下之囟（膟），训为‘头会脑盖’。卜辞之■象头壳之形，其义为首脑，或为脑壳”①。由此看来，到商代晚期用人头或头盖于祭祀可能还较普遍，而所用人头往往为敌方部族者。《战国策·赵策一》记载：“及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智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所谓将其头者自然是将其头盖骨，否则无法做为饮器。如果战国时代根本没有用头盖杯做饮器的遗风，赵襄子是很难想出这个办法来的。可见用人头盖做饮器的风俗，在素称文明礼仪之邦的华夏民族中是有传统的，其源盖出于龙山时代的后岗二期文化。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胸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剥头皮的风俗也曾广泛地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但有这种风俗的民族并不一定做头盖杯。两者兼而有之的仅见于斯基太人，涧沟也是两种风俗并行。其发生的原因也与部落或部族间战争的加剧有关。前面已经谈到，龙山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已有可能创造剩余产品，从而提供了人剥削人的可能。这时的确已出现明显的贫官分化，甚至已出现了初步的阶级分化。氏族贵族为了掠夺到更多的财富不断地发动战争。这便是为什么在龙山时代武器特别改善并出现城堡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到处出现乱葬坑的原因。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必然会出现一些为社会所敬重的战争英雄，他们以猎取敌人的头益和头皮为荣耀是不足为奇的。

卜骨和占卜风俗在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等遗存中，常常可以发现卜骨。

这种卜骨均由个体较大的动物如牛、鹿、猪、羊等的肩肿骨做成，一般不加修治。占卜时在背面用火烧灼，烧成直径约半厘米的焦黑疤痕或灼号，正面也出现颜色较浅的灼号。在所发现的标本中，较少的有五六个灼号，多的可达五十多个灼号。有的灼号烧得较老而出现裂痕，但多数的号没有裂纹。同样的卜骨在二里头文化以及大体同时的岳石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也有发现，而且数量有所增加，到商代早期，为了使卜骨易于烧裂，往往在背面先钻一些圆窝。在圆窝处烧灼，正面就会出现裂纹，即所谓卜兆。巫师即根据卜兆来占验吉凶。到商代晚期，除肩胛骨外，还大量使用龟的腹甲。占卜之前，先在背面凿出长条并在旁边钻出圆窝，这样在钻凿过的地方烧灼，正面必定出现卜形兆纹。巫师用钻凿的深浅和相配的位置可以控制兆纹，以达到假传上帝旨意的目的。龙山时代毕竟纯朴一些，还没有这一套故弄玄虚的假把戏。但他们相信神，相信占卜是沟通神人关系的一种手段，所以许多地方都差不多同时用肩肿骨占卜。由于占卜的用具和方式在各地都相当一致，可知当时的人们必定有相似的信仰，而且很可能出现了专司卜事的巫师。不过，到目前为止，卜骨仅见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中，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似乎主要是用玉琮为法器沟通神人之间的关系。如良渚文化便有大量玉琮和祭坛，没有见到一件卜骨；黄河流域则相当普遍地发现卜骨而很少有玉琮，说朋南北宗教活动的方式有所不同。到了商周时代，这两种宗教活动都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展。

刻划记号和图画文字在龙山时代的各文化遗存中，有时发现一些刻画记号，有时又发现一些与大汉口文化的图画文字颇相类似的资料。只是目前这些资料比较零散而不集中、不系统，尚难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刻划记号过去曾见于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存中。前者主要出土于山东章丘城子崖。在那个遗址的下层的黑陶片上，曾发现刻有竖形记号和叶形记号；在上层的黑陶片上发现有更多的刻划记号，显然是由下层混入的①。不过城子崖下层并不单纯，除龙山文化外还有岳石文化的遗物，那些刻划记号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也不能排除属于岳石文化的可能。除此而外，青岛赵村的龙山文化遗址里，也曾发现有X形记号的陶片①。

河南永城玉油坊上层属造律台类型的陶器中曾发现两例刻划记号。一例为一陶碗，外面刻竖形符号和X形符号；另一例为一高领瓮，肩上刻五个X形符号①。

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主要见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在那发现的黑陶器上刻有竖形、×形、∨形、∧形、十形、■形等十多种符号②。上海马桥第五层的某些陶器底上也刻有×形、十形、××形等记号①。

上述刻划记号有一些的分布面很广，如竖形记号、×形、十形记号等便是如此。而且其中有一些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刻划记号相同；更与龙山时代以后的二里头文化和马桥四层文化的某些刻划记号相同；有的甚至与更晚一些的记事符号相同。说明这种刻划记号已为许多人所通用，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记录和传达某些思想和信息。但鉴于（一）目前所见刻划符号的种类并不很多，信息的载荷能力十分有限：（二）绝大部分符号是单个的，仅极少数可能是两个一组或复体记号，因而无法记录语言。而文字的主要功能便是记录和传达语言，所以这类陶器上的刻划记号不是文字。但它们既已先于文字而发生并被较广泛地应用，在创造文字时自然也可能吸收其中的许多因素进去，甲骨文中的×、∧、十、｜等与龙山时代的刻划记号相同，可能就是吸收后者的部分因素而来的。

龙山时代还有一些图画文字，其形体与刻划记号大不相同。例如在陕西西安客省庄曾发现一件陶斝足内模，上面刻着一个蝎子形，与古文万字很相似。湖北房县七里河不少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和图形；天门石家河有的大陶尊上刻杯形等图画文字，陶尊形状、图画文字所在的部位、刻法等都与大位口文化晚期陶尊上刻图画文字的作风相似。良渚文化中有些玉器上刻图画文字，例如美国收藏家弗利尔（1856—1919）购买的据传出自浙江的玉器中，有一件玉锡上便刻着一个圆圈加火形的图画文字与大汶口陶尊上的图画文字完全一样。同批玉器中有几件壁也刻有似图画文字的画面，如其中一个壁上刻一鸟立在阶梯形基座上，基座中一圆圈纹，下面有一新月形，这后一部分也跟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图画文字相同①。

过去研究文字起源的人曾有种种说法，其中刘大自的主张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最早的文字应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图画，另一个是记号，而后者是更早的。由这两个来源所造的字就是象形字和指示字②。现在看来，我国用刻画符号记事产生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在它之前的老官台文化还有画彩的记号，年代约当公元前五千多年。图画文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年代约当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确是记号产生得较早，到龙山时代，两种记事的方法都已经过或长或短时期的发展，尽管二者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但距形成真正文字的时间应不会太远了。

①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怀和剥头皮风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①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城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和奴隶头骨》，《文物》1974年第9期。②E．H．Minns：《ScythianandGreeks》，Fig.26，London,1913。

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27页，科学出版社。

①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城子崖》，1934年。

②孙善德：《青岛市郊区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考古》1965年第9期。文明曙光的出现近年来由于一系列考古的重要发现，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成了学术界谈论的热点。正如夏鼐所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现正在努力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③为什么把探索的主要对象放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呢？因为文明不是一个早上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而是由尚处于“野蛮”阶段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人民通过长期奋斗而创造出来的。

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已经有了铜器，其成份多数是红铜，也有个别的青铜和黄铜，从而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这个时代出现了两种记事方法，一种是由新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刻划记号，另一种是铜石并用时代才有的图画文字。摩尔根认为图画文字产生前后还有一系列相关联的发明：“一、手势或个人符号语言：二、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三、象形文字或约定俗成的符号；四、表音的象形文字或用于简单记事的音符；五、拼音字母或书写下来的声音。”④这种把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归结为五个相联系的阶段的说法不无商榷的余地，但他认为在象形文字产生以前还有图画文字，以及与二者并行还有一种表意符号的见解，同我国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再说商代的甲骨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故一般认为夏代很可能已有真正意义的文字。这样龙山时代就已处在真正文字产生的前夕了。

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主也有一个过程。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如大汶口文化墓地所表现的那样，已经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这是私有制出现的最好证明。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出现了乱葬坑、奠基葬、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出现了人奴役人的迹象。而一些富有者的大墓中又常常出土某些标示特权的遗物，人们显然已被分裂为不同的等级或阶级。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出现中心聚落，到晚期发展为城堡。此种城堡固然同后来的都城或城邦还有很大的差别，但毕竟是不同于一般的村落，已逐步发展为统治人民的中心据点，因而距国家的产生也就不远了。

以上是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说明到龙山时代，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

如果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因素或特征而言，更是有不少是在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早一些就已产生，到夏商周才进一步发展的。例如陶器中的鼎、鬲、斝、甗、盉、豆等，玉器中的壁、琮、璜等，还有卜骨、丝绸、漆器，建筑中的夯筑技术、左右对称和前堂后室的布局，以及埋葬中的棺椁制度等都是如此。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了。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等：《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5，1987年。

④施昕更：《良渚》，1938年；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7年。

第四章　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

第一节　东北地区

这里讲的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指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包括这两个行政区以北的属于锡林郭勒盟的范围）、兴安盟、呼伦贝尔盟以及河北省的承德、唐山、廊坊三个地区（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与上述三个地区邻近的部分）。总的地貌环境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和长自山等主要山脉构成外围，东北平原被环绕其中。这一地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人类活动，而在后来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亦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该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素为学术界所重视。

现有材料表明，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相对目前所知旧石器时代最晚阶段而言，无论其反映的生产发展还是社会之进步，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下述及的即是据至今考古发现材料所认识到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发展状况。它的起迄时间约自公元前六千纪后叶到公元前三千纪末前后，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对应。

兴隆洼文化时期兴隆洼文化时期，是迄今所见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存在的时间，处于公元前六千纪的后半段左右，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的时间大体相当。

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阶段划分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只发现两种，即兴隆洼文化和左家山一期文化。前者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包括整个赤峰市和哲里木盟的西南部，以及医巫阎山到北京之间的辽西、冀东北地区。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尤其是它北半部的这种文化遗存，是该文化最典型的部分；后者的分布范围迄今只了解到处于第二松花江和东辽河之间的长春一带。

兴隆洼文化系因1983—1986年发掘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一号遗址而得名，通过对一些遗址的了解，可将兴隆洼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这一考古学文化主要特征表述如下：制作陶器的陶土均混杂细砂，而多数筒形罐的陶上中均匀地羼入一种被砸碎的黑灰色石渣，显然是由于筒形罐被用作炊器，为防止久烧致裂，特做如此处理。陶器火候不高，陶质较疏松，大部分器物的陶胎较厚，有的罐底厚达2厘米。陶色不纯，多呈灰褐或黄褐色。皆平底器。钵的成型是用包模贴筑法，筒形罐则可能是泥圈套接而成的（也不排除部分采用包模贴筑法的可能），罐底单做，采用“帮包底”的方法使之与器壁粘合在一起。器类不外筒形罐和钵两种，简形罐占大多数，最常见的是敞口斜直壁的简形罐。陶器外表满施纹饰，主要是用片状工具逐一压印而成⑤，这种压印纹以交叉状和之字状（即连续折线）的纹样所占比例最大①。在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内，各地的文化面貌多少有些差别。如辽西走廊所发现的该文化陶⑤上海布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①J．K．Murray：《NcolithicChineseJadesintheFreerGalleryofArt》，Oricntation，1983．12。片中，有一种略呈弧线状的纹饰①，这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基本不见的。兴隆洼文化目前可分成三期：第一期的代表特征是，筒形罐外表普遍施交叉状压印纹，这种纹饰系以片状工具在陶器表面压下一道纹痕后，需将该工具抬离器表，变换方向再压出另一道与前者交叉。这样施纹既费工时，又难使纹饰整齐美观，故此显得原始。陶器口沿也不具任何附加装饰②：第二期的筒形罐有许多施之字状压印纹，系以片状工具的两端轮换作为支点，在器表连续折压所致。这种压印方法提高了效率，且可将之字纹组成纹带，使得纹饰图案规整，显然，这种之字纹是由第一期的交叉纹发展演化来的。此外，许多筒形罐口沿外加贴一圈泥条，形成厚唇沿①；第三期的筒形罐已不见交叉纹，之字纹又十分规整，而且，之字纹筒形罐一般不加别的纹饰①（图4—1）。兴隆洼文化在其分布范围内结束的时间并不是一致的，在图4—1兴隆洼文化的筒形陶罐（1．第一期；2．第二期；3．第三期）

非兴隆洼文化分布重心的燕山一带京、津、唐地区，晚于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另外一种文化遗存中，仍能见到个别属于兴隆洼文化延续的标志物②，那么，据此可想见在西拉木伦河以北这一典型的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内，该文化于其三期以后很可能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兴隆洼文化对其周围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左家山一期文化中可看出，至迟在兴隆洼文化第三期时，它的文化因素已深入到东北地区腹部。

左家山一期文化目前只有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经过发掘，别处的发现尚不多。该文化陶器特征为：夹砂陶和夹蚌陶两种陶质，前者居多。陶色不纯，呈灰褐或黄褐。多以泥圈套接法成型。筒形罐占器类大宗，其他有鼓腹罐、钵和斜口器。素面无纹的陶器约占一半。有纹饰者分刻划纹和压印纹两种，刻划纹有平行线、菱状、席状、之字状、人字状和弦纹等，压印纹则有连点线、之字状及篦点之字状，这些纹饰绝大多数组成横向平行的带状图案，也有不少呈平行阶梯状，后者为东北地区仅见的纹饰图案③。

左家山一期文化中有一定数量的厚唇沿筒形罐，器表饰压印之字状横向纹带④，这种筒形罐与兴隆洼文化第二或第三期者风格相似，说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时间应相当于兴隆洼文化的第二到第三期，同时表明左家山一期文化接受了来自兴隆洼文化的一定影响。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西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兴隆洼文化居址，一般座①刘大白：《文字学概论》，1983年。

②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36页，商务印书馆。

①确切地说，应将这种施纹方法称作戳印，目令考古界习称为“压印”，故暂从之。以下提到的压印纹皆指此。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豪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扬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

③李恭笃等：《一种时代偏早的原始文化类型的发现一赴辽西走廊锦县、绥中考古调查记》图三：4，图五：8，《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以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五：1、3，《考古》1985年第10期。

落在傍近水源的山坡上。称为兴隆洼一号遗址A区的兴隆洼文化村落（下称兴隆洼村落）由数列成排的房址组成，每排房址数量不等。最初定居时，人们在村落外围挖成一圈宽约2米的壕沟，壕沟围成直径约170米左右的一个圆圈。然而，壕沟和许多房址内的堆积中也存在兴隆洼文化的废弃物，壕沟本身又为兴隆洼文化的房址打破，且壕沟外也出现了属于该文化的房址⑤，这说明整个村落（或其中相当部分）在兴隆洼文化之时曾经过废弃后又重建的过程。另外，在距此村落400米远的一块台地上，尚有一处较小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这很可能是从属于上述兴隆洼村落的一个子村落⑥。

兴隆洼村落内的房址面积大小不一，均为圆角方形或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较为常见的房址边长多在6—8米左右。房址中间有一圆形灶坑。居住面往往有相当部分经过砸实。有的房址居住面上还有埋设立柱时留下的柱坑，这些柱坑一般设于灶址两侧而成对称的两排，每排二、三个（图4—2）。由此推测图4—2兴隆洼村落F2平、剖面（图中六个小圈均为柱坑）

那些未发现往坑的房址大体也应在与此相近的位置立有木柱，以承架屋顶，可能是由于就地立拄而难以发现其痕迹。地穴以上部分的建筑无从推测，但从有的房址中存在被烧毁的木炭来看，地穴以上是使用了木质构件的。所有房址皆无门道，史书和民族学资料中都不乏那种关于无门道而以梯出入的房屋之记载，如《魏书·勿吉传》记述了勿吉人“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的情况；而东北亚科利雅克人（Koryak）的穴居，则是在室内立柱上挖洞作梯，从房顶出入①，故可推之，兴隆洼村落的房址在通向屋外的进出口与穴内地面间也很可能架有类似梯子之物以供出入。另外，一些房址中还发现窖穴。

属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左家山遗址，座落在临河的台地上。所发现的一座半地穴房址大致为边长约3米的方形，其中一边的中部有斜坡门道。在房址中部略偏一侧设一瓢形灶坑。立柱之柱坑共发现八个，门道两侧与房址边相接处各有一个，其余按等距分置在房址另外三条边的内侧，立柱直径为20厘米左右。在与门道相对的一条边的外侧附近还有一个口径为66厘米的圆形坑，比房址居住面要深一些，内出有兽骨、蚌壳等物，可能是属于该房址的一个窖穴。

生产经济兴隆洼村落的壕沟和一些房屋及坑穴中常见到动物骨骼，以鹿科动物占大宗，其它动物比例最高的是猪。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属于我国动物生态地理中的温带森林动物群和森林草原动物群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鹿科是最主要的植食性兽类，野猪也占有相当比重①。因此，兴隆洼文化先民以鹿和猪作为主要猎获或饲养对象，与当时适于动物生存的自然条件有关。目前尚无材料使得可能把驯养鹿的起始时间，推到像兴隆洼文化那样早的年代，猪的饲养则应以一定的农业发展作为前提，而兴隆洼文化迄今尚未发现⑤同②，图五：6。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图五三：12，文物出版社1984年。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五：1《文物》1989年第8期。①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农作物的迹象，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也没有能够确认是属于农业工具的（华北地区此时主营农业的先民，往往具有十分明确的农业工具）。因此，可以认为，兴隆洼文化先民即使已开始经营农业，也不会在经济生活中占多大比重。即是说，所发现的那些动物骨骼，绝大多数可能是被人们猎获的野生动物之遗骸。

在兴隆洼村落内发现过两种骨鱼镖，其中一种较为常见，完整者长17．5厘米，做出单排的三个倒刺（图4—3）：另一种只发现残品，称骨梗石刃鱼镖，系在骨梗尖端附近的一侧边槽中嵌粘图4—3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锄形石器和骨鱼镖1．锄形石器；2．骨鱼镖。

小石片作为刃部，同时在这部分之后也制成倒刺②。两种鱼镖的存在和对它们的精细加工，反映出渔业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是很受重视的。象靠近渤海沿岸的辽西走廊地区，渔业的谋生意义无疑会比这里显得更为重要。

另外，兴隆洼村落还出有一些胡桃楸的果核，以此种野生植物果实作为古人的食物，在近东和欧洲均有记载③，这说明胡桃楸也是兴隆洼文化先民经常采集的植物果实。

看来，狩猎、渔业和采集很可能是兴隆洼文化先民主要谋生的手段，而农业在这里尽管可能已出现，但尚未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样一种经济面貌，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形态构成了较为明显的差别。

手工业技术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主要是指制石、制骨和制陶这三项内容。

兴隆洼文化的石器主要是打制而成。其中最常见的是一种具有较窄的“柄部”和较宽的“刃部”而形近凸字的工具，被称作锄形器（图4—3）。其刃部多样，或宽，或窄，或一侧厚另一侧薄，可知用途也并非只有一种。个别的刃部很窄，通体较薄，其作用可能类似石铲。经过磨制的石器比较少，种类上主要有斧、凿、饼形器和极少数类似雕刻器的工具。这些石器大多数都是通身磨制，只有个别石斧的刃部以外的器体尚留有琢制痕迹而未加磨光。石斧一般长在10厘米左右，如用于砍树，只适于砍伐那些很小的树木。琢制的工具有磨盘和磨棒，但形态往往不很固定，磨盘只是利用较合适的天然石块，略加打制，再将磨面琢出，磨棒则很少见到两端宽厚一致的。除上述石器外，兴隆洼文化还存在被人们习称为“细石器”④的遗物，多数是被嵌粘在复合工具边槽（如前述骨梗石刃鱼镖）中作为刃部的小石片，小石片系压削而成，一般为厚约1毫米的长条形，长、宽分别在10—18和3—4毫米之间，其背面留有因剥离石片而形成的一或二道长脊棱，以致横断面常作三角或梯形。

这时期的骨器制作得十分精致，都经过磨光，在工具中所占比例也都很大。兴隆洼文化常见的骨器是各种式样的骨锥。象前面提到的两类鱼镖，尤其是做成骨梗石刃式的那种，为同时期其它考古学文化罕见而别具一格的骨②同①，图九：1、2。

③朱延平：《敖汉旗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④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器。左家山一期文化的骨、角器则主要有骨锥、骨镞、角矛等，另外，还发现钻头上留有螺旋状磨擦痕的骨钻。

此时的制陶业显然已非最初发生的阶段。因为最早的兴隆洼文化陶器种类已在两种以上，并且已普遍施用压印纹来使得陶胎紧固，特别是制作炊器时有意在陶土中加进砂粒，证明当时已经懂得通过羼合料来改变陶土某些性能的道理。一些筒形罐上常见对钻的缀合孔，这一方面说明此时已掌握了陶器修补术，另一方面也反映爱惜陶器的心理，从而说明这时生产一件陶器是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采用泥片包模贴筑的陶器成型术以及陶器的基本轮廓线，都显示出与黄河流域广大地区此时的文化遗存间有着相同的一面。但同后者相比，毕竟还存在着相当的原始性，例如，此时的陶器一般采用压印或刻划来加固器壁，而黄河流域则已广泛使用拍打、压磨等更有效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黄河流域此时的陶器胎壁较东北地区的一般要薄，亦与紧固器壁方法上的这种差异不无关系；再如，东北地区的陶器烧成火候也比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此时还没有专门烧制陶器的陶窑，而多是露天堆烧的缘故。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固然有其自己的特色，但技术水平尚不及黄河流域先进。

兴隆洼文化的社会组织通过兴隆洼村落得到发掘的部分，有可能了解兴隆洼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些情况。以该村落的F2为例，人们经常活动的地方应在这座房址的两排立柱之间，面积约为13平方米左右①，如减去灶坑及兽骨、石器、陶器等物所占面积，还有7—8平方米左右。F2居住面上遗留物品比较分散，屋内睡人之处当相对固定，该不会将余下的所有空间占满（考虑到有的房址内还布有窖穴，如果这里面有的房址面积和F2相当，所余下的空地应该更小）。由此推测，居住在这所房址内的成员应不超过4—5人。也就是说，象F2这样的房址应和姜寨的小房址相似②，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居所。需要注意的是，兴隆洼村落中的房址，通常都与F2一样，不仅有炊事用具，还有生产工具，有的甚至还存在储藏食物之窖穴（如有的窖穴内发现许多兽骨），显示出这种家庭，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兴隆洼村落有一定数量的房址存在坍毁后于原地重建的现象①，这些房址的主人不在其它空地另选新址，而在原址上重建房屋，说明这些房址在各排中的位置受到有关制度的制约，因而，必须被固定在一定排列和某一排列中的一定位置。兴隆洼村落的房址有十多排，同时存在的房址至少也会有若干排，那么，每一排房址主人内部的某种关系当比这些人与另一排房址主人间的某种关系更为密切。

由此，我们看到，兴隆洼村落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级组织：相当于F2那样同居一室包容3—4人左右而可称作家庭的单位，这是最低一级；由上述一排房址所反映的高于类似F2那样单位的中间一级组织：由若干排同时并存的房址组成的整个村落，这是最高一级。如果借用民族学的概念，或可将家庭以上的俩级组织分别称为家族和氏族。

①Jochelson：TheKoryak，partⅡ，MaterialCultureandSocialOrganization，PP．452—468。②陈鹏主编：《动物地理学》第11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族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七：2、5，《考古》1985年第10期。

前面提到在兴隆洼村落附近还有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子村落，则这两个村落的人们还会组成比上述类似氏族的集团更高一级的组织。仅从这些情况来看，兴隆洼文化先民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多层次的，其中若干个家庭虽受到统一它们的组织之制约，但从生产到生活上都已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象这样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原始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

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红山文化这一名称的提出始于1955年①，而由以得名的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工作则早在1935年就开始进行了②，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一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在东北地区是最多的，因此，这个文化的知名度也就比较高。红山文化所延续的时间可与本书提到的仰韶文化大略对应。红山文化的前段时期，指从公元前第五千纪初到第四千纪初以前这段时间，即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半坡文化阶段（包括庙底沟文化初期在内）。

考古学文化和居民的分布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创造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如下七种：红山文化（指红山文化前段。本节中几提及红山文化而未加特别说明者，均同此理解）、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一期文化（图4—4）。

图4—4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西南、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分布图●红山文化前段分市区●赵宝沟文化分布区●富河文化分布区●新乐文化分布区●上宅文化分布区有关此时的红山文化考古工作不多，已知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它的主要分布区，赵宝沟文化则大体分布在由滦河、西拉木伦河和医巫闾山组成的包围圈之内，显然，它和红山文化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区域，有一个不小的共同分布面。从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在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共同分布区内，二者的村落往往相邻对峙。比如兴隆洼一号遗址的B区即是一处红山文化村落，这个村落或其中部分房址被废弃的年代正值半坡文化晚期，其形成的时间当比这更早，距此村落500米的对面山坡上是属于赵宝沟文化的小山遗址，它的废弃时间也在半坡文化晚期之时①。象这样不同文化的村落相邻而居的现象，不外乎出于以下两种解释：一是两种村落的居民在定居时间上互有交错，你来我往，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村落所存在的时间虽同属一个大的阶段，但它们各自从开始形成到废弃的过程并不很长，二者在时间经历上甚至本无重合的部分，只是留下的遗物不足以反映这短暂的时间变化，而给今人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植物的初步报告》，《考古》1985年第10期。

②这类石器多以燧石等坚硬石料制成，从石核上产生石片和对成品的加工常用间接打制和压削的方法，所制成的石器一般都很细小。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四（该图比例尺米数标错，应分别为0、0．5和1米），《考古》1935年第10期。

以两者同时并存的“错觉”；二是上述两种村落确曾有过一个平行发展、相邻并存的阶段。从已知具有如此分布特征的两种村落的数量来考虑，后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促使红山文化和赵室沟文化的先民采取这一特殊定居方式的原因，恐怕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此时的西拉木伦河以北是富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那里，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居民也存在交错分布的区域，但这块区域的面积目前尚不清楚。上宅文化和新乐文化的发现范围分别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西南和东南相邻，前者目前只见于平谷、三河两县的泃河流域：后者只知在沈阳及其附近的地区。左家山二期文化的遗址至今除吉、长地区以外，尚无确定的发现。至于小珠山一期文化，基本上分布在丹东以西的辽东半岛一带。

考古学文化特征、阶段的划分和文化渊源红山文化具有一个独特的陶器群，此时它的特征是：夹砂陶为主要陶系，泥质陶亦占相当比重。夹砂陶主要是灰褐色，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状压印纹，除延续兴隆洼文化那种直线或弧线状的之字纹外，还出现了一种弧度很大的之字纹，三、四道平行线为一组的划纹也有一定数量，素面陶很少。弧壁筒形罐是该陶系主要器类，其上之字纹或横压竖排，或竖压横排，两种兼施者为数也很多，罐底多见席印纹，其他器类有斜口器等。泥质陶最常见的是红或灰陶的敛口钵，有相当一部分口沿外表烧成一圈桔红色，习称“红顶钵”，钵多为素面，少数于口沿外施彩，彩陶图案基本上是用直线条组成的几何形纹，使用弧线绘彩的现象极少，彩色以红为主，此外，还有小口鼓腹罐和大口弧腹罐等。除小口鼓腹罐为泥条盘筑外，其他陶器凡能辨明制法者，皆采用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成型。

红山文化包含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之字纹有很多接近兴隆洼文化第三期：横压竖排的之字纹行与行之间往往有些重叠，不够规整，筒形罐口沿外常见一周楔点、泥钉或短泥条等装饰；斜口器口下无鋬：钵仅素面一种。这一期相当于中原略早于半坡文化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晚期新出现一种大口小底的筒形罐，其上横压竖排的之字纹趋于图案化，十分规整，行与行之间常均匀地留有空行：一些罐的口沿开始贴一圈细而薄的附加堆纹：斜口器口下有鋬，有鋬的一侧器窒较早期低矮，并出现凹弧：钵类中新见红顶和口沿施彩的做法；小口鼓腹罐为新出现的器类。这一期的年代当对应在半坡文化阶段，较晚的遗存可至半坡文化晚期之时，亦即此期时间相当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到第四千纪初期。

红山文化的之字纹系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筒形罐也应是本地区以前的文化因素之延续：但泥质陶的出现，尤其是晚期红顶钵和彩陶钵的流行，表明它接受了来自西南方面后岗一期文化的强烈影响。

赵宝沟文化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内蒙古敖汉旗的赵宝沟②、小山③和河北省迁安县安新庄①，该文化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是：夹砂陶为主要陶系，陶色多呈灰褐或黄褐；尚有少量泥质陶，表皮或灰或黑。陶器主要制法是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盛行压印或划成的几何纹和压印之字纹，还有少量②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③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①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

动物纹，几何纹数量最多，且花纹繁缛，结构复杂。器类有属平底器的弧壁或直壁筒形罐、鼓腹罐、盂和敞口钵，属内凹底器的椭圆底罐、尊形器和器盖（个别椭圆底罐和尊形器为平底），属圈足器的圈足钵和圈足圆腹罐等。赵宝沟文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期的几何纹较为散漫而缺乏一定之规，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压、划直线的不定组合：器类有筒形罐、鼓腹罐、盂、平底钵和圈足钵。此时大体相当于上述较半坡文化略早的阶段，亦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前段。第二期的几何纹已很发达，但斜向纹痕与横截陶器之平面间所夹锐角的角度较小，整个器表图案往往给人以“扁平”之感而不能一目了然：器类增加了椭圆底罐和圈足圆腹罐；筒形罐中新见个体较大者，敞口钵中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红顶钵。此期约当半坡文化早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后段到后叶前段之时。第三期几何纹斜向纹痕与横截陶器之平面间所夹锐角的角度较大，器表图案明晰易识；器类方面又新出现尊形器和器盖。年代约与半坡文化晚期相当，即大体处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后段②（图4—5）。

图4—5赵宝沟文化陶器1．尊形器；2．椭圆底罐；3．圈足钵；4．之字纹筒形罐；5．盂；6．红顶钵；7．圆腹圈足罐。（2．3．7．为第二期陶器，出自赵宝沟遗址；余皆第三期陶器，出于小山遗址。）

约以努鲁儿虎山为界，赵宝沟文化有着一些地域上的差别。其中努鲁儿虎山以南至辽西走廊一带的赵宝沟文化所产生的时间可能较早；而在其北面的该文化尚未见到早于第二期的资料。南部赵宝沟文化最早的遗存中有与当地兴隆洼文化相似的成份，故而推知，兴隆洼文化应是赵宝沟文化的来源之一。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存在重合分布的区域，前者的夹砂陶陶质以及某些之字纹纹样都和后者十分接近，这是两种文化的先民长期交流的结果。在赵宝沟文化周围的上宅文化、富河文化和新乐文化中，都能见到赵宝沟文化某些因素的流布，反映了后者对它们的影响。

富河文化迄今所发掘过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有富河沟门①、南杨家营子①等。其陶器都是夹砂陶：压印之字纹为主要纹饰，大多是横压竖排，以篦齿状工具压印成的篦点之字纹别有特色，许多筒形罐口沿外贴有一周附加堆纹：器类仅有筒形罐、钵和斜口器，简形罐占绝对多数。兴隆洼文化中也曾出现过一些通体施横压竖排之字纹的筒形罐，因此，兴隆洼文化的一些成份应是形成富河文化的主要渊源。至于目前发现的富河文化的年代，当在赵宝沟文化第三期之时。

上宅文化经发掘的有北京平谷县上宅②、北埝头③和河北省三河县孟各庄①三处遗址。陶器中有大量的夹砂陶和少量的泥质陶，有些夹砂陶同时还夹杂②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1938年。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鲁图试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37年第6期。③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4。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年第4期。

滑石粉。大多数陶器著有纹饰，主要是刮抹条纹和之字纹。器类以筒形罐最为常见，其次是各种钵类，有平底钵和圈足钵，两者中又都有弧壁敛口和直壁敞口之分，前者中还有一些是红顶钵。上宅文化目前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年代分别与红山文化早、晚两期相当，红顶钵的出现是这一文化较晚阶段的标志物。以北埝头F5∶1代表的上宅文化之字纹筒形罐①为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延续物。但抹刮条纹的大量存在，则表明该文化主体内容并非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也许这个主体内容的渊源在永定河、子牙河的下游一带而尚未得到揭示。此外，上宅文化中的一些钵类与东面的赵室沟文化有关。

新乐文化目前只有沈阳市新乐遗址经过一定规模的发掘②。其陶器主要是砂质陶，器表常见规整均匀的竖压横排之字纹或弦纹，前者较多。除少量鼓腹罐、圈足钵和斜口器外，主要的器类只有弧壁筒形罐一种。该文化筒形罐上之字坟很象是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继承者，由此可知兴隆洼文化对该文化的形成曾有过影响，另外一些陶器如鼓腹罐和圈足钵则是同赵宝沟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后的产物。不过，占器类多数的弧壁筒形罐和有相当比重的弦纹，足以说明构成该文化主体部分的因素应另有来源。新乐文化的年代约与赵宝沟文化的第一或第二期相当。

左家山二期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被识别出来③，而经过发掘的该文化遗址目前只有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一处④。该文化陶器有夹砂陶与夹蚌陶两类陶质，素面陶和有纹饰的各占一半，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纹，器类只有筒形罐和钵。筒形罐上之字纹往往分两部分，靠上边的是刻划而成的横划竖排之字纹，在这以下的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的压印之字纹，这种纹饰风格与红山、赵宝沟和新乐文化均有共同之处，反映此时长春一带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联系是较强的。对比左家山一期文化，可知曾存在于本地区的阶梯状纹带、鼓腹罐等文化因素此时已不见或少见，而最有生命力的是左家山一期文化中与兴隆洼文化相近的成份，左家山二期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一部分发展的继续。当然，除融合东北地区西南部的文化因素之外，该文化也显示了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相关联的一面。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遗址发现较多，经发掘过的主要有：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大长山岛的上马石①，东沟县的后洼②、大岗③。该文化陶器特征是：均为夹砂陶，其中大多数含滑石粉。器表多具纹饰，压印纹多于刻划纹，前者中主要是之字状、席状、网状和横线或由这四种纹饰构成的组合图案，后者中常见的有网状、横线、横线中加短竖线以及着干平行线为一组组成的错向三角纹。器类以直口筒形罐占大宗，其中许多在口下安有两个对称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1989年第8期。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盂各庄遗址》，《考古》1988年第5期。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五：1，《文物》1989年第8期。

③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批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的小耳，此外，还有少量的小口鼓腹罐、钵、杯、勺等。相当数量压印之字纹的存在，表明小珠山下层文化接受了来自辽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影响。

上述情况说明，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的东北地区尤其是它的南部不仅文化面貌多种多样，而且组成一种文化的因素也往往来自多方面。如从较大的范围看，作为新乐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因素之一的之字纹即来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表明在这一时期或稍前阶段，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先民曾走向广阔的东北平原，和那里的土著居民一起创建薪的生活。而目前所见小珠山下层文化遗址大体处在与东北平原相通的平原地区，因此在那里见到的之字纹等因素也应是上述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先民东迁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可见，此时在东北相当广的地区内，原始居民空前活跃，有分化，有融合，在新的基础上彼此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而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繁荣局面。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此时的村落大致处在两种地貌环境中，一种是在山地之间，属此种环境的村落往往座落于坡顶之上，附近常有小溪或泉水，如赵宝沟和小山遗址是；另一种位于山地与平原间过渡地带的矮坡或台地，附近均见较大的河流，如错河旁的北埝头、伊通河附近的左家山等。

赵宝沟文化的赵宝沟遗址和富河文化的富河沟门遗址都是由若干排房址组成的村落，在上宅文化北埝头遗址中，若干房址组成一群，整个村落含有若干个房址群的现象也十分明显①，这些房址群与房址组成的排，应是同一布局构想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房址——房址群（或由房址组成的排）——整个村落的三级结构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

这时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建筑，除上宅文化北埝头的房址为椭圆形以外，其余各文化最常见到的房址仍是方形或圆角方形。东北地区西南部常见的房址面积多在20—30平方米左右，这可看作是在经济、自然等条件相差不大的地区内，一个家庭通常所占有的面积。

反映这时房屋结构进步水平的主要是对草拌泥的应用和壁柱的设置。此时许多房址内都能见到坍下的草拌泥残块，有的草拌泥还带有贴敷在木质物件上的印痕，在富河沟门一些房址中所见这种草拌泥上的印痕则明显是木柱的痕迹。这些现象说明以木为骨，其上敷草拌泥的木骨泥墙或木骨泥顶，至迟在这一时期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房屋建筑上。

此时东北地区西南部，尚有相当数量的房址在紧靠地穴穴壁内侧栽埋木柱（发掘所见多为柱坑，有的坑中尚留有朽木痕迹），这种做法在以前的兴隆洼文化中是没有的。这些壁柱有的被埋于四壁内侧，有的只见于一侧壁，其排列都比较均匀，间距多在0.6—1米左右。壁柱的设置大约有以下几种用途：在地穴以上筑墙时，这些壁柱可起到泥墙之“木骨”的作用；同时，这些“木骨”也用来挡护穴壁，以防坍塌。从前面提到的壁柱密度来考虑，此时的壁拄当兼有“墙骨”和“护壁”这两种功能。当然，这些壁柱或其中一部分还可充作承托屋顶的立柱。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半地穴房址内壁柱的设置，主要是出于筑墙、护壁和支撑屋顶的需要。

另外，此时东北地区西南部相当部分的房址已设置了门道，表明在出入口的安排上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进。

当然，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房址存在着差别，各考古学文化在房屋建筑上也无不显现出自身特点。

①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图二，《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赵宝沟文化的房址平面多为方形，少数是长方形，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赵宝沟和小山的房址有一定差别。赵宝沟的房址通常在居住面中部附近挖成一方形灶坑，坑内多留有白色灰烬。保存较好的三座房址均为方形，居住面都由一步阶梯分成上、下两部分，二者高差约0．1—0．2米，灶坑挖在上居住面，每座房址都有用来立柱的四个柱坑，一般均以灶为中心作对称布局，上、下居住面各有两个，柱坑间距基本相等，在下居住面与灶址相对的穴壁中间均有一个较深的窖穴。这三座房址面积都超过一般房址，其中最大的F9为100平方米左右，该房址柱坑较大且深，最大的柱坑直径为0．5米，深达0．52米，为使立柱稳固，柱坑底部都经夯打②。小山发现的两座房址都是长方形，房址中部附近有一个圆形浅坑，浅坑内有筒形罐或陶片，可能是灶址。两座房址有大小之别，较大的一座编号F2，其面积约33平方米，屋内留有鸟兽图尊形陶器和刻划人首的斧形石器等特殊人物身份的标志物（详后），可推测这座房址应为该村落一处具有中心性质的场所。

富河沟门的富河文化房址，系顺山坡倾斜之势而建，背山的一面穴壁较高。房址多数是方形，少数是圆形，面积通常在20平方米左右。房址中部均有一方形灶坑，有的灶坑四壁还置立石板加以挡护。一些屋内尚有挖窖的现象。最大的一座房址边长约6米，在背山一面的穴壁内侧有七个间距较为均匀的柱坑，这是仅在一侧穴壁设置壁柱的实例。发掘者由这种壁柱的位置特点推测房屋顶部可能是依山势而呈一面坡的型式，这样便于流水。有的圆形房址在靠穴壁一周布有六个柱坑，发掘者推测这种房屋的屋顶可能与现在的蒙古包类似③。

北埝头上宅文化房址为不规则椭圆形。极少数在靠近一侧的穴壁处有几个柱坑。灶址情况不详，而在房址中部附近普遍有一或两个埋在地面下的陶罐，罐内有灰、炭等物，可能是保存火种的容器①。孟各庄的上宅文化房址为方形，保存较好的一座边长约4．5米，贴四壁均等地埋置十六根壁柱。居住面中央有一个0．2平方米的灶台，台高仅5厘米，台旁有保存火种的陶钵。在南壁略偏一侧没有宽0．7米的斜坡门道②。

目前发现的新乐文化房址都是圆角长方形，中部有圆形浅灶坑。编号为F2的房址面积最大，达95平方米，由于被焚烧，屋内留有许多炭化残木柱，粗者直径20厘米，细者10厘米左右。该房址周壁有三十四个间距为0．8—1米的壁柱，这些壁柱除四隅外，大部分没有柱坑，而是挤入穴壁，立于地面。在距四壁约1米的地方，基本上按等距埋没一周共十一根粗大的立柱，在这一周立柱以内还有六根立柱，被埋在灶址周围。柱坑有深有浅，深者约1米左右，浅的只有25—30厘米，在较浅的柱坑底部常垫有石片，使得立柱更加坚实，这样多少可以弥补柱坑浅而稳固性较差的缺陷。这座房址面积很大，其屋顶肯定也十分厚重，故用如此之多的木柱支撑，可知房屋四壁和屋顶都十分结实、牢靠，反映了一种较高规格的建筑形式，而和一般房址那种简单的结构形成显著差别①，很可能这是村落公用场所，或同时兼作首领居住②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③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①丹东布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84年第1期。②辽宁省博物馆：《辽宁东沟大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4期。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二，《文物》1989年第8期。之处，系全村中心性建筑（图4—6）。

生产经济至迟在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农业生产已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在上述新乐F2这个大房址中，发现有成堆的炭化谷物，这些谷物尚未脱粒，经鉴定与东北大葱黍近似①。该房址还出有五套配置有序的磨盘与磨棒，系用于脱粒的工具。但同时该房址还发现榛子壳等野生植物果实的核、壳，而个别磨盘的一端也有敲砸硬果留下的小圆窝①。因此，这些磨盘、磨棒也可能被用图4—6新乐遗址F2平、剖面（除灶以外的圆圈均为柱坑或立置木柱的痕迹）

于加工采集来的植物果实。不过，象新乐F2出土的这种具有统一规格且加工精致的磨盘和磨棒，理应被视作主要是加工种植农业产品的工具，尽管它们还兼有加工采集的果实的功能。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都发现相当数量的磨盘、磨棒。磨盘一般作圆角长方形，形体扁薄、规整；磨棒横剖面呈半圆或半个椭圆状，两端宽窄、厚薄均等，在经常与磨盘接触的一面留有与磨棒长轴方向垂直的磨擦痕。小山F2有两套磨盘、磨棒,出土时有一件磨棒横置在磨盘上，另一件则紧靠在另一个磨盘旁边，两件磨棒的长分别为31和18．5厘米，和它们一起的磨盘之宽分别是29和19厘米。可见，这里的磨盘、磨棒与新乐F2的一样，也是配套有序的。因此，可以肯定，上述三种文化的农业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有关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还可从以下现象中得到了解。

与兴隆洼文化时期不同，此时许多遗址都出有长且宽的大型磨制石斧，如上宅遗址TO406(5)：1这件石斧，长21、顶宽7．2、刃宽8．7、厚3．6厘米。孟各庄和小山则都有一种两侧磨平的大型石斧，均以坚硬的玢岩制成，这种斧大都在中部残断，系砍伐较粗树木时常遇到的现象。上述这些大型石斧的功能之一，当是原始居民进行火耕农业时用之来砍倒树木。

在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中，还常见一种鞋底状正尖刃石器，其刃部有与石器长轴平行的磨擦痕，可知是挖或刨土的工具。赵宝沟发现的这种石器，石质不太坚硬，长和宽分别在11—16和6—13厘米之间，厚一般有1．4厘米，顶部都打出一个缺口，可便于插入木柄（图4—7）。如象石铲那样用来挖土，则这种石器上窄下宽的体态及其尖刃就显得有些不适，因此，它应是象现在的镢头（或称“锄”）那样被用作刨土的工具（其安柄方式系选用带折钩的木柄，将石器顶部插入折钩中）②。这种石器目前尚无统一的命名，就其功能而言，暂可称作“石锄”。石锄的存在，说明人们砍光烧尽树木杂草后，用它来刨开土壤，以埋植谷种，可见已经脱离了那种只将谷种撒在地表的农业阶段，而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大型石斧和石锄较为普遍的发现，当说明这种有所进步的原始农作，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

此时的收获工具，所见只有新乐F2的三件石刀。均作直背弧刃，宽在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图一，《考古》1988年第1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三，《文物》1989年第8期。—5厘米左右，厚为0．3—0．5厘米，应是绑在手上割谷穗用的“铚”。看来，其时收获方式是只割取谷穗。至于类似的石刀未见于其它遗址，或许是还流行其它非石质收割工具而不易保存，致使难于发现的缘故。

此外，象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所见兽骨的数量都明显少于兴隆洼文化，甚至用动物骨骼为原料的制骨业也不如过去兴盛，上宅文化的骨器迄今只在孟各庄遗址见到一件骨镞。凡此，都说明狩猎活动已大为减少，这与农业的初步发展是相适应的。

原始农业的经营，通常与一定规模的集体劳作相联系。在对集体劳动而得到的产物进行分配时，该集体内也就会存在着与之相应的某种分配形式。如前述新乐F2和小山F3都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房址的居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成堆的谷物和多套磨盘、磨棒均出于这些房屋而不见于同一遗址经过发掘的其它房屋，或许说明谷物是在全村或低于村落一级的中心处经脱壳后分配给各个家庭的。由此可知当时的农业生产中确实包含着大量的集体劳动。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此时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当已出现了一些主营种植农业的村落。毋庸赘言，即使在这样的村落中，采集和狩猎仍不失为重要的谋生手段，象出土于新乐F2的榛子壳和浆果果核，小山遗址中的胡桃楸，都是原始居民采集野生植物果实的例证。至于新乐遗址所出石镞和见于许多遗址的兽骨，则说明狩猎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诚然，在上述农业发达的地区，甚至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原始居民的生产经济也多少存在着差别。迄今见到的上宅文化遗址都在泃河或其支流的河岸附近，这些河流在六七千年前的河水流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足可使众多的淡水鱼类在此生存。其东面的滦河具有根宽的河床，当时河水流量无疑更为可观，属于南部赵宝沟文化的安新庄遗址就座落在这条河的下游，渔业资源之丰富可想而知。上述这些遗址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或陶质的网坠，说明原始居民确曾在这些河流中拉网捕鱼。尤其是安新庄遗址，所见网坠之多，种类之繁（最主要的是一种在椭圆形扁平砾石两端各打出一系绳之缺口的打制石网坠，上宅文化遗址所见亦多属此型），足以使人们相信，在一年中的大部分季节，捕捞水产是那里的原始居民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来源。主要分布在山地之间的红山文化和北部赵宝沟文化，那里缺乏较大的河流或河床，遗址所在附近的水源多是泉水和溪流，除作为生活用水外，只能从中获取小而少量的鱼类。因此，在那里的大部分地区不宜撒网捕捞，这就是在这些遗址中未曾发现网坠的原因。而采集和狩猎所占比重则可能超过以上的地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东北诸考古学文化原始农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富河文化不仅缺乏能够确认为种植农业的工具，而且遗存大量鹿骨等动物遗骸的现象，还反映它和以前的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状况无太大差别，即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的谋生手段；位于广鹿岛、大长山岛的小珠山一期文化遗址的堆积中往往有大量贝壳，还出土石质的鱼网网坠，因此，捕捞海洋生物可能是那里的居民一项主要的生业，而农业所占比重尚不很明显。

总之，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的东北地区正处于农业初步发展的阶段，种植农业的有无，或其比重之大小及发展程度各地有别，人们借以谋生的手段也有种种差异。总的来看，与华北地区毗邻的上宅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农业发展水平较高，这说明黄河流域农业人口向东北方向的迁徙或其农业技术的传播，可能是促成东北地区农业得到初步发展的主要动因。至于东北其它地区，大致可分为东北平原和其周围地带这两种情况，前者如新乐文化所显示的那样，农业已有所发展，辽河下游一带经营农业的水平还可能接近于上述红山、赵宝沟文化；后者多属山区或高原，恐怕多数地方与富河文化类似，仍处在以渔猎和采集谋生的阶段，即使对农业有所经营，其水平大概也只相当于萌芽状态。

手工业技术此时的手工业，主要仍是制石、制骨和制陶。

除富河文化以外，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磨制石器都比兴隆洼文化时期明显增多。如在石器的种类上，除仍有前一时期就已出现的石斧、石凿和不详用途的饼形器外，又增加了石锄、石锛、石刀、石矛和石镞等新的器类。石斧因不同用途的需要而被制成多种型式，从体积大小着眼，基本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种：最常见的一种长在12—16厘米左右，可谓中型斧③；前面提到的砍伐较粗树木的石斧长多在20厘米以上，可称大型斧①：另有一种长多在8厘米以下的窄顶宽刃石斧，应是小型斧②。上宅、赵宝沟、新乐三种文化的磨制石器基本上都是通体磨光的，这一点与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有些相似，而红山文化的石斧往往仅在刃部的两面采用磨光加工，器体其它部分则保留遍布琢痕的粗糙面，这种做法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地区的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对岩石性能有了一定的了解，能根据不同用途之需要选用合适的石料来制做各类磨制石器。比如，大型斧系用于砍伐较大树木的专用工具，因此，多以玢岩等坚硬的石料制成。但石质愈是坚硬，给采石、加工带来的难度也就愈大，所以，用来砍伐小树和去掉枝叉或只是用于修整木材的中型斧和小型斧，就常常选用那些硬度稍差而较易于加工的石料，例如，此时常见以片麻岩这种硬度较低的石质制成的小型斧。磨制石器在做成前需将打出的石坯先进行琢制加工，故而磨制石器的流行也反映了琢制技术的普遍运用。此时只琢不磨的工具主要是磨盘和磨棒，当然，有些磨盘的周边甚至底部也经过磨制加工而显得更为规整。赵宝沟文化的磨盘一般采用细粒凝灰岩等含气孔较多的石质制成，这种石料因石质较松散而便于加工，但上宅文化迄今所见磨盘均采用坚硬的石料制成。如孟各庄遗址采∶22，呈圆角长方形，底部两端翘起，侧视如舟状，周身琢制，石质坚硬，这件磨盘的宽和厚分别为24和6．5厘米，长达52．5厘米。仅靠石质工具在这种坚硬的石块上遍体凿琢，最终制成如此之大且形制规整的磨盘，如果没有比兴隆洼文化时期进步得多的制石技术，则是难以想见的。钻孔术尽管在石质工具中很少见到，但其它石制品中这类例证却较多，主要是两面对钻。钻孔外径不足1厘米的石制品常可见到，如新乐F2出土的厚度（亦即钻孔之深度）为1．1厘米的石珠，其钻孔外径却只有0．6厘米③；钻孔孔径最小的是北埝头的一件坠饰F2∶22，厚0．3，钻孔直径只有0．2厘米①。小山F2(2):10是一件精美的斧形石器，其上缚木柄用的穿孔是此时见到的唯一一个施用单向管钻术的实例，钻孔起点的一面孔径略大于另一③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图三，《考古》1983期。①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二，《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②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③同上。

①现在东北地区也有与此类似的铁质工具，主要是在山地中使用。

面，为0．7厘米，孔深2．2厘米，孔内壁可见施钻时留下的细密的螺旋纹痕①。这件石器的质料系坚硬的凝灰碎质岩，将2．2厘米厚的坚硬石材从一个方向钻透，孔径不超过0．7厘米，这不仅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比较罕见的。

此时的制石业，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细石器小石片的加工。这种小石片在旧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而后一直兴盛不衰，发展到此时，至少在赵宝沟文化和新乐文化的一些地区，制做小石片的工艺已逐渐集中为少数人掌握。如小山F2和新乐F2都有这种小石片的集中出土处。小山F2有两处，共出小石片二千多件，数量多的一处与石片在一起的还有剥离石片后残留的锥状石核，和在剥离石片过程中修整石核台面时产生的石片屑，以及一个可能是制作石片时充当石砧的大石块，显然，这是一处制作石片的场所。这些小石片与兴隆洼文化中的没有多大差别，均系嵌粘在复合工具上的“刀刃”，这样多的石片当可做成大量复合工具，毫无疑问，这里应是小山遗址整个村落制作石片的一个中心，这些石片或被用来做成的复合工具，大约是为同这座房屋有着某种关系的居民提供的产品。也就是说，在小山遗址已存在一部分专门制做石片的劳动者。类似这种专项的劳动分工，无疑有利于制石技术的提高。因此，这是制石手工业的一大进步。

用上述石片做成的复合工具，各文化时有发现，一般是用石片嵌在骨梗上，上宅遗址出土一件“石梗”，即T0607(5)：40，系这类复合工具中的特殊者。这件石梗石质较软，在一侧边开有凹槽，以嵌粘刀刃，石梗长7．4、宽1．2厘米，刀刃是一个长、宽各为5和1厘米的石片①。刀刃嵌入刀梗，需有胶类物质使其粘牢，取得和使用胶的技能，则应在比兴隆洼文化还早的时期就已被掌握了。

另外，在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属于此时的玉制品也有一定的发现。其种类尚少，迄今所知有属工具类的小型锛形或凿形器（可能被用作雕刻工具），还有玉珠等装饰品，象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两类玉器都仅见于F2，说明在新乐文化中，很可能制造玉器和使用玉质工具都已被限定在一部分人之中。

制骨工艺的水平与前一时期相比，尚看不出有何重要发展，只是在狩猎占经济生活比重较大的富河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那里，所发现的骨制品种类较多一些。

制陶术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进。陶器的火候普遍提高，致使陶质变得坚硬。陶胎也都比较薄，基本不见兴隆洼文化时那种厚壁厚底的陶器。一些地区开始流行泥质陶，其中红山文化的泥质陶比重居诸文化之首。陶器成型方法有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或泥条盘筑。对形制较为复杂的器形，先分段做出各部分，再捏合成器。如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即是分别做好直壁的领部、弧壁的腹部和一个假圈足，再将它们两两捏合在一起，领与腹接缝处常见到一周戳压纹，系将这两部分提合在一起时留下的遗痕，见于上宅、赵宝沟和新乐文化的圈足钵，也是将分别制成的钵身与圈足相捏合而成、由于尚未发现陶器外表有绳纹或篮纹等拍印纹饰的例子，也未见陶拍或陶垫等拍打或压磨的工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图五：1，《考古》1988年第1期。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三：1，《文物》1989年第8期。具，因此，还很难说此时是否已采用了与黄河流域相同的使陶胎更为紧实的拍打等方法。

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此时制陶工艺的提高，还表现为陶器种类的增加。仅以器底而言，就有平底、圈足、假圈足、内凹底和椭圆形底等多种形式，除平底外，其它都是不见于前一时期的新内容。

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的泥质红陶或灰陶钵，颜色十分纯正，火候也都很高，胎薄而质地脆硬，应该是窑烧的结果，反映此时这些文化的居民已开始建造专门的陶窑来烧制陶器。红顶钵的出现，则说明这种钵在窑内是几个深在一起烧制的。

尚需提及的是，此时可能出现了专门制陶的陶工，这从后面将提到的赵宝沟文化陶器精湛的施纹工艺中是不难认识到的。

诚然，在一些文化的陶器上仍常见缀合孔，可知此时经修补再用的陶器还有一定数量，从而反映出制陶业发展水平的有限性。但到这一时期的较晚阶段，此种现象逐渐减少了。

能说明此时纺织术情况的实物资料比较缺乏，只是了解到陶纺轮的数量比兴隆洼文化时期有所增加，但它基本上还是用陶器残片改制而成的。

用植物茎、杆、叶进行编织应是一项十分普遍的手工劳动。许多红山文化的筒形罐在做成后曾置于编织物上以待晾干，致使罐底常可留下类似席子的印痕，从这些印痕来看，编织物之经、纬多呈十字交叉状。

综上所述，此时的手工业技术比前一时期有了显著发展，但各个部门发展程度不很一致。从总的方面来看，比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尚显得有些落后，靠近华北的东北地区西南部手工业水平较高，东北的其它地区则略逊一筹。

艺术、宗教和社会的发展陶器是原始居民展现其艺术思想的一块重要园地。在谈到东北地区此时陶器纹饰上的艺术成就时，应将赵宝沟文化陶器的几何纹视为其突出的代表者。这些几何纹均以片状工具压印或刻划而成，图案结构比较复杂。大体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由若干组斜绕陶器外表的折线构成的主体纹饰：另一种是二方连续的几组折线图案单元。赵宝沟文化第三期的几何纹最为规整，所表现的图案极富美感，是这种几何纹陶器群中发展得最充分，工艺水平最成熟的代表作。以小山F1(2)：4这件器盖为例：先施两条平行回归线横绕器盖外表一周——条在接近口沿的外表，另一条在盖体与捉手的接合处，于这两条线之间施四道等分器外表的斜线，再施四组等分器表的斜向回折线分别与这四道斜线相交，最后在这些线条构成的多个框框内，选择其中一部分框框，填满细密的通线。其结果是，俯视器表，呈等分的四组阴阳相错的“5”状图案——相对的两组内容一致，或皆填线，或皆无填线：而相邻的两组恰恰是有无填线的区别。再以F1②：18盂为例：在器表上下各施一道横绕器壁的回归线，再于这两道线内施二方连续的六组几何纹图案单元。这六个图案单元恰好等分器表，各组图案内容相同，均为双股印痕（内填蓖点）构成的菱格与交叉斜线的组合纹饰，这六组图案又由六个填蓖点的小菱格将它们分别隔开。F1②:4器盖代表赵宝沟文化几何纹的第一种类型，F1②:18盂则是第二种类型的典型物（图4—8）。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图案，都反映其制作者已十分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等分这一概念。赵宝沟文化几何纹图案有序而显复杂，寓静于动的风格特征及其充满想像图4—8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力的巧妙设计和精湛的施纹技艺，于此可略见一斑②。

除日用陶器上的纹饰艺术外，上述小山F2和新乐F2这两个大而特殊的房屋还出土了罕见于一般遗迹的精美艺术品。小山F2所见这类艺术品有两件，一件是前面提到的F2②：10那个斧形石器。这件石器长、宽、厚分别为18．2、5．5和2．4厘米。称它作斧形石器，是因为它外形和石斧完全一样，但刃部却十分钝厚，且无磨擦痕等使用痕迹，所以它不是一般实用之斧。为制作这件特殊石器，石匠专门选用了中间有一大块红色的坚硬石料，通体精磨，极富光泽。由于是凝灰碎质岩，整个石器呈灰色杂黑斑，中间的红色色块宛如镶嵌在灰色之中。偏顶部一侧有管钻孔，而在略近中部处尚可看出与斧形器长轴方向垂直的安柄痕迹，此痕迹的一边与钻孔相切，当通过钻孔穿绳将木柄与斧形器系牢。说明这件石器真实用途的是在其顶端附近一面刻划的人头，人头系正视形象，线条简单，只有面部轮廓和用短线表示的目、鼻、口①。若使人头正视，则必须保持斧形石器在上，木柄尾端朝下的状态，据此可知，这件斧形器应是常被其主人高举着的“斧杖”，系房屋主人特殊身份和高上权力的标志物（图4—9）。另一件是小山F2②：30鸟兽图尊形陶器，这件尊形器的形体是同类陶器中最规整的，制作工艺也最为精致，尤其是满施于器腹的鸟兽纹，堪称赵宝沟文化陶器的杰作。纹饰的主体内容是鹿、猪、鸟三个动物的侧视图像。动物轮廓线内多以网格纹为充填图4—9小山F2的刻划人首斧形石器纹饰。鹿有茸角，猪具长吻和獠牙，鸟则画出长喙和顶冠，重点表现的是三个动物的头部形象，此外，肢、翅尚易辨识，体躯部分则都十分抽象，多画成流线或蜷曲纹而给人以强烈的动感。鹿和猎作奔驰状，鸟亦呈振翅之态。这幅作品的令人称绝处在于对这三个动物的画面安排上。猪被画在鹿之前方，但它的部分身躯已为鹿头遮掩，这就多少在人们视觉中留下了两者并行驱进的印象。而鸟的位置离它们都比较远，大体上说，鹿、猪居尊形器腹部一侧，鸟位于相对的另一侧②。鹿纹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中屡见不鲜的动物纹饰，在这里当是作为该文化先民的主要象征出现的，猪至少可理解为红山文化部分原始居民的象征，鸟则很可能代表了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相邻的一些先民群体。如前所述，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先民此时于西拉术伦河以南的地区并存发展，甚或两种文化的村落集团经常相邻而居，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比较亲密，尊形器上的鹿、猪并行可解释成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而这个区域以外的其他先民集团，虽与赵宝沟文化先民发生过接触、交流，但在后者看来，与他们的关系要比与红山文化先民的关系疏远得多，因此，陶工在设计画面时，将象征他们的鸟安排在远离鹿、猪的位置③。当然，这未必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旗小山遗址》图一六：2，《考古》1987年第6期。

①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五：2，《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一二：18，《文物》1989年第8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一七，《考古》1987年第6期。

是整个图案的全部含义，不过，通过这件作品对当时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周围的原始居民中那种复杂的交往关系和动荡的局面，则是可以有所了解的（图4—10）。

图4—1O小山F2的鸟兽图尊形器新乐F2发现有十二个石珠和一个玉珠，外观均呈圆柱状，珠孔多为两面对钻而成。石珠最长者为1.1厘米，最宽的1.25厘米，玉珠比石珠大些，长、宽各为1．4和1.6厘米，遗憾的是，还不能肯定它究竟是作为装饰品的项链中的串珠，还是具有另外一些用途的珠子。出于同一房址的鸟形木雕系这一时期罕见的木质艺术品，其长度约有40厘米。鸟形构造十分抽象，只有喙与眼略可辨认，其它部位多卷曲缠绕，鸟的尾部延伸成本柄，其长度约占整个木雕的三分之二，木柄尾端渐细，可能曾插在某件物体上，由此看来，这件木雕所体现的鸟很可能是曾被人们供奉的神物①。把它理解为新乐文化部分先民崇奉的对象，该不致有误，而这部分先民与小山那件尊形器上的鸟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古时候，掌握宗教权力者，同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实施着一定的职权。如恩格斯在谈到希腊氏族社会的“英雄时代”时就指出，巴赛勒斯同时具有“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这三种职能①。小山F2和新乐F2已如前述应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居民的首领之居所，而上述出在这两座房址中的特殊艺术品几乎都具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可见，居于小山和新乐这两个村落而司类似首领之职的人物，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主持着公共的宗教活动。

能说明此时原始宗教情况的，还有上宅遗址及其出土遗物和富河沟门所见到的卜骨。上宅遗址位于泃河旁一处开阔的台地，事实上，其全部遗存均在这台地的一道天然沟内，没有关于周围存在该文化遗址的介绍，因此，这是一处特殊的遗迹，从中看不出与当时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和日常起居生活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沟内遗物中除含有大量日用陶器外，还以一些做成动物形象的陶、石制品称奇。如T0606(4)：6是一件类似陶支脚的镂空陶器，外形近圆台状，平顶，内空，在器壁上开有四个等分器周的长豁口，顶部捏出鸟喙，喙之后方按有商个凹坑以表示双民顶与器壁外表满饰羽状或交叉状刻划纹。此器残高21．8厘米，被认为是祭祀用的特殊器物；其余动物形象的工艺品则都比较小，一般不超过5厘米，如石羊头、陶羊头、陶猪头和陶蚕等。而其中一些石制品又都具有一个用作拴绳的穿孔，可知它们是挂在人身某个部位的装饰物，属此类的什有石龟、石猴和乌形石饰，均采用黑色石料制成。石龟做出隆起的背部、凸出的头都和四肢，头部前端还刻出嘴形，穿孔位于颈部附近；石猴（T1(5)：1）的头部表现突出，有眼、眉、耳、鼻、嘴，但头下仅有蝉形躯体而未刻出四肢；鸟形石饰（T1(5)：2）略呈三棱锥状，做出一道鸡冠形凸棱，凸棱下钻有一孔，除可拴绳外，孔两端还分别是左、右眼的标志，双耳凸出于头后中。这处遗址的特殊性以及上述可能与祭祀有关的①北京布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三：10，《文物》1989年第8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七：13和图一三：6；图八：3和图一三：5，《考古》，1987年第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豪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一七和图版壹：2，《考古》1987年第6期。

艺术品之存在，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人们用来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的场所，恐怕就是为求得大自然的庇佑和关照而行类似“祈年”之礼的地方。

富河沟门遗址发现一些卜骨，均系鹿的肩胛骨，无钻凿，仅在肩肿骨的一面有灼烤的痕迹，当时人们根据灼烤后在肩胛骨另一面产生的裂纹，即所谓兆痕来判断所占卜之事将出现的结果。此系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卜骨。至于当时是否已出现专行占卜的巫师，则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如前所述，小山F2和新乐F2都是具有类似村落首领身份的人物的居所。从这些房址出土遗物看，谷物脱粒和复合工具的制作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从而反映这些类似首领者还实行着分配粮食和控制部分制石业的权力。象小山F2的斧杖和尊形器，新乐F2的玉、石珠和鸟形木雕，这些虽然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特殊物，但同时也都是珍贵的工艺品，毫无疑问，这些工艺品系由类似首领的人物享有。看来，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在公共经济和宗教事务上掌握着相当可观的职权，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超出了一般居民的平均水平。囿于目前资料所限，尚不能较全面地揭示当时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社会发展状况，但个别村落成员经疥地位较高这一事实至少暗示了此时的社会较上一时期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红山文化后段时期约自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叶后段到第三千纪初前后，东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红山文化后段时期。

考古学文化及居民的分布有关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仍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南部，已发现属此时的六种考古学文化就有四种分布在这个地区。它们是：红山文化（本节中提到的红山文化一般系指红山文化后段）、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另外两种是分布在长春附近的左家山三期文化和穆棱河、兴凯湖一带的新开流文化。

红山文化的居民空前活跃，其分布区域明显超出了红山文化前段的发现范围，除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外，南面已达锦承铁路附近①，向东远可至西辽河东流折向南流的转弯一带①。老哈河上游到努鲁儿虎山甫北两侧是该文化中心地区，那里的居民最为密集，如赤峰市市区周围曾同时存在的至少有西水泉、蜘蛛山和红山后三处遗址，其中相距最远的西水泉和蜘蛛山之间也不超过8公里。

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区也在西拉木伦河流城，东至奈曼旗①，向南可达锦西一带②，迄今发现的小河沿文化存在时间仅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而后者的遗存主要是近年在努鲁儿虎山南侧陆续发现的，因此，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居民虽肯定有过同时并存的情况，但二者并存的空间范围及其所反映的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一二，右和图一四，《考古》1987年第6期。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一一和图版拾贰：4，《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

至于偏堡子和小珠山中层文化，现知前者的范围在辽河下游的本溪到新民之间，后者分布于丹东以西的辽东半岛地区。

考古学文化特征、阶段的划分及文化渊源属于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存发现较多，经相当规模发掘的遗址主要集中在赤峰市和敖汉旗一带以及努鲁儿虎山南侧，较重要的有赤峰市红山后①、西水泉①、蜘蛛山②，敖汉旗三道湾子③、四棱山④，喀左县东山嘴①，凌源县城子山②、牛河梁③，阜新县胡头沟④。红山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为：夹砂陶中除继续流行筒形罐和斜口器外，又出现了侧视如半圆状的器盖和侈口鼓腹罐；之字状压印纹无论是竖压横排还是横压竖排都十分规整，基本不见前段那种空行间隔的之字纹；许多筒形罐口沿外贴一周附加堆纹，堆纹比前一时期增厚。泥质陶数量比前段明显增加，在有的遗址中已超过夹砂陶，其器类除前段已有的外，新见器座、豆、盆、瓮、束颈垂腹罐和无底中空的筒形器等；彩陶甚为流行，与前段的红彩为主有别，此时大量见到的是黑彩，彩陶纹饰空前繁缛、多变，与前段很大的区别在于此时直线条较少，大量的是弧线组成的图案，主要有宽带或数行平行宽带、横向平行线、斜向平行线、斜向蝌蚪状平行线、横向长三角状平行线、钩形、鳞形、半月形、弧线三角、错叠三角、错叠菱形、错叠弧线宽带、红黑方格或由这些因素组成的花纹图案（图4—11）。

红山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折口倚形罐口呈缓折，基本没有内敛；斜口器矮壁的一侧比红山文化前段的更显低矮；泥质陶中尚缺乏豆、盆类；彩陶图案中错叠菱形纹的每一菱格横长显大于高，致使二者之比较大，呈不成熟菱格状，钩形纹的钩笔较粗，此期流形弧线三角彩陶花纹，其年代应与庙底沟文化中、晚期相当，即大体处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叶后段到后叶前段之时。晚期折口状夹砂筒形罐的口部明显硬折，并有年敛：基本不见斜口器；泥质陶数量和种类更多，筒形器甚为流行，新见豆和盆。彩陶中错叠菱形纹每一菱格的横长与高之比缩小，呈成熟型菱格状，钩形纹的钧笔纤细，错叠三角是此时新出现的花纹。此期约当中原的半坡四期阶段，亦即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到第三千纪初左右。

这一时期红山文化的主要文化成份是对前段红山文化的一脉相承，同时也反映出与西南面黄河流域文化的联系有增无减，这主要是早期接受的庙底沟文化影响。在前一阶段，后岗一期文化的因素传播到红山文化中，其原来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一七：1、2、4，图版壹：1、2、5，《文物》1989年第8期。

①J．G.andersson：《The—DepositatShaKuoTuninFengTien》，PlateXI,3a、3b、8a、8b；PlateXII,5—7,PublishedbyTheGeologicalSurveyofChina,Peking,1923.②齐永贺：《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新艾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图一：2、3，《考古》1965年第5期。孟庆忠：《康平县的三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遗存》，《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③朱凤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图九：8，《考古》1979年第3期。④同①，PlateX,1，2，4。

①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1938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④的风格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说明那时的红山文化对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往往只是照搬，但在这一时期，红山文化显示出空前的创造性，对庙底沟文化传来的因素更多的是改造和融合，将后者最活跃的成份变为适合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红山文化早期的彩陶中，经常可见与庙底沟文化有关的花纹，但绝非庙底沟式彩陶的再现，而是表现为与红山文化固有纹饰融合后的一种新的彩陶面貌。红山文化发展到晚期时，开始向周围地区扩展其文化影响。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彩陶上有一定数量的锗叠菱形纹，接近红山文化晚期的成熟型菱格纹图案。如前述错叠菱形纹在红山文化中有其发生和演变的线索，应是红山文化国有因素，由此可见，海生不浪文化接受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影响。

小河沿文化经过发掘的地点有：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属小河沿乡）⑤、石羊石虎山⑥和翁牛特旗石棚山⑦。该文化陶器特征是：夹砂陶和泥质陶比例相当。夹砂陶陶色灰黄：主要是弧壁筒形罐和盂两种器类；筒形罐器壁经过拍打，其上最常见的是交叉状细线拍印纹，也有不少素面的，口外表多贴一周附加堆纹，有的在堆纹下还安有两对短泥条，对称地贴在器壁两侧。泥质陶器有红、灰、黑三种颜色；器类有各种钵类、双耳小口鼓腹罐，盆、豆、鼓腹罐，还有数量虽少但别具特色的陶尊、器座、鸟形壶和双口壶等；外表主要是素面和彩陶，也有一定数量施红衣和烧后绘彩的，彩陶颜色有红有黑，个别还有内彩，纹饰以错向平行线或于这些线之间再加施错向半重环纹的最为多见。

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与红山文化晚期约略同时。其主要渊源目前尚难确认，但拍印线纹系华北地区前一时期已有的做法，因此，西南面的某种文化遗存对小河沿文化的形成应有重要作用；而陶尊和一些几何纹彩陶图案则表现出与本地区以前的赵宝沟文化有一定的继承性；某些器物又同红山文化早期有关；此外，见于豆座上的三角形镂孔和器座上的八角星彩陶图案，还表明它曾接受过南面大汶口文化的影响。看来，小河沿文化的产生是相当复杂的。

属偏堡子文化的遗址最早发现于新民县偏堡⑧，目前只有新民县高台山经过发掘⑨。这种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并有相当数量的夹滑石红褐陶，部分陶器外表施一层陶衣，常见的主体纹饰为多道泥条堆纹和几何划纹，后者中常见用复线构成二方连续的图案单元。器类主要有筒形罐、小口长腹壶和小口鼓腹罐。在太子河流域的本溪县所发现的该文化遗存面貌与新民一带的略有不同。前者代表了偏堡子文化比较典型的部分①，因而这一文化可能最先在鸭绿江下游以北的辽东山区兴起，而后逐渐扩展到辽河以西。偏堡子文化陶器中的部分几何划纹与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十分相似，这是两种文化的先民存在交流的反映。

⑤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⑥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⑦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⑨方殿春等：《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①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通过对吉林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的发掘②，了解到左家山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夹蚌黄褐陶为主，泥质陶极少，不见夹砂陶，器表多为素面，有纹饰者以刻划的人字纹较为常见，器类主要是一种深长腹的筒形罐，还有钵、斜口器和支架。该文化的面貌除表现对左家山二期文化有所继承外，也反映出与东北地区的东部文化系统较多联系。

小珠山中层文化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辽宁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③、吴家村①和大连旅顺口的郭家村②。该文化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含滑石的陶质也占一定比重，泥质陶较少；陶器成型多用泥条盘筑，极少数黑色泥质陶器系用轮制法做成；除素面陶以外，刻划纹为主要纹饰，多见人字、叶脉、平行斜线、网格状和以复线构成的几何纹，其次为压印纹，附加堆纹和彩陶，彩陶有红、黑两种颜色，花纹与胶东半岛的紫荆山一期③大体相似；器类常见筒形罐、钵和壶、此外还有类似紫荆山一期的豆、觚、鼎、盂等器物。

小珠山中层文化可分两个发展阶段，以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遗址三、四层（或称郭家村下层）为早、晚两期的代表，分别相当于红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的年代，其中郭家村下层有些遗存的年代或更晚些。早期刻划纹数量很多，素面陶尚少，器类中存在三足觚形杯；晚期素面陶略多于刻划纹陶器，不见觚形杯而出现了楼空足豆等器类。小珠山中层文化主要成份是从前一时期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但此时与胶东半岛古文化的联系颇为密切，明显地接受了来自那里的文化影响。

新开流文化因对黑龙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的发掘而得名④。陶器主要是夹砂筒形罐，其上盛行鱼鳞状或菱形等印纹，左家山三期文化中曾见有个别鳞状纹与此相似，可知新开流文化的年代大体也应处在这一时期。

房屋建筑这一时期的房屋主要仍是半地穴建筑。

红山文化房址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在偏于一侧的中部挖有灶坑，其平面近瓢形，故被称作瓢形灶。灶坑深度一般超过0．5米，底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瓢把”部分的灶底略高于“瓢”的底部，这两部分坑底的联接处一般为一较缓的斜坡，有的“瓢把”之底本身即是一个长斜坡，但不拘怎样，灶底最浅处距坑口一般也都超过35厘米；另一种的“瓢把”和“瓢”的坑底同深，整个灶底处在同一平面，目前所见此类最多。常见的灶坑之坑壁不加任何处理，只是个别较大的房屋才存在于灶壁外表贴敷一层草拌泥的现象。房址的一侧穴壁中部没有向外凸出的斜坡门道，其入口处与灶坑的瓢把状火道相距很近。西水泉遗址的房屋有大小之分，小的约16平方米，大的在100平方米左右①。

目前见到的小河沿文化房址的面积一般不超过6—7平方米。在白斯朗营子发现的四座房址为不规则椭圆形，未见门道，中部或靠近中部的红烧土面②内蒙古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昭乌达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68年第10期。

③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文物》1982年第3期。①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新民县偏堡沙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②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新民东高台山第二次发掘》，《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③齐俊：《本溪地区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期遗址》，《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④吉林大学考古研究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①系长期烧火之处，一些房屋内尚有两个对称于房址短轴的柱坑。这样的房屋只能供一个家庭的成员起居之用，粮食等生活所需物资则应存放在别处，这些小房址周围所发现的若干坑穴，正是从属于它们的窖藏遗迹。编号为F4的房址，被一道夯土隔梁间隔成大、小二室，“小室”中置放彩陶尊和彩陶器座等特殊器物。该房址附近还发现一个口径1．9米的圆坑，坑底倒扣着一件双耳红陶罐和一件筒形罐，填土中还埋入一只狗②，此坑可能与F4的主人所进行的祭祀活动有关。

小珠山中层文化的房址均是圆角方形，面积为20平方米左右，在中部附近亦有经常烧火而形成的红烧面，四壁和中间多埋有立柱。晏家村F1展现了这种建筑的一般情况（图4—12）。该图4—12吴家村的小珠山中层文化房址平、剖面房屋因失火坍塌而被废弃，从倒塌的木质构件中了解到，房顶架有南北向的檩木，在檩木之上尚有一层东西向的椽木。檩木中有的是圆木，有的则是将圆木从中间劈成一半的半圆柱体，其直径一般在13—15厘米，椽木较纲，直径为5—10厘米。在椽木之上可能直接铺抹黄泥，泥厚约20厘米。如此结实厚重的屋顶，势必要加强支撑，此房屋所发现的柱坑有二十二个，可见用于支撑的木柱确是很多的。四周墙壁处的柱坑有十五个，其余柱坑大体分布在房屋中心与四壁之间的位置，许多柱坑两两相邻挨在一起（属于这种情况的两个柱坑往往一大一小，系所埋木柱一粗一细的反映），说明出于承重的需要而专门设置了双柱，四壁的壁往之间还贴墙安装了类似篱笆的枝条编织物，其外再敷抹泥土。门道开在西北角，现存门道的地面较屋内地面高出0.35米，形成一层台阶③。从以上情况看，这座房屋的坚固性明显超过了东北地区以往的一般房址建筑。

另外，在太子河上游的山区中，还发现过曾为偏堡子文化先民居住过的洞穴。如本溪县北甸村“三角洞”，高和宽分别为4和3米，进深20米。根据遗物判断，洞内居民的生活来源可能主要是狩猎和采集④。辽东山区常见石灰岩溶洞，而在这种表面多为岩石的山地修建房屋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部分主营狩猎和采集的先民仍保留了旧石器时期以来的传统，就环境条件之便而栖身于洞穴。这一古老的居住方式在该地区甚至被延用到更晚的时代。

生产经济及劳动分工东北地区的饲养业起于何时一直不十分明朗，上述属于红山文化早期之时的吴家村F1屋内留有一只猪的遗骸，与此同时的小珠山遗址中层出土的兽骨中猪的数量仅次于鹿而多千獐等其它动物，联系到下面将提到的红山文化晚期时饲养家猎的情况，可认为这两个地点的猪都是饲养之家猪，也就是说，在开始进入红山文化后段时，东北地区南部的饲养业，至少已有了初步的经营，其发生的阶段应比这更早。

属于小珠山中层文化晚期的郭家村遗址下层出土的猪骨，经鉴定确认为是饲养的家猪⑤，而且这里的家猪个体远远超过鹿和其它狩猎对象的总和，竟②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③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④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⑤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占所发现动物个体总数的78%①；吴家村与此同时的遗迹中所见猪骨也多于鹿、獐等而居哺乳动物之首。该遗址并出有三件家猪形象的陶塑①：在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些祭把遗址（详后）中，亦曾发现过猪骨，其中东山嘴遗址数量较多①，当是将饲养之猪用于献祭的例证；小河沿文化的白斯朗营子遗址也出土了家猪陶塑②。凡此，均说明红山文化晚期之时东北地区南部饲养业的发达程度，与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相比，其进展步伐不能不说是个飞跃。

家猪饲养的进步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的发展，处在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南部的原始居民当已较为普遍地将农业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

红山文化的石锄和小河沿文化的石铲都是用于耕作的农具。和前一时期的赵宝沟文化相比，这时红山文化的石锄体积大，而且质地坚硬，如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上的一件，长、宽分别为42.6和13．5厘米①（图4—13.1；石铲在前一时期基本上只见到打制的，而此时小河沿文化不仅已有磨制石铲，并且在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中还被用作随葬品，这些石铲皆通体磨制光亮，顶宽稍窄于刃宽而略呈梯形，在靠近顶部一侧有一个对钻孔，系为固定木柄所设②。

图4—13红山文化后段的石耜和石刀1．石耜；2．石刀。

收割工具也比前一时期普遍增多。如红山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梭形，背与刃部均呈凸弧状（图4—13，2），另一种是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系绳的穿孔一般有两个，多位于近背部一恻。除石刀外，用陶器残片改制的陶刀和蚌刀在小珠山中层文化中为数也很多。郭家村下层尚发现蚌镰，如ⅡT2(4)：3，作凹弧刃，长12.6厘米，较宽的一端钻有两个用于安柄的穿孔③。可知这时辽东半岛的。一些厚始居民有可能已开始将作物连茎带穗一起收割。这些收割工具在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吴家村和郭家村遗址中，都是数量最多的农具之一。在吴家村石斧和石铲一共只出土四件，但石刀和陶刀合计却达到二十三件：郭家村下层的石斧共有七件，各种收割工具总和则是二十四件，两个地点的收割工具分别是同遗址耕种或可能用于耕种的工具数量的5．8和3．4倍。不言而喻，这是农业生产的收获量空前增长的反映。

在上述农业发达的地区，人们对渔猎的经营仍十分重视，见于许多文化的镞、矛等狩猎工具即是例证。郭家村下层不仅有石镞和骨镞，还有牙镞和蚌镞，该遗址共发现石器三百四十一件，仅石镞就占三分之二而达到二百二十六件，其中磨制的石镞竟有一百九十件。沿海一带的小珠山中层文化常见大量贝壳，说明捕捞海产仍是该地区先民的一项重要谋生手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①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①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②齐俊：《本溪地区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期遗址》，《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①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考古学报》1934年第3期。②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③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图一三：7，《考古学报》1931年第1期。地处兴凯湖一带的新开流文化先民主要靠捕鱼为生。在新开流遗址发现十座鱼窖，一般窖内藏鱼都有数十条。出土的骨质生产工具中大部分是渔具，如鱼叉、鱼镖、鱼钩和“鱼卡”，后者做成鱼形，在水中似小鱼游动，被鱼吞食后，卡在嘴中或鳃边，此对回收系在鱼卡上的绳索，即可将鱼捕获，由此可见当时渔民的智慧和搁熟的捕鱼技巧。此外，还有织鱼网用的穿针。该文化陶器上盛行的鱼鳞状纹饰也反映出鱼类与当时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新开流文化先民同时还从事大量的狩猎活动，并采集植物果实，但在渔猎、采集以外，却几乎不见经营农业的迹象。如前述，所发现可能主营狩猎和采集生活的还有居住在太子河上游山区里的偏堡子文化先民。象这些主营渔猎的原始居民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恐怕要比农业集团的分布更为普遍。

两性间的劳动分工很早就已存在，但直至农业初步发展的阶段，在东北地区仍缺乏说明这个问题的考古资料。由于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葬的发掘，使我们能够对这一时期男女分工情况有所了解。石棚山经发掘的七十七座墓中大多数是单人墓，男性墓多随葬石铲、石镞和骨刀等农耕或狩猎工具，而女性的随葬品中属工具类的只有纺轮、骨针和骨锥等纺织、缝纫用具。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男子承担着农耕和狩猎这些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生产劳动，而女子则大量从事纺织、缝纫等家务或辅助性生产劳动。如果说，在种植农业发生的初期，男性还很少将其主要精力转向务农的话，那么，使男子固定在农业生产中则无疑是农业的发展已具有较高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志。新开流遗址也发现一批墓葬，随葬品含工具类的墓主有两例经过性别鉴定，皆为男性。与他们葬在一起的工具有石斧、石镞、投枪头、鱼叉、鱼卡、牙刀、两端骨器和骨匕，其中大部分应是当时经常使用的渔猎工具。看来，在主营渔猎的先民那里，主要谋生手段也是由男子所掌握的。

手工业技术在这新的时期，手工业的各主要项目都有了进步和发展。

磨制石器比重普遍比前一时期增加，是制作石器水平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东北地区南部和左家山三期文化中所见磨制石器基本上都达到石器中的多数④。如果将磨盘、磨棒和砥石等可能主要是琢制而成但被用来砥、磨的工具剔除在外，则经过相当规模发掘的小珠山中层和吴家村遗址的磨制石器（指生产工具而言）分别为十四件和四十八件，均超过石器总数的一半：发掘规模较大的郭家村下层这类磨制石器共有二百六十六件，占石器总数的比例竟超过70％：就连主营渔猎的新开流文化也有部分石器经过磨制。磨制石器中用于收割的石刀和狩猎用的石镞不仅数量上比前一时期显为增多，而且也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型式。在器类方面，主要是新出现了石铲。

玉器的制作此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红山文化一些祭祀遗址所出玉器，是这时期玉制品的代表作。这些玉器很多都具有穿孔，因此，大多数应是佩带在人身某个部位的物件。玉色大致有乳白、白色透明、淡绿和深绿。最常见的玉器有两种类别，一种是动物类，另一种是壁环类。动物类主要有常被称作“玉猪龙”的玉器和玉鸟、玉龟。玉猪龙作猪首龙身，蜷曲如璧或环状，首尾分界多以在璧（或环）上切开一豁口来表现，有的豁口并不完全切透而作成部分首尾相连的式样，头部刻出五官，龙身上穿有一孔。这种玉器的长度多在5—10厘米左右，但见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的一件玉猪龙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属于此时的作品，其最大长度达29．5厘米，是这种玉器中体④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积最大的⑤；玉鸟最长不超过4厘米，常作双翅挺展的鸮形；玉龟做出隆起的背、头颈和四肢，长一般也是5厘米左右；其它动物类玉器还有玉鱼、玉蚕。壁环类即包括环和璧两种，直径最大的为12．9厘米，最小的是4厘米，一些玉璧还被做成双联或三联的型式。除上述两类外，红山文化还有玉管、玉珠和做成勾云形、箍形、斧钺形、棒形的玉器。箍形玉器突出地反映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平。这种玉器略呈扁圆筒状，中空，一端口平，一端作斜口，靠近平口一端的器壁上有两个对称分布的穿孔。最大的一件为牛河梁M4：1，长18．6、最宽处10．7、壁厚0．3—0.7厘米，内壁留有琢磨痕迹①（图4—14）。采出这样大的整块玉料已非易事，而加工这件玉器尚有两个难点，一是需要掏空的部分很厚（即器长18．6厘米），二是这件玉器非圆形，被掏空的部分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台体，这就不能仅凭一般施钻法，还需经过剔挖、锉磨等多道复杂的工序方可制成，着非掌握了精湛技艺的玉匠是不可能做图4—14牛河梁出土的箍形玉器到这一步的。

在骨、牙和蚌类制品方面，此时一些地区也不乏精品。如新开流文化各种式样的鱼卡和鱼镖以及钻孔的牙镞等都是以前所不曾见到的骨、牙类工具。石棚山墓葬的一位成年女性死者，左臂带有一件镶嵌蚌珠的臂环。此器系以粗麻布做底衬，再涂一层黑色胶状物，其上嵌粘两圈小蚌珠，每一圈蚌珠至少都超过三十个，蚌珠外径3、孔径1、厚0．9毫米②。即使使用金属工具，要做成这样小的蚌珠，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无论是钻孔还是裁割都要格外小心，否则极易造成蚌片断裂，在当时缺乏或尚未掌握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做成此件珍品的难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这只能凭借制作者的经验和技巧来弥补因工具落后而带来的不足。

这一时期制陶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地区南部的红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层文化中许多陶器是由泥条盘筑成型的，郭家村下层尚见有一些轮制陶器，这是东北地区最早使用简单机械制陶的实例。小河沿文化筒形罐和盂上的交叉细线纹以及红山文化晚期的方格纹都是拍印纹饰，而郭家村下层则出现了陶拍，说明此时东北地区南部已流行用拍打和挤压的办法来紧固器壁。安置双耳的陶器在红山文化前段虽已有少量出现，但那时在含双耳器较多的小珠山下层文化中，双耳往往是在陶器上做成瘤状凸起再行穿孔的一种较原始型式，到这一时期，带有双耳的陶器不仅更为普遍，而且基本上都是宽大的桥状耳，至少在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中，这种桥状耳多数是将耳的上下两端做成凸榫，插入器壁后涂泥捏紧的做法，如此制作的桥状耳坚固性较强，能承重，切实可起到容器之把手和器盖之捉手的作用。

用陶窑烧制陶器在上一时期就已出现，而此时至少在东北地区南部绝大部分陶器都已采用这种方式烧制而成，因而，各文化的陶器火候普遍提高，颜色都比较纯正。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四棱山发现六座红山文化陶窑，均为横穴式，由掏洞式火膛和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的地穴式窑室组成。室内设若干窑柱，窑柱之间形成分火道，多数陶窑的窑柱系用石或上、石砌成，窑壁也砌⑤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二九：5，《文物》1977年第12期。①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六：1，《考古》。1987年第6期。②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图九：1《文物》1982年第3期。土、石加以拦护，窑壁和窑柱的壁面上再抹一层草拌泥，连接火膛与窑室的窑门为火道最低处，这样可使进入窑室内的火力更能集中。在陶窑形制上，分作单火膛和双火膛两种，前者较多，畜室内一般设四个窑柱，形成十字形火道；双火膛连室窑做法比图4—15四棱山的双火膛连室陶窑较先进，为两个火膛的终端共同连接一个长方形窑室，室内正对每个火膛备有两个大窑柱，在它们之间还有四个小窑柱，形成两个川字形中间夹一个十字形的分火道，窑室长2.7米、宽1米①。双火膛的设置是与这种长方形大窑室相适应的，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窑室内火力强而均匀（图4—15）。

此时制陶工艺的进步，还反映在后面将要说明的陶器造型和彩陶艺术诸方面。

纺织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这时期在绝大部分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纺轮，而且，很多陶纺轮已不象过去那样用陶片改制而是专门做成的。小珠山中层文化陶纺轮较多，在郭家村下层发现属于生产工具的遗物共七百六十四件，仅纺轮就达一百四十二件而接近生产工具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只有一件是用陶器残片改制成的，其余的纺轮以大小而论，主要有两种，一种直径多在5—6厘米左右，另一种均在4厘米以下。形态上有两面皆平而横剖面作长方形者，也有中间厚、周边薄而横剖面略呈梭形的，还有一些只是在中心圆孔的周围做得较厚，其他部位则厚薄一致。相当数量的纺轮表面尚著有刻划或压印等纹饰。小河沿文化还发现石纺轮。此时由于男子代替妇女担任了农业劳动的主要职能，妇女得以脱身专事纺织等辅助性生产劳动，这可能是纺织业获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陶器和泥塑的艺术在陶器造型上，小河沿文化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精品。石棚山墓葬中的M67：2为一件鸟形壶，壶口被制成张嘴待食的鸟首，呈引颈啼叫状，颈部绘一圈黑彩带，头顶中部也画一道黑彩，两眼按成凹坑，以黑彩点睛，眼周围用黑彩勾勒，笔调简朴，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后面观察，都使人获得乌头的形象，短尾上有七个小孔，可能原来插有羽毛；M36：1系侈口鼓腹彩陶盆，其上腹处塑着一只可充作鋬手的翘尾小狗；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的墓葬都出有一种双口壶，在壶身上接出一对长颈，形态十分别致，其中石棚山M76：5的双口均呈弧斜状，口沿里高外低，两长颈之间的壶体顶部尚开有一圆口，系这类陶壶中最为奇特者①。

此时的彩陶堪称陶器装饰之冠，其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花纹的繁缚、装饰的效果和多彩兼施这三个方面。红山文化前段的彩陶花纹主要是直线条的平行线几何纹，而进入红山文化后段，由于融合了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因素，致使以弧线为主体的花纹空前繁盛起来，母题图案多种多样，取材广泛，甚至将自身固有的之字纹也纳入彩陶构图中，从而创造出红黑相间的错叠菱形纹②。小河沿文化则还见到表现动物题材的彩陶纹饰。

红山文化前段的彩陶多施于钵的口沿外表，因此，那时的彩陶效果只是局部装饰，花纹给人感觉并不是整个陶器的重点，而是附属于陶器的一种陪①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图五：21，《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①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中细石器较多，但这不是一般的红山文化房址及其它遗迹中所见到的情况。②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图一和彩版，《文物》1984年第6期。衬。但到红山文化后段；这种情况发生了质变，彩陶花纹在陶器上所占面积普遍加大，象束颈垂腹罐上的鳞纹，小口双耳罐上的错叠菱形纹，这些令人夺目的彩陶图案显然已成为整个陶器上最突出的部分，一改过去那种局部装饰而给人以着重渲染的感觉。尤其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常见的彩陶筒形器①，往往全身上下布满花纹，同时也存在一面著纹另一面素地而有正背面之分的现象。因此，这些筒形器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表现花纹之需要有关。类似的情况在彩陶钵中反映也十分明显，这时出现了许多上腹直而高的折腹钵，折腹以上的器表满饰平行长三角或措叠菱形等彩陶花纹，事实上，其折腹以上的部分正是由前一时期钵的口沿发展而来，此时之所以不再因袭过去的矮口沿而做成加高的上腹，自然有依时间推移引起造型变化的一面，但也不妨看作是为了适应在其外表绘制上述彩陶纹饰的需要①。可见，红山文化后段彩陶的表现效果，有许多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花纹来装饰陶器，而是借用陶器之形体来反映花纹图案，这不正是典型意义上的彩陶艺术吗？

多彩兼施也是此时的新创。白斯朗营子出上的小河沿文化陶尊F4：1与器座F4：2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尊的外表先施白色陶农，于其上再绘红彩几何图案，最后再以黑彩勾边。尊腹下半部无纹，将尊置于器座之上，则器座口沿恰在尊腹无纹部分的上线之处，使其几何状彩陶花纹与尊腹的花纹正好衔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尊与器座的主体纹饰都呈等分器表的四个单元，尊的每单元母题是对称的三角和折尺、斜线组成的几何纹，器座每单元母题为八角星图案①（图4—16）。

图4—16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和彩陶器座此外，在石棚山发现的小河沿文化陶器中，见到一些刻划或画彩的特殊纹样，可能是表示某种事物的符号，M52：1筒形罐上划有若干种符号，有人认为是图象文字①。

红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层文化中都出有动物或人像的泥塑。在牛河梁和东山嘴这两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还发现全身的人物塑像，东山嘴的这种小型人像如TD82：5，头、足短缺，体残高5．8厘米，系一裸体孕妇立像②。大型人物像仅发现残块，呈盘腿端坐之态。牛河梁女神庙（详后）出有大型人物和猪龙的泥塑，多以木和草秸做成骨架，而后涂泥塑成。女神庙中现已发现的人像至少有六个，最大的一尊可能接近真人身体的三倍①；J1B：1系一与真人大小相当的人像，其头部比较完整，残高22.5、宽16.5厘米，面部施红彩，唇涂朱，两个眼窝中嵌入淡青色饼状玉片为睛，玉片直径3．5厘米，正面凸弧，背面正中琢成一个短钉，以嵌固于泥塑眼眶内，其高耸的颧骨系蒙古人种的特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图一一：3，《文物》1986年第8期。

①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图九：2，《文物》1982年第3期。①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五——七，《文物》1977年第12期。①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新发现》图四：1、5、2，《文物》1982年第3期。②有关彩陶花纹的内容等情况，在本节的“考古学文化特征、阶段的划分及文化渊源”部分中已做过介绍，此不赘述。

①此器无底中空，皇圆筒状，故称“筒形器”。

图4—17牛河梁“女神庙”的泥塑人像征，发掘者并据这尊塑像其它部位的残块判定为女性②（图4—17）。这些人像应是得到人们崇拜的神偶，为当时东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罕见的艺术佳作。

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组织情况经发掘属于此时的墓葬有：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敖汉旗石羊石虎山的一座墓葬和新开流墓葬群③。

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的墓均属小河沿文化，这些墓葬都埋在高山顶坡处。石棚山共发掘七十七座墓，分属三个互有一定距离的墓区。除六座土洞墓以外，其余均是上坑竖穴结构，大多数墓只埋一人，多为仰身屈肢葬式，一般将死者用桦树皮盛裹，然后埋入墓坑，填上之前还在坑口处燃火，有的尸体骨骼亦被烧成黑色，少数墓在桦树皮上还盖有树枝。几乎每座墓都有随葬品，最常见的是罐、豆、壶（或罐、豆、钵）三种陶器，一般放在头旁或脚下的位置，除陶器外，男性一般还葬有石铲、骨刀、石镞，胸前佩项环，女性往往还有纺轮、骨针，一些女性手臂套着臂环，有的头上戴蚌珠和发夹。在这片墓地里只发现两座儿童墓，此外，有三座合葬墓、四座无头骨的墓和四座无人骨之墓，都是较为特殊的情况。合葬墓均为头向相反、下肢相对的二人仰身屈肢葬，其中一座墓的人骨经鉴定为一男一女。无头骨的墓在头骨的位置扣放一件陶罐，无人骨之墓的随葬陶器与一般墓葬无大差别，只是将陶器放在墓坑中央。

上述合葬墓中的男女二人应理解为夫妻关系，这无异于说。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至迟在此时就已经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发现于白斯朗营子的小房址至多可容纳四人，应是这种个体家庭的房屋遗迹。石棚山所揭露的墓葬被划分成三个墓区，合葬墓从属于某一墓区，由此可知，石棚山墓地所反映的是包含了个体家庭——以墓区反映的一级组织——整个墓地为代表的人们共同体这样三级组织的一个小社会。

在新开流共揭露三十一座属同一层位的新开流文化墓葬。其中一次葬的单人墓共有十座，余皆二次葬。一次葬的墓在发掘区内相对均匀地分布成八处，除有三座墓集中在一处以外，其余各处均只有一座墓，二次葬的墓则都分布在这些墓之间，且多数都明显地靠近某个一次葬墓，有些紧挨在一次葬的墓边上，个别二次葬人骨甚至就摆放在一次葬者的墓穴中。可知目前得到揭露的这群墓葬基本上是以上述八处一次葬者为中心，再分别埋入若干个二次葬者在他们的附近，也就是说，这三十一座墓可分割成占据不同空间的八个墓组。

一次葬者的墓坑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经过性别鉴定的墓主均为男性，呈仰身直肢或屈肢状。除与一次葬的墓主同穴者外，其余二次葬者的墓坑多是接近圆形或圆角方形的竖穴，二次葬的墓一般只葬一人，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各有两座，三人的有一座，这些多人合葬墓一般都将死者的尸骨分开安放，实行二次葬的死者中有男有女。所有墓穴都未发现葬具的迹象。为数一半的墓穴中无随葬品，具有随葬品的墓穴一般也只有几件石器、骨器或一、二件②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三，《文物》1977年第12期。③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二六、二七、二八，《文物》1977年第12期。

陶罐，或再有一件小型装饰品。但M3、M6和M7这三座一次葬的墓随葬品特别丰富，均有陶罐和数量较多的石器、骨器，且有野猪牙、蚌壳等物，其中两座还出有鳖腹骨。随葬品最多的K6有陶、石、骨器共三十五件、残石器和残骨器共七件，装饰品二件，猪、狗、鹿、鹰的牙或角十四件，鳖腹骨九件，还有许多石器半成品和牙料。这三座墓的死者均为男性，M7的墓主年龄不详，余皆步入老年。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批墓葬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一次葬男性死者为中心构成的墓组，二是随葬品较为丰富的墓主亦均为男性。通过这两种现象可以认识到，新开流文化的原始居民中男性社会地位往往高于女性，这显然是父系社会的典型特征。

石棚山墓地和新开流墓葬群向我们揭示了在红山文化后段时期，东北地区许多地方都已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并处在男性得到尊重的父系社会中。

宗教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红山文化祭祀遗址集中地反映了此时原始宗教的发展情况。这种祭祀遗址目前发现四处，即阜新县胡头沟、凌源县城子山和跨凌源、建平两县的牛河梁以及喀左县东山嘴，都在努鲁儿虎山南侧一线，其时代均属红山文化晚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存在类似“坛”的祭祀建筑，并于坛内或坛旁有埋人现象，祭祀用的泥质彩陶筒形器等特殊陶器和动物类、璧环类等王器是这些遗址特有的器物。这四处遗址按规模之大小可归纳为三类。

城子山和胡头沟系这些遗址中最小的一类。前者座落在山顶，后者位于临河的圆土丘上，所在之处均是周围地貌中的一个高点。根据胡头沟残存的遗迹，可大致了解原始居民建造此遗址的情况：先在丘顶挖一个墓坑，内用石板砌成椁，按仰身直肢的摆法埋入一死者，死者身上或椁内有玉龟、玉鸮、璧、环等多件玉器。再以死者为中心按6．5米左右的半径置放一圈彩陶筒形器碎片，于这圈碎陶片之上建成一个石围圈，石围圈的两端并不闭合，一端延伸到圈外，恰似围圈的人口处，延伸在圈外的石块下既有碎陶片，又有一排立置而完整的彩陶筒形器，这处石围圈即是上面提到的类似坛的建筑。此后，在围圈内又散放大量彩陶筒形器碎片，这些碎陶片很可能是在这处基址建成以后人们多次来此活动时撒下的。似此，就应将石围圈理解为一个供人们举行祭祀仪式的固定场所。圈外尚建有一座石椁墓，内以石板隔成五室，每室大约只埋一人。看来，围圈中心的死者和圈外的这些死者都与祭祀有关，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尚不清楚。

东山嘴遗址的规模大于上述两处。遗址位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突起台地上，其主体建筑为一方形和一圆形的坛状基址，基址周围都砌有石块。由于这里曾是人们长时间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因此，存在若干个不同时期的方形或圆形基址。但不论是方形还是圆形，它们的面积和位置变化都不是很大，方形基址最大的约有100平方米，圆形基址的直径在3.5—4.1米之间，从方形基址到圆形基址的最近距离为15米。在这范围内，还发现一个被埋葬的死者，发掘者认为这个死者与上述这些建筑的祭祀性质有关。这处遗址出土许多遗物，其中大量的猪骨和一些鹿骨应是献祭用牲，陶器中主要是彩陶筒形器和彩陶双腹盆等用于祭祀的特殊陶器，还出有双龙首玻形玉饰和用绿松石做成的鸮，也有石器等生产工具。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批泥塑人像（详前），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塑像即是人们在该遗址进行祭祀的主要对象——“地母”之神①。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规模最大的是牛河梁“庙、坛、冢”群体建筑。根据目前的发现，这处群体建筑的中心是“女神庙”，围绕它分布着许多处“积石冢群”，属于这个群体的遗迹大约广布在5公里见方的范围内②。女神庙位于一缓坡顶部，其北侧有一块100多米见方的平台，地表散布陶片等遗物。女神庙的主体为一长18．4米的多室半地穴建筑，墙蟹上画有彩绘。内出大小不一的人体和动物泥塑（泥塑情况详前），还有祭祀专用的特殊陶器。这些人体塑像应是这处遗址群的主要祭祀对象，人们习称为“女神”，但究竟是自然之神还是祖先之神的偶像，则还存在不同的意见③。

积石冢群只有一处经过较大规模的发掘，内含呈东西向一字排开的四个“积石家”，其范围长约110余米，西数第二个积石家（z2）为一边长18米左右的砌石方形围墙，中心处是一个边长3．6米的方形石椁，椁内物品多已不存；其东面的积石家（z3）主体系呈同心圆布局的三圈石桩，内圈和外圈的直径分别为11和22米，内圈位置最高，中圈次之，外圈最矮，恰似一座三层递收的圆坛，坛上有积石和彩陶筒形器碎片：最西面的积石家（Z1）状如内外两道石墙的方形或长方形结构，墙内存有积石和彩陶筒形器或其残片，内墙以南现已发掘出十五座用石板或石块堆砌成的石椁墓，椁内死者有一人，也有多人的，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的，有的石椁内尚见玉猪龙等玉器，有的则一无所有。处在积石冢群中间的是Z2、Z3这两个方形和圆形的坛状积石建筑，这与东山嘴遗址的情况有着某种共性，亦应为人们进行祭祀的场所。

如果其余大部分积石冢群都具有类似用途的话，那么，牛河梁遗址群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被看作是由作为祭祀中心的女神庙和分布在周围的许多祭坛组成的有机结合体，女神庙中的人像是她周围许多个祭坛上的祭祀者共同尊奉并定期祭把的女神。

上述遗址常见的玉器中最令人关注的是玉猎龙。上一节已提到猎与红山文化先民的密切关系，将猪首安上龙身，说明它是被人们抽象了的神化动物。牛河梁女神庙的位置恰恰选在遥对形似猪首的高山之处，也正反映了人们把建庙这一崇高的行动看作是受到猪神的驱使。可以认为，猪龙即是龙的一种起源形态。据此，对龙的信仰至少可追溯到红山文化之时。

胡头沟、东山嘴、牛河梁这三种不同规模祭祀遗址的存在，以及猪龙在人们观念中的支配地位，都反映出红山文化后段之时，该文化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已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

象胡头沟那样只有一个石围圈的祭祀址，很可能是属于一个村落或村落群的祭祀遗迹；东山嘴祭祀址不仅规模更大，且存在女神塑像，故规格比胡头沟要高些，应该是统一若干个村落群的组织中心的祭祀场所；而牛河梁遗址的规模和高大的女神像，说明这一祭祀址的规格又远在东山嘴之上。因此，在这里进行祭祀的应是范围更广的原始居民或他们的代表者，换言之，牛河梁祭祀中心应是红山文化相当大的部分地区居民的聚集处，女神庙中的女神至少是统治着这部分居民意识观念的神权代表。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层①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栅山考古新发现》图五、图八，《文物》1982年第3期。②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图版贰：1，《文物》1984年第11期。③孙守道等：《牛河梁江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次的组织机构，是不能保证这个神权在相当广的地区内得到一致维护和崇奉的，因此可以说，这时在红山文化内部已逐渐孕育出与文明社会一些特征相近的若干因素，致使红山文化后段晚期已有些不同于一般的氏族社会，而较以前发生了幅度很大的变化。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一夫一妻个体家庭之建立和父系社会的存在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时的社会状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氏族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人们死后要埋在氏族公共墓地内，但牛河梁Z1中的石椁墓显然不是当时某个村落公共墓地中的墓葬。埋在这里的死者均有石椁，有的身上还佩带精美的玉器，特别是存在多人二次葬的墓穴，从而说明这些死者主前具有某种亲属关系。凡此，都不便将Z1中的所有死者作为祭祀用牲来理解，而至少这些死者中的一部分应是当时一些村落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尽管目前尚难确认他（她）们的具体身份和将他（她）们埋在这里的原因，但他（她）们死后不葬于本村落公共墓地，却被人们安置在这神圣的祭祀中心周围，则至少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氏族社会的埋葬原则，是对氏族社会古老制度的冲击。

红山文化的玉器常见于祭祀遗址，说明它不仅是一般的工艺品，而应有着特殊的含义。尤其象猪龙、鸦形和勾云形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玉器，在努鲁儿虎山南侧和西拉木伦河以北均有发现，虽然两地相隔如此之远，但这些玉器的风格基本未改，形制十分相似①，说明各地原始居民在制作这些玉器时，严格地遵循着统一的规格，若不是它们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不会做到如此地步的。因而这些玉器就初步具有了“礼器”的性质，它们的出现或许是以产生了某种原始礼制的社会作为背景的（图4—18）。

图4—18西拉木伦河以北和努鲁儿虎山以南出土的部分玉器1.4.勾云形玉器；2.5.玉猪龙；3.6.玉鸟。

（1—3，西拉木伦河以北，4—6，努鲁儿虎山以南）

需要提及的是，见于上述祭祀遗址的神像，凡能判明性别者均为女性，对女神的尊奉，应是母权制氏族社会精神思想的遗留，这暗示了当时的社会可能距脱离母系氏族制阶段没有多远，同时，说明母权制时代也存在相当规模的宗教。因此，综合以上这些情况，宜将发生了空前变革的红山文化后段晚期称为文明的起源阶段。

努鲁儿虎山南侧的建平、凌源、喀左一带，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密集分布区，而其它地区发现较少，甚至尚无发现。故而在红山文化范围内已形成了上述三县一带的中心地区与其它地方的一般地区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社会发展到文明起源阶段的一种表现。

值红山文化后段晚期之时，燕山、熊耳山南北的北方古文化都有向南推进的趋势，这无疑是红山文化空前进步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连锁反应①。①孙守道等：《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彩版壹，《文物》1986年第8期。①至于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的一些墓葬，将在“宗教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中予以说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黄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社会面貌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与东山嘴、牛河梁性质类似的较大规模宗教中心在黄河流域也不无发现，如属于此时的陇东秦安大地湾乙址①和稍晚于此时的包头阿善积石祭坛，①可见红山文化发生在此时的社会变革与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发展步伐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在注进了庙底沟文化新鲜血液后，跨度较大地步入了原始文明起源的阶段。不过，红山文化这种“步入”过程却有它自身特点，总的来说，它发展到这一阶段所迈出的步伐跨度更大，跳跃性更为明显，从而以其空前的进步成就在东北地区历史发展中揭开了新的一幕。

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及其它遗存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末前后。东北地区迄今发现确属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分布在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上层文化一种。它和以郭家村下层为代表的小珠山中层文化晚期在时间上尚有一段不小的缺环。

经过发掘的小珠山上层文化遗址主要有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蛎碴岗和南窑，大长山岛的上马石②，新金县乔东①，大连郭家村①。这时辽东半岛原始居民的主要交往方向同过去一样，仍是和胶东半岛方面的联系。因此，在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上，有一部分表现为那里的文化之变体，但其主要文化成份仍可看出是上一期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延续。

小珠山上层文化的房址主要还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墙壁是在木质构件内外敷抹草拌泥的木骨泥墙，房顶的做法亦为木结构上加盖草拌泥。通过对郭家村遗址的发掘，了解到此时的窖穴大为增加，如在该遗址发现四座房址，而坑穴即有四十八个，据发掘者判断，其中绝大多数为窖穴。这些坑穴的大多数都属同一层位，如果它们和房址的比例数是能够粗略地反映当时房屋与窖穴一般比例的话，那么，此时窖穴的数量确实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窖穴一般是圆形，直径多在1—2米左右，有的现存深度约为1米。个别较大的窖穴发现有立柱之柱坑，说明窖穴之上还设有比较牢固的遮盖物。由此可见，人们对建置这些窖穴是十分重视的，这无非是因为窖内储藏物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属于此时的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所见猪骨都很多，按个体数统计，①俞伟超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①秋山进午，《红山文化■先红山文化》，《古史春秋》第五号。

②孙守道等：《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卜工：《牛河梁祭祀遗址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①玉猪龙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图一一：2和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一四：5；鸮形玉器如，孙守道等：《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图三：1（《文物》1984年6期）和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豪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一四：8；勾云形玉器如，方殿春等：《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图七：3和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一四：1。

①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史前研究》198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郭家村上层发现的猪骨超过所有动物骨骼的一半②，可知当时的饲养量相当可观，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辽东半岛自小珠山中层文化以来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上述两处遗址还发现鲸的骨骼，不过，这很难说明渔民已具备了捕鲸的能力，因为鲸在海岸边自然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有遗址的磨制石器都占绝对多数。如郭家村上层的磨制石器接近石器总数的90%而超过生产工具总数的一半。其中用于收割故石刀数量较为可观，靠近顶部一侧钻孔的石斧和石铲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磨制石锛的大量出现是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在郭家村，它和石刀、石斧的数量相近，而成为磨制石器中比重较大的器类，其型式多样，有一种锛分成上下面段，上段侧面厚度较小，两段之间做成折棱状，以此便于在上段安柄，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有段石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中常可见到。石铸的情况说明此时的木作较以前有了很大进展。

日用陶器种类繁多，应和人们生活需求的增加有关，比如新出现的陶甑，即是当时蒸食有所流行的例证。磨光泥质黑陶占相当比重，尤其是这里面还出现了一种胎薄不过1—2毫米的“蛋壳陶”，这种精美的工艺品原是龙山文化先民的发明创造，可能此时辽东半岛的陶工通过交流，也逐渐地掌握了这一技巧。另外，轮制陶器的种类和数量也都比以前明显尾多。总之，小珠山上层文化先民在各种主要生产项目的发展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在郭家村遗址东北面约1公里的山脊上（即将军山和老铁山）曾发现几十座属于小珠山上层文化的积石墓。这些墓均用石块砌筑成近长方或方形，其长一般为7—20米，内分筑数量不等的长方形墓室，各墓室在墓中排成一列或多列，室顶往往用大石块覆盖。经过发掘的M1含单列的六个墓室，各室长、宽分别在1.72一2．4和0．97一1．16米之间。人骨早已不存，仅个别墓室尚留有以日用陶器为主的随葬品。发掘者推测这些积石墓可能就是居于郭家村遗址的小珠山上层文化先民的公共墓地③。类似的积石墓在大连营城子的四平山也有发现①。

除上述各考古学文化外，在东北其它地区涉及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工作仅限于调查或少量的发掘，故关于这些地区的文化面貌等问题尚有待了解。其中经过发掘的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大约有以下四处：即地处嫩江沿岸伪昂昂溪附近的墓葬②、白城市西郊的五座墓葬③、大责县的傲包山三五墓葬①和三十年代在延吉县小营子所发现的一批墓葬①。除昂昂溪外，其它几处墓葬都缺乏陶器，但随葬包括渔猎工具在内的数量可观的骨器则是这几处墓葬的共同点，从而说明这些遗存所代表的先民集团曾过着主营渔猎的生活。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除小珠山上层文化外，在东北其它地区尚缺乏确属晚于江山文化后段的原始时期遗存的发现，这主要是有待工作的问②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泼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1期。③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①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②旅顺博物馆：《大连新金县乔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2期。③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①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①旅大市文物管理组：《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题。不过，东北地区西南部在红山文化显示出文明的起源之后，确实存在一个较大的“空白”阶段。当然，在这阶段内该地区决非无人活动，但不拘怎样，红山文化后段一经结束，昔日繁荣、动荡的社会局面骤然消失，则是可以确认的。看来，在进入公元前第三千纪初以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原始居民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和分化，也许就此走上了一种新的发展道路，而等待着我们去追寻和探索。

第二节　甘青地区（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前后）

该地区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甘肃的全境、青海东部及宁夏的南部地区。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端，除河西走廊外，绝大部分地区地势高亢，群山耸峙，极厚的黄土堆积，由于开坼作用，形成若干盆地，黄河及其支流穿流其间。原始社会时期的聚落遗址，就分布在这些河流的两岸。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甘青地区主要活跃着两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其一，为马家窑文化系统，其二，就是齐家文化系统。从时间上看，两支文化的起始时代略有不同。前者兴起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约与半坡四期同时，结束于公元前二千年初前后；后者结束的年代，已进入夏纪年，但它的源头，则可上溯到与半山——马厂文化的半山类型或泉护二期文化相当的年代，即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

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甘青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代表性遗存，是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四层堆积，年代最早的是老官台文化，其后依次为仰韶时代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四期文化的堆积②。甘青地区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分布还只限于陇东地区，半坡时期亦未超出这个范围，到了庙底沟阶段，居民的活动地域，扩展到了甘肃大部及青海的东部边缘地带。在相当半坡四期文化以前的阶段，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关中地区同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至少，泾水、渭水流域这一时期的遗存是如此，而与关中地区属于同一文化谱系。

自半坡四期文化之后，在渭河上游及泾水上游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分化，出现了两种不同面貌的遗存。一种以陇东镇原的常山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伺类遗存在陇山东侧较常见。此种文化遗存，依次与灵台桥村H4为代表的遗存、客省庄文化在年代上有早晚之别。另外一种遗存以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③为代表，这类遗存分布于陇山西侧，主要是清水河和渭河上游流域地区，在年代上，它依次早于秦魏家H1为代表的遗存和齐家文化。两种遗存经历的年代相同，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即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最初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从二者的文化面貌及分布地域来看，在半坡四期文化以后，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分布于陇山东西两侧的半坡四期文化居民已一分为二：六盘山以东的泾水流域仍与关中地区的渭河中游保持一致，经过常山下层、桥村H4为代表的遗存，发展成客省庄文化；六盘山以西的宁夏南部及渭河上游，则依次经过菜园村和秦魂家H1为代表的遗存诸阶段，发展成齐家文化④。

甘肃的中西部及青海东部地区，约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这个阶段，兴起②《世界考古学大系》第5卷，东■■■，I（先史时代），图版92、94、96—98；彩版3，平凡社，1960年。

③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④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2期。了一支以彩陶为突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约当半坡四期文化的一支，演进为以菜园村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的时候，分布于甘肃中部及湟水流域以南的青海境内的这支马家窑文化，发展成为半山文化。而居住在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以北的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居民，当半山文化形成不久的时候，也实现了文化变革，创造了马厂文化①。

马广文化起始的年代，虽晚于半山文化的起始年代，但是，马厂文化延续的时间，却长于半山文化。半山文化终止的年代，大约不会晚于秦魏家H1遗存面世的时期，马厂文化结束的年代，约在齐家文化二期左右②，即是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之后段左右，随后，它可能转化为火烧沟文化①。这已是夏纪年范围内的事了。

关于半山文化的命运，是国前难解的问题，这需从半山文化与马厂文化，以及它们与逐步向西推进的齐家文化的关系中予以考察。然而，这比起半山文化的命运更为复杂，是至今甚至不易摸到头绪的重要的学术课题。

在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内，年代上早于它的，是庙底沟类型文化①。在甘肃的临洮、武山等地，都发现了庙底沟类型在下马家窑文化在上这样一种地层叠压关系。马家窑文化不仅与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最为接近，它们之间文化内涵上的联系，也很密切。从马家窑文化比较典型的器物如彩陶盆、钵的形式及彩陶中的鸟纹图案上，都可以找到二者的文化继承联系，但是，如果与此同时还能注意到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自庙底沟类型以后，彩陶不同程度地日趋衰退，而马家窑文化彩陶却表现出异样发展的现象，那么，在认识到马家窑文化是继承了这里庙底沟类型发展起来的同时，或许还需要探索那些可能推进马家窑文化形成的他方的信息。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得名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②。它所经历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最后两百年左右，基本上与半坡四期文化相始终。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按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颜色有红、橙黄、灰色等，红陶仅见于较早阶段，灰陶亦多见于早期，且数量极少。夹砂陶的陶胎比较粗，主要为红褐色，有的夹砂陶器上有交错的绳纹，也有的在肩、腹都施上儿圈泥条堆纹，泥条上都保留着清楚的手指按压形成的指窝。泥质陶的纹饰，只有彩绘一种。正当中原地区彩陶日渐衰落的时候，甘青地区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却日趋发达。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还处于这一地区灿烂①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1期。②《延吉小营子遗迹调查报告》，满洲国古迹古物调查报告，第五编，1943年。①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

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莱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②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该文说的“兴隆和上齐家遗存是目前能推知的齐家文化的较早源头”，兴隆和上齐家遗存的文化面貌、性质，同于后来发表的、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菜园村遗址。

的彩陶文化的初期阶段，彩绘都施于橙黄色的泥质陶器上，施彩陶器的器表一般都打磨得很光滑。除陶器外部施彩外，在盆、钵类器物的内壁及沿面上，都绘出由粗细线条、三角、圆点构成的图案。彩绘基本上都用黑彩，彩色浓郁，漆黑发亮，具有柔美、活泼、纲腻均匀的线条美。年代较早的彩陶图案主要是由旋纹、弧形三角、钩叶圆点等组合在一起，并有鸟、蛙、蜥蜴等象生形图案。一件陶瓶的肩部绘平行条纹，条纹间又绘出一行蜥蜴，作两两戏斗状。较晚阶段，彩陶又出现了白彩，但仍以黑彩为主，白彩一般绘在黑彩的一边或两边，或在黑彩上加绘白色小圆点，黑白分明。这时期的许多器物都通体绘彩。图案以弧形或平行的并列条纹为主，网纹、旋涡纹也是流行的纹样，与早期不同的是，蛙、鸟、蜥蜴等象生的动物形象，已经逐渐图案化了，从这时的旋纹、网纹等图案中，还可以看到由这类动物纹样演化而来的踪迹。人面纹、人形纹也成为彩陶图案的一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的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口径29、底径10、高14厘米，盆的内外壁及口沿都有彩绘。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内彩，内彩的主题纹饰是三组人形图案，每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人下体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无疑为两腿，而下腹体侧的一道，似为饰物，每组纹饰之间有弧形纹将其隔开①。整个画面，笔法流畅划一，人物突出，形态逼真，从不同方向摆动的辫发和“尾饰”，体现了舞蹈的韵律和节奏（图4—19）。

图4—19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皿，主要有盆、钵、碗、壶、瓶、罐、颇、瓮及带嘴锅等。很多器物腹部都有双耳。有一种带嘴锅器身分别是由泥质陶和夹砂陶分段制成后再合为一体的，一般是上半部泥质，下半部夹砂，泥质部分多半都施彩。正是在这个时期，至少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居民，开始相当广泛地采用这样两种不同质地的泥土制作炊器，特别是用于烧水的器皿，以利于装饰这类器物的上部，增添这类器物的美感（图4—20）。

马家窑文化时期使用的生产工具种类很多，在东乡林家遗址，就发现了农业、手工业及狩猎等生产工具千余件。其中，石质工具数量最多。制法是打、琢、磨并用，通体磨光的已占居多数。种类有斧、铲、刀、锛、凿、钻、杵、磨石、砍砸器及研磨器等。其中斧凿的数量约略相等，锛数量最多，分别是斧、凿的1．7倍，刀稍多于斧或凿，铲数量最少，仅占斧的数量的七分之一。骨器基本上用羊骨制成。仅见一件石矛，绝大多数镞均是骨制品，数量为石刀的四分之一。这些情况表明，狩猎业已退居比较次要地位，种植农业及畜牧业，其中主要是养羊业已成为当时居民的重要经济部门，在此基础上，使用锛、凿的手工业已显示出相当发达的状况。

农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以从制作用于收割禾本科植物穗头的刀的材料和形态，得到说明。这种刀有石、骨、陶三种，石刀已占绝大多数，其次为陶刀，骨刀数量极少。陶刀的数量仅占石刀的十分之一，同时，石刀大多通体磨光，多数在靠近刃部穿孔，便于使用时系上绳带以固定在手上。其中，两端上翘、平面似马鞍形者，是这文化的代表性工具，也是后来在西北广泛流①张忠培、李伊萍：《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行的形式。

马家窑文化工具的一个特点，是骨柄石刃的复合工具很发达。林家遗址中发现的不少细石器，其中，主要是镶在骨柄上的小石叶。用石叶作刃镶在骨柄上制成的工具有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和石刃骨镞等，这些工具的刃都极锋利。石刃骨刀及石刃骨匕首的形制，和后来分布在北方的牧民使用的铜刀及铜匕首颇为相似。因此，马家窑文化居民广泛使用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当与养羊业已成为他们的重要经济部门有关。

林家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刀及几块铜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及对马家窑文化冶炼金属技术水平的讨论。这里的铜渣含铜、铁各半，不是天然矿石，又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风化成碎块的锈蚀的铜铁金属。它可能是由于选用冶炼的矿石不适当，不能铸成器物而被废弃的遗物。青铜刀经激光微区光谱分析，知其含锡量为6%—10%左右，另有少量的铁、银等，属于今天铜合金分类中的锡青铜。它是由两块范闭合浇注而成，形制规整，刃口经过轻微的戗磨或锻打。这是马家窑文化至今仅见的金属制品，同时，在测定晚于林家遗址800年左右的永登蒋家坪也发现一件残青铜刀，但在早于夏纪年的被测定的齐家文化的金属制品，均被断定为红铜，可见，从上述铜渣成因，以及甘青地区和整个中国冶金史②来看，这件青铜刀的出现，极可能是由于当时选矿技术不成熟，在冶炼中搀杂进锡矿石的产物，还不能认为马家窑文化已掌握了制造青铜的技术。但是，它和铜渣一起却证明马家窑文化居民已跨过人类认识金属一般旅程的最初阶段，掌握了还原氧化铜矿石以得到铜的人工冶铜技术③，从而导致存在比传统的制石工艺技术更高，而劳动分工与组合方式更复杂的生产部门。

马家窑文化居民追求陶器美的同时，也讲究自身的装扮。从上孙家寨舞蹈彩陶盆上，可以了解当时居民在跳某种舞蹈时的装束。舞者的发辫，当是用林家遗址见到的那种骨梳梳理出来的。舞蹈图画笔简略，是写意画，未能表现舞者装束的细节。然而，从遗址及墓葬中都发现了的骨笄和石、骨、陶质的珠、环、管、片形的颈饰、坠饰及镯子等，使人们增添了对马家窑文化居民追求美的装扮的了解。

这时期村落都选择在临近小溪或河流的台地上，面积很大，同一村落居民数量也较多。林家遗址靠近大夏河，其堆积分作三层，年代越晚，村落中的房子、窖穴越稠密④，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愈益增殖。

林家遗址中的绝大多数房屋均由主室及门斗两部分构成，两者都是方形。早期为半地下深穴，面积大小不等，小的十几平方米，大的将近三十平方米。四壁下及灶址旁都有柱洞，每座房子内都有两个相邻的圆形灶址，灶口与地面平齐。主室通过狭窄的过道而与门斗相连。门内外用草泥铺平，室内和屋顶也涂一层草拌泥。中期房屋数量比早期增加近一倍，房屋演进成半地下浅穴，屋基经过平整夯筑，灶为浅坑式，在地面上围一圈矮墙以加深灶②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一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④BoSommarstron：《马家窑遗址》，《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8期，1956年；《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膛。晚期房址数量比中期增加近两倍，房屋面积仍与早期差不多，除半地下浅穴者外，出现了地面建筑，房子建在夯土层上，圆形灶，有较高的灶圈，每间房子灶的数量一至三个不等。地面、墙壁及屋顶都用一种非常坚硬的红粘土草拌泥涂抹，除单间房子外，还有连间、隔间的房子。

很多房子中都出有数量不等的生产及生活用具。这些物品多靠近墙壁下及灶址旁，基本保持原来的位置，有的陶器内还盛有粟、稷、大麻籽等。房子周围散布着储存东西的窖穴，在一座底径为2．45米的袋形窖穴内，发现大量已经炭化的稷，其中部分穗头、谷粒、枝杆保存甚好，穗头上带有较长的细枝，捆成小把整齐地码放在坑底，以现存的堆积范围计算，稷的总量达2立方米。在这个穴底的北侧，还埋着一具人骨。这座编号为H19的窖穴，无疑为当时储存粮食的仓库。然而内埋尸体的原因，或仓库与尸体的关系，发掘时未能查明。

同时，在林家马家窑文化的村落中，还分散着烧制陶器的陶窑。编号为Y2的陶窑，窑室圆形，直径1.3米。密箅周围有通火孔，直径10—12厘米。窑门向南，入内便是呈长方形的火膛，顶部与窑室之间，相隔一层夯土，窑室偏于火膛稍后方，通火道左右各一，由火膛两侧壁后上方斜通经过火孔，而连接窑室。就窑室大小及窑室与火膛的关系，这时期陶窑已较庙底沟类型有所改进。

马家窑文化的人们死后多葬在离村落不远的墓地中，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对于婴儿，则使用瓮棺葬。以单人葬为主，在大通上孙家寨墓地还发现了男女合葬。这个墓地的两座墓，分别埋葬了成年男女各一人，两墓出土的彩陶壶残片经粘对乃是一件器物。这二位男女虽未合葬在一墓穴内，但从这件彩陶壶分葬于两墓情况来看，可认为二人的关系与合葬于一墓中的成年男女关系是一样的。除了成片的墓地外，马家窑文化还存在某些大墓单独葬于一地的情况。这类墓葬的规模大大高于一般墓葬。在青海民和核桃庄发现的一座墓①，为竖穴土坑，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16平方米，墓穴中放置一边长3米的木棺。棺四周用木板叠砌，底、盖为木板并排平铺而成。墓主人及绝大多数随葬品均置于棺内，随葬陶器三十六件，其中彩陶9件，骨珠二一五枚，绿松石十颗。此外，还殉有羊、猪头及三十多具鼠骨。这类大墓的主人，享有单独择地而葬的权利，反映其生前地位已不同于同一共同体的居民，当是在其共同体内受到尊崇的人物。

半山—马厂文化及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在本节“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中，已指出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两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是尚待论证而来得到学术界共识的认识。然而，目前学术界多数研究者关于这问题的基本论点仍然是：半山和马厂两类遗存，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马厂是半山的继承者。基于这一观点，称之为半山一马厂文化，并又区别名为半山期和马厂期。本节在说明它们的情况时，仍采用这里介绍的不同学术见解中的后一认识，不过，将半山和马厂分称为类型，以示两者可能是终始年代略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①BoSommarstron：《马家窑遗址》，《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8期，1956年。据陶器形制及组合的变化，可将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分别划分为三期、四期。半山类型的三期，分别以兰州花寨子①、广河地巴坪①、兰州土谷台②三处墓地为代表，柳湾八百余座马厂类型墓葬①，基本上反映了它四个时期的变化情况①。

与马家窑文化相比，半山类型的彩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彩绘更加绚丽多姿，数量也大为增加。在一些墓地，如地巴坪，彩陶所占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一般情况下，彩陶也占全部陶器的60%左右。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曲线图案为主，到了半山类型，增加了大量直线构成的图案。彩绘一般绘在器物的最大腹径以上部位，半山的壶、瓮等器物，器身都比较矮胖，腹部突出，这种器物上的纹饰，无论是平视或俯视，都能使人看到完整而美丽的图案。半山彩绘颜色变为以红黑相间彩为主，一般是在两道带齿的黑彩中间夹一道红彩，以此为花纹母题再组成二方连续的旋涡纹、葫芦形纹、网纹、大菱形格纹、大圆圈纹、棋盘格纹等丰富多彩的图案，这种由红黑相间的锯齿纹带组成的彩绘，为半山彩陶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马家窑、马厂彩陶的最主要之点（图4—21）。半山陶器中夹砂陶的比例较低，出于墓葬中的器形都很小，主要器形是罐，常见的纹饰是附加堆纹，早期的附加堆纹细密，带有很强的装饰性。

图4－21花寨子墓地M26出土的陶器1．彩陶罐；2．夹砂陶罐；3．彩陶钵；4．彩陶壶。

彩陶发展到马厂类型，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厂彩陶多半以红色陶衣为地，其上再用黑彩绘出花纹。马厂早期虽也有部分红黑相间彩，但其黑彩多无锯齿，中间的红彩亦多以紫红色为主。这时期的彩陶图案以四大圆圈纹、波折纹、拟蛙纹、小菱形网纹等为主，其中以直线构成的各种纹样特别发达，年代越晚，这个特点表现得越突出。马厂前期，彩陶还处于鼎盛时代，此后，日趋衰落，到了晚期，彩陶数量大为减少，图案单调，绘制潦草。不仅彩陶如此，其它陶器也都制作得非常粗糙，造型简单。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行将结束。

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发现过一些将器物口部做成人头形的陶器，半山—马厂文化，仍可见到这样的器物，有的头像面部还画出胡须。在柳湾的马厂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件塑着男性人像的彩陶壶。这类彩陶制品，已经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应与人们的某些信仰、祖先崇拜等宗教观念有联系。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制陶术及彩陶绘制技法，反映了这时期生产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且，从这种工艺传统的延续中，也使人们看到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陶器基本上是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制作的，一些器物的内壁仍保留泥条的痕迹。大型器物的颈、肩、腹等部，都是分成几段或分别盘好后，再对接起来，然后，在轮盘上修整成器。陶轮也是施彩时不可缺少的工具。绘彩时，①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①华泉：《中国旱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②R.T.Tglecole：《AHistoryofMetallurgy》，London，1976。

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1984年。①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1979年第9期。把陶器放置于轮盘之上，借助旋转的轮盘，用蘸满颜料的画笔，就可以绘出优美的图案。线条均匀、整齐、流畅及间距相等的平条纹，乃至波纹的纹饰颜色。深浅一致，无起笔、落笔的痕迹，当是把陶器放在转动的轮盘上作画，才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即使是二方连续的花纹，也是在陶轮上完成的。绘制这类较复杂的图案，先在器身上将拟绘的图案画面，依分成若干等分而定出几点，而后转动轮子，用弧线、斜线将各点连接起来，从而完成整幅圈案。利用轮盘绘制彩陶图案，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彩陶的成批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半山—马厂文化的村落遗址中发现的房屋，都是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有单间、吕字形双套间及多元套间等几种形式。房子内部有灶址，很多房子内部还有储存东西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容积可达3立方米。窖穴置于室内，与房屋联为一体，应是某些财产由氏族或家族公有转变为个体家庭私有的一种反映。村落中房屋、窑址的分布，都依一定制度进行规划致使形成特定的布局。兰州青岗岔半山类型遗址内见到的几座房子，一字排开，门都向东①（图4—22）：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中的陶窑，往往是两、三座形成一组地分布于村中，而在兰州徐家坪却发现过与居址分离的、包含十二座窑址组成的马厂窑场②。这些烧陶器的窑址，形制相同，均由窑室、火膛及火口组成。窑室呈方形，长宽约近1米。窑募隔在火膛和窑室之间，以承托烧制的陶器，箅上均匀地分布着三、三成列的九个圆形火孔。火口平面呈椭圆形，火膛呈锅底状。窑场内发现了揉和胶泥的上坑、研磨颜料的石盘和调配紫红色颜料用的高边分格陶碟，显然，制作陶器的整个过程是在这窑场内进行的。窑场被分割成四个包含数量不等的窑址组成单元。北面的一单元包含四座窑址，中间的有五座，南、东两面分别各仅有二座和一座。包含二座窑址以上的诸单元，都以一放置燃料及灰烬等杂物形成灰土的坑，联结同一单元的诸窑址，也就是说，同一单元的诸窑址，共同使用一“灰土坑”。这形象地表述一单元的诸窑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窑场划分为诸单元的现象，表明在此烧制陶器的人们，已形成既存在联系、又存在区别的诸生产单位，而各单元包含窑址的数量不等的情况，又说明这些生产单位的制陶规模存在着差异。

墓地位于村落遗址的附近，规模大小不等，有五六十座墓葬的小型墓地，也有的墓地有一二百座墓葬，而大规模的墓地，包含的墓葬近千座。从这种现象看，在当时遍布甘青的半山一马厂文化的氏族部落中，可能已经存在着聚落中心。这种聚落中心，规模很大，延续时间较长，生产力的水平可能高于这一聚落中心所联系的其它村落，同时，具有产生相当高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的，而能领导聚落中心和其相联系的村落组成的共同体的领袖人物，并能保证这类领袖人物仅在聚落中心内更替的稳定性，又能使他们的活动具有强有力的组织支柱。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如果还不能把它认定为半山类型的聚落中心的墓地的话，无疑，则当确定为马厂类型某一聚落中心留下的墓地。柳湾墓地已发掘的半山时期墓葬二百五十余座，年代比较集中，均处在约一期后段及二期前段年代范围内。而这里马厂类型墓葬达八百七十余座，年代又贯穿马厂类型的始终。同时，很多墓葬的规模都超出其它地点同类墓①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②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葬，这里普遍备有木质葬具，有作工讲究的榫卯结构的木棺，随葬大量精美的彩陶，以上十件者占大多数，四十——六十件者的墓数也不少，平均每墓随葬了15．2件陶器，且有一定数量的墓葬随葬了成套工具。其中如马厂类型的M564③，墓主人是一成年男性，随葬陶器九十一件，内含彩陶八十七件，此外，还有石斧、锛、凿组成的成套工具及绿松石料的装饰品。总之，从墓葬规模、葬具及随葬器物种类与数量反映出的当地人们的生产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平均水平，当高于邻近地区。

半山—马厂文化的生产力水平，比马家窑文化阶段有了较大提高。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发现过一件残青铜刀，不过，这只是证明当时已存在使用或生产金属制品的孤例，难以依此了解这种工艺在那时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生产绪构中的地位。然而，当时人们主要使用的石质生产工具，基本上均经过精细磨制，提高了斧、铲、刀、锛及凿这些传统的生产工具的效率，由细石器及骨柄组成的复合工具的数量，相对有所增加，同时，马厂类型还新出现了镰刀。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经济类型以及从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差异，马厂类型当被分为陇西及青海东部和河西走廊各具特点的东、西两区，东区以种植农业经济为主，这区的柳湾马厂类型基地，发掘出的八七二座墓葬中，随葬石斧一七八件，石刀二十四件，石镰三件，以及锛、凿分别为一三六件和一四九件，同时，墓中还普遍发现了粟的颗粒或皮壳，皆装在粗陶瓮内，少的一瓮，多者四瓮，呈现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旱地农业，和以锛凿为主的手工业相当发达的经济格局。同时，农业的发达，为这里的居民实行厚葬提供了经济基础。西区干旱少雨，不利于农业生产，畜牧业在生产中占有根重要的地位，这里鸳鸯池被确定为马厂类型的八十四座墓葬中，随葬石斧一件，石刀四件，锛一件，却有柳湾未见的石刃骨刀八件及石刃骨匕首六件随葬，同时，与柳湾大量用陶纺轮随葬（二九三件）不同，这里墓葬中仅发现一件纺轮，随葬陶器数量又远少于柳湾墓地，一般仅三、四件，最多的只有十多件，但普遍使用单耳陶杯随葬，从而显示出使用锛、凿的手工业、制陶业及纺织业颇不兴盛的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色彩。半山—马厂文化的分布，东不逾陇西。半山类型以洮河、湟水流域为其分布中心，马厂类型的分布中心则在湟水流域，并有逐渐北移的趋势。这当与齐家文化的兴起与扩张有关。半山类型消失的年代，大约不晚于秦魏家H1为代表的遗存兴起的时候，马厂类型三、四期的年代，基本相当于齐家文化一期④，或许可能延续到更晚些时候。半山类型的消失，当与马厂类型的发展，同时也和齐家文化西进有关。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前后，马厂类型的大部分区域，又被齐家文化所占据，仅在河西走廊西部，可以见到由马厂类型的一支发展而成的火烧沟文化。

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前场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以男性为本位的父系氏族制的前期。这一认识，是依据对墓葬资料进行分析而作出的判断。半山一马厂文化的墓葬，基本上是土坑与洞室两类。洞室墓一般是先挖一小段墓道，然后顺着山势掏出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很多墓葬有木质葬具，柳湾墓地既有榫卯结构的木棺，也有用圆木剖成的独木棺，还有的就在尸体下垫一块木板充作葬具，个别地方见到用树枝覆盖尸体。景泰张家台半山类③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④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型的葬具，是用石板拼砌的石棺。一般的墓葬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种类主要是陶器，其次是工具及装饰品，也有用粮食、猪头及羊骨随葬的。半山类型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及质量，各墓间差别不大。马厂类型墓葬的随葬品，同一墓地的诸墓葬差别悬殊。柳湾马厂墓地中，少数墓葬只见一二件器物，一般情况是随葬一二十件器物，随葬品较多的达四十至六十件。这里M564的随葬器物，种类齐全，数量惊人，陶器达九十一件，其中四件陶瓮均装满粮食，此外，还有石斧、石凿、石刀及绿松石饰随葬。这种反映当时人们占有财富颇为不均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情况，或许是马厂类型后期社会已发育出阶层所呈现出来的现象。M564这座墓葬的年代，便属于马厂类型后期。

这时期墓葬中随葬的生产工具，因死者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鸳鸯池墓地确定性别的单人墓葬三十五座，其中十七座女性墓中只有四座随葬工具，种类限于骨针、骨锥、石刀，石刃骨匕首仅见一例；另外十八座男性墓中，随葬工具的十座，工具种类除包括女性墓的几种外，还有石刃骨刀、石斧、石研磨器、骨匕首、骨矛头及弹丸等。在柳湾墓地，纺轮是女性墓中常见的生产工具，而男性墓则主要随葬石斧、锛、凿等工具。随葬工具方面的这类差别，表明男子已在重要的生产领域中担负主要职能，而妇女在整个生产中所居的地位，已经较男子显得次要。

男女在生产中所处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单偶制婚姻在当时婚姻形态中巴占据统治地位。

上谷台合葬墓二十座，占这墓地墓葬总数23，8%，在合葬墓中，表明单偶制婚姻关系的成对成年男女和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的合葬墓九座；体现男性亲权的成年男性及儿童合葬墓四座（当然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合葬墓，亦同时体现了男性亲权）。这两类墓葬，占反映上述亲属关系性质的合葬墓总数的81％（未计儿童合葬墓四座）。鸳鸯池的合葬墓，只占正式发掘的墓葬总数的9．7%，其中表现单偶制婚姻和男性亲权的合葬墓，均为六座，占合葬墓总数的70.6%。在柳湾墓地，见到半山类型合葬墓三十三座及马厂类型合葬墓四十四座（图4—23）。这些合葬墓中成员的性别、年龄被确定的过少。半山类型只有七座合葬墓作过性别、年龄鉴定，但得知墓中全部成员的性别、年龄者，又仅是M527一座。马厂类型的情况好一点，也只确定了八座合葬墓中全体成员的性别及年龄。但从可以论定的材料来看，这里的亲属关系已进入男性居本位阶段。

半山类型M580合葬三人，一号尸体是成年男性，一次葬，仰身直肢，占了墓穴左侧的大半边，二及三号尸体，性别、年龄未定，为二次葬，尸骨残缺，放置零乱，大多放置在一号尸体之右侧。墓中随葬器物六件，其中石锛、陶罐、石斧及石球四件，呈一直线置于一号尸体的左侧，显然为其专有的随葬品。无疑，这是一座以男性为本位的合葬墓。M421合葬三人，均为一次葬，一号和二号尸休皆为男性，年龄分别为18—20岁、25—30岁，三号尸体是小孩，M421是成年男子和小孩的合葬墓。M513合葬三人，也都是一次葬。一号尸体为儿童，二号是成年男性，三号为成年人，性别不详。三号尸体如是男性，这墓合葬反映的性质，则和M421一样，是世系以男性为本位的两代人的合葬墓；如是女性，则是未妻及其子女的合葬墓。可见，半山类型已处于父系制社会阶段。

柳湾马厂类型的M319、M348，据性别、年龄鉴定，确定均为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另外这里的M182及M320，也可据随葬工具的差异及确定的性别、年龄情况，被推定为成对成年男女的合葬墓。这些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当是单偶制婚姻关系的产物。

同时，半山一马厂文化的下列葬俗，是讨论该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时必须注意的现象。

其一，是这时期还存在母子（女）合葬墓。这类合葬墓在上谷台和鸳鸯池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中，分别见到四座和二座，占所在墓地体现婚姻性质及继承性质的合葬墓总数的19%和14．3%，可见，当时可能仍保留了某种形式的一些母系亲权。

其二，已发现的半山一马厂文化的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二者的摆放姿式、位置，都看不出他（她）们地位上的差别，同一葬式，既可用于男子，亦可被妇女采用。就摆放位置而言，一些墓中，是男子居左，在另一些墓中，居左者则为女性。

其三，合葬墓内的随葬陶器，很难区分出确属哪一个体。在单人墓中，花寨子和张家台两地的女性随葬陶器，人均分别为1．83件和3．75件，男性人均各为1．71件和2．5件；土谷台和鸳鸯池两地的女性，人均随葬陶器分别为6．82件和4．18件，男性人均8．3件和2.8件。可见，不少地方女性随葬陶器的数量，还略高于男子。

综上所述表明，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前期的社会，父系氏族制业已确立，但男女两性关系，基本上处于平等地位，甚至，在继承制方面，女性还保留着部分亲权，在家庭经济中，妻子的地位和丈夫处于抗衡状态，有的地方还高于丈失。

至于马厂类型后期社会制度，自然较其前期已有所前进，但目前尚无适当材料，作出具体的说明。

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⑤的分布区域及年代，已于前述。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其年代约同半山类型相始终。

这种遗存的陶器的质地，皆为泥质和夹砂陶，基本呈红褐色及灰褐色。

陶器为素面的极少，纹饰有篮纹、绳纹、线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划纹及彩绘。其中篮纹、绳纹数量最多，彩绘陶最少。篮纹一般著于泥质陶上，基本上为横向排列，也有斜卧形排列的，纹饰细深，排列密集。绳纹细、深、密，有的纹理呈麦粒状。彩陶可分两类。一为输入品，如WM35∶18单耳彩陶垂腹罐①、切刀把墓地M9∶6鸭形壶及M2∶22彩陶双耳瓮②，分别和土谷台M57∶2、M47∶1及M7∶6①的形制及纹饰相同或相似，店河M2∶2双耳彩陶罐①（图4—24），和地巴坪M37∶4的器形、纹饰雷同①，菜园遗存这类彩陶，当是来自半山类型；另一为自造品，如切⑤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的研究》（未刊）。关于半山、马厂两类型的分期，均采用此文的论点。①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②甘肃文管会，《兰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①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部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①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一2期。

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筒报》，《文物》1988年第9刀把墓地M20∶23双耳彩陶壶和M20∶30及孤9∶5双耳彩陶罐，其彩绘均为网格组成的几何形图案。总之，这类遗存的彩陶已处于衰退阶段。

器形除少量粗把豆为圈足器外，其它均为平底器，同时，单耳及双耳器的数量较多，而缺乏实足或空足陶器，是菜园遗存的文化特点。具体器形有壶、瓮、盆、匜、杯和罐，罐、壶数量较多，形式多样，罐有无耳、单耳或双耳之分。

菜园遗存的工具，均用石、骨、陶制作，至今见于报导的有石锛、刀、斧、凿、骨刀、匕、耒及锥和陶纺轮等，同时，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1986年在切刀把发掘三十三座墓葬中，只有M2随葬了石器，除一件为磨制的石线坠外，其余二十件均为细石器，器形为石核、尖状器、刮削器及石叶等，可见，用工具随葬的现象极罕见，同时，少数墓葬集中这样多的工具随葬的现象，可能反映当时只有少数人才掌握了制作工具的技能。

居民住的房屋，除半地穴式的外，也有不少窑洞式房屋。

半地穴式房屋的形式，分圆形袋状和方形竖穴两种。

窑洞式房屋，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农村广泛流行的民居建筑。目前考古学发现证明，这种结构的房屋，正是在菜园遗存前后时期，已开始在甘肃、宁夏、内蒙及山西地区推广开来。

林子梁F3这座窑洞式房屋，由居室、门道及场地三部分构成。它的建筑过程，大约先是从断崖往里掏挖出居室及门道，然后再平整门道前的地坪。F3的居室略呈椭圆形，进深4．1米，横宽4．8米，面积约17平方米，居住面上保留一层路土，墙壁自下向上呈弧曲形收缩，屋顶呈穹窿形，最高处距居住面约3．2米。居室中央设置一直径约0．6米的圆形锅底状灶坑，另外，西北部因常烧火而形成一面积约0．8平方米的红烧土面。

门道，位于居室与场地之间，呈隧道式，顶部拱形，长约1米，宽约1．5米。其中线正对灶坑，实为居室从两侧收缩向外延伸的部分。门道中部设一道土门坎。

场地位于门道之外，面积大于门道。在其靠近门道的两侧，各登一石块，是供人们坐着休息或聊天的“凳子”。

居室地面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发现一具尸骨。前者为一45—50岁的男性，后者是半岁婴儿。男性成年人附近，见一石球，婴儿旁边有陶器两件。显然，两人均是由于屋顶塌落而被压死的。

菜园遗存的墓葬，至今见于报导的，已达一百二十余座。这种遗存的墓穴形制多样，有竖穴土坑、竖穴侧龛、竖穴土洞和土洞侧龛墓几种。从地面向下挖出一竖穴，再从这竖穴的一侧边，向里掏挖出一土洞，便成了竖穴土洞墓。如再从这土洞的里边，向内掏出一小洞，就成了土洞侧龛墓。这里，龛是指小洞，竖穴侧龛墓，就是在竖穴上坑的一侧边，掏出一小洞。如是竖穴土坑墓，墓主人被置于墓穴的一侧，随葬物则放在墓穴另一侧及墓主人的头的上方和脚下方。竖穴土洞墓中的墓主人及随葬品，均被置于土洞内，摆放方式如竖穴土坑墓。竖穴侧龛墓和土洞侧龛墓墓内的墓主人，位于龛内，其随葬品则被置于竖穴中或土洞内。

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8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固原海家湾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年第5期；钟佩、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第5期。

这时盛行单人一次葬，二次葬极少。尸体均作屈肢。其上身姿式，有仰身、俯身及侧身之别，以侧身居多：下肢依屈膝程度差别，可分为蹲踞式、跪踞式和屈膝式几种。至今，两人合葬墓只见三例，即两位儿童、一成年女性及儿童和成年男性（18—22岁）及儿童（4—5岁）的合葬墓各一座。绝大多数墓葬的随葬品，都是日常使用的陶器，数量一般为十件左右，多者达四、五十件，少者仅一件，只有极少数墓葬才另使用工具和装饰品随葬，例如1986年在切刀把发掘的三十三座墓葬中，具有这类随葬品的墓葬，只有五座，仅占墓葬总数15．15％。其中四座墓葬均只随葬骨串珠这种装饰品，另一座墓葬，除牙缀饰外，还有工具随葬。可见，用工具随葬的现象就更少了。

菜园遗存的居址及墓葬，出半山类型陶器，其流行屈肢葬的情况，又和兰州及广河地区的半山类型的葬式相同，可见，它和半山类型有着广泛的联系，社会发展阶段也可能和半山类型相同。

齐家文化约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后期，甘青地区除马厂类型之外，还活跃着齐家文化。随着齐家文化的西进，至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前叶，马厂类型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已退至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的西部。甚至，在湟水流域还存在这时期的齐家文化的居民点，而成为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居民交错分布的地带。但是，齐家文化侵占马厂类型地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兰州地区存在着相当于齐家文化早期的马厂类型晚期遗存，很可能是马厂类型对齐家文化进行反扑面自下的踪迹，或者，这地区也是他们交错杂居的地带。

菜园遗存是齐家文化的源头。在它之后，目前见到的只是秦魏家H1为代表的遗存。H1出土的罐形斝是齐家文化罐形鬲的前身。齐家文化起始的年代，以罐形鬲的出现为标志，其终止年代已跨入夏纪年②。这里叙述的齐家文化，主要是这文化在夏纪年以前的情况，同时，为把某些现象的始末清楚地介绍出来，也部分地涉及进入夏纪年时期的情况。

陶鬲是客省庄文化的基本器形。它在齐家文化的出现，反映了客省庄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齐家文化居民使用的陶器，就质地而言，有泥质和夹砂两类，颜色以红色为主，灰色陶比例极小。陶器制作得比较精细，均经过轮修，亦有少数陶器是在快轮上成型的。泥质陶表皮均打磨光滑，有的还绘上红彩，图案均是由直线组成的几何形，如同心三角、蝶形纹、错置三角纹、横形人字纹及菱形纹等，但这时期的彩陶，已进入衰落阶段，因而数量极少，这种陶质的器形的表皮，多作素面，其次为篮纹，还有少量弦纹。夹砂陶器器皮，多施绳纹，同时，也有不少素面者。附加堆纹只见于这类陶器的个别器物。

带耳是齐家文化陶器的显著特点。多数器型均附双耳，也有三耳，乃至四耳者。双大耳罐、双耳壶、有耳或无耳夹砂罐、盆、碗、豆、尊及带把杯，是齐家文化常见的陶器。同时，在这文化中，也见到少量的鬲、盉、鸮面罐、匜及甑。而胎薄、表面磨光或著彩的双大耳罐、双耳壶、双耳高领罐及夹砂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图七：8，《文物》1988年第9期。

双耳罐，是齐家文化的代表性器形（图4—25）。

图4-25柳湾墓地的齐家文化陶器1．高领双耳罐；2．夹砂陶瓮；3．盉；4．9．双大耳罐；5．敛口瓮；6—8．双耳彩陶罐；10．陶纺轮；11．石斧；12．绿松石饰；13．石锛；14．石刀；15．石凿。

居民的住房，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浅穴式建筑，有单间和吕字形双间两种。后者通过过道连通前后室。这类房子均在地面、墙壁先抹上草泥土，再在其上又抹上白灰面。在店河见到的这时期房屋的墙壁上，还发现用红色线条描绘的简单装饰图案③。大何庄F7是一座方形浅地穴式建筑④，门向西南，是一略向外凸出的出入口，在室内中间略偏近门处，设一略高出居住面的圆形灶址。房址四角各有一柱洞，同时，距地穴边缘约1．4米处而围绕地穴四周，共发现柱洞十个。这些柱洞原都插立拄子以支撑屋顶。地穴的外侧高出地穴的地面，虽未涂白灰，却平整结实，当是房屋的回廊。大何庄F7这种带回廊的房屋，和大地湾四期大房子建筑结构相同。

齐家文化居民的经济，仍是以种植谷子的旱地农业为主。农业工具中有石斧、石铲、骨铲、石锄及石刀、石镰。石锄的形制，基本上和复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制品相同。石刀除长方形穿孔的一种外，还有倒梯形带孔者。当时用动物肩肿骨或下颌骨制成刃部宽、薄的石铲，加工粮食的工具是石柞和石磨盘。齐家文化的房址、灰坑及墓葬中，都发现了粟，以及30％左右的墓葬中使用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反映了种植农业发展的情况；除猪外，马、牛、羊、驴都已被伺养。羊有山羊和绵羊两个品种，遗址中常可发现成堆或成坑的羊粪，当时，用猪、羊的头骨或颔骨随葬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个别墓葬还随葬整只羊。按大何庄出土兽骨的统计，羊骨占21．06％。秦魏家猪、羊及牛的下颌骨共发现五一八块，其中羊、牛的下颌骨分别占9．7％及7％，可见，在饲养业中，羊、牛成了次于猪的主要饲养对象。同时，大何庄出土的羊下颌骨，在猪、羊、牛下颌骨总数所占比例，高于秦魏家，而且，这里的墓葬出现了以羊下颌骨代替猪下颌骨随葬的情况，反映到齐家文化进入晚期，牧羊业存在愈益发展的趋势。

在产业中，制铜业已获得重大发展，而成为已引起学术界注意的生产部门。

凡是经大规模发掘的早期后段以后的遗址及墓地中，都发现了铜制品。

皇娘娘台⑤、秦魏家及大何庄分别见到铜制品三十件、七件和二件，此外，在广河齐家坪及贵南尕马台的墓葬中，也都随葬铜镜、铜斧，以及铜指环和铜泡。前三地铜制品的种类有凿、钻头、刀、锥、斧、环、匕及条形铜器和饰品。广河齐家坪出上的一件红铜斧，长15、刃宽3．2、顶宽4、厚3．1厘米，空首，内中残留了木柄的断茬，斧头两侧有对称的两个半环形耳。青海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图二四：2，图二三，《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④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土谷台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图版拾玖之1、7，图九之6，《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⑤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图六，图版壹之2，《考古》，1987年第8期。

贵南孕马台M25随葬的一面铜镜，直径9、厚0．4厘米，镜面光滑。背面周边有两凸出的同心圆圈，其内圜置七个内填满平行斜线的三角形，镜背面中心置一纽，其与三角形饰之间为一凸形的圆圈。镜纽已损坏，又在镜边缘钻两孔作系绳悬接之用①（图4-26）。

图4-26齐家文化的铜器1．匕；2．锥；3．残铜器；4．斧；5．坠饰；6．镜。

可见，铜器已进入当时人们物质生活中许多领域。同时，齐家文化的铜器生产，经历了一个从红铜到青铜这样的过程。

齐家文化早期的皇娘娘台出土的三十件铜器的材料，《报告》作者认为都是红铜，其中经过鉴定的四件铜器，也都被确定为红铜。属夏纪年的秦魏家出土的两件铜器，即M99：6铜环和KG3730（2）：27铜尖，经鉴定分别为铅青铜和锡铅青铜。可见，齐家文化居民掌握制作青铜技术的时间，当在夏纪年之内。在夏纪年之前，齐家文化已发现的铜器数量，已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国境内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且品种多，同时，不仅早已掌握了冷锻技术，还掌握了单范，甚至合范铸造技术。可肯定这时当早已脱离早期金石并用时代，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在夏纪年的齐家文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红铜制品，如前述齐家坪出土的铜斧，便属这种制品，同时，还有采用冷锻技术制作的青铜器①及铅青铜制品，故仍只是处于青铜时代的伊始阶段。

齐家文化这样规模的制铜业，以及从采矿、冶炼、制模到熔铸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要求并锻炼出熟练的劳动者。秦魏家M5、M35分别随葬陶垫和陶拍的情况，提供了当时存在着专门的制陶劳动者的信息。不言而喻，技术远较制陶复杂得多的制铜业，也当存在着专门的匠人。在存在家族的情况下，这些手工业可能是某些家族的世袭专业。同时，在血缘纽带依然存在的原始社会组织中，这些手工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从农业中独立出来的地步。

齐家文化的宗教，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占卜已成为这时期的经常活动，遗址中常发现大量的卜骨。这时期卜骨未加钻、凿，只有的痕，基本上都是用羊肩胛骨作成的。皇娘娘台M8的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随葬，秦魏家M23随葬的羊卜骨，被仔细地放在一只可从腹部扣合的高领双耳罐内（图4-27）。随葬羊卜骨是墓主人生前巫师身份的标志。这类墓葬的存在，当是已存在巫师阶层的例证。

图4-27秦魏家M23的高领双耳罐及羊卜骨大何庄遗址揭示的五处“石圆圈”遗迹，显然是宗教性质的遗存。这种“石圆圈”建筑，用天然的扁平砾石组成，直径一般为4米，西北方留有宽1．5米左右的缺口。“石圆圈”旁边，一般都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F1的东边遗有被砍了头的母牛骨架，腹内还遗有小牛的骨骼，F3的南边发现了两块卜骨。这些都是当时牲祭、占卜活动留下的部分遗存。从这里窥见出的①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图版拾壹之5，《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①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这种宗教活动已具有的相当复杂的仪式，只能是具有专门宗教技能的巫师这类神职人员才能从事的活动。

齐家文化的社会，已进入父权制时代。

齐家文化的性别劳动分工和男女占有财富的差别，为父权制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齐家文化前期较早阶段的柳湾墓地中，被确定性别而又随葬了工具的二十五座单人墓葬中，男性墓葬除一座用纺轮随葬外，其余均以石刀、石斧、石铸、石凿或石钻随葬，而女性墓均出纺轮。在被鉴定性别的合葬墓中，凡置于女性尸体旁的工具，都是纺轮，放在男性尸体旁边的工具，则均为石斧、石刀、石凿、石铸。可见，男女随葬工具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前述这时期的产业结构来看，这种差异已说明在主要的一些生产部门中，男性已占居绝对重要地位，妇女基本上被挤入家务劳动领域。同时，从这里鉴定了性别的单人墓随葬陶器数量的统计可知，男性人均随葬陶器六件，女性人均为五件，和半山一马厂文化的基本情况相反，男性随葬陶器的数量已多于女性的随葬陶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男子比妇女占有了更多的财富。

然而，当时的合葬墓所表现的情况，更直接他说明了齐家文化父权制发展的情景。

齐家文化时期始终存在合葬墓。合葬制盛行的时期，是在这文化前期的后段。这时期的皇娘娘台墓地第四次发掘出来的合葬墓计有十六座，占同次发掘墓葬总数的25．8％，合葬墓中死者三十四人，占墓地埋葬人数的42．5％。在此之前的柳湾墓地，合葬墓只占墓葬总数的约6．7％，占墓地埋葬人数的13．7％。齐家文化后期的秦魏家南墓地，合葬墓占墓葬总数的18．1％，墓内死者占埋葬总人数32．2％。同时，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是以成人合葬为主，其次为成人与儿童合葬，再次是儿童合葬。在皇娘娘台墓地中，这三种形式的合葬墓依次的比例为78．9％、15．7％和5．2％。其中的儿童合葬墓只见于齐家文化的前期。在成人合葬墓中，又以成对成年人合葬为主。柳湾成对成年合葬墓占成人合葬墓总数约94％，皇娘娘台占80％，到了齐家文化后期，成人合葬墓就只有成对成年合葬墓这种形式了。

柳湾被确定了年龄、性别的成对成年人合葬墓中，除一座为两代妇女合葬墓外，其它六座均为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后者可分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是M1061、M1161、M314和M1112，这回墓中的男性都置于棺内，女性均放在棺外，有的还侧身，下肢微曲，被置于棺侧下方，左腿压于棺下。其二，为M63和M1325两座。M63为同棺合葬，M1325为异棺合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然而，这类墓葬的男性，却拥有较多的随葬品。M63随葬陶器九件、石凿一件。除两件陶器置于两人的头上方外，其余七件陶器及一件石凿，分置于男性左侧和腰部。

柳湾未确定性别的成对成年人的五座合葬墓的情况，均同于前述一类，都是只有一人具有葬具，另一人无棺木。可见，这里合葬墓所表述的是夫尊妻卑的关系。

这种夫尊妻卑的状况，随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皇娘娘台M52、M38、M76三墓，秦魏家北、南两墓地的M108、M105及M124和M95、M50及M18六座墓葬的两位成人死者，经鉴定均为一男一女。柳湾合葬墓中夫妻所处方位尚未固定，在皇娘娘台及秦魏家则已成定制。皇娘娘台是夫左妻右，秦魏家固定为妻左夫右。这三处墓他的合葬墓中的丈夫，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妻子则侧身屈肢，面向丈夫。

皇娘娘台还存在三座成年男性带着两位成年女性的合葬墓。这些墓葬中的成年男子均仰身直肢位于墓穴中部。两侧的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双手屈于面前，显示侍奉、屈辱的状貌。仔细观察，可知二女子的情况还略有区别。M24右侧女性腰间随葬残铜锥一件，右臂肘配戴一件石壁，颈项佩饰钻孔绿松石小珠数枚，而左侧女性仅颈项佩饰数枚钻孔绿松石珠；M66左侧女性身上有石壁二件，蹲在右侧的女性一无所有：M48两位女性骨架上均有红色颜料，但右侧女性较年青。据此可推定墓中的一位女性当是男子的妻子，另一女性则是男性的妾（图4-28）。

齐家文化的绝大多数成人合葬墓内的死者，均实行一次葬，图4-28皇娘娘台M48合葬墓同时埋入墓穴，故他们当是在相近时间内死亡的。合葬墓数量众多，且女性地位卑下，难以把她们和男子同穴的原因，说成是诸如同时病故。无疑，这类合葬墓中的女性，当是妻妾殉葬制下的牺牲品。个别墓中的女性的葬式，还透露出她在殉葬时作过一番挣扎的情形，例如皇娘娘台的M76，墓中女性似经捆绑后仍作过挣扎，以致下葬时，悖于同类墓惯例，背向左侧的男子，双手并拢举于前方。

可见，至齐家文化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夫权已达到史前时代至极的程度。然而，夫权只是父权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父权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对妻子以外的亲属的控制。

柳湾M979和M1179分别合葬四人和五人。两墓中的(1)（为发掘时骨架编号）均被确定为成年男往，皆为一次葬。M1179(1)，居棺内，仰身直肢，头向北，位于墓穴正中，(2)—(4)均尸骨不全，为二次葬，分置于木棺的东西两侧。M979(1)，仰身直肢，头向北，居棺内且位于墓穴当中，(2)—(5)尸骨残缺不全，当为二次葬，被分别置于棺之两侧。两墓显示的一次葬者和二次葬者的现象，尊卑分明。同时，M979内其他三人的年龄、性别被确定为(2)18—22岁的男性，(3)10岁男性，(4)7岁男性，显然，当是家长带着先于他死亡的家族成员的合葬墓。

在柳湾墓地以后的时间中，父权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秦魏家南墓地的M6及M51反映了这类情况。这两墓均为成年人和小孩的合葬墓，皆为一次葬。两墓成年人的年龄都是36—55岁的男性，小孩皆为6—7岁。无疑，当被认为是父辈和其子女的合葬墓。墓中的成年人的葬式都是仰身直肢，小孩均为侧身屈肢。其实，这类父尊子卑的情况，早在皇娘娘台墓地也有相同现象的表现。这里的M27中的成年人及小孩的葬式，分别也是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总之，齐家文化已是父权窒息着人们的时代。

齐家文化居民死后均被埋入一定的公共墓地。这些墓地或如皇娘娘台那样，被分割成若干区块，或如秦魏家南、北两墓地一样，被分成若干排列和墓组。《周礼·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这类制度当起源很早，在本书谈到半坡类型墓地时，已指出当时已有一定的规划墓地的制度。从带有年代关系标志的《秦魏家北墓地平面图》①可以看出：（1）同一段的墓葬，①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组：《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在排列的位置相对集中，例如一排北头两座都是I段，自此往南依次排列的五座，均属Ⅱ段；（2）同排在位置上联接的墓葬，北头的年代一般早于南头；（3）二排的，墓葬，从位置上看，似可分为三组，即M124、117和125各为一组，剩下的位于它们中间的八座墓葬也是一组。组间的空间距离，较同组诸墓葬间的间距大一些。从年代上看，如把（1）、（2）两点现象结合起来考虑，也可将这排分拆成三组。可见，如暂不考虑M122的话，似可将北墓地分为排列位置联接和年代早晚基本衔接的四个墓组，即：一排及二排的M124、117为一组；二排的中部，即除去两头的M124、117、125后，剩下的八座墓葬为二组；二排的M125和三排北边的九座墓葬为三组：三排南头的M132、128当列为四组。只有依据某种规则或成例进行预先规划，才能形成这样排列有序的墓地。

墓地的统一与分割，是死者生前社会组织的联结与区分，统一和分化的形象反映。共处一考古文化墓地的死者，生前当是同一人们共同体。分割皇娘娘台墓地的区块、秦魏家南墓地的排列及这里所说的秦魏家北墓地的墓组内的死者，生前的社会组织，都是在以墓地为代表的共同体内、较小的次一组人们共同体。这样，秦魏家北墓地死者生前所在的社会组织，是分成墓地和墓组所反映的两级组织。

关于墓组的情况，还需要作些说明：（1）第四墓组的墓葬，数量少，且无皿段墓葬，和一至三墓组比较，可说它不是一完整的墓组；（2）一至三墓组的墓葬及死者的数量分别为丸座（12人）、八座（11人）和十座（10人）。这约略相近的情况指明，这三个墓组所代表的共同体的人口数量基本相同。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于相同的时间内，只有人口数量接近的单位，死亡的人数才能相近；（3）一、二两墓组各自在同一段别内，均只有一座夫妻合葬墓。这说明墓组所代表的共同体在同一年代内，只有一人才享有妻子殉葬的权利。这些墓组死者的人数，和在同一年代内只有一人能享有妻子殉葬权利的情况，很像民族学中所说的父权制家族。如是，墓地所代表的共同体，则是高于家族的氏族了。秦魏家北墓地所表述的共同体，当是由四个家族组成的氏族了。

父系家族“包含三代到四代同为一位父亲的后嗣的近亲，也包含这些人的妻和子女，有时更包含女婿以及其他被收入家族中来的亲属”②，即是由若干对过着单偶婚制（有的多妻）生活的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亲属集体。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父权制家庭的民族学资料指出：“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①。齐家文化的居民，已把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了恩格斯所说的罗马式的父权制阶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组：《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①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又《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1978年第4期。

第三节　东南与华南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

中国的东南与华南包括今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和广西各省，以及浙江、江西、湖南备省的偏南地区，面积有七八十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处我国的最南部，北回归线横穿其间，因而气候比较炎热，五岭以南几乎全年无冬。又因靠近海洋，受季风影响甚大，雨量十分丰富，年雨量多在1500毫米以上，属亚热带一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这里的地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海岸线长，岛屿众多：二是丘陵纵横，平原甚少。本区不但海岸线长，而且多是岩岸，港湾甚多，加上就近有很多岛屿，包括我国最大的两个岛台湾和海南岛在内，使得本地的许多居民长期与海洋打交道，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在史前时期，已有许多居民采食海贝等物，从而在海边、河口形成了许多贝丘遗址，是海洋文化的最早的遗存。

这里的丘凌多在海拔1000米以下，主要山脉有武夷山、罗霄山和南岭等，还有很多较小的丘陵。丘陵地区坡缓谷宽，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史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因地形过于分割。彼此不相连续，又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所以本区的史前文化也被分割成许多小区。这些小区往往围绕着一条小河和海岸小平原发展起来，以后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许多古代的国家，史称百越，包括钱塘江流域的于越，瓯江流域的东瓯，闽江流域的闽越，珠江流域的南越，西江中游的西瓯和红河流域的骆越等，此外在山区还有山越。因此东南和华南的史前文化实为百越先祖的文化②。

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类居住。广东曲江曾发现属早期智人的马坝人的化石，广西柳江则发现了属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其体质特征已接近现代蒙古人种。台湾也发现过属晚期智人的左镇人。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则更是遍及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省区。

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华南有非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它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以独石仔、黄岩洞、青塘圩和大龙潭为代表，后段以甑皮岩和仙人洞为代表。至于西樵山的细石器遗存，则可能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

西樵山细石器遗存西樵山位于广东南海县，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一座孤立的古火山。该山周围约13公里，有许多小山峰，主峰海拔354米。从1955年以来曾在此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试掘，发现有20多个地点有文化遗存，但大多年代较晚，只有火石岗、旋风岗、太监岗和南蛇岗四处可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是中石器时代的①。

在西樵山东麓，北起火石岗，经旋风岗、南蛇岗向南至张坑一带的山坡上，有许多燧石、玛■等硅质岩石料，火石岗的南坡更是燧石、玛■的丰富②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①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产地，它们是制造纲石器的理想原料。在太监岗南坡进行试掘，发现有合细石器的原生文化层，其中出土细石器石核、小石叶和石片石器。在火石岗、太监岗、南蛇岗和旋风岗也都分布着许多细石器。由此可见西樵山可能是一个细石器的制作场，也是使用细石器人民的一个文化遗址。

西樵山的细石器制品至今已发现一千多件，包括石核、石叶、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其制作方法大体上接近于陕西沙苑石器和内蒙古海拉尔松山的石器，但缺乏尖笔头式石核，也没有圆刮器、雕刻器、石镞和石钻，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带把石核亦为华北细石器遗存中所未见。可见西樵山细石器还有自己的明显特点。

独石仔和黄岩洞在广东和广西的丘陵地带喀斯特地形非常发育，有很多天然的石灰岩溶洞，其中育不少适于人类居住。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就是在这种洞穴中发现的，独石仔和黄岩洞都属于这样的洞穴遗址。独石仔位于广东省阳春县城北30公里，洞口朝东，高出当地河面约10米。洞内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均出有数量不等的文化遗物①。这里出土石器二四三件，其中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和许多石核与石片。磨制或局部磨制的仅十六件，包括石斧和穿孔石器等。此外还有骨镞、骨锥和大量野生动物骨骼，以及炭屑、灰烬、烧骨和烧石，有些地方还有大量的螺蚌壳。由此可知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采集和捞取水生软体动物。

黄岩洞在广东省封开县东北60公里，高出当地河面15米①。该洞曾多次调查发掘，发现石器一二二件，绝大部分为打制的，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此外还有石锤和石核等。磨制石器仅见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从制法和种类来看，均与独石仔大致相同。与石器同出的其它遗存包括人颅骨化石、大量动物骨骼、螺壳蚌壳、炭屑、灰烬等，其经济和发展水平都应和独石仔相近。

这两处遗址唯一可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几件磨制石器，比例不及打制石器的十分之一，且磨制和作孔均很粗糙。这里没有发现任何陶器，也没有发现原始农业和养育业的痕迹，因此它们的发展阶段应属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或新石器时代的开头。独石仔上层螺壳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2950±300年，黄岩洞贝壳有两个碳14年代数据，分别是公元前9980±200年和公元前9000±300年①。但石灰岩地区贝类碳14年代往往偏老，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青塘圩和大龙潭青塘圩原属瓮源县，位于县城西南44公里，后划归英德县管辖，滃江和青塘河流贯其间，该处有许多石灰岩小山，高50—100米不等。山多溶洞，在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和狮头岩黄岩门1—4号洞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①。这些洞中的堆积多数为微红色或灰色的半胶结文化层，内含大量田螺壳动物碎骨、烧骨和炭屑等，也有个别人额骨和股骨碎片。所出石器多打制，器形有斧、锛、砍砸器、刮削器、石砧、砺石等，也有个别局部磨制的石锛。同出少量陶片，有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两种，颜色①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①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第144页，三联书店。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2—53页。

①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不纯，有红、灰、黑等色，表面饰细绳纹等，有的似有红赭色陶衣。

大龙潭位于广西柳州市南郊，离市区仅1．5公里。遗址位于龙潭山南名为鲤鱼咀的岩厦处，岩厦高8米，深约2．5米，大龙潭潭水即在前面流过。遗址长约10米，宽5—8米，面积约60平方米，有两层文化堆积①。上层为灰褐色土，含大量螺壳和动物骨骼；下层为黄褐色土，含大量贝壳和动物骨骼，土质已部分胶结。两层都有许多文化遗物出土。

下文化层内有两处灰烬堆积，中有烧骨、螺壳和红烧土，是固定烧火的地方。下文化层上部发现至少代表六个个体的人骨，当为墓葬。人骨踡曲，似属蹲葬和跪葬（图4-29）。本层石器绝大部分为打制，除石核、石片外，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有三十件为近细石器的燧石刮削器。磨制石器仅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同出骨锥、骨针、骨刀和八块陶片。陶片有红黑图4-29柳州大龙潭墓葬平面图两种，质软，饰粗细绳纹（图4-30）。

这层的石器从制法到类型都同独石仔和黄岩洞相近，只是新出现了极少的陶片，因此总体文化特征同青塘圩更加接近。关于这层文化的年代共测过四个碳14年代标本，其中两个是测的螺蛳壳，分别为公元前19070±450年和公元前16610±30年；两个人骨的标本分别是公元前9500±150年和公元前8560±150年①。由于石灰岩地区贝类的碳14年代一般偏老，而人骨的年代则是比较可靠的，故知华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尚没有陶器的独石仔、黄岩洞在内，大致为公元前10000年至前8000年左右。

豹子头贝丘遗址群在广西南宁地区的邕江两岸，分布着许多贝丘遗址，其中较重要的有豹子头、敢造、西津等十四处②。位置多在大河拐弯处，或在大小河汇合的三角咀上，依山面水，遗址高出河面3至20米不等。豹子头在邕江大拐弯的北岸，高出水面约15米，地表有大量灰白色螺壳堆积，从被河水冲刷的断崖来看，螺壳堆积厚约3米，其中发规许多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动物骨骼。敢造发掘的一条探沟中发现人骨十四具，未见墓塘，有蹲葬、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有的人骨较乱，葬式不明。一般无随葬品，个别的头骨旁有骨等。在西津发掘144平方米，发现人骨一百多具，也无墓塘。绝大多数都是蹲葬，发现时头骨坐于四肢骨上，上肢骨屈向胸前，下肢骨作蹲踞式，成抱膝状。此外还有少数仰身、俯身和侧身屈肢葬者。又在长塘发掘的一个探方中发现十五具人骨，也是卷曲很甚，其中两具周围撒赤铁矿粉，一具用石子围成墓塘，一具用螺壳垒成墓塘，一具手握蚌器，一具人骨上有一牛腿骨。

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大多经过磨制，但制作不精，大部分留有天然岩面或打击疤痕，器形有斧、锛、凿、刀、矛、杵等，显然比大龙潭等处的石器要进步得多。此外还有骨角器和蚌器等。陶片甚多，但无可复原者。多为夹砂粗陶，以灰褐色和红褐色为主，也有黑色的。多泥条盘筑，多饰粗细绳①黄慰文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考古》1979年第4期；曾琪：《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①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②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纹，有的内壁也有反绳纹。器壁较厚重，器形大抵多直口鼓腹圆底釜和圜底钵。

豹子头曾测定七个碳14年代数据，其中六个系螺壳标本，测得年代在公元前8785年至前7675年之间，显然偏早。另一兽骨的数据是公元前3205±300年，似又偏晚。

甑皮岩和仙人洞甑皮岩在广西桂林市南郊、距市中心约9公里的独山的西南麓，为一洞穴遗址③。该洞高8米，宽13米，离现在山脚高约5米，洞左后侧有一含水充沛的地下溶洞。洞内新石器时代堆积约分两层，中间有钙华板隔开。洞内有火图4-31甑皮岩墓葬分布图膛、烧火堆和一个灰坑，洞内后部有一堆砾石和一些稍经打制的半成品。洞内还发现十八具人骨，多为蹲踞葬，也有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的。其中有六人头骨穿孔，二人有撤赤铁矿粉的痕迹，一人随葬两件蚌刀（图4-31）。出土石器中打制和磨制大约各占一半，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砧、杵等，磨制石器有斧、锛、矛、穿孔器和砺石，其中有不少是通体磨光者。同出骨器有鱼镖、锥、针、笄、镞，蚌器仅刀一种（图4-32）。陶片甚多，多为红色，其次是灰陶，均有泥质和夹砂之分。多饰绳纹，也有少量划纹和席纹。器形可辨者大约有釜、罐、钵等，还有少数三足器。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和螺蚌壳。其经济当以狩猎、采集为主。同出的动物骨骼中有不少猪骨，经鉴定应为家猪，这是我国最早的家畜遗存。

仙人洞在江西省万年县大源镇，是一处洞穴堆积，1962年和1964年曾作过两次发掘。①洞内新石器时代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下层发现烧火堆十处，灰坑三个。出上石器中磨制与打制者大体相当，磨制石器有梭形器和穿孔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另有石核和石片。骨器较多，有鱼镖、锥、针、镞、凿等，另有角凿、牙刀和较多的穿孔蚌器。陶片也较多，主要是夹砂陶，颜色不纯，大部分饰绳纹，有的里外都有绳纹，有的绳纹上加网格形划纹，有的在器口戳印圆窝纹。器形主要是圜底釜一种。

上层器物较少，陶器中除夹石英砂粒者外，又有夹蚌壳末者，石器制作亦略显进步。从总体特征来看，仙人洞的上下层文化大体相当于甑皮岩的上下层文化。

甑皮岩曾测过许多碳14年代数据，其中以螺蚌壳为标本的共九个，年代在公元前9360年和前7020年之间；用骨骼测的两个标本，分别是公元前7150±250年和前563O±410年；用木炭测的两个标本是公元前7050±150年（下层）和前5730±150年（上层）。仙人洞上层蚌壳的碳14年代是公元前8920±240年，下层骨骼的碳14年代是公元前6875±240年。

从文化特征来看，甑皮岩和仙人洞下层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磨制石器和陶器都已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家畜饲养，这是比前段进步的地方。但其经济的主要成份仍属狩猎采集这种攫取经济的范畴。这个阶段的年代，从各种碳14实测结果来推算，大约为公元前8000年至前7000年左右。

沿海地区的早期贝丘遗址在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原称东兴县）临海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河口的小山岗上，有亚菩山、马兰咀山和杯较山三处贝丘遗址，前两处并经过试掘②。三处都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出土石器绝大部分是打制的，其中有蠔蛎啄、砍砸器、网坠、手斧状石器和三角形石器等。有些蛋圆形或近球形的砾石上常有敲砸痕迹，可能也是砸击贝壳的工具。磨制石器仅见斧、锛、凿等，还有磨盘和石杵，但数量都很少。骨器有锥和镞，蚌器有铲，还有一种穿孔蚶壳，可能是做网坠用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遗址中出土陶片不多，夹砂或蚌末，颜色不纯，有红陶和灰黑陶等，上饰绳纹，也有划纹。器形可辨的多为釜、罐之类，均为圜底。

广东省潮安的沿海地带也曾发现一些贝丘遗址，其中主要有陈桥村、石尾山和海角山三处①。这些遗址中都有大量的斧足类和腹足类贝壳，其中陈桥村距海岸稍远，仍主要是海贝堆积，以牡蛎壳为最多，另有少量淡水产的蚬和蚌，还有为数极多的鱼骨和海龟、海鳖的遗骸。陆生动物有牛、鹿、猪骨等。这些遗骸最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采集和捞取水生动物。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是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以打制的为主，种类有蠔蛎啄、砍砸器、敲砸器和手斧形器等，磨制石器仅锛一种，上面仍留有部分打制痕迹，骨器为数甚多，制作精致。有斧形器、三角形刀、锥、镞、针等，还有不少经过加工的骨料。陶片多夹砂或掺贝壳末，火候甚低，多外红内灰，饰绳纹、划纹和蚶壳压印纹，有的口部涂赭红色带，器形可辨的有釜、罐、钵等，均为圜底。

石峡文化发现与分布石峡文化是因广东省曲江县石峡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遗址位于县治西南2．5公里马坝人洞穴所在的狮头山与狮尾山之间，因是两座石山之间的峡地，故名石峡，这个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1973—1976年进行发掘，发现了大批墓葬和富有特征的器物，因而被称为石峡文化①。

石峡文化主要分布于广东省的北江与东江流域，过去发现的曲江坭岭、葡勺山下层、始兴新村、河源上莞墟、宝安大石寨、龙川坑子里等地，都有石峡文化的遗存。

关于石峡文化的年代目前研究尚不充分。石峡遗址的墓葬曾被分为三期，其中一期的M79碳14年代为公元前2730±155年，三期的M43出土木炭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2865±185年。前后颠倒。另有期属不明的M26（一说属三期）碳14年代为公元前2480±150年①。比照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良渚文化和樊城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石峡文化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左右，当属铜石并用时代。

生产工具和武器石峡文化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几乎都是石器（包括部分玉器），陶器仅纺轮一种。未见骨角牙蚌器，可能与酸性土壤不易保存有机质材料有关。

②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咀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①黎兴国等：《柳州大龙潭贝丘遗址年代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对比》，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4集，地质出版社，1987年。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石器大多通体磨光，并且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许多器物棱角分明，线条刚直，器身薄而均匀，有的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穿孔多为两面钻，也有单面钻的。石器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图4-33）：钁：是石峡文化特有的工具。长身、弓背，两头有刃且不对称，一头较短较窄，一头较长较宽，形制很象现代的丁字镐，当是挖土的利器。

斧：全部为穿孔扁斧，一般器身扁薄，上穿一孔。未见黄河、长江流域普遍使用的那种剖面呈椭圆或长方形的厚重石斧。

锛：多为近长方形的梯形锛，有长短两种。

有段锛：它是东南沿海特有的石器，石峡发现二十九件。

有肩锛：它是华南特有的石器，石峡发现八件。

图4-33石峡文化的工具和武器1．钁；2．斧；3.5．锛；6.7．有段锛；8．双肩锛；9—11．凿；4.12．钺；13—16．陶纺轮；17—19．石镞。

凿：体形窄长，有普通凿、有段凿和圆凿三种。后者是石峡文化所特有的，可凿圆孔。石峡M47曾出土大小四件一套圆凿。墓主人当为一专门的木作工匠。

钺：多梯形斜弧刃，器身扁薄，有的是用玉材制作的。还有少数有肩石钺，其造型已与商周时期的铜钺十分接近。

镞：数量甚多，仅石峡就有五七四件，剖面呈菱形，多数有铤。

陶质生产工具仅见纺轮一种，制作精致。形制多样，有的上面戳刺美丽的花纹。

稻作农业遗存在石峡文化的遗址中，曲江石峡和泥岭均曾发现稻谷遗存，以石峡较为丰富。石峡下文化层中有些经火烧过的草拌泥（墙壁涂料）中，或灶坑边烧过的硬土块中，有许多稻壳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发现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都是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中随葬稻谷或稻米，发现时已与泥土凝结成一立升左右的团块①。根据鉴定，这些稻谷和稻米均属于栽培稻，包括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而以籼稻为主。鉴于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且大小不一，反映当时品种不纯，种植技术还比较原始。

除稻谷外，石峡遗址中还发现了山枣核和桃核，反映当时还存在一定的采集经济成份。

日用陶器石峡文化的陶器比较发达，有泥质和夹砂两类，前者多灰褐色和灰黄色，后者多灰褐色，也有少量红陶、黑陶和白陶。大多数陶器是轮制或模制的，或者是轮模合制的。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陶器是素面无纹的，其余陶器或饰绳纹，或饰附加堆纹、划纹与印纹。釜和釜形鼎常饰绳纹，壶、罐、釜、鼎常有附加堆纹，豆、盘等圈足器常有搂孔，瓮、罐、豆、鼎有时有几何形印纹。

陶器造型的突出特征是圈足器、三足器和子母口特别发达，圜底器较少，只有个别的平底器。器盖甚多，一般无把、无耳、无咀、无流，只有少数双鼻。陶器种类虽较复杂，但最主要的只有釜、鼎、三足盘、圈足盘和豆五种。其次是壶、罐，甑、鬶、杯、盂、瓮、觯形器等都很少（图4—34）。

①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图4—34石峡文化的陶器1．2．盘形鼎；3．4．釜形鼎；5．白陶鼎；6．异形鼎；7.盆形鼎；8．釜；9．甑。

釜为侈口扁腹圜底，多饰绳纹，有的底部有烟。

鼎有三种，即釜形鼎、盆形鼎和盘形鼎，以后者为多，其差别可能是用于炊事上的具体功能不同所致。

三足盘、圈足盘和豆乃是主要的炊器。

装饰品和宗教用品石峡文化中所出装饰品和宗教用品比较复杂，有琮、璧、瑷、璜、玦、环、管、珠、坠饰、圆片饰、鸟形饰和松绿石饰等。原料多为软玉和近玉的美石，加工比较精细，多为较大墓葬的随葬品。

埋葬习俗在石峡共发现墓葬六十四座，分布密集，有不少互相叠压或打破的情况。墓葬形制单纯，基本上只有长方形竖穴一种。比较特别的常在墓底抹草拌泥，其中夹杂有稻壳和稻草屑，有时四壁也抹草泥。其次是入葬前将墓穴烧烤，不少墓边被烧成红色。墓坑多东西向，未见葬具，只有个别墓中堆放大量石灰岩石块。

埋葬方式分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种。人骨多已朽坏，仅个别保存完好。例如M70是一座较大的墓，长3．1、宽1．1、深0．37米，人骨头部朝东，仰身直肢，经鉴定为一40多岁的女性。她的前额有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痕，左翼部有一穿孔的伤洞。墓中堆放大量石块。二次葬墓一般较深，约0．8—1．2米，周围墓壁经火烧烤，形成2—3厘米厚的红烧土，墓底或填土中常见木炭、竹炭和烧土块。二次葬的尸骨多放置在墓底东南隅，仅三座在东北隅，上面或附近往往撒放赤铁矿粉。这种墓一般有两套器物，一套是随入骨迁来的原一次葬时的器物，陶器多破碎残缺，分散在墓底或填土中；另一套比较完好，摆放整齐，是二次葬时的随葬物品。同墓地中有些一次葬墓骨骼零乱不全，器物破碎残缺，应是二次葬时被迁走的墓。这种二次葬制明显不同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所见的二次葬方法，是石峡文化特有的葬制（图4—35）。

图4—35石峡墓43平面图1．二次葬尸骨位置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以随葬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同时有较多的装饰品。大小墓有明显的差别，大墓随葬品一般在六十件以上，最多达一百一十多件，小墓则仅数件或一无所有。M43是较大的一座，长2．62、宽1.19、深1．15米。一次葬时的器物迁来散放在墓底，多已破碎残缺，其中有釜形鼎、盘形鼎、甑、罐、三足盘、豆、夹砂盖豆、器盖和锛、凿、镞、石片等。迁来的尸骨放在东头偏南一次葬陶片上，二次葬陶器及其它器物则放在墓中一次葬陶片上，其中有釜、釜形鼎、盘形鼎、圈足盘、豆、夹砂盖豆、夹砂罐等陶器，有穿孔扁斧、钁、锛、有段锛、有肩锛、凿、钺、镞等石器，还有陶纺轮及玉璧、玉笄和玉珠等。这显然是一位较富有者的墓葬，既随葬钺，当有一定的军事权力和地位。这是当时社会已明显发生分化的有力证明。

同周围原始文化的关系石峡文化不是孤立的，它同周围的原始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首先，石峡文化同江西的樊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石峡文化中的盘形鼎和多种特殊式样的鼎足、鬻和育段石锛等，便和樊城堆文化的清江筑卫城下层和修水山背的同类器十分相似；特别有趣的是石峡M54出土的一组器物，竟和山背跑马岭1号房子的一组器物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种情况表明，当时通过北江到赣江的河谷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孔道。

石峡文化同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例如石峡文化中的双鼻壶、玉琮、王璧、穿孔扁斧和有段石锛等，都是良渚文化中常见之物。特别是其中的玉琮和双鼻壶，与良渚文化同类器几乎没有区别，显然是良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至于石峡文化同广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文化的关系问题，后文将要比较详细地分析，此处从略。

西樵山文化西樵山遗址与西樵山文化前面已经讲到广东南海西樵山的细石器文化遗存问题，实际上西樵山的大部分文化遗存是以双肩石器、大型打制石器、绳纹陶或几何形印纹陶为特征的，年代比细石器遗存要晚得多。

这些遗存分布在山岗上和西、南、北三边的山麓，山上地点往往在霏细岩露头的地方。在主峰大科峰以西的云路村附近发现了七个洞穴，它们均处于霏细岩脉上。其中最大的滴水岩纵深37米，洞壁上到处有火烧的痕迹以及人工剥离岩石的痕迹，洞里和附近的山上堆积着大量人工打制的霏细岩碎屑。经过试掘的虎头岩洞穴内，堆积着1米多厚的霏细岩碎屑以及炭渣、灰烬和烧石等。根据这些痕迹推测，当时可能是烧热岩石然后浇水使其炸裂，再撬下石块来制做石器的，由此可见西樵山是一个大型采石场遗址。

在西樵山发现的二十多处石器地点中，大部分都堆满人工打制的石片碎屑，还有不少石器的半成品或残次品。器形有双肩的斧、锛、铲等，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还有一些用霏纲岩、细砂岩、石英砂岩制作的各种锛、凿等。这些成品半成品或残次品等大约有三四千件，其中通体磨光的不过一二百件，砺石一二十件。比照同时期的其它遗址多以磨制石器为主的情况，这里显然是个大型石器制造场和粗加工的场所。

在这样大规模的遗址群中，至今只发现少数几处有明确的文化层，但堆积很薄，范围又小。保存最好的镇头西坡也只有长20多米、厚约1米的文化层，主要是淡水沙蚬等贝壳堆积。各处发现的陶片也很少，加在一起不过一、二百片。这些情况也证明西樵山主要是采石场和石器制造场，而不是一般的聚落居址。

根据西樵山的地理位置及西樵山石器的分布情况来看，这里的石材和石器主要是供给珠江三角洲各小岛的渔猎采集民使用的。从西樵山没有一般的永久性聚落居址而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化层来看，可以断定西樵山并没有居住着一个专营采石和制作石器，并同其它地方进行交换的社群或部落团体：而是由各地的渔猎采集民随时到西樵山采石制器，然后把成品或毛坯带回各地。离西樵山近的可能当天就返回了，离得较远的可能要住几天。他们要生火要吃饭要使用少量陶器，这就是西樵山为什么会有少量文化层，并且只有少量文化层的原因。

西樵山出土的陶片尽管很少，俚对于确定遗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十分重要。这些陶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夹砂褐陶，常饰绳纹和刻划纹；另一类是几何形印纹陶。比照西樵山周围同类遗址的分期情况，前一类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后一类至少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

杨式挺将西樵山和珠江三角洲的许多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是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以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制造的各种有肩石器）及陶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个古文化遗址的群体，应当命名为西樵山文化①。据国前所知，这个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所谓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大约1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以内。这里数千年前大概还只是珠江口外的一些小岛，故遗址一般都呈小岗，并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其中经过发掘的比较重要的遗址有佛山河宕、南海灶岗和鱿鱼岗、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深圳小梅沙、香港深湾和南丫岛多处。但若只是以霏细岩的有肩石器为标准，则其范围可扩大到整个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面积达3．4万多平方公里。由于这些地区的遗址多未经过科学发掘和详细研究，也不大了解西樵山文化周围其它原始文化的情况，所以暂时还无法肯定这些地区是否都应包括在西樵山文化的范围以内。

杨式挺将西樵山文化分为三期：早期以西樵山细石器遗存为代表，中期以饰绳纹、划纹的夹砂褐陶为代表，晚期以泥质素面陶和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但他又说将来如证明细石器遗存属于中石器时代以至更早，则不应包括在西樵山文化内。其实这类遗存即使没有那么早，因它与后两期的遗存差别太大，看不出有多少共同特征，也不宜算作是同一文化的遗存。职此之故，这里所说的西樵山文化只包括杨文的中晚两期，并且为了方便起见，将中期改称为早期。

早期遗存目前发现较少，主要有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南海观音庙口、深圳小梅沙和香港深湾F层等，西樵山出有肩石器及绳纹、划纹粗砂陶的遗存即属此期。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三层贝壳测定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417O±140年（经树轮校正），可供本期年代的参考。

晚期遗存比较发达，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和第7、10、11、12等地点、金兰寺中层、河宕、灶岗、就鱼岗等处都是。所测碳14年代数据也较多。如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贝壳为公元前3710±125年（经树轮校正，下同），灶岗贝壳为公元前4090±140年，河宕两个人骨标本分别为公元前1950±100年和公元前2250±100年，高要茅岗两个木炭标本分别为公元前2340±150年和公元前2785±140年。如果把贝壳标本测年一般偏老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晚期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7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大体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年代。

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少量骨角牙蚌器。

以霏细岩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出土的多打制的半成品、残次品，也有一部分磨制较好的；其它遗址中则以磨制为多，包括通体磨光和只磨刃部者。器形以锛为多，其次是斧，也有一些似铲者。此外还有一些梯形的或有段的斧、锛、凿，甚至还有一些既有肩又有段的石器（图4—36）。根据各遗址石器的统计资料，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图4—36西樵山文化的霏细岩石器1．锛；2．3．5．双肩锛；4．双肩铲；6.双肩斧。

（1．万福庵；2．金兰寺；3．5．高要；4．西樵山；6．南海藤涌岗）

西樵山文化中有肩石器约占60％，早晚都有；有段石器只出现于晚期，且数量要少得多。这同石峡文化中有段石器远多于有肩石器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照。

在西樵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还曾发现石镞、骨镞。穿孔蠔壳。还有一种甚粗的穿孔骨针，似为织鱼网的工具。有些遗址还有石、陶网坠。

经济生活西樵山文化的分布区全部位于珠江三角洲，现在是河道纵横的低洼平原，稻作农业和桑蚕业十分发达。但在数千年前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西樵山文化的遗址一般不在平地而是在一些小岗子、土墩或沙洲上，贝丘和沙洲遗址约占一半，出土贝类和其它水生动物大部表现为海生或河口型。其中有马来鳄、硬头海鲶、断斑石鲈、海豚、大魟鱼、丽蚌或河蚌、蓝蚬或河蚬、蚶、牡蛎、螺壳等。陆生动物则有象、牛、猪、弥猴等。说明当时陆地远没有现在多，大部分是小岛、沙洲，从而人们的生计只能以渔猎、捕捞业为主，而很少见到农业的痕迹。生产工具中缺乏明确的农业工具，而多半是手工工具和渔猎工具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与石峡文化以农业为主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日用陶器西樵山文化的陶器种类少，数量也不算多，这是农业经济不发达的又一表现（图4—37）。早期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红陶也占一定比例。一般为手制，纹饰在夹砂陶多绳纹、划纹，有时有篦点纹：泥质陶则多素面，同时有彩陶和镂孔。彩陶多用红色或赭色在原色底子或白衣上绘成，母题多横带，平行线纹，或似波浪纹等。多圈足器和圜底器，也有少数平底器。器形有釜、罐、钵、圈足盘、豆、杯和器座等，其中以圜底釜和圈足盘为最多，其它器物为数甚少。

晚期陶器的主要特点是几何形印纹盛行，泥质陶和夹砂陶都有。除绳纹、条纹、波状划纹以外，大多是曲尺纹、梯格纹、云雷纹、长方格纹等，单河宕就有二十多种。河宕下层还发现过少量彩陶，当属晚期中较早的遗存。这时仍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主要器类是圜底釜、圈足罐、圈足盘和豆，另有少量钵和器座。深圳赤湾等地发现一种粗砂陶的炉箅，据说是烤鱼类用的，当是本地的特产。

埋葬习俗早期仅高要龙帆发现一批蹲踞葬，其它遗址发现个别瓮棺葬，无法全面了解其埋葬习俗。晚期墓葬发现较多，图4—37西樵山文化的陶器早期：1．3．4．盘；2．7．11．钵；5．6．豆；8．12．圈足盘；9．圈足杯；10．釜。

晚期：13．14．豆；15．17．釜；16．18．圈足罐。（1．2．4．7．金兰寺；3．宝安捕鱼山；5．葫芦山；6．高要永山；8．深圳小梅沙；9．12.香港春坎湾；10．11．15.香港深湾；13.14．16—18．佛山河宕）

计金兰寺四座，灶岗六座、鱿鱼岗三十六座，河宕旧墟七十七座。一般东西向，头东脚西，长方形竖穴，有的墓坑不甚明显。河宕中下层经鉴定的墓中，发现成年男性一律头西脚东，女性一律头东脚西。这也许说明当时实行族外婚制，男女属于不同的氏族，因而才有不同的葬法。葬式多系仰身直肢，单人一次葬。河宕有两具人骨相距很近，但不能肯定是合葬。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蹲踞葬，在西樵山文化早期仍存，到晚期已完全绝迹了。大约4O％的墓葬有随葬品，少则一件，多则两三件。随葬器物有陶器（釜、豆或圈足盘、罐和纺轮等）、石器（锛、镞、矛等）和装饰品（象牙镯、骨镯、牙约发、骨梳、佩饰等）。河宕经性别鉴定的墓葬中，女性多随葬陶纺轮，男性则多锛、镞、矛等，表明当时存在着两性间的劳动分工。从总体情况看，西樵山文化的墓葬都很小，随葬品不丰富，墓葬间的差别很小，这又是和石峡文化大不相同的。其所以然者，主要是渔猎经济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只有农业发展起来以后，这种情况才会改变。

西樵山文化的居民对河宕人骨的研究表明，西樵山文化的居民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或南部边缘类型，同时有一些同赤道人种相似的特性①。男性平均身高1．66米，女性约1．54米，比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居民都矮一些。

考古发现表明西樵山人有拔牙的风俗，其中河宕发现十九例，鱿鱼岗四例，金兰寺有一例。一般拔除一对上侧门齿，也有只拔一颗上侧门齿的。此外，河宕还有五例拔上中门齿或中门齿与侧门齿的，鱿鱼岗有二例拔上右前臼齿。后两种部位的拔牙是其它地方所少见的。《大藏经》五一卷《唐大和尚东征传》载鉴真和尚飘泊到崖州（海南岛文昌一带）时，见“人皆雕题凿齿”，应是西樵山文化拔牙风俗的遗留。

与石峡文化的关系西樵山文化与石峡文化一南一北彼此邻近，应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二者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经济类型不同，从而限制了相互关系的发展。在石器方面，主要是手工工具比较接近，如都有双肩或有段的斧、锛、凿等，只是比例不同，形状也略有差别。至于石峡文化的专门农具如石钁等，在西樵山文化中根本不见：西樵山文化中一些专门用于渔捞的工具也不见于石峡文化。在陶器方面，二者都有较发达的圈足器和圜底器，但石峡文化多三足器而西樵山文化不见。西樵山文化早期是没有几何形印纹陶的，到晚期则大为流行，很可能是受石峡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埋葬习俗上，两个文化都流行单人葬，长方形竖穴，东西向。但石峡文化特有的二次葬风俗不见于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的大墓与小墓已有明显分化，西樵山文化中目前只发现小墓，看不出有分化的迹象。

闽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从八仙洞到大坌坑台湾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是从台东长滨乡八仙洞获得的，有人称之为长滨文化。所谓八仙洞包含有三个洞穴：潮音洞、海雷洞和乾元洞。在这些洞内含陶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下，均发现了仅出打制石器和骨器而没有陶器的文化层。三个洞穴共出土打制石器六千多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经过加工修理并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石器。同出的骨器有一百多件，包括锥、穿眼的针和两头尖的针（钓针或网针）等。此外还有许多动物骨骼和木炭渣等。

八仙洞中木炭的碳14年代共测得五个标本，其中一个超过15000年，其余四个距今仅为5000年至6000年间。也许长滨文化本身延续的时期较长，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代表着一种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存。

在台湾，可以确定为较早的新石器文化被称为大坌坑文化。它是以台北八里乡大坌坑贝丘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这个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西海岸地带，以西南海岸最为密集，东海岸也有零星的分布。主要遗址除大坌坑外，还有台北圆山下层、台南归仁乡八甲村及高雄林园乡凤鼻头等处，大体都属于贝丘遗址。

大坌坑遗址出土的陶片多夹粗砂，红褐色或灰褐色，火候甚低，胎壁较厚。多饰绳纹和划纹，有的在口沿涂一圈红色陶衣。器形甚为简单，大致有釜、罐、碗几种。多属圜底，个别的罐有矮圈足（图4—38）。

台南归仁乡八甲村所出蚌壳曾进行碳14年代测定，其中标本SI—1229为距今5480±55年，（按半衰期5568±30年计算）树轮校正的年代为公元前4355±160年。

壳坵头和富国墩在福建沿海的比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壳坵头和富国墩。壳坵头位于闽江口以南的海潭岛上，属平潭县，1985年进行发掘，是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贝丘遗址。出土石器以打制为主，其次是打制后稍经磨制的，通体磨制的为数极少。石器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锛、穿孔石斧和穿孔石刀等，还有数量可观的石球。同出骨器有凿、匕、锥、镞、笄等，还有图4－38大坌坑文化的石器和陶器（台南归仁八甲村出土）

1—3．石斧；4—6．石锛；7—10．陶罐残片。用蠔壳制的器具。

壳坵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掺粗砂和贝壳末，火候低，颜色不纯。以圜底器为主，其次是圈足器，器形有釜、罐、圈足盘、碗，豆和支脚等。纹饰中多拍印麻点纹和绳纹，其次是贝印纹，即用贝壳边缘压出的花纹，此外还有戳点纹和刻划纹。少数陶器还有红衣（图4—39）。

图4—39平潭壳坵头的陶器1．2．罐；3．7．釜，4．支脚；5．8．10．钵；6．圈足盘；9．盖；11．豆。与壳坵头性质相同的遗址还有平潭南厝场，白沙溪头下文化层中也可见到少量与壳坵头类似的文化因素。金门岛上的富国墩遗址则可能是与壳坵头有密切关系的一处遗址。

富国墩又名蚵壳墩，是一处贝丘遗址。所出陶片有黑色和红色者，颜色不纯，纹饰中有贝印纹、刻划纹和指甲纹等。其中贝印纹乃用各种不同的贝壳边缘压印出的波浪纹、点线纹和直线纹等，与壳坵头所见十分相似。富国墩遗址的年代，曾用贝壳测得三个碳14年代数据，分别是距今6310±370年（底层）、5800±340年（中层）和5460±320年（上层）。这是以半衰期5568±30年来计算的，若用树轮校正，当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3940年之间，与大坌坑文化接近。壳坵头的年代也应与此相当。

昙石山文化发现与分布昙石山文化是因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遗址位于闽江下游，是一个高出江面20余米的长形土岗，旁边是闽江的冲积平原。1954年至1965年对遗址进行了六次发掘②，1974年又进行了第七次发掘①。昙石山有三个文化层次，中下层是贝丘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上层属青铜时代。一般认为昙石山文化仅指中下层的文化遗存。

现知昙石山文化主要分布于闽江下游及沿海一带，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除昙石山外，还有闽侯庄边山下层、溪头下层①和福清东张下层等处。在闽西北的清流、光泽和闽东的霞浦等地也发现过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陶器，当是昙有山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生产工具和经济昙石山文化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贝制器物（图4—40）。石器大多经过磨制，但精磨的很少。器形图4—40昙石山文化的工具和武器1—4.石锛；5．石镰；6—8．蚌铲；9．骨笄；10—16．骨镞；．18.石镞：19．陶网坠；20．21．蚌刀；22—24，陶纺轮。有锛、斧、凿、铲、镰、刀、钺、镞等。锛的数量最多，一般为长方形，横剖面呈梯形、长方形或三角形，后者是昙石山文化中特有的形制。没有发现有段石锛，只有个别的有脊石锛。过去认为有段石锛是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值得商榷。骨器主要有镞、凿、锥等。所谓贝制器，主要是牡蛎壳磨制而成，有的有两个穿孔，似可作铲用。陶质工具有纺轮、网坠和圆陶片等。

从昙石山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骸，经鉴定有印度象、叶猴、棕熊、虎、狗、猪、牛、梅花鹿、水鹿等，水生动物有鱼、蚬、魁蛤、牡蛎、小耳螺等，爬行动物有鳖。但因未分层次，不知是否都属于昙石山文化。溪头下文化层出土的动物遗骸有象、水鹿、家狗、家猪、鳖、蚬、魁蛤、牡蛎、小耳螺等。有些偶蹄类动物头后骨骼有烧烤痕迹。结合生产工具来看，当时应有一定的农业，饲养猪、狗等家畜，同时进行狩猎和捕捞大量水生动物。

陶器的制造在昙石山曾发现了一个烧制陶器的窑场，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便发现七座陶窑，均依缓坡而建，窑门朝东或东偏南，大多保存较好。均为无窑箅的横穴窑，窑室直径0．7—0．8米，深0．5—0．6米，上口略收呈袋形。窑内壁已烧成青绿色，至为坚硬，窑底有2—3厘米厚的灰烬夹木炭块，火口旁则堆着3—8厘米厚的灰烬。火膛在窑室前方，平底拱顶，斜坡通向窑室。有的窑火膛与窑室之间用大石封口。为解决没有窑箅的困难，每个窑的窑室内均放置若干截尖锥状体的陶器作为支垫。像这种无窑算的陶窑，在我国史前文化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

昙石山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约占80％，其中又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颜色多灰色，其次是红色或红褐色，并有少量黄陶和黑陶。一般用泥条盘筑，口沿轮修，晚期有用快轮拉坯者。陶器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刻划纹、戳印纹和镂孔等多种，也有少量彩陶。有的是红陶绘深红彩，有的灰陶带把壶于细绳纹上也画麻点状红彩。

陶器造型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有个别三足器（鼎），未见平底器。

一般无咀无流无鼻无耳，仅有个别的角状把手。器形主要有釜、豆、圈足盘、②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均载《文物》1978年第7期。

①以上年代均据达曼表进行树轮校正。

①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壶、杯等，也有少数鼎、簋、罐和器盖。圜底扁腹釜、圈足豆盘和圈足壶，是这个文化中数量最多并最富特征的器物。这里的炊器主要是釜，也有少数鼎，没有甑、甗一类器物，说明谷物类粮食有限，一般不会蒸食干饭（图4—41、42）。

图4—42昙石山文化晚期的陶器1—4.杯；5.16.17．簋；6—8.豆；9.10.15．壶；11.鼎；12.13.釜；14.罐；18.勺；19.碗。

埋葬习俗昙石山第六、七次发掘共发现墓葬三十五座，溪头第二次发掘发现墓葬四十二座。两地墓葬的分布都比较密集，并有不少叠压打破关系。两处墓地都各分为两片，片与片之间相距6—15米不等，说明当时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假定每片墓是某个氏族在一定时期的死者，则整个墓地至少是属于胞族的。假如一片墓只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的死者，则整个墓地可能属于某个氏族。

墓葬的排列不甚整齐，方向确有一定。溪头较早的墓头朝东南，较晚的则头朝西北，正好相反。昙石山多数头朝西南，少数头朝东北，另有几座头朝西北或东南的。无论成年人或小孩的墓塘都是长方形竖穴，边缘不甚整齐，个别的有二层台，没有发现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也有个别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侧身直肢的（图4—43）。

图4-43昙石山墓24平面图较早的墓大约只有半数有随葬品，较晚的墓绝大多数有随葬品，每墓随葬品的数量也有增长。随葬器物以陶器为多，釜、豆（簋）、壶为最常见，少数墓随葬石锛、石镞、陶纺轮等。M18是溪头出土器物较多的墓，墓塘长2．4、宽1.35米。死者为一42岁左右的男子，头朝西北，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均放置在死者左侧，排成一排，计有陶釜九件，壶四件、豆、碗、杯各二件，簋、尊各一件，共计二十一件陶器，另在脚头随葬石铸一件。大多数墓随葬器物仅一、二件或三、四件，看来社会内部已发生财富的差别，只是这种差别还刚刚露头，也很有限。

昙石山文化的居民根据对昙石山部分人骨的研究，比较接近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并具有一部分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特征①。男性平均脑量1521毫升，女性1485.6毫升。男性身高仅163．5厘米，远低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身高，而与河宕西樵山文化居民的身高比较接近。

昙石山M13中一位50岁左右的男人拔除了上颌两个侧门齿，由此可知闽越的先人也有拔牙的风俗。古文献中虽没有闽越拔牙的记载，但有与闽越关系极为密切的台湾先民拔牙风俗的记载。例如《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三国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中，就说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夷州就是台湾。清《台海使槎录》载：“哆啰社成婚，男女俱去上齿各二，彼此谨藏，以矢终身不易”。过去在台湾南部恒春垦丁寮和鹅銮鼻石棺墓中均发现过拔牙的人骨，证明历史记载不虚。而台湾土著居民多为越人后裔，放福建史前居民有拔牙习俗也是情理中事。

①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芝山岩、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芝山岩遗址与芝山岩文化芝山岩遗址位于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一带，附近有双溪与石角溪流过，遗址即在两溪交会的地方。芝山岩海拔仅40米，顶上和坡下均是遗址分布的地方①。1979年和1981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曾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圆山文化层之下，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层，因此命名为芝山岩文化。

芝山岩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但磨制不精，同时还有部分打制石器。

种类有砍砸器、斧、锛、凿、刀、杵、锤、磨石、镞和网坠等。骨角牙贝器也比较发达，其中骨器有锥、鱼叉、镞和两头尖的骨针。后者可能是钓针，也可能是网针，总之跟渔业有关。角器系用鹿角制成，有角锥和角钩两种，后者也许是角锄。

由于遗址所在地下水位较高，不少有机质材料得以保存下来，包括木器、编织物和稻谷遗存。木器大多残断，其中有掘土棒、残木柄、残木片和残尖头器。残木片可能是桨，残尖头器经火烧后再磨尖，或可作枪头用。

编织物包括草编、藤编和麻绳等。草编系人字纹织法制成的草席。藤编发现时缠在一角锥柄部穿孔处。绳子发现两段，均用两股搓成，质地可能是麻。

在芝山岩文化层的底部曾发现两块保留穗形的炭化稻谷，在A区1号探沟的贝壳堆积层中也筛出许多炭化稻米。米粒较小，形状粗短，长约4.2、宽约2.5毫米，长宽比约为1．7∶1，应属圆粒形粳稻。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以鹿类为最多，包括骨、角和牙齿等，分属梅花鹿和水鹿两个品种。其次是猪，包括头骨、颌骨和牙齿等；再次是狗。猪、狗可能是家畜。其它还有鱼、鳖、龟和大量贝类遗骸。

根据生产工具和大量动植物遗存来看，当时已有稻作农业和家育伺养，同时还有渔猎和捕捞业。特别是稻谷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台湾农业史的一段空白。

芝山岩文化有一套浊具特色的陶器。在1万多片陶片中，90％以上为不含砂或含砂量少的泥质陶，这与壳坵头和昙石山文化正好相反。颜色不纯，有灰黑、红、褐、橙等色。均为手制，口部慢轮修整。绝大多数陶器素面无纹，有纹饰的陶片不足4％，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和刻划纹等。彩陶约占4％强，以黑彩为主，少数为橙红彩。一般饰于陶罐和陶钵上，陶罐彩纹从口到底被于全身，陶钵有的是外彩，有的饰内彩，有的内外兼施彩纹。彩纹母题主要是平行线纹、平行条纹、网格纹、圆点纹、叶状纹和三角纹等。

陶器造型比较简单，有平底、圆底和圈足器三类，一般无咀无流无鼻无把，仅少量双耳和捉手。陶器种类以罐为最多，约占全部陶片的70％。有圜底、平底和圈足之分，其中圜底罐可能是釜。其次是钵，有平底和圜底两种。其它器物还有碗、盘、豆和器盖等。从这些陶器来看，与它以前的大坌坑文化相比有极大的区别，但其中一部分绳纹陶和刻划纹陶也许是继承大坌坑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与福建昙石山文化相比，只有豆和个别圈足罐相近，二者①韩康信、潘其凤：《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第1卷第1期。的关系至少是不密切的。

芝山岩文化的年代可由两方面来推定，一是地层关系，芝山岩遗址上叠压着圆山文化的地层，表明芝山岩文化比圆山文化早。二是碳14测量，共得三个数据。用蚬壳测的（标本号KSU-423）为公元前2145±65年（经树轮校正，下同），用木炭测的两个标本分别是公元前1625±105年和公元前1535±125年。比起圆山文化的年代，显得偏晚。

圆山文化圆山文化因台北圆山贝丘遗址而得名，该遗址1953年至1954年进行发掘，以后发掘的同类遗址还有台北大安察土地公山、淡水河口大坌坑遗址上层以及芝山岩上层等处，现知圆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台湾北部。

圆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有斧、锛、凿、铲、镞等，有比较多的有段石锛，同时也有少数有肩石斧。同出的骨器有矛、镞、锥、针等。圆山文化的陶器多夹细砂，棕灰色，常饰锥刺纹、戳印纹等，也有彩陶，以红色平行条纹为主，当与昙石山文化彩陶的影响有关。

圆山贝丘曾分上中下三层采集贝壳测碳14年代，其中下层为公元前1910±80年，中层为公元前1590±80年。上层更晚，当已进入青铜时代。

凤鼻头文化大约与圆山文化同时，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的中南部和澎湖列岛的是凤鼻头文化。它是以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贝丘遗址而得名的，该遗址下层为大坌坑文化，中上层即凤鼻头文化，相对年代与圆山文化处于同等位置。

凤鼻头文化可分两期，早期主要遗址除凤鼻头外，还有台中县清水镇牛笃头遗址下层、南投县草屯镇草鞋墩遗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和鹅銮鼻遗址等处。其特征是以红陶为主，饰绳纹、席纹、刻划坟和附加堆纹，器形中出现鼎、豆，还有盆、碗、壶、罐等。晚期主要遗址有台中县大肚乡营埔遗址、南投县埔里镇大马璘遗址、台南市永宁乡牛稠子遗址和高雄县湖内乡大湖贝丘遗址等处。其特征是灰陶和黑陶常见，常饰刻划纹、绳纹、条纹，有许多刻画符号。黑陶多磨光，胎壁较薄。彩陶以深红色彩纹为主，也有用黑彩的，大多为错向平行线纹、网格纹和连点纹等，与昙石山文化彩陶有相近之处。凤鼻头文化的石器中多斧、锄、镰等，营浦和垦丁等地都发现有稻谷遗存，表明当时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的。而许多贝丘遗址本身就说明捞取水生软体动物也是重要的谋生手段。

关于凤鼻头文化的年代，据草鞋墩遗址木炭的碳14测定，为公元前2170±205年和公元前2050±200年，同芝山岩文化和圆山文化接近。

凤鼻头文化中的细绳纹陶可能是由大坌坑文化发展而来的，但陶器中的鼎、豆、彩陶纹饰乃至稻作农业等，则应是在福建昙石山文化等的影响下产生的。

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发现与分布樊城堆文化过去称筑卫城下层文化，并被并入山背文化中。因樊城堆遗址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文化特征清楚，不宜归入山背一类文化遗存之中，故近来江西考古工作者提出樊城堆文化一名①。

樊城堆遗址位于江西清江县樟树镇三桥乡庙下村旁，地当赣水支流肖江①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上源河谷地带，为一高出周围地面1—3米的土堆。1977、1978和1980年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②。同类遗址有清江筑卫城、永丰尹家坪、靖安郑家坳等处，它们都是樊城堆文化的典型遗址。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樊城堆文化主要分布于赣江流域。其影响所及，则东达福建武夷山区，南抵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

生产工具和武器主要是石器，还有部分陶质器具（图4—44）。石器几乎全部是磨制的，不少器物通体磨光。某种类有斧、锛、凿、铲、刀、钻、钺、镞和砺石等。斧多扁薄，有的为穿孔扁斧，缺乏厚重的石斧。锛有普通型锛、有脊锛和育段锛三种，制作均较精致。这里石刀多上宽下窄呈倒梯形，穿孔，也有两侧带缺口的刀。钺多作扁薄梯形，有的有两肩，穿孔，形制与石峡文化所出相似。石镞出土甚多，绝大部分横剖面呈菱形，有的铤身不分，多数铤身分明，有的似有双翼，很象是商周时期青铜镞的祖型。此外还有少数铤身分明的三棱形镞。

陶质工具只有纺轮一种，剖面多作梯形，也有鼓形和半月形的。有些纺轮上有戳印或刻划的螺旋纹、叶形纹、弧形纹和八角星纹等。

从出土工具的种类以及从樊城堆、尹家坪等处出上稻谷遗存的情况来看，樊城堆文化应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的。

日用陶器樊城堆文化的陶器以红陶和灰陶为主，也有少量黑陶或黑皮陶，甚至还有白陶（图4—45）。大多素面无纹，少数有绳纹、篮纹、戳印纹、刻划纹、弦纹和镂孔等。还有少量彩陶，系泥质黄陶上画红彩，彩纹有平行条纹，斜线纹和网格纹等，其作风与屈家岭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陶器中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大宗，其次为圜底或圜凹底器，平底器极少。其中炊器以鼎为主，并有少量鬶。鼎有罐形、釜形、壶形和盘形之分而以盘形鼎占大多数。一般是直壁、平底或微圜底，有子口。足部变化多端，总体是外撇成弓形，具体式样有瓦形、剖面T字形、侧扁、卷边、鸭咀形、扁管形、角形等。这种器物与广东石峡文化所出几乎完全相同，证明二者曾发生密切关系。至于靖安郑家坳所出鱼鳍形鼎足，当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图4—45清江樊城堆的陶器1—3．盘形鼎；4．壶形鼎；5.罐形鼎；6．鬶；7—10．豆；11．罐；12．盆。

饮食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豆，且形制非常复杂。其中豆盘有浅盆形、浅钵形、碗形等，有的直壁，有的弧壁、斜壁或折壁；豆圈足有高有短，有喇叭形或呈有台阶的塔座形，素面或镂孔。其它饮食器则有碗、钵、盂、杯等。盛储器育罐、壶、盆缸等，数量均很少。器盖特别发达，捉手多呈倒圈足形，也有冠形或瓶形者，多是用于鼎的盖子。

埋葬习俗樊城堆文化的墓葬至今发现甚少，仅在靖安郑家坳发现十座土坑墓，樊城堆发现三座瓮棺葬。上坑墓均南北方向，一般长2米，宽0.5—0．8米，深0．2—0．5米。未见葬具，人骨也全部腐朽无存。随葬品大多放在两头，其中有石锛、石钺及各类陶品，包括鼎、豆、壶、罐、盆、尊、②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县昙石山遗址发掘新收获》，《考古》1983年第12期。杯、钵等，火候甚低，触之即碎。此外还有一些小件玉器。

樊城堆文化的年代樊城堆文化既同石峡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又同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年代当与这些文化大体同时。在清江筑卫城下层所采木炭经过碳14方法测定并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215±175年，也许稍稍偏早。

第四节　西南地区

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地理环境云南在我国西南边疆，地理条件十分复杂。西部为横断山脉，众多高山和江河相间排列。山地海拔一般为4000米左右，河谷强烈下切，高差可达3000米以上。元江以东是云贵高原的主体，有脉络不明显的山地分布。高原东部则广泛分布着岩溶地貌，整个云南的山地与高原约占93％以上，仅6％为山间小盆地，当地称为坝子，就中以滇池和洱海周围的盆地最大。

云南纬度甚低，北回归线从省境南部穿过，但因地势较高，年平均温度并不很高。由于地形复杂，对气候也有强烈的影响。例如东川市的新村、汤丹、落雪三个地方水平距离不过30公里，因相对高差各约1000米，使得年平均温度相差极大，分别为摄氏20°、13°和7°，无霜期则分别为316天、260天和173天。这是极端的例子，但可说明云南气候的一般情况。降水量一般比较丰富，但差别也很大，金沙江上游河谷年降水量仅终500毫米，西盟瓦族自治县一带可达2500毫米。

云南地理条件复杂带来的两个直接后果，第一是生态环境复杂，资源丰富，这大概是云南很早就育人类居住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是交通阻隔，妨碍了文化交流，也妨碍了人们之间的联合。所以云南的史前文化极为复杂，云南的民族成份也极为复杂。只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区，才逐渐联合为较大的国家，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分布早在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云南就出现了元谋人，创造了元谋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此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也都发现过人类化石和遗物。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遍及全省。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1938—1940年原中央博物院吴金鼎、曾昭燏等曾在点苍山下、洱海之滨调查、发掘了马龙等一批遗址，解放后主要由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在此基础上，李昆声等提出将云南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八个地方类型，并探讨了它同华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③。这个划分充分反映了云南地理条件复杂和文化多元化的特点。但因发掘遗址较少，迄今还无法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有些现时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也可能晚到青铜时代，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去解决。

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昆明附近的滇池、抚仙湖和星云湖，都是断层陷落形成的内陆湖泊，周围有比较宽广的平坝，分布着相当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官渡、石寨山、河泊所等二十多处。这些遗址有的在平地，有的在几米至几十米的小岗子上，而者都有大量的螺壳堆积，一般厚4—5米，最厚的可达9米。螺壳尾部都有一个被敲穿的小孔，是取食后的废壳堆积。

出土石器以磨制为主，种类有斧、锛、铲、刀、锤、砺石和敲砸器等。

斧、锛类器物除普通型以外，还有双肩的、有段的以及有肩有段的各种类型，明显地是受到了华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

③福建省博物馆：《闽候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陶器中以红陶为多，次为灰陶。手制，火候甚低。器形以大量泥质红陶的凸底浅盘为显著特征，不知何用。其它器物有碗、钵、盆、罐等，有些罐带流，还有个别圈足器。陶器上的纹饰主要有各种刻划纹，也有少量几何形印纹。泥质红陶凸底饯盘的外表常有稻壳印痕，可知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居民已知种稻。

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洱海也是因断层陷落形成的内陆湖，面积仅次于滇池，为云南第二大湖，周围有比较宽阔的平坝，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除吴金鼎等人在30年代末发现的十多处外，解放以后又发现二十多处，其中宾川白羊村、祥云清华洞和大理鹿鹅山等处均经过发掘和详细调查。

白羊村遗址位于洱海以东的宾川县治东北约3公里，西临宾居河，高出河面约6米。由于河水长年冲刷，遗址遭到严重破坏，现存面积仅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4．35米。1973—1974年进行发掘，发现房址十一座、火塘十四个、窖穴四十八个和墓葬三十四座①。

房屋多呈长方形，较早的挖槽立柱，柱间编缀荆条，然后在两边抹草筋泥；较晚的不挖槽，同样栽柱、编荆条和抹草筋泥，有图4—46宾川白羊村无头葬左，3号墓；右，5号墓。的有柱础。

在三十四座墓葬中有土坑墓二十四座，瓮棺葬十座。土坑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均无葬具，也没有随葬品。葬式十分复杂，最突出的是无头葬，其次是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也有个别的仰身屈肢葬。无头葬共有十座墓，其中成年单人葬五座，小孩单人葬一座，成年二人合葬一座，成年三人合葬一座，成年与小孩各一人合葬一座，成年十人以上合葬一座（图4—46）。死者一般为仰身直肢，合葬墓中的死者有的同一方向，有的相互倒置。除全部无头外，还有缺股骨或其它骨骼的，又都是一次葬，显然是非正常死亡者。云南有的民族曾有过猎头风俗，这些无头葬也许是猎头风俗的牺牲者。

瓮棺葬中有幼儿葬九座，成人葬一座，后者骨骼不全，仅有股骨、胫骨与少许脊椎骨，也是一座无头葬。幼儿据牙齿和头骨判断多不满周岁，有的还是初生不久的婴儿。

白羊村遗址出上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只有个别是琢磨兼施或打制的。种类有斧、锛、凿、刀、镞、网坠、纺轮、砺石、印模、杵、刮削器、敲砸器和石球等（图4—47）。其中石刀颇有特色，多半月形，上背较直或稍凹，刃部呈圆弧状，近背部有二穿孔，有的刃部刻成锯齿状，可作锯用。印模系砺石改制而成，在一头刻成米字格纹，与某些陶器上的印纹是一致的。

骨器不多，主要有镞、凿、锥、针等，还有一种扁薄骨器，可能是抹泥的抿子。

陶器几乎都是夹砂的，以褐陶为最多，其次是灰陶，红陶甚少。均为手制，个别有慢轮修整痕迹。纹饰十分复杂，有划纹、绳纹、篦纹、剔刺纹、乳丁纹、印纹、附加堆纹等，以划纹、绳纹和图4—47宾川白羊村的生产工具①韩康信等：《闽侯昙石山遗址的人骨》，《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1.石凿；2.3.石斧；4.石锛；5.10.石刀；6.骨锥；7.8.石镞；9.牙饰；11.石印模；12．骨抿子。

篦纹为主。划纹中有细线纹、弦纹、菱形纹、三角纹、网格纹、曲折纹、斜平行线纹等。绳纹较早的纵横交叉，疏密不等，较晚的细而整齐。篦纹早期较多，有曲折纹、之字纹等。划纹和印纹中也有之字纹，它同中原磁山文化的之字纹以及内蒙东南与辽宁等地的之字纹似不属一个系统。

陶器造型比较简单，主要是圜底器和平底器，无盖无把，仅少数有耳。

器形主要有釜、罐、匜、钵、缸等。釜均为圜底大口，有的口外有鋬手。罐有圜底和平底两种，常有复杂的纹饰。匜全为圜底宽流。此外还有陶支脚等（图4—48）。

图4—48宾川白羊村的陶器1．5．釜；2．缸；3．4．罐；0．钵；7．带咀锅；8．匜。

在白洋材遗址的2号窖穴中曾出上灰白色的粮食粉末与稻壳、稻秆痕迹，1号窖穴中也有灰白色粮食粉末，可知当时已种植水稻。

关于白羊村遗址的年代，曾分别对两个炭化木柱进行测试，其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后分别为公元前2165±105年和公元前2050±105年，大体相当于龙山时代。

滇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滇东北主要指昭通地区，西与大小凉山相邻，境内多山，有五莲峰等，横江由南向北汇入长江。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昭通闸心场、小过山洞、鲁甸马厂以及较南的宣威尖角洞等处。陶器多单耳平底罐、细颈小平底瓶和碗等，多泥质或夹细砂灰陶，也有打磨光亮的黑陶。纹饰有划纹、点纹和弦纹等。石器一般磨制较精，主要是斧、锛。除普通石锛外，还有有段石锛。宣威尖角洞的石锛绝大部分为双肩有段式，当与两广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一定联系。

金沙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金沙江中游主要指楚雄地区，北与凉山彝族自治州接界，境内多高山峡谷。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元谋大墩子、龙街、张二村、马大海、下棋柳、大那乌、新发村、禄丰十八犁田、火车站等处。其中大墩子曾进行发掘。

大墩子位于元谋县治东约4．5公里，南距元谋人出土地点上那蚌约4公里。遗址地处张二村河上游两条季节性河沟之间，高出河床约14米，南岸被河水冲刷破坏，现存面积约5000平方米。1972年至1973年曾进行三次发掘，揭露面积496平方米。发现房基十五座、火塘七个、窖穴四个和墓葬三十七座，出土了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大批遗物。②房屋均为地面起建，长方形，单间或双间，长5—8米，宽3—4米不等（图4—49）。一般在四周挖基槽栽柱，柱间编荆条，再在西面抹草筋泥。房顶推测是稍倾斜的平顶，也是在椽上编荆条再抹草筋泥，室内地面稍加修整，垫黄土或抹草泥，有的铺一层碎石，上垫黄土。室内有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火塘，大致与图4—49元谋大墩子13号房屋左，房基平面图；右，复原示意图。

②游学华：《介绍台湾新发现的芝山岩文化》，《文物》1986年第2期。居住面平或稍稍下凹，周围有泥埂。整体形状和建筑技术与宾川白羊村遗址的房基基本相同。

大墩子墓葬也同白羊村一样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土坑墓十九座，多长方形竖穴，仅部分坑壁较整齐。未发现葬具。头向颇不一致，以东南向为主，也有东北向或西南向者。一般为单人葬，仅有一座为一30岁左右女性与一6—8岁的幼童合葬。葬式比较复杂，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者。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少人骨是生前断肢的，如M3为一男性青年，缺左上肢；M5为一男性中年人，大腿折断，置于胸腹部位；M7为一男性中年人，缺右下肢；M9为一中年女性与幼童合葬，女人的右手右腿均被砍断；M11死者年龄性别不明，胫骨折断并置于盆骨两侧：M13死者年龄性别不明，右股骨折断并置于腹部：M14系一男性青年，右股骨腔骨及左股骨均被砍断，缺左胫骨，左右肱骨也被砍断并置于胸部两侧：M15为一女性青年，双腿折断置于胸腹部位：M19为一青年，性别不明，缺上肢与右下肢，左腿折断。以上断肢缺肢者占全部成年死者的55％以上，且均系中青年，又以男性为多，推测是战场上被敌方残酷杀死的。

绝大部分墓没有随葬品，仅四座有骨镯、骨珠、牙饰、角凿或石锛，大致都是随身携带的装饰品和个别工具，看不出有专为埋葬而准备的随葬品。许多墓人体部位发现石镞，例如M3死者右颧骨和尾椎骨处备射入石镞一枚：M4人体胸腹部位有石镞十余枚；M7、M8、M10、M11的胸腹部位均有石镞十余枚；M9女人臀部有石镞一枚；M17人体脊椎骨旁有石镞四枚。这些石镞所在的部位大多是容易致命的胸腹部，当是射入体内无法拔除，尸体腐烂才掉出来的。结合前面所述断肢缺肢的情况，更证明这墓地的死者均非正常死亡，而是被敌方在战场上杀死的（如不是在战场上，用不着弓箭）。这种情况在我国史前文化的墓地中是仅见的，应当是原始社会发展到晚期掠夺性战争出现的一种反映。

大墩子有瓮棺葬十七座，主要埋在房屋附近。先挖浅坑置瓮，上盖陶罐、陶瓮或石板。人骨大多朽坏，初步判断大多是不足周岁的婴儿。有七座瓮棺有随葬品，包括小陶罐、陶壶、鸡形壶和穿孔骨珠等。有随葬品的瓮棺比例之高，是我国史前文化各墓地中所仅见的。

大墩子出土的石器绝大部分是磨制的，有的通体磨光，有的残留打坯时留下的石片疤，打制石器为数甚少。种类有斧、锛、凿、刀、镞、纺轮、砺石、印模、杵、刮削器和石球等，总体特征同白羊村遗址比较接近。这里石刀也有圆角长方形和半月形而种，唯后者较少，直背弧刃，多穿双孔，未见刃部刻锯齿者。镞多扁薄无铤，平底或凹底，与白羊村者颇不相同。骨器有锥、凿、抿子、针、镞及管、珠等装饰品。鹿角制品有锥、凿、抿子等，还有少数牙器、蚌刀、蚌饰和海贝等。

陶器多夹砂者，以灰褐陶为主，次为橙黄陶和红陶。泥条盘筑，用陶拍整形，骨抿打磨光平。纹饰有绳纹、划纹、篦纹、剔刺纹、印纹、乳丁纹和附加堆纹等，以绳纹、划纹和篦纹为主。绳纹有粗细两种，较早的多交叉绳纹，较晚的则比较规整。划纹有弦纹、菱形纹、三角纹、网格纹、曲折纹和平行斜线等。篦纹有的疏朗、有的繁缛，构成比较复杂的图案。大墩子同白羊村一样也有之字纹，但主要是压印和刻划而成，未见之字形篦纹。

器物造型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平底器，仅见个别的圜底器和圈足器。

主要器物有罐、壶、瓮和深腹钵等分别用作炊器、水器、存储器和食器，不少瓮用作婴儿葬具。

大墩子1号窖穴内发现大量灰白色粮食粉末、谷壳和禾草类叶子，7号火塘的三个陶罐内发现大量炭化谷物，经鉴定属于粳稻。结合工具中有石刀和蚌刀等农具，说明大墩子史前居民的经济主要是稻作农业，并且畜养猪、狗等家畜。也可能驯养牛、羊、鸡等。遗址中除发现这些动物的骨骼外，还有更多的野生动物骨骼，包括水鹿、赤鹿、麝鹿、野兔、豪猪、松鼠、竹鼠、黑熊、猕猴等许多种，水生动物则有厚壳蚌、田螺和鱼骨等，说明狩猎、捕鱼和捞取软体动物仍然是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大墩子遗址的年代，曾采集5号房基的12号柱洞内的木炭进行测定，其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470±155年，可能偏晚。因为曾出大量铜器的剑川海门口木桩的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336±155年，与大墩子年代十分接近而文化面貌相差甚远。相反文化面貌与大墩子比较接近的宾川图4-50元谋大墩子的陶器1．2．罐；3．壶；4—6．8．瓮；7．杯；9．鸡形壶。

白羊村年代则比大墩子早许多。如果以后能多测几个数据，也许能够提早一些。

滇西北的新石器文化滇西北主要指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带，考古工作比较薄弱。主要遗址仅维西县戈登村西约1公里腊普河东岸的一处洞穴遗址。出上磨制石斧、石刀、石镞、石锥等。石刀有长方形和半月形两种，均为单孔。陶器多夹砂者，灰褐色，器形仅见单把罐和侈口罐，均为平底，底部印有树叶纹或麻织物纹。

滇东南的新石器文化滇东南主要指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一带，目前考古工作也较薄弱。已发现的遗址主要有麻栗坡县治附近的畴阳河西岸的小河洞。该处为一洞穴遗址，洞内有溪水流出，文化堆积大部已被冲毁。出土石器多磨制，有斧、锛、刀和印模等，锛多为双肩者，也有靴形者，当与华南新石器文化有一定联系。陶器多夹砂者，以灰褐陶为主，红陶较少。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划纹和附加堆纹。出土动物遗骸较多，其中有鹿、熊、野猪和大量螺蛳，说明渔猎经济还占有重要的位置。

澜沧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在澜沧江中游两岸，特别是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地区，曾发现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忙怀、曼志、忙亚、忙卡、大水坪、安定、丫口、大芒介、小芒介、下景张、新寨、小田、老赵田、拉叭寨、大协厂等遗址，分别属于云县、景东和澜沧拉桔族自治县等，云县忙怀是其代表。这些遗址大多用砾石打制石器，种类有双肩斧、靴形器、钺形器、网坠等，未见磨制石器。另有刻槽的印模，可在陶器上印出方格纹等。陶片极少，均夹砂，有绳纹等纹饰，唯因陶片太碎，器形不辨。

西双版纳地区的新石器遗址西双版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地势较低，已属热带地区，自然条件与其它地区有较大不同。这里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景洪的曼蚌囡、曼运、曼迈、曼景兰、曼厅，勐腊的大树脚、卡比寒，孟连的老鹰山等多处。这些遗址的石器均以砾石为原料，以打制为主，也有少量局部磨制或通体磨制的。种类有斧、锛、尖状器、盘状器、敲砸器、研磨器和网坠等，还有一些打剩下来的石核与石片。石斧中除普通型外，还有双肩石斧。

老鹰山是一处洞穴遗址，出土石器有磨制石斧和大量打制的网坠。陶器多夹砂者，饰绳纹、划纹、剔刺纹和波浪纹，器形有罐、钵、碗、盘等，此外还有陶纺轮。

西藏高原的旧石器与细石器遗存地理环境西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全境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西藏地形可分为三大区：一是藏北高原，面积约占全区的三分之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高原丘陵与湖边盆地相间，高差不过300—500米。这个地区气温甚低，全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即使在夏季的8月，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10℃左右。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年雨量仅200—300毫米。冬季漫长且有强大的西风，土壤瘠薄，几乎不长树木，草亦矮小，为干寒的高山草地或寒漠。加上空气稀薄，故人烟稀少，北部很大一片为无人区。二是藏南各地与高山地带，包括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及二者之间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山脉，终年积雪：藏南谷地气候较好，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和人口集中地带。三是藏东高山峡谷区，是著名的横断山脉的北段，在不同的高度具有不同气候和生态环境。

西藏高原主要是新构造运动时期逐渐隆起的，据研究，最近10多万年便上升了1500—2000米，最近1万多年内也上升了200—300米。因此，西藏史前时期的自然地理条件比现在要好得多。大约在中晚更新世，藏北高原曾有很大的淡水湖。如色林错当时可能是一个东西200多公里，南北40一60公里的浩瀚大湖，并可能通过一些宽浅的谷地与恰规错、吴如错、孜桂错、格仁错等连在一起。到全新世早期及气候最适宜期（大西洋期），当地气候也比现在温暖得多。如藏南聂拉木细石器地层的古植物学研究，证明当时气温比现在要高3°—5℃。现在的干寒气候主要是在新冰期到来以后（距今约3000年）才逐渐形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少人或无人区能够发现一系列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地点的缘故。

发现与分布1956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浦在黑河镇（那曲）发现一件长1.5厘米的柱状石核①，它是在西藏高原发现的第一件细石器制品，从而第一次证实西藏有史前人类的活动。1966年，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考察队在聂拉木县的亚里村和羊圈两个地点采集到三十件细石器标本②。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的申扎、双湖一带发现了一批细石器地点，连同当地群众采集的细石器标本等，一共涉及十八个地点①。与此同时，在阿里地区也发现三个细石器地点①。此后通过零星调查和1986—1987年的文物普查，又陆续发现二十二处细石器地点，其中包括青海境内与西藏接壤地区的四个地点。

总计各次调查的结果，发现旧石器三个地点，均分布在藏北高原，最商海拔4830米：细石器四十六个地点，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也育藏南和藏东的，最高海拔达6200米。

①李家和等：《樊城堆文化初论》，《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

②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樊城堆遗址发掘简报》，同上。

①李昆声等：《试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集刊》。

①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目前在西藏已发现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三个地点，即那曲地区申扎县雄梅区奇林乡珠洛勒、申扎县多格则乡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扎布乡，①三处均在藏北高原，海拔分别为4800、4830和4400米。前者位于错鄂湖盆东南近珠洛河口的河谷边山麓洪积扇的前沿，第二处位于多热藏布河左岸二级阶地上，后者在古班公湖边，高出湖相沉积面3—5米。在史前时期，这些地点都应是水草比较丰富的处所，至少可供人们短时期的停留。

从上述地点采集的石器主要属石片石器，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都很少。

加工方法主要是锤击法，个别用碰砧法，并以单面反向进行修理。器形不太复杂，以刮削器为主，雕刻器、尖状器、砍砸器均比较少。刮削器种类繁多，可大分为长刮器与短刮器两类。长刮器中有直刃长刮器、凹刃长刮器、凸刃长刮器、双边刮削器、多边刮削器等：短刮器中有平端刮削器、圆端刮削器、两端刮削器等。这些工具主要是处理兽肉兽皮用的，反映当时的经济应以狩猎为主（图4—51）。

关于这些石器的年代，因为缺乏原生地层和共生动物化石，无法确切地断定。只能根据石器制作技术和类型大体同富林文化和安阳小南海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接近，故推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图4-51西藏申扎珠洛勒的石片石器1—4．7．圆头刮器；5．6．尖状器；8.双边刮器。

聂拉木的细石器遗存聂拉木县位于珠穆朗玛峰西侧，珠峰综合考察队在对珠峰周围进行考察时，于聂拉本县的亚里村和羊圈附近采集到一批细石器。

亚里村石器地点在村南约1．5公里的波曲河东岸阶地上，海拔4300米。阶地上覆盖有石灰华板，在石灰华顶层中发现一件石器和许多植物化石，在地表面采集二十六件石器及石制品，其中包括石核六件，小石叶十二件，石片八件，圆头刮削器一件。地层中采集的为半锥形石核，左侧有修理痕迹，可称之为石核刮器。

羊圈石器地点在朗弄曲河左侧阶地上，海拔约4900米，采集石制品三件：石核、石片和石片刮器各一件。

亚里村石器绝大部分属细石器系统，并且是比较成熟的细石器，同时有一些较大的打制石片石器，同陕西沙苑石器比较相近，推测属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藏北细石器遗存目前藏北已发现三十六处细石器地点，分布于要多县、班戈县、申扎县、双湖办事处、文布办事处、日土县、普兰县、扎达县等地。加上青海的可可西里、沱沱河沿和各拉丹东等四处，共计四十个地点，分布范围将近6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点海拔一般在4500至5200米之间，以海拔4800至5000米者为最多。青海各拉丹东海拔6200米，是全世界石器地点中海拔最高的一处，如今只有夏季极短的日子才可能适于人类生活。

这些细石器分布地点主要有三种情况，即湖滨平原、河流阶地和山麓洪积扇，只有个别地点位于盆地边缘的干沟崖上。所有石器均为地面采集，没有发现原生的文化层。

①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各地点采集的细石器有相当大的统一性。原料主要是火石、燧石、凝灰岩、碧玉和玉髓等，类型以石核为主，有圆体石核（锥形、柱形、半圆锥形、半圆柱形等）和扁体石核（楔形、船底形等）两大类，台面多稍凹或是坡状，有的有进一步加工痕迹，用作石核刮削器。石叶较少，可能与采集时的选择有关。还有一些石图4-52藏北高原的细石器1.3.4.10.11.楔形石核；2.5-9.12-14.锥形石核；15-17.柱形石核。片，一般短而宽，片身较厚，形状不甚规则，有的有使用痕迹。精细加工的细石器也比较少，主要是刮削器，包括长刮器、短刮器（直刃、凸刃等）、圆刮器（厚脊的、扁平的）、双边刮器和复刃刮器等（图4-52）。

西藏细石器的广泛存在并且大多处在海拔甚高的藏北高原，证明史前时期的气候条件比现在好，水草比较丰富，才会有许多人在这一带生活，留下了他们的遗物。这里的细石器同我国北方的细石器有不少共同点，如楔形石核、圆锥形石核和圆柱形石核等，在北方地区也都育广泛的分布。至于这里所出带侧翼的圆锥形或柱形石核、半圆锥形和半圆柱形石核，以及台面呈坡形的石核等，为它处所少见，当是本地区细石器的特点。在印度次大陆，广泛分布着以梯形、三角形石刃为特征的几何形细石器，缺少典型的细石核，与我国细石器显然不属于一个系统。但在靠近西藏的印度东北部则出锥形和柱形石核，还有石叶和半月形石刃等，同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细石器不同，相反与西藏细石器比较接近，显然是受到西藏细石器的影响。

西藏的新石器晚期遗存林芝和拉萨的新石器晚期遗存1974至1975年，王恒杰等在林芝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和拉萨市郊的纳金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①。

云星遗址在尼洋河东岸坡地上，有清楚的文化层，堆积有灰土和红烧土，其中出土大量石器和陶片，以及经火烧过的动物骨骼和炭屑等。同样的遗物在其南部的红光以及红光以南、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汇合处都育广泛的散布。

居木遗址在尼洋河西岸，那里有一条无名小溪流入尼洋河，小溪而边的漫山坡上、梯田里、水沟和防牛沟的断崖上，都散布着石器和陶片等文化遗物。小溪南边的断崖上还发现了清晰的文化层，层中包含有石器和陶片。加拉马遗址在尼洋河东岸，与居木遗址隔河相望。在山坡上、麦地里和水沟边到处都散布着夹砂褐陶片，并采集到一件细石器石叶。

上述遗址的遗物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文化系统。其中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主要是盘状器和敲砸器，还有网坠。另有一件细石器的石叶，刃部有使用痕迹。磨制石器有斧、凿、刀等。斧较厚重，器身琢制，仅刃部磨光。刀为长方形，穿一孔或二孔，有的通体磨制，有的仅磨刃部，器身琢平。

①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卷第2、3期。陶片以夹砂者为多，泥质较少，褐色为多，红色较少，还有少量黑色者。全部都系手制，大部分为素面，有些泥质陶表面经过打磨。纹饰主要有绳纹、划纹和附加堆纹。器形因陶片较碎，不易准确辨认，大致有罐（瓮）、碗（钵）和器盖（盘）几种，有桥形耳和鋬，个别有流，大抵都是平底。

在拉萨市东北纳金乡北侧山坡上采集到少量夹砂褐陶和红陶片，从陶质陶色上看可能与林芝诸遗址比较接近。

墨脱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墨脱县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与林芝相邻，但比林芝海拔更低，河谷地带仅海拔500—600米，属业热带气候，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雅鲁藏布江在这里出现一个大拐弯，先是从林芝往东及东北流，然后折转向南，通过墨脱转向西南。两岸山高谷深，河谷地带是重要的农业区，现为门巴族和珞巴族居住。

1973年，在墨脱马尼翁发现了磨制精致的石斧，1976年，又从门巴和珞巴群众那里收集到一批石器和少数陶片。出土石器的地点主要有墨脱乡墨脱村、达木乡卡布村、背崩乡背崩村和格林村、地东乡地东村和西让村等处，在墨脱村还采集到一些陶片。

各地点采集的石器有斧、锛、凿和纺轮等，一般通体磨光，棱角分明，仅少数有打坯时留下的石片疤。陶片均很破碎，为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饰绳纹和划纹，器形有小口罐等。从石器制作远较林芝所出为精来看，这批石器遗存的年代当较林芝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存为晚。

卡若文化卡若遗址与卡若文化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县加卡区卡若村，北距昌都县治约12公里。遗址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北依子隆拉山，正好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形台地上，面积约10000平方米，海拔高度为3100米。遗址是1977年昌都水泥厂施工时发现的，1978和197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房基二十八座、石墙三段、石圆台两座、石围圈三座，道路两条，同时出土了大批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②。

卡若遗址大量采用石料建房、砌圈、修路，半地穴草泥墙则采用“井杆式”木绪构：在生产工具中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并具有许多特殊的类型：陶器全部系手制夹砂陶，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且均为平底，以刻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基本纹饰。这几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不同于任何别的考古学文化，因而被命名为卡若文化。

房屋建筑卡若房屋若从剖面看育半地穴式的、圜底的和平地起建的三类，若从平面看有圆形（包括椭圆形）和方形（包括长方形）两类，若从建筑材料看有木骨泥墙和石砌墙两类。绝大多数房子是单间的，也有个别双间的大型房屋。

圜底房屋是早期的建筑形式，共十座，其中圆形四座，方形三座，形状不明者三座。这种房屋地页下凹呈圜底状，周围与地面相平而没有穴壁。凹陷的程度颇不一致，最浅的仅12厘米，最深的达54厘米。这是卡若所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图4－53）。

圜底式房屋的面积不大，一般在10—16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座有25②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考古》1972年第1期。

平方米。居住面的做法有三种：（1）挖成浅凹坑后稍加平整，（2）坑底铺一层约10厘米厚的黑灰土并踩踏平实，（3）中部铺一排直径5—10厘米的圆木，上面抹5—10厘米厚的草泥，一直抹至房屋周围并稍加烘烤。多数房屋以中间凹陷最低处为火塘，形成灰烬堆，有的在灰堆旁放儿块石头，用以支架炊具或支垫木柴。这类房屋周围用扁平砾石作明础，砾石面随地面向内倾斜，有的柱子接近石础的地方包一泥圈。房屋外围的柱洞也向内倾斜，中间往往有一较大的柱洞。根据这些迹象复原起来很象一个圆锥形窝棚。

半地穴式房屋共有十二座，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其中木骨泥墙的九座，年代较早：砾石砌墙的三座，均属晚期。

木骨泥墙的半地穴式房屋面积多在11—16平方米之间，最大的有24．5平方米。房基穴深0．3至0．64米不等，穴壁直立或略向外敞。居住面的作法有三种：（1）挖穴后稍加平整；（2）地面铺厚约10厘米的黄土或红烧土，有的掺细砂或碎石子，个别居住面铺垫两层，先铺细砂，再垫黄土；（3）地面抹一层厚5—10厘米的草拌泥，然后烧烤结实，或先铺细砂石子再抹草拌泥。火塘多设在中央，有的挖一深坑，周围嵌放一圈石块；有的不挖坑，只围一圈石块：有的连石块也没有，直接在地面烧，形成一个灰堆，地面也被烧硬。这类房子的四壁有时立密集的小往，有时嵌木板或横圆木，有时在一面砌石块，再用草拌泥填缝或抹平。穴壁四周一般有柱洞或柱础，较小的房屋室内无柱，较大的房屋室内有许多排列不规则的柱洞，推测四周还有较矮的木骨泥墙，而房顶应为稍微倾斜的平顶。

这类木骨泥墙的半地穴式房屋的结构及功能可以8号房基为例来加以说明。这房平面略呈正方形，门向东北，南北长5．1米，东西宽4．8米，面积24．5平方米，是这类房屋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地穴深0．64米，周壁基本垂直而略向外敞。壁面有一层木板，如北壁上下横置两块木板，均嵌入穴壁内；西壁横置两根圆木，两端各有两块炭化木板，一竖一斜。房角在木板上又抹草泥土，穴壁与地面的转角也抹草泥土，显得十分光滑。地面先铺一层掺小石子的细砂，上面再抹一层草泥土。火塘位于中央，用七块砾石嵌在居住面上，形成直径约45厘米的圆圈，内有少量灰烬。室内有十二个柱洞，另有一个辅柱柱洞，洞径19—28厘米，分布很不规则，推测房顶是稍稍倾斜的平顶，室年柱子是主要的承重结构。地穴四周也有二十三个柱洞，直径12—14厘米，推测是筑矮墙的木骨，由于柱子细，主要起围护结构的作用。房门在北墙中部，宽0．6米，有三级台阶。

这房子显然是被火烧毁的，其中堆积着大量红烧土块，上面有清晰的木板、圆木、树枝、草筋和绳索等痕迹，还有熏黑烧裂的石板，这些应是木骨泥墙、檩条、椽子和草泥顶倒塌下来的遗迹。由于房子被火烧毁而倒塌，室内的许多器物都来不及搬走而遗留下来，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总数达一百五十件之多。这些器物往往成堆出土，如西南角便集中放置工具三十五件，包括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骨器等。东南角有大量粟类谷物，有的已炭化成黑色颗粒；东壁附近的粟灰呈白灰色，零散分布范围长达4米，宽15—25厘米。从有灶及存放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粮食来看，这房子显然是住人的。但如果从它与其它房屋的关系来看，还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前面已经说到，8号房是一座面积达24．5平方米的较大的半地穴式房子，做工也比较讲究。以它为中心，四周还有几座其它类型的房子；西部仅0．75米之隔便是6号房子，19平方米，是地面建筑：问北1．25米处为3号房，25平方米，是凹底的窝棚：向南2．8米处为15号房，27平方米，也是地面建筑：向东3．5米处为9号房子，半地穴式，仅5平方米。这几座房子集中在一起，很可能属于一个家族所有，不同的结构可能有不同的用途或功能。其中8号房可能是中心建筑，9号房则可能是一座仓库。

9号房的结构是很特殊的，它的平面略呈方形，长2．3、宽2．2米，地穴深0．93米。四壁嵌木板，四角立木柱，四壁木板在四角交错呈“井栏式”，地面抹草泥。这房子也是被火烧毁的，室内堆积大量房顶及墙壁塌下的红烧土，并出大量陶器和石器。没有灶，也没有出入的台阶，面积狭小，防潮设施较好，不宜住人，可能是储物的仓库。

石砌墙壁的半地穴式房屋均属晚期，平面呈正方形或略作长方形，面积25．5—32平方米，穴深1米左右。四周依穴壁砌石墙，残墙略高出穴口，从旁边倒塌的石块来看，原墙还要高出许多。石墙厚约0．25—0．35米。三座石砌房紧靠在一起，呈曲尺形，应属一组建筑。各房内柱洞分布无规则，当为平顶：石墙外均有柱洞，当有擎檐柱。根据室内堆积的情况判断，其中两座可能有楼，另一座为平房（图4-54）。

地面起建的房屋共六座，均属早期，平面方形或长方形。这类房面积较大，一般为20—3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座双窒房近70平方米。地面较考究，一般先铺圆木、小石子或红烧土等，上面再抹草泥土。火塘为浅坑，周围用草泥筑埂并嵌砌石块，有图4-54卡若晚期石基房屋复原示意图上．外貌；下．剖视。

的直接在地面嵌砌石块。房屋四周及中间均有许多柱洞，推测是木骨泥墙平顶房。

22、29号房是卡若发现的唯一双室房，南北通长11．6米，东西宽6米面积69．6平方米。这座房子也是被火烧毁的，房内堆满大量红烧土，红烧土块背面有圆木、木板、树枝、草筋及绳索捆扎痕迹，表面有平坦、凹弧、凸起、折角等多种形状，显然是屋顶和墙壁各个部位的残迹。堆积底部有四根炭化木柱，较长的两根分别长2米和2．04米，大致就是墙壁的高度。地面先垫圆木、树枝或砾石，上面铺土抹光。南部用石头嵌成四个圆圈，当是火塘所在。柱洞共六十四个，除周围分布外，中间并列两行，把全房一分为二。房内发现有大量石器、骨器、陶器、海贝、项链和成片的炭化粟壳。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居室。

石路、石墙、石圆台和石围圈卡若晚期地层发现砾石铺筑的道路两条，残长分别为4米和5．4米，路宽分别为2米和0．6米。铺路砾石的直径一般为6—13厘米。路基厚7—20厘米，石缝中用土填充。

卡若发现石墙三段，均为平地起墙，砾石筑砌，属晚期遗迹。其中一段长8．6米，底宽2米，上部略窄，残高0．7—0．8米。用大块砾石砌在两边，中间填较小的砾石和碎石块。另两条相互平行，距离4米，残长各约15米，宽1—2米，大部倒塌，残高仅0．25米左右，不知何用。

石圆台有二处，属晚期。用大块砾石围圈，中间填小砾石及碎石块。其一高0．23米，直径2米；另一个高0．25米，直径1．5米。

石围圈有三座，亦属晚期。均为半地穴，平面呈圆形或方形，面积不超过6平方米，周围用砾石砌墙。由于面积小，又无柱洞、火塘和门道，地面也无任何加工，不象是房屋遗迹，用途不详。

生产工具卡著出土生产工具八三四六件，其中石器占95．6％，其余为骨角器和陶质器具。石器中又分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大类，以打制石器为多，占全部石器的85．6％，而且从早到晚有逐步增多的趋势。打制石器的原料基本是细砂岩、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的砾石。一般不修理台面，直接在较平的砾石面用锤击法单向打出石片，再将石片加工成各种器物。打制石器的种类大致有砍砸器、敲砸器、切割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锄状器、铲状器、斧、矛、镞、钻、砧等，前五种占绝大部份。

图4-55卡若的细石器1．2．锥形石核；3．柱形石核；4．5．尖伏器，6．—13．细石叶：14．—16．石镞。

细石器约占全部石器的8％，同样是从早到晚逐渐增加（图4-55）。细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玛■、硅质岩、石英和燧石等，加工工艺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相近但稍有进步。卡若石核远不如藏北石核比例高，而种类复杂得多，有船底形、楔形、锥状、柱状、龟背状和板块状等六神。细石叶较发达，长2—3．8厘米，一般长宽之比为6：1左右，两侧往往有使用痕迹。细石器种类主要有镞、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多种，多经第二步加工，还有未经第二步加工而仅有使用痕迹的石片刮器。在数量上以刮削器、石片刮器和尖状器占绝对优势。石镞颇象尖状器，缺乏我国北方细石器中那种典型的凹底三角形镞。

磨制石器的数量是最少的，仅占全部石器的6．4％，而且从早到晚越来越少（图4－56）。所用石料主要有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流纹岩、大理岩和板岩。一般通体磨光，仅少数有局部磨制的。不少磨制石器是用切割法取材的，切割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两面对割，另一种是单向切割，前者采用较多。穿孔器主要有石刀和重石两种，石刀的穿孔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刻槽穿孔，一种是锥形钻穿孔，后者较多。重石则全部用锥形钻穿孔，遗址中发现有相应的钻具。石刀钻孔有的是对穿，有的是单向钻穿，重石则全部是对钻穿孔的。

磨制石器的种类有斧、锛、凿、刀、重石、研磨器、镞、矛和切割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只有锛、凿、刀、重石和研磨器五种。斧有梯形和长条形两种，斜弧刃，横剖面近长方形，通体磨制，有的有切割痕迹。锛体较薄，亦有梯形和长条形之分，刃部平直，少数锛两端开刃。凿多长条形，横剖面有方形、长方形、梯形和五边形等。刀有七十三件，约占全部磨制石器的七分之一。以圆角长方形者为多，次为直背弧刃的半月形和凹背弧刃的新月形，也有个别凸背直刃的半月形刀。约85％穿单孔，少数有双孔或无孔，当为收割的主要器具。研磨器八十一件，包括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及研磨其它东西的磨盘与磨石等。重石达二五二件，几占磨制石器的一半，实际上包括三种器物，一是有孔重石，大约是套在掘土棒上使用的；二是石球，应是狩猎用流星索的加重部分：三是菱形石，一面或两面有浅窝，当是钻具的轴碗。骨角器有三六六件，占工具总数的4．4％。多用兽肢骨及鹿角为原料，经过劈裂、裁断、修理、粗磨、精磨和穿孔几道工序制作页成。种类有骨角锥、骨针、骨刀梗、骨抿子、骨印模、骨卡子和带齿骨片等（图4-57）。其中骨刀梗一边育凹槽，是镶嵌细石片用的。骨抿子可能是制陶工具，用来抿泥和打磨陶器表面。骨印模系用兽肢骨的一端刻成八个乳丁，用以压印陶器花纹。刻齿骨片往往在骨片的一边或两边刻成等距离的锯齿，有的骨锥的一边也有刻齿，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压印陶器纹饰（蓖纹）的，大部分不知何用。骨卡子是两头尖的小骨器，或称钓针，是一种鱼具。

陶质工具仅有纺轮一种，仅见六件，且均用陶片改制而成，没有发现专制的陶纺轮或石纺轮，可见卡若文化的纺织业并不发达。

经济生活卡若所在的昌都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坡和横断山脉的北部，属于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地带。根据卡若遗址的孢粉分析，推测当时的山坡地带有茂密的森林，阴坡发育有松林，阳坡发育着栎林，林下生长有各种蕨类和草本植物；沟谷地带生长耐旱的蒿、黎、麻黄等。蕨类植物中凤尾蕨、里白，桫椤植图4-57卡若的骨角器1.5.7.骨锥；2.骨刀梗；3.骨印模；4.角锥；6.10.骨抿子；8.9.刻齿骨片；11.骨斧；12.带齿骨器；13—15.骨针。

物的存在，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日温暖湿润得多，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前面已经谈到在8号房和22．29那座唯一的双室房都发现了大量粮食朽壳和炭化谷粒，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亮鉴定为粟（Setariaitalica（L）Beaur）。结合生产工具中有大量铲形器、锄形器、石刀和磨谷器等农具和粮食加工器具，可知当时的粟作农业经济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遗骸，经鉴定有猪、狐、獐、马鹿、麅、藏原羊、青羊、鬣羚、牛、猕猴、兔、鼠兔、家鼠和喜马拉雅旱獭等，其中猪骨个体比野猪小，多属幼年或老年，牙齿构造也比野猪简单一些，应为家畜。其余各种绝大部分应是狩猎的对象。可知家畜饲养和狩猎也都是经济的重要部门。

此外还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的制造，以及纺织与皮毛加工等，则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卡若不但纺轮少，制作不精，织物也很粗糙。在一件陶器T62(3)：117底内留有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范围内经纬线各仅八根，比仰韶文化的稀多了。

日用陶器卡若陶器数量不少，但类型简单，差不多只有罐、壶、盆、碗四种，且全部是平底器。除个别罐、壶有耳或流外，一般无咀无流、无耳无把、无足无盖，造型极为简单。

陶器的质地差不多都是夹砂的，只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器表的颜色有黄、灰、红、黑四种，以黄色和灰色为最多，红色和黑色均甚少。由于烧制技术不高，火候不匀，颜色也很不纯。所有陶器均为手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小型器物则用手捏。一般先做平底，再在上面盘筑器壁。大型的器物为分段制作，然后再拼合在一起，为了使拼合处牢固，往往在外面加一道附加堆纹。

陶器的纹饰比较丰富，按其制作方法可分为刻划纹、绳纹、抹刷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压印纹、篦纹、篮纹和彩绘九种。刻划纹约占全部纹饰的22．1％，多饰于盆和罐的上腹，其图案有平行线坟、平行带纹、网格纹、菱形纹、三角形纹、连弧纹、叶纹和贝纹等。剔刺纹多饰于器口、颈部或上腹部，有麦粒形、圆形、方形、三角形和指甲形纹等多种。压印纹多饰于附加堆纹上，有的饰于器物口部或近底部，纹样有圆圈纹、布纹、菱形纹等。彩绘陶极少，约占陶片总数的0．1％。为黑色折三角纹和菱形纹，有的先绘彩地，再饰刻划纹。下面对几种器物稍加说明：罐的种类比较复杂，但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夹粗砂的罐，一般器体较瘦高，口部较大，纹饰简单，且带有烟薰痕迹，个别的口部有一流，当为炊器。另一类是夹细砂的罐，器体矮胖，口部甚小，表面经打磨，饰美丽的刻划纹，个别有黑色彩绘，整体大小相差悬殊，小的高仅11.4厘米，大的高42．4厘米，应是主要的存储器。

壶同小口罐十分相近，也是夹细砂，表面经打磨并饰刻划纹，只是小口长颈，器身相对较高，有的颈部有把，当是水器（图4-58）。

盆多敞口，斜腹或折腹，口径一般在30厘米以上，最大的达48．2厘米，应是主要的盛器。个别的有烟薰痕，似亦可作为炊器（图4-59）。

碗形略似盆，只是较小，当是饮食器。

装饰品卡若未发现墓葬，故装饰品发现不多，仅五十件，种类却很复杂，计有笄、璜、环、珠、镯、项饰、贝饰、牌饰和坠饰等，所用质料有石、玉、骨、贝等（图4-60）。大部分磨制精细，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牌饰、项饰和贝饰。

牌饰系用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骨片制成，上面或有穿孔，或刻横槽，或刻花纹。如标本Tl02(3)：10，为一梯形骨片，上端有穿孔，表面有圈点纹若干组成十字形，两侧刻成锯齿状，当为佩饰或服装上的缀饰。

项饰共有两串，由长方形珠和管状珠若干串缀而成，反映当时人的一种审美观念（图4－61）。

图4－61卡若的两串项饰贝饰十枚，系宝贝穿孔而成，也是坠饰。宝贝（Cowrieshell）产于南海，既出于卡若遗址，是当时存在远地交换关系（多半是间接关系）的证明。卡若文化的年代在卡若遗址各层和备房基址中采集的木炭标本，曾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14实验室测定，共获得四十一个碳14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后最早为公元前3955±310年，最晚为公元前2005±120年；绝大多数落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这大概就是卡若文化的真实年代。换句话说，卡若文化大约持续了1200年左右。

卡若文化同其它原始文化的关系卡若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地方性文化，但它毕竟不是孤立发展的，其中的一部分因素表明它同相邻原始文化有过多方面的联系。

卡若细石器中的锥状石核和柱状石核，以及从这种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细长石叶，在藏北高原有较多的发现，也同样见于甘肃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卡若文化的磨制石器中颇有特色的长条形石斧和石铸也见于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卡若陶器均为平底，基本器形只有壶、罐、盆、碗；马家窑文化的陶器除极少数圈足器外、也基本是平底器，器形也以壶、罐、盆、碗为主。卡若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纹饰，如波折纹、菱形纹、贝形纹、平行线纹、正倒三角纹和网格纹等，同样也是半山——马厂期彩陶的常见纹饰，只是装饰的手段不同罢了。卡若遗址多木骨泥墙的平顶房屋，马家窑——齐家文化也多见这种房屋。特别是卡若遗址发现了许多粟的朽灰和炭化物等，而粟作农业历来是中国北方的传统农业，南方历来种稻而很少种粟，卡若的粟作农业很可能是受马家窑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卡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年代相若，相隔也不算太远，相互间发生某些关系是可能的。从总体来看，似乎马家窑文化对卡若文化具有更多的影响。

卡若文化对四川和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明显的影响，如四川岷江上游汶川、理县等地的条形石斧和石锛，西昌礼州遗址的半月形石刀，陶器全部夹砂并用平行刺点纹组成三角纹和菱形纹的作风，以及罐、壶、钵等器形，都是卡若文化中常见的。云南滨川白羊村的平背弧刃半月形石刀、条形石斧和石锛、宽叶形石镞，陶器多夹砂并饰绳纹、刻划纹、剔刺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等的作风，以及木骨泥墙的平顶房屋等，都与卡若文化中同类因素相似。云南元谋大墩子的凹背弧刃或直背弧刃石刀，两端开刃的石凿，柳叶形和三角形石镞，梯形石斧和石锛，骨抿子，陶器夹砂并饰绳纹、刻划纹、剔刺纹、篦纹、附加堆纹等，还有某些小口罐、盆、钵等器形，也都与卡若文化的同类因素相似。白羊村和大墩子的新石器文化均晚于卡若文化，显然是卡若文化通过澜沧江和金沙江河谷等南下影响云南的新石器文化而不是相反。

《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按照这种说法，西藏居民当是北方迁去的。卡若文化以及西藏其它新石器文化乃至旧石器文化的发现，说明西藏居民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的发展谱系，并不是从外地迁来的。但如果说在发展中曾受过北方民族的影响，甚至有部份羌人或氏人南下西藏，从而造成文化乃至种族的某种融合，那倒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记1985年3月，我受白寿彝教授邀请，负责本卷《远古时代》后，即召集吕遵谔、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和郭大顺，就我对编纂该卷的设想进行了多次讨论，据我关于史前社会的基本认识形成了提纲，然后责成张忠培、严文明分工撰写。在撰写过穆中，或据他俩提出的问题，或因我继续探讨史前社会而提出的一些新的见解，又多次进行商榷并由我提出处理意见。

严文明负责除《导言》以外的本卷各章节的文字通纂工作，基本完成后，由我阅定并提出意见进行了修改，最后经自寿彝教授审定。本卷具体分工如下：导言苏秉琦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三及第四节严文明第二章、第四章第一、第二节张忠墙第二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一节，由李伊萍、朱延平分别起草初稿，经张忠培改定。本卷的一部分插图是复印的，另一部分则是由朱永刚、许永杰、李伊萍及朱延平绘制张忠培撰写章节中的插图，赵辉、戴向明及吴贤龙绘制严文明所撰写章节的插图。对这些参加工作的同志和在编写过程中曾给予多方协助的刘雪英同志，在此一并致谢。

苏秉琦一九九○年冬

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下册）

题 记

这是《中国通史》第三卷，论述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一直到战国末年的历史。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

第三卷分上、下二册。上册包含甲、乙、丙三编。甲编序说，论述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甲骨文和金文，并论述对上古时代的研究概况和本卷的编写旨趣。乙编综述，论述了商周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况，并追述到神话和传说中所反映的一些情况，最后还说到商周时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商周时期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以期对这一时代的历史勾划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丙编典志，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上、经济上之制度性历史现象的探索。典志之作，历来史家引以为难。先秦文献的不足，更加重了这种困难。我们的典志作者，重点探索了农牧林渔蚕桑、手工业、商业、货币、道路、交通及都邑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探索了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都鄙和国野，阶级和等级，提出了独立的见解。

下册是丁编传记。传记，习惯上都用于历史人物。实际上，古人既用以称人，也用以称事。《史记》的《刺客》、《循吏》、《儒材》、《游侠》、《货殖》都是因事立传。《史记》的《匈奴》、《西南夷》、《大宛》，也是因事立传，而传主是少数民族。《后汉书》的《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也都是因事立传。《后汉书》的《西羌》、《西域》，则或是以民族，或是以地域立传。我们的传记，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以国别立传，下编是以历史人物立传，而一部分是以学术专业为传。传记中的论述，有与其他各编重复者，则因取材角度之不同，往往是难以避免的。

徐喜辰同志是本卷的主编，也是本卷的主要撰稿人。他于1921年生于辽宁金县，1944年毕业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解放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多年以来，他专攻商周史，富有成果。他的主要著作，有《先秦史》、《井田制度研究》，主要论文有《商周奴隶制特征的探讨》、《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籍田”即“国”中“公田”说》、《贡助彻论释》、《商周奴隶社会史若干问题论纲》、《西周公社及其相关问题》、《春秋时代的“室”和“县”》、《周代兵制初论》、《“开阡陌”辨析》、《论国野、乡里和郡县的出现》等篇。他在本卷上册甲编里撰写了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在乙编里，他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第三节，第二章至第五章。在丙编里，他撰写了第二章的前四节、第四章和第五章。

邹衡同志，1927年生于湖南澧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55年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副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古学会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他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主要论文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僵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西毫与桐官考辨》、《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文集》等。他为本卷甲编写了第二章。

胡厚宣同志，1911年生于河北望都县，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成都齐鲁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他以古文字研究的成就蜚声中外。主要著作有《甲骨学商史论丛》、《战后新获甲骨集》、《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等，并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发表了专题论文约一百余篇。他为本卷甲编写了第三章。

万九河同志，1910年生于山东惠民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历任西北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山东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华东大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校长助理，吉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吉林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开设多种历史课程，范围之广，涉及古今中外。近三十年，他致力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原始社会的研究，撰有《中国原始时代人们与自然的斗争》、《中国原始社会的图腾》、《中国古代的宗教》、《羿的故事辨析》及《怎样看尧舜禅让与篡夺的关系》等论文。他为本卷乙编撰写了第一章第一节。

刘家和同志，1928年生于江苏六合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等。撰有《古代印度早期佛教的种性制度观》、《论黑劳士制度》、《〈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诗·大雅·公刘>及其所反映的史事宗法辨疑》等论文、并主编《世界上古史》。他为本卷乙编撰写了第六章。

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陆县人，一九一二年生。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一、二、三、四集，《中国的运河》，《中国疆域沿革史》（合作），《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合作），《方志刍议》（合作）等。他为本卷丙编撰写了第三章。

斯维至同志和杨刽同志，也都是本卷的主编。斯维至，浙江山越人，1916年生。幼因家贫，只读到初中即被迫辍学。此后，刻苦自学，半工半读。1943年，以蒙文通、徐中舒荐，任华西大学中文系讲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0年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1953年调陕西师范大学，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当选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他关于先秦史的论著甚富，主要有《西周金文所见职官考》、《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论庶人》、《封建考原》、《说德》、《论召伯虎殴的定名及附庸土田问题》等。杨刽，河北青县人，1923年生。194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系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长期担任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嗣调任丰校史学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长。他讲授先秦史近四十年，著有《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国通史纲要》中的先秦部分。斯维至撰写了本卷丙编第六章。在本卷下册丁编中，他撰写了上编的全部稿件和下编的第一章第二节。杨刽撰写了下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三节至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第十九章第四节。

郭预衡同志，河北青县人，1920年生。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留校作助教，兼作在职研究生。1949年以后，先后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60年任副教授，1979年任教授。1955至1957年问，在匈牙利讲学二年。现担任北京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编委等。著作有《中国散文史》（上、中册）、《中国散文简史》、《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主编有《中国历代散文选》（与刘盼遂合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他为本卷下册丁编的下编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一节。

科学技术史，是本书撰写的一个重点，由有关各方面的专家执笔。在王振铎同志的大力主持下，组成了编写组，邀请下列诸位同志参加。

薄树人同志，江苏苏州人，1934年生。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学位委员会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天文学史》、《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恒星观测》、《清钦天监档案中的天象记录》等、担任本书备卷中天文学和气象学部分的撰写。

范楚玉同志，江苏证阴人，1932年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悠久的中国农业历史》等。担任本书各卷中生物学、农学和农业技术部分的撰写。

何绍庚同志，满族，辽宁沈阳人，1939年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数学史》、《项名达对二项展开式研究的贡献》、《椭圆求周术释义》、《〈缉古算经〉勾股题佚文试补》、《明安图的级数回求法》、《秦九韶传注》等，并审译李约瑟书第一、二卷。担任本书各卷中数学部分的撰写。

华觉明同志，江苏无锡人，1933年生。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冶铸史论集》、《中国古代金属技术》、《汉代叠铸》等。与周卫荣、张柏春共同担任本书各卷中技术史部分的撰写。姜丽蓉同志，湖南长沙人，1939年生。195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科技学校。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撰有《中国古代兽医学》、译有《九章算术的构成与数理》、《李时珍的医学和伦理》、《唐宋时代潮汐论的特征》等。担任本书有关科技的部分统稿工作。

李经纬同志，陕西成阳人，1929年生。1955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医疗系。1958年以后，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副主编。着有《中国医学通史》、《中医人物辞典》、《中国古代外科成就》、《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诸病源候论病国学研究》等。担任本书各卷中医学部分及医学家传的撰写。

林文照同志，福建永泰人，1938年生。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中国科技史料》副主编。撰有《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的光学著作——〈镜镜冷痴〉》、《天然磁体司南的定向实验》、《火枪大炮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对中国近代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等。担任本书各卷中物理学、机械、交通工具等方面的撰写。

刘金沂同志，江苏泰县人，1942年生，1987年去世。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天文学及其历史》、《超新垦遗迹和牛子星研究》、《木星在增亮吗？》、《古代客星记录与超新星遗迹的关系》、《隋唐历法中入交定日术的几何解释》等。担任本书中天文学、气象学部分的撰写。

杨文衡同志，湖南城步人，苗族，1937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合著）、《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合著）、《中国科技史话》等。担任本书各卷中地学、采矿、水利部分的撰写。

张柏春同志，吉林白城人，1960年生。1983年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机械系。1989年，获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撰有《中国近代机械史概观》、《中国近代机床的引进与仿制》等，与华觉明、周卫荣在本书备卷中共同撰写技术史部分。

周卫荣同志，江苏丹阳人，1964年生。1984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化学系。1987年，获北京师范学院硕士学位。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明代铜铁化学成分剖析》、《宣德炉中的金属锌问题》等。与华觉明、张柏春在本书各卷中共同撰写技术史部分。

以上，共有十一位同志。其中，张柏春、周卫荣两位同志在本卷内没有承担撰写任务。其他九位同志，都按照自己的专业，分别撰写了本卷丙编。第一章（第一、第五、第七节除外），第二章第五节、丁编第十五、十六、十七章。何绍庚同志是科技史组的召集人，在撰稿的同时，还要做大量的组稿工作。

还有李根幡同志，撰写了丙编第一章第一、第五、第七节，刘雪英同志撰写了丁编第十八章第一、第二、第四、第六节，第十九章第一、第二、第三节。李根蟠，广东新会人，1940年生。1963年毕业予中山大学历史系。此后，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工作。1980年底，调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至今。现任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撰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与卢晶、黄崇乐合写）和《中国原始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刘雪英，197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北师大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与本书各卷的编务工作。

我们的作者都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工作的。喜辰同志在六年前已写出初稿，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下来。不少同志的稿件，直到最近还作了增补。商周史有不少争议不休的问题。我们的同志，对一些争议的问题论述了自己的看法，也另外提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论点，这对予有关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是有积极意义的。书稿中，在引用资料和论点上难免有错误，尚望读者指正。侯外庐同志对中国上古史研究，有杰出的贡献。他在世时经常关心本书的编撰工作。他在病榻上还为本书题了字。对他在学术事业上的关怀，我们谨表诚挚的感谢。徐中舒同志是又一位在古史研究上富有成果的学者。他也是在病榻上为本书题了字，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白寿彝于北京1991年4月30日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文献是具有历史价值之反映人类活动的文字记录。我国古籍，自《隋书·经籍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后世书目多沿用之。但以今日的科学分类眼光视之，问题颇多。以经部为例，如《周易》、《论语》、《孝经》、《孟子》，实为哲学类书；《尚书》和《春秋》三传，实为史学类书；《周礼》、《礼记》和《仪礼》乃是社会科学类书；《诗经》则是文学类书；《乐》则音乐类书；《尔雅》与《说文》、字书等同为语言类书。子部所括，其类尤杂。史部之书，虽然较之经、子两部单纯，然亦杂有政书、目录等类。只有集部所收皆为文学类书，与今日图书分类的标准大体相合。

以四部分类，自然不能不分列子目。类目之分，至《四库全书总目》而大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每部之首皆有总叙。总叙中不但概述每部分为若干类，而且论及其学术流变，因而读之不但可以知晓我国古籍的概略，而且对于我国古代学术的大势，亦可略见其律涯。

历史科学的研究，是需要正确地详细地占有史料的。今天我们要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除考古资料、古文字学等资料外，还需要依靠文献资料而取得。有关这一时期的古籍，主要有以下各种，特分别予以论述。论述的次序，大体上仍沿用旧有的四部分类而略有变改。

第一节　五经《尚书》附《逸周书》

秦代以前的经传诸子中，凡引《尚书》，皆但称《书》，至汉初抬有《尚书》之称。《尚书》者，“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亦即“上古之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后世因其为群经之一，故又称之为《书经》。

相传古时《尚书》凡三千余篇，至孔子删定为百篇。按，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尚书》曾经孔子编次，当属事实，惟孔子删书之说，恐不足信。

据史传所载，秦火后，山东伏生（亦称伏胜）取出其藏于壁中的《尚书》二十八篇（合《顾命》和《康王之诰》为一篇）。汉文帝时，使晁错就伏生习《尚书》，伏生亦以此在齐传授生徒，于是此二十八篇始传于世。一说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他女儿代传，所以记录下来的错误颇多。伏生传的《尚书》，系用隶书写成，故名今文《尚书》，经历代学者考订，大致可靠。《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蝌蚪文）也。”其中的《尚书》较伏生所传者多十六篇（其中的《九共》一篇，分之则为九篇，所以亦云多二十四篇），称为《古文尚书》。但因当时朝廷不重视这个古文本，所以到了光武帝时，即失去《武成》一篇；至西晋永嘉年间，其余的十五篇，亦全亡佚。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或作梅颐）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就是伪撰之二十五篇加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并书序共五十九篇。唐代颁布《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书》取伪孔安国《传》，于是该书愈益盛行。到了宋代吴棫作《书稗传》，始疑这二十五篇及孔安国《传》为伪。朱熹《语录》中也颇有疑辞。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始明斥其为伪作，但论证还不确切。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列举一百二十八证，以明此二十五篇为伪书，于是遂成定谳。丁晏作《尚书余论》，更证明这是晋之王肃所伪作。到了现在，这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尚书传》的公案，总算是经学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

清代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其中属于《今文尚书》的有《尧典》（包括《舜典》，但无《舜典》篇首的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益稷篇》）、《禹贡》、《甘誓》（以上为虞夏书）、《汤誓》、《盘庚》（包括上、中、下三篇）、《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以上为商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康王之诰篇》）、《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以上为周书）共二十八篇，注疏本分为三十三篇。每篇的写成年代各不相同，记录了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中商周王朝的历史，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而且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制度、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情况，以及古代天文和地理等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今《十三经注疏》本《尚书》中，除上述诸篇外，另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正》、《仲虺》、《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三篇）、《泰誓》（上、中、下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宫》、《君陈》、《毕命》、《君牙》和《冏命》等，计二十五篇，都是晚出的伪书，虽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引用时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

关于《尚书》的注释，非常之多，现存有三种代表性著作：（一）《尚书注疏》，用伪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伪孔安国传的一部分语句，并非凭空捏造出来，有一定的根据，其中的名物训诂，大部分是准确的。孔颖达的疏，又对这些注文加以解释，对于读者，很有帮助。《十三经注疏》最好的版本是清朝阮元刻本，书中附有校勘记，可以看出各种版本的异同。今传《十三经注疏》，皆宋人所集刊，其中《易》、《书》、《诗》、《三礼》、《左传》、《谷梁传》，皆唐人疏。疏《公羊传》的徐彦，时代难以确考，但也必在唐代以前。《论语》、《孝经》、《尔雅》，皆宋代邢昺疏，也多以旧疏为本。惟《孟子》疏题为宋代孙奭，实为邵武士人伪托，详见《朱子语录》。其疏多浅陋，不太可取。唐人所修《正义》，虽不令人十分满意，但多用旧疏，为隋朝以前经说的统汇，应当加以细读。以下凡论诸经当读者，一般不再举出注疏本。（二）《书经集传》，南宋蔡沈撰。这是属于朱熹体系的一种注解，朱熹是南宋以后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个大学者。蔡沈的《书经集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作成的，可以作为宋人注解的代表。（三）《尚书今古文注疏》，清朝孙星衍撰。这是一部恢复汉人注解的书。它辑集了汉、魏、隋、唐旧注，而又对于这些注作了疏，是《尚书》注解中较为完备的一种。此外，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杨筠如的《尚书■诂》、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等，亦可参考。

《逸周书》，原名《周书》，作者不详。有人误认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在汲县，故称之为《汲冢周书》。本书体例与《尚书》相似，传为孔子删《尚书》之余，究其实际，多数出于战国时期的拟作。但其中的《克殷》、《世俘》、《度邑》和《作雒》等篇，所记周初事实，应当有所根据；《王会》记载我国边区各部族向周成王的贡献，所附《伊尹朝献》记载我国边区各部族向商汤进献的故事，也反映了战国时期我国边境各族和中原华夏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密切联系的情状。作为一本先秦古籍，《逸周书》不失为一部研究周代历史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晋孔晁曾为本书作注，是此书的最早注本，但已残缺不全。清代何秋涛的《王会篇笺释》、朱右曾的《周书集训校释》、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刘师培的《周书补正》和《周书王会篇补释》、陈汉章的《周书后案》等，可供参考。

《诗经》《诗经》，古时但曰《诗》，与《易经》但曰《易》、《书经》但曰《书》同。惟与《书》、《易》二经也称《尚书》、《周易》不同。《诗经》现存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为十五《国风》：《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鄘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凤》七篇，共计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计一百零五篇；《颂》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计四十篇。关于《风》、《雅》、《颂》的区别，历来看法，颇有分歧，较为重要的约有以下三说：《诗大序》以为由于诗篇内容的不同①；《诗辨妄》以为由于诗篇作者的不同②；《诗说》以为由于诗篇音调的不同③。但据现存的《风》、《雅》、《颂》加以考校，都有难通之点，所以这个问题仍是经学史上没有解决的课题。

《诗经》的创作时代，大致从西周至春秋，少数据说成书于克商以前的先周时期。《诗经》中所反映之地域，以《国风》考之，《秦》、《王》、《豳》，约当今之陕西省和河南、甘肃两省的一部分；《唐》，约当今之山西省；《魏》，约当今之山西、河南两省的接境处；《邶》、《鄘》、《卫》、《郑》、《陈》、《桧》，约当今之河北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齐》、《曹》、和《颂》中之《鲁》，正当今之山东省；《周南》、《召南》中的《汝坟》、《汉广》、《江有汜》诸篇，约当今之河南省的南部和湖北省的北部。所以，《诗》中诸诗，可以说是反映古代中原地区的作品；其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最南当在长江以北。《国风》是列国的民歌，占《诗经》的一半以上。由于多是采自民间，富于人民生活的描绘，反映了人民生活、劳动和斗争情状，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形式也较为流畅，篇章紧凑，语言明快，节奏感强，铿锵有声，文学价值极高。《雅》，是周族地区的乐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情况、江南流域的开拓和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人民倍受剥削的生活，其中亦有由于周室衰微，奴隶主贵族哀叹日暮途穷之作等，史料价值颇高。《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歌颂奴隶主贵族的宗功祖德，粉饰太平，语言简古，诘屈聱牙，思想和内容都较僵化，与《尚书》和铜器铭文类似，但富于史料价值。

今文《诗》，汉初即有三派，所设博士中分成三家：一曰《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一曰《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一曰《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另外一部未立于学官的古文《诗》称《毛诗》，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三家诗全亡佚，《毛诗》反而独得流传至今。现在收存于《十三经》中的《毛诗》，就是古文诗《毛传》本。

研治《诗经》的重要参考书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此书多驳宋人之说，读之可以知其大略。朱熹的《诗经集传》、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为毛、郑之学。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①《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改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见《毛诗正义》卷一）

②宋朝郑樵《诗辨妄》说：“《风》者出于土气，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而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言艺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转引自周予同：《群经概论》第36页）③清朝惠周惕《诗说》说：“《风》、《雅》、《颂》以音别也。..按《乐记》师乙曰：‘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季札观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平，曲而有宜体。’据此，则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

魏源的《诗古微》，为三家之学。三家之中，《齐诗》牵涉纬说，如欲明之，可看陈乔枞的《诗纬集证》。以《诗经》作史读者，对于《诗》之地理，亦需考究，可看朱右曾的《诗地理征》。此外，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林义光的《诗经通释》和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新征》，亦应一读。

《易经》原名称《易》或《周易》。《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现在所存的《易经》正是这个样子，可以说，《易经》这部书，从西汉末年直到现在，没有大的改变。《易经》十二篇，主要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包括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都有个卦的形象、卦的名称，卦名之后有说明本卦性质的《卦辞》。卦有六爻，爻分阳爻、阴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以《易经》的首卦《乾卦》为例，“■《乾》：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卦象，《乾》是这一卦的卦名，“元、亨、利、贞”是这一卦的《卦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等为《爻辞》。所谓爻，指每卦的六画。“—”为阳爻，“——”为阴爻。阳爻称为“九”，阴爻称为“六”。它的次第，由下而上，所以《乾卦》的初爻称“初九”，二爻称“九二”，三爻称“九三”，四爻称“九四”，五爻称“九五”，六爻称“上九”。经上下篇就是这样构成的，本来是专为占卦用的，占卦的人占着哪一卦的哪一爻，看《卦辞》、《爻辞》是怎样讲的，据说就可以知道听问事的吉凶。但是，就其整个组织和某些《爻辞》的涵义看来，其中也有一些哲学思想和历史事实。

传的部分包括《彖辞上》、《彖辞下》、《象辞上》、《象辞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就是所谓的“十翼”。《象辞》是解释《卦辞》的，以《乾卦》为例，如：“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一段就是。《象辞》分为“大象”、“小象”。“大象”是解释全卦所从的象，如：“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象”是解释每爻所从的象，也即解释《爻辞》，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一段。《易经》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所以《彖辞》和《象辞》也分上下。《系辞》偏于说理，大致追述《易》义的起源，推论《易》学的作用，或解释卦义以补充《彖辞》、《象辞》。为了简编繁重，分为上下：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为《系辞上》，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为《系辞下》。《文言》所谓“文饰之言”，专解乾坤两卦；因为乾坤为《易》的门户，其它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作《文言》，今本《易经》附于乾坤二卦之后。《说卦》偏于说象，大致陈说八卦的德业、变化与法象。《序卦》说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杂卦》杂举六十四卦的卦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说卦》、《序卦》和《杂卦》，今本《易经》都另立卷帙，很易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证《系辞》时称为《易大传》，可见《系辞》原有《大传》之称。《十翼》中的其他篇与《系辞》性质基本相同，所以都可以称为《易传》。传是对于经所作的各种解释：翼有辅助的意思。《十翼》就是解释《易经》的十篇著作的总称。

《易经》中经的部分，大概是成书于商周之际。《易传》中的《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爻辞也涉及一些古代历史上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不晚于西周初年，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系辞》所说的那几句话是有相当根据的。经，由于大体上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所以也称为《周易》①。至于《易传》是孔子作的传统说法，殆难成立。我们知道，孔子没有什么自己的著作，而《易传》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它大概是从战国到汉初有关解释《易经》的著作选辑。《汉书·艺文志》著录《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汉书·儒林传》载：“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所谓《十翼》大概就是这一类著作。至于说孔子对于《易经》非常重视，并且很有研究，当是事实。因为《史记·孔子世家》说他“韦编三绝”，《论语·述而》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关于《易经》和《易传》的时代及其作者，有些大同小异的传统说法，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卷一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晋朝初年，在汲郡的战国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中，有一部《周易》。据杜预说，这部《周易》有上下篇，与当时流行的本子完全相同，但是没有《彖》、《象》、《文言》和《系辞》（《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可见，战国时的《易经》本身只有上下篇。早期的《易经》，其经和《十翼》是分别开来的，直到东汉末年，郑玄才把《彖》、《象》纂入经中，现在我们所见的《易经》，每一卦的《卦辞》后面都接着有“彖曰”和“象曰”，每一爻的《爻辞》后面都跟着有“象曰”，这就是把《彖》、《象》和经合了起来。《文言》也附在《乾卦》和《坤卦》的后面。其余的那些篇，由于带有通论性质，所以没有和《卦辞》、《爻辞》合在一起。

《易经》的注解，比《尚书》的注解还要多。其中也有汉学和宋学之分，即所谓“汉《易》”和“宋《易》”。按照过去的说法，汉《易》注重“象数”，偏重自然现象；宋《易》注重“义理”，偏重社会现象。其实，这是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体系，不是注释的态度和方法的不同。其中的有关部分，由于能够反映一些注释者所处时代的哲学、历史史料，因此作为治史取材来说也就无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近人对于《易经》的研究，有了新的进步，即剥去后人所加于《卦辞》、《爻辞》的神秘主义外衣，揭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原来的《卦辞》、《爻辞》，有些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有些是古代历史故事的传述，其中也有某些内容具有朴素的哲学意义，有史料价值。代表这方面的注解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载《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李镜池的《周易校释》（载《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版），是解释全经的，可以作为《易经》读本。

①郭沫若在其《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周易》的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迹”（《周易之制作时代》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因此说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这虽是一说，但说服力不强。

《周礼》、《仪礼》与《礼记》《周礼》、《仪礼》和《礼记》，今日合称“三礼”。“三礼”之名，起于东汉之末。郑玄注“三礼”后，特崇《周礼》，而后人又崇郑学，于是《周礼》就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十三经中，所以将《周礼》列于《仪礼》之前，殆以此也。

《左传》中经常提及的《周礼》，可能是周公的旧典，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现在的《周礼》，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本名《周官》（《史记·封禅书》），也称《周官经》（《汉书·艺文志》），后称《周官礼》（《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又尊称《礼经》（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周礼》凡六篇：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但《冬官》一篇，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它时，业已亡佚，当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考工记》主要记载先秦时期的一些手工业制造过程中的操作规程。

《周礼》并非礼书，《大戴礼记》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其中大致综合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出现的官制，也夹杂着战国时期的有关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儒家王者大一统的思想成分。《周礼》的成书年代虽晚，但其中的记载并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可以与其他有关周代文献资料，互通证明，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状①。

《周礼》为古文学派最重要的书籍，也是历来经学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文献之一。关于《周礼》的出现，约有五说：一为汉武帝时发现（唐贾公彦《周礼义疏》序《周礼》兴废引《马融传》）；二为汉河间献王所得（《汉书·河间献王传》）；三为河间献王时李氏所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或说）；四为与《古文尚书》等同时发现于孔壁（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篇》引汉郑玄《六艺论》）；五为与《逸礼》同为孔安国所献。清代孙诒让《周礼正义》以为四、五两说虚妄，不足凭信；一、二、三说也参差不同，所以《周礼》一书，曾经引起宋学派和今文学派的怀疑。

《仪礼》是十三经中“三礼”的第二部书。《史记·儒林传》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所说的《士礼》就是今之《仪礼》。《史记》所谓《礼》，止数《仪礼》，未及《周礼》和《礼记》；《汉书·艺文志》著录《礼经》，也仅指《仪礼》的古今文，《礼记》在百三十篇之记中，《周官经》别附于后。可见，西汉时人，仅认《仪礼》为《礼经》，在“三礼”中的位置最高。

《仪礼》几十七篇，大体分为冠昏（《士冠礼》、《士昏礼》）、丧祭（《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和《丧服》），朝聘（《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和射乡（《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之礼。从上述诸礼中，可以考知我国古代的亲族关系、宗教思想、内政外交情形以及当时的宫室、车马、衣服、饮食等制度，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士大夫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业务，因而颇有史料价值。

①参见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仪礼》有两个问题到现在仍争论未决：一是《仪礼》的作者问题：二是《仪礼》的完缺问题。关于前者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古文学派，以为《仪礼》与《周礼》并为周公所作，贾公彦的《仪礼疏》说可为代表①；在今文学派，以为《仪礼》为孔子所定，皮锡瑞的《三礼通论》说可以代表①。关于后者，今古文学也有绝不相同的两种看法。今文学家主张十七篇已包括一切的《仪礼》。故以《仪礼》为完整的经典，清邵懿辰《礼经通论》说可以为代表。古文学家主张《逸礼》三十九篇为可信，故以现存《仪礼》十七篇为秦火的残烬。关于《逸礼》的发现，说法不一，所以今文学家根本否认《逸礼》的发现，而认为是古文学家伪造的谰言。古文《逸礼》三十九篇没有流传下来，它的亡佚时间，也无可考证。

《礼记》是孔门弟子讨论礼的理论和行礼的文字材料，属于《礼经》的一部分。《礼经》的传授，若以时代先后排列：西汉讲《仪礼》，东汉兼讲《周礼》；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始讲《礼记》。也就是说，《礼记》一书之取得经典地位，是较晚的事。

《礼记》也称《小戴记》，为西汉《礼》今文学家戴圣所编纂，凡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的来源，为历来经学家争论颇烈的问题。现存的著录古代书籍的目录，当推《汉书·艺文志》为最早，但其中没有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八十五篇，而只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的记载。到了汉末，郑玄撰《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于是才开始分别大小《戴记》的篇数。到了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于是始有小戴删《大戴记》以成《礼记》的话。《隋书·经籍志》继起，更加附益，并说：“汉末，马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于是又有小戴删《大戴记》为四十六篇而由马融增益三篇为四十九篇的主张。直到清代，学者们才开始力驳小戴删大戴的话。例如，戴震以为刘向《别录》已说《礼记》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桥仁已撰《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则马融增益三篇的主张绝不可靠①。钱大昕以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记》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的数目，所以《小戴记》并非删《大戴记》而成②。

《礼记》的成书虽然较晚，言辞间有附会，意义时有抵牾，但是其中所①贾公彦说：“《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仪礼疏·士冠礼第一》）。①皮锡瑞说：“《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经学通论·三礼通论》《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皮氏在其《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中也坚持此说，如云：“《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补增，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①详见《东原集·大戴礼记后语》。

②详见《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

述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的经义，又可考知古代的典章制度，实为一部宝贵的史料典籍。我们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习俗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到了氏族社会末期的父权时代，后来所说的“礼”就已初步形成。国家形成后，随着公社之残留于阶级社会，这种原始的“礼”，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奴隶主贵族又把它与其他传统习惯一起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礼记》、《仪礼》书中所说的“礼”，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制度和手段④。《礼记》一书的内容，梁启超在其《礼记题解》中分为五类：（一）四十九篇中最为精采部分，是通论礼意和学术思想的，如《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和《缁衣》等篇；（二）为解释《仪礼》十七篇的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和《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载孔子言行，或孔门及时人杂事的，如《孔子间居》、《仲尼燕居》、《檀弓》和《曾子问》等篇；（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带有考证性质的，如《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文王世子》和《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一部分，为古代格言的记录，似较得当。《礼记》这部书，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大戴礼记》既不是小戴的删余，更不是残存的糟粕，它和《小戴礼记》一样，保存有许多汉朝以前儒家思想发展的史料，因而也是十分宝贵的。

“三礼”的旧疏，一般皆好。清儒的新疏，《周礼》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礼记》有朱彬的《礼记训纂》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大戴礼记》久已釐舛，清代的卢文弨、戴震开始釐正其文字。其后，汪昭有《大戴礼注补》；孔广森有《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有《大戴礼记解诂》。由于“三礼”的来源不同，综合研究殊不容易，初学者应当首先阅读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和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春秋经》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附《国语》相传孔子据鲁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的著录，可称为《春秋经》。其书涉及各国之事，而以鲁国为主，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当局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计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经》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学家的意见大致相同，即由于《春秋》是编年体，年有四时，不能偏举四字以为书名，所以交错互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当时，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均有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但其书名并不一样，如晋叫“乘”，楚名“梼杌”，秦称为“记”，周、鲁、燕、齐则称之为“春秋”。《管子·法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④详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某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鲁哀公向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于《春秋》。”可见，《春秋》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到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之后才成了《春秋经》的专有名词。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这里的王道，就是指的周礼。鲁史记事本来就是结合周礼的，所谓“《春秋》以道义”、“《春秋》辨是非”（《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其证。但在春秋时期，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所以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说法，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不过，哪些是依周礼，哪些作了损益，这在《春秋经》里已经分辨不清了。编写历史与周礼联系起来，则是《春秋经》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是它保守的一面。《春秋经》对于人事，不仅注意所谓善恶，也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败。书中所记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的。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经》）之类的奇异现象，只是“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春秋经》却从神秘色彩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也就是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开，则是它进步的一面。《礼记·解经》说：“属辞比事（指善于设辞举例，判断是非），《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春秋经》的编撰方法。同是记载战争，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写法；同是记载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经》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①。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初仅口头流传，至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书，体裁近似《公羊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春秋》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故均立于学官，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因而史料价值不大。

相传《左传》为左丘明作，但从其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①。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②，说颇可取。《左传》的成书，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但并不排斥后人之有所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改编过的①。《左传》一书，十八万言，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悼公四年，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春秋经》多了十七年，而所记史事与《春秋经》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经》有而《左传》中没有，有在《春秋经》无而《左传》中有。“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左传》中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它的突出特点是：书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长于记述战争，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更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同时，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值得提出的，《左传》中记述的许多史实和人物，文辞优美，形象生动，结构严谨，不少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因此《左传》不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不过，《左传》中对于天人关系的看法，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另方面又记述了卜篮、星占、望气和梦兆等预断人间祸福的事情，观点较为混乱②，反映出程度不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国语》一书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西周时期的史实。《国语》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但这两书的关系，历来约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为了给《春秋》作传，搜集了许多史料，后来，一部分用上了，这一部分就成为《左传》。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名为《国语》，所以也称《春秋外传》。另一种说法是，《左传》并非左丘明作，《春秋》原来的传是《公羊传》和《谷①《论语·公冶长》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决不会是孔子的后学，并在孔子死后写出《左传》来。说见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可见，今本《左传》是经过杜预改编的。

②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第四章。

梁传》，本来没有《左传》，只有《国语》，它是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一个总集。到汉末，古文经学家刘歆，为要抵抗《公羊传》便把《国语》割裂开来，分出一部分，与《春秋》联系起来，托名于左丘明，称为《左氏传》，其余的部分还叫《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就是说，《国语》是左丘明之原来著作的名称，《左传》可能是从《国语》中分出来的。《国语》的出现，可能在战国早期。

《国语》一开始记载了周穆王、周恭王的材料各一条，以后记周厉王以至智伯被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内有《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和《越语》二卷。这种编纂次序是按周与齐鲁晋郑的关系、诸夏与蛮夷的关系安排的。但书中却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以周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书中取材虽然有些琐碎，但与重要历史事件有联系的记载则占有较多的篇幅。《国语》中有一些鬼神荒诞的记载，但它也是在重视人事的基础上，为了取得一些得失盛衰的经验教训而写出的，它很重视人材在政治上的作用，《齐语》把齐桓公的霸业归结为“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便是其证；它的内容，有着战国时期社会特点的曲折反映，就是说社会矛盾表现为各国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各国统治阶级内部旧新贵族间的矛盾，各国之间统治阶级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又互相错综地联系在一起。《国语》在肯定社会变化时，已经没有孔子那样的怀古情调，它对周礼虽然也有一定感情，但却称许齐桓、晋文的霸业，并对世卿执政和以臣弑君，毫无惊讶表示。这就说明：《国语》在新旧转化过程中持有一种中间的态度①。可见，《左传》和《国语》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些长篇言辞，也是商周哲学史的史料。关于“三传”和《国语》的注释书：《公羊传》有《春秋公羊传解诂》，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内。何休的解诂，不仅作了文字上的解释，还发展了公羊家的学说。他在注释中所说的，多是《公羊传》中没有讲过的。清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和清陈立的《公羊义疏》，皆系根据何休解诂，加以整理和补充而成，是学习《公羊传》者可资参阅的注本。汉代治《公羊传》、《谷梁传》者少，所以二传之疏少于《左传》疏。《十三经注疏》本采用的《春秋谷梁传注疏》，为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注中由于兼载其“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名之。《左传》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据杜预的《春秋正义序》说，在他以前“前汉传《左氏》者有张仓、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训诂”，有十数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作了《春秋经传集解》，孔颖达又据前人研究《左传》的著作作疏。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特别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据说已有学者正在续作中。近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最适于初学者阅读。关于《国语》的注本，有《国语韦昭注疏》，三国韦昭注、清洪亮吉疏。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注释简要，便于参考。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的《国语》标点本，以韦昭注为基础，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更便阅读。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第二节　史地书《纪年》、《世本》、《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纪年》是太康二年（281年）在汲县的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一部魏国编年体史书，记载简单，有如《春秋经》。因为原书写在竹简上，故又称作《竹书纪年》。此书，上起黄帝，继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到魏襄王（前299年）为止。此书宋时佚失，清代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对此作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可以纠正《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著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较精。

据《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可见，《世本》是先秦史官为当时奴隶主贵族修编的宗谱，也叫“世”或“世系”。书中有《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谥法》等篇。司马迁的《史记》、韦昭的《国语》注、杜预的《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以至于郑樵的《通志》也都曾参考或引用《世本》作为佐证，可见此书史料价值较高。不过，《世本》现存佚文，只是些零散记事，彼此不阳连属，不易看出原来的面貌。《世本》于宋代佚失，清代有各种辑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的记载，自黄帝直至作者的时代，写出了通史性质的史书。作者如非史官，在当时是不易掌握这样丰富的史料，但这些内容，却不属于那时史官的职守，而应属于史官的私人著作。在战国历史转折时期内，史家酝酿着对以往历史的总结，《竹书纪年》和《世本》的出现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战国策》，作者不详，是一部战国时期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也有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史事记录。书名原不统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年，刘向校订群书，去掉重复，互相补充，编定三十三篇，始定名为《战国策》。今本《战国策》分为《东周策》、《西周策》各一篇，《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赵策》四篇，《魏策》四篇，《韩策》三篇，《燕策》三篇，《宋策》、《卫策》合一和《中山策》一篇。所记，继春秋之后，论楚汉之起，包括二百四十五年间的史事，从中可以看出战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书体例，与《国语》相同，是一种国别史，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但书中多有夸张虚构之处，与史实不尽相符，应当引起注意。西汉刘向编辑成书后，东汉高诱作注，宋代已有散佚，宋代曾巩又重新校定。南宋时，出现两个本子，一为姚宏的续注本，一为鲍彪改定编次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彪本基础上，又作《战国策校注》一书，为战国史学者所推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战国策》标点本，以姚本为底本，将鲍、吴诸人注文及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汇集起来，颇便阅读。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由整理小组整理出一部与《战国策》性质相同的帛书，由于没有书名，由整理者根据内容，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全书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原无章名，为了阅读方便，整理小组在每章释文之前加上了一个章名。其中有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外的十六章，即相当于全书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文字，是久已失传的佚书，为《战国策》所无，也不见于《史记》。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十四章（只有两章著录过），是苏秦的书信和谈话，提供了有关他从事合纵活动的可信史料，可以由此辨别《战国策》有关史料的真伪，并纠正《史记·苏秦列传》的错误，为进一步研究战国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考信录》清代崔述撰。书中凡《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信附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合计三十六卷。我国古代史实见于记载者，疑信参半，崔述辨疑存真，其功甚伟。以今天观点看来，其说尚有不少可疑处，但是足以启发人们思路者颇多。云梦秦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五百五十五支（另残片八十片）秦代的竹简。这批竹简，经过整理，内容计有十种，即《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珍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在这十种中，《语书》、《效律》、《封珍式》和《日书》乙种的书题见于原简外，其余六种题目均系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

简文中有许多证据说明，这批竹简所反映的是战国末年到秦始皇时期的资料。例如，《编年记》中的记事起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终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共九十九年。这是墓主喜的年谱性质的材料，记墓主的重要经历及其亲属生卒，但多数记载的是有关秦统一战争的大事，是研究战国末年和秦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可补《史记》的不足，纠正《史记》记载的一些错误和混乱。又如《法律答问》以“秦”与“夏”对称，谈到“欲去夏”、“欲去秦属”、“者（诸）候（侯）客节（即）来使入秦，当以玉问王”等等，当写成于秦完成统一以前。这不仅是研究秦国法律的重要资料，而且是深入分析研究秦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版，1970年）包括秦简除《日书》以外八种的全部释文、注释，其中的六种并附有语译，可供参考。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四十卷。原书在宋代已经佚失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此书名曰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了二十倍于原书的补充与发展，自成一部巨著。书中记载大小水道一千多条，一一穷源竟委，详细记述了所经地区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无不繁征博引，是六世纪前最为全面而又系统的综合性地理书籍。书中引用书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其中多处引用《竹书纪年》等书，说明某些地点有关战国历史情况，都是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例如《沔水注》谈及秦将白起攻楚的别都鄢时，采用引水灌城的进攻方式，使楚国军民沉死数十万，可以补充《史记》等书记载的不足。

后世的研究者以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水经注图》最为著名。可资参考。

《山海经》古代地理著作，撰者不详。古本原有三十四篇，由于历代校订、删并，至今仅存十八篇。各篇著作时代亦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非出一人之手，亦非一个时代所撰成。其中的十四篇是战国时期作品，《海内经》四篇则为西汉初年的作品。《山海经》的主要内容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对于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和神话的研究均有参考价值。其中的矿物记录，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晋代郭璞作注，其后的考证注释有清代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疏》等。袁珂的《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5年），便于初学。

《穆天子传》晋代从战国魏王墓中发现竹书《周易》、《纪年》、《琐语》和《周王游行》，以今文改写后，《周王游行》改称《穆天子传》，作者不详。旧题晋郭璞注，六卷，计八千余字。书中的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故事，后一卷记盛姬之死及其葬仪。该书文辞质朴，其记穆王与西王母宴会酬答及盛姬之死部分较有小说意味。《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有相合处，其中保存了古代东西方民族彼此友好交往的史料。《穆天子传》中虽有部分神话因素，但如能去伪存真，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仍然是我们研究古史的参考资料。

第三节　诸子书《论语》和《孟子》附《孝经》和《尔雅》

《论语》名称的使用，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如《隶释》卷八载《衡方碑》文：“仲尼既没，诸子缀《论》”，《论》即指《论语》；或单称为《语》，如《后汉书邳彤传》引《论语》原文，谓“《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或别称为《传》，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或别称为《记》，如《后汉书·赵咨传》引《论语》原文，谓“《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或详称为《论语说》，如《汉书·郊祀志下》引《论语》原文，谓“《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之时，其所以简称为《论》或《语》，乃因行文的便利，至于别称为《传》或《记》，则是因为古代《论语》简策的长度较短于经的缘故。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这就是说，《论语》在汉代，计凡三种：一曰《古论》，二曰《齐论》，三曰《鲁论》。《齐论》有《问王》①、《知道》两篇，这是《鲁论》所没有的。因此，《齐论》有二十二篇，《鲁论》只有二十篇。《古论》也没有这两篇，但把《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以下语句独立成章，所以有两篇《子张》，比《鲁论》多了一篇，共二十一篇。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今本《论语》就是张禹的本子，它基本上是依据《鲁论》并参考《齐论》编成的混合本。

《论语》各篇中对于孔子的称呼不尽相同，一般称为“子”，有时称“夫子”，有时也称“孔子”。按照春秋时代的习惯，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称他们的主人为“子”。孔子的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也称为“子”，“子”是孔子的学生对于他的称呼。称“孔子”的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的学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子”，所以对于孔子加以“孔”字，以资区别。可见，《论语》的成书年代，总在战国时期，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之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包括《上论语》和《下论语》两部分。《上论语》的最后一篇《乡党》，是专记孔子一生的生活习惯，好象是全书的结尾。很可能原来只有《上论语》，以后篇幅越加越多，就又成为一本《下论语》。《上论语》中的文字简短，越往后的记载越详细，甚至出现了长篇大论，其可靠性也就比较差些。《论语》中的各篇、各章，虽然有早晚的不同，如做深入研究，当然应当注意这点，但一般地说，《论语》中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极可信据，都可以引用。《论语》学在两汉时代有今古文的派别。前述的《齐论》和《鲁论》属今文，《古论》属古文，在当时都各有所传。其后张禹混合《鲁》、《齐》，成为《张侯论》。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①朱彝尊《经义考》曰：“今逸《论语》见于《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其诠玉之属特详。窃疑《齐论》所逸二篇，其一为《问玉》，非《问王》也。考之篆文，三画正均者为玉，中画近上者为王，初无大异，因■玉为王耳”，说颇是。

为之注，盛行一时，但早已佚亡。其后注解《论语》的很多，今举其要者如下：三国时期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此书是汇集他以前的《论语》注解，所以称为《集解》。何晏是个玄学家，但这部书中注重训诂，除个别地方外，没有玄学色彩。南朝时期有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知不足斋丛书》本），这是对于何晏的《集解》所作的疏。其中有些玄学家对于《论语》的解释，可以作为研究魏晋玄学史料用。北宋时期有邢昺的《论语疏》。这是邢昺对于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宋以后替代了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的地位。《十三经注疏》本，就是邢昺的疏。南宋时期有朱熹的《论语集注》，这是宋人注解《论语》的代表作。南宋还有赵顺孙的《论语纂疏》，这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疏，《通志堂经解》本。清代的刘室楠撰有《论语正义》，他以何晏《集解》为主，而详采各家之说，其详博程度超过旧疏，其中收集了许多清人对《论语》的研究成果，《续皇清经解》本。初学者，可以先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都列于子部儒家。其升为经部，大概始于唐宋时代。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孙奭新印《孟子音义》；嘉佑6年（1061年），刻石备九经，已经尊崇《孟子》；王应麟《玉海》也说宋代以《孟子》升经，并论《论语》、《孟子》和《孝经》为三小经。但从唐朝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参见《唐书·选举志》），唐朝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参见《皮子文薮》和《文献通考》）观之，可知《孟子》的升列经部，实始于唐而完成于宋。宋代淳熙间朱熹以《论语》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并列，《四书》之名始立。元朝延佑间，复行科举，《四书》之名更见于功令。于是《孟子》遂与《论语》并称，而由于部儒家而上跻于经部矣。

关于《孟子》的作者问题，历来学者则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清周广业在其《孟子四考》四《论七篇非尽自著》中又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由此可以断定《孟子》一书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等人，追述孟子的言行的著作，并非孟子的自著。

现行的《孟子》计七篇，《汉书·艺文志》却著录为“《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作的《孟子注》也只七篇。赵岐的《孟子题辞》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志》所著录的十一篇，大概包括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赵岐所注的是内书七篇。外书四篇，早已亡佚。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自署为宋朝熙时子注，《函海》本，《经苑》本），系明人伪造，不足信。

注释《孟子》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东汉赵岐的《孟子注》，解释较少附会。《十三经注疏》本就是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代注释《孟子》的代表作，发挥了孟子的唯心主义。南宋赵顺孙的《孟子集注纂疏》（《通志堂经解》本），发挥了朱熹的《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皇清经解》本），以赵岐注为主，搜集清代学者考订《孟子》的成果，加上焦循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是研究《孟子》的很好的参考书。初学者可先读杨伯峻的《孟子译注》。

《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中，只有《孝经》自始即称为《经》。

据《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经字，有常道、常法和永恒不变之义，而《孝经》就是阐发先秦时期父家长制下的宗法孝道的重要典籍。《孝经》的作者为谁，历来说法不一。其中的曾子门人编录说，即将孔子述说孝道的语录集辑起来，著于竹帛，传诸后世，系出于曾子门人之手，似较妥当。《孝经》也有今文与古文之别。前者系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由河间人颜芝所秘藏，才幸免佚亡。到了汉惠帝废除挟书后，始由芝之子贞，献于河间献王。由于该书系用汉隶书写，故称今文《孝经》。又汉武帝时，拆毁鲁恭王所居孔子旧宅，由其壁中得到《尚书》、《论语》和《孝经》，皆用蝌蚪文字书写，故称古文《孝经》。《孝经》虽有今古文之分，但其于孝道的阐发，并无什么不同。《孝经》在儒家书中，虽无特殊精义，但以其了解当时社会，特别是宗法关系，由于其书浅近易解，比较方便。

《尔雅》是古代的词典，它附属于经部，并无什么理由，完全出于因袭的观念，现行的《尔雅》凡十九篇。《尔雅》二字，或作《尔疋》，又作《迩疋》（见《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引张晏注说，“尔，近也；雅，正也。”清阮元解释说：“《尔雅》一书，皆引古今天下之异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异也。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者也”（见《揅经室集》卷三《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阮氏之说，非常详明。《尔雅》一书，在训诂名物方面，尤为详尽，因而对于先秦史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荀子》儒家孟荀并称。荀子的思想在战国末期影响较大，汉朝有许多传经的人都是荀子的后学。荀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传授，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的唯物论思想不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荀子》一书自唐杨倞作注后，直到清朝才又有人开始研究。

《汉书·艺文志》云：“《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自注说：“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荀”、“孙”音同，孙卿就是荀卿。现存刘向的叙录，题“《荀卿新书》三十二篇”。《汉志》中的三十三篇，应是三十二篇，现存的《荀子》仍是三十二篇。杨倞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并把先后次序作了一些变动，现有的《荀子》就是经他重新编排的。

在三十二篇中，《天论篇》提出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非相篇》提出了荀子的破除迷信思想；《正名篇》提出了荀子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性恶论》提出了荀子的人性论；《解蔽篇》提出了荀子的方法论；《王制篇》、《富国篇》等提出了荀子的政治社会的思想；《礼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春秋以来所谓礼的起源以“物”的“度量分界”的根据，便为引法入礼开了大门；《乐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音乐的理论；《劝学篇》、《修身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教育的理论；《议兵篇》提出了荀子关于军事的理论；《非十二子》和《解蔽篇》的一部分攻击了儒墨法与权谋诸家的学说；《成相篇》用当时民歌体裁，叙述了荀子的政治思想；《赋篇》是荀子的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另外著录的“荀卿赋十篇”，今虽不存，《赋篇》当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十二篇都不是荀子自己的作品，杨倞编入十九卷、二十卷的各篇，大部分可能是荀子后学关于荀子言行的杂记。大小戴《礼记》中也有些篇章与《荀子》中的内容相同。可见荀子思想虽具新的礼治观点，但《荀子》一书仍然属于儒家著作总集性质，保存了先秦时期许多贵重资料，不但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依据，也有助于了解先秦社会历史的状况。

关于《荀子》的注释，有唐杨倞的《荀子注》，是最早的一部注本；有清谢墉、卢文弨的《荀子篇释》，在《荀子》考订训诂方面作了初步的系统的整理；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是在谢墉、卢文弨工作的基础上，收集了清代学者对于《荀子》在考订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荀子》的一部主要参考书。梁启雄的《荀子简释》，颇便初学。

《墨子》《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现存的只有五十三篇，其余的十八篇，有的只见篇目，有的连篇目也已失传。这是一部墨家著作总集，但非一人一时之作。

这部总集，按其篇目性质可以分为五组：第一组包括《亲士》至《三辩》的七篇，属于概论性质，对墨家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了一般性论述。

第二组包括从《尚贤上》至《非儒下》的共二十四篇，这是前期墨家思想的重要史料。这里讨论了十一个题目，每个题目除《非儒篇》为上、下篇外，其他都有上、中、下三篇，应有三十二篇。由于有些篇缺了，实际上只存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除《非儒篇》等少数几篇外，其余都以“子墨子言曰”开始。“子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对于墨子的称呼。可见，上述诸篇都是墨子弟子所记墨子的言论。《庄子·天下篇》说，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墨子关于上述每一题目的言论，这三派可能都有各自的记录。后来编辑墨家著作总集的人，把三派的记录都收集起来，作为每一个题目的上、中、下三篇（见俞樾《墨子闲诂》序）。第三组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共六篇，一般你为《墨经》或《墨辩》。在这六篇中，没有“子墨子曰”四字，因此有人认为这就足以证明此六篇当是墨子自己写的。但从这六篇的内容来看，它们所讨论的是有关自然科学、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皆非墨子时代所能有；还有对于先秦其他各派的批评，也只能在各个学派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的。在早期墨家思想中，天志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这六篇中除说了一句“天之爱人”（《大取》）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涉及天志和鬼神。也就是说，在前述二十四篇中，宗教思想占有相当地位；在此六篇中科学思想占有主导地位，说明此时的墨家思想已向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从文学体裁上看，《经上》、《经下》、《经说上》和《经说下》的“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引事加以说明。《韩非子·内储说》也是这样的形式。可见，《经》和《经说》也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据上看来，上述六篇当是后期墨家的作品，也不是一人一时所作。

第四组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的五篇，记载墨子的言行，好象儒家《论语》，合起来可以作为墨子传的史料。第五组从《备城门》至《共守》的十一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工具的篇章。墨家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不仅对于防御战术很有研究，并且还能制造在防御战中使用的器具，这一组的材料可能是战国末期后期墨家的著作①。墨家学派主要反映了“农与工肆之人”即公社农民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歧视，所以在《史记》中没被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提到了他的名字。直到晋朝的鲁胜，才给《墨家》作注，称为《墨辩》。后来宋朝有个乐台，给《墨子》作注，不过他所见到《墨子》只有十三篇，即自《亲士》到《尚同篇》。鲁胜和乐台的注解，现已佚失，道教经典《道藏》，把非儒家的先秦著作收了进去，也就是《墨子》借此机会保存下来的一个较早的本子。《墨子》，由于经过一两千年的湮没，■脱错简很多，很是难读的。清代的毕沅实际上是孙星衍，首次对《墨子》全书做了一番整理和校勘工作。在毕沅和孙星衍的基础上，孙诒让作《墨子闲诂》，疏证文字，颇为精详，流行也广。近人吴毓江校注的《墨子校注》，由于见到了一些新版本，为《墨子闲诂》作了不少补充，便于阅读。近人所作有关《墨经》的注释，有邓高镜的《墨经新释》（商务印书馆），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和高亨的《墨经校铨》（科学出版社），很有参考价值。

《老子》和《庄子》附《法经》和《十大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替老子作了一个四百多字的传，其后半段中记载了一些传说，这些传说在“莫知其所终”的情况下，更是扑朔迷离。从司马迁使用“或曰”、“云”、“盖”和“或言”等字以示存疑的态度，可知早在汉初，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因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司马迁亦已搞不清楚。他说老子是老聃，也可能是老莱子，又可能是太史儋，“世莫知其然否”。这三个人的时代，照传说前后相差二百多年。

至于《老子》这部书的时代，更是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依照传统的说法，《老子》是老聃作的，老聃与孔子同时或稍前。照这个说法，《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作品。“五四”以后，反对这个说法的越来越多。他们虽不否认在孔子时期有老聃其人，但是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老聃作的。老聃这个人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但《老子》这部书却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综观《老子》全书的内容，我们同意《老子》一书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总集。其中包括有老聃本人原来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他本人原来的思想比较简单，后来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才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老子》书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这个发展的结果，《老子》的思想应是战国时代的产物。此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思想颇为完整。它不论对研究老子的思想或先秦历史，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今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约五千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两种《老子》写本，现在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不避刘邦的讳，证明是西汉以前的写本。乙本字体为隶书，避刘邦的讳，显然是汉文帝时期的写本。这甲、乙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流传下来的《老子》的最古本子。这两种本子和现在流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39和67页。传的本子先道经后德经不同，而是先德经后道经，字句也有一些出入。帛书《老子》虽然不是最好的本子，但在将它与王弼等古本对校时，有不少处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以订正通行本。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已由文物出版社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后附的《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便于检阅其间的异同。

关于《老子》较早的注释书，有《老子道德经》，旧题汉《河上公章句》。河上公据说是汉文帝时人，可是《汉书·艺文志》里没有著录他的注。《汉志》著录有“《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但这三家的《考子》注现已失传。河上公注大概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他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魏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经》，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注释《老子》，在以后的哲学思想中影响颇大，几乎成了《老子》的标准注解。新注本有朱谦之的《老子校释》、高亨的《老子正诂》和任继愈的《老子新译》，均可参考。

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除《老子》外，还有《庄子》一书，其中包括道家许多派别的作品，在战国末年有较大影响。全书现存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周所著，外、杂则兼有其后学之作，还羼入了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因此，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哲学上谈的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而且有时还赋予了“道”一些物质性，使之带点唯物主义的色彩；政治上不仅主张绝对的无为，有时还主张上无为而下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有宣扬混世的，也有赞成避世的；在人生观上，有提倡寡欲的，也有鼓吹纵欲的；在对待不同学派的态度上，有坚持混合齐同的，也有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翟之后墨离为三一样，表明了庄子之后，庄周学派也在发展和变化，反映了战国以后的社会变革以及各种学派间的相互渗透，只要不违背《天下篇》所述的庄子观点，都应归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可以说，《庄子》是以庄周思想为主体，从战国中至秦汉间庄周学派的总集。它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道家的一部主要著作。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来，完全体现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意识形态，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尤其在哲学领域内，广泛而深入地阐发了作者的见解，完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体系。关于《庄子》的注本，晋代原有五家，现在仪存郭象的《庄子注》十卷，它不注重文字解释，实际上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发展。明代焦竑的《庄子翼》（《金陵丛书》本），收集了郭象以后一直到明代许多重要的《庄子》注解，可资参考。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除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外，又吸收了部分清人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的成果，可供参阅。近人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便于初学。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法经》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的战国后期黄老学派的著作。

《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现有的《管子》照目录看还是八十六篇，由于佚失十篇，实存七十六篇，与刘向所编辑的基本相同。先秦诸子，大都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而《管子》这部书却不相同。

它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但又不能算作杂家。因为杂家认为各家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它企图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稷下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是各个学派学者聚会的地方。齐人把从稷下出来的学者著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用了“管子”这个名字作为这个总集的名称。《管子》的内容很杂，著作的时代也不一致。例如，《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弟子职篇》是儒家的著作，《明法篇》、《任法篇》。《八观篇》和《轻重篇》等是法家的著作，《四时篇》、《幼官篇》、《轻重己篇》等是阴阳家的著作，《兵法篇》是兵家的著作，《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郭沫若认为是宋■、尹文的著作。《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各个学派的思思宝库，是研究先秦各派思想颇有价值的一部重要资料。

《管子》的编辑体裁，分为许多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言》、《区言》、《杂篇》、《管子解》和《管子轻重》等名目，有些好象《庄子》内、外、杂篇，有些究竟是按什么标准分类的，不甚清楚。有人说，《经言》是管仲的自著，可以作为管仲思想的史料。但是《经言》中也有许多思想，不是春秋时期，特别不是春秋早期所能出现的。例如，“王天下”的思想，便是其例。《管子》的有些篇章，如《大匡》、《小匡》中记载管仲的事迹，与《左传》、《国语》里关于管仲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当然就是关于管仲的史料。

《管子》一书最为难解，原来只有唐代尹知章（旧题房玄龄）所作的注，明代刘绩所作的补注，直到清代才有许多学者对于《管子》作了些校勘和考订工作。戴望的《管子校正》，把他以前的清代各家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一起，很是方便。近人闻一多和许维遹作《管子集解》，后经郭沫若加以扩充，成为《管子集校》，收集了以前所有的各家研究成果，颇便阅读。

《商君书》和《韩非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自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经籍志》称此书为《商君书》，《新唐书·艺文志》称为《商子》。严万里得元刻本，凡二十六篇，而中亡其二（第十六、第二十一两篇亡），实二十四篇。群书治要》所引《商君书》还有《六法》一篇，今本无。

《商君书》系卫鞅即商鞅后学编著，当是战国晚期的著作。所以，《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更法篇》记载商鞅初入秦时与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载如何采取措施奖励垦荒问题；《徕民篇》主张三晋人民来秦垦荒，并述及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说明此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商君书》大体上是总结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书有严万里的校本，即浙江书局所辑《二十二子》本。注释本，有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和高亨的《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可供参考。

《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隋书·经籍志》著录：“《韩子》二十卷。”今本《韩非子》也是二十卷，五十五篇。韩非本称韩子，书也称《韩子》。因唐朝的韩愈也称韩子，为了避免混乱，改称韩非为韩非子，书也改叫作《韩非子》。

《韩非子》主要是法家韩非及其后学著作的汇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秦始皇看见《孤愤》、《五蠹》非常佩服。李斯告诉他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后来李斯上书给秦二世，也引韩非的话（详《史记·李斯列传》）。他们所引的话均见于《五蠹》和《显学》。可见《孤愤》、《五蠹》和《显学》确是韩非本人所作。司马迁《韩非传》把《说难》全篇抄入，此外又提到《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见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篇章也是韩非作的。《韩非子》第五十三篇，是《饬令》（或作《饰令》）；《商君书》第十三篇也是《饬令》（或作《靳令》），两篇的内容基本相同。这是因为《商君书》和《韩非子》虽然都不完全是他们本人的著作，但是由于他们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法家著作有些便分编在两个人的名下，有些共同出现于两个人的名下。《韩非子》中，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书中，例如《初见秦篇》便是。此外，《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汇集春秋战国故事作为立论根据，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据。《史记·韩长儒传》说，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可见韩非或其学派有“杂家说”。前引《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能就是这一类著作。《韩非子》中的《解老》和《喻老》两篇是很重要的哲学论文，同时也是《老子》的最早注释。有人认为，这两篇不是韩非之作，也不是法家作的。因为韩非反对“微妙之言”（《五蠹》）、“恬淡之学”、“恍惚之言”（《忠孝》），所以他不会讲《老子》。其实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照《解老》、《喻老》两篇中所讲的老子，既不“微妙”，也不“恍惚”，更不“恬淡”。这两篇所表现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注重实际生活的，与《韩非子》其它各篇的精神是一致的①。

关于《韩非子》的注释书，有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收集清朝学者对《韩非子》在考订和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近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亦在考订训沽方面收集前人对于《韩非子》的研究成果，内容更为丰富。梁启雄的《韩子浅释》，注释简要，便于初学。

《公孙龙子》名家亦称“刑名之家”，刑即形，刑名即形名。《战国策》引苏秦的话说：“夫刑名之家，皆日白马非马也”（《赵策二》）。《汉书·艺文志》著录：“名七家三十六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而此三者之中只有《公孙龙子》不是伪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在只有六篇流传后世。清人姚际恒以为《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公孙龙子》，便断定古本《公孙龙子》已经失传，今本是伪书。可是《隋书·经籍志》在名家里虽然没有著录《公孙龙子》，但在道家中著录有《守白论》一卷。这个《守白论》可能就是《公孙龙子》，因为《公孙龙子》说过：公孙龙子“守白之论”（《迹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29和67页。府篇》）。近人王琯、栾调甫、壮国庠等也认为《隋书·经籍志》所录《守白论》即《公孙龙子》，但宋以后佚亡八篇；并指明今本《公孙龙子》六篇，除首篇《迹府》为其后学辑录外，余下的五篇皆是公孙龙的作品，包括了公孙龙学派最重要的论题和论据，足以代表公孙龙的理论学说。这一看法，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承认。

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书，有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此书卷一有关于公孙尤其人其书的考证，以及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收集清人对于《公孙龙子》的文字上的考订，皆可参考。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和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也均可供参考。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尉缭子》据《汉书·艺文志》载，继春秋末年的《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后，重要的有《齐武子》（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公孙鞅》（商鞅兵法）二十七篇、《吴起》（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庞煖》（庞煖兵法）三篇、《倪良》（倪良兵法）一篇、《尉缭》（尉缭子兵法）三十一篇和《魏公子》（信陵公宾客所著兵法）二十一篇。《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又有《司马穰苴兵法》。可见，军事学从春秋未年到战国时代是最为发达的学问之一，其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最为著名。

现存《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个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在春秋末年，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去一百多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前引《汉书·艺文志》上也有《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武子》即《孙膑兵法》的记载。但《隋书·经籍志》却不见著录。后来有人以此提出异议，认为《孙子兵法》并非孙武的著作，而是后人的伪托。不仅此也，就是对孙武这个人在历史上存在与否，也持否定的态度。通行的看法是，先秦著作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现存《孙子兵法》源出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是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著作。另外，也有人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是曹操根据前人的著作重新编定的，因而经过了曹操的删削和补充。1972年4月间，山东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从而使这一悬案得以解决，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残缺比较严重，只有二百余简，二千四百余字，和宋本《孙子兵法》对照，仅存三分之一强。但其中却发现了《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重要佚文，极为珍贵。在发现的佚文中，有两处提到了“十三篇”的语句。可见，孙武除有十三篇兵法外，还有不少论兵、论政的冬篇。因此，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对研究孙武思想和订正史籍，仍有着重要意义，已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于197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分上、下两编，篇前标出篇题，篇后附有释文。上编各篇篇后有校注，下编各篇篇后加有简注。

新出土的《孙膑兵法》，亦分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一万一千余字，有残缺。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等早期兵术的军事思想，总结和吸取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些残简也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并附有释文和简注，便于阅读。

在这批竹简中，还发现有《尉缭子》残简六篇。这部书，过去也有人认为是后人的伪托，现在从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这部书的竹简，可见当时已经传世，并且基本上都和现存的《尉缭子》一致。《汉书·艺文志》载兵刑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现存的《尉缭子》二十四篇，收入宋人《武经七书》中。唐代《群经治要》选录有节本四篇。现存《尉缭子》就是《汉书·艺文志》兵刑势家著录的《尉缭》。全书是作者对梁惠上所讲的军事学理论和军事法令。华陆综的《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比较简明，便于初学。

《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载：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部书，是吕不韦以他门下各派门客的论文编成的一部整书，其中有十二“纪”、八“览”和六“论”。十二纪除《季冬纪》外，每纪各有五篇。《季冬纪》有六篇，多出一篇，名《序意》，这是一篇自序。六论每论有六篇，八览每览有八篇（第一《有始览》缺一篇）。这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在形式上好象是一本包括体系很广的先秦诸子书。

其实，《吕氏春秋》中的《劝学》、《尊师》、《诬徒》和《善书》各篇是讲教育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初音》和《制乐》各篇是讲音乐的，都是儒家思想。十二月的月令是阴阳家的思想。《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和《审分》各篇都是道家，特别是杨朱一派的思想。《振乱》、《禁塞》、《怀宠》、《试威》、《简选》、《决胜》和《爱士》诸篇，是兵家思想。《上农》、《任地》、《辩土》各篇，是农家思想。这些家的思想，虽然不能凑成一个体系，但借《吕氏春秋》这部书却保存了各家的一些思想。本书作为一部哲学著作看，价值不大；但由于书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保存有不少古代遗闻轶事，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自以为这部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春秋》是历史书的名字，吕不韦可能认为《吕氏春秋》是一部历史书。关于《吕氏春秋》的注释，最早的有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其中保存一些文字的古训。清毕沉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聚集了当时考据训诂家的研究成果，把这部书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1933年，许维通博采诸说，写成《吕氏春秋集释》一书，颇便阅读。

《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后来，“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飞、李尚、伍被等撰。《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是书“言其大也，则煮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为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均见高诱《淮南鸿烈解》序）。

书中以道家为主，揉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家，一般认为它是杂家著作。正如司马谈所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旨》）。《淮南子》为文，纵横蔓衍，多所旁涉，其所包括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尤其所记大量的神话传说，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及刘家立的《淮南集证》（中华书局）和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等。

第四节　辞赋《楚辞》

楚辞之称，西汉初期已经有之，至刘向时才编辑成集。本书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景差和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来东汉王逸增入已作《九思》，成十六篇，且为之注，这就是今本《楚辞》。书中汲取了民歌的形式，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以《楚辞》名之。后人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又名“骚体”。

《楚辞》中以屈原的作品为主，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篇。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宋玉、唐勒、景差也是有名的楚辞作家。《天问》中蕴藏有非常丰富的神话传说，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天问》从开天辟地以来大自然之形成、人类之起源，社会之变化，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其前半部，主要是对大自然的神话传说提出了大量疑问；后半部，是关于历史神话传说的提问，也是《天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天问》的形式，是“问中有答”、“答中有问”，在问答中既叙述了上古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的内容，又阐述了屈原自己的观点。在问答中既对所提问题能明辨其是非曲直，又对其荒诞不稽者予以批判；特别是他对“天命论”的否定，都说明《天问》篇带有唯物主义的理智主义色彩。《楚辞》与《诗经》是先秦诗歌发展的两个高峰，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诗经》侧重以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北方的社会生活；《楚辞》则善于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再现南国的风貌。《楚辞》的编辑，虽在汉代，但其中的主要作品，多是战国时人所作。因此，本书不仅在文学上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最早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现在通行的注本，有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以及近人姜亮夫的《楚辞赋校注》，均可参考。

关于商周史的文献资料，除上述古籍外，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向的《说苑》和《新序》，以及《韩诗外传》等书中的有关部分，也是研究这段历史时应当参阅的。

中国古代残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以及历代的注疏笺释，都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巨大宝藏。但是，由于这些文献大都古奥费解，而且流传久远，难免有些窜易增删失真之处，因而运用这些资料时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使其中的真实部分为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主要都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殷墟遗址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所在地。遗址以河南安阳市西北二·五公里的小屯村为中心，包括洹水两岸的后岗、高楼庄、花园庄、四盘磨、孝民屯、侯家庄、武官村、大小司空村等十多个村庄，总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史记·项羽本纪》所载项羽与秦将章邯期约于“洹水南殷墟上”，即指小屯村一带。

十九世纪末叶，小屯村农民挖出了甲骨，上面有文字，后来经过学者的研究，确定为商代王室占卜用后的刻辞，即甲骨文。驰名中外的殷墟遗址就这样发现了。殷墟遗址的发掘是从1928年开始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工作暂停，共经历了十五次发掘。1949年以后，殷墟的发掘继续进行，直到今天尚未间断。殷墟发掘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开始最早，延续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收获也最丰富。

通过发掘已经判明，小屯村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出七十多处版筑房基，其中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基址，也有小型居住址，都排列有序。在房基附近还发现有大小深浅不同的窖穴七百多个，有的作为贮藏粮食、器具、甲骨等之用，有的则作为居穴。在小屯村也发现有墓葬，比较集中分布在宗图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商代后期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庙基址周围，多为人祭坑。另外，在遗址的东边曾发现属于王室贵族的中型墓，有名的妇好墓就在这里。

洹水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一带是王陵区。在这里共发现十三座大墓和千余座小墓、排葬坑。据推测，大墓多半是王陵，小墓和排葬坑应该是附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人祭坑。

小屯村附近各村都发现有古代居民遗址和墓地，在小屯村东南的苗圃北地和小屯村西北的北辛庄分别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

殷墟发掘以来，所获实物资料极为丰富，其中经科学发掘所得刻字甲骨将近三万片，铜礼器总数已达五六百件，铜兵器、铜工具等更数以千计，其他玉、石、骨、角、牙、蚌、陶等各类遗物已无法作出精确统计。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历史最可珍贵的实物资料。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现在从殷墟的考古发现中基本上已得到了证实。

参考书目：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2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郑州商城遗址河南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王都之一。郑州商代遗址是1950年在郑州市东南郊二里岗首先发现的，1952年开始发掘，至今一直在进行。

遗址以郑州商城为中心，其他如城北的省府、河南饭店、紫荆山、城南的南关外、城东南的二里岗、杨庄、城西的杜岭街、铭功路、人民公园和城东的白家庄等地发现了居住遗址、墓葬和手工业作坊遗址等，总面积约二十五平方公里。

从人民公园发现的地层证明，二里岗的上下两层文化堆积都早于殷墟遗址，从而确定了郑州商城遗址的年代属于商代前期。以前，学术界关于商代的考古知识仅局限于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现在，由于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及其年代的确定，使这方面的知识不仅在空间上扩大了范围，而且在时间上提早了一个阶段。

郑州商城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早期诸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这个城址提供的有关城墙的结构、宫殿的建造和布局、城内外居民遗址、墓地和手工业作坊等的分布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使我们能够用来研究我国早期城市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刻字甲骨和其他文字资料目前还极少发现，但却发现了大批的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和陶器等文化遗物，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关于郑州商城究竟为商代前期何王所都的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以为是仲丁、外壬二王所居之嚣（或隞）都；另说则认为是成汤至大戊共九王所居的亳都。

若从郑州商城本身所包含的年代同最近发现的偃师尸乡沟商城相比较而言，其作为亳都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图二河南省郑州市商代前期郑州商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参考书目：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载《考古学报》，1957年1期。

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隞都》，见《文物》1961年4、5期。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1期，文物出版社，1977年。

邹衡：《论汤都郑毫及其前后的迁徙》，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肆篇，文物出社版，1980年。

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是继郑州商城之后在河南省新发现的另一座商代前期大型城址，因其紧靠今偃师县城，并有一条东西横贯城内的低凹地带，当地居民相传称之为尸乡沟，故名。城址绝大部分深埋于地下，1983年春经钻探发现，随即开始发掘，迄今工作仍在进行。

该城建于偃师县西南洛河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平面北宽南窄，形似切菜刀，面积约一百九十万平方米，即相当于郑州商城的三分之二。现已找到七座城门，若干条大道和三处建筑群基址。位于城南居中的一处建筑群最大，近方形，边长约二百米，四面设有围墙，具有宫城性质。宫城内分布有多处大型建筑物，已发掘其中偏东北的一处。这是一座以正殿为主体，东、西、南三面有庑的封闭式宫殿建筑，附近并有石砌排水沟的设置。在宫城以南的塔庄村曾出土过商代二里岗期铜礼器多件。

关于此城的年代和性质，学术界的看法还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其年代可早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此城应该就是《汉书·地理志》所云汤都尸乡即西亳。另外的意见则定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岗期下层，认为该城是早商别邑桐或桐邑，亦即《晋太康地记》所云亳坂东之城，为太甲所放处桐宫。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该城的年代不会超出二里岗期；又若与郑州商城相比较而言，当以后说为是。

参考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载《考古》1984年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8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载《考古》1984年10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5年4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8年2期。

邹衡：《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4期；《西毫与桐宫考辨》，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第1号，文物出版社，1990年。

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境内洛水南岸，西距“洛阳北魏故城”郭城东南角约二华里的二里头村。遗址以二里头村一疙垱头村为中心分布地区，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喂羊庄之间的范围在内，总面积约四平方公里。1959年考古调查发现后，同年开始发掘，以迄于今，发掘工作未曾间断。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和年代都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其文化性质尚未最后确定，在考古学上通常称之为二里头文化。在遗址的中心部位现已发掘出两座宫殿遗址，其规模和结构略似商代前期的。考古学者据此推断：二里头遗址应该是一大都会。至于为何代何王所都，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商代成汤所都西毫：另一种则以为是夏都之一。若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尸乡沟商城联系起来考虑，则后一种意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样，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4年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5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载《考古》1983年3期。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

周原遗址“周原”最早见于《诗·大雅·绵》，是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在今陕西西部，包括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等地的一部分台地（“原”），范围约二百余平方公里。其中心地区紧靠岐山的南麓，或曰岐邑，今扶风县西北的黄堆和岐山县东北的京当二乡之间，面积约七至八平方公里的周原遗址即当其地。这里大概就是亶父迁居之处；西周初年又曾为周、召二公食采之邑。

早在西汉时期，周原就出土了西周铜器。到了清代，不少有名的铜器，例如《大丰簋》、大小《孟鼎》、《毛公鼎》等都在周原相继出土。在本世纪，周原更屡有西周窖藏铜器成批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达五六百器，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直接史料。

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经多次在周原作过调查发掘，特别是1976—1977年，更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云唐、庄白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基址、内涵丰富的骨器作坊遗址和贮藏大量青铜器的窖穴。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凤雏宫殿基址的窖穴中，还发现了近三百片刻字的甲骨，有的记载祭祀商王的情况，有的记下楚、蜀、巢等地名，据此可以了解周人早年与商王朝以及其他方国的关系。

参考书目：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载《考古》1963年12期。

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10期。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丰、镐遗址丰、镐是周王之二都，在今陕西西安市的西郊。《诗·大雅·文王有声》载：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宅镐京。郑玄笺：“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现在沣河犹存，丰、镐二京当在其两岸。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曾在洋水两岸作过调查；1949年以后继续在这一带作了调查与发掘。现已基本上查明，丰、镐的位置大体可以确定在沣河的中游地区。

沣河西岸，在客省庄、张家坡、西王村和冯村之间，总面积约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普遍地发现了先周和西周的居址、墓地，有的地方还发现了铜器、陶器、骨器等作坊遗址。在张家坡的东面还曾发现几处已经被破坏的房屋基址，有的还有下水陶管道装置。附近有两个窖藏坑，出土了七八十件铜器。从这些发现来看，这里显非一般住址，很有可能是丰邑的中心地区。沣河东岸，在斗门镇以北，直至洛水村，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密集的西周遗址。汉以来的史书都明确记载：镐京在汉武帝所凿昆明池附近。以上遗址正靠近昆明池遗址的西北部，或被该池破坏了一部分。因此，镐京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

参考书目：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丰镐位置》，载《考古》1963年4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洛邑（王城）与成周遗址洛邑（王城）与成周是西周的东都和东周的王都，在今河南洛阳市及其东的远郊区。据《尚书·洛诰》记载：洛邑（王城）在瀍水之西；成周在瀍水之东。今瀍水在洛阳市东部，故此二都的方位大体可定。

十九世纪以来，洛阳古墓多被盗掘，两周铜器屡有出土，“臣辰”、“矢令”诸器和金村古墓器群即其著者。洛阳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是在1949年以后才开展起来的，三十多年来，曾经多次进行发掘，其重点在寻找王城。五十年代初，先在涧河东岸，即今洛阳火车站西南发现了汉河南县城。

据《诗·王风谱》、《左传》杜注和《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汉河南县即周王城。以此为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汉河南县城的外围又找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从这座古城的年代、方位和规模等来看，应该就是东周王城。在此城的南部曾发现大型建筑残迹，估计当为东周的宫殿宗庙之类。另外在穿过此城的今中州路一带又发现了一批小墓，其时代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晚年。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研究王城的建置情况是有一定意义的。

七十年代，在瀍水西岸的北窑村一带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房基、墓地以及祭祀坑等；同时，这里还有一处规模不小的铸铜作坊遗址。这些发现为寻找西周早期的洛邑提出了新线索。

参考书目：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载《考古通讯》创刊号，1955年。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窖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7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83年5期。曲阜鲁故城遗址《史记·周本纪》载：西周初年，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鲁周公世家》载：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以上说明鲁国之始封地在今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然《世本》却说“煬公徙鲁”，则曲卑并非鲁始封地，到伯禽图三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之子煬公才迁曲阜。不过，此后史书并不见鲁再有迁都事，是曲阜鲁城一直为鲁之国都。

本世纪四十年代，日本考古者曾在鲁城作过调查，但其所获多为两汉遗存。1949年以后，这里曾几次出土周代铜器，并有西周遗址和墓葬发现。1977—1978年开始大规模钻探和重点试掘，现在对于鲁故城的年代和建置情况已经初步有了眉目。

鲁故城规模很大，城垣周长近十二公里，现已探出十一座城门，城内还有宫城，并有大型宫殿基址的分布。据地层推断：故城始建时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朗，东周时期继续沿用。在城内又发掘了西周至战国中期的墓葬百余座，有的墓随葬有带铭文的铜器，记明为鲁国所铸，从而证实此为鲁国故城无疑。

参考书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张学海：《浅谈曲阜鲁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载《文物》1982年12期。临淄齐故城遗址齐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县城及其附近。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都于临淄，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为止，临淄作为姜齐与田齐的国都共达六百三十余年之久。

1949年以前，考古者曾在临淄采集到封泥和瓦当之类。六十和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才有计划地连续勘察和发掘了齐故城。据判断：现在保存的故城主要属于东周时期，秦汉时期继续沿用，直到魏晋以后，才逐渐荒废。齐故城分大小二城，小城套筑在大城内的西南隅，总面积达三十余平方公里。现已探出城门十一座（其中小城五座、大城六座），十条道路和两处排水系统。在城址范围内共发现冶铜和铸铁遗址各二处、冶铁遗址六处以及制骨器作坊遗址等。

大城内还发现两处墓地：一处在东北部，大概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墓。在此曾发掘了一座大墓，殉马竟达二百余匹。另一处在南部，曾发掘一座春秋未年的墓葬，有九个殉葬人。

从城内文化层的堆积和墓葬的时代来看，齐故城遗址的年代最早似乎为西周后期，大体相当于齐献公时代。至于西周前期的齐国遗址，即齐国始封地“营丘”，目前尚在探寻之中。

参考书目：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6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5期。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间殉人墓》，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载《文物》1984年9期。

燕国都城遗址燕建国约九百年，曾几迁其都。据《世本》所载，春秋时“桓侯徒临易”，宋忠以为河间易县。按汉之易县非今河北易县，应在今雄县境。《水经·易水注》乃谓文公徙易，即当春秋早期；又谓战国时昭王始城下都。燕下都遗址在今河北易县县城东南，早在三十年代已作过考古勘察。1949年以后又经过多次复查与发掘，并已初步查明为东西二城，时代稍有早晚，但大体属于战国时代，实即燕国晚期国都。

关于燕国早期的国都，据文献所载和近人的考证，多谓在今北京市及其附近，但具体地点一直不很清楚。清代末年据说在北京南郊，或说在芦沟桥一带曾出土“匽■”（即“燕侯”）铜器。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以此为线索，在北京与拒马河之间进行了考古普查，发现了一批西周遗址，其中尤以房山县琉璃河遗址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经过多次发掘判明：琉璃河遗址分布范围约四平方公里，主要包括董家林城址和黄土坡墓地以及刘李店等一般居民区。城址的详细情况还有待继续探查。黄土坡墓地现已发掘出一批西周墓葬和车马坑，并出土不少珍贵铜器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带有“匽■”铭文的铜器中，有一件记载“太保”活动的情况。此“太保”即召公奭，“匽■”应为召公之子，有可能是燕国的第一代诸侯。据《太平寰字记》记载：汉良乡县即燕之中都。今董家林城址距汉良乡城址仅数里，其为燕都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

参考书目：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1963年3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65年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载《考古》1974年5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晋国都城遗址晋立国始自西周初年，从战国开始，已分为魏、赵、韩三国，即所谓“三晋”。历年来，考古工作者曾对山西夏县的安邑魏故城、河北邯郸市的赵王城和河南新郑县的郑韩故城分别作过考察与试掘，积累了不少资料。

关于晋国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从1956年山西侯马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开始的。在侯马市现已发现六座城址，其中“牛村”。“台神”、“平望”、“马庄”、“呈王”等五座古城大体均属春秋战国时代；“白店古城”的年代可能稍早。在这些古城附近，发现了铜器、货币、骨器、陶器、石器等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盟誓遗址，有的还用人祭。另外在古城区外围的上马、柳泉和平望并发现三处墓地。在侯马盟书的载辞中出现了“子赵孟”的名称，据考证，此“赵孟”应该就是赵鞅即赵简子。这样就给盟誓遗址的年代提供了物证。

《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晋景公曾采纳了韩献子的意见迁都汾浍之间的新田，即新绛。今侯马遗址正处汾浍相汇处，且其年代主要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年，因此，晋国晚期国都新田，应该就在这里。

近年来，在侯马遗址东北二十五公里，即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一带，正在发掘另一处范围约九平方公里的晋国遗址。据初步推断，遗址的年代主要属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正好与侯马遗址衔接，为探寻晋国始封地和早期都城遗址提出了重要的线索。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载《考古》1963年9期。

长甘：《“侯马盟书”丛考》，载《文物》1975年5期。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载《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3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载《文物》1982年7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赵都邯郸故城调查》，载《考古学集刊》1984年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呈王古城》；《山西侯马上马墓地3号车马坑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3期。

秦国都城遗址秦立国在西方，其都城曾屡经迁徙。在陕西境内，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秦国都城遗址主要是雍城、栎阳和咸阳三处。

雍城是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秦国的都城。《史记·秦本记》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括地志》说大郑宫城即“岐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今雍水以北，凤翔县城南数里即其所在地。这里现已发现古城一座，总面积约九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的姚家岗和马家庄都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其年代可早到春秋时期。在此二址之间并发现汉代“年宫”和“棫”字瓦当，秦“蕲年宫”和“棫阳宫”的旧址亦应在此。另外，在城内的高庄和八旗屯都分布有秦墓群；南指挥村则是秦公的陵园所在。因此，秦故都雍城遗址基本上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栎阳遗址在今临潼县武屯镇东三百五十米，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此作过初步勘察。遗址范围约四平方公里，现已探出夯土城墙五百余米、六个城门、三条街道和七处建筑基址，其年代可早到战国时期。据《秦本纪》所载：献公二年城栋阳，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383—350年），与考古材料大体相符。

咸阳是秦国最后的国都，也是秦统一中国后的首都。据文献记载：孝公始都之咸阳在渭北，至秦始皇时乃渐次向渭南扩展。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渭北和渭南作过多次调查与发掘，其重点是在渭北今咸阳市东北十五公里的窑店公社一带。

在这里发现了范围约二十四平方公里的秦国遗址，并有夯土墙和大型宫殿基址的分布，估计应为秦都咸阳的中心地区。

参考书目：王国维：《秦都邑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载《文物》1976年11期。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85年3期。

楚国都诚遗址楚立国在南方，很早就同中原的周王朝发生了联系。据《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初年，楚的祖先熊绎曾受到周成王的分图四湖北省江陵县楚郢都纪南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封，居丹阳。

春秋时期，楚文王乃迁都郢：楚昭王又徙都鄀。战国末年，楚考烈王最后徙都寿春。

楚迁都寿春以前，曾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县境；又曾迁于钜阳，或云在今安徽太和县东。楚都淮阳的时间短暂，通过最近的考古发掘，大体得到了一些证实。

寿春即今安徽寿县。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寿县朱家集发现了规模宏大的楚王墓，出土了成套的楚王室铜器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寿县城内外进行普查和试掘，找到了有关楚都的一些线索。

关于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历来众说不同；七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结合考古发现又展开了讨论，主要有湖北和河南两说。持湖北说者，谓丹阳在秭归县境，或谓在枝江和当阳县境；持河南说者则谓丹阳在河南西南部的丹水和浙水会合之处。除此二说外，还有安徽当涂县境之说。以上诸说，虽各有文献根据，但皆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证明，尚无定论。

楚都的考古工作多年以来比较集中在湖北江陵县纪南城遗址。此遗址位于县城北五公里，地面上尚保存了规模宏大的夯土城垣，周长一万五千五百零六米，城内总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据推断：现存城垣大约兴建于春秋晚期；城内东南部小城可能更早。城内保存有多处夯土台基，有的具宫殿基址规模，附近并发现制陶、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并已发现水井四百余口，说明当时居民密集的情况。城外四周分布有楚墓地数十处，已发掘的楚墓在千座以上，其中最早者为春秋早期。

《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自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徒（东）[陈]。”杜预注《左传》桓公二年曰：“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今从纪南城址的规模、地望与年代来看，其为楚国的郧都大致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参考书目：李景耼：《寿县楚墓调查报告》，载《田野考古报告》1936年第一册。

刘彬徽：《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载《江汉考古》1980年1期。曹桂岑：《楚都陈城考》，见《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载《考古学报》1982年3、4期。

第二节　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夏商周时代已处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这时的文化遗迹和文化遗物应采用历史学上的命名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但是目前有些重大学术问题还没有获得历史学的最后解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在考古学范围内作为某种考古学文化进行探讨。

夏文化的探讨我国最早的文献《书经》和《诗经》中都有关于夏的记载。本世纪二十年代，疑古派学者曾经怀疑过与夏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禹的实在性，却不曾否定夏的存在。现在，学术界已经公认：我国历史上在商朝以前确有夏朝。但是，究竟哪些是夏朝的遗迹，仍然是至今还在探讨的问题。

在考古学上寻找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即夏文化，是一项非常复杂而且艰巨的工作。在三四十年代，有的学者曾经以殷墟文化为起点初步进行了探索，以为仰韶文化或者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但是，殷墟文化属于商代后期，它同夏文化在时间上毕竟还相距太远，以此为基点探索夏文化自然不易得出利学的结论。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上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的确定，把商文化提前了一大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商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距离。继此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普遍发现了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这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年代上或文化特征上都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这样，就把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诸文化基本上按年代顺序串联起来了。夏文化既是存在于中原地区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那它就应该包括在以上诸文化之中。

近年来，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多数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豫西、晋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但是，由于探索夏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各有不同，尤其是对确定夏文化的条件各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结论还不很一致。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可以大致归纳为两派：一派认为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属于夏文化外，二里头文化应该分属于夏、商两种文化，其早期属夏文化，晚期属商文化。另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晚两期都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只是夏文化的渊源之一，或可称为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先夏文化”。这两派观点不同的焦点是：前派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商汤所都西亳，即所谓“二里头西亳说”，并断定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即相当于商汤之时，所以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者为夏文化，其余各期为商文化。后派不同意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认为郑州商城是汤都亳，即所谓“郑亳说”，并断定二里岗下层约相当于汤灭夏之时，早于二里岗下层的二里头文化各期都是夏文化。

最近，由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持前派观点的大部分学者已放弃商汤所都“二里头西亳说”，改为“偃师尸乡沟商城西亳说”。又因为偃师尸乡沟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年代基本上相同，即都晚于二里头文化，所以，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夏王朝时期复民族的文化，亦即夏文化了。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官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4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5期。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

罗彬柯：《小议郑州南关外型商文化——兼评“南关外型”先商文化说》，载《中原文物》1982年2期。

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载《华夏考古》1987年2期。先商文化的探讨商朝历史之所以成为信史，考古学上的商文化之所以能够确定，都是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甲骨文所包含的绝对年代，一般都认为从武丁开始，直到商纣的灭亡，是商朝的后半段，或称商代后期，亦即晚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通常称之为商代后期文化或晚商文化。武丁以前，上溯至商汤，即所谓先王时期，是商朝的前半段，或称商代前期，亦即早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通常称之为商代前期文化或早商文化。在商汤灭夏以前，即所谓先公时期，商王朝尚未建立，或称先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为先商文化。

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原始形态。探索先商文化就是要探寻商文化的起源，也可以说就是要追溯商人的起源。《史记·殷本纪》系统地列举了商人诸先公之名，其中绝大多数都已见于甲骨文，可见商人远祖的世系是基本可信的。商汤灭了夏才建立商王朝，那么灭夏以前的商人诸先公应该与夏王朝是约略同时的，所以先商文化也应该与夏文化同时。

关于商人起源的问题，以往的历史学家仅根据文献记载，曾经提出山东说和辽西说。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于先商时期的文化，在山东者为岳石文化，在辽西者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差别均甚大，彼此井无明显的渊源关系，前二者决不可能是先商文化。所以，目前考古学界一般都不采用此二说。

近年来，学术界因为探讨夏文化，必然牵涉到先商文化。同时，由于对复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必然导致对先商文化的不同看法。大体说来，山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并认为豫东和像北的龙山文化就是先商文化。另一派则主张到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诸青铜时代文化中去寻找，并认为冀西南和豫北地区的漳河类型商文化才是先商文化。

以上两派都有一些文献根据，而且都注意了豫北地区。不过，前派意见是把重点放在豫东，后派意见则注重在冀西南。

若以年代而论，前派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是早商文化的开始，上推至豫东或豫北的龙山文化，则相距两期或三期，两者的年代还不能相衔接。后派意见以二里岗下层为早商文化的起点，上推至漳河类型商文化正好衔接。

再以文化特征而论，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与豫东或豫北的龙山文化面貌迥然不同，两者的共同特征极少，前者决不可能是由后者直接发展而未。二里岗下层与漳河类型商文化的文化面貌尽管也有些差别，但两者有不少文化因素是共同的，后者应该就是前者的直接前身。

总之，从现有材料来看，前派意见还不能将其所认定的早商文化和其所推定的先商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两者之间还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因而难以成立其说。后派意见所论定的早商文化已和其所认定的先商文化直接挂钩，两者紧密相衔；而且这种先商文化即漳河型商文化与此派意见所论定的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两者的年代基本相同而文化特征有别，成为并行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显然此派意见比较切合夏商的历史实际。参考书目：邹衡：《夏商文化研究》，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部分，文物出版社，1980年。

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而作》，载《文物》1988年3期。

商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商文化现已分为先商、早商和晚商三个大阶段，现在分述如下：先商文化关于先商文化的考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展，积累的资料不甚丰富，经过初步归纳，约可分为三个类型：一为漳河型，以邯郸涧沟遗址为代表，中心分布地区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其南包括豫北安阳地区在内。二为辉卫型，以新乡潞王坟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河南省黄河北岸的辉卫地区，其西南约以沁河为界而与二里头文化相邻。三为南关外型，目前只知郑州地区有其分布。

这三种类型中，漳河型和辉卫型的年代都较早，其文化特征同二里头文化区别显著；南关外型年代较晚，文化特征同二里头文化最为接近。可以看出，先商文化是自北向南发展的，而冀西南和豫北地区应该是商文化的策源地。

早商文化关于早商文化的考古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资料也最丰富，但各地区也还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现象。现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一为二里岗型，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典型代表，其分布范围甚为广阔，大体包括了河南全省、山东省的大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中偏东部、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安徽省的西北部。二为台西型，是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以河北藁城县台西遗址为典型代表，其分布地域主要在河北省境内，其北已抵拒马河一带，其南约与邢台地区相邻。三为盘龙城型，以湖北黄陂县盘龙城遗址为典型代表，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中部和东部长江以北地区。四为京当型，是早商文化最西的一个类型，以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和岐山县京当铜器墓为代表，分布地域大抵在陕西省中偏西部。

以上早商文化的四个类型总的分布面纵横均在二千里左右。从文化特征上看，各个类型之间的共性大大超过了其特性。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之内文化面貌趋于一致的情况，足以说明商朝早期政治军事势力之强大，从而促成了文化上广泛而频繁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可看到，二里岗型分布范围最广，其所反映的生产水平也最高，它在这四个类型中显然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二里岗型可能代表早商王朝直接控制区的文化，而其他三个类型的分布区也许只是早商王朝控制的边远据点。

晚商文化晚商文化的考古工作进展很不平衡，长期以来比较集中在豫北、豫东和冀西南、晋东南地区以及山东省境内，其他地区很少开展，目前尚无法进行类型研究，暂时仅能以殷墟遗址为典型代表。从晚商遗址的分布地域来看，大体同早商文化相似，惟陕西地区和湖北地区，由于地方文化的兴起，逐渐地取代了商文化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

参考书目：邹衡《夏商文化研究》，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部分，文物山版社，1980年。

先周文化的探讨先周文化是指周武王克商以前周人的早期文化。武王克商以前周人活动的情况，在古代文献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但是，考古学上的先周文化长期以来却还在探索之中。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知确属武王时期的铜器只有两件，即《大丰簋》和《武王征商簋》。据此二器的铭文，可知其均在克商以后所铸。早于武王的铜器在陕西省境内也屡有出土，但一般都少有铭文，且具有浓厚的商文化风格，往往不易辨别何者属于克商以前的周人所有。不过，这些铜器多半出自墓葬，有的还伴出陶器。经过分析，这些陶器的风格与商文化绝然不同，而与西周陶器特征却很相似，考古学者据此而确认了先周文化。

从现有材料来看，先周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省西部和中部泾、渭二水所流经之地，甘肃省东部的局部地区也有发现。这同《诗经》、《孟子》和《史记·周本纪》等所记周人早期活动的地域正好是相合的。

以年代而论，现在发现的先周文化大约可以早到商代后期武丁以后，其更早的文化来源，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从先周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文化因素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因素饲如青铜器和某些葬俗显然来自东方的商文化而又表现出先周文化本身一定的特点。另外的因素特别象陶器则和商文化迥然有异，而与甘肃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以及陕东北、晋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现象表明，先周文化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继续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地将有助于对周人早期活动的进一步了解。

关于先周时代生产力水平问题，是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以往研究铜器的学者，因为没有找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有的便以为当时还处于石器时代。但是另外的学者则根据自己对古文献的解释，认为周武王以前已进入铁器时代了。现在在先周文化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且发现有周文化风格的青铜礼器，但并未发现铁器，说明在先周之时，既非石器时代，亦非铁器时代，而是处于青铜时代，其生产力水平与商代后期相差不是很远。参考书目：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载《文物》1979年10期。邹衡：《论先周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柒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再论先周文化》，见《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

西周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周人灭商建立周王朝之后，通过多次分封，使周文化得到广泛地传播。

西周时期，具有某些周文化特点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地域较之商文化更有所扩展，几乎遍及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部分上游地区。由于地域广阔，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不同的历史原因，各地区原有文化与周文化相接触的具体情况各不一样，其相互融合的进程也很不一致，从而形成各自的文化特点。大体说来，约可分为西方、东方和南方三大类型。

西方类型主要分布在陕西省的泾渭地区和甘肃省东部的部分地区。

另外，山西省的霍山以南和河南省的洛阳以西，亦属此类型的分布范围。以宗周丰、镐和歧邑周原为重点的泾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腹地，也是先周文化滋生与繁衍之地。在先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了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西周文化，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原来是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大约到了商朝未年，先周文化已经向此区域扩展，并逐渐地取代了晚商文化的地位。西周初年，唐叔虞就封于此，与宗周丰、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此地形成的晋文化也具有比较浓厚的周文化风格。至于包括南虢在内的河南省洛阳以西地区，因处丰、镐与洛邑两都之间，其文化与宗周相似也是可以理解的。

东方类型文化分布可分三个地区：一是洛阳以东黄河两岸的河南省中部地区，周之畿内地，西周未年郑亦曾迁封于此：二是燕山以南、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西半部和河南省北部、东部以及山东省西南部地区，是燕、卫、宋、曹等国封地；三是山东半岛及其以南地区，主要是齐、鲁二国封地。这三个地区在商朝后期都在商朝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商朝覆灭后，商文化却一直在东方保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周文化虽因分封而到达东方，但还不能完全取代它。所以东方类型，尤其是在以上第二分布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晚商文化的延续，而商、周两种文化则经过了长时期的融合过程，直到东周时期才逐渐完成。

南方类型西周时期，由于不断的征伐战争和分封诸侯，周文化势力已逐渐伸入到长江流域，而且居于统治地位。从考古材料来看，周文化向东南扩展的路线有二：一是顺汉水而下，直至湖北省境内，所谓“汉阳诸姬”的文化即其代表。二是顺淮水而下，从河南省的中部直达安徽省的江淮之间。以上两个地域，在商末周初之时曾是荆蛮、淮夷之地，其文化一直受商文化的影响。周文化势力进入之后，逐渐取代了晚商文化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以周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商、周和当地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体，两湖地区的楚文化和安徽江淮之间的群舒文化正是从这种融合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参考书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东周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己完全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各诸侯国经济迅速发展，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列国文化亦随之形成。从考古学上来区分，主要有以下七种文化。

秦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和甘肃的泾渭流域。早期的秦文化包括在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之中，近年来通过甘肃东部的调查和发掘，已初步区分出来。西周灭亡之后，秦人不仅兼并了原属西戎诸族之域，而且接受了宗周腹地。秦文化是在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又掺入了戎人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秦文化独有的某些特点。

晋文化春秋时期，晋国是较早发展起来而势力最强的诸侯国，陆续兼并了其邻近的许多小国，其领域已不限于山西南部，而已伸展到山西西部、东部和霍山以北、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北西南部等地。战国时期，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国，即所谓“三晋”，更兼并了原属周、郑、卫、宋等国的属地，占据了全部中原地区。晋文化战国时又称三晋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商文化和戎狄文化发展起来的，它又可看作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蒸文化以北京市至河北易县为中心分布地区，其北己越过长城，远至辽东，其南包括京、津、唐地区直至河北省的唐河流域。在先商和早商时期，这里主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也包括其与商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带；晚商至春秋之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逐步北移，燕文化势力乃逐步伸展，直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燕文化在西周时期属于东方类型，即以商文化因素为主，在其与西来的周文化融合过程中，又吸收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某些成分，发展成为东周时期显具北方特点的文化。

齐鲁文化齐、鲁二国同居东海之滨，齐鲁文化在西周属东方类型，在山东地区，除了始终保留岳石文化的传统影响外，商周两种文化也曾势均力敌，处于长期并存的情况，在曲阜鲁故城遗址中表现尤为明显。春秋以来，商周两种文化因素始加速融合，并受到江淮地区文化的某些影响，形成独具东方风格的齐鲁文化。战国时期，鲁国衰落，齐国占领了山东省的大部和河北省的一部，齐文化亦随之扩展了其分布范围。

楚文化东周时期，楚国侵地最多，幅员最广，除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外，还伸展到了陕西、河南和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这给楚文化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化的构成甚为复杂：它是在继承了深受商文化影响的荆蛮和淮夷等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又不断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和少量越、巴蜀等文化因素融合而成为具有显著南方特点的文化。

吴越文化考古发现证明，偏处东南的江浙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较高的文化，且与黄河流域有过文化交流。夏商周时代，吴越同中原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文献记载，吴曾受封于西周王朝，主要领地在江苏省的长江两岸；传说越是夏人的后裔，主要居于浙江省境内。吴越文化是从本地区原有文化如猢熟文化（或土墩墓文化）、马桥第四层及其上层以及昙石山中、上层等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商周文化的先进因素发展起来的。吴越二国的历史都比较短暂，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但其文化却有很强的生命力。特别是越人的文化传播甚广，除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外，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南部也都是其分布范围，其影响所及，更远至台湾、香港等地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本是两种文化，各有其不同的来源和分布地区，但在东周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两者都比较集中分布在四川省境内，文化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合称为巴蜀文化。成都附近广汉、新繁等地发现的东周以前的青铜器时代文化，其中有些文化因素与复商周文化相似，说明其与中原地区曾有过交往。古文献记载，在周灭商的战役中就有蜀人参加，这种文化有可能就是蜀文化的早期形态。

参考书目：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载《文物》1986年4期。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见《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图五夏代诸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边远地区文化夏、商、周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建立的国家，在夏、商、周帝国的外国还同时存在其他许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方国等。尽管他们同夏、商、周王朝有着多种关系，但其所属考古学文化并不是夏、商、周文化。现在依地区分述于下：东方地区商周时期，山东全省几乎都是在商、周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

在夏代，山东省境内则是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后的岳石文化。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风格都大不相同，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夏文化或先商文化。从时代和地望来看，它们有可能就是东夷及其祖先的文化。

图六山东省岳石文化石器与陶器1.石刀2.石斧（泰安县出土；余皆平度县东岳石村出土）

3.陶器盖4.陶皿5.陶豆6.陶尊7.陶簋8.陶瓦足器北方地区在河北省北部、北京市、辽宁省西部、山西省北部、中部、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内蒙古南部曾经先后分布有图七夏家店上层文化（1—4）与夏家店下层文化（5—9）

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1.5.陶鬲2.铜鬲3.7.石刀4.骨镞6.折腹陶盆8.细石器9.铜耳环。

（1、3系辽宁省赤峰市夏家店出土；2、4、5系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出土；6、7系辽宁省北票县丰下村出土；8系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出土；9系河北省唐山市小官庄出土）四种文化：偏东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偏西的是光社文化，在此之前主要是河北龙山文化晚期。这些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诸文化部有相互交往关系，其年代大体相当于复、商、周时代。当时北方地区民族复杂，史籍上往往统称之曰狄或翟。若细分之，则肃慎、孤竹、山戎、鬼方、燕京之戎、ǎ狁以及甲骨文中所见之土方、■方等等都曾活动于此范围之内。如何把这些古族同上述考古学文化对应起来，则是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图八西北地区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陶器1.甘肃省临洮县出上的辛店文化彩陶罐；2.甘肃省临跳县出土的寺洼文化陶罐；3.甘肃省民勤县出土的沙井文化彩陶罐。

西北地区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甘肃、青海境内从来是多民族地区，古代文化也多种多样。这时期的古代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齐家文化，其年代已到了夏代。随后在甘肃兴起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分布范围已蔓延至邻近几省，且与周文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主要属于羌人的文化。羌姜本属同源，羌人文化应该就是构成先周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姜人文化。史籍又屡称西北诸古族为戎，姜亦称姜戎，因此有的学者直称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为戎人文化。

南方地区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古史记载较为缺乏，长期以来，皆以为开发较晚，古代文化落后，通常统称为蛮。现在，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对于广大南方的古代文化不得不重新加以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方普遍发现了商周青铜器。近几十年来，除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比较接近于中原的地区屡有出土外，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更为偏远的地区也有发现。这些略具南方特点的青铜器，其工艺制作水平并不亚于中原，有的甚至较中原者更为精湛，代表了很高的文化。

近年来，通过各地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进一步证明了上述青铜器文化大都是在本地产生而又不断地吸取中原文化的先进技术发展起来的，例如湖南北部以石门皂市遗址为代表的商周时代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安徽江淮间夏商时期文化，安徽、江苏长江沿岸的湖熟文化（或土墩墓文化），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及其上层文化，福建、江西以昙石山中、上层为代表的文化以及广东北部石硖中、上层文化等等都有这些特点。

参考书目：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陆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伯谦：《试沦吴城文化》，载《文物集刊》3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第三节　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半个多世纪以前，通过殷墟发掘，证实了商代后期已达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期。当时有的学者推测：中国青铜器时代的滥筋期大率相当于商代前期。到了五十年代，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址发现了，随后并在郑州以及全国其他同时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商代前期的这些青铜器，若与商代后期的相比，则表现出明显的早期特征：例如器制比较轻薄，花纹比较单调，造型多直接脱胎于陶器等等。但是，当时青铜器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且器形种类繁多，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绝非处于青铜器时代的原始阶段。

比商代前期更早的青铜器终于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这些青铜器中有工具、武器，甚至出现了容器，但数量不多，器形种类简单，且制作不精，一般不著文怖，显得比较原始。可见当时使用青铜器还很不普遍，也许掌握铸造技术还不是很久。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在甘肃、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马厂类型文化和龙山文化等遗址中也有铜器发现，多半是红铜器。这些铜器尽管发现的数量极少。且大都是小件器物，但其分布如此广泛，至少说明黄河流域在二里头文化以前人们已经开始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青铜时代萌芽于龙山文化时期；肇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发展于商代前期：成熟于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西周早期以后，中国青铜时代似乎又从盛期逐渐走向衰期。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在数量上虽有所增加，但往往制作不求精工，花纹渐趋草率，器制轻薄简陋，尤以明器为甚，与前一时期那种制作精巧、花纹富丽堂皇、器制凝重结实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青铜时代至此已经接近尾声。然而，中国青铜工艺之花并未从此凋谢殆尽，从春秋中晚期开始，特别是战国时期，又开出了奇葩，出现了一批批造型优美、花纹精细的青铜器佳作。不过，这种新奇现象的出现，是同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已进入另一个时代——铁器时代。

我国铁器出现很早。七十年代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和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各发现了一具铁刃铜钺，其年代约相当于商代前后期之际。这两件铁器都是用陨铁锻打而成。陨铁即陨石铁，在地面上本来少见，很难获取，故不可能广为利用以制作铁器。铁在生产中产生巨大作用是在铁矿石冶炼技术发明以后。从湖南长沙、江苏六合和河南新郑等地发现的一批较早的铁器证明，在春秋晚期或更早一些，人们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从而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到了战国中晚期，由于冶铁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推广，铁器的使用日渐普遍，铁器工具终于取代了青铜工具，标志着中国铁器时代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书目：郭沫若：《青铜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载《考古学报》1975年2期。

邹衡、徐自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文物出版社，1981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旱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81年3期。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图九商周时期的农业金属工具1.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铜镈；2.湖北省圻春县毛家咀出土的西周早期铜臿；3.江苏省六合县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铜臿；4.湖南省长沙市识字岭出土的春秋晚朗铁臿；5.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中期铁口犁。

我国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开始，就兴起了农业。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继续发展，到夏商周时期，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来源，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

根据考古发现，可以把夏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时的农业生产状况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差别还不是很大。生产工具大都是石、骨、蚌器。掘地工具多用铲，收割工具网铚和镰；另外也发现有木耒痕迹。目前还没有发现青铜农具。谷物加工器具有两种：一种是里面有沟槽的研磨陶盆；另一种是石制的臼和杵。贮藏粮食除了用大型的陶瓮以外，也开始使用深窖穴，但不很普遍。在日用器皿中，酒器比较常见，如陶觚、爵（也有铜爵）、鸡彝（盉）、罍等，且往往成套用于随葬，说明当时饮酒比较盛行。酿酒需用粮食，社会上盛行饮酒，消耗粮食必然增多，从这个侧面也可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较龙山文化时期已有所提高。

中级阶段，自商代前期至东周早期这时在农业生产上已取得两方面的进步：一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二是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生产工具方面，商周时期虽然继续使用石、骨、蚌、木等掘地工具和收割工具，但同时也使用了青铜臿和青铜镈（铲）。这两种青铜农具，在湖北黄破盘龙城早商遗址、河南安阳殷墟晚商遗址、山西曲沃曲村西周遗址和河南洛阳西周墓葬、陕县上村岭两周之际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可见其分布范围很广，沿用时间很长。不过，目前发现的数量还不是太多，这是因为青铜器用坏后可以回炉再铸，不象石骨器用残后任意扔弃，故不易发现。青铜工具的使用应该是促使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生产规模的扩大是同大批使用奴隶劳动密切相夫的，这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区内属于王室贵族的一个窖藏圆穴里，曾经发现四百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刀比较集中地堆放着。王室贵族本不劳动，决不会自己使用这些镰刀，而应该是由他们分发给劳动者使用。劳动者连这种简陋工具都不曾掌握，可见他们只能是奴隶，而且人数还不是很少。当时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众多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才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高级阶段，自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这时期，由于冶铁术的发明，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在长沙、洛阳等地发现的较早的铁器中就己出现农具臿和镈。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的工具陶范和河北兴隆发现的一批铁范，说明战国中晚期已掌握了比较熟练的铸铁技术，能铸造各种农具，如臿、镈、镢、耙、镰刀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的铁口犁，证明当时中原地区确实已使用了牛耕。有了这些其坚硬程度远非青铜器可比的铁器，完全可以淘汰原始的石、骨、蚌、木器；有了牛耕，更可代替用人力踩耒耜的劳动。这样，就为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和进行深耕细作创造了物质条件，而在农业生产上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

参考书目：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科学出版社，1959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陈文华：《试论我国农具史上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报》1981年4期。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载《农业考古》1985年2期。

手工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夏商周时期的手工业逐步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内部继续进行愈来愈细的分工，出现了多种专门行业，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了。从考古材料上看，当时的手工业主要有以下几种：铸铜业青铜器铸造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一种手工业。在二里头遗址中曾经发现熔铜的坩锅残片、陶范残片和铜渣等，说明当时已开始在本地进行铸造。商周时期，铸铜业迅速发展。例如郑州南关外和紫荆山一带的早商铸铜遗址、安阳殷墟苗圃等地的晚商铸铜遗址、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以及侯马东周铸铜遗址，都是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只要分析一下商代后期《司母戊方鼎》的浇铸情况，就可具体地了解到当时铸铜生产的一斑。现在发现晚商的铸铜工具是一种命名为“将军盔”的特制陶器，每器可熔铜十二·五公斤。而这个大方鼎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则至少需要七十个“将军盔”同时熔铜进行浇铸。如果每个“将军盔”旁有三四人操作，则共需二百人以上。但浇铸只是铸铜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若再加上制模、翻范、修饰、运输、管理等，所需工人当然更多。由此可见，当时拥有数百名工奴的手工业作坊是确实存在的。

当时青铜产品种类繁多，常见的商周铜器有鼎、鬲、甗、簋、簋、簠、敦、豆、觚、觶、爵、斝、鸡彝、盉、卣、尊、觥、罍、瓿、盘、匜、舟、鑑、壶、铙、鐘、鼓、于等礼乐器，戈、矛、戣、钺、剑、匕、镞、弓形器等兵器，轭、軎、辖、镳、衔、銮等车马器，臿、镈、刀、斧、斨、凿、锯等工具以及镜、带钩等生活用品。这些铜器，形制用途各不相同，铸造技术极为复杂，没有为数众多而且有专门技术的人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

烧陶业夏商周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陶器需求量的增大，陶器的生产量也迅速增长。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大抵是继承龙山文化而来，惟品种稍有增加。商周时期，烧陶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在郑州铭功路西侧，曾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烧陶作坊遗址：在约一千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陶窑十四座，与烧陶有关的房基十余座。从出土的陶坯、陶器和陶片来看，这个作坊大概是专门烧制盆、瓶之类的，说明早商时期陶器烧造业的内部已经有了固定的分工，其产品是为了交换。这种直接为交换所进行的陶器生产，显然是一种商品生产。到了东周时期，陶器的种类显然减少，无论生活用器和随葬明器，一般都是鬲（或釜）、盆、豆、罐几种，而且器形规格颇为一致，这应该是产品进一步商品化所表现出的特征。

制骨业骨、角、牙、蚌器甩途很广，生产、尤其是生活各方面都很需要，当时也有专门作坊进行生产。在郑州紫荆山一带发现了几处早商时期的制骨遗址，从出土的成品和半成品来看，可知这是以制造骨替和骨镞为主的作坊。殷墟北辛庄发现的晚商时期的制骨作坊则是以制骨笄为主。周原云塘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规模也比较大。类似的制骨作坊遗址，在东周时期的各大部城遗址中也都有发现。这些作坊同样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其产品的销售对象应该是一般居民。骨器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工艺品，如仿礼器的骨牙容器和其他精制的雕刻品等，往往出自贵族墓葬，并非一般居民所能使用，应该另有技艺高超的专人制造。

当时的手工业，除了以上三个主要部门外，其他还有玉石业、漆木业以及纺织缝纫业等，各行皆有专业，各专业内部可能还有更多的专工。至于冶铁业乃是东周时期的一种新兴手工业，到战国中晚期才逐渐发达。

货币由于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的作坊的兴起，必然引起交换的扩大。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形态也不断变化。春秋中晚期以前，可以确定为货币的只有海贝一种。在二里头文化中有关贝市的材料还不多，而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用贝作为货币随葬则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在郑州白家庄的一座中小墓葬中就有殉贝四百六十枚，殷墟妇好墓殉贝更多，达六千多枚，一般小墓也殉贝数枚至数十枚。西周墓葬殉贝的情况也很普遍。可是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中原地区一般小墓殉贝就比较少见了。这是因为金属铸市的兴起，海贝已逐渐失去货币的作用而被淘汰了。

我国金属铸币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殷墟曾发现铜贝，但只有三枚，尚不足以说明商代已有铸币。山西保德林遮峪相当于商代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一百零九枚，但该墓不属于商文化，也不能说明中原地区流行铜贝。有的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铜镈（铲）就是镈（布）币。铜铸作为早期进行交换时的媒介物是可能的，但铜镈本身仍然是生产工具，并不具备货币的特点。真正具有货币的特点和职能的布币，最早在春秋晚期才见于考古材料，这就是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发现的空首布。但布币的大量铸行则是在战国时代，主要流行于三晋地区。齐、燕地区铸行的是刀币，也和三晋同样使用圜钱。楚地常用仿贝铜钱，俗称“蚁鼻钱”，同时也使用方形的黄金块，即所谓“爱金”。秦国早期的货币还不很清楚，有可能是圜钱，至秦始皇乃用以统一全国货币。

参考书目：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

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载《文物》1959年12期。

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载《考古》1976年4期。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

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见《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华觉明等：《中国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城市的兴起据文献记载，在夏朝建立的前夕就已开始筑城。近年来，通过河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两遗址的发掘，确证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已出现了城堡。这两处城堡都不大，从堡内外建置的情况来看，都还不具备城市的规模，还不能称之为城市。

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还缺乏有关城市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基址，按其布局和结构颇似文献所记的宗庙。《尚书大传》所谓凡有宗庙先王之主曰都，可见二里头遗址已具有王都的性质。

河南省的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山西省垣曲古城镇商城和湖北省黄肢县盘龙城都属于商代前期，这是我国最早兴起的一批城市，郑州商城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郑州商城平面呈五边形，城垣周长约七公里，横断面呈梯形，两侧倾斜夯筑，现存最高处为十米。城内东北部分布有宫殿基址群，现已发现十余座，总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宫殿皆为夯土台基建筑，最大者长六十五米尚未尽头，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可以复原为“四阿重屋”式建筑，应为王官中的大殿。紧靠城墙内有不少小型房基和少量墓葬，反映了城内住户密集的情况。

这些住户中有农户和城市贫民，也有小奴隶主。城外围分布有多处居民点，大半都是农业人口；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建立的手工业作坊。

包括郊区在内，总面积达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遗址已联成一个整体，它高峻的城墙主要用来保卫王室贵族的宫殿，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设置，主要为了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的需求。总之，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大规模城市已经基本上形成。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居民中还包括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在城市经济中还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正说明郑州商城作为一个早期城市的某些特点。

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其范围与郑州商城遗址相若，但目前尚未发现城墙。以小屯宫殿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许多居民点、墓地和手工业作坊址，基本上也具备了一个早期城市的规模。

西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已发现不少，如洋西、沣东遗址，周原遗址，洛阳遗址，天马一曲村晋国遗址，琉璃河燕国遗址和曲阜鲁故城遗址等。目前只有燕国遗址和鲁故城遗址发现了城垣，但<也都尚未确定当时的宫殿基址。从城内外一般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大体同郑州商城相似。

图十陕西省歧山县凤雏村西周早、中期第1号房基平面图周原遗址虽未发现城垣，却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岐山凤雏宫殿基址。这座宫殿是以殿堂为中心，周密地安排了庭、房、门、廊、阶、屏等单体建筑，把前堂和后室联成一个整体结构。就是说，把贵族的私人居处和其从事政务活动的场所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显然，这是按照当时宗法制度的需要而设计建造的，这种“前堂后室”的格调正是完整而系统的“家天下”统治思想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地方经济兴起，手工业与商业飞速发展，城市也随之出现空前繁荣的情况。这些城市有的是在西周旧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临淄城和曲阜鲁故城即其例；有的则因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新建起来的，如秦咸阳城、楚鄙都纪南城、赵邯郸城、魏安邑城、侯马晋国都城和易县燕下都等皆是。

这些城市一般都超过了商代和西周城的规模。城墙的修筑已有明显改进，墙身皆近于垂直，两侧陡峭，城外都挖有护城河，增强了防御功用。宫殿都是高台建筑，统治者居高临下，可以监视全城。有的宫殿区更围以小城，即宫城，为王室所在。小城外的大城即郭城，是一般居民区，各种手工业作坊也集中设在城内。有的城根附近发现有深陷的车迹，说明当时车辆往来的频繁。不过，因为大城范围广阔，城内有的分布有墓群，有的甚至还有陵墓，可见还存在不少空旷荒凉之地，可以作为农田耕种。因此，这些城市居民中仍然有一部分农业人口，当时的城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特点。

参考书目：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中原文物》1984年4期。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2期。史念侮：《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埋葬制度所反映的社会阶级关系根据夏商周时期埋葬制度的变化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发现的墓葬材料还不多，可分四类：第一类，仅在偃师二里头发现一座，规模较大，墓室面积约二十三平方米，已被盗空。第二类，规模较小，墓室面积一般约为第一类的十分之一左右，有棺，墓底铺朱砂，随葬有铜器、陶器和玉器等。第三类，比第二类更小，主要随葬品为陶器。第四类，无一定的墓圹，个别的和兽类同埋在灰坑之中，都无随葬品；葬式或蹲或屈，或双手被捆，可能是被活埋的。

这四类不同的埋葬应该反映了墓主人不同的社会身分。第一类墓随葬情况不明；从其规模来看，墓主人显然居于特殊地位，其身分或与商代中型墓的中上等贵族相似。第二、三类中小墓都有随葬品，可见死者生前都掌握了一定的财富，但其随葬品种类多寡不同，说明他们之中还有贫富之分。其随葬铜礼器者或已接近小贵族。第四类并非正常埋葬，死者大概是用不同方式被处死的。这些人生前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已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以上墓葬的分类，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上已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残酷的阶级压迫。

第二阶段，早商至西周早期已发掘的墓葬甚多，而且还揭露出一批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的墓地。安阳西北岗一带是殷墟最大的墓地。这里以十三个大墓（其中有一座空墓）为中心，附近分布有大批的陪葬坑和祭祀坑，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陵园，即商代后期的王陵所在。这种王陵的建置，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帝王己高居于所有贵族之上，俨然专制君主了。

西周的王陵至今尚未发现，但诸侯国君的“公墓”却曾发现两处：一处是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另一处是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此两处墓地都发现有大中型墓或中型墓，从出土铜器的铭文证明，其中应该包括卫侯和燕国中上等贵族的墓。大墓附近还依次排列有中小型墓群，即《周礼·春官·冢人》所谓“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几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郑玄注释为“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后。”这种按宗法等级关系排定墓位的公墓制度，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存在，殷墟后岗墓地即类此。

除以上贵族墓地外，其他商周遗址还发现不少平民墓地。这类墓地中没有大墓，一般都是小墓，但也排列有序，大概是合族而葬，即《周礼·春官·墓大夫》“令国民族葬”的所谓“邦墓”。按郑玄的解释：“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这种族葬制本来是原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制的遗留。商周时期的万民仍然实行族葬，保持亲族关系，生相近，死相邻，以加强同宗人的团结，同时也是当时某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形式的反映。各种不同墓地的墓葬，依其规模和随葬情况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大型墓墓室多呈“亞”字形，也有呈方形或长方形者，面积都在一百平方米以上，都有椁室。随葬器物有礼、乐、兵器，并殉车马。都有大批殉葬人和人牲，多者百人以上。这类墓只在殷墟西北岗和山东益都苏埠屯两地发现过：前者为商代后期的帝王陵：后者为同时期东方某方国之王陵。

大中型墓墓室多呈长方形，也有呈方形者，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五十平方米以上，也都有椁室。目前只在殷墟西北岗和河南浚县辛村两地发现：前者亦为商代后期帝王陵；后者为西周卫侯墓。随葬情况大抵如大型墓，惟辛村墓很少有殉葬人，只有1号墓殉一人。

中型墓墓室多呈长方形，也有椁室呈“亞”字形者，面积在五十平方米以下，十平方米以上，椁室亦相应变小。随葬器物多寡不等，但都较大型墓为少。这种墓除殷墟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辉县、洛阳、浚县、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和陕西长安等地都有发现，墓主人都是中上等贵族。商代的中型墓都有殉葬人，个别的有人牲，少者数人，多则十余人，最多有二三十人；西周早期墓殉葬人较少，一般仅数人，有的甚至没有。

中小型墓一般商周遗址都有发现。墓室多呈长方形，面积在十平方米以下，三平方米以上，皆具棺椁。随葬器物更少于中型墓。殉葬人商墓比周墓普遍，少则一人，多则数人，但均无人牲。墓主人大抵属中下等贵族。

小型墓各地商周遗址普遍发现。墓室都呈长方形，面积在三平方米以下。有的棺椁具备，有的仅有棺，最小者甚至无棺而以席裹尸。随葬品或多或少或无，随葬铜礼器者不甚多，一般随葬陶器。也有极少数墓有殉人。这类墓主人中可能包括少数的末流贵族，也有少数一贫如洗的穷人，但一般都是自由民。

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和小屯宫殿区都发现了大批的排葬坑，大小相似，排列整齐，显然是有计划分批埋葬的。一坑之中通常埋十人左右，有的尸骨不金，甚至身首异处，有的则与兽类或铜礼器混葬。据推断：这些排葬坑应该是商代后期帝王们举行祭祀时的人祭坑。在商代前期，偶亦发现零散的人祭坑，但数量极少。这些人祭坑中的死者都是当作人牲而成批被处死的；不难推想，他们生前的地位同牲口是差不多的。至于这些人的身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他们是战俘、罪犯或是已由前者转化为奴隶，总之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操在帝王贵族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阶段，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自西周中期以来，丧葬制度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随葬铜礼器的组合上尤其明显。在商代，随葬铜礼器是以酒器为主的，可以说是重酒器的组合。从西周早期开始，礼器中酒器相对地减少，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变成了重食器的组合。食器中以鼎、簋二器最为常见，且形成固定的配合：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一鼎或配一簋，或无簋。从西周中期开始，成奇数的鼎往往大小相次，排列有序，通常称为“列鼎”，古文献中称之为“牢”。依礼书所记，九鼎为天子所享用，东周时的国君宴卿大夫亦用九鼎；七鼎为卿大夫所享用；五鼎为下大夫所享用；三鼎为士在特殊场合下享用；一鼎为士所享用。据此，我们可用随葬铜鼎的情况，区分本阶段的墓葬为以下四等：第一等，九鼎墓周天子墓未发现。现在发现最早的九鼎墓是湖北京山宋河壩的曾侯墓，属东西周之际。春秋中期的九鼎墓可举出两座，即河南辉县琉璃阁第60号墓和新郑大墓。前者墓室面积三十五·七平方米，属中型，无殉人；后者不详。应该都有椁室和单独的车马坑，随葬礼、乐、兵器等。以上曾侯、郑伯都是一国之君，应当用九鼎。辉县墓决非卫侯、晋侯之墓，其墓主人至多属卿大夫之类，其用天子国君之礼，显然是一种僭越。

第二等，七鼎和五鼎墓西周中期末发现七鼎墓，陕西宝鸡茹家庄曾发现五鼎墓。东西周之际的七鼎墓在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发现一座，即唬太子墓。同墓地还发现两座五鼎墓。春秋早期可举出两座五鼎墓，即河南邦县和陕西户县各一座。春秋中期的七鼎墓曾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现两座（M55、M80）；五鼎墓曾在山西长治分水岭发现两座（M269、M270）。以上这些都属中型墓，墓室面积十二——四十六平方米，都有椁，有的是双棺。一般都有单独的车马坑：虢太子墓的车马坑殉车十辆、马二十匹；同墓地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殉车五辆、马十匹。七鼎墓都随葬礼、乐、兵器；个别的五鼎墓只有礼器和兵器。一般都没有殉人，惟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和户县秦墓有殉人。

第三等，三鼎、二鼎、一鼎墓这类墓各地都有发现，多属中小型，也有属中型或小型者。都有椁，有的为双棺。极个别的三鼎墓有附车马坑者，多数有车马器。随葬礼器和兵器者居多，有乐器者少见。一般都没有殉人；惟西周中期的陕西长安长甶墓殉二人。

第四等，随葬陶器的小墓各地普遍发现。棺椁具备者较多，有的仅有棺。绝大多数随葬生活用陶器，极少数随葬陶礼器和铜兵器等。这些小墓大都属于族葬墓，死者生前应该是聚族而居的。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礼乐器，据《周礼·地官·乡师》记载：“闾共祭器，族共丧器”，他们需要时，大概是可以借用的。

以上这四个等级的墓葬，实际上在商代和西周早朗就已经存在，所不同的只是自西周中期开始，各级墓葬的界限更加趋于固定化而已。这种丧葬制度的固定化，显然是当时社会等级关系进一步严格化的反映。

第四阶段，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本阶段的墓葬也可用随葬礼器鼎的情况区分为四等：第一等，九鼎墓春秋晚期者可举安徽寿县蔡侯墓和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两例。战国时期者可举五例：一为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应为某魏王之陵；二为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应为某燕王陵；三、四为河北平山1号和6号墓，均为中山王陵；五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以上蔡侯墓和燕王陵均属大中型，后者有封土堆；固始墓、曾侯乙墓、中山王陵和魏王陵均属大型，后二者都建有墓上享堂，固始墓有封土堆。这些墓都有椁室，有的为重棺，椁内外大都积石、积沙、积炭。除随葬礼器之外，且皆有数套金石乐器；惟燕王陵、魏王陵则以陶器代铜器，说明其财力之不足。魏墓、燕墓无殉人；中山墓有陪葬墓，杀殉；曾侯墓殉21人；固始墓殉17人；蔡侯墓殉一人。第二等，七鼎和五鼎墓七鼎墓可举河南汲县山彪镇1号墓、辉县琉璃阁75号墓和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共三座。五鼎墓可举洛阳中州路2719号墓、辉县赵固1号墓、琉璃阁76号墓、长治12、25、26、53号墓、长于县7号墓和河北邯郸百家村21号墓共九座。以上诸墓均属战国时期。七鼎墓大都是大中型；五鼎墓有一座大中型，余皆属中型。都有椁室，有的是重椁或双棺，椁外多有积石、积炭。七鼎墓都随葬礼器、乐器和车马器；五鼎墓只有长治25号墓有乐器。赵固墓、百家村墓和中州路墓皆以陶鼎代铜鼎。以上诸墓中，山彪镇墓殉四人，长子县墓殉三人，百家村墓殉一人，余皆无殉人。

第三等，三鼎、二鼎、一鼎墓各东周墓地都有发现，今仅举洛阳中州路和邯郸百家村为例予以说明。随葬三件铜鼎者有中州路2717号墓和百家村57号墓，均属战国时期。随葬一件铜鼎者，中州路有115、2729号墓，属春秋晚期；百家村3号墓属战国时期。另外，两地随葬二件陶鼎墓共二十四座，百家村随葬三件陶鼎墓七座。以上诸墓多数为中型，少数为中小型；一般为一椁一棺，也有重椁或双棺者；极个别的墓有积石和封上。都无乐器，但有不少的墓随葬车马器和兵器，百家村还发现有车马坑。中州路未发现殉人，百家村有四座墓殉人，少者殉一人，多者殉三人。

第四等，随葬陶器的小墓这类墓多属小型，个别属中小型。有的棺椁具备，有的只有棺。皆不随葬铜礼器、乐器和车马器，但绝大多数随葬一件陶鼎。皆无殉人。

在中州路，这类小墓随葬陶鼎的情况，春秋早期还不见；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但还很不普遍，只占5％；到春秋晚期则猛增至占75％；战国早期更增至占90％，且其组合基本固定为鼎、豆、壶三器，与同时期的铜礼器组合相同。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变化情况，只是变化的时间有先后，但最迟到战国中期，绝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这个变化。

这种小墓在各个墓地中所占比例都在80％左右，可见这些墓主人在当时社会中占绝大多数。当社会阶级关系正在发生剧变的春秋战国之交，他们的身分应该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可能是没落的士，也有可能包括被解放的奴隶，但多数恐怕还是庶人。按照周代的礼制规定，士以下的庶人是没有资格占用礼器鼎的。现在绝大多数的小墓随葬陶鼎，显然违背了“礼不下庶人”的原则。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反映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庶人为主体的士以下各阶层掀起了一次大革命。他们通过斗争，打破了自西周中期以来的传统礼制，冲破了庶人与士的界限，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河南安阳殷代墓地》，台北，1962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邹衡、徐自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文物出版社，1981年。

第三章　甲骨文和金文

第一节　甲骨文

甲骨文及其分期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数量最为繁多。

甲是龟甲，有龟腹甲、龟背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肿骨，间有肋骨和距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遇事好占卜。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写；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涂墨；也有的镶嵌松绿石，这就是所谓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甲骨学是以这种甲骨文字为研究对象未对甲骨文字本身，并进而对商代的社会历史各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甲骨文出上在河南安阳殷虚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

在附近的侯家庄、大司空村、铁路苗圃、后岗、四盘磨、高楼庄等地也出土过几片乃至几十片。

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也就是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约公元前1395—1122年）间商朝后半期所谓殷代的遗物。甲骨文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时期。目前各家的分期方法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意见。普通仍以五期分期法为妥，即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甲骨文中的卜辞《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简也，典从册，在艹上，象两手供俸之形。《墨子·鲁问》有“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甲骨文并非商代的典册，亦非竹帛金石的文字，乃是占卜及与占卜有关或者偶然的记事文字。

商代占卜所用大龟为南海种。腹甲整用，背甲则中剖用之。还有的改造成长圆形，中间有孔可以穿起。用甲骨时切去骨臼的突头，再将骨脊剖平、整治后的甲骨占卜时，即在其背面，个别胛骨在正面进行有规律的钻凿，先凿一长槽，旁边再钻一略小的圆穴。然后火灼钻凿，正面即现“卜”形裂纹卜兆，以此来判断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之事项记在甲骨上。先在卜兆上面刻记上占卜次序，即一、二、三等，称兆序。有时往往是一事多卜，有一次占卜多至二十余次者。兆旁记有兆辞，如不玄冥、一告、二告等。或记吉凶，称吉、大吉、弘吉。最后记刻下所卜之事项。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四部分，即叙辞（前辞）——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人占卜命辞——间占卜何事：占辞——占卜后商王、近臣观察一下，以判断吉凶；验辞——占卜的事情是否灵验。

甲骨写刻卜辞，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大体说来，除一部分特殊情形者外，皆迎逆卜兆刻辞。如龟背甲从中间锯开，右半者，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龟腹甲以中缝为界，右半者，其卜匕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惟头尾及左右两桥边缘上之卜辞，则常常由外向内，即在左者右行，在右者左行，与前例相反。兽肿骨，左骨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右骨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惟近骨臼之一端，则往往两辞由中间为界，在左者左行，在右者右行，不拘前例。

甲骨卜辞往往由正反西方面问疑。刻在龟甲上相应位置的左右卜辞，称对贞。由于两段卜辞中间又刻有另一条内容不同的卜辞，称相问卜辞。卜辞有在甲骨正面容纳不下而转刻于背面的，称正反相接。义卜辞反复卜问同一事项而分刻于数块甲骨之上只是各自的卜序不同，称同文卜辞。

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辞之外，还有少量其他的记事刻辞，如祭祀表、干支表、记晴雨、记往来和偶然的记事刻辞。还有包括刻在龟腹甲的甲桥反面的甲桥刻辞，刻在龟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辞，刻在龟腹甲右尾部的甲尾刻辞，刻在肿骨日处的骨臼刻辞和刻在肿骨骨面宽薄一端下的骨面刻辞，它们用于记录甲骨的来源、数量及祭祀等事项。还有一些刻辞除用龟甲之外，也有刻于鹿角、鹿头、兕牛头、虎骨及人头骨上的，它们多半是记载战功和狩猎擒获之辞。

甲骨文的结构我国的文字发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但这种象形已经定型化，如马、牛、羊等许多字已和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书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艺术化。又出现有大量合体形声字，如凤，从凡声；酒，从酉声；水名如洹，亦从亘声。假借字亦普遍出现，如数字百、千、万、十干、十二支、方位字东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为又、有、祐、侑。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经使用了后人所谓的“六书”的原则，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

虽然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图画，而是将事物简化成一种固定的文字了。

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中共发现单字约五千个左右，其中能认识且能隶定的只有大约一千多字。甲骨文的篇幅非常简约，在一版龟骨上往往占卜多次，最多的在半块龟背甲上可以卜一百六十三次。原则上每个卜兆各为一条卜辞或一组兆刻一辞。有的卜辞省到只一二字。尽管如此，仍有长文卜辞，可达五六十，甚至九十多字，记事卜辞中更有一百多字的长文。

甲骨文的内容甲骨文虽是商王占卜所用，但内容丰富，并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吉凶而已，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无论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关于商代的农业、畜牧、田猎、货币、交通、先公先王、诸妇诸子、家族宗法、平民奴隶、方国地理、刑罚牢狱、征伐战争、天文历法、祭祀宗教、医药卫生等等。特别是关于商代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象国家起源、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等等，都可以从甲骨文里找到有关资料，以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譬如在天文气象方商，甲骨文里有日月食、各种星宿、风云雷雨冰雹虹霓的记载。在历法方面有干支纪日，以征伐祭祀纪年以及大小闰月等等。在地理方面，甲骨文里有许多森林、草原、河流与湖泊的记载，可以看出与今天的地貌不同。

在农业生产方面，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当时雨量丰富、气候温和，知道牛耕，知道施肥，并有管理农业的官吏，农业作物有稻、麦、黍、稷，收藏粮食的地方有廩仓，农业区域遍及中商及东南西北四方。

在畜牧业方面，包括六畜，即马、牛、羊、鸡、大、豕都有。饲养牲畜有牢■■圂，养牛可达一千头之多。商人爱马，马有各种名称并有各种装饰。由甲骨文看来，当时日猎还很发达。有田有狩，有陷井、有逐射、有罗网、有焚烧。猎兽以糜鹿为最多，亦有虎狼及野猪，并有兕象。根据纪录，田猎收获最多一次可得糜鹿四百五十一头。

捕鱼方法有钓有网，有射扠。除捕鱼之外，还捕有龟鳖等水产动物。

在交通方面，有骑有乘，有马车、有牛车、有舟船及桥梁、驿传及馆舍。在货币方面，普通为贝玉。贝，称朋；玉称珏。十玉为一珏，十贝为一朋。

最高统治者称王、称朕、称余，又称一人和余一人，俨然为至高无上独裁专制之口吻。

王之左右有诸妇和诸子，又有近臣。

被统治阶级，有平民，称众。有奴隶，奴隶有男有女，有臣有妾，有執有■，有仆有奚，有姬有婢，又总名之为羌。

社会组织方面有诸妇诸子，宗族姓氏和宗法。

地域方面有中商和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有邑有鄙，有大邑、有西邑有二邑、三邑、四邑、廿邑、卅邑、乃至四十邑。邑之外曰鄙，有东鄙、西鄙。邑鄙之郊曰奠，有南奠，西奠。奠之外有封国，封国之爵有侯白男田，又称多田与多白。

又有方国散布四方。武丁时方国有四十余，主要的象土方、舌方、羌方、周方，多散布在殷之西北。帝乙帝辛时的方国主要的象夷方、盂方，则散布在殷之东南。殷人与方国的战争，规模相当大，一次出征可动员三千人至五千人，最多武丁时一次出征达一万三千人。帝乙帝辛时，伐夷方往返达一年之久。

统治机构方面，国家的文官有多臣多尹，武官有多马多射，史则先为武官后为文武。刑法有手带镣铐、割鼻锯腿、直至砍头。牢狱有圉、■、囹圄。军队有左、中、右三师、三牧和三戊，士兵则称众人和族人。

科技文化方面，在医学上，甲骨文中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疾病，治疗上除用药外，还有针刺、艾炙、按摩。又有医官名小疒臣。

在纺织方面，甲骨文中有蚕、桑、丝、帛，又有蚕示乃蚕神。

在酿造方面，甲骨文中有酒、醴、鬯。这些酿造的酒类，除了供人饮用之外，又是祭祀祖先常用的礼品。

甲骨文中还有“金”字的偏旁和冶铸的铸字。商代除了精美的青铜器之外，还有精微的制玉业、制骨业和松绿石镶嵌的制品。

在宗教方面，自然崇拜则祭祀山川和四方的风神。天神崇拜则祭祀上帝和日月星辰。另外大量的祭祀卜辞还表现了对于祖先的崇拜。

总之，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成文资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从文字学来看，它比许慎的《说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从古史学来看，甲骨文发现之前，有关商代的记载只有《尚书·商书》五篇和《诗经·商颂》五首，就连两千年前的孔子都叹称商代文献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还有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献，象《尚书》、《诗经》、《楚辞》、《山海经》和《史记·殷本纪》等书，到底哪些靠得住哪些靠不住，也必须由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证。把甲骨学结合古典文献、考古学、民族学等，经过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分析，用以恢复商代的社会面貌，研究商代的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甲骨的保藏、出土和发掘甲骨用于占卜后，有些可能归入档案用窖藏起来，有些则废弃扔掉。商末殷都历经武王伐纣一场兵烫之灾，遂成废墟。以后又经历代破坏。《吕氏春秋》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不掘之墓。秦汉之际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说文》说郡国山川得鼎彝。《纬书》上也有丹甲青文的记载。宋代随古物出上而有了金石学，清末在河南安阳的田间即有甲骨出现，村人视为药材售予药店。1899年山东福山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辨认出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开始搜集，与王同时搜集的还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甲骨文发现迄今已逾八十多年，八十多年甲骨文出土的历史可划分成四个时期：前三十来年为私掘私售时期。王懿荣发现甲骨后，不惜重金搜求、购买。其后刘鹗、罗振玉等人亦竭力收购，并探明被古董商隐而不宣的甲骨出土地是安阳而不是汤阴。于是麇集在小屯村的商人一天多似一天。早期甲骨文的收藏家有王懿荣、孟定生、王襄、刘鹗、端方、罗振玉。外国人有日本的林泰辅、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和加拿大的明义士。这批早期流传的甲骨相继被著录在《铁云藏龟》（刘鹗，1903年）、《殷虚书契前编》（罗振玉，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罗振玉，1914年）、《殷虚书契后编》（罗振玉，1916年）、《殷虚卜辞》（明义士，1917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姬佛陀，1917年）、《龟甲兽骨文字》（林泰辅，1917年）、《篮室殷契征文》（王襄，1925年）等书。至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殷墟发掘团，此后九年，甲骨文出上进入了机关发掘时期。史语所共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考古发掘，其中十二次在小屯村，它不仅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代后半期的都城，同时出土大量甲骨，共计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八片。其中仅仅1936年C区一二七坑就出甲骨达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之多，此乃自甲骨发现以来空前未有的重大发现。此外河南省博物院发掘了两次，出土甲骨三千六百五十六片。合共出土了二万八千五百七十四片。这批甲骨多已著录在《殷虚文字甲编》（董作宾，1948年）、《殷虚文字乙编》（董作宾，1948年）、《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年）、《殷虚文字存真》（关百益，1931年）及《甲骨文录》（孙海波，1937年）中。其他著录书还有《殷虚书契续编》（罗振玉，1933年）、《殷契佚存》（商承祚，1933年）、《殷契卜辞》（容庚，1933年）、《卜辞通纂》（郭沫若，1933年）、《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1935年）、《殷契粹编》（郭沫若，1937年）等书。

发掘工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于1937年停止。后来由于战乱原因，十一年来甲骨的出土又恢复到私挖私售时期。大量甲骨流散市面，有的流到国外。这时期的甲骨著录有《天壤阁甲骨文存》（唐兰，1939年）、《金璋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1939年）、《甲骨卜辞七集》（方法敛，1938年）、《殷契遗珠》（金祖同，1939年）、《铁云藏龟零拾》（李旦丘，1939年）、《河南安阳遗宝》（梅原末治，1940年）、《诚斋殷虚文字》（孙海波，1940年）、《邺中片羽三集》（黄濬，1942年）、《甲骨六录》（胡厚宣，1945年）等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甲骨文出上进入了人民考古、科学发掘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小屯设立了工作站。考古所1950年在四盘磨发掘发现甲骨一片；1959年发掘大司空村发现二片，1959年、1961年和1974年在苗圃北地发掘发现甲骨共三片，1958年至1959年在小屯村西发掘发现甲骨二片，1971至1972年发掘又发现二十一片，有字的十三片。到1973年在小屯南地又有了重大的发现，共出土甲骨五千零四十一片，经过拼合整理发表时共四千五百八十九片，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另河南考古工作队分别于1951、1955年各发掘甲骨一片。甲骨文著录专书重要的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胡厚宣，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胡厚宣，1951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胡厚宣，1954年）、《甲骨续存》（胡厚宣，1955年）、《殷契拾掇》（郭若愚，1951年）、《殷契拾掇二编》（郭若愚，1953年）、《殷虚文字外编》（董作宾、严一萍，1956年）、《海外甲骨录遗》（饶宗颐，195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贝塚茂树，1959年）、《甲骨文零拾》（陈邦怀，1959年）、《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饶宗颐，1970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许进雄，1972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许进雄，1979年）、《殷虚卜辞后编》（许进雄，1972年）、（美国所藏甲骨录》（周鸿翔，1976年）及《小屯南地甲骨》（考古所，1980年）等。甲骨文的收藏和著录现今甲骨实物收藏，在我国国内有四十个城市，九十八个单位，共藏甲骨九万五千八百八十片。私人收藏，计十四个城市，四十七个藏家，共藏甲骨一千七百三十一片。台湾省有五个单位，共藏甲骨三万零一百九十一片；三个私人收藏家，共藏甲骨十三片。香港地区四个单位共藏甲骨八十九片。总上我国机关个人共藏甲骨一十二万七千九百零四片。国外收藏情况是：日本藏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三片，加拿大藏七千八百零二片，英国藏三千三百五十五片，美国藏一千八百八十二片，西德藏七百一十五片，苏联藏一百九十九片，瑞典藏一百片，瑞士藏九十九片，法国藏六十四片，新加坡藏二十八片，比利时藏七片，南朝鲜藏六片，十二国共藏二万六千七百片。总上国内外共藏甲骨一十五万四千六百零四片。举成数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八十多年来殷墟出上的甲骨文材料总共约有十五万片左右。

除殷墟之外，自五十年代起相继在陕西扶风齐家、西安洋西、歧山凤雏，山西洪赵坊堆及北京昌平等地发掘出西周时期的甲骨，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有字甲骨共二百八十九片。西周甲骨除保持商代甲骨的共同点外，其自身最重要的特征是字体纤小且文字较少，一般需借助于放大镜方能辨认。就上所列十五万片甲骨，其数量之丰富，已大有可观，这对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商代史、中国古文字学特别是甲骨学的研究确实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这些甲骨部分都已著录，八十多年来共有专书八十一本，参考书五十八本，论文四十六篇，共计甲骨一十万二千五百八十七片。此外，各单位还收藏有拓本，考古所藏肩甲骨拓本二十三宗四千零六百六十三片、历史所一百一十二宗四万二千六百九十三片、北京图书馆十二宗七万零六百七十七片、北京大学二十八宗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片、北京地区其他单位还藏有二十三宗一万二千一百一十六片，北京以外地区藏有七十七宗三万三千一百三十片。但是这些早年出版的著作有的印刷模糊，文字看不清楚；有的摹写失真，字体多有错误；有的因将就类例而分条剪割；有的墨本不全只拓有字部分；有的拓本虽全但却把无字部分剪掉；还有的正版与骨臼分开编排；至于前后著录重见迭出，那就更是屡见不鲜。又因为有些著作出版较早，限于当时印数不多，今日已难以搜集。一些拓片各单位又常常列为善本，至于甲骨实物更是不便应用等等。为解决这些困难，《甲骨文合集》这一集八十多年来发现甲骨文之大成的著作，就于1979年至1983年陆继出版了。《合集》在吸收了前人研究的重大成果基础上，广泛搜集材料，有些则重新墨拓以恢复原貌，加上校对重出，拼合断片，同文类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多项科学处理之后，选出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片合为一编，这可以说是对八十多年来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这对甲骨文的研究使用都是十分方便的。《合集》的出版，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资料，这是甲骨学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有了《合集》，再加上以后出的《小屯南地甲骨》等书，甲骨文的材料可以说基本上已经齐备了。所以，今日研究甲骨学首先在材料上是非常方便了。

甲骨文研究工作的发展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其研究工作也逐渐有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从1899—1909年这第一个十年，王懿荣于1899年最先认识了甲骨文字并开始搜购。王去世后所藏甲骨一部分转至刘鹗手中，刘继续搜集，并于1903年选拓了其所藏的一千零五十八片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它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次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的材料写成《契文举例》，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书中虽然也有谬误，但他的确起到了开山的作用。这十年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阶段。

从1910—1919年是第二个十年，这期间内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罗振玉于1906年开始搜集甲骨并亲往安阳调查，又将其搜集之甲骨相继印出，象他的《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对于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于资料的搜集和流传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字的考释，先后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等书。与罗振玉同时的还有王国维，他首先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17年）等文，证实了古代文献的可靠，并订正了古代文献中某些地方的错误。王国维还发现甲骨可以缀合，其原则为“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又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所重视。所以罗、王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开拓时期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确实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自1920—1949年这三十来年可以说是第三阶段。随着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发表，其著录书已达四十余种之多，甲骨文的研究遂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各项研究的成果也相继刊行。首先是编纂了甲骨文的字典，如《簠室殷契类纂》（王襄，1920年）、《殷虚文字类编》（商承祚，1923年）、《甲骨文编》（孙海波，1934年）等书。考释的著作有《甲骨学文字编》（朱芳圃，1933年）、《甲骨学商史编》（朱芳圃，1935年）、《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叶玉森，1933年）、《殷虚书契解诂》（吴其昌，1934年）等书。研究文法与文例的著作有《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杨树达，1945年）、《甲骨文例》（胡光炜，1928年），《骨文例》（董作宾，1936年）、《卜辞同文例》（胡厚宣，1947年）等。研究宗教与祭典的著作有《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陈梦家，1936年）、《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胡厚宣，1941年）等。研究龟卜来源的著作有《河南安阳遗龟》（卞美年，1937年）、《‘武丁大龟之腹甲’提要》（伍献文，1943年）、《殷代卜龟之来源》（胡厚宣，1944年）。研究甲骨的涂饰的有《中国卜胃涂色之显微分析》（皮其来，1937年）、《卜骨中之颜料》（白瑞华，1937年）等等。

其重点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断代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等。

年历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刘朝阳、鲁实先等。

文字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杨树达、商承祚、叶玉森、孙海波、陈梦家等。

历史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吴其昌、朱芳圃、束世澂、陈梦家、胡厚宣等。

缀合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吴其昌、曾毅公等。

总计解放前甲骨文发现五十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论著八十六种，其中专书一百四十八种，论文七百二十八篇。研究者达二百八十九人，其中本国人二百三十人，外国人五十九人，可称极一时之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甲骨文的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将资料集中并整理，流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后集中到各级研究单位。如早先罗振玉、刘体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别归于吉林大学、吉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及南京博物院。

对有关资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断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缀合编》（曾毅公，1950年），缀合甲骨三百九十六版，《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1955年），缀合四百八十二版。《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1972年），缀合六百三十二版。《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屈万里，1961年），缀合二百二十三版。《甲骨缀合新编》（严一萍，1975年）及《甲骨缀合新编补》（严一萍，1976年），共缀合七百零八版。《甲骨文合集》在这方面也作了相当多的细致的工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整理资料的同时还编写出版大型的资料汇编，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19791983年）、《殷虚卜辞综类》（岛邦男，1967年）、《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1965年）等。

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胡厚宣，1951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1952年）、《甲骨学五十年》（董作宾，1955年）、《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1965年）、《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1956年）、《甲骨学》（严一萍，1978年）、《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胡厚宣，1984年）。此外对一些过去重点问题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象断代、历法、文字、历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发表有多篇论著。

解放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对商代的生产发展、生产技术，包括农业、垦田、肥料、谷类、水利、工业、蚕桑、纺织和冶炼，对生产者的身份，对商代的奴隶制度、土地制度、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国家起源、图腾遗迹、刑罚人祭、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甲骨文的研究从开始到现在，经众多学者们的努力，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且举文字的考释为例，现已确认的一千多字，只占全部单字的约四分之一，尚有许多待考释隶定。当前集中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第一，国外资料的公布与整理。除大部分已发表的著录外，尚在整理中的包括西德民俗博物馆、英国剑桥大学、大英博物院、日本天理参考馆、苏联冬宫博物馆所藏的甲骨，这些国外资料，作为《合集》的丛刊正在编辑中，不久将陆续问世。

第二，新的断代问题的讨论。自董作宾于1933年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以划定时期后，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一些关于分期断代的标准及方法，至今还难以达到统一的意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断代的新途径，如依坑层、卜法、钻凿等。另外，对自组、子组、午组卜辞的归属问题，对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盘庚、小辛、小乙即武丁前的甲骨、帝辛时期的甲骨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第三，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对商代的社会性质、奴隶的身份、军队、官制、对商代的地理、气候、天文、历法及农业等备学科的发展程度、状况，甲骨的钻凿、刻写等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第四，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与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相结合来研究商代的历史，探索利用先进技术如电子计算机来缀合甲骨的可行性。

今日的甲骨文研究是非常活跃的，已成为世界性的最繁荣的学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钻研甲骨文以揭示三千年前商代的整个社会面貌，这是今后甲骨文研究的方向。

第二节　金文

金文和青铜器

商代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金文旧称做钟鼎文，即铸刻在商及后来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间，我国已经产生了青铜器。商周时代则是中国青铜器的高度发展阶段，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特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文字发展的重要资料。青铜器系指红铜与锡的合金，较之红铜，其优点在于熔点低、硬度高，易于铸造，并可依不同要求而调剂不同的红铜与锡的比例。春秋晚期的一部工程技术书《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有自钟鼎以下六种不同含锡量的青铜器，称为六剂。其钟鼎之剂为“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一，锡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九。经对商代司母戊鼎的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其比例，铜约占百分之八十五，锡约占百分之十二，另外约百分之三的铅，这与《考工记》所记载的比例是基本相符的。

商周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主要是使用陶质块范。先用泥土制成与要铸青铜器同样的模型，再做一底座，将模型倒置在上，按模型各部位特点分块翻范。在泥模湿时刮去外层留出空隙，其厚度即为待铸铜器之厚度。陶范制成后烤干，对合，外涂泥封住，经预热灌入青铜液，制作成各类青铜器。青铜器的时代校长，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到周代，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青铜器的种类也很多，主要包括饮食器：鼎、鬲、甗、簋、簠、敦、豆、盨。酒器：爵、角、斝、觚、觯、觥、觶、尊、卣、盉、方彝、钫、罍、壶、击、■、瓿。水器：盘、匜、盂、盆等。乐器包括铙钟、钲、铎、句鑃、

于、铃、鼓、镈等。兵器，包括戈、钺、矛、戟、剑、刀、镞、弩机、胄等。车马器，包括軎、辖、衔、镳、轭、毂、銮、当卢、马冠等。生产工具，包括犁、烨、锄、镰、钁、铲、锛、斧、锥、削、凿、错、锯、钻等。杂器，包括俎、禁、炉等。以及度量衡具、符节、货币等等。这中间数量最大的就是作为礼器的饮食器，即所谓“藏礼于器”。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器壁较薄，礼器的器型有的直接仿自陶器，花纹简单质朴，多为单层。一般为饕餮纹、云雷纹、圆圈纹、夔纹、龙纹、虎纹等。一般没有铭文，或铭文字很少。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器壁较厚，种类也多，体形高大，出现有方形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鼎。花纹细密繁缛，线条更秀丽，出现多层花纹。铸有铭文，从一二字到十几字不等，多为族徽或其他图形文字，笔道较为刚劲，一般不作波磔体。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酒器的比例减少而食器数量增加，花纹多为饕餮纹、夔纹，铭文字数增多，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或几百字，笔道用肥笔，波磔明显。西周中晚期及至东周的青铜器，器形轻薄简陋，出现成组器物，如列鼎、编钟等。花纹也变得日趋简单，长篇铭文常见，已不常用肥笔，且书法娴熟、行款排列较齐、文字奇落重复现象产生。东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轻薄精巧，花纹多作活跃的动物纹与复杂细密的几何纹，也有用细线雕刻狩猎、战争、宴会等图像的，也有用金银、铜、玉等镶嵌成图案或图像的。铭文则是多样化，但长篇记事铭文减少，一般只记督造者、铸工及器名，且为刻制而成，出现鸟篆等艺术字体，各国文字亦结构各异。

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至周末逐渐与小篆接近，字数也和甲骨文差不多，认识的只不过一两千字。

金文的内容虽多属于与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但从古文字学特别是商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首先，我们可以依据一些铜器的铭文来确定其年代隶属于哪一个王世，如西周武王时的利簋、成王时的小臣单觯，康王时的大盂鼎，昭王时的过伯簋，穆王时的班簋，恭王时的史墙盘，懿王时的大师虘簋，孝王时的大克鼎，厉王时的禹鼎，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等等。其次，可以从金文的记载中了解到商周时期的重大事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例如：小臣艅犀尊记载商末征伐人方。

利簋，是目前已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铭文记载周武王伐商事。武王伐商，是我国上古史中一件大事，记载这件事的文献资料很少，但在铜器铭文中还属首次发现。铭文叙及武王克商的日子为“唯甲子朝”，可以证明《尚书·牧誓》的“时甲子昧爽”和《周书·世俘》的“甲子朝”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何尊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在京室对宗族小子的一次诰命，反映出武王灭商以后准备迁都洛阳一带的设想和成王迁都成周的事实。成王之所以营建成周，是因为原来的国都丰镐远在黄河以西，不适应灭商以后的新形势。要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就必须将政治中心东移。正如铭文所引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乄民”，也就是说要建都天下的中心，来统治广大民众。武王死后，管蔡联合武庚叛乱，更说明营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平叛之后，便营建成周，何尊铭就是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据。

陕西岐山贺家村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的尹丞鼎、史迹方鼎、史迹角和史■簋，是很值得重视的。从出土物的组合、造型、纹饰和铭文分析，该墓的下限当在昭王时期。死者或许就是史■的后裔史迹。《史■簋》铭有“乙亥，王诰毕公”之语。《逸周书·和寤解》、《尚书序》、《史记·周本纪》和《史记·魏世家》都有毕公。《和寤解》和《魏世家》的毕公名高，和召公奭同时，武王伐纣后封于毕。此簋铭文中的毕公是毕公高的子辈，即《尚书序》和《周本纪》中的作册毕公，是康王时期的重臣之一。史■是其属官。“王诰毕公”和《尚书序》：“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的记载相应。因此，“王诰毕公”可能是康王十二年六月九日的事情。旟鼎，是周昭王时期的重器之一：永孟，是共王十二年三月之物，两件铜器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西周社会土地占有形态的真实情况。旟鼎记载王姜把原来分封给师栌的三田及待收获的禾稻收回，转赐给旗。旗受到王姜的赐田和师栌的厚惠，故作鼎以为纪念，并扬王之美。永盂记述益公传达王命，赐给师永洛河两岸的土地，参与出命仪式的有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和遣仲等，益公命令郑司徒等人勘界付田。这说明周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王和王后有权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力赐给自己的臣下，所谓“授民授疆土”。他们又有权把所赐的土地收回，转赐他人。

长由盉，是长安普渡村的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铭有“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穆王饗醴，即邢伯大祝射”，是说某年三月的一天，穆王在下減■举行燕礼，又跟邢伯大祝举行射礼，证实了《礼记·射义》关于在举行射礼之前，必先举行燕礼的记载是可靠的。《射义》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射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射义》的记载和《长甶盉》铭文恰相吻合。《周礼》、《仪礼》和《礼记》尽管著作年代有早有晚，有的成书年代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它们都保存着丰富的上古史料。过去，有人怀疑和贬低“三礼”的史料价值，长由盉、■匜等许多重要铜器的发现，使“三礼”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扶风庄白或墓出土的伯■铸器，是西周穆王时期的一组典型器物。其中■簋和两件■方鼎铸于征伐淮夷之时，是金文中有关淮夷的最早记录之一。■方鼎甲最早，记伯■接受任务，率领虎臣抵御淮夷，其时战斗尚未开始；其次是■簋，作于初战胜戎，铭文对战争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经过叙述颇详；最后是■方鼎乙，在战役后三月，伯■又回驻堂自，王俎姜使人赏赐。伯■的铜器传世的还有录簋、伯■簋、录伯■簋、录■尊、录■卣等八件，其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的政治、军事以及周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的珍贵资料。

岐山董家村发现的卫盂记载着周共王三年裘卫用价值贝一百朋的一件瑾璋、两件赤琥、两件麂麂和一件贲韨，换取矩伯的土地十三田：五祀卫鼎记载共王五年裘卫用自己的五田土地对换了邦伯厉的四田土地；九年卫鼎记载裘卫在共王九年又用一辆车子及车马器具等，换取矩的一片林地等有关土地占有形态变化的情况。和卫盉、卫鼎所载交易土地相似的还有过去出土的格白簋，其铭曰：“格白取良马乘于倗生，厥贾（价）三十田，则析。”倗生用四匹马换得格伯三十田土地，双方分执券契，然后勘划田界，办理交付手续。卫盉、卫鼎的铭文表明所谓“田里不鬻”（《礼记·王制》）的周礼原则开始被突破了。奴隶主贵族之间出于某种需要，就可以用实物换取土地和林地，或者用这块土地对换那块土地。由于当时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国有的，因此土地转让时还得报告王廷，至少取得形式上的认可。从九年卫鼎可以看出，在西周中期林地的交易和田地不同，只要私下达成协议，不通过官府即可易主。看来，当时的土地国有制转变为私有制，首先是从荒山野林开始的。值得重视的还有，卫盉铭文把贝这种货币作为衡量实物价值的尺度记载下来，这在周代金文中还属首次发现。铭文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土地的价格：对于价值八十朋的瑾璋，“厥贾，其舍田十田”，即每田值八朋；对于价值总和为二十朋的赤琥、蔽膝等物，“其舍田三田”，即每田值将近七朋。

这种土地单价的差异，可能与土地的肥瘠有关，这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在西周中期，象裘卫和矩伯、倗生和格伯之间的土地交易，虽然还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买卖，但却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贵族私有性质的土地已经出现。

■匜是董家村青铜器群中重要器物之一，铭文中记述牧牛因上告他的上司师■，而受到刑罚的经过和结果。铭文里说的鞭刑、墨刑和赎刑，可与《尚书·舜典》记载的“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相印证，表明西周时期存在有成文的法律和刑罚、狱讼盟誓制度，反映了奴隶制国家的特征和本质。

扶风庄白出土的微氏家族铜器群，是解放后西周青铜器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在这批青铜器中，七十五件铸有铭文，其墙盘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字，是解放后发现的字数最多的一件。这批铜器铭文，尤其是墙盘，对于研究西周的历史、政治、经济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全文分前后两段：前段记载周王朝的发展史，称颂诸先王和当时的天子——共王的主要业绩；后段记载器主的家族史，历述史墙祖考和本人的事迹。铭文所述文王初步做到政事和谐，获得有力的辅佐，奠定了灭商的基础：武王征服周围夷族小国，消灭了商纣；成王稳定了周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康王治国守成；昭王南征荆楚等，都和史书记载是本相合。盘铭还为研究周王朝初期接纳其他部族人才、中期农业经济的变化、谥法起源以及骄文的发展等问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扶风强家村出土的师翻鼎，形体雄伟，重一百零五公斤，铭近二百字，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国家制度难得的史料。文内多处提到“德”字，鼓吹以“德”为奴隶主阶级行为的规范。周承商制，这种“德治”思想是从商朝奴隶主阶级那里沿袭下来的。他们认为维持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就要加强德治。师旟鼎铭正反映了西周奴隶社会中晚期的这种现象。

驹尊出土于陕西眉县李村。同出的还有■方彝两件，■方尊一件和另一件■驹尊的盖。■器的造型设计和铸造技术，充分显示了西周中期青铜器工艺的高度水平。■器铸于孝王时期，铭文记载周王在■地亲自参加隆重的“执驹”典礼，接受马官升新驹于王闲，并赐给■两匹马驹。这和《周礼》、《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等文献记载的“执驹”、“锡驹”制度相互印证，说明当时对于马的繁殖训养十分重视。■方尊铭辞中的“六自”、“八自”等记载，与禹鼎、克鼎所言事同，是研究西周军事组织的重要资料。驹父盖是宣王时器，在陕西武功县四龙村出土。铭文记载周宣王十八年，执政大臣南仲邦父派遣驹父等到南淮夷索取贡赋。淮夷诸国迎见了驹父，献纳了贡物。这在文献资料里是没有的。淮夷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分布在淮河流域，因在周的国都南面，所以又称南淮夷。驹父铭告诉我们南淮夷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淮水地区若干国的总称。西周王朝与淮夷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时统治者称淮夷为“■贿人”、“■贿臣”，意思就是向王朝交纳布帛贡赋的被统治者或奴隶。驹父铭所记南仲邦父派遣驹父向淮夷诸国索取贡物，就是这一关系的具体体现。兮甲盘铭说：“淮夷旧我■贿人，毋敢不出■，其积，其进人、其贮”，又说：“敢不用命，则刑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按时交纳布帛和其他贡物，还要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受到讨伐。穆王时期的■甗、旟鼎、录卣、■簋、■方鼎，厉王时期的禹鼎、虢仲，宣王时期的师■簋等，亦都反映了周王朝派兵防守淮夷和征伐淮夷的情状。

■盂，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铭文记载周王内宫后妃遴选宫人、宫婢之事。这是有关宫廷制度的一则新资料。

陕西宝鸡县杨家沟出的秦公钟、秦公铸，是历来发现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中最为重要的一批。秦公钟、秦公镈铭文完全一样，秦公镈铭文笔道纤细，劲秀隽美，是春秋时期秦国具有代表性的书体。这套秦公钟的出土，可以解决自宋以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秦公簋和秦公钟的时代。同时，可以订补史书对秦国历史记载的错误和不足（参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铜器·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概述》）。

商周青铜器，能够说明问题的太多了，上面仅仅概括地介绍了一些。此外，小臣单觯记载周公东征平叛，莫鼎记载燕国舆宗周的关系，宜侯矢簋记载周初的分封制度，堇鼎记载厉王时奴隶与平民的暴动，齐侯匜、吴王光鉴记载诸侯间的政治联姻，舀鼎记载奴隶的买卖，大克鼎记载西周的胜官世禄，小盂鼎记载征伐鬼方，过伯簋记载昭王伐楚，班簋记载伐东国，禹鼎记载征伐南方的鄂，不■簋、兮甲盘、虢季子白盘记载征伐ǎ狁。记载行祭典礼的有■其三卣、大丰簋、盠驹尊等器。大盂鼎记载赏赐奴隶。记载赏赐的还有■方鼎、大师虘簋、大克鼎、毛公鼎等。其中毛公鼎有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金文和青铜器研究的发展青铜器的分布很广，北至东北、内蒙，南至湖南、江西，东至海滨，西至陕西、甘肃这一片，纵横几千里的广大地区都发现有青铜器。而在商周王畿所在的河南、陕西为最多。其他边远地区的铜器往往带有其地方特色。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已有关于商周铜器出土的记载，东汉许慎被认为曾见过商周金文。北宋以来，青铜器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因而产生以此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有关著作就有十来种，如《考古图》（吕大临，1092年）、《宣和博古图》（王黼，1123年）等。书中按比例描绘古器图形、考释文字、记录古器物容量、出土地及藏家。清代，青铜器出土益多，其研究的成果亦远远超过宋代，出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1804年）、《■古录金文》（吴式芬，1895年），《愙斋集古录》（吴大濬，1896年）、《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方濬益，1899年）、《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刘体智，1935年）、《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1937年）等一批著作。只《西清古鉴》（梁诗正等）等四书，就收录古器千余种。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传入我国，结合考古发掘工作，金文资料的积累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法令，杜绝了古物的外流，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工作。金文材料的搜集、集中、整理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研究著作陆续发表，大型的汇集工作亦着手进行，金文研究一步步深入。

金文研究时至今日，发表著作、专书和论文不下几千种，只就专著来说，属于目录方面的有：《历代著录吉金目》（美国福开森，1939年）、《金文著录简目》（孙稚雏，1981年）、《新出金文分域简目》（考古所，1983年）等。金文之属于字典方面的有：《金文编》（容庚，1925年，1939年，1959年，1985年）、《古文字类编》（高明，1980年）、《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1981年，1985年）等。金文之属于通论方面的有：《商周彝器通考》（容庚，1941年）、《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1958年）、《中国古代青铜器》（马承源，1982年）等。金文之属于资料方面的书籍甚多，除了前举《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及《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之外，主要的还有：《宝蕴楼彝器图录》（容庚，1929年）、《颂斋吉金图录及续录》（容庚，1933年、1938年）、《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1934年）、《双剑誃吉金图录》（于省吾，1934年）、《海外吉金图录》（容庚，1935年）、《十二家吉金图录》（商承祚，1935年）、《善斋彝器图录》（容庚，1936年）、《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录》（黄濬，1936年）、《痴■藏金及续集》（李泰棻，1940年、1941年）、《岩窟吉金图录》（梁士椿，1943年）、《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考古所，1962年）、《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陕西省博物馆，1963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博物馆，1964年）、《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考古所，1965年）、《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陕西考古所等，1979年）、《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同编辑组，1981年）等。日本出版的金文之撰著有：《欧美搜储支那古铜著华》（梅原末治，1933年）、《日本搜储支那古铜青华》（梅原末治，1959—1962年）等。澳大利亚出版的有：《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巴纳、张光裕，1978年）。

关于金文资料总结的著作，台湾省有《金文总集》（严一萍）与《商周金文集成》（邱德修）。国内最近出版有《殷周金文集录》（徐中舒，1984年）一书，收解放后新出土的铜器铭文九百七十三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的有铭铜器达一万余件的《殷周金文集成》亦将陆续出版，更是集金文之大成的著作。

至于有关金文的考释方面，除前举《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之外，主要的还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1932年、1935年、1958年）、《吉金文录》（吴闿生，1933年）、《双剑誃吉金文选》（于省吾，1933年）、《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1952年、1959年）、《西周铜器断代》（陈梦家，1955年—1956年）等。而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1962—1984年）已出五十六辑之多，在考释方面亦可谓集大成之作。

目前在金文研究领域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是对西周历谱与西周王年、铜器的绝对年代等解释。这些问题虽经许多学者殚心研讨，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但也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它的解决也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地研究，以得出更明晰的结论。

第四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四”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绩

不论是传统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史学理论的变革，不是抛弃过去的一切，重新寻求西天真经，而是冷静地思索自己走过的道路，勇敢地扬弃遗产中的消极因素，将所有积极因素发扬光大，使史学研究建立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国商周史学的发展，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途径。

“五四”以后，有一些学者，如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钱穆等，在商周史的研究上也各有他们的成绩。

王国维在历史考据方面有相当广泛的成绩，而其最大的特点则是把新发现的材料和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对古史的新解。他晚年在清华大学讲过一门课程，叫“古史新证”，这基本上可以说明他的学风和成就。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①。他在研究商周史的过程中，就是善于利用新发现的材料，而得到新的成果。王国维勤于金文之学，他所著《毛公鼎考释》、《散氏盘考释》、《生霸死霸考》、《说商》、《说殷》及其它考释金文的文章，既通解了文字上的疑滞，也弄明白了古史上的一些问题。王国维在甲骨学的建立过程中，有开山之功。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在他的学术专业中贡献最大。他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他因卜辞中见有王亥之名，查出了《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楚辞》和《吕氏春秋》的有关记载，证明王亥即《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的先公先王。以此为线索，逐步探索，得知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因而《殷本纪》作为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得到证实，而中国古代的信史可以推到殷商之初。而且，从卜辞中还考出了殷王室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祀先王之典有等差，而于兄弟之间，无论长幼及是否即王位，祀典及名号都没有差别。这两篇文章对商史研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是一篇备受推崇的文章，虽然也有不少可商之处，但有独到见解②。王国维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资产阶级实证论，在释读金文和甲骨文的基础上，以甲骨文证殷史，以金文证周史，在我国商周史的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工作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顾颉刚和胡适都是以“疑古”著名于史学界的人物，但从他们治学道路的发展上看，两人的“疑”各有不同。顾颉刚在商周史研究上是很有成就的，他提出了关于古史的观点，即“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①《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学衡》杂志。

②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第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盂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3）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他的这种观点对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之功，而历代相传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一下子也就失去了依据。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但在具体古史问题的处理上，往往有“疑古”过头的地方。后来，他从对古史的“破坏”转到古史的建设，也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于商周史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文献整理的阶段。顾颉刚在开始古史考辨的时候，也开始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这是从研究《尚书·禹贡》开始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必须深入地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4年，他创办了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后因日军入侵活动猖獗，刊物的重心即以边疆地理取代古代地理，同时还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他编著的《古史辨》是考辨古史的名作；他发表了不少研究《尚书》的文章，这是他用力最勤的作品①。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第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二节　郭沫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流并进，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郭沫若在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至1978年逝世为止，在整整半个世纪中，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首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系统地阐述殷周史的发展规律以及重要社会问题，为殷周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写道：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①。

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在叫嚣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郭沫若发出了如此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一切进步人士对革命的胜利和信心，更告诉人们中国古史的研究也必须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在郭沫若看来，殷代阶级制度虽已逐渐抬头，但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之所以作出这个结论，除了因为对殷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外，显然还由于受了王国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的观点影响。他的这一看法，在当时虽然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但其影响却是很大的。所以，后来当郭沫若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一结论时，还有人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便是其证。

郭沫若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认为，周代金文中不仅有许多赐臣仆的记录，就是人民也用以赐予。这人民就指奴隶。还有不少赐土田为赔偿的记载。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他又指出，周初离原始社会并不甚远，到了太王时代，因农业的发达，才逐渐有国家刑政的发生。西周农业的发达，与铁的发现有关。所以，他断定：“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它的原因是在农业的发达。农业的发达可能是在铁的耕器的发明”②。

他又说，西周时期的生产者是奴隶，他们的生活在《诗经·七月》、《甫田》等篇中可以得到真实的反映。“这些奴隶在平时便作农；在有土木工事的时候便供徭役，在征战的时候，便不免要当兵或者是伕役了”①。周灭商后，把殷民变为奴隶。周公东征就是因为被征服者不甘心受奴隶制的压迫起来反抗，而对之进行的镇压。在郭沫若看来，“周公这位老头子，他是很厉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隶制的完成者”②。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页。

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人民出版社，第137页。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人民出版社，第132页。

②同上书，第133页。

奴隶制关系在当时上层建筑中也得到了反映。郭沫若从《诗经》和《尚书》中，归纳出西周时代宗教思想的系统时说：“（一）人格神的存在。（二）神权政治（Theocracy）的主张。（三）想以折衷主义来消灭辩证式的进化”③。他指出，这正是奴隶制下的支配阶级的根本观念。这种唯一神的宗教思想，到了“西周未年的则候便渐渐动摇起来了”④。

《诗经》中的“变风”“变雅”的出现，在郭沫若看，反映周室东迁前后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是因为宣王时代的四征伐，意味着中原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加以人口一天一天地繁殖，因而就不能不向外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农民便得到自然解放的机会，手工业渐趋独立化，商人阶级也急剧的抬头，更加以各方异民族的参杂混处，于是而纯粹的奴隶制，便不能不跟着周室的东迁而完全溃败了”⑤。

在今天看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它作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商周史研究的著作，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和重视。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译者藤枝丈夫在谈到郭老的功绩时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管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功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澈。那时古代东洋的秘密，真的不只有靠东洋人才能发现的了”①。应当说，这对于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很公允的评价，对他以大无畏精神所造成的成绩应当予以肯定。

奴隶社会阶段问题和社会史论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是社会史论战中争论异常激烈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时，否认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阶段的人，首先应提出的是被称为“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和梅思平。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写道：“在封建国家成立以前，人类的社会组织以血统为纽带，以血统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便是氏族”②。梅思平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一文中也说：“希腊历史，我们只晓得中古史；罗马历史，我们只晓得近世史。中国历史，我们所切实知道的，也不过是近世史。因为中国的信史，至早只可算以春秋时代为开始。”根据他的看法，“春秋以前的史迹”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氏族斗争时期”、“原始封建时期”、“原始帝国时期”和“新封建时期”①。在他们的分期中，奴隶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在否定奴③同上书，第141页。

④同上书，第155页。

⑤同上书，第202页。

①何干之：《中国社会吏问题论战》，北京师大史学所翻印本，第51页。②转引自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6页。①《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46—47页。

隶社会论者中间，还有以唯物史观的面貌而出现的人，例如丁迪豪说：“要是氏族社会一发展而为封建社会，那就不一定要经过奴隶制了。在许多地方，封建国家是由氏族社会来的”②。在他看来，原始社会瓦解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产生奴隶社会，也可以产生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并没有发展与继承关系。又如胡秋原说：“..理解这事实，就可知道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希腊罗马之奴隶制度，只是封建农奴制度之变形发展③。他认为，封建社会继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再如陈邦国说，“在一般的历史发展上，氏族社会是到封建社会的先决条件，犹之乎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发生资本主义是一样。..奴隶经济是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④。他是在说，奴隶经济不能构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它只是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陈伯达也说：“由于自然环境缺乏铁的存在，或即殷代没有发现铁的原因，而这原因，却即影响于中国历史路途的前进，使当时劳动的强大分工成为不可能，使‘奴隶劳动的大田庄经济或用强迫劳动的大规模生产’缺乏自己的前提；而当时氏族社会内部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程度，恰只有造成封建制度的前提。这是中国所以空白奴隶社会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因”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铁器晚出，使得氏族社会内部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成为不可能，因而也就空白了奴隶社会阶段。在当时的论战中，肯定奴隶社会阶段而有较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前述的郭沫若之外，还有吕振羽。一九三四年，他发表了《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一文，针对有人认为奴隶社会只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说法，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指出马、恩“说到奴隶制度时，都是明白的在指一般的古代阶级压迫之支配形态而说的，并不曾限定为希腊和罗马”②。在谈到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时，他不同意郭沫若的殷代原始社会末期说，主张殷代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吕振羽把中国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殷周之际。他认为，周族在文王时还是过着氏族村落公社的生活，文王不过是一个专门以战争为事的军事酋长，还没有完全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武王克商以后，殷代奴隶所有制国家颠覆了，于是在其废墟上建立起封建主义的国家。在三十年代，肯定中国有奴隶制阶段，而具体分期主张和吕振羽基本相同的，还有事伯赞和邓云特（即邓拓）。

翦伯赞在《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奴隶制，“不是当作散在的或偶然的形态看的东西，也不是当作先阶级社会或阶级社会各阶级中之附属的因素看的东西，而是当作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之独特的经济范畴”，“当作一种阶级压迫之一般支配形态，即阶段的奴隶支配形态，而且很具体的指明它是历史发展阶段中之一个仅后于氏族共产社会的经济的体制。”他认为：“奴隶所有者构成的基②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北京师大史学所翻印木，第42页。③《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四辑，载《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3年。

④《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载《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年。

①陈伯达：《殷周社会略考》，载《太白》第二卷第四期，1935年5月。②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4月。本运动法则，显现于无数具体的形态中，——从最原始的奴隶制到最发展的奴隶制。在形式上，他可以成为‘家长制的’‘家内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以及其他的奴隶制”①。他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也主张殷代是奴隶社会。邓云特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②一文中，批驳了认为奴隶社会只是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论点。他还针对社会史论战中有人引用着普列汉诺夫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没有引导古代生产方法的出现”那段话，指出“他把只有“外的影响力’的地理条件，看成了能够左右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这种地理唯物论的极度夸扬，结果自然抹杀了客观历史的规律性。”在邓云特看来，殷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建立时期，当时私有财产的确立，破坏了氏族共产社会的经济结构，引起了社会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殷代的奴隶劳动，造成了牧畜业的高度发展，纯农业的相对发达，制造工艺的进步，商品交换的流行等各种经济条件。而这些条件又促进了奴隶经济的发展，并且也为它的崩溃创造了条件。在谈到西周的社会性质时，邓云特说，西周虽然也有使用奴隶的事实，但在当时生产领域里，并不是以奴隶劳动为主，而是由农奴劳动占支配的地位。他认为，《诗经》的“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小雅·甫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以及“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等诗句，都反映了西周封建领主奴役下的农奴劳动的情景。

三十年代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艰难的条件下，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英勇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以郭沫若、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为代表的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场论战中有力地反击了陶希圣之流和丁迪豪、胡秋原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歪曲，广泛地宣传了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这就为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商周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当时国内外的一些所谓学者，抓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攻击我国，把中国的社会制度歪曲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古老格局”的“定期更新”，这只能把问题引向歧途，否定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当时的进步史学工作者尽管在方法论上或在史料的运用上还存在着不少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是他们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包括商周史研究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①《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三期，1936年。

②《新世纪》第一卷第三期，1936年11月。

第三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成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商周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四十年代，关于殷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夏代已经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商代是青铜器末期和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按照《简编》的观点，封建制度在商代已经孕育着，卜辞有侯、伯、子等，这种制度扩大起来，就成为周朝的大封建。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一卷）中也认为成汤时代的殷族可能已经形成了奴隶制的种族国家。到了盘庚迁殷以后，工商业贵族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和掠夺更广大的世界，便不断展开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引起殷代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化。到了帝辛末年，西北诸氏族的联军在周族的领导下，杀向朝歌，广大的奴隶和自由民临战倒戈，殷代最后的一位奴隶主国王就此灭亡了。郭沫若经过了多年的探索之后，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修正了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本书里原先认为殷商是氏族社会末期的观点。他从殷代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器时代，农业在殷代已经取代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和农业中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他还纠正了早年将《尚书·盘庚》三篇“评价过低”的错误，认为《盘庚》三篇“确实是殷代的文献”，其中《盘庚》中庸所告谕的“民众”（“畜民”）也就是奴隶。这样，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和郭沫若等人，对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大体趋于一致。

但是，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却说：第一，根据卜辞的材料，殷代虽然已经发现农耕，但畜牧仍然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第二，奴隶劳动的使用还没有成为殷代社会的特征；第三，卜辞中有邑字、鄙字、更有“大邑商”的明文，说明城市在形成之中，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至多只是在国家形成的萌芽期，进一步发挥了殷代是氏族社会末期的说法。在延安参加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尹达针对范文澜的看法发表了《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①一文，引起了一场争论。他认为，研究殷商社会最可靠的史料是当时的甲骨文字和遗迹遗物，离开这些就不可能写出信史。他指出，殷墟和其他遗址的遗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当时一般社会性的生产工具还是以石器为主，而青铜器则集中在殷墟的最高军长手里：密布着炼铜遗痕的地区只限于小屯村的北地，据此并不能得出殷代冶炼术和冶炼场已经普遍存在的结论；殷代有的俘虏已经转化为奴隶，但其主要任务在于替最高军长作战士和勤务，用于耕作者，在甲骨文中并不多见。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殷代后期的社会是在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是没落的氏族社会走向坟墓里去的前夜。”尹达的文章发表后，谢华②和叶蠖生③相继著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除了上述的史学家外，其他历史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胡厚宣提出的《殷非奴隶社会论》④即殷代已是封建社会的论①《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②《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40年12月。③《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1941年5月。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在这一时期里，关于西周社会问题的讨论，仍然集中于西周是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问题上。吕振羽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⑤一文中，对郭沫若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主要论据提出不同意见后指出：武王分封给鲁公、康叔、唐叔的殷民六族、七族和怀姓九宗，是连同其居地，以之建立“藩屏”的。他们究竟是农奴还是奴隶，要看直接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西周的“庶人”、“夫”、“白了”、“小人”或“农夫”等直接生产者，他们是“分田而耕”的“食力”的“农”，与“工商”一样身分世袭地“各守其业”，并能自由处分其部分的劳动时间。他们所贡纳于土地占有者的，是劳役地租、贡物、摇役，亦即列宁所说的农奴制的赋役制的经济体系。继吕振羽之后，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对西周封建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并对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中，郭沫若修正了自己关于殷代是氏族社会末期的观点，但他却坚持旧日的主张，重申西周是奴隶社会，并对西周封建论的批评从肯定井田制的存在和庶人的身分等方面作了答辩。他指出：殷周时代实际存在的井田，应该是一种“规整地划分的田制”。因为它规整划分有类“井”字，故名之为“井田”。井田的划分是和当时的奴隶制度相结合的。一是作为考查奴隶生产的勤情，榨取奴隶劳动的工作单位，这就是《王制》所谓的“制农田百亩”的办法。再则是作为奴隶管理者的报酬单位，为了表示等级，使报酬有多少的差别，于是就利用这样规整分地的办法。庶人的身分是奴隶，是断定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郭沫若重申庶人就是奴隶，庶人不仅可以授与，而且可以买卖；当时的农业奴隶庶人虽与封建制下的农奴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性质决不能混同；殷遗民的地位也是奴隶而不是农奴。他在四十年代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研究，比起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见解来无疑是深入了。从否定井田制到肯定井田制，是他认识上的一大变化。由肯定井田制而确认西周的土田虽见分割但非私有，农业奴隶可连同土田被分赐；又从私田的产生和增殖发现井田制的破坏和周王室的衰微；这样，郭沫若大体上就确文了自己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体系。

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认为，大量的被俘的氏族变为奴隶，成为新劳力的主要来源；西周的奴隶已经“由族人的集体奴分散成家族单位奴”。如康王时器《麦尊》铭文记载，锡臣二百家；锡臣、锡人和锡器物、货币、牛、马并列，是周金中常见的词句；奴隶是以家室计的集体族奴，表明“家”是奴隶主的财产计算单位，“室”是劳动者的构成单位；《诗经》所描写的“我取其陈，食我农人”的主奴关系，显然不是支付劳动的报偿部分，而是用陈旧的食物养活奴隶，这正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奴隶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①。在他看来，民（集团奴隶）与氏（集体氏族或氏族组织）是中国古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条件，所以失民亡氏便等于亡国。周代封国是姬姓与非姬姓的同盟氏族，利用过剩的集团奴隶族员去建筑城市国家。但监视这些族奴却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因此贵族本身氏族组织的保存，便成为奴隶主国家的“政事”。其所以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因为氏族共同体的组织要件，而“戎”则是俘获其他战败氏族成员使之降为族⑤载于《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①《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91页。

奴的手段，这就对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论作了补充，而且表现了他的独自特点。总之，在这一时期，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比过去深入了，也将西周历史的研究推进一步。

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各派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商殷和西周社会性质问题。到了四十年代，由于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史和思想史的专著相继问世，它们涉及到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因而关于春秋战国的社会性质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吕振羽在其《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卷）中的《初期封建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一章中认为，春秋末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出现由封建劳役地租向现物地租的转化。这从鲁国的“初税亩”、“用田赋”和郑国的“作丘赋”等赋税制度的改革可以得到证明。到了战国末期，现物地租便成为农民支付剩余劳动的主要形态。新兴地主所采取的经营组织是雇役＝佃耕制，他们要求冲破庄园和采邑组织，而采取郡县制。他在《本国史研究提纲》①中，又明确提出秦统一的历史意义是由初期封建制进到专制主义的封建制。翦泊赞在《中国史纲》中也用了较多的篇幅说明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考察，是封建庄园制经济过渡到佃耕制的历史；同时，又是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从庄园制经济中发生以至成长的历史。由于庄园制经济的解体与孕育其中的新的历史因素之成长，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郭沫若从铁器的使用、井田的破坏、私家与公室的斗争和人民身分的改变等方面，论证了春秋战国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时代，而秦未农民大起义则标志着这一变革的最后完成。而侯外庐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的看法，既不同于吕振羽、翦伯赞和范文澜，也不同于郭沫若。他认为，春秋时代充满着“为活的所苦，又为死的所苦”的矛盾，战国时代则是“新的和旧的相颉颃，而新的被旧的束缚住”。又说：“从战国初期到秦统一，废封建置郡县，是城市和农村的显族发展形态，开阡陌、尽地利是以农村为出发点的萌芽，废除分封诸子的制度，实现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中古小单位生产的课题；农具小私有和尽地力并且使人力束缚在土地上面，是隶农以至农奴转变的历史”②。

总上可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里，我国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和侯外庐等，由于对中国古史分期有了体系性的见解，他们的有关商周史的论著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这也是他们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商周史的中坚力量。

①《读书月报》第二卷第四、五期，1940年6、7月。

②《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242、243页和第100页。

①本节的一些叙述，详见《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中编有关章节。

第四节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看法，却促使商周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五十年代对古史分期的讨论我们知道，在五十年代中，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仅始终吸引着史学界的广泛注意，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和哲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争。它是继三十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第二次高潮。在三十年代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以它的正确性，开始突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阵地，冲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哺育了一代人的成长。五十年代的大讨论，则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关怀下，我国学术界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大练兵。这次大讨论带动了两代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老一辈的许多学者，刚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这次讨论，又从自己的业务领域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善于解决历史上的宏观问题，而且比传统的考据学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更能解决历史专业的微观问题，从而积极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善如流的优良传统。年轻一辈，刚刚进入史学门槛，就从那次讨论中学到了社会发展史，认识到了历史科学的实践意义和它的时代意义，从而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加速了自己的成长。这是五十年代大讨论不能磨灭的第一个历史功绩。这次大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时间和具体内容而展开的。当时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与此相联系的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国奴隶社会和西方奴隶社会不同的特点，它的上限和下限等根本问题，以及一系列具体问题如政权形式、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兵制和刑法、奴隶和农奴的区别、如何认识生产力的标尺、耕作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的作用、原始社会的残留和意识形态等等。虽然，当时由于学术队伍的理论准备和史料准备不够，没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但是那次讨论唤起了整个知识界的注意，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曾出现过奴隶社会，并找到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努力方向，这是不能磨灭的另外一个历史功绩。那次讨论，又逐渐集中到奴隶制下限的探讨，由于战国封建论提出了较全面、较有说服力的论据，特别是由于中学历史教科书暂时采用了这一论点，因而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当然这不就是定论。关于中国奴隶制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如能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辩论下去，肯定会有更大的收获，一些问题将得到逐个的解决，我国商周史也将能写出脉络分明、人人首肯的著作来。但是，自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国历史科学也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商周史研究也受到了禁锢，成了“禁区”。

近年对古史分期和商周史研究的进展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商周史的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长春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与会同志敢于冲破“禁区”，敢于争鸣①。在这次讨论会的推动下，其后发表的论文的有二百篇左右，并有古史分期问题专著问世，如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田昌五的《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金景芳的《古史论集》（齐鲁书社，1981年）和《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甘泉等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徐喜辰的《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民的《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赵锡元的《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以及搜集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论文和西周史学术讨论会论文的集子《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和《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等。近年来的讨论，是在五十年代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比较过去有些进展，例如：一、诸家立论有所深化在五十年代，“西周封建说”的代表范文澜认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是“剥削方法的变换”，是所有制的不同；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上并不一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观点必然要涉及到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就批评范文澜忽视了这一规律的认识。近年来，赵光贤在《周代社会辨析》中认为，对于象古史分期这样大的问题，必须要做全面的深入的钻研，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须都能贯通，如只能通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就会站不住脚。《周代社会辨析》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而详尽地论证了西周社会性质，“得出足以服人的结论”①。赵著避免了范说之短，有所创新，可以说是近年来“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作。徐中舒认为，西周的封建领主制是在殷人原来的“四服”的基础上形成的。殷人在他们征服的地区，划分为“四服”即侯、甸、男、卫。周灭商后，周把殷的四服变为分封制，将“侯甸男卫”逐步变为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形成封建君臣等级制的从属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的社会②。大家知道，“西周封建说”是以“领主制”立论的，但以往的论者，对此要么只作理论上的阐述，要么只分析西周初年的大封建，很少从历史渊源上加以探索，间或有所谈及，也多语焉不详。可见，徐文的变“四服”为分封制的看法，足以弥补“西周封建说”的不足。

“战国封建说”也有突破。田昌五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开始出现的是部落奴隶制王国，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中国奴隶制从父系大家族奴隶制开始；从家族奴隶制发展到宗族奴隶制，①详见《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述评》，《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人民出版社。①参见王玉哲：《一部新的古史分期的专著——读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历史教学》1982年第4期。

②详见徐中舒：《对古代史分朗问题的几点意见》，《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即中国的发达奴隶制。中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是以宗族的瓦解为前提。分期的标准是七国变法，特别是商秧变法。作者认为，“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个别问题上，我和郭老的见解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这些见解是在郭老所取得的成就上作出的”①。金景芳提出了“封建社会始于秦统一”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井田制，即土地公有，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则为土地私有制；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则为郡县制；中国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礼治，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则主要是法治。所以，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说，实际上，就是从井田制和礼治向土地私有制、郡县制和法制的转变②。他把经济形态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分期标准的观点，引人注意。

“魏晋封建说”也有进展。何兹全认为，西周、春秋是奴隶社会的前期，即原始公社解体到发达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战国、秦汉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汉魏之际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时期。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变化，有如下几条主线来说明：（1）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2）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3）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4）由民流到地著①。有的同志从理论上针对“战国封建说”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并不必然标志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正是奴隶制发展的经济原因。第二，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生产方式。祖佃制也不是封建社会才有，它早在奴隶社会就已出现。只有在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制国家土地普遍实行租佃制或奴隶制剥削，农民不再沦为奴隶时，它才表明了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化的过程②。

二、研究范围的扩大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夏文化探索的展开，进一步研究中国奴隶制的起源问题已经有了可能。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就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尚是众说纷坛。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于六千年前的黄帝、少吴时代；一种意见认为，公元前4500—前4000年期间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一种意见认为，夏是原始社会正向奴隶制国家过渡时期：一种意见认为，夏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一种意见认为，商汤伐夏桀后形成了国家；一种意见认为，商代盘庚迁殷后，中国国家才产生。讨论奴隶制的开端，对于了解中国商周奴隶社会的演变、特点及其向封建制的转化是有帮助的。

早在五十年代，有的同志曾从理论上对农村公社作过研究，但从整个史学界来看，对于这个问题是不够重视的。近年来，随着“亚细亚生产方式”专题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农村公社问题的研究已有较大的进展。在1984年9月举行的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有的同志认为，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组织，但它的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长①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第380页。

②详见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和《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均载《古史论集》中。

①详见何兹全：《魏晋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②详见王思治：《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期存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就中国古代历史而言，井田制是不是农村公社？多数同志作了肯定答复。有的文章为此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西周农村公社的井田制有两种，其组织形式与剥削方式各不相同。一是在“野”的井田制，是八家为一个公社，公田和私田即在每个井中，由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二是“国”中的井田制，则是十夫千亩为一个公社，中无公田，公田不是分散在“十夫为沟”的井田以内，而是和私田相隔离，集中地存在着，即所谓“籍田”。在“野”的公社是周人征服的民族，实行“助法”的剥削形式；“国”中的公社是周族人，实行“彻法”的剥削方式。两种剥削方式的不同不仅在剥削上“彻法”轻于“助法”，而且用途的性质也不同。“国中什一使自赋”，“赋”是军赋，专供车甲兵马之用的。这是因为征服者周族人，战时执干戈上阵，是他们的权力也是义务，它是由原始社会演变而来的①。同意郭沫若对“井田制”解释的同志则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井田是以耦耕为基础的集体耕作，是计量剥削单位。井田制中的“公田”是周王和诸侯直接控制的土地，“私田”乃是卿大夫之田，周族平民和庶人是根本沾不上边的。我们觉得，弄清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这对理解商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着重要意义。有的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认为农村公社是由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必经阶段，如果把我国阶级社会的产生直接上承父系氏族公社，好象不曾经过农村公社似的，这就难以使人理解了①。

以往研究古史分期问题，主要放在经济基础方面，忽视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对它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开展了对先秦政体的讨论。有些同志认为，先秦政体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划分为两大阶段：即夏、商、西周是宗法君主制阶段，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末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也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政体划为三大段：即夏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雏型时期，也就是建立了一个高出部落之上的原始政治机构；商代已经形成了贵族联合执政的政体；西周建立了宗族、贵族和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完成了宗统和君统的统一。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城邦国家，是近年来提出的又一课题。有的同志研究孔孟书之后，认为古代中国是城市国家形成和发达的历史过穆，反映在孔孟书中的不是专制主义帝国，而是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城市国家②。有同志从甲骨文着手，认为商代存在方国联盟，商朝实际上是一个方国的王朝，否定商朝是庞大的专制国家和实行分封制。但也有些同志，否认中国先秦时期城邦民主政体的存在，认为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城市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形成了城邦民主制，而中国在夏、商、西周只有城堡和都邑，“工商食官”、工商业没有自由发展的余地，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更不可能形成城邦民主制国家。我们认为，研究先秦政体的演变、城邦问题等上层建筑，对于确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界线是有意义的。因为，经济是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但它不能，也不可能作为划分社会形态变更的标志。社会形态变更的标志，①详见韩连琪：《西周土地所有制与剥削形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期。徐喜辰：《试论西周时期的“国”“野”区别》，《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贡助彻论释》，《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①李埏：《试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延续和解体》，《思想战线》1979年第3期。②详见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只能从上层建筑中去寻找。

三、重视理论，冲破了某些“禁区”尚锁在《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中说：“回顾过去的争论，我认为问题之所以未能有重大的进展，分歧所以如此之大，而又难于接近，关键还是在于对理论的研究不够深入”①。徐喜辰也认为：“在今后的讨论中”，“更为重要的应当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②。两位同志的意见，反映出近年来史学界在古史分期中崇尚理论研究的学术风气。

客观地讲，在五十年代的讨论中，围绕着古史分期和商周史研究而引起若干理论问题的争鸣，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根据《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下篇第一章的介绍，当时是围绕下列问题展开的：1.“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讨论；2.奴隶制的不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3.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4.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古史分期的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1981年在天津举行过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学术界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举行的第一次专题讨论会。会上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和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各国的历史实际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认为，深入开展亚纫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将使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科学；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①。

就近年发表的文章来看，有些文章冲破“禁区”，作了一些新的探索。

例如：（一）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有的同志对斯大林提出的“单线制”五种社会发展形态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社会发展是“双线制”的，原始社会之后大部分国家可以进入封建社会，小部分国家也可以进入奴隶社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地理、自然条件所产生的生活、生产方式不同②。有的同志又从理论与史实上来论证，人类最早的阶级社会可以是封建社会。例如，商代的“众”是族众，是村社成员，他们为公田掠夺者劳动，便是封建性的谣役劳动，这种社会可以称为“村社封建制”③。又如，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夏、商是“贡赋制”即早期封建制。因为，中国农业发达，四千年前就有青铜工具，夏代建国时，公有制与农业公社已存在，国王和贵族已有公社成员以贡赋形式提供剩余劳动（实际上是封建的实物地租的雏型），国家保护农业公社所有制，堵塞了奴隶制发展的去路。周代一仍旧制。只是将“公田”分摊到农户中去，“私田”固定化。公社逐渐由公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社会转入正规的封建制①。

（二）如何评价奴隶社会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以前，史学界对它评价较①尚钺：《关于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②徐喜辰：《关于农民在灾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载于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中国古代史论文集》1979年第1辑。

①庞卓恒等：《“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讨论会》，《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②薛惠宗：《原始社会之后不一定是奴隶社会》，《江淮论坛》1982年第2期。③张广志：《商代为奴隶社会说质疑》，载于人文杂志社：《先秦史论文集》。①黄伟成：《贡赋制是华夏族从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契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高。认为奴隶们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斯大林曾经说：“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②。金景芳认为，斯大林的这一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公式往奴隶社会生搬硬套。他认为，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不是常居于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在中国，推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不是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奴隶社会内部各等级之间的斗争。其结果，一方面，导致自上而下地权力下移，使先前由奴隶主阶级所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政权机构逐渐瓦解：另一方面，使新的地主阶级得以在夹缝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第二阶段，则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③。但有的同志却认为，中外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地主阶级以暴力革命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事例④。

（三）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以往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近年来，有的同志撰文认为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奴隶社会中，自耕农大量存在。研究自耕农在奴隶社会中的分化和动向，是阐明奴隶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忽视了奴隶社会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妨碍对中国奴隶社会的全貌的认识。有的同志结合史实，对奴隶社会中的农民作了详尽的分析：商周奴隶社会中的“众人”、“庶人”和“国人”都是农民，确切他说，都是公社农民。他们与商玉、周王同族，并以公社关系与奴隶主贵族联系着。他们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还是奴隶制国家的主要兵士来源①。

四、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尝试近年来，有些同志在古史分期问题和商周史研究方法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一）在五十年代的讨论中，比较注意某一朝代或某一个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只注意横向研究，不注意纵向研究。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改观。例如，有些文章研究奴隶社会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以此来论证中国封建社会的诞生。“战国封建说”的论者提出一种新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黄帝到夏朝建立为父系家族奴隶制的形成期；夏代和商代前期为父系家族奴隶制的发展期：从商朝后期到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发达期（宗族奴隶制）：春秋到战国初为中国奴隶制的瓦解期。并且提出，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是以宗族奴隶制的瓦解为其前提的②。“秦统一封建说”认为：夏、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上升时期；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①。“魏晋封建说”的一种意见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处于家内奴隶制阶段，春秋晚期至两汉发展②《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5页。

③详见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和《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均载《古史论集》中。

④杨际平：《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①徐喜辰：《关于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载于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中国古代史论文集》1979年第1辑。

②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38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参阅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第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到劳动奴隶制阶段②。“魏晋封建说”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经过三个阶段：1，西周眷秋是奴隶社会的前期，也可以说是原始社会到发达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2.战国秦汉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3.魏晋之际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时期③。如上所述，尽管各派对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的理解并不一致，在具体阶段划分上也颇多异议，但正因为大家都注意了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从而在阐明封建社会形成问题上就比较有了说服力。

（二）早在五十年代，一些同志已经开始了通过东西方比较研究的方法解决古史分期问题。近年来，也有文章从奴隶来源问题、农业中奴隶的劳动、奴隶制占主导地位与否、以及奴隶法律地位等方面，对汉代与罗马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二者异同，认为罗马与汉代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确认汉代是奴隶社会④。不过，过去的那种以古罗马灭亡和西欧中世纪形势的特殊性当作普遍规律来套殷未周初的历史和把古代东方其他国的特殊性当作普遍规律来套中国奴隶社会的缺点，在一些论著中依然存在，应当引起注意。（三）近年来，在古史问题的讨论和商周史的研究中，较多学者比较重视考古学新资料，运用它来验证和补充文献资料。例如，《周代社会辨析》的作者，引征青铜器铭文佐证《左传》、《诗经》等文献资料，对封建领主制作了新的解释。又如，“战国封建说”的论者，根据三十多年来的发掘资料，证明西周的农具基本上还是木、石、骨、蚌器，铁制农具至今没有发现，而木制或石制的农具是不能产生封建社会的。因为封建生产方式的广泛基础是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如果个体农民使用的农具是木制或石制的，他们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肯定不如奴隶的集体劳动，这种生产力水平与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①。再如，“魏晋封建论”的论者认为，从考古资料获证，我国夏、商、西周处于青铜时代，青铜农具没有能够排斥木、石等原始农具，奴隶制自然处在早期阶段；春秋至战国初，主要农具已是铁器，生产力水平已达到劳动奴隶制所需要的地步。但适应于封建制生产力高度，要在汉未前后才能达到②。此外，《井田制度研究》的作者也“运用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献资料，全面考察了夏、商、周、春秋、战国井田制的形成、形式、土地分配关系、有关制度的变化和解体等一系列问题”③。（四）随着科学技术事业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一些新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渐渐被应用于社会科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模糊数学等，已开始被引入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在古史分期和商周史研究的方法上，一些史学工作者已作了一些新的尝试，并且将有新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运用这些新方法来研究商周史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综合言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近年未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商周史的研究，就其内容而言，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和研究方法上都比五②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二），《文物》1985年第5、6期。③王思治：《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述评》，《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第20页。④马克尧：《罗马与汉代奴隶制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①林甘泉：《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文物》1981年第5期。②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二），《文物》1985年第5、6期。③宋镇豪：《一九八四年先秦史研究概况》，《中国吏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第5页。十年代有所提高。但是，却没有形成像“文革”前那样围绕着若干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争鸣。如果说五十年代以彼此讨论为主，那么，近年来则以各自研究为主①。我们相信，在现有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对一些理论问题加强研究和创造性的探索，如果能够进一步采取中外对比研究方法，进而具体阐明中国古代历史的规律及其特点，以及重视文献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综合研究，在大量占有可靠史料的基础上，在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中，经过史学工作者和其他专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古史分期问题和商周史研究，终将会接近科学的统一和更大的进展。

①木节一些叙述，有的节取丛林：《谈谈近年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特点和趋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的大意。

第五章　本卷的编写旨趣

本卷是《中国通史》第三卷，即商周史卷，包括中国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

中国的商周社会结构，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穷源竟委，其肇端当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但是，这一时期材料不多，除一些半神话的传说外，史书上虽然记录了夏以前的一些传闻，却非常简约，至今尚未得到任何地下资料的佐证。

关于史籍中记载的传说时代的文献资料，我们的态度是，既不能全盘相信，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去伪存真。神话传说中的所谓炎帝、黄帝、量尤、颛顼、共工之类的“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复杂，或结盟、或通婚、或兵戎相见。如果把他们当作某些具体人物来看待，那就错了，因为他们并非具体的人，而是指某些氏族或部落。然而，把这些“人物”名字完全理解成氏族部落的名称，也未必然。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名往往是和部落名相一致的。史书上经常说的某人生某人的现象，除了存有父子关系的意味外，其基本含义则是氏族分支或部落分支的关系。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部落林立。《史记》所谓“黄帝时有万诸侯”，无非是说当时在中原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氏族或部落存在着。实际上，东部、西部和南部亦然。本卷将对炎黄、东夷、苗蛮和百越这四大族属集团加以说解，旨在说明残存在阶级社会中的氏族公社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以此作为商周史研究的发韧。

按通说，我国第一个阶级社会是传说中的夏代。征诸史籍，在《尚书》、《诗经》及《史记》中皆有其相关的记载。但夏代的社会性质究竟怎样，到底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这个问题，仍是一段悬而未了的公案。目前看来，只有抓住夏文化这个中心环节来加以突破，才能使夏史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在考古学上确定哪些文化属于夏代文化，乃是探索夏史的核心。单从文献上看，可以说夏代已进入阶级社会，但若据考古发掘，还不能完全肯定。本卷即以此为出发点，将夏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探索，试图说明传说中的夏代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

商周，尤其是周代，是我国历史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关于其社会性质问题，在史学界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众所周知的西周、战国和魏晋这三大封建说，就是经过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争论后所得出的相对结论。我们认为，中国的商周社会，乃是早期奴隶制的典型代表。首先，在国家的形成问题上，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的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恩格斯语）由于征服者商族和被征服者夏族以及征服者周族和彼征服者商族的社会经济差不多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所以又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域的形式，即以马尔克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这表明，商周二代，都是在公社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先后进入国家阶段，并进入奴隶社会的。其次，与公社制相适应，国家的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则具有明显的从公有到私有的过渡特征。它的存在，对于确定商周奴隶制的发展阶段以及阐明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国家形态、政治和法律的观点和制度、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中间阶段”的公社所有制，经过了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一个较长的阶段后，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才逐渐走向解体。在氏族制度废墟上产生的奴隶制国家，一般说来，首先经过的是早期奴隶制国家，这就是说，早期奴隶制是奴隶制初期的普遍国家形式。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并非每一个早期奴隶制国家都能发展到奴隶制的发达阶段，但其前期必为早期奴隶制阶段。根据文献资料和地下资料来看，我国的商周社会便是一个早期奴隶制的国家形式。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是氏族贵族奴隶主和受家长制形式剥削的奴隶。除此而外，大部分是习惯上所说的非基本的阶级或过渡的阶级，即公社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阶级。这决定了奴隶在生产上并不占主导地位。所以当时的生产与其说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面，不如说建立在公社农民的劳动上面。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商周社会的奴隶制性质，因为决定一个社会是否是奴隶社会，不仅看它的奴隶数量多少，而重要的要看那里奴隶制的发生、发展对阶级关系发展和变化所起的作用。由于商周社会中奴隶制剥削是主导的、进步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称为奴隶制社会或早期奴隶制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商周奴隶社会的固有结构发生解体。商鞅变法以后，其他各国争相仿效。结果，使公田私田化，公社农民小农化，礼制法制化，分封制度郡县化，世卿制度官吏化。到秦统一以后，这种社会形态交替过程中的飞跃终于完成，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封建社会。本卷大致勾勒出了这千余年历史的发展脉络及其规律。

乙编综述

第一章　神话、传说、历史年代

第一节　关于氏族、部落的神话和传说

中国历代的生产方式，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等，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今天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关于原始社会，我们称之为远古时代，本书第二卷已依据考古学材料加以论述。但关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情状，依据考古材料，很难推知。在史书中，除一些神话、半神话式的传说外，虽然也记录了夏代以前的一些传闻，但是非常简单，而且还没有得到任何地下资料的物证。

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氏族部落林立。《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有万诸侯。”就说明当时中原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氏族或部落存在。所有的部落名称、活动范围和他们的活动情况，我们现在大多无法全部了解。下边只打算将他们分为四大族属集团略加说解，作为以后论述商周史实的出发点。

炎黄族属集团在传说中，炎黄部族最早发祥于渭水流域。《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轿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个传说，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少典、有、炎帝、黄帝，都是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名称。所以《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司马贞释“少典之子”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史记·秦本纪》说秦之祖先女修吞燕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虽然少典与大业都是原始社会人物，但在传说中，少典与大业所在年代，则相距甚远，大业何得能娶少典氏女？所以这里所指少典也是国号，非人名也。以此类推：炎帝、黄帝两氏族，是少典、有两氏族之后裔，并不是说，炎帝、黄帝是少典氏个人的儿子。炎帝、黄帝两个氏族由于居地不同，因而姓氏各异。

（二）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是中国很早的原始社会的“人物”，实际上，它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却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已越过血缘群婚阶段而发展到族外婚制阶段。传说中的炎、黄事迹，更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已发展到父仅制，并明显地向对偶婚及一夫一妻制发展。但中华民族的历史，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之久，其中原始社会很长很长，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仅仅反映了原始社会最短最近的一个阶段。

（三）由于炎黄族属都把炎黄奉为祖神，故建以庙陵予以崇祀。在渭水上游姜水（今岐山东南）的清姜堡有神农（实即炎帝）庙。姬水在何地不详，但渭水支流北浴水中部（今称黄陵县）有黄帝陵。北宋以前诸书均谓黄陵在汉阳周——今子长县，这些传说未必可靠，但也反映了炎、黄两氏族的居地及其活动区域。大体言之，炎帝氏族以姜水为发祥地，渭水下游有邵为姜嫄居地，因而可以推定炎帝氏族以渭水流域为最早活动中心。黄帝氏族以姬水为发祥地，黄陵在北洛水流域。黄帝的传说同空同山也很有关系：《庄子·在宥》篇载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之山。

《五帝本纪》也说黄帝“至于空桐”。《新唐书·地理志》云：原州平高县下有空同山，其地在今甘肃镇原县境。属于渭水支流径水上游，因而可以推断黄帝氏族以今之陕北与陇东为最早活动中心。

由于炎黄族之繁衍，也由于中原沃野气候温和，宜牧宜农，并临近其最早活动中心区域，因而他们逐渐向中原扩展，并在中原建立其氏族、部落。姜姓在中原所建部落，多在今河南黄河以甫地区，在殷周之际或以前，已发展成强大部落。其重要而可考者，如：申：在今河南唐河县境①。

吕：在今河南南阳市境②。

许：在今河南许昌市境③。

厉山：在今湖北随县，临近河南省④。但也有的分布在黄河以北，并散见于今山东境内者，如：共：在今河南辉县境①。

齐：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县境②。

州：在今山东城阳③。

向：在今山东莒县南④。

姬姓族属向东发展，大体上在黄河以北及河北大平原区域。例如传说黄帝居于涿鹿，曾与炎帝战于阪泉⑤，蚩尤、黄帝相“争于涿鹿之阿..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尝麦》）。《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说：涿鹿，山名，在涿郡。又引张晏说：涿鹿在上谷。照前说涿鹿在今北京西南的涿县境内，照后说，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徐旭生以为蚩尤既为九黎之君，“如果从九黎的地望猜测，或在河北南境今钜鹿县一带。..钜、涿古音虽不同部，但音近，可互转”⑥。中冀不知何在，“《山海经》有‘冀州①《诗·王风·杨之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传》：“申，姜姓之国。”②《说文》：“昔太嶽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郑语》：“南有荆、蛮、申、吕。”注：“申，吕姜姓也。”

③《广韵》上声语韵“许”字云：“出高阳汝南，本自姜姓炎帝之后，太嶽之胤。”④《礼记·祭法》：厉山氏，郑玄注：“厉山，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①关于“共”的传说及其地望，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7—48页，有详细考证。②《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左传》昭公二十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齐），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周语》：“则我皇妣大姜之■，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依也。”太姜为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可知伯陵早在周代以前，即定居齐地。③④《世本》：“许、州、向、申，姜姓也”。《括地志》：“密州安丘东三十里，古州国，周武王封为淳于国。”《春秋经》隐公二年：“莒人入向”，疏：“向，姜姓。”另《左传》隐公十一年：“壬给‘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其中有州、向，注：均“属河内。”《汉书·地理志》：“沛郡向县”注：“向，故国。..姜姓，炎帝后”。两个记载所写州、向地望不一致，疑不能定，但二者均姜姓则相同。⑤《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服民虔曰阪泉，地名。又引皇甫谧说，阪泉在上谷。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95页。按《山海经·大荒北经》谓：“■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之野’，为黄帝与蚩尤战地，那末，此中冀或是指冀州中部”⑦。

从以上传说中涉及的地点来看，阪泉、涿鹿、钜鹿，中冀之野，虽所指地点不同，但黄帝的居地及其活动，都在今日之河北大平原区域。

黄帝族最初活动中心在陕北、陇东，后来扩展到河北大平原，它向东扩展的路线，文献不足，难以说明，但从殷周以前的传说，及文献上简略的姬姓分布的记载，可以推测其大概：黄帝氏族在陕北的黄陵，在北浴水下游的芮（今陕西大荔），再向南有渭水下游的俪戎（今陕西临潼）等。芮早在西周以前即已存在。《汉书·律历志》说：“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骊山女在殷、周间曾是一个强大部落，而且是一位女子做领袖。这两个氏族都是黄帝族的分支。

从陕西向东沿黄河两岸（大部分在黄河北岸）姬姓建国的很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虞、唬、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此外见于《左传》的还有芮①、有荀、有贾②、有狐③、有耿④。虞为“大王之昭”，虢为“王季之穆”，见于《左传》僖公五年，且虢在黄河南岸，霍为“文之昭”，韩为“武之穆”，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狐氏出自唐叔，见于《国语·晋语四》。焦、滑在黄河南岸。“这杨（今洪洞）、魏（今芮城）、荀、贾（皆今新绎）、耿（今河津）的晋南小国，全不知道它们为何时所封。我们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分族”⑤。

其在河北大平原的“封国”，有鲜虞（正定）、蓟（今北京）⑥，也都是黄帝之族属。

如果以上推测可以成立，则黄帝氏族之扩展乃自陕西渡河，沿中条山、太行山边，主要在黄河以北，向东北行而至河北大平原。打败量尤以后，黄帝族又从河北大平原而扩展至中原地区。

在黄帝族据有中原地区以后，他的后裔有的向东部扩展，颛顼在濮阳与夷族杂居。稍后，在中原西部伊洛流域有夏后氏。黄帝与夏后氏是史前时代炎黄集团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夏禹又是其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各氏族分布，据有文献可考者，除夏后氏以伊浴为中心外，其在西方者：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

褒氏：在今陕西勉县。其在中原或东方者。

斟寻氏：在偃师①。

⑦同上书第96页。

①《左传》桓公三年：芮伯万条下疏引《世本》：“芮、魏皆姬姓。”

②《左传》桓公九年：“虢仲”条下《疏》引《世本》：“荀、贾皆姬姓”。③《左传》庄公廿八年：晋献公娶“大戎狐姬..”

④《左传》闵公元年：“晋候作二军”条《注》：耿、霍、魏“三国皆姬姓”。⑤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44～45页。

⑥《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①斟灌、斟寻所在地点，根据应劭所注《汉书地理志》，斟灌在今山东潍县，斟寻在今山东寿光。但《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后又引《纪年》、《尚书序》、《战国策》证斟寻在洛阳附近。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八谓斟寻在偃师县东北。辛氏：即有莘氏，在旧陈留县东②。

杞氏：今河南杞县。

斟戈氏：今山东范县北观城镇③。

缯氏：故城在今山东枣庄市东①。

根据以上所列，夏禹及其后裔之分布，除少数在陕西境以外，主要以河南为中心，并向东扩展至山东南部地区。

炎黄族，是中国远古时代文化发展较早的集团。所以它的族属把史前的发明创造多归功于炎、黄，但其最大事迹，是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

《史记·封禅书》引《管子》：“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神农与炎帝本为二人，但汉代以后，人们却将神农与炎帝综合成一人，都把神农氏称作炎帝。从此，在传说中炎帝即神农，神农即炎帝。

炎帝（或神农）氏族最早发明并发展了农业，已被历代学者所承认，而且尊之为农业之神。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易系辞》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其他文献称颂神农教民农耕，教民粒食者很多。从传说看，黄帝氏族在周弃以前，还停留在游牧阶段。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但在周弃时代（当在夏末）也进入了农业阶段。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农牧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在农牧以前，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一个时期。”农业牧畜，“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一个时期”②。

另外一个突出的事迹，是与洪水搏斗的故事。它是以炎黄族为首并由其他族共同协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取得最后胜利的。

共工氏族居地，正是洪水泛滥的地方。所以共工必须经常与洪水搏斗。

《国语·周语下》说他“壅防百川，堕高堙庳。”这就是说，他铲平高地，以其土堙塞池泽，后人解释为筑堤防。这种办法，并非无效，因而以后鲧禹治水，仍然吸取他的经验。可以说在传说中，共工是治水最早的英雄。后人又通过神话的方式，夸大了他的英雄形象，又把他看做是能翻天覆地旋转乾坤的神人。例如《淮南子·天文训》说：“怒而触不周”的结果是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从此日月西逝，江河东流。原来的天在、地维不合理的状态，由于他的一怒而天地改观，为日月星辰开辟了道路，替江河泥沙找到了归宿。“治洪水”是传说，“触不周”是神话，但两者都认为共工是改造自然的英雄。

共工治水以后，叉有鲸禹的治水。神话传说以夸张的渲染，说洪水造成了遍及天下的灾害，但也形象地描绘了鲧禹治水的功绩。鲧继承了共工氏族治水的经验，筑堤堙塞洪水，后人把堤叫做鲧堤，但遭到失败。禹又继承了②《左传》僖公廿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旧陈留东。一说在曹县北，参阅《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读史方舆纪要》三三兖州下曹县。

③斟灌、斟寻所在地点，根据应劭所注《汉书地理志》，斟灌在今山东潍县，斟寻在今山东寿光。但《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后又引《纪年》、《尚书序》、《战国策》证斟寻在洛阳附近。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八谓斟寻在偃师县东北。①缯氏，部落名，春秋时为莒所灭。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

鲧的事业而以疏导为主，终于治眼了水患。禹治洪水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人们重视客观实际并积极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前车之失，后车之鉴。只要能认识失败教训，就是走向胜利的开端。在生产斗争中，前人的失败，往往并非斗争的结束，而是后人走向胜利的起点。

大禹与洪水斗争的顽强精神，是感人肺腑的。他亲自率领群众，手里拿着橐耜耒臿，疏导河川。他的手上磨去了指甲，腿上磨去了毫毛，生了偏枯之症，但他仍在大风暴雨中不停地工作①。十年没有见着妻子，三次路过家门，听见儿子哭也不进家门②。他为人民受尽了辛苦，但他终究治平了洪水，所以他死了以后，成为社神——主持山川的神抵，受着人们的崇祀。在神话传说中，炎黄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以及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都处在一个先进的地位。

东夷族属集团东夷族属集团的分布，在中原的东方，其活动地区非常广袤。东至海滨，南抵大江，向北可以延伸到东北。其中最重要的氏族、部落有蚩尤、太吴、少吴等等。在史前时代，他们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最密切。

(一)蚩尤：在中原之北部，即今日之鲁西南，接连冀南、晋东南的狭长地区，有一个黎族，也称“九黎”。它最早的氏族长，称为蚩尤。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举出四大论据，推定它也应该属于东夷族属。其主要的四个论据是：1.蚩尤寓于少吴，其地望应在鲁西南。

2.后人对蚩尤的事迹传说，全在山东西部：蚩尤祠在济水上；其冢在今寿张县，肩髀家在今钜野。

3.东汉学者承认蚩尤为九黎君长。九黎地望在今鲁、冀、晋接壤处，故蚩尤死后即葬于其所属地区。

4.根据《盐铁论·结合篇》：黄帝战啄鹿，杀两吴与蚩尤而为“帝”，在涿鹿之战中，太吴、少吴二族都与量尤协同作战，证其同属一个集团。徐氏所根据资料比较丰富，分析亦较透辟。

蚩尤战败后，黎族“一部分被迫徒居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罔有‘黎民’的名称”①。

由于蚩尤战败，后人在记载中，遂多贬辞，实际上黎族在当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氏族，他善造锐利兵器，也发明了不少兵仗。他率领其氏族对黄帝作战，在初期曾取得很大胜利②。

特别是后人为他各处立祠，并奉之为战神。“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对蚩尤的祭典，最初可能为黎族崇祀并限于黎族居①《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尸子》：“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庄子·天下篇》：“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沐甚雨，栉疾风”。

②《尸子》：“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孟子·滕文公上》：“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尚书·益稷》：“禹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士功。”①范文澜：《中国历史简编》第一章。

②《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尤九战九不胜”。地，但战国时代以后，已扩展到各地。秦朝所祀东方八神，“三曰兵主，祠量尤。”刘邦起兵，“祠黄帝，祭量尤于沛庭”③。汉初，在长安、太原为蚩尤立词（《史记·封禅书》）。

蚩尤在战国以后，冲破“民不祀非族”之界限，成为华夷共同祟祀之神抵，反映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太吴：风姓，其遗虚在陈（今河南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吴之虚也。”其后裔分支最著者，有任（今山东济宁市）、宿（在今山东东平）、须句（在今东平县境）、颛臾（在今山东费县），大体上都分布在济水流域，因而他们“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三）少吴：赢姓，传说居地在曲阜，《说文》：“赢，少吴氏之姓”。《左传》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吴之虚”（《左传》定公四年）。其支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东至山东沿海，《山海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吴之国”（《大荒东经》）。北至山东北部，西至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南至河南南部及安徽中部。

其重要分支：郯氏《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郯子曰：少吴氏，“吾祖也”。《汉书·地理志》云：“郯，故国，少吴后，盈姓”《按：少吴氏后裔有赢、盈、奄、偃姓，均为一音之转0）。其地在今山东郯县。

莒氏在曲阜之东，早在殷商以前，即已居山东东部。《春秋经》隐公二年《正义》云：“..《谱》云：莒，盈姓，少吴之后，周武王封兹舆于莒”。所谓“周武王封兹舆于莒”之说，只是说明在周武王克殷之后，由于富国对周采取降服态度，因而得到周王朝的承认，让莒国继续存在下去，并不是说莒的建国是从周武王时开始的①。《世族谱》云：兹舆都计，即计斤；即春秋时之介根，约在今胶县附近，后迁莒。从殷商直至周代，为山东东南部一大强国。

莱夷古代文献，多不知其姓氏，但其为少吴氏之后裔，则无庸置疑。

少吴氏以乌名官，其中有鸠。吴大澂曰：“《尔雅·释鸟》：‘鹰，耒鸠。’释文本作‘■’。樊注：‘耒鸠，爽鸠也’”。“兹以■鸠之■，借莱夷之莱”（《愙斋集古录·祖乙■侯叔敲》），是知莱为氏族名称。鸠，正反映其原始时代以鸟为图腾的标志，也证明其确为少吴氏之族属。莱夷居地，东至海滨，西部则似乎已达临淄一带。《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首爽鸠氏始居此地（指齐都临淄）”，管仲也说：“齐，夷莱之国也”（《管子·轻重戊篇》）。是知远在殷周以前，齐国本为莱夷氏族居地，直至周初始为太公所据。而且太公至齐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经过一番斗争，大公胜利后，才在莱夷的部分地区建立其“封国”。

至于莱夷所居中心，有的以为在黄县①，或云在东阳（今临胸附近）②。两者都有可能，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③《史记》、《汉书》中《高祖本纪》。

①参见郭克煜：《山东东部古国史研究·有关莒国史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4年第一期）。①《春秋》宣公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杜注：“莱国，今东莱黄县。”《元和郡县志》马氏《通考》均此。

②清人叶子佩《续山东考古录》卷十一《黄县》条。杨伯峻《青秋左传》注，亦主此说。《说文》：“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人善射。《禹贡》云：“莱夷作牧。”这是说：在原始时代，东方夷人，以猎、牧为其主要的生产手段，也说明他们不但采取天然产物为其生活资料；而且也已进入“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③。

在猎牧阶段，人们经常随山林草地之变化，而在生活上迁徙无常，可东可西，居无常处。虽然居地有其中心，但也不一定限于一处。大致言之，莱夷活动区域是在今胶东一带，不会有多大错误。

皋陶偃姓。《说文》：赢：“《地理志》作盈..伯翳赢姓，其子皋陶偃姓，偃、赢，语之转耳。”伯翳与皋陶的关系，“这是段玉裁偶然错误倒记，只有伯翳为皋陶子的说法，并无相反的说法”①。“皋陶与少昊同姓，足证他们属于同一氏族..《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如果它的说法有根据，那曲阜本为‘少昊之墟’，皋陶氏族出于少吴氏族更可以得到证明了”②。皋陶，一作咎繇，活动点在曲阜，相传虞舜时，曾任掌管刑法的士，以正直著称。其后裔在江淮之间建立英③、六（今六安）、群舒等小国。

皋陶、伯益与夏族有着特殊的密勿关系。尧舜时期在与洪水斗争中，以夏禹为首，但也有东夷的皋陶、伯益等人参加。传说洪水泛滥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滕文公上》）。焚烧山泽，不但兔除凶兽猛禽对人们的伤害，而且扩大了农耕面积。《吕氏春秋·勿躬》云：“伯益作井。”这当然又是对原始社会的一大贡献。因为远古人们居住，总离不开江河湖海之滨，伯益“烈山泽”，不但使被洪水淹没过的山泽之滨，成为农耕地，而且又进一步“作井”，使离江河湖海较远之处，也可凿井饮水，使人们的居地大为广阔了，这是与洪水斗争胜利的扩大战果。伯益参加了与洪水的斗争，反映了大灾大难中，两族间相互协作患难与共的关系。

政治上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与东夷似乎已到了结成部落联盟的阶段。

尧、舜、禹禅让，是部落联盟选举领袖的故事。禹曾推荐东夷的皋陶为他的接班人。恩格斯曾指出：“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绪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①。禹对皋陶的推荐，固然是受当时“天下为公”的制度所制约，但也反映出两族的关系是相互信任友好的。

夷羿有穷国君。有穷所在，不知何地。或云在河南②，或云在鬲县（《水经注·河水下》），或云在安丰③。按“少吴之虚在今曲卑。而曲阜古名穷桑或空桑，有穷的名或与穷桑有关系。《左传》说：‘后羿自迁于穷石’”，《括地志》说：“故城在滑州卫城县（卫城县系卫南城之误）东十里。..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

①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4页。

③《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世家》注：英国在淮南，盖蓼国也”。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91页。

②《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晋地记》。

③在今安徽、霍邱二县境内。《路史后纪》卷十三上。

卫南在今河南滑县境内”④。夏都经常迁移，或东或西，但未出今日之河南。夷羿既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则羿之居地，应与夏都不远。有穷（或在曲阜）接近河南，钒城地在河南，因而夷羿居地可能在山东河南一带，这个推测，似乎合于情理。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后羿亦称夷羿，夷为族名。《路史》注说：“‘羿以女偃出皋陶’，不知道有根据否”⑤，如《路史》注说，可以成立，则“皋陶与后羿全是属于少吴氏族的人”⑥。

东夷与华夏长期接触，友好相处，但有时也发生偶然的短期冲突。除黄帝战蚩尤外，在夏代又有羿代夏政的事迹。

在神话传说中，界有两个。一个是尧时的后羿，为人民除害，后为逢蒙所杀，但死后受到人们的崇祀⑦。另一个是夏代的东夷族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他不恤民艰，以射猎为乐，最后为寒浞所诛①。前者是神话，后者是传说，虽然两人的名字相同，又都被人所杀，但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神话中的后驿“能御大灾，能悍大患”，“以死勤事”，因而人们视之为英雄，尊之为神抵。传说中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说明两族间的一次斗争；也说明太康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夷羿不恤民艰，又终于被杀。这些神话与传说，有发人深省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其余如山东的费（在今费县）、河南的葛（在今宁陵），也都是少吴后裔所建立的很早的国家。

淮夷淮水流域有淮夷。郭沫若《卜辞通篡考释》说东夷应包括淮夷，虽系推测之辞，但淮夷之名，未见于卜辞。因而李白凤对郭之推测提出商榷：“因为古籍与金文凡称淮夷，大概都称东南夷或东淮夷的”（《东夷杂考·奄族考》）。意思是说淮夷不应放在东夷范围之内。但根据其他文献，从广义言之，把淮夷放在东夷共同体，还是可以的。《禹贡》在徐州部分说：“淮夷珠暨鱼”。《禹贡》为晚出之书，淮夷为周代以后通行之称呼，故不能见于卜辞。从《禹贡》所言，淮水流域不但有淮夷之族，而且也指出其地方之产品，反映了淮夷之族的经济发展阶段。珠，珠名。孔颖达说：是蚌之别名，出珠，遂以为珠名。可能由于淮水为多水区域，故淮夷人仍以渔猎见长。淮夷或称徐夷。《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古之徐国，即淮夷也”。史称徐为赢姓，《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赢姓”。可见淮夷应属东夷共同体，因而郭沫若之推测，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关于淮夷在史前情况，文献绝少，我们很难了解，但它在四周之初已是一个强大力量。《费誓》：“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但这篇文章与事实有矛盾，《史记》和《书序》都在伯禽于鲁即位后所作，认为当时“管蔡之乱”，淮夷徐戎也跟着叛乱。但管蔡和淮徐叛乱④⑤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5页。

⑦《淮南子·汜论》：“羿除天下文害，而死为宗布”（即■酺）。《周礼·地宫·党正》及《族师》注“■，水旱之神”。酺，“灾害之神”。《淮南子·汜论》高诱汪云：“今人室中所祀宗布是也”①夏代之羿，则为有穷夷羿。夷弄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虞羿于田，杀而烹之。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在伯禽即位之前，所以孙星衍提出疑义，说伯禽封鲁，据《洛浩》，则在七年为政之时，此云即位之后，殊不可解。如果孙星衍提出的疑义，可以成立，则淮徐夷人至晚在西周之初，已成为一个强大力量。

其他少吴氏后裔分布在淮水流域者，尚有黄（今河南潢川县）、江（今河南正阳县）、终离氏（《史记·秦本纪》说它是赢姓，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夷除以上所举中原东部地区居地外，其范围似应向南扩展至大江以北，向北扩展到河北东部及东北区域。这两部分，不一定与少吴氏有关，但它也被视为东夷之列。

《禹贡》两言岛夷，一在扬州，一在冀州。其所指范围扬州之夷在苏北，冀州之夷则在河北东部以及东北地区。《汉书·地理志》引《禹贡》则均作鸟夷。颜曰：“善捕鸟者也”、“搏取鸟兽”，夷族均善射属实，但以善射而得鸟夷之名，妄也，鸟夷之名可能与他们以鸟为图腾有关。

《后汉书·东夷传》将夫余、挹娄、句丽、沃沮、（室韦）、貊均列入东夷之内。如果将《禹贡》、《后汉书·东夷传》所列各族均纳入东夷范畴之内，则在中国东部，南起扬州之夷，北至东北，沿海各地诸族均属东夷之族，这些夷族，大多数都有以鸟为其祖先的传说。虽然，图腾相同，不一定都是同族，但以上诸族，不但居地相联，而且其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彼此关系亦较密切。所以应该说，从大江以北直至东北沿海都是东夷族分布的地区。

（四）商族：子姓。在传说的尧舜时期，有一个强大的商族部落兴起。它的始祖是契。相传契是有■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的。

契称玄王，可能含有北方之王的意思。《世本》：“契居番”。番、毫同音。“契居番”即契居毫。其地最早在燕，故《左传》昭公九年云：“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契子昭明居砥石，其地可能在今河北省中部殷都之北①。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傅守商祀”（《逸周书·作雒》。）《汉书·地理志》云：“邶，以封纣子武庚”。《帝王世纪》云：“殷都以北为邶”。《说文》云：“邶，故商邑”。可知商族部落在其灭夏建国以前，已自其发祥地燕毫逐渐向南扩展至殷都以北地区。由于殷都以北为商族旧居之地，所以武王克殷以后，仍封殷之后裔于邶，以守殷祀。

昭明之于相土又迁于商，其地在今豫东商邱（其中曾一度徒居泰山下之东都）。是商族部落除在殷都以北外，又扩展至中原东部。《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则商族部落在相土时代，其中心虽在商邱，但其声威已播及远方。殷墟卜辞屡见祭土之贞卜，土即相土，说明其后裔一直对他予以隆重之崇祀。

在商族部落的经济生活中，畜牧占很重要的地位。传说相土造车，“作乘马”，“王亥始作服牛”（《国语·周语下》）。他们驯服牛马拉车，以帛及牛羊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为了保护其贸易，其后裔上甲微曾联合河伯灭掉了抢夺其牛羊的有易之君绵臣。

商人食物，牧产品中以牛羊为最多，祭祀也用牛羊，可达数百之多，足证其牧业之盛。

但商人经济生活，并非限于牧业产品，在史前已进入农业生活。治水是①当在古汦水、石济水流经之地，约在今石家庄与邢台之间。详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17～18页。发展农业的需要。契的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传说冥为夏之水官，由于勤其职而死于水。殷之先公先王，自上甲微后，凡六世，都以日干作名号，远比夏代为早，可见其农业知识比夏进步。殷之农业、牧业、商业各方面盛于夏朝，因而造成代替夏朝的优越形势。

到了天乙（汤），征服了附近许多小国，国力越益强大，终于灭了夏而代有“天下”。

东夷各氏族部落分布很广，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较密切，相互影响也较深，直到汤建立了商王朝以后，其统治范围比夏更大。商继承了夏代文化继续发展，并把奴隶制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当时，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大国。

苗蛮族属集团苗蛮，古称苗，也称蛮，他们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地区。

《战国策·魏策一》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今鄱阳湖；洞庭，今洞庭湖。汶山所在，多有纷歧，但衡山并非今日江南之衡山，其地望应在江北，似指今日江淮分水岭之桐柏山、大别山一线①。

苗族得名，其说各异，“自周迄唐，通谓之蛮..称苗自宋始”（《章太炎文录·别录》）。实际上“苗”与“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由于时代不同，对同一族名的称呼，常有变化，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苗与蛮，从字义上所包含的内容看，有其相同处。但历史上的蛮，常常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其范围远远超过这里所说的苗、蛮。吴起所说的“三苗”，似乎是指“衡山”以南，长江中游地区若干苗蛮氏族或部落的总称（“三”是多数的意思），并非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三苗是“帝鸿氏之裔于浑敦、少吴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于饕餮三族之芭裔。”这种传说未必可靠，但可反映“三苗”包括着一些不同的氏族。又如《山海经》中所说的骤头，也称兜，是一个有名的氏族。《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头国..人面，有翼，鸟喙，方扑鱼”。南方多水，此氏族大约在尧舜禹时代，仍以扑鱼为生。《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人名曰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日炎融，在头，头..食海中鱼..惟冝芑、苣、穋、杨是食。”这又证明他们除渔业以外，还从事农业生产。《大荒北经》云：“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这里所说苗民氏族出于头，就可以证明头与苗民同族。

炎黄族进入中原以后，逐渐向南扩展，遂与苗蛮接壤，并屡次发生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吕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吕览》上条引文又说：“舜却亩民”。《墨子·非攻》也有禹征三苗之记述，足见炎黄与苗蛮屡次发生冲突。战场主要是豫西南地区，在与三苗冲突或战争中，据《礼记·檀弓》、《山海经·海内南经》、《淮南子·修务训》、《史记·五帝本纪》均载丹朱及舜死葬苍梧，这个“苍梧”应在丹水一带。旧说夏族击败三苗，三苗被迫迁到三危（据说在今敦煌西）。《尚书·尧①徐旭生：《中国古吏的传说时代》58页有详细论证。

典》云：“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荷干三危”，是否属实，疑莫能定。可能是三苗失败以后，有的避居高地。三为多数的量辞。危：《说文》：“危，在高而惧也。从广，人在压上”。厓与崖通。这只是说，三苗在最北一部分受到打击后暂退山地，而多数仍居故地。

在传说中，与苗蛮关系最深者为祝融氏，它最初虽不属苗蛮集团，但它的后裔在这个集团中却处于异常显赫地位，祝融氏为频项后裔①。他们的居地最初也在中原地区。如频项居地在帝丘②。祝融居地在郑③。

祝融之后裔有八姓：己、苳、彭、秃、妘、曹、斟、■。每一姓氏又繁衍成为几个氏族。这八姓各氏族之分布，最初大体上以河南北部之卫郑为集聚地。其后始扩展至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至商、周时，才有较大迁徙。

祝融后裔南迁，成为日后楚国王室之祖先。楚人进入荆州（苗蛮区域），大概始于周公返政成王之后。据《史记·楚世家》：其时楚熊绎方受封居丹阳。丹阳地望，据清人宋翔凤《过庭录》卷九谓：“丹阳在商周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浙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浙。鬻熊（熊绎）所封，正在于此。”《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楚自荆北丹阳进据江汉，乃为以后之事。直到春秋初年，熊绎后裔熊通（武王），在荆楚开辟疆土，“大启群蛮”，并“开濮地而有之”，才奠定了强国的基础。祝融为颛顼之后，在史前传说中，颛顼为炎黄联盟重要领袖之一，号高阳氏，虽无显赫武功，但农业发展也较早，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有其特殊地位。世代相传，对后世影响颇大。在北方，从唐虞到夏商，巫史的职守（当时在文化领域中，最受尊重的职业），都由重黎之后掌握（《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重黎是他的远祖，并说他的祖先（重黎之后）在周代作史官。

祝融氏徙楚，与楚地人民原有文化相结合，发展成具有楚地特点的高度文化，例如在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即是在学习楚地民歌基础上所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可与北方的《诗经》媲美，甚至超过《诗经》。屈原自称他是“高阳之苗裔”（《楚辞·离骚》），即也是颛顼祝融之后裔。他也是掌管巫史的职守的。

江汉之间，古代又为濮人分布之域。《尚书·牧誓》所载牧野之战中，即有濮人参加。《左传》文公十六年云：“百濮离居”。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说：“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由于“离居”及“各以邑落为聚”，是以外强之来，即“各走其邑”（《左传》文公十六年）。因而其江汉居地，即渐为楚人所据。但它在楚之西部，仍为其聚居之邑落。当楚有内乱衰弱时。周宣王初，熊霜卒，三弟争立，“叔熊（叔堪）逃难于濮而蛮”（《国语·郑语》），以资掩护。《左传》文公十六年云：“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可见濮在春秋时代，已成为楚国西部的强大力量。

①《左传》昭公廿年。又《礼记·帝系》、《史记·楚世家》均以重黎为一人。《山海经》、《楚语》则以重、黎各为一人。司马迁《史记·自序》中，又说：“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并未坚持重黎为一人。锗说纷纭，但以重黎为颛顶后裔，则无疑问。

②《帝王世纪》：“颛顼..始居穷桑，徙商丘（帝丘之误），于周为卫（今河南濮阳县境）。”③《左传》昭公十六年：“郑，祝融之虚也（今河南新郑）。”

濮人分布地区甚广，自湖北西延至于巴蜀。嘉陵江之合川至北碚，旧称濮江，亦以濮人居地而得名。晋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賨，百濮所充。”意思是说在大江支流涪江地区，绵阳一带，旧为百濮聚居之地，今则为巴賨分布之域。

《华阳国志》所称之南中，包括今之云南、贵州，虽不在江汉地区，但也有濮人散居其地。建宁郡有濮、僚，永昌郡有闽濮、裸濮。《尔雅·释地》云：“南至于濮铅。”铅应即今云南之元江（元江古称濮水）。

在荆地有长沙武陵蛮，相传有“槃瓤”的神话，以犬为其族徽，并为其图腾的信仰。他们以后向西发展，主要居于今之贵州，散居于湖南、云南、两广及湖北。

苗族以伏羲为其祖先。清初陆次云的《峒谿纤志》里面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蜗、伏羲位’。..按他们的传说，苗族全出于伏羲与女蜗。他们本为兄妹（或姊弟）..配为夫妇，绵延人类。”①这个神话传说的内容，应该相当古老，它既反映了远古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猜想，又反映了我国远古曾存在着的血缘家族制度。在传说中，女蜗的事迹比较丰富，她被苗人尊之为祖神，其所受崇拜之地位，也高于伏羲。《淮南子·览冥训》又单独阐述了女蜗事迹：说她补苍天、断鳌足、杀黑龙、积芦灰等等，这些事情都与治水有关。这种神话是不是又反映了远古时代，女蜗曾率领人们与水灾搏斗的英雄事迹？这个神话在战国末期以后，才显著流传。旧说以伏羲即为太吴，那是齐鲁学者综合把他们拉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的。

槃瓠即盘古，盘古开天辟地，女蜗兄妹配为夫妇绵延人类及女蜗治水事迹等的流传，如果不是苗族受汉族的影响，就是汉族受苗蛮的影响。这种流传，不但丰富了我国神话的内容，也反映了各兄弟民族在文化上的交互影响。百越族属集团《荀子·儒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是楚、越在古代不但各为一大部族，而且其所居地区，亦各有别。

越，泛称古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之民族。《吕览·恃君》称为“百越”。高诱注曰“越有百种”，说明它所占地区很广，族属也很众多。

《禹贡》两言岛夷，其在南者，即扬州之夷。扬州之南，古称扬越之地，亦即百越之北境。

《史记》言吴、越皆古国，吴为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吴居苏南，都于吴（苏州），越居今浙北，都会稽（今绍兴），二国王室皆华夏之裔，然其人民，则为越族。其语言与华夏迥异，必“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相刺》）。然吴、越人民的语言则相同。

吴子胥、范蠡、大夫种，均言吴、越不但语言相同，而且其风习亦相同①。但其与华夏则大不相同。

《史记·吴世家》说太伯、仲雍居于句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

《左传》哀公七年说：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这就是说：断发文身，非华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37—238页。

①见于《吕氏春秋·知化》、《吕氏春秋·夫差内传》及《越绝书·纪策考》。夏之俗，太伯、仲雍奔吴，也是从民俗也。《越世家》育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也是说禹之后裔到越以后，从民所俗。

吴、越两国接壤为邻，且“两国之语言、习俗既皆相同，侧其人民宜为同一民族也。虽其玉室..出自华夏”①。吴、越之南，有闽越，亦越人之一支，西以武夷山与江西为邻。但其族人之分布并不仅限于令之福建，在今江西赣江流域东部，亦有越人分布。《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徐旭生指出两点，很重要：其一，“夷下列越，足以证明它为一种族的名，并非国名。”其二，“楚的南境，大约不出今湖北界内，无缘超过江西、安徽。”并指出：“这个越就是《楚世家》里面的越章”②。

春秋时代，楚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其封地既曰越章，则其地应与“越”及“章”有关。说明楚地有夷、越之族，但这里只能说明在楚所统治范围内有夷，越之族、并非所有夷越之族均受楚所管辖，因为当时楚的南境，“无缘超过江西、安徽”。

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其封地仅限于熊渠所取扬越之地，其范围主要在汉代的丹阳郡；其地既为古扬越之地，又为章山所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三天子鄣（章）山在闽西海北。”“郭璞注《山海经》、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并以三天子鄣山在丹阳郡”。“丹阳郡北，西与九江（郡）、庐江（郡）接，西南与豫章（郡）接，东南皆与会稽接，略当今皖南、苏南及浙西之地”①。

是今武夷山之东为越族居地，在武夷山之西，也有越族之居地。

在浙南有瓯越，闽北有闽越。闽、瓯之名早已见于周世②。他们也是断发文身③，并与吴、越同族，两者语言亦大同小异。

南岭之南，谓之南越。贾谊《过秦论》云：秦“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又云：“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这里秦所“取”或“略取”者，都是岭南之越人居地，他们的风习是“椎髻”④，与东部沿海越人风习不同，但仍为百越之组成部分。

百越除分布于岭南外，并向西散居于今之云南南部。云南是一个民族复杂地区。“元谋猿人和各地旧石器遗址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云南境内就有原始人群活动。遍及全省的多种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就是自古以来云南居民族属复杂的反映”⑤。

越族在云南南部、东南部、西南部和濮人交错杂居在“闽濮之乡”。“先秦史籍记载着我国南方越人的风俗，有所谓‘贯胸’、‘离身’、‘雕题’、‘漆齿’等族向商王朝入贡，他们与后来云南境内的‘穿胸’、‘文身’、’①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吴越》。

②《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64页。

①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8页。

②如《山海经·海内南经》、《逸周书·王会》。

③《王会》：“越、沤（瓯）鬋发文身”。

④《论衡·率性》：“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椎髻箕坐，好之若性”。这里赵佗“椎髻”，只是从南越之俗也。

⑤《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所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页。

文面’、‘黑齿’等族有密切关系”⑥。

“越”之族名，由于春秋时代勾践之强大而越名始著。是越本为国名，后遂沿用力族名，于是东南沿海各族亦均冠以“越”族之称。由于越有百种，种姓各异，因曰百越。在历史上多年沿用不改。

楚越地区，是我国水稻主要发源地。越地河姆渡出土骨相很多，制作精良，结构完善，其中更发现稻谷和堆积很厚的稻壳。

《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扬州、荆州，“其谷宜稻”。《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些记载，特别是河姆渡出土实物，说明百越早在七千年前，即有稻作物种植，反映其文化之悠久绝不亚于黄河流域。

另外，在南方沿海的深圳古墓①以及云南的耿马、元谋、宾川、剑川、曲靖等地出上的远古炭化古稻，其中有很多是人工栽培稻，年代均在距今三四千年之久。云南出土炭化古稻，正是远古百越、百膜聚居地区②。稻米在今日已成为主要食物之一，他们在三四千年以前，即在极端困难之自然环境中，最早地栽培了稻米，这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百越居地，大部濒临沿海，内地河道纵横，向有水乡泽国之称。由于其地理形势，越民常在水中活动；所以有的“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越绝书·记地传》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齐俗训》则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些记载，都把他们在水上活动的娴熟，描绘得栩栩如生。

越人很早即擅长造船。造船的历史，先有独木舟，后有木板船。木板船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在三千年以前，只有独木舟。在解放后，江苏武进、福建连江，都在地下发掘出远古时代的独木舟，都说明越人在远古时代，即有造船的历史。吴越由于其地理之特点与生活之需要，早在远古时代，即以舟楫浦鱼，渡水猎兽，并进一步跨越水域，开拓新天地，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到了春秋末年，误越已能造大木板船以供战斗之用。吴王北上争雄于中原，因而开运河沟通江淮，主要是为了战船水师之便利的。闻名世界的中国大运河，南端的开凿，首先归功于越族劳动人民。

云南北部有羌人，它向北与川西直至青海连成一片。它不属本文涉及范围。但从古史相传可以反映我国大西南各族间的关系。传说黄帝后裔昌意自黄河流域南下，“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彝族称黑为“若”，“若水”即黑水。雅砻江、金沙江（沪水）、澜沧江（兰津）、怒江等，都有黑水的意思；司马迁、扬雄都说夏禹是羌人。这虽都是传说，但它似乎可以说明大西甫与中原的各族，在历史上很早即有某些相互关系。原始社会的几个族属集团，虽然在文化发展水平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形成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有长远的历史，在推动祖国社会发展上，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许多族属集团，在史前时代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域，但它们却是不断有⑥同上书第3页，①参见杨耀林：《深圳古墓中的稻谷遗存》，载《衣业考古》1983年2期。②参见李昆声、李保伦：《云南曲靖发现炭化古稻》，及阚勇：《云南耿马石佛洞遗址出土炭化古稻》，均载《农业考古》1983年2期。

所接触。这种接触有冲突，也有友好交往，在冲突与友好交往中，逐渐彼此融合，特别是在原始社会进入国家以后，更加速了这种融合过程。

汉代，这是我国较早，也是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它统一了全国。在这以后，各族相互融合，有了汉族的名称，实际上它是国名，又成了族名。它的范围，已包括从原始社会直到汉代统一全国以前所有的炎黄、东夷、苗蛮、百越等族属集团。这些族属集团逐渐融合，界限也逐渐消除，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一一汉族。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①。

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但同时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已独有的特点，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也是中华民族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论十大夫系》，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2页。

第二节　关于夏代的传说和夏史的探索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代，这在周人较早的文献和商代后裔追述他们祖先事迹的篇章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对成王说：“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尚书·召诰》）。他对亡国的商族奴隶主贵族说：“（天）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又说：“殷革夏命”：（《尚书·多士》）。西周初年的诗歌里，又常把周人的统治地区即当时的中国叫做“夏”，如云：“我求懿德，肆（陈）于时（此）夏”（《诗经·周颂·时迈》），“无此疆尔界，陈常（赏）于时夏”（《诗经·周颂·思文》）。西周晚期诗《大雅·荡篇》也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与《尚书》的《召诰》、《多士》等篇所述相同。《诗经》中还特别提到夏禹治水的功绩，如说：“丰水东注，维（为）禹之绩”（《大雅·文王有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小雅·信南山》），“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商颂·长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商颂·殷武》），“奄有下土，缵禹之绪”（《鲁颂·闷宫》）。战国和秦汉时代的诸子和其他著作中往往也有关于夏史的论述。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有一篇《夏本纪》，比较具体、系统地记述了夏代的史实，剔其以后世的制度附会者外，大致当亦可信。

关于夏代社会性质问题，史学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夏代仍是原始社会；有的同志则认为在禹或启的时期奴隶制已经形成。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还可以商榷。

传说中的夏代根据文献记载看来，我们同意夏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的观点①。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礼记·礼运篇》说：禹以前为“大同”之世，禹以后为“小康”之世。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之世，正是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并且实行着军事民主选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之世，正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军事民主选举制为君主世袭制的阶级社会。《孟子。万章上》引孔子曰：“庸虞掸，夏后殷周继。”所谓“唐虞禅”，也就是《礼运篇》所说的“大同”之世，“选贤与能”的部落联盟中的军事民主制：所谓“夏后殷周继”，也就是“小康”之世，“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君主世袭制。但是这一变革，并不是一贼即就，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变革的过程。

尧舜之时，我国正处于氏族制下的部落联盟时代。《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①参见韩连琪：《夏代是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形态的时代》，《文史哲》1983年第5期。于变时雍。”这应该就是尧时部落联盟的情形。所谓“九族”，当是九个部落；“百姓”，当是一百个胞族；“万邦”，当是一万个氏族；“黎民”，当是指全体部落联盟的氏族成员。在部落联盟中，实行着一种民主制度。有酋长会议，管理民政；军事首长管理军事、司法和宗教等事。这便是所谓“军事的民主制度”。酋长议事会是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主持联盟中一切事务，选举和罢免军事首长。出席的人员为各氏族的酋长。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男子虽然也可以选为酋长，酋长会议却大半掌握在女子手中。到了父系社会，酋长议事会的权力才转由男子掌握。《尚书·尧典》、《尚书·舜典》所载：凡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咨询于“四岳”、“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即召开酋长会议。

部落联盟会议中的军事首长，都是由酋长议事会经过全体酋长一致选举出来的，通常是两头制，正的出缺，便由副的继任，再由酋长议事会推举一人为副。据《尚书·尧典》载尧和舜是两头军事首长；尧死后，舜和禹是两头军事首长。我国古代尧舜禅让的传说，实际就是部落联盟中的民主选举制。如《尚书·尧典》记载舜被选举的情形，是：“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义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尧所询的“四岳”，就是各部的酋长。舜之继任为军事首长，显然是经过了酋长议事会的一致推选。其后禹的彼推选继任，也同样经过了酋长会议的选举。

军事首长的职务主要是军事。因此尧、舜和后来之禹的功业，主要都在对三苗和共工的防御。《尚书·舜典》曾说舜“流共工于幽州”，“窜三苗于三危”。到禹时，据《尚书·禹贡》说己是“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由于尧、舜、禹在军事上的胜利，部落联盟的组织到禹时已达到极盛时期。《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谓“国”，在禹时，就是部落。“万国”，说明当时部落之多。同时，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军事首长的权力，亦日益增长。据《孟子·万章上》载，尧让天下于舜后，舜曾“避尧之于于南河之南”，舜让天下于禹后，禹也曾“避舜之子于阳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虽然都未曾因此而继位于军事首长，但可以确认当尧舜禅让的时代，我国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因为如果还停留在母系氏族社会，舜、禹企图让位于尧于丹朱、舜子商均，是不可能的。到了夏禹传子后，不仅母系氏族制早已为父系氏族制所代替，而且由于军事首长权力的增长，在部落联盟制下的军事首长已成为父死于继，由两头变为一头制，并且逐渐向君主政权转化。

《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这说明在禹时，开始禹和皋陶是两头制军事首长，共同执政十年。这与尧和舜、舜和禹的两头军事首长完全相同。而禹死后，军事首长便由与禹同为军事首长的益来担任，这也与尧死后，便由与尧同为两头军事首长的舜继任；舜死后，由与舜同为两头军事首长的禹继任一样，都是按照氏族制下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正的出缺后，即由副的继任的继承法办理的。

这证明在禹的时代，作为部落联盟中“选贤与能”的所谓“禅让”

即民主选举制度，还没有为“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君主世袭制所代替，禹仍只是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而不是国家中的君主、国王。至于《孟子·万章上》载：禹死，“荐益于天”后，益也曾“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企图把军事首长让位于禹之子启，这同上述尧死，以天下传舜后，舜也曾企图让位于尧之于丹朱；舜死，以天下传禹后，禹也曾企图让位于舜之子商均，并无两样。只是舜虽曾让位于尧之子丹朱，禹虽曾让位于舜之予商均，但各部族之所以去丹朱与商均，而归于舜、禹，则是由于丹朱和商均都“不肖”，舜、禹则因为“历年多，施泽于民久”，有治水、伐三苗等功绩，得到各部族的拥护和部族酋长的一致推选，所以舜、禹得继尧、舜为军事首长。相反，益则因“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而“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均见《史记·夏本纪》），所以益没有继位而启得继禹为军事首长。这固然反映了父系家长制形成，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已变为父死子继，并由两头制变为一头制，军事民主选举制也已在开始向君主世袭制转化。但是，这时的军事首长仍需得到各部落酋长的拥护和公社成员的选举，部族联盟的组织还未为国家结构所代替。所以当时依然还是氏族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恩格斯在说明原始社会末期在递补氏族酋长的遗缺时曾经这样写道：“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摈弃他”①。又说：“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或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①。这就是说，世袭制的出现，“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可能指望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是说不经过人民选举就承认继承合法”②，也仅仅证明，这时的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了“特殊的显贵家庭的最初萌芽”和“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③。可见，有了传子制度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关于禹传启的传说，文献中的记载是很不一致的，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这一变革虽然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有关，但却引起了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益于启位，启杀之”就是这一事例的传闻。《史记·夏本纪》还说：由于启即天子位，而“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但在另外一些记载中，则说征伐有扈氏的是禹，《庄子·人间世》的“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便是其例。不管是禹还是启，当时既然需要誓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墨子·明鬼下》引《禹誓》语），可知有扈氏绝不是一个弱小部落，其势力必是很大的。这就说明，夏初的传子制度并未牢固确立，因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臻于完备。

这种新旧势力的矛盾斗争，并没有因为启在斗争中得到了胜利而结束。

启死，太康继位为军事首长时，据说有“太康失国”（《史记·夏本纪》）的事。《夏书·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弄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溪于洛之油。”这显然是说太康由于“以逸豫灭厥德”，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161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2页。

弄得“黎民咸贰”，丧失了全体氏族成员的信任而遭到罢免，而善射的有穷氏部族酋长后羿，却“因民弗忍”，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得到人民的拥戴而继任为部族联盟的军事首长。所以《左传》襄公四年说：“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五子之歌》载伪《古文尚书》中。《五子之歌》述太康之弟五人，因太康失国，“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虽不足信，但征之先秦古籍，太康以逸豫而失国，则是可以相信的。金履祥《通鉴前编》云：“太康虽为羿所拒，不能济河，而犹立国于外，以传仲康。”这是由于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通常都是以本部族的酋长来兼任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所以太康虽为大众所罢免，另推后羿以代“夏政”，但是太康死后，他的兄弟仲康，和仲康的儿子相，仍得为其本部族的酋长。在父系家长制时期，酋长一般亦是世袭，传给他的弟弟或儿子。所以，《夏本纪》于太康失国后仍然记载曰：“太康崩，弟仲康立..他康崩，子帝相立。”

帝相被杀时，据《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载，他的妻子后缗方怀孕，从窦中逃回母家有仍氏，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后又为浇所逼，逃到有虞氏，为有虞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来，寒浞又因“纵欲”、“康乐”、“不德于民“失掉了人民的支持，少康则因“能布其德”，得以收集夏部族的余众。他的老臣靡遂靠了有鬲氏和夏部族的遗民，起兵攻灭了寒浞。后来少康又灭浇于过，少康的儿子杼灭豷于戈，恢复了“夏政”。寒浞、浇、豷之灭亡的原因，《左传》襄公四年曾经特别指出“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可见，寒浞和浇之为少康所代替，完全是由于纵欲、康娱，失掉了人民的信任，而少康之兴，则是由于“能布其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太康、后界、寒浞和少康的几次更迭看，其所以得继任为军事首长，虽然多惜助于武力，但重要的还在于得到了各部族酋长和氏族成员的拥护，可见在部落联盟中的民主选举制仍在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虞思之以二姚妻少康，也可以说明在少康灭寒浞前，有虞和夏部族还在父系家长制下的一夫多妻制家庭阶段，不是属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文明时代。

《左传》襄公四年中把“后抒灭豷于戈”和“少康灭浇于过”并称，说明杼和少康属于同一历史阶段，共同完成了所谓“中兴”的大业。古本《竹书纪年》曰：“柏杼子征于东海”，说明在杼时其势力更向东发展，势力益强。《国语·鲁语上》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报”是一种祭祀，祖先有功德的才用报祭。夏代用报祭来祭祀杼，证明杼在夏代当同禹一样有开创大业之功。夏代以禹启传位于太康，经仲康、相到少康三世四传，曾经过太康、后羿、寒浞、少康的斗争和军事首长的几次更迭，说明从禹到少康应是军事民主制下的世袭制时期。从少康、杼以后，经历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杼、帝孔甲、帝皋、帝履癸（桀），共九世十一传，已无经过选举和罢免的痕迹。这就证明夏族部落自帝杼以后，加强了对外战争的力量，原来的部落联盟中军事首长的权力逐渐膨胀，终于掌握了原联盟中的全部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管理民政的部落酋长会议的权力日渐削弱，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已为国家机构所代替，氏族社会即将发展到阶级社会了。

夏文化的探索夏史的探索，还是史学界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目前看来，只有抓住夏文化这个中心环节加以突破，才能使夏史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也就是说，从考古学上确定哪些考古学文化属于夏代文化，则是探索夏史的核心。因为只有将夏文化探索明白，才能全面地弄清夏代的历史。所以，探索夏文化是研究夏代历史的必要前提之一。

夏文化，有人又称作夏代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早于夏代的夏族文化，只能叫“先夏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①，它是属于我国考古学范畴的文化。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田野发掘为主的我国考古学产生以后，考古学家们为了寻找商朝以前的远古遗迹，就积累了一些田野考古资料。近三十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不少与古文献中记载关于夏代地域和年代上基本一致的遗迹、遗物，可是仍然不能最后确定为夏文化。这种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文献中的夏代中心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953年，在河南登封县玉村第一次发现了不同于郑州二里冈期早商文化的遗址，揭开了夏代考古的序幕②。1956年，在河南郑州发掘了洛达庙遗址①。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调查了传说中的“夏虚”，在河南省偃师县发现了二里头遗址②，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视。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发掘了二里头遗址，第一次发现了郑州二里冈期商代灰坑打破洛达庙类型文化层和洛达庙文化层叠压于河南龙山文化层上的现象，从层位关系上确定了这类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冈期早商文化的相对年代，从而解决了这以前二里冈期商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空白③。这一发现不仅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如何过渡到青铜时代找到了典型实例，而且为解决夏文化问题提供了可寻的线索。二十多年来，在豫西和晋西南地区已经发现了数十处遗址。经过重点发掘的有偃师二里头、登封告成王城岗、夏县东下冯、临汝煤山、洛阳挫李等遗址。

1977年11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河南登封县召开了一次“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议”，会上就探索夏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78年以来，在全国各种刊物上约计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探索夏文化的文章，提出了一些看法。

由于大家对这种文化的认识很不一致，因此命名也不相同。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文化首先在洛达庙发现，因而主张名之为洛达庙类型文化；有的同志认为东干沟与洛达庙有区别，主张名之曰东干沟文化；有的同志又名之为早商文化；也有人直接命名为夏文化。但是，多数同志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大、堆积厚，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也最丰富，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主张把它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发掘，发现该遗址为南北1.5公里，东西2.5公里，其中发现了厚达3米①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②韩维周：《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①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②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虚”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③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帅二甲头遗址发展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左右的二里头文化堆积层共四期。在这个遗址中，发掘出铸铜用的陶范、柑锅残片、铜渣和少量的青铜器、屋基、窖穴、水井、窑址和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一些玉器和铜器，还发现了宫殿遗址。

对于这种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文化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大略说来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意见①：（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都在夏人活动的地域之内，时间与夏代纪年相当，二者有承继关系，因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都是夏代遗存。

（二）根据文献推定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毫，进而推论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为夏代遗存。但河南龙山文化不可能是夏代文化。

（三）二里头三、四期遗存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商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有承继关系，它们的年代又在夏代纪年之内，它们是夏代文化。

（四）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商代文化有承继关系，二里头文化囚期遗存是商代文化。

（五）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不同，是夏代文化遗存；偃师二里头遗址不是汤都西毫，而是夏都阳城。

上述意见有其一致之处，但分歧也是明显的。这些分歧涉及二里头文化跟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关系，同时这几种意见立论的着眼点和所用的方法也有差异。

探索夏文化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在上述五种意见当中，学者们自己的认识也是属于探索性的，没有任何定论。现在看来，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了探索夏文化的重点，也是探索夏史的非常有希望的对象。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讨论的进一步深入，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的答案。

附：夏王朝世系表（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1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禹启太康(1)(2)(3)中康相少康(4)(5)(6)矛槐(芬)芒(7)(8)(9)泄不降(降)孔甲皋(10)(11)(14)(15)扃厪(12)(13)发履癸(桀）

第三节　历史年代问题的提出

历史从神话传说时期迈进有文字记载可征的信史时期，首先遇到的就是年代问题。年代是历史的尺度。历史之有年代，犹如地理之有经纬线。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之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之在何时。对某一历史事件，如果不知其时。也就不能知道它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前后关系。研究中国古史，也必须搞清它的年代。

我们知道，西周共和以前无纪年，就是说中国古代有确实可靠的纪年是从西周后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的。到周的灭亡即周赦王五十九年（公元前315年），是五百二二十六年。

共和以前，还有西周初期和中期，从周武王到周厉王，共有十个王。他们的历史，在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大部分可以找到证明，但是他们的在位年数，却难肯定。武王伐纣在哪一年，更是聚讼纷坛。在武王伐纣之前，还有商代，它的后期历史由殷墟发掘中可以得到证实，其前期历史由甲骨卜辞和郑州二里冈中可以得到一些间接的证明，但它的年代，就很难确切知道。至于夏代，更在商代以前，目前出上的地下资料尚难完全证实，它的年代就更难说了。历史年代，要求具体的数字，要求清楚他说出夏代多少年，商代多少年，周代多少年。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学者所拟定的年代，多是根据距今二千年前而又不甚可靠的刘歆的《世经》。《汉书·律历志》引用他的说法，把武王伐纣定在公元前1122年，因此周的总年数是八百六十七年。加上商的六百二十九年，夏的四百三十二年，那么夏的开始应当就是公元前2183年了。但是刘歆所说的年数并非是根据某一材料计算出来的，而是依据“三统历”的推算方法勉强求得与历史的历谱的一致，也就是说，他把历史事实椎前挪后，加以改变而成，因而是不可靠的。正如《后汉书·律历志》载尚书令陈忠批评刘欲所说：“横断年数，损复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晋书·律历志》也说：“刘歆更造三统以说《左传》，辩而非实。”这些批评距离汉代较近，可以看出刘歆的材料不甚可靠，因而《世经》的年数也是不能作为主要根据的。

比较可靠的资料，应该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发现的《竹书纪年》里的年代。此书在宋代已经佚失，现在通行的是后人编辑起来的，其中的西周年代有错误，武王伐纣在哪一年无法确定。因之，整个年代，仍旧搞不清楚。不过，根据其中的一些材料和古器物铭文，参以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数，我们还能做出一个较为可信的大数。

关于夏年运用新的科学资料，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来研究中国古史纪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w·F·利贝发现了用放射性同位C14测定考古学年代方法以来，世界各国竟相采用这一新的科学方法，测定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学年代，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从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科学机关和高等学校也相继建立了C14实验室，运用科学方法对古代文化遗址进行了测定，至少已经发表了近千个测定数据。这些数据，为解决中国古代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及其发展序列，进而解决中国古史上的疑年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但是，C14年代测定法本身目前还不很完善，尚有一定的误差。因此，我们对待C14测定法所提供的年代数据，不能把它绝对化，更不能只是根据几个数据就来判断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并且以此来确定夏的年代。因为关于二里头文化中的一至四期是完全属于夏文化还是前几期属于夏文化范畴；三、四期属商前期文化，一、二期属夏文化问题，正在争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当同时参照当时的物质文化和后来的文献资料去分析研究，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关于夏代的积年，在古代文献中历来就有不同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史记·夏本纪》《集解》和《索隐》并宗此说。《路史·后纪》第十三卷下注云：“十七世，《汲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与古本《纪年》相差一年。《汉书·律历志下》引《帝系》则云：“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皇甫谧注亦云：“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①《路史》引《易纬稽览图》说：“夏年四百三十一”，相差一年。以上大体分为两种，即一为四百三十一年或四百三十二年；二为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孟子·尽心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去掉了尧舜，夏世也当在五百年左右。

《晋书·束哲传》说：“夏年多殷”，而古本《竹书纪年》却说夏代四百七十一年，商代四百九十六年，夏代反比商代少了二十五年。这可能是由于《竹书纪年》是从黄帝开始的，也可以把尧舜的年数都算在夏代里，与《尚书》中把《舜典》都算在《夏书》一样，所以夏年多于殷。

目前不少学者把夏代的起讫年代定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由于它是根据《世经》以公元前1751年为伐桀之年，加上夏之四百三十二年，作为夏代的开始的，周此虽然可以作为一种大体可信的年代，但还不能视为绝对的标准。

商代纪年商代纪年不仅是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解决前述夏代纪年的一个前提，在我国古史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但商代纪年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主要分歧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商代积年问题，主要有以下三说：（一）四百余年说，即将商代纪年定为公元前1562—1066年①。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二）五百余年说，即将商代纪年定为公元前1600—前1028年①。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①《路史·后纪》第十三卷下注云：“十七主，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

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六章《年代》。

（三）六百余年说，即将商王朝纪年定为公元前17世纪——前1208年，认为商代纪年“大体为六百年左右”②。目前史学界持此说者较多，但各家对于它的终始纪年各不尽同。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左传》宣公三年：“祭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③。近年来，通过对二里头、二里冈和殷墟文化等商文化三个不同时期的典型遗址的C14测定的年代分析，勾划出整个商文化之考古学年代的大致轮廓如下：商代早期公元前1800—前1600年；商代中期公元前1600—前1400年：商代晚期公元前1400—前1100年。根据这个考古学年代，推断商汤建国的年代在公元前18世纪，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4世纪初，商纣亡国约在公元前12世纪末。整个商代纪年约为600余年，与前述的第三种主张基本一致④。第二，关于周武王灭商的年代，也是一个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问题。过去胡厚宣在其《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曾经作过统计，约有十二说。近年来，有的同志又作统计，共有十八说之多⑤，而其具有代表性的则有以下三说：（一）公元前1122年说。董作宾在其《殷历谱》，以刘歆《世经》中关于商代纪年的记载推算而得。

（二）公元前1066年说。最早为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在《周代的年代》中所提出，后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齐思和等人所编《中外历史年表》等所采用。此说主要是根据汉世所传《殷历》①中关于周代纪年的记载，以及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中的有关材料。

（三）公元前1027年说。此说最早是梁启超在其《最初可纪之年代》②提出，其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等均采此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出版后，此说更为许多学者所采用。此说主要依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推算而得。前引C14测定的商代晚期公元前1400—前1100年，与此说也相吻合。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天象和地下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的研究，对《竹书纪年》关于西周纪年的记载提出了疑议，并认为把武王灭商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27年是不可靠的。这些说法，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他们所采用的治年方法，是值得重视的③。

②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56页注①。

③“载祀六百”的“载祀”为复词，意渭殷商有六百乐耳。《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三统历》又曰：“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

④参见杨宝成：《商代纪年新议》，《吏学月刊》1983年第3期。

⑤何幼琦：《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中山大学报》1981年第1期。①“殷历”历谱的制定时间，据朱文鑫《历法通志》的考定，约在二千三百年以前，比《竹书纪年》还要早一些。但是关于历史年代部分，今天能够看到的，都是汉人的记载。这些材料虽然已经隐晦，但还可以整理出来。“殷历”的年代是刘歆以外的唯一说法，是汉代相传的旧说，可能也是战国以来相传的旧说，因而是比较可靠的年代。从这些说法里可以看出：商的开始时期是由公元前1567年（汤的十三年）向上推十二年，即公元前1579年，到周文王伐崇那一年（公元前1083年）正是四百九十六年，与《竹书纪年》的殷代年数相同。参见唐兰：《中国古代氏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3期。②《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

③张钰哲：《哈雷慧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第19卷第1期；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10期。

西周积年《史记·周本纪·集解》说：《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七十五年也。”

对于这条材料，有人认为四周的总年数太少了，一定有错字；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竹书纪年》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既然其中有了夏、商和西周的年数，就可以百事俱了，不必怀疑。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与西周共和以前各王的在位年数迄今尚无定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在注意探索西周王世的年代，即从武主克商至厉王诸王在位起讫的绝对年代。现将近五十年来至“文化大革命”前关于诸王在位年代的不同说法，选择一部分列表如下（见下页表）。

上述的这些纪年体系，大体说来，都没有超出宋代邵雍《皇极经世》的格局，即武王七年，周公七年，成王三十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五十一年，穆主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三十五年，夷三十六年，厉王三十七年。吴其昌是全部照抄，其他各家则是就邵雍编制的诸王在位年数，作了一些或多或少的加减。所谓邵雍的格局，就是先拟定克商之年，求得积年后再分配给各王。在诸王的年数中，以穆王五十五年和厉王三十七年成为显著的标志。只有陈梦家摆脱了《皇极经世》，是按《史记·周本纪·集解》所引说的西周纪年另行分配的。他还用西周金文作西周年代考订的资料，证明某王的存在和诸王的世系，以及由铭文所记年数证明某王至少的年数，或由有关的一些铜器而组成的铜器群证明某王的至少年数。

吴其昌①新城新藏②章鸿钊③陈梦家④近年来，一些同志又根据铜器铭文中有年、月、周、日的五十余器，对于西周诸王的在世年数，做了一些研究。例如：荣孟源根据《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所载彝铭，对照各家推步的历表，参考古籍和各家研究的成绩探讨了西周纪年。他从共和元年上推，以探求西周各王年数和武王克商之年①。

刘启益说：过去有人曾经根据一些带有年、月、日相和日的干支四个项目的铜器铭文，推算出西周的历法，判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但是，他们或者由于对西周铜器断代缺乏研究，或者由于对月相缺乏正确的理解，或者由于搬用后世的“三统历”来计算，他们推算出的西周历法是不能令人情服的，因而他们所制定的西周各王的年数也是不可靠的。通过实践，他体会到，要想正确地运用西周纪年的铜器资料，关键在于弄清楚月相词语的内容。在他看来，所谓“月相”，就是指月亮圆缺的变化。阴历每一个月中，月亮都①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燕京学报》第6期，1929年。

②新城新藏，《中国上古金文中之历日》，沈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1929年。③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3年。

④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①《试谈西周纪年》，《中华文史沦丛》1980年第1期。

要经过一个月出（■）、月圆（望）和月没（晦）的变化。西周金文中的“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个词语，就是分别表示月亮这一变化的词语。月相词语所代表的日期确定以后，就可以寻找纪年铜器之间的关系了。他又说：西周时期行用的是阴阳历，当时是按大月、小月相间的次序排比一年中月份的。因此，一件铜器只要确定了一个月的朔日干支，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日干支，大体上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如果两件纪年铜器是一个王世制作的，他们的朔日子支就应该是相衔接的，至少应该是相邻近的；反之，如果两件铜器不是一个王世制的，他们的朔日于支就应该是不相衔接的，或者说距离较远。按照这个道理，他利用了纪年铜器朔日子支之间的关系，确定了西周纪年铜器的绝对年代后，进而排比了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②，确定了西周时代的积年。

何幼琦认为，郑重地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由于文献的不足，能够论证西周年代的可靠资料，只有铜器的纪时。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月周正朔抉算法”和“集中数器推断元年法”。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和西周积年①。

他们根据各自的方法整理出来的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和积年，可以列成表（见下页）。

他们提出的西周诸王的年数，能否成立，尚需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根据他们的材料和分析，我们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积年，大体可以做出如下估计：夏代四百七十一年商代六百余年西周时代二百六十年至三百年左右我们相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大量的古文化遗物的出土，以及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为解决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的疑年问题，带来可喜的前景。

战国的起讫年代战国时期的结束年代，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于战国的开始年代，从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认为：战国起于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

（二）宋代的吕祖谦在《大事记》中认为：战国起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这是为了上接《春秋》的记载，也就是因为名为《春秋》的鲁国编年史是终于鲁哀公十四年。

（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战国起于魏、赵、韩三国迫使周②《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文史》第13期，①详见《西周的年代问题》，《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他所说的“月周正朔换算法”，有两个步骤：第一步不改周名，只改月份和日辰，换算为“正月某周某日辰”。其办法是先在于支周期表中宣到铭文的日辰，作为起点：再接铭文的月份另照另表的千支数，在于支周期表上向后顺推，推到的干支，就是正月同周所求的日辰，第二步是把“正月某周某日辰”换成“正月某日至某日朔”。其办法是在于支周期表上，以第一步求得的日辰为起点，根据铭文的周名按威烈王承认列为诸侯之年，即公元前403年。

（四）清代林春溥的《战国纪年》和黄式三的《周季编略》中都认为：战国起于周贞王元年，即公元前468年。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时期，这种变革的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个变革是不平衡的，因而明确指出它的具体时期是不可能的，一套悠久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崩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何况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有先后快慢之别。例如山东半岛的邹国，到了战国中期，仍然保存有邦国时代的残霞余辉。

论者或谓“三家分晋”，是晋国政权易手的标志。但是从新出土的《孙子·吴问篇》前来看，在“三家分晋”之前，六卿早已分晋，并且从孙武对答吴王阖闾的活中，可以看到六卿不同程度地对田制和税制进行了改革，破坏了以前的井田制度，确立了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因此六卿的政权已属封建性质。后来的“三家分晋”，只是新兴地主阶级内部兼并斗争的结果。论者又说“田氏代齐”，是齐国政权易手的标志。也就是说，公元前481年田氏杀死齐国国君齐简公，就推翻了齐国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代之以地主阶级专政。而在此以前，和齐国相邻的鲁国，新兴地主阶级早已取得政权。公元前562年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和盂孙氏的“三分公室”和后来的“四分公室”，就是这样的性质。因此沦者们认为，公元前481年，继鲁、晋之后，新兴地主阶级在齐国取得政权，这标志着中原地区普遍地进入了封建社会，用这个年代来作为战国时期的开始，是比较合适的：。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是《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依据司马迁的意思，从这一年趄成为一个时代，也就是战国的开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始年代要晚些，是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王命韩虔、魏斯、赵籍为诸侯一事算起，比《六国年表》晚七十三年，司马光所以故意推迟几十年，可能表示不敢衔接《春秋》的缘故。其实，从这一年前后所发生的许多大事来看前，为了分期方便起见，司马迁在其《六国年表》中的提示，比较明朗一些，也就是说春秋以后就是战国时期，不会有一个非春秋、非战国的一段时间。

前十一日至一日：前十五日至九日前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第二章　商殷时期

第一节　商的建立、发展和衰亡

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契母简狄是有娥氏女，《史记·殷本纪》载：“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经·商颂·玄鸟篇》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就是这个故事的传颂。这个故事反映了此时的商族尚处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商族早期，经常迁徙。《尚书·序》和《史记·殷本纪》都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的地点大约都在今之河南、山东境内。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为根据地。《史记·殷本纪》亦曰：契“封于商”。商的地望，结合“蕃”（今河北平山附近）地看来，今漳河地区当是商人最早活动的地区。商人早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黄河下游的豫东地区，可能以商丘为中心；另一是豫北漳河流域。近世研究甲骨的学者，曾把甲骨文中的滴和文献中的漳水相比附向，固然缺乏根据，但说商和章相通，则是有道理的。《尚书·费誓篇》的“我商赉汝”，《释文》曰：“商，徐邈音章”。《吕氏春秋·勿躬篇》之“臣不若弦章”的“弦章”，《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作“弦商”，都是商、章通用之证。甲骨文的滴，未必指的漳水，但《水经·河水注》漳水下游确有水名商河，俗称小漳河。看来，商人所以称商，大概是由于商人远族居于漳水，而最早漳水或者就叫商水的的缘故。

契子昭明迁于砥石①。昭明子相土是一个曾经大启疆域的君长，可惜关于他的功业只剩下他们后裔的两句颂诗，即《诗经·商颂·玄鸟篇》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半岛。

相土后三传的冥，“勤其官而水死”（《礼记·祭法》），说明此时商族社会的农田水利事业已经有了发明和发展。《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胲（亥）作服牛”，王亥还曾赶着牛群到有易地区，有易之君杀王亥，夺了其牛群。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战败有易，杀了有易之緜臣①。：前三十日至二十三日向前逆推，推得的两个干支，就是所求的两个日辰。

的“集中数器推断元年法”：因为彝铭的纪年都是从时王的元年算起的，因之，只要推算出了某器的绝对年代，同时也就查明了时王元年的绝对年代。同一王世的众多铜器，尽管铭记的年份有前有后，而由他们计算出来的时王的元年，必然是一致的。一件铜器，如上述换算来的“正月某日至某日朔”，在《正朔表》上，每四十年的范围内可以查到四五个或六七个，同时也就可以算出同样多的元年；当然，铜器的真正年代和真正元年，都只有一个。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呢？就单个铜器来说，这是无法分辨的；如果不是一器而是数器，那就好办了，在同一王世数器众多的元年中，往往有一个为数器所共有，可以确认，这就是时王的元年；诸器的与元年相应的年份，就是它们各自的绝对年代。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许多讲兵法的竹简，在《孙子兵法》的竹简中》，发现了《吴问》、《地形二》和《黄帝伐赤帝》等不见于今本的重要佚文。

①详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可见此时的商族势力可能已经进入了河北北部，并且由于生产已有剩余可供交换，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私有财产可能已产生。

汤灭夏和商王国的建立复代未年，夏桀无道。据说当时夏族的部落内部“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外部“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四年）。商汤趁此机会翦灭夏族的许多部落，扩大自己的力量，正如《孟子·膝文公下》所说：“汤始征，自葛（河南商邱北）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灭葛之后，他又攻灭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山东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濮阳），然后以伊尹为佐，向夏进攻，桀被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南巢县）而死。《诗经·商颂·长发篇》的“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正是商人歌颂汤灭夏的史影。

商汤之初，其国并不太大②，后来由于四出征伐，灭掉许多小国，商王国的版图才逐渐扩展趄来。特别是攻灭昆吾、夏桀，“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吕氏春秋·分职篇》）后，便拥有东自洛水，西至羌境的广大地域，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篇》又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种“国”即部落数字的减少，正是成汤不断进行统一战争的结果。

商族战胜夏族的过程，就是商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式的也不一样。这就是说，它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的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①。灭夏后的商族，在不能把夏族部落成员吸收到自己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的情况下，如同恩格斯所说：“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们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①。成汤可能就是这样逐渐变成商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的。周人灭商后，周公口中的成汤，是个“克即宅”、“克即俊”（《尚书·立政》），“明德恤祀”（《尚书·多士》）的圣王，所以上帝信任他，命令他吊民伐罪，殄灭那暴戾天下的夏桀，建立了商王国，成为万民之主。春秋初年，宋襄公作《商颂》②也歌颂成汤的事迹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肇②例如，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楚灭陈。元王元年，越围吴；到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在此后十九年，晋国的赵氏灭代。越和代都可以说是新兴的国家。①王国维疑蕃即《汉书·地理志》鲁国的蕃县，也就是相上的东都，今山东膝县境。丁山不同意王说，“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寇河之间”（《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第17页。），丁说胜。①例如葛毅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1935年，第7本。杨树达：《释■》，《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1954年，第47页。丁山：《商周史料考证》，1960年，第13页。②《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主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里的砥石、商，可能都是水名。有彼四海，四海来假③（《玄鸟篇》）。

武王载饰，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易，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长发篇》）。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殷武篇》）。《商颂》五篇所记的成汤事迹，不是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就是称赞他的勇敢威武，所以《史记·殷本纪》也说：“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成汤之号武王，可能是由于他之武功赫赫的缘故。

武王之称，商时无征，甲骨卜辞中尝称为“武唐”（《续》1、7、6）；金文中又称“成唐”（《叔夷钟》）。由成汤又作武唐例之，成唐，正是《玄鸟篇》之所谓武汤。

《荀子·成相篇》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世本·帝系》也说：“汤名天乙”。天乙，甲骨卜辞中作“大乙”，其例繁多，不胜枚举。大乙，在甲骨卜辞中又时称为“高祖乙”（《粹》162）。这里的高祖，当是远祖或始祖之通称，而大乙之称“高祖”又相当于后代之“太祖”或“太祖高皇帝”。甲骨卜辞中，不但有成汤的专祭而且又说他能够“受又”（授佑）。我们知道，甲骨卜辞中只有上帝能够“受又”，现在成汤有了这种权力，就更说明他在商族社会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盘庚迁殷《尚书·盘庚篇》的开首就说到“盘庚迁于殷”，因而《竹书纪年》、《尚书序》盘庚迁殷之说，当是有根据的。司马迁所谓“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毫”，至帝武乙之时才“去毫，徒河北”（见《史记·殷本纪》），不知何所根据。至于丁山的盘庚迁蒙泽，武丁始居殷虚说①，证据薄弱，似不足信。

关于殷虚地望，《史记·项羽本纪》有“项羽乃与（章邯）期洹水南殷虚上”的记载，五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盘庚迁都的所在就是今天河南安阳市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据研究，殷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殷虚文化第一期至殷虚文化第四期，中间没有间断，殷虚文化第四期第七组的年代已与西周早期衔接②。可见，商代未年，殷虚仍为商都。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是个有根据的说法。

《尚书·商书》中为迁徙而作的几篇，《尚书序》称：“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但都已散佚，现存的只有《盘庚》三篇。在专为盘庚迁殷而作的这三次长篇讲话中，并没有一字谈到迁都的原因。因此，汉代学者以为盘庚迁殷是为了所谓“去奢行俭”（《后汉书·杜笃传》引《奏论都赋》），近世学者又主③关于砥石的地望，王国维无说，丁山认为当在古砥水、石济水流经之地，约当今之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地带。详见《商周史料考证》第17—18页。

①见古本《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篇》。

②例如《墨子·非命上》云：“古者，汤封于毫，绝长继短，方地百里”。《荀子·王霸》云：“汤以毫，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毫，七十里”。张是由于“避河患”①。近来有人又说：盘庚迁殷“是为了对付北方的强大敌人”②；也有人主张是由于“旧的聚居地方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土地的生产力便逐渐衰退，收获年复一年地递减”③；更有人认为这是围绕迁都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斗争①。这些说法，似乎都难成立，所谓“奢侈”本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不是迁都就能改变的；盘庚自奄西迁北蒙本系渡河远迁，根本与河患无关；商之威胁来自鬼方、■方和土方，乃是商代中叶以后事，不能构成盘庚迁殷的原因；所谓土地生产力的减退，是商周时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当时一直采取土地轮作方法加以解决，也不需要迁都。至于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即使表现得非常激烈的时期，也不是迁都就可以解决的。那么，盘庚究竟为什么要迁都呢？

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但是，成汤死后，却发生了“伊尹放之（太甲）于桐”（《孟子·万章下》）的王室内部斗争。我们知道，商王国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太丁既然早死，王位则应当由太丁弟外丙继承。但是，太甲却没有遵照这个原则，自立为王，这自然是个严重“不遵汤法”（《史记·殷本纪》）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以庖人出身，媵有莘氏之妇，而力成汤的“小臣”或“小臣令”地位，辅助成汤灭夏而王中国的伊尹，便不能不起而维护“汤法”把他“放之于桐”了。不过，太甲虽曾一度被逐，后来由于他能“悔过自贡，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史记·殷本纪》）。太甲重新复位，并且有所作为，获得了“太宗”圣君的称号。由此可见，商王国建立伊始，王室内部的斗争就是如此尖锐和剧烈。仲丁以后，《史记·殷本纪》载，在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呷、祖丁、南庚以至阳甲之间，一直闹着“（诸）弟于或争相代立”，形成了“九世乱”。按照商代继承制度，仲丁为大戊长子，其子祖乙本无继承权，王位应当传给河直甲子，但是仲丁子祖乙却用非法手段夺去了河亶甲子的合法继承权。特别是祖辛、祖丁、阳甲三代，王位争夺尤为剧烈。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祖辛传位于弟沃甲后，再传下一代时，王位本应由沃甲子南庚继位，但却被祖辛子祖丁夺去了。祖丁死后，沃甲于南庚又重新夺回王权。南庚夺回王权后，按理祖丁家系本应永远失去继承王位的权力，但其于阳甲又再次夺得了王权。由于当时王位不能按照规定秩序继承，因而也就造成了王室内乱，削弱了商王国的统治力量，出现了“隋侯莫朝”（均见《史记·殷本纪》）的政治局面。这就是盘庚迁都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盘庚即位后所以那般极力主张迁都，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王位争夺而产主的王室内部的纠纷。

《尚书·盘庚》三篇，是对“众感”、“众”、“百姓”和所谓“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的训话。当时因为人民不愿迁徙，反对盘庚的迁都计划，他才集合人民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用花言巧语安慰池们，时而以严刑峻法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恐吓他们。例如盘庚对商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8页。

③《史记·宋微子世家》太史公曰：“（未）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违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按，此本《鲁诗》说。

①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卷四说：“正域彼四方，应读作征有彼四方，言昔帝命武汤，征有彼四方也。肇域彼四海，域亦应读有，言始有彼四海也，故下有四海来假”。

王族“在位共政”的“众感”们说：迁都的计划遭到了反对，是由于你们贵族当政者对公社农民众人的煽动。我向你们表明，我要迁都是继承先王的基业，以平定四方（“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我将仍象先王一样任用旧人共事（“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同时，我还劝告你们不要欺负老成人，也不要欺侮弱小孤苦的幼年人（“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我警告你们，以后要做好分内的事，不要再散布流言，否则将不客气地处罚你们，侮而不及（“罚及尔身，弗可侮”）。他对“众”即公社农民则说：你们不应该不体谅我（“汝不忧朕心之攸困”），而听信坏人的话（“恐人倚乃身，遇乃心”）；在我的朝廷中有了乱政的人，贪图横财（“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而我所以迁都正是为要使得你们的生活安固，并不是为了你们有罪，要罚你们这般（“承汝傅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他威胁那些敢于再反抗的民众说：我将要把你们杀戮了，绝灭了，不使得你们恶劣的种子遗留一个在这个新邑之中（“我乃劓珍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久安定你们的家（“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盘庚对异性贵族和地方官长又说：现在我来宣布诚心，明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我并不是把罪过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共同对我忿怒（“尔无共怒”），互相联合在一起来毁谤我个人（“协比谗言予一人”）。我所以要迂徙是上帝恢复我们祖先的行为（“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安定我们的国家。我将努力地提拔你们作助手，你们要怜悯我们的民众（“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我不会任用爱财的人，你们若能共同谋生，能养护人民，能图谋人民的安居，我就铨叙你们的官爵，以示嘉奖（“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现在已将我的意见告诉了你们，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不要有一个人不服从我（“今我既羞告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从这些讲话中，更可进一步证明，盘庚的迁都，完全与奢侈、河患、外寇、地力衰退和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无关，也实在找不出这方面的痕迹来。如果真是有这类事情降临，当时人民本能容易觉察，必然是逃之不暇，那里还能起来反对呢？其实，探索这个原因，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只要联系盘庚迁殷前的社会矛盾，只要细绎盘庚三篇的含义，还是可以找出线索的。例如，盘庚在讲话中说到：“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万民来迁都呢？”我告诉你们，这是因为我看到上帝要恢复我们祖先的德政，重治我们的国家。所以我必须汲汲地向着忠厚谨慎的目标前进，老老实实地建立新的秩序。他又说，这次迁都的目的是“绍复先王大业，底绥四方”，就是说，是要继承并恢复先王的伟大事业，使天下安定。在这里盘庚把迁都的原因托词于“恭承民命”，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但是结合盘庚以前的“九世之乱”看来，他要重新建立奴隶主商王朝的新秩序倒是他的真正目的。此时盘庚已经看到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已经到了“不能胥匡以生”，即不能互相协助着生活的程度，而且他还看出这一斗争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导致“殷降大虐”，即这个殷王国的统治颇有复灭的可能。盘庚所以如此力主迁都，主要是想通过迁徙，削弱那些具有争夺王位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统治力量进而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力。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盘庚迁殷后，结束了“九世之乱”一类的事情重新发生，保证了王位由一个家族的父子世袭，因而一直到商未，从未出现过因争夺王位而引起的斗争。正是由于王室内部的政治纠纷的解决，商王能够加强其内政武功方面的统冶，社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盘庚以后的商王国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也就是“百姓思盘庚”（《史记·殷本纪》）的根本原因。

武丁时期的商王国盘庚死后，王位由其弟小辛继立。小辛死后，传帝小乙。小乙死后，继立的是自己的儿子武丁。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武丁少年时，其父小乙使他久劳于外，与“小人”居，知道“小人”的疾苦，因此在他即位之后，能够“修政行德”一度“复兴”（《史记·殷本纪》），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了发展。

在当时的商王国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分散有许多远较商族落后的方国。

他们不时寇略商王国的领域，其中最为强大的是西北和北方的舌方、鬼方、土方和羌方。

武丁时的■方，多次入侵殷之西边，或殷之同盟或降服于殷的诸侯地区，有时也侵入商郊，甲骨卜辞中的“伐■方”、“孪■方”、“从伐■方”等，大概都是指的武丁亲征■方事。甲骨卜辞云：贞乎（师）般伐晋（方）（《前》6·58·4）。贞勿乎多臣伐■方，弗（受出又）（《林》2·27·7）。

“令■来曰，寇伐■方”（《金》525）“■乞步伐■方”（《粹》1072）。“出贞■■■方”（《文》637）。

出为武丁晚年祖庚初年的贞人，可见武丁亲征之外，又屡令多臣、■、来、■等诸侯亚大张挞伐，直到武丁晚年，■氏才将■方擒获，结束了与■方的战争。武丁征伐晋方的兵力，少则三千（《前，7·2·3），多则五千（《续》1·13·5），当时的战争规模，可谓不小。

■方之外，又伐土方和羌方。武丁时期，有关土方的甲骨卜辞云：“允有来■，自北。..土方侵我田十人”（《菁》6），可见，土方地望，当在北方。当时所用兵力，多在三千（《前》6·34·2）或在五千（《后上》31·6），土方势力之大，似乎不在■方之下。当时贞卜伐土方的甲骨卜辞，往往有“今■”（《后上》31·6）二字。“■”字，如可释为春，则说明：征伐土方必在春暖解冻季节才能出兵，可知土方当在寒冷的北方边塞一带无疑。羌方，也是武丁时期的方国，它的力量更为强大，所以武丁时代及其以后伐羌方所用的兵力较之■方和土方更为众多。“辛已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库》310），便是其证。

武丁时期的另一敌对方国则是鬼方。《易经·既济》九三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又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甲骨卜辞中说：“己酉卜，内（贞），鬼方景，（亡）祸。五月”《甲》3343），“己酉卜，丙贞，鬼方■，亡■。五月”（《乙》6684）。

这里的“易”，释为“扬”，丁山读为“飏①，亦通。“鬼方易”既是鬼方远■，似乎不需长期的征伐；而且武丁时代卜辞甚多，惟独记载伐鬼方的仅此二例。大概到了“殷高宗武丁”在位的第三年，命周攻克鬼方②。从甲骨辞例看来，当时对方国的战争次数最多者也不是鬼方，而是■方。

此时的商王国，对南方也曾进行颇为激烈的战争。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途虎方”（《缀》19）的记录。这个“虎方”虽不见于文献资料，但见于周初的《中■》铭中。丁山认为虎方就是《左传》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的“夷虎”。他又据《水经·肥水注》所谓“肥水..又北径死虎塘东。又北，右合阎涧水..水积为阳湖，阳湖水自塘西北，径死虎亭南，夹横塘西注，..洛涧出焉”，认为死虎当是夷虎传写之误，商周之际的虎方，决居肥水淮水之会①，说似真确。虎方地望既定，我们就可以论定武丁以后的政治势力已抵南方江淮一带无疑。武丁时代的甲骨卜辞云：“（甲）午卜，■贞，王■妇好令征夷”。（《佚》527）夷，盖即东夷总名。此时的东夷，应当包括夷虎即虎方，但在当时，他们可能为祸不烈。到了商朝未年，情况就完全不同。《诗经·商颂·殷武》云：“奋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证明武丁时期的商王国在江汉流域曾经打过胜仗。综合上揭文献资料和甲骨卜辞看来，武丁曾经“龙旋十乘”（《诗经·商颂·玄鸟》），南征于江淮，北伐至于河套，西征又达渭油，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也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公孙丑上》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虽然有些夸大，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

商王国的衰亡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逐渐出现了衰败迹象。《国语·周语下》云：“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殒”，当非无稽之谈。

武丁时期的文治武功，陵轹千古，在其统治的五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商王国的最为强盛时期。但是其后的统治者越来越腐化，如同《尚书·无逸篇》说：自时厥后，立工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就是说，祖庚以后的七、八代，由于他们生于深宫，长于妇手，不肯躬亲稼穑，养成一群荒淫酒色的纨袴子弟，其在位年数，多则十余，少则仅仅三、四年。祖庚以后的甲骨卜辞中，既不见求雨之祭，更没有奉年、受年的大典，可见周公痛斥其“不知稼穑之艰难”，决非虚诬。到了商未帝辛时，情况更为严重。周武王在牧野誓师谴责纣王时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捕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①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35—37页。

②详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第208—209页。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尚书序》称：“祖乙圮于耿”。《正义》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习焉不察，多主此说，以为殷人的屡次迁徙，包括盘庚迁殷在内，都是为了避河患。王国维虽然长于考古，亦为此说所囿，不能逃脱传统的窠臼。

姓，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对于纣王淫暴的指责，在西周时期的真实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例如周公曾以纣王及其贵族的酗酒为戒，警告成王说：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指纣王言）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周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尚书·酒诰》）这就是说，纣王放纵地泆乐酗酒而不遵守法度，以致丧失了他的风度，民众们没有不悲痛伤心的。

《诗经·大雅·荡》的作者借文王之口，对于商纣王及其贵族的淫暴又做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如云：咨女殷商，曾是疆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滔）

德，女兴是力。

咨女殷商，而秉义类，疆御多对，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糜届靡究。

咨女殷商，女炰烋（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咨女殷商，天不（丕）洒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在这里，诗人深刻地指出，由于商纣等统治阶级的极端腐化暴敛，引起全国人民、乃至外族鬼方的愤怒和敌视。这种出于敌国诗人之口的诗歌，虽然不免有其夸大夫真之处，但结合商来历史来看，似非全系诽谤之词。

纣王一方面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搜刮，“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另一方面又“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过着骄奢淫泆的生活。这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尚书·酒浩》）的现象，更激化了社会矛盾。

商代末期的统治阶级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更为残酷。《尚书·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只有用反抗的手段来对待奴隶主贵族的暴行。这种反抗斗争反映出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式。例如：甲骨文中有■字，释为往，或释为■，有逃亡的意思，卜辞中有“贞往羌不其得”（《前》4·50·8）、“贞往芻得”（《乙》4728）的记载。追字，甲骨文作■形，卜辞中有“佳■往追羌”（《前》5·27·1）的记载。

得字，甲骨文作■、■等形，卜辞中有“弗其得羌”（《续》5、21·1）的记载。

获字，甲骨文作■、形，卜辞中有“自获羌”（《金》596）的记载。

执字，甲骨文作■、■形，象将人捉住带上手铐形。卜辞中有“■■令执■”（《南明》90）、“王乎执羌其■”（《前》8·8·2）的记载。从这些辞例中可以看出，当时曾有大量的奴隶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斗争，商王或其他奴隶主贵族也经常去追捕他们，有时也曾捕回一些，“贞乎追■及”（《铁》116·4），便是其证。这时的平民斗争也在日益展开，《尚书·微子》的“小民方兴，相为敌”，揭示了当时斗争的激烈情景。这里的“方”，应读为旁。《说文》云：“旁，溥也。”《广雅》云：“旁，大也。”“溥”近于“普”，即为普遍之意。“小民方兴”，就是平民普遍起来的意思；“相为敌讐”，就是与商殷统治阶级为敌的意思。微子是纣王之兄，他看到这种可怕景象时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尚书·微子》）周朝初年的召公，曾经以殷末动乱为■，告诫周王说：厥终（指殷末世纣王之时），智藏■（指有毛病的人）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通“阻”）厥亡，出执。（《尚书·召诰》）意思是说，到了殷代末年，国家将亡，智者隐遁，坏人当道。这时的人们背抱牵扶他们的妇女儿童，悲哀呼号上天或者逃亡。但是纣王禁止他们出走，遇有逃亡的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在这种“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社会动乱局面下，纣王又作“炮格（烙）之法”（《史记·殷本纪》），以加强其对广大人民的镇压。

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也加剧起来。《微子篇》说：纣王“■（违）其耈长、旧有位人”，使得忠于纣王的比干因谏而死，箕子佯狂，微子出走。相反地，他却把“四方之多罪逋逃”之人安插在“大夫卿士”的位置上，又用费仲、恶来为政，其结果，由于“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史记·殷本记》）。这样一来，纣王便失去了一部分“王父母弟”一类的亲族和“邦伯”、“师长”等诸侯大臣的支持，使得当时的统治集团走向分崩离析的状态，这对商王国的覆灭起了加速的作用。

商朝末年，在各地诸侯纷纷叛离的同时，周边的少数族也乘机内侵。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曾对周边人民进行了军事镇压。他曾集中大量的兵力在殷西太行山区的黎地，准备向西北各族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由于东南地区的力量空虚，引起了东夷各部的叛离。这就是《左传》昭公四年所说的“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东夷各部最后虽然先后被商纣王所平定，但商的国力也因此而消耗殆尽，正如《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曾经长期屈从于商工国的周族，此时也拉拢一些小国，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史传文王时期管领江、汉、汝的诸小国，“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后来的周人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当去事实不远矣。此时的商王国即将被周族灭掉，已成定局。

第二节　商殷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统治制度

社会经济

农业

殷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但是停滞在初期阶段上。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工具的粗笨和耕作方法落后的缘故。

在商代遗址中常见的农业生产工具是木、石、骨、蚌做成的镰、锄、铲和耒耜等。磨光扁平石铲是发现最多的一种挖土或松土工具。蚌铲是用自然河蚌稍加磨制而成。骨铲，一般都用牛牙床骨剖裂后再加修治而成。镰是收割工具，石制者居多，蚌制者较少。据文献所载，商代农业中普遍使用的工具是耒和。在一根较长的距尖头不太远的地方固定一个短小的横木，刺土时以手持上端，以脚踏横本入地，这就是最初的单齿耒。后来，逐步改进成曲柄斜尖的耒，甲骨文中的“f”字就是这种未的象形字。单齿木耒向两个方向改进，一是在耒的下部增加耒尖，变单齿来为方字形双齿耒；一是将耒尖加宽，形成略如后世的锹头，使翻土的面积增大，这就是耜。1958至1959年，在殷虚不少窖穴壁上发现清晰的木耒痕迹，都是双齿。如在小屯西地H305坑发现的大形耒痕，齿长十九厘米、齿径七厘米、齿距八厘米；大司空村H112发现的小形耒痕，齿长十八厘米、齿径四厘米、齿距四厘米②。甲骨文中有“耤”字，字作■（《乙》7808），象人侧立推来，举足刺地之形。此与武梁祠汉代石刻神农氏等手持之物极为相似，今天已经得到实物遗痕的证实。木耒，在商代是一种很重要的起土工具。

耜字，甲骨文中作“■”（《甲》1268）形，象一有柄的叶子。金文的耜字与甲骨文的区别不大。两种文字的形象反映耜的形状是一条长柄带一个宽头，而耒的下部是分叉的双齿，这大概是耜与耒的基本区别。

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由于这种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钺刃③，有的同志便说，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经鉴定，这件钺的铁刃有可能来自陨铁。陨铁的利用，虽然能使人类初次认识了铁，对于后来铁矿的冶炼技术可能会有帮助，但陨铁的使用并不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发明了铁。

甲骨文中的“丽”字，作■（《文》379）形，“象两耒并耕形，古者耦耕，故丽有耦意”④。耒耜的耕作方法包括两个动作，一叫“推”，二叫“发”，前看是刺土，后者是翻土。这种耦耕方法，在甲骨文中叫做“■田”（《续》2·28·5），这是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商殷时代公社组织的牢固残存，土地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存在，都是与当时农业工具发展水平的低下分不开的。有关商代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具体情状，将在本卷第二部分《典志》中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部分作详细论述。在现有的甲骨文中，关于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的卜辞仅次于祭祀、征伐和田猎等事类，说明农业是商殷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

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中，从甲骨文看来，记录最多的是黍，现在叫黍子，又叫大黄米。又有稷，就是谷子、小米。黍、稷是商代的，主要粮食作物，②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01页。

③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第34页。

④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所以卜辞中“受黍年”（《铁》248·1）、“受稷年”（《乙》771）的记载最多。此外，还有稻①、麦、来（大麦）②和野生的旱稻即秜（《乙》3212）③的记录。上述谷类作物不但是商朝的主要粮食作物，而且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用酒米祭祀的记载。■字，就是一种特制的甜酒，用它来祭祀，多到成百的使用，如云：“■百牛百”（《前》5·8·4）、“百■百羌，卯三百牢”（《佚》543）。从古史记载中，我们更可知道当时饮酒风气之盛，甚至成了商王朝致灭的原因。微子曾指出殷人亡国的原因说：“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尚书·微子》）。《韩非子·说林上》也说：“纣为长夜之饮，惧（顾广圻曰：“惧”当作“欢”。）以失日。”商代末年，在一般小墓中，觚爵象征性陶酒器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随葬品。殷人荒湎耽酒之状，于此可以概见。由这种饮酒风气之盛和酒器遗存之多，便可说明当时谷物生产已经有了剩余，否则酿酒业的发达是不可能的。

在商王朝的统治者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由上帝鬼神来主宰的，风雨是否调顺和收成能有多少也得由上帝鬼神来决定。因此，在甲骨卜辞中有很多“求雨”的记载。求雨的方法有舞祭和烄祭。舞字在甲骨文中作■形，象一人两手拿着牛尾在跳舞。卜辞中有“贞舞■雨”（《前》7·32·2）的记载。烄字，作■形，象将人放在火上焚烧，卜辞中的“于河烄雨”（《粹》655），便是其例。

殷人既然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因而年岁的丰欠对于人民的生活有直接关系，所以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卜问年岁丰欠与求年（求丰年）的记录。如云：“贞求年于岳”（《前》1·50·1）、“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后上》27·6）。这与《尚书·盘庚篇》中所谓“若农田力穑，乃亦有秋”、“情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的话印证起来，可知农业在殷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有主导地位。

关于殷代的农业种植技术，在甲骨文中已发现有施肥的记载，如云：“庚辰卜，贞翌癸未■西单田受■（有）年。十三月”。（《存》2·166）■字，作■形，即尿字。所从的∴，不是沙，也不是米，而象人的粪便之形。西单的“单”，应读为“”。《说文》云：“，野土也”。段玉裁注云“野者，郊外也。野土者，于野治地除草”。《华严经音义》引《韩诗传》云：“椫犹坦，言平坦也”。因而，所谓“西单”，就是西郊平地①。这段卜辞是说：在润十三月的庚辰这天占卜，问由庚辰起到第四天癸未这几天打算在西单平地上施用粪肥，将来能够得到丰收么？这是一条十分清楚的施肥卜辞。

甲骨文中有个■字，象露天谷堆之形，就是仓廪的廪字。甲骨文中的“令■省■”（《粹》914）、“令吴省在南■？”（《前》5·1·2）等辞例，反映了当时已有仓廪，其中多为“南■”，可能是为了选择避风和便于看守的所在。在郑州、辉县和藁城等地的早商遗址和殷虚的晚商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贮藏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其口部或作长方形，或作圆形，或作①详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78页。

②王玉哲：《鬼方考补证》，《考古》1986年第10期。

③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94页。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虚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椭圆形，有的深达八——九米，窖壁一般较直而光滑，并有对称的脚窝可以上下，殷虚的窖壁、窖底有的还用草拌泥涂抹，修造十分讲究。

商代还有圃（菜地）、囿（园林）和栗（果树）等，形成了以农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体系。又根据甲骨文中有蚕、桑、系、帛和许多从蚕、从桑、从系的字以及在安阳大司空村的殷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的殷代大墓里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①来看，商代已有了蚕桑和丝织物。当时的商王把能吐丝作茧的蚕当作一种神，叫做“蚕示”（《后上》28·6），就是蚕神。甲骨卜辞中的桑字也有用作地名的，如“八桑”（《前》1·6·6）、“桑”（《后上》1110）、“■”（《前》2·19·6）等，这都可能是由于盛产蚕桑而得名。由此可见，殷代蚕桑之业，与农业生产一样，在当时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畜牧和鱼猎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代的畜牧业也更加蕃盛起来。

后来所说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猪），不论在甲骨文或是在郑州早商和殷虚遗址中都己发现。此外，在殷虚中还发现有象骨，甲骨卜辞中也有“获象”（《前》3·31·3）的记载，可见《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信而有征的。这种六畜都是饲养的家畜，甲骨文的■作■形、牢作■形、■作■形，皆象马、牛、羊用圈关着饲养。甲骨文中又有：“王畜马才（在）兹■。”（《宁沪》1·521）的记载。这里的■，就是后来的厩。这条卜辞的意思是：商王在这个马厩养马。

商代的家畜，除了食用和用作动力外，大量的用为牺牲。用于各种仪式的祭祀坑和附属于贵族墓葬的兽葬坑中成批的兽骨的发现，与甲骨卜辞中的用牲记载，往往可以相互印证。当时用牲的数字达到惊人的程度，少则数头，数十头，多则二三百头，甚至经常准备着上千头牛来供祭祀使用，如云：“不其降册千牛千人”（《合》301），便是其例。商代奴隶主贵族一次能够集中如此大量的牲畜，也正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发达的情况。

田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是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一种补充。在商代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鱼猎工具，在甲骨文中也有■（矢）、■（弹）、■（网）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当时田猎方法的字，在甲骨文中主要有：逐、焚、阱、射、擒和■等。

由于鱼猎技术的改进，当财人们已能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中的字形来看，仅是兽类就有象、兕虎、鹿、麋、麞、豕、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虚出土的动物遗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如麋鹿、海花鹿、獐、虎、貛、猫、熊、黑巤、犀牛、猫、狐、豹、乌苏里熊、扭角羚、田鼠，各种鸟类、鱼类以及海产鱼、蚌、贝等②。这些野生动物，大部分是当时人们渔猎捕获来的。甲骨文记载有一次“王阱允擒三百又四十八。”（《后下》41·12）这是有关败猎的最大记录。

这种畋猎虽是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娱乐活动，但是由于其所获鱼猎物肉可食、皮毛可以制作穿用之物，骨头可以制作装饰品或用具，也是商王朝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同时，这又是开发土地、为农田除害和军事操练的行动。

①1931年在河南濬县也出土过一件嵌铁援的无胡铜戈和一件嵌铁刃的铜钺，现已流传在美国。据了解，其铁刃也都是陨铁所制。

②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部分，第13—14页。此外，青铜冶金业在商代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商代的青铜，大都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因此，从早商到晚商，青铜工业始终是被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一种官府手工业。由于公社的残存，商代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地下资料说明，贝在当时确已作为货币使用。有关这些，另见本卷丙编中的“手工业、商业和货币”部分。

阶级结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其阶级形式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复杂，奴隶社会中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总的划分，从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来说，就是这样的。在我国商殷奴隶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其基本阶级是贵族奴隶主和奴隶。

奴隶主贵族商朝的统治阶级是由商王及其臣僚、诸子、诸妇、侯伯、史官以及《尚书》中所说的“众感”、“旧人”和“邦伯师长百执事”（《盘庚篇》）和“百僚庶尹”（《酒诰篇》）等组成的。

商王是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奴隶主，在甲骨文中称作“余一人”，在《尚书·盘庚篇》中又作“予一人”。他可以任意发号施令对民众或处以酷刑，或役为奴隶，并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商朝的王位继承，自第二代以下，以兄终弟及为主，王予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未弟之子抑或传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未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自成汤到第二十九王文丁的庙号和世次，以及商王的高曾远祖，从要起至示癸，绝大多数在卜辞中都能看到。商王称祖辈以上的先人为祖母、姚某；称远祖为高祖、高妣；称父辈为父某、母某；称同辈为兄。从大量的有关祭祀的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直系（大宗）和旁系（小宗）的区别甲骨卜辞中有一些官吏名臣，也受到商王的祭祀，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辅佐商王有功，死后受到享祭，如伊尹、咸戊等是。他们都是朝廷中的大臣，所以卜辞中称之为“昔我旧臣”（《库》1516），古代文献中又有“众慼”、“旧人”、“邦伯师长百执事”和“百僚庶尹”的记载。“众慼”是奔走于商王左右的近臣贵戚，他们可以参与重要政事，有时可以代替国王发号施令。《尚书·盘庚篇》中的“率吁众慼出矢言”，便是其例，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看来，《盘庚篇》里所说的“旧人”，当指世袭要职的贵族奴隶主。至于“执百事”与“百僚庶尹”，当是一般贵族奴隶主中的大小官僚。

甲骨卜辞中，还有一些常见的人名，例如沚■、■、雀、亘等，他们既不是旧臣，也不是诸侯，而是一些带兵出征的将领。另有一些特殊身分的“贞人”或“卜人”，他们的官职虽然不高，权力却不小，是掌握贞卜和写刻甲骨文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在祭祀占卜时替王言事外，还要传达上帝、鬼神的意志。他们的职务可能是世代相传，例如早期卜辞中的贞人■、亘、■、争等，都是任职多年的人物。

商代奴隶主贵族，又总称为“百姓”。《说文》云：“姓，人所生也。

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许氏说法，虽近“姓”的初义，但他的“感天而生”说，不足凭信。按，姓的最初意义本是氏族的图腾或徽号，由于产生于母系氏族时代，所以多被后人加以“女”旁。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公社组织残存下来同奴隶制相结合，则嬗变为奴隶社会中的特殊组织形式，即大家族。甲骨文中的“多子族”、“五族”、“三族”等，即是其证。《左传》定公四年所说的“殷民六族”，当指六个大族或六姓，而代表六族或六姓的那些家族长便已成了贵族奴隶主。所以，商周时代的“百姓”一词，实际上就是贵族的专称。《尚书·君奭篇》中所说的“商实（是）百姓王人’，就是贵族奴隶主的专称。

商代的贵族奴隶主阶级是一个脱离生产、过着奢侈生活和享有种种特权的剥削阶级，这在当时的埋葬制度中已有明显的反映。在已经发现的早商和晚商大中型墓葬中，都有殉人，并且随葬有成套的青铜礼器，可知其墓主人都是奴隶主贵族。从其随葬礼器的套数不同，更可说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内部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特别是商代后期更为明显，其墓葬的规模相差更为悬殊。若以丙种墓中的早商“李”M2与晚商的小屯墓M5相比，则可看出，两者的墓室规模仅相差一倍，而随葬器物和殉葬的人数则相差五至十倍③。这固然反映了商代后期奴隶制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说明社会财富也愈来愈集中于少数贵族手中。

平民阶级在商代有习惯上所说的非基本的阶级或者叫做过渡的阶级，即公社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它们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或分化出来的，到了阶级社会后却成了残余的旧事物。

关于甲骨文中的众人、众和人的身分问题，陈梦家说：“‘人’和‘众人’比较接近”，而“众”，“必是一种身分”，“他们是奴隶”④。其实，甲骨卜辞中似非如此，卜辞中既有“令众”（《前》4·30·2），又有“令众人”（《续》2·28·5）；既有“令乎众戍”（《邺三》43·6），又有“乎众人于■”（《京》1030）；既有“以众”（《粹》1178），又有“以众人”（《南明》531）；既有“氐众”（《前》5·20·5），又有“氏众人”（《南诚》26）；既有“众人步”（《宁》2·54），又有“众步”（《后上》24·3）并举，特别是从贞，我其丧众人？（《佚》487）贞，其丧众？（《佚》519）贞，戍其丧人，（《林》2·18·2）诸例看来，“众人”有时称“众”，有时称“人”，在甲骨卜辞中并无严格的区别，足证“众”和“众人”的社会地位是一样的。正因为“众”和“众人”是族众，本属同一身分，他们才有参与宗族活动的权力。如云：“■于..氐众，.宗■.？”（《京津》1074）“■（御）众于祖丁，牛；妣癸；■豕？”①“贞，众有灾？九月，□（才）渔。”（《前》5·45·5）“贞，燎，告众步于丁□？八月。”（《后上》24·3）第（1）条甲骨卜辞虽已残缺，但还可以看出，当■率“众”出征之前，需要召集他们在某一先王的宗庙里举行业祭，即侑告之祭。第（2）条中的■（御）字，用作祭名，是“禳灾之祭”①。“■众，应该是指御除众人的灾殃”①。■，郭③详见唐兰：《殷虚文字记》。

④《说文》：“来，周所受瑞梦来也。”

①详见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大人文科学学报》，l957年第1期。①详见胡厚宣：《殷代农作施肥说》，《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殷代农作施肥说补证》，《文物》1963年第5期。

沫苦释为，盛饭之器①。这条卜辞意谓■祭“众”于祖丁之庙，用了一牛；于妣癸之庙，用了一猪。第（3）条的意思是贞问“众”是否有灾祸降临？第（4）条中的“燎”为祭名，意谓举行燎祭，向祖先汇报“众人”出征于丁□事宜。这些辞例告诉我们，“众’或“众人”如果不是商王的族众，怎么能够参加本族的宗教集会活动呢？《尚书·盘庚篇》里说盘庚的先王与“众”的祖和父曾经同甘共苦，又说盘庚大享先王，“众”的祖先也能合享，可知，盘庚和“众”必定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左传》僖公十五年云：“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荀子·礼论》云：“先祖者，类之本也”；韦昭注“其类维何”；《国语·周语》引诗的“类”为“族”，也是说的神不享非其种类的祭典，民不祀非其族类的鬼神的定制。《盘庚篇》中还明确地指出，盘庚的先王在天之神曾经谴责“众”说，如果“众”不与他的幼孙合作，如果“众”居心不良，上天就将要和“众”的祖与父取得联系，断弃他们。这更证明甲骨刻辞中的“众”、“众人”和“人”是商王的族众了。这一事实还可以从“贞，我其丧众人”中的“我“是用以代称商族或商王而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如果这里的“众”、“众人”或“人”不是商族族众。而是奴隶，又怎么能有“贞，其丧众？贞，弗其受■佑？”（《佚》519）之类的受到商王的如此关注的卜辞出现呢？

由于“众”和“众人”是商族族众，是商代的农业生产者和战争、戍卫的主要担当者，所以商王对于他们非常关心和爱护。如云：“贞，□■米众”（《铁》72·3）。“□□卜贞，□其米众”（《库》1809）。米，似当读作“敉”或“侎”。《说文》云：“敉，抚也。”甲骨文中又有：“■众■立众人”（《缀》30）。“丙辰卜，■■立人三百”（《京津》2346）等记录。这里的“立”，当读为“莅”，意为临，似有征召会聚之义。这与《尚书·盘庚篇》的“命众悉至于庭”、“其有众咸（皆）造（至）”等十分吻合。商王既能与“众”或“众人”共同会聚，共同议政，那么“众”非奴隶则是非常明显的。1971年安阳小屯西地发掘的卜骨71ASTT1：8又有“■众于祖丁”①的辞例，大意是说，为了免除众的灾殃而祭祖丁。这都反映了“众”或“众人”是商王及其他奴隶主贵族需要的公社农民或战士，才能进行这样的占卜。

甲骨卜辞中，不见“民”字。但是，《尚书·盘庚篇》中的“民”、“畜民”、“万民”和“惀民”等，都是一些平民身分。例如《盘庚篇》中的“朕及笃敬，恭承民命”、“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利”、“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都是盘庚自誉之词，夸说他的祖先和他自己如何施德于民众的话。可见这些“民”的身分也非奴隶。目前论者常常以《盘庚篇》中的“畜民”为奴隶，恐难成说。因为，《说文》段注说：“畜”字训“积”外，还可以训为“奸”，如云：“古假为‘好’字，如《说苑》尹逸对成王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之。’晏子对景公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谓‘畜’即①马得志、周永珍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又见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124页，1972年。

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①详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编：《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第二章第五节。‘好’之同音假借也。”可见，《盘庚篇》中的“汝共作我畜民”一句，就应当解释为：你们都作我的好民众。如果与前两句即“占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联系起来，更可证明“畜民”确非奴隶。

在《尚书·盘庚篇》中，盘庚曾对“众慼”们说过：“相时检民，犹胥顾于箴言”。这里的“■”字，据《说文》说：“■■也，■利于上佞人也”，当有贱小之意。《尚书·立政》《正义》云：“无有立政用■利之人者”里的“之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说“宋版‘之’作‘小’”。可见，“■民”与“小民”无别。《盘庚篇》所云：“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中的“小人”，《郑注》作“小民”。阮元也说：“古本‘人’作‘民’，注同。”可知这个“■民”与“小人”、“小民”均为同义②。准此，盘庚告谕氏族奴隶主贵族时，总把贵族和小人对举，说明“小人”、“■民”也非奴隶，应为平民无疑。

在商代平民中，还有掌握一定生活资料的“工”或“百工”。百字，甲骨卜辞中习见，用法除假为贡①，释为贡典之贡②外，还有作为名词表示一种职业和身分的，如云：“其令又（右）工于..”

（《存》1·2211）“..卜余.左工.”（《京》3155）“甲寅卜，史贞，多工亡尤？”（《粹》1284）这里的“工”不能释为“官”。文献中的“工”一般多指手工工匠，《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山有木，工则度之”；《论语·卫灵公》的“工欲善其事”的“工”，皆其例。论者或谓这种“工”多为工奴，似需商量。甲骨卜辞云：“又祸百工”（《屯南》2525）。这里既象对“众”或“众人”一样卜问“工”或“百工”是否有尤、无尤或亡祸，“工”非工奴，当无问题。甲骨卜辞中又云：“王其令山司我工”（《缀一》431）。这里的山是人名，司为管理，意谓商王是否命令山来管理王室的工？这条卜辞说明，商代似乎已经有了工商食官制度。为了管理众多的工匠，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上引“右工”“左工”的辞例，可能和甲骨卜辞中的“王作三自：右、中、左”（《粹》597）所说的军队编制一样，也有左、右的编制。

“众”、“众人”和“工”、“百工”是平民阶级，还可以从出土资料中得到证明。已经发现的早商和晚商墓葬中的小型墓，既然都是正常埋葬，说明其墓主人生前都是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之中，有的是公社农民，负担兵役，晚商时期的小型己种墓中随葬铜戈的有十三座，便是其证。①有的是手工业者，1966—1977年，在安阳小屯西的安阳钢厂一带，发掘了八个墓区共九百三十九座殷代墓葬中，除几座大墓外，余下的都属于小墓，在这一大批小墓中，有六十多座墓的随葬品中有铜锛、凿、刀、锥、陶纺轮、磨石、陶拍等手工工具②，说明这些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手工业者。这种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的人数最多，可见他们是平民阶层的主体。奴隶和人祭、人殉商殷时期，由于公社的残存、土地未出现私有和家长奴隶制的特点非常明显，因而当时根本没有买卖和债务奴隶出现。在甲骨卜②《殷虚卜辞综述》，第6—10页。

①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第4页引例。②杨树达：《卜辞琐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44页。

①裘锡圭：《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5期第44页。②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第4页引例。辞，由战俘变为奴隶的有：羌，字作■、■、■、■形，《说文通训定声》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此象人饰羊首之形，大概是羌族人民之标帜。可知羌是以牧羊为主的商王国西北方的游牧族。甲骨文的“伐羌”、“隻羌”记载，说明商王国时期常对羌族进行掠夺战争。在战争中俘获来的羌人，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作祭祀的牺牲品，例如：“三百羌用于丁”（《续》2·16·3），“羌十人用”（《甲》2124），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最多时用了三百个羌人来祭祀祖先。二是将羌人用于畋猎或作生产奴隶，例如：“乎多羌逐■，隻？”（《续》4·29·2）“乎羌逐..”（《库》1976）“王令多羌裒田”（《粹》1222），最后一条辞例是说商王命令许多羌人开垦土地而种植。■，字的变体很多，郭沫若释为“宰”，叶玉森释为“寇”，也有人释为“仆”者。究竟相当于什么字，目前尚难确定，但其为一种俘虏名称则是可以肯定的。从“■■”（《契》639）、“亘羍■”（《乙》2272）、“■■4见”（《缀二》309）等甲骨卜辞例中可以看出，上都是俘获，“■■见”的“见”，应读为“献”，就是将俘获之■献给商王的意思。甲骨卜辞中又0有“乎多■伐■方”（《续》3·2·3）、和“贞乎追■及”（《铁》116·4）的记录，说明少数的“■”被保留了下来，参加战争，其身分明显不是战俘，而属奴隶之列，可能参加一些后勤杂役工作。

商代的俘虏，目前所能知道的名称，计有羌、大、亘、尸、美、奚、而、印、■等三十种①，其中能够活着保留下来，取得奴隶身分的是很少的。但是，商代的女性俘虏却很多被作为“贡品”进纳给国王，甲骨卜辞中的“妇妌来女”（《乙》7426）、“入妾”（《前》4·35·5）、“其氏角女”（《乙》3005），便是其例。甲骨卜辞中又有“余令角妇古朕事”（《粹》1244）、“王姜..古朕事”（《京津》2245）的记载，其中的“古朕事”是侍奉商王的意思。可见，这些女俘被进献后多数成了侍候商王或贵族奴隶主的淫乐奴隶。

杀戮俘虏作为人祭的，以商代后期为盛。据统计，甲骨卜辞中武丁以后商王所用的人祭数字，多达一万三千以上，实际的杀祭数，当然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①。在甲骨卜辞和已经发掘出的人祭遗址中，武了时期的占有一半以上②。武丁在位约五十余年，在此期间内竟于一个地区杀祭了众多的人牲，死者当然主要是外族俘虏。最近有人于殷墟人骨所作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被杀者人种甚杂，同当地商代墓主的体质特征是不一样的③。卜辞所见杀祭用人的方法，则有俎、伐，■、■、■、■、■、■、■、卯、■、■、弹、用、■等十五种，其中只有■、沈两种用牲方法专施之于女俘①。一次祭用的人数，少则数人，多则十人、二十人、三十人、五十人不等，最多竟达三百人、四百人、五百人。比较统计表明：武丁时期的五十多年间，用人牲之记数者为五千四百一十八人；自祖庚至文丁的约九十年间，用人牲之记数为一千九百五十人；帝乙、帝辛的约四十年间，用人牲之记数为七十五人，可①肖南：《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一文引例。《文物》1981年第3期，第268页。①参见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1页。

②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第11—12页。

③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上辑（一）第111页。

①《商周考古》，第105页。

见商代人祭是随时代的推移而急剧地减少。这种人祭数量的逐渐减少趋势，正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只有“劳动力获得了价值”的时候，奴隶制才会被发现，“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②。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是这样来摘录墨西哥的阿兹忒克部落和北部印第安部落处理战俘的方法的：“关于俘虏的处理经过了和野蛮期的三个阶段相适应的三个连贯阶段：野蛮期的第一个时期，俘虏被处以火刑：第二个时期——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第三个时期——转变为奴隶”①。可见殷虚遗存中杀祭数量的如此巨大，不但说明不了奴隶制的“发达”，却正表明了商殷奴隶制的初期阶段性。

政治制度内服百官和外服分封贵族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商王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

《尚书·酒浩篇》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这里指出商代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则为分封贵族的管辖地区，在众多的方国之间及其以外的边远地区，又分散有发展程度不等的少数族部落。服，职事也，指群吏言，在内眼外服中有许多公社，贵族、平民和奴隶聚居其中，并由各级官吏来统治。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商王之下设有各种官吏，大体可以分为文职官、武职官和史官三大类。文职官的名称有尹、多尹、臣、小臣、多臣等。尹和多尹的职司作为大田，作■■、掌祭祀、出征伐，主要掌管国内的内政事务。臣的种别很多，有王臣、小王臣、耤臣等，多臣当是其总称。王臣是参与国王机要的重臣；小王臣与小臣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居王身边，后者多在地方；所谓耤臣则是管理耕耤的官吏。甲骨卜辞中的■既能参与王臣的指挥，如：“贞■弗其氐王臣”（《铁》1·1），又要管理耤臣，如：“令■..耤臣”（《前》6·17·5），是冢宰一类的内务长官，主要职掌率王臣、管耤臣、贡牛羊、执多■和巡视地方等内政事务。

武职官的名称有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三百躬、箙、多箙、卫、犬、多犬等。马、亚在甲骨卜辞中常常并举，可见他们性质是相近的。马，受令征伐或射猎，很可能是“马师”①，后世的司马之官，或从此出；亚，可以“保王”（《厍》1028）、“保我”（《前》7·3·1），与商王的关系极为亲近。卜辞中常有“亚■”（《粹》1178）、“亚雀”（《前》8·9·3）之称，亚，又与旅连称，如云：“亚旅”（《左传》成公二年）、“侯亚侯旅”（《诗经·载芟》）等，而《尔雅·释诂》云：“旅，众也”，即为军旅之意。可见，马和亚是一种官职比较高的武职官吏。文献和金文中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6—1977年殷虚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①姚孝逐：《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版。

①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考古》1974年第8期。的亚、服、箙往往并称，甲骨文中也有“多箙”（《乙》4212）的记载。“令多射、卫”（《粹》15）的“多射、卫”似当读作多射与多卫，都是官名，这里的箙和射，当是管理由弓箭手组织成的军队的武官。卫是一种守卫内廷和边境的一种武官，“边■卫又哉”（《后下》22·16），便是其证。在■，犬中告糜，王其射、亡哉，■”（《粹》935）中的“犬中”，郭沫若释云：“犬中，盖犬人之官名中者，《周礼·秋宫》有犬人职”。西周金文《师晨鼎》的“官犬”次于小臣、善夫之后，郭老亦释为犬人之官。甲骨卜辞中之犬与多犬可能本是饲猎犬之官，进而为田猎之官，后来也参加征伐之事，犹如马与多马是司马之官一样。

史官的名称有卜、多卜、乍册、史等。甲骨卜辞中的卜人名前有冠以宫名“卜者，例如：“□午卜，卜■贞..”（《佚》527）。这里的“卜和“多卜”一样都是官名。甲骨文中也有“乍册”（《京津》703）的记载，也是官名。《尚书·洛诰》的“作册逸”，《左传》、《国语》和《汉书·古今人表》作“史佚”，都是同指一人。可见，乍册、史都是同类的官名。甲骨文中的史，是一种专门主管祭祀的官吏。

在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以外，还派有侯、伯、子、妇进行统治。见于甲骨卜辞中的侯有：■侯、丁侯、伊侯、光侯、■侯、■侯、攸侯喜等；伯有：雇白、井白、兒白、■白、宋白、盂方白、夷方白等②。侯伯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似非殷王所封赐。侯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虽然各自拥有武装力量，置有“臣正”一类的官吏，但是对于商王却有着进贡、纳税、服役、戍边和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的义务。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诸子”之封。甲骨卜辞中凡称“子某”者，论者多谓他们是武丁王予，但是《佚》，524片中的子渔是第一期，而《粹》，1263片中的子渔则是第四期；《后下》30·4片中的子弓为第一期，而《遗》393片中的子弓则属第二期；此外的子央、子汏、子畫、子效、子宋、子■等也都不完全是同一时期的卜辞，因而主张甲骨卜辞中的“称子某者共二十三人皆为王子”说③，似难置信。再从“■王■澅”（《戬》114》）的澅即畫为子畫的封地和“令■于夫，■于宋”（《续》6·24·5）的宋为子宋的封地看来，这些“诸子”都有封地。他们被封于外服主要是为了帮助商王加强统治。他们与侯、伯不同之处，从商王常常贞卜他们是否有灾害、疾病等，可以知道这些诸子与商王有着一种同一族类的近亲关系。论者又说，商代“诸妇”之封，“至少有六十四人之多”，并且“以宠与不宠，或不全在宫中。其不获宠者，则封之一地，或命之祭祀，或命之征伐，往来出入于朝野之间，以供王之驱使，无异亲信之臣也”④。这些“诸妇”是否全为武丁之妃，虽需研究，但说她们都领有土地，为主耕种耤田①，还要为王服王事即率兵出征②，则是肯定的。所有这些似乎都与“诸子”相同。由此看来，如果说商代设“侯”、“伯”于边境是为了防御外寇，那么封“诸子”、“诸妇”于各地，主要是为了藩屏商王朝的统治。商代的统治阶级，主要就是依靠这些内服百官和外服侯伯和“诸子”、②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③胡康信、潘其风：《殷代人种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④姚孝逐：《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

②《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1页。

“诸妇，来维持其统治的。

军队商代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维护其阶级统治。考古资料表明，从早商到晚商，从王都到方国，都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甲骨卜辞中比较常见的用兵人数多是三千、五千，有时也达万人以上。

根据甲骨卜辞看来，祖甲时期对外用兵很少，只有对晋方的举兵。廪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时期，对羌方和召方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外，还增设了新的防御措施即“戍某地”。甲骨文中的戍，作■、■形，从人从戈，是人和武器相结合的会意字。《说文》解为“守边也，从人持戈。”《尔雅·释言》云：“戍，遏也。”郭■注说：“戍守，所以止盗贼。”可见，戍是执行军事任务的。由于戍守需要担负作战任务，所以捕捉了战俘也要献给王室，如云，“王戌卜，狄贞，■戍乎（呼）执？”（《甲》3913）执作■形，或加系，前拲后索，是系累战俘之状，这里是献俘于王。帝乙帝辛时期，主要对东方的夷人作战，同时，又对边疆仍沿用戍守制度。这种变化，不仅揭示出从武丁至帝乙帝辛二百七十余年间用兵重点的转移，而且又创建新的保卫疆土的戍守措施。戍守不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而是永久性的驻守，这就使殷代常备军的数量大大增加，增强了作战的机动性，对外能及时制止周围方国的侵扰，当然对内也加强了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所以，戍守制度和常备军的扩大，也是奴隶制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殷代，兵农不分，“众人”、“众”和“人”在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公社农民①，在战时被征调后就是战士。所以《尚书·多方篇》说：周公曰：“王若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尔易不夹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尔田，天惟畀矜尔。’”《说苑·贵德篇》又说：“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当时召来的“众”、“众人”和“人”，有时由国王亲自率领，有时则指令其属下统帅。

甲骨卜辞中有“师”、“旅”之称。师字，甲骨文作■、■形。郭沫若说：“自乃古堆字，然多用力屯聚之屯”①，其形“作■象圆头之小阜”①，是师戍所在之处，其用作师乃是会意。甲骨卜辞里的“■”即“师”，已是商代军队的专名，可能也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制单位。《尚书·盘庚下》云：“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这里的“邦伯”，指邦国之长，即甲骨文中的方国；“百执事”，即《酒诰》中的“百僚庶尹”，当指百宫。“师长”，旧释众官长，不确，顾颉刚、刘启钎云：“师长当为武官”②，颇有道理。“师”是商军的编制之一，“师长”之职当是“师”的统率者，师长与邦伯、百执事并提，其地位当与他们相当。商代武职，只提“师长”，可知其为军队中地位最高者，他所率领的“师”，当然也就应是商军中的最大建制单位。

“师”由多少人组成问题，由于甲骨文和文献资料残缺，实难做出肯定①《左传》昭公七年云，“朔于敞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

①详见董作宾：《五等爵在殷商》、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九章《政治区域》。

①董作宾：《五等爵在殷商》。

②胡厚宣：《商史论丛·殷代封建制度考》。

的结论。不过，从《尚书·牧誓》中知道，在百夫长之上，是千夫长，千夫长之上是“师氏”，如千夫长和“师氏”之间所统率的人数与百夫长和千夫长间一样，是采用十进制编制的，“师氏”所统率的人数当是万人。据文献记载，万人的编制单位，就是后来的“军”。《殷契粹编》云：“王乍（作）三■：右、中、左？”（《粹》597）这一版是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而在其前的武丁时期已经有了“中师”（《合集》5807）之名。按照商代兵制编制法，这时既有“中师”，就会有“左师”和“右师”。由此，我们可以说：作为军队名称，“师”的出现，可能是比较早的事，但是，作为左、中、右三师的建制单位的产生，应是在军队本身发展到一定时期才有可能。

甲骨卜辞中也有作为军旅的“旅”，如云：“逆旅”（《存》2·917）、“■旅”（《佚》971）等。所谓“逆旅”，当为“迎旅”；“■旅”，应是《左传》隐公五年所说的“振旅”，均与军事有关。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所获卜辞中出现有“右旅”与“左旅”（《屯南》2328），为进一步探索“旅”的编制提供了较新的资料。这里的“旅”，当指军旅，“旅”既分为“右旅”和“左旅”，说明除右、中、左三师外，殷商时期确有“右旅”与“左旅”，也还可能有“中旅”。因为根据《左传》成公十六年的“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看来，甲骨卜辞中的“王旅”（《铁》90·1）应该就是“中旅”。由此看来，殷商时期的“师”与“旅”，部分为右、中、左或右、左，说明二者是相应的。

甲骨卜辞又云：“其雉众？吉。中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其雉众？吉。左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其雉众？吉。”（《前》5·6·1）雉字，从矢从佳，或改矢为至，实为矢倒置之形。有的佳字，完全勾划成为鸟形，矢佳的结合表示了以矢穿鸟的意思。关于雉字，诸家解释不一，于省吾认为“应读夷，训为伤亡”，这段卜辞是贞问“戍守或征伐时众人有否伤亡之义”，③，颇是。文中既言“中不雉众？”“左不雉众？”其下的残缺部分按文例测之，应当还有“右不雉众？”这就说明不是常备兵的“众”或“众人”的编制也有右、中、左之分，与师、旅之分为右、中、左相同。可能正是由于“师”、“旅”、“众”的编制部分为右、中、左，因而其武职“戍”也分为右、中、左。如云：“[右戍不雉众？]中戍不雉众？左戍不雉众？”（《南地》2320）商代作战时有步兵，也有战车，大体是以步兵列为方阵居前，以车队及其所属徒兵随后。殷墟第13次发掘的“北组”葬坑是以车为中心，以徒为附排列的。车共五辆，分别为车形的中、左、右三组，中组三辆车在前，呈直线纵列，每车三人二马，每人一套弓、矢、戈、刀、砺石等兵器；左右两组各一辆车居后，每车三人四马，每人也各有一套兵器。车上三人，前面一人，车后二人。

从其所持武器看，可知也是中、左、右排列：御者居中，射者居左、击者居右。中组最前一车的左右，并列三个较大的坑，每坑埋五人，应是同时的；这十五人大概是随车的徒兵，恰好也是中、左、右的排列。看来，中、左、右三队排列是商代后期军队通用的列队法。商代单独以步兵编制，与军队似乎有所不同。殷墟西北岗和武官村一带“排葬坑”，往往一排十坑，每坑八至十人。这些现象暗示当时的步兵是以十人为单位组成的。甲骨卜辞中③例如：“贞，妇妌乎黍[于]商”（《续》4·26·1、）“贞，乎帚妌田于■”（《前》2·45·1）、“贞，匆乎帚妌往刍黍”（《南坊》3·17）。

记载：“■马、左、中、右三百”（《前》3·31·2），也是以十进为其组织的。三百人，很可能是代表了一更大的作战单位。④郭沫若曾经说：商代“征伐与败游之事每多不可分，多于行师之次从事政游或盘游”①。在甲骨卜辞中大致相当于田猎的，有狩、苗、田、戈等，如云：“丁酉中录卜，在兮贞，在□田，□■，其以右人臿，亡灾？不■众？”（《甲》2562）这条，《甲编释文》中说：“田猎与战阵相类，故亦有右人之称。”所谓“右人”，就是前述右、中、左的军行的右翼编队。“臿”是动词，是卜辞中对方国征伐时的习用词。田猎中既然使用战争动词和军事编队，当是田猎与军事训练有关的反映。

殷代战争时期的后勤补给，可能是由地方贡献或征集而来的。所以，甲骨卜辞有云：“奚来白马？”（《丙》157）“画来牛？”（《丙》74）“□其来象三？”（《后下》5·11）“王其登南冏米■乙亥？”（《甲》903）“今春众有工（贡）？”（《外》452）由此可见，殷代的兵源或资源，都是相当充足的。

刑法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商代不仅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要支柱的军队，而且还设立了专为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刑法。

《荀子·正名篇》说：“刑名从商”，《吕氏春秋·孝行览》说：商代有“刑三百”。商代刑法的繁多，从甲骨文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例如：幸字，甲骨文作■、■形，象手铐一类的刑具。■字，甲骨文作■、■形，象一人双手反绑跪在地上，头发被两手抓住受刑状。■字，甲骨文作■形，象用大斧在砍一人的头部，颈项上还有血点溅出。羌字，甲骨文中作■、■形，象用锁链系在羌人的颈上或用脚镣锁在羌人的一只脚上。圉字，甲骨文作■、■、■等形，象人双手带了刑具被关在监狱里，意即是拘留犯人的监狱。甲骨文有一■形字，象双手拿着大锤往跪在坑中的人头上砸形，当是一种活埋的刑法。刖字，甲骨文作■、■形，正象用锯断夫人的一条下脚。刖刑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残酷肉刑，《说文》刖字作跀，“跀断足也”。殷墟后岗在近年的一次发掘中，发现一具受过刖刑的殉葬奴隶遗骸①，说明至少在商代后期已经有了刖刑。劓字，甲骨文作■形，象用刀割鼻子。还有一■字，象用刀割生殖器，当是一种宫刑。宫刑施于女子是幽闭，施于男子是割生殖器。伐字，甲骨文作■形，象以戈砍人头之形。晚商王陵附近祭祀坑或殉葬坑中的身、首异处的骨架，当是施过伐刑的残骸。征伐就要杀人，所以甲卜辞中把出征打仗也叫做伐。

古代文献中所见的五刑是按轻重排列的，商代当也一样，可见商代刑法是极其残酷的。

恩格斯在论述国家和氏族社会的区别时曾经指出：“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②。商王朝的奴隶主贵族也是依靠大小官吏、军队、刑法和监狱这些专政工具进④例如：“贞，勿乎帚妌伐龙方”（《续》4·26·3）、“壬申卜，争贞，令帚好从沚■伐儿方，受■。（《粹》1230）。

①详见拙作《商代公社及其相关诸问题》，《松辽学刊》1983年第1、2期合刊。①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第84页。

②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3页。

行统治的。

第三节　商殷时期的文化

甲骨文字

商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有陶文、玉石文、甲骨文和金文，而以晚商的甲骨文为最多。各种质料上留下来的文字都与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因而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为代表。甲骨文是我国汉字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字，是晚商时期占卜记事文字，也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对于这种占卜记事文字的名称，开始有人叫它作“龟版文”、“龟甲文”、“甲骨刻辞”、“龟甲兽骨文字”，后来又有人叫它作“贞卜文字”、“甲骨卜辞”、“殷虚卜辞”，还有人叫做“殷虚书契”、“殷虚文字”等，最后约定俗成地把它叫做“甲骨文字”，简称“甲骨文”。

几十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约有十五万片，已经发现将近五千个单字。据统计③其中能认识的和能隶定为汉字者共1723字，未能认识和未能隶定的单字共2549字，另有合文371字。

从文字的构造来看，后人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和转注这六种构成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和假借四种。

象形字。都是把具体事物经过省易画出来的，例如：■（犬）、■（豕）之类，是象动物的躯体；■（木）、■（禾）之类，是象植物的枝干；⊙（日）、■（月）之类，是取于天象；■（土）、■（田）之类，是取于地理；■（人）、■（女）之类，是象人形；■（戈）、■（鼎）、■（塘）之类，是描绘武器、用具和建筑等。

会意字，实际上是种“象意”字，例如■（即）字，左边象食具“■”，右边象“人”，人靠近■吃饭，所以“即”有“就”的意思。又如■（既），右边的人把头调过去，表示已经吃罢了饭，所以“既”有“已经”的意思。形声字是拚凑几个象形字、会意字而构成把一种字作“形符”代表意义，把另一种字作“声符”代表声音。例如，■（盂）字，下为意，上为音。■（祀）字，左为意，右为音。

假借字，是借用象形字的声，来表示同音的其他事物动作的符号。但是，既经借用之后，则原字的形状就失去了意义，而变成一种同音的代替字。例如，羽毛的“羽”借为“翌”（即明天）而字形仍作“羽”；凤凰的“凤”借为“风”，字形仍作“凤”。

从目前的甲骨文字看来，在早期即武丁前后的字中，象形字还比较多，到了晚期即帝乙、帝辛时期，象形字就逐渐少而形声字增多，许多字的字形已基本定形。因此可以说，甲骨文字已经是一种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在甲骨文中除了极少数的大字是先用毛笔写好再用刀刻外，一般的都是用专门的青铜刀直接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由于这些材料都是比较坚硬的，刻起来往往是直线条，所以绝大多数字形就成为方块形或长方形。这种独特民族文化艺术，一直保存到今天。甲骨文中有“册”字，象竹简汇集之形。商代既然有笔又有简册，可知当时已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现在荟聚上古文浩的《尚书》中，说是商朝遗文的有五篇，其中比较可信为真正出自商人之③顾颉刚、刘启钎：《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历史学》1979年第1期。手的是《盘庚》三篇。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土》），应该是可信的。

宗教迷信殷商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精神生活具有独自的特色。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商代社会里，宗教世界观占据着支配地位。这一特点，是与当时社会中保有公社残迹分不开的。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帝”或“上帝”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它的下面有“臣正”。“上帝”既然是自然界的主宰，因而它既能管天地自然，也能左右人间的一切生活；既能呼风唤雨，又能降福祸于人，“上帝”被赋予了无上的权威。甲骨卜辞又表明，被神化了的商代先公先王，是可以宾于帝或配于天的，也就是说，他们升到“上帝”左右，即在“帝所”以后，就获得了和上帝相仿的某些权力。所以，商人对于先公先王的祭祀，其名目之多，次数之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象。商人心目中之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尚书·盘庚篇》所记很可看出，现将其中的一段大意译成白话如下：“想到我那已经成为神灵的先王当年劳碌你们先人的情形，就关心你们，要养活你们。”“我若有失政，先王就会重重地降下惩罚与疾病在我身上，说：‘为什么暴虐我的子民！’你们民欢如不谋生，不跟我同心同德，那么先王也会降给你们罪过与疾病，说：‘为什么不和我们幼孙和好？’”“你们要是立心不良，我们先王的在天之灵就会告诉你们的祖先和父亲；你们的祖先和父亲，于是就会弃绝你们，不挽救你们的死亡。现在我有了这乱政的臣民，聚集你们的财宝。你们的祖先和父亲就会报告我的先王，说：‘施行刑罚给我的子孙！’”

商代的“上帝”，无非是以商王为范本而构成的。马克思说：“一个上帝如没有一个君主，永不会出现，支配许多自然现象，并结合各种互相冲突的自然力的上帝的统一，只是外表上或实际上结合着各个因利害冲突互相抗争的个人在东洋专制主义的反映。”①占卜术，最早见于龙山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中开始盛行，到了商代已经成为奴隶主贵族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关于商代占卜的过程，我们从甲骨卜辞和后代的占卜记载①中，可以知道它的规定程序。在占卜之前，首先要选择甲骨。甲是龟甲，主要是腹甲，也有用背壳的；骨是牛肩胛骨。早商多用骨，且兼用牛、羊、鹿、猪之肩胛骨，很少用龟甲，晚商甲骨并用，有时用甲多于骨。甲骨经过修治之后，然后钻出圆窝，即所谓“钻”，并在圆窝旁边凿成梭的凹槽，即所谓“凿”。“钻”、“凿”的位置排列整齐，有一定的距离。早商的卜骨只用“钻”，晚商的则“钻”、“凿”兼施。占卜的方法是用火烧灼钻穴，骨质经火一烧，在正面就出现“■”或“卜”形的裂纹，这叫作卜兆。商王或史官就是根据卜兆来判断吉凶，并在卜兆旁边刻上“卜辞”。卜辞一般都是由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部分组成。叙辞又叫前辞，包括占卜的日期（干支）和贞人（商王或史官）；命辞又叫问辞，是写要问的事，卜辞中的贞字，就是问的意思，《说文》云：“贞，卜问也”；占辞是依照兆纹而判断的占卜之辞；验辞是占卜后的结果或应验的情况。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当时占卜的范围①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雉》，中华书局，1979年第63页。

①参见《商周考古》，第77—79页。

很广，包括气象、农业、祭祀、征伐、田猎、刍渔、行止、卜占、营建、梦幻以及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子、诸妇和家族等等。

甲骨卜辞中有“丙戌卜..■曰■..百..于自..六月”（《京都》122）等记录。■，杨树达说：“即今巫字也”②。“■曰”即“巫曰”，就是巫史从卜筮中得出的“卦辞”①。据研究，八卦数字符号虽然也记录在甲骨上，但它与卜辞有明显的不同。它既不与卜兆相对应，文辞也与卜辞不符，而与八卦记载相吻合。可见，商殷时代已经有了筮法，而且卜、筮同时并用，卜和筮的结果都可以刻在甲骨上。因此，甲骨文中又有一定数量的占筮资料。

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于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②。商王和当时奴隶主阶级除了前节所说的国家机器之外，还借助宗教迷信来从思想上麻痹人民。商代的统治者所以极力提倡崇拜上帝、祖先和迷信占卜，无非是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来维护其统治而已。当时的各种宗教迷信方式，不仅使自然界中的一切都会变成有“意志”的神，就是死去的祖先也要被利用来支配活人的行动。占卜这种迷信方式，就是被利用作为传达上帝、鬼神和祖先的“意志”的。掌握这种占卜术的商王、史官就成了上帝、鬼神和祖先的代言人。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商王的整个生活中，凡事必须通过占卜来决定。所以《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天文历法商人不知有否占星术，但他们已会观察天象而定历法。

在甲骨卜辞中已有日蚀、月蚀和星辰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的宝贵资料。

日蚀和月蚀的蚀字，甲骨文写作■、■等形。卜辞中所记日蚀，目前已知的仅二见：癸丑贞，日夕[■（有）]食..田（上甲）？（《京》3965）癸酉贞，日夕又（有）食，佳若？

癸酉贞，日夕又（有）食，非若？（《佚》374）这里的“日有食”与《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同。日蚀一般都发生在白天，但也有发生在傍晚的，“日夕有食”，便是其证。

甲骨卜辞中又常有“日有哉”的记录，如云：辛巳贞，日又■，其告于父丁。（《后上》29·6）庚辰贞，日又■，非祸，佳若（《粹》55）“日又哉”有两种解释，一如郭沫若所推测，以为“哉与食，音同，盖言日蚀之事耶？”①；一如陈梦家所说：“（）读若识志或痣，乃指日中黑气或黑子”①，后者殆非①。

②《卜辞通纂》751片《考释》。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页。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偏·编缉序言》，中华书局1965年。①《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1957年第53页。

①例如《周礼·龟人》和褚少孙补的《史记·龟策列传》等。

甲骨卜辞中记载月蚀的比较多些，有的还记有月份，如云：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月■食，闻，八月。（《甲》1289＋1749）

[癸]未卜，争贞，翌甲申，易日？之（兹）夕月■食？甲■（雾），不雨？[正面]之夕月■食[反面]（《丙》56）。

七日己未，■，庚申■食。（《库》1595）

“月■食”即“月有蚀”，《甲》1289＋1749乃严一萍缀合而成，其中的“闻”字，董作宾说：“此字最初之意义，当为奏报上‘达’之闻。..月食而方国奏报以‘闻’..（即）史志中..‘史官不见，郡国以闻’之语”②，甚是。因为这条卜辞意思说，八月癸未这天，史官争卜问，这一旬中有没有灾祸，三日后的乙酉傍晚，发生了月蚀。这是别人报告的，所以特别注明一个“闻”字。《丙编》56是一条正反面相接的卜辞，正面意谓：癸未这天占卜史官争问，第二天甲申，天阴么？这天晚上有月蚀么？其结果甲[申]有雾，没有下雨。反面的是正面的验辞，说这天晚上果然出现了月蚀。最后一条中的■字，不识，可能指一种自然现象的字。这条卜辞是说，某月的第七天己未，夜空出现了■，第二天庚申就出现了月蚀。

甲骨卜辞中的星字，作■、■、■，或加声旁作■，其为天上星宿之象形字，甚明。卜辞有云：“冬（终）夕.■亦大星”（《簠杂》120）。这个“大星”直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指的是什么星。杨树达在《积微居甲文说》中说：“大星者天上星大出也”，又说：“大星者，大夝也”③。

甲骨卜辞云：辛未，■酘，新星。（《前》7·14·1）这条卜辞是说，辛未这天晚上，天空出现了一颗新星。杨树达云：“新星者，新夝也”①，■义不能尽解。近来有人说，新星当是天文学上所说的变星，即本来亮度不大的星，平时用肉眼看不见，但是由于它的内部起了激烈变化，亮度突然增大，用肉眼看见了它，就叫它为新星，说似可信①。此外，卜辞中又常有“星”（《拾》14·6）、“其星”（《厍》598）等记录，似乎都是星辰之星。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商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历法。根据甲骨卜辞的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月有大小，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一年为十二月，因十二个大小月加起来只有354或355天，所以采用闰月来调整一年的天数，使一年中的四季变化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个闰月，在早期卜辞中是放在应当置闰那年最后的一个月即十二月之后，所以叫“十三月”。这在历法上叫做“年终置闰”法。在晚期的卜辞中，闰月就放在应置闰那一年的某一月，如闰五月，那年当中就有两个五月，这在历法上叫做“年中置闰”法。这种历法，既不是根据太阳运动所测得的一年为基础的阳历，也不是以月亮圆缺为一个记日周期，即朔望月为基础的纯阴历，而是“以闰（月）定四为成岁”的阴阳合历。

甲骨卜辞中有云：“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

②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第247页。

③详见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挂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①《列宁文选》第二卷第638卷。

①郭沫若：《殷契粹编》第55片《考释》。

（《粹》896）。可证在帝乙、帝辛时代，岁、年、与祀三者还是有区别的。甲骨文中的岁字，作■、■形；年字，作■形；祀字，作■形。

岁字象一种有柄之半月形切割工具，其刃部上之二点，乃刃上所穿之孔，以便穿绳而将刃部紧缚于柄。古人用岁收割禾穗，又用以切割牲体，故“岁之言穗，言刿”②，当是岁的正解。由于以岁收割庄稼，在卜辞中就有指一年的总称，例如：“今岁受年”（《甲》3298）、“来岁受年”（《乙》6881），但其是指一年的庄稼收成好坏，不是用作记时的。年字也非记时之年，《说文》称：“年，谷熟也。”《谷梁传》桓公三年亦云：“五谷皆熟有年也。”年可能是记若干个收获季节，如云：“自今十年有五，王丰”（《续》1·44·5），“受■（有）年”（《甲》3430）。甲骨卜辞中记时的年，不叫岁，也不叫年，早期卜辞中只记日月，晚期卜辞中才出现记时的年，叫作祀。这是与商王在一年中不断举行祭祀有关。我们知道，一年中，商王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祭完一遍，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所以用祭祀的祀来代表年。这与《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的说法是一致的。

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法，起于春秋时代以后，在此以前大概只有两季。甲骨文中的春字，作■（楚）③形；秋字，作■形①。“贞，来春，不其受年”（《粹》881）、“戊午卜，我贞，今秋，我入商？”（《后下》42·3）等辞中的“春”、“秋”两字都是一年的意思，不是四季中的春和秋。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有可能在商代只有春种、秋收两段时间的划分，所以就用春秋二字来代表一年的时间。

商代的记日方法是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字相配合来表示，即从甲配子（甲子）到癸配亥（癸亥），配完刚好是六十个。甲骨文中有一些干支表，不是卜辞，而是备用的“历书”，可能是当时的史官在占卜时刻查日期用的。用于支来记日的方法在商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在我国一直使用到近代。

商代的一天内的时间分段，都各有专名。

甲骨卜辞中的日和夕是相对的，日指白天，夕指天黑以后至天亮以前的黑夜。夕字，甲骨文中写作■、■形，和月字的形状完全一样，只有在辞例中才能区别出是夕，还是月。

旦字，甲骨文写作■、■、■形，如云：“旦不雨”（《粹》702）、“于翌日旦大雨”（《金》381）等例。明字，甲骨文作■、■形，例如“乙巳明雨”（《乙》6664）中的“明”和“旦”一样，都是指天亮以后的时间。《说文》云：“旦，明也。”《淮南子·天文篇》分“明”为晨明，■明、旦明三段时间。

旦、明以后的时间叫做大采、大食或朝。“大采雨自北征”（《乙》116）的“采”，甲骨文作“■”、“■”形；大食，不□（启）”（《粹》999）的“食”与日蚀、月蚀的蚀同，作■形；“朝又（有）雨”（《佚》292）的“朝”，字，甲骨文作■、■等形。

大采、大食、朝以后的时间叫做中日，相当于现在的“正午”。“中日，其雨”（《粹》719）的“中日”，甲骨文写作■日。

②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40页。

③详见温少峰等：《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科学院出版社第29—32页。①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三《交食谱·月食一》。

中日以后的时间叫做昃，甲骨文作■形，象太阳已经偏西，人们需要侧头去看太阳的形状。甲骨卜辞有云：“昃雨自北”（《合》78）、“昃其雨”（《明》703）。

小食，是商人下午吃饭的时间，大食、小食就是当时朝夕两餐之时。大食就是上午吃饭的时间。从“中日至墉■■”（《甲》547）、“昃至墉（■），不雨，中日至昃，其雨？”《掇一》394）、“墉■至昏，不雨？”（《粹》751）等辞例看来，可以知道中日，昃、墉■、昏是先后为序的。“墉■”又者作“墉”或“■”。墉■是相当于黄昏前的时间。

小食以后的时间叫做小采或昏、莫（暮）。“今日小采，允大雨”（《佚》276）中的小采与大采相对，大采为朝，小采为夕。“今日辛，至昏雨”（《宁》1·70）的昏字，甲骨文作■形，昏在墉■之后，墉■在昃之后，可知昏为昏夜。旦、昏是相对的，旦是日出，昏是日入。“其莫（暮）不其■雨”（《粹》695）的“莫”即“暮，甲骨文作■、■形，象日入于草莽之中，朝莫相对，朝在天明之后，莫与昏相当。小采昏、莫都是指的日落黄昏时节。这与《国语》，《鲁语》中的大采朝日，..（小）采夕月”的记载是一致的。

雕塑乐舞雕塑艺术在商代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就其种类而言，有平面的浮雕或浅刻、有半立体的动物形雕像、也有立体的雕像与塑像。

浮雕或浅刻多半是器物上的花纹，最常见的有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此外还有蝉纹、鸮纹、鸟纹、蚕纹、龟鱼纹，以及牛头纹、鹿头纹、虎头纹等，都是取材动物形象，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成为独具时代风格的画像。安徽阜南发现的龙虎铜尊②，其肩、腹上的浮雕龙虎纹均有一首双身，虎纹张口露齿，咸欲食人，堪称商代装饰花纹的代表作。

半立体的动物形雕像一般小巧玲珑，都是奴隶主贵族的佩饰。这些雕塑品，多属玉、石、蚌饰物，有鸟、鱼、蝉、鸮、兔、虎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兽面等造型。

立体动物塑像，在商代前期只发现过泥塑。到了商代后期，各种质料的动物塑像才有大量的发现。以玉、石为质料的动物形雕像数量最多，题材最广，例如从最近在小屯M5发现的长鼻大耳的玉像和蜷足静卧的石牛等，无不栩栩如生，神态毕肖。在武官村一带的陵墓中，还发现了大批的动物形白石雕像，最大的如双兽雕像长达一米有余，小的如石鸮、石虎首人身虎爪坐式立雕，高约30多厘米。这种石材立体动物雕像虽然都是殷代后期房柱旁的装饰，但仍不失为三千多年前的艺术珍品。此外，商代后期的有些铜器，如鸟兽尊、觥、异形卣等都是仿效动物形象而造型，特别是在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尊，把四只羊的造型和布局同方肩尊的器形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以人像为题材的雕塑品，在商代前期只发现一件泥塑残品，到了商代后期，各种原料的浮雕、半立体和立体人物雕塑品均有出土。例如最近安阳小屯墓M5发现的妇好鼎纹、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纹和传为湖南安化出土的②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第11页。

饕餮食人》卣③，同《司母戊鼎》的耳纹一样，都是把人头或人体置于饕餮口中，或置于虎口之下，反映了奴隶社会的吃人的形象。

上述小屯M5发现的十件玉石全身人像和人头像，有的跪坐戴冠，腰束宽带；有的赤足盘发，裸体文身；前方面提及的三件戴枷男女陶俑，则是免冠而着圆领衣，衣裙似乎连在一起，从这些不同的服饰中很清楚地表现了不同的社会身份。

商代的乐器，现已发现的有磬、埍（有石制、陶制和骨制三种）、鼓、铜饶（形如铃锋而无舌，持以敲击，大小三枚为一套）等。在甲骨卜辞中有从系从木的“乐”字，作■形，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也已存在。甲骨文又有“舞”字，作“■”形，象人身挂有饰物婆娑起舞之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商代各种雕塑品与然也渗透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但是这些精湛的艺术作品又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表现了他们高度智慧和非凡的艺术才能，反映了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

附：商王朝世系表（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③同上①孟世凯：《殷墟甲骨文简述》，文物出版让第102页。

大乙汤（太丁）太甲沃丁(1)(4)(5)外丙太庚(2)(6)中仕(3)小甲(7)雍己(8)太戊仲丁(9)(10)外仕(11)河颤甲祖乙(12)(13)祖辛祖丁阳甲(14)(16)(18)沃甲南庚盘庚(19)小辛(20)小乙武丁祖庚(23)(21)(22)祖甲(24)廪辛(25)庚丁武乙太（文）丁帝乙帝辛（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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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周时期

第一节　西周王国的建立和巩固

周族的兴起

从很早的古代起，周族就居住在我国西北部的泾、渭水一带，即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那里的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周族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族的子孙在祭祀祖先的诗歌里，追颂他们的共同始祖姜嫄的时候，说她“出野”，践“巨人迹”感而生弃，“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均见《史记·周本纪》），可见，后稷时期的周族是处于“知母不知父”的社会阶段。《诗经·周颂·恩文篇》和《大雅·生民篇》都是祭祀后稷的乐歌，歌中特别着重对后稷稼穑的颂美。如云：诞降嘉种，维秬维■，维穈维芑，恒之秬■，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生民篇》）这里的秬、■、穈、芑，旧注都说是属于粟类，可知后稷教民稼穑的谷类，主要的是稷即小米，这就反映了当时社会是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

《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立。”据《周本记》载，后稷相当于“陶唐、虞、夏之际”，不茁相当于“夏后氏政衰”即夏代末年。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一云：“《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后。”可见，不■绝非后稷之子，后稷之后，不■之前可能失传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传闻。《史记·周本纪》说：“不■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就是说，此时的周族还是和西北其他氏族部落混居在一起，仍然是一个氏族部落的社会组织形态。

周族到了公刘时期，由于继续遭到戎狄的侵扰，便迁居于豳地（今陕西栒邑或邠县）。《诗经·大雅·公刘篇》说，当时周的整个氏族部落成员到了豳地以后，“乃场乃疆，乃积乃仓”，“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饮之食之，君之宗之”，即在那里建立庐舍、豕牢，开拓土地，划分疆场，分配土地，继续过着农村公社的生活。诗中还说：“度其原，彻田为粮”。《毛诗》《正义》引王肃说：“彻，治也。”

《郑笺》说：“度其隔与原田之多少，彻之使出税以为国用。”其实所谓“彻田为粮”当是说的度量低地和高地之后，整理土地，划分疆界，强迫公社成员耕种公社的“公有地”，彻取其“份地”收获物作为储粮以为战争、祭祀和欠收时之用。

公刘迁豳以后，九世而至太王即公直父②。周族在豳地住了“三百有余岁”（《史记·匈奴列传》）后，由于被称为戎狄的西北各游牧部落向渭水流域移动，周人受到他们的压迫，太王率领周人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最后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两扶凤京当公社），定居下来。根据《诗经·周颂·天作篇》、《大雅·绵篇》和《皇矣篇》诸诗来盲，此时的周族已很强盛，开始“乃立应门”，“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和“筑室于兹”，当时似乎有了城垣，并把各部落的人民分别组织在许多“邑”中，即所谓“邑别居②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24页。

之”（《史记，周本纪》）。有的同志据此提出，此时的周族社会己具国家雏形的看法，似乎需要研究。因为迄今为止的地下资料说明，此时的姬、姜两族的生产工具都是石器、木器，尚无青铜工具发展。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象《皇矣篇》所说：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在其据；攘之剔之，其柽其柘。这里的菑、翳、栵、柽、据、柘，都是草木的名称，作、屏、修、平、启、辟、攘、剔，都是砍伐草木的方法。岐周之地本是山林险阻之壕，以当时的生产工具，来砍伐这么茂盛的草木，当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怎会出现奴隶社会抑或封建社会呢？根据《绵篇》中的“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以及“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祖东，周爱执事”的诗句看来，当时土地必是氏族公有，各个公社农民所耕种的“份地”，可能还在定期轮换，此时的周族社会大概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

周族和商王朝很早就发生了关系。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令周侯”

（《甲》436）的记载，在所谓夭族徽①中还发现了四个带“亚”字的②。可见，周族至晚在武丁时期已经接受过商王朝授予的官爵。

太王有子三人，“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太伯、虞仲（即仲雍）未即位，出走，少子季历即位。季历时期，约当殷代的武乙时期，逐渐强大，开始屡伐大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玉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狄）王。大（太）丁（即文丁，甲骨文中又作“文武帝”，纣王之祖父）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乎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通过这些征伐，基本上击退了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的威胁，周族势力逐渐向东发展，欲拊商国之背，这时才是周人发迹之始。周族的强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因而开始了讨伐周族的活动。

甲骨文中云：王■■，十月。（《粹》1177）

丁丑卜，□■■，■，十二月。（《鄴三下》40·5）

“■”，当是西师的合文，也就是西土之师。周公所作的浩命中①往往自称“西土”，甲骨文中又有“■伐西土”（《燕》80）的记载，可见，“西师”当指周师，“■西师”也就是征伐周师无疑。与此同时，商王国又对周族的与国进行了征伐。如云：丁酉卜，之十月，王■■，[受]又，（《粹》1191）

辛未卜，王■■（《粹》1192）

乙未卜贞，乙已□王■■，受又，十二月。（《粹》1193）

“■”字，或释为“执”①，或释为“挞”②，伐也，皆通。“■”字，郭老说：①详见于省吾《殷契骈枝》。

②详见唐兰《殷虚文字记》。

①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年第11期。

①容庚：《海外吉金图录》图55，1935年影印本。

“乃国族名”①，丁山先生更具体地指出：■，殆即《尚书·牧誓篇》的“庸、蜀、羌、髳”的庸人，①颇是。庸是周之与国，也是商之仇雠，武乙挞伐庸族即庸人的目的，既然是针对周族的强大，可见此时的商周关系已经对立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到了文丁时期，矛盾更加尖锐，所以《晋书·束暂传》、《史通·疑古篇》俱引《竹书纪年》云：“文丁杀季历”。

季历死后，子昌嗣立，是为文王。文王在太王和季历的基础上，把周族的势力更向东方发展，进一步联合附近的姬姜各氏族部落，以对抗商王国。据《诗经·大雅·绵篇》载，当时各部落之间，发生了纠纷，都要到文王那里请求仲裁。由于周族生产力有了发展，又能团结内部力量，不断强大起来，便四出进行掠夺性的战争。据《史记·周本纪》载，文王在六年之中，首先伐犬戎，伐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虞、质、豳一带得到了巩固；不久又东向伐耆即黎（今山西壶关）、伐邗、最后伐崇。崇，在丰镐之间，是在周族东境的一大势力，依附于商王国，力量很强。周族大概就在这个统一西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国家。《诗经·大雅，文王》所说的“周虽旧邦”的“旧邦”，应当不是指的遥远的周人远祖时代，而很可能是指早周文化形成以后的情景。

陕西岐山贺家村的四座墓里都有随葬铜器戈和甲泡②的发现，说明周族在灭商以前已经有了青铜工具。早周的青铜武器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特殊队伍及军队”①的存在，同时，如同恩格斯所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①文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已经有了提供榨取剩余劳动力的可能，俘虏被保存了下来，有的可能被强迫作为奴隶。《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申无宇有一看门的奴隶逃入楚灵王的章华宫内，申无宇到宫中追捕，有司不肯交出。中无宇在对楚灵王所讲的一番道理中，曾经提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杜注云：“荒，大也；阅，搜也。有亡人当大搜其众。”“有亡，荒阅”，当是保证追捕逃亡奴隶交还原主的公共规约。可见，文王时期已经有了奴隶使用。

早周文化墓葬中的一般小墓只随葬有陶鬲一、陶罐一、或骨刀一，说明这是平民墓地。斗鸡台墓地的B3，墓室稍大，除陶器外，还随葬有铜鼎一、铜戈四等，显然比较富有。歧山贺家村M1则更是不同，发现有铜鼎一、■一、斝一、卣一、罍一，■一等成套礼器，证明其为贵族身份。从上述材料中可知，至晚在文王时期，已经有了“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④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2页，①公亶父，《史记·周本纪》称他为古公亶父，又简称为古公。这当是误解《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之语而定的名字，按此“古”字应当解作古昔；亶父才是名字。因为他是封君，所以称公亶父，就象公刘、公非、公季一样。戴震的《九经古义》，已提及此点；崔述的《丰镐考信录》卷一，说得更为详细。

①先周时期的族别关系，包括三大集团，其中的姬周集团，主要包括天族、■族和■族。在此集团中，又以天族中的黄帝即天鼋氏为主体。

②例如《三代》2·8·3，《古鉴》9.45，《续殷》下60.4，《三代》11·11·3。①《尚书·酒诰》云：“文王肇国在西土”。《大诰》也云：“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①郭沫若释为“执”，见《殷契粹编》1192片《考释》。

甲骨文中作为赐予讲的“易”字、作■（《前》7·4·1）或■（《乙》5411）形。但在西周时代的《吊德■》铭中，作■形，《德■》铭中作■形，象水自皿中溢出之形，引伸为赐予之义。可见，殷周文字的相互关系“不但在武王胜殷以前殷周两国的铜器发展可以是平行的，即其文字的发展也是同源而平行的”③，周人的文字可能与商殷文字同源而平行，我们还可以从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例如H11：26中有“既吉”、H11：55中有“既死（霸）”等记载，都是周人所用的月相词语，而在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没有这项词语，这大概就是周人与殷人文化的不同之处。

综括以上所述，文王时期的周族，在已经有了金属工具，社会经济有了进步，阶级关系有急剧变化和有了文字出现的情况下，便逐渐形成了奴隶制国家。所以《尚书·康浩》说：“天乃大命文王。”《君爽》说：“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逸周书·祭公解》说：“皇天改大殷之命，惟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大盂鼎》铭也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不过，当时公社组织尚存，土地私有并没出现，主要生产者是公社农民而不是奴隶，这就构成了早期奴隶制的特点。所以战国时期的孟子为了恢复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时曾经说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孟子·梁惠王下》）。赵岐注更云：“言往者文王为西伯时，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亩，其百亩者，以为公田及庐井，故曰九一也。”④武王灭商文王死后，子武王发立，迁都千镐（今陕西长安县），继修文王绪业，准备伐商。

武王即位后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县）”，“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记》），但见殷王国内部无隙可乘，遂还师。又二年，闻商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毕露，于是武王载文王的木主，率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并且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彭、濮等方国部落东伐，不久，至于商郊牧野（今河南汲县北）。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大雅·大明》），但“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叛纣”。（《史记·周本纪》）于是，武王便推翻了商王国的统治。

武王伐商，是我国上古史中的一件大事，但是记载此事的文献资料很少。近年出土的《利簋》铭云：“珷征商。佳（唯）甲子朝，岁鼎（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自易又（右）吏（史）利金。”这里叙及武王克商的日子为“佳甲子朝”，可以证明《尚书·牧誓》的“时甲子昧爽”和《逸周书·世俘解》的“甲子朝”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铭中的“岁”指岁星，祭岁星也曰岁。

“岁则克”是右史利的建议。“闻”，指上闻于武王。阑自，地在管，③《殷契粹篇》1193片《考释》。

④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15页。

在今郑州。阑管，古元部字，故得通①。“右吏”，官名，当为武王的僚属。这段铭文是说，武王采纳了右史利的建议，在祭岁星的早晨就占领了商王朝。甲子后八日的辛未那天，武王在阑自地因右史利的建议而获胜利，赏他以金。《荀子·儒效篇》云：武王克商“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武王克商，周人“无立功受赏者”②，主要是根据右史利的建议而获胜，所以武王“易右吏利金”，以资表彰。由此可见，周之灭商，主要是由于“殷卒易向”，即纣师“倒兵以战”所致。

管、蔡以武庚叛与周初政策商都的陷落和商王国的覆灭，只是周人东向发展的初步成功。武王攻陷殷都之后，并没有把殷都及其王畿占为己有，却把纣子武庚、禄父封在那里，统治商殷遗民；另把商的王畿分为邶、鄘、卫三个封区，分别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统治，以监视武庚，为之三监③。这一措施是由于周人远居丰岐一带，不易统治和那里的“殷顽民”势力尚未根除的缘故。

武王克商后二年死，嗣子成王诵年幼，不能管理这个新建的国家，王叔周公是以开国功臣的资格“乃摄行政当国”（《周本纪》）。管、蔡二叔对此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孺子”（《尚书·金縢》），并且鼓动武庚、禄父联结徐、奄、熊、盈等东方诸部落背叛周室。据《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协调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后，东征三年，才把这场大乱平定下来。这次用兵的经过，虽然不得而详，但从《诗经·豳风·破斧篇》的“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既破我斧，又缺我锜”；“既破我斧，又缺我■”看来，其为艰苦卓绝的事业，是可想象的。

在结束武庚叛乱以后，周代统治阶级就把巩固广大的东方地区的军事占领，作为自己首要的政治任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吏记·周本纪》说：“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这里的“三百六十夫”，当是公社之长。《周礼·秋官·司约》职疏引《左传》汉儒旧注说：《左传》定公四年所载的分给鲁公的“殷民六族”就是“殷民禄父之余民三十族，六姓也。”可见，商族等被征服后，其公社组织并未拆散，继续延续了下来。为了减少被征服者的敌对情绪，周公便采取了尽量保留这种公社组织及其族人的宗族组织和他们的风俗、习惯等，仍由原来的公社首领来统率。《左传》所谓的“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就是让殷民各族都保持原来的宗族不变，仍由他们自己的首领统帅。不过，他们要服从周王国的法令。例如对于鲁、卫两国采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对于晋国采取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均见《左传》定公四年）的剥削方法，便是其证。“商政”当是指商朝以来公社所有制的旧政。“索”杜预注作“法”。《大戴礼祀·主言篇》云：“布指①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②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5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6页。

知寸，布手知尺，舒时知寻，十寻而索。”可见，“索”是有一定长短的绳索，即周族用以丈量公社土地的绳索。“疆以周索”，也就是用周族一定长短的绳索划分耕地的意思。“夏政”当指夏商以来在晋地公社所行的旧政。晋国地处山西西南部，北邻的戎是北方部族，殷周之际，大部分还处在游牧阶段。“戎索”可能就是保持戎族原有丈量土地的一种方法。

周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控制，本着武王的遗志，营建洛邑，1956年，宝鸡县贾村出土的《河尊》铭记载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大④在京室对宗族小子的一次诰命，反映出武王灭商以后准备建都洛阳一带的设想和成王迁都成周的事实。成王所以营建成周，主要是因为原来的都城丰镐远在黄河以西，不适应灭商以后的新形势。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就必须将政治中心向东迁移。《何尊》铭所引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与《尚书·召诰》云：“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同，也就是说，要建都天下的中心，来统治广大被征服的民众①。前云的武王死后，管蔡联合武庚叛乱，就更说明营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又迁殷商“顽民”于洛邑附近，令其定居，并且告诫他们说：“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于有年于兹洛”（《尚书·多士》），又说：“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田）尔田，天惟畀矜尔”（《多方》）。

这就是要商顽民在洛邑附近安家落户，老实种田，永做周王国的驯服顺民。周初对于殷民，不用严刑杀戮，而主张多加教育，以期改造他们。例如，周公于封康叔于卫之时就曾反复告诫他说：“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淮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尚书·康诰》）。但是，对于那些敢于反抗不听命者，不但“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多士》），而且还要象对奄君、淮夷、徐戎等那样加以讨伐。周公所以采取这种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为了达到把广大的东方安定下来，尽量减少被征服的各族首领起来反抗的目的。封藩建卫与国野统治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西至渭泾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尚书·大诰》），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大邦殷”（《尚书·召诰》）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又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性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荀子·儒效篇》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大概共封了五六十个新国。

同姓的诸侯，都是文、武、周公的后裔，多是在周公摄政之时分封的，《左传》僖公二十四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文之昭也；④《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页。

①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1955年第10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周初的同姓诸侯当然不止这些，如同荀子所说的：“周之子孙，苛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儒效篇》）。周初诸侯除同姓外，也有异姓者。其中有些是周族的亲戚，还有些是归服周朝的一些小国首领。相传武王灭纣之后，即“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纪》）。

在西周的封国中，最重要的有：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卫的领域大体包括今之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在这一地区内，发现有不少西周的遗址和墓葬，其中尤以浚县淇水北岸辛村的墓地规模最大，在辛村西周墓中，出有铭“卫”、“■”字样的铜器，证明这是卫国的贵族墓地，也说明淇水一带正是卫国的统治中心。《尚书·康诰》载周公训诫康叔，不可忘记“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的作风，应当“绍闻衣（殷）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王命。”于是，“自成汤咸至于帝乙”（《尚书·酒诰》）的殷先哲王，种种嘉言懿行皆当为康叔所效法，以“应保殷民”。与一般人民有直接关系的刑法律今，宜“师兹殷罚有伦”，“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不得已而刑罚，按照殷人之旧典，“非汝封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均见《尚书·康诰》）。周公又针对殷末酗酒和盗窃的恶风，严申禁令，相信虽殷先哲王复生亦必痛惩殷人颓丧的风气，其命辞见于《尚书·酒诰》。其中的“殷献臣”、“殷之迪诸臣、惟工”和《梓材》中的“厥臣”、“大家”，皆是《康诰》所谓的“耈成人”，即参与政治的旧氏族。康叔封于卫，据《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说：“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杜预注云：“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陶叔的族姓不详，可能就是“殷氏七族”中的“陶氏”的族长。传世的《康侯殷》，其实是殷遗贵族迭的彝器，当称《■■土■■》①。器主■属于■族，著录别有鼎，称《■■》（《三代》3·5·6）。尊称《■■白■》（《三代》11·31·1），爵称《■■》（《三代》15·37·4）。■是商代的氏族，著录有《■■乙斝》（《三代》13·48·8）和《■■斛》（《三代》14·17·6），是标准的商器铭文。■称■白，当是其地之长。由此可见，在周初征服殖民之余，又采取了怀柔安抚政策的原因，如同柳宗元《封建论》中所谓的“势也”。

齐——太公吕望的封国，都营邱（今山东临淄）。周初的齐。是在消灭了商朝的残余势力蒲姑的废墟（今博兴、临淄一带）上封立的。在临淄以东①论者或谓《尚书·无逸篇》中的“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中的啤服”应训为恶衣服，“康”应训为荒，捐野外荒服，因而解释全句为文王穿着卑劣衣服，从事荒野田亩劳动，进而论定文王时期的周族社会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似需商讨。卑字，马融本作“俾”。《尔雅·释诂》曰：“俾，从也。”可见，卑有顺从意。服，也当训为顺。《大戴礼·五帝德》：“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的“从顺”，《史记·五帝本纪》作“从服”，便是其证。康字，或据《说文》解作“穅”字，“康功”即“穅功”亦即衣功。按，《说文》虽说“康”或为“穅”宇之省，但是“康功”与“田功”意义重复。每一时代所使用的字汇多有它的习惯性。《尚书》中的“康”字，都作“安”字解，独把《无逸篇》的“康”字解作“穅”或“穅”义，说亦难通。

地区发现有不少西周遗迹和遗址，但尚未发现直接与齐建国有关的具铭铜器。齐国之封，《史记》以为是武王时事。《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对景公说，从少■时代的爽鸠氏始居此地，经夏代的季荝、商代的有逢伯陵、至殷周之际为蒲姑氏所据，周初而归太公望所有。这里既然说到太公望居齐在蒲姑氏后，而蒲姑氏曾与武庚联合叛周，则太公望封齐，当在武王之后无疑。所以《汉书·地理志》云：“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蒲姑氏，皆为诸侯国，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传世的《舆方鼎》铭云：“佳周公■征东尸（夷）、丰白、尊古，咸■。公归■■周庙”①。尊古即薄古，或曰蒲古。证明太公因周公之助，击破薄古氏，乃有临淄之地，而收复同姓逢伯陵之地。因为当地多姜姓氏族，太公治齐是同族统治，故能“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驾轻就熟，这是必然的。

鲁——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都奄（今山东曲阜）。鲁也是在消灭了商朝的残余势力商奄的废墟上（今曲阜一带）封立的。在曲阜和邹县地区发现有西周遗址，都是鲁国文化的早期遗留。鲁地为旧族盘踞，周人征服之后，还允许原来的统治者有其民、有其土，后因时势变异，小国的封疆相继遭到夺削，鲁国也吞并了一些小邦。但鲁之不能大力开疆辟土，发展为强国，则与当地的氏族结构复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鲁国除得“殷民六族”外，还“因商奄之民”组成。这些六族不但维持原来的氏族于不坠，连原先的劳动力也未被剥夺。这批旧族“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只要不存心捣乱，依然能分享政权，“职事于鲁”（均见《左传》定公四年）。所以，鲁除了周族的周社，还有亳社，以供商奄殷遗膜拜。

宋——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是商族的老根据地。

《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晋——成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西），至亶父时，改唐为晋。从考古资料来看，翼城城关凤家坡和洪赵坊堆村、永凝东堡发现了大批西周早期遗址，在山西南部也有西周早期遗址多处发现，说明唐地南说②，似乎更有根据。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安抚怀柔的一贯政策，在山西南部的晋国可能执行得更为彻底。《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论晋的封建说：“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后以夏政，疆以戎索”。晋国原是唐人的故地，大概就是陶唐氏的后裔，历夏商二世，自为方国，延续到周初才夷灭。国虽易主，家并未亡，唐之遗民怀姓九族仍然任职五正之官。燕——召公爽的封国，都蓟（今北京市）。《史记》以燕国之封为武王时事。其实，燕当即邶，封于燕的是召公爽之子。因而封燕也只能是在诛武庚后。近年在北京附近出土一批带有“匽侯”铭文的铜器中，有一件记载“太保”赏赐的情形①；在辽南也发现不少商周铜器，其中一件铭曰：“医侯乍鏵盂”的“匽侯”二字，与在北京附近出土的“匽侯”铭文字体完全一样，证明“太保”即召公爽确实分封于蓟。周初的燕国统治着今之河北北部、辽①参见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三期。②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篇》注语。

①郑玄《毛诗谱》说。《逸周书·作洛解》、《汉书·地理志》与此说异，认为是三分商王畿，武庚治其一，三叔治其二。

南的一些地区，成为西周北土的屏障。所以《左传》昭公九年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毫①，吾北上也”。《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曰：召公“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匽侯旨鼎》铭云：“医侯旨乍父辛■”（《三代》3·8·5），旨当是召公元子，就封于燕。他可能从梁山北征，向河北省发展，后来镇戍在今之北京附近，势力且远及燕山之外。近年由河北北部和辽宁凌源一带多出关于医侯之器，便可证明这一现象。匽侯旨的北上殖民行伍组如何？他们在“肃慎燕亳”的统治如何？以及新征服者和土著氏族维持怎样的关系？传统史籍对于这些问题都不能提供有力的解答。《燕召公世家》对召公以下至西周末年的燕史只写下“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十个字，“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连九世燕君之名皆无说，史料残阙，莫此为甚。根据著录铭文、新出周彝和其他考古资料，当可推测召公族嗣殖民的概况，并期对周初东征中周人与东方旧族的关系可能有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宜——解放初期，在江苏丹徒县烟憞山出土有“宜侯矢殷”，铭文长达120余字，记载了康王改封虞侯（宜侯■原是虞侯■）于宜的情况。宜是国名，也是地名，不见于古代文献，但应当就是铜器出土地的丹徒，自然也是西周初期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封国。宜侯■初袭其父虎公文丁之爵，称虎侯■。他是东方虎国的旧族，自武丁以来就非常显赫②，原居于郑州附近①，周初改封于宜，故领有殷商“奠七白”即郑氏族及其“宜庶人”（《宜侯■殷》）。宜在东土，著录有《伐雨鼎》铭云：“王令宜子■西方于省，佳反（返）”（《三代》4·7·2）。地望与本■出土的江苏丹徒吻合。周人利用宜侯■镇戍东南最最前线，其地位类似周室封建的亲戚，就现有的资料言，当属特例。

周初的封藩建国，旧史皆以为始于灭殷以后，其实文王向东扩张“虞芮质厥成”（《诗经·大雅·绵篇》）后，就曾封仲雍于虞，称为虞冲。伐崇之后，又把崇地封给了虢仲虢叔。虞在晋南，虢又在虞南，这就说明武王克殷以前，周族已经开始了分封。周公东征胜利后，在更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了他们的亲属子弟镇抚其地，因而使得西周王朝终于摆脱了“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诗经·豳风·鸱鸮篇》）的困境而逐渐巩固了下来。

周初的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其目的主要在于作为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实际上它具有武装部落殖民的性质。我们知道，周王当时所能直接统治的只有王巍之地。王畿是以镐京和洛邑为两个焦点，其范围现在不能确考，但可知其北不过黄河，南不到汉水，东不达淮水，西则镐京已接近边陲。王畿之外，周室先后封立了很多诸侯国，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而王室开国初年的武王成王过去以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就成了具文。另一方面，所有新建的封国大都是以少数周族奴隶主贵族统治多数被征服族人，其土既非周人所有，其民也与周人不类，这些新来者的统治地位，如果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其后盾是支持不住的。姜太公封到东方①《何尊》铭中的“佳王五祀”，有人认为就是周成王亲政五年。但也有人认为《何尊》作于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的第五年，也就是周公摄政五年。更有人认为“五祀”，不能是成王五年，只能是康王五年。②《逸周书·祭公解》云：“尚皆以时中乂万国”，时代虽然略晚，涵义也是相同的。①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157，科学出版社，1956年。

的营邱，史书说太公就东国，“夜衣而行，犁（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均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新来的统治者占有其土地，拥有其人民，因而起来反抗。《礼记·檀弓上》云：“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可见当时武装殖民之不易。当时被封的周族奴隶主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周族公社农民进入广大占领区后，首先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在古代文献中名之曰“城”，只有如此，才能进行武力镇压。《诗经·小雅·黍苗》中召穆公营谢，诗人描述军族集镇之况云：“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周人及其姻戚联盟，造邦筑城，镇戍征服地区，也见于周金铭文，例如《中甗》虽然铭文残泐，颇难卒读，但其大意，尚可通晓。意谓：王派中巡省南国，筑城殖民，并派兵镇戍。《班毁》记毛公伐东国■戎，■令班“■（以）乃族从父（毛父）征，■（出）■（城）卫。”毛公东征“三年静东国”。这里的■（城）就是征服筑城之证。

周人拓殖建立的这种“城”，在古代文献中也名之曰“国”，“国”外广大田土称曰“‘野”。西周王朝和各诸侯封国都有这种“国”、“野”（即“乡”）、“遂”之分。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对“野”的剥削，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辟野。《周礼·天官·冢宰》序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宫分职，以为民极”，就是这个意思。周公封伯禽于鲁，“分之土田陪敦”（《左传》定公四年），即《诗经，鲁颂·■宫》所谓“乃命鲁公，伸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之意。康叔赴卫，他的“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闰之土，以供王职”（《左传》定公四年）。这种殖民城堡外的上田是有边界的，古籍谓之“封疆”。封的本义象征上地上有生长得茂盛的草木，金文作■形，象两手捧草木种植的情形。周初殖民封国，都在边界上种植树木，以为标帜，谓之“封建”，所以《易经·系辞传》曰：“不封不树”。这种植树以立封疆的做法，大概是承袭了原始社会的边境林或防卫林而来。早周原始社会时期，公刘率领其公社成员“乃裹餱粮，于橐于囊”，“弓矢斯张，干戈戚扬”，驻足于岐下。惊叹那地方的土地肥美，于是：“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兴水利，辟田土，“度其原，彻田为粮”。（均见《诗经·大雅·公刘》）氏族公社成员各有自己耕种的“份地”，劳动生产，所以诗中说：“乃疆乃理，乃宣乃亩”（《大雅·绵篇》）。这种耕作传统，到了周灭商后，虽然改变了性质，其形式则依然保存。周宣王封申伯于谢，命召伯率军一同往谢，“定申伯之宅”，王一再告诫召伯要“彻申伯土田”、“彻申伯土疆”（《大雅·崧高》）。燕众所完成的韩城在“实墉实壑”的城墙沟池外，也“实亩实籍”（《大雅·韩奕》）。宣王时代，召穆公平定淮南的夷人后，也在“江汉之浒，王命召虎（穆公），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大雅·江汉》）。在这种营国作城的情况下，周族奴隶主贵族唯事监督管理，劳动则主要地由“野”中的公社农民担当，这也是周人武装部落殖民的必然现象。

西周时期的贵族奴隶主依存在分封据点的“城”上，也就是依存在“国”中，有城就有贵族，有贵族就有周人的统治势力。春秋时期鲁国的襄仲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左传》文公十二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贵族奴隶主与城的联结，诗中有很多的记载，《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兔■》），《大雅》曰：“大宗维翰”（《板篇》）、“维周之翰”、“戎有良翰”（《崧高篇》）、“召公维翰”（《江汉篇》）。这里的“翰”，当是“干”之假，应释为桢干，当是贵族筑城捍卫之意。西周时期的贵族奴隶主就是通过这种“国”、“野”形式进行统治的。当时武装殖民的封国对宗周确实发生了“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垣）”（《崧高》）的作用，富辰所说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正得周人“亲亲以相及”（《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本旨。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一节主要叙述当时的公社组织和农业生产状况，这本来不能包括西周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史实，但是由于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手工业、商业和货币等，在典志项中均有专章叙述，这里就省略了。

公社组织马克思说：“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①。周族灭商后的统治方法，似是马克思所归纳的第二种方式，即保留了商殷社会中的公社及其所有制，西周奴隶主贵族则“满足于征收贡赋”。西周时期的公社，在文献典籍中称为“邑”，邑的范围极小，有小至十户人家的，所谓“十室之邑”；百户人家的公社已算大的了，所以《谷梁传》庄公九年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有的称邑曰“鄙”，齐晏婴不敢受“邶殿，其鄙六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即六十个邑：而“取卫西鄙懿氏六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也指大夫所领的六十小邑，范围都是不大的。

邑或鄙虽有十室、百室之别，一般约为三十家左右。《周礼·地官·小司徒》职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则知一邑为三十六家。春秋时代的管仲推行新政，“制鄙，三十家为邑”（《国语·齐语》），《管子》论五鄙之制亦曰：“制五家为轨”、“六轨为邑”，则一邑也是三十户人家。古代公社当然不会如此整齐，但三十户左右为一邑，可能是个普遍现象。

西周的公社也是以许多小邑集聚而成的。周初的《周公■》（亦名《井侯彝》）铭云：“易（锡）三品，州人、■人、■人。”这里所说的州人、■人、■人三个小邑，既然是邢侯所领的大邑的一部分，那么邢侯大邑内也必定是有不少如同“州人”一类的小邑。又如《宜侯■■》铭中有赏赐“厥□邑卅又五”的记载，也说明在■侯的大邑中包括许多小邑。这就是说，周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当其带着公社残迹进入阶级社会时，在其统一的王国之内，鄙有许多包括一些小邑的大邑。

《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坝。”大概当时一个公社的四周，一般都有耕作的土地和放牧采薪的草地，往外是边境林，林外则是空隙地带。周代的生产工具不十分发达，土地不能大量垦辟。所以公社与公社之间有着广阔的未垦地，它既可以隔离不同的公社，又可免除发生冲突。直到春秋末期，中原的宋、郑之间还有“隙地”六邑（《左传》哀公十二年），便是其证。《尔雅》所说的邑、郊、牧、野、林、堝的层次虽然不一定如此井然有序，但在公社外围栽种防卫林木是可以肯定的。《格泊■》（亦称《倗生■》）记载格伯取30倗生的良马四匹，确定给他三十田，订立合同，巡行三十田的疆界云：“氒糿（到）①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商务印书馆，1936年。

■谷杜木，■谷■桑，涉东门”①。杨树达说，“■谷杜木，■谷■桑，■谷■谷亦田之所在地，杜木，■桑，以树木表田界，所谓封树是也”②。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公社疆界上都种植杜木或桑树，作为标帜。有时公社封疆还不止一道，例如《散氏盘》铭中的散邑竟有三道之多。西周的公社都有封疆之限，是承继原始社会氏族共同体而来的。

西周时期的公社农民都是按族聚居的。《周礼·地官·大司徒》职说：“五族为党”，那么族的一级就是当时的基层公社组织，族有百家。所以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六说：“百室，一族也。..其已治之，则百家开户纳之。千耦其耘，辈作尚众也。一族同时纳谷，亲亲也。百室者，出必共恤间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欢。”当时在公社内部的祭祀田祖的典礼，在党称■（《周礼·党正》），在族称酺（周礼·族师》）。可见，郑玄所说：“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礼祀·祭法》郑玄注），则是信而有征的。地下资料表明，斗鸡台、部分张家坡墓地与卫国、虢国、部分燕国墓地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两类墓地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属于同一墓地的死者应当都是同族或同宗②。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葬的葬俗，则反映了西周时期是以公社为单位聚族而居的事实。

《汉书·食货志上》记述古代公社农民集体劳动的情形说：“在壄曰庐，在邑日里。”“春，令民毕出在壄，冬则毕入于邑。”公社农民的春种、夏耘、秋收都在田野里劳动，邑无闲人，故曰“毕出在壄”。冬日天寒地冻，乃“毕入于邑”，不再耕作。那时公社农民的劳动是要按照公社规定的作息时间来进行的，如云：“春，将出民，里肯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挚。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汉书·食货志上》）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命脉主要建立在这种公社基础上，所以他们对于公社农民的劳动非常注意。《管子·立政篇》说：“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道路只有一条，出入公社需要检查，公社农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就是这样被固定在公社之中，“死徙无出乡”（《孟子·滕文公篇上》），则是对他们的严格禁令。

农业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古代文献的有耒、耜、钱、镈、铚等。现在已经发现的青铜镈和青铜臿为数极少③，绝大部分是用木石、兽骨和蚌壳制成的。

耒本是木制的，耜与耒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它带有一个宽头，而耒的下部是分叉的双齿。《诗经》中提到耜的计有四处，其中三处都加有“有略其耜”①（《周颂，载芟》）、“畟畟良耜”②（《周颂·良耜》）、“以我覃耜”①（《小雅·大田》）表示锋利的形容词，可证这时的耜可能已有金①唐，究竟在今何地，历来说法不一。一说在今太原一带，是为北说；一说在今临汾、翼城一带，是为南说。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③燕，大概是商代北疆的一个古国。文献记载，周初有燕、北燕和燕亳诸名。①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九。

②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版第149—151页。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属的耜头或耜套。耒耜的耕作方法包括两个动作，一曰“推”，一曰“发”。前者是刺土，后者是翻土。《诗经·周颂·噫嘻篇》说：“十千维耦”。《周颂。载芟》又说：“千耦其耘”。这种两人合作的耦耕方法，是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到了西周末期，可能已经有了铁器工具出现，这从以下材料中可以推知。《诗经·秦风·驷戳篇》的“驷■孔阜”，孔颖达《正义》把■字迳作“铁”，这是古籍中所见最早的“铁”字。这里把黑色的马称为“■”，必然这种黑色金属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而后才有可能把黑色的马也称为“■”。《驷■篇》为秦襄公时诗，正当两周之交。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铁制工具至少在西周末年在周王畿内已经开始使用。我国在公元前六世纪铸造“刑鼎”的时候已经发明了铸铁。据研究，发明“锻铁”一般要比“铸铁”早千年左右，从此可以推断铁制工具已在西局末年出现。《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信（伸）彼南山，维禹甸（田）之；■■原，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毛传》训“疆”曰：“画经界也”；训“理”曰：“分地理也”。朱熹《诗经集传》更明确地说：“疆者，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沟涂（途）也。”这里的“南东其亩”，是说按照地势水流的高低流向以定垄之南北向或东西向。可见当时的田垄是按地形决定的。《尚书·梓材篇》记载周公对卫康叔说：“昔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赋。”稽、敷就是治理，可见稽田就是种田；敷菑就是开荒的意思。陈与”甸”通，陈修就是修治、治田；疆畎就是田界与沟洫。这句活是说，农民种田，既然勤勉治理新开垦的土地，就要继续整理修治疆界和田间的沟洫。可见，沟洫之制，在周初既已行之。前引《宜侯夨》铭中的“厥川”即“厥甽的“甽”，就是沟洫。

《诗经·小雅·大田》云，“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郑笺》云：“将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择其种。”朱熹《诗经集传》也说：“种，择其种也，戒，饰其具也。”《诗经·大雅·生民篇》又说：“诞降嘉种，维柜维杯，维穈维芑。”可见当时对于选种极为重视，所为“嘉种”，如秬、■、穈、芑大约都是黍稷之类的不同品种。《诗经·小雅·白华篇》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说明周人已经知道应用人工灌溉。但从《小雅·甫田篇》中的“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诗句看来，当时仍然需要向大自然乞求降雨。

《诗经·小雅·大田》说：“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界炎火。”《毛传》云：“食心日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可见当时对于害虫的种类，分得已很清楚。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当时已经知道了用光诱虫，把它烧死的除虫办法。

从上引周初诸诗看来，当时农民在耕作、疆理、灌溉、施肥、选种和除虫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技术知识，因而作物种类；也很多。大致可分三类：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秬等；豆类有菽、荏菽、藿等；麻类有麻、苜、苎等①，较之商代谷物确有增加。②狩猎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还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报道，沣西遗址中发现的狩猎工具为农业工具的一半以上，便是其证。这种狩猎工具以骨、角材料为主，铜镞发现较少。另外，还发现不少牛、羊、猪、马等遗骸，反映了当时饲养家畜的情况。狩猎虽然是公社农民生活资料的重要补充来源之一，但是①②详见《积微居金文说》，第26页、第27页。

如同《诗经·魏风·伐檀》所说的，奴隶主贵族虽然“不狩不猎”却“庭有县特”，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

阶级关系奴隶主贵族西周时期的奴隶主贵族阶级主要是以他们所封的土地广狭而决定级别的。当是最高的奴隶主贵族是周王，又称“天子”。所谓“天子”即“上天之子”或“上帝之子”。在他们看来，宇宙间最高的统治者是“天”，是“上帝”，周天子就是“天”或“上帝”派在人间的代表，所谓“天立厥配”（《诗经·大雅·皇矣》）就是这个意思。周天子既然从天帝那里取得了统治人民和土地的权力，所以他们这些天帝之子在法理上便成了当时人民和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尚书·梓材篇》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与）厥疆土于先王；肆（故）天维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意谓老天既然把中国的人民和疆土付给了我们的先王，所以王要照着美德去做，使迷惑的人们和悦，而领导他们以完成先王所接受的使命，便是这个思想的表现。

其次是诸侯，亦称“公”、“公侯”或“伯”。《诗经·邶风·北门篇》：“王事适我，政事一俾益我”里的“王”，似指卫侯，不指周天子。《尚书·梓材》云：“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也称康叔为王。诸侯国就是小王国，所以诸侯亦可称王。

再次是大夫，它是天子、诸侯国内的实际上执行政务的人。《诗经·小雅·雨无正》云）“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这里的“正大夫”，指六卿百官之长；“三事”，指三公；“大夫”，指六卿及中下大夫也。可见他们是王朝中的行政官。大夫的封地叫“采邑”，是由天子或诸侯分封的。

最基层的统治阶级是“士”。《国语·晋语四》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韦昭注“士食田”云：“受公田也。”可见，这里的“士”与以后平民的“士”不同。古籍中凡言统治阶级，皆称天子、诸侯、大夫、士，士以下始称为庶人。《荀子·富国篇》云：“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邾公■钟》铭又云：“台（以）匽（宴）大夫，台喜者（诸）士。”可见，“士”为最基层的奴隶主贵族。

“国人”和“庶人”西周社会的平民阶级是“国人”和“野人”（即“庶人”），他们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周族武装殖民时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内者曰城，外者曰郭。郭内称曰“国”，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公孙丑下》），环周七里的小面积就是古代的“国”。居住在城郭之内的称为“国人”，以别于郊外的“野人”或“鄙人”（即“庶人”）。“国人”或“野人”都是脱胎于原始公社的公社农民，灭商后的周族公社农民与奴隶主贵族一起分别驻守在城邦或都邑，被征服的商族等公社农民则居住在野、鄙之中，或录属于“国”，或隶属于采邑即“都”和“邑”。西周时期实行一种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他们世为大宗，余为小宗。五世之后的小宗与奴隶主贵族的大宗逐渐疏远，也就成了“国人”的主体部分。“国人”与奴隶主贵族由于还保存着某种血缘关系，并以公社形式联系着，加上他们处于征服族的地位，因而便有着传统的参政权力。

《■■》铭的中的“邦人”即“国人”有力量“虐逐氒君毕师”，和西周末期的“国人”有力量流放厉王于彘是一样的。在西周列国中，也有这类事情发生。厉王稍前的齐国，胡公一派的薄姑人和献公一派的营丘人政争，历数十年之久，献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史记·齐太公世家》），获胜。两周之际，晋国也有类似的政治斗争。庶支曲沃庄伯及其子武公夺翼都嫡系晋君之位，五度倾覆翼派，但是“晋人之众”（《史记·晋世家》）还是不服曲沃派。这里所说的“晋人”即“国人”。由于史料残阙，虽然不能确知西周各地“国人”干政的具体内容，但从一些零散材料辅之春秋史实推测，西周时期“国人”的政治力量当不减于春秋。由此可知《周礼》中的询万民三政，即“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秋官·小司寇》），绝非虚构。

“国人”与政的另一方面则是有服兵役的权力和义务。“国”中是“国人”合族聚居的地方，在《周礼·小司徒》、《乡大夫》的职守之中，有“起兵役”的责任，这种职守，却从未见于《遂人》中任何相当的官职。由此可知“国人”当兵，而“野人”是不当兵的。这从周初伯禽就封于鲁国之后，“淮夷徐戎并兴反”（《史记·鲁世家》）时，伯禽在费地誓师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例如，他对“国人”说：“善■（予备）乃甲胄，敿（选择）乃干，无敢不弔（善）。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而对“野人”却说”“峙乃桢■；甲戌，我惟筑。..峙乃芻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均见《尚书·费誓》）西周时期的军队由“国人”组成，因为“国人”或是周族奴隶主贵族的后裔，或是周族东移的公社农民，不仅保有传统公社的遗习遗制，而且还有公社的联系，所以军队的组织还贯穿有氏族血缘的因素。这种军队组织和公社组织一致的军队是当时国家武力的主干。他们在家“世同居，少同游”；作战则“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国语。齐语》）由于“国人”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有着血缘关系，又是甲士，所以“国人”也就有着受教育的机会。从《国语·齐语》所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尹知章注云：“闲燕，谓学校之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然，不见异物而迁焉”，看来，《周礼·大司徒》职所记内容：“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可信的。这种教育内容不但反映了传统的公社习惯，而且又能使“国人”在德、行、艺的学习中，既能知礼，又能用兵，同时也能巩固“国人”与奴隶主贵族的团结，进而达到镇压和剥削“野人”和奴隶的目的。

“国人”是当时的平民，但也受当时奴隶主贵族的剥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国人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篇上》。彻法内容，历来论者，说法不一，但从周初形势看来，赵岐的彻法之说，较为近理。他说：“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孟子注》）可见，彻与赋是有密切关系的。《汉书·食货志》云：有赋有税。税谓公园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录食，庶事之费。

《汉书，刑法志》也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赋与税是有区别的。赋是作为“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而征收的。这从先秦古籍中的赋作兵赋解不作田赋解更能得到进一步证明。这样看来，西周时期的彻法，当与兵赋有关。前面已经指出，“国”中的公社农民，除了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外，战时还有当兵作战的义务，为此他们需要供给国家兵甲车马之费。他们向奴隶主贵族所交纳的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谓“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篇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时期，每一个公社成员就是一个战斗员，作战是他们的权力，也是他们的义务，同时，作战时所需要的武器、马匹、粮食等也要自备。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剥削“国人”的彻法即“赋”，可能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野人”亦即“庶人”，与西周的统治阶级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主要来源是被征服族的人民。庶字，似有卑贱、藐小、旁出和次等诸义，例如，庶子，庶姓就是指的次于嫡长子和姬姓的人。古籍中称“野人”作“庶人”，可能也有次于周族奴隶主贵族、周族乎民的含义。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于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尚书·召诰》），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三姓之后，于今为庶。”杜注云：“三后，虞、夏、商。”可见，不但殷亡后的人民成为庶人，而且虞、夏灭亡后的人民也成了庶人。西周时期的庶人与“国人”不同，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唯其如此，他们的地位差异，不但表现在政治上，在法令税役上也极悬殊。

西周时期的被征服者殷族等居住在“野”里，主要担当农业生产，担负供给“天子奉养、百官录食，庶事之费”，他们仍然保有公社组织，以公社共同体的形式而不是以个别家族或个人，受到奴隶主贵族的“七十而助”和“五十而贡”的剥削。孟子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均见《孟子·滕文公篇上》），则充分道出了上述事实。正因为“国人”与“野人”的地位之不同，在《周礼》一书中也看不到六遂的野人建学受教育的迹象。六遂的官吏职守，大都说的“掌其政令”、“掌其戎令政事”和“掌其教治政令”等，从未见列“庠序”、“賓兴”一类的记载。由于六遂的“野人”只是从事农业生产，因而六遂的官吏职守中都说：“趋其稼事而赏罚之”（《县正》）、“趋其耕耨，稽其女功”（《鄼长》）或“以治稼穑”（《里宰》）。《遂人》职还说：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昏乐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穑，以时器劝甿，以疆予任甿。“甿”，郑康成注云：“变民言甿，异内外也、甿犹懵懵无知貌也。”这里把“野人”不作“田民”而称为“甿”，亦作“萌”或“氓”①，可能反映了“野人”不能建学受教育，“懵懵无知”这一历史实际。

由于“野人”即庶人的身分地位比“国人”低，目前不少同志主张庶人就是奴隶，恐难成立。把庶人说成奴隶的主要根据是《大盂鼎》铭中的一句①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上村岭虢国墓地》1959年，科学出版社，第19页；郭宝钧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话：“锡女邦嗣四白，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他们说“人鬲”就是奴隶，“自驭至于庶人”统统包括在“人鬲”之内，因而就都成为奴隶了。其实，未必如此。我们同意铭文中的邦司、夷司，以及人鬲，驭、庶人等都是按被俘以前的身分称谓说的。他们由周天子赐给贵族之后是不是都成了奴隶了呢？铭文中没有说明。即使他们已经成了奴隶，那也不能根据这段铭文证明庶人本来就是奴隶。西周和春秋是两个相续的历史阶段，因此春秋时期史料里对于阶级的排列顺序，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貮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襄公十四年又说：“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貮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暱。”这说明土以下直到庶人、工商，都只有家庭组织，而无贵族阶级那样大宗、小宗的宗法，因此士只有“朋友”或“隶子弟”，庶人、工商、皂隶则只有“等衰”和“亲暱”的差别。但是，庶人工商和皂隶牧圉分为两个阶级，则是非常明显的。《左传》襄公九年云：“其卿让于善，大夫不失守，其士竟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这说明工商和皂隶都有专门技艺，因此说他们“不知迁业”，并非说两者为同一阶级。《左传》昭公七年又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这条材料只是数的贵族与奴隶两个阶级，而不数庶人工商，这恰好证明庶人工商不是奴隶，而是平民阶级②。还有解放后出土的《宜侯夨■》也有赏赐庶人的记载，论者亦以为是奴隶。铭文中说：周王赏赐宜侯的有田土、有邑落、有人民，又值周初伐商之后，这是“封国”。如果说赏赐的人都是奴隶，奴隶不能有姓，也无称“在宜王人”、“宜庶人”的道理。“奠”即“郑”，和“奠七白”一起封赐的“[千]又五十夫”③，当是他们所属的“庶人”。这里的赐土赐民，是指周天子将其征服地区划归被封者的统治区域而已。铭文中“才宜王人”、“宜庶人”和“郑七伯”，皆非奴隶。参证前述，庶人、庶民都是奴隶的说法，自应消歇。

论者或谓凡是被赏赐的都是奴隶的说法，也非确论。我们知道，在残有公社的古代社会中并没有完全自由的农民，即令是公社农民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周礼·地官·比长》职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徒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地官·邻长》又说：“徒于他邑，则从而授之。”当时的公社农民就是这样被束缚在公社之内，他们是不能随意迁徙的。不仅如此，公社农民还常被奴隶主贵族当作隶属于自己的而被赏赐、交换出去。这种现象，在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国家里也是不乏其例的。

奴隶西周时期的奴隶，一般叫做“臣妾”、“臣”，“鬲”等。例如《尚书·费誓》说：“马牛其风，臣妾逋逃。..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大克鼎》铭云，“易女井家■田于■，目（以）毕臣妾。”《令鼎》铭又云：“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这里的“臣妾”和牛马并论，当指男女奴隶。鬲即隶字，亦指奴隶。这种称呼一直延用到战国末期，云梦秦简，便是其证。不过，秦简中的“鬲”改用为“隶”，②《毛传》：“略，利也。”

③畟畟，《尔雅·释训》郭璞注云：“言严利。”

有时和臣妾连用，称为“隶臣妾”。周代奴隶多因其来源、职役和等级的不同而有各种各样的名目，反映了当时的奴隶被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当时的奴隶多是由其专门分工固定下来，一般都有世袭不变的社会地位。西周时期的奴隶数量并不太多，例如《■■》铭云：“王曰：‘■，令女司成周里人■者（诸）侯大亚，■（讯）讼罚，取遗五寽。易女尸（夷）臣十家。用事。’”这个治理成周里人和诸侯大亚，并且负有断治大事的■，只能赐得“臣十家”，可以说明当时赏赐奴隶的规模是不大的。此外，还有赐“臣五家”（《不■■》）的。金文中赐奴之例，唯《麦尊》育赐二百家的记录，铭曰：“■王才（在）■，已夕，侯易者■臣二百家。”惟其“■臣”如何解释，诸家看法，尚不一致。前引《大克鼎》记载厉王赏克田七区，其中只有一区注明“（与）军臣妾”，可见西周时期的奴隶，只有少数用在农业生产上。

论者为了强调西周时期奴隶数目之多，常常征引《小盂鼎》中的如下一段铭文：“隻（获）■（馘）四千八百口二■，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这里的“获■”是斩获的首级，“孚人”当然是俘虏。我们知道，俘虏虽是奴隶的重要来源，但是，并不能说他们都是奴隶。这从安阳殷墟所发掘的排葬坑的尸骨在祖庙中举行献俘告捷之礼时被杀的是战俘而不是奴隶，得到证明。至于《逸周书·世俘解》中“武王遂征四方..馘■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的记载，如果以武王伐纣时所能动员的力量不过是“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篇下》）以及直到周初周族自己还在说“大邦殷”、“小邦周”等史实测之，这段材料可能过甚其词，不可完全轻信。

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西周王朝的统治权力较之商殷王国更为强化，因而它的官僚机构和政治制度也日渐冗繁和庞大。

官制关于西周王朝和诸侯国的官僚机构，现在已略可考。

根据《诗》、《书》和金文资料可以看出，周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是西周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据说，周初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左传》定公四年）。师、保即太师和太保掌握着西周朝廷的军政大权，并且成为青少国君的监护者。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是从贵族家内幼儿保育和监护的礼制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的一种官职。这种制度，商代已经产生。《诗经·商颂·长发》说：“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尚书·君奭》说：“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阿衡”就是“保衡”，“阿”即是“保”，原来也是教养监护的官，后来发展为国君的辅佐大臣。

从文献金文资料看来，西周中央政权有两大系统，即卿事寮和太史察。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献中的“卿士”。《说文》云：“士，事也。”两者都称为寮，说明是当时的两大官署。《令彝》铭云：“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士）寮”，并且细举其目云：“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这就说明，周公子明保即伯禽曾经主管“三事四方”，授给卿事察。所谓“三事”，就是指王畿以内的三大政事；所谓“四方”，就是指王畿以外的四方诸侯的政务。“三事”之称，亦见于《尚书·立政》和《诗经·小雅·雨无正》等篇。《雨无正》说：“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胡承珙认为：“三事大大”就是《尚书·立政》所说的“作三事”，“任人谓任事之官，唯夫谓平法之官，牧谓养民之官”，“三事大夫疑为在内卿大夫之总称，对下邦君句，为在外诸侯之统称”（《毛诗后笺》卷十九），颇是。《令彝》铭中的“诸尹、里君、百工”，当即王畿以内官员的总称，就是“三事大夫”。诸尹相当于“任人”或“常任”。里君相当于“牧”或“常伯”，只是百工泛指各种官吏，和《立政》所谓“准人”稍有出入。《雨无正》所说的“三事大夫”，是指王畿以内统治的官吏，即《尚书·酒诰》中的“内服”；所说的“邦君诸侯”，是指王畿以外统治四方的诸侯，即《酒诰》中的“外服”。《令彝》铭的“■者（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杨树达云：“文本当云：舍四方令，■诸侯，侯，田，男，而文却倒言之，致文字错综，不相配称，令人迷惘”④，他认为是倒装句，应读为四方令发布到四方的诸侯，包括侯、甸、男在内。这又与《雨无正》中的“邦君诸侯”相当。由此可见，卿事寮不仅主管王畿以内的“三事”，所属有“三事大夫”，而且还掌管王畿以外“四方”的政事。《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就是管理四方诸侯。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其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徒）、司工（空）。据古籍载，司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空是掌建筑工程等的官。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巨”，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①，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古代兵刑不分，卿事寮的长官，无论太师或太保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召公和周公都曾出征过。

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礼记·曲札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这些官制虽系后人记载，但它的来源可能比较原始。这里把“六大”称为“天官”，并且看作神职是有来历的。它把大史作为六大之一，其实大史就是“六大”之长，“六大”都该属于太史寮②。太保、太师和太史都称为“公”，说明在西周中央政权中辅佐周天子的执政大臣，确有“公”的爵概。例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称为“公”。在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所以六卿职守中的多数与宗教事务有着密切关系。周代中期以后的宗教职能在政权机构中逐渐削弱，“因而明保、明公、皇天尹大保、大保之类的官职已不复见，这意味着政务官职机构的扩大、也说明西周王国的官僚机构有了发展。

前引《令彝》铭中的“四方”，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具体指侯、甸男等诸侯，也可以说是西周的地方政权。据孟子说，周制：天子为一位，公④《毛传》：“覃，利也。”

①参见《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5页。

②关于商代谷物，考证者较多，意见颇不相同。于省吾云，当时有黍、齋（稷）、豆（？）麦、秜（自生稻）。详见所著《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为一位、侯为一位，伯为一位，子男同为一位，凡五等；君为一位，卿为一位，大夫为一位，上士为一位，中士为一位，下士为一位，凡六位。论者或谓上述说法的下半截大致可信，而上半截的五等爵似为附会。但是，《尚书·酒诰》说之殷制“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金文中也有公、侯、伯、子之称。

特别是西周时期畿外的封君一般都称为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畿内的封君多称伯，如芮伯、郑伯等，便是其例。侯、伯当是爵位名称，西周时期称公的较为普遍，王朝中的大臣都称公，如周公、召公，公在当时也可能是一种爵位。周代真正的五等爵，有人考证就是被后人说的畿服制的侯、甸、男、采、卫。这种说法虽尚有可疑之点，大致是不错的。可见，西周时期可能是沿续殷代旧制另订了五等爵，似非完全后人的加工。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例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周末郑桓公为周司徒，都是其例。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西周国王对诸侯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还能听命纳贡。《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贡纳外，还需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有时还向诸侯国派遣监国的使臣，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几■》）。1958年江西余干出上的《应监甗》①，当是派往应国的监国使臣所作的铜器①。

西周时期的官制，基本上是在商代的“内服”和“外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其机构更加庞大，体制更加系统而已。当时的官吏，既是贵族，又是宗亲，盘恨错节，根深蒂固，构成了以西周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对广大平民和奴隶的统治体系。

世卿与世禄西周的统治阶级都是世袭的贵族，也称世族。世族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基本力量，众多的世族形成一个政治、经济、思想的综合统治体系，因此世族和世袭制度是西周统治的核心内容。所谓“世卿”（《公羊传》隐公三年）或“嗣卿”（《佐传》成公十三年）是指在天子或诸侯之下的世族世袭地享有卿的地位并且掌有政权者。这种世卿制的出现，是他们世代占有土地，秉承氏族社会遗留的必然结果。这种世卿制度与民族集团互为表里，世代执政本于氏族共治之习，而氏族的存在也仰赖于世代把持官府，故曰：“弃官，则族无所庇”（《左传》文公十六年）。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世臣”（《梁惠王下》）。当时掌政的氏族都要尽量把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同一氏族的成员是不轻易排斥于权益圈之外的。所以，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原先都是兄弟，宋的华氏当权的更多。所谓“政由宁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则是举族而言的。于是周代的贵族政治，在纵的世族制度代代相承之余，又有横的氏族集团。他们的势力庞大，每每可与国君抗衡，“家”和“国”通常并称，“安定国家，必大（指大族）焉先”（《左传》襄公三十年），便是其例。当时欲要邦国的存在，必须首先扶持大贵族，难怪鲁国的襄仲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左传》文公十二年）贵①民为萌之本字，金文作■（《齐侯壶》）、■（《齐镈》）、■（《克鼎》）等形，各种子冒地而出，上象子叶，下为其根，引伸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民人之民，乃借义。历代统治阶级有种种侮辱民人的释义，如：“民盲也。”；“民，冥也”；“民，氓也”，置民于“懵懵无知”、“冥顽无知”之列。①斯维至：《论庶人》，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族亦以“用■■（绸缪）奠保我邦我家”（《叔向父■》）自命。这种氏族集团，古人称之为“巨室”，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均见《孟子·离娄上》），巨室自有政治资本，不是国君诸侯随意能贵能贱的。

西周世族有和周王同姓异姓之分，他们的形成各有特点。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东征的贵胄，不是周王之亲戚就是传统大氏族的后代。周初东征之际，往往有的儿子在外殖民建国，有的儿子留守王室辅政，此即春秋时代随武子所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左传》宣公十二年）。这里的“内姓”指同姓，“旧”谓世臣也。例如，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镇于鲁，称鲁公，他的次子则在王室世袭父职，代代称周公，为王朝卿士。宣王初立，周公、召公辅政，这个周公当然不是周公旦，而是他的后裔。春秋时，《左传》桓公五年有周公黑臂，庄公十六年有周公忌父，文公十四年有周公阅，成公十一年有周公楚，可见周公旦之后，世为王朝卿士。召公奭辅佐成康，为太保，其子孙世世代代称召公。宣王时，有召穆公虎，《左传》僖公十一年有召武公，文公五年有召简公，可见，召公奭之后，也世为王朝卿士。尹吉甫为宣王卿士，《左传》成公十六年的尹武公，昭公二十三年的尹文公，当是尹吉甫后也世为王朝卿士。虢仲、虢叔是武王之弟，宣王时，有虢文公谏王“不籍千亩”，他是虢仲之后还是虢叔之后不详。春秋时，《左传》隐公元年有虢公忌父为王卿士。其后，虢公林父将右军与桓王同伐郑，可见虢氏之后也世为王朝卿士。

这种世官制度，在金文资料中也有反映，例如《录白■■》云：王若曰：“录白（伯）■！■！自乃且（祖）考又（有）`（勋）于邦周，右（助）（开）四方，■（惟）弘天令（命）”。②这里明确地记述了录伯■先人缔造周邦的功劳。他们在周初建国时，或“受民受疆土”，或担任要职，子孙继承余荫，世世接替，所以金文中常有“井（型）乃且（祖）”、“则乃且”或“■（更）乃且”之类的记录。这些记载，除指效法祖先之德以对周室尽忠外，还指其继承祖先的官职言。如云：[王]若曰：“舀，令女更乃且考司卜事。”（《舀鼎》）王乎尹氏册令舀曰：“■乃且考乍冢司土于成周八■。”

（《舀壶》）

王乎年史令趩且考服。（《趩■》）

金文中多以“子子孙孙永宝享”作结语。我们知道，礼器既然是代表一种身分、阶级和职位，那么子子孙孙可以享用礼器，其职守或地位必然也是代代传下去的。但是，这种职守的传递，需要通过“再封”礼仪才得承认。也就是说，奴隶主贵族后来的职官是由周王授予的，如果授受双方之一有所改变时，就须举行一次授职典礼，才能世官其职。例如，《师虎■》云：王若曰：“虎，■（载）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啻（嫡）官司左右戏毓荆。今余佳师井（型）先王令，今女■乃取考，啻官司左右戏毓荆，苟（敬）夙夜勿■（废）肤令。”

《师虎■》是共王时器，师虎之职不知传了几代，先王封师虎继承其祖考官职，今王新即位，又封师虎，把其官职又说一遍。这类事情又见于《善鼎》、《蔡鼎》等铭。由此可推，上引“■乃且考”之类的铭文，大概都是奴隶主贵族死②江苏省文管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后，周王对其子孙之再封，他们如无罪过，原有的职官是不会被褫夺的。关于西周世官制的详细情况，因为史料残阙，虽难确指，但从若干典籍和有关的金文资料中还是可以寻出蛛丝马迹的，并可知道，列国贵族的参政也是代代相传，而且势力颇大，所以叔孙豹说：“若夫保姓（世代保持贵族地位）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据载，叔孙豹在听完范宣子的数千年宗谱后，淡淡地说：“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讲的是“世官”，而叔孙豹却说“世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周代的世官世禄不能分开，所以战国时代的孟子也说：“仕者世禄”（《孟子·梁惠王下》）。我们知道，周初封建、授土、授民后的周王也常常赐田，公侯也赐田家臣。这些赏赐的田土都是世袭的，那时贵族的官职和采邑互为表里，官既是“世官”，禄也就是“世禄”了。孟子为滕文公筹策立国时，曾经主张“卿以下必有圭田”，以“野人”“养君子”，孟子叫它为“分田制禄”（均见《滕文公上》）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世官与世禄虽二实一，所以前边所说的“再封礼”既是为了继承官职，也是对于世禄的再承认。例如《伯旟鼎》云：王令■医■曰：“嗣乃且考■于■。”

这里周王既使伯晨继承其祖考，据有■地，那么这块土地便为伯晨永久占有，成为他的世禄领邑了。西周时期的奴隶主贵族就是这样靠着“大官大邑”而“庇身”。可见，领邑不但是奴隶主贵族的世禄，同时也是他们的“守其官职，宜族宜家”（均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政治资本。

军队与刑法属于西周王室的军队有虎贲和周六师、殷八师。

虎贲是周王的禁卫兵，不参加生产，武王伐纣时，便以他们为先锋。《尚书》中的“虎臣”，金文中的“左右虎臣”、“虎臣”，当是虎贲中的头目，也是周王的亲信。周六师是由“国人”组成的，因为他们宿卫在宗周所在的西土地区，所以金文中又称它为“西六师”。六师是周的主力军，昭王、穆王时期，曾率他们外出远征。西周王国分为六乡，乡是公社的最大单位。六乡可能是从过去的六个部落转化而来的。西周尚未形成国家时，周族可能是由六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形成奴隶制国家以后，六个部落便成了六乡，原来六个部落中的各个部落都有一支由公社成员组成的武装力量，到了此时就变成了西周王朝的“六师”即六军。

殷八师又称“成周八师”，驻守在成周，是由殷遗民编成的，但其将帅则由周人担任。周人对南方各族的几次征战，往往是六师、八师并用。一师，相当于古代文献中所说的一军，计一万余人，可见，当时周王的常备军已达十四万人以上。这就是周王能够保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武装力量。分封各地的诸侯国也都拥有一军到三军的军队，例如，鲁国征伐淮夷时，发动“三郊三遂”（《尚书·费誓》），就有三军之众。西周时期的奴隶主贵族就是依靠这些军队镇压平民和奴隶的。

西周时期的“国”中的公社农民和虎贲不同，他们平时耕地，只有战时才出征当兵，杨树达谓士、事、葘古音并同，《说文》以“事”释“士”，东方人以物臿地中为“事”，古书中“菑”亦作“臿”。“盖耕作始于立苗，所谓插物地中也。..事今为职事事业之义者，人生莫大于食，事莫重于耕。”而甲骨文之“士”作“⊥”，一象地，象苗插地之形，与上说合①。士之为①杨树达：《积微居主文说》第23页。

农事，并有作战义务，系源于氏族共同体公社成员共耕之遗习，战国礼家还知这脉传统，如云：“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礼记·少仪》）士本来就是耕农，故其子长则耕。《管子·问篇》一书中也多透露这种意思，问“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士要耕种的，所以又问“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为何事？”其子弟当然也要耕作，所以又问，“国子弟..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这里既曰“士”，又曰“国子弟”，既曰“身耕”，又曰“陈列”，这也是古代的士、国人、公社农民三者实一，他们平时种田、战时出征的有力证明。西周时期的军队组织和公社组织是一致的，所以不仅当时“国”中公社农民身兼战士，其公社头目也兼任军队的军帅。这队《国语·齐语》里所说齐国情景，也可推知西周时期更当如此。这种由公社农民所组成的军队，每年在农闲时间进行古代文献中所说的“春苗”、“秋搜”、“冬狩”以检阅，全体壮年男子都须参加，因而《礼记·郊特牲》说：“唯为社田（陈澔注云：“为祭社之事而田猎”），国人毕作。”这种“大搜”和欧洲法兰克王“三月阅兵”的性质颇为相似，而“三月阅兵”的前身就是法兰克人的人民大会。可见西周“社田”，可能也是原始社会时期的那种人民大会演化而来的。

西周时期的作战主力是甲士即车兵，他们是由“国”中公社农民中征发而来的。作战时，每辆兵车除甲士外，还有御者一二人，徒兵十人。《禹鼎》所说的：“率公戎车百乘，斯（厮）驭二百，徒千”，便是其证。“驭二百”就是由两个“百夫”编成的“御”，“徒千”也就是一个“千夫”编成的“徒”。徒兵是由庶人即“野人’中征调，他们主要服军事差役，如同《尚书·费誓》所说，准备“桢■”、“芻茭”一类的器械和粮秣。西周晚期以后的车马，同前期一样也是偶数。例如虢国墓发现的四座车马坑，有三座都是一车二马。浚县的第三号车马坑，殉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平均计算，一车六马。当时所用兵器也有明显改进，如戈的胡进一步向前延长，更便于装柲，又加长了刃口；还出现了结合戈、矛特点而成的戟。西周军队就是用这样先进车马武器装备起来的，是保卫奴隶制国家的重要工具。《驹尊》，1956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李村。同出的还有盠方彝两件，一为《盠方尊》，另为《盠驹尊》的盖。盠器铸于孝王时期，铭中记载周成王在地■亲自参加“执驹”典礼，接受马官升新驹于、闲，并赐给盠两匹马驹。这与《周礼》、《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等记载的“执驹”、“锡驹”制度相印证，说明西周时期对于马的繁养十分重视。《盠方尊》铭中的“六师”、“八师”等记载，与《禹鼎》、《克鼎》所言事同，是研究西周军事组织的重要资料。

《汉书·艺文志》有《周法》九章，《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在《九刑》不忘”。九刑之书，今虽亡佚不可考，但在《■匜》铭中说的鞭刑、墨刑和赎刑，可与《尚书·舜典》记载的“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相印证，说明西周存在着刑罚、狱讼和盟誓制度，反映了奴隶制国家的侍征和本质。

铭文中的“■■”是刑名，或■为“■■”或■为“■■”。从铭文意义判断，“■■”和“■■”是轻重不同的同类刑罚，字皆从黑，当属墨刑。据文献记载，墨刑是一种肉刑，属于五刑之首，是五刑中最轻者。《周礼·秋官·司刑》郑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说文解字》说：“黥，墨刑在面也。”这在《■匜》①铭中得到了证实。

《吕氏春秋·直谏》说：“王之罪当答，..引席王伏，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匜》铭中的“■”字象手持鞭抽打人背形，当是鞭字的初文。《■匜》铭中出现鞭字，说明最迟在西周后期已经有了鞭刑。《尚书·吕刑篇》记有赎形条款，作为刑法的辅助手段。《■匜》铭中的牧牛最初被判为墨刑，后来议赦，改判为另一种较轻的墨刑，但没有罚金。第二次大赦，免去墨刑，鞭千减半，罚金“三百寽”。如果《吕刑篇》的记载属实，说明西周末年的赎刑办法有了新规定，罚金数字较前增多。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和意志的刑法，是不平等的。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的规定下，当时的贵族犯了法，可以依据他们的特权交纳一定的“寽”而免去刑罚。

为了防止公社农民的逃亡和暴动，当时不仅有“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桥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周礼·秋官·禁暴氏》）的规定，又把他们编为“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埋葬”（《周礼·地官。族师》）。这种类似后世的连坐法的实施，一方面反映了周代刑法中原始共同体的残余即保留着对犯罪的集体负责制，又在保护当时逐渐兴起的私有制。

宗法和礼制西周王国还利用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组织蜕变发展而来的血缘宗族关系——宗法制度，作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的工具。

宗法制度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继承法，也是继统法。实行这种继承法，必须首先严格区别嫡庶关系。例如，天子世世相传，每世天子都是嫡长子继承父位而为第二代天子，奉戴始祖，是为“大宗”。其同母弟与庶兄弟封为诸侯，是为“小宗”。每世的诸侯也是由嫡长子继父位为第二代诸侯的，奉始祖为“大宗”。他的诸弟封为卿大夫，是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是嫡长子继父位为第二代卿大夫，奉始祖为“大宗”，他的诸弟为“士”，是“小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庶人。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其本国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其本族为大宗。可见，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系子孙，而小宗则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对于大宗则都为庶。依照宗法的规定“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礼记·大传》）。因为大宗的始祖只能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所以大宗永远是大宗。至于小宗由于族类繁衍的结果，分家出去，另立门户的人越来越多，小宗也就不断增加，一般到了五世就必须分出一些子孙。就是说《礼记·丧服小记》的：“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在继高祖者也；是放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所以万斯大曾说：“宗法何昉乎？古之时，诸侯之嫡长子为世子，嗣为诸侯；其余支庶之后，族类繁多，惧其散而无统也，因制为大宗小宗之法。”②以例言之，文王的嫡长子武王是大宗，被封为诸侯的文王其他的儿子如周公，就是小宗。武王和周公的关系，从血统上来说，虽是兄弟，但从政治上来说已变成君臣关系，因此，只①扶风黄堆村出土的■■觥盖，铭中的■■当是周昭王时期的人，曾任■马之职，辅佐昭王南征荆楚。“趣马”当即《周礼·夏官》的“趣马”，职司王室马匹。

②参见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有武王才有祭祀文王的特权，周公是没有这种资格的。周公只有在武王的统率之下，才能参加文王的祭典。这是因为武王是周公的大宗。所谓“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就是这个意思。周公被封到鲁国后，他是鲁国的始祖，也就是所谓别子。依据规定，则“继称者为小宗”，所以周公的儿子伯禽及其嫡系后裔，对周天子来说，就变成了小宗。但在鲁国内，他是继承其始祖周公的，也就是继承“别子”的。按照“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规定，伯禽又是大宗。被分封为卿大夫的周公的其他儿子，即伯禽的诸弟，对于伯禽来说，又变成了小宗。同样道理，在鲁国，只有伯禽及其嫡系子孙才有祭祀周公的特权，伯禽的诸弟只有在他的率领之下，才能参加祭祀周公的祭典。卿大夫和士的关系，也是如此，卿大夫是大宗，士是小宗。

根据《礼记·丧服小记》和《大传》为代表的汉儒的解释，宗法制度是卿大夫士的继统法，与天子诸侯无涉。所以他把君统与宗统分开，以为天子诸侯的继统为君属于君统，卿大夫士的继统才是宗统，而宗法制度是指后者说的。因此《礼记·郊特牲》有“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的说法。清代学者更加强调这点，例如穆瑶田就把宗法制度看成是“以兄统弟”的“兄道”（《宗法小记》）。这个看法与古籍、金文所载不合，因而颇难成说。例如《诗经·大雅·文王篇》云：“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是说文王既然为君，他的子子孙孙就是百世不迁的大宗。《诗经·大雅·板篇》又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大邦”，指诸侯；“大宗”，郑玄注云：“王之同姓之适（嫡）子也”，前句是就政治关系而言，后句是就宗法关系而言。这里是把周天子和同姓诸侯的政治关系和宗法关系视为一体的。这种思想在金文中也有反映。例如《善鼎》云：“余其用格我宗子雩百姓。”这里是把“宗子”与“百姓”对列，似也说的是本宗子弟。特别是1956年出土的《盠驹尊》铭文中，说得更为明白①。这个贵族自称是周天子的“旧宗小子”，即周天子的同族人，在“对扬”天子的宠遇时说：“万年保我万宗！”，在另一铜器《盠方彝》铭中又说：“万年保我万邦：”这里的“万宗”是就宗法关系而言，“万邦”则是就君臣关系而说的，也没有把君统与宗统分开。正是因为周天子有这种关系联系着，他在当时才能具有无上的权威。《诗经·小雅·角弓》云：“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无胥远矣！尔（指幽王）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雨雪浮浮，见曰流。如蛮如髦，我是用忧！”诗中一再宣扬：必须团结宗族，巩固其统治，然后才能征服“小人”，否则宗族涣散，“小人”反上，如猿升木，则将无法统治。看，宗法关系在周天子的眼里该是多么重要！上引诸例无不充分证明西周天子和诸侯都以君统与宗法合而为一，这和汉儒以来的宗法说，正好相反。

由于西周奴隶制国家体制是与宗法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各级奴隶主贵族十分重视“宗子”的特殊地位，十分注意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对祖的尊重，主要表现在祭祀上，但是在当时并非所有的子孙都有祭其祖先的资格。例如继祢者只能祭祢，继祖者祭祖，继曾祖者祭曾祖，继高祖者祭高祖，各有其所宗及其所祭。凡非其所继，皆不能祭，只有继始祖者的“宗①朱心持：《江西余干黄金埠出土铜甗》，《考古》，1960年第2期。子”一系才是有主祭的特权，其余的都没有祭始祖的资格。但是，不论什么人又不能不祭祖，而为了要祭祖，只有尊敬那能祭始祖的“宗子”。所以《礼记·大传》说：“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这样一来，“宗子”的地位便重要起来，祭始祖的“宗子”便被诸庶子所敬，因而无形中便得到了统治他们的作用。西周时期，从政治上讲，一国无二君；从宗法上讲，一庙无二祭主。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中心，表示“尊祖”和“敬宗”，这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宗法制度不仅应用于周室的同姓间，而且和异姓诸侯间也有关系。周制，同姓不婚，而异姓则互为婚媒。所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周初的封诸侯、建国姓，就是把氏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也就是氏族组织变成国家机关，奴隶主贵族通过宗法制度，建立了一套周密的统治网。

在西周奴隶社会里，依照血缘的亲疏远近分成许多等级，联系这种等级关系的是血缘，维持这种等级的则是礼制。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风俗、传统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②。这种原始礼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公社的残存，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彼推广出去，用以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些仪式也被固定化，涉及面更为广泛、庄严、典重，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贯彻到人民中去。周代社会的礼就是这样在原始礼的塞础上演变而来的。

西周的“礼”与“仪”同义，所以礼仪二字常常连用。《诗经·小雅·楚茨篇》的“礼仪卒度”、“礼仪既备”便是其证，礼的内容，主要包括冠、昏、葬、祭、享、燕、朝聘、衣服、车马和宫室等。春秋以后，礼的概念逐渐扩大，几乎包括一切具体的典章制度。礼有“贵贱有等”（《礼记·坊记》）、“长幼有序”（《孟子·滕文公上》）、“朝廷有位”（《礼记·坊记》）、“男女有别”（《礼记·大传》）和“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等作用，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人民的重要绳索。

“礼”与道德和法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礼”所表现的总问题也就是所谓“意志”、“责任”、“必然和自由”等问题。“礼”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是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责任，被统治者如果触犯了“礼”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统治原则，就会受到非自由的对待。因此，“礼”决不是什么阶级的和谐，而是阶级的另一种方式的强制。“礼”从属于特定的道德，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因此，把来自原始社会而演变为阶级社会的“礼”，说成是原始社会的民风民俗是不对的。马克思说：很明白，在这里和在那处一样，“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的限制固定下来”①。这里所说的法律也就是周代的“礼”。周代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把从过去习惯传统一切有利于他们的东西都固定下来，变成不可侵犯的“礼”，它自然就成了维护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工具。

《左传》桓公二年说：“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②郭沫若：《释应监甗》，《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①参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释文。

是以政成而民听”。这就是说：“礼”的作用，一方面规定统治阶级内部依据身分不同的“礼”以维护其等级关系以及他们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于加强统治者对于平民和奴隶的统治。商周时期是兵刑不分的，用刑就是用兵，每一诸侯国的国君都有权用兵，因而亦可以用刑。由于兵刑不分，因而“礼”和“法”也不能分，非礼就是非法，犯法就要用刑，用刑就要用兵。《荀子·富国篇》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杨倞注云：“君子用德，小人用刑”；《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都是说的在统治阶级内用“礼”，统治人民之道用“刑”。由此可见，西周时代的制礼的目的，正如《礼记·乐记》所说：“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敬天保民思想西周奴隶主贵族不但强化了国家机器，建立了宗法和礼制，而且还相应地发展了敬天保民思想，加强其对被压迫阶级的精神奴役。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里，宗教世界观占据着支配地位。《尚书·西伯勘黎》记载西伯灭黎之后，形势对殷颇为不利，纣臣祖伊奔告于王时，纣王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句话洁生生地反映了殷人迷信天命的思想状况。周人也相信天，但不象殷人那样迷信，而是采取一种敬天命、尽人事的态度，提出了“天不可信”（《尚书·君奭》）、“天畏（威）棐（非）忱（诚）”（《尚书·康诰》）的思想来。《诗经·大雅·大明篇》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信）斯，不易维王！天位（立）殷■（敌），使不挟（有）四方。”《大雅·荡篇》”也说：“荡荡上帝，下民之辟（君）；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乖辟）。天生■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种思想也见于《尚书·唐诰》、《君奭》中。周人一方面怀疑天，另方面又在敬天，这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矛盾。其实，从周初的一些记载中不难看出，凡是尊崇天的话，都是对着商族及其旧属方国部落说的，而怀疑天的话，则是向周人自己讲的。由此可见，周人的敬天思想，只是一种策略，这和禁止周人酗酒而放纵殷饮酒一样，是一种具有政治目的的统治措施。

武王伐纣，管蔡以武庚叛等周初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使得西周奴隶主贵族逐渐懂得，天命无常，民意才是现实的。所谓“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尚书·康诰》），正是周公告诫康叔要重视人民的意愿。又说：“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这又是周公教导康叔天命不是常在周人手中的话。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教训，当时才产生了“重民”、“保民”的思想。例如《尚书·大诰》云：“天棐忱辞（斯），其考我民。”这里是说天命无常，我必须考之于民始可信。《酒诰》所载周公对康叔所说的：“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母）于水监，当于民监’”的话，也表现在《诗经》里，例如《大雅·民劳篇》共五章，五言“民亦劳止”，又言“无俾民忧”，《小雅·天保》中的“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和《大雅·假乐》的：“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等，也无不反映了保民、重民的思想。

周人是把天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但是现在既然认为天命不可信，民情大可见，那么这种统治工具也就不大可靠了。在这里，周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明德”的思想来。例如：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康诰》）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肌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肆惟王其疾（亟）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这里是从历史上寻找证明，要以夏商二代为鉴，说明“明德”能保天命，不“明德”就要失掉天命的道理。《师旟鼎》铭内多处提到“德”，鼓吹以德为奴隶主阶级的行为规范。周承商制。这种“德治”思想是从商代奴隶主阶级那里沿袭下来的。他们认为维护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就要加强德治。在提出这个“明德”的同时，周初又曾反复提出“保民”说：“今民将在祇遹乃文考，绍闻衣（殷）德言，往敷（普）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唐诰。”“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唐诰民。”（均见《尚书·康诰》）这些话是周公对康叔说的，好象封国的目的就是在于安民，其实他的真正用意是在于保住周人的政权。《尚书·梓材篇》中的“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便是其证。“永保民”，实际上就是永保王位，用周人的话说，就是“祈天永命”（《尚书·召诰》）。综上可见，西周奴隶主贵族所以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主要是为了要控制他们的政权，不使其有隙可乘，也就是为了达到巩固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

第三节　周王国和国内各族的关系

西周初期

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周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周王室与国内各族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和冲突。

淮夷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分布在淮河流域。由于他们居住在周都南面，所以又称南淮夷。南淮夷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淮水地区若干国家或部族的总称。

《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周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奄即曲阜，又名弇中。淮夷之中，徐国为大。《括地志》云：“泗（水）[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可知徐国是商部族在东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薄姑即蒲姑。《集解》引马融曰，“齐地”，他们原住山东半岛，是齐国的先住民。经过三年的持续战争，西周奴隶主贵族在那里建立了齐、鲁等国，将他们置于周人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但是，东夷和淮夷的反抗，并没就此停止，《尚书·费誓篇》载鲁国伯禽伐淮夷和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便是其证。正因这样，灭殷后的周王室把殷八师驻防在殷之故地朝歌，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东夷，镇压被征服者殷族。《小臣■■》铭云：“■！东尸（夷）大反，白懋父殷八■征东尸。”

可见，东夷反抗时周王室是用殷八师前去征伐的。

周王朝和淮夷的关系是奴隶制的剥削关系。西周奴隶主贵族称淮夷为“■畮（贿）人”（《兮甲盘》），意思就是向王朝交纳布帛贡赋的奴隶或族人。《驹父》铭所记南仲邦父派遣驹父向淮夷诸国索取贡物，就是这一关系的具体表现。古代的贡与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南宋王炎曰：“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献其天子者也。”①《兮甲盘》铭云：“淮夷旧我■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贮。”这里的帛、积、进入当是并列的三项。“积”，即是古籍中的“委积”，当指刍槁。“进人”的“进”有“纳入”义，所以“进入”是向王朝贡纳的服役人。可见，淮夷虽然主要是入贡布帛，同时也要向周王室输送粮草和人众，后者的身分可能是奴隶①。又说：“敢不用命，则即井（刑）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按时交纳布帛和其他贡物，其中包括劳动力即奴隶，否则就要受到讨伐。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有周族太王之子太伯、伯雍逃奔荆蛮建立吴国的传说。解放后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夨殷》是康王分封虞仲之后于吴的记录。此铭记载周初封建授民授疆土事，至为详尽。文中的“王人”指周部族，即“国人”。“郑七伯”是原居周之畿内郑地的七个奴隶主贵族，现在把他们及其所属的人民赐给俎侯。“俎庶人”，是被征服的俎人。《吴太伯世家》说：“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中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

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从《宜侯夨■》铭①详见《积微居小说述林·释士》。

①详见《记岐山发现的三件青铜器》，《考古》1959年第11期。

看，吴与虞仲的关系，恰与《史记》相反，因此太伯，仲雍逃奔于吴的传说是否可信，颇需研究。不过，据此肯定西周初期在今江苏境内已有周人的据点，统治那里“文身断发”（《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土著民人，并对开发长江下游一带做出一定的贡献，则是可以肯定的。

西周时期的楚人，主要分布在汉水到长江中游的两岸①。楚国始见于商代，《诗经·商颂·殷武篇》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到了殷周之际，她已发展成为相当强大的一个地方势力。其西也是庸、户、彭、■等群蛮部落，北面又有邓国，都臣服于周。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在淮水到汉水沿岸，建立了一些姬姓国，如淮水上游有息国（在今河南息县），汉水东北有随（在今湖北随县）、郧（在今湖北安陆）等“汉阳诸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再南到今之孝感、享山一带，已发现有大批曾国青铜器，也是成王时所封的姬姓诸侯。后来，在南阳地区，又分封了申、吕等姜姓诸侯。西周成王封熊绎以子姓之国，“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史记·楚世家》），每年向局王室进贡“包茅”（《左传》僖公四年》），但是由于被周王朝视之以蛮夷，因而不能参加中原的会盟。

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ǎ狁。远在商代中期，这些部落就紧紧跟在周族后面，企图进入渭水流域。同时，他们也是商王国的强敌。鬼方和ǎ狁来源很远，在中国历史上绵亘的时间也长。根据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ǎ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只是由于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之不同，而异其称而已。西周时期，他们不顾周人的抵抗，继续向东南推进。《小孟鼎》铭云：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周人大败鬼方，俘获“人万三千八十一人”，酋长四人，还获车、马和“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使得ǎ狁暂时无力入侵，因而西北方面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肃慎是居住在今天东北境内的少数族。《国语·鲁语下》说：王灭商之后，“肃慎氏贡楛矢、石■”。可见，早在西周初年，周人和肃慎之间已经有了往来。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大夫詹桓伯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根据已经出土的地下资料看来，这段话是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西周时期国内各族的分布概况，大体如此。先秦文献和青铜铭文中有关周与各族的记载，虽然大部分属于战争的记录，但是隐藏在它后面的各族之间的融合及其共同开发，则是历史的主流。

西周中期由于地方势力和少数族的不断发展，从昭王、穆王以后，他们与周王室的矛盾逐渐加剧，军事冲突也不断发生。与周王室较早发生军事冲突的是南方的楚国。昭王南征楚荆，屡见于铜器铭文中。例如，《过伯■》云：“过①《宗法论》，《昭代丛书》埤编补卷第一。

白（伯）从王，伐反荆。”《■■》云：“■（鼒）从王伐荆。”昭王南征之事也见于《左传》、《楚辞》、《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诸书中。《初学记》卷七汉水下引《竹书纪年》二事，其一曰：“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兕。”其二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左传》僖公四年云：“昭王南征而不复”，说明当时的楚人是很难制服的。解放后出土的《史墙盘》铭又说，昭王“广能楚荆，惟患南行。”这里的“能”为柔远能迩之“能”，是安抚怀柔之意。可见昭王对楚虽然采用了怀柔和征伐的两手政策，但并没有奏效。

《周宗钟》中的邵王郭沫若释为昭王，说不可移。钟铭云：“南国民子敢■虑我土，王■伐其至，■伐氒都。”■子，当即经传之濮子，■，伐即敦伐。铭文是说对■子的进攻给予迎头痛击，一直打到■子都邑。“■子乃遣闲来逆邵王，南尸（夷）东尸具见，廿又六邦”。昭王的这次南征虽然胜利了，但是并未巩固。

《国语·周语上》说：“穆王将征犬戎。”犬戎即昆吾、ǎ狁，是西方的羌族，也就是姜戎氏。穆王的大臣祭公谋父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劝他不要出兵，建议采用怀柔政策。穆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所谓四白狼、四白鹿可能是大戎的八个部落名称。征伐绪果“自是荒服者不至”，说明战果很小，又损害了周王室的声威。由于昭王南征不返，周的力量已经不能控制南方，所以穆王也只好在那里建立防线，派出戍守之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如《录■卣》云：“■！淮夷敢伐内国，女其目成周师氏戍于叶自（次）”。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指伯亶父，自读为次，即军队驻地。此铭是说淮夷兵力深入中原，周就在河南叶县一带驻兵防守。《录■》云：伯■（雍）父来自■（甫），蔑■■”。伯雍父是戍守叶地对付淮夷的主帅，它器又称为师雍父。■即甫，是申、甫之甫，俱在今之河南南阳附近。《■甗》云：“师甗（雍）父戍才（在）叶自，■从。师亶父■史（使）■事于■侯，侯蔑■■。”师雍父驻叶，要与甫侯取得联系，以巩固从叶县到南阳的防线。师雍父和甫侯都是南方防线上的重要人物，而叶则是当时的重要戍守地点。①厉王时期，周人和南方又有多次战争。据《■■》铭载，南淮夷曾经打到“阴阳洛”即洛水的南北两岸。当时的周王便命令■率军追御南淮夷，结果“折首百，执讯四十，夺俘人四百”。此时的南淮夷敢于深入到伊洛地带，一方面说明周王室的衰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南淮夷的强大。这个时期的铜器铭文多有厉王南征的记载。例如《虢仲》云：“虢仲（与）王南征，伐南淮尸（夷）”。《无■■》云：“王征南尸。”但是，由于成绩不够巩固，又有对噩侯驭方用兵之事。《噩侯鼎》的“噩”同“鄂”，以在今之河南沁阳县西北的说法为是。铭中说噩侯与厉王饮酒，厉王赏他很多东西，说明此时他还听命于周。但不久，噩侯就率南夷、东夷叛变。《禹鼎》①说：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南国、东国是中原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历寒地望不详，但是噩侯的军队此时已经深入到了周境。于是厉王命西六自和殷八自伐噩，但部队“弗克伐噩”。武公又派禹率领武公的亲兵“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投入战斗，“休①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1980年，文物出版社。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获氒（厥）军”即促住了噩侯驭方，勉强取胜。由此可见，这时的周王国军队已经很弱，每次战争，皆难获胜矣。

西周末期在整个西同时代，ǎ狁经常成为周室之患。宣王时，他们已经逼近周都，《诗经·小雅·六月》说：“ǎ狁匪茹，整居焦获（陕西三原一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他们掠夺财物，杀害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靡室靡家，ǎ狁之故”；“岂不日戒，ǎ狁孔棘”（《采薇》），则是当时一般受害人民的呼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宣王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出车》），加强防守力量；同时又派尹吉甫还击ǎ狁，一直攻打到太原即陕北、晋北一带，取得了胜利。《兮甲盘》铭云：“王初格伐严允”，《虢季子白盘》铭记虢季子白大破严允“于洛之阳”，《不■■》铭又云：“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方，严允广伐西俞..余命女御追于洛，女目我车宕伐严允于高陵。”

宣王伐严允经历时间之长，有似汉代对匈奴的战争。《竹书纪年》载宣王“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到幽王时，申侯、缯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可见，西周末年的戎狄势力的强盛，逼得西周统治者在渭水流域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

宣王之世，周王室与淮夷诸部落间也是不断发生战争的。《诗经·大雅·常武篇》说：“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当时伐淮夷的将帅除南仲、皇父外，还有程伯休父参加，如云：“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经过这次大战，徐国投降——“徐方既来，徐方既同”，“王曰还归”。宣王南征胜利后，建立了申国。申，姜姓，宣王的元舅，封之于申，地在今之河南南阳，这是对付南方的军事重镇。《诗经·大雅·嵩高》说：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宣王命令召伯虎为申伯经营，并使被征服的人往为之筑城。与此同时，周人的军队又出现在江汉地区。《诗经·大雅·江汉》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又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见，此时的江汉流域已被划归周的势力范围之内。

宣王时期的一些胜利，不但没有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当时的统治危机，反而越来越暴露出内部虚弱。特别是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大败于千亩，他所调去的“南国之师”，完全覆灭，大大削弱了周王朝的实力。这就又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综观西周二百余年与各族的关系史，开国之际患在东南，不在西北。通过将近四十年的奋斗，成效斐然，尤其在今之河北和山东最为成功。西周初期也对江汉淮水诸域用兵，但其成效不著，虽然在汉水以东以北建立了一些殖民邦国，所谓“汉阳诸姬”，可能其族也疏，其国亦狭，不能与《左传》值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所述周初文武周公所建的二十六国相提并论，这也显示了周初在这一带武装殖民的限度，所以其后有昭王“南巡狩不返”（《史记·周本纪》）的惨败，穆王肆意雪耻，青铜铭文上的伯淮父、录伯■、伯亶父诸名将与《竹书纪年》所载“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可能有关。但是，共王以后，国势日趋衰弱，东南夷人遂累世大患，夷王能破太原之戎，然而“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竹书纪年》）。《■■》铭还记述了南淮夷深入到了“阴阳洛”，便逼近了成周。西周末年，“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周宣王在西北戎族和东南夷人的交侵之下，终于亡国。

第四节　西周的衰微与平王东迁

《史记·周本纪》历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周王朝便开始走上了衰微的道路。到了夷王时期，诸侯或有来朝，他不敢坐受朝拜，甚至还要“下堂而见诸侯”（《礼记·郊特牲》）。

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夷王死，厉王立。这个时期的各种矛盾逐渐汇合起来，统治秩序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厉王是一个贪暴的国王，史载他曾以荣夷公为卿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国语·周语上》）所谓“专利”，可能是把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室所有，不准平民即“国人”利用。我们知道，西周时期的山林川泽本是奴隶主贵族和平民所能共同享用的，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说：数■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山林川泽等对于人类的用处越来越大，因而周厉王把它收归王有，触犯了平民的利益，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和诽谤。为了压制舆论，厉王又派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史记·周本纪》）。《周本纪》《正义》云：“监，察也。以巫人神灵，肩谤毁必察也”。当时大概是派了不少刺探人员，四出搜得情况后，假托神灵发现某人暗地诽谤，随即进行惩罚。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这时，邵公曾经进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国语·周语上》）。厉王非但不听，还高兴地对邵公说：“吾能弭谤矣”（《史记·周本纪》）。但是，例如芮良夫等贵族却觉察到了“下民胥怨，财力单（殚）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甘乱而？”并且认为：“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逸周书·芮良夫》）。《毛公鼎》是宣王初年册命毛公，毛公所作的铜器，铭文中说到他父亲的事情时说：“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或（国）。”当是指的周厉王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事，这与《诗经·大雅·桑柔篇》所说的“维彼不顺（指厉王），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尽）狂！”完全相同；也与《国语·周语上》所说的“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指谏弭谤）王”，“王不听”，完全吻合，由于矛盾愈来愈尖锐，到了公元前841年终于暴发了“国人”暴动。

《■》铭中明指厉王奔彘事，可知此必为宣王时器。其铭记载这次“国人”暴动说：“..有进退，■邦人、正人、师■“人又（有）罪又故（辜），乃■倗即女，乃■宕，卑（俾）复虐逐氒师，乃乍余一人咎。”这里是说，等到要进退僚属，或民众有罪过的时候，只派属员去告诉■，而自己却照样淫怠，因而造成了邦人、正人和师氏人驱逐国君和官长的事件。铭文中的“邦人”即国人；“正人”指长官之部属；“师氏人”指军旅。可见，参加这次暴动的除“国人”之外，还有“正人”、“师氏人”等，史载当时的“国入”围王宫，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山西霍县），朝政由共伯和掌管，史称“共和行政”。

这种“国人”暴动，在京城以外的诸侯国中似也有所发生。《诗经·大雅·桑柔篇》当是周厉王、宣王时代芮国诸侯芮良夫所作。诗中说：乱生不夷（平），靡国不泯（乱）。民靡有黎（黎民），具（俱）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危险）！

可见各地都在暴动。就是在芮良夫国内也有起义。如云：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大）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徂，孔棘我圉！

原来他也象周厉王一样，“自西徂东”，向东方逃难。这次暴动，首先是在京城爆发，后来扩展到了整个关中地区，因而，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周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室继续衰微，以至连王位也难维持下去。

共和行政厉王出奔彘地，继之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元年，这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这可能是司马迁的误解。古本《竹书纪年》云：“共伯和干王政。”

“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纂位立。”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告诸侯之辞又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杜预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这分明是说共伯和在摄行王政，哪里是什么“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呢？四周晚朗的《师■■》铭云：白亶父若曰：“师■！乃祖考有勋①于我家，女有（佑）佳小子。余令女死（尸）我家..郭沫若说，伯亶父即共伯和，也就是《师■■》、《师兑■》的“师亶父”，确甚。杨树达更为具体地说：“彝铭屡见‘王若曰’之文，非王而称‘若曰’者，仅此器之白亶父，若非白亶父有与王相等之身分，安能有此。..《礼记·曲礼篇》：‘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知古天子有自称小子之事。《君奭篇》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

又曰：‘今在于小子旦若游大川。’说者以周公摄政，故自称予小子，今此铭记伯亶父自称小子，与《君奭篇》周公自称相类，则伯亶父又非以共伯和释之不可”①。可见，“共和”为共伯和，实无问题，西周时代宗法等级制度的最高代表者是周天子。周天子在政治上是天下诸侯的共主，在宗法上又是所有姬姓封国的最高族长。可是，共伯和在厉王奔彘以后，僭居王位，代行政事本身，就给当时笼罩在一切之上的宗法等级制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这时的宗法制度开始了崩坏，宣王即位后，为了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召穆公（召虎）召集宗族于成周，讲求亲亲之道，发扬宗法之义，企图弥补已经开始破裂的宗法制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此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①《资本论》第3卷，第1035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①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卷二引。

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

宣王“不籍千亩”与“料民于太原”

共伯和执政十四年后，厉王的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这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为“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二为“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史记·周本纪》）。

我们知道，在西周奴隶制国家里，国王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分地。正是因为分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西周时期的公社所有制分为公用所需部分即“公田”和公社农民所需部分即“私田”，所以当时“野”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同养公田”的“公田”、在“国”中的则是以耕种“籍田”即“国”中“公田”而出现的。先秦文献中的“藉”（一般误作“籍”）字即耤，也就是“借”，是指借公社农民之力给自己耕种“藉田”。由于这是当时奴隶主义族进行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每年春季周天子按例率领公卿百吏等举行“耤礼”，也简称曰“耤”。这是一种古礼，是不可以废除的。可是“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这就说明从此时开始已经废除了这种籍田仪礼。这主要是因为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西周末年的农作物的产量有了进一步地提高，公社农民对“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诗经·齐风·甫田》）的“公田”荒芜现象。针对这种“公田不治”（《汉书·食货志上》）的情况，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便一反过去传统即“公田”上收获物归公，“私田”上的归公社农民所有的办法，而改选其长势好的地块临时作为“公田”进行剥削。《诗经·大雅·桑柔篇》云：“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这里的“稼穑”，是指“私田”里的收获物；“力民”，当即《诗经》中常见的“田畯”；“代食”，即代蚀、剥削。全句意谓：你特别喜爱的“私田”上的收获物，叫力民为你代蚀；你知道以稼穑为宝，你知道宠信代你剥削的人，这也就是《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说的：“时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的谏语中的“厉始革典”，大概也是指此而言。《国语·鲁语下》记“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问孔子，孔子不对，而私下对冉有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页抵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这段材料与《左传》哀公十一年所记大体相同。但是《左传》把《鲁语》中的“周公之籍”写作“周公之典”，可见，后者的“典”就是前者之“籍”。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周语》中的“厉始革典”的“典”，就是这个“周公之典”，所谓“革典”就是“变籍”，也就是指的变革自古以来的只剥夺“公田”上的收获物而“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社农民所有的传统习惯。这当是“厉始革典”的实际内容。韦昭注云：“革，更也；典，法也。厉王无道变更周法”，颇是。这一变化也就使得周天子每年要在“籍田”上举行籍田礼，变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这种籍田礼仪的废除，虽然是当时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激他的必然结果，但却反映了我国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从此开始了量的变化，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宣王三十九年，周军和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千亩，地名，是周王室的“公田”所在地），周军大败。《国语·周语上》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太原，韦昭注云：“地名也”。料民的“料”，“数也”，即指登记人口。我们知道，西周时期的奴隶主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周王，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赏赐和剥削，并不以个体公社农民为对象，因而也就没有具体了解公社内部户口和土地数字的必要。《国语·周语上》说：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终孤，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狝于既■，狩于毕时，耨获亦于籍，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可见，西周时期是“不料民而知其多少”，是不需要进行户口调查的。可是，到了西周末年，由于公社组织有了变化就不得不加强其对公社农民的户口以及土地的调查。所以《周语》在说到宣王“不籍千亩”后，就有“料民于太原”的记载。《周礼·秋官·小司寇》职称。

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司民》职又说：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这种“三年大数民之众寡”（《郑注》）的“大比”，就是把公社农民的总数报告于司寇，司寇在孟冬祀司民的那天，把民数敬献给王者，王者拜受而藏于天府的制度，这当是藉田制废除之后的情景。

可见，宣王“料民”，虽然是由于南国之师损失以后，为了补充军队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西周末年以后，由于公社内部有了一些变化，必须将公社内部的户口、土地数字写成清册上缴于国王或国君，以便作为对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不籍千亩”和“料民于太原”的出现，说明了宣王晚年起，国势逐渐走向下坡，《诗经·大雅·召旻》说：“昔先王（宣王）受命，有如召公（召伯虎），日辟国百里；今也（指幽王时）日蹙国百里。呜呼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正反映了西周末年的历史实际。

幽王的昏乱与平王东迁幽王即位，承宣王丧败之后，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之，“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史记·周本纪》），造成了人民离心，政治昏乱。

《诗经》中有许多说到兵役繁重、剥削残酷的诗篇。由于人民被剥削到瓶■俱罄、“杼轴其空”（《小雅·大东》）的程度，他们便抛弃家园，逃之他乡，《魏风·硕鼠》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肯我顾。逝（誓）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就是一篇反映人民逃亡的诗歌。西周末年的长期干旱，特别是“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史记·周本纪》），“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雅·十月之交》）的地震，使得当时农业受到严重灾害，从而给人民带来了严重饥荒，同时，由于边境空虚，戎狄东侵，致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大雅·云汉》），又加速了西周的衰亡。

一些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和人民，由于受到大奴隶主贵族的不断劫夺，他们不时发出“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大雅·瞻印》）的怨声。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国事”、“王事”和不平等的待遇，他们又曾提出质问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僵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小雅·北山》）。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当时也在日趋深化。

在西周即将灭亡的前夕，幽王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到母家申侯处，幽王讨伐申国，欲杀宜臼，引起了申侯的叛乱。申侯联合缯与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遂亡。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疏引《汲冢书纪年》说：“平王（太子宜臼）奔西申而[幽王]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今陕西临潼）。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可知幽王死后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后来，携王为晋文侯所杀，而平王之位乃立，所以《国语·郑语》说：“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晋文侯的功大如此，平王乃赐他秬■圭瓒，并作《文侯之命》（《尚书》）来纪念他的功绩。平王虽立，但是由于无力驱逐犬戎，遂将河西地赠与晋文侯，岐西地赠与秦伯。公元前770年，平王在晋文侯和郑武公的拥奉下东迁洛阳。平王安于东迁，就把丰、镐旧地完全放弃，丰、镐人民也未随迁，因此，平王在成周建国只有“晋郑焉（是）依”（《左传》隐公六年），周王室从此也就堕于诸侯卵翼之下矣。

附：西周王侯世系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

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1027年周武王姬发元年十五年—1024成王诵元年二十年—1004康王钊元年三十八年—966昭王瑕元年十九年—947穆王满元年二十年—927共王繄扈元年二十年—907懿王囏元年十年—897孝王辟方元年十年—887夷王燮元年十年—857厉王胡元年十六年—841庚申共和行政元年十四年—840辛酉二年晋釐侯司徒元年十八年—837甲子五年楚熊严元年十年蔡夷侯元年二十八年—834丁卯八年曹幽伯■元年九年—831庚午十一年陈釐公孝元年三十六年—830辛未十二年宋惠公等元年三十一年

第四章　春秋时期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

公元前770年，邵周平王放弃丰、镐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封国相同，“邦域”以外还有其势力范围。《左传》载，齐桓公侵蔡犯楚，楚王责齐师侵到“风马牛不相及”的边远地区时，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如此辽远的地带实非齐侯政令所能及，便是其例。直到春秋战国之后，齐人还自己说它的疆土“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管子·小匡》）而已。在各诸侯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除沦为奴隶主贵族的采邑外，多数降为附庸。随着殖民封国的推展，这种附庸，便逐渐沦亡，所以赵佑《温故录》说：“鲁属国之邦域者多矣，自向为莒入宿，被宋迁邾，与鲁世相仇杀。鲁又灭项，取须句，取邿，取鄟，取■，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②。这种灭亡人国的现象，非独鲁国而已，西周三百多年间灭国以千数，“名邑废邑”（《管子·地图》），必定星罗棋布。至于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望见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就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左传》哀公十七年）。这样，不明不白被翦灭的又不知有多少。所以周初号称千八百国，到了春秋时代仅余一百四十八国①，其中比较大的只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

周王室的衰微西周末年，关中地区因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以及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东迁后的王室实力，大为削弱。

晋文侯和郑武公帮助平王迁都洛邑，作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郑武公的儿子庄公继续作为周室卿士时，竟然打起“以王命讨不庭”（《左传》隐公十年）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打败北戎，独揽了王室大权，所以平王欲立唬公为卿士加以牵制。但是，郑庄公却因此埋怨平王，平王为了表示对郑庄公的信任，便和郑国交换太子为质，此即《左传》所说的“周郑交质”。平王死，桓王将使虢公执政，剥夺郑伯的权力，郑伯不满，派祭足帅师在夏季麦熟时“取温（周地，今河南温县）之麦”，秋季又“取成周（今河南洛阳）之禾”（均见《左传》隐公三年）。桓王终于罢了郑伯，郑伯因而不朝，桓王遂率陈、蔡、卫三国之师伐郑，结②参见李学勤：《兮甲盘和驹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①《禽■》铭中的“■”字，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以为“楚之异文”，颇是。近人考证周初楚人店东国，散布范围广及今之江苏、安徽，即长江、淮水一带，此时的楚可能是东夷的通称。周公父子这次所征之楚侯如果就是《令毁》的“楚伯”，那么战争的地点也同《令■》一样，在炎。炎即郯，在苏、鲁之界。周族东进之时确曾与楚人冲突，不过这个楚不是春秋以后发展壮大的楚。春秋的楚在当时还是僻处鄂西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国，当是商末鬻熊的后裔，此说值得重视。果被郑国打败，“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

这一仗不仅打败了王师，更重要的是使周天子的威风扫地，“受天有大命”、“匍有（敷右）四方“（《大盂鼎》）的牌子也被打掉了。

这时的周“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郑玄诗谱·王城谱）。按照周制，天子要定期“巡狩、考察诸侯政绩；而诸侯也须定期朝见天子“述职”，天子重新宣布一次诸侯的爵位，这是王权的重要标志。可是，这时的诸侯已不再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礼记·王制》）的规定向王室述职纳贡。与此相反，倒是天子对诸侯聘问起来，据载“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①。

周王室由于失去了进职贡纳的收入，经济上贫困到不得不向诸侯国去“求赙”（《左传》隐公三年）、“求车”（《左传》桓公十五年）、“求金”（《左传》文公九年），所谓“天子不私求财”（《左传》恒公十五年）的尊严也就无法顾及了。

列国争雄的序幕春秋初年，晋有内乱，楚国势力尚未达到中原，洛邑以东地区的诸侯中以宋、卫、齐、鲁、陈、蔡、郑为最强。郑国除作周卿士、挟天子令诸侯外，还有着在春秋各诸侯国中比较发达的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因而列国争雄的序幕首由郑国拉开。

郑与宋近，又是势均力敌，郑国在庄公时代采取了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政策；宋也常常联合卫、陈、蔡以敌郑，但多为郑国所败。郑国在几次胜利中声威大振，齐、鲁两国听从了它的指挥，宋国归服之后不久，卫国也来讲和，于是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

正当各国畏服郑国的时候，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郑庄公死去，发生内乱，郑国因而中衰。原来庄公的太子忽是邓国女邓曼所生，庄公又娶宋国雍氏女雍姑，生一个儿子叫突，庄公死后，庄公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雍氏在宋国贵族中很有势力，于是把祭仲诱骗到宋国，逼他立公子突，否则就要杀死他，祭仲为了保全性命，只得依从。公子突回国即位，是为厉公，昭公逃往卫国。厉公即位后，宋人逼讨贿赂很急，宋郑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几乎打了起来。当时的鲁国，从中调停不成，约与郑国会盟于武父地方，联兵伐宋。第二年郑国又联合纪、鲁两国，与宋、齐、卫、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大败。但是，宋国不服，又联合了齐、蔡、卫、陈伐邓，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东郊，夺取了牛首（郑郊，今河南许远县东北）地方，郑国由于寡不敌众，败北。

在郑国败弱之际，内部又产主了矛盾。郑厉公是祭仲拥立的，所以政事被他所把持，厉公对此不满，准备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在郊区设宴时杀死他。雍纠不知怎么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就去问她母亲说：“父与夫孰亲？”其母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十五年）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其父，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郑厉公见事机已泄，逃往蔡国，昭公回国复位。先前被郑国所灭的许国，也①参见徐中舒：《西周史概述（下）》，《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乘机复了国。不久，厉公又引动郑国南郊的栎邑（今河南禹县）人民杀其守将檀伯而占其地，与郑昭公政权相对立。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在外流亡十八年的郑厉公复位时，齐桓公已经上台六年，形势大变，加之内乱一直困扰郑国，使他无暇外顾，郑庄公所开创的有利形势，终也失掉。

管仲治齐与齐桓公称霸齐在今之山东省，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地处黄河下游。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后，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说“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大公世家》）。齐地虽然位于中原边陲，由于东边东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战争爆发时，管仲极力谏言，明辩华夷，促齐出兵相救，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存亡的大事，而当时华夏族内的利害冲突，减弱了其对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危机，管仲提出了“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一带。其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1978年到1979年在淅川县丹水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九百米、宽四百米的古城龙城，可能就是楚国的初期都城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其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达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鸠、舒庸等也都先后为楚所灭。比较强大的徐（在今安徽泗县）也服属了楚。周朝封于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东迁后就于申、吕、许布防，以阻楚国北侵。但是，楚文王时，楚灭了申、息、邓诸国，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后，事实上楚国承认了齐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后，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开会，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参加，赏赐祭肉给桓公，并且附带一个命令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而管仲却跟着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尊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无怪桓公闻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经音义》卷二引贾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诸侯之权也。”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之际，霸者之出，则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国。齐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于维护过去的邦国制度，也即为了防止诸侯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阳谷之会时，《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桓公之言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谷梁传》僖公九年传，范注云：“树子，嫡子。”），无以妾为妻”，障谷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贮粟，则不通有无最易危害邦国的安全和存亡。那时国小，一水可能流过数国，上游国家障谷，下游国家便要断绝水源；反之，上游国家便要积水，都足以影响生产。《战国策·东周》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体说明。由于国小，一有饥荒则非求助于邻国不可，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齐桓公为了维系邦国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无障谷，无贮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于废嫡立妾都与西周邦国礼法不合，这是内乱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后的葵丘之会，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时，又重复“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均见《谷梁传》僖公九年）。三百年后，孟子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时，条举葵丘之盟的五项命令，与《公羊》、《谷梁》皆合，这才是齐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齐侵鲁，鲁使展喜犒师，答以不恐之故也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纠合诸侯是要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于东周以后天子衰弱，这个禁令也只有由诸侯来“壹明”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而来。

管仲相桓公后，以其本身的才智，应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尊王攘夷”

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在矣”（《论语·宪问》）。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现实，“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以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对当时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后的历史中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采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强，经济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倾向虽受时代的限制，但不失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

宋襄公图霸未成齐桓公无嫡子，公元前643年立内宠郑姬子公子昭为太子。但桓公死后，卫国女长卫姬与易牙、阉人貂勾结宫中权势作乱，立公子无亏为君，太子晤逃往宋国，齐霸遂衰。

宋襄公于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联合曹、卫、邾伐齐，送太子昭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战胜齐国后，宋襄公以为自己强大，想借齐、楚威势称霸中原，于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把齐孝公召来同他一起与楚国的鹿上（今安徽阜阳市南，或说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结盟，楚国假意允许了他，暗里却布了天罗地网。到了这年秋天再会，宋襄公自矜信义，不带兵赴会、楚、郑、陈、蔡、许、曹等国诸侯约宋襄公到盂地（在今河南睢县），楚国乘机拘捕了他，并且起兵伐宋。公子目夷从会上逃回，力抵楚军，坚决不降。楚见捉一国君并无用处，遂把宋襄公送给鲁国，鲁僖公乘机出面说情，放他归国。本想趁齐国内乱夺取霸主的宋襄公，结果落得个如此下场。

宋襄公并未从此吸取教训。当时楚强，郑国朝楚，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伐郑。楚救郑，与宋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当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即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渡河未毕）也，请击之”，他不同意。楚军渡河以后，还没有摆好阵势时，子鱼让他乘机发动进攻，他还是不同意。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之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国人因此埋怨他，但他却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泓水之战，宋国损失惨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宋襄公因伤而死。宋襄公的霸业，由于他泥守“古道”，实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失去良机而致败，成了一个历史上的笑柄。

晋文公的霸业宋襄公图霸失败之后，楚国的势力正在骎骎北上，北狄也因宋襄公伐齐而救之，并与齐国在邢结盟。楚国北上与北狄南下的形势比齐国初年还要险恶。这时齐国既不能再兴，第二次尊王攘夷的事业自然就为晋国所承担了。晋国受封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弟叔虞，都于唐（今山西翼城县境）。

叔虞子燮父时迁都今之太原晋水之旁，改国号曰晋（详见《国语·晋语》、《史记·晋世家》），就是后来的晋国。它的疆域居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表里山河，“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国语·晋语二》），“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昭公十五年），四面都是戎狄小国，虽然地大势固，但影响了它与中原的交往。到了西周末年，晋国开始强盛，晋文侯曾与郑武公共同辅平王东迁。公元前745年文侯死，子昭侯立，封文侯弟桓叔成师于曲沃，建立了一个强宗。此后的晋国，实际分裂为二。春秋初年的六十七年间，内乱一直没有停息，到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灭晋而自立，买取周王的册封，终于取代大宗列为正式诸侯，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统一起来。

晋武公死，其子佹诸继位，是为献公。他由于参与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颇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采用大夫士■的计策离间桓、庄之族，使他们自相残杀，从此晋国内部消除了威胁君位的力量，专力向外扩张领土。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始作二军，起兵灭掉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县）和魏（在今山西芮城县）三国，把耿、魏赐给了赵夙和毕万，这就伏下了后来三家分晋的根苗。次年，命太子申生进攻狄人东山皋落氏（今山东曲沃东）。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命里克、荀息率军进攻虢国。于是，晋国西到黄河与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门峡一带扼有桃林塞险关，南到晋豫交界地，东达太行山麓。成了北方的大国，开始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献公灭掉群宗后，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军经武，兼弱攻昧，已经积累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沈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废嫡立庶，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为的惠公和怀公。因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即位，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他举贤任能，勤理军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国语·晋语四》），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这样就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晋国大治，打下了开创霸业的基础。

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居郑国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境）避难，并派人到秦、晋求援。晋文公君臣认为这是获得勤王的绝好机会。于是辞掉秦师，出兵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赐他阳樊（今河南济原县东南）、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櫕矛（今河南修武县）四邑，“晋于是始起南阳（今河南西北位县、济原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晋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去两年，当时不仅鲁、郑、宋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象中衰后的齐国也受到楚国的危胁。晋文公要想称霸中原，首先必须转其矛头指向楚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大夫先轸对文公说：“极施（指文公出亡过宋时，曾受宋君的厚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僵也对文公说：“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均见《左传》信公二十七年）文公听从此言，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先去侵伐楚的与国曹、卫，并将侵占的曹、卫之田送给宋，又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援。楚师子玉遣使至晋，表示愿释宋围，但要晋军同时退出曹、卫。而晋人私许曹、卫撤兵，使曹、卫背楚从晋，晋又拘留楚国的来使，以激怒楚，于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山东范县临濮集）。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为了争取主动，“退三舍”即去九十里处驻扎下来。但楚军主帅坚持开战，“楚众欲止”士气不甚旺盛。战争中，晋军下军副将胥臣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军陈、蔡两国攻击；晋的中军与上军则集中力量打击楚的下军，因而打败了楚军的左右两翼，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史称“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使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有力地制止了楚的北上。晋文公打退了狄族，保护了王室；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再一次缓和了紧张局势。城濮之战后，诸侯服晋，晋文公就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结盟曰：“皆羿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次会盟中，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也就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

原来，晋国“僻处山戎，不与诸姬等齿”，春秋以后才不断攻伐戎狄和同姓。晋司马女叔侯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就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靖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王赐阳樊、温、原、櫕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白。晋文公接收阳樊时，《国语·周语中》云：“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韦昭注：“阳人也”）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服也！’”。“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的“国人”身份，“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邑。这种作风，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法，晋献公灭虢平虞取魏以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樊人“不敢服”。因为“阳人（据明道本增）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国语·晋语四》），他们“谁非王之亲姻”（《左传》信公二十五年），不是“裔民”（《国语·周语中》）。按照过去的礼法，晋国本该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以来的所谓霸主精神已经丧失，只是另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前奏，弱肉强食，已为人们公开承认了。公元前541年，晋楚会盟。鲁伐莒，富人告于会，楚欲戮鲁使，晋国执政赵鞅曰：“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更）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治）焉？”（《左传》昭公元年）。这里已经看不到齐桓霸政时的精神，而且也不为人们所理会。赵鞅为盟主，既然正式宣布会盟共存精神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矣。

秦穆公称霸西戎秦本赢姓，原为东方部落，可能在周初迁到西方，最后到达今之甘肃天水附近。秦国的始封君是非子，地处戎狄之间。周厉王时犬戎势力强大，逐渐向东扩张，周宣王命非子之孙秦仲为大夫讨伐犬戎，结果战死。秦仲孙襄公护送平王东迁，平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了秦。以后，秦不断和戎狄斗争，扩张了土地。襄公的儿子文公战败犬戎，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渭水交汇处建都，到宪公（文献中作宁公，据《秦公钟》铭，可知宁乃宪之误）时，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东），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向西灭邦、冀戎（在今甘肃天水市附近），建立了县制，次年灭小虢（在今陕西宝鸡市附近）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这种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冶铁技术的发达，为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德公迁雍以后是宣公（公元前675—664年）和成公（公元前663—660年），在此十几年间，秦国对戎狄的斗争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到了秦穆公时，便积极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死，太子继位，是为襄公。

秦穆公乘此机会，派孟明视（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带兵侵郑。秦军经过周到了滑国，遇到去周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弘高和奚施。他们知道，秦国来意不善，弘高一面派奚施向郑君报告消息，一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而且假托郑国君命说：“寡君闻吾干将步师出于敞邑，敢犒从者。“郑穆公得到奚施报告，派人去侦探秦国驻的客馆，知道他们确有侵略阴谋，便说：“吾子淹久于敞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闲）敞邑，若何？”孟明视得知郑国已有准备，“灭滑而还”（均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但秦军行经殽地（今河南浴宁县西北）时，碰到晋军和姜戎的夹攻，秦师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西乞、白乙等，被晋俘获。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晋将狼瞫率领人马首先冲进秦阵，打乱对方阵势，随后掩杀，秦军大败而逃。晋人嘲笑秦国说：“这是一次“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过了一年，秦穆公亲自领兵伐晋，渡过黄河便烧掉乘舟，表示不胜不回。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不敢应战。这次战争秦国虽然得胜，但是秦国力量终究不如晋国，特别是晋国占领了被称为“桃林之塞”的秦国门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接陕西潼关县界，这就是后来秦国的函谷关），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所扼，穆公乃用由余向西方戎狄地区发展，遂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楚庄王北向称霸秦国的东进，虽被晋国阻止，但晋国对南方的楚国北上却无力阻当，终使楚庄王称霸中原。

楚穆王死，子侣立，是为庄王。庄王即位（公元前613年）时，国内的贵族斗争使他不能掌握国政，加之接连发生天灾，国内经济困难，周围的群蛮、百濮和庸人又都趁机骚扰，形势严重。不久，楚灭庸后，解除了西部的威胁，地盘扩展到今湖北西北，与秦接壤，既方便了秦楚交往，又使楚国有可能将其注意力转向北方。

楚庄王是一位雄材大略的君主。《左传》说他以“■敖（又称沈尹、孙叔敖）为宰”，改革政治，勤于生产，整饰军备，提高战斗力，因而楚庄王虽然连年用兵中原，但其国力充足，“民不罢劳，君无怨讟”，“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均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大胆北进，征伐陆浑之戎（河南嵩县），进军到伊洛地带，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问，而楚庄王却趁机向王孙满询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的问鼎轻重则有恣肆其强横，俨然欲取天子而代之的架势。因此，王孙满用话折服地说：“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庄王一听王孙满的话强硬，知道周王室尚未可轻视，便班师回国。

公元前605年，楚国令尹斗越椒，在椒阳（今河南南阳市）杀死司马■贾，驻军椒野（今河南新野县），阻止庄王回国。庄王求和不成，战于皋浒（今湖北襄樊市西），杀死斗越椒。从此，庄王知道，要图中原必先平定南方。公元前601年，群舒皆叛楚国，于是庄王起兵伐灭舒、蓼，画正疆界，一直到了滑水（今安徽合肥市东）地方，与吴越两国结了盟，方才回去。楚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渐趋巩固后，便再回头征伐北方。

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伐郑，攻到栋地。郑国大臣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左传》宣公十一年）。辰陵盟后，郑又附晋，庄王大怒，起兵围郑，三月而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便派大兵救，于是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北）。此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晋军终于战败逃归。

在晋、楚争霸中，宋国跟随晋国最紧，这对交通齐鲁和称霸中原不利，因而楚庄王就想找个借口进攻宋国。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国告急，晋国畏楚不敢出兵。这时，鲁、宋、郑、陈都归服了楚同。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楚庄王虽然已死，但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西）召集十二诸侯会盟，秦、齐大国都曾到会，可见楚国势力之大。楚在春秋时代先后兼并了十二国①，疆土最大，所以《国语·楚语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晋国复霸与中原争霸的尾声晋、楚两国的斗争历史表面看来虽很混乱，却有其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也就是说，晋、楚两强一场大战后，晋胜，则一些以前附楚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晋，这样一来，楚国不肯甘休，便和这些小国算帐；小国从了楚，晋又不肯罢休，也和这些小国算帐。这种帐，越算越不清楚，终于晋、楚两强又来一场大战。

随着晋的中衰，和晋一向站在一边的齐国，逐渐对晋怠慢起来。齐顷公时，一面和楚连结，一面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由于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国乞师，晋派大军到靡笄山（今山东厉城县附近）下，晋、齐两国正式宣战，在鞌地（山东济南市西）交锋，齐师战败。这次战争，齐国的地位大为削弱，晋国取得重大胜利，晋国又重新增强了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

在晋、齐鞌之战中，楚国虽然表面中立，实际上是支持齐国的。同年，楚侵卫，又攻占鲁国的蜀邑。对于楚国这样的气势，晋国当然不肯甘心。在楚国盟蜀的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晋国约集了鲁、宋、卫、曹等国伐郑。这时，楚不敢与晋争，晋也不敢与楚战。在这种晋、楚均势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由楚国逃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南联吴国。“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闹得子重、子反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均见《左传》成公七年），使得楚国受到很大牵制。

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他很有重整晋国的意思。

“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史记·晋世家》）。晋人一向所称的齐、秦、狄、楚四强，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者华元因与楚国令尹子重、晋国中军元帅架书友好，听说晋、楚均有议和之意，便从中促成了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弭兵会议。但是，由于晋、楚两国都无诚意，这次弭兵仅使两国矛盾得到了一时的缓和，到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春，楚国首先背约向郑、卫进攻。次年，晋因郑国服从于楚而伐郑，郑国求救于楚，楚恭王率军救郑。晋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相遇，两军大战，楚国败北而归。晋的胜利助长了晋厉公的骄傲情绪。他于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左传》成公十七年），杀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①1942年陕西岐山县任家村出土，同时出土铜器一百余件，下落不明。详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

加强君权。但是，由于晋国公室弱而卿大夫强的趋势已难扭转，所以第二年，厉公反被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囚之”。厉公被杀后，架书派荀■“迎公子周于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史记·晋世家》）。

晋悼公继位以后，“始命百官，施舍己（免）责（债），逮（惠及）鳏寡，振（起）废滞（免职或长期没有迁升的），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有一定时限）用民”，因而国基得以稳定；然后又任命一批才能称职、德行称爵的官吏，做到了“举不失职，官不易方（常道），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均见《左传》成公十八年），为晋国复霸打下了基础。

晋悼公在对待戎族的政策方面，采取了魏绎的和戎政策，即“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也就是用财物去骗取戎族的大片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军事杀伐，派魏绛去安抚诸戎，与戎族结盟，从此晋国免除了后顾之忧，便可抽出兵力和楚国争夺郑、宋，争霸中原了。

鄢陵之战以来，郑国一直服从于楚。鲁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出于郑国经不起晋国的压力，“郑人乃成”（《左传》襄公二年），又转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弱，但因晋国略占上风，楚国不能与晋国对抗，晋悼公才能复霸，但其最大成效也就在于征服了郑国而已。此时，由于各国公室业已衰弱，大夫日强，春秋时代的历史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原争霸至此也就接近尾声矣。

第二节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各国兼并与大国争霸历史局面的出现，实质上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地方不平衡性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

铁制工具的使用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铁制工具在中国是什么时代发明和使用的，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和玉器，是一个墓葬的殉葬品，其中有一件铁刃铜钺。

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以铁制的钺刃，据鉴定，这个铁刃可能来自陨铁。有的同志据此说，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①。人类使用陨石制成的铁器虽然开始很早，不过由于陨石来源稀少，当然不可能对当时生产起什么作用。陨铁的利用虽然能使人类初次认识了铁，对于后来的铁矿的冶炼也可能会有帮助，但是陨铁的使用并不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铁的发明。《诗经·大雅·公刘篇》里描写周的祖先公刘到■地建国时，曾经“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尚书·费誓篇》记述成王时鲁国伯禽讨伐徐戎的誓师词中又说：“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有人据此认为公刘时代已有铁制工具，西周初期已用铁兵器，都难成说。《公刘篇》的“锻”字，本也作“碫”，《毛传》云：“碫，石也。”锻，自应作碫为是。《说文》训碫云：“石也。”段玉裁以为“《大雅》：‘取厉取嘏’今本作‘取锻’，当依释文本又作嘏。”

直到目前为止，出土资料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西周时期已有铁制农具出现。

《诗经·秦风·驷■篇》云：“驷■扎阜，六辔在手”，孔颖达《正义》“■”字又径作“铁”字②，这是先秦典籍中所见最早的“铁”字。这里既把黑色的马称为“■”或“铁”，必然这种黑色金属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而后才有可能把黑色的马也称为■。

《驷■篇》为秦襄公时诗，正当两周之交。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铁制工具至少在西周末年的周王畿内已经使用于农业生产。《秦公镈》、《秦公钟》早已流传于世，1978年在陕西宝鸡县杨家湾太公庙村出土的五件青铜钟和三件镈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钟、镈上都有长篇铭文，据此可知其为秦武公时所造。1978年在甘肃灵合县景家庄春秋早期的秦墓中又出土有一把铜柄铁剑。所有这些，都可与上述文献记载互相印证。

不过，这时的铁只能是一种通过低温固体还原法或称块炼法炼出来的“锻铁”，不可能是“铸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载晋国的赵鞅、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借此向“国”中征收军赋“一鼓铁”，用来铸“刑鼎”。这“一鼓铁”，壮预注云：“令晋国各出功力，共鼓行为铁，计令一鼓而足”，认为“鼓”是“鼓铸”之意，孔颖达《正义》引服虔说：“《曲礼》曰：献米者操量鼓，取晋国一鼓铁铸之。”《管子·地数篇》云：“武王立重泉之戍，今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曰：“鼓，十①详见《积微居金文说》，第138页。

②同上书，第138—139页。

二斛也。”《孔子家语·正论篇》亦载此事，注云：“三十斤谓之钟，钟四谓之石，石四谓之鼓。”《小尔雅》说同。这都主张“鼓”是一种量器单位。我们认为，不论“鼓”字如何解释，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能够铸出比较大量的“铸铁”，说明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由过去的“锻”发展到了“铸”的阶段。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年代较早的铁器计有三批六件。江苏六合程桥吴墓的两件铁器①，是用块炼铁作为原料，铁条特征表现很清楚。洛阳水泥制品厂灰坑出土的空首铁镈①和长沙识字岭314号墓出土的小铁镈①都是用铸铁铸造的。据此更可以判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掌握块炼法不久，就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说明由于我国青铜鼓铸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炼钱技术的进程。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可见，春秋时期的兵器虽然仍用青铜铸造，而在农具、木工具方面已经采用铁制的了。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中有“造或徒四千”的记载，“或”，当是“铁”字的初文，可知，此时似乎已有大批采铁冶炼的官徒。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阶段，据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女童男三百人鼓蒙装炭”，然后，“金铁刀湍，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这种鼓风用的大皮囊因其形式象橐而得名，其鼓风管因和■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这种鼓风设备也就被称为“橐■”。后来《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橐，当时可能是用牛皮作的，所以墨子说：“橐以牛皮”、“灶用四橐”（《墨子·备穴》）。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铁制工具出土数量毕竟很少，这表明当时铁制工具的使用还很不普遍。例如前引长江流域在江苏六合春秋晚期吴国墓葬中发现的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均为青铜制造。就是在中原地区，例如在河南洛阳王城①、郑州碧沙岗①和山西侯马①等地春秋中晚期以至春秋战国之际的遗址中，还普遍存在石、骨、蚌器的生产工具。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当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①。铁器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使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也使社会夫系发生了变化。

农业技术的进步①刘宝楠：《论语正义·季氏篇》引语。

①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存灭》。

①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宾礼表叙》。

①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列国疆域》。

①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96页，传说1931年在河南濬县也出土过一件嵌铜戈和一件嵌铁刃的铜钺，现在美国。据了解，其铁刃也都是陨铁所制。

①《毛诗注疏校勘记》六之四云：“《正义》本当是铁字，铁为■之借。”①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年第2期。铁制工具的使用为深耕和兴修水利等创造了条件。

铁制农具出现以后，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社会上的语言习俗，能够反映一种行为或事实的普遍存在，而且这种行为或事实，又多是存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②，都以“牛”和“耕”作为名和字，显示了牛耕的行为早在孔子以前既已存在了。《论语》中的“犁牛”③之词，《国语》中的“畎亩之勤”①的记载，更加证明春秋时代存在牛耕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一年曰：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罪己重矣。”

这段文字虽然并未明言那践踏田地的牛就是耕牛，但从牛既可牵之看来，其必为耕牛无疑。西周末年宣王“不籍千亩”时，虢文公曾经劝谏，力请恢复那种传之已久的籍田制度时，其中虽然提到自天予以下，公卿百官们如何象征性地耕地。即“王耕一坺，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但在文中从头到尾未见只字与牛耕有关的言辞出现。可见，宣王时代是没有牛耕的，至少可以说，那时的牛耕尚未成为一种正式的耕作技术。而《左传》中的“牵牛以蹊”的记载，在孔子生前半个世纪，此事又与牛耕有关，因而我们可以论定，至迟在公元前七六世纪之间，牛已广泛地用作耕田的畜力了。

铁制工具的使用，也给兴修水利提供了方便。公元前563年，郑国大夫子驷“为田洫”②（《左传》襄公十年），因需在田里挖掘沟洫，遭到贵族的反对。后来子产执政时，使“田有封洫”③，即一面调整土地，一面挖掘沟洫，似乎得到了成功，“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均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就是当时人们对于他的歌颂。此外，传说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勺陂（在今安徽寿县），灌溉农田一万多顷，扩大了稻田（《后汉书·王景传》）。吴国在春秋末年曾修运河“邪沟”。正是由于当时各国都有国家经营的水利事业，所以在“葵丘之会”的盟约中有“无障谷”（《公羊传》僖公三年）、“无曲防”（《孟子·告子下》），即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的规定。上述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达。

有关春秋时期的手工业、商业和货币等重要史实，在本卷第三部分中另有专题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井田制的内部量变与“书社”的出现②转引自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第236页。

③多见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长沙发掘报告》，第66页，①参见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部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碧沙岗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③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1959年“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8期。铁制工具的出现，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的农业产量有了提高后，公社农民对“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便一反过去传统，取消“公田”、“私田”的区分，实行了“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制度。为了“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从此公社内部的土地制度，便由过去的暂时占有变为永久占有，即由“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经）变为“自爱其处”，即：“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汉书·食货志上》）。由于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制度的变化，有先有后。在春秋列国中，首先实行“履亩而税”的，是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继齐国之后，则是晋国之“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鲁国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也是一种“履亩而税”制，所以，《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解释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也对当时的田制进行了改革，“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在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也曾对公社土地进行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所说的“田有封洫”，是指整理土地经界沟洫而言，“庐井有伍”则是把原来井田中农民的土地庐舍进行调整之义。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的秦国，通过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也完成了上述田赋制度的变化④。这种“履亩而税”制的出现，虽然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通过阶级斗争完成的，但它也与公社农民在耕种公社土地之余，另外种植垦荒土地而逃税有看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逃税情况如果持久下去，奴隶主贵族的剥削收入也就因之相对减少。所以，他们便采取了“履亩而税”制，按公社农民实际耕种面积多少征税，不管它是公社的还是垦荒而来的土地，一律丈量征税。于是奴隶主贵族的剥削便可大大增加起来。《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

春秋时代各国的上述变化，都促成了公社农民使用的土地固定化。公社土地不再重新分配也是我国土地私有制确立的一个必经过程①。

春秋时代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并没有使当时的公社解体，公社土地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过渡到私有制。当时的公社虽仍存在，但是公社农民这个个体与国家的隶属关系愈来愈密切。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出现了“书社”组织，“书社三百”（《吕氏春秋·高义篇》）、“书社四十”（《吕氏春秋·知接篇》）等，便是其例。《荀子·仲尼篇》王先谦注云：“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云：“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图”，《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云：“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可见，春秋时期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的原因，当是因为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上交于各国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

①有人认定春秋时代尚无牛耕，所以硬说这个“耕，字是“■”的错字；司马耕当作“司马■”，冉耕也就该作“冉■”了。这种“改字说经”法，纯属臆测之辞，不可轻信。统治者，作为对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②。《周札·地官·小司徒》职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天官·小宰》职的“三曰听闾里以版图”，也都是反映这一事实的记录。

“国”“野”关系的漏除与军赋田税的加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内部量变，过去的“国”“野”统治关系也在逐渐泯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毫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毫社。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亳社，《公羊》、《谷梁》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亳社”者本是殷族，应称“庶人”或“野人”，但是现在却说“国人盟于亳社”。这就告诉我们，被征服的殷人，此时已与西周时期不同，由于“国”“野”关系已经混同，就被称为“国人”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与“国人”相同，因而也就开始服兵役和缴纳军赋了。

《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周礼·地官·载师》注引）《管子·度地》又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野”之间，适与《周礼·载师》的“远郊”相当。我们知道，“州”是“野人”所居，本来不服兵役，可是春秋时代的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而“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要“州”内的“野人”也服兵役。按照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庐，“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又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左传》文公六年），复三军之数；到了公元前588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其由二军为三军、五军，当是“作州兵”的直接结果。又如，《左传》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之区，既不当兵，也不出兵赋，而今鲁、郑两国“丘”中“野人”又出丘甲和丘赋。所以，《谷梁传》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成公元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为司马，于木“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例如齐桓称霸时不过“革车六百乘”（《国语·齐语》。各本“六”作“八”，据王引之说改），晋、楚城濮之战时，晋“车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乘而已。几十年后的诸侯列国，几乎都已全国皆兵，可见当时公社农民的军赋负担之重。所以，郑国子产“作丘赋”时，“国人”指责他说：“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左传》昭公四年）。

②《论语·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无用，山川其舍诸？”我国的井田制度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之后，公社农民缴纳给国家贡赋，便由“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国语·鲁语下》）即“国”中行彻法、“野”里行助法，逐渐转变以一律行彻法的剥削方式了。《论语，颜渊篇》云：哀公问于有着曰：“年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二，吾犹不足”的“二”字，何晏《集解》曰：“谓十二而税”，是③。《孟子·告子下》又说：“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以为二十取一过轻，鲁国什取二又过重，足见那时的彻法税率自然较少于什二，其为什一无疑。但是，自春秋中叶各国采取“履亩而税”以来，随着各国奴隶主贵族的日趋奢侈腐化，田税也在不断地增加。

阶级关系的变化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的政治斗争与兼并战争，加速了公社组织的演变，财富的集中，公社农民的破产和一些贵族的没落，使得当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奴隶主贵族春秋时期，备诸侯国仍按宗法制度进行分封，所以受封地者多为贵族出身的卿大夫，其受田多少也依封建等级的高低而定。如，晋国之制“大国之卿，一旅之瞩”，一旅之田为五百亩：“上大夫，一卒之田”（均见《国语·晋语八》），一卒之田为百亩。卫国之制”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但是卿大夫除封地之外，还有如“郑伯赏入阵之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赐子展八邑、子产六邑，因功而得赏田者。另外，卿大夫的“分室”“夺田”之事也多，几乎无世无之，而且时代愈下，侵夺的现象愈激烈，这种侵夺行为多起于贵族的斗争。田邑被夺者，往往不惜牺牲一切，孤注一掷，出之以叛乱。因为失邑失田，则财源断绝，沦为“疏食”者，同时职守丧失，权势亦尽，等于削掉贵族的身份。薳氏叛楚，所因“丧职之族”（《左传》昭公十三年），也就是室邑田土被夺之人。这种非法的夺邑斗争不仅常常引起流血政变的后果，而且又使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成了一句空话，奴隶主贵族内部开始发生变化。各国的奴隶主贵族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与政治斗争中，有的逐渐降为农民或者沦为奴隶。《左传》信公三十三年云：“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褥，其妻馌之”；昭公二十年又云：“（伍）员如吴..而耕于鄙”；《国语·晋语九》也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里的冀缺、伍员、范氏和中行氏几家贵族都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现在都在田野里耕种，成了自耕农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天子以樊阳之田赐晋文公，樊阳不服，晋军围之。樊阳人“苍葛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这也是贵族在没落为自由民或奴隶前的一种哀号。《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叔向曾对晏婴说：③《国语·晋语九》：“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宁庙之牺，为畎亩之勤》。”

“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这是贵族降为奴隶的一个明显例证。

“国人”参政及其限度西周时期由于有着“国”“野”区别，“国人”和“野人”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存在权利义务的不同，而且在建学受教育方面也有差别。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内部量变和井田制度从“换主（土）易居”向“自爱其处”的转变，“国”“野”和“国人”“野人”的差别也就逐渐走向混灭。这时的“国人”已经包括“野人”在内，有时又称“小人”或“庶人”。

春秋时期的邦国建立在国人之上，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往往败亡，所以楚沈尹戌曾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灵王时，贵族政变“入楚”，灵王在乾溪，右尹子革劝他“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灵王无道，不得民心，自知“众怒不可犯”，不敢入楚，田缢于芋。后来发动政变的贵族子弟子干、子皙也曰：“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惧国人之怒而自杀（均见《左传》昭公十三年）。“国人”干政的方式，或决定国君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这在例如郑、卫、宋、曹、陈、许、莒等中小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可能这是保留的原始共同体的遗习较多的缘故。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卫文公名）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左传》僖公十八年）。这里的“众”，当指国人。国人无权指染王位，但是凡国之事需要经过全体国人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国人，国人反对，贵族也无可奈何。公元前497年，晋国大夫范氏、中行氏攻晋定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左传》定公十三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得到国人的支持，甚至太子可以弑其君父，“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便是其例。除内政外，在外交方面，国人也起决定作用。春秋时代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伐之。卫国在晋楚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放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信公二十八年）。春秋末年，吴国兴起于东南，与楚争霸，滨临的陈、蔡两国亦蒙其害。公元前506年，吴军入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597年，楚子围郑，封锁十七日，“郑人卜行成（求和），不吉；卜临（哭）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左传》宣公十二年），国人与统治者皆大哭，准备迁都。公元前640年，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秦伯合晋使吕甥，盟于王城。秦伯问：“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左传》僖公十五年纪其事云：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以晋这样一个国家，还认为一国也是由君子（贵族）与小人（国人）所组成，国人在当时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必须贵族与国人“和”，国家才能有指望。公元前634年，齐孝公伐鲁北鄙，僖公命展喜犒齐师，让他向展禽请教如何措辞。齐侯问曰：“鲁人恐乎？”展喜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展禽即柳下惠，对于国家存亡的应答，依然也是小人、君子并举，可见国人在当时各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由此我们认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致万民而询焉”的“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决非向壁虚构之事，当与公社残存息息相关。

春秋时代的国人，与当时各国的国君、贵族虽然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势力，但其干与政治是有先天的限度，即他们平时影响政治的行为只是诉诸舆论，即所谓“谤言”而已。例如，晋平公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时，师旷回答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辅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的“庶人谤”就是《国语·周语上》周邵公所谓的“庶人传语”，也即“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意思，都是止于舆论批评而已。《诗经》有国风，诗序曰：“风，讽也。”国风确实包括有国人的舆论。中国古代一般都有采集民意之官，所谓“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便是其例。但是贵族对于这仲“谤言”“知而不已”、“讯予不顾”（《诗经·陈风·墓门》），即可听也可不听，并不致于制约政治制度。所以，周厉王为虑“国人谤王”，厉王怒，派人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即使在国人忍无可忍起而暴动时，也都是与贵族共同发起的，象“陈国城，版筑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逐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残存着公社组织，加上氏族共同体的遗习，也就造成了一种力量，使当时的贵族不敢轻侮他们，一旦生产力有了发展，公社逐渐解体，公社凝结体烟消云散时，国人干预政治的力量，就必然随之瓦解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晋侯）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又云：晋侯“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这里的“舆人”很难知其具体身份。但从《国语·晋语三》的“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贿，舆人诵之曰..’；《楚语上》的“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以及《左传》襄公三十年的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等记载看来，“舆人”也常常有诵，又有土地，且有“衣冠”，并有能受教育的“子弟”，似与“国人”身份相近。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社的内部量度，在农业生产者中间，出现了“隶农”，他们“虽获沃田，而勤易（治）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国语·晋语一》）。这个“隶农”，当是一种庸耕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仆赁于野”即郊野有自由贫民可供雇庸，更是其征。恩格斯曾经指出：“包括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用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可见，在奴隶社会中存在着雇佣劳动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奴隶春秋时代的奴隶种类颇多，仅就《左传》昭公七年载，就有皂、舆、隶、僚、仆、台、圉和牧。此外，还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奴（《论语·微子》）、婢子（《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徒人（《左传》①田洫，指出间沟洫。子驷为田洫，或以兴修水利为名，或以整顿田界为名，尚有争论。庄公八年）、阍（《左传》昭公五年）等，至于象“小臣”之类，尚待考证者，暂皆不论。

当时的主要奴隶来源是战俘，因而《左传》中常有“大获”（隐公六年）、“尽获之”（襄公二十七年）、“尽俘”（定公十五年）等记录。各国贵族为了能够掠夺奴隶，往往不择手段。公元前585年，晋国大夫伯宗、夏阳说率领军队本来是和卫国、郑国一起攻打宋国的，但是到了卫国附近，因见卫国没有防备，就要袭击卫，夏阳说：“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左传》成公六年）。后来经过伯宗的劝阻才停了下来。不但大国如此，一些小国也不例外。邪国乘■国插秧之际，偷袭■国，“尽俘以归”（《左传》昭公十八年）。就连小小胡国，也利用吴师入楚的时机，“尽俘楚邑之近胡者”（《左传》定公十五年），结果招来了亡国的祸害。

罪人没为奴隶，也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之一。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路经郑国，对其随从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左传》昭公六年），也就是说如果触犯命令，君子撤职，小人降为奴隶。《吕氏春秋·精通篇》载，钟子期听到击磐的声音很悲，使人召来其人而问其故。击磐者回答说：“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磐，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他本想赎回母亲，自己却是一无所有，而且本身也是“公家之财”。这个故事，更是罪人为奴的绝好例证。杀人者本身受刑，家属要沦为奴隶，是当时的一般惯例。

奴隶的第三个来源是买卖奴隶。《吕氏春秋，观世篇》里以为越石父的沦落是“齐人，累之”，《史记·管晏列传》也说：“越石父贤，在缧泄中。”但是《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却云：“晏子之晋，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负刍，息于涂侧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子为何者也？’对曰：‘我越石父也。’晏子曰：‘何为至此？”曰：‘吾为人臣仆于中牟，见使将归。’晏子曰：‘何为为仆？’对曰：‘不免冻饿之切吾身，是以为仆也。’晏子曰：‘为仆几何？’对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赎乎？’对曰：‘可。’遂解左骖以赠之，因载而与之归。”这里说的越石父沦落与犯罪无关，而是迫于冻饿而卖身为奴的。《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这个故事比较叮信，因为一般掠卖奴隶多半不在本地贩卖，而是转运他地销售。这里所说“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则是可信的。《国语·吴语》所谓“妻子鬻”的记载，也是奴隶买卖现象的反映。正是因为春秋时代有出卖女为妾的事实，所以子产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左传》昭公元年）。春秋时代掠卖奴隶的虽已相当普遍，但是卖身为奴的事例为数不多，债务奴隶似乎还不存在，这与当时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尚未完全解体有着密切关系。

春秋时期的奴隶多为官府所有。《左传》隐公五年云：“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这里的皂隶已若贱官，管理“器用”等，与普通奴隶不同。他们“不知迁业”，世袭为之。《国语·晋语四》云：“皂隶食职”，韦昭注曰：“各以其职大小食禄”，可知皂隶乃是一种官府奴隶。各国官府奴隶的具体数字，史书虽无明确记载，但从齐灵公灭莱一役获得大量战俘，齐襄公“九妃六嫔，陈妾数百”（《国语·齐语》），可知齐国国君拥有大量奴隶。晋国的荀林父有“狄臣千室”（《左传》宣公十五年），狄臣即狄俘，一室以五人计，就有五千人之多。

《叔夷钟》铭云：“余易女..厘仆三百又五十家’，厘仆或即莱俘，以一家五人计，三百五十家就有一千七百五十人。可见各国大夫也有大量奴隶。贵族之外，一般平民家中也拥有奴隶。

春秋时代，奴隶听从事的生产事业，首先是手工业。《叔夷钟》云：“余命女（汝）司■（予）厘造■（铁）徒四千，为女敌察。”“厘造铁徒”是出身于莱的刑徒，其数目竞达四千之多，实在惊人。齐国的这种铁官徒在政府控制下进行生产，与汉代的铁官徒几乎完全相同。《越绝书》卷二云：“阖庐以铸干将剑，欧冶僮女三百人。”《吴越春秋》卷四又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这些童男童女都是奴隶，似乎也是国家所有。女奴从事养蚕、纺织的也较常见。齐国的“蚕妾”（《国语·晋语四）、郑国的“女工妾”（《国语·晋语七》），便是其证。《左传》昭公七年杜注云：“养马曰圉，养牛曰牧。”可见，当时也有从事畜牧业的奴隶。

奴隶也有为贵族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和为满足他们的荒淫腐化需要而用于家内劳动者。《左传》襄公十一年云：“郑人贿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吕氏春秋·壅塞篇》云：“秦缪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这里的师悝等与女乐，都是国有奴隶。此外还有守门的“阍”、作陪嫁的“媵”、守馆的“馆人”、“妾”、“竖”、“寺人”等，他们都是奴隶主贵族所奴役或任意屠杀的奴隶。晋景公死，他的“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侧，遂以为殉”（《左传》成公十年）。晋“平晏（公）射鴳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国语·晋语八》），便是其例。

综上可见，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政治斗争和兼并战争的影响，引起了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预示了中国奴隶社会开始走向动荡的历史趋势。

第三节　各国的大夫兼并与南方的混战

向戌弭兵

从春秋前期齐桓公创霸业起，直到春秋中叶之末，晋、楚再盟于宋止，诸大国为了争霸砍杀了百余年，弄得中小国家不仅要贡纳财物，而且受到战争之害也颇深重。地处晋、吴、齐、楚交通要道之间的宋、郑两国，首鼠两端，吃尽了大国苦头。这两个国家对待晋、楚的政策如同郑大夫子良所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晋、楚两国皆咽内争外患而筋疲力尽，诸侯间也实在受不了“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左传》襄公八年）的苦痛，于是再由宋国发起弭兵运动。

宋国的执政者向戌与晋、楚两国的当权者赵武（即赵孟，又称赵文子）

和子木（即屈建）是好友，他想利用这种关系，在诸侯间发起弭兵运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向戌先到晋国去找中军元帅赵武，赵武和众大夫商量对策，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葘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不能成功），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因而晋国赞同了向戌的倡议。向戌又去楚国，“楚亦许之”，（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接着齐、秦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也都表示同意。

是年五月至七月，晋、楚、齐、宋、卫、郑、鲁、陈、邾、滕、许、蔡等候国的卿大夫和小国君主在宋都商邱盟会，秦国虽然同意弭兵，但没有出席会议。在会上，楚国首先提出“晋、楚之从，交相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要求。这个“晋、楚之从”是指附属于晋、楚的各国，“交相见”，意谓原属晋的朝楚，属楚的朝晋。这就是说，原先分别从属晋、楚的中小国家，现在要同时负担向晋楚两国朝贡的义务。由于原来从属于晋国的侯国占多数，这就使晋国吃了亏。于是，晋赵武说：“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最后商定，齐、秦两国除外，其他各国都须“交相见”，楚国还是占了便宜。这样一来，两国的附属国必须既朝晋又朝楚，承认晋、楚为其共同的霸主。当时如果不是晋、楚两国势均力敌，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弭兵会议后，晋、楚两国之间在四十年内没有发生冲突，战争的中心便由中原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楚，吴、越之间。这时的中原诸侯国虽然免受了大国的征伐，但从小国人民的负担来说，并未减轻，因为他们的贡纳较前增加了一倍。

例如，公元前544年，晋人司马女叔侯对晋君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楚的贡纳也是很重的。公元前551年，晋国派人到郑国要贡品时，子产回答说：郑国对于晋国，“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春秋时代，鲁、郑等国对于晋、楚大国属于二等国，但是它们对于一些小国又是强者，小国对于它们又有负担。鲁向邾、■等国索取贡物，便是其例。

小国对于大国的贡纳，当然还是落到人民头上，因而人民负担也就不断加重。所以在齐国“民参其力，二入于公”；在晋国“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殖相望，而女富溢尤”（均见《左传》昭公三年）；在楚国，“道殖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国语·楚语下》）。当时的人民由于遭受到如此沉重压榨，因而人民反抗，也较普遍。所以记载中说：楚国“寇盗充斥”（《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鲁、郑“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齐国因为施用严刑镇压人民的反抗，以致“国之诸市，屡贱踊贵”（《左传》昭公三年）。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如墨子所云：“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辞过篇》）。弭兵约后，各国便由过去的国与国的斗争逐渐转向国内斗争，使一些侯国内部发生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旧制度也逐渐为新制度所代替。因此可以说，洱兵之会是春秋时期由诸侯兼并转向大夫兼并的关键之年，也是春秋时代由前期转入后期的标志。

各国内政的变迁中原弭兵之后，各国的内政逐渐下移到卿大夫手中，出现了大夫专政的局面。

晋国公元前633年，晋国始“作三军”，以“郤縠将中军”②（《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此为郤氏始兴。公元前632年，郤縠卒，“原轸（即先轸，原为其食邑，晋人多以食邑为氏）将中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此为先氏始兴。公元前627年，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其子“先且居将中军”（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2年，先且居（即霍伯，霍盖其采邑）死，次年，阳处父“易中军”（文公六年），赵盾为政，逐孤氏，逼晋君，灵公欲杀之，未克，反为所杀，赵盾立成公，此为赵氏始兴。《左传》宣公二年云：“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为公族大夫）。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亦治余子之政）；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从此晋国以异姓、异氏为公族，公室卑弱从此始。公元前601年，“郤缺（代赵盾）为政”（《左传》宣公八年）。公元前597年，郤缺已死，荀林父代之“将中军”（《左传》宣公十二年），此为荀氏（中行氏）始兴。次年，晋杀先縠，先氏亡。公元前593年，“命士会将中军”（《左传》宣公十六年），代荀林父为政，此为范氏（士氏）始兴。次年，士会请老，郤克为政。公元前587年，“栾书将中军”（《左传》成公四年），代郤克为政，此为栾氏始兴。公元前574年，晋厉公杀三郤（郡锜、郤犨、郤至），郤氏亡，“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左传》成公十七年），“使程滑弑厉公”（《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韩献子（即韩厥）为政”（《左传》成公十八年），此为韩氏始兴，公元前566年，“韩献子告老”（《左传》襄公七年），知■为政，此为知氏（中行氏之别支）始兴。公元前560年，“荀偃将中军’（《左传》襄公十三年），代知■为政。公元前554年，荀偃死，士匄为政，范、栾二氏不和，士匄逐栾盈，晋内乱。越二年，栾氏亡。公元②按，封，捐田界；洫，指水沟。《说文》谓广四尺深四尺为之沟；广八尺深八尺为之洫，此洫也包括沟，田间之水道。但观下文，子产之封洫似较子驷有所不同。

前548年，士匄已死，“赵文子（即赵武）为政”（《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赵氏再兴。公元前541年，赵武死，韩起为政。公元前514年，韩起死，“魏献子（即魏舒）为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此为魏氏始兴。至此，晋有韩、赵、魏、范、知、中行六大卿族即“六卿”。他们拥有实际政治权力和广大土地，渐渐不把国君放在眼里，“晋益弱，六卿皆大”（《史记·晋世家》）。公元前509年，魏舒死，范秧为政。公元前497年，赵鞅代范鞅为政，赵鞅与范、中行氏不和，范、中行氏入于朝歌以叛。公元前490年，“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左传》哀公五年），范、中行氏亡。公元前475年，知瑶代赵鞅为政。至此，晋国卿族只剩下了知、韩、魏、赵四家，其中以知氏为最强。后来，知伯与赵氏为敌，赵氏说服韩、魏，三家联合灭了知氏，就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势。关于韩、赵、魏为什么能在大夫兼并中取得胜利问题，似乎可以从《银雀山竹简》中得到一些了解。如云：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二百册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金（俭）臣□，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①。从孙武回答吴王的话中可以看出，那时六家的田制虽然都已突破了“百亩为田”的旧“经界”，而范氏、中行氏和知氏的田亩制远没有韩、赵、魏的大，也就是说，灭亡早的范、中行、知三家，田制小、剥削重、养士多、生活奢侈，因此不得人心。而韩、赵、魏三家，亩制大、剥削轻、养士少、生活节俭，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孙武对于晋国六卿存亡的分析，当是一个接近历史事实的看法。

齐国齐国的世卿大族，较之晋国为少，桓公称霸以前只有国、高二氏。

公元前574年，“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左传》成公十七年），此为崔、庆二氏预政之始。公元前554年，崔杼立齐庄公，始得政。公元前548年，崔杼杀庄公立灵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次二年，庆封“灭崔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当国。公元前545年，陈、鲍二氏合栾、高（皆出于齐惠公，此栾氏谓栾施，字子旗；高氏谓高强，字子良）共灭庆氏。栾、高二氏“皆嗜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左传》昭公十年），陈、鲍灭之。春秋末年的陈氏（即田氏），原来是陈国贵族，早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陈公子完在陈国一次政治斗争中失败，逃到齐国，从此就在齐国有了立足点。除灭栾、高后，陈桓子召回群公子，向各公族讨好，得到高唐的赏邑，于是“陈氏始大”（《左传》昭公十年），政权被他所统一，立定了代齐的基础。所以，晏子回答叔①详见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出版社第五章第183—192页。向曾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蠢，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陈氏之先），其相胡公（陈国始封之祖）、大姬（胡公妃），已在齐矣。”（《左传》昭公三年）

鲁国鲁国因“秉周礼”的缘故，由公族执掌大政。鲁公族中以季、孟、叔三家最强，他们都是桓公之后，所以称作“三桓”。公元前659年，季友战败莒师，“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左传》僖公元年），汶阳之田边齐，后为齐人所取，费则僻在东南，所以长为季氏所有，季氏以此为根据地而执鲁政，强于二家。孟氏有成，叔氏有郈，都边于齐，势力并不巩固。公元前510年，“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后来，东门氏因与三桓争政，被三桓除掉，从此政权更集中于季氏。公元前562年，鲁“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按，鲁国公室本为二军，今作三军，改为季孙、叔孙、孟孙各私有一军，其不足数，由三氏各以原有的私乘补充。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格外强盛。公元前561年，季武子执政，从此政治大权尽归季氏。为了降低公室的地位，公元前537年“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卑公室”（均见《左传》昭公五年），从此，鲁国人民只向三家纳征，再由三家转向昭公交纳贡赋。这样一来，鲁国实际上已分成三国，鲁君不过保有一个宗主虚名和部分民赋而已。公元前517年，昭公由于受不了季氏的凌逼，就起兵攻袭季氏。季氏得叔、孟两家的帮助，合力把昭公赶出国都，终身不能回来。从此季氏代行君权，凡八年。鲁昭公死于外时，“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何”字各本无，今从金泽文库本增）’对曰：“..天生季氏，以二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纵）其失（佚），季氏世修其勤，民亡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由此可见，季氏在与鲁君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注意争取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因而宋国乐祁说：“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世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郑国郑国因近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一个公族执政的国家。郑国的政权下移，始自“郑七穆”（《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郑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孔、士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为卿，所存而当政者有子展公孙舍之为罕氏、子西公孙夏为驷氏、子产公孙侨为国氏、伯有良肖为良氏、子大叔游吉为游氏、子石公孙段为丰氏、子石印段为印氏，故曰七穆。公元前605年，郑灵公死，“郑人立子良”（《左传》宣公四年），是为穆族执政之始，自是以后，穆公各族，更迭为政。公元前571年，“子罕当国”（《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63年，“子驷当国”（《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55年，子孔执政，“欲去诸大夫”（《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4年，“郑人使子展当国”（《左传》襄公二十年）。公元前544年，伯有执政，郑内乱，伯有死，子皮执政，授权子产。公元前522年，子产死，“（子）太叔为政”（《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自子太叔以后，执政者还有驷颛、罕达、驷弘，都是穆族，兹不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郑国执政大夫子皮，与下述宋国执政大夫司城子罕都曾贷粮与国人，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所以，晋国大夫叔向说：“郑之罕（子展、子皮、罕氏），宋之乐（宋子罕、乐氏），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宋国宋国在春秋诸侯国中，一直积弱不振，其主要症结是由于他的宗法制度稳固，强宗大族擅权，政治上因循守旧的缘故。宋昭公时的司马乐豫说：“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左传》文公七年）；楚国太宰犯又云：“诸侯唯宋事其君”（《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便是其证，不过，春秋中叶以后，宋国政权也稍下移。先是华元执政，时间很久，后是司城子罕，再后则是向戌，向戍之后为华亥，华亥之后为乐大心，乐大心之后为皇瑗，皇瑗之后为皇缓，至春秋之未为乐筏。

卫国卫国在春秋初年，尚算一个大国，但是“狄人伐卫”（《左传》闵公二年）后，特别是到了春秋中叶，齐、晋交侵，已逐渐成了一个小国。卫国内部局面的变化，虽然不需详考，只要指出孙、宁二氏都是逼君之大族，卫君且被逐出国，以及其后二氏夷灭，春秋末年的南氏（公子邱之后）执政，大权悉在其手，便可以概其余。

上述各国的大夫之间，也在不断互相兼并，扩大领地，争夺奴隶和财富。例如，鲁闵公傅“夺卜■田”（《左传》闵公二年）；晋大夫“郤锜夺夷阳五田..郤犨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左传》成公十七年）。“争田”之外，还有“夺室”、“兼室”、“分室”。这种“室”，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晋国范文子批评晋厉公时说：“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大其私暖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又说：“于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暱，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均见《国语·晋语六》）。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厉公“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当是“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结果“杀三郡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这里的“室”，韦昭注云：“妻妾货财”、“家资也”。可见，其中包括土地以及妻孥、臣僚、仆庸、奴隶和其他财富。所以，齐国崔行杀高厚而“兼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陈氏、鲍氏败栾施、高强而“分其室”（《左传》昭公十年），楚国申公巫臣取夏姬奔晋，子重、子反杀其族而“分其室”（《左传》成公七年），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芳掩而“取其室”（《左传》襄公三十年）。在大夫兼并过程中，加强了势力强大的大夫地位，在各诸侯国中他们成了实际的执政者。各国执政大夫所以能在同国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是他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上述的大夫交替执政，也就结束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县郡的出现与刑法的公布县郡的出现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春秋时期，世族世官制度还未衰落，晋、楚等国虽已开始了县的设置，晋、吴并已开始郡的设置，但郡县中的县大夫或县公，仍然大都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与战国时期的县令全由国君任免者不同。

楚国设县最早。约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以彭仲爽“为令尹”，“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六年）。按，息之灭在鲁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伪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令入享，遂灭息”，申与息地相接。《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申之灭当在此时。这是见于记载的楚设县和县置尹之始。《左传》载，陈在楚庄王、灵王、惠王时曾经四度为楚所灭而为县。看来，楚国的县都是把沿边的诸侯国灭亡后而设置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云：“若惠顾前好，檄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九为虚数，不必如杜注、孔疏等实指为某国某县，说明到了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经多了起来。楚国县的长官称为县公，也称为尹。楚县长官之所以称为公，据《左传》庄公三十年杜注云：“楚僭号，县尹僭皆称公。”楚国的高级官吏大都称为尹，如令尹就是楚国最高官职，其次尚有左尹、右尹、箴尹、连尹、宫厩尹等。楚国县尹的地位仅次于楚国的令尹和司马，县尹可直接升为司马。

晋在春秋时设县亦较早。公元前635年，“晋侯围原”。“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称县的长官为大夫。原大夫、温大夫即原县、温县的大夫。公元前627年，晋国肯臣荐举郤缺有功，襄公赏以“先茅之县”（《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这是晋国见于记载的设县和置县大夫之始。公元前594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说明晋国在春秋中叶已较普遍地设置县。室，为其居住之处，故用作计算单位。此赏以劳动力，包括所耕土地等，与韦昭注“妻妾货财”意义相同。这里室、县并称，其私有性质甚明。后来，楚国声子告诫令尹子木开赦伍举之罪，因为伍举准备投奔晋国，“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叔向是晋国的名族，伍举有县而与之比，更可推知这是作为私人采邑的县。晋国对于他国来奔的人的赏赐，也以县为单位，更可见晋在春秋中叶置县的普遍。到了春秋后期，不仅国君已掌握有很多的县，强大的大夫随着权力的增大，亦已辖有若干县。公元前537年，“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楚灵王欲“以韩起（宣子）为阍，以羊舌肸（叔向）为司宫”以辱晋，蓬启疆以为“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倞，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毅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伯华谋之，中行伯、魏舒帅之，其蔑不济矣”（均见《左传》昭公五年）。可见，晋在平公时韩氏已有七县，羊舌氏已有二县，晋全国已有四十九县。县之别于一般采邑者，大概比一般采邑为大，出得起重赋。这里“县”与大家、强家互称，饶有意义。到了晋顷公时，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的县同卿大夫的采邑已有不同。卿大夫的采邑，只要不是夺爵灭宗，总是代代世袭的。县大夫虽然也有世袭的，但它则经常更换。例如，州县原属郤称，到鲁成公十七年晋厉公灭三郤后，又归于赵氏，后又传于栾豹。栾豹灭后，便把州县给了郑国的公孙段。公孙段死后，又传于其子丰施。郑国的子产又把州县通过韩宣子交换给了晋国。韩宣子不愿把州县据为己有，乃“以易原县（原本晋邑，不知何时属宋乐氏）于乐大心”（《左传》昭公七年），说明晋的县大多不是世袭的。这就说明到了春秋末年，随着晋公室的衰微，大夫的专政和大夫的兼并，强大的大夫所直属的县越来越多，同时又多私有性质，经常互换。同时，由于县的普及，原来国与野的分界，亦已逐渐消失了。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文），就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再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春秋初年，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集权，强化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作为卿大夫的封邑。县之不同于封邑者，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于国君的集中统治，另方面又加强了边防。《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于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便是其证。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组织。到春秋未年，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然远较县为大，但其地位要比县低。所以，赵简子在作战时宣誓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即郡下分设若干县，当是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以后的事情。

春秋时代，设有正式县制者，似乎只有晋、楚两国，其他各国虽在记载中有县、郡等记载，似有问题。例如《史记·秦本记》说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这里所载之县，或即“县鄙”之意。以春秋时期秦国尚很落后，特别是从《史记，秦本记》和《商君列传》载商秧变法时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观之，在此之前似乎没有县制。鲁信公九年（公元前651年），秦纳晋惠公，《国语·晋语二》载惠公对秦使曰：“君实有郡县”。春秋时，楚国未闻有“郡”，晋“郡”又在县之下，因而《晋语》所云，似为战国时人的口头术语，未可骤信。

刑法的公布春秋以前的刑律，据《尚书·吕刑》说虽有“五刑之属三千”，但它没有指出这些条款是公布的。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奴隶和平民，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刑，完全由奴隶主贵族自己临时来决定，致使“令不测其深浅，常畏威而惧罪也”（《左传》昭公六年，孔颖达疏语）。这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的历史局面，到了春秋时代已彼玉室衰微、公室卑弱，大夫专政与大夫之间的兼并的事实所打破。

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公元前536年郑子产“铸刑书”，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当郑国铸造公布刑书的时候，晋国叔向曾给予产一封信，责备他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缴幸以成之，弗可为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回信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均见《左传》昭公六年）。这更证明春秋以前的刑津是掌握在贵族手中的，他不愿把刑法公布，怕的是丧失了贵族阶级过去的那种家长制的生杀予夺的权柄。但是，现在为时势所迫，子产为了“救世”而甘冒不韪，竟把刑典公布出来。

叔向虽然曾经尽力反对子产铸刑书，然而由于时势所迫，仅仅相隔二十三年，叔向自己的祖国即晋国赵鞅、荀寅也“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了。那时也遭到维护家长奴隶制的孔子的反对。孔子对他批评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均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的话和叔向的一模一样，可见那时的奴隶主贵族是何等强烈的反对成文法典的公布！春秋未年，似乎又有私家制造的刑律的事。如公元前501年，郑国的执政“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竹刑》大约也是一种刑书，把条文写在竹简上的。

刑律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春秋时代公布刑法本身，如同子产所说是为了“救世”，以延续他们即将崩溃的命运，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也反映了随着公社开始走向解体而带来的政治上的进步。恩格斯说：“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有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①。春秋时代的刑法公布，则是这种最残暴的国家形态的某些改良，它是人民以自己的反抗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也在政治上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的演变。

南方的混战与越之灭吴公元前546年弭兵会议之后，当中原各国正在闹着内政变迁期间，南方的楚、吴、越之间开始了激烈的争战，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形势。楚在吴、越之西，吴在越北楚东，越在楚吴的东南，三国地势，以楚为优，但是，吴、越是新兴国家，锐气较盛，所以在春秋末期，楚国的势力反而较为逊色。然而吴、越毕竟基础较差，虽然一时达到了极盛情势，不久也就衰弱下去，真是所谓“其兴也悖（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庆公十一年）。吴楚之争与吴国争霸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可见，当时这里并无国家机构出现。太伯只是受到该地氏族的拥戴成了他们的首领而已。周武玉灭商后，“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联系到解放后在今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铭中的“矢”就是周章②。看来，《宜侯矢■》是康王时器，周章的受封也在康王时期。按，宜、虞、吴，宁镇地区方言，古音可能相近，因而中原人初称之为“宜”，因而宜侯即与吴国有关。太伯死，仲雍立，传十四世到春秋初年。吴受周封后，始终①恩格斯说：“耕地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度，是逐渐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0页）。

②从比以后各国先后出现整理户籍的记载，例如齐国的“正户籍”（《管子·国蓄篇》）、晋国的“损其户数”（《国语·晋语九》）、楚国的“乃大户”（《左传》成公二年）、秦国的“初为户籍，相伍”（《七国考》，中华书局，第89页）等，皆是其证。

没有认真地把周王当作“天子”看待，因而直到春秋前期，吴国和中原各国也没有什么往来。

公元前583年，晋国采纳了从楚逃亡到晋国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巫臣到吴后，“教吴乘车，教之成阵，教之叛楚”，从此“吴始戊楚”，属于楚的一些蛮夷，“吴尽取之，是以始大”（均见《左传》成公七年），“于是始通于中国”（《史记·吴太伯世家》）。

春秋中后期，吴国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今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一号墓出土了九件编钟，都有“攻■”①铭文，就是吴国的称号，二号墓出土有铁条，说明吴国也生产了铁器。吴国的青铜冶铸技术也有相当水平，《左传》载鲁国曾经接受吴王寿梦之鼎，还有吴王寿梦之戈。传世和新出土的吴玉夫差剑计有四件，形饰精美，刃口锋利。传说吴国所铸的干将、莫邪宝剑是盖世锐器，证明其实有所本。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杀死王僚即位，是为吴玉阖闾。他不但在饮食起居方面“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敢费”，较为俭朴，而且“在国，天有葘疡，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均见《左传》哀公元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阖闾即位四年，吴国“灭徐（今安徽泗县北）”（《左传》昭公三十年），楚国已经感到吴国将是一个不易对付的劲敌。

由楚国逃亡于吴国的楚臣伍员（字子胥）提出了长期的战略方针。他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因而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即“三师以肆（劳）”，用一支军队经常出动，“被出则归，彼归则出”，如此轮番地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均见《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实践有效，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左传》定公四年），使楚“于是乎病”（《左传》昭公三十年）。从此，吴国已经转入了战略进攻。

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在淮汭（当在蔡国附近）舍舟登陆，和楚军夹汉水对峙。楚左司马戌向令尹子常献分兵夹攻之计，即“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佐传》定公四年）。不料左司马去后，子常又听了武城黑和史皇的话，独自与吴开战。渡过汉水列阵，转战于大别山、小别山（均在汉阳县北），接仗三次，楚兵已是不利。等到两军正式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交锋，吴王弟夫■王统帅属军五千先攻子常，子常败退，楚军扰乱，吴军趁势进攻，楚军大败。从攻楚以来，吴军五战皆捷，一直打到郢都（今湖北江陵），楚昭玉奔于随（今湖北随县）。楚申包胥入秦求师，击败吴师，越国也出兵攻吴，吴兵始退。楚国由于这次失败，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形势紧张，于是把国都北迁至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因而失去了它的霸国地位。

吴越争衡与越之灭吴《史记·越世家》说，无余之后二十余世传至允常，始见于春秋，允常之后就是春秋晚期称霸灭吴的越王勾践。

越国的社会发展，历史记载不甚清楚。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①1972年4月，从山东临沂西汉墓中发掘出大量的论兵的竹简，其中有题为《吴问》的残简九枚，共计250字，记载了孙武与吴王阖闾的问对。其中说：“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婉（畹），以一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这里的“伍税之”，指的是税率，即五分抽一，与鲁国的十分抽二是一致的。说，无余始封时“人民山居”，“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说明当时社会生活还较原始。不过，这个地方的水稻栽培，发展很早，近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七千多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便是其证。传助的《姑冯句鑃》铭中的“姑冯”，郭沫若云：“当即越王勾践时之大夫冯同”①；《者■钟》铭中的“者■”，容庚云：“当作者■，即越王勾践之子王■与”（《史记·越世家》）①，可知越国的青铜工业已有很大发展。吴国的名剑干将、莫邪，据说也是受了越国的青铜工业的影响而铸成的。

与吴相邻的越国，乘吴忙于攻楚之际，经常袭击吴国。公元前510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496年，吴又伐越，两国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市）开战，吴师战败，吴王阖闾负伤而死。子夫差即位后，派人每天站在庭中，经常提醒他说：“夫差！而（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左传》定公十四年）这样过了三年，夫差准备充足，开始动手报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带兵伐越，在夫椒（今江苏太湖椒山）地方打败越兵，顺势攻破越都。越王勾践只剩五千甲士，保守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派大夫文种勾通吴太宰噽，向吴王委屈请和，伍员不同意，讲了一个夏代少康怎样从危险中求生存，发展壮大终灭政敌寒促，中兴夏族的故事，并且分析吴、越两国同处三江之地，不能并存的形势后说：“勾践能亲而务德，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之，日可俟矣！”

但是，吴王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建议，而答应了越王勾践的议和，班师回国。吴王夫差战胜越人之后，自以为从此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也被越人的甘辞与厚赂所迷惑，加之夫差为人“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听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均见《左传》哀公元年），也就预示着吴国必将衰亡的趋势，当时的吴王夫差一心想北上中原，伐陈、征服鲁、宋。公元前486年，夫差准备攻齐，城邗沟，通江淮，作了北进的准备。公元前485年，吴伐齐，齐人杀齐悼公以与吴和。公元前482年，吴国又从淮河开运河，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自吴率军乘舟至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夺霸主地位。越王勾践战败之后，不忘会稽之耻，“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左传》哀公元年），越的国力逐渐恢复起来。为了激励自己，勾践曾“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悬胆于户，出入尝之”（《吴越春秋·卷八》）。他还“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人口，他“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六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人民生儿育女，都由公家“令医守之”，而且“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均见《国语·越语上》）。公元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1页，注①。

①春秋时代，卿与将军是不分的，平时为卿，战时统率一军，则以将军相称。《通典·职官十》云：“诸侯之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将亦命卿也。魏献子、卫文子并居将军之号。”这时的将军并非官名，自战国以后才发展成武官的官名，卿与将军，开始分途，各有所掌。前482年，乘吴王夫差率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国内空虚，便命范蠡自海道入淮，断绝吴军归路，自率大军攻入吴都，斩获吴太子友等。夫差闻报后，生怕消息泄漏，勉强向晋争得盟主虚号，急忙回国，与越求和。由于吴的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难于与越对抗。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突然大举攻吴，把吴都围困了三年，终把吴国灭掉，吴王夫差“乃缢”（《左传》哀公二十二年）而死。

越王匈践灭吴以后，也步吴之后尘，开始经营北方，起兵渡过淮河，和齐、晋等国会于徐州（今山东薛县），致贡于周元王，王使人赐勾践昨，命为诸侯之伯。这时的越国甚强，所以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墨子·非攻下》）。

华夏与各族的走向融合春秋时期由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当时的中原各国较为先进者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比邻或错杂居住较为落后者则被称为戎狄蛮夷，但未必尽是血缘之别。因此，各族的名称界限不严，对于某地的居民，有时称“夷”，有时称“蛮”，有的称“戎”或“狄”。崔述云：“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①，其说有据。《左传》中虽有“四裔”之称，开始了四方四族说的先声，但尚未有以“夷”、“蛮”、“戎”、“狄”分配于四方的概念。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称，到了战国以下汉族形成前后才逐渐出现。

周王室所分封的许多侯国，主要居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

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已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它们在古代文献中，称为中国①、华夏①、中夏①等不同名称。

夷即“尸”字，甲骨卜辞中有“隹尸方受又”（《甲》279）、“侯告伐尸方”（《粹》1187）等记载。金文中有“东夷”（《小臣■■》）、“南夷”（《宗周钟》）、“淮夷”（《兮甲盘》），又有“西门夷”、“■（■）夷”、“京夷”和“■（界）身夷”（均见《师西■》），等等。文献中主要有舒夷、淮夷、徐夷和莱夷。舒夷在今安徽中部，淮夷分布于今淮河下游，徐夷又称徐戎（《尚书·费誓》）或徐方（《诗·大雅·常武》），在今安徽泗县北。莱夷，在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至于所谓“九夷”者，不一定是确指，言其支裔繁多而已。

蛮字见于金文，为称“蛮”（《兮甲盘》），也有称“蛮方”（虢季子白盘》）者，似指西北方的ǎ狁而言。晋、秦两国附近也有所谓“百蛮”（《晋公■》）和“蛮”（《秦公钟》）的，和《诗经·大雅·抑》中的“蛮方”一样均指西北之族。此外，河南韩国附近有“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东方鲁国附近有“蛮貉”（《诗经·鲁颂·■宫》）。《诗经》中又有“蛮荆”（《小雅·采芑》）之称，指楚国，《左传》中的“陆浑蛮氏”（成公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孙子兵法·吴问》，文物出版社，1975年。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0—221页。

①唐兰：《宜侯矢■考释》，《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①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54页云：“此‘攻■王元，余谓即吴王寿梦之长子诸樊也。”六年）、“戎蛮子”（昭公十六年），都指居于中原的戎蛮之族。顾栋高云：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濮曰‘百濮’，以概之，盖其种类实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可深考。”①戎字也见于甲骨卜辞，如云：“征戎”（《乙》4692），周代金文中有“东国■戎”（《班■》铭），又有将ǎ狁称为“戎”（《不■■》）的。《尚书·费誓》称徐为戎，《左传》中的“戎”名国族者很多，有鲁、曹附近之“戎”（《左传》隐公二年、庄公二十年和二十四年）；有楚国南方之“卢戎”（《左传》桓公十三年）和“戎”（《左传》文公十六年）。又有“北戎”（《左传》隐公九年、桓公六年、僖公十年），大概与晋、郑、齐、许诸国相近，似为居于黄河以北而邻近“诸夏”之戎。还有“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当是居于“北戎”邻近的山区之中，也有说它在山东境内曾与齐、燕诸国发生交涉。所谓“诸戎”（佐传》襄公四年、昭公六年），大概居于河北山西境内：“骊戎”、“犬戎”等，在晋国附近，曾与晋国通婚，似是晋之附庸。《诗经》、《左传》和《国语》皆有“西戎”之称。中原黄河流域，也多戎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也称“阴戎”、“九州之戎”）、“戎蛮氏”等，皆是其例。司马迁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绳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足见戎族确是一个支系甚多，不相统一，经常变动，“随地立名，随时易号”②的大族，要想弄清它的支系和分布，确实困难。

狄字也见于周代金文，如“狄”（《曾伯■簠》）、“■狄”（《犹钟》）等。春秋时代，狄族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个支系。赤狄、白狄纵横于山西、河北等地，其势力有时达到山东、河南境内。长狄活动在山西临汾、长治至山东边境一带，侵扰过齐、鲁、宋、卫诸国。除上之西北东皆有狄族外，据《左传》哀公四年，楚“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看来，当时的南方楚国也有附属的狄族。

春秋时期华夏和夷、蛮、戎、狄等族由于长期散居错处，互相影响、频繁交往和密切联系的结果，逐渐走向融合。

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是造成融合的主要条件。公元前559年，晋国范宣子与姜戎驹支发生过争执，驹支答复他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市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说明戎族和华夏族在文化上是不同的。但是，这位戎族首领却能“赋《青蝇》而退”（均见《左传》襄公十四年）。《青蝇》的首章二句是“岂弟（恺悌）君子，无信馋言”（《诗经·小雅》）。驹支既能赋诗而言志，证明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入程度。公元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昭公问郯子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时郯子对答如流，而且讲了许多历史典故。“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日：‘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国非夷，因与夷族杂居，孔子故发此议论，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公元前516年，周王子朝争王位失败后，与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①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157页。

②同上注眉批。

更是周文化南下入楚的一个重要例证。春秋晚期，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聆听周朝的音乐舞蹈，对于乐工们为他歌唱《周南》、《召南》时所做“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他歌唱《邶》、《鄘》、《卫》时又做“美哉，渊乎！优而不困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评价来看，中原华夏文化对于吴国已有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各族文化也丰富了华夏文化。公元前662年，齐败山戎，献“戎菽”（《谷梁传》庄公三十一年）于鲁。《管子·戒第》也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中原有寂，未必始于此时，但说齐桓公北伐后，将“戎菽”（戴望云：“戎菽，胡豆”）推广开来，“布之天下”，当无问题。骑射之术，旧传始于赵武灵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杜注、孔疏及陆德明《释文》皆谓此为骑马，王应麟《困学纪闻》四亦言之。可见，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原国家己是车、骑并用，是与当时各族间的长期密切交往分不开的。

对于各族融合起作用的还有各族之间的相互通婚。春秋时代的晋国是与其他各族通婚较多的国家。例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后来，献公伐俪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梯生卓于”（均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到了晋公子重耳“奔狄”时，“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时，晋国也嫁女子戎狄。例如“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左传》宣公十五年）。此外，楚国、吴国也与中原各国有着通婚关系，就连周襄王也曾“以其（狄人）女为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种血统的混合，是春秋时代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春秋时期近三百年，华夏族与夷、蛮、戎、狄等族之间的逐步融合，为我国古代各族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种融合，在汉族形成之后也在进行着。战国以后，“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①。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各个少数民族对于祖国历史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

附：春秋列国世系表（公元前770—前403年）

①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三。

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770年辛未平王宣臼元年五十一年郑武公滑突元年二十七年—768癸酉三年鲁惠公弗生元年四十六年—766乙亥五年燕哀侯元年二年—765丙子六年秦文公元年五十年宋武公司空元年十八年一764丁丑七年燕郑侯元年三十六年—763戊寅八年楚霄敖（熊坎）元年六年—761庚辰十年蔡共侯兴元年二年—759壬午十二年蔡戴侯元年二年曹穆公元年三年—757甲申十四年楚蚡冒元年十七年卫庄公杨元年二十三年—756乙酉十五年曹桓公终生元生五十五年—754丁亥十七年陈文公圉元年十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749壬辰二十二年蔡宣侯撒元年三十五年—747甲午二十四年宋宣公力元年十九年—745丙申二十六年晋昭侯元年六年—744丁酉二十七年陈桓公元年三十八年—743戊戌二十八年郑庄公寤生四十三年—740辛丑三十一年楚武王元年五十一年—739壬寅三十二年晋孝侯平元年十六年—734丁未三十七年卫桓公完元年十六年—730辛亥四十一年齐釐公禄父三十三年—728癸丑四十三年宋穆公和元年九年燕穆侯元年十八年—723戊午四十八年晋鄂侯郤元年六年—722已未四十九年鲁隐公息姑十一年—719壬戌桓王林元年二十三年宋殇公与夷元年九年—718癸亥二年卫宣公晋元年十九年—717甲子三年晋哀侯光元年八年—715丙寅五年秦宁公元年十二年—714丁卯六年蔡桓侯封人元年二十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711庚午九年鲁桓公允元年二十三年—710辛未十年宋公冯元年十九年燕宣侯元年十三年—709壬申十一年晋小子元年三年—706乙亥十四年晋侯湣元年二十九年陈厉公他元年七年—703戊寅十七年秦出公元年六年—701庚辰十九年曹庄公射姑元年三十一年—700辛巳二十年郑厉公突元年四年—699壬午二十一年卫惠公朔元年三十一年陈庄公林元年七年—697甲申二十三年齐襄公诸儿元年十二年秦武公元年二十年—696乙酉庄王佗元年十五年燕桓公元年七年卫君黔牟元年十年郑昭公忽元年二年—694丁亥三年蔡哀侯献舞元年二十年郑君子亹元年—693戊子四年鲁庄公同元年三十二年郑君子婴元年十四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692己丑五年陈宣公杵臼元年四十五年—691庚寅六年宋湣公捷元年十年—690辛卯七年燕庄公元年三十三年—689壬辰八年楚文王赀元年十三年—686乙未十一年卫惠公朔十四年三十一年—685丙申十二年齐桓公御说元年四十三年—681庚子釐王胡齐元年五年宋桓公御说元年三十一年—679壬寅三年郑厉公突（复立）元年七年—678癸卯四年晋武公称三十八年三十九年—677甲辰五年秦德公元年二年—676乙巳惠王阆元年二十五年晋献公诡诸元年二十六年楚堵敖囏元年五年—675丙午二年秦宣公元年十二年—674丁未三年蔡穆侯盻元年二十九年—672已酉五年郑文公捷元年四十五年—671庚戌六年楚成王恽元年四十六年—670辛亥七年曹釐公夷元年九年—668癸丑九年卫懿公赤元年八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663戊午十四年秦成公元年四年—661庚申十六年曹昭公元年九年鲁湣公开元年二年—660辛酉十七年卫戴公申元年二十五年—659壬戌十八年鲁釐公申元年三十三年秦穆公任元元年三十九年卫文公燬元年二十五年—657甲子二十年燕襄公元年四十年—652已巳二十五年曹共公元年三十五年—651庚午襄王郑元年三十三年—650辛未二年晋惠公夷吾元年十四年宋襄公兹父元年十四年—647甲戌五年陈穆公欵元年十六年—645丙子七年蔡庄公甲午元年三十四年—642已卯十年齐孝公昭元年十年曹怀公圉元年—636乙酉十六年晋文公重耳元年九年宋成公王臣元年十七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634丁亥十八年卫成公郑元年三十五年—632己丑二十年齐昭公潘元年二十八年—631庚寅二十一年陈共公朔元年十八年—627甲午二十五年晋襄公糊元年七年郑穆公兰元年二十二年—626乙未二十六年鲁文公兴元年十八年—625丙申二十七年楚穆王商臣元年十二年—620辛丑三十二年晋灵公夷皋元年十四年秦康公罃元年十二年—619壬寅三十三年宋昭公杵臼元年九年—618癸卯顷王壬臣元年六年—617甲辰二年曹文公寿元年二十三年燕桓公元年十六年—613戊申六年楚庄王侣元年二十三年陈灵公平国元年十五年—612已酉匡王班元年六年齐懿公商人元年四年—611庚戌二年蔡文公申元年二十年—610辛亥三年宋文公鲍元年二十二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585丙子简王夷元年十四年吴王寿梦元年二十五年—584丁丑二年郑成公喻元年十四年—581庚辰五年齐灵公环元年二十八年—580辛巳六年晋厉公寿曼元年八年—577甲申九年曹成公负刍元年二十三年—576乙酉十年秦景公元年四十年卫献公衍元年十八年—575丙戌十一年宋平公成元年四十四年—573戊子十三年燕武公元年十九年—572乙丑十四年鲁襄公午元年三十一年晋悼公元年十五年—571庚寅灵王泄心元年二十七年—570辛卯二年关釐公恽元年五年—568癸巳四年陈哀公弱元年三十五年—565丙申七年郑简公嘉元年三十六年—560辛丑十二年吴王诸樊元年十三年—559壬寅十三年楚康王招元年十五年—558癸卯十四年卫殇公狄元年十二年—557甲辰十五年晋平公彪元年二十六年—554丁未十八年曹武公生元年二十七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燕文公元年六年—553戊申十九年齐庄公光元年六年—548癸丑二十四年燕懿公元年四年—547甲寅二十五年齐景公杵臼元年五十八年吴王馀祭元年十七年—546乙卯二十六年卫献公衍后元年三年—544丁巳景王贵元年二十五年楚郏敖员元年四年—543戊申二年卫襄公恶元年九年—542已未三年蔡灵侯班元年十二年—541庚申四年鲁昭公稠元年三十二年—540辛酉五年楚灵王围元年十二年—536乙丑九年秦哀公元年三十六年—535丙寅十年燕悼公元年七年—534丁卯十一年卫灵公元年四十二年—533戊辰十二年陈惠公吴元年二十八年—531庚午十四年晋昭公夷元年六年宋元公佐元年十五年—530辛未十五年蔡侯庐元年九年吴王馀昧元年四年—529壬申十六年郑定公宁元年十六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528癸酉十七年楚平王居元年十三年燕共王元年五年—527甲戌十八年燕平公须元年四年—526乙亥十九年吴王僚元年十二年—525丙子二十年晋顷公弃疾元年十四年—523戊寅二十二年曹悼公午元年九年燕平公元年十九年—521庚辰二十四年蔡悼侯车国元年三年—520辛巳二十五年悼王猛元年—519壬午敬王匄元年四十三年—518癸未二年蔡昭侯申元年二十八年—516乙酉四年宋景公头曼元年六十四年—515丙戌五年楚昭王珍元年二十七年—514丁亥六年曹襄公元年五年吴王阖闾元年十九年—513戊子七年郑献公虿元年十三年—511庚寅九年晋定公午元年三十六年—510辛卯十年越王允常元年十四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509壬辰十一年鲁定公宋元年十五年曹隐公元年四年—505丙酉十五年陈怀公柳元年四年曹靖公路元年四年—504丁酉十六年燕简公元年十二年—501庚子十九年陈湣公越元年二十三年曹伯阳元年十五年—500辛丑二十年秦惠公元年十年郑声公胜元年三十八年—496乙巳二十四年越王勾践元年三十二年—495丙午二十五年吴王夫差元年二十三年—494丁未二十六年鲁哀公将元年二十七年—492已酉二十八年卫出公辄元年十二年燕献公元年二十八年—490壬子三十年秦悼公元年十四年蔡成公朔元年十九年—489壬子三十一年齐孺子荼元年—488癸丑三十二年齐悼阳公阳生元年四年楚惠王章元年五十七年—484丁巳三十六年齐简公壬元年四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480辛酉四十年齐平公骜元年二十五年卫庄公蒯聩元年三年—477甲子四十三年卫君起元年—476乙丑元王仁（赤）元年八年卫出公辄后元年二十一年秦厉共公元年三十四年—474丁卯三年晋出公错（凿）元年二十三年—471庚午六年蔡侯产元年十五年—468癸酉贞定王介元年二十八年—466乙亥三年鲁悼公宁元年三十七年—464丁丑五年燕孝公元年十五年越王鹿郢元年三年—462已卯七年郑哀公易元年八年一458癸未十一年越王不寿元年十年—457甲申十二年赵襄子无恤元年三十三年—456乙酉十三年蔡元侯元年六年—455丙戌十四年卫悼公黔元年五年齐宣公就匝元年五十一年—454丁亥十五年郑共公丑元年三十一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燕成公载元年十六年—452己丑十七年宋君启元年二年—451庚寅十八年晋敬公元年十八年—450辛卯十九年卫敬公弗元年十九年蔡侯齐元年四年(灭于楚)宋昭公特（得）元年四十七年—448癸已二十一年越王朱勾元年三十七年—445丙申二十四魏文侯斯元年五十年—442已亥二十七年秦躁公元年十四年—441庚子哀王去疾元年思王叔元年—440辛丑考王嵬元年十五年—438癸卯三年燕文公元年二十四年—433戊申八年晋幽公柳元年十八年-431庚戌十年卫昭公纠元年六年楚简王仲元年二十四年—428癸丑十三年秦怀公元年四年鲁元公嘉元年二十一年—425丙辰威烈王午元年二十四年卫怀公黔元年十一年—424丁巳二年秦灵公元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赵桓子嘉元年韩武子启章十六年—423戊午三年赵献侯浣元年十五年—422己未四年郑幽公巳元年二十七年—415丙寅十一年晋烈公止元年二十七年—414丁卯十二年秦简公悼子十五年燕简公元年卫慎公颓元年四十二年—411庚午十五年越玉翳元年三十六年—408癸酉十八年韩景侯虔元年九年赵烈侯籍元年二十二年—407甲戌十九年鲁穆公显元年三十三年楚声王当元年六年—404丁丑二十二年齐康公贷元年二十六年田齐太公和元年十九年

第五章　战国时期

第一节　战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逐渐生长

“战国”一词，在当时就已有了，但还没有作为特定的专用名词。例如，《成国策·秦策四》载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楚策二》载昭常对楚襄王说：“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赵策三》载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策一》载苏代又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到了汉代初年，“战国”这个词义还没有变化。《史记·平准书》：“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便是其证。历史上把秦统一前的“七雄”称为“战国时代”，应该是从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战国策》一书后开始的。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崩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到战国中期山东半岛的邹国仍有前社会的残霞余辉。公元前七六世纪之交，旧社会开始加速溃散解体，新的社会也在这时发出曙光，到了秦的统一，中国才大体上告一段落。

这个转变就各诸侯国来说，虽然变革的时间有先有后，变革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变革，都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看直接关系。

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战国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铁矿的开发，铁制工具已经在当时的各种生产领域中普遍使用。据《管子》所记，当时必须有铁制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战国中期，孟子曾以社会分工为必然而反对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许行，并问其弟予陈相说：“许予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膝文公上》）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已经非常普遍，许行不用“铁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铁制农具有耒、耜、犁、铫、耨、■、锄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制兵器有仗、矛、剑、甲胄等；在人们的装饰品中，如带钩也有用铁制造的。铁器的普遍使用，有助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铁制农具的推广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便于深耕、发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耕作技术的进步战国时代，耕牛的使用虽然还不很普遍，但也已开始推广。在牛拉铁犁的发明与使用以前，翻地要靠人力，即所谓“耦耕”。使用牛耕比耦耕提高效率很多，不过当时所用的犁铧比后世的要笨钝窄小得多。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③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从事生产劳动。战国时称牛鼻环为“三棬”，《吕氏春秋·重已》②《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与）厥疆土。”

③《尚书.尧典》云：“蛮夷滑夏”。伪传：“夏，华夏也。”

云：“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姿所以之，顺也。”春秋晚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到齐国，其子孙变为农民“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福》），即把养在宗庙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说明当时的牛耕情状。战国时代，牛耕的进一步普遍和技术的进步，从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犁铧皆为V形，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便可证明。

耕作技术的进步，主要出现了“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

易是快速的意思，“易耨”或称为“疾耨”。《管子·度地》说：“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疾耨”也或称为“熟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表明深耕已经普遍推行。《吕氏春秋·任地》说：“上田弃亩，下用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这里所说的“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就是说深耕一定要达到表土下层水墒部分，才能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他们已认识到通过深耕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虫害的效果。《吕氏春秋·辩土》又说：“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然后咸生。”这里所说的“下得阴”是指农作物从地下吸收水分和肥分；所谓“上得阳”，是指农作物从天上得到阳光。深耕不仅能提高田亩产量，而且还可减轻虫旱之害，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

水利灌溉的发达铁制工具的使用，使战国时期的各国都能兴修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为了和黄河的泛滥作斗争，黄河下游的各国都修筑有比较长的堤防。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黄河泛滥时齐国受害较重，因而齐国首先沿黄河修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长堤防。自从齐国修了长堤，“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沿黄河修了一条离黄河二十五里的长堤。当时一些大国修筑堤防主要是为了本国利益，即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为利”。这种工程虽然给齐、赵、魏带来了一些好处，例如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均见《汉书·沟洫志》引贾让奏言上），然而，由于当时各国分裂，不能统一治理，也就自然发生了“以邻国为壑”（《孟子·告子下》）的弊害。在与水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当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魏国有个白圭（名丹）自己还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为了灌溉而开凿的运河，在战国时代也增多了。魏国在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磁县东南）县令西门豹曾兴“引漳水溉邺”（《史记·河渠书》）的水利工程，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使得含有过多盐碱成分的“恶田”变成了能种稻粱的良田，所以“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汉书·沟洫志》）。魏国有个湖泊叫“圃田”（今河南中牟西），公元前360年，魏国在黄河、圃田间开凿一条运河，使黄河水流入圃田，又从大梁北郊开凿运河引圃田水来灌溉（《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就是鸿沟最早的一段。鸿沟把济、汝、淮、泗和长江之间沟通了起来。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总结成都平原人民与岷江水害斗争的经验而筑成的都江堰。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泛滥成灾。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将岷江分为内江（即郫江）和外江（即检江），分散了岷江的水流，既免除了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华阳国志》卷三）的天府之国。

其次的大水利工程是秦国的郑国渠。在秦始皇并兼六国前，韩国为了使秦国疲于水利工程的修筑，无力东侵，派水工郑国进说秦国，开凿泾水，从仲山（今陕西径阳西北）开凿一条运河，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获泽），再从瓠口开凿运河经今三原、富平、蒲域等县进入洛水（即北洛水）。在修筑过程中，秦王发现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郑国，但听了郑国说到此渠修成，对秦国有万代益处后，就让他继续完成这一工程，称为郑国渠。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面积可达四万多顷，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多万亩，使关中地区成为“无荒年”的“沃野”之地，亩产粟可达一钟（六斛四斗），为秦之统一六国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

春秋以前，一般采用“抱瓮而出灌”（《庄子·天地》）即抱着汲水瓶灌溉的原始方法。到了春秋后期，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侯国内，才开始出现了“桔槔”灌溉的方法。桔槔也称为“桥”，它是用两根直木组成，一根竖立河边或井边，一根用绳挂在竖立的直木的顶端。横木上一端系重物，一端系长绳挂上水桶。它是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的，汲水时，把长绳一拉，让水桶浸入井水中汲水，把绳子一放，由于一端系有重物，水桶就上升。这就是《庄子·天运》中所说的“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据说，这种“桔槔”是“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速）如泆汤”（《庄子·天地》），一天可灌田百畦，节省了不少劳动力。

施肥等技术的进步和农业产量的提高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和提高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孟子在论定当时“贡法”的弊害时曾说：“农民在荒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滕文公上》），说明那时已经普遍施肥。《荀子·富国》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是说，战国时期从政府到农民都很注意积肥、造肥和施肥，并且认为施肥是农民应该作的。这时的农民，从生产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了野草、树叶在上中腐烂便可作为肥料，所以《荀子·致士》说：“树落则粪本”。《礼记·月令》又说：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在播种方法上，我国古代农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保证农作物通风、吸收阳光、促进农作物茁壮生长的先进耕作方法，到了战国时代，已为当时农民普遍重视。《吕氏春秋·辩土》说：“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这就是说，农作物的行距适当，互相就不会受影响，这样就长得快，长得好；行距相当，便于通风，使农作物舒展生长，得到良好的收成。

对于除草，也为当时农民所注意。关于除草，春秋以前记载不详，《国语，齐语》中有：“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的记载。这是说，此时的农民早晚都在田间用农具除草保苗。

当时农民也认识到病虫害的严重性。《商君书·农战》说：“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螟是吃苗心的害虫，螣是吃叶子的害虫，蚼蠋是一种象蚕的害虫。《吕氏春秋·不屈》说：“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说明当时在注意消灭虫害，扑杀害虫方面已经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行，灌溉事业的发展，肥料的使用，农业生产量也有了提高。据魏文侯相李悝的估计，战国初年魏国农民的一般产量，一亩地普通可以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以四倍，中熟可以三倍，下熟可以一倍；小饥可收一石，中饥可收七斗，大饥只能收三斗。战国时一亩约为今天的三分之一亩，当时的一石约当今之五分之一石，即二斗。李悝曾主张“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上》），认为勤谨耕作的每亩可多生产三斗，不勤奋的每亩要减产三斗，其间就有六斗之差。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当时一百亩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礼记·月令》记载盂春之月“食麦”，孟秋之月“登谷”。孟子既说■麦（大麦）到“日至”（夏至）时成熟（《告子上》）；又说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梁惠王上》），这样大麦收割后，粟苗又生长着，可知当时齐国已经推行着两熟制。《吕氏春秋·任地》还说：“今兹（年）美禾，来兹美麦”，这是说，今年丰收了禾，接着种麦，来年又收了麦。《荀子·富国》更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可见，战国时期已经推行了一年两熟制，这就必然大大提高单位面积的年产量。当然土壤较差或边远地区，也还保留着落后的轮作制，所以，《吕氏春秋·乐成》云：“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农业经济的总结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当时已出现了对于农业生产经验总结的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战国诸子中的农家，有专门讲究农家之学的专门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据颜师古注，《神农》是战国时诸子“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是“六国时，在齐、楚间”人的著作。这两部书，可能在班固之时还能看到，后来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农家著作，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中提出了重农的理论，阐明了农业与政治的关系，此篇中的重农理论和战国时法家的重农政策是一致的。《任地》一开始就假借后稷名义，提出了十个问题，包括使用土地、整地作畦、灭草保墒、中耕除草等方面问题。《辩土》对《任地》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讲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问题。《审时》是重点讲各种作物与时间季节的关系，即“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减产）”。这四篇可能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的农书。

《吕氏春秋》之外，在先秦典籍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专讲水、肥、土壤的一些零散著述，《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周礼·草人》等曾列举不同的土壤，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禹贡》中列举当时全国九大地区的土质、肥力和田赋的情况，分别划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比如冀州（主要包括今之河北和山西、内蒙、辽宁、河南的部分地区）“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肥力是第五等），“厥赋为上上错”（田赋是第一等间或第二等）。冀州据《周礼·职方》说，其地宜种黍、稷。又如兗州（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土带黑色并且松散（“厥土黑愤”），肥力属于第六等（“厥田惟中下”），田赋是第九级（“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本来按土肥应多收赋税，可能因为这一带地处黄河下游，常有水患，地广人稀，可能要十三年后才能使土地复原，而和其他州一样收取田赋即所谓“十三载乃同”。

战国时代，不仅十分重视栽培技术，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白圭曾以“长斗石，取上种”和“欲长钱，取下谷”相提并论。“长斗石”是说增长粮食的产量，“取上种”是说必须选取上等品种。这说明，至少到了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起着重要作用。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铁制工具用于手工业，大大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当时的主要手工业有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煮盐和纺织，等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又促进了战国的商业交换关系的发达，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当时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各国都铸造了大量的金属钱币。在整个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不统一，所以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也各不相同。这时所铸造的货币，计有四种不同的形式。所有这些，将在本卷丙编《手工业、商业和货币》项中详细论述。

都市与交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的往来贩卖，促使了都市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

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城市，看不到整齐规划的城市布局，实质上不过是一个有围墙的农村而已。这种城市的建立都不是根据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或依据人民自己的利益和意图，把一个人口荟萃的非城市地点改建为城市的。所有的城市，多是根据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在某些殖民点上建立起来，并且远在工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建立起来的。春秋时期，列国并存，当时的诸侯、大夫的城筑都邑之风，屡见文献记载；各地现存的春秋城址，为数也颇不少。当时的城市反映出逐渐由政治、军事的功能转变为具有经济功能。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往往成了交换的中心城市，使商周城市的初级形态发生了变化，其经济功能有了显著的增强。据《盐铁论·通有》说，当时如“燕之涿（今河北涿县）、蓟（今北京市），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南），韩之荣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④，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实还不止这些，例如宋的定陶，赵的离石，魏的安邑、大梁，齐的莒、薛，楚的郢、寿春等都是当时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都市。

《战国策·赵策三》载赵奢说，古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现在“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墨子·非攻中》），已经普遍出现。“万家之县”、“万家之邑”（《战国策·赵策一》、《韩非子·十过》）、“万户之都”（《赵策四》）也已到处存在。这种城邑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都和当时工商业的发达有一定关系。

④《荀子·儒效》云：“居夏而夏”。杨倞注：“夏，中夏也。”《左传》定公十年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列国的国都中，以齐国的临淄规模最大。据当时人讲，那时城中共有七万户，若以每户五口计，也有三十五万人之多。当时街道上非常繁荣，行人拥挤塞路。《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从地下发掘情况看，临淄故城，是由大小两座相互衔接的城组成：大城南北约四公里半，东西约四公里；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围约五公里，宫殿在小城西北部的夯土台基上。市区在大城的西部和小城的北部，符合《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记述。在小城的南部有冶铁、炼铜、铸币、制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①。据说，那时的大都市里有“县（悬）帜甚高”的“酤酒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有卖兔的所谓“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还有卖卜者，齐国公孙闬曾“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战国策·齐策一》），便是其证。在市区四周有“市门”，设有“市吏”（《韩非子·内储说上》）来管理。

《诗经·小雅·大东》中的“周道”、“周行”，在《诗经》中数见不鲜，它是君子、贵人车驾往来的大道。《国语·周语中》说：这种国道，“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而《左传》襄公九年，晋国的郓人还曾“斩行栗”，则以栗树为表道树。到了战国时期，与商业都市发展的同时，为联系各个城市的交通网道，也相应地发展起来。这时中原地区的陆路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在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大道，当时称为“午道”（《战国策·赵策二》）。从成皋沿黄河到函谷关，有一条交通大道，当时人通称“成皋之路”（《战国策·秦策三》）。在秦国，从汉中越过七盘岭进入蜀地，有一条通道叫做石牛道，也叫金牛道。在楚国，从南阳东出伏牛山隘口，有一条通向中原的大道，叫做“夏路”（《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四》）。

古时官吏旅行，可能有所谓候馆逆旅。如《周礼·地官·遗人》职所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但此设备，并非一般行人可以享受。所以，《左传》文公五年阳处父聘于卫，返通宁，宁嬴从之。据说这位宁嬴是逆旅大夫，即专司官吏过境事务的官员。阳处父代表晋国聘问友邦，方能得到逆旅的招待。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商业的发达和都市的发展，大约以营利为目的的逆旅开始出现。例如《庄子·山木篇》云：“阳子之（至）宋，宿于逆旅。”这个逆旅，当是旅店。至于商鞅立法，客舍不能不先验明客人身分，可知当时的逆旅行业已在官府人员监查之下，与后代的旅店，并无二致了。

驿传之制，当有临时与常设两种。常设的驿传，据《周礼·秋官·行夫》职说，邦国传速，使者必定持以旌节调度任务。《韩非子·难势》云：“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五十里而一置”，大约是一日之程，这种常设的驿站，当即以此为度。乘驿旅行，虽是官吏负族的特权，但是有了驿传之设，能使当时的交通路线固定了。

水路交通的史料，远比陆路为少。南方诸国荆楚吴越，多江海湖泊，水路用舟自然早已有了。当时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水路交通也有发展。在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的周围，水道纵横，四通八达。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丰水的交通，也很畅通。同时由于邗沟和鸿沟等南北向的运河开凿，南北水上交通更有了大的发展。

①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夷》三十九。

当时的水陆运输物资的数量是很大的。寿县楚墓出土的《鄂君启节》铭云：“屯三舟为一舿（舸），五十舿”，这是说水上运输，集三舟合为一舸，以“五十舸”即一百五十舟为限。又云：“女（如）马，女牛，女憊（特），屯二十台（以）堂（当）一车；女（如）■（担）徒，屯二十■台堂一车；台（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这是规定陆上运输以五十车为限。如用马牛等牲畜来驮载货物，则集十匹以当一车；如用肩挑即“担徒”来挑担，则二十担以当一车。所谓“以毁于五十乘之中”，就是必须把牲畜驮载的、用人肩挑的折算好，从规定的五十乘中扣除。这样在运输的通行证上明文规定陆路以五十辆车为限，水路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说明战国中期以后商人水陆运输物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战国时代的交通已是四通八达，形成了一个交通网，商人们在这些交通要道上往来不绝。这样也就打破了战国以前那种各地区间闭塞不通的局面，各地区的物资得到交流，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又为全国的统一创造和准备了条件。

古代公社的解体与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由于铁器的普遍应用，战国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特别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长期残存于我国古代社会里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走向了解体道路，土地私有制开始发生，社会经济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生长起来。

古代公社的解体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我国古代社会里，由于残存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当时的工商业也就不可能发达。我们知道，公社本身不知道什么商品生产①，但是剥夺公社剩余产品的国家，却可以把这种产品抛入流通的过程。也就是说，商品生产者是公社，而占有者是国家。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①。这种在公社基础上的产品生产，是通过贡赋关系，由接受贡物的国家来实现的。所以当时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是一种官工、官商，这就是所谓“工商食官”，即当时的工商业主要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组织加工，其产品由官府核价出售，工商业者的生活，都由官府豢养。

《礼记》一书虽然是孔门后学所作，但书中所记内容，应当是有所根据的。《礼记·王制》说：“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皆指有功所得之物），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就是说，当时的手工业产品，除人民生活用品外，一般是不准出售的。有些物品虽然准许在市场出售，但有许多限制①，这就妨碍了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正是由于当时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享用，而不是为了交换，因而也就实行了一种“处工就官府”（《国语·齐语》）的制度。所以，《礼记·王制》又云：“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市、不移官、①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夷》三十九。

①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0页。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出乡不与士齿。”即以技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如祝、史、射、御、医、卜和各种技工艺人，既不可兼做他事，也不能改变行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说的“民不迁、农不移、商贾不变”，也是这个意思，“工贾不变”虽是为了保持工艺熟练，但主要是对工商业者的控制，防止“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韩非子·解老》）。这时的商业，也由当时的官府统一管理，凡是官府所制造的手工业品，需要交换时，都需经过“贾人”来核价，即《晋语四》韦昭注云“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所谓“处商就市井”（《国语·齐语》），但是根据当时的经营管理制度必须由官府垄断市场，掌握物价。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要，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因而这种“工商食官”制度，实际上阻碍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到了战国时代，如前所述，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分工的发达，不但使农工之间进一步分工，而且也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①。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代有很多有名的私营手工业主。一个是赵地邯郸的郭纵，他以冶铁为业，其富可与王侯相比。另一个是以煮盐起家的猗顿。还有一个女手工业主，就是始皇帝为之修筑“怀清台”的巴寡妇清，她的先人是开采丹砂的，她一直守着这个行业，成了有名的巨富。此外，象蜀地卓氏的先人和宛地孔氏的先人等等，他们都是原来战国时代赵国和魏国的私人冶铁手工业者，这些人都是从平民中兴起的专业生产交换商品而不是自己享用的商人，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史记·货殖列传》）。“素封”的出现，也就表志着我国古代社会中“工商食官”制度的结束。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金属货币也随之而生。战国以前，以重量计的货币虽已产生，但只有出现了金属货币之后，才算正式代替了以物易物的阶段。恩格斯把这种金属货币称之为“商品的商品”，如云：“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它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握有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①。

这种商品交换关系的发生，对于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公社组织起着瓦解作用。如同马克思所说：“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极大的作用）将日益强烈地对整个农村经济施加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别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会破坏耕地的公有制，然后会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制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①。在战国时代，由于公社的解体，各个公社农民占有原来由公社分给他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土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①。这就打破了过去的“田里不粥”的旧惯例，出现①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县李峪村，《浑源县彝器图》、《中国古青铜选》中均有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

①三川：东周以伊水、洛水、黄河为三川。秦在这里设三川郡，在今河南洛阳、郑州一带。二周：本指西周公和东周公。这里指东周公的封地巩县和西周公的封地河南（洛阳西）。①参见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记要》，《文物》1972年第5期。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页）。

了土地私有和土地的买卖。这时出现的土地自由买卖，是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变化。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上》）。实际上商鞅以前，秦国以外，土地买卖已经逐渐开始，商鞅只是进一步在法律上承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而已。整个战国时代，虽然仍有授田制度，但土地买卖业已流行。长平之战前，赵国起用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就指责赵括说：“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由于土地已经开始买卖，有土地的农民常因不能维持生活而出卖土地，到荀子时，“无置锥之地”（《荀子·儒效》）已经成为成语。《吕氏春秋·为欲》更明确地说：“无立锥之地，至贫也”。

农民的分化与佃农的出现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崩坏，公社农民将其自耕土地，即“私田”变为私有土地后，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便出现了一个自耕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极盛时期，造成了战国时代农业的发达与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②。但是由于它本身的脆弱，在高利贷、商业资本和课税的侵蚀之下，造成了农民的分化。马克思说：“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作资本。生产资料的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①。这段话，虽然主要是对农奴制瓦解后的小农说的，但用来分析战国时期的小农经济也是适用的。战国时期，国家对于农民除了“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以其常役，修其城郭”以外，还要“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之衣食之财”（《墨子·辞过》）。孟子又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荀子也说有“田野之税”，“刀布之敛”（《荀子·王霸》）。秦国从商鞅变法后，开始按户征收人口税，称为“户赋”或“口赋”。《商君书·农战》说：“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所谓“实公仓”，就是向国家缴纳田租。《商君书·去强》又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所谓“民不逃粟”，就是按户征收地税和户赋，不让逃避。据云梦《秦简》看来，国家向农民征收的地税不仅有禾稼，还有刍（饲料）和稿（禾秆），规定每一顷田要“入刍三石，稿二石”（《田律》），还要交纳户赋，不准隐瞒户口，即“弗令出户赋。”（《法律答问》）。当时农民的租税徭役负担是很重的，所以孟子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

有的农民在失掉耕地之后，便为人雇用。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4页。

①例如《礼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变，不粥子市。布帛精粗不中数（数，织布所需的升数，有如今夭的“若干支纱”之类），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绵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云：“家贫，无以妻之，佣末（及）反”。《五蠹》也说：“泽居苦水者，买庸（佣）而决窦（渎）。”《外储说左上》又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也就是说，引文中的主人给庸客美羹、钱布（铜币），是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当时的农民，也有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的，更有失去土地后流入城市做雇工即“市佣”（《荀子·议兵》）、“庸保”（《史记·刺客列传》）的。《商君书·垦令》说：“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这是说，政府不准雇工，大夫就不雇人修建房屋；雇工没有饭吃，就必然务农。当时使用耕地的人也不少，《吕氏春秋·上农》说：“农上不闻，不敢私籍于庸”，即没有高级爵位，就不准私自庸用雇农，便是其例。当时，还有替人“灌园”（《战国策·齐策六》）的庸夫。

这时的农民，还有在高利贷的严重盘剥下弃产流亡的。例如冯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史记·孟尝君列传》）；也有因饥饿死在沟壑中的，即孟子所说的“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滕文公上》）。然而，那些不甘心沦为奴隶的农民，为此而进行着激烈的反抗斗争。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是“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称为“流民”。春秋末年以来就已经发生的所谓“郑国多盗”（《左传》昭公二十年）、“鲁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以及所谓“盗”跖，并非奴隶暴动，而是一些不甘卖身为奴的武装流民而已。

破产农民的另一条出路，据《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说：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这种佃农，在战国时可能是已经东鳞西爪地出现。或者租赁土地进行耕种，以收获量十分之五为地租。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在这样复杂而尖锐的阶级对立中产生了，并在继续发展中。到了战国末年，农民为了逃避繁重赋役，有的宁愿依附到豪强地主之下，甘愿作佃农。《韩非子·备内》说：“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说明当时有权势的贵人，趁人民苦于“徭役多”的时机，用包庇免除徭役的特权诱使贫苦农民归附到他们的门下，成为他们的佃客，忍受他们的剥削。《韩非子·诡使》曾说：“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库）也。而士卒之逃事状（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这些有威之门，就是《商君书·垦令》所说的“禄厚而税多”的官僚兼地主，也就是后来秦汉时代的豪强地主。战国时代还有一种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叫做“庶子”。秦国规定能够斩敌甲首一个的“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即赏给爵位一级，给予庶子一人。又说：“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均见《商君书·境内》）。就是说：有爵者可以得到无爵者作为庶子，每一级爵可以得到一个庶子；当有爵者没有特殊役事的时候，庶子每月要给大夫服役六天：当有爵者有特殊劳役时，要按服役期限供给庶子食粮而养起来。这种庶子，虽然规定在一般情况每月只给主人服役六天，但是主人有特殊劳役时随时可以调来服役而养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的佃农。这种佃农，在商鞅变法前可能已经普遍存在，商鞅只是把它规定成了一种制度而已。

奴隶战国时代的农民，遇到“天饥岁荒”就不得不“嫁妻卖子”（《韩非子·六反》）而沦为奴隶，已经是普遍现象。在严重的剥削和残酷的兵灾下，据说魏、韩两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战国以前的奴隶来源，一是俘虏、二是罪犯，而且多是家内奴隶性质。到了战国时代，开始出现债务奴隶，这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井田制度崩溃后的必然结果。战国时代，有相当数量的官私奴隶。

战国时代官府奴隶的一个来源是罪犯。因此，“胥靡”既是一般奴隶的通称①，又是一般罪犯的通称。秦国的“隶臣妾”是一种官奴婢性质。据《秦律》看，隶臣妾按其劳役类别，年令和性质发给低于一般人民的口粮标准，如果他们使用或管理的器物牲畜有丢失，还要“以其日月减其衣食”的三分之一来偿还。至于称为“鬼薪”、“白粲”、“城旦”、“舂”的刑徒，其性质与隶臣妾不同，前者有固定的刑期，而后者则需终身为官府服役，必须取赎才能恢复自由。当时官府奴隶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把罪犯的妻子儿女没收为奴隶。商鞅变法，公开宣布“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便是其例。从《秦律》来看，当时称为隶臣、隶妾的官奴婢，官府可以把他们卖掉，或作赏赐品。例如秦王曾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送给义渠君（《战国策·秦策二》）。

《周礼·地官·质人》职云：“掌成（郑注云：“成，平也”。当指估定物产的价格）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这里的人民和牛马一样在市场出卖，当然是奴隶。所以《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改制的诏令中也说：“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当时，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一些被降为官府奴隶的，也还可以用金钱赎买回来。例如《吕氏春秋·察微》云：“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这种事情，在当时比较普遍，所以《吕氏春秋·观世》又说：“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于涂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易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战国策·宋卫策》也说：“卫嗣君时，骨（胥）靡逃之魏。卫赎之百全，不与；乃请以左氏。”用一马赎回一个奴隶当属一般，而用左氏一邑换回一个奴隶，当然是个特殊情况。

战国时代的官府奴婢，除用于手工业生产外，也被用于农业生产。《秦律》规定“隶臣田者”，在农忙时的二月到九月，每月口粮比原定二石增加半石，就是为了从事各种差役。《韩非子·喻老》云：“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杨雄《方言》说：“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又引晋灼曰：“臧获，败敌所被虏获为奴隶者。”《名义考》引《风俗通》更云：“臧，被罪没官为奴婢；获，逃亡获得为奴婢。”可见，《喻老》中的“臧获”是指奴隶。《韩非子·五蠹》又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殷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礼记·少仪》说：“臣则友之”。郑注云：“臣，谓囚俘”，这个“臣”就是俘虏。“左之”，就是用左手加以牵制，用右手攻其反抗的意思。可见，“臣虏”也就是俘虏，古以俘虏为奴仆，所以又称奴仆为臣虏。《五蠹》所说的“身执耒锸以为民先”就是《论语·宪问》中所说的“禹稷躬耕而有天下”，指的是农业生产。这里既把“执耒锸”以从事农业生产说成是①“臣虏之劳”，这就反映出战国末年奴隶还用于农业生产领域里的事实。战国时代的私营大工商业者，也常用奴隶从事生产。例如白圭曾“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史记·货殖列传》）。所谓“用事僮仆”就是随从主人经营事业的奴隶，这与“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已者而释主人，主人使之也”（《吕氏春秋·分职》）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经营工商业的人，都有很多奴隶，蜀卓氏“富至僮千人”（《史记·货殖列传》），吕不韦“家僮万人”，“嫪毐家僮数千人”（《史记·吕不韦传》），便是其例。正因为如此，《秦律》还有保护私人对奴隶的占有和奴役的规定。如果臣妾有侵犯主人利益，或反抗主人和怠工的行为，就要给予处罚。例如，男奴“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封诊式》），主人可以请求卖给官府，变为官奴；如果女奴“悍”，主人可以请求官府将她处以黥刑和劓刑。

战国时期，保有较多的奴隶制残余，一方面是由于奴隶制的影响还很大，另方面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后，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希望保留奴隶制的残余，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

地主阶级的主长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自主地使土地占有的原始平等不但可能而且必然转化为它的对立物。日耳曼人的自主地，在旧日罗马领土上一出现，就变成了跟它同时并存的罗马人的地产所早已变成的那种东西，即变成了商品。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矛盾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确定不移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它的充分的发展，但并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能起作用。所以，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②战国时代起，随着土地买卖而来的土地兼并，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出现了许多贵族及其以外的土地占有者，他们逐渐转化为地主。

战国时代的贵族，包括各国国君的亲属和贵戚，占有大量的土地。其中有些人被封为国君，除享有征收封邑赋税的特权外，还占有大量土地，例如赵国的平原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就是这样。他们都以封邑的租税为自己的收入，但须纳税给国家。他们还利用权势包庇所属农民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许多不堪赋税、徭役负担的农民，也就被迫归依他们。由于“事私门”的愈来越多，弄得“公民少而私人众矣”（《韩非子·五蠹》），所以战国时代常常发生国君与封建贵族之间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当时的个别农民，也有当了封建官吏而爬上地主阶级地位的。例如中牟的农民宁越，由于“苦耕稼之劳”，求学十五年，成了周威公的“师”（《吕氏春秋·博志》），自然有了不少土地。当时的各国政权为了奖励“耕战之士”，常常采取赏田的办法。例如吴起为魏的西河郡守，为了要攻克秦的小亭，曾悬赏“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韩非子·内储说上》）。魏国考选“武卒”，中试的可以“利其田宅”（《荀子·议兵》）。秦在商鞅变法后，颁有二十等爵赏赐军功，接功大小赏给爵位，一级爵位可得田一顷。这样由军功而占有土地逐渐变为地主的为数也不很少。

当时社会上还有一般的地主，他们多是由于兼并或开荒而发展成为地主的。《史记·苏秦列传》说：“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页。

印乎！”有负郭之田二顷的，就是一般地主。这里既然说有负郭田二顷就什么也不想干，说明当时有一般地主的剥削收入就能过上优裕的生活。商鞅变法规定“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的“名田宅”，是准许地主以个人名义占有田宅的意思。这种“名田”制度早已存在，商鞅作出这样的规定，只是在法律上承认其合法性，确定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已。秦汉时代的“名田”制度就起源于此。

战国时代，有许多大手工业者和大商人占有大批奴隶从事工商业。但是，他们却“以末（工商）致财，用本（农）守之”（《史记，货殖列传》）。他们和官僚、贵族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核心。

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草稿——三稿》中指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①这就是说，农业公社解体后，有两个前途，即或者走向奴隶制度，或者走向农奴制即封建社会。残存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公社组织解体后，不是前者，当是逐渐走向了封建制社会。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

第二节　战国“七雄”与各国的变法图强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是《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依司马迁的意思，从这一年算起成为另一个时代，也就是战国的开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始时代要晚些，是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从王命韩虔、魏斯、赵籍为诸侯一事算起，比《史记·六国年表》晚七十三年。这是因为《春秋》纪事迄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司马光故意推迟几十年，表示不敢衔接《春秋》。其实为了分期方便起见，还是司马迁的《六国年表》比较清朗一些，春秋以后就是战国，不会有一个非春秋、非战国的一段时间。

三晋、田齐的兴起与七国的形成晋文公称霸后，由于晋国内部斗争，到了春秋末年，在过去的几十家卿大夫中，只剩下了知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即所谓“六卿”。这六家又互相兼并，范氏和中行氏倒下后，就只有智伯瑶为首的智氏、韩康子虎为首的韩氏、赵襄子无恤为首的赵氏和魏桓子驹为首的魏氏四家掌握晋国的命运。四卿之中又以赵、智两氏较强，韩、魏两氏只有团结起来，在赵、智二氏之中作一选择，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公元前455年，智伯又胁迫韩、魏和他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决汾水灌城。临到城快要攻破时，韩、魏突然和赵氏勾结起来，捉住了智伯瑶，杀了智氏全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将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山西闻喜县）、绛州（今山西翼城东南）外，也都瓜分了。这时的晋国国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见三家大夫的程度。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加封韩虔为韩侯（即韩景侯）、赵籍为赵侯（即赵列侯）、魏斯为魏侯（即魏文侯）。韩、赵、魏三国原来是晋的三家大夫，所以又称作三晋。

三晋建侯后十七年即公元前386年，齐国的蜕变也已完成。

如前所述，所谓田氏即陈氏（陈田古音相同，春秋记载用陈，战国记载用田）的始祖乃是陈国的一个公子，名完，与齐桓公同时。陈公子完避乱奔齐，甚得桓公的宠悦，仕为“工正”。五世后，传到孔子所要讨伐的陈恒。陈恒联合齐国的鲍氏，灭了当时专权的栾、高二氏，并且没收了两家的土地。陈恒死后，其子陈乞继做齐相，更把齐都邑的大夫尽换了自己的宗人，再传两世到陈和（田和）即田太公。这时正值姜齐的末代国君齐康公即位，他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公元前391年，田和把康公迁到海边，只留一城之地作为他的食邑。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在浊泽相会，把自己正式列位诸侯。第二年，田和即被周天子封为齐侯。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表面看来，好象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但是如把它放在当时整个历史环境中观之，就可以看出它是春秋战国间新兴封建势力和旧势力斗争的一个缩影。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的约有十几个国家。其中大国有秦、齐、楚、燕、韩、赵、魏，这就是所说的战国“七雄”。七个大国的疆域，大致是这样：秦国，东到黄河、函谷与三晋为邻；南有巴蜀与楚国相接：西及西北与西戎和匈奴诸部为邻。国土约占有今之陕西关中和甘肃的东南部以及四川、青海、宁夏等部分地区。

魏国，东有淮、颖与齐和宋国相邻；南部有鸿沟与楚国为邻；西及黄河西岸与秦为邻（河西地在公元前328年入秦）；西南与韩为邻；北与赵国为邻。国土约占今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

赵国，东有清河（今河北清河西）与齐为邻；南有漳河与魏为界；西有黄河与秦相望；北有燕国以易水为界；西北与匈奴为邻，约占有今之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的中部和西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韩国，夹在魏与秦、楚之间，四周都是比较强大的国家，约占今之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楚国，东到大海，南有苍梧（即湖北南部的九嶷山）与百越为邻；西至巴、黔而与秦为邻；北达中原，与韩、魏、宋、齐相接，约占有今之湖北全省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

齐国，东滨大海，南有泰山与鲁、宋为邻（后齐灭宋而占有其地）；西有清河与赵为邻；北有渤海与燕为邻，主要占有今之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燕国，东有辽东与朝鲜为邻；南和齐国交界；西有云中、九原与赵国相邻；北有东胡、林胡、楼烦诸部，约占有今之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和辽宁、吉林的一部分。

上述的七国疆域，是后来的事，战国初期的区域当是九分天下而不是七分天下。《孟子·梁惠王上》曾经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这种区划方式，与“七雄”或《尚书·禹贡》的九州，都不相同。它和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周礼》中的情状比较相符。《夏官·职方氏》职云：（一）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指山之特大者，以为州之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指蓄水可以灌溉的川泽）五湖。（地区上应为越国）

（二）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蔽曰云瞢，其川江汉，其浸颎湛。（地区上应为楚国）

（三）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荥雒，其浸波溠。（地区上应为韩国及“二周”）

（四）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地区上应为齐国）

（五）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其浸庐维。（地区上应为鲁、宋、卫诸国）

（六）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嶽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地区上应为秦国）

（七）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养，其川河■，其浸葘、时。（地区上应为燕国）

（八）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地区上应为魏国）

（九）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地区上应为赵国）

上述“七雄”之外，在中原地区还有一些小国，首先需要说到的是“二周”即“东周”和“西周”。在周考王即位时，封他的弟弟揭于旧王城以继旧周公的地位，就是河南桓公，也就是西周之始；其孙惠公在考王晚年又封其少子班于巩，后来就称在巩的周为东周。从此以后，王畿就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一直到秦灭西周、东周为止。周赧王五十九年，奉使将军樛攻西周，周赧王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周天子及西周君同时亡国。再过六年，秦相吕不韦并灭东周。从周考王以后，周室的残余王畿，分裂成为东西二周，周王只是一个挂名的共主，不仅不能指挥诸侯，即就王畿而言，周王也不能直接领有，没有尺籍寸土了。这样一来，原来的周天子，实际上已经成为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之君。其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下去是因为“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史记·楚世家》），故为各国所放置。

在三晋之东，齐、楚之间有战国时人所称道的“泗上十二诸侯”（《战国策·楚策一》）。淮泗之间残存之国虽然不少，但是难以实指其国。在战国初期，应当存有鲁、卫、宋、滕、邹诸邦。宋和鲁、卫本来国力相当，不过到了后来，鲁、卫和“二周”一样，由衰微以至于灭亡，宋到了后来，曾一度发展国力，然最后仍为齐翦灭。除了“二周”和“泗上十二诸侯”两个区域以外，只有一个中小型的中山国，在赵、魏之间，其余大国与大国之间，已经再无小国了。当时还有很多的少数族分布在四周，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和义渠，南方有百越；西南有巴、蜀，等等。

魏国的李悝变法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的变动，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势必有所调整。战国初年各国所进行的变法活动，正是顺应当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出现的一种政治改革。

魏国的“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其“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汉书·地理志下》）。宗法制度下的经济基础在于宗法贵族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掌有，“盐铁之饶”是井田制度破坏后的经济活动，在土地私有出现后，才能有“侵夺”和“分”，所以“多豪杰侵夺”和“好分生”，则表示了魏国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恩礼”是贵族社会的伦理规范，“薄恩礼”正是宗法制度薄弱的现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国初年“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攻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韩非子·饰邪》）。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用人唯贤，先后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受他尊重的还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战国时期的招贤养士之风，可以说是由魏文侯开始的。他的用士参政的作法，标志着过去“任人唯亲”的世卿制度被“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魏之所以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乃是因为李悝“务尽地力”（《史记·货殖列传》）和“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晋书·刑法志》）的结果。李悝的“务尽地力”有两项措施：一是重新划分土地，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他指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还有“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一进一出，就要相差“粟百八十万石”（《汉书·食货志上》）。土地私有，刺激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兼并。所以《史记·平淮书》中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土地私有的出现，也造成了贫富不均的情形。这主要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人对粮食操纵的必然结果。商人操纵粮食的方法是贱价向农民买入，高价卖给人民，因而造成“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由于农伤，所以农夫“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汉书·食货志上》）。

因此，李悝又实行了一种“平籴法”，就是“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上》）。这个政策，除了鼓励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外，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就是经济上的国君集权。前云的“仁义”和“推让”是宗法制度的道德观念，而李悝经济政策的实施，就大大地打击了宗法的道德观念，所以司马迁云：“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

李悝的《法经》，今虽不传，但从《晋书·刑法志》中可以得知其内容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李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而把惩罚“盗”“贼”作为封建统治的首要任务，把《盗法》、《贼法》列为《法经》之首。李悝认为“盗贼须劾捕，故著《囚》（原误作“网”）、《捕》二篇。”《杂法》包括惩罚“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六种违法行为的条文，规定了对于淫乱、赌博、盗窃官府印信、贪污贿赂以及僭越逾制和议论政府法令等的惩治办法。《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减”，就是根据不同情况，对于犯法者加重或减刑的规定。李悝的《法经》内容中虽然也有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条文，但其主要部分在于镇压和防止农民的反抗斗争，是一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典。这部《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以上均见《晋书·刑法志》）；“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谓九章之律”；“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宋、齐、梁及后魏，因而不改，爱至北齐..隋因北齐..唐因于隋，相承不改”（《唐律疏义·名例》）。由此可见，李悝的《法经》不但为后世法家提供了法典依据，而且又对后来的中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李悝又主张要禁“技巧之民”，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他还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理》），所谓“淫民”，就是没落的公族封君之后。这样一来，也就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而分别授予职位和爵位，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军事上，李悝起用吴起，严格挑选兵士，“以武卒奋（师古曰：“奋，兴起。”）”（《汉书·刑法志》）。这种“武卒”，乃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本无常备兵，至吴起设置后，需“中试”，并且有一定的待遇为“复其户，利其田宅”，就使当时的战斗力有了提高，魏国在战国初年也就成了一个最为富强的国家。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吴起，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学于曾子，事鲁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是当时著名兵家，有兵书传后。《韩非子·五蠹》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便是其证。鲁是儒家思想最盛的国家，吴起因受谗去鲁。由鲁至魏，时魏君文侯，吴起曾为魏国将兵，大败秦师，后任西河守，抵御秦、韩，甚为得力。他“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因此大得军心。魏文侯死，武侯立，在“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吕氏春秋·执一》）的情况下，吴起又由魏入楚。在楚，吴起被任为“宛守”（《说苑·指武》，苑在今河南南阳），防御魏、韩。

楚国是个“蛮夷”（《史记·楚世家》）国家，地广而有“川泽山林之饶”，商业不发达，所以“亦亡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下》）。可知楚国所受宗法影响较少，且无商人势力。到了战国中叶，楚国的“大巨太重，封君太众”，他们“上逼主”、“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韩非子·和氏》）。公元前404年和391年，楚国曾两次受到三晋的进攻，吃了败仗。第二次由于向秦国送了厚礼，才在秦国的帮助下讲了和。楚悼王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便任用吴起作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的主要点是：“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废公族疏远者”（《史记·吴起列传》）。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减削官吏的禄序，精减裁汰“无能”、“无用”和“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他认为多余者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的做法，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也有利于开发荒地。

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歪风，还提出了“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和“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的主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地主政权效力。

吴起的改革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958年，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封君鄂君启的通行证，上面记载有对封君的各种限制，如车船的大小、载重、行程等等，这应该是吴起变法的直接结果。这时的楚国，在诸侯中逐渐强盛起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用夹板填土筑墙）”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被“见恶（怨）”《吕氏春秋·义赏》）。所以，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便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楚肃王即位后，按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吕氏春秋·贵卒》），结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旧贵族的势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齐国邹忌的改革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虽然已离田和正式列为齐侯三十年，但是齐国仍处于内优外患的境地。不久，邹忌就“以鼓琴见威王”，用“鼓琴”的节奏来说明“治国家而饵（安定）人民”的道理。王曰：“善”，三个月后就授给他“相印”。

邹忌为相后，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于人民，“请谨自附于万民”；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执行了顺从国君行事，选择“君子”担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邹忌推荐人才给齐威王，威王把他们都视为“宝”。齐威王二十四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时，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照车前后各十二乘”，所以是“宝”。但是，齐威王则说他的“宝”与魏惠王的宝不同，是几个得力的大臣，他们是“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的檀子，“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的朌子，“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的黔夫，“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的种首，他们“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这都是邹忌推行法家“谨择君子”政策的结果。齐威王时，为了整顿吏治，曾经奖励了治下“田野群，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的即墨大夫，惩办了治下“田野不辟，民贫苦”，却贿赂国王左右使誉言日闻的阿大夫和欺骗国君的官吏，使齐国“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均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这又是邹忌推行法家“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体实施。同时，又由于邹忌的进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载，“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还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均见《战国策·齐策一》）。这段记载，难免有其夸大之处，但其提倡臣下进谏的作法，对于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是有好处的。

齐威王时又用军事家孙膑改革军事，鼓励人民习武，规定在战争中“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荀子·议兵》），加强了军事力量。

由于齐威王进行了改革变法，实行君主集权和法治，齐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53年，首败魏国于桂陵，公元前343年，又大败魏国于马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韩国申不害的改革战国初期，韩国曾经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够彻底，“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混乱。大约在公元前354年，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关于申不害生平事迹记载不多，司马迁把他放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只有六十九个字的叙述。串不害原是京（今河南荥阳南）人，出身比较微贱，韩昭侯时为韩相，十五年而卒。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可能是从黄老学派发展起来的。司马迁说，申不害“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有魏征《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体篇》②。

申不害言“术”也讲“法”，如云：“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主张“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太平御览》卷638引《申子》）。《韩非子·定法》中又说：“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生“法”者固然是韩昭侯，但相昭侯生“法”者，却不能不说是申不害。只是“申不害不檀其法”，使得“故新（指法）相反，前后（指令）相悖（《韩非子·定法》）而已。申不害所说的“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治的意思；所谓“术”，则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和方式。他在韩国曾努力把“法”的思想付诸实施，作为他治理韩国的准则，把“术”用到韩国推行政治改革，贯彻法治的实践中去。

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务要集权，主张“明君使其巨并进辐凑”，不允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以致“弑君而取国”。因此，他主张要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申不言在主张君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时，特别强调“术”。他所说的“术”，就是韩非所说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韩非子·定法》），主要是指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主张“为人臣（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即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而责实”呢，在他看来，就是要靠“术”这个手段，也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申不害主张要“去听”、“去视”、“去智”（《吕氏春秋·任数》），就是装着不听、不着、不知，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就可以作到“独视”、“独听”、和“独断”。所以申不害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为了更好地驾驭臣下，考核臣下，申不害还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就是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他要国君平时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弱点，使臣下猜不透国君的企图，臣下也就不可能投国君之所好而弄虚做假，从而臣下就只好去尽力做好份内事，不能越职乱来。申不害所说的“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国君的大权。申不害讲究的统治之“术”，虽然使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但是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所以“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均见《韩非子·定法》）。司马迁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是申不害的变法效果，远不如魏、齐、秦等国，无怪乎韩国在三晋中，以至于战国七雄中，始终处于弱下的地位。

秦国的商鞅变法秦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西方部落，曾“破西戎，有其地”，周幽王时，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0—191页。

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秦国“救周有功，赐受■、丰之地，列为诸侯”。其民“好稼穑、务本业”，“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其地“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均见《汉书；地理志下》）。可见，秦是一个受封历史较短，没有多大宗法势力的农战之国。公元前341年，秦献公死，秦孝公即位。他愤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下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均见《史记·秦本记》），卫鞅就在此时自卫入秦。

卫鞅为卫之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孙，亦称公孙鞅，在秦被“封之於、商十五邑”后，号称商鞅。他“少好刑名之学”，曾为魏相公孙座的家臣。入秦后，为了说服秦孝公变法，商鞅驳斥了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谬论后，提出了一个“变古”的历史观，即“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乃因“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因此可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一）“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告奸之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商君列传》）。这就是在按五家为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告发“奸人”的可以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受赏，不告发的要被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与投降敌人一样受处罚；其余九家，倘不检举告发，则要一起办罪。这样，也就摧毁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的“亲亲”宗法关系，使宗法的父子关系转向一种纯粹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这里的“本业”，指男耕女织；“未业”，指商业和手工业；“复其身”，就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收孥”，就是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奴婢。还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商君列传》），拆散家长制的大家庭，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使生产组织从家庭公社转变为个体小生产，发展私有制。

（三）为了削弱公族武力，使之集中于公室，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商君列传》），以有“军功”者，来取代“有亲”者，废除了以血缘为根据的“封建亲戚”的原则和禁止反映氏族残余之“血亲复仇”的私斗。（四）为了重建社会阶级，又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列传》），即贵族的依据是军功，而不是“亲亲”。当时的“爵”分为二十级，尊卑依照爵位的等级，每家占有田宅奴隶的数字和服饰也按爵级而不同。这样，宗族旧家如果没有军功，过去的族籍便被废除，使得贵族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五）为了推行变法，又断然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措施。同时，又下令禁止私门请托，禁止游宦之民。

商鞅的第一次变法，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发展农业生产，削弱贵族特权，以行国君集权。这就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抗，一时国都之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当时太子也违反了法令，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做众，从此无人敢公开反对。公元前352年，卫鞅因功由大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这是前次变法的继续，着重于新制度的建设，其政策有：（一）“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彻底革除残留的戎狄旧习，加强封建统治。这种习俗改革，可能就是商鞅所说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史记·商君列传》）。古代秦国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似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们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有很好的描写”①。商鞅所谓“为男女之别”可能是改革了这种落后的风俗。

（二）“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由中央统一度量衡，结束春秋以来“公量”、“私量”的不同，便利了赋税的征收和商业的经营。

（三）“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秦本记》作“四十一县”，此据《商君列传》），废封建，行郡县。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兵政大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政治体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剥夺奴隶主贵族的权利。

（四）“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全面实行土地私有制。“开阡陌”的“开”，当是“破坏铲削之意”（朱熹《开阡陌辩），蔡泽所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秦策三》），便是其征。“阡陌”是一种田界，因而所谓“开阡陌封疆”，也就是打破三代以来的旧田界而建立一种新田界。具体些说，就是把原来的“百步为亩”的“阡陌”、“封疆”，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新唐书·突厥传》云：“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官亩给一夫”，增大了每家的耕作面积。这种做法，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经实行②，商鞅佐秦，改用二百四十步为亩，可能也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商鞅看来，为“农”就是为“战”，所以他在变法中首先改变田制来适应兵制，即把过去的“步百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使当时农民平时家家为农，每户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增，“利出于地，则民尽力”；战时成年男子，人人皆兵，方土为里，出战卒万，“名出于战，则民致死”，这样就深合“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均见《商君书·算地》）的旨意。另外，在过去的一家受田百亩的情况下，每户的赋税负担颇不合理。例如，如果一家人口多，由于土地有限，所以每人所得甚低，但却需要负担与人口较少人家相同的赋税。如果人口多的家庭中的余夫出去从事工商业，那么他们的收入既多，又不需要额外纳税，这与前者相比，自然更不公平。商鞅变法鼓励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每家的余夫数字也就大体相同，而且每家均按新制百亩受田。这样一来，每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

家的人口数目相近，受田面积相同，每一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因而每家的负担也就一样了。所以《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蔡泽列传》中又说：“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商鞅变法虽然以法律形式破坏了古代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但是由于秦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较之其他各国缓慢，到了战国前期才出现了与“初税亩”、“作爰田”等同样性质的“制辕田”，直到此时，秦国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才有了内部量变，即由过去的“爱田易居”之定期分配制变为“自爱其处”的长期占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商鞅则推行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授田制度，大体上一直延续到战国末期①。1979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的秦更修田律木牍①，更有其证。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解释“盗封徒，赎耐”时说：“封，即田千（阡）伯（陌）、顷半（畔）封也”，便是其证。这里的“田阡陌”就是木牍所说的“百亩为顷”的“封”和“捋（埒）”。

（五）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同时，为要仿效中原各国都城的规模，又“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强化了秦国的统治力量。公元前340年，商鞅大破魏军，生擒魏将公子昂，迫使魏国交还部分过去被掠夺的西河地。由于这个大功，商鞅受封於、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

商鞅被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商鞅在秦变法前后共二十一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击、惩治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秦惠公即位，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均见《史记·商君列传》），而被秦兵车裂于彤（陕西华县西南）。

商鞅虽然被杀，但是他的变法成果仍然沿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比如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准，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秦始皇还在沿用着。正如王充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即奠定了其后秦统一六国的基础。

商鞅的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自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反映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中，不但言“法”①，而且也涉及到了“势”和“数”①的讨论，并且针对儒家思想产生了争论。“势”和①《韩非子·解老》云：“胥靡有免，死罪时活，今不知足者之忧，终身不解，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六反》云：“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

①《汉书》所著录的六篇篇名，据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宋代李盼《太平御览》引《七略》云：“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太平御览》卷221）。可见，申子书，除《大体篇》外，还可确定其中必有《君臣篇》。

“数”的观念，是国君有了独立的主权和“独制”①之权才会产生的，即是“变法”之后所产生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对于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辞，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汉书·刑法志》）等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商鞅变法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但没有排斥和废除奴隶制，而把奴隶的剥削用来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这是剥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当时除了有家奴的存在，还有官奴制度，商鞅就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史记·索隐》谓：“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秦律中屡次言及“隶臣”、“隶妾”，其实也是官奴婢。《周礼·秋官·司厉》职又说：“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郑司农云：“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①。官奴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打仗时的不能死战者，如“不死者归，以为隶臣”（《秦律杂抄》）。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各国变法的不彻底，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奴隶制残余一直残存下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页。

①详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上的竹简《孙子兵法·吴问》。

第三节　走向统一的封建国家及其重要制度

战国中叶前后，是我国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为奴隶制服务的各项制度之被否定，就逐渐出现了走向统一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所以，顾炎武曾经概括战国时期的政治情况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周末风俗》）。

君主专制官制的确立春秋时代，卿大夫的家内盛行着家臣制。到了春秋末年前后，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渐变革，在有些诸侯国内出现了一种官吏性质的家臣。这种家臣不再有封地，而以粮食为俸禄。例如，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奉（俸）粟六万（石）；后来到卫国做官，“亦致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也曾任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论语·雍也》）。到了战国时代，这种官吏性质的家臣制，就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的官吏制度。

相将制度的出现战国时期各国在国君之下建立了以相将为首的一整套官吏机构作为统治工具。《尉缭子·原官》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这和过去各国卿大夫同时掌握政权和兵权已经不同。

相是“百官之长”（《荀子·王霸》），也称相国、丞相、宰相或相邦①等。本来，相是诸侯朝聘时辅导行礼的官，宰是卿大大的家臣，家宰总管一家的政务，邑宰掌管一邑的政务。但是春秋时代在某些国家里，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或相，他们还是一些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与后来的相之已成为封建官吏机构首领并不一样。

将原是统帅军队的长官，又称将军、上将军或大将军等，地位仅次于相，将军原是春秋时代晋国的称号，当时的卿大夫不仅有统治权力，而且有宗族和“私属”的军队。到了战国时代，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官吏机构的宠大复杂，又由于常备军的建立和征兵制度的推行，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在官吏组织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了文宫的首长相，武官的首长将。如齐威王时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另有田忌、申缚为将；魏惠王用惠施为相，庞涓为将；赵惠文王用蔺相如为相，廉颇为将。

秦国设相较迟。商鞅在实行变法时是大良造，大良造便是当时最高的官职。直到公元前328年张仪为相，秦才开始设立相位。公元前309年，初置承相，以甘茂为左丞相，樗里疾为右丞相。但是，秦国设相初期，为相的张仪、甘茂、樗里疾还统帅军队作战。在设相后的秦国，大良造变成武职，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还是大良造。秦设将军是在秦昭王时，以魏冉为将军，警卫都城咸阳。

楚国一直没有没相，仍沿续春秋时代的官制，以令尹为最高官职，相当于相，楚悼王变法时以吴起为令尹，楚考烈王时黄歇（春申君）执政，也是①详见徐喜辰《“开阡陌”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2期。令尹。《韩非子·存韩》载，李斯上书韩王时说：“壮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此事已在战国末年，可见直到这时，楚的执政官还是令尹。楚国在战国时代也没有设将军，只有柱国、上柱国的官职，相当干将。公元前308年，秦攻韩之宜阳，楚派柱国景翠往救。这个校国就是最高的武官。

在相将之外，还有负责专门事务的尉和御史。尉是次一级的武官，其官职是“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史记·赵世家》，主要负责选择任用官吏。后来，赵国在将军下又设有“国尉”（《史记·廉颇列传》）、“都尉”（《战国策·赵策三》）。秦国在秦昭王时也在大良造下增设国尉一级。秦在统一中国后，以太尉经常掌管全国军事，便是沿袭国尉这一官职而来的。

御史是协助国王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性质的官职，例如别国使臣来献国书时，往往由御史接受。国君在宴会群臣时，往往是“执法在傍，御史在后”（《史记·滑稽列传》）；两国国君相会，也往往有御史在旁记录。到秦统一后，三公中的御史大夫还是秘书兼监察性质，当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官制发展而来的。

郡县制度的产生战国时代已在郡下划分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

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边境地区也逐渐繁荣，郡由于面积较大，其下逐渐分置了若干县。这种县统于郡的制度，最初行于三晋。例如，魏的上郡有十五县，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史记·秦本纪》）；赵的上党郡有二十四县（《战国策·齐策二》），赵的代郡有三十六县（《战国策·秦策一》）；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战国策·秦策一》）。秦、楚、燕三国的郡县制度是效法三晋的。例如，燕在昭王时所设的上谷郡有三十六县（《战国策·秦策五》）；公元前248年，秦攻取赵的榆次、新城、狼盂等三十七城，设置太原郡（《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2年，秦攻取魏的酸枣、燕、虚、山阳等城又兼并了原来卫的濮阳，设置东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战国时代，只有齐始终没有设郡，却有类似郡的都的制度。齐国共设五都，五都均驻有考选和训练的常备兵，即所谓“技击”，也称作“持戟之士”（《孟子·公孙丑下》），因而有所谓“五都之兵”（《战国策·燕策一》）。在对外作战时，“五都之兵”常用作主力。都的长官称都大夫，既是都的行政长官，又是“五都之兵”的主将。临淄平陆、高唐就是齐国这种略同于其他各国郡的都②。即墨、莒也当是五都之一。齐攻燕时，发“五都之兵”，就是说的这种行政建制。

郡因担负防卫边境的责任，所以一郡的首长叫做守，也尊称为“太守”

（《战国策·赵策一》），都以武官充任，所以《韩非子·亡征》曾把“出军命将”和“边地任守”相提并论。郡守有征发一郡壮丁出兵的权力。例如，公元前250年，秦曾派司马错征发陇西郡的兵卒，带同蜀郡的兵卒进攻楚的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又如公元前229年，秦大举攻赵，由“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围邯郸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将上地”就是统率上党郡的兵卒，所谓“将河内”就是统率河间郡的②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兵卒。

战国时代的县已很普遍，大凡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立为县，所以史书上的“县”、“城”，往往互称。只有秦国在战国初期尚未普遍设县，因而普遍设县成了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县的官吏组织，县令是一县之长，下设丞、尉，丞管民政，尉管军事。魏国等在县令之下设有御史，也是秘书兼监察的性质。韩还设有司寇，主管刑法。秦更设有县啬夫、县司空、县司马及治狱、令史等。秦同时设有与县并立的“道”，道设有啬夫等官①。在县以下已有乡、里、聚（村落）等基层组织。乡的官吏有三老、廷椽等。里有“里正”。在县城和乡里中都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伍长也称“伍老”（均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机构，从国到郡，从郡到县，从县到乡，有系统地分布在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整个国家。

封君制度的创设在战国时代，郡县制度普遍建立后，封君制度并未完全废除，与郡县制度相辅而行。不过，它与春秋以前的采邑制在性质上已不相同。

春秋时期采邑制下的卿大夫不仅其封土是世袭的，而且在其封土内几乎与国君一样有相对的经济、政治和征兵的权力，并设有家宰和邑宰掌握其封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小国。而战国时的封君在其食邑内除衣食租税之权外，仅有收取工商业税的权力。所以，韩非从加强君权以集中于中央出发说：“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韩非子·爱臣》）。所谓“藉（籍）威城市”，就是在城市征收市税的意思。韩非的话反映了战国时期大臣封君在其封内的城市可以征收市租的事实。战国时期的封君，已很少是世袭的，他们大都失官或身死后也就失去其封国食邑。例如，商鞅为秦变法，国富兵强，封于商，及孝公死，车裂于秦，封土亦失。穰侯在秦，威震人主，封于陶，遭范睢之谗，身以忧死，秦即复收陶为郡。不仅将相大臣，就是国君和太后的宠弟爱子，也很少有世袭的。例如《战国策·赵策四》载，触龙规谏赵太后时，就曾明确指出：“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即明确反映了在战国时代的封君已很少是世袭的。其中如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等少数人，虽有较大封土，但他们在其封土内同所有封君一样，也仅有衣食租税之权，而没有或很少有政治、军事权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事无小大皆决于募”的嫪毐，在发动叛乱时，还必须得“矫王御玺及太后玺”，才能征发其封邑内的“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如果没有国君的玺、符为凭，是不能征发其封邑内的兵力的。同时，封君在其封邑内也须奉行国家统一的法令。例如，《战国策·魏策四》载成侯被封时“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便是其证。由于封君大都是有功的将相和国君予弟、外戚、幸臣，而在其封邑内没有治民之权。所以他们平时大都住在京师，只有失官以后，才就食于封邑。例如，秦之穰侯，在失官后，便“出关，就封邑”（《史记·穰侯列传》）于陶。

①《商君书·君臣》云：“明主”必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战国时的这种封邑制度，一直为秦汉所继承。秦朝建立后，虽然是“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史记·李斯列传》），“子弟为匹夫”（《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其侯国的分封，并没有废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琅玡台刻石》，文末列有随从官员名单，在丞相之上，有一批封君：“列侯武城侯王翦（原作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等，便是其证。

俸禄制度的推行战国时代各国对于官吏的任用，一般都以俸禄制度代替了过去的食邑制度。当时各国计算俸禄的单位并不相同，高低悬殊也不一样。卫国用“盆”来计算，有“千盆”、“五百盆”（《墨子·贵义》）的记载。齐、魏等国以“钟”计，例如田骄在齐国有“訾养千钟”（《战国策·齐策四》），又如魏文侯时魏成子官为相国：“食禄千钟”（《史记·魏世家》）。秦、燕等国用石、斗来计算，秦国有五十石、一百石、五百石，以至六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大体以五十石为一级（《韩非子·定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最小的也还有“斗食”（《战国策·秦策三》之官，“斗食”就是“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燕国有“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官（《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楚国用“担”来计算，《吕氏春秋·异宝》所载“禄万担”，便是其证。俸禄制度的推行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特别是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出现了雇佣劳动有着密切联系。当时社会上既然出现了雇农、雇工，庸客、庸夫、市佣和佣保，因而各国任用官吏也采取了雇佣办法，实行了俸禄制度。荀子曾称这种办法为“佣徒鬻卖之道”（《议兵》），韩非认为当时的君臣关系是买卖关系即“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更明白他说就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从此以后，国君对于各级官吏便可随时任免，随时选拔，所以《韩非子·显学》中说：“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玺”“符”和“上计”制度的建立战国时代的大小官吏都靠“玺”

（即官印）来行使其权力。春秋后期已有用玺来封的文书，称作“玺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到了战国时代，无论下达命令或来往公文，已经必须用玺来封泥，作为凭信。《吕氏春秋·适威》说：“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这里所说的涂就是封泥。公元前238年，秦国长信侯嫪毐作乱，想征发县卒或卫卒，就是假造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来行文征发的。玺，实际上是权力的象征，诸凡丞相、郡守、县令等官，都自国君任命时发给，去职时要上交，对不称职的官吏要收玺、夺玺。一般的玺是铜制的，丞相的玺往往是金制的，即所谓“黄金之印”（《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战国时代对武官领兵要发虎符。虎符作伏虎形，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底有合榫，右半存国王处，左半发给将领，右半和左半合符才是调动指挥军队的凭证。地下出土的秦国《新郪虎符》铭云：“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目（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这里明确规定：“甲兵之符”，右半归王掌握，左半归将领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者，必须会合王符。如果外敌有侵入，边塞有烽火，虽然没有王符会合，也可以机动行事。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也具体他说明了这种情况。与“符”相同性质的，还有“节”。“节”原用竹节制成，此时多以青铜铸成，上有铭文，常常几枚合成圆形竹节状，作为通行的证件。由于这种严密制度的推行，大权也就能够集中于国君手中。

《荀子·王霸》说：“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这是一种考核官吏的制度。其中最主要的考核办法，叫做“上计”。“计”就是“计书”（《商君书·禁使》），指统计的籍册。上计的范围比较广泛，《商君书·去强》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仓库）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官吏）士（学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靠谋利为生者）之数，马、牛、刍、槁之数”。这十三数中包括仓库存粮数字、垦田和赋税数字以及户口统计和治安情况等等，各级官吏每年都必须把一年的赋税收入的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交国君，国君把“券”剖分为两，由国君执右券，君下执左券，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去国君那里报核。上计时，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果没有达到“券”上的规定，国君便可当场收玺免职。高级官吏对于下级官吏的考核也采取同样的办法。魏文侯时“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淮南子·人间》），“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皆是其例。当然，既然要官吏上计，采用合券计数的方法，为了明确标准和防止舞弊起见，就必须统一度量衡，所以商鞅变法时也把统一斗、桶（斛）、权衡、丈尺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度量衡器与符节契券，同样是当时的政府考核官吏和防止舞弊的工具，所以《荀子·君道》中说：“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衡石称县（同“悬”，称锤）者，所以为平也。”

上述各种制度的确立，使一整套官吏机构能够层层控制，集中权力于国君，形成了君主专制的国家机构。

封建经济制度的确立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地位，还从经济上建立了加强专制统治的有关制度。

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是当时加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战国时代各国封建政权已把全国人口编入国家户籍，这种办法早在三晋已经实行，秦国推行较晚。秦在商鞅变法以后，对于户籍管理很严，《商君书·境内》说：“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去强》也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根据云梦秦简《编年纪》所载作者喜的生平，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02年），“喜产”，即出生；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喜傅”，“傅”就是“附”，谓附著姓名于户籍上，即向官府登记服劳役。此时他虚岁十七，由此可知，秦的“傅籍”年龄为十七岁。旧说秦的傅籍年龄和汉代一样是“民年二十三”（《文献通考·兵考》，不确。当时的农民一经傅籍，就要服兵役和担负名目繁多的徭役。秦国对于劳役的有关规定，极为严苛。户籍由所在乡、里的官吏掌握，如果隐匿壮年不报，或报不实，乡官都要受罚；如果百姓作伪欺诈，乡官知情不告，也要受罚（《封诊式·复律》）。农民被迫当兵打仗，还要自备衣服和费用。被征发修筑某项工程，要担保一年不坏，如果未满一年坏了，就要原来修筑的人重新修，其所用工时不算服役时间（《徭律》）。农民若是逃避劳役，更要受到严厉处罚；应征服徭役者如果不到，要“笞五十”；在一年内抓到了还要加笞（《法律笞问》）。

这时的户籍编制，不仅是为了征发徭役，更是为了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以征收赋税。按照《秦律》规定，居民迁居，要申请办理更籍，否则就成为“阑亡”（无通行凭证而逃亡）。“捕阑亡者”，政府有赏。如果逃亡“六月而得”，要判处耐刑，男子逃亡同背夫逃亡的女子结为夫妻，要处黥刑，罚作城旦、舂（《法律答问》）。《礼记·月令》规定，季冬之月，“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这里的“历”字：陈澔注云：“序次其多寡之数”，就是统计登记的意思。可见，当时在编制户口的同时，要进行占有土地的登记。例《管子·禁藏》所说：“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为国）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知也。”

“大内”和“少内”两大财政机构的创立封建国家的财政机构向来分为两个大系统。秦的中央财政机构，据《秦律》载，有“大内”和“少内”之分②。“大内”归内史主管，主要征收田地租税，用于政府机构的经常开支，包括官吏的俸禄等；“少内”当即“少府”，主要征收人口税、工商税以及开发山川的税，供给皇帝及其宗室享用。

《秦律·仓律》规定：“入禾稼、刍槀，辄为籍，上内史”。这是说，征收田租所得的谷物、饲草和禾秆入仓时，要记录入仓的簿籍，上报内史，因为内史总管全国的田租收入。《史记·赵世家》又载：赵烈侯由于徐越主张“节财俭用，察度功德”，任命他为“内史”，这也是因为内史总管国家财政的缘故。内史主要掌管“粟米之征”（《孟子·尽心下》），所以后来又称“治粟内史”。

“少内”的“少者，小也，故称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注引应劭说）。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开始按户征收人口税，也称户赋或口赋。董仲舒曾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千古”（《汉书·食货志上》）。如前所述，田租由内史主管。而口赋和盐铁之利则由少府主管。《淮南子·汜论训》说：“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曰：“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民财，多取意也。”少府所征收的手工业税，主要是“山泽之税”、“盐铁之利”。商鞅主张“一山泽”（《商君书·垦令》），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盐铁论·非鞅》里指出：商鞅“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畜积有余”。接着又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少府所征收的商业税，主要是市税，也称市租，不仅是国君的私人收入，而且又是封君和将相等的个人收入。

在魏国也和秦国差不多，也有按户征收的人口税。魏文侯时邺县“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便是其证。

战国时代的各国赋税制度虽然基本相同，但也各有自己的规定。《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说“女（如）载马牛羊目（以）出内（入）■（关），则政（征）于大■（府），母（毋）政（征）于■（关）。”这是说：如果运载马、牛、羊进出关口，就要到大府纳税，不要在关口纳税。一般关口的税收，②《商君书·禁使》里也谈到“势”和“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悬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这种“势”、“数”运用到政治统治上，即“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

应该属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大府所得的税收，则属于国君私人。鄂君启是个相当大的贵族，贵族经商既然可以免税，可见楚国贵族特权之多，其与秦、晋、齐、鲁的情况不大一样。

齐国的情况，与其他各国也不尽同。齐国征收田地租税的办法是“相壤定籍”①，就是按土壤质量好坏规定租税的等级，这是过去管仲“相地而衰征”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齐国本是沿袭着过去的“乘马”②制而征发军赋的，但是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改用步兵和骑兵为主力，这样以“乘马”为单位的征发军赋的制度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齐国也实行了按户征收的户籍税，即所谓“邦布之籍，终岁，十钱”（《管子·山至数》）。齐国也还曾征收人口税，《管子·海王》云：“万乘之国，正（征）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这当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管子》说：如果按房屋收税，就是毁坏建筑；如果按家畜收税，就是禁止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如果按田亩收税，就是禁止耕种田地；如果按人口收税，就是要人们断绝情欲；如果按户收税，就对富家大户有利。因此“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偏行而不尽（有选择而侧重）也”（《管子·国蓄》）。《管子》的作者所以发出这样的议论，说明当时各国征收赋税的办法是各式各样而不统一的。

度量衡制的颁布战国时期的各个封建国家对于农民的“訾（量）粟而税”（《商君书·垦令》）与布帛之征的剥削，商业的关市之征以及发放官吏的俸禄和地方官向中央政府的“上计”等，都需要统一的度量衡制来计算。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对于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巩固封建统治有一定的作用。

当时各国度量衡制的总趋势虽在走向统一，但是各国的情况并不相同。

春秋时期，齐国有公量和田氏的私量，田氏代齐后，就把田氏家量作为标准量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土于山东胶西灵山卫的《子禾子釜》、《陈纯釜》和《左关之鋘》三器，就是田氏制作的铜量。《子禾子釜》的子禾子当即田和即田太公，古时“禾”、“和”声同通用。《子禾子釜》铭曰：“左关釜节于廪釜，关鋘节于禀■”。就是说，左关用的釜以仓廪用的釜为标准，关鋘以廪粉为标准。“■”字，与《说文》“料”字同例。半斗为料，半升为■。《子禾子釜》铭中又规定，如果关人不执行命令，要根据情况处以徒刑，缴纳赎金半钧；如果触犯法律，不但处以徒刑，还要缴纳犀胁之类的赎罪物资：如果公然违抗命令，就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诛戮屠杀。

秦在商鞅变法时，统一了度量衡。传世的《商鞅量》是秦孝公十八年十二月造，量前端有“重泉”（地名）二字，当是商鞅时所刻。量底有始皇二十六年刻辞，与别种权量始皇刻辞同，足见商鞅之法，始皇时犹多沿用。此量右侧有一“临”字，下蚀一字，当为地名，大概始皇刻诏后，重新颁发此地作为标准量器。《商鞅量》铭云：“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说明容积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铜质的高奴禾石权，是秦昭王十三年或二十三年铸发给高奴（陕西延安东北）的。始皇统一度量时，曾把它调回检定，刻上诏书，发还高奴；秦二世即位后，再①在《商君书》的作者看来，飞蓬能行千里，是乘风之势，国君所驭臣下乃是乘权之势，而“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且“权制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十九。

次调回，禾及发还，秦朝灭亡。

楚国的度量衡制，与秦国接近。传长沙和寿县出土有楚国铜尺；寿县朱家集出土有楚铜量。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出上楚国木质天平杆和铜盘及铜砖码九个，重量依次减半。1959年，安徽凤岩台出土铸造法码的铜范，说明楚国的砖码是成套用范制造的。

三晋的度量衡制，不十分清楚。传1931年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有铜尺；传世的司马成公禾石权上，有“下库工师孟”等字，“工师”二字合文，当为三晋制作。铭文说明是“禾石”，一石一百二十斤。

由此可见，战国时代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各国的度量衡制逐渐趋向统一，这对于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是有积极作用的。

政治制度的制定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战国时代还曾制定了一些政治方面的制度：封建法律的制定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变法时所制定的《法经》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化的封建法典。这部法典的重点，主要在于镇压“盗贼”。其后，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是依据这部《法经》制定法律，只是把“法”改称为“律”，同样把镇压“盗贼”作为法治的主要任务。《商君书·定分》认为，颁布法令和设置官吏是为了“定名分”。定了名分，就能“大诈贞信，臣盗愿意，而各自治也。”封建法律的制定，主要在于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巩固地主阶级专政。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政府为了加强统治，其所制定的法律条文越来越繁多。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上的《秦简》，就是秦国晚期执行的法律。《秦简》中记载的秦律，虽非秦律的全部，但其内容对秦的刑罚却反映得比较具体。

《秦律十八种》的内容相当广泛，这类律文实质上是官府统治所需要的各种规章制度。《田律》、《厩苑律》是关于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方面的法律。它规定要及时报告降雨后农田受益面积和农作物遭受风、虫、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不许任意砍伐山林，“居田舍者毋敢酞酒”（《田律》），按田之数缴纳刍稿，对牛马饲养好的奖励，坏的惩罚。《仓律》、《金布律》对国家粮食的贮存保管和发放、货币流通、市场交易作出了规定。《徭律》、《司空律》是关于徭役征发、工程兴建、刑徒监管的法律。其他的《置吏律》、《军爵律》、《效》和《内史杂》等是关于官吏任免、军爵赏赐和官吏职务方面的法律。总之，从农业到手工业，从徭役到交换，从经济到政治等多方面的制度，在《秦律十八种》中均有反映。这些内容说明，秦国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在极其广泛的领域具体地利用刑罚手段对劳动人民实行镇压。

《法律答问》多采取问答形式，对秦律中的一些条文、术语和律文意图所做的解释。从内容范围看，其所解释的是秦律中的主体部分，即刑法。《法律答问》中很多地方以“廷行事”即判案成例，作为依据，反映出执法者根据以往判处的成例审理案件，已成为当时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表明，当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有时执法者也可以不依规定，而以判例办案，这就大大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法律答问》中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诉讼程序的说明，如“辞者辞廷”、“州告”、“公室告”、“非公室告”等，是研究秦的诉讼制度的重要材料。《法律答问》不是一种私人对法律的任意解释，在当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其对于了解秦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封诊式》主要是处理民间民事和刑事的案例。在有关刑事案例中，大部分是关于盗牛、盗马、盗钱或盗衣物、逃亡、逃徭役以及杀伤等方面的内容。多数被告和送请处分的对象，是法律上称为“士伍”的无爵庶民。只有“告臣”、“告妾”的被告是属于奴隶性质的。“告臣”的主人可以因其“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请求卖给官府充作刑徒。“黔妾”的主人爵为五大夫，因女奴“悍”，派有公士爵位的家吏向官府请求处以黔■之刑。这些都说明《秦律》是保护有臣妾的地主阶级利益的。

从史籍和秦律的记载看，秦的刑罚大体可以分为十二类：一、死刑；二、肉刑；三、徒刑；四、笞刑；五、■耐刑；六、迁刑；七、资；八、赎刑；九、废：十、谇；十一、连坐；十二、收。这十二种刑罚不仅轻重不同，而且在同一种刑罚内，又按处死的方式、对肢体残害的部位、鞭笞多少、刑期长短、迁徙远近和资罚金钱数目等，分为不同的等级。《秦律》还规定，各种刑罚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甚至三种并用。这种不同刑罚的排列组合，在秦的司法实战中，使本来种类已相当多的刑罚更加名目繁多，使本来已经残酷的刑罚更加残酷。

当时法令的颁布有一套例行的制度。据《管子·立政》载：每年正月初一，百官在朝，国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地方官要“受宪于太史”；等到大朝之日，地方官都得“习宪于君前”，太史要“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就是要把法令的底册送到太府保管，把法令的典册当国君的面前分发给地方官。然后，由地方官带回地方，向下级传达完毕，“然后可以布宪”，即按法执行。因为这时的太史等于国君的秘书性质，所有法律都由他亲手颁发，而太府是国家保存重要文件和典册的府库，所以法律的底册要送太府保藏。因此战国时代有把法令称为“太府之宪”（《战国策·魏策四》）的。爵秩等级的规定战国时代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地位，在国君之下规定了不同于过去的“人有十等”的爵秩等级。

当时魏、赵、韩、齐、燕等国的爵秩，大致为卿和大夫两级。在卿中有上卿、亚卿之分。例如魏国，翟璜“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吕氏春秋·下贤》）；在赵国，蔺相如曾“拜为上卿”（《史记·蔺相如列传》）；在齐国，孟子做过“卿”，是当时的三卿之一（《孟子·公孙丑上》）；在燕国，乐毅曾为“亚卿”（《史记·乐毅列传》），荆何曾彼尊为“上卿”（《战国策·燕策三》）。在大夫中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等。例如魏国，吴起为西河守时，曾赏人为“长大夫”（《吕氏春秋·慎小》），后来须贾曾为魏之“中大夫”（《史记·范睢列传》）；在赵国，蔺相如做过“上大夫”（《史记·蔺相如列传》）；在齐国，淳于■、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都曾列为“列大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赵世家》载，赵派赵胜前往接受韩国所献上党郡十七邑时，赵胜告诉上党郡守冯亭说：“敝国君使胜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这样以“益爵三级”来赏赐吏民，说明当时的赵国还有一整套的爵秩等级。

战国时代楚、秦两国的爵秩等级比较特殊。楚国的最高爵位叫“执■”

（《吕氏春秋·异宝》），此外还设有“五大夫”（《战国策·楚策一》）、“三闾大夫”（《楚辞·渔父》）等官爵。秦的爵位，商鞅变法时曾分为二十级。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衰；第四级不更，是相当于士的；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是相当于大夫的；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是属于庶长一等，相当于卿的；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是相当于诸侯的（《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刘劭《爵制》）。

列侯也称彻侯，列侯之下还有伦侯。列侯和伦侯有“食其租税”的食邑，《琅琊台刻石》附记随从大臣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即王翦）、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和伦侯武信侯冯毋择。武城、通武等都是食邑名。关内侯，居于秦的本土“关内”，虽无食邑，但有指定户数的租税收入。据《商君书·境内》载：爵位第八级公乘以下，只有赏赐的田亩，没有“税邑”：到第九级五大夫就有“税邑三百家”；各级庶长、左、中、右更和大良造，都“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有了六百家的赐邑和赐税的，就可以“养客”。“客卿”做到相国，就可以升为正卿。秦国所封爵位，也有以户数作为等级的。《战国策·秦策五》说：姚贾由于破坏四国合纵有功，秦王封他“千户，以为上卿”，便是其例。

秦爵原是军队中官兵的等级身份。不论官或兵，如立了军功就可以逐级递升爵位。凡是斩得敌国甲上首级一者，国家就赏赐爵位一级、土地百亩、宅地九亩和替服役的“庶子”一人；要做官的，“为五十石之官”（《韩非子·定法》）。《荀子·议兵》所说的“功赏相长也，五甲首隶五家”，就是说斩得五个甲士首级的可以给予“五家”作为隶属的人。接着《秦律》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爵位可以用来赎免自身或家人的奴隶身份；犯罪时，还可以按照爵位高低在一定范围内减轻刑罚。所以，《秦律杂抄》云：“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即有帮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上造以上罚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这就是说，同犯一罚，因爵位高低不一，而判刑也就不同。

战国时期的法律是公开维护当时的爵秩等级的。秦在商鞅变法时颁布的变法令，就有“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的规定。李悝在《法经》中对尊卑爵秩等级其及占有田宅、奴隶也有规定，超出这个规定的叫做“逾制”，这在《法经·杂律》中就有严禁“逾制”的法律条文。这时的爵位一般不是世袭的，是对过去的世卿世禄制的一种否定，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战国的兵制变化与防御工事的进步春秋战国之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社形式的崩坏，宗法制的解体，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族成员和“私属”的军队编制解体了。由于“国”“野”区别的消失，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国人”为军队主力的状况也改变了。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随之也就产生了新的军事制度。

郡县征兵制的实行春秋时代的县，本有一套征赋制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谓的“量入修贼，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之数”，就是包括军备和军役在内的。晋、楚等国由于陆续设县，到了春秋后期，县的军队已成为重要成份。例如公元前520年，晋籍谈、荀、跞曾率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护送周天子入王城；公元前585年，晋兵救郑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曾率“申、息之师”（《左传》成公六年）救蔡。到了战国时代，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员，各国也就实行了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据说，齐之国都临淄有七万户人家，“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策一》）。韩的大县宜阳，“城方八里”，也有“材士十万”（《战国策·东周策》）。整个魏国如果“悉其百县胜兵”，也“不下三十万”（《战国策·魏策三》）。这时各国在战争时征兵，大都以郡为单位。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曾征发九郡兵伐齐；公元前235年，秦始皇曾征发四郡兵助魏攻楚，皆是其例。

战国时代男子服兵役的年龄，一般认为十五岁到六十岁。长平之役，秦昭王曾亲到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列传》）。楚国大司马昭常防守在楚国的东地，曾对齐的使臣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①，三十余万弊甲纯兵，愿承下尘”（《战国策·楚策二》）。但是云梦秦简《编年记》在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3年）记“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在“今元年”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记“喜傅”。从秦昭王四十五年到秦始皇元年经过了十七年，所以“喜傅”时正是十七岁。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规定十七岁“始傅”。所谓“傅”，是法律规定开始服兵役、劳役的年龄。秦简《法律答问》又云：“免老①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①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免老”亦见于《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秦代规定，有爵的人五十六岁免除服兵役的义务，无爵的人则须到六十岁才能免除。可见，战国时代服兵役的年龄，大体上是十六岁到六十岁。当然在必要时，超过或低于服兵役年龄的人，也可能被征发当兵。前引《史记·白起列传》既然说“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当然就打破了十七岁至六十岁为服兵役年龄的规定，因此，当时的有关服兵役的年龄和期限的规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常备兵制与徒兵的出现战国时代，各国除实行了征兵制度外，还实行了常备兵制度。吴起曾教楚悼王“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商鞅曾教秦孝公“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这种要以禄秩来奉养的“选练之士”和“耕战之士”，也就是《荀子》中的“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议兵》）之兵；《吕氏春秋》所说的“厚禄教卒”、“精士练才”（《简选》）。

各国的常备兵大都是考选而来的，多有特殊待遇。例如魏国考选武卒时，“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①据铜器铭文，相国都称相邦，或许传世古代文献中的相国都是因汉代避刘邦讳而改的。①《猛子·公孙丑下》载，孟子对平陆大夫孔距心说：“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平？”他日又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可知平陆为五都之一，而五都没有大夫治理。《孙膑兵法·擒庞涓》记述桂林之役，齐城、高唐二都大夫在行军的路上大败。齐城即临淄，与高唐同为五都之一。

①详见高敏：《云梦秦简初探》中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几项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中试的可以免除全户的徭赋和田宅的租税。齐国五都有二“持戟之士”，也称技击。当时各国出兵时，往往以常备兵带同征发来的士兵作战，如齐宣王伐燕，除用了常备的“五都之兵”外，还征发了靠近燕国的“北地之众”（《战国策·燕策一》）。各国的常备兵和征发来的兵主要是农民。正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频繁和动员人数的庞大，影响了生产，所以《墨子·耕柱》说：“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当时的军队，除以农民为主外，还有奴隶参与一些后勤工作，称作“厮徒”、“负养”。魏国有“厮徒十万”（《战国策·魏策一》），韩国军队包括“厮徒”、“负养”在内计有三十万之多（《战国策·韩策一》）。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车战，双方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这种车阵在作战时是无法改变队形的，所以一经投入战斗，在最短时间内，一个突冲就能决定胜负。春秋时代的大战胜负，多在一二日内即可分晓，便是其证。后来，由于车战规模的扩大，在军队组织、训练、战术等方面出现了新问题，就必然引起车战战术的革新。到了战国时代，因为士兵成分的改变，各国士兵主要是农民，缺乏御车作战的训练，加之车战只适于平原，不适合复杂的地形，总结了春秋时代对戎狄和人民起义的作战经验，步兵也就逐渐成了各国军队的主力。

步兵开始是从春秋初年华夏诸国对西北和北方戎狄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与戎狄战争频繁的晋国和郑国，步兵出现的更早。戎狄族居山间，善用步兵作战，对华夏族威胁很大。早在公元前714年，北戎侵郑时，郑庄公就担心郑国的战车抵御不了北戎步兵的进攻（《左传》隐公九年）；公元前589年的■之战中，齐侯在晋军战阵里曾经遭遇过狄族的步兵部队，“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冒之”（《左传》成公二年），说明在晋军中编有单独的狄族步兵部队，可见当时各国对戎狄步兵已有相当重视。公元前541年，晋国的魏舒在一次作战中把车兵改成了步兵，这就是有名的“毁车以为行”事件。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又克；请皆卒，自我始”（《左传》昭公元年）。“毁车以为行”虽然是车战开始走向下坡路的开始，但却远不是步兵成熟的标志。所以《左传》昭公元年说：魏舒的办法是以“五乘为三伍”，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这里的乘、偏、两、伍、专、参都是车兵的编制①。所以，魏舒的“五阵”不过是由车兵的行军队形仓促改编的一种步兵战斗队形而已。

步兵的成熟过程，大体上是在长期的奴隶起义战争中完成的。《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崔苻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所谓“萑苻之盗”就是据守萑苻泽的起义军。不难看出，事实是起义军利用葭苇丛密的萑苻泽的有利地形，发扬步兵威势，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汉书·晁错传》引兵法语）。至此，奴隶主贵族便不得不放弃车战，“兴徒兵以攻之”。战国时代的步兵就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取代车战而兴起的。

春秋战国之际也出现了骑兵，最初是和兵车混合编组的，例如，晋的知①详见《金布律》。

伯要围攻赵，赵襄子派延陵生带了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部署防备（《韩非子·十过》）。后来，骑兵发展成为单独的部队，主要是为了配合步兵作战。所以，战国时代各国兵额，“带甲”都有几十万至百万，而骑兵仅有五六千至万匹。公元前305年赵救中山，左、右、中三军由赵武灵王亲自统帅，另由“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史记·赵世家》），车骑还只是五军之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因为胡用骑兵，其势不得不以骑兵为主力。孙膑曾经指出：“用骑有十利”（《通典》卷149），充分说明了战国时代战争中的骑兵奇袭冲锋的作用。

春秋初期，各大国的军队人数是比较少的。齐国当桓公时，也只有八百乘兵力，共三万人（《国语·齐语》）。到春秋后期，由于县制的推行，兵力突然增加了。晋国在鲁昭公时，全国有四十九县，每县有一百乘兵力，共有四千九百乘，每乘以三十人计，就有近十五万人，外加“徒兵”等，当更不止此数。楚国在楚灵王时，单是陈、蔡、东西不羹四县，“赋皆千乘”（《左传》昭公十二年），已有四千乘兵力，再加申、息等，当有万乘，兵力有数十万人。到了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军队人数就有三十万至百万之多。

防御工事的进步春秋时代的各国，平时往往不在国境和险要之地驻兵防守①，因而在公元前627年秦师才能远道袭郑，而郑未觉。战国时代，由于战争频繁，规模扩大，各国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进攻，其防御手段也就有了进一步加强，险要之地往往也就成了防御战和争夺战的中心地点。例如齐、魏间最大的战役马陵之战，是在“道狭而旁多阻隘”（《史记·孙子列传》地区进行的；秦、赵间几次大战也都在有山险的上党地区进行，公元前270年的阏与之役，秦、赵两军“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正因为险要的地形在作战中大可利用，当时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利用山川之险建设关塞，设亭、障守望。亭是边疆土台上的建筑，是■望台，是国防前线的守望处所。障是规模较大的城堡，有尉驻守。同时，在边境上已有报警的烽燧设备，所以《史记·魏公子列传》说：“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秦《新■虎符》铭云：“燔隧事，虽毋合符，行殴”。《墨子·号令》又说：“与城上烽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

各个国家由于国防的需要，都在国境上扩建了原来为防水患而修建的堤防，改造成为军事上的防御工事。公元前461年秦国曾“■河旁”（《史记·秦本纪》），公元前417年秦又“城堑河濒”（《史记·六国年表》），以防魏国的进攻。到公元前408年，秦的河西已完全失守，退到洛水，也就“堑洛”（《史记·秦本纪》）了。这些堑，城堑都是由河的堤防扩建而成，其中规模较大较长的就称为长城。

中原各国在内地建筑长城的有楚方城、齐长城、魏长城，魏中原长城、中山长城和燕的南长城。战国后期，赵、燕、秦三国因受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部族的侵扰，因而都在北境建筑长城。赵的北长城筑于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之后，所谓“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史记·匈奴列传》）。根据留存的遗址青，赵的北长城大体上有前后两条：前条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沿今狼山一带建筑；后条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向东，经包头市北，沿乌拉山向东，沿大青山，经呼和浩特市北、卓资和集宁市南，①《管子·乘马数》云：“郡县上八之壤（上等肥沃土壤）守之若干，间壤（中等土壤）守之若干，下壤（下等土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

一直到今河北省张北县以南。燕的北长城筑于燕将秦开破东胡后。这条长城在现存长城的二百公里以北，在今赤峰市以北还保留有遗址。它西起造阳（在上谷，在今河北怀来），东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秦长城筑于秦昭王灭义渠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水北上，东行至今渭源县北，又西北到古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又北到今皋兰，沿黄河，经今兰州东北行，折而北入今宁夏。现在渭源县北十里的北山上、临洮县窑店驿的长城坡、帛兰小西湖的黄河沿岸、兰州市的城墙北部，都保有秦长城的遗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令蒙恬征发劳动人民所修筑的长城，就是以燕、赵、秦三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

第四节　七国的兼并战争与秦的统一

战国时期，中国境内独立的国家不止七个，但国势强盛、互相雄长的，则只有秦、楚、齐、魏、韩、赵、燕七国，史称“战国（指有力作战的国家）七雄”。这时的七个强国，都想在战争中吞并其他国家，进行着激烈的决定存亡的战争。战国初年的六十年间，魏国是个风头十足的国家，在它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韩、楚，北边的赵，没有不受它的侵略的。各国称王后，周王室的余威完全消灭。各国也就无需另寻理由地锋刃相指了。此时的秦国，既已“出柙”，六国的外交政策不外两途，即所谓“合从（纵）”和“连衡（横）”，或简称“从”、“衡”。自魏衰后，六国中声势足以与秦相埒，力量足以左右局势的惟有楚和齐。这两国若再倒坍，秦国统一天下便可注定。秦国在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变化中，逐渐强大起来。到了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时，秦的统一已到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境地，最后便由秦始皇完成了吞并六国的事业。

魏、齐争霸与“会徐州相王”

魏国自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就开始强盛起来。文侯、武侯两世，魏灭中山国，东面屡败齐人。西面侵入秦之河西，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上郡，一再挫败秦国的进攻。到武侯子惠王时，实行改革，更加强盛。公元前361年，惠王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从此更加紧了对宋、卫、韩、赵等国的进攻。

在魏国进一步强大的同时，齐国由于齐威王的改革，秦国由于商鞅变法而都强大起来。

公元前354年，由于赵国夺去了魏国的附庸卫国，魏国就起兵伐赵，率宋、卫联军围攻赵都邯郸，次年破之。于是，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前往救援。孙膑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内部空虚，乃“引兵疾走大梁”，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备，“一举解赵之围而收■于魏”（《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取得大胜，“擒庞涓”（《孙膑兵法·擒庞涓》）。但在公元前352年，魏惠王调用了韩国军队联合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齐国不得已向魏求和（《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次年，魏国便迫使赵在漳水之上结盟，并把邯郸归还赵国，魏在东线取得了胜利。

这时的秦国，正在奋发图强，公元前354年曾打败魏军于元里，攻取了河西的少梁；公元前352年又攻入魏的河东，一度攻取了安邑；次年又包围固阳，迫使归降。后来，魏国和齐、赵先后结盟讲和。到公元前350年，魏又回头向秦反攻，曾围攻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市东），结果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修好，因而魏在西线也取得了胜利。这时的魏国，就一般形势来说，仍很强盛，但其力量还是敌一国有余，敌天下不足。因而在公元前344年，魏自称为王，“广公宫，制丹服，旌②建九■，以七星之■”（《战国策·齐策五），“乘夏车，称夏王”（《战国策·秦策四》），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来。同时，魏惠王还有心去做盟会中的霸主，于是在公元前344年召集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之会。邀了宋、卫、邹、鲁等国国君和秦公子少官来参加会盟，并同去朝见周天子。逢泽之会可以说是魏惠王势力发展的顶点，也可以说是战国时期连横局面的开始，这是黄池以后从来未曾有过的大型盟会。

公元前342年，魏国向韩进攻，三战三胜，直入韩国。韩向齐国求救。

齐威王在次年当魏、韩打得精疲力尽时，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以十万大军应战。孙膑利用魏军骄傲轻视齐军，采用了“减灶诱敌”的计策，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三天之内从十万灶减到五万灶，再减到三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迷惑敌人。魏国果然中计，庞涓因之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于是，只以少数精锐轻装部队兼程追赶。到了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正好天黑，马陵道狭而旁多险阻，魏军进入齐国伏兵的包围圈，顿时“齐军万弩俱发，魏车大乱相失”（均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结果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魏军主力被歼，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孙膑兵法》中具体说明了把许多战车和武器作为障碍物，怎样在急迫中歼灭“窘处隘塞死地之中”的魏军，取得了“取庞□（涓）而擒太子申”（《陈忌问垒》）的战果。魏兵本来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经过此次大败之后，精锐完全损失，接着韩、楚、齐、秦四面来进攻。魏国除了自守外，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公元前341年，齐、秦、赵从三面向魏进攻，魏国曾向秦反攻，失败了。公元前340年，魏国派公子■和秦国商鞅交战，公子■中计被俘，这是魏国的又一次惨败。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卫鞅亦被杀。但继位的秦惠王（当时尚称惠文君）承袭了富强的基业，到秦惠王八年，魏割黄河以西地方入秦，到秦惠王十年，魏再割黄河以西的北部地方上郡入秦。自此以后，秦、魏就以黄河为界，重新恢复了春秋时期秦、晋旧界。

魏国因受齐、秦的夹击，不断失败，因而展开了多边的外交活动。首先在公元前334年，采纳了相国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战国策·魏策一》）的建议。通过齐相田婴的关系，率领韩国和其他小国国君，到齐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尊他为王，齐威王也称认魏惠王的王号，此即所谓“会徐州相王”。战国时代七国中，除楚国早已称王外，魏在逢泽之会，自称为王，齐的称王即由此次会盟始。于是，魏、齐地位相等，共分霸业，缓和了两国的矛盾。齐、魏两国在“徐州相会”，则是赵、楚、②《管子·乘马》云：“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这就是说，在六里见方的范围内，要出兵车一辆，包括马四匹，甲士二十八人，蔽兵（防护战车的兵二十人，白徒（步兵）三十人，共八十七人。这叫做“乘马”制度。秦等国不能容忍的事，所以，公元前333年，赵肃侯派兵围攻魏的黄城（今河南内黄西）；楚威王亲率大军，进围徐州，打败了齐将申缚：秦国也以魏为“腹心疾”（《史记·商君列传》），不断攻魏，并使公子繇作为质子送到魏国。然后张仪前往魏国，游说魏惠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史记·张仪列传》），魏国因而把土郡十五县包括少梁在内一起献给秦国，互相言好。这样，黄河天险也就为秦所掌握了。

公元前325年，魏、齐徐州相王后的第九年，秦、韩也相继称王。韩国由于经过昭王、申不害的治理，国力比赵、燕强，所以韩比赵、燕先称王。公元前323年，秦国派张仪和齐、楚大臣在■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目的在于拉拢齐、楚，以便向魏进攻，这是张仪的连横政策。同时，公孙衍出任魏将，号为犀首，采取合纵的策略，发起“五国相与王”（《战国策·中山策》）。参加的五国是：魏、赵、韩、燕、中山，从这年起，赵、燕、中山也开始称了王。

在各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开展激烈的斗争中，便产生了所谓合纵连横的运动。“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所谓一强，是指秦国。秦在西方，六国皆在其东。六国中任何一国与秦的结合是东西的结合，东西为横，故称“连衡”；六国共相结合是南北的结合，南北为纵，故称“合从”。所谓纵横家，就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①。他们鼓吹依靠合纵连横来称霸，或者建成“王业”，宣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均见《韩非子·五蠹》），“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张仪、公孙衍的一纵一横，其声势可以倾动天下。所以《孟子·滕文公下》引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当时六国“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并力六国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战国策·赵策二》），因而秦最怕合纵的成功，直到后来六国都被证明已经失去单独对抗秦的力量的时候，秦人还“■■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也”（《荀子·强国》）。合纵虽然对山东六国有利，但是，一则由于各国没有一个不想侵夺别国领土扩大自己，再则由于秦国连横政策的破坏，正如秦惠王所说：六国“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战国策·秦策一》），各国之间，不断侵伐。

合纵连横中楚、齐的削弱自魏衰后，在东方六国中能与秦抗衡者，只有楚、齐。但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楚、齐两国在纵横捭阖的变化中逐渐削弱了下来。

楚的衰落经过长期的战争，魏已衰弱，当时的形势已由魏、齐争战变成了齐、秦争强。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的“五国伐秦”以楚怀王为纵长，但是，实际出兵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与三晋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交战，把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又倒戈攻①《周礼·地官·乡大夫》职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从来注释家认为，七尺是二十岁，六尺是十五岁（详孙诒让《周礼正义》）。《周礼》所说的，大体上也是战国时代的制度。这里所说：“五尺”当是十四、五岁的成童。《荀子·仲尼》有“五尺之竖子”，《管子·乘马》有“童五尺”之称。

赵、魏，这次纵约，不待秦人破坏，先已瓦解。越一年，秦灭蜀，并灭巴，国土增加了原有的一倍以上，与楚的巫郡、黔中相接。

如果当时的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势力颇大，于是秦国便开始图楚。公元前314年，恰巧燕国有内乱，齐宣王命令匡章带了“五都之兵”，会同征发来的“北地之众”，向燕国进攻，仅以五十天的时间攻下了燕都，燕王哙身死，子之被擒后处醢刑而死。齐宣王虽然自己夸耀“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孟子·梁惠王下》），但因齐之破燕破坏了国际均势，各国环顾不安，酝酿救燕，加之齐军在燕“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盂子·梁惠王下》），过于残暴，结果“燕人叛”（《孟子·公孙丑下》），齐军终于撤退。

正当中原各国因为齐国攻破燕国，纷纷图谋伐齐存燕的时候，秦国又进攻中原。公元前314年，秦攻取了魏的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和曲沃（今三门峡市西），又打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迫使韩国不得不向秦国屈服。于是秦。韩、魏三国和齐、楚两国就形成了两个对立集团。秦国为了破坏齐、楚的联合，使张仪人楚，以商于（今河南浙川内乡一带）之地六百里的许让为条件，诱得楚怀王与齐绝交，但旋即食言。怀王大怒，于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楚国大败，秦俘楚将屈■及副将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又取楚的汉中郡（楚汉中不是秦汉中，秦汉中为南郑即西成，在陕西境内；楚汉中即楚上庸，在湖北境内）。怀王愈怒，再以倾国之兵袭秦，战于兰田（湖北钟祥西北），又是一败涂地。韩、魏两国还趁火打劫，攻楚至邓（湖北襄樊市北）。在这两次战争中，秦国取得了楚的汉中，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片，从此排除了楚对秦国本上的威胁，秦更强盛起来。

大约在公元前306年，齐又提议合纵，自为纵长，邀楚参加，楚怀王因受秦国的欺骗，而且两次被秦打败，因而同意参加。但是，秦国恐怕齐、楚联合，于已不利，将上庸（今湖北竹山）之地六县还给楚，楚竟变卦，并与秦国互相婚姻。公元前303年，齐、魏、韩便连兵讨楚背约，怀王使太子质于秦，请得秦的救兵，三国才退去。但在次年，楚太子斗杀秦大夫，逃归。秦国借此机会，便联合齐、韩、魏，攻楚方城。接着又给了楚国两次惩创之后，秦又忽然和楚“亲善”起来，并且请求怀王亲至秦、楚交界的武关会盟。楚怀王本想不去，又怕得罪秦国，加之儿子的催促，便应命前往。他一入关，秦的伏兵便把关门闭起，把他劫持到咸阳后，朝章台宫，如同藩臣一般。秦人要他割让巫郡、黔中，以为释放的条件，他答应了，但秦国要先得地后放人，怀王愤而拒绝。在秦羁留了两年，公元前297年，楚怀王想试逃归，事泄，秦人截住楚道，他从间道走赵，正要往魏，秦兵追至，把他押回。次年，楚怀王病发而死。楚国愤然与秦绝交。过了三年，秦大败韩军，“斩首二十四万”之后，投书楚怀王于楚顷襄王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兹，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饰士卒，得一乐战”，顷襄王吓得心惊胆战，立即“与秦平”，次年又“迎妇于秦”（均见《史记·楚世家》）。

在秦、齐两大强国合纵连横的斗争中，地处南方的楚国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楚国不但陆续失去了大片土地，而且怀王被拘死在秦国，国势从此衰落不振。

秦、齐的联合称帝公元前295年，秦国兔除了赵武灵王所信任的楼缓的相位，改用魏冉为相。次年，齐国也采取祝弗的计谋，驱逐了亲魏的大臣周最，改任秦的五大夫吕札为相。秦国为便于攻取韩、魏的土地，齐国为便于灭亡宋国，相互联合起来。由于秦、齐两国的联合，韩、魏遭到秦的大规模进攻。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市东南）打败韩、魏两国军队，斩首二十四万多人。公元前288年左右，魏昭王通过赵国李兑的关系献地与赵惠文王，企图依靠赵国攻秦。正当这时，宋国发生内乱，赵、齐联合攻宋，秦乘机攻赵，这时，李兑虽然发起了赵、韩、魏、楚、齐五国攻秦，但因齐国不能切实合作，无功而罢。

自楚衰后，齐、秦在列国中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秦国为了打击邻近自己的赵国，秦昭襄王于公元前288年约合齐■王同时把尊号升高一级：秦王为西帝，齐王为东帝。这一提议，一方面表示了他们的特殊地位，同时也有着秦、齐平分天下的意义，企图达到离间齐与东方其他国家的关系，阻挠它们的联合。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十三》对秦、齐称帝的意图说的非常清楚，意思是说：齐攻宋，秦取魏之上党，韩魏从，进而攻赵，秦取韩之上地（指赵之上党），齐取赵河东。赵从，秦取韩之上地（指韩之上党），齐取燕之阳地（指黄河以北齐、燕交界处的燕地）。

“三晋大破，而（攻楚），秦取鄢”，“齐取东国（指楚的东地）、下蔡（即蔡国所迁的东来）”。“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但是，不久齐■王接受了苏秦的计谋，认为“伐赵不如伐宋之利”，要天下“爱齐而憎秦”，以便“间举宋”（《战国策·齐策四》），乃废除帝号，表示和各国的平等。《战国纵横家书四》记载了一段重要历史，说：“齐赵遇于阿（山东阳谷东北）..臣与于遇，约攻秦去帝”。这里的“与于遇”是参与了这次会晤的意思。可见，苏秦参加了这次会见，齐王和赵王达成了去帝攻秦的协议。

齐■王受劝复称王后，秦昭襄王也随之取消了帝号。秦、齐两国互尊为帝虽然时间不长，但由此可见当时两国势均力敌的情形。

齐的骤衰齐■王的帝号虽已取消，但是他的野心并没有减弱。过了两年（公元前286年），他起用韩珉为相，多次向宋发动进攻，终于把宋攻灭。这就是《战国策·燕策二》所说的“三覆宋，宋遂举”。接着，又南割楚的淮北，西侵三晋，并且打算吞灭西周。所以，泗上邹、鲁等小国的君主，个个震恐，向齐称臣。

灭宋以来，齐的国力大为损牦。燕昭王为了伺机报复公元前314年齐破燕都，占据三年之久的仇恨，发奋图强，“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经过二十八年努力，使得“燕国殷富”（《战国策·燕策一》），便于宋灭后二年（公元前234年），联合秦、楚和三晋，大举伐齐。燕将乐毅率师长驱进击，攻入齐都临淄。燕昭王亲自到济上慰劳军队，封乐毅于昌国（山东淄博市东南），号昌国君。乐毅破齐后，把三十年前齐军在燕京的暴行照演一遍。这泱泱大国的首都六七百年所积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被动一空。齐■王出走，连历邹、鲁等国，到处碰钉子，又回齐国，结果为楚国淖齿所杀。别国士兵饱掠■归后，燕兵继续前进，六月之间，攻下齐国七十余城，除了莒和即墨外，齐国的郡县都成为燕的郡县，齐国国上仅剩五分之二。

莒和即墨之所以能够支持，因有田单在。田单出身于国君疏远的宗族，原为临淄的市椽。燕军破齐后，他东走安平（今山东临淄东北）。燕军攻破安平，他的宗族依靠特制的铁笼来防御，得以安全退保即墨。即墨大夫战死，田单被推为将军。公元前279年，燕昭王被杀，其子惠王即位。燕惠王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统帅，乐毅逃往赵国。骑劫改变了乐毅的“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一年）的指导方针，对于齐的降卒滥施剿刑，还挖掘城外坟墓，焚烧尸体，激起齐人的强烈反抗。田单为了迷惑燕军，使老弱妇女登城守望，又派人把黄金千镒送给燕将，麻痹他们。接着田单用牛千头，披上画有五彩龙纹的■衣，角上缚着兵刃，尾上柬着灌有油脂的芦苇，并把城墙凿了几十个洞，在夜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使火牛狂奔到燕军中去，后边五千壮士随同火牛向前冲击。田单的“火牛阵”大败燕军，杀死骑劫，把燕兵全部驱逐出境。田单因此封为安平君（《史记·田单列传》）。所以《荀子·议兵》说：田单是“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从公元前284年六国攻齐到田单复国，前后有五年之久的齐、燕之战，对于齐、燕两国都没有科益，得到好处的就短期来说是楚、魏，楚、魏两国共同分取了淮北之地。就长期来说是秦，因为楚本来积弱不振，虽然得到了领土，好处还是有限；魏国只是在齐、秦两国夹攻之间，稍缓一口气而已，威胁尚在，而秦国却扫除了东方的劲敌，于是战胜攻取，都是秦国的天下了。

秦国独强与长乎之战和邯郸之围楚、齐两大强国衰落之后，山东六国中算得上强大的只有赵国了。公元前270年，因为赵国不履行交换城邑的协议，秦国派了中更胡阳越过韩的上党，向赵的险要地区阔与（今山西顺县）进攻，赵派赵奢前往援救。赵奢在离邯郸三十里处驻屯了二十八天，坚壁增垒，麻痹秦军，待掌握秦军动态后，乘其不备，以两天一夜的时间，赶至前线，以一万人占据了北山，居高临下，大破秦军。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采纳了范睢（即后来化名的张禄）的远交近攻以便“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兼并方针，以及“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战国策·秦策三》）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策略，在公元前265年，秦军大举向韩进攻，切断了韩本土与上党郡之间的联系。公元前262年，韩把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赵派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防备秦军，秦也派自起进攻长平，开始了战国以来从未有的大战。

由于廉颇筑垒固守，赵、秦两军在长平相持了三年，不分胜负。公元前260年，秦以反间计说赵孝成王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①赵括将耳”，赵王因以赵括代廉颇。赵括为将后，一反廉颇的措施，向秦军发动进攻。白起采用了迂回的运动战术，先在正面佯败后退，诱赵军深入，待赵军到了秦军的壁垒下被阻，后方也被秦军二万五千人切断，秦军将赵军分割为两部分。赵军战斗不利，筑壁垒坚守以待后援。秦昭襄王得悉秦军完成了对赵军的包围，亲赴前线，并征发河内十五岁以上的壮丁开到长平，用来堵截赵的援兵和接济的粮食。赵军被围，四十六天不得食，分为四队轮番向秦反攻，仍不能冲出重围。最后赵括亲自带兵搏战，被射而死。于是，赵军大败，全军四十多万全部被俘，白起除“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外，“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均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在这次战争中，损失严重的赵国从此也衰弱了。

公元前259年，秦国军队攻取了赵的太原郡，全部占有了韩的上党郡。

①免老，本谓达到老免年龄，这里当指老人。

这年九月，秦派五原大夫进攻包围了赵都邯郸。长平之战惨败的赵国人民，对进攻邯郸的秦军作了英勇的抵抗，秦军不断失利。秦昭襄王改用王■代替王陵，秦相范睢又起用郑安平为将军，于是郑安平成了进攻邯郸的主帅。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国图谋救赵。魏安厘王派了将军晋鄙带了十八万大军驻在汤阴（今河南汤阴），魏军因畏俱秦国，犹疑不定，不敢前进。魏相信陵君魏无忌为了救赵，设法偷了魏王的虎符，假传王命，带了勇士用铁椎击杀了晋鄙，夺得了军队指挥权，挑选八万精兵攻秦。同时，楚国春申君黄歇也派景阳领兵救赵。邯郸城下的秦军，在赵、魏、楚三国军队的内外夹击之下大败。秦将郑安平在赵军围困下带了两万人降赵。

赵邯郸之围虽解，但自此以后，山东各国均已削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抵御秦国的进攻了。

诸侯割据的结束与秦的统一秦国虽在邯郸之围失败，但其主力并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因此稍事整顿后，于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进攻西周君，西周君被迫尽献属邑三十六、人口三万户和未散的宝器。同年，周赦王死，无后，周朝断祀，九鼎迁秦。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把都于巩的东周灭掉，于是周王室先于六国而亡。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已经衰老，名将自起又被疑忌诛死，而继承昭襄王的两个君主，一个享祚三日，一个享祚三年，秦王政又以冲令践位，这些都影响了秦的统一事业的迅速发展。

赢政为王时，秦国已是七国之最强者，但因他年仅十三，大权落入吕不韦之手。吕不韦培植私人党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经，二十余万言”（《史记·吕不韦列传》），发动舆论制造个人声望。在庄襄王死后，吕不韦与始皇间的矛盾逐渐显著，始皇九年，太后的宠臣■■作乱，被夷三族，太后迁于雍。此事虽然连及吕不韦，然因其奉先王功大，并且宾客辩士为其游说者众，故未致于法。始皇十年，以齐人茅焦之说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免吕不韦相，并令出咸阳，就国河南。十一年，吕不韦就国岁余，而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始皇恐其生变，致其函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恐诛，饮■而死。此后，秦国实权才真正回归始皇之手。公元前237年，始皇亲自掌握国权，重用尉缭和李斯。这时尉缭献计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也出类似计谋，秦王乃“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加紧策划灭亡六国的行动。在六国之中，韩最弱。公元前233年，韩王安被秦胁，对秦公称臣。公元前231年，韩把残存的南阳地献给秦，秦使内史腾做南阳假守。次年，秦内史腾攻韩，俘获了韩王安，灭了韩国，把所得韩地建置为颖川郡（《史记·秦始皇本纪》、《韩世家》）。

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杨端和率领大兵攻赵，为李牧、司马尚所败。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使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杀李牧。次年，王翦大败赵军。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奔代郡，自立为代王。但六年以后，公元前222年，代仍被秦军所灭。

公元前227年，秦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两国发兵抵抗于易水以西。次年，秦更大举攻燕，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辽东郡。秦将李信追击，燕王喜杀太子丹求和。公元前222年，秦派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亡燕。

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责攻魏，魏人坚守大梁。秦人引黄河水灌之，三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而亡。

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蒙武攻楚，初步得到胜利。楚军乘秦军不备，跟踪反击“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史记·王翦列传》）。后来，秦改派王翦领兵六十万向楚进攻，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迫使项燕自杀。接着，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更平了楚的江南地，降眼了越君，置会稽郡，楚亡。

当秦先后灭韩、赵、魏、燕、楚五国时，齐相后胜接受秦的贿赂，又使宾客受秦金，共劝齐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五国既亡，秦兵于公元前221年，攻破齐国，俘齐王建，齐亡。

秦国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21年，仅仅用了十三年时间，便将山东六国消灭，完成了海内统一的大业。

秦国所以能够完成其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而各国人民渴望脱离战乱之苦和秦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当是其重要原因。

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战争中，全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如同苏秦所说，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安葬、医药费用和车马武器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

据说，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于老弱系虏，相随于路”，“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当时的人民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都有反战情绪，因而就有墨子的“非攻”、“兼爱”的思想产生。为了免除战祸，需要和平，需要政治的统一。

在人民心理都趋于政治统一和周天子不起作用的当时，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总要有一个寄托。所以墨子就说：“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墨子·尚同下》）。孟子针对当时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情况，也说“定于一”，而且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荀子认为“天下归之谓王”（《王霸》），就是说，做到天下归心，就能完成统一的“工业”。《吕氏春秋》不但提出了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的迫切要求，同时还明确指出了“民之所走（归向）”是在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过程中“不可不察”（《功名》）的问题。由此看来，要求政治上的统一，到了战国时期已经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只是“尚”那一种“同”、“定”于那一种“一”，各家有不同的说法而已。当时的思想家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志在于天下，而不在一国，也反映了这种统一的要求。

秦之所以为七国之雄，而“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者，与商秧变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李斯所说，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凤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两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鄙、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令。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均见《史记·李斯列传》）。这就是说，有了六世之经营，秦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经具备有统一天下的条件。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使整个中国从战国割据混乱的局面下摆脱出来，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秦始皇不仅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还进一步在秦、楚两国经营西南少数族地区上完成了西南地区的统一，还统一了今天的江浙南部和福建一带东南沿海瓯越和闽越地区；统一了今之两广一带的南越地区；又击退了匈奴贵族对中原地区的扰乱，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边疆的少数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战国时期中国境内有很多的民族，它们多数已经从原始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中原华夏各国同各少数族的关系，在春秋时代主要表现为激烈、复杂的斗争。到了战国时代，其间的斗争虽然未曾停止，但融合已经是主要的倾向。

北方与西方的少数族在燕、赵、秦的北方有东胡、林胡、楼烦、代、义渠、■、■、匈奴等族外，还有中山国。

三晋的北边，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东胡以东有秽■、肃慎。东胡、楼烦和林胡，史称“三胡”。东胡，约有今辽宁西部和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一些地方。林胡，约有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楼烦，约有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集宁一带。不少北方民族被燕、赵两国所征服。赵武灵王曾大破林胡、楼烦，把占领的土地新建置为云中、雁门和代郡。公元前265年，赵将李牧又“破东胡，降林胡”（《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燕昭王时，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燕亦建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北部一带，近年发现不少属于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不少的青铜剑、戈、匕首和工具、马饰。有的墓中还有铁器和燕国铜市。这些古物无疑是东胡或秽、■人所遗留下来的。从这些古物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原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

春秋以来，秦的北边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陕西有羌、绵诸、混戎、翟、原等，再向西敦煌、祁连一带有月氏，天山以南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准噶尔沙漠以北有乌孙、呼揭等。春秋战国之际，“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国不断对周围各族发动进攻，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在今山西大荔），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绵诸（在今甘肃天水市）、乌氏（在今甘肃平凉）、翟（在今甘肃临洮）、■（在今甘肃陇西）先后为秦所灭。羌族居于黄河上游的赐支河、湟河一带的广阔地区。春秋战国之际，秦厉共公时，一个叫做无戈爱剑的人，成为羌戎的酋豪。羌族本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受到羌人拥护，羌人部落逐渐依附于他。秦献公时，羌人的一支“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分开。后来的越■羌、广汉羌、武都羌就是这支羌人的后代（均见《后汉书·西羌传》）。羌和秦有过密切关系，秦孝公时，羌人首领曾随秦太子朝见周显王。秦并原，羌族被迫向西迁移。义渠是秦国西北最强大的戎族，它约占今之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径水、渭水以北地方和宁夏少数地方，可见义渠疆域之广。义柒的都城在今甘肃宁县。义渠和秦国不断有征战，《史记·匈奴列传》说：“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说明义渠多取守势。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公元前430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公元前327年，“义渠君为（秦）臣”；公元前314年，秦“侵义渠，得二十五城”（均见《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史记·匈奴列传》），灭义渠。秦在新扩大的地方设置了陇西郡、北地郡和上郡。陇西郡是原属翟、原的地方，北地郡为原义渠的地方。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可见，战国以前北方的匈奴长期以来，就和中原地区常有征战。不过，当时的匈奴尚未正式建立国家，它“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毋文书”，“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匈奴正式建立国家“南与中国为敌国”，则是秦汉之际的事情。匈奴据地很广，“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三国之中首先与匈奴对抗的是赵国。史载赵悼襄王时，赵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匈奴误认为李牧胆怯。公元前265年，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是战国时期华夏国家与匈奴的唯一的一次大交锋。

战国时期，在北方和西方，除上述诸少数族外，还有中山国。中山国属白狄，与赵、齐、燕接壤，从公元前六世纪建立鲜虞国算起，到公元前296年被赵武灵王灭掉，有国长达三百余年。鲜虞的都城据《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劲说在新市，新市就是鲜虞亭。鲜虞亭据《读史方舆纪要》说是今之河北正定新城铺。中山国在公元前406年被魏所灭，亡国三十年。由于魏和中山国间隔着赵国，不能有力地加以控制，所以在魏和周围各国混战的时候，中山就乘机复国。公元前377年，《史记·赵世家》载“与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次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便是其证。战国初年，中山国建都于顾（河北定县），复国后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世本》说：“桓公徒灵寿”（《史记·赵世家》《索隐》引），桓公当是中山复国后的第一个国君。根据1974—1978年河北平山三汲公社战国中山国遗址的调查和墓地出土中山铜器的铭文知道。桓公之后有成公、王■和嗣子■。其出土遗迹、遗物以及墓葬制度也基本上和中原文化一致，仅仅在例如山字形铜礼器、建筑顶部脊瓦作山形以及随葬帐架和帐内用器等，还保留有本民族的遗风②。这恰好证明，中山国文化是少数族文化同华夏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

南方与东方的少数族战国时期的南方少数族，由于地处偏远，山阻②环，读为原，宽宥从轻，古时判处死刑有“三宥”的程序，见《周礼·司刺》。《三国志·张鲁传》有“犯法者，三原然后乃刑”，可资参考。

水隔，使他们与中原的华夏国家交往少，斗争少，因而融合的进程也较缓慢。巴、蜀是战国时期较发达且与北方国家联系较多的少数族，多“沃野、地饶■、■、丹砂、石、铜、铁”（《史记·货殖列传》），物产丰富，而且“大船积粟”多产粮食。这时的巴蜀已形成国家，但在秦人眼中，还是“戎翟之伦”（《史记·张仪列传》）。据《史记·六国年表》看来，从秦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到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蜀国与秦国计有五次交往。秦取得巴蜀以后，就积极加以经营。公元前301年“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定蜀”（《史记·六国年表》），到秦统一中国的近百年，蜀地大为发展，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张仪和蜀守张若建设成都，筑有大城和少城，少城连接在大城西边。少城内设有官舍，并没有盐铁市官和长丞。全城间里和市肆的布局同秦咸阳规模相同。后来蜀守李冰筑都江堰（四川灌县）水利工程，成都平原顿成“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这时秦正谋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公元前285年，蜀郡守张若攻取窄及其江南（今金沙江以南）地。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均见《华阳国志·蜀志》）。后来，秦就开始在蜀巴设置了郡县。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蜀人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战国时已有发达的青铜文化。成都杨子山出土有青铜鼎、■、盘、■、戈、矛、弩机等物。在昭化、巴县发现用大木挖成舟形棺的古墓，出土有铜剑、铜钺等物。这些遗物当是巴人所遗留下来的。从巴蜀文化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受到秦、楚的影响。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①，耕田，有邑落。”这些少数族已经进入农耕阶段，且有定居公社，可见其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位于今贵州西部、北部，以及云南北部和四川南部的一部分。公元前三世纪初，楚顷襄王派庄豪经沅水伐夜郎，战于且兰（贵州凯里西北），夜郎灭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滇位于夜郎之西，在今滇池一带。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千里”。公元前279年左右，楚顷襄王派庄娇以武力征服滇国。但因断绝了归路，庄娇也就“以其众玉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王都在今云南省晋宁县。庆■率兵入滇，加强了云南少数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关系，使得滇池地区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出土有铜鼓、铜枕、铜伞盖、铜扣饰以及铸有人物和动物形象的铜贮具器等。从这些铜器看来，当时滇王所属领地还处于奴隶制阶段①。这些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其中武器如铜戈、铜矛、铜斧等，和中原地区的有不少相似之处，说明当时滇池地区和中原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联系①。邛都在滇国之北，相当于今四川西昌东南。除夜郎、滇、邛都三国以外，西南夷还有■、昆明，地方数千里，“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史记·西南夷列①徐仲舒《左传选》注云：“两、伍、专、参、偏，皆车兵原有的编组。车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七（《司马法》作九，误）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毁车为卒之后，仍当以步卒之什配合甲士之伍加以改编。前是前锋，后是主力所在，右角、左角，分左右保护侧面，偏为前拒以诱之，以人数最少的偏，为诱敌之师。

①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九《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

①“旌”原作“柱”，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改正。

传》），发展水平较低。还有徒、■都、■■、白马等，都有“君长”，有的迁徙不定，有的聚落而居。云南的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可见，这一地区的少数族此时也已进入了奴隶社会。

越族的分布地区颇广，北至浙江、江西，南到两广、福建等地。战国记载中已有蛮越、南蛮、南越、闽越、瓯越等名称，名号的不一，则表现越人部族的分散。蛮越，历来同楚国关系密切。战国时期，吴起为楚悼王相时，“南井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在湖南北部，苍梧在湖南南部。因此在楚悼王征服湖南之前，这一带是越人所居的地方。从其地发掘的四十七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看来，出土器物大都具有越人文化的特点。发掘的八十多座战国墓中，出土的楚器、越器相混杂。后来，秦国势力深入南方，秦昭襄王派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南蛮的社会情况，“衣裳班兰，语言诛离，好人山壑，不乐平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均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能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南越、闽越和匝越在战国时代的情况，未有记载。但从西汉初年南越王赵惬自称“南越武帝”，“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看来，其国力之强，必是战国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根据地下资料观之，可知战国时期蛮越族人在文化发展上是不平衡的。建国以来，在广东始兴、四会、肇庆、德庆、增城、清远等地的战国遗址、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和兵器相当精美，花纹有常见的云雷纹、蟠虺纹等，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楚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鼎、壶、盘、剑、矛、斧和清远出土的铜■。1974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一批战国中晚期墓，它与湖南等地早期楚墓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长方形墓穴和随葬品的铁锄、扁銎矛、戈等，都和楚文化遗物相同。当然，也保存一些地方特色，这表现当时的越人和楚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居于东方淮泗之间的东夷，到了战国末期已与华夏族融为一体。《后汉书·东夷列传》说：秦统一六国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这里的“散为民户”就是指的一家一户的百姓，昔日的族属关系已不复占据主导地位了。文献古籍和地下资料证明，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和边疆少数族的经济文化交往较多，互相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战国时期是我国各族逐步趋向融合的时期，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加速各民族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五节　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文化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在学术文化方面也引起显著的变化。一是新士人的兴起，一是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是文艺科技的发展。

新士人的兴起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和“国”“野”区别的消失，当时的“野人”也开始建学受教育，因而当时的“乡校”不仅在“国”中继续存在，在“野”里也逐渐普及起来。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说的“郑人游于乡校”的“乡”，是当时行政系统的一个单位，“乡校”就是这个乡所设的学校，也就是乡民都可以共同受教育的地方。《国语·齐语》的“良人”是乡长，也即韦昭注所说的“乡大夫也”。齐桓公既然问到其乡有无“好学”者，可知齐国必定也有乡校。《管子·小匡》的“乡建贤土，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陈力尚贤，以劝民知（智）”，《君臣下》的“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可以互证。“国”以外叫“鄙”，也就是“野”。齐国的“鄙”即“野”中，也置乡，《国语·齐语》云：“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焉。”这种乡是三千家，比起“国”所辖的乡要大，实际上是指“野”。《齐语》在说“五属大夫复事”时，桓公亲问“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事，可能齐国“野”中的平民也已建学受教育。郑国的“野”中有无“乡校”呢？初看起来，好象没有。细审史料，也还是有的。《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使都鄙有章..及三年，（舆人）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这里，“都”“鄙”对文。都，指“人听聚日都”（《谷梁传》信公十六年）的都。鄙，即野鄙。杜注云：都鄙，“国都及边鄙”（《左传》襄公三十年注），是也。所谓“舆人”，当是指“国都与边鄙”的人。都鄙之人都说子产教诲他们的于弟，可见郑国的“野”里也有“乡校”之设，野人也都可受教育了。

《左传》闵公二年在说到卫文公“利农、通商、惠工”之后，接着又说“敬教”、“劝学”。这个“教”与“学”，当是针对农工商说的。再从其后接着又说“任能”看来，其与《论语·为政》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齐语》的“乡长进贤”、《周礼·乡大夫》职的“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同，说明当时的卫国必有乡校无疑。《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侯（文公）始入而教其民”的记载，也是晋国设有乡校的证据。

随着春秋时代乡校的普及，过去的所谓“学在官府”即学术在于官府，史籍都由官府世代掌守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知道，史，本是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官。春秋未年，王室衰弱，灭国踵继，这种制度也随之动摇。这样，原来在王朝或诸侯之国做史官的人，因王朝之衰微、诸侯之覆灭，遂散之四方，以其所学的知识传世。《左传》昭公二年云：“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太史氏属于史官。《易》、《象》、《鲁春秋》都是古代文献典籍，原都保存在鲁国太史氏手中。但是，此时已经不同，韩宣子来聘时却都可以读到，说明王官所掌守的古典文献已有公开化的趋势。其后，周室更加衰微，王官所依附存在的贵族政权日趋消亡和变化，因而世代相袭的官禄也不能继续保存下去，于是便出现了王官失守而文献四散，不能再继续禁闭而不外传了。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仲尼闻之曰：“吾闻之，夭子失官，官学在四夷。”这个“四夷”并非确指四方的戎狄夷蛮，当指官府之外，处于野中的四方平民而言。这与《汉书·刘欲传》中刘欲移书太常所说：“夫礼失，求之于野”以及《后汉书·朱浮传》的“中国失礼，求之于野”含义相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旦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所谓“失官”、“失职”，都是指春秋时期政权变革后的具体情况。周初以来世代相传的王官，此时由于政权衰微，逐渐失去了世禄之业，以致产生了“失官”、“失职”。于是，王官的子弟不能再承袭下去，而其所掌守的学术也就分散，知识文化也就不能不流布于民间。《庄子·天下》云：“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国中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里的“数”，当与《荀子·荣辱》的“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的“数”同，泛指制度法则和典籍文献而言。所称“其数散于天下”的“散”，则与前引《左传》所谓“失官”而“学在四夷”同，是指当时的学术外流四散而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才能提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论语·述而》）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来。在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化中，“学在官府”也随之瓦解，乡学普遍起来，新士人也就应运而生了。

新士人也还有来自能文能武的听谓“家宰”者。《左传》宣公二年云：“（赵）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宦三年矣”，《晋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宦，官学仕也。”杜注云：“宦，学也”，认为“宦三年矣”为学仕宦之事三年矣，似有未妥。俞樾《茶香室经说》云：“古者学而后入官，未闻别有仕官之学。《越语》云‘与范蠡入宦于吴’，注曰：‘宦为属隶也。’灵辄所谓宦者，殆亦为人臣隶，故失所而至穷饿如此”，说似有理。按，这个“宦三年”的“宦”即“仕也”（《经籍篡诂》卷七），当是为大夫作家臣三年的意思。这种家臣，又称家宰，或简称宰，一般都是博学多能之人。智襄子的家臣“秉笔事君”，劝智襄子“室美”之不当时，还能根据“志有之曰”（均见《晋语九》）讲出一番道理。这些家宰多识前贤美行，通晓历史，能补政事，所以当范宣子在和大夫争田犹豫不决之际，叔向推荐宣子的家臣訾■帮他释疑。叔向赞美“訾■实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晋语八》）。可见，博学而善断，大概是一个家臣的必备条件。所以，訾■死，宣子婉惜地说：“昔者吾有訾■也，吾朝夕顾焉，以相晋国，且为吾家”（《晋语八》）。当时的家臣不但博学多闻，而且往往又是骁勇善战者。前引那个灵辄，后来做了晋灵公的卫士。当灵公埋伏战士要想刺杀赵盾时，他为了报答赵盾与之食的恩德，“倒戟以御公徒（灵公的其他卫士）”（《左传》宣公二年），救了赵盾一命。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也善战。《国语·晋语九》说：“下邑之设，董安于多”，韦昭注云：“多，多功也。”

《国语·晋语九》又云：“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明名，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慝不产。及臣之长也，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这段记载虽然说的是董安于一生的三个阶段，但也反映出春秋时期新士人的三种类型，因而也不难在孔门子弟中找出这种类型的痕迹。例如，公西华“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则与“进秉笔，赞于明名，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同义。子路能使危国之民“有勇”（均见《论语·先进》），比起“耆其股肱，以从司马”更进一步，当是所谓“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之型。

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战国之际，有大批没落的奴隶主贵族被抛进了平民阶层，成了新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例如，太史墨对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国语·周语下》：“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可见，就连王室贵胄也衰败了下来。至于大贵族“降在皂隶”（《左传》昭公三年）的更当为数不少。这些旧贵族过去都曾受过教育，地位下降变成了新士人后，也就为当时的文化下移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

他们在政治上不象过去的士那样“一朝委质，终身为臣”，在经济上也不再依靠奴隶主贵族的恩典和施舍度日。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文学的发展战国时期，与百家争鸣的局面相适应，文学、史学、科学和艺术等方面，也空前地发展起来。

战国时期在文学史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诗的衰颓和散文的勃兴，记载历史事实、哲学思想和政论的散文，代替了诗歌的地位。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如果从诗歌到散文的发展来看，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殷代卜辞，内容简单，文字较短。西周金文，内容虽较复杂，但多是当时统治者册封臣下之辞，单纯记事或说理的铭文为数甚少。《尚书·周书》中的，不外乎“诰”、“誓”两种文体，与金文相类，可以说是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春秋时期，还沿袭以前的文体，不过在议论文中逐渐出现了语录式的问答体。《论语》中的一问一答，形式简短。《墨子》比《论语》稍晚，其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等篇，虽然也属这种文体，但其篇幅较长，这种文体可以说是向战国时期过渡的一种散文。到了战国时期，《尚书》诸篇和钟鼎铭文那种简古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已被突破。春秋后期以来，采用的“也”、“矣”、“乎”、“焉”等语助词的文体出现了。这时出现的历史和诸子著作，吸收民间口语，借用神话寓言故事；记事生动细腻，婉转曲折，绘声绘色，富于形象性；议论善用比喻讽刺，深入浅出，精确尖锐，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其中多是纪实史书、哲理论文，同时又是优美的散文作品。

《左传》一书大体上是战国初期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叙述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体。这本书的语言丰富而又简炼，善于以写人叙事的手法，把当时复杂的史实、多样的人物，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以致我们现在读了，还能亲切地感到当时政治生活的实况以及那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吕相绝秦》、《烛子武退秦师》、《臧孙谏君纳鼎》、《季札观乐》和《王孙论鼎》等篇，都能委婉曲折地表达当时巧妙的辞令，再如写城淄之战，■之战、■之战和■陵之战，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都是叙事文中的杰作。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分国记述春秋时代贵族言论的《国语》，其语言艺术虽不如《左传》，但是古朴简明，是其特点。

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作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是优秀的散文。不论叙述和描写事物，还是说明道理，写作技巧已经都很成熟。其中，以《庄子》最为突出。庆子的后学曾说庆子的著作是“寓言十九”，“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摸不着边际）之辞”（《庄子·天下》）。司马迁也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洋自恣以适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才华杰出，想象丰富，具有驱使语言的高度表达能力，造句修辞，瑰奇曲折，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创造一种特有的文体，富于浪漫主义的特征。他的文章也采用各种辩论的方法，然无不雄奇奔放，峰峦叠起，汪洋恣肆，机趣横生。他能不顾一切规矩，使用丰富的语汇，倒装重叠的句法，富有独创性。鲁迅就曾赞美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老庄》）。

章学诚曾经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他还说战国时的文章，“长于讽喻”，“深于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

所谓比，就是比喻；所谓兴，就是运用景物的描写来激动感情。

战国时期，在南方楚国民歌基础上，产生了后来被汉代人称之为“楚辞”的骚体诗。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一种想象丰富、文采华美、形式多变，而且具有浓厚的宗教情调、大量的神话传说、情感热烈奔放，与《诗经》不同的诗体。它接近于七言诗，适合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是我国四言诗过渡到七言诗的桥梁。楚辞是屈原、宋玉、景差、唐勒诸人辞赋的总名，其中特别值得称述的是屈原的作品。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公元前340年，他生于楚国宗室三大族之一的贵族家庭。他有政治抱负，但受到郑袖等人的反对和诬陷，而被楚怀王疏远，并且屡遭流放。他对内主张制定新法，实行改革。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楚，郢都陷落，楚国君东保陈城。屈原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自沉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作品，相传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和《渔父》。据近人研究《远游》、《渔父》都不是屈原的作品，而称为宋玉所作的《招魂》却可能是屈原之作。屈原这些作品，从其写作时代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放逐以前的作品，有《橘颂》（《九章》之一篇）和《九歌》；第二部分是流放以后的作品，有《离骚》、《天问》和《九章》。屈原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离骚》、《九歌》和《天问》。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三十六行，二千四百九十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诗中屈原通过高度的艺术手法，表达其对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谴责，流露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鲁迅指出：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在《楚辞》中除《离骚》外，主要作品还有《九歌》，它是一套祭祀鬼神的舞曲，是由歌词、音乐、舞蹈混合而成，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歌剧的雏型。

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的一篇是《天问》，全篇中，对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实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全诗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余字，为屈原作品中第二首长诗。《天问》是屈原放逐以后的作品，强烈地反映了他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古代的历史政迹、宗教信仰以及各种传统思想的怀疑。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苦极呼天的意思。篇中虽无放逐之言、流窜之苦，但全文却表现一个正陷于怀疑破灭途中的最苦闷的灵魂。这一个灵魂，恰好是屈原的灵魂。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天问》的价值远不如《离骚》，但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上，它却有重要的地位。例如王亥与王恒的传说，帝舜与帝俊的传说，都在卜辞中得到了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我们可以说，宋玉是战国未年一位富于才华的南方诗人，他是屈原文风的继承者。《汉书·艺文志》载宋赋十六篇，《隋志》有《宋玉集》三卷。宋玉所作的《九辞》，是一篇比较优秀的作品。《九辞》和《九歌》一样，是古代的乐名，与汉人模仿《楚辞》而作的《九怀》、《九叹》的意义是不同的，宋玉同情屈原的境遇，艺术技巧上学习屈原，但是善学者师其心，不善学者师其貌。专师其貌，得来的必然是皮毛了。所以，鲁迅评论《九辩》说：“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力独绝”（《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

历史撰述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历史书撰述有了新的发展，除编年体大事记外，还有比较详细记述每个历史事件的记事体，也有着重记录贵族言语的《语》和记录贵族宗谱的《世》或《世系》，等等。

《左传》和《国语》，是战国初期的重要的历史撰述。古说《左传》为孔子同时鲁人左丘明的解经之作，虽不可靠，但说《左传》全为刘歆伪造，从《国语》改作而成，也难成说。至于说《左传》最初出于警史左丘明的传诵，后来笔录下来，经子夏门下讲习，由其再传弟了搜集文献，编写成书，也有可商。平心论之，《左传》的作者，当是战国初期的历史家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采取《春秋》的大纲，参考了当时的多种史料，写作而成，并不全是为解经而作。因此书中有合经者，也有不合经者。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日知录》卷四）。这个论断，大体上是可信的。

《左传》通过各国史实的叙述，揭露了社会各种矛盾和斗争。记述了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过程，也记述了或从侧面透露的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各种矛盾。随着历史不断前进，它所记载的矛盾也表现了不断展开的形式。这是历史记载上的很大进步。《左传》对于春秋时期旧秩序的被打乱并不惋惜，而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便是其证。它同情齐国的陈氏，记述了齐国人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也同情鲁国的季氏，记述了“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它谴责晋国公室，用叔向的话指出：“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相望丽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认为“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左传》昭公三年），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残破作了一定的批判。

《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敌对双方胜败的原因。成公三年记齐、晋■之战，在《左传》中只用一百几十个字就写出了当时战场上的气氛，写出了齐侯的骄傲轻敌和晋统帅内部的团结和沉着，不需再增一字，就把当时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表达出来。

《左传》又善于写历史人物，对子产、晏婴、伍子胥一类著名的政治家和具有爱国精神的人物予以表扬或赞美，表现出褒贬、美刺的精神。在《左传》里，也反映出比较进步的民本思想。例如“季梁止之曰：‘..夫民，神之上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史嚣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天命思想的衰退，人本思想的抬头。当时的民本思想并不彻底，还没有完全冲破天命鬼神的藩篱，因此书中也还残存不少落后的迷信成分。所以汪中云：“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述学·左氏春秋释疑》）

晋人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传集解序》）。唐人韩愈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进学解》）。《左传》中确有诬枉浮夸之处，但不能以此贬损《左传》的史料价值。

《国语》一书，旧传为左丘明所作，说与《左传》出于一人之手，后人多有怀疑，至今尚无定论。《国语》与《左传》，不论从其体例、文风和内容方面都有区别，如说出于同一作者，颇难置信。《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分叙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晋国较多，共有九卷。书中以记言为主，与《左传》偏重记事者不同。在这些记载里反映了春秋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反映出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其中虽然杂有不少大命鬼神的迷信思想，但也有不少揭露社会矛盾、批判统治者的残暴淫奢以及对人民的利益表示关怀，对贤君贤相寄以赞美的史料。《国语》共一百九十六条记载，同于《左传》的有一百零四条。就这书各国的《语》的文体看来，也各不相同。所以，崔述指出：“《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洙泗考信余录》）。《国语》的编辑对历史学也有贡献，它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春秋史料。

战国学者编辑春秋时代的历史书籍，目的在于分析过去历史的成败得失，用来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借鉴。战国中叶出现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就是为此目的而编辑的。司马迁说：“铎叔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刘向《别录》又说：《左传》由吴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左传》杜注序孔颖达疏引），可知，锋椒因为《左氏》篇幅太多，楚威王无法“尽观”，因此从国家大事的“成败”着眼，节抄《左传》原文，编成八卷，共四十章。后来“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八篇就是《节义》、《称号》、《揣靡》、《政谋》等（《史记·虞卿列传》）。《铎氏微》和《虞氏春秋》虽已久侠，但从文献记载看来，前者可能是用记事本末或史实类编的形式写的；后者可能采用史实类编的形式，每一篇名似即表示某一类的史事。这两书或采取成败、或刺讥国家得失，较之《国语》的“多闻善败以鉴戒”，更进一步有为政治服务的态势。

《竹书纪年》和《世本》，不知作者，原书虽已佚失，但较《铎氏微》和《虞氏春秋》要好些，留下一定数量的佚文。

《竹书纪年》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的战国魏时墓中发现。此书凡十三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战国时魏国史实，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此书系编年体，记载简短，有如《存秋经》。对夏、商的史实，都有纪年。书中记事有与一般说法不同者，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等，皆是其例。夏、商纪事及所见异闻，其可信程度虽不尽同，但因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一直为后来校订古史者所重视。此书宋时佚失，清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著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订较精。《世本》，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五篇，系“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先秦史官为贵族编修的宗谱，叫做“世”或“世系”，此乃汇编先秦“世系”而成，放名。据今所见佚文看来，此书已经记到战国未年，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迁”。书中有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作、居、谧等篇。此书宋代散佚，现存佚文是些零散记事，互不连属，已经不易看出原来面貌。清代有王谟、孙冯翼、陈其荣、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七种辑本，另有王样材辑本仅存序目缘起。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茆两种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的记载，自黄帝直至战国未年。这时“定于一”的政治形势日趋明朗，因此史家都在酝酿对于以往历史的总结，这就是《竹书纪年》和《世本》两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它虽然不能完成通史的写作任务，但在未成熟的酝酿中开始了工作，则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上述史籍之外，还有表现纵横捭阖之术的《战国策》。它是当时各国游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各种不同的本子，经西汉未年刘向的裒合排比而成三十三篇。《战国策》的体例与《国语》同，也是以国为别，即分东周、西周、秦、齐、赵、楚、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所重视。此书宋时佚失，清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著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订较精。

《世本》，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五篇，系“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先秦史官为贵族编修的宗谱，叫做“世”或“世系”，此乃汇编先秦“世系”而成，放名。据今所见佚文看来，此书已经记到战国未年，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迁”。书中有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作、居、谧等篇。此书宋代散佚，现存佚文是些零散记事，互不连属，已经不易看出原来面貌。清代有王谟、孙冯翼、陈其荣、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七种辑本，另有王样材辑本仅存序目缘起。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茆两种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的记载，自黄帝直至战国未年。这时“定于一”的政治形势日趋明朗，因此史家都在酝酿对于以往历史的总结，这就是《竹书纪年》和《世本》两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它虽然不能完成通史的写作任务，但在未成熟的酝酿中开始了工作，则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上述史籍之外，还有表现纵横捭阖之术的《战国策》。它是当时各国游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各种不同的本子，经西汉未年刘向的裒合排比而成三十三篇。《战国策》的体例与《国语》同，也是以国为别，即分东周、西周、秦、齐、赵、楚、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它善于写辩士的说词，能与鲜明的形象，酣畅淋漓地铺陈形势的树害，说得情理并茂，打动人主。在史事的叙述上，也极尽刻划、有声有色，从而也可以看出战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过，《战国策》中也有不少假托苏秦、张仪名义编出来的故事，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正如司马迁所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今本《战国策》中，既有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相合的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以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由于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或加抛弃，或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为“苏代”或“苏厉”，造成了混乱。《史记·张仪列传》和今本《战国策》所载张仪的说辞，同样也不完全可信。

战国时期的科学，如天文学、历法、数学、医药学、力学、声学、光学等，还有工艺如青铜制作等都有发展，在本卷别有专门论述。

学派的出现①春秋晚年，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并创立了儒家学派。战国初年，墨予创立了墨家学派。跟孔墨相先后，老子及其追随者创立了道家学派。这三个学派的出现，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帷幕。它们在整个战国时期的学术领域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孔于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前四七九年。

他长期过着私人讲学的生活。据说，他有弟子三千人。他经常带着一些学生，①本条的论述，参照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页100—10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游列国，受到各国当权人物的款待，但他没有在政治实践上得到亲自检验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晚年，他在鲁国整理一些文化典籍，其中包含《诗》、《书》、《易》、《春秋》，这在后来都成为儒家尊奉的经典。他死后，弟子们把他的言论编为《论语》一书。

对于西周以来作为贵族行动规范的礼，在孔子看来，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礼跟仁的结合，如果离开了仁，礼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孔子的活动和思想上也有许多进步的地方，但缺乏彻底的态度而总是以改良主义的形式出现。他的私人讲学，是新事物，但他传授的都是原来贵族们学的东西。他不同意贵族等级的先天性，而说“性相近也”，但仍然维护贵族等级制度。他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但没有明确反对世官世禄。他强调仁，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但又把仁说成是一种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并且只有君子才能是仁者，小人只能作为施仁政的对象。他强调礼要跟仁结合，但仁还是要落实到礼上，而受到礼的约束。孔子的思想，不是掌握了新的内容以否定旧形式，而是固执着旧的形式以修订旧内容。孔子生在新旧代谢的变动剧烈的时代，他是一只脚踏进新世界，另一支脚却还深深陷在旧世界里而拔不出来。他在思想上的这种矛盾，正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不过他的基本态度是为贵族利益服务，这是明显的。

墨子，是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名翟。他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四六八年至前三七六年。他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有一些重要论点是跟孔子对立的。他和他这个学派的言论，汇集在《墨子》一书里。

墨于主张兼爱，提倡无差别的爱，要求把别人的身、家、国看成象自己的一样。这跟孔子所讲的仁不同。墨子非礼、非乐，主张节葬、节用，都是对贵族主活的否定，也是跟儒家学说的对立。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尚贤”的主张，反对王公大人的“无故富贵”，主张推举有才能的人管理政治，“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跟孔子主张“举贤才”而不明确反对世官世禄，也是有区别的。

墨于相信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天和鬼神的存在。他说，桀、纣、幽、厉是违反天意而遭受处罚的暴王，禹、汤、文、武是顺天意而得到奖赏的圣王。墨子认为天和鬼神对人的赏罚是根据人的表现，富贵贫贱并不是先天规定，一成不变的。他抬出有意志的天来功说王公大人行善政，“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当然，这只是善良的愿望。但他反对命定论，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思想体系上说，孔子和墨子都是唯心论者，但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提出认识事物的三条标准，其中有两条是根据欢人耳闻目见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效果的验证。墨家的后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发展了墨家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贡献。

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楚国人，大约眼孔子同时。今传《老子》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不一定能表达老子的全部思想。

《老子》书否定了商周以来天或上帝的至上权威，用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道”来代替。他的道，在没有天地以前就存在了，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源。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论点。

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书反对儒家所说的仁和墨家的尚贤。他主张无为而治，不干涉人民的生活，而最好让人民无知无欲地生活下去。它主张回复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它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不用进步的器具，不用舟车，没有战争，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思想可能是当时村社上层人物的没落情绪的反映。

《老子》书中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揭示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对立矛盾方面，如祸与福、刚与柔、弱与强、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荣与辱、智与愚、巧与拙等等。《老子》书的作者看到了事物的矛盾及其转化，但他认为事物的变化，不是发展而是循环的，对立面的转化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企图在主观上消解矛盾，因而在政治上有无为而治的思想。

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历史进入战国后的若干年代以至战国中期，学派有显著的发展，百家争鸣的盛况为前所未有。《韩推子·显学篇》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儒家的大师很有几个，孟子和苟子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墨家是一个有组织的学派。墨子死后，弟子们推举领袖，称为矩子。但墨家既分为三，钜子是否也有三个，已不可考。道家，在老子之后，最著名的是庄子。另外，还有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人物；有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人物。战国晚期，法家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显得颇为重要，韩非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盂子①，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省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他一生的经历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而他的政治主张不被接受。他的言论，汇集在《孟子》一书里。

孟子反对暴政，说这是“率兽而食人”。同时，他对社会矛盾的尖锐，特别是劳动力的逃亡很关心。他继承孔子的仁的思想而有所发展，提出施行“仁政”的主张。他认为，首先要使民有恒产，要使八口之家有百亩之田，打了粮食可以吃饱，养了家畜可以吃肉，种桑养蚕可以穿衣，还要有学校教育后代以孝父母、尊长者的道理。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强大起来。孟子提倡的这种恒产，实际上就是耕织给合，使劳动力束缚于土地的个体小农经济。这正是一条有利于封建化的道路，这在孟子时候已有一些地区在施行，而孟子是主张以行政的手段去加以推动的。

孟子主张仁政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善良本性，不过有的人把这种本性保持下来了，而有的人把这种本性丢掉了。按照他的说法，每一个国君都是能行仁政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可以接受仁政的。把能行和能接受都说成是善，这实际上就是把不同的道德标准，说成先天的东西。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把这个意思说得更露骨了。

孟子强烈地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他认为，那些善于战争的人应当受到①这以下关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的论述，参照自寿彝主编《中国迈史纲要》页105—11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重刑。孟子也看到了战国的趋向是统一。但他说：“不好杀人的人，才能统一。”意思是说，行仁政才能统一，暴力是不行的。

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古代民主思想。他认为，得民心的做国君，失民心的国君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而国君危害了国家的时候可以更换。孟子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所采取的办法是调和的。但他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经济生活及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有进步意义的。

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三六九年至前二八六年，现存《庄子》三十余篇，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作的。

《庄子》跟《老子》书一样，也是以“道”为宇宙本体。但庄子又说他自己跟道是一体。他不同于《老子》书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

在庄子看来，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事物都是相对的。他把彼此、物我、死生、寿夭、是非、祸福等等，看作是一样的、等同的，没有区别的。他抹杀了一切对立事物的界限，而成为相对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他认为儒家和墨家所争论的是非，本来是没有什么是非的。他否定一切文化知识的进步，说：“绝圣弃智，大资乃止”，“掊斗折衡，而民不争。”他理想的最美好的社会是与禽兽同群共存。

庄子的这种无是非、齐死生、忘物我、不分梦醒、反对进步、幻想回到人类远古的社会的思想，是反映了跟《老子》书一样的悲观情绪。老、庄的消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引起没落阶级的共鸣，但他们在否定一切现实中，也否定儒、墨两家所称道的“先王”，这在客观上起着某些解除思想束缚的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八年至前二三八年。他曾先后两次在齐国讲学，又先后两次在楚任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令。他到过秦国，见过秦昭王，称赞秦的政治。晚年居楚著书。现存《荀子》一书，保存了他的著作。

韩非，韩国人，死于公元前二三三年，生年不可考。他是荀子的学生。

他眼看韩国越来越削弱下去，曾多次向韩王提出革新的要求，都没有被采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受到秦王的赞赏。他后来到了秦国，但却为李斯等人所谋杀。他的著作，保存在《韩非子》一书里。

荀子和韩非生活的年代，是距秦灭六国很近的战国未年。这时，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取得了压倒优势，政治局势已经明显地趋向君主专制和大规模的统一。这反映到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是综合批判各个学派思想及法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趋向。荀子和韩非对他们以前的一些学派，都进行了评论。《荀子》的《非十二子》和《韩非子》的《显学》、《五蠹》，都是出色的评论文章。

荀子的自然观，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

他认为天是列星，日月、四时、风雨、寒暑、阴阳等自然界变化的现象，它们有自己的法则，但并没有意志和目的。他说，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取消冬天，地不会因为人们嫌远就缩小它的面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不因为有了贤明的尧才存在，也不因为出了暴虐的桀就消失。他说，人们对流星的坠落和树木发出的怪声，都很害怕，其实这是天地阴阳的变化，是少见的现象，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认为，如果人们加强农业生产，又节约开支，天就不能使人贫穷；衣食周全，又经常活动身体，天就不能使人生病；如果人们荒废了农业生产而又奢侈浪费，天也不能使人们富裕；衣食不足而又很少活动，天也不能使人健康。他认为，人有充分的主观能动作用，能够适应和利用自然法则，从而就能役使万物。荀子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上升过程中的新兴气象，这跟孔、盂、老、庄及墨家的思想面貌是很不同的。荀子也讲仁，但很重视礼。他认为，学习应当从读《诗》、《书》等经书开始，而学礼是学习的顶点。他批判地继承了孔子对礼的思想。他一方面仍然认为礼是维护贫富差别和贵贱等级的，但另一方面，他往往以法跟礼并提，把礼变成了法的同义语，并有时把法的地位提得更高。荀子用性恶论来解释礼的起源。他说，人生下来就有物质欲望。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有争夺。争夺使社会秩序紊乱，这就产生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礼。荀子对于礼的看法，体现了这个儒家大师趋向法家的特点。他的学生韩非，就更进一步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荀子认为，善是由后天学习得来的。如果努力学习，可以由“愚”变“智”，最好的还可以成为“圣人”。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但都离开人的阶级性而抽象地谈论人性，都是唯心主义的。但荀子从人的物质欲望上解释性恶，强调后天的学习，重视环境的影响，有着唯物主义的倾向，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荀子认为，战国混乱的原因之一是“百家异说”，要社会安定就要作到“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主张封建专制政体下的思想统治。

韩非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他把历史分作上古、中古和近古。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为了躲避禽兽的侵害，有一个圣人出来，在树上创造了鸟巢一样的住处，让人们有地方住。为了避免吃生冷的东西以致引起疾病，有另外一个圣人发明了钻木取火，烧烤食物，使人们能吃得好一些。中古时代，天下大水，鲧和禹先后治水，消除了水患。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的统治暴虐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他说，如果在夏朝还有在树上筑巢居住和钻木取火的人，一定会被鲧、禹所耻笑；如果在商周还有把治洪水当作最迫切任务的人，一定会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耻笑。他说，如果在今天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的人，一定也会彼今天的圣人所耻笑了。他下结论说，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成规旧例，而是针对当代的社会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韩非研究了政治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封建统治主张。“法”是君主制定的成文法，是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术”是手段，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韩非认为，法和术缺一不可。有法无术，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个人势力，从而削弱君主的权力。有术无法，也不能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法、术以外，还要有势。“势”是指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势。韩非认为，国君有权势才能推行法、术。因此，法、术、势是皎一不可的“帝王之具”。他主张集一切权力于君主，君主凭势，用术，通过法来统治人民。韩非的思想中反对守旧，积极革新的精神是很鲜明的。他集中地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即将到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附：战国王侯世系表（公元前403—前221年）

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403年戊寅威烈王午二十三年宋悼公购由元年八年—402己卯二十四年燕■公庄元年三十年—401庚辰安王骄元年二十六年楚悼王类元年二十一年—399壬午三年韩烈侯取元年十三年秦惠公元年十三年—395丙戌七年魏武侯击元年二十六年郑康公乙元年二十年宋休公田元年二十三年—388癸巳十四年晋桓公元年二十年—386乙未十六年赵敬侯章元年十二年韩文侯元年十年齐侯太公田和元年二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秦出子元年二年—384丁酉十八年秦献公师隰元年二十三年—383戊戌十九年田齐侯剡元年九年—380辛丑二十二年楚肃王臧元年十一年—377甲辰二十五年晋静公俱酒元年（晋灭）二年—376乙巳二十六年韩哀侯元年二年鲁共公奋元年二十二年越王诸咎元年—375丙午烈王喜元年七年越王错枝元年—374丁未二年韩懿侯元年十二年赵成侯元年二十五年田齐桓公午元年十八年赵王无余之元年十二年—372己酉四年燕桓公元年十一年卫声公训元年十一年宋辟公辟兵元年三年—369壬子七年魏惠王元年三十五年楚宣王元年三十年宋君剔成元年四十一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368癸丑显王扃元年四十八年—362己未七年韩昭侯武元年三十年越王无颛元年三十年一361庚申八年燕文公元年二十九年秦孝公渠梁元年二十四年卫成侯■元年二十九年—356乙寅十三年田齐威王因齐元年三十七年—352己巳十七年鲁康公屯元年九年—349壬午二十年赵肃侯语元年二十四年—343戊寅二十六年鲁景公匽元年二十九年—339壬午三十年楚威王熊商元年十一年—337甲申三十二年秦惠文王驷元年十三年—334丁亥三十五年魏惠王■后元元年十六年—332己丑三十七年韩宣惠王元年二十一年燕易王元年十二年卫平侯元年八年—328癸巳四十一年楚怀王槐元年三十年宋康王偃元年四十三年—325丙申四十四年赵武灵王元年二十七年公元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324丁酉四十五年秦惠文王驷后元元年十六年卫嗣君元年四十二年—320辛丑慎靓王定元年六年燕王哙元年九年—319壬寅二年田齐宣王辟疆元年十九年—318癸卯三年魏襄王嗣元年二十三年—314丁未赧王延元年五十九年鲁平公叔元年三十二年—311庚戌四年韩襄王仑元年十六年燕昭王职元年三十三年—310辛亥五年秦武王荡元年四年—306乙卯九年秦昭襄王则元年五十六年—300辛酉十五年田齐■王地元年十七年—298癸亥十七年赵惠文王元年三十三年楚顷襄王元年三十六年—295丙寅二十年韩釐王咎元年二十三年魏昭王■元年十九年鲁文公贾元年二十三年一283戊寅三十二年田齐襄王法章元年十九年—282己卯三十三年卫怀君元年三十一年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278癸未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七年—276乙酉三十八年魏安釐王圉元年三十四年—272己丑四十三年韩桓惠王元年三十四年鲁顷公雠元年二十四年（灭于楚）

—271庚寅四十四年燕成王元年十四年—265丙申五十年赵孝成王元年二十一年—264丁酉五十一年田齐王建元年四十四年—262己亥五十三年楚考烈王元年二十五年—257甲辰五十八年燕孝王元年三年—254丁未燕王喜元年三十三年—252己酉卫元君元年二十三年—250辛亥秦孝文王柱元年—249壬子秦庄襄王子楚元年三年一246乙卯秦王政元年二十六年—244丁巳赵悼襄王偃元年九年—242己未魏景■王增元年十五年—238癸亥韩王安元年九年（灭于秦）

公元干支王朝纪元在位时间诸侯纪元在位时间—237甲子楚幽王悼元年十年—235丙寅赵王迁元年八年—229壬申卫君角元年九年—228癸酉楚哀王郝元年—227甲戌楚王负刍元年五年魏王假元年三年代（赵）王嘉元年六年—221庚辰

第六章　商周时期的中国在上古世界的地位

第一节　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和商周时期的中国

上古世界文明的发生，大体分为两批。第一批最古老的文明发生于公元前4000年代末至前3000年代末，包括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西亚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的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东亚黄河流域的夏文明和南欧克里特岛的爱琴文明；第二批古文明发生于公元前1000年代，包括印度的“雅利安人”文明、伊朗的波斯文明、巴尔干的希腊文明、意大利的罗马文明等。当第二批古文明兴起的时候，第一批古文明或者已经灭亡，或者正在衰落。大体说来，公元前3000年代和前2000年代是世界第一批古文明的时代，这也就是我国夏、商两朝所处的时代。

在夏代以前的年代夏文明的传说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叶，即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在这以前，北非、西亚和南亚的三个文明已经有了。

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尼罗河流域的埃及逐渐过渡到阶级社会。最初在尼罗河两岸出现了数十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随后，这些小国分别统一为两个王国，即南方的上埃及和北方的下埃及。约公元前3100年，上下埃及开始统一。到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5—前2180年），王权一度十分强大。古王国前期，国王们的“金字塔”越来越大，后期又逐渐变小。这大体反映了王权和国势的盛衰。随后是约一百四十年的分裂时期（约公元前2180—前2040年），原来的诸小邦在古王国时期变成了州，这时重新独立，并相互混战。

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南部，也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公元前二十八世纪至前二十四世纪，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南方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公元前二十四世纪至前二十二世纪，阿卡德人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北方建立起国家，并曾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末至前二十一世纪末，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又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两河流域南部商业发展较早，城市国家延续的时间较长。到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方出现王权加强和统一的趋势。

约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间，在印度河流域曾有一个广泛分布的城市文明。其中以在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二地发掘出的古城遗址最为突出。城市有设计得很好的城墙、公共建筑物、布局整齐的街道和下水道等。

以上三个文明的发生都早于夏的传说年代。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农业与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了城堡、神庙、王陵等大规模建筑物，有了文字，有了国家机构，并且逐渐由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统一为地区性的王国。不过，这种统一的进程在各地并不相同。埃及统一局面出现较早，王权兴起较快；两河流域则各小邦独立性较强，统一王国产生较晚；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尚未释读成功，因此还不知道各城之间是否已有统一趋势。而且，不论在埃及或两河流域，各个城市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各有自己的神庙和贵族集团；在王权强大时，它们成为从属于中央政权的一个州，在王权衰落时又纷纷回到独立的小邦的状态。

在与夏代同时的年代夏的出现可能是我国文明的开端。近年考古研究的成果大有使夏文明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趋势。相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看来，一方面有许多小邦和部落同时并存，另一方面，又有夏作为各邦共同承认的领袖。就前一种意义说，夏只是一个小邦，就后一种意义说，它又是一个王朝。公元前二十八世纪至前二十四世纪时的苏美尔也有过类似的现象：一方面，若干小邦同时并存，另一方面，其中某一个邦在某一时期获得了“王权”，成为各邦的领袖。

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前十七世纪间，亦即大约与夏代同时，古文明和古文明的边缘地区在发展和变化之中。

公元前3000年代末、前2000年代初，原来大概居住在黑海北岸和多瑙河下游的操印欧语的部落发生迁徙。一支迁入小亚细亚，约两个世纪以后在这里建立了赫梯国家；一支迁入马其顿，后来其中的一部分（说阿卡亚方言的部落）又向希腊中部和南部迁徙；又一支迁入意大利：还有一支到了中亚阿姆河平原。他们对古代文明后来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

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文明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在叙利亚及沿地中海的腓尼基地区，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在克里特岛上，也出现了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这些小邦都有了自己的文字。叙利亚和腓尼基地区主要受两河流域的影响，采用楔形文字；克里特则主要受埃及影响，形成了象形文字。

埃及在此期间曾再度统一，史称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86年）。中王国时期的各州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些承认中央王权的半独立的小邦。两河流域在此期间出现了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曾基本统一了两河流域，颂布了著名的法典。不过，汉谟拉比死后不久，巴比伦在东方山地民族的侵袭下迅速衰落。在公元前十八世纪中叶，埃及重新分裂，从亚洲来的游牧民族占领了埃及北部，并维持了百余年的统治。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在公元前十八世纪中叶灭亡。克里特岛上的诸城市国家也在公元前十八世纪中叶一度毁灭。由于这两个地区的文字都未释读成功，对它们的文明被毁灭的原因尚无法确切说明。总之，约当夏代晚期，多数的古文明都曾经历一度衰落，而其中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则从此一蹶不振，被人遗忘，直至本世纪才被考古学家发现。

在与商代同时的年代商代（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前十一世纪）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几十年来，考古学者和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印证了传统文献对商代的记载，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和文字的资料。商代仍然有很多小邦即“方国”并存。古人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上德》）。商是诸邦中的“大邦”或称“大邑”、“天邑”，作为各邦的首领，成为继夏而有天下的王朝。

在与商代同时的世界上，文明的发展呈现着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进入这一地区的“雅利安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后期阶段。古巴比伦王国灭亡了，两河流域落入外族（在北部是米坦尼人，在南部是加喜特人）统治之下。赫梯在小亚细亚发展成为强国。埃及人逐出了入侵者，建立起强盛的统一国家，史称“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埃及与赫梯争霸于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经过多次战争，至公元前十三世纪初，双方缔结和约，但双方都已走向衰落。到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在“海上民族”的侵袭下，赫梯强国解体，埃及虽一时尚能自保，但是它的盛世已经过去，季世已经来临。

公元前十六世纪，克里特岛上的城市和宫殿建筑重新出现，而且比以前更加壮丽，大约形成了以克诺索斯为首都的统一国家。大体同时，在希腊南部也出现说阿卡亚方言的希腊人建立了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阿卡亚人征服克里特，在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使用同一种文字（线形文字乙种，已释读成功）。迈锡尼文明是散布于南希腊和中希腊的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从海上扰掠小亚、地中海东岸和埃及，被称为“海上民族”。公元前十三世纪中叶，以迈锡尼邦为首的希腊各邦联军曾攻取小亚的特洛耶。可是，另一支希腊人（说多利亚方言的部落）又从马其顿和北希腊南下到中希腊和南希腊，并占取了克里特岛。约公元前1200年之际，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原有的文明，被多利亚人扫荡殆尽。希腊基本上又回到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史书往往称为“黑暗时期”。除了从口头上流传了一些神话和传说以外，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文字和历史都被遗忘了。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后期的殷商还相当强盛，而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文明都处于衰落之中。

第二节　西周文明和同时期的世界

中国文明到西周时期（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八世纪）又有了发展。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周代仍有很多的邦即邦国，周王是各邦共同拥戴的王或天子。这和夏、商两代有相同之处，都行“封建”制度。但是，夏、商两代的诸侯都是从原有各部落发展起来的小邦，只是在名义上从属于王朝，而并非实际上由王朝封土建国的。周代的诸侯中仍有许多是原有的国家，但是周王朝也确实封建了一批重要的国家，如齐、鲁、晋、卫等等。周王朝与诸侯国不仅保持政治和文化上的关系，而且与同姓诸侯保有宗法关系，与异姓诸侯结有婚姻关系。不论从传统文献还是从铜器铭文来有，周代中原各邦已经有了共同的基本文化特征。

在与西周大体同时的世界上，古代第一批文明已经衰落，而第二批文明尚未形成。在南亚，“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又进到恒河流域，大约已经开始原始社会解体和国家发生的过程，不过至今还没有确切可考的历史。在希腊，那是“荷马时代”，亦即野蛮时代的最高阶段。埃及在这时已经分裂，原来在埃及当雇佣兵的利比亚人的首领们成了埃及的统治者。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古文明区成了北方的亚述人和东方的埃兰人的侵掠对象。原来处于埃及、巴比伦、赫梯等强国边缘的腓尼基和巴勒斯坦，这时却有了较好的发展。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上从事商业和殖民活动，把东地中海地区的文明向西地中海地区扩展。在巴勒斯坦产生了犹太国家。

与西周大体同时兴起的一个重要国家是亚述。它是在近东古文明普遍衰落中兴起的一个强国。

亚述作为一个小邦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即出现在两河流域。汉谟拉比势力兴起的时候，它受到了巴比伦的打击和抑制，同时也汲取了巴比伦的先进文化。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亚述曾彼米坦尼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后来亚述恢复独立并逐渐强盛起来。可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以后，又因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受到沉重的打击。直到公元前十世纪末，亚述才又强盛起来。在这以前的亚述与周先公时期有些相似之处。起源很早，地处文明与野蛮之交。容易受到野蛮部落的侵扰，也容易受到更发达的文明的压迫，这是不利的方面。而便于从更先进的文明汲取文化成果，这则是有利的方面。当周从一个小邦发展成一个王朝的时候，“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当亚述在公元前十世纪末作为强国崛起的时候，也是从一个旧邦变成了一个新的帝国。

公元前九世纪至前八世纪中叶，亚述的国王们对外进行多次战争，使两河流域、叙利亚、黎巴嫩等地人民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亚述统治者采用了最野蛮而残酷的暴力手段。他们攻占城市以后，通常将城市夷为平地，将人民杀死、烧死以至用尖桩刺死然后成列地立于地上，以示其恐怖的淫威。对投降的城市，则大量勒索各种财物。他们把自己的这些“武功”用文字写在年代记里，用图形刻在石碑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亚述国王的年代记里从来没有如何治理国家的记载，连篇累牍的都是征服、叛变、征服，他们的作为不是破坏就是毁灭什么。这种情况在上古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与周代兴起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王伐纣，周公东征，都进行过战争。尽管《尚书·武成》里“血流漂杵”的说法早为孟子所怀疑（《孟子·尽心下》），《逸周书·世俘解》里所载俘馘的数字也必有夸大，周的崛起也是经过暴力和流血的。但是，周和亚述有着很大的不同。周不以破坏性的征服与掠夺为目的，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武装殖民与分封以及建设一套政治的和伦理的体系上。试以《尚书·周书》与当时亚述国王的年代记对读，人们立即可以发现，两者的立国精神简直判若云泥。周建立了一套以王室为首的方国体系，建立了完整的宗法制度，形成了敬天保民思想。这些都是亚述所绝对没有的。亚述的残暴政策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公元前九世纪晚期至前八世纪中叶，亚述国内也有多次起义。约与西周末、东周初同时，亚述也曾有三十多年的中衰时期。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当时的世界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西周亡。次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开始。从这时起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经历了五个半世纪。这是一个列国争雄，社会剧变，文化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段：前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后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局面西周灭亡，王权衰落，诸侯力征。这看起来是走向了分裂和混乱的状态。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西周时期事实上有很多的小邦，也有兼并的事情。春秋以后兼并更迅速了，邦的数目越来越少，邦的幅员却越来越大。相传，周初封诸侯“凡一千八百国”，“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晋书·地理志上》）。经过兼并，在春秋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家，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列，连周王朝在内不过十四个。到战国时期，按《六国年表》所列，只剩下八个，其中还有一个实际上微不足道的周。而且，深刻的变化主要还不在邦国幅员之量的增加上，更重要是发生了由封建而郡县的邦国结构的质的变化。因为，如果保持着封建制，那末，不论一个国家如何兼并他国、扩展领土，它也不过把自己控制以外的邦变为自己控制以内的邦而已。所以，逐渐郡县制化的邦国领域的扩大，这正是春秋战国时出现统一趋势的真正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局面如果说西周的“天下”是许多邦即邦国组成的，那末，每一个邦又是由国和野两部分组成的。国人和野人是两个血缘不同的社会集团，前者较后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优越的地位。在春秋时期，国、野的区分已在逐渐的消失：到了战国，这种区分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当孟子答滕文公问为国的时候，他说的国、野之别，已经一半是历史回忆的“大略”，一半是经过他“润泽”的理想了（《滕文公上》）。在春秋时期，各邦基本上都还由国人中的贵族掌权，不过，国人中的新士人阶层的力量也逐渐兴起。随着国、野界限的消失，野人中的一部分逐渐上升为士；另一方面，在各种斗争中失败后而没落下来的贵族也有一部分加入了士的行列。春秋以前，非贵族而能掌权的人为数很少；到战国时期，由布衣而将相的人为数已颇不少。原先以出身决定人的社会身分的办法已经过时，爵级或财富这时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根本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局面随着国、野界限的消失和出身限制的解除，原先掌握在少数世袭贵族手中的学术逐渐在广大的士阶层中传播开来。加之旧礼制正在无可挽回地崩解之中，怎样面对这种形势并在与对手逐鹿中争胜，这已是各国统治者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并严肃回答的问题。于是，学术在从王宫手中下传到民间的同时，也由一源而多派，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起，各家对于先秦的学术都有所损益，因而都有所创新，而损益总以前代学术为基础，因而又都有所继承。“孔子、孟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韩非不相信孔、墨所称道的尧、舜就是原本真实的尧、舜，这不难理解；他又说孔、墨对尧、舜都有不同的批判的继承，这更近于事实。其二是，诸子百家互相驳难，无不欲使对方的论点体无完肤而后快，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必须认真探明对方的弱点，以击中对方的要害；同时又必须认真探明对方的优点，经过汲取、加工，用以充实自己论证的力量。先秦学者很精于对各学派进行分析。《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各家所长，却成了一种蔽障，使自己不能见到其余的道理，从而成为道之一隅。《庄子·天下篇》讲各家学术，也认为“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这些都是当时学者对学术流派的精辟分析，显出了当时的思想界虽然分为各派，但又始终存着道为一体的观念。先秦学术的这两个特点，对中国后世文化的纵向延续和横向发展都有极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也是不多见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世界形势与春秋战国同时，公元前八至前三世纪的世界也处于剧变之中。其间又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公元前八世纪至前六世纪，约与春秋时期同时；第二段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三世纪，约与战国时期同时。

公元前八至前六世纪，在印度和希腊都是重新形成城市国家即第二批文明再现的时期。公元前六世纪末叶，罗马共和国也开始出现。在两河流域，亚述的统治者于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改变了过去对被征服地区杀尽烧光的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在勒索贡赋上。在公元前八世纪后期至前七世纪后期，是亚述帝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它曾经占领了埃及北部、巴勒斯坦、腓尼基、叙利亚、两河流域以及伊朗高原西部山地，一统了北非、西亚的第一批古文明地区。可是，亚述的极度扩张既酿成了被征服人民的深刻仇恨，又严重地掏空了自己的力量。公元前七世纪末叶，它被伊朗高原西部的米底和新巴比他的联军灭亡了。亚述的皇宫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的泥版文书，而皇宫建筑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但是亚述没能攸传统文化在民间生根，所以这些一旦毁于兵燹之后，便沉埋地下，被人遗忘，直至近代才为考古家所发现。亚述帝国灭亡以后，新巴比伦王国和埃及曾一度复苏。公元前550年，波斯人居鲁士推翻米底王朝，建立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于公元前546年征服小亚细亚，公元前538年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525年征服埃及。到公元前六世纪末，波斯帝国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小亚细亚西海岸。波斯帝国囊括了西亚、北非第一批古文明的全部地区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部分地区，在广大的疆土上分设许多行省，并给各个省分别规定了纳税的总定额。在各省设有总督，而且驻军镇守。波斯帝国的出现，加强古文明地区间的联系，便利了各地区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然而在波斯帝国内部，各地区在经济上、民族上、语言上、文化上都是十分多样而不统一的。它与稍后的秦汉帝国不同，它不是各地区间多方面的融合的结果，而是在各古老民族衰朽之际凭借征服而形成的。

公元前六至前三世纪间，从印度次大陆到西地中海这一广大地带都有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

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前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小邦经过兼并逐渐合为“十六大国”和若干较小的国家，其中多数是王国，也有一些共和国。在前一阶段国家发生之际，就形成了严格以人的出身血统而划分等级的制度——种姓制度，同时也产生了为此制度服务的婆罗门教。第一等级祭司婆罗门袭断了宗教和文化的特权；第二等级刹帝利为军事行政贵族；第三等级吠舍为从事农、牧、商业的自由民；第四等级首陀罗被剥夺了各种社会权利，处于奴隶和接近奴隶的地位。婆罗门教为这种制度编造种种神学的根据。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时，这种凝固的以血缘划分的等级已经不能符合新的阶级分化和变迁的趋势。于是各种反对婆罗门教的教派（所谓种种“外道”）纷纷而起，其中历史影响最大的为佛教。佛教作为宗教，教人泯灭欲爱，放弃斗争，以求所谓解脱，这当然有欺骗和麻醉人民的一面。不过，佛教教人放弃对婆罗门教及种姓理论的迷信，认为“众生平等”，认为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而达到解脱（不必通过婆罗门祭司的求神献祭），这都是当时人们理性觉醒的一种反映。经过公元前六至前四世纪的发展，印度古代文明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文明之一。同时，印度也发生了各邦由兼并而统一的过程，摩羯陀邦逐渐成为其中最强者。公元前四世纪末，摩羯陀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前187年）建立，到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6年）时曾统一了除半岛南端以外的印度土地。不过，这个统一为时不长，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就又分裂了。

在希腊半岛，公元前八至前六世纪时形成了很多城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希腊就面临着被波斯帝国西侵的威胁。经过几番艰苦的较量，希腊终于击败了入侵者，保全了独立和自由。雅典和斯巴达成为希腊诸邦中两个同盟的盟主。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达到了最发达的阶段，公民大会成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公元前八至前六世纪时已经开始发展的希腊文化，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共和国里臻于极盛。哲学思想百家争鸣，文学艺术百花齐放。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希腊古典文化，与大体同时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并列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三大中心，并且对后世世界的文明起了重要的影响。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希腊的以雅典为盟主和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两大城邦集团进行了二十余年的争霸战争。结果雅典失败，斯巴达内部矛盾也逐渐尖锐，希腊各邦在公元前四世纪时逐渐衰落。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强盛起来，力图征服希腊。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军大败雅典等邦联军。次年马其顿王召集希腊各邦会盟于科林斯城（仅斯巴达一邦未参加），宣布希腊各邦保持和平，准备进攻波斯。随后亚历山大继任马其顿王（公元前336—前323年）。他于公元前334年率兵东侵，于公元前330年彻底击败波斯皇帝的军队，长驱直入两河流域和波斯本土。次年，他洗劫波斯古都，波斯末帝在逃亡中为人所杀，波斯帝国灭亡。亚历山大又继续向东进军至中亚，遇到当地人民强烈抵抗；又进军印度河流域，部队已疲惫不堪。他于公元前325年退兵至巴比伦，以此作为亚历山大帝国的首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随后，帝国分为马其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332—前30年）、西亚的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05—前64年）等，相互之间常有征战。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帕提亚（安息）从塞琉古王国中独立出来，后来成为介于东西两大帝国（汉和罗马）之间的一个大国。正当这些国家在东地中海争斗的时候，西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已经兴起。它从第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经过二百余年的努力，到公元前三世纪时已经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并且战胜了它在西地中海地区的强大敌手迦太基，下一步就准备收拾整个地中海地区了。

在公元前八至前三世纪间，出现了对世界历史育重大影响的三个文化中心：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十六大国时代的印度和古典时代的希腊。在这三个文明中，只有中国的文明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其他两个都是在第一批古文明中断之后作为第二批古文明出现的。

到公元前三世纪末，中国经过秦的统一与崩溃，汉皇朝开始兴起。中国古文明经过长期连续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稳定性的统一的实体。如果环顾世界，不仅其他第一批古文明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波斯、印度、希腊等第二批古文明至此也衰落了。中国文明的兴起在时间上晚于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第一批古文明，而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则是其他古文明无法比拟的。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

我国传统农业耕作和栽培技术的特点是想方设法从选种、耕作、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到最后的收获，给予农作物以最好的生长条件，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精耕细作，来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而精耕细作这一优良技术传统的初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奠定下了。

第一节　农业环境

农业是以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它对自然环境有直接的依存关系。要掌握先秦农业的特点，必须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限于材料，这里只能对先秦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环境进行一些重点考察。黄河流域的土壤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先秦时代主要农业区，它绝大部分为黄土所覆盖。黄土由极细的土砂组成，疏松多孔，土层深厚。它是一种未经风化或风化程度微弱的土壤，土壤颗粒中的各种矿物质，包括极易溶解的碳酸盐，大体上仍然保存着。由于含有较多的碳酸钙，黄土呈碱性，土层内形成柱状纹理。这种土壤肥沃疏松，在使用简陋工具的条件下，是很适于垦耕的。

在这一大区域中，各地土壤也有差别。黄土高原主要的原生黄土（由风积而成）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土壤，《禹贡》称之为“黄壤”。黄河下游平原列为次生黄土（由冲积、洪积而成）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土壤。黄河下游平原和黄土高原的某些盆地常泛盐碱，土呈白色，即《禹贡》所称之“白壤”。另一些地方夹杂着粘土和沙姜层，即《禹贡》所称之“下土坟垆”。东方齐鲁丘陵区，由于雨量丰富和森林较多，形成富含腐殖质的森林草甸土，即《禹贡》所称之“坟”。但沿海亦有大片瘠薄的盐渍土，即《禹贡》所谓“海滨广斥”。

原隰薮泽黄土高原除高山峻岭外，主要地形是“原”、“隰”两种。平坦的高地叫“原”，低阶地叫“隰”。当时原的面积比现在大，而数量比现在少，不象现在这样千沟万壑，给当时的交通和农垦提供了方便。黄河下游是广漠的平衍之地，除两侧的嵩山和泰山山区外，山岭不多，在低隰的平原中每有突起的孤丘，往往成为人们聚居之处。

江河水面宽阔，沮洳薮泽遍野，是黄河中下游先秦时代自然景观的一大特点。《管子·揆度》载，“共工之王，水处者什之七，陆处者什之三。”《淮南子·地形训》说大禹治水前“凡鸿水渊蔽，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①数字不必拘泥，但当时到处是涝洼积水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直到两周，华北地区还保存着不少大薮泽。据《禹贡》、《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训》和《尔雅·释地》所载，除重复和混入的外，共有大薮泽16个，大部分在华北地区。其中在今河北省的有大陆《钜鹿），在山西省的有昭余祁、焦获，在山东省的有雷夏、大野、■■、菏泽，在河南省的有孟诸、圃田、荥播，在陕西省的有弦蒲、扬纡，在宁夏、甘肃省间的有猪野等。山东省海边一带的涝洼地则称“海隅”。②这只是荦荦大者，较小的薮泽和与泽相连的沮洳地更是不胜枚举。

①引文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校订。

②杨毓鑫：《禹贡等五书所记薮泽表》、顾颉刚：《写在薮泽表的后面》，均载《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这种自然景观在《诗经》等文献中多有所反映。如《大雅·韩奕》把“川泽汗汗，鲂■甫甫”的“韩”地（在今河北固安县境）歌为“乐土”；《曹风·侯人》描写了捕鱼的水鸟鹈鹕停驻在鱼梁上；《曹风·下泉》则反映了地下水冒出地面的情形。郑诗、卫诗、陈诗也多谈到池沼中的水草和乘舟济涉等情事。黄河中游情况也是这样。例如汾河旁边当时就是大片的沮洳地③。《禹贡》和《诗经》中谈到黄土高原的两条“漆沮”：一为岐周之漆沮，这漆水纳雍水（今涬水），后入渭。雍水因“川雍为泽”而得名，亦称沮水。《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周颂·潜》：“猗彼漆沮，潜有多鱼”，都是描写它。另一条是泾东之漆沮，它与石川河有关，是与焦获泽连在一起的。在郑国渠未修前，这里是沼泽纵横、草木丛生、麋鹿成群的猎场，所谓“漆沮之从，天子之所”①，就是指这条漆沮。②《秦风·兼葭》、《小雅·鸿雁》、《小弁》也歌咏了芦苇丛生的茫茫泽国。

在荒远的太古时代，经常发生河道的自然堵塞，大雨时至，江河漫溢，遍地流潦是很自然的事。黄河流经结构疏松、植被较少、易于侵蚀的黄土区，挟带着大量的泥沙，更易泛滥。这样，在相对低洼的地方必然形成无数的沼泽沮洳。所谓“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③，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是黄河下游，原是一片浅海，黄土沉积虽快，一时也填不满；这里的沼泽相当一部分可视为旧日海底的遗迹。

气侯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除西周早期经历了一个寒冷时期外，普遍比现在温暖。《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位于今山东郯城县附近的郯国曾因家燕的最初到来确定春分，现在家燕春分时只到上海，十天到二十天后才到山东泰安等地。先秦竹类分布的北界比现在往北推移1-3°。按这两项事实推算，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一月平均气温比现在低3—5℃，年平均气温低1.5—2℃。①后世只见于热带、亚热带的某些动物，如象、犀牛、獐、竹鼠、獏、水牛等，在华北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以及有关文献中，亦有所发现。

黄河流域春季干旱多风，夏秋之际多雨易涝的情形自古已然。《夏小正》记载夏历一月“时有陵风”，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②卜辞中冬春两季有明显的盼雨、贞旱、求雨的卜辞以及缺雨的记载，表明当日的安阳与今日相似：年雨量变化颇大，常苦干旱，尤以冬春两季为甚。③《邶风·终风》谈到“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尔雅·释天》说“风而雨土日霾、阴而成风日曀”，正是春旱多风的黄土地带特有的现象。干旱是当时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之一。另一方③《诗·魏风·汾沮洳》。

①《诗·小雅·吉日》。

②辛树帜：《禹贡新鲜》第140—141页，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35—337页。

③《孟子·膝文公上》。

①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②《尔雅·释天》：“久雨谓之淫，淫渭之霖”。

③朱培仁：《甲骨文所反映的上古植物水分生理学知识》，《南京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二期。面夏秋间的霖雨也常常造成灾害。

森林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森林比今日多。但据《诗经》中木本和草本植物出现地点的统计分析表明，当时的森林一般生长在山岭丘陵和低隰地，而黄土高原和平原一般是莽莽的草原。草原植被中最有特征意义的是耐旱耐盐碱的蒿和莱。《诗经》所载四十一种旱生的草本植物中蒿属就占了十种之多。先秦文献中把荒地称为“草莱”，田休耕后就长满了莱，故休闲制称为田莱制。这种情况和二十多年来对第四纪黄土区域若干地点孢粉分析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正是这种半干旱草原自然景观的生动而扼要的记实。①黄河中下游的特点总的看，先秦时代黄河中下游农业环境有以下特点：（一）广大地区覆盖着疏松肥沃的原生或次生黄土；（二）在黄土高原和平原上，到处是长满蒿莱的草原，只有局部地区有森林；（三）薮泽沮洳很多，涝洼积水严重；（四）春旱多风，秋雨易涝，但气候比今日温暖，在半干旱草原为主的自然景观下，在沮洳薮泽及其周围地区即可以形成气候比较湿润、植被比较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

上述特点对先秦农业发生极大影响。它使黄河中下游成为我国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之一，并较早脱离了山地、向河流两岸平原地区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是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稻作分布比后世为广。当时在平原地区发展农业，排涝是突出的问题，由此形成以排水洗碱为目的的沟洫系统及与此相关的一套农业技术，成为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农业的最大特色。广大的草原隰皋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地盘。而以山林川泽为大本营的狩猎、采集、捕鱼等，在整个先秦农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黄河中下游的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处于蒙新高原范围之内。由于海拔较高，距海较远，雨量稀少，形成大陆性气候，土壤发育不良。总的来讲，呈现干旱草原与沙漠相间分布的自然景观，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但不同地区间的差别往往是很大的。如东北地区离海较近，雨量较多，森林密布，有肥沃的黑钙土，宜于农耕。内蒙阴山以南河套地区虽靠近蒙新①关于黄土地区古代植被情况的估计，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以上述论主要采取何炳棣的说法，见所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9年。另一些学者对黄河流域古代植被估计较高，如史念海先生认为：“从总的看来，当时黄河流域主要是森林地区。这个地区大致由渭河上游及更西的地区开始，一直到下游各地。黄河中游西北部则是草原地区。森林中兼有若干草原植被，而草原地区亦间有森林茂盛的山地。”（《河山集》二集，第352页）。作者认为从黄土的性质及其成因看，这种风化程度微弱，富含矿物质而缺乏腐殖质，黄色碱性本身，就说明它是在长期干旱的条件下形成的。这和卜辞及有关文献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在长期干旱的条件下，大面积的森林的形成是难以想像的。高原，实为黄土沃野的一部分。新疆部分地区或处草原沙漠区的边缘，或为内陆河流所流经，形成沙漠中的绿洲，存在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

长江流域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全流域温暖多雨。下游三角洲有大片冲积平原，中游有江汉平原，上游有成都平原，土壤肥沃，具备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这里河湖密布，地势卑下。《禹贡》中荆、扬二州土壤均为“涂泥”。《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江南卑隰”。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长江流域很早就发展了以种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先秦时代，长江流域还有一特殊地理现象，这就是“潜”、“沱”。《禹贡》荆州、梁州都有“潜、沱即道”的记载。《召南、江有汜》提到“江有汜”、“江有沱”。所谓沱，就是江水漶漫，或汇为湖，或别为支流的现象。所谓潜，就是山泉涌流所汇成的水面；水潜出后复伏流者为汜。①长江流域的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学会利用这种自然现象修筑陂湖塘堰，用以灌溉稻田。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包括云贵高原、两广、福建、台湾和湘、鄂、赣的南部，除珠江三角洲和河谷、海滨平原滩地外，全区山脉连绵、丘陵起伏、河川纵横、高温多雨。这里很早就是人类生息活动的地方，农业发生也不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晚，但因森林较多，大规模的开发是较晚的。

①牟树帜《禹贡新解》第157—162页，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

第二节　农具的发展

先秦农具的发展变化，为推进农业技术发展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制作材料的发展图十六商代青铜工具1.臿（湖北黄陵盘龙城“李”M2：3）2.斨（郑州二里岗C5T58：6）

3.斧（湖北黄陂盘龙城“李”M4：1）4.镈（安阳大司空村T2：002）

首先表现在制作材料方面，经历了石、木、骨、蚌农具→青铜农具→铁农具三个发展变化阶段。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除了大量使用较精制的石斧、石■、石■等农具外，还大量使用木器和骨器以及一些蚌器。考古学资料说明，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己有最早的铜器发现；龙山文化为铜石并用时代；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则进入了青铜时代，与“禹穴之时以铜为兵”①的传说相一致。青铜农具较多地出现是在青铜冶炼已相当发达的商、周时代。出土青铜农具的种类有臿、铲、、镰等。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青铜农具比之木、石、骨蚌农具轻巧锋利，硬度大，对劳动效率的提高有着重大作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发现过一个以铸造青铜为主的青铜作坊，并有范出土②，说明青铜使用、生产得较多。是用以垦荒和深翻的农具，而垦荒造田是当时重要的农事活动，青铜在这里最能发挥它的作用。不过，青铜农具还不能完全取代石器，只有铁器才能做到这一点。基本上完成了金属农具代替木、石、骨、蚌农具过程的时间是春秋中期以后，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①；“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②都反映了铁农具已为农家所通常必备的事实。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质量又有提高，大多使用韧性铸铁制造，具有坚硬锋利、刃口耐磨和耐冲击的性能，大大增加了使用寿命。

种类和形制的发展随着农具制作材料的变化和农业耕作的需要，农具的种类和形制也不断有发展。原始社会时期的农具一般可以分为发土、收割、加工三大类。商周时期，原始发土农具耒耜仍普遍使用，但形制有发展，出现了双齿来。传说夏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③，推测臿可能在夏代或更早些时候就出现了，①《越绝书》。

②《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①《管子·海王》。

②《孟子·膝文公上》。

③《韩非子·五蠹》。

它是适应农田开沟洫而发展起来的挖土农具。④耰，是这时期出现的另一新农具，《说文》：“耰，摩田器也”，当为碎土平田的整地农具。钱、镈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农具⑤，《王祯农书》均称为“古耘器”，即形制不同而功用略似除草的工具。这些农具的出现，反映在整地和田间管理上比原始社会农业有了明显进步。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有、镰、臿、锄、铲、耙、犁铧等，基本上已能适应开垦、耕翻、平整、除草松土、收割等主要生产环节的要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子牛”①；同时，在战国时的魏、燕、赵、秦等地区都有铁犁铧出土，说明战国时牛耕已逐渐被广泛采用。从木、石、骨、蚌农具到铁农具的发明、使用是生产工具上的革命；从完全的人力耕作到利用畜力是农耕动力上的革命。这两项革命对推动耕作技术的革新和奠定精耕细作传统的基础均有深刻影响。

图十七辉县出土铁工具1.铲2.V字形犁头3.4.凹字形铁刃臿5.一字形铁刃臿④《释名·释器用》：“锸，插也。插地起土也。”

⑤《诗经·周颂·臣工》：“庤乃钱、镈，奄观■艾。”

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第三节　我国最早的物候历和二十四节气的出现

物侯历和物侯诗

根据国内外民族学资料推测，在农业发明前，原始人类在长期的采集、渔猎生活中已积累了初步的物候和气象知识。农业产生后，由于掌握农时季节的需要，对物候的观察更加深入，从而成为人们掌握农时的最早一种手段。商、周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物候历和物候诗：《夏小正》和《诗经·豳风·七月》。《夏小正》经文只有463字①，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关生产的农耕、蚕桑、养马等。举“正月”的记载为例：物候：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音gòu，鸣叫之意），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气象：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

天象：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农事活动：农纬厥耒，农率均田，采芸。

从以上记载看，一是反映出远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很丰富。植物方面，对草本、木本都进行了观察；动物方面，凡鸟、禽、家禽和鱼类活动都己注意到了。二是记载时把物陕与农事并列，说明我国很早就把物候知识用来为农业生产服务了。

二十四节气历法是人们为了社会生产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长时间的纪时系统。我国古代历法起源很早，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出现原始历法。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在古代历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为了农业生产需要而发明的。节气是太阳位置，也即气候寒暖的反映，与农作物生长、收成有密切关系，所以农民对它非常重视。二十四节气是逐步产生的。首先产生的是冬至、夏至。《尚书·尧典》关于“四仲中星”①的记载，就是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正南天空的出现来定季节的方法。所谓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据研究，“四仲中星”这项观象授时的重要成果至迟到商末周初已取得。《左传·鲁僖公五年》记载鲁僖公曾于“日南至”那天登观台观看云色，并说当时“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分”、“至”、“启”、“闭”就是两分、两至、四立，说明春秋时已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了。虽然全部二十四节气名称在西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才出现，但战国末成书的《吕氏春秋》中已记载有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秦统一时制订的颛顼历，把历元定在立春，也证明二十四节气产生在秦统一全国之前。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便于掌握农时，因而我国民间一直沿用至今。

①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

①《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里昴，以正仲冬”。

农时概念物候历、物候诗和二十四节气的出现，说明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对农时的重视。农时概念肯定在原始社会农业出现后即已萌芽，但文字记载则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如关于耕垦的，“王大令众人曰：■田（集体耕作）。其受年？十一月”，①关于种植的，“贞：椎小臣令众（奴隶），黍（种黍），一月”②；关于畜牧的，“获刍（割草），七月”③等。西周时期，农时在《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中更有了详细记载。至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深刻认识到“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④，而且统治者已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证农民及时耕种，如农忙时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军旅）。庶民“不冠弁（成年礼）、娶妻、嫁女、享祀..”等。⑤①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第二卷，二，二八，五。

②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四，三○·2、4、53、4。

③商承祚《殷契佚存》五七○。

④《孟子·梁惠王上》。

⑤《吕氏春秋·上衣》。

第四节　农田耕作和作物栽培技术

农业土壤知识的积累

自从我们先民利用土壤肥力，刀耕火种以获得农作物收成的时候起，便不断地积累起有关农业土壤的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以前，人们已认识到“百谷草木丽乎土”①，对“土”和“壤”尚无明确区分。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土”和“壤”的概念开始形成，《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辨十有二壤..”，把土和壤作了明确区别；还说前者是为了“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后者是为了“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由此可看出“土”是泛指土地，“壤”指的则是农田土壤。

土壤分类、分级的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还有按质地、色泽、肥力等为标准的划分办法。记载这方面成就最系统的著作是《禹贡》和《管子·地员》。如《禹贡》中把全国“九州之土”划分为白壤、黑壤、白坟、赤埴墷、涂泥壤、坟垆、青黎（黎，黑色）、黄壤九类。

从《诗经》②中反映出西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施肥能使作物生长良好。

战国时期进一步提出了“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③的土壤生产力可以变化的辩证观点，为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奠定了理论基础。《管子·治国》：“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已总结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一是因土耕作，要因地势高低，定耕地措施；因土质不同，定耕地先后④；因土壤水分，定耕地时宜。⑤二是根据地势的高下、土壤的肥瘠来安排农作物的种植，《管子·立政》：“相高下，视肥，观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荀子·王制》中也说：“相高下，视肥，序五种。”因地布局农、林、牧、渔生产的思想春秋时已出现，公元前548年，楚国■掩提出要“功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土会之法”也是一种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渔生产的设想。①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先秦农业耕作制度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刀耕火种的“生荒耕作制”，人们用石刀、石斧砍倒树木，然后放火焚烧，既开辟了土地，灰烬又是天然肥料，种植几年后，肥力完了，就丢荒另开辟新地。根据浙江余姚河姆渡和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氏族村庄遗址看，人们已过着较长期的定居生活。据此分析，大约五六千年前，我国有些地区已进入了耜耕的①《易·离象传》。

②《诗经·周颂·良耜》：“茶蓼朽止，黍稷茙止。”

③《吕氏春秋·任地》。

④《吕氏春秋·辨土》：“上田被其处，下田尽其汗”；“必始于垆”，“必后其革内”。①《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在：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

“熟荒耕作制”阶段。这时，可以在几块土地上轮流倒换种植，不必经常流动到别处去新开荒。夏、商、周时期，熟荒耕作制普及盛行，而且技术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有计划地耕种和休闲，地力不像以前那样完全靠自然的过程来恢复，采取了“肖田”②、“灌茶”③、“烧薙行水”④的措施，在休闲地里灾杀草木，以助地力的恢复。这种熟荒耕作制，《诗经》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葘亩”①；“嗟嗟保介，维莫（暮）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畲？”②《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指出这是一块农田在三年中所经过的三个不同利用阶段，即第一年休耕长草，任其恢复地力；第二年清除草木，复垦为田，故谓新；第三年整治成熟，继续利用。春秋战国时期，耕作制已开始从菑、新、畲的休闲制逐步向土地连种制过渡。《周礼·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不易之地，岁种之”；“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这是根据土壤肥瘠划分的。说明在肥沃的土地上当时已采用连年种植的方式。《吕氏春秋·任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指的是禾、麦轮作复种制。战国晚期在我国有的地方轮作复种技术已开始萌芽，它为合理利用土地，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土壤耕作方面，西周时出现了垄作。《诗经·小雅·大田》：“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畝”。这些记载表明西周时亩已普遍存在。“亩”是高出地面的一种畦畴，也就是垄。随着垄作法日渐普及，亩逐渐趋向于规格化，一般以宽六尺，长六百尺为一亩。由于亩的大小逐渐固定，以亩为单位来计算面积也较方便，便由耕作方式演变成了一种地积单位。春秋战国时期，亩又叫“畎畝”，并形成了“上田弃亩，下田弃畎”的耕作法。就是说，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畎（沟）内，而不种在亩上，有利抗旱保墒；在低田里将作物种在亩上，而不种畎内，有利于排水防涝。对畎和亩的作法有一定的技术规格要求，即“亩欲广以平，畎欲小以深”①。这样的亩能“下得阴，上得阳”，②使作物生长发育良好。至于亩的耕层构造也要求上虚下实，即所谓“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者”③。由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和畜力的使用，为深耕准备了条件。《吕氏春秋·任地》：“其深殖之度，阴土（湿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前二句讲的是对土壤深耕的深度要求，后面四句讲的是深耕的作用。这时还提出了“疾耰”④、“熟耰”⑤的整地要求。“疾耰”就是在耕地翻土后及时将土块打碎；“熟耰”就是将土块打得很碎。这一技术要求是适应了黄河流域春多风旱，水分蒸发量大的气候特点而出现的。耕地翻土②张政■《甲骨文的“肖”与“肖田”》，《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③《夏小正·七月》。

④《礼记·月令》。

①《诗经·小雅·采芑》。

②《诗经·周颂·臣工》。

①②③《吕氏春秋·辨土》。

④《管子·小匡》：“深耕、均种、疾耰”；《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耰”。⑤《庄子·则阳》：“深其耕而熟耰之”。

后把土块及时打碎可切断土壤毛细管的蒸腾作用，减少水分蒸发，以利播种。《吕氏春秋·任地》中还提出“凡耕之大方：力（坚密）者欲柔（疏松），柔者欲力；息（休闲）者欲劳，劳者欲息；棘（瘠薄）者欲肥，肥者欲棘；急（保肥力强）者欲缓（保肥力弱），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的耕作五大原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在土壤耕作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农田水利技术史称禹“尽力乎沟洫”①，说明夏代已开始有田间沟洫。《尚书·梓材》：“若稽田，既勤敷葘，唯其陈修，力厥疆畎”；《诗经·大雅·绵》：“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宣”是宣泄，即开沟排水②。这种沟洫当时主要用于排除田间积水。

人工灌溉，西周时也已出现，《诗经·小雅·白华》：“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意即利用滮池之水灌溉稻田。又《诗经·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挹彼注兹”就是取水灌溉之意。以上说明西周时已掌握引水灌溉和取水灌溉两种人工灌溉方式。水源的利用，除河水外，泉水也已被利用。《诗经·大雅·公刘》：“观其泉流”，就是考察泉源，利用泉水进行灌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农田沟洫制度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及其灌溉渠系。这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特点是：工程规模从中小型突破到大型；工程技术开始从单纯泄洪和灌溉走向防旱、防沙、填淤、洗碱，以至航运等综合利用；水源则从地面水利用发展到地下水的开发；以及因地、因水制宜发展成多种类型水工建设。这时期先后出现的著名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有：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至今仍有效益的防洪灌溉分水工程都江堰，大型渠系灌溉工程郑国渠和多首制引水工程漳水渠等。

关于灌溉技术，古文献中只有零星的记载。《吕氏春秋·任地》中有“甽（畎）浴土”，可能是一种深沟灌水法，除浸润作物外，并有浴洗盐碱土壤，溶解带走有害盐分的作用。《周礼·地都江堰工程布置示意图图十八官稻人》中有关于灌溉渠系分水、配水和排水情况的记载：“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即修筑陂塘等蓄水工程为水源（以潴蓄水）；挖渠筑堤束水导入干渠不使水流失（以防止水）；由干渠分流支渠，再到斗渠，水平缓而畅流（以沟荡水）；通过沟渠平均地把水分流到田头小沟（以遂均水）；然后再由小沟流入田间，四围筑①《论语·泰伯》。

②夏纬瑛《诗经中有关衣事章句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起田埂留住水（以列舍水）；有涝情时则通过大浍排泄到川中（以浍泻水）。图十九桔槔井灌在战国时相当普遍，而且已从抱瓮灌溉发展到使用简单的提水机械——桔槔进行灌溉。

施肥技术的出现《诗经·周颂·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西周时人们已认识到腐烂在田里的杂草，能使作物生长茂盛。我国施肥技术明确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是在战国时期。《荀子·富国》：“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韩非子·解老》：“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溉”；《吕氏春秋·季夏纪》：“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期农田已普遍使用肥料而且同培肥田土联系在一起。《周礼·地官·草人》记载说：“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同时，指出了具体的土化方法。所谓“土化之法”，据郑玄注释，就是“化之使美”，即用粪肥改良土壤的意思。以肥改土技术在我国不仅发明得早，而且成为我国以后农业生产中的一个优点。

选种和播种技术当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就需要有所选择，所以选种的历史很悠久。我国古代农作物选种和品种概念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诗经》。

《诗经·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糜维芑，维糜维芑”。“嘉种”，孔颖达《疏》：“善谷之种”，即良种。《毛传》解释秬、秠、糜、芑分别为黍和菽中的二个不同品种。反映出周代已有作物品种和良种的概念。关于作物的不同类型也有记载，《诗经·幽风·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诗经·鲁颂·閟宫》：“黍稷重穋，稙穉菽麦”。《毛传》：“后熟曰重，先熟曰穋”；“先种曰稙，后种曰穉”。可知这些是指收获期的迟早和播种期的先后各不相同的类型而言。事实上，西周时的作物种类和品种之多远超过这些诗句中所列举出来的。

播种前的选种工作，西周时也已出现。《诗经·大雅·生民》：“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其中“种之黄茂”、“实方实苞”讲的就是选种。“种”在这里作动词用，为选种之意；“黄茂”是光润美好之意：“方”和“苞”为大而饱满之意①。总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要选择色泽光润美好和大而饱满的籽粒为种子。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播种很重视，播种技术也相当进步。在播种方法上提倡条播，认为条播有“茎生有行，故遬（速）长；弱不相害，故遬（速）大”②的优点。在播种密度上指出“慎其种，勿使数（密的意思），亦无使①夏纬瑛《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②疏”③：并注意到“树肥无使扶疏，树硗不欲专生而族居”④，即肥地宜密，薄地宜疏，要合理密植的意思。在覆土要求上是“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⑤。在株行距上则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做到“正其行，通其风”⑥，即要求纵横成行，保证田间通风。出苗后还要“长其兄而去其弟”⑦，即留强苗间去弱苗。

田间管理技术原始农业生产中只有播种、收割和产品加工三个环节。到了商、周时期，田间管理已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甲骨文中的“遬”，古文字学家认为是双手壅土培苗的形象①。那么，田间管理中的除草、培土技术当萌芽于商代，《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毛传》：“耘，除草也；籽，■（壅）本也”。《诗经·周颂·良耜》：“其镈（锄类）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两段诗反映出西周时已用金属制的镈来除去田间杂草，并认识到中耕除草对作物生长所起的良好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提出了“易耨”、“熟耘”，即多除草，除干净的要求。《吕氏春秋·任地》中提出的“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就是这个要求的具体化。

“秉畀炎火”②，以火治虫的技术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已采用。战国时期还用深耕的办法来消除或减轻草害和虫害，《吕氏春秋·任地》：“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

③④⑤⑥⑦《吕氏春秋·辨土》。

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让，1956年版。

②《诗经·小雅·大田》。

第五节　粮食作物的主要品种及其产地

粮食作物，古代称作谷。谷的品种相当多，故有“百谷”之称。其中主要的品种，是“五谷”。《孟子·告子》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关于五谷的解释，说法不一，而多用以指黍、粟、麦、稻和大豆。这五种谷，在先秦时期固然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一直到现在还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保持它们的传统地位。

黍甲骨文中黍字作■，上部系穗形披散，正是黍的特征。黍原产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发现。《夏小正》中有种黍、耰黍的记载。卜辞中黍字凡百余见，其他粮食作物的字多者数十见，少者数见、一见。黍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亦占各种作物的名称的首位。可见黍在夏商西周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这是因为黍有耐旱、耐碱、生育期短的特点，正好与黄土地区干旱多盐碱地的自然条件相适应。黍类与杂草竞争能力强，尤其适宜在新垦田中种植，在农垦之初种植特别普遍。但它的产量不及粟，其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亦次于粟①。

到了春秋时代，黍的地位明显下降。《春秋》重视禾麦，罕言黍。人们以黍配鸡饷客，可见黍是比较珍贵了。但在北方，黍仍然保持它作为主粮的地位，如《孟子·告子》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征时沿途国家多以■麦相饷。■也是黍属，粘者为黍，不粘者为■。

粟粟，在先秦时代亦称禾、稷、齋。粟耐旱，也是黄土地区天然适应性的植物，被公认原产于我国黄河流域。从考古材料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即已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甲骨文中禾字作■，表现了粟穗攒聚下垂的特点，是粟的原始象形字。由于粟早已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卜辞中的禾已成为粮食作物的共名①。于是又出现了齋作为粟的专名。甲骨文中，齋字出现的次数仅次于黍。在《诗经》中，禾是谷类总名，间或亦作粟之专名，而更多是以稷名粟。稷之未秀者称苗，稷实称粟，好粟为粱。稷在《诗》中出现次数虽比黍略少，但加上其别称禾苗，粟及别称粱、秬、芑，则出现次数多于黍及其别称，正与粟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相当。②春秋时代，①黍好吃，但产量低，为贵族常食，一般平民以稷为食，丰年亦食黍饭，如《周颂·载芟》：“或来赡汝，载筐及筥，其饟伊黍”。郑笺：“丰年之时，虽贱者犹食黍。”孔疏：“《少牢》、《郊特牲》大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子卯■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卜辞中黍出现次数特多，是由于殷人好酒，黍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且商代新垦田较多，故频繁卜测黍之年底。

①卜辞中有“受黍年”、“受來年”、“受齋年”而无受禾年，即其证。②近世学者多有训稷为黍属之不粘者，这是因为唐宋以后稷、■音近而被误认为一物的缘故。其实稷与■的古音并不相同，唐以前学者训稷为粟，明确无误。自新石器时代以迄隋唐，粟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粮食作粟的地位继续上升。《左传》所载谷物以禾为多。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论语》中粟作为民食，作为俸禄，作为赋纳，出现次数最多。以后《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书均菽粟并称，视其为当时人民的主粮。《吕氏春秋·审时》，则把禾放在粮食作物之首。由此可见，粟在先秦时代始终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麦甲骨文中有来字作■■，是小麦植株的象形，上部有下垂的叶子，穗直挺，似强调其芒。《说文》：“来，周所受端麦来，一来二缝（缝即夆，指麦芒），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贻我来牟。”剥去这一传说神秘的外衣，它只是表明小麦和大麦并非黄河流域的原产，而是传入的作物。正因为如此，在卜辞中来已用以表示行来的来了。于是又在来下加文作为小麦的名称，这就是麦（■）字。迄今为止，黄河流域没有发现过东周以前的小麦遗存。最早的小麦遗存发现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距今约3800年左右，初步鉴定为普通小麦。在距今2800年的天山北麓巴里坤石人子第遗址中亦有炭化小麦出土。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现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亦有麦。这些事实表明，原产西亚的小麦很可能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进中原的。传进时间当在原始时代之末或文明时代之初。

先秦时代种植的麦类包括小麦（称麦，古称来）和大麦（称麦，古称早），一般秋种夏收，被称为“谷之始”（《管子·轻重己》），有“接绝续乏”之功，亦利于作物轮种。但需水量比粟黍大得多。因此，它在黄河流域是随着金属工具的推广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发展的。商代和西周麦类种植并不普遍。①春秋时代以后，麦作在近海而雨量稍多的黄河下游地区获得较大发展。春秋时代东方《诗》多有言麦者，如《卫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种麦面积似已不小。《左传》中种麦的记载更多。据《周礼·职方氏》并郑注，产麦的有青、兖、豫、并四州，与东周诗和《春秋》经传所载大体相合。《礼记·月令》季春“祈麦实”，孟夏“登麦”，仲秋“劝种麦”，对种麦十分重视，主要反映了春秋以后东方情况。相比之下，黄土高原直到汉代种麦还是不多的。

稻我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早在距今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发达的稻作文化。《周礼·职方氏》辨天下之财用，周知其利害，“扬州宜稻”，物。稷被尊为五谷之长，并成农神之称呼，这就象禾由粟的专名转变为谷类共名一样，是粟在粮食作物中崇高地位的反映。古人言五谷者，多有稷而无粟。《周礼·职方氏》、《礼记·月令》所载主要粮食作物中，亦有稷无禾，《吕氏春秋·审时》、《睡虎地·秦简·仓律》中则有禾而无稷，而其余作物各书所载即大略相同。显然稷就是禾，就是粟，否则，于文献记载，于考古发现都是说不通的。①卜辞中麦字除后期用作地名外，仅十余见，一条“食麦”，其余均为“告麦”，这是为掠夺邻近部落麦田而进行的占卜。《诗经》中的西周诗，麦仅见于黄土高原的陕西。

“荆州宜稻”。《史记·货殖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些材料说明我国南方自古产稻；种稻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代北方产稻地区比现在为广。《史记·夏本记》说大禹治永后在北方发展水稻生产。《周礼·职方氏》载除荆、扬宜稻外：青、幽、兖、豫、并亦兼宜稻，唯雍、冀二州未言宜稻。但从《豳风·七月》、《唐风·鸨羽》、《小雅·甫田》、《白华》、《周颂·丰年》、《鲁颂·閟宫》等诗篇看，雍、冀二州也产稻。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黄河流域先秦时代比今天温暖，宜种稻的下隰地较多。战国时代下隰地虽然减少，但农田灌溉发展起来了，尤其是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盐碱地，相当一部分在灌淤后改为稻田（漳水十二渠及郑国渠即其例），这使北方的稻作继续得到了发展。先秦时代北方种稻地区虽然很广，但种植面积却不大，在黄河流域的作物构成中，稻比不上黍稷甚至菽麦的地位。稻和粱都是珍贵的食品，食稻和衣锦一样看成是高级的享受。先秦北方的稻大多是用来酿酒的。

大豆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大豆原产地。大豆在先秦称菽。菽字始见于金文。在《大雅·生民》中，周人追述其先祖后稷从小种植“荏菽”，亦即大豆。这意味着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有大豆的栽培。但目前最早的大豆实物遗存，是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时期大豆。《豳风·七月》及《小雅》一些篇章中谈到烹菽、采菽和获菽。除栽培大豆外，似乎还在采集野生大豆。东北地区诸侯似乎很早就种大豆。《逸周书·五令解》记载山戎（山戎是与东胡有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春秋时在燕国之北）向周成王贡献特产“戎菽”。《管子·戎》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这大概是一种优良的大豆品种，进入中原后，深得中原人民珍爱，获得迅速推广。春秋末年及战国时代，诸子书言民食多把菽粟并提，说明菽已居主要粮食地位。①从睡虎地秦简有关资料看，菽、麦的价钱比禾（粟）贱，说明大豆生产直到战国末期仍然是很普遍的。

大豆生产在战国时代迅速发展并非偶然。战国时代从休闲制转变为连作制，而豆科作物与禾谷类作物的轮作正好适应了新条件下维持地力的需要。大豆可以春夏两季播种，是一种“保岁易为”的备荒作物。它对土壤和气候条件的要求不高，山区隙地都可种植，这也适应了当时扩大耕地面积的需要。粮食作物构成和布局先秦时代粮食作物构成和布局有如下特点：第一，粟一直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其地位逐步下降。水稻自大禹在中原地区推广后，在黄河流域分布之广泛仅次于黍稷。麦、菽是重要粮食作物，其地位在春秋以后不断上升，尤其是菽，成为战国时与粟并列的主粮。麻在粮食作物中不占重要地位。从先秦实际情况看，①如《墨子·尚贤中》：“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荀子·王荆》：“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五谷应为黍、稷、稻、菽、麦。

第二，商代和西周，大抵以黍、稷为主。春秋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以禾、麦为主，黄河中游地区仍以黍、稷为主。战国时代以粟、菽为主。

第三，从地区看，黄河中下游以粟、黍、菽、麦等旱粮为主，长江流域及以南以水稻为主，北方以黍■为主，西方以■麦为主。

第六节　园艺、林、牧、蚕桑业的生产技术

园艺技术

人工栽培蔬菜、果树的园圃至迟在商代已出现。甲骨文中有■、呇、■①三字，古文字学家考证为三种不同写法的“圃”字。甲骨文中还有“囿”字。囿内也种植蔬果。《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菜圃和场地相结合，说明西周时园圃还是一种附属于农业的经营。《论语·子路》中提到了“老农”和“老圃”。“老圃”就是专门经营园艺的老农。春秋战国时期，人工栽培或人工保护的蔬菜已有瓜、瓠、菽、韭、葱、薤、蒜、葵、蔓菁、菱、荷、芹、笋、姜等十五六种①。人工栽培的果树有桃、李、梅、杏、枣、梨、桔、柚、榛、栗等十多种。关于园艺栽培技术，古文献中也有零星记载。一是有了明确的地宜观点，《管子·地员》对各类土壤适宜的果木作了论述，如“五息之土”宜生长枣；“五沃之土”宜生长梅、杏、桃、李、棘、棠；“五位之土”宜生长桃、枣等。《周礼·考工记》，还指出桔不宜种于淮北，“桔逾淮而为枳”。《吕氏春秋·师尊》则有“治唐园，疾浸灌”的记载，意思说种植蔬菜的园子须及时灌溉。

林业技术人工植树造林，文献记载始见于周代。《诗经·郑风·将仲子》：“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说明一般农家已在家前屋后种植经济林木了。春秋战国时已出现大片的桑林、漆树林②。“为畿封而树之”③、“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④、“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①，“列树以表道”②等记载说明当时已注意修造防护林和种植行道树了。随着植树经验的积累，认识到不同地形、不同土壤对林木生长发育的影响，形成了初步的树木生态观念。《管子·地员》记载说：“五息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坟在衍，其阴其阳，皆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敷大，条直以长。”

对森林的保护也予以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严禁烧山，提出“修火宪，养山林”，③制订防火措施以护养山林。二是禁止滥伐，强调“斧斤以时入山林”④；“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⑤。林木砍伐①杨树达《卜辞求义》9页；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六、六；土襄《簠室殷契类纂》16页。①酆裕恒《公元前我国食用蔬菜种类探讨》，农业出版社，1958年。

②《韩非子·显学》：“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訾谤”；《周礼·地官·载师》中提到了“漆林之征”。③《周礼·地官·封人》。

④《周礼·夏官·掌固》。

①《周礼·夏官·司险》。

②《国语·周语中》。

③④《孟子·梁惠王上》。

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周礼·秋官·柞氏》：“夏至日，令刊（砍）阳木而火之；冬至日，令剥阴木而水之”：《礼记·月令》则记载说，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三是设置“山虞”、“林衡”等官员负责管理。

畜牧技术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已相当发展，在家畜外形学和家畜繁殖、饲养、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出现了兽医。相畜术，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了初步发展。如相马，除了对毛色的重视外，还重视齿形和体形的选择。据《吕氏春秋·观表》记载，战国时有十个著名的相马专家：寒风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髭、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

繁育技术。重视适时配种，《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腾马游牧于牧。”保护幼驹和孕畜，《周礼·夏官·校人》有“执驹”的记载，就是在春季马交配时严格管束好幼驹，使其不混杂于牝马之间，滥肆交配而影响正常生长发育。“仲夏，游牝别其群，则絷腾驹”，“游牝别其群”①，则是把孕育分群放牧，以免受到他畜的伤害。三是使牝、牡头数有适宜比例，《周礼·夏官·校人》：“凡马，特居四之一”。即比例为三牝一牡才能使牝马不空怀，提高产驹率。掌握去势术是我国古代畜牧兽医技术的一大成就，《夏小正》中的“攻驹”，《周礼·夏官·校人》中说的“攻特”都指的为雄马去势。甲骨文中则有关于阉割猪的字符：■、■。牲畜经过阉割就能膘肥肉壮，性情温顺既便于饲养，也提高了经济价值。

饲养管理技术。放牧技术，有了一定的放牧地，《诗经·鲁颂·》：“牡马，在坰之野”，“坰”就是牧马之地；放牧时间也有规定，《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中有所谓“凡马，日中（春、秋分）而出，日中而入”的说法。牧地管理技术方面，《周礼·夏官·牧师》中有“孟春焚牧”的记载，郑玄解释说：孟春焚牧是为了“除陈草生新草”，使牧地有充足的优质牧草供牲畜食用。舍饲技术，《周礼·夏官·圉师》中有“春除蓐，釁厩；始牧，夏庌（庑也）马”的记载，意思即春天始出牧时，要清除马厩中的褥草、垫土，使之清洁；夏天要把马系于庌中使之凉爽。军马管理技术在《吴子》，一书中已有初步总结，饮食上强调要“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在居住上要“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在调教上要“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在骑具上要“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在使役上要“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穷马”①等。

栽桑养蚕技术1.蚕槡（宴乐射猎采桑纹铜壶）

⑤《荀子·王制》。

①《吕氏春秋·十二纪》。

①《吴子·治兵第三》。

2.低干桑（辉县琉璃阁出土采桑纹铜壶盖）

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桑树已大量进行人工栽培，并从自然生态的乔木形过渡到人为经济利用的各种栽培形式。从战国时期的一些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桑树的多种剪定形式。“宴图二十战国铜器上的桑树乐射猎采桑纹铜壶”②上绘的是美观而又符合高产养成的乔木桑。“采桑猎钫”①上则有两株不同类型的桑树，一株是乔木桑；另一株是经过剪定修正的高干桑。在“采桑纹壶盖”②上看到的是低干桑的图象。有人认为这种低于养成形式即后世所谓地桑或鲁桑③。

养蚕技术方面。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首先是有了专用的蚕室，《礼记·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其次，有了成套的蚕具设施“曲、植、蘧筐”④，即蚕箔、蚕架、采桑筐等。第三，有了浴种消毒的措施。蚕种表面附有鳞毛、蛾尿等污秽之物，往往是病菌窝藏之所，在孵育蚕种前“奉种浴于川”⑤，能起到一定的消毒防病作用。此外，还知忌喂湿桑叶，要把湿叶“风戾以食之”⑥。

②杨宗荣《战国绘画资料》。

①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

②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图》。

③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④《礼记·月令》。

⑤⑥《礼记·祭义》。

第七节　狩猎、采集、捕鱼和植树的活动

狩猎

商代狩猎活动比较频繁，卜辞中常有狩猎的记载。猎获量最多的动物是鹿类和狐，还有豕、兔、马、鸡以至虎、兕象等。有时，一次猎获鹿可达几百头，可见其规模是很大的。西周春秋，狩猎仍然常见于记载。《逸周书·世俘解》谈到了武王克殷后进行的狩猎活动，《诗经·小雅·吉日》、《车攻》、《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秦风·驷■》等都描述了西周春秋王室贵族大规模狩猎的场面。《周礼》言田猎者甚多，“山虞”“川虞”“迹人”等的职掌都与狩猎有关。但这时的狩猎一般已在农闲进行，且与军事演习相结合。《左传》隐公五年说：“故春搜、夏苗、秋弥，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对劳动人民来讲，狩猎是肉食来源之一（如《豳风·七月》载冬闲时农夫狩猎捕得小野猪可以归己），但狩猎的主要意义还在于保护农业生产。因为当时地旷人稀，鸟兽尚多，为害庄稼。如《春秋》庄公十七年记载多麋成灾。因此，对付野兽是一件要紧的事。《周礼》中有“雍氏”一职，“春令为阱获”，“秋令塞阱获”，就是一种对付野兽保护农田的措施。对于各级贵族来讲，狩猎除了是一种娱乐活动以外，也是和“祀与戎”相联系的：一方面进行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以擒获作为祭品。西周春秋各级贵族多有供狩猎游乐的园囿。不过到了春秋晚期以后，这种狩猎活动已受到限制，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禁止丰卷田猎，说是“唯君用鲜，众给而已”。《管子·问》“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弋猎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反映它在战国时代确实是趋于衰落了。

采集

先秦时代野生植物的采集仍是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

从《诗经》记载看，当时采集活动很频繁，采集范围很广泛。其中很多是佐食的野菜，如荼、堇、荠、芑、莫、葑、葍、蓫、■、蕨、薇、卷耳、荇菜等等。《诗经·豳风·七月》反映当时农民除了吃黍、稷、菽、麦、麻等粮食和瓜、枣等蔬果外，还采食野生植物荼（苦苣菜）、鬱（郁李）、■（■，俗称野葡萄）等。《礼记·月令》：“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荀子·王制》谈到的山林川泽中的“百索”，也就是百蔬。《周礼·冢宰》的九职中“八曰臣妾敛疏材”。疏材也是指“百草根实之可食者”（郑玄注）。这些蔬食之所以仍有必要，是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尚不够稳定，受自然灾害威胁较大，所以它们除平时辅助主食外，凶年还可以作为度荒食品。故《尔雅·释天》说：“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

不过对诗经时代的采集业也不宜估计过高。第一，《诗经》中采集对象除佐食的蔬菜外，还有作为衣着原料的如葛、菅，作染料的如绿、蓝，作药用的蝱（贝母）、萱草、艾、养蚕用的蘩以及饲料薪柴等等，总之，以蔬菜和生活用品为多，并非主要食物来源。第二，《诗》言采者甚多，但并不都是野生植物。如《鄘风·桑中》：“爱采麦矣，沫之北矣。”黄河流域并无野生小麦，故采麦与获麦同义。准此，则《诗》中所谓“采葑采菲”，所谓“采采芣芣”①都可能是指栽培植物的收获。第三，《诗经》中某些采集活动是带有宗教意义的，是原始社会的历史孑遗。如《召南·采苹》：于以菜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烹）之？维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之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诗中少女主持祭祀正是原始社会妇女领导进行采集活动在宗教上的再现。《左传》隐公五年：“君子曰：苹蘩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同样是对采集时代的一种朦胧的回忆，不能说明采集仍在周代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捕鱼业和人工养鱼先秦时代薮泽众多，江河浩淼，有利于鱼类的繁殖，《诗·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诗·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诗》中这类记载很多，真所谓“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①。因此，捕鱼业是比较发达的。

《夏小正》中不但以“鱼陟负水”、“獭祭鱼”作为捕鱼季节到来的物候标志，而且有“虞人入梁”的记载。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商代有时把鱼用作祭品，商王也参加捕鱼活动。《诗经》中许多诗篇涉及捕鱼，捕鱼方法有钓、网，梁和笱（人工鱼梁）以及潜（人工鱼礁）等，网具有罛（大拉网）、罩（竹鱼罩）、九罭（百袋网）、汕（撩网）等，所载鱼类则有鳣、鲔、鳟、鲂、■、、鲿、鲨、鰋、鲤、鳖、鲦等，反映出捕鱼业的繁荣。

除河流湖泽中产鱼外，东方沿海地区又产海鱼。《禹贡》中青州贡“海物”，徐州贡“鱼”，都是海产。《周礼·职方氏》青州、兖州“其利蒲鱼”，幽州“其利鱼盐”，其中的“鱼”，相当部分当是海产，齐国即以产鱼著称。《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通鱼盐。齐景公时代设“祈望”管理“海之蜃盐”。而陈氏厚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①，说明齐国大贵族也有经营海鱼生产的。

捕鱼是先秦时代人们肉食的重要来源。“炰鳖鲜鱼”②是贵族的佳肴。

《周礼》中有“人”“掌以时，为梁，春秋献王鲔，辨鱼物为鲜薧，以供王膳羞。”又有“鳖人”掌供应王室鳖类食品。由于大牲畜向役用发展，鱼类食品在一般人的肉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孟子在谈到民食时就是把鱼鳖同五谷和鸡豚狗彘之畜并提的③。《诗·小雅，无羊》“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惟丰年。”郑笺云：“鱼者，众人之所养也，今众人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由于鱼为庶人常食，故亦为庶人祭祀之品。《国语·楚语上》：“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土有豕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

随着捕鱼业的发展，人工养鱼在先秦时代亦已出现。卜辞中有：①据游修龄先生考证，“芣■”是薏苡。见所著《古农书疑义考释（四则）》，《浙江衣业大学学报》第6卷第1期，1980年5月。

①《孟子·梁惠王上》。

①《左传》昭公三年。

②《诗·大雅·韩奕》。

③《孟子·梁惠王上》。

“贞，其雨，在圃渔。”（后上三一、二）

这里的圃应与园囿相类，是在圈围起来的一定范围内保护、繁殖和利用野生动植物的地方。在圃中生长的鱼可能是人工养鱼的萌芽。《诗·大雅·灵台》：“王在灵沼，於牣鱼跃”。郑笺：“灵沼之水鱼盈满其中，皆跳跃，亦言得其所。”灵沼是周文王在丰京宫城修的水池，故其中之鱼当为人工养殖。又《孟子·万章上》载：昔者有馈生鱼予郑子产，子产使校人（赵注：主池沼小吏也）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

可见周代人工养鱼确实开始了。以上两例都是在园囿中养鱼，这种经验必然会推广到人工陂塘中去。《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战国至汉初的大宗农产品商品生产时，有“水居千石鱼陂”一项，这种大规模的陂塘养鱼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必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饭稻羹鱼”是楚越地区经济生活的重要特点，在这基础上可能较早地发展了人工养鱼。《吴越春秋》载：“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涘六谷之广，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数千万，越国当富盈。”这反映了吴越之地很早就有人工养鱼的池沼，而这种池沼可能是和用于稻田灌溉的陂塘结合在一起的。所谓《范蠡养鱼法》虽是西汉入托名范蠡之作，但亦当与南方养鱼比较发达有关。又《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成都平原也建造过养鱼的陂池。

人工植树造林的开始人类砍伐利用林木是很早开始的，但人工植树造林却发生较晚。从现有材料看，植树始见于周代文献。如：彼乐之园，爰有树檀。（《诗经·小雅·鹤鸣》）

荏染柔木，君子树之。（《诗经·小雅·巧言》）

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诗经·郑风·将仲子》）

树之棒栗，椅桐梓漆，爰作琴瑟。（《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最初的植树，大概就是发生在园圃和住宅宫室的周围。不过，周代的植树已不限于上述范围了。如《秦风·晨风》：“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种檖（梨树）于野外的下隰地中。《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使陈，看到陈国“道无列树，认为是亡国之征，说：“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可见种植行道树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左传》襄公九年，“诸侯伐郑，..斩行栗”，这里说的就是行道树。据《周礼》所载，当时在封疆沟涂、城郭旁边都种植树①。春秋晚年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和不合理的樵采牧猎，山林的破坏在有些地方仍然比较严重。如《孟子·告子上》载：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正因为这种情况的发展，人们保护林木的呼声更高了，人工造林也获得初步的发展。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①见周礼之《地官·封人》、《夏官·司险》、《掌固》。

郑大旱，（子产）使屠击，视款，树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韩非子·显学》称“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訾谤。”此处以桑名山，当系人工树艺之桑林。所以子产对砍伐林木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周礼·载师》提到了“漆林之征”，当时人工种植之漆林大概也是比较普遍的。《荀子·解蔽》：“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也反映了当时人工林确是存在的。《荀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管子·小权修》托言管仲：“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可见春秋战国时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对植树造林是很重视的。

不过，总的来讲，对我国先秦时代植树造林的估计不宜过高。当时植树造林的规模较小，范围较窄，以宅旁行道植树为主，树木种类则主要是经济林木，如做车轮的檀树、做琴瑟的椅桐梓漆、养蚕的桑树，以及果树等。对山林中的林木，一般只是加以保护和管理。

第八节　农业生物学知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之有关的生物学知识也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

人们如对那些适宜于农作物和畜养动物的自然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就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来改造自然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这门学问今天叫做动植物生态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春秋战国时期己较丰富，《管子·地员》就是一篇代表作。《地员》基于“草”和“土”的辩证认识，把植物与生境视为统一整体，明确指出“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意思是说，植物与生长环境——地势是相互联系、有规律可循的，不论是山地、平原或水泉都各有其所宜于生长的植物。《地员》作者还在考察了“九州之土”十八种土壤的性能及其植被（包括农、林、牧、渔）分布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每州（土）有常，而物有次”的概念，认为人们可以根据每种土壤各有其所宜于生长的动植物这一规律来计划农业的布局。

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必须对动植物的不同种类加以辨别和分类。从甲骨卜辞中有关动植物名称可以看出，商代人们已根据动植物外部形态特征来进行分类。春秋成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动植物分类的初始体系。《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把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动物又细分为毛（兽类）、鳞（鱼类、蛇类）、羽（鸟类）、介（龟鳖类）、驘（自然界人类，包括猿猴类）。植物则细分为皂物（柞、栎之属）、膏物（杨柳之属）、核物（核果类，李梅之属）、荚物（荠荚、王棘之属）、丛物（萑苇之属）五类。《考工记》还将动物归总分为“小虫”和“大兽”。小虫，相当于今天之无脊推动物；大兽，相当于今之脊推动物。战国时开始汇集的我国最早一部辞书——《尔雅》则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这些分类认识，为我国以后动植物分类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在人口比较密集地区，生物资源的破坏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保护生物资源。对植物资源，主要是林木，提出“发（伐）必有时”①；采伐方法提出了“泽不伐夭（幼小，未长成的树）”、“山不槎蘖（根旁的小树苗）”②，就是说伐木时要保护天然更新的幼树。对动物资源的保护禁令内容有：“不杀胎”、“不覆巢”③，即禁覆巢取鸟卵和杀害孕兽；“不殀夭”、“不麛不卵”④，即禁止猎取一切鸟兽的幼仔；“牺牲毋用牝”⑤，不许用母鸟、兽为祭品；季春三月，“田猎、罝、罘、罗、罔、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⑥；三月为鸟、兽孵乳时节，绝对禁止打猎，捕捉鸟兽的各种器具和毒饵一律禁止使用。捕捞鱼类也要“取之有时”，“鼋、亀、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①，“数罟不入洿池”②，即不许捕捞小鱼。二千多年前就①《管子·八观》。

②《国语·鲁语》。

③④《礼记·王制》。

⑤⑥《礼记·月令》。

①《荀子·王制》。

②《国语·鲁语》。

有这样考虑周到的生物资源保护思想是很难能可贵的。

第九节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

《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六论”的最后部分“士容论”中。它们是“士容论”的后四篇，内容与前二篇无关联。其所以被收录，完全是为了体现“百家兼收并蓄”的宗旨。这四篇农学论文可能出自战国时期农家学派之手。书中记述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和理论，与同时期其他诸子著作中提到的很相似。讲的是战国末期的一般情况，而非专指秦地而言。《上农》等四篇，大致阐述了农业生产中的四个大问题。《上农》讲的是重农思想和政策；《任地》讲土地利用；《辩土》讲耕作栽培；《审时》讲农时。具体涉及农学方面的问题主要有：（1）从巩固国家、社会安定、安土重迁等方面反复阐述重农的必要性：“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议），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徒，重徒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反之，“民舍（■）本事末，而不令（不服从命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事末则其产约（财产轻便），其产约则轻（容易）迁徒，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①。（2）第一次明确提出天、地、人为农业生产的三个因素：“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②把人放在第一位，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也重视客观因素。这一看法，以后一直成为我国传统农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3）全面总结了土壤耕作的经验，首先是前面已讲到的土壤耕作五大原则，把土壤耕作的基本任务提出来了。其次，总结了因时耕作和因土耕作的技术操作及其主导思想，初步提出了我国传统耕作技术的理论。（4）系统地总结了垄作的栽培经验，成为我国最早、最系统论述垄作栽培的文献。（5）具体总结了适时耕作同产量和质量的关系。《审时》篇根据对禾、黍、稻、麦、麻、菽六种作物“得时”、“先时”、“后时”的生长状况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指出“得时”者则“稼兴”、“米多”、“味甘”等，反之则为另一种情况。从而深刻地指出了掌握农时与提高产量和质量的关系，为“不违农时”的栽培原则提供了论据。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六国”时的农学作品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等，但这些文献都已散佚，只有《上农》等四篇保留至今。因此，它成了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资料。《上农》等四篇在农业思想、传统农学操作方面所提出和论述的问题都是在此以前所没有的；而且有些认识，如对垄作技术的论述，对农时的重要性看法等等，在我国整个古代，论及这些问题时，都没有超过它的深度。因此，《上农》等四篇在我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①《吕氏春秋·上农》。

②《吕氏春秋·审时》。

第二章　手工业、商业和货币

在我国商周社会里，由于残留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因而当时的工商业也就不可能很发达。我们知道，公社本身不知道什么叫商品生产①，但剥夺公社剩余产品的国家，却可以把这种产品作为商品使进入流通的过程。产品生产者是公社，占有者是国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②。这种在公社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通过贡赋关系，由接受贡赋物的国家来实现的。所以，当时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是一种官工、官商，这就是《国语·晋语四》中所说的“工商食官”制度。韦昭注云：“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廪也。”可见，当时的工商业也主要是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即由官府供给原料、场所，由官府组织加工，其产品也由官府核价出售，工商业者的生活都由官府豢养，也就是所说的“食，官廪也”。到了眷秋战国之际，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分工的发达，公社组织逐渐解体，便从平民中兴起了专为生产交换而不是自己享用的商人，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史记·货殖列传》）。它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工商食官”制度的结束。从此，我国商品生产不仅有了发展，金属货币随之产生，豪民经营的六手工业和垄断市场的大商人也就相继出现了。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64页。

第一节　商殷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青铜器

在商代，冶铸青铜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青铜铸造业是当时各类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行业。当时的青铜，大都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因此，从早商到晚商，青铜工业始终是被殷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一种官府手工业。现有的地下资料证明：从陕西到山东，从河北到江西，包括河南、安徽、湖北等省在内，都有早商铜器的发现。在郑州曾经发现两处较大的早商铜器作坊遗址。一处在商城以南，即今南关外东南约一华里，总面积约一千零五十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到处散布有坩埚残骸、红烧土、炼渣、木炭和上千块的陶范等，并发现一处半陷入地下的非常简陋的住室①。另一处在商城之北，即河南饭店一带，面积约二百七十平方米，在一号房基内外，发现有一层粘附铜渣的硬土面，上面有十多个圆锥窝；附近也散有坩埚残器、陶范和红烧土等①。从陶范的特征和铜器本身的铸迹观之，可知当时就已能够铸造出较为精致的武器和容器。

到了商代晚期，冶铜术达到了更为崭新的阶段，其分布地域比商代前期更为扩大：北从长城以北的辽宁的东部，南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西从陕甘一带，东至江浙沿海，在这纵横数千里的范围内，都有晚商铜器发现，其影响所及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晚商的青铜工业主要是由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控制，因而在王都殷墟集中了更多的作坊，成为全国青铜铸造业的中心也区，这些作坊的规模较之郑州早商时期的大得多。例如，1959—1960年在小屯东南一公里的苗圃北地铸铜遗址，估计其总面积至少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达三四千块②。在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和数量上自然都有增加。历年出土的晚商青铜器，估计可达数千件之多，如果加上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当在万件以上。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通耳一百三十三、横长一百一十、宽七十八厘米，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在千斤以上。这不仅是我国青铜时代最大的，也是古代世界青铜文化史中所仅有的。经过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的沉淀法所作的定量分析的结果③，证明它是用铜、锡和铅三种元素所溶成的青铜合金铸成。这三种金属元素所占比例，与《周礼·考工记》载的“六齐”即“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鼎之齐（齐，合也，指合金。古者以铜和锡为之，铜锡皆柔，和之则较坚韧，上齐下齐以含锡量之多寡分之，锡少为上齐，锡多为下齐）”，基本吻合。由于铜液热快冷速，所以必须在较短时间内灌注完一种器物才行，否则就会出现冷隔。我们知道，当时是用“将军盔”熔铜的，而一个“将军盔”一次只能熔铜一十二点五公斤，前述的《司母戊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至少需要七十个“将军盔”同时进行工作才行。如果以每一“将军盔”需用三四人进行工作计算，则共需二百五十人。马克思说：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①廖永民：《郑州市发现的一处商代居住与铸造铜器遗址简介》，《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③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木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2期。“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来”①，《司母戊鼎》的铸造，正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现在所能见到的商代青铜器物属于容器者有鼎、殷、壶、盘、鬲、爵、觚、鬲、尊、卣、罍、彝、觥等，其他方面有乐器和车马饰物。容器主要是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制作讲究，上面有浅浮雕的花纹，常见的有饕餮纹、云雷纹、凤鸟纹、象纹和虎纹等。晚期的铜器上常常还铸有铭文。青铜工具有刀、斧、锛、凿、钻、锥、铲和鱼钩等，而石斧、石凿等在商代仍被使用，这就说明青铜器的出现还无法完全取代石器工具。

陶瓷、骨、角、玉、漆器在商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能使用青铜器，对大多数的平民来说，陶器仍是不可缺少的。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早商制陶遗址②。在约一千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陶窑一十四座，房基十余座，有的房基显然与制陶有关。郑州发现的早商原始瓷器，已经接近于一般的瓷器，这就把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早到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晚商的陶瓷工业，基本上是延袭了早商而来的①，但又新兴了两种陶业，即一种是刻纹白陶，另一种是明器的制作。刻纹白陶是当时的一种珍品，也是奴隶主贵族的专用品，不仅一般平民不能享用，就是小奴隶主贵族也未必能够占有。

在商代，骨、角、牙、蚌器的用途很广，无论在生产、生活、文化和工艺方面都很需要，因此由地下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出，从早商到晚商，都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②。当时的手工业除了铸铜、烧陶和制骨三个主要部门外，还有玉石业、漆木业以及纺织、缝纫等。商代的玉石器多半是经过雕刻的，有深刻、浅刻，立体或半立体的雕塑，以及镂空雕等，技术非常复杂。竹、木、漆、纺织品等有机物易朽，不易发现实物，但从例如木器的遗痕看来，湖北黄陂盘龙城中型墓和河南安阳殷墟陵墓中发现的雕花木郭板痕，上面还雕刻有与铜器花纹相似的成组饕餮纹、夔龙纹等，可以看到当时的雕木工业的发达程度。“文化大革命”中，在河北蒿城台西属于商代前期的第6号房基的南城外，也曾发现盘、盒之类的漆器残片③。胎虽腐朽，还可大体看出是薄板胎，而且有的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美丽花纹，漆面乌黑发亮，很少杂质。这不仅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的成就，而且反映了漆器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当时的漆工有可能已经脱离了木工而成了一项专门的行业。

舟车制造业此外，商代已有制造舟、车的手工业。这除在甲骨文中已有舟、车字外，①《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9页。

②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l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③河北省博物馆等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

还在殷墟发掘中共发现车马坑十六座，内出土殷代车子十八辆。据此可以推断，用四匹马即两服两骖在殷代晚期已经出现①。这种车，是由车驾、车舆和轮、轭几部分构成的。迄今发现的车马坑中，除了个别例外，几乎都发现有成套的青铜武器。这说明马车在商代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用于作战和狩猎的工具，真正用于交通事业上的当不会多。

以职为氏的工商业者《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曾经俘虏了以职为氏的工商业者，其中有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繁氏（马缨工）、葵氏（锉刀工和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等，可见这些专业之间的分工是很细的。甲骨卜辞中的■字，除释为贡典之贡外，还有作为一种名词表示一种职业和身分的。如云：“于工..尤”（《文》652）、“其令又（右）工于..”（《存》1.2211）、“卜余..左工..”（《京》3155）、“甲寅卜，吏贞，多工亡尤？”（《粹》1284）这里的“工”，不能解释为“官”。文献中的“工”，一般多指手工工匠，《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山有木，工则度之”，《论语·卫灵公》的“工欲善其事”的“工”，皆为其例。论者或谓这种“工”多为工奴，似需研究。甲骨卜辞中云：“癸未卜，又祸百工”（《屯南》2525）。这里既然象对“众”或“众人”一样卜问“工”或“百工”是否有尤、无尤或亡尤，“工”非工奴，当无问题。甲骨卜辞中又云：“己酉贞，王其令山司我工”（《缀一》431）。这里的山是人名，司为管理，意谓商王是否命令山来管理王室的工，这条卜辞也说明商代似乎已经有了工商食官制度。这从前引“右工”、“左工”的辞例，可能和甲骨卜辞中的“王乍三自，右、中、左”（《粹》597）、“■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所说的军队编制一样，也有左、有的编制，得到说明。

交换与贝币由于公社的残存，商代的商品交换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但从甲骨文中有贝字和商墓中又有贝的出土，说明贝在当时确已作为货币使用了。在郑州和辉县的早商墓葬中都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尤其是郑州白家庄一个奴隶主的墓中，埋葬了穿孔贝达四百六十多枚。在殷墟晚商墓中，殉贝的现象更为普遍。例如，1953年大司空村发掘的一百六十座左右的平民墓中，八十三座有殉贝①。从有些贝的放置位置看，好象是作为装饰用品用的，但多数含在口中，握在手里，与后世用玉或铜钱随葬的风气同，是一种显示财富的象征。《尚书·盘庚》云：“具（聚集）乃贝玉”，“无总（聚）于货宝”，看来“贝玉”与“货宝”显然是居于同等地位的。商末铜器铭文中，又常有“赐贝”“赏贝”的记录，并且往往以“朋”为计算单位，可见，贝在当时已经成了交换的媒介。《尚书·酒酷》所说的西周初年朝歌一带的商殷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的情状，也说明商殷时期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可能就是①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①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依靠这种专业商人来进行的。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

“百工”和官手工业

在西周奴隶社会中，由于仍然残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所以，无论是王都或各诸侯国中的工商业，基本上承袭了商代特别是其晚期的“工商食官”制度。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是由王室和诸侯贵族所控制，而由百工直接掌管。百工就是百官，他们统辖着各种行业的生产。当时的商人，不仅不能自主经营其业，那些手工业者所生产的产品也主要是为了奴隶主贵族的享用，而不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所以，《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官。凡执技以上市者：不贰市，不移官。”也就是说，以技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既不可兼做他事，也不能改变行业。西周时期的手工业，除了上述的官府手工业外，还有属于公社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但都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只有少数手工业品用于交换。

青铜工业的发展在西周官府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青铜工业。早期铜器的分布地点，除了丰、镐和成周外，各地的诸侯国大概也都有铸造。已经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铜器如《大盂鼎》，虽然没有商代《司母戊鼎》大，但这时发现的青铜器总量却超过了商代晚期。可见，西周早期的青铜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西周中期以后的铜器出土数量则超过了早期，例如在长安、扶风、岐山等地历年来发现了多批窖藏铜器，一窖少则四五十件，多则百余件，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又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竟达一百八十一件，其他大宗的工具、武器、车马等器物，更不下五千件。其数量之多，说明了那时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代铜器中以酒器的门类最为丰富，西周时代则着重于饪食器。西周铜器的主体是鼎、鬲、甗、和■、、簠。我们说周人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并不是绝禁饮酒，不过是有了一些节制而已。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酒器主要是壶和盉。西周晚期青铜酒器非常少见，如爵，改变了形状，成了有柄的圈足小杯，觚也降低了高度成了有把手或双把手的杯形器。与铜器的形制相适应，西周时代铜器艺术装饰的题材和风格，与商代大体相同，也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铜器装饰题材的独特的内容和风格，以及极为别致的装饰方法，完全说明了商周的铜器艺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起来的。再从铸造技术看，这时已经摆脱了商代的铸铜工艺，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例如虢国墓出土的鬲、■、簋、壶等器，和其他地区西周中晚期常见的同类器物，往往都是采用这种方法铸造的。在虢国墓中还发现有三面铜镜，这表明在当时的青铜工业中不仅有礼器、武器，而且有了生活用品。

陶瓷和纺织陶器，仍然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赏赐给康叔的“殷民七族”中有陶氏，大概是以烧陶为其职业的。可见，西周时期的陶业生产已经有了专门的行业。最近，在陕西岐山扶风发现了两处西周早、中期的宫殿遗址，其中一处就是使用瓦的建筑物。这种瓦虽然仅是使用于奴隶主贵族的宫室上，但是，它在中国建筑史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原始瓷器的生产，在商代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等地的西周墓中均有原始瓷器发现。在淬西张家坡遗址中也发现了极少量的原始瓷器，表面有青色或黄色的釉，能够看出器形的有豆和垒两种①。这就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西周时期已经掌握了陶瓷工艺的高度水平。

西周时期的玉器使用更加普遍。它不仅用于奴隶贵族服饰或其他佩带物上，而且又是他们区别尊卑的礼器，如璧、环、瑷、璜、圭、璋、琮以及戈、斧、刀之类的仿兵器仪仗用品，等等。这些玉器都很精细，并有专门的作坊进行制作。在西周沣西遗址中，曾经发现有大量的纺陶轮和少量的石、骨纺轮以及骨、角、铜制的锥、针之类的工具，说明纺织业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当时的纺织品遗物或遗痕，在那时的大小奴隶主贵族墓中时有发现。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中新发现的一批有关蚕、丝的实物和遗痕，为研究西周丝织和刺绣提供了重要资料①。据《尚书·禹贡》所记，兗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篚檿丝”。贡品都是各该地方的特殊物产或著名物产，以丝织品上贡，标志着丝织品的产量之大或织作之精。齐是周代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史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②。齐国的丝织业在西周初年己开始发展起来，当太公初封营丘时，由于“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故齐能“冠带衣履天下”③。车，除了用于战争外，也是当时重要交通工具。西周时期的车，形制更加精巧，种类更为增多。制造一辆车，要有木工、金工、漆工和皮革等多种工匠的合作，构成了一种综合性手工业。西周时期的大小奴隶主贵族，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往往随葬其真车真马。从已经发现的西周车的构造看来，较之商代虽然多少有些改进，但基本上承袭了商制。

西周时期的青铜艺术是典型的奴隶主艺术，有着明显的阶级特性。但是它的工艺技巧，却充分体现了当时手工业者和奴隶们的聪明才智。我国青铜艺术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都是世代相传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贝币与金（铜）币西周的商贾和当时的百工一样，隶属于奴隶主贵族，主要是替贵族经营，为其需要服务。在奴隶主贵族之间的交换中，起货币作用的主要是“贝”，仍以“朋”为计算单位。周初的铜器《小臣单觯》铭云：“周公易（锡）小臣单贝十朋”。《令酘》铭云：“姜商（赏）令贝十朋。”《■尊》铭又云：“易贝五朋”。这种赐贝之事，全文中屡见不鲜。最近发现的西周铜器《卫盉》铭中说：“..王爯旅于丰。矩伯庶人取堇章（璋）于裘卫，才八，十朋，氒（厥）①《沣西发掘报告》附录二。

①李世贞等：《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②③《史记·货殖列传》。

貯，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虎两、麀■两、■耠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①。

这段铭文是说，矩伯庶人在裘卫那里取了朝觐用的玉璋，价值贝八十朋，可以付给“十田”：矩伯又取了两张赤色的虎皮、两件鹿皮披肩、一件杂色围裙，共值二十朋，可以付给“三田”，说明当时的“贝”已经成为交换媒介。西周墓中，殉贝的情况比较商代更为普遍。这些贝、玉石贝、骨贝和陶贝，除了部分作为装饰品者外，其他都是作为货币或货币的象征来殉葬的。周初金文中还有赐“寽”的记录，例如《禽■》铭云：“王易金百寽”

郭沫若说：“寽，《说文》部云：‘五指捋也，从■一声，读若律。’按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别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说为五指捋甚是，然非从受一声也。金文均用力金量之单位，即是后起之锊字”②。寽在铜器铭文中确都用为重量单位，但在一些情况下，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金即铜本身是一种重要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当时青铜器的原料，很多来自南方。《诗经·鲁颂·沣水》中提到淮夷奉献宝物，在“元龟象齿”外，还有“大赂南金”。这里的“南金”，就是南方所产之金即铜。春秋时代的《曾伯■簠》铭中也讲道“金道锡行”。郭沫若云：这是“言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古者南方多产金锡”①，更是其证。在陕西和河南的一些西周遗址中，都曾发现有海产物，反映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贸易关系。

周代的民间交易至于民间的一些交易活动，数量很小，大都是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物品。如前所述，公社的存在虽然影响社会分工的发展，但也不能完全没有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工。因为一个人不能生产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借用孟子的话说，梓、匠、轮、舆、陶、冶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指奔走在道路上）也”（《孟子·滕文公上》）。正是因为这样，《诗经》中才有关于交换行为的记载。例如《卫风·氓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云：“布，币也。”《笺》云：“币者，所以贸买物也。春季始蚕，孟夏卖丝。”有人据此主张它不是说在“布”的所有者与“丝”的所有者之间来进行的直接物物交换，而是用“布”来买丝，“布”是当时的实物货币。这一看法是不准确的。我们觉得这两句诗的本意应当是说：一个老实的人，抱着布来买丝，因为那是一个以物易物的时代。《小雅·小宛》又云：“握粟出卜，自何能谷？”意谓，握把粟米出去占个卦，问个吉凶，但是事实摆在这里，从何而能有好卦出现呢？这里的“粟”和前诗中的“布”一样，也是以粟米支付占卦的费用，不是什么实物货币。至于《尚书·酒诰》中所说的“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则反映了当时的公社农民也与商代一样，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而造成的地域之间的分工，即某些生活必需品，不但不是人人所能生产，处处都能生产，而且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作为他们自①岐山县文化馆庞怀清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窑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②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①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手段。

第三节　春秋时期官私工商业的发展与金属货币的出现

官手工业与“在官之工”

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内部量变，农业经济的发达，各国的手工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凡礼器、兵器、车器之属的生产，国家设有工正、工师、工尹等官吏管理，各种手工业仍由官府控制，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则由所谓“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的民间手工业者自产自销。当时的官府手工业，基本上与西周时期相同，但其制度更为完整，种类更为繁多，对工匠的技术要求和对他们的各种管制办法也更为严格了。

官府手工业是直接为奴隶主贵族阶级服务的，由于统治阶级的消费欲望愈来愈增多，所以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和质量要求也就越来越扩大和提高。因此，一切具有专业技术的公社农民，无不被官府网罗在官府工业的有关部门中，而成为“在官之工”①，亦即《国语·齐语》所说的“处工就官府”。所有在官府手工业中服役的工匠，不但具有专门技能，世代相传，而且各有具由于长期经验积累而成为家传的秘方绝技。据《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中的记载看来，他们的训练途径和方法是：令夫工群萃（集）而州（聚）处，相宾材，审其四时，辨其功（坚美）

苦（滥恶），权节其用，论比协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当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②。关于这种技术传授和业务训练的主要途径，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讲得更为明确。例如《周礼·考工记》说：“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郑氏注：“父子世以相教”）”；《荀子·儒效》也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这种父子相传的传授技术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学徒制基础之上，而学徒制度在春秋以后，已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例如，《庄子·人间世》云：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饱看）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从这段故事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古代手工匠都有学徒制度，而又可以看出当时的师傅传授给学徒的只是一般技术，而这个师傅能够看出这棵栋树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以为柱则蠹”（《庄子·人间世》）的家传秘密是不传给学徒的。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考工记》给“工”下定义时，要说：“述之，守之世”的原因所在。

春秋时期的官府手工业者除了以有技术的公社农民为奴隶主贵族服务外，还有奴隶担当其事。所以《左传》隐公五年说：“器用之资，皂隶之事。”被征集在官府工业中的各种工匠，是在工师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例如《周礼·考工记》云：①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四。

②《管子·小匡》，参照《国语·齐语》稍加修正。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焉。

这里的六职，就是下文所云的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和妇功。孙诒让说：“《月令·季春》：命工师令百工。注云：工师，司空之属官也。又《孟冬》：命工师效功。注云：工师，工官之长也。是冬官之属，有工师与匠师、梓师，同领诸工，而前五官亦或有给事之工，若玉府典妇功诸职所属之工皆是也。此经三十工，并即在官之功，故有明堂、城郭、沟洫、端玉、量器诸制，而梓人又著梓师监视之法，是其证也”①。可见工师是官府工业中各种工业制造的主管人。所以，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关于工师的职掌更多记载，例如：“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一五乡，以时钩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管子·立政》）；“论百工，审时事，辨苦功，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荀子·王制》）；“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斡、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高诱注云：“霜降天寒，朱漆不坚，故百工休，不复作器）”（《吕氏春秋·季秋》）；“是月（十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吕氏春秋·孟冬》）。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府工业，既有完整的制度，又有严密的管理方法和监工的考核和检查。如果发现“工有不当”，即产品的质量不合格时，则“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每年从三月到八月，是官府工匠被征调在各种官府工业中服劳役的时间；九月霜降之后，至第二年三月解冻之前，官作停止。工匠结束了官府的劳役之后，才是为自己工作或经营的时间。如果官府有额外需求，就连这点时间也不能保证。可见，官府工业的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张和发展，既缩小了商品交换，又剥夺了手工业者自己的经营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说，官府工业的存在是商品生产不能充分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①。

手工业的工艺分工当时的官府工业的分工，已很细密。《礼记·典礼下》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周礼·考工记》又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在各种类别内部分为许多工种，而且发挥了简单协作的效果。例如造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有六等之数。”就是将车的制造分为六种不同的劳动工序，也就是说，制作一辆车，要通过六种不同的独立手工业劳动者之手，车是这六种不同劳动的总产物。这还只是指制造车身而言，车的最后完成，还必需再加上油漆工、彩画工、马具工和绳带工等等，所以《吕氏春秋·君守》说：“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后成。”

青铜器的冶铸①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四。

①详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一），人民出版社版，第244页。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铸造工艺的主要成就及特点，是分铸法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发展到器身与附件分别单独作模。例如，侯马晋国都城铸铜遗址中，曾发现了不少鼎足、耳和钟甬等附件的母范，甚至有器身的母范，只是按照器的弧度做出其中的一段或一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侯马发现的这些实心母范中，也有用模子翻出来的，这样就使得成器附件的特征几乎完全一样。除侯马之外，新郑、寿县、辉县琉璃阁、长冶分水岭以及陕西宝鸡等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铜器，也都具有这些特征。分铸法的广泛使用，除使产品趋于规格化外，还便于处理形制极为复杂的铸件，创造出气势雄伟、结构复杂的艺术作品，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铜方壶就是突出的例证。春秋晚期，铁给手工业者提供了坚锐的工具，从而又可以对青铜器进行更细微的加工。就在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下，镶嵌纯铜的工艺和以描写宴飨、狩猎等“礼”的贵族生活为主体的画像线刻工艺发展起来了。这种工艺，无论从题材上或技术上，都是一种创新。

手工业的地区特点与地区分工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的不同，随着春秋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各个地区便出现了独具风格的手工业产品。作为各地特产的地方手工业，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手工业品盛产于某地，其产量之大和经营者之多，都不是其他地方所能比拟的。例如《周礼·考工记》云：粤（越）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

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另一则是某地手工业者具有特殊技术，是造成地方分工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考工记》中又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我们知道，吴、楚特别是韩国各地盛产的名剑，其所以特别犀利，都与各地的铸剑技术之高超分不开的。但在一般情况下，造成地区产品的独特风格和优点的原因，往往都是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形成的，因为既需要特殊熟练的生产技术，又需要各该地方盛产而别处没有的材料。《庄子·刻意篇》中提到的“干（吴）越之剑”，所以在当时闻名全国，恐怕就是这个原因。这种情况从今天的出土资料例如“吴王夫差剑”出于山西峙峪；’吴王光剑”出于安徽寿县蔡侯墓；“攻■太子姑发剑”出于安徽淮南蔡家岗；“越王勾践剑”出于湖北江陵望山等，可以得到证实。这些铜器的形制，大体与中原地区的相似，而“吴王光剑”的火焰状花纹和“越王勾践剑”的菱形花纹，却表现出明显的特色。这两把铜剑铸造都十分精美，剑愕锋甚犀利，银光闪耀，保存如新，至今犹能断发，代表了吴越青铜工业的高度水平。另外，江苏武迸淹城发现的一批铜器，造型奇异，器质轻巧，花纹与印纹硬陶相似。以兽首为流的《牺匜》和两猪并立的《三轮盘》，尤为中原地区所不见。七个一组的句鑃，与过去在浙江武康县出上的《其■句鑃》同一形制，也是吴越乐器的特色①。

①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第254页。

民间的手工业春秋时期除了官府工业外，还有民间手工业。《吕氏春秋·召类》载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着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侍为鞔以食三世矣。

今徙之，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优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徒也。”这个南家工人，以自己的家庭为作坊，从事手工业生产，并有迁徙的自由。他们把制成的产品，在家或在市上出卖。古代市场是在官府直接管制之下的，在市中陈列出售的货物和在市内开设的作坊店铺，都不是随便散置，杂然并存，而是在市内划分为若干区域，以类相从，名之曰“肆”。《周礼·天官·内宰》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这里的“次”和“叙”是市官处理事物的处所，“肆”是陈列货物和设立作坊店铺的地点。《墨子·尚贤上》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种“工肆之人”，就是在肆内开设作坊店铺，边生产边销售的工匠。手工业者都是到肆而居的，所以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说苑·反质》中又说：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缟为冠也，而越人徙跣剪发，游不用之国，欲无穷可得乎？”

鲁人夫妻本来都有专门手工技能，但是他们不在自己的家中或肆上营业，而到处流动，甚至要远徙于越。可见，当时已有转徙无常的流佣的手工业者。替秋时期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由妇女从事的纺织业。所以《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手纺绩织絍，多治麻统葛绪，捆帛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这种家内手工业，不仅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当时国家税收来源之一。同时，也是公社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马克思说：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①。

商贾春秋时期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宣公十二年）；又称“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襄公九年）。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均见《国语·齐语》），并且由于商人必须善于“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并且还要能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管子·小匡》）。古时虽然泛言商贾，实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曰：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0页。

“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孙诒让注云：“行曰商，处曰贾者。《司市》注云：‘通物日商，居卖货曰贾，义与此同。’..《白虎通义·商贾篇》云：‘商之为言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日商，止日贾。’可见，春秋时期，由于公社内部已经有了量变，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种“商”，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组织货源，所谓“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就是这些人；另一种是“贾”，即居肆列货，“以待民来，是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国韩宣子要郑国商人的玉环，子产不给。后来郑国商人虽然私下同意，但他却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嵩、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可见，这个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无疑。春秋时期，还有两则关于商人的故事。一是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周去作生意，路遇偷袭郑国的秦师，他用皮革和十二头牛，假托君命犒劳秦师。秦人认为偷袭消息已经泄漏，便将军队撤回①。另一则是公元前597年，秦、楚间的邲之战中，晋国大夫荀莹被楚所俘。郑国商人到楚国经商时，曾经准备把囚在楚国的晋大夫荀莹秘密置于货车中营救出来。这显然非用金钱贿赂楚国的看守人员不可，没有雄厚的财力是办不到的。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楚国把荀莹释放了。而后，荀莹在晋国见到了那个商人，非常感激他，而那个商人却说：“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②。这两则史实告诉我们，他们都不象后来的那种自由经营的商人，而很象“工商食官”下的商人。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所谓“处商就市井”（《国语·齐语》），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左传》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鲁国有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场。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时代虽然是以“官商”为主，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渐量变，列国中也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例如：《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这些富商大贾，显然已非“官商”，当是“无寻尺之禄”的“私商”。这些富商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所以《晋语八》中，也就有了栾桓子“假贷”的记录。空首布的铸造及使用①详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吕氏春秋·悔过篇》。

②详见《左传》成公三年。

我国的金属货币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国语·周语上》关于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的记载，在时间上似有可能，但记载本身却存在着问题。例如，单穆公谏止景王铸大钱的记载中，提到了轻重并用，以收“母权子”和“子权母”之效，使“小大利之”。当“民患轻”时，“则为作重币以行之”；“若不堪重”时，“则多作轻币而行之，并不废乎重”（均见《周语下》）。这种大小二市相辅而行的制度在当时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春秋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曾经发现过铜币——空首布。当时的空首布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平肩、削肩弧足空首布是一个系统，出土的范围以今之洛阳为中心；另一系统是耸肩尖足空首布，出土范围以今之山西南部及太行山西麓为中心，波及到安阳以北，说明前看起源于周王畿，后者属晋。近年山西侯马、寿阳，河南浚县，均有耸肩布出土。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也曾出土674件。山西侯马牛村等古城遗址，是晋国晚期国都新田所在地，《左传》成公六年云：“（景公十五年）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而河南浚县、汲县，系春秋时卫邑，战国入魏。由此可见，耸肩空首布，在时间上不可能进入战国，因为它们主要是晋国所铸，魏国的金属铸币，无论早期还是中期，都是平首布。最值得注意的是牛村古城（晋新田故城）发现数以万计的空首布内范以及耸肩空首布范，形成厚达三十余厘米，方圆数米的堆积层。牛村占城的东墙是被战国遗址破坏的，可以确定牛村古城的年代不能晚到战国。因此，出土的布钱、钱范等，其时代的下限只能是春秋末，而不能延伸到战国。看来，晋国新田铸币，还不是晋国铸币的开始，《吕氏春秋·报更》所载赵盾与灵辄百钱，是公元前602年的事，说明晋国在春秋中期已经铸行布钱，并且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这比景王“铸大钱”要早七十八年。从时间上来计算，景王时“铸大钱”是完全可能的，况且洛阳本居“天下之中”（《史记·周本纪》），平王东徙洛邑，洛邑便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后来发展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建国以来，浴阳及其附近空首布出土的次数和数量，远比耸肩空首布为多，这本身就是洛邑的商业比新田繁盛的实物证据①。考古发现中，不仅发现了空首布的成品，更重要的还发现了大批的空首布内范，这样就直接证明了至少在春秋晚期，已经有了金属货币即铸币的出现。

空首布这种货币形式，最早大概是从西周时期的镈演变而来，由于镈、布古音相同，可以通假，于是货币借用了“布”音。根据《左传》所载，涉及货币的记事共得八十条，分为贿赂、赏赐、求乞、掠掳、积蓄五类，其中七十七次都以玉、帛、锦、车、马、奴隶、粟米、兵器、衣物、饰物、彝器、乐器之类为之，说到金、铜币的只有三次，可见春秋时期铸币的流通范围尚不甚广。

①详见朱活：《关于先秦货币史研究中几个问题》，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八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四节　“素封”的出现，战国时期工商业的发达和金属铸币的流通

商业城市的繁荣与“素封”的出现

战国时期，由于铸铁技术的进步，铁器与牛耕的逐渐普及，水利灌溉的发展，深耕施肥和其他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的生产力有了空前的进步。所以，春秋末年还是“四竞（境）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墨子·耕柱》）的情况，到了战国初年，例如三晋地区就已出现了“土狭而民众”（《商君书·徕民》）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使得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书社”组织无法向公社农民实行授田制度，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时期市场上的商品，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都待“商而通之”，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业的迅速发展，也就使得过去的殖民营国的城市，由原来武装驻守之初期都市形态逐渐转变为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繁荣城市①。工商业发展后，便涌现出握有巨万资财的富商巨贾，所谓“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司马迁称这些新兴工商业者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均见《史记·货殖列传》）“素封”的出现，是长期以来“工商食官”制度破坏后的必然结果。

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和大贵族垄断着的手工业的局商。由于一些国家或地区中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的逐渐崩坏，开始有了变化。当时官府手工业的规模虽然还很大，不过富商人贾的私人手工业已经发展了起来。当时的官府手工业有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工、煮盐和纺织等，其中青铜手工业和楚国漆器工艺的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冶铁业的发展与重要铁工业地点冶铁业在春秋末期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鼓风方法的出现也就发明了冶炼铸铁的技术。战国时代虽然开始广泛地使用了铁制工具，但是早期的铁，质脆而硬，容易折断，不很耐用。战国后期，在今之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河北燕下都遗址出上的六角锄两件，经考查是利用退火方法制造的表面为低碳纯铁，而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过程中将表面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说明这时解决了一些工具所要求的既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又具有韧性的矛盾，大大提高了铁制工具的功能①。

由于冶铁的需要，到战国时代发现与开发的铁矿已有不少，据说这时“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海经·中山经》）。人们在采矿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思，所谓“赭”，就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常和赤铁矿共存。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山计有三十七处，分布于今之陕西、山西、河南和湖北各省，即在战国的秦、魏、赵、韩、楚国境内，尤以韩、楚、秦三国为多。

①详见徐喜辰《公社的残留与商周的初期形态》，载《文史哲》1987年第6期。①详见李众：《中国封建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战国时代各国已有许多重要冶铁手工业地点。西汉时宛地经营冶铁业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铁冶为业”（《史记·货殖列传》），足见魏国必有重要的冶铁地点。秦国在商秧变法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司马迁的前四代祖先曾任秦的“铁官”（《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秦也有自己的冶铁地点。赵都邯郸也是一个重要冶铸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为业，财富与‘王者’相等，就是西汉初年临邛（今四川邛峡）人“用铁致富”（《史记·货殖列传》）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赵人。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近年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的约四十万平方公尺。楚国著名的冶铁地点是宛（今河南南阳），有所谓“宛钜、铁釶”（《荀子·议兵》）的记载。韩国的首都新郑，也有冶铁地点，近年新郑故城内仓城村发现了许多镬、铸、刀等陶质内外范和同样形式的铁器，便是其证。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丰东南告城镇），近年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熔铁炉底、炉壁等残块，陶制泥制鼓风管的残片、木炭屑和锄、镬、斧、铲、镰、削、刀、矛、带钩等陶范，证明其是以铸造农业工具为主的冶铁业作坊。燕国的下都（今河北易县），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近年在河北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其中多有“右廪”二字，可证其为官府冶铁业作坊的产品。

在冶铁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战国时期已经能炼钢了。前引“宛钜、铁釶”的“钜”，《荀子·议兵》杨倞注云：“刚铁”。《史记·夏本纪》记载梁州（约当今之四川）的贡物有“镠、铁、银、镂”，《集解》引郑玄说：“镂，刚铁，可以刻镂也。”战国时代的铁兵器已有“白刃”（《荀子·强国》）之称，白色的刀口当是钢制的。

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与错嵌工艺战国时期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青铜一般只铸造礼器和兵器，就是礼器也有铜与铁的混合结构品。但是，青铜冶铸业并没有因此废除，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优良传统。正如《荀子·强国》所说：“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这时对于青铜的取材、配料和冶铸的火候等，都已有了相当精密的分析记录，总结归纳出一套理论。这在《周礼·考工记》中反映得比较清楚。有的理论以今天的科学方法检验，证明它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例如，关于各种青铜器中铜、锡成分比例，《考工记》说：“金有六齐（金即铜，在化学上称铜锡合金为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器，铜与锡的比例各不相同。据近人实验研究，上面的这种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学理的。

《吕氏春秋·类别》说：“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战国时代，劳动人民已从实验中认识到了加锡到铜中可使硬度增加，而太硬的兵器又容易折断，特别是剑一类较长的兵器必须做到“坚且物（韧）”。《吕氏春秋·别类》又说：“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考古发掘得到的青铜剑，往往脊部的青铜含锡少，有的呈赤色，象嵌合赤铜一条。含锡少则质柔而朗，不易折断。刃部含锡较多，质硬而刚，适合刃部的需要。例如，长沙出土的一件青铜剑，其脊邻的铜锡比是78：10，即约八比一，而刃部则为74：18，即约八比二，刃部含锡量远远超过脊部。

在冶炼熔铸过程中，对不同火候的辨认与掌握，当时也有了详细的记载。如云：“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考工记》）。这也是合乎冶金的学理的。因为铜、锡混合熔融时，首先便有挥发性的不纯物气化，即所谓“黑浊之气”。等到温度上升，比铜熔点低的锡就有一部分熔融气化，出现“黄白之气”。温度再高，铜的青焰色也有几分混入，便有“青白之气”，到铜完全熔融，只剩“青色”了。“青气”一出现，青铜合金也就基本上冶铸成功。

战国初期，有一种错嵌红铜的工艺盛行起来，这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浅凹花纹，再嵌入红铜薄层，使金属表面平整而利用两种金属的不同光泽构成各种图案。这种工艺是在一种极其讲究的铜器上才应用的，它在替秋晚期即已出现，流行于战国之初。战国初期以后，又盛行了金银错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错嵌金银图案的工艺。这种工艺早在春秋中期就发明，但最初仅仅施于诸如戈内等小片地方，到了战国早期才在礼器上施以大片的金银错图案。传说出自洛阳金村的一批鼎、簋、壶、扁壶、镜等器，就采用金银错工艺，通体饰以各种的云纹、龙花纹，其精致程度说明到战国中期金银错的工艺已经达到高峰。金村和辉县固围村出土的一些锦物，还说明在战国中期包金、鎏金和嵌玉镶珠等细工已发展起来。传世的陈璋方壶（钫）和金村的铜壶上，还有镶嵌松绿石花纹。在一种颇为讲究的诸如壶、钫、鉴、豆等较厚重的礼器上，从春秋晚期起，特别在战国中期，往往铸出大幅的浅凹或凸的平雕画象。战国中期以后，这种工艺便不大流行。与此同时，一种细如发丝的刻镂图案工艺，也发展起来，它大都施于舟、匝、鉴和一种奁形器上。这两种工艺都是为了表现整幅图画。画面以贵族的宴飨、狩猎为主。许多图画的内容尚未完全明白，就已了解的部分而言，皆为贵族间的礼仪。例如传世采桑铜壶，通体满布许多组浅凹图画，其颈部的两组，一为妇女登树采桑，约是表现诸侯后妃所行蚕桑之礼；另一有六人双双成对，持箭射侯，是描绘贵族“三耦”，在行“射礼”。又如辉县赵固墓出土的铜■上的细线刻镂图画，描绘的约是一种军礼——大搜礼，计有表祭、焚田、罗纲捕鱼、狩猎和献禽于社或宗庙等图画。所谓“大搜礼”，是借狩猎而进行军事演习，当与当时十分盛行的狩猎事有关。这种工艺的流行，表示出绘画艺术已发展到能表现场面很大的人物活动的程度，也表明当时的绘画艺术和青铜工艺是在统治阶级的礼乐制度的严重束缚之中。到了战国晚期，随着礼乐制度的更趋衰落，这种内容的纹饰也跟着衰落下来。战国时代铜器上的金银错和刻镂画象工艺的产生和进步，都是和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

纺织、制盐、漆器战国时期的纺织品生产也颇为发达。《尚书·禹贡》载，当时的兖州贡“织文”，是一种“非一色”的丝织物；青州贡“檿丝”，是一种“山蚕之丝”，即柞蚕丝；徐州贡“玄纤缟”，是一种“赤而有黑色，以为之衮，所以祭也”（均见蔡沈《书经集传》）的黑红而细的丝织品；扬州贡“织贝”，郑玄说：“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凡为织锦者，先染其丝而织之，即成文矣”，是一种有贝纹图案的丝织品；荆州贡“玄纤”，是一种黑色、浅红色的丝织品；豫州贡“纤纩”，孔颖达说，“纩是新绵，纤是细”，是一种细绵。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都生产丝织品。其中以齐鲁之地的丝织品而远近闻名，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说的各国人民身上穿的都有齐鲁地方的纺织品。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为赏品，多达“锦绣千纯（五千匹）”（《战国策·秦策一》、《赵策二》）。1957年在长沙出土过矩纹锦残片，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了丝绢作地的卷云纹绣花织物，便是它的实物证据。

麻织品比丝织品更为普遍，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它和丝织品同样是当时的主要商品，在市场上都有一定规格和长短。这时不管是丝或麻织物，都已普遍染成五颜六色，织成五彩缤纷的布帛，其花色品种比较以前丰富很多。

盐在战国时有较大规模的生产，当时已有海盐、池盐和井盐。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非常发达，《管子·地数》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海盐的产量比较多，流通范围也广，所以《尚书·禹贡》说青州“贡盐”，《周礼·职方氏》又说幽州“其利鱼盐”。据《战国策·齐策一》载，张仪到齐国为秦国连横说服了齐国，于是齐王“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也”。这个“鱼盐之地”的具体所指虽难考定，但也说明当时齐国确是盛产海盐的重要地区，魏国的河东地区，是当时盛产池盐的地点，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猗顿便是由经营池盐而成巨富的。同时，《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大约从李冰作蜀守时，“穿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盐井诸陂池”，四川就开始有了井盐。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说：“树之榛粟，椅桐梓漆”，可知漆树曾在黄河中游种植过。但是，主要的是在长江流域种植，所以楚国的漆器手工业最为发达。漆在战国时代已应用得很广，许多木器都已髹漆。在出上的墓葬中，有无数精美的漆器，特别是在南方的战国墓中，三十年来发现了不少保存完好，色泽如新的漆制品。饮食器如杯、盘、盒；日用家具如案（矮桌）；日用容器如奁、笾等；武器如弓、剑鞘、戈秘（即戈柄）、戟秘等，以至装殓用的棺梆，都已有髹漆的。这些器物的表面都用黑、朱、紫、白、绿等色彩漆，描绘有各种图柔和图象，主要有龙风云鸟纹、几何纹和狩猎图等。这些实物不仅使我们看出当时的颜色种类齐全，而且从它的繁复细致的彩绘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对于油漆工艺的重大改进和创新，据研究，当时已经采用桐油作稀释剂，改善漆液性能，从而调配成更多便于描绘图案花纹的彩色油料。

信阳长台关墓一和江陵望山墓一的发掘，说明在战国早期至中期的楚国的漆器工艺已达很高水平。这时期漆器的木胎还很重，往往在精工雕刻的木器上，再加以绚丽的彩漆，所以很多漆器又是雕刻工艺品。望山墓一的屏式器，以惊人的细工透雕或浮雕了由51个凤、鸾、蛇、蛙等动物组成的复杂图案，外施墨、朱、灰绿和金银彩漆，堪称当时的精制杰作①。战国中期以后，胎骨向轻巧方面发展，更发挥了漆器的优点。例如，长沙等地所出的漆盒、漆卮，往往用薄木卷曲成胎，或外贴麻布，类似后代的夹贮器。这样一来，不仅外表美观，而且更加坚实耐用，虽然在地下埋葬两千多年，有的出①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载《文物》1966年第5期。土后仍然如同新制一般。这充分说明了战国时期的漆器制作工艺是十分发达的。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央和郡县，都拥有上述各种官府手工业作坊，根据已经发现的兵器铭刻看来，并有一定的管理监造制度，此外，当时还有和小农结合的家内手工业、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和豪民所经营的大手工业。豪民经营的盐铁业战国时期的民营的大手工业，主要有冶铁业和煮盐业。《管子·轻重乙篇》说：官府经营的冶铁手工业如果强迫“徒隶”去做，要“逃亡而不守”，如果征发人民去做，又要“下疾怨上，边竟（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因而只有用抽取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来让“民”去经营。但是，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农民或工商业者，当是“豪民”。这种情况一直到汉初还是如此，亦即《盐铁论·禁耕》所说：“非豪民不能通其利”。战国时期经营池盐成为巨富的猗顿，经营冶铁成为巨富的郭纵，其经营的手工业一定有相当的规模，必然都是豪民性质的。赵国人卓氏，“用铁冶富”，在秦破赵以后，被迫流徙到临邛（今之四川邛崃），魏国人孔氏，经营冶铁业，当秦伐魏时，迁到南阳（今之河南南阳附近），后来继续经营冶铁业成为巨富（均见《史记·货殖列传》）。这些人没有被徙之前，也应该属于豪民性质。这时豪民所使用的劳动力，“大抵尽收放流人民”（《盐铁论·复古》），也还有奴隶性质的“僮”。豪民所开发的矿山和海池，大体上向官府租借而缴纳一定的租金。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以后，“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铁之利二十倍千古”，“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上》）。所谓“盐铁之刊二十倍于古”，该是由于盐铁业发达，经营盐铁业的豪民缴纳的租金很多。所谓“汉兴循而未改”，是说汉代初年还是沿用这种办法①。看来，战国时代以经营盐铁业成为巨富的，都是一些豪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公社逐渐解体，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促进了战国的商业交换关系的发达，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当时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面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

《荀子·王制》说，北方的特产“走马吠犬”、南方的特产“羽翮齿革丹青干”、东方的特产“紫紶鱼盐”、西方的特产“皮革文旄”，都可以在中原地方买到，形成了“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寂粟”的新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有了商人贸易才能取得的。《尚书·禹贡》中所说的各州贡品，实际上也就是各地方特产。《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所说的各州特产：即兖州、青州“其利蒲、鱼”，扬州“其利金、锡、竹箭”，荆州“其利丹、银、齿、革”，豫州“其利林、漆、丝、枲”，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鱼、盐”，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等等，与《禹贡》所述大体相同。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富商大贾的出现战国时代，由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商人垄断市场的事情开始出现。

①详见杨宽：《战国史》第三章。

《孟子·滕文公上》说“有贱大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就是说，在旷野的集市上，有个商人站到高地上，即“垄断”上，东张西望，想把市利都弄到自己手里。孟子对于“垄断”的解释，正确反映了商业贸易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春秋战国间这个商业贸易史上的一个转变过程。这些自由商人的出现，最初多是由一些小商贩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地位低贱，所以孟子说“有贱大夫焉”。

到春秋末战国初，由于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原来身居显位的卿相，如曾经帮助越王勾践雪过会稽之耻的范蠡，后来离越入齐，又从齐到当时属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从事商业，号称陶朱公。他采用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越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后子孙继续经营，达到了富“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又如孔子弟子端木赐即子贡，善于辞令，曾游说于齐、吴之间，促使吴救鲁伐齐。他曾经商于曹、鲁之间，“与时转货资”，大发横财，“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成了孔门七十子中最富有的一个。他“连驷绪骑”，带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时期一些卿大夫也有一面当官，一面从事商业活动的。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个以“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的。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欠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当时商人采用这种囤积居奇，掌握时机的经商方法，已较普遍。《战国策·赵策三》载希写对建信君说：“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这样讲究时机和囤积居奇，只有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商人握有大本钱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战国时期，这样的大商富贾，不断出现，他们不惜一切地网罗大利，正如《墨子·贵义》所说：“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

到了战国晚期，投机商人更为活跃，吕不韦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他原是个“家累千金”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后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认为做珠宝生意盈利只有“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可以盈利“无数”（《战国策·秦策五》）。后来，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居然成功，出任秦之相国，封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尊号，一度掌握秦国大权。金属铸币的发展及其形式金属铸币的产生，总是同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相平行的，它的出现又起了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又利用货币通过不等价交换来剥削劳动人民。因此，战国时期金属铸币流通量的逐渐增大，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又意味着农民、手工业者又受到一种新的剥削，即富商大贾通过商业交换的剥削和统治者通过发行铸币而进行的剥削。一种商品的价值，只存通过另一种商品才能表现出来。在多数地方，后来这种一般等价物是固定在一些金属上，这是因为金属不易消损，容易保持。再进一步，便用金属制成货币，最初的金属货币是依靠本身的价值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但后来主要是起着价值符号作用，它本身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因此，早期的金属铸币通常出现逐渐减重的过程。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具有实物用品的形状，正说明它是脱胎于一般等价物。战国时期的多数货币，还保留着这种特点。在整个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不统一，所以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也各不相同。这时所铸造的货币，计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布币——形状象农具中的铸，镈、布音近，故铲形币又叫“布币”。这种形式的铜币，当是从镈这种农具在商品交换的发展中转化而来的。主要流行地区在三晋即魏、赵、韩三国。布币又可分为不同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圆足的，基本形式还是铲形。

近三十年来，先后在山西省的原平、祁县、永济、侯马和内蒙的包头等地发现过大量布币和铸造这种币的模具。这种货币一般都有铭文，主要是当时的地名，目前发现已有几十个地名出现在布币上。除山西、内蒙外，在河北、河南，以至辽宁等一些地方都有出土。在南方楚国，今天的江苏丹阳、浙江杭州等地也曾发现过，不过其与三晋的铲形不同。这不仅表明三晋的布币流通较广，而且又可看出当时的商业贸易的发展盛况，货币已越出了国界。刀币——也是从工具的刀转化而来，主要是东方齐国的货币。齐国的刀币形制较大，都是尖头。目前发现的已有早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战国时代的“齐法化”刀币最为常见。“法”有制造际准的意思，“化”即货字简体；“法化”即“法货”，也就是标准货币。齐国刀币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其地不止一处，但这些不同地方铸造的货币，却都有统一的“齐法化”铭文。刀币虽然主要是齐国的流通货币，但其影响不小。解放前后，曾多次在燕下都发现过成捆的刀币。河北承德地区，也在一处地方发现过成捆刀币放在瓮内，计有四千五百多枚。但是燕国的刀币形制较小，都是方头和圆头，而且铭文部有“明刀”①字样，没有齐国的那样精致规整。另外，在原赵国故地也曾发现过刀币，比较粗糙，形制较小，也都是方头或圆头。

圆钱——早期的都是圆形圆孔，后来的多作圆形方孔。圆钱可能是仿生产工具的纺轮或玉环和玉壁形，主要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地区，东周与西周的一般都铸有“东周”、“西周”字样。早期秦国的圆钱铭文多作“重一两”、“十二铢”、“十三铢”、“十四铢”等字样；晚期的多有“半两”，“两留”字样，这种圆钱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以后，由各地官府铸造的。随着秦国的强盛，这种货币也影响到秦国势力所及地区。例如四川巴县就曾发现过这一使用过的圆钱。1960年在济南市区出土的一瓮古代货币中，除刀币外，还有六百多枚铸有铭文“賹”的圆钱，便是其证。

铜贝和块形金板——楚国主要的两种流行货币。铜贝又称“蚁鼻钱”或“鬼脸钱”，这是从它的腹部平面形状而得名。其实，它是一种仿海贝形状的铜铸货币，是沿袭古代用贝作货币的习惯而来的，主要流行在楚国。1963年，在湖北孝感一处地方出土有四千多枚铜贝，重达二十一公斤多。块形的金板，又称“板金”，它由若干小块连在一起，每一小块上都铃印有方形或圆形印记。由于方印文多作“郢爱”，所以又称“郢爱”。这种货币具有称量货币的特点，使用时大概根据需要切下若干，再用天平称量支付。1979年在安徽寿县发现一大块最多的有二十二方。铃印文字以“郢爱”为多，“陈①杨宽：《战国史》第111页说：“‘明刀’的‘明’字，原作‘OD’或‘■’，当即‘匽’字之省，前人误识为‘明’。燕国铜器铭之都自称‘匽’或‘郾’，而不作‘燕’。燕国后来也行圆钱，方孔无郭的有‘匽四’、‘匽化’两种；方孔有郭的有‘一化’一种，时代更晚”，说颇可取。爱”次之，“郢爱”少见，“覃金”仅一见。“郢”、“陈”都是地名，“爰”可能是一种重量单位。就是过去金文中的“郢”。“陈爰”是楚顷襄王所徙国都（今河南淮阳）所造：“■爱”可能是楚国占有今之山东郯城东北旧■国地所造；“覃金”可能是楚国所占之今山东郯城西南旧郯国地所造。这种方形金块，大体重为当时一斤，合今二百五十克左右①。

货币的流通与高利贷的产主战国时代的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据《汉书·食货志上》李悝说，当时的粟价：一石三十钱，最低二十钱，最高达到九十钱。据《秦律》看来，禾价每石三十钱，菽、麦的价格要比禾贱。战国初年农民的每年衣服费用是三百钱（《汉书·食货志上》）；而《秦律》规定官府对官奴发放衣服费用，冬衣每一成年人一百十钱，夏衣五十五钱，计一百六十五钱，较农民低。至于比较富裕者的衣服当然费得多，据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出土木牍载，秦国的一个士兵曾向他母亲索取五六百钱以备添置衣服。由于货币是当时主要的流通手段，所以当时就有了“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的俗谚。

当时的钱币也已用作法律上的奖金、罚款或赎罪金，《秦律》把罚款叫做“货布”，把赎“耐”、“黥”、“迁”等罪的钱叫做“赎耐”、“赎黥”、“赎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战国时起又开始以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当时使用的黄金，每斤以斤、镒等重量来计算，也有以金为单位的。

与铸造货币出现的同时，高利贷资本也活跃起来，开始侵蚀农村。当时的商人，一方面对农民进行不等价的交换，盘剥农民，使农民“解冻而耕。暴（曝）背而耨，无积粟之实”，而商人“无把铫推耨之劳，而有积粟之实”（《战国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农民穷困，兼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当时的放债的商人也有象孟尝君田文那样的贵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贷，一次就收到“息钱十万”（《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子分析当时的农民遇到荒年时，不仅连父母都养活不起，“又称贷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抛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说明当时有些农民甚至要靠告贷维持生活。高利贷的横行，不但严重剥削贫困农民，而且造成了农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记·孟尝君列传》）。“质”“剂”的出现与“券”的应用《周礼·质人》说：“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质，是一种较大的买卖用的较长的券：剂，是一种较小的买卖用的较短的券。质、剂本是买卖发生争执或纠纷时，官府据以判断的凭证，即所谓券“听买卖以质剂”（《周礼·小宰》）。这时的高利贷放债，也普遍应用这种券。无论买卖用的质、剂或放债用的债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们先把买卖的合同或借据写在上面，然后剖分为二，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买主或债权人便可操右券来责成卖主或债务人履行义务，即所谓“操右券以责”（《史记·平原君列传》）。债权人在讨债和索取利息时便可命债务人前来“合券”①详见安志敏：《金板与■金（楚汉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同上）。这种债券或称为傅别（符别）。傅，就是指合券；别，就是指个别的右券或左券。《管子·问篇》：“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所谓别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债务问题发生争执，当时官府就要根据傅别来判断，这就是所谓“听称责（债）以傅别”（《周礼·大宰》）。券的普遍应用，也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与货币广泛流通而产生的现象。

第五节　先秦时代的手工业技术

以上各节分别论述了秦以前各历史时期手工业商业及货币的发展。现专就先秦时期手工业在技术方面的成就，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因为要说得系统些，难免有与上各节重复的地方。

纺织我国早期纺织物，主要是麻布和丝绸。从新石器时代起，已普遍剥取野生麻类纤维，用手搓或陶、石纺轮加捻，续接成线。原始的织造技术是从编席、结网发展而来，采用腰机编织成布，如陕县庙底沟、华县泉护村出土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经线、纬线各十根左右。属于浪清文化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现用芒麻织成平纹的细麻布，比疏朗的粗麻布质量要好。周代麻的栽培与纺织已达相当水平。《左传》成公九年引佚诗说：“虽有丝麻，无弃管蒯”，表明使用了多种纺织原料。陕西泾阳高家堡周初墓所出麻布有较紧密的组织。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农民的个体经济具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开始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纺织技术更加普及，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民间所生产和服用的主要是麻类织物，贵族和商人才穿着丝绸。

养蚕、缫丝和织丝以我国为最早，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在距今约五千年的饯山漾遗址中，发现了绢片和丝带，经鉴定，蚕丝为家蚕所产，绢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8根。由于蚕丝坚韧，富有弹性，且是长纤维，利用这一特点，可使经线密而纬线疏。平纹织物用经线显示畦纹，斜纹织物用作表面浮线，提花织物用来显花。殷代甲骨文有“系”、“丝”等象形字，不少青铜器包有丝织物残片，经鉴定有用较高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缔”或“文绮”。暗花绸的花纹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需用十几个不同的棱口和十余片综。因此，当时必定已有简单的提花装置。又，商代已有刺绣，宝鸡西周前期■伯墓织物中的刺绣是采用辫子股绣的针法。《禹贡》、《诗经》、《左传》多处提到蚕桑和丝，养蚕有蚕室和蚕架，丝织物有罗、纨、绮、縠、锦、绣多种。西周重器毛公鼎铭文有“■”字，郭沫若以为即“经”的初文，象《诗经·小雅·大东》“杼柚其空”，是指织机上卷经线和织物的这类机构。《考工记》记载染色分煮、冻、暴、染四道工序，“■人”专司“湅丝”，“湅帛”。“湅帛”是“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即除漂白外，还要除去丝表面所附丝胶，使更富光泽和柔软（“栏”是楝木，“蜃”是蛎灰）。染料有矿物质和植物质两种，加用殊砂染红色、空青染绿色，靛蓝染蓝色，茜草染绛色等。染色方法有浸染和画缋两种。《豳风·七月》：“爱求柔桑”，说明周代陕西宝鸡、岐山一带气候较今温暖湿润，适于种桑、饲蚕，丝织业较为发达。长沙出土的战国丝织物有绢和锦，经线密度为每厘米80根，纬线密度每厘米44根，有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等复杂纹样。

化工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逐步积累了一些化学知识，掌握了某些化工技术。

火是人们最早利用的天然能源。自然界的可燃物通过化学变化释放出热能，给人以温暖和光明，使原始人获得熟食和免受野兽侵袭。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已知用火，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用火遗迹之一。周口店北京猿人已知保存火种，在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厚达6米的灰烬堆积。

从使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是人类的一大发明。摩擦生火是最早的取火方法，例如用木料互相摩擦或用燧石互击并由易燃物引燃。这些人工取火的技术，是由木器、石器加工过程中摩擦生热获得启示而产生的。《庄子·外物》：“木与木相摩则然”，《韩非子·五蠹》及其他古籍中也有“钻燧取火”的记载。这类取火技术在近代仍为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如黎族的钻木法，苦聪族的锯竹法等。人工取火使人们第一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实现了机械能向热能的转化，从而大大增加了开发自然的能力。由于火的发明才使得许多重要发明如制陶、冶金的出现成为可能。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改变天然物的本来性质。它的发明是制作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陶器既可用作生产工具（纺轮、陶刀、陶锉等），又可广泛用作生活器具（储存谷物的陶缸、陶罐、以及日常使用的鼎、■、豆等炊事用器、食具等）。《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正表明陶器的发明和人们农业定居生活的需要以及从耕作、营造等活动中认识粘土的性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早的陶器可能是在编制容器上涂沫粘土，经晾干，烘烤后而成，其后，逐步掌握了粘土成型及烧制等技术。早在仰韶时期，人们已能烧制灰陶和红陶，又用矿物质绘制图案，焙烧后成为彩陶（见图1）。陶土经选取、晒干、破碎、沤泡、揉制、存性等工序，成为具有良好塑性的泥料。所得陶器有“泥质陶”、“细泥陶”等类，质地远较原始的粗陶为优。为加强泥料抗裂抗变形性能，在陶土中掺入砂粒，称为“夹砂陶”。早期制坯用手工捏塑或用泥条盘筑，仰韶时期已使用慢轮修整。烧制技术也从原始的堆烧发展到竖穴窑（火室直接位于窑室之下），或更先进的横穴窑（火室与窑室分开），如西安半坡遗址所出这两种窑都由火口、火室、火道、窑箄、窑室构成。龙山时期的制陶业有很大发展，广泛采用快轮制坯，陶窑结构更为完善，据出土陶片测定，烧制温度可达1000℃。当焙烧后期，于高温时将窑室顶部密封并使水份由项部渗入窑室，使窑内氧气不足，成为还原性气氛，则陶土中的氧化铁还原为氧化亚铁（FeO），从而得到著名的黑陶。山东、河南等地所出厚仅1毫米的薄胎黑陶（蛋壳陶），标志着该时期制陶业的高度技术水平。在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了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的自陶以及着釉技术。在此基础上，商代中期已有原始瓷器，如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所出这类器物，经用现代科学手段检测，证实它们已具备瓷器的基本特征即用瓷土作胎，表面着釉。但原料纯度、烧结温度均偏低，故称作原始青瓷。近年来在甘肃灵台，陕西西安，河南安阳、洛阳，安徽屯溪，江苏丹徒、吴县等地的商、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类原始瓷，烧成温度高达1100—1200℃，器表均施有石灰釉。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瓮续有发展，如浙江绍兴战国墓所出大批青釉器，质地致密，器形规整，多仿照青铜器的形制制作。它们是早期青瓷的先声，对于瓷器在中国的独特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酿酒是淀粉质发酵糖化酒化的过程，这一化工技术最初是由粮食储存中的发酵现象得到启示而产生的。用谷物酿酒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已较普及。商人饮酒之风甚盛，青铜和陶质的酒器种类繁多。《尚书·说命》记商王武丁和傅说的对话，其中提到：“若作酒醴，尔惟鞠蘖”，“蘖”即是制酒用的酵母。《礼记·月令》说：“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浩，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兼之，无有差货。”这段文字生动地叙述了酿酒过程的六个要素。曲蘖中的酵母菌是很敏感的微生物，如水中有杂质将影响菌类的作用，制酒时所用容器和温度控制也很重要，所以说“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曲能使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用曲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技术，欧洲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毛霉，建立由淀粉发酵的酒精制作技术。

漆的使用也以我国为最早，漆是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分泌物。漆汁中含有水份，称为生漆，经日晒脱水后成为熟漆。漆液经化学变化能在器物表面形成薄膜，具育保护和美化器物的作用。《韩非子·十过》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近年来，辽宁、山西、江苏等地都出上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木胎漆器或在陶器上有漆绘，证明以上传说是有根据的。庄子曾任漆园吏的官职。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制作和漆绘技术有较大提高，湖北江陵、河南信阳等地战国墓葬中所出大批精美的彩绘漆器即其代表作。秦汉以后，日常用具逐步由漆器代替了青铜器。

在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人们逐步积累了各种物质的性能及其变化的知识，从而概括为对事物本原的某种朴素认识。《尚书·洪范》提出水、火、木、金、土为五行，《国语·齐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说明战国时期兴起的五行学说，在初是由耕作、制陶、冶金、酿酒等物质交互作用与变化得到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如郭沫若所说：“稼稿作甘，是由酒酿得来。..金属能给人以辛味”①。五行学说所反映的各种自然现象的相互对立与联系，也具有朴素的辩证性质，如火能烁金，斧斤可以伐木，等等。这些对后世哲学思想、科学技术观念以及医学、炼丹术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物质理论的肇端，在化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建筑远古祖先曾“构木为巢”或在天然洞穴中居住。新石器时代在黄土高原已普遍建造半地穴式房屋，顶盖用树枝构筑，屋内设火塘，沼泽地带则有干栏式建筑。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和框架式结构的高度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殷代甲骨文已有“■”（高）、“■”（京）、“■”（亨），屋顶均为人字形，下有墙、柱，屋盖可能用茅草铺成（所谓“茅茨土阶”）。《考工记》说商人“四阿重屋”，说明殷商已有四坡二层的复杂建筑形式。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发现大型宫殿遗迹，郑州商城宫殿夯土台基长80米，进深14.5米，柱础用石料或铜质，建筑物本身由木梁、柱、门窗和夯土墙构成，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西，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自商周到清代三千多年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43页，科学出版让，1960年。构，早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中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凹榫，又有卯眼。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说明这种建筑结构乃是我们先人的独立创造。

古代建筑的宏大规模和技术进步，突出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传说鲧已筑城，近年河南登封王城岗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都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迹，均由夯土筑成。郑州商城夯土墙现存高度有四米，最高达9米，基底宽6米，夯层厚8—10公分。据勘探，整个城墙长七公里，略成方形，均版筑而成。洛阳周代都邑呈不规则方形，南北长3300米，北墙长近3000米，主要建筑物在中部偏南，和《考工记》“方九里”，“王宫居中”的记述相符。战国城邑方圆千丈，户以万计，如齐国临淄有七万户，分内、外城；燕国的燕下都也分内、外城，东西长8300米，南北长4000米，主要建筑物安排在城的中轴线上，成为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完整建筑群，城内还有陵墓区、手工业作坊区等。

1978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金银错兆城图铜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为中山王、后陵墓群的总体设计规划平面图，约按三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

建筑材料的发展对建筑工程有重要的意义。西周已用瓦，如召陈村遗址的三座房屋周围都有瓦片堆积，有板瓦、筒瓦等，西安客省庄遗址还出土有屋脊用的人字瓦。春秋以后，瓦的使用更为普遍。秦国还有青铜铸造的“全杠”，作为梁柱结点和装饰之用。

水利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出现防洪工程。传说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①“鲧障洪水”②，就是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下，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筑土石堤埂，挡住洪水的漫延。后来大禹发现这种办法在许多地区行不通，于是他“因水以为师”，③把治水方法由“壅”改为“疏”。他“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①这种疏导办法，比共工氏和鲧采用的壅防法前进了一步，由消极防洪改为积极治河，经过疏浚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防洪的效果也好多了。②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城市防洪、排涝工程。1980年，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四公里的平粮台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城墙南门道下发掘出三条陶制排水管道，成倒置品字形铺设。陶管分粗、细两端，细端扣入粗端，粗端直径0.27—0.32米，细端直径0.23—0.26米，每节长0.35—0.45米不等。这座古城从防洪的城廓到排涝的地下管道，组成了一套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

①《国语·周语下》。

②《国语·鲁语上》。

③《淮南子·原道训》。

①陆贾：《新语·道基》。

②《中国水利史槁》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41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1980年发掘出一处战国时期的古城，距今约有二千三百多年。当时为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从山的北边引来河水，通过埋设在地下的陶制输水管道输入城市。输水管道过山的一段，埋设在凿成的岩石壕沟内。陶管每节长0.59—0.61米，两端粗细不一，大口套小口，节节相扣，粗端直径0.17—0.18米，细端直径0.13—0.14米。管道中间每隔一段有一个三通管，支管口伸出地面，上边用特制的带孔的盖罩住，也有用卵石压住的，以调节水压。还有一处为四通管，一个支管口内有木板插式闸门槽，可以用木板闸门止水。口下有一大陶缸，水直接流入缸内。两条管道的联接处设有阀门坑。整个工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自来水设备，其设计是非常巧妙的。③在殷墟卜辞中，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畎”、“浍”等字；有引水灌田和筑堤防水以工商都的记录。如：“丁己卜，殻贞：黍田年鲁？贞：z保黍年？z弗保黍年？”（《乙》七七八一）。此辞的“年鲁”即年成嘉善之义。“z”即后世之“＜”字，即“畎”、“甽”，田亩中之沟洫也。又如：“戊午卜，争贞：水其福■（兹）邑？七月。”（《乙》三一六二）。此辞卜“水”而日“福兹邑”，可见不会是洪水泛滥之“水”，而应是可以造福于人之“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解释为灌溉农田以保证年成丰收之“水’。殷人不仅“作沑，、“导洹”，引水灌溉，而且还筑堤作圩以防水患，保护居邑与农田。卜辞有“方商”之辞：“曰卯贞：今日令方商？”（《碎》二三○）。“辛卯贞：于今月令方商，”（《人》二三六三），“丁已卜，贞：“王令并方商？”（《甲》七二七）。“方商”，就是筑堤防水以卫商都。①水利事业经过商和西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发展高潮。这个时期兴建的水利工程大致可分为灌溉、运河、堤防这三类。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最为兴盛，主要工程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郑国渠等。

芍陂是古代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今称水库），位于安徽省寿县安丰城南，又叫安丰塘，是公元前六世纪末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筑的。芍陂的设计很巧妙。它恰当地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而北面低洼的地形特点修筑，“陂有五门，吐纳川流”。②陂周约百里，灌田近万顷，民得其利。漳水十二渠是大型农田灌溉渠道，由魏国邮令西门豹主持修建。各渠设有调节水量的水门，郦道元说是“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①。

都江堰是举世闻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在四川省灌县。是秦昭王（公元前306一前251年）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整个工程由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个部分组成，有灌溉、防洪的作用。都江堰修成后，使成都平原大约三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成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②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经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维护，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由韩国的水工郑国为秦国设计开凿的。他“凿泾③贺维周：《从考古发掘探索远古水利工程》，载《中国水利》，1981年第十期。①温少峰、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20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让1983年版。②《水经·肥水注》。

①《水经·浊章水注》。

②《华阳国志·蜀志》。

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由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③春秋战国时期，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楚在汉水、云梦，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淄，济等地都开挖了运河。其中以邗沟和鸿沟规模较大。公元前486年，吴国为了北上争霸，便在邗地（今江苏扬州东南）筑城，并向北开运河，经射阳湖至末口（今江苏灌南县北）与淮河相通，成为邗沟。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8年在位）为称霸中原，加强与宋（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市）、郑（国都在今河南新郑）、陈（国都在今河南淮阳）、蔡（国都在今安徽凤台）等的联系，从河南荥阳开运河引黄河水向东南流，与淮河水系沟通，形成鸿沟。

堤防至迟西周已出现。《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可见西周堤防已有一定规模。春秋战国时期，堤防已很普遍，甚至造成“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局面①。秦统一六国以后，才“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②，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

在水利工程理论方面，《管子·度地》论述了堤防设计、施工、保护等技术问题，提出防的横断面形状要“大其下，小其上”，成梯形。这样不致于产生滑坡。堤防施工的季节要在“春三月，天地干燥..山川涸落..故事已，新事未起”的时候，农闲时节，天气干燥，土地含水量比较适宜，此时施工质量好，枯水季节，可取河滩上筑堤，可以起到疏浚河床的作用。堤防修成后，还要“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对水流的各种特性也有所认识，认为“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流而不行”。对指出渠首工程位置要选择在上游水位高的地方，这样才能“高其上，领瓴之”。为了保证渠水畅通无阻，必须保证渠道有合适的坡降，即“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这个坡降相当于千分之一。

关于有压管流的水性，《管子·度地》也有论述：“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又描述了渠道水流行进中的两种破坏性水力现象：“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

采矿我国的采矿业始自旧石器时代，由最初无意识拾取石头逐渐发展到选取和挖掘石料。新石器时代中期，在华北和华南都出现了采石场。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采石遗址年有许多三迭纪侵入的煌斑岩墙、岩床和凝灰岩层，这些岩石质地坚韧，经开采、加工制作成各种石器①。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采石场有坚硬致密的霏细岩，在脉岩谷坡上留下了从原生地层中开采石料后形成的七个洞穴，反映了比较熟练的开采技术。在未使用金属工具的条件下，石器制作者利用岩石热胀冷缩的特性，点燃柴草，将脉岩表面烘烤至灼热，然后③《史记·河渠书》。

①《汉书·沟洫志》。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贾兰坡、龙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二期。泼水使之骤冷以加剧崩裂，再用工具沿裂缝撬下石块。长期开采的结果，造成了这些洞穴。现在洞穴里还保存有大量的灰烬、炭屑、脉岩鳞片、烧石以及洞壁上的火烧、剥离痕迹。从地层里开采原料是人类制作工具史上一大进步。②距今四千多年的甘肃齐家文化和有些地区的龙山文化中，发现多件红铜制成的小件器物。③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出土了我国较早的青铜文物。比二里头稍晚的二里岗中商遗址，出土了比二里头更多更大的青铜器，说明商代的早、中期，铜、锡、铅矿的开采已有一定规模。

在殷商卜辞中有“丹”字，甲骨文作■。《说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可见丹字正是掘矿井采矿石的象形表意字，应是矿字之初文。另一卜辞有：“壬子卜，斫氐，■启（■），隻（获）？”氐与底通，《释名》“地，底也”。“斫氐”即斫地。■为古疾字异体，其义为亟速，谓斫地速启，则有所收获也。此辞乃记开矿之事。“斫氐”又可解释为在山岩之下开矿。因此，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在这里的岩下斫掘，可以很快打开坑道，取得矿物吗？①西周已有管理采矿业的政府机构。《周礼·地官》载：“■（古矿字）

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西周的矿业种类大致有陶土、金属矿产、玉石及其他石料。《礼记·曲礼下》说：“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六工之中，前面三种跟矿业紧密相连。

西周的坑采技术，以湖北大冶铜绿山大岩阴山七号矿体发掘的古矿井遗址最为典型。这里发掘出来的群井，一个采区就有22个。这些群井大体上都是方井，净断面为45×45平方厘米或60×60平方厘米。支护形式为间隔支护，距离为40—60厚米，井框木为带榫的套接方式，榫口一律凿成方形。井框外，四壁先背一层竹蓆，竹蓆内间格敷有直径4—5厘米的木枝条。盲井与竖井的支护方式相同。群井的井深一般为20—30米左右。平巷的断面形状、尺寸及支架结构形式与竖井相同，统属脉内沿脉巷道，随矿体的走向而变化，常常与数个竖井相连通。总之，这个时期的井巷开凿还属于初级阶段，井小、巷短，井多、巷少。竖井与平巷规格划一，支架均为样接，间隔式支护。巷道断面狭小，人在里面工作只能爬行或蹲坐。这样，劳动效率自然不高，生产能力和开采规模都小，井巷服务时间短。主要挖掘工具是铜锛，其他工具则是木制的。除了大冶铜绿山外，内蒙古昭盟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也是西周时期的。这里井深只有七八米至十七八米，不如铜绿山的井深，这是才从露采转向坑采的反映，属于坑采的初级阶段。

到春秋战国时期，坑采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铜绿山古矿井在春秋时期已成功地使用了竖井、斜井、平巷联合开拓，初步形成了地下开采系统。斜井的出现，在坑采技术上是一大进步。因为斜井的掘进施工和支护技术都是难度较大的。当时斜井的倾角由25°至70°不等，因地而异。斜井的作用不仅可以沿矿体倾斜延深采挖富矿，节省工程，而且还有探矿的作用。平巷②黄慰文等四人：《广东海南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载《考古》1979年第四期。③甘肃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二期。①温少峰、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353—354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的支护方式比西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不再采用有底梁的框架，使平巷支护区别于竖井。平巷的净断面由西周的45×45平方厘米扩大到80×l00平方厘米，净断面几乎增大了三倍。竖井断面出现了矩形，这比正方形断商的并筒进步。矩形井筒的有效断面利用率高，能抵抗较大的侧向压力。竖井虽然仍以群井的方式布设，但最大井深已达到64米，比西周时增长了一倍，延深到潜水面以下8—10米。典型的开采工具是大铜斧，每个重3.5公斤。其余的工具则是木槌、木锹、木铲、船形木斗、木瓢、竹篓、竹篮等。船形木斗近似元宝形，全长35.2厘米，宽14厘米、高7厘米，它是淘洗矿石的工具，类似今天的淘金斗。这时已运用了重力选矿法，以此来鉴定矿石品位的高低，确定井巷的开掘方向。照明用于竹篾片燃点。

战国时期普遍使用铁工具，采掘和支护技术都较春秋时期有进步，基本上摆脱了乱采乱挖的局面。以铜绿山仙人座一号矿体第24勘探线的古矿井为例，它的开采系统已相当完整，开挖竖井到一定深度，便向两边掘进中段平巷，在中断巷道的中部或一端，下掘盲井直达采矿场。竖井断面虽多为方形，但支护很讲究，采用经过精细加工的方木（或圆木）密集式垛盘支护，框木以方木（断面为10×20平方厘米）为主，接头为单平面亲口接■，架设起来稳固持久，可以同现代的木结构井架相媲美。井筒深度一般为50—60米，井底掘出有3米深的水窝，类似现代的井底水仓。有几个比较大的竖井延深到潜水面以下28—30米。由原始地貌推算，井深足有80—98米。竖井断面比春秋时期的大。竖井是交通孔道，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巷支护送到井下，都要经过竖井。提运工具是辘轳、大绳和木钩。深的竖井，又分成几段，即掘一段竖井，挖一段平巷。每个平巷都装有辘轳，这样逐级提升运送，接力完成。竖井与巷道连通的地方，修筑“马头门”，四角的立柱很粗大，三方用木板（或细木棍）封闭，一方与巷道连通。

此时的斜井（斜巷）别具一格，呈阶梯式向下延伸，就象是由“浅井”

和“短巷”衔接而成。这种斜井，适用于次生富集带的探矿和采矿，还可以作为中段平巷的联络道，斜井支护采用鸭嘴与亲口混合结构建筑。巷道底部敷设地梁，地梁两端砍出台阶状的榫口，榫上立两根上端带杈的立柱，树权上以鸭嘴结构架设横梁。在紧贴横梁之下的两杈之间，以亲口结构嵌入内撑木。这样，就由五大件组成一节鸭嘴与亲口混合结构的方框支架（完全棚子）。这种方框支架，两节或三节为一级，沿矿层倾斜向下延伸。在横梁上面，有排列整齐的细木根或圆木，上面再铺一层大小不一、排列杂乱的木板，这样就构成了顶棚。斜巷两侧立柱外，以细木棍或木板作背板，背板外面还堵有一层藤条编织的蓆，封闭严实。这样能使空气自然对流。坑内浊气、热气沿着斜巷顶部外溢；冷的比较新鲜的空气从斜巷底部流入，直到工作面。在古代没有抽风设备的情况下，斜巷的设计是很适用的。采矿使用的工具有铁斧、四棱铁钻、铁锤、铁耙、六角形铁锄、凹字形铁口锄、木槌等。铁矿的开采与铜矿大致相同，河北省兴隆县曾发现战国的古铁矿坑。①冶金①杨文衡：《我国古代采矿技术史（坑采）》，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二辑。

金属的冶炼、加工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

后来组成华夏族的炎黄、东夷和苗蛮等族都有关于冶金的远古传说，甘肃东乡出土有距约今四千七百年的青铜刀。迄今所知资料表明，中国的冶金技术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创造，而不是从西方、北方传入的。

冶铜术的兴起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古代文献有不少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从近年来考古发掘看，夏代已能熔铸青铜。居住在今河南濮阳的昆吾族，就是以制陶、铸铜著称的一个部落。把铸铜和制陶联系在一起，表明冶铜术确是在制陶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陶窑的修筑、使用、燃料（木炭）的制备，燃烧技术的改进以及对陶土性能的认识，都为铜的冶炼和铸造作了准备。河南登封、山西夏县等处出上铜容器残片和铜镞，表明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早商青铜器有铜镞、铜凿、铜铃等小件工具与器物，并且有铜爵数件，说明当时青铜冶铸技术已具一定水平。

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已有爵、斝、鼎、盉等成组礼器。1974年郑州张寨出土的方鼎两件，一重62.25公斤，另一重84.25公斤，已是相当大型的铜铸件，经检验为铅青铜铸成，含铅17％，锡3.6％，熔铜设备是用内外涂抹草拌泥的大口陶尊和陶缸。

盘庚迁殷后，以安阳殷墟为中心，铸铜技术臻于鼎盛。瑰丽壮伟的司母戊大鼎是典型代表。它重达87.5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在千斤以上。能够成功地熔铸这样的大型器物，说明殷代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大规模。

出土和传世的殷商青铜器数以万计，主要是礼、乐、兵、车四大类。这些精巧的青铜制品，具有根高的历史的、学术的、艺术的价值，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古代希腊多用失蜡法制作艺术铸件。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在现已鉴定的商和西周铜器中，并未发现使用失蜡法的确证，就是湖南宁乡出土的著名的四羊尊也是用陶范铸造的。从单范到双面范又发展到用多件范、芯组合成复合铸范，进而采用分铸法，这是陶范铸造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有些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能获得复杂的形状，关键在使用了分铸法，或先铸器身再在器上合范铸出附件（如器把、兽头等），或先铸好附件，再镶嵌在陶范内与器身一起铸作成器，工艺构思十分巧妙。

冶铸业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近年来辽宁喀左、江西清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在这个基础上。西周青铜铸造又有所发展，王室、各诸侯国以至贵族都拥有铸造作坊，出土铜器的地点比商代更加广泛，如甘肃凌源、江苏丹徒、安徽屯溪等处均有发现，数量上也远超过前代。

西周前期铜器形制多直接继承殷商风格，其后有较明显的改变，花纹趋于简易、流畅，器壁渐成轻巧，具有质朴、实用的特点。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开始取代奴隶制，表现于青铜冶铸技术也有重大的变化，即从原先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综合运用浑铸、铸接、失蜡法、铸焊（锡焊、铜焊），红铜镶嵌、错金银等多种金属技术的新工艺系统，代表性产品有曾侯乙大型编钟群和青铜尊、盘等。就制作方式来说，先铸附件后铸器身的分铸形式有很大发展，成为主流。这种方法利于分工合作，因而有较高的生产率，器件的结合也较为牢固，是适合于社会生产的要求的。同时，在器形、纹饰方面有不少新的变化，突破了殷商西周的传统格局，如新郑彝器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点，到战国时期更发展了印模、叠铸等批量生产技术，不少器物壁薄轻巧，质朴无华，更为实用。随着生产发展和经验积累，这一时期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纪述明显增多。《考工记》除记载“攻金之工”六种及其具体分工以外，又详述编钟部位名称、尺度比例、熔铸铜器时的火色变化和“六齐”合金配比。后者被誉为世界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合金配制法则，实物检验表明，这一法则是具有科学性和客观实在性的。又如《荀子·强国篇》以“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为获得优质铸件的四大工艺要素；《吕氏春秋·别类篇》提出“金柔锡柔，合二柔以为刚”的观点，都是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对青铜冶铸技术具有规律性认识的反映。

在冶铜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冶铁术逐步在冶铜业内部产生了。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铁刃铜钺的出土，是近年来考古发掘和冶金史的重大发现。经有关单位反复鉴定，证实铁刃是用含镍较多的天然的陨铁经加热锻打成形后，嵌在陶范内，和铜钺本体在浇注时铸接在一起的。它说明，我国至迟在公元前十三四世纪就已发现和使用了天然铁。诗《秦风》：“驷■孔阜”，《逸周书·王会解》：“玄钺”，郭沫若曾释为“铁”和铁质（铁刃）武器。将这些文献记载和实物相印证，对探索冶铁术在我国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考古发掘所得实物资料看，最早的铁器出自甘肃、湖南、江苏等地，年代为春秋晚期。湖南长沙出有钢剑。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铁条和铁块，经检验，铁条由块炼铁锻打成形，铁块是白口铁铸成的。这说明熟铁和生铁在我国大体上出现于同一历史时期。欧洲在公元十四世纪才使用生铁，在这以前，冶铁业主要地以块炼铁为原料，钢是由块炼铁渗碳获得的。而我国冶铁技术则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发展特点。生铁的早期出现与广泛应用，是我国冶铁术的重大成就，影响极为深远。

春秋晚期的铁器多是小件的刀、锥、臿、削等工具、农具。到了战同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管子·地数篇》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可见人们对铁矿资源的重视和了解程度。管仲相齐时“官山海”，已对铁的开采、生产实行管理，临淄东周冶铁遗址面积达十数万平方米。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当时的七国疆域，农具有犁、锄、臿、铲、镰，手工工具有斧、凿、锥、削等。铁器取代铜、石、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也是战国经济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的物质基础。

战国已娴熟地使用铸铁柔化技术，将脆硬的白口铸铁坯件，经高温退火成为黑心韧性铸铁，例如洛阳铁铲、长沙铁臿等，经检验是以铁素体和珠光体为基体，石墨作团絮状析出，质量比白口铁和灰口铁都要好。石家庄两件战国铁斧都经过脱碳处理，表层成为钢的组织，内部仍为莱氏体，保留着生铁的组织。欧洲十八世纪才有韧性铸铁，黑心韧性铸铁在十九世纪于美国试制成功。我国韧性铸铁的生产比欧美要早二千多年，这是铸铁生产工具能在战国广泛使用的一个关键，对社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对铁器需要量的增长，战国已用铁范大批铸作农具、手工工具和车具。1953年河北兴隆出土的燕国铁范八十七件，其中有斧、凿、镰、锄等类，有一范可同时铸两件的，还使用了即在现代也不能轻易得到成功的金属型芯铁芯，技术水平之高实为惊人。此外，战国已用铜范铸造布币，开后代用铜范、铁范铸币之先声。

战国时期频繁的军事行动，促进了炼钢技术的发展。块炼铁渗碳制钢是这一时期钢铁技术的另一项重大成就。对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所出铁兵器进行的检验，证实戟、剑等武器是用块炼铁经渗碳后锻打而成，有的还在高温下淬火，得到很硬的马氏体，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淬火钢剑。过去，一般都认为战国炼铁技术以楚国和吴越地区为最先进（如苏秦所说“楚之铁剑利”①以及传统中的干将莫邪等），燕下都钢剑、钢戟的发现，证明炼钢术在北方地区，也有较高水平。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战国青铜器出现新的面貌，辉县赵固墓等处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等器物，花纹刻划极为精细，不是钢铁工具很难办到。这个时期的错金银器鎏金器件也比春秋时期大为增多。另一方面，很多战国铜器壁薄、素面，表现了铸铜技术的提高，并进一步向商品生产方向发展，产品有铜镜等。

除中原地区外，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受商周青铜文化影响，冶铜术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具有各自的地方特点。例如云南剑川海门口氏族部落的冶铜业已较为发达，铜器有斧、刀、凿、鱼钩、钠和装饰品。四川地区在殷周时期，冶铜术也有一定水平，如新繁水观音以及忠县出土的铜器所示，其后发展成有高度成就的巴蜀青铜文化。北方草原地区所用青铜器如方銎斧、有翼镞和矛等，均与殷周铜器有类似之处，这些地区常出土石制铸范。在殷周奴隶制发达期间，江苏、安徽的湖熟文化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在中原文化带动下，已能铸造和中原相同类型的铜刀、铜镞、鱼钩等。这些都证明中华民族青铜文化的统一性也促成了统一的铁器文化的早期形成。

交通、运输工具古代陆上交通用的主要工具是车，创始于原始社会时期。《淮南子》载：黄帝时代人们因“见飞蓬转而知为车”①。这种说法似乎不大符合技术发明的规律。车的发明过程较可能是由徒手搬运重物发展至用圆木棍垫在下面拖拉重物，从而导致车轮和车的发明。最初的车轮是由一块整木制成，称为“辁”，以后逐渐发展成有辐条的轮子。从河南安阳孝民屯、大司空村等处发掘的车马坑看，有辐条的轮子至迟在商代就已发明（见图一）。车马同坑，说明已用马力挽车。车的形制为双轮、独辕，上有车舆（车箱），并配有铜■、轭和当卢、铃等马具。周代的车制与商代相类似，但又进了一步。尤其是战车发展很快。据《史记》所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的大军就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②。《考工记》记载了周代兵车、田车、乘卒等多种车制，并对各种车辆的车轮、车辕、车舆制造材料、尺寸大小及制造工艺做了详细记述，例如车辆如何装配才能结实，车轮直径应当多大，才能使马拉省力等等都有详细介绍。其中特别强调车轮要造得尽可能地圆，以使轮子与地面的接触尽可能地小（“微重”），①《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①《淮南子·说山训》。

②《史记·周本纪》。

从而使车子走得快（“戚速”）。③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是桴和舟。桴即竹筏或木筏，是由几根粗竹或树干綑扎而成；舟即独木舟，是用火和石斧把大圆本挖成凹形而造成。所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即是指此而言。独木舟在浙、闽、江、蜀等省曾多次出上，有尖头尖尾的，有方头方尾或敞尾的。虽然所出上的最早年代为春秋时期，但陶制的船型物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则多有发现。浙江河姆渡、钱山漾等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均发现有木桨，说明早在五至七千年前就已有舟楫的发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舟字，写作“■”，形状象一只由多块木板联接而成的木板船。由独木舟发展成木板船，是造船技术的一大进步。西周以后船舶技术发展很快，开始出现“并舟”。通常是两舟相并，称为“舫”，亦称“方舟”。《尔雅》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①这里说的是周代制度。“造舟”是由多条船并联而成，犹如水上浮桥，较为安稳，仅由天子乘坐：“维舟”是由四条船相并而成，由诸侯乘坐：“特舟”是单舟：“泭”同桴，即筏。至春秋战国时期，船舶已用于水战。吴、越、楚、齐四国都有强大的水师，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据《越绝书》载，吴国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数种，“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②。吴国还有大型的战舰——艅艎，是王侯指挥水战时乘坐的。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铜鉴上，绘有一组水陆攻战图。其中××层者为楼船，下层众多水手奋力划桨，上层立有战士多人，或弯弓射箭，或持盾挥戈，生动逼真。

机械尖劈、杠杆、轮轴是古代的几种简单机械。这些机械的特点是能以小力做大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因而用途十分广泛。

尖劈的发明最早。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知道，越尖的石块越锋刊，石刃的夹角越小，割刮食物时就越省力。进入商周时期以后，更用青铜或铁制成各种尖劈状的工具和兵器，如锄、铲、镰、斧、镞、剑、刀、矛等等，这些工具和兵器的创制，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杠杆的出现也十分早。当原始人用木棍撬起或抬起重物时，杠杆知识就开始积累了。传说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的使用，即是杠杆知识的应用。更为普遍亦更为典型的杠杆机械是桔槔和衡器。

桔槔是一种提挈重物或向深井打水的机械。《庄子》中记有颜渊的话：“子独不见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①。又载子贡的话：“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②。桔槔的形制是在井旁或渠边的高柱上，横支一根长木，长木前端用长绳悬一空小桶，后端綑扎一重物（如石块）。将前端绳③《考工记·轮人》。

①《尔雅·释水》。

②《越绝书》逸文。

①《庄子·天运》。

②《庄子·天地》。

索往下一拉，水桶就可打水；然后把手放松，由于后重前轻，水桶便被提上来了。这种机械要比完全靠人力提水，轻易得多，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近代农村中，仍有采用桔槔打水的，墨家还用桔槔来高举烽火，所谓“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

衡器是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发明较早。传说帝舜时代就有了。《尚书·舜典》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衡器有等臂秤（天平）和不等臂秤两种。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木衡是等臂秤①，而传为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王”铜衡，则可能是不等臂秤②。衡器所据的原理是两边力矩相等而达平衡的杠杆原理。对于等臂秤（天平），权（法码）的重量与物的重量相等；对于不等臂秤，重物与重臂（重物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等于权（秤铊）与力臂（权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墨家学派曾阐述了不等臂秤的工作原理，墨家把重臂叫做“本”，把力臂叫做“标”，权的重量比物的重量轻，对此，墨家指出，若要这种秤“相衡”的话，必须“本短标长”③，可见墨家已知杠杆原理：重×本＝权×标。这比古希腊阿基米德于公元前三世纪发现杠杆原理要早一个多世纪。

此外，有关滑轮、轮轴等杠杆机械的利用，先秦古籍中亦有所记载。据说公输般曾建议季康子造转动机关安葬其母，这转动机关可能就是辘轳；《墨子》“备高临”也提到当时有一种连弩之车，曾用辘轳引弦张弩。《墨经》中还记载了以斜面配合滑轮或轮轴来起重的实验情形。在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也发现用辘轳提升矿石的遗迹。

①战国等臂木衡，见《全国基建工程中出土文物图录》。

②战国不等臂秤“王”铜衡。见《文物》1979年第4期第74页，刘乐瑞文。③《墨子·经说下》。

第三章　交通、道路、都会

第一节　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分布推测交通的起源和当时道路的雏形

交通起源于生产和交换

我国交通的形成和发展，远古之时已肇其端倪。追溯其渊源所在，当始于原始社会。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间相互的联系，就可以作为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近年迭有发现。其分布的地区极为广泛，东起黑水白山之间，西迄塔里木河上源，北自阴山之北，南至海南岛的南端，莫不有其踪迹，而黄河流域和东海之滨，更显得稠密。其间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又远较旧石器时期为繁多，显示出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

当前，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探索工作正在方兴未艾之际，新的发现仍时有所闻。不过就现有的基础，尚可略事论述。旧石器时期的人以采集为主，随遇而安，也可能有一定的居处，却难以说就不再在外彷徨游荡。新石器时期的人显然有所进步。虽不免还有赖于采集，实际上已经能够从事生产。既能从事生产，就可能形成定居生涯。这就对于居住地址有所选择。从现在已经发现的其时遗址分布情况看来，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当时尚未知掘井，故居住地址就多近于水边泽畔。除了近水之外，尚有其他必备的条件和注意的事项。正是由于能够充分利用地理环境，故其居住地址的使用时期也比较长久。

新石器时期的人不仅能从事生产，而且也有了交换。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曾经发现过玉片和玉瑗①。洮河流域并非产玉的地方，这些玉片和玉瑗显然是从他处运来的。不论其来自何方，殆都是经过长途跋涉、辗转负贩才能运来。可见当时不仅有了交通，而且路程也许相当悬远。一些遗址的所在地就已经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交通的条件也有所注意。当时的人选择居住地址，如前所说，是离不开水的。这除了生活饮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应是其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因素。一苇之航远较翻山越岭为容易，河流沿岸遗址较为繁多，就是具体的说明。这里不妨先以渭水流域为证。渭水流经陇山东西，陇山以东，沿流平原广袤，尚无若何阻遏；陇山以西，由于地处高原，间杂有山岳，艰于往来，故遗址的分布多沿渭水。渭水发源于渭源县，渭源以东为陇西和武山两县②，丹东为甘谷和天水两县①，其间遗址络绎不绝。天水以东，即为陇山，越陇山而下，由宝鸡市直至渭水入黄河处，遗址陆续相望，未稍减色②。无庸多所解释，远在新石器时期，沿渭水上下的东西交通大道，已经初步形成。

正是由于了解到交通的重要性，新石器时期的人对于居住地址也往往迁就于交通的条件。如前所说，那时的人多喜居住于河流附近，就是这样的道①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②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①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②石兴邦：《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所附《陕西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图》，刊《人文杂志》1957年第2期。

理。还更有甚者，乃是居住于两条河流交会的地方。甘肃永靖县莲花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正在大夏河和黄河交会之处③，而河南南召县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在黄鸭河和白河交会之处④。就是到现在，两河交会的地方仍然是交通便利的所在。这其间的规律远在新石器时期已为人们所发现了。

然而，河谷水泽之畔，可资作为居住地址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口逐渐繁殖增多，河谷水泽之畔就容纳不下。河南浚县大赉店、枋头村等濒于淇水沿岸的地方，现在共有十五个村落，却已发现了十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⑤，其稠密的程度几与现代柏埒。而河南安阳洹河侧畔一个十五里长的地段里，竟已发现了十九处新石器时期遗址⑥。遗址与遗址之间的距离尚不足一里，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如此。那时已经有了农业，却还不知道施肥，无由克服地力渐减的自然规律，因而也难于在一地长期居住下去，必须选择新地另行迁居。因而，虽非河谷水泽之畔也就有了更多的居住地区。现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遍布于全国各处，不仅平原地区遗址相当繁多，就是丘陵山地也不乏其踪迹，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

沿渭水伸延的长西古道路居住地区既已扩大，交换的范围就相应广泛，交通道路也就难免随之延长，而且逐渐趋于形成较为主要的交通道路。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最为广大。主要交通道路也较为明显可见。前面曾经说过，渭水沿流由于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络绎不绝，显示出其地交通的发达，这里所说的遗址主要就是仰韶文化的遗址。后来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由渭水入黄河处直至陇山之下，皆有分布，几乎原来仰韶文化的旧地都成了龙山文化的新居。这就说明了这条东西大道并不因居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兴废。还应该指出，就在这段道路上，东部和西部却不相同。东段在渭水之南，西段在渭水之北。这显示出东段和西段地形的差异。直到现在陇海铁路也还因着这样的成规。可见远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掌握这里的自然演变的规律。

这条沿渭水的道路，并不仅以渭水为限。渭水入于黄河，黄河东流，这条道路也因之而向东发展，经过现在的洛阳而至于郑州附近。现在郑州以东，遗址少有发现。这不能说当时这里没有居人，而是后来黄河不断的泛滥，地面堆积日厚，遗址波埋愈深，尚未为人所发现。郑州以东本为济水流经的地区，济水是一条古水道，新石器时期当和黄河、渭水同时存在。济水下游直至东海之滨乃是龙山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今东阿、平阴等处，经济南、淄博各地，而至于东海之滨，可以显示出是曾经有过一条主要的交通道路的①。也可以说，由东海之滨可以西至渭水源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这条道路却并非就止于鸟鼠山。鸟鼠山西为洮河流域，再西为湟水流域。这里是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发达的地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不仅向西发展，就③见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0期《文物工作报导·甘肃省临夏永靖文物普查情况》条。④见1955年《文物参考资料》第3期《文物工作报导·河南南台县史庄乡发现古代遗址》条。⑤周到：《河南浚县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刊《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⑥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刊《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①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各地遗址，皆据有关的考古刊物和文献，由于篇幅有限，恕不一一注明出处。下文有关的遗址亦同。

是渭水上游也时有其踪迹，特别是齐家文化更东至秦安天水等处。因而这样一条东西大道是会由渭水沿流向西通到湟水流域的。

黄河中下游的三条南北古道路根据这样的道理，在黄河中下游，还可能有三条主要的交通道路。而这三条道路既富有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也非少数。遗址络绎不绝，宛然如线，不能谓非道路所经过。太行山东，今京广铁路沿线各地，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诸市及永年、磁县、汤阴、淇县，就兼有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而其北的曲阳亦有仰韶文化遗址，其南的汲县又有龙山文化遗址。若与今北京市西南其他古文化遗址相联系，谓非一条南北交通道路，恐难说得下去。

太行山西的汾水流域亦是如此。今太原市为山西省会，乃一方交通枢纽。其地就曾发现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沿汾水而下，临汾市和洪洞、襄汾诸县也皆有发现。论其稠密程度似不如太行山东邢台、邯郸诸市间，然汾水并非细流，较之太行山东平原旷野，当更易利用从事交通运输。所可异者，汾水下游之南为涑水流域，涑水沿流的遗址似较汾水中下游为更多。以现在交通来说，这都是同蒲铁路南段经过的地方。若非当时也是一条主要交通道路，如何能这样古今巧合？

经过现在陕西延安、黄陵等县市，可能在当时也是一条南北通行的大道。因为在宜君、洛川、富县、甘泉，以及延安之北的安塞、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以至于榆林、府谷等县皆有遗址的发现。这和现在的道路也是吻合的。黄陵、宜君以南，山岭重叠，使由西安至延安的铁路也不得改道由其东绕行，然铜川和耀县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却可以证明当时的道路是曾经越过这样的山地的。

淮水以南的古交通这样的情况也见于长江和淮水，而淮水沿流较之长江更为明显。也许长江过于浩淼，不如淮水的较易于利用。就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也并非没有交通可言。长江的支流以汉水为最大。汉水也和其他河流一样，新石器时期的人也不是不设法利用的。汉水支流的白河和黄河支流的伊水，相距最近，而这两条支流侧畔的遗址也都有相当的数目，只要越过其间的山地，两方面的交通也还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乃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交通。珠江虽不如长江的浩淼，却也源远流长。其西江远来的云贵高原，那里的山峦起伏，迄今犹感交通困难，何况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不过在南岭的两侧，尚可依稀略见其间的关系。长江支流的湘江和赣江皆自南岭流下，而西江支流的漓水和北江的一些支流也皆发源于南岭山下。这些河流的近旁都有相当数目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其上源有的相距并不很远，舍舟越岭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由现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推测当时的交通道路。主要的依据是其间络绎不绝的遗址。既然络绎不绝就易于扩大交换的关系，因而形成了交通道路。可能当时的交通道路不只就是这几条，只是都不是有相当远的距离，就不必一一论述了。

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

古文献所反映的传说时代的交通在有关远古的文献中，也有若干交通道路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三家注的解释，则丸山当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南。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空桐山，一说当在今甘肃肃州市东南，一说即鸡头山，当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熊山当在今陕西商县西。湘山当在今湖南益阳市。釜山当在今河北怀来县。涿鹿当在今河北涿鹿县。根据这样的解释，黄帝的行踪殆将遍于全国。惟所至之地相距皆甚悬远，不审果遵何途而后能够到达。其后虞舜也曾远巡，据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汉时于今广东、广西两省间置苍梧郡，于今湖南、广西两省间置零陵郡，而九疑山即在零陵郡的东南。郡虽置于汉时，郡名当有所承受，当与虞舜所至之地有关。如果虞舜果曾出巡，而且到过这些地方，则其渡江之后，当出于湘水一途。这和传说中所说的湘山上娥皇、女英二妃故事相符合，或不至有若何参差。然取何道南渡长江？自来史家皆无所说，恐终难得其真象。后来到了夏禹，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遂得“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相当巨大的。所通的九道何在？《夏本纪》于此下辑录了《尚书·禹贡篇》的全文，可见九道就在其中。《禹贡》一篇诚备载各州的贡道，其详密程度，超迈前世。然这一篇文字实出于战国人士之手，只是托名夏禹，其实并无若何关系。这种见解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公认，无烦在此多事赘述。然禹之治水确是得到世人称道，并非史家妄说。由于治水，禹也确实到过许多地方。《诗·大雅·文王有声》篇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禹之治水曾经到过丰水流域。《尚书》言禹娶涂山①，《左传》言禹会诸侯于涂山②，《夏本纪》言禹东巡狩至于会稽，皆可以说是一代盛事。但禹果由何途而至于这些地方，仍是难解之谜。旧说涂山在今安徽寿县，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布，皆距中原绝远。近人或有对涂山和会稽所在，不以旧说为是①，其间的道路更是难说了。交通道路也可由历来的战争过程中得知若干梗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争战双方进军退军都需要有一定的道路，才不至于贻误战机。古史质朴，往往未能备载。即今有所记载，其确地亦难于实指。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曾邑于涿鹿，而阪泉乃在涿鹿的附近。是炎帝、蚩尤皆远来寻衅，致起干戈。据《帝王世纪》所说，则炎帝初都于陈，后徙鲁”。《皇览》多记先代冢墓；据其所说，则蚩尤冢当在今山东东平县。古人冢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如所言果确，则蚩尤亦当和炎帝相仿佛，其所居地皆距涿鹿、阪泉远甚，行军道路出自何途，似尚难于确定。

在远古许多战争中，汤之放巢应为一次大战。商汤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①《尚书·皋陶谟》。

②《左传》哀公七年。

①钱穆：《西周地理考》，刊《燕京学报》第10期。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又战于三■，而后放之于南巢。这是见于《尚书·汤誓》和《仲虺之诰》的记载。在鸣条战前，汤军升自陑。据《伪孔传》的解释，陑在河曲之南，而桀都于安邑，是汤军渡河北征。鸣条在安邑之西，桀既都于安邑，故其战地得在安邑附近。三■在今山东定陶。南巢，《伪孔传》仅说是地名，而未有确处。后人以春秋地名解释，谓在今安徽巢县。如所说果确，则这次战争实为奇迹。汤时居毫。毫地所在说者不一，要以在今山东曹县南者为是。即令此说尚有未审，总是在大河之南，自安邑视之，更当在其东南。汤伐桀是由毫西北行，渡过黄河，战于安邑的鸣条。桀军既败，反向东逃，逃至距毫不远的三■，由三■再至南巢，又须经过毫的附近，这样的争战过程，殆有戾于常理。当时太行尚非通途，不审夏桀何能越此东逃？或谓鸣条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其地距毫与三■皆非甚远，似较安邑之说为长，然由三■至南巢的道路，却还有待于稽考。

三代迁都与交通道路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皆曾频繁迁都。迁都大计自非轻而易举，往来道路当在审议之中。这样的道路似较帝王游幸巡狩和战争进步易于探寻。这里就从夏都说起。夏的建立始于禹。据说，禹受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晋阳①。也有说在阳城②和阳翟的③。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可能就在今山西旧解虞县西北④；或以在今山西太原市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春秋时，晋国才驱逐所谓戎狄等游牧部族，取得汾水中游的土地，夏禹之时如何能以其地为都？其后，启居于黄台之丘，在现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⑤。此事见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虽近于小说家言，然亦不能谓其毫无故实。春秋时人谓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在阳翟，阳翟本为禹都，亦黄台之丘的近郊，不能以出自《穆天子传》而见绌也。太康和最后的桀居于斟寻⑥，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或谓桀曾都于安邑⑦，然西周时人谓“伊、洛竭而夏亡”①，安邑固与伊、洛二水无涉。战国时，吴起对魏武侯论夏桀之居，谓“羊肠在其北”②。羊肠在今山西晋城县，若桀居在安邑，就不能用羊肠说夏都。其后相居帝丘③，又居斟灌④。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⑤。又其后，帝杼居原，又迁居于老丘⑥。源在今河南济源县西①《诗·唐风·郑谱疏》。

②《汉书·地理志·注》，臣瓒引《世本》及《汲郡故》。

③《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夏禹国”。

④《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⑤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册。⑥《水经·巨洋水注》及《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

⑦《尚书·汤誓·伪孔传》。

①《国语·周语》伯阳父所说。

②《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③《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④《水经·巨洋水注》引《竹书纪年》。

⑤《汉书·地理志》。

⑥《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北，老丘则在今河南旧陈留县。再后，胤甲则居于西河。当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侧畔。据说，崤山有帝皋的陵墓⑦。古人陵墓与居处相距不远，崤山正近于山西省西南部的黄河。胤甲后两传为帝皋。帝皋及其父孔甲未见迁都事，当因胤甲之旧，以西河为都。或以西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古代黄河曾流经今濮阳县西，春秋战国时东土之人多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然战国时亦有人称今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为西河⑧。夏人以西河相称，仅见于胤甲的都城。如上所说，帝相居帝丘，帝丘即在今濮阳县。如帝相时说西河，当指当地的西河而言。胤甲迁都是在帝杼居原后君丘之后，这已远离今濮阳县西的西河，如何还能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夏人累次迁都，除帝相而外，皆在帝丘之西。以帝相一时的都城，即肯定夏代前后皆以相当今濮阳县西的黄河为西河，那是难以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的。

商代也曾频繁迁都。从商的先王契至汤就已经迁徙过八次。所迁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毫①。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在今河北宁晋、隆尧两县间②。商与商丘当是一地，前后不只一次迁此，故名称亦少有差异。其地当在今河南商丘县。相土的东都据说是在泰山之下，邶则在今河南汤阴县南。泰山之下相当广阔，相土的东都究在何处，殊不易确定。以砥石置于宁晋、隆尧之间，亦只是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因而有人就不以为然。古史渺茫，也只能暂作悬案。

自汤之后，至于盘庚的迁殷，其间尚有五次迁徙。所迁之地为嚣、相、耿、庇、奄③。嚣或作隞，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相在今河南内黄县南。庇在今山东旧鱼台县。奄则在今山东曲阜县。这四处所在今地，学者间尚无若何争论。耿之所在似略有歧义。旧说耿在汉时河东皮氏县耿乡，皮氏县为今山西河津县。此说不实，已成定论④。耿或作邢，因而别有两说：其一谓在晋广平郡襄国县，也就是现在河北邢台市。这是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邢、茅、昨、祭为说。其一谓在晋河内平皋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温县东北。这是据《左传》宜公六年的邢丘为说。邢丘距当时黄河甚近，故有“圮于耿”之说。至于邢国，则距黄河较远，黄河虽泛滥成灾，实不易使邢国的城池圮毁。祖乙所都当不能远在其地。

周人也曾一再迁都。周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后稷。这也和商的远祖为契一样，是相当悠久的。后稷居于邰①。邰在今陕西武功县。其后周人辗转于所谓戎狄之间。至公刘始居于豳②。豳的故地约有数处，在今陕西旬邑和彬⑦《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⑧《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②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③《尚书·盘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释文》引马融说：“五邦，谓商丘、毫、嚣、相、耿也。”疏引郑玄说：“汤自商徒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案：盘庚所迁，不当计入。《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仲丁自毫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帝开甲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其于祖乙，仅引《纪年》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而未及其迁都事。按：《书序传》，“祖乙圮于耿”。是祖乙亦曾迁都。合计为五。其说较诸家为胜。

④《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

①《史记》卷四《周本纪》。

②《诗·大雅·公刘》毛《传》。

县。这显示其居地仍在动荡不安之中。接着又相继迁于周原③、程④和丰、镐。再后，又曾一度迁于犬丘⑤。幽王于骊山覆败之后，平王更东迁于雒邑，是为东周。周原在今陕西扶风、歧山两县间。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丰在今陕西户县东。镐在今西安市西南。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雒邑则在今河南洛阳市。

夏、商的交通关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学者间尚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一般的说法，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交通的轮廓。可以说，各王朝的都城之间都应有交通道路以相联系，不然所谓迁都也将是不可能的。

夏人在今山西西南部的都城，有平阳、晋阳和安邑三地。这是由涑水流域北至汾水中游的一条道路。前文论彩陶文化时就曾经提到过这条道路，可见它是有由来的。胤甲居西河，其后帝皋亦因故居，未曾迁徙。此西河如前所说，当在今山西西南部，晋、陕两省间。再北为龙门山地，夏人都城不会舍平原而趋于丘陵之间。夏后皋之墓在崤山，则西河与崤山是有道路可以相通的。这样的道路不是由晋、陕两省间渡过黄河，并沿河东下，就是越中条山南行。尤其是越中条山一道，夏初当早已形成。如前所说，太康与桀皆曾都于斟寻，而斟寻就在洛水下游。周人亦称自洛汭延于伊汭，为有夏之居①。周人且称唐叔所封地②和虞仲所封地皆为夏虚③。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陆县④。这几处夏人故虚迄至周初尚为人所称道，可知其当年的盛况。其间有交通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夏人的建国固以这几处夏虚为基础，然夏人却是向东发展的。帝相的东迁帝丘和斟灌，正是具体的表现。在此以前，帝启就曾居于黄台之丘。由伊洛二水间东行，经黄台之丘而达于帝丘和斟灌，正显示出当时黄河以南交通大道的所在。后来东进受挫，帝杼迁都于原，犹不忘情于东土。其再迁于老丘，而老丘正在由黄台之丘东去帝丘的途中。当时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商人的建都不离黄河下游，或在河南，或在河北。其间交通道路也是相当具体和清晰的。汤居于亳，亳在今山东曹县南，这是无可非议的。相土之东都在泰山之下，这是商人都城东迁最远之地。其实在相上以前，契就曾经迁都到蕃⑤。蕃在今山东滕县境，乃在泰山之南。由亳至泰山之下，如要经过蕃，是不免稍稍绕道的。然继其先王已创的基业总比新修道路为容易。汤③《诗·大雅·緜》篇。

④《周书·大匡解》。

⑤《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①《史记》卷四《周本纪》。

②《左传》定公四年。

③《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④《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⑤《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迳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按：商人建都无在崤山以西者，郑西之峦城，必非契都，王国维《说契自至于成汤八迁》以《汉志》鲁国蕃县当之，诚是。

以后，商人又在庇、奄两地相继建都，而这两地又皆在由亳经过蕃而至于泰山之下的大道上。可知这条道路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沿用了相当长久的时期。亳在济水之南，汤时夏人虽已不再东进，然在东土却仍有相当基础。所谓韦、顾、昆吾，就都是夏人的与国。《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而言。韦在今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也就是原来的帝丘。韦就在夏时由伊洛之间至帝丘的道路上。顾于斟灌偏于东南，盖由昆吾直东可以至顾。由毫至顾，越过济水即可达到。虽相距并非很远，却可使黄河以南的东西道和济水以南的东西道路相联系。

契之后，昭明曾迁于砥石①。如前所说，砥石在今河北宁晋、隆尧间。

如所说果确，则其地应在大陆泽之北。昭明是由蕃迁往砥石的。蕃与砥石之间应有一条道路。道路何在？已难实指。然砥石之南，溯黄河而上，交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汤始居亳之前，相土曾于邶。盘庚迁殷之前，河亶甲又居于相。邶、相两地分峙于黄河的两侧，距河滨又皆甚近，对于水上交通的利用并非不可能的。祖乙圮于耿，为商代的巨变。河患的剧烈使商人不能不为之迁都。可是商人的迁都却还未能远离黄河，黄河水上的交通应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史称商纣之时，“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②。又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①。鹿台在朝歌。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邯郸当即今河北邯郸市。这些地方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巨桥为仓名，在钜鹿水上，距沙丘当不甚远。据说当地有漕粟②。漕运是怎么来的？这无疑是要假道黄河了。

西周交通的发展和道路的修整周人的兴起及其向东发展，使当时的交通呈现系统化和网络化。周人始建都于歧下，和殷人争衡，实施翦商大业。其都城也步步东进，由周原东至程，更至于丰镐。丰镐虽建为都城，周人并未忘情于周原。周原与丰镐间的大道，实为周人本土的主要道路。周武王东征，由盟津渡过黄河，直抵朝歌，与殷纣战于牧野。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洛阳市北。武王灭殷归来，营周居于雒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③。雒邑即今洛阳市，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桃林在今河南灵宝县。这条道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继续沿用，其间也不免有若干变化，总的趋向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作为周人统治地区的东西交通干线，由周原经丰镐至于雒邑的道只是其间的一段。由雒邑往东，还继续伸延。周公于殷人既灭之后，东向残奄。奄为殷人与国，为周人东方次于殷人的大敌，不能不用兵征讨。奄既被残，周人因以其地建立鲁国。与鲁国并建的为齐国。齐、鲁两国拱卫东土，使殷人余孽不能再事反抗。当时的东西交通干线，最东就通到齐、鲁两国。这条道路和商人以亳为中心的东向交通路线不尽相同。春秋初年，周王使凡伯聘于①《书·正义》引《世本》。

②《史记》卷三《殷本纪》。

①《史记》卷三《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

②《史记》卷三《殷本纪·集解》引许慎说。

③《史记》卷四《周本纪》。

鲁，戎伐凡怕于楚丘①。楚丘在今山东城武县西南。凡伯聘鲁，力戎所伐，正显示这条道路是要经过楚丘的。楚丘近汤所居之毫，是周时的道路仍有个别段落是因殷人之旧的。

由雒邑经盟津至朝歌是武王灭纣的旧路。纣灭之后，其故土为卫国的封地。卫国之北，尚有邢国。邢国和凡、蒋等国皆为周公之胤②，也是一个重要的封国。邢国故地在今河北邢台市。邢国在朝歌至邯郸这一地区之北，似已出宁殷纣的京畿之外。如以砥石在今宁晋、隆尧之间，则邢国所封还未出于商人迁都的地区之外。何况殷纣的沙丘又在邢国故他的东北。这条道路似仍因殷人之旧。邢国以北未闻有所建置，这条道路可能暂止于邢国。

对于夏人的故土，尤其是唐叔所封的夏虚也未少有疏忽。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汾、涑之间。与唐叔同封尚有其他封国，其最北的封国当为霍国。霍国与管、蔡、鲁、卫等国同为文王之子所封③。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亦即在霍太山之南。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或谓唐叔所封乃在今太原市。唐叔所封实不能远至今太原市，其证甚多，无须在此一一缕述。唐叔既封于夏虚，夏虚何能亦远在今太原市？这条道路的南端，如前所说，一由河曲渡河，东至于崤山；一越中条山，渡河南行。然自周人建制，则由丰镐东行，渡河之处已移至渭水入黄河处之北。春秋时，秦、晋两国曾经频繁战争，其渡河的地方就在这里。晋侯使吕相绝秦，所说的“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①，就指这条道路而言。王官在今山西临猗县南，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涑川即涑水，固皆在这条道路上。

殷商之时，曾经对于“居国南乡”的荆楚进行过征讨。《诗·商颂·殷武》所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即指此而言。郑玄释殷人南征，乃是踰方城之阨。方城之阨在今河南方城县，曾长期为南北交通大道经行之地。殷人南征为高宗时事。其时殷人已久居于相当于今河南安阳之殷，由其都城南征可能要经过方城，惟不见史册记载，殆近于想当然之辞。周人克殷之后，对于各方皆大加经营。雒邑的营建为一时少有的重大设施，对于南方各地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不过这在文献记载上似尚未能见到具体的证明。直至东周初年才略显出一些端倪。骊山之役，幽王为犬戎所诛杀，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②。申侯应即宣王时受封的申伯。申伯所封在谢，并因谢人为之建城修庙。其地在今河南南阳。《诗·大雅·崧高》一篇，就是专咏申伯受封之诗。诗中一则说：“亹亹申伯，王纉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再则说：“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而且还说：“申怕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这显然是要申伯担负控制南国的任务，所谓“南国是式”，“南土是保”，就是这样的意思。申国地位既是如此重要，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国力，它可以为平王立国的交柱。申国位于雒邑的南方，相距又不很远，其间往来无须假借他途。只是途中崇山峻岭，互相隔绝，仅方城一途可以通过。这就可以证①《左传》隐公七年。

②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①《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史记》卷四《周本纪》。

明这是当时由雒邑通往南服的道路。

其实远在申伯封谢以前，周人对江汉之间就已有所经营。《诗·国风》以周召二南开篇。《诗序》解释南的意义，谓“言化自北而南”。郑笺说：“从北而南，谓其化从歧周被江汉之域”。按之《汉广》篇所说：“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也，不可方思”；《汝墳》篇所说：“遵彼汝愤，伐其条枚”，不仅提到江汉，而且涉及汝水。《江又汜》篇更说到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就显示出对于江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其间的交往也较为频繁。周人灭商之后，汉阳诸姬的受封，更是具体的设施。周人对于江汉地区也曾使用过兵力。昭王南征不复，直至春秋之时，齐桓公还以之作为对楚国问罪之辞①。宣王也曾丧南国之师②。昭王为何不复？楚人的答辞是“君其问诸水滨”！杜预解释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楚人虽不承担此事责任，昭王曾经达到过汉水之滨，却是可以肯定的。宣王时的南国，韦昭以“江汉之间”作解释，并引《诗》所说的“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作证。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这里的问题乃是昭王和宣王究竟是取哪条道路南征的。周初封国，楚国也是其中之一。楚国封于丹阳。丹阳所在说者不一，然以在丹水之阳最具胜义。丹水发源于汉时上雒县③。上雒县即今陕西商县。越过秦岭就距丰镐不远。这应是周初由半镐通往东南的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在西周一伐，楚人并未离丹阳南迁。楚人答齐桓公的责难，诿昭土的丧亡非其力之能及，其实楚人徙都十郢，迟至楚文王元年，其时为鲁庄公五年，周庄王八年①。杜预欲为之摆脱，是不可能的。周昭王宣王时，楚都既尚在丹阳，则丹水一途还应是畅通的。前面曾举出《崧高》之诗，诗中说到申伯受封赴国的过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在今陕西眉县，距周原不远。当是其时宣王方有事于周原，放得在其附近为申伯饯行。申国固然与雒邑相近，然申伯赴国当不会舍丹水之途而绕道于雒邑方城也。以申国所在地而论，实可控制丹水和方城两条道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故申伯赴国之后，“周邦咸喜”。

就在西周初年，由于平定所谓淮夷，东南的交通也有所开发。淮夷居地当在淮水下游，因淮水上游周初已有若干诸侯封国，淮夷不能远至其地。周人之所以征讨淮夷，是由于淮夷助管、蔡、武庚反周。战事结束后，周人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微子封于宋，是为了奉殷祀②。卫本殷人故土，若为了奉殷祀，是无过于卫了。揆诸当时情势，周人是不会以卫归诸殷人的。宋在商丘。商丘固为商人旧都，然商人旧都甚多，又非汤所居邑，何以微子必封于此？可能除奉殷祀外，还以之控制东方。微子将徵于武庚的覆灭，自必唯周人之命是从，不敢再有所反侧。而周人欲通往东南，宋国也是必经之地。淮夷虽经用兵征讨，对于周人却不是就此恭顺下去。宣王时，还曾再次出师。《诗·大雅》的《江汉》和《常武》两篇都是歌诵宣王在这方面的武功。《江汉》篇中固然明确指出：“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可是以江汉名篇，篇中又屡提到江汉，似与淮夷的具体所在无关。①《左传》僖公四年。

②《国语·周语上》。

③《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①《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②《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常武》篇中则显得更为明确。它一则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再则说：“翟征徐国”，而后又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这里所说的淮夷，实际就是徐国。徐为东方之国。后来战国时人托名大禹所撰的《禹贡》，犹以淮海之间为徐州，可见徐国是有相当力量和影响的。宣王时东征之师，就可能经过宋国，而与江汉无涉。这里还应该提到：周人灭商以前，太伯和仲雍奔吴的往事。太伯为了让位于季历，与其弟仲雍相借奔吴，为吴国的初祖①。吴更在淮夷的东南。后来吴国季札北使，还曾道经徐国，是徐国实力东南大道必经之地②。至于太怕仲雍东奔，是否道经徐国，则书阙有间，难以具知了。

这里所说的道路都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这是当时主要的道路。此外，还有其他的道路，不过难于和这几条主要的道路相提并论了。《诗·大雅·船》篇就是歌诵周王的巡守和祀岳河海的诗篇。诗中说：“于皇时周，涉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是说，周王巡守四方时，登上高山，从事祭祀。就那些小山高岳，也按山川之图，循序祭之。又合九河为一，以大小次序为之祭祀。这样巡守所经的道路，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似不易和那几条主要道路相提并论。因为那几条道路正是周王由中枢控制四方的大道。

夏、商两代对于交通道路的修整，由于史文简略，已不易稽考。周人在这方面却是相当重视的，《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周道像砥石那样的平整，像箭那样的端直。这样的道路只供统治阶级所使用，一般平民只好在旁边看看而已。《诗·小雅·四牡》还说：“周道倭迟”。周道当然是相当长远的。这都显示当时修治道路的功力。周人对于修治道路有种种规定。如“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又如：“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直到春秋时期，还为诸侯封国所遵循。陈国以道路为草秽所塞，艰于行走，还曾受到单襄公的批评①，即此可见一斑。

①②《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①《国语·周语中》。

第三节　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通东西的交通道路

南北交通诸道路

平王迁都雒邑，是为东周。不久即入于春秋时期。由于都城的迁徙，雒邑代替了丰镐。也就是说，以前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出若干交通道路。这时应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交通道路。论东周的国力远不能和西周相比拟。不过雒邑在当时是居于“天下之中”②，地理条件使它在一定程度保存住这样的交通中心。由于有些诸侯封国的强大，地区间的交通有所发展，以雒邑为交通中心的旧规逐渐失去其优势，分散到各个地区，从而出现了若干地区中的一些较小的交通中心。不过诸候封国往往以遵王为号召，使雒邑交通中心的地位还能够暂时得以保存。

雒邑在西周时本是东西交通大道经过的地方。丰镐倾覆，这条道路的西段不免失去其重要的作用。秦国继起，雍代替了丰镐，而雍还在周源之西，这是说这条道路的西段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还能有所发展。由于齐、鲁两国继续在诸侯封国中居有重要的地位，这条东西大道的东段，仍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

以雒邑为中心的南北交通大道也有若干变化。黄河以北，西周之时本是可以通到太行山东的邢国的。自邢为狄人所攻，迁于相当于今山东聊城西南的夷仪之后①，这北道就不能不为之缩短。黄河以南，方城仍是南北大道上必经的地方。齐桓公召陵之盟前，就是设想由方城攻楚的。齐侯这次兴师本是侵蔡。蔡未被攻而先溃，故转而伐楚。师次于径，遂与楚人有召陵之盟②。蔡国为今河南上蔡县。召陵在今河南源河市东北，陉则在召陵之南。召陵和陉实皆在蔡国之北。齐师于蔡国既溃之后，若欲伐楚，自可挥鞭乘胜南驱，奈何又迫旆北行，次之于陉？盖蔡国于方城稍偏东南，距南行大道稍远，不能不稍稍回师。当楚国屈完面告齐桓公，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齐国也就适可止，不再南下。后来晋、楚湛阪之役，晋国本来是取方城一路向南进攻的③。湛阪在今河南叶县，正在方城之北。方城为楚国的阨塞，是难于攻取的。当时的军事行动因之也就不能不谋取他途。晋、楚绕角之战，晋军的目的也是就在方城。因绕角在今河南鲁山县东，正在方城之外。楚军既退之后，晋军却转而侵蔡，为楚军御于桑隧④。其时蔡尚未迁国，仍在今河南上蔡县。桑隧却在今河南确山县，已远在蔡国之南。当时晋军慑于楚军之强，虽中途退还，其本来企图还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接着又再次侵蔡，遂侵楚①，桑隧南距冥塞、直辕、大隧并非很远。冥塞、直辕、大隧皆在今河南信阳和湖北应山中间山上，为楚国北向通中原另一大道必经之地。楚国扩充上域于淮水上游，就是通过这条道路的。

西周时通过方城的道路，是由雒邑肇始的。春秋时，方城的道路仍未失②《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左传》僖公元年。

②《左传》僖公四年。

③《左传》襄公十六年。

④《左传》成公六年。

①《左传》成公八年。

其重要性，却不必再以雒邑为枢纽。齐桓公召陵之役，由何途出兵，史文简略，未有明确记载。乃其班师归去，陈国辕涛涂深恐诸侯之师路由陈、郑之间②。召陵在陈国之西，其北为许国，再北就是郑国的东鄙。这是近于现在京广铁路而且大致平行的道路，在当时也是另一条南北大道的一段。晋、楚绕角之战后，晋师改而侵蔡，为楚国御于桑隧。桑隧在蔡国之南，也在召陵之南。由桑隧往南就是冥塞、直辕、大隧。这都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这是构成这条南北大道的另一段，仍然是和现在京广铁路大致平行的。

当时的南北大道可能还不仅如此而已。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深恐齐国及诸侯之师出于陈、郑之间，他提出了另一条出于东方的道路，据说是可以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杜预以郯、莒、徐夷来解释这里所说的东夷。郯在今山东郯城县，曹在今山东莒县，徐夷如前所说，在淮水下游。汉时临淮郡有徐县，唐时泗州有徐城县，皆在今江苏泗洪县，可能是徐夷的中心地点。如果这是一条南北大道，则由莒国北行就可达到齐国都城临淄。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用现在地理来说，由临淄旧址过穆陵关即可达到莒县。不过这条道路距召陵是太远了，由召陵到这条道路，中间似乎还有其他各种的困难，故齐桓公未能采用，而辕涛涂也因此而获罪。话虽如此，这条道路在春秋时确是另一条南北交通大道，只是因为僻在东方，未能和上述两条道路相提并论。晋国为了削弱楚国力量，扶持吴国，曾派申公巫臣使吴。申公巫臣本楚国的逃臣，为了扶持吴国以削弱楚，他就不能由中原前往，以免招致楚国的注意。因此之故，他假道于莒国①。莒国在鲁国正东。鲁、莒之间雄峙着蒙山。交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申公巫臣假道于莒，就必须先假道千齐。申公巫臣所走的这条道路正是辕涛涂向齐桓公所建议的循海道路。齐桓公如果走这条道路，那是由南趋北，申公巫臣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等到申公巫臣走到徐时，就可再循吴季札出使中原的道路，一直走到吴国。

这样南北的道路还应该一提经过丹阳和上雒一途。周人东迁，丰镐成了废墟，对于这条道的通塞曾有过影响，及秦人继起，这条道路就成为秦、楚两国间往来的大道。吴师入郢之役，秦军救楚，就由这条道路东南行。秦师至楚，先军于稷，后败吴师于军祥，遂顺道灭唐②。稷在今河南桐柏县东，军祥在今湖北随州市，唐则在随州市西北。这些地方都在郢的东北。秦军出此途，当系采取抄吴怀后路的策略，其后吴师虽取胜于雍滋，也不能不狼狈退走。稷于郢为东北，却在申国的东南。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市，其时已入楚为县。秦军能够到达此地，舍上雒一道，殆无由也。后来楚军也由这条道北上，以扩展土宇。其袭取蛮氏之役，即由丰析北出，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还威胁晋国的阴地大夫，说是“将通于少习以听命”①。菟和、仓野皆在上雒。壮预释少习，谓在商县武关；并说，楚国将大开武关道以伐晋。由于晋国完全满足楚国的要求，楚国未必就在这里修筑道路，但这条道路早已能够行军，那是无可置疑的。

这几条南北道路都在黄河以南，黄河以北，由于有关诸侯封国版图的扩张，道路也因之向北伸延。溯汾水北行的道路，以前仅至于霍太山。自魏绛②《左传》僖公四年。

①《左传》成公八年。

②《左传》定公五年。

①《左传》哀公四年。

推行和戎的策略②。晋国的疆土逐渐向北推广，达到了魏榆③、晋阳④、甚至达到霍人⑤。魏榆在今山西榆次市，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水西，霍人在今山西繁峙县。而晋阳实为晋卿赵氏极为重要的采地，它和晋国都城绛之间自有道路，以通往来。春秋末叶，赵鞅叛晋，后因韩、魏之请，归于晋阳，复由晋阳入于绛，与晋侯盟于公宫⑥，就是遵行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南段，一自河曲渡河，一越中条山，再南渡过黄河。这两条分歧道路，春秋时依然畅通。晋文公自秦返国，济河之后，围令狐入桑泉⑦。秦伯送公子雍入晋时，为晋人败于令狐，至于刳首⑧。令狐在今山西临猗县西，桑泉更在令狐之西。

刳首亦在令狐的西南。这几处都离河曲较远，似渡河的地方已移至河曲之北。其后，秦、晋为成时，本来预定就在令狐会盟，可是临时有了变化，秦伯不肯渡河，于是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普郤犫盟秦伯于河西①。王城在今陕西太荔县东，这就明白显示累次令狐之役，仍然都是由河曲渡过黄河的。秦穆公为了报晋国殽之役，济河伐晋，取王官及郊，自茅津渡河，殽骰尸而还②。王官在今山西旧虞乡县南，他是由河曲渡河的。茅津在今山西平陆县南，盖越过中条山，为黄河的律渡处。

在这两条歧路之外，还有另外两条分歧处。其一是由汾河入黄河以北龙门山南渡过黄河的。晋国的望山为梁山。梁山崩，晋君为之惴惴不安，举行大礼以祀禳③。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北。晋人渡河祀梁山，自然要从龙门经过的。秦、晋曾有彭衙之役④。此役之后，晋人接着夺取彭衙及汪⑤，晋人这样累次西征，都是由龙门渡河的。彭衙在今陕西白水县，澄城在今陕西澄城外，行军道路是由龙门渡河后，再向南行的。

另外一条岐出之路，是由晋都绛东南行，而达于南阳。周襄王避太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国的汜。晋文公为了勤王，乃行赂于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以启东道⑥。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在王屋山和析城山间。由绛东南行，经过这些山间，可以直到阳樊等地，也就是令河南济源县。这里位于太行山南，故谓之南阳。这条道路要较绕道于茅津，再往东行，是捷近的多了。

循汾、涑而行的南北大道之东的另一条南北大道，乃是在太行山之东。

如前所说，远在殷商之世，这里是当时畿内之地，沙丘、巨桥皆在殷都之北。至迟到春秋末叶，这条道路已经向更北发展。春秋末叶，晋国荀、赵两家交②《左传》襄公四年。

③《左传》昭公八年。

④《左传》定公十三年。

⑤《左传》襄公十年。

⑥《左传》定公十三年。

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⑧《左传》文公七年。

①《左传》成公十一年。

②《左传》文公三年。

③《左传》成公五年。

④⑤《左传》文公二年。

⑥《国语·晋语四》。

恶，赵鞅率师伐荀寅所据的朝歌，荀寅奔邯郸，赵鞅因围邯郸，荀寅逐奔鲜虞。齐国国夏为了营救荀寅，率师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①。朝歌在今河南淇县。邯郸今为河北邯郸市。鲜虞在今河北定县。邢在今河北邢台市，任在今河北邢台市东北。栾在今河北元氏县东，鄗在今元氏县东南。逆畤或谓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南，疑其太远。盂的所在无考。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这八邑本为荀氏采地，故国夏一并夺取。这些战地，除逆畤、盂、壶口外，都应在由朝歌经殷虚北行的大道上。可以说，这条大道已经伸延到鲜虞了。

在这条道路之东，应该还有一条南北大道。齐桓公曾北伐山戎②，葵丘会后，周宰孔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③。可知山戎距齐较远。稍后，齐侯又与许男伐北戎，杜注谓北戎即山戎。据说这是因为山戎病燕的缘故。杜预以山戎即无终④。《管子》也曾经一再提到山戎，多与孤竹、令支并举⑤。西汉时，右北平郡有无终县，班固以为即故无终于国。辽西郡令支县，班固又谓其地有孤竹城⑥。汉无终县今为河北蓟县，汉令支县在今河北迁安县，皆在燕国之东，齐桓公如果举兵北伐，似嫌过远。杜预所注，以山戎即无终，盖因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之说。太原在汾水中游。如果无终之国在今河北蓟县，何能远至汾水中游为晋人所败北？这一族当系从事游牧生涯，故其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而燕国适当其东西的冲要，因而就为其所骚扰。《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义》引《括地志》，谓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有燕留故城，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所筑之城。如果这样的说法确实无讹，则这条大道即是沟通燕、齐两国的，中间经过燕留故城。唐沧州长芦县在今河北沧州市，就是到现在，这里也是南北交通大道的枢纽。

东西交通话道路这里论述春秋时期南北交通诸道路既竟，还须再略论当时东西交通诸道路。前文曾经论及通过周都雒邑的东西道路，这是当时东西道路主干道。在这条主干道的南北两侧，也还有几条道路，这里就逐一作出说明。

由于太行山呈南北走向，隔绝了东西，因而这一地区的东西道路就难免横越太行山。太行山虽高耸峻陡，晋国经营东阳，并未过分受阻。当时晋、齐两国并为大国，亦不时以兵戎相间，可知其间越太行山的道路还是畅通的。《国语·齐语》说：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郑公孙侨谓大夏为实沈所到国，晋国的封疆也在大夏①《左传》哀公四年。

②《春秋》庄公三十年。

③《左传》僖公九年。

④《左传》昭公元年·注。

⑤《管子·大小匡·轻重甲》诸篇。

⑥《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的故地①，与晋国同封的虞国也在夏虚②，其地当在今山西西南部。《史记正义》以晋阳释之，殊为不辞。卑耳即辟耳，小司马谓在汉河东郡太阳县③，以今地来说，乃在山西平陆县。平陆为古虞国所在，也就是所谓的夏虚。封于虞国的虞仲为周章之弟，周章为太伯之后，已受封为吴侯。虞仲实因与吴国的关系而封于虞。故虞国得称为西吴。虞国和卑耳之山皆在今山西平陆，实属邻迩之间，且拘夏为卑耳之谿，卑耳西距西河亦非甚远。齐桓公若方舟设谿，乘桴济河，当在卑耳之西。白狄为从事游牧的族类，来往飘忽，靡有定所。晋文公曾与狄君田于渭滨④。此所谓狄君，即指白狄而言。文公与狄君所田的渭滨，近于西河，故齐桓公得以来此行加以征攘。《国语》所说“西服流沙西吴”，似流沙距西吴不远。然《史记》说涉流沙，却在登太行之前。两说虽难遽定，总在太行山的东西。或以雍州的流沙释之⑤，似属过远。这些地方的今地所在辨明之后，齐桓公究竟从何处横越太行山，却还有待斟酌。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卫本都朝歌，齐桓公时，卫为狄所逼，桓公为之徙于楚丘⑥。桓公西行，究在何年，未能确指。然楚丘与朝歌，东西相望，都在由齐国西行的道路上，宜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其后齐庄公伐晋，就是由朝歌入盂门，登太行，封少水⑦。盂门在今河南辉县西，少水为今沁水，沁水之西就近于晋都新田。

越过太行山的道路，还有经过壶口一途。前面已经指出，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入春秋以前，这是黎侯的疆土。赤狄潞氏强大，灭掉黎侯，壶口当为潞氏所控制。潞氏之国在今山西潞城县北。其后，晋荀林父灭潞氏。灭潞氏之时，曾相战于曲梁①。曲梁在今河北永年县。由潞氏之国至曲梁是要经过壶口的。潞氏被灭后，其故地即成为荀氏的禾邑。前文曾提到，齐国国夏为了解救荀氏的危难，曾出兵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这八邑皆荀氏采邑，荀氏为赵鞅所逼，失去本封，故国夏为荀氏复取之。壶口为太行山的隘道，潞氏当年即借这条隘道，控制太行山东西其所统辖的地区，潞氏既灭，荀氏也未能轻易放弃。晋国经营东阳，当是利用这条隘道。因为由晋国都城东行，经过这条隘道还是比较便捷的。由壶口西行，再经过位于现在山西沁县东南的断道②，就可以达到晋都新田。登上太行山的两条道路，壶口一途似较易行，故往来经过的亦较多。郑成公如晋，为晋人执于铜鞮③，就是走的这条道路。铜鞮在今山西沁县南，距断道很近。由壶口东行，就是邯郸。邯郸在曲梁的西南。远在潞氏未灭之前，这里就已是交通的枢纽。邯郸东南有地名乾侯，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鲁昭公朝①《左传》昭公元年。

②《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③《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⑤《国语·齐语》韦昭注。

⑥《左传》僖公二年。

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①《左传》宣公十五年。

②《左传》宣公十七年。

③《左传》成公九年。

晋，就曾到过乾侯④。乾侯东北为冠氏。冠氏在今河北馆陶县。齐国曾为卫国举兵伐晋，进攻过冠氏，反为晋国所败①，可见这里是晋国防齐的要地。晋国也曾经几次进攻过齐国，其中就有从这一路出兵的。鞌之战，晋师从齐师于莘，战于鞌，入于丘舆②。莘在今山东莘县北，而莘县就在馆陶的东南。鞌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丘舆在今山东益都县界，距临淄已是很近了。其后晋中行偃伐齐之役，由于有鲁、卫两国参与，可能由濮阳一途出师。齐侯御之于平阴，晋军攻下邿及京兹，遂长驱至于临淄③。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都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京兹在今平阴县东南。盖平阴既克，临淄之途再无可守的险阻了。这样的行军道路，其实就是循着当时的交通大道的。

当时黄河之南也有两条东西大道。前面说过，齐桓公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曾经建议桓公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就是其中的一条。辕涛涂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恐怕齐兵北归时，出于陈、郑之间，资粮难于负担。因而，这条道路可能在陈国之南。齐桓公这次南征，起因是为了伐蔡。蔡国自应负荷所需的军糈。陈国在今河南淮阳县。蔡国在今河南上蔡县，位于陈国的西南。这条道路可能是通过蔡国东行的。由于郑国申侯的建议，齐桓公还是由陈、蔡之间北归。申侯认为东行的道路可能有些敌人，齐师已老，难于取胜。沿途的资粮也可能感到不足④。尤其是这条道路愈向东行，更多大泽，艰于行军⑤。辕涛涂所谓东夷，据杜预的解释，是郯、莒、徐夷。何休则谓乃指吴国而言。徐夷虽经周初对之用兵，并未大杀其威风，春秋时尚时时见称于诸侯间。吴国于春秋后期始得脐于大国之列，齐桓公时似尚未多见凿及。桓公即使欲观兵东夷，恐亦不肯道及吴人。当时徐夷仍据有淮水下游，所谓东夷当如杜预所说，以徐夷为主，则这条东西道路当是由蔡国或其附近东行，至于淮水的下游。

另外一条东西的道路，乃在长江以北。当时南方的大国，楚国之外还数得上吴国。楚、吴两国虽分据长江的中游和下游，由于九江附近江水的浩淼，水上交通几乎难以利用。这两国的往来只好舍舟就陆，这就构成了又一条东西的道路。楚、吴两国间发生的战争及其行军路线，就是具体的说明。楚子重伐吴之役，曾克鸠山，至于衡山①。鸠山在今安徽芜湖市东南，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市，皆已深入吴国境内。鸠兹近江，楚师是否沿江而下，或取其他道路，史文简略，已难知其究竟。其后楚国邀秦国共同起兵侵吴，到达雩娄，听说吴国有备，半途折返②。雩娄在今河南商城县东。其地距长江已远，楚军不得乘舟沿江而下。再后又有鸡父之役。这次战役起因于吴国的伐州来。楚国为了救援州来，与吴国战于钟离，楚军败北，吴军追及于鸡父，遂大败楚师③。州来在今安徽凤台县，钟离在今安徽风阳县东，皆近于淮水。鸡父④《左传》哀公十五年。

①《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②《左传》成公二年。

③《左传》襄公十八年。

④《左传》僖公四年。

⑤《公羊传》僖公四年。

①《左传》襄公三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③《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几处地方皆距长江过远，楚军自是由陆路东行。后来柏举之役，楚师大败，吴军因得入郢④。柏举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已是深入楚境了。就在柏举之战以前，楚、吴两国还有一次交兵，显示出其间行军的道路。这次争战是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楚师一部前进至夏汭，另一部为吴师败于鹊岸。夏汭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淮水岸边，鹊岸在今安徽舒城县。这次战役由于吴师有备，楚国无功而还，留军待命于巢和雩娄以备吴①。雩娄已见前文，巢则在今安徽巢县。在这些战役中，有些战地由于争取有利形势，可能稍稍离开当时交通大道。如果除去这样一些因素，这条东西道路，可能由吴国的国都出发，经过鸠兹，渡过长江，再经过巢，雩娄、柏举等地，而西至于楚国都城郢。

水上交通和运河像长江这样的水上交通，吴、楚两国都不易加以利用，说明尚有困难难以克服。长江是当时最大的河流，江水浩淼，舟行不易，也确实是事实。其他河流的水上交通，还是时有所闻的。秦、晋两国分据黄河的东西，两国之间的交通就曾经利用过黄河，不仅利用黄河，还曾利用过渭水和汾水。秦穆公时，晋国荐饥，乞籴于秦。秦国输粟，自雍及绛相继，称为“汎舟之役”②。雍为秦都，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绛为晋都，在今山西翼城县南。雍在渭水之北。绛在汾水支流浍水旁。这次汎舟之役是由今陕西宝鸡县浮渭东行，至今潼关县，再溯黄河而上，入于汾水。浍水流量不大，可能不能行舟。然粮船得达今山西侯马市，距绛已经很近。今侯马市为晋国的新田，晋国的都城后来就由绛迁于新田。

就是黄河下游也有舟楫之利。《诗·卫风·新台·序》说：“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正义》解释说：“此诗伋妻盖自齐始来，未至于卫，而公闻其美，恐不从己，故使人于河上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因台所以要之耳”。这虽是一宗丑事，却由此可以看到卫、齐两国间的黄河在交通方面的作用。齐国西境至于河，这是齐人曾经自诩的盛事①。卫宣公时，卫国尚都于朝歌。则由朝歌乘舟起碇，就可以抵达齐境了。

由于水道交通的便利，春秋时人不仅利用自然河流，还进一步开凿运河，谋求交通有更多的发展。最早开凿运河的是楚国。楚庄王时，孙叔敖就已经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②。楚灵王也在郢都附近开渠通漕③。后来，伍子肯也在云梦泽畔开渠，就是所谓子胥渎④。伍子胥不仅在云梦泽畔开渠，还开渠于吴国的境内⑤。吴国地处三江五湖之间，和云梦泽畔相仿佛，④《左传》定公四年。

①《左传》昭公五年。

②《左传》僖公十三年。

①《左传》僖公四年。

②《史记》卷一一《循吏·叔孙通传》引《皇览》。

③《水经·沔水注》④《水经·沔水注》。

⑤胡渭《禹贡锥指》引韩邦宪《广通坝考》。

都是便于开渠引水的。不过这些渠道都很短促，虽有一定的作用，却都不十分显著。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其影响就不是那些小渠道所可比拟的。邗沟由邗城修起，沟通江淮之间⑥。邗城在今江苏扬州市。这条运河中间经过射阳湖，至末口入淮”⑦。末口在今江苏淮安县北。邗沟的开凿使长江和淮水两大水系能够沟通，这是值得称道的大事。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邗沟之后，进而又开凿菏水，这是当时所谓商鲁之间的深沟①。所谓商鲁之间，其实就是宋国和鲁国之间。这条菏水是由陶引济水东流，合于沂水，沂水也就是泗水。济水本是和黄河有关的，可以说是从黄河分流出来的。泗水为淮水支流，下游入于淮水。由于邗沟的开凿，江淮二水有所联系。菏水的开凿，不仅联系了济水和淮水，实际上是使当时所谓四渎，即江、淮、河、济，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其意义自是十分重大的，也应该是交通道路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⑥《左传》哀公九年。

⑦《左传》哀公九年杜注。

①《国语·吴语》。

第四节　战国时期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道路

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

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约略看出：每一时期交通道路的布局虽皆不尽相同，但都城所在地总是重点的所在。一些主要的道路大都是由都城向外辐射，也可以说都城是一些道路交会的所在。雒邑就是如此。雒邑曾经彼称为“天下之中”。以“天下之中”来称道雒邑，除去它本来所具有的自然环境之外，当然是因为它是周王朝的都会。战国时期，这样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周王朝的衰弱，雒邑已逐渐失去“天下之中”的地位。称雄的诸侯各有相当广大的土宇，因而各自的都城也都可以自成交通的中心，向外辐射道路。这就使交通有新的发展，道路也有了新的布局。这种情形在春秋后期就已经约略存在，到了战国时期就更为明显。战国时期，各国的经济部会先后兴起，与政治都会参差并立，也使有关的道路另成一种体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就和以前不尽相同，甚至有了明显的变化。这里先行论述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至于与经济都会有关的道路，则请详诸后文。

雒邑虽已不成为“天下之中”，然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没有显著的变化，仍可作为一些道路经过和交会的地方。尤其是在秦国既强之后，更是如此。雒邑位于函谷关外，崤山之东。秦国向东发展，崤函山地使它受到一定的阻遏。及其出了函谷关，越过崤山险阻，雒邑就在眉睫之间。秦国虽尚不能早日据有雒邑，这条东西的道路对它来说仍是有利的。由雒邑西行，这条大道有了两条分支，可以说是南北两道。北支经过渑池，南支径过宜阳。渑池在今河南渑池县东，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西。秦、赵渑池之会①，显示北支的重要意义。宜阳直至战国后期，还仅仅是一个县，可是这个县竟然不得和郡一样②，若不是地居冲要，这样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两条分支再往西去，还是合成一条大道。函谷关的设置，显示出这条大道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大道。函谷关应为秦国设置的关隘，是秦国东方的门户。秦惠文王后七年，韩、赵、魏和楚、燕五国攻秦③，秦昭襄王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五国又攻秦④，皆逡巡于函谷关下，不能前进。可见这条道路是函谷关以东各地西行的主要道路，非其他道路所能轻易代替的。由函谷关西行，已入秦境，可至秦国的泾阳、栎阳和咸阳先后几个都城，当然还可以继续西行，通往秦国的旧都由雒邑东行，经过魏国都城大梁，折向东北行，再循济水而下，经过平阴，又可直达齐国都城临淄。大梁今为河南开封市。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为入齐国的要道。前文曾经提到晋国中行偃邀鲁、卫两国伐齐，齐侯就御之于平阴。入战国后，赵成侯侵齐至长城①。齐长城西至济水，东至于海，其西端就在平阴②。赵国侵齐所至的长城，只①《史记》卷八一《蔺相如传》。

②《战国策·秦策二》。

③《史记》卷十五《六国表》。

④《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②《水经·济水注》引京相■说。

能是在西端平阴。可知平阴实为当时入齐大道所经过的地方，长城肇始于其地，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关于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下文将再作说明。这条东西大道中间也有分歧。分歧的地方就在大梁。由大梁至齐已稍稍偏向东北，如趋向东南，却另有道路。今河南商丘县为宋都睢阳，宋国后来见逼于魏，东徙彭城③。彭城为今江苏徐州市。宋国虽东徙，然大梁、睢阳、彭城三地实构成东西一线。宋灭之后，彭城隶于楚国，为东楚的要地④。彭城能够见重于当世，自与这条东西大道有关。

由雒邑东北行，可以到达太行山东各地。如前所说，太行山东的南北大道已经通到鲜虞，也就是现在河北定县。由于经济都会的到处兴起，这条大道也因之而得到发展。雒邑黄河之北，兴起了温、轵两地⑤。温在今河南温县西，轵则在今河南济源县南。自雒邑视之，温在其东北，轵则稍稍偏于西北。其间道路似略有分歧。这里应该顺便一提到野王。野王在今河南沁阳县，距温、轵两地皆稍嫌远。野王为世所称道，乃是在卫元君徙居之后，其时秦始皇已统一六国①，似失之过晚。然其地就在太行山下，扼羊肠道口，为北登太行、远趋上党必经之地，故不同于其他寻常县邑。由雒邑北行的道路，虽有温、轵的分歧，经过野王，还是合为一途。由此东北行，卫国旧都的朝歌和赵国新都的邯郸，皆是必经的要地。这里应该顺便略一提及赵国的南长城。这段长城始筑于赵肃侯时②，其经过的地方虽难以细征，大要在漳水之北。苏秦说赵肃侯，秦甲渡河踰漳，就可会于邯郸之下③。因邯郸之南，只有漳水可以据守。长城修于其地，也是为了能控制这条南北大道。战国时，鲜虞已改称中山，中山虽地薄人众，却也成为一个经济都会④，南北大道就不容不通过这个地方。中山东北为燕国。燕国都于蓟，即今北京市。春秋之时，燕国崎岖于边僻之地，不为当世诸侯所重视，迄于战国初年，尚未改观。稍后遂跻身于七雄之列，其都城亦成为勃碣之间的都会，与其西南的涿并称⑤。所以这条南北大道，并非止于中山，而是向北通到燕涿。这条道路在入燕境之时，亦须经过燕长城，即所谓易水长城⑥。这条长城濒于易水，故以易水长城相称。长城有门，谓之汾门，亦曰汾水门，又谓之梁门⑦，在今河北易县之南。当是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较今京广铁路略偏西矣。

这几条道路，或由雒邑经过，或发韧于雒邑，这虽是自然形势所决定的，也可以说是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前已言之，战国之时，周王室日趋衰弱，难与称雄的诸侯相提并论。称雄诸侯各以其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有关的道路。这在下文将逐一陈述。

③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战国时宋都彭城证》。

④⑤《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

②《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③《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④《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⑤《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⑥《史记》卷七○《张仪传》。

⑦《水经·易水注》。

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兹请先言秦国。秦在春秋时久都于雍。入战国后，肃灵公始居泾阳①，泾阳在泾水之委，为今陕西泾阳县②。献公徙治栎阳③，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渭水之北。孝公时始都咸阳④，在今陕西咸阳市东。战国初年，秦国内有忧患，为诸侯所卑视，至献公时镇抚边境，孝公时益臻强大。故论秦都当以咸阳为主，稍及于栎阳，至于泾阳，大可委而不论。

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约有七条：由咸阳渡渭水东行，出函谷关，过雒邑至于中原各处，这是秦国东向经略各国的主要道路。这是在前文已经陈述过的。由咸阳循渭水东行，经过栎阳和大荔王城。大荔王城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即旧朝邑县。其地近黄河。秦昭王末年曾在这里的黄河作河桥，就是后来的蒲津桥⑤。黄河以东，本为魏境。这时秦已取蒲坂，而魏国又献安邑⑥。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是这条道路已经伸入魏境。其后，北定太原，设太原郡，这条道路更溯汾水北上，抵达太原郡。这一路段不仅有魏国旧都安邑，韩国旧都平阳和赵国旧都晋阳，而且还有新兴起的经济都会。平阳就是一个经济都会，另外还有一个杨①。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杨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由咸阳东南行，经过商於和丹阳，可以达到宛、穰。宛在今河南南阳市，穰在今河南邓县。西周和春秋时的申、谢两国就在宛的附近。这条道路上战国时新修筑了一座武关，和函谷关一样，也控制着这条由秦国通向东南的道路。这座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南，当陕、豫、鄂三省交界之处。这三条道路都是春秋时久已通行的道路，战国时由于秦国向外不断开拓，这三条道路都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秦国于称雄诸侯中独僻居于西北，其外与匈奴接壤，由于长期受到匈奴的侵扰，多方经营，因而也形成几条道路。由咸阳北行，经上郡治所肤施，就是其中的一条。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己在这条道路的北段。肤施本为赵国的土地，其入于秦国乃在秦昭襄王时。以肤施作为上郡治所，为秦昭襄王三年事②，则肤施的入秦当在郡治移置之前。在肤施入秦以前，这条道路的南段已经通行。然最初只在上郡塞之南。上郡塞在今陕西富县南③。自上郡治所北移，这条道路始随之向北伸延，而抵达于河上。赵武灵王④和秦昭襄王⑤都曾经走过这条道路的全程。和这条道路差相并行的，为通过萧关到达黄河岸旁的道路。萧关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秦昭襄王所修筑①《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秦都邑考》。

③《史记》卷五《秦本纪》。

④同上。

⑤《史记》卷五《秦本纪》及《正义》。

⑥《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②《水经·河水注》。

③《河山集二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④《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⑤《史记》卷五《秦本纪》。

的长城就经过萧关，应该说，萧关为长城在这个地区的关口。秦惠文王游至北河，就是走这条道路的①。萧关和其北的北河，战国秦时都属于北地郡。按之《史记·匈奴传》所说的：秦昭王伐残义渠，于是秦有北地郡，遂筑长城以拒胡。昭王为惠文王之子，若昭王时始伐残义渠，设北地郡，惠文王何能经过义渠前往北河？其实《史记·秦本纪》已于惠文王十一年载有县义渠，义渠君为臣事。张守节《正义》引《地理志》说：“北地郡义渠道，秦县也。”又引《括地志》说：“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如两家所说，则北河仍非秦地。义渠本秦西北的强大部落，其辖地当不至如此的狭小。且疆场之事，一此一彼，并非了无变化。义渠之君曾乘韩、魏等五国击秦的机会，大破秦人于李帛之下②，为时未久，秦侵义渠，得二十五城③，就是具体的说明。虽然如此，自惠文王走过之后，这条道路终于成为秦国通向西北的大道。和北地郡同时设郡的还有陇西郡。陇西郡治所为狄道县，就是现在甘肃的临洮县。陇西郡和咸阳间的道路未见史籍记载。陇西郡西防羌人而北御匈奴，为边防要地，为此设置郡县，自是当世大事，何能和咸阳了无交通可言？秦之先世就曾处于陇山之西，其后辗转东徙，其间交通并未断绝。若循渭水再行西上，渭源距狄道仅是一山之隔，往来还是相当便利的。

秦国还有一条可资称道的道路，就是通往西南巴蜀的大道。参与周武王伐纣的八种部落中就有蜀人，可知其地和中原早有来往。其后，蜀王奄有褒汉之地①，与秦王相遇于褒谷②。褒谷与斜谷隔秦岭遥遥相望。秦王能与蜀王遇于褒谷，当是由斜谷南行。褒斜道为后来越秦岭的有名谷道，其创始之功当与秦人有关。褒谷南段也称为石牛道，据说是秦惠文王以石牛能粪金，诱蜀人开凿的道路。所开凿的地方就在褒水岸侧的石门。张仪、司马错的灭蜀就是从这条道路进军的③。今陕西勉县至四川剑门关的道路称为金牛道④。金牛道和石牛道的得名具有同样渊源。都是经过战国时蜀人开凿的。据说当时蜀人入秦使者曾经到过梓潼⑤。张仪、司马错伐蜀时，蜀王曾在葭萌抵抗过秦军，其后败奔，曾遁至武阳⑥。梓潼今为四川梓潼县。葭萌在今四川广元县南。武阳在今四川彭山县。梓潼和葭萌皆在今川陕公路上，可知这条道路使用的长久。由秦国至蜀的这条道路，当时就已在一些路段上修成栈道，蔡泽所谓“栈道千里于蜀汉”⑦，即指此而言。张仪灭蜀之后，接着又灭巴，①《史记》卷五《秦本纪》。北河，《集解》引徐广说：“戎地，在河上。”《正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按：唐夏州距黄河过远，当以灵州为是。夏州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灵州在今宁夏国族自治区灵武县。

②《战国策·秦策二》。

③《史记》卷十五《六国表》。

①《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②《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梁州》引《十三州志》。

③《水经·沔水注》，《舆地广记》卷三二《利州路》。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汉中府》。

⑤⑥《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⑦《战国策·秦策三》。

司马错且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⑧。涪水今仍为涪水，流经绵阳、遂宁等市县，至合川合于嘉陵江，至重庆市东入于长江。重庆市即巴国所都的江州。黔中郡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县。这条本是由咸阳西南行至于蜀国的道路，又自成都东南至于湘西。

以阳翟和郑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秦国之东为韩国。韩国先后有三个都城，就是平阳、阳翟和郑。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阳翟在今河南禹县。郑在今河南新郑县、平阳远在黄河以北，阳翟和郑相距并非很远。这后两者都可视为韩国后期的交通中心，共同向其周围辐射道路。

韩国最初本是都于平阳的。如前所说，平阳是位于汾水沿岸，循汾水上下的南北道路正是通过平阳的。这是说，韩国以平阳为交通中心，向南可以通到晋国的旧都新田和魏国的都城安邑，向北可以通到赵国的晋阳。韩国的疆土，平阳以东有上党。春秋之世，由晋国都城新田通行太行山，就须经过位于今山西沁县之南的铜鞮县，和位于今山西黎城县的壶口。这是横穿上党的道路，中间就经过平阳，韩国正是利用晋国的旧绩来统治上党的。

韩国的疆土有原来晋国的南阳和上党，还有黄河以南汉时颖川郡的一部分：灭郑之后，更据有郑国的版图。晋国的南阳在太行山之南。战国时此地分属韩、赵、魏三国，韩国有少曲①、邢②、轵③等地。汉时颖川郡在今河南颖水上游。郑国原来的版图在今河南洧水上游。这样，韩国的疆土就兼有黄河南北的一些地方。

韩国的疆土既兼有黄河的南北，就是说它围绕着东周的土地。以雒邑为中心的交通道路就都须通过韩国的疆土，而为韩国所控制和利用。特别是通过雒邑的东西大道，也成为韩国的东西大道。这条道路的形成远在韩国建国以前。春秋之世，这条道路本是经过郑国的。战国时有些段落有所改变，魏国东长城的修筑就是具体的说明。魏国东长城由卷经阳武到密①。卷在今河南原阳县西。阳武在今原阳县东。密在今河南密县东。魏国东长城的修筑，是为了控制其西方的道路，阻止由这条道路来的进攻力量。这就具体说明，这条道路已经不再经过郑，而是由雒邑直东至于大梁。应该注意到，魏国修筑东长城是为了防御秦国。秦国攻魏是不必先绕道到郑的。虽然如此，韩国以郑为都后，仍和春秋时原来的郑国一样，依然就近控制这条道路，其作用和由郑辐射出来的道路具有同等的作用。这条道路的存在和发展，增加了韩国在当时诸侯封国中的地位。

然而韩国上下所重视的道路，却是如何联系黄河南北的疆土，特别是在韩国迁都到阳翟和郑以后。阳翟和郑相距很近，作为交通中心，向外辐射道路，正可视为一体。实际上也是如此。韩国的土地既围绕着东周，则沟通黄河南北的道路至少就有东西两条。这两条道路无论是阳翟还是郑都是便于应⑧《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①《战国策·燕策二》，苏代约燕王时，曾说到“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②《战国策·秦策二》，或谓应侯说：“秦尝攻韩邢，困上党。”

③《战国策·韩策二》，聂政为韩轵深井里人。

①《续汉书·郡国志》。

用的。这两条道路中在西的一条要通过宜阳，在东的一条要经过成皋。宜阳不仅是东西大道所经过的地方，也是通往上党、南阳道路的发韧之所②。如果宜阳有失，则韩国的上地就要断绝③。南阳在上党之南，宜阳隔着黄河更在南阳的西南。这渡河的地方就在武遂。武遂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黄河岸边。武遂曾为秦国所据有，韩国为了再得武遂，不断遣使入秦，后来还是归还武遂于韩①。韩国由武遂不仅可以去到上党，还可经由晋国旧都新田而至于平阳。在东的一条道路所经的成皋，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成皋之北为邢。邢为韩国的土地，也曾受到秦国的攻击②。其地在今河南温县东。邢与成皋隔河对峙，成皋尤为重要。张仪说韩王，谓“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③。范睢说秦王，谓“举兵而攻荥阳，则成皋之路不通；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一举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④。范睢此言大可以显示成皋的重要性。所谓太行之道，指的是羊肠之险。蔡泽所说的“决羊肠之道，塞太行之口”⑤，正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张仪说秦王，也称道秦兵之跑羊肠，降代、上党⑥。代在上党之北，用现在的地理来说，乃在山西的东北部，是由上党可以直通到代了。

韩国由平阳迁都于阳翟，阳翟正在方城之外。方城为由中原南通楚国的道路，也是楚国北上的途径。楚国北上，韩国就首当其冲。史惕所谓楚发兵临方城，则韩国就难免败北⑦，正说明其间的道路。韩国灭郑之后，迁居于郑的都城，也取得了郑国全部的土地。据苏秦所说，韩国的疆土南有陉山⑧。陉山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其地距召陵不远，春秋时，齐桓公南征，曾兵临其地。齐桓公伐楚时，还着眼于方城一途。其实由陉山南行，可至楚国的冥阨，也应是当时南行的道路。

以安邑和大粱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和韩国相邻的是魏国。魏国和韩国相似，国土也分跨黄河南北。魏国的土地有河东、河内和河外。应该说还有西河。魏国称流经何东之西的黄河为西河。黄河以西的魏国土地也称西河。吴起就曾为魏国的西河守①。当时的西河也只是洛水下游和黄河之间的地方；越过黄河就是河东；再越过王屋、析城诸山，就是河内。河内在太行山之南，就是春秋时晋国南阳。东南行，渡过黄河，就是河外。魏国本都于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当时属于河东。惠王迁都于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市，当时属于河外。魏国的土地虽跨有黄河②《战国策·秦策二》：“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

③《战国策·韩策一》：“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

①《战国策·韩策一》。

②《战国策·秦策三》。

③《战国策·韩策一》。

④《战国策·秦策三》。

⑤同上。

⑥《战国策·秦策一》。

⑦《战国策·韩策二》。

⑧《战国策·韩策一》。

①《战国策·魏策一》、《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南北，却大致是东西成为一线，不过其间略有弯曲而已。

安邑和大梁都处在交通大道上。安邑位于由西河通往汾水中游的大道上，向北通到赵国的晋阳。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大梁位于东周的雒邑和韩国的荥阳通往东方的大道上，再向东去就是宋国的睢阳和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县和徐州市。这两条大道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甚至到西周初年。这诚然是两条重要的大道，但在魏国更为重要的却是新旧两都间的道路，也就是由河东经过河内通向河外的道路。尤其是河东和河内间的道路在较早的时期就更为重要。梁惠王就曾经说过：“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①。这条河东河内间的道路当是由安邑，经过晋国旧都绛，再东南行达到河内。由河内东南行，前往大梁，是要渡过黄河的。渡河之处当在卷。卷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当时正濒于黄河。魏国东长城，如前所说，正是起于卷，卷之西为荥阳，已非魏国土地。魏国北疆有酸枣②。酸枣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当时黄河由卷流向东北，酸枣距黄河已远，这条道路是不会绕行其地的。

魏国既西有河西地，则河西与安邑之间亦应有道路。其实远在春秋之世，秦、晋两国交往和兵争已经频繁出入于其间，无容再事陈述。魏国迁都大梁之后，西与韩国往来，东与齐、宋通使，皆有旧日大道可资利用，惟和赵国的邯郸和卫国的濮阳之间的道路似属新辟。张仪说魏王，谓“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枣，却卫取晋阳，则赵不南；赵不南，则魏不北；魏不北，则从道绝”③。这是说，魏、赵之间的交通是要经过卫国的。卫国都城濮阳北濒黄河，是黄河的有名渡口。春秋时，晋文公伐曹，最初就是想从濮阳渡河的。魏、赵两国间的交通道路由濮阳渡河，这就显得卫国的重要。濮阳之西有白马津，亦称围津或垝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这是赵国的河外④。由魏赴赵，若不稍稍绕道濮阳，从白马渡河，当更为捷近。

魏国与秦、韩两国不同，和赵国也有差异。秦、韩和赵国的交通，很少利用自然水道。春秋时，秦、晋泛舟之役，秦输晋粟，自雍至绛相继不绝。这是利用渭水、黄河和汾水的水道。入战国后，秦国不以雍为都，晋国亦为三家所分有，河上运输不通久矣，魏国有济水流贯国中，且距黄河亦非甚远，故能利用水道，从事交通运输。鸿沟的开凿更使水上交通大为发展。这将在后文再行论述。

赵国的都城和交通韩、魏及赵国皆承三晋余绪。赵国处韩、魏之北，虽无黄河贯穿国中，却伸延及太行山东西两侧。赵国都城先在晋阳，后迁中牟，最后定居邯郸。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乃在太行山之西。中牟所在，旧说互有参差，大要以在今河南鹤壁市西为是。邯郸则在今河北邯郸市。中牟、邯郸皆在太行①《孟子·梁惠王上》。

②《战国策·魏策一》苏秦说魏，谓魏国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衍在今郑州市北，位于魏东长城之外，非黄河渡口。燕在今延津县东北，距黄河更远。

③《战国策·魏策一》。

④《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曾道及赵国的东阳河外。杨守敬《战国疆域图》以河外置于白马口之南。

山东，与晋阳不同。晋阳在沿汾水南北行的道路上，中牟与邯郸皆在循太行山东麓的南北行道路上，各有其便利之处。中牟与邯郸之间仅隔着洹水、漳水，近在咫尺之间。邯郸与晋阳各居太行山一侧，其间交通堪值研讨。按之史籍，由晋阳至邯郸盖有两途：一出壶口，一出井陉。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战国时属于上党。上党，一般论者皆以为上党为韩国辖境，其实并非完全如此。阏与①、羊肠②就皆为赵国所属。苏秦说赵，谓“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③。赵武灵王也说：“（吾国）自常山以至代、上党”，又说：“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①。是其地犬牙相错，各有所属，未可一概而论。前文论春秋晋国交通享，曾道及壶口。并谓晋国经营东阳就是这条隘道，由壶口东出太行山，就是邯郸，故晋国苟、赵两家相争时，荀寅于失去朝歌之后，就奔于邯郸②，盖欲控制这条道路，使之不轻易落于赵氏之手。战国时，晋阳、邯郸先后成为赵国的都城，这条道路当仍继续为人所利用。至于井陉道路之见于记载，当始于赵武灵王之时。武灵王自将攻中山时，使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张守节释此陉为陉山，并谓在并州（井）陉县东南③。所说就是指井陉而言。其后秦国大兴兵攻赵时，王翦就将上地之军，下井陉④。可知这条道路已成通途。

赵国与韩、魏两国有不尽相同处，其北境与从事畜牧业的民族相毗邻，故得一再向北略土。赵襄子曾北登夏屋，邀请代王，遂击杀代王，兴兵平代地⑤。夏屋山在今山西代县东北，与句注山相连。代国当在夏屋、句注之北。是由晋阳北至代国，当超过夏屋、句注山。其后赵武灵王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⑥。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则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这两地大致东西成为一线，由云中可以西至九原。赵武灵王西略地之前，还曾破原阳以为骑邑⑦。原阳之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⑧。则前往云中、九原的道路当是越句注山，经原阳而至其地。这里还应该提到的，乃是赵武灵王曾从云中、九原作为使者南下入秦，所行的道路后来就是秦国控制北疆的主要道路，是经过上郡治所肤施达到咸阳的道路。

赵国和齐国交往亦相当频繁，也曾经有过几次兵争。据《史记·赵世家》所载，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肃侯六年，攻齐，拔高唐。齐长城西端始自平阴。赵国侵齐所至的长城，当在平阴。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高唐则在今山东高唐县东。长城固为险要处，高唐也是阨塞。齐以盼子守于高唐，①《战国策·赵策三》：“秦令卫胡易伐赵，攻阏与，赵奢将救之。”

②《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时，曾道及秦军西攻赵脩武，踰羊肠事。③《战国策·赵策一》。

①《战国策·赵策二》。

②《左传》哀公四年。

③《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④《吏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⑤《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⑥《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⑦《战国策·赵策二》。

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赵人就不敢东渔于河①。按张仪说齐王时，曾经说过：“秦悉赵攻河关，指博关，临淄、即墨非王有也”②，是这两个关当为赵、齐两国的要地，与高唐相若，当在高唐之西。或渭河关在今河北馆陶县，博关在今山东在乎县北③。似稍失之偏南。河关、博关，高唐一途，当为齐、赵两国间大道。平阴一途，战国后期似少见记载，恐其重要性亦当有所减低也。

齐国的都城和交通齐国是东海之国，它和秦国分居东西两方。当时通过雒邑的主要东西道路，向西通到秦国的咸阳，向东就通到齐国的临淄。关于这条道路，前面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其实只说到魏国都城大梁。大梁以东，这条道路有了分歧，通到齐国的是其中的一支，另一支则通到宋国的睢阳和彭城。通到齐国的一支应该经过陶，这不仅是地势使然，也是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天下之中地位的经济都会。陶位于由济水分出菏水的地方，有水道可以利用的。这在后文行将提到。这里只说有关的陆道。由陶东北行，就是大野泽。这对道路的布局是有影响的。经过这里的道路，就不免再有分歧。正如苏秦所说的，秦军若要进攻齐国，就要过卫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①。阳晋在今山东郓城县西，正在大野泽之北。亢父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却在大野泽之南。亢父东北距鲁国都城不远，当然可以通到鲁国，但往齐国却不必绕道曲阜。亢父之险是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鲁国北部汶水两侧，山地较多，虽不能说是险阻，却是不如平原旷野的易于通行。因而经由亢父这一分支，当是绕过大野泽再与阳晋那一分支相混合，然后由平阴入齐长城，而至于临淄。这条道路乃是由魏国东北斜行趋向齐国的，和由邯郸东行至于临淄不完全相同。

齐之北与燕国为邻。两国亦间有兵争，可因以知当时的交通道路。田齐桓公时曾袭燕国，取其桑丘②。这是一次较大的战役，魏、赵两国并来救燕，与齐战于桑丘③。桑丘在唐遂诚县④。唐遂城县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其地已近于燕下都。齐军进攻盖循燕、齐间的道路而行军的。燕、齐间再次较大的战争，为燕国与秦、楚、三晋共攻齐，入临淄，后田单破燕军，燕将犹保守聊城⑤。聊城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则聊城正当燕、齐两国间的道路上。前文论春秋时最东的一条南北道路，是经过莒、郯等国的。战国初期，越王无强兴师伐齐，曾告齐王：“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据说南阳在齐之南界，莒之西①。在此之前，勾践已平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②。这都是发生在这条道路上的大事，可见这条道路在战国时仍然通①《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②《战国策·齐策一》。

③杨守敬《战国疆域图》。

①《战国策·齐策一》。

②《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③《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又卷四四《魏世家》。

④《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正义》引《括地志》。

⑤《战国策·齐策六》。

①②《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

行。

楚国的都城和水陆交通情况南方的楚国，春秋时已为大国，与齐、晋抗衡。入战国后，更东灭越国，伸展其国力于东海。又东北灭鲁，疆上开拓至于泗上。苏秦所谓楚地北有汾陉③。汾陉在今河南临颖县，盖已深入于中原了。楚国的土地诚极扩张，和其北诸侯封国间的往来，仍不外以前们有的几条道路。通过方城、邑塞的大道，依旧为南北的通途；西北与秦国的交往，还是以经过武关一路为便捷。楚国此时又以郇阳为塞，郇阳在今陕西旬阳县。盖西北一路在未入武关之前，即可溯汉水而上，以至秦岭以南各处。楚既灭越，其东地遂不时为齐所觊觎④。东地或称东国，其地当近于齐国⑤。

虽近于齐国，却非指鲁国而言。因孟尝君之父田婴所受封的薛邑，固仍在鲁国之南。故所谓东地或东国，当为泗水中游及其以北沂、沐二水所流经之地。或以之置之泗水中游以南⑥，似稍失之。这里既为齐、楚两国争执的所在，则其间的南北道路尚不至有所断绝。至于彭城之南的道路，虽少见于记载，当亦不至断绝难通。尤其是春申君受封之后，江东与中原的联系，恐不会竟至漠漠无闻也。

不过也有两条东西道路难免于荒芜。其一是由原来陈国附近通向东方的道路。这本是辕涛涂向齐桓公推荐的道路，期望齐桓公召陵会盟后，由这条道路回齐国去。还在春秋时，楚已灭陈，夷为诸县。由于其地当楚夏之交，能通鱼盐之货①，已发展成为经济都会，不过既在楚夏之交，应是具有南北的作用，至于东西交往，似少见于记载。另外一条道路，是在江北淮南，就是春秋时吴、楚交兵经常往来的道路。楚、越亦尝交兵，似未遵循这条道路②。后来楚为秦所逼，自郢迁都于陈，又复迁于矩阳，最后迁于寿春。钜阳在今安徽阜阳市北。寿春在今安徽寿县。郢既不为都，则由故吴地西行，去郢者当不会很多。战国末叶，黄歇以楚相之尊，获封为春申君。春申君以吴国故墟为已封邑，稍后就封于吴而行相事③。这就使春申君封邑与楚国新都寿春之间的交通有了新的发展。不过所行的道路仍应是当年吴、楚间的道路的东段，而不是另外的新建。可是如《鄂君启节》所说的，鄂君之时，楚已迁都于寿春，这个新都仍以郢相称。鄂君赴郢，并非越过邑塞，而是溯汉水上行，出方城之外，然后东南行至郢①。若非鄂君还有他故，需要绕道，当③《战国策·楚策一》。

④《战国策·楚策二》。

⑤《战国策·西周策》。

⑥杨守敬《战国疆域图》。

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齐威王遣使说越王，请其专致力于楚。因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夫，此四邑不上贡事于郢矣”。雠、庞所在无考。竟陵在郢东，长沙则在江南。《正义》谓无假云关当在江南长沙之西北。越若听从齐王之说，转而伐楚，其出兵之途当在江南而不在江北。

③《史记》卷七八《春申君传》。

①谭其骧《长水集·鄂君启节铭文释地》。

是黾塞险峻，艰于跋涉。

楚国在这几条道路外，也曾经开辟过新路，庄0王滇池就是由新开辟的新路前往的。滇池在今云南昆明市南，为当时徼外地。庄0西南之行，《史记·西南夷传》说是“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这里的“蜀”字是衍文②。《汉书·西南夷传》引用这句话，也只说是“略巴、黔中以西”。滇池诚在巴的西南，庄0此行却并非就经过巴地。巴楚并立，虽历有年所，其间难免了无交恶。楚曾于江上设杆关，其地在今四川奉节县③。这座关隘的设置虽说是拒蜀，实则巴也在被拒之列。庄0何能越巴而远至于滇池？按黔中为楚国所设的新郡。《史记·楚世家》所谓“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是也。秦因楚旧，仍置此郡④，秦郡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县西⑤，当系因楚国的旧制。不论庄0西南行道出何途，皆不能既经巴而又经黔中。巴非楚土，若不能取道其国，则显然是由黔中前往的。黔中郡治所若在沅陵，乃是濒于沅水。是庄0西南行井非循长江而上，而是循沅水而行。按《鄂君启节》所载，鄂君曾循水道到过资、沅、澧诸水，是今湘西诸水皆已通航，庄0由沅水西南行，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庄0归途受阻，因复返而王滇国，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就难以备知了。

根据《鄂君启节》所示，楚人对于江南北水道，多已利用通<航。前文曾说到鄂君赴郢，是溯汉水而上，再出于方城之外。鄂君还远溯资、沅、澧诸水。按洞庭之南，以湘水最为大川，鄂君亦曾溯湘水而上，至于■阳。■阳据说在今广西全州东北，盖已近于湘水源头。然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由鄂东下，对于长江水道交通的开发。吴头楚尾之间，江水浩瀚，自来是难于泛舟通航的。春秋时，吴、楚构兵多在淮水流域，正是这样的缘故。鄂君所居的鄂，正是现在湖北鄂城县。鄂君曾沿江而下，到过彭■和松阳。彭■据说在今安徽望江县，松阳在今安徽枞阳县，皆在长江的沿岸①。如所说果确，己可证明当时足以克服吴头楚尾艰于通行的水道。

关于水道交通的开发和利用，固不仅楚人得有成效，就是秦国也多所致力，尤其是对于楚国的用兵，更是费尽心机。自春秋以来，秦、楚交兵，率取武关一途。至于战国，诸侯封国间的情形时有变化，于是旧道之外，也增添了新途。其中就有对于两国水道交通的运用。苏秦说楚王，曾经指出：“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②。如前所说，黔中乃在沅江流域，为湖南西北部③。秦军如何下黔中？苏秦没有说清楚。张仪说楚王时，就说得十分具体。张仪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栗，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关。②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六·巴蜀》。

③《史记》卷四○《楚世家》。

④《史记》卷五《秦本纪》。

⑤《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黔州》：“秦黔中郡治所即在今辰州两二十里黔中故城”。唐辰州在今湖南沅陵县。

①谭其骧《长水集·鄂君启节铭文释地》。

②《战国策，楚策一》。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黔州》：“今辰、锦、叙、奖、溪、澧、朗、施等州，实秦汉黔中之地。”这些州分布在今湖北西北部等处。

■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北<地绝”①。出巴蜀一途虽较武关为悬远，但很易达到■关，所以对楚国的威胁也最大。这是秦取巴蜀以后的新变化，也是战国初期秦、楚两国都所未能料想得到的。

燕国的都城和交通战国时，称雄的诸侯封国中，燕国僻处于东北一隅，初未为其他强国所重视，其后逐渐有声于世。其间道路亦为当时交通网所不可缺少的。燕国南邻齐、赵两国。它和齐、赵两国的道路，前文已有陈说，这里就不再赘述。另外还有两条道路，不容不略一涉及。苏秦说燕文侯，就已经指出：“秦之攻燕也，踰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②。后来秦国攻燕，并未由这条道路出军。秦国虽未由这条道路出军，这条道路却是早已存在的。云中、九原本为赵国的疆土，赵武灵王就曾经在当地驰驱过。上谷、代郡为燕、赵边郡，两国皆须防御匈奴，其间就不能没有道路。这是燕国西北的一条道路。另一条却是趋向东北。燕将秦开驱逐东胡，于边郡置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③。这几郡依次趋向东北，其治所皆未见于记载。后来秦灭燕，仍因燕旧，置此四郡。秦时渔阳郡治渔阳，在今河北密云县西南；右北平郡治无终，在今河北蓟县；辽西郡治阳乐，在今辽宁义县西南；辽东郡治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由燕国都城所在的蓟东北行，或经渔阳郡治所的阳乐，或经右北平郡治所的无终，都可由今大凌河河谷而至于西郡治所阳乐，再东渡辽水而至于辽东郡治所襄平。①《战国策·楚策一》。

②《战国策·燕策一》。

③《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第五节　经济都会的兴起及其有关的交通道路

经济都会的兴起与交通道路的发展

上面所论述的，乃是以战国时称雄诸侯的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的道路。称雄诸侯的都城都是政治都会。称雄的诸侯统治土宇和交往邻国都必须以其政治都会为中心，凭借有关的道路以达到其目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达，在政治都会外，又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这样的经济都会都成为一方的经济中心，甚至超出一方而成为较为广大地区的经济中心。如相当于现在山东定陶县的陶，竟成为“天下之中”。所谓“天下之中”，是包括当时诸侯之国在内的经济中心。既然成为一方的、一个地区的，甚至兼包各诸侯之国的经济都会，自必有从各自的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掏于各地情形不尽相同，有的政治都会就兼具经济都会的性质，因而也就利用原来旧有的道路。有的经济都会由于位于原来已有的道路上，促成了它的经济发达，因而能够能成为受人称道的经济都会。当然也有成为经济都会之后，原来的道路不敷应用，因而另开辟了新的道路。新辟的道路，便利了货物的运输，使经济都会更趋于繁荣。

这些经济都会都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据其所述，则秦国的经济都会有栎邑和雍。栎邑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栎邑位于雍和咸阳之东，本来就是处于秦国通往三晋的道路上。同时也是在秦国通向北陲的道路上。秦国北陲居住着一些游牧民族，所谓“北却戎翟”，就是指和这些游牧民族的交往。雍可以通陇蜀的货物。也就是西连陇山以西，而南通巴蜀。越陇山西行，是秦国经营西陲的大路，而褒斜道更控制着南向与巴蜀交往的要道。

太行山西、汾水流域的经济都会为杨和平阳。杨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杨和平阳都在汾水侧畔的南北道路上。《货殖列传》说：这两地“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就指出了这条南北道路的作用。这条道路不仅南向通到魏都安邑，还折而西行，通到栎邑和咸阳。栎邑和咸阳先后都作过秦国都城，而栎邑能够成为经济都会，就是因为东通三晋的缘故。平阳本来就是韩国的都城，而其北的晋阳也曾经作过赵国的都城。前面论述这条道路，就只是说到晋阳。可马迁说：“北贾种代”，还作了解释说：“种代，石北也”。张守节《正义》说：“种在恒州石邑县北，盖蔚州也。代，今代州”。徐广也说：“石邑，县也，在常山”。两家所说石邑，文字稍有差异，其实本是一地，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唐时属恒州，汉时隶常山郡，故所说略有不同。唐蔚州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代州在今山西代县。代本为国，战国初年为赵所灭，改置代郡。其他即唐时蔚州。唐代州为隋肆州的改称①。似难上溯到战国时的代国。小司马以种代合为一地，谓在石邑之北，当与《货殖列传》本意相符。以石邑为汉唐的石邑县，显示出由晋阳东行经井陉关的道路，然由石邑县北行至相当于今河北蔚县的种代，又须再次翻越太行山，与一般道路的常规不尽相合。颇疑由杨、平阳北行，经过晋阳，越勾注、夏屋，就可至于代国旧地。当年赵国灭代，就是出于此途。商贾往来何须两越太行山？只是石邑确地未能多事考核，难以道出具体的路线。太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代州》。

史公在这里特别提到杨、平阳西贾所至的翟。三晋诚然西接翟土，翟人主要的活动地区这时当已转至黄河以西。这和栎邑北却戎翟的翟应是相同的。由杨、平阳西行，可能有两条道路。其南途当是西越黄河，而至于定阳。定阳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南，曾为魏国所围攻①，当为黄河以西的重要地方。魏军西出围攻定阳，不一定就要经过杨或平阳。但由杨、平阳西行，经过壶口附近，还是可以渡河西行的。战国时人对于壶口是不会陌生的。其偏北一途，乃是由蔺、离石西行，渡河至于河西。离石，今仍为山西离石县。蔺即在离石之西。秦、赵两国曾战于蔺，离石②，可知这里曾为军事通道。赵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③。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赵国与肤施间的交通，当也是取诸蔺、离石一途。

太行山东的经济都会，有温、轵、邯郸、中山，还应该数上燕国的蓟和卫国的濮阳。温在今河南温县西。轵在今河南济源县南。邯郸为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中山曾以顾为都城，其地在今河北定县。蓟为今北京市。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南。这几个经济都会，除濮阳外，均在太行山东由雒邑北至燕国的道路上。温、轵北贾赵、中山，当是循这条大道北行的。这里应该注意到：温、轵还北贾上党。由温、轵北行到上党，是要越过太行山的。前面曾举出蔡泽所说的“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口”，正显示出温、轵北贾上党的道路。赵国的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燕都于蓟，涿在蓟的西南，也就是现在河北涿县。和蓟一样，涿也在这条南北道路上。郑于战国时为韩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卫国则都于濮阳。邯郸固可南通郑、卫，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由邯郸去郑，是向南行的；去濮阳，是要略偏向东南。其南行一途，渡河之处当在荣口附近。荥口在今河南荣阳县东北。荣口已近于魏国的东长城，赵、韩两国间的交通道路，似不易越过这条长城而互相往来也。濮阳除北通邯郸外，更近于梁、鲁。梁即魏国都城大梁，于今为河南开封市。鲁都曲阜，即今山东曲阜县。既属邻迩，往来当甚便捷。燕国的蓟为勃海、碣石间的经济都会，它可以南通齐、赵。赵都邯郸已见前文。齐都临淄，则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燕、齐之间，战国时亦数有兵争，前文也曾有所论述。商贾往来非同军旅，当求其最为便捷的途径。两国均濒勃海，又分在黄河南北。黄河下游津渡以平原津最为著名。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县南，当是其时燕、齐之间往来渡河处。渡河北行，其间路程当不能距离勃海更远。燕国由于地处北陲，由上谷以至辽东，确是相当悬远，诚如司马迁所说，它“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地方在今朝鲜等处，由辽东郡治所的襄平前往是可以达到的。燕国还北邻乌桓、夫余。乌桓在今内蒙古东部；夫余则在今吉林省。由燕国都城前往乌桓，当取道于右北平和辽西郡。前往夫余，则当取道于辽东郡。正是由于能和这样一些边远的地区交通，蓟就易趋于繁荣。

地处中原的洛阳，本是周人的雒邑。雒邑的交通相当发达，道路也有多条，故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所谓梁、楚，乃是指魏闰的都城大梁和楚国的彭城，这都是位于由雒邑东南行的道路上的经济都会。这里还应该添上宋国都城睢阳。司马迁未着重提到大梁，这是因为秦灭魏时，曾引河①《战国策·齐策五》。

②《战国策，西周策》，又《赵策三》，《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③《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水以灌大梁，使之成为废墟。大梁既成为废墟，睢阳就更趋于繁荣，取代了大梁的地位。再往东去的经济都会就要数到临淄了。临淄为齐国的都城所在，交通一直是发达的。

南方的楚国，地域最广，经济都会亦最多。楚国都城在郢，其后迁于陈，又迁于寿春。这几处既是楚国的都城，也是名著一时的经济都会。郢“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巫，今四川巫山县；巴，今四川重庆市，皆循江而上可以达到。云梦为择地，物产富饶，自可有助于郢的繁荣。“陈在楚夏之交”，也能繁荣起来。所谓“夏”，乃指夏都阳城而言①。陈为楚都，当有楚称。这里以楚与夏并称，分在陈的南北，这就应该指寿春了。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寿春在今安徽寿县。阳城位于颖水流域，寿春距颖水入淮处不远。其间的交通，特别是颖水下游，当是利用颖水的水道。至于寿春，司马迁仅谓其“亦一都会”，而未道及其获致繁荣的缘由。寿春濒淮水，水上交通是会使寿春得到方便的。司马迁于论述寿春之后，接着又说：“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合肥近在寿春南辟，两者当能息息相关。张守节释南北潮，谓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合肥虽在江淮之间，仍各有相当距离，江淮之潮如何能到合肥？按：合肥南北皆有溯泊，南为巢湖，北为芍陂，南北肥水各自分流入湖，合肥正处于南北肥水之间，是会有舟楫之利的。所谓南北之潮当指这些湖水而言。这个“潮”字似为“湖”字的讹误。

楚国尚有两个经济都会，不容不略一述及。这两个经济都会就是西方的宛和东方的吴。宛在今河南南阳市。吴在今江苏苏州市。宛“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故能成为经济都会。武关在丹江流域，正当今豫、鄂、陕三省之交。郧关当为郇关，盖因字形相似而致讹误。郇关在洵水之上，在今陕西旬阳县。这是利用汉水的交通。宛虽不紧濒汉、江、淮，然相距皆不甚远，因而均能有所利用。吴有三江五湖之利，江东水国，舟楫固无所不通。司马迁还曾提到番禹。番禹在今广东广州市。番闺之为经济都会，恐是秦汉时事。战国时楚国上字虽广，似未一涉及五岭以南也。

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及其水陆交通在这些经济都会中，最为繁荣的当推陶。陶在今山东定陶县。陶的繁荣远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范蠡佐越破吴归来，治产居积，与时逐利，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因徙居于陶①。按当时的地理形势，这“天下之中”的称道，并非过誉之辞。陶的交通也确是四通八达，故能为诸侯封国间货物交易的场所。

由于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引起各国的重视，虽已有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却还有人为它开辟新的道路，陶于春秋时为曹国都城，战国时灭于宋，其后入于秦，秦以之为穰侯魏冉封邑。由秦至陶，是由咸阳东行，过雒邑和大梁。这应是黄河以南，东西通行的大道。可是魏冉受封之后，就亟力开辟黄河以北的大道，这条新道乃是取路于魏国的安邑，即所谓为陶开的两道①。由秦国至安邑，当时已有通行的道路。由安邑东行，可循晋文公始辟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史记》卷七二《穰侯传》。

南阳时所行的道路。再东，当是由汲渡河东行，直至其地。汲在今河南卫辉市，当时正濒于黄河。春秋时，城濮之战前，普侯将伐曹，曾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济。据杜预的解释，是从汲郡而东，出卫南而东②。既然晋侯曾假道于卫，则说明由卫国也可抵达于陶。战国时，陶卫并称，相距也并非很远，且有濮渠水流经其间③，交通道路是无所阻隔的。这些道路，都是春秋时的旧道，只是分属各国，不全为秦国所能支配，故魏冉须再加开辟。其实，促进陶的繁荣的交通道路，不仅有陆上的，更有水上的，尤其值得称道的，乃是人工所开凿的运河，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当时所称的四读，即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陶正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故能很快繁荣起来，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

春秋战国时期，运河的开凿蔚然成风，前后相继。司马迁撰《史记·河渠书》，对此曾有论述。他说：“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椎，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享其利。”这么多的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当时的交通确实大有裨益。

所谓“通渠于云梦、汉水之野”，“通沟江、淮之间”，“通渠三江、五湖”，都是春秋时的往事，前文都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济水流经齐国的北境，淄水近在临淄城下。济水和淄水相距虽不很远，却是分流入海。由于相距不远，就容易开凿新的河道。据汉时记载，淄水至博昌入济，并不是入海①。既是至博昌入济，当是由于开凿了运河，改变了淄水的流向。博昌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于临淄为西北。这条运河当是由临淄城北，斜向西北，使淄水和济水相联系。济水本来是可通航的。齐国通过这条淄、济之间的运河，更可和济水流域的地方互相往来。

蜀守冰是指秦国蜀郡守李冰。李冰凿离碓，是疏通水道。他于成都所穿的二江，就是由大江引出的郸江和流江②，《水经·江水注》以之为郫江和捡江。这捡江当即流江。或以郫江和大江并列③，然大江所流经距成都尚远，似不能并为一谈。这两条江水流经成都，自有利于交通的发展。只是由于农田灌溉之利更大，行舟之事反而不多受人重视。

在这些运河中，鸿沟的规模最大，其作用也最为显著。鸿沟主要流经魏国境内，也是魏国所开凿的④。鸿沟所沟通的诸侯封国，有宋、郑、陈、蔡、曹、卫，所会合的自然河道有济、汝、淮、泗诸水，这就是说鸿沟并不是单一的人工开凿的水道，而是由几条运河共同组成的。鸿沟应是这样一组运河的总名。不过其中的一条还可以作为鸿沟的主要水道，单独承受鸿沟的名称，鸿沟是由荥阳引河水东行的。荥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东行的河水流经魏国都城大梁之北，再折而东南行，经陈国之东，南流入于颖水。陈国都城在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③《水经·济水注》。

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正义》引。

③《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正义》引。

④史念海：《中国的运河》。

今河南淮阳县。由大梁南流的水道，称为渠水，也称为狼汤渠。这是鸿沟的主要水道，由荥阳引河处起，直至渠水入于颖水，一般就以鸿沟相称。渠水虽不流经郑国的都城，却经过郑国的东部，这就使郑国也受到它的好处。渠水入于颖水，颖水下入淮水，蔡国所都的下蔡，也就是现在安徽凤台县，正濒于淮水。由大梁东南行，是可以乘舟直达于下蔡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河渠书》说鸿沟所联系的诸水中有一条汝水。汝水在颖水之西，而狼汤渠则流经颖水之东，其下游也只是入于颖水，似与汝水无关。其实这还是有脉络可寻的。汝水中游有一座奇域，在今河南郾城县。汝水在奇城分流出一条水，也称大颍水。东流至今河南周口市入于颖水①。濆水入颖水处在狼汤渠入颖水处的上游，由狼汤渠转入汝水，还须利用一段颖水。虽然如此，已可证明鸿沟是能够和汝水相会合的。

鸿沟在大梁附近开始有了分支。最北的一条为汳水。汳水流到今河南兰考县和商丘县之间，称为留获渠②。再往东流，就改称获水，再东至彭城北入于泗水③。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汳水和获水之南的一支为睢水。睢水与狼汤渠分水处在大梁的东南。东流经宋国都城睢阳之南，再东流至今江苏睢宁县东入于泗水④。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睢水今已大部断流，睢阳和睢宁却都是因睢水得名的。那时的泗水是由今江苏沛县、徐州市、宿迁县南流入于淮水的，所以获水和睢水都可以流入泗水。这是鸿沟会于泗水的两条支流。鸿沟支流会于淮水的为涣水和阴沟水。涣水亦称水，分狼汤渠于大梁之南，东南流至今安徽五河县入于淮水①。阴沟水本是由黄河分出的另一条支流，它和鸿沟交错在一起，因而也成为鸿沟的支流。它分黄河之处在今河南原阳县西。那时的黄河是由今河南荣阳县东北经原阳县西而东北流的，所以阴沟水能在那里由黄河分流出来。阴沟水分河之后，至大梁合于狼汤渠，至今河南扶沟县又由狼汤渠分出，分出之后就别称为涡水，至安徽怀远县入于淮水②。这里还应该提到鲁沟水。这是在大梁之南由狼汤渠分流出来，东南流到今河南太康县西入于涡水③。

这几条鸿沟系统中的分支，通到宋、郑、陈、蔡诸地，也和汝、泗、淮诸水相会合。这里面没有说到曹、卫两地，也没有说到济水。这里所说的曹就是陶，陶本是曹的都城，曹国灭后，陶成了闻名的经济都会。卫都濮阳，是和陶并称的经济都会。鸿沟没有通到陶，但鸿沟和济水都是从一条水分流出来的，因而鸿沟也是和济水沟通的。鸿沟分支的获水和睢水都和泗水相会合。泗水上承菏水，菏水就在陶和济水相会合。这是说，鸿沟不仅和济水相会，而且遇到了曹。济水在今河南封丘县分出一条濮水④。

濮水流经濮阳之南。濮阳之名正说明它和濮水的夫系。濮水在今山东鄄城县和羊里水合。羊里水是在濮阳附近的瓠子由黄河分流出来的，也称为瓠①《水经·汝水注》。

②《水经·汳水注》。

③《水经·获水注》。

④《水经·睢水注》。

①《水经·淮水注》。

②③《水经·阴沟水注》。

④《水经·济水注》。

子河。这条和濮水相会合的羊里水流到今山东郓城县入于大野泽中①。濮水已近于濮阳，瓠子河就近在濮阳城旁，对于濮阳的繁荣自有很大的助力的。如前所述，大梁附近交通已经相当发达，由于鸿沟的沟通，更使这一地区的交通如锦上添花，愈臻便利。前面说过，陶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是由于吴王夫差掘沟于商鲁之间，也就是说开凿了沟通济水和泅水的菏水。鸿沟的开凿，其分支虽不包括菏水，但通过济水和泗水，就使陶更趋于繁荣。不仅陶的发达，就是和鸿沟有关的其他经济都会，也都程度不同地繁荣起来。

由于陶的繁荣成为天下之中，就不免引起称雄诸侯间的觊觎和争夺，这就使陶在经济都会之外，又成为军事要地，因而显示出交通方面独异的特色。苏秦以合纵说赵王，集六国之力以畔秦，谓秦国如果进攻齐国，“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②。张仪以连横恐吓赵王，谓“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③。楚人有以戈射说顷襄王，谓“若王之于戈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婆新缴，射噣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以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④。这几位说士都提到午道，而且使赵、楚诸王都有动于心，这就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了。午道何在？值得考核。苏秦所说的“魏塞午道”，《史记·苏秦传》引作“魏塞其道”。小司马说：“其道即河内之道”。苏秦说赵时，魏国正当襄王在位，魏虽已迁都大梁，安邑尚未失守，魏国就是要援助齐国，固守安邑，即可阻秦军东出，何劳塞河内之道？司马贞之说未为慎审。可是《史记·张仪传·索隐》又说：“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若在赵国之东，则秦军攻赵何能即遣军先塞午道？《史记·楚世家·索隐》却说：“午道当在齐西界”。如果和苏秦所说的相联系，则齐西界之说似具胜义。司马贞于释《张仪传》所说的午道时，曾引郑玄之说，谓“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以纵横交错的形势说午道，应得其间的真谛。

按之游士的说辞，午道乃在魏东、齐西和赵国之南，其具体所在当为陶。陶作为经济都会之后，交通益为发达，道路亦有所增多。它可以西至雒邑，东至曲阜，南至睢阳，北至濮阳，东北至临淄，东南至彭城，可以说是纵横交锗，无所不至。

由于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寝假成为称雄的诸侯封国争夺的要地，能够控制这个地方，就会据有先声夺人的形势。当时的游士因而往往以此恫吓诸侯，以求得其所欲。正因为陶为午道的所在，各国对之争夺并未稍止。陶本为春秋时曹国的都城，其后入宋，宋灭之后”为魏所据①，最后竟为秦国所有②。此中曲折，史籍虽未详加记载，由其隶属的频繁更迭，亦可见其间争夺的激烈。

①《水经·瓠子河注》。

②③《战国策·赵策二》。

④《史记》卷四○《楚世家》。

①《史记》卷四四《魏世家》。

②《史记》卷七二《穰侯传》。

第六节　《禹贡》建立水上交通道路网的思想

《禹贡》所说的“九州”地理形势上面所说的都是当时较为重要的交通道路，也是由当时的政治都会或经济都会辐射出来的交通道路，而且都能见诸记载，有史可征。这样一些交通道路，在当时都可以各自成为系统，构成有关的交通网，分布到许多地区。战国时，另有一个交通道路网，和上面所说的不完全相同。

这样的交通道路网具见于《尚书·禹贡》。这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就以《禹贡》名篇。这是撰著这篇《禹贡》的人士设想在当时诸侯称雄的局面统一之后所提出的治理国家的方案。这是一个宏伟周密的方案，不与寻常相等，故托名大禹，企望能够得到实际的施行。这篇《禹贡》以地理为径，分当时天下为九州，这是撰著者理想中的政治区划。此外兼载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以及各地的部落，无不详加论列。

《禹贡》所说的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当时的黄河上游和现在大致相同，到今河南荥阳县以下却流向东北，入于渤海。这样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东西两条河流，一为南流，一则流向东北。这东西两河之间就是冀州。以现在的地理来说，冀州相当于今山西省和河北省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太行山南的河南省一部分土地。兖州是在济、河之间。就兖州来说，黄河以北就是冀州，它是以黄河与冀州分界的。这里所说的济为济水。这是一条久已埋塞的古河道。它是由今河南荣阳县东北从黄河分出，流经今河南封丘、山东定陶、济南等县市，东北流入渤海的河流。这济、河所维的充州，相当于今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西北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禹贡》说：“海岱维青州”。这是说，青州是东至海而西至泰山。也就是现在山东的东部。徐州是在海岱和淮水之间，相当于今山东省东南部和江苏省的北部。扬州则在淮海之间，就是北起淮水，东南到海滨。用现在地理来说，是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水以南，兼有浙江、江西两省的土地。《禹贡》以荆及衡阳维荆州。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衡山在今湖南省。这是说，荆州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由荆山之下直到衡山之南。豫州在荆河之间，主要是今河南省的大部，兼有山东省的西部和安徽省的北部。梁州在华阳、黑水之间、这是说梁州是自华山之阳起，直到黑水。黑水何在？自来都没有恰当的解释。《禹贡》梁州，曾说到“蔡蒙旅平”。这是两座山名：蔡山，据说在汉蜀郡青衣县；蒙山在唐雅州严道县。汉青衣县在今四川名山县北。唐严道县今为四川雅安县北。按照这样说法，梁州应包括今陕西南部和四川省，或者还包括四川省以南的一些地方。九州中还有一个雍州，雍州在西河、黑水之间。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黄河，当时称为西河，则黑水当在雍州的西部。雍州西部的黑水不一定就是梁州南部的黑水，但确地也不易实指。雍州的山水有鸟鼠、三危，也有弱水、都野，皆在今甘肃省境内。雍州境内还有昆仑、析支等部落。据说，昆仑在汉临羌县西，析支在汉河关县西。汉临羌县在今青海省惶源县东南。汉河夭县在今青海省同仁县。按照这些山水部落的分布，则雍州当在今陕西省的北部和中部，甘肃省的左部和青海省的东部。

《禹贡》以冀州为中心之水陆交通网的设想《禹贡》所提出的交通道路网，就分布在这九州之中。明确了九州的具体区划和相当于今地的具体所在，就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交通道路网的分布和作用。《禹贡》的撰述者既以这篇书作为统一之后治理全国设想的蓝图，按当时情形说，是先有一个拟议中的帝都，而这样的帝都是在冀州的西南部。战国时的交通道路是以各政治都会为中心向四方伸延的，可是《禹贡》的撰述者却一反常规，交通道路网的形成并不是以帝都为中心向外伸延，而是作为各州向帝都送交贡赋的道路汇集到帝都的。据《禹贡》所载，这样的交通道路是：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通于河：青州，浮于位，通于济；徐州：浮于淮、泗，通于河：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①；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雒，至于南河；豫州：浮于雒，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这样的交通道路网和前面所论述不完全相同。这是以水上交通为主的道路网，只有在没有河流的地方，才利用一段陆路。荆州的江、沦、潜、汉都是水道，可是这些水道竟然没有一条可以直达冀州西南的帝都，因而不能不利用陆路。所说的踰于洛，就是由汉到洛没有其他水道联系，只好改就陆路了。现在看来，汉洛之间正是隔着伏牛山，是难于直达的。梁州的贡道也是如此。

在梁州境内，固然可以浮于潜，但潜、沔之间隔着巴山，就是沔、渭之间也还隔着秦岭，这就不能不一逾再逾了。

《禹贡》记载这些水道，除冀州的“夹右碣石入于河”和扬州的“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外，其余七州的贡道都用“浮”来显示其间的作用。“浮”字是什么意义？伪孔传说：“顺流曰浮”。这七州的贡道并非都是顺流而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胡渭解释说：“当时粟米取之于甸服，无仰给四方之事，所运者唯贡物，故轻舟可载，山溪可浮，逾于洛，逾于沔”①。胡渭这样的解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禹贡》所说的贡道，包括当时全国的大川，兼有其他较小的水道，就无不可以通行舟楫了。甚至远至黄河上源的积石，也成了航行的起点，水上交通的发达，可谓是相当迅速和普遍的，也是少见于文字记载的。就以黄河来说，前文所举的秦、晋泛舟之役，可谓是当时一宗大事，这次所涉及的水道，黄河之外，兼有渭、汾两河，所使用的黄河水道，其实只有由汾水入河处至渭水入河处之间的一小段。所谓泛舟之役，主要是用来运输粟粮的。这和浮字的含义就不尽相同。前文还曾举出卫宣公所筑新台事。新台的修筑说明齐、卫两国间对于黄河水道的利用。战国时，赵武灵王也曾说过：“今①《史记》卷二《夏本纪》作“均江海，通淮泗”。《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同。《夏本纪·正义》引郑玄说：“均，读曰沿。沿，顺水行也。”《汉书·注》：“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战云平。”①胡渭《禹贡锥指·略例》。

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揖之用。..故寡人且聚舟揖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①。薄洛之水指的是漳水。漳水出太行山后流向东北，由赵国下及中山。这是说所谓舟揖之用，乃是沿流上下的通航，并非隔岸摆渡。赵国与齐国分据黄河东西，和它与中山的关系不同。然以薄洛之水通行舟揖相例证，亦当不是隔岸的摆渡。因此可以说，黄河中下游由秦、晋之间至齐、赵之间，都应该是可以通行航运的。如果说，某些段落尚无舟揖之利，那只像赵武灵王所说，是没有尽到人为的力量的。积石远在黄河上游边辟之地，素未见诸记载。《禹贡》不仅说到导河积石，而且当地部落的贡赋，也可以浮河而下，至于帝都，这应是战国事新的发展，不尽属于子虚。

但是《禹贡》所说亦有未能使人尽信之处。《禹贡》两处提到潜水：一是荆州之潜，再一是梁州之潜。荆州之潜早已湮没，或谓在今湖北钟祥、潜江两县境②。这两县皆濒汉水，唯津渠交错，未审潜的确实所在。这条潜水诚能通于江汉，只有汉水可以逾干洛，可以存而不论。梁州的潜水，关系綦大，不能不一追溯究竟。这条潜水的所在，学人间自来多有论证，以胡渭所说较为具体③。其实这条潜水就是现在的嘉陵江，由于流经今四川广元县南北，穿过一些冈穴，所以称为潜水。运输贡赋的船只势难从这些冈穴中穿过，所谓“舍舟从陆而北”，恐只是后来解说者的设想，当时未必就能如此的周到。战国未叶，秦国曾以栈道千里，通以蜀汉，蔡泽以此为应侯范睢佐秦的一大功①。若潜水能够恃以运输，秦国何必兴此大工，开凿千里的栈道？话虽如此，《禹贡》的撰述者能够有这样宏伟的设计，对于当时的天下形势是相当了解的，对于当时的地理山川也是较为熟悉的。其中固然有些低误失真之处，也是时代使然，未能苛责于撰述者。即如作为潜水的嘉陵江的上源，积学之士历来已多感难于探究。郦道无就曾经说过：“川流隐述，卒难详照，地理潜閟，变通无方。”②，亦可以见其不易措手了。由于《禹贡》的撰述者的了解形势和熟悉地理，其所设计的道路网，还可显示当时交通的规模。由于所设想的帝都在冀州，而冀州三面环河，各州以黄河的交通为主。黄河的水上交通，上起积石，下迄碣石，就是说整条黄河都可以利用。黄河的支流，以汾、渭、济三水为最大，汾在冀州之中，用不着再作说明。渭水和洛水分别贯穿于雍、豫二州，所以就成为这二州的贡道。黄河下游无支流，济水、漯水分别曲黄河分出，都应是黄河的支津。以前人说，济水发源于王屋山下，东南流入于黄河，再由黄河分出，所以称之为济水。按诸自然规律，这是不可能的。济水只能是由黄河分出支津，其分河之处在今河南荣阳县北③。漯水分河于汉东武阳县，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④。汉东武阳县在今山东①《战国策·赵策二》。

②胡渭《禹贡锥指》卷七。

③胡渭《禹贡锥指》卷九：“郦元云：自西汉溯流而至晋寿，阻漾枝津，南枝津即郭璞所云，水从沔阳县南流至汉寿；《寰宇记》所谓，三泉故县南大寒水西流者也。历岡穴迤逦而接汉岡。穴即郭璞所谓峒山；《括地志》所谓龙门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舆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广元县北尤门第三洞口，舍舟从陆，越岡峦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县南，经所谓浮潜而逾沔也。”

①《战国策·秦策三》。

②《水经·漾水注》。

③《水经·济水注》。

莘县南。千乘县在今山东高青县东。这两条水都流贯兖州，所以就成为兖州的贡道。充、豫、雍三州都和冀州接壤，又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利用黄河支流或支律作为贡道，也是很自然的。青、徐、荆、梁四州分别和兖、豫、雍三州相邻，就只能利用有关的水道，分别通过这三州，再入于黄河，而达于帝都。其实就囚州也各有不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青、徐两州位于东方，东方平原广袤，河流亦多，水道交通不必再假他途。荆、梁山多，水道有所不通，只好在一些地区借助陆路。青州的河流以汶水为大。汶水出汉莱芜县，至寿张县人于济①。汉莱芜县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寿张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青州许多河流都是流入海中，只有汶水是入济的，所以汶水就成了青州的贡道。徐州的贡道是“浮于淮、泗达于河”。淮、泗两水诚为徐州的大水，而且泗水流入淮水。两水相通，自然是会便于交通的。但是泗水南流，淮水东流，都不与黄河相联系，如何能够“达于河”？其实所谓“达于河”的“河”字，乃是错简，应为“菏”字的误文。菏水是连接泗水和济水之间的人工水道，淮、泗两水通过菏水和济水相连，由济水再通到黄河。菏水就是吴王夫差在商鲁之间所掘的沟，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以前的学人都以为《禹贡》出于大禹之手。大禹之时何能有菏水？大禹如何能以菏水置于《禹贡》之中？其为误说是毫无疑问的。荆、梁二州的河流本来也都是不少的，但以大江为主流，大江东去，其他支流也随之东去，因而就绝无北流之水和黄河的支流相联系。这样的自然形势使《禹贡》撰述者所主张的以水道构成的交通道路网，不易完密无间。在水尽途穷之时，只好假道于陆运了。荆州的“逾于洛”，梁州的”逾于泻”，都是因此而起的。这是自然形势的限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九州中只有扬州和冀州之间相隔的州最多，它的贡道是要通过徐州和豫州才能达到冀州。它由淮、泗两水通到徐州，再通过菏水和济水才能进入黄河，抵达帝都。但如何把这一州的贡物都运到淮水和泅水，却还是问题。《禹贡》撰述者特别指出，沿于江海，才能达于淮泗。扬州濒海，且有大江流贯其间，由大江入海，沿海岸北上，是能够转入淮水的。这样运用海上运输，也是其他各州所未有的。这时越已灭吴，勾践且由海上迁都琅邪，海上运输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就在吴国未被灭亡之前，吴王夫差已经开凿邗沟，使淮水和大江可以互相联系。这事在开凿菏水之前。《禹贡》的撰述者把菏水列入他的交通道路网中，却没有把邗沟一并列入，倒是耐人寻味的。按说海上多风涛，总不如邗沟中易于行驶舟船。既然有了邗沟，自应胜过多风涛的海上。当然，邗沟是人工开凿的，航道狭窄，而且还要绕道到射阳湖中，是不如海上的便捷。但作为一个时期的交通道路网，邗沟终究是不能置之度外的。这样的交通道路网有许多地方很少用史事来证明。但不能因此而说，没有史事证明，就不能成为交通道路。交通道路的形成有的固然是有计划的开辟和创建，有的就可能是经过一般行道者的实践而后受到注意修葺筑成的。水上交通就更易于利用，一苇之航只要不遭沉役，就会受到效法，逐渐伸延到更远的所在。这种利用自然的表现，是不必都有待于史事的证明的。《禹贡》所设想的交通道路网，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路程，不应因为没有史事的证明，而认为是不可能的。

④《水经·河水注》。

①《水经·汶水注》。

综上所述，可见自夏、商、周三代以左，在原始社会的基础，继续有所建树，历经春秋、战国之世，交通逐渐趋于发达，道路也相应臻于稠密。战国时，政治都会随着称踉诸俟国势的扩张而有所增加，经济都会也由于贸易畅通而趋于繁荣。以政治都会为中心，再加上围绕经济都会的发展，交通道路的布局，就显得日新月异。这就为后来秦始皇扫灭六雄后，在全国各地大兴驰道，无所不臻的业绩，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国野、乡里与郡县

关于商殷时期是否已有“国”“野”区别问题，由于史料残缺，实难仔细析证，这里暂由殷周之际谈起。

第一节　周初的武装殖民与“国”“野”之分

周初东征与武装殖民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至径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尚书·大浩》），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了“大邦殷”（《尚书·召诰》）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者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又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公东征，其土既非周人所有，其民也与周族不类，因而周族及其同盟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新政权时，如果没有武装力量为其后盾是支持不住的。周初的这种“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目的在于捍卫周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实际上具有武装殖民性质。《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齐太公被封到东方营丘就国时说，“夜衣而行，犁（黎）明至国，莱侯来代，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菜，莱人夷族，新来的统治者占有其土地，统治其人民，莱人当然要起而反抗。太公在此情况下，建立据点颇具偷袭性质，所以才有“夜衣而行”的必要。周虽败殷，但是周族势力还不及东土。所以又说他“与之争营丘”。《诗经·大雅·悉民》说：仲山甫出租，四壮业业，征夫捷捷..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指齐之临淄）宣王命南仲殖民方地即朔方时，也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诗经·小雅·出车》）仲山甫和南仲都是周室中衰以后时人，其武装殖民风气犹存，周初的“封国”情况，颇可想见。

筑城镇戍与“国”“野”之分那时被封的奴隶主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公社农民进驻广大占领区后，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在古代文献中名之曰“城”，只有如此，才能进行武装镇压。《诗经·小雅·黍苗》中记述召穆公营谢（今之河南信阳）时的军旅集镇的情况说：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周人及其姻戚联盟，造邦筑城，镇戍征服地区，也见于西周金文。《中甗》铭虽然残泐颇甚，很难卒读，但其大意却可通晓，即王派中巡省南国，筑城殖民，并派兵镇戍。《班殷》铭记毛公伐东国膺戎，遣令班“目（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毛公东征“三年静东国”。这里的■即城，就是征服筑城之证。

周人拓殖建立的这种“城”，在先秦文献中也名之曰“国”，“国”外广大田土称之曰“野”。西周王朝和各诸侯封国都有这种“国”“野”即“乡”“遂”之分。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多，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对“野”的剥削，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周礼·天官·冢宰》序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就是这个意思。当时的氏族奴隶主就是依存在武装殖民据点的“城”上，因而有城就有贵族，有贵族就有周族的势力。《左传》文公十二年鲁国的襄仲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当是历史事实。

殖民营国和公社血缘关系的合一，是氏族社会的遗习，所以周族每到新拓殖民地就要建庙立社。《诗经·大雅·緜》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卑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这里所说氏族公社成员定居后，立刻版筑城墙，城墙完固，则要营建庄严穆穆的宗庙，周族东向移民的情状，大概也当若此。所以，春秋时期，列国有难，经常盟大夫或“国人”于“大宫”（《左传》成公十三年、襄公二十五年），出发争战的前夕，“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左传》闵公二年）。庙社因周族统治族与殷族被统治族的不同而有“周社”、“毫社”之分，但其由于公社组织的存在而含有氏族血缘纽带关系则是一样的。这种氏族遗习，横亘西周以下五百多年未尝衰歇，只有到了公社开始解体，这种特征才逐渐消失。

第二节　“国人”和“野人”的社会地位之不同

“国人”对政治的干预周人武装拓殖的“城”通常有两层城墙，内者曰城，外者曰郭。《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周七里的小面积就是古代的“国”。居住在城郭之内的称为“国人”，以别于郊外的“野人”或“鄙人”，即“庶人”。“国人”和“野人”都是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公社农民，灭商后的周族公社农民与奴隶主贵族一起分别驻守在城邦与都邑，被征服的商族等公社农民则居住在野鄙之中，或隶属于“国”，或隶属于采邑，即“都”或“邑”。西周时期的“国人”和“野人”，由于前者是征服族，后者是彼征服族，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一样。

“国人”有参与政治的传统，所以国王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由于史料的残缺，关于西周各地“国人”干政的情状，虽难确知，但从西周铜器《■》铭文“邦人（“国人”）正人师氏人”、“虐逐厥君厥师”，与“国人”有力量放逐厉王于彘相似测之，可知西周时代“国人”的政治力量当不亚于春秋时代。

“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或决定国君的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大凡中原的中小国家如郑、卫、宋、曹、陈、许或山东半岛的莒、纪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遗习较多的缘故。《左传》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荀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干訾娄。狄师还。“国人”不是统治阶级，无权染指王位，卫侯让位，只能让给“父兄于弟”，这本来是氏族共同体的现象，但是，凡国之事又要经过全体成员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众”即“国人”，“国人”反对，奴隶主贵族也无可奈何。这也是氏族共同体的残留习俗。《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三月，郑国贵族于如立公子，越一月，“郑人（即郑国“国人”）杀，立髡顽，子如奔许”。这种内政外交方面的例证很多。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楚之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国国君在外交上违背“国人”的意见而自作主张，就被流亡于襄牛，如果不从氏族社会遗习去看“国人”的行为，是很难做出充满的解释的。

春秋未年，吴国兴起于东南，与楚争霸，滨临的陈、蔡深受其害，《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军人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载：楚子围郑，十又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阵者皆哭”，准备迁都。这都是“国人”参与国之迁徙与和战的例证。

秦穆公帮助晋惠公入主晋国，晋惠公恩将仇报，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惠公被俘。秦伯会晋使暇吕怕甥，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国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左传》傅公十五年）。以晋这样一个大国，还承认国是由贵族（君子）和国人（小人）构成的，可见，“国人”发挥氏族社会传统与遗习，晋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载：吴国称霸，召集卫国参加诸侯会盟，卫侯由于观望而迟到，吴太嚭责备卫君“之来也缓”，“故将止之”，即不许卫君回去，要扣留他。亏得子贡为之辩解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这番话说得“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可见，国君有事“必谋于其众（即“国人”）’，是当时统治阶级所认可的。综上可见，有周一代历史记载虽有东西南北之分，时间悬隔虽有几百年之遥，但其承认“国人”干预政治则是相同的。所以，《周礼·秋宫·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绝非虚构。

“国人”在当时政治上所以有着这般重要作用，是与他们所依附的公社组织密切相关的。“国”中的“国人”基本上是周族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及其平民，他们虽然也受当时统治阶级的“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上》）的剥削，但在政治上却与统治阶级有利害一致的地方。所以，晋国史苏说：“昔者之伐也，兴百姓以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国语·晋语一》）。氏族共同体的公社农民各有其权利义务，各人的生命权也不会随便遭到统治者的剥夺和危害。邾文公所说的“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师旷也说：“夭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左传》襄公十四年），尚有共同体之遗风。春秋时代，山东半岛的莒国“国人”几次放逐国君，都是因为国君危害传统共同体存在的缘故。例如，公元前609年莒纪公子“多行无礼于国”，太子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542年，“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越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庚舆甚且想与齐为盟，出卖共同体，贵族“鸟存帅国人以逐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上引事实表明，“国人”的利益遭受危害时，他们有权，也有能力反抗，而贵族也利用“国人”的力量更换国君。氏族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国”中公社农民的“国人”也都尽力维护这种传统。不过，由于历史的前进，象莒国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多数国家业已有所改变。大体说来，春秋以前，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精神依然存在，也只有这种遗习遗俗才能维系各个邦国的存在。

“野人”地位的低下住在“野”里的“野人”亦即“庶人”，与西周的统治阶级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来源是被征服的民人。庶字，似有卑贱、藐小、旁出和次等诸义，例如，庶子、庶姓就是指的次于嫡长子和姬姓的人。古籍中称“野人”又作“庶人”，可能就有次于周族奴隶主贵族、周族平民的含义。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于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尚书·召诰》），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尚书·梓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三姓之后，于今为庶。”杜注云：“三后，虞、夏、商。”可见，不但殷亡后的民人成了庶人，虞、夏灭亡后的民人也成了庶人。西周时期的庶人与“国人”不同，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惟其如此，他们的地位差别，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的“野人”虽然也保有公社组织，但在古籍中绝无“野人”与政之例。《周礼》六遂中的官吏职守大都说的“掌其政令”、“掌其戒令政事”、“掌其教令政事”等，从来未有见到“库序”、“宾兴”之类的记录。由于“六遂”的“野人”只从事农业生产，因而凡属六遂的官吏也都只是注意管理农业之事。例如，《遂师》职说：“巡其稼秸”；《遂大夫》职说：“以教稼稿”、“简稼器，修稼政”；《县正》职说：“趋①其稼穑而赏罚之”；《酂长》职说：“趋其耕褥，稽其女功”；《里宰》职说：“以治稼穑”。《遂人》职更说：凡治野，以下剂（下等役法）致甿，以田里（分授田里）安甿，以乐昏（劝其昏姻）扰甿，以土宜（指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教甿稼稿，以兴锄（指征收锄粟以时颁发与民而助之）利甿，以时器（铸作农时所用的器具）劝甿，以疆予（郑注云：“谓民有余力，复予之田，若余夫然”）任甿。”

“甿”，郑康成注云：“变民言甿，异内外也。贮犹懵懵无知貌也。”说颇可取。这里把“野人”不称“田民”而言“甿”，亦作“萌”或“氓”②，可能反映了“野人”在当时无政治权力，也不能建学受教育、“懵懵”无知的历史实际。

“野人”与“国人”的地位差别不但表现在政治上，在法令税役上二者的地位亦极悬殊。《周礼·地官·小司徒》职云：掌建邦之教法..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贡赋。这就是说，当时的平民阶级需为统治阶级服兵役、从事田野生产、提供劳役、纠察通逃之事，但是这些负担“国人”与“野人”是不同的。所以在稽察户口时则有“国中与四郊都鄙之夫家”（《小司徒》）的分别，具体些说，当时参与卒伍虽属义务，也是权力，只有“国人”才有资格“以起军旅”，“野人”只能做些“田役”之事。鲁国伯禽就封于鲁国后，准备伐淮夷、徐戌时，首先对“国人”誓师，要他们整修甲胄、干戈和弓矢；对三郊三遂的“野人”则曰：“峙乃桢■..我惟筑，无敢不供..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尚书·费誓》）。刍茭以喂饲牛马，桢■以备筑城，“野人”只有服苦役、干杂役的资格。《周礼·地官·乡大夫》职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贾疏云：“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服摇役的年龄，“国人”二十至六十，“野人”十五至六十五岁，相差十年，可见，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提供的劳役有轻有重。《周礼·地官·均人》职又云：凡均力政（征），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指年谷不熟而有疾病流行），则无利征，无财赋。这段记载是说，“国人”对西周王国的劳役范围可能限于“修城郭”、“除道”、“成梁”（《国语·周语中》）一类工作，并且说明“国入”依年成丰欠起役。但是，“野人”的劳役则没有时间、种类和轻重的规①趋，《释文》作“趣”。《说文》：“趣，疾也”。按此“趣其稼穑”之意，谓督促之，也。②按，民为萌之本字，全文作■■等形，象种子冒地而出，上象子叶，下为其根，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民人之民乃借义。统治阶级释“民，盲也”；“民，冥也”；“民，氓也”，置民于“懵懵无知”之列，皆系侮辱民人的释义，都不可取。

定。《诗经·幽风·七月》中的具体写照，便是其证。诗中说，“野”里的公社农民，男耕女织，粮食收获完毕，立刻就为奴隶主贵族服徭役，开春后马上又需耕种。“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陶，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十二月的寒冬季节，“凿冰冲冲”，“纳于凌阴”，准备明年夏天供奴隶主贵族享用。“野人”一年四季耕为奴隶主贵族而耕，役为奴隶主贵族而役，劳役也就无所谓对不时了。

“国人”与“野人”之身分地位的不同，亦见于免役的规定上。《周礼·地官·乡大夫》职云：其舍（免除）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前面已经指出，六十六岁以上的“野人”，六十岁以上的“国人”和疾病者一律免役，这里又说“国”中还有贵、贤、能和服公役的人都可以得到免役的优遇。这条记载不管其真实程度如何，但总可以反映西周时期“野人”的地位较之“国人”低下的事实。

由于“野人”即“庶人”的身份地位比“国人”低，目前不少同志主张庶人就是奴隶。他们把“庶人”说成奴隶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大盂鼎》铭中的一句活：易（锡）女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易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夫。

他们说“人鬲”是奴隶，“自驭至于庶人”统统包括在“人鬲”之内，因而就都成为奴隶了。其实，情形未必如此。铭文中的邦司、夷司以及人鬲、驭、庶人等都是按被俘以前的身份称谓说的。他们由周天子赏赐给贵族之后，是不是都变成了奴隶呢？铭文中没有说明。即使他们已经变成了奴隶，那也不能根据这段铭文证明庶人本身就是奴隶①。还有人根据1954年6月在江苏丹徒县出上的《宜侯矢■》（即《俎侯簋》）中也有赏赐庶人的记载，认为庶人即奴隶。周王赏赐宜侯的有田土、邑落、人民，又值周初伐商之后，这是封国。如果说赏赐的人都是奴隶，奴隶不能有姓，也不能有“才（在）宜王人”、“宜庶人”的道理。铭文中的“奠”即“郑”，和“奠七白（伯）”一起封赐的“千又五夫”当是他们所属的庶人。这里的赐土赐民，是指周天子将其征服地区划归被封者的统治区而已。铭文中的“才宜工人”、“宜庶人”和“郑七伯”，绝非奴隶。就已知铜器铭文看来，周王赏赐奴隶的规模很小，如：“学（余）其舍女（汝）臣十家”（《令鼎》），“易（锡）..臣五家”（《不婴毁》），“易（锡）女（汝）尸（夷）臣十家”（《■■》）等等。这种“锡人”恐怕只是供奴隶主贵族使唤的奴隶，不一定从事耕作。金文锡人之例，唯《麦尊》有赐二百家的记载，铭曰：雩王才（在），■已夕，■易（锡）者（诸）■臣二百家。这个“■臣”可能与《叔夷钟》铭“余易（锡）女（汝）马车戎兵厘（莱）仆三百又五十家、女（汝）台（以）戒戎■（作）”中的“以戒戎作”的“戎兵莱仆”一样都是一种“虎臣”性质，不是一般的奴隶或土地劳动者。武士既然可赏，可知金文中的“锡人”的记录不能完全视为都是赏赐奴隶。

奴隶是无生命权的。例如，骊姬为了诬陷申生，将祭于曲沃的祭肉置毒，呈献给晋献公，“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毙”（《左传》僖公四年）。可见，“小臣”与“犬”的地位不远。又如，重耳在齐，①说详见斯维至：《论庶人》，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有齐姜为妻，又有马二十乘，乐不思晋。从者为使重耳归晋，“谋于桑下，桑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杀之”（《国语·晋语：四》）。女奴传了一句话，就赔掉了一条性命。但在古籍中，从未见到“野人”即“庶人”任意被奴隶主贵族杀戮的记载。可见，“野人”即“庶人”不是奴隶。在残有公社的古代社会中的公社农民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被束缚在公社之内，是不能随意迁徙的。所以，《周礼·地官·比长》职云：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族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邻长》职又云：徙于他邑，则从而授之。至于公社农民有时被奴隶主贵族当作隶属于自己的人而被赏赐域交换出去的现象，在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国家里也是不乏其例的。

第三节　“国”“野”与“国人”“野人”区别之泯除

“盟国人于毫社”

西周未年，特别是春秋初年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有了变化，过去的那种“国”“野”区别以及“国人”与“野人”之身分地位的差别也逐渐在涡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

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毫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毫社。鲁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毫社，《公羊》、《谷梁》二传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毫社”者本应是殷族，当称“庶人”或“野人”，但在此处却说“国人盟于毫社”。这就说明：被征服的殷族此时已与西周时期不同，由于“国”“野”关系的混除，就被称为“国人”了。

晋“作州兵”与鲁“作丘甲”

《左传》僵公十五年又云：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

好我者劝，恶我者俱，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

这个“作州兵”，古今注解，并不尽同。杜注云：五党为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

沈钦韩《春秋左传补注》云：按《周官》，兵器本乡师所掌，州共宾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

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云：作州兵犹鲁之作丘甲也。

洪亮吉《左传诂》云：作州兵盖亦改易兵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额，故上云“甲兵益多”，非仅修缮兵甲而已。今人蒙文通在其《孔子和今文家》一文中，据《周礼》“遂”即“野”不出兵，则说：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谓统州者、谓之遂，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按上五说，前二者谓“作州兵”是为了扩大兵甲制造所，似有未妥；后三说皆谓它是一种兵制改革，特别说它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颇有道理。

《周礼·地官·载师》注引《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管子·度地》又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

《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以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与子野”之间，适与《周礼·载师》职的“远郊”相当。我们知道，“州”本是“野人”所居地区，不服兵役，如今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要“州”之“野人”也出兵，足见“国人”与“野人”的区别已经消失矣。按着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扩充军备，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卢，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复三军之教（《左传》成公三年）；到了公元前五八八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由其二军为三军、五军看来，当是“作州兵”的直接结果。其增加的军队大概包括“野人”无疑。又如，《左传》成公元年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说：郑自“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的地区，既不当兵，也不出“丘赋”。而今鲁、郑两国都要“丘”和“野人”出丘甲出兵赋，也与过去的旧习不同。所以《谷梁传》成公元年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这就说明，鲁、郑与晋国一样，“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已经泯灭，“野人”也能服兵役了。

春秋时代，各国扩充军队和以“野人”为军，在时间上虽然先后不一，但大体上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野人”普遍地有了当兵资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司马，令尹“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队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皆赋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齐桓公称霸时也不过兵车八百乘（《国语·齐语》）；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八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辆（《左传》成公二年）而已。几十年后的晋国变得如此全国皆兵，大概与“国”“野”关系的消失、“野人”可以为军有着密切关系。

“野”有“乡校”

“国”“野”区别消失后，改变了西周时期的只有“国人”能够建学受教育的局面，因而“乡校”不仅存在于“国”中，在“野”里也逐渐普及起来，“野人”也有了建学受教育的资格。《国语·齐语》云：管子于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里为乡，乡有良人。

这个“良人”是乡长，也即韦昭注所说的“乡大夫也”。这个乡大夫的任务之一则是：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国语·齐语》）这里既然指出国君桓公正月之朝要问乡中有无“好学”者，可知齐国必定有“乡校”。《管子·小匡》的“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陈力尚贤，以劝民知（智）”；《君臣下》的“乡树之师，以遂其学”，亦足互证。“国”以外叫“鄙”，也就是“野”。齐国的“鄙”即“野”中也置乡。例如，《国语·齐语》云：管子对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这个乡是三千家，比起“国”中所辖的乡要大，实际上是指“野”。《齐语》又说：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是寡功者而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独寡功？数不善则政不治。”..桓公又亲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这里既言“教”，又言“好学”，可知齐国“野”中的平民即过去的“野人”也能受教育矣。

郑国的“国”中有“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已经谈及。那么，郑闰的“鄙”即“野”中有无乡校呢？乍看起来，好象没有，细审史料，还是有的。《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舆人诵之，曰：..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这里都鄙对文，都，指“人听聚日都”（《谷梁传》僖公十六年）的“都”；鄙即鄙野。杜注云：都鄙“国都及边鄙”（《左传》襄公三十年注），是也。所谓舆人，当指“国都及边鄙”的人。都鄙之人既然都说子产教诲他们的子弟，可知郑国的“野”里也有乡校之设，“野人”也都可以受到教育。

《左传》闵公二年，在说到卫文公“训农、通商、惠工”之后，接着又说：“敬教、劝学”，那么这个“教”和“学”是针对农工商而言的了。再从其后接着又说“任能”看来，其与《论语·为政》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国语·齐语》所说的乡长进贤、《周礼·地官·乡大夫》职的“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相同，说明当时卫国的“国”“野”之中都有乡校之设。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晋侯（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恭）”。这里既然也说到“民”、“教”问题，那么这个“教”无疑也是指乡校的民教。

在“国”“野”区别的消失、在“乡校”的普及和不分“国人”、“野人”都可以建校受教育的情况下，孔子才能提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来。“国人”干政的衰泯我们知道，“国人”在公社组织残存到商周社会之后，他们虽然构成了与国君、贵族鼎立而三的势力，但是它的那种干预政治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他们平时影响当时政治的行为一般都是出自一种舆论，因而是消极的，贵族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所以，周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怒，派卫巫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到了“国人”忍无可忍，必须出之于暴动时，都是与贵族共同发动的，象陈国“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到“国”和“野”、“国人”和“野人”的区别逐渐走向泯除时，“国人”离开故土，不仅难以谋生，且又遭到异乡人的排斥。《诗经·小雅，黄鸟》云：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此邦之人，不可与明（盟），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这反映了“国”“野”关系消失，“国人”流入他乡后，他们梦想恢复“邦族”的情景。但是，公社组织一旦走向解体，“邦族”也不是那么容易“复”的。氏族共同体的遗留，造成一股力量，使贵族不敢轻侮他们。现在公社解体，“国人”一流亡，“国人”的干政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商周城邦制特色也就濒于尾声矣。

第四节　乡、里的产生与郡县之出现

乡、里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国”“野”区别的逐渐消失，当时的公社形式也就逐渐发展到了“书社”阶段。“书社”是公社向地方行政单位之乡、里过渡的一种形式。《论语·雍也》云：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子路》又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罕》也云：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左传》襄公十五年云：[献玉者]稽首而告曰：“小人怀壁，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

宣公十一年云：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可见，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邻、里、乡、党的单位，乡下有党，里下有邻，但乡与里的关系，不甚清楚。当时的邻、里、乡、党，有时并列，有时交织，又时称邻里，时称乡党。这种互混，正是一种新制度产生时期的正常现象，并不足奇。

乡是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原来本指一个公社组织；党“谓族类无服者”（《礼记·丧服》郑注），说明它是因族而成，族党关系密切，多相连称。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云：“尽杀奕氏之族党”。昭公二十七年又云：“尽灭郤氏之族党”。我们知道，公社农民是聚族而居的，如果党不是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公社，是绝不会因一人而联累全族党的成员的。春秋以前也有邻里组织，它是以相邻的几家作为一个编制单位的。《周礼·地官·遂人》职的“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便是其例。西周时期的邻、里组织，主要分散在“野”里，它与“国”中的乡、党不同之处有政治等级上的尊卑，政治权力上的不同以及经济剥削上的差异，等等。所以，那时的乡、里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作为一种地方行政机构的乡、里，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到了“书社”形成之后，这种乡、党、邻里也就先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行政机构。不过，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保证这套行政体系的巩固，仍然沿袭了原来的血缘地域组织在内的约束力量及其形式和名称，贯穿以新的统治内容，从而改造为共赏同罚的隶属机构。例如，原来的“国”中仍有乡、党的单位，同样，“野”里仍有邻、里的组织。这是在公社残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为新型地方行政组织的。如同恩格斯所说，在日耳曼那里也是这样的。他说：向罗马境内的迁徙，破坏了各区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必然要破坏它。

纵使按照原来的企图，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而进行迁移，这在事实上也做不到。漫长的征途，不单把诸部落与氏族，就是整个的民族也给它搅乱了。甚至想要保持住各个农村公社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是困难的。因此，这些农村公社便成为民族所由以构成的实际的政治单位了。①这就告诉我们，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乡、党、邻、里这样实际的地方行政机构的产生，大都是在公社基础上完成的，则是一个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①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郡县的出现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乡、里的产生，促进了郡县制的发展。乡、里本较郡县产生的早，当郡县还在边境出现时，乡、里已在中心地带形成，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因而奠定了郡县广泛推行的基础。所以，我国的郡县制尚未形成煎，在各诸侯国之下是乡、里、而不是郡县。例如：《墨子·尚同上》云：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

《尚同中》又说：是以数千里之外，有为着者，其室人未徧知，乡里未徧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乡里未偏闻，天子得而罚之。可见，那时的国君是直接与乡、里中的官吏发生关系的，而没有经过郡县。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不过早期的县大抵都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公元前627年，晋国胥臣荐举郤缺有功，文公赏以“先茅之县”（《左传》信公三十三年）。公元前294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大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室，为其居住之处，故用作计算单位。室的内涵，主要为土地，其外还有妻、孥、大家族成员、臣僚、仆庸和奴隶以及“器用、财贿”（《左传》文公七年）。所以，韦昭注云：“室，妻妾货赂”。这里室、县并称，其私有性质甚明。后来，楚国声于告诫令尹予木开赦伍举之罪，因为伍举准备投奔晋国，“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叔向是晋国的名族，伍举有“县而与之比，更可推知这是作为私人采邑的县。县之别于一般采邑者，大概比一般采邑为大，出得起重赋。所谓“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左传》昭公五年），县与大家、强家互称，饶有意义①。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父），就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再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春秋初年，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集权，加强边地的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作为卿大夫的封邑。县之不同于封邑者，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于国君的集中统治，另方面又加强了边防。《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于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道：“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便是其证。到了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经多起来，所以便出现了所谓“九县”（《左传》宣公十二年）之类的记载。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①详见徐喜辰《春秋时代的“室”和“县”》，载《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组织。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然远较县为大，但其地位要比县低。所以赵简子在作战时宣誓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随着春秋战国间政治形势的发展，郡县制便由边地向内地推移成为乡、里之上的一种机构。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即郡下分设若干县，当是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以后的事情。

春秋时代，设有正式县制者，似乎只有晋、楚两国，其他各国虽在文献中有县、郡等记载，似有问题。例如《史记·秦本纪》说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这里的县，或即“县鄙”之意。以眷秋时期秦国尚很落后，特别是从《史记·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所载商秧变法时才“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观之，在此之前，秦国似无县制。公元前651年（鲁僖公九年），秦纳晋惠公，《国语·晋语二》载惠公对秦使曰：“君实有郡县”，春秋时，楚国未闻有“郡”，晋“郡”又在县之下，因而《晋语》所云，似为战国时人的口头木语，不可骤信。

第五章　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是决定于它的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又对生产关系起决定的因素。所以，要想研究商周社会的性质，就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手，而要说明这一时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基本上就是要弄清商周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因为在古代世界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2～483页。

第一节　井田制度

以公社形式按地域划分居民的奴隶制

夏商之际，由于被征服者夏族和征服者商族的生产力水平差不多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所以在商灭夏建国后，如同恩格斯所说：“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②。我们知道，国家和旧的氏族制度不同的地方，首先就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而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不是“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①，产生了居民的按地区划分，而是以公社为单位按地域划分的。这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中，除迁徙杂居之外，也有这种不经迁徙而以公社的形式按地域划分的居民。两者都同样是由于阶级的划分或被征服部落整个地变成了征服者的奴役对象。如同马克思所说：“假如把人本身[V—5]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②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征服者商族部落和被征服者夏族部落还都在比较完整地保有公社组织及其所有制的形式下进入阶级社会。

奴隶制国家君主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商以后的公社及其所有制的实质，已与原始社会不同了。如同马克思所指出，“..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每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属于他的条件，看作客观的条件，看作他在无机自然男发现的他的主体的躯体），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公社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①这就启示我们，在我国商周奴隶社会里的公社及其“共有地”已被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军事酋长所掠夺，他于是成为邻落或部落联盟这种结合的统一体的代表，因而公社中的份地的分配形式得以继续维持。不过，公社本身不再是氏族、部落所有的体现者，而是奴隶制国家君主的土地所有权的体现者。公社的组织形式虽然继续存在，但已改变了性质，即“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奴隶主国家即国王才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0～491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3页。

“公田”、“私田”和“贡”、“助”、“彻”

由于公社所有制一般分为“公田”和“私田”，所以在这种公社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公田”的形式而出现的。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末期，公社的大部分土地是作为份地分配给公社成员的，并由其独立耕作：另一部分土地由公社保存下来作为“共有地”，由大家共同耕种。不过，应当注意的是，那时“共有地”上的剩余劳动是用来应付公共的支出，或如马克思所说的是“支付共同体本身的费用？①，如战争、祭祀和歉收时的准备，等等。但是，公社残存到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份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奴隶制国家即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在“共有地”即“公田”上的剩余劳动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了。我国古籍中所说的贡、助、彻，在笔者看来，就是商周时期的公社农民在获得一定亩积的土地耕种权的同时，又必须共同耕作一定亩积的“公田”作为贡赋或课税而交给奴隶制国家即奴隶主贵族的一种赋税制度。

“井田制”是残存的公社所有制综上可见，存在于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井田制度当是原始社会解体后残存于商周奴隶社会中的一种公社所有制。这种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是一种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②的公社所有制。这种土地制度，并不是中国奴隶社会所独有，而是中外古代历史中的一种普通现象③。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的加注中说过，“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塞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①。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又说：“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②”。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明确指出“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原始形式”，而这种“原始形式”并不限于地理上的东方，在“欧洲各地”也都有。也就是说，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是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所必经的原始形式。这种形式是残留在阶级社会里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历史遗迹”③。它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恩格斯说：“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4页注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3页。

③详见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马克思的这条加注，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中又全部转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3页。

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2页。

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瓜哇，都可以看见④”。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

第二节　夏商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有田—成”

关于夏代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家虽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肯定当时存在着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为不少同志所同意。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伍员谈到“少康中兴”，少康因过浇之逼逃奔有虞时说：“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①，而邑诸纶②，有田一成，有欢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这里所说的“一成”，当是《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说的“九夫为井”，“方十里为成”的“成”。方里而井，一井就是一里，方十里为成的“成”，就是百井。《汉书·刑法志》又说：“殷商以兵定天下矣。..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殷周之制，但从这里所说的“成方十里”、“成十为终”是区划土地的单位名称看来，使我们可以肯定《左传》中的“有田一成”的“成”，反映了夏代井田制即公社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古代文献中也多谓井田之制，“实始于禹”③。“夏后民五十而贡”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看来，夏代的公社农民可能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份地”外，还要耕种五亩“共有地”，即如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这种年纳五亩之获以为贡的实际内容，如同马克思所指出，本是“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①。这种“贡法”，我们还可以从古代文献中看出它的原始意义。《说文》云：“贡，献功也。从贝工声。”《初学记》卷二十又云：“《广雅》云：‘贡，税也，上也。’郑玄曰：‘献，进也，致也，属也，奉也，皆致物于人，尊之义也。’按《尚书》：‘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其物可以特进奉者曰贡。”这里所说的都指民间劳作献纳于上的意思，正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就说明夏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作为份地分配给公社成员，由其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社“共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将其收获物采取贡纳的形式，缴纳给公社酋长。这与恩格斯在论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时曾经说过的“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②是一样的。《尚书·禹贡》系后人所作，其中所记九州向国家贡纳的情形，虽然不能认为完全可靠，但其中说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的随乡土所宜的贡纳制在夏代业已存在，当是可能的。因此，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贡法”，并不象《孟子·滕文公上》引龙子所说：“贡者，①思，有虞酋长之名，姚姓，妻以二女，故谓之二姚。

②纶，邑名，在今河南省虞城县东南三十里。说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六下。③顾炎武：《日知录·其实皆什一也》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0页。

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所说的“贡法”，并非禹之“贡法”，前代学者早有指出，例如阎若璩引胡渭之说云：“龙子所谓莫不善者，乃战国诸侯之贡法，非夏后氏之贡法也”③。

甲骨文中的殷商土田与耕作商代史料，较之夏代多些，但要全面系统地论述当时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仍有资料不足之感。

根据我们的看法，商代社会中残留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①。甲骨卜辞中有“■”（《后下》2·2·17）字。这片卜辞虽然已残，文义不明，但从此字从■，“象二田相比，界画之谊已明”②，说明商代田土有疆，似无问题。甲骨卜辞中又有“令尹乍大■”（《乙》1155）、令尹乍大■，勿令尹乍大■”（《缀》136）的记录。这里的“■”，过去多读为“田”。张政■先生认为，此字从田从V，当即畎字，颇有道理。■，所从之V为〈，而甽则■之演变，畎又后起之形声字。《说文》〈部字许氏说皆据《考工记》，今本《考工记》畎作s，从田从巜。《考工记》的畎字本来作“■”，即甲骨文“■”字倒转，后人嫌田旁〈单调，力求其重叠美观，才出现了s、■等形③。甲骨文中的“大■”即“大畎”，当与《吕氏春秋，辨土》的“大川小亩”、“亩欲广以平，甽欲山以深”的“大甽”相同，指的是亩间的沟和垄，也就是文献中的“畎浍”④和“疆畎”⑤。

甲骨文中的“田”字作田（《前》7·3·2）、“■”（《粹》1222）、“■”（《粹》1221）、“■”（《粹》1544）“■”（《粹》1223）、“■”（《拾》6·1）、“■”（《拾》5·14）诸形。《说文》云：“田..象形。□十，千百之制也。”段注说：“此说象形之恉，谓□与十合之，所以象阡陌之一纵一横也。”我们知道，最初文字一般都是依照实物摹绘，所以甲骨卜辞中的“田”字，便作如上诸形。尽管甲骨文中的“田”字尚未定型，但如段玉裁所云其“象阡陌之一纵一横”则都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却可使我们断言商代时期存在着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因为马克思说过：“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①甲骨卜辞中又有“■■”（《粹》1221）、“■■”（《粹》1223）、“■田”（《前》7·3·2）、“■田”（《甲》3510）的记载。“■”字从臼、从用、从土，表示用手取土，而“用”是盛土物：“■”字从臼，从土，表示双手取土而省了傍偏“用”。双手取土是字的基本部分，盛土物“用”，可有可无，不占重要位置。■字，郭沫若认为“从■从土，当即圣字。《说③《四书释地三续》《龙子曰节》。

①详见徐喜辰《商氏公社及其相关诸问题》，载《松辽学刊》1983年第1、2期。②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卷十三。

③详见《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④《尚书·皋陶谟》。

⑤《尚书·梓材》。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2页。

文》云：‘汝颖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从土，读若兔鹿窟。’从又与从■同意”②。丁山释为“■，篆文作■，■，篆文作■，当是《说文》土部所谓‘■，扫除也。从土弁声，读者粪’，■字初文。《淮南本经》：‘粪田而种谷’，《孟子·滕文公上》：‘凶年粪其田而不足’，粪田者，除田之秽也”③。张政■先生则认为，■、■是“■、■，即《诗经》之裒，《说文》之桴。■即《礼记》之抔，《说文》之捂”，进而提出■田即■田就是“裒田是开荒，大约分三个阶段，需要三年完成，即周人所谓■、■、新田。菑才耕，■火种，最后作疆畎，聚埒亩，成为新田”，说似真确。这就说明商代社会不仅保存有公社所有制，而且公社农民的土地都在定期分配。甲骨卜辞中，虽难找出“公田”“私田”的迹象来，但队“雚耤”（《后下》28·16）一词看来，当时似乎已有“籍田”即“国”中“公田”①。所以其耕种规模相当宏大，如云：“□（王）犬令众人曰，■田，其受年，十一月”（《续》2·28·5）、“辛丑贞，□□人三千耤”（《粹》1299）。这种耕种规模，绝非公社农民耕种“私田”的情景，当是公社农民集体耕种“籍田”的写照。在甲骨卜辞中，除有“令众”、“令众人”等辞例外，还常有“氏众”（《前》5·20·2）的记录。通观卜辞，氏字当训为致。氏有挚带、征伐之义，“氏众”也就是用众、征众，被征调的当为公社农民。当时的公社农民除耕种自己的“私田”外，还要各地诸侯率领他们去耕种“籍田”即“国”中“公田”。甲骨卜辞中有“王黍”（《甲》592）、“王其黍，王弜黍。”（《摭续》106）等辞例，这种商王、诸侯和欢人一起参加“籍田”的耕种，是一种父家长制下大家族长率领家族成员共同耕作“共有地”的残迹现象。

“殷人七千而助”

商殷时期的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由于公社所有制一般分为“公田”和“私田”，所以在这种公社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公田”的形式而出现的。《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惟助为有公田”、“同养公田”的“公田”，是由原始公社中的“共有地”演变而来，“同养公田”就是说公社的“公田”由公社农民来集体耕种，“公田”上的收获物就作为交给奴隶主贵族的一种赋税。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孟子·滕文公上》）的“助法”。这种助法，按照孟子的看法，就是画地面为井字形，分为九区；八区分配于八家之民，称曰“私田”；其中之一区，八家合力耕作，谓之“公田”。所以，孟子说：“助者，藉也”（《孟子·滕文公上》）。我国古代文献中的“藉”字应作“耤”，后来误作“籍”。“耤”即“借”字，“耤”（强迫）公社农民的力量来为自己耕种叫做“耤”，字从“耒”即表示其与农事有关。所以赵岐《孟子注》云：“藉，借也，借民力而耕公田之谓也。”郑玄注《礼记·王制》中的“公田藉而不税”时也说：“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

②郭沫若：《殷契粹编》第153页。

③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第38页。

①详见徐喜辰：《“籍田”即“国”中“公田说》，《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西周“国”、“野”的“公田”与“私田”

周族灭商前，已经进入了早期奴隶社会，她有着明显的公社残迹现象①。周族灭商后，由于采取了让被征服者商族“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①的方式进行统治，因而商殷社会中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得以延续下来。西周时期有“国”、“野”之别，“国”中和“野”里虽然都有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但其中的“公田”和“私田”的存在形式并不完全相同。

居于“野”里的多是商、夏族，周灭商后，她们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几乎原封不动地沿存了下来，因而“公田”和“私田”在空间上是明显分开的。“野”里的公社农民除了耕种自己的“私田”外，还要助耕“公田”，即如《孟子》所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种助耕“公田”的做法，在古代文献中称之为“助”或“藉”，所以《孟子》曰：“助者，藉也”。关于孟子所说的贡、助、彻，历来论者多说它是夏、商、周三代不同的税制，但是，细读《孟子》原文，我们可以看出它是指的西周时期夏、商后裔和周族公社农民所在地域内三种不同的剥削方法而说的。不然的话，孟子为什么既说“殷人七十而助”，又说“虽周亦助”呢？既说“治地莫善于助”，又要一个不到五十里的小小滕国，“清野九一面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均见《孟子·滕文公上》），即既用助法，又行彻法呢？其实，西周时期“野”里所实行的“助法”则是随同商代公社一起残留下来的。由于当时“野”里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上的收获物归国家，“私田”上的收获物则归公社农民所有，所以，西周时期的公社农民为其国家即奴隶主贵族耕种“公田”以代租税。这就是《周礼·考工记·匠人》郑玄注所说的“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当时的土地由于是国有的，因而地租和赋税也是合一的。那时的公社农民在“公田”上所付出的代价，既代表了赋税，也算是向国家缴纳了地租。所以，《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可见，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之剥削“野”里公社农民，主要是通过“藉”而不是“税”。

西周时期“野”里的公社土地是要定期分配的。这种办法，在先秦古籍中称作“换主（土）易居”或“■田①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土）易居，财均力平。”这里所说的三年换土，同时还要易（换）居，正是以公社土地公有为基础的一种分配制度。这里的土地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每年都有相同面积的土地可以耕种。为了使“肥饶不得独乐，

埆不得独苦”，三年重新分配一次，以便达到公社农民的财力均平的目的。①详见徐喜辰《西周公社及其相关问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2期。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①《说文》释“■”云：“■田，易居也。”

由于上田、中田和下田的土质肥饶不同，也不在同一地区之内，所以换土之后，也就必然要易居，以便耕作。《周礼·地官·均人》职所说的“三年大比，则大均”，就是说的三年大校比，对地政、地守、地职、力征作一次全盘的调整，当与这种换土易居有所联系。可见何休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钧，谷禄不平。”这段话孟子虽然是为了推行仁政而说的，但他说古代为了实行井田，为了定期重新分配土地需要划分经界，并非没有根据。《礼记·月令》说，每年正月要修整土地的封疆经术，“农乃不惑”，以及《国语·周语上》把“修其疆畔”作为耕种前的一件重要事情，便可证实。西周时期“野”里的公社土地，最初是每年“均田”①一次，接着“三年换主（土）易居”的情形，与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所说日耳曼人最初是一年重新分配土地，接着是三年、六年、九年或十二年分配一次的情况完全一样②。

住在“国”中的主要是周族，周族奴隶主贵族在其率领公社农民到各封国构筑城池武装殖民时，在“国”中表西上虽然在空间上看不到和“私田”相对的“公田”存在，而实际上是把“公田”集中在一个地区，每年由“国”中公社农民集体耕种，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籍田”③。《令鼎》铭中的“王大耤农于耤田”的“大耤农”即为“大借农”，也就是大借公社农民之力耕种“国”中“公田”的意思。这是“耤”字的最为古老的解释，这里的“耤田”就是周成王的“藉田”，其所以写成“耤田”可能是音近字通的缘故。

“国”中无“公田”问题，古代注释家早已有所注意。例如焦循在其《孟子正义》中引周柄中《辨正》说：“彻本无公田，故孟子云：‘惟助为有公田’。言惟助有则彻无，以明其制之异。..若彻原是助，则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费辞？彻无公田，《诗》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为井，公田在私田中。”

周柄中所说中“公田在私田外”，正是前面所说“野”中“公田”和“私田”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他所说的“公田在私田中”，也就是这里所指出的“国”中在形式上无“公田”，但“国”中公社农民则必需耕种属于天子或诸侯所支配的“籍田”。这种“籍田”，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国”中公社农民的共同“公田”。《诗经》里的诗歌，一般只提“公田”而没有说到“私田”，则是因为这些农事诗多是周天子在举行籍田礼时所唱的歌，因而诗中所描写的自然是在“公田”即“籍田”里劳动的情况，而不是在“私田”中劳动的情景。例如，《周颂·臣工》云：“嗟嗟臣工，敬尔在公。”这首诗是暮春三月周天子到藉田里观麦举行典礼时，乐工们所唱的歌。这里的“在公”的“公”字，杜注云：“君也”，朱熹《诗经集传》云：“公家也”，皆非。这个“在公”是在“公田”上的意思。《诗经》四字一句，这里把“公”字下的“田”字省掉了。犹如《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私”下省掉了一个田字一样。《小雅·甫田》云：“倬彼甫田，岁取十千”，这①关于《夏小正》“衣率均田”的解释，历来不一。在笔者看来，《夏小正》既然说正月“农率均田”，那么把“均田”解释作在我国早期公社内如同其他民族一样，每年要把公社农民的“私田”重新分配一次，当是比较真确的看法。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55页。

③详见徐喜辰：《“藉田”即“国”中“公田说”》，载《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是周天子举行的耨礼之歌。“甫田”，《毛传》说是“天下田也”，不确。这个“天下”当是“天子”之误。“甫田”即是“天子田”，那么诗中的“曾孙之稼”、“曾孙之庾”的“曾孙”当指周天子无疑①。《周颂·载芟》中讲到藉田丰收和祭祀祖先时又说：“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毛传》说：“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郑笺云：“父子余夫俱行。”《毛传》从宗法关系的解释，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郑玄的“父子余夫”说，当是一种臆测，不可信从。“侯■侯以”，于省吾说，本应作“侯疆侯纪”，应训为“维疆为理”，确甚②。这种公社农民的斩除草木，松散土壤，成对成千地在田中耕作的情景，特别是家长、长子、仲叔和子弟等都在田中工作的情景，与“野”中的情形不同，这不是个体家庭的分散经营，而是从大家族长到公社农民及其家属和奴隶一起“千耦其耘”“藉田”的情状。《礼记·月令》说：“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这种天子率领卿大夫庶人一起参加“藉田”上的耕作，显然是“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①的遗迹现象。

从《诗经》里的农事诗看来，西周时期的“国”中也普遍存在着土地定期分配制度。当时把土地分为三种，一为新开垦的土地，叫做“葘田”；一为第一年正式耕种的土地，叫做“新田”；一为耕种两年以上的土地，叫做“葘田”。这种现象，周初已经存在。例如，《诗经·周颂·臣工》说：“嗟嗟保介，维莫（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小雅·采芑》又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彼葘田。”葘地，并不一定指的是耕地。《淮南子·本经训》说：“葘榛秽，聚埒亩”，高诱注云：“茂草曰葘。”，葘原训茂草，正如莱之为草之总名一样，是指荒田而言，后来引伸而指人为的荒地，莱是指“废田生草”的休耕地；葘是指“反草”之初耕地，也可以指“废田生草”的休耕地。可见，上述的“葘”为休耕的土地，休耕的时间为一年：“新”为休耕一年后的土地：“■”为休耕后二年连续耕作的土地。这就是《尔雅·释地》所说的“田一岁曰葘，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的正解。“周人百亩而彻”

“国”中的“国人”也受当时奴隶主贵族的剥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周人百亩而彻”的彻法。但是，什么叫彻法，由于孟子曰：“彻者，彻也”（均见《孟子·滕文公上》），说解不详，两千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综合旧说，可以略列如下：（一）赵岐《孟子注》云：“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彻，犹人彻取物也。”

（二）郑玄《论语·颜渊》注云：“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彻，通①参见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第98页。

②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卷4。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页。

也，为天下通法。”又郑笺《大雅·公刘》亦略同。

（三）《广雅·释诂》：“彻，税也。”

（四）朱熹《孟子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用分，故谓之彻。..彻，通也，均也。”金鹗《周彻法名义解》谓：“彻”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说①，即本之朱子注。

（五）毛奇令《四书賸言》云：“周制彻法但通贡助，大抵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总是什一”，主张贡助兼用说。

（六）毛奇龄《论语稽求》云：“彻与助无别，皆什一法。改名彻者，以其通贡助而言也。”金鹗《周彻法名义解》也说：“助、彻皆从八家同井起义，借其力以助耕公田，是谓之助；通八家之力以共治公田，是谓之彻。..《孟子》云：“‘八家同养公田’，同养者，通共治之谓也”②。此为彻、助同一说。

（七）崔述主张共同耕作说：“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后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

“同沟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尝自私其百亩也。所谓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于民者，粟之数耳”①。

（八）姚文田《求是斋自订稿》说：“彻之名义..似彻取之义，尤为了当，然其制度何若，终不能明。惟《周礼·司稼》云：‘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是知彻无常额，惟视年之凶丰。..谓之彻者，直是通盘核算，犹彻上彻下之谓”。②此为计年之收获而税其什一说。万斯大《周官辨非》，亦主此说。

这里我们虽然罗列了各家的主要论点，但不想在此一一加以评论。我们认为，要想弄清彻法内容，只是求之古籍和训诂考证，实在不易明白，如和当时的“国”、“野”关系相互参证，似乎不难理解。赵岐《孟子注》云：“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他把彻与赋联系起来的看法，较为合理。然而，什么是赋呢？赋与助既然都是“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可以从《汉书·食货志上》中得到启示，如云：“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汉书·刑法志》也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这就使我们可以意识到，赋与税是有区别的。税是作为“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的。赋作“兵赋”解，不应作“田赋”解，在先秦典籍中的例证很多。我们知道，住在“国”中的周族公社农民，除平时担当农业生产外，战时还有当兵作战的义务，并且需要供给国家兵甲车马之费。他们向奴隶主贵族所缴纳的“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谓“国中什一使自赋”，就是这个意思。在原始社会时期，每一氏族公社成员就是一个战斗员，作战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力。同时，作战所需要的武器、马匹、粮食等也需自备。周族公社农民的“赋”就是与公社的残存一起演变而来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页。

②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十一。

①《崔东壁遗书·三代经界通考》。

②焦循《孟子正义》卷231例。

彻字，除《孟子》外，多见于《诗经》。例如《公刘》云：“彻田为粮”；《江汉》云：“彻我疆土”；《崧高》云：“彻申伯土疆”。彻字，或训为治①，或训为剥②，多训为通③。我们觉得把相类的“彻”字分作几种解释，颇难通达。我们认为《公刘》郑笺的“什一而税谓之彻”，似较正确。《诗经》里的这个“彻”字，全都用作动词，犹言“税以什一”，从广义上说，就是用作征税，如同《广雅》所云：“彻，税也。”彻字，似是周族的一种方言，就是彻取公社土地的十分之一作为“公田”，谓之彻。《公刘》所说的“彻田为粮”，是彻法的开始，后来周王室征服了南方谢人，还继承了这个办法。《诗经》中凡言“彻”必言“土田”，或言“疆土”，这与《公刘》言“彻”前，又言“度其原隰”同，都是周人的治田法。所以，《毛传》注《崧高》之“彻”，也曰“治也”。上述的彻田、彻土田、土疆，都是彻取公社土地的十分之一作为“公田”。这是西周奴隶主贵族掠夺公社农民在“公田”上的剩余劳动，并不是直接收取什一之税。这种原来施行于西方周族的彻法，在周灭商后，周族奴隶主贵族通过部落军事殖民的方式进行统治时，便在各国“国”中沿用了过去的彻法奴役和剥削“国人”矣。

①《诗经，大雅·公列》：“彻田为粮”，《毛传》：“彻，治也。”

②《诗经·豳风·鸱鹗》：“彻彼桑土”，《毛传》：“彻，剥也。”

③一说“同养公田”即有通力合作之义，故可说是通。汉代违通为彻，是习惯上通常的用法。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不籍千亩”，“履亩而税”

《国语·周语上》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这条材料不仅说明西周末年籍田仪礼的废除，同时也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由定期分配转向永久占有。这些变化是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根研究，用“块炼法”取得锻铁即熟铁，一般要比以“铸铁法”取得铸铁要早千年左右①。中国在公元前六世纪业已经出现铸造“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已经发明了“铸铁法”，由此可以推断，铁制工具早在西周末年已经出现。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西周末年的农作物产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社农民对“私田”上的劳动增强了兴趣，因而出现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诗经·国风·甫田》）的“公田”荒芜现象。针对这种“公田不治”（《汉书·食货志上》）的情况，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便一反过去传统即“公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私田”上的归公社农民所有的办法，而改为选择其中长势好的地块作为“公田”的办法进行剥削。《诗经·大雅·桑柔》云：“好是稼穑，力民代食。”这里的“稼穑”，是指“私田”上的收获物；“力民”，当即诗中常见的“田畯”；“代食”，即“代蚀”或剥削。全句意谓你特别喜爱的“私田”上的收获物，被“力民”把它剥削去了。这也就是《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说的，“时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这种做法，虽然能够改变“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吕氏春秋·审分览》）的弊病，但毕竟是一种麻烦事。所以，从周宣王“不籍千亩”以后，改变了“公田”和“私田”之分，逐渐实行了“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制度。这个变化，大体上是从西周末年开始的。《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的谏语中说：“厉始革典。”韦昭注云：“革，更也。典，法也。厉王无道，变更周法。”这个注语并没有讲清“典”的具体内涵。《国语·鲁语下》记载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问孔子，不对，而私下对冉有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苟而赋，又何访焉！”这段材料与《左传》哀公十一年所说大体相同。如云：“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鲁语》中的“周公之籍”，在《左传》中写作“周公之典”，可见，后者的“典”就是前者之“籍”。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周语》中“厉始革典”的“典”，就是这个“周公之典”，所谓“革典”就是“变籍”，也就是指变革自古以来的只剥夺“公田”上的收获物而“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社农民所有的传统习惯。这当是“厉始革典”的实际内容。这一变化就使得周天子每年要在“藉田”上举行藉田仪礼，变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这种藉田仪礼的废除，反映了我国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从此开始了内部量变，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上、中、下地受田与土地休耕轮作①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7页。为了实行“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因此公社内部的定期分配土地，也便由暂时的占有变为永久的占有。《汉书·食货志上》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更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这里所说的“自爰其处”，就是颜师古注引孟康所说的“三年换主（土）易居”变为“自爰其处，不复易居”。《周礼·地官·大司徒》职也说：“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郑玄注云：“郑司农云：不易之地，岁耕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耕种，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耕种，故家三百畮。”《遂人》职更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五十畮，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余夫亦如之。”郑玄注云：“莱，谓休不耕者。”《地官·县师》注也说：“莱，休不耕者。郊内渭之易，郊外谓之莱。”可见，《遂人》职的“下地”就是《大司徒》职的“再易之地”，“中地”就是“一易之地”，两者正相符合。只是《大司徒》的“不易之地”，为岁皆可种，没有休耕土地，而《遂人》之“上地”，则每年耕百亩，休耕五十亩，稍异其趣。这种上地、中地、下地的亩数之不同，则是因为土质虽然不一样，又想要维持每个公社农民每年都能有定量生产的土地面积，也就是说，由于占代施肥知识还不发达，地力衰竭时必须采取休耕制以维持相同耕种面积的缘故。如同《遂人》职所说：上地，一夫得一百五十亩，年耕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休耕，即每个五十亩三年轮流休耕一次，是由于上地土肥，地力不易衰竭的关系。中地，一夫二百亩，年耕二分之一，即每个百亩隔年就要休耕一次。下地，地薄，一夫三百亩，每个百亩三年耕种一次。轮耕次数之长短，主要决定于地力之肥瘠，实际耕种面积不管每个公社农民所授的土地为上地、中地还是下地，每年都是一百亩。所以，《吕氏春秋·乐成》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邺地的一夫分得二百亩，则是因为土质比较贫瘠，每年需要休耕一次，以养地力，其实也是一夫百亩的。

“履亩而税”制度在各国实行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土地制度的变化是先后陆续完成的。就西周全国范围来说，周王畿完成的较早，而诸侯国变化的较晚。在春秋列国中，首先实行“履亩而税”的是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韦昭注云：“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从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这种按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的征税办法，显然是一种“履亩而税”制度。继齐之后，《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国“作爰田”。“爰田”，《国语·晋语三》作“辕田”，韦昭注引贾逵说：“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疆界也。”晋国的爰田，既称曰“作”，当为一种新制，必与西周时期的三年换土易居者不同。作爰田后，必是公社农民把公社分配的土地变为永久占有，“自爰其处，不复易居”了。鲁国在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谷梁传》解释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可见，鲁国从此以后也开始了“履亩而税”，其后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把土地区别平原、山地、低洼、沼泽、盐碱等地区，规定出产量标准，“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楚国的整理土地既然是为了“量入修赋”，如果还是过去的那种“公田籍而不税”（《礼记·王制》）制，也就无法进行。可见，楚国整理土地后，以前的“爰田易居”的爰田制必然要为“自爰其处”的爰田制所代替，否则就不可能“履亩而税”。当时的郑国，也曾对公社土地进行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说的“田有封洫”是在整理土地经界沟洫，“庐井有伍”是把原来井田中公社农民的土地庐舍加以调整。子产的这次田制改革，最初遭到人民的反对，后来又对他大加赞扬。《左传》记载这个过程时提到的，“取我衣冠而褚之”，《吕氏春秋·乐成》作“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杨宽先生在其《古史新探》中谓“贮”是财产税，说颇可取。“取我田畴而伍之”的“畴”，《一切经音义》引《仓颉》云：“畴，耕地也。”“伍”，《吕氏春秋·乐成》作“赋”，可知这里的“伍”字当是“赋”之借字。由此可见，子产的田制改革，既与赋税有关，说明当时的郑国也已开始了“履亩而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秦国，到了秦简公七年时“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也经过了这种土地和赋税制度的变化。上述的田制变化，除了生产力进步外，也与公社农民不断增加，需要更多土地才能维持，奴隶主贵族不断扩大采邑，封疆之限日趋泯除有关。当时的公社农民在耕种公社分配的土地外，也有私自种植垦荒土地而逃税者。这种情况长久下去，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收入就要相对减少，这也是当时统治阶级所以采取诸如“初税亩”一类的方法进行剥削的原因之一。《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也就是按照公社农民每人的耕地面积多少来征税。这样一来，除了他们所授的土地外，连同新垦土地一起，也就是说不管它是授田还是私垦的，都一律丈量征税，奴隶主贵族的剥削收入也就会大大增加。《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

普遍采用彻法，什而取一我国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后，加之“国”“野”关系的消失，当时的赋税制度，也由西周时期的“国”中行彻法、“野”里行“助法”变为一律地采用彻法来奴役和剥削公社农民了。这从《论语·颜渊》中的如下一段话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乎？’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二，吾犹不足”的“二”字，何晏《集解》云：“孔曰，二谓什二而税。”朱熹《集注》云：“二，即所谓什二也。”《孟子·告子下》又说：“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如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以二十取一过轻，鲁什取二又过重，足见这时的彻法的税率自然少于什二，其当为什一无疑。所以，战国以来的古籍中都说“什一”是当时的理想税率。例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貊小貊。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颁声作矣。”

制订户籍田册前面已经指出，商周时期的全国土地虽然全归奴隶主国家所有，但是实际上还是公社占有，公社农民通过公社才能领得一部分“私田”，奴隶主贵族对公社农民不管是地税、兵役、力役以及其他贡纳等等剥削，都是通过公社来进行的。现在，奴隶制国家只是通过公社直接了解公社的人口数字和土地多少，作为向公社农民进行各种剥削的依据。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地出现了“书社”组织①。《荀子·仲尼》杨倞注说：“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云：“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图”，《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云：“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可见，春秋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就是因为这时的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上缴于最高统治者国王或国君，作为对于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所以，《国语·周语上》在说西周宣王“不籍千亩”后，就有“乃料（韦昭注云：“料，数也。”）民于太原”的记载。在各诸侯国中，当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后，也都先后出现了整理户籍的记载。例如，齐国在“相地而衰征”后，《管子·国蓄》有“正户籍”的记载；《管子·禁藏》又有“户籍田结”的记载，戴望《校正》说：“谓每户置籍，每田结其多少”，与杨倞注所说的“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同义。晋国在“作爰田”后，也有“损其户数”（《国语，晋语九》），即整理户籍的记载。楚国子木为了“量入修赋”，也使“劳掩书土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即把公社的土地人口，“书于版图”，以为修赋的根据。秦国在“初租禾”后，也在秦献公十年“初为户籍，相伍”①。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由于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由定期分配变为长期占有，赋税制度一律改为“履亩而税”以及剥削单位由过去的公社变为每个公社农民以后，便不能不“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以为奴隶制国家向公社农民进行征税、劳役和征兵根据的反映。各国相继实施的上述户籍制，都在于确定各户人口和财产情况，通过户籍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从而把公社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永远提供税役，这也就是中国编户齐民的开始。

①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哀公十五年；《吕氏春秋·知接》；《史记·孔子世家》；《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八》和《战国策·秦策二》，等等。

①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第89页。

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废井田、开阡陌”与土地制度的变化要想弄清战国时期的土地、赋税制度，首先应从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谈起。据现有资料看，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记载，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战国策·秦策三》云：“蔡泽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二）《史记·秦本纪》云：“（商鞅）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昭襄王主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四）《史记·商君列传》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五）《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

（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概括秦制云：“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

（七）《汉书·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

（八）《全后汉文》卷四十六崔寔《政论》云：“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逼适，使人饥饱不偏，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无所企慕。始暴秦堕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于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钜亿之货，户地侔封君之土..故下户踦■，无所跱足。”

（九）《通典·食货一》云：“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踰僭兴矣。”

同上《食货一》又云：“（商鞅）废并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富国兵强，天下无敌。”

同上《食货四》云：“夏之贡，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益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末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十）《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吴氏语曰：“井田受之于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买卖。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十一）《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朱熹《开阡陌辨》曰：“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方，使民有田。”

（十二）《文献通考·田赋考一》马端临按云：“秦坏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遂舍地而税人，则其谬尤甚矣。”

（十三）《周礼订义》引薛氏曰：“昔之南北一步，东西百步..至商鞅，破井田，开阡陌，则又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昔之南北一步者，开为百步，故谓之陌；东西百步者，开为千步，故谓之阡。开拓土疆，除去烦细，令民自尽力于其间。其意盖以田愈实则兵愈增，而先王之意亡矣。”

（十四）《史记·商君列传》《正义》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按：谓驿塍也。..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

据此可知，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开字解释为“开置”，例如前引（九）云：“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又（十三）云：至商鞅，破井田，开阡陌，则又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另一类则力排“开置”之议，认为是“开辟”之意，即前引（十一）朱熹所云：“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并引《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蔡泽所云：“（商君）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为证。在他看来，“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纵）而径涂亦从（纵），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为何要破坏剗削阡陌，在朱子看来，是因为道路沟洫占地太多，而要剗削之，以作为耕地。所以，他接着说：“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路，二轨道，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均见《开阡陌辨》）。

朱熹的看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然而结合秦国社会情况观之，则知他虽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其解释并不确切。《商君书·算地》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莱。开则行倍①。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当为什一之误），此先王之正律也。”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商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土地应当有个适当比例，过与不及，都是不利的。也就是说，“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所以他说，“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因此，商鞅主张调整人地比例的方法，应当是“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莱”。我们知道，商鞅以前的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载，一直是个地广人稀、荒地待垦的地区，所以秦孝公三年第一次商鞅变法，商鞅与甘龙、杜挚争论的结果，“孝公..遂出垦草令”（《商君书·更法》），根本没有谈及剗削道路、填平沟洫、以辟田地的事情。在相隔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时才提出了一个“开阡陌”的问题来，这是由于秦国突然变得地狭人众了么？不是的。《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徒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五十一年，攻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国土日渐增加，“地胜其民”的情况更加严重。可见，在发布垦草今后十年的秦国，不仅没有出现地狭人众，造成人口压力，甚至有可能变得更加地广人稀，因而朱熹之说，殆难成立。

我们以为要想解释清楚“开阡陌”的真义，似乎只有从商鞅变法和商鞅思想中寻找根据。大家知道，商鞅变法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唐书·突①按，此下当有缺文。

厥传上》引杜预注云：“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增大了每家的耕种面积。这种做法，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经实行①。第二，《史记·商君列传》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缩小每户人口，以一个成年男子为主体。第三，《商鞅列传》又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提倡农战政策。一、三两项是为了尽地力，扩充兵源。第二项则是既要求尽地力，又是为了扩充兵源。总合看来，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农”和“战”。在商鞅看来，由于“农”是为了“战”，所以他在变法中首先改变田制来适应兵制，也就是先把过去的“步百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使当时的农民平时家家为农，每户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增，“利出于地，则民尽力”；战时，成年男子人人皆兵，方土百里，出战卒万，“名出于战，则民致死”。这样，就深合“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均见《商君书·算地》）的旨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需要把原来每家田地的界限打开，重新加以厘定。《史记》《正义》所谓“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正所谓“阡陌”就是一种田界，因而所谓“开阡陌封疆”，也就是打破“步百为亩”的旧田界而建立一种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新田界。这样一来，也就能够改变在过去的一家授田百亩的情况下，每户赋税负担的不合理。比如，如果一家人口多，由于土地有限，所以每人平均所得甚低，但却要负担与人口较少人家相同的赋税。如果人口多的家庭中的多余人口出去从事工商等业，那么他们的收入既多，又不需要额外纳税，这与前者相比，自然更不公平。商鞅变法鼓励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每家的余夫数字，也就大体相同，而且每家都按新制百亩授田，这样每家的人口数目相近，受田面积相同，每一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每家的负担也就平均矣。所以，《商君列传》中写道：“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范睢蔡泽列传》也说：“静生民之业。”

由此看来，所谓“开阡陌’的“开”字，确有开辟、决裂和剗削井田阡陌的意义，因而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里由于较早地由“爰土易居”进入了“自爰其处”阶段，使三代以来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走向解体，出现了土地私有现象。但是，商鞅等，也确又推行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授田制度，因而“开”字也又有了“开置”的意义。具体些说，在一些国家中，由于过去的三年一换土易居的爰田制较晚地为“自爰其处”的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所代替，所以这种授田制度也就一直维持到成国末年。

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与土地买卖战国时期存在着土地私有而且有了土地买卖当是无可置疑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云：“甲小末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从这条民事问题的法律答问中可以看出，某甲的马因为管理疏忽，跑到别人的田里吃了庄①详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吴问》。

稼，因而引起纠纷。很显然，这马是甲的私有财产，那块生长庄稼的田地也是别人私有的。《徭律》云：“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这条材料说的是禁苑附近的田有的属于‘贵”者，有的属于“贱”者，有的田多，有的田少，它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不过，贫贱者虽有少量的土地，终于免不了被富贵者用各种方式兼并了去。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所说：“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货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

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历史上，土地买卖的发展是与土地私有的增加相平行的。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的土地买卖迹象，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的逐步解体，就进一步发展了。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云赵括为将之后，“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便是其例。那些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往往因为天灾人祸或在“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墨子·辞过》），“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以及“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荀子·富国》）等赋敛剥削之下，不得不把土地卖出，成为“无立锥之地”，“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的人。所以，《汉书·食货志上》追述战国时情况，曾经算过一笔细帐：“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这还是按一户百亩来计算的。实际上自耕农民的私有土地大多是少于这个数目的。这些仅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往往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买卖就为地主兼并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中反映了这一现象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当时贵者的土地来源并不限于购买，更多的是来自国家的赏赐。《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又记赵烈侯赐给歌者田“人万亩”。《史记·商君列传》云：“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说明按赐爵等级而给予“田宅”、“臣妾”的制度，在商鞅时期已经开始实行。这种情况，《商君书·境内篇》中说得更为明白，如云：“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史记·王翦列传》又云：“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优贫乎！’”这种赐田的办法，在《军爵律》中得到了证实，如云：“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法耐■（迁）者，鼠（予）赐”。所以，《通考·田赋考》引吴氏语云：“（秦）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矣。”

大地主的兼并与自耕农的零替上述的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之后，又利用各种手段对自耕农民进行掠夺，大量土地为他们兼并了去，“而耕田之大率属役于富贵者也”。所以，崔寔《政论》云：“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全后汉文》卷四十六）。这里的有妻室儿女的“下户”，决非奴隶。这种雇佣关系，可以从云梦秦简《封诊式·告臣》中得到旁证：“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讯丙，辞曰：甲臣，诚悍，不听甲。甲未赏（尝）身免丙。”由此可以看出，丙对甲的属役关系是和土地有密切关系，是一种租佃关系，不为地主耕田种地，就会遭受种种迫害。地主阶级在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后，也就要求在法律上有相应的法规来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土地。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记录：“‘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陌。顷半（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徒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里的“封”，就是“封疆”，即田界，是设立于阡陌之旁的标记。法律规定偷偷改变田界的就应处以“赎耐”之刑。这样的处罚是为了防止有人侵犯土地，是为了保护私有土地，当然也就被认为“不重”矣。

恩格斯说：“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①。战国时期由于私有土地的发展，大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也就改变了过去的“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②的情况，逐渐形成了赋税和地租的分离。《汉书·食货志上》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就是和赋税分离的地租。马克思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③，反映的是所有者财产的权力：“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④，反映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是完全符合战国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的情况的。

“爰田”——中后期的井田制度我们已经指出，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仍然保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这种田制，最初实行着“换土易居”的定期分配制度。从西周末年的宣王“不籍千亩”到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等等以后，当时的公社土地便由定期分配逐渐变为公社农民长期占有。这一变化，只是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内部的一种量变，并不说明井田制的最终崩坏。文献记载说齐国“相地而衰征”后，又有“井田均畴，则民不憾”（《国语·齐语》）；鲁国在“初税亩”后，又“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楚国在“量入修赋”的同时又说“井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42页。

国“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后，也“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等等①，便是其证。

秦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较之其他各国缓慢，到了战国前期才出现了与“初税亩”、“作爰田”等同样性质的“制辕田”。《汉书·地理志》曰：“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阡陌）。”段玉裁云：“爰、辕、■、换四字，音义同也。”那么什么叫作“辕田”呢？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颜师古注引孟康语又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曰：‘自爱其处而已’，是也。辕爱同。”近人高享在其《商君书注释》序即《商鞅与商君书略论》中也说：“按《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国语·晋语三》：‘爰田’作‘辕田’。爰辕均当读为换。”他认为“辕田”即“爰田”，亦即“换田”。至于什么叫“开阡陌”，颜师古注是这样解释的：“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皆谓开田之疆亩也。”这个“制辕田”既与晋国的“作爰田”同义，说明此时秦国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经有了内部量变，即由过去的定期分配土地制度转变为长期占有。前引孟康语中既然说：“三年爰田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不易居也”，更可知道“爰田易居”的古制，在秦国的历史上大概也曾实行过，否则在谈及商鞅相秦，实行“复立爰田，不复易居”时，是绝不会提到这种“古制”的。由此可见，《汉书·地理志》中的“制辕田，开仟佰（阡陌）”的排列顺序，可能不是一个偶然巧合，它反映了秦国曾经存在过井田制度，而且它也经过了“辕田”即“爰田”的变化过程①。“辕田”是井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是说，“爰田易剧”爰田制到了“自爰其处”的爰田制时，仍然还实行着授田制度。所以，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秦国里这种授田制一直维持到战国末期。

秦《田律》所反映的战国土地赋税制度睡虎地秦简《田律》云：“入顷芻稾，以其受（授）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芻三石、稟二石。芻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芻稟，相输度，可■（也）。”这里提出了由国家“授田”给农民和按授田的顷亩数（不论其垦与不垦）缴纳刍、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所谓“授田”，就是国家把国有土地以份地形式分配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民。《吕氏春秋·审分篇》所说的“分地则速”的“分地”即“份地”，也就是《田律》中的“授田”。《为吏之道》又云：“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自今以来，■（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这条规定，说明凡非“假门逆旅”、“赘壻后父”，都可以立户和都应给予田宅。据秦简整理小组考证，文中的“廿五年”当为魏安厘王二十五年（公①详见徐喜辰《晋作“作爰田”解并论爰田即井田》，《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276页。

①详见徐喜辰《晋“作爰田”解并论爱田即井田》，《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276页。

元前252年），这距李悝、商鞅变法已有百年上下，魏国同秦国一样，也在实行“授田”制度。这是秦、魏两国的情况。东方的齐国大概也是如此，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出土竹简《田法》①，可以为证。如云：“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当系“州”字之误）而为州（当系“乡”字之误）。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成或（域）。”此言州、乡按土地等级授田。“..□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此言“更赋田”、“易田”。“□□□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半作。”此言有关缴纳和免除赋税的年龄规定。“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大（太）上与大（太）下相复（覆）以为■（率）。”此言以中常年景的收成为标准。“大（上）与大下相复”制定出租税率。“叔（菽）（萁）民得用之，稟民得用其什一，刍人一斗，皆■（藏）于民。”此言受田之民除缴纳田租外，还需缴纳赋税即稟、刍等物，与上引《田律》意思相同，但是两个简文所言刍、稟数量相差较大②。文献资料中也有授田制的记载，如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商君书·算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管子·乘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管子·国蓄》）；“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尉缭子·原官》），等等。

秦律中有二十多个律名，其中专讲土地制度的有《田律》，其他涉及到土地制度的还有《厩苑律》、《金布律》和《仓律》等。此外，在《法律答问》中又有关于《田律》的解释。这些事实，反映出秦国对于土地制度的重视，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秦国土地制度的新资料。例如，秦国为了实行授田制，非常注意建立严密的田界系统。除前引《田律》外，1979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发现的《秦更修田律木牍》①，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如云：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田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脩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

这条命令颁布于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大约在商鞅被害三十年后，可知阡陌确是秦国的田土界限，当时政府颁布法令予以保护。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为农民提供籽种、耕牛和农具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如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

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之。（均见《秦律·仓律》）以四月、七①裘锡圭在其《啬夫初探》中说：“我们初步推测这三篇法（指《田法》、《布法》、《库法》）也是齐国作品。伐们的据根是薄弱的，这三篇法的国别问题，今后还需要继续研究。”（见《云梦秦简研究》第247页，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②上述《田法》条文，转自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一文引例。

①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其以z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

■（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均见《秦律·厩苑律》）

秦国的土地所有制由于是一种国有制，因此也就实行着马克思所说的地租和赋税合一的方式进行剥削，就是以授田制为基础的定额剥削，即前引的“入顷刍稟，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稟二石。”这是征收饲草，征收量根据授田数字，不论耕种与否，每顷都须缴纳一定数额。根据上面的简单叙述，可知秦国的授田有着一套完整的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通过直接对生产者的授田，也保证了国家向直接生产者的剥削。

综上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后的战国时期之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并存的形态，而且后者还居于主导地位。由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观之，当时土地私有化还具有一定的条件，可是在授田制的束缚下，却延缓了这种土地私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六章　等级和阶级

第一节　等级的产生和划分

等级的产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都有各种独特的等第。”马、恩所说的古罗马的等级与我国商周（夏代暂且不论）时代的等级基本上是符合的。但是他们既称之为等级，又称之为阶级，两者似乎是不区别的，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又接着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看来，等级又可以转化为阶级。在资本主义以前普遍地存着等级，资本主义社会才使阶级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样说来，等级与阶级又是不同的，故列宁说：“等级与阶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①现在我们先谈等级的产生。我国先秦典籍里只说“等”，等就是等级，而绝不见阶级的字样。这不是说我国古代没有阶级，而是暗示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阶级的产生要晚至近代。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长幼、辈分，由亲族渐渐至于姻族，因此形成了等级制度。至于被征服的不同族类，由于血缘关系根本不同，只有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对于征服阶级形成等级隶属关系。

由于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因此家族称谓常常和表示社会地位的爵位（等级）发生混淆。但仍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例如战国时期的《孟子·万章》这样记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礼记·王制》将天子除外，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即所谓五等爵。前者是王朝的爵位等级，后者是诸侯国内贵族的爵位等级。由于孟子是战国时期人，他自己也承认只知“其略”，我们不敢断定他所说的爵位等级就是商周的实况。不过五级等爵已见于甲骨卜辞，应该是大体可信的。而且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

伯，金文作白。它本是大拇指的象形字，是第一、老大的意思，引申之为“诸侯之长”，如周文王曾被称为“西伯”，意即殷商时西方的诸侯之长。子即儿子。国王的长子为大子，也就是太子。天、大，本是同字，因此天子也就是太子，后来才引申为天的儿子即天子的。甲骨卜辞多见“多子”、“多子族”，就是由长子分派出去的族群。春秋宋、鲁等国男子的名称常常作“子某”或“某子”者，意即出自子族。

男，从田从，就是今人所谓男子汉。甲骨卜辞“多田于（与）多白”，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

①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04页。胡厚宣教授认为侯与伯相近，男与田通，因此多田与多伯，实即侯、伯、子、男。他认为公不在五等爵之内，而我们则认为公就是先公、公王，也是家族称谓而作为等爵的。如公刘、古公、吕公（姜太公）、周公、召公，都称为公，实际就是父家长。周之惯称父家长为公，犹商宋称父家长为父，如春秋时宋有华父、乐父、孔父等。《诗·大雅·公刘》：“君之宗之”，其实公也就是君。春秋时邦君相称曰君，自称曰寡君，群下则称之曰公。顾炎武举称王公为君之例，如称周文王为文君、晋文公为文君、宋文公为文君、楚庄王为庆君、鲁昭公为昭君、齐景公为景君、宋襄公为襄君、宋元公为元君等。或谓“在早年实无以公为爵之事”，这是因为他不知等爵正是来源于家族称谓之故。

古代最初的等级、爵位，不必一定就是五等或六等，正象等级并不一定只是“人有十等”。五等爵的说法大概是战国时期的儒家根据典籍整理以后的结果。比如主、亚、旅等也可能是家族称谓，同时也是等爵。《诗·周颂·载芟》云：侯主侯伯、侯兹侯旅，侯强侯以..有依其士。《毛传》：“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士，子弟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不是家族称谓而是等爵，也有的学者待相反的意见。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被统治阶级中的等级以上所述，是古代统治阶级中的等级。被统治阶级中是不是也有等级呢？其等级又是如何的呢？《左传》昭公七年，楚尹无宇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给我们一点可以讨论的根据。他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大雅·北山》）曰：“普天之下，莫非君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巨士；士臣皂，皂臣舆，舆巨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这段史料之所以可贵，就是它包括统治阶级的等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等级在内。其中有些问题值得特别说明：（一）它开头就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又引《大雅·北山》之诗，这不但说明楚自己承认其为周的诸侯（至少就这条史料说），而且证明等级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即有了土地关系因而构成等级关系。

（二）尹无宇说“人有十等”，但实际不止十等，而是十二等。这十二等里还不包括庶人、工商在内，而参照《左传》中其他史料，即可知道庶人、工商也是等级。如《左传》襄公九年：“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又如桓公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襄公十四年，“庶人、工商、皂隶、牧圉”；哀公二年：“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些记载无不有庶人、工商，而且无例外地都列于皂隶之上。襄公九年之所以把商工、皂隶合在一起，那是因为它们都有专业的缘故。因此，等级中如果加上庶人、工商就已有十四等了。尹无字之所以说“人有十等”，不过是为了与“天有十日”相配，才如此说的。

（三）另外还似乎应该有一个“小人”等级。周代国家曾经实行国野制度。士与小人同属于征服阶级，住在城外，即“乡”，有保卫国土和从事耕种两重任务。小人可能原是城内贵族在血缘关系上比较疏远的平民，或者是他们只从事耕种，而士则专门当兵，因此士为贵族的最末一个等级，而小人则是平民。《尚书·无逸》可以为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爱既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爱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大意说，殷商先王如武丁、祖甲，在其即位以前，都曾经与“小人”一起劳动，从事农业，所以他们都能知道稼穑的艰难和痛苦。祖甲的一条，上面说“小人”，下面说“庶民”，似乎不同。孙星衍注云：“史迁‘惠’作‘施’，‘庶’作‘小’，”则“小民”也就是“小人”。①在国野制度时，小人与庶人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别，前者是统治阶级中的本族平民，住在“乡”内；后者是被征服者，住在野外，从事农耕，不当兵，也无政治权利。春秋时，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可见“庶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庶人议政乃是“天下无道”、春秋后期的现象。故小人可称公民，庶人才是真正的平民。《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更有利的证据：秦、晋、韩原之战以后，晋惠公被俘，晋立惠公的儿子国为怀公，并作州兵、作爰田，坚决不肯讲和，同时派阴饴吕甥到秦去谈判。秦穆公问：“晋国和乎？”阴治吕甥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穆公继续问：“国谓君何？”（意即国人对于惠公的态度怎样）对曰：“小人感，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

这一段对话充分地反映小人与君子（贵族）的政治立场之不同，而且他们有共同参加国家大事讨论的权利。但是君子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小人却显得粗野、坚定。由此可见贵族与小人是春秋时期还存在的两个不同的等级。但是小人与庶人不同，前者有当兵的义务和政治权利，而后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②。这两者是绝对不容混淆的。

但是春秋后期，由于国野制度的解体，庶人与小人的界限已逐渐缩小，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晋国的“作州兵”、“作爰田”，可能就是开国野制度破坏的先例。因此，文献记载上往往把两者混淆起来。如同是《左传》襄公九年说“其庶人力于农穑”，而襄公三十年却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两者似乎也无区别。《孟子·万章》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至战国时两者确已合流为一了。

（四）皂隶以下，则是奴隶和隶属民等级。所以知之者，是因为尹无字家逃亡了一个看门的奴隶，才引起他对楚灵王说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番话的。他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①《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尚书”，可见司马迁曾学古文尚书，其文字与今文尚书略有不同。

①《论语·季氏》。

②这段记载，并见《国语·晋语》三，文字也大同小异。

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周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边逃主，革渊薮，故夫致死焉。

这段话都说的是关于追捕奴隶是合理合法的事。周文王之“所以得天下”，纣王之所以失天下，也与奴隶有关。前者在承认追捕奴隶的合法性，后者在收容逃亡来的奴隶。楚文王也有《仆区之法》。但是，我国古代的奴隶只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生产奴隶。

除奴隶以外，我国也有比奴隶地位略高的隶属民。上引《传》文中“仆臣台”，而下云：“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陪台就是仆台，即“仆臣台”合成之词。仆、陪、附，古皆同音。故“附庸”即“陪敦”，庸敦则是形近而误。因此，陪台可能也就是附庸。它与罗马的隶属民似乎相似。①（五）古代的等级虽然很多，但概括起来只有“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上引《左传》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桓公二年说“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都是上、下相对他说。①应该注意的是庶人也是被统治阶级，虽然庶人不是奴隶，而应该是平民，公社成员。因此，我们如果按阶级的标准来划分，应该是三大阶级，即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和士为贵族阶级。他们是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土地。小人、庶人、工商，是平民阶级。小人与贵族有疏远的血缘关系。在国野制度尚存在时，他们与庶人不同，有公社土地，有当兵和讨论政治的权利。后者却没有。所以小人可以算是公民。庶人则是平民。皂隶仆圉等则是奴隶阶级。

①家属民即被保护民。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15页。

①凉山彝族等级很多，但是也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统治阶级称为“色颇”，意即“主子”；被统治阶级称为“节伙”，意即奴隶。其中包括“曲诺”。过去民族学者认为它们就是奴隶或隶属民，我认为应是平民。

第二节　等级与阶级的关系

等级、阶级和应缘关系

古代社会的每一阶级之中可以分成若干等级，由若干等级构成为阶级，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但现今对于古代被统治阶级中等级间的隶属关系已经无法完全弄清楚。

统治阶级内存在着血缘关系，并以其亲疏远近，辈分大小，年龄长幼等定其爵位、等级。被统治阶级内部是否也有血缘关系呢？《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有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没有饼到奴隶阶级。据此，庶人、工商（因为他们是平民）可能也有血缘关系，并且还有家族组织，不过没有象统治阶级那么严密的宗法系统。这一点，庶人（包括工、商）和凉山彝族的曲诺恰好相似。至于皂隶以下的等级之间，因为它们大部分来自俘虏，被迫作为奴隶，应该已经打破了原来的血缘关系（除非是整个民族或部落被征服者）。在先秦文献里虽然有称为若干家、若干室的，这只是指其配偶和儿女而言，不能说是家族组织。这，就是说，被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奴隶阶级内部，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唯其如此，凉山黑彝贵族就自以为它们的血是最纯洁、最高贵的，而视被统治阶级为“杂种”、“贱种”。

在古代典籍中虽然没有凉山彝族那样赤裸裸的有关血统论的记载，但是春秋时人还依然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原诸侯视秦、楚为“蛮夷”的，山东境内的附庸小国常被排斥于“华夏”之外。《国语·齐语》记载四民（士、农、工、商）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不是说他们的身分和职役也是世袭的吗？不但这样，连他们的居住区域也被划定界限，不使“杂处”，这不是和凉山黑彝在奴隶阶级中划分为“彝根”和“非彝根”一样了吗？但是庶人、工商只和统治阶级在血缘关系上有亲疏，而并不是奴隶。①等级之间不可踰越一般说来，各等级间是不能升降和踰越的。只要一生下来是属于某一等级的贵族，也就永远是某一等级的贵族。礼本来就有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因而贵族阶级内不但有关于婚丧，祭祀，朝聘，宴饮，御射的礼，极其复杂，繁琐，而且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用什么器物，都有明确的规定。谁如踰越，就是失礼或“僭礼”。然而贵族阶级内的等级只是上下级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隶属关系。贵族的权力是很大的。春秋时也还是如此。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他们联合起来，驱逐鲁君出国。晋赵简子问于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眼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对曰：“物生有二，有三，有陪贰。..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①据此说来，诸侯是天子之“贰”，卿大夫是诸侯之“贰”。贰，犹我们今人所谓“副”。因此，当时鲁国季氏不①先秦统治阶级中有姓和氏的称号，而平民以下均无姓氏。

①《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能认为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只是他老人家担心这样的事件多了，会妨碍等级秩序的作用。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②可见君臣关系是相对的。秦汉以后，君主专制政体发展了，经学家过分强调君臣之间为隶属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然被统治阶级是整个地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因此两者有一条不可踰越的鸿沟。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③，这句话原是从“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而来。本来对本族人民（中国）施行德治，对异族人民（四夷）施用刑罚（包括战争）。春秋以后国野的界限已逐渐缩小，德已成为具体的礼仪，但还不是成文法，故演变而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礼与刑的对象还是不同的。礼只施行于贵族阶级内部。对于被统治阶级则施行残酷的体罚。因此礼与刑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一条绝对不可踰越的界限。但附带必须提到，统治阶级内部上下等级之间是可以互相通婚的，如天子的女儿可以下嫁于诸侯，诸侯的女儿可以上嫁于天子，卿大夫的女儿也可以上嫁于诸侯，但是在礼仪上还是有等级的区别的。至于贵族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却绝对禁止通婚。凉山彝族对此有绝对的限制，以保持其皿缘关系的“纯洁”。

总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严格的等级制，但并不是隶属关系，只是上下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是真正的等级隶属关系。被统治阶级是整个地属于统治阶级的，因此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后者是被奴役，被剥削的阶级，前者是奴役、剥削的阶级。至于他们采取如何的奴役、剥削关系，所谓生产关系，是依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定。等级与阶级，尽管有如上所说的区别，但是历史不是一刀切的。在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长时期里，等级制仍以变相的形式存在着，它甚至遮盖了阶级面目。

②《孟子·离娄下》。

③《礼记·曲礼》。

第三节　春秋战国之际新的阶级出现

春秋战国之际的新旧过渡春秋战国之际，旧的制度、旧的等级已经开始动摇，新的制度、等级以及新的阶级产生了。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渡时期。

春秋末期，有一次，齐景公和晏婴坐在路寝上，景公望着对面豪华壮丽的宫殿，感慨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回答说：“其陈氏乎？陈氏无有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锺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景公听了，问怎样才能改变这一情况。晏子说：“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慆（慢也），大夫不收公利。”①礼，在古代本来有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而齐景公时已失去这种作用了。本来确是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慆的，而今恰恰相反，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慆了。晏婴所谓的礼，当然是指旧制度而言，如在井田制度时，确是民不迁、农不移的。在“工商食官”制度时，工贾各有专业，确是工贾不变的。在等级制度时，确是可以做到士不滥、官不慆的。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礼崩乐坏”的局面终于愈演愈烈。

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已更加普遍。凡农具、工具以至女红所用的针都是铁制的了。这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工、商业的进一步分工。恩格斯说：“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守着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各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②这番话正好象是针对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情况说的。《孟子·滕文公上》载盂子和许行之徒陈相的对话：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害）陶冶；陶冶以械器易粟，岂为厉农夫哉？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官中而用之？

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子人。天下通义也。”

孟子的话是极其富于逻辑性。他一层层地反问，使得陈相自陷于矛盾之中。从孟子的话中，可见战国时期确已由社会分工而产生农、工、商阶级、“治人”和“治于人”的两大对立阶级。许行之徒自称是信奉“神农之言”的。他们主张“君民益耕”，共同参加劳动。这正是原始的公社共同耕作制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氏族、部落的存在，因此还保留着公社的共①《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0页。

同耕作制。但是孟子所讲的井田制已经是等级和阶级对立下的井田制，即“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井田制。旧的形式而新的阶级关系，所以他反对许子之徒的“君民并耕”的主张。

春秋末期所发生的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慆的社会现象，为战国以后不同阶级的形成具备了条件。

士的流别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始见于《国语·齐语》，同时见于托名为管子所作的《管子·小匡》篇。四民作为阶级，应该产生于战国时期，《齐语》（非全部《国语》）可能是经过后人的篡改的。

士，本是战士，它是贵族阶级中的最末一个等级，而战国以后，它已经与农、工、商并列了。这确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因为它既可以上升于大夫（所以称为“士大夫”），也可以下降于庶人（所以称为士庶人）。这时，小人与庶人也已经合流为一。

士的流别最为复杂，也最“滥”。战国以后，他们大部分可以凭着专有知识和一技之长，谋得衣食生活。上焉者做大夫的家宰、家臣，下焉者就只有做食客、游说、游侠、卜卦算命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如子贾、自圭等）。孔于从政失败之后，退而整理《诗》《书》，创立了“私人讲学”的儒家学派。他是我国第一个教师、思想家和教育家。战国以后，诸子百家争鸣，达到我国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农民、隶农、佃农农民的来源，大部分就是古代住在野中从事农业的庶人。自井田制破坏以后，他们有的已成为“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个体农民，其次则为“隶农”、佃农、雇农等等。

在孟子的笔下，农民的日子似乎不坏，所谓“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他们在自己的住宅周围，“树之以桑”。畜养一点家禽、狗、猪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再进一步“设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真是一幅自然美的田园风光。

但是孟子的话显然掺和着他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为条件。如果不然，则“老弱转乎海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狗彘食人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①总之，农民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

“隶农”之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晋武公时：“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饗，为人而已。”可见他们对于其主人还有一定的隶属性，所以称之“隶农”。他们已经可以从主人那里获得一块“沃田”耕种。但是，勤勤恳恳地劳动，一年到头，自己留下的粮食还很少，只是“为人而已。”

佃农是租耕“豪民”土地的农民。雇农是受雇于主人的农民，其中也有长年和短时间的雇农之别。依《韩非子·外储》篇的描写，这种雇农已很少①参看《孟子·梁惠王》、《孟子·滕文公》。

隶属性。主人为了鼓励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常常以丰富的酒食款待他们。如果不然，他们就可以到别的主人家去出卖劳力。陈胜、吴广也是佃雇农，似乎也是比较“自由”的。他们甚至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意识，对旧时代的等级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工商身份的变化在古代“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工商是不分的。他们在宫廷和贵族家里劳动，其衣食和原料都由公家和主人供给，所生产的东西都是为贵族享用的，不许在市场上买卖。工商的身分是不自由的，要在“工师”的监督下劳动①。战国以后，这种制度已破坏了。同时从农民中也分化出来小部分的个体工、商业者。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农业和手工业完全脱离关系的商人也开始出现。不可忽视成国秦汉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对不但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而且已侵袭着周围的农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民纷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商人自己不从事生产，而他们贩运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品，转手之间，便成了巨富。农产品、手工业品都成为商品，从而商品的商品——货币也发明了。司马迁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财富确乎已成为比政治权力还大的力量，使许多人心甘情愿地彼剥削、奴役。从而出现了旧的等级以外的“素封”阶级。《史记·货殖列传》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赋税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素封者就是非出身封君而是庶人、农、工、商、贾等级的，而他们的财富收入可以与封君相比；是更徭、租赋的负担者。这是以前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富有阶级。

贵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春秋战国之际，贵族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贫富的分化。有的已穷困了，没落了，有的却成为富强的贵族。《左传》，庄公十三年，晋献公“患桓庄之族偪”，士■建议“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杜注：“富子指桓庄之族”。鲁国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以季氏为最强。《论语·季氏》说他“富于周公”（指周公的后人）。可见强族必定是富有者，是“私肥于公”的结果。私家富强了，公家就衰弱了，没落了。

齐国的陈氏于齐景公时已开始强大。“在礼，家施不及国”的，而陈氏：“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大夫不收公刊”，而他却是以“假公济私”的手段培养了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不但齐国的陈氏是这样，宋国的公子鲍，乐氏和郑国的子罕也都是用“假公济私”的手段赢得了国人的拥护，以取得了政权。①《春秋》三传谴责他们是“僭礼者”，而僧礼者必然是僭富者。如郑国的大夫子皙，当时有人批评他“无礼而好陵上，估富而卑其下”①见《礼记·月令》。

①见《左传》文公十六年，又襄公二十九年。

②，可见“无礼”正是“估富”的结果。

这些新贵与旧贵在血缘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凭借其血缘关系而获取政权与社会地位的，而是凭借其雄厚的财富获取政权与社会地位的。

②《左传》昭公元年。

第四节　商鞅变法的阶级政策礼法之争的问题

商鞅变法，首先向秦孝公提出。他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保守派贵族甘龙、杜挚反对变法。他们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从他们的对话看来，礼和法只是古今时代的问题；礼和法应该相辅为用，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礼本来只施行于贵族阶级内部，并且它是习惯法，不成文法。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遭到叔向等旧贵族的反对。这样一来，礼和法不但反映了古今时代之争，而且反映了旧贵和新贵之争。

战国以前，东方国家贵族执政，公室卑弱，从天子到诸侯，权力不断下降。礼已经失去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西方国家秦、晋等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提出以法加强君主专制，权力集中于一身。提拔“军功”贵族，裁抑宗室贵族。这是礼法之争的主要原因。

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这固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法是军事法，后来，李悝、商秧变法，著《法经》和《秦律》也是以军事法来作为民法的，这些法是极其残酷的。法家无不主张严刑苛法，甚至认为轻罪也应用重刑，人民就不敢犯罪了。这谓之“以刑去刑”。因此法家的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比如商秧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好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是军事法为民法之一例。

二十筹级爵制与新旧贵族《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男女奴隶）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而无所芬华。”这一政策反对、裁抑宗室贵族而提拔新兴的军功贵族，是很明显的。但是应该注意，商鞅并不根本反对贵族的特权——爵秩等级制度，而只是把旧贵的特权转让给军功贵族，甚至这些特权还比旧贵更多更优越。

所谓二十等级爵制，这也是商秧根据秦的旧制而加以扩大和完成的。其等级名称是：公士、上造、管、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这二十等爵虽然与古代的五等爵名称全然不同，但骨子里依然保留着五等爵的原则的。其所以增加等级是在奖励军功，使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军功”的机会和权利。据新出上的秦简所见，不但平民，甚至奴隶、刑徒，只要能斩获首级，也就可以获得爵位，循序升级。虽然要获得高级的等爵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它比起血缘关系身分的世袭性，总算是给了人们一些机会。

二十等爵制只是以新的等级制代替了旧的等级制，如果获得爵位的话，它的权益不只是田宅、臣妾，而且可以按爵级获得供驱使的“庶子”。《商君书·境内》云：“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不等于说，除赐予奴隶以外，还可以获得服役的农奴了吗？此外，爵至五大夫以上，还可以有“赐税”、“赐邑”的优待。当然，要达到爵至五大夫以上，如果原是平民，是很不容易的。凡是有爵者，在犯罪时可以享有各种特权。重罪可以减轻，轻罪可以免除：犯同样的罪，爵级高的可以比低的受到较多的优惠。这样，商鞅变法不但没有废除等级制，而且更发展了等级制，造成更多的特权阶级。土地国有还是私有《史记·商君列传》说：“商秧废井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但是，废井田以后的田制究竟是什么呢？各家考释颇有不同。今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可知商鞅实行的田制是国有制，即国家按农民户口授予土地的授田制。秦简《田律》云：入顷芻、藁，以其受（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芻三石。芻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芻、藁相输度可也。因为自井田制破坏以后，大部分农民已失掉土地，有的农民成为个体农民或佃雇农。秦有大量的土地尚未开发，地广人稀，商鞅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使农民既耕且战，不得不将农民按什伍编制起来，授予土地。原来残余的、或被旧贵所侵占井田的阡陌、封疆破坏了，新的田制只是扩大了每亩的单位面积，却仍是井田的形式。此其一。同时，土地既是全部为国有的，已无须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农民所有的土地由“私田”而成为份地了。此其二。春秋以后，东方国家的井田也逐渐被“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公社农民实际成了贵族的农奴（助耕公田等于徭役地租）。商鞅变法，由国家授予土地，农民则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负担赋税、徭役。在变法之初，是可能做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的。此其三。《商君列传》谓商鞅“废井田”，而《汉书地理志》作商鞅“制辕田”。按“辕田”即“爰田”，是春秋初期晋国已经实行了的。秦因生产力较晋落后，地广人稀，直至战国初才实行。《汉书》颜师古注引曹魏时张晏、孟康等人的解释，是由“三年一爰土易居”的办法而变为“自爰其处”，即由公社以三年为期重新把公社全部土地调整、分配的办法，而变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流换耕的办法。这是必须以生产力、生产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虽然按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二十授田，六十还田”，但是实际上农民可以长期占有土地。此其四。

以上四点是商鞅变法的新田制的实质。商鞅变法本来只为“富国强兵”。白秦孝公时起至秦始皇，连年不断对外战争，赋税、谣役的负担日益加重，加之严刑苛法，人民动辄犯法，奴隶、刑徒的数量超过了古代。在这种情形之下，商鞅的授田制是否能够真正贯彻实行，是很成问题的。根据云梦秦简的记载：在实行授田制时就已经有把国有土地租佃给农民耕种私自收租而“匿田”不报的情形发生了。战国时期商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秦授田下的农民却依然不能避免失去土地沦为奴隶、农奴、佃农、雇农，以至逃入山林作为“盗贼”命运。因此，汉人贾谊、董仲舒等一致谴责商鞅废井田是土地私有的千古罪人。这也是有根据的。董仲舒说秦时：“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也不是诬蔑之辞。总之，商鞅变法以后，私有土地确乎已经大大地发展了。①①参看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土地制度》和《云梦奏简看秦的赐爵制度》两文，原载《云梦秦简初探》。重农抑商政策及其他《商君列传》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总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就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复其身，就是免除徭役。商鞅认为农业、耕织是生产之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尤其是商业是不事生产的，它们只是转贩农民的粮食、丝织品、布匹等，只有妨碍农民的利益。商鞅实行授田制后，使农民固著在土地上，不能移动，以保证国家有一定的赋税来源和兵源，这直接关系到耕战政策的实施，所以他把“事末利”和“怠而贫”者同论，法律特重其罪，将其妻子、儿女没为“官奴婢。”在战国时期，商业经济既已发展，商秧这一政策只能起消极的作用。

法家的法，不但没有保护新兴的工商和农民的地位和利益，而且严刑苛法的结果使他们的负担更加剧加深了。商鞅变法根本没有废除奴隶制，而严刑苛法和赋役的加重，连年的对外战争，反而促使农民更快地陷于破产，以至扩大了奴隶的队伍，成为秦末农民起义的同盟军。

丁编传记（上）

第一章　周

第一节　周

周的起源及其迁徙

周是继夏、商以后在黄河上游兴起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的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

周的始祖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稷是黄土高原上最先种植的耐旱的农作物，即今人所吃的小米。据说，后稷发明了农业，后人尊他为农神。关于他的降生，在《诗·大雅·生民》里有很生动的描写。《史记·周本纪》里把诗歌演绎为散文，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

这样的降生是受外物感动而生，可以叫做“感生说”，与殷商的祖先因吞鸟卵而生，可以叫做“卵生说”者不同。但是说有娀氏女为帝喾次妃，倒好象商和周同出于一个血统似的。

《周本纪》记载周的世系，也很详备。自后稷至古公亶父，都是父子世袭，从一开始就是实行嫡长子继承。这是不可信的。因为周后稷卒后，子不窋立，这不窋已相当于夏代末年。《周本纪》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时，他们还仍在不断奔窜、迁徙之中，他们那里还能使父子世袭顺序地继承下来，而不致中断。《周本纪》的世系可能都是后人所补充或虚构的。

周人原来与夏人杂居在汾水河水之间。汾本作汃。相传公刘迁居于邠，从分从邑，即是汾水附近的邑。邠的古文作豳，从两豕从火。“山”，象火形，不是山字。有的学者认为古代豳的地方，包括自山西西部到今甘肃陕西之间。这一带正是草木丰盛、野豕出没的地方，故豳字从火从豕，象以火焚田，驱逐野豕①。

由于戎狄的不断侵扰，公刘时又继续向今陕西邠县栒邑迁徙。《诗·大雅·公刘》篇记述其迁徙之事。诗虽作于西周以后，但是它描写当时迁徙的情景以及地理环境，还是真实的。如“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描写他们在公刘父家长的领导下，带着干戈干粮，作武装性的迁徙。又说：“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描写他们刚到一个高地上，搭下帐篷，住了下来，有说有笑，甚为愉快。又说：“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写他们杀豕庆贺，用匏饮酒。他们共同拥护公刘为父家长。①徐中舒说。见其所著《西周史论述》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3—4期。在公刘时，周人的农业得到恢复。但是仍旧无法避免戎狄的侵扰、压迫。因此，他们在父家长古公亶父的率领下，爬过梁山，沿着漆水沮水到达岐山周原。这次迁徙，孟子在他的著作里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可能是战国时邹鲁民间所流行的传说。《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

大王就是古公亶父。他也只是一位父家长而已。他在离开邠以前，召集耆老们前来商量。他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这“君”字正与《公刘》诗里所说“君之宗之”一样，“君”只与“宗”同义。他尽管对狄人百般地忍让，牺牲币帛，珠玉，犬马，都不能避免狄人的侵略，他不得不离开邠而继续远徙。

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武功之间，地方不大，但土地肥沃，田里的堇荼（野菜）甜滋滋的。诗里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当是写实。1975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经过挖掘，发现了宫室，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周的甲骨文。这似可证明，周人迁到周原之后的一百余年中农业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尽管这样，当时周的社会还只能是氏族社会末期，或刚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门槛①。

周文王“受命”称王，但仍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纣王，作为殷商的一个诸侯。同时周又渐渐向东发展，到达关中的地方，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当时黄河对岸有虞、芮两个氏族，因为发生土地争夺，相约到周找文王判断。但一进入周境，他们二人看到周人都很有礼貌，互相“让畔”，感到十分惭愧，于是不见文王就回去了。这一故事反映周人这时土地还是公有的，阶级尚只萌芽，所以有如此温文尔雅，和平亲切的现象。

商周关系及周克商当周人正在东西奔窜的时候，殷商已处于武丁以后的晚期。甲骨文中已屡见“伐”周的记载，或又称周为“周侯”。但是商周发生关系，决不是从殷商晚期才开始的。《诗·商颂·殷武》里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羌是活动在今甘肃、青海至陕西境内的两个半农半牧部落。甲骨文中已屡见殷商诸王伐羌的记录。商人对羌人俘虏非常残酷，常常用于人殉或用为奴隶。殷商与氐羌可谓世敌，羌人与周人却世通婚姻。后稷的母亲姜原，就是羌族有邰氏的女子。所以殷商征服了氐羌（当然是部份的氐羌人），恐怕也把周人包括在内。

根据文献材料和甲骨文看来，周与商有战争的一面，又有和平的一面。

周自季历至文王时，他们都曾经联合殷商共同抵抗从北方侵入的鬼方、土方、■方等，因而得到商武丁、文丁的赏赐。季历还做了殷的“牧师”。尽管后来季历仍被文丁所杀，但是和平的关系却是主要的。文王时，周的国力已经强大，它已征服了周围的密须、阮、共和犬戎等小部落，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就是这样，文王也仍然不改变小心翼翼以服事殷的态度。周这时对殷①参看斯维至《早周历史初探》，1979年《历史研究》第5期。

商的和平政策，可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不是一般的屈辱的表示。

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文武帝乙是殷帝乙的异称，他是纣王的父亲。为什么在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帝乙的名号呢？这可能是在周原有殷商的宗庙。殷纣王曾经到过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辞。这反映了周文王时确已成为殷商的诸侯了。但另一方面，周文王已受命称王。所谓“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诗·大雅·皇矣》写道：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这是说：伟大的上帝从天上往下观看，从四方观察，寻找一个有光明德行的人，最后找到了季历的儿子文王，这就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称王的意思。他称王以后，便开始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安定县），并打败了耆国（耆一作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是殷商的门户，故耆被打败之后，殷祖伊感到畏惧，便去劝谏纣王。纣王漫不经心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没料到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觉察到周人是在积极地准备改变天命的工作。接着，周文王伐邘、伐崇侯虎。崇侯虎灭后，文王自岐下徙于丰。次年，文王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武王没有改元，继续用文王的年号，称作九年。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为左右，继续文王的绪业。就在这一年里，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观兵是试探性的示威，并不是准备与殷商直接开战。他出发时，把文王的木主载在小车上，居于中军，自称太子发，意思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实际上是带着“血亲复仇”的性质。这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据说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不可，罢师而归。过了二年，武王听到情报说，纣愈加昏乱暴虐。殷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纣有重罪，不可不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作《太誓》，指斥殷纣王的罪行，以激励战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天朦朦亮，武王的军队到达商郊牧野，他发表《牧誓》，再次指斥纣王的罪行以激励诸侯和战士的斗志。据新出土的《利■》铭文，可知武王所以决定甲子这一天与纣开战，是出于右史利观察星象而决定的。《利■》说：珷克商，惟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易（锡）又（右）史利金。

这甲子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武王因此获得大胜。其实，这次武王的军队不战而顺利地进入了朝歌，是因为东夷人不肯为殷纣王卖力，发生哗变，纷纷倒戈，迎接武王。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至今尚有遗迹，距安阳商都还有百里。据说武乙已迁都于此，故朝歌一失，商已无力抵抗。纣王于是纵火自焚。这次战争，是关系到商周一兴一亡的关键。虽然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殷商在东方沿海的势力也未彻底消灭，但这是殷商灭亡的开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转折性的大事。它正与商汤过去灭亡夏朝一样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民”。这就是说，周代替了商，是有天命的，它建立了第三个古代王国。史书上对于此一事都有记载，地下出土的《利■》，可以与文献互证。周公东征及封土建国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成王的叔父。武王即位时已年老，克商以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当时周已建国，但基础还很不巩固。东方沿海的东夷和殷商的势力也还威胁周的安全。成王年纪还轻，不能担当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势之下，周公不得不摄理国政而称王。这在《尚书》诸告中是有明证的。《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明是周公。因《康诰》是封康叔于卫的诰命，故周公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只有周公才配称呼康叔为弟，封则是康叔的名字。倘若王是成王，就说不通了。

周公的摄政称王，曾经引起周初政治上的一场斗争。武王克商之后，他清楚地意识到周本是“小邦”，殷商的势力还未消灭，他不得不把安阳淇县之间的土地分一部分，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使他统率殷纣王留下来的部队和宗族。他另分一部分土地给他的弟弟管叔、蔡叔，以监视、防范武庚和殷商的残余势力。但是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称王，没有得到管叔、蔡叔的谅解。大臣召公也颇不满。他们便散布谣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禄父于是乘机煽动东方徐奄、淮夷举行叛乱。在这危急关头，周公便毅然决然举行东征。召公、太公等大臣也改变了态度，共同参加东征。经过三年艰苦的斗争，终于征服了今山东全境、河北以北至辽东半岛。许多东夷人、夏商的后人以及前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氏族部落也被周人所征服，成了被统治阶级。

这次周公东征是武王克商的继续，而且战争时间长，地域广阔，部落林立复杂，是一场剧烈的战争。这连孟子一向崇拜文武、周公为“仁义之师”的也不得不承认“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①。经过这次战争，殷商徐奄的势力被镇压下去了。一部分不甘心做顺民的便四处逃亡、迁徙。如蒲姑氏从山东半岛迁徙到辽东，渡海到了朝鲜半岛；盈熊等从山东沿海域经泗水到了江淮流域；秦赵从今山东、河北北部到了今山西、陕西北部。商周兴亡之际，是我国民族大动荡、大迁徙时期。秦赵都有玄鸟图腾传说。秦的祖先蜚廉无疑就是孟子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那个蜚廉，他本人死了，他的子孙却一直向西北迁徙，终于在戎狄中成长壮大，后来建立强大的秦国，最后由秦统一中国。赵，就是后来的三晋之一。

现在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统治从黄土高原到黄河南北以及沿海的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周的办法是实行大规模的封建，分封本族兄弟亲属到各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古代的国是指城邑。周的封建，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封建”，这已是不必再交待的了。

周室始衰成王、康王时期是周室的极盛时期。史称“成康之际，刑措四十年不用”，意思是说，对内社会安宁，对外也无战争。但是到了昭王穆王以后，周室便开始衰落了。

昭王向南用兵，征伐徐楚。铜器铭文有许多关于此事的记载。如《过伯■》说：“过伯从王南征，伐楚荆。”《■■》说：“■从王伐荆”。《竹书记年》记载昭王南征，说他从十六年至十九年对楚连续用兵，十九年昭王“丧六师于汉”。

①《孟子·滕文公下》。

穆王时期，西北的犬戎十分活跃，其足迹已到达泾水上游。穆王出征，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归来。这四白狼和四白鹿，当不是动物，而是犬戎部落的图腾，这就是穆王获得犬戎白狼白鹿八个氏族首领。有的学者推测，犬戎可能就是起自西北的白狼，所以他们的图腾都是白色。这次穆王征伐犬戎前，大臣祭公谋父曾经劝谏他不要出兵。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就是说，应该采取怀柔、宽大的政策，而不应该进行战争。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劝谏，反倒举行大规模的西征。有一部《穆天子传》，记载他的旅程很为详细。他看到许多奇花异草，珍禽野兽，还见到美丽的西王母，流连忘返。虽然这里有些神话、巫术色彩，而且地理亦难详考，但穆王西征，确是事实。

当穆王尚在西征途中，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乘机反周。穆王闻讯，立刻命赵的祖先造父迅速驾车回国。“徐偃王”这个名号很有问题，而且时间与穆王的时期也不符合，因此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徐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自今山东东南到江苏、安徽淮水一带，都是他们活动的地方。后来楚人西迁到达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而徐和舒仍在这一带活动。

宋代出土的《■■》记载了厉王时“南淮夷”进入洛水伊水之间。厉王命■出征，打退了南淮夷的侵略，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杀了南淮夷一百人，捉了四十人，又夺回被南淮夷取去的俘虏四百人。南淮夷中，以徐为首领。这次战争，表面上是厉王取得了胜利，而南淮夷之强大也可以想见。

这次西周的兵力分布于三个据点：一是“殷八师”驻在殷的故地朝歌，以对付东夷，镇压殷人。《小臣■■》说：“命伯懋父（即康叔的儿子康伯懋）以殷八师征东夷”。二是成周八师，驻在周初营建的成周洛邑，主要是保卫成周，镇抚南土。《录卣》说：“王命■曰：揸（今）淮夷敢伐内国，汝以其成周师氏，戍于叶■。”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竞卣》说：“惟百■父以成师即东。”成师也即成周八师。南淮夷作乱，即用成周八师前去征讨。三、是西六师，驻守丰镐，拱卫周的本土。在西周全盛时代，这里就不需要象殷八师和成周八师那样多的兵力，故只设六师。穆王时期的《蠡尊》说：“王命蠡司六师暨八师”，六师就是西六师，八师就是殷八师，都由蠡一人率领。看来殷八师的地位，已不如周初那么重要，或者已退驻于西土①。

昭王南征不返，这时周的力量已不能控制南方。穆王继昭王之后，只好在南方建立防线，派兵戍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衰微”，“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道衰微”，可见周王室的最高统治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不到周室东迁，就已开始了。这时周室内部社会矛盾随之增长。厉王晚年信任荣夷公。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艰”②，由此引起贵族的反对。这“好专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周制，土地王有，但是王应把土地财产赐给贵族，贵族可以世袭占有，但是只有占有权而无私有权。现在厉王听从荣夷公“专利”，就是厉王使用土地王有的权力，取回贵族占有的土地。《诗·大雅·瞻卬》说：“人有土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这虽然说的是幽王时的情形，但是厉王时已开其端，以致愈来愈加严重。厉王为了防止贵族和平民反抗，还使卫巫“监谤”。大家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用眼①关于殷六师、成周八师、西八师的解释，从徐中舒说。

②《国语·周语上》。

睛默默地表示反抗。大臣召公劝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他要厉王“宣之使言”，使国人有说话的权利，要象治川一样，不能用壅土的办法，否则一旦决裂缺口，就更加危险了。“国人”，本来就是住在城里的贵族（自卿大夫士以至小人）都是有相当政治权利的，所以召公这样说。厉王不听，终于发生了国人叛乱，把厉王驱逐出国。厉王最后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没有回国。这次国人叛乱，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政治大事。

宣王复兴厉王被逐出国，发生于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到公元前828年，共十四年，没有立王，而由贵族周召两公执政。一说是由卫国的共伯和执政。我国从公元前841年起，开始有了顺序的纪年，这也是我国史学发展上的一件大事。

十四年以后，即公元前827年，厉王的儿子静，在贵族的拥护下即位，是为宣王。宣王时期，对付西北的ǎ狁和南方的淮夷，都战果辉煌，出现一个复兴的局面。但是他无法制止内部社会矛盾的发展，因而在复兴以后，接着就是西周的衰亡。

宣王时最大的敌人是ǎ狁，它曾经深入泾水洛水之间。《诗·小雅·六月》说：“ǎ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据说焦获在今陕西三原。镐，即镐京。方，金文作“■”，从艸从方，与“丰”象草木丰盛之形相似，故方可能就是丰镐之丰。由此可见，ǎ狁的踪迹已经到达周的京城附近了。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周以尹吉甫南仲防守丰镐，加强防御，命方叔率领大军抵抗ǎ狁，一直打到太原（太原的地方已难详考，意即大平原）。此后，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据说这就是宣王的“藉田”所在。在与姜氏戎作战以前，宣王已“不藉千亩”了。这可能是因为姜氏戎已经占领了千亩，所以宣王废止藉田之礼。姜氏之戎显然与ǎ狁是同伙的，所以ǎ狁败于太原以后，它又向周挑战于千亩。

周宣王时对ǎ狁的战争，铜器铭文记载颇详，可补充文献之不足。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和《不其■》等的铭文看来，战争的地点似集中于洛水上游。宣王消耗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总算得了胜利。他封韩侯于韩。从《韩奕》诗的内容看来，韩应在今河北北部，与南燕接近，其目的正在防御北方的游牧部落。

宣王与ǎ狁作战胜利之后，把姜氏之戎等迁移到了南方（在今河南南阳盆地），给他们建城。《崧高》就是歌咏封申侯于谢的诗。《诗·大雅·江汉》和《常武》等都是叙述召伯虎征伐淮夷有功之诗。

第二节　东周西周灭亡及平王东迁

公元前781年，宣王子幽王即位。宣王末年以来，西北干旱严重，又发生地震，游牧部落乘机侵入。周太史伯阳父根据阴阳五行的学说，认为这是周将灭亡的预兆，这时，洛、泾、渭三川都干涸了，岐山也发生崩塌的现象。幽王宠爱褒姒，要想废掉申侯的女儿申后。褒姒是姒姓褒的女儿（褒在今陕南褒城），申侯是姜姓，因此就引起了姒姓与姜姓之间的斗争。褒姒生子伯服。按照嫡长子继承法，申后所生子宜臼应立为太子。但宜臼不得立，而伯服却被立为太子。所以伯阳父说：“祸成矣！无可奈何！”

《诗·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和《小弁》等诗，都是刺幽王政治昏乱的。但在刺宣王的诗里，如《我行其野》等，已可见宣王时实际已埋伏着祸乱的根源，而幽王时终于爆发出来。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犬戎联络，进攻幽王。诸侯都不来救。犬戎与申进入丰镐，幽王急忙逃到骊山，被骊山之戎所杀。伯服逃到晋国，晋有立伯服之意。前太子宜臼逃到申国，也有一些诸侯拥护宜臼的。申侯方面的势力要大于伯服，终于晋侯又杀死伯服。宜臼即位，是为平王。

这时关中已充满了戎人，宫室文物都被毁坏，土地荒芜。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继续建国，是为东周。后来西周故土由秦所收复，秦于是列为诸侯。洛邑的都城，早在周公时就已建筑，是由成周（洛阳）和王城（今洛阳西）两个城组成的。平王东迁，居于王城。从此历史上称丰镐时期的周为西周，东迁以后为东周（前770年—前476年）。

东周的衰微周室东迁，王室衰微，政权下降。其时强大的诸侯，有齐、晋、楚、秦相继称霸，出现了所谓“政由方伯”的局面。这时期，周王室内部也发生王位争夺和卿大夫专政的现象。平王和桓王时（公元前719—前697年），郑庄公为周卿士，以后，虢公也为平王的卿士，因此发生郑虢争政①。周召二家原是周公召公之后，其后周公黑肩为卿士，与虢公分权。庄王时（公元前696—前682年），周公意欲弑王。辛伯与王共杀周公黑肩。以后，由虢公执政。僖王初，齐桓公称霸。周公忌父执政（公元前681—前677年）。

惠王初（公元前676—前652年），发生王子颓之乱。惠王夺大臣边伯等的园林为囿，作为田猎场所，因而边伯与王子颓共同作乱。惠王放于温，不久又逃到郑，国人立王子颓为王。郑杀王子颓，复送惠王入国。惠王之时，周公忌父与虢公并政。

襄王立（公元前651—前619年），又发生王子带之乱。襄王母早死，惠王生叔带，有宠于惠王。叔带与戎狄合谋，共伐襄王。襄王击败叔带，叔带逃奔齐国。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子带之乱遂告平定。公元前638年，子带复归于周。公元前636年，郑伐滑（今河南缑氏县）。因为滑是姬姓国，故襄王请郑放弃对滑的战争。郑不听，反而把王派去的使臣捉了起来。王大①虢原在今陕西宝鸡虢镇，周东迁时，它随着迁到今河南三门峡。

怒，将用狄人的兵力去攻打郑国。富辰谏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子颓之乱，由郑之由定，今岂以小怨弃之？”王不听，终于以狄兵攻郑。王很感激狄人，将以狄女为后。富辰又谏曰：“王弃亲亲狄，不可从。”王又不听。过了两年，王又把狄后废掉，狄兵于是攻王。襄王出奔于郑。

王子带取襄王所遗弃的狄后，同居于温（今河南温县西）。襄王告急于晋，晋于是进攻南阳。当时，这一带还是戎狄与姬周杂居的地方。晋诛叔带而送归襄王于周。这事发生于公元前635年，正当晋文公宣扬“尊王攘夷”的时候。

顷王、匡王、定王期间（公元前618—前586年），晋楚争霸，势均力敌。邲之战，晋为了救郑，与楚战于河上而败。这是在城濮战后，晋楚之间的第二次大战，但晋仍是楚的强敌。楚庄王时，楚又不断伐宋、伐郑、伐陈。楚庄王灭了陆浑之戍，路过洛邑，问鼎的大小轻重，但是总不敢妄动。鄢陵之战，晋胜楚。从此，华夏诸侯内部贵族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

公元前544年，周景王立。他宠爱王子朝。他是庶子，按宗法是不当立的。景王未及立他为太子，已经死了，因此引起了王子朝之乱。但国人不拥护他。立景王的长子猛为王，是为悼王。子朝攻杀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子朝竭力抵抗，敬王不得入。过了四年，晋景公率诸侯之兵攻入周，敬王才得即位，子朝屈服。公元前529年，子朝之徒再次作乱。敬王逃到晋国。次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这次王子朝之乱延续达十六年之久。据王子朝告诸侯书说：“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制乱天下”。又说：“晋为不道”。单、刘，是当时周的卿士。可见这次叛乱，有内部贵族的煽动，还有诸侯也参与其事①。

东周的分裂及其灭亡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以“尊王攘夷”为旗号，结为联盟，抵抗夷狄（包括秦楚），因此，“周德虽衰，其命未改”。战国以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周王室已名存实亡了。

战国时期，早已不是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局面，血缘关系趋向淡薄。战国时，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宗法封建秩序，而是在掠夺土地和人民。

公元前34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已开始诸侯称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楚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诸侯称王事实上已不承认周为宗主国或者共主了。

战国以后，周本来很弱小，内部又不断发生王位的争夺。到考王时（公元前440—前426年），他自居于洛阳（成周），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是为西周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伐立。公元前367年，威公去世，少子根和公子朝争立。韩、赵两国帮助少子根即位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这样，周已分裂为西周（以河南为中心）和东周（以巩和洛阳为中心）两个小国。它们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以韩、赵为首的伊阙合从攻秦之战，西周也参加了。失败后，西周君献出了土地和人民，就灭亡了。前249年，秦又攻灭了东周。从此，距秦统一六国已不在远。

①《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第二章 鲁、卫

鲁卫是周王朝的兄弟之邦，在周初镇抚叛乱、夹辅王室的活动中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鲁一直以守周礼见称。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政治上，卫也有类似于鲁的传统。

第一节　鲁周公和鲁国

鲁国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时，旦为子孝，并且富于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样。武王即位后，旦辅助成王，卓有功勋。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同行。十一年伐纣，在牧野，大败殷商军队。纣知大势已去，便自焚而死。周公拿着大钺，召公拿着小钺，一左一右，夹辅周王，衅社祭天，告纣之罪。这时，在黄河下游和东方沿海，还有殷商和东夷的势力。因此，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继续统治殷商王畿以内的一小块地方，并使管叔、蔡叔监视他的行动。

武王已克商，但沿海东夷尚未安静。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担忧。太公召为之卜。周公说：“不可使我先王担忧！”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证，替武王祈福。于是设三坛，向北站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和文王。史册作祝辞说：“您们的元孙武王发，勤劳过度而生了病。三王在天之灵应该保护子孙。旦愿意代替发。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发不如旦，所以不如让我代他到上天去服务，而使发治理四方，安定子孙于下地；不要使四方人民胡作非为，无所敬畏，以致失掉天命。我现在用元龟占卜。您们三王如果应许我的要求，我以璧圭奉献，等待您们的命令。您们如果不应许，我便撤走璧圭。”周公对天和祖先表示忠诚，甚至带着威胁的语气。史册祝辞毕后，再行占卜。卜人说：“吉”。卜与史册的祝辞完全一致，都是“吉”。周公心里感到高兴，把史册的祝辞放置在金线编制成的柜子里（叫做“金縢”），并命令保管的人不对外言①。后来武王还是死了。那时武王的儿子成王涌，年龄还小，当时国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周公于是对太公望、召公奭解释：“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②但是管叔、蔡叔仍不谅解，居然参加了武庚和东夷的叛乱。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举行东征。三年，东征胜利，实行封建，封召公奭于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辽河一带）；封太公望于齐（包括今山东潍水到山东半岛）；封周公于鲁（包括山东的东南部），与齐以泰山为界。这是周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

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①见《尚书·金縢》及《史记·鲁周公世家》。《金縢》可能传自史官，不一定是原文，但可以知道周公的思想信仰。

②《史记·鲁周公世家》。

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据说，周公摄政只七年。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周公摄政期间，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在今《尚书》里，诸如《康诰》、《洛诰》、《酒诰》、《顾命》等篇中，还可以看出一二。孔子说得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虽然很羡慕周文化，但他也认为，周文化也还有夏商文化的因素。

周公对于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鲁在诸侯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时，当时人还说鲁“犹秉周礼”。

鲁的建国及国野制度周公初封原在今河南鲁山。周公东征胜利后，占领了徐奄，才把鲁由鲁山迁徙于今山东曲阜，仍称其国为鲁。

曲阜原是徐奄的地方。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徐奄人民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留下来的就成为鲁国的附庸。《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商奄也就是少皞的后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奄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按《史记》这一记载，可能有误。因为周公东征，伯禽随行，则伯禽即位应在管蔡之乱以后。《肸誓》即今《尚书》的《费誓》，费亦作粊、鲜、狝，在曲阜之东郊。这都是同音通假之字，实即一地。伯禽为了镇压淮夷、徐戎，在费宣誓作战，时间亦应在伯禽即位以前；或者是即位之后，仍有淮夷徐戎之乱。春秋以后，鲁与淮夷徐戎也仍不断发生战争。《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孙星衍注云：“《左传》说：古者百里之国，三十里之遂（隧），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据此可知，在古代，国（城）以外就是郊（遂与国之交界，故曰郊），郊以外就是遂。这就是国野制度。国（城）中居统治阶级，野（遂）居被统治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待遇也不同。《费誓》先对国人说：你们要把甲胄、干戈、弓矢都准备好。你们要把牛马拉好，把井、穫（井、穫都是为捕获野兽而设的陷井）杜塞起来，以防牛马误堕其中。如果伤害牛马，就要受到常刑。你们的牛马，臣妾（奴隶）逃跑了，不要离开军队去追赶。如果离开军队去追赶，就要受到常刑。你们不敢抢夺人家的东西。有敢逾越垣墙，盗窃人家的牛马，引诱人家的臣妾，要受到常刑。甲戌那天，我要征伐徐戎，你们要准备好自己的干粮。准备不及的话，要受到大刑。

原文比较难懂，其实却是很朴质的语言。这里主要说话的对象是战士，是征服者。他们是军队中的骨干。他们要自备弓矢、干戈以及粮食。他们还有在战争中所俘虏的牛马、臣妾（男女奴隶）。周公伯禽告诫他们不要违犯命令。如果违犯，一般的处分是“常刑”，大刑就是斩首及其它肉刑了。下面接着又对被征服的野人说：你们要准备桢和榦。甲戌前，我在战地上要用的，都要你们供应。

否则你们和你们妻子就要都没为奴隶。你们还要准备刍茭（草和干草）。如果准备不足，你们要受到大刑。

由于野人是被征服者，不但语气极其严厉，而且一来就是“大刑”。你们和你们妻子都要没为奴隶，原文是“汝则有无余刑非杀”。一般来说，被征服者是只供应战争用的器材、草和干草而不上前线。

关于国野的区别，这实在是最可信的史料。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①。战国时，国野制度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已解体了，但是孟子认为国野是两个阶级，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这是有根据的。国人什一使自赋，就是他们只当兵和出兵赋。而野人则是“九一而助”，还保留着殷人的井田制。君子与野人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按古代的等级制说，野人中主要就是庶人。（工商居住于国中，但他们不是国人）他们比“皂隶”要高一个等级。按阶级来说，他们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恩格斯语）的平民。

古代山东境内，氏族部落林立杂居。齐鲁对于它们的统治政策，是有差异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着一个故事：鲁公伯禽就封以后，三年才回京“报政”。周公问道：“何迟也？”伯禽问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但是以前太公封于齐，只五个月就回到周来“报政”了。周公说：“何疾也？”回答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因此周公太息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显然是根据春秋以后的情形说的，因为鲁在西周并不太弱。但这一故事说明，齐鲁对当地的被征服者在政策上确有不同。齐国因循旧俗，所以比较简易。鲁则积极改革旧俗，推行周政比较严格。如国野制度，齐国在春秋齐桓公时才实行，即其一例。

三桓的形成及季氏专政孔子概括春秋时期的历史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①“天下有道”，是孔子指西周时期说的。春秋时期是“天下无道”。鲁国公室衰微，没有争霸，但三桓专政，陪臣执国命。

三桓是指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裔。按嫡长子继承法，他们只能享受采邑，另立小宗，应该听从大宗（公室）的领导。在采邑内，他们是高级的统治者。在国内，他们又被公室所领导。但是他们世代享受卿禄，子孙繁衍，干预公室，因而造成私家强而公室卑弱，即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鲁国如此，其它诸侯国也差不多如此。孔子只是举鲁国为例而这样说的。《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从这段记载看来，隐公是惠公的庶子。因为惠公嫡夫人没有儿子，故隐公只是“摄政”。《史记·鲁周公世家》补充说：“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这比《左传》的记载更为清楚。①《孟子·滕文公上》。

①《论语·季氏》。

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国家里同样有“摄政”制。息，即隐公。允，即桓公。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到杜圃祭祀锺巫，为公子翚（挥）所弑，是为桓公即位。

春秋初年，齐、鲁、宋、郑关系密切。桓公夫人系齐襄公的妹妹。桓公十六年，他带着夫人到齐国去。襄公因与妹妹间的私情，为桓公所察觉，派彭生与桓公同车，在车上勒死桓公。鲁国责襄公，襄生杀死彭生，把尸体送给鲁国以卸脱罪责。春秋时期贵族之间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保存着许多群婚制的现象，而以齐国较著。襄公与其妹的关系，可以说是这种遗风的留传。桓公死后，太子同即位，是为庄公。庄公死，庄公的兄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都是桓公的庶子。他们及其后裔，即所谓“三桓”，逐渐成为鲁国的强宗。

庄公病危，照习惯要预立太子。他征求弟叔牙的意见。叔牙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意思是要庄公立庶兄庆父。庄公心里不愿意，退而问弟季友。季友坚决拥护庄公的儿子斑，表示宁愿以死作保证。庄公说：“叔牙想立庆父，怎么办？”季友以庄公的命令要叔牙到鍼巫氏那里去，使鍼季强迫叔牙饮毒酒自杀，而立其子为叔孙氏。这是叔孙氏的来历。公元前662年庄公卒。季友立斑为君。庆父派国人荦杀了斑，而立庄公子开，是为闵公。季友因立斑失败，逃到陈避难。

庆父非常凶横。他的子孙以他为始祖，建立宗族，号孟孙氏，亦号仲孙氏。这是孟孙氏（仲孙氏）的由来。

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哀姜本来要立公子开。闵公即位后，她又与庆父合谋，想谋弑闵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袭杀闵公。季友听到这一阴谋，与公子申奔邾。邾在曲阜之西数十里，原是鲁的附庸。季友想由邾潜入鲁国。鲁人内应，要杀庆父。庆父害怕，逃到莒国。季友奉公子申入国，立为僖公，申也是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贿赂莒国，要他们遣送庆父。庆父被迫回来，季友使人杀死庆父。这时，齐国已是桓公在位，他要称霸，不得不做点霸主的样子。他召哀姜于邾，而后杀死了她，把她的尸体送归鲁国。僖公以礼葬之。

季友的母亲是陈国之女，所以他逃到陈国避难。他和庄公少子申自陈到邾，拥申为僖公，有功于鲁，成为季孙氏的始祖。

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之中，以季氏为最强，后人对它有种种传说。鲁桓公在生他前，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周社与毫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①这已经预示着季氏将来要繁荣发达。后来他生下来后，又有文在掌上如“友”字形。故名友，号为“成季”。

鲁自僖公以后，至文公、宣公、成公期间（公元前626—前573年），公室卑于小侯，日益衰微。而季氏与公室和东门氏、叔孙氏不断发生斗争。僖公是以季氏的拥立而即位的，因而奠定了季氏专政的基础。僖公卒后，文公即位，另一贵族东门氏开始争政。文公有三妃，长妃齐女为哀姜（与前哀姜不是一人），生子恶和视。次妃敬嬴，生子俀，得到文公的嬖爱。俀的保护人襄仲（仲遂）是东门氏贵族。他要立俀，叔仲（叔孙氏）反对。襄仲于是请求齐国为外援。齐惠公新立，要与鲁亲近，所以答应了襄仲。公元前①《史记·鲁周公世家》。

609年，文公卒，襄仲杀了恶和视而立子俀，是为宣公。

宣公时，公孙归父因其父襄仲有功，得到宣公的信用。季文子对此不满，宣布说：“使我杀适（嫡）立庶，失大援者（指齐），襄仲！”这是季氏对东门氏的公开挑战。这时公孙归父也劝宣公“去三桓”，并联晋为外援。成公即位，叔孙氏与季孙氏之间的斗争又发展起来。叔孙宣伯得到成公母穆姜的支持，宣伯反对季文子，“欲去季孟（季孙氏与孟孙氏）而取其室”（此室字不专指妻妾儿女，而是奴隶、财产）。这时成公将与季文子聘问晋国，穆姜硬逼着成公答应此事。成公一面敷衍，一面加强宫殿的守备，使宣伯、穆姜不能得逞。这时宣伯也赶到晋国，对晋国当权的大夫郤犨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栾氏、范氏），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晋于是执季文子。成公回国后，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犨要子叔声伯除去仲孙蔑，并扣留季文子。声伯说：“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①范文子和栾武子商量，觉得季文子在鲁国有崇高的地位，影响很大，决定放回季孙行父。这是叔孙氏与季孙氏之间的一次斗争。但季氏从此更加强大了。史称季文子死后，“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指僖公、文公、宣公三君）”①，这可说是反映他在鲁国所享有的信条。

初税亩、作丘甲和舍中军鲁襄、昭时期（公元前572—前495年）是三桓，尤其是季氏最强盛的时期。季氏行父执政之后，仲叔蔑（仲孙氏）、公孙豹（叔孙氏）执政。后来又是季孙宿、叔孙舍执政。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一总结说：“鲁之执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孙氏二人，孟孙氏一人，东门氏一人。”这可见季孙氏独占优势的地位。

在季氏专政时期，鲁国出现了初税亩、作丘甲和舍中军等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几件大事，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

《春秋经》，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春秋经》只有这样三个字。综合三传的解释看来，是从此年起，鲁国公室开始向私田征税。原来井田制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社农民助耕公田以外，私田收入本属农民所有，此即所谓“藉而不税”。藉者，借也，即借民助耕公田（也即藉田）。“藉而不税”就是助耕以外再没有其它负担。亩就是“八家皆私百亩”的私田。现在鲁国公室向农民私田征税，这是不合旧制的，所以三传对此都有严厉的批评。《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意思是说，农民的负担不超过公田以外，使他们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因此初税亩，——向农民私田征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不合理的。《公羊传》说：“税亩者，何也？履亩而税也。”据《国语·齐语》，春秋初，齐桓公已经按土地面积大小征税了，时间上要比鲁国更早，但是《国语·齐语》的记载混杂着战国时的制度，不一定可靠。但初税亩确是鲁国向农民的私田征①《左传》、成公十六年。

①《史记·鲁周公世家》。

税，这是可以肯定的。《谷梁传》说得更为明白：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这一段记载，虽然出于汉代人之手，但是它对于公田和私田的关系说得相当明白。春秋以后，井田中的公田已因“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绝大部分被掠夺而成为暴君污吏、贵族官僚的私有土地了，而农民却仍按旧习惯“助耕公田”。这样一来，助耕也就成为徭役劳动，土地的掠夺者也就成了地主。马克思在谈到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在中世纪时期还保留着公有土地制的残余时说，它们原来有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土地，前者由共同体成员共同耕种，后者则是分给共同体成员一家一户耕种的。虽然有所谓公田和私田之分，但都是共同体的公共财产。这种共同体就是公社，其土地制亦即井田，所以有公田和私田之分。马克思接着说：“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①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履亩而税”就是井田制被破坏和掠夺了以后，向农民征收租税的情形。我国古代本无“租”字，租税之租正是反映“助耕公田”的助变为租的历史进程。在“初税亩”时，也许只限于私田征税——即“履亩十取一也”，而公田依然还是保留“助耕”，故《谷梁传》说：“初税亩者，非公（室）之去公田也。”当然，公田最后也被取消（被掠夺），这只是不久将来的事情。到春秋末年，不论公田私田，都采用租税的剥削方式了。

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公社农民自然不是没有反抗的。《诗经·齐风·甫田》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诗中说公田里已长满了莠草，正是公田被荒芜不耕的现象。公田是由官吏们督责农民耕种的，故公田“稼不善”是农民不勤奋耕种的缘故；私田“稼不善”则是官吏过度剥削农民的缘故。

上文讲田野制度时已说过，国人当兵并出兵赋，野人是不当兵的，只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初税亩”以后的四年，公元前590年（成公元年）鲁国又“作丘甲”。《谷梁传》解释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

甲是牛皮或犀牛皮制成的。国人当兵，所以是国人之事。春秋以后，战争频繁，兵源愈来愈不足，国野的界限不得不取消了。丘原来是野外的地名，古人居住于丘，故曰“丘民”。丘甲就是开始要野人（丘民）也纳兵赋。战国时《司马法》说：“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每丘出牛一头，应为四头），是曰匹马丘牛。”马牛既可为运输之用，也可制皮甲。

公元前484年，哀公十一年，“用田赋”。田或作甸。甸从勹从田，意指城郊四周的土地。西周时所谓甸服，即此甸字。《司马法》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可见甸在丘外。《左传》于是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田赋亦即甸赋。按照孔子的意思，如果“敛从其薄”，“丘亦足矣”；不然①《资本论》第一卷，第368—369页。

的话“虽以田（甸）赋，将又不足”。当然战国以后如秦那样，“用田赋”就是指所有的田亩了。甸赋则是鲁统治者更进一步增加公社农民的负担。至此国野的界限也不存在了。

用田赋，是季孙氏的意见，这是《左传》和《国语》明白记载的。初税亩，作丘甲，虽然没有指明是季孙或三桓共同的意见，但是很可能是他们共同的意见。何以知之？《论语·颜渊》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宣公初税亩以后一百余年了，遇到年成欠收或饥荒之时，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即彻）已显然不够支出。有若的话是要哀公不分公田私田都征收赋税。

古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这是大概的规定。三军分上、中、下三军。中军一般由国君率领，其他二军由卿大夫率领，如齐楚都是这样。公元前562年，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可见在此以前，鲁只二军。据《左传》记载：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

可知作三军也是季孙氏（宿）的意见，叔孙氏是不太同意的，但是后来他还是同意了，于是“盟诸僖闳（地名），诅诸五父之衢（地名）”。三家约定：“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后人对此解释不一，绎其大意如次：（1）从此把公室之军分为三股，由三家各率领之。

（2）三家各自毁弃了私乘。这些私乘之人原来都对公室有服役的义务，现在季氏要求它们作为私邑，这样可以不征兵赋，否则，加倍征赋。

（3）古代士兵都是自己的族人，即所谓“士有隶子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就是采用子弟兵制。

（4）孟孙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即一半采用子弟兵制，一半如季氏那样，征收兵赋。

自此之后二十五年，昭公三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又向公室进一步发动进攻。《左传》于是年说：舍中军，卑公室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

以前作三军是公室尚主中军。“舍中军”就是废除中军，这当然对公室是很不利的，实际上这已取消了公室的兵权。四分公室，就是季孙独占四分之二，叔孙、孟孙各占一份。从此以后，三家都采取征赋的办法。“公食于贡”，就是三家各出一份贡赋，给公室而已。公室从此丧失了全部兵权。

昭公出亡公元前541年，昭公继襄公即位，叔孙穆叔（公孙豹）对此反对，认为昭公乃敬归之娣齐归所生，非嫡长子。穆叔说：“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择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接着，穆叔又说了昭公的许多缺点。但季武子却坚决拥护昭公终于使他即位①。由此可见季孙氏和叔孙氏之间的分歧。

鲁国不断发生内争，对外更加衰弱。鲁欲背晋从楚，因国人反对，未成事实。晋景公卒时，鲁成公亲自赴晋吊唁，晋国留成公，到送葬毕后才放回国。襄公初立，又赴晋朝聘。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引为国耻。楚灵王章华宫建成，昭公前去祝贺。灵王赐昭公宝器。后来灵王反悔了，又把它收回。以后，昭公又多次朝晋。

公元前487年，昭公二十五年，“鹆来巢”。据说这是从海外异国飞来的禽鸟，群众视为不祥。当时歌谣说：“鹆来巢，公在乾侯；鹆入处，公在外野。”预言昭公将出居国外。

这一年，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预先在鸡羽内撒下芥子，使鸡相斗时，芥子迷住对方鸡的眼睛，以便取胜。郈氏也作了弊，在鸡距上套了铜管。季平子得知后，大怒，要去攻打郈氏。这时臧昭伯之弟会，得罪了臧氏宗族，逃奔季氏。季氏把他藏匿起来。因此，臧氏也恨季氏，把不满季氏的族人也窝藏起来，表示报复。季氏更怒，囚臧氏的宗老（族老），于是郈氏与臧氏联合起来，诉于昭公。九月戊戌日，郈、臧和昭公一同代季氏政，进入季氏的邑。季平子慌慌忙忙登台，大声说：“君（昭公）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迂沂上。”昭公勿许。“请囚于费”，又勿许。“请以五乘亡”，又勿许。子家驹（仲孙氏之族）说：“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昭公还是固执不听。郈氏又从旁煽动：“必杀之！”起初，叔孙氏是倾向于昭公他们的，至此忽然变卦。叔孙氏的家臣鬷戾对他的族人说：“无季氏与有，孰利？”族人都说：“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说：“然！救季氏！”这样，两家合作，打败了昭公。孟懿子（仲孙氏）听到叔孙氏已战胜，于是也起来杀死郈昭伯。三家共同作战，昭公大败，出奔国外，后来到了齐境。齐景公“请致千社待君（昭公）。”昭公拒不接受。子家驹劝昭公不如到晋国去。昭公不从。叔孙氏见平子，表示不如使昭公回来。平子没有表态，实际是不同意。

次年春，齐伐鲁，取郓，要使昭公居于郓。夏，齐景公将送昭公回国。

季氏家臣申丰、汝贾送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以赂。子将对齐侯说：“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宋元公由鲁赴晋，请晋帮助昭公入国，事未成。元公死于道中。叔孙昭子求入其君，无病而死。当时人们都认为是“天弃鲁国”。这样，齐景公也就停止了送归昭公的念头。

过了一年，昭公到了晋国，请求晋国帮助他入国。季平子跟晋六卿先已私下讲通。他们接受了季氏之赂，谏晋君，晋君也不敢送昭公入国，而使昭公住在乾侯（晋境内邑）。又过了一年，昭公从乾侯到齐国的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称“主君”，昭公感到侮辱。昭公这样流浪在齐、晋之间，十分狼狈。晋召季平子商量。平子布衣跣行，通过晋六卿，表示谢罪。六卿因此对晋君说：“晋欲内（纳）昭公，众不从！”昭公终于死在乾侯。自公元前517年（昭公二十五年）至前510年（昭公三十二年）昭公流亡国外前后八年。公元前481年，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定公立，赵简子（鞅，即赵孟）问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他问，这是什么缘故？史墨回答说：①《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子孙）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①这位史墨完全是站在卿大夫贵族的立场上说话的。他说公、卿贵族是君主之副贰，因而他们代替君位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这不但在鲁国是这样，卫献公被驱逐出同时，师旷与史墨一样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家臣叛乱及鲁国衰亡春秋后期，鲁国三桓专政。他们的“家”等于一个小国，不但有坚固的城堡，而且有自己的军队、臣僚和人民、奴隶。家臣就是卿大夫贵族“家”里的管家，如家宰，邑宰，属司马等等，和诸侯国内的官吏一样。

家臣的叛乱也叫“陪臣执国命”。陪臣就是陪台之臣。《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其最末一等为“仆臣台”。仆，陪，古音相同，通用。下文说：“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陪台也”。这正是仆台可作陪台之证。家臣、陪臣，实即贵族“家”内的奴隶管家。

宰字，从宀从辛。辛是犯罪奴隶。宰是家内执役的奴隶，他们管理王宫和贵族“家”内的饮食、车服、卫生医疗以及一切杂役。商周时期，宰的地位高，王的亲属、贵族也有做宰的。因此，宰或大宰、冢宰成为“百官之长”，例如周公曾任冢宰，“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周礼》第一个官就是天官冢宰，其属官有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都是卿、大夫为之。此外还有上士、中士、下士等等，已经看不出家内奴隶的痕迹了。春秋以后卿大夫专政，他的“家”已等于国，所以卿大夫、士都有甘愿做宰的。

殷商时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伊尹。说到底，他也是一个跟随着有莘氏女儿陪嫁过来的奴隶，即媵臣，也即小臣。东方国家家内奴隶的特点是他（她）们得到主人的宠幸，往往可以作为家内成员的一分子，比如伊尹在卜辞里他受到隆重的祀典。还有师、保、傅，他（她）们实际只是太子的保育员。在太子未成人前负责保育教养太子。殷代的传说，胶鬲等，从其字源看，还保留着奴隶或低贱平民的痕迹。而西周以后，师、保、傅和宰合称四弼、四辅，或者把师、保、傅称为“三公”。周公、召公、吕公（姜太公）都做过太师、太傅、太伯或太宰等官。

春秋末年，季氏家族实际上已代替了鲁国的政权。直至鲁国灭亡，鲁君虽然存在，不象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那样。但是鲁国的“陪臣执国命”却是华夏诸侯国家最突出的现象。孔子说：“陪臣执国命，盖三世希不失矣。”这三世，可以说，就是昭公、定公、哀公之世。

季孙氏的费，孟孙氏的成，叔孙氏的郈，是三家的采邑。后来，三家各自扩展，占有土地愈来愈大，邑的城圈也愈来愈坚厚，等于或超过诸侯的城（国）。于是，季、孟、叔三家据城反抗诸侯，后来大夫的家臣也据城以反①《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抗其“主君”（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即主人之意）了。

公元前537年，竖牛反叛叔孙氏。开始了家臣叛乱的局面。

前鲁国发生叔孙侨如之乱时，穆叔（侨如弟）逃奔齐国避难，路上和一个妇女姘居。到齐国后又和齐国的贵族姑娘结婚，生孟丙和仲壬。后来穆叔回国，在路上又会到了那个姘居的女人。她告诉他，在他走后生了个儿子，已长大了。穆叔一见大吃一惊。他忽然想起，好像在梦中见过其人。原来他在齐国时，曾经梦见天压下来，压得喘不过气来。恰好有一个“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的东西过来。穆叔喊道：“牛，快来助我！”他这一喊，压在身上的东西解除了。穆叔一见这位姘妇生的儿子，就认出他就是梦中所见的牛，于是就称他为竖牛，竖字表示未成年的孩子或奴隶之意。

穆叔把这竖牛带了回来，有宠，并使管理家政。当时齐女为穆叔所生的儿子孟丙回来，竖牛玩弄种种阴谋，使穆叔不喜欢他，后来又把穆叔气死。他勾结季孙氏的家臣南遗，把穆叔的另一个家臣杜洩排挤出去。这样，竖牛更进一步专制了叔孙氏的家政。仲壬自齐回来了，季孙氏想使仲壬即位，而竖牛反对。竖牛发动了叛乱。南遗对季孙氏说：“叔孙氏厚，则季孙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他要季孙氏不帮助叔孙氏，另方面却与竖牛勾结，煽动国人帮助竖牛，战于“大库之庭”。竖牛因没有贵族支持，很快失败，结果，叔孙昭子（穆叔之庶子）即位。

南蒯是南遗的儿子。季平子即位时，不礼于南蒯，南蒯产生了反叛的念头。他勾结子仲说：“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我以费为公臣”。子仲默许。南蒯又和叔仲穆子（叔孙氏）说明情况，希望获得叔孙氏的支持。公元前530年，南蒯发动叛乱，叔仲小，公子慭（即前面所说的子仲）等也参加了叛乱。

南蒯将发动叛乱时，费人都讥笑他，编歌谣说：“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季平子的军队包围了费而打不进去。平子因此怨恨费人，捉住费人就囚禁起来。叔弓建议：“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①因此费人转变态度，倾向于季氏。

公元前528年，昭公十四年，南蒯为了争取费人的支持，欲与费人结盟。在会盟时，费人劫南蒯。后来他逃往齐国。齐景公对鲁很有野心，因而鲁国的叛臣往往到齐避难，齐几乎成了“逋逃薮”。齐景公向南蒯说：“叛夫？”南蒯回答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子韩晢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这可见陪臣叛乱是贵族所反对的。

公元前505年，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囚季桓子。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的嫡长子，而更立庶子以代替嫡长子之位，以便控制三桓，进而专鲁国之政。他探知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而与费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与二人商议：先杀季氏，然后驱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季孙斯，以叔孙辄代叔孙州仇，以己代孟孙无忌。阳虎计划在噘祭时捉住季桓子。

孟孙无忌知道阳虎的阴谋，同情季氏。他暗暗地加固宗邑，并选勇士三百人做工，预为防备。到噘祭前，阳虎宴请季孙于蒲圃。无忌得到消息，使人赶紧告诉孟氏的邑宰公敛阳，伺机行动。噘祭的一天，季孙斯果然来到。阳虎请季孙斯登车，奔赴噘祭场所。阳虎在前面为导，虎之从弟阳越跟在后面，左右都是阳氏的党羽。季孙斯觉察有变，但已经无法逃脱。幸而驾车者①《左传》，昭公十二年。

林楚是季氏旧人，季孙斯目示林楚，求他帮助。车行到大衢，林楚忽然加鞭南向，马怒而奔。阳越望见，大喊“收辔！收辔！”林楚不应，反更加快鞭，马奔益急。阳越怒，从后弯弓射楚，不中。林楚赶着车已经进入孟孙氏的堡垒，孟孙出救季氏。阳越攻堡垒不下。无忌使做工的三百壮士射箭，阳越中箭而倒。

阳虎先到东门，回头不见阳越、季孙，于是转至大衢，得知阳越追赶季孙，已被孟孙氏家兵所杀，于是便急奔定公宫，劫定公出朝。路遇叔孙州仇，劫之同行，共攻孟氏于南门。三桓联合起来共攻阳虎。阳虎见大势已去，逃奔齐国，不久又奔晋，依靠赵氏。

公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师围郈，久而未克。侯犯将以郈与齐交换地方，郈民不肯，围攻侯犯。侯犯惧而奔齐。

如上所述，家臣（陪臣）就是贵族管家，即使不是奴隶，也出身低贱，如南遗、南蒯以及阳虎当都不是贵族。因此，家臣的叛乱说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已经日益解体，从而发生政权的下降和转移。当时孔子作鲁司寇，他是主张“张公室”（扩大公室）的。在私家反抗公室时，他是站在公室方面反对私家的。当家臣们起来反抗私家时，他又是反对家臣的。因此，他曾经提出“堕三都”的政治口号。三家起初为了镇压家臣叛乱，也同意了。但是三都真的毁坏了，三家就失去了根据地，所以三家后来又都改变了主意，因此堕三都的计划终于失败，未曾实现。

春秋末年，鲁国日益衰弱。当时吴越日益强大。鲁君希望利用吴与鲁国同姓的关系，借用吴、越的力量以牵制齐国和三桓，结果化为泡影。

公元前487年，哀公八年，吴为邹（邾）伐鲁，至城下，盟而去。同时齐又来伐，取三邑。十年，鲁伐齐南疆。十一年，齐又伐鲁。

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这时，哀公患三桓，三桓也患鲁公作难。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企图以越伐三桓，三桓亦攻公，公奔于卫，于邹，后来奔于越。国人迎哀公复归。不久死于有山氏。

战国时，鲁更加衰弱。七国之间互相争城夺地，没有把它作为战略上的据点，所以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当秦、赵正酝酿着长平大战之际，公元前261年，楚乘虚攻取鲁的徐州。公元前256年楚遂灭鲁。这个和周一样古老的“秉周礼”的国家终于灭亡。

第二节　卫

卫的建国康叔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行九。卫是康叔的封国。

周克殷后，以殷墟及其周围的土地封给康叔。《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士，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按“殷虚”在今河南安阳小屯。自本世纪末以来，已在这里发现了殷商的都城、宫殿和陵墓遗址，并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以及多达千具的作为人殉的尸骨等。殷虚的发现大大地推进了殷商历史社会的研究。卫的始封地就在所谓“殷虚”及其周围数百里的地方。

《吕氏春秋·慎大》篇说：“亲■如夏”。高注：“■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据此可知殷、衣、■在古代都是同音字，周人习惯上称商为衣、殷，但《吕氏春秋》所谓“亲■如夏”看来，这一地区可能本来就是夏的同盟国韦之所在，即《诗》“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韦”。旧注，韦地在今滑县，与牧野在今淇县相距甚近。疑夏代之韦应在淇水一带。周克殷后，封康叔于此，故称其国号曰卫，卫，即韦也。衣、殷、韦（■）固然同音相通，而周所以用“卫”代之，当是一方面表示它是夏商的故国，另方面表示现在已是周的属国诸侯之一了。

克殷之初，武王以东方沿海还保存着殷商及东夷的顽固势力，便分置邶、鄘、卫三监。以纣子武庚禄父居邶，仍奉商祀；以管叔、蔡叔分别居于鄘、卫①。武王不久去世，周公摄政，管蔡叛乱。周公东征胜利，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三监遂废。周公于是封康叔于卫。

周东征后，遵照武王的遗愿，营建洛邑，分封卫国于其东面，驻扎重兵。可见卫国的重要作用。今《尚书》里还保存着《康诰》、《梓材》等篇，是周公谆谆劝告康叔封的训辞。在诰辞中，反覆回旋着“明德慎罚”的主要调子，意思是对本国人民要发扬恩德，要宽大些，对四方归附的国家要谨慎地施用刑罚，必须适中。他还告诫康叔说：“你审理司法案件，要好好参考殷人的习惯风俗，处理得有条有理，即使是割鼻子，割耳朵那样的轻刑，也要慎重，不可独断独行。”

在《梓材》篇里，周公以建造房屋和耕作为例，说明在政治上也是一样。造房，要先打好基础，然后才能建造起房子来。基础一定要打得坚实。又如种田，要勤于耕耘，把杂草除尽，才能长好庄稼。另外，还有一篇《酒诰》，这是一篇禁酒的训辞。周公要康叔严禁殷人群饮闹事，甚至可以格杀不论。周人有饮酒的，可以把他捉住，送回成周来处理。

康叔在卫的统治，大概是很有效果的。但是他没有长期留在卫国。正如周公、召公和姜太公一样，他们都回到宗国来了，把他们的封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去管理。康叔到宗周做了司寇，管理刑罚的工作。大概后来康叔长期①自古对于三监，有不同的说法。如《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以监殷臣。”《汉书·地理志》以邶武庚、鄘管叔、卫蔡叔为三监。留在宗周，没有就国，所以就由其子庸伯统治整个卫国了①。

君位的争夺卫国在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下来的很少。《史记·卫世家》但记其世系。自庸伯以后，传至七世为釐侯，正当周厉王之时。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周在十四年中没有立王，由“共和”行政。这“共和”终究是什么意思呢？一说是周公和召公两大家族执政，一说是卫釐侯的弟弟共伯和。共是地名（采邑），伯是爵位，和是人名，他是以诸侯的身份而到王室去执政的。《竹书纪年》和《庄子》、《吕氏春秋》都主后说。不论是前说或后说，都表明周代曾经是贵族民主专政。当时王室与诸侯虽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并不是绝对的，因而常常引起君位的争夺。

周宣王时，釐侯武公相继为卫君。幽王时，犬戎叛乱，武公带兵助周平戎，有功。武公卒，庄公即位。庄公时卫国日益衰落。

庄公娶齐女为夫人，貌美而无子。又娶陈女为夫人，生子，早死。陈女弟也嫁给庄公。按娣媵制，姊妹同时嫁给一个丈夫，春秋时东方诸侯中尚很流行。其娣得庄公宠幸，生子完，立为太子。但庄公另一嬖妾，生子州吁，庄公也喜欢他，要他为将。大夫石碏感到忧虑，劝谏庄公说：“庶子好兵，使为将，乱自此起。”庄公不听。庄公死，太子完即位，是为桓公。州吁叛乱，杀死了桓公。自立为君，但卫人并不拥护他。石碏的儿子石厚拥护他，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石碏本来劝谏庄公不要宠爱州吁，防他叛乱，现在他的儿子厚却与州吁同伙，自然不能同意。石碏叫石厚到陈国去，说：“要稳定君位，必须要得到周天子的承认。陈侯有宠于王，可以请求他帮助说情。”石厚信以为真，到了陈国。石碏对陈桓公说：“此二人（州吁与石厚）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桓公听了石碏的话，把州吁和石厚一齐捉住。于是卫人派右宰醜到陈杀死州吁，石碏也派家宰獳羊肩杀死石厚。当时人赞美石碏的行动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参预）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①。这“大义灭亲”的典故，流传至今，它反映了父家长在宗族内的权力。

州吁被杀之后，卫人迎立桓公弟晋于邢（今河北邢台）而立之，是为宣公。他在位时同样发生了君位的继承问题。他起初宠爱夫人夷姜，生子伋（一作急子），以为太子。伋长大后，娶齐女为妻，尚未成婚。宣公听说齐女长得很美，便自娶之。宣公这种行为，在春秋时其他诸侯里也有，并不奇怪。他与齐女生了两个儿子，寿和朔。伋母一死，宣公便立齐女为夫人，因而太子伋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但要公开废除太子，这是与制度不合的。因而，宣公与齐女设计，要害死伋。宣公派太子伋拿着白旄（旗子）乘车出使他国，同时又派人在境界上等着，好乘机暗杀。此事被仁厚的庶弟寿知道了，他告诉伋以宣公的阴谋，要他不要前去。但是伋说“逆（违反）父命求生，不可。”②坚决不肯违返父亲的命令。寿觉得劝阻无用，便自己乘车拿着白旄赶在伋前①《逸周书·作雒》说：“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即指此而言。中旄父之名，见于铜器铭文。孙诒让考证，认为中旄父庸伯《史记·卫世家》作康伯，康为庸字之误。①《左传》，隐公四年。

②《史纪·卫世家》。

面。等候杀伋的人一看，以为就是他要暗杀的伋，便把寿杀死了。接着太子伋赶到，对谋杀者说：“你要杀的是我，你错把我的弟弟杀死了！”谋杀者就又杀死了伋。伋、寿被杀之后，朔即位，是为惠公。

朔即位后，国人不拥护他。右公子与左公子原是太子伋与寿的保傅，即保护人。他们心怀不满，便乘机作乱。惠公逃奔齐国，于是立太子伋的弟黔牟为君。他即位后八年，齐襄公兴兵来伐卫国，把惠公护送入卫。左右公子被杀，黔牟逃奔于周。惠公立三年，出亡，在齐八年，复入国，与前通计凡十三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①。

北狄的侵扰及卫迁国春秋初期，北方的游牧部落狄人甚为强大，不断地侵犯晋、宋、卫、郑等国。晋国在抗击狄人的活动中，出力最多。狄人被迫，由西而东，卫首当其冲。公元前66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齐救之。公元前660年，狄又侵卫。卫懿公平日淫乐奢侈，爱好养鹤，让鹤乘在轩车上，给它们禄位，招摇过市。国人很厌恶懿公。狄人侵卫，他命“国人受甲”者（即士）去抵抗狄人，国人都说：“让鹤去抵抗吧。”狄人大举直入，杀死懿公。

狄伐卫时，齐桓公称霸。他号召诸侯“尊王攘夷”。宋、郑等国都来帮助卫迁国，由河北渡过河南，在漕（今河南滑县西南）安顿下来。这时卫的遗民，据《左传》记载，男女一共只有七百三十人，加之共、滕两地的人民也只有五千人。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领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帮助卫在曹戍守，另外还赠送车马、衣服、牛、羊、鸡以及建筑用的木材。郑这时也派高克带兵驻在黄河边上。

公元前659年（鲁僖公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县西），同时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邢卫迁国之后，当时人反映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①懿公死后，国人还是怀念宣公时太子伋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于是他们又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戴公死后，复立其弟燬，是为文公。文公时，《左传》说他“务材训农，通商惠工”。

文公时，卫国虽然无力抵抗狄人，但是它已由革车三十乘而增加到三百乘了，国力颇有增强。公元前629年，为了避免狄人的凶焰、卫又从楚丘迁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帝丘传说是昆吾住过的地方。

孙氏、宁氏的废立和庄公、出公的争国齐桓公的霸业衰落以后，宋襄图霸未成。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称霸中原。当晋文公流亡在外的时期，曾在狄十二年。他自狄经过卫、齐、鲁、宋、曹、陈、郑等国，然后由秦返回晋国即位。当他过卫时，卫成公接待无礼。晋文公回国后，晋卫关系颇为紧张。因而卫人责备成公。成公逃奔齐国，后来又由齐奔逃楚国，由楚逃奔宋国。晋国举行诸侯会盟，他不敢去参加。卫人立成公弟叔武摄政。后来，晋国送成公回国。回国之后，成公不想办法去①以上史事详见《左传》隐公三年、四年，桓公十六年及《史记·卫世家》。①《左传》，闵公二年。

稳定人心，反而把摄政的叔武和大臣元垣杀死。成公卒，穆公即位。穆公卒，定公即位。定公时，孙氏和宁氏两个大族专政，卫君形同傀儡，没有实权。据《左传》记载，卫定公临死以前，命令孔成子和宁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为太子。定公死后，太子衎果立，是为献公，但是定姜却坚决反对，要想立她的儿子鱄（子鲜）为君。敬姒是定公的妾，按嫡长子继承法，敬姒之子是无权立为太子的。当初卫定公死后，定姜大喊大哭：“是夫（指太子衎）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定姜自称）！乌乎！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①献公在位（公元前576—前558年）很不稳定，他和贵族大臣矛盾重重。

有一次，他约定时间请孙文子和宁惠子宴会。他们二人穿着朝服，准时前去，但从早晨等到中午，却未召见。后来听说献公打鸟去了，他们忍着气，到苑囿去找献公。献公不脱去猎装和皮冠接见他们，这在当时是不合礼的。他们更加生气了，便下决心要推翻献公。

孙文子在他的采邑戚举行叛乱。献公派子、子伯、子皮前去谈判。孙文子把他们都杀死了。献公觉得谈判无望，不得不逃到齐国。卫人于是立公孙剽（《史记》作狄）为君，而实际政权却落在另一贵族宁氏的手里。后来献公到了夷仪，他希望诸侯能够出来帮助他复国。他派子鲜去与国内当政的宁喜（宁惠子）商量“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愿把政权交出，而只承担祭祀，这实在是最低的条件了。献公在外流亡了十二年（公元前558—前546年），后来在诸侯的帮助下，终于回国。

献公对于宁氏的专权，渐渐发生不满。他企图利用孙氏的势力驱除宁氏。晋齐等国也积极帮助卫献公，大臣公孙免余等更加大胆，于是发动进攻宁氏。宁喜死于叛乱之中。从此，宁氏的势力被消灭。

献公卒，子襄公恶立。襄公有贱妾，她怀孕时，梦有人对她说：“我就是康叔，你生子必有卫国，我给它取名为元。”她感到奇怪，问孔成子。成子说：“康叔是卫的始祖。”后来她果然生子。孔成子把贱妾的梦和生子的事告诉襄公。襄公听了很高兴。恰好襄公夫人没有儿子，襄公便立元为继承人，是为灵公。孔氏家族由此逐渐得势。

灵公夫人南子与太子蒯聩有恶。太子蒯聩与他的家臣合谋要杀死南子，未成功。灵公大怒。太子蒯聩奔宋，后来又投奔晋赵氏。

灵公想改易太子，使他的小儿子郢（子南）即位。他对郢说：“我将立你为继承人。”郢说：“不可！我不够担承社稷的重任，请您另外物色人吧。”灵公死后，夫人南子又向郢说：“这是灵公的遗命！”郢仍坚持不可。他说：“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人以辄为君，是为出公。当时晋国想扶持蒯聩回国即位。同时，卫国内孔悝怀着野心，也尽力促成蒯聩回国。经过一段阴谋斗争，公元前480年（出公十三年），蒯聩终于入国为君，是为庄公。出公逃奔于鲁。

庄公即位后，地位并不稳固。庄公三年，他在动乱中为戎州人所杀。卫人于是立公子斑师为君。齐伐卫，俘虏了斑师，另立公子起为卫君。但是不久卫君起又被大夫石圃所驱逐，起奔齐。出公自齐回国复位。

出公复位后，与贵族们很有矛盾。他想压抑贵族的势力，而终归失败。

出公因此又出奔越（今山东曹县附近），最后死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之①《左传》，成公十四年。

子而自立，是为悼公。悼公元年是公元前469年，已进入战国时期。

卫国是春秋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庄公、出公时的两次叛乱中，工匠都参加了。《左传》定公八年说：“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可见工商业者在卫国有相当的力量，所以贵族不能不利用他们。

卫的衰亡及其文化卫国在战国以后，跟宋鲁一样，显得很衰弱，但奇怪的是，它苟延残喘到公元前254年，才被魏所灭。春秋后期，郑国大夫子宽曾预言“郑先卫亡”。郑亡于韩，是在前375年。看来这句预言是说中了。

卫的原封地，本来是黄河以北的殷墟。但春秋以后，北方的游牧部落迅猛南侵，邢、卫首当其冲。幸而齐和其他诸侯的帮助，卫迁于漕，又迁于楚丘，再迁帝丘。战国以后，卫迁于野王（今河南沁阳）。赵、魏、齐、楚为了争夺土地，宋、卫成为主要对象。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把宋、卫独吞。因此，在平衡或均势的形势下，宋、卫能延续很久。

公元前372年，赵伐卫，攻取了七十二个小邑。以后二十年中，赵更取卫的甄、漆、富邱等地。此时，卫已危在旦夕。但是魏迁大梁以后，国力尚强。卫成了赵的附庸，是魏所不能容忍的。故公元前354年魏为了救卫，围赵邯郸。次年，齐魏之间发生著名的桂陵和襄陵之战。在襄陵之战时，宋卫也来参战。公元前351年，魏归赵邯郸，魏赵在漳水上结盟。卫从此就在赵魏两国的均势下维持着，直到公元前254年魏向东攻取孤立在东方的陶，才同时灭了卫。

鲁、齐、卫、宋，地理上紧密相邻。但是卫在社会文化上更接近鲁宋，而与齐较远。孔子曾数次到过卫国。鲁卫的文化以春秋时的情形来看，无疑是以姬周文化为主流。但是它的地理环境，本是殷商以及虞夏、东夷等族的后人杂居的，因此，卫文化不能不融合着姬周以外的其他族的因素。根据《诗经》里的邶、鄘、卫三风看来，它们与郑、曹、陈等风很近似。从大范围说，它们反映了东方诸国文化的共同性、一致性。《诗经·鄘风·桑中》诗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首诗可以说是“桑间濮上”的代表。按《诗序》说：“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又如《诗经·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这首诗中的“氓”，可能是指小人或士。“我”是女子自称。她责备男人失信，没有按时使媒人来正式订婚，而是先幽会而后挽媒向女的父母订婚。这是我国少数地区中至解放前还流行的风俗。

自三十年代以来，河南浚县、辉县陆续发现卫国的墓葬，出土不少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玛瑙的首饰。在浚县辛村发现的青铜鬲，上有铭文可读为“卫夫人□姜作其行鬲用”。推其年代，可能是卫惠公或懿公之时。辉县琉璃阁的墓地是卫国迁都于楚丘后的遗址，时间不一，晚的可至战国。另外在这里还有魏国的墓，战国以后卫已成为魏的附庸了。

辉县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个有狩猎、采桑图象的杕氏壶，最具特色，它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与《诗经》里的《桑中》等诗相对照。

鲁卫是贵族执政的国家。由于贵族的争权，常常发生君位继承的斗争。

如卫，被逐出国的就有惠公、献公、殇公（公子剽）、出公、庄公。庄公、出公本是父子，而竟发生君位的争夺，一个出国，一个入国。这个现象并不只是“乱臣贼子”造成的，而应该是古代贵族民主权利的表现。卫献公流亡在外的时候，晋侯对师旷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以为不然，他回答说：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这一段言论，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是后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根据。在师旷看来，“出君”之事固然是必不得已，但是君应该遵照神的意志，爱护人民，象父母一样，使他们能顺着性成长。如果暴虐其民，匮神乏祀的话，那么出其君也就是应该的。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主，这是我国古代的民主思想。

第三节　蔡、曹

周公旦、卫康叔兄弟十人，都是文王元妃太姒所生。长兄伯邑考，早死。次日发，即周武王。次叔鲜，封于管（今郑州附近），以参与武庚叛乱被诛。次即周公旦。次叔度，封于蔡。次叔振铎，封于曹。次叔武，封于成（今山东省泰安市南）。次叔处，封于霍（今山西省霍县）。次即康叔封于卫。次曰季载，封于，曾为周司空。在这十人中，武王、周公、康叔已分别在本编另有记述。其余，事迹多无考。蔡曹两国略有可记。因附于鲁卫两国传记之后。

蔡西周初年，蔡叔度以参与武庚的叛乱，被流放。周公承成王命，与车十乘，徒七十人。

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率德循善”，周公举胡以为鲁卿士。后来周公又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蔡初封，是在今上蔡，继迁至今新蔡。

蔡仲以后，经过七传，至僖侯时，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东迁。在这一段时间，《史记·管蔡世家》于其世系外，没有别的记载。

春秋时，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也娶于陈。息夫人悼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假装来代息，而自求救于蔡，当蔡兵来息时，楚乘机击之。这时，楚国已经占领江汉流域，其势力已逐渐向东发展至汝颖流域，陈蔡等国已日益受到威胁。楚文王听了息侯的计谋，果然出兵，俘虏了蔡哀侯。哀侯因此被拘留于楚，过了九年，终于死在楚国。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缪侯时，齐桓公称霸。缪侯有投靠齐桓公的意思，故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桓公与夫人在船中游戏，夫人荡船，桓公不让她荡，她不听。桓公很不高兴，送夫人归蔡，但并未断绝婚姻关系。蔡侯也发了脾气，把他的女弟另嫁别人。桓公因此伐蔡。蔡溃败，缪侯被虏。诸侯为蔡说情，齐桓公才饶了蔡侯。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图霸失败，晋与楚继续争霸。在晋楚长期争霸战争中，蔡和陈郑等国都采取“两亲”的政策。蔡公子燮是主亲晋派，但是国人反对。陈国的庆虎、庆寅对楚国说，蔡公子燮与陈公子黄都是亲晋的，鼓动楚国伐蔡。因而蔡人杀了公子燮。

春秋后期，陈蔡等国已愈益衰弱，随时都有被楚灭亡的危险。公元前531年，楚灵王在申，他召蔡灵侯来会。灵王伏兵杀死了来会的蔡灵侯，灭蔡，以楚公子弃疾为蔡公。

公元前529年，楚公子弃疾在蔡发动叛乱。这时，楚灵王正在前线乾谿（在今安徽毫县）。随从的官吏听到公子弃疾叛乱的消息，都纷纷离散。当灵王和右尹子革及左史倚相快到郢郊的时候，子革劝灵王在郊外等候、以观其变，他不听；劝他出奔国外，他又不听。后来灵王孤零零地在野外游荡，又饥又饿，终于被迫自杀。

楚国的变乱终于使公子弃疾夺得君位。这就是楚平王。为了缓和诸侯国家的猜疑和笼络陈蔡人民，应许陈蔡复国。楚平王立蔡景侯的少子庐为君，是为蔡平侯。蔡平侯杀灵侯之子隐太子。平侯死，隐太子之子东国攻杀平侯子自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国内不断发生内乱。

公元前529年，蔡昭侯去朝见楚昭王时，他自己穿着一件美裘。还有一件，他送给了楚昭王。楚令尹子常看到他们的美裘，要蔡昭侯也送给他一件。蔡昭侯无法满足子常的贪欲。令尹子常便把蔡昭侯拘留在楚，不让蔡侯回国。后来蔡侯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上的美裘送给子常，这才得回国。这时，蔡国实际已名存实亡。

蔡昭侯到了晋国，想依靠晋国出来帮助。晋国正因大夫专政，也不愿公开得罪楚国。公元前506年春，以晋为首，在召陵会盟。蔡很不知趣，要求自己的位次排在卫国之上，互相争执。晋侯讲到蔡国是周成王时因管蔡之乱而被流放在宋、陈等国之间的，不能够与康叔之后的卫国相比，所以后来蔡终于让卫在蔡的前列。这年，蔡因从晋国之意灭掉了沈（今河南平舆县）。沈本属楚，所以楚国立刻发兵去攻蔡。蔡求救于新兴的吴国。就在这一年冬，吴王阖庐以蔡为先导，去攻伐楚国，发生柏举之战。楚与吴刚接触就被打败。吴军进入楚国郢都，楚国几乎灭亡。

蔡国越来越成为吴楚争夺的对象。公元前493年，楚令尹子西率兵伐蔡。蔡侯害怕，一心一意投靠吴国，吴迁蔡于州来（今安徽凤台）。公元前491年蔡昭侯将朝于吴，蔡国的贵族反对。他们担心吴又将蔡迁徙，乃令贼利（人名）杀昭侯。昭侯被杀后，蔡又诛贼利，向吴国解说。蔡人以成侯继位。公元前479年，楚灭陈。前447年，楚灭蔡。

曹曹，是叔振铎所封国，在今山东省定陶。

春秋时期，曹国也是晋楚争霸所争夺的对象。它的外交，不是倾向于楚，就是倾向于晋。由于地近晋、宋，也就更多倾向于晋，而最后被宋所灭。齐桓公称霸，正值曹共公在位。公元前637年，晋重耳由狄回国，经过曹、郑等国。据说，重耳在曹时，这位曹共公偷看重耳的骈胁（一种生理缺陷）很无礼。信负羁劝谏，不听。因此得罪了重耳。公元前632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围宋，晋伐曹卫以救宋，虏曹共公以归。城濮之战，楚败于晋，从此曹更亲晋。但是宋国却不放过对曹的侵扰。公元前645年和前640年，宋连续伐曹，并包围了曹。前606年，宋又围曹。以后，前492年、前489年和前488年，宋连续伐曹。

公元前499年，曹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社宫，社地），谋欲亡曹。曹的始祖叔振铎出来劝阻他们，说：“请等待公孙疆。”众许之。天明以后，求公孙疆其人，却遍索不得。那个做梦的人暗暗告戒其子说：“我亡，尔闻公孙疆为政，必离开曹，不要遭到曹祸。”这是曹国已将灭亡的前兆。曹伯阳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孙疆亦好田弋，获得一只白雁去献给伯阳，并且给他大讲田弋之说，进而讲国家政事。伯阳非常喜欢他，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亡去。公孙疆以言霸，取悦于曹伯阳。曹伯阳于是背晋而干预宋国之政。宋景公伐曹，晋人不救。公元前487年，宋终于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疆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见《左传》哀公六年七年及管蔡世家）。

战国时期，定陶已成为宋国的工商业城市，是齐秦之间的交通枢纽，因而争宋也就是争定陶。齐灭宋前，秦国的范睢，齐国的孟尝君都因争夺定陶为封邑，因此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齐一灭宋，占有定陶，形势因此发生一大变化，各国由憎秦而憎齐，发动五国攻齐的战争，齐从此衰弱。

关于曹国的历史，我们所知虽然很少，但是《诗》三百篇却有曹风四篇，从反映的内容看来，其风土人情与宋、卫、郑、陈实在差不多。

第四节　泗上附庸小国

周初，分封诸侯，同时也有附庸小国的出现。泗上是众多小国所在地，而鲁是附庸小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关于附庸小国的记载，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我们只能就眼下所见的仅有资料，略事整理，以见史事之概。

释附庸《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国初封的情形说：“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土田倍敦，在《鲁颂·閟宫》作“土田附庸”，《召伯虎■》则作“仆庸土田”。孙诒让、王国维认为陪敦即附庸，亦即仆庸，因倍、附、仆古音相同，故可通用，敦殆即庸字之误。但是附庸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却没有解释。《孟子·万章下》篇说：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礼记·王制》与《孟子》所说略同。这样应以“附庸”一词为正，陪、仆都是假借字。庸为城郭外墙，“附庸”就是城墙外围从事农业耕作的劳动者。《孟子》与《王制》显然系指国家，附庸国家的人民也自然是附庸人民了。自上古以来，今山东至河南的东南部，曾经散居着许多氏族部落。按照“兴灭国，继绝世”的习惯制度，它们虽然历经改朝换代，换了几个新的统治者，但仍旧被保留下一小块土地，奉祀他们的祖先。例如，春秋时期山东境内还有黄帝、尧、舜及夏禹的后人，如姒姓、己姓、曹姓、任姓、风姓等等。它们不但有一小块地方，而且仍旧在父家长或氏族长领导下，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由于地方太小，人口不多，不能上达于天子，而只能依附于某一诸侯。如果以“附庸”为正，那么它们所在就是都城不太远的地方。这样的氏族、国家，大概就是孟子所谓“附庸”了。上引《左传》“因商奄之民”云云，必定是原来居住在曲阜的土著人民，被征服以后，除了那不甘心做顺民而逃亡者外，就只好做附庸了。由于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尚未破坏，人们还有一定的自由，所以他们不是奴隶。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爵姓存灭表》注明为“附庸”者，有邾、小邾、萧、鄣、颛臾、牟、鄟、极等。但是鄣，姜姓；极，姬姓。他们与齐、鲁同姓，不知何故也列为附庸。邾在春秋时期虽是附庸，但是它在齐国的支持下，国力相当强大，分为小邾、大邾两部分，屡与鲁国作战，打败鲁国，与天子和诸侯都有往来，为什么也是附庸呢？这说明，即使原是附庸，大国诸侯对它的统治并不严格，所以仍有恢复独立的机会。

关于附庸的社会和历史，我们至今所知很少。《论语·季氏》篇记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的学生冉有为季氏宰，因此向孔子征求意见。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子路）与求（冉有）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肖墙之内也。

这段话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对附庸进一步的了解：（1）鲁国初封时，其生产力还很低下，因此贫富比较平均，社会也比较安定。

（2）对于周围的氏族、邻国，征服以后，并未消灭，而只作为“附庸”，所以说“修文德以来之”。来是招徕归附的意思，并不是强制性的。所以孔子认为，在他们归附之后就应该好好地招抚它们，和平相处。

（3）颛臾是鲁的附庸，它的地方就在曲阜附近，所谓“邦内”，和季孙氏的费邑相邻。正因如此，季孙氏强大之后，就想把它并为己有。孔子预见到三家的陪臣已很猖狂，行将发生叛乱，所以说“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肖墙之内”。因此，“附庸”被解释为“负郭之田”，住着从事农业的依附农民，是有理由的。

以上是说附庸在周初与分封诸侯同时出现的。周宣王时，继续举行分封和附庸制度。例如《大雅·崧高》记载分封申侯于谢（今河南南阳市）时说：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以《左传》定公四年封鲁“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的记载为例，可知此“庸即附庸之省称，就是说，被征服的谢人已成为申侯的附庸民了。又《诗经·大雅韩奕》诗记载韩侯分封的情形，非常生动。诗里说：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这“因时百蛮”与“因是谢人”和“因商奄之民”语例一致，可证百蛮（包括秽、貊）已成为韩侯的附庸国或附庸民了。韩的地点应在河北以北，直至辽河之间，似不应在今陕西韩城。故诗里说“以受北国”。庸作墉，是城郭的围墙。壑是窖或护城河。藉是藉田，实亩是指私田。这大概是，百蛮被征服后已被组织于公社内，故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并且在城墙外从事耕作。如上所说，附庸是处在被征服者的地位。由于他们还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土地、房屋等，因而它们虽沦为附庸，被迫在野外从事农业劳动，对征服者有一定的负担和贡献，但他们不是奴隶，而应该是依附农民。但是如果他们的民族、宗族或者国家已遭破坏，其田宅已遭没收，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必然更加悲惨，因而沦为奴隶。

泗上附庸小国自泰山以南至泗水一带，曾经有许多附庸小国。尽管在文献上并没有一一记载它们是附庸，但其实就是附庸，如郯、鄫、莒等国之为附庸是文献里明白记载的。春秋以后，它在齐国的支持下已经强盛起来，成为独立国家了。此外滕和徐也可能原是附庸，而也成为相当强大的独立国家。《战国策·楚策五》说：“大王悉起兵以伐宋，不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有已。”战国时泗上十二诸侯还包括宋鲁。当时宋鲁已是弱国，但是决不是附庸。

邾，金文作鼄。传世邾国之器数件，制作精致，韵文铿锵可诵，与华夏诸侯的器物无别，可见春秋时它的经济文化已与华夏文化相等。由《邾公■钟》铭文自称为“陆终之孙”，曹姓，则它与徐楚等都是颛顼之族。《大戴礼·帝系》篇说：“陆终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按女氏产六子，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则邾氏为曹姓之说，是可信的。邾与徐楚等可能都是从北方或东方沿海逐渐南迁，至西周时，邾已成为鲁国的附庸了。春秋时期邾已成为独立国家，并分裂为大邾和小邾两部分，犹之大宗和小宗一样。大邾原在今山东的鱼台县西南，小邾则是在今滕县之东。同在滕县南的薛城则是薛国，任姓。鄫在今山东峰县，姒姓。莒，已姓，在山东海边，春秋时也迁至莒县。这些小国大都是古代留下来的氏族，土地微小，人口很少。

春秋以后，齐国称霸，逐渐向东南发展，鲁、宋、郑、卫等国都常常遭到它的干扰，这些小国更不在话下。不过它也不能立刻明目张胆地灭亡它们，而是以它们为附庸，使它们成为卫星国和保护国，从而与鲁为敌。如邾本是鲁的附庸，春秋以后，齐国常常暗中支持它，与鲁作战。公元前6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鲁伐邾，次年又伐邾，从此关系日益恶化。公元前609年，邾又去攻伐鄫国而发生邾鲁战争。公元前555年，晋会诸侯伐齐，并执亲齐的邾悼公。但是以后“邾人骤至”，屡次扰乱鲁国的边境。国内部也有亲鲁的，如公元前552年邾庶其来投奔鲁国，就是一例。

滕国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公元前716年，滕已见于《春秋经》，可见它与鲁国的亲密关系。公元前712年“滕侯薛侯来朝”，“滕薛争长”，即争行礼时位置的次序。薛侯说：“我先封”。薛之祖先薛仲为夏的车正，所以他说：“我先封”。滕侯反驳说：“我，周之卜正也（卜官之长）。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鲁公听了他们的话，终于不得不请滕侯为长，薛姓为次。从这个故事看来，周初分封时，庶姓诸侯要低于姬姓诸侯，因而庶人也就必定要低于周人。

战国时期，滕国是著名的。据说滕文公时曾要实行“仁政”，因而孟子也曾到过滕国。同时还有楚国许行之徒也到了滕国，他们“愿受一廛而为之氓”，他们大概都是庶人，而孟子则是贵族，所以滕文公要在“国中授孟子室”，室包括奴隶和其它财产。许行之徒提出“君民同耕”，孟子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劳心劳力都是劳动。但是坚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提出国野的区分，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在春秋时期，这些泗上小国都衰弱了。但是它们仍苟延残喘地延续到了战国时期。后来它们不是被灭亡于齐，即灭亡于楚。

泗上小国，有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氏族，有的是被征服的国家。它们在经济文化上，有的落后，有的并不落后。华夏诸侯往往以胜利者自居，视它们为蛮夷。在它们这方面，确也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鲁公在宴会时问他说：“少昊氏以‘鸟名官’，是什么缘故？”郯子回答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接着他列举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祝鸠氏、鴡鸠氏、爽鸠氏等。孔子听到郯子的谈话后，去见郯子并向他请教，然后告诉人家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意思说，当时周人已经没有“以鸟名官”的制度了，但是周人也可能实行过这个制度，或夏商实行过这个制度，而当时却只有郯国还保留着这个制度，所以孔子说：“学在四夷”。

东方诸侯国家在君位继承上往往“一继一反”，同时并行，并且保留贵族民主制，以及野蛮的人殉人祭的习惯。这大概也是夏商和东夷人的习惯，有的已经周人改革，有的却被保留着。”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郯文公准备由邹迁都于绎，史官说：迁都于绎“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民也。民既利矣，孤之愿也。”这种“天生民而树之君”的思想是古代贵族的民主思想，后来为孔孟所继承发扬。

清末以来，在泗上诸国遗址中发现许多青铜器，如鄫国的《曾伯■簠》，早有著录。解放后，在今湖北随县发现了随的墓葬、铜器等，铭文均称为曾侯，因此有人认为随就是曾。但随是姬姓，而曾是姒姓，还是疑问。

莒国是己姓。解放以后，在莒县发现了不少墓葬和文物。1963年，在莒县天井汪出土一批铜器，有编钟、鎛和列鼎等，其中壶盖上有蛇形的钮古文字“已”，作蛇形，己姓或是以蛇为图腾。从器形、纹饰、制作技术看，它们实与华夏诸国文物无甚差别，但是《左传》记载鄫、邾、莒、宋等国都还保留人殉人祭的野蛮习惯。莒县大店2号墓，在花园村北有墓主棺槨和十具殉葬人棺，墓主为男性。南部为器物坑，有残马骨架四具，有青铜器、陶器。整个墓室底部中央有一腰坑，一狗，仍保持商代墓葬的传统。

第三章 燕、齐

召公奭、太公望以周开国重臣，建国燕齐。当时，燕北迫戎狄，而齐与东夷杂处。燕齐建国，对于拱卫周室，应有战略上的意义。后来，燕的活动在春秋时期始略有记载。战国时期，燕是七雄之一而比较弱小。然燕之立国历八九百年，在姬姓诸国中最后灭亡。齐的国力富厚，以桑麻鱼盐之利见称于世。齐桓公的活动，开创了春秋争霸的局面。田氏取得齐国政权后，齐迄为东方大国以至亡。

第一节　燕

一个在殷代故国旧址上建立的燕燕，可能在殷商时期就是一个诸侯国家。《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什么鸟，诗未另加解说。按《吕氏春秋·音初》说：“有娀氏有二佚女，..帝令燕往视之”，这个“燕”字即对玄鸟的解说。如此说可信，则燕与殷商共属于玄鸟图腾的体系，而燕民或为殷民的一分支。

《说文》记述■的来源说：“契，周封黄帝之后于■地，从■从邑，读若蓟”。契是殷商的始祖，那么■应该是契的邑，而不是周人始封，也不是黄帝之后。蓟就是今天津北的蓟县，古代应该包括今之北京在内。蓟当即■的同音字。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已在北京附近和昌平、易县等地发现了许多燕的遗址和墓葬，可以确证其为西周以来燕的所在。周封召公于此，可能就是征服了殷商时代的燕而后建立了周的燕国的。

在殷商后期卜辞里屡见箕或箕侯。箕族子孙繁庶，他们历任武丁至帝乙时的贞人并为诸侯。其中有一个叫做■的一系。他有许多铜器，上面都刻有他的族徽，作■■■或■■。■即燕字（吴大澂、邹衡说）。蓟箕也是同音字。冀，金文作■。契—箕—蓟—冀，是一脉相承的。

在古代，殷人、戎狄等曾杂居于易水以北一带。根据《商颂》记载：这玄鸟遗下的卵，为有娀氏女简狄所吞食，因而生契。这个姑娘说是戎女，又名为狄，似可反映殷人与戎狄不但杂居，而且通婚。易水的地名，很古。它原是有易氏居住过的地方，易与狄是同音通用字，因此有易氏也就是有狄氏（王国维说）。传说契的后人王亥曾游牧于易水，而被有易氏的酋长所杀。王亥的儿子叫做上甲，他又杀死有易氏的酋长，而有易氏的地方遂被殷人所占领。现在我们在易县附近已发现许多燕的墓葬和铜器，尽管时代较晚，但是可以确证易水一带也是殷商时期燕的故土。

以上，是说明周代的燕是在殷代燕故国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这只是说明有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完全肯定的决断。

北燕与南燕召公奭跟周同姓，也是姓姬。奭，是名。召，旧说是采邑，在周京畿之内。武王伐纣，纣既死，周公把大锁，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釁社，告纣之罪于天。武王封召公于燕。召公与周公均不就国，留佐王室，而各使儿子治理封国政事。周召的后裔也有人继续留在王室，仍称周公、召公。

成王时，召公为太保，与周公共理王都行政。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周公营雒邑，召公先之雒相宅，成王为作《召诰》。召公受封之燕为北燕。别有南燕。北燕在易水之北。南燕在易水之南。

《诗·大雅·韩奕》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

这是周宜王时分封韩侯的诗。前人以三晋之一的韩侯当之，因此多谓韩即在今陕西韩城。此说实不可信。就诗的内容看来，此韩国所在应在南燕附近，故它筑城时，能为“燕师所完’。诗中说：“因是百蛮，其追其貊。奄受北国”显然是在东北方，决不可能在陕西韩城。或说在今河北涿县，似稍近是。诗中还说“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也似北方的风光。但是这个燕应是南燕，因为南燕是姞，诗中明说：“韩姞燕誉”，就是明证。

童书业教授提出疑问：“北燕姬姓，明见于传（昭七年“燕人归燕姬”），何以南北燕同称“燕”而一为姞姓，一为姬姓。何以南燕只见于春秋前期，北燕只见于春秋后期，似前后相承接，或北燕为南燕之余支北迁者，故在春秋时均附于齐，然文献无证，惟有存疑①。北燕在殷代已存在，周初召公又建国于此。《史记·燕召公世家》明言武王“封召公于北燕”，由于北燕距周偏远，故中原诸侯很少接触。春秋以后，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此燕明是北燕。童书业教授以山戎在太行山一带，怀疑“救燕”也是南燕，这是不对的。山戎，春秋初确在东北，与燕邻近，故能侵入，而齐救之。又《管子》等书记载：齐桓公伐山戎时，曾经经过孤竹，令支，并顺便灭了它们。孤竹、令支原是殷商的后人所保留下来的氏族，正在齐燕之间。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当是北燕。春秋前期，南燕在齐的支持下，较为强大，春秋后期又渐衰弱，北燕遂崛然代之而兴，以致南燕不见于春秋《经》、《传》。书缺有间，固然难以详征，但揆之形势却是可能的。

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外城西北部已发现若干燕的文物，如饕餮纹的半瓦当、货币明刀，而且发现了水井。这些发现，为断定蓟所在提供了证据。近年在河北易县发现燕下都的城址，又证明了燕下都所在。易是燕下都，而蓟为燕上都。直至燕亡，燕一直以蓟为政治的中心。尽管河北北部商周以来为游牧部落出没之地，燕也始终没有放弃蓟的政治中心，以便向北向南都可以发展。

燕的振兴春秋时期，燕的国势是弱的，它在史书里没有能引人注意的活动。它在同各国的关系中，以跟齐的接触为多。有时还受到齐的干涉。《左传》昭公三年，“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之外嬖，公惧，奔齐。”又六年，“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又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欵于唐”。从这些简单的记载来看，环绕燕简公出奔及复国的过程，齐干涉燕，前后达九年之久。但战国以后，燕终于渐渐振兴起来，成为七雄之一，而比其它诸国要弱。它的国境东北，有林胡、楼烦以及其它游牧部落；东面与齐接壤，西南①《春秋左传研究》，第243—245页。

则有赵和中山。

约在公元前315年，燕王哙向往远古之制，要把王位让给其相子之，因而引起国内贵族的反对和齐的干涉。齐宣王大举进攻燕国，结果燕王哙和子之都为齐所杀，弄得燕国几乎灭亡。燕昭王在叛乱平息后即位（公元前311年）。他发愤图强，招纳人才。苏秦就是这时到达燕国的。燕昭王对苏秦的计划表示欣赏和支持。大约公元前300年，苏秦奉昭王命，到达齐国。这时齐宣王已死，闵王即位。苏秦在齐的活动，似并不怎样顺利。公元前296年，燕曾发动了一次对齐的进攻，结果失败。

公元前288年，苏秦第二次由燕赴齐。这时正是秦昭王称“西帝”，并尊齐闵王为“东帝”之时。苏秦极力劝说齐闵王以“伐宋之利”，要“天下爱齐而憎秦”。这时赵国力也很充实，苏秦也怕齐赵联合，对燕不利，因此煽动齐国伐宋。公元前288年，齐第一次攻宋，燕国也派兵助齐，使齐和缓了对燕的进攻。

公元前287年，苏秦由齐返燕，并由燕赴魏，这是苏秦为了发动五国攻秦而到魏国活动的。是年十二月，苏秦得赵奉阳君李兑的帮助，终于联合了齐、楚、赵、魏、韩五国攻秦。但燕却因齐的阻力未能参加攻秦。燕昭王宁肯忍气吞声，不敢发作，仍与齐表面上保持友好。这次五国攻秦，实际上五国貌合神离，各怀目的，因而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公元前287年下半年至前286年上半年，苏秦由魏至赵。这时齐魏的关系已趋恶化，苏秦在赵的活动在于破坏齐赵的邦交，以减轻它们对燕的压力。但是他受到赵奉阳君李兑的阻碍，以致被拘。燕昭王对齐赵的结合深为担忧，几经曲折，才使赵国释放了苏秦。

公元前286年，苏秦在齐，离间了齐赵的关系，使齐赵的关系恶化。就在这一年，齐灭宋，即由五国伐秦一变而为五国伐齐。

公元前287年，赵魏首先率军攻齐。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楚顷襄王、赵惠文王等先后相会，然后发大军越过韩魏，向齐进攻。次年，秦昭王又与魏昭王、韩厘王相会，燕昭王也会见赵惠文王，于是实现了五国伐齐。公元前284年，燕以乐毅为将，大举攻齐，在五国中最为勇敢。他直接进攻齐都临淄。六个月之间，连下齐七十余城。

但是尽管这样，燕国要想借此灭亡齐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各国利害是不一致的。次年，秦攻伐韩魏，又次年攻赵，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在乐毅连下齐七十余城不久，燕昭王死，惠王即位。他改用骑劫代乐毅，对待齐国的降兵和人民非常残暴，因而引起齐人的不满。齐人以田单为首纷纷反抗。不久，齐又恢复了失地，驱走了燕军。这次齐燕间的互相攻伐，削弱了东方的势力，有利于秦的势力的增长。

燕的灭亡燕昭王时，六国以赵为最强，齐楚都衰落了。秦昭王采纳了范睢的建议，对内削弱了宣太后和魏冉的势力，对外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因而三晋成为秦军事进攻的重点。自公元前265年至前262年，秦连续攻占韩魏的土地。公元前262年，秦攻占了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割断了上党与韩本土的联系，从而酝酿了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与邯郸之战（公元前260—前258年），连续给赵以重大打击。

但是燕武成王以后，燕赵之间的战争却增加了。公元前251年，燕派栗暖、庆秦带大军攻赵，为赵将廉颇、乐乘所败，赵进围燕。次年，赵再度围燕。又次年，赵继续围燕。公元前243年，赵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方城。次年，燕派剧辛攻赵，赵派庞煖反攻，取燕军二万，杀剧辛。

公元前249年，秦王政即位。公元前241年，以赵为首，联合楚魏韩和燕五国攻秦，这是六国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的战争，但是六国实际上已经衰弱，无力与秦对抗。在这紧急时刻，燕太子丹于公元前227年策划演出了荆轲刺秦王的悲剧。荆轲的活动失败了，在秦廷上被杀。从此，秦加紧了对燕的进攻。

公元前227年，秦派王翦带领大军攻燕，由易水直入蓟。燕王喜逃至辽东，斩太子丹以献秦。过了五年，即公元前222年，秦又使王贲将兵攻取辽东，获燕王喜，燕遂亡。

第二节　齐

齐的建国和它的文化

太公望，姓吕，名尚。据称，本姓姜氏，从其封地，故又姓吕。姜，羌，本是一字，太公的世系当属于西羌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西伯将出猎，卜之，日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主为师。”西伯即周文王，太公是文王的祖父，后来称作太王。

在文王兴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太公受到了重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盟津之会，太公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饰师，武王斩纣的次日，祭社告神，太公牵牲，史佚策祝。周初新政，太公多所参与。《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太公二百二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合计四百六十四篇。这些书当出于后人的依托，然亦可见其权谋兵法及某些方面的论议之为世所重。

殷灭后，太公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这曾经是许多古老氏族部落活动的地方。《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与齐景公谈到古乐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

这段话说到了齐国以前的各族兴亡史。最初居住在这里的是少皞氏的支族爽鸠氏，后来是虞夏的诸侯季蒯氏，又后来是殷商的诸侯逢陵氏，又后来是殷商的支族蒲姑氏①，最后才是齐太公。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留传下来，有的早被兼并，迁徙，如蒲姑氏，殷亡以后就渡过渤海湾而到了辽东半岛。他们在那里也建立了国家②。

据史载，齐初建国的时候，太公到营丘去，行动迟缓。他住在一个小客栈里休息。客栈的主人有意地说：“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非就国者也。”太公听了主人的话，便立刻穿上衣服，加紧赶路。天大亮前，赶到了营丘。莱夷这时也已派兵来到营丘“争国”。这一故事说明齐是在与当地部落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莱夷散布于渤海一带，它们与齐国争雄。姜太公如迟一步，就可能会失掉机会。

齐国处在许多古老氏族部落及殷遗民的包围中，他不能不接受当地的文化，其中包括东夷文化和殷商文化。这里又有一个故事，说太公的儿子吕伋就国后三个月即往宗周“报政”。周公见他如此迅速回来，有些奇怪。吕伋说：“简其礼，因其俗，故疾。“大概他感到要用周的统治方式去统治这一带的居民是不可能的，故不如“简其礼，因其俗，”以迁就他们。由此也可知齐、鲁的统治方式颇有不同。《史记·齐世家》记载：“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这一世系是依庙号记载下来的，是以天干纪名，和殷商相同，而不同于周。据此，也可证明齐接受了殷文化。还有齐国的婚①均见杜注。

②参考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下，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四期。

姻状况，也保留了更多的殷商和东夷的习惯。

燕、齐、鲁、宋等国都有祭社的风俗习惯，尤其是燕、齐、宋为最盛行。鲁秉周礼，鲁庄公要到齐国观社和“矢鱼”，遭到鲁国一些大臣的反对。因为这祭社和“矢鱼”的活动，都是有关男女青年幽会的事情，鲁国已经不大实行了，而齐国却仍然还保留着这种殷商或东夷的风习。

齐国男女恋爱和婚姻关系也颇为自由。由于盛行“男从妇居”的婚制，所以女儿往往不出嫁，而是男子来女家生活。后世所谓“赘婿”，也就是这样发展来的。到春秋时，齐国的婚姻关系还保留着许多原始的群婚的因素。齐襄公的妹妹已出嫁于鲁桓公，但是襄公仍与她幽会。春秋时期，东方诸侯国中男女关系都相当紊乱，但是象襄公这样的行为倒是绝无仅有的。

襄公在位十二年，为公孙无知所害。襄公死后，国内贵族高氏和国氏拥护在莒的公子小白回国。另一派贵族则拥护在鲁国的公子纠。两方经过战斗，公子小白先回国就位。他就是著名的霸业开创者齐桓公。从他以后，齐国也兴盛起来，成为强国。

齐桓公的霸业周室东迁后，王室衰微。当时，北方的戎狄，越过太行山向东侵扰，从东北兴起的山戎也乘机扰乱燕齐边境。南方江汉流域的楚国也骎骎北上，在华夏诸侯看来，它也是蛮夷之一。在这样形势之下，中原各国岌岌可危。齐自太公时，始封于营丘，不久迁于薄姑（今山东博兴）。公元前690年，齐灭纪，接着又灭谭（今山东谭城）、灭莱（今山东黄县），它更向渤海以东发展。齐的国势不断趋向强大。这时鲁国常常受到齐的压迫而衰微下去。（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五年），齐伐鲁，鲁败，迫献地以和。鲁曹刿力争，齐才不得不归还从鲁国夺去的地方。从此齐威震诸侯，桓公始霸。

公元前663年，从东北方向侵入的山戎攻伐燕国。燕国这时始见于春秋。它求救于齐。桓公救燕，经孤竹而伐山戎。齐桓公打败了山戎之后，便把孤竹也灭掉了。这时齐国的势力向北也有发展。前661年，北方的狄人已经越过太行山，逼近黄河以北，于是侵卫（今河南淇县），侵邢（今河北邢台县），严重地威胁周王室和中原各国的安全。管仲因此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①齐桓公称霸所遵循的政治路线，后人总结为管仲这段话，就是“尊王攘夷”的理论根据，这在当时起了团结华夏诸侯的作用。齐桓公时，江南还有徐楚和一些民族部落，它们都为周王室承认为诸侯，但是它们时叛时服，而被华夏诸侯认为是蛮夷之邦，因此当时齐桓公称霸，除了北抗戎狄以外，还要抵抗楚国。这时楚国的力量强大，陈、蔡、郑、宋等国无不受其威胁。因此齐要称霸，必须付出大力去对付楚国。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以蔡亲楚，讨代蔡园，邀集诸侯在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会师，向楚国问罪，问楚国为什么“包茅不入”（包茅是祭天用的茅草），以致“王祭不供（祭品不齐全）”。又责问其国，周昭王“南征不复”的原因何在。楚使屈完承认“贡之不入”确是楚的错误，至于昭王南征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的态度虽相当强硬，但齐能会诸侯伐楚，向楚①《左传》，闵公元年。

问罪，迫楚在召陵结盟，这是齐霸业的一个高峰。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邀集诸侯会盟。周王派宰孔来参加，赐给桓公“彤弓矢、大路”，这实际上是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使他获得了“专征伐”的权利。自此开始了“礼乐征代自诸侯出”的局面。原来，在以前所谓“天下有道”的情况下，本应该由天子来召集盟会，发布作战命令的，现在却由诸侯代替了。在戎狄交侵、诸侯相互攻代的形势下，有一个霸主出现，相对稳定了当时的局面，这是齐桓公的功劳。齐的内乱与鞍之战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诸子之间为了争夺君位而发生不断的斗争，齐国便中衰了。齐桓公的夫人有王姬、徐姬和蔡姬三人，都未生子。另有“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春秋时期贵族流行多妻妾制，甚至姊妹二人同嫁一人，而嫡庶未分，诸子之间为君位继承不断发生斗争。桓公生前曾经委托宋襄公为公子昭的保护人，并已预立为太子。但齐桓公又宠卫姬，答应了立她的儿子无诡为太子。桓公病，五公子树党争立。桓公卒，遂相攻杀。易牙、竖乃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宋襄公兴师伐齐。齐人恐，杀公子无诡，迎立太子昭，是为孝公。后来开方杀孝公，立昭公潘。昭公卒，弟商人杀太子自立，是为懿公。懿公为其仆丙戌与御潘职所杀害。于是少卫姬的儿子元立，是为惠公。自公元前643年到前608年，齐国五子争立。接着齐国又发生贵族之间的争权斗争。

惠公时期（公元前608—599年），狄人中的长狄鄋瞒部来侵。齐、鲁、卫等国共起抗击。晋获其首领焚如，齐王子成父获荣如，杀之，埋其于北门。长狄鄋瞒部由是遂亡。

惠公时，崔杼有宠。惠公卒后，国、高两大贵族、怕他势大专政，共起逐之。崔氏奔卫。顷公（公元前598—前582年）即位，很想重振齐国。这时，晋使郤克来齐。他的脚跛，一拐一拐地来到齐国朝廷上。齐顷公的母亲、夫人、妃子都在帷后偷看，不觉笑出声来。郤克引以为耻。他在回国以后，要求晋厉公出兵为他雪耻，厉公不许。公元前589年，齐伐鲁卫，鲁卫大夫都到晋国请援，都住在郤克那里。晋于是决定救鲁卫伐齐，开战于靡笄山下（在今济南）。这就是有名的鞍之战。齐顷公亲自指挥，他的手下逢丑父作战很忠勇。晋方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履，仍不停地打鼓，晋军士气大振。晋将军韩厥紧追齐顷公。逢丑父与顷公在车上换了位置，顷公下车逃归。逢丑父被晋俘虏。齐献上宝器，请休战。晋郤克不许，坚持一定要齐顷公的母亲肖同叔子为质，并迫使齐国“尽东其亩”，把田间道路改为东西方向，以便于晋国军队向东开进。齐据理力争，不肯答应，晋最后只好让步。这次鞍之战，齐虽被晋打败，但顷公振兴政治，散积聚以振民，得到国人的拥护。公元前581年，灵公即位。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公元前572年晋悼公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城守不敢出。公元前572年，崔杼立庄公，并杀死了高厚而“取其室”，夺取了高厚的财产、族人和奴隶。从此齐国又陷入了内乱之中。

崔杼娶棠公的遗孀为妻。庄公见了，又迷上了她，和她通奸。庄公把崔杼的小帽赐给手下人。崔杼见了，大为愤怒，企图与晋合谋袭齐。他利用庄公的一个宦者贾举，寻找机会，袭击庄公。公元前548年五月，崔杼称病不朝。庄公得信，立刻去找崔杼妻棠氏。崔妻引诱庄公先行入室内，庄公欲入而门已被关住。崔杼的徒兵从内杀出。庄公进出不得，登上高台，大声叫喊，请崔杼和解，不许。庄公请自杀于庙，不许。庄公狼狈而逃，正爬到墙上时，被射中股，掉下来为崔氏之徒杀死。

庄公被杀，齐太史在史册上大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把太史杀了。太史之弟仍旧写上去。崔杼又把他杀了。少弟又写，崔杼无可奈何，只好听他去。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强暴的独立精神，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在位（公元前547—前490年）

时间最长。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国人不服，强使国人结盟，曰：“不拥护崔庆者死！”独晏婴不肯结盟，仰天长叹。庆封要杀晏婴，崔杼说：“是忠臣也，不可杀！”因为晏婴是齐国大族，崔杼还是有顾虑的。

在崔、庆捣乱了齐的国政的同时，他们的家族也发生了内乱。

崔杼生子成和疆，其母早死。崔杼又娶东郭女（即原来棠公之妻）为妻，生子明。东郭女使前夫棠公的儿子无咎和自己的弟弟东郭偃管理家政。成因残疾不立，无咎和偃乃立明为嗣子。成要求崔的宗邑为退休之所，崔杼同意了，而无咎和偃不同意。成、疆求援于庆封。庆封假心假意地支援成、疆，成、疆便杀死了无咎和偃。庆封乘机尽灭崔氏。

庆封暴虐，嗜酒好猎，跟崔杼一样。他将大权交给儿子庆舍代理，而自己则到菜地田猎。栾、高、陈、鲍四家趁机攻庆氏。庆封逃奔吴国。这时吴楚正在战争。吴封庆封于朱方（今江苏镇江），让他看守吴的门户。

在齐国长期的权力斗争中，贵族的地位不断增强，国君的地位不断削弱，而在贵族内部也不断有不同地位的升降。田氏家族是最后胜利者。公元前489年，田乞杀害了齐君荼。公元前481年，田常杀害了齐简公。从公元前480年起，史称“政由田氏”。公元前386年，田常曾孙田和公开取代了吕氏家族的政权，迁齐康公于海滨。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吕氏在齐国的历史也就完全终结。田氏取代了吕氏的政权地位，但仍保留了“齐”的国名，史家称为“田齐”。

第三节　田齐

“陈氏始大”及其代齐

陈完，字敬仲，原来是陈厉公的儿子。据说，他一生下来，就使人们预感到他将来是一个非凡的人物。这时，周太史过陈，陈厉公让他占卜。他说：“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陈衰，此其昌乎！”这番预言，后来完全征验。他的子孙田和后来就篡夺了齐国，由姓姜的齐国，一变而为姓田（陈）的齐国。与三家分晋一样，就这样悄悄地发生了由上而下的政权转移。

陈厉公后，庄公、宣公相继即位。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为继承人，乃杀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完恐被牵连逃奔齐国。这正是齐桓公即位后的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陈完到齐之后，桓公和贵族懿仲等都很欢迎他。桓公要他为卿，他再三推辞，只做了一个“工正”的官，完的始祖虞阏父曾经做过周的陶正，陈完所作“工正”，大概也是与陶正一样的性质。懿仲又把他的女儿给陈完为妻。这样，陈氏这个异国贵族便在齐国扎下根来，数代之后就已成了盘根错节不可动摇的大族。陈完到齐后，改称田氏，因而陈和田往往通用，而“田”是更为正式的称呼。

齐庄公时，崔庆作乱。接着，栾、高又发生夺田兼室的斗争。田桓子竭尽挑拨的能事。栾施、高彊投奔于鲁。田鲍两家瓜分了栾、高的“室”（财产和奴隶）。晏子对田桓子说：“必致诸公”，就是要田鲍把栾高的财产和奴隶送归公家。桓子接受了晏婴的意见，同时“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他就这样争取国人的支持。《左传》昭公十一年说：“陈氏始大”。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田桓子与所有有政治野心的贵族一样，他拉拢那些失势的贫困的贵族，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晏婴到晋国去，与晋叔向谈到齐的情形，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平？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欲无获民，将焉避之。”①陈氏的“获民”决非一朝。这里所说的陈氏，就是陈垣子而非陈成子田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把此事指陈成子（田常）是错误的。田常与简公同时，而不是与景公同时。陈垣子与陈成子都曾经有“厚施于民”的事情，不必只限于陈成子一人。陈氏的这种做法，究竟发生什么结果或影响呢？郭沫若认为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都有这种类似的做法，因而终于“获民”，夺取了政权。

晏婴在齐国贵族斗争中，可以说是中立派。他对于田氏的野心早已有所觉察，但是他充满绝望的情绪。《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晏婴与齐景公坐于路寝。景公忽然感慨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说：“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内容和他与叔向的谈话差不多。晏婴接着又说：“唯礼可以己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按礼制，大夫是不应收公利的，而现在恰恰相反，陈氏“厚施于民”实际就是收公利。

齐景公一死，国内又发生君位的争夺。这给田氏夺取姜氏政权的机会。

国惠子和高昭子尊照景公的嘱托，立公子荼为太子。但这时公子荼年龄尚幼。①《左传》，昭公三年。

有一次，景公逗荼玩耍，自己在地上当牛，让荼骑着，一不小心碰在门坎上，把牙齿都跌坏了。

在公子荼即位的问题上，国惠子和高昭子是贵族的守旧派，他们都是拥护荼的。而另有一部分贵族却反对他，因为他即位，却使公子们失掉了即位的机会。公元前489年，荼才即位，田乞与鲍牧就发动了政变，他们带着武器去进攻景公之宫。国高派兵来救，已经来不及了，田、鲍等占了上风，高昭子被杀死，国惠子逃到国外。田乞便悄悄地把从鲁国回来避难的公子阳生藏在自己家里，这连跟他同伙的鲍牧也不知道。一天，他邀集诸大夫在家宴会。正饮酒时，他从内室拿出一个布囊，当着诸大夫的面打了开来。诸大夫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囊中就是公子阳生。田乞对着大家说：“此乃齐君矣！”大家都默不作声，然后都伏到地上，表示拥护。田乞又说：“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失声说：“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有些反悔，阳生便顿首说：“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看情形会对己不利，又改口说：“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大家都同意了，遂立阳生于田乞家，是为悼公。田乞做了相，专齐之政。田乞卒，子常代田乞立，是为田成子。不久，鲍牧杀害了悼公。齐人共立掉公子壬，是为简公。立四年，公元前481年，田常弑简公。虽然史官照样在史册上大书“陈恒（田常）弑其君”，但是史官的舆论已经没人听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列为诸侯。前386年，田和也列为诸侯，从此进入了战国时期。

田齐的盛衰田和死后，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彊相继立。威王（公元前358—前320年）重视人材，重视吏治，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取得对魏的重大胜利。宣王（公元前319—301年）大开稷下讲学之风，伐燕之役取得了大胜。威王、宣王时期，可说是田齐的兴盛时期。此后，湣王地（公元前300—前284年）继立，齐的国势趋向衰落。

威王初即位的九年间，他委政于卿大夫，三晋鲁卫先后来伐，国内也得不到治理。可能是在了解不少情况之后，分别召见即墨和阿的大夫。他对即墨大夫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闢，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威王奖即墨大夫以万家之封，而烹欺世盗名阿大夫及王左右称誉阿大夫的人。于是发兵，西击赵魏，收回已失的国土。威王的这些措施，说明他深明吏治的关键，防务之重要及官场的积弊。史称他这些措施，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各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威王曾与魏惠王共同田猎。魏王问：“王亦有宝乎？”威王说：“无有。”魏王说：“我们的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你们这样的大国能无宝吗？”威王说：“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威王的这番话，表示了对人才的极端重视。相形之下，威王要比魏王的眼光高得多。这就难怪魏王会立刻感到不好意思。威王说到的四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守边之臣，一个是执法之臣。威王身边还有更重要的人才，他在这里没有说，这就是驺忌、田忌和孙膑。驺忌是相，田忌是将，孙膑是军师。

驺忌曾劝导威王广开言路①。他说：“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威王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后来进谏的人逐渐减少。一年之后，大家觉得“虽欲言，无可进者”。邻邦燕、赵、韩、魏也受到威王这一措施的影响，而“皆朝于齐”。史籍所记，或不免夸大。但威王能接受驺忌的建议而广开言路，确切是齐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田忌、孙膑为威王主持军事，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两次重要的战役。公元前354年，赵攻卫。韩救卫伐赵。魏也率宋卫联军包围赵的邯郸。公元前353年，赵求援于齐。田忌、孙膑率军进攻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孙膑采用避实击虚的策略以解赵围。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齐大败魏军。前342年，魏向韩进攻，韩又求援于齐。齐威王接受孙膑的建议，表示救韩，而又迟不出兵。直到次年，韩魏打得正紧张时，齐才出兵。孙膑故意装做软弱的样子，引诱魏军。到了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当魏军进入山谷时，正是夜里，齐的伏兵突起，万弩俱发，魏军大乱。魏太子申被俘，魏将庞涓自杀。齐获大胜。魏在战国前期，本是最活跃的国家。经过这两次军事上的失败，国势不免有所削弱。公元前334年，威王和魏惠王会于徐州以相王，就是彼此互相承认对方是王，这是齐魏间势均力敌的具体表现。

宣王也很重视人才，但与威王有所不同，是突出地表现在“养士”的活动上。他在稷下接待学人、说客。如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士最盛时有数万人之多。近人称这些人是稷下学派，实际上包括多种学派的学者，具体情况已不可详知。宣王的这种活动，不应单纯地理解为有利于学术上的争鸣，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他企图在这里吸收一些政治上的营养。《孟子》书中记载了宣王与孟子的不少问答，反映了宣王还是一个习惯于思索一些政治问题的人，其中也包含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在对外的军事活动上，宣王伐燕是一件大事。公元前314年，燕王哙要把君位让给大臣子之，因而引起内乱。齐乘机进攻燕国，短期内，占领了燕国很多地方。齐宣王征询孟子的意见说“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①他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但齐对于燕地的占领并不能巩固下去，在燕人的反抗下，齐军不得不退出燕国，而齐军的入侵却同燕人结下了仇恨。

公元前288年，已是齐湣王在位的时候，秦昭王自称西帝，同时尊齐湣王为东帝。当时的游说家鼓动齐湣王攻宋，并且劝他取消东帝称号。湣王同意取消帝号，而不久秦也把帝号取消了。这时，燕国苏秦在赵齐活动。他担心如果齐赵联合，会对燕不利，因此，他的活动主要在拆散齐赵联合，使其有利于燕。公元前286年，齐湣王终于灭亡了宋。从而引起五国的联合攻齐。①以下，见《战国策·齐一》。

①《孟子·梁惠王下》。

公元前285年，以秦为首，联合赵国伐齐。次年，韩魏燕也参加了对齐的战争。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对齐作战，并不用力。只有燕国，要报仇的机会到了，它的军队最出力气。燕军在乐毅的率领下，长驱直入，攻入临淄，而后又分头占领齐国绝大部分土地。这时，楚国也派淖齿率军前来参战。齐湣王逃到莒国，被淖齿所杀，齐国几乎将要灭亡。幸而田单联合族人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起事，他觉得田氏灭亡，他们也难独存，于是奋勇作战，反抗燕军，才逐渐收复了失地。田齐虽然未亡，但是从此它也一蹶不振了。燕齐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败，都消耗兵力财力，都有利秦国国势的相对增长。

田齐的灭亡湣王既死，其子法章隐姓名，在莒为太史敫庸作。太史氏女奇其状貌，以为非常人，经常以衣食周济他。淖齿的军队离莒后，莒人及齐国亡臣，相聚求湣王之子，得到法章，因立为王，是为襄王（公元前283—前265年）。襄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称君王后。襄王亲自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灾难和收复失地的斗争，但他对于这些都没有什么作为。他在位十九年卒，子建立（公元前264—前221年）。齐王建十六年，君王后卒。更二十八年而齐亡。

史称：“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奉。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①相传，齐王建将入朝于秦，即墨大夫进谏说：“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②这里所说，未必完全符合当时情况，但当时无论在齐或三晋楚之臣之间都有反秦的力量，这当是事实。齐王建看不到这些力量，听不进即墨大夫的话。同时，秦派人诱齐王建，说可与以五百里之地。齐王建却听信了这话，决定入秦。秦把他安置在其地的松柏之间，饥饿而死。这是六国之中最后一个亡国君王的下场。

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②《战国策·齐六》。

第四章　陈、杞、宋

陈、杞、宋，是周初异姓诸侯的封国。他们是以古帝王后裔的身份受封的。这是“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的体现，也是扩张政治影响的措施。《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象这样多的人，后世可考者已没有几个。而周初封建的过程，可能也包含有某种程度的过程。

第一节　陈、杞

陈的建国及其灭亡

武王克殷，找到了虞舜的后裔妫满，封之于陈（今河南淮阳），是为胡公。妫是他的姓。相传，舜居于妫水转湾的地方。因此以妫为姓。妫水，在今山西永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陈的祖先虞阏父的事迹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陈既为舜后，可能有陶器工艺的传统。解放前，考古学者认为印纹硬陶就是江淮流域的文化，而在丰镐地区也同样有印纹硬陶的发现，这或者就是由陈带去的陶器工艺。这还是一种推测，尚待考古学的进一步证明。

古代在江淮以北，今河南山东之间，以及苏北沿海，曾经散布着许多不同的古老的氏族部落，如颛顼之族、偃嬴之族、淮夷之族，以及尧舜禹夏商的后人。陈的北方邻近有夏后的杞，商后的宋，西南有徐楚等。周统治者把亡国之余的人民分封于这个区域，是有它的政治意义的。在陈的西北面还有一个姬姓的郑国，它是西周末由关中迁徙过来的，居于今河南新郑。在春秋时期，陈蔡遭遇和命运几乎相同，它们都不断受到郑的侵扰，而最后都为楚所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在伐陈后向晋“献捷”的时候，历叙陈郑之间的关系，实际就是郑对陈的侵略和干涉的过程。晋责问郑何故“侵小”。子产也自认不讳，却反问晋国，如不“侵小”，你晋国如何能成为强国。

春秋时期，陈蔡邻近，互通婚姻。陈桓公（公元前749—前707年）的母亲就是蔡国的女儿。他本人是蔡的外甥。陈桓公时，公子佗五父就是亲郑派。他曾经向陈桓公劝谏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①。这是公元前717年的事。当时，郑提出与陈友好的表示，而桓公不许。公子佗五父因此对桓公说了这番话。陈桓公说：“宋卫实难，郑何能为？”则桓公是亲蔡派，他以“宋卫实难”拒绝了陈佗五父的劝谏。桓公一死，陈佗乘国人暴乱之际即位，是为厉公。据说厉公本来也是蔡出。他即位后，常常到蔡国去，竟为蔡人所杀。桓公的儿子跃继立，五月而卒。其弟林继位，是为庄公。庄公在位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陈国的这段历史，反映了它内政的不稳定。而子产在对晋献捷时所说“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公）、宣（公），皆我（郑）之自立”，也可见陈国的政局实际上是在郑国的操持之中。不久，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楚自武王即位后，已开始强大，而郑却①《史记·陈杞世家》以陈佗五父为两人，今据《左传》改正。又《史记》于厉公外，另有利公，厉利音同，利公当是厉公之误。

中衰。陈的内政外交也不能不受晋楚的影响。这时，陈蔡郑宋等小国只有采取谁强就服谁的办法，摇摆于晋楚之间。

陈宣公时，杀太子御寇而立嬖姬之子款，因而国内又发生混乱。陈公子完投奔齐国，自称田氏。这时正当齐桓公称霸。完受到桓公的礼遇，做了“工正”。工正与虞阏父之为周陶正相似。春秋晚期田氏在齐国得势，后来终于取代了姜齐的政权。

齐桓公时，陈蔡亲楚。桓公伐蔡侵楚，给召陵之盟。在回师时，陈大夫辕涛涂害怕齐师过陈扰乱，故意劝导桓公从“东道”去伐淮夷。由于路途险恶，齐师怨之。桓公于是执陈辕涛涂。这可见陈当时是亲楚的。

晋文公称霸时，陈在对外关系上摇摆于晋楚之间。由于陈在地理上更邻近于楚，这就更多地加重了亲楚的倾向。后来，吴强起来，陈又摇摆于吴楚之间，而仍以受楚的影响为大。

公元前598年，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淫于夏姬，陈灵公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杀，陈国内乱。楚庄王乘机伐陈，杀了征舒，以陈为县，而占有它。由齐出使回来的申叔对庄王劝谏，这才使陈得复国，并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立为陈君，是为成公。陈成公之立，郑也可能从旁出了力。晋国作为中原的霸主，也不得不对陈表示保护。

公元前568年，陈背楚盟。第二年，楚共王借此代陈。是年，成公死，子哀公弱立。楚以陈丧罢师。哀公三年（公元前566年）楚再围陈未免。公元前534年，陈内部发生争乱，哀公自尽而死，司徒招立留为君。楚灵王听到陈内乱的消息，使公子弃疾伐陈。陈君留奔郑。楚灭陈，使弃疾为陈公。公元前529年，弃疾杀灵王而代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缓和楚与诸侯间的关系，于是立陈故太子师之子吴为陈侯，是为惠公。陈亡至惠公立“空纪五岁”。惠公为了继续哀公，仍上溯五年，以哀公死之次年（公元前533年）为元年。

公元前505年，陈惠公卒，子怀公即位。这时，吴已开始强大起来。吴破楚，召陈怀公。怀公召集国人征求意见。他说：“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①。怀公本有意灭吴，因国人反对，只好假托有病未到吴国去。过了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惧，终于朝吴。吴因其前不往，留怀公，死于吴。陈立怀公之子越为湣公。公元前496年，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公元前489年，吴复伐陈。陈告急于楚。楚昭王来救，吴师罢兵去。公元前486年，楚伐陈。公元前478年，楚惠王杀陈湣公。陈亡。

杞的迁国及其灭亡杞，是夏禹的后裔，是从商至周还保留下来的小国。甲骨文中有“杞”

字，作为地名，与商（今河南商丘）相距不远。还有一片卜辞，称“杞侯”。杞于夏灭之后，似仍然是殷商的诸侯。《史记·陈杞世家》说夏禹之后“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杞地，在今山东省诸城、安丘一带。西周时期有两个杞，河南的杞和山东的杞。山东之杞是杞之老家。《史记·陈杞世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①《左传·哀公元年》。

时。谋娶公生武公。

东楼公、西楼公之名，与牟娄一名有关。

牟娄始见于《左传》隐公四年经文：“莒人伐杞，取牟娄”。依此则牟娄是杞的一个地方。以今地求之，在诸城西南四十里。《诸城县志》定牟娄为二地，谓县西南有牟山，地名牟乡：同时另有娄乡。其实，二地都是“牟娄”所分出。《陈杞世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楼即娄之别写。与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倒不如说它分化为二族，一名东楼公，一名西楼公，似更符合历史事实①。

关于杞的历史，《左传》还有一点关于它的“迁国”情形的记载，可供考索。《左传》隐公四年经文，杜注云：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

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又迁都于淳于。

淳于也是山东境内自古保留下来的小国。淳于的合音为州，故史书亦作州（今山东安丘）。大概殷周之际。杞自河南迁回故地，与山东诸城的杞合并为一。这时，它已相当强盛，所以它把邻近的淳于灭掉了。淳于，史称姜姓，而杞是姒姓，所以这是一件有关不同氏姓之间的斗争，时为公元前706年。

公元前646年，杞又自淳于迁于缘陵（今山东昌乐县东南十余里）。《左传》于是年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按去年《传》云：“淮夷病杞”，杞此次迁国似是因为遭到淮夷（徐莒等国）的侵扰。王献唐认为，淮夷距杞太远，可能淮夷当为潍夷，因为它正在潍水流域上。缘陵（昌乐）在诸城的北面，相距亦不远。这次杞迁缘陵，是在齐桓公称霸时进行的。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鲁）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薜人、小邾人城杞。

此事在公元前544年距杞迁缘陵已一百零二年。这时，齐霸已衰落。晋与杞有通婚关系，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君的女儿，平公是杞的外甥。杞不甘心受齐的压迫，因此它请求晋国的援助。鲁也是常遭到齐的压迫，所以鲁也请求晋国为盟主召集齐宋等诸侯国家，共同帮助杞国于淳于建城，建城就是建国。陈杞都是商周时代被保留下来的国家。陈国在今河南淮阳，与杞本相邻近。陈自敬仲完作为客卿自陈至齐，后来终于取代了齐的政权。杞自河南迁往山东故国，几经迁徙，而渐衰微，至战国时终于被楚所灭。时在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陈亡在公元前478年，杞亡在陈亡之后三十四年。①参阅王献唐《山东古国考》。

第二节　宋

宋的建国和它的宗族关系

宋，是殷商贵族微子在周初受封的国。当殷纣时，微子和箕子、比干都看到殷前途的危险，分别向纣进谏。纣不能采纳，反把比干处死，把箕子囚禁。微子知道殷的危机，已无能为力，他离开了殷的朝廷，不再说话了。微子，名启，姓子，是殷帝乙的长子，纣的庶兄。箕子，是纣的诸父，一说是纣的庶兄。比干也是一位王子①。三人的攻治表现不同，而孔子一并加以推崇，说“殷有三仁焉”②。

武王克殷，微子亲谒军门，表示顺从。武王恢复了他的官职。箕子也在囚禁中被释放出来。武王问箕子，殷为什么会灭亡。箕子没有回答③。后来，武王问箕子以天人常伦之道。相传，《尚书》中的《洪范》篇就是箕子的答复。但《洪范》似出于后人的依托，不是箕子本人所作。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不以臣礼相待。《后汉书·东夷传》称，箕子在朝鲜传播文化和田蚕技术，其后裔传四十余世，延续至于汉朝初年。

成王时期，平定武庚叛乱后，周以微子代武庚，以奉殷之先祀，抚殷之遗民，国于宋，宋有今之河南闻邱，微子甚得殷遗民的拥戴。

微子之后与箕子之后，同属于殷商系统的宗族。《史记·殷本纪》称殷商系统的宗族，尚有来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这都是“以国为姓”，可已不详考。《潜夫论·志姓氏》记子姓的宗族，有孔氏、祝其氏、韩（幹）献氏、季老男氏、巨辰经氏、事父氏、皇甫氏、华氏、鱼氏、而董氏、艾岁氏、鸠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怀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网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归氏、三■氏、王（壬）夫氏、宜氏、微氏、郑氏、目夷氏、鳞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围龟氏、既氏、阮氏、据氏、砖氏、己氏、成氏、边氏、戎氏、买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马氏，凡五十一姓。依汪继培为《潜夫论》所作笺注，这些姓氏，差不多都可明确其属于宋国内部的宗族系统。在别的诸侯国里，如齐，如楚，都有一些贵族的氏姓，但依文献所记，都不及宋国之盛。这些氏姓，都代表贵族间不同的政治势力，是以血缘为本位的政治体制之显著的特点。与宗族制度相联系，宋的君位继承制不同于周制。周自周公以后，是以嫡长子继承为主，而宋则是兄终弟继和父死子继的两种制度并行，这还是殷人的旧俗。

春秋初年，宋穆公在位（公元前728—前720年），他继承了其兄宣公。

宣公临死前，亲自对穆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天下通义也。”当时，穆公坚持不肯，推让再三，才接受下来。他在位九年，临终前，召集群臣到面前说：“先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他要让位给他的侄子，而群臣坚决要立公子冯，即他的长子。穆公说：“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后来穆公死后，终于遵照穆公的意见立宣公之子与夷，是为殇公。但殇公在位不满十年，却为华督父所杀，孔父也一同受害。由此①《史记·宋微子世家》及三家注。以下依据《世家》者，不一一另注。②《论语·微子》。

③《史记·殷本纪》。

看来，宋国在春秋初还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的，他们还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

宋殇公在位时，大司马孔父执政，太宰华督父和孔父争权。他在国中散布谣言说：“殇公即位十年中间，对外战争十一次，民不堪命，这都是孔父执政不好的缘故。”他这样一说，国人也都怨恨孔父。公元前710年，华督父率领国人叛乱，杀死了孔父和殇公。因为与夷短命而终，故谥号为“殇”。这次叛乱是宋国戴族中华氏专政的开始。

穆公子冯在郑，宋人立冯为君，是为庄公。这时宋国颇强，常常干涉卫、郑的内政而发生战争。如华督执政时，他曾经执郑国执政者祭仲，并强迫他立突为郑君。

庄公死后，闵公即位，子鱼执政。公元前690年，南宫万弑闵公，国内大乱，诸公子纷纷逃出国外。国人杀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立闵公弟御说为桓公。南宫万逃奔陈国。陈人用计捉往了南宫万，把他杀死，然后把尸送还宋国。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危。他照例也召集大臣前来开“顾命”会议。

太子文表示愿意让位给哥哥目夷（氏）子鱼（名），子鱼坚决不肯，只做了司马，而由太子兹父即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宋襄公。他于齐桓公死后，企图重整霸业。当时子鱼和国人都说：“这是宋祸的前兆”。或者说：“宋是亡国之余，失去了天命（指殷商）就不可能再恢复了的。”但是宋襄公不顾力量，也不顾形势，却硬要去干，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

宋襄公图霸失败宋襄公是一个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而终于失败的人。当他在位的时候，宋与郑都相当强大，但毕竟土地小，人口少，要想使整个中原诸侯都听命于他，是很困难的。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把滕文公捉住，这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山东滕县）的国君。又在“泚睢（地名）之社”举行祭祀，使鲁国的附庸邾文公把鄫子作为人祭的牺牲。《左传》僖公十九年说“欲以属东夷”，就是使东方诸侯国家服属于宋，以来为霸主的意思。古代山东鲁国睢水泗水一带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宋作为殷商之后，春秋时还保存着一些原始的野蛮的风俗习惯，如人殉与人祭。但春秋时，包括宋国在内，也有一些开明的人对于这些原始野蛮风俗已表示反对了。当时司马子鱼就劝谏宋襄公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御之？”他的意思是说：六畜不相为用，在祭祀马神时就不用马作牺牲。这大概是图腾所谓“禁忌”。小事，就是小的祭祀，不用牛、羊、豕等“大牲”。他还说，民，是神的主人。既然如此，那么用人作为牺牲，自然是神所不能接受的。司马子鱼已经具有这种开明的进步思想，确是很难得的。但是习惯势力，旧的礼教，往往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的，宋襄公就是属于后一类人。解放以后，曾经在今江苏铜山发现一处由人工堆成的巨石，左右两块巨石相对而立，上面复以一块更大的巨石。遗址上有许多碎乱的人骸，大都被砍去了头。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社，并且可能就是“次睢之社”。《左传》昭公十年说：“（鲁）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这“始”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祭人殉由来已久，在殷墟的遗址里已有大量的发现了。《左传》昭公十一年说：“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用，就是用作牺牲的意思。这就是说，楚国也有这种风俗。宋、杞都是“亡国之余”，在战国诸子书里，往往以宋、杞为愚蠢的笑料，如“守株待兔”、“杞人忧天”等等。虽然事情未必如此，而东夷部落的确保留着较多的氏族社会制度和习惯。时代进步了，所以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举行鹿上之盟（今安徽太和）。《左传》说：“以求诸侯于楚”，就是使楚承认宋为霸主。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他已经感到亡国之祸快要发生了。次年，前638年，终于发生宋楚之间的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春，郑文公朝楚。夏，宋襄公即伐郑，就因为郑朝楚的缘故。楚人当然不肯罢休。楚成王也立刻发兵救郑，攻伐宋国。大司马子鱼又谏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宋襄公不听。宋为商的后人，故可通称。冬，宋人及楚人战于泓（在今河南拓县）。宋人的队伍已经整整齐齐排列好，等待楚兵的到来。楚人渡河。司马子鱼说：“彼众我寡，及其未即济也，请击之！”公说：不可。楚兵渡河后，尚未整理好队列，子鱼请再出击。宋襄公不允。直到楚人阵成，宋襄公才使出击。结果宋师大败，襄公的屁股上也受了伤。国人都怪襄公。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批评了襄公，襄公不以为然。不久，宋襄公死，宋的霸业也就此结束了。宋襄公的活动，曾受到人们的讥讽，但司马迁却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武丁），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赞美、肯定之意），伤中国缺礼义，褒之也。宋襄公有礼让也。

这对于宋襄公是采取肯定态度的，大概是在礼让上肯定他的言行一致，肯定他“修行仁义”，而不从军事上的成败立论。司马迁所谓君子之“多”，《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有此说。

长期不安定的局面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宋长期处于不安定的局面。在国内，宗族间的斗争连续不断。在对外关系上，也要不断依违于晋楚之间。这种情况在别国也不少，但宋却表现得更为强烈。

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晋国成为华夏诸侯所公认的霸主。城濮之战，就因楚成王围宋，宋求救于晋而发生的。结果是晋胜楚败，宋、卫等小国就倾向晋国。但是楚始终是长江流域的强国，宋、卫等国又不得不采取“二亲”政策，即楚强则亲楚，晋强则亲晋。宋的内政也不得不受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一点，宋和郑国是差不多的，但又有不同，郑国执政始终在“七穆”的掌握之中，即使有斗争，不象宋国那样剧烈。春秋中期，郑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主张改革，而宋国的子罕尽管也很有政绩，但始终是一个保守的贵族。

宋襄公死，其子成公立。十七年，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不久，宋人又杀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史书上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其实，他却是很有政治抱负的，要想集权于君主，除去群公子的势力。乐豫说：“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公子之族就是公族，它正象大树的枝叶一样，枝叶去了，则“本根”就“无所庇荫”了①。昭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穆、襄之族终于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公元前610年，接着又发生公子鲍之乱。

公子鲍长得很美，据说前宋襄公夫人很爱他，却被拒绝。但是她有政治野心，尽力支持公子鲍篡夺昭公的君位。司城意诸（人名）支持昭公，劝他出国避难。昭公绝望地说：“不能（意即不能和睦）其大夫至君祖母（襄夫人）及国人，诸侯其谁能纳我？”

宋国发生饥荒，公子鲍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赈济国人。凡年自七十以上，都无不馈赠，还增加“珍异”。他天天进出于“六卿”之门，对城中的“材人”（指战士），无不和他们交往。凡是桓族以下的族人，他没有不照顾的①。

公元前611年，昭公出猎时，襄夫人派人攻杀昭公，于是公子鲍即位，是为文公。晋作为盟主前来责问。听说宋已立新君，只好承认这一事实。次年，昭公子又联络文公母弟须及武氏之族作乱。文公很快地把他们平定下来。武、穆等族逃到国外。从此，宋国展开了戴、桓之族间更剧烈的斗争。

这时，楚国正当庄王在位，国势强盛。公元前607年，楚命郑伐宋。宋败，华元被俘。宋以兵车百乘，马四百匹赎回华元。华元就是华父督的后人，属于戴族。

公元前598年，楚伐陈，诛夏征舒，陈几乎亡国，宋也愈来愈感到楚的威胁。公元前597年，楚为了救郑，发生邲之战，楚胜，楚的国势达到了顶点。同年，楚围郑，郑穆公亲自袒着狗牵着羊向楚降服。公元前595年，楚国使者经过宋国，没有向宋借道，宋因此执楚者。楚大怒，发兵包围宋国，从九月开始，到次年二月。宋城中粮尽，到了“析骨而炊，易子而食”的悲惨程度。宋华元夜见楚将子反。庄王问他城中的情况，华元据实以告。楚王说：“我国军队也只有二天的粮食了！”于是罢兵。

公元前595年，宋华元奔走调停于晋、楚之间，结“弭兵”（停止战争）之盟。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华元专政。司马荡泽攻杀太子肥，并准备杀华元。华元将奔晋，鱼石劝阻他，只到黄河边上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就杀死了司马荡泽（桓族），立共公的少子成，是为平公。

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伐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封左师鱼石。这是楚国对宋内政的粗暴干涉，因而引起晋国为首的诸侯的顾虑。次年，晋率诸侯攻伐鱼石，鱼石被诛。晋和诸侯以彭城复归于宋。

在晋、楚长期的争霸战争中，宋、郑等小国的负担是很沉重的。因为大国出兵作战，小国要陪着出兵，供应赋役。所以宋、郑早已有弭兵的要求。这时宋国向戍和晋国赵文子、楚国令尹子木都很熟悉，探知他们也有弭兵的意思。公元前546年，在宋举行第二次弭兵之盟。楚国子木提出，除秦、楚以外，“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晋赵文子表示同意。因此原来服属于晋、楚的小国诸侯，自结盟之后，对晋楚都要互尽义务。这样对诸侯小国来说，不是减轻负担，而是增加负担。但是从此晋楚之间的大战终于停止，在四十年间晋楚没有发生战争。但楚国对江淮流域的小国战争更加剧了。

①《左传》，文公七年。

①《左传》，文公十六年。

这时宋国内部贵族的斗争并未停止。先是华氏（戴族）与向氏（桓族）

的斗争。华氏败后，接着又发生向魋的暴乱。向魋也是桓族成员，故又称桓魋。桓魋之乱平定后，戴族中的乐氏、皇氏、灵氏出来组织执政班子。《左传》说：“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右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这是由清一色的戴族贵族掌握政权。

但是这时宋景公宠用大尹（陪臣、家臣之类，失名），一切政事都须经过大尹传达，因而又引起国人的不满。公元前469年（鲁哀公二十六年）六卿联合国人驱逐大尹出国。《左传》因此说：“三族（即乐、灵、皇）共政，无相害也。”暂时平静无事。不久，就进入战国了。

宋的衰亡战国以后，宋国贵族之间依然不断发生斗争。据《韩非子·说疑》篇说“戴氏取宋”，韩非把它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相提并论。战国以后，宋国的政权已经由于氏直系而变成戴氏旁氏了。

戴族中有乐、皇、灵三族，乐氏则又是三族中最负声望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郑子皮饩国人粟，宋司城子罕“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即子罕）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晋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子皮）宋之乐（即子罕），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乎降乎？”这足证春秋末已有人预言戴族乐氏，即子罕，将要代宋。他们为了获得国人的拥护，推翻公室，而振贷国人的贫穷者。他的这种手段和宋公子鲍，郑子皮（罕氏）、齐陈氏、宋乐氏都是一样。晏婴对齐景公说：“大夫不收公利”，而上面这些人恰好都是“收公利”者。

公元前487年，宋灭曹。接着，宋郑又连续作战。这不是宋的强大，而是它的回光返照。当时有“宋聋郑昭”的说法，意思是说宋的反应比郑来得迟钝。这是有些根据的。公元前375年，韩已灭郑，而宋至公元前286年才被灭于齐，反而要比郑亡晚一百余年！

战国中期，秦齐成为东西对峙的两大强国。宋齐邻近，齐取宋较易，而齐国总不敢轻易下手。这是因为它如果先灭宋，就会破坏六国之间，特别是齐秦之间“均衡”的形势。公元前288年齐终于把宋灭亡了，因此引起秦、韩、赵、魏、燕五国合纵攻齐。燕国为了报复齐伐燕的旧仇，作战特别出力。齐如削弱，则燕的安全比较有了保证。所以燕乐毅的军队一直攻入临淄，连下七十余城，几乎灭亡了齐。从此战国形势发生一大变化，而宋国终于灭亡。

第五章　晋、郑

晋和郑，是姬姓诸侯受封较晚的两个国。郑之受封，已在周宣王的时候。平王东迁，晋、郑都出了不少的力。所以《国语·周语》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春秋初期，郑在当时政坛上颇为活跃。此后，成为晋楚齐秦争取和争夺的对象，而仍能于夹缝中求生存，以至战国之初。晋在春秋时期，始终是中原的大国。但它在军事上的优势，为世卿势力的扩张提供条件，终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时期，三晋各为七侯之一。而中山国作为鲜虞族的政权，则活动于赵魏邻近地区，又有一段兴亡的历史。

第一节　晋

晋的建国、分裂和统一

晋是周武王子，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的母亲在生产前，武王告诉他说，他做了一梦，梦见上帝对他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我给他封地于唐”。后来叔虞的母亲果然生了一子，手上有一个“虞”字形，因此就取名为虞。武王死后，唐有乱，周公灭了唐，因而就封叔虞于唐。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之国有鲁、卫和唐（晋），都是姬姓诸侯中重要的国家。唐分封的地点即是“夏虚”，故《左传》定公四年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就是说，仍用夏的政治制度。索本是绳索，古人用绳索测量土地，故索引申为法。戎索就是仍用当地戎人的土地法。夏戎杂居。因此夏政、戎索实际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当时所谓戎，实际就是指媿姓的狄，即《传》所谓“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由此可见夏虚不但是夏人活动的地方，而且是戎狄活动的地方。这情形对于了解唐（晋）的社会历史是很重要的。

《史记·晋世家》说：“唐叔子燮，是为晋侯”。这就是说，唐叔虞第二代时已改国号为晋了。《正义》云：“唐叔虞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理故唐城。”周初所分封的诸侯，地方不过“方百里”，晋也是如此，而且周围有许多戎狄。《晋世家》又说：“自唐叔至靖五世，无其年数”。我们对于西周时期晋的社会历史，实在所知很少。

大约西周宣王时，北方戎狄叛乱，晋穆侯曾经帮助宣王共同作战。恰好伐条戎时，生大儿子，取名为“仇”（太子仇）；后来在千亩之战时，又生少子，取名为“成师”。古人名字都是有意义的。当时师服说：“异哉，君之命（名）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今适（嫡）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①这里埋伏了此后晋国将发生内部分裂的因素。

穆侯卒，弟殇叔立，太子仇出奔国外。过了一年，太子带领徒众去打殇叔，自立为文侯。晋文侯时正当周幽王时。犬戎杀幽王，周室东迁。晋文侯与郑、虢助周平王在洛邑建国，很有劳绩。

晋文侯时已迁都于绛，在今山西翼城东南。公元前475年，文侯卒，子伯立，是为昭侯。昭侯分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曲沃的城①《史记·晋世家》。

要大于翼（绛），这是不合制度的，也预兆曲沃与翼之间可能发生对抗的局势。

成师封于曲沃，号为桓叔。他很得民心。当时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公元前739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立桓叔。桓叔欲入晋（指翼），晋人发兵抵御桓叔。桓叔败归。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不久，桓叔卒，子鲜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听说，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带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败归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于汾水旁，虏哀侯，晋人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晋小子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伐曲沃武公。武公败归曲沃。晋人立哀侯弟缗为晋侯。

公元前677年，晋侯缗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这一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并且把它灭掉了，完全兼并了晋地。曲沃武公被封为晋君，正式列为诸侯。是为晋武公。

从曲沃桓叔始封曲沃，到晋武公并晋，经历了六十七年的分裂时期。因此春秋初期，晋国不曾参加黄河下游诸国的战争。齐桓公称霸，它也很少过问。武公死后，子献公立，他在晋国统一的基础上，使晋国成为黄河中游的一个强国。

戎狄的活动和晋的始霸晋献公是个英明能干的君主。他深知“本小末大”是晋国所以分裂的原因，因而他即位后，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公子公孙都统统驱逐出国。《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大夫士药说：“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富子”，指曲沃庄伯之子孙。虽然献公自己也出自曲沃、桓庄，但是为了权力集中起见，他不能不对桓、庄的子孙们下毒手了。“富子”之名始见于此，因为强大的宗族就是富有者，故称“富子”。

但是这时真正威胁着晋国的基础的，不只是晋内部的贵族，还有晋周围的戎狄部落。西周春秋之际，北狄已充斥于今陕西北部到山西河北北部，他们已严重地威胁周和沿边齐、鲁、卫诸国的安全。

骊戎也是犬戎之一，原在今陕西的临潼骊山之下。周室东迁以后，它也逐渐向东迁徙，到了晋西。晋献公在一次战争中打败骊戎，俘获了骊姬。献公很宠爱她，并且决心把太子申生废除，立骊姬所生的儿子为太子。因此派太子申生去打东山之戎，又派二子重耳去防守蒲城（今山西永清县），三子夷吾去防守屈（今山西吉县）。这不只是献公因宠爱骊姬而把诸子调开，也是戎狄对晋的威胁所致。

公元前658年和前655年，晋荀息又借道于虞（今山西平陆）以伐虢（今三门峡）。晋灭虢后，虞也随着被灭亡了。这虞、虢以西的黄河两岸，也是戎族活动的地方。晋灭虞、虢，与抵抗戎狄是有关系的。

对于北方的狄人，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晋献公虽然没有参加这一争霸活动，但他连续灭亡了耿（今山西河津县）、霍（今山西霍县）和魏（今山西芮城），并封赵夙于耿，封毕万于魏，让他们防守，晋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谮言，使重耳不得不到母家狄人那里避难，夷吾也逃到梁（今陕西韩城）。重耳在狄人那里住了十二年，取了狄人廧咎如的小女儿，生了儿子；随臣赵衰娶了廧咎如的大女儿，也生了儿子。后来重耳离开狄，到了齐、卫、曹、宋、郑、楚等国。异姓诸侯国都对他很好，相反，同姓诸侯却对他都很不礼貌。最后他在秦穆公的护送下回到晋国即位，即晋文公。

秦这时已经强大起来，它羡慕华夏诸侯的礼乐文化，积极准备东进。在晋文公以前，晋惠公的即位，也是由秦护送入晋的。在晋遭到饥荒的时候，它也运来了粮食周济晋国。但是惠公不知好歹，恩将仇报，原来应允给秦河西的一些地方，也赖着不给，终于发生韩之战（公元前645年）。

晋文公和晋献公一样，是很英明能干的君主。他的臣僚如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轸等都是忠心耿耿，追随着他，并且也很有才能。过去晋国很少关心华夏诸侯的会盟、战争，而现在它已兴起，成为齐桓公霸业的继承者了。

晋文公的霸业，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勤王”。当时正当周襄王时，王朝发生了王子带之乱。襄王出居于外，王子带进入王城。这时秦穆公驻于河上，有帮助襄王入国的意图。晋大夫赵衰对晋文公说：“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晋文公认为这是称霸的机会，便出兵送周襄王入国，诛王子带，乱事平定。这是公元前635年的事。

又一件大事是公元前633年城濮之战，晋文公打败楚国。这一年，宋因受到楚国侵扰，求救于晋。晋文公才即位，楚又是强国，因而他起初很是犹豫，而他的大臣先轸、咎犯等都力主一战。先轸说：“报施定霸，于今在矣。”报施是指晋文公从狄回国时，路经宋国，得到宋国的优遇，现在宋国求救于晋，不能坐视不救。这当然只是借口，定霸才是真正的目的。于是晋楚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展开了一场大战。结果楚军大败。楚将子玉怕楚成王责备他，便愤而自杀。从此许多过去从楚的诸侯都纷纷倾向晋国。次年，诸侯拥护晋文公为霸主，会盟于河阳。周襄王也来参加会盟。《春秋》为天子讳，以“天王狩于河阳”，载入史册。

晋文公在霸业活动中最要紧的，还在于他很重视在政治上对人们的教养，从而提高公室的威信，加强人们的战斗力。子犯在这里起了决策的作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

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

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

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这是关系晋文公霸业活动的很重要的记载。这里所说“晋侯”、所说“公”，即指晋文公。

晋文公的霸业，比齐桓公更有军事上的成就，也有更大的政治影响。而且齐桓公的霸业，是及身而论，晋文公的霸业在他身后仍有延续。

晋霸业的断续城濮之战后，郑暂时与晋结盟，但是郑、楚接壤，却不能不更倾向于楚。公元前630年，秦、晋联合，包围郑国，事态很紧急。郑派烛之武去见秦穆公，陈述秦围郑只对晋有利，而不利于秦，要秦退兵。秦觉得有理，遂罢兵而去。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其子襄公即位。这时，秦穆公又发兵偷袭郑国。恰好郑国商人弦高要到周去，路遇秦师，知道秦师来意是在袭击郑国。他便以十二条牛犒劳秦师。秦以为郑已有准备，便罢兵而去，顺便灭了一个滑国（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

在秦回去的路上，晋乘机邀击秦师于殽（今河南洛宁县西北60里），俘虏了秦的三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后来又放归他们。秦穆公只责备自己。《尚书·秦誓》篇记载其事，可见秦东进的野心。

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又使孟明视等三人伐晋，以报殽役之仇。次年，在殽埋葬了殽之战中牺牲了的秦兵尸首。秦穆公的东进计划是积极的，但是它始终不能得逞。于是它转向西进，攻伐西北高原上的一些野蛮部落，史称秦“闢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

由于晋对北狄的抵抗，北狄过太行山而东，齐、鲁、宋、卫诸国不断遭到它的侵扰。自公元前630年至前605年二十余年间，《春秋》经、传屡见狄侵齐、鲁、宋、卫诸国的记载。前628年，“狄有乱”之后，出现了赤狄、白狄之分。前627年“狄伐晋”，“晋侯（襄公）败狄于箕（今山西太谷县），获白狄子”，这就是俘获了其中一部分的首领。箕之战中，晋先轸牺牲，战争是激烈的。前594年，晋败赤狄于曲梁（今山西潞城县北四十里），灭潞氏。潞氏是赤狄中的强部。自潞氏被灭之后，晋又灭廧咎如。从此，赤狄也就衰亡了。

赤狄衰亡，白狄代兴。白狄划分为鲜虞、鼓和肥三部。鲜虞在今河北正定，鼓在今河北藁城，肥在今山西昔阳。三部之中，以鲜虞为最强，肥鼓都服属于它。公元前530年，晋假道于鲜虞，灭肥，俘虏了肥子绵皋以归。公元前527年，晋又伐鼓，俘虏了鼓子（音沿）鞮。肥、鼓都被灭亡了。前501年，鲜虞败晋师于中牟（今河北唐县），晋观虎被鲜虞俘获。这可见鲜虞还很顽强，它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称中山国。

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幼，晋人要求另立国君。赵盾拥立襄公弟雍，并已派人到秦去接雍。贾季则拥立公子乐，也派人到陈去接公子乐。赵盾利用权力，废太师贾季。太子夷皋的母亲缪嬴抱着幼儿（夷皋），日夜在朝廷里号哭说：“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而外求君，将安置此？”出朝后，她又抱着幼儿到赵盾家去，大喊说：“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怕影响不好，乃改变主意，拥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赵盾独揽朝政，这是晋卿大夫专权之始。晋自灵公以后，由于卿大夫的专权，贵族内部有斗争，不得不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战争。这时，楚是庄王在位，国力之强大，要超过晋国。公元前598年陈夏征舒之乱，楚国出兵讨伐，几乎灭陈，其后楚国不断侵宋侵郑，包围了宋、郑的都城数月之久，以至使宋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炊”的程度。晋国作为霸主，只虚张声势，而不出兵。宋、郑处境十分困难，“牺牲玉帛待于两境”，楚强则依楚，晋来又依晋。在拉锯战争中，土地荒芜，人民被掳掠，痛苦不堪。

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向晋告急。这时荀林父已代赵氏执政，将中军。他率领三军出发，在路上听说郑已降楚，就想班师回国。但先縠反对。最后终于渡河，在邲（今河南荥阳北）扎营。郑帮助楚，与晋作战。晋军大败，退走。正渡河时，晋士兵抢着登船，死于河中的士兵不计其数。楚俘虏了晋将知罃。荀林父要引咎自杀，随会对景公说：“晋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景公乃劝止荀林父。

公元前595年，晋伐郑。这是因为郑亲楚，而在邲之战中又助楚攻晋。

次年，楚伐宋，传为报复。晋准备救宋，晋大夫伯宗说：“楚，天方开之，不可当。”景公便犹豫起来，不敢发兵，只派觧扬到宋国去，表示晋的关心，并要宋坚持到底，不可降楚。觧扬经过郑国到宋国去时，被郑捉住，送给楚国。楚国强迫觧扬对宋军说：“晋无法来救。”觧扬假装答应了，但次日作战时却对宋说：“晋援军就要来了！你们再坚持一下吧！”宋军一听，坚决抵抗楚国。后来庄王要杀死觧扬。觧扬说：“您杀死一个忠臣，将何以教导您的臣子！”庄王觉得有理，就饶了他。

这时秦齐很强，都想当霸主。当初，赵盾立公子雍时，秦康公送给公子雍一支精强的卫队，想利用帮助公子雍即位的机会来拉拢秦晋国。公元前617年，晋伐秦，取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22里有少梁城，当即古梁国）。秦亦取晋之殽。过了一年，秦康公伐晋，取羁马（今山西永济县南）。晋使赵盾、赵穿、郤缺击秦，大战河曲（即黄河南下东流之拐弯处），赵穿最有功。这时晋担心的是有灵公初立时逃亡归秦的随会，怕他在秦，对晋不利，于是想尽办法终于使秦归还了随会。晋、秦间的形势，看来也是很紧张的。

晋景公时，齐俨然以东方诸侯的霸主自居，常常借故去攻代鲁、宋、卫等国。公元前589年，晋郤克执政，鲁、卫都派使臣到晋，要郤克作主，为它们报仇。郤克因前几年使齐时受到侮辱，怨恨在心，正想借机报复，便同意出兵，与齐作战。两军陈师于鞍（今山东济南市西）。

这次鞍之战是春秋时期五大战争之一①，其胜负关系到哪个国家为霸主的问题。因此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坚决、勇敢。结果是晋胜而齐败。结盟时，晋人的条件十分苟刻：（1）必以肖同叔子（齐顷公的母亲）为质；（2）使齐境内的土地垄亩全改为东西向，道路沟渠也相应地改为东西向。齐坚持不可。齐使臣回答说：“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②齐使臣的话不卑不亢，很坚决，而且鲁、卫从旁请求。晋侯也只好让步，让齐国退还鲁国汶阳（汶水北岸）之田，便匆匆结盟而罢。

公元前585年，晋迁都于汾浍之间的新田（今山西侯马）。公元前580年，厉公代立，伐秦至泾（今陕西泾县）。这时栾书执政。他说：“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遂伐郑。楚共王救郑，于是发生鄢陵之战。晋吕锜射楚共王，中目。楚国养由基也是名手，立即还射一箭，中吕锜之项。郤至在战①五大战争为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鞍之战和殽之战。

②《左传》，成公二年。

斗中每碰到楚王，总下车来，以表示敬意。晋韩厥追郑成公，已将追及而又停了下来。他的车右催促他加紧。他说：“不可以再辱国君”，因此没有穷追。古代战争尽管有时打得很激烈，但是它还保留着传统的礼貌。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晋胜楚败。但晋厉公不久杀三郤，而栾书、中行偃又囚禁了厉公。晋国并不能真正压倒楚国。

公元前572年，悼公周即位。他是襄公的曾孙，即位前流亡在周。

这时晋国六卿专政，公室益卑。南方楚国连续不断地进攻陈、蔡、宋、郑等国。晋国虽然还维持着霸主的地位，但它对于楚国的扩张毫无办法。这时长江下游，吴越已经兴起，晋乃利用楚国的叛臣申公巫臣等到吴国去，以煽动吴对楚的仇恨和战争，使楚国疲于奔命。

六卿专政和三家分晋自献公驱除群公子和桓庄之族，晋国没有与公室最亲密的公族①。《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晏婴出使晋国，他与晋叔向谈话，在谈到齐国陈氏得势的情形后，叔向谈到晋国的情形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绩、庆、伯（杜注：姓，晋旧臣之族）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这一段话，说明晋公室已日益卑微。晏婴听了以后，问叔向道：“子将若何？”叔向回答说：“晋之公族尽矣！肸（叔向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杞？”这是说，叔向之宗族本来有十一族，而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族，即叔向自己的羊舌氏了。在叔向谈话后，过了二十八年，羊舌氏也因犯罪而牵连，被灭族绝杞。公室与其他同姓宗族的关系，正好象树干与枝叶一样，枝叶脱落了，树干怎能长存下去？

晋公室的衰落，是晋献公驱除群公子和桓、庄之族，因而使晋国的异姓贵族得以发展强大起来。《左传》宣公二年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公元前606年），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皆官名）。”

所谓“六卿”就是韩氏、赵氏、魏氏、范氏（即士氏）、中行氏、智氏（从荀氏分出）。他们都是以异姓而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古代军事和政治是不分的，因此出则为将，入则为卿。一般来说，周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天子六军。公元前677年，周釐王命曲沃庄伯以一军为侯，这时晋还是小国。晋献公时始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献公自己将上军。晋文公搜于被庐（晋地，不详今所在）始作三军。后来晋搜于清原（在今山西省稷山县东南20余里），在上、中、下三军之外，又增加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则为五军。晋襄公搜于夷（不详今所在），“舍二军”，即取消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又恢复了三军之制。晋厉公为了赐赏鞍之战中立功的将士，提拔了一批新人，又扩充为六军。晋悼公时搜于绵上（今山西介休县介山下），又复为三军。从此至春秋末，晋国三军之制再也没有改变。

①诸侯称公。公族，是诸侯兄弟之族。后来把管理公族事务的职官也称为公族。春秋时期，晋国军队的编制变动很大。将帅的任免，法令的公布，都是在举行“大搜礼”时决定的。其中军元帅，等于正卿，掌握了军事和政治的大权，因而它和宋、郑的执政，楚国的令尹相当。在大搜礼中还颁布法令。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搜于被庐”，颁布了“被庐之法”。《左传》文公六年“搜于夷”时颁布“夷之法”。范宣子执政时，他根据“夷之法”而作《刑书》。后来赵鞅、荀寅等把《刑书》铸在鼎上，被称为铸刑鼎，这就是我国成文法公布的开始。古代的刑法，实际就是军事法。后来法家变法，兵农合一，军事法也就引申为民法了。

春秋末年，六卿之间发生剧烈的斗争。结果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打败了范氏、中行氏，后来三家又打败了智氏。从此三家分晋。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赵鞅执政，他命令在邯郸的赵午把卫国进贡的民户五百家迁送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他说：“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置）诸晋阳。”晋阳是赵鞅的私邑，赵午是赵鞅的支族，他不得不答应赵鞅的要求。但是赵午族中父兄们都说“不可”。因为邯郸赵午一族靠近卫国，所以卫国愿意以“卫贡”为名迁徙其民户五百家于邯郸。如果把“卫贡”迁往晋阳，距离卫国就很远了，所以父兄们说这是“绝卫之道”，表示反对。赵鞅听了，大为发怒，“召午而囚诸晋阳”，后来还杀掉了赵午。赵午之子赵稷和涉宾（午家臣）于是据邯郸叛乱。荀寅（中行氏）、范吉射与赵午有亲戚关系，因而也参加赵稷的叛乱。赵鞅逃到晋阳。智氏、韩氏，魏氏劫持了晋侯攻伐范氏和中行氏。结果范氏、中行氏失败，他们逃到了朝歌。智、韩、魏三家召回在晋阳的赵鞅，在新绛（今山西侯马）结盟。智氏最为强横，他指名赵鞅的家臣董安于是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要赵鞅杀死他。赵鞅不肯。董安于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定）矣。”说完以后，便自缢而死。从这次斗争看来，智、韩、魏要强于赵氏，赵氏不得已结了盟。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97年①。

这次叛乱拉开了六卿之间更激烈的斗争。在四家结盟后第二年，智、赵、魏、韩四家又围范氏，中行氏于卫朝歌。公元前493年，发生了铁丘之战（铁丘在卫境内）。这时，卫太子蒯聩流亡在晋，他助赵鞅去打范氏、中行氏，而郑助范氏。公元前492年，赵鞅围朝歌。前491年，赵鞅围邯郸。前490年，晋围柏。范氏、中行氏最后灭亡。这次斗争已不仅是晋国六卿间的斗争，且成为郑、卫、齐、鲜虞（中山）同晋之间的斗争。

赵鞅，亦称赵简子。他的儿子无恤继承其位，是为赵襄子。他由晋阳向代（今山西大同一带）发展。当时这里是白狄的残余部落的地方。后来赵又灭中山，已基本上奠定了赵在北方的领域。但这时智氏专晋国政，强于三家。前453年智瑶联合韩、魏与赵作战，包围了晋阳，引水灌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暗中派人与韩、魏谈判。韩、魏感到赵氏被灭，对他们也不利，于是反戈夹击智氏，智氏大败。韩、魏、赵三家共同瓜分智氏的土地和人民，从此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时晋已名存实亡。公元前475年三家已各有纪年。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晋亡。

①《左传》，定公十三年。

第二节　郑

郑的建国

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儿子，宣王的弟弟。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始封于郑，号为桓公①。

西周宣王号称“中兴”的时期已过去了。当时西北连年发生旱灾、地震。伊水、洛水、渭水的河水都干涸了，草木枯萎。北方的戎狄部落乘机猖撅。桓公友原封于郑（今陕西华县），曾任幽王的司徒。他已经觉察到周王室的危机四伏，便问史伯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与其何所（处）可以逃死？”史伯说：“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他接着仔细分析了当时形势，只有“济、洛、河、颖之间”（济水、洛水、黄河、颖水）比较安全，那里没有大国，虢（东虢，在今河南郑州附近，今河南陕县之虢叫西虢）、郐两个小国国君，“皆有骄侈怠慢之心”，稍加武力或贿赂，就可以对付②。郑桓公听了史伯的话，后来便迁往那里，并且很容易地占领了虢、郐，另建城邑，仍号为“郑”，即今河南新郑。

新郑的地方当黄河下游，溱水、洧水流经那里，地势卑湿，四周丘陵起伏。郑刚迁到那里，曾与商人订立盟约，共同开发。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乂）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这“商人”就是降服于周的殷商人，他们经营商业，故称商人，一语双关。春秋时那个弦高就是郑国著名的商人。

郑国的东面就是鲁、宋，西北就是成周、卫、晋，西南就是陈、蔡、许和楚，周围还有许多姬、姜、偃、嬴及其他小国，正如《国语·郑语》所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这一地区巫风很盛，人民好歌跳舞。在《诗》三百篇里，郑、卫、陈、曹等国风都反映着类似的情调。

周室东迁时，郑、晋都尽了保卫的责任。由于晋国不久分裂为翼（晋）

和曲沃两部分，内战频仍，所以王室不得不依靠虢和郑，它们都曾以诸侯而兼王室的卿士。郑武公、郑庄公对周的态度都很骄横无礼，平王很不满意，想把权力分一半给虢。庄公知道后，责问平王，平王竭力否认，以致“周郑交质”（即互相交换人质），并进行战争。周天子的权威已扫地殆尽了。周王室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本来是以宗法关系（血缘关系）维系着的。由于宗族的繁殖、分化，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宗法关系已愈来愈淡薄了。诸侯国内也常常因此发生君位争夺的内乱。

按照周制，诸侯建国，卿大夫建邑，只有规模大小的不同。如果卿大夫的邑大过于国，那就是所谓“耦国”了。《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郑庄公的弟弟公叔段分封于京邑（今河南荥阳东），他把京城大大扩大，并把别人的地方收为己有。大夫祭仲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庄公心里明白，但是他觉得对付段还不是时候。后来段的野心愈来愈显明，已经有篡夺庄公的位置之意，于是发兵去攻伐段。段逃到①《史记·郑世家》。以下引《郑世家》，不另注。

②《国语·郑语》。

鄢，继又逃到了共。这一故事说明宗法封建制在诸侯国内开始发生危机。这时宋、卫、鲁等国也发生君位的争夺。郑国扶天子以令诸侯，常常去干涉它们。北戎开始侵齐，郑太子忽也带兵去救。但当时尚无霸主的名称。公元前700年，庄公卒，太子忽按制即位，是为昭公。庄公原娶宋雍氏女，生儿子突。雍氏是宋国的贵族，甚有势力。宋庄公听说郑立昭公，便设法诱召祭仲来宋，乘机劫持祭仲，迫使他改立突。祭仲回国后，便立突为厉公。忽逃到卫。厉公即位后，祭仲专国政。厉公暗结祭仲的女婿雍纠杀害祭仲。纠妻听说这一阴谋，问她的母亲：“父与夫哪个亲？”母亲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纠妻于是把雍纠要害死祭仲的事告诉了祭仲。祭仲便把雍纠杀害了，厉公出居于郑的边邑。祭仲于是迎昭公复位。诸侯听说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

昭公与卿高渠弥出猎。高渠弥对昭公有私怨，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迎立厉公入国，又另立昭公弟子亹为君。这时，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去参加会盟，高渠弥相礼。祭仲假托有病，没有随行。因为他预料到襄公可能对子亹不利。子亹去了，果遭齐襄公杀害，高渠弥逃回国来。祭仲与高渠弥合谋，又召子亹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是为郑子。

按照周制，虽然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但实际上东方诸侯并不严格实行。如宋、鲁等国都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郑国也是这样。

郑的内政外交周室东迁之初，郑国本是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尚无霸主。戎狄屡屡侵犯燕齐，王室衰微，诸侯国内不断发生君位的争夺。因此齐桓公称霸，提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其目的就是号召华夏诸侯团结起来，停止内乱，一致对付南夷、北狄。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形势危殆。这时，秦、楚都已经崛起，但春秋初年的人们还是把它们看作“蛮夷”的。尤其是对楚国，华夏诸侯更加敌视。因此，“攘夷”包括北狄和楚。

郑自庄公以后，由于不断发生君位的争夺而中衰了。郑、宋是华夏诸侯中的次等强国。因此，成为晋、楚、齐、秦争霸中所必须争夺的与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郑较亲楚，宋则亲晋。城濮之战就因楚国伐宋而引起的，而当时郑国就是亲楚的。城濮之战以后，公元前631年，晋文公在温举行会盟，郑国也未前去参加。所以晋文公命狐偃又在翟泉结盟，准备伐郑。次年，晋伐郑，秦联合行动。郑国很是危急。郑文公派老臣烛之武去见秦穆公。烛之武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邻之厚，君之薄也”①。意思是说，秦距郑很远，秦晋共同伐郑，只对晋有益，而于秦没有什么好处。穆公觉得有理，于是退兵罢师，没有与晋共同伐郑。但是秦穆公一心要想东进争霸，晋文公刚死，晋襄公时，他就乘晋丧，偷袭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赶着牛要到周去，看到秦军浩浩荡荡而来，知其用意不善，便以郑文公的名义把车上的牛皮全部犒赏秦军，同时通知郑国准备。秦军觉得偷袭不成，便自行退师。在秦军到达殽山附近时，晋的伏兵突然四起，秦军死伤不少。这就是秦晋的殽之战。很显然，秦是想以袭郑为袭晋的跳板的。

①《左传》，僖公三十年。

早在郑太子忽即位以前，因为北戎侵齐，太子忽带兵救援，有功于齐。

齐国要想与郑结亲，太子忽说：“齐大非吾耦也。”当时齐还不是强国，尚未称霸，太子忽的话明明是推却之词。

公元前655年，齐桓公称霸，举行首止会盟。这年秋天，周惠王使周公召郑文公来，说：“我保护你去服从楚国，再叫晋国帮助你，可以不受齐国的气，而得到安宁。”①郑文公听了周惠王的话，想不参加首止之盟。但是大夫子孔反对，郑文公才不敢逃盟而归。

郑文公的贱妾叫燕姞，是南燕的姑娘，姞姓。她怀孕前梦见天派人送给她一枝兰花，并且说：“我是你祖伯儵，把这枝兰花作为你的儿子。兰有国香，你佩在身上就会使人觉得你的妩媚无比。”②后来她怀了孕，生了个儿子，取名为兰，这就是穆公。当时穆公流亡在晋。文公死后，由晋护送入国即位。晋国想通过穆公而控制郑国。

晋国这时灵公初立，赵盾专权。城濮之战，楚虽败于晋国，但是楚的实力还是很雄厚的。因而宋、郑也是“二亲晋楚”，穆公十六年（公元前612年），郑烛之武陪着太子夷朝晋。同年郑穆公自己又朝晋。次年郑从晋伐宋。晋集合诸侯于扈，晋侯不见郑穆公，据说是郑“贰于楚”。穆公二十年（公元前608年），晋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因受赂而还。郑穆公说：“晋不足与也”，遂盟于楚。穆公二十一年郑子家受命于楚伐宋，获宋华元。次年，晋伐郑，楚人也侵郑。

郑穆公（前627—前602年）的一生，作为一个小国的君主，就是这样在矛盾中度过的。他死后，郑灵公即位，只一年，就被公子归生（即子家）所弑。襄公立。于是“七穆”开始轮流执政。

所谓“七穆”，是指穆公的子孙，其中包括良氏、游氏、国氏、罕氏、驷氏、印氏、丰氏。灵公死后，贵族本来要立穆公的庶子子良（去疾）。他坚辞说“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后来大家立公子坚，就是襄公。襄公立后，他将驱除穆氏，而独留子良。子良说：“不可。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襄公不得不使穆氏之族保留下来，这也许是襄公已经预感到穆氏之族的力量足以威胁到他的政权。襄公五年，子良（良氏）开始执政。

宋、郑两国都实行贵族执政制，郑执政之首称为“当国”。犹后世首相一样，权力要高于一般的执政。清顾栋高说：“其（郑）执政不依卿之位次，子皮父子世为上卿，位居子产之上。”①子产是先以卿为执政，而后才升为当国的。

子良执政，依然是采取“两亲”外交政策。郑襄公五年，郑从晋伐陈。

接着楚来救，伐郑，晋郤缺又救郑。郑襄公败楚师于柳棼，国人都很高兴，子良却担心地说：“是国之灾也”②。因为他知道郑偶然战败了楚，楚一定是不会放过它的，所以他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了。”这时楚国正是庄王称霸，东征西伐，不但郑国，宋、陈、蔡等都受到灾难，而且战争连绵不断。公元前598年，楚国以夏征舒之乱伐陈，陈国几乎灭亡。楚也于同年伐郑。郑国①《左传》，僖公五年。

②《左传》，宣公三年。

①《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五。

②《左传》，宣公九年。

子良说：“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①公元前597年，楚围郑。郑襄公亲自袒开胸部，牵着羊，到楚军去见楚庄王，表示屈服。郑国几乎也灭亡了。子良以执政的身份出质于楚，楚与郑平。晋国荀林父率师来救郑。晋国将领中有的主张与楚决战，认为不可“失霸”。有的认为郑已降楚，楚郑邻近，晋军一去，郑又照样服楚，不如不战。后来晋军终于渡过黄河，开战于邲。结果晋败。这是晋楚城濮之战后的第二次大战。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负结束，而这次结果恰好相反，因此陈、郑等国又顺风倒向于楚国的一边。郑国还多次接受楚国的意旨，去伐宋国和许国。公元前575年，晋将伐郑。郑成公向楚报告，请求援兵。晋楚两军遇于鄢陵。晋范文子不想开战，晋郤至等坚决主战，战争就这样爆发了。晋军集中兵力于楚中军，晋吕锜射中楚共王的眼睛。这次战争如城濮之战也是楚败于晋，它与邲之战一样，都是因争郑而发生的。由此可见，郑之向背对于晋楚争霸的重要关系。

公元前571年，郑成公病危。子驷请亲晋背楚。成公不同意。他说：“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我？”②他临终还不忘记楚共王对郑国的恩德。这时子驷当国。郑于执政之上设置当国，就是从子驷开始的。而且，从此郑国的执政似多倾向亲楚的政策。

郑国贵族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

公元前566年，因为郑僖公多次得罪于子罕、子丰，子丰要向晋国控诉，从而废僖公。后来僖公又得罪子驷，子驷于是使贼夜弑僖公，而拥立僖公之子嘉，是为简公。

公元前563年，子驷“为田洫”（沟通井田中间的水渠），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土地。他们联合了尉氏共五族发动叛乱。这年冬十月戊辰，五族之人攻执政于西宫之门，杀子驷（时为当国）、子国（时为司马）、子耳（时为司空）。子孔（时为司徒）因事先知道消息，所以不及于难。子西为子驷子，他匆匆忙忙地收敛了尸骨，立刻去追捕叛徒。叛徒已进入北宫。他回来准备兵器再去追击，宫里“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国的儿子子产命令防守城门，带领着他的族人出发。子也带领国人来帮助。叛徒被打败，死了不少人，有些人逃往宋国。

这时，子孔代子驷当国。他重新调整了执政的班子，发表盟书，对参与叛乱有关的大夫、诸司等处死。子产不同意这样做。他建议饶恕叛乱的人，他还要子孔把盟书当众烧毁。子孔说：“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却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孔觉得有理，便当着大众把盟书烧毁了①。

公元前555年，郑从诸侯围齐。子孔企图驱除诸大夫，将叛晋。楚子庚乘机伐郑。子展、子西加固了城堡，坚决抵抗。楚师无功而还。自公元前562年至前555年，郑楚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至此楚又对郑作战。这次作战，子孔是企图利用楚的力量来排斥反对他的诸大夫的。但是子孔为政，过于专制，终于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前554年，国人追究公元前563年西门叛乱事件的①《左传》，宣公十一年。

②《左传》，襄公二年。

①《左传》，襄公十年。

责任，杀死了子孔。子展于是代子孔当国。子产始立为卿。后来，子产又被推荐当国。子产在郑国推行了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强国势的改革。其中主要的是改革田制，“作丘赋”，和铸刑书。本编下，第一章第二节别有传。郑灭许及郑的衰亡春秋中期，郑国由于子产执政，外交上比较灵活，国内政治也比较稳定。他死以后，七穆的罕氏、驷氏相继执政，国力趋于衰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已说：“郑其先亡乎。”昭公四年又说：“郑先卫亡。”这就是说，当时已有人预见它的“亡征”了。

齐、吕、申、许，古史上称为“四岳”，都是姜姓的后裔所建的国。姜姓与姬姓世代通婚且结联盟。周克殷以后，姜姓诸侯与姬姓诸侯受到同样“封土建国”的待遇。姜姓诸侯国虽然不及姬姓之多，但是它的地位还是重要的。周东征胜利以后，姜姓的齐和姬姓的鲁同时分封于今山东境内，是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国家。

许国在今河南的许昌。春秋时，它恰好在郑、宋、陈、蔡和楚的包围之中。

《左传》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载，郑与鲁互相交换土地。原来郑国在泰山有一块祊田，是为祭祀泰山供给“粢盛”用的。鲁国却有一块靠近许国的许田，是鲁国周公的采邑田。既然叫做许田，也许是许国所有，而当时已转为郑有。因其距郑鲁本国较远，不好管理，故郑、鲁互相交换。公元前712年，齐、鲁、郑三国共同伐许。许国失败。从此，许沦为郑国的附庸。许国大夫百里拥立许叔，居于原来许国的东偏。郑庄公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之使吾子（指许叔）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围也。”①同时，郑庄公又使公孙获居于许国的西偏，以为监护。郑庄公又说：“夫许，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岂能与许争乎？”②这是反面的说法，意思是天（上帝）既厌弃周的德政了，我岂能够与许争国吗？

公元前697年，当郑国内乱之际，东偏的许叔乘机夺回西偏。这样，许又复国。公元前665年、前627年，郑两次讨伐许国。在第二次战争中，晋、陈也都参加，原因是许“贰于楚”。前588年，郑伐许。接着，前577年，前576年，郑又伐许。许不得不割地与郑讲和。

春秋时期郑宋是晋楚所争夺的对象，因而常常受到晋楚的干扰，而郑国又欺负比它弱小的国家。许亲晋，但楚许邻近，又加上郑的欺负，处境更加困难。前576年许被迫远离“旧许”，迁徙于楚“方城”外的叶（今河南叶县南），求楚的保护，以逃避郑的压迫。许迁于叶后，郑、鲁、宋、齐都曾经设法使许国迁回复国，而未实现。前574年，晋国的军队一直打到楚的方城外。后来楚又把许数次迁徙。这时，许已名存实亡，而吴楚在江淮一带的战火正烈。前504年，楚连败于吴，楚迁郢于鄀（今湖北宜城），郑乘机灭许。

战国以后，郑益衰弱不振。郑哀公被国人所杀。哀公之后，共公、幽公①《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左传》，隐公十一年。

相继即位。幽公又被新兴的韩所杀，繻公即位。他杀其相子阳，“子阳之党又弑繻公”。像这样的国家，不待外部战争，就会自行灭亡。子阳之时，郑已分裂为三。又经过内部斗争，于公元前376年，韩灭亡了郑，并迁都于新郑。从此史书上叫做“韩郑”，就是说它已是韩国的郑了。

第三节　三晋：韩赵魏

三晋的族姓

韩赵魏是从一个晋国分出的三个国家，习惯上因而简称为三晋。三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史上的重大变化。田氏篡齐和商鞅变法也都是古史上的大事，但比起三家分晋，毕竟是后起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期的标准。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他认为，三家分晋就是礼（名分）的破坏。看起来，他是在批判三家分晋，但他以礼的破坏作为分期的标志，却表现了他的史识。

春秋后期，晋国的姬姓贵族差不多都衰落、灭亡了，而少数异姓贵族反而富强起来，以致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

按照传统的说法，韩、魏与周同姓，这并不足信据，三晋的族姓是有问题的。

秦、赵都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因此它们可能是殷商的支族。嬴、偃，大都是太皞，少皞之后，则秦、赵不是姬姓，是显而易见的。韩魏的来源，也可能不是姬姓。《史记·韩世家》说：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日韩武子。

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

《史记·索隐》对此已提出疑问，说：“《左氏传》云‘邗、晋、应、韩，武之穆’，则是武王之子。然《诗》称‘韩侯出祖’，则是有韩而先灭。今据此文云，‘其后苗裔事晋，封于韩原，日韩武子’；则武子本是韩侯之后，晋又封之于韩原，即今之冯翊韩城是也。”今按，“韩侯出祖”出于《诗·大雅·韩奕》。而据《韩奕》之诗内容看来，韩应与燕（姞姓）相近。周宣王打败了北方戎狄之后，而封韩侯，则韩地不可能在今陕西韩城，而应该在今河北以至辽河一带，故诗中有“因是百蛮，以受北国”。百蛮中有追（■）有貊，当是北方的游牧部落而后迁于东北境内。

西周之初，晋本在戎狄的包围之中。韩武子已是春秋时人。在韩武子之前，韩的先人也与魏相似，“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血统已经很难证明了。《史记》说他与周同姓，同姓不必同族，似正是存疑之词。

魏之起源，也很可疑。《史记·魏世家》说：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魏的起源虽然说在武王伐纣之时，但其后“绝封”，沦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就很难保证它必是姬姓了。

以上，是想说明三家分晋是异姓贵族取代姬姓晋国的政权，正象后来田氏之代替姜氏政权一样，而不同于鲁国的三桓专政。

三晋的变法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吴起与商鞅都是由魏国出去到秦楚进行变法的。

法家的变法主要是军事法，而由军事法变为民法的。但是这不能不牵涉到土地制度方面的变法。《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7年），晋于韩原之战败于秦，于是乎作“爰田”又作“州兵”。“爰田”就是上文“朝国人而以君命赏”者，可见“爰田”是针对国人即战士说的。州兵是在野外州的地区进行征兵。州人本来是不当兵的。爰田就是换田，易田。也就是后来商鞅在秦所实行的“辕田”。秦国生产力落后，所以一直到商鞅变法时才实行。《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引孟康说，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未世寖废。商鞅相秦，复立辕（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据此可知，爰田原是公社里所实行的轮换耕田的制度，而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不再三年一爰土易居了，而是分配到土地上，由农民自行轮流换耕。晋自韩原之战失败于秦，为了扩充兵源，使州人也当兵，因此州人与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赏田”者就是使他们可以不必参加“三年一爰土易居”的老办法，而准许他们可以长期占有土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自爰其田”。易、锡古本一字。读“易”田为“锡田”，因而误作“赏田”。

春秋战国之际，范氏与赵氏已经实行对私有土地征取赋税的办法。《左传》哀公二年载：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龙税焉（杜注：尨，范氏臣，为范氏收周人所与田之税。）。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

这是说周人给范氏田，他不是自耕，而是征收赋税的。范氏是赵氏的政敌，他捉到了范氏派去征税的臣，而不杀他，赵氏自己当也是这样，所以说“为其主也，何罪？”

据新出土《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晋国六卿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中行氏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扩大“步百为亩”的旧制。赵氏的亩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知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范氏和中行氏的亩制最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孙武因此推断，实行小亩制的范氏、中行氏将先亡，其次是知氏，再其次是魏氏、韩氏。如依此说，田亩改制与政治上的胜负也是有关系的。

1965年山西考古发现赵氏宗族与其族人和依附者的《盟书》。主盟者就是赵鞅，即赵孟、赵简子。其中《盟书》云：“自今以往，敢不率从此明质之言，尚（倘）敢或纳室者，而或婚宋人兄弟或纳室室者，而弗执献丕显公大家，明亟视之。”①室是宗族下面的基层组织，它们既有自由人，也有非自由人。据这《盟书》内容看来，纳室就是族人和非自由人把自己的家室、财产投靠于贵族以便求得“庇护”。赵简子说“无敢或纳室”者，是禁止他们去投靠别的贵族。倘使“弗执献丕显公大家”，就要受到惩罚。“明亟视之”，是盟书上的习语，意即要受到惩罚。这样，族人和非自由人就成为赵氏“庇护”的农民。我们这样解释，也许是合理的。

魏文侯时任用法家李悝变法。据史籍记载，他的变法主要是“尽地力之教”，就是使土地发挥最高限度的效率。这不但是要改进农业的生产技术，而且要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比如“治田勤谨”，精耕细作的话，每亩可增产粟（小米）三斗（约合今六升），相反的话，就会减产三斗。一进一出，①《山西侯马盟书考释》，文物出版社。

要相差很多。

在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以前，《汉书·食货志》这样说：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廿万顷土地。除去山川、村落占三分之一以外，有六百万亩耕地。这可见魏国变法以前，曾经调查了全国的土地，因而可以“计口授田”，从而督责农民的勤惰。也正因这样，李悝还能进一步提出“平籴法”，即好年成由政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亦由政府按坏年成的等级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看起来是国家关心农民，实际上农民的收入也就是国家的收入。

李悝变法，最有影响的是撰次《法经》。后来商鞅在秦变法，编次《秦律》，就是以李悝的《法经》为依据的。

赵武灵王时实行“胡服骑射”，主要是军事技术上的改革，但是“强兵”与“富国”都是法家变法的目的。

韩国也曾经进行变法。但是由于变革很不彻底，旧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反而造成了一些紊乱。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他讲究“术”，目的就是在加强对臣民的统治。依申不害的说法，只凭借公开的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术”来监督和防止官吏或贵族的舞弊弄法，阳奉阴违，以及瞒上欺下，在君主面前是一套，在人民面前又是一套。不这样，君主的权力又会旁落了，以致酿成“弑君取国”事件的发生。申不害认为只有“术”可以驾御它们，以补“法”之不足。

三晋的兴亡三家分晋后，魏占领了今山西的西南部、陕西东边沿河一带及山东的东南部、黄河以南一部分土地。本来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惠王时，为了向河东发展，迁都大梁（今开封市）。大梁处于黄河中游。地位适中。韩占领了今山西省的东南部和河南省的中部以及山西南部。它的疆土与魏交错。先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迁都宜阳（河南今县），再迁于阳翟（今河南禹县），由西向东发展。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后，又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

赵在韩、魏的西北，沿边与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接壤。另外还有一部分土地插入山东东南部，与燕、中山和齐接壤。先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后来迁于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再迁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

以上三晋的地理形势，使它们经常处于战火之中，几乎战国时的各国战争，都无不卷入。三晋的兵力强，也很精练。但除了赵可以向北游牧地区发展以外，韩、魏处于秦、齐对峙的轴线上，四面都是敌国。韩国占领宛、邓，生产铁矿，但宛、邓与楚国接近，后来都被楚夺去。

战国初期，东方诸侯中的宋、郑、鲁、卫还继续存在，但都已很衰弱。

周的国土更小，战国后又分裂为东西周。楚国在公元前445年灭了杞，前431年又灭了莒，同时不断地攻取郑国的土地。越国在前414年灭了滕，次年又灭了郯。泗上小国已被楚、齐所占领，齐国不断地侵略鲁、卫和宋。公元前406年，魏灭中山。后来中山又复国，最后又灭于赵。这时，魏国最强。前354年赵国曾进攻卫国。卫国原来是入朝魏国的，现在卫国被迫入朝于楚，当然不是魏国所能允许，因此率宋、卫联军包围赵的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师前来救赵。于是赵、魏之战变为魏齐之战。齐军不是直接到邯郸救赵，而是乘虚去攻大梁，齐魏两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北）相遇。结果齐大胜魏军，擒获了魏的军师庞涓。这次齐国战胜魏国是孙膑对庞涓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胜利。

魏攻赵邯郸的时候，秦也在元里（今陕西韩城西南）打败了魏军，旋率师伐韩，深入韩地。在齐军大败魏于桂陵的同时，楚也攻取魏的睢水，秽水间地。但是后来魏国逐步扭转战局，还是把赵都邯郸攻克了。前352年魏惠王调用了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由此可见魏国兵力并没有因桂陵之战失败而丧失了强盛的声威。前344年魏又举行逢泽（在今河南开封）之会，遭到韩国的抵制。

公元前342年，魏国向韩进攻，韩又向齐求救。齐威王接受了孙膑的建议，并不马上出兵，直到前341年齐军才赶到马陵（今河南省范县西南）。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多阻碍，又在夜里，当魏军进入马陵时，齐伏兵四起，万弩俱发，魏军大乱，太子申被俘，庞涓自杀。齐国又一次获得战略上的大胜。同时秦、齐、赵又三面围攻魏军，魏反攻又失败。次年魏公子卬和秦卫鞅交战，公子卬中计被俘。这是魏国又一次的惨败。

公元前344年，齐、魏会于徐州，互相称王。公元前333年，赵攻魏，并为了防止齐、魏联合进攻，在漳水、滏水之间建筑长城。这时秦又取得魏的河西郡。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也称王。同时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魏在连遭失败之后，国力衰落下去，齐、秦显得强大。于是国与国之间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斗争。公元前318年，三晋和齐、楚联合攻秦，兵至函谷，不胜而还。这是第一次的“合纵”战争。同时秦用张仪主张，以连横破坏合纵。

战国中期之初，秦集中力量于西南开发，也就暂时放松了对三晋的压力。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仓库。同时秦兼并了义渠的土地，巩固了北疆。前314年齐宣王趁燕国子之叛乱攻取了燕。前312年秦、魏、韩联合，与楚、齐开战。这是张仪连横战略的成功。秦当时主要在破坏楚、齐的联合，楚怀王轻信张仪，结果不仅损害了楚齐关系，也损害了楚本身的利益。

公元前308年秦攻占韩的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前306年，楚灭亡了越。

楚怀王不明当时形势，仍倒向秦的一边，以致引起韩、魏和齐的联合。

公元前301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楚的方城，在泚水旁的垂沙打败了楚军。前298年，齐、韩、魏三国进攻秦，一直打到函谷关。

赵因为地处北边，与游牧部落接壤。赵实行“胡服骑射”，这完全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但也引起了旧贵族的反对。公元前310年，赵灭中山。这时，赵和齐、燕的矛盾日益增长。而燕要富国强兵，赵、齐又都是它的敌人。苏秦在燕，主张联合五国攻秦或者攻齐。因为赵国相当强大，苏秦认为，如果齐、赵联合，对燕不利。他奔走于齐、赵之间，其目的就是阻止他们的联合，使赵和韩、魏一致对秦或者对齐。

公元前287年，齐攻秦，后来三晋也参加。这是苏秦所发动的合纵的胜利，但是不久就破裂了。公元前286年，齐湣王灭宋，引起各国间均势的破坏，过去是五国攻秦，现在变为五国攻齐了。次年，韩也参加攻齐。公元前285年秦也参加攻齐。燕昭王看到这时合纵攻齐的形势已经成熟，前284年，以乐毅为将，率领大军出发，一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齐湣王逃到莒时，被楚淖齿所杀。以后齐在田单领导下，动员全民反攻，才逐渐收复了失地。从此形势又起了变化。

公元前275年秦大举攻魏，再次攻到魏国大梁，魏被迫求和。公元前273年，魏赵联军向韩进攻，韩求救于秦。秦白起率军到了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斩首十五万。

赵在三晋中，兵力最强，是秦统一六国最大的障碍。公元前270年，秦赵阏与（今山西和顺县）之战，赵奢、廉颇战败了秦，使赵的威风大增，因而酝酿了秦赵之间更为剧烈、更大规模的长平之战。

在长平之战以前，秦连攻韩，取得不少重要据点。公元前263年，秦已攻取了太行山的南阳地，以断绝韩本土和上党郡之间的孔道。前262年，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又被秦攻取，韩的本土和上党郡完全隔绝了。韩国愿意献出上党郡向秦求和，但上党郡守不肯服从。韩惠王派冯亭去接替他。冯亭到任后，也不肯降秦，而把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赵于是封冯亭为华阳君，并派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防备秦军。秦白起、王进攻长平。这次战争，两国都派了大军和名将，是一场关系重大的战争。

秦赵两军在长平相持三年，不分胜负。后来赵孝成王中秦反间之计，听信了赵括（赵奢子）夸夸其谈的话，起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将。公元前260年7月，赵括一到前线就大举进攻秦军。白起采用了迂回的运动战术，先在正面诈败后退，另外布置两支骑兵，袭击赵军后路。赵军攻秦堡垒不利，而秦的奇兵二万五千人已经断绝了赵军后路，另一支奇兵又切断了赵军的堡垒，把赵军切成两段。但秦军亦颇不利。秦昭王听到消息，亲自赶到河内，赐民爵一级，把十五岁以上的壮丁悉数征发到长平前线，用来堵击赵的军粮和援兵。到九月间，赵军已被困了四十六天，饥饿乏食，分为四队轮流向秦反攻，仍未能突出重围。赵括亲自带精兵搏斗，被箭射中而死，赵军大败。全军四十多万人全部被俘。白起竟把浮虏全部活埋。战国后期，秦战略战术不在夺其土地，而在歼灭敌人的战斗力，它的残酷性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到了公元前259年，秦攻取赵的太原郡，并占领了上党郡。白起正要乘胜攻破赵国，由于范睢和白起发生龃龉，另派王陵进攻赵的邯郸。白起托病不出。赵国军民坚决与秦抵抗到底。到了第二年，王陵的军队死伤很多，仍不能下。秦昭王改用王龁代替王陵，范睢又起用私交郑安平为将。

到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国始谋救赵。但魏的军队踌躇不进。后来魏信陵君以计夺得虎符，才使魏军前进，楚军也赶到。魏、楚两军夹攻，秦失利，大败。这是秦赵第二次大战。可见赵的兵力还是很强大的，仍是秦的劲敌。

但这时秦统一六国的形势基本上已经完成。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

前254年，魏攻取了定陶，又灭亡了卫，间接地有助于秦的统一。因为齐楚和魏韩实际上已衰弱了，秦的兵力已占中原腹心。前249年，秦又灭东周。前237年，秦攻占了赵的上党和河间。

公元前231年，魏、韩被迫献出了土地。次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了韩王安，把所得的韩地建置南阳郡。

公元前229年，秦乘赵旱灾，大举攻赵，进围赵都邯郸。赵王宠臣郭开受秦贿赂，谣言李牧与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忽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后来又杀死了李牧。次年，王翦大破赵军。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逃到代郡，自立为代王。秦于是建立邯郸郡。前222年秦灭了燕，接着又回攻代，虏代王嘉，赵亡。

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贲攻魏，包围了魏都大梁，引黄河水灌城，三个月，城坏，魏灭。

综观三晋的兴亡，战国前期以魏为盛，战国后期以赵为强。赵尽管先后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之围的重大打击，但还是抗秦的重要力量。赵之亡，并不是由于兵力之不足，而是由于赵王听信奸言，更易良将。看来，秦王政得以灭六国，有多种原因，并不单纯是由于军事上的胜利，这是不能草草作出结论的。

第四节　中山①

中山建国及其初亡

春秋中期，白狄代赤狄崛起于西北。后来它逐渐发展，顺着原来赤狄的路线，逾太行山而东，到了宋、齐、鲁、卫之间。按照传统的说法，白狄本是赤狄的分部。但是赤狄以媿姓为主，即鬼方之后，而白狄则是姮姓，或说是妘姓。又说鲜虞出于白狄，而鲜虞是姬姓，说法不一。总之，白狄与赤狄不一定是同姓同族。古代部落联盟集合许多不同姓氏的部落而成，强则合在一起，弱则各自分裂；经济文化上也不一致。

自公元前628年，“狄有乱”①。次年，白狄始见于《春秋》。则狄之乱为赤狄白狄之分裂。晋败狄于箕，获白狄子，是这时白狄尚服属于赤狄，相从征伐。《春秋》经传只称狄而包括赤狄白狄在内，没有分别的必要。公元前606年（宣公三年）赤狄侵齐②，其后赤狄白狄并见，知白狄已离赤狄而独立，分为二部。公元前602年赤狄侵齐，而白狄及晋平③，其对外关系。显然背道而驰，这更可证明自为部落，各有其土地和人民。自赤狄东徙而逐渐衰落之后，白狄代之而兴。

赤狄是合甲氏、留吁、潞氏、廧咎如四部而成。后来四部陆续被晋所灭亡，赤狄遂亡。白狄也是同样，它分为肥、鼓、仇由和鲜虞四部。鲜虞最强，其余三部都属于它。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晋县，鲜虞在今正定，仇由在今山西太原盂县。春秋中期以后，白狄大部分已逾太行山而东，到了河北、河南、山东境内。它们占领了原来赤狄所占领的地方。元城、邯郸、清河、永年、邢台、唐山、任县（今皆属于河北省北部）、浚县、恩县、冠县、范县（今属河南、山东），都曾先后被狄人所占领，而后来又被晋人所占领，战国时期则分属于三晋、中山和齐。

公元前569年，晋悼公采取魏绛的和戎政策①。这是赤狄衰落、山戎和白狄代之以兴的标志。其后，晋与白狄的肥、鼓和鲜虞的战争便不断地发生。公元前530年，晋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今河北晋县西）以肥子绵皋归。次年晋自著雍侵鲜虞，及中人（今河北唐县），大获而归。又过了一年，晋荀吴伐鲜虞，围鼓。三月，以鼓子鞮归。经过以上数次战争，肥、鼓部已被晋歼灭，首长都被俘虏了，但不久，晋放回了鼓子。直至前520年，晋才一举而灭亡了鼓，使晋大夫涉沱守其地②。从此鲜虞独强，它一直与晋为敌，并参加了范氏、中行氏对赵、魏、智的斗争。

《左传》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记载：“齐卫围威，求救于中山”。杜注：中山，鲜虞。这是鲜虞改名中山之始，也可能是鲜虞建国之始。

按鲜虞之名最早见于周幽王时。《国语·郑语》说：“当成周者，北有①本文参考了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段连勤《北狄与中山国》及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的有关部分。

①《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②《左传》，宣公三年。

③《左传》，宣公七年。

①《左传》，襄公四年。

②《左传》，昭公二十年。

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狄当指赤狄，鲜虞后来归属于白狄，它是在晋国六卿不断内战中建立了国家的。

公元前491年，荀寅奔鲜虞。齐联合鲜虞伐晋，纳荀寅于柏人（今河北内丘县）③。荀寅是范吉射的姻亲，他在与赵氏的斗争中一直是帮助范氏、中行氏的。当时齐卫等国也与中山采取同一立场，站在范氏、中行氏的方面。公元前489年晋赵鞅帅师伐鲜虞，是赵氏对鲜虞中山的报复。同时智氏也灭了鲜虞的同盟氏族仇由氏。

晋国六卿之间的斗争日益剧烈。范氏、中行氏失败以后，四家瓜分了它俩的土地和人民。晋出公被驱逐出国。但是四家之间依然不断发生战争，最后智氏被韩赵魏三家所灭。

战国之初，三家中以魏为最强。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以乐羊为将，率兵攻伐中山，中山坚决抵抗。至公元前406年，魏终于灭了中山。自公元前492年史书上始见中山，至此时被灭，历时八十余年。

关于中山被灭亡的原因，《吕氏春秋·先识》篇有一段预言性的记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晋出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

对曰：“中山次之。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

可见，鲜虞中山一直保持它的旧俗。但以此为灭亡的原因，则未必可信。中山复国及其再度灭亡自公元前406年中山为魏所灭，至公元前378年复国，经过了三十年。

其间，必定充满着一段艰苦曲折的民族斗争的历史过程，可惜史料缺略，能知者有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魏国自身的衰弱，及当时形势的变化，才使中山有复国的机会。

三家分晋以后，魏国与中山之间隔着一个赵国，而中山与赵紧密相邻。

因此，魏国对中山的统治是不够巩固的。前378年，狄败魏于浍①。史家认为此狄即指中山，此已是中山复兴之始。同年，赵伐中山，战于中人（今河北唐县）又与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柏乡县西北）。这是中山复兴以后，起而干涉和平定中山的国家已不是魏，而是赵，这说明赵代替了魏国的地位。中山复国的年代，史书缺载，但是史家根据《世本》的记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认定中山亡于魏国，在中山武公之时，而其复国则在中山桓公徙灵寿以后，因此以前373年左右为中山复国的年代。顾在今河北正定县，灵寿则在今河北平山县。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平山三汲公社发现中山的城址、陵墓、青铜器及铁器，可以证明它就是中山桓公所迁之灵寿遗址。

现在我们根据出土的中山王方壶、方鼎和■■壶的长篇铭文，可以证实③《左传》，哀公四年。

①《史记·魏世家》。

中山复国以后的一些重要史迹。

（1）中山国君的世系据方鼎、方壶铭文，可知作器者是中山王■。由它上推则为文、武、桓、成以及王■自己。《水经·滱水》注说：“中山为武公之国，其后桓公不恤国政，二年果灭。”这是错误的。桓公迁于灵寿以后复国，他恰好是“复国”的人物。桓公以后则是成王，是王■的父亲。王■的太子则是■■。

（2）在铭文中还提到中山与齐联合平定燕国子之之乱的事。史书只载齐宣王伐燕而不及中山。从铭文内容看来，中山不但是伐燕的参加者，而且获得“吉金”（青铜兵器），因而铭功纪德而作鼎、壶。方鼎铭文中说：“燕君子哙不顾大谊（义），不谋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这完全是站在宗法制上面的说法。

复国以后的中山和复国以前的中山不但在经济文化上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它的国力已大大增强。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在此以前，齐、秦、魏已经称王，而此次魏又发起五国相王。这是想借此拉拢韩、赵、燕、中山等国以对抗齐、秦、楚，并虚张自己的声势而已。可注意的是，这时偏在东北的燕、中山也称王了。

但是中山毕竟只是次等国，由于其地理形势处于赵齐的中间，所以使它不是依靠东面的齐，便是依靠西面的赵，看来它是更依靠齐国的。就赵国方面说，它为了扩大领土，也只有向近邻中山发展更加方便。燕在它的东北，虽是弱国，但当时燕赵之间却有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活动着，并不很好对付。

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据说这就是为了抵御赵国的入侵的。其地点即在中山国以南与赵接壤的地方，房子（今河北柏乡县西北）、扶柳（今河北省冀县西南）一线。惟中山长城遗址，至今尚未发现，此可备一说。中山曾与赵争鄗（今河北柏乡县北）。《赵世家》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

这是赵武灵王决心实行胡服骑射时，对公子成说的话。语重心长，可见鄗的重要性。

鄗位于古槐水北岸，地当南北之冲，是战略上的要地。中山得鄗，即可沿槐水设防，以制止赵国的入侵，失鄗，则赵以鄗为基地，长驱北进，可以威胁中山的安全。因此，在中山亡于赵以前，双方曾在鄗多次发生争夺战。如前引赵武灵王的话，说中山曾经引水围鄗，也可证明。

赵在武灵王时，国力已强大起来，它不断地发动对中山的战争。赵虽然是“万乘之国”，中山只是“千乘之国”，但在战争中却遭到中山的坚强抵抗。《吕氏春秋·贵卒》篇说：“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鴪’，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这可见当时中山已经使用铁兵器，并发挥了作用，后来燕国参加了对中山的战争，以报前中山与齐伐燕的仇恨。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亲自率军进攻中山，从井陉塞分二路进攻，向北连克中山国的城邑。赵武灵王率领的军队攻占了鄗、封龙、石邑、东垣四邑。中山献四邑求和。经过这次战争以后，中山便衰落下去。《战国策·魏策》说：“中山数割（地）数伐而随以亡。”

公元前300年起，赵国又发动了对中山的进攻。经过了五年，才彻底打垮了中山的军队。公元前296年，赵攻入中山的国都灵寿。中山君王■的儿子■■已于战前即位。灵寿破后，他仓皇逃到齐国。燕国这次也参加灭亡中山的战争。

中山虽灭亡了，但赵仍使■■的儿子尚（一作胜）继祀，一年后才废除。

第六章　徐、楚

徐和楚，还有舒，自西周以后，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都是中原各国的对抗势力。春秋时，鲁人作颂，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这都是赞颂周、鲁对于徐、舒和楚的胜利。荆即荆楚，舒可兼指徐舒。荒，训“有”。“遂荒徐宅”，占有徐人所宅居也。因文献的不足，徐楚史事已难于详考，而楚尚较徐舒为胜。

第一节　徐、舒

徐舒的分化及其迁徙

古文字徐和舒本是一字。金文，徐作■。《说文》云：“余，舍之省”，则徐本应作■，与舒“从舍正合。“予”，可能就是从“邑”之误。《春秋经》僖公三年，“徐人伐舒”，《玉篇》引作“徐人伐■”，则是舒作■之证。但是我们不能读作“徐人伐徐”，只能是说徐已分为二族，即徐和舒了。旧说徐，嬴姓；舒，偃姓。赢、偃，一声之转，也可证明其为同族的分化。殷周之际，管、蔡与武庚同时叛乱，今山东泰山到沿海一带的东夷部落纷纷响应。其中有熊、盈、徐、奄诸姓。有人认为熊就是荆楚，盈就是赢，徐、奄就是徐舒。这是很可能的。因此，他们必定居地相互邻近。周公东征，灭国五十，人民四处逃亡，有的逃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甚至逃到海外。有的向西北逃，有的向江淮流域逃。舒在今安徽庐江舒城之间，部落繁多，有舒蓼、舒庸、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总称为群舒。

西周时期，他们被称为东南夷或者东国、南国。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西周及齐、晋等国的反抗斗争。文献记载缺略，但《鲁颂·闽宫》里还提到“荆舒是惩”的话，铜器中如《小臣■■》、《班■》、《善鼎》都有关于征伐东南夷的记载。《鲁颂》以荆舒并称，可见他们尚相距不远。

后来荆楚更向西南迁徙。周昭王“南征不复”，死于汉水，也与征伐徐楚有关。当时的战线由长江下游延伸到了汉、淮流域。穆王时，西北犬戎活动频繁，穆王曾经向西巡狩，到达昆仑山下，见到西王母，乐而忘归。正在这时，他听到西南徐偃王叛乱的消息，立刻命造父（赵的祖先）驾车，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赶快回来。对于徐偃王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的说，他好行仁义，当时有三十六个小国都朝见他。有的说，他长得很软弱，驼背，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对面的人。其实这只是从偃王的“偃”或“尸”（夷）字上想象出来的。偃有曲屈之义；尸，甲骨金文作■，也是曲屈之形。也有人认为他的时代与穆王不合，考证出他是春秋时楚武王、文王时的人物。但是，徐国确实存在过一个了不起的反抗西周统治的英雄人物①，却无可怀疑。

徐舒的兴衰西周末年，徐暂时衰落。公元前668年（鲁庄公二十六年），《春秋经》：“公会宋人、齐人伐徐”。此春秋以后，徐始见于记载。以后徐见于《春秋》①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页188，1985年文物出版社。

经传者，逐渐频繁，可见它正由衰而渐兴盛。

齐桓公称霸时，江南楚国也逐渐强大，列楚穆王、楚庄王时，它的势力已经伸入江淮流域，因而徐与群舒也逐渐与楚发生战争。

公元前657年（楚成王十五年），《春秋》僖公三年记载：“徐人取舒”。上文已经说过，徐、舒已经分裂为二。徐所以伐其同族，正说明徐有兼并群舒而成为大国的企图。据它书记载，这时朝见徐国者有三十六国，所以徐旭生认为徐偃王应在此时，而不应在西周穆王时。但是，不论是否如此，徐此时必是强大。而且齐为了防范楚的东侵，显然有拉拢徐舒等国及散布于河南东部的小国的企图，因而徐舒就成为齐、楚争夺的对象。《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弦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北，息县南。它灭亡的原因是它依赖齐国并跟江（嬴姓，今河南正阳县东南有故江城）、黄（嬴姓，今河南光县西）、道（今河南确山县）、柏（今河南舞阳县有柏亭）等小国有婚姻关系，而不防备。楚之灭弦，则是楚、齐争霸的结果。

公元前646年春，楚人伐徐。三月，诸侯大夫救徐。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今湖北随县有厉山店）以救徐。冬，楚人败徐于娄林（今安徽省泗县东北）。《左传》认为此次楚伐徐的原因是“徐即诸夏”，意即徐国依靠齐国为首的华夏诸侯而遭到楚的征伐。但齐和华夏诸侯并不能起到保护徐的作用。自弦被灭之后，江、黄等国都被楚灭掉。后来楚国又灭六（今安徽六安）、蓼（今安徽霍邱县）。这样已经逼近了群舒的范围。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次年，楚伐群舒，灭之，并与吴越结盟而还。

徐舒的灭亡当楚国的势力正向江淮流域发展时，长江下游吴、越相继兴起。晋利用吴以制楚，楚也利用越以制吴。因此，江淮之间的小国成了吴楚争夺的对象。《左传》，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入州来（今安徽凤台县）。同年，吴始伐楚，伐巢（今安徽巢县），伐徐。

公元前576年，舒庸人导吴围巢，伐驾，围釐、虺。此三地，不详所在，但当与巢不远，仍在安徽北部。这次战争，舒庸人是吴的向导，可见群舒中已经有一部分归附吴国了。故前570年楚遂伐吴，克鸠兹（今安徽芜湖市东南二十五里）至于衡山（当涂县东北六十里之横山）。这时，楚的力量已经伸展到长江下游，因而引起了华夏诸侯的恐慌。公元前563年，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于祖（今江苏邳县北而稍西之加口），它们不得不与吴寿梦举行和平谈判。吴以后更集中兵力争夺群舒。公元前560年，前559年，吴楚于庸浦（舒庸之浦）、于棠（今江苏六合县境），都发生战争，互有胜负。前549年，吴召舒鸠人，煽动它们叛楚。楚责备舒鸠人，舒鸠人遂与楚结盟。不久，吴又来救，楚大败吴，并灭舒鸠（今安徽舒城县）。

在吴楚争夺群舒的斗争中，徐都没有参与，它只能自保而已。直到公元前538年，以楚为首，会诸侯于申，楚把徐子捉起来。那次参加会盟的有蔡、陈、许，还有顿、胡、沈（皆在河南安徽交界处）以及淮夷等。楚国又乘机攻克朱方（今江苏丹徒县境内）。这朱方是吴封齐的叛臣庆封的邑，其目的就是防御楚国。两年之后，徐仪楚去朝聘楚国（传世有■王义楚鍴），这说明楚国还是比吴强大。

但是新兴的吴不肯罢休。前537年到前530年，吴楚连年在淮南江北一带发生战争。公元前529年，吴灭州来。公元前518年，吴又灭巢和钟离（今安微凤台县东南稍北）。前512年，吴伐徐，吴筑防壅水灌徐。就在这一年，徐灭亡了。

越强大后，它又继吴北上称霸，与晋争夺盟主的席位。它的势力伸向淮水以北，与鲁、徐、邾、滕、莒国接壤。但是战国以后，越也衰落了，楚又灭越。泗上小国也大都被齐、楚所吞并。

徐、舒是春秋时期江淮之间的小国，南北接通的枢纽。它在沟通南北文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1979年，江西靖安县李家村发现青铜器窖藏一处，其中有徐器三件，其一为徐王义楚鉴。1988年靖安以南高安县西清泉市出青铜器十二件，其中一件徐王■义觯和二件徐王义楚觯。徐都自称为王，与楚相同。

徐、舒与吴也有密切的关系。吴国北上，必须经过徐国。据说吴季札经过徐时，徐君殷勤招待季札。徐君看见季札身上的佩剑，十分爱慕，形之于色。等到季札回国时，徐君已死，季札到徐君墓前扫墓后，就把剑挂在墓前树上。人问其故。季札说：“我知道徐君爱慕我的剑，我因出使上国，没有能够给他，但是我已心许之”。这一故事反映了徐吴的关系。以上出土青铜器，所以在江西发现，是因为吴的西境即在今江西境内。

第二节　楚

楚的先世及楚建国

楚的先世，在传说中，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据说，他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在《离骚》这篇自传式的诗里就自认为是“帝高阳之苗裔”。《大戴礼·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这就不是一个人，而应当是一个神，而且是一个法力很大的神了。

颛顼之族原来在西北黄土高原，后来它的一支迁到了山东沿海，与少皞氏住在相近的地方①。夏商和商周之际，颛顼之族的支裔大概又继续向江淮流域迁徙。如陈、郑建国以前，那里也曾有颛顼族的支裔活动过。后来颛顼的族人又向西南方向流动。

颛顼的后裔昆吾氏和彭祖氏，在夏殷时，曾先后为侯伯，他们的身份，似与中原诸侯同，还不一定就是蛮夷。昆吾的弟兄季连，始以芈为姓，是楚的直系祖先。昆吾氏和彭祖氏后来都被夏商所灭。季连之后，也衰微了，史称其“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可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蛮夷化了。

据说，季连这一支最后迁到了丹阳。顾名思义，丹阳就是丹水之阳，位于今陕西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之处。丹水与浙水合流，进入汉水上游，与荆山山脉连成一片。当初迁时，这一带尽是高山峻岭、森林荆棘，楚人与土著部落杂居，他们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当楚鬻熊时，他们看到殷纣王愈来愈加暴虐，西南的落后部落很不满意，因此他便去投靠新兴的周。周在这时一方面服事殷商，一方面却暗暗发展势力。大概这时，许多姬姓姜姓的宗族子孙迁移到了汉水流域。楚鬻熊依附于周，周当然十分欢迎。后来周克商时，西南的许多小国庸、蜀、羌、髳、微、庐、彭、濮等都自动地与周武王会师孟津。其中虽无荆楚的名字，但周原甲骨确有“楚子”，那么楚可能也和八国一样，共同参加了周克商的战争。《史记·楚世家》说：“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至熊绎之时，周成王已正式封他于楚，“赐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爵名，姓氏，都邑都被规定下来，似已建立了早期国家。楚的国君被称为“楚子”，就是从熊绎开始的。

当周夷王时，王室衰微，诸侯或相伐。楚子熊渠，史称其“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至于鄂。”庸原在川陕巴山渝水之间。据说，周武王伐纣时，巴人“前歌后舞”，以鼓动士兵勇气。后来不知何时，它已迁徙到今湖北的竹山。鄂也是商周之际的古国，后来迁徙于湖北的鄂城。就地理形势来看，楚已向汉水以北的山丘地带拓土殖民，一直到了南阳盆地。

熊渠不满足于对周的依附，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三个儿子，都在江上楚蛮地区。不久以后，熊渠虽去掉了王号，他独立建国的要求已是很显然的了。此后，楚与周的关系就比过去不同了。

①参考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74页。

楚与汉阳诸姬周克商后，周已成为华夏诸侯的共主。楚国也渐渐强大起来，向江汉流域发展。同时，江汉流域一带有许多落后的部落散布着。其中，除姬姓、姜姓外，还有偃、嬴、子、姞、媿姓等，他们大概也是殷周之际迁徙到这里的。楚向江汉流域的发展，使诸姜诸姬受到威胁。周昭王时曾经三次南征，其主要对象就是楚。如新出土的《史墙盘》铭文说：“弘鲁邵王，广纰荆楚”，邵王就是昭王，纰就是讨伐的意思。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更为详细。第一次南征是在昭王五十六年。他渡过汉水，遇到大咒，昭王无法前进，便只好退师。《纪年》记载第二次南征时“天大曀（阴暗），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大概也因天气恶劣，路途受阻，六师死伤不少，又只好回师。最后一次在昭王末年，结果是昭王死在汉水中。这时，北方的游牧部落ǎ狁也很活跃，因而使南方的蛮夷部落有隙可乘，得以顺利发展。

西周末年，西北发生旱灾、地震，犬戎作乱，周室东迁。楚国更加强大。熊通已自称为武王。

楚武王已进入春秋时期。楚由丹阳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城北五公里）。由此，可以北上，到达黄河中游，南通长江。地势险要，农业经济发达。这是楚国春秋时期成为南方强国的重要条件。

楚武王时，汉水以北的诸侯小国中，以随为大。楚武王也以随作为战争的主要对象。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始伐随。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第二次伐随。公元前690年，楚武王最后一次伐随。楚始终未能使随屈服，结果，结盟而还。武王在路上生病而死。

公元前703年，楚与巴国联兵伐邓（今河南邓县），大败邓人，掌握了渡汉水向北开拓的通道。公元前701年，郧人曾联合随、绞、州、蓼伐楚。楚将屈假、斗伯比等先发制人，不等四国之师与郧会合，就迅速出兵攻郧，大败郧师。四国之师被迫退回。此后，楚灭了蓼国。唐国也因而沦为楚的附庸。这时，楚在南阳盆地的势力迅速扩大。

楚迁郢后，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即位第二年，锐意北上，渡汉水，经邓，伐申。公元前682年，灭申。在灭申前后，另一个姜姓吕国也被灭。公元前687年，楚又伐邓。九年以后，公元前678年，灭邓。

汉阳诸姬，以随为大。楚数次出兵征伐，也不能使它屈服。申、息被灭后，随更加势单力薄，但是它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1975年，南阳境内陆续发现申吕等国古墓。1978年，又在随县擂鼓墩发现了一座曾侯的大墓，其出土青铜器大部分都有曾侯之名，与宋代安陆县所出土的《楚王■章镈》铭文基本相同。镈器是楚惠王奠祀曾侯之物。为什么在随国竟有曾侯之墓葬及如此多的器物呢？考古学者与史学者认为这个曾侯墓在灭随后，由别地迁来的。也有人直接了当地认为曾就是随，与姒姓之鄫无关。

公元前635年和前622年，秦人两次伐都。鄀也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古国，原在河南内乡的商密，后南迁至湖北宜城，从此分为下鄀（商密）和上鄀（宜城）。由于下鄀与秦交界，受到秦的压迫而南迁，投靠楚。

濮是一个古老的原始部落，种类繁多，史称“百濮”。它也由丹阳荆山山区渐渐向南迁徙，到达楚国的西南边境。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楚国大饥，西南的部落乘机骚动。《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蛮以叛楚。濮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所谓戎，也就是“百濮”。根据这段记载，大略可以探知这些部落或聚或散，非常顽强。当今桐柏山、大洪山之间，就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他们乘楚饥荒，出来攻击、骚乱。

庸，在周武王伐纣时，原在周的西南，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地方。楚迁于丹阳并占领了南阳盆地以后，庸也到了随县、枣阳一带。百濮之乱，庸人带头叛楚，以致申、息的城门都不敢开，楚也想迁都，以避其锋，形势是够危急的①。但是楚庄王坚决抵抗，庸、麇等国被楚所灭。这时庄王在国内又消灭了若敖氏的叛乱，他的权力大为巩固。

自楚武王至文王时，不断对外战争，汉阳诸姬和诸姜小国已基本上被消灭了。楚国从此北上争霸，东进江淮。春秋时期楚国始终是南中国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

北上争霸与东进江淮楚自武王文王积极经营南阳以后，便打开了北上争霸与东进江淮的道路。公元前684年，楚败蔡师，并俘蔡侯献舞而归，这是楚向华夏诸侯公开挑战的开始。息侯的夫人是陈君的女儿，与蔡侯夫人是姊妹。息侯路过蔡国，蔡侯对息妫无礼，因此引起息侯对蔡侯报复的念头，并求助于楚。这时，楚文王正想北上争霸，便答应了息侯，先向息挑战，趁蔡侯前来救息时，将他俘虏。蔡、息都是姬姓诸侯，息在淮水以南（今河南息县西南），蔡在淮水以北，申吕以东。蔡被伐，息也受到威胁。公元前682年，息终于被楚所灭，不久申也被灭。从此申、息成为楚国直属的县，北上争霸的桥头堡。

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伐郑。他是成王的叔父，因成王即位不久，大权落在他的手里。楚要北上争霸，不能不通过陈、蔡、宋、郑战争就因此展开了。

据说，令尹子元这次伐郑以后，行动更为放肆。他喜欢妫夫人，居然住进王宫。射师斗廉进宫劝阻，子元不但不听，反而把斗廉抓了起来。成王、妫夫人与申公斗班等人密谋，由斗班及其父斗御强联合斗梧、斗谷於菟等，率领甲士，包围王宫，杀死了子元。成王于是任命斗谷於菟为令尹。斗氏一族原是若敖氏的分族，这次的宫廷斗争实际是一场宗族间的政治斗争。《左传》庄公三十年记：斗谷於菟“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是出了大力的。

这时正值齐桓公称霸。他以“尊王攘夷”为旗号，联合诸侯共同抗御戎狄。楚国被认为是南方蛮夷的国家，也在齐防御之列。公元前656年春，郑向齐告急。齐桓公率领鲁、宋、陈、卫、曹诸国军队前来救援。他先去讨伐依附于楚的蔡国，蔡不战而降。接着便向楚国进发。楚派屈完去与齐桓公谈判。管仲代表齐桓公，责问楚为什么“包茅不入，王祭不共，”为什么“昭王南征而不复”。屈完回答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①齐桓公觉得楚国不会轻易屈服，也就自动退兵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与楚结盟，维持了表面上的霸主形象。

①据《左传》的记载看来，申、息应在楚东，而戎出自西南，不致使申息北门不启。①《左传》，僖公四年。

楚成王北上争霸受阻，他改向江淮东进。当时，江淮流域到海边一带，还散布着徐、舒等偃（嬴）姓部落，道路不通，楚成王半途折回。公元前655年，楚国伐许（今河南许昌），公元前649年伐黄（今河南潢川县）。楚穆王时已灭六、英（今安徽六安和河南固始）。楚庄王时灭舒蓼（今安徽庐江县），又灭舒庸。这一连串的战争规模不大，却是楚国势力的不断向东发展。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不自量力，企图称霸。公元前639年，他邀集齐楚在宋国鹿上（今安徽太和）举行会盟，目的是要齐楚和其他诸侯小国奉他为霸主，并决定秋季在睢（今河南睢县东南）再次再行会盟。楚成王表面上都同意了。到了秋天，楚、郑、陈、许、曹等国果然如期来会。宋襄公主持会盟，楚成王却早埋伏下甲士，当场执住宋襄公，并即进军宋国。宋国军民尽力抵抗，幸未酿成亡国大祸。

宋国称霸失败，北方诸侯足以抵抗楚国的只有晋国。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会合陈、蔡、郑、许等国军队进攻宋国。晋文公召集大臣研究对策。狐偃说：“曹刚服从于楚，卫国又与楚结亲。我们如果打曹卫两国，楚国一定会来救援。这样，宋国之围也就可以解除。”这时，陈、蔡、郑、许等国都亲楚国，只宋亲晋，可见楚国之强。晋文公接受了狐偃的建议，公元前632年初春，晋文公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于是晋军南渡河，侵曹伐卫。这时，晋文公与齐盟于敛盂。卫侯感到害怕，要想与晋国结盟，晋不同意。卫侯想投靠楚国，而国人不愿意，反驱逐卫君出国。晋军很快占领了卫国的五鹿（今河南濮阳县南）与秦齐两国结盟，使他们保持中立。然后晋军急攻曹国，俘虏了曹共公。

当曹卫危急之时，楚成王曾派兵救援，由令尹子玉进攻宋国。曹卫屈服后，楚成王感到形势不利，对于战争已不抱胜利的希望。令尹子玉却坚持拼到底，成王很不高兴。这时，晋先轸对晋文公献策说：“可以让宋国假装丢开我们，贿赂齐秦，让他们出面向楚求情退兵。如果楚不同意，就得罪了齐秦。我们再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给宋国，楚亲曹卫，必加紧攻宋。”楚令尹子玉对于晋军的策略十分恼火。楚将宛春对子玉说：“晋将曹卫的土地分给宋国，目的是要稳住宋国。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只要晋恢复曹卫两国，我们也可立即解除宋围。”令尹子玉同意，并派他去见晋文公。

晋狐偃对文公献策说：“我们可以私下允许曹卫复国，但它们必须向楚宣布绝交。这样，曹卫两国都会感激我们。同时扣留宛春，以激怒楚令尹子玉，让他和我们作战，宋国的围也就可以解除了！”子玉不知是计，更加发怒，追击晋军。宋国也立刻助晋作战。双方将在城濮展开激战，晋文公先下令退避三舍，以报谢楚成王对他的款待。子玉却更加骄横，战争的结果，楚军左右两翼都被晋军打败，幸而中军还未损失。楚军终于失败了。令尹子玉懊丧地回国，将到申息时，楚成王派人对他说：“大夫失败回来，如何对得起申息的父老啊！”申息两国灭亡后，成为楚国的县，楚国的兵源大半出自申息，所以成王有这番话。子玉听了成王的话便自杀了。①城濮之战是晋国取得华夏诸侯霸主的转折点。楚国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失败，但是他的实力并未有多大损失。到楚庄王时，楚国更强大了。

楚庄王是穆王之子，成王之孙。他初即位时，国内很不稳定。公子燮等曾经作乱，幸而不久被平定下来。接着楚国大闹饥荒，蛮戎百濮等部落乘机①《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骚动；楚王甚至想暂时迁徙。但终于也平定下去，从而巩固了楚庄王的统治。楚庄王的霸业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上争霸，统帅大军打败了洛水附近的陆浑之戎。这一部份戎族，和伊水、杨拒、泉皋之戎邻近，散布于伊水、洛水之间。楚庄王打败了陆浑戎，就进入了周的洛邑郊外。周派王孙满来见楚庄王。楚庄王问他周鼎的轻重大小。鼎彝是古代国君和贵族的权力象征。庄王问鼎大小轻重，当然是试探性的。当时中原诸侯力量，尤其是晋国不好对付，楚庄王于是罢师回国。

三年以后，公元前601年，楚与吴越结盟。公元前598年，楚以夏征舒弑死陈灵公而发生内乱，便打着助陈平乱的旗帜去伐陈，楚很快就进入陈国，以陈为县。庄王和群臣正举行庆祝，楚大夫申叔时从齐国回来了。他说：夏征舒弑君固然有罪，但你把它的国家灭掉了，不是太过分了吗？他又打比喻说：有人牵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固然错误，但是把牛也夺为己有，不是也太过分了吗？庄王听了觉得有理，便立刻下令使陈复国。从此陈进一步靠拢楚国。

公元前606年到前598年之间，楚先后七次进攻郑国。晋国作为华夏霸主，理应出来大力干涉，但只出兵二次打入郑国，以惩罚他亲楚之罪。对于楚国，却无可如何。这时晋国正卿赵盾专政，灵公无能，只好一任楚国东征西伐，不能尽到霸主的责任。公元前598年夏，楚国召集陈、郑等国举行辰陵会盟。陈、郑只好背晋服楚，都来参加会盟。但是郑国于次年又偷偷地去向晋国表示服从，这样又引起了楚国的干涉。楚军进攻郑国，把郑国都城团团围住。已十七天了，晋国的救兵仍迟迟未来。郑国竭力抵抗，城里的人在太庙里抱头哭泣，守城的将士也痛哭起来，连楚军营中也可听到。楚庄王命令楚军退后三十里。但是郑国人立刻动手修理城墙，加强防御，不肯投降。楚庄王再次包围郑国，达三个月。楚军终于从城墙残破的缺口处进入郑国城内。郑襄公袒着胸，牵着羊去见庄王请罪。楚庄王认为郑君有礼，能够“下人”，就没有把郑国灭掉。

公元前597年，楚郑两国结了盟约。郑国投降，楚国退兵，战争算已结束。但是晋国的援军终于来到，因而晋国将士之间发生了争论。主帅荀林父主张回师，上军统帅士会也同意荀的意见，而中军副将先■却坚决反对，擅自带着军队渡过黄河。楚庄王的军队在郔（今河南郑州市南）驻扎。楚军内部对于是否与晋开战，也有争论。但是楚晋之间的战争毕竟发生了。

晋国主将之间意见既不一致，作战的决心与准备也不足。所以一与楚军接触，晋魏锜、赵栴的军队就败退下来，伤亡很多人。荀罃也被楚所俘。晋军慌忙退到黄河，准备渡河。楚军追来。晋军纷纷争渡，攀着船舷。船上的士兵用刀乱砍，晋军手指纷纷落在船里，可以成捧，秩序大乱，哭声、叫喊声混成一片，晋军大败。楚庄王在河边祭了河神后凯旋。

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即所谓邲之战。虽然打败了晋，但是他深知晋国的实力雄厚，当时有人建议在黄河边上筑一“京观”，以示胜利。楚庄王讲了“武”字从止从戈的道理，没有接受修筑“京观”的建议。

就在邲之战的那一年，楚国乘胜去进攻宋的附庸萧国（今安徽萧县西北）。萧在宋之东，陈在宋之南，郑在宋之西。宋一听说，便出兵对楚作战以救萧。萧俘获了楚大夫熊相宜僚和庄王的儿子公子丙，并把他们二人杀死。庄王大怒，猛力进攻萧国。萧国被灭了，宋也败归。第二年楚又攻宋，没有结果。公元前595年，楚派申舟出使齐国，路过宋国，没有向宋借道，宋便把申舟拘留，不久又杀了他。于是楚又攻宋，紧紧包围了宋国都城。宋求救于晋，晋只派解杨对宋国表示援助的意思，但是援军迟迟未到。宋国被围已达九个月，城中缺粮，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炊”的地步，但是仍不投降。楚国也同样感到军粮不济，于是与宋结盟。

自楚成王至楚庄王，楚国的霸业已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小国都已经降服于楚。在战争中，人民被掳掠、迁徙，井灶被填塞，土地荒芜。因此，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华元为主，发起了晋楚之间的“弭兵之盟”。虽然不久即告破裂，但这次弭兵之盟反映诸侯小国家对于和平的强烈要求，诸侯大国也因大夫专政，公室日益衰微，也参加了会盟。

楚国贵族及其内部斗争春秋时期楚国由汉水流域逐渐发展到长江流域，并且骎骎北上争霸，但它始终不是华夏诸侯。相反，由于齐晋等国的对抗，尽管楚屡屡起兵讨伐陈、蔡、郑、宋等国，几乎灭了它们，但是它终于又使它们复国。就经济文化而论，楚与华夏诸侯国家已无显著的差别。春秋中后期以后，楚大夫为楚共王拟取谥号时已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①。这就是说，楚国已在长江以南“抚有蛮夷”。

《左传》昭公七年，楚大夫芈尹无宇因为逃走了一个看门奴隶，追捕到了章华之宫。他被有司挡住，不得进去。后来进宫见到楚灵王，他发了一大套理论，证明楚文王和周文王时一样也实行家内奴隶制。他还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楚亦自承认它是诸侯，而全国土地都是“王有”，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与《诗·大雅·北山》的诗句只是文字不同，而内容完全相同。

虽然这样，但是把楚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与华夏诸侯相比较，还是有差别的。

楚国的王自称为“敖”（或作豪），后来则专指未成年而亡的王为“敖”，如贾敖、庄敖、郏敖等。其次，楚国以莫敖为最尊之官，仅次于王。楚武王时，令尹与莫敖并称。后来莫敖或设或不设，似无定制。再后则令尹为仅次于王的最尊的官，莫敖之名遂不见于史。令尹初并不限于贵族，如鄀俘观丁父，申俘彭仲爽都曾为令尹，并得到楚王的信任。后来，其官大都以公子或嗣君为之，非贵族是无法得到这崇高的机会的。令尹当国，司马主兵，与晋国之卿将不分，却有不同。

楚国斗氏，与成氏同出于若敖族，势均力敌。令尹之职差不多由这两家所垄断。若敖是楚王熊咢的儿子，楚武王的祖父，在位二十七年死去，由于在位时间不太长，被称为“敖”。“若”是他的出身地点，可能就是鄀。楚武王时，若敖氏的别支斗伯比始称斗氏。斗伯比的母亲是郧国人。父亲早死，①《左传》，襄公十三年；《国语·楚语上》。

他幼时随着母亲在郧国长大，和郧国国君的女儿为表兄妹，因而相爱，生了一个儿子。据说，郧夫人怕这件事张扬出去不光彩，便把这私生子偷偷地扔到沼泽地里。郧国国君从外面打猎回来，看到一只老虎给弃儿喂奶，心里奇怪，回来后告诉了郧夫人。郧夫人才把事情真相告诉丈夫。郧国国君认为这个孩子将来必定很有出息，因此取回，在宫中养育。楚国人叫乳为“谷”，叫老虎为“於菟”（音乌图），因此便把它叫做斗谷於菟，他即后来的楚国令尹子文。古代表兄妹通婚是很通常的风俗。斗谷於菟因为成了令尹，便把他的降生神话化了。

楚成王长大后，他为了巩固君权，把前令尹子元杀死。斗氏贵族在这场斗争中出了很大的力，因而成王以子文继任令尹。子文也屡建功勋。子文死后，他的儿子斗班继任令尹。子文的弟弟子良和子良的儿子子越继任司马。他们都是很有野心的人。公元前605年，工正（官名）贾与子越合谋，杀了斗班，而由子越当上令尹，贾当上司马。后来子越又带着若敖氏的族人把贾杀死。楚庄王听说了，大怒。子越先发制人，把自己的军队布置在蒸野，准备武装暴乱。楚庄王恐怕力量不敌，派人与子越谈判，并派文王、成王、穆王的子孙作为人质。子越拒不接受。于是，庄王不得不与子越展开武装斗争。公元前605年七月，庄王与子越的军队在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开战。子越用箭瞄准庄王射去，飞过车辕，穿过鼓架，一直射到铜钲上。接着又射来一箭，飞过车辕，透过车盖，差一点就射中了庄王。士兵们都很惊慌后退。庄王却镇定地说：“先君文王进攻息国的时候，有三支宝箭，一直放在宝库里，而被子越偷去二支。现在他的二支箭已用完，不足畏了，快冲吧！”庄王亲自击鼓，鼓舞军心，立刻士气大振，向子越冲击，取得大胜。庄王身边有一个著名的射手叫养由基，立刻射出一箭，把在前面的子越射死了①。庄王平定了子越之乱以后，接着灭了若敖氏全族，只有令尹子文的一支被保留下来。此后，他们仍掌握大权。

比较起来，楚国的君权比华夏诸侯为集中。令尹带兵作战失败，往往受到处分。屈瑕伐罗之役失败，自缢而死。城濮失败，子玉被责自杀。后来，子上、子反也都是被杀或自杀。楚康王时，子囊、子庚为令尹，忠心耿耿，政绩卓著。子囊将死时，对继任者子庚说：一定要加固郢城，以防制吴的进攻。当时人都称赞子囊为“忠”，“将死不忘社稷”。子庚任令尹时，他能团结贵族，各尽职能，“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能官人”①。但是楚国的贵族与君主，仍有权力之争。如子庚死后，康王使薳（）子冯为令尹。薳子冯去征求申叔豫的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他便假托有病，不肯接受。于是王使子甫为令尹。子南宠任观起，王担心大权旁落。每次见到了南的儿子弃疾时，常掉泪不语。弃疾再三询问其故，王说：“令尹之不能（意即不能团结和用人），尔所知也。”后来王杀子南，弃疾自缢，王复使薳子冯为令尹。他多次遇见申叔豫，申叔豫避而不说话，薳子冯心里明白。这时观起已被车裂，但是朝廷里依旧有宠臣八人。薳子冯把他们一一辞退，朝廷才安定下来。以上诸例，可以看到君主与贵族的权力之争。而贵族之间又有他们的矛盾和斗争的。

楚国宋之役以后，子重请求申、吕的土地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①《左传》，宣公三年。

①《左传》，襄公十四年、十五年。

巫臣反对。他说：“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同意了巫臣的劝谏，没有把申、吕分封给子重。子重因此怨恨申公巫臣。又另一个贵族子反，要娶陈国的美人夏姬，巫臣阻止了他。但是后来巫臣自己却占有了夏姬，并且悄悄地带着夏姬投奔晋国。子重、子反于是瓜分了巫臣的“室”②。巫臣听到这一消息，便死心塌地依靠晋国，出谋献策，联合吴国反楚。他给子重、子反写信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疲于奔命以死。”春秋时，君臣名分尚不严格，出奔他国是常有的现象，不足为怪。而楚国贵族投奔晋国则更为普遍。“楚材晋用”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从政治体制上看，楚国君主权力比较集中。它比别国，较早地实行县制。如申吕等国被灭以后，楚王没有把它们分封给贵族，而是由君主直接控制。申吕是最早置县的。此外，尚有武城、邓等县。在开发了丹江以后，把下都迁往楚国内地，又在丹江那里置析、上都等县。县的最高官吏叫做县公或县尹，他们都不是“临土治民”的封君。

就《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的记载看来，楚国的土地都是属于公室所有的，贵族只能占有而不能私有。庶人的地位相当于平民，但是他们与皂隶同属于被统治阶级。公元前548年，楚屈建（子木）为令尹，他整理兵赋，登记甲兵。《左传》记载说：“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数疆潦，规偃豬（渚），町原隰，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他把事情办完后，把文件材料交给了令尹子木。“井衍沃”，就是在平衍的地方划分井田，可见楚国也是有井田制的。但是除井田以外，还有按各种地势划分的土地，它们也要征收兵赋，凡九等。政府按赋税收入开支。由此可见春秋中期以后，楚国赋税制度方面的改革。这些兵赋，如果不象鲁国那样入于三桓，而是全部入于公室，那么楚国公室的财力的确是很雄厚的。楚国对县制的实施和土地制度及兵赋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君权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形式的反映。

晋楚争霸的尾声。楚与吴越的关系自第一次弥兵之盟以后，隔了四年，前575年，郑国背晋从楚。晋厉公命栾书伐郑。郑国告知楚国。楚共王出兵援郑。由司马子反统率中军，令尹子重统率左军。楚晋之间的争霸战争又发生了。

当楚军经过申县时，司马子反会见了申叔时，征求他的意见。申叔时说：“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都是战争所必须的条件，现在楚国不顾百姓利害，又毁弃盟约，战争不一定胜利。但子反不爱听。

楚、晋两军相遇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于是发生鄢陵之战。晋国的军队中，苗贲皇是从楚国逃奔晋国去的，熟悉楚国的情况，在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楚国方面子反和子重都私心太重，楚国内部矛盾重重，存在着失败的因素。开战不久，楚国左右两军已渐支持不住。晋国的军力集中于楚共王统率的中军。晋将吕锜飞来一箭，恰好射中共王的眼睛。共王身旁养由基是著名的射手，立刻还了一箭，射中了吕锜。两方不分胜负，准备次日再战。楚共王召集子反前来商量。不料子反喝酒大醉。共王大为失望，便自行②《左传》，成公七年。

收军回国，楚军终于大败。子反羞愧自杀。

鄢陵战后，晋国在华复诸侯中的地位又增高起来。郑、陈、蔡等国由于邻近楚国，仍旧抱着“两亲晋楚”的态度。这时，楚晋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大战，但是为了争郑争许，小规模的战争却未停止。前557年的湛版之战（今河南叶县附近），就是为了争许而发生的。虽然晋又胜楚，但这时争霸已成尾声。前546年，由宋国向戎发起第二次弭兵之盟，得到晋、楚、齐、秦四个大国的同意，在宋召开。鲁、蔡、郑、陈、卫、许、曹、邾、滕等国也都参加了。晋国韩宣子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蠢，小国之大灾也”①。虽然结盟之后，小国仍旧要向晋楚两个大国负担兵赋，但是从此晋楚四十余年间没有发生大战。

早在楚庄王时，楚国为了北上争霸，他的势力已经伸入淮水以北和长江中下游。公元前601年，楚与吴越结盟，这是他与吴越发生外交关系的开始。后来楚国申公巫臣投奔晋国，他向晋国建议以吴制楚的策略，很快得到晋国的采纳，并被派到吴国去见吴王寿梦。这时晋国正是六卿专政，各自忙于发展势力，无暇对楚作战，以致吴日益强大，所以巫臣的计策也就顺利地得以实现。从此，江淮之间（今安徽北部）的许多偃嬴小国成了吴楚争夺的对象。因战线漫长，吴采用“声东击西”的战略，使楚国的军队疲于奔命。如州来一地，一会儿被楚占领，一会儿被吴占领，变动频繁。

公元前550年，楚国开始用舟师攻打吴国。公元前548年，舒鸠（在今安徽舒城）背楚亲吴，楚发兵去打，吴军来救。楚打败了吴师，便顺利消灾了舒鸠。随后吴又包围了巢（今安徽巢县）。当吴军入城时，巢人暗中射了一箭，正中诸樊身上，吴军大乱，败归。在吴楚初战阶段，楚国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在申地大会诸侯，蔡、陈、郑、许、滕、顿、胡、沈、小邾和宋等国与淮夷都参加了，晋国默不表态。会后，楚灵王亲率诸侯各国的军队攻伐吴国，包围了朱方（今江苏镇江东南）。吴国反攻，夺去了棘（今河南永城县南）、栎、麻（今安徽易山县东北）三邑。从这些地名看来，楚军已深入长江下游。

公元前529年，楚灵王的兄弟发动宫廷政变。楚灵王不得不撤回前线的军队。吴军乘机反攻。令尹弃疾由蔡回国，篡夺了王位，是为平王。公元前525年，楚平王命令尹阳丐率舟师与吴在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展开大战。楚夺去吴王余祭的大船余皇（船名）。前518年，吴反攻，灭了巢和钟离。这时，吴公子光在吴国发动政变。他利用刺客专诸刺杀了吴王僚，然后即位，是为吴王阖闾（一作阖庐），从楚国投奔吴国的伍子胥，为吴效命。后来楚伯噽、齐国的军事家孙武也都到吴。吴这时的政治经济有了更迅速的发展。相反，楚国自灵王以后，政局很不稳定，公子弃疾是以军事阴谋而夺得王位的，后来他又驱逐太子建出国，国人不服。陈蔡虽已复国，但是陈蔡人民对于楚国的统治深怀仇恨。平王死后，昭王即位，令尹囊瓦贪馋无厌，常常勒索陈蔡人民。蔡昭侯这时在楚，囊瓦见到他身上的玉佩和皮裘，也不放过，企图夺为己有，把蔡昭侯拘留在楚。过了三年，唐成公朝聘楚国时，囊瓦见到他的马好，也夺为己有，拘留了唐成公。

公元前506年，吴以蔡唐为前导，进攻楚国。通过小别山、大别山（今湖北光山、英山之间）到达柏举（今湖北麻城），与楚军相遇。这个充满了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贪欲的囊瓦根本无心作战，一触即败，便自行逃奔到郑国去了。吴军接着又在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等地五次大胜楚军，进而直攻郢都。吴军进入郢都，大肆烧杀破坏。

昭王匆匆逃出郢都，非常狼狈，辗转到了随。吴军也接着赶到，要随国交出昭王。幸而随君好言拒绝，才免于难。楚国申包胥乞求秦国的援军也已赶到，同时越国也乘虚攻入吴国都城姑苏。吴阖庐不敢逗留，仓皇赶回。昭王于是回郢。楚国这才算免除了灭国的危险。

楚的衰亡楚国是西周以来长江流域兴起的一个古老国家，严格说来，它始终不是周所分封的诸侯。春秋以后，它的势力虽然骎骎北上，但是由于齐晋等国华夏诸侯的坚决抵抗，它终于不能渡过黄河以北。在黄河以南的陈蔡以及汉阳诸姬、诸姜、淮水的偃嬴等等，都已被它所征服或兼并。宋、郑、鲁虽然未被灭亡，但是岌岌可危，不绝如缕。春秋后期，楚国的势力伸向西南巴蜀和东南吴越，足足占领了半个中国。它的经济文化已大大地赶上了华夏，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战国以后，楚国虽然领土广大、物产丰富，成为七雄之一，但却开始走向衰落。

战国时期，秦、魏等国进行变法，楚国尽管在庄王时曾经消灭了若敖氏，但是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悼王时曾任用吴起变法，他的主要目标仍在于限制贵族的势力。吴起建议应该防止旧贵族“上逼主而下虐民”，又主张废除世系比较疏远的贵族，精简官僚机构，节省封赏的开支等等。悼王并未认真实行。悼王一死，吴起在旧贵族的武装暴乱中牺牲了。以后，楚怀王更是一个昏君，宠用靳尚、郑袖等人。屈原忠君爱国，反而流放在外。战国时期，楚国貌虽强大，而实质是相当虚弱的。

自“合纵”、“连横”之说兴，各国都受其影响。公元前318年，以魏国公孙衍为首的“合纵”策略得到韩、魏和燕、楚的支持，于是发动了第一次五国伐秦的战争，但燕楚实际并未真正出兵参战。

秦国初强以后，采纳了司马错先占领巴蜀的策略，暂时停止东进。楚国于春秋时已经经营巴蜀。秦对巴蜀的活动同时也就是在经济上对楚国的削弱。

公元前313年，张仪自动建议出使楚国，要楚与齐绝交。因为巴蜀灭亡后，秦、楚紧密相连，如果楚齐结合，对秦不利。而且为了破坏“合纵”策略，最好也是从楚下手，拆散三晋或齐与楚的联合。但是楚怀王看不清形势，被张仪诱骗，果然断绝了与楚的外交关系。

公元前312年，楚进围韩的雍氏，秦救韩攻楚。这时秦、韩、魏与齐楚形成对立集团，所以齐助楚对秦作战。秦军在丹阳（今河南西峡县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俘虏了楚将屈丐等七十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接着，秦又向齐进攻，攻到濮水之上，俘虏了齐将声子，打跑了齐将匡章。楚怀王征发军队反攻，秦楚在兰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发生大战，结果是楚又大败。

春秋末年，楚利用越以制吴。越灭吴后，也北上争霸，占领了淮水以北的广大土地。但是越不久又衰落了。至公元前306年，楚乘越国内乱而灭了越。越被灭后，楚国的势力又伸展到了淮北。

秦宣太后和魏冉当政，企图改善与楚的关系。公元前305年，楚秦联姻，楚王派人到秦迎亲。次年，秦又把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山）地方还给了楚。一年后，齐、韩、魏进攻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赴秦作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助。三国一听说秦军助楚，便自动撤退。但是秦、楚关系不久又破裂了。这是因为楚太子横在秦与秦大夫发生私斗，乘机逃回楚国。齐、韩、魏再次进攻楚国方城（今叶县附近），在沘（今河南泌阳河与下游唐河）展开大战，相持半年之久。三国之军偷渡沘水，取得胜利。韩、魏分别攻占了宛、叶以北地区。公元前301年，秦攻楚，相持一年，楚军大败，死伤士兵二三万人。秦攻占了楚的襄城（一作新城）。公元前300年，楚又派太子横到齐国为人质，企图以齐压秦。前299年，秦攻占了楚国八城。同时，秦昭襄王散布和平空气，给楚怀王信，表示愿结盟友好。楚怀王信以为真，亲自到武关约会。秦的伏兵一下子把怀王捉住，被送到咸阳。

公元前297年，楚怀王偷偷地跑出秦国赴赵。赵不敢收容，只好折回。

秦兵赶到，又被送回咸阳，不久死于秦。战国时期，楚国不仅在战争中屡次被打败，而且国君庸懦、政治腐化，很快地就衰落了。

公元前284年，五国合纵攻齐。燕将乐毅攻入齐都临淄。楚国于战争之初，本未参加，当燕将乐毅连下齐七十余城，而齐湣王逃亡，楚国才派淖齿救齐。但齐湣王逃到莒时，淖齿却把湣王杀死。

公元前282年，秦昭王和楚顷襄王先后在鄢、穰相会。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由蜀攻取楚黔中，楚献汉北地和上庸地给秦。

公元前278年，秦白起率领大军由汉北地区南下攻鄢。鄢郢相距不过二三百里，它实际上是郢的陪都，史书上常以鄢郢并称。白起是秦国一个后起的军事家，主张不但攻取敌人之地，而且要歼灭敌人之人力、财力。他在对鄢的战争中，引用鄢水灌入鄢城，楚军民淹死者达数十万人。同时秦张若军由四川出发，进攻巫、黔中，进展也很迅速。到第二年，白起军又攻占楚的郢都。顷襄王逃到了陈。

自鄢郢相继攻占之后，秦又接着向东占据了竟陵（今湖北潜江）等地直到安陆（今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向西攻占了西陵（今湖北宜昌），向南攻占了巫和黔中。

公元前241年，楚国又迁都于寿春。公元前230年，秦已灭韩。接着破赵破燕。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6年，秦攻楚。公元前224年，楚将项燕兵败自杀。次年，秦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楚亡。

第七章　吴、越

吴越，相传是太伯·夏禹的后裔所建立，其事不一定可信。但如说，他们是由来自中原的贵胄、豪杰或其他的人同当地居民共同建立的国家，则似可无疑。春秋后期，吴越经济迅速发展，并先后北上争霸，成为中原盟主。不久以后，却又或灭亡，或衰落。吴越的历史行径，显然有它的特点。

第一节　吴①

吴的兴起依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吴的建国是在吴太伯和弟仲雍的时期。相传，当周古公亶父（即太王）时，他已准备“翦商”。他预见到他的小儿子季历将生一个大人物（文王昌），因此要把王位（其实当时尚未建国）传给季历。大哥太伯、二哥仲雍知道了父亲的意图之后，便自动跑到了“荆蛮”，以便父亲传位给季历。象这样的美德，在古代倒并不奇怪。然而“荆蛮”终究在哪里呢？要说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区域，就是太伯、仲雍所建立的吴国（无锡），好像是太远了。在古代交通困难的情形下，这难免使人怀疑。然而古人迁徙的能力却确是惊人的。依人类学者所说，他们甚至远渡重洋，爬过海拔八千米的高山，今人所认为不可能的，古人反而可以做到。而且夏商周三代既然已进入文明时代，就更没有理由可以完全加以否定。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说，在吴建国以前，这里的土著还是“断发文身”的。越人也是这样。因此，吴越统治者与土著人民不妨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族。

吴在金文里写作工■，句吴。工，句是发语词，以k或g发音。吴、虞古音相同。因此，有些史学家想把它和古代汾河流域之间的“虞”联系起来，认为太伯、仲雍最初所到的“荆蛮”就在那里，以后他们又迁到汉水流域。楚国强大以后，虞又东迁到了江南，并且改写为吴。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江苏丹徒烟燉山发现一个《俎侯矢■》①，其铭文大意是武王、成王征伐东国，王赐封给俎侯矢弓矢、山川、土地，王人若干，郑七百又若干夫，俎庶人六百又若干夫。俎侯矢为了颂扬王的恩德，给虞公父丁做此尊彝。据此可以断定，这是武王、成王征伐殷商和东国时的器物。这个俎侯（宜作宜侯）就是虞公矢。虞、吴同音。虞公，就是吴国的开创者。时间虽然不是古公亶父时，但也只相差五六代。

《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蛮夷。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这样说来，司马迁也承认汾河流域之虞与在长江下游江苏太湖之吴，确是一个来源而分裂为二的。晋灭虞、虢在晋献公时，与吴兴的时间大体上可以连接。

吴的建国大概自吴寿梦之时。在古代，太湖一带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太低，但是吴越国家的建立却要晚于华夏诸侯。因此，晋楚争霸尽管非常剧①本篇依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地方，不另一一作注。

①《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六期有唐兰等人考证。

烈，吴或越却不参加会盟和斗争。《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1年）记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盟吴越而还。”当时舒称群舒、众舒，原来与徐同族，分布于今安徽合肥、庐江等县，在沿长江的边上。春秋后期，吴国兴起，遂成吴、楚共同争夺的目标。《左传》说得清楚，楚因征伐舒蓼，而盟吴越。这是吴越始见于《左传》的记载。

《春秋》经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记载：吴伐郯，入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鲁国季文子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意思说，吴国侵入鲁国的边境，华复（中国）诸侯不能抵抗。当时人还把吴国作为蛮夷之类。《春秋》经传记上这一笔，似在表明吴已开始强大了。也是在公元前584年，楚国的叛臣巫臣在晋。他是在楚时与子重、子反等贵族争权夺利失败而逃到晋国的。他蓄意对楚报仇，于是给晋国君臣建议，联络新兴的吴以牵制楚国。晋国的君臣同意了他的策略，便使他代表晋国出使吴国。吴王寿梦信任巫臣，使巫臣的儿子狐庸作为“行人”。吴本长于水战，巫臣教吴训练车战。从此，吴开始伐楚。由淮水直至汉水沿岸，原是徐与群舒和其他蛮夷小国杂居的区域。现在它们也就成了吴楚争夺的目标。吴一岁内连续出战，声东击西，使楚国疲于奔命。“蛮夷之属楚者，吴尽取之”。①于是吴在春秋晚期成为霸国。

吴楚柏举之战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诸樊、余祭、余眛、季扎。季扎贤，寿梦本来想立季扎。季扎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以后，依次立。余眛卒，按照兄终弟及的习惯，吴人欲立季扎，而季扎坚决让，逃去。吴人说：“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眛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眛之子僚为王①。

楚之亡臣伍子胥奔吴。稍后，楚亡臣伯噽也奔于吴。二人都受到吴的重视，掌握国家大事。吴这时与华夏诸侯的关系，已愈加密切。寿梦卒时，鲁国为吴在周庙举行祭祀，确认吴、鲁为同姓和同宗。季扎让位后，他作为使臣聘问鲁国、齐国、卫国、晋国，而后由徐回国。他与晏婴、子产、叔向等都结交，谈论学问。他对于华夏诸侯的礼乐，文化已有很深的理解。由此可见吴虽然后起，却已全盘华夏化了。而吴、楚的关系却始终十分紧张，几乎连年不断发生战争。江淮流域之间的徐、舒、蓼等国成了吴、楚争夺的对象。楚国的兵力毕竟比吴强大，他的前锋已经到达今江苏南京等地。

但这时楚国公子弃疾推翻灵王，代立为君，是为平王，对外战争有所削弱。吴国公子光亦弑吴王僚，代立，即吴王阖庐。阖庐对伐楚之事毫不放松。公元前509年，楚使囊瓦伐吴，结果是吴大胜，败楚师于豫章，取楚之居巢（今安徽之巢县）。这时，蔡、陈已为楚国所灭，楚国对他们的人民屡次迁徙。平王即位后，蔡陈虽说是复国，但是名存实亡。蔡侯留楚，囊瓦诛求无厌。蔡侯逃归后，请晋伐楚。吴阖庐于是乘机与唐、蔡等联合伐楚。公元前506年，吴的军队已到了汉水，楚被迫反击，夹汉水而阵。吴王弟夫先出击，楚兵大败。吴王纵兵追之，战于柏举，五战而楚五败，楚昭王匆忙逃出①《左传》，成公七年。

①《史记·吴太伯世家》。

郢，到了郧，又逃到随（今湖北随县）。吴兵占领了楚的都城郢。

公元前505年，即吴入郢的次年，越乘吴国空虚而伐吴，吴甚危急。嗣因秦兵前来援助楚国，吴兵败退。夫听到这一消息，自前线赶回吴，便自立为王。阖庐不得不引兵归。夫败后奔楚。楚昭王于是年九月入郢复国，封夫为棠■氏。公元前504年，吴使太子夫差伐楚。楚恐，由郢迁都于鄀。此后，吴越之间的战争又紧张起来。双方经反复较量，吴于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

第二节　越

越的兴起及越之灭吴

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越“其先禹之苗裔”，是夏后帝少康之庶子所建立的国家。因此，他与吴国一样，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一定是同族。但也“文身断发”，随从了土著的风俗习惯。相传，经历了二十余世，到了允常。他与吴阖庐的时期相当。这时，吴越之间曾发生过战争。晋利用吴以牵制楚，楚也同样利用越以牵制吴。公元前601年，楚伐舒蓼，与吴越结盟而还①。这可见吴越与楚发生关系，是同时的。

公元前537年，楚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越大夫常寿过率师会楚于琐①。前518年，楚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公子友率师，助楚攻吴②。

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吴王阖庐得讯，乘机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他们前进到吴阵前面，大喊一声，然后一齐用剑自杀。吴军看得目瞪口呆。正在这时，越军一齐猛攻过去。吴师大乱，败于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阖庐被射伤，毒发而死。他告诫其子夫差说：不要忘记向越国报仇。公元前495年，吴夫差即位。次年，再伐越。越仓卒应战，败于夫椒。越被迫退至会稽山中（今绍兴诸暨之间），吴兵紧紧包围。句践准备自杀，范蠡劝谏句践不可如此，要他先“卑辞厚礼”向吴投降。越于是派大夫文种去吴国请降。吴王夫差已将允许，而伍子胥坚决反对。文种回来报告说：吴太宰噽多贪欲，可诱以利。因此，越以美女和宝器等贿赂太宰噽。噽向夫差说了越的许多好话，但伍子胥再三劝阻吴王，不让答应越的请求，并引经据典地讲了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的故事。最后说：“今不灭越，又必悔之”③。吴王夫差还是不听伍子胥的劝谏，终于接受了越的投降。

越王亲自到吴国服了一段役。回国后，念念不忘复仇。相传，他卧薪尝胆，用以自励。在政治上，他奖励人民繁殖人口，努力生产，并教练士兵。范蠡和文种，都是楚国人。他们二人全心全意地为越尽忠效力，要越王等待天时。

公元前489年，吴代陈，召陈怀公。前487年，伐鲁。公元前485年，又与鲁共伐齐，救陈，还杀死了好强谏的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又与鲁败齐于艾陵。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夫差以霸主自居，一定要在晋之前歃血订盟，使华夏诸侯都服从他。夫差正得意洋洋的时候，忽然听到越兵已乘虚进入吴的国都姑苏（今苏州）。夫差于会盟后匆匆赶回，使人以厚礼与越求和。句践估计自己的力量还不能灭吴，与吴讲和。

公元前478年，越大举伐吴。这时，吴军已疲弊不堪，精锐已尽死于齐、鲁，所以越大破吴兵。越留兵姑苏三年，迫使吴王不得不出来投降。据说句践本想同意吴投降而止，但是范蠡进谏，不可重蹈吴的覆辙，遂不许。夫差自杀。公元前473年，越于是灭吴。

①《左传》，宣公八年。

①《左传》，昭公五年。

②《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③《左传》，哀公二年。

越北上争霸及其灭亡句践灭吴之后，踌躇满志，仿效夫差的样子，经过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北渡淮水，与齐鲁诸侯会于徐州，并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肉，承认越是华夏诸侯的“伯”（霸主）。越这时的领土已过淮水以北，与鲁国接壤，东面由今宁波出海，南自今绍兴诸暨以至温州，西面则达今江西鄱阳湖。从太湖到宁绍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说，江淮以南包括太湖宁绍一带，依靠自然地理特别优厚的条件，人民生活是比较容易的。但“火耕而水耨”，生产力还是低下的。

由吴、越的社会历史看来，他们的发展相当迅速。但是基础不巩固。伍子胥、伯噽在吴，范蠡、文种在越，都是楚国人。还有孙武，是齐国人。他们各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尤其是范蠡其人，他不但是政治家，而且是商业家。据说平吴之后，他预见到句践是个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安乐”的人，所以功成身退，而隐居于五湖之间，但是他善于做生意，“三致千金”，成了百万富翁。伍子胥、范蠡、孙武，本编下，第二章别有传。

越灭吴后，因与鲁接壤，鲁国君很希望越的帮助，使他能够消灭三桓的势力。公元前474年，鲁叔青出使越国①。次年，越执邾子以归，鲁哀公要到越国去。季孙氏害怕哀公将对他不利，从中阻挠而止。宋、卫等国也把越作为霸主。但是，吴越争霸实际上已是霸业的回光还照了。

越在战国初年以后，江淮以北的土地被楚国所占领。因此越就衰弱了。

公元前306年，楚国乘越内乱，在江东设郡②，越亡。

①《左传》，哀公二十三年。

②据杨宽说。见其《战国史》页330及注。

第八章　巴蜀、西南夷

巴蜀和西南夷是古代散布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古老氏族部落。根据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它们的起源和文化不一定比华夏诸族要晚或落后，它们也并不与华夏诸族完全隔绝，毫无来往。不过先秦文献里确是较晚才提到它们。可以肯定地说，巴蜀在商周之际已经与商周发生关系，而在春秋战国以后，与楚秦等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以及《山海经》等著作里对它们的起源和历史有专门的记载，但仍有史料不足或模糊不清的感觉。今且从《牧誓》的八族谈起，然后分别论述楚、秦对巴蜀的经营开发。

第一节　巴蜀《牧誓》的八族

《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前会师于孟津的誓师辞。当时，西南诸族多拥护周，而反对殷商。在《牧誓》中提到的诸族有庸、蜀、羌、髳、微、庐、彭、濮八族，或称为八国。其实它们只是氏族部落而已，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国家。它们也并不一定恰好只有八国。当时会于孟津的诸族，一说有八百之多。这也说不上有多大可信的程度，但可见当时来会的诸侯之多。

关于《牧誓》八族，前代学者从孔安国、郑玄到孙星衍以及近人徐中舒，顾颉刚等都有考证。他们认为，大体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周的西南，包括今陕西、四川、湖北等省交界的区域。商周之际，殷纣王对其四周小国都很暴虐，因此它们拥护周文王、武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说殷商末年，不但殷丧失了对东夷的控制，而且西南诸族也大都依附于周。但周文王、武王还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商，非到时机成熟，是不采取非常行动的。

《牧誓》八族有蜀而无巴。彭，可能就是巴。前辈学者认为彭在四川彭县。彭、巴双声，自可通用。《左传》襄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春秋以后，不见彭而只见巴，而且巴、濮往往并言。

《牧誓》中的髳，前辈学者考释，都以春秋时的茅戎当之，固指定其地在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我们认为，茅戎也就是苗蛮的支族。《后汉书·西羌传》透露了这一消息，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西羌自出三苗，学者颇为置疑。但是苗羌必定地域邻近，而且迁徙活动也常相因，是可信的。析支即西南夷中的■或臾，所以说“南接蜀、汉徼外蛮夷。”羌人向西南迁徙过程中，有苗蛮人参加，他们住在蜀的徼外。

古代各族人民的迁徙是十分频繁的，从而发生经济文化的接触，以及血缘关系的融合。研究巴蜀和西南夷的族源，易有分歧，其原因即在于此。巴濮的迁徙与楚的经营春秋以后，楚国由丹水以北向江汉流域发展。巴大概也在这时向东发展，都于江州（今四川重庆），并且沿着长江向下发展，直到巫峡、宜昌，沿江都有巴人的踪迹。

《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始见巴人的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

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据此记载，巴当在楚国之西北，与邓（今河南邓县）相近。巴要与邓友好，而须先告楚国，则巴为服属于楚之附庸。

《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又进而攻楚之城门。冬，巴人又因楚阎敖“其族为乱”而伐楚。由此可见巴人的顽强。这时楚国的都城为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那处即在其北，巴国当在襄阳附近。

《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林（当在今湖北荆门），又伐其东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可注意的是庸人、麇人为首，联合群蛮、百濮共同反叛楚国。庸见于《牧誓》，在今湖北竹山县。楚师东来而百濮避锋先走。百濮在竹山之南。百濮包括许多属于濮的部落，正象群蛮一样，不易固定于一个地点。这时，从湖北北部山区到江汉流域，都有濮人的活动。平定这次动乱时，秦与巴都帮助楚国。《左传》这样说：“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石溪和仞皆在今湖北均县，为八庸之道）。秦人、巴人从楚师。”战争结果是楚灭了庸，百濮罢归。自此之后，巴更进一步服于楚了。

但是百濮与群蛮，氏族林立，没有统一。楚自若敖、蚡冒“毕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发蛮濮以来，直至战国，始终没有能够征服了他们。因为他们处在湖山荆山、武当和桐柏大洪山的山区之中，时叛时服，非楚之兵力所及。吴、濮是楚国春秋晚期两大外患。这时也有一部分濮人顺着犍为、宜宾所谓“僰道”而举族向南迁徙，到了云南、贵州境内的。

蜀蜀作为族名，已见于甲骨文，如“蜀射三百”，“丁卯卜，共贞，至蜀，我有事。”“王登人正（征）蜀”等等。就内容看来，殷王有权征调蜀之射人；殷王有事，蜀有所谓“■王事”之义务。但是蜀并不老老实实地服从于殷，故殷王屡有征蜀之役。

唐宋时，成都附近曾经发现很多人工堆积而成的巨石和石棺，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故。其实，这是东夷人（包括殷商）的风俗习惯。今在辽东、辽西以及苏北铜山丘湾，都有发现。有人称之为“巨石文化”。蜀地有“巨石”的发现，也许是蜀人从沿海或中原迁徙到西南之诬。

《华阳国志·蜀志》说：蜀有王曰杜宇，一名杜主。“杜主”，古即“社主”。又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这个传说的年代，并不很古，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情况。大体说来，蜀这时的领域北抵汉中，西达氐羌，南到峨眉、乐山、宜宾，东与巴接壤。这一区域正是所谓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因此春秋战国时蜀成了楚秦移民的目标。

春秋中期，楚庄王时发生贵族若敖氏的叛乱。平定以后，若敖氏的子孙遭到灭亡，斗氏、斑氏属于若敖氏的分族，也被迫迁徙“实边”。岷山庄王大概就是这时到了蜀的西南，与氐羌杂处，成了大族，被称为“豪”。豪就是敖，犹酋长的意思。另外，还有爨氏和一个被称为“盗”实即农民起义领袖的庄0，在战国时由楚都迁到滇黔。这情形，正象商周之际殷商的宗支向四处迁徙一样。不管它们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民族的迁徙也就是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

春秋时期，楚国的金币（锾和金版）已流行于长江流域。近半个多世纪来，在今湖南、河南、江西、浙江都有发现。当时的金矿地点究竟在何处，徐中舒《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0的关系》一文，首先揭开丁这一秘密。汉代的严道（原是庄道，因避汉文帝讳改为严道）所在的岷山脚下，有一条犁牛河。犁、丽，同音，故亦名丽水，盛产黄金。同时云南腾冲北面的金宝山长傍川之间，也盛产黄金，也名丽水。楚国为了在两地开采金矿并运输到楚国，先后在云南楚雄和四川荥经置官设吏，即由岷山庄王经营其事。因荥经距楚雄较近，交通方便，所以较楚雄尤为重要。战国以后，秦国日益强大，自它占领了汉中之后，秦代替了楚在巴蜀的统治，于是，金矿的事业便停顿下来。①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向东发展。秦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建议，不忙攻伐三晋，而向巴蜀发展。司马错说：“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产足以富氏缮兵”。秦于是向蜀扩展。

公元前316年，蜀和道、巴发生战争。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人从剑阁伐蜀。蜀王亲自到葭萌（剑阁东北）迎战。结果败退，被秦兵追及杀死。就这样，蜀国就亡了。接着，秦又乘势灭了苴、巴。

蜀的灭亡是很迅速的。但是，秦统治蜀却化费了很大的气力。当时，蜀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尚未形成国家，时叛时服。秦不能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如封蜀王的子弟为侯，又使陈庄相蜀，张若为守。秦在巴设置巴郡同时，仍然保留了蛮夷君长，又使他们“世尚秦女”。

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封公子通为蜀侯。尽管秦派蜀相蜀守以监视蜀侯，但是蜀仍不断发生内乱。实际上，秦对蜀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公元前311年，西南夷中的丹犁降蜀，而蜀相陈庄杀死丹犁，这就是怕蜀侯和西南夷勾结，以抗秦国。次年，秦武王派甘茂等人伐蜀，杀死陈庄。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又封蜀侯子辉为侯，仍是使用以蜀治蜀的政策。公元前301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入蜀，辉自杀，继立辉子绾为侯。公元前285年，秦怀疑绾反叛，把他杀死。从此只派张若为蜀守，设置蜀郡。

秦灭蜀后，连封三侯而又连杀三侯，然后才改蜀为郡，使蜀成为地方行政组织，加强了对蜀的统治。

①云南《思想战线》，1977年第4期。

第二节　西南夷

古代巴蜀

西南，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区，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如夜郎、滇、邛、■、昆明、冉、駹等，总称为西南夷。他们的族源非常复杂。有的来自黄河流域，有的来自西北，由新疆通过青海甘肃来到这个地方。现在这一地区还杂居着彝、羌、苗、傜等不同的少数民族。《史记·西南夷传》根据秦汉时期的材料记载其分布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大体说来，这些部落都还没有形成国家，所谓“君长”也只是头人而已。秦汉至今，这一地区除了大部分彝族以外，还有氐羌、苗、徭、侗、僮等等。关于他们的族源和迁徙，是如今中外学者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但是还仍然存在着许多“缺环”，不能解决。解放以后，在七十年代，考古学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了滇王的坟墓和出土铜器。其中有一个铜鼓上有许多人物，有的是编发，有的是椎髻，正与《史记·西南夷传》所述相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件的铜釦或兵器的装饰物上铸有许多野兽（如虎、豹、狼和鹿）互相搏斗和噬咬的情状。这显而易见，是西北或北方游牧部落所常见的图象。苏联学者把它们和中亚的游牧部落斯基泰文化相比较，提出晋宁石塞山文化中有斯基泰文化影响。日本学者白岛芳郎也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证明这一假设①。他认为昆明就是《汉书》、《后汉书·西域传》里所说的昆弥。他们自战国以后，通过羌人或随着羌人一起来到云南洱海和昆明湖一带。因此，晋宁石塞山有西北游牧部落文化，甚至中亚斯基泰文化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的历史材料辗转曲折，其根据是脆弱的。

春秋时期，楚国的贵族庄王就是若敖氏的后裔。他在四川荥经和云南楚雄经营开采金矿的事业。战国时期，庄0率领农民进入贵州南中（夜郎、牂牁）等地，他们与楚（濮）人一起结成部落。魏晋时的爨氏，即楚国斗氏（班氏）。其后他们子孙繁衍，成为大族。晋代的“五荼夷”，唐代的“勿邓”、“多岗”，宋代的“五斗夷”，其实都是斗氏的不同音译。勿、五，是少数民族在名字前加的“阿”字。勿、五，就是“阿”的不同写法。果如徐先生所说，云贵境内的西南夷人中确有楚国贵族的后裔，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总之，古代西南夷是一个不同的氏族部落的通称。由于长期的杂居和迁徙，促使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形成比较固定的共同体。

①徐中舒：《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刊于《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第九章　秦

第一节　秦的早期历史

秦的迁徙和建国

秦，嬴姓，是西周东迁时才被周平王承认其为诸侯国的。对于它的起源，很早就有不同的传说。《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要完全理出这一传说的头绪来，还有很多困难，但嬴秦与赵，原来都崇拜玄鸟图腾，这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怀疑秦，赵原来都是殷商玄鸟图腾的支族，大约是在商周兴亡之际，他们乃由东方沿海迁徙到了西北黄土高原，因而与当地的戎羌等族杂居混合一起。因此蒙文通认为秦是戎族，近人则认为秦是殷商之后或东夷部落。二说可能是各说对了一半。

甲骨卜辞有■、■二字，象捕鸟兽的工具，后来分化为二字，即禽和毕之本字。丁山在《殷商氏族方国志》中有关于此二字形义的详细考证，认为其地即今山东之鱼台，即春秋时的费，亦即周公伯禽作《费誓》所在。费，古文作粊。但是丁氏没有指出汧水陇山之秦亦即由山东迁徙而来的。我们认为嬴秦即甲骨卜辞所见之■，费即“女华生大费”之费。古代族名人名不分，其例甚多。

《秦本纪》接着说：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这段记载保存着秦的玄鸟图腾的传说。同时秦迁于汧陇之间，正是在蜚廉之时。《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这里的蜚廉，就是飞廉。显而易见，不待考证。但是他没有被戮，而是跋涉数千里，迁到了西北黄土高原。他是与赵同时迁徙的。因为蜚廉生恶来，恶来就是以后赵的祖先。依蒙文通所考，秦、赵原来都在汧山洋水一带，后来赵迁徙于今山西的西南，而秦仍在原地游牧。秦的周围都是羌戎部落。当然，他也就与戎同化，甚至成为戎族的一个部份。这样情形在古代是并不奇怪的。《秦本纪》引申侯的话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

申侯称“我先郦山之女”，则申侯应与郦山之女同是戎族。戎胥轩，据《史记·正义》说是秦的祖先中衍的曾孙，而生中潏。他们与姬周有婚姻关系，所以保卫周的西垂。

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居于犬丘。犬丘之名，无疑是因犬戎所居而得名，当在今甘肃东南与陕西西南的交界之处。周孝王要非子在那里养马，“马大蕃息”。孝王因此让秦为附庸。这可见他的力量还是很微小的。

周厉王时，西戎叛乱，秦仲灭大骆之族。这就是说它已兼并了大骆之地而强大起来。至宣王时，周已命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为西戎所杀。秦仲有五个儿子，其长者曰庄公。宣王召集庄公兄弟五人，让他们带兵七千去伐西戎，占领了西戎大片的土地。庄公又生三个儿子，其长子曰世父。世父说：“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于是世父又伐戎，戎也包围犬丘，世父被戎所俘虏，后来又得释放。这时，秦一方面与戎战争，一方面又与戎有通婚关系。

周幽王时，关中已多戎人。幽王宠爱褒姒，要废除申后（申侯之女）和太子宜臼，引起申侯的反抗。西戎，骊山之戎同时叛乱。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诸侯都不来救，独有秦襄公以兵保卫周室。周避犬戎之难，东迁洛邑。太子宜臼逃到申国。褒姒子伯服即位。于是二王并立。后来宜臼胜利，是为平王。周平王赐襄公以岐以西之地，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因此秦被封为诸侯，始建国，而与诸侯有通使聘享之礼。

秦霸西戎秦是在戎狄的包围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文公期间（公元前765—前716年）秦的势力大概才完全占领了岐西的地方，于“汧渭之会”（今陕西眉县）营建城邑，并且“初有史以纪事”，同时，开始筑畤。畤，就是殷商人所谓“社”。畤从田、止从寸，这可能与姜嫄“履大人跡”的故事有关。田就是田野，止就是“大人跡”。从寸，与封、邦等字相同，是象社树的种植。这就是说秦已自承他是周的继承者了。周室虽然东迁洛邑，但是当地还有许多周的“余民”居住着。史称“文公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可见文公的势力还仍只到达岐西，岐东“献之周”，实际上还在戎人手里。在宪公时（公元前715—前704年），秦又进一步向东发展，已渐渐到了岐东。前701年，秦已徙居平阳（即今陕西眉县），并派兵伐荡社，与毫王战，毫王奔戎。前698年，又伐荡社，取之。荡社和毫王也是和嬴秦一样，从东方迁徙过来。荡社就是汤社。毫即薄姑，商亦称为毫。但是它们也与戎同化了，所以被称戎王。

公元前697年，武公立，伐彭戏氏，至于华山。前688年，又伐邽冀戎，约在今甘肃天水附近，这样向东发展的同时，又向西北发展。可注意的是，秦这时在占领区不实行分封，而直接实行县制。它灭了今长安县东南的郑、杜时，就建立了县。春秋时期，诸侯国内实行郡县的，以秦、晋和楚为最早，这些国家恰好是宗法封建关系比较薄弱。

秦一步一步向东发展，岐东的戎被迫，也向东奔窜，沿着黄河，散布于河西河东之间。后来晋西、晋东以及周的洛水、伊水一带都有戎人的踪迹。当时北方的狄人也很盛，戎狄也就混合起来。

秦穆公时期（公元前659—前621年），秦国已有很大的发展，开始参加华夏诸侯的争霸战争与会盟。这时，华夏诸侯还仍把他看做“戎狄”，但穆公已尽量模仿华夏的礼乐文化了。有一次，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穆公使他参观宫殿、陵寝、仓库，以夸耀他在经济文化上之发达。但是由余看了，毫无兴趣，反而冷笑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穆公感到奇怪，问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这一故事反映秦已由戎化而华化了。

秦穆公初年，晋献公灭虞虢，这固然是为了抵抗狄人，也是为了防御秦人。《左传》襄公十四年。晋执戎子驹支，晋范宣子与戎子驹支的一段对话，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左传》记：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今敦煌），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而食之。”..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堵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翦除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姜戎氏即姜氏之戎，他们原来在今甘肃敦煌河西走廊。秦占领关中之后，他们被迫东窜。幸而晋惠公给他们土地，才在河东、晋西定居下来。这些戎人也不是不劳而获的，他们披苫盖，蒙荆棘，驱走了狐狸豺狼，才开辟出土地，得以耕种，并且还帮助晋与秦作战。姜戎与其他迁居于伊洛的戎人都是一样，其中有些人在东周初年与周、晋杂居，虽然也有时叛乱，但已经是华化了的戎人。

秦穆公在灭虞后，得虞国贤臣百里奚。穆公很尊重他，要他和他的儿子孟明视出谋献策，准备伐晋。后未成功。晋献公死后，晋惠公由梁入晋，就是由秦穆公出兵护送至晋的。惠公入国以后，他把亲口许纳送给秦的河西土地都赖掉了。晋旱，求济于秦。秦穆公慷慨地送去粮食。过了几年，秦闹饥荒，秦请求晋国援助，晋惠公不但不答应，反而乘机去攻伐秦国。于是发生韩之战（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俘虏，后又释放回国。前641年，秦灭秦的同姓附庸小国梁（今陕西韩城）。前635年，晋公子重耳由秦回国即位，也是秦穆公以兵护送的。如此等等，无不可见秦穆公的雄心，而晋丝毫不肯让步。

公元前635年，周襄王弟带以狄伐王，王出居郑。王使人告难于晋、秦，晋文公刚即位，就带兵去伐王子带，助襄王入国。秦穆公也同时派兵到了河上。公元前630年，穆公助晋文公围郑。郑使人对穆公说：“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于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这话说中了秦的竞争对手在晋而不在郑。前628年，晋文公刚死，秦又袭郑，晋败之于殽。蹇叔和百里奚事先都曾极力劝谏，穆公不听，故有此败。秦穆公并不懊悔，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晋俘虏，放归后，也依然重用。公元前625年，秦伐晋，以报殽役之仇。大败晋人，取王宫及鄙。次年又代晋，晋不敢出。公元前623年，晋伐秦。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他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积极东侵，但是没有成功。秦自文公以后，虽然收复了周在关中的失地，巩固了秦的基础，但是散布在今甘肃、青海的羌戎人数是很多的，部落也不统一，陇西陇东一带还有绵诸、义渠之戎等。秦穆公由于不能实现东进的计划，于是向西去征伐这些落后的部落。史称其“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游牧部落或叛或从，来去无踪，尽管这样，秦穆公最后还是成了西戎的霸主。后来秦晋之间还有许多小规模的接触和战争。如公元前617年晋伐秦，取秦少梁。前615年晋伐秦，取秦羁马。秦还击，与晋大战于河曲。这时，晋楚之间战争频繁。秦既不助晋，也不助楚，似平保持中立的政策。公元前506年，吴伐楚，攻入郢。楚王逃亡到随。楚申包胥告急于秦，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感动了秦哀公，于是以五百乘兵车救楚，吴师退出郢。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秦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和好的。

第二节　秦在变法以后

商鞅变法秦是在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其建国以前，还是在羌戎的包围中过着游牧的生活。周室东迁，羌戎的一部分虽然被秦的军事力量所驱逐向东南迁徙，但是关中之地依然是羌戎，后来还有从北方来的狄人杂居，时叛时服。大概在秦穆公以后，秦才扩大和巩固了国家的基础。春秋时期，尽管穆公称霸西戎，但是与晋、楚相比，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要落后得多。秦的宗族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似尚无大宗、小宗的区别。男女婚娶，还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礼教。这一些，大概跟他与羌戎长期杂处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可否认，他另一方面已日益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化，如前引由余对穆公所说的话，就可证明。

战国之初，三晋最早进行变法。商鞅由魏入秦，他在秦的变法与三晋的变法在内容上更为丰富。

秦孝公即位（公元前361年）时的形势是，黄河以东有强国六，与齐、楚、魏、燕、韩、赵并立，而淮泗之间有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秦僻在雍州，华夏诸侯以夷狄看待他。孝公下令国中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说明孝公对于促使秦国强盛，有迫切的愿望。

公元前356年，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1）颁布法律，制连坐法；（2）重农抑商，奖励农业和开荒；（3）奖励耕战，禁止私斗，颁布依军功行赏的二十等爵制。前350年，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1）废井田，开阡陌；（2）推行县制；（3）统一度量衡；（4）按户口征收赋税①。从第一次变法到第二次变法，可以看出商鞅变法已由军事的政治改革向经济的改革上步步深入。关于商鞅变法，本编下，第四章，商鞅另有传。现仅就下列问题，加以论述。

（1）提拔有军功的人，裁抑宗室旧贵族。颁布二十等爵制，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来的。春秋以来，华夏诸国贵族专政，君权旁落。如想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提拔有军功的人，抑制宗室旧贵。《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贵族，是凭借血缘关系而取得世卿世禄的特权的。而今要凭借军功授官授爵及土地、奴隶和财产。这一政策的目的和作用，显而易见。但是商鞅变法并没有废止贵族等级爵制，也是显而易见的。

（2）“废井田，开阡陌”以后的田制，究竟是什么田制呢？《秦本纪》和《商鞅列传》里对此都未明确交待。商鞅废井田，在《汉书·食货志》里作“商鞅作辕田”，而《史记·商君列传》说：“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①参见杨宽著《战国史》，第184—193页。

平”，都并没有说农民可以私有土地。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的发现，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后，却实行授田制。如秦简《田律》云：入顷刍、槀，以其受（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槀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槀，相输度可也。

秦简的时间虽然是秦末的事，但是它继承了商鞅变法之制，却是无可怀疑的。就《田律》看来，授田者为国家，受田者为农民。这里的农民原来就是井田制下的农民。春秋以后，无论秦晋，或鲁卫等国，由于“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结果井田制破坏了，农民失掉了土地，“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因此，新兴国家为了挽救这一社会危机，由国家按户口授予农民土地，而仍旧按照井田制的方式，即所谓“什伍”编制起来。这既是行政组织，也是军事组织。蒙文通引《春秋繁露》云：“梁内役民无已，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按梁在今陕西韩城，本来就是秦的同姓国。因此可知，秦的什伍编制是沿袭梁的旧制。连坐法也是这样。

井田制本是公社所有制。春秋以后公社土地被贵族所掠夺，因此他们“助耕公田”，实际已成为宗室贵族的农奴。秦变法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而农民成为国家所有的“编户齐民”。按照户口授田多少，向国家缴纳租赋。在商鞅变法之初，这种田制改革对宗室贵族是不利的。对于刚刚受田的农民，由于“赋税平”，其生产积极性却有所提高，如果立了战功，还可获得最低级别的爵位，甚至获得奴隶或者“庶子”为他服役。

（3）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其目的是在于使农民固著于土地，不致流入城市，保证专制国家的粮源和兵源。商鞅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这可见商鞅对于商业活动限制的严厉。但也为奴隶制留下了一条尾巴。

商鞅变法，总的精神是奖励耕战。孝公死后，商鞅被迫至死，但其法未改。这对于促进秦的富强以及后来秦之统一六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统一六国的战争秦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渐强。他要向东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晋。秦与三晋的战争最为频繁，也最剧烈。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继魏，齐之后也称王了。由于魏、齐战争中魏失败了，秦国乘机攻占了魏国河西河东的一些城邑。公元前318年，魏以公孙衍为相，发起了三晋、燕、楚“五国伐秦”。这是第一次“合纵”策略的实现。但是这次伐秦战争，是以楚为纵长，而并未真正参加。当时，楚、齐和亲。张仪在秦惠文君前尽力主张“连横”，想从而破坏六国的合纵，尤其是齐、楚的联合。张仪曾经两次使楚。楚怀王是昏庸之君，受张仪甘言密语的诱骗，断绝了对齐的关系。这是张仪连横策略的胜利。

对于西部的开发，秦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意见，认为，灭亡巴蜀对秦更为有利。公元前316年，秦趁苴、巴两国冲突之际，大举攻蜀，蜀王失败逃走，后被杀死。蜀国就这样灭亡了。随着秦军又攻灭苴和巴国。

秦对巴蜀的征服，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经济资源。此后，秦积极开发巴蜀，巴蜀的水利和农工商业都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接着，公元前314年，秦又兼并了今陕西大荔、庆阳一带的义渠。这义渠就是北狄败退后留下来的余部。公元前312年，秦联络韩、魏对楚、齐发动战争。秦攻占了楚的汉中（今河南西峡县丹水以北地区）。接着，又向齐进攻，直到濮水之上。秦楚在蓝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展开大战，楚大败。在这次战争中，秦取得汉中，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片，解除了楚对秦西南方面的威胁。

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攻占韩的宜阳。从此，秦的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原。公元前298年，齐、韩、魏三国联合攻秦，攻入函谷关，迫使秦讲和。秦昭王即位，穰侯魏冉专权，增加了一些封君。昭王的同母弟公子市既封为泾阳君，后又改封于宛。公子悝先封高陵君，后又改封于邓。宣太后的同母弟芈戎先封为华阳君，后又改封为新城君。正如《史记·穰侯列传》所说：“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但是秦的力量并未因此而削弱。公元前294年，秦又攻伐韩与魏。次年韩、魏反攻。在伊阙一战，秦将白起杀死韩、魏联军二十四万多人。

为了争夺宋国的定陶，秦、齐都展开了外交活动，拉拢关系。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派人尊齐闵王为东帝，以便联合攻赵。但是燕国的说士苏秦为燕活动，向齐劝说：“伐赵不如伐宋之利”，要使“天下爱齐而憎秦”。齐闵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只有三个月便自动取消了帝号。秦昭王不得不也取消了西帝称号。赵国李兑也积极支持苏秦。于是形成了合纵的局面。公元前287年，赵、魏、韩、燕、齐，共同攻秦。这是公孙衍以后的再次大合纵。

公元前286年，齐闵王代宋。在此以前，齐已数次伐宋，但都未灭宋。

这次，齐终于把宋灭了。公元前284年，三晋、燕、秦五国，联合伐齐。燕将乐毅乘机进攻齐国，齐望风披靡，几乎亡国。

公元前279年，齐田单反攻，终于复国。秦将白起这时攻下楚都鄢郢，攻到竞陵、安陵，向南又攻取洞庭五渚。从此，齐楚都削弱了。

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这时，秦昭王任用范雎为相。他是魏国人，主张论功行赏，因能授官。因为昭王即位后，宣太后、魏冉专权，虽然没有削弱对外的战斗力，但是君权不免旁落，所以范雎提出这样的主张，他获得了昭王的信任，被任为相。公元前266年，昭王夺去太后和穰侯等人的权力。在战略方面，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方针。这样，对土地的占领“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他又提出“毋独改其地，而攻其人。”这就是不但攻占其地，而且杀戮敌人，以消灭其战斗力。以前，白起在魏伊阙之役时，已施行了这一策略，杀死敌人至二十余万。攻郢之役，他竟灌水入城，死伤兵民不计其数。从此秦便以三晋为直接进攻的目标。

公元前265年，秦大举攻韩，占领了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高平（即向，今河南孟县西）。次年，白起攻取了太行山南的南阳地，以断绝韩本土和上党郡之间的孔道。公元前262年，秦又攻取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西），把韩国上党郡和韩本土完全隔绝起来。韩国感到害怕，想献出上党郡以与秦和。而上党郡守不从。韩惠王派冯亭去代替，那知冯亭去了之后也不肯降秦，而把韩的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以求赵的帮助。赵派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也立即派白起、王龁进攻。由此引起战国最大的一次战争，亦即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年，秦派大将王陵乘胜进攻赵都邯郸。白起与范雎有隙，托病不肯出战。赵这时正值长平战大败之后，“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英勇抵抗，秦军死伤也不少，而仍攻邯郸不下。范雎以王龁代替王陵，又派郑安平为将军。公元前257年，魏楚图谋救赵。合力作战，秦军大败。这是秦继长平之战以后攻赵的第二次大战。

公元前256年，秦继续进攻韩赵，取得赵韩的一些城邑，斩首十余万。

这时，东方各国又发动了一次合纵，连西周君也参加了，在伊阙共击秦军。秦进攻西周。西周君被迫投降，人口三万，邑共三十六个。公元前249年，秦又灭东周。前244年，秦攻取魏地，建置东郡，包括原来卫亡后的一部分土地在内。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庄襄王即位，吕不韦做相国。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儿子政即位。公元前238年，政受冠礼，亲自专政。他平定嫪毐之乱，接着又削除了吕不韦的势力。

自长平之战和邯郸之围以后，秦继续向三晋不断进攻。他的势力实际深入于黄河中原腹心地带。公元前241年，三晋等五国举行了最后一次合纵战争。但三晋大部分土地已被秦夺取并建立了郡，最后的灭亡时间已不远了。公元前231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将王贲大破赵军，建立邯郸郡。同年，秦又破燕。公元前227年，在易水大破燕，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到了辽东。燕王喜听从代王嘉的意见，杀了太子丹。公元前225年，秦攻魏，以黄河水灌大梁。三个月，城坏魏亡。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攻楚，李信军失利。秦王又派王翦进攻，进入楚都寿春。公元前222年，楚亡。同年又灭燕赵（代王嘉）。公元前221年，齐最后灭了，齐晋六国统一于秦。此后，秦的历史就进入封建皇朝的历史时代。

丁编传记（下）

第一章　管仲、子产、晏婴、叔向

第一节 管仲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列国卿大夫不乏贤能，因时乘势，显名当世。齐之管仲、晏婴，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都是当时政治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第一节管仲管仲相齐以前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①。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45年。相传，他是姬姓后人，父名管严②。

春秋初年，齐襄公荒淫无道，弟兄们纷逃国外。公子纠，由管仲、召忽辅佐，奔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奔往莒国。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早年曾共同经商。在分钱时，管仲常多拿一些。鲍叔牙知道他家有老母，需要钱花，不以为贪。他曾给鲍叔出过主意，后多失败。鲍叔牙认为，不是主意不好。而是时机不成熟。管仲作过三次小官，都被辞退。鲍叔牙认为，这是国君不贤明，不是他不能干。管仲打仗，总是中途逃回。鲍叔牙认为，这不是胆小，而是不愿在那些权力斗争中白白送死，而且家有老母，也需人奉养。

公元前686年冬，齐襄公被杀。大夫高傒派人迎接小白继位，鲁国听到了襄公的死讯，发兵送公子纠回齐，并派管仲带领军队拦截从莒回来的小白。管仲截住了小白，并射了一箭，射在小白的带钩上。小白装死，管仲信以为真，赶紧使人报鲁。鲁国送公子纠的兵马闻讯后，情绪松懈，行动迟缓，走了六天才赶到齐国都城临淄。这时，小白已当上了国君，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便发兵抗鲁。后来鲁国应齐国的要求，杀了公子纠，逼迫召忽自杀，管仲被囚禁。

齐桓公打算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臣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若也。

忠信可结于百姓，不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不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①。

尽管齐桓公难忘一箭之仇，但他为了图霸，用人心切，终于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任命管仲为相。管仲对于鲍叔牙的知已情谊和让贤的品格，始终念念不忘，他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②司马迁在《管晏列传》里赞叹说：“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相齐桓公，有四十年。史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卒成齐的霸业，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①《史记·管晏列传》。《盐铁论·相刺》说：“越人，夷吾。”

②《史记正义》引韦昭云：“夷吾，姬姓之后，管严之子”。不知何据。①见《国语·齐语》。

②见《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相齐和齐的霸业管仲相桓公，成齐的霸业。其主要的功绩，一在于促进齐之富强，一在于“尊王攘夷”，取得成就。

《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这是利用齐在地理条件上的优势，顺应人民的意愿，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①齐的地理条件，既宜于农耕，又宜于桑麻，而人民善于纺织，又有鱼盐之饶，也便于贸易。这是齐在经济结构上的传统特点。从齐在周初建国以来，就是这样。齐太公在齐的主要措施，就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②管仲通货积财”，就是利用土地的肥沃发展农业桑麻，利用纺织和鱼盐经营的传统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所谓“货”，即指手工制品和货币，而纺织品为大宗。所谓“财”，指土地所出而以谷类为主。《汉书·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大学》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这都略可见“财”“货”的关系。通货积财是加强齐国图霸的经济条件，同时也是“与俗同好恶”之一重要内容，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大计。

《管晏列传》又称述管仲的论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是管仲从多方面论述他的政治见解和施政方针。首先，把仓廪实和衣食足放在第一位。仓廪实，是解决国家的储备问题。衣食足，是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其次，君上要遵守法度。这样，可以保持君上的亲属之政治地位的稳定，也可以保持政局的安定。再次，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的道德教育仍是维护国家生存的重要支柱。复次，政令必须坚决贯彻。“下令如流水之原”，就是说，政令的下达，如水流平原，不可阻挡。但须注意到令顺民心，才能顺利易行。最后，“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还是一个“与俗同好恶”的问题。管仲的这些见解和方针，表明他为国设想的周详，也反映他向法家前进的走向，但还说不上是变革，还不同于后来法家的变法活动。

在施政方针的指引下，管仲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对农民“无夺其时”，“相地衰征”。①对市场，“贵轻重，慎权衡。”

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业”，管仲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役。士乡即农乡，平时农夫耕田，战时当兵。士乡规定：“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每家出兵一人，“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史记·齐太公世家》。

①《国语·齐语》。

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这是兵农合一的劳动力编制，对于加强齐的国力当然起不小的作用。

管仲相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的策略，对于团结友邦、打击敌对势力，提高本国在列国中的地位，收到显著的效果。《韩非子·有度》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荀子·仲尼》说他“并国三十五”。据统计，齐桓公在位的四十余年间，齐会盟诸侯二十六次，用兵二十八次。这都有管仲的功劳。

公元前661年，邢（今河北邢台县）受到翟人的侵袭。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①齐派兵救邢，使邢免于亡国。为了使邢国不再受翟人的威胁，齐帮助邢国迁徙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县），并为它筑了城。公元前660年、翟人灭卫，杀了卫懿公。卫国只剩了男女七百三十个人，添上其、滕两邑的居民，刚凄满五千人，逃到曹（今河南滑县），立戴公。齐派兵替卫国戍守曹邑，并且赠送卫君许多东西。戴公死，弟文公立，齐又带领诸侯的军队为卫国修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把卫国迁到这里。救邢，存卫，是齐的两大功业，“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阻挡了翟人的南侵，为诸夏作了屏藩，在诸侯国间取得了信誉。

乘着齐国抵御北翟的时候，已向黄河流域扩展的楚国，不断征伐郑国。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鲁、郑、陈、卫、许、曹等国联军侵蔡伐楚，进兵召陵（今河南郾城县），迫使楚向周王纳贡。这是齐国霸业的一个高峰。管仲病了。齐桓公问他：群臣中谁可以为相？管仲说：最了解臣的是国君。桓公又问：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人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三个人都是没有人性的小人，千万不要亲近他们！管仲死，桓公没有听管仲的话。后来，这三个人趁齐桓公病危的时候，专权作乱，对齐国的危害很大，齐的霸业也就衰落了。但管仲的历史影响还是相当久远。故孔子称道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①《管子》书世传《管子》书，内容复杂，不是管仲一家之言，也不是杂家自成体系之作，而是多家学说的汇集。但书中关于管仲言行的记述不少，其中一些篇章的内容传世已久，并有久经认为管仲的作品。

《论语》所引管仲有三归。反坫等，皆可从《管子》书中见到。《孟子》书中，曾引用过齐桓公与诸侯会葵丘的记事，其中如“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士无世官，无专杀大夫，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②等内容，也均见《管子》书《大匡》、《霸形》等篇。

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在《韩非子》中，有引用《管子》中的地方，如《难三》“管①《左传》，闵公元年。

①《论语·宪问》。

②见《孟子·告子下》。

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又：“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分别见于今《管子》的《牧民》和《权修》，而文字烦简不同。

《史记·管晏列传》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既然在司马迁时《管子》书是“世多有之”，他见到的《管子》，当是汉代容易见到的书，而上述诸篇为管仲自著，也应是司马迁时一种公认的看法。

看来，《管子》书是研究管仲必读的书，但须谨慎汲取，最好在使用时取得旁证。

第二节　子产

子产执政以前

子产，郑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他的家族就是“七穆”之一，即所谓“国氏”。公子之子称公孙，故他又叫做公孙侨。以父为字，故又叫做国侨。

子产的生年不详。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子国、子耳侵蔡。蔡是楚的与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此事说：“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说那样。子产当时还是童年，他的父亲子国一听到这话，就斥责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按古代15岁到19岁之间都是童年，我们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那么，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4年，即郑成公元年。

子产的卒年，《左传》与《史记》记载也有出入。据《史记·郑世家》说，子产于声公五年卒，《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传》，子产自简公十二年为卿（公元前554年，鲁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执政（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共计前后三十二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列传》所云，相差不多。倘照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传》与《郑世家》比较，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而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执政驷颛卒。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了。故《左传》以子产于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确的。这样，子产生于公元前584年，卒于前522年，享年六十二岁。

关于子产的少年时代，我们今日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既然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公孙，必定从小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这在他所论侵蔡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还是“童子”，就已有这样的政治见识了。他办理外交时，引用诗礼，非常得体，既可见他的智慧学识，又充分显示他的才华。

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63年），正值子驷当国，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子驷被暴徒杀死了，子产的父亲子国也牺牲了。当时子产大约二十二岁，他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他帮助了在子驷以后当国的子孔，平定了乱事。

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

是年，国人又杀死子孔。子展继位当国。子产为卿，开始了从政的生活，但他尚未插手于内政，而做了几件漂亮的外交活动。

简公十五年（公元前551年），晋国以盟主的身分命郑往晋朝聘。晋平公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简公）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指晋侯）。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郑国自称），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骋，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元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

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①这番话的前段历叙自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友好的关系，虽然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后段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大意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如果不怜恤小国的祸患，实际上是为了他项问题——如货贿，口头上却说是征朝，那么，小国负担不起剥削，就要变成仇雠，这是小国感到忧虑的事情。晋侯听了子产这番话之后，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郑简公十七年（公元前549年），子产寄信给晋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也是一篇著名的有声有色的外交文件。原信说：子（指范宣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德也夫！宣子得信后，便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

这时，因为吴的强盛，在今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吴楚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晋在中间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楚自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同时为晋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展、子产帅师入陈。陈败。陈侯只好穿着丧服，怀抱社主，群众男女也分别系着绳子，作为俘虏，去欢迎郑国的军队，陈几乎灭亡。这次郑的入陈，原是为了讨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报捷。晋人间子产“何故侵小？”这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也反问说：“今大国多数圻矣（意为土地不断扩大），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也不是只凭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进退。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为了替许报仇，起兵讨伐郑国。郑人准备抵抗。子产却说：“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意即贪功一来），不如使逞而归（逞，快也），乃易成也。”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师来到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回。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

郑简公二十年（公元前547年），这一年由宋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大会。这次大会参加的，有齐、秦、晋、楚、鲁、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内部都发生“公室卑弱，大夫专政”的现象。长期的争霸战争，互相砍杀，弄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民生凋敝已极。小国固然受害最深，大国也弄得精疲力竭。楚国虽无大夫专政的局面，但是吴在边境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上的扰乱也使它穷于应付。因此，当时诸侯各国都有休兵停战的共同要求。大会期间虽然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间发生一点矛盾，但是大会之后，晋楚两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竟维持和平达四十年之久（自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晋赵武自宋参加弭兵之会以后，经过郑国。郑简公亲自举行宴会，欢迎赵武。赵武有意试探一下郑国的态度，请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印段、公孙段赋诗。最后子产赋《隰桑》之诗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说：“武请受其卒章。”①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互相赠答。他对子产说：“郑难将至，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②。他已预料到子产将执政了。郑裨谌也对子产寄托很大的希望。

次年（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见到晋叔向。叔向问到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驷带（驷氏）率国人讨伐伯有。子产说：“兄弟如及此，吾从天所与。”他依然没有左右袒。伯有死后，他枕股而哭之，并且以礼把伯有的尸体埋葬了。驷氏的人要打子产。子皮劝止他们，说：“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③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但是他保荐子产执政。子产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子皮竭力支持他，终于接受了执政④。子皮是属于罕氏强族，他没有参与驷良之间的斗争。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子皮的支持。因此子皮死时，他不禁失声而哭，说：“我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产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还在子产年轻时，有一次他问然明“为政”。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很同意他的见解，并去告诉子太叔。子太叔就是子产执政以后的继承者①。

又有一次，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回答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②这话比然明所说，似乎要更稳重些。后来子产执政，他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按照他的这个言论去做的。

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从陈结盟回来，他对郑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米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③。这种情形，与子产自谓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无何不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③《左传》，襄公三十年。

④《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左传》，襄公三十年。

同，虽然陈当时确比郑要弱小得多。由子产对陈的评论看来，他是有意维护公室的权力，而反对私家贵族的“政多门”的现象。

在子产刚执政前，驷良方争，他并不左右袒。这可能是他自己感到政治力量还不稳固的缘故。在“七穆”的强族中，以驷良两族最为强横。后来，良氏被驷氏赶出国外，不久又被杀死了，从此驷氏独强。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公孙楚（游氏）与公孙黑（驷氏）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斗争，公孙黑表现得更加横蛮。子产反而把公孙楚放逐出国。董隧之盟，罕虎等六族私盟，公孙黑知道了，硬要参加。子产也不加讨罪。这样过了一年，公孙黑将作乱，其族人和诸大夫都反对他。子产乘机把公孙黑处死。驷氏强族才稍衰。

其次，丰氏罕氏也很强大。子展、子皮即属罕氏，是子产执政的支持者。子产执政不久，丰卷要求田猎一次以便获取新鲜禽兽作为祭祀品。子产说：“唯君用鲜，众给而已”，没有答应。丰卷便准备动武，赶走子产。子皮又支持子产，丰卷反而被迫逃奔晋国。子产把丰卷的田里全部保存起来。三年后，丰卷回国，子产又把田里，包括三年内田里的收入，归还给丰氏。由此可见子产对贵族的曲意回护了。西周时土地本是王有的，但是贵族既然可以长期占有，实际上也就等于私有了。此由丰卷的田里一例可以看出。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公孙段相郑伯骋晋，晋平公很喜欢他，把州的一块土地赐给公孙段。但是这块土地（在晋郑交界之处）已经历过多次主人，韩宣子、范宣子、赵文子三家又争着要它。所以公孙段一死，子产劝公孙段的儿子丰施把这块土地归还晋国。丰施已同意了。当时晋韩宣子执政，子产对韩宣子说：“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这就是土地只能占有的例子。当然，如果这块土地原是郑国的土地，那么丰施继承其父是理所当然的。

自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之间保持和平。子产是比较亲晋的，他为卿时就曾数次骋晋。由于他的外交辞令和利用周礼，他在朝骋和轻币等问题上，都给郑国争得光彩。执政以后，他也几次赴骋，可以算是礼仪性的。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相郑赴会。鲁、周、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也都参加了。这却是一次重大的会盟。在开会前一日（七月癸酉）先举行朝晋礼。子产命外仆（官名）速张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到了晚上，子产听说子太叔还未张幄幕，使速往，却无余地了。仅此小事，也可见子产的外交经验和才能都要比子太叔为高明。次晨甲戌，会盟典礼开始，而又发生“争承”问题。《正义》解释：承，就是贡赋，言诸侯所出贡赋，各国按照班爵大小而有不同。子产认为郑是伯男，不该与公侯同列。子产根据周礼，说了下面的一番话：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使人通骋问者）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犹缺，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子产理直气壮，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终于不得不答应。结盟之后，子①《左传》，昭公十三年。

太叔责怪子产，他说：“诸侯若讨，其可读乎？”子产回答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亦陵，何国之为！”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据说，后来孔子听到子产为国争承的事情，赞叹说：“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②郑定公四年（公元前526年），晋韩宣子骋郑。郑伯欢迎他，举行宴会。郑大夫孔张后到，立于客间。掌司仪的纠正了他。孔张走到客的后面，客不让进去。他到挂乐器的地方站着。这种失礼的行为是要被贵族阶级所讪笑的。郑大夫富子因此向子产谏议道：“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礼，吾子之耻”。他是想子产惩罚孔张，以讨好于大国的权臣，子产为了保持郑国的尊严，很不高兴富子的媚外态度，怒斥了富子一顿①。

又，晋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因此他趁骋郑之际，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于晋，不得不要求商人给他。独子产不肯。他说，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指商人）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所以他不能为韩宣子强迫商人一定要卖给韩宣子。子产接着严正地说：“今吾子（韩宣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韩宣子听了子产的话，再不敢要玉环了，说：“起（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诸侯和鄙郑国），敢辞之。”此与上事同样，子产维持了郑国的尊严②。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和平的关系。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楚公子围骋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将入馆舍时，郑发现楚人带着兵器，使行人（办外交的）子羽与楚交涉。公子围让步，倒挂着弓衣（橐）以示无弓，进入馆舍，迎接新妇。这件事虽由子羽出面交涉，实际上也是子产的意思③。

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已日益暴露。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筑犨、栎、郏三城，郑人害怕起来。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在转移国人的目标，而不是真正要攻郑，所以他说：“不害，令尹（指公子围）将行大事（言将弑君）而先除二子（指黑肱及伯州犁）也，祸不及郑，何患焉！”①这年冬，公子围果然弑死郏敖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当时列国形势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断定公子围筑城的目的不在郑国。

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楚公子弃疾赴晋过郑。郑罕虎、子产、游吉从郑伯在相欢迎他。弃疾很有礼貌，见郑伯以马八匹作为礼物，如见楚王一样，见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马六匹作为礼物，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太叔以马二匹，各如其分。并且下令他的随从士兵，不刍牧，不进入田中，不砍伐树木，不强买等等。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太叔推测弃疾将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王被弑，公子弃疾为王，是为平王。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所以料事如神。②《左传》，昭公十三年。

①《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③《左传》，昭公元年。

①《左传》，昭公六年。

子产的三项改革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执政后立即进行的三项改革。

第一项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此事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这次田制改革实际是二十年前子驷“为田洫”的继续。《孔疏》解释“为田洫”说：“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子驷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则减给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记述子产的改革特别说“大人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语也可证明。这就是说，春秋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贵族“占田过制”，不但原来的公田已由贵族占有而变为私有，而且农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们所掠夺，从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剥削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贫穷贵族（包括“士”在内）的不满。而这种改革必然会牵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驷那次改革的失败，就是四族丧田者引起来的暴乱。故子产改革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左传》记载那次暴乱，特别引用《郑书》称“盗”者并非大夫，因此“舆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见杜注）。他们是有田的（即所谓“士食田”）。也有“隶子弟”（见《左传》桓公二年）。因此，舆人之诵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他们中间必定也有占田过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没落的贫穷的人。三年之后，大概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停止了，他们就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所以舆人之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于改革。因为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看来，他并不废除国野（乡、遂）的制度。服，不是车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谓“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级服役制度。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在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鲁国作丘甲则晚五十二年。《谷梁传》对鲁作丘甲说：“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他们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无作甲的义务。现在鲁国统治阶级要被统治的野人也制作甲，当然是“非正”的，郑作丘赋，大概与鲁作丘甲相同。就是说，郑国统治阶级从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统治阶级供应军赋了。赋本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郑作丘甲与鲁作赋并无不同。这是春秋以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普遍地有加赋的趋势。统治阶级不一定预料到，这样一来，国野的界限却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子产这次改革，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是必然的。如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在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它与晋铸刑鼎应该相同，而时间上却早于晋国二十三年（前513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我国文献上第一次明确用铁的记载。虽然郑铸刑书是否铸在铁铸的刑鼎上，不能断定，但既然说“铸”，很可能也是铁鼎，郑铸刑书，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后晋铸刑鼎，孔子所反对的言论全出一辙。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两相比较，可知铸刑书和铸刑鼎，就是把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在此以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不成文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礼只施于贵族，刑（指体罚）则施于平民、奴隶。因此铸刑书和铸刑鼎必然对于贵族不利，而引起叔向、孔子等人的反对。

应该指出，刑书的公布必定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侨（子产）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倘使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话如此严重！子产于临死前给子太叔的遗嘱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死后数月，子太叔执政，他不忍猛而宽，结果是“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子产），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①依《左传》的记载，萑苻之盗似乎发生在子产死后数月，这或是为了故意给子产隐讳，而在子产生前已经发生，就是说，在子产铸刑书时必定已经发生，否则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就不能理解他死前的遗嘱里，说什么宽猛云云，也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我们知道，雅典公布德拉古成文法，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都是平民不断地剧烈地反对贵族特权才取得的。尽管那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条文非常之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把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以此类推，我们认为郑晋刑书的公布，对平民也可能比较有利，而这正是叔向、孔子等人反对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子产的改革虽然有其抑制贵族的一面，但是他对于贵族也有曲意回护的一面。

子产的思想子产不只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影响于后代。

子产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郑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子产到晋去问候晋平公疾病。叔向问子产说：“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回答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萦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萦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叔向听了这番话后，说：“肸（叔向）未闻也，此皆然矣”。晋侯听到子产的话，说：“博物君子也”①。他不但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而且说明了男女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生理原因，指出晋侯的疾病不是由于实沈台骀为宗，而是由于男女饮食的缘故。

又如后来子产第二次骋晋，晋侯生病，已经三月，梦见黄熊。韩宣子问是什么厉鬼。子产回答说“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首先他驳韩宣子厉鬼之说，接着他又讲述黄熊的故事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子产强调人事，但是他并不否认鬼神的祭祀的意义。这种态度与孔子“祭神如神在”一样。

简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公元前536、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人们纷纷传说“伯有至矣！”（伯有被子晢驷带所杀）而且有人传说，梦见伯有披着兵甲走过，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因此众人惊慌得很。子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伯有立了庙，并让良止（伯有子）和公孙泄（子孔子。子孔也是被国人杀死的）继为大夫。子太叔不解其故。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说要使他的魂魄有所归宿。太叔又问：“公孙泄何为？”（子孔不为害，问何为立公孙泄）子产曰：“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意思是说，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行之。公孙泄虽非冤死，但是借伯有立庙，只是“无义而图说”而已。因此，子产虽然不是无鬼神论者，但是他仍然重在人事，或者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其义实在相似。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还问：“伯有能为鬼乎？”子产也不否认鬼神，他接着说，伯有是大族，而且从政三世，不幸“强死”（即被人杀死），能为鬼，不亦宜乎？”②说穿了，伯有为鬼害，就因为他是大族。

①《左传》，昭公元年。

①《左传》，昭公七年。

②《左传》，昭公七年。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古代所谓“德治”、“仁政”。尽管有后人的夸张，其实就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决不是儒家空想出来的。子产从政，他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相反。《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①。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也就是他能够更多地发扬了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左传》记载道：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

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②传说，“乡校”即古之“明堂”，为讨论、执行政治的地方，春秋时是否尚有此制，已不可知，不过它可能还作为古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为人游观之所，并按照旧习惯大家在这里议论政治。然明主张“毁”，子产不主张“毁”，正可说明子产的民主精神。

子产不但尊礼，知礼，而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论礼的一大段话，从内容看来，却可证明子产是礼的专家。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命，因天之性，生其大气，用其五行。..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赵简子听了子产的议论之后，赞叹他说：“甚哉！礼之大地！”

在礼法的问题上，子产仍旧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第一位的，不得已才用法或刑罚。他之铸刑书就是其例。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确有超出同辈的人的地方。他的一句名言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这是郑定公六年（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大火，裨灶是懂天文的，他预先警告过子产，要子产以瓘斝玉瓒禳火，子产弗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大火，而且依裨灶说郑还要大火。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因此说了上面这话的。依子产的意思，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与人的规律是无关的，所以并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禳火更是迷信之举。子产不只不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反而对于防火却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未发生第二次大火①。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而应尽力①《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①《左传》，昭公十八年。

于人事方面，这种观点与孔子基本上也一致的。

又郑国旱灾，子产使屠击、祝欵、竖树三人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到后，反而把桑林砍伐了，不雨。子产说：“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②因此把屠击等三人的官邑夺取了。天旱到桑林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有一定的道理。子产命屠击等到桑林祭祀，这是他遵守传统的风俗的一面，但他既说“艺山林也”也似乎认识到森林与天雨的关系。

有一次，郑又大水。据说，在郑城外洧渊出现龙斗，国人要求萦祭，子产不答应。他说：“我斗，龙不我觌（见也）也，龙斗，我独何觌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①这仍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思想。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孔子耳里（时孔子29岁）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②孔子与子产生前似未谋面，但是孔子是深深地敬爱子产的为人的，他这一叹语与“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共鸣的地方，才可能说出这么深切的话。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左传》，昭公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二十年。

第三节　晏婴、叔向

晏婴相齐

晏婴，字仲，溢平，习惯上多称为平仲。东莱夷维（令山东高密县）人。《史记》称其“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则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司马迁为晏婴立传，对他极为推崇，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耶？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哭齐庄公成礼，进谏节俭，这是我们所知晏婴一生中的重要事迹。

晏婴哭齐庄公成礼，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较详的记载。当时，崔杼设置圈套，预谋杀害庄公。庄公要与崔杼之妻通奸，陷入圈套。晏婴闻讯，来到崔氏住宅的门外。有人问晏婴，你要为君而死吗？回答是，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有人又问，你要跑到别处去吗？回答是：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又问：你回去吗？回答是：君死安归。接着，晏婴说出一番道理：“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婴走进去，枕尸而哭。兴，三踊而出。有人就跟崔杼说，一定要杀掉他。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这段故事表明晏婴在生死的关键时刻，能作出理智的选择。他没有死，但并不怕死。崔杼敢于杀害庄公，而不敢杀害晏婴，这可见晏婴在当时政治天平上分量之重。

晏婴进谏，有时，是象司马迁所说，“犯君之颜”，因事引导，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公元前522年，齐景公生病已经一年，还没有好。诸侯派人来问疾者不少。梁丘据和裔款说，“我们祭祀鬼神，比先君还要丰盛。现在君主病了，使诸侯担忧。这是祝史之罪。诸侯不知内情，要说我们不敬鬼神了。”他们建议杀了祝史，以便向诸侯解释。景公把这个意思告诉晏婴。晏婴说：若是有德行的君主，内政外事不荒废，上下无怨恨，举动不背时，那么祝史向鬼神陈说实情，也不会有什么惭愧。因而鬼神也会飨用祭礼，国家也会受到福泽，祝史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如果遇到淫乱的国君，内政外事偏颇邪恶，朝野上下怨恨，举动邪僻背理，纵欲贪私，高台深池，淫乐无已，斩刈民力，掠夺民财，从而酿成过错，又不体恤后代，暴虐放纵，胡作非为，毫无顾忌，不考虑怨谤，不害怕鬼神，把鬼神的震怒和百姓的痛恨都不放在心上，那末，祝史若陈说实情，则是诉说国君的罪过；如果祝史掩盖过错、列举好事，则是虚诈欺骗。所以鬼神不享受祭祀，国家因而得祸，其中也有祝史的份。夭、昏、孤、疾者所以存在，只因为有暴君的缘故。

景公问：那末，怎样办呢？晏婴回答说：这不是杀祝史所可办到的。现在山林泽薮，盐蜃，都设官看管。贪鄙的人掌握权力，各处的关卡横征暴敛，世袭的大夫强买货物；政令无准则，赋敛无节度，宫室不断更新，淫乐不止，宠妾在市场肆意掠夺，宠臣在各处假传教令，私欲不能满足，就加害百姓。百姓痛苦困乏，夫妇都在诅咒。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地，摄地以东，姑地，尤地以西，人口多得很呢！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晏婴的这次进谏，有进步思想的内容。“祝不胜诅”，有无神论和人民性的倾向。这次的进谏，是有政治效果的。景公指示大臣们宽政、毁关、去禁、薄敛，裁减了一些不利于民的机构和法令①。

也是在公元前522年，晏婴又一次的进谏。《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梁丘据）驰而造焉。

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

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番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和而不同，就是听取多方面不同的意见，不要偏听。二是于一种意见之中，也要有可有否，作出一些分析，不要囫囵吞枣。晏婴所说，是如何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问题。他的话说得委婉，但是关系国君政治作风的大问题。

晏婴坚持节俭。对违背节俭的事，虽君命有所不受。《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打算为晏婴更换住宅，说，“你的住房靠近市场，又低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在这儿居住了，把你房子换到高爽的地方吧。”

晏婴辞谢说：“君的先臣就住在这里，下臣我不足以继嗣祖业，住在这里就已经过分了。况且小人靠近市场，早晚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与小人有便利之处，岂敢麻烦里旅的人为我建造新房呢？”

景公笑着说：“你居近市场，知道物价的贵贱呀？”晏婴说：“当然知道。市上的履贵踊贱。”这是晏婴乘机谏景公刑罚之多。景公听了晏婴的话，为之减刑。

等到晏婴出使在外，齐景公命人更换了晏婴的住宅。晏婴从国外回来，新住宅已经建成了。然而，晏婴拜谢以后，就将新宅拆毁了，并重新建造邻居的房屋，都象原来的样子，让原来的住户又重新搬了回来①。

《晏子春秋》记：晏婴总是乘坐破旧的车子，驾车的马也老瘦不堪。齐景公见了说：“你的俸禄太少了吧？为什么你的车马这样不好呢？晏婴说：臣得暖衣饱食，敝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够了。

晏婴走后，齐景公命梁丘据给晏婴送去了漂亮的大车和骏马。一连送了三次，都被拒绝了。

齐景公很不高兴，就把晏婴召来，对他说：你不接受车和马，我以后也不再坐车了。晏婴说：你让我统辖全国官吏，我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从俭处事，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①见《韩非子·难二》。

以便给全国的人们作个样子。这样，我还恐怕他们有奢侈浪费和不正当的行为。现在你在上面是辂车乘马，我在下面也乘坐这么好车马，这样一来，有些人就要学你和我的样子。上行下效，会弄得全国奢侈成风，我也就无办法去禁止了。最后，晏婴还是辞而不受①。

车马和住宅，好象只是生活上的事，但从晏婴作为齐相的身份说，却是关系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大事。司马迁说他“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可见他对于节俭的坚决及其政治影响。他对于节俭的一些议论，也有人民性的倾向。晏婴作为一国之相，于上述各事外，对人才的敬礼，任用，特别重视。

有一次，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以为不祥。晏婴说：“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也。”又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如何改变齐国的政治。晏婴说：国具官而后政为善。景公很不高兴，说：“齐国虽小，何为不具官乎？”晏婴说：“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昔先君桓公身体堕懈，辞令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慑畏，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②晏婴的这两次议论，见于《说苑》，或多浮词，但略可见晏婴对人才的重视。

《史记》记：“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

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又记：“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这两段记载，写出了晏婴在为国、敬礼、任用贤才的不平常的作风。司马迁为晏婴立传，很重视这两件事，把它们放在传记的重要地位上。

公元前500年，晏婴卒。生年不详，开始相齐之年亦不详。但他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在齐景公时期，当无可疑。景公听到晏婴死之后，急忙奔丧，伏尸而号，悼念他对自己的日夜督责，“不遗尺寸”。十七年后，景公还怀念他，说：“自我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曾闻吾过、不善。”①世传《晏子春秋》一书，系后人对晏婴言行的辑录，似成于战国人之手，内容多系传说，不尽可信。

叔向论政①《晏子春秋·景公以晏子乘弊车驾马使梁丘据遗之三返不受》。

②《说苑》卷一，《君道》。

①《说苑》卷一，《君道》。

叔向，羊舌氏，名肸，是晋的公族，历事晋悼公、平公和昭公，死于公元前528年或稍后，生年不详。晋悼公时，傅太子彪，即后来的平公。他在晋国没有执掌国政，但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时。他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见解和政治风范。

公元前552年，晋平公六年，叔向的异母弟弟羊舌虎因罪被杀，叔向也被囚禁。平公宠臣乐王鲋向叔向表示，说他可以去说情。叔向不理他。并向人表示，只有祁奚才可以帮助他。他说：“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难道会单独把我丢下吗？”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叔向所料。平公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乐王鲋回答说：不丢弃他的亲人，可能是同谋。当时祁奚已经告老休养了，听说叔向的情况，坐上传车去拜见范宣子，说：“谋而鲜过，惠不倦者，叔向有焉”。这是国家的柱石。即使他的十代子孙有了过错，还要赦免，用以勉励有才能的人。现在一旦自身不免于祸，而使之丢掉国家，这难道可使人理解吗？鲧被诛戮而禹兴起，伊尹放逐太甲而又做了他的宰相，也没有受到怨恨。管叔、蔡叔被诛，而周公辅佐成王。为什么叔向要为了羊舌虎而被杀？宣子被说服了，同往劝说平公赦免了叔向。祁奚和叔向都不认为这件事的处理是由于私情。祁奚不见叔向就回去了。叔向也不向祁奚表示感谢而去朝见晋平公①。

公元前546年，晋平公十二年，宋国的向戎发起弥兵之会。晋、楚两国是主要的参与者。晋国的代表人物是赵武，叔向是赵武的副手。楚国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木。要会盟了，楚人衣里裹上皮甲。这实际上是对晋及晋方诸国的不信任。楚国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而做不信任人的事，恐怕不可以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盟会。如果不信任别人，这就是丢掉了所用来使诸侯信服的东西。”他坚决请求子木解除皮甲。子木说：“晋国和楚国缺乏信用，已经很久了，干对我们有利的事就是了。如果能满足愿望，哪里用得着信用。”伯州犁退下去，对人说：“令尹将要死了，不会到三年。但求满足意志而丢弃信用，意志会满足吗？有意志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生信用，有信用就巩固意志。这三件事互相关联、彼此确定。信用丢了，怎么能活到三年呢？”赵文子为楚人裹甲而感到担心。叔向说：“这有什么可怕？一个普通人一旦做出了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如果一个国的卿，会合了诸侯而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人造成麻烦，这是你不必担心的。用信用召集别人，而又用上了虚伪，必然没有人亲附他，那里能危害我们？而且我们依靠着宋国来防守他们制造的麻烦，那就能人人舍命。和宋军一起舍命抗敌，即使楚军增加一倍也是可以的，我有什么可怕呢？而且事情又不至于到这一步。嘴上说消除战争以召集诸侯，反而发动战争来危害我们，我们的好处就多了，这我们是不必担心的。”

晋国和楚国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晋国人说：“晋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在晋国之前歃血的。”楚国人说：“你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这就是楚国弱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交换着主持诸侯的结盟已经很久了，难道专门由晋国主持？”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晋国的德，不是归服它主持结盟。你致力于德，不要去争执先后。而且诸侯会盟，小国也一定有主盟的人，让楚做晋的小国，不也是可以吗？”于是①《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就让楚国先歃血。《春秋》记载会盟诸国的顺序，把晋国放在前面。《左传》说，这是由于晋有信用。

会后，宋公招待晋、楚的大夫。赵武为主宾。楚令尹子木跟他说话，赵武不能回答。叔向在旁边说话，赵武也不能回答。子木回国后，对楚王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弭兵之会的成功，和缓了南北对抗的紧张形势，这当是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叔向在会盟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537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晋韩起以叔向为副手，入楚送女。在路经郑国的时候，子皮、子太叔慰劳他们。太叔对叔向说：“你要当心，楚王是非常骄横的。”叔向说：“他非常骄横，只有对他自己有害，对别人有什么关系。若奉我币帛，慎我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骄横，又能对我怎么样。”叔向所说的主要内容是“守之以信，行之以礼。”“守之以信”，是遵守出使的任务，也就是送女成婚。“行之以礼”，是按传统的规范行事。“信”和“礼”，在叔向的言论中，往往是被强调的。此外，“度之以二国”这句话也是重要的，是说要审度晋楚二国之不同的形势，也即国家的实力。

后来，事实证明，太叔和叔向的话都是对的。楚王在韩起、叔向等到达后，对群臣说，他要派给韩起、叔向等人担任不体面的职务，以羞辱晋国，自己好痛快痛快。群臣没有人答腔，只有启疆说了话。他指出，晋自鄢之战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警备，两晋臣到楚以后的一切活动又都依礼行事。晋国送亲的使者，都是各国卿大夫中著名的人物，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不可轻易得罪了他们。他说楚王的想法“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遣之客以逞君心。”这番话把楚王说得省悟过来，他说：“不穀之过也。”于是以厚礼接待韩起。本来想找麻烦使叔向为难，但也做不到，只得也用厚礼接待了叔向。①公元前536年，晋平公二十二年，郑铸刑书。叔向致照书子产，表示他对公布刑书的意见。叔向在书中说：“始吾有虞于子，今财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彊，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负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子产不同意叔向的意见，答书坚决而委婉地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①《左传》，昭公五年。

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②叔向和子产的书信，是春秋政治史上的重要文献。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严重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待礼的态度。叔向主张“行之以礼，守之以信”，防民有争心。子产铸刑书，则“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叔向看不到传统的社会秩序必然要灭亡，他看到的是刑书公布后所要发生的新的矛盾。子产是主张改变传统的社会秩序的，但他也并不认为新的办法就可能彻底解决矛盾。所以他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叔向和子产，在政治思想上的具体表现尽管不同，但又都表现了春秋这一动荡时期的政治家看不到历史前途的苦闷。

公元前533年，晋平公二十五年，周王朝的甘大夫和晋的阎大夫嘉争夺阎地的土田。晋的梁丙、张趯率领阴戎进攻王朝的颍邑。周王使詹桓柏向晋致词，指出周之疆土及封建子弟的历史，意在谴责晋对历史使命的背弃，谴责晋率戎人伐诸姬的错误。最后指出周王室同晋的关系，“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如晋要“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也就无可责备了。叔向对韩起说：“文公之霸，难道能改变制度吗？他辅佐拥戴天子，是很恭敬的啊。从文公以来，累代都有不合礼的活动，损害了宗周，暴露了自己，诸侯对晋的三心二意不也是应该的吗？天子的致辞，你还是要考虑考虑。”韩起同意叔向的意见。这时，周王的姻亲有丧事，晋就派赵成到周吊唁，送去阎的土田和入殓的衣服，遣返在颍地抓到的俘虏。周王也派大夫宾滑逮了甘地的大夫襄，来讨晋国的喜欢。晋对他加以礼遇而放了他回去①。

公元前531年，晋昭公元年，楚王召蔡灵侯于申而杀之，使公子弃疾帅兵围蔡。韩起问叔向说：楚国会战胜吗？叔向回答说：“可以战胜的。蔡侯得罪了他的国君（指其杀父自立）而无恩于民！天要假手于楚以处死他，为什么不能战胜他呢？但我听说，不讲信而微劳得利，不能有第二回。楚曾使陈太孙吴伐陈，说将要安定你的国家。陈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就把陈变成一个县。现在又诱蔡而杀了其君，以兵围了蔡。虽侥幸得胜，也必然受到灾殃，这是不能长久的。以前，桀战胜了有缗而丢掉了国，纣战胜了东夷而丧失了生命。楚疆小，地位低，而比桀纣还要暴虐，能够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而是增多他的罪恶而降罚于他。比如天有五种材料而由人使用，材力用尽也就丢了。因此楚国不能拯救了，也不能复兴了。”①公元前529年，晋昭公三年，楚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公子弃疾等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入楚，与楚灵王争夺王位。韩起问叔向：子比会成功吗？叔向说：“他不会成功。如想得到国家，必须克服五项困难。有了显贵的身分而没有贤人，这是一。有了贤人而没有人内应，这是二。有了内应而没有谋略，这是三。有了谋略而没有人民，这是四。有了人民而没有德，这是五。子比在晋国十三年了，晋、楚跟从他的人，没有知名之士，可以说没有贤人。族人被消灭，亲人背叛，可以说没有内应。没有可乘之机而轻举妄动，可以说没有谋略。一辈子在外边作客，可以说没有人民。流亡在外没有怀念他的象征，可以说没有德。楚王暴虐而无所顾忌，是自取灭亡。②《左传》，昭公六年。

①《左传》，昭公九年。

①《左传》，昭公十一年。

子比不顾这五项困难而杀死原来的国君，谁能帮助他成功呢？享有楚国的，大概是弃疾（平）吧。他统治着陈、蔡两地，方城山以外也归属于他，烦杂和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盗贼潜伏隐藏，虽然有私欲而不违礼，人民没有怨恨之心。神灵任命他，国内的人民相信他。芈姓发生动乱，必然是小儿子立为国君，这是楚的常例。得到神灵的保佑，这是一。有人民，这是二。有美德，这是三。受宠而显贵，这是四。年纪最小，合于常例，这是五。弃疾有这五项优点，可以消除那五项困难，谁还能够伤害他呢？子比的官职，不过是右尹；他的地位，不过是庶子；论起神灵所命，也是远的。贵和宠，对他都说不上。百姓没有怀念他的，国内没有亲附他的。他要凭什么立为国君呢？”

韩起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为辅助；有莒国、卫国作为外援；有高氏、国氏作为内应；从善好象流水一样，行动迅速；不贪财货，不放纵私欲，施舍不知疲倦，求善没有满足。由于这样而享有国家，不也是合适的吗？我们的先君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到献公的宠爱；喜欢学习而专心一志。他生年七十，就得到五个人材。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臂膀，有齐、宋、秦、楚作为外援，有奕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为内应。他逃亡在外十九年，坚守自己的意志。惠公，怀公丢弃人民，人民因而亲附文公。献公没有别的亲人，人民没有别的希望。上天正在保佑晋国，将会用谁来代替晋文公？子比和这两位国君比，不一样。他是在国内有更有威望的人可以做国君的情况下，对人民没有施予，在外边没有援助，离开晋国没有人相送，回到楚国没有人迎接，凭什么希冀享有楚国呢？①这年五月癸亥，楚灵王缢于芋尹申亥家。乙卯夜，子比在动乱中自杀。

丙辰，公子弃疾即位①。楚政局的变化，大体不出于叔向所料。叔向的这段议论，既分析了楚的形势，也反映了他对于作为一个国君的要求，这在他的政论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公元前528年，晋昭公四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入楚，叔鱼代理景伯的职务，管理刑狱。韩起命叔鱼断狱。按规定，雍子有罪。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乃判邢侯有罪。邢侯怒，杀叔鱼和雍子于朝。韩起问叔向应如何判罪。叔向说：“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有罪而以贿赂进行收买。叔鱼卖狱、邢侯专杀，他们犯的罪是一样的。已恶而掠美，是昏。贪以败官，是墨。杀人不忌，是贼。《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于是对邢侯施刑，对雍子和叔鱼陈尸。孔子评论这件事情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②这是说，叔向不以亲枉法。叔向一向是主张行礼守信的，但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又可见他是守法的，这同他反对子产公布刑书的精神并不矛盾。

季世的忧虑①《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左传》，昭公十四年。

晏婴和叔向，在齐晋两国卿大夫间都是著名人物，他们相互间也有接触，并且都有“季世”之感，对国家的前途满怀忧虑。这种忧虑，在春秋时期，特别是在春秋中、后期，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动荡的特点。

公元前539年，晏婴出使于晋。晏饮之间，两人进行了相当坦率的谈话。叔向说：齐国的情况怎么样？

晏婴说：这到季世了。我不知道齐国是否要属于陈氏了。国君不爱护他的人民，让他们归附陈氏。齐国过去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锺。四升为一豆，各自翻四倍，以成为一釜。十釜就是一锺。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更大了。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山上；把鱼盐脣蛤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海边。人民力量如果分为三份，两份归于国君，只有一份维持衣食。国君的积蓄腐朽生虫，而三老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市场上，鞋子不值钱而假腿昂贵。人民有痛苦疾病，陈氏就给予温暖。陈氏象父母那样去爱护人民，而人民归附他如同流水。要想陈氏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哪里能躲得开？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跟随着始祖胡公，他们的神灵太姬，已经来到齐国了。

叔向说：是这样。我们的公室，现在也是季世了。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者和戎右，步兵的行列没有官长。人民困疲，而宫室更加奢侈。死于道上的人彼此相望，而宠姬家里的财富多得装不下。人民听到国君的命令，好象躲避仇敌。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家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在于私家，人民无所依靠。国君哪一天也不肯改悔，用欢乐来掩盖忧患。公室已经这样卑微，还能再等几天？馋鼎之铭说：“昧旦丕罡，后世犹患。”何况哪天都不肯改悔，他能长久吗？

晏婴说：你打算怎么办？

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完结了。我听说，公室将要卑微，它的宗族象树枝叶一样先落，公室就跟着凋零了。我的宗十一族，只有羊舌氏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又没有法度。我得到善终，就是侥幸。难道还会受到祭祀？晏婴和叔向谈话的情调，显然是低沉的。他们对于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也显然没有信心。但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努力。晏婴是努力要改善现状，叔向是要努力维护传统。

在这次谈话以后的二十五年（公元前514年），晋倾公因祁恩专杀，杀了祁恩和羊舌食我。羊舌食我是叔向的儿子，祁恩的党羽，而祁氏、羊舌氏亡。后来，三家分晋，田氏得齐，都如晏婴、叔向所见。

第二章　司马穰苴、孙武、伍子胥、范蠡

春秋时期，战争频仍。无数次胜利和失败的战争经验反复出现，使人们得以比较研究，因而有认识战争规律的可能，也就会有军事家的出现。齐的司马穰苴、吴的孙武、伍子胥，都是著名的军事家。范蠡助勾践重建越国，既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家。

第一节　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齐田氏之族，生卒年不详。曾为齐司马，故称司马穰苴②。齐景公时，晋伐阿（今山东东阿县）、甄（今山东甄城县），燕侵河上③，齐国不能抵。晏婴推荐穰苴说，他虽是田氏的众贱子，但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景公召见穰苴谈说兵事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将军，率兵抵御燕、晋的军队的进攻。穰苴说，“我向来卑贱，您从闾伍中提拔我为士大夫，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希望得到您的宠臣，国家尊重的人监军。景公使庄贾去作监军。

穰苴与庄贾约定，说明次日午时在军门相会。穰苴先至军中，等待庄贾。庄贾素来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在意。亲戚、左右的人为他饮酒送行。日中而贾不至。穰苴把军队出发前应进行整饬、约束的事都已经完成，夕时，庄贾才到。穰苴问：为什么晚到？庄贾认错说，“大夫亲戚们送行，所以逗留。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召唤军正询问说：按军法晚于约定时间到达，应怎么办？军正回答说：“当斩。”庄贾恐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求解救。使人还未回来，庄贾已被斩，行示于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慄。不久，景公派遣使者持符节赦庄贾，奔驰入军中。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说：驰三军的法是什么？军正说“当斩。”使者大为恐惧。穰苴说，君的使者不可杀。斩使者之仆，斩车之左驸，马之左骖①，以行示三军。打发使者还报景公，然后行军。

穰苴亲到士卒住所，察看井灶饮食，问疾问苦。他尽取将军的资粮享士卒，自己与士卒平分粮食，并特别照顾羸弱的人。三天以后，在军中宣布约束。有病的都要求跟军队走，争相鼓劲赴战。晋师燕师听到这种情况，都罢兵而去。穰苴率兵追击，夺回丢失的土地而归。将至国，穰苴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

景公与诸大夫郊迎，依礼劳师。景公见穰苴，尊为大司马。不久，大夫鲍氏、高、国等人语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病而死。其后，田常杀齐简公，尽灭高、国之族。田常曾孙和自立，号太公。其孙因齐号，为齐威王。齐威王使大夫整理古司马法，而附穰苴于其中，称为《司马穰苴兵法》。①本文所据材料，均见《史记·司马穰苴传》。

②一说齐将，齐湣王时掌国政，被湣王所杀。见《战国策·齐策六》。

③《史记正义》“河上，黄河南岸地，即沧、德二州北界。”

①《史记·索隐》：“车之左驸，当作‘軵’，并音附，谓车循外立木，承重辂之材。又斩其马之左骖，以御者在左之故也。”

第二节　孙武

孙武的事迹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孙武是齐国陈氏后裔。田完四世孙陈无宇生陈恒和陈书。陈书字子占，为齐大夫，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生孙冯，冯生孙武。以田、鲍四族为乱，奔吴为将军①。

经伍员的推荐，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阖闾）。阖庐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列阵吗？孙武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回答说：可以。于是出宫中美女百八十人。孙武把他们分成两队，用吴王宠爱的宫妃二人为队长。孙武命令所有的人都拿着戟，并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背和左右手吗？向前，就看心所对的方向；退后，看背所对的方向；左，看左手方向；右，看右手方向”。妇女们回答说：好。约束已经宣布，便把铁钺排列起来，即刻反复说明规定，“三令五申之”。然后击鼓发令向右，妇女大笑不止。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击鼓，命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他准备斩左右队长。吴王看见，大为惊骇，急忙传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我离开这两个宫妃，吃饭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终于杀了两个队长，而用以下的人递补。孙武重新击鼓发令，妇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整齐规矩，合乎要求，没有敢出声的。孙武遣使报告吴王说：“兵已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说：“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去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阖庐从此知道孙武能用兵①。

吴王阖庐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于公元前506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进驻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阖庐知孙武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孙武有兵书传世，后人称作《孙子兵法》。这书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兵书。

孙武是一个为吴王服务的职业军事家。他重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重视战争规律的研究。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②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①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亦同此说。①以上，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越春秋·阖庐内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

②《孙子兵法·计篇》。

家。”①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间的矛盾，战争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②才是最好的办法。他反对凭着主观意图而轻于用兵。他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③孙武的战略思想，相当丰富。其主要的内容，约有四点：一、战争的政治环境；二、战争与将帅的素质；三、敌我军情的掌握；四、因粮于敌和因敌致胜。

战争的良好政治环境，孙武称之为“道”。道的作用，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④“令民与上同意”，就是要得到民众的拥护，这当然首先要有可以得到民众拥护的政治环境。得到民众拥护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这就是上下一心，形成了坚强的战斗意志，为制敌取胜取得了重大的精神力量。《谋攻篇》把这说成是：“上下同欲者胜。”

《计篇》说，战争胜负的条件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得，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几条被称为战争“七计”，而“主孰有道”放在首位，“道”又是为“主”所有。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王阖庐第一次伐楚，欲攻楚都郢。孙武对他说：“民劳，未可，且待之。”后来吴王又欲攻楚，征询伍子胥和孙武的意见。两人都回答说，“楚将囊瓦贫，而唐、蔡皆怨之。”吴王听了二人的意见，联合唐、蔡，大举伐楚，五战而进入郢都。在吴王第一次伐楚时，孙武的话是说，当时还没有具备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次伐楚时，孙武和伍子胥的话是说，楚国政治上的不良现象有利于吴国对它的征伐。这两个事例，从不同方面说明政治环境对战争的胜负有极大的作用。

战争的胜负，又跟将帅指挥的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①对于将帅的素质，孙武在《计篇》提出“智、信、仁、勇、严”五个字的要求。

智是智力的运用。在备战及战争进行中，可以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和各种临时的变化，将帅须有事前的周密考虑，也须有应变的决断，这都需要将帅的智力起作用。孙武说：“是故智者之虏，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②杂于利害，即系顾到利和害。信，同伸。在有利条件下考虑到不利因素，则任务可以完成。在不利条件下要考虑到有利因素，则祸患可以解除③。这都须智力发挥作用，作出决择。

信和勇，孙武没有较多的表述。仁和严，孙武是看作治军必要的互相配合的两个方面。《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行①《孙子兵法·用间篇》。

②《孙子兵法·谋攻篇》。

③《孙子兵法·火攻篇》。

④《孙子兵法·计篇》。

①《孙子兵法·作战篇》。

②《孙子兵法·九变篇》。

③参用齐光《孙子兵法评注》页135的解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军篇》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对士卒的体恤和纪律要求的严格，在良将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孙武强调对敌我军情的掌握，留下了“知彼知己”的名言。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事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又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①孙武所谓“知彼”“知我”，都不是简单地专指敌方或我方说的，而是把敌方和我方联系起来说的。而且，知彼知己都还联系到战区的地形和作战时要遇到的气候，知之必知天，在军情的掌握上，孙武也是看得很重要的。毛泽东同志很赞赏孙武“知彼”“知己”的论点，他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②孙武的战略思想，富有辩证法的光泽。他虽不能从理论上形成辩证法体系，但在思想路线的实践上有明显的辩证法特点，这在他表述“因粮于敌”和“因敌制胜”的时候更为显著。

古代用兵，因交通之不便，往往困于军粮的运输。孙武提出因粮于敌的办法，使敌军之粮为我所用，因而削弱了敌人，充实了自己，且减省了由于运输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军粮以外，对于其他军事物资当然也可一般对待。《作战篇》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因敌制胜”，是针对敌方的具体情况，创造出相应的条件，夺取战争中的主动地位，迫使敌人向对立面转化，从而取得胜利。在这里，孙武提出了“致人而致于人”的指导思想。他在《虚实篇》中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孙武认为，战争跟其他事物一样，无时不在推移变化之中。《虚实篇》：“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故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说，能根据情况的变化，掌握战机而取得胜利，就是用兵如神的表现。

①《孙子兵法·九变篇》。

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横排大字本页166，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孙武还从主观能动作用，进一步对矛盾作出分析，根据敌人的特点，甚至利用敌人的优点造成它的缺点，如《九变篇》：“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这是利用敌人弱点可以取到胜利。“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这是从敌人的优点中看出缺点，因而加以利用，取得胜利。廉洁本是将帅应具的品质，但廉洁者往往不适当地清高，因而经不住侮辱。爱民本是制胜的条件，但爱民者往往会因民众眼前局部利益而忽略了全局的战略利益。

孙武还提出，在一定地理条件下，善于运用多和少的辩证关系，可以改变敌人在数字上的优势，达到因敌制胜的要求。《虚实篇》：“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敌人暴露而我隐蔽，我集中为一而敌分散为十。我以集中的一，进攻其分散的一，等于以十攻一。这样，我方的人就多了，敌人就相应地少了。我所与交战的对手也就削弱了。

在对于战术上，孙武有详细的论述。对于火攻，用间，特别是对地理条件的分析及对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之利用，论述尤为具体。《兵法》中，对于治军、用兵的经验，对于有关行军的自然现象，也有不少记载为后来的军事家所称道。

总的说来，《孙子兵法》写于春秋晚年，这是一个强凌弱、大并小的时期，孙武是为当时的奴隶主统治集团或新兴地主统治集团取得战争上的胜利而写这书的。他不全是为发动人民战争，或为人民的利益而写这书的。但在书中考虑到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这就是有进步性的。他在书中的表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原始辩证法因素，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都以军事学的范围为限。

《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孙子兵法》，久经传世本，有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阖庐初见孙武时说：“子三十二篇，吾尽观之矣。”又记“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称孙子十三篇”。“十三篇”，及两见。而且依太史公所说，十三篇是当时通行之本，《孙子兵法》的名称尚未出现。《汉书·艺文志》兵书兵权谋十六家中有“吴下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齐孙子”，是孙膜。“吴孙子”，即孙武。孙武兵法称“孙子兵法，”此为最早的记录。但所称“八十二篇”，详情也不可知。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孙武兵书一百二十八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唐杜佑《通典·兵典》，都有吴王与孙武问对多条，文风与《孙子兵法》不甚相似，或为后人所记。

《孙子兵法》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孙膑等都受到孙武的影响。《荀子·议兵篇》说：“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故于天下。”《汉书·刑法志》亦称战国时期“驰说者以孙吴为宗。”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曹操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宋代列《孙子兵法》于《武经七书》之首，号称《兵经》。《孙子》继曹操注释之后，迄于唐宋，孟氏、李筌、杜佑、杜牧、陈皡、贾林、梅圣俞、王皙、何延锡、张预等各家注。而《孙子兵法》中的论断，为历来作家及兵家所引用，不胜枚举。

约在七世纪，《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以后，陆续有了法、英、德、俄等文译本，受到国外军事界的重视。

第三节　伍子胥（附申包胥、专诸）①

伍子胥的逃亡生活

伍子胥，名员，子胥是字，又称申胥。楚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484年。子胥的父亲名伍奢，兄伍尚。其先人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名。他的后人，因而在楚国也有名气。

楚平王使楚大夫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建娶妇。妇美好。无忌先回楚，劝说平王纳秦女，为太子另娶妇。平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后生子熊珍。无忌原为少傅，而伍奢为太傅。无忌既以秦女献媚于平王，因离太子而事平王。无忌恐怕平王死而太子继位，杀害自己，便设法陷害太子建。建的母亲是蔡女，平王不喜欢她。平王逐渐对建疏远了，令守边地的城父。无忌不断向平王进谗，说太子因为秦女，对王怨望，要王有些防备。还说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就要作乱了。平王召伍奢询问。伍奢知无忌进了谗言，因说：王为什么为谗贼小臣而疏骨肉之亲？无忌对平王说：王如不制止，将要被擒了。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奋扬使告太子，太子奔宋。无忌对平王说：“伍奢有二子，都是贤能，不杀，将是楚国的忧患。可以伍奢为质而召之。”王使使对伍奢说：能招二子来你就能活着，不然则死。伍奢说：“我有两个儿子，长子为人慈温仁信，若我叫他，他会来的。小儿子固执刚强，能成大事，他看到，来后也一定被捕，他是不会来的。”平王不听，召公子，说：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说：“我能见父一面，虽死犹生。”遂往楚就父，后与父俱被戮于市。平王复遣使追捕子胥，使者追到野外。子胥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的王，要释放我的父兄；不放，楚国将为废墟。使者还报平王，平王发兵追赶，不得而返。伍奢听到伍员已逃走，说：楚国的君臣将苦于兵了！

子胥在去宋寻找太子建的路上，遇好友申包胥。子胥说：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我将亡楚。申包胥说：你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至宋时，有大夫华氏之乱，便同太子建由宋奔郑，再由郑到晋。晋顷公想以太子建为内应而灭郑，许以郑封太子。事泄，郑定公与子产诛太子建。子胥同太子建的儿子胜奔吴。

相传伍子胥行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几为关吏所捕。随后，楚兵又追赶到来。正不得脱身时，见江上有个渔舟溯流而上。子胥呼渡。渔父歌着：“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一面就把船靠近芦苇湾里。子胥正向渔船走去，渔父又唱着：“日月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力？事寝急兮，当奈何？”子胥上了船，渔父把他送过江。他看见子胥面有饥色，为他去取饭。子胥怀疑有诈，深藏芦苇之中。待到渔父回船，持饭再三寻找，子胥慢慢出来，炮餐一顿，想以“百金之剑”相谢。渔父说：“楚国已出法令，得伍员者，赐粟五万石，爵能执珪。我哪里图你的百金呢！”子胥问其姓名，答以“芦中人”，希望富贵之后莫相忘！子胥走了几步，再回顾时，渔父已把渔船弄翻，自己沉到水中去了！子胥沉默悲哀良久，才又前行。到了吴国，行乞于深阳市上。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个未嫁的女子，击绵于濑水之①本篇取材，基本上见于《史记·伍子胥传》，又《吴泰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刺客列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阖庐内传》、《夫差内传》。如非别有所据，不再一一注明。上，他向她乞讨到一筐米饭。子胥吃饱之后，嘱她收拾碗盏，不要向外声张。女子说，“我独与母居三十年，贞洁自守。今与丈夫饭食，是越礼行为，因我不忍心而至此。您走吧！”当子胥前行几步，回头看时，女子已自投于濑水中。子胥既至吴都，披发赤足涂面行乞于市上。吴人见他象个贵族的后裔，又不是本国人，猜想是逃亡出来的，便报告了吴王僚。

吴王僚问明情况，准备擢用子胥，相与论政。子胥劝吴代楚。当时公子光图谋夺取王位，深怕王僚伐楚有功，于己不利。便极力劝阻王僚，不要听信子胥，说子胥是为报私仇而说这些话的。子胥知道公子光的用意，推荐专诸，于公子光，自己退野躬耕，等待时机。专诸，或作鱄设诸，堂邑人。伍子胥在逃往吴的途中，遇见专诸与人斗，盛怒之下有万夫莫当之势，但其妻一呼即还。子胥怪而问之。专诸说：“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子胥从他的表面和言论上知他是勇士，便阴相结纳。专诸被推荐于公子光后，甚受光的礼遇。

伍子胥在吴的功业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之丧，派公子掩余、烛庸率师围潜。又派季札聘鲁，观察中原列国动向。楚派大军在潜地夹攻，吴军进退不得。公子光认为时机已到，假意宴请王僚。在王僚的森严戒备下，专诸以进献炙鱼为名，在鱼腹中藏剑，乘间抽剑杀死王僚，专诸也当场被杀。公子光即位，就是吴王阖庐。阖庐命专诸之子为卿，①重用子胥，使知国政。

在伍子胥与闻吴国国政之初，阖庐就提出来立国大计。他说：“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宾。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为之奈何？”子胥说：“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而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库则是安君理民的手段。子胥奉命把城郭仓廪都建立起来。他所建吴都城姑苏，周回四十七里，有陆门八，水门八，是当时一座很大的城。他还奉命训练兵卒习术战骑射御之巧。所有这些，都提高了吴国在军事上进攻防守的水平，也是吴进一步接受中原文化的标志。这是伍子胥入吴后立下的第一件重要功业。

公元前512年，即阖庐四年，吴灭徐，准备伐楚。伍子胥提出了一个伐楚的战略方针。他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之，多方以谗之，既罢而后以三年继之，必大克之。”这大意是说，楚国掌权的人多，意见不一致，也没有一定的计划。

公元前511年，吴伐楚，攻夷（城父）、潜、六、弦（今河南潢川县等地），使楚国将士疲于奔命。公元前508年，楚伐吴，军队驻在豫章。吴用一支兵在豫章迎击，暗中转移实力到巢邑，在豫章抗击楚军之后，集中兵力围住在巢邑的楚军，大败楚军，俘获了楚公子繁。

公元前507年，蔡、唐跟晋、吴结盟，共同对付楚国。公元前506年，晋国在王室刘文公参加下，在召陵开了十八国诸侯的盛大盟会，共谋伐楚。由于晋人索取蔡国的财贿不得，又出尔反尔，而会盟作罢。但是，因为伐楚之势毕竟无可扭转，这年夏天，蔡国灭了不参加盟会的沈国。冬天，蔡、吴、①《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唐伐楚的大战爆发了。

在蔡、唐二国军队的引导下，吴国军队向楚国进发，先是乘舟溯淮到蔡地登陆，然后把战船放在水湾处，和楚军夹着汉水对峙。楚令尹囊瓦的军队渡汉水进击，从小别打到大别（均在汉阳县北）和吴交锋三仗，都没有得手。他自知不敌，即想逃走。这时，两国军队已集中到柏举（今湖北麻城县）进行决战。阖庐之弟夫概王摸清了楚军士气低落，就带领自己所属五千兵士进攻，把楚军打得大败，囊瓦奔郑。吴军跟踪作长距离的追袭。在清发（今湖北安陆县）突击半渡河水的楚军，在雍澨（今湖北京山县）又突击正在开饭的楚军，一连打了五个胜仗，就长驱进入楚之郢都。楚昭王出逃。

伍子胥找寻不到楚王，掘了已故一王之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之仇。

申包胥逃在山中，使人告伍子胥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说，“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救兵，秦哀公表示要商议，请他先在宾馆住下。他说，我国君民正在受难。他靠在秦庭门外哀哭着，七天七夜，哭声不绝。秦哀公被感动了，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遂决定发兵五百乘救楚，这已经是第二年（前505年）。秦楚联军打败夫概王。楚射被吴俘虏，他的儿子跟从子西收集散兵游勇，又在军祥（今湖北随县）打败吴军。秦楚联军灭了唐国，吴军又在公婿之谿和麇地（今湖北与陕西交界）连吃败仗。夫概王乘机回国想夺取王位，但被阖庐打败，奔楚，楚封为棠谿氏。这年越国也抄吴后路，向吴进攻。吴国自己也消耗不少，只好撤军。吴国回师的次年，公元前504年，吴太子终纍又用舟师打败楚军，俘虏楚国两个水军将领和七个大夫，又在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打败楚子期的陆军。楚国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形势紧张，于是把都城往北远迁至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史称：“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可以说子胥在吴的功业达到了顶点。

伍子胥之死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勾践继位。吴国乘丧伐越。越出兵抵御，战于槜李（今浙江绍兴县）。吴军大败，吴王阖庐伤指，在回师途中死去。阖庐生前听从子胥的意见，以儿子夫差接位。夫差决心报仇，使人站在宫门，每当他出入，就喊：夫差，你忘了越国杀了你父亲吗？夫差就回答：不敢忘，三年一定报仇！

刚到第三个年头，夫差就发兵要报仇。公元前494年，吴军在夫椒（今太湖椒山），一举打败越军，并一直攻进越境。勾践只剩下五千甲士，保守会嵇，眼看无力较量，为了免于亡国，只好接受文种“卑辞厚礼”向吴请和的建议，派大夫到吴军中，卑辞下气，向吴请罪，勾践愿为吴王臣仆，夫人为奴妾、大夫士及其妻女为吴服役，越国的宝器献给吴王。夫差打算答应，伍子胥不同意。他讲了个夏少康怎样从危险中求生存，发展壮大终灭政敌寒浞，中兴夏朝的故事，并分析吴越两国同处三江之地，不能并存的形势。他说：远方敌国，即使吴能降服，但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而占有越国，我能居其地，能乘其车，这是一个不能或失的时机。又说：勾践是个能人，加上范蠡、文种这班良臣，一旦他们归国图强，那会长期为患于吴国的。正当吴国君臣争议未决之际，越装饰美女八人，送给吴太宰伯噽。太宰伯噽接受了贿赂，就对夫差说：古来攻人国家，无非是使人家降服而已，现在越国请降，纳贡称臣，还有什么要求呢？他又引文种朝见吴王，一面说好话，一面委婉地威胁，说越国万一得不到吴王的宽宥，勾践将会杀妻灭子，销毁宝器，用这剩有的五千甲兵和贵国拼个死活。说这样，吴国再强，也不会有什么利益，只有损失吧？这样软硬兼施，使已经开始骄奢自满的夫差终于首肯了这个和议。子胥叹道：“姬姓应该衰败了。这是养虎贻患。越国将会发展国力，训练军民，二十年之后，吴国就变成池沼废墟了！”

夫差认为越国小，这次会一蹶不振，不足为患的。同时，他也被越国人的甘辞厚赂所迷醉。他一心向中原地区进取，当年伐陈，次年入蔡，把蔡迁于州来。公元前489年，再次伐陈。公元前488年，向鲁征取百牢的献礼。公元前487年，助邾伐鲁。公元前486年，成邗沟，通江淮，作北进的准备。公元前485年，联合鲁、邾、郯伐齐，从海道进兵。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军，不过却被齐国打败。公元前484年，又跟齐战于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北），与鲁联合败齐，俘虏齐国中军将领国书等五大夫，缴获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将这些战利物都给了鲁国。

就在公元前484年，早已归国励精图治的越国君臣入吴朝贺吴国代齐的胜利。吴举朝上下皆大欢喜，独有子胥心情沉重。他说：“这是越国存心豢养吴国而已。这个心腹之患一天不除，即使得了齐国，也不过是块石田，不能种植庄稼。”他断定：“越不为沼，吴其泯矣！”①他见吴王如此，趁为使者去齐之便，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鲍氏，改姓王孙氏。伍子胥没完没了的谏诤，吴王夫差越来越听不进去。加上伯噽的谗言，夫差早就对子胥越发不满。他伐齐得胜回国时，得知子胥寄予齐国的事，立即以私通敌国，怀有二心的罪名，赐子胥以属镂之剑，迫使自杀。伍子胥认定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坚持他的灭越主张，始终不渝地抗争至死。死前，他对夫差说：“请把我一双眼睛挂在姑苏城东门，让我总有一天看见越国大军从这门进来”。事实证明，他是最清醒的，只是夫差没有为他办理这件后事，而是恨及枯骨，把他的尸首包在皮革里，抛在江中，名曰“鸱夷浮江”，使之葬于鱼腹。此后十二年，公元前471年，越灭吴。《汉书·艺文志》，兵书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久佚。

①《左传》，哀公十一年。

第四节　范蠡①（附文种）

范蠡和越之灭吴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相传，范蠡早年倜傥不群，不为人所知。文种，为宛令，遣吏奉谒。吏还，说范蠡是当地狂人，生有此病。文种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文种亲自往见，抵掌而谈。后来，他们都到了越国，在越王勾践最困难的时期，通力合作，复兴了越国，灭了吴国。范蠡是一位战略思想家。文种在具体的军事政治上为越王出了力。《汉书·艺文志》兵书权谋类有“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这两书都早已失传。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继位的第三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治兵，将以伐越，想抢先一步下手。范蠡劝他不要轻易用兵。范蠡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范蠡是从战略思想的高度，特别是从“持盈”的道理上，结合越国的实际，阐述吴之不可伐。他所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是他的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他所谓“守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

勾践没有听范蠡的话。两国交战的结果，是越军被打得大败，只剩下五千人，困守会稽。勾践喟然长叹，说：我这样就完了吗？文种说：“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后来都称王称霸。这样看来，眼下的困难也不一定不是来日之福。”勾践对范蠡说：“我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般田地，你看怎么办。”范蠡说：“君王难道忘记了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吗？”范蠡提出了定倾的具体办法；“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勾践听了范蠡的话，派文种入吴请和，遭到吴王的拒绝。勾践打算杀妻子，燔宝器，以五千人触战以死。文种劝阻勾践说：“吴太宰噽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文种受命，以美女宝器买通吴倖臣太宰噽，噽引文种见吴王，说：“希望大王赦勾践，勾践将把所有的宝器奉献。不幸勾践得不到吴王的赦免，他将杀了他的妻子，毁了他的宝器。他的五千人也要拚命战斗，也一定得到相当的代价。”他这一番又软又硬的话，加上太宰噽从中说合，吴王也就答应了勾践的请求，罢兵而归。此后，勾践及其臣民，在吴的干预下，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屈辱生活，但毕竟克服了亡国的危机，并为日后越国的复兴保存了一定的力量。

勾践想使范蠡治理国政。范蠡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勾践以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相传，范蠡是随勾践同到吴国为质的，君臣共处奴役的生活，达三年之久。

约在公元前490年，范蠡由吴归国，君臣共论兴国大计。勾践重新提出来“节事”的问题。范蠡说：“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①本篇取材，基本上见于《国语·越语》上、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如别无所据，不一一注明。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范蠡的话，主要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本；农事做得好，可以生长万物，有名有利，美和恶都可以各尽其用；天时的掌握和农事的进行，都要适度，不可勉强；男女都要劳动，避免灾害，开辟田野，充实仓库，使民众殷附，没有游手好闲之人。必须知道天地的长数，才可收到可靠的生气。范蠡的话，非农业无立国之本，也是他复兴越国的基本国策。勾践很赞许这个国策，甚至于说：不榖之国家，蠡之国家也。文种是范蠡认为最能推行这种政策的人，他称赞文种执政可以“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勾践君臣在国策上的一致，使越的复国活动取得显著的成效。

公元前482年，是勾践由会稽山归国的第七年。这一年，吴国农业欠收，夫差还决定起师北征以与齐晋争霸中原。吴军北上的消息传来，勾践和范蠡商议吴国师出国空，是一个好时机。依照范蠡的计谋，等到吴军完全到黄池之后才行动。于是下决心把二十年积聚的兵力：善于水战的士兵二千，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近卫军士六千，军官千人，分成三路。由范蠡、后庸领兵取海道入淮，断绝北去的吴军归路。由畴无余、讴阳从吴国南境直逼姑苏。吴军被打得大败。吴太子友等三将被俘。越军焚烧了姑苏，夺取了吴的船只。吴王夫差闻讯后，率师南归，向越求和。越国自度还不能一举灭吴，也答应言和，而继续加紧灭吴的准备①。

公元前478年，越国已了解到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国廪空虚，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蠃于东海之滨。”军队也在北上伐齐抗晋等战役中消耗了精锐。于是，越王勾践在大会臣民决定谋划灭吴之后，向吴进军。越军进至笠泽（苏州南面，与吴淞江平行的一条江）的南岸，与吴军夹军对峙。越国军分左右两翼，组成钳形攻势。勾践亲率六千精兵为中军。夜晚命左军衔枚溯江上至五里处待命，命右军踰江五里处待命。夜半左、右军涉江，全军一齐鼓噪。吴军大骇，他们亦分左、右军出来抵御。勾践的中军趁机潜行渡江，从中间突击。吴军大败。越军三战三捷，直至姑苏城下，占据所到之地。吴国的军事力量土崩瓦解②。

越国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公元前475年，越军再次进攻姑苏，很快打到城下。吴国城池毕竟经过多年经营，十分巩固，一时没被攻下。勾践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过了两年，吴国终于城门不守。公元前473年越军攻进吴都。夫差率众逃至姑苏台上越军重重围困。夫差只得派王孙雒袒衣膝行至勾践面前说：往日我在会稽得罪了您，不敢违命同您结好，现在您来惩治我的罪过，我唯命是听，希望也象那时一样，允许我长为越王臣虏。勾践也有些不忍，打算接受这个请求。范蠡当即说：“君王，您忍辱受苦二十多年，为了什么？现在不能抛弃前功。”于是回绝王孙雒说：“往日是上天把越赐予你吴国，你们不要，今天是上天以吴赐越，我们不敢违背天命而听从你们的请求！”王孙雒还一再哀求。范蠡毅然鸣鼓进兵，说：“越王已命我处理此事了，请①《左传》，哀公十三年。

②《左传》，哀公十七年。

使者回去，否则就得罪了！”王孙雒流着眼泪而去。

越王勾践灭吴后，也北上会诸侯，号称霸主。

范蠡的隐退范蠡事越王勾践，苦身深谋二十多年，终于灭吴。越王置酒大宴群臣，欢庆灭吴之功，乐师们作曲歌颂功德。在欢悦气氛中，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猜中了勾践只爱土地，不惜臣民的死活，即使国家安定以后，也永无满足之日。范蠡于是决定要离开勾践。在将离开以前，他对文种说：越王会诛戮你的，文种不以为然。范蠡又写信告诉他：“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犬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嘴，鹰眼狼步，可与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你若不走，终有一天会加害于你。”范蠡的这一套说辞，文种还是不信。

范蠡向越王辞行，越王流下眼泪说：“你走了，叫我靠谁？你留下，我可以与你分国：你真走了，我将杀了你的妻子。”范蠡坚决要走。他说：“我听人说，君子适应形势，有计不急于成功，死了也不被人猜疑，内心也不自欺。我既然走了，我妻子犯什么罪呢？”于是，范蠡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烟水之中，人们都不知他的去向。不出他的预言，越王还是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比拟他仍同自己在朝夕论政。

范蠡走后，旧时的同僚，有的走，有的疏远于勾践。文种也消极起来，不大上朝。果然有人进谗言，说文种心怀怨意，将谋反。文种向勾践解释，说现在没有多大事情，用不着多操心，所以怠于政事。勾践听了，总是抑郁不乐。这时，鲁哀公想借越兵伐三桓，文种勾践之间意见也不一致。过了一年，勾践向文种索取他过去说过的九九之策，说已经用了三策，剩下的还有六策，应该拿出来。勾践随即赐文种以属镂之剑。文种仰天哀叹：身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的罪囚，后世的忠臣当以我为鉴。于是伏剑自杀。

范蠡在东海之滨，治产业，有积蓄。然后，浮海至齐。他慕伍子胥的忠直，叹为夫差所杀，于是取名鸱夷子皮，取子胥鸱夷浮江之意。

范蠡父子在齐国从事农商结合的产业，积蓄数十万，尽散于亲友邻居。

后转移到中原交通枢纽的定陶，故范蠡又号陶朱公。其中男因罪拘囚在楚，他欲派小男去楚救之，可大男自告奋勇前去。大男将千金送给范蠡好友庄生，再归还，作为信任的抵押。庄生入见楚王，说今夜某星座预示灾异，王若施德，可以消除。于是楚王使人封三钱之府（示节俭）。可是这时其他官员也接受了朱公大男私贿的黄金，纷纷报讯，说他弟弟得救了，因为楚王封三钱之府，照例就要大赦。大男得讯见事已成功，何必丢掉千金，又去见庄生，说弟弟将获赦。庄生知其意，退回黄金。长男取金，高兴而去。庄生却认为受骗，再见楚王告以将大赦的传言。楚王因被人察觉他未施行的意图而恼怒，立即处治罪犯。朱公中男被判处死刑。结果，大男为弟弟奉丧而归。

母亲和众多乡亲甚为悲哀，惟陶朱公却说：“我早就预料结果如此。因为：大男与我共患难，治产业，惜财如命；小儿子没吃过苦，不知财产贵重。所以这件事只能让小儿子去办。这是事物的道理，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记载有这个故事，也许带点寓言性，但当非完全虚构。这可见范蠡的远见，跟他在政治上的去留，治产业的生财有道，都是一致的。

第三章　孔子、墨子

第一节　孔子的生平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动荡引起文化学术领域里的大变化。原来守在官府的《诗》、《书》，典籍散在民间。原来只能由供职官府的人传授、讲习的知识和技术，现在可以在私人间传习，甚至主要是在私人间传习。私人讲学，成为历史性的风尚。孔子是私人讲学的重要倡导者，也是在私人讲学的风尚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略后于孔子，有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

孔子的家世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人。生于公元前551年①，死于前470年。他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是微子之后。他的先祖孔父嘉，始以孔为氏。曾祖父孔防叔因政治斗争失败，逃到鲁国。父亲叔梁纥在鲁作过下级官吏，很有力气。《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随从鲁军攻偪阳（今江苏邳县西北）。当部分鲁军攻入城内的时候，守城的人把悬门（犹今之闸门）放下来，要把鲁军隔成两截。叔梁纥以两手扶举悬门，使不得下，攻入城内的鲁军得以退出城外。叔梁纥又曾与另外两人率甲士三百，打退了齐军的侵扰①。相传，叔梁纥晚年娶颜氏女徵在而生孔子。

青少年时期（三十四岁前）

孔子幼年丧父，跟随母亲生活，家境贫困。但鲁人好礼的习俗很早就影响着他，他“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宾。”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立志向学，曾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什么、向谁学、怎样学，都不得而知。《论语》记他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些话不能确指为何时所说，但孔子这种博学、好闻、审思、明辨的精神是自早年就已养成，这可能是没有疑问的。相传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并告诉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①；又相传孔子曾礼于老聃②、访乐于苌弘③。

孔子二十岁左右，作过季氏的委吏，看管仓库，计算账目。又作过乘田，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此从《史记》。关于孔子生平的某些事迹，历来说法不一。本文基本上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参照《论语》、也参用崔述《洙泗考信录》。文中凡依据《孔子世家》和《论语》的地方，不再一一指出。①见《左传》，襄公十七年。

①《左传》，昭公十七年。

②《礼记·曾子问》。

③《礼记·乐记》。

管理畜牧，这都属于家臣一类的小官。孟子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④。

孔子博学的名声大起来，有人愿意把子弟送来，做他的门徒。后来他曾说，我到三十岁的时候，仿佛对任何事都有个主意了，这就是所谓“三十而立”。也就在孔子三十岁左右，他有了第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弟子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只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也属于第一批的门徒。

在齐鲁期间（三十五至五十五岁）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专权的季氏因和郈氏斗鸡而引起争端。鲁昭公企图夺回政权，便联合郈氏、臧氏伐季氏。季氏与孟氏、叔孙氏共攻昭公。昭公战败，流离在齐国的边境上。这年，鲁国在襄公庙里举行禘祭，跳万舞的人只剩下两个人，多数到季氏那里跳万舞去了。依照古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舞⑤，可是鲁国的大夫季氏也以八佾舞于庭，并且先占有了公室的舞者。孔子非常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一年，孔子三十五岁，由鲁适齐。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虞舜时的古乐，所谓“韶”的乐曲，他学习得十分专心。他说，想不到这音乐能达到了这样了不起的地步！

齐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赞赏地说：说得好呀！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据说齐景公还有一次向孔子问政，孔子讲述了节俭的道理①。齐景公听了也很满意，曾经打算把尼谿地方的田封给孔子。因晏婴的劝阻，没能实现②。后来孔子再见到齐景公，景公虽然还很恭敬，却不问治国的道理了。又风闻齐国有的大夫欲加害于孔子。一次，景公终于向孔子点破，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这就迫使孔子不得不匆勿离开了齐国③。

孔子在齐国住了近两年的光景。三十七岁左右，返回鲁国，继续私人讲学。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他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大概是因季氏专权，孔子不愿问政。他认为通过教育，对政治施加影响，也是为政，不一定非做官不可。孔子自称“四十而不惑”，四十岁的时候，知识丰富了，遇事即不致迷惑。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流亡在国外的鲁昭公死于晋国的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东南），昭公之弟公子宋继位，就是鲁定公。定公五年④，把持鲁国国政的季平子死了，他的继承人季桓子仍然大权在握。但他的一些得势的家臣也威胁着季桓子，他们彼此之间也在摩擦。这时，有势力④《孟子·万章下》。

⑤佾，舞列，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

①见《史记·孔子世家》，又见《韩非子·难三》。

②见《史记·孔子世家》，又见《墨子·非儒下》。

③《孟子·万章下》，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④《左传》定公五年，又见《鲁周公世家》。

的家臣是仲梁（复姓）怀、阳虎和公山不狃。先是仲梁怀跟阳虎发生冲突，阳虎打算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出来做了和事老。但因仲梁怀的气焰更加嚣张，阳虎终于驱逐了仲梁怀，并囚禁了季桓子①。这样，阳虎胁制季桓子，而季桓子又胁制着鲁定公②。孔子面对这种情形，不愿意出来做官，“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左传》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等五人联合阳虎，想把“三桓”的继承人都换上接近阳虎的人。阳虎又逮捕了季桓子，并要杀掉他。季桓子用计逃脱。第二年，阳虎失败，逃到齐国，旋又去晋。公山不狃又据费邑叛季氏。在这期间，阳虎曾劝说孔子出仕。孔子承诺了，说“吾将仕矣。”公山不狃也曾召孔子做官。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赞成家臣的跋扈，但他希望有一个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有时似也难免有屈就的意思了。当时也许他还有利用“三桓”的反对力量以加强公室的想法。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在鲁国当了中都宰。因有成绩，升为司空，又由司空为司寇。司空，仿佛是后来管建设工程的官职。司寇，是掌管刑狱、纠察的官长。季平子原来“葬昭公于墓道南”，跟鲁国诸先公墓相隔较远，对鲁昭公有贬斥之意。“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①即扩大墓域，使昭公与鲁群公墓合为一块墓地，借以正昭公之位。这是一种正名分的措施。

《左传》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以相礼资格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国君主的夹谷②之会，从齐国收回了郓、灌、龟阴之田”（在今山东汶水北）。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提高了鲁国的地位，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孔子抓住鲁君受三桓控制，而三桓又受家臣威胁的时机，想借以削弱贵族势力而提高君权。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提出“堕三都”③的建议。郈、费、成本是三桓势力盘踞的城堡。孔子以“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④的道理，来说服三桓和定公，出现了“行乎季孙三月不违”⑤的局势。他派子路为季氏的家宰，主持拆毁三都的部署。叔孙氏先把郈的城墙拆除。季氏将堕费，孔子以司寇的地位，派申句须、乐颀二人跟国人联合，击退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反抗，迫使他们逃往齐国，遂堕费⑥。及至将堕成⑦时，孟氏伪装不知，而他的家臣公敛处父出面违抗。定公亲自率师围成，也没有攻克。这样，三家贵族中有两家在表面上被削弱了，孔子在内政上暂时取得了胜利。

孔子在“堕三都”前后，《佐传》定公十二年说他曾“与闻国政三月”，①《左传》定公五年，又见《孔子世家》。

②《左传》定公六年，又见《孔子世家》，《鲁周公世家》。

①《左传》，定公九年。

②夹谷有三，此夹谷乃今山东省莱芜县之夹谷峪，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夹谷》。③三都：郈（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费（今山东省费县西北），成（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④《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⑤《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⑥《左传》定公十二年，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⑦《左传》定公十二年，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这和“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的说法是一致的。《论语》所记鲁定公同孔子的对话，大约就在这一期间。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从问话中可以看出，定公有正君位的愿望。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一次，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这样的简单机械，不过大家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又回答说，话不能这样的简单机械，不过大家都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这仍然是“君君，臣臣”的意思。

孔子堕三都的主张，客观上起了强公室弱季氏的作用。公伯寮向季氏毁谤子路，实际上也是毁谤孔子。孔子得知后，无可奈何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与季氏的矛盾尖锐起来。齐国也恐“孔子为政必霸”，送来一队“女乐”“文马”。定公与季桓子接受下来，优游玩赏，怠于政事。子路劝孔子离开鲁国，孔子还犹豫，直到他去参加祭祀，祭肉也不见送来，才匆忙地率领着弟子离开鲁国①。周游列国十四年（五十五至六十八岁）

孔子离鲁后，周游列国十四年。他曾到过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晋、楚的边境，并反复进出于卫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离开鲁国去卫国①。弟子冉有赶来，在进入卫国的路上，他们有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到孔子对教育的重视，并以“富、庶”为前提，也很注意物质利益。

卫灵公对孔子表面上敬重，依照鲁国的生活待遇给以俸禄。不久，卫灵公听信人言，怀疑孔子来卫有什么野心，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只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

孔子将要到陈国去，路过匡①（今河南长垣县境）。匡人误认为他是曾经骚扰匡地的阳虎一伙，就把他们和弟子包围起来。颜渊随后才赶到，孔子见了他就说，“吾以女（汝）为死矣。”颜渊说：“子在，回何敢死！”弟子们有些恐惧，孔子却镇静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离开了匡城，曾在晋国边境上逗留，随后又返回卫国。卫灵公对孔子只是表面敬重。后来，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昏乱无道时，季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败亡？”孔子说：“他用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主管祭祀，①《吏记·孔子世家》以孔子去鲁在定公十四年。《十二诸侯年表》及《鲁周公世家》则在定公十二年。《卫康叔世家》灵公“三十八年（公元前497年），孔子来。”而《孔子世家》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反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见《鲁周公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去鲁正好是在定公十三年。

①《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两次过蒲，一次过匡，实为一事。裴骃《集解》在“过蒲”下引徐广的话：“长垣县有匡城、蒲乡”，可知本为一地。

王孙贾统率军队”，“夫如是，奚其丧？”在孔子的眼中，卫灵公虽无道，但他任用了几个能干的人掌管国家的主要部门，所以卫国尚能维持它的统治。

孔子在卫国，一次正敲着磬，有个背草筐的人从门口经过，说：“这个敲磬的人有心思呀！”一会儿又说：“可鄙呀！硁硁的磬声好像是说没人知道自己。既然没人知道，就算了吧！”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陈列之法，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卫灵公跟孔子谈话的时候，眼睛就没有看孔子，只仰着头看空中的大雁。孔子觉察到必须离开卫国了。

孔子带领弟子离卫，过曹。于鲁哀公三年到达宋国境内。当他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时，宋国的司马桓魋令人把大树刨倒，还要迫害孔子①，弟子们劝说孔子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但他还是改换了服装和弟子们逃出宋的地界②。到郑国时，才和走散的弟子们重聚在一起。子贡告诉孔子，有人看见您的狼狈样子，说“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鲁哀公十三年，孔子经宋到陈国。陈君湣公很平庸，常受吴、楚两国的欺凌。陈湣公只把孔子看做是个博学的人。一天，一只被箭射穿的隼鸟落在湣公的庭院，死掉了。石箭头和一尺八寸长的楛木箭杆还在隼鸟身上。陈湣公打发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箭是有来历的，它是北方肃慎族的。从前武王克商以后“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武王想使后人知道这件事，在箭杆上刻有“肃慎氏之贡矢”③，把它赐给陈国。官吏到府库里去查找，证明了孔子所说的正确。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后，离开陈国。在到蔡国的路途上，正赶上“吴伐陈；楚救陈”①的战乱，遭受到绝粮的困境，跟从的弟子多饿病。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还照常讲学、弹琴、歌唱，在镇定中度过困厄。

孔子到了原属蔡地而已成楚地的负函（今河南信阳县境）。叶（shè）公①当时镇守负函，虽闻孔子之名，但却不了解。他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为人，子路不答，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叶公还曾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告诉他：“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让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远方的人来投奔。这是针对叶公管理迁到负函的蔡人来说的，希望他施行德政。

楚昭王本来想重用孔子，准备在孔子到楚国后封给他七百书社，每个书社约有二十五户。令尹子西劝阻楚王说：孔子有实现周公事业的想法，现在叫他“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听了这些话，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孔子停留在楚国边境期间和返回卫国的路途上，遇到了一些不知姓名而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哀公三年，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又见《宋微子世家》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②《孟子·万章上》：孔子以“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③《国语·鲁语下》说是陈惠公时，《史记·孔子世家》作陈湣公，《史记》为是。①《左传》，哀公六年。

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物。有个好像疯狂样子的楚人，跑到孔子的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车，想跟他谈谈，他却赶快躲开了。

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孔子跟弟子们一时找不到渡口，看见长沮、桀溺两个人在一起耕地，便叫子路去打听过河的地方。他们问清楚了车上的人是鲁国的孔丘，子路是孔子的门徒以后，长沮说：“孔丘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桀溺对子路说：“现在的世道是到处乱哄哄，谁能把它改变过来呢？你与其跟着躲避那个、选择这个的人跑，还不如跟随我们不问世事的人呢。”他们继续不住地翻地，不再说话了。子路回来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良久，才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走在路上，子路落在后边了，他不知道孔子走了哪一条路。他遇见一位拄着拐杖、背着竹筐的老人，便问道：“子见夫子乎？”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他插起拐杖，开始拔草。子路赶上孔子，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再打发子路去寻找，老人已经走了。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所遇到的这些人物的言论，是对孔子的讥讽、惋惜，这是他在齐鲁很少遇见的。孔子并没有因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鲁哀公六年，孔子从楚国的边境返回卫国，这是卫出公四年。出公，名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太子蒯聩之子。蒯聩因谋杀南子，被灵公驱逐出国。灵公死后，辄被立为国君，蒯聩又回国同他争位。孔子到卫国时，政局已经大致稳定，“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无话可说了，但弟子们还想了解孔子有无在卫出仕的意图。冉有问子贡说，你看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我去探问一下老师的口气。子贡便走进孔子屋里，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他们兄弟两人互相推让，都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都跑到国外，后来是不是怨悔啦？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君。看来，孔子限子路、子贡的两次谈话，都是针对卫出公跟他的父亲蒯聩争夺君位的批评。孔子能够在卫国住下来，大概是由于卫出公以待贤者的礼节来奉养孔子，即孟子所谓孔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①。归鲁后的晚年（六十八至七十三岁）

鲁哀公七年，吴与鲁会于鄫（今山东枣庄市东，苍山县西北），鲁国被迫献百牢。吴又要求季康子去禀见，幸赖子贡的交涉才免受屈辱。第二年，吴又攻鲁，幸有包括有若在内的七百英勇武士的坚决抵抗，吴兵才退走②。季①《左传》，哀公七年。

②《左传》，哀公八年。

康子感到孔子的弟子中确有人才，就派人请冉求回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冉求率领“季氏之甲”击退了侵鲁的齐军，立了战功③。季康子问冉求说，你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还是生就的？冉求回答说：“学之于孔子”。季康子又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冉求对孔子备加称赞。季康子问冉求，是否可以请孔子回来。冉求说，想请他回来，只要不听信小人的坏话，就可以了。季康子便派人带了重礼迎孔子回国。就在这一年，孔子结束了十四年的奔波，返回鲁国，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孔子三十岁左右就从事私人讲学。归鲁以后，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他对传统的《诗》、《书》礼乐，加以整理，用来作为教诲弟子的教材。据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曾“韦编三绝”。他还利用官史作《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讫鲁哀公，计十二公，以编年体裁和简约的文辞，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传授后学。

孔子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他自述一生的学习、修养进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

孔子在政治上，有抱负，有见解。他没有在政治实践上得到亲自检验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但受到各国当权人物客气的咨询。晚年归鲁后，遇有大事，鲁国的当权者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鲁哀公曾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想用多杀坏人、亲近好人的办法来稳定社会秩序。他询问孔子的意见。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回鲁后，他唯一的儿子孔鲤死了，老年丧子，终是伤心的事。过了不几年，又眼见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死去。他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伤心得连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哭得十分悲痛。跟随他的人说：“子恸矣！”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国的国君简公被大夫陈恒杀害了。七十岁高龄的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说，你向季孙、仲孙、孟孙三个大夫去说吧。孔子又向三位大夫说了，但都不同意出兵讨伐。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①第二年，孔子最亲密的弟子终又在卫国政变中惨死②。

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在弟子们的悲哀声中死去，年七十三岁。鲁哀公亲致悼辞③。他在世时的言论，后世流传很多，其中主要而可信者，是《论语》一书。

③《左传》，哀公十一年。

①《左传》，哀公十四年。

②《左传》，哀公十五年。

③《左传》，哀公十六年。

第二节　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那样一个有贵族传统而已失掉贵族地位的家庭，生长在保存宗周典籍和文物制度最多、社会风俗古旧的鲁国，却又是活动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做过大夫，而一生主要是从事私人讲学；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古代典籍，却能“温故而知新”。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保守性，也有进步面。他向往西周的制度，基本上是属于贵族的立场。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断谴责当时的“天下无道”，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而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并不全是他所标榜的古圣先王之道。孔子的私人讲学，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孔子论政，把“举贤才”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这是对职官世袭的异议。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

仁和礼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有人谈过仁，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有些讲到“仁”的话，是针对提出问题的人具体情况说的，有时不免强调了某一方面。孔子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又把仁说成是一种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但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主张“汎爱众，而亲仁”，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是指被统治的民人。“仁”或“不仁”是两种人、两种道德的区别，正如《孟子·离娄上》引孔子的话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阶级性等级性是很清楚的。

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孔子认为人民需要仁比水火还迫切。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认为行仁政，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又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成是“恕”道。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要求贵族承认在“己”之外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人格。但对待人是以主观的内心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的对方为标准。这样，在对立的阶级就做不到。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是“仁”者做不到，就是象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很难做到。这也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很有局限的。孔子讲“仁”，有利用血缘关系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

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作为一个仁者，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缓和敌对阶级矛盾的原则，这里讲的宽、惠都是说对劳动者的态度要和缓一些。孔子还说过“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前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不要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后一句是说使用劳动者要慎重。

《论语》中讲“仁”最清楚的，是《颜渊》篇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你做到了“仁”。颜渊又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仁”和“礼”这两个范畴被联系起来，“仁”被规定是从属于贵族的礼制，这就清楚地说明“仁”和“礼”同样有着明确的阶级实质。

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新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他用“仁”的观点批评贵族们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历史观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他还依据旧史、《春秋》，以传授后学。他也是古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孔子后学所编的《论语》，反映他对历史运动，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损益”史观和以决定历史运动的力量归结为贵族“君子”的唯心史观。

孔子已在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是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以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为“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等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作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制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到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这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当时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①，也可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前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这代表了春秋时期思想领域里的进步倾向。孔子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著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指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个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才”和私人讲学是为培养从政人材的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对历史运动的动力问题上，特别强调贵族君子、大人物的作用。

《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也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①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77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但这仍然是从统治者方面提出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属于统治人民的贵族。教育思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习学不同而相远①，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①。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苟子·大略》说：“子赣（子贡）、季路（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小）家也。”《史记·游侠列传》说：“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餍）”。曾参也是贫穷的人，《新序·杂事》说，曾子的母亲自织布。《说苑·建本》说，曾子曾亲自耘瓜。《说苑·立节》说，“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黎藿之羹未得饱。”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是曾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分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②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

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一些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材，而不是培养种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主要内容，“文、行、忠、信。”在文、行、忠、信里，文虽放在第一位，但行忠信却大都属于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德育占有主要位置。孔子经常教导他的弟子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学礼”是学习做人处世的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还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把学《诗》作为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还认为学《诗》能够增长政治、外交的才干。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的教育态度是“诲人不倦”。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他很了①孔子的这一思想与他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生而知之者上也”的说法，是有矛盾的；但后者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孔子对“生而知之”的看法，没有其他言论可作旁证材料，孔子说他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

①《说苑·建本》。

②《左传》，昭公七年。

解弟子的特点，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

孔子在教学与学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面，他首先引导弟子在学习上“求诸己”。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次，他主张启发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还主张因材施教。对弟子们提出的同一问题，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予以不同的回答。一次，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问题，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与“习”并重，“学”与“思”不能偏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习方法上，他还主张“学”与“问”相配合。“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称赞卫国的孔文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子受了他的影响，也主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要老实，要虚心，更要勤勉。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自称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

孔子主张学习要去掉一些主观的东西。他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习还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第三节　墨子、墨家和《墨子》书

墨子的事迹

墨子，名翟，鲁国人，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他的生平事迹，由于史文的残缺，已经难于详考。《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附记二十四字，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相传，墨子在鲁国，曾经向史角的后人学习①；又曾受过儒者的教育，后来他发现儒家所讲的礼，如厚葬久丧，不适于一般民众的时候，便离开儒家而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出身不可考。他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楚惠王的使者穆贺当面说他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①；荀子批评他的学说是“役夫之道”②。墨子的生活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他的弟子生活也跟墨子差不多，吃藜藿之羹，穿短褐之衣。这跟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讲究生活，大不相同。《庄子·天下》载，墨子称禹为“大圣”，“以裘褐为衣，以跂0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是个巧匠。在《墨子》书中，有许多关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记载，也对《诗》、《书》等古代典籍有广征博引。墨子自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不是贵族统治者，也不是直接生产者，而是一个有文化知识，又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人物。

墨子曾为宋国的大夫。为了推行政治主张，他还曾游历过齐、卫，屡游楚，曾到楚郢和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欲试越而未果，人有“墨子无煖席”③之说。

楚惠王（公元前488年—前432年）年间，公输般自鲁至楚，为楚国制造舟战的器械钩拒，打败越人。他又为楚制成攻城的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得到楚欲攻宋的消息，便从鲁趋楚，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走了十日十夜，才到达楚都。他先以助强楚而攻无罪的小宋为不义，折服了公输般，并因以见楚惠王。墨子历陈攻宋之非义。楚王及公输般皆无言可对，但仍恃有云梯而攻宋。墨子为了在楚王面前较量城池的攻防战术，便解身上的革带为城，用木片当武器。公输般九设攻城之变，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而墨子之守御有余，公输般失败了。公输般意欲杀墨子而攻宋。墨子当面向楚王揭穿了这一图谋，并且说，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操持着我的防守器械在宋国城上，以待楚寇。这样，楚王只得说：“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是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思想家，他主张“非攻”，不仅是止楚攻宋，还有许多行动贯彻这一主张。有一次，齐将伐鲁。墨子见齐将项子牛及齐王，说而罢之。又一次，楚欲攻郑，墨子也劝说鲁阳文君①而作罢。

①《吕氏春秋·当染》：“鲁惠公（鲁孝公之子，隐公之父），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①《墨子·贵义》。本文以下引文于《墨子》的，不再一一作注。

②《荀子·王霸》。

③《淮南子·脩务训》。

①鲁阳，楚邑，治所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文君，楚大夫。

墨子尝遣弟子公尚过于越。越王使公尚过以车五十乘迎墨子于鲁，欲以原来吴国地方五百里封墨子。墨子对公尚过说，如果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糶也。”墨子不肯做违反自己政治主张的事。他不肯“义糶”，并教导他的弟子“倍（背）禄而乡（向）义”。孟子虽诋毁墨子“兼爱”的主张是“无父”、“禽兽”、“邪说”，但也不能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②墨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这是一个有组织纪律，具有政治性质而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它的成员生活刻苦，跟贫贱者相似。《庄子·天下》说墨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又说：“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

墨家的首领叫巨（钜）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主），冀得为其后世”①。墨子是第一代巨子，相传为“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②。另一个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城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③。他生前所派往宋国传巨子位于田襄子的两个弟子，在完成任务后，没有听田襄子的劝阻，亦皆返楚而死。这说明墨者团体的成员对类似宗教教主的巨子，有以死尽忠和舍命行道的精神。《吕氏春秋·去私》载：墨者巨子腹■居秦，儿子杀人。秦惠王说，先生年老，只此一子，我已赦免了他。腹■说：“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者之法。”腹■不听秦王的劝说，终于把儿子处死。这说明墨家的规约是很严格的。

墨者巨子推荐弟子到各国去做官。做官的墨者都必须忠实于墨家的学说。如果不能推行墨家的主张，就要依据“背禄而向义”的精神，自动辞职。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因卫国君主不采用他的意见，便辞掉“高官厚禄”，而得到墨子的赞扬。另一个在齐国做官的胜绰，随从齐将项子牛，三次侵犯鲁国，遭到墨子“禄胜于义”的责备，并使之被斥退。

墨家有经济上的互助义务。做官的墨者，需将俸禄的一部分，交到团体中来。据记载：墨子的弟子耕柱子在楚国为官，因对过往的墨者“客之不厚”而遭到非议。但不久却“遗十金”于墨子。墨家的互助还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他们认为，“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所谓“为贤之道”，是墨家的主张，当有墨家规约与墨者行为标准的性质。

《墨子》墨子和墨家学派的言论，汇集在《墨子》一书里。据《汉书·艺文志》②《孟子·滕文公下》及《尽心上》。

①《庄子·天下》。

②《淮南子·泰族训》。

③《吕氏春秋·上德》。

载，“《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从《墨子》书的体裁、内容、形式的不同来分析，作者既非一人，也有时间早晚的区别，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记载墨子主要思想的二十三篇。《鲁问》记，墨子曾告诉弟子魏越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墨子提出的这十大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既是墨子针对当时不同国家弊病灵活运用的政治主张，又是墨子思想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子》书中的这十篇原来都各有上中下三篇，今缺七篇，存二十三篇。从今所存有上中下的各篇来看，文义大同小异，当系三个墨子弟子记录分别整理而汇编在一起的。

第二，记载墨子言行的十二篇。《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体裁跟儒家的《论语》相似，当为墨子弟子记载的墨子言行，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资料。《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四篇，亦记墨子之言，但记纂成篇，当晚于上述五篇。《亲土》、《修身》、《所染》三篇，过去有不少治“墨子”的学者认为是儒家的伪窜，理由是“与儒言相近”。这一说法的根据只是这些篇中某些话好像是儒家的言词，而没有从思想体系的考察得到证明，因而很难确立。儒墨两家的时代相近或相同，所使用的语言虽有时相同而含义却是各异。正如《韩非子·显学》所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

第三，记载墨子后学诋斥儒家的《非儒》一篇。儒墨两家齐名，但在一些重要论点上是相对立的。孔墨的后学亦互相诟毁。孟子为孔子的后学，以“能言距杨墨”为“圣人之徒”，是“闲先圣之道。”①墨子的后学，也可能将非儒者作为墨子之徒，认为是在捍卫墨子之道。有人认为《非儒》篇中没有“子墨子曰”，当不是记墨子之言；又篇中所诋者为孔子及其弟子，而对反墨家最力的《孟子》却未提到，大概《非儒》写成在《孟子》以前。这个说法，理由恐还不能算是充分。

第四，关于逻辑学、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记述有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有《墨辩》之称。它们的基本思想具有墨家学派的传统，却又扬弃了如“天志”“明鬼”一类宗教唯心主义的杂质。它们的内容涉及到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问题，例如对惠施、公孙龙一些观点的批判等。《墨辩》当是后期墨家的作品。

第五，《墨子》最后，从《备城门》到《杂守》十一篇，专门记述守御之法。墨子以善守御著称。这十一篇可能是墨家师徒相传关于这方面知识的汇编。

①《孟子·滕文公下》。

第四节　墨子的思想

墨子比孔子的生活年代稍晚而社会变动较剧。他们所代表的学派和社会阶层有别，对事物的感受、态度、思想也各异。孔子向往、称赞西周制度，对“礼坏乐崩”的现象惋惜地加以批评，在客观上虽也暴露了社会矛盾，但他的态度温和，企图以“损益”、改良的办法来消解矛盾，以达到他那古圣先王的理想社会。墨子比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激进。他揭露了战国初年的社会矛盾和贵族政治、生活的丑恶、腐朽。他凭借“先王”来增强他抨击贵族社会的力量，增强他改革理想的权威性。墨子社会政治的中心思想是：“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对贵族社会政治黑暗的暴露墨子揭露了“当今之主”及贵族们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穿的衣服，冬天要轻暖，夏天要轻凉，并有锦绣文采，金带钩、珠玉的装饰。他们吃的美味佳肴，“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列于前方一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所剩食物，冬天冰冻，夏天变得酸臭难闻。他们住的华丽宫室，有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乘坐的车、船，不仅要坚固轻快，还要“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他们“蓄私（妾媵），大国累千，小国累百。”这些“王公大人”，生活骄奢淫泆，死后埋葬奢华，还要杀人殉葬。“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一切，都转嫁给老百姓，“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迫使民人饥寒交迫。“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阶级矛盾尖锐，“寇乱并兴，不可禁止。”

贵族统治的社会矛盾重重，是非颠倒。“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做贱”。

至于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墨子指出：差论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伍，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边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抑（堙、塞）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民之格者，则刭杀之；不格者，系累而归。丈夫以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墨子评论说，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却被好攻伐的国君当作“仁义”来宣扬，邻国也来祝贺，还“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让他的子孙后代传颂、效法，使“攻伐世世代代而不已”。墨子认为这是些“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人。他说：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以）非其所有而取之故。窃取了别人的劳动果实桃李瓜姜，都知道不对，而“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比“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这是“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这是对黑白的颠倒。《墨子·鲁问》载：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战功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在这里，墨子用当权贵族的行为来跟“贱人”即被统治者的同样行为来对比，便显示出当权贵族行为的荒唐、不正当。

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反对繁文缛礼、厚葬久丧，都是针对奢华的贵族生活、腐败的贵族统治的社会和以及空言误国的儒家思想提出来的改革意见。

墨子说：“古者明王圣人”，很注意爱民、利民，“制为节用之法”，衣食住行乃至死丧都讲俭朴。他说尧就是“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簋，啜于土形（铏）。”“群百工”所制造出来的器具，“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他说，“厚葬”包括，衣衾、棺椁、殉葬财物、修筑坟墓的富厚。“王公大人”除了奢华的丧葬，还要杀人殉葬。“久丧”，是“久禁从事”。为君、父母守丧的三年期间，有各种礼节，以至身体衰弱。墨子说，“匹夫贱人”这样做，会使身疲家困；“王公大人”这样做，会使政荒国贫。因为将已有的财物埋在地下，而又长久不生产，“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并使“出战不克，入守不固。”墨子主张，“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埋葬深度只求不发散臭味。死者既已埋葬，生者不必久哭，“疾而从事”，这对死者、生者都有好处。

墨子认为，音乐对于人没有益处。他说，不是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悦耳，而是王公大人这样作，“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墨子主张，人要劳动，才能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但他认为王公大人跟“贱人”的劳动有区别。“王公大人”的劳动是“听狱政治”，如果“说（悦）乐而听之”，就会荒废政事，乃至导致政乱国危。“贱人”的劳动，是男耕女织，如果“说乐而听之”，就会影响生产，使财用不足。

墨子的非乐与节用、节葬的思想有着联系。他对贵族奢侈浪费、损害人民利益的揭露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认为音乐对人们有害无益的思想则未免片面、错误。

墨子的非命论与孔子的天命论相反。孔子以为君子知命，小人不知命。

墨子以为“命”是从前统治者“暴王”制造出来欺骗老实百姓的。传述“命”的是被统者的“穷人”。他说，“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述）之，此皆疑众”“命”有利于统治者统治人民大众，因而便把这一谬论散布民间，所谓“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

天命观是奴隶主贵族统治众人的骗术。墨子把反对命定论作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劲（勤力）何益哉？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驵（阻）百姓之从事（劳动），故执有命者不仁。

墨子反对命定论，是在反对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怠惰思想。在他的认识里，上至王公大人，下至百姓农夫，治与乱、富贵与贫贱、饱暖与饥寒区分的关键，是能否图“强”。他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他说，如果人们不图强而信“命”，则暴王对他的失败就不会说“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而要说“吾命固将失之。”“不肖之民”贪饮食，而惰于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于饥寒冻馁之忧”，也不会说“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而必曰“吾命固将穷。”墨子的结论是：“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墨子虽仍承认贫富贵贱存在的合理性，但他否定贵族传统宣扬的命定论，强调人的力量，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兼爱、非攻兼爱，是墨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总原则，是针对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来的。

兼爱，是无差别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对西周以来宗法礼制贵贱等差的否定，也是对儒家爱有差等的反对。

墨子说：“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他认为社会矛盾的发生，是起于不相爱。“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大害也。又比（如）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如）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荼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这是墨子对春秋战国年间社会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描述，也是墨子反对“别”主张“兼”的依据。

墨子所说的“兼”是“爱人利人”；“别”是“恶人贼人”。强调“别非而兼是”，“以兼为正”。他认为改变社会的原则，包括调解社会矛盾和由乱变治等，是“兼以易别”，即“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他说，士和君都有“执兼”、“执别”的不同，就是“兼士”、“兼君”跟“别士”、“别君”的区别。他说：“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不明了社会治乱的根源，他提出不分“王公大人”与“万民”的阶级差别都要“兼爱”、“同利”的主张，只是一种善良幻想。

非攻，是墨子为解决当时各国间极为突出的兼并问题而发表的主张。墨子认为春秋战国年间，国家间、各国内贵族间的攻伐兼并战争都是不义的。他说，好攻伐的国君发动战争，荒废生产，耗损财物，夺民之用。“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即使胜利，也得不偿失。战败之国，遭受烧杀抢掠，损失更为惨重。

墨子对强国攻伐、兼并弱国的残暴所作的揭露，是他主张非攻的社会根据。墨子的“非攻”主张亦见之于他的行动，上文所说的“止楚攻宋”，便是典型的事例。墨子不是无条件反对一切战争。他只反对好战国家，“攻伐无罪之国”。他认为有些征伐战争不可少。“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诛”，是顺天应人的战争。

墨子的非攻学说，反映小生产者企望过安定生活，反对破坏生产的愿望。他虽然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阶级根源，不能科学地区分战争的性质，但在“诛”与“攻”的观念上，也还有一定的原则区别。

尚贤、尚同尚贤，是墨子选用政治人才的主张。尚同，是他构思的各级政权组织的集中统一的指导思想，并以尚贤为基本条件。

墨子以“民利”为出发点，说：“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他主张以“众贤”的标准来代替“亲亲”标准来选拔官吏。他反对“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认为“此非可学能者”，会造成“贤暴不分，功罪无别，赏罚不当”，“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墨子所说“众贤”的范围是由贵族扩大到贫贱疏远的人。墨子假借古代圣王的名义，宣传他的任贤使能的主张。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他认为“王公大人”“以尚贤使能为政”，就可以实现“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口号，朦胧地反映了春秋战国年间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趋向，也标志着贵族世袭制度之趋向衰落。

尚同，是以尚贤为条件，并把二者的根据都推到天上。墨子说：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墨子说“尚同”的目的，在于“壹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同）”。由“里长”、“乡长”、“诸侯国君”而“上同于天子”。不但里长以至天子须“选天下之贤可者”，而“诸侯国君”及“天子”也不能独自“一同”其国及天下之义，还必须选择其国及天下之“贤可者”为“正长”“三公”来共同从事。这可见墨子的“尚同”论是以“尚贤”论为基础的。他说这样作是由于“天下之人异议”，会造成“天下之乱”。

墨子认为“尚同”不能以无子为止境，“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菑将犹未止也。”要尚同于天，就要“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也就是必须同于天之欲义恶不义；除虔诚以时“祭祀天鬼”外，还必须“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政长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深］厚乎其为居正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疆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疆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者，何故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墨子以“天鬼之福”与“万民之亲”，同样重视。

墨子以尊天事鬼为“尚同”的根据。他说，父母、师、君三者众而仁者寡，皆不可以为法，只有天鬼最公正无私，“故曰，莫若法天”。

天志、明鬼墨子尊天，却激烈地“非命”，以“天志”论来取代传统的天命观，这实际上是把本来属于统治者的至上神抢过来，让“天”代表墨子和墨家学派的意志。对这一点，墨子并不讳言，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把“天志”比喻为工具，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最公正的。

墨子指出“天志”，是为建立一个新的统治秩序。墨子的“天”，是“天子”的监督者，“天子有善，无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取法于天”“富贵为贤”而得赏的，是“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富贵为暴”而受罚的，是“三代暴王，桀纣幽厉”，“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家室丧灭，绝灭后世，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

“天”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权威，在墨子看来，“天子”是由“天”所立的“政长”。他说：“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选择贤者立为天子。”这样，“天子”只靠“贤”而不是靠和“天”的父子血缘关系才获得了王位。这也就剥夺了“天子”自命为特殊高贵的先天的神圣的根据，把“天”从“天子之父”变为庶民百姓和王公大人共同的最高主宰，所有人按善恶标准一律受“天”和“鬼神”的赏罚，这就是墨子宗教表现在政治上的实质意义。墨子的宗教观中处处强调“顺天意”行事，“天意”所包含的内容是：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

这里所讲的“天意”，包括了《非攻》、《兼爱》、《尚同》等篇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就是墨子自己的一套政治观点，而涂上了一层“天意”的神圣油彩，想借“天’的权威来保证自己主张的实现。

墨子所说的鬼神和“天”同样，懂得他的学说，并“能赏贤而罚暴”，“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认为鬼神无处不有：古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

山水可以成为“鬼神”，人死了也可以为“鬼”，这一下扩大了鬼神的队伍，给“天”增加了许多辅佐。

在墨子看来，鬼神的明智大大超过“圣人”。他说：“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不仅如此，鬼神的威力还无往而不胜。他说：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

墨子这样强调鬼神的威力，因为他认为借助鬼神的作用，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制止当时的各种罪恶现象。他说：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

这样，“鬼神”是“天”的辅佐，“天”是鬼神的统帅。墨子的这种宗教观，无疑是唯心主义的，虽有善良的愿望，而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墨子·明鬼》篇和书中其他各篇有点区别。其他各篇没有在自己的命题上让步到命题的否定，而《明鬼下》却说：今絜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请（诚）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鬼神请（诚）亡（无），..犹可以合驩（欢）聚众，取亲于乡里。

这和墨子的节葬论不相违背。拿些酒食来做祭品，如果没鬼神，那些酒食还在，大家合欢而饮食，也是乡里人的一种乐趣。

墨子尊天鬼而非命，在理论上有矛盾。但他把西周以来的“天命”去掉了“命”，是对命定论的否定。他还把原来贵族所有的天、鬼神变为贵族，民众所共有，而这种没有命定论的天和鬼神的意志，被说成是执行赏罚的“方法”。天鬼的法则成了墨子理想的法仪。墨子的天道观，则含有义理之天，不仅是宗教的天了。

三表墨子的世界观是宗教的、唯心论的，但在认识论上却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墨子提出，认识事物要以“三表”（或“三法”）作为判断是非真假的标准。墨子解释三表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三表”，就是三个标准或原则。“三表”的内容是：第一表，“有本之者”，有历史根据。“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根据历史上有智慧的帝王事迹。第二表，“有原之者”，有感性的基础“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众人耳闻目见的客观情况作根据。第三表，“有用之者”，意为有实际用处，“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是从政治实践上来验证客观的效果。第三表虽说是重视实际效果，但他还不能分清楚当时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能完全一致。国家之利，未必就是人民之利，有时反倒是人民之害。

墨子运用“三表”来批判“天命”思想的错误，第一表说“天命”之说没有历史根据，“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之而治，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变），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历史证明，治乱在于人事而不是天命。

第二表从众人未闻未见说明没有天命。“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有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在这里墨子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于牛、马等实物。如果说“命”看不见听不见，墨子的“义”也是看不见听不到的，为什么却认为“义”是真实存在的？

第三表是用实践来验证命定论的害处。墨子说，“王公大人”不敢怠倦地“听狱治政”，是因为他们“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假如相信天命，“则必怠乎听狱治政”，天下必乱。”又说，农夫不敢怠倦地从事“耕稼树艺”，是因为他们“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如果相信了天命，“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

墨子用“三表”法驳斥了天命的虚妄，却在《明鬼下》证明了鬼神的存在。

第一表说，不少人看到鬼神的形状，听到过鬼神的声音。“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

第二表鬼神之存在，有历史的依据。他说，有鬼神的事，著在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之中，且书之竹帛、琢之盘盂，镂之金石。第三表是用实践来验证有鬼神的功效。他说：“今若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墨子重视感觉经验，却轻视理性，他把人们的幻觉，也当成真实，这就使他抛弃了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而三表法反而成了论证鬼神存在的工具了。这也是他的宗教观决定了他在认识论上的局限。后期墨家扬弃了他的学说中的唯心主义的成分，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因素，那就是在《墨经》中建筑在反映论基础上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的部分。

第五节　孔墨后学

孔子墨子之学，是战国时期以私人讲学形式出现的显学。他们的弟子多，影响大。《吕氏春秋·当染》说他们“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于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釐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釐，田系学于许犯。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适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这都是说了战国时期儒墨传授之盛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化。观其情况，已不能详知，只能说其大概。

孔子的后学孔子的弟子，相传有三千人。《史记》立《仲尼弟子列传》，著录弟子六十七人，皆受业身通的异能之士。其中，有年龄、名字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四十二人。《论语·先进》特别著录孔子弟子七百人分为四种。“德行：颜渊、闵子蹇、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述子贡所称述孔门之贤者，于《论语》所举者外，有公西赤，曾参、颛孙师、南宫縚、高柴。这十几个人，可说是七十子中的佼佼者。而颜回最为孔子所称道，子贡、子夏、曾子的社会影响较大。

颜回，字子渊，鲁人，少孔子三十岁。他以颖悟好学，安贫乐道为孔子所赞赏。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又称道颜回，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早死，孔子哭之恸。有人说：您哭得太恸了。孔子说，我不为这个人器得恸，还为谁恸呢！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近人郭沫若以韩非所谓“儒分为八”中的“颜氏之儒”，“当指颜回的一派”①，但无确证。

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他敏于事理，善于言辞。他由衷地敬佩孔子的德性学识，坚决抵制某些人对孔子的非议。鲁国大夫叔孙武叔毁谤孔子。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有一个叫陈子禽的人，对子贡说：你是谦恭罢了，仲尼难道比你高明吗？子贡答复他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①《十批判书》页124，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鲁哀公时，齐国田常打算伐鲁。孔子知道了，对弟子们说，“鲁是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等请行，孔子都没有答应。最后，孔子派子贡到齐，说田常又由齐到吴见吴王夫差，到越见越王勾践，再至吴、到晋。子贡于所到之处，各说其当政者以利害，打动了他们的心里，改变了国际间的形势，缓解了鲁国的危局。史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①把有关各国的变化，归之于子贡的活动，未免过于夸张，但子贡的活动对于当时局势的变动起了一定的影响，则是可信的。当然，这也就可以看出子贡的辩才及其在国际事务上活动的能力。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门对于辞令原是重视的，孔门也有语言一科，而子贡在这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子贡的游说活动，可能在形式上已开战国中期纵横家的作风，不过在活动性质上，子贡跟后者是有区别的。

子贡又是货殖的好手。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他是七十子中最为富饶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②孔子死，子贡庐墓六年，他曾相鲁王，终于齐。子夏，姓卜，名商，少孔子四十四岁。他是孔门中特别重礼的人。有一次，他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他的问题，着重在最后的一个诗句。孔子说：“绘事后素。”意思是说，绘画之事，先布众彩，然后以素色分布其间以成文。子夏立刻就联想到礼，而说“礼后乎”，因此而受到孔子的称赞。又有一次，司马牛因没有兄弟而感到孤独。子夏劝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为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游批评他，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不接受这个意见，认为子游错了，他的教育方法正是君子之道。子夏讲礼，偏重于礼的细节，极易陷于形式主义。《荀子·非十二子》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子夏治学，强调知识的占有。他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没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称：“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①法家如吴起，墨家如禽滑釐，皆与儒家有传授渊源。墨子本人也曾从儒家受业。早期法家李悝（李克）为子夏弟子。但作为子夏这一派主要的后学，当属于经师。秦汉间的儒生及汉初叔孙通等，都可以说属于这个流派。

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岁。《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原书久佚。今《礼记》中有《曾子问》一篇，《大戴礼记》中有《曾子·立事》等十篇，可能是曾门弟子所记录整理。另有《孝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①《史记儒林列传》。

经》一书，记孔子关于孝道的言论，相传是曾参所作。这可能是因曾参以孝著名，故以《孝经》依托于曾参名下，而传说不一定可信。

曾子也重礼，但更重仁。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有一次，孔子特别点了曾子的名，说：“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孔子离开以后，门人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所谓忠恕，正是曾子对于仁的一种表述形式。但曾子的忠恕是偏重于内心的修养，孔子的仁则有更多的政治理想。

曾子讲仁义，讲孝悌忠信。曾子没有留下专讲性善的材料，但这些都跟性善的思想相联系。后来子思作《中庸》，孟子言性善，言仁义，言仁政。从思想体系上看，子思、孟子跟曾子是属于一个流派的。尽管战国中期的学风使孟子带有辨士的作风，而曾子则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表现出一种拘谨的人生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思想体系上之属于一个流派。子思、孟子，本编别有传。

墨子的后学墨子的后学，因材料缺乏，可考见者不多。孙贻让著《墨学传授考》①，得墨子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三人，三传弟子一人，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系次者十三人，墨氏杂家三人，共三十余人，而禽滑釐、孟胜是其中著名的墨者。

禽滑釐和孟胜，都是墨家的钜子。禽滑釐和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受业于儒家子夏之，后学于墨子。他在墨子弟子中，地位之高。《庄子·天下篇》论战国思想领域的代表人物，至以禽滑釐与墨子并举。他看到当时战争纷起，大攻小，强胜弱，想助弱小自卫，从墨子学守城之术。楚惠王时，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禽滑釐奉墨子命，与同门三百人持圉之器，在宋城上以待楚寇，楚未能攻宋①。

孟胜与楚国阳城君友善。楚悼王死，楚群臣攻吴起于丧所，伤王尸。阳城君参与其事。后来阳城君因此得罪。孟胜主动地要死于阳城君之难。他的弟子徐弱劝阻他。他说：“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支也，非支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支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他毕竟还是死了。弟子从死者，八十三人。他在生前，把钜子之位传给田襄子②。

禽滑釐和孟胜的事迹，上文已有所涉及。象他们这样的墨者，很象后来的游侠，而且是更有社会理想更有组织的游侠。如果说，汉代的游侠是墨家的一个支派，不知是否合适。但无论如何，已不能算是一个学派了。

秦灭以后，墨家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和墨家学说都遭到极大的困难。但《墨子》书毕竟传下来了，这必还有收辑和传习的人。墨家之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③，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刻的影响。刘邦率①见《墨子闻诂·墨子后语上》。

①《史记·儒林列传》，《吕氏春秋·当染》，《庄子·天下篇》。

②《吕氏春秋·上德》。

③《墨氏春秋·去私》。

农民军入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显然是来源于墨家之语而作了修改。刘邦提出了一个“盗”字，这反映了个体所有者以及地主们的利益，有利于反秦势力的稳定和巩固。在西汉之际，绿林农民军提出了“杀人者死，伤人者创赏”的斗争，这就完全是墨家之法的翻版了。

韩非所谓“墨离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这都属于墨家中的辩者流派。《墨子》书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当是墨家辩者流派所诵习的经典及其解说。对于墨子的言论，或有“多而不辩”之讥①，这指的是语言朴实而不华美。这个“辩”字，不是论辩之辩。有一次，墨子弟子县子硕问于墨子说：“为义，孰为大务？”墨子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埌者实埌，能欣者欣，然后筑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是把辩作为一种宣传方式而加以肯定的。墨家辩者之出现，有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也有其学派上的历史渊源。关于墨家辩者的学术成就，本编下文将与名家惠施，公孙龙一起，另行论述。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

第四章　李悝、吴起、商鞅

战国继春秋之后，社会的变化更大。有眼光的政治家觉察到这种变化的动向，要求从政治上推动这种变化，因而在一些国家里出现了改革和变法运动。其中著名的有：魏文侯年间李悝的变法，赵烈侯年间公仲连的改革，楚悼王年间吴起的变法，韩昭侯年间申不害的改革，齐威侯年间邹忌的改革，秦孝公年间商鞅的变法有更大的历史影响。这些变法和从事改革的人，历史上多称为法家。

第一节　李悝

魏文侯（公元前445年—前396年在位）年间，魏国很有朝气，是一个强盛的国家。魏文侯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君，他延揽各地人才，先后任用魏成子（文侯弟，名成）、翟璜（名触），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任用李悝为相国，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进行了改革。同时，又尊儒家卜子夏为“师”，并尊崇田子方（子贡弟子）、段干木（子夏弟子）等人。

李悝（即李克），魏国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已失传。李悝“撰次诸国法”，编成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内容分为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具法》，原文也已失传。李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①所谓“盗”，是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所谓“贼’，是指对统治阶级人身的侵犯，包括杀伤之类。李悝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及其地位，把《盗法》，《贼法》列在《法经》的头两篇。李悝认为，“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囚法》讲的“断狱”的法律，《捕法》讲的是“捕亡”的法律。《杂法》包括惩罚“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②等六种违法行为。“轻狡”是指轻狂的犯法行为，“越城”是指偷越城墙，“博戏”是指赌博，“假借”是指假借的欺诈行为，“不廉”是指贪污贿赂，“淫侈”是指荒淫奢侈行为，“逾制”是指应用器物超过了规定的等级制度。《杂法》的许多规定无非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减”③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从六篇法的内容来看，李悝《法经》的侧重点在于镇压跟防止民众的反抗斗争。以后，商秧从魏入秦，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朝的《秦律》，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补充而成。

李悝得到魏文侯的信任，在相魏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法。在政治上，李悝采取了一套有利于新兴势力的政策措施。他实行了“食有劳而禄有功”，“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④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和对国家贡献多寡，分别授予职位和新的爵禄，对于那①《晋书·刑法志》。

②《晋书·刑法志》。

③《晋书·刑法志》。

④《说苑·政治》些对国家没有贡献，而以前代的爵禄享受特权，过着奢侈生活的“淫民”，予以取缔，用这爵禄招来四方所需要的士人。

李悝主张“尽地利之教”，就是尽力开辟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据他估计，方百里之地，除去三分之一的山泽、邑居，可有田地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这样，地方百里就可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李悝在财政上的另一项办法是平籴之法，就是年成好的时候，收买农民的余粮，饥荒年再以公平价格卖给农民。他说：“籴甚贵伤民（士与工商），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他又以一般年景的农民收入来分析魏国的农民经济情况。他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谓每石三十钱），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平籴的具体办法是：必谨观岁（年景）有上、中、下熟（收成好）。上熟其收自四（比一般年景多收四倍即亩收六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荒年）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国家）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适足是够用）贾（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收买的），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出卖）之。故虽遇饥馑（荒年）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①李悝的尽地力的办法有提高农民生产兴趣，鼓励开荒的作用。他的平籴，是调剂粮价的手段，有预防饥荒，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更从他的办法中，可以反映出战国初期的魏国小农经济的重要和政治上君权集中的趋向。①以上均见《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　吴起

吴起，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

《汉书·艺文志》载吴起有兵书四十八篇。吴起出生在一个“家累万金”②的富有家庭。为了在政治上求得发展，曾到处奔走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弄得倾家荡产，也没得到一官半职，遭到邻里乡人的讥笑、诽谤。吴起为此气愤不过，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个人。在临逃走时，他对母亲发誓说：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习儒术。他母亲去世了，因为没有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守孝，被曾申认为不孝，不配作儒家的门徒，跟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从此吴起干脆弃儒学兵。吴起以兵法事鲁君。齐国攻鲁，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不愿用他。为了取得鲁君的信任，吴起杀妻，表示忠于鲁国。鲁穆公任用吴起为将，打败了齐，但仍然遭到鲁国贵族的排挤，只好离鲁去到魏国。

魏国的大夫向魏文侯推荐说：吴起用兵，司马穰苴都赶不上他。文侯用吴起为将，率兵攻打秦国，连拔五城，夺取了西河之地（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文侯任用乐羊攻中山，吴起又和西门豹奉令率兵相助，一起灭亡了中山国。不久，被任为西河郡守，担负防御秦国的重任。

吴起治兵，跟一般将领不同。他关心士卒，跟最下等的士卒同衣食，睡觉不另设铺位，行不骑乘，与士兵一样亲自背着军粮，徒步行军，小卒有病疽（毒疮）的，吴起甚至为他用口吸脓。小卒的母亲听说后大哭。有人问：你儿子是小卒，而将军用口吸他的疮脓，你为什么要哭？卒母说：“往年吴将军曾用口吸他父亲的疮脓，他父亲作战，直向敌人冲锋，死于战场。现在，吴将军又用口为我儿子吸疮，我儿子大概要战死了，我所以要哭。”

吴起在西河任上，还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起兵法》。这部书在我国军事史上，跟《孙子兵法》有同等重要地位，秦汉以前流行颇广。《韩非子·五蠹》说，那时候“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凡是谈兵的人，没有不读的。原书后来失散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吴子》六篇，据学者们研究，虽然保存有吴起的军事思想，但已不是原著。

吴起在西河郡任内政绩卓著：万民亲，百官治，府库实，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拓地千里，建立了不少功绩，但是高官轮不到他。魏文侯死后，又受到贵族们的排挤和谋害。公元前382年，吴起离魏去楚，开始被任为“宛守”①（宛，是南阳郡治所，今河南南阳市），防御魏、韩。旋被提升为令尹（相），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②，就是要剥夺贵族的有余，来补新兴阶级的不足。吴起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削减官吏的禄秩①，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②，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革除了一些封君的特②以下，关于吴起的材料，主要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①《说苑·指武》。

②《说苑·指武》。

①《韩非子·和氏》。

②《战国策·秦策三》。

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军事力量。吴起还根据楚国土地多劳动力不足的特点，下令迫使“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叫贵族们去开发荒凉地区，“皆甚苦之”③。在整顿吏治方面，吴起提出三点主张：一、“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④二、“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⑤三、“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⑥吴起实行的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受到一些贵族的极端仇恨。公元前381年，悼王死了，贵族们要杀害吴起。吴起逃到悼王尸体附近藏身。贵族们要射死吴起，往悼王尸体身上也射上了不少箭。楚肃王继位，把射中悼王尸体的贵族，杀了七十多家。

③《吕氏春秋·贵卒》。

④《战国策·秦策三》。

⑤《战国策·秦策三》。

⑥《战国策·秦策三》。

第三节　商鞅①

生平及著作

商鞅，姬姓，是卫国的公族，故又称卫鞅或公孙鞅。鞅后在秦，受封商邑，因称商鞅。他是战国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人物，生年不可确考，死于公元前338年。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年辈略后于吴起。《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先至魏，魏王不用。《秦本纪》称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被封为商君，二十四年孝公死后被杀。《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旧题“商鞅撰”，但其中有商鞅以后其他法家的作品，《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所见商、管两家书当然与今本有所歧异，但亦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期已流传很广。

在秦变法的争议商鞅年轻时爱好刑名之学，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在临死前，推荐他给魏惠王，要惠王用他为相。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因而没有任用商鞅。这时，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就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宠臣景监家里。他头两次见孝公，劝孝公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帝王之道。孝公听得直打瞌睡。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太迂腐了。商鞅从景监那里知道了，孝公对他不满意，便要求孝公作第三次的接见。这一次，商鞅大谈富国图霸之术。秦孝公立刻被打动了，越听越爱听。孝公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果然是好样的，孝公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决定了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

变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群臣间引起很大的争议。《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跟商鞅以及旧臣、甘龙、杜挚在一块商议变法的问题。秦孝公说：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议论我。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说：好！甘龙则不赞成。甘龙说：圣人不用改变民众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改变旧法来治理国家。因袭民众的旧习来施教，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会得到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很熟习，民众也能相安。如果现在要变法，不按秦国旧制，要改革礼制来教化民众，恐怕天下人要议论秦国国君。

商鞅批驳甘龙说：“你所说的都是俗人之见。平常人总是安于拘守旧的习惯，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守法，不能跟他们讨论法以外的事情。夏、商、周的礼制不同，都成了王业：春秋时期五霸的①以下关于商鞅的材料，主要见于《战国策·秦策》，《史记·商君列传》。法度也不同，都成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制度，而愚昧人的人受法度的管束；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跟拘守礼的人商讨大事，不能跟受法度约束的人计议变法。

杜挚也反对商鞅的看法，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民众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则各自针对当时的形势，建立法度；根据事实的情况，制定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应用便利。所以说：治世不必一以贯道，便国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古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这样看来，违反古法的人不一定受到非议，拘守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君主不要疑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过，穷僻的巷子里，遇事多觉奇怪；认识片面的学士，对事常多辩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我要对于那些拘泥现状的人说，我不再疑惑了。

通过这场论争，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因循守旧势力失败了，商鞅说服了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是：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做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

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现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商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把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战国策·秦策一》称赞商鞅变法的成效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史记·商君列传》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从事末利，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作官奴隶。商鞅如此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治的经济基础。

《商君书·垦令》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为了新法在民众中贯彻执行，商鞅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据说，他在国都的南门外立了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搬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一般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去动。后又宣布增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不怕事，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收发了五十金的赏钱给这个搬木头的人。通过这件事，表明了新法的权威性。此后，商鞅就把新法公布了出来。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

立军功的人，按功劳大小得君上爵赏；私斗的人，按犯罪轻重受刑罚。

奖励军功的具体办法是：凡在战争中斩得敌一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一级；要做官的，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得敌人两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两级；要做官的委任一百石俸禄的官。官爵的提升是跟斩首敌首级的军功相称的。对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一律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有军功的人可以享受军功爵的待遇，可以享受荣誉。

由于秦国变法的初步成功和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五点：1.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开”就是开拓的意思。《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的话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决裂”的目的是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曾指出：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①商鞅这次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就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后世人说商鞅“灭庐井而置阡陌”②。《秦律》严禁对土地权的侵犯。云梦秦简《法律问答》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律文解释说：“何知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准“盗徙之”，这是对土地权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2.推行县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①，设县令、县丞等官，还设有县尉②。县令是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③，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①《汉书·食货志上》。

②《汉书·王莽传》载区博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杜佑《通典·食货典序》也说：商鞅“隳经界，立阡陌”。①《史记·商君列传》，又《秦本纪》均作四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一县。②《商君书·境内》。

③《史记·六国年表》。

定额俸禄的小吏。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君主专制的统一的封建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封建统治，发展地主经济。3.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大，不利于变法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与宫殿。

4.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斛）、权衡、丈尺”。这对秦国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都有一定作用。传世有已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这件珍贵的文物，应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而作的标准量器。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族地区，因而在秦国戎狄风俗较多。商鞅依照中原的风尚、习俗，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这对秦国的富强是有好处的。公元前340年，商鞅计擒魏将公子卬，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商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于於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十五个邑，号为商君。

变法跟贵族的矛盾商鞅的新法虽得秦国民众的欢迎，却严重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推行不久，就有数以千计的旧贵族到国都来，硬说新法不好。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也出来捣乱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人人都得遵守。新法推行受到了阻碍，主要是上面的人不遵守。现在太子犯了法，也得依法惩办。由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用刑罚，太子的师傅可得担当他的罪名。于是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判了罪，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花（黥刑）。但是旧贵族不仅没有死心，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复杂尖锐。当新法推行已有了明显效果时，那些起初说法令不便的人，又说法令便于执行了。商鞅说：这些人都是“乱化之民”，把他们都流徙到边城去，从此就没有人再敢公开议论法令。在第二次新法公布后，旧贵族再次出来捣乱，商鞅把为首的祝懽杀掉，把屡教不改的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劓刑）。旧贵族企图暗害商鞅。商鞅在出门的时候多带卫士严加戒备。当时有一个游士，名叫赵良的人来对商鞅说：“秦国人对你恨透了，你的寿命象早晨的露水一样，长不了。你不如把封邑还给国君，隐居到偏僻的地方去种庄稼”。又说：“你不要仰仗着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会重重地收拾你，你的灭亡，翘着脚就可以等到。”商鞅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变法。

在赵良劝告商鞅以后五个月，秦孝公死去。曾经犯过法的太子驷继位，这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见报复的时机已到，便对秦惠文王说：“秦国的妇女孩子都只知道商鞅的法，商鞅的威望比秦国国君高，这是很危险的事；而且商鞅本来是君的仇雠，还不赶快收拾他？”秦惠文王在旧贵族的煽动下，就派官吏去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就逃走了，找旅店住宿。旅店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定下的法律，留住没有凭证的旅客要受连坐的罪。商鞅不得已，企图逃往魏国，魏拒绝了他。商鞅只得回到封邑，打算用武装反抗，但变法后的秦国军队是强大的，战斗的结果商鞅被逮捕，遭到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并且全家被屠杀。商鞅虽然被杀害了，但是他的新法在秦国还在施行对秦国的富强继续起积极的作用。

第五章　孙膑、乐毅、田单

战国中期，战争日亟。这时，能料敌制胜，改变东方国家间形势，显名当时，垂名后世的军事家，有孙膑、乐毅和田单。

第一节　孙膑

孙膑破魏

孙膑，齐国人，是孙武的后裔。《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膑生阿甄之间”，大约在今山东省东阿县、鄄城县之间的一带地方。生卒年月不可考，约与商鞅、孟子同时。

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到魏国，做了魏惠王的将军，自以为能不及孙膑，暗中派人邀孙膑至魏，借故施以膑刑（去膝盖骨），并加以软禁。以后，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齐将田忌对孙膑很尊重。田忌与齐诸公子下注赛马，孙膑看到他们的马都相差不多，而马又分上中下三等，便对田忌说：我能设法使你在比赛中取得胜利，田忌于是就跟齐王及诸公子下了千金赌注。孙膑告诉田忌：用你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比赛，用你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比赛，用你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比赛。比赛的结果，田忌赢二输一，果然得到齐王的千金。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问孙膑以兵法，任为军师。孙膑在任军师期间，辅助田忌打了些胜仗。

公元前354年，魏攻赵，包围赵的都城邯郸。次年，赵请救于齐，齐威王欲以孙膑为将军。孙膑辞谢说：“刑余之人不可”。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孙膑用“批亢捣虚”、“疾走大梁”（魏都，今河南开封市），“攻其所必救”①的战法，迫使魏军回救，而在中途拦腰截击，大败魏于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

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韩也告急于齐。齐仍派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直奔大梁。庞涓闻讯即回师迎击齐军。孙膑对田忌说：“魏的军队素称慓悍勇猛，向来看不起齐军，而且齐军也早有胆怯的名声流传在外。可以利用这一情况，智取庞涓。《兵法》说，急行百里之远去争夺胜利，可能折损上将；急行五十里去争夺胜利，也不过有半数军队能按时到达。齐军进入魏国后，第一天可造十万灶生火做饭，第二天造五万灶，第三天只造三万灶。”庞涓追踪齐军三天，看到齐行军灶锐减，大喜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怯，进入我境才三天，士卒逃亡就大半了。便决定丢下步兵，率领轻装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追逐齐军。孙膑推算庞涓的行军速度，天傍晚之后，魏军当至马陵（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南）。此地道路狭窄，两旁又多天然险阻，可设伏兵。孙膑令人将道旁大树的皮削掉，在白树干上写上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令齐军万名优秀射手，挟持弩弓，埋伏于道路两旁。约定：天黑以后，看到火光举起，就一齐放箭。庞涓果然于当夜赶到此树之下，见白木上有字，就点燃火把借光阅读。几个字还未看完，齐军已万箭齐发。魏军遭此突然袭击，立即大乱，各自奔逃。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临死之前满怀疾恨①见《孙子兵法·虚实篇》。

地说：“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尽破庞涓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魏在战国初期原是极为活跃的国家。经过两次军事上的失败，在东方国家中的地位出现了变化。

孙膑著书孙膑受膑刑后，以为“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①《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十三家中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吴孙子是孙武，齐孙子就是孙膑。《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很受推崇的军事著作。但《孙膑兵法》失传，《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因此，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对孙武和孙膑是否各有兵书传世的问题，存在着争论。1972年4月，从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同时发现两部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从而顺利地解决了上述悬案。

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可见，孙膑研究过春秋时期晋国的名将荀息、孙轸（疑即先轸）。

《孙膑兵法·威王问》记“孙子出而弟子问”，孙膑似在齐威王时已有弟子。

孙膑说：“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这正是《孙子兵法·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进一步说明。《孙膑兵法》：“威王问：‘以一击十，有道乎？’孙子曰：‘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个“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曾见之于《孙子兵法·计篇》。

“围魏救赵”是运用《孙子兵法·虚实篇》“攻其所必救”的策略；“智取庞涓”体现了《孙子兵法·军争篇》的“兵以诈立”。

春秋时期都城的人口是不多的。一般诸侯的国都周围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①。一般的邑住户不过千室，最少的只有十室，普通的是百室。《战国策·赵三》记赵奢的话说，古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战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②已普遍出现。城市的兴起，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并为据以抗御外来侵略的重要堡垒。交战双方，攻者以攻破城池作为胜利的标志，守者以守住城池作为不败的象征。孙膑对城市问题有专门的论述。《孙膑兵法》里有《雄牝城》一篇，阐述雄城和牝城在攻守中的特点。

“城在渒泽（小泽）之中，无亢（高）山名（大）谷，而有付丘（丘陵）于其四方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前名谷，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高外下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有付丘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在发泽（大泽）中，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击也。城在亢山间，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击也。城前亢山，背名谷，前高后下者，牝城也，可击也。”

①《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①《左传》，隐公元年。

②《吴子·非攻》，《孟子·公孙丑下》。

这一篇是从地形条件分析城池的攻守。雄城，有险可据，难攻易守；牝城，没有可据守的地形，难守易攻。孙膑这样细致分析城池的地形，显然是基于当时战争的需要。当时武器不能轻易克服障碍，而攻守城池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孙膑的历史影响孙膑在我国军事史上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指出：“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汉书·刑法志》：“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诸葛亮，把孙膑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的办法，看做是兵法。他说：“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坚固也，处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孙膑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诸葛亮认为这个办法用于作战，则会“得之多于弃也。”①南宋抗金名将吴璘跟宋高宗论“胜敌之术”，吴璘提出必须“弱者出敌，强者继之”时，宋高宗说“此孙膑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居不出，我..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①①《诸葛集·兵法》。

②《宋史·吴璘传》。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横排本，第298页。

第二节　乐毅②

乐毅破齐

乐毅，生卒年不详，活动年代约在燕昭王（公元前312年至前279年）

燕惠王（公元前278年至前272年）年间。他是中山人，魂将乐羊的后裔。由于乐毅贤而好兵，赵人推举他在赵国做官。到赵武灵王死后，他离开赵国，到了魏国，后又去燕国。齐国曾（于公元前314年）覆灭燕国，燕昭王为报仇雪耻，以十分恭敬的态度、隆重的礼物招纳贤士，凡是欲破齐的人，知道齐国的险阻要塞、君臣间关系，善于用兵的人，都一律欢迎。乐毅作为魏国的使者来到燕国，被燕昭王任命为亚卿。

乐毅帮助燕昭王进行政治改革，主张：“察能而授官”，“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③还主张：“循法令，顺庶薛者，施及萌隶。”燕昭王也“吊死问主，与百姓同其甘苦”④。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⑤。弱燕已逐步富强，伺机向齐复仇。

齐湣王晚年，国内外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燕国的力量也已增强，齐对燕又疏于防范。燕昭王跟乐毅商量伐齐的事。乐毅说：“齐国地大人众，又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燕单独进攻不容易取胜，不如与赵及楚、魏等国联合，才能大破齐国”。燕昭王遂派遣乐毅去约会赵惠文王，并通过赵去劝说秦国伐齐；又另遣使者与楚、魏等国联合。公元前284年，燕征发全国军队出征，以乐毅为上将军，秦派尉（官名）斯离率兵和三晋之师会合。赵王以相印授乐毅。乐毅统率燕、赵、秦、魏、韩五国之兵伐齐。齐也征发全国兵众拒战。战于济西，齐将没有斗志，一战就下令退兵，只身乘车逃走，齐军大败。齐军余部继续作战，又大败①。这时，乐毅遣还秦、韩之师，分魏师攻取宋国旧地，分赵师攻占河间，自己率领燕军长驱深入齐国。剧辛反对说：“齐大而燕小，依赖各国的协助打败齐军，从燕国的长久利益考虑，应赶快攻取齐国的边城扩展燕国的领地。只求深入不占土地的作法，无损于齐，无益于燕，空与齐结下深怨，会后悔的”。乐毅说：“齐王夸耀自己的功能，遇事不与群臣商议，废黜贤良之士，信任谄谀小人，政令暴虐，百姓怨恨。今乘齐君败亡的时机进攻，民必叛而其内部会发生祸乱，可一举占领齐国。如果失掉战机，待齐王发觉自己的错误，改成恤下而抚民的政令，那就不好对付了。”遂进军深入。齐果然混乱而失掉抵抗能力。乐毅攻入齐的国都临淄，取齐宝财物祭器送回燕国。燕昭王非常喜悦，亲自到济上慰劳军队，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县东），号昌国君。燕王收集掳获返国，留乐毅于齐，继续用兵，攻占余城。

齐湣王逃亡到卫国，卫君称臣，让出宫室请他居住。但由于湣王的骄傲②本文依据《史记·乐毅列传》的材料，不再注出。

③《战国策·燕二》。

④《战国策·燕一》。

⑤《战国策·燕一》。

①《吕氏春秋·权勋》。《战国策·齐六》略同。

而受到卫人的侵害①，又出奔到鲁国。湣王的随从夷维子询问鲁人预备怎样接待齐王。鲁人说：将以十太牢②接待你的国君。夷维子认为应以天子的规格来接待。鲁人“闭关”不接待。湣王进不了鲁国，将要到薛国去，借路于邹国。邹国的国君才死，夷维子对邹国的嗣君说，天子来吊丧，必须移动棺材的位置，以便天子朝着南面吊丧，邹国的群臣都很气忿，齐王因而不敢进入邹国，折回到齐的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被任命为齐相。淖齿想要与燕人瓜分齐国，将齐湣王杀死。

乐毅统率燕师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他“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这些政令，得到齐民的欢迎。接着就分兵五路：一、“左军渡胶东、东来（今山东平度、莱西、乳山等县东北一带地区）”；二、“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三、“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四、“后军旁（傍）北海，以抚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五、“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在燕军进入临淄，局面较为稳定后，就在郊外祭祀齐桓公、管仲，并表彰贤人的闾巷，在贤人王蠋坟墓上添加封土，封了二十多个拥有燕国食邑的齐人，在燕都城有爵位的齐人一百多个。乐毅的这些政治、军事措施，效果是显著的。他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并都改成燕国的郡县。这时候，齐国只剩下莒、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两城没有被燕军攻占。乐毅以右军、前军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乐毅围困两城，一年不能破，就令解围，各去城九里而为垒。命令说：城里的人出来不要擒捉，赈济有困难的人，使就旧业。他用这些办法来镇抚燕国的“新民”。又过了三年，仍然没有攻破莒和即墨①。

有人在燕昭王面前谗害乐毅说：“乐毅的智谋过人，他征伐齐国，很快就攻克七十余城。现今不破的仅有两城，不是他不能破，三年不攻的原因，是想长久依仗兵威以服齐人而称王。今齐人已服，还没有称齐王，是由于他的妻子在燕国。不过也可能在齐国娶美女而抛弃他的妻子。望王图谋这件事。”昭王为此置酒大会，当面责备进谗言的人说：“齐国杀害了先生（燕王哙），我恨之入骨，‘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为的是报仇雪恨。有能破齐的人，我还想与他同有燕国。今乐君为我破齐，报了大仇，齐国本来是乐君所有，不是燕国所得。乐君若能有齐，与燕结欢为好，抗拒从诸国来的灾难，是燕国的福气，我的愿望。你怎么敢这样陷害乐君呢！”于是，把进谗言的人给杀掉了。接着，昭王把赐给乐毅妻子的王后、公子的服装、车马，派遣相国送与乐毅，并立他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受，用书信表示他誓死尽忠于昭王。由于昭王对乐毅的信任、支持，他在齐国和诸侯间享有很高的信誉，没有人敢再陷害他。

乐毅居赵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子惠王继位。惠王自做太子的时候就对乐毅不满。齐将田单听说了，就派人去作反间、散布谣言，说乐毅不拔齐的两城，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②《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①《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一年，三十六年。

又不回燕国，是以伐齐为名，其实是想联合诸侯在齐称王。还说，齐人并不害怕乐毅称王，害怕的是燕派别的将领来。惠王原来就已怀疑乐毅，又听信了齐人反间的话，就派骑劫去代替乐毅，把乐毅调回燕国。乐毅知道燕惠王心怀不善，害怕被杀，就逃到赵国。赵封乐毅于观津（今河北武邑县东南），号望诸君。赵国尊宠乐毅，为的是“警动”燕齐。

田单设诈诳骑劫，大破燕军，乘胜尽收齐城而复齐国。燕惠王后悔使骑劫代乐毅，因而破军亡将失齐；并怨恨乐毅居赵，又恐赵用乐毅趁燕疲惫而伐燕。燕惠王使人责备乐毅，并谢罪说：“先王把全国委托给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了先生的冤仇，天下的人都受到震动，我怎敢有一天忘掉将军的功劳呢？恰巧先王抛弃了群臣，我新即王位，左右臣子误我。我派骑劫代将军，是因为将军长久在外辛劳，所以召回将军暂时休息，商议国事。将军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同我有嫌隙，就弃燕归赵。将军这样做，为自己打算，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报答先王待将军的盛意呢？”乐毅在《报遗燕惠王书》中，说明了他所以奔赵国以及他的政治主张，他接受燕昭王的任命和伐齐的功绩以及燕昭王对他的封赏。接着说：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革囊）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早）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改）。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罹）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洁）其名。臣虽不侒，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①从《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到乐毅的主要事绩，及他的政治思想、品德。他在信的后半段，引伍子胥不早见阖闾与夫差气量的不同，因而遭遇到不幸的下场。这是用历史的教训来说明为什么他必须离燕去赵。但他表示，虽然遭遇到不可测度的罪责，把幸灾乐祸以为利，是道义所不许的；忠臣离国，不肯谤毁君王，为自己辩护。乐毅的这种明朗态度，解除了燕惠王以为乐毅在赵将不利于燕的顾虑。燕国以乐毅的儿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也往来于燕、赵，燕、赵都以他为客卿。后来，乐毅死在赵国。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燕王令丞相栗腹与赵修好，以五百金为赵王秦。栗腹返国向燕王报告说：“年壮的赵民都死在长平，孤儿还未成壮年，可以攻伐。燕王征求昌国君乐间的意见。乐间说：“赵是四战之国，民皆习兵，不可与战”。燕王说：“我以众战少，以二而伐一，乃至以五而伐一，可以了吧？”乐间回答说：“都不可以。”燕王大怒。群臣都以为赵可伐。燕王喜终于令栗腹、庆秦率大军攻赵。赵使廉颇率军拒战，大破燕军。乐间入赵。燕王后悔没有听乐间的话，又怕乐间在赵对燕不利，便写了一封既责备又谢过的长信给乐间，希望乐间仍能回到燕国，“愿君捐怨，追惟先王，复以教寡人。”②乐间怨燕不听用他的计谋，终于留在赵国。

汉初，刘邦过赵，查访到乐毅的孙子乐叔，封之乐卿（未详），号华成①《史记·乐毅列传》，《战国策·燕二》，《史记》与所记略同，而《史记》对文字有所加工。②《战国策·燕三》。《史记·乐毅列传》所载信，系删节，而与《战国策》略异。君。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乐臣公善黄帝、老子之言，在齐是著名的贤师。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约当今山东胶河以西，高密县以北地区），为曹参师。

第三节　田单①

田单破燕复齐

田单，出身于齐王疏远的宗族，是齐湣王年间临淄的市掾。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01年至前250年。燕军长驱攻齐时，田单东走安平（今山东益都县西北），令族人都将车轴头截短，并包上铁皮。燕军破安平，齐人逃走争路，因轴折车坏而为燕军俘虏。只有田单的族人逃脱，东保即墨。即墨大夫战死，城中人推举田单为将军，说：“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指改造车子）得全，习兵。”

公元前297年，燕昭王死，子惠王继位。惠王和乐毅过去不和，田单听说了，派人去燕国作反间、散布谣言说乐毅迟了不拔两城是以伐齐作幌子，其实是想联合诸侯，在齐称王。燕王听信了这样的中伤，使骑劫去代替乐毅。乐毅因此而逃往赵国，燕人士卒都为乐毅愤愤不平。

田单有意制造“神示”。他令即墨城里的人，吃饭必须在院子里祭祀祖先。这样，“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国的士卒看见这一情景，都很奇怪。田单因而散布流言说：“神来下教我。”又对城里的人说：“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个机灵的士卒领会到田单的意思，说：“我可以为师吗？”田单便师事这个士卒。士卒说：“我欺骗你，实在无能。”田单说：你不用说话。以后，每出约束，必称神师。这是利用“神”来降低燕国士卒攻即墨的信心，而鼓舞齐人的士气。

田单派人宣传说，我们最怕燕军俘虏了我们的土卒，割去他们的鼻子，再派他们来和我们作战。骑劫果然这样作了。城内的人看见投降的齐军尽被割了鼻子，都很愤怒，决心守城，惟恐被燕军所得。田单又派人扬言：我们最怕燕军刨我们的祖坟，戮先人的尸骨，这最令人寒心了。骑劫又上了当，果然令燕军挖齐人的祖坟，烧死人尸骨。即墨人从城上望见，人人痛哭流涕，十分悲愤，个个都想出战。就这样，田单引导骑劫来扩大燕齐之间的矛盾，增加齐人对燕军的愤恨。

田单看到士气高涨，知道可以出战了。他同士卒一样，亲自负持版、锸等筑营垒的器具，把自己的妻妾都编入队伍之中，尽散饮食犒劳士卒。为了迷惑燕军，他令甲卒都藏匿起来，使老弱女子登城守望，并派使者出城假意投降。骑劫信以为真，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搜集民金千镒，令即墨的富豪送给燕将说：即墨就要投降了，大军进城，希望将军保全我们的家小。燕将个个喜欢，满口答应。燕军从此更加松懈、麻痹。

田单积极准备“火牛阵”，打败了骑劫。他征集了一千多头牛，牛身上穿上红色丝绸衣，画上五彩龙纹，牛犄角上捆着兵刃，牛尾巴绑上浸透了油的芦苇。把城墙凿了许多个洞，夜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牛一受惊，就从城洞狂奔到燕军中去。牛尾火炬光明炫耀，并有壮士五千人随同火牛向前冲击。燕军看到五彩龙纹的火牛，十分害怕。城中还擂鼓呐喊，老弱都敲各种响器，声震天地，齐军声威大振。燕军陷入惊恐混乱中，骑劫被齐军杀死，燕军溃逃。田单率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所过城邑，皆叛燕而归附田单。田单的兵日益增多，燕日益败亡。齐国被燕军攻占的七十余城，全都收复。田单从①本文依据《史记·田单列传》的材料，不再注出。

莒把齐襄王迎接到临淄，主持朝政，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

破燕复齐之后襄王在齐国的威信大不如田单，襄王总是疑心田单要自立为王，从而跟田单发生矛盾。一次，襄王跟田单过淄水，见一老人涉水，出水后冻得不能行走，坐在沙中。田单脱下自己的皮袄给老人穿上。襄王厌恶地说：“田单的施舍，是将欲夺取我的国家，不早图谋，恐后生变。”有人给襄王出主意，用嘉奖田单的办法，把田单对百姓的关怀说成是自己的善行，劝王下令：“我忧民饥，单给民食；我忧民寒，单解裘农民；我忧百姓劳苦，而单亦忧；适合我的心意。”襄王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便赏给田单牛、酒，又当众揖田单，口头慰劳，感谢他替自己关心百姓。接着明令查访、收养饥寒的百姓，同时暗中派人到闾里间收集舆论，结果大家都说：“田单的爱民，原来是王的教导呀！”

田单保荐貂勃给襄王。襄王有九个宠臣，欲中伤田单，都对襄王说：“燕伐齐的时候，楚王使将军领兵来帮助齐国，今国家已经安定，应派使者去感谢楚王。”他们又都推荐貂勃出使。齐王随即派貂勃前往。貂勃受到楚王的款待，数月不返。九人议论说，一个使者受到万乘国君的款留，还不是凭借安平君的权势？再说安平君与王，君臣无异而上下无别，他在国内赈穷济贫，向民布德；对外怀柔戎翟，礼遇天下的贤士，这是想图谋不轨，希望大王注意观察。一天，齐王说“叫田单来！”田单免冠、赤足步行、袒胸露臂的过来请死罪。过了五天，王才说：“你没有罪，你守为臣的礼数，我守为君的礼数就行了。”貂勃从楚国回来了，王赏他喝酒，酒喝得很畅快。王吩咐：“叫田单来！”貂勃离座起立、叩头，恭敬地问襄王：王跟周文王、齐桓公比较，谁更贤明？襄王说他自己不如他们。貂勃说：“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独叫‘单’，怎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从历史上来看，谁能比得上安平君的功劳呢？燕人兴师袭齐，王不能抵御，只好躲避起来。安平君以危急的即墨小城，残败的士卒七千，擒杀燕国的将帅而收复千里的齐国。当败燕复齐的时刻，安平君如果自立为王，天下人谁能禁止？他出于道义，而迎王与后返临淄，今已国定民安，而王却叫‘单’，婴儿也不做这样的事呀！王赶快杀九人而向安平君谢罪。不这样做，国家将要危险了！”襄王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便杀了九人并驱逐了他们的家属，以夜邑（约在今山东掖县）万户益封安平君。

田单跟襄王的矛盾有所缓和后，优裕的生活又影响了田单的战斗意志。

田单将攻狄（今山东高青县东南），去与鲁仲连商议。鲁仲连说：“将军攻不下狄来。”田单大不以为然，说：我以即墨小城的破亡余卒，能败万乘之燕而复齐，为什么攻灭不了狄？果然，他攻狄，三月不能克。齐国的童谣说：“大冠若箕，脩（长）剑拄颐（下巴），攻狄不能，下垒枯丘。”①田单听到儿谣害怕了，向鲁仲连请教不能克狄的原因。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着织草器，站着拿锸（锹），向士卒倡言：‘宗庙已亡，无处可去，只有战斗到胜利！’那个时候，将军有战死的心，士卒死战无求生之意，听到你的号召，没有不挥泪奋臂而欲战的，这就是破燕的原因。今天将军，你①《战国策·齐六》。

有优厚的俸禄，有生活的乐趣，没有战死的决心，所以不能取得胜利。”田单认为鲁仲连的话，说中了他的要害。第二天，他便精神振奋地巡城，站在矢石能打到的地方，亲自击鼓，狄才被攻下。

当初，燕将攻下聊城（约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时②，有人在燕王面前陷害燕将，燕将害怕被杀，不敢返燕而保守聊城。田单攻聊城一年多，士卒多死而聊城不能破。鲁仲连给燕将写了一封长信③，说：“为你打算，不归燕就要降齐，独守孤城，齐兵日增而燕无力救授，是没有出路的。”燕将见信后，哭泣了三天，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恐被杀；而杀虏齐兵众多，降齐恐怕也会遇害，便自杀而死。城内陷入混乱。田单遂破聊城。

《战国策·赵三》载，赵惠文王三十年（公元前269年），田单曾与赵奢论兵。田单在阅读了赵奢的兵法后，问赵奢：“我只对将军用兵“用众”的主张，有不同意见。兵众多，影响农耕，粮食供应困难，是“自破之道”。我听说，古代帝王的兵不过三万，而天下服。今将军必须具有十万、二十万兵才用，这一点使我不佩服。”赵奢说，“你不只不懂得用兵，又不明白‘时势’。古代天下分为万国，最大的城不过三百丈，最多的人口不过三千家，用三万兵攻或守，有什么困难呢？今天是把古代的万国分为战国七个，千丈之城，万家之邑，能够相互望到。以三万兵围城不足，野战更不足，你将怎么办？”田单听了，感叹自己没有想得这么深透。田单的这种军事思想，有可能就是他在执政期间齐国的力量不能在诸国间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田单破燕复齐后十四年（公元前265年），齐襄王死去，齐王建继位，实权掌握在君王后手中。田单离开齐国去赵国，并统率赵军攻克燕及韩的城邑。《战国策·赵四》记，事先，赵平原君以赵国济东的部分“城市邑”给齐为条件，令齐田单率赵军攻燕，赵奢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一是割地与齐，是“覆军杀将之所取割地于敌国”；二是表示赵国的“无人甚也”，而他熟习燕的地理，可以担当攻燕的任务；三是“使安平君愚”，不能战胜燕军，“使安平君知，又不肯与燕人战”，这是因为“赵强则齐不复霸矣”。平原君没有听赵奢的话。第二年，田单还成为赵的相国。

秦、赵长平之战，安平君田单说魏王与赵合纵。他指出，秦割韩地垣雍给魏的诺言，是诱饵、“空割”①，是根本不能兑现的。魏王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田单的业绩主要是破燕复齐。他首先用反间加深了燕惠王与乐毅的矛盾，使燕以没有政治头脑的骑劫代替了乐毅。又巧妙地调动骑劫去做种种增加齐人对燕军矛盾、愤恨的行为，然后利用骑劫的骄傲、松懈，出奇兵向燕军突然袭击，燕军主师被杀，溃不成军，而齐人纷纷归附田单，几个月间就②《史记·燕召公世家》燕昭王二十八年记：“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据此，有可能燕将攻克聊城在乐毅去齐以后。

③《战国策·齐六》，又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因鲁仲连给聊城燕将的信中有燕相栗腹败于赵事，在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所以《资治通鉴》将田单攻聊城事载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有的学者认为，田单已于赵孝成王元年（前265年）降楚，因而鲁仲连给聊城燕将书中燕相粟腹败于赵，疑有错简。但《战国策·赵四》有赵平原君以割赵地给齐为条件，换取田单率赵兵伐燕的记载，又记赵奢的话说：“使安平君知，又不肯与燕人战，..赵强则齐不复霸矣。”看来，田单也有并未降赵和重返齐国的可能。

①《战国策·魏四》。

收复了齐的七十多城。在对外方面，乐毅主张合纵攻齐，而主要是联合赵国。乐毅以后，随着燕赵关系的恶化，使燕陷入困境。田单复齐后，也是力争齐赵的友好，后来他竟做了赵相。

田单从迎接齐襄王回临淄，到他离齐去赵的十四年间，先是与襄王发生矛盾，接着是优裕的生活享受使他的政治意志有所消沉，因而看不到他振兴齐国的政治措施，他在各国间也未发挥重要作用。《战国策·赵二》说：“田单将齐之良，以兵横行于中十四年，终身不敢设兵以攻秦折韩也，而驰于封内”。齐虽复国，但耗损的国力，始终没有完全恢复。燕在齐的胜负，也大大损伤了国力。这二者都削弱了东方国家对抗秦国的力量。

第六章　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

战国时期，王侯贵族间兴起一股养士的风气。当时国君如魏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髠、孟柯皆至梁。”①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千人”。②各国的国王、贵族争相养士，企求得到助力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在当时贵公子中以养士著名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在历史上有“四君”之称。

春申君，姓黄名歇，楚顷襄王之弟。生年不详。死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春申君在顷襄王时任左徒。考烈王即位，任令尹，封给淮北地十二县。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改封于吴（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门下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着珠履。曾派兵救赵攻秦，后又灭鲁。曾任荀子为兰陵令。考烈王死后，在内讧中被杀。在四君中，春申君的声誉和影响，都较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为差。

第一节　孟尝君早慧与养士

孟尝君，姓田，名文，齐相田婴之子，袭其父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东南），称薛公。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30年至前270年间①。

《史记·孟尝君列传》②载：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他的贱妾五月五日生文。婴告诉文的母亲说，不要养育他。其母私自抚育了他。及文长大，见到婴，婴恼怒地对文的母亲说：“我令你抛弃这孩子，你为什么敢养活他？”文叩头，问道：“您不养育五月生的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婴说：“五月生的孩子，长与户齐，将对他的父母不利。”文说：“人生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户？”婴无言以对。文又说：“必定受命于天，您何必忧虑？如受命于户，可以加高门户，谁能长那么高？”婴默许，说：“你不要说了。”

过了一段时间，文又趁机问他的父亲说：“子之子叫什么？”回答说：“叫孙。”“孙之孙叫什么？”又回答说：“叫玄孙。”“玄孙之孙叫什么？”婴说：“不知道。”文随即又说：“您用事相齐已经多年，齐的国土不加广而您的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个贤者。我听说，将相的手下必须有人辅佐。您的仆妾的吃穿都很讲究、奢华，而士却缺衣少食。”他劝说田婴散财养士。田婴使文主家待宾客，宾客日益增多，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田婴以文为嗣。婴卒，文嗣为薛公，号孟尝君。

①《史记·魏世家》。

②《史记·田敬仲世家》。

①关于孟尝君初相魏的年代有两说，皆在田婴未卒前。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二五》依吴师道说，定在魏襄王初年，公元前三一八年或稍后；于鬯《战国策年表》认为在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公元前323年）。孟尝君卒年不可考，《说苑·善说》篇，有张禄求孟尝君为书寄秦昭王事。张禄即范睢，为秦客卿在秦昭王三十六年（前271年）。

②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史记·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不吝惜产业而厚待宾客。孟尝君跟宾客谈话时，屏风后常有人作记录。宾客去，孟尝君即使人问候并赠送宾客的亲戚所需要的物品。一次，孟尝君待宾客吃晚饭，有一人遮蔽了灯光。宾客以为饭不一样，怒而告辞。孟尝君拿着自己吃的饭跟宾客的饭相比，完全相同。宾客很惭愧，自刭而死。士因此多来投奔，孟尝君的食客达到三千多人①。

受困于秦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明，就打发他的同母弟泾阳君到齐国去做质，请孟尝君到咸阳来。孟尝君即将去秦国，上千的人劝阻他，他都不听从。这时，苏代对他说：“今天早上我看见木偶人跟土偶人对话。木偶人说：天下雨，你将被毁坏。土偶人说：‘我生于土，毁坏了复归于土。天下雨，你却不知道会被漂流到什么地方。’”苏代接着说：“秦国是不讲信义的虎狼之国，如果您往而不得还，不是会被土偶人所讥笑吗？”②孟尝君才暂时打消了去秦国的念头。

公元前299年（齐湣王二年，秦昭王八年），孟尝君入秦，秦昭王任为丞相。有人对秦王说：“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国就危险了。”秦王便以楼缓为相，软禁并欲杀害孟尝君。孟尝君使人向秦王的幸姬（宠妾）请求解救。幸姬的条件是要狐白裘。孟尝君仅有一件狐白裘，已经献给秦王。他很犯愁，遍问门客。在最下座有位门客说，我能取回献给秦王的狐白裘。夜里他装成狗，果然从秦宫衣库里把狐白裘取来，献给了秦王的幸姬。幸姬就劝说秦王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即刻改公文，变姓名，奔逃出关。秦昭王也随即反悔，使人急追孟尝君。孟尝君赶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时，正当半夜，依法须鸡鸣时才放人。孟尝君害怕追到，十分焦急。忽然在下座门客中有鸡鸣声起，众鸡随之齐鸣，遂得开关门逃出秦国。

齐湣王三年（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回到齐国，齐湣王以为相，执掌国政，他因怨秦，联合韩魏组成三国联军攻秦，至函谷关。

门客冯谖《战国策·齐四》载，齐国有个叫冯谖①的人，穷困得不能生活，请求到孟尝君的门下作食客。孟尝君问他的爱好和擅长，说是都没有。孟尝君笑笑，接受了请求。孟尝君左右使用的人因为孟尝君看不起他，就给他吃粗劣的饮食。过了不久，冯谖靠着柱子弹着他的剑，唱着说：“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比门下之客。”过了不久，冯谖又弹着他的剑，唱着说：“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的人都笑话他，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准备车，比门下之车客。”冯谖坐着车，举着剑，对他的朋友说：“孟尝君客我”。可是不①关于孟尝君养士的记载、传说很多，《史记》、《战国策》外，还有《吕氏春秋》、《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等。

②见《史记·孟尝君列传》。《战国策·齐三》，“苏代”作“苏秦”，《说苑·正谏》作“谒者”。①《史记·孟尝君列传》作“冯驩”。

久，又弹着剑说：“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的人都厌恶他，以为他贪心不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左右的人回答说：“有老母。”孟尝君就叫人供给她食用，不要让她缺乏。冯谖就不再歌唱了。

后来，孟尝君询问门客中谁熟习会计，能到薛地去收债。冯谖自我推荐。孟尝君不认识他，左右的人说，就是那个唱“长铗归来”的人。孟尝君对未接见过冯谖，表示了歉意。于是冯谖便预备车子，收拾行李，装载着借契动身。冯谖在告辞的时候问：“债都收回以后，用债款买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看我家少有的，就买了来。”

冯谖到了薛地，召集那些欠债的老百姓都来核对借契。核对过后，他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债款都免了，随即烧掉他们的借契。

冯谖回到齐国，一清早就求见孟尝君，报告说：“我收完债，私下想，您家珍宝、狗、马、美女都很富足，只有‘义’是缺少的，因而就用债款替您买了‘义’。”孟尝君问：“怎么买义？”冯谖说：“您有小小的薛地，却不像对子女一样抚爱百姓，还要对他们放债取利。我假托您的命令，把债款都免了，并烧掉了借契。老百姓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替您买的义。”孟尝君很不高兴地说：“好啦，先生，算了吧！”

过了一周年，齐湣王对孟尝君说：“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失掉相位，到他的封邑薛地去。离薛地还有一百里，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在路上迎接孟尝君。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冯谖说：“狡兔有三窟。请为君复凿二窟。”

冯谖遂为孟尝君西到魏国，游说魏王说：“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

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魏王任命原来的相做上将军，把相位空出来，遣使者以“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魏国的使者往返了三次，孟尝君坚辞不去。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恐惧”，写信向孟尝君道歉，以隆重的礼节，迎孟尝君复相位①。冯谖又劝告孟尝君说：“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宗庙建成后，冯谖告诉孟尝君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战国策·齐三》载，楚人攻薛，正值淳于髠为齐出使楚国回来，经过薛。孟尝君亲自到郊外迎接，殷勤招待，意欲淳于髠关心楚攻薛的事。淳于髠回到齐国，向齐王报告完出使楚国的情况后，齐王还想听听他的见闻。淳于髠说：“荆（楚）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问：这说的是什么？淳于髠说，这意思是说：“薛不量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攻之，清庙必危。”齐王②马上说：“嘻！有先君的庙在那里，赶快发兵去救。”薛遂转危为安。孟尝君在齐失掉相位期间，三千食客皆散去，只有冯谖跟着他。孟尝君既感慨又怨恨。冯谖对他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这是必然的。怨士则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

魏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83年），秦攻魏，兵到大梁①。《战国策·魏三》载，孟尝君游说赵、燕发兵救魏，秦割地与魏讲和，魏王“因归燕赵之兵而封田文。”孟尝君在相魏期间，赵惠文王还曾封以武城②。

①《战国策·齐四》。“黄金千斤，车百乘”，当属夸张之词。

②高诱注说，齐王指齐宣王。

①《史记·魏世家》。

②《战国策·赵一》。

关于孟尝君的评价孟尝君在四个贵族公子中是养士最早的一个，关于他的记载和传说最多，他在当时对社会新风气有开导作用，对后来“尊贤重士”③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司马迁曾经到过薛，看到“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据他的调查、了解，这是由于“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他又说，这也说明“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在他死后，齐魏共灭薛。孟尝君绝嗣无后。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又《陈涉世家》。

第二节　平原君

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的同母弟④。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封平原君⑤，封邑在东武城⑥（今山东武城县西北）。他曾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生年不详，死于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①。

喜宾客平原君喜宾客，有客数千人。平原君家有楼房临近民家。民家有个瘸腿的人，蹒跚地去汲水。平原君的美人在楼上看见后，大笑。第二天，瘸腿人到平原君家门口，说：“我听说您‘喜士’。士不远千里而来，是因为您‘能贵士而贱妾’。我不幸得了手脚不灵活的病，您的爱妾却在楼上讥笑我，我要得到讥笑我的人头”。平原君笑着许诺。瘸腿人一走，平原君笑着说：“你看这小子，竟然因为一笑就要杀我的美人，不太过分了吗？”事后一年多，门客离去的超过半数。平原君奇怪地问门客：“胜待你们没有失礼的地方，为什么离去的人这么多？”有个门客回答说：“因您不杀讥笑瘸腿的人，都认为您爱色而贱士，所以就离去了。”平原君乃斩了那位美人的头，并亲自登门谢罪。门客才又渐渐回来。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国的田都吏赵奢，主管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交纳。赵奢依法杀了平原君家九个管事人。平原君怒，将杀赵奢。赵奢说：“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如果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平原君以为贤，将赵奢推荐给赵王。赵王任用赵奢治理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用范睢为相。适逢魏王派须贾出使秦国。范睢叫须贾带口信给魏王，立即把他的仇人魏齐的脑袋送来，否则将要屠大梁。魏齐听说害怕了，逃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家。第二年，秦昭王听说魏齐在平原君家，就给平原君写了一详细而表面友好的书信，说：“我听说您的高义，愿作布衣之友，希望您到我这里来，愿意与您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惧秦国，便至秦见秦王。在饮酒间，秦王对平原君说：“昔日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天范君也是我的叔父。范君的仇人在您家，愿您使人取其头来。不然我不放您出关。”平原君说：“魏齐是我的朋友，就在我家，也不应当交出来，何况又不在我家。”秦王又给赵王写信说：“范君的仇人魏齐在平原君家，王赶快使人把他的头送来。不然的话，我将发兵攻赵，且不放平原君出关。”④《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战国策·赵四》：“谅毅曰：赵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是“赵之诸公子。”⑤《史记·六国年表》：“赵惠文王元年，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⑥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以下凡不注明出处的，均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①依《史记·六国年表》，又《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赵世家》作赵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所记不同。

赵孝成王发兵围平原君家。魏齐夜间逃出，见赵相虞卿。虞卿解相印与魏齐逃至大梁，欲通过信陵君而去楚。信陵君畏秦，犹豫不肯见，由于侯嬴从旁劝说，才到郊野迎接。魏齐听说信陵君开始对见他有难意，怒而自杀。赵王终于将魏齐的头送到秦国，秦昭王才放平原君回国。

毛遂自荐与邯郸解围公元前26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赵孝成王四年）秦攻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野王降秦。韩的上党郡（治所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与本国的通路被切断。上党太守冯亭遣使者对赵王说：“韩不能守上党，吏民都乐于归赵，而不愿意入秦。”赵王先与平阳君赵豹商议。赵豹认为赵国接受上党，将“祸大于所得①”。赵王又跟赵胜、赵禹商议，他们都认为，用兵百万，攻战逾年，也未必能得一城，今坐受有城市邑十七②，这是个大利，不可坐失时机。赵王令平原君去接收土地，并传达赵王的命令：“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诸吏皆益爵三级，民能相集者，赐家六金。”③赵国又派廉颇进军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抵御秦军。公元前260年，赵王中秦的反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为将，秦将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奏赵长平之战的第二年，秦军围攻赵的都城邯郸。赵国倾全力死守邯郸，又向楚、魏紧急求援。

秦军围邯郸后，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去求救兵，订立“合纵”抗秦的盟约。平原君决定在门客中挑选二十名文武全才的人一同去。选来选去，只选出十九人，再也选不出来了。这时候，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自己愿意凑满二十人的名额，一齐到楚国去。平原君问他到门下有几年了。毛遂说有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好象锥处囊中，锥尖马上就会露出来。先生在我这里已经三年了，却没有人称赞过你，我也没有听说你有什么本领。你不能去，留下吧。”毛遂说：“我今日才得请处囊中。如果我早得处囊中，整个锥子都会露出来，不只是露出一点点尖来。”平原君终于让毛遂一同去楚国。

到了楚国以后，平原君在楚国宫廷上与楚考烈王商谈合纵抗秦的事，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有结果。十九个门客都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手按着剑把，跨着石阶走上去对平原君说：“合纵抗秦有利，不合纵有害，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了，您们从早谈到中午还没有订结盟约，这是为什么？”楚王问平原君说：“这位是干什么的？”平原君说：“是我手下办事的人。”楚王就大声呵斥说：“还不下去，我是在跟你的主人说话，你上来做什么！”毛遂手按剑把，逼近楚王说：“大王敢这样呵斥我，是仗着楚国的军队多。现在，我跟大王的距离不到十步，大王的性命握在我手里，楚国的军队虽多，也帮不了您的忙。当着我的主人，您为什么这样无礼的呵斥！况且我是为赵。”毛遂的义正词严和威逼，使楚王连声答应说：“是啊，是啊！先生的话有道理，我愿意把整个国家奉献给合纵抗秦的盟约。”毛遂问：“决定合纵了吗？”楚王说：“决定了。”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去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捧着盛血的铜盘，跪着献给楚王，说：“请大王首先歃血定盟，其次是我①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②《战国策·赵一》：“有城市邑十七”作“有城市之邑七十”。

③见《战国策·赵一》。

的主人歃血，再次就是我。”就这样，在殿堂上订立了合纵抗秦的盟约。毛遂又左手拿着盛血的盘，用右手招呼那十九人说：“您们就在堂下歃血吧！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

平原君回到赵国后，很有感慨地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从此待毛遂为上客。

秦军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安釐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国都很快就会攻下，谁敢救赵，秦攻下赵以后就先打谁。①”魏王畏惧秦国，令晋鄙在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②，停军筑壁垒，不再前进。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在观望形势的变化。

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写信责怪信陵君说：“我以为你有救济别人困难的高义，现在邯郸这样危急，魏国的救兵不来，你却无动于衷。纵然你轻易地抛弃我，难道你也不可怜你姐姐吗？”信陵君屡次请魏王发兵救赵，魏王都不答应。他只好采用了侯嬴的意见，使人偷出魏王的兵符，夺晋鄙军救赵。

在邯郸被围，楚魏救兵又都未到的危急时刻，平原君听从了邯郸传舍吏子李谈③的建议“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④。得敢死的士卒三千人，由李谈率领与秦军战，又适逢魏楚的救兵来到，秦军败退，邯郸解围，时在公元前257年。

邯郸解围后，虞卿为平原君向赵王请求增加封地。平原君听从了门客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平原君死后，“子孙代，竟与赵惧亡”。

关于平原君的评论关于赵应否接受韩的上党郡的问题，从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之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史记集解》引谯周的话说：“长平之陷，乃赵王信间易将之咎，何怨平原受冯亭哉？”两说似以谯周说为长。《荀子·臣道》篇说平原君能够协同有见识的人，“率群臣百吏”，“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而能“尊君安国”。总的看来，平原君还是以国事为重的赵国贤相。

①见《史记·魏公子列传》。

②《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作：“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按，荡阴今河南省汤阴县。

③《说苑·复恩》有同样记载。“李谈”，《史记·平原君列传》作“李同”，今依《说苑》。④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又《战国策·中山》载：“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

第三节　信陵君

信陵君，名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安釐王的异母弟。安釐王元年（公元前276年）封于信陵（今河南宁陵县），号信陵君。生年不详，死于安釐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43年）①。《史记·魏公子列传》②载：公子对于士，不论贤不肖，都很谦虚，以礼相待，不敢以富贵而傲人。因此方圆几千里的士都来投奔他，以致食客有三千人。

一次，公子正与魏王博，得到赵兵将寇北境而举烽火的警报。魏王立即停博，欲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公子拦阻说：“是赵王出来打猎，不是入寇。”说完，又不失常态地与魏王博。魏王却惊恐不安，已无心再博。不久，又从北方传来消息说，赵王在打猎，不是入侵。魏王大为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赵王是出来打猎的？”公子说：“我的门客有能探听到赵王隐秘的人，赵王的活动总是向我报告，所以我能知道。”

尊礼侯生魏国有个隐居的人，叫侯嬴，已经七十岁，因家贫，为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公子前往拜访侯生，想馈赠一份厚礼。他不肯接受，说：“我修身洁行几十年，不能因为贫困而接受您的财物。”公子设筵席大会宾客，都已坐好，他才带领随从的车骑，空着左边的上座，亲自去接侯生。侯生整理破旧的衣冠，并不谦让，径直上车，坐到公子空出的上手座位。公子亲自握着马缰，越发恭敬。侯生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市中为屠户，希望委曲您的车骑，让我去拜访他。”公子引车至市中，侯生下车，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侯生一面侧目窥察公子的脸色，又故意久立，跟朋友说话。公子的颜色越发温和。这时候，魏国的将相宗室宾客满堂，等待着公子回来饮酒。市人都看到公子手执缰绳等待。公子的随从都暗暗地骂侯生。侯生见公子始终面不改色，就辞别朱亥上车，到公子家。公子引侯生上座，向宾客一一介绍，赞美侯生，又起立为侯生敬酒。宾客无不惊异。侯生从此便成为信陵君的上客。侯生对公子说：“我所拜访的屠者朱亥，是个贤人，世人都不知道，今隐身在屠户间。”公子多次去看望朱亥，朱亥却不曾答谢。

公元前266年，范睢为秦相后，秦昭王欲替他报仇。曾经迫害范睢的魏相魏齐被逼逃亡赵国，匿平原君家。秦王诱骗平原君至秦而把他软禁，派使者对赵王说：“不把魏齐的头送来，不放平原君。”魏齐过从虞卿。虞卿解赵相印与魏齐逃至大梁，想通过信陵君而去楚。信陵君畏秦，犹豫不肯见，问门客说：“虞卿是个什么样的人？”侯嬴在旁说：“虞卿穿草鞋，戴斗笠，从远方至赵。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①信陵君大为惭愧，亲到郊野去迎接虞卿、①见《史记·六国年表》，又《魏世家》。

②以下凡不注明出处的皆引自《史记·魏公子列传》。

①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按：秦昭王为范睢报仇，应在范睢初为秦相时，即前266年后的二、三年间，而虞卿于邯郸解围的前257年以后仍在赵国，是否虞卿去而复返，《史记》没有说明。魏齐。魏齐听说信陵君起初对见他有难意，怒而自刭。赵王终于取魏齐头予秦，秦昭王才放平原君回赵。

窃符救赵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平原君的夫人。秦兵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的国都很快就被攻下，谁敢救赵，等到破了赵就先打谁。”魏王恐惧，令晋鄙军留邺筑壁垒，名为救赵，实际上是观望两国的胜败。平原君向魏求救的使者接连不断，责怪公子说：“我以为你有救别人困危的崇高义气，今邯郸危在旦夕而魏国救兵不来。公子纵然轻易地抛弃我，难道也不怜惜你的姐姐吗？”信陵君为此事很忧虑，屡次去请求魏王，门客们也用各种办法劝说，魏王始终不听。公子估计魏王不肯派兵救赵了，便决定带一百多辆车骑去赵，跟秦军死拚。路过夷门，遇见侯生，侯生说：“公子勉励，我年老不能跟从。”公子已行数里，总觉得不痛快，心想，我待侯生不薄，现在将去拚死，为什么他没有一言半辞送我呢？于是又回来见侯生。侯生笑着说：“您的行动好象是以肉投喂饿虎。”侯生支开旁人悄悄对公子说：“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魏王最宠爱如姬，她可随便进出卧室，能够窃到兵符。我还听说，如姬因为父亲被人所杀，想要报仇，三年没有找到仇人。如姬曾哭泣着求您。您派人取了仇人的头献给如姬，如姬很感激您。如请她偷出兵符，就能救赵了。”信陵君依照侯生的办法，果然得到了兵符。

信陵君带人要去调动晋鄙的军队，侯生又对他说：“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晋鄙如果不听从，就危险了。要带朱亥去，必要时就把晋鄙打死。”公子一行到邺，要代晋鄙领兵。晋鄙合符后，表示迟疑，不想交出兵权。在这紧急时刻，朱亥从袖子里抽出四十斤重的铁椎，把晋鄙打死。公子遂将晋鄙军，他下令军中，说：“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父母。”得选兵八万，进兵攻击秦军。秦军在魏军、楚军和赵军的外内夹攻下大败，邯郸围解。赵王及平原君亲自到邯郸郊界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袋为公子在前引路。赵王一再感谢说：“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

留赵十年魏王恼怒公子偷盗兵符、矫杀晋鄙。这一点公子自己也知道。在退了秦兵后，公子便遣军归魏，而独与门客留赵，一直在赵十年。

赵王与平原君商议，为酬谢存赵的功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听说后，露出了矜功骄傲的神态。有客①劝公子说：“物（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公子听到这一意见后，立即自责，好象无地自容的样子。说自己有罪过，对不起魏，无功于赵。赵王与公子饮酒到傍晚，因为公子的谦让，不好意思说出献五城的话。公子留赵后，赵王以鄗（今河①客，《战国策·魏四》作“唐且（睢）”。

北柏乡县北）为公子的“汤沐邑”。

公子听说赵有处士毛公隐于博徒（赌徒），薛公隐于卖浆家，很想见他们，但这两个人都躲着不肯见。公子打听到他们的住所，悄悄徒步前往，同两人交游。平原君对他的夫人说：“公子跟博徒、卖浆者来往，是个荒唐的人。”平原君的夫人把话告诉了公子，公子说：“我听说平原君贤，才背魏而救赵。平原君不是求士而只是以宾客多而感自豪。无忌自在大梁时，就听说这两个人贤，还怕他们不愿意与我交往，平原君却反以为羞耻。”公子整顿行装要离去。平原君免冠谢罪，固留公子。平原君的门客听到这件事后，半去平原君而归公子。

回魏以后公子留赵十年，未回魏国。秦闻公子在赵，出兵伐魏，魏数败。魏王忧虑，派使者至赵请公子。公子怕魏王恨自己，不肯回魏，告诫门下说：“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门客都不敢劝公子归魏。毛公、薛公见公子说：“公子受到赵国尊重和名闻诸侯，都是因有魏国。现在魏国有急难而公子不顾惜，假如秦破大梁而毁掉先王宗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对天下人呢？”话还未说完，公子脸色骤变，催促驾车回魏国。魏王持公子而泣，以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元前427年），公子使人向各国求援。各国闻公子为将，都派兵救魏。公子率燕、赵、韩、楚、魏五国之师破秦军。秦将蒙骜战败逃走。五国之师乘胜追至函谷关，秦兵不敢出。

《战国策·魏四》载，安陵（今河南鄢陵县西北）人缩高的儿子在秦国做官，秦派他守管（今河南郑州市）。信陵君攻管不下，使人对安陵君说：“你派缩高去攻管，我任用他为五大夫，使他为执符节的军尉，去招抚他的儿子。”安陵君说：“安陵是个小国，缩高未必听从，还是使者自己去请他。”就派官吏引导使者至缩高的住所。使者传达信陵君的命令后，缩高说：“叫我去攻管，是‘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见臣而下，是倍（背）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推辞不去。信陵君大怒，派使者对安陵君说：“安陵如同魏国的土地一样①，管攻不下来，秦兵一到，魏国必危。希望您把缩高捆缚送来。否则，我将领十万兵到安陵城下。”安陵君说：“我的先君成侯在接受魏襄王命令守安陵时，襄王亲手把‘大府之宪’交给先君。宪法的上篇记载：‘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也不包括在国家大赦的范围内。现在缩高不接受禄位，‘以全父子之义’，而您却要逮捕他。这是使我违背襄王的诏令，废大府的宪法，即使把我杀死，也不敢这样作。”缩高听到后说：“信陵君的为人，悍猛而自用，必将招来安陵的祸患。”他到魏国使者的住所，自刎而死。信陵君听说缩高自杀，穿起白色衣服（丧服），并避开正房，寝于他处，以示哀悼。派使者向安陵君谢罪说：“无忌是个道德低下的小人，考虑不周，对您失言，请释罪！”

信陵君尚未克管，秦对魏的威胁还没有解除的时候，秦王为了离间信陵君跟魏王的关系，派人持金万斤到魏国行贿，找到晋鄙的门客，叫他们诋毁信陵君说：“公子是魏将，诸侯的将也都归附他，天下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想要称王，诸侯也打算立他为魏王。”秦王又几次派人假意祝贺公①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安陵封其弟。

子，问他是否已经做了魏王。魏王天天听到诽谤的话，也就相信了，使人代公子将兵。公子知道自己因为谗言的诋毁再次被废止不用，便推说有病，不去朝见魏王，日夜以酒色自娱。如此四年，终于因饮酒过多，患病而死，安釐王也死于同一年，即公元前243年。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领兵攻魏，拔二十城，开始设置东郡。公子死后十八年，秦兵虏魏王假，灭魏以为郡县，时在公元前225年。

信陵君的历史影响诸侯的宾客所进献给公子的兵法，公子皆书其名，世称《魏公子兵法》。《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中，有《魏公子》二十一篇。

信陵君盗窃兵符，夺晋鄙军而败秦存赵，是违背、对抗魏安釐王的意旨的，但实际上却是魏国的大利。赵存，使魏不孤立而有屏障。败秦军，消除了魏王尊秦为帝的幻想，减少了对秦畏惧思想，也使魏在东方各国间的威信有提高。

司马迁是把信陵君作为一个礼贤下士的人物来写的。他认为信陵君的“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名冠诸侯”，都实有不虚。《太史公自序》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之”。信陵君在秦汉之际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张耳，是梁人，“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①”；“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②。汉刘邦少时，也“数闻公子贤”；当皇帝后，每过大梁，常祭祀公子；汉高祖十二年，更为公子置守冢五家，年年四时举致祭。

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②《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第七章　老子、庄子

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是不同学派的争鸣。在诸家学派中，道家较儒墨为晚起，但是作为儒墨的对立方面出现的，是对抗儒墨的有一定实力的学派。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天下》篇盛赞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老庄同传，称庄子“其学无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老子其人，跟孔子同时，而年稍长。今存《老子》书，可能包含有老子的某些思想，成书却在战国中期以后。庄子对《老子》书的思想加以发展。今传《庄子》书，记述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

第一节　老子

老子和《老子》书

老子这个人是谁？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司马迁作《史记》时已不清楚。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提出三个人来：一个是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他曾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史”是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向老子问过礼。“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因周朝衰微，他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一是跟孔子同时的老莱子，也是楚国人。再一个是战国初年曾见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司马迁列举了这些说法以后，用“世莫知其然否”的一句话，把以前的话都不加以肯定。他最后又说：老子是个隐君子。“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公元前273年，宗被白起击败，魏使宗献南阳，向秦求和。老子究竟是谁，是哪时候的人，没有说清楚。又传说，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喜知道他将隐去，请老子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①”。今存《老子》书，可能包含有老子的某些思想，而成书却在战国中期以后。这理由是，孟子批判当时的各学派，没有提到过《老子》；荀子开始评论老子，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②；《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阐发《老子》的思想。

从《老子》书的思想内容看，是孔墨显学思想的批判发展。孔墨的思想范围主要是人类社会，而《老子》则追究到宇宙本源，《老子》提出抽象的“道”，从思维的发展来看是后出，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与人们知识领域扩大的结果。《老子》的思想跟孔墨两学派的思想相对立。孔子讲天命，墨子讲天鬼，孔墨都称道“先王”，他们都认为“天”有意志。《老子》不讲先王，从孔墨的先王观解脱出来。《老子》六十章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③”。五章说：“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孔墨都是以私人讲学著称，而《老子》二十七章说“不贵其师”；二十章说：“绝学无忧”。孔子博学，墨子善辩，而八十一章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孔子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荀子·天论》。

③以下引《老子》，及所称章数均引自王弼注本。

讲仁，而十九章主张“绝仁弃义”。墨尚贤，而三章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上述种种，可以看出《老子》显然是孔墨思想的批判发展，较孔墨为晚。

从一些名词和制度考察，也可看出今本《老子》是战国年间的作品。例“万乘”一词不见于战国以前的著作，而《老子》二十六章说：“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上将军”的名称，战国以前也没有，而《老子》三十一章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老子》书采韵文体，全书约五千字，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依王弼注本）。上篇又名“道经”，下篇又名“德经”，所以《老子》又有《道德经》之称。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两个本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通行本不同，而与《韩非子》所引《老子》相一致，看来，《老子》在战国时已经有了不同传本。由于这部书写得简奥，后人对其中的哲学思想容易产生种种分歧的理解。

《汉书·艺文志》记载，传《老子》之学的有三家：“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文篇”。另外，还有“刘向说老四篇”。他们的书虽已亡失，但可想见，《老子》的学说还是很流行的。

后人对《老子》作了许多注解。最通行的有：汉河上公注，晋王弼注和清魏源的《老子本义》。

老子不仅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后来被奉为道教的教主，称“太上老君”，在中国民间有着极大影响。

社会政治思想《老子》的政治思想反映当时农村公社上层人物的没落情绪。这表现在下列几个问题上。

第一，《老子》揭示、诅咒由于阶级分化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及相应的斗争。如五十三章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七十五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老子》反对战争。如三十章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老子》指责当时人道之背离天道。七十七章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对当时的严刑峻法，逼使人民走向死途的情形，提出沉痛的抗议。七十四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老子》对高压政治提出警告。七十三章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①意思是说，民不怕威压，则大的祸乱就要发生了。

①王弼注：“威不能制民，民不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

第二，《老子》对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新事物，特别反感、反对，包括孔墨所提出的主张。如三章，对物欲、文明的讥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如十八章对仁义、智慧的讥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二十八章，对礼的抨击：“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主张“无为”政治。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第三，《老子》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及其社会地位的改善，丧失了信心，而产生败北主义。主张不争，主张安于自我满足。如六十四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如八章“夫唯不争，故无尤。”二十二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老子》认为知道满足的这种满足，是永远满足的。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罪过）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对社会矛盾不是积极地而是消极地消解，力图回复到村社的状态。

《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五十七章“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从“无为”的政治思想出发，他认为政治影响民风。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四，《老子》认为，消解矛盾，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而咒诅现实，怀着远离政治的想望，美化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道《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道无为的理论基础上的。它否定了商周以来天或上帝的至上权威，而提出了“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老子》所说的“道”，没有形状，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声音，是一种混混沌沌、恍恍惚惚的超时间、超空间的永久存在。十四章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三章说，“天地尚不能久”，十六章说“道乃久”。

《老子》所说的“道”，不是物质体，而是不可认识的精神性的存在。

在它看来，“道”是第一性的，而世界万物是从“道”派生出来的，从而是第二性的。四章把“道”叫做“万物之宗”又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就是说，“道”是宇宙万物的老祖宗，出现在上帝之先。四十二章说“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是由精神性的“道”产生的。“道”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老子》的这种论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老子》的唯心主义还表现在它把“道”说成是“无”。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它看来，“无”比“有”更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最后根源。因此，这里的“无”也就是它所说的“道”。因为“道”是“无”，所以它是人根本无法感触到的，它没有物质的内容和属性。

《老子》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二十五章说“道法自然”。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自然、无为是说“道”生万物是无意志、无目的、自然而然的。“道”没有意志，因为它无所求，无所私，无所争。十章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就是说“道”生养了万物，但是不据为己有，也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也不去宰制它们。它反对社会人事的有为，认为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基于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的兴亡、以及个人富贵贫贱的极大变化，又从当时自然观察中认识到自然界万物也是不停地运动变化着。二十三章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个认识反映着客观物质世界的基本情况。

《老子》较为系统地揭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孤立的。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贵贱、刚柔、强弱、祸福、荣辱等等，都是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二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三十九章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

《老子》还认识到事物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这些说明对立的东西是互相转化的，这都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反者，道之动”的观点，是说这种变化是由最高范畴的“道”这一绝对精神起决定作用，从而表明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老子》唯心主义体系的消极无为思想，使它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它认为幼小的东西虽然柔弱，但能从柔弱中壮大；相反，等到壮大了，反而接近死亡。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它认为对待生活也是这样。三十章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是说，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有意造成事物的强大，是违反道的原则，会使它早日结束它的生命。四十二章说：“强梁者不得其死”。它认为最好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不会转坚强，不但可避免走向死亡的结局，且能战胜强者。七十八章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因而二十二章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意思是说，委曲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卑下反能充盈，敝旧反能新奇，少取反能多得，多取反而迷惑。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它教人向柔弱的水学习。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老子》以柔胜刚的原则在生活方面的运用。二十八章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二十二章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虽知雄强，却安于柔雌；虽知什么是光荣，却安于卑辱；虽知什么是光彩，却安于暗昧。它以不争之争来保全自己。

《老子》还依据它以柔弱胜刚强的原则，主张制造一些不利于敌人的条件，使之陷于不利。三十六章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意思是说，将要削弱它，必先暂时增强它；将要废毁它，必先暂时兴起它；将要夺取它，必须暂时给予它。

《老子》对事物的转化有所认识。但对矛盾怎样会互相转化是不清楚的。矛盾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没有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而《老子》却把对立双方的转化看作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害怕对立的双方斗争，认为发展到了极限，就会互相转化。它只想用“贵柔”、“守雌”、无为的办法来防止事物的转化。六十四章说：“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四十六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之足常足矣”。因此，《老子》的唯心主义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消极的保守的而不是进取的，看不到人在事物变化中的积极作用，没有认识到事物从量到质的发展，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而只看到事物的变化循环。十六章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的辩证法和它的形而上学思想是矛盾的，从而它的辩证法为它的形而上学所窒息。因为它认为最高的精神“道”是永远不变的、静止的，所谓“道乃久”“归根曰静”。三十六章说：“静为躁君”。这就是说，宇宙万物虽有运动、变化，但从根本上看都是静止的，因此静是动的主宰。这样，承认运动的变的朴素的辩证法被唯心主义体系所扼杀，而最后导向了形而上学。

第二节　庄子

庄子和《庄子》书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69年至286年，跟梁惠王、齐宣王同时①。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庄子家境贫困，住在狭窄的小巷里，靠编草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有时不得不向人家借米救急，穿着打补钉的粗布衣服、用麻绳绑着的破鞋子②。

庄子的学问渊博，对当时的各学派都有些研究、进行过分析批判。楚威王听说他的才学很高，派使者带着厚礼，请他去做相国。庄子笑着对楚国的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③。可你就没有看见祭祀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然后给它披上有花纹的锦绣，牵到祭祀祖先的太庙去充当祭品。到了这个时候，它就想当个小猪，免受宰割，也办不到了。你赶快给我走开，不要污辱我。我宁愿象乌龟一样在泥塘自寻快乐，也不受一国君的约束，我一辈子不做官，让我永远自由快乐。”

庄子的朋友惠施在梁国作相。一天，有人报告说：“庄周到梁国来了，要夺你的相位。”惠施听了非常害怕，派人在国中搜查了三天三夜。庄子却亲自来见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现在你也拿你的梁国来‘吓’我吗？”①在庄子看来，梁国的相位不过是只死老鼠，惠施却象猫头鹰一样死死地守住它，生怕被高洁的鹓■抢了去，这是多可笑又可怜哪。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吊唁，却见庄子正蹲坐着，敲着瓦盆在唱歌。

惠施说：“你的妻子跟你生活了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够了，又鼓盆而歌这不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样。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呢。可是观察她起初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成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如同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人家静静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啼啼哭哭，我认为这样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所以才不哭。”②庄子将要死了，弟子们想要厚葬他。庄子制止他们说：“‘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殉物’，难道我的葬品还不齐备吗？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弟子们说：“我怕乌鸦、老鹰啄食您呀！”庄子说“在地面上被乌鸦、老鹰吃，埋在地下给蝼蚁吃，夺了那个的食给这个吃，你们为什么这样偏心呢。”①以上的这些故事，不见得都是事实，而其中却体现了庄子的思想、性格和为人。

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见《庄子》《列御寇》、《外物》、《山木》等篇。

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秋水》，《列御寇》各有一个跟此相似的故事。①《庄子·秋水》。

②《至乐》。

①《庄子·列御寇》。

《庄子》，《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子自作，或代表庄子的思想，外篇、杂篇多系门人或后学所作。

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在世界观方面，庄子和《老子》一样，也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他发展了《老子》的消极部分，由客观唯心主义变为主观唯心主义。

《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庄子·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屎溺’。”

庄子所说的“道”，是宇宙的本源，“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无处不在，超越空间而又超越感觉，“无为无形”，看不见，摸不着。

庄子所说的“道”和《老子》有不同的地方。《老子》所说的“道”是客体的，它主张世界的本质是虚无的“道”，由道产生万物，万物仍然是有秩序、规律的。从这点来说，《老子》的哲学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庄子则认为一切客观存在不过是梦幻，“道”即“我”，“我”即“道”，世界成为“我”的主观产物。《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物化”的意思是说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这种“我”即“道”，就是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

从相对主义至虚无主义在庄子看来，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事物都是相对的。《庄子·秋水》借北海若回答河伯的话说：“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猨（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糜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徂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

《齐物论》：“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莫若以明，是说儒墨的是非根本说不清楚。

《秋水》说“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了解尧和桀的自以为是而互相菲薄，就可看倾向的凭据和操守了。“昔者尧舜让而帝，之（之子）哙（燕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事物既然都是绝对的相对，他认为就无所谓是非，只好“不谴是非”①，而听其“两行”②。他抹杀了一切事物的界限，就变成了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社会政治思想庄子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主张愚昧。《庄子·胠箧》：“世俗之所谓智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则是不乃盗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搞乱六律，销毁竽、瑟，塞住瞽旷的耳朵，天下人才内敛其聪慧；消灭文饰，拆散五采，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的人才内藏他的明敏。毁坏钩绳，抛弃规矩，折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才隐匿他的技巧。铲除曾参、史鱼的行为，封住杨朱、墨翟的口舌，排斥仁义，天下人的德性才能达到玄同齐一的境地。人人的明慧、聪敏、知巧、德性，都内含而不炫耀于世，天下就不会迷乱、邪僻了。

《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危险）已！”从而他主张“保身全生”。

《庄子·山木》记庄子与弟子对话，由山木“无所可用”而见存，鹅以不材而被烹说起。弟子问庄子将何所处。他笑说：“吾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力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庄子抛开儒家称道的先王尧舜，托出神农、黄帝，降低尧舜而抬高神农、黄帝。庄子反对“人为”，理想的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是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寓言。

①《庄子·天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②《庄子·齐物论》。

《庄子·马蹄》勾画了所谓“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得民性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是说，原始人类那样朴素无知才是人的本性，而仁义礼乐则是对人性的破坏。战国时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复杂，社会生产力发展，贵族没落，“小人”抬头，庄子代表没落贵族的思想，幻想取消“人为”，取消阶级而返回到原始社会。

庄子把《老子》的“道”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消减了《老子》的辩证观点。他以绝对的相对主义，抹杀了一切事物的界限，变成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的无是非、齐死生、忘物我，不分梦醒，反对进步，幻想回到远古的没落情绪，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引起没落人士的共鸣。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辩证的意味，能够开拓人的思路。他在否定一切现实中，也否定了儒墨两家所称道的“先王”。这在客观上起着解除思想束缚的作用。

荀子认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一评论，抓住了庄子思想的要点。在自然和社会方面，他都肯定自然而否定社会；在社会史观上，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仁义礼乐等社会属性乃至要取消人类文明；在认识论中他从绝对精神的“道”，反对相对中有绝对真理；在人生观方面，提出符合自然本性的主活理想和道德标准，反对符合仁义的道德标准。

第八章　惠施、公孙龙、墨家辩者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引起了社会生活中“名”“实”的淆乱和学术政治思想中的各种争议。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名辩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战国中期，名辩思想的发展达到高峰，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受到了影响。在名辩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一派着重对名词概念的探讨而蜕变为概念游戏，这就是所谓“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主要代表。另一派倾向对思维及其规律的探讨，以后期墨家中的辩者为代表。

第一节　惠施

惠施的生平

惠施，宋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10年间。他跟庄子同时，并为好友。《庄子·秋水》载：庄子和惠子在濠水（今安徽凤阳县境）的桥上游玩。庄子说：鱼出游从容，鱼好快乐呀！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回答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事。庄子回答说：“请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你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这两个好朋友是在诡辩，但相对地说，庄子拿人与鱼相喻是错的，而庄、惠两人相比喻是“同类”，惠子是对的。《庄子·徐无鬼》载，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向跟从他的人说：“自夫子（指惠施）之死也，吾无以为质（对手）矣，吾无与言之矣！”这可说明两人的交情。

惠施曾相魏惠王，在魏国有二十年左右。惠施初到魏国的时间，约在齐魏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①以后的几年间。《战国策·魏二》载，“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王召见惠施而告诉他说，齐国的怨仇，我至死也忘不了，常想起全国之兵而攻齐。惠施说，大王欲报齐仇，用兵“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并使人离间齐楚的关系。果然，“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应之，大败齐于徐州”。魏惠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采用惠施的策略，和齐威王在徐州相会，尊齐为王，即所谓“会徐州相王②”。《吕氏春秋·爱类》载有匡章问惠施的话，说：“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为什么言行不一？惠施回答说：“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为什么不能这样作？魏惠王后元二年（公元前333年），楚围齐于徐州③。

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至魏④，跟惠施在合纵连衡的意见上发生分歧。“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①依《史记·六国年表》。

②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③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④《史记·六国年表》：周显王四十七年，魏襄王十三年（即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免（秦）相，相魏。”

楚以按兵”①。魏国群臣多劝魏王采用张仪的主张。张仪代替惠施为魏相后，迫使惠施离魏而去楚，旋转至宋国②。惠施在宋国不久，又回到魏国。这时张仪已经回到秦国③。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公元前319年）的冬天，魏惠王死，将葬，天大雨雪。群臣劝说太子推迟葬期。太子不肯听从，就是魏相公孙衍也没法谏阻。还是惠施说动太子改变了葬日④。第二年，即魏襄王元年（前318年），魏、韩、赵、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不胜而回⑤。魏欲和，惠施为魏出使楚国。他在出使期间，楚国有个名叫黄缭的辩士，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⑥的原因，惠施不加推辞而回应，不加思虑而对答。

魏襄王五年（前314年），齐派匡章领兵伐燕，五旬攻下燕国。《战国策·赵三》说，“齐破燕，赵欲存之”。魏派惠施到赵国，“请伐齐而存燕”。此后便不见关于惠施的记载。

惠施是活跃的政治人物。他是张仪的最大政敌，也是所谓“合纵政策”

的组织者。他在魏国的政治地位高于佩五国相印的公孙衍，外出时的随从曾有“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⑦。惠施又是自成宗派的思想家。庄子曾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①。惠施自己也说：“今天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②。《荀子·成相》称“慎（到）、墨、季（真）、惠百家之说”。但今存有关惠施的史料不多。《汉书·艺文志》名家中有《惠子》一篇，早已散佚。史书没有为他立传。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惠施的事迹和学说，只有保存在《庄子》及散见于各书的言行片断，且不一定都确实可信。

“合同异”说《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能“为万物说”。这是说他的知识渊博，书也很多。《庄子·天下》保存了惠施的“历物十事”③，即分析物理的十个命题，它们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荀子·不苟》作：“山渊平，天地比”）。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①见《战国策·魏一》，又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②见《战国策·楚王》。《吕氏春秋·不屈》说，惠施离魏国时很狼狈，“惠子易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

③《史记·魏世家》：魏襄王十六年，（应为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张仪复归秦”。④见《战国策·魏二》，又见《吕氏春秋·开春》。

⑤《史记·六国年表》。

⑥见《庄子·天下》。

⑦见《吕氏春秋·不屈》。

①均见《庄子·徐无鬼》。

②均见《庄子·徐无鬼》。

③依侯外庐分析，《庄子·天下》所称“辩者二十一事”中有八事跟“历物十事”的观点相合。它们是：卵有毛；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山出口；龟长于蛇；白狗黑。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419—42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荀子·不苟》，又《正名》。有七个命题与惠施的观点相合。

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十个命题都是结论性的论题，其所以达到这些结论的推理过程，已不得而知，很难做出确切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只举例说明惠施的“合同异”说。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从一般事物的形状大小所作的概括：以“无外”说明“至大”，叫“大一”；以“无内”说明“至小”，叫“小一”。他把“至大”和“至小”都抽象地名之曰“一”，也是说明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事物的大和小都是相对的。他还把“大一”的观念放在第一位，说成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至大无外”，类似庄子所说的“道”。“小一”的概念，是惠施的独创，犹如“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超越时间、空间的极小。“大一”、“小一”相对的二元说，大概是为了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他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意思是说，万物皆由各种定量的‘小一’集合而成，从而生出‘同’和‘异’，这是表面上的‘小同’‘小异’。如从本质来说，万物既同为‘小一’构成，又为‘大一’的显现，会使‘万物毕同’，而万物皆由不同量的‘小一’积成，又使‘万物毕异’。这样的‘同’和‘异’，是‘大同’、‘大异’。就是说，事物的性质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同的一面，事物的同异是相对的，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个观点包含有辩证的意味。只是他依据同异的相对性，却得出了万物完全相同，即“毕同”的结论，把相同性质的和不同性质的事物，都可以抽象地统一起来，这就是所谓“合同异”，这就陷入相对主义的唯心思想。这种虽看到事物间的差异和区别（小异），却以“合同异”的同一（大同），否定差别客观存在的思想，跟惠施“合纵”的政治主张，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关联。有的学者认为，它反映着已趋没落的六国统治者不顾各国间的重重矛盾，只想调和、折衷地实行“合纵”，以图御强苟存的思想。

第二节　公孙龙

公孙龙的生平

公孙龙，相传字子秉①，赵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20年至前250年间。他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详知。他可能较长时间作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约于公元前248年至前279年间②，公孙龙曾从赵国带领弟子到燕国③，《吕氏春秋·应言》载，是为了说燕昭王以“偃兵”。燕王虽然表示同意，公孙龙却当面对燕王说，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目前“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燕昭王无言应答。

公孙龙又曾游魏，与公子牟论学④。

在赵国，《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赵国的蔺、离石两地被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能会偃兵？”

《吕氏春秋·淫辞》说：秦国跟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

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

信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①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

公孙龙善于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

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①见《列子·仲尼》篇释文。又《庄子·徐无鬼》：庄子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秉，即公孙龙。

②燕昭王于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二十八年）破齐，至前279年（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公孙龙以“破齐”乃往说燕昭王，当在此五年间。

③见《淮南子·道应训》。

④见《庄子·秋水》及《列子·仲尼》说，“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事，而悦赵人公孙龙。”《战国策·赵三》载有公子牟说秦应侯、赵王事。《汉龙·艺文志》道家中有《公子牟》四篇。”

①见《战国策·赵王》，又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

“离坚白”说跟惠施“合同异”说相对立，公孙龙提出了“离坚白”说。《淮南子·齐俗训》说公孙龙“别同异，离坚白”。它主要载于《公孙龙子》一书中①。今举《坚白论》与《白马论》来说明他的观点。

《坚白论》，“坚白石二”使公孙龙得到“离坚白”学派的别名。他的“离坚白”说，是从对“坚白石”的分析开始的。他说，人用眼睛，只见石头是白色的，不知道石头是坚硬的；用手摸，只知道石头坚硬，不知道它是白色。在眼睛看时，“坚硬”藏了起来，即“离”开了，在用手摸时，白色又离开了。他认为，白色和坚硬并不是结合在石头里面，而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离坚白”说的主要论点，也是“白马论”的论点。“白马论”，系论辩“白马非马”，是公孙龙得以成名的命题。他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白马”，包括了“白”与“马”两个概念，它所指的既非“马”又非“白”，所以“白马”就不是“马”了。“白”、“马”的概念是各自独立的，“白马”与“马”也是各自独立的概念。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公孙龙的离异观点，虽可矫惠施的“合同异”之失，却矫枉过正，而陷入另一极端的谬误，即见离不见合，见异不见同。这种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①中曾指出：“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公孙龙正是不懂得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辩证法，因而把“白马”与“白”、“白马”与“马”错误地分割开来。

“白马非马”与“白马是马”的争辩，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白马，代表个别；马，代表一般。公孙龙提出“个别”概念和“一般”概念之间的差别、矛盾问题，来进行论辩。他的答案是错误的，他否认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否认认识的辩证法，犯了绝对主义的诡辩论。但他发现了在“白马是马”这个常识性的、习焉不察的判断中，存在着个别和一般的差异、对立关系。这对于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①依侯外庐分析，《庄子·天下》所称“辩者二十一事”中有十三事跟“离坚白”的观点相合。它们是：鸡三足；火不热；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419—42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另外，《列子·仲尼》举有七事。

①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

第三节　墨家辩者

墨家辩者，或简称墨辩，是墨家后学中的重要支派。

他们的出现，当与惠施公孙龙相先后。其活动的下限，或在荀子韩非之。在荀子书中见不到对墨辩的评论，而韩非则指责“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经》六篇，包含《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各篇之间，文风有显然的区别，当非成于一人之手，或亦非一时之作。《庄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据此，则《墨经》的解释也有派别上的不同。今传《墨经》究竟为哪一派墨辩所传或为各家传本的混合编制，都已无可查考。

“物”和“知”

墨辩的思想，是跟惠施、公孙龙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客观的事物是认识的基础，从而指出了物的属性和对事物认识的不同阶段、不同途径，而以亲知为贵，实践为本。

《经下》：“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经说下》：“物，或伤之，然也。见之，智（知）也。告之，使智（知）也。”这是说，物之所以然的真相，跟从它所获得的知识，跟由他人告诉所获得的知识，三者不必相同。所谓物，就是普通所谓事物。我们观察一些事物，往往不能如实地知其真相，有时会有遗漏，有时会有错误，这就是“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不必同。”我们把关于一些事物的知识告诉别人，或从别人听到一些知识，往往不免有失真的地方，这就是“物之所以然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也是“物之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不必同”是不一定同，也不排斥有“同”的可能。《经说》所作的解说，是以病为例。因伤致病，这就是病的所以然。观察病人，懂得了病情及得病原因，这就是“所以知之”，是“知”。把这些知识告诉别人，这就是“所以使人知之”，是“使知”。《墨经》和《经说》的这一条，肯定了物是客观的、可认识的实体，而认识上正确程度上的不同乃有不同认识之间的差异。

《墨经》指出了物的一些基本属性。《经上》，“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经说上》，“久：古今旦莫（暮）。宇：东西南北。”这说的是“物”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异时”，“异所”，是指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弥”是周偏之意，“弥异时”“弥异所”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经说》以古今旦暮说“久”，以东西南北说“宇”，是解释“久”和“宇”的有限形式。对于时间或空间之无限与有限的统一，墨辩没有明显的表述，但似已有一定程度的觉察。

“墨经”也讲运动和变化，而且往往是把运动、变化跟时间性、空间性联系起来的。《经上》，“动，或徙也。”《经下》“宇，或徙。”《经下》，“宇，长徙而有处。”“徙”即变动。“或”，古“域’字，即方域。《经说下》“徙而有处宇”（宇字疑衍）。宇南北，在旦，有（又）在莫（暮）。①以下，关于墨家辩者的论述，多采用侯外庐说，见其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95—528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墨经》多有脱■倒错，今引文多据孙贻让《墨子间诂》校改。宇徙久。”王引之注云：“此言宇徙，则自南而北，自东而西，历时必久，屡更旦暮，故云宇徙久”。“宇徙久”三字，把时间、空间和运动，都联系了起来。《经说下》，“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这是把古今的区别联系起来的评论尧之能否善治。

墨辩指出了认识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途径。《经上》：知，材也。虑，求也。知，接也。■（知），明也。

《经说上》，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

这就是说认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首先，认识必由人的官能，有了可认识事物的官能，才可以说得上认识。这就是“所以知”的“材”，也就是“必知”的“材”。譬如“明”，是眼睛的视觉。其次，要有求知的要求，这就是“有求”的“虑”。但只有所求，并不一定能得到知识，譬如睨视，见或不见是不一定的。再次，接触了物并能得其大致，譬若眼之见物。复次，以所得的知识分析事物，而所知就更为明显，能见人所不见，这也被称作“明”，而不同于单纯视觉上的明。这所说认识过程中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基本上属于感性认识，最后的一个阶段属于理性认识。

《经上》“知：闻，说，亲，名，实，合，为。闻：传，亲。”《经说上》“知传受之，闻也。方不■，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闻，说，亲”是说知识的三个来源。“闻”，是有所传受。“说”，是众人所说，不限于方土。所谓“方不■”，“方’为方土，“■”同“障”，意谓“非方土所限，是人所说也。”“亲”，是亲见。“名，实，合”，是对于所得知识的定名，要求“名实耦”，也即要求“名”能正确地反映所知之“实”。“为”，是“行”，要求知识以实践来检证。“闻、传、亲”，是对“闻”又作了传闻和亲闻的区别。一个“亲”字，一个“合”字，一个“为”字，表明墨辩实体的精神。

墨辩重实践，还强调实践的积累。《经下》：“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经说下》：“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这所说不以感官（五路）得到的知识，不是知识脱离了感觉，而是由于感官认识的长期积累所形成，不过已不是直接的感觉得来。侯外庐解经说：“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反复了不知几十万万回的实践，就是使客观实在性概括成为表象的真正基础。只有在实践中，例如在农业上，人们要屡次耕耘土地，砍倒树木，处置木料的时候，‘地面’这一表象才会在人们中间构成。同样，在行路上，只有用一定步伐行路，或以一定时间行路，反复了千百万回之后，‘一日路程’这一表象才会在人们的脑里构成。中国计量耕地的“亩”之用‘步’做单位，就是很好例子。由这样的长久的实践所创获的知识，分析至最后，虽和五官的感觉有关，但是它们却不是直接由感觉得来的。故说，‘知而不以五路，既在久。’而《经说》所谓‘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云云，也是以譬喻来说明‘久’在创获‘不以五路知’的知识中的条件性。”

《墨经》六篇所论述，涉及到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其中包括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墨辩的丰富的科学知识，同他们在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密切不可分割的。

“审故”和“明类”

在逻辑学领域里，墨辩还提出“名”的分类和“辩”的任务、要求，提出“审故”和“明类”。

《墨经》所谓“名”，相当于我们所谓概念。《经上》“名、达，类、私。”《经说上》，“名：物，遗也，有实必待文多（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是把名分作三种。达名，是最大的共名，如“物”这个词可用以称所有的物。类名，是属类的名，如“马”，可用以称一切的马，但不能用以称马以外的所有事物。私名，是个体的名称。如“臧”，只能用以称臧这一具体对象而不能用以称任何别的事物。对名的区分，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反映了墨家“名以举实”的精神。

《经》所谓“辩”，约相当于今所谓“论证”。《经下》，“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下》，“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而当者胜，这也还是“名实合”的精神，跟那些以诡辩取胜，是有根本分歧的。

《小取篇》有一段关于辩的概括论述。它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述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这是对于墨家在逻辑思维方面的比较全面的表述，可以说是总结性的论断。这段话的开端，提出了辩的任务有四项，其中包含认识方面的问题和现实方面的问题。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这都是当时名辩思潮论争中的问题。审治乱之纪，这是政治主张上的重大论题。《小取》的这些提法，都是有针对性的。其次，提出了对任务的要求，是“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情，论求群言之比”。这说的是辩在完成任务时所应达到的水平。再次，提出了辩的方法：“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述故，以类取，以类予”。最后，提出了“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似是说辩的态度，要辩者要有自觉的精神，要多多要求自己。

“以名举实”，是墨家在逻辑思维中所一贯主张的有指导意义的唯物主义精神。“实”是客观事物，“名”则必须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以辞抒意”，辞是命题，意是判断。“以说述故”，“故”是立论的根据，是前提。“以类取，以类予”，“类”是论证对象中的属类关系，规定论证的范围及其与有关事物的联系。类概念和故概念是墨子时即已创始而墨辩有了发展，在墨家逻辑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故”，是论据。“故”，有大故，有小故。《经说上》，“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小故，是必要而不充足的论据。大故，是充足的论据。充足的论据须具备各项必须的因素，如眼之视物必具备各种条件才能看得见，故曰：“若见己成见也”。

在诸多形式的推理中，有些推理由于论据不足而易于发生谬误。《小取篇》指出，四种推理形式应当慎重使用。一是辟，二是侔，三是援，四是推。辟，是比喻。“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事物有相同之处而不能完全相同，以比喻作论据是不可靠的。侔，是“比辞而俱行”，这大意是说在一句话里，有两个部份而文辞相近，表现的形式是平行的。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即属于这类的推理形式。《小取篇》认为这样的推理，应有一定的限度。使用不当，则推理形式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这就是所谓“是而不然”。援，是类推。推，“以其所不取之同于所取者，予之”。“所取者”，是已选定的事例或判断，把同于所取者而未经选定的事例给予判断，这是演绎。类推和演绎的使用，超过一定的限度，也都会有谬误。《小取篇》对这四种推理形式作了总结，说“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紧接着又说：“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对不可偏观也。”这是说，各种议论多，对不同的“类”和不同的“故”不可能普遍地观察。

类，是推理过程中选取事例和作出结论的一种重要依据，这即所谓“以类取，以类予”。

墨辩认为，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放在一起来考虑。《经下》，“异类不吡”。“吡”，即“比”字。《经说下》，“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麋与霍，孰霍？■与瑟，孰瑟？”这六个例子，都是解绎“异类不比”的道理。《经说》文字有■误，但其义可见。

《大取篇》，“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辞”，是在论证最后阶段，以文字表述判断的命题。离开了类的从属关系，辞就无法下笔了。

侯外庐曾经指出：“后期墨家在形式逻辑上承继了墨子的传统，得出了归纳法的同异论。这个方法论的优点是，否定先验的类别，而依据客观现象的类别。分析事物的规律，这是量子理论的发展。”①墨辩在广求正确知识的同时，还重视言辞上的正确表述。墨辩提出了立辞中有一周而一不周，有一是而一不是等问题。《小取篇》以乘马为例，“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这是说，只要乘过一匹马，就可说是乘马了。但说不到弃马，就是说所有的马都没有骑过。同是说骑马，而前者是特称，后者是全称，立辞的形象并不一致，故说是一周而一不周。又以马为例。“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这是说，一马二马都称为马，但在说“马四足”的马，是指一马，说“马或白”的马，是指二马，就不是指一马了。同是说马，前者是指一马，而后者不是指一马，故说“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这些例子表明墨辩对于立辞的要求，也是很严肃认真的。

《墨经》因脱落倒错，不可尽解。在逻辑学领域里当还有不少进步的思想有待于发掘。即就我们所知而言，墨辩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逻辑学体系并表现出古代的唯物主义特点。战国晚期，墨家的社会活动趋向低沉，他们的逻辑学也没有得到发扬。荀子在逻辑学方面也有他的贡献，也可能受到墨家一些影响，但他另有自己的体系。

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524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九章　苏秦、张仪、公孙衍

战国中期以后，秦的国势日强。秦与东方各国的关系，表面上是时张时弛，实际上是日益紧张。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联合东方各国共同对秦，也有人想分散东方各国，使其分别对秦和好或屈服。前者是企图进行东方各国间南北向的联合，故有合纵之称。后者是企图东方各国分别与秦进行东西向的联合，故称为“连横。”在战国时从事合纵、连横的活动家，被称为纵横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中的代表人物，公孙衍在纵横家中也享有声誉。

第一节　苏秦

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乘轩里人。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前321年。如依《战国纵横家书》说他死于公元前284年，比张仪死得晚。《史记》有《苏秦列传》。《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有出入。今所论述，以《史记》为依据，并旁采《战国纵横家书》。

相传苏秦曾到齐国跟鬼谷先生学习。后来，出外游说了几年，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兄弟嫂妹妻妾都暗地嘲笑他说：东周人的风俗，都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感到惭愧。于是发愤读书。过了一年，他揣摩出当时国君的心意，便到秦国，以连横之策说秦惠文王。当时，秦国刚杀了商鞅，妒恨游说的人，苏秦得不到信用。他又游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的人向来熟悉苏秦，都轻视他，不听信他的话。

苏秦周游到燕国。过了一年多，才见到燕跟赵合纵。燕文侯供给他车马和金银布帛，让他去赵国说赵肃侯，请合韩、魏、齐、楚以抗秦。赵供给苏秦以更多的车马，财物。苏秦便去游说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终于定下合纵盟约，他被任为纵约长，佩六国相印。

苏秦回赵国时，中途经过洛阳，车辆马匹辎重以及各诸侯国派使者护送他的，为数很多，气派跟国王差不多。周显王听说很惊恐，于是清扫道路，派人到郊外进行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子和嫂嫂，斜着眼不敢抬头看苏秦，都俯伏在地，侍候他用饭。苏秦笑着问他的嫂嫂说：为什么先前傲慢而现在却这样恭顺呢？嫂嫂把脸贴着地面，谢罪说：因为我看到季子地位尊贵，财物很多。苏秦深有感慨地叹息说：“同样对待我这，一个人，富贵了，亲戚就这么敬畏我；贫贱的时候，却轻视鄙薄我。何况对其他一般境况悬殊的人呢？假如当初在洛阳有两顷良田，我现在又怎么能佩上六国相印呢？”于是他施散千金，以赐同族的人和朋友，普遍地报答了所有曾经给他好处的人。苏秦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送纵约书给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后来，秦欺骗齐国和魏国，要联合进攻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害怕，请求出使燕国，说一定要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各国合纵的盟约随着就瓦解了。

苏秦到燕国时，适值燕文侯卒，易王初立。齐宣王乘丧伐燕，取得十城。苏秦为燕说齐王归还了十城。苏秦与燕易王的母亲私通，担心会遭到易王的杀害，便假装得罪，逃奔到齐国。齐宣王以苏秦为客卿。宣王死，湣王继位。后来，齐大夫多有与苏秦争宠的人，使人刺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但还能走动。齐王派人捉拿凶手，没有抓到。苏秦快死了，对齐王说：“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齐王按苏秦的话作了，果然得到了凶手。

荀子说苏秦“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拒难”，是一个“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的“态臣”①。《吕氏春秋·知度》把他比做夏桀时的羊辛、商纣时的恶来。这是站在齐国的角度，采取否定的态度。1972年出土的西汉初年银雀山竹简中《孙子·用间》说：“燕之兴也，苏秦在齐”，把他与商的伊挚、周的吕牙并提。《说苑·君道》又把他跟邹衍、乐毅、屈景并称为“四子”；汉初的邹阳，则把他称为“燕之尾生”②。这些都是从燕国的立场出发，给予他充分肯定。其实，这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在促使燕国由败转胜、由弱变强，以及使齐国由胜转败、由强变弱的过程中，苏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看到哥哥的成就，也都发奋读书，游说诸侯，都很有名气。

①见《荀子·臣道》。

②《汉书·贾邹枚路传》。

第二节　张仪

张仪，魏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309年。相传张仪跟苏秦都事鬼谷先生，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

张仪游说诸侯，曾经从楚相饮酒，楚相丢失了璧。楚相门下人说张仪“贫无行”，诬赖他偷了璧，捉住他拷打。他的妻子嘻笑他说，你不读书游说，怎受到这样的污辱？张仪张开嘴叫妻子看看，说：舌头还在不在？妻子笑着说：还在。张仪说：这就够了。

苏秦约定六国合纵，很怕秦攻诸侯，破坏合纵，就暗地使人劝导张仪，“你与苏秦相好。现在苏秦已得势，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张仪便到赵国求见苏奏。苏秦告诫门下的人不为通报，又使他在几天之内走不了。等到见到了，叫张仪坐在堂下，给奴仆的饮食，并用言辞激讽他：“以你的才能，怎么困辱到这种地步。我难道不能使你富贵，可不能收留你这样的人”。张仪来投奔苏秦，自以为是老朋友，可以得到帮助，却反受到污辱。他恼羞成怒，考虑只有秦国能使赵困苦，便决定到秦国去。

苏秦告他的舍人说：“张仪是天下贤能的人，我赶不上他。我幸而先有成就。可是能够得到秦国权柄的人，独有张仪。他贫穷，没有因由进入仕途。我恐怕他乐小利而不上进，所以召他来羞辱、激怒他。你为我好好暗中事奉他。”苏秦请赵王拿出金币车马，派舍人尾随张仪，跟他同宿舍，慢慢接近他，需要时就给予车马金钱，但不明说。

张仪见到秦惠文王，惠文王以为客卿。苏秦的舍人来告别。张仪说：“依赖你的帮助，我得到官职。我将要报答你，你为什么要走呢？”舍人说：“我不了解你。了解你的是苏秦。苏秦担心秦攻赵，破坏纵约，认为不是你得不到秦的权柄，故意激怒你，使我供给路费。现在你已被任用，请允许我回去报告。”张仪说：“哎呀，我在圈套中而不知觉，我不如苏秦，已很明显了。我又新被任用，哪能图谋赵国，回去替我谢谢。苏君在位的时候，仪不敢破坏纵约。”

张仪于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到了秦国。次年，为秦相，写信警告楚相说：“从前我跟你一起喝酒，你诬赖我偷璧，鞭打我，你好好防守你的国家，小心我将要盗你的城。”公元前322年（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离秦至魏，跟惠施在“合纵连横”的意见上发生分歧，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①。张仪把惠施排挤走，他代替惠施为魏相。张仪想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以达到使魏事秦而使诸侯仿效魏的作法。

巴蜀相攻，②秦惠文王想趁机伐蜀。这时韩国攻秦，秦王又想先打韩国，对韩取得胜利后再伐蜀。虽然伐蜀是个好机会，但恐怕被韩国钻了空子。秦王犹豫不决，召集群臣商议。司马错说伐蜀，张仪说不如伐韩。秦王让他们说说各自的道理。

张仪说：亲魏善楚，进兵三川（韩三川郡，今河南宜阳一带），兵临东局西周。造成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形势，诸侯谁敢不听，这能成就帝王的事业。①以下，记张仪事，见于《史记·张仪列传》，不另注。

①《战国策·魏策一》，又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②巴蜀是古代的两个国。巴约在今四川东部，沿长江南北之地。蜀约有四川中部岷江、沱江、涪江流域的地区。

所谓“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三川、周王室就是天下都想争夺的朝市，不争这个而去争夺偏远的巴蜀戎翟，离帝王的事业太远了。

司马错反驳说：不能这样说。我听说要富国就要扩大土地，要强兵就要富民，要成就王业就要广施恩德。有了这三种条件，王业就随之而来。今天秦国还是地狭民贫。蜀是西边戎翟的首领，而有桀纣之乱。秦现在趁机发兵，容易征服。得到巴蜀的地方，秦国的国土扩大了。得巴蜀的财富，秦国军民富足了。攻取巴蜀，天下不以为秦国暴，也不以为秦国贪。如果攻韩，劫天子，有不义之名。齐、韩是友好国，“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两国就会紧密联合，向齐、赵、楚、魏求援。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秦国是阻止不了的。总之，伐韩、周对秦国的危险很大，不如伐蜀有利。

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九年）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兵伐蜀。蜀王战败被杀。他的太子所率领的残余力量也被消灭，蜀亡。在蜀地基本平定后，张仪等人挥兵东指，顺利地占领了巴，俘虏了巴王。从秦军出发到结束巴蜀的战争，一共只有二三个月的时间。

公元前314年，秦王封儿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不久，陈壮反秦，杀蜀侯通国，秦派张仪、甘茂、司马错等人入蜀杀陈壮。秦在巴蜀采取发展经济的措施，修筑从秦本土到巴蜀的栈道，大量移民进巴蜀，兴修水利，如著名的都江堰，修筑城邑。张仪、张若等人筑成都城周围十二里，高七丈，还修筑别的一些城邑。

秦攻占巴蜀以后，对楚国在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公元前308年，司马错带领十万大军，米六百万斛，从巴蜀乘船沿江而下，攻占了楚地黔中郡。

秦国欲攻打齐国。齐国跟楚国的关系好，秦害怕齐楚联盟。秦惠文王和张仪商议，问他有什么办法。张仪说，让他去楚试试，看能否拆散齐楚联盟①。公元前313年，张仪去到楚国，对楚怀王说：“大王能够闭关绝齐，我请秦献商于（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六百里。这样，能够北弱齐、西好于秦，得商于地为利，一举而得三利。大王何不行之？”楚王很高兴的答应了。

楚王派一使臣随张仪入秦受地。张仪假装坠车，说受了伤，三个月不上朝。楚王听到这一情况，说：张仪以为我不和齐国绝交。于是派一勇士去齐国大骂齐王。齐王很生气，断绝了和楚国的外交，跟秦国和好。张仪上朝，见楚国的使者。对使者说：我有六里的俸邑，愿献给楚王。使者还报楚王。楚王一怒之下，和秦国绝交，派屈匄率师攻秦。秦国派兵迎战，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楚大败。秦俘楚将屈匄及副将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秦取楚汉中郡。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恼羞成怒，调动全国的军队攻打秦国。公元前312年，秦楚又战于兰田（今陕西兰田县），楚军大败。韩国、魏国趁楚失败的机会，出兵攻楚，至邓（今河南邓县）。楚军两面受敌，赶快撤退，割两城与秦讲和。

过了不久，秦王派使者告诉楚王，希望以秦国武关以外的地方换楚国的黔中地。楚王说：不愿换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张仪听说，请求到楚国去。秦王说：楚王正想得到你，报复上次说献商于地的事，怎能去呢？张仪①《战国策·秦策二》，《史记·楚世家》和《屈原贾生列传》。

说：“秦强楚弱，我奉王命去楚国，楚国不敢杀我。我和楚国的大臣靳尚关系好，靳尚又得到楚王的宠姬郑袖的信赖。郑袖的话，楚王没有不听的。张仪到了楚国，楚王把他关押起来，要杀他。通过靳尚向郑袖说情。郑袖请求把张仪放掉，与秦和亲，怀王果然听从郑袖，放了张仪。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回来，准备劝说怀王杀掉张仪。但为时已晚，张仪已越出楚境了。

张仪游说楚国、韩国跟秦国连横。张仪从韩国回秦国时，秦惠文王封仪五邑，号武信君。惠文王又使张仪游说齐、赵、燕跟秦连横，都获得成功。他在回秦的途中，秦惠文王卒，秦武王继位。武王从作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群臣又说张仪的坏话，张仪离秦复至魏，为相一年，死于魏。

第三节　公孙衍

公孙衍，魏之阴晋人。曾仕魏，任犀首②，人因以犀首称之，好象这就是他的本来姓名。《史记集解》引司马彪曰：“犀首，魏官名，今虎牙将军。”犀首当是武职。

公孙衍于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为大良造，后居魏。楚使者陈轸，也是一个纵横家，他过魏，献计于衍。他说“魏相田需约诸侯纵亲，楚王疑而未信。如果您请于魏王，说您与燕赵之王有交情，多次有使者来邀请相见。魏王如答应了您，给您车子，你也不必多要，有三十辆乘就可以了。您把车子陈列在庭中，公开宣称，要到燕国和赵国去。”公孙衍照办了，燕赵之王派使者迎公孙衍到他们的国中，楚王听说，大怒，以为田需欺负他，就全不听从田需的话了。齐国听说公孙衍要到燕赵去，也派人以国事相托。于是，公孙衍行三国相事，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公孙衍主张合纵，张仪宣扬连横。他们在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都是对手。公元前322年（秦惠文王更元三年），张仪相魏。公孙衍设法取得韩国当权的支持，破坏了张仪联合秦魏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被迫去魏，公孙衍代张仪为魏相。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合纵攻秦。这次进攻，没有取胜，军至函谷关而还。但这次进攻，还是一次有名的对秦的进攻。西戎义渠跟魏有往来。有一次，义渠君朝魏。公孙衍就趁这个机会，劝告义渠君加强对秦的警惕。他说，如中原无事，秦就要对你们烧杀掠夺；如果中原有事，秦将轻使重币去同你们交好。后来，五国攻秦。恰巧这个时候，秦以文绣千纯，美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集合群臣议论这件事。义渠君说，这就是公孙衍当年所说的那话了。于是起兵袭秦，大败秦人。

《史记》称公孙衍于张仪死后，“入相秦，尝佩五国相印，为约长”。

此所谓五国约长，似即指公元前318年五国攻秦之事。

《孟子·滕文公下》记景春的诸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与张仪齐名的，但传下来的事迹不多。《史记》有公孙衍传，系附于张仪传。《战国策》也只有几条零星的记载。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是关于苏秦、张仪的专书，不知是否他二人的作品，均已久佚。关于公孙衍的专书，未见著录。《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还著录有西汉的蒯通、邹阳、主父偃、徐乐等人的书，可见西汉前期，纵横家之风犹有存者，但比起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当有很大的不同。

①以下关于公孙衍的纪事，基本上取材于《史记·张仪列传》，不另一一作注。②见《史记·秦本纪》。

第十章　子思、孟子、邹衍

子思孟子学派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流派。孟子子思都曾以儒者的身份论述五行学说。荀子批评他们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辟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①子思孟子关于五行的具体论述，今已不可见，但荀子的话可以说明子思孟子之说五行，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后于孟子的邹衍，是以阴阳五行之说有名于世的，而他却归结于儒术。战国时期局势的急剧动荡，使人们格外关注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当权人物更为敏感。子思、孟子和邹衍学说中的神秘观点和定命论的基调，都是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支流，对于相当一部份人有吸引的魅力。故王公大人初见邹衍之术，“惧然顾化”，而梁惠王郊迎邹衍，执宾主之礼，燕昭王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②。战国之后，阴阳五行之说大为当道者所重视。西汉儒家，也有人袭取阴阳家言以为世用。

第一节　子思

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而不详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

《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以与天地相参。他在书中举出几个标准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说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中庸》作者特别说到孔子，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万物。这可见《中庸》作者对于存养之功的极力推崇，而对孔子的推崇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也反映当时以《中庸》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标举的心情。

①《荀子·非十二子篇》。

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孔子有这样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却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问题在于能不能“尽性”。他极力宣扬“尽性”的重大意义，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依这个观点来说，孔子之为至圣，正是因为他“能尽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远人”，即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他求。如果要“为”道，如务为高远之类，反而离道远了。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①，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汉代已有《中庸》的单行本及其解说问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南北朝时有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以上这些书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书》取士。自此以后，《四书》之流传日广，成为学子必读之书，而朱注成为人感性的著作。

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印本。

第二节　孟子

孟子的生平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①；大概他的老师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②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③。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④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⑤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⑥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①汉代有许多著作，如刘向《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班固《汉名·艺文志》、赵岐《孟子题辞》、应劭《风俗通义·穷通》，都说孟子是子思的弟子，是不正确的。考诸《史记·孔子世家》等有关材料，颜渊卒于公元前481年。子思的父亲孔鲤死在颜渊之前，假定为公元前482年，而子思在孔鲤死时即使一岁，距公元前372年孟子之生年，已是110年。如要当孟子的老师，子思应活到130多岁，显然是不可能的。

②《离娄下》。

③《离娄下》。

④《公孙丑下》。

⑤《滕文公上》。

⑥《滕文公上》。

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

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①。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②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③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①《梁惠王上》。

①《盐铁论·论儒》。

②《梁惠王下》。

③《公孙丑下》。

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④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不久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①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①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②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③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④《公孙丑下》。

①《梁惠王下》。

①《滕文公下》。

②《尽心下》。

③《滕文公下》。

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④。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⑤，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⑥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题辞》分辨了真伪说：孟子“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今本《孟子外书》，系明人伪作。

《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及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仁政论孟子的政治主张的核心是仁政论。仁政论在经济方面的内容是“井田制”。在井田制度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①。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②。并进而由“恒产”描写出一幅理想的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匆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③。

这一图景的描写，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内容大同小异，《尽心上》说，这是周文王时候的制度。它反映出耕织结合、自给自足、使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小农经济；也具有村公社授田制的色彩。它主张在“黎民不饥不寒”的条件下，进行“孝悌”的教化，以家庭的长幼有序来促使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这也是孟子所向往的“以德服人”的“先王之道”的理想。孟子反对所谓“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①，即“为田开阡陌封疆”②。他④《滕文公下》。

⑤《梁惠王下》。

⑥《尽心上》。

①《滕文公上》。

②《滕文公上》。

③《梁惠王上》。

①《滕文公上》。

②《史记·商君列传》。

提出了“正经界”的主张，并把这说成是施行仁政的首要任务。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③这种主张的实际内容，是要使贵族保存封土，维持世禄，所谓“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④。

孟子认为，只顾“君之仓廪实，府库充”⑤，而不管人民的疾苦，国君只顾享乐而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上下的阶级矛盾尖锐，劳动力逃亡，老百姓“放辟邪侈，无不为己”⑥。消除这种社会危机的办法，只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矣。”⑦“政在得民”与“民贵君轻”，是孟子仁政论的重要政治内容。在孟子看来，国君能否保持政权，主要是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在《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反对“虐民”、“暴民”：“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他认为得民，在于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他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①“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②孟子强调以统治阶级的道德意识向人民灌输以稳定社会秩序外，也注意到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使人民心服的重要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③总之，统治者应考虑到人民的疾苦，不能独行其乐，更不能“陷溺其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下。他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是针对当时大量人口流失，企图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④的劳动力危机问题。他曾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士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⑤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得民”的效果，是要使“效死而民弗去。”⑥孟子于“政在得民”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⑦他把人民看作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⑧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民是无所谓③《滕文公上》。

④《滕文公上》。

⑤《梁惠王下》。

⑥《梁惠王下》。

⑦《梁惠王下》。

①《尽心上》。

②《离娄下》。

③《梁惠王上》。

④《梁惠王上》。

⑤《尽心下》。

⑥《尽心下》。

⑦《尽心下》。

⑧《尽心下》。

变换的，而象征政权的社稷，执掌政权的国君，乃至天子，都可能变换。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⑨《梁惠王下》记，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要求国君行仁政和重民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君权。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①但在他那个时个时代，这仍不失为光辉的思想。性善论孟子仁政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②这种不待学习便能做到的“良能”，不待思考便会知道的“良知”，是生下来就具有的“善性”。“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③人心中的这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也就是四种道德品质，所谓“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人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④他把这种“善端”比作人的四肢，说“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⑤。”也就是说，这四种“善端”和肢体一样是作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凡是没有这四种“善端”的人，都被孟子看作“非人也”⑥。这些道德品质，不仅是人人具备的，而且“仁义礼智根于心”⑦，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之”①的先天本性。这就走上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道路。但孟子也认为环境和教育对人有影响。他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②孟子还宣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③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及其存心、养性、事天的认识目的，又把人性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天人相应论”。自然他教人注意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④，也有他的积极面。但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⑤“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⑥，就钻进神秘主义的死胡同了。⑨《尽心下》。

①《离娄上》。

②《尽心上》。

③《告子上》。

④《告子上》。

⑤《公孙丑上》。

⑥《公孙丑上》。

⑦《尽心上》。

①《告子上》。

②《滕文公上》。

③《尽心上》。

④《滕文公下》。

⑤《尽心下》。

⑥《公孙卫上》。

孟子在《离娄上》对仁义礼智的解释，突出仁义的地位，礼智的作用是在加强仁义的重要性。“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他又以儿童“天生”的“爱亲”、“敬长”来说明仁义是天下通行的品德。“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⑦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反复强调的“根于心”的“四端”，主要是仁义之端。而他所说的仁义，其实际内容又是儒家所强调的忠孝：“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⑧这就显示出孟子要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亲亲”、“尊尊”的道德原则。孟子特别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在《滕文公下》，痛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也是从尊君、亲亲的角度来立论的。

既然人性天生都是善的，仁义礼智等道德都是“根于心”的，为什么又有人发生不善的行为，不能“居仁由义”呢？这在孟子看来，是由于人们追求“利欲”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不是由于天生的不同，是由于环境使其变坏了。“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①为此，他提倡用自我修养的办法，把失掉的“善性”找回来。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也是：“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孟子把“仁义”和“利欲”看成是两种根本对立物。他虽然提出人人皆有善性的主张，而实际上却认为“小人”把“善性”丢掉了，只有君子才把“善性”保持了下来；“庶民去之，君子存之。”③“君子所以异于之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④他把“仁义”“利欲”看成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标志。“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异）也。”⑤“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⑥基于这种偏见，孟子在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时，对国君和国君如何统治人民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他向国君宣传“仁义”，“先王之道”，“仁政”；而讲到国君怎样统治人民时，却说明要给予人民一定的物质利益，并强调“教化”，才能巩固统治。

“先王之道”

孟子仁政论的历史根据是“先王之道”。孟子所说的“先王之道”，是指“先王”的政治。他所说的“先王”，是指尧舜禹汤文武，而又常常以尧舜为代表，所谓“言必称尧舜”①，“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②。孟子称颂禹⑦《尽心下》。

⑧《梁惠王上》。

①《告子上》。

②《告子上》。

③《离娄下》。

④《离娄下》。

⑤《尽心上》。

⑥《尽心上》。

①《滕文公上》。

②《公孙丑下》。

汤文武，更称颂尧舜，不仅备极称颂尧舜的道德品质，而且把尧舜作为政治标准、行为的楷模。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③又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④当孟子与白圭讨论税制问题时，他认为收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⑤。在孟子看来，“仁政”，就同规矩、音律的功用一样，应作为政治的准则。他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①从上面的一大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仁政”，就是“不忍人之政”。他十分强调“先王之道”，更突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人物尧舜，是为了便于阐发他的政治见解。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在抬高他所理想的仁政的地位。孟子的仁政论及为其所制造的历史根据，正如荀子所说是“按往旧造说②”而他使用的方法也是牵强的比附。

孟子提出“先王之道”，是企望用“仁政”来矫正当时的政治，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是历史的倒退。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也。”③又说：“自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④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是治乱的循环。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⑤这种往复循环，大约五百年是一个周期。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现，开创太平盛世。在这期间也必然会产生辅佐“圣王”的显赫人物，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⑥。孟子充满信心地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好象他就是当时的“名世者”了。

在孟子看来，治国的道理，古今没有两样。他说，舜和文王，一个生在东方，一个生在西方，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①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③《尽心上》。

④《告子下》。

⑤《告子下》。

①《离娄上》。

②《荀子·非十二子篇》。

③《告子下》。

④《告子下》。

⑤《滕文公下》。

⑥《公孙丑下》。

①《离娄下》。

下可运之掌上。”②孟子认为战国时期实现“先王之道”有很好的条件，他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③孟子不懂得政治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变化；他也不懂得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首领尧舜与阶级社会的君主有本质的不同。他企望“先王之道”在战国时期重现，而提出历史循环论。社会历史本来是以螺旋的形式不断的向前发展，而孟子“五百年必有王兴者”的说法，是把“螺旋”曲解为“循环”。这种治乱更替循环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历史是变而不变，“先王之道”是永恒的真理。这反映出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孟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从他“仁政”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性善论”和历史根据“先王之道”来看，他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保守的，调和的；但有古代民主的一面。那种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经济生活及其在政治上重要性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思想，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

②《公孙丑上》。

③《公孙丑上》。

第三节　邹衍

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

阴阳与五行之说，原来是两派，都是从观察自然现象而来。这种思想的萌芽，都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发展起来以后，就变为唯心主义的思想。阴是云覆日，阳是日出，引申了就是暗和明，寒和暖，日，阳是日出，引申了就是暗和明，寒和暖，北和南，表和里，是一切对立和相反的事物。所以在自然，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后来抽象化了，把阴阳看作是推动宇宙生成变化的两种基本元气，因而便支配着一切的事物，也就神秘化了。阴阳之说起源甚早。《周易》是以阴阳解说社会现象的专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最后成书或在战国中期以后，尚难断定。

五行说的起源，没有确切的文献可征。在春秋前，可能已有一种极朴素的五元素说，就是以水火金木土为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春秋时有人把水火金木土谷六种人民日常生活所必不可缺少的财用，称为“六府”。如晋郤缺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①后来又有五行的名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蔡墨的话说：“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尚书·洪范》②托名箕子对武王的话解说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荀子·非十二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的创始者。阴阳五行的合流大约在邹衍稍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已是个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了。

邹衍的生平与著述邹衍，亦作驺衍，齐国人，活动年代比孟子稍晚。由于文献缺略，邹衍的生平行事，只能从《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列传》、《封禅书》，《吕氏春秋》，刘向《别录》等书的引述中去探寻。邹衍在齐国稷下住过，到过魏、赵、燕等国，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特别在燕国，燕王为他筑碣石宫，以师礼待之。他曾在赵国批驳过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使公孙龙被绌。因阴阳五行学说具有神秘因素，而关于邹衍的记载，也涂上了一些神话色彩，使人难于置信。如《后汉书·刘瑜传》“邹衍匹夫，..有霜陨之异”。李贤注说：“《淮南子》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列子·汤问》载，“邹子吹律。”张湛注说：“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

邹衍的著作很多，皆已散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著有“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①《左传》文公七年。

②《洪范》，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五十六篇，也都亡佚。

邹衍的学说邹衍跟儒家的关系密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些是符合儒家宗旨的。《盐铁论·论儒》引御史的话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率以显名。”这是说，他先是儒家，以后成为阴阳五行家的。他的五德终始说，也可能是由儒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进一步演化而来。

邹衍的学说体系“闳大不经”，包括天论、地理学说和历史观。

邹衍的天论，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的自然、历史的变化发展，一直往上推到天地没有产生以前的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他的天论在当时很著名，被称颂为“谈天衍”①。

邹衍的地理学说，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中国，他名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就是《禹贡》中所说的九州。相当于赤县神州大小的州，还有八个，就是大九州。每一大州的四周，有裨海环绕。大九州的四周有瀛海环绕。再往外就是天地的边际。

邹衍大九州说的产生，可能跟齐国商业交通的发达，尤其是便于海上交通的条件有关系。这一学说，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人们对世界地理的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一学说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在人类地理认识史上也是一个进步。当然，他只是猜测、想象，而不是科学的。

在历史观方面，邹衍有《主运》一书。“主运”的意义和“五行”相当。《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话说：“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邹衍的基本思想是五德终始论。这是他“深观阴阳消息”有得的理论，也是他显名于当时的主张。五行说有相生和相胜的两种说法。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用五行来配四时：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因为土没有地方安置，便把它放在季夏。这种五行相生说是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到了邹衍把相生说改为相胜说，把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五行，附会到社会现象上，叫作“五德”（德是属性的意思），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政权兴衰，“递兴废，胜者用事。①就是五德终始说。所谓五行相胜，就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吕氏春秋·应同》中还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一段：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蝼蛄）。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邹衍的五德终始，即五行相胜说，是依照土、木、金、火、水顺序，“终始”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①《吕氏春秋·荡兵》。

循环“转移”。他从五行相克出发，说明历史是依五行运转而有王者代兴。为了适应五行的运转和天的祥，就必须定出相应的制度，所谓“载其祥制度”。他说的制度是指其色尚黄（或青、白、赤、黑），其事则土（或木、金、火、水）等等。《史记·封禅书》载，“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是依五行的配列，规定政令、服色、符法、冠舆等制度，这是五行学说影响政治的具体表现。这也是《中庸》所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的具体表述。

邹衍的学说，从方法上考察，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指出的，“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乃仅凭臆测推想立说，他的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天命论。依五德终始说，历史是变化的，不是停止不动的，但变化过程不是发展，而是循环。把历史变化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五行相胜，是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历史趋向大统一的客观形势，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新的统一封建政权的需要。按五德互相代替的学说，认为历代王朝不是万世一系，而是必然的改换，这对打破世袭制度有着一定作用，他的学说到两汉演变为谶纬之学，专讲五行灾异，图谶符瑞，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欺骗人民的工具，并为中国两千多年来迷信的渊薮。

第十一章　屈原、淳于髠、鲁仲连

战国时期，人才辈出，且多有志于用世。其中，有的人目睹时局的混乱，却看不出历史的出路，并且自己还遭到毁谤，因而感到愤懑、失望。于是乃有淳于髠的退隐，鲁仲连的高蹈，甚至有屈原的自沉。他们的行径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侧面。他们的才华和成就，也并不因其有某种形式的消沉而有所掩盖。

第一节　屈原

屈原是战国时期最突出的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与一般游士行径不同。他的姓名不见于诸子百家之书，司马迁著《史记》仍为之立传。

家世、生平和政治遭遇屈原，名平，楚之同姓。①他自称是高阳氏的后裔，父名伯庸①。他的故里，传说在丹阳之秭归②。屈原出生大约在楚威王五年（公元前335），这时正是列国纷争、楚国尚能同秦国抗衡的时代。在这以前的一百余年间，楚国曾是日益强大的大国，楚国的政治、文化都曾有很大的发展，培养了不少的人才。而且，由于列国之间文化交流，楚国曾经吸收大量的中原文化。到了屈原出生的时代，楚国已经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史记》屈原传说他“为楚怀王左徒”时，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样的文化教养，是春秋以来的传统教养。当时“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人物，各国都有。象郑国的子产，就是既“娴于辞令”，又被称为“博物君子”的人。这类人物的产生，正是时代的需要。屈原具有这样的教养，在楚国也是急需的人才。《史记》本传又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由此可知，屈原一入仕途，曾很受最高统治者的器重。这时屈原大约只有二十岁。他的文化教养虽然很高，但还缺乏政治经验。他在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尽管怀着远大的抱负，并有能干的才具，却不免横遭谗谤，而被排挤，以致离开朝廷。《史记》本传说：“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属平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乃离郢都而北走。大约就在这时，他忧愁苦闷而写出了《离骚》。《史记》本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朋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在这同时或稍后，又作了《天问》。

屈原既疏或被黜之后，楚国的政治方针、军国大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本来，在这之前，六国“纵亲”，楚怀王曾为纵约之长。在列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楚国曾是合纵势力的主要力量。当时的情况是：“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为了楚国的利益，坚持合纵，本是楚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①《离骚》。

②《水经注》引《宜都山川记》。

人理当坚持的政策。屈原正是这一国策的坚持者。而上官大夫等人则是合纵的反对派。屈原既被疏黜，合纵的力量亦即削弱。这时，秦国派遣张仪到楚，先破坏齐楚之间的纵约，而后大举进攻楚国。于是楚国遭到了连续的失败。《史记》本传曾有一段详细的记载：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纵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浙。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

此后，楚失掉齐国的援助，再发兵击秦，又遭魏国的袭击，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大概就在这时，怀王认识到合纵的重要，于是又派屈原前往齐国。这时屈原的职位可能是三闾大夫。

当屈原离楚赴齐的期间，张仪又一次来楚。楚怀王本来是“愿得张仪而甘心”的，但由于张仪“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因而“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这时屈原从齐国回来，谏怀王，但已无济于事。《史记》本传说：“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此事又见《楚世家》，时当怀王十八年。

在这以后，楚国一度听齐湣王之计而与齐韩合纵，但不久又“倍齐而合秦”。再后，怀王竟与秦昭王为婚，订了盟约。政策如此摇摆，终于孤立无援①。最后，怀王竟至不听昭雎等人的忠告而入秦境，以致被秦拘留而死。大约在此期间，屈原曾由被绌而又被放逐。可以看出，屈原的政治遭遇，是同楚国的政策动向分不开的。他被放逐的时间，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当秦楚订盟前后。《史记》本传说：“虽放流，睠怀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顾、俗之一改也。”

楚怀王困死于秦，顷襄王继位，子兰为令尹，屈原的政治遭遇变得更坏。《史记》本传说：“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在这以后，屈原便流落江南。《九章》等部分作品大概作于此时。《史记》本传，说他“至于江陵，被发行吟译畔”，终于“自投汨罗以死”。这时约当顷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6）左右。

为人志节和文学成就屈原一生，政治上虽不得意，其为人志节却不同流俗，其文学成就独放异采。屈原的作品，根据汉人的编定和注解，共计二十五篇。其中最主要的是《离骚》、《天问》和《九章》等篇。

屈原生活于“朝秦暮楚”的时代，却表现了卓立不群的人格，具有高洁的品质和独特的识见。一篇《离骚》最集中地表现了屈原为人的这一特征。《史记》本传引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云：①《史记·楚世家》。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山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一评价，可以说对于屈原为人和《离骚》一文的总的概括。“志絜”而“行廉”，“举类迩”而“见义远”，最集中地概括了《离骚》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

《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带有自叙传性质的第一篇大型作品。作品一开始即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屈原是以“内美”和“脩能”自负的。这一点大不同于当代的一些游谈之士。屈原以“内美”和“脩能”自负，也不同于后世某些雅人的孤芳自赏，而有着他自己的政治抱负。《离骚》又说：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采吾道夫先路。

“恐美人之迟暮”、“乘骐骥以驰骋”，这样的抱负是相当远大的。愿为“先导”，以此自负，是忠心耿耿的。

当这种政治抱负不得实现时，屈原便坚持自己的操守，而不同流合污。

《离骚》又曾写道：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同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里自叙更加明白：正当众人“竞进”、”驰骛”之时，而自己则师法“前修”。“不周于今之人”，却“依彭咸之遗则。”

这是十分明确的为人信念和准则。在这以下，又说到“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伏请勿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象这样一些言语都充分表达了屈原为人不同流俗的思想特点。

屈原这样的思想特点同楚国先贤的传统有继承关系，也同中原的文化传统不可分割。

楚国先贤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忠爱宗国。《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同楚威王曾有这样的问答：威王问于莫敖子华曰：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

莫敖子华对曰：如章不足知之矣。

王曰：不于大夫，无所闻之。

“莫敖子华对曰：君王将何问者也？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胫决腹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

这就是说，自从楚文王以来，直至威王之世，曾经有过各种类型的忠于社稷的人物，史实具在，历历可数。屈原博闻强志，不能不深受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

与此同时，屈原也曾接受中原的传统文化，他对于华夏的古圣先贤也是衷心向往，而且熟悉历史的经验教训。《离骚》有云：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团失乎家弄。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只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由此看来，夏商周的传统文化，对屈原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影响。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标准，和齐鲁之儒的观点也颇有一致之处。可以说，他的为人志节，既有楚国先贤的影响，也有历代圣贤的影响。《离骚》之作，从其思想内容来看，正如战国后期的诸子之文，已有兼容并包各种文化传统的趋势。因此，《离骚》的思想倾向既有楚国文化的传统特征，又有中原文化的传统特征。

关于《离骚》这一突出的特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曾说过这样的话：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谓有异有同。固雅颂之博徒，实战国之风雅。“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辩骚》）可谓知言者已。

鲁迅这一评论，相当全面，探本溯源，指出了《离骚》的主要艺术特征。屈原的《天问》，也是一篇自抒愤闷的作品。《天问》的内容，不仅象《离骚》那样称述夏商之代、古圣先贤，也不仅“怼世俗之混浊，颂己身之修能”，而且是“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①其中有云：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这就是“怀疑自遂古之初”者。

《天问》的内容，既多载神话传说，也有历史故事。对于某些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屈原有不得其解者，便呵而问之。也有知而故问者，乃是借以抒愤。

屈原晚期的重要作品，还有《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抽思》和《怀沙》等。《涉江》说：“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哀郢》说：“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怀沙》说：“世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愿勿爱兮。朋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凡此，都和《离骚》的情调基本一致，都是发自肺腑，深沉之至。

①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又有《九歌》一组民间乐曲，多半是屈原采自民间、为之加工的作品。

其内容和形式都和楚地巫风大有关系。这类作品，王逸以为写于流放期间，大概不错。鲁迅指出，这些作品，“绮靡杳渺，与原他文颇不同，虽曰‘为作’，固当有本。”可以说，中国的文人学者比较系统地整理加工民间作品，屈原是最早的。

《史记》屈原本传还载有《卜居》、《渔父》。其中设为问答，表白屈原不肯同流合污、宁死不屈之志。这大概是屈原既死之后，楚人哀伤而为之辞，不似屈原自著。但先秦的文人学者著书立说，本来不一定皆出本人手著。战国晚期虽然有了个人专门著述的风气，但门人后学续有所作，也仍然属于一家之言。屈原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

对后世的影响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格的影响，一是文学的影响。

屈原的人格，千百年来，对于文人学者已经成为一种典范。历代的诗人词人、尤其是迁客骚人，大抵都以屈原的精神为依傍。也可以说，屈原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一个修身洁行的传统。汉代的贾谊，唐代的杜甫，其精神境界都直接继承了屈原的传统。从这一点看，屈原影响于传统的民族性格，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屈原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屈原的《离骚》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骚体作品。从汉代开始，贾谊的《吊屈原文》、《鵩鸟赋》固是骚体，严忌的《哀时命》、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也都是骚体。到唐代，柳宗元的《瓶赋》、《惩咎赋》等也都是骚体的传统。其次是在屈原的《卜居》、《渔父》之后，也产生了一些“对问”体的作品。宋玉的《对楚王问》固是开端，而在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杨雄的《解嘲》都是此类作品的继续。到了唐代，韩愈的《进学解》也是这类作品的传统。

当然，屈原的文学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上述两端。刘勰《辩骚》说：“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其影响之深远，遍及历朝历代，而且深入到各类文人学子。这不是任何作家诗人所能企及的。

第二节　淳于髠

淳于髠，齐国人，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和梁惠王在位时期的齐魏两国。他约与孟子同时，而年代较后。

淳于髠博闻强记，以多智为齐人所称。数为齐使诸侯，未尝屈辱①。他慕齐政治家晏婴之为人，多所陈说，并“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他与邹衍、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先后游学于齐国都之稷下，称稷下先生，齐王命曰列大夫，备受尊礼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篇，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述焉。”《汉书·艺文志》法家著录慎子十篇，道家接子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阴阳家驺奭十二篇。合二书所记，可见稷下先生中实有不同学派，而慎到、驺奭，既“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又分别属于法家、阴阳家。淳于髠在稷下先生中不名一家，《史记》称其“学无所至”。

齐威王喜隐语，又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政治荒乱，左右莫敢谏。淳于髠以隐语进谏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道这是什么鸟吗？”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威王整理朝政，恢复了他在国内外的威信。司马迁很重视淳于髠的这次进谏的效果，说这使齐威王威行诸侯三十六年。

威王八年（前349）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髠到赵国请救兵，随带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缨因之而断。王说：先生嫌这个任务小吗？淳于髠说：何敢！王说：那么，是为什么呢？淳于髠说：我刚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穰田的人，以一个猪蹄子、一盂酒祈福，说‘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我看他拿的东西很微薄，而想得到的东西却很多，所以笑他”。于是齐王把赠送赵国的礼品改为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淳于髠到了赵国，交涉得很顺利。赵王答应给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听说了，乘夜把兵撤回去了。

威王对于淳于髠出使的成果大为高兴，置酒后宫，召淳于髠来喝酒。王说：先生能喝多少酒就醉了？淳于髠说：臣饮酒，一斗也醉，一石也醉。王说：先生饮一斗已经醉了，怎么还能饮一石呢？淳于髠就说，因饮酒场面的不同，饮酒人心情的不同，酒量也就不同。他说：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髠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

这是一种情况。

若亲有严客，髠帣■鞠■，侍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

这是一种情况。

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

这又是一种情况。

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①《史记·滑稽列传》。

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髠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这也是一种情况。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髠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髠心最欢，能饮一石。

这是第五种情况。淳于髠说这话的意思，是在说，享乐的追求是无穷尽的，一味地追求享乐，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齐王听了淳于髠的话，罢了长夜之饮①。在齐宣王时期，淳于髠曾于一日之内见七士于王。王说，“千里而一士和百世而一圣，都不容易。你一朝而见七士，士不是太多了吗？”淳于髠说：“鸟要翅膀相同者聚居，兽要蹄子相同的并走。在沮泽之地寻求柴葫桔梗，累世不能得其一。如到睾黍、梁父的山阴去找，可以成车地拉。物，是各有其类的。髠是贤者之类的。王求士于髠，譬如予河中取水，于燧中取火。髠还要见士于王，岂只七士而已哉。”②后来淳于髠是否又见士于世，史无记载。有一年，齐欲伐魏。淳于髠说：“韩子卢是天下的疾犬。东郭逡是海内的狡兔。韩子卢追赶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结果是犬和兔都累死了。田父见到了它们，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们弄到手了。现在齐魏长期相持，以致士卒疲劳，恐怕秦楚会收田父之功的。”齐王听了，害怕起来，便把作战计划取消了③。

淳于髠在齐国的事迹，表明他善于用譬喻的方法委婉陈词，打动人主，从而在政治上起了作用，有时还是相当大的作用。

大约是在齐宣王时期，淳于髠离开齐国而到魏国。不知是在齐或在魏，他跟孟子有一次对话。他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说：礼也。他说：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说：嫂溺不援，是鸟兽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淳于髠紧接着就问：“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①淳于髠对“天下溺”的提法，表明他对于当时局势的关心，也表明他有参与政治实践的紧迫感。但他到魏以后，受到梁惠王的款待，却坚决要归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客有见髠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耶？何故哉？”客以谓髠。髠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显然，淳于髠在惠王接见时，已发现他并没有求教的诚意。后来，惠王又延见淳于髠，连续谈了三天。惠王想待以卿相之位，淳于髠辞谢了。惠王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从此，淳于髠告别了政治舞台，终身不仕。以淳于髠那样热心于政治的人，后来这样消沉，除了是因对现实的失望，恐怕不会是别的了。

①以上，见《史记·滑稽列传》。

②《战国策·齐三》。

③《战国策·齐三》。

①《孟子·离娄上》。

第三节　鲁仲连

鲁仲连，齐国人，与赵孝成王、平原君同时。史称其“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②义不帝秦赵孝成王时，秦将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东围邯郸。魏安釐王使将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想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秦所为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今齐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不决。

这时鲁仲连恰好游赵，碰上秦兵围邯郸，听说魏将军新垣衍要叫赵尊秦为帝，就去见平原君说：“这件事将怎么办？”平原君说：“胜也何敢言事！四十万之众折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仲连说：“起先我以为您是天下的贤公子，现在才知道您不是天下的贤公子。魏国的客人新垣衍在哪里？我替您责备他，叫他回去。”

鲁仲连见到新垣衍后，没有说话。新垣衍说：“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皃，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易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新垣衍说：“先生助之将奈何？”鲁仲连说：“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固助之矣。”新垣衍说：“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者，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鲁仲连说：“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新垣衍说：“先生独不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鲁仲连说“呜呼！梁之比于秦若仆邪？”新垣衍说：“然”。鲁仲连说：“吾将使秦烹醢梁王。”新垣衍很不高兴地说：“忆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说：从前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的三个诸侯。九侯有个女儿生得很美丽，进献给纣王，纣王以为不好，就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为这事极力谏争，而被做成肉干。文王为这事叹息，被纣拘留在羑里一百天，想要把他置之死地。现在，秦是万乘之国，魏也是万乘之国，又都称王。为什么看到秦打了一次胜仗，就要尊他为帝，而使自己落得个成为肉酱肉干的地步呢？况且秦如果真称帝，就要以天子的地位发号施令，要变换诸侯的大臣，夺去他所憎恶的人的官爵，而给予他喜欢的人。他还将使他的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住在魏王的宫殿内，魏王怎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将军又怎能得到旧时的宠幸？”新垣衍听了，起而再拜，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听到，退却五十里。正值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便撤去①。

①以上，见《战国策·赵三》。

书报聊城二十余年②后，燕将攻下聊城（约当于今山东聊城县）。聊城人或谗之。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仲连写了一书，绑在箭杆上射入城中。书中开头说：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一时也。愿公之详计而无与俗同也。

这是指出，燕将面临历史性决择的关键时刻，不可错过。接着就说明当时的局势是“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接着就说：为公计者，不如罢兵休士，全车甲归报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见公，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矣。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革俗于天下，功名可立也。

最后，书中说：“且吾闻，佼力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恭名。”并引用管子和曹沫的故事以证其说。管子不死于公子纠之难，而“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曹沫为鲁将，不顾三战三败之耻，卒胁迫齐侯，收回失地，使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信吴、越。

燕将见到鲁仲连书，表示同意，说：“敬闻命矣。”因罢兵去。但史称赞鲁仲连说：“解齐国之围，救百姓之死，仲连之说也。”①不为商贾之事邯郸解围后，平原君欲封鲁仲连。仲连坚辞。使者三次来，终不肯受。

平原君置酒，以千金为仲连寿。仲连笑了。他说：“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①。

聊城破后，田单归齐，想推荐鲁仲连，纶他以爵位。仲连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践而轻世肆志焉。”遂逃隐于海上，不知所终②。

②《史记集解》引徐广说，为十余年。

①《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②《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十二章　蔺相如、廉颇、李牧

廉颇、李牧，都是赵国的良将。蔺相如是赵国著名的政治家。在战国晚期，赵国在内忧外患的不断困扰中有所自立，这三个人都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　蔺相如

完璧归赵

蔺相如，赵国人。生年不详。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时，他已病笃，大约就死在这一两年内。

赵惠文王得到楚国著名的“和氏璧”。秦国昭襄王听说了，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意用十五城来换取这块宝璧。赵王跟大臣们商量，如答应秦国，恐怕秦国的城得不到手，白白上当；如不答应，又担心秦国派兵来攻。既没有商议出好的办法来，要想派个使者到秦国去回复这件事，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时候，宦者令缪贤对赵王说：“我的舍人蔺相如可以出使秦国。”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合适？”缪贤回答说：“我曾得罪大王，打算偷偷地逃往燕国。蔺相如劝阻我，说：‘您怎么认识燕王？’我告诉他：‘我曾经随从大王在国境上会见燕王，燕王私下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就这样认识他了，所以想去投奔他。’蔺相如对我说：‘赵国强，燕国弱，而赵王对您又宠幸，燕王才想跟您交朋友。您现在赵国得罪而逃往燕国，燕王畏惧赵国，不仅不敢收留您，还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解衣露体俯伏在刑具上，到大王跟前去请求处罚，还有侥幸免罪的希望。’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果然得到大王的赦免。”我觉得这个人是勇士又有智谋，是个合适的使者。”赵惠文王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说要用十五座城来换我的宝璧，你看能不能答应？”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我们不可不答应。”赵王接着又问：“秦国拿了我的宝璧，但不给我城，怎么办？”蔺相如说：“秦国用城来换宝璧，要是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了宝璧，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那是秦国理曲。衡量这两种办法，我们宁可答应，而叫秦国来承担不讲道理的责任。”赵王问：“谁可出使秦国？”蔺相如说：“大王如果确实找不到人，那我就去一趟。假如秦国把城划归赵国，我就把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完璧归赵。”赵惠文王于是便派遣蔺相如做使者，带着和氏璧西行去秦。

秦昭襄王听说赵国的使者送和氏璧来了，很得意地坐在章台上接见蔺相如。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高兴极了，把璧递给美人及左右待臣们传着看，左右的人都欢呼万岁。蔺相如见秦王根本没有偿付给赵国城池的意思，就上前对秦王说：“璧上有斑点，让我指给大王瞧一瞧。”秦王把璧递给蔺相如。蔺相如持璧退后几步站住，靠着柱子怒发冲冠地对秦王说：“赵王接到大王情愿用十五座城来换这块和氏璧的书信时，集群臣商议。大臣们都说：‘秦国贪得无厌，欲以谎言得璧，千万不能答应。’我却以为：‘老百姓之间互相交往，尚且不至于欺骗，大国的君王哪能不讲信义？’赵王听了我的话，斋戒了五天，然后派我来向大王送书献璧。赵王这样作，是表示对大国的尊重和恭敬。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①以下关于蔺相如的记述，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不一一作注。礼节十分简率、傲慢。拿到宝璧，竞随便给美人们传看，分明是戏弄我。我看到大王没有偿付赵王城池的意思，才把宝璧拿了回来。如果大王一定要逼迫我，我的头颅今天就跟这块宝璧一起在柱子上撞碎。”蔺相如说着，持璧斜着眼打量柱子，想要撞击。秦王恐怕宝璧被他碰碎，就婉言道歉，坚决请他不要这样做，并且找来有关官员查看地图，指点从这里到那里的十五座城划归赵国。蔺相如猜想这是秦王的骗术，城是得不到的，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由于害怕秦国的强大，不敢不献给大王。赵王送璧时，曾经斋戒五天。现在大王也应当斋戒五天，在朝廷上设置九宾①的隆重仪式，我才能献璧。”秦王揣度难以强抢硬夺，就答应斋戒五天，把蔺相如安置在广成宾馆住下。蔺相如猜想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一定会背约不肯偿付城池，就叫他的随员穿起老百姓的粗布短衫，怀里揣着璧，从小路回赵国。

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朝廷上设置了九宾的隆重仪式，传命带赵国使臣蔺相如来献璧。蔺相如到后，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二十多位国君，没有一个是坚守信约的。我实在怕受大王的欺骗，对不住赵国，已叫人把璧送回赵国了。谁都知道秦强而赵弱，只要秦国先把十五座城划给赵国，赵国怎敢留璧而得罪大王？我自知有欺骗大王的罪该死，就让我受烹刑吧！”秦王和大臣们面面相觑，左右侍从有的想拉相如去处治。秦王说：“杀了相如，终究不能得到璧，反而损害了秦赵两国的友谊。还不如好好招待他，让他回赵国。想来赵王决不会为了一块璧的缘故而欺骗秦国。”终于按照隆重的外交礼节在正殿上接见了蔺相如，然后打发他回国。

蔺相如回到赵国后，赵王认为他是一位称职的大夫，出使能够不侮国命，任命他为上大夫。以后秦国没有把城给赵国，赵国也终究没有把和氏璧给秦国。

渑池之会蔺相如完璧归赵的第二年，赵惠文王十七年（公元前282年），秦借口赵不跟它联合攻齐，派兵攻下赵的两座城池①。赵惠文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秦兵侵赵，攻下石城②（约当今河南林县西南）。赵惠文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将白起率军攻赵，取光狼城③（约当今山西高平县西），斩杀赵国三万人④。秦在对赵进行军事威胁的同时，又在外交方面迫使赵国屈服。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在西河外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地方作友好会见。赵王畏惧秦国，想要辞谢不去。廉颇、蔺相如两人商量之后对赵王说：“大王不去赴会，显得我们赵国软弱、胆怯。”于是赵王决定去和秦王相会，带蔺相如同行。廉颇送到国境上，与赵王诀别时约定说：“大王出发之后，估计来回路程及会见的礼节完毕，前后不过三十天。要是过了三十天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用以断绝秦国①宾，同傧。“九宾”：由九个典礼的傧相依次传呼，接引宾客上殿。这是古代最隆重的礼节仪式。①《史记·赵世家》，又《六国年表》。

②《史记·赵世家》，又《六国年表》。

③《史记，秦本纪》。

④《史记·六国年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作“杀二万人。”

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赵王答应了。

赵王到了渑池与秦王相会。席上，秦王酒喝得很畅快的时候，对赵王说：“我听说您喜欢弹瑟，请弹一曲给我听听。”赵王就在筵席上弹了一曲。秦国的史官走上前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命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国的音乐，现在我奉献盆缶，请秦王敲敲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肯答应。蔺相如捧着盆缶上前，跪着献给秦王。秦王还是不肯敲。蔺相如说：“我跟大王的距离不满五步，大王要是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可要把颈上的血溅到大王身上了！”秦王的侍卫们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起眼睛，大声呵斥他们，吓得那些人直向后退。秦王很不高兴，只得勉强在缶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国的群臣说：“请赵王送十五座城给秦王作为献礼。”蔺相如也说：“请秦王把国都咸阳送给赵王作为献礼。”直到酒筵完毕，秦始终不能占赵的上风。赵国调集了大军提防秦国进犯，秦国也不敢有什么举动。

蔺、廉相与欢渑池之会结束，赵王回国后，因为蔺相如的功劳大，封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以上。廉颇对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蔺相如本来是个卑贱的人，就凭着一张嘴，地位反而在我之上，我觉得羞耻，不甘心在他以下！”他又扬言说：“我碰到了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到了这些话，不肯再同廉颇会面。每逢上朝的时候，他常常托病请假，不愿意跟廉颇争位次的先后。过了些时候，蔺相如出门，远远望见了廉颇，赶忙吩咐赶车的转过车子回避。蔺相如门下的人们，都规劝他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到您的门下，是因为敬仰您为人富于正义，勇敢不屈。如今您和廉颇的职位相同，廉颇公开说出那些令人难堪的话，您害怕得躲闪回避，实在太胆怯了。这样的事平常人也感到羞愧，何况是身为将相的人！我们的气量小，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挽留他们，说：“诸位看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厉害？”大家都说秦王厉害。蔺相如说：“请想一想，秦王的威势那么大，我蔺相如却在朝廷上当众呵斥他，使秦国的满朝文武都蒙受耻辱。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害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到，强暴的秦国所以不敢出兵侵犯赵国，就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的缘故。现在两虎相斗，其势不俱生。我对廉将军的忍辱退让，是出于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廉颇听到这些话后，很受感动。他解衣露膊，背着荆条，请门客作引导，到蔺相如门上请罪，说：“我是个见识短浅的人，不知道将军竟宽恕我到这种地步！”终于两人成为誓同生死的朋友，所谓“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廉颇、蔺相如的“相与欢”增强了赵国的力量，不断攻取齐魏两国的土地。而且能抗拒强秦的侵犯。

第二节　廉颇（附赵奢）

廉颇，生年不详。大约是在公元前241年后的几年间，死于楚国的都城寿春②（今安徽寿县西南）。

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廉颇率赵军大败齐军，攻取阳晋（今山东郓城县西）③，威名扬于诸侯，赵王封为上卿。

廉颇蔺相如的相与欢，增加了赵的国力，不断攻取齐魏两国的土地，而且能抗拒强秦的侵犯。就在廉颇相与欢的这一年，廉颇又攻克了齐国的几邑。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廉颇领兵攻占魏国的几邑，旋又退出。接着在赵惠文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75年），廉颇领兵攻占了魏国的房子（约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南）、安阳（约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并在房子修筑了城。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1年）蔺相如领兵攻伐齐国至平邑（约在今河南南乐县东北）。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中更胡伤率兵进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县），魏国令公子咎率锐师牵制秦军。赵国的形势很紧张，赵王询问廉颇，阏与是否可救？廉颇回答说：“道远险狭难救。”又问乐乘，乐乘和廉颇的看法相同。唯有赵奢指出：阏与道远险狭，将勇者胜。赵王即令赵奢率兵解阏与之围。赵奢率兵在距邯郸三十里处驻扎二十八日。秦军就在不远的武安西，鼓噪勒兵，声振屋瓦，赵奢壁垒不出，以麻痹秦军斗志。然后用二日一夜的急行军，突然出现在阏与前线，迅速占领山头高地。结果，大破秦军，解阏与之围。赵奢因这次战役的胜利，赵王赐与“马服君”的称号。秦军败于阏与，转而攻魏国的几邑。廉颇率军救几邑，又大败秦师①。

赵国的惠文王，是继承赵武灵王军事改革以后的一个有为的国君。赵惠文王年间，将相团结，对内整顿税收，“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对外能挫败强秦，又不断对齐魏取得胜利。当时就有人说：“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赵惠文王死，孝成王继位后，国势逐步在走下坡路。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兼并策略后，不断吞食韩魏的土地。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取了韩国的上党（今山西东南部长治市附近）。上党民奔向赵国。四月，王龁因而攻赵。廉颇率领的赵军，驻扎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与秦军战。赵军士卒犯秦国的侦察兵，裨将嘉被杀。六月，赵军又被秦军攻陷，失掉两个堡城、四个尉官。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西垒壁被秦军夺去，失掉两个尉官。廉颇坚壁固守。秦军屡次挑战，赵兵不出。秦军长途远征，最忌持久战。秦派人到赵国用千金为反间之计，散布流言说：“秦国所畏惧的是马服君的儿子赵括为将，廉颇容易对付，就要投降了。”赵王既怒廉颇，几次失败，又反对坚壁不敢战，听到秦国反间的话，便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代替有经验的老将廉颇作主将。这时，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听到更换主将的事，劝阻赵孝成王说：“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括的母亲也提出不能派遣赵括为将的意见，赵王都没有听从。

①以下关于廉颇赵奢的记述，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者，不一一作注。②《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③《史记·六国表》作“十五年（公元前284年）攻齐昔阳，取之。”《史记·赵世家》作“十六年..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

①《战国策·赵三》。

赵括既代替了廉颇为主将，便改守为攻。秦国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白起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赵军后路等办法，使赵军腹背受敌，无法冲出重围。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①最后，赵括被射死，赵国损失了军队四十多万。

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燕王喜派栗腹前往赵国修好，以五百金为赵王寿。回来向燕王报告说：“赵国的壮年人都死于长平之战，孤儿还未成壮年，可以攻伐。”燕王征询昌国君乐间的意见。乐间回答说：“赵是四面抗拒强敌的国家，民人都熟习打仗，不可与战。”燕王说：“我用多于赵军五倍的兵力攻打，怎样？”乐间回答说：“也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赵国可伐，乃发二千乘，分兵两路。栗腹率军攻鄗（今河北柏乡县北）；卿秦②攻代（今河北蔚县）。唯独大夫将渠劝阻燕王说：“与人往来修好，又以五百金饮人之王，因使者的报告，变友好为进攻。这样作，不吉祥，出兵不会成功。”燕王不听，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跟在大军之后。将渠拉着燕王的带子来拦阻燕王，说：“王一定不要亲自前往，是不会成功的。”燕王用脚踢将渠。将渠流着眼泪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王打算呀！”燕王率领的军队到达宋子（约在今河北晋县、赵县、束鹿县中间一带）的时候，赵国使廉颇为主将，在鄗大破燕军，杀栗腹；乐乘在代破燕军，虏卿秦。乐间离燕去赵。廉颇率军追逐燕兵五百多里，包围了燕国的都城。燕国只得依照赵国提出的条件，以将渠为相主持和议，割五城给赵国，赵军才解燕围。廉颇因功得到封邑尉文，号信平君，为假相国。

廉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被免职失势期间，门客们都散去，等到廉颇又被任用为将，门客都回来了。廉颇对门客们说：“你们都离开我吧！”门客说：“哎呀！您怎么这么晚才看到呢？天下的人都按照市场的道理进行交易。您有权势，我就随从您。您失掉权势，我就离开您。这是定而不移的道理，又有什么可埋怨的呢？”

赵孝成王十八年（公元前248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5年），廉颇攻取了魏国的繁阳（约在今河南内黄县）。赵孝成王死，他的儿子悼襄王继位，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因而投奔到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廉颇久居大梁，魏国不能信用他。秦兵屡次使赵国陷入困境，赵王想要再得廉颇，廉颇也想复用于赵。赵王派使者去观察廉颇还可否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多给使者金钱，令他说廉颇的坏话。赵王的使者见到廉颇后，“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使者回国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屎）矣。”赵王认为廉颇已衰老，就不叫他到赵国来了。

楚王听说廉颇在魏国，秘密派人把廉颇迎接到楚国。廉颇一为楚将，没有功绩，说：“我思用赵人。”最后死在楚国的都城寿春。

①《战国策·燕三》作“庆秦”。《史记·赵世家》。又《燕世家》，均作“卿秦”。

第三节　李牧

李牧，又名繓①，战国末年赵国的良将。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七年）。

李牧曾经久居赵国北边代（在今河北蔚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南），防备匈奴。他有自行置吏的方便，军市的税收都归幕府，为士卒的费用。每天杀几头牛飨战士，练习骑马射箭，谨慎烽火，多使间谍；对战士的待遇优厚。他制订约束说：“匈奴入边来劫掠，赶快将畜产收入堡垒，有敢于捕虏匈奴的人斩首！”匈奴每次入侵，皆防守严密，而不敢战。这样连续几年不受损失，匈奴却以为李牧怯懦，就是赵国的边兵也以为怯弱。赵王责备李牧，他还是照旧。赵王恼怒，使别将来代替他领兵。在李牧离开一年多的期间，屡次出战皆不利，失亡很多，边地不得耕种、畜牧。赵王复请李牧出任边将。李牧称说有病，闭门不出。一再恳求，才勉强答应说：“大王一定要任命我，必须仍用我的老办法”。赵王只得答应了。

李牧至边地，重申旧约。匈奴几年入边，无所得，但终究以李牧为怯懦。边地士兵屡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从全军中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射手十万人，皆勒令演习战斗。大放畜牧，人民满野。当匈奴小股入边时，佯败不胜，丢弃数千人，恣其杀掠。单于听到这一情况，统率大军侵入赵国边境。李牧多布令人莫测的阵势，开展左右翼的攻击，大破匈奴军，杀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逃跑。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公元前243年（赵悼襄王二年），廉颇已经离赵去魏，赵王以李牧为将而攻燕，取武遂（在今河北徐水县西遂城）、方城。

公元前234年（赵王迁二年），秦派桓领兵进攻赵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磁县西南）、大败赵军，杀赵将扈辄。次年，秦军攻赵的赤丽、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赵以李牧为大将军率兵反攻，大破秦军于肥（今河北晋县西），秦将桓逃跑。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公元前232年（秦王政十五年、赵王迁四年），秦又派两支军队攻赵，一军到了邺，一军到了太原，向赵的番吾（今河北灵寿县西南）进攻。李牧击破秦军，南拒韩魏。

李牧虽然一再战胜秦军，兵力的损失也是严重的，“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公元前231年（赵王迁五年），代地大动。次年，赵国又发生大旱灾。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七年）秦又乘机大举攻赵，王翦率领上党郡兵卒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西），杨端和率领河内兵卒进围赵都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带领大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不受命，赵王使人隐微捕得，并杀了李牧①，废司马尚。李牧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8①见《战国策·秦五》。

①李牧之死有另一说法。《战国策·秦五》载，赵王迁的宠臣韩仓“疾贤妒功臣”，在赵王前说李牧的坏话，因此赵王使人代李牧将兵，并把他叫到王宫。赵王使韩仓责备李牧说：“将军战胜，得王赐宴，将军向王敬酒，却带匕首，当死！”李牧辨白说，我“病钩，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惧死罪于前，故使工人为木以接（续）手。”说着，从衣袖里取出缠布的木制假胳膊，给韩仓看，并请求韩仓向赵王说明情况。韩仓不肯，说：“受命于王，赐将军死，不赦！”李牧出宫门，取剑将自杀”，臂短不能及，衔年（秦王政十九年，赵王迁八年），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走，俘虏了赵王迁①。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逃到赵的代郡，自立为代王，至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代王嘉六年）秦将王贲带兵灭燕后，虏代王嘉，赵灭亡。

司马迁对李牧的冤死，表示很愤慨，他在《赵世家》的最后说：赵王“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李牧对后来也是有影响的人物。秦子婴就把“赵王迁杀其良臣而用颜聚”的后果是“失其国而殃及其身②”，作为历史教训，企图劝阻秦二世不要杀害蒙恬、蒙毅。汉文帝感叹得不到廉颇、李牧那样的大将，以解除他对匈奴的忧患③。

剑征之于柱以自刺”而死。

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策·赵四》都说：李牧死“后三月”，王翦“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而《战国策·秦五》说，“武安君死，五月赵亡”。

②《史记·蒙恬列传》。

③《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十三章　范睢、白起、王翦

战国晚年，秦的军事优势更为显著。范睢强化君权，远交近攻的献策加速了秦灭六国的过程。白起、王翦都是在这一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名将。

第一节　范睢

范睢，一作范睢、范且。魏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范睢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由以进，先事魏大夫须贾。曾随从须贾为魏昭王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睢有口才，使人送给他金十斤及牛、酒，范睢不敢要。须贾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范睢将魏国的机密告诉了齐国才得到馈赠，叫范睢收下牛酒，送回金。回国后，须贾报告给魏相魏齐。魏齐命令家人狠狠鞭打范睢，打断了肋骨，打掉了牙齿。范睢假装死去。家人用席子卷起来，放在厕所里，喝醉酒的宾客向范睢撒尿。范睢从席中对看守的人说：你能放出我，一定厚谢你。看守的人向酒醉的魏齐请示，把卷在席里死人扔了出去。郑安平把他藏了起来，改名张禄。秦昭襄王的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把范睢推荐给王稽，王稽带范睢入秦。在路上遇到穰侯魏冉，魏冉很反对山东的说客入秦。范睢躲过穰侯的搜查，和王稽到了咸阳。

范睢在秦国住了一年多，没有机会向秦王进说。后来，穰侯将带兵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刚（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今山东东平县东南），进说的机会来了，范睢趁机上书秦王。

秦王在离宫召见范睢。秦王叫左右的人都回避。秦王请求说：先生怎么指教我？范睢只说是、是。秦王一再请求。范睢说：“我听说吕尚遇见文王的故事，文王待吕尚厚，吕尚对文王谈得深，吕尚辅佐文王取得天下。我是秦国的一个过客，跟王没有交情，而我所要说的牵涉王的骨肉之亲。我愿以一片忠心进说，但不知王的心是怎样的。这就是王一再问我而不敢答的原因。我不是因为害怕不敢讲。我知道今天讲了明天就会被害，然而我无所畏惧。人都免不了要死，如果能够对秦国有些好处，这是我最大愿望。我所害怕的是我死了以后，天下的人知我是尽忠而死，因而不敢讲，不肯到秦国来了。”秦王说：“我有幸今天得见先生，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希望先生都说，不要怀疑我”。范睢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众多，军民勇敢，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但闭关十五年，不敢进兵山东，这是因为穰侯为秦谋不忠，大王的计有所失”。秦王说：希望听听我的失计是什么？范睢害怕有人偷听，先说有关各国的外事。他说：“穰侯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刚、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能对齐国怎样。出兵多了，对秦国有害。今天秦跟邻国的关系不亲，却越邻国去攻打别国，有什么好？过去齐王南攻楚国，破军杀将，辟地千里。但是最后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不想得地吗？形势不允许呀！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送给敌人粮食”。范睢便向秦王提出兼并策略，其要点首先是“远交而近攻”，因为这样才能巩固所攻取的土地，“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其次是“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因为这样才能歼敌①以下关于范睢的记述，取材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三》者，不另注出。国兵力。范睢说，“放弃近攻的策略而去远攻，不是荒谬吗？从前中山国地方五百里，赵国独吞了，别的国不能对他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王如能亲韩魏，则掌握天下之枢纽，可以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他所谓亲韩魏，是先礼而后兵，实际上是“举兵而代之”。秦王很赞赏范睢的主张，封他为客卿，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

范睢日益得到秦王的信任。又过了几年，他对秦王说：“我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有听说齐王。只听说秦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君，没听说有秦王。王是一国的首脑，国家大事由王决定，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今太后能够擅自行事，穰侯能够把持对外大权，华阳、高陵、泾阳君可以自行决断，这是秦国的“四贵”。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怎么能不倾覆，令怎么能从王出？有四贵，也就没有王了。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齐君被他们害死。李兑是赵国的臣，主父被困于沙丘，百日饿死。今秦国太后、穰侯专权，高陵、华阳、泾阳君为羽翼，这跟崔杼、淖齿、李兑的事类似。今天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穰侯的，王在朝廷是孤家寡人。我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万世以后，拥有秦国的不会是王的子孙了。”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四十一年），秦王下决心废掉太后，把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中，免掉穰侯相位，改用范睢为相，封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

范睢既为秦相，仍自称张禄，魏国人不知道，以为范睢早就死了。须贾出使秦国，范睢化装成普通人见须贾。须贾惊异，问范睢做什么事。范睢说：我为人家作佣人。须贾很可怜范睢，留他吃饭，并给范睢一件丝绸袍子。须贾终于知道要见的秦相张禄，原来就是范睢，害怕极了。他赤着上身，跪行向范睢请罪。范睢没有问他的罪，说须贾所以得免于死，是因为赠他一件丝绸袍子，“有故人之意”。他释放了须贾，但要须贾回去告诉魏王，快送魏齐的头来，否则将屠大梁。

魏齐吓得逃到赵国，匿于平原君家。秦昭襄王为给范睢报仇，诱骗平原君至秦。秦王对平原君说：“从前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范君也是我的仲父。范君的仇人在你家，希望你派人把他的头取来，否则我不放你出关。”平原君说：魏齐是我的朋友，在我家也不应当交出来，何况又不在我家。秦王写信给赵王说：“范睢的仇人魏齐在平原君家，王赶快使人把他的头送来。不然的话，我将发兵伐赵，且不放平原君出关”。赵孝成王发兵围平原君家。魏齐夜间跟赵相虞卿逃走，至大梁被迫自杀。赵王终于将魏齐的头送到秦国。

秦实行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先从韩、魏开始，逐步兼并各国。公元前288年，秦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拔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公元前266年，又攻取魏的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公元前265年，秦发兵攻韩的少曲（今河南孟县）、高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拔之。公元前264年，秦派大将白起攻韩的陉城（今山西新绛县东北），拔五城①，斩首五万级。公元前263年，白起率兵攻太行山以南地区。（云梦秦简《编年纪》秦昭襄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年，攻大（太）行”）韩国就这样一块一块地被蚕食掉。随着对韩蚕食的进一步扩大，必然与赵国发生①此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本纪》作“九城”。

冲突，秦赵间的长平大战即爆发于此时。

公元前260年，秦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军不断挑战，而廉颇令赵军坚守不出。秦用反间计诱使赵王任用赵括取代廉颇后，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白起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赵军后路等办法，使赵军腹背受敌，无法冲出重围。结果，赵括被射死，赵国损失了军队四十多万。

白起在长平一战取得很大胜利，引起了范睢的嫉妒。他唯恐白起功高，使他不能专权。本来，白起准备乘得胜的有利时机进攻赵国的都城邯郸，灭掉赵国。但是秦王听从了范睢的话；让士卒休息，允许韩、赵割地讲和。白起只好班师回国，灭赵的计划遂成泡影。

长平战后的第二年，秦王令白起攻赵。白起认为这时不可攻赵。秦王不听，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四十九年）正月，王陵统率的秦军进攻邯郸受挫，死伤很多。秦王想令白起代替王陵攻赵，白起托病，不肯出征。秦王亲见白起，强迫他带病指挥军队，白起仍不肯行。秦王改用王龁代替王陵，范睢又起用郑安平为将军，郑安平成了进攻邯郸的主帅。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国的军队前来救赵。邯郸城下的秦军，在赵军和魏军、楚军的夹击下大败。郑安平在赵军围困下以二万人降赵，赵封他为武阳君①，公元前255年死于赵。被范睢引用为河东太守的王稽，也因与诸侯通而坐法诛。秦王大怒，欲兼诛范睢。燕国人蔡泽听到这个消息，游说范睢退位让贤。范睢因而自称病重，推荐蔡泽为相。云梦秦简《编年记》说，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这是在王稽被处死的那年，范睢也死了。

①《史记·赵世家》。

第二节　白起

白起，一称公孙起，郿（今陕西眉县）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58年②。

公元前294年（秦昭襄王十三年），白起在秦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③（今河南密县东南）。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十四年），白起为左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拔五城④。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公元前292年（秦昭襄王十五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一。明年，取垣（约当今山西垣曲县）。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白起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率秦军向楚进攻，拔鄢（今湖北宜城县西南），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今湖北云梦县、安陆县一带），并攻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更进兵至洞庭湖边。楚国仓皇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秦军攻下韩国的要地野王城，切断了韩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市）与黄河以南、韩国中心地带的联系。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在当地居民支持下，把上党郡属的十七城献给赵王，请求归附，希望借此援引赵国军力与韩联合，共同保卫上党，免遭强秦吞并。赵接受了冯亭上党归赵的请求，封冯亭为华阳君。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廉颇的作战方针是坚壁自守，不轻出战，把秦军拖疲之后，再相机反攻。这期间发生过几次小战斗，赵军失利，秦军也无大进展。赵王不耐烦了，他不能理解廉颇的意图和打法，屡次谴责廉颇怯战。他中了范睢的反间计，使赵括代廉颇。赵括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骄横自大的人。秦听说赵括已代廉颇为主帅，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展开了著名的秦赵长平大战。赵括一接任就改变了廉颇的计策，撤换军吏，立即向秦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秦充分利用了赵括在部署指挥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歼灭战。《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对这一大战役，是这样记载的：“赵括至（东），则出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琦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将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计曰：‘前②《史记·白起列传》记，白起（武安君）被逼自杀是在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57年。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是这年的第二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元前258年的阴历十二月。一般是认为在前257年，有误。

③《史记·秦本纪》。

④《史记·秦本纪》，又《白起王翦列传》。以下，取材于《白起王翦列传》者不一一注出。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白起在长平之战中立下了彪炳的战功。他断绝赵粮道及分割赵军内部的联系，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突破。但在政治上，白起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杀赵降卒四十多万，堵塞了招纳降人的渠道，不利于对敌人的瓦解。

赵国当时岌岌可危，急于求得喘息时间，重新稳定内部。于是向秦求和愿割六城。秦虽大胜，伤亡也很重，白起后来也说过：“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但他从纯军事观点看，赵国这时非常弱，国内动荡不安，秦如抓住这一良机，可以较省力灭赵。所以他主张继续进兵攻赵。但秦王和范睢对秦的经济困难、军事服役过重、人民疲敝所引起的问题，想得更多些。范睢对白起的高功、感到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威胁，也不顾白起取得灭赵的大功。范睢与白起的关系，如苏代对范睢所说，如果赵被秦灭，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在他下面吗？不想在他下面也办不到。不如答应韩、魏割地讲和的请求。范睢向秦王建议：秦兵劳，请许韩、魏割地以和的要求，且休士卒。秦王同意。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赵孝成王七年）正月，秦与赵、韩停战言和，各自撤兵。

公元前259年九月，秦国在与赵停战八个月之后又进军攻赵。这次，秦王下定决心，要灭赵国。但白起却反对。《战国策·中山策》记：“（秦）昭襄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人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铺总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戳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信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戎。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秦王听不进白起的忠告，仍然派遣王陵率兵攻赵，进围邯郸。在稍稍得手之后，次年（公元前258年）正月，秦王又增兵入赵，猛攻邯郸城。赵人坚守，使秦军受到不少挫折。

秦王要白起出任统帅。白起称病不去。秦王派范睢去责问白起，指出他曾带万人攻进楚国，占领楚都和楚国西境大片土地，迫使楚王举国东迁；指出他同韩、魏两军的“伊阙之战”（在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附近）也是以少胜多，斩首二十四万。为什么这次秦国以强大兵力进攻弱赵，要他去指挥作战，倒反而认为难胜？白起说，当时他能破楚国，是由于楚国内部腐化涣散，群臣相妒以功，良臣斥疏，百姓离心，城池不修，守备无力，而当时的秦军则将士一心，亲如家人，士气高昂，又能就地因粮于敌，所以终成大功。伊阙之战的能够大胜，他说，主要是因为韩、魏两军互相推诿，各图保存实力，秦军遂得各个击破。而当前的赵国就完全不是这样。他进一步分析说：“今秦破赵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震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从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甲兵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时也。以合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见其利。”①秦王不甘心按白起的建议，撤兵，另待时机。王陵再失利，白起又托病不出。于是秦王改派长平之战的副帅王龁接替王陵，继续猛攻邯郸。由于赵人死守，秦军围邯郸八九个月，死伤众，而仍不能攻下。赵王出轻锐以寇其后，秦数不利。

赵国虽然顶住了秦军进攻，但究竟在长平大败后，人力不足，兵源缺乏。赵人保卫邯郸，打得很英勇，也很艰苦。一直到信陵君率魏军前来支援，楚军配合作战，战局才有了显著的变化。

秦军已开始陷于被动，“多失亡”。秦王又要白起带病去邯郸前线指挥秦军。白起仍然拒绝。他爱惜自己百战百胜的声誉，表示宁死不作“辱军之将”。秦王大怒，于是撤了白起的职，要他到西部去戍边。白起生病未走，拖了三个月。这期间“诸侯攻秦益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形势对秦不利。因而，秦王也就更恨白起不替自己卖命，终于逼白起自杀。白起临死前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然后他不无忏悔地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①《战国策·中山策》。

第三节　王翦①（附蒙骜）

王翦，秦王政时的名将，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乡人。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前212年。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王翦攻破赵国的阏与，夺取九城。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赵王迁七年），王翦率领上党郡兵直下赵井陉（今河北井陉县西），杨端和将河内兵进围赵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不受命，赵王使人以隐蔽手段捕杀了李牧，废司马尚。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赵王迁八年），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虏赵王迁，颜聚逃走。赵公子嘉逃至代郡，自立为代王。在这年的前二年（公元前230年），秦已灭掉韩，虏韩王安。

公元前227年（秦王政二十年，燕王喜二十八年），燕太子以秦的势力日益逼燕，甚为恐惧，派荆轲以献地图为名，图谋刺杀秦王，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以匕首刺秦王，不中，被杀。于是秦王大怒，命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抵御，在易水以西被秦军击破。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燕王喜二十九年），王翦取燕蓟，燕王喜迁都辽东。王翦之子王贲击楚，取十余城。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魏王假三年），王贲围魏都大梁，引黄河大沟的水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投降，魏亡。

秦既灭韩、魏，俘赵王，走燕王，下一步就是对楚的问题。秦王问李信：多少人伐楚可以取胜。李信说，二十万人足够了。秦王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王将军老了，李将军壮勇。就派李信、蒙武①领兵二十万伐楚。王翦不得用，称病回老家频阳。李信开始取得了胜利，后被楚军打败，逃回秦国，秦王大怒，亲自至频阳请王翦出山，王翦称老称病，但秦王一再恳求，王翦便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答应了。于是王翦率兵六十万伐楚。秦王送到灞上。

王翦行，向秦王请求赏赐许多美田宅园池。秦王说，将军还愁贫穷吗？

王翦说，为大王将，有功得不到封侯，所以趁大王用我的时候，及时请园池为子孙业。秦王大笑。王翦已至关，使人回来请求善田五次。有人对王翦说：将军的乞求，也太过份了。王翦说：“秦王骄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全都交给我，我多请田宅为子孙业，正是让秦王以为我只图小利，而不起疑。王翦领六十万大军伐楚，大破楚师，杀楚将项燕。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负刍五年），攻占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秦设置楚郡。第二年，王翦更平定了楚江南地，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楚亡。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又攻取代，虏代王嘉，赵亡。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齐王建四十四年），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齐国，虏齐王建，于是齐国最后也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

司马迁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王氏，自王翦、王贲以至王离，三世为秦将。秦二世时，陈胜反秦。王离奉①以下论述王翦事迹取材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者，不另一一作注。①《史记·王翦列传》作“蒙恬”误，今据《史记·蒙恬列传》改。

命击赵国之陈余、张耳于巨鹿。项羽救赵，击秦军，虏王离，秦军降。蒙氏，自蒙骜始，事秦有功。蒙骜，先为齐人，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置三川郡。第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公元前244年（秦王政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置东郡。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蒙骜卒。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二十三年），蒙骜之子蒙武为秦稗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第二年，蒙武攻楚，虏楚王。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蒙武之子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擢为内史。秦并天下后，蒙恬将三十万众守北边，筑长城。后为赵高陷害，秦二世赐死①。

①《史记·蒙恬列传》。

第十四章　荀子、韩非、吕不韦

战国末年，大一统局势的形成已日趋显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荀子、韩非和吕不韦，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时代要求。

第一节　荀子生平和著作

荀子，名况，赵国人。时人相尊，称为荀卿。汉宣帝讳询，汉人避嫌，称为孙卿①。生卒年不详，重要活动大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前238年②。荀子是战国晚期的一位儒家大师。他的一生，跟孔子、孟子都有些相象。他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到赵、齐、楚、秦等国进行政治活动。他从事著述，也是在政治主张不得实现的晚年。他游历各国的具体时间，难于确考，只能根据《荀子》、《史记》等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荀子初到齐国①的时间，应在齐湣王末年，大约是公元前285年间。据说当时是五十岁。荀子是到齐国稷下来游学。齐国都城临淄设置的稷下学宫，齐威王时已具规模，有淳于髡、邹忌等名士。齐宣王喜好、尊宠“文学游说之士”②，前来稷下学宫游学的人，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被授予相当于大夫的爵位③。

荀子初到齐国，正当齐湣王兵强势盛的时候。他曾经打算说服齐相，治国不能只凭权力地位，而要施行“胜人之道”，争取统一天下。荀子说：“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势，不似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他接着说：“然则胡不敺（运用）此胜人之势，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④他又向齐国君臣告诫说：“今巨楚县（悬）吾前，大燕吾后，劲魏钩吾右”，齐国如果不奋发行“胜人之道”，将有被瓜分的危险。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告诫也没有发生作用。后来，齐国果然被燕将乐毅率领燕、赵、秦、魏、韩五国联军打得大败，几乎亡国，齐湣王也被楚国的淖齿杀死。荀子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齐湣王“不由礼义而由权谋”，是使齐国由强转弱而至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索隐》。

②据汪中《荀卿子年表》。

①《韩非子·难三》记：“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据此，荀子似在到齐国前曾到过燕国，但确否难定。

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③《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④《荀子·强国》篇。以下，凡引用《荀子》，只出篇名。

焉。”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齐襄王复国后，学士们返回稷下。这时候，田骈一辈人都已死去，惟“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楚相春申君于公元前255年，“以荀卿为兰陵（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令。”②荀子大约在公元前255年以前，即为楚兰陵令以前到过秦国③，会见了秦昭王和秦相应侯范睢，陈述自己的政见。《强国》篇记述荀子曾经将统一的希望寄托秦国。他称赞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范睢问他到了秦国看到什么？他回答说：秦国边塞险固，地理形势有利，山川秀美，资源丰富。民俗朴素，百吏严肃认真，大官奉公守法，朝廷清明，处理政事的效率高。他认为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四代之胜，不是侥幸，而有必然的道理。但如用王者之功名来衡量，却又相差很远。他所谓王者之功名，即同胜人者之道。《儒效》篇记，秦昭王曾向荀子提出“儒无益于人之国”的疑问。荀子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的国君尊贵。又说：儒者在朝廷上当官，就会使朝政完美，在下当百姓就形成美好风俗。并说，儒家的政治能使“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人迹所到），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荀子的答复，得到秦昭王的称赞，但却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向《叙录》所说：荀子“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

荀子在楚国，也因遭受谗言，得不到重用。刘向《叙录》说：“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荀子离开楚国到赵国，当在为兰陵令以后的三四年间①。荀子至赵，赵孝成王待为上客②。《议兵》篇记载，荀子曾和赵国的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兵法。临武君认为用兵“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荀子认为临武君的见解不对。用兵最根本的一条不是“诈”而是使民心一致，争取民心的归向。“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他又说：“仁人之兵”，是天下的民心所向，能使“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从而无敌于天下。

荀子对赵国的君臣说，“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诈欺）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民齐心）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譬）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从而“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①《王霸》篇。

②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令的记载又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刘向《叙录》、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孙况》。

③《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编年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王稽·张禄死。”张禄，即范睢。范睢为秦相封应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荀子入秦与范睢问答当在公前266年至前255年间。较大可能是在前255年以前的几年内。

①赵孝成王于公元前265年至前245年在位。荀子游赵，可能性最大是在前253年左右。②《韩诗外传》卷四说：“孙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战国策·楚策四》亦云“赵以为上卿。”姚宏《战国策·楚策四》注云：“荀子未尝为上卿，《后语》作上客，当是。”今从之。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临武军又向荀子提出“为将”、“军制”等问题。荀子议兵的基本见解，可从他跟他弟子陈嚣的问答中看出来。陈嚣问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他说：“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悦）喜。”荀子强调军事手段与道德政治相结合，有它合理的因素。但他过分夸大了政治影响的作用，对军事特点与作用估计不足。这或许就是赵国君臣不能接受他的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荀子在赵国议兵的期间，春申君的门客中有人对春申君说：“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①。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②。

荀子的学生李斯，在去秦之前曾向荀子辞行，说秦要统一天下，他去秦国游说秦王③。荀子不满意李斯只重法术和权谋的主张。《议兵》篇记，他们师徒在讨论兵法时，对重仁义还是重权谋发生严重分歧。李斯问荀子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荀子生气地说：你懂什么？“女（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李斯所说的“以便从事”，是说怎么有利就怎么去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荀子认为就是不便利的便利；施行仁义，才是真正大便利的便利。荀子对李斯重权谋而轻仁义的思想，认为是本末倒置，是致乱的根源。荀子对于秦国军事力量的强盛，是肯定的。但他认为政治的作用比军事力量更为根本。

《史记·楚世家》载，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杀，荀子也被免官，但定居兰陵，死后葬在兰陵。

荀子有著作传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荀子这部著作，是批判地吸收当时一些学派的优点而特别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系。

荀子的著作在汉代皇家收藏中有三百多篇，其中大多是重复的。经刘向校定，为三十二篇，大致相当于现今流传的《荀子》。刘向《叙录》说：“所校仇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交，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刘向所说的“所校仇中孙卿书”，当即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荀子著作。

①书、赋见《战国策·楚策四》，又见《韩诗外传》卷四；“赋”又见《荀子·赋》；大意略同。②刘向《叙录》。又见《风俗通义·穷通》；《战国策·楚策四》、《韩诗外传》卷四，所记亦略同，但皆不言“复为兰陵令”。

③《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至秦，会庄襄王卒”，约在公元前247年。现存《荀子》三十二篇，除书末六篇系荀子弟子所附加外，大都可以认为出于荀子之手。据杨倞考证：《大略》，是荀子的学生摘录和整理荀子的言论汇集而成，“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都是荀子和他的学生“所引记传杂事”，所以放在全书的最后。

荀子的著作，从汉以后，一直不受重视。唐代杨倞是第一个为《荀子》作注的人，清代才又有人继续为《荀子》注释。清末王先谦所作《荀子集解》，对《荀子》的训诂考订和注释比较完备。近代梁启雄所撰《荀子简释》，可作为初学读本。

论天人关系荀子的思想，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观点，这在他论天人关系时，说得很显著。《无论》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①。

荀子认为只有最高明的人，才懂得把“天”和“人”区别开来。他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所说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指的是自然界。他在《礼论》篇说，自然界的生成、变化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这种生成变化没有意志、目的，“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天职，是指自然界自身的职能。荀子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常道”、“常数”正表明自然界的运动有其客观必然性。他还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荀子所说的天、神既是自然，从而他反对“营于巫祝，信祥”，否认有鬼神的存在。他在《解蔽》篇举例说，楚国夏首地方有个名叫涓蜀梁的人，既愚蠢，胆子又特别小。他在月光明亮的夜晚走路，竟将自己的影子和头发疑为鬼魅，跑到家中便吓死了。荀子接着分析，人见鬼完全是由于错觉引起的假象。当人在神志不清或是精神恍惚的时候，把无当作有，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荀子认为，祭祀也只是一种仪式，并不是因为真有鬼神。有人问：“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荀子认为，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与“天”没有关系，人事才是决定的力量。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又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是有固定秩序的，不会因为尧或桀而改变。政治措施好就得吉祥，政治措施坏就会有灾难。荀子又用问答的方式来说明社会的治乱与自然界无关，决定治乱的是人事。“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蓄）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①以下凡论述天人关系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天论》。

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

他更就自然界不常见的怪异现象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傥）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因此，荀子认为可怕的并不是自然的怪现象，可怕的倒是“人妖”，是人为的灾祸。他说：“楛（粗劣）耕伤稼，楛耘失岁，政险失民，田薉（同“秽”，荒芜）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农业生产的破坏，政治的昏暗，伦常次序的混乱，都是“人妖”。这三妖如果发生，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

在荀子的思想中，不只是社会的治乱与“天”没有关系，人的贫饥与富裕、疾病与健康、祸凶与吉祥，都是人事决定的。他说：“强本（指农业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供养）备（充足）而动时（活动适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指自然灾害、变异等情况）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迫近）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荀子承认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同时指出“人”对自然不是无能为力，“人”可以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给人类造福。他提出了光辉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即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这是“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意思是说，推崇天而思慕它，那如把天当作物来畜养而控制它？顺从天而歌颂它，那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荀子又说，人能充分运用自然所赋予的“天君”、“天官”诸器官的职能，正确对待自然规律，“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这就能够使天地为人类服务，而万物供人类役使。

荀子否认有人格神的“天”，把决定社会变化的力量认为是人事而不是“天”，这种观点，在当时说，无疑是进步的。但荀子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在天人关系中，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合理的。他却又主张“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这就限制了对自然客观规律不断深入地认识，也给“制天命而用之”的范围和效果带来了局限。荀子不迷信鬼神，却把祭祀、卜筮作为一种仪式或文饰，又为宗教迷信保留了地盘。

论性恶荀子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恶论，跟孟子的性善论相牴牾。

荀子在自然观方面强调“天人之分”，在人性论方面也强调“性伪之分”。《礼论》篇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本始材朴”指人性的素质，是天然生成的。“文理隆盛”指礼义道德，是人为制作的。荀子所谓伪，是人为的意思。他认为只有人对天然东西加工，才能美好完善。但天然的东西毕竟是人为加工的基础，没有这一客观的基础作为对象，就无从加工。

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不懂得性伪之分，混淆了人的本性与“圣人”制作的礼义的区分，《性恶》①篇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人性天然，如同目明耳聪，是不学即能的。而礼义道德等社会规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受了教育，学习以后才有的。荀子的这种思想批判了孟子先天道德论的性善说，指明人的道德属性是社会环境教有的结果。

荀子反对孟子先验的道德观点。他的性恶论，强调人性都是天然生成的。不论是圣、愚、贤、不肖的人，本性都是一样的。他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他提出“涂（塗）之人可以为禹”。一个普通人只要肯学习，“积善而不息”，就可以成为象禹那样的圣人。这是因为“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社会道德）法正（政治规范）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

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跟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②，结论一致。对“礼不下庶人”的贵族观点来说，也都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们的出发点却不相同。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先天的，因此启发人的“良知”、“良能”，就可以使人为善，以至成为“圣人”。荀子却根本否定天生圣人的说法。他认为人的道德习性系形成于社会环境教育。《劝学》篇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又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这种社会环境决定人道德品质好坏的思想，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也观察到人与动物的不同点在于“人能群（有社会组织）”。但他的认识不能从此再提高一步，把人看作是社会的、有阶级性的人。他不能清楚区分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不能明确辨别人的生理要求与人的道德品质的关系。他还是把人看作是个体的、生物性的人，他所主张的仍是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

荀子批评孟子讲性善是“去圣王，息礼义”。其实，这是他对孟子的曲解。孟子的性善论并不如此，他跟荀子同样是“与圣王、贵礼义”，只是立论的基础不同。孟子的性善论是先验的。他认为人恶的品质是后天的变易。人本来都具有善性，只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①，在存有善性的“君子”中，虽则“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②而有所不同，但与丢失本性的“庶民”是根本不同的。孟子很强调“圣人”用礼义教化人民，所谓“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③。他还把“大人”、“劳心”者与“小人”“劳力”者，把“治人”与“治于人”，“食于人”和“食人”④者，严格地区分开来。荀子从人的生理机能、物质欲望来说明人本来是性恶的，善的品质是后①以下关于论性而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性恶》篇。

②《孟子·告子下》。

①《孟子·离类下》。

②《孟子·尽心下》。

③《孟子·万章下》。

④《孟子·滕文公上》。

天人为的。“人之性恶，其善煮伪也。”他认为圣人变化、改造人的“恶”的本性，兴起人为的善，从而确立礼义，制定法度。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又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认为礼义不是出自人们天生的善性，而是圣人所造成的人为规范。他说：“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又说：“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在这里，荀子把“圣人”与“众人”分别开来。“圣人”与“众人”，“君子”和“小人”，按其本性来说，既然都是共同的，又为什么不同了呢？荀子认为这是由于后天环境学习积累的不同而造成差别。《荣辱》篇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儒效》篇有明确地阐述：“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上下四方）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事或职务）。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长期磨炼）使然也。”荀子跟孟子所主张的“天生”的“圣人”不同，而是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从这一观点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小人”与“君子”、贱和贵、愚和智、贫和富的界限。他认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互相对换）也”；“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虽然“可以为（君子或禹），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儒效》篇认为只要后天学习得好，就可以由“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这一看法，表现出在荀子生活的时代，阶级、等级乃至智愚的升降变化，也反映了荀子的思想是代表新兴阶级的利益，要打破以前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而要以具有新的含义的“礼义”为标准来重新划分等级。他在《王制》篇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也跟孟子同样认为君子、小人，劳心者、劳力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有鸿沟。《儒效》篇认为君子“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小人”则是“纵性情而不足问学”。他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姿睢，以出乎贫利争夺。”《富国》篇又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看来，荀子所说的“君子”和“小人”的相同点是本性都是恶的，所谓“其性一也”。而君子跟小人的不同是，君子能化性起伪，讲礼义道德；小人却是顺其性情而“劳力”贪利，从而产生了役使与被役使的区别。

在对于“义”和“利”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也有不同。荀子不象孟子那样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由于有先后的不同，不仅产生荣、辱的区分，并有制服别人跟被人制服的差别。《荣辱》篇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不苟》篇认为，“小人”是“唯利所在”，唯利是图者，而君子则“小人之反也”。荀子就这样把统治者的“圣人”、“君子”跟被统治者的劳动者、“小人”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百姓、小人只有等待“君子”、“圣人”才能“成之”，教养他们成长。他说：“百姓之力，待（依靠）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和睦）。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地位），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①没有“圣人”、“君子”，“百姓简直是活不下去。他认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②在这个问题上，荀子和孟子的剥削阶级立场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总之，荀子一方面认为“君子”和“小人”有共同的本性，是可以相互对换的，他要借以打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等级制，而另一个方面又主张，君子与小人、贵与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严格界限，要建立一种新的有等级的社会，这就是封建社会。

因为荀子认为人的性恶，他反对人生的自然发展，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这是说，人的本性跟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等道德原则是矛盾的，如果顺从人性的自然发展，就会破坏社会道德、秩序，而导致暴乱。

荀子在《礼论》篇认为，“先王”为了解决人性追求物质欲望而引起的紊乱，才制定礼。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不忽视人的正当的功利，但他说“先王”是依照社会等级有区别地给予，限制人们的物质欲望要求，以避免无限度地追求，而引起争夺、混乱。他所说的等级，实际上含有阶级的内容。这反映了他在物质分配问题上的阶级差别的观点。他又指出，君主凭权势，以礼义教化跟法治、重刑兼用，以遏制人的性恶的无限制发展。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政）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在这里，他的君主专制与隆礼，重法观点，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是很明显的。

“明分使群”

“明分使群”①，是荀子关于社会构成的基本观点，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独具特点的。

荀子所说的“群”，是群体或社会组织。“使群”，是君主役使群体，亦有君主组织社会的含义。荀子很强调“群”的力量。他在《王制》篇说，人能克服自然界，是由于群体的力量。“（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为什么能群？因为人能“分”，即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职分。“分”为什么能行得通？依靠礼义。有了社会组织，有了礼义之分，人就能利用“群”的力量胜过自然界的万物。他说：①《富国》篇。

②《仲尼》篇。

①《富国》篇。

“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他反复强调“分”是“群”的基础。他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分”是根据礼义的规定，又依靠礼义来维系，从而荀子认为人“不可少顷舍礼义”。他又认为，人和水火、草木、禽兽，都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其主要区别是在于有无礼义。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非相》篇也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别，指社会身分的区别）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把有无礼义作为和禽兽区别的标准极言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荀子在《非相》篇阐述了为人之道和禽兽的根本不同点是父子有亲，男女有别后，紧接着又说：“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这就可以看出，荀子所说的“辨”、“分”，主要内容是礼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卑尊）皆有称者”不过他所说的“分”，也有职分，即社会分工的含义。从他的社会观出发，认为人类群居并处，有同一要求而达到要求方法不同，有共同的欲望，而满足欲望的智力各异，故须彼此分工合作。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靠各行业制成的物品来供养。一个人的能力是不能兼通各种技艺的。如果人们离群索居而不互相依赖，就会无法生活下去。所以，必须“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①不能要求一个人“能徧（遍）能人之所能”，②“能徧知人之所知”③。而是各有专长。他说：“相高下，视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①看来，荀子所说“分”的内容，有社会职业分工的含义，也具有伦理、等级、阶级的性质。

荀子认为人类社会有“分”。有社会地位、分工的差别是必然的。不这样，就会没有社会秩序，而出现混乱的局面。《王制》篇说：“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通赡，满足）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是说，社会上齐一、平等，一定会出现争夺、秩序紊乱。有“分”，有上下的差别，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才是养育天下的根本。《君道》篇更明确地说：“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

怎样才能做到“明分使群”呢？荀子认为要靠礼义规范。礼义的制定者是“先王”，贯彻者是“圣君”。因此，他更突出国君的作用。他说：“君者，善群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又说：“能以使下谓之君。”“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他认为“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②①《王霸》篇。

②《儒效》篇。

③《儒效》篇。

①《儒效》篇。

②以上引文，分见《君道》、《王霸》、《富国》等篇。

在荀子的思想中，虽然也重视“庶人”“民”的力量③，但他认为对社会历史起支配、决定作用的是“圣王”，是“明分使群”的国君。“明分使群”的社会观，也就是英雄史观，是荀子君主专制思想的基础。

法后王荀子关于历史运动趋向的观点，是主张法后王，可说是后王史观。它的内容主要包含：“古今一致”论，是一种历史没有质变趋向的静止观点；“以近知远”论，是后王史观的主要内容，它包含有从实际出发考察、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

荀子认为古今一致，无所谓进化。他说：“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又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文王之道同伏戏（羲）。①荀子在《非相》篇把那些分别古今的人称作“妄人”、“众人”，是愚蠢、浅陋，鼠目寸光的人。他说：“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他就是根据古今一致的论点才得出“百王之道，后王是也。”②他认为，历代帝王的治国原则，同后王是一样的。“后王”，是在“百王之中”，而不是在“百王”之外。

荀子颂扬“先王”。《非相》篇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他更强调学习“后王”。《儒效》篇说：“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成相》篇又说：“至治之极复后王。”在这里，于“后王”的前面有一个“复”字，可见荀子所说的“后王”，不是和他同时的王，而是在他以前的王。

荀子既然认为“古今一也”，并对“先王”“后王”都赞扬，为什么又主张“法后王”而斥“俗儒”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①呢？《王制》篇解答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渺茫）。法贰后王，谓之不雅（不正）。”这意思是说，三代以前的先王，事迹太久远，已说不清楚，而三代以内的“后王”事迹，比三代以前的先王事迹清楚。这可见，荀子所说的“后王”，是指“三代”以内的王。

荀子在《非相》篇说：“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节族（乐的节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久远），而褫（废驰）。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这意思是说，在上百个圣王中，我们效法谁呢？“先王”的事迹因时间的久远而失传、消失了。所以要考察、效法的“圣王”是事迹灿然的“天下之君”，是为被人尊崇的“君子”，是人所详知的“后王”。这样的“后王”，是哪个朝代的哪些“王”，才配称“圣王”呢？他又“以近知远”的观点出发，提出“欲知上世，则审周道。”这里的③《王霸》篇，“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

①以上引文，分见《非相》、《天论》、《成相》等篇。

②《不苟》篇。

①《儒效》篇。

“周道”是与“上世”相对而言，因而“周道”应是指“周朝之道”，开创“周道”的圣王应是文、武，而“周道”也应是“文武之道”。荀子在《非相》篇认为历史上传述的事迹，年代久远的就简略，时间近的就详细。夏、商、周三代的事就是这样。“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在荀子看来，不要说“上世”的“圣王”的事迹，就是夏、商的禹、汤“传政”，也不如周朝后王①的事迹详细、明白。

荀子的“古今一致”论和“法后王”的思想、导致出他的“以近知远”

的观点。荀子在《不苟》篇说：君子“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谓“以近知远”、“以今知古”所持之术如此。）由于“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从而“君子审王之道，而论于百王（百代之王）之前，若端拱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非相》篇更明确地说出他的“以近知远”的观点：“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细小、微弱）知明。”他在《不苟》篇认为掌握了“以近知远”原则的“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全部集聚）。”《解蔽》篇认为达到认识上没有偏蔽的“大清明”境界的人，能够“生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他还把“今”作为“古”的验证。《性恶》篇说：“善言古者必有节（符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

荀子把“百王”分为“先王”、“后王”，虽然都加以歌颂，但更加强调效法“郁郁乎文哉”的周“后王”。这种从“近”“今”出发来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思想，反映到他的政治思想上，就是他具有时代要求的某些主张，如礼治的内容中包含了法的因素，和他的君权集中、统一的思想。

隆礼尊贤和平政爱民在政治上，荀子认为，君主推崇礼而尊重贤人，可以统一天下；重视法而爱民，可以在诸侯中称霸。《礼论》篇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物质欲望，如果这种追求“物”的欲望，没有“度量分界”，就会发生争夺以至使社会陷于混乱。因此先王依照等级来限制、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至因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使物资也不至为人们欲望的无限制而用尽。物资和欲望相互制约而能长久地保持协调，这就是“礼”的起源。“礼”包含有法的因素，而法是由礼派生出来的。正如《劝学》篇所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在荀子的眼目中，礼重于法。他认为“礼”是“道德之极”①，“人道之极”②。《修身》篇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富国》、《礼论》篇都说，“礼”是对伦常、等级、贵贱地位的合宜规定。①荀子所说的“后王”，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同意清代刘台拱和王念孙的意见：“后王”，是指周文王、武王。《正名》篇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从“今圣王没”，“若有王者起”等话来看，“圣王”不会是指东周时期的王，而西周时期以文、武为代表的“王”，才配称“圣王”。①《劝学》篇。

②《礼论》篇。

《王制》篇认为君主选任官吏，要以“礼义”为标准。《礼论》篇更扩大了礼的支配范围。它不仅包含有法，甚至扩大到天地日月等上面去，就是把礼看成是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原则。他说：凡礼，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荀子把“先王”制订的“礼”的作用扩展到自然界，跟他《天论》篇“天人之分”的思想有矛盾，跟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却有联系。他的目的是要抬高“礼”的地位，以加强对人们的说服力。

法，也是荀子政治思想的重要部份。一方面，他把礼的内涵扩大，几乎变成“法”的同义语。另一方面，他言礼，同时也言法，有时礼法连称，如《王霸》篇说：“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有时他以“礼义”与“法度”并举，如《性恶》篇说：“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有时甚至把法估计得很高，《君道》篇说：“法者、治之端也”。这跟荀子“重法”思想不可分割的刑赏，都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正因为人生而有“好利而恶害”之性，庆赏刑罚才起作用。正如《王制》篇所说：“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礼和法的施行，有上下的差别。《富国》篇认为，政治好的国家“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又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但荀子认为礼和法都比不上“圣人”“君子”之更为根本。这因为礼是先王制定的。《王制》篇说：“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修身》篇也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君道》篇说：“有治人，无治法”。“君子者，法之原也。”《致士》篇更明确地说：“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这种礼、法有上下之别及“人存政举”的观点，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荀子还重视平政爱民。《王制》篇以坐车为例。马惊了，车上的君子就坐不安稳。最好的办法，是使马静下来。“庶人”惊惧政事，起而反抗，君子的地位就不能安稳。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一些恩惠。具体的措施是：“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还引《尚书》的话来证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认为船和水的关系，就如同国君和百姓的关系。国君要想保持地位的安稳，没有比改善政治，爱护百姓的办法更好了。他说：“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所谓“平政爱民”是荀子从国君的立场来说的。《君道》篇指出：君民关系的主导方面是国君。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①。槃园而水园。”如果国君不能爱民、利民，就得不到人民对自己的亲近、爱护，民也不会为国君使用、出死力，而兵强、城固就会成为空话，敌人也必将乘机而入侵。这样，要求得“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他在《王霸》篇总结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①今本“君者仪也”下夺“民者景也”；“君者槃也”下夺“民者水也”。今依卢文弨、王念孙校补。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荀子“平政爱民”的思想，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富民”。他承继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②的思想，而主张“藏富于民”。《富国》篇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他认为，如果做到“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最好的治国大计。

荀子认为，“节用”的好处很多。它是向自然斗争的一种手段。《天论》篇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它是富国裕民的良好办法。《富国》篇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同藏）其余”。这样可使财富积如丘山；不这样就难免于贫穷。《荣辱》篇认为现在的“节用”，是从长远考虑，以备后用。他说：“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

荀子很注意“民富”对生产的作用。《富国》篇说，“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反之，如果“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穷就会土地贫瘠而荒芜，粮食产量还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统治者即使想方设法地收取租税，得到的也很少。荀子在《国富》篇所主张的“节用”，是按礼所规定的不同等级的享用标准来节制消费，所谓“节用以礼”①，这与墨子所主张的节用不同。

荀子在《富国》篇还提出“以政裕民”的思想。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有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子所说的“以政裕民”、“国富”的政治措施，是发展农业，“省商贾之数”。这是重农而限制商业。但从“平关市之征”的内容来看，他又是重视商业的社会职能的。在荀子看来，农业是唯一的财富的生产本源，商业，还有手工业是不生产财富的，这是他重农抑工商的思想根源。《富国》篇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大略》篇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在农工商三者中，农业可以生产财富，而“工商众则国贫”，“省商贾之数”又可以使国富，则工商不生产财富是明显的。他在《君道》篇也阐明这一观点说：“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

荀子认为工商业有重要的社会职能，故将农、工、商三者及其作用同时并举，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多的。他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使财货流通。因为有商业然后各行业的从事者才能获得别人所生产而又为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王制》篇说：“流通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商业贸易既以货为目的，最紧要的是使货财“无有滞留”，而妨碍财货流通的，是关卡的苛征与监督买卖契约执行的市场管理人员的不公正行为。所以②《论语·颜渊》。

①《富国》篇。

他要求“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①。同时还应当不断清除垃圾，整修道路，肃清盗贼，整理廛肆居所，以使商旅往来不惑困难，而达到“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②。

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比以前虽有明显地提高，但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过多的劳动力投入手工业、商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对地主阶级也是不利的。从而，荀子主张减少工商业的人数，是有他的客观依据的。地主阶级及其政权，既需要经济交换，而工商特别是商业又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时期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不免勾结商人，在社会、政治上又打击、排斥商人。这一社会矛盾，就是荀子主张对工商业既抑制又认为商业有社会职能的历史背景。

对人民“富而教之”的思想，是孔、孟至荀子儒家的传统思想。荀子是性恶论者，这种观点就更加显明。《大略》篇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①，明七教②，所以道（导）之也。”他还引《诗·小雅·绵蛮》篇“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的话来证明他的见解的正确。

君权集中和思想统一荀子所处的时代，君权集中和大规模的统一趋势已经日益显明。因此，国君“尊无上③”和“一天下④”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荀子认为，国家跟家庭一样，只有尊重一个权威才能安定。《致士》篇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他以国君与父家长相比，是拿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相比，古代学者多有这种不恰当的比附。《议兵》篇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大略》篇提出有权柄的“王者”居处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是合乎“礼”的规定①。国君怎样才能“尊无上”呢？《君子》篇说：“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留）。亲疏有分，则施行（给予恩惠）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他认为尚贤使能、区别它们使之合宜，就是“义”，死和生都是为了维护它们，就是“节”，能忠实真诚地实行它们，就是“忠”。仁、义、节、忠都能做到，就完备无缺了。为什么臣民要尊国君呢？《礼论》篇说：“父能生之，不能食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他认为国君对臣民来说，兼有父母的恩情，所以要尊君而守孝三年。荀子认为，通士、贤臣、圣臣，都是“上能尊君下爱民”②的人；臣下的职责就是要“事业听上”①《王霸》篇。

②《王霸》篇。

①六礼，相冠、婚、丧、祭、乡、相见六个方面的礼节规定。

②七教的“七”，原为“十”字，依王念孙校改。七教是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和宾客，七个方面的教化。

③《君子》篇。

④《王霸》、《非十二子》篇。

①《大略》篇：“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②《不苟》篇：“通士”“上能尊君下爱民”。《成相》篇：“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臣③。

荀子已经看到“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④。主张“天下为一，海内宾”⑤，宣扬“四海之内若一家”⑥。在统一的根本途径上，《成相》篇提出：“治之经，礼与刑，..明德慎罚，国家即治四海平。“荀子还认为，在政治上统一的同时，还必须有思想上的统一。《非十二子》篇说：“一天下，财（同裁）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解蔽》篇也说：“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应该是“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随着七国争雄局面的走向统一，诸子争鸣局面也应趋向思想上的一致。

荀子在《议兵》篇提出，兼并统一还比较容易，保持巩固下来却是难的。“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兼并统一而且得到最大的巩固呢？他认为“凝（团聚）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对诸子学说的批判荀子是战国末年富有批判精神的儒家大师。他几乎是全面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重要学派。他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吸收了诸子学说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关于天道，孔子孟子都很少论及。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反映了自然史的朴素观点，但也只是一种感情上的流露，并没有上升为理论，甚至还不能说是认真的判断。荀子有《天论》的专篇，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天道的思想。老子论天道，有自然史的因素，但他的世界观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荀子吸收了他的自然史观点，而把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作了唯物的改造。在天人关系上，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荀子则主张人定胜天。”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批判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也并不认为，人的意志可以克服一切，而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起作用的。

荀子承认人的物质欲望。他认为，这属于人的本性。但认为，对这种欲望不加克制，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而形成社会上的动乱，使人们不得安居。圣人制礼以限制人们的欲望，因而社会才得以安定下来。这是荀子论性恶的主要依据，也是论礼之起源的主要依据。

礼，是荀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孔子讲仁，也讲礼。实际上，孔子讲仁，是为礼服务的。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不学礼，无以主。”孔子的时代，礼成了具文。孔子提出了仁，所以充实礼的内容。孟子时，也讲礼，更多的时候是讲仁义。这可能是因为，这时礼道》篇：“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是圣臣者也。”

③《成相》篇：“臣下职..事业听上，..。”

④《王霸》篇。

⑤《成相》篇。

⑥《王制》篇。

①以下，多参见侯外庐的论点，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549—588，人民出版社1962年印本。的传统已破坏得很厉害，已无从谈起了。荀子又讲起礼来，这是因为当时统一的趋向已相当显著，礼又感到需要，所以又提出来了。当然，从具体的内容说，荀子所说的礼不同于孔孟所说的礼。从礼的根本性质说，孔子、孟子、荀子所说的礼，都指的是统治秩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所谓分上下，别贵贱，这在孔子、孟子、荀子那里，就都没有什么不同了。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所谓“隆礼”，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荀子关于礼的起源之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孔子所没有的。孟子有关于人性的详细论述，但不能跟礼的起源联系起来，而且他关于性的论述，是先验论的，这跟荀子之从社会的客观现实考察问题是不同的。

在政治上，荀子提出三项要求，《王制》篇称之为三节。一是平政爱民，一是隆礼敬士，一是尚贤使能。这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要特别指出的是，三者之中实以隆礼为主要环节。平政爱民是隆礼的先行条件，尚贤使能是要有能推行礼的人。故《王制》篇又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杰也。”又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也提到法的作用。《天论》篇：“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即霸。”《王制》篇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刑是礼的补充，但已与孔子所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有很大的不同，而对法家的主张有所靠近。

荀子对诸子学说的批判不限于礼，但也往往是以礼作为批判的重要尺度。荀子书中，《不苟》、《儒效》、《富国》、《王霸》、《天论》、《正论》、《乐论》、《解蔽》、《性恶》等篇都有对诸子的批判，而《非十二子》篇，有比较集中的评论。《非十二子》篇批判了墨子、宋钘和慎到、田骈，主要是批判墨子、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这是说他们的学说不利于建设国家的统治秩序；批判慎到、田骈的立场游移，“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的奉迎态度，“不可以经册定分”，也无益于统治秩序的建立。以“隆礼”的观点看来，荀子认为，这些学说都是“欺惑愚众”之说。《非十二子》篇还批判了惠施、邓析，更明白地说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这不是一般的评论，简直是申斥了。

《非十二子篇》对于儒家的一些不同流派，也都分别有所批判。它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是说，子思孟子的言论并非孔子的真传，他们也提不出旗帜鲜明的纲领性的东西。如果同“礼”联系起来，可说子思孟子没有能突出礼的作用。《非十二子》篇还说到子张、子夏、子游门下的后学，有的是装模作样，有的是好吃懒做。它指出：“弟佗其冠，神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对诸子之学“有蔽”的地方，予以揭发批评。对其“有见”的地方，多相对地予以吸收。他在逻辑思想方面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于惠施、邓析的名辩思想有尖锐的批判，但并不一般地反对名辩，反而是主张必要的论辩。他说：“君子必辩。及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①又说：“君子絜其辩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②荀子认为，辩是宣扬自己的优点的必要手段，还可以从别人吸取有益的因素。荀子书中对于诸子学说的批判，对于所持主张的发挥，都可以看作荀子对“君子必辩”上的实践活动，是“士君子之辩”。荀子对墨家的社会思想也有尖锐的批判。在思想体系上，荀子之学是跟墨家对立的，但在逻辑思想方面，荀子吸取了墨家的成果，加以修正或发展，使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这方面得到了充实。

“故”概念和“类”概念在墨家逻辑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同样提出了这两个概念，但却修正了其具体的内容：在墨家逻辑思想里，“故”是判断或命题所从出的客观依据。荀子所说的“故”，有时是就客观依据而言，有时则属于主观意义的范畴。所以，荀子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思想，即列入于被批判的对象。荀子认为，礼虽被认礼是圣人的制作，但他对于礼之起源的说法，却是依据一定的客观存在而作出的论断。

“类”，在荀子逻辑思想中，是立言之本。他常以“类”与礼并举。如说：“其言有书，其行有死”①，“老以礼安，言以类使”②，这就是说，行动要以礼为准则，认识要以知类为准则。能知类，则可“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③。这样，荀子认为可以突破感性认识的局限。但这又是一种演绎的方法，跟墨家“以类取，以类与”之重视归纳者并不相同，不利于开辟新的知识领域，且易陷于成见的困扰。荀子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君子不听。”④这是认识上的专断，就把“知类”的方法关闭在一个狭笼里了。

但是，荀子关于知类的论述，并不是没有成就的。他认为，类的区分是相对的。同之中还有同，亦即还有异。别之中还有别，亦即还有同。依此类推，同异之差都不是截然的。《正名》篇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共）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别）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荀子还认为，类是可以转化的。类怎样能转化呢？荀子提出了一个“积”字，一个“假”字。《劝学》篇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又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假”有通过一定的条件向对立的方面转化的意思。“积”有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的①《非相篇》。

②《不苟》篇。

①《儒效》篇。

②《子道》篇。

③《非相篇》。

④《非相篇》。

意思。荀子对于这两点，在举例以外，没有作出正面的阐述，但这是具有辩证法精神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发展中，荀子是一位富有时代色彩而善于总结的人物。他通过对诸子学说的批判，也包含对儒家不同派别的批判，吸取了这些学说中合理的因素，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因为儒家传统的限制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荀子正面临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他的思想特点也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征兆。

第二节　韩非生平和著作

韩非死于公元前233年，生年约在公元前280年。他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同李斯都做过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大善于讲话，却很能写文章。韩非见韩国日趋削弱，曾上书韩王，主张变法图强。韩王不能用。他的《孤愤》、《五蠹》等著作被秦王政看到了，却大为赞赏，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政派兵进攻韩国，韩非被派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政很高兴，但还没有信用他。秦国的大臣李斯和姚贾却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以致韩非被关进监狱。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韩被迫自杀于狱中①。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现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大体上可以说是韩非学派的著作汇编，除少数篇章外，大多数是韩非的著作，反映了韩非的思想。

历史进化的观点韩非在《五蠹》篇②中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历史的进化。他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可见，韩非把社会历史看做是分阶段、不断向前进化的。历史不会倒退，复古是不可能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历史上所谓“圣人”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到了今天还有人称颂尧、舜、鲧、禹、汤、武的老一套治理国家的办法，就一定会被当今的“新圣”所笑。他从历史的进化中得出的结论是，“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成规旧例，而是要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制定相适应的措施。他嘲讽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主义者，就象“守株待兔”的人那样思想僵化，愚蠢可笑。韩非把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三个时期，这虽不科学，但他摆脱了宗教迷信观念，用富有传说价值的资料来论述社会①现存占书记载韩非生平活动的很少。今所知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来自《史记》中的《老子韩非列传》。还有《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表》、《战国策》的《秦策》，以及《论衡》的《祸虚》、《案书》，对韩非的事迹也有所涉及。《韩非子》虽有五十五篇，但除《存韩》篇略涉及韩非的事迹，《难言》篇偶见“臣非”字样外，没有他自述的话。《问田》篇的后段记录堂谿公跟韩非的对话，韩非有一些述志的话。但对这段记载，历来有人怀疑不是韩非所作。堂谿公是韩昭侯时人，比韩非早得多，但韩非死于韩王安六年，上距韩昭侯之卒一百年。据此推算，老年堂谿公与青年韩非的会见亦并非绝对不可能。问题是文中用“子”字尊称韩非，用“臣”字谦称堂谿公，不大符合两人的身份。这段记载很可能出于后人之手。

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以下引《韩非》，都只注篇名、不注书名。

历史的进化，并批判复古的思想，这无疑是进步的。

社会历史为什么不断进化呢？韩非认为应当从人们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中去找寻它的原因。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影响政治及道德风尚的变化。他在《五蠹》篇里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这是说，古今社会变化、治乱，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比财物增长的速度快。古代人口少，财物有多余，人和人之间没有争夺，不用厚赏重罚，自然相安无事。现今人口多了，财物缺少，虽然尽力劳动，还是不够吃用。就是厚赏重罚，还是免不了社会的争乱。韩非能从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来解释社会治乱的根源，在古代思想中是可贵的。他以前的思想家一般都在研究怎样增加人口，而他却提出从人口与财物对比关系来分析社会治乱的新见解。但他把治乱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人口多少、财货多少是不正确的。他听说的古代，人口固然是少而物质财富却未必充裕；他的时代，人口虽较古代多而物质财富却未必少。他的阶级局限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争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不合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阶级剥削制度所造成。

韩非又说，尧当天子，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粗粮野菜汤，穿的是简陋的衣服，生活跟现在一个看门的人差不多。禹当天子，亲自带头劳动，腿上的汗毛都被磨光，劳苦的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奴隶。这样说来，古时候把天子位让给别人，是解除劳苦。今天的县令，就是死了，他的子孙还不失富贵，当然就没有人会辞官位了。“是以古之易（轻视）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仕）橐（讬，指依附权势），非下也，权重也。”他认为古今的这些不同，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由于物质利益和权势的轻重所造成的。

韩非从社会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从各个方面据史论证“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观点的正确，得出法治是历史进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他批判“仁义道德”，反对复古主义，主张向前看。这种思想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敢于变革创新的进取精神。他注意到从经济生活条件中去找寻历史变化、进化的根源，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社会矛盾的观点战国时期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这促使韩非探索社会中不同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他的看法。

“矛盾”一词，是韩非最早提出来的。他是用矛盾观点分析批判孔、墨显学的矛盾而说明法家思想的正确。他在《难一》篇中说，尧为天子的时候，“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亲身到这些地方去耕田、打渔、烧陶而改变了这些坏风气。孔子为此而赞叹说：“圣人之德化乎”，但孔子又说尧是“圣人”。韩非认为：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楯（盾）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楯之说也。

这是从尧舜两誉之矛盾，揭露儒家美化先王之不可信。

在《显学》篇里，韩非从分析儒家、墨家内部的矛盾观点和儒墨两家间的矛盾观点，来否定儒家墨家学说，和他们所颂扬的先王之道。他说，孔丘、墨翟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她们的取舍相反，但都说自己是孔墨的真传。孔子墨子都称赞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各不相同，也都说自己得了尧舜的真传。孔墨都不能复生，尧舜已经死了三千年，要判断他们谁得到真传，是不能确定的。他认为盲目相信“先王”、“尧舜”的事，不是愚蠢就是欺骗。“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又说，孔墨对丧葬的主张是矛盾的，“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

韩非认为君臣的关系是利害矛盾。君主用官爵来换取人臣的死力。臣下为达到富贵的目的，必然用死力来换取君主的官爵。他在《外储说右下》引用田鲔的话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又在《难一》篇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巨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主计算臣所出力量的大小，臣也计算君主所出爵禄的高低，君臣之间犹如买卖的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正是当时不凭借世袭而取得官位的反映。旧的君臣关系是以宗族的血缘为纽带，旧贵族是凭借世袭得到官爵，儒墨各家的“仁义之说”客观上起着维护旧制度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①他又认为，由于“霸王”是国君的大利，所以国君任官使能，赏罚无私；“富贵”是人巨的大利，所以尽力致死，是为了取得爵禄而致富贵。君臣各为其利，并不是君仁臣忠而是利害关系。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是“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即用庆赏和刑罚来晓示全国。同时，要使臣下有“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否则臣下就要“行私以干上”。②韩非认为，在君臣的利害矛盾，君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储说右上》，“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君主的好恶关系到臣下的利害，所以臣下用种种手段来探测君主的意向，“一国以万目视人主”。《扬权》篇说：“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因此，韩非把处理好君臣、后妾、嫡孽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认为是关系到政权安危的大事。《备内》篇专讲防备后妃、嫡子被奸臣利用来劫君弑主事。他说臣下窥觇君主的思想动态，没有停止的时刻，君主的怠懈倨傲是奸臣劫君弑主的好时机。“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君主如果不能看透臣下的远奸和隐微，而只看表面现象以定赏罚，肯定会失败。

韩非认为，君主与“有威之门”为争夺民众，他们间的矛盾是尖锐、激烈的。《诡使》篇说：“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状（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备内》篇说：“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富贵人，①《六反》篇。

②《奸劫弑臣》篇。

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韩非认为，君臣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备内》篇说：“《桃左（梼机）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这就是说，君主大多数是在君臣矛盾斗争中不得好死的。又说：“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这是指责法令对于尊贵之臣往往有利，而助长了君臣间的矛盾。

战国时期的国君，都是世袭的旧贵族出身。他们与“重人”有矛盾的一面，在政治上争夺权势，在经济剥削上争夺民众。而“重人”又是国君信任、依靠的力量。在剧烈的七国争雄、兼并过程中，国君也有变法图强的要求。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支持吴起，秦孝公信用商鞅，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此同时，诸子争鸣，又提出各种与法家不同的政治见解。再加上旧势力和社会传习的影响、束缚，使国君陷于徘徊、犹豫，倾向保守。由于种种原因，国君的思想行动有新旧矛盾，社会传统习俗与法治也有矛盾。《诡使》、《六反》、《五蠹》等篇，都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有所揭露。《诡使》篇说：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傲）上不求见者，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

这里的矛盾，韩非叫做“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这就是上之所以为治者在于名号、爵位、威利、法令、官爵、刑罚等，而下之所贵者，则在于虚伪的高、贤、重、忠、烈士、勇夫，这种相反相诡的矛盾十分显明。

《六反》篇指出六种颠倒的认识和行动，也是揭露国君思想行动和社会现象上的多种矛盾。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徼）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指任侠之流）。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日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谗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毁也。

在这里，韩非指出，社会上有六种“奸伪无益”的人，可是这六种人却受到世人和君主的尊重、称誉。而六种对“耕战有益”的人，反被世人和君主轻视、诋毁。这样，美名和奖赏就落到坏人身上，而毁谤和祸害却落到好人身上。

《五蠹》篇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取）、上（君）、下（吏），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韩非认为君主对各家不同的政治见解“不相容”而矛盾的事，“兼礼”并重，是造成政治混乱的根源，就是有十个“黄帝”那样的“圣人”，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外储说右上》、《孤愤》、《和氏》等庸，具体说明了“法术之士”

与“重人”为争夺君主的信用，发生激烈矛盾斗争的原因及其情况。韩非在《孤愤》篇说：“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谓）重人也。”又说，“当涂者”即当权的“重人”，很少不被君主信任宠爱，而有故旧关系，摸透了君主的心意，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这是他们取得贵重官爵的惯技。他们有权势，国外有诸侯的声援，国内“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法术之士”与君主没有“信爱之亲，习故之泽”，又没有权势地位，孤独而无党与，且“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他们的远见明察，能够看透重人的阴情。他们的刚直，能够矫正重人的奸行。而国君却认识不到法术对治国的迫切需要。这就“是智法之士（法术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形成原因。《孤愤》篇还阐述了“法术之士”与“重人”的矛盾斗争，有五不胜的形势：“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与“重人”的斗争，具有必不胜的条件，他们要想见君主，陈述法治的政见，大臣就像猛狗一样迎而龁之，君主的左右又象社鼠而间主之情。①这样，“法术之士”怎能见到君主，“法术之士”又怎能不危险呢？不是被官吏诛杀，就必被“重人”派遣的侠客以剑刺死。

在这里，韩非清楚地说明“法术之士”与“重人”的矛盾斗争“势不两存”。即旧贵族势力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与新兴封建势力有难以调和的斗争。这是法家对历史的总结。

韩非特别强调国君和人民的关系是利害对立的矛盾。《六反》篇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纳）

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因此，韩非认为，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统治者役使、剥削是做不到的。《显学》篇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故有术之君，不随（追求）适然（偶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为此，他主张国君对人民必须实行强制，用威势压制人民比用仁义羁糜人民更为有效。他抛弃仁义，主张用刑罚镇压人民。

韩非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君民，田主与庸客，各政治集团间，新旧政治势力间，各学派间，各学派内部的思想由于人们利害的不同，都存在着矛盾。《六反》篇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备内》篇说，①《外储说右上》篇。

医生给人看病不怕脏，做车的人愿意人富贵，做棺材的人愿意人有死亡，这都不是他们仁慈不仁慈，而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决定的。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是为“战与驰”，后妃夫人、太子结党与而欲君主之死，不是因为他们憎恶君主，而是“君不死则势不重”，君主死了对他们有利。

韩非从物质利益的不同解释社会矛盾产生的观点，有它合理的因素，但利害为什么能对人们起作用，他却认为是重在性情的“自为心”，“自为心”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六反》所谓人各以“计算之心以相待”，即人各以“自为”自私的本性而相互交易。

韩非常常用父母与子女的利害矛盾的例子，来说明人人都是“自为”自利的本性。他说父母为了“虑其后便，计其长利”，所以“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种“产女则杀之”的特殊现象，他却用来代替了一般。

他对阶级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如田主与庸客的关系，也是用“自为”自私的观点来解释。他还认为社会上所以有贫富，仅仅是由于个人善不善于“自为”，“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①。他看不到贫富分化的更重要原因是阶级剥削。

韩非的这种观点，是荀子性恶论的引申，是为强调君主专制提供理论的依据。

政治思想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以法为本”的法、术、势三者的结合。它的出发点是历史进化观和社会矛盾观。根据他的说法，人口既然愈来愈多，而财富却相对地愈来愈少，争夺也就愈来愈激烈，所以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就必须用“倍赏累罚”的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他在《五蠹》篇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因此，韩非主张用暴力去镇压一切反抗者，建立君主专制的政权。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荀子。荀子隆礼重法。韩非丢掉了隆礼，而大大地发展了重法。又一是源于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商鞅在秦变法，大有成就，本编已别有传。申不害，“故郑之贱臣”，相韩昭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不害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称其“学本于黄老而著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①。《申子》早佚，有《大体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慎到，赵人，与齐人田骈、接子、淳于髡、楚人环渊等，都是齐的稷下先生。慎到著书，《史记》称其有十二论②，《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慎子》四十二篇。”慎到书，也久佚，清人存辑本。韩非把商鞅论法、申不害论术、慎到论势，加以分析扬弃，发展成为法家的新的思想体系，使他成为法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

韩非的所谓“法”，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法和术的显著区别，一个是向国人公布，一个是藏在君主的“胸中”，“故①《显学》篇。

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为六卷。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③《定法》篇是韩非对申不害、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总结，并指出法、术结合的必要性。韩非有见于申不害只讲术不重法的弊病，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所以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治国十七年，仍然不能使韩国实现“霸王”之业。韩非又见于商鞅只讲法不用术的弊病，指出鞅之治秦，虽有法以致富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它的结果是“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所以，凭借秦国的强大力量，长达几十年都不能实现“帝王”的事业，这是由于官吏虽然勤谨守法，而君主却不用“术”所造成的。为此，他用答客问的形式，说明法和术的不可偏废。他把法和术，比喻为衣和食，说明治理国家法和术缺一不可。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认为，申不害讲的“术”，商鞅用的“法”，也还不完善。“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他引申子的话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他接着批评说，官吏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说是“守职”，那是对的，但知道自己职权以外的事不说，那就错了。因为君主了解全国的情况，要依靠官吏。如果官吏知道了自己职权以外的事不说，君主还依靠谁做耳目呢？他又引商鞅之法说：“‘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他批评说，如果定这样的法令，叫斩敌首立战功的人做医生、工匠，那么，病就治不好，房子就盖不成。因为医生会调配药剂，工匠有专门的手艺，让有战功者做这些事与他的能力是不相当的。“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韩非拥护并发展了慎到的势治。在《难势》篇中，韩非认为“势”有“自然之势”和“人之所设”的“人为之势”两种。“自然之势”，是指世袭的君位，所谓“生而在上位”。他引慎到的话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看来，慎到讲的似偏重于“自然之势”，韩非所讲的是“人为之势”。“人为之势”是势和法的结合，就是所谓“抱法处势”，是指君主的法治权力。韩非认为像尧、舜、桀、纣那样的君主，“千世而一出”。因此，他所要着重讲的是“中者”的得“势”。所谓“中者”，指的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君主。他认为这样的中主“是比肩随踵而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对于中主来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又说“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①这种势、法并举，势、法结合的“人为之势”，就是韩非对慎到“自然之势”的发展。

韩非在经过对前期法家学说的分析总结以后，把法、术、势这三个法治要素，构成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故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的法治思想，概括地说，是君主凭势，使术，用法来统治臣民。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就是生杀予夺的权力。君主有了这种权力，才能使术用法，使臣民服从自己，为自己所用。韩非认为君主必须把这种大权牢牢③《难三》篇。

①《用人》篇。

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同任何人分享，否则权力就会遭受削弱，甚至丢权丧身。他认为，国和家一样，只能容许独尊，不能容许两尊或近似两尊的局面。否则，国家就要发生纷争。他说：“孽有拟适（嫡）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故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枝子配适，大臣拟主，乱之道也。”②韩非认为君主要依靠官吏统治人民，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但君臣间又有利害矛盾，所谓“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③。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在《韩非子》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法，在韩非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主要位置。在韩非看来，法是全国臣民行动的准则。有了法，行动才能有统一的步调。他说：“一民之轨，莫如法。”他认为如果依法行事，就能消除人间的不合理现象，社会秩序才会稳定。“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他还认为，如果按法行事，就是受到惩罚的人，也会心安理得。“以罪受诛，人不怨上。”否则，“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①。

实行法治主要靠赏罚。在韩非看来，绝大多数人不会自动为善，必须利用人们趋利避害、喜欢受赏而害怕受罚的本性，君主只要运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臣民。他把赏和罚看做重要的统治工具，称之为“二柄”。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赐）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赏罚的权柄要牢牢地掌握在君主手中。如果君和臣共掌赏罚大权，禁令就行不通，所谓“赏罚共则禁令不行”②，还会出现像宋国司城子罕劫宋君，齐国的田恒杀齐简公那样的事。

法治的对象是广大的臣民，与术只用于臣下者不同。依照韩非的看法，除了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所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①。

韩非为了说明法治的历史根据，从先王中找出一些事例。《说疑》：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国伤民，败法圮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

他主张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不论亲疏贵贱，只要按法行事，立下功劳，就可担任官职。“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②。这一主②《说疑》篇。

③《八劫》篇。

①《有度》、《守道》、《外储说左下》、《用人》等篇。

②《二柄》、《外储说右下》。

①《有度》、《主道》篇。

②《显学》篇。

张，有利于打破世袭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便于新兴封建地主分子参加各级政权，对发展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是有积极作用的。

法治的精神更重要的，在于罚，而且是重罚。《五蠹》篇说：“十仞之城，楼季（战国时魏国善于攀越的人）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类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韩非认为，人都有量敌而进，计利避言之心，谁也不职冒着最大的危险去博取一点微利。英明的君主就应利用这种心理，实行严刑峻法，使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他说：“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则身不全；贲（孟贲）、育（夏育），不量敌则无勇名，盗跖不计可则利不成”。又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妨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①韩非的法治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方面，主要是提倡“耕战”。《韩非子》中虽没有专章论述，但全书却贯彻着耕战的思想，如果说，商鞅是实行耕战政策的政治活动家，那么，韩非就是宣扬耕战政策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国家富足要靠农民，抵抗敌人要靠军队，“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要作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在他看来，耕战的政策是国富兵强的根本。不实行耕战政策，会使国家贫弱乃至危亡。他说，国家的兵弱地荒是由于“言耕者众，执耒者寡”，“言战者多，被甲者少”。“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②为此，他对于有害耕战政策的人攻击得非常猛烈。在《六反》篇中反对所谓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说他们是“奸伪无益之民”。在《五蠹》篇中斥责“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的学者、讲纵横的言谈者、带剑的侠士，患御者（怕服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他们为“五蠹”。他认为君主不清除这些对耕战有损的社会害虫，国家就有破亡的危险。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统治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不需要什么诸子争鸣，只需要人民成为“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①的顺民。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思想，是战国末年各国间走向统一，各国内部趋向君权集中的反映。世界观与认识论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的思想，并改造了老子书的若干观点。他的《解老》、《喻老》两篇，是对老子书最早的注解，反映了韩非世界观富有唯物①《守道》篇。

②《五蠹》、《心度》、《亡征》等篇。

①《扬权》、《诡使》篇。

主义的方面。

韩非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是“道”。“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他认为，这个“道”，“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看来，他所说的“道”，不是存在于自然界万物之外，而是体现在万物之中，他所理解的“道”，不是精神性的东西，而是物质性的自然本身。

韩非又把“道”说成是自然万物的总规律，而万物各具有本身的条理，即特殊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万物之所然，是说“道”是万物之总规律；万理之所稽，是说“道”是各种特殊规律的汇集。万物各有其特殊的规律，“道”是集合万物特殊规律的总规律。因此，万物各有的特殊规律，在总合成“道”时，“道”就把一切特殊规律都包括完尽了。

韩非认为万物各异的特殊规律，是区别万物的根本。他说：“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大小，有大小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形状和性质：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这些特征和属性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因此使得他们区别开来，这个使得彼此区别的标准就是“理”。

韩非说：“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万物无时不在变化，所以总合万物之理的“道”也不能不跟着变化。由于“道”的永远不停止的变化，从而韩非认为人们的行动不要墨守成规而不知变通。这一观点和他的进化历史观是有联系的。

韩非第一次用“理”这个哲学范畴来表示自然万物均各具有特殊规律，说明人们抽象思维比过去的提高，只用“道”这一总范畴，已不能满足哲学理论的需要了。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荀况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天生的一种性能。他说：“聪明睿知，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①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荀子在《天论》中所说的自然；“天明”、“天聪”、“天智”，也是发挥了荀子“天官”、“天君”的说法。就是说人的感觉和思维必须依赖天赋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

韩非强调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要免除祸害，求得幸福，必须充分认识事物的规律性。他说：“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①他认为遵循着事物的规律来办事的人，没有不成功的；不认识规律，不依照事物规律而轻举妄动，就是有极大权势和财富的人，也一定遭到失败。

韩非在《解老》篇中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所谓“前识”进行了批判。他①《解老》篇。

①《解老》篇。

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妄）意度也。何以论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题（额）。”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述，婴众人之心，华焉殆矢！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韩非的所谓“前识”，就是只凭个人的主观妄想臆测，没有以客观事物作为依据的认识。在他看来，詹何的这种主观猜测的伎俩，华而不实，也很愚蠢。一个无知的孩子去实地看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詹何却要“苦心伤神”地去主观猜想。

韩非提出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方法，用以反对“前识”。

他主张“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①。“参”，是比较研究，“验”，是验证。“参验”，就是根据实际效果来验证言论、行为的正确与否。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②正确的言论，应该是名实的统一；实是检验名的标准。他认为使用“参验”方法，对事物进行考察、比较研究的时候，必须有客观的态度，不能有主观的成见。他重视“众端参观”。“众端参观”的意思，是对众人所说所做的事，作参验比较，观察长短得失，不偏听偏信。他认为君主听言观行如果不从多方面比较验证，就得不到真实的言行，只听亲信的话，就会遭受蒙蔽，“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雍塞。”③韩非用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认识之正确与否，必须通过实际的功效来检验。他在《显学》篇里说，判断一把剑是否锋利，只看锻剑时掺锡多少和火焰的颜色，就是铸剑的能手欧治也难做到。但用铸成的剑去宰杀动物，那就随便什么人都能分辨出它的利钝。挑选好马，只看马的岁口、形状，就是善相马的伯乐也未必能判定马的优劣，可是，只要实地让它驾一次车，那就是普通人都能分别出马的优劣了。因此，他接着说：“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他在《六反》篇说，当人们都在睡眠的时候，无法分辨出谁是盲人；人们都在静默的时候，无法区别出谁是哑吧。可是，只要叫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回答，盲人和哑吧的缺陷便都无法掩饰了。韩非认为判断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否正确，不能只凭他自己说的话，也不是只凭争论可以解决的，而一定要根据他言行的实际效果去判断，所谓“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韩非发展了前期法家正视现实的改革精神，强调以实际功用和效果检证知识的真伪，否定无用的争辩。他在《五蠹》篇里说，现在的君主喜欢听花言巧语而不追究它是否合乎实际，对人的使用，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追究做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谈言者”，总是夸夸其谈，而不切合实用。所以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治仍然不免于乱。他认为，改变这种风①《备内》篇。

②《奸劫弑臣》篇。

③《内储说上》篇。

气的办法是使“境内之民，其言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看来，韩非的认识论是为他的法治学说提供论据。在《孤愤》篇里，还表现出他对旧贵族的抗争。他指出贵族以学士的空谈作为替自己辩护的工具，“学士为之谈”，而“贵重之臣”又以“毁诬之言”阻碍“智术能法之士”与君主接近，从而“智术能法之士”和“贵重之臣”便形成“不可两存之仇”。韩非认为，要解决这种不可两立的矛盾，必须清除那些维护贵族的没有经过参验的“愚诬之学”，唾弃那些“微妙之言”。

韩非的参验方法，用来考察一般认识的真假，特别是他以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参验的根据，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的。但他把法令作为考察政治上言行是非的标准，则又趋向了唯心主义。他认为，判断言行是非，要经过参验，而参验的标准是法令，符合法令的言行就是对的，违反法令的言行都是错误的。“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①君主公布的法令，在当时虽然有它的进步性，但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它并不能反映政治上的真理，当然也不能做为参验的标准。韩非把参验的认识论庸俗化，使参验成为推行法令的手段。

韩非是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积极倡导的专制主义理论，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思想中的进步性和反人民性并存于他的具有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他只看见争取国君、打击旧贵族以满足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而没有照顾到其他阶级，如工商业者，特别是广大农民阶级的要求。

①《问辩》篇。

第三节　吕不韦

生平事迹

吕不韦，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35年，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后来到韩国经商，成了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人②。

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安国君为秦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中男名子楚。子楚母夏姬不喜欢他，使他为秦质子于赵。子楚在赵为质期间，由于秦数攻赵，子楚在赵没有受到礼遇，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吕不韦恰巧到邯郸做生意，见到子楚，认为“此奇货可居”。他要用金钱资助子楚，帮助他谋取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他回家跟父亲说：“耕田之利几倍？”父亲说：“十倍”。“珠玉之赢几倍？”父亲说：“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父亲说：“无数。”他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建国立君，泽可遗世。愿往事之。”吕不韦的父亲同意了儿子的看法。从此，吕不韦便弃商，从事政治活动。

吕不韦了解到安国君宠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而能立嫡嗣者又独华阳夫人。吕不韦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他又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①，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于是，吕不韦因使华阳夫人之姊，进一步劝说夫人立子楚为嗣：“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地，次不得为嫡，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嫡，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兵。”华阳夫人认为说得对，因求立子楚为嫡王，安国君许之，决定以子楚为王位的继承人。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子楚与吕不韦归秦②。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卒，孝文王（即安国君）为王，立子楚为太子。第二年，孝文王卒，子楚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③庄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六年）卒，太子政立为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从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起，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37年）止，当丞相的时间共有十三年。秦王政继承王位时，只不过十三岁，事实上很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都是由吕不韦替他完成的。在这期间秦对六国的战争取得了不少次的胜利，为统一六国增强了更大的优势。

《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吕氏春秋》是其中很②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①《史记》言不韦先说华阳夫人姊，而《战国策·秦策五》则谓不韦所说乃秦王后弟阳泉君。《史记》载不韦入秦在秦昭王时，《秦策五》记不韦游秦已当孝文王世。

②《史记》说子楚冲破邯郸之围，脱亡赴秦军，而《秦策五》乃王后请之赵，赵自遣之。③《秦策五》：“食蓝田十二号。”《史记索引》：《秦本纪》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史记》后作，据汉郡而言之耳。《战国纵横家书·李园谓辛梧章》记，吕不韦在燕、赵之间也有封邑。

重要的一部书，也是这一类书的创始者。《艺文志》说，《吕氏春秋》有二十六篇，自注曰：“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兼儒、墨，合名法”。《吕氏春秋》确是“兼”“合”“诸子百家”各派学说编集而成的一部著作。据《吕氏春秋·序意》①记，书成于秦王政八年。

《史记》曾记书的缘起经过时，吕不韦为秦相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一字者予千金。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八览”是全书的开头，故《吕氏春秋》又名《吕览》。

今存本《吕氏春秋》的目次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篇。每篇各有子目，合计子目共百六十篇。

《吕氏春秋》想把诸子的学说统一起来。《不二》说：“夫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用众》（一作《善学》）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它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吕氏春秋》兼畸儒、道，其中又较倚重于道家。《序意》：维秦八年（即秦王政即位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君子）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甚）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尽管《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而“集论”成功的，但《序意》既冠以“文信侯曰’，即使不出于吕不韦自己的手笔，也必然经过他的同意，从而《序意》无疑是有他的见解。文中“法天地”的思想，“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的思想，以及“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以达到崇“公”的思想，都是所谓黄老道德思想。这一思想在书中有多处阐述。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袭儒家的地方，赞成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执一》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似顺》说：“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①以下引《吕氏春秋》均只注篇名。

这些明显是跟秦王政的思想相反的。《吕氏春秋》主张继续分封诸侯，保持贵族制度。《慎势》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战国末年消灭诸侯割据走向统一，是当时的趋势。主张分封诸侯的观点是倒退的，也违反秦国一向崇尚法治的思想。但它又主张政治上的统一，《谨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执一》说：“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这些又是法家思想。《察今》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是很显明的法家思想。《义赏》说：“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法家的赏罚跟儒家礼义揉合在一起，它的政治、道德思想是儒法兼而有之。

《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劝善），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这是把儒家“德”的政治思想跟道家结合起来。道家非乐，所谓“五音令人耳聋”。儒家则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大乐》：“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意谓“道”是音乐产生的本源，也是把道家儒家揉合在一起。

《孟冬纪》下面，编入《节葬》、《安死》两篇，是企图将儒家的“孝亲”跟墨家的“节葬”调和起来。在名实关系上，《审应》说：“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审分》：“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这些皆采纳了唯物论者在名实关系的观点。《吕氏春秋》对于阴阳家的《月令》很重视，它把“月令”作为十二纪的架子，而十二纪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十二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吕氏春秋》所说的采纳各家之长，说不上是对各家学说的批判继承和总结，提出新的思想体系，只是把各家学说，拼凑调和起来。因书成于众人之手，不免有所重复、抵牾。明显有重复的，如吴起被王错陷害，由西河出走的故事，重复出现于《长见》、《观表》两篇，而且文字大体相同。重复的还有《节葬》与《安死》，《去尤》与《去宥》，《应同》与《召类》等都是一意而分成两篇。如《应同》与《召类》两篇内容都是讲天人感应之说，而内容自相矛盾。如《大乐》反对墨子的非乐，《振乱》反对墨子“非攻”、“救守”，而《当染》却又以墨子的观点立论。

战国末年，随着政治统一趋向的明显而产生了《吕氏春秋》这部企图调和诸子的著作。但它又存在不少的矛盾。它既主张统一，又主张分封，并反对君主专制。《恃君览》：“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这种思想是跟秦王政的思想对立的。

《吕氏春秋》保存了许多古代遗文佚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保存了不少有关农业技术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

第十五章　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

第一节　数学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原始数学知识是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农业和手工业规模的扩大，货物交换的繁荣，尤其是丈量土地、建筑房屋、兴修水利、制造器皿、制定历法等实践活动，迫切需要相应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技能，从而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世界意义的杰出成就，主要有下列几项：（1）创造十进位置制记数法，（2）发明算筹和筹算，（3）发明规矩，（4）发现勾股定理和创立勾股测量方法，（5）创立早期的数学教育制度。

数学的萌芽远古上古时代，人们最初仅能分辨多少和大小，而数量与形状是与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人们逐渐积累了大量关于事物数量和物体形状的知识，终于从事物的具体属性中，抽象出纯粹的数与形的原始概念，实现了认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①，由绳结多少表示事物数量的多少，这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记数方法。“契”指的是刻划。在仰韶文化及年代稍晚的马家窑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有五十多种刻划符号，其中如Ｉ（1）、Ⅱ（2）、Ⅲ（3）、■（4）、■（5）、∧（6）、十（7）等，很可能是我国最早的记数符号。从远至河套人的骨器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大量器物上绘有直线、折线、平行线、三角、弧、圆、方、菱形、五边形、六边形、各种对称图形以及一些相当复杂的几何图案；许多器物制成柱、锥、球等规整的几何形状；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有圆形和正方形房屋基地，因此当时必定存在某种确定方圆的简单方法。这些都反映出远古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形体概念和粗浅的几何知识。

文字记数法文字产生以后，相应出现了明确的十进制记数法。在殷周甲骨文卜辞里，已有表示基本数目的专用文字：—（1）、＝（2）、■（3）、■（4）、Ⅹ（5）、■或∧（6）、十（7）（8）、九（9），｜（10）。100是“■”或“■”，1000是“■”，10000是“■”。大于10的自然数采用十进制。记多位数用合文，如■表示40，■■■■表示2656。甲骨文记录的最大数字是三万。在西周铜器铭文中，个别记数文字，虽然有所变化，但整个记数系统仍然采用十进制。汉代以后，记数文字已经与现代基本一致了。此外，殷商就已使用的60循环的干支纪年纪日法，一直沿用至今。在《周易》中，用阳爻（—）和阴爻（—）两种符号排列而成的八卦，六十四卦，体现了二进制的思想，也得到了自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以来许多学者①《易·系辞》。

的高度评价。

算筹和筹算算筹和筹算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成就，其出现不会晚于西周。算筹是一种特制的小竹棍，也有用木、骨、铁等材料制做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作为记数和计算的工具。算筹一般都盛放在算子筒里，出外时则装在一个特制的丝袋（称为“算袋”）里，佩带于使用者的腰部。《汉书》记载：“其算用竹，径一分，长六寸”①，《隋书》则说：“其算用竹，广二分，长三寸”②，这可能说明算筹随着时代不同而变短变小，这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1971年8月，陕西千阳西汉墓中出土了骨质算筹。这些细长圆柱形的算筹，两头齐整，粗细比较均匀，大多长度为13.5厘米，直径平均为0.3厘米，按古尺折算，其形制与《汉书》记载基本相符。用算筹表示数字，有两种摆法：算筹记数法则是“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①，把同一个数码放在十位就代表几十，放在百位就代表几百，并且纵横两式交错放置，以免混淆。用空位表示零。如插图上筹式表示数字1971。

这是很完备的十进位置制记数法。这种记数方法简单明确，一目了然，易于掌握，用一些竹筹即可表示任何数字，其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到了汉代，还出现了用红色算筹表示正数和用黑色算筹表示负数的方法。世界上一些文化发达较早的国家也分别采用过十进制和位置制。例如，古巴比伦人采用位置制，但用的是六十进制。中美洲的马雅人也知道位置制的道理，而用的是二十进制。在罗马数字中，5的符号是Ⅴ，左边放上1，是4（Ⅳ），右边放上1是6（Ⅵ）。10的符号是Ⅹ，而Ⅸ表示9，Ⅺ表示11。至于百、千、万又各有符号。用这种记数法表示较大数目相当复杂。古希腊用27个希腊字母相互配合才能表示1000以内的数目，也非常繁琐。古埃及使用的记数法是十进制，但不是位置制。既用十进制又用位置制的记数法，以中国为最早，据现有资料，一直到公元六七世纪，印度才采用十进位置制记数法，而其他国家更要晚得多。十世纪后，印度的十进位置制数码经阿拉伯传入地中海国家和西欧各国，并被称为“阿拉伯数码”。实际上，现在世界通用的十进位置制记数法很可能起源于中国。

用算筹进行计算，叫做筹算。算筹和筹算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由于缺乏资料，现在还无法肯定。甲骨文中有些记数文字类似于算筹的摆法。西周时期，数学是贵族子弟必修的科目之一。而早在春秋时期，乘法表（即古代乘法口诀，从九九八十一开始，到一一如一为止，亦称“九九”）就已经成为十分普通的常识。根据这些情况来看，算筹记数和简单的四则运算，很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已产生了。一直到十三世纪的元朝，珠算法逐渐推广之前，①《汉书·律历志》。

②《隋书·律历志》。

①《孙子算经》。

筹算制度沿用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数学的许多辉煌成就，正是在筹算的基础上取得的。

规矩和勾股定理我国很早就发明了简单方便的绘图工具和测绘仪器——规和矩。《史记》记载夏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①，反映了规、矩、准、绳作为测量和绘图工具在兴修水利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古代的“规”相当于圆规，“矩”类似木工用的曲尺。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规和矩两个字。“规”字是手执规画圆的样子（■），“矩”字写作匚。汉代的许多画象砖石，绘有伏羲执矩，女娲执规的图象，从中可以看出古代规和矩的基本形制。在与“矩”有关的记载中，最重要的命题就是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勾股定理是我国早期数学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周髀算经》记载，西周初期周公与商高讨论天文学问题时提到“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即勾股形三边之比为3∶4∶5，这是特殊形式的勾股定理。此外，该书还提到“环矩以为圆”的性质。《周髀算经》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时代较晚。因此，有人怀疑该书所记周公与商高问答的可靠性。当然，有关勾股定理的发现时代问题，还需要更多的佐证。但联系到中国远古时代水利与建筑工程的复杂程度与所需的测量知识，那么，我国很早就发现了一般形式的勾股定理，这是勿庸置疑的。规可以作圆和弧，矩可以作直线和直角。据《周髀》记载，矩在测量方面的用法是“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复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①，即利用矩的不同摆法根据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关系，可以确定水平和垂直方向，测量远处物体的高度、深度和距离。

数学知识的丰富和提高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废除井田，履亩而税，需要丈量土地面积，建筑城堡，兴修水利，计算人工，需要知道体积和比例分配，制订历法，制造器皿，需要认识部分与整体关系和掌握分数概念。因此，数学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特别是更加充实了有关分数、比例、面积和体积等方面的数学知识。古四分历法和乐律计算中的“三分损益法”，要用到分数，，。当时不少文献中也都记载了有关分数的资料。如“十分寸之一132314谓之枚’②，即“枚”等于十分之一寸；“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后”③等。据记载，齐国的标准量器“鬴”，①《史记·夏本纪》。

①《周髀算经》。

②《考工记》。

③《考工记》。

应合升，而每升容积为立方寸。一直流传至今的秦国标准量器“商鞅量”，其容积为立方寸。战国时各自为政，各地区的度量衡制彼此6416151558不同，并且也不全是十进制。一直到秦始皇时才进行统一度量衡的工作，并基本上采用了十进制的度量衡单位。在《考工记》里，还出现了初步的角度概念。其中以“倨勾”二字表示角，这类似于用“多少”表示数量，用“长短”表示长度。“倨”是钝角，“勾”是锐角。直角叫做“倨勾中矩”或简称“一矩”，等于90°。“宣”相当于45°，“■”相当于67°30′，“柯”相当于101°15′，等等。此外，《考工记》中还提到：筑氏为削，“合六而成规”，“削”是圆弧形的刀，六件“削”可以拼成一个圆周；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这些都说明对于由矩发展而来的角度概念，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公元前六世纪，楚国令尹筑沂城，晋国士弥牟设计修建成周城，都测算过城墙的长度、宽度和高度，计算了城墙和沟洫的土石方量、工程期限、所需的人工物料、劳动力往返里程及需用粮食数量等。如《左传》记载，“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①。由于整个工程计划周密，分工明确，因而很快完成了筑城任务。显然，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有关简单几何形体的体积计算和解决比例分配问题的数学方法。

数学思想的深化在这一时期，墨家、名家及其他学派，还总结和提炼出许多抽象的数学概念和合乎逻辑的命题，反映了这一时期数学思想的深化和力图进行理论研究的尝试。例如，在《墨经》中载有墨家给一些几何概念所下的比较严格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①；平，“同高也”②；直，“参也”③，用三点共线定义“直”；同长，“以正相尽也”④，定义线段相等；中，“同长也”⑤，定义线段中点；方，“柱隅四匝也”⑥定义正方形或矩形。此外，《墨经》中还有关于点、线、面、体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说明。墨经中还提出，“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位”⑦，1比2小，但却比5大，其原因在于数位的不同，这里显然指的是位置制记数法。稍后于墨子的庄子，记述了惠施等人的学说，其中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⑧，涉及到无穷的概念，说明名家对于无穷大和无穷小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在《庄子》中，①《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①《墨子·经上》。

②《墨子·经上》。

③《墨子·经上》。

④《墨子·经上》。

⑤《墨子·经上》。

⑥《墨子·经上》。

⑦《墨子·经下》。

⑧《庄子·天下篇》。

还记载了辩者公孙龙提出的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把一根一尺长⑨的木棒，每天截取前一天所剩下的一半，如此下去，永远也不会取完。这相当于数列，，..，..趋向于零而不等于零。这个著名的论断，1212121223n现在讲授数列极限时仍然常常被引用。上述比较严格的定义，简单的极限概念和其他数学命题，是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和抽象出来的理性认识，虽然还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思辨性质，也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但无疑都是精彩宝贵的数学思想。可惜的是，墨家等学派这种建立定义和命题，重视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的新思想和新尝试，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数学沿着另外一条道路，逐步形成了一套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学体系。

数学教育我国数学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数学和数学教育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且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数学教育制度。据《礼记》记载，周朝规定“六年（6岁）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教师），居宿于外，学书计”①。《汉书》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②，说明当时的贵族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从六岁或八岁开始学习数（shǔ）数（shù）和辨认方向，九岁学习干支纪日法，十岁学习书计，其中的“计”是指一般计算能力的培养，“书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语文和算术。当时还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数学是“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之一，成为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在周朝，还没有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冯相氏”和“保章氏”，以及掌管财政统计的官员“司会”，军队中也有负责武器、粮饷等收支计算的官员“法算”，这些人当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数学知识。当时还把世代相传专门负责天文历法和通晓数学的人，称为“畴人”也就是早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周朝衰落以后，“畴人”子弟分散到各诸侯国，私家讲学也逐渐兴盛起来，对各地区的数学普及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春秋战国以后，数学常识为越来越广泛的人所掌握，“能书会计”（能写会算）成为介绍和鉴定官员才能的一项重要内容。

⑨《庄子·天下篇》。

①《礼记·内则篇》。

②《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　天文学

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资料表明，我国是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采集、狩猎和农牧业活动的需要，通过观天象、定方向、定季节、告农时，逐渐积累天文知识，萌生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

早在六七千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房屋的门、墓穴和人骨架的头部都朝着南方，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积有五层墓葬，晚期的叠在早期之上，但方向仍大体一致。①这种一致性表明他们已能辨认方向。对于原始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人来说，能够赖以定方向的依据只有天象变化，特别是太阳。

太阳给大地以光明，给人们以温暖，它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陶器上，就有以太阳作为纹饰的器物。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中间为红色圆心，四周有彩色光芒，显系太阳的图象；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出土的灰陶尊上，画有日出于山岗之上和日出于山岗云气之上的图案，恐系“旦”字的象形字。稍晚的文献《诗经》中则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的诗句②，表明在山岗上观日影定方向，另一篇《邶风·定之方中》说：“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这些观太阳定方向的描述，正是古老习俗的遗留。

日出和日没不仅指示了方向，而且形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循环，昼夜交替使人们产生了日的概念，昼夜与太阳都用“日”字表示，日显然是同太阳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计算日子的流逝，原始时代就出现了许多方法。我国解放前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在绳子上打结，有的在竹上刻划，有的在竹筒里放石子，这些记日方法显然是很原始的。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干支记日法，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夏代末期帝王的名字就已采用了十干中某些字，如孔甲、履癸，说明它们可能产生得更早些，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用十干与十二支相配，得到甲子、乙丑、丙寅..癸亥等六十个干支名称，用来记日便是六十天一循环，这种记日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一块武乙时期（约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着六十干支，这可能是当时的日历。在甲骨文中还有旬字，殷人称十天为一旬，这一名称也一直流传到今天。

月有圆缺，这是夜晚可能看到的最明显的天象变化，从月圆（望）到月圆，或从月初见（朏）到下一次见到，或从月不见（晦）到下一次不见都差不多是三十天，月的圆缺变化产生了“月”的概念。阿细人的跳月，藏历的定望都是原始时期的遗留。望、朏、晦比朔更早被人们所认识，最早的“朔”字见于《诗经》。

季和年虽然比日和月的周期要长，但它的产生并不晚。因为，它比起日月来也许更重要，寒来暑往，草木枯荣，农业的收成，动物的繁衍都同它密切相关。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要求准确掌握时令季节，而天象的周期变化与物候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通过观察天象就能确定季和年的变迁。观象授时既是生产之必需，也是最早的天文活动。文献上记有古代传说：“少皞氏之衰①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②《诗经·大雅·公刘》。

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①这段记述说颛顼时代已有了“火正”的专门官职，负责观察大火（即心宿二）这红色亮星来判断季节。后来由于氏族战争，观测停止了，结果弄得季节掌握不住，造成很大混乱，到帝尧时代又恢复“火正”之官，让他明时正度，造成了风调雨顺、生活安宁的局面。《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印证了这一传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祀时焉！”陶唐氏即是帝尧。

尧不仅恢复了火正，还立羲和之官，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观察日月星辰，以告农时。《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典》虽非尧时所作（学者们多认为作于战国初或稍早），但可能记有较早时代的事情。这段文献所指出的四仲中星，即不同的季节黄昏时有不同的星到达南方天空。按现代天文学来推算，鸟、火、虚、昴四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黄昏时到达南方天空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尧时相当。所以，《尧典》的记述可能正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情形。

至于“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述，更说明了历法的萌芽。年、月、日概念的建立是历法得以产生的基础，一年有366天的识别，又设置闰月来协调季节和月分的关系，这是天文学的重大进步。殷商甲骨文已有十二个月的名称，还有大量十三月的记载，这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证明。从甲骨文的片断记载可以推论殷代历法已有相当水平，它大体上是以干支记日，以月亮圆缺的周期记月，以冷暖循环来记年，一年有12个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年有13个月。这一阴阳合历的传统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古历的重要特点。

殷周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行用不同的历法，计有夏、殷、周、鲁、黄帝、颛顼六种，通称古六历，这些历的年长都是天，故又称古四分历。36514它们的不同在于岁首，黄帝、周、鲁三历以十一月（子月）为岁首，称建子，殷历以十二月（丑月）为岁首，称建丑，夏历以正月（寅月）为岁首，称建寅，这就是“三正”之说。此外还有颛顼历以小月（亥月）为岁首，称建亥，目前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些历的详情还不太清楚。

天文和历法的发展基于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悠久最系统的。《夏小正》一书中按月分记录了天象和物候的关联，如“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等等，该书虽然成书较晚，但这些天象记录如实地反映了三四千年前的天象。《鹖冠子》也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①《史记·历书》。

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是三四千年前的天象。

殷墟甲骨文中包含着更多的天象记录，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的日月食记事，现在能大体定出时间的有四次日食，五次月食，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文中记录大火附近出现新星，它比古希腊伊巴谷Hipparchas（前二世纪）记录的第一个新星（公元前134年）要早一千多年。比甲骨文稍晚的金文中有大量的西周月相记录，如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等，虽然对它们的含义是指一个月中的某一天或者某一部分还有争论，但其同月相变化有关是没有疑问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天象记录在《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著名的《豳风·七月》诗记载了天象与物候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历法知识；《小雅·十月之交》的日食和月食记录，引起了研究者的很大兴趣，据中外学者考证，十月辛卯朔的日食和紧靠着的一次月食可能发生于公元前776年9月6日和8月21日，但另一些人认为是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和12月15日，因为前次日食通过北极圈之内，中国黄河流域不可能见到。《诗经》中关于恒星的记述已有28夜中十宿的名称，还有牛郎、织女、银河以及金星的不同名称——启明和长庚。

春秋时代的编年史中有37次日食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可用现代的计算来验证，并给地球自转研究提供参考。鲁文公十四（前613年）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的记录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鲁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天琴流星雨的最早记录。战国时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一作石申夫）辨认并观测了大量恒星，测定了120多个星的位置，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公元前444年）遗物上发现了完整的28宿名称，并和北斗图象相联。这些天象观测记录和所达到的天文学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

和天文学从原始社会萌生的同时，人们也产主了对天空和自然的原始宗教意识。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宗教思想和自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自然神的崇拜为奴隶主阶级利用，出现了人格化的、主宰一切的天神，人世间的君主也是授命于天的。人们对天空现象的迷惘，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使星占术得以产生。这就是古代许多天象记录同星占迷信纠缠在一起的原因。

第三节　气象学

气象和天文学在我国古代统称天文，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气象现象是发生在地球大气层内的，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则在大气层之外。气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为了生存，人们经历了对自然气候的适应过程，从穴居野处发展到营室居住，他们把屋门开向南方，又用兽皮树叶缝制衣服，抵御风寒。人们虽不断积累气象知识，而对其成因却一无所知，从而产生对自然神的崇拜。《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到，南方多雨是因为南方为雨师应龙所居，北方干旱是因为旱神女魃居于赤水之北（今河西走廊以北的大沙漠）。古人认为风云雷雹都各有神，各司其职，而传说中的“后羿射日”则反映了人们战胜干旱燥热的美好愿望。

殷商甲骨文保留了大量天气现象的记录，出现了晴、云、阴、霾、雾、虹、霓、霜、雪、雷、电、雨、风、雹等名称。公元前十三世纪文丁时期的卜辞中有连续十天的气象记录①，这是世界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也是后来传统气象记录的先声。甲骨文中对风雨有不同的称谓，雨有大雨、小雨、幺（丝）雨（毛毛雨），风有小风、大风，风（骤风）、大飓（狂风），可说是风力、雨量分级概念的开始。

殷商时期有关天气和物候现象的记录大量出现，揭示了我国大陆上古今气候的变化情况。二千多年前的物候现象比现今要早一周以上，黄河流域当时生长着很多竹子、桑树，种植水稻，还有大象，表明那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古代气象史料可以用来为现代许多研究项目做参考，因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观象授时阶段，为了利用物候现象来判断季节时令，经常注意观察气象变化，促进了对气象规律的认识。《夏小正》中按月列出的物候现象，也附有气象情况，如“正月..鱼陡负冰，..时有后风，寒日涤冻涂”，“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等等，在《诗经》、《月令》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物候描述。随着观察的深入，感性知识增多，形成了一些天气预报的谚语。《诗经·鄘风·蝃■》曰：“朝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早晨日出时看见西方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了，这个谚语至今还在我国民间流传。《小雅·渐渐之石》还记有：“月离于毕，渒滂沱矣！”说是看见满月进入毕宿，就到了孟秋多雨的季节，秋雨绵绵，这是一种长期预报。《古微书》中记录的“月离于箕风扬沙’，也是类似的意思，指满月进入箕宿就进入多风的春季，尘土飞扬。《小雅·信南山》的“上天同（彤）云，雨雪雾雾”，表示彤云密布，大雪就要来临。

对气象规律的认识使人们对神的主宰产生怀疑，并进而思考风云雷雨的成因和本质。《庄子·天运》对风由神的呼吸而产生之说发出疑问，“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指出风回旋不定，东西任吹，有谁闲着没事去披拂它呢？宋玉《风赋》说：“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关尹子·二柱》篇说：“气之所自生者，如摇帘得风，彼非摇时，非风之气”，提出风即气，气流生风，不流无风，仍是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里借阴阳和相互转化的概念辩证地叙述了①董作宾：《殷文丁时卜辞中一旬间之气象记录》，《气象学报》17卷1—4合期，1943年12月。雨和云的关系。从现象来看，雨从天降，云从地升，而雨又是云形成的，故实质上雨还是出自地。地下有轻阳之气上升，天上有浊阴之气下降，互相转化而成云雨。《庄子》认为“阴阳交争为雷”，《春秋·元命苞》说：“阴阳激为电”，都认为雷电是一种阴阳冲突所生成的现象。《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有一段总括性的话：“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雹霰者，一气之化也。”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这些记述力图从自然界本身去说明天气现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第四节　地学

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非常早。他们必须知道什么地方有植物果实可采，什么地方有动物可供狩猎，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石头可供制造石器。这种对环境的认识，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地学知识。在170万年前元谋人居住的地方，不仅有石器、炭屑，而且还有许多动物骨头化石，常见的动物有云南马，剑齿虎、象、犀牛等①，说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群落以草原——灌木丛林为主。元谋人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用木棒和石器猎取食物。同时也经常去湖滨、草丛地带采集植物果实，捕捉龟、蚌，以求得生存。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熟悉了周围环境，对地理现象有了认识，从而获得了最原始的资源分布知识，方位概念，动、植物知识和矿物岩石知识等。特别是北京猿人，他们在周口店地区生活了数十万年②，一代一代地积累了对当地环境的知识。

从考古发掘材料知道，旧石器时代，中国的远古居民主要用石英岩、玄武岩、硅质灰岩等十一种岩石和矿物制造石器，并用赤铁矿作随葬品，用石墨制装饰品。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利用矿物岩石的品种显著增多，有花岗岩、玛瑙、变质页岩、流纹岩、滑石、泥质灰岩、碧玉、片麻岩、绿松石、蛋白石、硬玉、自然铜、瓷土、高岭土等37种，加上旧石器时代的13种，总共是50种①。这就是说，在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初步认识了12种矿物，32种岩石，6种土。他们在利用这些矿物和岩石时，对它们的硬度、颜色、透明性、手感粗细程度、比重等物理特征也有所认识，并用这些知识去辨别或寻找这些矿物和岩石。

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人对植物与环境，特别是植物与土壤的关系已有某些认识。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古文献也记载，禹“尽力乎沟洫”②，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③。这些说明，当时的人已认识到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水稻，并积累了开沟引水种稻的知识。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遗址来看，门多向南，那时已有方向的概念，知道门向南开，进光量多，冬季阳光可射进屋内，使房屋更暖和，《尚书·尧典》中已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记载。

自有文字以后，地学知识得到更迅速的积累和传播。甲骨文中有土方征我东鄙，鬼方牧我西鄙的记载④，说明商朝四周有许多方国，已有国境线的观念。有的甲骨文记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⑤。《尚书·禹贡》和《周易》则记载了八个方位。这说明，从夏朝到周朝方位观念的发展⑥。

①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7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②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1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①李仲钧、王概之《我国史前人类对于矿物岩石认识的历史》，《科学通报》1975年第五期。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②《论语·泰伯》。

③《史记·夏本纪》。

④原文为：“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我西鄙田”，见《殷虚书契菁华》。⑤见《缀口》二四○。

⑥见《周易正义》卷九，“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禹贡》：“东原底平”，“至现存古籍中，最早提到地图的是《尚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这里所说的“伻来以图”的“图”，是为选建洛阳城址而特别绘制的地图①。它说明，周初不仅有地图，而且已经在生产建设中应用地图了。

由于政治、军事、生产的需要，地图的发展非常迅速。根据《周礼》的记载，周朝已有数种专用地图。如行政区划图，从图上能“辨其邦国、都鄙、四夷..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农业地图，由土训官掌管，“以诏地事”。地形图，从图上能“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矿产图，由矿人掌管，对“金、玉、锡石之地”矿人要“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交通图，从图上能“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还有用地图打官司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可见地图的应用范围已相当广泛。在《管子》一书中，还有专门论述地图的重要性，地图的内容，地图在军事上的作用的《地图篇》，写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径川陵陵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可见春秋战国时的地图，已是画着符号的山川城郭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山川险阻，各种地物地形，从草木到城郭大小，从道路远近到名邑废邑，都有数理的概念，可以审知地域大小，地图的绘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国策·赵策》讲述苏秦以合纵说赵王：“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这意味着战国时的地图有了分率（即比例尺），从图上可以量测地域面积大小。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天下之图。而各国亦自备详细而保密的本国地图，所以荆轲刺秦王，“献督亢地图于秦”，以此诱见秦王。献地图就等于把江山献出去。这种观念，在韩非的著作中表现很明显。他说：“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单；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①。

早期描述区域地理的专著有《山经》和《禹贡》。

《山经》是现存《山海经》里写作时间最早、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②。它以山为纲领，对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及两大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进行综合性的记述。

《山经》的作者以今河南省西部作为“中山经”的主要部分，自此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以东为“东山经”。这五个部分就是五个地区，每个地区之内，作者以山岭为纲，分列次第，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道里依次描述各个山的地形、水文、气候、天然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

《山经》一共描述了四百五十一座山，三百条水，二十七个湖泽，一百于南河”，“弱水既西”，“东北会于■”。

①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三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①《韩非·五蠹》。

②《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现存这种形式的《山海经》，可能是汉代形成的。

六十种植物，二百七十多种动物，八十九种岩石和矿物。

《山经》对山的描述包括山的形态，高度，宽度，坡度，积雪情况，分水岭等。比如太华山（今华山），它说是“削成而四方，高千仞，广十里，鸟兽莫居”。今天由渭河平原南望华山，正是如此①。

《山经》对水的描述，力求讲明河流的来龙去脉，水的季节变化，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河床地貌等。

《山经》对岩石矿物的描述是很出色的，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详细地记载岩石矿物的著作。所记岩石矿物种数达89种，产地三百多处。描述的矿物性状有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磁性，感觉性质（粗糙或滑腻），敲击声音，医药性能，集合体的状态——土状、块状、卵状、米粒状，共生关系，可熔性等。矿物的名称体现了矿物的特征，如磁石，采石，瓀石，丹粟，茈石，白玉，青■等。矿物的共生现象有赤铜—砺石，铁—文石，银一砥砺，铁—美玉—青垩，黄金—银，白金—铁，金—银—铁，金玉—赭石等②。以前曾有人把希腊学者乔菲司蒂斯（公元前371—前286，Theophrastus）的著作《石头志》（书中记载了十六种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说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矿物学文献，其实，在《石头志》问世前二百年，《山经》已问世了，而且内容比它丰富得多。

《山经》记载了一百六十多种植物，对某些植物的形态作了简要的描述。其中有四十九种是药用植物，这是后世本草著作的肇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记载反映了地区差异。比如热带、亚热带地区多桂、橘、柚、楠木等，而温带干旱区多松、柏、白果树等。

《山经》中记载的动物名称约二百六十多种，也体现了地区差异。比如热带地区多象、蛇；寒冷干旱区多马、骆驼、旄牛等。其中药用动物六十四种①。

《山经》又是一部药物书，一共记载了一百一十七种药物。除动、植物外，用无机物作药的四种。这117种药物中，给人治病的103种，给牲畜治病的2种，毒鼠、毒鱼的6种。

上述事例表明，《山经》不仅是一部古代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我国最早的类书”②。

《禹贡》全书只有近一千二百字，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部分组成。“九州”主要依据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线来划分，这种自然分区很富有地理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各州就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运输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是早期区域地理的杰出著作。“导山”部分，专列山岳20余座，并归纳成几条自西向东的脉络。“导水”部分专写河流，共9条水系。这是我国地理学专就山岳和水系进行研究的开始。“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的大一统思想，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诸侯割据的形势下，这种大一统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43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②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2年8月28日。①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②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载《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第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除了《山经》、《禹贡》之外，还有一些著作也含有丰富的地理知识内容。比如《周易》、《诗经》、《周礼》、《大戴礼》、《国语》、《管子》等。

《周易》谦卦象辞说：“地道变盈而流谦”。唐代孔颖达解释说：“丘陵川谷之属，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是改变盈者，流布谦者也”。显然这是对流水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的概括。所谓“地道”，就是指上述流水的侵蚀与沉积作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地表一种有规律的活动。

据统计，《诗经》中记载了三十多条河流，主要是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及其支流；记载了二十多座山，如泰山、嵩山、首阳山、终南山、蒙山、岐山等。叙述的地貌形态名称至少有六十多个，如山、冈、丘，陵、原、隰、洲、渚等。河岸地貌又分岸、干、浒、涘、溽、鞫、将、湄、■、浦、濆、麋、频等。对于山，还注意植被覆盖情况，把有草木的称为“屺”，没有草木的称为“岵”；土山戴石的称“崔嵬”，石山戴土的称“砠”。对于丘，又根据形状不同而有多种名称。如“宛丘”是四周高，中央低；“顿丘”是单独的一个丘；“阿丘”是偏高的丘；“京”是高丘等。可见当时对于地形已有了比较细致的观察。所记植物名称多达137种；动物名称110种；气象名称16个，如风、雪、雨、霾、雷、霆、霜、冰、云、霰、霡霂、蝃等。风又分终风、凯风、谷风、北风、飘风等。气候方面，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称，有不少物候记载。特别是《豳风·七月》，可以说是一首物候歌。如“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六月莎鸡振羽”，“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方位名称六个，矿物三种。此外，还对一些地学现象进行了描述。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对地表发生剧烈变化的描述。

《大戴礼》中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记载物候的专著。它成书的年代虽然在奴隶社会后期，但其中的某些认识很可能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全书只有四百多字，但内容相当丰富。在植物物候方面，对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观察记录。如正月的物候是柳树长出了花序，梅、杏、山桃相继开花。七月的物候是芦苇长出了芦花。在动物物候方面，对鸟、兽、虫、鱼都有所注意。如正月的物候是大地回春，田鼠出来活动。野鸡鸣叫，雌雄交配。鱼儿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层的地方。农田害虫蝼蛄也叫了。《夏小正》采用的是夏历，和现在民间常用的农历月份相当。其中的正月即阳历二月。书中记载梅、杏和山桃在正月开花，又提到淮、海和（扬子鳄）等，说明所观察的可能是淮河至长江沿海一带的物候①。

《周礼·考工记》中有“橘逾淮而北为积，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是关于天然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有某个界线的最早记录。橘子多分布在长江以南，淮河以北橘子很难生长。鹆俗名八哥，多留居我国中部、南部各省平原和山林间。济就是济水，古四渎之一，地理位置由泺口以下至海，与今小清河河道略同。“鹆不逾济”，就是指鹆一般只能留居在济水以南，而貉是生活在北方的毛皮兽。汶是汶水，今名大汶水，在山东西部，古汶水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貉如果越过汶河往南，就会由于不适应较暖的生活环境而死亡。二千四百多年前，《周礼·考工记》就提出天然动植物有地理分布界线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管子·地员》是秦以前讲土壤分类最详细的著作。它将一般地区的土①杜石然等六人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74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壤分作18个类型，90种。然后分别叙述它们的性状和所宜生长的植物。又按上、中、下三等，顺序评价它们的生产性能。它用来分类的依据是：土壤的颜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酸碱性和肥力，并密切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它的缺点是由于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土壤分类表现得很机械，每类都是五种，有的甚至还和角、商、宫、羽、徵五音配合，以合五行。这种作法脱离实际，不是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

在《管子·地数》中，还记载了通过矿苗找矿的经验：“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又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这里所说的上下关系，有三种含义：第一，一个垂直的矿体或一条矿脉，山上露头中出现某种矿物，可能对下面赋存的另一种主要矿产起到指示作用，这种指示矿物在古代称之为“苗”或“引”。又某些多金属矿体（脉）的上部和下部富集的矿种有所不同，这种垂直分带现象，在古代已有所认识。第二，山上出现的某种矿物和山下出现的另一种矿物，分别产于不同的地层或岩石中。既不同属于一个矿体，成因上又没有明显的联系，属于这种情况的上下关系，仅仅是一种空间位置的相对关系。第三，山上赋存有某种原生矿床，而山下出现另一种砂矿，这种上下关系也不一定和矿床成因有联系。所以，《管子·地数》讲的找矿方法，只有一部分是通过金属矿产的共生关系寻找，其余则是通过矿产之间空间位置的相对关系来寻找①。

《管子·地员》还记载有植物生态方面的知识，指出在土质优劣、地势高低和水泉深浅不同的土地上，所宜生长的植物也是不同的。特别是注意到了植物垂直分布的现象。在山地，由山顶到山麓，依次有“悬泉”、“■崣”、“泉英”、“山之■”“山之侧”五个部分。“悬泉”上长的是落叶松纯林；“■崣”上长的是山柳灌丛；“泉英”上长的是山杨；“山之■”上长的是槚楸一类杂木林；“山之侧”上长的是刺榆。这些情况，与现在华北地区的山地植物分布并无差异①。

①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319页，地质出版社，1980年。①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第29页，农业出版社，1981年。

第十六章　物理学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科学，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观察实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夏商周时期，人们已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力、热、声、光、磁等方面的知识和对于运动、时空、物质结构等问题的认识，这些知识和认识构成了这一时期物理学的丰富内容。

第一节　力学知识

力学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学科之一。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应用尖劈和杠杆原理，制造出某些器具，还利用斜面、轮轴等机械提举重物。下面着重介绍这一时期对于弹力、浮力和摩擦力的利用及对力的本性的认识。

由于狩猎和战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弓箭。在山西峙峪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有石镞，说明距今二万八千年前就有弓箭的发明。至春秋战国时期，弓箭的制造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工记》详细地记载了箭的杆、矢、羽三部分的构造和比例，特别是讨论了箭的结构与飞行的关系，认为箭的结构直接影响到飞行状况及射击的准确性。若箭杆前部太软，箭就会往下俯冲；若后部太软，箭就会往上飘；中部太软则飞行纡曲；中部太硬就会向上飞扬；羽毛太多则速度慢；羽毛太少较易偏斜①。这些讨论已涉及到初步的空气动力学的内容。这个时期还发明了弩，可以把弹力积聚起来，以使发射力更强。对浮力的利用也相当早。除行舟外，对水的浮力还进行理论探讨。墨家学派认为，可以浮在水中的物体，虽其形体较大，但在水中只沉浸较浅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物体中间有空隙（“形之大，其沉浅也，说在具”）②。《考工记》也提到利用水的浮力来检验车轮制造时各部分是否平衡（“水之，以视其平，沉之均也”）③。

春秋战国时期，对惯性现象已有一定的认识，如《考工记》就提到：“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④。物体的垂直下落必须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墨家曾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凡重，上弗挈，下弗扳，旁弗劫，则下直”。⑤意思是说在物体下落时，如果上不提它，下不拉它，旁不影响它，那么它就垂直下落。人们还利用重心的转移制成“欹器”。《荀子·宥坐》载：孔子参观鲁庙，见到一种可以灌水的容器，当它在空腹时是倾斜的；灌水适中就正立起来；若灌水过满就会倾覆（“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种欹器是统治者用来做座右铭的，因而叫“宥坐”。这个容器内部具有特殊构造，由水的灌入程度不同，使重心不断转移，从而出现三种不同状态。

由于长期对各种自然力的开发与利用，人们对“力”的本性也进行探讨。《墨经》对力作了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①。这里的“形”，即是形体，亦即物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力是使物体发生运动的原因。但力是什么？《墨①《考工记·矢人》。

②《墨子·经下》。

③《考工记·轮人》。

④《考工记·辀人》。

⑤《墨子·经说下》。

①《墨子·经上》。

经》说：力是“重之谓”②，即在静止的时候，力就以“重”来表示。也就是把物体下落的属性看作力。物体的下落或上举，都是由于“重”在起作用（“下，举，重奋也”）。

②《墨子·经说上》。

第二节　热学知识

人类在长期对火控制与利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热学知识。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庄子·外物篇》已有关于“木与木相摩则然（燃）”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发明以“阳燧”反射并聚焦太阳光来取火。阳燧是青铜制的凹面镜，反射太阳光可使某些易燃物（如绒艾）发火。原始人早已认识火势自然向上之性，因此在蒸煮食物或烧陶、冶金时，均是薪炭在下，被加热物在上，并采取了通风措施，以便增加炉温。

关于温度的测量，古代虽未发明温度计，但对于温度的判断还是有一定办法的。《考工记》中精彩地描述了在冶炼金属时如何判断炉温的高低：“凡铸金之状，金（即铜）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①这是根据不同物质的蒸汽颜色来判断炉火的温度：由黑浊到黄白，再到清白；当最后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就可以浇铸了。这种掌握火候的办法，直到近代还在使用。《吕氏春秋》：“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这是一种关于气温的判别法，据此可以制成原始的温度计。《周礼》中还有关于古人在冬日凿冰入窖，以便在天热的时候用它来冷藏食物或保存尸体的记载。

①《考工记·栗氏》。

第三节　声学知识

原始人类已知某些物体在受到振动之时会发声，例如敲击厚薄不同的石块、陶器会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拉动绷紧着的绳索或弓弦，以及用口吹某些空腔或管状体，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人们根据这些特点制造了石磬、陶埙等乐器；至周代，由于宫廷音乐的发展，已出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即“八音”。其中有板振动和膜振动的（如编钟、编磬、铃、鼓等），气柱振动的（如萧、管、笙、埙等），弦振动的（如琴、瑟）。春秋战国以后这些乐器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乐律方面，西周至春秋战国，已出现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和十二律的完整理论体系。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用宫、商、角、徵、羽来表示，十二律用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来表示。关于各律的确定，最早可能是采用损益弦长的办法。《管子》中介绍了一种“三分损益法”，就是把一根弦分为三段，取其三分之二，舍其三分之一，称为“三分损一”；又增其三分之一，则为“三分益一”，这样辗转相生，就可以得到各律。《管子·地员篇》的原话是：“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这种以弦长求各律的三分损益法。以数学语言来表述就是：令黄钟的宫音弦长为（1×3）4=9×9=81则徵音弦长为×（）

商音弦长为×（）

羽音弦长为×（）

角音弦长为×（）

811+13=108108113=72721+13=9696113=64--于是，按弦长大小其五音的排列为：徵（108）羽（96）宫（81）商（72）角（64）

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乐器。其中编钟一套64件，每钟都有两个发音部位，敲击不同部位，能分别发出相隔三度的两个音，整套编钟共能发出128个音，音域宽广，达五个半八度，只比现代钢琴高低两端各约少一组。中间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多种乐曲。这么大规模的编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乐器制造的杰出水平。

《考工记》对于发声体的形状、厚薄、大小同发声的关系，有过科学的记载。如钟的厚、薄、侈、弇要适当。“已（太）厚则石（声不易发），已薄则播（声散），侈（钟口太大）则柞，弇（钟口太小）则郁。”①并且指出：“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鼓也具有这种性质，也是“大而短，其声疾而短闻”，“小而长，其声舒而远闻”。《考①《考工记·凫氏》。

工记》还指出，可以适当改变发声体的形状、厚薄、大小来调音，例如磬的发声太高，就摩去它的两旁；如发声太低，就摩去其两端。

春秋战国时期还知道某些共振知识。《墨子》曾提到用倒扣在地下的空瓮来探听敌方的军事行动或确定敌方挖地道的方位；《庄子》记载调瑟时引起另一瑟的共鸣现象：“鼓宫宫动，鼓角角动”。

第四节　光学知识

光学知识起源甚早。日光或火光照射物体时所出现的阴影，平静湖面反映山丘、树木所成的倒影，对原始人类光学知识的积累都有一定的影响。商周时期已利用静止的水面来照自己的影。《庄子·德充符篇》：“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静也”。金文中的“鉴”字，写作“■”，表示一个人弯腰向水盆照自己的脸。由于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人们铸造了不少铜镜。它的出现为光学的实验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墨经》中记载了物体成影、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的实验结果，内容相当丰富。

墨家认为，影是由物体遮住了光而出现的，其大小同物体、光源、影屏三者之间的位置有关。并且指出，影是不会随着物体运动而移动的（“景不徙”，景，即影）①。当物体移动时，前影消失，后影产生。人们通常所看到的影的移动，其实只是前影不断消失，后影不断产生的连续过程。这是很科学的见解。《庄子·天下篇》也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见解。

“光的直线前进”是几何光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墨家学派就已知道了。墨家指出，光的照耀就跟射箭一样（“煦若射”）。基于这样的看法，对小孔成像实验做了正确的解释：人体反射的光线经过小孔以后，“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②，这样，所成的便是倒像。墨家还指出：单个平面镜所成的像只有一个，同物体的大小、形态完全一样，而且总是跟物体以镜面成对称的。对于凸面镜来说，所成的也只有一个正立的像，但较小。凹面镜所成的像较复杂。墨家把凹面镜的曲率中心至焦点的一段距离称为“中”，当物体在“中”以外时，所成的是倒立的小像；当物体在靠近镜面的“中”以内时，所成的是正立的放大的像。（“镜洼，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③）。墨家没有区分焦点和圆心是其光学成就上的一个缺陷，但他们的实验研究在世界几何光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家关于几何光学的理论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275年）所著《反射光学》约早了一百多年。

①《墨子·经下》。

②《墨子·经说下》。

③《墨子·经下》。

第五节　磁学知识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采矿、冶金过程中，在与磁铁矿的经常接触中，发现了磁铁矿的吸铁性。这种吸铁性就象母亲吸引子女一样，因而人们最初把这种矿石称为“磁石”。如《管子·地数篇》就写到：“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磁石除了具有吸铁性之外，还具有南北指向性，指向性与吸铁性，实际上都是磁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表现。当时人们已利用磁石指向性，制造出指向仪器——司南。《鬼谷子》说到山中采玉，一定要带着司南以不迷失方向。《韩非子》也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①。古帝王用司南端正方向，以保障皇位的尊严。它实际上就是后世指南针的最早形式。

①《韩非子·有度》。

第六节　对运动及时空的认识

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于运动已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机械运动更为熟悉。如日月的东升西落，江河的奔腾流逝，门扉的启闭，矢石的飞行等等。先秦时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曾对机械运动作了探讨与研究，其中尤以墨家学派的研究较为深入，墨家给机械运动下的定义是“动，或从（徒）也”②。这里的“或”，应借为“域”，即区域；徙即迁徙。“或徙”即指位置的移动。这种移动包括转动（“偏际徙”），这就象门扉去掉门闩时，可以随意开闭一样（若户枢免瑟）。至于圆球的滚动，墨家也进行了讨论，认为圆球在平面上无论怎样滚动，都能保持平衡（“丸，无所处而不中”）。

墨家对静止的定义是：“止，以久也”①。就是说，静止表现为物体在某一位置上停留了一段时间。如果物在这段时间内并不停在一个位置上，那就是“不止”了。不止也就是运动。快的运动，墨家称为“无久之不止”，它就象飞矢过楹一样快；较慢的运动，墨家称为“有久之不止’，它就象人走过桥，要有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有久”、“无久”都是时间的量度。值得注意的是，墨家所谓的“无久”，并非指时间为零。墨家认为，“无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指“当时”（“始，无久也”，又“始，当时也”）。因此，墨家的“无久”，是指时间极短，就象刚开始的时刻。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时空问题已有较正确的认识。《管子·宙合篇》中提出了“宙合”的概念，认为天地十分之大，它囊括了世界万物；而宙合比天地更大，它又囊括了天地（“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这宙合就是后来所说的宇宙。《庄子·庚桑楚》说到：“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本剽（即本梢）者，宙也。”因此，宇宙是无限空间，无限时间的总称。墨家则把它称为“宇”和“久”。他们定义“久”为“弥异时也”②即贯穿所有不同的时刻，包括“古、今、旦、暮”。定义“字”为“弥异所也”③，即遍及所有不同的场所，包蒙乎东西南北。

关于运动与时空的关系，墨家指出：“宇域徙，说在长宇久”④，意思是物体的运动必须经过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在空间上要有一个距离，在时间上要有一个时间间隔），也就是说运动必须在时空中进行。

②《墨子·经上》。

①《墨子·经上》。

②《墨子·经上》。

③《墨子·经上》。

④《墨子·经下》。

第七节　物质结构假说

在殷周之际，人们已从日常的生产生活实际中抽象出两种有关宇宙生成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一种是“八卦”说，认为天、地、山、泽、水、火、风、雷等八种自然物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另一种是“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构成了世界万物。这两种学说长期并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进一步地对构成世界万物的那些自然物的内部结构，作了思辩性的探索。墨家学派认为物质内都是由无数个“端”所组成的。端极细小，内部无间隙（“端，是无间也”），因此它不可能剖开（“非半，弗■”）。要是把一根木条（假如下考虑它的厚度）一半一半地砍断，可有两种砍法：如果是从前头砍起，先砍掉一半，后再砍掉一半的一半，..这样砍下去，砍到某一步必定会出现砍不下去的情况（“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那是因为在中间的位置上恰好有端的存在（“犹端也”）；如果是从前后同时砍，同样砍到某一步也会遇到砍不下去的端（“前后取，则端中也”①）。

公元前四世纪的名家惠施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说：“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②这个“小一”无内部可言，也和端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原子。但是某佚名辩者提出了相反的论点，即认为物质内部的结构是连续不断的，他们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①。这是一种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也是公元前四世纪时期的宋钘、尹文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学说——“元气说”。他们认为“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②。这“精”是什么？“精也者，气之精者也”。③“精”就是“气”，“气”流行于天地间，登于天，入于渊，在于海，在于山。也就是说，天地间一切东西都是由精气产生的。宋钘、尹文学说是从老子继承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④在这里，老子把“道”看成是物质的始原，它是物质性的，也就是气。

元气学说是我国古代关于物质结构的最主要的学说，春秋战国时期启其端，汉唐时期对其作了充实与发展，至宋明时期出现了更大的发展。元气学说的产生与发展，在我国物理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①《墨子·经说下》。

②《庄子·天下篇》。

①《庄子·天下篇》。

②《管子·内业篇》。

③《管子·内业篇》。

④《老子》第四十二章。

第十七章　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由于近代传入西洋医学，人们习惯称为中医。中医学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同疾病和不良的卫生环境作斗争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概括，其内容十分丰富。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无论在疗效总结和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为国际上许多学者所关注。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

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先秦秦汉时期的学者，对医药卫生的起源，已多所讨论。《淮南子·修务训》：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始有医药”。这反映出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在日常寻觅食物以求温饱的劳动中，不但对植物药性功用积累着感性认识，而且对其适合于某些伤损、疾病之治疗，也总结着经验和教训。《帝王世纪》：“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行五藏，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这反映出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谋求健康，逐步认识人体、气象同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总结医学理论和创制医疗器械，用药原则等的原始状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药，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人头骨变形和侧门牙被拔除的情况。大汶口遗址、曲阜西夏侯，江苏邳县大墩子，福建闽侯石山以及台湾屏东鹅銮鼻等等新石器时代墓葬都有相同的发现。这种拔除和变形，绝不全是外伤所成，而是出于美观或其他需要而进行的手术所致。这就证明《史记》记述的上古外科治疗技术是有史实根据的，并不是想象之辞。

中国传统医学源于伏羲、神农、黄帝以及上古时之俞跗、歧伯等说，虽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医药学萌芽时期的状况。把这些传说理解为始于一定时期的群体经验，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节　中国传统医学与巫术之关系

中医学同世界各民族医学发展的早期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最早期群体医疗经验的积累，为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兴起的祖先崇拜、巫术和宗教观念所利用，甚至早期的朴素经验由巫术、巫医取而代之。这种情况在中国以殷商时期最为突出。从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看出，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医疗活动，几乎都是运用占卜祈祷祖先神鬼以求疾病伤痛的痊疗，或卜问疾病的发展情况。例如：贞病齿，告于丁，贞疾舌，桒于妣庚。

癸巳卜■，贞子渔病目，福告于父乙。

贞有病年，其死。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正是医药学发展在商周时期的真实写照，一则依赖巫师祈祷鬼神先祖以求痊疗，一则在治病中虽然施行巫术，但仍仰赖不死之药。此一时期的医疗也并非完全为巫师所掌握，民间朴素医疗经验积累仍不断进行着。例如：甲骨文关于头、耳、眼、鼻、口、齿、舌、喉、心、肠胃、手、臂、关节、足、止、骨等解剖部位之记述；关于瘤、跌伤、耳鸣、蛀齿、下痢、失明等疾病及症侯之论断；关于疾病灾祸之缠延不断，断气、丧命、死亡等之形容和结论，都反映了殷商时期我国医疗经验和认识水平。中国象形文字在其创造之初，如表示腹中有虫的“蛊”字，表示牙齿被虫蚀的“龋”字，以及醫字本身的从匚、矢、殳、酉等，表示运用酒类洗疗箭矢，刃伤及撞击、钝伤。这些文字的形、声含义，也提供了早期医学水平的宝贵资料。《周礼》：“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月令》记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之月，地气沮弛..民必疾疫”。表明这一时期在探索疾病与季节、气候异常变化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代表人物，当推秦名医——医和。《左传》昭公元年记述医和给晋侯诊病时的医理论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段精辟的病因、病理论断，将中国传统医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它标志着医学与巫术的决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论述秦越人一生的业绩时，有“六不治”（即六种情况下不施治）的概括，其一即“信巫不信医”。可见，巫医在春秋时期已不再占有优势的地位。《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一结论同《内经》其他论述一样，影响中医学两千年的发展，保证了中医学的非鬼神观念。

第三节　早期的药物知识和用药剂型

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更为丰富。《周礼·天官》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可见用药之知识已很丰富。在《诗经》和《山海经》等文献中，也大量记录有预防疾病、治疗疾病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诗经》记有药用植物五十余种。《山海经》记有补药、避孕药、预防药、解毒药、杀虫药等126种。《周礼》所谓五味，乃指药物分属于辛、甘、苦、酸的性味。所谓五药，乃指草、木、虫、石、谷的早期分类。药物知识的积累，促进了用药方法的进步，而服药以何剂型最为方便有效，用药途径如何最好，就提到医学家的研究课题上了。精通针灸的历史学家——皇甫士安，在论述药物剂型的历史时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是商汤时之右相，出身于烹饪师，本是奴隶。他曾讲过：“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均系调味品，也是医学家用以祛风除寒的常用药。我国有“医食同源”之说，现在习用之汤药剂型可能即源出伊尹。酒也很早广泛用于医疗，“醫”字从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殷商甲骨文中有“鬯其酒”，即用百草之香，酿而为酒，用作处理尸体以防腐败和臭烂。《内经》强调：“汤液醪醴”。《汉书》也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论述。这些都反映了药物学从单味药过渡到数味药的组合应用，以及用煎汤煮沸和酒浸泡制等剂型以求速效的历史过程。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据学者研究早于《内经》，反映了春秋战国及以前人们战胜金创、伤痉等外利疾病的丰富经验。如用酒作为外伤止痛、洗伤消毒，指出配伍者占处方十分之一强；其丰富的外治法用药浴、熏蒸等剂型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五十二病方》所用药物已有247种，所组处方280多个，绝大多数医方系复方。由此可知，中国药物学经验的积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十分丰富，在运用药物配伍原则，协调药物作用，提高药物疗效等方面已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可以认为这是我国医学史上方剂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四节　医学分科及医疗经验积累

随着医疗经验日益积累和医学研究范围扩大，必然出现各有专长的医学家，形成按照性质任务或所治疾病的不同而分科。最早是医术与巫术分立。《周礼》所记“巫祝”在春官大宗伯的官职之中，而“医师”则已改属天官冢宰，可见殷商医巫不分或巫医统治的局面，在《周礼》中已分立而属不同领域了。医师这一职业，当时也已分为若干科。比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四科，并详述其业务范围和职能。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即掌管统治者饮食与营养。“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即以诊治广大群众内科疾病为职务。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即诊治各种疮疡、刃伤和伤损骨折等外科疾病，并负责外用腐蚀消毒药品制备。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这一分科和分工，可以证明这时期医药学已相当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活跃，产生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也出现了大批医疗技术专书和医学理论名著。《汉书·艺文志》记《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脏六腑疝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脏六腑瘅十二病》四十卷等。《五十二病方》一书，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原缺书名，以目录：“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瘈..凡五十二”为据命名。它基本上是一部外科专书，如首先论述诸伤，其次论各种外伤引致之破伤风，婴儿断脐所致之破伤风、狂犬咬伤、犬咬伤、肛门瘘管、痔疮、溃烂、疣肿、蛇咬伤..等等。因此，与《汉志》所载《金创疭瘈方》有相似之处。它在许多外科疾病的论述和医疗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使用探针以探索肛门瘘管之深浅、方向，从而决定治疗方案；用犬膀胱纳入肛门，充气后拉出，使内痔尽出以便手术切除；对疝气之论述和鉴别，特别是使用疝气带、疝气罩进行保守治疗，还有甚似修补术的外科手术等等。早期医学家探讨人体奥秘，发病实质和治疗原则，从而又出现许多理论名著。如《汉书·艺文志》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七家，216卷。可惜仅《黄帝内经》尚存，其他均已散佚。

《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简称《内经》，最早见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其成书归之于黄帝，自不可信。然以本书某些辞句为根据，认为成书于汉甚更晚，也是欠说服力的。林亿《甲乙经序》说：《内经》“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朱熹文集·古史余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吕复认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这都是说，《内经》之成书，约在战国时期，但并非一时一人之言，而是长时期众多医家共同的结集。

《内经》由两部古典著作组成，即《素问》和《灵枢》，现传本各九卷，共一百六十二篇。《针经》九卷，即《灵枢经》。《内经》综合前代医药学成就和理论认识，对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理、症候、诊断、治疗和预防，药物的性味、功用，方剂、组成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如对人体五脏六腑，脏与脏，腑与腑，以及脏与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均绳之以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所谓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属阴。六腑，是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属阳。书中运用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阐述脏腑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如肝木克脾土，即肝有病克脾。在治疗上除治肝外，还要防治脾被侵扰。至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原则的确定，药物功能作用的阐述，处方用药的调遣和配伍等，也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内经》还十分强调整体观念。除上述人体内部的整体观外，自然界寒暑燥湿，风雨季节、地势方位以及其它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都予以全面考察。这些相互关联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相互为用的理论体系。在疾病诊治过程中，很注意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处治，即人们习称的辨证论治原则。中医学两千多年来，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不断积累、充实修整而发展起来的。

第五节　预防医学与养生

预防疾病和增进人体健康的养生思想和技术，是很受古代学者重视的。

《淮南子》：“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内经》更强调：“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史记》论述扁鹊诊视齐桓侯未病之病后，感叹地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正是在这些先进思想指导下，中医学不但重视预防疾病和早期治疗，而且形成了一个养生的学科。养生，是以陶冶性情、增强身体健康为目的。《行气玉佩铭》约系战国初期的气功文献，其铭文是：“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四十五字的要领，与同时代或稍晚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却谷食气》，虽然文字不同，但其方法步骤基本一致。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对养生养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气功是我国历代用以增强体质、祛除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其注重深呼吸、静养，静中有动，故又称之为静功。又一派主张动功，其早期如《淮南子·精神训》所述：“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躣、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庄子·刻意篇》也有类似记载。这种模仿动物的六种术式，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得到了生动的图像说明，而且明确指出何式治何疾苦。不难看出，这些正是后汉华佗创制五禽戏的依据。

第六节　卫生与医事管理

先秦的卫生保健除养生、养形外，如《礼记》所说“五日则燂汤清浴，三日具沐”以及“鸡初鸣，咸盥漱”等，已形成讲究个人卫生的准则。在饮食、饮水卫生方面，也有许多科学的卫生习惯和知识。此外，如环境卫生，据研究，夏代已凿井而饮。随着城市建立，生活污水处理也早有先进的办法，如商都及战国燕下都发现有下水道。甲骨文有牛栏、猪圈等，说明当时已是人畜分舍。《周礼》、《诗经》有抹墙、堵洞、药熏、洒灰等记载，即用以除虫灭鼠。《左传》：“国人逐瘈狗”，即捕杀狂犬以预防狂犬病。

医药卫生管理制度在先秦也已达到较高水平。如《周礼·天官冢宰》规定医药卫生最高管理官员为“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除医师为众医之长设上士二人外，还有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各司掌管、考核等职责。

第七节　医学家

先秦时期已产生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岐伯、雷公、医和、医缓等，尤以扁鹊最享盛名①。扁鹊本姓秦，名越人，勃海鄚州（今河北任邱县）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以长桑君为师，尽得传授，游医民间，足迹遍冀、鲁、豫、秦，随风顺俗，诊治众疾，每多佳效，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声誉。他到赵国首都邯郸，当地习俗尊重妇人，他即做“带下医”（妇产科）。到周都洛阳，当地习俗尊敬老人，他即为“耳、目、痺医”（五官科及关节痺症）。到秦都咸阳，当地习俗喜爱小儿，他即做小儿医。扁鹊诊疗疾病，擅长望色、闻味、问疾和切脉，尤以切脉诊断最为精良。故有“今天下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誉。他善于综合运用药物，针灸、按摩、导引以及热熨等外治法治疗疑难大症。他曾抢救虢太子“尸蹷”（假死）使之复活。人们盛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他谦虚地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鹊诊疗疾病，每每给予巫医或淫逸酒色之徒以砭斥。司马迁论述扁鹊事迹和品质时有“六不治”的概括，其中尤以“信巫不信医”不治，影响最为深远。在巫医较盛行的时代能有此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扁鹊医术超群，医德高尚，为秦太医令所嫉，竟遭杀害。《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书，不知是否秦越人听撰。《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相传扁鹊所撰，但研究者多认为系依托之作。

①以下，关于扁鹊的材料，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十八章　妇女

人类的历史，是妇女和男子共同创造的。种族的延续，社会生产的运行，文化活动的发展，都离不开妇女，有时妇女的劳动还占了更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记载的缺乏，我们对于有关妇女的历史知道得太少。汉代刘向著《列女传》，是一部最早的关于妇女的传说。在作者浓厚的封建意识的支配下，这部书的内容虽保存了一些资料，可惜多不免陷于空疏。今取其所记有历史意义者数事，并略有增益，汇为本篇。

第一节　女娲，简狄、姜嫄

女娲是一位传说中的创世女神。她曾抟土为人，炼石补天。

据说，女娲的时候，天的四极塌陷，大地分裂，到处是熊熊的烈火，到处是浩瀚的水流。女娲炼成五色石，把天补了起来；斩断了巨鳌的四足，把四极撑了起来；平定了水土，使人们有了定居的条件①。

女娲又在她开辟的土地上，造出人来。《风俗通义》引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借，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①关于女娲的一些说法，显然是神话。但这些神话推崇女娲，把她说成是创世的女神，同时又尊为人类的始祖，这是妇女在远古时代的社会地位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

不知是在女娲神形成以前或以后，商族的老祖母简狄和周族的老祖母姜嫄出现在传说世界里。简狄生子契。姜嫄生子后稷。她们的儿子，分别成为商族和周族创建基业的人物。相传，她们在生这两个儿子的过程中，都有一段奇迹。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又《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说的都是简狄的故事。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上帝命玄鸟把卵带给她，她吞了卵而有孕，后来生下契来，成为建立了商族和商朝的始祖。《诗》中的帝和天，都是上帝。上帝命玄鸟送卵，也就意味着上帝送子嗣给她，而这子嗣后来成为创建商族的伟大人物，而简狄在商人的心目中也成为商族的伟大女性。

《诗·大雅·生民》是一篇咏赞姜嫄②和后稷的长诗。诗的开端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大意是说，当初有人的时候，只有姜嫄。她祈祷着，祈求有个儿子。后来她踩着上帝的脚印，停顿下来，感到肚子里震动，就怀了孕，有了孩子，就是后稷。诗词接着谈到后稷在农业上的出色成就。他种的粮食，经过加工，上帝都闻到了它的香气。女娲、简①《淮南子·览冥训》。

①《太平御览》七十八引。

②参看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第73—80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狄和姜嫄，都可说是创世纪中的人或神，而姜嫄在周人的心目中当然也是周族的伟大女性。周人有诗称颂她，说：“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①①《诗·鲁颂·閟宫》。

第二节　太任，太姒

太任，是周先王王季的妃，周文王的母亲。太姒，是周文王的妃，周武王的母亲。宗周诗人歌颂周的功业，如《大雅·大明》，太任、太姒跟王季、文王并举，虽没有列举多少具体事实、但显然是因为太任、太姒在殷周兴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大明》诗辞说：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丕）

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从诗章看来，周之伐殷，是上顺天意，下合民心的。太任之嫁王季，太姒之嫁文王，以及文王武王之出生，都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之天意的安排。太任太姒被安排的历史位置，是极有分量的。诗辞中指出“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指出“大邦有子，伣天之妹”，都在表明殷商姑娘的来嫁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从当时殷周两国文化发展的水平来看，周比殷为后进，殷商姑娘之西来，是可能带来一些较高的文化。诗辞又指出渭滨的亲迎，是“造舟为梁”，可见迎亲送亲的队伍之盛大，使诗人感到“丕显其光”，也就是感到极大的光荣。《周易·归妹》爻辞有“天乙归妹”，即指“大邦有子，伣天之妹”的出嫁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到爻辞里，可见其流传之广，而为当时人所熟知。

第三节　许穆夫人赋《载弛》

《诗·国风》里有不少歌咏妇女的诗，也可能有不少为妇女自己所作。

但一直到现在，可确认女作者姓名的诗，以许穆夫人所赋《载驰》为唯一的诗篇。如单以作诗的时间而论，许穆夫人的《载驰》要比屈原的《离骚》早三百几十年。

许穆夫人出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的卫国（今河南湛县），是卫宣公的女儿，卫懿公的妹妹，出嫁于许。公元前660年，狄灭卫。《左传》闵公二年记卫灭后的情况是：“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餽）公乘马，祭服五乘，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这说的是卫灭亡后，结集遗民，进行善后并得到齐国援助的情况，这正是许穆夫人赋《载驰》的历史背景。

对《载驰》的解释，颇有歧义，而主要由于对《载驰》首章之理解不同。《载驰》共五章，首章的诗辞是：载弛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头四句是作者自述她的想象：她坐上马车，急急忙忙地去吊唁卫侯，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漕（曹）。但“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事实上只能派遣许国大夫去辛苦一趟，自己只能把忧愁埋在心中。以下四章都说的是作者的愁苦和许人的漠不关心。《诗·小序》说：“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复，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小序》所说，大体得作者之意，但作者对于许人更多责怨之辞，故有“许人尤之，众稚且狂”的诗句。诗中为卫提出“控于大邦”的想法，这是卫国仅有的出路，而卫国实际上也是依着这条路线走过去的。末章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可见当时的许国上层议论纷纷，作者却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见怪吧，你们的种种想法都不如我的主张。许穆夫人不只是一个能作诗的妇女，也是一个临乱不乱，有政治见识的人。

第四节　齐姜劝导晋公子重耳

晋公子重耳因晋国内乱，长期流亡在外。他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女儿姜氏嫁给他，他在齐国受到很好的待遇。他有马二十乘，一乘四马，就是说有马八十匹。他过着舒适的日子，打算老死在齐国了。齐桓公死了，孝公即位，诸侯们不再听齐国的话了。重耳的随从们知道齐国帮不了他们多大的忙，而重耳却有终老于齐的思想。他们想离开齐国，怕重耳不答应。他们在桑树下面商量，却被采桑的蚕妾听到了，而他们没有察觉。

蚕妾把听到的话告诉了姜氏。姜氏怕走漏了消息，对重耳不利，就把蚕妾杀死了。姜氏对重耳说：“从者要同你离开这里。听到这消息的人，我已把她杀了。你一定要同意大家的考虑，不可犹豫，犹豫是不成事的。你逃避晋国的内乱，到现在已经够受的了。自从你离开晋国，晋国没有安宁的日子，人民没有一定的君主。天没有亡晋，但是在你以外，没有别的继承人选。得有晋国的人，不是你，还是谁？你努力吧！上帝已与你同在。你犹豫不定是会有灾难的。”

重耳对姜氏关于晋国政局的分析并不动心。他说：我不再走动了，一定要死在这里了。

姜氏征引了《诗·小雅》、《郑风》、西方之书和管仲的遗训，阐述“怀”与“安’的危害。所谓“怀”，是指个人的私欲；所谓“安”，是指贪图安逸。姜氏说：“齐国之政败矣，晋之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①君国可以济百姓，而释之者非人也。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又说：“公子唯子，子必有晋，若何怀安。”重耳面对姜氏这样坚决而有远见的劝导，还是不能接受。于是姜氏就与重耳的主要随从，也是他的舅父狐偃，共同商议，将重耳灌醉，载在车上，离开齐国。重耳酒醒后，极怒，拿起武器来，要同狐偃拼命。但后来，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最终回到晋国掌握国政，证明了姜氏之正确与远见。

①以下，见《国语·晋语一》。

①《国语》韦昭注：“几，近也。言重耳得国时日近。”

第五节　晋弓工妻谏平公

春秋年间，晋国有个弓匠，接受了晋平公交给的做弓的任务。他做了三年，才把弓做成。晋平公拉满弓试着射了一下，连铠甲的一层叶片都没有射透。平公怒，要杀弓匠。弓匠的妻子听说，请见平公。她对平公说，“您听说过公刘的事吗？公刘看见牛羊践踏芦苇，心里就很难过。他恩德及于草木，难道还要杀无辜的人吗？秦穆公时，有盗贼偷吃了他的骏马，他怕他们吃马肉容易得病，反而送酒给他们喝。楚庄王宴群臣，有一个人趁着蜡烛灭的时候拉了一下庄王夫人的衣服。夫人揪断了那个人的冠缨，要庄王点上蜡烛追查。庄王不答应，没有去追查，反而要群臣把冠缨都取下，尽情饮酒。这三个君主，仁德著于天下，终于得到了他们所赦免的人的报答，美名传于后世。帝尧治天下的时候，他住的房子，茅草屋顶不加修饰，柞木椽子连砍都不砍，门口只有三层土阶。即使这样，他还觉得盖房的人太辛苦，住房的人太安逸了。现在我丈夫给您做弓，也够劳苦的了。弓的主干生于泰山的山坡，于一日之间三见阳、三见阴，非常坚硬而有韧性；弓缘缚上燕国出产的牛角，弓身缠上楚国产的麋鹿的筋，再糊上河鱼的胶。这四种材料，都是天下难得的好料。用这种材料做的弓，您射起箭来还不能穿过一层铠甲叶片，说明您不会开弓。但您反倒要杀我的丈夫，这不太糊涂了吗？我听说，射箭的规矩，左手就象顶住千斤之力一样牢牢稳住弓，右手象附在树枝上一样轻轻钩住弦。右手发箭，左手没有感觉，这才是射的道理。”

晋平公按着弓匠姜说的办法拉满弓，射穿了铠甲的七层。弓匠立刻得到了释放，并得到了平公的赐金。

第六节　赵威后问齐使

大约是在战国晚期，齐王使使者问候赵威后。齐王的书还未打开，威后就问：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高兴地说：臣奉使前来，您不先问王而先问岁，难道是要把贱者放在前面而把富贵者放在后面吗？威后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岁，何以有民？如果没有民，何以有君？所以我要这样发问。难道要我舍本而问末吗？”

紧接着，威后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她说：“钟离子无恙耶？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她又说：“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卹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她又说：“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她说：“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她又提出于陵子仲，这大概是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的人，但威后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赵威后问齐使的话，见于《战国策·齐四》。赵威后，疑即赵惠文后。

赵惠文王死后，嗣王年幼，后用事。威后问齐使，或即这时候的事。威后在初见齐使的问话，可以说是对于她的政治思想的概括。在很长时期里，中国政治思想家不断称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种思想跟威后问齐使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威后紧接着又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社会风气的问题，是应该表扬什么和打击什么的问题。威后所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政治上带根本性的问题，反映了威后的政治见解，这在战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中是很难得的。可惜，关于威后的事迹，别无可考。

第七节　孟母教子

孟母是孟子的母亲。孟子早年丧父。他是在母亲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

孟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良母亲，两千多年来，被认为是母亲的典范。相传孟子幼年时候，住家在墓地附近。他做游戏、学埋死人。孟母怕这样下去会对孟子产生不好的影响，便将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在这里，又学商贩叫卖。孟母觉得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好环境，又将家迁徙到学宫附近。这样一来，孟子在游戏的时候，就学揖让进退等礼节。孟母认为这才是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便定居下来。这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又相传，孟子开始上学的时候，读书不肯用功。有一次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缉麻线，问他学习的进展情况。孟子回答说：还不是那么回事。孟母听了很生气，用刀把机上正在织着的麻布割断。孟子惊恐地问：为什么这样做？孟母说：“你不好好学习，就象我把织着的布割断一样。你不好好学习，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这是有名的“孟母断织”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选择教育环境的，一个是关于教子成材的，反映了孟母对于幼儿教育极大的重视。她不只是对问题看得准，而且执行得坚决。孟子后来成为孔子以及儒家大师，不应简单地归功于母教，但不可否认，母教对于孟子的成长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九章　杂传

伯夷、叔齐、柳下惠、西门豹、荆轲，他们的行事不必可取，旧史关于他们的记载或亦不无涂饰。但这些事迹有近于独立特行，久为人们所乐道，因辑为本篇，以备观览。

第一节　伯夷　叔齐①

不食周粟

伯夷和叔齐，是殷商末期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县南）君的儿子。孤竹君想在他死后立叔齐为君。他死后，叔齐让位给哥哥伯夷。伯夷不肯，说，“这是父亲的意思。”随后伯夷就出走了。叔齐不肯继位，就也出走了。国人立了孤竹君的中子为君。

兄弟二人出走后，听说西伯昌（周文王）有德行，尊重老人，便决定到周去。

他们到周后，西伯昌已死，武王继位。武王帅师伐纣。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带着队伍去打仗，能说是孝吗？周为商臣，以臣代君，能说是仁吗？”武王的手下想杀了他们，姜太公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叫人把他们搀扶走了。

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以武王的做法可耻，义不食周粟。他们隐居于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采食野菜山果，饥饿而死。死前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孔子、孟子对伯夷叔齐都加推重而又有所不同。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①孔子称赞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②，“不降其志，不辱其身”③。又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④。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⑤但又说：“伯益隘，君子不由也。”⑥司马迁为伯夷叔齐立传，特别重视孔子对他们的推崇，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

①事见载于《史记·伯夷列传》。

①《论语·述而》。

②《论语·公冶长》。

③《论语·微子》。

④《论语·季氏》。

⑤《孟子·公孙丑上》。

⑥《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节　柳下惠不辞小官

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柳下，是封邑或所居地。他是鲁大夫展无骇的后裔①，鲁僖公时人。

柳下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典礼，娴于辞令。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伐鲁，僖公使展喜犒齐师，并使展喜于事先在柳下惠那里准备好辞令。齐孝公见到展喜，就问：鲁人害怕吗？展喜说，“小人害怕，君子不害怕。”孝公说：“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你们依仗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对答：“我们依仗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而赐之盟，说“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盟书藏在盟府，为太师所职掌。桓公也就是根据这个，得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道救其灾，这是执行固有的职责。现在您嗣位了，诸侯都希望您继承桓公的事业，因而我们也没有聚众设防。我们认为，您嗣位不过九年，如果弃先王之命而废应尽的职责，怎样向您的先君交待呢？你一定不会这样作，所以我们不害怕。”齐孝公听了这番话，只得答应撤兵②。

大约也还是在僖公年间，有海鸟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当时在鲁执政的臧文仲使国人致祭。柳下惠认为，祀典是国的大节，臧文仲的决定没有依据。他详细地论述了祀典共有噘、郊、祖、宗、报五种，另外还有社稷山川等有利于民的神。在这些范围以外的就没有祀典。他推测海鸟之至，是由于气候的变异。果然，这年，海多大风，冬暖。臧文仲听到柳下惠的议论，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使人把他的话记在简策上③。

柳下惠在典礼和辞令方面的修养，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受重视的倒是他那种虽是确然自立，却时而表现出的不拘小节，满不在乎的风度。《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予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违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褐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①。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②这大略勾划出了柳下惠的为人。“不辞小官”一语，有一定的概括性。

相传，鲁有一个独居一室的男子。邻有寡妇，亦独居一室。夜暴风雨至，坏寡妇室。寡妇请求避风雨，鲁男子不纳。寡妇说，你为什么这样狠心！鲁男子说，你年轻，我也年轻，所以不敢纳你。寡妇说，你何不学学柳下惠，他不避这种嫌疑，也没有人说他。鲁男子说，柳下惠可以这样办，我却不可以这样办③。这个故事，也说明柳下惠在群众间得到的信赖。

①《国语·鲁语上》，“齐孝公来伐鲁”条，“海鸟曰爰居”条及韦昭注。②《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③《国语·鲁语上》。

①《孟子·万章下》。

②《孟子·公孙丑上》。

③《孔子家语》。

第三节　西门豹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是战国初年人。魏文侯时，他为邺（在今河北漳西南）令，名声很好。

邺临漳河，漳水时常泛滥成灾。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西门豹到邺后，得知百姓苦于为河伯娶妇。他听说，邺的地方官，常年赋敛民财数百万，借口为河伯娶妇，取其二三十万，与巫祝私分。巫祝看中谁家的女子，就说应嫁给河伯。他们把这女子梳洗打扮，坐在嫁床上，投入水中。这样一来，有女子的人家，唯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河伯，便纷纷逃离邺地。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好久了。西门豹说，“河伯娶妇时，请告诉我，我也去。”

到了为河伯娶妇的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地方官吏、豪富、里父老都来了。河岸上聚集着远近闻讯前来观看的，约二三千人。大巫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身后跟着十名女弟子。

西门豹看过河伯妇后，说：“这女子不漂亮，还是麻烦大巫婆去告诉河伯，等找到更好的女子后再给他送去吧。”随即命人抱起老妇人，投入河中。隔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这么久，弟子去催催。”接着，便把一女巫投入河中。又过了一些时候，西门豹又说：“弟子为何也这样久？再派一个女巫去催。”这样，连投三个女巫后，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不能办事，麻烦三老走一趟吧”。随即将三老投入水中。

西门豹向着河面鞠躬礼拜，十分恭敬地站立。良久，他向左右看了看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还是请廷掾或豪长入河催催吧！大家听了，都很惊恐，廷掾、豪长吓得面如死灰，不住叩头，额血流地。西门豹说：“行了，再等一会儿吧。”又过了片刻，西门豹说：“你们都起来吧！大概河伯要留客人多待一些时候。你们都回去吧。”从此以后，邺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妇的事了。

西门豹征发了民吏，开凿了十二渠，是谓横渠，引漳水灌民田，初步治理了水患，使邺民人得水利之便。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后来，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又续凿水渠，引漳溉邺。

④以下，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

第四节　荆轲刺秦王（附高渐离）

荆轲①，卫国人，齐国贵族庆氏的后代，卫人称为庆卿。后至燕，燕人称之为荆卿。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27年。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荆轲到燕国后，与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为好友。荆轲嗜酒。酒喝得很畅快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大家都欢乐，过了一会又相互哭泣，旁若无人。荆轲虽好饮酒，但为人沈深好读书。他游踪所至，与贤豪长者结交。他到了燕国，燕国处士田光先生待他很好，知道他不是庸俗的人。燕太子丹过去曾为质于赵。秦王政生于赵，少年时与丹交好。政立为秦王后，丹质于秦，而秦王对他不友善，故丹怨而亡归燕，谋求报复。燕国小，力不能。后来秦不断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蚕食诸侯。将要轮到燕国了，燕君臣都恐怕大祸临头。太子丹为这事很忧愁，他的师傅鞠武推荐田光②，说他为人智深而勇沈，可去与他商量。

太子丹谦恭地接待田光。太子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这件事。

田光说：我的精力已经不行了，我不敢图谋国事，我的好友荆卿可用。

荆轲见到太子丹。丹说：“秦有贪利之心，欲望不能满足。不尽有天下之地，臣服海内的王者，他的欲念不会满足。现在秦已虏韩王，尽吞纳其土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称臣，称臣则祸至燕国。燕国小弱，数困于兵，那怕举全国也不能够抵当秦。诸侯服秦，不敢联合。丹的个人打算，以为诚能得天下的勇士使于秦，诱以重利。秦王贪，势必得所愿。如能劫持秦王，使他全部归还诸侯的侵地，这是最好的。假如作不到，便将秦王刺了。他们秦国大将擅兵在外，而因内有乱，就会君臣相疑。乘这机会，诸侯得以合纵，将一定能破秦国。这是丹的最大愿望。但不知依托谁来办。只有请荆卿留意，答应我的请求。荆轲说：这等国家大事，我愚钝无能，恐怕担当不了这样的使命。太子向前叩头，固执请求荆轲不要辞让，这才答应。于是太子尊荆卿为上卿，安排上等住房。太子天天来看他，供太牢异物，有时还有车骑美女，资荆轲所欲。

过了很久，荆轲还没有出发的表示。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赵地全部归秦，又进兵北略地至燕国南界。太子丹恐惧，便请求荆轲说：“秦兵早晚渡易水。我就是想长久侍奉你，哪能办得到！”荆轲说：“太子不说，我也就要去秦了。但没有信物，秦王就不可靠近。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金，邑万家，如得樊将军头与燕国督亢（在今河北涿县东，跨涿县、国安、新城等县界）的地图，奉献给秦王，秦王一定喜悦见我，我乃得有以报。”荆轲所说樊将军，是秦将樊於期，自秦逃至燕，为太子丹所收留。督元是燕的肥沃地区。太子说：“樊将军穷困来归附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害长者之意，愿你再考虑考虑。”

荆轲知太子不忍，便私自见樊於期说：“秦对将军可以说够狠的了，杀戮了您的父母宗族，又闻以金千斤，邑万家，购将军头。将怎么办？”於期仰天叹息，流泪说：“於期每想到这事，常痛恨到骨髓，只是计不知怎么办！”荆轲说：“有一件事可以解除燕国的忧患，报将军的仇，你看怎么样？”此下，见《战国策·燕三》。

②此下记有关荆轲事，见《战国策·燕三》。

於①期说：“怎么办？”荆轲说：“愿得将军的头而献给秦王，秦王必喜而见我，我左手把其袖，右手刺其胸，这样将军的仇报及燕被欺凌的羞愧可以除了。将军能够做到吗？”樊於期偏袒，以左手扼右腕而进前说：“这是我日夜切齿腐心的事。现在才听到您的教导！”遂自刭。太子丹听说，奔驰而来，伏尸而哭，极为哀痛。但已无可奈何，便把樊於期的头函封起来。这时，太子已预求天下之利刃，得赵人徐夫人匕首，以百金购取之，并使工匠用毒药焠剑。以剑试人，血沾湿丝缕，便立即死去。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很畏惧，不敢逆视。于是便令秦舞阳为副手。荆柯还等待一个人，想让他一起去。那人住的远，一时还没有来到，因而他延迟了出发。太子丹怀疑他改悔，便请求说：“天数已经完了，荆卿还有意去吗？丹请先派遣秦舞阳去。”荆轲怒，叱太子说：“为什么派秦舞阳去！我所以停留的原因，是等待我的客人一起去。现在太子以为迟了，我告辞了！”便出发。

太子及宾客知道这事的人，都着白衣帽来送行。到易水边上，祭了道路之神，上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人们都掉了眼泪。又前进而为歌说：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完这曲凄凉、悲惨的歌，复为慷慨的羽声。人们都瞪着眼，发皆上指冠。于是，荆轲就上车而去，不再回头。到了秦国，荆轲持着千金的礼物，厚赂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先对秦王说：“燕王实在害怕大王的威风，不敢举兵而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于诸侯的序列，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的宗庙。他恐惧不敢自陈，斩了樊於期的头，并献燕国督亢的地图，函封，拜送于庭，遣使以闻大王，听从大王的命令。”秦王大喜，穿上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于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依次进。至陛下，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奇怪。荆轲看着秦舞阳笑，向前解释说：“北番蛮夷的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振慴。愿大王稍宽容他，使得毕使于前。”秦王对荆轲说：把舞阳所持地图献上。荆轲便取地图给秦王。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之。未及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一不子拔不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奔跑。群臣皆惊骇，因事起突然，全都失掉常态。秦法，群侍殿上的人不得持尺寸的兵器，而诸侍卫执兵器都在殿下，没有诏召不得上殿。正危急时，来不及召殿下侍卫，所以荆轲才得以逐秦王。仓卒紧急中，没有东西击轲，而以手搏之。这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投掷荆轲。秦王仓卒惶恐危急，不知怎么办，左右的人说：王推剑于背！秦王推剑到背，才拔出剑而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便引其匕首向秦王投掷，不中，只击中铜柱。秦王又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成，倚柱而笑，说：“事所以不成功，因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回报太子。”于是左右向前杀死轲。已而论功，秦王赏群臣及当坐的人，各有差。赏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说：“无且爱我，用药囊投掷荆轲”。

于是，秦王益发兵至赵，诏王翦军伐燕。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写信给燕王喜说：“秦所以特别追燕急的原因，是因为太子丹的缘故。王如果杀丹献给秦王，秦王一定能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后来李信追丹，丹匿衍水（辽东水名）中。燕王遣使斩太子丹。但过了五年，秦还是灭燕，虏燕王喜。

秦并六国，秦王政立号为皇帝。于是太子丹、荆轲的门客，都逃亡。高渐离①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地方。过了很久，工作很苦。他听到主人家堂上有客击筑，每每评论说，那些好，那些不好。主人家左右的人，告诉了他的主人，说：那个庸客是个知音的，窃言是非。主人叫他击筑，一坐皆称说好，赐他酒。高渐离思忖如久隐，贫贱俭约没有尽头，便拿出他装匣中的筑和好衣服，更容貌而前。举坐皆惊，下与他行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没有不流泪而离开的。秦始皇听说了，召见他。有人认出他来说：这就是高渐离。秦皇帝惜他善击筑，赦免了他，用马屎熏瞎他的眼睛。他击筑，没有一次不受称赞。他慢慢地接近了始皇帝。高渐离以铅置筑中，在距离更近的时候，他举筑击秦皇帝，不中，遂被杀。

附录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徐喜辰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关心和重视的一个问题。从1927年开始的中国社会问题论战算起，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建国以来，这个问题虽然仍在继续讨论，这方面的文章也不断地刊载于全国各种刊物上，但是，迄至今日止，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意见分歧还是很大的。

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国史学界目前主要的有三种不同意见。

西周封建说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史学家，以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为代表。

范文澜认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是“剥削方法的变换”，是“所有制的不同”；“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在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化上，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根据这一分期标准，他认为周国在古公亶父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因为周先公从经验中知道鼓舞农夫们的生产兴趣是增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他们对待农夫的态度，不象一般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残暴。..这个经验的发展，就有可能把奴隶抛弃而宁愿利用农奴”①。周之所以能灭商，正是因为新制度社会必然战胜旧制度社会。

范文澜以及和他同派的学者们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根据是：（一）在西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估计上，范文澜虽然承认当时还没有使用铁制工具，但他却说：《周颂》所载钱、镈、铚等字形，可以推想为金属工具。《载芟》说：“有略其耜”，《良耜》说：“畟畟良耜”，略与畟畟都训为锋利，耜刃锋利，当然是用金属。金属工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封建社会②。和他同一学派的王玉哲更认为，《诗经》里凡是提到“金”或从“金”偏旁的字，大半是指铜器而言的。铜耕具在黄土地带使用所产生的效力，决①以下高渐离事，据《史记·刺客列传》。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27页。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不会低于其他地区用铁工具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具体到西周的土壤的条件上，铜耕具完全具有产生封建制度的力量③。

（二）在土地所有制上，范文澜认为：周天子作为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不仅王畿内保有大块的公田，同时在王畿内分封许多卿大夫采邑。在王畿外分封许多侯国。诸侯在国内，也同天子一样，分封卿大夫采邑。庶民无权获得土地所有权，但可以通过受田的形式，获得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经授土授民之后，土地臣民名义上仍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权割让或交换，等于私有①。但是，范文澜不承认井田制度，他说：西周领主们的土地疆界纵横交错，象无数的井字，但并没有一井九百亩的那种区别，与邑密切相关的井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井田。②（三）关于“庶人”、“民”的身分问题，在西周封建论者中间有如下三种看法。范文澜认为，西周时期的直接生产者和殷代的奴隶不同。对他们不能随便屠杀，这可以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一百五六十个西周东周的墓葬，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即从商代有大批人殉而周代祭祀不用人得到证明。这种不同于奴隶的直接生产者是些什么人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奴隶是用别人所有的生产条件来劳动的，而农奴则拥有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和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斯大林也说：农奴的特征是“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范文澜根据《诗经》中的材料，认为西周的“庶人”或“民”完全符合经典作家所指示的关于封建社会农奴的特征。例如，《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说明西周的农夫有属于他的工具。《小雅·大田》：“雨及公田，遂及我私”和《孟子·滕文公》：“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都说明西周的农夫有“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即所谓“私田”，而“公田”则是农民无偿地为领主耕种的土地。《周颂·载芟》：“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周颂·良耜》：“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都是描写农夫有自己的经济。而奴隶吃主人的饭，是没有自己的经济的①。另一说认为，西周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还没有脱离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公社农民。杨向奎说：《周礼》中农业生产的主要负担者叫“甿”，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奴隶。《周礼》中又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夫”和“夫家”，也全是指农民。《地官·遂人》有夫家授田的记载。又《地官·县师》把“夫家”放在“人民”（奴隶）之上，也说明夫家的地位比奴隶高，他们包括了自由农民与被役使的农民。《左传》中的“庶人”是一个没有劳动对象而有着生产工具的阶级，亦即是农奴。“民”也具有同样的身分，“民必有主”就是说他们必须依傍于领主②。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徐中舒、童书业等人③。除此之外，还有嵇文甫的古代东方各国的文明③王玉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②杨向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1期。

③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童书业：《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期。“早熟”说。他说，在早熟的东方各国，由于“贡纳制”的关系，被征服的诸部落，除了一小部分被俘的严格意义的奴隶外，其余大部分氏族成员仍得以半农奴状态“继尔居，宅尔宅，田尔田”存在着。同时征服者氏族亦起了分化，普通的氏族成员地位日渐降落，渐渐和被征服的部落大众混合起来，形成一个被统治的“庶民”阶层。这种半农奴状态的“庶民”阶层，实际上乃是一种“尚未彻底奴化或不成熟的变种的奴隶制度”④。

（四）在西周封建制问题上，多数的西周封建论者都把它看作是封建领主制形成的重要标志。例如，范文澜认为，西周的“天子、诸侯、采邑主都从分封里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形成一整套的统治体系”①。西周封建论者之所以认为分封制是一种封建制度，是因为他们把构成西周分封制主要内容的“授土授民”看作是一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即“授土”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与此相应的剥削形态，而“授民”则构成了封建领主和农奴的对立的阶级关系。

与西周分封制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西周的宗法制度。西周封建论者一般都认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把宗法制度看作是中国封建制的特点。范文澜说，西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就是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宗子为中心，按血统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里都是存在的，它对贵族领主说来是一种加强统治的力量，对农夫说来也是一种组织力量②。

（五）在意识形态方面，西周封建论者们认为：西周至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口号是“以德和民”。“民”是指的“农民”，这正是不同于奴隶制的新的基础的反映。

当然，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史学家们的观点也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一致的。例如，对于范文澜关于周前社会经济状况的估计上，王玉哲等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周族在克商以前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无论就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说，都比商族落后。周灭商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战胜旧的生产方式，而是由于商王国的奴隶制经济已经到了末路。周灭商后在商族奴隶制的废墟上，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正和西欧日耳曼摧毁罗马奴隶王国而过渡到封建社会相近①。

关于井田制度，王玉哲认为，西周耕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的制度就是传统的井田制度。但他也指出，这并不等于说西周的全部土地都实行过这种制度。事实上，西周有着井田和非井田两种制度，分别行于国野之中，对国（或乡）中的周氏族成员亦即自由农，实行的是非井田制度，而对在野（或遂）的被征服部族则实行井田制度②。关于“公田”与“私田”，徐中舒、杨向奎等也和范文澜的解释不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田制。在论述西周的封建制时，他们更多地从这方面进行了考察。徐中舒说，“私田”是公社成员的份田；统治者彻取公社的一部分土地，借助农民耕种，则④嵇文甫：《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6期。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①王玉哲：《关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②王玉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称为“公田”。“公田”和“私田”有一定的比例，十比一，或八比一。公社成员这种有一定比例的服役制，正是封建社会的劳役地租形态。他还指出，周人征服东方后，并不能改变当地的公社制度，而只能从村社方面掠夺过去为公社占有的公地及公社成员在公地上的剩余劳动。统治者和他的部族居于“国”中，称为“国人”；被统治的村公社共同体，称为“野人”。“国人”和“野人”一直到春秋时代始终是身份不同的两个对立的集团③。杨向奎认为，在周代有两种不同的田制和不同的地租形态。“国人”居于乡遂，是自由农民的公社组织，行“贡法”，即向领主纳贡赋。“野人”居于都鄙，他们的身份是农奴，他们原来的公社组织已经破坏，而被统治者重新编排起来，在这里实行“助法”，即向领主提供劳役地租。他还特别强调了古代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①。

反对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这些同志的意见：（一）吴大琨批评了范文澜关于分期标准，即忽视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作用。他指出：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唯一标准乃是当时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而这二者原是密切结合而不能分割的”②。王忍之等虽然同意“区别两个社会形态的主要关键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但也认为“为了全面、完整地区分两个相连的社会形态，就必须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即生产方式中去寻找”③。其次，他们认为范文澜的有关周初生产关系的变化的说明，是离开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从个别人物的“经验”或“愿望”中去找寻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说，既然西周还没有出现铁制工具，还不可能在生产力中引起巨大的变革，还不可能出现独立的个体生产，因此也就不能产生封建社会。吴大琨认为，只有在奴隶社会内部产生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以后，才能谈到奴隶社会的崩溃和为封建社会所代替。他们还指出，不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当从它那里获得充分发挥余地的那一些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是决不会死亡的。殷代奴隶制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就不能说殷代奴隶社会已经走到末路。对于把周灭商比拟为日耳曼族摧毁罗马帝国，他们也表示不同意。因为这二者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殷纣时，还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并不是什么“奴隶制的废墟”。

（二）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同志，大都认为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是一种土地国有制。但是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郭沫若认为，西周的土地所有制是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其特征是一切生产资料均为王室所有。王者虽把土地和劳动力分赐给诸侯和臣下，但也只让他们有享有权而无私有权。对于“公田”和“私田”，他解释说：王室把土地划成方块（井田）授予诸侯和百官，作为他们的俸禄单位，这就是所谓“公田”。但有些奴隶主除了享有“公田”之外，还利用奴隶劳动垦辟方田之外的荒地，这就是所谓“私田”①。比较多的同志虽然同意郭沫若关于奴隶主土地国有的说法，但他们是根据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财产形态来理解西周的土地所有制的。马克思说：“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③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①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5期。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②。上述同志认为，周天子正是作为“总合的统一体”的代表而君临于全国土地和臣民之上的。杨棫说，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或王有制），实际上是王室统治下的氏族共同体所有。因为西周的“王”是整个部落联盟，即全体族众共同体的最高代表，而各氏族中的各家族在进行劳动生产时，是使用“王有”即国有形态的土地来进行耕种，并且是定期进行分配的杨。斯维至认为，西周的“公田”是公社农民为“共同体个人”耕作的，而“私田”则是农民各个家族耕种的份地，但它们仍非私有土地，公社农民只是“承袭的占有者”。《诗经》的《臣工》、《载芟》、《甫田》和《楚茨》等，都是描写公社成员集体耕作“公田”的诗。《噫嘻》的“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指的是农民的“私田”；“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则是指“公田”①。

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魏晋时代的尚钺认为，西周的“书社”或“社”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国家或氏族贵族对于土地的占有，是通过公社共同体，而不是通过个体的家庭户口来榨取生产物和剩余劳动，从而土地还是公有制的②。王仲荦虽然主张西周的公社已是农村公社，但他也认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只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才向各个家族私有转化③。关于井田制问题，在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同志中间，也同样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杨宽引用《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论古时军赋：“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后认为，古时曾以“井”作为田的计算单位，并作为征收军赋的计算单位。井田虽不必如孟子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但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当是事实。“公田”也称“籍田”或“耡”，就是集体耕作的耕地，“私田”就是平均分配于各户的份地，这正是村社的土地制度④。朱本源同意西周的土地所有制是属于古代东方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但他认为，从理论上推测，周代的井田制中不可能有空间上与“私田”分开来的“公田”，因为在征收实物税时完全没有保留“公田”的必要。在他看来，作为农村公社共有地的“公田”到周代已经消失了，这正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公田”和“私田”的所有权都已集中于国王的手中，也就是殷代的过渡性质的农村公社已经转化为周代的作为专制国家基础的农村公社①。金景芳对郭沫若关于井田制的解释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中国古书上所记述的井田制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农业公社”或“马尔克”的要点，基本一致，没有理由说它是“乌托邦”。豆腐干块正是井田制的特征，它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公田”、“私田”是指产品归谁所有，而不是指土地归谁所有。金景芳指责郭沫若硬把“公田”说成是周王给予诸侯和百官的土地，把“私田”说成是诸侯和百官自己开垦出来的田，全然不顾诸侯的封疆以内，土地、人民，悉为所有②。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3页。

杨棫：《论殷末周初的社会性质》，《新建设》1955年第10期。

①斯维至：《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②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③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④杨宽：《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①朱本源：《论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②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三）西周奴隶社会论者对于“庶人”和“民”的身份问题，主要也有三种看法：主张“庶人”和“民”是奴隶的，主要有郭沫若。在他看来，西周的农业生产者都是奴隶。周金所记载的连同土地封赐的“臣”、“鬲”或“人鬲”是奴隶，庶人则是下等的奴隶；而《诗》、《书》中的农人、农夫和周初分封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殷顽民”等也都是替周族统治者生产的奴隶和种族奴隶③。李亚农的观点与郭沫若的看法基本一致④，田昌五虽然认为西周的直接生产者是奴隶，但它认为那是一种宗族奴隶制，而不是种族奴隶制，它属于家庭奴隶制的范畴①。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庶人”和“民”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公社成员，他们强调农村公社成员是自由民的身份。如吴大琨就明确指出，西周的公民成员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是自由民②。日知同意丁山认为人鬲是“编户之民”的看法，他说，“庶人”从许多文献看来，都应当是自由民③。杨棫认为，西周的主要生产力是在国王统治下集合起来的全体族众。《噫嘻》和《载芟》所咏，即族主、族伯、族旅、族强、族以，全族上下老幼一齐出动的场面。这些族众的身份都属于自由民，这一点从《良耜》、《载芟》、《七月》、《楚茨》等诗篇所描写的“农夫”、“农人”于收割后集于公堂（公族的祀堂）祭祀共食的热闹情况也可以看出④。一些同志不同意把公社成员看成是自由民。他们引用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所说的，在亚细亚形态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认为庶人正具有这种特点。金景芳从庶人的家庭、居住、劳动对象、耕作方法、劳动兴趣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作了论证和分析后认为，“庶人”与希腊罗马类型的奴隶不同，但也很难说成是农奴。“从表面上看，他依然是公社的成员；但从实际经济地位上看，他已是奴隶”⑤。

持有第三种看法的是杨宽。在他看来，西周是存在相当数量的生产奴隶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这类奴隶以“夫”或“人”计算，是战争中的俘虏，《大盂鼎》的铭文记载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类是婚配成家的奴隶。即“臣”，以“家”计算。第三类是把整个氏族和部落作为奴隶，如《井侯簋》中所说的州人、■人、墉人等。杨宽分析了周初封地的类别，认为当时国王封赏给臣下的土地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土、采、邑、里，这类土地赏赐是连同居民在内的；另一类土地叫“田”，封赏时不附带居民，偶而有连带臣妾的。后一类封地转让时不附带有耕作者，用来抵偿时“田”和奴隶要分别计算。这种不附带有耕作者的“田”无疑是使用奴隶耕作的。《曶鼎》记述“田”和奴隶一起赔偿，《不■簋》记述臣和田一起赏赐，就因为这类田使用奴隶耕作。据上分析，杨宽认为，西周有相当大的农业奴隶。同时他又指出，西周奴隶制有着古代东方③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④详见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新建设》，1955年第6期。②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③日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④杨棫：《论殷末周初的社会性质》，《新建设》1955年第10期。

⑤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型保留“村社”残余形态的特点。村社农民，即耕种井田的庶民和庶人，并不是农奴，因为奴隶主已经把奴役农业奴隶的手段运用到“籍田”上，对待村社农民如同奴隶一样残暴。但从身份等级来说，他们又比一般奴隶高，奴隶主并不能加以买卖和屠杀。他们不但有家，还有一些工具和家畜。综合这两方面的特点，杨宽认为，“庶民”或“庶人”实质上就是一种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种族奴隶或集体奴隶①。

（四）不论主张春秋战国之交是封建社会还是魏晋是封建社会的同志，都不同意西周封建论者把分封制与封建制混为一谈，更反对把分封制看作是封建制社会形成的标志。例如，郭沫若早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就已指出过：古人所谓“封建”，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大有径庭。他认为，“封”实指“封疆”，“建”则是“建立社稷”，周初的鲁、晋、卫、滕等国，是周人的殖民部落，其他如齐、秦、燕、楚、吴、越，则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与周或通婚姻、或通盟会而已。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中也提出了西周封建和罗马殖民制度相似的观点。他说，在中国古代可信征的文献里，“封建”一词并没有秦汉儒家所渲染的那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作为春秋的文献看，我们仅知道下面的几点意义：（一）封建是为了监视下民（直接生产者）的制度；（二）封建是以土地为条件的制度；（三）封建是在土地与生产者结合的‘邑’之下，以保持氏族贵族延续的制度。”他们的解释，在主张西周奴隶社会的同志中颇有市场，不少人赞同他们所说的西周“封建”是一种军事殖民制度的观点。

日知对于分封制的性质和作用又有一种看法。他说，类似西周分封的赐土授民，在东方专制的奴隶制国家中是常见的事。例如，在古代埃及就有很多例子。古典奴隶制国家当其属于民主共和（雅典、罗马）或贵族政治（斯巴达）时期，公职由公民选任，连薪水都不要开支，当然更无授民（封建）之必要；东方专制国家则不然，君主之下必须有官僚制度，对于官僚贵族必须给予报酬，于是授土授民的制度就发生了①。

与西周分封制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西周的宗法制度。西周奴隶社会论者对于宗法制度的看法与西周封建论者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宗法制度”实际上是父系家长制的产物，是氏族社会的残迹，因此它并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更不能把它归结为封建制度，相反，它则是与奴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李亚农认为，周族在灭殷时，还处于家长奴役制阶段，个体家庭虽然已经出现，血缘关系还没有完全瓦解。在灭殷之后，他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统治和镇压，必须加强族人的团结和联系。于是，周族创造了一系列的加强氏族组织的办法，而他们的宗法制度也就被保留下来了①。黄子通等也认为，宗族制度是父权家长制家族的产物，因此，“宗法制度开始的时候就是奴隶制的开始”而封建制度的形成倒是在“宗族”与宗法制度瓦解以后②。吴大琨又说，宗法制度的长期留存，正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一种特色③。金景芳更指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宗法的关系和封建的关系长期共存，西周的宗法制①杨宽：《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学术月刊》1960年第9期。①日知：《中国古史分期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①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②黄子通、夏甄陶：《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6期。③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度与分封制分不开，但是不能把封建制度归结为宗法制度。他说，周代的宗法制度具有完整体系，它是周代奴隶主政权的重要支柱。但是，如果把周代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混为一谈，例如认为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国君是一国的大宗等等，则是错误的。宗法只以有同一血族关系的宗族为限，不能包括异姓。一有异姓，宗法即不适用。即使是同一血统，如天子与同姓诸侯，诸侯与同姓卿大夫，也不适用宗法。因为政权与宗法之间，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宗法制度规定“别子为祖”，别子的含义是“自卑别于尊”，即首先把政权与族权的界限划清，使其不相混淆。当宗法与政权发生矛盾时，应当让宗法关系服从政权的关系，不能让政权的关系服从宗法的关系①。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封建社会说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史学家，以郭沫若等为其代表。

郭沫若的分期主张经过了几次变化。到了1952年出版《奴隶制时代》时，他才把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划定在春秋战国之际，绝对年代则定为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

他认为春秋战国之交是封建社会开始的主要根据是：（一）把井田制的破坏看作是奴隶制社会崩溃的关键。郭沫若说：“铁的作为耕器而使用，出现在周室东迁前后，这一重大因素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逐渐促进了井田制的崩溃，因而也就招致了奴隶制的崩溃”②。他认为，在井田制下，公家授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方田叫做“公田”，而奴隶主贵族在方田外所垦辟的土地便是所谓“私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是真正的私有财产。公田要给公家上一定的赋税，私田在初期却完全无税。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生产力的发展，私田的亩积逐渐超过公田，新兴地主的私家财富逐渐超过公家，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也就遭到了破坏。

（二）郭沫若认为，“初税亩”的意思是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合法地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而一律取税。这就是地主制度的正式成立。由于私田不能再行漏税，公室和私门之间又起了斗争。在“初税亩”之后三十二年，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孙氏取其半焉。”再隔二十五年，三家又来一次“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鲁国的政府实际变成为地主政权机构，政府的基础是建立在地主的贡税上了。其他国家，如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量入修赋，”郑国在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秦国在秦孝公十二年“废井田，开阡陌”，基本上都是属于和“初税亩”同样性质的社会改革①。

（三）对奴隶制关系的估计上，郭沫若认为：“力于农穑”的庶人，在周初是人鬲中的最下等，在家内奴隶之下的，而在春秋中叶以后，都提到家内奴隶之上了。《左传》襄公九年、十四年楚子囊和楚师旷的话，都把庶人的地位提高到公卿大夫之下，而在工商皂隶牧圉之上。《左传》哀公二年晋赵鞅誓师辞：“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①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人臣隶圉免。”他认为这表明庶人可以免其为奴隶，庶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虽然成了雇农、佃农、依附农民，但毕竟是从过去的奴隶地位中挣脱出来了。至于奴隶当然还有，这种旧时代的残余一直延续很久，不足为奇，象人的盲肠一样②。

（四）郭沫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公室”与“私门”的斗争。他说：“由于私家逐渐肥于公家，下层便逐渐超克上层。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起来。在这上下层相克的阶级斗争中，下层者尽力争取民众作为自己的战斗员，故民众的身份也就逐渐改变了。”“这一变革，我们应该认为是革命的变革，它的实质并不是改姓换代的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使社会起了质变的社会革命”①。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是新兴地主阶级采取革命的手段，掌握了政权，而楚、秦、燕则是采取了由上而下的改革。

（五）郭沫若在谈及春秋末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时说，无论在思想上、政治观点上、文体表现上，都呈现了一个极大的变革。具体说来，对“天”和“人”的看法有了改变，出现了体现为无神论宇宙观的“仁”、“慈”、“兼爱”、“泛爱众”的主张；私有财产权开始被重视；发生了“正名”的要求；文体起了变化，民间形式被重视，有了私家著述的出现②。

当然，在主张战国封建论者当中，有些同志虽然同意郭沫若所说的以井田制的崩溃作为奴隶制瓦解的标志，但是他们对井田制的理解却与郭沫若不同。他们认为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公社土地所有制遭到破坏，公社农民也迅速转化成为个体小农。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构成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

反对以郭沫若为首的战国封建说的人，除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才终结外，其他主张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的同志，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秦的统一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确立，一派认为春秋以前是早期奴隶制阶段，从战国到秦汉是发展奴隶制阶段。

黄子通、夏甄陶认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并不能说明封建制度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土地私有制，是在家长奴隶制时期中土地公有制崩溃以后产生的奴隶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他们分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奴隶劳动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基础等特征，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奴隶制已开始崩溃，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形成。战国末年各国的变法运动，就是封建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但是，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封建制度时期①。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一书中也说，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他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应该以“政治斗争”与“朝代的更替”为主要依据。

②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②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①黄子通、夏甄陶：《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主张把西周和春秋战国划为早期奴隶制阶段。

在他们看来，春秋时代家长制公社或农村公社虽然开始了解体过程，但还占着重大的优势，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仍然是公社成员。只是到了战国秦汉时代较发展的奴隶制才占了统治地位。这些魏晋封建论者指出，战国时代在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出现的一些现象，例如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而引起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发达和城市繁荣，土地兼并与奴隶买卖的盛行，债务奴隶的增多，氏族贵族奴隶主的衰落与工商奴隶主的兴起，以及诸子百家的蜂起并作等等，都不是封建社会形成时所应有的，却正和奴隶制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的情况相符合。同时，从春秋到战国，也没有出现奴隶制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和起义。这也说明，战国时代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制的发展阶段。

上述两派的反对者，对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封建说的主要根据，作了一些具体的批驳。例如：（一）黄子通和夏甄陶虽然也承认战国时代使用铁器耕种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却认为当时还不是完全的铁器时代。在他们看来，春秋战国时代铁的使用还不足以产生封建制度，而只是证明由西周的初期奴隶制向春秋战国的发达奴隶制过渡的有力根据①。王仲荦对当时铁器已经广泛使用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铁器在开始时比青铜器还要柔软，即使春秋时已用铁，到战国时也不一定普遍使用，在发掘出来的汉代工具中，不仅有青铜器，还有石器，这说明铁在当时不一定被广泛使用②。尚钺认为，战国时代铁器虽然已经比较普遍地展开，但当时铁器的形制不仅很小，而且质地松脆，因之还不能完全排挤石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原始性，这就决定了直至春秋时代，中国社会还不能完全摆脱原始社会的脐带；与这种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和奴隶占有制的解体，而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①。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逐渐促使土地所有制的变化问题，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徐中舒认为，周厉王废止籍田而征收份地的生产税，说明周族统治者在公社成员的份地上确立了所有权。从此公田私田的分别就在历史上消失了。三年一换土易居的爰田制，终于被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所代替。这种授田制一直维持到战国末年。东方被征服部族的井田制，变化较晚，春秋时代齐、鲁、郑三国井田制的改变，大致经过了两个不同的步骤。隶属于公室的井田改变在前，隶属于采邑的井田改变在后②。主张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的林甘泉认为，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危机，最先出现在周王畿，它的信号是“宣王不籍千亩”，而其朕兆则已见于厉王时代③。主张魏晋封建说的何兹全则认为，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不过使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成为支配形态，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古典的古代最盛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春秋战国间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变公社所有制为氏族贵族尤其国王的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农民占有制以后，更发展了货①黄子通、夏甄陶：《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②《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57年1月19日。

①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②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③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币所有者显贵阶级的大地产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就推动这个大地产所有者显贵阶级进而吞并小农，发展大土地所有制，使小农沦为奴隶④。

（二）关于“初税亩”的解释问题。西周封建论者范文澜认为，实行“初税亩”之后，私田随着公田的废除，失去了私田的意义，农村间允许公开兼并，有人占田多，有人失地多，贫富的分化加剧了。多田人逐渐形成地主阶级，失地和少地农夫逐渐形成为佃农、雇农①。金景芳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也反对郭沫若的解释。他认为“初税亩”只是记述剥削方法和数量有了变更，看不出所有制变更的迹象。他引《谷梁传》：“初者，始也。古者什一，借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说明奴隶耕种的田，有一部分是由奴隶主收取全部产品，供奴隶主享用，这就是“籍”。奴隶还耕种着另一部分田，那是由奴隶收取产品用以维持本身生活。“初税亩”就是开始对这种田也按亩收取一定数量的产品作税。这表明剥削方式和剥削量的进一步加剧，但剥削的性质、生产关系的类型并没有什么变化②。魏晋封建论者王忍之对于范文澜的解释也提出了异议。他说，“初税亩”下征收来的税是交给国家的，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可是，范文澜把税亩制作为土地公有制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的标志，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即一方面把税亩制看作私有制确立的标志，另一方面又说成是基于土地国有制的物品地租。在王忍之看来，“初税亩”是在私有制确立之后，国家对于自由民征收的一种赋税，而不是什么物品地租。不能把物品地租和赋税制度混为一谈③。

（三）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隶，就是西周封建论者们也承认。所以，范文澜说：“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大量奴隶”④，否则贵族的生活和权力将无法保持。不过他认为，当时的奴隶除了使用于工商业之外，主要是供贵族家内役使，奴隶劳动只能说“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作用。”但是，主张春秋战国奴隶社会论者们说，当时贵族和富有者所占有的奴隶动辄就是千人、数千人以至万人以上。这些奴隶不但被用来作家内服役之用，而且强迫他们在手工业作坊里、森林里、矿山里、田野里和江河沼泽里从事各种劳动。《春秋》三传关于俘获的记载很多。大国把小国的“民”俘获来后，“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墨子·天志下》）。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往往是为了争夺奴隶。所谓“兼其室”、“取其室”、“分其室”，就是夺取奴隶财产的斗争。不管是贵族或平民，犯了罪要被没为奴隶；破产的人也大多被降为奴隶。这些都表明奴隶制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残余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①。主张魏晋封建说的谢德风更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来源是充足的，主要有：（1）战争的俘虏，如《墨子·天志下》说：“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系累而归”；（2）由破产农民变来的债务奴隶，如《韩非子·六反篇》中说：“天饥岁荒，嫁妻卖子”；（3）来源于罪犯的奴隶，如《左传》昭公三年称：“栾、郤、胥、原..降在皂④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

②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

③王忍之等：《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④王忍之等：《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①王忍之等：《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3期。隶”；又《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贪者举以为收孥”；（4）在血缘亲属的假面具掩饰下的同族奴隶，如“隶子弟”、“乡子弟”以及“赘子”、“庸人”、“庸保”、“甿隶”、“庸客”等隐蔽形式下的奴隶。据此，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制还处在发展时期，而不能说是奴隶制的衰落时期②。

（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唐兰说，郭沫若所提出的“下层超克上层”的现象，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与社会制度的改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矛盾的发生，是奴隶制国家崩溃以后的必然现象①。主张战国是奴隶社会的同志也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孙秉莹认为，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时候，必须经过被压迫阶级的武装斗争，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但是，春秋战国之际，并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当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很剧烈，生产关系尚能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一直是上升的。奴隶社会既没有发生危机，也就没有发生革命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存在奴隶制崩溃与封建制形成的问题②。金景芳更认为，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势力正在膨胀，宗法制正在发展，他们不可能主动地革自己的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矛盾还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只有到了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他批评战国封建论者“把封建社会的出现看得太容易了，以为只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可以顺利地到达。”“若是认为经济制度的变革，在一般的条件下，可以不通过革命的途径，不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不通过剧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实现，那显然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理论不相容，而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没有本质的差别”③。

（五）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问题，尚钺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他认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主要是旧氏族贵族的没落，公社秩序和习惯的破坏，奴隶占有制的成长，家长制奴隶主贵族与新兴起的工商地主富有贵族的矛盾。在他看来，墨子的“兼爱”，是从原始公社相助相亲的共同体关系出发，反对私有制，反对分配的不公平及掠夺战争。这是贫穷的小自由民对原始公社生活的回忆和幻想，并不是什么“庶人”奴隶地位的提高或“解放”。老庄学派主张“小国寡民”，要求回复到远古的氏族公社的思想，反映了公社秩序和习惯的破坏以及奴隶占有制成长的社会现实。至于法家，它代表了富有贵族的利益。他们宣扬立法不避亲贵，主张旧氏族贵族在法律之前与一般自由民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的要求是新兴的富有贵族作为反对旧氏族贵族的号召，争取自由民的支持而提出来的。据此，尚钺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现实，“恰恰是早期奴隶制向发展奴隶制的过渡，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生产阶段的更替”①。任继愈虽然同意郭沫若所说的先秦诸子的学说都接触到财产私有制的问题，但他不同意郭沫若把春秋战国时代私有制的确立，看成是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形②谢德风：《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及其性质》，《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2期。①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②孙秉莹：《试论我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③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

①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成的标志，他则认为它反映了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形成②。

魏晋封建说主张两汉时代仍是奴隶社会的史学家，有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和日知等人。

日知对于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进行过批评。他说在郭沫若、范文澜二人的体系里，奴隶制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看不到的，奴隶制的阶级结构是被简化了。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完全被抹煞了。日知指出：“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学者，说周代的奴隶是残余，其实周代的奴隶比殷代多；主张春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学者，说春秋战国以至秦汉的奴隶都是残余，其实自春秋至秦汉，奴隶的数量不断在加多，奴隶的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如果我们了解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果我们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便不得不承认周代的奴隶制比殷代发展，春秋以下的奴隶制又比殷周发展，否则奴隶在农业生产上的比重始终不及农民”①。这些评论，大体上代表了一些魏晋封建论者的共同看法。

关于汉代的社会性质和古代中国如何从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问题，魏晋封建论者的看法可以归纳如下：（一）春秋战国间的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使农村公社瓦解，形成了小农农村；与此同时，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家长式的奴隶制也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发展的奴隶制。西汉时代官私奴婢的数量很大，奴隶劳动不仅在工商业中占统治地位，即在农业中，也起着主导作用。奴隶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形成了三位一体，操纵着社会生产。

（二）汉代的奴隶不仅可以买卖，存在着广大的奴隶市场，而且奴隶被任意虐杀的记载也很多。奴隶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以至武装起义，迫使奴隶主阶级和奴隶主政权不得不实行让步，因而从东汉开始，奴隶的地位逐渐有所改善，以至达到解放。

（三）在古代社会，不但有奴隶制经济，还有着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汉代虽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租佃制和为数众多的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但决定汉代面貌的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汉代的自耕小农就数量来说比奴隶多，但由于奴隶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兼并盘剥，加上专制主义国家赋税徭役的压榨，他们日益破产而转化为债务奴隶。

（四）西汉时代，贵族奴隶主和商人奴隶主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

商人奴隶主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不仅大事兼并农民，而且损害了贵族奴隶主的利益，破坏了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基础，汉代政权所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汉武帝的“治缗钱”，就是奴隶主阶级内部这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矛盾和斗争的表现。

（五）西汉末年，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小农的破产，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反映了奴隶制的深重危机。如何使劳动（农民）和生产资料（土地）重新结合，是新的生产方式必须解决的问题。从东汉开始，封建制的因②任继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反映的有关古代社会性质问题》，《争鸣》1956年第2期。后来，他改变了这种观点。

①日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素沿着两条线在孕育和生长：一条是自由民身份的下降，一条是奴隶身份的提高。东汉的私家部曲和客，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到了魏晋南北朝，劳动人民的身份已经从战国秦汉时代的编户齐民、奴隶，转变为依附民、部曲和客。

（六）秦汉战国时代的城市既是政治的中心，又是经济的中心。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体现了奴隶制经济对小农的支配。东汉末年以后，在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商品货币关系萎缩，城市衰落，自然经济大大加强，经济生活的支配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

当然，主张中国奴隶制的下限是在魏晋时代的史学家们的观点也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例如，对战国以后奴隶制关系的发展程度的估计上，就有分歧。何兹全说：“战国到西汉中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时期，小农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繁荣的一面，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构成社会繁荣的另一面”①。王仲荦则估计得比较低，他说：“由于古代中国村公社瓦解特别延滞，公社残余遗留特别严重的缘故，自由小农生产，还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隶的劳动，不能尽量代替自由人的生产劳动，建筑在小农农村基址上的专制主义政权，它也因此特顽固地起着箝制商人阶级——新兴奴隶主势力发展的作用。从而，古代中国的蓄奴形态的缓慢与不充分，自从汉武帝以后，也更显得有异于古典的希腊和古典的罗马社会中奴隶制那样的较迅速发展和较充分的繁荣”。又说：债务奴隶制的不废除，是古代中国奴隶制“不能臻至奴隶发展典型阶段的重要原因”②。在他看来，债务奴隶制没有取消，战俘奴隶就不会商品化，因而战争中的俘虏就不是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对此，尚钺却认为，掠夺奴隶和牲畜是汉朝对匈奴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③。何兹全也认为，秦汉帝国向四方扩张疆土中，俘虏是作为奴隶的，俘虏以外。还半公开地掠夺边境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奴隶①。

反对魏晋封建论的同志则认为：（一）魏晋封建论的观点是把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作了牵强的比傅。翦伯赞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或经历过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阶段，然而这决不等于说，此种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阶段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他批评尚钺的“魏晋封建论”是“用历史类比法得出来的结论”②。

（二）汉代虽然还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但是用于社会生产主要部门——农业中的却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同时，当时的奴隶已经不能随便屠杀。翦伯赞说：西汉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当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奴隶的主要来源不是战争中俘虏的外族人，而是本族的破产农民；不论官私奴婢，不仅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且成为主要生产者农民的负担；最后，西汉的法律不是替奴隶制服务的法律。根据这些分析，他认为西汉的官私奴婢只是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③。

①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②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3、4、5期。③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实和现象》，《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4期。①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②翦伯赞：《“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还是“旧的传统史学体系”的翻版？》，《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③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三）郭沫若根据《史记·平准书》中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和《汉书·食货志》所载：“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兴，循而未改”的两条史料，说明汉代的天子本人就是一个大地主，而地方上的中小地主则都是利用贫农来从事耕作，收取租税。“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租佃制，是秦汉农业中一贯的生产方式。又《史记·平准书》云：“富商大贾，或■财役贫”，《汉书·王莽传》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郭沫若认为“■财役贫”、“分田劫假”八个字，可以概括西汉的全部社会经济。“■财”的意义，包含着囤积居奇，大利盘剥，这样来奴役贫苦的人民。“分田”是把土地分租给贫苦者，而劫夺他们的剩余劳动①。

（四）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人，对于工商业中奴隶制关系的估计意见并不一致。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虽然认为奴隶用于农业生产者少，但却承认用于采铜铸铁、畜牛牧马、手技作业者多。张恒寿也同意汉代的官手工业使用奴隶劳动生产的有冶铁、采矿、纺织、铸钱、造农具及其它修城、漕运种种部门②。但翦伯赞、杜金铭和杨伟立③等则认为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是少数“偶然性的”甚至是“反常”的现象。

（五）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同志承认大土地所有制兼并小农的事实，但却不同意魏晋封建论者关于小农地位和命运的分析。张恒寿认为，小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并不是奴隶社会的证明。在西方古代时期，小土地所有制当作支配形态的时期很短，接着便发展为大土地所有制的奴隶制发达时期。中国从战国以后，小土地所有制形态维持了相当长期的支配地位，但奴隶制还没有来得及取得支配一切的地位，便被地主农民对立式的封建经济占了统治地位。他说，从汉代的历史看，小农破产后，多数是变为流庸，变为奴婢的是少数。所以汉昭帝的诏书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汉书·昭帝纪》）。东汉时杜林上疏说：“其被灾民，..或俱死亡，卒为赁佣”（《续汉书·五行志》注补引《东观记》）①。江泉也认为，农民经不起地主阶级的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压榨而出卖子女的情况在历代封建社会都不乏见。我们不能把一部分小农悲惨的命运和决定小农经济破产的原因混淆起来。汉代历史表明，土地越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破产小农的数量就越多，他们或者沦为佃户、雇农，或者被迫流亡。这说明制约小农经济发展的，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而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②。（六）郭沫若认为，汉代政权对工商业者的打击，是封建制国家要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说明汉代已经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他又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②张恒寿：《试论西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③翦伯赞：《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杜金铭：《从史料运用上略论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杨伟立、魏君弟：《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①张恒寿：《试论西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②江泉：《汉代农业中主导的生产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7月18日。说，如果断定西汉是奴隶社会，那么西汉的政权应该是保护奴隶主的，然而恰恰相反，西汉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打击工商业者，一直没有间断，而且有时打击得十分沉重，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史记·平准书》说汉政府“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以及汉武帝施行告缗钱等史实都说明这些政策是严重打击奴隶主的，所以汉代政权是封建性质的政权①。他又说：奴隶社会固有现象并非“重农抑商”，而是“重农轻商”。“重农抑商”指的是政策，“重农轻商”是传统习惯，两者不能混淆。汉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是不容许不合法的商人任意兼并农民，使农民贫困化，以危害国家的基础。因此，汉武帝的杨可告缗，打击的是不法奸商，象宁成那样的大地主便没有遭到打击，可见汉代在保护地主而彻底打击商人奴隶主②。

（七）郭沫若说，从意识形态来看，“汉武帝尊重儒家，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之上，把封建道德的上层建筑，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标准的封建格局。两汉奴隶制说者，在这里不自觉地碰着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承认儒家学说是封建理论，而却主张西汉的生产关系还在奴隶制的阶段，这岂不等于说：在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上树立了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吗？”③我们的一些看法上面我们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三个不同派别的主要论点、论据及其反对派的意见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但没有正面地阐述我们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主张。下面不揣固陋，把我们的一些看法论纲式地写出来，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正。（一）关于中国国家的形成问题，我们认为是从成汤时期开始的。根据已经出土的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看来，传说中的夏代时期，在夏商两个部落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已同当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并已存在着阶级差别和国家萌芽的情况下，在成汤伐桀后便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①。

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式的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她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②。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酋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酋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③。灭商后的成汤，可能就是这样逐渐变成了商王朝的第一个最高统治者的。①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②郭沫若：《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人民日报》1957年第3月5日。③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74─75页。

①详见拙作《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吉林师大学报》1960年第2期。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48页。

由于征服者商族和被征服者夏族的社会经济在当时差不多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所以“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④，继续存在几个世纪。我们知道，国家和旧的氏族制度的区别，首先是按地域划分她的国民。如下所示，在保有公社残余进入奴隶制的古代中国，不是“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①，而产生居民的地域划分，而是“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②的情况下，按地域划分了居民。这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中，除了迁徙杂居外，也还有象中国这样的不经迁徙也可以形成按公社组织划分居民的情形。

（二）商灭夏，以及其后的周族灭商后，仍然各自聚族而居，各自保持着原来的公社组织，以不平等的部落联盟的形式组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

这种公社，在商代叫作“邑”。甲骨卜辞中的“邑”，大体分为两类。

一为王都之邑，属于天子的都邑，或叫“大邑商”，或叫“天邑商”，又有的叫“大邑”，卜辞中称“■邑”即“兹邑”的也是王都之邑。另一类为国内族邦之邑，有记其邑数者，例如：“弗其■邑”（《铁》213·3）、“大方伐□■廿邑”（《粹》801）、“■乎告曰［■方］■（乱也）我奠，四［邑］，亦焚廪三”（《缀》117），“沚■告曰■土方■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鄙，在古籍中有“县鄙”、“都鄙”和“边邑”诸义。这里的“鄙”字，当为《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注的“鄙，边邑也”，《礼记·月令》注云的“鄙，界上邑也。”由此，我们又可知道，甲骨文中的“鄙”当为都城外的居住地区，是由若干“小邑”组成，聚于邑之东者叫东鄙，聚于邑之西者叫西鄙，并且各有其田。《殷契粹编》907云：“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清楚地说明，在商都“大邑”之外的东南西北四方也都有许多“小邑”，所以商王才能关心那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才要占卜其地的“受年”与否。从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商代时期不管是王都之邑，抑或邦族之邑，都是由一个大邑与许多小邑聚合而成，而且往往以其大邑作为公社名称的。正是因为这样，卜辞中才有某一大邑被侵夺了它的■邑、廿邑、四邑、三邑、二邑等小邑的记录①。

西周灭商后，她的公社组织也是以许多邑聚居而成的。周初的《周公簋》（亦名《井侯彝》）铭中的“州人、■人、■人”是三个小邑的名称，既然它是邢侯所领有的大邑的一部分，那末邢侯大邑内也必定还有不少如同“州人”一类的“小邑”。又如《宜侯■簋》铭中还有赏赐“厥囗邑卅又五”的记载，也说明■侯的大邑中也包括许多小邑无疑。这就是说，凡是某一民族和国家带着公社残迹进入奴隶制的时日，在其统一的王国之内，一般都有许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5页。

①详见拙作《商代公社及其相关诸问题》，《松辽学刊》1983年1、2期。多包括一些小邑的大邑。我国的这种公社，直到商鞅变法前后，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才逐渐走向了崩溃的道路②。

（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③。

土地公有制是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公社所有制。在原始公社解体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这种公社所有制即公有制，还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①。也就是说，这时的公社已经改变了性质，即“实际的公社却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②，奴隶制国家即国王才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由于公社所有制一般分为公用所需部分即“公田”和公社农民所需部分即“私田”，所以在这种公社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公田”的形式而出现的。这就是我国先秦文献中所说的贡、助、彻。这种所有制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叫作井田制度，它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得到比较具体的了解。

这种井田制是一种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的公社所有制，它经过了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一个较长的阶段后，由于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进步，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才逐渐走向解体。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是以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当时的各级奴隶主贵族对其所占有的土地既不能买卖，也不能私相授受。这也就是《礼记·王制篇》所说的“田里不鬻”。然而，在这种土地公有制下各级奴隶主贵族逐渐也拥有一些私有性质的土地。在我们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中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个是古代公社的解体而产生的；另一个则是那种私有性质的土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合法到合法之后，与前者汇合一起而形成起来的。

（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其阶级关系的形式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复杂，奴隶社会中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总的阶级划分，从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来说，就是这样的。

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基本阶级是氏族贵族奴隶主和受家长制剥削的奴隶；除此基本阶级之外，尚有习惯上所说的非基本的阶级或叫过渡的阶级，即公社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阶级。这些阶级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或分化出来的，到了奴隶社会后都成了残迹的事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要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否定、所代替，家长奴隶制也逐渐要被封建制所否定、所代替；至于公社农民、手工业者，在公社解体后也要进行分化。

②详见拙作《西周公社及其相关问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3页。

在我国的商周奴隶社会中，奴隶在生产上并不占主导地位。由于当时的奴隶数量比较少，奴隶之外还有众多的公社农民的存在，所以当时的生产与其说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面，不如说建立在公社农民的劳动上面。说到这里，人们常常提出问题说：为什么把这样的社会叫作奴隶社会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家庭奴隶制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有区别的。恩格斯在区别这种家庭奴隶制和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的不同时说：“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成为生产的基础，即他们以家庭成员的身分（从事生产），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融化在这家庭里面”①。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叫他们做“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②。这种区别主要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公社残存于当时社会中的长短不同而决定的。但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讲到日耳曼人南侵后，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时，曾经这样说过：“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③括弧里的这段话，历来的解释是不同的，但细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在此明确地把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劳动奴隶制和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同样看作是“充分发达的奴隶制”。这里姑且不谈“劳动奴隶制”与“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的不同，由此肯定“东方的家庭奴隶制”是奴隶社会，当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数字虽然较之公社农民为少，在生产上不占主导地位，但也决不能说当时的奴隶只作家内劳动，不参加生产。事实上他们是以家庭成员的身分“间接地成为生产的基础”，以家庭成员的资格从事农业的、手工业的或家内的劳动④。由此可见，决定某一社会是否奴隶社会，不仅看它的奴隶数量多少，而重要的是要看那里奴隶制的发生、发展对阶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所起的作用。

（五）在我国的商周时代，据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看来，农业中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是耒耜。耒是木制的，耜与耒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它带有一个宽头，而耒的下部是分叉的双齿。《诗经》中提到耜的计有四处，其中三处都加上了表示锋利的形容词，可证耜可能已有金属的耜头或耜刃套。耒耜的耕作方法包括两个动作，一叫“推”，二叫“发”，前者是刺土，后者是翻土。这种耦耕方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表示。

铁制工具在我国是什么时代发明的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诗经·秦风·驷驖篇》的“驷驖孔阜”，孔颖达《正义》把“驖”字径作“铁”，这是古书上所见最早的“铁”字。这里把黑色的马称为“驖”，必然这种黑色金属在当时已经是常见之物，而后才有可能把黑色的马也称“驖”。《驷驖篇》为秦襄公时诗，正当西周和东周之交。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在西周末年铁制工具至少在周王畿内已经使用于农业生产上了。中国在公元前六世纪铸造“刑鼎”的时候，已经发明了“铸铁”，据研究，发明用“块炼法”取得熟铁即“锻铁”，一般要比“铸铁”早千年左右，从此可以推断我国铁制工具的使用可能已在西周末年出现了。①《反杜林论》附录《反杜林论提纲》，狄兹德文本第435页。转自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2页引例。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④详见拙作《“众”“庶人”并非奴隶论补证》（兼说商周农民多于奴隶亦为奴隶社会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

在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尽管替奴隶制度服务的手工业已经存在，尽管原始的而主要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当时残存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因而当时的工商业也就不可能十分发达，工商业者基本上是一种官工和官商。这就是文献记载中所说的“工商食官”制度，当时的商人，不仅不能自主经营其业，那些手工业者所生产的商品也主要是为奴隶主贵族所享用，而不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所以《礼记·王制篇》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上市者：不贰市，不移官，出乡不与士凿。”也就是说，以技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例如说，祝、史、射、御、医、卜以及各种技工艺人，既不可兼作他事，也不能改变行业。到了春秋末年以后，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分工的发达，不仅使农工之间有了进一步的分工，而且也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①。《史记·货殖列传》里的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卓氏、孔氏等等，都是从平民中兴起的专为生产交换而不是为自己享用的商人，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史记·货殖列传》）。“素封”的出现，也就标志着长期存在于战国古代社会中的“工商食官”制度的结束。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金属货币也就随之而产生。战国以前，以重量计的货币虽已产生，但是只有在出现铸造货币之后，才能真正代替“以物易物”的阶段。所以，恩格斯把金属货币称之为“商品的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②。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的有力发展，足以促使我国古代公社及其所有制的瓦解，大体上是在商鞅变法前后。

（四）所谓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即把一定的土地分赐给某些奴隶主贵族，尤其是分赐给一起作战有功的同姓的亲，异姓的戚，由他们率领一些公社农民到新征服区去建立封国。一些同志把这种封国或封建，视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中的封建制度的主要标志，似难成说。

甲骨文中的土字作■，金文作■，正象地上聚土为封之形。封字，金文作■，从又（手）持树（■），植于土上；又作■，从■从■，■即丰的省文，■为■的省文，■字正象两手捧持树木种植形状，也正是《易经·系辞》所谓“不封不树”的“封”。《散氏盘》铭是记载■人■予散人眉田和井（邢）邑田后，整理两国封疆，沿界聚土植木必为封的情况。用以植封的树有柳、楮、■等，这与《论语·八佾》中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桕，周人以栗”，可以互相参证。

封为起土，■为聚土。所以封之下必定有沟。由此可知，所谓封疆必有三事，即有封有沟有树。其所以如是者，大概是承袭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沿境林或防护林而来的。《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这里的“邑”，《释名》云：“人聚会之称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实际居住的地方”；郊、牧、野，就是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163、16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163、162页。

恩格斯所说的“广大的供打猎和捕鱼之用的地方”。林，可能就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边境森林”或“防卫林”。坰，即冂，《说文》云：“象远介也”，应当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我国古代的邑、郊、牧、野、林、坰的层次虽然不一定如此井然有序，但在各个封国外围都有防卫林则是肯定的。这种作为分界的森林，最初当然是原始森林；而这也是“封”的古文■所取象的草木。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日渐成了生产资料，部落与部落间的日渐接近，也就产生了人为的疆界，这可能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为相邻部落所承认的，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①的分界。这种人为的疆界最易取于自然或植种人造林，这就是金文■所取象的树木。由于■本象人用双手植林，■则从旁用土培林，也就有了人造林的意义。从此，“封”字就由原来的沿境林而有“界”义，更有“制畿封国”（《周礼·夏官·大司马》），即“立封于疆为界”（郑氏注）的意义。后来，便把分茅胙土叫作“封建”，而封建时必须分茅，当即由此而来。

（七）父家长制的特点，如恩格斯所指出，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家庭以内，一是父权制。根据这个特点考察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就不难看出，宗法就是一种父家长家庭或父家长家庭公社。父家长，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叫作“父”，这与罗马的家长贵族的家庭相同。

父家长的权力是很大的。我国的君位与宗族是一致的，父家长在宗族内的权力正如君主在国内一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种父家长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本来是民主选举的，但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其中富有的父家长就已在政治上、经济上独揽大权，形成了氏族贵族，因而父家长就由选举制而变为父子世袭制。兄终弟及可能是由选举制到父子世袭制的一种中间形态。武王灭商，特别是周公东征以后，他们把自己的宗族在父家长的率领下分封到各占领区去建立“封国”。因此，这些父家长也就成了各地方的统治者——诸侯，以“国”、“野”形式进行统治。所以，所谓“封国”者，也就是把氏族贵族变成为统治阶级，宗族即父家长制家族公社则变成一种超乎“公共权力”之上的国家机器。这种权力，就甲骨文来看，商代就应该已有其雏形，到了西周便告完成。

在周初封建时，往往以被征服的殷族和其他各族赏与受封的奴隶主贵族，如鲁公伯禽封于商奄之虚即“少皞之虚”，分赐有“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和“官司彝器”等，另外还有“殷民六族”。这个“殷民”可能是指的被征服的商殷贵族即公社之长，所以《左传》定公四年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这里的“宗氏”，指宗族，有大宗率领；“分族”，指“宗族”的分支，有“侧室”、“小宗”之长率领，与“大宗”相辑受“大宗”管辖；“类丑”，指“宗人”和“臣仆”，当以“室”分，直接受其家长之统领，而间接受其“宗长”之统帅。这些宗族之宗长，可以“法则周公”、“即命于周”而“职事于鲁”，其为助鲁公统治公社农民的贵族自无疑问。

当时的一个宗族是由若干“室”组成的，如果说宗族是父家长大家庭，那么“室”就是小家族。这种“室”到了春秋时代，不只是指的妻室、家室而言，它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内。《仪礼·丧服》云：“异居则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这就是说，父子兄弟虽已婚后分居，但它还是宗族的一分子，不能自蓄财产。

“室”的主要财产为“田”。《国语·晋语》载厉公“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时人以为“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结果“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这就是“室”的主要财产为“田”的证明。“室”之财产除田而外，重要的还有人，包括妻孥，大家族成员、臣僚仆庸和奴隶，此外就是所谓“器用、财贿”。这种“室”所握有的土地等财产，就是奴隶制大家庭的私有财产。了解了这一点，对于《左传》中的“分其室”、“兼其室”、“纳其室”的“室”，就容易理解其为当时公社所有制下的一种私有性质的土地了。

（八）周代统治阶级的核心是世袭贵族，商代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

周初建国时，文武朝的同姓的亲和异姓的戚，或“受民受疆土”，或担任要职，他们的子孙继承余荫，世世罔替，所以金文中常见“■（更）乃且（祖）考”（《舀鼎》）之类的词句，除了令其效法祖先之德以对周室尽忠外，还指令他们继承祖先的官职，因而金文中多以“子子孙孙永宝用”作结。周代的礼器代表一种身分、阶级和职位，子孙代代可以享用礼器，其职守或地位也是代代传下去的，此即所谓沿袭世职。职守身分的传递，在礼法上由“再封”礼仪予以承认。原来奴隶主贵族的职官是由周王授予的，接受的双方一方有变，就需举行一次授职典礼，可以称为“再封”。例如，《师虎■》中的师虎之职不知传了几代，先王封师虎继其祖考官职，今新王即位，又封师虎，把官守重申一遍，可见这种“再封”之礼当是为了表示新的隶属关系。大概奴隶主贵族去世后，周王对其子之“再封”时，苟无罪过，其职守是不会被褫的。所以《大盂鼎》铭中盂的父亲早逝，他在幼冲之年就继承了显职。周代的“再封”礼仪，今已较难了解，但是世官制度因此而趋稳固。西周数百年间，有权势的奴隶主贵族非无变易，但得势的贵族仍然世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当属事实。

周人的世官制度和一族的氏族集团性互为表里，代代执政本是氏族共治的遗习，而氏族的存在也仰赖于代代职掌官守，所以，《左传》文公十六年云：“弃官则族无所庇”。这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世臣”（《孟子·梁惠王下》）。周代掌权的奴隶主贵族，都尽量把持既得权益，同族的成员也不能轻易被排斥在外。所以，鲁的三桓、郑的七穆，原先都是兄弟，宋的华氏，当权的更多。所谓“政在季氏”（《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是指全族而说的。于是，周代的奴隶主贵族政治，在纵的世袭制度代代传承之余，还有横的氏族集因。他们的势力之大，常常可与国君抗衡，“国”和“家”通常是并称的。要想当时国家的存在，必须首先扶植大奴隶主贵族，难怪鲁国的襄仲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左传》文公十二年）这种奴隶主贵族氏族集团孟子称为“巨室”，他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同上）。

周代的奴隶主贵族各有一篇渊远流长的族谱，有力量也有权力废立国君，这是氏族社会的遗习，不能一概都以“乱臣贼子”目之。周代所以能够实行贵族政治，其实力基础是建立在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之上的。（九）在商周奴隶社会里，除了血缘宗法关系仍然相当牢固地存在之外，还有许多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制度、旧习惯、旧观念在起作用。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风俗和传统习惯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①。这种原始的“礼”，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公社的残存，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它被推广出去，用以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仪式被固定化，涉及面更加广泛，更显得庄严典重，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贯彻到人民中去。奴隶社会中的“礼”制就是这样在原始礼的基础上演化来的。在商周奴隶主贵族来说，“礼”的功用大体有三；一是规定名分，二是节制人情，三是进德坊（防）乱。

商周时期的“礼”是与道德和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礼”

所表现的总问题也就是所谓“意志”、“责任”、“必然和自然”等问题。“礼”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是强加于被压迫阶级的责任，被统治阶级如果触犯了“礼”中所体现的阶级统治原则，就会受到非自由的对待。因此，“礼”制决不是什么阶级的和谐，而是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强制。“礼”从属于特定的道德，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社会道德是不存在的，因此，把来自原始社会而演变于阶级社会的“礼”，说成是原始社会的民风民俗是不对的。在阶级社会里，“礼”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和表现。“礼”的内容是“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左传》桓公二年）。就是说，“礼”一方面规定统治阶级内部依据不同身份有不同的“礼”，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和他们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礼”的作用在于加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即“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商周时期是兵刑不分的，用刑就是用兵，每一诸侯国的国君都有权用兵因而亦可用刑。由于兵刑不分，因而“礼”和“法”也不能分，非礼就是非法，犯法就用刑，用刑就用兵。可见，当时奴隶主贵族制礼的目的，也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春秋末年以后，特别是战国以后，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公社逐渐解体，新的地主阶级便脱出了公社的束缚，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因此，按血缘等级维持秩序的礼制，已经过时，适应私有财产所有者要求的成文法便产生了。成文法律的公布，是对于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一种威胁，是对于传统制度即“礼”的破坏。法的原则是“齐”，即以刑法把人们整齐一致。可见，春秋末年以来的“礼”与“刑”的斗争，从本质来说是氏族贵族奴隶主与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发展到战国时代，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已经走向了死亡的前夜，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这个历史趋势就迫使新兴地主阶级采取变法的形式提高君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以此消灭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废井田，开阡陌，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土地自由买卖，从此消灭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地位和社会上的特权。他们对于旧的上层建筑的攻击特别猛烈，对于旧的制度的改革也比较彻底，因而旧的“礼”便完全被推翻，替代它的就是“法”。

（十）铁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西周末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从此开始了量的变化，即取消了“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实行了“履亩而税”制度。为了实行“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从此公社内部的土地便由过去的“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变为“自①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7页。

爰其处”。由于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制度的变化，有先有后，并不一致。“履亩而税”制是按公社农民实行耕种的土地多少而征税，所以不管它是公社的授田还是垦荒而来的土地，一律丈量征税。这样一来，奴隶主贵族的剥削量便可大大增加。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由此看来，所谓“初税亩”，根本不是什么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

春秋时期的公社虽然仍旧存在，但是公社农民这个个体与国家的隶属关系越来越密切，因而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出现了“书社”组织。“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荀子·仲尼》杨倞注）。所谓“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周礼·天官·宫伯》郑玄注）；所谓“图”，“土地形象，出地广狭”（同上《司会》郑玄注）。可见，春秋时代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的原因，当是取消“公田”、“私田”后的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定期上缴于各国统治者，作为对公社农民的征税和力役的根据。

西周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是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赏赐和剥削，并不以公社农民为对象，因而也就没有具体了解公社内部户口和土地数字的必要。所以《国语·周语上》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可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公社内部的量变，“书社”的出现，就不得不加强其对公社农民之户口和土地的调查和控制。所以，宣王三十九年，周军和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周军大败后，“乃料（韦昭注曰：“数也”）民于太原”（《国语·周语上》。这种“大比”制度，就是“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周礼·小司徒》职），也就是把公社农民的总数报告于司寇，司寇在孟冬司民那天，把民数敬献给王者，王者拜受而藏之于天府。

这样一来，作为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就逐渐崩溃，中国古代社会也就走向解体。

（十一）西周时期，有周天子的威权在，各诸侯封国的争战并不激烈，战争的规模也比较小，列国向采邑奴隶主贵族征收的“赋”也不多；各国的贵族还不需动用“野人”的力量和资源，“野人”只能充当军夫、输草运粮、带着城板去筑城而已。但是春秋时代以后，各国之间的兼并转剧，战争范围逐渐扩大。这时，正值“国”、“野”关系逐渐混同，“野人”也就执干戈上战场，则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地位的转变。“州”，是“野人”所居，本来不能服兵役，可是，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而“作州兵”，要州内“野人”也服兵役。按过去的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作二军，晋文公作三军，三年后又作五军，到了公元前538年则改作六军，几乎举国当兵，便是其证。当时的国君为了应付日益频繁的战争，除了扩充兵源要“野人”当兵外，还需他们提供兵赋，这就是史籍中所说的“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或“邱赋”（昭公四年）。距“作丘甲”已是百年后公元前483年的“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即举国皆赋，也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周代社会中的“国人”在当时社会中有着重要作用，他们能够参与国君的废立，左右一国的外交，甚至可以决定和战。“国人”所以能够有与国君、贵族鼎立而三的实力，是基于公社组织和氏族遗习才能得到存在的。也就是由于凝固的公社组织将“国人”鸠集在一起，加上氏族共同体的遗习，造成一股力量，使贵族不敢轻侮他们。到了春秋时代，公社逐渐走向解体，国野区别业已消失，“国人”与政的传统也和贵族政治一样，变成了昨日黄花，供人悼念而已。这样一来，随着公社共同体凝固性的烟消云散，“国人”于政的力量也就跟着瓦解，商周奴隶社会也就濒于尾声矣。

（十二）春秋时代，在南夷北狄交侵中原之际，华夏小国岌岌可危之时，齐桓公伐山戎救燕，为卫筑营丘、救邢，纠合诸侯，领导攘夷。这在当时诚然是件大事，但是霸者的大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的山戎和南方楚之北上。齐桓公的基本精神，主要在于维护奴隶制度，所谓攘夷不过是其一端，实际上他更注意消除或防范列国的内在矛盾和危机。公元前657年的阳谷之会，《公羊传》僖公三年所载齐桓公的宣言中所说的“无障谷，无贮米，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便是其证。《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公而来。

但是，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却是在不断摧毁封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靖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王赐阳、樊、温、原、赞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白。晋文公接收阳、樊时，阳人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国语·周语中》）。这里的“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为“国人”身分，“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采邑。这种作风，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风，晋献公灭虢平虞取魏以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樊人“不敢服”。按着过去礼法，晋国本应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的霸主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所提倡的霸政精神早已丧失，那只是另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前奏，弱肉强食，已为人们所承认。原来为维系奴隶制国家的会盟制度，现在反而变成了剥夺奴隶制国家的主权，使其沦为附庸国家①。这样一来，商周时代的奴隶制即将结束矣。

（十三）商周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精神生活也具有它的独自的特色。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社会里，宗教世界观占据着支配的地位。在商代创业之初，主宰一切的至上神，是“上帝”，在周代则是“天命”。商周奴隶主贵族阶级就是利用这一套宗教观念来作为统治与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以“想象的部落体，即神”①的资格而出现的。《尚书·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大盂鼎》铭也说：“■（粤）我其遹■（相）先王受民受疆土”，这无不充分地表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神授的观念。这样一来，当时的土地属于所谓“单个共同体”、“共同体之父”②的周天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商周时期具有这一特点是与我国古代社会里长期残留着公社、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度分不开的。

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终于冲破了公社组织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同时，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又发生了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学在官府”的局面也逐渐瓦解，涌现出大批“文学游说之士”，这是一个新的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战国中期，在齐都近郊的“稷下学府”就集聚了多达“数千百人”的学士，其中地位高的有士十多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齐世家》）。这些掌有专门知识的“士”，依附于不同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的阶级和阶层，成了这个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们从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展开思想上的斗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出现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根源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新旧社会交替的社会条件，又为诸子百家的自由争鸣，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舞台。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百家争鸣”的表现形式，虽然异常纷歧混乱，但其核心不外是要求如何强化和扩大国家权力，以及否定旧的公社残余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百家争鸣”，把人们从氏族贵族奴隶主腐朽的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为封建社会的诞生和统一的地主阶级的政权的建立提供思想条件。只是到了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后，秦始皇为适应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在思想文化上也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焚书坑儒，定法于一尊，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历史。

（十四）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草槁——三稿》中指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①。这就是说，农业公社解体后，有两个前途，即或者走向奴隶制度，或者走向农奴制即封建社会。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的发达，人口的增加，我国古代公社的土地也逐渐开始了自由买卖，这就使中国古代公社逐渐走向最后解体。我国的古代公社和其他民族一样，它是原始社会的余波，它出现于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保留于阶级社会内部，直到商品货币关系的有力发展，足以促使它消亡为止。促使我国古代公社的解体，大体上在战国中叶前后，这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书中曾经说过：“从那一瞬间起，当自由地一旦变为可以自由出让的土地财产，变成商品的土地财产，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①。所以，汉人在论述到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兼并的开始，也都推源于商鞅的变法，例如《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的话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改制的诏令也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罗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无锥之居。”我国古代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崩坏，公社农民将其自耕份地化为私有之后，在我国历史上便出现了一个小土地所有制的极盛时期。当时在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并不稳定，他们逐渐地贫困和分化。这些农民由于不能维持生活而出卖土地的日渐增多，因而《吕氏春秋·为欲篇》中明确地说：“无立锥之地，至贫也。”这些丧失土地的农民，有的便为人雇佣，称为“庸”或“庸客”等；有的在高利贷的严重剥削下弃产流亡，例如冯驩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记·孟尝君列传》）；也有人因为饥饿而死在沟壑之中。更有“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而沦为奴隶的；那些不甘心沦为奴隶的一般则采取了“壮者而散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的方式，成为一种“流民”。历史上所说的“郑国多盗”（《左传》昭公二十年），“鲁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并不是什么奴隶暴动，而是一些不甘心卖身为奴的武装流民而已。

破产流民的另外一条出路，根据《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语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这种佃农在战国时期已经东鳞西爪地出现，当时的豪民，或者租给无地耕种之民，榨取收获量十分之五的地租。在我国的战国中期以后，封建生产关系就在这样复杂而尖锐的阶级对立中产生了，并在继续发展中。到了西汉，“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伍也”（《汉书·王莽传》中），对于失掉土地的农民，又进一步采取了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束缚在土地上，佃耕交租，封建生产关系便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主导形态。

附录二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斯维至

第一章　宗族

（一）父家长家族

宗族就是父家长家族①。氏族社会末期由对偶婚到一夫一妻的过渡之际，氏族中逐渐分化出来的父家长贵族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他以“父”自居，率领着若干妻妾儿女、奴隶以及其他非自由人组成家族，即父家长家族。H.L.摩尔根说：“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恩格斯引用了摩尔根上述的话后，加以概括说：“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他还说familia这个词最初并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②。

我们认为，我国先秦典籍里所习见的宗族就是父家长家族。早在四十年前李玄伯教授已首揭此说，我于1979年《释宗族》一文中也有阐述①。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证明这种父家长家族就是宗族。它曾经存在于商周时期，甚至可以后续于近代社会。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沙俄以及印度等国都有其例。

丁山教授根据甲骨刻辞所见材料，作《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一书。他辛勤地研究了刻辞中许多氏族的名称，据他统计至少在二百余以上。他认为它们就是氏族，并且有的氏族名称或者族徽可以与青铜器铭文相印证。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他所谓氏族实际就是宗族，即父家长家族，不一定都是氏族。

甲骨文屡见“宗”字，象在屋宇下祭祀祖先的宗庙建筑，以后引申为凡同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人，就是同宗或同族。父就是父家长，《说文》解释云：“家长率教者”，它原来并不是生身之父的意思。甲骨文中屡见“父”字，象手持火炬或执斧钺之形。火就是家火。我国古代和罗马的父家长家族在屋子中间都有家火，由父家长保管，永不熄灭。或说手持之物为斧钺，其实与手持火炬意义也同，都是象征权威、权力的意思。贵族一词（Patrician）①详见拙作：《论管仲改革及其作用》，《东岳论丛》1985年第1期。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3页。

本由“父”（Pater）演变而来。我国春秋称贵族为“父”还很普遍，如宋国就有乐父、皇父、华父、孔父等。孔父就是孔子一族的祖先，“父”即父家长。如宋厉公的弟弟弗父何生孔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除世子胜因早年病死，未及作父家长，故不称父，其余皆称为父。在氏族社会时期，父家长并不是世袭的，而是由族中推选。如公刘和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时，都召集“父老”（耆老）谈话，征求意见。《公刘》诗云：“饮之食之，君之宗之”，可见君宗同义。古公亶父对父老们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孟子·滕文公》上），似父家长是大家推选的。

关于父家长的权力，于《左传》也有痕迹可寻。如晋国大夫知（荀）罃被楚国所得，楚王有意释放他回去，便问他：你何以报答我。知罃回答说：“首（知罃父亲之名）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左传》成公三年）就是说，请求寡君同意在宗庙里杀戮。又国君放逐宗人，须先征求其宗主的意见。如郑放游楚于吴，子产执政，他问太叔，太叔说：“吉（太叔名）不能亢（庇护）身，焉能亢宗”？（昭公元年）太叔不愿意庇护游楚，故这样说，但执政仍须征求他的意见。更奇怪的事情是国君为太子娶亲时，见儿媳长得美丽，可以取为己有，而给太子另找一个代之。如鲁惠公、卫宣公、楚平王等都如此，当时人不以为怪。卫州吁之乱，大夫石碏的儿子石厚参与其乱。石碏多次劝戒他，不听。石碏故意要石厚到陈请求帮助，而结果被陈所执。石碏派人到陈监场，杀死石厚。当时人对此称之为“大义灭亲”。郑厉公时，大夫祭仲专制。厉公与祭仲的女婿雍纠合谋，要雍纠杀死祭仲。雍纠妻知道此事后，问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结果雍纠反而被祭仲所杀。以上所列举的例子都说明父权的重大。

因此，父子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就是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左传》桓公二年：“士有隶子弟”，以子弟为“隶”，这不但只限于“士”，卿大夫、诸侯、王室也是如此。

（二）宗族组织及其宗法在分析宗族的组织之前首先应该解释什么是“宗法”。宗法就是继承法。有宗族就有宗法，因此兄终弟及与嫡长子继承都是宗法。

过去我国学者只重视宗法而对于宗族的组织却很少记述。《礼记》有《丧服小纪》和《大传》二篇，成书甚晚，多不可据，而且也只是讲嫡长子继承法。因此使后人发生一个错误的认识，即宗法就是嫡长子继承法，非嫡长子继承法就不是宗法。如兄终弟及、幼子继承等就不是宗法，更进而认为无宗法（嫡长子继承法）也就认为无宗族，这真是大错特错了。“礼失求诸野”，现在我们可以凉山彝族的“家支”来做比较。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写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对此有很好的叙述：诺合的家支组织是奴隶制社会以前氏族社会的蜕变，在形式上具有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组织的一些特征。

作者指出凉山彝族的“家支”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父系氏族，是很正确的。我们前面说过，罗马的父家长家族就是我国古代的宗族，其实凉山彝族的家支也是父家长家族。该书接着说：传说凉山的诺合（黑彝奴隶主）都由古侯和曲涅两位祖先繁衍而来，至今已传至五十八代，约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二十代以前，凉山的诺合人口还不多，但此后人口繁衍，又分出许多诺合的“家”，如阿侯、果基家等等。“家”之下又有许多“支”，如阿侯“家”下分出尔目，阿呷、布吉等八个“支”，与以上的“家”合称为“家支”。支以下便是父系个体家庭为单位的诺合“户”。..狭义而言，家支系统包括这一血缘集团的“家”、“支”和“户”。广义而言，包括诺合各“户”所属的被统治者曲诺、阿加和呷西等等。（该书第1320页）

我们暂时不讨论凉山是否是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但是以其家支组织与宗族组织相比较，却可见二者有很多近似甚至相同之处：首先，凉山彝族是一个以父家长为首的父家长大家族。它由“家”、“支”和“户”三个层次组成，正如商周的宗族由“宗”、“族”和“室”三个层次组成一样。《左传》襄公十二年记载：“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族于称庙。”由于鲁与吴都是同姓（姬），所以在宗庙内举行吊丧，同兄弟就是同族。这正象凉山彝族“家”下面是“支”一样。鲁与吴虽是同姓（传说吴的祖先太伯、仲雍都是古公亶父之子）但不一定属于同宗。宗是姓的分支，正象凉山彝族的家支都是从古侯和曲涅两姓分出来的，如阿侯家、果基家等等。太伯、仲雍早于周公二代，不妨认为同宗（但不能说以后的同姓都是同宗）。“宗”的下面又分为“族”，已由“同族于祢庙”可证。《左传》昭公三年，叔向对晏婴说：肸（叔向名）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而已。当时晋国的贵族家族已日趋衰落，叔向说他这一“宗”本来有十一族，但逐渐衰落，已只剩下羊舌氏一族了。在叔向说了这话以后二十五年，羊舌氏也被灭亡了。

“室”本来是指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不分阶级都可称“室”，也可称“家”，如王室、公室，也可称做王家、公家、私家。又如奴隶有配偶的也可称室或家。如金文中常见“臣十家”、“鬲百人”的记载，家指有配偶的奴隶，鬲以人称，则是单身奴隶。楚穆王即位以后，以其为太子之“室”赐予宠臣潘崇。（《左传》文公元年）这就不是指其妻妾儿女，因为他即使最宠爱潘崇也不能把自己作太子时的妻妾儿女赐予潘崇，所以这“室”就只能是指奴隶。（详见夺田兼室一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王室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可见殷民虽被瓜分，但是他们仍由父家长率领着，其宗族组织并未破坏。宗氏、分族就是“宗”和“族”，类似自由人，即族人，丑是非自由人，即奴隶了。丑正是宗族下面的基层组织——室。有似凉山彝族支里的曲诺、阿呷、呷西一样。《诗·周颂·良耜》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郑笺》：“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恤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这不但可证一族由百室组成，而且它是一个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的家庭公社或农村公社。《逸周书·作雒》篇说：“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可以作为旁证。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十室之邑则是最小的邑，至于“千室之邑”则已是很大的邑，就不象是家族了。至于“室”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也不能一概而论，它是宗族下的基层单位，却是可以肯定的。

（三）大宗和小宗由于人口的不断繁衍，贫富的分化加剧，因此宗族不能不发生分裂，即由一个宗族分裂为若干个宗族。《礼记·大传》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丧服小纪》略同，但无此详明）

例如，周封鲁公伯禽为诸侯，他就是别子。他的子孙以他为祖，成为宗族，这就是“百世不迁之宗”，即大宗。他的卿大夫虽然由其分出，但都是“五世则迁之宗”，即小宗。小宗可以无数地分裂、发展。王室与诸侯相对应，前者为大宗，后者为小宗；诸侯与卿大夫相对应，亦是这样，但只称“公室”和“私室”。迁者就是由自身上数到高祖五世，以后族人便可另立宗庙，不再受大宗的领导了，从而血缘关系也就愈来愈加疏远。但是所有小宗都必须受大宗的领导，即受王室和诸侯的领导，这是绝对不变的。

宗法就是宗族的继承法，这一点很重要。周的宗法就是嫡长子继承法，这是周礼所规定的，但是实际执行却有很多困难。如春秋时东方诸侯鲁国却是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就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行。此外如宋、郑、卫、楚等国也常如此。因此，嫡长子继承是宗法，兄终弟及也是宗法；同是父子相继，还有长子继承和幼子继承之分。齐国女子不出嫁，实行赘婿，因此可以说是女儿继承法。云南傣族也常这样。为此，我们也绝不能认为只有嫡长子继承才称做宗法，兄终弟及就不是宗法。但是战国秦汉时期的礼书（如《礼记》及《仪礼》等）都以嫡长子继承为唯一的宗法。这样，殷商以“兄终弟及”为主或父死子继并行的继承法，不但不承认其有宗法，而且不承认其有宗族，这实在是大错特错①。

凉山彝族虽然家支林立，他们却无大宗与小宗之别。凉山有一句谚语说：“鸡蛋一般大”，以此比喻各家支都是一般大小的，谁也不能统治谁的。因此解放以前，各家支之间常常发生流血械斗，死伤很大，始终不能形成一个高临于宗族之上的“公共权力”，即国家。但是夏商周三代与凉山彝族不同，不但贵族之间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有一条血缘关系的纽带紧紧地联系着，而且天子诸侯贵族之间，大宗与小宗之间形成等级隶属关系，国家就是这样产生的。故《左传》桓公二年说：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以上为统治阶级）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以上为被统治阶级）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所谓国、家、侧室、贰宗，都是大小不等的宗族，父家长家族。庶人、工商虽然也有家族，但是它们没有象贵族那样严密的家族组织和继承法，正象凉山的曲诺也有家支一样。奴隶（阿加、呷西）是没有家支的，虽然他们也有配偶，但是无人身自由，也无婚配权。我国古代贵族的宗族有“氏”的称号，而庶人则无。所谓“氏以别贵贱”，即是此意。

战国以后，随着父家长贵族的没落，池城关系的郡县制逐渐代替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但是它仍以变相的形式延续到近现代。唯其如此，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国家政治（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一贯地得以流行着。这就是中国的“家族本位”的传统文化。

①见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7年开明版。

第二章　家长奴隶制

（一）家内奴隶的由来及其职役

家长奴隶制（也叫做父家长奴隶制）是奴隶制的最初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这里所说的“非自由人”自然包括奴隶和隶属民等。恩格斯又还说过，它们是“当作家庭的一分子而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见第三节）据此言之，我国古代的奴隶制应该叫做家长奴隶制或“家内奴隶制”。

远在氏族制末期，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所以最初凡是在战争中所获俘虏，不分男女老少，无不杀死，或者把他们作为人祭的牺牲。但是后来渐渐地对于其中美丽的女性，可爱的幼童或者有特殊技能的俘虏就豢养起来，有的还被宠爱，收为养子。他（她）们住在主人的家里，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如烧饭做菜、纺织、做衣服、带孩子、养牛马..等等。由于职务的不同，也有等级的差别，最高的奴隶就是管家奴隶，所谓冢宰。

先秦文献里奴隶的名称很多，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名词，通常被称为臣、妾，所谓“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也常常以“皂隶”、“皂牧”、“皂圉”等连称。此外还有仆、童、竖、臧、获、鬲、丑等等，不胜枚举。就其名称音义来看，臣、臧、获等都是由俘虏转化而来。为了怕他们反抗或者逃跑，就把他们的身体部分地摧残，如有的刺伤眼睛，或者锯断下肢，以及黥刺、阉势等等，极其残酷。如童、竖等都是幼小的奴隶。春秋时期宫廷里有叫做寺或寺人的，就是服侍主人的意思。《周礼》一书开头就是冢宰，它所统属的被称为奚、史、奄、仆的也都是奴隶。妾原来也是奴隶。我国古代贵族盛行的多妻妾制，可以多至数十。为了保证只为主人一人独占，因此使用许多被摧残了身体的，阉割了性器官的男性奴隶，即奄或阉。《诗·大雅·召旻》云：“昏■靡共”。《毛传》解释说：“■、■也”，《笺》补充说：“昏、■、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毁阴者也”，都说得很对。其实，昏就是阍，即看门奴隶。但《郑笺》又说：“王远贤者而近刑奄之人，”却迂曲之至。我们认为“靡共”就是说宫廷要求刑奄之人过多，以至无法供应了。刑奄之人，就是后来宦官制度的滥觞，这一毒瘤后竟腐蚀中国的政体长达二三千年之久！

春秋时期，齐国还保留着许多原始的野蛮的风俗习惯，因此宫庭内的淫乱现象也最严重，男女奴隶也特别多，有的还得到宠幸。齐桓公时，管仲病危，桓公问管仲“谁可相者？”管仲不肯回答，于是齐桓公自行提出：“易牙如何？”管仲回答：“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回答说：“倍（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桓公接着又提出：“竖刁如何？”管仲回答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见《史记·齐世家》）及（《管子·小称》）这三个人都是阉臣之流，他们为了博得主人的喜欢，什么违背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甚至可以杀死自己的儿子、亲人，割掉自己的生殖器。

其实，鲁国三桓的“陪臣执国命”就是家臣叛乱。春秋以后，卿大夫贵族专政，势力强大，贵族中的最末一等的士，也有甘愿做贵族的家宰的。这就是晏婴所谓“士滥”的现象。（《左传》昭公三年）就“宰”的本义说，它本是指屋下从事家内劳役的奴隶，即“管家的”。但是后来家宰、冢宰以及宰相，都称做宰，就成为“百官之长”了。据说周公曾经做过冢宰，百官都要听命于他，其地位之崇，权力之大，可以想见。附带还须提到师、傅、保，它们原来也是家内奴隶。如殷商时的伊尹，傅说和师般，由于负责太子的保育和教导工作，地位尊崇，但说到底就是太子的保育员和教导员。伊尹是小臣、媵臣，这是古书和甲金文中有明证的。他也被称为“女师仆”。（《墨子·明鬼》）傅保古音同，故保母也称为“傅母”。又伊尹的官名为“阿保”，《说文》云：“妿、女师也，读若阿”，与保傅之名相应。有人怀疑他是女性，却是误会。

（二）奴隶与庶人的等级在中国古籍里，奴隶的名称很多，他们究属于哪一些等级？庶人是奴隶还是平民？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好由春秋楚芋无宇“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谈话谈起。因为当时楚国芋无宇逃跑了一个看门（阍）的家内奴隶。无宇到章华宫去追捕，有司不让他进去，经过争执，终于进去了，他对楚灵王说了如下的话：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

这是关于古代等级的一段重要的史料，对于如下几个问题应略作解释：（1）芋尹无宇为什么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谈起。这是说土地是王有的，所有臣民也是王有的。西汉末年王莽变法，他企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主张恢复土地“王有”，奴隶为‘私属”，似乎奴隶承认可以私有。

（2）楚芋尹无宇说“人有十等”，实际不止十等，而是十二等（包括圉和牧）。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什么不把庶人工商也算在内？如果把庶人、工和商算在里面，就至少有十四等了。奴隶的名称很多，如果每个名称算做一等，就至少有二十余等。

（3）庶人、工商无论如何没有理由不把它们算做等级。我在十年前的旧作《论庶人》里早已指出，庶人工商应该算为平民，不是奴隶，幸而得到一些同志的同意①。《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是庶人、工商确在皂隶、牧圉之上。襄公九年说：“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同样可以证明庶人、工商在皂隶之上，其所以商工与皂隶在一起说的原因，是古代“工商食官”与奴隶都各有专业（技艺），不能任意改变，因此合在一起说。《左传》哀公二年记载晋国赵鞅的誓师辞说：“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庶人、工商和人臣、隶圉是两个不同的等级，所以他们的待遇也不同。就是说，如果他们同样获得战功的话，庶人工商可以上升为官，而人臣隶圉则只获得免除奴籍。（见杜注）由上所述可以完全证明庶人工商无论作为等级或阶级都与奴隶不同。芋①见王国维《殷周制度略论》（《观堂集林》卷十）。

尹无宇所以说“人有十等”，是完全为了适应“天有十日”的说法。十日不是十个太阳，而是从甲到癸恰好一旬（十天）。

（4）士以下，所谓皂、舆、隶、僚、仆、台，必是奴隶，是不须详细证明的，因为芋尹无宇上面的一番话是因他逃跑了一个看门的家内奴隶而说起来的。他下文还提到周文王“有亡荒阅”，楚文王有“仆区之法”，都是有关搜捕逃亡奴隶之法。又他还说殷纣王相反，为“天下逋逃主”，藏匿和引诱别人的逃亡奴隶，这正是他被灭亡的原因。周文王、楚文王所以兴强，正是他有搜捕逃亡奴隶的法律。

皂隶以下都是奴隶，这是无须怀疑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等级的，一级隶属于一级。清俞正燮于《仆臣台义》中说“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癸已类稿》卷二）他已经看出这一特点。不过事实上未必就那么严格，如或称“隶圉”、或称“皂隶”等等。而且我们认为古人所谓“皂隶”，隋唐以后通称为奴隶或奴婢，只是其人身隶属比较严格，不一定是指“一无所有”，或者可以任意屠杀。因为奴隶既然是一种财产，主人是决不愿意随便浪费的，只是说他们的性命没有保障而已，所以人殉、人祭所杀的主要是没有经过“驯化”的俘虏，而不是奴隶，虽或偶有奴隶、甚至“亲■”，与主人一起埋葬，那又是另一种性质。

一般地说，家内奴隶只使用于家内劳动，但是也不能绝对化，如《克鼎》铭文说：“锡汝（克）于某（地名）”一连有好几个地区，然后说“锡汝井家某田于畯山，以（与）厥臣妾”，这里土地与臣妾并赐，似乎证明奴隶也使用于农业劳动，但是这样的例子极少。

（三）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说到这里，不能不牵涉到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郭沫若三十年代以来是一贯主张商周（西周）为奴隶社会论者，但是他在晚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只有家内奴隶的社会是不成其为奴隶社会的。..如果太强调了村社成员，那么中国会没有奴隶社会①。

看来郭老已经默认商周家内奴隶和村社的存在这一事实，但是他很担心“太强调了”，就会使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其实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个古代国家中，只有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罗马则其次，就不那么纯粹典型了，至于德意志则根本没有达到发达的奴隶制。恩格斯说：“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②恩格斯却肯定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是家内奴隶制，因为他这样说过：“象东方那样家庭中的奴隶制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是当做家庭的一份子而间接成为生产基础的，那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家庭中去的奴隶式的婢妾”③，据说这段话在恩格斯原稿中已经划过删去记号，表明恩格斯的观点后来改变了。我们认为恩格斯这一观点并未改变，请读者一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罗马的父家长家族的叙述，就可知道，因为它正是“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的。凡是家庭奴隶制（奴隶制的初级阶段）莫不如此，恐怕也不只东方国家为然。恩格斯认为家长奴隶制，其奴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而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这一句话很重要，但却被考证者忽略。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在证明我国商周时期（夏姑不论）的确只是家长奴隶制，而不是发达的生产奴隶制，因此庶人始终是直接生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到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时，也并没有说氏族社会以后，必然是奴隶社会。比如他们在叙述了罗马的父家长家族以后，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①马克思这里所谓“现代家庭在萌芽时”，是指父家长家族，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因素是同时存在的。所谓“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我们仔细考虑，在我国古代的井田制中，农民助耕公田正是与“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徭役制，农奴关系就这样发生的。

至于凉山彝族社会似乎与商周社会不同。因为它们的奴隶阿加、呷西已直接参加生产，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不是间接地参加生产，而是直接地参加农业生产。这个问题应该另文详论。我们初步的意见是阿加、呷西也是家内奴隶，因为凉山处于崇山急湍之中，与外间几乎隔绝，商品经济畸形地发展（以贩鸦片为主），所以奴隶制始终是家长奴隶制。但是长期畜养家内奴隶，不使他（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是不经济的，因此黑彝贵族不得不于家内劳动以外，同时驱使他（她）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即所谓“耕作地”（黑彝贵族的土地）。凉山彝族也还有使阿加去远地开荒的，土地成熟后，主人却又有权收回。这样一来，奴隶始终只是奴隶，而不能成为农奴关系。凉山彝族中的曲诺，也有家支组织，但他们始终没有形成公社。所以黑彝贵族剥削、奴役他们，有似奴隶，但是他们仍有一定的私有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身份。因此，他们有似古代中原的“庶人”即平民的一面。关于曲诺的阶级性，过去有一些民族学者论定为奴隶，胡庆钧和四川民族研究所合作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书中都论定为“隶属民”，但希腊罗马的隶属民实际仍是奴隶①。我们则论定为平民。

凉山彝族社会是否应该称为奴隶社会，还值得讨论的，不过他们的奴隶制却始终是家长奴隶制，或者是比较发达的家长奴隶制，而不是希腊罗马那样的生产奴隶制。

第三章　公社

（一）社的崇拜社是原始人最早崇拜女性祖先的地方。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种原始性的宗教意义已渐渐淡忘，但是他们还是年复一年地按照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举行纪念活动。1986年辽西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女神庙”，我们认为就是社①。

甲骨文“土”字作■形，与社本是一字，后人为了与“土”相区别，故加偏旁作社。商人认为他们是有戎氏女简狄所生，因此商人崇拜她为女神，即女性祖先，其男性祖先不是人，而是上帝，或者是图腾“玄鸟”，就是燕子。①拙作《论庶人》发表于1978年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因为在此以前，史学界只承认庶人为奴隶，大家早有不同看法，此文首先大胆地说了出来而已。

《诗·商颂》是春秋时宋国正考父为了祭祀其祖国殷商而作，其《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甲骨文“■土”，王国维首先释做“邦社”，打开了殷商社会的秘密。武丁时甲骨卜辞有云：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粹》907）

以上四个“土”字，都应读作“社”字，即东社、南社、西社、北社。近人读作“土”字，以东、西、南、北四方解之，这是不正确的。如《诗·大雅·甫田》：“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诗·大雅·云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都是社方并称，且同是祈年之辞，则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不是指方向，而是向社祈年，可以确定无疑。又我们于甲骨卜辞常见“宁雨于土”和“宁雨于方”，也是土（社）方并称，则“土”即为“社”。

《逸周书·作雒》篇记载周初分封诸侯，作邑于洛，可与《尚书·召诰》、《洛诰》诸篇互相印证。《作雒》篇说：乃建大社于国中，其谴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一方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周人这一礼俗，显然是沿袭殷人的。《尚书·洛诰》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又《召诰》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可见周初沿袭殷商礼俗之证。不但这样，《作雒》这一记载，不但证明丰镐有“大社”存在，而且分封诸侯要“凿取其一方之土”，以象征诸侯之社是由大社分出来的。中央与东西南北，与上引卜辞完全契合。

但是周人祭社，其女性祖先不是简狄，而是姜嫄。《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初欲弃之，因名为弃。

这个祖先降生传说，可以叫做“感生说”，显然与殷商人不同。殷商为我国东方沿海国家，自山东半岛渡过渤海湾到辽东半岛以至朝鲜半岛，自古为东夷人居住活动的地方，这一带几乎都有卵生的传说。而西北黄土高原却流传着“感生说”，此其一。周人在这传说中，不但没有图腾的痕迹，而直接谓姜原是帝嚳的元妃。这样一来，不但与殷人女性祖先简狄“为帝嚳次妃”（《史记·殷本纪》）同为姊妹关系了吗？显而易见，这是战国秦汉时人有意把商周两族拉拢在一起的，以符合大一统思想。但是周人也有社的崇拜，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鲁国由西方迁到东方沿海建国，因此在今山东曲阜也有社——閟宫的建筑。《诗·鲁颂·閟宫》说：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这“閟宫”，《毛传》认为是“常閟而无事”，故称“閟宫”，这是汉人已不知道社原是祭祀女性祖先的礼俗，并且事涉淫秽，故加以保密。但每年仲春之月，男女青年仍在这里歌舞幽会，閟者秘密也，本在野外密林草丛的阴蔽之下进行幽会，后来有了房屋建筑加于社上，故曰“閟宫”，其女性祖先称为“高楳”，仍是玄鸟（燕）的象征，还不失社的活动本意。当然周的女性祖先是姜嫄，而非简狄。这于诗中已明白指出了的。

周人对祭祀女性祖先的地方叫做社，也叫做畤，秦人在周的故墟建立了社，但却不称为“社”，而称为“畤”（篆文作■）其实畤就是社。畤本从田从止，寸（手）可能是后来加的，正如封本作■，而小篆加寸（手）。《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这首诗旧注迂曲①。《史记·周本纪》绎其诗意云：“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最为明白。我们认为诗云“履帝武敏歆”，就是“见巨人迹，心忻然悦”。“帝武”即巨人迹，“敏歆”即心忻然悦。又诗云“攸介攸止”，介即界，田界也，止即趾之本字。总之《诗》的关键就是脚印，脚趾。这样■（畤）从田从止，也就瞭然。古代社（畤）四周种植大树，故以寸象之。战国秦汉人讳言女性祖先，而以男性祖先“感生帝”代之，这是女性的一大失败。《墨子·明鬼》篇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疑是衍文），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如上所说，鲁之“閟宫”也同样是社。古代自燕、齐、鲁、郑（也有桑林之社）、楚，以至周秦，几乎整个中国都莫不有社①。

（二）公社及其田制社也是一个社会组织，更确切说它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即围绕着女性祖先而形成的氏族公社，最后由父系氏族公社、家族公社，以至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农村公社。

我国商周既是父家长家族盛行时期，因此也是家族公社盛行时期。但是社会发展不是一刀切的。例如孟子在滕国碰到许行之徒，他们提出“君民并耕”的主张，很象是氏族公社的反映。孟子则不然。他猛烈地驳斥许行之徒的学说是反动的，不可能实行的。他认为“君子”与“小人”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君子”虽有世禄和爵位，但他们“劳心”也是劳动（所谓“禄足代耕”），而且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是正当的，合理的。因此他所讲的井田制，一方面反映了公社原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田制，另方面已是“劳心者”剥削和奴役“劳力者”的田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68—369）和第三卷（1049页）重复引用波兰、罗马尼亚古代共有制的残余，在过渡为独立农民经济以后，还保留下来的田制说：土地一部分当作自由的私田，由共同体诸成员独立去耕作，一部分当作公田，由共同体去耕作，这种共同体劳动的产物，一部分当作收成不足时，或他种意外事情的准备金，一部分作为国家储藏，为了应付战争、宗教及其他各种共同事务的费用，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可以与第三卷比较参考）

这段记载，倘使我们与孟子所讲的井田制比较，几乎使我们觉得是两种语言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221页。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的翻译。对于孟子所讲的井田制，有信之者，也有怀疑者，而都是没有了解它是公社土地所有制。孟子所述，既有原始的公社形态的成分，也有“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社已“被侵夺了”的情形。由于后者，因此，“自由农民在公社上所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孟子建议滕文公实行“仁政”，必须恢复井田。但战国时井田制已因“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而已破坏了。因此，使井田农民助耕公田，不是同马克思所讲波兰、罗马尼亚在时间的进行中的情形一样了吗？我们不是作形式上的比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的确性质也有了变迁，这是应该注意的。

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与波兰、罗马尼亚把共同体内的土地分做两部分完全一样。孟子又说：“乡田同井，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种情形只有建筑在土地共有制基础上的公社才能做到，决不是孟子的空想乌托邦。

据上所述，井田是以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公社土地所有制。但是国家产生之后，它们又成为土地王有制下面一种土地所有制，就是说，公社土地成为王有的了。马克思说：“凌驾（不如译为“君临”更加确切）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①唯其如此，夏商周三代兴亡之际，一定有大部分前代遗留下来的公社被掠夺了，被侵占了的情况。可惜这方面的史料留下来的很少。周宣王时封申伯于谢，《大雅·崧高》诗云：“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这就是说，被征服的谢人，被迫在城（庸、墉）外从事农业劳动。又诗里说：“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申伯被封之时，由召伯去帮助申伯筑城，又给申建筑房屋（宅）并划分土地给申伯。毫无疑义，申伯的封地、房屋，土田都是掠取谢人的。“因是谢人”一句，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鲁公伯禽被封于曲阜时说“因商奄之民”的话来，也就是说，被征服的商奄之民成为附庸之民了。所谓“土田倍敦”，就是说商奄的土地被鲁国统治者所夺取、侵占了。陪敦，王国维认为就是“仆庸”，亦即“附庸”，其说确不可易。知道这一情形，我们便可以来谈谈所谓“贡法”，“彻法”、“助法”。古代学者把它们作为夏商周三代不同的税法。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贡法就是征服者迫令被征服者“因土所宜”进贡土特产、牲畜、人夫以至美女、奴隶等，彻法就是征收被征服者的土田和实物税。助法则是殷周征调被征服者的公社成员代耕公田，即孟子所谓“助者藉也”，引申为“借民助耕”。助法本是殷人之法，周初也使用此法，故孟子说“惟助为有公田”，但他又说：“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似周人亦用助法了。因为周人住在“国”（城）中，它统治住在野外的庶人（也即野人）迫令他们助耕周统治者的“籍田”，所以说“虽周亦助也”。这一矛盾就应这样解决①。

解放以前云南西双版纳也有类似孟子所讲的那样的田制，虽然当地的傣族已经是封建领主社会了（据云南民族学者马曜、缪鸾和的说法），但是它们还保存着公社的遗制，即一种由农民集体占有的“寨公田”，这反映傣族的土地最早是归村社所有的。后来随着傣族社会的封建化，村社土地大都被①辽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的发掘简报，详见《文物》1986年第八期并同期有孙守道、郭大顺的研究。关于社的研究，拙作《汤祷雨桑林之社和桑林之舞》及《由箕器铭文推论燕商文化》二文可以参考。最高领主“召片领”所夺。因此所谓“寨公田”只保留村社土地所有的名义而变为领主分配给农民的份地，由农民耕种，向领主出各种徭役和地租，从而农民（公社成员）变成领主的农奴。领主们把全部土地分为领主土地和农奴的份地。农奴们用自己的耕牛和农具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私庄，缴纳全部收获物。份地归自己耕种，收获物属于自己所有，不再向领主缴纳地租。马、缪二位同志认为，从征收劳动地租的情况看，这里的“寨公田”很象孟子所说的“八家皆私百亩”的私田，即农奴份地；还有一种领主或官吏所有的所谓“波郎田”，很象孟子所谓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的公田。傣族农奴代耕领主田时，确是象孟子所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因为领主不开秧门，农奴就不能耕种②。

我认为马、缪两位同志把孟子所讲的井田制与西双版纳的田制相比拟是很有眼光的。但是我怀疑傣族的“寨公田”应该原是井田中的公田，农民的份地则是私田。其次我不同意西周是封建领主社会，因为西周时井田制还没有完全破坏，因此公社农民还不可能完全农奴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波兰、罗马尼亚的公、私两部分土地都“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公地上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产生的。”（见前引）这一情形，周在春秋战国之际方才产生。马、缪两位过分相信《周礼》的材料是不足相信的。（《周礼》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其三，马、缪两位的论文中认为西双版纳的农奴原是“召片领”和他的贵族家里的奴隶，这固然很对。但是西周农民的农奴化应该是由公社农民必须“助耕公田”一事转化过来，这样才符合马克思所说“自由农民在他们公地上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农奴关系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此我联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凉山彝族虽然有很发达的奴隶制，何以没有奴隶变为农奴的事实？我反复思考，认为就是凉山彝族没有公社的存在，因为只有公社农民“助耕公田”的徭役劳动才可能促使农奴化的发展。就这一点说，傣族社会又与西周更为近似。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籍田”有关的问题。“籍田”原是庆祝丰收向祖先、上帝表示感谢的祭祀仪式。“籍田”所种的粮食就是专为祭祀祖先、上帝时用的，叫做“粢盛。”因此这种籍田和活动必然起源很早。如下甲骨卜辞是大家所熟习的，我们认为就是殷王征调附近公社农民在籍田上集体劳动：王大令众人，曰■田，其受年。（《粹》866）

辛丑贞（中缺）人三千籍（《粹》1299）

贞惟小臣令众黍（通472）

王往以众黍于□（地名）（通473）

甲骨卜辞习见“众”和“众人”，过去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奴隶。这一说法已早更正。我们认为就是殷商的公社成员，他们既要种田，也要当兵。周初也袭用殷商的名称，如《周颂·臣工》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意思说，命令我的众人，准备好你们的农具吧！这与卜辞所说：“王大令众人，曰■田。”语意全同。但周人后来很少袭用“众人”这一名称，而改称“农夫”、“农人”，如《诗·噫嘻》云：“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再如《诗·小雅·甫田》既说：“我取其陈，食我农夫”，又说：“曾孙不怒、农夫克敏”。“黍稷稻梁，农夫之庆。”（此《甫田》与《齐风·甫田》同名），《国语·周语》记载“宣王不籍千亩”，则又称为“庶民”，云：“庶民终于千亩。”庶民即庶人。庶人与众人意义似同，但周人指姬姓以外的异姓为“庶姓”，因此庶人、庶民与殷商所谓“众”、“众人”，又有不同。

上引卜辞云：“（中缺）人三千籍。”疑缺一“众”字。此“籍”字为动词，犹春秋时鄅国“籍稻”。不过，我们认为亦是籍田。三千人同时耕种籍田，可以想见籍田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周颂·噫嘻》云：“十千维耦”，《周颂·载芟》云：“千耦其芸”，是以一千个人为耦。虽然这样解释人数减少了不少，但是卜辞云：“人三千籍”，仍然人数不少。

我们认为庶人主要是居住在四郊以外的被征服者，亦即野人，《周礼》则称为“氓”，他们从事农业劳动。“籍田”是统治阶级用以祭祀祖先、上帝的土地，征调四郊的公社成员农民“代耕”，所以它也是公田。《大雅·韩奕》诗说：“实亩实籍”，亩指私田，籍指公田。不过殷周统治阶级的“籍田”乃集中于一地，不在公社之中，所以籍田虽然也是公田，但是它和井田中的公田不同。《大雅·灵台》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又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诗序》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鲁昆虫焉”。虽然有些夸张，但文王之时国家初建，它为了招抚“归附”的异族人民，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四处庶民都很踊跃地来替文王建筑灵台。所谓“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庶民子来”也有一部分事实。由此也可证明庶民庶人是指被征服者的人民，而不是奴隶①。

第四章　封建

（一）封建的本义及其起源

“封建”的本义就是“封土建国”。夏商周三代以前，我国曾经经历了漫长的氏族社会，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地区渐渐强大起来，兼并和融和了许多氏族和部落而后成为宗法封建制国家。

封土就是划分土地的疆界，建国就是建城。甲骨文中已有“半”字，即今“丰”字，象林木丰盛之形。金文于丰字下加两手捧木，作■，即今“奉”字。《散氏盘》（即《矢人盘》）记载土地疆界，说“奉于原道”，“奉于周道”，并“一奉”“三奉”之奉皆封字。金文奉本封之本字。因为古人划分土地、疆界以林木为标志，所以奉从两手捧着林木之形。小篆封作■字，从■从土从寸，会意。从■显系从半之误，《说文》解为“守其制度也”，更是后起之说，它已不知寸即奉木、植木作为土地疆界之意了。

次言建国。古代国就是城区，京师。殷商自称为商，也叫做“大邑商”

或“天邑商”。（天大同字）入商也就是入国。但甲骨文尚无“国”字，而有土方、邛方、羌方、尸方..其数逾百，兹不必枚举。因此“多方”就是多国，四方就是四国。它们是否有如我们今人的国家观念，尚难明确地说，但是殷商已经产生和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族民主专政的国家，确是史学界所承认的。

“封建”一词本是先秦典籍中所习见，因为它是“封土建国”的约缩语或简称，所以少知其本义所在。近代学者由于坚持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认为氏族社会以后必定是奴隶社会，因此他们对于封建一词往往加以“所谓”，意即它不是欧洲中世纪国家那样的封建主义社会，或者干脆地认为“封建”是秦汉的儒者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套“外衣”，这实在是莫大的错误。我们反复研究，我国自氏族社会以后即直接进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族民主专政的宗法封建社会，其国家也就是宗法封建制国家。这样一来，封建实在是我国古代宗法封建制国家形成的标志①。

何以知道我国氏族社会以后就直接进入宗法封建社会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襄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按“太上”、“其次”固然有最好、较次的意义，但是这里实际也是指时代先后，即最初是德治的时代，即《礼运》所谓尧舜禹的“大同”时代，用现在的话说，即氏族社会。“亲亲以相及”就是宗法封建的时代。《礼运》所谓“小康”时代，相当于商汤周文武时代。不但只此，《左传》隐公八年众仲论姓氏的起源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我们认为建德与建国所指的时代也有不同。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过去我们只以为是孔子对于德治的赞美，而不知孔子是指尧舜禹时代。

（二）建城《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鲁、晋、卫三国的情形，对于分封康叔于殷墟时说：“自武父以南及■田之北境，取于有■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这就是划定康叔所封的领土的范围。康叔的“国”就是在殷墟上面建立起来的国就是城，由此可见，建城的重要意义及作用。

甲骨卜辞屡见“作邑”，略引数例如次：作大邑于唐土（《金》611）

王作邑，帝若，我从止唐（乙570）

王作邑、帝若，（乙1947）

余其作邑。（前4、10、6）

我作邑。（续4、33、4）

“作邑”就是建城。唐土疑即汤社。因此国（城邑）是在唐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殷王对于作邑、建城极为重视。他不但亲自参与其事，而且要征求上帝的许可。

周克殷后，武王念念不忘有两件事：一是继承问题，一是营建洛邑。今《尚书》中《大诰》、《召诰》、《洛诰》等篇都记载有关营建洛邑之事。下引《召诰》一段如次：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72─473页。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卫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

这一段记事，按照月日记载经营洛邑的活动。大意是这样：周公摄政称王，因此文中“王”是周公假成王之命。他先派召公由丰镐前往洛邑勘察地形，接着周公又往洛邑勘察，观看了新邑的规模。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召公还号召庶殷来参加劳动。丁巳这一天，在郊举行祭祀，牛二。次日又于社祭祀，牛一、羊一、豕一。这都是按照殷礼进行的。过了七天，周公用书对殷诸侯：甸、男、卫邦伯训话，他们都很兴奋。太保把殷的庶邦、冢君带到外面，取皮制的币赐给周公。

古代希腊、罗马对于建城也看得十分隆重，我引用法国古朗士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研究》一书《建城》一节中的话如此：筑城第一要注意的是选择新城的地址，因为它有关将来人民的幸福，都以地址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因此总须请神来择定。筑城之日罗莫卢斯先行祭祀。从彼自阿尔伯来的人皆从于其左右，点燃起荆棘火，他们皆超越其上，认为能使人民纯洁。（中译本第107页）

两相比较，都反映了无论中外，对于建城的重视，并有一定的礼仪。

我国春秋时还依然如此。《春秋经传》中屡见有建城某某的记载，所谓“书时也”（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左传》开头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的城邑规模很大，已超过了礼制，显然是他有野心的表示。郑庄公表面上没有计较，等到时机成熟，便兴兵进攻共叔段，并把段杀死①。由此可知建城的重要。原则上一国只可以有一个城（国）最大，而卿大夫的邑，虽然有城而应小于国。否则就是一国二城。这种情形叫做“耦国”。

（三）国与野的划分关于国与野的划分，这里再作一些论述。因为周克殷后，东方沿海（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之间）原是夏殷和东夷居住过的地方。周人，作为征服者，居住在“国”中叫做“国人”，原来的夏殷和东夷土著就退居于“野”，这样国与野的制度便形成了。

《周礼》书中把这一制度叫做“体国经野”。《尚书·费誓》里把这叫做“三郊三遂”，《国语·齐语》里叫做“参国伍鄙”都是一样的。《周礼》对此说得更加具体。按照它的记述，在王城的城圈以内叫做“国”，即后人所谓“王城”，在“国”以外是“乡”，分成六乡，六乡以外的叫做“郊”。广义的说，“国”的范围应该包括郊以内。在郊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野”，但是也可以分为六遂，所以广义的说，包括六遂在内都属于“野”。各书记载虽略有不同，但都不否认国、野制度的存在。

孔子曾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为政》）在克殷以前，周的经济文化要落后于殷商，因此“先进于礼乐”的，反而成为“野人”，而周人相反，他们现在居住在“国”中就成为“国人”了①。这样国与野，国人与野人便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孟子也讲过国与野的区别。他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①详拙作《论庶人》，1978年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就是说国人只当兵，虽然种田只出什一之赋，以备武器和行军时的干粮等，即所谓“彻法”。野是殷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依然实行“助法”，即有公田和私田的井田制。孟子讲田制，认为国野不同，这是很可信的。因此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据此可知，国与野的区别也是不同的，即国中彻法是不分公田和私田的，野外助法，是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的，因此有“助耕公田”的义务。不但这样，由于国野阶级的不同，国人和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如国人可以有当兵的权利，野人则只种田，缴纳赋税，供应徭役，而无当兵的权利。因此国中有学校，国人应受教育。国人有参加讨论国家政治的权利，而野人则无。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庶人就是野人。在西周时，庶人是无政治权利的。这里有一点必须辨明，就是“小人”是有政治权利的，因此“小人”与“庶人”不同，至少西周时还是有区别的。如《左传》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以后，晋惠公被秦所俘，晋人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仍不屈服，因此“作爰田”、“作州兵”。这时晋国非常危险，曾经在国人中展开了一场讨论。现在我们引用原文如次：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圉，惠公子）。

曰：“必报仇，宁事戎狄。”

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善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

以上“君子”（贵族）与“小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虽然在“和”、“战”问题上两者是一致的。“小人”不失坦率、直爽的态度，而君子却显得彬彬有礼。这番话是晋国阴饴甥对秦穆公说的，他传达了临行以前晋国“君子”和“小人”所进行过的一场讨论。那么“小人”与“君子”同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可以无疑。而孔子说“庶人不议”，他们是没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政治权利的。因此“小人”与“庶人”不同。但春秋时文献中也常常把它们混淆了，这大概是野人后来也当兵出赋了的缘故，殷周时还不这样。如《尚书·无逸》说殷武丁即位以前，他曾“旧劳于外，爰暨小人”。这就是说，他和“小人”一块劳动过的。又祖甲在即位前也是这样。因此他们能够知道“小人”的痛苦和稼穑的艰难。《无逸》篇是周公告诫周人不要贪图安逸、淫乐的生活。他认为殷武丁、祖甲都是“贤君”，有德行的人，然而到了纣王才败坏了、腐化了的。他说到文王也很勤劳，“卑服康功田功”，知道稼穑的不易。

总之，“国”与“野”的划分，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封土建国”就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①。

（四）封建诸侯及其殖民封建诸侯的制度，至少在殷商时期已经开始了。抗战时胡厚宣教授曾经根据甲骨文的材料，发表《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详详细细达数万言。他说：“封建制度起源于何时，以真实文献之不足，难得而征之。然由卜辞观之，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虽属无稽，然即谓封建制度为周公之独创者，亦难遽信”。我当时方追求马克思主义，因此确信殷周为奴隶社会之说，但客观史料具在，又不容否认。因此对封建制度起源的理论和史实之矛盾将如何说通，亦尝留心。现在我们认为封建就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又依恩格斯之说，雅典、罗马、德意志三个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途径，并不一致，也没有必要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封建制度之必要。胡厚宣认为封建起源于殷武丁之时，在我看来，是保守的谨慎的，而以国家的起源推之，则殷商灭亡了夏桀也就是宗法封建国家开始之时。恩格斯说，德意志“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史学家以夏商周三代为国家的产生、形成，理论与事实都一致的。

宗法封建制国家，我们认为就是依据血缘关系或原则，由宗主国分封其兄弟、亲戚到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即划分一块土地，建立一个城，贵族阶级居于国中，包括其子弟以及“小人”（与贵族血缘关系较疏远者）在内谓之“国人”，犹俗语说“城里人”，英语之citizen。他们是有政治权利的，以及有当战士的光荣义务。

侯本来有斥侯、守卫的意义。侯不止一个，故称“诸侯”。据《尚书·酒诰》、《召诰》以及金文《盂鼎》等材料看来，诸侯有甸侯、男侯、卫侯等。《酒诰》开头就这样说：“在晋殷先哲王”，然后说外服“侯、甸、男、卫邦伯”，那么殷代至少有三类诸侯，如果侯也算一类，则是四类。服就是服役、服从。那么，外服就是因为它们分布在王畿（距商城数百里以内）担任斥侯、守卫的任务；甸侯之甸就是围绕着城外种田的诸侯。外服与内服相对地说，内服就是在城以内的诸侯，或者说，内服就是在城以内的官吏，如“百僚、庶尹、宗工、百姓、里君等，他们原来都是父家长或氏族长，他们都是殷王的同姓。至于诸侯就不一定是同姓了，他们或叛或服，“或在夷狄、或在中国”。如羌方、土方、鬼方以及周都曾经是殷商的诸侯”，但是后来它们也叛离独立了。鉴于这一历史经验，所以周的诸侯以同姓为主，甚至是王的同宗同族——兄弟和亲戚关系。《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大概是周公的发明。

按照商周宗法制的原则，殷商以“兄终弟及”为主，因此，殷王的兄弟大都留在王国内部，兄弟共同执政，因此容易发生王位的争夺。周的宗法以嫡长子继承为主，因此其余兄弟、庶兄弟都分封到各地方去做诸侯，但是它仍与王保持着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小宗是从大宗分出的，所以小宗必须服从大宗，这样血缘关系也就不知不觉地形成等级隶属关系。《诗·大雅·板》说得好：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惟德惟宁，宗子维城。

诸侯被分封出去之后，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它首先就是划分土地疆界，然后它就要选适中的地方，建立城邑。这样诸侯就是“宗子”，用《左传》的话说，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屏（保卫）周。”诸侯被分封的时候，周王赐给他许多国家的重器、车服、奴隶等，此外还有表示顺服的遗民，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因此，他们确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武装殖民队伍。《左传》昭公九年说：“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封殖正是今语“武装殖民”的意思。

第五章　等级

（一）等级与阶级

我们在奴隶制章中已经多次提到等级，并且引用楚芋无宇“人有十等”的话，但实际上古代社会并不只有十等，而至少有十几等，也许还要更多。马克思说：“在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而且在每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马克思接着又说：“只有近代社会，阶级简化了，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这样说来，等级尽管很多，也可以换算成阶级，不过依然仍有很大出入。

我们认为等级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即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重视等级，而很少使用阶级。在我国阶级一词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等级是因血缘关系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利的，因此，它是世袭的，身分性的。而阶级是根据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有无来决定的。例如我国古代必须先“贵”，即获得贵族的地位，而后才能富。这里可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

春秋时秦后子来到晋国，同时楚公子也来到晋国。他们虽然都是贵族，而秦后子要富于楚公子。韩宣子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应该如何给“禄”。叔向认为他们都是“上大夫”（爵位）则禄亦应相同。但韩宣子说：“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叔向坚持禄应随爵而定，不能以财富多少而定。他还举例说，如绛的商人虽然很富，却没有功德，因而不能成为贵族（《国语·晋语》八）。由此可见，等级和阶级是不同的。

凉山彝族黑彝贵族重视血统，他们认为他（她）们的血是最高贵的、最纯洁的，而白彝包括阿加、呷西因为由俘虏而来，血统最为复杂，因此被视为下贱者，所以只做奴隶，即使曲诺也是如此。但是年代久了，奴隶阿加、呷西由于主人指定婚配，混杂着彝根血统，因此要比新俘虏来的奴隶要高出一筹。唯其如此，黑彝贵族，即使贫穷得一贫如洗，但他（她）还是贵族，并且有机会可以仍旧获得财富。

如前所述，不但统治者内部有等级的差别，而且被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等级的差别。如前引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说：“人有十等”就是证明。

清俞正燮说得对，他说：“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①但值得再行提出。《国语·齐语》说：“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不但士农工商等级不同，并且是世袭的，不能改变的，即使他（她）们的居住也不能“杂处”和迁移。

古代等级虽然很多，但是大别之，却只“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左传》昭公九年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就是很好的说明。凉山彝族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五等：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前者彝族称做“色颇”、即主子的意思，后者彝族称做“节伙”，意即奴隶，把曲诺也包括在内，即被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原来是从征服者与被统治者的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例如罗马的平民原来也是被征服者。恩格斯说：“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者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的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人民。所有这些新的臣民，都处在旧的氏族、库利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lusRomanus，即道地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平民。”②我们认为PopklusRomanus即我国所谓“国人”，“庶人”相当于平民。

此外雅典还有“隶属民”。我国民族学者起初把凉山的曲诺作为奴隶，而后来改为隶属民，雅典的隶属民的地位高于奴隶。所以我们认为曲诺可能与庶人的地位相当，应该被视为平民。

我们前面各章已经对奴隶、庶人、小人都有过一些分析，因为古代只有等级概念而无阶级概念的缘故，很难说清。假如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换算”成阶级的话，那么，我们勉强可把我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即一是贵族阶级，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二是平民阶级，包括庶人和工商。三是奴隶阶级，包括皂、舆、僚、隶、仆、台等。名称很多，不胜枚举。我怀疑其中还包括附庸，相当于隶属民。

（二）爵位与特权先秦古籍中虽然屡见爵位的名称，它究竟是什么，怎样起源的，已经很难讲清楚了。战国时孟子对爵位的说法如次：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孟子·万章下》）

孟子是战国中期人，当时等级制正与其他制度一样，已趋于解体过程中。孟子是主张恢复等级制的，但是他自己也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只知其略，其详已不可得闻。

我们认为爵禄既然是等级制在社会地位和待遇（权利）上的体现，那么它应该与等级制相一致，就是有等级制也就有爵位。上引孟子的话，把等级制分成两系：一是把诸侯的等级分做公、侯、伯、子、男五等；一是贵族的等级，分做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事实是否如此，从来就有人怀疑。例如，诸侯的五个等级，无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都缺少证明。春秋时的诸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公侯伯子男的区分。因此有人认为侯、甸、男、卫的四服制可能就是五等爵的前身。

我们认为爵位应该起源于家族的称谓。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的称谓。天子就是天的儿子之意，也何尝不是家族称谓？正象等级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产生一样。《诗·周颂·载芟》说：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依其士。

《毛诗》云：“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强、强力也，以、用也..士、子弟也”。都是家族称谓。后人有把它们做为爵位的，不确。公、就是父家长，如古公亶父、公刘、吕公（姜太公）。卿大夫之卿与乡古本一字。可能出于“乡饮酒”礼时相对而坐者，因此卿大夫就是乡大夫。“大夫”就是“大人”，与“小人”相对而言。

与爵位相应就是职官，就是什么爵位做什么官，任什么职务。如诸侯是王的兄弟及亲族，卿大夫是诸侯的执政，担任司徒、司马、司空等重要职务，士就是战士。“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国语·晋语》）都各有不同的等级和职务。

爵位既然体现不同的等级，因此等级不同，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同。正确说，统治阶级是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被统治阶级则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的。

“礼”来源于风俗习惯，但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此礼和刑也就成为等级和阶级的标志。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但是春秋后已经礼坏乐崩了，因此不得不加强刑法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说过“名器不可假人”，名就是名分，器是器物，如尊、爵、鼎等等都是贵族阶级使用的器物。以此来表示权利和身分。

铁器发明了很久之后，统治阶级还仍使用青铜制成的兵器、礼器。孔子说：“名器不可假人”。就是说贵族的权利是决不能转让的。

第六章　贵族专政及政权下移

（一）贵族民主专政自尧舜禹的禅让制度解体以后，出现了君临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最高统治者叫做“王”。甲骨文“王”字本象“大人”站立之形，或变下面一划为■，象火焰形，表明是家火的执掌者。德意志人的Kuninog（王，即英语之King）本意就是氏族之首。《说文》云：“王，天下所归德也。”就是说它是各氏族或各部落所共同拥护的首领。孟子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也是这一意义。

因此，我们认为殷代的国家政体还是“兄弟共政”或“贵族共政”，王还不能专制一切权力。它只是父家长贵族之代表或首领，李玄伯论殷商的继承法——兄终弟及制说：商至少在成汤以后，尚实行兄弟共权制度。彼时政权尚未集中在每代长子身上，而为一代所共有，所以一帝之终，不必须传位于其长子，且须传位与其弟兄，俟这一代陆续享有政权后，始传给下一代的人。①我们同意这一说法。但是他的意思是周实行长子继承制后，权力已集中于君主（兄）一身。就长子继承制的结果而论，也许如此，但是统观西周一代历史，东方鲁、宋诸国“一继一及”仍是并行，而且春秋时期贵族的权力还是很大，可以说依然是“贵族共政”。

周建国后，周公摄政称王，其实仍是兄终弟及制的残余。结果引起管、蔡勾结，武庚叛乱。但是周公确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于东征归来以后，仍还政于成王，从此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武王时他与召公分任师保，夹辅武王。武王死后，他兼任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他与召公、吕公及其他贵族共同执政。

周公、召公、吕公（姜）的子孙，不但是鲁、燕和齐的诸侯，而且在周王室内世代掌握政权。王室衰微，诸侯强大，实际不是春秋以后才开始的。厉王时“国人”暴乱，王出奔于彘，十四年中周没有国君，而由周召二公或共伯和专政。宣王继位，周召二公仍旧夹辅王政。以后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都是周公的子孙。他们世代都做王朝的卿士，掌握政权。召公的子孙在宣王时有石穆公虎，传世有《召伯虎■》，其铭文内容可与《诗·大雅·江汉》互相印证。春秋时有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他们也世为王朝卿士。与召公爽同时受顾命辅佐康王的有毛公（毛叔郑）其后有毛伯斑，春秋时有毛伯卫、毛伯过、毛伯特。可见毛氏大族也世代为王朝卿士。此外还有樊氏、原氏、单氏、刘氏等。

世卿贵族本来与王、诸侯是兄弟、亲属关系，如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世称“三桓”，都是桓公之后。郑国七穆都是穆公之后。总之，他们都是王子、王孙和公子、公孙。周规定只嫡长子有继承君位的权利，其余诸子都另立宗族，所以他们的宗族子孙繁衍，加之家臣、私兵、徒众、奴隶，人口众多，有“百室之邑”、“千室之邑”，几乎等于一个小的国家。

春秋时期的贵族专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宗法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幸而西周时王权尚强，没有形成大乱，而春秋以后就暴露出来了。先是诸侯争霸，后来诸侯随着衰微。孔子叹息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这实际是政权的进一步下降的表现。

西周初期，在太师、太傅、太保、太宰的总领导下，设立太史寮与卿士寮两个机构，前者是管理宗教、祭祀与历法的机构，太史、太卜、大祝等属之。后者管理国家政治的机构，司马、司徒、司空等官属之。西周中期以后，由于宗教思想日渐淡薄，太史等地位已不重要、太师、太傅、太保也只“坐而论道”而已。司马、司徒、司空成为真正管理国家政治的“三公”。宋国、郑国除由卿士担任司徒、司马、司空以外，还有司城、太宰、司寇等所谓六卿执政。宋国戴、桓、向三族势力最大，因此常常形成三族或二族共政。郑国的执政基本上在“七穆”的手中。

我国古代贵族的权力很大，斗争也很激烈。但是他们缺乏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因此缺乏明确的贵族民主制度。宋、郑的执政，晋国的中军却颇有贵族民主制度化的趋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

例如襄公十年，郑国子驷当国（卿之首脑叫做“当国”）。他因进行“田洫”改革，使有些贵族丧失了土地，以致引起叛乱。子驷、子耳、子国（子产的父亲）都被叛乱者杀害。后来子孔当国，而他专制更甚，再次引起贵族的不满。襄公十九年，郑人又杀死了子孔。于是子展当国，子产也是这时做了卿，是后来当国的第一步。到襄公三十年，子皮又继子展当国。次年子皮授子产政，于是子产当国。子产不肯，他说：“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说：“虎（子皮名）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可见执政的后面必须有大族的支持。众所周知，子产当国期间，郑国的内政外交很有起色，能在列强之间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他的三项改革，开战国法家变法之先，但他基本上是站在扶持公室抑制父家长贵族立场上的，这一点是和战国法家的立场作风不同。《论语·宪问》说他：“为命神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并见《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只是发布一个命令，就要经过草创、讨论、修饰和润色四项手续，可见子产的贵族民主作风。郑国“乡校”是国人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当时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认为应该使国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孔子听说，感叹地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晋国在举行军事检阅和训练的“大蒐礼”的时候，往往选定和任命将帅。中军的将帅相当于正卿和当国的地位。在选定将帅时，各人都很谦让，彬彬有礼，即使有争论，也是很有“君子之风”。在大蒐礼中还颁布刑法，如鲁僖公二十七年，晋“蒐于被庐”，颁布了《被庐之法》，文公六年蒐于夷，颁布《夷之法》，后来范宣子根据《夷之法》作成《刑书》。赵鞅、荀寅后来又把《刑书》铸在刑鼎上。这与郑子产铸刑书相同，都是我国首次公布成文法的开始。叔向在子产铸刑书时曾致书子产表示反对，现在晋国自己也铸《刑书》于鼎上了。孔子也致书于叔向表示反对。叔向和孔子们的立场完全相同，认为治理国家应该用“礼”，而不应该用法。现在把法公布就使人民无所顾忌了。由此可见礼已日益失掉权威的作用。

春秋时期的贵族专政和斗争都是围绕权而进行的。

周自周公以后，虽然已确立了嫡长子继承法，但是君位的斗争仍然不断发生。例如嫡长子虽已确立而中途夭折的话怎么办，又君主废嫡立庶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贵族之间拥立派和反对派便借口发生斗争。如周室内部发生王子克、王子带、王子颓和王子朝之乱都是其例。最后一次王子朝之乱，时间竟延续了十几年之久，等叛乱结束，已由春秋进入战国时期了。

孔子是主张维持君统的，因此他对当时嫡长子以外的兄弟们的争夺君位，特别是贵族们的从中弄权，深恶痛绝。孔子在讲解《春秋》时不免对此有所表示，因此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但是《春秋》绝不能是孔子作的。只是借春秋历史表述他的政治观点而已。孔子和子产都是维护宗法封建制的，既不赞成推翻公室、也不拥护私家，而是主张调和公室和私家之间的矛盾。例如，孔子对三桓固然有所批评和指责，但也并不主张推翻私家。然而当时的史官的立场，却公开地支持三桓。当鲁昭公被逐出国不得返回时，赵简子问史墨的看法，史墨却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他还引用自然现象来说明这个道理，这就等于公开支持季氏“篡位”是合理合法的①。

因此我们对于“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孔子是不可能作春秋的。春秋三百年中“乱臣贼子”的事件实在是记不胜记，以如此众多的“乱臣贼子”来作为“反面教员”教训后人，后人会引起什么想法呢？当时史官们把这些“乱臣赋子”的事件一一记上，据说崔杼当时就很不高兴。崔杼把一个史官杀死了，而此史官的兄弟（史官）继续记在史册上。这样的精神固然使人佩服，但是这难道能使赵盾、崔杼感到畏惧吗？还是使后人看来感到畏惧呢？我们实在不解②。

（二）国人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国人主要是指居住在国中的贵族。在某贵族反对公室或与另一个贵族斗争中，他不能不争取其它贵族包括士和小人在内的低级贵族的支持。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公子鲍企图夺取昭公的君位，他“礼于国人”。当时宋饥，他“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饴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公以下无不恤也。”宋襄夫人很有政治野心，不但想与公子鲍通奸，而且帮助他“施舍”。由此可知“国人”包括六卿、材人（战士）。公子鲍得到他们（包括襄夫人）的支持，终于暗杀了宋昭公而即位。又如文公十八年记载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爱儿子季佗。太子仆“且多行礼于国人，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他的情况与宋公子鲍差不多，都是得到国人的支持而夺取君位的。

国人的力量和影响之大，也可证明他们都是贵族。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将伐曹，假道卫，卫侯不同意，后来晋已渡过河，卫侯要想与晋结盟，却遭到晋的拒绝。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把卫侯也赶出国，“以说于晋”。由此例看出，国人对于外交（亲楚或亲晋）是有决定权的。鄢陵之战以后，经过国人的同意，卫侯才得回国。定公八年卫灵公苦于晋逼，朝见“国人”，公孙贾征询他们的意见说：“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皆曰：“五伐我，犹可以战”。于是卫决定反晋。这是国人决定外交政策之例二。哀公二年，吴王夫差的军队已攻入楚，吴派人来召陈怀公。怀公召见国人说：“欲与楚者右，欲与晋者左”。这是国人决定外交政策之例三。襄公十九年，郑子孔“当国”，“为政也，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等贵族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分其室”就是把他的族人和奴隶都瓜分了，这是国人参加某一贵族对另一贵族的斗争。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乌存（贵族）率以逐之。按莒国是齐、鲁的附庸，国家很小，此前已有二起有关国人的斗争，这是以乌存为首率国人去打莒君庚舆。象以上这些例子还有，此不多举。贵族斗争的结果，有许多贵族宗族因失败而“坠命亡氏”，被消灭了，而只剩下很少的几个大族。昭公三年，齐晏婴与晋叔向的一次对话是大家所熟悉的。晋叔向说：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齐晏婴问叔向：“子将若何？”叔向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晋之公族尽矣。肸（叔向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叔向提到晋国公私贵族斗争的结果，一些大族，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已“降在皂隶”了。私家贵族如六卿已占优势，取得胜利。他比喻道，“公族正象大树的主干，主干既已朽坏、其枝叶必先凋落。他的宗原有十一族，现在已只剩下他羊舌氏这一族了，也快凋落了。将来恐怕自己死后，连祭祀的香火也不能延续不灭。言下不胜悲凉之情①。

我们知道晋国六卿（韩、赵、魏、知、中行、荀）战国前已只有韩、赵、魏、智四家，后来只有韩、赵、魏三家，便成为“三家分晋”。晏婴对叔向谈到齐国陈氏家族强大并得民心的情况。这也是大家所熟悉值得再回味的。他说：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屡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在公私贵族的斗争中，我们不能不承认私家贵族获得民心这一事实。例如齐国的田氏，如前所述：“民人痛疾而或懊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恐怕也不是过分夸张，否则，陈氏本是一个客卿，怎么能在齐国取得胜利，代替了姜氏的齐国？

在各国贵族斗争中，与诸侯同姓贵族往往先贫穷没落了，而异姓贵族却取得民心的爱戴。如晋国的韩、赵、魏三卿可能也是异姓。《史记·魏世家》及《韩世家》记载韩、魏都是周的“同姓”，但是又说，魏之先世“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而夷狄中的确也有姬姓的，如骊戎、狐氏都是姬姓。又韩与后来迁徙于朝鲜半岛的三韩本是同族。魏字从鬼，与隗、媿同字，则可能就是鬼方之后，魏绛和戎之所以成功，可能就因他是戎狄之后。赵则《世家》明言与秦都是以玄鸟（燕）为图腾的，赵与秦都是殷商之后。这样，韩、赵、魏都是异姓大夫而取得了姬姓的晋的政权，这与陈氏以客卿取得姜齐的政权一样。以上说明血缘关系已日益淡薄，地域关系的国家正在酝酿着。

第七章　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与赋税的改革

（一）土地王有与贵族占有三代兴革之际，原来遗留下来的氏族公社、家族（宗族）公社等，当然都成为新朝所有。《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不但土地为王所有，就连臣民也是王所有。虽然如此，但是王也有责任把土地和臣民分封一部分给他的诸侯。楚芋尹无宇说：“封略之内，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这是说诸侯国内土地是属于诸侯所有的，诸侯在国内也等于王。因此，诸侯也须把土地分封给他的卿大夫，直至于士。《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这样层层地分割，就是土地王有、贵族占有制度的来源。

占有不等于私有，从占有到私有还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有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①有的同志引用了马克思这段话以后，便认为西周时已有私有土地，这却未免过于仓促。我们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主要是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下面我们引用黄河北岸所谓“南阳”的一片土地为例，说明它经过好几个贵族之手，二三百年之久而所有权始终是国王的，而贵族则只是占有。周室东迁后占领了黄河北岸戎狄的土地，即谓“南阳”，但是戎狄仍常来侵略。周襄王把它的若干块土地封给周司寇苏忿生做了人情。后来苏忿生投奔于狄，这若干块土地就复入狄人之手，直至晋文公称霸，开发南阳才把它收回。因此周王又把它赐给晋文公，晋文公又分赐给狐氏、阳氏，而后又转入郤克之手。当时晋郤至与周争夺鄇田，就是上述狐氏、阳氏之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向晋诉讼。郤至说：“温，吾故也，故不敢失（温鄇同在一地）。”单子，刘子向郤至源源本本地陈述这片土地的经过，然后说：“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驳得郤至无词对答。由此可知，这片土地虽历经苏忿生、狐氏、阳氏等人，却仍是“王官之邑”，贵族只是占有，而不是为私人所有。（详见《左传》成公十一年）

有的同志把这段史料只引用到这里，但事实上《左传》昭公三年继续记载了温和州二块土地的情况。（杜注：“州本属温，为赵氏邑”。）我不厌其烦，译其大意如次：初时，州县为栾豹之邑，栾氏亡后，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都想占有这块土地。文子说：“温是我的县。”二宣子说：“自郤称（人名）把它从温分出以来，已经过郤称、栾豹和赵氏三家。晋改邑为县，不只州一地，已难追溯其根源了”。文子觉得这话是针对他说的，就不敢要这块土地了。二宣子说：“我们不可以只说道理而自己夺取土地，不如也放弃了好。”于是这块土地三家都不敢要。后来赵文子为晋正卿，他的儿子赵获想让他父亲乘机取回州的土地，文子说：“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余不能治余县，焉用州..有州必死。”甚至赌咒发誓，仍不敢要这块土地。后来他把它以晋的名义转赠给郑国的丰氏。丰氏一死，子产又立即归还给晋（见昭公七年）这也是土地王有的证明，不然赵文子怎么能转赠着郑国呢？

试想一想，这片土地如果从东周初周王给苏忿生时算起至郑丰氏又还给晋，已经历了晋文公、狐氏、阳氏、郤至、赵文子、韩宣子、郤称、栾豹（当然非全部）之手了，时间已达二三百年之久，为什么都只占有而不敢私有？这只能说西周春秋时期土地所有制是王有、贵族占有，而非私有。但是近来也有一些同志根据金文（如《舀鼎》、《咼从鼎》、《格伯殷》以及《卫鼎》等）中记载有关土地转让、赔偿，以及以实物交换的例子，认为西周以来土地已经私有。这是我们以为不可的。因为转让、赔偿，以及实物交换等，严格说来，在土地王有、贵族占有制之下是可以允许的。《格伯■》有“贾三十田”的话，也仍是以物易物的性质。《卫鼎》记载矩伯用十块田换取裘卫价值八十朋的瑾璋，又用三块田换取裘卫的二十朋的赤琥等物。诚如这样解释，（如“贾”字，名家解释尚不一致）我们认为也只以“朋”来折算，与以田来折算相同，则“朋”、“田”尚非货币，正如瑾璋、赤琥等不是货币一样。其次应该注意在交换的进程中，上自“三有司”下至地方官吏参加作证，这只是宗族之间的土地交换行为，而不是以土地私有为条件的商品买卖。又如有人引用如下之例，“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又“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传》襄公三十年）认为他们占田就是私有土地，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我们认为这些例子只是证明贵族占有，而非私有。子产在郑的改革，只是承认贵族占有或限制其“占田逾制”，而非主张土地私有。

（二）夺田、兼室事件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夺田与兼室事件的不断发生。

当然它也可以上溯于西周晚期，如周厉王时，荣夷公“好专利”，得到王的信任。这“好专利”，大概就是厉王没有把分封土地给予诸侯、卿大夫贵族，因为贵族不得占有土地，所以引起贵族的反对，结果被国人驱逐，逃奔到彘。《瞻卬》是刺幽王之诗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不消说是因幽王把贵族所占有的土地和“民人”据为王有。因此加剧了王有与贵族占有的矛盾斗争，这也是幽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春秋时期夺田兼室的现象更加严重了。谁都知道，掠夺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但是土地还是王有的，贵族虽然以合法占有一定的土地。但春秋以后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私有的欲望迅速地增长起来。“占田逾制”是它的表现，进而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明知是不合法的，而仍连连不断地在贵族间进行着。例如：（1）（鲁闵）公傅（官名）夺卜齮田。（《左传》闵公二年）

（2）周甘人与■嘉争■田。（《左传》昭公九年）

（3）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左传》昭公十四年）

（4）郤奇夺夷羊五田。郤犫与长鱼争田。（《左传》成公十一年）

（5）晋君..大其私■，而益（增加）归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国语·晋语六》）

以上夺田都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能认为私有土地的合法化，或者已是主流。

“兼室”、“分室”，这些室字不是指妻妾儿女，而是指奴隶和其他动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凡奴隶有家属的也可称“室”。在贵族斗争中，一方贵族失败了之后，另方贵族往往把对方的族人、奴隶没收，据为己有。例如：（1）（楚）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左传》文公元年）

（2）（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要之室。（《左传》成公七年）

（3）（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左传》襄公十七年）

（4）（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

（5）（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同上）

（6）（楚）公子围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左传》襄公三十年）

（7）（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左传》昭公八年）

（8）（齐）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晏子谓桓子曰：“必致诸公”。（《左传》昭公十年）

（9）（鲁）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左传》昭公十二年）

（10）（鲁）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11）（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左传》定公十年）

（12）（晋厉公）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归人（《国语·晋语六》）

以上十二例，时间自文公至昭定，长达二百三十年，地点遍及齐、鲁、宋、郑、楚，而以楚最为突出，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的现象①。由第一例可以证明，“室”决不是指妻子儿女，因为穆王即使宠幸潘崇，必不致把自己作太子时的妻子儿女都赐给潘崇，因此只能理解为奴隶及其他田地财产等。兼就是兼并；分就是瓜分；取就是掠取。因此，也只有把室作为奴隶土地看待，否则就不好理解。此外还有“相其室”、“治其室”，相、治就是管理别一贵族的奴隶、土地等等。子尾的家臣说：“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见第七例）。因为管理就是兼并的初步。“致诸公”（见第八例）是把奴隶土地归于公室，如果两家贵族为争夺而无法解决其矛盾的时候，（见第九例）即归还公室。

如果“室”确是奴隶，那么，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对土地贪欲的增长，家内奴隶可能已经使用于土地耕种，家内奴隶确有向生产奴隶发展的趋势。在夺田兼室的浪潮之下，各国公室也有把卿大夫贵族的采邑和土地兼并过多的现象，加以限制的企图。如郑国子驷为田洫，因而使占田过制的贵族丧失了土地，他们乘机起来发动叛乱（《左传》襄公十年）。管仲在齐桓公时，“夺伯氏骈邑”（即过剩的邑）三百，但伯氏“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这当然是少数有“修养”的贵族，才受到赞许，其他有“怨言”者必定很多。《左传》昭公十年记载：陈桓子为了争取别的贵族对他的支持，他对“凡公子之无禄者，私分之邑”。但是还不等于说私有制已经形成。

总上所述，春秋时期的确是处在矛盾的过渡时期，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也同样反映了矛盾斗争的现象。

（三）赋税的演变《汉书·食货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见古代赋与税原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赋是兵赋，税是田税。在井田制度之下，农民助耕公田，殷人叫做“助”，周人叫做“籍”。农民助耕公田以外，在私田上自己劳动所得，即用作为养活自己的生活资料。此即所谓“籍而不税”。公田的收入原来是为社里“公共支出而用”，包括天灾、饥馑、战争以及其他宗教活动等等。夏商周三代兴亡之际，新来的统治者夺取了一部分公社的人民和土地，分封给诸侯和卿大夫。公社组织和井田制依然存在，但是它们已经要为统治阶级缴纳贡物、粮食和供应徭役等。在土地王有制之下，这样的公社，包括土地和人口，都成为“王之所有”。因此它们必须向国家登记，叫做“书社”。《左传》襄公十五年杜预注：“二十五家为社，籍书而致之”。二十五家出自杜撰，至少也是后起之说。但它解释“书杜”为“籍书而致之”，是可能有根据的。《吕氏春秋·慎大览》说：“武王胜殷..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可惜《吕氏春秋》的成书更晚。但是春秋以后，“书社”之名已颇流行。如：齐桓公见管仲..与之书社三百。（《荀子·仲尼》）

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管子·小称》）

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眉以南，书社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景公与鲁君地，山阴数百社。（《晏子内篇·杂上》）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辟而受。”..景公禄晏子以平阴与棠邑及市者十一社。（《晏子内篇·杂下》）

按社有时也就是“邑”，相当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落。所以《论语·宪问》说：“夺伯氏骈邑”，朱熹注以为邑即社，这是正确的。如《论语·公冶长》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就是很小的邑。《子仲姜镈》说：“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这里的邑大概也只“十室之邑”那么大，则侯氏所赐之邑可能就是社。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社邑的破坏了，故孟子说：“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但是“经”里仅此三个字，意义不明，因此不得不借助于三传的解释。《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谷出不过藉，就是农民除耕种“籍田”（公田）以外，不再有其他的负担和剥削。亩是私田，则“初税亩”就是从这年起，鲁国公室还向农民的私田伸手征收实物税了。这里应该联带解释一下“租”字，租字本由助字引申而来，因此我们认为征税以前，应该先已有“租”。“租”为徭役劳动的话，则税就是实物代役租了。

所征之税率终究怎样，据《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都是征什一之税，这大概是说，“初税亩”后，于私田也征什一之税，那就是征收十分之二的税了。《论语·颜渊》记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彻是周克殷前征税的方法，现在已征收十分之二，就自然被人所批评。但百年以后的哀公征收十分之二的税还感不足。

在实行“初税亩”前，农民曾进行过消极怠工的斗争。《诗·齐风·甫田》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秀桀桀”。甫田是诸侯的籍田，由于农民的消极怠工已长满了荒草。《谷梁传》说：“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意思是说，如果官吏剥削农民过重，以致庄稼不善，就不是好的官吏；公田应由农民耕种，如果消极怠工，以致公田长满野草，这就不是良民。《谷梁传》对两方面都作了批评，可知“初税亩”是公田与私田从此都收实物税的意思。

“初税亩”，不但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而且暗示公社井田制已在日益破坏。

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滕文公》上）可见在野农民只有助耕。孟子主张国野分治，所以才这样说的。但是前590年，成公元年，鲁“作丘甲”。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鲁“作田赋”，田赋即甸赋。丘、甸都属于野的范围，那里原是被征服人民居住和耕种的地方，他们本来是不当兵，不出赋的，而现在丘甸也都征收兵赋了。虽然野人民的负担已有增加，但是国野的对立和界限却在逐渐缩小。

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郑国子产“作丘赋”，丘赋与丘甲的意思相同。子产于作丘赋前，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曾经整顿井田制度，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子产这次田制整顿，只是把贵族“占田逾制”的现象加以整顿，并不是废除井田。郑国经过子产这次改革，居然使它在诸侯间的地位有所提高，可见还是有作用的。

古代兵制与田制是密切联系的。如族字从■从矢，是旗帜之下，每家出箭一支，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组成队伍，故族可引伸为宗族、族类。大概一百家为一族（即百室一族）设百夫长，千家则十族，设千夫长。西周时期，请侯与卿大夫分别掌握军队，因此公室与私家在兵权上也有斗争。

公元前562年（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经过三家讨论然后结盟，决定“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后来经过了二十五年（前537年）三家又经过讨论，决定“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昭公五年）这样鲁公室的兵权已全入三家之手。尤其是季氏择二最占优势。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鲁用田（甸）赋时，冉有（时为季氏家宰）征求其老师孔子的意见，孔子是不同意于丘以外又向田（甸）用赋的。因此赋的增加只对私家季氏有利。这与三家分公室的军队也有关系。

前645年，晋“作州兵”，同时又“作爰田”。据后人研究，州也是在野的范围内，因此“作州兵”就是征调州人当兵。这是晋国的国野界限从此也消除了。“作爰田”是使国人的公社土地不再重新调整分配，而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流换耕。这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促使私有土地的发展。

第八章　四民阶级的出现及奴隶制问题

（一）社会分工与阶级划分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已由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青铜器是铜与锡的合金。在此以前，按铜器的发展，还应该有一个纯铜即黄铜时代，但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却已出现青铜器，饮食器、酒器、兵器都是以青铜制成，农具、工具却很少用青铜制成的，而仍旧是石器、木器、陶器。因此青铜制成的尊、爵、彝、鼎成了统治阶级、贵族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青铜器作为生产力是有限度的。

关于铁器的发明时间，至今考古界还有争论。但是春秋末战国初铁器已象雨后春笋般地冒发出来。正是因为它的发明和使用，促使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进一步的分工和阶级的划分。

孟子与许行之徒的一次对话，充分地反映了铁器的使用是促使社会分工和阶级划分的动力，不厌其烦，全引于次：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许行之徒）曰：“然”。“许子必织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亦孟子语）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一段对话说明铁器已使用于农业耕作，因此促使陶器业、纺织业的分工。农民需要陶器或布匹（制冠或制衣）就要以自己生产的粟去与它们交换。我们知道许行之徒是奉行“神农之言”的，他们主张“君民共耕”，就是君和民一样应该参加生产劳动。这无疑是氏族公社制度的反映。虽然孟子主张恢复井田，但是他的井田制已经有明显的阶级划分，即君子与小人、国人与野人的划分。他在讲井田制时曾经说过：“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亦即劳心与劳力之分。他认为这是社会分工，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他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然孟子讲这话时，井田制已经随着国野制度的破坏而破坏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罗马尼亚、波兰的田制一样，已经由共有土地为基础的共同体转变为农民为土地的掠夺者无偿地付出徭役劳动。马克思说：“农奴的生产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孟子的井田制实际孕育着农奴关系。

恩格斯说：“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旧的共产制家庭，同时也炸毁了在各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①由此可知，社会分工是促使阶级划分的前提条件。如孟子所说，铁器的使用，促使工商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划分，就是一例。

春秋末年晏婴与齐景公的谈话，也反映士农工商和卿大夫贵族之间的分化。齐景公面对着华丽的宫殿感叹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说：“其陈氏乎！”接着他盛夸了一番陈氏得到民心的情况以后说：“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赞美陈氏的话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讲到，这里应注意的是社会阶级的变化，就是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滔，大夫收公利。这是应反转来读的。陈氏之所以得到民心，正是因为他“收公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晏婴认为是礼坏乐崩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会发生礼坏乐崩呢？晏婴却没有正确的回答。我们读了恩格斯的话，就知道这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阶级的划分。下面我们来谈谈新的阶级的出现：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农民失掉了土地，不得不四处流亡。孟子说：“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正是指井田制破坏以后的情形。他认为必须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就无恒心，认为恢复井田制就能保证农民的恒产和恒心。他的井田制计划是否实现，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不过他常常提到“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话，却不象是井田制下的家族公社，而是个体农民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农村公社。

商鞅变法实行授田制，就是由国家按农民的户口多少授予农民土地，让他们负担兵役、徭役和赋税。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按“五人为伍、十人为什”军制编制起来，既是农民，也是士兵。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已不再实行“三年换土易居”的办法，而只在自己的土地上提高每亩的生产率。因为土地有好坏的不同，国家授予农民土地也分为“不易之田”，“一年一易之田、二年再易之田”三种，农民的负担也因而有所不同。所谓上农、中农、下农。土地是直属于国家的，因此只有农民的私田（实际是份地）而无公田。在这样授田制下，农民从表面上看来，已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而实际上却是国家的农奴。《周礼》一书所描述的田制，与其说象孟子的井田制，毋宁更象法家李悝、商鞅所实行的田制。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所述田制似已紊淆了这两种田制为一种田制了。如它开端说：“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这显然是仍抄孟子的话：“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却与《商鞅列传》相同。下面接着叙述授田制说：“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这里所述易田之制与《周礼·大司徒》相同。在这种授田制之下，农民实际就是农奴。班固描写说：“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乡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连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这样的公社组织和《孟子》所述是大不相同的。《周礼·地官·比长》说：“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族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惟圜土（监狱）纳之。”不如说是一座监狱。

但是除了授田制下的农民以外，个体农民已经逐渐形成。战国时期，农民这一阶级成分是很复杂的，既有小自耕农，也有卖庸而耕的半自耕农。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记载看来，这些庸耕者的身份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只是出卖劳动力，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因此主人必须给他丰盛的酒饭和较多的工钱，否则他就不肯好好出力或者离他而去。

孟子在其著作中描述个体农民最为生动，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但这是孟子对行仁政以后的想象，并非现实，而与《周礼》所描述的农民有似农奴者却又不相同。

《管子·问》篇所述较近事实。它说：“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

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就它所问，当时社会已有很多贫人，他们四处流徙，宗族制已遭破坏，故有“外来之人”而“未有田宅者”。又还有“理园圃”副业的农民。

从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也反映国有土地（授田制）已被官僚利用盗窃为私有土地，并把它转租给贫苦农民。还有一部分农民固然可以因在战场上立功而获得土地，成为私有土地，但也有一部分作为奴隶或农奴①。《商君书·境内》云：“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庶子还要定时给有爵者服徭役。

春秋初期晋国还出现“隶农”。《国语·晋语一》说：“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它们也许由奴隶转化而来，虽然已经获得一块“沃田”耕种，但终年所得，收入极微，只是给别人劳动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从庶人、工商中已经出现了“素封”阶级。《史记·货殖列传》介绍他们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白也，就是他们原来不是“封君”，但是他们每年的收入，却可以与有秩禄、有爵邑的封君相比。司马迁接着说：“其中庶民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役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兴阶级，地主工商阶级。但是秦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们却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起来，而只有走官商和官僚地主的道路。（二）工商业的发展与劳动奴隶制的流产战国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私营工商业终于迅速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对于商品经济和商人的出现，在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恩格斯认为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是第三次社会分工，所以他说：“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重视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①应该指出，在战国以前，我国已有工商，是次于庶人以下的一个等级，他们由官府供给衣食和生产资料，即“工商食官”。但它的生产品不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商品，而是为了供应贵族阶级日常应用、享乐而生产的。但是战国以后的商人是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才出现的，他们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剩余物品的出售，往往要经过他们的手，因而从中牟利②。恩格斯说：“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同上）

我国先秦文献里十分缺少商业的发展和商人活动的记载，对于货币的出现也很不清楚。幸而汉代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却客观地、全面地叙述了商人、商业的活动和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了它有关“素封”阶级产生的记载，他们大都是因工商致富的工商阶级。在《货殖列传》里他叙述了各地的生产经济情况，著名的商人和他们的经济理论。恩格斯在谈到古代货币的作用时说：“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时商品（货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掌握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同上）。司马迁用古文同样表达了这一意义，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由此可见商业和商人的发展对于阶级分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不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变化。

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战国以后我国的奴隶制。按照前辈学者郭沫若的说法商周为发达的生产奴隶制。但是我们认为商周至春秋战国却始终只是家长奴隶制。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既没有使他发展为生产奴隶制，也没有废除家长奴隶制。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总的结果为奴隶制经济，或者视其起点如何，结果不过是把奴隶制度，由家长式的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转化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①据此可知，由家长奴隶制到生产奴隶制的“转化”，其关键是在商业的发展如何，即前者是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后者则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那么我国商鞅变法“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奴隶制的发展，无疑是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其次，商鞅变法实行授田制，其目的在“富国强兵”，并不是为了发展土地私有制。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之下，土地和奴隶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商鞅死后到汉代初期，土地私有制必定产生，以致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莽变法时奴隶已与牛马同栏，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王莽变法事事复古，他规定全国的土地都是“王田”，奴婢为“私属”。由于两汉土地兼并的严重性，他又不得不回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老路上去。奴隶也仍旧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社会生产奴隶制。春秋战国之际，士农工商合称四民，但士原是贵族最末一级，是军队中的骨干。而春秋以后，由于军制的变化，兵源的枯竭，国人与野人都要当兵出赋，因此士的出路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孔子的学生中有经营货殖的，也有愿意去学稼的，而大量的是投奔于卿大夫门下当一名家宰。到战国时士的出路就更乱且滥了。有做“食客”的，有算命卜卦的、也有做侠客的。既有上升为“士大夫”的、也有下降为“士庶人”的。但他们主要依赖脑力作为生存手段，因而轻视体力劳动。墨子的学派倒很象是一个小手工业团体。战国以后，另有新兴阶级的出现，尽管它们还很微弱，墨子的“尚贤”

就是在打破“官无常贵”、“民无常贱”的等级制，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对等级制的无情的冲击。

第九章　秦的郡县君主专制国家

（一）秦所以能够统一六国的原因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频繁，其激烈、残酷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

由于铁器的使用，无论兵器、兵种、战略战术，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由此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兵法家如孙膑、吴起、廉颇、白起、王翦等等。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魏国最早变法。后来商鞅入秦，秦的变法实际是从魏传播过去的。但是秦的商鞅变法，比当时任何国家都要彻底深入。这是秦所以能够战胜六国和最后统一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各国进行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是为了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切矛盾都已爆发，只有依靠武力（战争）和生产才能解决。梁襄王见到孟子时首先提出了“恶乎定”的问题。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又说：“惟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襄王当然听不进去。孝公接见商鞅时，商鞅最初讲“王道”，继讲“霸道”，孝公都不爱听，最后讲“富国强兵”的道理，他听着不觉膝行而前。可见战争已是当时解决一切矛盾的出路。

战国后期的战略战术已不但在夺取敌人的一地一城，而且在摧毁敌人的战斗力，如秦国白起于前279年攻打鄢郢之战中，楚竭力抵抗，久攻不下。白起竟采取引水灌城的办法，在鄢的城西筑堤，引水为长渠（今湖北宜城西）把水从城西灌入城东，使楚国军民溺死者数十万人，表现出极度的残酷性。楚国因此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前262年，秦赵长平之战中，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都消耗了很大的兵力。赵国终于被迫投降。白起竟然将全部投降官兵四十五万人活埋，这是灭绝人性的举动。

战国末年，六国兵力不但失去抵抗能力，而且还内部腐化。秦国于是采用兵法家尉僚子的策略，派间牒到六国活动，不惜用大量的钱财收买、贿赂或离间君臣将相之间的关系。如秦灭赵时，赵军竭力抵抗，最后却因赵王的宠臣郭开受秦贿赂，造谣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改用李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后来又杀李牧。结果秦王翦大破赵的代郡。又如齐国灭亡前，齐王建的相国侯胜“多受秦间金玉”因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秦国对六国进行战争时，不但拓地西戎，而且向西南的巴蜀地区开发经营。楚国原来也在那里开发金矿，建立岷山庄王。但是秦占领汉中、黔中之后，楚与巴蜀的交通便被隔断，秦得以更加积极地经营巴蜀，发展水利事业，使巴蜀成了秦的经济资源仓库。后来它又消灭了义渠，使游牧经济也有所发展。东方六国只有楚国领域广阔，资源丰富，齐国沿海，可以收鱼盐之利，但是总不如秦的富厚。至于三晋的兵力虽然很强，但是韩魏处于中原，四处受到战火的威胁，所以三晋一弱，秦的兵力已所向风靡，势如破竹。战争不但是政治力量的决赛，而且愈来愈成经济力量的决赛。（二）郡县制——地域关系的基础三家分晋、田氏篡齐，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始。通过变法和战争，由秦统一六国、从而建立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郡县制开始于春秋时期晋楚和秦等国。晋国赵简子的誓师辞里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可见春秋末期，县还比郡大，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县和郡都是新被兼并过来的土地。它并不分封给卿大夫贵族作为封邑，而由君主直接统治。县，悬也；郡从君从邑，就是君主的邑。它们往往设置在国家的边境上，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因此逐渐形成为地域关系的地方行政区域，和原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国采邑不同。

晋楚秦等国于春秋初期已经有县的出现。楚国最初的县，其县公也是世袭的，如申被灭亡后，建立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申公斗班以后，继任者为申公斗克，即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衰，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称为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大夫。战国秦汉以后，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出现，世袭贵族统治体制已逐渐瓦解，而成为君主直属的地方行政组织了①。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战争频繁，边地增加，从而形成郡县制，从此由郡而统治县。如魏的上郡有十五县，赵的上党郡有二十四县，赵的代郡有三十六县，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秦楚燕的郡县制都是效法晋国的。商鞅变法集小（都）、邑、聚为县，凡三十一县或四十一县。因此原来聚族而居的村落，必定有许多被改编为县，从而打破了血缘的纽带关系。

如前所述，秦昭王根据范睢的建议，在战争中，每克服一城一地，就随即置郡。如前222年，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服了越，置会稽郡。前225年，于取得燕地以后，置渔阳郡、广阳郡，又在魏地（原为宋地）置泗水郡。攻取齐地以后置薛郡。前223年，灭楚后置九江郡、长沙郡①等等。故争为郡县制的形成作了开路先锋。

由于郡县制的确立，全国农民都编入于户籍，所谓“户籍相伍”（前375年），政府按户籍征收赋税，并根据户籍“计口授田”，征收地租，同时实行郡县征兵制。

秦统一以后，郡县制已成为全国君主专制中央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但是宗法封建制与郡县制之间也依然存在着矛盾与斗争。

前221年秦王政已正式称号皇帝，但是丞相绾说：“诸侯被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都同意丞相绾的意见，廷尉李斯却表示反对，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见。这是第一次关于封建和郡县之间的斗争。

前214年，始皇巡游各地回来，在咸阳宫置酒宴会，表示庆贺。但是卜士淳于越又旧话重提，要恢复封建制。李斯这时已是丞相，他又坚决反对，言词激烈。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拒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平下，禁之便！

据此可见，秦统一以后，体制问题是尚未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李斯提出如下的办法，所谓：“焚书坑儒”事件也就是这样产生的。李斯因此进一步提出：（1）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卜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2页。

①《资本论》第三卷第410页。

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见知不举者同罪；（3）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4）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5）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条例是非常残酷的。从秦统一以后，郡县制已确立为不可动摇的国家基础。尽管以后王朝还有反复，但基本上始终未变。

（三）君主专制下的统治方式秦统一后，始皇自称为“皇帝”，这是前所未有的至高无上的称号。商周时期最高统治者称为“王”，战国时期各大国也都称“王”。现在秦既统一六国，所以它要另取一个高于王的称号。李斯等大臣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说：“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如议”。同时，始皇帝取消了给王死后取谥号的办法，他自称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这“皇帝”的称号，标志着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国家与古代宗法封建制国家不同，它是建立在以地域关系为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国家。因此它的官制、法律、礼制都标志着它的特色和性质。《秦始皇本纪》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秦自商鞅变法，一直以法家学说为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路线。秦统一以后这条路线始终不变。

皇帝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凡军事、政治、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一切官僚都是为他服务的，法律就是根据他的意志和命令制订的，全国臣民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按照法家的理论，国君应该掌握两个武器，一就是“赏”，一就是“罚”；前者是人人所喜爱的，后者是人人所畏惧的，所以国君只要掌握好和使用好这两“柄”武器，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此外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臣民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国君还必须掌握“术”和“势”（权力）以补“法”之不足。“术”就是不使臣民有空子可钻，以售其奸，“势”就是权力，按韩非子说法皇帝就是权力的象征。

在皇帝的统治之下，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它们分别掌管政治军事和监察三项任务。此外还有九卿，它们是负责皇室、宫廷、宗庙之管理警卫以及财政和祭礼、礼仪的官。在地方上，郡设守、尉监，在县设令、丞、尉，它们的职务和中央一致。

战国和秦的官制与古代宗法封建制下的贵族制不同，皇帝对官吏有任免权，官吏不能世袭；实行俸禄制，官在则有俸禄，不在官，俸禄也就取消。地方官吏对于中央每年应该向上级报告政务、财政收入等情况，不得隐瞒。皇帝及中央有权监察地方官吏的政务、财政和有无不法行为之权。秦虽然还有封君的存在，但是封君只具征收当地的租税和征发徭役之权，而无行政权，土地和人民仍是属于中央的。秦代还实行二十等爵制，但它只是作为官阶、俸禄、权利的一种标准，因此它与过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还有不同。

作为儒家的荀子到过秦国，他对于秦的官制、兵制以及富庶的情况都表示赞美，但是他总觉得不施礼义、不顾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长治久安的。这个批评很有道理。秦二世时，秦的官僚制度已经完全腐化，赵高弄权，“指鹿为马”，竟无一人敢说真话。丞相李斯也被害死。

国家是阶级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产生和形成的。春秋以后，周的政权不断地下降，由“政在方伯”到“政在大夫”，结果由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开始了战国时期。七雄并争，又通过变法和战争，由秦统一六国，终于形成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就阶级关系说，一方面是以皇帝为首的军功贵族和官僚地主构成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农民和工商为主构成被统治阶级。由于严刑苛法和赋税徭役的增加，他们动辄犯法，陷身于奴隶、刑徒、赘婿、盗贼，因此他们成为农民起义的同盟军。以财富差别为标准的阶级关系毕竟代替了等级关系。

一切变革或革命，都关系到所有制的变革或革命。由于土地“王有”的观念始终未变，因此授田制虽然名为国有，实际还是变相的“王有”，公社农民变为“编户齐民”，实际还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可怜的小农经济毕竟已经形成，从秦到汉之际，终于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奴隶也成了“与牛马同栏”（王莽语）可以买卖，但是始终是家长奴隶制。王莽改革的措施中规定：“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历史几乎出现了倒流。

地主必须是官僚地主，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举几个例子来说：吕不韦原是一个大商人，他为了扩大“门户”，以抵押于赵的秦公子子楚为“奇货”，做了一次政治投机买卖，获得成功，因而做了秦的相国。他以黄老思想的经济自由为指导与门客合著一部《吕氏春秋》，与法家君主专制的思想有某种对抗的因素，结果遭到族灭身亡。

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所谓“四公子”，都是贵族，因此他们才能发财致富，仍旧是因贵而富的，而不是因富而贵的，不过他们毕竟是官僚地主和官僚商人，而不是贵族了。

不过，那时候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已是必然的趋势。君主专制建立在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上，大土地所有制对君主专制是不利的。因此，中国历代君主专制者与大土地所有制发生矛盾和斗争。

商鞅变法为了富国强兵不得不多少扶植小农经济的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但是商鞅死后，由于连年不断对外战争，赋税徭役成倍成数十倍地增长。为了北防匈奴，兴建巨大的万里长城，从内地输送粮食和士兵到前线去，农民逃亡者不计其数。后来罪隶、刑徒、赘婿及最贫苦的“闾左”都被征发，矛盾激化，只短短的十五年历史的秦王朝，就这样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被淹没了！

第四卷 秦汉时期（上下册）

题 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五经《尚书》附《逸周书》

第二节　史地书《纪年》、《世本》、《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第三节　诸子书《论语》和《孟子》附《孝经》和《尔雅》

第四节　辞赋《楚辞》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主要都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第二节　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第三节　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第三章　甲骨文和金文

第一节　甲骨文

第二节　金文

第四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四”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绩

第二节　郭沫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

第三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成就

第四节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第五章　本卷的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神话、传说、历史年代

第一节　关于氏族、部落的神话和传说

第二节　关于夏代的传说和夏史的探索

第三节　历史年代问题的提出

第二章　商殷时期

第一节　商的建立、发展和衰亡

第二节　商殷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统治制度

第三节　商殷时期的文化

第三章　西周时期

第一节　西周王国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第三节　周王国和国内各族的关系

第四节　西周的衰微与平王东迁

第四章　春秋时期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

第二节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各国的大夫兼并与南方的混战

第五章　战国时期

第一节　战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逐渐生长

第二节　战国“七雄”与各国的变法图强

第三节　走向统一的封建国家及其重要制度

第四节　七国的兼并战争与秦的统一

第五节　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文化的发展

第六章　商周时期的中国在上古世界的地位

第一节　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和商周时期的中国

第二节　西周文明和同时期的世界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当时的世界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环境

第二节　农具的发展

第三节　我国最早的物候历和二十四节气的出现

第四节　农田耕作和作物栽培技术

第五节　粮食作物的主要品种及其产地

第六节　园艺、林、牧、蚕桑业的生产技术

第七节　狩猎、采集、捕鱼和植树的活动

第八节　农业生物学知识

第九节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

第二章　手工业、商业和货币

第一节　商殷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青铜器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

第三节　春秋时期官私工商业的发展与金属货币的出现

第四节　“素封”的出现，战国时期工商业的发达和金属铸币的流通

第五节　先秦时代的手工业技术

第三章　交通、道路、都会

第一节　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分布推测交通的起源和当时道路的雏形

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

第三节　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通东西的交通道路

第四节　战国时期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道路

第五节　经济都会的兴起及其有关的交通道路

第六节　《禹贡》建立水上交通道路网的思想

第四章　国野、乡里与郡县

第一节　周初的武装殖民与“国”“野”之分

第二节　“国人”和“野人”的社会地位之不同

第三节　“国”“野”与“国人”“野人”区别之泯除

第四节　乡、里的产生与郡县之出现

第五章　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一节　井田制度

第二节　夏商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第六章　等级和阶级

第一节　等级的产生和划分

第二节　等级与阶级的关系

第三节　春秋战国之际新的阶级出现

第四节　商鞅变法的阶级政策礼法之争的问题

丁编传记（上）

第一章　周

第一节　周

第二节　东周西周灭亡及平王东迁

第二章 鲁、卫

第一节　鲁周公和鲁国

第二节　卫

第三节　蔡、曹

第四节　泗上附庸小国

第三章 燕、齐

第一节　燕

第二节　齐

第三节　田齐

第四章　陈、杞、宋

第一节　陈、杞

第二节　宋

第五章　晋、郑

第一节　晋

第二节　郑

第三节　三晋：韩赵魏

第四节　中山①

第六章　徐、楚

第一节　徐、舒

第二节　楚

第七章　吴、越

第一节　吴①

第二节　越

第八章　巴蜀、西南夷

第一节　巴蜀《牧誓》的八族

第二节　西南夷

第九章　秦

第一节　秦的早期历史

第二节　秦在变法以后

丁编传记（下）

第一章　管仲、子产、晏婴、叔向

第一节 管仲

第二节　子产

第三节　晏婴、叔向

第二章　司马穰苴、孙武、伍子胥、范蠡

第一节　司马穰苴

第二节　孙武

第三节　伍子胥（附申包胥、专诸）①

第四节　范蠡①（附文种）

第三章　孔子、墨子

第一节　孔子的生平

第二节　孔子的思想

第三节　墨子、墨家和《墨子》书

第四节　墨子的思想

第五节　孔墨后学

第四章　李悝、吴起、商鞅

第一节　李悝

第二节　吴起

第三节　商鞅①

第五章　孙膑、乐毅、田单

第一节　孙膑

第二节　乐毅②

第三节　田单①

第六章　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

第一节　孟尝君早慧与养士

第二节　平原君

第三节　信陵君

第七章　老子、庄子

第一节　老子

第二节　庄子

第八章　惠施、公孙龙、墨家辩者

第一节　惠施

第二节　公孙龙

第三节　墨家辩者

第九章　苏秦、张仪、公孙衍

第一节　苏秦

第二节　张仪

第三节　公孙衍

第十章　子思、孟子、邹衍

第一节　子思

第二节　孟子

第三节　邹衍

第十一章　屈原、淳于髠、鲁仲连

第一节　屈原

第二节　淳于髠

第三节　鲁仲连

第十二章　蔺相如、廉颇、李牧

第一节　蔺相如

第二节　廉颇（附赵奢）

第三节　李牧

第十三章　范睢、白起、王翦

第一节　范睢

第二节　白起

第三节　王翦①（附蒙骜）

第十四章　荀子、韩非、吕不韦

第一节　荀子生平和著作

第二节　韩非生平和著作

第三节　吕不韦

第十五章　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

第一节　数学

第二节　天文学

第三节　气象学

第四节　地学

第十六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热学知识

第三节　声学知识

第四节　光学知识

第五节　磁学知识

第六节　对运动及时空的认识

第七节　物质结构假说

第十七章　医学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

第二节　中国传统医学与巫术之关系

第三节　早期的药物知识和用药剂型

第四节　医学分科及医疗经验积累

第五节　预防医学与养生

第六节　卫生与医事管理

第七节　医学家

第十八章　妇女

第一节　女娲，简狄、姜嫄

第二节　太任，太姒

第三节　许穆夫人赋《载弛》

第四节　齐姜劝导晋公子重耳

第五节　晋弓工妻谏平公

第六节　赵威后问齐使

第七节　孟母教子

第十九章　杂传

第一节　伯夷　叔齐①

第二节　柳下惠不辞小官

第三节　西门豹为河伯娶妇

第四节　荆轲刺秦王（附高渐离）

附录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徐喜辰

附录二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斯维至

第一章　宗族

第二章　家长奴隶制

第三章　公社

第四章　封建

第五章　等级

第六章　贵族专政及政权下移

第七章　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与赋税的改革

第八章　四民阶级的出现及奴隶制问题

第九章　秦的郡县君主专制国家

题记

这是《中国通史》第四卷。本卷所要论述的是中国中古时代成长时期，约略相当于秦汉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秦汉皇朝统治时期，上限起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下限到公元196年汉迁都许昌。迁都许昌后，汉仍保持着它作为一个朝代的称号，但实际上大权已归曹操掌握，历史已进入另外一个时期了。

依照第三卷体例，本卷设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四编，分上、下两册。前三编为上册，由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第四编为下册，由白寿彝、廖德清、施丁主编。

序说，由周天游同志撰写第一章；黄展岳同志撰写第二章；唐赞功同志撰写第三章。周天游同志，1944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67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由陈直先生指导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秦汉史方向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秦汉史研究室任职。现任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兼文博学院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社会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等理事。主要撰述有《八家后汉书辑注》、《史略校笺》、《七家后汉书》、《后汉纪校注》、《秦汉史研究概要》及秦汉史论文多篇。黄展岳同志，1926年生于福建省南安县。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7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在导师夏鼐先生指导下从事秦汉考古研究。从1954—1983年，先后参加了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洛阳汉河南县城、陕县七里铺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广州南越王墓的发掘和黄河水库渭南段考古调查、西安汉长安城的勘查等项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并多次担任发掘队队长或副队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副主编，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参加集体撰写的重要编著有《洛阳沟汉墓》、《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西汉南越王墓》和《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专著）及有关论文多篇。唐赞功同志，1934年生于江苏铜山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系任教，现为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并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北京史学会理事。对秦汉史和秦简及汉代封国史有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撰述有《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云梦秦简官私奴婢问题试探》、《吴楚七国之乱与汉初封国》等多篇论文。

综述，由吕名中同志撰写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邹贤俊同志撰写第二章、第三章；陈其泰同志撰写第四章、第五章；许殿才同志撰写第六章；刘家和同志撰写第九章。吕名中同志，1932年出生于湖南省城步县儒林镇。195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长期在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学术研究上，侧重于秦汉至隋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史，特别是南方民族关系史。主要论著有《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汉代奴婢的阶级地位问题》、《汉族南迁与岭南百越地区的早期开发》、《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等。主编《南方民族古史书录》。邹贤俊同志，1932年生于湖北天门。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湖北省中国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与秦汉史研究，主要编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纲》、《中国古代史提要》、《中国史学史论稿》等，并撰有《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军功地主的统治与秦末农民起义》、《秦末农民起义与秦汉之际的地主阶级》等秦汉史论文。陈其泰同志，1939年生于广东丰顺县。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史学史专业。1981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参加白寿彝教授主编《史学概论》和本书第一卷的编写工作。主要著作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并发表论文多篇。许殿才同志，1953年生于辽宁省绥中县。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汉书的成就》等多篇论文。

典志，由本书科技史组撰写第一章和第四章；高敏、安作璋、廖德清和我撰写了第二章；高敏同志撰写了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安作璋同志撰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高敏同志，1927年生于湖南桃江县。1958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导师唐长孺教授。以后，历任郑州师院、郑州大学历史系教职。现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云梦秦简初探》、《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秦汉史论集》、《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等书，先后发表有关秦汉史论文多篇。安作璋同志，1928年生于山东曹县。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系。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编著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与汉书》、《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中国史简编》、《刘邦评传》等书及论文多篇。廖德清同志，1923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解放前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解放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部。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助教，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员，辽宁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地图集》、《二十六史述略》等书及论文多篇。另，典志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章有一部分原稿“地主阶级的构成及其演变”、第十二章《朝廷、郡县和封国》、第十三章《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第十四章《兵制》、第十五瘴《刑法》以及附录《礼俗》，分别由逢振镐、张汉东、庄春波、陈乃华、刘德增等同志执笔，安作璋同志修改定稿。

传记，由吉书时、施丁、廖德清、刘雪英、孙开泰、季镇淮、许殿才、安作璋及科技史组等同志分头撰写。其中，有季镇淮同志与薄树人同志合写的《司马迁传》、《张衡传》，季镇淮同志与施丁同志合写的《班固传》；有廖德清同志撰写的《汉光武帝传》及中兴二十八将中的邓禹等十人传；有施丁同志撰写的《党锢传》和《宦者传》；有科技史组同志撰写的数学、天文学等七个学科的传记。施丁同志做了大量的修改工作。施丁同志，1933年生于江苏丹阳县。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后，曾先后在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历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司马迁研究新论》（合著）、《中国史学简史》、《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等书及论文多篇。季镇淮同志，1913年生于江苏淮安市。1941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系主任、教授。五十年代，曾赴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鲁迅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主编《近代诗选》、《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中国近代文学史》等，并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等书。吉书时同志，1932年生于河北巨鹿，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成果有《稽古录》点校和秦汉史论文多篇。

本卷的编写组织工作开始于1981年。这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行了秦汉卷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提出了编写的初步计划。1983年4月举行了第二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十六个篇目，总称为“别录”，后来改为“典志”，十六个篇目后来也不断有所调整。1987年9月举行第三次工作会议，明确了本卷的一些问题，促进了工作的进度。同年12月底，典志编预定各章全部完成，于1988年4月30日初步定稿。序说、综述和传记工作因多种主客观原因进展很慢。1992年3月上册完成，1993年8月7日下册完成。至此，全卷全部脱稿，距离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已经十二年了。

序说编论述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内容翔实，对秦汉史研究概况也能举其大端。综述编勾划了秦汉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典志编论述秦汉时期的生产力、生产状况、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当广泛和深入，为通史撰述中所仅见。《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和《朝廷、郡县和封国》是其中很重要的两章，前者是关系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是史学界争论相当多的问题。作者在这里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看法和阶级中也有等级的看法。这种说法，对土地国有说和土地私有说的内容都可以概括进来，而对于秦汉阶级关系的分析也可以有进一步的深化。当然，这都还不能作为定论，提出来是希望大家讨论的。这一章原来是三篇文章。一篇是高敏同志的《土地制度》；一篇是安作璋同志的《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发展》；一篇是廖德清同志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三篇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相互间的关系特别密切，论述的内容有相当多的重复。经过商量，对这三篇进行了一些增删和局部的改写，把三篇合为一章。在这一章里，有的论点如同原作者平日所持见解不尽相同，并不等于对平日见解的放弃，这是应当说明的。传记编所收人物见于标目者有近百人，写出的稿子也都有他们的特点，但还不甚理想。撰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是我们史学工作中很薄弱的一环，还需要投入很大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在本书中，我们很注意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在本卷的典制编和传记编中，都有相当精彩的作品发表，这都是有关各方面的专家的力作。何绍庚同志在组稿和稿件加工上出了很大的力气。

我们对于编撰这样的大型史书没有经验。我们的史学水平和表述水平都有限，因而书中不免有许多不足和缺点。就本卷来说，我们已发现的不足和缺点有很重要的三点：一是表述的方式多属于论文式的，还缺乏史书撰述特点的自觉；二是没有能够充分吸收国内外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三是我们希望写出多民族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写得很不够。这些问题的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要改变这些状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所能解决，但我们只要去努力，还是可以不断取得进展的。

为了全卷在观点上、体例上的一致，在表达上要求更可能的明确，我对一些稿件做了必要的修改、改写、补写和调整。这样的做法，有时也可能会不符作者的原意，有时也可能出现新的失误，尚请同志们指教。在全卷的结构上，虽有第三卷的成例可循，但在具体安排上，还有不少的困难，往往会遇见复杂的情况，处理未必得当，这是需要读者帮助解决的。

佟冬同志为本卷上册题字，杨向奎同志为本卷下册题字，增加了本卷的光彩，我们很感谢。

白寿彝1993年8月25日于北京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二节　史籍佚文的辑本《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约一百四十三篇，东汉班固、刘珍、蔡邑等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

《汉记》之作始于汉明帝时，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列传，新市、平林、公孙述、隗嚣等载记凡二十八篇。安帝时，刘珍两度奉诏著作东观，始有《汉记》之名。其所撰为光武至永初初诸纪、表、名臣传、节士传、儒林传、外戚传等。桓帝时，边韶领衔作穆、崇二皇传、《顺烈皇后传》、《安思阎后传》、《儒林传》、《百官表》、《宦者传》。此时，《汉记》已有一百十四篇之数。后又由伏无忌主持，补修《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泽侯表》、《南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于是诸体始全。灵帝时，蔡邕两度主持撰作《朝会》、《车服》、《律历》诸志，并续作纪传。汉末丧乱，蔡邕被诛，《汉记》修撰之事，遂告终结。

此书自刘珍起，以东观为主要撰作场所，所以刘昭称其书为《东观书》。后郦道元《水经注》始称其为《东观汉记》，《隋志》沿用此称，并流传至今。

《东观汉记》是东汉历史比较原始的材料。至隋唐时已有不少散亡，入宋后残存无几，元明之际亡失殆尽。史注和类书中，仍有一些佚文。此书可以订补范书，如张顺组织王莽末年南阳起事，范书无载；也可证范书之言有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书乃史臣撰述时人事迹，难免有曲笔之嫌。书又成于众手，质量参差不齐。繁简失当，选材不精，在所难免。而自安、顺二帝以下，亡缺尤多。此书辑本以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为最早。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但书脱漏甚多，连《太平御览》都未曾取资，其所用《北堂书钞》乃明陈禹谟本，文多妄增误改。姚氏又颇沿明儒旧习，读书不精，考辨乏力，讹谬之处，时有所见。再则辑文一律无出处，使读者无从考索。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在姚辑的基础上，利用《永乐大典》予以订补，辑为二十四卷。其编目依原书体例，分纪、表、志、传、载记五体，较有条理。辑文也较姚辑丰富可靠。末附《东观汉记范书异同》，可供参校，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惜漏辑仍多，且无出处。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的问世，弥补了前两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惇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赵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汉官六种》《汉官六种》，十卷，清孙星衍辑，收入《平津馆丛书》。其所辑诸书情况如下。

《汉官》，一卷，作者及成书年代亦不详。《隋志》作五卷，宋时仅存一卷，旋即亡佚。今所见佚文唯存《续汉书·百官志》注中，内容侧重于公卿员吏的人数和品秩，并附记诸郡郡治距京师的里程数。

《汉官解诂》，一卷。原名《小学汉官篇》，计三篇，建武年间新汲令王隆撰。其书以童蒙书之形式出现，“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①，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比较广泛。东汉中后期重臣胡广深谙官制仪式，有“万事不理问伯始”之誉。他看中《小学汉官篇》，并亲自为其作注。胡注补正《汉官篇》虽称精要，难言其详之弊，故书名随之易为今名。这也是为什么原文较少保存，而胡注传世较多的原因。

《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原书四卷，东汉议郎卫宏撰。此书不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礼制，如籍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所以隋唐史志多将其列入仪注类。又因其所载官制较详备，故自《直斋书录解题》始，称其书为《汉官旧仪》，清四库馆臣辑本亦据以为目。此书是《汉官六种》中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一种。

《汉官仪》，二卷。原为十卷，东汉军谋校尉应劭撰。时献帝迁都于许，旧章湮灭，书记罕存，应劭于是缀集旧闻，而作此书。汉官诸书中，此作最为系统，佚文史料价值亦最高。其书在史注和类书中或称《汉官卤簿图》，或称《汉官名秩》，又作《状人纪》，疑皆为其书之篇名。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简称《汉官典职》，或《汉官典仪》。

原为二卷，东汉卫尉蔡质撰。杂记官制及上书谒见仪式。

《汉仪》，一卷，吴太史令丁孚撰。因《新唐志》称其作《汉官仪式选用》，所以有人以为与蔡质之作本为一书，但据《续汉志·百官志》所引，当自为一书，仅较他书简略，流传不广，鲜为人知。

这六书是汉代官制仪式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的不足，应予以足够重视。

除孙辑外，元陶宗仪曾辑应劭《汉官仪》一卷，仅十六条，且无出处。

清四库馆臣辑卫宏《汉官旧仪》及《补遗》共四卷。辑本体例较为严谨，辑文也较丰富。然其据《永乐大典》所辑二卷，与史注及其他类书参校考订，未免不足。而《补遗》部分草率收兵，脱漏较多。又清王仁俊辑《汉旧仪》、《汉官仪》各一条。而黄奭之《黄氏逸书考》则全取孙辑，唯增案语一句，它无所发明，刊刻疏略，复增舛讹，最不足取。相比之下，孙辑优点有四：一为辑书全，二为辑文多，三曰出处详，四乃考辨较为审慎。而漏引、误引，亦屡有发生，用之不可不慎。

此外，孙星衍还辑有汉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一卷，可明汉初礼仪之概貌。

与上述诸佚史相联系，研究汉代礼制仪式，可参阅蔡邕《独断》。此书今存，二卷。其所载有天子称谓及其所用、所居、所行、所驻之名称和仪制，群臣上书诸类别及程式，以及汉宗庙、祭祀、爵制、乐舞、五德说、汉世系、冠冕舆服之制和谥法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冠冕舆服之制尤为详细。全书条理贯通，简明扼要，虽略有后人补窜，记述也有小疵，仍不失为汉代礼制的重要参考书。

其他逸史的辑本《楚汉春秋》，九卷，西汉陆贾撰。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为一部杂史。司马迁撰《史记》时，曾采撷此书。唐以后散佚。清人辑本有三：一、洪颐煊所辑，见《问经堂丛书》。二、茆泮林所辑，见①《续汉书·百官志》注。

《十种古逸书》，亦见《后知不足斋丛书》和《龙溪精舍丛书》。三、黄奭辑本，见《黄氏逸书考》。其中以茆辑最佳。但佚文数量不多，史料价值亦有限。

《三辅决录》，二卷，东汉赵岐撰。这是一部汉代关中地方人物志。所述汉代三辅名人事迹，可作订补纪传体史书之用。与之相类的有佚名氏所作《三辅旧事》、《三辅故事》，均已亡佚。清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有此三书，虽未完善，可供参考。

此外，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有《汉晋春秋》、《会稽典录》、《钟离意别传》、《郑君别传》等。《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又辑有《后汉抄》、《蜀王本纪》、《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海内先贤传》、《青州先贤传》、《鲁国先贤传》等。每种书仅数条，脱漏甚多，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言应辑秦汉史籍相较，差距甚大。但尽管每种佚史的佚文数量有限，可是集中起来，就十分可观。在秦汉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越发显得宝贵。这一领域尚有待全面开发，作一次较为彻底的总结。

第一节　基本史籍《史记》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本卷丁编别有传。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记述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政府档案，也有作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身交往所了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则存疑，或缺略不论。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东汉卫宏。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他还指出《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作。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及文采。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

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然而在此过程中，误引误删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

有关《史记》的考订校补之作甚多，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三家注外中国有关考订之作一百余种，日人之作二十余种，汇为一编，考校得失，颇有便于读者。其后水泽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集世所罕见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作为校记，为洞悉《史记》古本原貌，作出了贡献。《考证》辑录《正义》一千多条，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条。虽二书中出于己者而“坚壁不可撼”之精说不多，有些注文过于繁琐，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为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对读《史记》诸表有较高参考价值，其中以汪越、徐克范《读史记十表》和卢文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较为重要。

《史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以同治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兼取百衲本。二本在传目编排和文字上均有差异，互有短长。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在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有关秦史，还应注意下列诸书：清孙楷的《秦会要》，从先秦诸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太平御览》诸书中摘取有关秦典章制度的资料，分入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门，使零散的材料条理清晰地整理出来，颇有益于学人。近人徐复又钩稽群籍，逐条予以斠正，并续有增补，成《秦会要订补》一书，也颇利于用。

近人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纪传体史书成例，材料丰富，兼有考证，既可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憾，又可省却读者许多翻检之劳。惜与作者原计划相较，尚有漏略。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资料也欠完备。

此外，有关秦汉典章制度的材料，还应参阅唐杜佑《通典》，其中《食货》、《选举》、《职官》三典尤为重要，不可不读。

《汉书》《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撰。《续汉志》，三十卷，西晋司马彪（？—约306）撰。范晔、司马彪，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范晔已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并同谢俨撰成《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州郡志》实包括百官于内。南齐檀超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之得失”为宗旨，多用合传形成，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名士的识人之鉴。又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为一传，以讥刺这五位庸碌圆滑官僚的苟合因循。又别立《孝义》、《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宦者》诸类传，分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东汉社会的面貌。由于范书重文采，求简要，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体事实隐而未彰，这些欠缺需从《后汉纪》和东观诸佚史的佚文来作些订补。

司马彪的《续汉书》，是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阙尤多。永嘉乱后，《续汉书》纪传部分陆续散亡，唯八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后《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志》中，以《百官》、《舆服》、《郡国》三志最为重要。《百官志》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详之弊，以刘秀定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将各级主吏、属吏的员数、职掌和源流，条理爬梳，并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唯略于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约《宋书·百官志》以为弥补。《郡国志》则可与《汉书·地理志》相对照，以明地理沿革。《舆服志》为《史》、《汉》所无，源出于《东观汉记·车服意》，是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的主要依据，对于研究秦汉文化史和社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司马彪未志《食货》及《艺文》，使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书问世后不久，南朝梁人刘昭为之作注，并选取《续汉书》八志，析为三十卷，注以并行。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再为范书作注，因《续汉志》非范晔所作，弃而不注，一时风行天下。于是范书又单行于世，而刘注则随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孙奭建议把李贤所注范书纪传和刘昭所注《续汉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并成书。此后，《后汉书》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李贤注，重于诠释文句，疏于史实考辨，又成于众人之手，匆匆成书后复无暇整理，繁复错讹之处时有所见，以至《南匈奴传》等注令人不可卒读。刘昭注详于史实的订补和考辨，广征博引，多为今日亡佚之书，史料价值较高。清代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正李、刘二注之失，又引《后汉纪》和诸旧史佚文以订补范史。王先谦在惠氏《补注》基础上，综合清人数十家之成说，以作《后汉书集解》，颇有益于学者。但王氏不仅对钱大昕、钱大昭、沈钦韩、周寿昌等人之精说脱遗甚多，而且如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竟被忽略不用。所以此书远不及《后汉书补注》精审。《集解》书未完成，王氏去世。后门人黄山等代为总校，延请柳从辰、马与龙、李祖楺等人以助其役，始成完书。黄山等别作《校补》，附于各卷之后。其说时有可取，然终不赅博。因此，阅读《后汉书》除参考《集解》外，还应参考下列诸书：宋刘攽《东汉书刊误》，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清李慈铭《后汉书札记》，清沈家本《后汉书琐言》、《续汉志琐言》，近人刘盼遂《后汉书校笺》，近人杨树达《读后汉书札记》，近人张森楷《后汉书校勘记》，今人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诸书中又以李慈铭、张森楷、施之勉之作创获较多。

范书无表，清人补作较多。其主要著作分见《二十五史补编》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其中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万斯同所补七表、徐绍桢《后汉书朔闰考》、黄大华《汉志郡国沿革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较为特出。又近人苏诚鉴之《后汉食货志长编》，可补《续汉志》之缺。关于《后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编《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李裕民《后汉书人名索引》、王天良《后汉书地名索引》三种。

关于《后汉书》的版本，可选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徐天麟《东汉会要》四十卷，为《西汉会要》的姊妹篇，体例大体一致，分十五门三百八十四事，唯《学校》、《运历》、《祥异》三门，被《文学》、《历数》、《封建》三门所取代。取材以《后汉书》为主，兼及《东观汉记》、《续汉书》、《汉旧仪》、《汉官仪》等。书有残缺。其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佚，第三十六、三十九两卷各佚半卷。清蒋光煦《斠补偶录》（见《涉闻梓旧》）为书校误补残之作，可资参考。

《三国志》《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233—297）撰。陈寿，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三国志》包括《魏书》（有帝纪，以示正统）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对汉末史事有不少记载，而大量记载三国时史事。本书第五卷甲编别有题解。

《汉纪》《汉纪》，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

奉汉献帝之命，按《左传》体例，删略《汉书》，历时二年而成书。时称此书“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唐人开科取士，一度以《史记》、《汉书》、《汉纪》为一科。自《资治通鉴》问世后，其影响日小，几致消亡。

《汉纪》共十八万字，所用史料，《汉书》以外采录极少，故史料价值不高。但《汉纪》将《汉书》的精华大体吸收进来，以年系事，条理清晰，头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西汉历史的简明大事记，可作研讨西汉史的入门书来读。此外，荀悦立意“劝善惩恶”，于《汉纪》中撰写了大量的论赞，约占全书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不乏佳论。如对汉文帝十三年诏除民田租一事的评论，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严酷事实。这一史论至今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利用《汉纪》应以研究荀悦史论为重点，并与其所著《申鉴》相联系。同时对《汉纪》补正个别史实之处，予以留意，以尽其用。

此书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后汉纪》《后汉纪》，三十卷，东晋袁宏（328—376）撰。袁宏，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与《汉纪》删节《汉书》不同，袁纪成书早于范书，所纪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资料，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袁纪精实之语，也有不少范书尚未吸取之处，往往可以订补范书的错误和不足。如岑宏《乐成王苌罪议》、张酺《荐太子侍从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公元133年）京师地震对策、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的《陈兴广学校疏》，都不见于范书。以上诸奏疏，对了解东汉中后期政治混乱、经学堕废的情况，颇有助益。即使是同一奏疏，袁、范二书引用时，取舍也有不同，可互为补充。如袁纪卷二十八载朱穆上梁冀奏记所说河内横征暴敛的情况及其恶果，就较范书所载详而具体。

《后汉纪》论赞之多，几占全书十二分之一，为历代史书所仅见。有些内容虽然也可供治史者参考，但袁宏务饰玄言，不乏迂腐的说教，其价值低于荀纪。

阅读此书，可用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本。

除上述二纪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秦汉部分，亦不可忽视，其史料虽基本出自前四史及两汉纪，但简明扼要，是初学者提纲絜领地熟悉秦汉史的入门之书。而胡三省注，音义兼备，考辨精当，地理尤详，兼有史评，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辅黄图》《三辅黄图》，作者佚名。《隋志》称其为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今本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时所分析，且有后人所增补。作者一般指为六朝人，而陈直以为是中唐以后人。

本书载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布局、宫廷苑囿、离宫别馆、汉陵面貌、祭祀礼仪等内容，是研究秦汉咸阳、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此书以陈直《三辅黄图校证》本为佳。

《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十二卷，东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此书一至四卷，总述梁、益、宁三州历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为主。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分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的历史，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巴蜀的历史。十至十二卷为三州由西汉至东晋初的“贤士列女”传。书中有关秦汉的部分，多为纪传体史书所不载。如卷一《巴志》所载刘邦为汉王时，纳范目之策，募发賨民，共定秦地，奠定统一天下的基础一事，即不见于《史记》、《汉书》。所以此书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此书整理本有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者校勘、补佚、考辨、注释，颇见功力，且配有大量插图，体现旧学“左图右史”的传统，价值较高。后者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言简意赅，于疑义多有论断。书后附示意图五幅，另《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颇便于用。

《水经注》《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

此书在汉桑钦《水经》记载的基础上，广为订补，详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兼论水道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邑、关津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筑、碑刻石阙、人物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关秦汉历史、地理、民俗的记述，可与纪传体史书相参照，订谬补遗。郦道元注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包括一批秦汉佚史，为研究秦汉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本书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成就较高。王国维《水经注校》用力甚深，惜点校质量较差，用时不得不慎。注中所载秦汉碑刻，可利用《水经注研究二集》所载陈桥驿《水经注·金石录》。

第三节　经纬及有关传注的史料价值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传授五经，于是属于今文经系统的《今文尚书》、《易经》、《诗经》、《仪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等先后成为汉代官私诸学的基本读物，同时也成为两汉制定国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尤其经汉宣帝石渠阁会议和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皇帝亲自“称制临决”，钦定经解教义，大大加强了今文经的神学化。官学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各个领域。作为古文经系统的《古文尚书》、《周礼》、《左传》，除在王莽改制和光武帝中兴之初，一度列于学官外，一直受到今文学派的排挤，只能在民间流传。后来在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的大力提倡下，古文经逐渐在学术上取得优势，其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其间，《论语》、《孝经》二经，也被列为官学，形成“七经”。由于汉代经学和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经今古文学之争又涉及当时的政治斗争。因此，研习上述诸经，特别是研习《尚书》、《易经》、《周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七经，对于探讨秦汉史，尤其探讨秦汉政治史、学术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

《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孟子》八经的经解中保存有大量的汉人传注。特别是郑玄的“三礼”注，常用汉事解经，成为我们了解汉代典章制度、宫廷和民间礼俗等情况的宝贵资料。宋王应麟为了研究汉制，曾从上述八经注及《国语》、《说文》中，剔取有关材料，编为《汉制考》一书，计四卷，可省却部分翻检之劳。可惜书非定稿，材料也未经分类，且有所脱漏，有待进一步整理。

与经学相配合，从西汉中叶起，谶纬之说兴起。谶是预告将来吉凶祸福的隐语，纬是对经书神秘化的解说和推衍，以附会人事。它们是汉代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企图欺骗舆论，摆脱困境，寻求福祐的唯心主义谬说。刘秀认为自己应谶言而定天下，对之深信不疑，因而谶纬一度成为官方的显学。但是谶纬具有神秘的色彩，各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可以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东汉中后期，它曾是豪族世家对抗皇权和宦官的武器。甚至黄巾起义也加以利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以谶言形式发出起义的信号。加上谶纬之学讲“革命”、“革政”、“五德更替”，这些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所忌讳的，因而它不久就为统治阶级厌弃。三国两晋以后，谶纬之学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众多的谶纬之书随之也陆续消亡。

纬书中不但包含有大量的今文经说，以及天文、地理、医学、农学、数学等内容，而且与两汉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也是研究秦汉史的必读资料。明孙瑴的《古微书》和清赵在翰的《七纬》是较好的辑本。又唐刘赓的《稽瑞》，作为有关谶纬学的小型类书，也可供参考。此外，有关阴阳五行学说，可参阅秦汉《日书》简文。

第四节　小学书的史料价值

小学著作是研读诸经的工具书，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三十卷，东汉许慎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定字源的字书，对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释语中不时留下一些可资利用的秦汉史料。如《说文·叙》就言及尉律；《贝部》引律令曰：“民不徭，赀钱二十二。”又释“盐”、“祆”、“僧’、“塔”等，对了解河东盐池的规模，以及拜火教和佛教的东渐，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使用此书，应利用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方言》、《释名》、《急就篇》《方言》，十五卷，西汉扬雄撰。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今传晋郭璞注本，唯十三卷，略有后人增补。书中在以汉代通行语解释方言时，也片断地反映了汉代的衣食住行和风俗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史实。清钱绎《方言笺疏》，可用以参考。

《释名》，八卷，东汉刘熙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声训释字义的训诂书。全书共二十七篇，分释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等类字义，对研究两汉社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读时可用王先谦《释名疏证补》。

《急就篇》，凡三十一章，西汉史游编。这是一部童蒙之书。首章为开篇，后六章叙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个；下接“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车马具、衣履服饰、建筑和室内陈设、人体生理和疾病、药物、农作物名称、花鸟虫鱼兽等名词；又有三章叙刑法；二章叙职官及地理；末章以颂扬汉德而告终。这书反映社会面极广，从中可以了解许多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四部丛刊》本有唐颜师古注，较便于用。

第五节　诸子书的史料价值

在秦汉文献中，子部书的重要性仅次于史部。子部书不只表述了各家的思想，而且大致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科技等方面，都为研究秦汉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

《新语》和《新书》西汉建国之初，总结秦亡、楚败、汉兴的经验教训是主要议题。《新语》和《新书》是其代表作。

《新语》，上下二卷，共十二篇，陆贾撰。全书以黄老思想为核心，吸取儒学的部分主张，强调无为而治，政令统一，选贤用能，崇尚仁德。今本有后人改窜，以致有人疑其为伪书，未免失于偏颇。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是较好的读本。

《新书》，又名《贾子》，贾谊撰。今本十五卷，计五十八篇（缺《问孝》和《礼容语》上）。书中提出以民为本，合理分摊赋役，重农抑商，加强对诸侯王国的限制，以及相关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汉初历史和贾谊思想的重要资料。原书亦经改窜，真伪错杂，应予以注意。《贾谊集》把《新书》与贾谊的其他奏疏、文赋汇为一编，颇便于用。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文景时期，诸侯王坐大，国家的统一受到威胁。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还是鼓吹分裂割据，成为思想领域争论的焦点。贾谊《新书》已开其端，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推《淮南子》和武帝时问世的《春秋繁露》。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言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内篇。这书由淮南王刘安延请学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儒、法、阴阳五行诸家学说，为文景时期刘姓诸侯王企图保持封建割据的思想代表作，对了解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斗争有较高参考价值。读这书时可用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并参考其《三余札记》。《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今本与《汉书》本传及《艺文志》所言篇数、篇名均不大相符。可见经后人重新整理，已非本貌。但其主要内容当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说为指导思想，提出一系列维护“大一统”的思想观点，又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新体系，以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当时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书是了解西汉中期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重要资料。读时应用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白虎通义》《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称《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班固等整理编纂。章帝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对儒学经典主要内容的理解，仿效宣帝时召开的石渠阁会议，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会集天下今、古文名儒与有关政府官员，讨论五经异同，最后由章帝亲自裁定是非。《白虎通义》就是此次会议的总结，它把儒家学说与谶纬迷信紧密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这是研究东汉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清陈立《白虎通义疏证》是主要参考书。

《论衡》和《新论》《论衡》，三十卷，王充撰。全书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录无文。王充博学多闻，勤于著述，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及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王充精通汉史，常据以阐发其主张，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风尚，因而此书是研究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近人黄晖的《论衡校释》，引证丰富，注释精当，成就较大。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的《论衡注释》，释文简明，便于初学。

《新论》，二十九篇，桓谭撰。桓谭反对谶纬，其主张与王充有不少共通之处。原书久佚，清严可均辑本较为完备，见《全后汉文》。王充、桓谭，本卷丁编都别有传。

政论书东汉中晚期，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为拯世救俗，政论之作大兴。

《潜夫论》，三十六篇，王符撰。王符因不满东汉后期的黑暗统治，隐居著书，痛讥时弊，不欲彰显其名，故名书曰《潜夫论》。这书强调民本思想，要求改变世家豪门垄断政治的局面，以达到重兴汉室的目的。这是了解东汉后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清汪继培撰，今人彭铎校证的《潜夫论笺》，颇便于用。

《政论》，一卷，崔寔撰。这书以揭露东汉末年统治集团的腐朽奢靡生活为主要内容。原书早佚，辑本以清严可均所辑为佳，见《全后汉文》。《昌言》，仲长统撰，三十四篇。其性质与《政论》相类，仲长统对汉朝已不抱多大希望，也能较多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冷静剖析汉朝衰败的历史原因，所以史料价值较大。对探讨玄学的起源，也有所帮助。原书亦佚，亦以严可均辑本为佳。

《申鉴》，五卷，荀悦撰。这书恪守传统儒学，但反对谶纬迷信，又主张德刑并用，限制兼并，以缓和社会矛盾。书中还极力主张抑制权臣，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强化皇权。这是研究汉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盐铁论》和农事书反映汉代经济思想和农业经济的史料有《盐铁论》和《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农事书。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西汉桓宽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围绕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此书。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此书可以说是半部《桑弘羊传》，为研究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书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涩难懂。近人郭沫若《盐铁论读本》，今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二书，对读者可有较大帮助。

《氾胜之书》，十八篇，西汉氾胜之撰。胜之，成帝时人，曾为议郎。

这是他指导关中农民耕作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为中国农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书中除记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术外，还介绍了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稻田水温调节法、桑苗截干法等先进生产技术，是了解汉代农业史的宝贵史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和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是可供阅读的最佳辑本。

《四民月令》，一卷，东汉崔寔撰。这书仿《礼记·月令》，按月记述地主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和缪君愉《四民月令辑释》均可利用。

《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两汉时期，佛学东渐和早期道教初创，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时，有关宗教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

《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我国道教主要经典之一。

此书源于东汉宫崇献给顺帝的《太平清领书》，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基调，杂以巫觋之语。东汉统治者以为妖妄不经，藏而不用，因而只能在民间流传。其中神秘的五行说和朴素的平均思想，成为张角组织群众，发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以后，经历代信徒的推广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庞大规模。《太平经》对于探讨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今人王明《太平经合校》是较好的读本。《道藏》中的唐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保存了旧本的部分面貌。而佚名《太平圣君秘旨》，又有今本《太平经》所失载的内容，可以参考。

《牟子理惑论》，或称《牟子》，或作《理惑论》，凡三十七篇，是我国最早的佛学经典之一。旧题东汉太尉牟融撰，或云苍梧太守牟子博撰，均不可信。此书当成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述为佛教初入中国时，世人对佛教的不同看法，并进而主张佛学与儒家、道家之说相融合，以适应中国的政治需要和风俗民情。这是研究早期佛学史的宝贵资料。书早佚，《弘明集》中保存佚文较多，可资利用。

《风俗通义》子书中的风俗书以《风俗通义》为代表。该书三十卷，今存十卷，东汉应劭撰。应劭博闻强识，著述甚丰。此书反映东汉社会的不同风俗，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多为纪传体史书所失载，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今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和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是便于阅读的本子。

天文数学书汉代自然科学类的存世之作，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等三个学科。

《灵宪》、《浑天仪》，均为东汉张衡所撰，是汉代天文学中浑天说的代表作。二书均佚，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中有辑本。

《周髀算经》，二卷，至迟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先秦以来天文算学经验的总结。其天文学方面主张盖天说。数学方面的贡献，则表现在分数算法、开平方算法的运用，以及总结出勾股的定理。书存《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中，有汉赵君卿注和唐李淳风注。

《九章算术》，九卷，当成书于东汉和帝时。作者无考。这是世界古代数学名著之一。其中分数计算法、负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以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是了解汉代数学成就的重要资料。同时在算题中，还可以了解汉代经济政策、物价、农业生产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史料价值较高。魏刘徽和唐李淳风为之作注。书亦见《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

医药书《神农本草经》，秦汉间人伪托神农撰。收载药物达三百六十五种，是我国较早的有关药物学、植物学的分类学专著。书佚。清孙星衍辑本较佳，见《问经堂丛书》。

《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东汉张机撰。原书散佚，西晋王叔和得其残稿，加工后，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是了解汉代医药学水平的基本参考书。前者以任应秋《伤寒论语释》最便于用。后者可用《四部丛刊》本。

第六节　文集及古小说的史料价值

《蔡中郎集》、《扬子云集》、《孔北海集》汉人文集基本散佚，故传世之作多以辑本为主。较重要的是《蔡中郎集》，《四部丛刊》影明华氏活字本为十卷，较佳。《四库全书》翻明陈留本为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集》本止二卷，可备参考。这书是研究汉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扬子云集》六卷，《孔北海集》一卷，均见于《汉魏六朝百三集》和《四库全书》。其中扬雄的《法言》和《太玄经》价值较大。

此外，重要的参考书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严可均辑。其中收有《全秦文》一卷，《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卷，对了解秦汉历史，有很大参考价值。严氏汇众多单篇于一编，便于翻检，且出处周详，也易于核对，因此可作工具书使用。以中华书局影印清王毓藻刻本为佳。又《文选》，六十卷，南朝梁萧统编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其中所录秦汉人之作，皆可为研史之助。《文选》李善注，广征博引，多为秦汉佚书，也可订补正史之伪脱。阅读时可用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同时应参考《六臣注文选》。又《古谣谚》，一百卷，清杜文澜辑。此辑引用秦汉古谣谚达三百余首之多，还逐首引述本事，注明出处，考辨疑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秦汉部分，也可供参考。其辑诗偏雅，与较能反映民间呼声的古谣谚相比，有所逊色。

《西京杂记》、《博物志》《西京杂记》，今本六卷，晋葛洪编。或题汉刘歆撰，或以为南朝梁吴均撰，均非。此书，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汉魏六朝佚史而成。所述西汉之事，怪诞不经，多不足信。但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昭君出塞前后汉宫画师事迹、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均可开阔思路，有裨研史。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较佳。

晋张华《博物志》、晋崔豹《古今注》、五代马缟《中古古今注》等，性质皆与《西京杂记》同，可聊备参考。它如《太平广记》、《笔记小说大观》等，均可浏览。只要稔熟基本史料，思路敏捷，钩沉探隐，从中总能得到启示。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秦都咸阳和碣石行宫

秦都咸阳

秦都咸阳故城在今咸阳市东十余公里处。公元1959年开始勘查，截止公元1988年年底，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27处，手工业作坊遗址6处，秦墓128座，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部分发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受到很大冲决，目前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现存遗址应是咸阳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其中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最多、最密集，规模也最大；在它的外围有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576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及出土遗物判断，这组大型的建筑遗址应是秦咸阳宫，此墙应是秦咸阳宫宫墙。宫殿区的西边有大片秦墓地；西南边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有学者根据目前掌握的宫殿区范围，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并参照汉宫殿区占据长安城大部的例证，提出秦咸阳东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的构想。真象如何，有待更多的资料验证。

公元1973—1982年，发掘宫墙以内保存较好的1号建筑遗址的西半部和与之相连的2号和3号建筑遗址，共揭露面积15000平方米。1号建筑夯土台基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6米。对揭露出的遗迹现象，做过初步复原研究，得知这是一座似乎以面呈长方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建筑。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其他较小的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3号宫殿基址在1号基址西南100米处，其间有建筑互相连接。它是一座带有回廊的殿堂，在廊道两壁上彩绘壁画。画面为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纹图案。根据建筑形制和出土的遗物判断，1号遗址大约建于战国中、晚期，3号建筑大约建于战国末年或秦代。两座遗址中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末的烈火。

秦宫遗址的勘查和发掘，证明秦宫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多座建筑物之间以甬道、复道相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又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秦代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代影响很大。

碣石行宫勘察和发掘秦东海行宫，是1984年以来的事。经多年努力，现已初步探明秦东海行宫修建在今渤海沿岸，大约从北起辽宁省绥中县墙子里村，南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全程四十公里的环渤海地带。绥中墙子里地处山海关外15公里处的渤海之滨，这里有一组自然礁石，耸立在海中，民间传说为“姜女坟”。在紧靠“姜女坟”的海岸上发现了六处建筑遗址群。它们大约都是建于秦代或西汉前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面对“姜女坟”的石碑地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台基南北长500多米，东西宽近300米，台基高8米。夯土台上有多级建筑。在建筑基址上发现了通长68厘米、当面直径52厘米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变形夔纹大瓦当，形式与秦始皇陵出土的十分近似。其他建筑材瓦亦与秦咸阳故城出土的相类似，推定此遗址始建于秦始皇时期，西汉时仍沿用，大约到东汉时废弃。从遗址所在地及与“姜女坟”的关系看，“姜女坟”应即史籍所载的东海碣石，而这组建筑则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东巡的碣石宫。石碑地西边有黑山头遗址，东边有止锚湾遗址，都出有形制相同的大型空心砖和较大的云纹瓦当，说明这三处遗址的时代相同，性质相近。

位于秦皇岛市金山嘴的另一处秦行宫遗址，北半部已发掘，揭露面积1.5万平方米。这里至少有六组以上的建筑。北面一组似为正殿，由两个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宫殿基址组成，共四十大间。有墙基、石柱础、门道、散水、叠落的筒瓦、板瓦、与石碑村遗址形式相同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它同绥中墙子里发现的遗址同属于一个大的建筑体系，是秦之国门碣石宫的一部分。参考书目1.秦都成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1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11期。

2.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11期。

3.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期。

4.陶复：《秦咸阳宫第1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文物》1976年11期。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

6.郑绍宗：《河北省近十年考古综述》（二），《文物春秋》1989年4期。

第二节　秦始皇陵园

秦始皇陵园的勘察工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初，公元1974年以来，勘察发掘全面展开。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园的建筑布局，并先后发掘了兵马俑坑、铜车马坑和一部分马厩坑、陪葬墓、役徒墓）共出土文物5万多件。

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围墙。内墙长1355米、宽580米。外围墙长2165米、宽940米、墙基厚8米。内外围墙的四面都有门，除内墙北墙辟二门以外，其余每面各辟一门。门道两侧各有一土阙。内围墙的四角有角楼；西北部有夹墙，亦呈长方形。坟丘在内围墙中部偏南处，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每边长350米左右，现存高度76米。坟丘底下是地宫。地宫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砖坯砌筑宫墙。宫墙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墙体高厚各约4米。四面有门。地宫内的构筑和埋藏，目前还不清楚。坟丘西侧有铜车马坑。车马坑附近和坟丘南侧，各有两个府藏库。坟丘北部有寝殿、便殿和丽山食官建筑遗存。陵园内的这些建筑布局，大体上是按照宫廷生活设计的。

陵园外四周的遗迹，以东部和西部发现为多。东部有兵马俑坑、马厩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陵役徒墓、窑址、石料加工场；南部靠近骊山处有防洪堤遗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鱼池遗址。

由于陵园外四周大量遗迹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陵园实际范围的关注。

有人认为，秦始皇陵的陵园边界应该是陵墓外围的自然屏障。以坟丘顶部为基准，向四方各自延长3750米，南抵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家背户村的古河道。东西南北各长7.5公里。目前提出的这个设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要经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检验。

与陵园建制有关的遗迹与陵园建制有关的发掘工作，重要的有四项。

（一）兵马俑坑的发掘。兵马俑坑共发现四个，都集中分布在陵园东门外1.5公里处。已发掘3号俑坑的全部和1号俑坑、2号俑坑的一小部分。另一个是未建成的废坑。这几个兵马俑坑，规模都很大，大约在始皇生前便开始营造，估计到秦灭亡时尚未完成。已发掘2690平方米，出土武士俑2200件，战车32辆（每辆配驭马4匹）、坐骑的战马29匹。根据钻探，三个坑的总面积是20780平方米，按照出土的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这三个坑的武士俑应有7000个，战车100多辆（配驭马400多匹），坐骑的战马100多匹。像这样大规模的模拟当时的步卒、骑兵的形象和战车实物的出土，还是第一次发现，以致被一些中外学者誉为“世界八大奇迹”。它为研究秦代军队编制、作战方式、甲骑步卒装备以及秦社会诸问题，提供了一批最直接最形象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价值。

秦兵马俑的发掘工作，还将长期进行下去。根据已经出土的资料考察，这应该是秦军士列陈送葬的模拟。它形象地体现了秦始皇时代的军阵的编列。战车兵和步兵是当时作战的主力部队，骑兵的地位看来仍和战国时期差不多，武器配备仍旧以远射程的弩机、弓箭和长木柄的戈、矛、戟、铍为主；而且绝大多数仍旧是青铜制品。主要的防护性设施是皮革制作的铠甲，没有发现头盔和盾。铜兵器由中央官署机构“寺工”铸造。服饰铠甲整齐统一，阵容威武雄壮，再现了秦始皇横扫六合的气势。

（二）马厩坑。有二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内外围墙西垣之间。两处活埋生马约有六七百匹，另有跽坐俑、饲料，以及供跽坐俑使用的陶器。部分陶器上有“中厩”、“宫厩”、“左厩”、“三厩”等刻文，表明这是宫廷厩苑的象征，跽坐俑则是养马的国人。在陵园西垣外大道南侧，另有一片陪葬坑。坑内置陶棺，棺内置生埋禽兽和跽坐俑。依马厩坑例，这应是苑囿中饲养的珍禽异兽。秦始皇生前有许多厩苑，死后把厩苑模拟于地下，以大量的马匹和珍异的禽兽随葬。

（三）铜车马坑。位于坟丘西侧。两辆车马同置于一长方盒状的木椁箱内。一前一后面西排列。车均作双轮，单辕，前驾四匹铜马，车上各有铜御官一人。车马人皆约当实物的二分之一。车马的鞍具齐全，与真车马无异。根据初步考证，1号车系立车，又名高车、戎车；2号车为安车。象征秦始皇乘舆出行。

（四）陪葬墓。有两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始皇陵坟丘北边。东门外发现17座，皆东西向，南北一字形排列。已发掘的8座均为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葬具皆一棺一椁，作长方盒状。随葬品有较多的铜器、陶器和少量金银器。有的器物上有“少府”铭刻。尸骨经鉴定，死者五男二女，年龄都在20—30岁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测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还包括秦始皇原来的近臣。位于始皇陵坟丘北边陪葬墓20多座，未发掘，情况不明。

参考书目1.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4.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第三节　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

西汉长安城的勘查发掘工作是公元1956年开始的。公元1956—1957年，勘查城墙、城门，发掘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并确定其他城门的位置。公元1958—1960年，发掘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公元1961—1962年，勘查城内街道和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和城西建章宫的范围。公元1975年以来，主要发掘武库和未央宫范围内的建筑遗址。

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分两个阶段。公元1954—1966年以勘查为主，采用铲探的方法，了解城垣、水道、宫城、城内道路和其他建筑遗址，绘制实测图。公元1972年以来，转入全面发掘。公元1972—1975年，发掘南郊汉晋辟雍太学明堂遗址和灵台遗址；公元1979年发掘北魏永宁寺塔基；公元1981年起发掘魏晋金墉城、北垣“马面”及其他建筑遗址。

汉代两京的发掘，将是一项长期的考古任务，目前都在继续工作中。

西汉长安城西汉长安城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虽已倾圮，仍连续不断；西城墙和北城墙保存较差，有不少断缺。全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平直，南西北三面墙都有曲折。四面城墙总长25700米，约合汉代六十里强。与《汉旧仪》长安城周围六十三里的记载基本相符。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里外各约11度左右。基部宽度为12—16米左右。城墙外侧有宽约8米、深约3米的壕沟围绕。

长安城每面有三个城门，四面共十二个城门。东面的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城门，由东而西是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过对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的发掘，证实汉长安城的城门各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各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实宽6米。城门全未用砖，而是两壁直立的阙口。在门道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石础之上应是立木柱，再在其上建门楼。出土现状表明，四个城门都焚毁于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中，其他城门似不例外。在此后的东汉、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期间，长安城已衰败不振，但仍部分被使用。例如宣平门的三个门道，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城门被沿用着，直到整个长安城因迁移而废弃。

长安城内有八条主要大街。最长的是安门大街，有55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有850米。其余的大街，长度在3300—3800米之间。这八条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东西向，皆为一直线，没有曲折，长度不等，但宽度全同，都在45米左右；而且每条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的排水沟，将大街一分为三，中间是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宽20米；两侧是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各宽12米左右。这就是《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的街制。

占据全城面积一半以上的五大宫殿，已得到考古证实。长乐宫、未央宫、桂宫仍有部分宫墙墙基和宫内建筑遗迹可寻，可以明确标定方位。明光宫和北宫已破坏殆尽，只能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已揭露的遗迹，作出大概的判断。位于长乐、未央二宫之间的武库已发掘。它的四周有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内有库房遗址七处。每一库房又分隔成若干间，分置各种兵器。出土时，尚有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铁兵器残存。从出土现象判断，武库也在王莽末年的战争中焚毁，以后一直废弃不用。

公元1986年以来，发掘工作主要放在未央宫范围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一座西汉工官官署遗址的发掘。这座官署遗址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周夯筑围墙，长134.7米、宽65.5米，内有署房十五间。在署房内共出土骨签数万片。骨签由动物骨头制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长5.8—7.2、宽2.1—3.2、厚0.2—0.4厘米。背面平直，正面孤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类。一类是一行字的骨签，字数6—7字，内容是物品名称、规格、编号等。另一类是2—4行字的骨签，字数少的十几个字，多的30—40字不等，内容是纪年、工官及所属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纪年自武帝至平帝的都有发现，还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无纪年的骨签。这批资料尚未全部整理公布，对骨签的性质和使用法，目前都还不大清楚。

现在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还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近年曾引起一场学术争论。参加这项工作的考古学者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有的历史学者则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在它的北墙外、西墙雍门外和东墙宣平门外的郊区，还存在一个外郭城。个别古建学者甚至认为，不但北墙外有北郭，东墙三座门外也有东郭。看来这个问题应靠更多的田野考古途径去寻求解决。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的发掘，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辟雍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

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北距长安城南墙约2公里。

整体建筑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圜水沟等组成。辟雍的主体建筑建造在一个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亞”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夹室”已毁没。台基四边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内各有抱厦、厅堂之类的设置。由出土现象推测，主体建筑可能是一座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筑物。主体建筑的四周筑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在四面围墙的正中，各有一个门道。门道中有木门槛的痕迹。门道两旁有土台，台上应有门楼。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筑比较简陋，似为廊屋，或为守卫人员的居室。在围墙的外面环绕圜水沟。圜水沟直径368米，沟宽2、深1.8米，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据建筑形制以及遗址所在方位，推定它是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造的“辟雍”。“王莽九庙”建筑群位于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大道之间，与辟雍隔道相望。这组建筑群由十二座建筑组成。建筑形式全同。在1—11号建筑的外边有周环方形的大围墙。围墙每边长1400米。12号建筑在它的南边正中。这十二座建筑都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主体建筑和围墙的平面均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距方正，分毫不差。1—11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1—4号遗址与南排的8—11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号遗址错落于南排和北排之间。12号建筑的围墙与1—11号的围墙大小相仿，但12号的主体建筑比1—11号的主体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这组建筑群中的每一个主体建筑、围墙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细部结构又与辟雍遗址相仿，但无圜水沟。建筑群遗址虽然破坏严重，但可以互为补充，求得比较接近原貌的复原。根据这组建筑群的所在方位，建筑规模，以及遗址中出土有“始建国”年号和“节砀”地名等题记，证实这组建筑正是《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九庙”遗址。

东汉洛阳城及南郊礼制建筑东汉洛阳城大体作南北长方形，长宽之比，约如古人所说的“九六城”。东西北三面城垣都有几处曲折，保存较好；南面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已无遗迹可寻。如果把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全城周长约14345米，相当于西晋里三十三里。从这个数字中减去晋金墉城突出于大城外部分的长度，所得大城周长约为西晋里三十里，与《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又引《元康地道记》所载的里数基本相符。

西北东三面城垣，共探出城门十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东垣三座。

现存城门遗址中，以北垣西起第一门为最大，此门即东汉的夏门，魏晋北魏的大夏门。城门缺口宽约31米，缺口中发现夯土墙两堵，说明原有三个门洞。其他各门只有一个门洞。在东西垣一些城门外还发现有夯筑双阙遗址，确如《洛阳伽蓝记》所载，东汉魏晋建都洛阳时，“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自曹魏至北魏，洛阳城城垣仍沿东汉旧制，绝大多数城门的位置相沿而不改。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因未经发掘，遗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据已探明的城门和街道的分布，大体标出它们的所在方位。城南的辟雍、太学、明堂和灵台等大型建筑遗址，已先后发掘。辟雍、明堂、太学分立，建筑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遗址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侧，由主体建筑、围墙、圜水沟三部分组成。围墙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70米，围墙外周绕圜水沟。辟雍的主体建筑建于围墙内正中，已毁没，现仅存方形夯土台基。每边长45米。公元1930年曾在这台基的南边发现著名的晋武帝三临辟雍碑，近年又在这里发现了它的碑座。确证魏晋重建辟雍系利用东汉辟雍旧址。

太学遗址在辟雍遗址东北边，四周夯筑围墙，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长220米、宽150米。围墙内布列一座座平房，长数十米，颇规整。历年收集的汉魏石经残块，大部分在这里出土。

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辟雍遗址东西相望。围墙平面亦呈方形，北面围墙已毁，东南西三面围墙尚有遗迹可寻。按衔接线复原，东西约386米，南北约400米。围墙内正中的主体建筑亦早已毁没，现存圆形夯土台基，直径62米。

灵台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隔道相望。四周筑夯土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20米。围墙内正中是灵台主体建筑。方形高台，全部夯土筑成。台基每边长约50米。台体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两层平台上都有回廊式建筑，并有坡道互通。台顶已遭到严重破坏，每边残长31—41米，残高8米。从出土的迹象观察，原来应是“上平无屋”的形制。

参考书目1.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2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4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3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1期。

4.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10期。

5.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4期。

6.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

8.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9期。

9.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礼制建筑的定名》，《考古》1989年3期。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1期。

12.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调查与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516—52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四节　秦汉长城及沿线城鄣烽塞

秦汉长城

近百年来，不断有中外学者对秦汉长城及沿线的城鄣烽塞进行考察，主要的有：公元1900—1916年，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曾三次进入甘新地区，对楼兰、敦煌等地的汉晋烽燧遗址进行考察和掠掘。公元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作过调查发掘。公元1942年，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曾对汉代玉门关、阳关及其以东的长城、鄣塞、烽燧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秦汉长城沿线的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河北、辽宁等省区的考古工作者，又对这条长城进行过多次的勘查发掘。勘查证实，秦汉长城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它西起玉门关，东至辽东以远，直线距离6000公里以上。全线大体上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段。

秦汉长城的东段几乎全部沿用燕长城。大约自内蒙古的化德县与商都县之间起，沿北纬42°往东，经河北省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省丰宁县北、围场县北，向东沿金英河北岸横贯赤峰市，抵达奈曼旗土城子，藉牤牛河为天然屏堑，向北推移20公里，在牤牛河东岸的牤石头沟又继续向东伸展，至库伦旗南部，进入辽宁阜新县东北。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秦灭燕，属辽东外檄”的记载看，自阜新以东，秦对辽东的燕长城似未加以利用。近年在阜新、法库、宽甸、叆河发现的长城遗迹，从遗迹附近发现的城址和出土遗物来看，全属燕汉特征的遗物，未见秦文化特征的遗物。如果把这些残段连成一线，西汉长城的东端应是《朝鲜列传》所云：“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

秦汉长城的中段约自东经114°以西至102°之间。这段长城错综复杂，建置年代先后不同。大致可分为南中北三线。南线沿用秦国长城，西起自甘肃岷县，循东北走向，经临洮、渭源，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吴旗、靖边、榆林，循毛乌素沙漠东侧，越窟野河，北上内蒙古准格尔旗，直达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秦灭六国以后，蒙恬修长城以此为西段，汉初仍沿用。汉武帝时，西翼防线北移到河西走廊，这条长城遂失去原有的作用。

中段中线秦汉长城，大约横贯于秦时九原、云中郡境。经勘查，遗迹由宁夏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以后，透迤在狼山北面岗峦之上，至石兰计山口，向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最后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与东段原燕国长城相衔接。这段长城，除了利用战国赵长城以外，有一部分应是秦蒙恬所扩建。

中段北线，即汉武帝时修筑的所谓“外城”。武帝“外城”，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胸”，世称“光禄塞”或“光禄城”，或径称“武帝外城”。这是一条复线长城还是长城外的一些不相连续的城鄣列亭？历代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很大。近年来，有不少考古工作者进行过实地勘查，一致肯定它是一条复线长城，而且分为南北两条，只是对个别路段的走向看法稍有出入。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外城位于阴山以北，分南北两条，都向西北方向伸延，两条走向近似平行，间距5—50公里左右。南面的一条起自武川县境内，西越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向西北方向延伸，进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北面的一条，东起达茂联合旗，西经乌拉特中后旗和潮格旗，伸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再转向南，与额济纳旗境内的长城相连接。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两条外城都是东起武川县西部哈拉合的中线长城处，蜿蜒西北行，经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西北进入蒙古高原。北面的一条，一直伸延到阿尔泰山中；南面的一条，折向西南，与居延塞外的长城鄣塞相连接。我们认为，像这样大面积的调查，出现个别路段走向出入是难免的。看来应有统一的组织，全面的复查，辅以现代的科学测绘记录，才能取得最后的结论。

西段长城系汉武帝经营河西走廊时修建，大约自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起，沿额济纳河东岸至甘肃金塔县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经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门关为止。自玉门关往西，直到新疆罗布泊湖畔的古楼兰（鄯善），仍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但已不见连接不断的城垣，故一般指玉门关为汉长城的西端。

秦汉长城是军事防御建筑，所经地带自然环境差别甚大，修筑方法大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地夯土筑造，山上石块垒砌，在陡峭的崖壁处，则利用崖壁作墙身，或稍加修筑而成；在两山夹峙的山口，则采用土石混合构筑。一般他说，夯土筑造的长城，墙身大都毁坏不存，现在仅能见到墙基痕迹。墙基宽4—6米不等。“武帝外城”受自然侵蚀尤为严重，现在只能见到间断的缓缓隆起的土梁。石块垒砌的长城，石墙下宽上窄或两壁垂直都有，高宽各4—5米，保存较好。不论夯筑石砌，有不少地段都遗留有屡次修缮的痕迹。

长城沿线的诚郭鄣塞长城沿线内侧，遍设边城。这些边城，多半属于屯戍性质，一般小于内地县城。有的边城使用时间很长，与内地县城无甚差别。城内有官署，有民居，有街道；城外有墓地，有的还附有城鄣、烽燧。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秦汉长城沿线城址不下一百座。其中托克托古城村城址、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城址、宁城县黑城子城址、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少数城址，可以确定始建于战国或秦代，西汉仍沿用；其他大部分城址应是西汉时期（主要是武帝及其以后）设立的。

边城城郭一般用夯土筑造，除个别外，城门都设在南城垣正中。城垣平面有四种形式：（1）方形或长方形，一般每边长420—600米。磴口市布隆淖城址、兰城子城址和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属于这种形式。

（2）呈回字形。城垣内外两重，平面均呈方形。外城垣每边长1000米左右，内城设在外城内中间，每边长200—250米。官署设在内城，内外城之间为屯戍建筑和民居。磴口市陶升井城址、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呼和浩特塔布秃城址等属于这种形式。

（3）城中也设子城，但子城位于城内一隅，城垣规模略小于回形城。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城址、托克托哈拉板申城址、奈曼旗西土城子等属于这种形式。

（4）形状不规整。夯土城垣有曲折，如杭锦后旗太阳庙等少数城址。

在已发现的边城中，有十八座可与史籍记载中的秦汉郡县相印证。例如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址，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为五原郡郡治，托克托县古城村城址为云中郡郡治，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为西河郡广衍县城址，丹东叆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城址，等等。

长城内外，凡重要的关口和适于瞭望的地方，都设置鄣塞、烽台。西起玉门关，东至奈曼旗沿线，发现不下数百处，有一部分已作了发掘。

鄣塞是边城派出的鄣尉所在，规模较小，形同后世哨所。一般设有围墙。围墙有石砌，有土筑。平面方形，每边长数十米至100—200米。鄣门一般设在南垣，作瓮城形。城四角有的向外斜出，形同后代“马面”设施。公元1972—1976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的居延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燧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都属于这一类建筑。内蒙古西部黄河北岸的乌兰布和乃格隆山口的鸡鹿塞、潮格旗“武帝外城”内侧的朝鲁库伦石城等，也属于这类建筑。

鄣塞的耳目是烽台。烽台用以警讯，都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草原上，沿线罗列，间距0.5—1公里，与长城距离不等。有的设在长城上，有的设在长城附近，有的远隔数峰。设在山巅上的烽台，一般由石块垒成，作圆柱形或圆锥形。大小高低因地而异。乌不浪山口东侧的一个石烽台，倾圮后实测直径10米。个别烽台四周加筑围墙。设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黄土夯筑而成，作圆锥体或方锥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基宽7—8米，高3—4米。有的四周加筑围墙。地处大漠戈壁的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城鄣烽燧遗址。敦煌西北地广人稀，盐碱特重，城鄣烽燧遗址保存最好。有的烽燧，至今仍高10米以上。许多烽燧备用的“积薪”，依然整齐地在烽燧附近堆放着，甚至连攀登燧顶的绳索仍悬挂于燧旁，是研究汉代边防鄣塞烽燧制度的最丰富最直接的资料。

参考书目1.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

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

5.陆思贤、盖山林：《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6.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

7.李逸友：《汉光禄城的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3期，1984年。

8.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

9.甘肃省博物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的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0期。

10.黄展岳：《秦汉长城遗迹的调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00—40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五节　汉代帝陵

西汉十一陵

西汉十一个帝陵，除文帝霸陵在西安东郊、宣帝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九个帝陵都在渭河北岸咸阳市至兴平县境内。公元1962年开始勘查武帝茂陵，以后陆续勘查诸陵。公元1966年发掘文帝窦后墓的部分从葬坑。公元1970—1978年，发掘长陵的一个陪葬墓——杨家湾大墓和安陵一个陪葬墓的从葬沟。公元1982—1983年，勘查杜陵并发掘杜陵寝殿和陵园的部分门址。

渭河北岸西汉九陵的勘查，其主要收获是澄清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顺序。排除咸阳原上有西周陵的可能性，同时又对汉唐间的有关西汉陵的记述作了详细校核。认定《汉书》臣瓒注所记诸陵的方位是可信的。《汉书》臣瓒注的诸陵方位被《三辅黄图》、《水经注》和唐《元和郡县志》所采纳，特别是《水经注》在记述北魏成国渠的流向时，详细标明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顺序，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可靠依据。于是在探明北魏成国渠遗迹的基础上，对汉陵逐一进行审定。审定后的西汉陵，自西至东的顺序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目前的推论是否正确，尚待发掘验证。

西汉的陵寝制度西汉的陵寝制度，主要是勘查诸陵的坟丘，陵园的围墙、门道和门阙；还有它们的后妃墓和陪葬墓。

除文帝霸陵“依山为陵”情况不明外，其他十个帝陵的坟丘都作覆斗形，用夯土筑造。茂陵坟丘最大，底边长230米、顶高46.5米。其他略小，一般顶高30米左右，底边长150—200米。坟丘居陵园中央。陵园四周夯筑围墙，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00米左右。四面围墙的中部辟一门，称司马门。门道宽15米左右。门道两侧各有一座土阙。土阙长40、宽15米左右。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并在陵园附近设庙。在各个陵园的内外地面上，目前还可以见到西汉建筑的遗迹和遗物，大约就是寝殿或原庙这一类建筑的遗存。除杜陵寝殿已发掘，情况比较清楚以外，其他都无法确定。

后妃墓的外形与帝陵同，而规模略小。一般设在帝陵东边，但有少数例外。陪葬墓集中在帝陵的东边或北边。

现存陪葬墓最多的是长陵，有63座。延陵陪葬墓最少，仅1座。勘察和发掘均可证明，汉陵陵区内的建筑物，大都是在西汉末年焚毁的。

以杜陵为例。杜陵陵墓坟丘现存高29米，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每边长175米、顶部每边长50米。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墓道内全部用夯土填筑。四条墓道的底部都呈斜坡状，平面呈前端窄、尽端宽的梯形。推测墓室是竖穴式的土坑，坑内棺椁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四面夯筑围墙。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30米、基宽8—10米。四面围墙中部各辟一门。门址宽约85米左右。北门和东门遗址已发掘。得知门址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宽84.24米、进深20.57米。左右塾的四壁都有壁柱，有掖门。配廊地面呈斜坡状，方砖铺地，廊道外有卵石散水，散水上有挑檐柱窝。遗址内有大量的砖瓦出土，瓦当数量很多，绝大多数是“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当。推定左右塾上必有门楼建筑。陵园南门外东南边设寝殿，已发掘。寝殿建在长方形夯土台基上。台基东西长51.2米、南北宽29.6米。四周为廊，廊宽一般2.1米，地面铺砖。寝殿南北两面各设三个门，东西两面各设一个门。每门又分左右门道。构筑颇为复杂。此外，还在杜陵北637米处发掘从葬坑一个。从葬坑由主室、车室组成。主室内出陶俑，皆男性，着帛衣，腰系革钩，带铁兵器。车室有两辆明器木车，配置铁制的车马器。

孝宣王皇后陵在杜陵东南575米处。坟丘亦呈覆斗形，底部每边长145—150米，顶部每边长45米，高24米。四面的围墙亦呈方形，每边长330—335米，基宽3.4—3.7米。四面围墙的中部各辟一门。

杜陵的陪葬墓分布在杜陵东边和北边，现存59座。

东汉十二陵东汉迁都雒阳，据《续汉书·礼仪志》注引《帝王世纪》，东汉十二个帝陵，除了献帝禅陵在河内郡山阳以外，其他十一个帝陵，或在雒阳故城的东南，或在雒阳故城的西北。故城东南的东汉陵区，尚未勘查，情况不明。故城西北当指令洛阳北部的邙山。现在邙山上犹存东汉墓数百座，早年从这里流散出来的“黄肠石”很多，其中刻有“永建”、“阳嘉”等年号。近年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公元1964年曾发掘一座早年被盗掘的黄肠石墓，墓中尚存铜缕玉衣30片；公元1984年又发掘一座被盗掘的黄肠石墓，发现石上刻有“建宁”、“熹平”等年号，并有玉衣同出。由此推定，今洛阳邙山上确实存在一处东汉帝陵区；但具体陵名及排列方位，则无从确认。位处北邙之阴黄河之阳的所谓光武帝原陵，因陵西“光武庙”中有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的修庙碑，而被历代史学家所承认。通过近年对邙山东汉黄肠石墓的勘查，所谓光武帝原陵的传统看法，也有待考古的重新验证。

参考书目1.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

2.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六），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3.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6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10期。

5.郭建邦：《河南孟津送庄汉黄肠石墓》，《文物资料丛刊》（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6.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3期。

7.李南可：《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中原文物》1985年3期。

第六节　汉代诸侯王列侯墓

汉代诸侯王列侯的墓葬大约有60多座。其中重要的，依死亡先后的顺序有石家庄北郊赵王张耳墓，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家族墓，长沙象鼻嘴吴氏长沙王墓，长沙陡壁山吴氏长沙王后曹■墓，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并穴合葬墓，永城芒山梁王家族墓，徐州北洞山某代楚王墓，铜山龟山楚襄王刘注墓，咸阳杨家湾绛侯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并穴合葬墓，广州象岗南越王赵眜墓，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并穴合葬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家族墓，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并穴合葬墓，高邮天山广陵厉王刘胥夫妇并穴合葬墓，徐州石桥某代楚王夫妇并穴合葬墓，邗江甘泉山广陵思王刘荆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同穴合葬墓，亳县曹氏宗族墓等。

墓制的分类和发展诸侯王列侯墓的构筑形式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竖穴土坑，即在地面下挖出长方坑，再在坑底用木板构筑墓室（简称“木椁墓”），或用石板（块）砌造墓室（简称“石室墓”），或用小型长方砖砌造墓室（简称“砖室墓”）。另一类是崖洞墓，即开凿山洞，将整个墓葬全部穿凿在山中，如满城汉墓、铜山龟山汉墓；也有在山坡或山顶上先开凿出竖穴石圹，然后在圹底用石块或木板建造墓室，如广州南越王墓、高邮天山汉墓。这两种不同的凿山造墓方法，都可以达到“凿山为藏”的作用。

西汉早期的王侯墓，大多沿袭战国以来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制。注重高大坟丘，深邃墓室，多重棺椁，随葬带有周代礼制象征的铜陶器。大约到文景时期，模拟地上府第建筑的风气开始流行，椁室规模趋向宏大，诸侯王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制和诸侯王列侯均可享用的玉衣殓服大量出现，显示现实生活豪华高贵的丝织品、铜器、漆器、玉器、金银器以及车马、炊厨食品，等等，都随同埋入墓室中。崖洞墓也在文景时期兴起，洞穴中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侧室、回廊，俨如地上府第。随后，为模拟地上府第提供更加方便的石室墓、砖室墓相继出现，特别是砖室墓，传播最快。东汉时期，砖室墓占居绝对优势，费工巨大的崖洞墓走向衰退，“黄肠题凑”葬制也因不能适应砖室墓墓制而一度改用象征性的“题凑石”（方石）。东汉中期以后，大型多室砖墓更加流行，强宗豪右僭越诸侯王列侯葬制的越来越多，“题凑石”实际上归于消失，玉衣也不仅是王侯的专用品。东汉末期，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盗墓风炽，诸侯王列侯的豪华墓葬呈现全面衰败，与一般汉墓难于区别了。

两汉王侯墓制举例下面按西汉早中晚三期、东汉前后两期，各举一例介绍，从中可以看到汉代诸侯王列侯墓的变化情况。

轪侯利苍之妻墓（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北边有斜坡墓道。坟墓的上半部是在原土丘上积土夯筑，下半部挖土为穴。坟丘现存高5—6米。墓口长20米、宽17.9米。墓口下有四层台阶，墓坑呈覆斗形，往下逐渐缩小。墓底长7.6米、宽6.7米、深16米。棺椁为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坑底部正中。椁室井字形，中间是棺室，四周隔出头箱、足箱、左边箱、右边箱。椁底承托三条垫木。棺椁上下四周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棺室里置四层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为黑地彩绘棺，三层为朱地彩绘棺，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圈锦和羽毛贴花绢，盖板上覆盖帛画一幅。死者置内棺中，女性，年龄约50岁左右。葬式为仰身直肢直伸，全身裹殓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十八层，连同贴身衣二件，共二十层。随葬器物集中放置于四个边箱中，总数1000多件，有漆器、纺织衣物、陶器、竹木器、木俑、乐器、铜镜、农畜产品、食品、瓜果、中草药、竹简和印章，等等。根据2号墓出土的三枚印章，证实这里是第一代轪侯、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1号墓与2号墓并列，死者自应是轪侯之妻。而地层关系上稍早于1号墓的3号墓（死者利苍之子），墓中随葬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纪年木牍，由此推知1号墓下葬年代应在公元前168年稍后数年。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墓穴升凿于凌山岩石中。墓门朝东。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容积约2700立方米。全墓分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二堵土坯墙封门，二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甬道紧接墓道，长6.76米、宽4.5—4.8米、高5.3米，在其两侧为对称的南、北耳室。两耳室均作长条形，长16米多，宽3米多，高4.35—5米。甬道尽端通入中室。中室平面近似方形，长14.92、宽12.6米，四壁弧形，穹窿顶，高6.8米。中室、南耳室、北耳室和甬道内，原来都建有瓦顶的木结构房屋，出土时已倒塌。中室后面是后室，隔以石门。后室亦作穹窿顶的岩洞。岩洞中用石板建成石屋，有门道、主室和侧室三部分。环绕后室还开凿一道回廊。除墓道外，各墓室都放置随葬器物。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北耳室置陶器，器内原盛酒、粮食、鱼类等。中室主要是铜器、铁器和陶器，室内还张设两具帷帐。后室门道置石俑、弩机。主室内设棺床，上置棺椁，载以柩车，棺椁内及周围放置大量铁兵器，日常生活用具和五铢钱。侧室象征浴室，内置熏炉、铜灯等。总计随葬器物3100多件，全部是实用品。另五铢钱2317枚。从随葬器物的出土位置看，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库，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死者身着玉衣，头枕镶玉铜枕，腰部左侧佩铁刀一把，右侧佩铁剑两把。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以金丝编缀而成，所用金丝重1100克。出土铜器铭文中有“中山府”、“中山内府”，封泥文字“中山御丞”，铜器、漆器铭文纪年又都在三十年以上。据《汉书·诸侯王表》推定，被葬者应是中山靖王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广阳顷王刘建墓（北京大葆台1号墓）与王后墓东西并列，坟丘相连，长90、宽50.7、高8米。坟丘下是墓圹。墓圹呈覆斗形，上口长26米、宽21米，圹底长23.2米、宽18米、深近5米。圹内建木构墓室，上下四周铺木炭和白膏泥。木构墓室由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内回廊等组成。墓道在墓圹之南，残长34米。外回廊内置有豹、马、雁等禽兽和陶器、铁器、漆器等。前室放置漆床、六博和陶器。后室有二椁三层棺和大量玉器及玉衣残片，死者已被盗出棺外。内回廊放陶器，墓道内埋置朱轮木车3辆，马13匹。此墓早年被盗，剩余随葬器物尚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共400余件，五铢钱100多枚。在内回廊与外回廊间以黄肠题凑隔开。它由大约15000根柏木条堆垒而成，柏木条长90、宽厚均约10厘米。木头都向内。外围长16、宽10.8、高3米；内围长14.2、宽9、高3米。正南有门通向甬道。根据“黄肠题凑”葬制和墓中出土全是武、宣时铸造的五铢钱，以及出土漆器上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纪年，结合《汉书·诸侯王表》、《燕王旦传》的研究，被葬者可能是死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广阳顷王刘建。

中山简王刘焉墓（定县北庄汉墓）坟丘高20米，底边长宽各40米。坟丘地下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墓。斜坡墓道长50多米，一侧附耳室。墓室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横列前堂、方形后室和回廊组成。题凑位于砖室外围，用经过加工的石块单道叠砌，形成一圈绕墓室的石壁，四边各长20米、高8米、厚1米左右。在砖室券顶上又平铺石块三层，厚约80厘米。共用石材4000余块，大部分凿成近方形，长宽各1米左右，厚约25厘米。其中174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氏，个别的刻有尺寸。墓葬早年被盗，后室棺椁已毁，仅存少数骸骨和属于两个个体的鎏金铜缕玉衣片5169片。劫余的重要器物有刻文“建武卅二年二月”的铜弩机，“大官釜”陶釜，少数玉衣片背面有“中山”墨书，以及玉枕、玉带钩、玉窍塞和东汉五铢钱153枚。根据题凑石葬制，出土属于两个个体的玉衣，铜弩机上“建武卅二年”铭刻和石刻题记所提供的年代范围，推定墓主应是死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的中山简王刘焉与其王后的合葬墓。

中山穆王刘畅墓（定县北陵头43号汉墓）坟丘高12米，底边直径40米。坟丘地下砖砌墓室，规模宏大，由墓道、甬道、东耳室、西耳室、前室、中室、东后室、西后室组成。墓室南北全长27米多（不计墓道），最宽处13.8米。斜坡式墓道在墓门南边，未发掘。墓门内有甬道直通中室。在甬道两侧各有一门通入耳室。两耳室平面均呈长方形，东耳室内主要放置陶饮宴器具；西耳室内放置车马器和仪仗用具。甬道与前室连接处又设一封门。前室长5米、宽2米，放置大量陶俑。前室北部接中室，中室作横列式，宽敞高大，长10.5米、宽3.06米。中室后部有两条甬道分别通入东后室、西后室。两后室各置一棺一椁，均腐朽，仅存漆皮。墓葬早年被盗，两具骨架弃置中室。在东耳室内发现铜缕大理石片400多片和错金铁镜；西后室内发现银缕玉片1100多片，以及错金铁刀、铁剑等兵器。由此知西后室的被葬者是男性，身着银缕玉衣；东后室的被葬者是女性，身着铜缕石衣。随葬器物大多被扰乱，劫余的重要器物有掐丝的金龙、金辟邪、金羊群、银盒、青玉座屏、玉璧、玉璜、铁镜，以及各种铁兵器和玉石饰品，还有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235枚。根据五铢钱和大量陶质模型器的断代，并据《后汉书》东汉中山王世系的研究，推定墓主应是死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中山穆王刘畅及其王后的合葬墓。

秦汉墓在帝、王、侯的陵墓以外还有很多。除西藏、台湾以外，全国各省都有发现。粗略地计算，总数约四五万座，已发掘的有一万座以上。发现数量比较多，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是秦汉的都城和当时的郡县所在地。在这些地方，秦汉墓的发现多达一千多座。这些墓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特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参考书目1.石家庄市图书馆：《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

2.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3.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7期。

4.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1期。

5.长沙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1979年3期。

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1992年3期。

8.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2期。

9.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1期。

10.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3期。

1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0期。

1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4.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5期。

15.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

1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8期。

17.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18.南京博物院：《高邮天山—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32期，1981年。

19.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11期。

20.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11期。

21.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2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

23.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8期。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50—45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七节　秦汉简牍和石刻

秦汉考古材料中，有关于汉代农业方面的资料，关于汉代冶铁业、纺织业和漆器制造业的资料，其中不少是关于汉代生产的重要资料。因为本卷丙编对这些问题将有所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出土的秦汉文物中，很多带有文字。除了作为书写材料的简牍、缣帛书和主要作为信物的玺印以外，还有很多书写、錾刻或范铸在各种器物上的文字，例如石刻、金文、陶文、漆书和镜铭，等等，文字内容十分丰富。因篇幅限制，下面也只能就史料价值最大、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又有特殊作用的简牍和石刻，略加论述。

秦代简牍秦代简牍，重要的发现有三批：第一批是公元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编年纪》、《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第二批是公元1979年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为田律”木牍。第三批是公元1986年甘肃天水秦墓出土的《日书》等竹简。

云梦竹简出睡虎地11号秦墓，共1100多枚。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简文墨书秦篆，一般写在篾黄上，少数两面墨书。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从简上残存的绳痕判断，竹简系以细绳分上中下三道编连成册。出土时，编缀的绳索已朽没，前后次序大部分散乱。从书体、内容和其中多处避始皇名讳得知，简文系多人书写，有的写于战国晚年，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竹简经整理编纂，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九种。《语书》、《封诊式》、《日书》原有标题，《效律》原有“效”字标题，其余各书系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所拟定。

《编年记》52简，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历史。《语书》14简。前8简是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四月南郡守腾颁发给所属县、道啬夫的文书；后6简是南郡命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文义与前8简相呼应，可能是前者的附件。《为吏之道》50简，每简分5栏，抄写格式相同，都没有标题和起迄标识。内容庞杂，主要是儒家处世言论的杂抄。还附抄两条魏律，内容与出土秦律相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书》有两种。甲种166简，正背两面皆隶书，字小而密；乙种259简，只正面隶书，字较大。两种《日书》内容基本相同，所记都是关于预测吉凶和迷信习俗。《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和《封诊式》，可通称为《秦法律文书》。其成书年代早晚不同。《法律答问》中的部分律文应是秦孝公时商鞅所立。其他大部分是秦昭王至始皇初年所修订。这批秦法律文书，除《效律》是一篇首尾完整的关于核验帐目、物资和度量衡器的律文以外，其余都不是该律的全文。这批秦律，内容十分广泛，远远超出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立法等方面的内容。举凡农田水利、牛马饲养、粮食贮放、徭役征发、刑徒服役、工商业管理、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物资帐目以及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战后奖惩，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其中以刑法最为成熟。简文反映了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这时正是中国从诸侯割据向中央专制集权制的转变时期，秦简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可信史料。

青川木牍出土于郝家坪50号秦墓。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两面修治平滑，都有墨书文字。正面是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共三行，121字。律文是关于田亩阡陌封埒的设置，以及对阡陌封埒的保护和道路的管理维修规定。背面文字四行，33字，内容是与律文有关的纪事。更修《为田律》出土于四川青川，表明这是秦政府针对蜀地新移民的情况而更修的，其目的在于维护新移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如何理解律文中畛封埒的含义，以及畛封埒和阡陌的关系，学者间还存在较大分歧。

天水竹简发现于放马滩1号秦墓，共460枚。简上原有三道编绳，上下端各空出1厘米为天地头，简文以古隶书体写在篾黄上，最多每简43字，一般25—40字。出土时，编绳已不存，次序散乱，无篇题。经整理，内容有“日书”和纪年文书两类。纪年文书8简，系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邽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叙述一名叫丹的人的故事。推测丹是1号墓的墓主。《日书》有两种。甲种73简，简长27.5厘米。乙种379简，简长23厘米。以形式论，均系抄自当时日者占家手中的巫书，有不少言天道鬼的迷信条文，而更多的是讲人与人相关的事，是研究先秦和秦文化的重要资料。

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本世纪初，西方学者便进入我国西北甘新地区，即汉代河西四郡和西域，从事考古活动。从公元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随后，中国学者也有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现。

1.居延汉简公元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汉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约10000枚，年代约自武帝末至东汉中叶，以西汉简为多。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资料已全部发表，并有不少研究论著问世。公元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第一次发掘地点的附近掘获19000多枚。内容甚丰，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薄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其中纪年简1222枚，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新莽及于东汉建武初年的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其中以宣帝时期为最多。除少数爰书简、律令简、蓬火品约简已发表外，大部分尚在整理中。

2.敦煌汉简包括汉代敦煌郡和酒泉郡，即今甘肃敦煌县、玉门市和酒泉县。

先后发现六批。第一批是公元1907年，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采集705枚。第二批是公元1913—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和酒泉县西北采集168枚。第三批是公元1944年中国学者夏鼐在敦煌小方盘城发掘48枚。第四批是公元1979年在玉门花海发现91枚。第五批是公元1979年甘肃博物馆在敦煌马圈湾汉烽燧遗址中发掘1217枚。第六批是公元1981年在敦煌酥油土发现76枚。六次总计发现汉简2305枚。敦煌汉简大部分是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下属各烽燧的文书档案，内容大多与屯戍有关。年代自武帝末起，至东汉中叶，以东汉简稍多。属于酒泉郡的汉简，包括酒泉郡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的简，内容亦多屯戍文书。最早的纪年简是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又有元帝、成帝、王莽以及东汉明帝、安帝年号简。上述六批敦煌汉简资料，已全部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中。3.悬泉置汉简公元1990年发现于甘肃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汉代邮驿悬泉置遗址中。遗址总面积约22500平方米，由坞和厩两部分组成。经初步发掘，出土简牍15000余枚，麻纤维纸、帛书、封泥、五铢钱、文化用品、丝织品、铁工具、粮食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共2650余件。简牍多数出土于坞外西侧的废弃物堆积区内，有清晰的按时代自然堆积的层位；少数出土于房屋、马厩内的垃圾中。经初步整理，绝大多数是木简，少量竹简。简牍形制有简、牍、觚、封检、楬、削衣等。完整或较完整的簿册约40册。纪年简最早是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最晚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以宣帝、元帝、成帝时简最多。文书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尚难以确定篇名的古佚书多种。悬泉置遗址简牍的出土，使我们对两汉邮驿设施的职能、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有了初步的认识。简牍内容突破了敦煌、居延汉简的内涵，拓宽了简牍研究领域，为汉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田制度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4.西域汉简公元1901—1941年外国学者曾多次进入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活动，掠掘大量汉文简牍、纸文书和佉卢文文书。汉文简牍、纸文书，大部分是魏晋及前凉时期的屯戍簿册，小部分属东汉；佉卢文多属经卷文书，年代与汉文相若。公元1930年和1934年，中国学者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获汉简71枚，内容亦多屯戍簿册，年代集中于西汉宣、元、成三世，不见东汉简。公元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尼雅遗址掘获佉卢文简牍66枚。公元1980年新疆楼兰考古队又在楼兰城址掘获魏晋前凉木简、纸文书576件。另有2枚佉卢文木牍，年代属东汉晚期。

汉墓中出土的简牍汉墓中的简牍，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土的。重要的有下列几起：1.武威汉简共三批，均出于武威汉墓中，包括公元1957年磨咀子6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公元1959年和1981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和公元1972年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仪礼》简共三本九篇，实存469简，27298字。它不同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经过勘对、考订，证明是失传的西汉庆（普）氏本或后（仓）氏本。抄写时间可能在西汉晚期。它们都是当时经师诵习的本子。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公元1959年出土的王杖10简，记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幼伯受王杖事，并录西汉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年七十受王杖”的诏书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殴击王杖主当弃市的令。公元1981年出土26简，也是与王杖有关的诏书令简，并录汝南郡王安世等皆坐殴辱王杖主弃市的令。旱滩坡医药简牍92枚，出土于东汉早期墓，内容抄录的都是当时的验方，比较完整的有三十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有些药方还记录了病状、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的重要资料。

2.银雀山汉简公元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两座汉墓中。1号墓出土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就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案，因之得以彻底解决。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比墓葬稍早，从简文书体属早期隶书看，应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的。

3.马王堆汉简（附帛书）公元1972—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1号墓出“遣策”竹简312枚，3号墓出“遣策”竹简403枚，医书竹简200枚（内木简10枚），另有木牍7枚。1号墓竹简出土时已部分散乱，经复原研究，其顺序大体是：开头副食品、调味品、酒醴和粮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妆用具和衣物；最后是乐器、竹器，以及木制和土制的明器。遣策与随葬品对照，大多数符合，这对简文的辨识和随葬品的定名都有很大帮助。对汉初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3号墓的遣策内容与1号墓略同，但增加了车骑、乐舞、僮仆及所持兵器、仪仗、乐器等方面的内容。医书简分为两卷，其中一卷的内容与《黄帝内经》近似。木牍7枚，其中3枚记侍从、车骑；2枚记随葬食品及其盛器；1枚记衣物；最后1枚记下葬日期及缄封者。据银雀山《元光元年历谱》简推算，3号墓的埋葬时间应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二月。1号墓大约稍晚数年至十余年。

帛书出3号墓东边箱一漆盒内。分两种：一种写在48厘米的整幅帛上；另一种写在24厘米的半幅帛上。形制与简册制度基本一致。出土时断裂破损严重。除个别外，均无篇题。经拼复编纂，大致可确定为28件，计12万余字。仿《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和地图。六艺类4件：《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4件：《老子》甲本附卷后佚书3种，《九主图》，《黄帝书》和《老子》乙本。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种3件。数术类11件：《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篆》，《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方术类5件：《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种，《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种。另有地图两幅：《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

帛书大部分用朱丝栏，墨书，也有一部分未划行格。字体有篆、隶两种。有的书写十分工整，有的较潦草，似非一人一时书写。篆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左右；隶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文帝初年（公元前179年）左右。

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又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依据。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帛书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经考定，马王堆3号墓墓主系轪侯利仓之子，他用帛书随葬，说明这批帛书是他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死者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倾向。

4.张家山汉简公元1983—1984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247、249、258三座西汉前期墓。247号墓竹简最多，达1200余枚，简文约3万字。这是我国汉简的一次重要发现，其重要性可与睡虎地秦简相埒。简文内容有一半以上是汉初律令。律名与睡虎地秦律简相同的有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等；与秦律简不同和新增的汉律有奏律、亡律、户律、杂律、史律、告律、贼律、兴律、赐律、捕律、均输律、爵律、津关律、收律、具律、□市律，以及奴婢律和变（蛮）夷律，等等。这批汉律的发现，使我们对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内容有较具体的了解，为探讨汉初社会制度开拓了新的眼界。此外，竹简中还有《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五部佚书，以及日书、历谱、遣策。《奏谳书》是一部与汉律相关的重要文献。《算数书》则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一部数学著作。目前材料尚未全部公布，估计还有很多重要内容未被揭示出来。

5.凤凰山汉简公元1973—197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8、9、10、167、168、169六座西汉墓中，共竹简548枚，木简74枚，竹牍1方，木牍9方，共4000余字，全部属早期隶书，约抄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这批简牍多数是“遣策”，所载随葬品的类别、排列次序、数量等，与椁内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属于文书、契约、账目类的竹简170枚，木牍5方，出土于9号墓、10号墓，内容涉及田租、算赋、刍稿税、徭役、贷种实、乡里收支账目等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有“告地策”竹牍、木牍各1方，分别出土于168号墓和10号墓。据牍文所载死者姓名、里居、爵位、下葬年月日，推定168号墓死者是“市阳五大夫■少言”，下葬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10号墓死者是“平里五大夫张偃”，下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6.扬州汉简两批。一批是邗江胡场5号西汉墓。共木牍13方，内容为神灵名位牍、日记牍、文告牍、丧祭物品牍。另有记载随葬器物的木签6枚、木觚7枚。另一批出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有“先令券书”竹简16枚，赙赠木牍、木觚各1方，木牍衣物券1块。“先令券书”是墓主朱夌临终前夕所立遗嘱文书。立嘱人、代书人、证人，一应俱全，显然具有法律效力。它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遗嘱，在汉代简牍中甚为罕见。

此外，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古籍残简多种。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40号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等古籍残简多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出土似为兵书佚文残简多种。

秦汉石刻秦汉石刻，包括碑、碣、摩崖、墓记和石经。从北宋以来一直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著录数以千计。一般称“秦刻石”、“汉代石刻”或“汉代碑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巡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时，都立纪功刻石。除碣石刻石可能是摩崖刻石以外，其他都是碣刻。现在仅存《琅琊刻石》残块和《泰山刻石》残片，还有后世仿刻的之罘、碣石、会稽三石拓本。

汉代石刻绝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西汉时期不多，传世仅见《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等数石。东汉石刻以碑刻和摩崖石刻为大宗，刻文内容除了仍以纪功颂德为主以外，还出现许多记事碑和契约性质的碑刻。专门用于墓葬的墓碑、墓记和专门用于刊刻经籍的石经，也在东汉时期出现。褒斜道石门上的《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伯邳生平碑》，以及《刘平国碑》、《西狭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张迁碑》等，都是有名的纪功碑。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碑文记述祭孔盛况及修饰孔庙等活动，属于记事碑刻。公元1958年河南南阳出土的《张景造土牛碑》，记述张景包修土牛等设施，也属于记事碑性质。券约碑刻则以1973年偃师出土的《侍廷里约束石券》最具特色。石券记侍廷里二十五个父老成立里“”，敛钱买容田的一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刻石以为约束。公元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和传世的会稽买山地石刻，也属于这一类。但不论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碑刻，它们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墓碑立在墓前。墓记置于墓内，或刻于墓内石壁，或刻于墓前石祠。刻记死者姓名、官职、生卒年月，以及对死者的悼词或颂辞；而且经常采用韵文形式造句。最著名的墓碑是《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立，公元1973年发现于天津武清县，同时发掘鲜于璜墓。碑座为长方覆斗状，碑身高242、宽81—83、厚12厘米。碑首圭形，题额居碑首正中，下方一圆穿。额文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个大字。题额两侧刻青龙白虎各一。碑阴额首刻一朱雀。碑身两面刻文，皆隶书。正面碑文记述鲜于璜的生平经历、死亡年月，附以颂辞；碑阴刻长篇四言韵语，末附其家族世系。碑阴的这种文式，在汉碑中尚属少见。墓记出土很多。公元1929年洛阳出土的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公元1973年南阳出土的许阿瞿墓记，公元1980年邳县出土的缪宇墓记，公元1980年嘉祥宋山出土的安国墓祠题记，和公元1973年苍山出土的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墓记是其典型。苍山元嘉元年墓记还是一篇很优美的韵文作品，对研究当时的音韵、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刻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魏正始年间，又刻“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立于汉魏洛阳故城南郊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原碑早已不存。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五十年代初期，马衡将全部出土残石汇编成《汉石经集存》。七十年代，在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太学遗址中又发现汉石经残石600多块，碑趺14块。经复原研究，对碑石数量、排列次序，以及在校勘经本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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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

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北方地区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遗迹和遗物；今新疆地区以于阗、楼兰、姑师、乌孙等西域诸国的遗迹；以及川西云贵地区以滇、夜郎为代表的西南夷遗迹。

北方地区本世纪初，瑞典人安特生等人曾在今内蒙古西部收集过一些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遗物，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科学的匈奴考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已获得多批匈奴墓葬资料。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重要资料有：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墓群，阿鲁柴登墓葬，凉城县的毛庆沟墓地，乌拉特中后旗的呼鲁斯太墓地，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墓地，玉隆太墓地，速机沟、瓦尔吐沟的遗物，以及宁夏固原县鸦儿沟、杨郎村的遗物。这个时期的匈奴墓，以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著称。主要的器形有“触角式”短剑、鹤嘴形斧、弧背凹刃刀，各种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牌饰和带扣。属于战国晚期的阿鲁柴登墓，出土金鹰冠饰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西沟畔2号墓出土9件汉字刻款的金饰牌、银节约，尤引人注目。

属于两汉时期的匈奴考古资料，重要的是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县补洞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三处墓地，以及族属尚有争议的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墓地。

西沟畔发掘8座匈奴墓，时代相当西汉早期至中期。补洞沟发掘9座，属于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南匈奴墓。西沟畔4号墓是西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墓。墓中出土一批精致的以金银玉石琉璃等质料制作的头饰和项饰，高浮雕的盘角卧羊金饰牌、花草纹的包金带饰品，以及与西汉中原贵族墓所出极为近似的玉舞人、龙虎纹佩饰等，都是难得的珍品。其他16座都是小型的竖穴土坑墓，葬俗仍保留传统的殉牲习俗，随葬少量的工具和器皿，其中既有本族特征的小口细颈瘦腹罐和衬托草木图案的动物纹饰牌，又有相当数量的汉式器物，如铁鼎、铁剑和铜镜等。

倒墩子发掘27座西汉中晚期匈奴墓，情况与西沟畔、补洞沟所见略同，除多数是竖穴土坑墓以外，还有少数偏洞室墓。也有殉牲习俗。随葬小口细颈瘦腹罐和衬托草木边饰的各种动物纹饰牌，以及来自中原的陶器、漆器、铁器和五铢钱。根据出土遗物的特点，结合文献推断，应属于西汉安定郡属国降汉之匈奴人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补洞沟和倒墩子都有小口细颈瘦腹罐随葬，而这种形式的陶罐，在蒙古诺彦乌拉和俄罗斯外贝加尔的汉代匈奴墓中也经常被发现；各种动物纹饰牌，也基本相似。说明它们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能够反映匈奴文化面貌的器物群。

北方草原最东端的西丰西岔沟，地处西汉辽东塞外、长城以北。墓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估计有墓葬500座，已遭部分破坏，仅发掘63座，全是长方形土坑墓，单人葬。墓地中心的墓葬较大，随葬品较多；墓地边缘的墓葬较小，一般只随葬1件粗陶罐、一副铁刀锥和零星的服饰品。共出土遗物13800多件。带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遗物，主要是带扣、各种动物纹饰和骑士出猎，捉俘虏的雕像。汉式遗物有铁工具、各式刀剑、铜镜和铜钱。关于西岔沟墓地的族属，一般认为属于匈奴部族集团，但也有认为应是东胡族的乌桓人。

此外，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曾发现1座西汉初匈奴墓，出土2件透雕角抵纹铜饰牌。内蒙东胜县、陕西榆林县、西安市曾发现东汉匈奴语官号印，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1座东汉南匈奴墓，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巴里坤、木垒等地也零星发现南匈奴遗物。这些都对匈奴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代鲜卑考古资料，在东部，最重要的是吉林榆树县老河深墓地，时代约当东汉初期或稍晚。辽宁北票、义县等地发现的慕容鲜卑遗迹，已属魏晋时期。西部的拓跋鲜卑遗迹，从北起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南迄内蒙古河套东部，都有发现。重要的有满洲里附近的完工墓群、扎赉诺尔墓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迹，乌兰察布盟二兰虎沟墓群，以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砂凹地墓群。

榆树县老河深村共发掘鲜卑墓128座。墓葬由北向南呈长条形分布，排列有序，多数头向西。墓地西部和南部集中一批较大的男女并穴合葬墓或一男二女并穴合葬墓。并穴合葬墓全是竖穴土坑。有木棺，仰身直肢葬式。男墓在右，女墓在左；或男墓居中，二女墓在两侧。随葬品大多是实用器。男性墓随葬品较多，主要是铁制的兵器、工具、马具和动物纹铜饰牌，间或有汉式的铁长剑和铜镜。女性墓大多随葬金银饰品及少量铁马具、工具。殉牲用马，有的墓实行火葬。

老河深墓地的文化面貌与西岔沟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大体相似，都出土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炊具——镂空圈足铜鍑，类似的带扣和动物纹饰牌。但老河深多铁器，制作一般较工整，显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故推定其时代约当东汉初期或略晚。东汉时，这里属鲜卑东界，东与夫余相邻。从墓地反映的民族习俗与史籍记载相印证，推定为鲜卑人墓地。

拓跋鲜卑是鲜卑诸部中居于最东北的一支，早期活动在大兴安岭北部。

公元1980年在鄂伦春嘎仙洞发现北魏石刻，证明这里是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后来拓跋部从东北逐渐向西南迁移。完工墓群和扎赉诺尔墓群，就是他们留下的时代最早的遗迹。完工发掘6座墓，都是竖穴土坑，以桦木板为椁，实行家族丛葬，殉牲牛马狗亦同埋坑中。随葬品较多，主要的是各种骨器、石器、珠饰和铜扣带饰。陶器有壶、罐等，数量不多，皆手制。葬俗和器物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反映出当时拓跋鲜卑以游牧经济为主，内部维持着大家族组织。随葬品中还发现有陶鬲、漆器和绢麻残片，说明当时与汉文化已有联系。扎赉诺尔东距完工约60公里，发掘31座，皆竖穴土坑墓，内置桦木棺，大部分单人葬。陶器出现轮制，器形较多。铁兵器和铜炊具（鍑）已出现。随葬品和殉牲的数量已有很大差别。从葬俗到随葬品都可以看出扎赉诺尔墓群与完工墓群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扎赉诺尔墓中，出土有汉式规矩镜，“如意”锦残片，又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铜鍑和各种动物纹饰牌，说明墓地主人与汉文化的联系，又受匈奴的影响。

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和百灵庙砂凹地三处墓地，是拓跋鲜卑南迁而后西迁路线上的三个地点。南杨家营子除有墓地外，还有居住遗址。这三处墓地的墓制和随葬器物与扎赉诺尔相近，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陶器和骨器的制作看，显然又比扎赉诺尔进步。由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骨纺轮的出现，又可以看出这三处墓地的经济生活比扎赉诺尔有了发展。南杨家营子出土一枚东汉中晚期五铢钱，砂凹地出土剪轮五铢，二兰虎沟墓中随葬日光镜、“长宜子孙”镜和铸有“大吉”的铜铃，表明这三处墓地已经接近东汉晚期，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

以后拓跋鲜卑继续向西南迁移，活动范围集中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至山西大同一线，沿途又有不少遗迹和遗物被发现，但时间已进入魏晋时期了。

新疆地区新疆的考古资料，按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上可分五个部分，即：南疆塔里木盆地的遗迹；罗布泊古楼兰遗迹；东疆的石堆墓；伊犁河的土墩墓和北疆的石人石棺墓。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资料，主要是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和和田县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尼雅遗址于本世纪初被英籍A.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所发现，并遭到多次掠掘。公元1959年新疆博物馆又作过调查，对其中的两处聚落遗址进行局部发掘。获得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木器、陶器，以及“长宜子孙”残镜、东汉五铢钱、汉“司禾府印”印范；还有书写佉卢文、古和田文的简牍。在遗址北边发现一片墓地，许多独木舟式的棺木已暴露在沙面上。发掘的一具木棺作四柱足的长方箱形，长约2米。直接埋于沙中，无墓圹。棺内有夫妻合葬干尸二具，男右女左。男尸黑发高鼻高颧骨，女尸多发辫。二具干尸所着的衣物绝大多数是内地生产的丝织品，包括汉字织锦，“君宜高官”铜镜，还有两块蓝白色的蜡染印花棉布。发掘者根据遗址所在的方位，与《汉书·西域传》相印证，推定这里应是西域的精绝国。

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位于和田县南玉珑喀什河西岸。公元1928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作过勘查，发现有平面方形的内外两层城垣。公元1977—1979年，新疆博物馆再次调查时，城垣已毁，仅存大小高低不等的土墩和数百个柱础石。在遗址北部发掘一处寺庙遗址，掘获一批佛像残块和壁画残片。寺庙附近掘获一件大陶缸，内盛西汉五铢钱约45公斤。遗址中部又有陶窑和烧成的陶器遗存。发掘者认为，这里似为西域于阗国的一个城府。

本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先后到罗布泊古楼兰城址进行考察，掠走大批文物。公元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这里发掘。公元1979—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对它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现存的楼兰古城址，建于东汉，平面呈方形，每边长330米左右。在城内调查和发掘的佛塔建筑、官署遗址，以及先后挖获的汉文木简412件、纸文书164件，则主要属于魏晋时期。在楼兰城郊发掘9座汉墓。出土许多珍贵的丝毛棉织品，其中有不少是内地生产的汉隶织锦、铜镜、漆器、五铢钱。根据对墓中6个头骨的测定，结果有5个属欧洲人种，1个属蒙古人种。5个欧洲人种中有4个与地中海东支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1个介于地中海与帕米尔——莫尔干类型之间。另1个属蒙古人种的头骨，接近于南西伯利亚类型。由此似可认为，古楼兰地区的居民种族是以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占优势的。

东疆的石堆墓分布在哈密至阿拉沟一带。因墓坑地面上有块石封堆，故名。共发掘152座。石堆呈圆形或长方形，大小不等，一般直径2.5米、高0.2—0.5米。石堆下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葬。早期墓一般随葬红色彩陶器、木器、骨蚌饰品。后期墓出现男女合葬，一般随葬红色素陶器、铁器、丝织品。较大的石堆墓往往在石堆四周围筑石垣，平面近方形，长宽各10余米。墓底置木椁室，椁盖上铺苇草，其上填石积沙直至地表。随葬富有地方特色的金银牌饰和内地生产的漆器、铜镜。石堆墓的碳素测定并校正，早期墓约当战国；后期墓约当西汉。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汉中期以前，在吐鲁番盆地及其周围居住的是姑师人。汉武帝遣赵破奴破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后期的石堆墓应属于车师前国初期阶段的姑师人。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因地面上有圆丘形的封土堆，故名。土墩墓大部分是几个或十几个为一组。土墩大小不等，但每组土墩墓的大小基本一致。封土内经常发现马羊狗的骨骸，封土上或铺一层卵石，有的封土周围环绕浅沟。公元1961年以来先后在昭苏县夏台、波马发掘土墩墓19座。墓室竖穴土坑，东西向，南北并列排列。可分三期。早期墓一般随葬手制的陶罐、陶钵、陶碟；中期墓也以陶器为主，器形较规整，新出现陶碗、陶盘、陶烛台，还有汉式的铁环骨刀和铁犁铧；晚期墓的陶器皆轮制，器形也较复杂，个别大墓随葬丝毛织物、金器、铜器、漆器等。发掘者推定它是西汉时期的乌孙人墓葬；并且认为，西迁后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居民以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相对定居生活。昭苏土墩墓的13具人骨鉴定还表明，土墩墓的死者大部分是欧洲人种头骨，并有少量蒙古人种混血。在6个女性头骨中有2个混杂的类型，其中1个似与南西伯利亚类型接近。昭苏乌孙人骨的研究结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乌孙人材料的研究基本相符。

北疆的石人石棺墓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周围。公元1961年进行一次广泛调查，公元1963年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发掘32座。有的在墓地周围竖列矩形石垣，石垣前立石人或三四块条石。石垣内埋多座墓葬。墓制有竖穴石棺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个别的土坑墓在骨架四周围以数块片石，构成象征性的石棺。竖穴土坑墓上都有卵石封堆或在封土上覆盖卵石。竖穴石棺墓一般没有。葬式以屈肢葬居多，仰身直肢葬较少，个别作俯身直肢葬。石垣内的方形大石棺墓中，还经常发现乱骨葬，肢解埋入，交互叠压，或身首异处，一般埋数人，多达二十人（以头骨计）。发掘者认为，他们的身份应是殉人。随葬品很少，放置无规律。主要是石罐、石镞，手制的陶罐，还有少量的铜器和铁器。由于考古工作做的还不多，它们的时代和彼此间的关系都不甚清楚，目前只能笼统地认为，石人石棺墓可能是西汉至唐代一千余年间，生活在这里的几个不同民族的遗存。

西南地区居住在今川西高原和云贵地区的各族，汉时通称“西南夷”。

已发现的“西南夷”墓葬和遗物已遍及这三个省的四十多个县市二百多个地点。按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滇池为中心的滇墓；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各族墓；黔西北的“夜郎”墓和川西的大石墓和石棺葬。

滇池区域的考古发现，以晋宁石寨山墓地最负盛名。公元1955—1960年先后发掘4次，共发现墓葬48座，出土遗物4000多件。公元1964—1979年，先后在安宁太极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又发掘同一文化性质的墓葬88座，出土遗物3000多件。公元1977年以来，滇池附近各县的三十多个地点又有零星发现。大致说来，这种文化分布在以滇池为中心，东北至曲靖，西至禄丰，南至元江的范围内。由于在石寨山6号墓中发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所以将这种类型的墓葬称为“滇文化墓葬”，或简称“滇墓”。这种墓葬的时代延续很长，大约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根据几种主要青铜器的组合、演变，可以把这批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随葬尖叶形锄、粗茎剑、空首钺、“石寨山式”铜鼓、贮贝器、干栏式房屋模型、透雕动物饰牌、圆盘状饰牌、璧环状手镯和圆形扣饰为典型的“滇文化”器物。第二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中期。这时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生产用具逐渐减少，内地输入的铁器和模仿内地制作的器物大量出现。第三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这时地方民族特色的器物近于绝迹，内地输入的铁兵器、生活用具和五铢钱，已占绝对优势。

随葬器物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反映了自战国末楚将庄0入滇，直到汉武帝在此地设置益州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滇人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社会形态。不少学者从多方面的材料论证滇人的社会性质是处于奴隶占有制的早期阶段。西汉末到东汉，原有的滇文化已不复存在，与中原汉文化融合为一体。

洱海区域的“西南夷”材料比较复杂，可分土坑墓和大石墓两大类。重要的土坑墓有楚雄万家坝墓地，祥云大波那墓地和剑川鳌凤山墓地，时代大多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早期。在永胜县金官龙潭和大理市大墓坪、金梭岛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时代较晚。土坑墓有单人葬、二次葬、多人合葬或解肢葬。葬具有木棺、独木棺、铜棺或无葬具。随葬器物以青铜器为主，但器形颇不一致，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是剑、斧、锄、鼓和镯。剑作空心扁平茎、山字形格；斧身扁平，形似钺，滇池区域未见；锄身近方形或半圆形，与滇池所出近似；铜鼓造型似滇池区域所出，但较原始、简朴；镯多数为长条形铜片弯曲而成，亦不见于滇池区域。祥云大波那墓地还有干栏铜房屋模型、家畜模型。晚期墓出土的同类器，器形已有变化，而且有铜铁合制器和铁器。大约在西汉末到东汉，滇西大部分地方已进入铁器时代。关于滇西青铜文化土坑墓的族属，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比较倾向的意见是：青铜文化时代的洱海区域居民属氐羌系的昆明诸种，而万家坝介于滇与昆明交界处，所反映的基本经济社会是“耕田有邑聚”，应属于濮系的“靡莫之属”。滇西大石墓分布于金沙江至怒江一带，材料比较零散，有的与土坑墓杂处，部分随葬品也相似，但滇西大石墓实行多人一次性丛葬（主要是多人二次捡骨葬），与本地土坑墓不同，与川西南大石墓也不是一个文化系统。看来应是滇西青铜文化的另一个类型。

贵州西部的赫章县可乐区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区，先后发掘近200座富有本地特征的墓葬。这两批墓葬，都作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与滇池区域的小型滇墓近似。随葬带有民族特征的器物也与滇墓所出的相同或相似。贵州西南部也有零星发现。赫章、威宁，汉初属西南夷的夜郎故地，汉武帝以后是犍为郡汉阳县地。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夜郎与滇同属“魋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两地所表现的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是与史籍记载相符合的。这两批墓葬的发掘，为探索战国秦汉时期古夜郎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但是，两地发掘的都是小型墓，还不足以反映当时夜郎的典型文化面貌。夜郎文化的真象，还有待进一步充实、验证。

川西南大石墓以安宁河流域为中心，沿河两岸都有发现，而以西昌县境内分布最为集中。这里的大石墓系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石室长达10多米。实行二次捡骨葬，人骨直接堆积在墓底，可延续使用数百年，埋葬若干代人，与滇西建于地下的大石墓不同。早期墓的随葬品大部分是实用的陶器，以双耳敞口罐为主，每墓随葬常达100多件。石器和青铜器不多。晚期墓随葬青铜器增多，以镯、环、发钗等装饰品为主。铁器开始出现。大石墓出土的无格铜剑、长骹矛、铜柄铁剑、双耳敞口罐、凸唇边手镯、玦形耳环、玉石管饰等，与滇、“夜郎”系统的器物近似，其分布地域和时间，又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中的邛都相符。由此推测，川西南大石墓可能是邛都人的遗存。

石棺葬又称石棺墓、石板墓、板岩葬。主要分布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汶的沿河两岸。共发掘80多座。墓向大体一致，似行氏族公共墓地制。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单人葬，麻布裹殓；也有少数行二次葬或火葬。随葬品不多，一般只有二三件陶罐。发现最多的是一种富有特征的双耳罐。有的可从随葬品的不同来区别性别：男性随葬剑盾；女性随葬贝饰、蚌饰和纺轮。少数较大的墓，发现有秦汉铜钱和中原式器物。石棺葬大约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晚期。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冉在筰的东北，它的位置正当岷江上游；武帝时在冉地区设置汶山郡，郡治在今茂汶境内。由此推测，石棺葬可能是冉一类民族的遗存。

川西云贵高原，古代民族众多，迁徙不定，来源复杂，除滇池区域有较多的考古工作以外，其他区域工作不多，又缺乏研究。以上意见，只能说是目前的倾向看法，不能作为定论。可以说明的一点是，自汉武帝开拓西南夷设置郡县后，中原物质文化大量传入，与富有特色的西南夷各族文化相融合。西汉晚期到东汉，西南夷各族文化相继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土坑墓、砖室墓或崖墓，随葬井灶壶罐，成为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的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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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近代史学关于秦汉史的研究

秦汉史的研究，可以说从汉初就开始了。陆贾的《楚汉春秋》、贾谊的《新书·过秦》，是这方面有名的著作。此后，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书，裴骃、司马贞、张守节、颜师古、李贤的书，都是研究秦汉史的巨著。这些书，是以叙述的形式或注释的形式出现的。在它们之后，还有不少这样的著作。到了近代，秦汉史的研究要比以前兴盛。有的研究，是就历史的进程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的研究，是就残阙、隐晦的资料发掘出具体的历史面貌。这都是以前研究工作中很少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西方考据方法的输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不同性质的作用。

王国维、顾颉刚、吕思勉、劳榦王国维、顾颉刚、吕思勉和劳榦是近代从不同角度研究秦汉史而有显著成就的史学家。

王国维重视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并把它同文献材料相结合，在秦汉史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还在20世纪初，当敦煌汉简发现后，即引起他的注意，认为汉代简牍材料对于西北史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所著《流沙坠简》①等著作，对于汉代简牍和西北史地研究，均有开创之功。王国维对秦汉制度的考证方面，发表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如《汉魏博士考》②，是通过对博士制度考证来研究汉代经学演变的文章。文章不仅对汉代经学博士、博士人名、博士职掌及博士弟子等，作了全面的考证，而且论证了汉代经今古文学的“代谢”及其“枢纽”之所在。《秦郡考》③和《汉郡考》④，对《汉书·地理志》前后自相矛盾和后人的争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匈奴史的研究有重大贡献。所撰《鬼方昆夷ǎ狁考》⑤，是近代国内第一篇研究匈奴族源的名作。文中把钟鼎彝器铭文与古书记载互相释证，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昆夷、獯鬻，西周末的ǎ狁，入春秋后的戎、狄，战国以降的胡，皆与匈奴是一个系统，为同族异名。匈奴的先祖鬼方等，原来活动地区达于黄河岸边，后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其活动地区逐渐向北退至长城以北。自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提出匈奴先祖乃“夏后之苗裔”说后，学者多相信此说。王国维提出“此族见于最古之书者实为鬼方”说，是对匈奴族源研究的重大突破。此说为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赞同。此外他的《匈奴相邦印跋》一文，对于研究匈奴官制、文化以及匈奴文化关系等，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顾颉刚对秦汉史的研究，以《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发表在公元1930年的《清华学报》，后收入由他主编的《古史辨》第五册。这篇长达十四万字的文章，分二十四个题目，对自邹衍“五德①均见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卷十七、卷四。

②均见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卷十七、卷四。

③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

④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

⑤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

终始说”至西汉末《世经》所编造的古代帝王系统，进行详细地考辨和剖析。后来，他把这篇考证性文章用通俗文字改写为《汉代学术史略》，解放后又改写为《秦汉方士与儒生》。这两本书对《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有所发展和订正，是研究汉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著作。

吕思勉著《秦汉史》，是四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各家秦汉史中最有功力的著作。这部书有二十章，六十万字。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至第十二章，为政治史，按历史顺序编排，因事命题，叙其始末；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为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叙述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发展情况。这是一种以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相结合的新体例。由于作者精熟文献典籍，功力极深，在史实考证、资料排比上，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把原来很分散的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作了认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书中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叙述，扎实而有条理。在政治史部分，以王朝的兴亡盛衰为线索，将各个时期的政治演变、各种历史事件，以及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贯串起来，并对上述各方面的历史情况作出概括与分析。如对秦始皇施政的得失，陈涉起义的评价，楚汉之兴亡，王莽代汉及其改制等，均有深入的分析。典章制度，列有四十七个专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包括婚制、族制、户口增减、人民移徙、各地风气等；二是社会等级，论述豪族、奴客、门生、部曲、游侠等阶级、阶层，兼及“君臣之义”、士大夫风气变迁；三是社会经济，主要叙述各阶层资产的估计、豪富的生活、地权不均的情形、农工商业的发展情况，以及衣食住行及葬埋风俗等等；四是政治制度，分政体、封建（分封制）、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诸节加以说明；五是文化，其中“学术”一章讲学校、文字、儒家之学、百家之言、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等，“宗教”一章讲祠祭之礼、诸家方术、五德终始之说、图谶、神仙家、道教之源、佛教东来等。书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例如在“刑法”节中指出，“刑法至孝文时为一大变”；在“百家之学”节中认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未尝废绝”；在“神仙家”节中说，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尽虚幻，而与医学关系极密”，等等。

劳榦对居延汉简进行整理和研究，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他把汉简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汉代的边郡制度、亭障与烽燧、河西经济生活、兵制、官制、人口、交通、风俗等，进行广泛的研究。他所撰《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①一文，较全面地研究了汉代的兵制，认为“汉代兵制和徭役制度应当归在一类”，分为正卒、戍卒、更卒。《汉代察举制度》②，论述了汉代察举制的渊源、形成，及其制度化的过程，指出：汉高帝的“求贤诏”和孝惠、高后时诏举“劝农”，虽可说是察举的渊源、前身，但和后来的察举制有别。察举制应始于汉文帝诏举“贤良”，奠基于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至东汉渐成固定制度。《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③，论述了汉武帝时代内朝与外朝的形成及其原因，并对汉代内朝属官作了详细考证。《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与《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④，是研究汉代人口地理分布的重要论文。前篇论述了两汉人口数目的升降，并分关东、西①《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0本。

②《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9本。

③同上，第13本。

④同上。

北边郡、关中、东北、江汉以南等地区，说明人口的增减、稀密与地理之关系；后篇以清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为依据，测算出两汉各郡国的面积，算出每方里人口的数目、人口的增减，编绘出了人口密度图表。劳榦关于秦汉史研究的许多成果，一直为治秦汉史者所参考。

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秦汉史，为新史学开辟道路的史学家。

吕振羽在三、四十年代，发表过多篇研究秦汉史的论文，如《秦代的经济研究》①、《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汉时代》②等，对秦汉时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进行论述。他的《简明中国通史》③是我国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他对秦汉史研究的更大贡献，是所著《中国政冶思想史》④一书。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专著。书中对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史设有专篇。他认为，由《吕氏春秋》、陆贾和贾谊到《淮南子》的政治思想，是由初期封建制到专制主义封建制转变期之封建地主的政治学说；董仲舒的思想是适应于专制主义封建经济发展而来的政治学说；刘歆的复古主义，是贵族地主自救运动的指导原理；今古文学派的对立和调和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思想的升沉与统一；王充的批判主义和“太平道”的政治立场及其纲领，是农民派的政治学说。作者根据自己对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力图从这一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探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揭示各派政治思想的阶级实质。

范文澜于公元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自序中说：我国广大读者需要的首先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这是作者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对所著《简编》特点的概括。

《简编》肯定了劳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书中不仅尽量讲述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活动和业绩，而在论述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时，也注意到跟人民群众的关系。如关于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成功，书中强调单凭秦始皇个人愿望，是不能做到的，“正因为历史推动他这样做，所以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愿望”。这就把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

《简编》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秦汉封建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化和残暴，意在说明农民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必然性和正义性。

《简编》强调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本书对秦汉三次农民起义的特点及历史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秦末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他推倒了秦朝统治，消灭了西周以来最后的一个领主。这也是①《文史》第一卷第三期。

②《解放日报》1947年10月1、2、3、4日。

③第一分册1941年由生活书店在香港出版；第二分册于1948年在大连出版。④本书于1937年由上海黎明书店出版，1946年修订后由文化供应社再版。第一次说明没有达到现代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时代，农民起义只能争取到短期内休息，部分的减轻负担，减少苛法，却不能推翻封建制度。”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表现很大的原始性，组织力薄弱，几乎是一大群饥民”。东汉末黄巾起义则不同，起义首领“开始利用宗教迷信来组织农民，起义技术也比西汉进步。黄巾式的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影响”。

《简编》按照西周封建论的观点，把秦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的重要阶段，即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的阶段。这一观点在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的传播最为广泛，有很大的影响。

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一册是先秦史，第二册是秦汉史，第三册是魏晋南北朝史。据说第三册已有成稿，但未见出版。第二册是于1944年写成，1946年由重庆大道出版公司出版。这书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方面论述秦汉历史，使人展卷有开阔之感。它把秦史、两汉史分为两编，称秦为“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分别论述秦族的渊源、建国及其历史形势，秦代社会经济的构造及其转向，秦朝政权的性质、组织及其灭亡，秦代的意识形态及其变化。他称两汉为“中期封建社会的确立与展开”时期，分别论述西汉和东汉皇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社会经济构造，政权的性质，组织发展及其崩溃，以及两汉时代的意识形态。

作者把秦汉史同当时世界史联系起来，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来考虑，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各有关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分析了中原各族的由来与融合的进程，揭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趋势。以民族平等的态度撰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纠正了旧史学著作中大汉族主义的谬见，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作者还十分注意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作了分析，付出了大量的功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第二节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建国以来，这一历史事实受到普遍的重视。历史学界与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匈奴史、百越史和西南夷史有比较显著的成就。

匈奴史匈奴是秦汉时期活跃在大漠南北的一个重要民族。解放前发表的论文，对匈奴族源族属、匈奴地理、汉匈关系以及匈奴西迁等问题作过探讨。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结合匈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匈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以及匈奴和汉族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的是马长寿和林幹。

马长寿的《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①一文认为，匈奴的历史，在冒顿单于即位时，“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在此以前，“是从氏族群体经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的历史”；在此之后，“是奴隶制的部落国家的历史”。关于匈奴的奴隶制，他的看法是：最初是家族奴隶制，自成立国家以后，便发展为部落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其主要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部落奴隶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匈奴国家在此矛盾中生长着，最后也在此矛盾中消灭着。他的《北狄和匈奴》一书，对匈奴的人种和语言，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经济文化，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以及匈奴入居中原地区的活动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林幹的《匈奴史》，是继马著后又一部研究匈奴史的专著。这书对匈奴的经济主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落盛衰、政治演变及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将匈奴的历史面貌描绘出一个轮廓。在这基础上，作者修订和扩充成《匈奴通史》一书。书中不仅对匈奴历史的叙述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对某些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末还附有《近60年来（1919—1984）国内研究匈奴史的概况》。此外，他还编有《匈奴史论集》。

百越和西南夷的历史秦汉时期，南方民族比较复杂。据史书记载，主要是“百越”和“西南夷”。“百越”是长江下游以南地带的族群。建国以前，有关著作很少，研究基础薄弱。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对“百越”史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史学工作者结合“百越”地区考古发现的资料，对“百越”的分布、源流、社会性质、文化特征及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论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蒙文通的《越史丛考》。书中收入论文十二篇，对“百越”的分布、种类、变迁、习俗等，作了较详细的考辨。①《历史研究》1954年5期。

他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地区的民族。战国之后，又有“百越”一词，泛指古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及其居民。根据扬雄《方言》中所载原百越地区之不同“族”，后百越多地之不同习俗，他说：“百越民族略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四族。”书中还对秦汉时越人之北徙、西南夷与南越之关系、骆越与瓯越之别等加以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是一部较全面地论述“百越”历史的专著。

“西南夷”是分散在今西南地区的族群。尤中编著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一书，用专章对汉晋时期“西南夷”中的民族成份作了考察。他认为，“西南夷”中各族，分别出自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其中属氐羌系统的占绝大多数。每一个族群内部分为许多不同的部落，有着不同的名称，处于分化、融合的过程之中。

第三节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经济史的研究

秦汉经济史的研究是建国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重点。全面论述秦汉经济史的专著有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作为专题进行研讨的论文数量很多，比较集中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一是赋役制度问题。

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主要有三种看法：国有制说、地主私有制说、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说。

建国以来，最早对秦汉土地所有制进行探讨的是侯外庐。他在《汉代社会史绪论》一书的“校后补遗”中，专门论述了汉代土地所有权，提出了封建土地国有说。他说：“秦汉土地所有权制度，开创了中国封建制的‘国家——最高的土地所有主’的土地制度，‘主权在这里，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土地所有权’（《资本论》第三卷）。”他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论述：（1）汉代盐铁酒钱与山泽之利，是国家专有或属于皇帝最高地主的，这些所有权虽然有过斗争，基本上仍属于皇帝。（2）史多盛称汉家借贫民田，实际上这正是公田赋民的土地国有制。（3）汉代从移民垦田，到所在赐公田，即土地国有的制度。历帝募罪徙戍边，或由狭乡徙宽乡的移民政策，都是显例。（4）汉代自武帝以来，置田官以六十万人屯田，是秦以来法律化的屯田之始。此后，昭帝、宣帝、元帝置都护尉屯田，后汉光武帝以后列帝因之。屯田制到了三国时代，就成为主要国有地租的形态了。（5）汉人多以田有草者曰“官田”，以“耕而勿有，曰不专地”，故武帝有诏，以“草田”价鄠杜之民，即指汉代的皇族地主所有权，所谓王莽的“王田”制，不是别的，想尽收豪族地主土地而为最高地主所有。（6）秦汉以来，地租与国税是不分别的。董仲舒和师丹的“限田”，王莽的“王田”，以及光武夺田，只是地主阶级之间的内争表现形式，除了地租外，再没有理想。由于该书印行量有限，读到的人不多，上述看法未引起反响。1954年，他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文章，对上述论点加以发挥和引申，明确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的论点，认为“秦汉以来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以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权”。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反响，并引起热烈讨论。持此主张的还有贺昌群。他著有《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认为秦汉郡县制建立以后至唐代，全国范围的土地集中在专制主义国家手里，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皇帝是最高地主，但这并不排除私人或公共占有权和使用权。

与上述看法不同，比较多的学者主张秦汉土地所有制主要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私有制。

翦伯赞在《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从战国以来，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就从封建领主的世袭所有向着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个人所有转化。到秦代统一六国后，地主阶级个人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已完①《历史学》1979年1期。

全确立。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取得法律保护的证明。到两汉时期，土地私有制已经普遍发展，根本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问题。他在谈到两汉的“公田”时指出，两汉有公田，但不能因此就说两汉的土地是国有制。作为一种土地制度，是国有或是私有必须看其在社会经济中是否占支配地位。两汉的公田比起私人所有的土地来，显然是不重要的。这样的公田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还长期存在，它是土地私有制的伴随物，说不上是什么制度。

张传玺在他的《秦汉问题研究》书中，收入研究秦汉时土地制度方面的论文多篇，着重论述秦汉土地私有制形成的过程。他认为，从战国到秦统一，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确立的时期。两汉时期，随着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发展，国有土地不断向私有转化，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主导的所有制形式。他还研究了汉代的土地买卖契约，认为订立土地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是所有权及其法律观念的表现。

近年来，研究秦汉土地制度的专著，还有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等。最近，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出版，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及其历史特点，论证充实，是同类著作中富有成就之作。

赋役制度关于赋役制度的研究，五十年代，韩连琪在《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①一文中，对汉代的赋役制度做了较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汉代封建政权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而对农民的剥削主要是田租、口赋和徭役。其主要论点如下：（1）田租。事实上是指田税。秦代田租数目不可确知，但不会低于汉初。汉初基本上行“什伍税一”的制度。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减为“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汉代的田租，是按亩由政府规定统一赋额来征收的，田租的形态，虽曾以货币、布帛为租，但主要是谷物。每亩的征收量，则约为三升。征收田租的土地标准，秦代采用“民自实田”的办法，汉代沿袭了下来。田租以外，还有稿税，亦称刍稿，汉初征收现物，后改为征收货币。（2）口赋。汉代的口赋沿袭秦制，按人口征收。口赋有算赋、口钱之别。算赋为成丁的人口税，年龄为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岁。高帝时，有算赋，始定人六十三钱，文帝时改为四十钱，自武帝后，人百二十为一算已成为定额，未再变更。口钱为未成丁的儿童税，从七岁开始缴纳，每年二十三钱。算赋、口钱的用途不同，算赋为军赋，归大司农。口钱“以食天子”，属于少府。汉代算赋、口钱是按“口数”征收的人头税，另外尚有算訾，是一种资产税，资产一万纳百二十钱。（3）徭役。关于秦代的徭役，作者把《汉书·食货志》董仲舒所说的话断句为：“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汉代的徭役，大体上沿袭秦的制度。所谓“月为更卒”，即不论男女，到了“始傅”年龄以后，都要在郡县服役一月。此外，还有“正卒”，包括两项：“一岁屯戍”，包括京师的卫士和边境的戍卒，服役期限一般是一年；“一岁力役”，即《汉归仪》所说的“骑士材①《文史哲》1956年七期。

官”，在郡国服役一年，主要是受军事训练。上述看法，虽属一家之言，但在史学界有一定影响。

七十年代末，王毓铨的《“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①从“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的关系，对汉代赋役制度的特点作了探讨，指出：汉代封建政权对“民数”十分重视，其所以如此，与其封建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或称物质基础）有关。文章对汉代封建政权征敛项目——田租、刍稿、算赋、口赋、献、贡、力役等七项，逐一考释，认为前两项出自田土，后五项出自人户，两者相较，“人户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封建政权之所以重视户口管理，其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最大数量的民数，使其负担起供应国家的封建义务。这篇文章的独到见解，受到秦汉史研究者的重视。

近年来，对秦汉赋役制度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对秦汉赋役制度作了系统的考释。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所论范围广泛，包括税收财政机构、土地税、末业税、赀算、按丁口征赋制、徭役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和贡输，以及赋役征调与名算、上计制度等，其中有些问题较以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高敏的《秦汉赋役制度考释》①一文认为，汉代赋税不外赋、算、租、税四大类别。其中仅“租”一项征收实物，其余三类都是征收钱币，货币税比重在汉代的赋役中是主要的。还认为，汉代田租征收的办法，不是以往所说的按田亩或按产量，而是按田亩与产量相结合来征收。

①《中国史研究》1979年3期。

①见高敏《秦汉史论集》。

第四节　建国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制度

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制度和农民战争的研究。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就是关于国体和政体的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史学界对封建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官制、爵制和法制进行了研究。

秦汉所谓封建的、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侯外庐认为，它们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封建土地国有制。他在《新建设》1959年第4期提出了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的看法。后来经过修改，做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四卷的叙论补。后来他在《韧的追求》中，概括了自己的看法，说：“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我在论及两汉社会时，曾经比较了欧洲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不同特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就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正根源于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成。历代竞争以及历代君主直接利用宗教而无皇权教权之分的根源，都可以从这种经济基础上得到说明。”

林甘泉在《论秦汉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论文中，对秦汉统一，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主张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由于这种基本经济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范文澜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这是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根本原因。他援引斯大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认为秦汉时代已经初步具有了民族的四个特征。所谓“书同文”就是“共同语言”；“行同伦”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车同轨”可以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这个特征；至于“共同地域”，那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关于侯说和林说的争议较多。范说主要意图在于说明汉族的形成，似不能解释经济基础问题。

关于秦汉官制的研究论著比较多，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两本。一本是安作璋、熊铁基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全书凡七十万字，分上下两册，上册叙述秦汉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设置及变化，下册对秦汉时期官吏的选用、考课等制度进行考察。另一本是黄留珠著《秦汉仕进制度》，对秦汉的选官制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考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尤其是秦仕进制度部分，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关于爵制的研究，高敏的《秦的赐爵制度试探》和《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①两篇论文，对秦汉爵制作了较全面深入的考察。前文论述了秦赐爵制的萌芽与确立、商鞅变法时所创立的赐爵制度、秦皇朝的二十等爵制，以及秦赐爵制度的实质和作用，并对秦赐爵制的进步性及落后性加以评价。后文考察了两汉赐爵制的演变过程，指出东汉赐爵制，既不同于秦代，也同西汉有所差别，逐渐名存而实亡。柳春藩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论述的范围包括这一时期王国、侯国的分封、封君和关内侯的食邑，以及二十级爵制，是一部全面研究秦汉时期爵制的专著。朱绍侯的《军功爵制初探》对①均见《秦汉史论集》。

秦汉的军功爵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关于法制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兴旺起来的。其中成就最为可观的，是对秦律的研究。秦律久已失传，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一批秦简，简文记载的律文，虽非秦律的全部，但保留了秦律的很多内容，对研究秦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自云梦秦简公布以后，对秦律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发表了的研究论文多达百篇以上。在研究秦律的专著中，栗劲著《秦律通论》，对秦律及秦的司法实践作了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并对学术界有关秦律的争论问题，也发表了见解。

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往往是规模浩大的政治斗争。建国以来，秦汉时期的农民战争的研究特别受到重视。

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秦汉三次农民战争的背景、经过及其历史作用，并对这一时期农民战争的基本特征作了简要概括。作者指出，秦汉农民战争，“以高一阵——低一阵——更高一阵的波浪式向前推进着和发展着”，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不只是表现在直接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体系的某些方面，而且还曲折地反映在新皇朝建立后的一些政策措施中。

贺昌群在《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认为，秦汉农民起义的原因、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一系列问题，“都只能从土地问题、土地关系上寻求答案”。他说：秦汉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是政治、军事、刑法三结合的残酷封建统治的基础并强烈地体现在徭役地租上。秦汉封建国家繁重的徭役地租，使农民忍无可忍，这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陈涉倡始农民起义，以反对秦的暴政为号召，赤眉起义军直接攻击的目标是王莽政权，都同超经济的徭役地租分不开。汉初针对秦末农民起义，实行对农民让步，才推动了西汉一代的历史发展；东汉初的减政减员废止更戍制度，紧缩徭役，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发生了积极作用。

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①一文认为，秦汉时期农民起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从低级的帝王出发，或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封建统治者用以加强专制主义的一切措施在一定的条件下，几乎都可以造成农民起义的有利因素。如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公共职能而大量征发劳动力，这又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往往成为爆发起义的导火线，秦末农民大起义即是一例。文中还说，中国农民战争的口号，应溯源于战国末年墨侠一派下层宗教团体提出的一条公法，即“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可以说是要求人身权的旗帜，曾经影响了秦汉之时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都是借用“外力”来反对封建统治者，就世界观而言，它并没有否定上帝和天命。侯的文章在农民战争研究中期发表，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①《历史研究》1959年4期。

第五节　建国以来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相当发达，多学科的历史，如天文学史、数学史、农学史、化学史、建筑学史、美术史、文学史以及一些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历史都有了专书，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成就比较显著。

思想史关于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撰著的第一部秦汉思想史专著。作者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是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同过去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相比较，本书有以下特点：（1）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两汉时期思想发展的历程，其中包括两汉的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斗争，正宗思想的神学性质，经今古文学斗争的哲学实质，以及豪门大族汉末清议的意义及其向魏晋清议的转向等。指出思想史的这种斗争，可以从地主阶级中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即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他们之间存在着差距（矛盾）中找寻原因。庶族地主往往有与劳动人民利益相关联的一面，使他们的思想有所区别于豪族地主。（2）论述了封建经济、封建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书中从汉法度的森严中探讨正宗思想的经济政治基础，论述《白虎通德论》统一今文学异议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从汉末经师的通融古今，不搞师法，探索了其所由产生的经济政治原因。指出封建思想之定于一尊，其根据就在于专制帝王的土地所有制。最高皇权就是最高族权。正宗思想的神学性质，三纲与神学的联系，表明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四大绳索的互相结合。（3）强调以法典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志。认为法典全面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作了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白虎通德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法典的作用①。《中国思想通史》的出版，对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批有关秦汉思想史的专著。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秦汉），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全书五十八万字，把秦汉哲学发展分三个阶段叙述。第一阶段，从秦统一前夕到西汉武帝初，历时百年，是为统一封建帝国探索、准备统治思想的时期，包括《吕氏春秋》、黄老思想、陆贾、贾谊、司马迁等多家的哲学思想。第二阶段，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历时二百年，是汉朝统治思想确立和巩固阶段。书中着重论述董仲舒和《白虎通德论》的神学体系。同时，对社会上的在野派思潮也给予重视，指出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站在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用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批判神学经学。扬雄、桓谭、王充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第三阶段，为东汉末年的批判思潮。主要论述王符、荀悦、仲长统等人的哲学思想。指出东汉末年的批判思潮为后来魏晋玄学准备了思想条件。

此外，还有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冯友兰对他的旧作《中国哲学史》进行了修改或改写。

①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

史学史秦汉史学史，不仅是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断代。四十年来，出版的秦汉史学史的专著，约三十多部，发表的论文达六百多篇。其中，以近十多年来的出版数量最高，论述司马迁的文章最多。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曾经是开荒之作，因功力较深，在建国以后继续出版，并保持一定的影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虽不是为史学史而作，但对于两汉史学家有大量精到的论述。近年，各家史学史大抵都重视两汉史学的研究，对于秦汉史学史的研究都各有所贡献。刘节著有《中国史学史稿》。白寿彝发表了一些论文，《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①和《司马迁与班固》②是其代表作。他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序论中，把秦汉史学史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他认为，《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两部巨著，这两部书反映了当时皇朝空前统一的规模和政治要求的特点。对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划分为以下阶段：从秦始皇抓史学领域的失败，到汉武帝尊崇儒术，以至皇帝石渠阁奏议以前，是秦汉时期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秦汉时期史学与封建政治结合的新形式之初步形式。以石渠阁奏议和白虎观奏议为标志，是第二、第三阶段，汉代以皇权专制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和强化学术统治。秦汉时期的史学，可以荀悦《汉纪》为断限。司马迁与《史记》，是秦汉史学研究的重点。1981年由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新论》一书，是建国后研究《史记》的第一部综合性评论著作。书中对司马迁编著《史记》的宗旨、历史背景、写作方法，以及《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都进行了探讨。本书对《史记》写作背景的研究，突破了“一般只讲当时几年或几十年的事情”，而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时谈起，一直讲到司马迁写《史记》时为止，试图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七百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发展变化，指出司马迁的成就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本书对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4期。

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4期。

第六节　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

建国以来，还出版了马非百的《秦集史》、林剑鸣的《秦史稿》、陈直的《汉史初探》、何兹全的《秦汉史略》、杨翼骧的《秦汉史纲》，都是关于秦汉史的综合性专著。范文澜、郭沫若等所著中国通史，也都有秦汉史的部分。近年来史学界着重讨论的问题，有社会性质问题、民族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除社会性质问题外，其余问题上文已分别论述。社会性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现在这里作一简要说明。

关于秦汉社会的性质，主要有封建社会说、奴隶社会说。侯外庐是秦汉封建说的代表。五十年代初，他撰著的《汉代社会史绪论》①是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在他所著《汉代社会新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保留了原稿中汉代生产手段的社会性质、汉代劳动力的社会性质、汉代社会编制的特征等部分，但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此外还增加了士大夫和思想的总倾向部分，对汉代社会性质作了全面的论述。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封建制萌芽于商鞅变法，形成于秦的统一，而集其大成者为汉武帝的“法度”。后来，他在《论中国封建制形成及其经典化》①一文中，对秦汉社会性质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文章强调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关于秦汉封建制的形成及其特点，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汉代关于“食货”的定义，是这种结合的法典化。与“食货”紧密相关的是“租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剥削形态。租调制的法律化起源于秦汉，并在汉代取得了更固定的形式。（2）秦汉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式是土地国有制，皇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在秦始皇时，已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法律规定。在汉代，握有土地占有权的是封建贵族与豪强地主，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在法律上是受限制的。（3）秦汉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作为编户齐民的小农，奴婢仅是残余。秦时土断人户，缘人居土的郡县制的推广，意味着小农经济逐渐形成，而秦汉社会的领民户口制的确立，更意味着农民对领主的封建隶属，汉代的“户律”即为此种封建隶属关系更进一步的法典化。

郭沫若是战国封建说的代表。他对古史分期问题探讨的重点在先秦，但关于秦汉社会性质问题也有所论及。他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有一个题目叫“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认为西汉是有大量奴隶存在，无论官家奴隶或私人奴隶，数量都很多，但西汉生产方式的主流已经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他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②的文章中，提出汉代政权是否打击奴隶主，这是古史分期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认为，汉代政权对工商业者的打击，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说明汉代政权不是保护奴隶主的政权，而是封建性质的政权。

汉代的奴隶问题，是涉及汉代社会性质的一个重要问题。翦伯赞在《汉代官私奴婢问题》①一文中，对两汉官私奴婢的数量、来源、任务和待遇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他说，两汉的官私奴婢数量很小，和当时的人口总数相比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印，1950年。

①《历史研究》1956年8期。

②《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

①《历史研究》1964年9期。

是微乎其微的；奴婢的主要来源不是对外战争的战俘，而是本族的罪犯和贫穷的人民；奴婢一般不从事生产活动，只担负仆役之类的服役任务；奴婢已不能擅杀，其身份已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这篇文章对汉代的封建社会性质作了有力的论证。

主张汉代封建制的学者，还有张恒寿、林甘泉、金景芳等，他们的文章，也对秦汉封建说作了论述。

上述观点，大体上代表了主张秦汉是封建社会学者的看法。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

何兹全在五十年代就发表文章，对秦汉奴隶社会说进行探讨②。七十年代末，他在《汉魏之际封建说》③一文中，对此说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西周春秋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前期，战国秦汉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关于秦汉的奴隶制，他强调了两点：其一，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繁荣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并且构成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二，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流亡到地著，是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条主线。最近，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对他的主张作了更详细的论述。

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①一文也是论证秦汉奴隶制说的代表作。他认为，从夏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自战国以后，农村公社瓦解，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它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了商品生产的可能性，所以出现了秦汉统一的大帝国。至西汉社会，在农业、手工业领域中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独特地结合起来，控制着实际生产。自汉武帝开始，因“流民”的大量出现，使奴隶制面临总危机；到东汉桓、灵二帝时，更因“流民”的空前增加而把帝国推向总崩溃。秦汉社会性质的研究，涉及秦汉史的多个方面。经过讨论，不仅加深了对秦汉社会性质的认识，而且促进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

②见《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期。

③见《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1期。

①见《中国史研究》1979年3期。

第四章　本卷编撰意图

本卷的编撰，在体例上，大致依照本书第三卷而略有所改变。本卷综述编以秦汉时期的民族概况为第一章，指陈这一历史时期新的民族状况，包含汉族的形成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简况，这与第三卷综述编之以神话、传说为第一章，是不同的。本卷典志编比起第三卷典志编来，进一步明确了论述的范围和项目，基本上限定于经济基础及与社会生产直接有关的项目，限定于政制、官制、刑律、军制等上层建筑；相对地说，对于某些项目的论述，也较为详备。本书第三卷传记编，因先秦列国的史事较多而分为上下编，本卷传记编，因情况的变化，不再分上下。本卷传记编内有一些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均略依时间顺序，与汉族人物并列。

在观点上，多年以来有秦汉时期社会性质的论争。本卷未设专章来论述这个问题，而是从土地所有制、劳动者身份、户籍制度、赋役制度、政制、官制、兵制等方面来论证秦汉时期的封建社会性质，同时也承认封建社会中有奴隶和奴隶制的存在。本卷典志编中对土地制度及阶级结构的论述，是有关社会性质的一篇重点论述。

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时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时期进入新阶段，封建社会也建立起来。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而加以论述，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通过大家的协作和不断的努力，把这一工程不断地完善起来。

乙编综述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民族

自古以来，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时期，中国更是一个有空前统一规模的多民族国家。这时，汉族作为主体民族还没形成，在其境内及其周围，存在着许多民族和部落。

第一节　汉族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汉族是原来居住在中原而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一些民族、部落融合起来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当时对于这些民族、部落并没有总的正式名称，现在一般称作华夏族。华夏族主要居住的地区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有很多居住区，彼此之间相当分散。西周、春秋时期，华夏贵族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除周王室外，有分封于各地的许多诸侯国。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多已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阶段。在华夏族各国之间及其四周，散居着其他各族。与华夏族相比，各族的经济文化要落后一些。当时，各族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着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或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逐步地走向融合。春秋时期各族在物质经济生活方面的密切交往、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正是这一时期各族走向融合的主要标志。这个时期，蛮、夷、戎狄各族社会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同时，由于各族间相互关系的活跃，势必对各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华夏族对其他各族的影响方面：（1）开发了一些新的经济区域。晋惠公时，迁姜戎至晋的“南鄙之田”①。齐悼公时，“迁莱于郳”②。这种迁徙的直接后果便是一些新的区域被开发出来。（2）互通有无，共同发展。齐桓公时“通齐国渔盐于莱”③。晋悼公时魏绛“和戎”目的之一是因为戎狄“贵货易土，土可贾焉”④。这种互通有无的结果，必然促进了各族经济的发展。（3）促成各族生产者的杂居。如：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千室”，并“献狄俘于周”⑤；楚昭王灭蛮氏戎，“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⑥。显然，这些“狄俘”、“戎俘”中的大部分人，都将被投入生产部门，从而与华夏族人民处于相同的境地和命运。再看戎、狄、蛮、夷等族对华夏族的影响：（1）对开发齐、晋、秦、楚等国做出了贡献。姜戎首领驹支说：“晋惠公蠲其大德，..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①戎族人民披荆斩棘，对晋国“南鄙之田”将近百年的开发，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齐与东夷，秦与西戎，楚与荆蛮，情况皆类此。（2）各少数族地区的某些农作物传到中原地区。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齐败山戎，献“戎菽”于鲁②。管仲亦云：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③。中原有菽，未必始此，后人已有异议④。但齐桓公北伐山戎后，戎菽得以推广，“布之天下”，①《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左传》襄公五年。

③《国语》卷六《齐语》。

④《左传》襄公四年。

⑤《左传》宣公十五年。

⑥《左传》哀公四年。

①《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谷粱传》庄公三十一年。

③《管子·戒篇》。

④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戎菽”条。

是没有疑问的。（3）骑射之术也传入中原。旧说，中原善骑始于赵武灵王。其实，由于各族间长期的密切交往，春秋后期骑战已为中原各国所用。《左传》有“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⑤的记载，战国初年著名军事家吴起说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⑥的话。这可见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原国家已是车、骑并用了⑦。骑兵的出现，必然要促进畜牧业与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

各族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走向融合。当时华夏先进文化的灌溉面不断扩大，其他各族文化也不断丰富了华夏族文化。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晋国范宣子同姜戎驹支发生争执。驹支乃赋《青蝇》而退⑧。驹支赋《诗经·小雅》中的《青蝇》章言志，证明他华夏文化的素养之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周大夫“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⑨。伊川本周地，可那里的人们已经采用戎族的风俗了。另方面，华夏族与其他各族互通婚姻，促进了各族血统上的混合。晋国是与其他各族通婚较多的国家。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①。后晋献公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姊生卓子”②。象晋文公重耳这样的风云人物，原来是异族联姻的混血儿。同时，晋国也嫁女于戎狄。如晋景公的姐姐便是“潞子婴儿之夫人”③。自献公至景公，已七十年左右，其间晋与戎、狄联姻，互有嫁娶，相继不绝，其他华夏族国家也与各族发生过类似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促进了各族在血统上的混合。

春秋时期各族在文化上的联系和融合，是各族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和融合的反映和升华。它表明这一时期各族融合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为汉民族的形成迈出了重要意义的一步。

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发展。

东北方的燕国使辽河、海河流域各族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民族。自称“蛮夷”的楚族，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分支。西方秦国经商鞅变法，进一步吸收、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了华夏民族重要的分支。于是，原来分散的华夏民族相对集中，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分支，朝着民族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随着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反映商业发展的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礼记·月令》即说：“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⑥《吴子兵法》第五《应变》。

⑦参见《日知录》卷二九“骑”条。

⑧《左传》襄公十四年。

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①《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②《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③《左传》宣公十五年。

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于是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①，使“天下定于一”②的共同心理索质。为了使“天下为一”，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在思想界出现了以杂家著称的《吕氏春秋》，其称“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③，取长补短，容纳百家思想，以此统一天下舆论。这是春秋以来由列国争雄，走向全国统一，完成民族融合，实现华夏民族统一的先声。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秦汉的统一，既反映了统一民族的要求，也推进了民族统一的发展。

秦汉皇朝各种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以及秦汉时期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都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提供了物质的和政治的条件，而促进其完成。《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说的当是汉代的情况。这是在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条件下，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反映的统一性。由分散到统一，正是由华夏族向汉族转化的重要步骤。汉族名称的确定华复族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的标志是，汉族名称的确定。华夏族统一的秦皇朝，其族称曾被称为“秦人”，西域各族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朝国祚短，“秦人”的称呼很快为“汉”的称呼所取代。汉皇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四百多年，国势强盛，影响深远。在对外交往中，汉朝的使者被称“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汉朝的军队为“汉兵”。于是，在汉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中，特别是与南海诸国以及中亚、西亚、东亚各国友好交往中，声名远播，“汉”之名遂被他族他国称呼为族名。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①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②总之，汉族之名自汉朝始称。这汉族族称的稳定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汉朝灭亡之后，经三国鼎立，十六国的割据和南北朝的分裂，历数百年，到唐才有稳定的统一局面。唐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仍称“汉人”，如唐与吐蕃交往，称“蕃汉两家”③，唐以后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汉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皇朝，却早已不是朝号，这表明了汉族族称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①《荀子·议兵》。

②《孟子·梁惠王上》。

③《吕氏春秋·用众》。

①《先秦史》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中国民族简史》第19页，三联书店1950年版。

③《旧唐书·吐蕃传》。

第二节　匈奴

匈奴居于汉族之北，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它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大漠南北曾披称为鬼方、薰粥、猃狁的各族，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于公元前三世纪形成的。其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匈奴社会经济匈奴兴起时，其物质文化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近数十年来匈奴墓葬的出土文物证明，其中有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至一世纪的大量铁器，如铁马嚼、铁镞、铁刀、铁剑、铁镰和铁铧等。铁器文化使匈奴社会生产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畜牧业的繁盛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从而破坏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使之转入阶级社会，并为其强盛提供了物质前提。

匈奴族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畜群以马牛羊为最多，饮食、衣着及其他许多日用品多仰给于牲畜。马的种类很多。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曾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西方尽是白马，东方尽是青龙马，北方尽是乌骊（黑色）马，南方尽是骍（赤黄色）马。此外，还有许多奇畜，如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騱等。匈奴人从小就熟习骑射，长大后则编为骑兵。他们适应塞北的地理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日常“人不弛弓，马不解勒”①，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畜群（马、牛、羊）的生产十分繁盛。史载：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出击匈奴，在“河南地”（今年蒙河套南伊盟一带）捕获其牛、羊百余万头。公元前71年，汉与乌孙联兵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驴驘、橐驼等七十余万头。公元89年，汉将窦宪大破北单于于私渠比鞮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泊））获其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①。

匈奴也有农业和手工业。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从出土的匈奴文物可知，匈奴人对于铁器的制造和使用，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开始，已逐渐广泛地深入到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铁工具的出现，是匈奴手工业生产得以发展的技术基础。大量兵器的制造，也是以铁工具为前提。从铁器能自行冶炼，及出产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各方面推断，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再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匈奴人的铁器文化不仅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测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

手工业中，铸铜业也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批铜镞、铜刀、铜剑、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鼎、铜钟、铜铃、铜镜、铜帽等，可以看出匈奴铸铜业的生产规模和制作技术；特别是铜镞的大量生产和日用器具，饰具几乎全是铜制，说明铸铜业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后来因出现冶铁业，主要的兵器（如剑）和重要的工具（如刀）、用具（如马嚼）便逐渐被铁器所代替，而铸铜业则转向主要制造日常生活用具和饰具了。诺颜山等地的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体积不等、形状和色泽不一的各种各①《淮南子·原道训》。

①参阅《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样的陶器，但都是没有骨胎的，当不是匈奴最原始的陶器。且就出土的属于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陶器看，不仅种类和产量甚多，而且形制和花纹也复杂，质地和款式都很精致，制作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经验的专门的陶工，恐怕不易进到这样的工艺境界。《汉书·苏武传》载，且鞮侯单于之弟於靬王弋射北海时，曾赠给苏武马畜、穹庐和服匿。服匿就是陶缶。这种陶缶，其形如罂，小口、大腹、方底，是用来装酒和乳浆的。因此可以认定，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匈奴的陶器制造业，有可能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木器制造业也是一个手工业部门。制造弓矢是其主要的一部分，也须有专门的工匠从事此项工作，方足以应需求。匈奴人制造穹庐、车辆、木楯和棺槨，也都需要木材。西汉时，今内蒙大青山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都是匈奴人的木器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元帝时，郎中侯应上书，说明山上草木茂盛，冒顿单于在那里“治作弓矢”①。制造车辆也是木器业的一部分。公元109年，汉兵在河套地区一带击败南单于，曾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②。

因资源上的方便，匈奴人也有毛织和皮革手工业。《淮南子·原道训》说，“匈奴出秽裘”。《后汉书·文苑·杜笃传》说，匈奴有“罽帐”。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北匈奴遣使者至洛阳贡马及裘③。裘能作贡品，必为精工细作的珍贵物，匈奴对皮毛加工技艺必有相当的水平。

匈奴与北方各族特别是汉族进行商品交换。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迫切需要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行交换，故匈奴人十分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马邑之谋，“匈奴绝和亲”后，因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①。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降汉，率部到长安，用土特产向汉买了大量的铁工具和兵器，五百汉族商人因违禁几乎被杀②。从匈奴墓葬出土的大批汉族文物证明，匈奴与汉族的交换是频繁的，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很多，包括生产上、生活上的许多用品。此外，匈奴也与北方其他各族进行商业贸易。如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就是各族进行商品交换的一个重要地点。《后汉书·孔奋传》：“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日市四合。每居县不盈数月，辄至丰积。”

匈奴社会结构匈奴族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其时参加联盟的各个部落并不稳定。《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族的早期历史时说：“自淳维（传说中的匈奴祖先）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这正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及其不稳定的情景。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匈奴人的氏族公社出现了私有牲畜的个体家①《汉书·匈奴传》。

②《后汉书·耿弇传附耿夔传》。

③《后汉书·南匈奴传》。

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汉书·汲黯传》：“浑邪王至（长安），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应劭注云：“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

庭。这种独立的小经济一经出现，便开始起着瓦解氏族组织的作用。从漠北已发掘的属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丰富的大墓旁边，有许多陪葬品极其缺乏的小墓，可以看出，这时氏族组织已经解体，贫富悬殊已暴露出来了。这时，牧场和游牧地仍归氏族公社所有，可是牲畜已属于个体家庭所有。这是此一时期匈奴人氏族公社特征之一。

在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瓦解至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掠夺性的战争成为匈奴首领的经常职业，正如《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因此，他们要按军事的方式组织起来，以便随时出征和投入战斗。这反映了在匈奴的氏族组织中，把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而为一的情况。

由于牲畜的繁殖，照料畜群需要更多的劳动人手，关心自己私有经济的畜牧主便把战争虏获得来的人加以利用，于是产生了奴隶阶级。史载，匈奴人作战，以所得的虏获物赏赐给战士，俘掠得来的人口收为奴婢；把战死者的尸体抬回来，尽得死者的家财①。因此，匈奴平民拥有奴隶，贵族的奴隶则更多，甚至以奴隶殉葬。匈奴贵族死，“近幸臣妾”（奴婢）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②。据史书记载统计，从匈奴对汉战争、掳掠，至昭帝时，先后掳去的汉人当在十万口以上③。此外，匈奴还从别的部族掳掠了很多人口。如东汉初年，数万落（落即户）“赀虏”（匈奴名奴婢“赀”，即资财之意），利用匈奴分裂之际，集体逃亡。这些逃亡的奴婢中，有西域人、丁令人，还有羌人等。这些逃亡的奴隶，合计有数万落之多④。姑以每落五口计，也有十数万人。这是匈奴奴隶的主要来源。

此外，匈奴奴隶还可由邻族贩买而得，如东汉时，羌族把掠夺的大批汉人奴隶转卖给南匈奴。或因隶属部落付不出贡税而没收为债奴。如乌桓自被冒顿单于攻破后，每岁输送牛、马、羊皮给匈奴统治者，过时不纳，其妻子常被没收为奴①。再是匈奴本族人因犯罪而被没收为罪奴。匈奴法律规定：盗窃财物者，没收其家口和家产。

匈奴的奴隶制政权在匈奴频繁的掠夺战争中，氏族首长和军事首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因而逐渐地专擅了权力并世袭了职位。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的这种世袭权力逐渐抬头。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时，便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了。从此，单于集中由挛鞮氏这个显贵氏族所专擅，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其他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高官贵职，也由一些显贵氏族世袭。《史记·匈奴列传》说：各大臣都世世为官，呼衍氏、兰氏、须卜氏这三姓是贵种。当时，部落或部落联盟机构的形式虽仍旧保留，但它的民主原则已被抛弃。冒顿自为单于之后，对于军政大计虽也征询各个部落首领的意见，但往往并不采纳而独断专行，有时甚至把和他意见相反的部落首领斩首。同时，单于还对各个部落首领发号施令，命他们按时出征，“有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此数字系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武帝纪》、《昭帝纪》统计。④《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裴注引《魏略》。

①《后汉书·乌桓传》。

后（至）者斩！”②象冒顿单于的这种权力，显然不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所能具有，这时他已十足是一个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了。

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先后征服了许多邻族：向东破灭东胡，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自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时、丁令、鬲昆、薪梨各族；后又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及其旁各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展，大批奴隶和贡献源源流入，私人的财富也迅速增殖起来。为了保护这些财源，镇压奴隶，防止被征服部族的反抗，于是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一个地方性的奴隶制政权建立起来了。

匈奴政权的机构分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尉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二是左贤王庭（东部），它管辖匈奴东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一带），东面连接貉。三是右贤王庭（西部），它管辖匈奴西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一带），西面接连月氏和氐、羌。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故匈奴人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意即“象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①。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主断狱讼。裁决了的案件，用口头报告单于，没有文薄、记录之类②。左右贤王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因而权力和地位也较右贤王为高。左贤王是单于的“储副”（即单于的候补人选）。故常以太子为左贤王。左右贤王以下则是左右谷蠡王，亦各建庭于其驻牧之地。在匈奴政府的官职中，再下则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

匈奴贵族的奴隶主政权，实质上是一个游牧的军事政权。这个政权本来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在掠夺和压迫邻族人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特点，一方面是所有及龄壮丁都被编为骑兵；另方面是所有各级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首长，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大者统领万骑，小者统领数千。统领万骑的军事首长共有二十四个，称为万骑长，他们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万骑长们各以部众多少为区别权力大小及地位高下的标准。通过这样的统治关系，迫使那些“甲骑”随同他们向相邻的各族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战争。

另外，通过战争、和亲与关市，匈奴大量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匈奴人墓葬中有许多汉式丝绸服装、铜镜、马具、漆器等。同时，匈奴也对汉族经济文化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汉代养马业的发达，与匈奴马匹的输入有关。骑兵的训练与有关战术的进步也受匈奴的影响。这可见匈奴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后汉书·南匈奴传》。

第三节　东北各族

东北地区各族，乌桓、鲜卑在秦汉时期被称为东胡，因其“在匈奴东，故曰东胡”①。此外，有扶余、挹娄、高句丽等，统称为东夷。

乌桓乌桓最先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纳里河西南地区。乌桓人先是过游牧生活。至汉代产生了男女分工的家庭手工业。《后汉书·乌桓传》云：“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毼。男子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乌桓社会习俗上保留着母系氏族的许多遗迹。如，“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报复者故也。”“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①乌桓社会，由若干“部”组成，各“部”有许多邑落，其首领由公众推选。“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②邑落和部的首领在群众中有颇高的权威。“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乌桓社会内部有自相约束的法规：“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乎之。”③据文献所述，汉代乌桓社会的基层组织邑落及其上的“部”中，阶级在日益分化，统治阶级在逐步形成。他们在军事上拥有特权。在财产所有制方面，乌桓表现为二重性。土地和牧场，一部分归邑落公有，一部分属于家族私有，畜产则为各家族或个人私有。乌桓的邑落，这时，有的已经不是血缘的群体，而是一种地域的共同体。所谓“氏姓无常，以大人勇健者名字为姓”，这样的家族或个人，正是没有氏族只有家族的人们。他们或者是由外地来的，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如东汉末年，“（袁）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①。这十多万户汉人移入乌桓，与之错居杂处，对于乌桓的邑落转化为地域的共同体是有作用的。

乌桓社会在剧烈变化中产生了奴隶阶级。乌桓被匈奴征服，为其所奴役。欠交租税的乌桓人被匈奴贩卖为匈奴家族奴隶②。东汉初年，乌桓豪帅跟随匈奴奴隶主掠夺并蓄养奴婢。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③此后，乌桓入居缘边塞内十郡，侵掠居民之事仍不断发生。

乌桓与周边各族有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自匈奴击破乌桓后，乌桓势孤力单，役属于匈奴。匈奴单于每年向其征收牲畜、皮革，若过时不交，便没①《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云。

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③《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①《后汉书·乌桓传》。

②《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③《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收其妻子为奴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王莽执政，令乌桓不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匈奴遂劫掠乌桓人畜。王莽又驱乌桓攻匈奴，以乌桓妻、子为质，以杀戮为威，乌桓遂降匈奴。

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后来匈奴内乱，乌桓乘机攻击，匈奴转徙漠北。光武帝刘秀乃以金、帛贿赂乌桓大人。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献奴婢、牛马、弓及貂皮等。汉乃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人为王侯、君长，许其从塞外内迁，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雁门、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怀来），掌赏赐、质子、关市诸事。经明帝、章帝、和帝三世，汉与乌桓相安无事。乌桓南徙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少数留居塞外者皆归降鲜卑，自二世纪初起，常助鲜卑、南匈奴寇掠汉边；塞内乌桓则多从乌桓校尉抗击鲜卑、匈奴。二世纪中，汉与南匈奴对抗，各郡乌桓或从汉攻匈奴，或与匈奴联兵攻汉。二世纪末，汉还利用乌桓骑兵镇压各地起义军，参与中原内部的政治斗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在中原内部纷争中，袁绍因被曹操击败，其子袁尚往奔辽西，投靠蹋顿。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桓，战于柳城（在今辽宁朝阳市南），乌桓败绩，蹋顿及各王以下被斩，降汉者二十余万口。曹操使柳城降者及幽州、并州各郡乌桓共万余落徙居中原。其妻、子为人质、精壮随军作战。由是三郡乌桓号为天下名骑。残留故地的乌桓，因其地不久即为鲜卑所占，均与鲜卑融合；内徙者则渐为汉人所同化。

鲜卑鲜卑，古游牧部族，与乌桓同为东胡的一部分。原活动于辽东塞外鲜卑山，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汉武帝时乌桓降汉以后，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也跟着向西南推进，移居于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其语言风俗与乌桓同。常以春季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髠头饮宴。鲜卑的土特产，以野生动物最为出名，有野马、羊、端牛。鲜卑以野生动物之多而著名，说明其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和畜牧，而农业似乎尚不占重要位置。鲜卑移居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后，因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西部系草原和湖泊，宜于游牧；东部系山陵森林，宜于狩猎。南边的老哈河流域则宜于种植和渔业。公元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统一草原东部之时，鲜卑的社会经济始变成“田、畜、射猎”而又“捕鱼以助粮食”的混合经济①。虽然如此，在三世纪初期，鲜卑的生产仍以畜牧为主，他们经常以牛羊与曹魏互市。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向曹魏贡献的牛马达七万多头②。

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并《后汉书·鲜卑传》。②《三国志·魏书·鲜卑传》。

鲜卑的社会组织，略与乌桓相同，也是邑落公社。二世纪初，鲜卑大人朝汉，汉于宁城下筑南北两部质馆，以处乌桓、鲜卑邑落大人的人质和市客。鲜卑大人燕荔阳率邑落二十（或一百二十）③部入馆互市，与《后汉书·乌桓传》所云“邑落各有小帅，数千百落自为一部”，是相合的。因此，可以推知鲜卑也实行邑落公社制。若干邑落组成部，部与邑落各有大人与小帅为首领，均由选举产生。违大人言，处死罪，但可以牛羊赎。

东胡部落自被匈奴击破之后，鲜卑和乌桓一样，成为匈奴统治和奴役的对象。西汉一代，鲜卑未曾与汉通使。东汉初年，才开始与汉发生关系。当时，鲜卑与匈奴、乌桓侵犯汉的北部边塞。汉辽东太守祭彤乃利用鲜卑对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彤嗾使偏何反击匈奴左伊秩訾部，从此双方岁岁相攻，匈奴衰弱。不久，偏何又攻下赤山，杀乌桓大人歆志贲。从此，乌桓在塞外的根据地尽失，转入塞内，鲜卑遂在塞外占居优势①。鲜卑的实力既日益壮大，在元和二年（公元85年）鲜卑、丁零、南匈奴以及西域各国联合起来，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全面攻击。《后汉书·南匈奴传》云：“时北虏（北匈奴）衰耗，党众离畔，南部（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北单于在各族沉重打击下从蒙古草原远走中亚，鲜卑趁势占领匈奴故地。当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②。遗留在草原上的十多万落匈奴人，皆改称为鲜卑。鲜卑从此更加强盛起来。北方草原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匈奴占居优势转为鲜卑占居优势。

公元二世纪中叶，鲜卑在檀石槐统领下，成立了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设庭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的弹汙山歠仇水上，“兵马甚盛”。他统率部众“南抄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①这个军事大联盟的范围很广，包括整个蒙古草原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貊接壤，共二十多邑。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共十多个邑。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共二十多邑。整个大联盟的十二个大人皆为大帅，都受制于檀石槐。这个部落大联盟的意义，只是在“割地统御，各有分界”②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对于若干跟共同利益有关的公共事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军事上的攻守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其时西部鲜卑诸部相率叛击，漠南自云中郡以东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落，占有云中、雁门、代郡以及太原等郡。一个是轲比能集团，拥有十多万骑，据有自高柳以东的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各地。另一个，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还有素利、弥加等原来所谓“东部大人”的若干小集团。鲜卑统治集团政治上虽然分裂为几部分，但其与汉族加强联系，并接受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的趋势并未中止，而且仍在不断扩大。《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载：轲比能“部落近塞。自袁③《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作“受邑落质者二十部。”《后汉书·鲜卑传》作“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

①《后汉书·祭遵传附祭彤传》，《鲜卑传》。

②《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①《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②《三国志·魏志·田豫传》。

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旗麾，以鼓节为进退。”总的来说，东汉以来汉人逃往鲜卑地区的数目，相当可观。这些人，大多数属劳动人民，或者帮助鲜卑人兴城筑塞，发展农田和手工业，对于开发边疆的生产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外，不少汉人原来在内郡参加农民起义失败了，他们有一定的文武技能和军事经验，逃往鲜卑地区。其中，有的作了鲜卑上层的“谋主”；有的教授鲜卑人制造兵器铠楯；有的教鲜卑人学习汉语、汉文。这样就不只改进了鲜卑的各种制度，而且有助于鲜卑的富强，所谓“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东汉末，轲比能集团逐步统一了漠南。

夫余夫余，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活动于东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称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绾貉、朝鲜、真番之利”。这是我国史书对夫余的最早记载。大约在战国时期，夫余已为华夏诸国所知。夫余在玄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弱水，即今嫩江或黑龙江。“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出名马、赤玉、貂豽、美珠，珠大者如酸枣。”“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各“加”分领数百至数千邑落。“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①夫余与汉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汉武帝时，夫余向汉朝贡。东汉初年，夫余不断遣使朝汉，而同高句丽、鲜卑对抗。安帝时，高句丽围攻玄菟郡，夫余王曾遣子尉仇台击破之，解救了玄菟。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夫余王曾来洛阳。以后，高句丽日趋强大，向西发展，汉边军退至西盖马（今辽宁抚顺）。但夫余仍亲汉，西与鲜卑，南与高句丽对抗。东汉末，公孙氏势力在辽东兴起，夫余属辽东。公孙氏曾以同族之女妻夫余王，以利用夫余抑制高句丽、鲜卑。

挹娄挹娄，古为肃慎，在夫余东北。东滨大海，其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但语言不同。出产“五谷、牛、马、麻布”①。西周时，肃慎向周朝贺，周成王曾命臣下作诗文以志纪念②。汉代，其社会大概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柹，以多为好。”③挹娄人善用弓矢：“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中人皆死。”④秦汉时，挹娄役属于夫余。由于挹娄人勇敢善战，据守山险，夫余奴隶主难以随意役使他们。汉代，中原人知道挹娄“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表明挹娄的土特产已辗转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①《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②《史记·周本纪》。

③《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输入中原，受到汉人的重视。挹娄社会发展较缓慢。曹魏时，史称其“法俗最无纲纪”⑤，大概尚徘徊于原始社会末期。

高句丽高句丽，秦汉时居住于我国东北，“在辽东（郡）之东千里。南与朝鲜、

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其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有稻作产业，但农业尚在初期发展阶段。定居，“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①汉时，高句丽分为五部，“其国有王”，官吏多称“加”，“尊卑各有等级”。“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②汉时，高句丽与汉朝有较友好的关系。“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③王莽时，高句丽王驺不接受发兵助征匈奴的命令，驺被莽军所杀，高句丽则被贬为下句丽侯国。东汉初，高句丽王宫时，兵力复振，势力逐渐扩张，同时汉人迁入高句丽境内的也日益增多，对高句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起作用。

⑤《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①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②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③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第四节　西域各族

“西域”一名，在汉代的记载中，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就狭义说，则是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从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起，东方各族——蒙古草原上的匈奴人，锡尔河流域草原上的塞种人，在中国甘肃西部的大月氏人，以及和他们邻近的乌孙人，陆续向西方大规模地迁移，都是通过这个地区，因此可以说，西域是历史上与文化上中西交通的走廊。这里是各游牧民族角逐的场所，并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王国。

西域的地理形势和民族分布就狭义西域的地理形势而言，天山以南是四周环绕高山的一个大盆地。

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西有葱岭，东有南山（即祁连山），只有在东北有个天然缺口，通达蒙古高原及甘肃西北部。这个盆地，东西约长二千八百多里，南北一千多里。在汉代，这地区已变成一望无涯的流沙，发源于周边高山的许多河流流注于大沙漠之中，其中寻源于昆仑山的于阗河，北与葱岭河会合，汇流成一条自西向东横贯沙漠的塔里木河，注入蒲昌海（今罗尔淖尔）。由于有塔里木河无数支流的灌溉，这里有许多肥美的沙漠田，适宜于畜牧和农耕。

秦汉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部落，占有这一块块绿洲，建筑城郭，逐渐形成了许多号称“国”的小城邦。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有条通道至莎车，约有十余“国”，总称“南道诸国”。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也有几个小“国”，总称“葱岭诸国”。在沙漠以北，自疏勒沿天山南麓东行至狐胡，亦有十余“国”，总称“北道诸国”。沙漠南北诸“国”，皆以种植、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为“城郭诸国”。“葱岭诸国”由于耕种面积小，一般都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天山以北，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亚的极南边，都是高山深谷，山谷中有许多小河和湖泊，这是一个山岳地带。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有块很大的平原，即准噶尔盆地。这里，气候湿润，水草肥美，最适宜于畜牧。汉初，分布于这一带的人们，也分为许多小“国”，统称之为“山后诸国”。

天山南北地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叶被蒙古草原上的匈奴所征服。匈奴贵族不仅任意劫掠西域人口以为奴隶，而且还以贡赋形式掠夺其财富以及一切资源①。但是，西域各族人民并不甘心匈奴奴隶主的奴役和剥削。《汉书·西域传》说，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这便为后来汉朝进行的一系列通西域的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汉代，西域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的各小国居民，大约都属羌、氐种。据《汉书·西域传》上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蒲犁“种俗与子合同”。依耐“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无雷“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而自疏勒以西北则基本上为塞种。《汉①《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蒲类国条记载；《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关于赀虏的记载。书·西域传》上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②可知，民族的分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受军事、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同书卷下又云：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关于塞种人的体貌特征。同书指出：“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u。”在大沙漠以北的“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至于天山以北地区的种族则非常复杂，有原始的蒙古人，有塞种人，也有一部分羌族的苗裔。

从西域的社会经济情况看，有的地区农业发达，有的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这些地区皆兼有一定的手工业，或三者兼有。如：“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①自且末以西的南道各地，都有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冶铸手工业，并且接近于汉朝的水平。因这些地方和汉接触较早，接受汉人影响较多。北道各地大都也是农业区，有的兼营畜牧，尤其像疏勒那样的地方，由于正当中西交通的要冲，因而还有较繁盛的商业。史称，疏勒“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②。一般说，处于南北道上的一些地区，其社会发展阶段比较先进。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南疆某些地区已出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和租佃制度。这种情况表明，当时这些地区已产生封建生产关系。

山后各地，大都是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其中大者有车师、乌孙。“车师地肥美”③，有城郭田畜，是个农业和畜牧都发达的地区。乌孙“地莽平”，“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④政治组织形态从西域各族的政治组织形态看，西域中较大的“国”如乌孙，其政治组织较完整，国王以下有“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等官属①。可见乌孙已经具备了国家组织形式。关于西域各地方的兵制，他们的军队数字在西域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差不多每三至四人就有一个兵。如乌孙人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鄯善人口一万四千一百人，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②。这种特殊的兵役制度正说明他们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以及战争的频繁。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组织还保留有氏族部落的显明特征，这种氏族部落组织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②塞种，大概是雅利安人中的塞西安人（又译为西徐亚人）。他们遭受月氏人的侵略，乃由伊犁河流域迁往印度五河流域的东北部，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就是罽宾（即克什米尔），而残余的一部分则徙向帕米尔高原之西北，建立了休循、捐毒等小国。

①《汉书·西域传》上。

②《汉书·西域传》上。

③《汉书·西域传》下。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汉书·西域传》下。

在西域的政治组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西域各地所设置的官职称号，自国王以下有侯、相、将、丞、都尉等。这种官僚机构的出现，显然是受汉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或者就是汉朝所派遣。第二是译长的设置。在西域诸“国”中，凡是当道“国”都设有译长，少则一人，多则竟有四人，表明西域各地的语言很不统一。由于当时商业交通比较频繁，故需要大量翻译人员。其三，是击胡官的设置，大都是在北道距匈奴势力较近的地区。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左右君；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梨有击胡君等。这显然是受汉政府影响设置的，是西域与汉共同防备匈奴的军事联合组织。

汉经济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汉通西域后，西域各族对于比自身先进的汉族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汉文化很乐意吸取。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要求婚姻，得到允许成婚后，夫妻双方要求入汉朝贺。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①汉的衣冠礼制和音乐歌舞为龟兹所吸收。又如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勅诸子，当世奉汉家。”其子康继位后，“光武初，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②所有这些活动，表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为西域各族所仰慕和吸收。这对推动西域各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后汉书·西域传》。

第五节　氐和羌氐族

氐和羌是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的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

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四川西北地区，即汉武都天水、陇西、广汉等郡一带。《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自冉以东北，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这些地区自古就是氐族分布的所在。《汉书·地理志》记：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故道（治今陕西宝鸡南）、河池（治今甘肃徽县北）、平乐道（治今甘肃武都东北）、沮（治今陕西略阳东）、嘉陵道（治今陕西略阳东北）、循成道（治今陕西略阳西北）、陇西郡的氐道（治今甘肃天水）、蜀郡的湔氐道（治今四川松潘北）皆为氐族所居。汉时，“有蛮夷曰道”①。上述诸道、县皆在“冉以东北”，其地自古为氐族所居。氐人的分布，如前所述，在秦陇、巴蜀之间。其地山陵险阻，峻阪相接。许慎《说文》卷十四下云：“秦谓陵阪曰阺。”汉人之称氐人为“氐”，和氐人居住的地形有很大关系。

氐族处于汉、羌两族之间，与汉、羌两族很早就有密切联系，深受两族影响，但氐族仍然具有既不同于汉又不同于羌的民族特点。《魏略·西戎传》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②这段史料说明：氐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与中原汉语不同，但由于与汉联系交往多，又多懂汉语；氐族的社会经济，主要经营农业，过定居农耕生活，兼饲养牲畜，牲畜中猪的饲养，是表明定居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汉书·西南夷传》叙述白马氐的经济云：“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族的农业和纺织都有相当的水平。汉末，汉军曾在武都“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①；氐人的麻织品很早就受到汉人的重视。《说文》中即有氐人织品的专词，所谓“絣，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也”②。“絣”、“纰”虽是汉字，实为氐语，在东汉时这些麻布便为中原人士所习知了。氐人营建板屋定居有悠久的历史。《诗·小戎》：“其在板屋，乱我心曲。”《毛传》：“西戎板屋。”然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不指羌。《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春秋之时西羌尚未东迁，在二郡之中，特别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古即为氐族分布所在，所以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族，并不包括羌族在内。风俗习惯上，氐人服装喜穿青绛二色麻布衣。《说文》：“绛，大赤也。”氐人服色爱好青与赤二种。妇女皆编发。氐人早期的葬俗是火葬，与羌族相同。《荀子·大略》：“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可知氐人行火葬。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三国志》卷三○裴松之注引。

①《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

②《说文》第十三，系部。

氐族支系众多，各有称号。各部自有豪帅，不相统一。其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居于仇池（今甘肃成县仇池山）。汉朝廷向西和西南开拓，氐人部分内属，部分移居深山。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拓氐人之地，设武都郡；仇池山势险要，氐族豪帅常据之以自固。其后，氐族虽有武装反抗，但往往为汉族统治阶级所镇压。氐族统属郡县后，长期与汉族错居，受汉经济、文化影响，差别日益缩小。

羌族最先居住的地区羌族的原始分布地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西羌传》又谓，西羌始祖无弋爰剑畏秦之威，“亡入三河间”，诸羌共畏事之。此三河，李贤注以为即黄河、赐支河、湟河。可知黄河上游所谓九曲之地，及其以西以北各地是羌族最先住居的地区。羌族的耕牧生产羌族最初以畜牧、射猎为业。战国后期，羌族开始兼营农业。《后汉书·西羌传》称：“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众。”爰剑被秦掳去作了奴隶。他在秦地学会了农耕技术，逃回河湟地区，把自己学到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羌人，从此羌族逐步改变了从前原始的射猎、游牧生活。这段生产改革虽然归功于爰剑这位杰出首领，但事实上是羌族人民长期生产实践创造的。河湟地区，羌族人民很早便在那里开辟了许多农田。《汉书·赵充国传》记充国上书云：“计度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东至浩门（今青海乐都东），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垦种面积之大可知。《后汉书·马援传》记：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击破先零羌于临洮（今甘肃岷县），又进攻诸种羌于允吾谷及唐翼谷，抢收羌民的谷粮畜产而还。当时马援上书云：“破羌（今青海乐都东）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此所谓湟中，即指湟水流域。羌族把那里的田土开辟出来，而且引水灌溉，成为水田。此外，大、小榆谷（约在今青海贵德县境之黄河南）也是个“土地肥美”，宜于农业的好地方。此地“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①。《水经注》卷二河水注：“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收其熟麦数万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亦可见羌族农业之发展状况。汉代，羌族的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已实行定居或半定居的畜牧。《汉书·赵充国传》记：“是时（指汉宣帝初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这正是游牧部落定期游牧的一种常态。西羌畜产种类，主要是马、骡、驴、牛、羊。这些家畜，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同时又是他们衣食之源，所以汉代人说：羌“以畜产①《后汉书·西羌传》载瑜麋相曹凤上言。

为命”②。《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许多次汉军掠夺羌族牲畜的事件，少则数千头，多则上万头，甚至数十万头。这些事实说明羌族的畜牧业是颇发达的。

羌族的社会组织关于羌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粳（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这可看出东汉时，西羌正从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波。所谓“十二世后，相与婚姻”，即十二代之后，许多新的氏族组织便从旧氏族内分衍出来。

羌人氏族众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以祖先的名字命名者，如“研种羌”、“烧当羌”、“滇零羌”等；以所在地为名者，如在白马氐地区和广汉徼外白马山的都称作白马羌，在武都参狼谷的称参狼羌。以母方氏族为名的，则有“累姐”、“牢姐”、“勒姐”等羌。

东汉时，羌族的社会阶级已经产生。如居于大、小榆谷的先零羌凭恃自己的富强侵犯烧当羌。烧当羌的首领滇良招集附近种落，掩击先零、卑湳二种羌，杀三千人，掠取财物，占据大、小榆谷。这些事实说明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从氏族混战和掠夺的过程中，社会阶级的分化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分化的现象，表现为健者为豪，带领部民去侵凌弱小的部落。分化现象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豪富羌酋多娶妻妾，及聘礼须用大量牛羊牲畜的风俗。

羌族在阶级分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部落集团。《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时爰剑的子孙分衍为一百五十种。此所谓“种”，指羌族的部落集团。有九个部落集团分布在赐支河首以西和蜀汉徼塞的北面，其中只有武都的参狼羌有胜兵几千人。有五十二个部落集团分散不能自立，或者灭亡，或者附属于大的部落集团，或者迁徙远去，不知所之。其余八十九种分布在河湟地区及河湟以东、以北的各个郡县之内。其中以烧当羌为最强，有胜兵十多万人。其余大者一万多人，小者几千人。东汉顺帝时，各个部落集团大约估计共有胜兵二十万人。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西羌的“种”或部落集团是由许多部落组成的。这些部落又由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氏族间的关系，在十二世纪以后，各氏族成员除了同祖的关系外，又加上了一种婚姻的纽带。因此，部落成员在集团对外时可以发生一定的巩固作用。但是东汉时，已经有五十二种部落集团分散、灭亡，有些弱小部落变成了强大部落集团的附庸。这样，在集团之内便产生了统治部落和被统治部落的区分，阶级的分化从此出现。同时，许多部落集团之间，由于掠夺耕地和牧场，由于婚姻纠纷，或争夺财富，彼此经常发生战争。一旦外族来犯，他们组织诸部落集团的办法便是解仇结婚，交质盟诅。如西汉时，赵充国指出：“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羌与诸羌种豪酋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①。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汉护羌校尉杀烧当羌的首领迷吾，迷吾子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②《汉书·赵充国传》。

①《汉书·赵充国传》。

女及金银聘纳诸种，解仇交质，进兵陇西②。二世纪初，属先零别种的滇零羌联合钟羌、当煎、勒姐、参狼以及上郡、西河的“东羌”，在北地郡建立了一个比较强盛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虽然前后只有十二年，但在羌族史上十分重要。史称其时“滇零等自称‘天子’”。这是羌族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的第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但这是在汉代统治阶级压迫下成立起来的，自己并没有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又与河湟地区的广大羌民没有联系，更未与各郡的汉族人民相联合，所以这一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丁奚城（在今宁夏灵武南）终于被东汉统治阶级攻夺，这个部落联盟又陷于分裂状态。

羌族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方面，汉代天山南路的婼羌早知用铁兵器。《汉书·西域传》云：“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这表明羌人在西汉时已经使用铁矛、弓箭之类的武器。《东观汉记》载：元初中征伐滇零羌时，掠夺的兵器有铠、弩、刀、矛、战楯、匕首二三千枚。羌人的战术是长于骑兵。东汉虞诩说：“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①羌族居塞内者，称守塞羌，兼以农为业，其居住都是土屋；在塞外者，则多居庐帐。羌民的服饰，东汉初的班彪说：“羌胡被发左衽。”人死用火葬。《后汉书·西南夷传》对汶山郡羌民的习俗记：“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这些风俗习惯，显示了羌族的民族特点。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①《后汉书·西羌传》。

第六节　西南夷

西南夷的地区分布

秦汉时期在蜀郡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落，总称为西南夷。其中，主要的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笮都、冉、白马、哀牢等。夜郎在今贵州省的清镇、平坝、安顺、普定至关岭、晴隆一带。滇的部落在今滇池周围地带，与滇结成联盟的靡莫等部落则在今曲靖地区。邛都本部落在今四川西昌县，围绕在邛都周围的众多小部落则散布在今凉山州境内。巂、昆明部落群则分布在今保山县以东北至大理州境内。徙、笮都部落在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哀牢，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

西南夷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南夷各族从事不同的生产事业。夜郎、滇、邛都等，“耕田有邑聚”；巂、昆明等则“随畜迁徙，毋常处”；而徙、笮都、冉等则兼营农牧。各族的生产、经济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夜郎“邑聚而居，能耕田”①。滇池“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②。

滇的牲畜饲养也颇兴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滇时，获“牛马羊属三十万”③。在手工业方面，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各种各样的青铜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以及金、银、玛瑙制成的装饰品等。邛都夷，“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哀牢夷早已聚邑而居，农耕的“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

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并且产“铜、铁、铝、锡、金、银、光珠”等⑤。东汉时，哀牢人已有较发达的农业，且利用当地特产，生产出内地尚为稀少的木棉布。冉夷则兼营农牧，“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冉人因地制宜，发展了一种技艺高超的建筑术，“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①。

西南夷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汉初即与内地巴、蜀发生了交换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巴蜀亦沃野，地饶巵、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通过西南夷地区的中间贸易，汉族地区一些商品，辗转贩运到边疆地区，甚至远销国外南亚地区。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首邑在今广州），南越人把蜀出产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问枸酱的由来，南越人回答说是从牂牁江（今贵州省境内之北盘江）上运来的。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华阳国志·南中志》。

④《后汉书·西南夷传》。

⑤《后汉书·西南夷传》。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见到了“蜀布、邛竹杖”。大夏人说“蜀布、邛竹杖”乃他们在身毒（今印度）得之于蜀郡商人之手②。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西汉初年，内地和边疆各族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为汉武帝开拓边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遣唐蒙出使夜郎，招抚夜郎侯多同，置犍为郡。接着又命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建议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南越反，武帝欲自犍为郡发南夷兵，南夷不从，遂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夜郎侯迎降，汉封他为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冉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区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又出兵伐滇。滇降，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赐滇王王印，使治其族。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伐。汉遣使调解，兴等不从。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兴，灭夜郎。王莽时，西南夷连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连年不克。

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再次进入汉的版图。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保山）、巂唐（今云南云龙）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鼻）四县的昆明族。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郡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哀牢居地是自蜀通往掸、身毒一路的门户，地位特别重要。

汉开拓西南夷，在经济、文化上有积极的影响。两汉之际，文齐作益州郡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甚得其和”，且发动各族人民，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①。时值公孙述据蜀，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述并“拘其妻子，许以封侯”，要挟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各族拥护之下，抵制了公孙述的威胁，派人到内地与东汉取得联系，使益州郡始终保持在统一的版图内，而经济的发展未受国内战争的影响。东汉明帝时，郑纯任益州郡西部都尉（驻今云龙县旧州）。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因此升任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②郑纯执行了不作过苛索取的政策，缓和各族矛盾，受到各族的拥戴，从而带来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帝时，张翕为越巂郡太守，“政化清平”，深得“夷人爱慕”③。②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在民族间的纷争较少情况下，当时的夷、汉两族才有更多交流生产的机会，汉族先进经济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西汉中朝以前，西南夷各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铁质生产工具靠从蜀都输入。西汉中期以后，汉族移民带入的铁工具进一步推广。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中，铁器已经占一定数量，有锛、剑、削、铜柄铁刃斧等，共九十二件。贵州清镇、平坝发掘的同时期墓葬中，也发现了铁制的犁、锄、斧、刀、剑等④。东汉时，西南夷中一些地方的铁矿已直接被开采，用以就地制造铁工具。据《汉书·地理志》载，西南夷地区共五郡，只有犍为郡武阳、南安产铁，设有铁官；《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西南夷地区越巂郡台登（今四川凉山州冕宁）、会无（今四川凉山州会理），益州郡滇池（今云南晋宁），永昌郡不韦（今云南保山）等县产铁，并设有铁官，比西汉时产铁的地点大为增多。至于铜、锡、铅矿的开采范围，则比西汉更加扩大。滇池周围地带成为更加富庶的地方，“居官者皆富及累世”①。夜郎、哀牢、邛都的部分地方的物产，也较西汉时期增多。

当一些地方受汉族经济影响，生产有所提高之时，汉文化也逐步为一部分夷族所接受。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②。通过兴办学校，让当地夷族子弟入校读书，以改变其文化生活面貌。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入内地“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③。

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动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阶级剥削既然是一种必然现象，民族压迫也不可避免。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初郡”或“边郡”。郡县既任命太守、令长、长史，又封部族土著君长为王、侯、邑长，实行两重统治。太守、令、长等往往赋敛烦苛，又不能与当地土官和睦相处，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

④见《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第七节　蛮与越蛮的主要分支

蛮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秦汉时，槃瓠、廪君、板楯，是蛮的三个主要分支。

槃瓠蛮因以神犬槃瓠为图腾而得名。秦汉时，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武陵郡的沅水有雄、樠、辰、酉、武五条支流，称五溪，故聚居于当地的蛮族又有“五溪蛮”之称。史称槃瓠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其人多居住山地，从事粗放农业，并与邻近民族有一定的交换关系，“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有家庭手工业，“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①。能织木皮为布，以草实染料，衣服五色斑斓。秦汉时，槃瓠蛮部落分散，“有邑君长”，各有首领，汉朝廷授予首领邑君、邑长称号，颁赐印绶。蛮语“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汉“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半匹），是谓賨布”，作为赋税。蛮族历史悠久，并早在传说时代的唐虞时，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东汉时，“武陵蛮夷特盛”②。由于官府徭役失平，妄增租赋，槃瓠蛮屡起反抗，杀长吏，烧官府，终汉之世，连绵不断，经常挫败进剿的汉军。势力逐步有所扩展，往北达到南郡江陵一带，向东南发展到零凌、桂阳等郡。

廪君蛮，秦汉时有巴、樊、曋、相、郑五个氏族，其中巴氏首领务相，被推为五个氏族的共主，号为廪君。《录异记》云，廪君就是“求廪地”之君，其任务是率领五姓氏族寻找可耕之地。后遂以廪君为族名。他们早期活动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后发展到巴中、黔中（约当今川东南、黔东北、鄂西、湘西地区），其地约相当于汉的巴郡、南郡，故又被称为“巴郡南郡蛮”。相传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蛮有崇拜白虎和以人祠虎的习俗、表明他们以白虎为图腾。秦灭巴、蜀，巴氏仍世为廪君族君长，并娶秦女为妻。“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①这表明廪君蛮的家庭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基础。汉时赋税仍依秦制。东汉时，廪君蛮人户发展增殖，建武年间曾因反抗东汉统治，有七千多人被强制迁徙于江夏郡（今鄂东地区）。但因东汉官府“收税不均”，廪君蛮仍继续起兵反抗。迁入江夏郡的廪君蛮，在大别山南麓的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等五水流域生息繁衍。其中一部分向东北进入了庐江郡。

板楯蛮分布在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沿渝水（今嘉陵江）居住，“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因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被称为“板楯蛮”。相传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板楯人应募“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秦官府因奖励其功，与板楯人盟誓，相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楚汉相争时，板楯蛮从汉高祖还定三秦有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后汉书·南蛮传》。

①《后汉书·南蛮传》。

功。战后，“遣还巴中”，免除其部落首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纳租赋，余户岁纳“賨钱”四十。因此，又有“白虎夷”、“白虎复夷”或“賨人”之称。因居住巴地，又称“巴人”。板楯蛮从事农业生产，长于狩猎，俗喜歌舞。汉高祖刘邦赞赏其歌舞，“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各部落首领分别被封为夷王、邑君、邑长。由于板楯蛮英勇善战，东汉经常征调他们从军，北上汉中，两败羌人；东下武陵，镇压叛蛮；南入益州，助平南夷，屡立战功。但官府对他们“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板楯人“愁于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灵帝时，板楯蛮举行大规模反抗，“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①。与此同时，板楯蛮种姓“繁昌，分为数十姓”②。著名的李氏、范氏、泉氏、扶氏等就是后起的大姓。从板循七姓到数十姓的衍变，标志着板楯蛮种族的兴盛和势力的发展。

百越的族系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战国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地区很广。《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对越人称“扬越”。因其“各有种姓”，各部杂居共处，互不统属，故又称为“百越”。“百越”，按当时的称谓举其著者，有东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雒越等。

百越各部分布虽广，却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他们的族名是共同的。从战国到两汉这一时期中，百越部落有三个共同的族名称谓，即“越”、“骆”、“瓯”。“瓯”和“骆”是本族的自称，“越”是华夏给的名称。他们有共同的居住区域。《汉书·地理志》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都是百越分布地区。他们还有本民族的语言，即所谓“越语”。刘向《说苑》记有一段故事，说楚国有个王子泛舟于清波之中，听划桨的越族姑娘唱了一支歌。楚王子“召越译”翻译后，才懂得歌词的意义①。这可见越语不仅不同于中原华夏语言，也不同于邻近楚人的语言。他们的经济生产相同，各部落都以种稻田为主，兼营渔猎或狩猎。《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记儋耳、珠崖郡说：“男子耕农，种稻禾，紵麻；女子蚕桑织绩。”又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在战国时，于越冶铸的青铜剑就很有名，其锋利能“穿铜釜，绝铁■”②。岭南地区的越人，则表现为铜鼓的制作。传世的大量铜鼓，其铸造之精，雕镂之美，图案之丰富，均世所罕见。自东汉以来，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了铜鼓的使用、流传和出土情况。马援南征曾获得“骆越铜鼓”③。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是广西，已达五百面以上。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太平御览》卷一二三引《十六国春秋·蜀灵》。

①《说苑·善说》。

②《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

③《后汉书·马援传》。

越人有共同的习俗。如建筑住宅，用柱搭架为楼阁，人居楼上，牲畜家禽则圈养在楼下。这种住宅，称为“干栏”。晋张华《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如断发文身，《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越人性习于水，善于水上活动。《越绝书》卷八称：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王刘安在上武帝书中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①从上述几方面的共同情况看，可以认为百越在战国、秦汉时即已形成为一个族系。

百越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分布在东南广大地区的百越部落，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商品经济发达，汉代已成为我国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番禺通过秦水（今北江）、郁水（今西江）可与江南及西南广大的内地密切交往。蜀地产的枸酱，通过夜郎，可转输到南越②。临邛的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史记索隐》：“谓通贾南越也。”③由此沿海航行，往北可达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东冶（今福建福州）等地，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与内地商品交流的中心。古代岭南最先兴起的城邑主要是分布在河道沿线，著名的于番禺外，还有广信、布山、合浦等地。这些城邑，人口较密集，交通较方便，经济文化发展早，最先成为百越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经济文化则处在闭塞落后状态。如闽越地区，“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东汉末年，到过海南岛的薛综说：“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①九真郡的骆越，东汉以前尚“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百越之走向民族融合百越先民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春秋时期，越族中的先进部落联盟于越，在江浙一带建立了越国，不仅吞并了毗邻的吴国，而且与其他诸侯国逐鹿于中原，因而更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而越以此散”，“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同时，楚势力向南发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③，相当部分的越族地区成为楚国的版图。

秦汉时，百越各部正式纳入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体系中。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继灭楚之后，降服了越君，秦以其地置会稽郡（今江苏①《汉书·严助传》。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①《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③《后汉书·南蛮传》。

苏北）。秦统一六国后，在瓯闽地区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及骆越地设置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大徙中原之民与百越杂处。但西瓯部分余众退据丛林继续抵抗，并曾挫败秦军。秦军将领屠睢死于此役。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不少早已徙居淮北的越人参加了起义军。被废黜的越君无诸和摇也率领越人随着鄱君吴芮投入起义行列，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当时代行南海尉事，乘机起兵割据，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无诸以助刘邦灭项羽之功，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治今福建福州）。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摇也复立为东海王，都东瓯（治今浙江温州），时俗号为东瓯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汉封赵佗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十二年，立越裔南武侯织为南海王，遥领揭阳（今广东揭阳）。这时，西瓯君长也“南面称王”，南徙雒越（今越南北部）的蜀王子也称安阳王。这种百越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的局面，随着汉朝集权的逐步加强而发生变化。吕后末（公元前180年前后），西瓯王、安阳王为赵佗所灭，在雒越设置了交趾、九真二郡。文帝初（公元前179—前174年），南海王反，汉击平之，徙其民于上淦（今江西新干）。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攻东瓯，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反汉，次年汉出兵灭南越，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并开珠崖、儋耳二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反，汉出兵讨之，闽越诸将杀其王以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至此，百越各部全置于汉郡县统治之下。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推动下，百越地区的经济、文化有明显的发展。有些地区的出土文物反映出：汉武帝以后，铁制工具显著增加，文化面貌上的民族特点逐渐减弱。部分百越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产与贸易活动，以及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第二章　秦封建皇朝的建立

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结束兼并战争之后，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封建统治。秦皇朝建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亡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传二代，二帝，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延续一十五年。

第一节　秦皇朝的建立

秦皇朝建立之初的基本形势

秦自商鞅变法图强以来，就逐渐形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①，并开始了兼并山东六国的斗争。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努力，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继位时，实现统一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这时，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联系的加强，民族联系的加强，“四海之内若一家”，为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秦国变法比较彻底，政权巩固，经济发展，国富兵强，在实力对比上较之山东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已经有了进行统一战争的可能性。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果断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从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灭韩起，至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止，前后只用了十年时间，便“初并天下”，统一了六国。

秦的统一，是秦皇朝建立的前提，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如本书前卷所述，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来，社会便逐步陷入长期分裂混战的状态之中。“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诸侯恣行”②。战国年间，更是“并大兼小，暴政经岁”，“力功争强，胜者为右”③。秦王政承秦孝、昭以来向外拓展的事业，结束了过去那种“兵革不休”、“流血满野”的战乱局面，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异政教，各自独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④的状态。这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符合历史的趋向和大多数人的心愿。秦《泰山刻石》写道：“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⑤《之罘刻石》也说：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旁达，莫不宾服。⑥这些虽然都是歌功颂德之辞，但也不是毫无根据。试想，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出现一个粗安环境，特别是“无战争之患”，人们怎能不顺意呢？即使当时未能也不可能达到“莫不宾服”的程度，但也必定有为数众多的人表示归服的。这一点，连一向乐于贬抑秦朝的汉人也不得不承认。如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便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①西汉中期的严安也说：秦灭六国之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②。这些说法是公允的，道出了秦“初并天下”后政治形势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山东六国灭亡之后，秦统治集团与六国贵族地主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结①贾谊：《新书·过秦》。

①贾谊：《新书·过秦》。

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③刘向：《战国策书录》。

④刘向：《战国策书录》。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贾谊：《新书·过秦》。

②《史记·平津侯主父传》。

束。相反，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据历史记载，原六国有不少贵族和官僚深藏着强烈的反秦意识，并企图待机而起。如韩、赵、魏被灭后，“三晋大夫，皆不使秦，而在阿（今山东东阿西南）、鄄（今山东鄄城东北）之间者百数”③。韩国大贵族官僚出身的张良，其先人“五世相韩”。秦灭韩，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④。楚亡以后，楚国大夫“不欲为秦”，逃至齐都城南下的也是达“百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楚国还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⑤的谚语。

这里还应注意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本来，战国年间，由于地主阶级特别是军功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侵占土地，严刑重罚，迫使农民很早就走上了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道路。他们有的逃亡，有的夺取地主富户的财物，有的甚至“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薮，扑击遏夺”⑥，进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尽管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还处于形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还只是开始；尽管封建统治者对这种早期农民斗争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农民的反抗仍然此伏彼起，不可遏止。如战国末年的楚国便是“盗贼公行，而弗能禁”①。直到秦朝建立之际，这种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云梦睡虎地秦简多处提到“盗”和“群盗”，而且还有专门审讯“群盗”的案例②。

为了打击原六国贵族的反秦活动，为了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秦统治者必须尽快建立足以控制全国的封建朝廷，构筑起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关。当然，总的说来，这个政权仍然是原来秦国的延续，是其统治机构的扩充。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与变化的需要，秦统治者还是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措施。

树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在秦代以前，“王”本是统治者最崇高的称号。商、周的君主均称为王。战国年间，王室衰落，七雄并立，于是包括秦国在内的一些诸侯国君也陆续自称为王。《史记·六国年表》载：秦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四月戊午，君为王”。秦王政即位后，同样是以“王”为号。秦从惠文王起，至秦王政统一六国止，称王已长达百余年之久。但是，经过兼并战争，山东六国的国王都一个个变成了秦的阶下囚。面对如此巨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秦王政认为，如继续使用“王”号，远不足以显示其胜利者的威严及其至尊的地位。为此，他在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亡齐后不久，颁布了“议帝号”令。

在这道给丞相、御史大夫等人的诏令里，秦王政首先概述了他兼并六国的经过，接着便指出：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③《战国策·齐策六》。

④《史记·留侯世家》。

⑤《史记·项羽本纪》。

⑥《吕氏春秋·孟冬纪》。

①《战国策·韩策二》。

②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5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①“议帝号”，是秦王政统一六国后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是他建立皇权的开始。秉承这道诏令的旨意，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与“掌通古今”的博士们商议之后，对秦王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现在，“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其功业之大，实“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臣等愿“昧死上尊号”，请王为“泰皇”②。秦王政不以为然。他提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③从此，“皇帝”便取代“王”，成为秦王政的称号，并为以后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本来，“皇”作为“美大之称”的褒意词，常用于美化人们想象中能主宰一切的天神，即所谓“皇天”。以后又逐渐演化为天神本身的称号，如“西皇”、“后皇”、“东皇太乙”之类便是。接着还出现了“三皇”和“天皇”、“地皇”、“泰皇”的传说。不过，这些仍是一种人格神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所以《风俗通义·皇霸》篇说：“皇者天，天不言，四时行焉。三皇垂拱无为，设民而民不违，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称皇。”至于“帝”，大体在春秋以前亦多指冥冥中的上帝，至战国时期才开始成为人主的称号。如孟子称尧、舜为帝，说“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公元前288年，秦昭王为了拉拢齐国，自称西帝，并遣使尊齐湣王为东帝。但齐王为使“天下爱齐而憎秦”，很快便“去帝复为王”。秦无可奈何，也只得“去帝号”。此后，秦虽仍然企图称帝，但直到统一前，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所以，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以“皇帝”作为人间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实由秦始皇开其端。他这样做，显然不单是一个改称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给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装扮成人间的“上帝”，从而建立起至高无上、足以主宰一切的权力。

为了建立和神化皇权，秦始皇在议帝号之后，紧接着还规定了皇帝专用的称谓，规定了玉玺的制度，废除谥号。

秦始皇采纳王绾、李斯等的建议，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尔雅·释诂》：朕，“我也”。以前，人们不论尊卑，均可称“朕”，“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皋陶对禹说：“朕言惠可底行。”①楚诗人屈原也说：“朕皇考曰伯庸。”②但自秦始皇有了这一规定后，“朕”便成了皇帝独用的自称代词，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再用了。

秦代以前，玺并非最高统治者所专有。春秋战国时期，鲁季武子取卞邑后，使人去告鲁襄公，“玺书追而与之”③。西门豹为魏邺令，魏文侯曾“收其玺”，后又“复与之”④。可见当时卿大夫及地方官吏的印章均可称玺。至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尚书·皋陶谟》。

②《离骚》。

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秦代，则是“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巨莫敢用”①。据历史记载，由秦始皇下诏、李斯书写而制成的传国玉玺，方四寸，上勾交五龙，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说作“昊天之命，皇帝寿昌”）②。又有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这些玉玺，确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

我国古代大约从西周中叶以来，开始有谥法。当时，王及诸侯国的君臣等死了以后，后人便依据其生前行为与表现，给予相应的谥号。《逸周书·谥法解》称：“谥者，行之迹。”由于行迹有是非之分，所以谥号也有善恶褒贬之别。这种后议其先、下议其上的作法，与秦始皇加强专制集权的意愿是相抵触的。为此，他便下制书，提出：“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他明确宣布：“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秦始皇企图除谥法之后，能够“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自然，这只是一种幻想。终始五德说，本是战国末期齐人邹衍创立的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历史理论。它主要是以土、木、金、火、水这五种物质运动的相胜与制约，来依次比附历史上各朝代，借以说明这些朝代的更替都有其先天注定的命运，而人类的历史正是沿着这种天运安排的五德相胜的轨迹，周而复始，循环往还的过程。邹衍的这一学说传到秦国后，在秦国思想政治领域发生过深刻影响。《吕氏春秋·应同》篇曾概述过这一学说。它写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含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吕氏春秋》集众书而成，是一部杂家著作。保存在此著作里的这段论述，虽不知是否出自邹衍之书，但它反映了邹氏“终始五德”的基本内容。对于这套有利于神化皇权的五行学说，秦始皇自然乐于接受。他以为，既然“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①，正好是水德主运，为“水德之始”。水，北方，色尚黑，故秦始皇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岁首，“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以黑为主色。又规定“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②。实际上，除符节、法冠、乘舆之外，其余也往往以“六”为基数。如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铸“金人十二”，“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徙黔首三万户琅玡台下，复十二岁”。这些数目，都是“六”的一定的倍数。连一些字数繁多的铭刻也往往依此为例。如泰山、芝罘、东观、峄山刻石皆一百四十四字，为“六”的二十四倍；会稽刻石二百八十八字，为“六”的四十八倍。“六”作为一个数字，为什么在秦代能如此广泛的使用呢？这是因为，在阴阳五行家看来，①《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及《独断》卷上引卫宏语。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水主阴，终数六。《周易》称卦中阴爻为六。《易·坤》：“用六永贞，以大终也。”《说文》：“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所以秦始皇限定“数以六为纪”，“度以六为名”，同样是为了合终始五德之数，给本朝的各种典章文物及有关措施涂上神秘主义天命论的色彩。

关于秦始皇加强和神化皇权的措施，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如严格避讳制度，制作皇帝专门的冠服乘舆，修宫室以象“天极”，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罗列。

建立封建朝廷秦始皇倚仗皇帝的无上权威，总揽朝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过，不管他怎样日夜兴作，“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①，但总不能事事躬亲，包揽一切。因此，在他议帝号，确立皇权时，还相应地建立了以他为首脑的封建朝廷。

秦代的朝廷，主要由“三公”和诸卿组成。“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

丞相，“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②。秦丞相多设左右二员。故秦朝建立之初，其首任丞相为隗状、王绾两人。此后，则有右丞相冯去疾和左丞相李斯。本来，丞相既为文官之长，又居三公之首。但在秦始皇在位时，不仅其任免权完全操纵在皇帝一人之手，就是在职掌范围内的政务，也是听命于皇上，任其专断。“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③，并无决策权。太尉，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①太尉之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郑玄注《礼记·月令》时也认为太尉为秦官。《汉官序》还说：“汉承秦曰太尉。”②但根据《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及有关列传的记载，秦皇朝建立前，历年的对外战争大都是以丞相、将军、庶长、大良造、五大夫或客卿等去领兵，并无太尉，而且这些人都是临时派遣，事毕即解除兵权，仍归原职。秦皇朝建立后，一些重要活动，如始皇二十六年议帝号，二十八年琅玡刻石，也只有丞相、御史大夫，不见有太尉。从制度上说，秦朝应有太尉的官位，实际上大概未曾具体选任担当这一职务的官员。这种状况的出现，自然与秦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特别是与秦始皇强化皇权，意欲直接掌管军事，控制兵权的企图分不开的。

御史大夫，秦始皇始置。本来，早在周代就有御史，但当时只是一种低职微官。至秦代初年，出于抑制相权，加强监察的需要，于是改置御史大夫，擢为尊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③。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一是承转皇帝诏令制书，“受公卿奏事”，并兼掌图籍文书及记事之任；二是监察百官，“举劾按章”，主治重大案件。元胡三省说：“秦置御史，掌讨奸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

②《太平御览》卷二○九引。

③《汉书·百官公卿表》。

猾，治大狱，御史大夫统之”④，同时也兼掌图籍文书及记事之任。御史大夫位次于相，为丞相之副，职在辅佐丞相，协理国政，但它和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堪称皇帝的耳目和心腹。

“三公”之下，则有分掌朝廷和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诸卿”，或习惯地称之为“九卿”，但其实际名额并不限于九。这个庞杂的官僚集团主要有：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应劭云：“常，典也，掌典三礼也。”

颜师古亦云：奉常，“王者旌旗也，画日月焉，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①其属官有太宰、太史、太卜等。又有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②。

郎中令：掌宿卫宫殿掖门户，侍从左右，有丞。臣瓒云：“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③《初学记》卷十二引《齐职仪》亦云：“主诸郎之在殿中侍卫，故曰郎中令。”其“属官有大夫、郎、谒者。”④大夫掌论议；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谒者掌宾赞受事。由于郎中令侍卫禁中，接近皇帝，故其职位极为重要，甚至有时能左右朝政。

卫尉：掌宫门卫屯兵。《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⑤即统领皇宫的警卫部队，守护宫门内，有丞。

太仆：“掌舆马，有两丞”⑥，主要负责饲养和供给皇室车马，安排皇帝出巡时的车驾次第，有时还亲自为其执驭驾车，是皇帝最亲近的高级巨仆和“众仆之长”。

廷尉：掌刑法，负责依法治罪，决疑平狱。应劭云：“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颜师古云：“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①又《太平御览》卷二三一引韦昭《辨释名》云：“凡掌贼之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罚也，言以罪罚奸非也。”廷尉为全国最高司法官，其属官有廷尉正和廷尉左、右监。由于秦代崇尚法治，所以廷尉在诸卿中享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秦始皇的重臣李斯曾担任这一职务，经常参与朝政，并由此而擢为丞相。

典客：掌礼宾，有丞。主要负责各国君长、使臣及少数民族首领来朝时的迎、送、接待，“典其礼仪”。故《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其属官有行人、译官等。

典属国：掌归义臣服的少数民族。《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其属官有九译令等。

宗正：掌亲属，有丞。主要负责皇族宗室和皇室外戚事务。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②其属官有太仓、平准、五令丞等。主要管理国家钱谷、租税等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领天下钱谷，以供国之常用。”④《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注。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④《汉书·百官公卿表》。

⑤《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⑥《汉书·百官公卿表》。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

同时，由于农业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全国的农田、水利、农业行政、粟帛貯运等，也都由其兼管。本来，早在周朝就有管理财政的太府，但它只是地位较低的五大夫。秦朝的治粟内史，位在诸卿之列，较之周的太府，不仅地位提高，职掌范围也明显扩大了。所以，国家对财政的充分重视，实由秦朝开其端。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帝和皇室之用。《汉官仪》说：“少府掌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府之设，亦始于秦。它和治粟内史的区别，在于前者专管皇室财务，后者职掌国家财政。故颜师古曰：“大司农（汉对治粟内史的改称——引者）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①由于少府专供皇室私养“小用”，故以“少”名之。“少者，小也，故称少府。”②其实，少府并不小。它府藏充实，收支浩繁，机构庞大。其他诸卿一般只有一丞或二丞，而少府则设六丞，置有尚书、符玺、太医、乐府、导官、中书、谒者、令丞等大批属官，而且直接役使着为皇室或官府制作器物服等的大量刑徒和奴隶。庞大的少府机构的设置及其财务活动的繁多，正是秦朝强化皇权，帝室与国家合一的重要表现。

中尉：“掌徼循京师，有两丞”③，即主要负责卫戍京师，禁备和搜捕“盗贼”。中尉与卫尉的职掌各有侧重。卫尉巡行宫中中尉游徼于宫殿之外和京师之内。二者互为表里，共同组成以皇宫为中心的整个京师咸阳的卫戌系统。将作少府：“掌治宫室”④，包括营建宫室、宗庙、陵园诸工程，连同这些工程周围和道旁的绿化，亦在其职掌范围之内。有两丞、左右中侯。由于秦朝一开始就大兴土木，大规模地营建宫室，修阿房宫，筑骊山墓，到处建造高宫别馆，因而将作少府的秩第虽稍低于奉常、中尉等官职，但在诸卿中却仍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

主爵中尉：“掌列侯。”⑤本来，秦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制订了相当完整的赐爵制度，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⑥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时，出于加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需要，曾继续推行这一制度。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一再提到“爵”和“军爵”。在通行全国的秦律里有《军爵律》。律文明确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又规定，已拜爵之后，如果“赐未受而死”，或因犯罪应“耐覂（迁）者”，也要“鼠（许）赐其后人”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时，同行的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以及五大夫赵婴、杨樛等。列侯是二十等爵中最高的一级。伦侯，仅次于列侯。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称：“伦侯，爵卑于列侯，无封邑者。伦，类也，亦列侯之类。”五大夫即大夫，属五级爵。李斯曾说秦始皇“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②。主爵中尉就是为具体实施秦传统的赐爵制度，职掌其有关事务而设置的。①《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③《汉书·百官公卿表》。

④《汉书·百官公卿表》。

⑤《汉书·百官公卿表》。

⑥《史记·商君传》。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7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史记·李斯列传》。

此外，还有侍中、给事中、中常侍等一些内朝官，有掌皇后、太子家的詹事和作为“皇后卿”的将行的宫官，等等。

由上述以三公诸卿为主而组成的封建朝廷，是秦代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封建国家的集中体现，是绝对受制于皇帝并代行皇帝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围绕着这个政权核心，秦皇朝组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统治网络。废分封，置郡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议定皇帝尊号，初建封建朝廷之后不久，秦始皇和公卿大臣们便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地方统治形式呢？在秦朝君臣中曾发生过著名的分封与郡县之争。

当时，丞相王绾等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为此，他建议承袭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请立诸子”①，以建封国。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们以为秦始皇有二十余子，理应效法周制，封邦建国，以藩皇室，故大都赞同王绾的建议，“皆称其便”②。唯独廷尉李斯不以为然。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③李斯的主张，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又有对现实的思虑，还有安置“诸子功臣”，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筹谋与措施，而且自郡县制在春秋战国之际产生以来，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过。特别是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普遍推行县制。以后，陆续增置郡县。如惠文君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惠文君二十七年，遣张仪、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昭王三十年，秦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至秦始皇十三岁继位时，已是每新占领一地区，几乎都要随之设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政“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事实上，秦当时已累计置郡十多个。因此，对于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当即予以肯定。他指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①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关于秦郡的设置过程、数目和诸郡名称，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着歧议。有的认为这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数，有的则认为此系秦皇朝建立之初的郡数，而以后增置的并不在其中。前说始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后说始于裴骃《史记集解》，而成于《晋书》。《晋书·地理志》称：“始皇初并天下，惩#战国，削罢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史实表明，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据近人谭其骧考订，秦朝初年，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即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为：上郡巴郡汉中蜀郡河东陇西北地南郡南阳上党三川太原东郡云中雁门颍川邯郸巨鹿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砀郡泗水薛郡九江辽东代郡会稽长沙齐郡琅玡黔中广阳陈郡闽中以后，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和郡辖范围的调整，秦又陆续增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九原、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鄣、庐江等郡。终秦一代，前后可能置过四十八郡②。

郡是秦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建制，其行政长官为郡守。《汉书·百官公卿表》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关于秦代郡守治郡的情况，尽管可供研究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多，但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语书》却能有所了解。《语书》是南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道发布的一篇文告。文告强调“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还提到：故腾为是而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

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①这篇文告虽发布于秦皇朝建立前的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但对皇朝建立之初的南郡无疑也是适用的。它表明，举凡郡内的民政、司法、监察以至财政、武事等，均在其职掌范围之内，特别是治民除邪，维护地方统治秩序，更是其基本政务。郡守之下，有郡丞、佐守以治民。《通典》卷三十三说：“郡丞，秦置之以佐守”，秩六百石。在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亦六百石。还有郡尉，掌佐守职武职。《汉官仪》云：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职”。又云：“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由于秦重军事，故郡尉秩比二千石，仅次于郡守，而高于郡丞。这里还应提到，秦尚有郡监，即监御史、监察御史，或省称监。《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史记·高祖本纪》有“秦泗平监平”的记载。宋裴骃引文颖云：“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平，名也。”②唐司马贞亦引如淳云：“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尉、监，故此有监平。”③监御史的地位不高，排在守、尉之后，但其隶属御史大夫，代表朝廷监察地方官吏，限制守、尉的活动，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监御史的设置，是秦代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的重要措施。

郡之下设县。县万户以上置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满万户的置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令、长掌治其县，主要是征发赋役，“理讼平贼”。县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又有令史等属吏。

县下设乡，乡有啬夫、三老和游徼。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②参阅《秦郡新考》，载《浙江学报》第二卷二期。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16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史记·高祖本纪·集解》。

③《史记·高祖本纪·索隐》。

主管乡内主要行政事务；三老掌教化，游徼“徼循禁贼盗”①。乡又由里组成，里有里正。里之下还有以十户编成的什和以五户编成的伍。户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而什伍则是秦皇朝进行统治和剥削的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由郡、县、乡、里组成的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体制。它和西周分封制的区别，主要是：一、封国的君位和贵族职位都是世袭的，而郡守、县令则可以随时由朝廷任免；二、郡县必须直接接受朝廷的命令和监督，而封国对王朝则不一定。秦代郡县制的推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适应封建专制政体的要求而出现的②。它对于结束长期形成的诸侯割据局面，维护国家统一，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秦始皇首建封建朝廷，实行郡县制，这就建构了从朝廷到地方，从三公诸卿到乡里什伍的一套庞大的、多梯级的统治机构。它恰似一座金字塔，高踞塔尖的是封建皇帝，而压在塔底的则是劳动群众，这座封建政治金字塔的修建，标志着秦皇朝的建立。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参阅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114—1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二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其相互间联系的日益加强，是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而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秦皇朝的建立，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促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统一东南和南方的越族地区在我国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很早就生息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族。越族由于族属众多，种姓互异，各部族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故又称之为“百越”。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其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粤”即“越”。越而称百，可见其聚处之广，种姓之多。其中大的部族，依其分布地区的不同，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

于越：一作於越。以先秦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一带。其民“剪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①。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就是于越建立的。越王无强时，楚威王兴兵伐越，大破之，杀无强，尽取其地。从此，于越便逐渐分离，“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①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兵灭楚。次年，王翦又进一步平定楚国广大的江南地区，并进攻臣服于楚的于越，“降越君，置会稽郡”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郡下分设吴、丹徒、钱塘、余杭、乌程、山阴等县。以后，秦始皇巡游会稽，曾亲临于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刻文六，〔立〕于越东山上”③。又曾徙越民于乌程、余杭等地。《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云：“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从此，于越便和正在形成中的汉族逐渐融合，于越文化也和中原文化趋于同一了。

东瓯和闽越：东瓯亦名瓯越或东越，以今温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闽越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其沿海岛屿上。《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其民“处豁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④东瓯和闽越，均为于越之分支，也都有“剪发文身”的习俗。但其各自分立，互不相属。战国末年，首领为越东海王摇和闽越王无诸，“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⑤。秦并六国、降于越之后，继续进攻闽、瓯地区，遭到东瓯、闽越人的反抗，经过激烈的争战，秦除其王，“皆废为君长，以其①《淮南子·齐俗训》。

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

④《汉书·严助传》。

⑤《史记·东越列传》。

地为闽中郡”①，郡治东冶（今福建福州）。

南越和西瓯：主要分布在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亦泛称扬越、外越，又曰陆梁。唐司马贞《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渭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张守节亦云：“岭外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②岭南越人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交往。相传尧曾“申命羲叔，宅南交”③，舜曾“南抚交趾”④。这里所说的“南交”、“交趾”，就是指的岭南一带。商周以后，中原华夏文化逐渐传入岭南，岭南之特产奇珍，如珠玑、玳瑁、象齿、翠羽，以至“越骆之菌”、“南海之秬”，也先后传入中原地区。在这长期民族交往的基础上，至有秦一代，岭南终于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开拓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始皇使尉屠睢发兵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⑤秦军兵分五路，水陆并进，但抵达南岭后，却遭到了南越和西瓯人的顽强抵抗。史称：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

越出击之，秦兵大破⑥。

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①秦军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三年不解甲弛弩”②，才打败南越，攻占了番禺。但西线的军队仍继续受到西瓯人的阻击。特别是军粮的转运受阻，致使秦军粮食匮乏，无力作战。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史称监禄或史禄）凿渠通道，修成了灵渠。

灵渠，又名零渠。以其曾部分利用灵（零）河水系的原有河道，故名。

因开凿于秦，一名秦凿渠。又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故近代或称之为兴安运河。灵渠是一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人工渠道，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和北渠等工程构成。铧嘴是修建在湘江中的分水坝，用巨石叠砌而成，前锐后钝，形似犁铧。这是引湘入漓的关键工程，它有效地使湘江一分为二，一支顺南渠入漓江，一支沿北渠回流入湘江。南、北渠总长三十四公里，是灵渠的主体结构，是贯穿湘、漓二水的通道。在铧嘴尾端还筑有“∧”字的大小天平石堤，起着蓄水、溢洪，调剂水量的作用，能保证整个工程发挥正常的效益。

灵渠的兴修，是秦代南北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创举。历代以来，这项工作虽屡有修治，但“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①《史记·东越列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③《尚书·尧典》。

④《大戴礼记·少间篇》。

⑤《淮南子·人间训》。

⑥《汉书·严助传》。

①《淮南子·人间训》。

②《淮南子·人间训》。

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③。灵渠分湘入漓，北水南调，不仅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形成了更为合理的生态环境，而且开拓了南北水运通道，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行范围，并为中原地区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灵渠大约修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一工程的兴建，直接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秦军得到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的大批粮饷与物资的接济，才得以深入西瓯，继续作战，杀其君译吁宋，基本控制这一地区。在此基础上，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继续“略取陆梁地”①，即攻占岭南，并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附近）、象（治临尘，今广东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次年，始皇又谪遣“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②。与此同时，又曾征集一万五千名未婚妇女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③；还一再大批地迁徙刑徒和内地民众到这里屯戍垦殖。据《汉书·晁错传》载：当时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大批内迁民众南迁之后，与南越、西瓯人杂居共处，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无疑是有积极的意义。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④，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工具的使用，匈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产生了私有，出现了奴隶制，建立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其最高首领为单于。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加之中原地区正处于战乱割据状态之中，因而匈奴奴隶主贵族时而侵扰赵、燕的边境，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作为奴隶。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选练战骑武卒，“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迫使它一度“不敢近赵边城”①。但以后由于内地兼并战争日趋激烈，赵、燕北边的防御力量削弱，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便乘机占据了赵自阴山至“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的大片区域，并继续南下侵拢。这是对刚刚建立的秦皇朝北边的严重的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本想在兼并六国之后，立即出师北伐。但李斯却不以为然。他进谏道：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③乾隆《兴安县志》。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④《史记·匈奴列传》。

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②。

李斯的谏议，显然是不恰当的。诚然，北击匈奴遭到秦始皇的拒绝，但由于当时兼并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秦皇朝草创伊始，大规模的对匈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秦始皇除委任蒙恬、王离、杨翁子加强对北边的屯戍外，在整个对匈奴的军事部署上，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真正的反击战是在秦皇朝建立五、六年之后才开始的。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他巡视北边，亲临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这时，一方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秦的反击时机已经成熟。适逢燕人卢生使入海求仙后还咸阳，以鬼神事，曾奏录图书，云：“亡秦者胡也。”①始皇以为“胡”人即匈奴，于是乃命蒙恬发兵三十万，大举出击。在反击战中，蒙恬的第一个目标是收复河南地。他采用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若鸷鸟之追群雀”②，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今年蒙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接着，他率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抵高阙。高阙即今内蒙临河县北的狼山口。这里山脉中断，“两岸双阙”，地势险峻，原是赵的军事要地。秦军夺回高阙后，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均在今内蒙乌加河以北和乌梁素海一带），直抵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三十四（一作四十四）县，重新建立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北（今河套北部）西过大河，东邻云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南）的大片边地。同时，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实之初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进一步增加了徙边的人数。除谪徙刑徒外，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如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一次就从内地徙民三万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级”①。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皇朝反击匈奴的胜利，是对匈奴贵族侵扰势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被迫“北徙”②十余年。

故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称其“郤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桑弘羊也说：经蒙恬反击之后，“匈奴势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④。这场反击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与破坏，“悉收河南地”⑤，使今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了兵祸的灾难。

这对于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这些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护包括匈奴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有积极意义的。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始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盐铁论·伐攻》。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贾谊：《新书·过秦》。

④《盐铁论·伐攻》。

⑤《史记·匈奴列传》。

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长城的兴修，始于战国年间。当时，魏、赵、楚、齐、燕、秦等国都筑过长城。其中有的修在内地，而主要是修在北方与一些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段。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⑥。燕为防御东胡，“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⑦。秦早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就曾“堑洛”⑧，即沿洛河修城以防魏。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又曾“筑上郡塞”①以御赵。秦昭襄王时，还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②。根据这些长城修筑的实际效用，秦始皇深感要防御匈奴贵族再次南下，继续营造一条规模更大的长城是十分必要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代修长城始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一年，蒙恬夺得河南地及榆中后，即“城河上为塞”。在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后，又“筑亭障”。此后，修筑工程逐渐扩大。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下令焚书，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③。时判为城旦的刑徒，主要是“输边筑长城”。同年，又“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④。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⑤。扶苏到上郡后，主要也是“与蒙恬筑长城”⑥。蒙恬修筑的长城，主要由三大段组成。西北段，西南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至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除部分利用秦旧有长城外，大多因河为塞，并在险要处新筑了许多亭障；北段，由高阙至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以北；东北段，由代郡东行，抵辽东碣石。这两段大抵因赵、燕旧长城缮修、增筑而成。整个工程“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⑦。长城修筑后，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卫作用。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

通西南夷自先秦以来，我国西南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今贵州、云南、四川一带，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秦汉时期统称之为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开头就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⑥《史记·匈奴列传》。

⑦《史记·匈奴列传》。

⑧《史记·六国年表》。

①《史记·张仪列传》。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水经·河水注》。

⑦《史记·蒙恬传》。

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根据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和有关资料可知，居住在今贵州中部和西部的有且兰和夜郎；在云南东川、曲靖一带有靡莫，滇池沿岸有滇人，洱海地区有昆明、巂；四川西南部有筰、邛都，西部有徙，西北部有冉。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这些民族，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分布区域的差异，往往过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不同的习俗。夜郎、滇都等族人民束发为髻，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生活，并已进入奴隶社会，有了君长和政权机构。巂、昆明人习尚编发、畜牧为生，随水草迁徙，无君长，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徙、邛都、冉人亦有君长，其中有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有的则仍以游牧为生。

西南各族人民和内地有着长期的交往。战国末年，楚顷襄王①（前298—前263）曾使将军庄0将兵循沅江而上、经略黔中（郡治在今湖南沅陵）、且兰（今贵州黄平）、夜郎（今贵州西部），直抵滇池。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②。庄0平定这一地区后，本欲归报于楚王。适逢这时秦击夺了楚的黔中郡，归路被截断，庄0便重返滇池，乘机自立为王，建牂柯国。史称庄0“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③。“夜郎既降楚，而秦夺楚黔中地，（庄0）无地得返，遂留王滇地且兰，为牂柯国。”④秦并六国后，始皇派常通西南夷。常以其交通受阻，乃发众开凿了一条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因“其处险阨”，“道广才五尺”⑤，故名五尺道。栈道开通后，秦皇朝的势力直接抵达且兰、夜郎、邛都、昆明等地，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了行政机构。与此同时，秦又经蜀郡（郡治今四川成都），加强了与邛都、筰、冉的联系，并使之纳入了郡县制的行政系统。故汉司马相如曰：“邛、筰、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⑥从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密切了与内地的关系，而且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秦皇朝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开拓，使它的势力“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①。在这辽阔的疆域里，在一个国家政权的管理下，生活着各族人民，形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为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秦皇朝名播遐迩，以致“秦人”很早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古代印度梵文称中国为“支那”，希腊地理家托勒密的《地理书》有“秦尼”国。直到今天欧洲人仍称中国为China。这一些，都是由“秦”字读音转变而来的。

①此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作“楚威王时”，似有误。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史记·西南夷列传》。

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遵义府·记事》引《府志》。

⑤《汉书·西南夷传》颜师古注。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节　秦朝强化统治的措施

秦皇朝建立后，为了强化统治，维护封建国家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秦始皇先后采取过许多重要措施。

颁布通行全国的法律秦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根据李悝的《法经》，“改法为律”②，着手制订成文的律令。秦始皇根据维护统治的实际需要，从以水德主运，“事皆决于法”的思想出发，又将商鞅以来的律令加以补充、修订，形成了统一的内容更为缜密的《秦律》，并颁行于全国。故李斯云：“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③又云：“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④不过，《秦律》早已佚失，其具体内容，史书上只有零星记载。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一千余支，其中大部分是秦的法律条文以及解释律文的问答和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秦始皇颁行全国的法律的重要依据。

从云梦秦简可知，秦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秦始皇统治全国的有力武器。

秦律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严禁对封建国有土地和地主私有土地的侵犯。律文明确规定：“盗徙封，赎耐。”①秦简《法律答问》还解释道：“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②“封”，就是田间的阡陌、顷畔的地界。《周礼·封人》注：“畿上有封，若今时界矣。”“耐”，古时的一种刑罚，即判处剃去鬚鬓。《礼记·礼运》正义：“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谓之耐罪。”这条律令说明，当时的田地是有地界的，它作为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标志，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如果有人私自移动田界，侵犯所有权，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处以“续耐”，强制其出钱以抵耐罪。秦律突出反映了秦皇朝和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群众的贪婪欲望。秦简中有关于征收田租的《田律》和《仓律》，有关于征发徭役和兵役的《徭律》、《傅律》、《敦表律》和《戍律》。《徭律》规定，农民每年必须给官府服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役，不得逃避或延误。“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③这是说：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迟到三至五天，应受斥责；六至十天，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军甲。《敦表律》还规定，服兵役期满后回家的农民，如无文券证明，就要“赀日四月居边”①，即罚戍边四个月。

②《唐律疏义》。

③《史记·李斯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8页，文物出版社1978版。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8页，文物出版社1978版。

③同上书，第76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5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秦律的制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反秦势力，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秦简秦律规定：“内（纳）奸，赎耐。”②还规定：游士居留而“亡（无）符”，所在的县“赀一甲”；居留满一年者，应加诛责③。逃亡，是当时贫苦农民和奴隶群众反抗封建统治，摆脱剥削压迫的主要方式。针对这种不断出现的斗争方式，秦律里有不少严禁逃亡的法令。如规定：隶臣监领城旦时，城旦逃亡，隶臣应“完为城旦”④，并没收其妻、子为奴；隶臣妾拘禁服城旦舂劳役时，逃亡后随即自首，也“当笞五十”⑤，仍拘系至劳役期满。又规定捕获逃亡的完城旦，对捕亡者应赏黄金“二两”⑥。至于对所谓“盗”、“贼”的制裁，更是秦律的基本内容。秦简《法律答问》共一百八十七条，其中单是“盗法”就有四十余条，而且量刑极重。如规定士伍盗窃，其赃值一百一十钱，就应“黥为城旦”⑦。公室祭祀未毕，其祭品被盗，盗者最轻也要“耐为隶臣”。甚至规定：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也要“赀徭三旬”⑧。值得注意的是，秦律尤其重视对“群盗”的惩治。如规定，与盗者“不盈五人”，其赃“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只给予流放；但如“五人盗”，赃只“一钱以上”，也要“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①。早在李悝制定《法经》时，就把《盗法》和《贼法》放在首位。历代封建统治者也主张“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这里所说的“盗贼”，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对农民的反抗斗争或农民暴动的诬称。秦律如此注重惩治“盗”、“贼”，实质上是其封建地主阶级法律属性的体现。

继续消除原六国的反秦势力秦灭六国时，六国的许多兵器散入民间，有的甚至埋藏起来。如1971年，河南省博物馆在河南新郑县城附近的战国时期韩国都城的城垣遗址里，发掘了一个埋藏兵器的土坑，坑内堆积着带有铭文的铜戈、铜矛、铜剑一百八十件，还有不少兵器残片。从其铭文看，这批兵器的时间大部分应属战国晚期，其中最晚的为韩王安八年②（公元前231年）。《史记·韩世家》称：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韩亡于韩王安九年（公元前230年），可知这批兵器是韩国败亡时埋藏的。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及其残存势力利用这类兵器，伺机反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兼并战争一结束，就下令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又铸铜人十二个，重各二十四万斤，“置廷宫中”③。《汉书·五行志》云：“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尺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②同上书，第179页。

③同上书，第129页。

④同上书，第201页。

⑤同上书，第208页。

⑥同上书，第209页。

⑦同上书，第165页。

⑧同上书，第154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0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班固给秦始皇销毁兵器涂上了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始皇这样做是有其现实政治目的的。

战国年间，山东六国为了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特别是为了和秦国抗衡，曾在不少地方修筑城郭，设关立塞。如楚有方城，齐、赵、燕等有内地长城。魏西界与秦相接，除“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备秦”①外，内地一些军事要地也多筑有城防。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相当坚实，“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②。这些国家还“壅防百川，各以自利”③，甚至“以邻为壑”，以致造成极不合理的川防和人为的水患。为了打击六国旧贵族，消除他们凭借这些旧有城郭川防以反秦的可能性，始皇于是下令“坏诸侯之城”④，拆除各国的旧城郭，掘通壅河自利的堤防，平夷便于据守的险阻，这就是秦《碣石刻石》所说的“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⑤。

秦在并兼六国过程中，有的六国旧贵族、官吏、名士及富豪四处逃匿，隐名埋姓，有的则试图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聚集势力，伺机再起。针对这种状况，秦除悬赏缉捕逃亡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强制迁徙的措施。如灭魏后，徙魏大梁都于丰（今江苏丰县）。灭赵后，迁赵王迁于房陵（今湖北房县）。灭齐后，迁齐王建于共（今河南辉县）。又曾迁“用铁冶富”的梁人孔氏及不轨之民于南阳①（今河南南阳），迁另一“用铁冶富”的赵人卓氏于临邛②（今四川邛崃）。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更曾大规模地“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③。秦始皇的这些措施，对于继续打击六国尚存的反秦势力，削弱各种地方割据因素，防止旧贵族与富豪的沆瀣一气，串通反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开始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④以及统一货币，是始皇加强统治、维护统一诸项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文字产生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分裂割据状态的形成与延续，以致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⑤的局面。当时，同一个字，不同的国家往往有不同的写法。甚至在一国之内，写法也不尽相同。试以“马”、“安”二字为例列表①《史记·魏世家·正义》。

②《史记·魏世家》。

③《汉书·沟洫志》。

④《史记·主父偃传》。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许慎：《说文解字·叙》。

如下：从表中可知，字形歧异，确实是战国时期文字发展演化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个“马”字，齐有三种写法，楚、燕、三晋各有两种写法。一个“安”字，齐、燕各有二种写法，三晋竟有四种写法。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这不仅妨碍了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会给初建的秦皇朝的各种文书、档案的书写、阅览和传播造成巨大的困难。

针对这种文字的紊乱状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接受李斯的建议，立即采取了“书同文字”的措施。对此，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曾明确写道：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①这说明，秦始皇统一文字，主要是：一、以秦字为基础，废除与“秦文”不同的原六国的异体字；二、简化字形，斟酌简省繁杂的史籀大篆，整理为小篆，作为全国规范化的文字；三、为推广小篆，命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撰《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并用小篆写成，作为文字范本。小篆的形成，是一项“有意识地对于几千年以来文字自然发展的一个总结”②。尽管《仓颉》等三篇字书早已亡佚，但秦代的一些纪功刻石尚有字迹遗存，其中《泰山刻石》尚存九字，今嵌存于泰山下的岱庙中庭，《琅玡台刻石》尚存八十六字。《峄山刻石》有南唐徐铉摹本。这些字，相传为李斯所书，是标准的小篆范式。它字体整齐划一，布局紧凑，笔划匀称，明显改变了六国文字那种构造繁杂，难写难认的弱点。

在秦代，除法定的小篆外，在社会上还流行着一种更为简易的隶书。这种字体，前人以为作于程邈。实际上，它是人们在繁忙地抄录公文狱事时，在经常急促地不规则的草书篆体过程中，逐渐创造出来的。大抵这种“草篆”起初主要由狱吏用之于徒隶，故名隶书。《汉书·艺文志》说：“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所以隶书不可能是程邈一人的发明，但他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和采用，则是可能的。由于隶书笔划平正，结构趋于合理，便于书写辨认，因此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并成为全国常用的通行字体。连上述秦始皇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诏版，使用的也是“草篆”或“古隶”。而包括秦律和重要文书《语书》在内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更是“全为墨书隶体”了。

秦代文字的统一，隶书的通用，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更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此，汉字的字形结构基本定型，而秦代以前的“古文”则“由此绝矣”。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计量单位很不一致。以长度而言，在传世品中被认为属于战国时期的几种铜尺中，洛阳金村铜尺长23.1厘米，安徽寿县楚铜尺长22.5厘米，长沙两件楚铜尺分别为22.7厘米和22.3厘米。单是这几件铜尺，就明显的长短不一，相差少则0.4厘米，多的竟达0.8厘米。在量制方面，魏以益、斗、斛为单位。齐以升、豆、区、釜、钟①《说文解字·叙》。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奴隶制时代》第26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为单位，其中姜齐规定：“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①；而陈（田）氏执政及其代齐后，则改为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②至于衡制则更为杂乱，连其单位名称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周以寽、■为单位，赵以釿、镒为单位，楚的衡器为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根据楚墓出土的砝码实测，楚制一斤的平均值为260.798克③。但现存楚制一斤砝码的实际重量低于此值，而郢爰金版的重量又往往略高于此值。

度量衡既是商品交换的必需工具，又和国家的赋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正常地进行这些活动，避免经济混乱，限定劳动群众如数缴纳赋税，秦在商鞅变法时，就实行过“平斗桶（斛）权衡丈尺”①的政策。传世的商鞅量（现藏上海博物馆），就是由商鞅颁发到重泉地方的标准升。这件方升的周围刻有铭文：十八年，齐■（率）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

“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又称大上造，二十等爵的第十六级，同时又是一种高级官职，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或国相。商鞅变法有功，曾由大庶长升任此职。由他监制和颁发的这种方升的容积，为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这是法定的标准容量，1615它不仅适用于重泉，而且是可以通行于秦国各地的。继商鞅之后，直到战国末年，秦还多次地采取过“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桶”②的措施。如西安西郊阿房宫遗址就出土过一件铜权，其原铭文为：“三年，漆工■，亟诎造，工隶臣■，禾石，高奴。”据考订，这应是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或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或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颁发给高奴地方的标准衡器。长期以来，由于秦国实行统一度量衡政策，度量衡器比较一致，因而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便以秦制为基础，下诏统一全国度量衡。其诏书云：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③。这道诏书多铭刻在国家法定的度量衡的标准器和日用器上。上述商鞅方升和秦高奴铜权便都加刻了它的全文。这也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实际上就是以秦国原有度量衡器为标准和模式，并把它推行到全国。根据这些标准器，可以测出，在秦代，长度一寸为2.31厘米，一尺为23.1厘米；容量一升为201毫升，一斗为2010毫升；重量一斤为256.25克，一石（120斤）为30.75公斤。

秦代统一度量衡制的推行，取得过明显的成效。据考古发现，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甘肃的泰安，江苏的盱眙，山东的邹县、诸城，山西的左云、右玉，都先后出土过秦代的标准衡器或量器，连东北的辽宁赤峰、①《左传》昭公三年。

②《左传》昭公三年。

③高至喜：《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与砝码》，《考古》1972年4期。①《史记·商君传》。

②《吕氏春秋·仲秋纪》。

③容庚：《秦金文录释文》。

吉林奈曼旗也发现了秦代瓦量①。这说明，秦代这一制度确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的。

战国时期的货币制度同样十分混乱。当时，不同的国家，对铸币权限往往有不同的规定。秦、楚由国家直接掌握铸币权。秦自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②以后，就由国家统一铸币。但在魏、赵、韩、齐等国，除国家铸币外，地方及一些大城市也可以独自铸币，甚至还能铸出地名。如魏大梁的“梁夸釿百尚（当）寽”，长垣的“长垣一釿”；赵晋阳的“晋阳化”（货）、“晋阳新化”（货）；齐即墨的“节墨之夻化”（货）、安阳的“安阳之夻化”（货），等等。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货币制度殊为不一，因而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使用价值以及计算单位，往往各不相同。仅就形制而言，即可分为以下四类：一、布币，形似农具中铲形的镈（布），主要流通于魏、赵、韩。这种布币又有空首布、圆肩方足圆跨布、方肩方足圆跨布、方肩尖尺圆跨布、方肩方足方跨布等多种。

二、刀币，形状像刀，主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齐刀较大而多尖头，燕、赵刀较小而多方头或圆头。

三、圆钱，形圆，中有孔，分方孔和圆孔两种。主要流行于秦、东周、西周以及赵、魏沿河地区。秦圆钱不铸地名，仅铸币值单位，如“重一两十四珠”（铢）、“重十二朱”、“两甾”、“半两”等。东周、西周圆钱则铸有“东周”、“西周”字样。

四、郢爰和铜贝，只流行于楚国。郢爰是一种铸有“郢爰”、“陈爰”

等印文的金饼；铜贝作为郢爰等的辅币，形似海贝，俗称“蚁鼻钱”。

币制的混乱，不利于商品交换，更不利于统一国家的财政收支和社会管理，因此，秦灭六国后，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史记·平准书》写道：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司马迁的这一论述，亦见于《汉书·食货志》。根据这些重要记载及有关考古文献资料，可知秦始皇统一货币的主要措施有三：一、由国家统一铸钱，并把秦传统的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的法令，推行到统一后的全国。秦律明文规定：凡私自“盗铸”者，除“索其室”，没收其所铸之钱及钱范外，还应予以拘捕和严惩①。

二、法定全国通行两种货币：一为黄金，属上币，以溢为名，每溢二十两；一为铜钱，属下币，圆形，方孔，有郭，径寸二分，铸文“半两”，“重如其文”，即每钱重十二铢，这就是通称的“秦半两”。

三、废除原六国的布币、刀币、郢爰、铜贝等各种货币，改铸秦以前的“重一两十四珠”、“重十二朱”、“两甾”等旧币，不准以龟贝、珠玉、银锡之类充当货币。

秦始皇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币制中的混乱状态。秦钱遍行于全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此后，各封建①吉林省博物馆1973年发掘资料。

②《史记·秦本纪》。

①参阅《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第252—253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皇朝大都掌握铸币权，钱的形制也保持着类似“秦半两”的圆形方孔模式。秦统一货币对后世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修驰道、直道，巡行各地在秦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秦始皇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便于巡游督察，传递号令文书，曾主持修筑了著名的驰道和直道。

驰道始修于秦皇朝建立后的第二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治驰道”。《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实际上，这种驰骋车马的通道，中央供天子行驶，立树为界，两旁还是可任人行走的。汉贾山《至言》写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贾山，汉初文帝时人，离秦不远，所言驰道事应是可信的。秦驰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东达今山东、河北和辽宁，南抵今湖北、湖南，东南至今安徽、江苏和浙江。而且路面极为宽阔，路基高厚，又以铁锤（金椎）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在两千两百多年前，我国就能修筑如此宏伟的交通工程，实令人惊叹！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始皇又令蒙恬等修筑了从咸阳附近直通北边的“直道”。大史学家司马迁曾亲自考察并走过这条“直道”的全程，所以他在《史记》里多次写道：（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①（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②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③九原，即九原郡治所九原县，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境，有甘泉山，以泉水甘美得名。附近古时风景秀丽，为天然避暑胜地，故秦曾在此建林光宫，汉亦建甘泉宫。关于直道的路线和途中经地，史籍记载不详。1975年，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后认定，它是从秦林光宫即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起，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旬邑县石门关及陕、甘两省交界处的五里墩至黄陵县沮源关后，再沿子午岭主脉西侧的甘肃省华池县东，又直北径陕西省定边县东南，复折东北方向达内蒙古乌审旗红庆河、东胜县西、昭君墓东，至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九原县①。秦直道“堑山堙谷”，穿过沙漠草原，全长一千八百里，合今约七百公里。这条重要通道的修筑，对于防御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南下侵扰，密切北边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政治联系，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

在修筑驰道、直道过程中，秦始皇出于炫耀威德，慑服四方的需要，曾先后五次巡行各地。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六国年表》。

③《史记·蒙恬列传》。

①参阅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载《文物》1975年10期；又王开《“秦直道”新探》，载《西北史地》1987年2期，所述秦直道途中经地，与史念海先生见解略有歧义，亦可参阅。第一次巡行陇西、北地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即兼并六国的次年，始皇便马不停蹄地首次出巡，西至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南），出鸡头山（六盘山），过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陇西、北地两郡，地在今宁夏和甘肃东部，原是西戎族游牧区域，属秦的西部边陲。始皇到这一带巡视，显然是为了督察边防，解除后顾之忧。

第二次巡行东南齐、楚故地在治驰道的次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又把视线投向东方和南方的齐、楚故地，开始了第二次巡行。这一次的随行文武大臣，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等。这帮人簇拥着秦始皇，浩浩荡荡地从咸阳出发，沿着渭河南岸的驰道东行，过函谷关（今陕西灵宝东北），经洛阳、定陶（今山东定陶），直抵邹县峄山（今山东邹县南），并在这里“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①，其铭文云：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也，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②原来，秦始皇这次出巡，既是为“东抚东土”，也是为了封祀于泰山。

封禅是帝王的祭祀大典。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曰“封”，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辟土祭地曰“禅”。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多认为只有举行这种典礼，才算受命于天。秦始皇作为一名封建皇帝，自然也不例外。为此，他“于是征从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共议封禅事。无奈这些儒生也不知其具体作法，只是妄生异议。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③，乃忿然绌退儒生，沿用秦往日祭祀上帝的礼仪匆促了结这一活动。同时又刻所立石，强调“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④。看来，秦始皇固然重封禅，但更注重的还是加强皇权，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秦皇朝的现实统治。

秦始皇封禅之后，随即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福山东南），穷成山（今山东成山角），登之罘（今山东芝罘半岛），立石颂秦德，然后南行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境）。秦始皇在琅邪停留了三个月，还在这里修琅邪台，“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①。又立石刻于台上，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②《琅邪台刻石》明显反映了当时秦始皇踌躇满志、悠然“自得”的情趣。这时，适逢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有仙人居其上，请与童男女以求之。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求仙不可得，始皇便南下进入故楚地。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峄山刻石文》，《史记》阙载，现据《金石萃编》卷四录其部分铭文于此，以资参阅。③《史记·封禅书》。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灭楚后，楚地一直潜藏着相当强大的反秦势力。故镇服楚地，是秦始皇这次出巡的重要目的之一。始皇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因传闻象征天子权力的周鼎沉于泗水，乃使千人入水打捞，结果毫无所得。于是西南渡淮水，“过安陆”③（今湖北云梦一带），抵衡山（郡治邾城，今湖北黄冈北）。再乘船沿江而下，至湘山（今洞庭湖君山）。途中遇大风，“几不得渡”。始皇听说湘君神为尧之女，舜之妻，大怒，竟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④。然后便至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取道南阳、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而归咸阳。

第三次巡行之罘、恒山和上党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始皇再次东游。

当车驾出函谷关，行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北）时，突然遭到了张良及其刺客的狙击。张良出身于原韩国公族，其祖父、父亲曾相韩王五世。秦灭韩时，张良虽年少“未宦事韩”，但为了报亡国之仇，乃“弟死不葬”，并不惜倾其全部家财“求客刺秦王”。后果得一力士，又准备了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锥。然后张良便与力士在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①，始皇大怒，下令大索天下十日，张良更换姓名后逃走。

秦始皇在博浪沙“为盗所惊”之后，仍继续东进。他先到之罘，补刻了上一年所立之石，旋即赴琅邪，然后北上至恒山②（郡治东垣，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转上党（郡治长子，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南）后回咸阳。

第四次巡行碣石和北边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第四次出巡。巡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境内）。他北渡黄河，走过韩、魏、赵、燕故地，目睹往日遗留下来的城郭、关塞和川防，深感这些陈旧的防御设施，不仅妨碍了交通和社会生产与生活，而且很可能为各种反秦势力所利用。为此，始皇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碣石刻石》所说“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③，就是这一重要措施的最早记载。

秦始皇至碣石后，曾使燕人卢生求访古仙人，又遣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不久，他便北巡北边。这次“巡北边”的具体地点，史载不详，但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等郡及其治所，大抵是会去的。始皇此行的意图主要是为了加强边防，作北击匈奴的战略准备。所以当他从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返回咸阳之后，很快就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开始了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战争。

继第四次出巡之后，秦始皇还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行。这次巡行明显地反映了秦皇朝末期的矛盾与问题，我们将在下章论述。

焚书坑儒③《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第7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留侯世家》。

②《史记·封禅书》。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了提高皇权，维护秦皇朝的政治体制及其统治秩序，在文化意识领域，秦始皇也采取过加强思想控制，反对是古非今，打击异己势力的严厉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籍经常提到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在咸阳宫置酒宴饮，博士七十人向前祝寿。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颂扬始皇，称其“神灵明圣，平定海内”，“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齐人淳于越不以为然。他提出：古时殷周分封子弟功臣，故能长有天下。“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一旦有事，谁来救助？为此，他主张以古为师，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本来，分封郡县之争，早在秦皇朝初建时就出现过。眼下淳于越旧事重提，且又涉及到“师古”与“师今”的大问题，故始皇“下其议”①，着令群臣讨论。

这时，已由廷尉升任丞相的李斯当即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国措施。“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三代之事，何足效法！现在，“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私学又“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哗众取宠，“造谤”生事。如不加以禁止，其结果必然是“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①。因此，李斯建议禁止私学，规定“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②；还建议焚烧《诗》、《书》，提出：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③根据李斯的这一建议，当时只有《秦记》和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及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可以保存，其余的各种书籍，特别是诸侯国的史籍和儒家一些著作，均在焚烧之列。本来，焚书是秦很早就实行过的政策。商鞅变法时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④。所以秦始皇一听到李斯的建议，就表示认可，并随即付诸实施。于是，一次全国范围的焚书事件发生了。

就在焚书的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发生了一起坑儒生的事。这件事是由几个方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①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②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①上引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韩非子·和氏》。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③于是使御史审讯在咸阳的全部方士与儒生。诸生转相牵连告发，结果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于咸阳。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④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监蒙恬于上郡。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章　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

第一节　秦的暴政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皇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皇朝，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秦始皇作为这个皇朝的创立者，在结束长期以来的诸侯割据局面，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确立封建制度等方面，也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

但是，秦皇朝是通过长期兼并战争，依靠军事手段建立的封建政权。它的许多将士往往是屡建战功，拥有食邑和大量田宅的军功地主。而一旦兼并战争结束，这些曾转战南北，立过汗马功劳的军功地主，又很快成为封建国家各级统治机构的官吏。

因此，军功地主是秦皇朝的主要社会支柱和阶级基础。秦代地主阶级的统治，主要是军功地主的统治，而秦始皇则是以军功地主为主的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包括军功地主在内，无疑还是一个新兴的阶级，有其积极、进取的一面，但也有其贪婪、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军功地主，作为趁割据混战之机而兴起的暴发户，对土地、财物具有极大的贪欲；同时，由于靠战争发迹，因而又极端迷信暴力，主张严刑峻法，“权制独裁”，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而且随着兼并战争的结束和封建制的确立，这些阶级劣根性更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实行暴政，加强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实为有秦一代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尊奖兼并之人”，维护奴隶制残余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秦皇朝建立后，由于“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兼并之人”①，因而土地兼并继续有所发展。当时，许多官吏和军功地主拥有大量田宅或封邑。公元前225年，王翦伐楚之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王当即回答说：“将军行矣，何忧贫乎！”②果然，以后，王翦之子王贲、孙王离被封为列侯，而列侯正是有食邑的。《续汉书·百官志》称：“秦爵，二十等为彻（列）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次于彻侯的关内侯，名义上虽然“无土”，但仍规定“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为了满足地主阶级首先是军功地主的土地贪欲，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还下诏“使黔首自实田”③，即命令地主和有田农民向国家如实呈报自己占有田地的数额，以论征收赋税。这实质上是在全国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确认封建土地占有权，公开承认土地兼并的合法性。

在秦皇朝的支持、庇护与纵容下，秦代地主阶级特别是军功地主侵夺土地，广占田宅，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的状①崔寔：《政论》。

②《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语。

①《汉书·食货志》。

况。贫富悬殊严重，始皇“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②。地主豪富“设房闼，备廐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③。他们横行乡里，为所欲为。“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④而贫苦农民失去仅有的一小块田地之后，只得为人佣耕，或被迫“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⑤，忍受沉重的剥削。他们虽然终生劳累，但仍“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⑥，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关于这种状况，我们从秦末农民起义的阶级队伍里找到证实。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就是一个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与人佣耕”的雇农。史称陈涉为“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⑦。陈涉领导首举义旗的戍卒九百人，也是“闾左”贫民。由此不难看出，秦末农民起义，究其社会根源，与战国至秦代的封建地主势力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土地问题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皇朝继续维护奴隶制残余。当时，不论是封建国家，还是私人地主，都拥有相当多的奴隶。睡虎地秦墓竹简经常提到的“隶臣”、“隶妾”、“隶臣妾”，就是国家的官奴婢。而它所说的“人臣”、“人妾”、“人奴”、“人奴妾”，则多指私人占有的奴婢。秦代官私奴婢仍然相当广泛役使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受着奴婢占有者的残酷压榨。他们有的被迫从事农耕。秦简《仓律》有给“隶臣田者”供给口粮的具体限额。有的在手工作坊服役。秦律《工人程》有关于“隶臣”、“隶妾”、“小隶臣妾”等从事手工业劳动的规定。有的被迫承担官府和家内种种繁重的杂役。《史记·陈涉世家》称，修骊山墓的有“人奴产子”。《睡虎地秦墓竹简》也有“隶臣妾恒及为它事”、“为人仆养”的记载。秦代的奴隶制残余还受到法律的保护。秦简《法律答问》规定：奴婢的主人擅自杀死、刑伤、髡剃其子或奴婢，奴婢也不得“告主”。如果控告，则政府不仅不予受理，而且还应治“告者罪”①。还规定：“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人臣”和“人妾”合谋盗卖主人的耕牛后潜逃，“当城旦黥之，畀主”②。“畀”，予也。对于触犯刑律的奴隶，秦皇朝既要依法治罪，而在治罪之后，仍要交还原主。这表明，奴隶完全是其主人占有的私有财产，而秦律倒是严格保护这种奴隶制占有关系的。

在秦代，奴隶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被视为钱财或物品，可以供人们赏赐之用。秦律规定：“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③颜师古云：“购，设赏募也。”④能破获投匿名信者，即赏赐两名奴婢。如有更大的功绩，赏给的奴婢一定更多。秦简《司空律》还写道：“百姓有赀②《盐铁论·散不足》。

③陆贾：《新语·无为》。

④《汉书·食货志》。

⑤《汉书·食货志》。

⑥《汉书·食货志》。

⑦贾谊：《新书·过秦》。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6页。

②同上书，第183、152页。

③同上书，第174页。

④《汉书·高帝纪》注。

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⑤赀赎债务，既可以一奴或一婢，也可用一头马或牛的劳役去抵偿。这表明，在秦律面前，奴隶只具有与牛马相同的价值。奴隶社会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此外，秦律还公然允许转借和买卖奴隶。《仓律》规定：“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叚（假）者叚（假）之，令就衣食焉，吏辄被事之。”①《法律答问》还说：“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不可别，令从母为收。可（何）谓‘从母为收’？人固买（卖），子小不可别，弗买（卖）子母谓殹（也）。”②显然，秦代不仅存在着奴隶买卖，而且这种买卖还是合法的。繁重的赋役秦代的赋税十分繁重。有田租。秦律有关于“入禾”、“入禾稼”的规定。虽然秦代“租禾”的税率，史无明确记载，但从秦简里一再提到“入禾仓，万石一积”，“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不难看出，秦朝的田租无疑是很重的。还有户赋，按人口多少征收。秦律不仅规定征收户赋，还严禁“匿户”③，逃避负担。《淮南子·汜论训》云：秦代“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人财多取意也。”《汉书·陈余传》亦云：“秦为虐政，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服虔注：“吏到其家，人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田租户赋之外，还有种种杂税苛捐。种田的要“入刍藁”，而且不管是否种了庄稼，都要一律缴纳。“入顷刍藁，以其受（授）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④樵采渔猎的要纳“山泽之税”。甚至连在禁苑打死了一条狗，也要“皆入于公”，或“食其肉而入皮”①。诚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②。

秦代的徭役更是繁重到了极点。秦制规定：一般劳动人民年十五始服役，六十岁老免。一生中须为正率一年，屯戍一年，每年还要为更卒一个月③。国家规定的这些徭役本来已经很重了，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额外徭役，有的甚至不计役期。如秦简《徭律》规定：兴徒以邑中之红（功）者，令緈（■）堵卒岁。未兴堵坏，司空将红（功）及君子堵者有罪，令其徒复恒之，勿计为繇（徭）。

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离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未卒岁或坏■（缺），令县复兴徒为之。而无计为繇（徭）。④征发役徒修筑各种工程，必须担保一年，如不到一年，已有“坏缺”，就应重新修筑，并不得算入规定的服役时间，这不仅大大加重了徭役的负担，而且给任意“兴⑤《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5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8页。

②同上书，第201页。

③同上书，第222页。

④同上书，第27—28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6页。

②《汉书·食货志》。

③参阅《汉书·食货志》。

④《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7页。

徒”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认为需要，就可以随时征发徭役。

秦始皇大兴土木，连续不断地在咸阳及其它许多地方修筑宫室殿观。早在兼并六国过程中，秦每破一诸侯，始皇就派人“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这些风格各异的大型建筑群，“殿屋复道周阁相属”⑤，还将从各国掳掠来的美女和乐器充实其中，以供享乐。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始皇在咸阳渭南作极庙和甘泉前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他仍感到已有的宫廷太小，于是改在渭南上林苑中大规模营建朝宫，先作前殿阿房。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①。还在殿前为阁道直抵南山，在南山顶峰上立华表以为阙门；又在殿后修复道渡渭通达咸阳。整个建筑布局象征着天极紫宫星座的结构。为了建筑这座豪华而宏大的宫殿，秦始皇征发了数十万刑徒，砍伐了今四川、湖北、湖南一带的大片林木。“蜀山兀，阿房出”②的著名诗句就是由此而来的。除阿房宫外，秦代还有数以百千计的离宫别馆。“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而咸阳附近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还皆以“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秦始皇就经常行幸其间，连丞相群臣也“莫知行之所在”③。秦始皇不仅滥用民力，修建大量生前享用的华丽宫室，而且煞费苦心经营他死后的地宫。还在他即位之初，就穿治骊山（今陕西临潼境内），为自己修墓。统一六国后，又发全国各地刑徒七十余万人继续大规模营造。陵“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④。合今高为120多米，周长2167余米⑤。陵下“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①以陵墓为主体，附近还修筑了各种大型陪葬工程。现已发掘的三个秦兵马俑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号俑坑已出土陶武士俑五百余件，陶马二十四匹，木车六辆。估计全坑藏有陶俑六千个左右②。二号俑坑已试掘出陶兵俑二百二十三件，将军俑一件，陶马九十六匹，木质战车十一辆，如果全部发掘，大约会出土各种陶俑近九百件，陶马四百七十余匹，木车八十九辆③。三号俑坑有驷马战车一乘，武士俑六十八件④。这些出土的大量陶兵马俑，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而且与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珍品。据有关方面试验，在今天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复制成功一件原大陶俑，大约需要五、六人紧张劳动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杜牧：《阿房宫赋》。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汉书·刘向传》。

⑤秦始皇陵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及人掘畜踩其封土堆渐趋缩小。1906年，日本人足立喜六曾测出其高约76米，周长约2006米。1962年，陕西省文管会测出其整形呈方锥体，高约43米，东西长345米，南北长350米，周长1390米。顶部南北24米，东西10米（《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8期）。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5年11期。③《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④《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12期。两个月。在当时要创制出成千上万件这样的陶俑，该要付出多少人的血汗和劳动呵！何况这还只是始皇陵整个工程中的一项。

值得注意的是，秦代除修阿房宫、兴骊山墓外，还有不少大规模徭役征发。其中有的征发，如筑长城，开灵渠，戍边塞，修驰道、直道等，虽然在客观上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在短期百役并兴，旷日持久，其结果也必然给人们造成巨大灾难。这一些还只是秦皇朝直接征发的徭役。至于地方，还有官府公舍及“公马牛苑”的兴建修缮等各种杂役，也无不征用民力。据统计，秦代全国人口约两千万，而每年被迫服役的不下二百万，以致丁男不足，又征丁女。秦代徭役之繁重，由此可见一斑！

严酷的刑罚如前所述，秦皇朝建立后，曾颁布过通行全国的法律。秦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严刑酷罚。特别是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秦得水德，水主阴，阴刑杀，因而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①。

从史籍和云梦秦简的记载看，秦的刑罚名目繁多，大约可分为死刑、肉刑、徒刑、笞刑、髡耐刑、赀刑、赎刑、废、谇，收、连坐等十二种②。而在同一种刑罚内，又按处死的方式、对肢体残害的部位，鞭苔多少，刑期长短，迁徙远近和赀罚轻重等，分为不同的等级。如死刑有戮、戮尸、弃市、磔、定杀、族、夷三族、枭首、车裂、腰斩、体解、囊扑、剖腹、蒺藜、凿颠、抽胁、镬烹，肉刑有黥、劓、刖、宫，赀刑有赀甲、赀盾、赀戍、赀徭，连坐有亲属连坐、什伍连坐、官吏和士兵上下级之间的连坐、荐举人与被荐举人之间的连坐，等等。按秦律的规定，各种刑罚既可单独使用，也可重复使用，还可两种、三种结合使用。如《法律答问》云：“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死，黥颜■”③。颜即额部，■为两颧。“黥颜■”，就是在额头和双颧均施以黥刑。又云：“擅杀子，黥为城旦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趾有（又）黥以为城旦。”①这两条律文，前者是肉刑（黥）与徒刑（城旦）的合用，后者则是刖（斩左趾）、黥两种肉刑与徒刑（城旦）的合用。这种不同刑种的交错重复使用，使本来就名目繁多、用刑苛酷的秦代刑罚变得更加繁杂而残酷了。而这种种酷刑，又主要是针对农民和奴隶群众的。秦律对农民和奴隶往往是轻罪重刑，从严惩处。如规定：盗采人桑叶，赃不到一钱，应“赀徭三旬”②；甲盗不盈一钱，前往乙家，乙“见智（知）之而弗捕，当赀一盾”③。还规定：城旦舂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務（輮），辄治（笞）之。直（值）一钱，治（笞）十；直（值）廿钱以上，孰（熟）治（笞）之。④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参阅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云梦秦简研究》第171—20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③《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3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1、150页。

②同上书，第154页。

③同上书，第155页。

④同上书，第90页。

笞，实际上也是一种肉刑。服城旦舂的刑徒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只要对用器或工具稍有损坏，其损失虽只值一钱，就得鞭笞十下，如果值二十钱以上，竟可“熟笞之”，即不计次数地任意重打，直到打够为止。这种不加限定的行刑规定，实际上是给封建官吏任意残害人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

秦代“法繁于秋萘，而网密于凝脂”⑤。但秦始皇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往往滥施淫威，肆意刑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东游，行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中牟），“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今天下大索十日”。（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始皇微服行巡咸阳，夜出遇盗于兰池（今陕西咸阳市东郊），随行武士当即击杀盗，但始皇仍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始皇幸梁山宫，在山上见丞相出行时车骑很多，心甚不快。当时大概有在其身旁的宫中随行侍者私下告诉丞相。丞相从此便减少了车骑。始皇知道后大怒，推断“此中人泄吾语”。于是“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这一年，始皇还借口儒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坑杀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人在东郡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始皇知道后，“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

始皇的这些暴行，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主要阶层。其中被诛杀的大多是劳动群众，但也有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儒生、博士，连宫廷内的“中人”也不能幸免。由于秦始皇“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因此，秦朝的许多官吏往往苛酷贪残，嗜杀成性。如范阳令便是一名“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①的刽子手。

秦始皇严刑酷罚，以暴力治天下，自以为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正如汉陆贾总结亡秦教训时所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②陆贾这一论断，确是秦代历史的真实反映。

秦始皇的最后一次巡游及其猝死沙丘始皇的暴虐统治，直接把人民驱逐到了他的对立面，以至出现“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①的局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朝廷侍者从关东至咸阳，夜过华阴（今陕西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玉挡道说：“为吾遗滈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说罢，置其璧而去。使者捧着璧具以奏始皇。始皇默然良久，只得故作镇定地说：“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转身又自我宽慰道：“祖龙者，人之先也。”乃使御府视其璧，却原来是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第二次巡游渡江时“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为了印证这种卦象，始皇便一面下令迁北河榆中（今河套地区北部一带）三万家，一面又开始筹划着第五次的⑤《盐铁论·刑德》。

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②《新语·无为》。

①贾山：《至言》，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巡游。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固然颇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剔除其神奇的表象，真实流露的则是人们对始皇诅咒与痛恨的心音！

始皇的第五次巡游始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出游。随行的主要是左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最受宠爱，请求侍从，始皇许之。

秦始皇一行从咸阳出发，大约经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宛县（今河南南阳），十一月南下至云梦（今汉水、长江交汇处至洞庭湖一带湖泊区），望祭虞舜于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南）。然后沿长江东下，过丹阳（今安徽当涂东），抵钱唐（今浙江杭州市），临浙江。原来打算顺道在此渡江，但因浙江的这一段江面流急“波恶”，乃西行一百二十里，选择狭窄处渡江东南行，上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祭大禹，并在这里立石刻以颂秦德，这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

《会稽刻石》文三句为韵，凡二十四韵，七十二句。刻石追述了秦始皇“平一宇内”，殄灭六国的历史功绩，赞扬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的集权统一的局面。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动荡不安和“淫泆”之风。刻石还反复强调“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防融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常治无极，舆舟不倾”①。《会稽刻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始皇晚年社会政治的潜在危机与问题。

秦始皇从会稽返回钱塘后，过吴（今江苏苏州市），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江，至海滨，乘船北上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境）。琅邪，本是秦始皇以前巡游两次到过的地方，还曾在这里筑琅邪台，立刻石，派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仙人和神药。这次旧地重游，自然是为了亲自取得仙药，以便长生不老。可是，徐市等不仅求神药“数岁不得”，而且耗费巨大。为了免遭罪责，他乃谎称：蓬莱仙药本是可以求到的，但常为大鱼所苦，海船受阻，故不得至，请派善射者以连弩射之。始皇求药心切，连梦中也想到这类事，于是令入海者准备了捕杀大鱼的工具，并亲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可是从琅邪北至荣成山②，都未见大鱼。直至之罘（今山东芝罘半岛），才“见巨鱼，射杀一鱼”。秦始皇得到这点心理上的满足之后，便转陆路西行，经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抵平原（今山东平原南）。

车驾到达平原津时，正是盛夏季节，始皇突然患病。但这位封建皇帝特别怕死，厌恶言及“死”字，群臣更是“莫敢言死事”，以致病情日益恶化。始皇无可奈何，只得为玺书给远在上郡的长子扶苏，要他迅速“与丧令咸阳而葬”①。书已封，却被代管皇帝符玺的中车府令赵高劫持在手，未派人送走。七月丙寅，始皇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却偏偏只活五十岁就离开了人间。

沙丘之变，二世“暴虐以重祸”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正义》云：荣成山“即成山也，在莱州”。又据清顾炎武考证，“荣”应为“劳”之误，荣成山当应劳、成二山之合称。说见《日知录》。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死后，左丞相李斯以为主上崩于巡游途中，如果匆促宣布，“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将其尸体放在辒凉车中，由始皇生前亲幸的宦者参乘，每日照常上食，百官也依旧前来奏事，而由宦者从辒凉车中可具奏请。当时，知道始皇之死的仅李斯、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赵高，本是前赵国公族的疏远族属，生于隐宫，“世世卑贱”。始皇听说他“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其主管乘舆路车，又令其教胡亥决狱及律令法事，深得胡亥的宠幸。高有大罪，始皇使蒙恬之弟蒙毅治其罪。毅依法定其死刑，除其宦籍。但始皇以高敦敏于事，擅于迎奉，于是“赦之，复其官爵”②。赵高既骗取了始皇的信任，又得宠于胡亥，乃乘皇位替换之机，策划了窃夺朝柄的活动。

赵高擅自扣留了始皇临死前给扶苏的玺书，并对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还说：“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犹豫不决，不敢贸然行事。赵高又进一步鼓动道：“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①经过赵高这番教唆，二十岁的胡亥果然采纳了他废兄而立弟的计谋。接着，高又去游说李斯，声称始皇“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并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②李斯受赵高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很快就与之沆瀣一气，共同“阴谋破去”了始皇封赐扶苏的玺书，“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③。又另为伪书给扶苏、蒙恬，诬其“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④，逼迫扶苏自杀，蒙恬被囚。这就是给秦朝统治带来了严重恶果的沙丘之变。赵高、胡亥、李斯的沙丘阴谋得逞后，随即从这里北上，经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抵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然后沿直道入关中。抵咸阳后，便为始皇发丧。胡亥以太子的名义袭帝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于骊山。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赵高为郎中令，居中用事。二世“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①，在原有暴政的轨道上走得更远了。

为了消灭异己，维持篡夺到手的政权，赵高、二世继逼死蒙恬之后，又制造了规模更大的残杀大臣宗室的惨祸。就在二世元年四月，赵高对二世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二世听后非常惊恐，连问“为之奈何？”赵高毫不掩饰地说：②《史记·蒙恬列传》。

①《史记·李斯列传》。

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李斯列传》。

①贾谊：《新书·过秦》。

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②赵高提出的这套消灭异己，培植亲信，诛戮故臣与宗亲的主张，二世言听计从，倍加赞赏。他重订了更为苛酷的法律，规定凡是群臣及诸公子犯了罪的，一律由赵高审讯惩治。赵高乘机报复泄怨，杀害蒙毅，先后戮死公子十二人于咸阳市、六人于杜（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公主十人甚至被活活裂其肢体而杀之。被株连者更是不可胜数。公子高本想奔逃，但怕遭致族灭，只得上书“请从死”，为始皇殉葬。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后，仰天大呼“吾无罪！”悲愤流涕，“拔剑自杀”。于是，一时间，“宗室振恐。

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①二世、赵高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较始皇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继续大规模征发徭役，加紧赶修郦山墓。埋葬始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都要一律殉葬。为了防止在墓室内安装机弩矢的工匠泄露机密，竟在下葬后，关闭墓道羡门，将全部工匠闭死在墓内②。史称始皇葬于郦山之阿，曾“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③。二世埋葬始皇后，紧接着就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他提出：“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④于是，一度停建的阿房宫工程又重新恢复了。此外，还“外抚四夷”，征发大批贫苦农民戍守边地。又调集材官蹶张之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由于大批人马聚集咸阳，粮草供应不够，只得下令郡县运送菽粟刍藁，并规定，所有运送粮草的人都必须自带口粮，不得食咸阳三百里以内的谷物。

二世、赵高昏庸腐朽，贪婪暴戾。“繁刑严诛，吏治刻深。”⑤“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重者为忠臣。”⑥如果说，秦皇朝在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起过积极的作用，占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这时它在赵高、秦二世的把持下，就完全变成历史的恶性肿瘤，给人们带来的则是十足的灾难和祸害了。

秦的暴政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与冲突。残酷的剥削，使得“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①，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繁重的徭役，使广大农民“丁男被甲，丁女转输”，离乡背井，飞刍挽粟，结果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累死道旁，“自经于道树”，②《史记·李斯列传》。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汉书·刘向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贾谊：《新书·过秦》。

⑥《史记·李斯列传》。

①《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竟出现了“死者相望”②，“道路死人以沟量”③的惨状。而苛酷的刑罚，更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④，“劓鼻盈蔂，断足盈车”⑤，冤狱遍于国中，被刑者多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大监狱。面对这样黑暗暴虐的统治，人们为了摆脱苦难，死里求生，只有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于是，在陈胜、吴广的倡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暴秦的农民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③《淮南子·汜论训》。

④《汉书·刑法志》。

⑤《盐铁论·诏圣》。

第二节　陈胜、吴广起义

大泽乡起义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已是民怨沸腾，反者四起。其中有的人，如彭越、英布、刘邦等已初步组织起具有农民起义性质的队伍。这种局面的出现，生动地构成了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而始皇之死与二世、赵高的倒行逆施，则大大加速了大起义爆发的进程。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①“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②二世、赵高极端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使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以及社会各阶层，都无法按原样生活下去了。“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僇。”③“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④社会剧烈震荡，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南北各地如同堆积着易燃的枯草，最高统治者恰似坐在那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因此，只要有人率先振臂高呼，举起革命的火炬，就必然会使早已出现的分散的点点反秦星火，迅速燃遍各地，使微弱的前奏曲演成威武雄壮的场面。历史急需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也必然会涌现出来。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高呼一举拉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⑤人，出生于一个地位极为低下的贫苦农民家庭。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一名贫苦农民。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朝廷强征大批“闾左”贫民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在今安徽、河南交界地区，有九百人被征调出发。陈胜、吴广在被征发之列，并被推定为屯长。这年七月，他们走到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大泽乡（今宿县东南）时，碰到滂沱大雨，道路不通，延误了到达渔阳的期限。按照秦代法律的规定，误期就要一律处斩。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暴虐的统治，激起了九百名贫苦农民莫大的义愤。

在这紧急关头，陈胜、吴广共同分析了当时的情势与出路，一致认为，逃亡是死，起义也可能死。同样是死，倒不如起义反秦，为争国而死。陈胜还进一步提出：现在人们遭受秦的暴政之苦已经很久了！特别是秦二世作为始皇的少子，本不应继位，当继位的是长子扶苏。扶苏是由于多次劝谏秦始皇，引起始皇的不满，才被贬到边地去将兵的。“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①项燕原是楚国的名将，屡建战功，关怀士兵，深受楚人的崇敬与拥戴。现在有的人以为他死了，有的还说他逃亡在外。“今①贾谊：《新书·过秦》。

②《盐铁论·周秦》。

③《淮南子·兵略训》。

④贾谊：《新书·过秦》。

⑤阳城，今属何处，史学界迄无定论。主要有河南商水说、登封说、方城说以及安徽宿县说等几种看法。笔者以为商水说更为合理可信一些，故从之。

①《史记·陈涉世家》。

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②于是两人决定立即采取各种方式，制造反秦舆论，准备组织起义。他们先去找人占卜。占卜人深知其用意，便说：你们的大事本是可望成功的，不过，最好还是求求鬼神。“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③他们于是用丹砂写了“陈胜王”的帛书，悄悄塞进渔民准备出卖的鱼腹里。戍卒买鱼烹食时，发现了这种帛书，感到十分奇怪。夜间，陈胜又密令吴广潜入戍卒驻处附近荒野丛林中的神祠里，燃起若明若暗的篝火，学着狐狸的嚎叫声，高呼“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听到后更是惊恐不已。等到天刚亮，他们便以奇特的心情指目陈胜，纷纷传说着与他有关的“丹书”、“狐鸣”的奇闻异事。这时，在戍卒心目中，陈胜显然已是一位具有神奇色彩的人物了。

陈胜、吴广经过一番舆论准备之后，迅速采取果断措施。这时适逢押送戍卒的将尉喝醉了酒，吴广便故意一再扬言自己打算逃亡，竭力激怒将尉。果然，将尉一听吴广说要逃亡，就当众辱打他，而且拔剑刺之。一时间，戍卒们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吴广乘势夺剑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至此，陈胜、吴广实际上已是九百名戍卒的首领。他们下令把这批最早的反秦勇士们集合在一起，郑重地宣告：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①这是一篇农民起义的誓言。它阐明了人们当时面临的严峻处境及可供选择的最佳出路，表达了革命农民蔑视秦代等级秩序，敢于斗争，宁死不屈的意愿，也是对传统的贵族血统论的有力抨击。陈胜、吴广的号召，得到了全体戍卒的热烈响应。大家搭起祭坛，祭以尉首。袒右盟誓，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号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迅速组织起一支农民起义军，攻下大泽乡，一场空前未有的农民革命战争爆发了。

“张楚”政权的建立与反秦斗争的蓬勃发展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之后，立即如燎原烈火，四处燃烧起来。起义军首先攻蕲（今安徽宿县南），蕲下。接着，陈胜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自己则率主力向西北进击，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酂（今河南永城西南）、苦（今河南鹿邑）、柘（今河南柘城）、谯（今安徽亳县）等地。起义军进展迅速，屡战皆捷。大军所至，人们“赢粮而景从”。当起义军逼近陈（今河南淮阳）时，已是一支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卒数万人的队伍了。

起义军决定集中兵力攻陈。陈的郡守、县令都不在，只有郡丞率师抵抗。但他们一战即败，郡丞死。陈胜乃入据陈。陈原是西周、春秋时陈国的都城，又是楚的后期国都。秦灭六国后，还在这里设置郡、县治所，加强防卫，把它视为皇朝在东方的重要统治据点。所以，起义军顺利克陈，首战告捷，不仅直接打击了貌似强大的秦军，而且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起义军入陈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陈胜很快就在这里召集三老、豪②《史记·陈涉世家》。

③《史记·陈涉世家》。

①《史记·陈涉世家》。

杰等“皆来会计事”，决定正式成立农民革命政权。三老、豪杰一致认为，陈胜“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功勋卓著，宜立为王。在大家拥戴下，陈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史记·天官书》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的《土星行度表》里还有以“张楚”纪元的确凿记载②。所以，“张楚”作为陈胜政权的称号或国号，应是确定无疑的。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李奇云：陈胜“欲张大楚国，故称张楚也”。颜师古注《汉书》引刘德说：张楚，“若云张大楚国也。”当然，陈胜这样做，并不是真正为了“复立楚国之社稷”，而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大家知道，秦的暴政，秦在故楚地区的残暴统治，曾使这里的人们产生过一种相当普遍的反秦暴政、眷念故国的社会心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人心思楚，群起反秦，这是故楚特别是陈、蕲一带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陈胜长期生活于这一地区，深知要在这里顺利地发动和组织反秦起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出兴楚的旗号，以此为天下唱。司马迁、班固称其张楚是为了“从民欲”①、“从民望”②，这是有见地的。

“张楚”政权的建立，使各地农民纷纷投入起义行列，“家自为怨，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③。《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陈胜为王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也说：“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在一段时间内，群起反秦的数百人以至数千人的起义队伍，各地多有，“不可胜数”。如早已“亡之江中为群盗”的刑徒英布等，这时就正式“聚兵数千人”以“叛秦”。在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人们亦杀其县令，“相聚数千人”，并有“异军苍头特起”④。在淮海之间，还有凌县（今江苏泗阳西北）人秦嘉、凌县（今安徽宿县西）人董緤、符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朱鸡石、取虑（今安徽灵壁东北）人郑布、徐县（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等，在“陈王初立时”相继起义。他们共同将兵攻郯（今山东郯城），一度把秦东海郡守庆围困在这里。还有，陈胜称王后，故鲁一带的许多儒生也“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委质为臣”。连孔子八世孙孔鲋（甲）也曾“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①。反秦起义席卷各地，“从之者如流水”。远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东瓯（今浙江南部沿海一带）、闽越（今福建沿海一带）等越族人民也参加了反秦斗争。当时，全国确已形成了天下共起反秦的形势。

在农民起义大好形势的影响与推动下，一些前六国的旧贵族和官吏也被卷进了反秦斗争的浪潮。原韩国贵族出身的张良，其“大父、父五世相韩”。秦灭韩后，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陈胜起义后，良“亦聚①《史记·陈涉世家》。

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星占〉附表释文》，载《文物》1974年11期。①《史记·陈涉世家》。

②《汉书·陈胜传》。

③《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④《史记·项羽本纪》。

①《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

少年百余人”②以反秦。原齐王田氏宗族田儋，于齐亡后北至狄（今山东高青）。陈胜初王楚时，儋即佯为缚其家奴，从少年之县廷，假借请求秦狄县令杀其奴的机会，“见狄令，囚击杀令”③，随即与其从弟田荣、荣弟田横召集豪吏子弟以起兵。原魏宗室诸公子魏咎，故魏时受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④还有与魏贵族有密切联系的“魏之名士”张耳、陈余，因受秦的悬赏缉捕，两人曾变易姓名，逃之至陈，“为里门监以自食”。陈胜入陈后，他们也求见陈胜，加入了反秦行列。农民大起义的风雷，搅动了社会的各个阶级与阶层。六国旧贵族卷入反秦的激流，一方面扩大了反秦的社会势力，孤立了统治集团，加速了秦皇朝的瓦解；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反秦往往是为存亡继绝，据地为王，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夺回早已失去的天堂，因而不可避免地给整个斗争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与危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影响与危害日趋严重，以致酿成反秦队伍内部的分裂，并使陈胜农民起义军陷入了失败的困境。

陈胜起义军的军事进攻及其西征的失利随着反秦斗争形势的高涨和农民武装力量的壮大，陈胜以陈为中心，迅速组织起义军和各地反秦武装，分途出击，从几条战线上向秦皇朝及其统治地区发起攻势。

在东南一线，陈胜为了开拓后方，防止腹背受敌，继前已派遣葛婴徇蕲以东之后，又增派汝阴（今安徽阜阳）人邓宗进攻秦九江郡（郡治今安徽寿县），以控制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在北线，陈胜采纳陈余“请奇兵北略赵地”的建议，以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给予兵卒三千，使北上渡河，攻占原属赵国的地区。接着，又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在西线，以夺取关中为战略目标，兵分三路：一路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今河南荥阳）。一路由周文率领。周文，一名周章，陈之贤人也，习兵，曾为楚将项燕军视日，占卜吉凶。陈胜任命他为将军，使其经颍川，过函谷关，直捣咸阳。一路由铚人宋留率领，令其定南阳（今河南南阳），入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各路起义军在广大农民群众和各反秦社会势力的拥护与支持下，“望屋而食，横行天下”①。他们“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糜费嵦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②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秦兵“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③，于是，关东的大片土地和许多郡县很快便被起义军所占有了。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是吴广率领的军队顺利进抵三川郡，并围困了荥阳。荥阳本属军事要地，又是秦关中联接关东的重要通道，附近还有积贮大量粮食的敖仓。吴广一举包围荥②《史记·留侯世家》。

③《史记·田儋列传》。

④《史记·魏豹列传》。

①贾谊：《新书·过秦》。

②《淮南子·兵略训》。

③贾谊：《新书·过秦》。

阳，迫使丞相李斯之子三川守李由龟缩在荥阳城内不敢出战，这就牵制了秦的兵力，为其他诸路的进军创造了条件。二是周文率领的军队迅速穿过颍川、三川两郡，直入关中。当他突破函谷关（今陕西灵宝东北）时，已是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大军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周文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斩将搴旗，乘胜前进，一直打到秦始皇骊山墓附近的戏（今陕西临潼境内）。这里离咸阳只百来里了。

对于陈胜起义，二世、赵高开始本来很不介意，甚至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陈胜初起时，有一任谒者的朝臣出使东方后，回到咸阳，以所闻陈胜反秦事告二世。二世大怒，认为此等“群盗”小事，不足以闻于上，乃将这名谒者下吏入狱。不久，陈胜攻下蕲、陈。消息传来，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询问对策：“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多人都说：陈胜起兵，实为反秦，反者“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①。二世一听，便怒形于色。待诏博士叔孙通见情势不妙，只得随即阿顺其意曰：“诸生言皆非也。”今天下一统，兵革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②陈胜等只不过是“群盗鼠窃狗盗”之辈，何足挂齿！且各郡守将尉正加紧捕捉论罪，陛下完全不用担忧。二世听后，转怒为喜，当即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同时又令御史案治诸生，凡“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③从此，不论是官吏还是诸生，就再也没有谁敢在二世面前言及陈胜反秦了。

陈胜的反秦起义，并没有因秦二世的蔑视与否认而中止。相反，它如燎原烈火，迅猛异常。当周文西征至戏时，二世才如遇晴天霹雳，急忙采取两项极为凶狠的措施：一是采纳少府章邯的建议，大赦修骊山墓的数十万刑徒和人奴产子，并使其“悉发”以击周文军。二是命令守卫北边、修筑长城的三十万大军，由王离、苏角等率领，急速南下①，以便从侧翼夹击起义军。秦皇朝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军事镇压，给陈胜起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从整体上看，陈胜王陈之后，随即分途出击，大举西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西征的三路大军缺乏统一的指挥与调配，他们不是协同作战，而是各行其是，互不依托。周文进军至戏，固然是农民战争的巨大胜利，但面临的却是孤军深入、后无救援的险境。吴广长时间地被牵制在荥阳城下，欲攻不克，欲罢不忍，势必导致士气疲软，陷入僵局。而这些，又必然给章邯军队的反击以可逞之机，并进而引起这场农民战争风云的突变与形势的逆转。

凶狠狡诈的章邯似乎猜测出了陈胜西征军的战略弱点。他集中可以投入战场的全部兵力，首先猛击周文。周文及其军队本来就缺乏正面作战的经验，加之孤立无援，突然遭到章邯数十万因赦免而组合的拥有精锐兵器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反击，虽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但仍“尽败”于秦。周文被迫退出函谷关，固守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北），并在这里和章邯军坚持战斗了两个月，才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西）。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一月，①《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③《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①参阅朱绍侯《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载《史学月刊》1958年4期；张传玺《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载《史学月刊》1958年11期。周文又在渑池浴血奋战十余天，终因寡不敌众，再次大败。周文自杀殉难，“军遂不战”而溃。

章邯击败周文西征军之后，乘胜进逼荥阳。这时的吴广军队虽仍包围荥阳城，但实际上已是军心浮动，甚至在领导集团内也出现了分歧。吴广的部将田臧等眼见周文已败，而荥阳又久攻不能下，感到“秦兵旦暮至”，“秦军至，必大败”。于是主张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荥阳，牵制李由的守军，而以全部精兵迎击章邯指挥的来犯之敌。本来，田臧提出这一作战方案不无一定的依据，起码较之吴广的作法略胜一筹。但他却不仅没有和吴广商议，反而认为“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①，因而竟假借陈胜的命令，杀害了吴广，“献其首于陈王”②。陈胜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任他为上将，使其指挥荥阳前线的大军。田臧取得军权后，乃使李归等屯守荥阳城下，自己则率精兵西进，迎击章邯，大战于敖仓。田臧战死，军队溃散。接着，章邯又直驱荥阳，与困守在荥阳城内的三川守李由夹击李归，破之，李归壮烈牺牲。至此，陈胜起义军西征的第二支主力部队也被残酷镇压了。

周文、吴广的西征军，是陈胜起义军的主力，是“张楚”政权的基石和支柱。这两支大军的失利与溃败，给陈胜的反秦革命事业造成了致命的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成为他由胜而败的一个转折点。

六国旧贵族的分裂活动与陈胜起义的失败随着农民起义形势的逆转和西征的失利，在整个反秦阵线内也出现了明显的碰撞与分裂。这主要是在革命高潮中卷入反秦斗争的六国旧贵族的割据分立活动的加剧。这些人以为天下方乱，正是实行政治投机之时。他们或互相倾轧，你争我夺；或霸占故国，自立为王；或公开与陈胜的“张楚”政权分庭抗礼，拒不服从调遣，甚至坐视秦皇朝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而不救援。张耳、陈余接受陈胜委派，北略赵地至邯郸后，听到周文至戏败退的信息，便劝武臣速立为王，并说：“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今将军已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镇）之”①。于是武臣乃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对于武臣的王赵，陈胜开始是反对的，甚至打算“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②。但为了减少反秦阻力，避免“又生一秦”，他仍接受柱国房君蔡赐的建议，遣使者前往贺之，令其“趣发兵西入关”以救周文。可是，张耳、陈余却劝武臣拒不发兵，说：“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③武臣因不西向发兵，而使故燕上谷卒使韩广将兵北徇燕地，又使李良略恒山（郡治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张黡略上党（郡治长子，今山西长治市西南）。但韩广北至蓟（今北京市）后，亦在燕故贵人豪杰的怂恿下，自立为燕王。而李良不久则举兵①《史记·陈涉世家》。

②《史记·陈涉世家》。

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②《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③《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反赵，袭击邯郸，杀武臣、邵骚，赶走了张耳、陈余。还有，周市也立故魏后宁陵君咎为魏王。田儋更以“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①，遂自立为齐王。

六国旧贵族的割据自立，不仅大大削弱了反秦势力，造成了反秦阵线内部的公开分裂，更严重的是直接牵制和孤立了作为反秦主力的陈胜起义军，给秦二世、章邯等镇压这支军队，扭转战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周文、田臧等就是在张耳、陈余、武臣拒不“西兵”的情况下遭致失败，整个陈胜起义也是在这些六国旧贵族热衷于分立割据、见危不援的困境中走向失败的。章邯继镇压周文、田臧西征军之后，接着便向陈胜起义军的政治中心陈及其周围进犯。这时，秦二世又增派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佐章邯以击陈胜。而对陈胜来说，由于上述种种客观原因以及自己军事上的轻敌②与失误，主力部队已丧失殆尽，剩下的可用于作战的兵力已为数甚少。在这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章邯为了尽快围歼起义军，一方面遣别将击邓说军于郯（今山东郯城），以便堵住陈胜至东北的退路。邓说军散走陈；另一方面则亲自以主力击伍徐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以便打开攻陈的通道，伍徐军亦散走陈。章邯攻占陈的外围之后，便集中攻陈，守陈的柱国房君蔡赐死。紧接着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胜亲临督战。但因寡不敌众，张贺军破而死。秦二世二年腊（十二）月，陈胜走汝阴（今安徽阜阳）。不久，又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这时，陈胜本想且战且走，坚持战斗，但却不幸被阴险的御者庄贾所杀害。陈胜牺牲了，庄贾投降了秦军。

陈胜之死，引起了他往日的近侍“故涓人”将军吕臣极大的义愤。他组织“仓头军”，在新阳（安徽界首北）重新举起义旗，“攻陈下之”，杀了叛徒庄贾，并“复以陈为楚”①。与此同时，早先受陈胜重任的第三支西征军的主将宋留，本已下南阳，即将入武关。但当他听到陈胜死讯后，竟自行放弃南阳，使“南阳复为秦”。宋留既已改变反秦的政治立场，乃东逃至新蔡（今河南新蔡），不战而“以军降秦”。只是宋留的投降，并没有苟延自己的性命。他被押至咸阳后，被车裂而死。

吕臣首次夺回陈之后，秦左右校复攻下之。吕臣再度聚集被打散的军队，并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起义军相会合，共同反击秦左右校。他们大破秦军于青波（今河南新蔡西南），又第二次夺回陈，再次“以陈为楚”。不过，由于陈胜已死，陈胜起义的大势已去，吕臣、英布等为了坚持反秦斗争，很快便加入了项梁起义军的行列。

陈胜起义失败了。但他的反秦事业在刘邦、项羽等人手里得到继续和完成。他所开创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这次起义，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至二世二年腊（十二）月，前后只六个月②。陈胜之兴也速，其败亦速。究其原因，固已如前所述，有秦皇朝的残酷镇压，有六国旧贵族的分裂割据，也有自身的军事失误，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①《史记·田儋列传》、《汉书·田儋传》。

②据《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载：“陈王既遣周章（文），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我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陈王曰：‘寡人之军，先生无累焉。’”

①《史记·陈涉世家》。

②秦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陈胜及其“张楚”政权具有农民阶级不可克服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弱点与局限。

第三节　刘邦、项羽起义

刘邦沛县起义

刘邦（前256—前195年），字季，沛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亭是县以下的与乡并行的一种行政机构，主要职掌社会治安与邮传，也兼管服役刑徒的征调、押送一类的差事。刘邦就曾以亭长身份多次送刑徒去秦都咸阳。他在一次“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时，竟能自行扔掉当时不少人求之不得的亭长的吏职，果断地带领愿意跟随他的“徒中壮士”十余人，亡匿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闯荡江湖，静观时变。果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点燃了反秦的火炬，刘邦在黑暗中梦寐以求的光亮与机遇来临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起义后，风起云涌，从者如流，“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①。这年九月，沛县（今江苏沛县）周围已有不少地方为起义军所攻占，沛县辖区内也有人向往起义，跃跃欲动。面对这样的局面，沛县令惊恐不安。为了免遭起义军的屠戮，摆脱困境，另谋出路，他产生了“以沛应涉”，争取主动的意念，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只得找县主吏萧何、狱掾曹参商量。萧何、曹参本是刘邦的同乡，均为沛人，又素有交往。“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①从萧何与刘邦过从甚密的关系来看，刘邦隐匿芒砀之间，萧何当是知道的。所以当沛令言及这类事时，萧何便与曹参有意这样说：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②身为暴秦沛令，早已成为沛县子弟特别是其农民群众的敌手。那些深受其凌辱之苦的人们，怎能相信他会起兵反秦，并继续供其驱使呢！沛令自觉理亏心虚，无计可施，于是采纳萧何、曹参的建议，令樊哙往召刘邦。这时，刘邦已拥众数百人，活跃于江湖山林之间，俨然一支足以反秦举事的起义队伍了。

刘邦带着自己的队伍，跟随樊哙急速赶到沛县。这时，沛令却突然后悔起来。他担心刘邦至沛后，会影响他的官位，危及他的身家性命，于是下令关闭城门，加强守卫，还谋图杀害萧何、曹参。萧、曹深感形势危急，随即设法秘密越城投奔刘邦。刘邦得知城内发生突变，也相应地改变方略，起草了一份给沛城父老的帛书，捆在箭镞上射至城上，帛书写道：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③这是一份很有号召力的反秦檄文。它揭示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天下共起反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沛城父老也只有共起“诛令”，才能保全家室，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继续为沛令守城，为之卖命，其结果只会是“父子俱屠”，遭致“无为”的牺牲。帛书①《史记·高祖本纪》。

①《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萧何传》。

②《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③《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孤立了沛令，挫败了他负隅顽抗的企图；争取了民众，得到了沛城父老的响应。沛父老豪杰于是率领子弟少年攻打县府，“共杀沛令”，并打开城门，主动将刘邦及其队伍迎接到了城里。

刘邦入城后，大家想推他为沛令，但刘邦原来只是个小小的亭长，且沛城又不是他直接攻下的，因此不便贸然应允，只得推辞道：“天下方拢，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①当时最有条件被推择的，本是萧何和曹参。但这两人都尽力推让给刘邦。而在场的诸父老也都说：“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②于是，在大家出于不同动机的推举下，刘邦乃立为沛公。同时还在县庭里举行祠黄帝，祭蚩尤，衅鼓旗的仪式，“帜皆赤”，庄重地宣布反秦起义。

这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刘邦为什么自称“沛公”而不称“沛令”？这是因为，刘邦本出生于故楚的沛县，为楚人，且在楚国生活了三十多年③。楚的国君称王，其县宰则是称“公”的。秦既亡楚，楚人亦欲亡秦。而陈胜起义后，又号为“张楚”，自立为楚王。所以，刘邦称“公”，不仅是对秦的“县令”之类制度的蔑视与摒弃，也是他响应陈胜，尊从“民望”，走反秦起义道路的明显表现。唐颜师古引孟康云：“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①所说甚是。刘邦开始起事，就明确提出反秦的斗争目标，并自视为陈胜起义的组成部分，是对其反秦起义的响应。至于旗帜“皆赤”，除为着附会所谓“赤帝子杀白帝子”的异闻，借以神化自己之外，大抵也会是秦的“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②的否定。所以，刘邦称“沛公”，“帜皆赤”，实际上是他反秦起义的标志，是他由草莽英雄至农民起义领袖在品格上与政治上的一次升华与超越。从此，他便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辅助与支持下，聚集起由沛县子弟及农民群众组成的三千人的起义队伍，加入了以陈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的洪流。

项梁、项羽的会稽起义及其渡江而西就在刘邦起义的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项梁、项羽也在会稽（今江苏苏州市）举起了反秦的旗帜。

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楚国贵族之后，其父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名将项燕。项羽为项梁之兄子，名籍，字子羽（一字羽）。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起义的消息传至吴中，震撼了会稽郡。九月，会稽假守殷通慑于农民起义的强大威力，又素闻项梁贤能出众，多谋善断，乃召与计事。项梁说：“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时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殷通无计可施，只得寄希望于项梁。他慨叹道：“闻夫子楚将世①《史记·高祖本纪》。

②《史记·高祖本纪》。

③关于刘邦的生年，历来看法不一。一般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256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楚考烈王七年。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负刍五年）秦灭楚，时刘邦正三十四岁。参阅安作璋、孟祥才的《刘邦评传》第1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

①《汉书·高帝纪》注。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家，唯足下耳！”梁见等待已久的反秦举事的良机已至，便献策说：吴有奇士桓楚，可召以将兵起事。但其“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①。守通急于先发制人，摆脱困境，乃接受梁的建议，随即召见项羽。羽见守，即在项梁的授意与指挥下，猝拔剑击斩守。梁持守头，佩其印绶。一时间，门下人人惊恐，四处乱窜。羽奋力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摺伏，莫敢起”。梁迅速夺取了会稽郡府。接着，他便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②，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于是项梁为会稽守，羽为裨将，又选任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随即攻城略地，很快平定了吴中各县。项梁、项羽的会稽起义，给陷入困境的反秦斗争增添了新的巨大活力。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陈胜的部将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召平奉命攻打广陵。进击过程中，传闻陈胜已经败走，秦章邯军即将追来，召平乃渡过长江，假借陈王令，拜项梁为张楚政权的上柱国，并命其“急引兵西击秦”③。梁受命后，乃率领江东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至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汇合了故东阳令史陈婴的起义军两万人。渡淮之后，又汇聚了英布和蒲将军的部队。等到军屯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时，身任张楚上柱国重职的项梁，已拥众六七万人，成为张楚旗帜下的一支薪的起义大军了。

刘邦、项梁、项羽的反秦斗争与薛城之会随着刘邦与项梁、项羽的起义，在东南江淮一带的广大地区很快就形成了反秦斗争的热潮。秦二世二年十月，刘邦率军从沛县北上，首先攻胡陵（今江苏沛县北）、方舆（今山东金乡），连克两城。接着又大破秦泗川监平围攻丰邑的部队，并令雍齿守丰。十一月，刘邦引兵至薛（今山东滕州市南），再次大败秦军，杀秦泗川郡守壮。正当刘邦进展顺利，连战连胜之际，不料反秦阵线内部发生了争夺地盘的冲突，并导致了自己队伍的分裂。原来，受陈胜派遣北略魏地的周市，这时竟南下至丰、沛一带扩展自己的实力范围。他借口历史上魏一度东迁于丰，“丰，故梁（魏）徙也”，竭力策动雍齿背叛刘邦，归附于魏。雍齿本来就不愿追随刘邦，现经周市的一番威逼利诱，便公开“反为魏守丰”。雍齿的背叛，无疑是对刘邦的一次巨大的打击。他回师猛攻丰邑，仍不能取，只得暂时退守沛城，积蓄力量，设法争取新的援助。

秦二世二年正月，秦嘉、东阳宁君等率领陈胜起义军的余部，结集在留城（今江苏沛县南）一带，势力较强。刘邦往投秦嘉，请他给援兵以攻丰。但这时的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主要是秦章邯遣别将司马■将兵从陈郡北上，接连残暴血洗相城（今安徽濉溪市西），攻入砀郡（郡治砀，今安徽砀山南），大有进犯留、■之势。为了抵御司马■的进攻，刘邦与东阳宁君主动引兵迎战。初战于萧（今安徽萧县西北）西，不利；再战于砀（今安徽砀山南），激战三日，夺回砀城，并收编了部分砀郡士兵。不久，又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经过这段时间近三个月的战斗与磨练，刘邦的部众已发展至万人左右。他自忖实力已明显增强，乃再度还击丰邑，但又未攻下。适逢这时项梁、①上引均见《汉书·项籍传》，《史记·项羽本纪》所载略异。

②《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③《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项羽率领的数万大军已进驻薛城（今山东滕州市南），成为当时农民起义军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刘邦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雪雍齿背叛之恨，乃北上至薛，投靠了项梁。

如前所述，项梁、项羽自江东渡过江淮以后，势力有了更快的发展。当时，陈胜的部将秦嘉置张楚政权的危难于不顾，竟擅自立故楚贵族出身的景驹为楚王，独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东，企图阻挡项梁、项羽起义军的北上。项梁严正指出：“陈王先首争，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①乃率军进击秦嘉，追至胡陵（今江苏沛县北），秦嘉、景驹战败而死，其军归降于梁。项梁收降秦嘉余部之后，使别将朱鸡石、余樊君迎战章邯军于栗（今安徽夏邑），起义军失利。余樊君战死；朱鸡石战败，亡走胡陵。项梁引兵至薛，杀鸡石。这时，刘邦领从骑百余前来投靠项梁。项梁给与刘邦兵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在项梁支持下，刘邦带着已经扩充了的军队，第三次还击丰邑，拔其城，雍齿仓惶出走，远逃至魏。与此同时，项梁又使项羽别攻襄城（今河南睢县）。由于守城的秦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羽激战攻克后，愤怒地下令将秦的守城将士“皆阬之”②。襄城之战，初次体现了项羽勇于拼杀的战斗风格，但也表露了他近于残忍的旧贵族的劣根性。而这一点正是他以后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得知了陈胜已死的确切消息。他作为陈胜张楚政权的上柱国，为了稳定人心，增强起义军自身的内聚力，决定“召诸别将会薛计事”①，共谋反秦大略。刘邦也专从沛赶来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七十岁的居鄛（今安徽巢县）人范增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他提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长久计，宜“复立楚之后”②。根据范增的建议，项梁乃找来已流落民间的牧羊人、楚怀王孙心，立以为楚怀王。又以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为食邑，与怀王共居于盱台（今江苏盱眙东北）。项梁自号武信君，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各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

如何评价薛城之会呢？主张“复立楚后”，固然是当时以项梁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与失误；但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在那戎马倥偬的动荡之中，能召集这样的会议，它本身就是农民起义军的自我组织能力与斗争水准进一步提高的重要表现。它增强了“亡秦必楚”的信念，协调了各路起义军的行动，提高了反秦战斗力，成为秦末农民战争开始走向第二阶段的标志。如果说，这场革命战争在此以前，是以陈胜为首领和旗帜；那末，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则是以项梁为盟主了。

薛城之会后，反秦的农民战争又迅速展开了。秦二世二年七月，项梁、刘邦冒着大雨引兵攻亢父（今山东济宁市南）。这时，章邯军正围困齐田荣于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田荣求救，项梁急速北上，大败章邯，解东阿之围。项梁又使刘邦、项羽攻克城阳（今山东荷泽东北），西败秦军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东。八月，刘邦、项羽进抵雍丘（今河南杞县），又破秦军，并一举斩杀了秦丞相李斯之子三川守李由。与此同时，项梁则从东阿挥①《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②《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①《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②《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戈南下，破秦军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起义军攻城略地，五战五捷，杀死秦主将李由，屡次重创秦镇压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但这一些却使项梁“益轻秦，有骄色”①，自满自足起来。当时，宋义曾告诫他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②但项梁未能听从宋义的劝告，更未采取加强防备的军事措施，以致为秦军所利用。秦“悉起兵益章邯”③，以优势兵力对定陶的项梁军营设下埋伏，然后在夜幕中冒雨发起突然袭击。项梁来不及组织反攻，便在一片混战中被杀身亡。

项梁的阵亡，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继陈胜被害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它使开始出现新高潮的反秦斗争再次遭受了巨大挫折。当时，刘邦、项羽正联合进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项梁阵亡的噩耗传来，士卒为之震恐。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刘邦、项羽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调整战略部署。他们与将军吕臣主动避开秦军主力，率军东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这里为集结点，吕臣军驻彭城东，项羽军守彭城西，刘邦军屯彭城外围的军事要地砀县城。三面构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不久，楚怀王又从盱台徙都彭城，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以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这一些措施，使当时陷入窘促局面的起义军摆脱了秦军的追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强化了控制系统与指挥机制，为今后积极主动的军事进攻创造了条件。

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在秦二世矫诏即位、赵高居中用事之后，统治集团内就迅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矛盾。而农民起义的爆发与反秦斗争的高涨，更使这种矛盾与冲突，特别是赵高、李斯之间的争斗日益激化起来。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赵高利用任郎中令、职掌宫殿门户的机遇，恃宠专恣，“所杀及报私怨众多”。但他作贼心虚，深恐大臣乘上朝奏事之便，向二世告发他胡作非为的种种行径，乃对二世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声闻，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年纪又轻，即位不久，何必与大臣见面“决事”呢？如果决断的事万一有失误之处，反而会在群臣面前暴露自己的短处，有损天子的威严。因此，陛下今后应“深拱禁中”，有事可和臣等内廷侍从商定处理办法，有所准备。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再面奏疑难不当之事，天下也会称颂陛下为“圣主矣”①。昏庸的秦二世本来就沉溺酒色，怠于政事，听了赵高的奸计，于是“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从此朝中诸事便“皆决于赵高”②了。

赵高独揽朝政，引起了一向权势欲颇重的左丞相李斯的不满。赵高为了排斥异已，消灭政敌，便设法在二世、李斯之间播弄权术，竭力煽起二世对他的这位丞相的怀疑与忿恨。一次，赵高装着焦虑不安的神态向李斯询问道：眼下关东“群盗”日益增多，而今上却还在“急益发徭治阿房宫，聚狗马无①《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②《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③《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①《史记·李斯列传》。

②《史记·李斯列传》。

用之物”①。丞相身居高位，为何不上朝谏阻呢？李斯说：我早就想进言了，但今时上不坐朝廷，我想见也没有机会。赵高见李斯已上圈套，便当即表示可代为语闻于二世。于是，他故意趁二世与宫女宴饮作乐时，要李斯前来奏事。李斯在宫门外三次求见。二世大怒道：我平常空闲的时间很多，丞相不来。现在“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②，丞相岂不是有意轻视我，存心和我过不去吗？赵高乘机煽动道：以往的沙丘之谋，丞相是参与了的。现在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却未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利禄，“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③。还有，丞相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而在他的辖区里，陈胜等人的军队曾公行无阻，“过三川，城守不敢击”，还听说他们之间有“文书相往来”④哩！对于赵高的这番诬告，二世深信不疑。为了追查此事，他使人查“三川守与盗通状”⑤。李斯很快风闻了二世对他父子二人的怀疑，也自知这是赵高诬陷之所致，乃上书极言“赵高之短”。说高擅自作威作福，“与陛下无异”，且其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他是企图像过去宋子罕“劫其君”、齐田常代姜齐那样，取君位而代之。“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⑥但是，在赵高与李斯的这场争斗中，秦二世是明显倾斜于赵高的。他一向“雅爱”赵高，认为此人“契行修善”，“精廉强力”⑦。他不仅没有考虑李斯提出的问题，反而私下告诉了赵高。于是，火上加油，李斯、赵高之间的冲突与倾轧更加激化了。这时，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席卷各地。二世一方面加紧征调关中兵卒前去镇压，另一方面仍继续“戍漕转作”，劳民伤财。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维护既得利益，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和李斯向二世进谏道：“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止阿房宫作者，减四边戍转。”①可是，二世竟毫不以为然。他十分荒唐地提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者就应该“肆意极欲”，为所欲为，而他自己这方面还是有其名“毋其实”，享乐得远不够哩！更何况戍边地、修宫室之事，本都是先帝开创的功业。他还说：现在“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②于是，二世下令逮捕冯去疾、李斯和冯劫。去疾、劫拒不受辱，愤然自杀。李斯被囚禁下狱。

李斯入狱后，二世使赵高审讯案治。高以“斯与子由谋反”的罪名，先收捕其宗族宾客，接着便对他施用酷刑，“榜掠千余”。李斯不胜其苦，竟招供诬服，承认有“谋反”之罪。但他又自恃有功，实无反心，乃上书二世，乞求二世能“寤而赦之”。可是赵高不仅扣下了李斯的奏书，还使自己的一群亲信和打手伪装成御史、谒者、侍中，对他轮番审讯。只要李斯稍一否认前供，“以其实对”，就会招来一顿毒打。不久，二世派人来复核案情，李①《史记·李斯列传》。

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史记·李斯列传》。

④《史记·李斯列传》。

⑤《史记·李斯列传》。

⑥《史记·李斯列传》。

⑦《史记·李斯列传》。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斯弄不清来人的意图，怕再受酷刑，不敢鸣冤翻供，终致屈招枉服。对此，二世自然也不会置疑。他还高兴地说：“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③于是就在李由被刘邦、项羽的农民起义军打死后不久，李斯也被夷三族，具五刑，论腰斩于咸阳市了。

冯去疾、冯劫、李斯已死，二世乃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①。赵高的擅权独断，既是秦统治集团早已存在的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又是新的争斗的开始。秦皇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强大冲击及其无休止的内部倾轧中走向灭亡的。

巨鹿之战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后九月，章邯已破项梁。他也犯了骄傲的病，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这时，前已王赵的武臣，已在其内部争斗中为李良所杀，继之而王的乃故赵国王的后裔赵歇。赵歇称王后，居信都（今河北邢台市），以张耳为相，陈余为将，但他们还未站稳脚跟，就遭到了来自秦军的猛烈攻击。当时，首先率军进攻赵王歇的，是秦将王离。离，王翦之孙，“秦之名将也”②。他和涉闲、苏角率领的部队，原是秦始皇时戍守北边长城一线的主力军，是当时最精锐的秦兵劲旅。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二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反秦斗争，命令这支军队急速东渡，经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南下，至信都，大败赵王歇，迫使赵歇、张耳等仓皇退至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王离随即团团围住了这座城邑。《史记·王翦列传》云：“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王离之众原为三十万，估计这时也还会有二十万左右。以如此之多的精兵，“攻新造之赵”，围困这样一座不大的孤城，其对赵歇、张耳威胁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王离围巨鹿后不久，即秦二世三年十月，章邯也率二十余万之众北抵赵地。他首先接受了赵将李良的投降，接着便引兵入邯郸，大肆驱赶这里的居民，强徙他们至河内（今河南辉县、武陟一带），又平夷其城郭，毁坏其防御设施，企图把这座赵的故都变成废墟，以防赵国的再起。然后，章邯又北进至巨鹿南的棘原，下令筑甬道连漳水，通黄河，直达王离军营，使王离军有了源源不断的军需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供应。王离兵多食足，又有章邯军作后援，因而不断地“急攻巨鹿”。而赵歇、张耳方面，巨鹿城内是“食尽兵少”，寡不敌众；城外虽有陈余匆促在常山（今河北定县、石家庄一带）收来的士兵数万人，驻在巨鹿北，但陈余“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①。赵歇、张耳困守孤城，危在旦夕，只得四处求助，其中主要是数次派使者至楚，乞请楚紧急出兵救援。

楚作为当时农民战争的主力，在各路反秦势力中，最具备救赵的条件。

只是早在陈胜起义军西征受阻时，原赵王武臣及张耳、陈余曾违抗陈胜“趣发兵西入秦”的命令，拒不援楚。但这已是历史的往事。而且眼下的秦围巨③《史记·李斯列传》。

①《史记·李斯列传》。

②《史记·王翦列传》。

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为历史对张耳、陈余等的分裂主义行径的一种惩处。所以，从更现实的大局考虑，楚是应援赵的。这是因为，救人之危，合楚、赵之力，有利于激励士气，壮大声势，出其不意地夹击敌人，从而获得战争主动权，争取决战的胜利。如果坐视不救，秦一旦灭赵，并进而击败北方其余主要反秦势力之后，必然举师南下，全力击楚，使楚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权衡利弊得失，楚怀王决定出兵救赵。他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宋义统领诸别将，号为“卿子冠军”，具体指挥救赵的各项军事活动。

秦二世三年十月，宋义率军北上。当他行至安阳（今河南安阳）时，竟置赵之危难于不顾，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并在这里滞留达四十六天之久。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项羽提出：“今秦军围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①宋义拒不接受项羽这一建议，不愿“急引兵”攻秦，却主张坐视秦、赵“先斗”，“我承其弊”，并宣布凡不服从他的主张和命令者“皆斩之”②。同时，宋义又私自打通与齐的关节，遣其子宋襄去任齐相，还丢下紧急繁忙的军务，亲身送之至无盐（今山东东平西南）。时正十一月，“天寒大雨，士卒冻饥”，而他却“饮酒高会”③。对于宋义这种贻误军机、擅离职守、徇私贪鄙、毫不怜恤士卒的行径，项羽极为义愤。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并力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④显然，宋义不但不可能完成救赵击秦的重任，反而成了进军巨鹿的障碍物。为了排除这一障碍，项羽利用晨朝上将军的时机，即其军帐中斩宋义头，并宣布：“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①军中将士对宋义本来早就不满，现在项羽既然为他们除了心头之恨，自然无不“慴服”，“莫敢枝梧”②。大家一致推举项羽为假上将军。使桓楚回报于楚怀王。怀王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遣使臣授命项羽为上将军，令其统领救赵大军。

秦二世三年十二月，项羽已杀号为“卿子冠军的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③。他首先遣勇猛善战的当阳君英布和蒲将军将卒二万人渡过漳河，直奔巨鹿，以突然袭击方式，绝章邯运粮的甬道，切断王离军赖以生存的补给线，使之陷于“乏食”少粮的被动局面。接着，项羽乃统领全军抢渡漳河，然后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④，以示拚死奋战的决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破釜沉舟”故事的由来。项羽军迅速扑向秦的前沿阵地，包围正处于饥饿之中的王离军，连续发起九次攻势，大破之，虏主将王①《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②《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③《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④《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①《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②《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③《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④《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离，杀苏角。涉闲不降楚，自焚而死。连章邯也被迫引兵退却。当是时，“楚兵冠诸侯”。燕、齐等各路军来救巨鹿，壁垒于其周围者不下“十余壁”，但都不敢纵兵以应战。及至项羽发起攻势时，他们也只能躲在壁垒内去惊奇地观望。“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⑤项羽已败秦军，乃召见援赵的各诸侯将领。这些将领为其盖世无比的威武气势所折服，“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⑥。从此，项羽被共推为诸侯上将军，成为各路反秦军公认的首领。

秦二世三年四月，项羽继全歼王离军之后，又“急攻章邯”⑦，章邯军节节败退。二世使人怒斥章邯。邯遣长史司马欣至咸阳请事，本想向二世、赵高奏明战况，请求增援。但赵高拒不接见，并“有不信之心”。长史欣只得惴惴不安地秘密奔回章邯军，还报章邯说：“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熟计之。”①适逢陈余这时也遗书章邯，劝其投降。正当章邯动摇不定，犹豫难决之时，项羽乃乘机首先令蒲将军破其军于漳河之南，接着自己又引兵再击其军于汙水（漳河支流）之上，大破之。至此，章邯企图顽抗的幻梦已完全破灭。他深知自己已是山穷水尽，进退维谷，除向农民起义军投降之外，已别无出路。而项羽也感到自己军粮不足，继续作战也有困难，乃于秦二世三年七月，在洹水之南的殷墟（今河南安阳市西），接受了章邯及其部将司马欣、董翳的投降。章邯降楚后，项羽立其为雍王。又以司马欣为上将军，将秦降卒西向进军关中。行至新安（今河南渑池西），项羽以“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②，恐其发生变乱，竟下令将这批二十余万人的降卒夜击杀坑死于新安城南。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迫降章邯军，一举消灭秦镇压农民起义的全部主力，取得了反秦斗争决定性的胜利，为刘邦入关，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在这一辉煌战役中，项羽的功绩则是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他不愧为秦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首领。

刘邦入关与秦的灭亡就在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则分道扬镳，走上了西入关中的征程。

自楚怀王由盱台迁彭城后不久，农民起义军就确定了入定关中的战略决策。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后九月，楚怀王曾与各路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①时秦的兵力尚强，在战争过程中，起义军常败北失利，因而许多将领都不敢也不愿率先入关。只有项羽出于对秦击败项梁军、杀死项梁的仇恨，自告奋勇，愿与刘邦一起西入关。但怀王的一些老将却认为，羽“为人僄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像刘邦那样的“宽大⑤《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⑥《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⑦《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①《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②《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①《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长者”“扶义而西”。“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②于是，怀王不许项羽，而遣刘邦率军西征。

刘邦接受入关重任后，随即聚集陈胜、项梁余下的散卒，由彭城至砀县（今安徽砀山南）。从这里出发，西北抵城阳（一作成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及其邻近的杠里，进攻秦军壁垒，破其二军。秦二世三年十月，刘邦再破秦东郡尉于成武（今山东成武）。不久，引兵至栗（今江苏沛县境），遇刚武侯（一说作刚侯武），夺其军四千余人，又收编魏将皇欣、武满的部队，攻秦军，破之。秦二世三年二月，刘邦攻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与彭越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相会合。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遇到这里任里门监的儒生郦食其（音历异基）。刘邦接受其建议，袭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获得了秦的大量积粟，又争取了郦食其之弟郦商的部卒四千人的支持与归附。刘邦为了嘉奖郦氏兄弟的功绩，激励士气，乃以郦食其为广野君，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其一道攻打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南），未克。随即北上，与秦将杨熊首战于白马（今河南濮阳西南），再战于曲遇（今河南中牟县境），大破之。杨熊败逃至荥阳（今河南荥阳北），被秦二世下令处死。刘邦大败杨熊之后，开始把战场引向西南的颍川、南阳等地。这里物产丰富，兵源充足，既是秦统治中心在东面的屏障，又是进入关中的通道。刘邦在这一重要区域攻城略地，辗转奔驰了两个月。他先攻颖阳（一作颖川，今河南禹县南），屠其城，消灭了秦守城的顽固势力。又会合并运用张良、韩王成的兵力，略故韩的轘辕（今河南登封西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下十余城。这时，赵遣别将司马卬南下，企图抢先渡河入关，争夺胜利果实。刘邦乃北攻平阴（今河南孟津北），绝河津，延阻了司马卬的入关进程。不久，他就与张良等一道从轘辕南下，经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向南阳挺进。

秦二世三年六月，刘邦率军进抵南阳郡的犨县（今河南叶县），秦南阳郡守前来迎击，战于犨东，秦军大败。刘邦乘胜穷追，翻山越岭，直抵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城下。退保宛城。刘邦攻城不下，急于尽快入关，乃绕过宛城，引兵迳直西行。张良劝谏说：眼下秦的兵卒还相当多，且据险而守。现在我军不坚决攻下宛城，轻率西进，一旦“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我们必然陷于前后夹攻，腹背受敌的“危道”①之中。刘邦感到张良的建议很有道理，当即命令军队在夜幕掩护下，偃旗息鼓，改从其他道路上迅速折回，并赶在天亮前完成对宛城的包围。等到黎明时分，南阳守发现自己已被困于重围之中，城破在即，走投无路，自觉一切均已绝望，便想自杀了事。这时，给他担任舍人的亲信陈恢说：现在的情势虽然非常危急，但也不必匆忙地自寻短见，出路总是可以找到的。于是，陈恢踰城去见刘邦，并说：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②《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①《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①陈恢的这番游说，旨在劝告刘邦止攻约降，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占有宛城，扩大影响，使西进通行无阻，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陈恢的这一建议，正好符合刘邦急速下宛与入关的迫切要求，因而很快就被采纳。七月，刘邦接受南阳守投降，封他为殷侯，又封陈恢千户。宛城以约降方式不战而下，随即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出现了“引兵西，无不下者”②的大好局面。刘邦进抵丹水（今河南淅川西）时，就有戚鳃、王陵率部前来归附，又招降了秦的西陵守军。在沿丹水南行，还攻胡阳（今河南唐河西南）时，又汇合了番君别将梅鋗的部队，并和他一起进攻析（今河南西峡）、郦（今河南南召南），析、郦秦军亦降。这样，宛城周围的许多城邑很快便为起义军所占领。八月，刘邦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于是，秦关中的南大门及其最后一道要塞也被攻破了。

刘邦的西征，从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开始，前后只用近十二个月的时间，就连克泗水、砀、东郡、三川、颖川、南阳等郡的广大地区，并突破武关，逼近关中。刘邦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就客观条件而言，主要是由于当时秦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均已结集于河北，并先后为项羽所消灭，因而刘邦在进军途中，除了受到一些地方武装的分散狙击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这是历史的机遇。但能捕捉这种难得的机遇，成就其大业的，则离不开刘邦及其决策群体的自我奋进与作为。刘邦知人善任，从善纳谏，注意扩充军队，积聚实力，纪律严明，“所过毋得卤掠”①。作战时还能避实就虚，分化瓦解，迁回突袭，各个击破。这一些，更是他克敌制胜的基本因素。

刘邦的西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项羽消灭王离、章邯军之后，也加紧向西进军。正当关中处于南北两面夹击之时，秦统治集团内的矛盾也发展到互相残杀、不可收拾的地步。

秦二世三年八月，杀害了李斯的赵高为了进一步篡权，了解群臣对自己行径的反应，故意将一头鹿献给二世，并硬说它是一匹马。二世笑道：“这分明是鹿，怎能说是马？”又问左右群臣，群臣有的默不作声，有的“言马以阿顺赵高”②，也有的如实地说是鹿。结果，凡是言鹿的都遭到了赵高的打击与迫害。自是“群臣皆畏高”③，高也因此而更加肆无忌惮了。但是，历史的发展总不会以赵高的志愿为转移。特别是农民起义与反秦斗争的熊熊烈火即将烧进关中。“自关以东，大抵尽叛秦吏以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向”①，更使赵高惊恐不安。加之二世又曾“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②，他感到祸已临头。于是暗中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弟赵成密谋，又使守卫宫殿的郎中令为内应，由阎乐率吏卒千余人突然冲入二世所在的望夷宫，逼二世自杀。阎乐对①《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②《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①《汉书·高帝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足下其自为计。”③二世要求见赵高，阎乐不许；“愿得一郡为王”，“愿为万户侯”，亦不许；最后要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④，阎乐仍不许。二世无法，只得自杀而死。

赵高逼死秦二世之后，于这一年九月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又使人与刘邦联系，“欲约分王关中”⑤。刘邦这时的十万起义大军已逼近离咸阳不远的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夺取整个关中，已是指日可待。因而当即拒绝赵高的要求，打破了他的缓兵之计。秦王子婴也深知高居心险恶，又听说他企图“灭秦宗室而王关中”⑥，乃与二子合谋，刺杀高于斋宫，夷其三族以徇咸阳。同时，他还派军队加强对峣关的防守，企图抵挡刘邦的攻势。刘邦采纳张良的计谋，一方面在峣关周围的山上到处张起起义军的战旗，遍置疑兵，给秦军制造一种他们已被包围的假象；另一方面又派郦食其、陆贾往说峣关秦军守将，啗之以利禄，引诱他们答应归降“连和”，放松戒备。然后因其怠懈，引兵绕过峣关，从后面反击秦军，断其退路，大破之于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南）南。紧接着进至蓝田，再次大败秦军。至此，秦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也已被消灭，它剩下的只是一座咸阳孤城了。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领胜利的起义大军进驻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给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即位仅四十六天的子婴，茕茕独立，已无任何抵抗能力，只得“素车白马，系项以组，封皇帝玺符节”①，亲至枳道亭（今陕西西安市境内）旁向刘邦投降。一个盛极一时但却“政苛刑峻”的封建皇朝终于被农民战争摧毁了。

秦末农民战争，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开始，至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秦子婴投降刘邦为止，前后实际上只经历了两年四个月时间，但在历史上却产生过伟大的作用与深远的影响。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⑥《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第四章　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

公元前207年冬十月，刘邦在霸上接受秦孺子婴的投降。汉朝的纪年即从此开始①。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是为汉高祖。至汉十二年，刘邦卒。这十二年，是西汉皇朝创立的时期。此后，吕后当政十五年（前195—前180年）②，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前180—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前157—前141年）。在这约五十五年中汉家皇朝得到了巩固。

①汉初沿用秦《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故公元前207年冬十月起即为汉元年。而元年的大部分月份都在公元前206年。

②公元前195年至188年名义上是惠帝刘盈（刘邦之子）在位，但实权由吕后所掌握，故《史记》以《吕太后本纪》接《高祖本纪》。

第一节　对楚战争的胜利

刘项入关后的分歧

秦皇朝以后，农民军反秦的斗争转化为农民军领袖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主要是刘邦和项羽这两大反秦主力之间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战争。

当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函谷关，就可在其地封王。刘邦入关后，就以掌握关中权力的人自居，派军扼守函谷关。项羽在巨鹿大战取胜后，听说刘邦已到关中，便连夜带领大军西进。项羽被挡在函谷关前，大怒，督军破关。于是刘、项两大主力都进入关中，双方在政治上策略上表现出根本性的歧异。

刘邦进关之后，很注意对居民和降将的安抚，实行宽厚政治。汉元年（公元前207年）冬十一月，刘邦召集关中父老宣告：天下苦秦法久矣，我入关就是为废除秦朝苛法，实行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派使者周行各县乡邑，以此告谕百姓。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①。刘邦在约法三章中提出来的“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人身生存权的要求，是政治上很重要的大事。刘邦的作法获得关中民众的欢迎。项羽的做法恰好相反，他到处大肆杀戮。他率大军西进时，路过新安（河南今县），听说章邯降卒因受楚军士侮辱而有怨言，便连夜阬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城南。

汉元年冬十二月，项羽驻军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准备向刘邦进攻。当时，项羽有大军四十万，号称百万，而刘邦的兵力只有十万。刘邦被迫求和，听从张良谏议，亲至鸿门项羽大营中卑辞言好。范增劝项羽在宴席上杀死刘邦，项羽没有答应，刘邦借故退席回去。数日后，项羽率兵至秦都咸阳大肆屠杀，杀了秦子婴，放火烧掉秦朝宫殿，大火燃烧三月不熄。他还掳掠了大批财宝、妇女，“秦民大失望”①。

刘邦志在夺得天下，有政治眼光。刘邦军队入咸阳后，萧何独先入秦丞相府收集天下图籍收藏起来，因而刘邦得以具体掌握各地险要、户口多少、强弱形势。刘邦见秦宫殿华美，有住下享受之意。樊哙、张良劝阻说：这些奢丽的宫殿是秦朝无道而灭亡的物证，若住下去，等于助纣为虐。沛公若欲有天下，就不能在宫中停留。于是刘邦退出咸阳，还军霸上。这些都表明刘邦及其部下已开始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新政权作准备。项羽的手下也有人劝说项羽，关中形势险要，且又富庶，可以凭此称霸天下。但项羽则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②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春，项羽在各支反秦势力自封为王的既成局面下，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他调整诸王土地，把自己的亲信分封于各王国的善地为王，而徒置诸故王于其原据地的边缘③。他名①《史记·高祖本纪》。

①《史记·项羽本纪》。

②《史记·项羽本纪》。

③如立司马卬为殷王，据河内；张耳为常山王，据有赵地；立臧荼为燕王，都蓟。徙赵王歇为代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

义上尊楚怀王为义帝，却把他由彭城迁郴（今属湖南省），并在半途中把他杀了。项羽完全背弃当初怀王与诸将的约定，改封刘邦为汉王，让他僻处于汉中、巴、蜀的一隅。又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利用他们堵死刘邦的出路。项羽立了十八个王，并自立为西楚霸王。项羽这一措施不但不能收拾割据局面，反而加剧了割据。四月，项羽及各诸侯王罢兵各就国。但不久，田荣就在齐地起兵，自立为王，又有彭越起兵于梁，陈余起兵于赵，出现了诸侯王混战的局面。

对于项羽违约和排挤刘邦的行为，刘邦手下众将是不服气的，他们主张与项羽硬拼。在此关键时刻，萧何警告刘邦保持清醒头脑，若要硬拼，无异送死。他劝刘邦看得长远，接受封号，到汉中去安抚百姓，积蓄力量，最终定能拥有天下。于是刘邦率军至汉中，诸侯吏士民众慕从者有数万人。韩信也在此时背楚归汉。刘邦采用张良计策，烧绝所过栈道，向项羽表示无意东归。八月，刘邦采纳韩信建议，部署还兵关中。他引兵从故道出，连续击破章邯、司马欣、董翳军，夺取了函谷关及其以西地区。

汉楚在荥阳、成皋间的相持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自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渡黄河，又经洛阳，向东进军。这时，项羽正率军北上山东作战，北至北海，“烧夷城郭、宫室，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多所残灭。齐民相聚叛之”①。刘邦利用彭城空虚，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人大举东伐，又得彭越率兵三万余人来归，遂攻入彭城。项羽闻讯，率三万精兵回师反击。睢水一战，刘邦大败，仅剩数十骑逃到砀（今安徽砀山南）。刘邦收集逃散的士卒，退至荥阳。诸败军至此会合，又得镇守关中的萧何征集补充兵员送来，汉军复振。刘邦策动九江王英布举兵叛楚，牵制项羽兵力。随后派韩信等攻占魏、赵两地。汉、楚双方在荥阳、成皋一带相持，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项羽大军曾把刘邦包围在荥阳，刘邦用计得脱，退入关中，留少数兵力固守荥阳。此后，改从武关出军宛、叶（今河南南阳市及叶县南）。项羽引兵南下，汉军坚壁拒战。当时，彭越常在项羽后方断其粮道，又在下邳（今江苏邳县）大破楚军。项羽背后受到威胁，只得移兵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上，再次进军成皋。项羽打败彭越后，回兵攻拔荥阳，再夺成皋。刘邦派卢绾等率师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北）南下，与彭越会合，夹击项羽后方，烧毁其粮食积聚。与此同时，韩信也平定了齐地。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项羽不得不再次东征彭越，而留大将曹咎守卫成皋。汉军进攻成皋，楚军坚守不出。汉军故意在阵前辱骂，激怒曹咎，待楚军出动半渡氾水时，大破楚军，曹咎自杀。项羽引兵西还，楚汉双方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相持不下。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项羽既多方面受敌，后方供给又不断受到袭击，楚军缺粮而士气疲惫，汉军则粮多而士气高涨，汉军居于优势。刘邦趁机跟项羽讲和，双方约定以鸿沟（在中牟县）为界，“以西为汉，以东为楚”①。

楚汉战争共五年时间，而两军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争夺即有三年，刘邦的军事力量在相持中逐步由劣势变为优势。最后项羽陷入“兵疲食尽”①《史记·项羽本纪》。

①《汉书·高帝纪》。

的困境，他被迫同意划鸿沟为界，表示了他已不与刘邦争天下了。

垓下之围和项羽之死汉四年（公元前203年）秋九月，项羽引兵东归。刘邦采纳张良、陈平的计策，毁约乘胜追击。汉五年冬十月，刘邦追项羽至固陵（河南淮阳县西北），韩信、彭越却未应约联合击楚，汉军又被项羽打得大败。刘邦为了取得韩信、彭越全力支持对楚作战，划分睢阳（今河南商丘）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南）之地归彭越所有，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至于海滨之地归齐王韩信所有。至此，刘邦部署了对项羽军队的包围，汉军及韩信、彭越、英布的军队一齐指向项羽。决定刘项胜败的最后一役来到了。十二月，项羽至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被围数重。入夜，汉军四面唱起楚歌，动摇了项羽军心。项羽半夜惊起，以为楚军尽为汉所虏，饮酒帐中，悲歌慷慨。他连夜带领壮士八百余人骑马突围南走。天明后渡过淮河，从骑只剩百余人。项羽至阴陵（今安徽凤阳南）迷路，向路旁一位老农问路。老农故意指给他错误的方向，于是陷入大泽之中，被汉军快骑追上。

项羽引兵向东，跟随的只剩下二十八骑，追击他的汉军骑兵却有数千人。项羽陷入重重包围，无法逃脱，对随从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时他还要显示他“溃围，斩将，刈旗”的勇气，大呼驰下，汉军披靡。汉郎中将杨喜追项羽，项羽瞋目叱咤，杨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①。项羽果然三次溃围，斩杀汉将数人。左右皆慑服。

项羽来到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边上，乌江亭长要用船载他过江。项羽不肯，说：“我带领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与随从下马步行，与汉军短兵接战。项羽杀汉军数百人，自己也负伤十余处，最后自刎而死。

汉初君臣说刘项成败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定陶（山东今县）即皇帝位，建立了西汉皇朝。

楚汉战争经过五年的较量，最后以刘胜项败而告结束，这是历史的一大变局。不可一世的项羽为什么最后失败？出身低微、原来处于劣势地位的刘邦为什么最后胜利？汉初政治人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刘邦君臣在汉朝建立不久的一次庆功宴上曾作过评说。史载：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饻，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①《史记·项羽本纪》。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①刘邦富有谋略、知人善任、善于采纳部下谏议，项羽则妬贤嫉能，刚愎自用，确是造成刘胜项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刘邦还十分中肯地评价了“汉初三杰”为创建西汉皇朝所立下的卓著功勋。汉初群臣除张良是韩相的公子外，其余大都出身微贱。萧何、曹参是沛县吏、掾，韩信是无业游民，陈平、王陵、陆贾、夏侯婴都出身平民。郦食其是乡里守门者。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娄敬是挽车的戍卒①。由于他们各自显示出才能，受到刘邦的任用，成为有名的重臣、谋士、武将。项羽则堵塞言路，任人唯亲，最后众叛亲离。谋士范增因一再提出计策不被采用，愤而离开，半路上因气极而死。韩信、英布原先都在项羽军中，终因不受重用而改投刘邦。刘邦周围的文臣武将不仅帮助他战胜了项羽，而且在汉朝开国后为创设制度、治理国家作出卓越的建树。

①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第二节　汉皇朝规模的树立

律令法仪的制定

汉初，朝廷适时地制定律令法仪，定都长安，颁行一系列安定社会的诏令，树立了西汉立国的规模。

所谓律令法仪的制定是指：“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②原先刘邦入关中，废除秦朝苛法，颁布“约法三章”取代它。汉朝初建，丞相萧何“攈摭秦法，权宜于时者，作律九章。”①这有名的《九章律》，比秦朝苛严的律令远为宽缓和简明，成为汉朝制定法律的基础，韩信删定军法，将原来芜杂的一百八十二家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为三十五家②。张苍为章程，包括制定历法和规定汉代度量衡两项③。历法对于确定封建王朝的正朔、安排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当时规定仍用秦朝的《颛顼历》（十月为岁首），被称为“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④叔孙通定礼仪，同是汉初大事。叔孙通原是秦待诏博士，在彭城归降刘邦，拜为博士。刘邦初登帝位，尚未建立起朝廷的礼仪，“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为此感到头痛。叔孙通据古礼及秦仪加以取舍和变通，制定适合汉朝的比较简易的朝仪，经刘邦试观之后，又让朝臣作了一番练习。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长安举行长乐宫落成大典，按照叔孙通所定仪式，文武官员严格按尊卑次序分别列队拜见皇帝，不合仪法者当场被带走，“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⑤叔孙通被拜为太常。汉初朝仪、宗庙仪法等都由他制定。

定都长安刘邦初都洛阳，不久即定都长安。在定都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主张。群臣原籍在山东，希望都城邻近家乡。他们认为：秦都关中二世而亡，周都洛阳则延续了几百年。洛阳东西有成皋、殽山之险，南北靠着黄河、洛河，可以据险而守。另一种看法是：天下尚未太平，关中三面有险可以固守，一旦有急难，可以动员百万之众东制诸侯。经济上，关中腹地广阔、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因此，建都关中就等于“扼天下之亢而附其背”。“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而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①提出后一种主张的是娄敬②和张良。娄敬当时是挽车的戍卒，从齐到关东服徭役，穿着粗布短衣求见，向刘邦提出这一建议。②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又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①《汉书·刑法志》。

②《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③《史记集解》引如淳曰：“章，历数之章术也。程者，权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④《汉书·律历志》。

⑤《史记·叔孙通列传》。

①以上见《史记·刘敬列传》和《留侯世家》。

②娄敬建议被采纳，拜为郎中，赐姓刘，故以后称刘敬。

刘邦认为娄敬、张良的主张有远见，予以采纳，随即定都长安。多年来刘邦委任萧何在关中镇守，汉在关中地区统治稳固。不久后，臧荼、陈豨、英布等叛乱，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都是在山东地区发生，汉都长安处在西方，凭借其险要形势控制全国，有利于保持大局的稳定。

汉承秦制与除秦苛法西汉是封建专制的王朝。它在政治机构和政区体制上承续了秦朝的制度。西汉皇朝又是在反秦农民起义大风暴之后建立的，刘邦及其大臣们吸取了暴秦迅速灭亡的教训，在统治思想和政策上又有重大的改变。

“汉承秦制”，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职官制度采用了秦制。皇帝掌握最高权力，实行专制统治。在皇帝以下又同样设置了十二个主要朝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郎中令（武帝时更名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景帝时更名大行令，武帝时又更名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景帝时更名大农令，武帝时又更名大司农）、少府。这些朝臣的职掌也与秦制相同。二是同样实行郡县制，作为全国基本的政区体制。以对居民实行编制为基础，郡辖县，县辖乡、里，而最基层的组织则是编户齐民的什伍。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实行上计制度，上报户口、垦田、赋税的统计数字，作为对郡县长官成绩的考核。郡县制保证了朝廷政策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在汉初，还有势力很大的封国。

汉初政治与秦又有根本性的不同。刘邦把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作为施政的指导方针，这是刘邦进关后所执行的宽厚政治的继续①，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状况所迫切需要的。经历了秦朝十五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战争、楚汉战争长达八年的战乱，汉初社会残破不堪，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②。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社会财富极端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③。面对这种情况，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与民休息，是十分急迫的任务。

刘邦在汉初开国短短七年间，为稳定政权和恢复社会生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政令。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罢兵并遣送回家。同年又连续下诏奖励从事农业生产，规定：一，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二，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回到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以从事农业生产，不准官吏虐待。三，规定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的身份。四，规定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是无爵者一律进爵为大夫，原先是大夫的进①据《汉书·高帝纪》载：当时曾对艰苦支持战争的蜀、汉民众免租税二年。对关中从军作战者，全家免服徭役一年。选用“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授为乡三老、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协助当地教化，稳定基层政权。

②《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③《史记·平准书》。

爵一等，这些人并且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

七年（公元前200年）春，因人户稀少而鼓励生育，规定对增添丁口者给以免服徭役二年的优待。

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二月，连续下两道重要诏令。一是布告天下，朝廷立意要减少赋敛，指出由于对各郡国向朝廷贡献未有作出规定，所以造成献礼过多，向民众征收赋敛过重。命令诸侯王等每年于十月朝献，并规定数额。一是诏令各郡国荐举贤能之士，要求各郡守、诸侯相国若发现有德行、有才能的士人，立即上报，并负责护送到京师。这两道诏令，体现了汉初轻徭薄赋的方针，并成为汉代重视荐举人才的先导。

刘邦实行十五税一，更是汉初轻徭薄赋政策的重要内容。

对历代兴亡的鉴戒汉代能有效地实行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政策的一个深刻原因，是汉初君臣重视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史载：陆生（陆贾）时时前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①。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天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②陆贾指出秦施暴政而致灭亡，继起的汉朝要立稳根基，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用暴力手段夺得天下后，要用宽缓的手段治理天下。刘邦醒悟之后对此十分重视，郑重要求陆贾总结秦亡汉兴以至历代兴衰的教训。《新语》十二篇可以说是汉初君臣共同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体现出汉初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受到刘邦及其群臣的赞赏。

汉初君臣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推动了国家的治理，同时也影响此后汉代政治人物重视评论历史问题。文帝时有贾谊著《过秦论》、《治安策》，贾山著《至言》，都对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正是汉初风气的继续。

①《史记·集解》：“赵氏，秦姓也。”

②《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节　汉家皇权的强化

异姓王的消除

刘邦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国家采取断然手段，逐一消灭掉拥有重兵、专制一方对皇家有威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

西汉初年，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王”。他们据有关东广大区域，朝廷指挥不灵，是国家统一的隐患。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便据北部边境反，刘邦亲自率兵征讨。九月，虏臧荼，立长安侯卢绾为燕王。

六年（公元前201年）冬，有人上书言楚王韩信反。刘邦用陈平计，伪游云梦，与诸侯相会于陈（今河南淮阳）。韩信见征召令，疑惧不知所为，自度无罪，遂见刘邦，被武士所执，载至洛阳。被废去王号，封为淮阴侯。于是韩信常怏怏不快，称病不朝，也不愿与绛（绛侯周勃）、灌（灌婴）同列。

韩王信原先封地在颍川（今河南禹县），处于中原险要地带。刘邦对他不放心，徙他都太原，以御匈奴。高祖六年，匈奴军在马邑将韩王信包围。信投降匈奴，反以兵攻太原。七年十月，刘邦亲自带兵击信。信亡走匈奴，而令其旧将曼丘臣、王黄立赵利为王，与匈奴联合拒汉。刘邦率军北攻，结果在平城被匈奴大军包围七日，用陈平计方得解脱。八年冬，刘邦过赵，发现赵相贯高、赵午等有反谋，遂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

十年（公元前197年）秋至十一年冬、春，有人说韩信与陈豨谋反。陈豨于刘邦自平城还长安时，由郎中封为阳夏侯，任代相国，负责监赵、代边境，边兵尽归他指挥。有人说，陈豨临行，与韩信密谋反汉，韩信为内应，陈豨拜将守边，私人宾客数以千计。赵相周昌请求入见高祖，即言陈豨拥兵在外，又宾客众多，须谨防有变。此年秋，高祖以“太上皇崩”为理由召陈豨，豨称病不至，遂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到邯郸指挥平定。当时形势相当严重，刘邦以羽檄征集彭越、英布等，竟无至者。而陈豨部将侯敞、王黄、张春则分别将兵四处活动攻击，范围几乎波及华北全境。幸得刘邦以重金收买陈豨手下将领，将领多降。汉朝又派遣郭蒙与齐国将领击张春，太尉周勃从太原攻入代地，才得平定叛乱。至十二年，周勃斩陈豨于当城（今河北蔚县）。

当刘邦亲自将兵讨伐陈豨时，韩信称病不从。旧史称，韩信与陈豨勾结谋反，吕后阴与萧何设计将韩信处死，并将其剁成肉酱，遍赐群臣。刘邦听说韩信死了，且惊且喜。但谋反之说不一定可信。后世史家多疑其为诬陷之词。

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由于彭越不应征从刘邦击陈豨，刘邦派人责备，彭越疑惧。部将扈辄劝彭越反叛，彭越不听。后被人上告。刘邦派人至定陶，乘彭越不防备，将他绑赴洛阳。刘邦把他废为庶人，流放蜀青衣（今四川雅安）。在半路上遇吕后从长安东来，欲到洛阳。吕后用计把他载到洛阳，向刘邦报告说，像彭越这样的勇将，流放到蜀，将留下后患。遂找了个借口，将他全族处斩。

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英布先后获知韩信、彭越被处死，即暗中部署兵力，刺探周围各郡动静。后被人告发。刘邦与相国萧何商议，遣使者到淮南国查验。英布闻讯，举兵反叛。当是时，刘邦已经有病，手下诸将领都不是英布敌手，只好带病亲征。此举颇出乎英布意料之外。英布叛军先攻吴，吴王刘贾败走而死。英布渡淮击楚，得胜，继续引兵西进。十二年十月，刘邦率领的汉军与英布军相遇于蕲西（今安徽宿县北）。英布兵败，逃至江南，被当地人杀死于乡民田舍。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又有燕王卢绾反。原先，卢绾曾助汉击陈豨，攻其东北。卢绾派张胜到匈奴，阻止匈奴援救陈豨。张胜却听了臧荼之子臧衍的计谋，反令匈奴助陈豨攻燕，联络陈豨，与汉对抗。卢绾知实情后，又把张胜包庇下来，让他逃匿至匈奴，为燕王秘密联系。又暗中派范齐去找陈豨密谋。谋泄，刘邦两次派人召卢绾，绾称病不行。二月，刘邦派樊哙击卢绾，令皇子刘建为燕王。卢绾带领数千人在塞下观望形势。至四月，闻刘邦卒，遂亡入匈奴。

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先后被消灭。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偏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当时无事，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刘邦在他生前逐一击败异姓王，消灭了威胁西汉朝廷的隐患。但刘邦又在异姓王的旧土上，分封自己子弟为王，以为这是“天下一家”，是维护朝廷的可靠保证。他还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①吕后掌权和诸吕的诛灭刘邦在临终之前嘱咐吕后，身后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人相继任丞相。

公元前195年四月，刘邦卒。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刘盈时年十六岁，尚未成年，生性懦弱，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吕后妒忌心很强，性格残忍，毒死赵王如意，又残害如意之母、刘邦宠姬戚夫人。惠帝无子，吕后取宫内美人之子佯装为惠帝王后所生，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害死。太子立为少帝以后，又被吕后幽禁和害死。赵王刘友也被吕后暗中害死。此后吕后玩弄权术，大封吕姓亲属为王为侯。

从政治大局说，吕后掌握朝政大权的十五年间①，执行的是刘邦确定的休养生息、恢复民力的政策。萧何任丞相，治事省约宽缓。他一生以谨慎细致、善于镇守后方著名。刘邦带兵征讨陈豨、英布等人，萧何都勉力镇抚关中。萧何还曾为长安民众请求刘邦，准许民众利用上林苑空余田地耕种。史称，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②。这充分地肯定了他奉行“与民休息”的为政方针。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卒，曹参代之为丞相。曹参好黄老学说，先任东方大国齐国（当时齐国有七十城）的丞相，他寻找安辑百姓的办法，听说胶西有位善治黄老言的盖公，便派人用重礼请他。盖公告诉他：“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尊敬地安排盖公住在正堂上，治理政事即以清静无为为指针。“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继任汉朝相国后，“举事无所更改，一遵萧何约束”。他任用丞相府的办事人员，标①惠帝纪年七年。惠帝之后，吕后直接称制八年。

②《史记·萧相国世家》。

准是性格宽厚、口舌笨拙者，把贪图功利、玩弄心计者赶走。当时人用歌谣赞颂萧、曹二人治国：“载其清静，民以宁壹。”①意思是两位相国都实行清静无为的方针，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废除一人犯罪诛灭三族的残酷刑律，又宣布取消秦始皇时颁布的百姓家中私藏图书有罪的旧法令。吕后还避免了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当政的十五年中，社会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史称：“孝惠皇帝、高祖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②惠帝时，吕后利用权术，胁迫大臣请封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皇宫内外，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吕氏权由此起”。此后，“号召一出太后”③。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因当场反对，冒犯了吕后，立即被夺了相权，让他做个毫无实权的“帝太傅”，王陵称病辞职。于是吕后先后封吕台、吕产、吕禄、吕通为王，吕姓亲属封侯的更难尽数，宫内和朝政大权都掌握在诸吕手中，形成了吕姓外戚势力。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令吕禄、吕产将南北军。临卒之前，又任吕产为相国，吕禄独掌军权，诸吕谋乱进入紧张阶段。

在刘姓天下处于危殆的情况下，刘邦旧臣陆贾出面调和陈平、周勃之间的嫌隙，联合对付诸吕。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发兵西向，欲诛诸吕。灌婴此时拥重兵屯守荥阳，遂与齐王相约，一旦有变，立即合诛诸吕。他们的举动对吕产等人具有威慑作用。在京城，陈平、周勃集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王刘襄之弟）、平阳侯曹窋（曹参之子）商议，先用计夺吕禄兵权，周勃指挥北军，然后堵杀吕产于宫中。诸吕被荡平，齐王获讯后罢兵。经大臣计议，迎立代王刘恒（高祖子）为帝，是为汉文帝。

外戚擅权，这是封建政治下，皇帝拥有专制权力所派生的现象，可以引起宫廷残杀惨剧，以至改朝易代，权移他姓。诸吕虽因吕后的卵翼，一度掌握了军政大权，最后却阴谋失败，悉被剪灭，其根本原因是，刘邦建立西汉皇朝，废除了秦的暴政，使人民得以休息，社会出现了安定局面，因此在民众以及军队中大得人心。周勃进入北军军门，下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①霎时军中一律左袒，表示要捍卫刘家天下。再者，当时大臣中陈平、王陵、陆贾、周勃、灌婴、曹窋等，都是刘邦亲手提拔的功臣或功臣子弟，他们遵从刘邦立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挺身而出，保卫刘家政权。刘姓子弟中还有刘章、刘襄兄弟这样有勇气胆识的人物，他们都能配合得很好。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皇权在它与外戚的斗争中，以胜利而告终。

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好像是封国的政治体制就扫除得一干二净了。

①《史记·曹相国世家》。

②《史记·吕太后本纪》赞。

③《史记·吕太后本纪》。

①《史记·吕太后本纪》。

实际上，并不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郡县制和封国制保持了两存的局面。不少人认为，封国制反映了朝廷的对抗势力而郡县制反映了朝廷的统一势力。实际上，也并不如此。封国制的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时是朝廷的对抗力量，有时是朝廷的依靠力量。郡县制的单位，有时也可以是朝廷的反叛势力。郡县制单位中的上下级官吏间的关系，有时表现为君臣间的关系，而封国制单位中的官吏有时则代表朝廷的权力。以上的种种，在汉初以至其后的历史中，都是可以有所见到的，而又各有其具体的情况。

汉初，郡县制是基本行政体制，但又先后分封异姓王、同姓王，所以又是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局面。封国有王、侯两级。诸侯王国名义上受朝廷节制，但它们有割据之实，专制皇权不能施行于王国所属的郡县。汉初七个异姓王国的封域占去汉疆域的一半①。侯国是列侯的封地，建制与县相当，直属朝廷，而不受所在郡的管辖。

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又大建同姓王国，作为朝廷的屏藩。在高祖晚年，“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嶷，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①九个同姓王国占据地三十五郡②，与异姓王长沙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总封域占汉朝疆域一半以上。朝廷直接管辖为十五郡③，比高祖初年更形缩小。吕后当政时，执行打击同姓王国的政策，废梁、赵，割齐、楚，分封外戚诸吕等共八个王国，高祖末年所封同姓王国尚余五国，加上长沙国，因此在吕后末年与汉朝诸郡并存的王国共有十四国。

文帝初年，恢复了齐、楚、赵同姓王国故地。由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了诸吕，立有殊功，以后力量更为膨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长。他们仍然是威胁皇朝的力量。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反，发兵欲西击荥阳④。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⑤。所以，文景之时，削去藩国封地，扩大朝廷直接控制的郡县，就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汉初郡县与封国消长的过程，反映出统一皇权与王国割据两种倾向反复①大的封国，燕据有六郡，楚有五郡，淮南四郡。韩国、梁国最小，各据一郡。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引论第二节，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②齐国最大，据有七郡。赵、燕各据有六郡。梁最小，据有二郡。

③这十五郡是：内史、上郡、北地、陇西、汉中、巴郡、蜀郡、广汉、云中、上党、河东、河内、河南、南阳、东郡。

④刘兴居原为东牟侯，与诛诸吕有功。文帝前元二年封为济北王，封地小，兴居恃功不满。此年文帝至太原，兴居以为有机可乘，发兵反，随即兵败自杀。

⑤原先，淮南王刘长是刘邦姬赵美人所生，以后赵美人因受牵连被囚禁，愤恨自杀。当时受到高祖及吕后宠信的辟阳侯审食其知情而未尽力相救。二十一年后，刘长长大成人，入朝袖铁椎椎杀辟阳侯，文帝赧而不治其罪，刘长更加骄恣。六年，计谋使人反谷口（今陕西醴泉县境）。事觉，被处流放蜀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刘长在路上不食饿死。

进行着斗争。刘邦消灭了异姓王，是皇权统一取得的一次胜利。以同姓王代替的结果，却又造成新的对抗皇权的潜在势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即是皇权与封国割据势力矛盾的又一次尖锐爆发。这场大规模叛乱被迅速平息，统一倾向再次取胜并且得到巩固。历史就是这样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

第四节　“文景之治”

簿税劝农，与民休息文帝和景帝在位共四十一年，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是西汉社会经济上升的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原为代王。代，地处北方边境，自然条件较差。他居代十七年，也经受了一些磨练。他即皇帝位后，重视农业生产，实行减轻赋税和刑罚，提倡节俭。

文帝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并连续下诏令减轻民众负担。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诏令群臣对百姓鳏寡孤独穷乏之人举行赈贷，又下诏规定各地存问老年人，发给布帛酒肉之物，地方官吏应当亲自阅视或送到。六月，令郡国无来献。

文帝前元二年十一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指摘施政的弊病；敕官吏务省经费以便民；减少守卫京师的士卒；减少太仆用马，用以补充邮驿的需要。正月，下诏亲耕籍田，并赦免因被论罪充当官府役作为奴者回乡务农。

文帝多次下诏提倡重视农业的社会风气。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诏派遣使者到各地慰问孝悌、力田、三老等乡官和廉吏。贾谊向文帝上疏，指出天下“背本而趋末”的情况很严重，致使国家或民户的粮食积贮都少得可怜。同时社会上奢靡成风，大量浪费财富。他认为，朝廷应极其重视积贮粮食，吸引农民回到本业：“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①贾谊的上奏引起文帝的重视，当即在春耕时节到京城的“籍田”上举行亲耕仪式，向天下表示皇帝奖励力农。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②。文帝十二年，取消出入关卡用传的制度，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食的降价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提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③认为应该把吸引民众重视农业作为当今首要任务。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提高粮食的价格，对于能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可以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号令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能运到六百石的赐二等爵，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第九等爵（五大夫），运到万二千石的赐十八等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边塞粮食充足了，可以储备在郡县；郡县储足一年所需的粮食，即可免收田租。贾谊、晁错的主张，对于文帝奖励农业生产，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①贾谊这篇言论即著名的《贵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上。

②《史记·律书》。

③《汉书·食货志》上。

文帝十二年，宣布免去当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十三年。这说明官府掌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农民的处境也暂时得到改善。

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①景帝继续实行薄赋劝农的政策。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正月，下诏准许民户由耕地缺少的地方迁到耕地有余、水利条件好的地方。五月，下令民半出田租，实行三十而税一，从此成为汉朝定制，因而汉代农民的负担比前代明显减轻。七月，禁止官吏贪受财物，贱买贵卖。

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四月，下诏不受郡国贡献锦绣等奢侈物品，以省徭赋，“欲天下务农桑，谷有蓄积，以备灾害。”①对官吏贪污渎罪者，治其罪。

后元三年正月，诏令郡国务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文景时期，在法律上也有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用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此后数年中，又诏除诽谤妖言法，令列侯、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废除肉刑。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又规定被判处犯罪而不服者可以申诉核实定案，即使申诉不当也不为过失。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①之说。

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对农民也不无好处。因而户口繁息迅速。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②。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上升。旧史所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增殖”③，可说并非十分夸大之词。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大大增强了西汉的国力，为西汉鼎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时期得到最多的是地主和商人。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大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的扩展，加剧阶级矛盾。

汉与匈奴、南越的修好文景时期，边境的民族关系比较好，这对促进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上升，都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汉与匈奴的关系。汉初，冒顿单于新立，恃其强盛，攻灭东胡，又西击走月氏。他利用中原兵革连年的局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控弦之士三十万”①，威服诸国。高祖①《史记·孝文本纪》。

①《汉书·刑法志》。

②《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序。

③《汉书·刑法志》。

①此段有关匈奴的引文，见《汉书·匈奴传》。

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匈奴军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汉兵追击，冒顿用计诱汉军，致使高祖受困七日。九年冬，高祖派刘敬与匈奴和亲。这是西汉和亲的开始。

吕后时，冒顿单于自恃武力强盛，蔑视汉朝军事实力，写信给吕后，措词甚为不恭。在群臣中，樊哙提出，派他将十万军可以横行匈奴境内。中郎将季布坚决主张国家正在医治战争创伤，派大军作战是动摇天下，斥责樊哙是当面欺骗。吕后采纳了季布的意见，派官员送国书，表示继续与匈奴修好。冒顿单于得书后，也派使者表示道歉，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双方互以车马赠送，同意和亲。

文帝时，匈奴更强大。单于致文帝信中，自诩“吏卒良，马力强”，夷灭月氏、楼兰等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时老上单于初立，文帝遣宗室女公主嫁给老上，宦者中行说被派护送公主，竟投降匈奴，破坏汉与匈奴和好趋势，唆使匈奴对汉作战。文帝与匈奴单于虽有书信往来，互相表示约束诚信，但历年间匈奴仍数为边患。匈奴问题引起朝野关注，晁错先后上《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书》、《教民习战守书》，建议募民徙居边塞，兵屯合一，高城深堑，构筑城邑，使互相救助。对边塞居民实行以伍、里、连、邑编制，教射法及应战之法，劝以厚赏，威以重罚。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宁夏固原南），候骑至雍（陕西凤翔境）、甘泉（陕西旬邑南），单于留塞内月余方去。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匈奴连岁入边，为害甚剧。因而，文帝在继续实行和亲政策的同时，极其重视加强边境防卫、报警制度。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两路各三万骑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文帝令将军令免、苏意分守飞狐（河北蔚县南）、句注（山西代县境）等军事要地，防备极严。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依靠这种以防御为后盾，同时通使和亲的修好的政策，使此数十年间汉与匈奴一直保持往来，战争破坏尚未至惨剧的程度。

景帝年间，又连续三次与匈奴和亲通好，时间是元年（公元前156年）

夏、二年秋、五年。故虽有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匈奴入雁门、武源、上郡，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匈奴再入雁门，但未引起大规模作战。这就使得中原地区经济生产的上升趋势继续得以保持。

其次是汉对南方边境的安抚。南粤（“粤”通“越”）王赵佗原籍真定人（今河北正定），秦时任龙川（今广东龙川）令。反秦起义爆发，南海（今广州市）尉任嚣在病危之际急召赵佗，称中原大乱，让他代己自立。秦亡，赵佗自立为南粤武王。高祖已定天下，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通使南粤，立赵佗为南粤王，负责和辑南粤，与长沙王国接壤。吕后秉政时，因官吏建议，禁止中原铁器过关运入南粤。赵佗认为必是长沙王从中捣鬼，于是自立为南粤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县。吕后派侯竃率军进击，士卒因南方暑湿而流行疾疫，兵不能越南岭。于是赵佗控制闽粤、西瓯，东西万余里，黄屋称制，与汉朝相抗礼。文帝登帝位，即遣使告知诸侯及四方边境，示通好之意。为了避免南粤的对抗，文帝在派太中大夫陆贾再次出使时，特意写了一篇态度诚恳、措辞谦和的信。文帝不以皇帝之尊压人，而是先谦恭地作自我介绍，表示平等待人的诚意。然后告知赵佗，朝廷对他还留在河北老家的兄弟作了照顾，对赵佗所关心的祖宗坟墓已派人修葺。文帝语重心长他说明战争只会给汉和南粤造成祸害，“得一亡十”①，所能得到的极小而危害极大，从希望国家安宁的目的出发，要求赵佗与汉通使如故。文帝的诚意，换得赵佗的真心归向。他重新盟誓永远当西汉朝廷的藩属。赵佗向文帝解释，他的称帝是因误会引起，一是闻说祖宗坟墓被破坏，二是疑心长沙王从中谗毁，于是派兵进攻长沙国边境，并“称帝号自娱”②，并非真心与汉对抗。文帝与赵佗还互赠礼物。文帝所赠是当时很贵重的丝棉衣一百件，赵佗所赠是南粤特产白璧、翠鸟、犀角等物。陆贾回报，文帝大悦。至景帝时，南粤仍称臣，遣使朝见。终文景之世，南粤一直是汉的藩属，南方边境长期保持安宁。

削藩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文帝时，贾谊认为济北王、淮南王先后谋反是严重的信号。他看到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已构成对封建国家的威胁，于是向文帝上《治安策》，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一，异姓王幸被战胜了，同姓王以后将成为严重问题。目前已有征兆，皇帝必须警惕。他说：“其异姓负强而反，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二，现今，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无法制服。“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手脚肿大，指挥不动。“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同姓相残相杀。“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亲兄之子西乡而击。”目前，朝廷尚能控制诸侯，因诸侯王年幼，设置傅、相，握有权力。以后若皇帝威权减轻，将出现“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三，同是诸侯王，规律是强者先反。他举出，长沙王不反，不是因他天生最忠诚善良，而是因他势力最小，仅有二万五千户，结果“功少而最宽，势疏而最忠”。他又以樊哙、周勃等与韩信相比，也正说明不强者得保其忠臣地位和生命。因此，贾谊明确得出处理诸侯王的结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皇帝广泛地推恩，把大国分成小国，“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①贾谊所主张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后即成为西汉朝廷处理和最后解决藩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当时文帝并未立即实行。在贾谊死后，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追思贾谊前言，分齐地为六国②，分淮南王地为三国③，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议的实现。

藩国割据势力与统一国家权力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终于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于高祖十二年受封，至此在诸王国中最强。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又收买人心，庇护罪人，为其卖命。“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许。”处心积虑经营达四十年，故敢于与朝廷对抗。文帝时，①《汉书·南粤传》。

②《汉书·南粤传》。

①《汉书·贾谊传》。

②齐文王卒，无子嗣，文帝分齐为六国：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③淮南厉王之子刘安嗣立为淮南王，再分出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即借故不朝。晁错继贾谊之后，在他任太子家令时，也一再建议对吴国实行削地，文帝未予采纳。

由于吴王跋扈，景帝时，晁错又上《削藩策》，认为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用晁错之策，削楚王戊东海郡，削赵常山郡，削胶西六县。依次将削吴。于是吴王刘濞联合楚、胶西等国谋反。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起兵，诛杀汉朝派出的二千石官员。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一齐反叛。吴首先发兵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吴王下令军中：“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举全国士卒共二十余万人，又南使闽、南越，亦发兵随吴。吴兵西渡淮河，并合楚兵，发使致书各诸侯国，称他夜以继日准备三十余年，他的财物“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①，若各诸侯需赏赐部下，吴可尽量提供。并提出，重赏能捕斩汉诸将大臣及率军或城邑投降者。以诛晁错而清君侧为名，合兵向西。吴、楚共同进攻忠于汉朝的梁国，破棘壁（今河南柘城县境），杀数万人。

七国反，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东进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策应前方。亚夫至洛阳，询问父周勃的宾客邓尉，接受他的建议，不与吴、楚兵争锋，坚壁昌邑南（今山东金乡县境），派轻兵切断淮、泗要道，截断吴军粮食供应线。梁国独当吴、楚大军前锋正面，向亚夫求援。亚夫坚守，不派援兵。梁孝王乃命韩安国、张羽率军与吴军作战，得小胜。吴大军欲西进，梁孝王坚守不下。吴军转攻昌邑，亚夫亦坚壁不肯战。吴兵远离后方，给养断绝。吴粮绝卒饥，多叛散，乃引兵退走。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吴王濞弃军逃至丹徒（今江苏丹徒），最后死于东越。楚王戊军败自杀。从乱起三个月即被迅速平定。当吴、楚发兵情势紧急时，景帝因听袁盎①进计，误杀了晁错。

吴、楚七国反叛的爆发和平定，是西汉藩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最后溃败。反叛平定后，吴、胶东、菑川、济南、赵等国除。朝廷乘平乱的余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改称王国的丞相为相。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汉朝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梁孝王刘武是文帝少子，景帝之弟，极受宠爱，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地，拥财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城。他广招四方豪杰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蜀人司马相如等，都是梁国宾客。这次在平定反叛中全力阻挡叛军西进，以至亲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于是更加骄纵，在梁国内出入都用天子仪节，随从者千乘万骑。窦太后曾出言，要景帝身后传位给弟孝王。以后，梁孝王闻说袁盎对景帝进谏，不能改变立子而立弟，孝王竟与宠臣羊胜、公孙诡商议，派刺客十几批到长安，刺杀袁盎及其他朝臣十余人。计谋被查觉之后，景帝对他疏远。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梁孝王卒，朝廷分梁国为五①。

封国问题是西汉前期的严重问题。尽管同姓王国曾起过拱卫皇室的作①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①袁盎原为吴相，因私受吴王金，被御史大夫晁错查处治罪，免为庶人。他向景帝进计：若诛杀晁错，吴、楚可立即退兵。晁错被诛，吴楚军却仍大举向西进攻。

①景帝立孝王子五人为王，分别为梁、济川，济东、山阳和济阴五国。

用，在平定七国之乱时，与皇室关系亲近的梁国也曾为捍卫京师立了大功，但因诸侯王国带有割据性质，往往发展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消除这些割据势力，是巩固统一国家的要求。经过平定七国之乱，后来武帝时期才有进一步解决封国问题的可能。

第五章　西汉盛世

汉武帝刘彻在位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年），是西汉皇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成长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多所设施，中华民族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期。公元前86年至前74年，年幼的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大臣霍光辅政，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汉宣帝刘询在位，共历时37年。这一时期由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休息民力、重视生产的政策，政治局面重新相对稳定，国力得到恢复，成为西汉盛世的继续。

第一节　西汉盛世和武帝的基本政策

西汉盛世的历史条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西汉鼎盛局面的出现，有其客观物质基础。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由于连续实行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政策，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史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①武帝初年这种经济富厚的情况，跟汉初社会凋敝残破的局面已经不同，是西汉皇朝走上它的盛世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世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是封建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

自汉初以来，异姓王被消灭，同姓王割据势力也被大大削弱，汉景帝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②，诸侯王国只封土而不治民，封建朝廷能够有效地控制全国，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加上武帝本人雄材大略，在位时间长，诸多因素结合而推动封建统治出现了盛世。

“举贤良、明教化”

汉武帝在以往高祖、文、景治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的需要的基本政策，核心就是“举贤良、明教化”和尚法尊儒。

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材尚未形成制度。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曾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①，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②，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武帝诏贤良曰：“贤良明千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③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举荐。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④的主张，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较为完备。岁举人材，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从封建道德伦理衡量应该表彰的人，荐举时若侧重于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①《史记·平准书》。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①《汉书·文帝纪》。

②建元元年大部分月份在公元前140年，但冬十月在公元前139年。

③均见《汉书·武帝纪》。

④《汉书·董仲舒传》。

孝廉等。故马端临云：“后遂令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⑤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徵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王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⑥察举制度初行时，郡国实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为此，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下诏严加督责，云：“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经过朝臣商议，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办法：“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①这一时期，公孙弘由博士连续晋升，至此又任丞相，封平津侯，他在相府中建起客馆，开了方便出入的东门，延请天下贤人参与谋议政事。

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公元前140—前106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材即有六次。除了全国性的征召荐举外，武帝对于所遇到的有茂材异等者，也常予奖拔任用。各方面突出人材的涌现和任用，是造成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史称：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阀。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坚，卫青奋于奴仆，日c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c，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②“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材，“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皇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汉初皇帝都曾重视教化，汉二年（公元前205）春，刘邦在关中择举“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为乡三老，又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①。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诏嘉奖孝悌、力田、三老、廉屯，派遣谒者赐帛慰问，并“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②。这些都是封建政治和伦理的需要对民众施加教育和引导。武帝时，更加重视“教化”，将乡里的教化跟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直接相联系。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③认为在乡间尊敬年长者跟在朝廷尊敬爵位高者，同是自古以来不能违背的规矩，能够这样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就是⑤《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

⑥《汉书·武帝纪》。

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①《汉书·高帝纪》。

②《汉书·文帝纪》。

③《汉书·武帝纪》。

有道德。武帝又将教化与举贤良密切结合起来。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诏书云：“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夏六月诏书中又云：“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④按照封建纲常伦理为标准举荐出人材，这些人既能为封建政权效力，又可成为乡里的表率，使有更多的人效法他们，达到“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的目的，所以具有“以为天下先”的意义。

兴太学和郡国学也是武帝“明教化”的一项内容。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课程为儒家五经，以博士为教授，设五经博士。全国各郡还可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和博士弟子一样。这些学生一年考试一次，考上中两等的当郎中官或补文学掌故，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做地方官府的卒史。武帝还推广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①这样，从皇帝、丞相、博士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上下一同灌输忠于皇帝、遵守封建等级和伦理秩序的意识，“明教化”以统一思想的目的达到了。

尚法尊儒尚法尊儒是汉武帝统治国家、驾驭臣下的根本政策。这是西汉朝廷吸取了秦亡教训而形成的，把提倡仁义德治与依靠严施刑罚二者结合起来。尊儒与明教化相通，目的是用儒家学说作为统一思想的标准。武帝即位次年，便采纳丞相卫绾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言者，一律罢去。随即又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提拔王臧（武帝当太子时的少傅，西汉名儒鲁申公的学生）为郎中令，主宫内诸事，又任命赵绾（鲁申公另一学生）为御史大夫。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仗势反攻，罪责赵绾、王臧下狱，又逼武帝将窦婴、田蚡免职。但是尊儒的趋势无法阻挡。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卒，武帝立即任命田蚡为丞相，大批地征召儒生，采纳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从此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不但官吏的选拔以儒学为标准，儒学成为进身之途，士子争相奔赴，而且儒学成为统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对于巩固封建统一国家、传播封建文化有其历史作用，但同时又严重地压制思想的自由发展，长期产生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

④均见《汉书·武帝纪》。

①《汉书·文翁传》。

①《汉书·董仲舒传》。

“尊儒”与“尚法”相结合，骨子里将君王驭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这些法家的办法作为根本的手段，用儒术加以缘饰，正是武帝政治的特点。汲黯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讲的也是这个特点。公孙弘在其对策中，既标榜儒家的仁、义、礼，又特别强调法家的权术，说：“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如此重视和阐释君王驭下之术，正投合内心“尚法”的汉武帝之所好，所以武帝亲擢公孙弘为第一名。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②故连续升迁，至拜相封侯。以“儒术”来缘饰律令法术，是汉武帝和公孙弘所共同的特点，武帝时期官场那种“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习气，正是“尚法尊儒”政策造成的。

由于“尚法”，对违法者一律严治，因此武帝时律令越来越繁多。史载因武帝大事征伐，“徵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①结果是，有关律令条例的文书把房间都堆满了，专门负责整理的人也无法遍看。于是郡国一级引用法律的便五花八门，往往案情相同而判处都不一样。奸邪的官吏便借此贪赃枉法，想让人减罪活命便引用免于死罪的条款，相反就引用从重判刑的条款把人处死，律令越多越加重民众的灾难。

②均见《汉书·公孙弘传》。

①《汉书·刑法志》。

第二节　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为了缔造一个封建专制皇朝的需要；汉武帝继续汉初以来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迁徙郡国豪富郡国豪富有的是六国旧贵族之后，有的是汉初功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有的是高资富人，或其他“豪杰并兼之家”②。这些人凭借世代名门显贵的地位或高额资产，长期盘踞于郡国，欺压百姓，兼并田地，造成朝廷的法制在这些郡国范围内难以施行。汉初曾迁徙这些郡国豪富，作为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使之离开经营多年的故地，削弱地方势力，又可以实空虚之处，就近控制。高祖时曾“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①。武帝时更加坚决实行这一措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豪富至茂陵，赐迁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②武帝从其议，于此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又于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③。当时山东临淄有的强宗大族，还被迫离开故地迁居到几千里地以外的江南会稽④。武帝坚决采取的迁徙郡国豪富的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加强了朝廷力量。

推恩王侯子弟吴楚七国之乱平后，汉景帝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⑤汉武帝继续这一做法，又取消王国郎中令。至此，王国治权虽减少，而拥地仍广，依然成为对西汉朝廷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封国势力，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①武帝采纳他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下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②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②《汉书·地理志》。

①《汉书·高帝纪》。

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③均见《汉书·武帝纪》。

④《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

⑤《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②《汉书·王子侯表》序。

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③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④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酣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因各种原因失爵的还有不少。

汉初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纵横论辩之士，还有敢死的所谓“豪桀之士”。他们在诸侯王策划反汉时都充当助手和死党，所以武帝力加压制。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令尽捕其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颁布“附益法”，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①，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惩治地方豪侠在西汉前期，游侠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有的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困厄。有的则“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还有的被司马迁称为“盗跖居民间者”②。后者是豪侠。地方上那些不具有政治上身份的豪强（故不同于功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这些郡国豪富）也属于这一类势力，可以统称为地方豪侠。游侠豪强与封建皇朝之间，除上下相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外，显然又存在着矛盾。

为了惩治地方豪侠，出现了酷吏。景帝时，济南守郅都族灭当地豪强■氏为首的作恶者。宁成任都尉，为政效法郅都。郅都、宁成这样的酷吏，是汉武帝任用酷吏打击豪强和游侠的先声。武帝除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外，还大批任用酷吏，诛锄豪强、游侠。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③。其他如杜周、周阳由等，也是这一类酷吏。这些内外官吏的活动，对于抑压地方豪侠的猖獗气焰，提高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当时河内有名的游侠郭解，“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家”，“睚眦杀人”①，最后被处以族诛。

但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吏宁成罢官还乡，“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本身也是称霸一方的豪强。酷吏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这么多被株连的人，自然有③《汉书·武帝纪》。

④《汉书·王子侯表》序。

①《汉书·诸侯王表》序。

②均见《史记·游侠列传》。

③《史记·酷吏列传》。

①《史记·游侠列传》。

②《史记·酷吏列传》。

不少是贫苦人民。《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同《刑法志》所言“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都说明任用酷吏和实行苛刻刑律来加强专制皇权，势必要激化社会矛盾。

设置十三部刺史也是武帝时政治上强干弱枝的重要制度。因当时疆域大大拓展，需要加强朝廷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如《汉书·地理志》说：“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武帝置十三部刺史时间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③。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后改为督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似。刺史由丞相派属员分任，秩六百石，但出刺时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权重”。十三部刺史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武帝还在内廷设立一个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处理大臣们的章奏，侵夺了原来属于丞相的职权，使君主专制进了一步。

榷盐铁、均输、铸币、告缗跟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汉武帝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统一铸币等重大措施。原来铸币、煮盐、冶铁，不受法律限制，私人得以经营，实际上使利权都落在豪富、王侯和朝廷贵臣手里，成为他们剥削农民、扰乱社会经济的工具。汉武帝把这些利权收归朝廷，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朝廷的压力。由于武帝长期对边境用兵，加上其它支出和挥霍，耗费了巨量财富，文、景时期的大量积蓄也都用尽。因此武帝一再实行募民入奴婢、入羊，并设置武功爵出卖，力图筹集钱财。元狩中，武帝打破商人不得任政府官员的旧规，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商人子弟桑弘羊主持财政事务①，武帝依靠这些人相继采取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

盐铁官营，是分别在产盐区设盐官，雇工煮盐，又在产铁区设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盐铁官吏多用过去盐铁商人充任。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几十人到各个郡国，对各地应上交京师的货物，不再像过去那样长途输送，而是根据各地区对货物的需要沿途出卖，然后买取京师所需的货物运回。平准，则是在京师设平准官，统一掌管由天下运至京师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以求物价较为平稳。这样，大商贾无法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也限制了大商人的兼并行为。

西汉时因国家空前统一，取消了各地之间的关卡限制，使商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买卖、运输货物，商人资本发达。在封建社会中，商人财力过强，③《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

①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任大农丞，开办均输，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任治粟都尉，领大农，主管盐铁官营。

必然转变为土地兼并，造成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这对封建国家是事关重大的问题。武帝实行均输、平准和盐铁专营，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①即是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大商人囤积投机，防止物价猛涨，对农民安心生产也有好处，抑制商人资本为牟取暴利而对封建国家经济生活起到破坏作用，朝廷也增加了收入。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说：“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民不加赋而天下用饶。”

汉初，黄金以斤为单位，钱重三铢，称为“荚钱”。文帝时，因为荚钱太轻，改铸四铢钱，面值“半两”。并取消禁止私铸的命令，准许诸侯王国铸钱。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规定使用三种货币：皮币，用鹿皮一尺见方做成。面值四十万；白金（银与锡的合金），分圆形（面值三千）、方形（面值五百）、椭圆形（面值三百）；三铢钱。次年，因三铢钱轻，改铸五铢钱，规定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均输三官）专铸。一律禁止郡国私铸，命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钱作废熔化，把铜料送到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重量和成色都有保证，私铸者无利可图，币制得到较长时期的稳定，据《汉书·食货志》载，自武帝初铸五铢钱到平帝元始年间，铸钱总数为二百八十亿万余枚。王莽时币制混乱，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而私用五铢钱，证明武帝时期铸钱长期具有信誉。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下令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加重征收财产税，称为“算缗”。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积贮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①责令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财物没收；有告发者，得没收财物之半，称“告缗”。结果，很多商人被没收了财物、奴婢和田宅。算缗、告缗带有侵夺商人利益的性质，有的商人因受诬告而破产。但政府得民财以亿计，从大局看，加强了朝廷的财力，使财政上的危机缓解了。汉武帝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且又利用商人为朝廷增加收入服务。他对商人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最后桑弘羊由商人子弟任御史大夫，跻身于“三公”高位。

①《汉书·食货志》下。

①《汉书·食货志》下。

第三节　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

自西汉初年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汉武帝时期曾经长期对边境地区用兵，这些战争有的属于防御少数民族贵族所挑起的对中原农业地区的袭扰、掠夺，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侵犯，造成了破坏。武帝还大规模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开发。从总的后果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发展了。汉族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边各民族，有些民族还显著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西汉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汉与匈奴的和战武帝初年，继续实行文景之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①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用雁门富豪聂壹计谋，命聂壹诈降，引诱匈奴攻取马邑城，汉埋伏三十余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匈奴单于以十万骑兵入塞，半途发觉有诈引还。从此以后，匈奴绝和亲，常常在边塞攻掠。但双方仍保持关市贸易。元光六年，武帝开始派军进攻匈奴，从此三十余年间，双方多次发生战争。其中关系最大的有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朔方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夏，汉朝廷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次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右贤王数次侵拢边境，直至朔方。元朔五年，卫青攻右贤王，右贤王脱身走，于是汉朝在河套地区的阵地得以巩固，使匈奴再也无力从正面进攻关中一带。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为王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余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西汉朝廷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对于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发骑兵十万，“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令卫青、霍去病率军远攻，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击，预约会师绝漠。匈奴单于以精兵待漠北，被卫青击败，遁走。卫青北至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这次战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远徙，“漠南无王庭”。汉军占领了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的大片土地，开渠屯田，“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保障了河西地区的安全。汉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而本身也遭受惨重损失，士卒死亡以万计，马死十余万匹。元封、①《汉书·匈奴传》上。

太初以后至武帝末年，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争，但其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朝令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边筑障塞。此年秋，匈奴军大入定襄、云中，尽毁徐自为所筑城障，又至酒泉、张掖袭扰。天汉年间，汉连续派军出击，均不甚利。至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出塞，军败，投降匈奴，汉军士卒死亡数万，此后汉不复出兵。

西汉朝廷对匈奴的战争，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从此，边郡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屯田兵，在荒漠的原野上开辟耕地，垦殖发展。中原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在边地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起了亭燧。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①。

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汉代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今日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称为西域（包括中亚以至更远的许多地方）。汉武帝时，西域有三十六国，以后分为五十余国。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人口最多的龟兹国仅八万人，一般每国数千至二、三万人。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①月氏原是河西游牧民族，被匈奴所攻，西迁葱岭以外。武帝闻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而河西及其西为匈奴所隔，所以募使者通使大月氏，欲联合他们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前往，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扣留十余年。张骞设法逃出，朝着大月氏方向西行。经过大宛、康居，终于到达大月氏，此时月氏在中亚“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张骞不得月氏要领，居岁余而还。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余，乘匈奴发生内乱逃归。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这次通使，亲到者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又传闻毗邻的五六个大国，前后达十余年，历尽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无闻的西域资料，故被称为“凿空”。张骞通使以后，武帝发使广求通西域道路，并希求开通一条经西南身毒国（今印度）通向西域的新路，却迄未成功。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从此，“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道可通”。于是，武帝于元狩四年以张骞为中郎将，派他再次出使西域，欲招乌孙东迁回到河西故地，并联络西域各国。此行率将士三百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达乌孙国，传达汉朝旨意。此时乌孙已分为三国，又畏惧匈奴，不愿东徙，只派译员送张骞归国。张骞分别派出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①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①《汉书·西域传》。

身毒、于阗及诸旁国，其中不少国家陆续派人随汉朝副使到长安，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元封年间，汉朝遣宗室女细君公主妻乌孙国君。此时，汉在令居以西筑要塞，置酒泉郡，保障与西域的交通，一岁中使者多十余，少者五六辈。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派王恢、赵破奴击败西域通道上助匈奴与汉使为敌的楼兰、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武帝因欲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和获得大宛的汗血马，于太初年间两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道出军击大宛。第一次大败，回到敦煌，“士不过十一二”；又再次出军，围其城，攻四十余日乃破。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东回，“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质焉”。此后，西域各国震惧，“多遣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①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成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同时，中原同西域以至更远地区，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各种物产向东移植。此后，佛教及佛教文化也经此传入东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丝织品、科技和农业先进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羌人一般不作为西域民族来看待，但也是我国西部的古老民族之一。汉代羌人分居于广阔地带，主要聚集在青海东部河、湟一带，西北接西域，南达今之川、滇地区。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本以射猎为生，其酋长爰剑在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学到了农牧技术，他逃回羌人部落后教族人田畜，依附者众。至爰剑曾孙忍、舞时，居于湟中，人口蕃殖。武帝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四郡，通道玉门，建筑障塞亭燧，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羌人先零部与封养部等解仇结盟，与匈奴联络，合兵十余万，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遂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将军李息等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都尉，统领羌人诸部。羌人乃离开湟中，迁至西海（青海湖）沿岸居住。汉朝乃逐步移民到河西地区，从事耕种垦殖。

汉与西南夷、东南、东北各民族的关系西汉时，在今四川西部、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省及甘肃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西南夷”。分布在乌江、金沙江流域的，有夜郎、滇、邛都等，以从事农耕、椎结为特点。在今澜沧江流域的有巂、昆明，以游牧生活、编发为特点。在今大渡河流域的，有徙、筰都、冉，习俗或农耕，或游牧。在今甘肃南部的还有白马，属氏人。秦时，巴蜀与邛、筰、冉已有交往。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知道蜀地经西南夷有路可通南越。于是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由蜀出使夜郎，汉朝在此设立犍为郡，发巴蜀卒修筑陆路通牂牁江。武帝又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筰，新设置十余县，属蜀。当时开通道路的士卒因给养困难和天气湿热，死亡很多，又遇西①本段引文均见《汉书·张骞传》、《西域传》。

南夷君长接连反抗，派兵出击而耗费无功，于是暂罢开通西南夷。至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又发使从蜀四出，取道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这样，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联系加强了，但由滇通向身毒的道路始终没有打通。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牁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夜郎入朝，被封为夜郎王。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巂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仍由滇王管理。武帝开通西南夷和设置各郡，加快了中原先进文化向边地的传播，推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武帝时，东南地区居住着越族，包括闽越、东越、南越①。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兵发兵围东瓯（东海王所都，在今浙江永嘉）。武帝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退兵。东越请举国徙中国，乃悉迁其众四万余人处江、淮间。建元六年，闽越王击东越，武帝发兵救助，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汉先后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相吕嘉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汉军击吕嘉，后又暗中遣使勾结南越。汉攻下番禺后，余善又反。武帝派韩说、杨仆等分别从海路、陆路进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军各路均入东越，余善被越繇王居股等所杀，汉朝将东越居民徙居江、淮间。江、淮间的东越、闽越人从此逐渐与汉人融合。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王派兵击南越，武帝命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的威胁；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南越王派太子婴齐宿卫长安。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为南越王，上韦武帝，“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①。南越相吕嘉起兵反，杀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终军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俘吕嘉等，越人贵族很多人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汉代的乌桓人和鲜卑人都属于东胡。西汉初，乌桓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受其奴役。至武帝时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后，把匈奴的一部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五郡（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南部），设置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的动静。鲜卑自从被冒顿击破后，远徙至辽东塞外。汉初，朝鲜王满即与汉朝有藩属关系。《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东夷薉君南闾等率二十八万人降，武帝遂置苍海郡，元朔三年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朝鲜王右渠（满之孙）不肯奉汉朝诏书，次年，朝鲜尼谿相参杀右渠降汉，汉朝遂定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①“越”亦作“粤”。

①《史记·南越列传》。

第四节　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及其转机

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皇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弊政和社会问题。当时主要弊政，一是刑罚太滥，治罪严酷；二是连年征伐和其它事项耗费巨量钱财，造成府库空虚，于是加重对人民剥削，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是迷信鬼神，奢侈逸乐。这些弊政引起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接连发生。

武帝执法苛严，大量重用酷吏。大量任用酷吏虽然摧抑了豪强势力，也给人民带来灾难。《汉书·杜周传》载：“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吏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酷吏治狱如此广为株连，严刑逼供，受牵连者被逼辗转诬告，必然致使许多无辜百姓受害。告缗令也造成许多民众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①武帝连年征伐，仅与匈奴的战争前后就持续三十余年，动员的军队最多达三十多万，至少也有几万人。因此造成丁壮男子丢下锄把从征，又征发更多的人转运粮食给养，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剥削，四处流亡，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故《汉书·食货志》说：“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当政时期财政开支惊人。长期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光是赏赐给将士的就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给卫青大军黄金二十余万斤。元狩四年赏给卫青、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武帝多次征调民工到边境筑城，或迁徙内地居民充实边境，如元朔元年兴十余万众筑卫朔方；元狩四年徙山东贫民七十二万充实新秦中时，“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货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①又征调六十万卒沿边郡屯田，也都由政府供给衣食。武帝时期为了治黄河、塞决口，开凿漕渠，和其他水利工程，也需要大量开支，仅在朔方开灌溉渠，二三年间，“费用各以巨万十数”。加上武帝在其他方面大量挥霍，造成了国库空虚。于是武帝下令，犯罪可以出钱赎罪，将粮食输送到边境可以授官，结果更使贪污贿赂公行，欺诈和投机行为恶性发展：“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②武帝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22—前87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二十九次，其中①《汉书·食货志》下。

②《汉书·贡禹传》。

远程出巡、祭祀达十三次。元封元年，东巡，封泰山，沿渤海边到碣石而还，历时四个多月。元封五年，从冬十月开始至春四月封泰山而还，历时五个月。每次外出祭祀巡行，都带着大队人马，沿途官府动员众多吏民修路、献礼、迎送，耗费民力、财力、物力无数。武帝又任用神仙方士，给他们大量赏赐，仅给栾大的赏赐，一次就有十万金。武帝生活奢靡，“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①。

上述种种弊政引起了社会矛盾激化。至武帝统治后期，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岱之间有坚卢、范生等。这些暴动，“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武帝指派酷吏，动员了军队，以几年时间进行镇压。暴动者虽失去首领，而“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②轮台之诏和社会安定的转机面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武帝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时值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击匈奴，又令开陵侯率楼兰等六国兵攻击依附于匈奴的车师，与马通军相配合，车师王投降。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提出增派军卒到西域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再“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田，以威西国，辅乌孙”。西域前线又传来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的消息，汉武帝折损大将和众多士卒。于是：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丐若马’，又汉使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①《汉书·贡禹传》。

②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①“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停止连续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对此司马光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②富民政策的推行汉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是为向天下宣告富民政策的推行，“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武帝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赵过先在太常、三辅作示范，“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又因耕牛缺乏，“教民相与庸挽犁”。推行代田法和人力拉犁，使“田多垦辟”，而且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新的耕作方法推广到边郡一带，“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①。

武帝政策的转变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昭、宣时期即继续沿着这条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因而出现了“中兴”局面。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①《汉书·食货志》上。

第五节　宣帝“中兴”

霍光秉政。宣帝即位的初年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卒，太子弗陵继位，年仅八岁，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受遗诏辅少主。

昭帝在位十三年，大权掌握在霍光手中。史籍称霍光“知时务之要”，是指他正视因武帝连年征伐和奢侈挥霍，造成国家财富空虚、户口减半的严酷事实，认识到时势的迫切需要，继续实行武帝晚年减轻剥削、节约民力、与民休息的政策。又对匈奴实行和亲。因此八、九年间便取得成效，出现了“百姓充实”②的局面。

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即派遣使者王平等五人巡行郡国，举用贤良，了解造成民间疾苦的问题。自始元二年至元平元年（公元前87—前74年），曾连续九次颁发减免田租、给贫户借贷粮食及种子、免除军马负担、赐给孤老残疾者以衣被、减少马口钱及口赋钱、减少及停止漕运、裁减官府冗员以减轻民众负担等项诏令。始元六年二月，召集了各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反映民间疾苦，议论盐铁榷酤。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在大将军霍光、丞相车千秋的支持下，主张罢去盐铁官营及酒的专卖，指出武帝时期律令繁苛，罪名无数，使百姓难以自保。第二年七月，宣布罢去酒的专卖。又据《盐铁论·铁取》下篇云，并罢关内铁官。总之，由于辅政的霍光有效地实行休息民力、重视生产的政策，西汉统治得以相对稳定。

霍光又一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宣帝继位。公元前74年，昭帝卒，无有子嗣，经大臣们计议，迎昌邑王刘贺立为皇帝。刘贺立二十七日，昏乱无度。霍光乃与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商议，并上告皇太后，废掉昌邑王，迎立武帝曾孙刘询为帝，是为宣帝。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

宣帝初即位，处事谨慎，霍光仍掌握实权，“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自昭帝时，霍氏宗族已经包揽朝政大权，霍禹、霍云为中郎将，霍山为奉车都尉，霍光的两个女婿为东西宫都尉，其亲属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者多人，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废昌邑王、立汉宣帝都由霍光一手决定，“光权益重，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①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厉精为治”，号为“中兴”君主。宰辅的得力和吏治的循良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公元前73—前58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材。又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②《汉书·昭帝纪》赞。

①均见《汉书·宣帝纪》。

安，莫有苟且之意”①，提高了封建行政机器运转的效率。宣帝本人还到宫内宣室审核决断疑难案件，“狱刑号为平矣”②。

宣帝出身微贱，遭受过许多磨难③，对于不法官吏鱼肉百姓早有体会，因此在位期间特别注重吏治的整顿。史称：“繇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④“县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⑤他每隔五日，便要听取丞相及下属部门报告本职工作。每逢任命刺史、郡守、诸侯王国相这些地方大员，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仔细交谈，了解这个人过去的经历、政绩，听取他的打算，以后拿他的行为与诺言相对照，如果治绩不好，便要认真查找其中原因。“帝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二千石乎！’”⑥他认为州郡太守选任得当，对于一郡官吏的办事作风和百姓的生活具有决定的意义，更换频繁，会引起地方的不安定。当地人知道这个郡守要稳定地当一段长时间，欺瞒不得，才会服从他的治理。对于郡守、刺史一级政绩显著的，便亲自颁发文书，加盖国玺，加以鼓励，增加俸禄赏赐，朝廷公卿大臣有缺位，便选拔他们来接替。

史籍称宣帝时期人材之盛仅次于武帝之时，其中宰辅人物以魏相、丙吉最有名。

魏相当过河南太守、扬州刺史，以执法认真闻名。宣帝即位，魏相任御史大夫，他及时地建议宣帝削夺霍氏权力，改变权臣专横的局面。宣帝愈加倚任魏相，拜为丞相。霍氏集团更为忌恨，密谋先杀丞相，后废皇帝，事败伏诛。至此，宣帝才“始亲万机，厉精为治，谏群臣，核名实，而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①。元康中，匈奴与汉争夺车师屯田，宣帝及朝臣计议，欲利用匈奴衰弱，出兵进击。魏相谏议阻止出兵，说：因争车师屯田出兵，是报“纤介之忿”，师出无名。而现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征发士卒，徭役烦重，必然引起社会不安，所以首先要重视的是国家的安定与治理。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避免了与匈奴的一场战争。魏相还向宣帝建议赈济灾荒，派遣官员巡视天下，平冤狱，宽租赋等。他要求下属兢兢业业奉行职事，派出丞相府的吏员到各郡暗行察查，凡相府人员由原籍返来的，即向他们详细询问各地生产、民情、灾害等情况，随时上奏皇帝。时丙吉任御史大夫，“同心辅政，上皆重之”②。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魏相卒，丙吉继任丞相。丙吉治事注重边境戍守、时令农情等大事，宽让不苛小节，属员乐为之用。史称：“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①宣帝时期还出现了一批著名良吏。《汉书·循吏传》中载有六个“循吏”①《汉书·宣帝纪》。

②《汉书·刑法志》。

③刘询是在巫蛊之祸中自杀的卫太子的孙子，当他还是个刚出世不久的婴儿时，就被裹着襁褓送到监狱，终于在灾难中活下来。以后被送到称为“掖庭”的宫中旁舍收养，不承认他是皇族后代，只能算个平民。④《汉书·循吏传》序。

⑤《汉书·宣帝纪》。

⑥《汉书·循吏传》序。

①《汉书·魏相丙吉传》。

②均见《汉书·魏相丙吉传》。

①《汉书·魏相丙吉传》赞。

的传，除文翁是文帝时人外，其他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五人，都是宣帝时良吏，“所居民富，所去民思”。黄霸先任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后任颍川太守，教民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豢养牲畜，“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因治绩出色，以后升御史大夫至丞相。龚遂任勃海太守，上任时，因勃海左右郡饥荒，“盗贼”并起。龚遂初视事，即开仓廪济贫民，选良吏到各县任职，劝民农桑，放下刀剑弓弩，卖刀买牛。于是“盗贼”解散，“郡中颇有蓄积，狱讼止息”。召信臣任南阳太守，“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在本郡境内查蔡水泉，修起水利工程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又禁止奢靡风气，严治府县吏子弟不法滋事者。“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②由于宣帝对吏治认真整顿，“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其他还有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皆称其位”③。史籍又称：“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乐土，岁数丰穰。”农业连获丰收，谷价贱至每石五钱。宣帝又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就近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粮食供应京师，省去每年关中漕费之半。又在各边郡筑“常平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民便之”①。

匈奴款塞。河西屯戍宣帝时民族关系也得到发展，导致北方边境长期的安宁。

匈奴在汉昭帝时攻打西域的乌孙国，声称欲得汉朝嫁去的乌孙公主，乌孙公主向汉朝求救。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朝廷派范明友、赵充国等五将军攻匈奴，大军出塞千几百里，匈奴仓皇奔走。随后，汉朝派驻在西域的校尉常惠与乌孙国将领进攻匈奴，杀伤俘虏甚众。此后匈奴三次连续发生天灾、饥荒，周围的丁零、乌桓、乌孙又分别从北、东、西三路进攻，使匈奴的力量更为衰弱。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后，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归汉。又过二年，匈奴分裂为五部，有五个单于，互相攻杀。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新立的呼韩邪单于一再受到匈奴别部的攻击，才有意归附汉朝请求帮助。

当呼韩邪与大臣郑重计议时，多数人以为臣汉有辱于先单于，为诸国所笑。左伊秩訾王则力主归汉，认为：“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②于是呼韩邪率部南迁靠近长城一带，并派儿子右贤王到长安入侍汉朝皇帝。甘露三年正月初一，呼韩邪到长安觐见，宣帝派车骑都尉韩昌专程迎接，在呼韩邪所经七个郡有二千车骑列队迎候。宣帝以列在诸侯王以上的隆重礼节接待。呼韩邪居留长安一月余，归附之志更为坚决。于是要求率部众住在光禄塞下，有事可保卫汉城邑。宣帝派董忠、韩昌率一万六千骑兵，送单于出长城要塞，又命董忠帮助安定匈②以上均见《汉书·循吏传》。

③《汉书·循吏传》。

①《汉书·食货志》上。

②《汉书·匈奴传》下。

奴内部的秩序。在这种和好的气氛下，至元帝时演出了昭君和亲的动人事件，导致北方边境出现了六十年的安宁局面。

著名的老将赵充国在河西用屯戍的办法，安辑西羌，在当时即受到赞扬。先是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牧地，汉将义渠安国斩羌族酋长，镇压羌人，羌人遂围金城郡。宣帝派七十余岁的老将赵充国率军西进。赵充国以“拊循和辑，保胜安边”为方针，释放无罪被拘执的羌人酋长，进入羌族居住区域后，又“令军勿燔聚落，刍牧田中”①，遂得羌人先零部先行归附。后赵充国屯田河西，等待羌人内部分化，终于争取到羌人大多数部落降汉，汉朝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

王霸道的杂用宣帝时期保持了西汉朝廷的盛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宣帝继续实行武帝的治国政策，他视“霸王道杂之”为必须遵行的“汉家制度”。史载：（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①宣帝表面上尊奉儒家，而内心里所真正重视的是王霸道杂用，这是自武帝以来统治集团尚法尊儒政策的一种总结。霸是指法家的办法，用暴力和权术进行统治，王是指儒家的办法，从思想上进行统治。封建统治上的这两手并用的办法，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里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宣帝所言，刘奭继位后并不按这套“汉家制度”行事，只用儒术治国，西汉皇朝也就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宣帝时期政局上所出现的弊病也已预示西汉盛世至此接近了尾声。宣帝为了打击霍氏集团及上官桀等的权力，任用外戚许氏、史氏的子弟代替。许氏（许皇后的外家）一家三人封侯。史氏（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外家）四人封侯。还有王氏（宣帝母王夫人的外家）二人封侯。他们的子弟许延寿、史高、王接都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宣帝也不再像原先那样节俭，贪图起奢侈逸乐，被称为“颇修汉武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②。汉宣帝还任用宦官掌握宫中大权。司隶校尉盖宽饶进谏说：陛下不行圣道，用受过宫刑的宦官做辅佐国家的重臣。汉宣帝竟认为他是怨谤，盖宽饶披逼自杀。宣帝初年鼓励直言谏议的做法至此也不见了。重用外戚和宦官必然造成邪恶势力上升，正直人材受到排挤迫害。这两项，成为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

①均见《汉书·赵充国传》。

①《汉书·元帝纪》。

②《汉书·王吉传》。

第六章　西汉的衰落

第一节　西汉的衰落

大政方针的改变公元前49年，汉宣帝死，元帝刘奭继立。元帝改变了汉家“王霸道杂用”的大政方针，片面地推崇儒家，削弱了国家权力，汉家政权趋向衰落。元帝的政策，为成帝、哀帝、平帝相继承袭，以至政权落于外家之手，而出现了王莽篡汉的局面。

元帝在即位之初，即下诏征召名儒王吉、贡禹，拜贡禹为谏大夫。他还一度重用以经术闻名的萧望之、刘向等人。大批名儒受到提拔，进入封建朝堂。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等人相继作过丞相。儒生津津乐道的治国主张，如减刑宽政，不与民争利等，得到了实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实行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在西汉统治已近二百年，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之时，宽弛的政策使封建权贵、官吏、地主们如同脱缰之马、贪残暴虐，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压榨，日益加深。元帝本人还称得上“温恭少欲”。他曾几次接受臣下的劝谏，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对于百姓疾苦，他也并非不闻不问，曾下了十七道诏书，但这根本无助于贫困农民生活境况的改善。

成帝刘骜继续执行以儒术治国的方针，曾减免天下赋算，罢除六厩技巧官，几次赈济受灾百姓，赦免天下刑徒，并遣使察三辅、三河、弘农等地冤狱。但下层民众从中得到的恩惠甚少，宽弛的吏治给他们造成的灾祸却在变本加厉。

哀帝刘欣即位之初，很想重振朝纲。他为澄清吏治，任用龚胜、孙宝等人为谏官，派遣官员监察各级官吏，撤换不称职的人。他还罢除任子令，废掉诽谤诋欺之法。为缓解阶级矛盾，他也采取了一些恤民政策。曾罢乐府，禁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奢侈之物，禁郡国贡献名兽，制定限田之法等。但在外家掣肘、权臣作梗的阻力面前，他丧失了重整朝纲的锐气，由畏难而失望，由失望而颓唐。他面对汉家天下江河日下的局面，无所作为。

元、成、哀三朝，在政治上由宽弛而致败乱，在民族关系处理上却取得了很大成功。此时匈奴分裂成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分别统帅的两部。呼韩邪单于内附中原，汉朝对其采取安抚政策。郅支单于数度困辱汉使，在杀了汉使谷吉之后，引兵至康居国，横行于西域。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使西域都护甘延寿在副校尉陈汤怂恿下，征发屯田士卒及西域诸国之兵，攻杀郅支单于，消灭了这股匈奴力量。汉朝在西域重振声威，也取得了对呼韩邪单于关系上的主动权。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度入朝，并求和亲。元帝以宫女王嫱（字昭君）许之，单于号为宁胡阏氏。终西汉之世，边境一直比较安定，汉匈关系和睦。

宦官、外戚窃取权力的斗争元帝时，皇家威权下降。朝中各种势力乘时而起，展开争权夺势的斗争。宦官、外戚窃取权力的斗争是其中的主要形式。

外戚史高在宣帝临终时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元帝。元帝即位之初，信任师傅萧望之、周堪，经常与他们讨论朝政。萧、周又举荐宗室刘向与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辅政。史高受到排挤，便与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相勾给。弘、石二人在宣帝时就掌握了朝廷机要。元帝对之信用不疑，委之以朝政。望之等人担忧外戚史氏与外戚许氏的放纵及弘恭、石显的擅权，多次劝谏元帝斥逐这些奸佞，整顿朝廷纲纪。可是元帝依违无断，“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任凭“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①。经过数年的斗争，元帝竟在石显等人挑唆下，迫使萧望之自杀，摒弃周堪、刘向等人于权力中心之外。

在萧望之等人之后，又有京房在与宦官佞臣的斗争中被害。京房是著名经学家，擅长阴阳灾异之说，曾数次上疏因灾异言政事，得到元帝赏识。他用历史上君主信任佞臣导致败亡的事例启发开导元帝罢黜石显，言词明白切至。石显在得知京房谋议之后，借故除掉了这个政敌。

在与石显等人的斗争中，还有贾揖之丢掉了性命，陈咸、杨兴受到贬黜。奸佞受宠，直臣被斥，助长了朝廷谄谀自保之风。刘向为元帝所描绘的图景：“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①，变成了无情的现实。

成帝即位，石显被诛，宦官集团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外戚集团代之而起。成帝的软弱无能过于其父，母党王氏集团乘机崛起。王氏家族中有十人先后封侯，五人任大司马，长期把持朝政。成帝毫无主见，政权完全操纵在母舅王凤等人手中。有一次，成帝召见贵族子弟刘歆，很欣赏刘歆的才能，准备拜他为中常侍。手下人提醒成帝，一定要经王凤同意才行。成帝起初很不以为然，可是请示过后，他只能服从王凤的意见，拜刘歆为黄门郎。王氏专权，引起了朝臣的忧虑。京兆尹王章借谈灾异之机，多次晋见成帝，建议罢退王凤，收回王氏之权。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要挟。在母后王政君的逼迫下，成帝只好罗织罪名，将王章下狱，迫害致死。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②。王凤死后，其兄弟子侄轮流执政，横行无忌，气焰熏天。对刘氏政权忠心耿耿的刘向等人深知外戚势力的过分膨胀必然构成对皇室的巨大威胁。他们多次告诫成帝：自古以来没有万世长存的政权，要抑制王氏等外戚势力的发展，以防止刘氏政权的灭亡。无奈成帝勇于纳谏，无力回天，对于这些言词激切，义形于色的劝谏，只能感慨、赞叹、悲伤其意而已，根本没有收回威权的气魄和胆略。

在皇权与外戚、宦官等集团的较量中，饱读《诗》、《书》的儒臣们分成了两大阵营。忠直之臣如刘向、京房、王章、朱云等人敢于挺身而出，与腐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受到了沉重打击。匡衡、张禹、孔光等人采取明哲保身态度，奴颜卑膝，谄事权贵，唯外戚马首是瞻，唯求保住身家性命，求得荣华富贵。另有一班所谓直臣如谷永等人，虽然言词激切，颇能指明当世政治得失，实际上却因早已投身于权贵之门而无所顾忌。

哀帝上台后，收回了被王氏长期把持的大权。可是他同样受制于自己的①《汉书·楚元彐传》。

①《汉书·楚元王传》。

②《汉书·元后传》。

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之党。傅、丁二氏挟制哀帝，使其家族取代了王家的尊贵地位。他们尽力扩展权势，作威作福。经过一番争论，傅、丁二氏甩掉了藩妾身份，取得了皇太后的尊号，家中子弟接踵盘踞要津。傅家封侯的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丁家二人封侯，一人任大司马，六人任将军九卿二千石。他们两家中任侍中诸曹的各十几人。对于他们的骄奢跋扈，也有一些朝臣进行了斗争，老臣师丹因此被罢官夺爵。在外戚集团中，傅太后从弟傅喜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皎皎者。他恭俭礼让，拥有很高声望。对于家族的暴兴，他深感忧虑。对傅太后揽权、干政、扩大家族势力的举动常常进行一些规谏和抗争，由此得罪太后，被免去官职。

西汉晚期，外戚借着与帝王的特殊关系发展权势，帝王也借重外家势力以维系统治。外戚一旦羽翼丰满，又要回过头来与帝王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成、哀、平三朝的政治舞台上演的，正是皇家与外戚、外戚与外戚你争我夺的历史闹剧。

除外戚乱政外，哀帝又为这幅动乱画图添加了几笔油彩。他宠幸嬖臣董贤，对之赏赐无算，任其为大司马卫将军，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董贤。丞相王嘉上疏劝谏，希望哀帝保持初即位时的恭俭作风，不要因私宠而败坏制度。哀帝假托太后遗诏，要益封董贤二千户。王嘉又封还了这封诏书，并再次规劝哀帝。哀帝大发雷霆，召王嘉诣廷尉诏狱。王嘉不肯按惯例自裁，在狱中不食，呕血而死。

哀帝短祚，在位六年病死。以王莽为代表的王氏集团在元后王政君的支持下，再整旗鼓，卷土重来。王莽在王家累世擅权的基础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推翻了西汉政权，建立起王氏的新朝。

第二节　王莽篡汉

王莽篡汉

王莽字巨君，出生于魏郡元城王氏家族，是元帝皇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成帝时，王莽的祖父王禁和伯父王凤、叔父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人均封侯，只有王曼因为早死，没有封侯。

王莽的同族兄弟，依仗权势，竞为奢侈，横行不法。王莽自幼节俭，没有堂兄弟的那种习气。他努力学习，曾以名儒沛郡陈参为师，研习《礼经》。他对母亲克尽孝道，对寡嫂孤侄尽心照料。在地位尊显的叔伯父面前，他礼貌有加，颇能得他们的欢心。伯父王凤病重，他亲自煎汤尝药，一个多月衣不解带。王凤深为他的孝行所感动，临死前再三嘱咐成帝和妹妹王政君，一定要好好关照王莽。王莽因此被征为黄门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王莽多方收买人心，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任黄门郎不久，即升为射声校尉。当时的名士戴崇、金涉、陈汤等人不断在成帝面前赞誉王莽。于是成帝在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官职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职位越高，王莽越是严于律己，谦恭待士，常用自己的车马衣服赈济宾客，弄得家中没有余钱。朝野人士都为他的行为感动，争相为他作宣传。他的声誉越来越高，连叔父们也自叹不如了。

王莽在政治斗争中很有权谋。他的姑表兄淳于长发迹较早，官居九卿，地位和权势均在他之上，又深受成帝和元后宠信。王莽认定这是一个必须除掉的竞争对手。他不动声色，暗地里搜集淳于长的过失，待到积累了足以置其于死地的罪状后，通过叔父王根，上奏成帝。淳于长被诛身死。王莽此举既除掉了威胁自己地位的对手，又获取了忠于职守、不徇私情的名声。此后，辅政的王根请求退休，推荐王莽代替自己。三十八岁的王莽于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拜大司马大将军，成为王凤、王音、王商、王根诸叔伯之后王氏家族的第五位辅政者。

王莽辅政一年，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后重用自己的外家傅氏和丁氏家族。王莽在政治上暂时受挫，被罢免家居。

王莽不甘心失败，他随时在等待时机，重握权柄。在野期间，他抓住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三年间有上百名官员上书为他鸣冤叫屈。哀帝寿命不永，执政六年后病死。王政君以元帝皇后的身份出面收拾残局。她于哀帝死去的当日就驾临未央宫，收取了象征权力的传国玉玺，遣使者急速召王莽进宫，下诏把军政大权悉付于王莽。王莽掌权后马上罢免了辅政的哀帝宠臣董贤，迫使他自杀，自己则取而代之，重居大司马之位。哀帝无嗣子，他与王太后商议立了九岁的中山王刘衍做皇帝，由王太后临朝称制，实权则由王莽执掌。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后，王莽重握权柄伊始，就开始打击异己，培植亲信。为避免与王太后争权，他废掉了成帝赵皇后和哀帝傅皇后，迫使她们自杀。对“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悦者，莽皆傅致其罪。..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坐互相举免，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就连已免官家居的自己叔叔王立，也恐怕他得到太后信任，妨碍自己的行动，而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他放逐到封国之中。经过一番经营，“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另外，“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①。在建立起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后，王莽开始了向权力最高峰的进军。

王莽自幼熟读儒家典籍，他有意地模拟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相传周公摄政，曾感动得越裳氏千里迢迢来献白雉。王莽示意塞外的少数民族也自称越裳氏来献白雉。因此，王莽的党羽就宣扬，这是他德政所招致的符瑞，与周公摄政致白雉之瑞有千载同符之效，从而把王莽推上了安汉公的宝座。为了巩固地位，王莽又把自己的女儿入选为皇后。按照古礼，后父应有百里封地。王莽之女既立为后，就有人请求以新野田地二万五千余顷益封王莽，以达百里之数。王莽假作推辞。这一下，据说感动得天下吏民近五十万人上书，要求加赏王莽。在有计划的舆论制造下，王莽成了当代圣人。于是，王莽的得力干将王舜等人建议把古时伊尹的阿衡和周公的太宰称号合并为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以表示王莽兼有这两位圣贤的功德。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太后下诏宣封王莽为宰衡，其母赐号功显君，二子封列侯。王莽的政治地位又进一步上升了。

元帝以来，兴复儒家典章制度成为习尚。王莽为点缀文治，粉饰升平，于元始四年按照书中记载的古代礼治模式建立起明堂、辟雍、灵台，并网罗天下学者异能之士居于长安，讲论儒家经典，造成一派王道复归、制度隆盛的气象。一帮御用文人因此又大事颂扬王莽的功德，提出用古书中所载“加九锡”的办法，来显示这位当代周公的荣耀。所谓九锡就是在服饰、车马、仪卫诸方面都采用与帝王相仿的标准，以示地位仅次于帝王，高出诸侯王之上。这一建议，得到王太后批准。于是王莽的威权、气派都已经侔于人主了。在西汉晚期天人感应学说盛行之时，王莽深知只有上得天佑、下得民心的符瑞出现，才能给自己的执政找到合理的依据。于是在他辅政的五年之间出现了很多瑞兆，什么龙、麟、凤、嘉禾、甘露、醴泉等祯祥瑞异简直多得数不清。王莽还示意周边少数民族各自献上瑞物以示悦德归服之意。他又派出陈崇等十二个使者巡行天下以察风俗。之后，他们带回了三万余言赞颂王莽功德的谣谚。在所谓天命人心都倾向于王莽的情况下，已长到十四岁的平帝就不能不于公元5年驾崩了。为了不致于给篡权造成障碍，王莽选了一个两岁的皇室婴儿做皇位的继承人。

王莽篡位即真的野心已越来越明显，党羽们为把他最后推上权力顶峰又紧张忙碌起来。他们假造一块白色石头，说是汲井时所得，上边写着红字：“告安汉公王莽为皇帝。”这些红字当然是天意了，王莽怎敢违抗。于是马上让王舜到王太后那里，表示支持王莽居摄践祚。公元6年，王莽做了假皇帝，年号居摄。

对于王莽的所作所为，自然有一些汉家宗室和忠于汉室的人起来反对。

居摄元年，汉家宗室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在南阳起兵讨伐王莽。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又兴兵讨莽，槐里男子赵朋、霍鸿等人起而响应，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王莽花了好大力气才把翟义等人镇压下去。

在灭了翟义后，王莽加紧了篡窃的步伐。就在这个时候，梓潼文人哀章，作了个铜匮。匮里的两个书检上，分别署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里的某就是汉高祖刘邦。意谓刘邦顺应天命，要把江山让于王莽。书检内写明，王莽应当作真皇帝，王舜、平晏、刘歆等为①《汉书·王莽传》上。

王莽篡汉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及哀章自己和王兴、王盛等十一个人是王莽的辅佐。哀章在黄昏时分，穿着黄色的衣服，献上了这个精心制造的宝贝。王莽得知后，大喜。第二天一大早，就戴上皇冠去见王太后，向她宣布：“我不能不顺从天意去作真皇帝了，现在我已决定改国号为新，从十二月朔癸酉这一天起，天下就是新朝的了。”到了即位这天，王莽哭哭啼啼地把小皇帝拉下宝座，自己登上了垂涎已久的帝位。

王莽利用汉政权腐败衰朽，失去人心之机，用虚伪狡诈的手段捞取政治资本，欺骗天下吏民，实现了作帝王的梦想。王莽的代汉，没有使社会衰微破败的局面有所改善，相反却把政治经济秩序搞得更加混乱。当初对他寄予厚望的善良民众，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再世周公，把他们推入了更深的苦海。王莽复古改制王莽篡汉后，试图按照古籍中所记各种制度，改变汉制，以为这样可使天下大治。

经济改制是王莽改制的重点。他用复井田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发布了实行王田的诏书。诏书中论述了秦汉时期土地政策的不当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诏书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诏书指出，这些都是背离了“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美好制度的结果。诏书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①王莽在经济上另一重要改制是实行一套新的工商财政管理办法，即“五均”、“赊贷”、“六筦”。

西汉一代发达的商业，对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商人势力的发展也会产生与官府争利和居间盘剥农民及小手工业者的弊病。在社会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众又无力承受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过分增值之时，这种弊病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王莽在刘歆等人建议下，实行国家的工商统制政策。他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命令在商业比较发达的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等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管理。五均官的职责是：一、用成本价格收购滞销的五谷、布帛、丝棉等日用商品，保护生产者不受损失。二、各市在每季度中月根据质量对商品定出上、中、下三种标准价格。如果商人售货超出市平均价格，就以平价强制抛售。如果物价低廉，则听其卖买，以防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五均官还负责对农民、小生产者的赊贷事务。①《汉书·王莽传》中。

百姓急需生活用钱，可借与工商之税，定期偿还，不取利息。百姓如果借款兴办产业，收取一成以下的利息。这就是“五均”、“赊贷”。王莽又采纳鲁匡的建议，实行“六菑”，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布铜冶等工商事业实行统一管理。对于六菑的意义，王莽是这样阐述的：“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取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为了保证这一措施顺利施行，他“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①。

王莽的改制，由于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以及商人、地主、官吏的联合破坏等原因而彻底失败。

在封建社会里试图恢复古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度，是十足的梦想。在土地兼并已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之时，王莽想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收回土地，无异虎口拔牙。“王田令”在实施中受到顽强的抵制。由地主阶级成员构成，又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官府也无法把这一法令真正贯彻下去。结果是大地主纷纷采取各种对策，各级官吏又乘机上下其手，大谋私利，致使原来就很严重的土地问题陷入更混乱的状态。无地农民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土地，反而在土地公私倒手的乱局中弄得两手空空，衣食无着。中郎区博看出这一政策实在无法实行，上疏劝谏王莽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在天下汹汹，民怨沸腾的现实面前，王莽只得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①宣告了王田法的破产。

对于税收、物价以及工商事业进行统一管理，这种设想不应简单否定。

但在腐败的社会中，执法的官吏本身就是贪污中饱的社会蠹虫，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忠于职守，为民造福。更失策的是，王莽在无任何有效手段进行监督的情况下，竟效法汉武帝以富商大贾为兴利之臣的作法，起用姓伟、张长叔、薛子仲等巨奸大猾主持五均六筦之事。这等于授予了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他们和地方官相勾结，“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利用经济特权谋取更大的私利，把五均六筦作为盘剥百姓的科条，以各种手段敲诈勒索百姓。这些本意是通过限制大工商业者，使国家与百姓获利的措施，反倒成了摧残与勒索人民的酷政，造成了“百姓愈困”、“众庶各不安生”②的严重后果。王莽改制中最愚蠢的，是币制的改变。他即位前后数次改变货币形式，弄得多种货币混杂不清。最混乱时曾一次规定货币种类达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之多。五物即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是金、银、龟、贝、钱、布六种货币的名称。这六种货币又按币值分出钱币五品、布币十品共二十八品。他随心所欲地频繁更换，使币值无法固定、币种比价不合理，因此每一次币制改变亦都增加社会经济的紊乱。当时民间习惯使用通行已久的五铢钱，私下里往往把名目繁多、无法记清的新币放置一边，仍用五铢钱交易。①《汉书·食货志》下。

①《汉书·王莽传》中。

②《汉书·食货志》下。

王莽得知后，严格规定：“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①王莽勇于更张，又十分固执。他执行经济政策，有难以动摇的决心。对于违抗者，他规定了严厉的制裁办法。他的法令本不合理，又异常严苛，“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②后来眼见以此罹刑者实在太多了，王莽不得不减轻处罚办法。可是触刑的人仍是有增无减，地方上按照新的刑法把十余万犯人用槛车铁锁押解到长安来做苦工，因不堪忍受虐待而死于非命者达到半数以上。

王莽建立新朝后，根据《周礼》的记载，对官府机构作了调整，把职官名称均改成经典上有记载的名字。为了全盘恢复周代典章制度，他又以《周礼》为依据，重新调整划定地方行政区域，更改郡县及长官的名称。他以为这样一来，周政就可以重现，他的文、武之业也可安然成就了。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这样的结果又把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搞得一塌糊涂。朝廷组织机构的变化和郡县的一再分割，使官员数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为降低。频繁更改的地名也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混乱。人们根本无法记住朝令夕改的地名。就连政府公告也不得不在新地名上加注原来的地名。这样的行政制度的改变，除了烦政扰民之外，没有产生什么积极作用。百姓没有从中看到周代王政的复归，只看到了地方官走马灯似的更换和郡县地域变戏法似的来回拼拆。

为了显示新朝在统治规模上超迈往古，王莽下令把对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原来封的诸王称号一律改称为侯。他派出五威将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向周边各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得天下的诸种符命，以及他执政的威德。“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鳖鸟之毛，服饰甚伟”①，浩浩荡荡地向边境进发。他们傲慢的态度引起了边疆民众的不满。贬低封号和用阴谋手段调换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印绶的作法，激起了匈奴、西域、辽东各地方政权的反抗。这就使西汉皇朝及周边各族用很大努力才换来的和睦的民族关系很快恶化。面对少数民族的不满，狂妄自大的王莽采取压服手段，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他派孙建等十二员大将，十道并出征伐匈奴。派严尤征高句丽、秽貉。派冯茂击句町及其他西南民族。派王骏击西域。征伐句町政权的战争，前后进行数年，士兵死伤几万人，消耗粮谷军费不计其数。对匈奴的战争更造成了天下虚耗的严重后果。他派出由丁男、甲卒以及囚徒组成的三十万大军远征匈奴，命令各郡筹措运送粮食、军械等物资。各郡每年运往西北前线的钱谷都达百万以上。战争吞噬掉无数战士的生命，消耗了无穷的国家财富。更有不法将士借战争之机敲诈欺凌百姓。

王莽的新政搞得天下骚动，四邻不安，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在他的新政下，“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因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①《汉书·食货志》下。

②《汉书·食货志》下。

①《汉书·王莽传》中。

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①在衰败的西汉政权中对王莽抱着很大期望的天下民众彻底失望了。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有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了。

①《汉书·食货志》下。

第三节　绿林、赤眉大起义

西汉晚年阶级矛盾的激化西汉晚年，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成哀之时，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衣食无着，辗转于死亡线上，甚至嫁妻卖子以求生存。为了抑制兼并趋势，缓解社会矛盾，哀帝时师丹提出了限田之议。在贵族官吏的反对下，限田计划不能实现。侥幸没有踏上流亡之路的穷苦大众，在官府及地主的剥削压榨下，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加上元帝以后频繁的自然灾害，广大民众的生活已苦到无法活命的地步。

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面对一无所得，只有死路一条的悲惨命运，民众只有揭竿而起，用武装斗争来争取改善自己的境遇。成帝时，先后爆发了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以及广汉人郑躬、尉氏人樊并领导的四次工徒、农民起义。哀帝时，农民武装此起彼伏，越来越壮大。有的活动于天子脚下的三辅地区，甚至放火焚烧了武帝茂陵，冲天大火在未央宫中都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此时还出现了从关东直到京城到处传行西王母等①的怪事。人们甚至在京城中，半夜里举着火把，爬上屋顶，无目的地猛劲击鼓，拼命叫喊。这是社会失去向上力，民众失去信念，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状态的生动反映。农民起义的地火已在岩层下冲腾奔涌，即成喷发之势。在燎原烈火中焚毁行将就木的腐朽皇朝，已只是时间问题了。

绿林、赤眉大起义王莽的暴政伴随着严重的天灾。在王莽从居摄到灭亡的二十年间，水旱蝗灾和一道道掠民虐民的诏令接踵不断地向民众头上压来。不堪忍受的痛苦，点燃了人民反抗的怒火。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很快推翻了倒行逆施的新朝。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以后，北方的并州、平州不断有零星农民聚众起事。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一带出现了数千人的暴民队伍，他们转掠州郡，活动了一年多才被镇压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各地农民起义接连爆发。临淮人瓜田仪起义于会稽长洲。吕母起义于山东海曲。吕母本是工商业者，因儿子以小罪被县宰杀害，吕母散其家财，招聚饥民，进行反暴政斗争。她率领众人攻陷海曲县城，杀掉了县宰。此后她自称将军，以海岛为根据地，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部众达到万人。南郡人张霸、江夏人羊牧也于这一年举起了义旗。几年之间，各地义军掀起的反抗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汇成浩大声势。荆州的绿林，山东的赤眉、力子都，南郡的秦丰，平原的迟昭平，钜鹿的马适求，黄河以北的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各部互相呼应，规模浩大，遍及全国。绿林、赤眉两支义军声势最为壮大，是推翻王莽政权的两支主要军事力量。

鄂西连年大旱，人死无数。求生的农民成群结队到低洼的沼泽地中寻找一种叫做凫茈的草根果腹。新市人王匡、王凤在调解饥民争端中建立起威信，①《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遂被饥民推为首领，于天凤四年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江夏郡的马武、王常、成丹等人闻讯后，前来投奔，也成为义军首领。几个月内，这支队伍就集合了六七千人。他们以现在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兵”。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官府派两万大军前来征剿，王匡等率领义军在今湖北京山大败官军，歼敌数千，获取大量辎重粮食。这个重大胜利给了义军和百姓很大鼓舞，他们乘胜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等县，打开粮仓，赈济难民。当他们返回绿林山时，队伍已达五万余人。

次年，一场大瘟疫在鄂西扩散，义军染疾而亡者将近半数。将领们经过研究，决定分兵两路进行战略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向西进入南郡，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及朱鲔、张卬等人率领向北进入南阳郡，称“新市兵”。战略转移扩大了义军的影响，给义军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这时，平林人陈牧、廖湛也聚集千余人响应起义，称“平林兵”。鄂北豫南成了义帜纵横之地。

绿林兴起的第二年，山东、苏北一带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当时，青、徐大饥，饥民们无以为生，往往自发组织起来，抢掠度日。山东莒县难民为统一行动，推举琅邪人樊崇为首领，尊之曰“三老”。樊崇率众以泰山为根据地，辗转作战。不到一年就聚众万余人。这时，同郡逢安和东海徐宣、谢禄、杨音等人也率众万余人加入樊崇的队伍。他们进攻莒县，转掠姑幕，打败了田况所率的四万征剿大军，消灭敌人万余。这支义军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组织也很简单。《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说：“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寝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泛相称曰臣人。”其实当时大多数义军情况都与此相似，“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掠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①王莽派出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率领十万大军开赴山东，征讨樊崇领导的义军。这些官兵“所过放纵”，给百姓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东方的人民愤怒地控诉：“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②义军没有被官兵的汹汹气势吓倒，他们决心与官兵决一死战。为避免作战时与敌军相混，他们用矿物把自己的眉毛染成红色，由此得名“赤眉军”。赤眉军与官兵在成昌展开激战，获得全胜，一直把官军追杀到无盐，斩敌万余，杀死了官兵统帅廉丹。战后，赤眉大军十余万围莒县，转东海，在楚、沛、汝南、颍川、陈留等地流动作战。今山东、苏北、皖北及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都成了赤眉活动区域。

下江、新市、平林三支队伍在斗争中逐步发展，使部分贵族地主看到了恢复刘氏天下的希望。地皇三年（公元22年），汉宗室在避罪逃亡中加入平林军。刘玄字圣公，是刘秀的族兄。他在义军中先任安集掾，后称更始将军。同年，汉宗室、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也在舂陵组织起七八千人的地主武装，举起了反莽大旗。贵族地主的加入，壮大了反莽斗争的力量。他们具有较高文化修养，较强的组织能力与丰富的斗争经验。在他们的组织和影响下，起义队伍面目焕然一新，战斗力量有了很大增强，斗争目标也更为明确。①《汉书·王莽传》下。

②《汉书·王莽传》下。

但他们的加入也造成了起义成份的复杂，他们的影响逐渐改变着农民起义的性质。

刘縯兄弟起兵后，联合王常等人率领的下江兵，于地皇四年正月击败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所率大军，两名莽军统帅及数万官兵被杀。刘縯又率兵在淯阳大败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所率大军，进而围攻南阳的中心宛城。这两仗沉重地打击了王莽的军事力量，也显示出义军的实力。以前，义军组织机构很不健全，没有部曲编制、旌旗号令等。现在则队列整齐，旗幡招展，所到之处发表文告，安顿民心，号召反莽。这使王莽感到威胁。

农民起义联军在斗争中迫切感到，只有集中力量，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战斗，才能尽快取得反莽斗争的胜利。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一致认为，只有推举西汉皇族人员为领袖，以兴复汉室为口号，才能取得全国人民的拥护。经过一番争论，最有资格当选的刘縯被怀有戒心的平林、新市将领们否决，而刘玄被拥立为皇帝。地皇四年二月初一，农民军在清水边设起坛场，为刘玄举行登基大典，欢庆自己政权的诞生。刘玄宣布改年号为更始，大赦天下，封王匡、王凤为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将领封为九卿。一个有地主分子参加的农民政权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是取得反莽斗争胜利的关键一步，也是断送农民起义前途的关键一步，当然更是历史必然选择的关键一步。

更始政权建立后，一面派刘縯、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①义军势力的迅速发展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静，把头发胡须都染成黑色，以示自己有力量战胜“群盗”，一面加紧配备后妃嫔御美人，搜刮天下黄金，以作末日的最后享乐。他最重要的对策还是调集军队消灭起义军。他“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②当王莽大军集结洛阳之时，刘玄的北伐之师在王匡、王凤、刘秀等人指挥下，已经击溃王莽的先锋严尤、陈茂之军，占领了昆阳、定陵、郾等地，而刘縯与更始军主力正在围攻宛城。王邑率领大军于六月从洛阳出发，准备去宛城围歼义军主力。途中，王邑、王寻自恃兵多，不听严尤、陈茂的劝告，决定先破昆阳，再向宛城进发。被围于昆阳城中的义军诸将在刘秀劝导下，决心以八九千人固守城池，与王邑大军对抗。刘秀命王凤、王常守城，自己与宗佻、李轶等十三人乘着夜色，冲出重围，集合了郾、定陵诸营中的士兵，增援昆阳。当时王莽的大军把昆阳城“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①刘秀率援兵来到昆阳城外，自带步①《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②《汉书·王莽传》下。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骑兵千余人为先锋，在官军前拉开阵势。王邑、王寻以为城破只在旦夕，根本没把义军放在眼里。敕令各营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只派数千人来接战。在刘秀率领下，义军意气风发，以一当百，连连向前推进。刘秀机智地传播宛城已攻破的消息，瓦解王邑的军心，然后率三千敢死之士猛冲敌营中坚。中军一垮，全军溃乱。在城内外两路人马夹击下，官军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昆阳之战是决定王莽失败的关键一仗。刘秀以少胜多，击溃王莽的有生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朝的灭亡和农民起义的失败昆阳大捷奠定了更始军的胜局。更始皇帝及新贵们为将来坐稳江山而铲除异己的工作随之开始。刘縯治军有方，战功卓著，在士兵中有很高威信。但他生性倨傲，盛气凌人，引起刘玄及平林、新市一帮权贵的嫉妒。他们认定出于刘氏家族的刘縯是更始政权的最大威胁，共同谋议杀掉了刘縯。其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中十分悲痛。他自知羽翼尚未丰满，无力与新市、平林之兵对抗，只好强作笑脸，驰赴更始皇帝驾前谢罪。

刘玄除掉刘縯后，分兵两路讨伐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北取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指挥，西向武关。更始军进展顺利。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响应，攻破武关。李松与他们合兵后，又各自遣将分徇京畿各地。三辅大姓豪强申砀、王大等人也纷纷起事，各自聚众千余，自称汉将军，与更始军配合作战。李松、邓晔在华阴整治攻城器具，进至长安城下，会集大军，准备攻城。

王莽早已众叛亲离，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当年追随他的党羽甄丰、刘歆以至本家兄弟王涉，相继谋议反叛。就连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也已因谋逆之罪被他除掉。他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在绝望中听信崔发之言，“呼嗟告天以求救”。他率领群臣来到南郊，把上天佑助自己的符命陈说一遍，又宣读了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告天策，然后捶胸顿足，号陶大哭，说是为了感动上苍，祈望回天之效。当义军分徇三辅之时，王莽还试图做最后一搏。他拜了九个人为将，号称九虎，调出几万精兵，东向迎击义军。王莽把九虎的妻子儿女解到宫中，作为人质，逼他们为自己卖命。他聚敛黄金无数，却赐给兵士每人四千钱。兵士们无心作战，在华阴附近一战即溃，九虎中的六虎或死或逃。在义军兵临城下之时，王莽赦免狱中囚徒，要他们上阵替自己卖命。这些囚徒还未出城，就一哄而散。兵士们掘了王莽的祖坟，放火烧掉了象征王莽德政的明堂、辟雍、九庙。

十月戊申这天，长安的城门被攻破。王邑率兵在宫城北门外做最后的抵抗。经过两天的挣扎，兵士百姓们攻入王莽躲避的地方，商人杜吴刺死王莽，校尉公宾就割下首级，军士们争相分割莽尸。这位三十八岁辅政，五十一岁居摄，五十四岁做皇帝的王莽，于六十八岁时连同他建立的新朝一同葬身于人民反抗斗争的火海之中。

王莽灭亡后，刘玄在百官奉迎下，由洛阳迁都长安，大封宗室、功臣。

但他没有远大理想，不懂得也不善于治理天下，在优裕、奢侈的环境下，很快腐化起来。朝臣向刘玄汇报政事，他经常醉得不省人事。有时实在没办法，就让侍中在帷幕后冒充他与臣下讲话。更始的新贵们在掌权后不思造福百姓，却恣意胡作非为。李轶、朱鲔在关东，王匡、张卬在三辅都擅作威福，残暴虐民。朝中的官员们也只知欺压、掠夺百姓。更始政权面对天下分裂，拥兵者各据一方的混乱局面，没有作出任何对策。百姓对他们大失所望，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却看到了争夺天下的希望。

更始政权建立之初，曾派兵招降赤眉。正在辗转苦战的樊崇等人听说汉室复兴有望，决定前来投奔。樊崇带领二十余人从濮阳赶到洛阳，被封为列侯。时间一长，他觉察到这不过是虚衔羁靡之计。他不甘受制于人，跑回濮阳，重整即将离散的队伍。他将赤眉军分成两部，西进中原。一部由他和逄安率领，攻取长社，南击宛城。另一部由徐宣、谢禄、杨音指挥，攻陷阳翟，转兵梁地，击杀了河南太守。赤眉军虽然打了胜仗，可拿起武器的农民已相当疲惫，他们不愿继续征战，日夜盼望东归家乡。樊崇等人知道如果东归，部众必散，就决定继续西进攻打长安。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军两道并进。次年正月，樊崇、逄安从武关，徐宣等人从陆浑关，开到弘农。他们与更始军的几次交锋，都取得了胜利，军心又振作起来。很多对更始政权失望的群众，也聚集到赤眉军中。樊崇对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万人为一营，共分三十营，每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大军从华阴进至郑县，眼见长安在望，赤眉军觉得也应该立自己的皇帝，才好夺取政权，坐稳江山。这支纯朴的农民军队认为只有刘家后代才有资格当皇帝，就用抓阄的方式选择了西汉城阳王刘章的后代，十五岁的放羊娃刘盆子为帝。他们又拜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杨音以下皆为列卿、将军。新建政权的赤眉军开到长安东北，要与更始军见个高低。

这时更始政权内部分崩离析，正在自相残杀。赤眉军开到华阴、郑县之间，张卬与申屠建、廖湛等更始将军觉得，与其固守长安，不如流动作战。刘玄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决定劫持刘玄。不料刘玄事先得到消息，反将申屠建斩首。张卬、廖湛、胡殷等人走脱后，起兵反叛。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战，王匡、张卬率部投降赤眉。赤眉与更始叛军联合攻城。守城的李松战败被擒。其弟李况为保住哥哥性命，打开城门，迎接赤眉军入城。刘玄走投无路，肉袒投降，后被谢禄派人勒死。农民用双手建立起的更始政权，在完成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历史使命之后，很快葬送在农民自己手中，这是历史的悲剧。

赤眉军占领长安后，重蹈更始覆辙。将领们忙于论功行赏，无纪律约束的兵士则经常在长安内外抢劫财物，欺凌居民。已对更始政权失望的群众再一次失望了。他们纷纷组织起来，筑壁自保。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的百万大军很快耗尽了城中粮草。已养成流寇作风的赤眉军，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对他们已无意义，就放火烧了宫室，大肆劫掠一番后出城西向，重新踏上流动作战的道路。他们无目标地在陕、甘、宁、豫一带转徙求食。转战中，一场大雪冻死了很多士兵，逼迫他们重返长安。在郊外，他们挖掘了西汉帝后们的陵寝，把其中的宝货哄抢一空。但从此赤眉军战斗力逐渐削弱。公元27年，刘秀派征西大将军冯异出征，大败赤眉军。当十几万疲惫不堪的脱险兵在宜阳遇到正严阵以待的刘秀大军时，等待他们的只有缴械投降的一条路了。

赤眉军从公元18年起义，到公元27年被刘秀镇压，走过了九年悲壮的历程。他们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在流动作战中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和绿林等农民军用血和火埋葬了旧的封建皇朝，也用血和火为新的封建皇朝开辟了基业，他们自己却在新皇朝的奠基礼上成了祭坛上的牺牲。

第七章　东汉皇朝的建立

第一节　东汉皇朝对全国的统一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县（今河北高遇县南），重建汉政权。十月，刘秀收降了扼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遂以洛阳为首都。因洛阳在长安之东，史称刘秀政权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称为汉世祖光武皇帝。对山东等地割据势力的平定刘秀既已消灭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历史任务是全国的统一。他必须与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各派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当时张步割据于山东，刘永割据于梁地，李宪割据于庐江，秦丰割据于南郡，还有自保河西五郡的窦融，称雄于天水的隗嚣，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以及与匈奴勾结的卢芳等各派政治势力。

在群雄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当时刘永雄据今豫东、皖北，与青州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个颇大的军事同盟。因而当时的刘永实际上拥有鲁西、苏北、皖北、豫东广大的土地，专制东方，成为刘秀的劲敌。况且，刘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孙，曾诏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刘秀有利，因此对刘秀的威胁最大。刘秀首先要翦灭刘永，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刘秀派将军盖延攻陷刘永的首都睢阳（治今河南商丘南），刘永走山东兗州境内的湖陵（今山东鲁台东南）。但睢阳的百姓迎刘永，刘永再回睢阳，后来盖延再围睢阳，城中食尽。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永出走，为其部下所杀，永子刘纡继立为梁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省郯城），斩刘纡。同年十月，耿弇与张步战于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大破之，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建武四年九月，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六年正月，拔舒，获李宪。同年二月吴汉拔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于是，刘永的势力，完全肃清。

与此同时，刘秀又遣别将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田戎于津倻（今湖北沙市）。秦丰被俘；延岑、田戎皆亡入蜀，投奔公孙述。割据渔阳（今河北密云西南）的彭宠，为其苍头奴所杀，其奴投降刘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次第平定。

对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的平定东方虽平，但西南与西北，还是为众所割据。其中势力最大者为公孙述，其次为隗嚣，又次为卢芳。

当时公孙述据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方。地势险阻，资源丰富。他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以拒刘秀。他和刘秀一样，也欢喜玩弄图谶，诈欺愚民。他从谶记中找出汉运已尽，公孙当兴的预言，并常把这样的宣传品送到中原，与刘秀作精神战。这给刘秀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一定的威胁。

其次是隗嚣。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天水、武都诸郡，即据有今甘肃省东南部地区。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闯入关陕，退可自保边陲。而且隗嚣也有“素谦恭爱士”的名声，所以“名震西州、闻于山东”①。

再次是卢芳。卢芳据有晋、陕北部和内蒙一带，有匈奴做后台，而且卢芳造成一套假的谱系，宣言他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常以此蛊惑群众，应该由他做皇帝。

刘秀面对这些割据势力，最初想用政治方法诱降，并首先解决势力较次的隗嚣。隗嚣之西是保境河西自守的窦融集团。刘秀有意与窦融联合，夹击隗嚣。史书说，刘秀“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据之以逼嚣、述。”②窦融曾参与镇压赤眉、绿林起义，新莽覆灭后，以军降更始。窦融见更始新立，关东形势混乱，他家累世仕宦河西，因此求任张掖属国都尉。更始败亡后，被张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郡长吏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窦融居属国，置从事监察五郡，据境自保。他先奉隗嚣正朔，后见刘秀甲兵最强，号令严明，有意投靠。刘秀知道河西殷富，兵马精壮，又地接陇、蜀，遣使联络，以孤立隗嚣。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归附东汉皇朝，任凉州牧。

窦融归附后，刘秀准备用武力进攻隗嚣，嚣遣使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派兵马援助隗嚣。建武七年秋，嚣将步骑三万侵犯安定，至阴槃（县名，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汉将冯异率诸将拒之。建武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汉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嚣悉大众围来歙。公孙述派其将李育、田弇助隗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刘秀率领诸将西征，窦融率五郡太守及西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与大军会于高平第一城（在今宁夏固原），共击隗嚣。刘秀分兵数道上陇，迫使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部众十余万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嚣病死，其将立其子隗纯为王。汉军乘机发动军事进攻，窦融率军配合夹击。十年十月，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县西），纯降，陇右平。

得陇望蜀。至此，东汉对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形成南北夹击的钳制攻势。刘秀发两路大军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一路溯长江而上。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吴汉奉命发荆州兵凡六万多人，骑五千匹，与岑彭在荆门（今湖北宜昌附近）会合。岑彭装战船数十艘，趁东风狂急，逆流而上，用火攻烧毁公孙述设防的桥楼，蜀兵大乱，汉军长驱直入，抵达江州（今四川重庆市），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县），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自北南进的一路，六月来歙与盖延攻克下辩（今甘肃成县北）。在乘胜前进中，来歙被公孙述暗中派遣的刺客刺杀，暂时受阻。公孙述以全部兵力重点防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一带。岑彭避实就虚，派臧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而上，自分兵回到江州，溯都江而上，晨夜倍道进军、直拔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使精骑驰击距成都只数十里的广都（今成都市南），势如暴风骤雨，蜀地震骇。臧宫一路，晨夜进军，采取“多张旗帜，登山鼓噪”的策略，水陆并进，大破公孙述的延岑所部，迫使王元投降。十月，公孙述垂死挣扎，暗地派刺客诈降岑彭，将岑彭刺死。但吴汉奉命自夷陵（今湖北宜昌）率三万人溯江而上，继续讨伐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①《后汉书·隗嚣传》。

②《后汉书·窦融传》。

春正月，吴汉围武阳，直取广都，派轻骑烧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桥。公孙述部下恐惧，日夜叛离。吴汉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与公孙述八战八克，进军至成都附郭。当时，臧宫所部一路攻拔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破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又攻破繁（今四川彭县）、郫县（今四川郫县），与吴汉胜利会师。十一月，公孙述自将数万人攻吴汉。吴汉部下数万击之，述兵大乱。汉将高午奔阵刺中公孙述胸，公孙述当夜身亡。次日，延岑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上报。

最后剩下一个卢芳。因为有匈奴援助，刘秀屡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卢芳知刘秀已统一中国，孤立不能相敌，乃逃亡匈奴。至此，全国统一的局面基本实现。

第一节　东汉皇朝对全国的统一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县（今河北高遇县南），重建汉政权。十月，刘秀收降了扼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遂以洛阳为首都。因洛阳在长安之东，史称刘秀政权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称为汉世祖光武皇帝。对山东等地割据势力的平定刘秀既已消灭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历史任务是全国的统一。他必须与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各派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当时张步割据于山东，刘永割据于梁地，李宪割据于庐江，秦丰割据于南郡，还有自保河西五郡的窦融，称雄于天水的隗嚣，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以及与匈奴勾结的卢芳等各派政治势力。

在群雄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当时刘永雄据今豫东、皖北，与青州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个颇大的军事同盟。因而当时的刘永实际上拥有鲁西、苏北、皖北、豫东广大的土地，专制东方，成为刘秀的劲敌。况且，刘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孙，曾诏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刘秀有利，因此对刘秀的威胁最大。刘秀首先要翦灭刘永，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刘秀派将军盖延攻陷刘永的首都睢阳（治今河南商丘南），刘永走山东兗州境内的湖陵（今山东鲁台东南）。但睢阳的百姓迎刘永，刘永再回睢阳，后来盖延再围睢阳，城中食尽。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永出走，为其部下所杀，永子刘纡继立为梁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省郯城），斩刘纡。同年十月，耿弇与张步战于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大破之，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建武四年九月，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六年正月，拔舒，获李宪。同年二月吴汉拔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于是，刘永的势力，完全肃清。

与此同时，刘秀又遣别将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田戎于津倻（今湖北沙市）。秦丰被俘；延岑、田戎皆亡入蜀，投奔公孙述。割据渔阳（今河北密云西南）的彭宠，为其苍头奴所杀，其奴投降刘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次第平定。

对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的平定东方虽平，但西南与西北，还是为众所割据。其中势力最大者为公孙述，其次为隗嚣，又次为卢芳。

当时公孙述据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方。地势险阻，资源丰富。他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以拒刘秀。他和刘秀一样，也欢喜玩弄图谶，诈欺愚民。他从谶记中找出汉运已尽，公孙当兴的预言，并常把这样的宣传品送到中原，与刘秀作精神战。这给刘秀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一定的威胁。

其次是隗嚣。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天水、武都诸郡，即据有今甘肃省东南部地区。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闯入关陕，退可自保边陲。而且隗嚣也有“素谦恭爱士”的名声，所以“名震西州、闻于山东”①。

再次是卢芳。卢芳据有晋、陕北部和内蒙一带，有匈奴做后台，而且卢芳造成一套假的谱系，宣言他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常以此蛊惑群众，应该由他做皇帝。

刘秀面对这些割据势力，最初想用政治方法诱降，并首先解决势力较次的隗嚣。隗嚣之西是保境河西自守的窦融集团。刘秀有意与窦融联合，夹击隗嚣。史书说，刘秀“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据之以逼嚣、述。”②窦融曾参与镇压赤眉、绿林起义，新莽覆灭后，以军降更始。窦融见更始新立，关东形势混乱，他家累世仕宦河西，因此求任张掖属国都尉。更始败亡后，被张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郡长吏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窦融居属国，置从事监察五郡，据境自保。他先奉隗嚣正朔，后见刘秀甲兵最强，号令严明，有意投靠。刘秀知道河西殷富，兵马精壮，又地接陇、蜀，遣使联络，以孤立隗嚣。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归附东汉皇朝，任凉州牧。

窦融归附后，刘秀准备用武力进攻隗嚣，嚣遣使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派兵马援助隗嚣。建武七年秋，嚣将步骑三万侵犯安定，至阴槃（县名，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汉将冯异率诸将拒之。建武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汉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嚣悉大众围来歙。公孙述派其将李育、田弇助隗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刘秀率领诸将西征，窦融率五郡太守及西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与大军会于高平第一城（在今宁夏固原），共击隗嚣。刘秀分兵数道上陇，迫使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部众十余万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嚣病死，其将立其子隗纯为王。汉军乘机发动军事进攻，窦融率军配合夹击。十年十月，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县西），纯降，陇右平。

得陇望蜀。至此，东汉对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形成南北夹击的钳制攻势。刘秀发两路大军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一路溯长江而上。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吴汉奉命发荆州兵凡六万多人，骑五千匹，与岑彭在荆门（今湖北宜昌附近）会合。岑彭装战船数十艘，趁东风狂急，逆流而上，用火攻烧毁公孙述设防的桥楼，蜀兵大乱，汉军长驱直入，抵达江州（今四川重庆市），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县），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自北南进的一路，六月来歙与盖延攻克下辩（今甘肃成县北）。在乘胜前进中，来歙被公孙述暗中派遣的刺客刺杀，暂时受阻。公孙述以全部兵力重点防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一带。岑彭避实就虚，派臧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而上，自分兵回到江州，溯都江而上，晨夜倍道进军、直拔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使精骑驰击距成都只数十里的广都（今成都市南），势如暴风骤雨，蜀地震骇。臧宫一路，晨夜进军，采取“多张旗帜，登山鼓噪”的策略，水陆并进，大破公孙述的延岑所部，迫使王元投降。十月，公孙述垂死挣扎，暗地派刺客诈降岑彭，将岑彭刺死。但吴汉奉命自夷陵（今湖北宜昌）率三万人溯江而上，继续讨伐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①《后汉书·隗嚣传》。

②《后汉书·窦融传》。

春正月，吴汉围武阳，直取广都，派轻骑烧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桥。公孙述部下恐惧，日夜叛离。吴汉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与公孙述八战八克，进军至成都附郭。当时，臧宫所部一路攻拔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破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又攻破繁（今四川彭县）、郫县（今四川郫县），与吴汉胜利会师。十一月，公孙述自将数万人攻吴汉。吴汉部下数万击之，述兵大乱。汉将高午奔阵刺中公孙述胸，公孙述当夜身亡。次日，延岑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上报。

最后剩下一个卢芳。因为有匈奴援助，刘秀屡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卢芳知刘秀已统一中国，孤立不能相敌，乃逃亡匈奴。至此，全国统一的局面基本实现。

第二节　东汉的政治体制

东汉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一朝诸侯强横、权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严重教训，为防止那些事件的重演，他采取种种措施，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以维护皇权的巩固。

加强朝廷集中的权力刘秀在争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中，不能不用利禄来笼络臣下。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他刚即位不久，即封邓禹、吴汉等人为列侯，食四县之地，超过了西汉初年对萧何的封赏。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平定巴蜀公孙述之后，又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泽四十五人。对于功臣虽给以优礼厚禄，但不给功臣以实权实职，削夺他们的兵柄。功臣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后汉书·贾复传》说：“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帝方以吏士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当时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得与公卿参议大政，改变了西汉初年那种由功臣相继出任丞相，在朝秉政的情况。对于外戚在经济方面尽量优容，如光武帝郭皇后家号为“琼厨金穴”，但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很大，但在明帝时，尚因身为外戚，竟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功臣图像之内。当时，外戚授官也以九卿为限①。明帝还明令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②，并且还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不使有越轨行为。对于宗室诸王，则仅封与狭小国土，也严加控制。光武帝时，申明西汉旧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让诸王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下令郡县搜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者以千数。明帝时，其兄楚王刘英，被告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图书，暗中封侯置吏对抗朝廷，遂以此被废自杀。穷治楚王之狱的结果，被株连而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又以千计，被搜捕者达数千人之多。在行政制度上，刘秀虽然仍以三公（司徒、司空、太尉）担任宰相的职务，但进一步采用汉武帝重用内朝官员的办法，加重尚书的职权，扩大尚书机构，正式称为尚书台。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如三公辟召官吏，须经尚书核准；尚书不仅能举正和劾奏大臣，而且还有搜捕和诛罚的权力。属于典章制度中例行的事，亦归尚书掌管，并有权作出改变或修正；国家大事，常由尚书商议决定，三公则奉行而已。尚书台成为代表君主意志而居于三公之上的决策机构。尚书台的长官叫“尚书令”，他的副手称为“尚书仆射”。尚书台下设六曹，曹的长官称“尚书”。六曹分别掌管各种政事：三公曹主管对地方官的考察，吏曹掌管官员的任用，民曹管理修缮营建，二千石曹主管刑法，南、北主客曹掌管少数民族事务。这样，尚书台官员统管了军政、吏治、司法等政治事务，真是“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①，拥有了朝廷的实际行政权力。三公名义上①《后汉书·明帝纪》及注引《东观记》。

②《后汉书·明帝纪》及注引《东观记》。

①《通典·尚书令》。

是宰相，并没有实权。刘秀“以吏士责三公”②，让三公只做一般官员做的事情，使他们名不副实。这种情况，延续了东汉一代。汉安帝时尚书陈忠曾说：“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③东汉末期政论家仲长统指出：“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①他们的话反映了东汉政府的实际情况。尚书台官员权力大，官职地位并不高，尚书令的秩禄是一千石，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才六百石，只相当于中级官员。由于尚书品秩低，易于控制。这种尚书台制度在东汉时期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然而，皇权强固和相权微弱，在东汉后期皇朝衰败的条件下，却导致外戚宦官挟主专权，这是东汉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加强朝廷在地方上的权力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刘秀裁并了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末年县、邑、道、侯国数的四分之一。吏职减去了十分之九，边塞的亭候吏卒也陆续罢省了。这些措施主要为了减少开支，并使皇帝的政令更有效地达到地方，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光武帝废除了内郡的地方兵，即“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②。他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以太守兼典郡兵。他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他废除内郡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朝廷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和控制的力量，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

地方政权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州的地位由监察区域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地方行政区域；刺史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刺史举动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验，即可黜免。史称：“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验，然后黜退。帝（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①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只须年终派计吏奏事，不复自诣京师。《通典·职官典》指出：“汉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适所治。中兴所治有定处。旧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不复自诣京师。虽父母之丧，不得去职。”②这是一个逐渐的变化，到东汉末年才算完成。这样，州由监察区逐渐转变为行政区，地方行政区划由秦汉的郡县二级制，开始进入州、郡、县三级制。对豪强地主武装势力的妥协西汉后期，豪族地主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农民大起义和东汉建立之初，②《后汉书·贾复传》。

③《后汉书·陈忠传》。

①《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法诫》。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七年（公元31年）。

①《后汉书·朱浮传》。

②《通典·职官》一四。

“豪右往往屯聚”，他们“起坞堡，缮甲兵，为在所害”③，称霸一方。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族，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抢得皇帝宝座。南阳郡和河北诸郡响应刘秀的人，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族地主。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族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里，抗拒政令。这种人既不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在建立统一封建政权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还尽量采取安抚手段对待他们，“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要在平定安集。”①但这些豪族地主中许多人物的欲望难以满足，这些“兵长渠帅，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②他们横行郡县，同官府相抗衡，甚至犯罪“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③。地方豪族势力，并未因东汉统一局面已经形成，而收敛其嚣张气焰。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实际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族，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史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④刘秀为了严厉推行度田命令，拿在皇亲贵戚集中的河南郡界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等人开刀，处死十多个州郡大吏。接着，郡国大姓和“兵长”便利用农民反抗官府情绪，发动叛乱。“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⑤刘秀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手段，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切断这些人同原所在郡县的联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豪族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度田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然仅由郡县官吏岁时“案比”（案户比民），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度田事件表明，东汉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国大姓势力即十分强大，东汉皇朝只能与之妥协。

儒家经学进一步神学化光武帝刘秀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重要的精神武器，特别提倡儒家经学，并把谶纬神学与之紧密结合起来。谶原是预决吉凶祸福的预言，纬是对经书的迷信解释。谶纬神学，主要是把阴阳五行同儒家伦理学说更深入地搅合在一起，使之带上神秘色彩，而更具有欺骗性。但它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释。因此，在儒家中对谶纬的态度不尽相同。今文经学家信谶纬，而古文经学家多不大相信，斥责它不合儒家经义。王莽末年，许多地主豪族起兵，都利用谶纬作为割据称雄的思想工具。刘秀③《后汉书·李章传》。

①《资治通鉴·汉纪》三二，建武二年。

②《后汉书·桓谭传》。

③《后汉书·桓谭传》。

④《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注引《东观记》。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

夺取政权也利用谶纬制造舆论，得天下后，遂极力宣扬谶纬，要求臣僚信奉。刘秀死前，更“宣布图谶于天下”①，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纬。

但刘秀压抑不信谶的古文经学家，并不能解决古、今文经学家的争执，更不能解决谶纬学中的矛盾。汉章帝为了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诸儒于洛阳的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对不同的意见，汉章帝亲自裁决。这样的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最后由班固总结，写成《白虎通议》（亦称《白虎通德论》）一书。这书是经学与谶纬学的混合物，中心内容是宣扬三纲六纪。董仲舒已经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观念，《白虎通议》则将它进一步理论化，把它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它明确提出“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它以唯心论的天命论为理论基础，并用某些自然现象与封建社会秩序比附，说明“三纲六纪”的“合理”。它神化皇帝，说皇帝享有天下，是“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是天命所决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说皇帝和臣民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因此臣民要对君主竭尽忠诚，这是天意。进一步从理论上把以皇帝为总头目的封建政权神圣化，白虎观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白虎观会议后，马融注《孝经》、《论语》等书，使古文经学更加完整。他的门人郑玄以“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②为己任，注《周易》、《尚书》，著《天文七政论》等书，以古文经学为主，又杂糅经今文学。其实今文学用谶纬论证封建秩序神圣不可侵犯，古文学则以复古为名，反对现实的一切改革，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经历马融、郑玄一派的活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在古文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后汉书·郑玄传》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廪，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①儒家经典今、古文之争的结束，适应了地主阶级用儒学统治人民思想的需要。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白虎通议·三纲六纪》。

②《后汉书·郑玄传》。

①《后汉书·郑玄传》论。

第三节　南北匈奴和西域各国

东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自西汉以来，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即存在对汉和好和对汉敌对的两种势力。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便是这两种势力的代表。王莽时，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抑政策，汉、匈关系恶化。当时代表匈奴主和势力的乌累单于等死去，主张对汉敌对的势力遂跃居主导地位。两汉之际，匈奴的侵扰就多起来，并且还勾结和支持中原的地方割据势力，如割据安定的卢芳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分别在今内蒙包头西北、杭锦旗北、托克托东北、和林格尔西北和山西朔县东南），同匈奴经常进扰北边。当时，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各地，都遭到匈奴骑兵的骚扰，杀、略、抄、掠甚众，北方不得安宁。东汉由于政权初建，经济疲弊，对匈奴只能采取防守为主的方针。光武即位，拜苏竟为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所谓“固塞”即消极防守障塞之意。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茂“屯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古城营）、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以备胡”。他的任务主要是防守，更加明确。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段忠率诸郡弛刑徒配合杜茂镇守北边，仍是以守为主。故段忠发北边戍卒“筑亭候，修烽火”①，以加强防御的设备和力量。统一战争结束后，卢芳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逃入匈奴。在此前后不久，汉为了避免边境冲突，罢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今内蒙东胜境）；徙雁门、代（今山西阳高）、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关（今河北延庆东南）、常山关（今河北唐县西北、太行山东麓的倒马关）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成为东汉皇朝的严重威胁。

东汉初期，匈奴虽不断南侵，汉、匈关系处在对立状态，但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在当时战争较少的河西走廊一带，尚能维持较为密切的经济交换关系。《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县）称为富邑，通货羌（西羌）、胡（匈奴与杂胡），日市四合（每日交易四次）。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②按古时市集交易，通例一日三合，今一日四合，足见此地人货殷繁。姑臧是汉、羌、匈奴、杂胡各族杂居错处的地方，从东汉初年此地合市一日四次看，当时北方各族人民间的经济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南匈奴的内附匈奴族的发展在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分裂为南、北二部。《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单于之子比，在其叔父呼都而尸道皋单于舆即位时（公元18年），被封为右薁鞬日逐王，驻牧于匈奴之南，管领南边八部及乌桓之众，部属计有四、五万人。及单于舆死，子乌达鞮侯立，复死，弟蒲奴立（公元46年）。比既不得①以上参阅《后汉书·苏竟传》、《杜茂传》。

②《后汉书·孔奋传》。

立，遂生愤恨。当时适值匈奴地区连年旱灾、蝗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蒲奴单于恐怕汉朝乘其疲弊而出兵进攻，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命比遣使至渔阳郡（今北京密云县西南）请求和亲，企图缓和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汉遣中郎将李茂前往报聘，而比则暗中派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请求内附。事为匈奴两骨都侯发觉，密报于蒲奴单于，时比弟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遂率其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南投于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比的祖父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曾依汉得安，故欲袭用“呼韩邪”的称号，于是遣使至五原塞（在今内蒙河套北）向东汉朝廷表示“愿永为藩蔽，扜御北虏”①。汉廷正苦于自开国以来，匈奴连年入侵，穷于应付，正可利用他的力量来保卫边塞，遂接受他的请求。同年冬，比遂自立为呼韩邪单于，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南匈奴单于比遣部属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众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分立的南匈奴公开与北匈奴对抗，站住了脚跟。但需要东汉的支持与庇护，因此南单于比复遣使至京城洛阳，表示愿意“奉藩称臣”，贡献族中珍宝，请求派使者监护，愿“遣侍子，修旧约（重修稽侯珊与宣帝时的旧约）”①。汉朝为了支持他并控制他，乃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派中郎将段郴等至南匈奴，帮助他设立单于庭帐于五原（今内蒙包头市西）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让他入居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南）。

东汉朝廷大体上仿照西汉时对待稽侯珊的旧例，给南匈奴单于以优厚的礼遇。以诸侯王的礼仪，颁给南单于黄金玺，赐冠带、衣裳、车马、弓剑、甲兵、黑节、用具、乐器、黄金，以及大量的锦绣、缯、絮等物。又由河东郡转拨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接济他们。此外特设“使匈奴中郎将”一员（秩比二千石），“主护南单于”，将兵卫护之②。使匈奴中郎将下置安集掾史，带领弛刑徒五十人，持兵器，执弓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③。建武二十六年冬，因南单于对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命南单于将庭帐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北），并派遣使匈奴中郎将段郴等留驻西河郡，“为设官府、从事、掾史”。又由“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从此，南匈奴政权在汉的支持下，便稳定下来。

南匈奴和东汉的关系十分友好。南单于“岁尽辄奉奏，送侍子入朝”，贡献礼物及汇报情况。“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④贺正月，拜陵庙，汉照例派谒者护送单于使，并赠送大批缯綵、锦、食物，甚至南方珍果“橙、桔、龙眼、荔支”等物给单于及其家属、左右贤王以下至骨都侯有“功善”者，即有功劳和表现好的人员，“岁以为常”。另外，每一单于死亡，汉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赐”，又赐大批缯綵，“令赏赐诸王、①《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南匈奴传》及《耿国传》。

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及《百官志》五。

③《后汉书·南匈奴传》。

④《后汉书·南匈奴传》。

骨都侯已下”①，并把这种做法列为常规。

南匈奴内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多陆续回归本郡，南匈奴人口增殖，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东汉初期，为躲避匈奴奴隶主侵扰，北方边郡人民纷纷内徙，边地空荒。南匈奴内附之后，边境安宁，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八郡，即今之甘肃庆阳、内蒙古河套、沿长城以北及晋北、冀北一带，人民陆续各还本土。南匈奴的人口，连同北匈奴陆续归附的及从战争俘虏的人口合计，到公元九○年前后，已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多，胜兵五万多人②，较之内附时的四、五万人，竟增加四、五倍之多。沿边诸郡的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史称：“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③由于南匈奴人入居塞内，分布沿边各郡，与汉人杂居，因而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向东、向南迁徙。

北匈奴的衰落北匈奴退居漠北之后，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故于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多次遣使至汉，请求和亲。汉朝因怕重开边衅，才于永平八年答应合市，并遣使回聘。但汉与北匈奴的通使，引起南匈奴部分上层贵族的猜疑。以须卜骨都侯为首的一小撮人妄图借机叛乱生事，并企图勾结北匈奴的侵扰势力。事为汉朝发觉，乃采取紧急措施，设置一个“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将兵屯于五原郡曼柏县（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于西河郡美稷县，以防止须卜骨都侯的叛众与北匈奴交通。永平八年（公元65年）秋，北匈奴的侵扰势力遣骑兵入朔方接应南部叛众，因汉朝已作了准备，未能达到目的，遂愤恨“数寇抄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以致“河西城门昼闭”①。当时，北匈奴还胁迫西域诸国随同入寇②。

北匈奴的侵扰，对汉朝及中原封建社会的发展，是个莫大的威胁。正如明帝时耿秉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③随着汉朝国力的加强，并在南匈奴的积极支持下，一个目的在于统一全中国的、征伐北匈奴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早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朝就已派窦固和耿秉出屯凉州（治今甘肃清水县北），作为经营北伐的准备。次年，大发缘边兵，分四路出塞征伐北匈奴。这次出征，窦固与耿忠一路，率甲卒及卢水羌胡二万骑出酒泉塞至天山，击败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其余三路，因北匈奴闻风逃往漠北，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这次战役，为与北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创造了条件。

自东汉初年，南匈奴附汉后，北匈奴即加强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当时西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后汉书·南匈奴传》。

③《后汉书·张纯传》。

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后汉书·西域传》序。

③《后汉书·耿秉传》。

域南道的于阗王和北道的龟兹王都是北匈奴扶植的傀儡。北匈奴还派呼衍王部驻牧于天山、蒲类海一带，造成对河西走廊的直接威胁。所以永平十六年北征，窦固一路专击天山的呼衍王部；同时派班超经营西域。因此，汉、匈之间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激烈斗争，而汉与北匈奴之间的最后决战，势不可免。北匈奴内部矛盾重重，既有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又有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有与其所奴役各族的矛盾。《魏略·西戎传》云：“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①这说明东汉初年以来匈奴奴婢由塞外亡匿于塞内的不少。东汉初，原受匈奴统治的乌桓配合汉军“钞击匈奴”，使“匈奴转徙千里”。于是乌桓大量徙入自辽东以西至朔方的十郡，“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②鲜卑自被冒顿单于击破后，受匈奴控制，未与汉联系；在“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后，才与汉“始通驿使”；其后在汉鼓励之下连年进攻北匈奴，“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③。北匈奴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其部众纷纷南下归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夏，其三木楼訾部落，在大人稽留斯等的率领下，有三万八千人至五原塞附汉。随后元和二年（公元85年），又有以大人车利、涿兵等为首的，凡七十三批，先后入塞归附。这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力量。加以南匈奴的攻击，平时受其控制和奴役的各族乘机进一步反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④。北匈奴在漠北遂难立足，只得远远躲到安侯河（今鄂尔浑河）以西。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复从左地猛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这更引起北匈奴的大乱。有意内附的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万口，胜兵八千人，乘机纷纷南下，至朔方、五原、云中、北地附汉。这时，漠北蝗灾，人民饥馑，族内阶级矛盾尖锐起来，而北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兄弟争立，各部分势力纷纷离散。北匈奴的社会危机充分暴露出来。南匈奴欲乘机兼并北匈奴，请求东汉出兵北征。这一切为汉朝再度北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汉朝大举征伐北匈奴的统一战争开始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将窦宪、耿秉联合南匈奴，夹攻北匈奴于稽落山（今漠北西北部的额布根山），北单于遁走，汉斩首俘获甚众，先后接受归附计八十一部，合二十余万人，汉军追至燕然山（今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①。次年，汉复驱走北匈奴之守伊吾卢地者，夺回其地②，并派兵与南匈奴共出鸡鹿塞（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再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遁逃，仅以身免。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复大举出击，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③。匈奴奴隶制政权瓦解。从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故地。留驻原地的匈奴余众与迁入的鲜卑融合在一起，亦称鲜卑。附属于汉的南匈奴由于受鲜卑压迫，屯居于五①《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及注引《魏书》。②《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及注引《魏书》。③《后汉书·鲜卑传》。

④《后汉书·南匈奴传》。

①《后汉书·南匈奴传》、《窦宪传》。

②《后汉书·南匈奴传》、《窦宪传》。

③《后汉书·袁安传》。

原、朔方、云中、西河、美稷一带，并逐步向内郡移徙。此外，还有一股北匈奴势力长期活动于新疆北部，继续与东汉争夺对西域各国的控制达六、七十年之久。

东汉初年的西域西汉晚期，汉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能力。王莽统治时，匈奴贵族乘机略取西域。但这时莎车力量强大。东汉初，莎车王康率领南道诸国与匈奴对抗，保护故都护吏士和家属。匈奴仅能控制北道诸国。因此，东汉初年，驻河西大将军窦融奉命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其弟莎车王贤后自诈称大都护向各国发号施令，“重求赋税”①，并不断进攻龟兹等国。这时，北道诸国皆苦于匈奴“敛税重刻”②，都想联络东汉以驱逐匈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前王庭、鄯善、焉耆等十八个君长，都遣质子入侍，请求汉向西域派遣都护。但是刘秀正在巩固内部统治，没有答应西域各国的请求，遣还其侍子，厚加赏赐。莎车见汉都护不出，遂发兵攻破鄯善、龟兹等国，并废徙于阗等国国王。于阗将休莫霸在于阗人民支持下反抗莎车，大败莎车兵，自立为于阗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为王，乘莎车疲弊，率诸国兵围攻，擒杀莎车王贤并灭其地。于阗继莎车称霸南道。但后来于阗被匈奴和附属于匈奴的北道诸国联军所击败，被迫接受匈奴使者的监护。从此以后，整个西域南北道完全隶属于匈奴统治之下。而匈奴复得凭借西域的人力和物力，作为南侵东汉的后方基地。

明帝时，东汉在政局稳定、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发动进击北匈奴的战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率军出酒泉塞，击破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占领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西）。伊吾卢是“西域之门户”，而且是敦煌到车师大道上的食粮补给站。史称：“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按：应为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①可知伊吾是汉、匈奴为控制西域，势在必争的关键地方。汉占领伊吾后，在那里设置宜禾都尉，留下部分军队，进行屯田，以巩固伊吾根据地。次年，窦固、耿秉进攻车师后部，后王投降；车师前王为后王之子，亦率众投降。至此，北匈奴势力退出天山东麓。东汉恢复了西域都护，以陈睦充任，并以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分驻车师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附近）②，为东汉使节通往西域恢复了安全的通道。同时，窦固派遣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

班超通西域班超（32—102），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人。青年时，常为官府雇佣抄写文书。当时，北匈奴不断向汉朝边境侵扰。班超气愤地投笔叹息：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后汉书·西域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后汉书·耿弇传附恭传》。

“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蒲类海之战，超多斩首虏有功。窦固看他有才能，遂任命他出使西域南道。

班超接受的使命，是联络西域各地的君长，使它们亲汉，而不被匈奴所利用。他没有统率军队，只带吏士三十六随从。他先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鄯善王开始对班超“礼敬甚备”，后来突然怠慢。班超判断是北匈奴也派使者来了，通过诈问招待他们的侍者，证实了这一事实。班超乃与随从三十六人计议：“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连夜用火攻突袭之计消灭了匈奴使者，持其头以示鄯善王。鄯善遂专心臣服于汉。班超因降服鄯善有功，由假司马升为司马，复受命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于阗是当时新疆南道亲匈奴的地区，受匈奴使者监护。于阗王对班超“礼意甚疏”，并且听信妖巫的话，索取班超的马以祀神。班超佯许之，要巫自来取马。及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于阗王。于阗王震慑于班超在鄯善的威名，乃杀匈奴使者而投降。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疏勒王兜题是龟兹所立，非本国人，是北匈奴的党羽。兜题在匈奴的支持下，残酷压迫疏勒人。班超掌握了这个情况，派使者出其不意地将兜题抓获，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解除了龟兹对疏勒的奴役，深得疏勒人民拥护，于是疏勒也归附东汉。至此，中断了六十多年的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到恢复。

匈奴失去西域，势所必争。果然在第二年，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三月，北匈奴发动骑兵二万，反攻车师，包围金蒲城和柳中城。金蒲城在耿恭的坚守下，击退了匈奴兵。十一月，焉耆、龟兹攻杀都护陈睦①。同时匈奴又策动车师后王叛变，共攻耿恭于柳中城。在匈奴的包围下，耿恭激励战士，坚守不屈。粮尽援绝，“乃煮铠弩，食其筋革”。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东汉派耿秉屯兵酒泉，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西域鄯善等地兵出援，会师柳中，大败车师和北匈奴，救出耿恭，车师复降。东汉无力固守车师，于是撤销都护和戊、己校尉，下诏征召班超回京。次年又撤退伊吾的屯田兵，西域门户又暴露于北匈奴骑兵之前。

汉从西域撤退，引起南道诸国的惊恐，他们惧怕北匈奴卷土重来，进行报复。因此，当班超奉命准备返京时，疏勒、于阗恳切慰留。疏勒都尉黎弇，竟至引刀自杀。班超行至于阗，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说：“依汉如父母，诚不可去！”竟至互抱班超的马足，不让他走。班超知道南道一些地区，可以信用，乃决心留驻西域，勒马回转，再定疏勒。当时西域北道诸国隶属于匈奴，南道则大多数服从东汉。但南道东通汉内地的道路已被匈奴切断，在疏勒与于阗之间的莎车役属于匈奴。因此班超决定首先从疏勒附近排除匈奴势力的威胁。建初三年（公元78年），他联合疏勒、于阗、康居、拘弥等国，击破北道的姑墨，以解除北来的威胁。班超上疏请兵，报告了西域的形势和自己的对策，取得了东汉朝廷的同意和支持。汉先后发弛刑、义从一千人，士兵八百人，分别由徐幹、和恭率领赴西域支援班超，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元和元年（公元84年），超遂发疏勒、于阗兵进攻匈奴在南道的羽翼莎车。③《后汉书·班超传》。

①陈睦被攻杀的时间，《后汉书·明帝纪》、《耿恭传》、《西域传》等记载歧异，兹按《资治通鉴》所记时间，定为永平十八年十一月。

莎车贿买疏勒王忠，使背叛班超。“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①。康居出兵救援忠。班超以锦帛贿买康居姻亲大月氏，劝说康居王罢兵，又击杀忠及其众。第二年，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攻莎车。北道龟兹王发温宿、姑墨、尉头五万人救援。超凌晨发动奇袭，大败北道诸国联军，莎车降服，龟兹等国兵各退散，班超威震西域。①于是南道遂通。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东汉窦宪率军连破北匈奴于燕然山（今杭爱山）、金微山（即阿尔泰山），出塞五千里。北匈奴主力被迫向西远徙，西域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变化。还在窦宪第二次征伐匈奴之际，大月氏想乘两大势力互相纠缠之机从中渔利。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贵霜王朝发兵七万，越过帕米尔高原，企图与北道各地连兵消灭班超势力。班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②”。将大月氏派往龟兹求援的士兵一举消灭，“持其使首以示（月氏副王）谢”，大月氏被迫撤军。北匈奴既失败西迁，大月氏又受挫南退，于是，龟兹率姑墨、温宿于永元三年（公元91年）降于班超。汉任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幹为长史。班超驻守龟兹（治所在今新疆库车西南），徐幹屯于疏勒。又设置戊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东西遥相呼应③。这时，西域只有焉耆、尉犁、危须因前时攻没都护，心怀疑虑，尚未降附。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一面大发龟兹、鄯善等八地区的兵力共七万人，及汉吏士、客商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同时又遣使向三个地区的君长搞政治诱降。在军事压力和政治安抚下，三地皆降服，北道遂通，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①。

自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衔命出使西域，至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平定焉耆，经过二十一年的艰苦斗争，西域终于再度摆脱匈奴奴隶主的役使，复归属汉皇朝。班超以功封定远侯。

班超平定天山南北以后，汉的政治势力继续向西扩展，远达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②条支，故地在今伊拉克境；安息，古波斯帝国一部分，今伊朗高原东北部。汉与条支、安息等国发生了外交关系。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派遣其属吏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这次出使，一直到达条支海滨，“穷临西海而还”③。西海，即今波斯湾。甘英到西海以后，如再由波斯湾航海，就可到达大秦。据说甘英听信了安息船人的话，没有渡海。但甘英这次远行是中国外交使节首次到达波斯湾。

班超在西域活动了三十一年，年龄到了七十岁。当年和他同行的三十六个伙伴，差不多都已死亡。班超衰老被病，乃上书朝廷，请求调回。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八月，班超终于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病卒。班超一生事业，主要是在西域开创的。他平定西域城郭诸国的内乱，抵御了①《后汉书·班超传》。

①《后汉书·班超传》。

②《后汉书·班超传》。

③《后汉书·西域传》。

①《后汉书·班超传》。

②《后汉书·西域传》。

③《后汉书·西域传》。

强敌，恢复了祖国的统一和开辟了中西交通，使汉和西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以继续发展。他在西域进行军事活动，主要依靠当地兵力。他为政宽简，吏士团结。

班超东归以后，继任的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各国，受到各国的攻击，接着陇西羌人与东汉发生战争，陇道断绝。东汉再通西域，主要人物就是班超之子、“饶有父风”的班勇。

班勇自幼随父生长于西域，熟悉西域地理、风土、人情及政治情况。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班超遣班勇随安息使者入朝，回到内地。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率兵屯驻伊吾，北匈奴与车师后部共同攻杀索班；鄯善告急于汉，求救于曹宗。邓太后召班勇到朝堂与公卿会议对策。公卿多主张宜闭玉门关，放弃西域。班勇力排众议，指出“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①以为宜置护西域副校尉于敦煌，恢复敦煌营兵三百人。另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太后从其议，但未及遣长史出屯。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始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经营西域。次年班勇开导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一带）等国，使之降附。随后班勇又发其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击走北匈奴，并屯田柳中。四年秋，班勇发河西三郡（敦煌、张掖、酒泉）兵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大破车师后部，斩其王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以报索班之耻。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班勇发诸国兵出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远逃，其众二万余人皆降。车师前后部“城郭皆安”。二年，班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共讨焉耆。二人分兵两路，约定同时到达的日期。张朗想独自邀功，先期赶到焉耆，焉耆降。班勇反以后期获罪，被征下狱，免官，后卒于家。班勇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泯灭的。东汉时西域三通三绝，班勇继承其父遗志，以长史重平西域，自此遂不复绝，勇以在西域的亲身见闻，于安帝末年撰成《西域记》，述西域事详细确切，后来成为刘宋范晔编著《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资料来源，至今仍为研究中亚史的宝贵材料。

班勇以后，东汉不再置西域都护，而以西域长史代行都护之职。桓帝时，长史常驻于阗。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一直维持到灵帝末年。当时刺史权力日益提高，这两职便成为凉州刺史的属官了。

①《后汉书·班勇传》。

第四节　中外交往的发展

汉皇朝是空前统一的大国，国力强盛，有力量对外发展，积极对周边民族和国家进行政治、军事活动，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当时汉皇朝的外交活动，通过陆路和海路，几乎遍及亚洲，影响远达欧、非。同时，汉皇朝也吸收了有关各族和各国经济、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丰富了我国当时的经济、文化。

汉与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与我国东北地区相邻的朝鲜半岛，秦汉时期为高句丽、、马韩、辰韩、弁韩等部落分立。各部基本上从事农业。人“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出大栗如犁，有长尾鸡，尾长五尺。”辰韩“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当时，朝鲜诸部大约处在私有制和阶级刚刚发生时期。如“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①。“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杀人者偿死。少寇盗。”朝鲜各部之间社会发展不大平衡。如马韩“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璎珠，以缀衣为饰。”辰韩已有手工业并发生了最初的交易。“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国出铁，、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②西汉初年，朝鲜诸部已与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经济交换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燕“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秦汉之际，我国北方人民因避乱迁往朝鲜的不少。史称：“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③这些迁往朝鲜的华夏之民，给当地经济、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如“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言语称谓“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④。由于其经济水平较高，故在当地“嫁娶以礼”，并用当地产的铁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⑤，引进中原的先进文化，推动了朝鲜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末汉初，燕人卫满率领一千多人渡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于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市南），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汉初，汉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并不得阻止各部首领同汉交通。卫满孙卫右渠统治时，汉武帝以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⑥，并阻挠真番邻近各部来汉谒见天子为理由，派使臣涉何到朝鲜责备卫右渠。右渠拒绝。涉何在归途中杀死护送他的使者，诡称斩朝鲜将以邀功。这种错误行为引起了汉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武帝遣杨仆将水军自齐跨越渤海，左将军荀彘将陆军出辽东，夹击王险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①《后汉书·东夷传》。

②《后汉书·东夷传》。

③《后汉书·东夷传》。

④《后汉书·东夷传》。

⑤《后汉书·东夷传》。

⑥《史记·朝鲜列传》。

灭亡。汉在其地设置四郡：乐浪郡，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古称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玄菟郡，统治东临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临屯郡，统治以貉为主体的部族，在乐浪郡以东；真番郡，统治乐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包括半岛的绝大部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①玄菟郡从图们江南的旧地移至鸭绿江北，辽东郡东，其治所在浑河上游，辽宁新宾附近，从此乐浪郡便成为朝鲜半岛上的主要汉郡。汉代朝鲜全境同汉的经济、文化交流有所加强。朝鲜特产檀弓、文豹、果下马、班鱼皮等输入中国；中国的铜镜、漆器等工艺品，以及铁制生产工具等继续不断输往朝鲜。这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也为近现代朝鲜境内许多出土文物所证明。

朝鲜半岛东南隔海的日本，古代中国泛称为倭。此名称首见于《山海经》，可能周代我国即开始与其有了最早的接触。《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这可能是指当时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汉武帝时，有三十多个部落国家通过朝鲜半岛“使驿通于汉”，与汉朝发生了外交关系。汉代我国对日本情况已有初步的了解。其“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气温腝，冬夏生菜茹。”“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有城栅屋室。”“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①倭人善于水上活动，喜食海物，“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②东汉时，日本与汉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③。公元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在北九州的博多附近。这说明公元一世纪中期，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交通。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④。通过不断交往，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往日本，丰富了倭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的开辟。汉同中亚、西亚、南亚地区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我国在公元前三世纪，即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并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各地考古发现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我国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等地。汉武帝时，为在军事上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陆续设立了河西四郡，派遣使臣到西域开展外交活动。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乌孙等国，而且其副使远至安息、奄蔡、条支、身毒、犛靬等国①，跨越葱岭①《后汉书·东夷传》。

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东夷传》。

②《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③《后汉书·东夷传》。

④《后汉书·安帝纪》。

①《汉书·张骞传》。

即帕米尔高原，同高原以西的上述国家建立了联系，沟通了一条通向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的陆路通道。此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也陆续派遣使节到汉朝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绵绣沿此路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

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大致为通过河西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楼兰（即鄯善），自此分南、北两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葱岭，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达条支（今伊拉克一带），最后可直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自疏勒越葱岭往北，可到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康居（前苏联撒马尔罕）。东汉时，与北匈奴多次交战，迫使北匈奴西迁，汉遂开辟了新北道。这条通道的路线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越天山至龟兹。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这些沟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著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

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穿井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如李广利伐大宛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①。安息“其地皆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②。同时，中亚、西亚的良种马、植物等土特产，如毛织品、胡桃（核桃）、石榴、胡萝卜、胡豆（蚕豆）、大蒜、苜蓿等陆续传到中国。《汉书·西域传》载：大宛王“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唐颜师古对此作注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宿者，皆汉时所种也。”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国两次把狮子和条支大鸟（又名安息雀，即鸵鸟）赠献给东汉朝廷。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也传入中国。史称：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信其道者。”③当时，到达条支海滨的使臣甘英想远赴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受阻于安息人，未达目的。但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使东汉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于汉”的愿望。汉对大秦的社会情况也已有所了解，知道大秦是一个“土多金银奇宝”④的西方大国。“丝绸之路”从西汉一直到以后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为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加强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南海交通。汉同东南亚及西方诸国的友好往来①《汉书·李广利传》。

②《汉书·西域传》上。

③《后汉书·西域传》。

④《后汉书·西域传》。

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渐开发。南海是泛指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等国而言。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都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据《汉书·地理志》载，由徐闻、合浦或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乘船出海，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约五月可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又船行四月可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再船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指泰国古都佛统）；由这里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东海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及循原路而归。回程时，或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到达皮宗（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岘港）①。据此可知，当时南海航线的走向大致是：从徐闻、合浦等地启航后，沿着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线航行，渡过暹罗湾后，再南下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到西岸今缅甸的一个港口再乘船，然后绕孟加拉湾海岸线航行，抵印度半岛东南隅，南下斯里兰卡返航。汉使南行多伴随有应募的商人。他们带着“黄金、杂缯（丝织品）而往”，“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沿途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至国皆禀食为耦”①。不仅政治上友好交往，商业贸易的性质也很明显。这种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汉代，每年不仅有大批中国人南下西去，亦有东南亚和印度洋各邦国的商人、使节东来。当时，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活跃而较为密切的。西汉平帝时，远在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即受汉厚赠，并“遣使献生犀牛”②。东汉初期，中国的一些农具制造技术和牛耕传到越南。如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③。越南人民也倾慕中国，元和元年（公元84年）春，“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④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内）邑豪到中国，赠送生犀、白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叶调（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王便遣使者到东汉赠礼，帝赐金印紫绶。现代考古表明，印度尼西亚境内有许多汉代文物发现，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时，与地处缅甸东部一带的掸国交往更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⑤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⑥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掸国遣使贡献。”⑦汉代，我国南海航路一般达到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尚需安息、天竺等国中转。甘英由陆路想通使大秦，因受安息人的阻隔，到①关于《汉书·地理志》所载汉使航程及各国地望问题，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本文所引，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版）及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

①《汉书·地理志》下。

②《汉书·地理志》下。

③《后汉书·循吏传》。

④《后汉书·章帝纪》。

⑤《后汉书·和帝纪》。

⑥《后汉书·安帝纪》。

⑦《后汉书·顺帝纪》。

达波斯湾即被劝阻返回。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并未阻断，安息与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转作用。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①其王“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②大秦最需要的中国丝织品靠安息等国的间接贸易。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③《后汉书·西域传》一再提到：“（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由此可知安息与天竺实为古代中国与欧洲罗马帝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东汉时又开辟了自永昌入印度的一条航线。由于东汉势力在我国西南地区伸张的关系，滇缅通印度一路，得以畅达。《魏略·西域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④所谓大秦有水道益州永昌，实自印缅中转，由孟加拉湾经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这较之绕道南洋更为便捷了。所以《后汉书》中所记“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遣使译向汉贡献的记载次数最多。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到洛阳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大秦。”⑤这次奉贡很可能又是通过永昌这条路线。可知，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成为我国和掸国，并与天竺、大秦等国进行通商贸易的又一集散地。

东汉中叶以后，从地中海越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终于沟通。中国和罗马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外交联系。“延熹九年（公元168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①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略·安敦尼阿斯（公元161—180年在位）。这条记载又称：“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对这位使节是否真为罗马皇帝所派遣表示怀疑，因而引起中外史家的注意，千多年来，聚讼纷纭。但无可否认的是，即使是罗马商人假借罗马皇帝的名义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得到一些商业上的优待。这也是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人民间第一次有记载的正式联系，其历史意义也是巨大深远而不容否定的。

正因为南海交通的发展，番禺（今广州）在汉代就成为我国南方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门户。《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称番禺为一都会，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是南方及海外所产珍奇物品的集散地。番禺经营的重要商品有的并不产于我国。比如“果布”，史家多解释为龙眼、荔枝、葛布之属②；据现代史家研究，“果布”是马来语“果布婆律”上半的音译，学名龙脑香，又叫冰片，是名贵药材和高级香料，盛产于东南亚等地③。有的物品我国南方虽有出产，但不够需求，尚要从海外进口。如犀，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③《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④《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

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此条最早见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引韦昭曰，自后沿袭至今。

③参考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

这种动物主要产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其角是名贵药材和装饰品，生犀则供观赏。《汉书·王莽传》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的记载。由此可知，番禺流通的物资，有许多是海外舶来品。当时番禺吸引着内地许多商人前往贸易，利润丰厚。“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①番禺可说是汉代我国南方国际贸易的中心。

①《汉书·地理志》下。

第八章　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

第一节　外戚、宦官与东汉政治外戚、宦官的轮番专政

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朝廷机构中设尚书台，总揽行政权柄，丞相（大司徒）一职变成徒具其名的空衔。尚书权重职卑，权力更高度地集中于皇帝，这就为外戚、宦官扩展势力，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外戚专权多是凭借充任侍中，以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内朝官职而得逞的。侍中有权审察尚书奏事，能够和尚书一样秉持朝政。当然，根本上还在于有临朝的母后，而外戚以皇帝的外家操纵皇权。东汉时，宫廷内官全部由宦官充任，“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①，宦官成了皇帝身边唯一依赖的对象。出入禁中的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黄门侍郎则“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而小黄门又是掌“受尚书事”②。这样，宦官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操纵或干预尚书政务。由于承担此等职务的宦官，较之尚书更处于宫廷内层，更接近皇帝，且便于接近临朝的母后，加以皇帝又往往依靠他们消除外戚势力，因此，他们更能控制皇权。当时人朱穆痛陈宦官专权的问题与危害时，指出：“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殇帝年号）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恬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①东汉末，太子多年幼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造成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正如仲长统所指出那样，他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②他们为所欲为，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了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新皇帝后，接着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的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的起伏交替专政，便成为东汉后期封建政权的一个特点。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以大将军位加官侍中，“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甚”。出入宫廷，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许多地方大吏常由窦氏擢拔，“刺吏守令多出其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令百官总己以听”，“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宪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①《后汉书·宦者传序》。

②《续汉书·百官志》三。

①《后汉书·朱晖传附孙朱穆传》。

②《昌言·法诫》。

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①和帝年龄稍长，对窦氏弄权不满，但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中常侍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诛除窦氏集团在太后身边的党羽，下令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归封国，迫令自杀，窦氏宗族宾客都免官放归本郡。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受封为鄛乡侯，“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②。

公元105年，和帝二十七岁死。其子刘隆（殇帝）立，次年八月又死。

邓太后及兄邓骘掌政，立和帝侄刘祐（十三岁），即安帝。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尽管如此，邓氏一门，仍权倾朝廷。邓太后死后，安帝亲政，邓骘以弟被告谋逆受株连，遣就国，自杀，邓氏势力破败。安帝重用宦官李闰、江京，皇后阎氏兄弟阎显等也在朝居位，短暂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

公元125年，安帝三十二岁死。废太子刘保十一岁，宫人李氏生，不得立。“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③，乃与阎显等迎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少帝），但不终年而死。其时宦官孙程等十八人聚谋，共斩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迁，阎氏倒台。孙程等皆得封侯，宦官权势大为增长。安、顺帝时期的宦官能随意寝奏，矫诏。安帝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请废除“大臣得行三年丧”的规定，而尚书陈忠以为不可，上疏争辩，“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①。《后汉书·杨震传》载：安帝“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杨震上疏切谏。中常侍樊丰等见帝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寝章、矫诏，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可谓弥天大罪，宦官竟可随意妄行，这是宦官势力大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顺帝死后，外戚梁氏掌权。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帝刘炳（二岁，公元144年）、质帝刘缵（八岁，公元145年）、桓帝刘志（十五岁，公元146年），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梁冀所立质帝聪明，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遂被梁冀毒死。冀以大将军领尚书事，“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百官迁召，须先到冀府谢恩，然后方敢至尚书台言事。梁冀擅权二十余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②梁冀毒死质帝后，以议立帝事询问朝臣。太尉李固、大司农胡广等均以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议可立为皇帝。而梁冀一党则以蠡吾侯刘志娶冀妹，坚立拥刘志即位。双方争持不下，梁冀气势汹汹地要挟。胡广等人恐惧，均改口说：“惟大将军令！”独李固、壮乔坚持原议，结果李固被诬陷致死。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四年中，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梁冀擅权时，强占洛阳周围黄河南北大片土地，“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在洛阳城西修建兔苑绵连数十里，到处调发活兔，兔刻毛为记，误杀者罪至死。冀犹未满①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②《后汉书·宦者郑众传》。

③《后汉书·皇后纪》下。

①《后汉书·陈忠传》。

②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足，又时“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掳取民间子女做奴婢，多达几千人，诡称为“自卖人”①。冀妻孙寿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梁家宾客遍布各地，恃权请托，胡作非为。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桓帝妻，梁冀之妹）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方除掉梁冀，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连及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②。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余万万。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后，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以收揽民心。

桓、灵帝时期宦官的骄横梁氏灭门之后，宦官独揽政权。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他们执政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③，权势达于顶点。单超死后，其他四侯，专横更甚。当时人称呼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④，可见其气焰之嚣张。灵帝刘宏时，宦官气焰更盛。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把持朝廷。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①太傅陈蕃与外戚窦武“志诛中官”，上疏揭露宦官罪恶，未被采纳，事泄。宦官残暴地清除异己势力，矫诏诛窦武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杀窦武、陈蕃。次年又杀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内廷）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②，把东汉宦官的势力发展到顶点。桓、灵帝时期宦官干预政治，与以往相比较，有几点值得注意：（一）

干预察举。察举为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是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所享受的一种权力，本与宦官无关。桓、灵帝时期察举演变为宦官手中结党营私的工具，宦官甚至可以保任其子弟为郎官。《后汉书·杨秉传》说：桓帝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造成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的局面。（二）涉足司法。东汉宦官专权时，有座特殊监狱叫“北寺狱”，因为属黄门署，故又曰“黄门北寺狱”。北寺狱是一座由宦官掌管的特殊监狱，它主管监禁、审讯将相大臣。凡重大案件，均由中常侍出面审理，然后直接向皇帝呈报。《后汉书·李云传》：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自马令李云上疏指责“桓帝用非其人，政化日损。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与御史廷尉杂考之。”宦官掌管北寺狱，是宦官势力扩张到司法部门后的结果。（三）典领禁军。汉代禁军系指侍卫宫省的皇帝亲兵，其中包括虎贲、羽林、厩驺等。宦官典领禁军，始于桓帝诛灭梁冀外戚集团时。《后汉书·梁冀传》：①《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②《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③《后汉书·宦者传序》。

④《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①《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②《后汉书·灵帝纪》。

③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桓帝“诏诸尚书入，发其事。..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灵帝时，曹节、王甫、蹇硕等宦官也曾典领过禁军。《后汉书·曹节传》：“建宁元年，（曹节）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四）亲属多参预政事。随着察举制的蜕变，宦官集团打破以往那种“中人无外党”的局面，“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①，“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②。（五）在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宦官集团甚至使用武力逼迫制诏或自拟诏书。《后汉书·窦武传》说：灵帝以幼年登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人想借此机会剪除宦官，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吏朱瑀等先发制人，挟灵帝“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镇压窦武等人，夺取了控制皇帝的权力。《何进传》曰：灵帝死后，外戚何进等人谋诛宦官，张让、段珪等知其谋后，“诈以太后召进，..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自拟诏书，举兵作乱。这些特点表明，桓、灵时期是我国宦官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宦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已经完全成熟。

外戚、宦官专政与东汉政治的腐朽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公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外戚梁冀被诛，抄没的家财竟达三十余万万，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也公然受贿。如侯览，“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①。敲诈勒索，如《后汉书·杨彪传》：“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又大肆兼并土地，“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②为己有。中常侍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③。黄门侍郎张让，“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④宦官们聚积了无可估量的财富，便尽情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竞起第宅，楼观状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⑤灵帝后期，“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豪族政治势力的发展以外戚专权的形式出现，从而架空了皇权。而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求助于宦官，因而宦官能够专权。无论外戚或宦官专权，都力图控制皇帝，或拥立幼①《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②《后汉书·宦者曹节传》。

①《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②《后汉书·党锢刘祐传》。

③《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④《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董卓上表。

⑤《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⑥《后汉书·宦者张让传》。

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时排除异己，大肆搜括，竭泽而渔。从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身份卑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第二节　累世公卿

局面的形成。门阀的出现在宦官、外戚的反复斗争中，官吏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也逐渐在起作用。随着大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空前加强。东汉后期察举征辟任官，渐渐注重门第阀阅，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又由于私人讲经之风盛行，在官府中的大小官吏之间，逐渐发生了一种封建从属倾向，形成了许多官吏集团。

东汉任官制度与门阀大族的出现东汉沿袭西汉，在任官制度上实行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察举制注重孝廉一科，从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起，郡国每年都要向上推举孝廉，除州郡外，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有权向皇帝推举人才。察举的对象，多为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察举是汉代低级官吏或儒生向上攀登的一个重要阶梯。东汉时，随着政治的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章帝时，有官员上书“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要求“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①。汉章帝也承认：“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②大族出身的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③，互相推荐亲属故旧。顺帝时，河南尹田歆“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田歆不敢“相违”④，只要求保留一个名额，选拔真才实学之士，以报效国家。人们为了得到察举，做出许多丑恶不堪的行为，以博取名誉。如许武被举为孝廉，他因两个弟弟还不出名，就“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故意搞分家，“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让两弟少得财产，以博得“克让”的名声，结果都被举为孝廉。然后许武又在宗亲面前痛哭流涕，又把他多得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为自己博得了更高的声誉，因此许武的官职做到了长乐少府⑤。察举制成了豪族或官吏沽名钓誉、安插私人的工具。征辟制是由二千石以上官吏本人直接辟除一些人到自己官衙中做掾吏。两汉时，公府与州郡长官除奉令征辟之外，还可自行辟除。公府与州郡辟除，即为选官与入仕的重要途径，而公卿牧守自行辟除，为发展个人势力开了方便之门；士人为了做官，也投靠依托权门。所谓“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所依秉为重”⑥。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任子制是专为中上层官吏设置的。西汉时，“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一级）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①。只有中上层官吏子弟方能凭借父兄的恩荫仕宦。东汉中叶以后，任子范围扩大。安帝①《后汉书·韦彪传》。

②《后汉书·章帝纪》。

③《后汉书·王符传》引《潜夫论·实贡》。

④《后汉书·种暠传》。

⑤《后汉书·循吏许荆传》。

⑥《东汉会要·选举》下。

①《汉书·哀帝纪》注，应劭引《汉仪注》。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②。西汉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期满一定年限才得任子，而此令并无任期限制；西汉二千石以上官吏才有任子特权，而东汉安帝时，校尉、尚书秩俸虽低于二千石，亦可享受任子的特权。这一制度主要是照顾大官地主的利益。

这些选拔官吏的制度，使豪族子弟顺利进入官场，使这些家族成为西汉以来世家地主中新的阶层。他们还利用这些制度，把较小的家族或某些中小地主以“门生”、“故吏”的名义招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个以某一家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这样，官吏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吏中私人权势的增长。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常常充当被征辟者的“荐主”，被推荐者则成为荐主的“故吏”。荐主和故吏之间，就互相拉拢援引，渐渐地成了一种私恩的结合，形成了特殊关系，掾吏忠于主官，主官也包庇掾吏。故吏依附于主官，往往要随同主官出征、调转、流徙。主官死去，故吏要服丧，甚至荐主犯罪，故吏竟声言替死。凡此种种，都被视为合于名教的气节行为。当时，荐主同故吏、长官与掾吏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君臣名分的主从关系。一些累世公卿的门阀大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①，成为门阀大族强大的外围政治力量。

经学世家与门阀的形成私人传经讲学之风，也促进了官吏集团的形成。

自西汉武帝尊崇儒术，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著名儒者世以传经为业。西汉时，有孔氏、伏氏。东汉时，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如桓氏（桓荣）等。有些大官也以传经相标榜，以提高门第威望。他们授业范周广泛，上自皇室、京师太学，下至地方州郡，许多官吏都出其门。受业者以弟子自居，弟子的弟子则为门生。这样，就在大小官吏上下级关系之上，涂上一层师生色彩。授业经师同弟子、门生，往往也是荐主与故吏，兼有双重关系。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如弘农大族杨宝，于西汉传授欧阳《尚书》，宝子杨震于东汉时官至太尉，震子杨秉亦至太尉，秉子杨赐位至司徒司空，赐子杨彪亦至司空、司徒、太尉，录尚书事，四世均以传“家学”为三公官。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良以后，至其孙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安子敞及京皆为司空，京子汤为司空、太尉，汤子逢亦至司空，逢弟隗亦至三公、太傅。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大族累世为高官，累世传经学，有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汝南袁氏，人称“门生故吏遍天下”，成为官吏集团中的首脑人物。但东汉时期有的大官与门生，很少有实际授业关系。所谓“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无以教训，弟子亦不受业。”这种师生关系，不过“求志属托，规图仕进”而已①。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上述种种特征的家②《后汉书·安帝纪》。

①《后汉书·袁绍传》上。

①徐幹：《中论》卷下《谴交》。

族。东汉时“选士而论族姓阀阅”②，“以族举德，以位命贤”③，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两汉地方守相由朝廷任命，而曹掾属吏由守相自置，基本上从本郡士人中选拔。东汉时，郡国属吏的人数，比西汉成倍增长，郡县属吏数的扩大，为大族控制地方政治大开方便之门。东汉太守一到任，往往聘请当地名族大姓担任地方显职，并对他们优礼相待，言听计从，甚至完全委政于他们。汝南太守宗资（南阳人），委政于本郡的范滂；成瑨（弘农人）为南阳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于是社会上竟流传起“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瑨但坐啸。”④的歌谣。操纵本州本郡政治的门阀大族，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无怪乎当时又出现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⑤更多的则是地方官与大族互相利用，结成党援。郡府县衙宛如一个个小朝廷，属吏与长吏如同君臣。从东汉起，地方上直接以君臣相称已是很普遍的事。在朝廷中，尚书令、尚书仆射和尚书基本上由世族或其亲信担任，在可知的三十四位尚书令中，除曹节以中常侍的资格领此职外，均由世族担任。世族地主对地方政权和中央的有效控制是门阀产生的政治基础。

由于刘秀的提倡，东汉一代的官私教育较之西汉更为发达。上有太学，下有郡县官学，名师精庐、学童书馆和庄园宗族学堂。士人子弟，不辞千里，投奔名师宿儒，苦读经书，以求飞黄腾达。于是从东汉之初，伏湛、桓荣、孔僖、鲁恭等一批以齐、鲁、韩学为业的经学世家，就在朝廷中显露头角，其父子及其门人和再传弟子都能身居显位。最早由经学世家转化为门阀的士族，基本上都是以传授今文经为业。以经学起家是门阀形成的重要途径。东汉的察举制度是门阀产生的催化剂。西汉的察举只造成少数世禄之家；东汉的察举却造成了一批门阀世族。这是因为东汉选士是“论族姓阀阅”，察举权实际上落入名姓大族手中。东汉后期，世族地主互相吹捧，自我标榜，盛行一时，什么“乡里之号”、“时人之语”、“天下之称”，形成统治阶级的一种“公论”。“公论”好坏决定了被品评者的前途，于是主持“公论”的高门世族拥有极大的权威，“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①。所谓品评人物，实际上是世家大族按经济与政治的实力，将被品评者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依次分享做官的权利。由于东汉世族地主控制了诏举、岁举等所有仕官之路，所以权力相对地集中到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从而产生出统治阶级中的特殊阶层——门阀。

②仲长统：《昌言》。

③王符：《潜夫论·论荣》。

④《后汉书·党锢传》序。

⑤《意林》引《政论》。

①《意林》引《典论》。

第三节　反宦官斗争和“党锢”事件

反宦官斗争宦官的残暴统治，加深了东汉社会的政治危机，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东汉政权犹如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①“三空”形象地概括了宦官暴政的严重恶果和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地主阶级一部分在野名士，既不愿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去积极干预，于是拒不合作，消极地避世。而以杨秉、陈蕃和李膺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吏则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正直官吏对宦官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太学生的拥护和支持。

太学生绝大多数是官家子弟，质帝以后已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大队伍。“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②。因而同官吏士大夫在经济和政治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学生不仅是官吏地主的子弟，而且是官吏的后备军。汉质帝时曾明确规定：太学生“岁满课试，拜官有差”③。然而到桓帝时，宦官“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④，堵塞了太学生当官的道路。太学生中一部分人面对东汉皇朝日益衰败的趋势，与官吏士大夫有着共同的认识。如太学生刘陶向汉灵帝陈当今要急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①。太学生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眼里宦官是“刑余之人”，地位卑贱，羞于与阉党为伍。由于上述原因，太学生们自觉地同反宦官的官吏士大夫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抗宦官专政的力量。

太学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上书奏，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官僚集团中的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②。另外，对宦官进行舆论抨击。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吏经常发生联系，互为声援。《后汉书·党锢传》说：“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①《后汉书·陈蕃传》。

②《后汉书·儒林传》序。

③《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

④《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①《后汉书·刘陶传》。

②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口易记。官吏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以颂扬他们的节操。除此以外，在反宦官的官吏集团中又有所谓“三君”、“八俊”、“八及”等雅号。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①。清议在当时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在朝的官吏还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桓帝时，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侯览罪恶昭彰，桓帝只好免去他的官职了事②。同时，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的罪行，左悺、左称皆畏罪自杀③。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是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从其躲藏的地方搜出，审问毕即行处死。这件事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自此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④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太学生同正直的官吏结成了可靠的同盟。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案验宦官赵忠葬父僭为“玉匣、偶人”，这在封建社会乃是僭越“天子之制”，该当治罪，因而“收其家属”，但把持在宦官手中的桓帝却“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伸冤辩理。他们痛斥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穆独亢然不顾身害”，是“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表示情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⑤。桓帝怕激成大乱，被迫释放了朱穆。“五侯”上台后，随着宦官集团倒行逆施和迫害正直官吏愈演愈烈，太学生反“五侯”暴政的斗争也随之升级。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由于宦官集团合谋陷害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又激起了一次政潮。皇甫规作战有谋略，又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取信羌人，羌人数十万人来降，基本上解除了为患多年的羌人进扰问题。但是，由于他惩办贪赃枉法的边吏多系宦官集团的爪牙，本人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甚至“五侯”的两巨头徐璜、左悺亲自出马“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向他勒索并表示亲热拉拢的时候，“规终不答”，被硬顶回去，结果“璜等忿怒”，反诬皇甫规贿买羌人降汉，把他下狱，“论输左校”。这种颠倒是非的事激起太学生和正直官吏的愤慨，于是“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①。最后，桓帝被迫把皇甫规释放了。

对宦官集团的同仇敌忾，使太学生和正直官吏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推崇，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股反宦官的政治势力。大臣李膺和名士郭泰的交往就颇具代表性。李膺是正直官吏中反宦官的健将，郭泰是太学生的领袖，他们结识后，“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②。李膺、范滂等经常往来太学，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③《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④《后汉书·党锢李膺传》。

⑤《后汉书·朱晖传附朱穆传》。

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皇甫规传》。

②《后汉书·郭泰传》。

给太学生以积极的影响，他们“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这种议政活动，使拥有三万多名学生的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集团的强大舆论阵地。太学生的议政活动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党锢”事件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发动了一场镇压正直官吏和太学生的迫害活动。当时，素以方伎交通宦官的方士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执法严厉，将张子“督促收捕”，不顾赦令，将张子正法，轰动了洛阳。宦官集团乘机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并且“布告天下，使同忿疾”。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①。这起“党事”，“案经三府，太尉陈蕃郤之”，“不肯平署”。老臣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诸如原宥”。桓帝拒不接受，宦官也“由此疾蕃弥甚”②，陈蕃因而被罢官。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李膺等人获释之后，声望更高，宦官集团又兴起株连更广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这些被告皆“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统治阶级大肆株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①“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②宦官集团的株连迫害并未因此罢休，三年后，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③当权的宦官集团对于这种疯狂的迫害还不准声诉辩理。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④株连之广，简直前无古人！

两次党锢，把反对宦官集团的正直官吏和太学生几乎罗致殆尽！汉政权完全被少数最贪婪、残暴、腐朽的宦官所把持。东汉皇朝连本阶级内部所进行的一点自救也做不到了。这表明，它已山穷水尽，末日临头！人民的愤怒，不可遏止。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爆发，终于敲响了东汉皇朝彻底覆灭的丧钟！官吏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它在客①《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后汉书·陈蕃传》。

③《后汉书·党锢传》序。

①《后汉书·灵帝纪》。

②《后汉书·党锢传》序。

③《后汉书·灵帝纪》。

④《后汉书·灵帝纪》。

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宦官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一斗争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忠心和不畏强暴、奋力抗争的精神也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节　黄巾大起义

持续不断的人民反抗斗争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官僚机构腐朽，灾害频繁。安帝以后，水旱蝗灾几乎接连不断，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灾即达十一次，旱灾七次，蝗灾七次，受灾范围遍及中华大地。当时，“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扬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自西徂东，杼柚将空。”①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生产破坏，人民普遍陷于饥荒，被迫流亡。他们“捐弃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②。尽管人民灾难深重，挣扎在死亡线上，封建国家和豪族地主的搜括压榨仍步步加紧，官吏贪得无厌。太学生刘陶上书说：“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③东徙内地的羌人，备受豪强官吏的压榨，“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曲折于奴仆之勤”④。官吏们强征兵徭，更为残暴。各族人民在租税徭役和饥荒逼迫之下，不得不掀起反抗斗争。

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剧贼”毕豪率部入平原界，于厌次河战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为东郡太守镇压①。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七月，“海贼”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义军三千余人活动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二千石、令、长。次年，张伯路与勃海平原诸地义军刘文河、周文光部会合，攻厌次，杀长吏，转入高唐。御史中丞王宗持节调发幽、蓟诸郡兵数万人，与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镇压义军。张伯路率部退于辽东海岛上。公元111年春，伯路复进扑东莱，为法雄所败，退回辽东，为辽东人李久所杀。起义历时三年。②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宁季部义军数千人在朝歌一带，“攻杀长吏，屯聚数年，州郡不能禁”。当地“青、冀之人流亡万数”。朝歌长虞诩自知“难与争锋”，使用诡计将起义镇压下去③。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九月，汉阳人杜琦与弟杜季贡、王信等起义，与羌族人民联合，攻克上邽城。年底，杜琦被汉阳太守赵博所遣刺客杀害。次年六月，侍御史唐喜镇压这部义军，王信牺牲④。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贼”群起，“劫略吏民”⑤。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二月，会稽“海贼”曾旌等千余人，起于句章，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⑥。同年三月，扬①《后汉书·陈忠传》。

②《后汉书·安帝纪》。

③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刘陶传》。

④《后汉书·西羌传》论。

①《后汉书·独行刘茂传》。

②《后汉书·法雄传》。

③《后汉书·虞诩传》。

④《后汉书·安帝纪》。

⑤《后汉书·五行志》四。

⑥《后汉书·顺帝纪》。

州六郡章河等自称将军，进攻四十九县，杀伤长吏⑦。阳嘉三年（公元134年）三月，益州义军“劫质令长，杀列侯”。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四月，九江蔡伯流部义军数百人攻广陵、九江，杀江都长⑧。永和年间（公元136—141年），荆州一带的人民起义，“弥年不定”，李固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夏密等六百余人归附。当时太山郡，“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朝廷徙李固为太山太守，固到，悉罢遣归农①。永和四年（公元139年），扬、徐一带农民纷纷起义，“磐牙连岁”，范容、周生部屯聚于历阳，攻没郡县。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九月，击败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的官军，杀耀、显。东汉政府派御史中丞冯赦督地方兵数万人进击，这支义军遭镇压②。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张婴等于广陵起义。“张婴等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③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十一月，徐风、马勉在九江起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次年正月，杀曲阳、东城长。三月，马勉在九江以黄色为服色，称“黄帝”，“建年号，置百官”。历阳义军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杨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抚的镇压④。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十一月，陈留李坚、江舍等起义，坚自称皇帝，被杀害⑤。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十月，长平陈景自号“皇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都因准备起义而遭杀害。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二月，扶风裴优自称皇帝，亦遭杀害。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九月，“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被镇压。该年十一月，太山、琅邪公孙举、东郭窦聚众三万人起义，攻杀长吏，活动于青、徐、兖三州。次年段颎为中郎将，对义军残酷镇压，义军被杀害者达万余人。延熹三年（公元160年）九月，劳丙聚众复在太山、琅邪一带起义，东汉政府派御史中丞持节督州郡兵镇压①。十一月，太山义军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并与劳丙部会合，“州郡不能讨”。东汉政府派中郎将宗资率兵镇压，其后兖州刺史第五种、太山太守皇甫规又以软化手段，才将这支义军镇压下去②。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四月，长沙、零陵义军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南下桂阳、苍梧、南海、交阯四郡。交阯刺史侯辅、苍梧太守甘定望风奔逃；御史中丞盛修募兵镇压，未能得胜。八月，被募来镇压起义的豫章艾县六百多人，因官吏腐败，“不得赏值”，亦起而反抗，焚烧长沙郡县，杀县令，发展为万人以上的队伍，击败谒者马睦、荆州刺史刘度的地方官军，睦、度逃走。东汉政府派度尚为荆州刺史，历时三年，才将义军镇压下去③。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五月，荆州兵朱盖等因“征戍役久，财赏不瞻”，起而反抗，与桂阳义军胡兰等三千余人会合，共攻桂阳。桂阳太守任⑦《后汉书·顺帝纪》。

⑧《后汉书·顺帝纪》。

①《后汉书·李固传》。

②《后汉书·顺帝纪》。

③《后汉书·顺帝纪》、《张皓传附张纲传》。

④《后汉书·冲帝、质帝纪》、《滕抚传》。

⑤《后汉书·桓帝纪》。

①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桓帝纪》、《段颎传》。

②《后汉书·桓帝纪》、《方术赵彦传》、《皇甫规传》。

③《后汉书·桓帝纪》、《度尚传》。

胤逃窜，苍梧太守张叙被活捉，转攻零陵未克。东汉派中郎将度尚，将幽、冀、黎阳乌桓步骑二万六千人，又与长沙诸郡兵合，并势讨击，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④。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江山贼起，连月不解”⑤。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冬，济南爆发起义，攻东平陵⑥。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十一月，会稽许昭起义，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众以万数，攻破诚邑。东汉政府派兵镇压。连战三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①。

周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在东汉后期也此起彼落，持续不断。

在汉族人民所受压迫加深之时，周边各族人民所受剥削压迫更深一层，因而也不断反抗。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对东汉封建统治打击最大的是西羌起义。

徙居内地的羌人，深受豪强和官吏的压榨。“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②官吏强征兵徭，更为暴虐。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骑都尉王弘强征金城、陇西、汉阳羌人数百千骑出征西域，群羌害怕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各郡发兵堵击，并捣毁沿途羌人庐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由于武器缺乏，这些羌人“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屡败官军。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响应，“众遂大盛”。他们“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多次击败进剿的官军。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起义羌人深入河东，至河内，迫近首都洛阳，给东汉皇朝以沉重打击，许多地方官“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③。永和四年（公元139年），新任并州刺史来机、凉州刺史刘秉对待羌人虐刻，扰乱，又激起羌人反抗。次年夏，且冻、傅难种羌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羌胡联合，大举进攻三辅，杀长吏。羌族起义者分兵攻武都，烧陇关（今陕西陇西），夺取苑马。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在射姑山（今甘肃天水附近）击杀东汉征西将军马贤，“贤及二子皆战殁”，“于是东西羌遂大合”，焚烧皇帝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但终因起义缺乏集中领导，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后，在护羌校尉赵冲等人的进攻和利诱之下，起义又告失败。羌族人民的第三次大起义，发生于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当时郡县官吏贪残暴虐，引起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反抗，进兵陇西、金城塞，扩展到三辅及并、凉二州许多地方。护羌校尉段颎对羌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但起义仍不断发展，“寇势转盛，凉州几亡”。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西羌各部先后被镇压下去。段颎又移兵东讨，对三辅、西河、上郡、安定、北地等地的起义羌人血腥屠杀。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东羌诸部亦被征服①。羌族人民的三次起义，先后延续了五、六十年，由于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

在羌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过程中，其他各族也陆续进行反抗斗争。如蛮族④《后汉书·桓帝纪》、《度尚传》。

⑤《后汉书·酷吏阳球传》。

⑥《后汉书·灵帝纪》。

①《后汉书·灵帝纪》、《臧洪传》。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西羌传》。

①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西羌传》、《段颎传》。

的槃瓠诸部，在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汉顺帝依照武陵太守的建议，要对蛮族征收与汉族地区一样的赋税。澧中、漊中蛮“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蛮族聚集二万人围攻充城，八千人进攻夷道。桓、灵以后，由于朝政日益腐败，激起长沙蛮、零陵蛮、武陵蛮先后如火如荼的斗争，东汉州郡官吏望风溃逃②。蛮族廪君各部，由于同样原因，也不断反抗东汉的反动统治。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因“郡收税不均，怀怨恨”，南郡的巫蛮“遂屯聚反叛”。东汉末年，江夏蛮不断起兵反抗，他们和庐江黄穰领导的农民起义相联络，掀起了十多万人的大起义，“攻没四县”，坚持数年之久。对于住居于巴中的板楯蛮，东汉统治者利用他们“天性劲勇”、“善于兵战”的特点，经常征发从军作战。而地方官吏的剥削也很残酷。“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①这种非人的奴役，迫使板楯蛮奋起武装反抗。黄巾起义爆发后，又跟巴郡黄巾军相结合，进行推翻东汉皇朝的共同斗争。

此外，元初二年（公元115年），苍梧蛮夷因不满东汉皇朝的统治起兵反抗。次年，联合郁林、合浦等郡的蛮人和汉人数千攻苍梧郡城②。西南地区的邛都夷本来“慕义内属”，但当“时郡县赋敛烦数”，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抗，杀遂久县令。次年，永昌、益州及蜀郡的少数民族皆起而响应，“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③。后来，在益州刺史张乔的镇压下失败。在此时期中，北方广大地区，内迁的南匈奴、乌桓、鲜卑等族，亦有先后反抗东汉统治的斗争。

据以上不够全面的列举，自安帝开始至灵帝的几十年中，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即达数十次之多。起义越到后来次数越多，时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起义的地区，几乎波及全国，烽火遍地。从起义的力量看，安帝时的起义不过几百人，多者数千人；顺帝以后，起义就以万来计数，越到以后，起义人数越多。范晔评论说：“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①羌族人民的反抗，使东汉皇朝军饷耗费“前后数十巨万”，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封建史家惊呼：“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②一些默默无闻的被统治者，打得声势煊赫的封建统治上层手忙脚乱，这不仅反映东汉地方统治的虚弱，也暴露东汉中央集权统治的腐朽，各族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东汉统治越来越弱，这就是汉安帝以后的基本形势。

黄巾大起义②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南蛮传》。

①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南蛮传》。

②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南蛮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①《后汉书·张宗杨旋等传》论。

②《后汉书·西羌传》论。

东汉后期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为全国性的大起义积蓄着力量，准备了条件。在斗争中有的利用阴阳五行相生或相胜的道理，作为斗争武器。如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在九江起义的马勉，以黄色（土德）为服色，火生土，表明要用土德代替火德（东汉光武帝刘秀以火德自命）。同年，华孟起义则自称黑帝（水德），以示水能克火，东汉必定灭亡。这些反映人民某种要求的阴阳五行观与当时“黄老道”宗教形式相结合，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旗帜和纽带。在道教经典《太平经》里虽充满宗教迷信说教，但也包含有平均平等和变革天命的积极思想成分。如它谴责富有者：“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间大不仁人！”③主张变革天命：“天失阴阳则乱其道，地失阴阳则乱其财..君臣失阴阳则其道不理，五行四时失阴阳则为灾。今天垂象为人法，故当承顺之也。”①认为水旱之灾，政治腐败都是天道变乱的征兆，苦难的人们不能再忍受饥寒交迫的现状。在这种变革天命思想的基础上，汉末形成了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两个道派。

太平道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流传，用符水治病作为组织群众的手段。

“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它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②的变革天命的主张。根据五行相生之说，汉朝统治者自云属火，即赤德。而土为黄德，火生土。这句谶语告示人们：受命赤德的汉朝气数已尽，以黄为服色的起义军是应运而起，当取而代之。

太平道领袖是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他自称“大贤良师”。

太平道为道教一支，奉黄帝、老子为教祖。张角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进行秘密活动。他派弟子八人到各州传道。太平道被苦难人民视为救星，“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③，遍于青（今鲁西北、胶东）、徐（今鲁南、江苏、长江以北）、幽（今冀东、辽宁）、冀（今冀中、冀南）、荆（今湖北、湖南）、扬（今苏南、皖南、浙、赣、闽）、兗（今豫东、鲁西）、豫（今豫东、皖北）等八州之地。太平道将各地的道徒组织起来，全国共分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④。

太平道的传播引起东汉统治集团的不安，朝廷屡颁赦令，以瓦解流民对太平道的信奉。司徒杨赐上疏提出：“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①以达到消弥人民“作乱”的目的。但杨赐的书奏没有送达灵帝，其原因恐怕是由于当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②，太平道同黄老道有一脉相通之处，而且宦官封谞、徐奉等人早已成为太平道徒。

张角积极部署大起义的准备，事先向各地道徒传布起义口号，决定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在各地同日发动。他们在都城洛阳和州郡官府③《太平经·六罪十治诀》。

①《后汉书·襄楷传》注引《太平经》。

②《后汉书·皇南嵩传》。

③《后汉书·皇南嵩传》。

④《后汉书·皇南嵩传》。

①《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

②《后汉书·襄楷传》。

墙壁上，用白土大书“甲子”二字，作为起义攻打的目标。张角又派大方首领马元义先召集荆、扬地区信道群众数万人到邺（今河北临漳），与冀州道徒会合。马元义几次往来洛阳，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为内应，“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时俱发”。不料起事之前，张角弟子唐周叛变，向朝廷告密，泄露了起义计划。马元义被捕车裂牺牲，与太平道有联系的官兵、百姓千余人遭捕杀，张角被追捕。“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敕诸方，促令起兵。”③大起义被迫在当年二月发动。

二月，三十六方同时发动起义，起义群众都头裹黄巾作为标帜。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军声势大，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豪族地主聚居的城池坞壁。“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④大起义很快就遍及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黄巾军在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捷报频传。二月，河北黄巾军活捉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三月，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黄巾军张曼成攻克郡城，斩太守褚贡。四月，汝南郡（治今河南平舆北）黄巾军在波才、彭脱指挥下，打败了太守赵谦，并败右中郎将朱。广阳郡（治今北京市）黄巾军击毙了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①，左中郎将皇甫嵩主力被起义军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嵩兵少，军中皆恐”②。广大起义军在张角兄弟指挥下击败卢植、董卓所率领的官军。东汉政权“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③。黄巾军在战斗中迅速扩大，形成了三部分义军：在颍川由波才指挥的黄巾军，在南阳由张曼成指挥的黄巾军，在河北由张角兄弟指挥的黄巾军。这几支军队从南北两方，形成了包围洛阳的形势。

黄巾起义急风暴雨的形势，使东汉朝廷十分惊恐，急忙派遣大将军何进率重兵驻扎洛阳附近都亭，“以镇京师”；同时在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和小平津八个险要地方，设八关都尉，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另方面，汉灵帝又接受吕强、皇甫嵩的意见，“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④，和缓地主阶级的内讧。东汉政府又调兵遣将，各地豪族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对黄巾军残酷镇压。

起义军面临严重的困难。各地虽同日起义，毕竟事出仓促，起义之后必须同地方封建势力相持，义军在短时期内无法汇集为几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被分割在许多地区，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义军数量虽占优势，装备上则不及官军，并缺乏战斗经验。特别在各自为战的局面下，东汉政府所组成的统一的军事力量，具有相对的机动性能，自洛阳派出的官军往往能和地方军配合，因而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上，就使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以至义军处于相对劣势，造成了被东汉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

颍川接近洛阳，对封建统治威胁最大，因而激烈而残酷的战争首先在这里展开。当年四月，波才义军击败来犯的朱和皇甫嵩，乘胜围皇甫嵩于长社。但波才“结草为营”，遂为皇甫嵩所乘。东汉官军深夜纵火，义军军营③《后汉纪》卷二四。

④《后汉书·皇甫嵩传》。

①《后汉书·灵帝纪》。

②《后汉书·皇甫嵩传》。

③《后汉书·皇甫嵩传》。

④《后汉书·灵帝纪》。

延烧，阵势为之混乱。皇甫嵩乘势进攻，骑都尉曹操的援军恰又赶到，皇甫嵩与曹操、朱合兵进攻，义军因之大败，几万人遭到血腥屠杀。接着，波才义军余部于阳翟，彭脱义军在西华，又遭到镇压而告失败。之后，皇甫嵩军调赴东线，在仓亭击败卜己领导的义军，卜己被皇甫嵩护军司马傅燮俘杀。朱一军则继续南下进攻南阳一带义军①。

南阳义军张曼成起兵，称“神上使”，有众数万，攻杀太守褚贡之后，在宛下屯驻了一百多天，军事上没有新的进展，而在六月里被新任南阳太守秦颉击败，张曼成牺牲。义军继推赵弘为帅，“众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从六月至八月，义军粉碎了官军多次进攻，坚守住了宛城，几乎迫使东汉政府撤掉朱。赵弘在战斗中牺牲后，义军又推韩忠为领袖，继续坚守宛城，抵抗朱。“兵少不敌，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义军全力奋战，官军“连战不克”，遂用计故意解围，引诱韩忠出战，使义军中计失败，韩忠被杀。义军再推孙夏为首领，在宛城进行了反复的冲杀。十一月，宛城陷落，孙夏率义军转移到西鄂精山，才被朱镇压下去②。

斗争的中心转移到河北地区。河北义军在张角亲自领导下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河北晋县西）诸城邑。但在三月以后即遭受到北中郎将卢植率领的东汉官军的压力。张角、张宝分别率义军固守广宗，下曲阳。卢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①，未能攻下广宗。代替卢植的东中郎将董卓，围攻了两三个月，广宗依然屹立。八月底，东汉政府调皇甫嵩代替董卓，投入广宗战场。卢、董二人，“并无功而还”。这时张角病死，角弟张梁统帅广宗义军。义军勇猛善战，“梁众精勇，嵩不能克”，皇甫嵩不得不“闭营休士，以观其变”②，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由于义军一时疏忽，皇甫嵩“乃潜夜勒兵”，趁拂晓时进扑义军阵地。义军仓促接战；张梁阵前牺牲，英勇战死者三万多人，不甘屈服而投河牺牲的五万多人。同年十一月，皇甫嵩与钜鹿太守郭典攻破下曲阳，张宝等十多万义军被杀害。各地区起义人民都遭到东汉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连张角的尸体，也遭受到“剖棺戮尸，传首京师”的毁坏③。

各地人民继续坚持的反抗斗争黄巾主力虽仅几个月便被镇压下去，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未能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坚持斗争。散见于各种史籍的起义武装，以首领姓名、绰号或地名为号者就有一百多支（股），他们是：冀州黑山军：这批义军由黑山、黄龙、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城、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组成。这批义军“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他们朴素的称呼多是由起义首领的某些特征而得名，“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①《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后汉书·朱传》。

①《后汉书·卢植传》。

②《后汉书·皇甫嵩传》。

③《后汉书·皇甫嵩传》。

者为大目。”①这批义军“大者二三万，少者六七千”。其首领“善得士卒心”，活动在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郡之间，互相联络呼应，“众至百万”，“朝廷不能讨”②。此外，尚有少数民族起义军，四营屠各、雁门乌桓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三月，袁绍进攻黑山军，“与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③黑山军多次挫败官军的猖狂进攻，坚持了抗击袁绍割据势力的斗争。

西河白波军：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二月，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于西河白波谷，转攻太原，遂破河东，有众十余万。活动于太原、河东诸郡，抗击董卓的军队。当时内迁于汾河流域的南匈奴於夫罗，将其部众与白波车联合，攻破太原、河内等郡④。对洛阳城形成严重威胁。

青徐黄巾军：“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⑤他们在击败北海相孔融后，又把青州刺史焦和打得狼狈逃窜。“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兖州刺史刘岱欲击之，..遂与战，果为所杀。”①黄巾军镇压了兖州刺史刘岱后，部众发展到百万人，成为东方最强的一支起义军。同年四月，在曹操残酷镇压下失败。

益州黄巾军：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六月，益州黄巾马相，“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刺史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②。马相义军一度控制了益州大部分地区。在黄巾军胜利形势影响下，板楯蛮也起兵反抗东汉统治。史称：“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③汉中起义军：汉末，五斗米道以符咒治病为传道手段，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五斗米道的创始者是沛人张陵，从受道或医病者皆五斗米，遂被称为五斗米道。张陵死，传子张衡，衡死传子张鲁。五斗米道认为人患疾病是由于不肯相互扶助，才遭到天的责罚，患染疾疫的人，在接受符咒治疗同时，要在静室思过，表示服罪，道徒入道时交纳五斗米，似乎就是作为相互扶助之用的共同财产。五斗米道的组织严密：初入道者称“鬼卒”，首领称“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治头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④这套治理地方的作法，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这①《后汉书·朱传》。

②《后汉书·朱传》。

③《后汉书·袁绍传》上。

④《后汉书·董卓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⑤《后汉书·灵帝纪》。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②《后汉书·刘焉传》。

③《后汉书·南蛮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鲁传》。

支起义军还包括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①、杜濩、朴胡、袁约、阎圃②等股。

其他散布于各地的起义军还有：长沙区星、周朝、苏马、郭石等，“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星相应”③。江夏赵慈，“杀南阳太守秦颉，攻没六县”④。兖州炅母、郭祖、公孙犊、李条等⑤，徐州阙宣，淮南管承、从钱、王营等⑥。庐江陈策，东郡王度⑦，江夏周直、吴霸⑧、吴桓⑨，豫章彭材、李玉、王海⑩，庐江雷绪，太原商榷，南山刘雄，南海王金等支。

东汉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持续到它最后灭亡。公元二二○年，桂阳王金“合众于南海界上”领导起义，不久被孙权部将、交州刺史吕岱镇压（11）。这一年曹丕废汉建魏，东汉名实俱亡。

东汉后期人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达数十年之久，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人民起义活动几乎遍及全国，前期黄巾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及淮河流域，各地人民的持续反抗，不但活动于这些地区，还广泛活动于前期黄巾力量未及的许多地区。它北起幽州，南到南海，东到大海，西到益州，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当时的整个中国。

黄巾大起义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斗争成果，起到了应起的历史作用。

首先沉重打击了东汉皇朝的反动统治，打乱了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秩序。

黄巾大起义一爆发，立即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官府，镇压官吏。“所在焚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①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回忆他幼时的遭遇说：“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②从东汉皇朝的政治中心城郭，到地主阶级田庄所在的乡邑，都受到起义军的冲击。不但地方官县令、长，就是地方大吏、州刺史和郡守，也无不受到制裁。“自黄巾之后，盗贼群起，杀刺史、二千石，往往而是。”③被农民军杀掉的地方长吏有兖州刺史刘岱、益州刺史郗俭、任城相郑遂、济北相鲍信、魏郡太守栗攀等人。在起义农民①《隶牍·米巫祭酒张普题字》。

②《华阳国志·汉中志》、《后汉书·刘焉传》。

③《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朱治传》。

④《后汉书·羊续传》。

⑤《三国志：魏志·吕虔传》。

⑥《三国志·魏志·何夔传》。

⑦《三国志·魏志·刘晔传》、《程昱传》。

⑧《三国志·魏志·李通传》。

⑨《三国志·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

⑩《三国志·吴志·吴主传》。（11）《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吴书》。①《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

③《后汉纪》卷二五。

“屠裂城邑”的军威震慑下，有的州刺史不敢与农民军交战，他们“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④。以致造成有的州无长官，同朝廷失去联系。“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⑤。那些过去作威作福的诸王，在义军打击下望风逃窜，或被义军逮捕、镇压。安平王刘续“为所劫质，囚于广宗”。下邳王刘意“遭黄巾、弃国走”①。淮阳王刘暠“遭黄巾贼，弃国走”②。甘陵王刘忠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为国人所执，既而释之。..（忠）嗣子为黄巾所害”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大起义已至尾声，义军还镇压了济南王刘暠④。汉末建安初，诸王国的整个情况是：“是时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众。”⑤。封建统治秩序完全被起义人民打乱，东汉皇朝名存实亡，最后完全崩溃。

其次，横扫世家大族，摧毁了不少地主田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某些调整。大起义中，世家豪族受到义军沉重打击，不少地主田庄被摧毁，许多大地主举宗远逃。徐州黄巾攻破北海，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而寇盗充斥，西道不通”；于是他们“周旋青、徐、兖、豫之郊，东下寿春，南望江湖”⑥。汝南人许靖逃亡得更远，他同亲友“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⑦。其他如逃到辽东的有乐安国渊、管宁、邴原、王烈，逃到交州的有陈郡袁徽、沛郡薛综，逃到江南的有北海王裒、临淮鲁肃、陈留濮阳兴、义阳韩嵩、平原刘暠等，逃到荆州的有河内司马芝、颍川杜袭、赵俨、河东裴潜、琅邪诸葛亮等。这些被迫离开自己田庄的豪强地主，不可能带走他们的土地，就是那些僮奴、佃客、部曲，他们也只能带走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人是得到了解放，就像曹休家族那样。曹休本传载，“天下乱，宗族各散去乡里。休年十余岁，丧父，独与一客担丧假葬，携将老母，渡江至吴。”①由于大起义扫荡豪强地主势力，北方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正如《司马朗传》所记：“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②这就极大地缓和了东汉以来土地的恶性兼并，使封建土地占有关系有了某些调整。

黄巾军起义与先前两次农民起义相比，有显明的特点和进步。它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为实现这个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殊死的搏斗。秦末农民起义的发难者陈胜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壮语，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提出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要求，然而都没有像黄巾军这样，把农民的阶级仇恨一开始就引导到推翻反动腐朽的东汉皇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同时，黄巾军第一次把农民④《三国志·魏志·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⑤《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

①《后汉书·乐成靖王党列传》、《下邳惠王衍传》。

②《后汉书·淮阳顷王羡传》。

③《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

④《后汉书·献帝纪》。

⑤《后汉书·陈敬王羡传》。

⑥《三国志·魏志·崔琰传》。

⑦《三国志·蜀志·许靖传》。

①《三国志·魏志·曹休传》。

②《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

斗争与宗教活动巧妙地相结合，利用宗教形式把分散的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形成有准备、有组织的全国规模的大起义，这也是前两次大起义所不能比拟的。这表明农民起义领袖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在实践中有了很大的提高。秦末和西汉末年的农民战争，都是在死亡威胁下揭竿而起的，虽然一呼百应，但事先并没有组织准备。黄巾起义则不同，它事先通过太平道积聚力量，组织起义队伍，然后部署兵力发动进攻。他们不仅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统一的行动口号，而且有统一的行动时间，因而能够做到一声令下，数十万人同日而起。这在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是个罕见的创造，它为以后农民斗争提供了新的经验。张角和他领导的黄巾军英雄们以他们那种不畏强暴、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一曲农民革命的正气歌。

第九章　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秦汉时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是有重要地位的，这在上文已分别有所涉及。今不避重复，就这个问题加以概括的论述。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中国和同时的世界

秦和孔雀帝国

中国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呈现出一种新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另一方面，各国内部却在逐渐郡县化、一体化。从这种矛盾的趋势来说，各国内部郡县化、一体化的结果是国力和兵力的加强，由此而冲突更加剧烈；而剧烈冲突的结果却又是由兼并而统一。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他的确看出了，战国大动荡的前途是统一。

经过多年复杂的斗争，到战国晚期，秦已成为七国中最有优势的强国。

秦王政于公元前246年即位，于公元前238年亲政。于是“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于公元前230年灭韩，于前225年灭魏，于前223年灭楚，于前222年灭燕、灭赵，于前221年灭齐。更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南海、象郡，北却匈奴七百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秦王政成为统一国家的元首，称始皇帝。

统一，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立的大功。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他多次巡游各地，勅石纪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消除割据，免黔首于战乱之苦。他拒绝丞相绾等人的立诸子为王去镇守各国的建议，而同意廷尉李斯不封侯王的主张，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①他的这一决定，一方面抑制了“封建”的再起，另一方面排除了宗法在政权结构中的作用。这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对以后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秦以暴力灭六国，同样以残暴的手段对待人民。这就在人民中播下了反秦的火种。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次年农民起义爆发。公元前207年秦亡。与秦的兴起大体同时，在南亚次大陆曾出现了孔雀帝国。旃陀罗笈多于公元前四世纪末在摩揭陀建立了孔雀王朝。这个王朝通过兼并战争不断扩大领土。到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时期，除半岛南端以外，印度次大陆基本归于帝国版图。相传，阿育王原来也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君主。后来，他对战争中大量人民的死亡表示忏悔，派人四出宣扬佛教，并建筑了大量的佛塔。不过，孔雀帝国内部各地区的民族差异颇大，社会发展程度也很悬殊，很多部落和小邦在帝国内实际处于半独立的状态。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便四分五裂。孔雀王朝在摩揭陀一隅大约维持到公元前187年为另一王朝所代替。

孔雀帝国和秦帝国都曾威震一时，也都昙花一现便瓦解了。但是，由于内部结构的不同，两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了很大的差异。在印度，孔雀帝国解体以后，直到公元四世纪才有笈多王朝的局部统一局面；在中国，秦亡以后，紧接着出现的是两汉四百年大统一的局面。

西汉和罗马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207年秦亡以后，反秦阵营中的两大主要势力——项羽领导的楚与刘邦领导的汉又角逐了五年。公元前202年，楚项羽败亡，刘邦即位为皇帝，创立了汉帝国。

刘邦出身布衣，原来只是区区一个亭长，他的部下将相也大多出身布衣。他为什么能在短短五年中再次统一中国？司马迁注意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并分析了原因：“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①他说的很对，秦在客观上为汉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其实，六国内部产生的郡县制又何尝不是在客观上为秦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因此，汉的统一可以说是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从刘邦建国到王莽篡汉，汉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前202—9年）。西汉基本继承秦的传统，但又有所变化。

首先，汉在政治上继承了秦的大一统的传统。一则西汉继续实行郡县制。虽然在早期封过一些诸侯王，但是经过文、景以至武帝，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以后的王侯实际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国了。二则加强了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汉与匈奴有过和亲，有过激战，到宣帝、元帝时又有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汉在与匈奴冲突中还加强了同西域各族的联系。三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实际政治的理论根据。应当指出，西汉所尊的儒家已经不同孔子时的儒家。当儒家竟能排斥百家而居于一尊的时候，它自身实际上已经包摄了多家的思想成分。秦在统一过程中有鄙视传统的倾向，而汉则重视以经过改造的传统为自己的统一服务。

其次，汉在经济上继承了秦的依靠个体小农的传统。秦在统一前奖励耕战，汉在统一后奖励孝悌力田。秦统一后不知爱惜民力，残民以逞，因而早亡；汉统一后则与民休息，乃有文景之治。不过，西汉的重农和与民休息，并未妨碍小农分化和土地兼并的进行。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西汉的衰落。

当西汉屹立于东亚的时期，南亚的孔雀帝国瓦解了，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形成的马其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也已过了它们的盛世。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在削弱自身的力量，并为开始雄霸于西地中海的罗马共和国的骎骎东来创造了条件。公元前200至前197年，罗马利用马其顿和希腊的矛盾，大败马其顿，使它一蹶不振。公元前192至前188年，罗马又大败塞琉古王国，使它实际沦于被保护国的地位。至此，罗马已经实际取得主宰东地中海的地位。公元前168年，罗马灭马其顿。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了希腊。同年，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公元前64年，罗马灭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0年，罗马灭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夏和安息从塞琉古王国中独立出来。约一个世纪以后，大夏为月氏人所征服，而安息却渐渐强大起来，占有伊朗高原西部、两河流域和中亚南部，成为一个帝国。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灭塞琉古王国以后，企图继续东侵。于是罗马与安息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53年、前36年，①《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罗马两次大举侵犯安息，都遭惨败。以后双方屡有争战，大体相持于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时，在从东到西的古文明带上先后形成了三个帝国：汉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史书称之为罗马共和国。从它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中征服和统治的地区来看，它早已是一个跨地区的帝国。大征服促成了罗马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大、小土地所有者矛盾的激化，罗马的权力逐渐集中。公元前27年，屋大维实际成为拥有一切大权的罗马君主。罗马的历史由共和时代转入帝国时代。

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在屋大维统治罗马帝国的时期（公元前27—14年），西汉的政权逐渐落入外戚王氏手中。公元6年，王莽篡取大权，称“假皇帝”，公元9年，他正式代汉，改国号为新。王莽企图按古书上所说的周代的制度办事，给人民造成了许多痛苦。公元15年，开始有农民起义，两三年间起义就广泛展开。公元23年，王莽在军事上完全失败，随后为长安城内暴动者所杀。同年，一支称为绿林军的起义军拥立刘玄为皇帝，表示要恢复汉室。刘玄一度招抚了另一支称为赤眉军的重要起义军，但是不久又分裂。原来曾在刘玄部下的刘秀这时在黄河以北势力壮大起来。公元25年，刘秀即位称帝。随后，刘玄为赤眉军所杀，而赤眉军和刘玄余部又都被刘秀所消灭。刘秀出身汉的宗室，所建皇朝仍然称汉，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

东汉在多方面都是西汉的继续。像西汉一样，基本实行郡县制，诸侯王在受封国内没有统治权，封国实际由朝廷派遣的官员统治，与郡县无大差异。东汉对匈奴继续采取有联合、有斗争的政策，对西域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大力加强联系。东汉时匈奴南支内附，北支向西远去。这对以后的东、西方历史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起就尊崇儒术。在西汉时就和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的儒家，到东汉时更加具有神学的性质，成为巩固皇权的理论工具。东汉中期以后，出现了比西汉时期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世家豪族占取大量土地，剥削破产农民并使他们陷于依附地位，阶级矛盾日趋深化。另一方面，东汉统治者更加专制，也更加腐朽，外戚和宦官互相争权，长期倾轧，直至帝国没落。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虽然在一年内镇压了起义的主力，但是它自身也更加削弱。随后发生了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公元196年，曹操迁东汉末帝献帝于许昌，实际已经夺取了东汉的政权。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篡汉自立，建都洛阳，国号为魏。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表示继承汉朝大统。史书称之为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称帝，国号为吴。统一的东汉帝国被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代替。

公元一至二世纪，在亚欧大陆古文明地区从东到西并列着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四个帝国。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大月氏人。他们原来是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游牧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时为匈奴所败，西迁至阿姆河流域，在征服大夏以后逐渐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大月氏人分五部，各部首领称“翕侯”。约公元一世纪初，贵霜部翕侯丘就却（约公元15—65年），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国家。贵霜不断扩大疆土，至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约公元78—102年）时，占有帕米尔以西、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伊朗高原东部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国势最盛。汉与贵霜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中间贵霜求汉公主联姻，未成，一度发生隔阂。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贵霜副王曾率大军逾葱岭进攻班超，遭到挫败。班超也不为已甚，同意让他们退回。此后双方仍然保持友好关系。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死后逐渐衰落。公元三世纪前半，贵霜帝国已经分裂。保留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势力，到公元五世纪被消灭。

安息帝国在贵霜帝国以西，占有伊朗高原的中部和西部以及两河流域地区。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多次发生争夺领土的战争。公元54至60年，两国为争夺阿尔明尼亚发生战争。罗马一度赶走了安息安排在阿尔明尼亚的统治者，但是无法巩固对这里的统治。结果还是安息的人统治阿尔明尼亚，不过要从罗马得到王冠。双方妥协了一个时期。公元114至116年，罗马打败安息，把阿尔明尼亚和两河流域夺归己有，划为行省。但是安息不久又夺回了这些土地。公元161年，安息人攻入罗马所占的叙利亚。罗马反击胜利，又夺去了阿尔明尼亚和两河流域，但是还是不能长期占有这些地方。安息和罗马的战争总的说来难分胜负。安息抑制了罗马帝国的继续东侵，但它自身在多次战争中也遭到削弱。到公元三世纪初叶，安息帝国灭亡。萨珊王朝的波斯代之而起。

安息帝国以西是罗马帝国。公元前一至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盛世。罗马帝国统治了多瑙河以南和莱因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北非沿地中海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把地中海变为它的内海，短时期里还统治过两河流域、阿尔明尼亚、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一带）和不列颠南部。从公元二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国力已由极盛点逐渐下落。到公元三世纪，罗马的政治危机与社会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帝国从此走上没落阶段。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君士坦丁（306—337）作了一番整顿和挣扎，但是已无法阻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在日耳曼人部落的打击下，帝国于公元395年分裂为东西两部。410年，罗马城首次为日耳曼人攻陷，西部逐渐成为日耳曼人的天下。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被废，帝国正式灭亡。

公元一至二世纪是四大帝国并存时期。此后它们延续的时间虽然不同，但都失去了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四个帝国之中，东汉与罗马在历史的地位尤为重要；而这两个帝国在幅员、人口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都大体相当，是其他两个帝国不能比拟的。

第二节　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原来分散在不同的地区。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展和相互交往的增加，到公元前四世纪，在从地中海区域到南亚次大陆这一地带中，人们已经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可是，东西方联系中的最关键的一步——中国与其以西的文明的联系，却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屏蔽，而迟迟不能实现。先秦时期的中国不了解葱岭以西的世界，西方同样也不了解中国。

最初的联系最初的联系看来是在民间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的古典名著《政事论》（Arthasastra，或译《实利论》）中说到“来自秦那（Cina）之地的丝和丝绸”（Ⅱ，11，114）。这可能是中国以西最早提到中国的记录。通常人们认为《政事论》为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孔雀王朝的开国宰辅■底利耶（Kautiliya）①所作。当然，现在学者们对此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那”所指不是中国的秦，而是另一地方。有人认为，“秦那”所指是中国的秦，而秦之统一在公元前221年，所以这条材料恰好是《政事论》成书较晚的证据之一。还有人认为，秦统一前已在中国西部很有势力和影响，“秦那”所指不必是统一后的秦。看来最后一说比较切实。张骞在大夏曾见中国出产的邛竹杖、蜀布，而当地人说，这些物品来自印度。可见中国西南地区人民与印度早有直接或间接商业往来。既然蜀布早已到了印度，当蜀归属于秦以后，印度人把这些纺织品说为来自“秦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葱岭以西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了解，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与匈奴对峙，从匈奴降者得知，月氏为匈奴所破，被迫西迁，常思报复匈奴，而苦于没有朋友。汉武帝决定联合月氏，以谋牵制匈奴右翼。张骞应募出使，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从陇西西行，途经匈奴控制地区，被稽留了十多年。后来匈奴对他的监视逐渐放松，张骞逃出，西行数十日，至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从大宛又到康居（前苏联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到月氏（前苏联阿姆河以北），到大夏（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内）。当时月氏已经征服大夏，在阿姆河流域安定下来，报复匈奴的念头已经泯失。张骞在月氏活动了一年多，但是不得要领。他在东归途中一度又被匈奴所拘留。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归汉，向汉武帝报告了他所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的情况以及他在西域闻知的乌孙（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奄蔡（约在里海东北）、安息、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身毒（即印度）等地的情况。张骞还提到了黎轩。黎轩是《史记》所记的名称，在《汉书》中记作犂靬，在《后汉书》则称为大秦，所指都是罗马国家。这是中国对葱岭以西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的开始。此后几年中，匈奴为汉所败，或降汉，或退至漠北。河西走廊转①TheKautiliyaArthasastra，PartⅢ.AStudy.R.P.Kangle，Univ.ofBombay，1965.pp.74—75.入汉控制之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追击匈奴于漠北，又大败之。约在同年，汉武帝命张骞率领三百余人，携带大批财物，出使乌孙。张骞从乌孙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锐意西向发展，“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①。使者相望于道，每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西汉经营西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宛、乌孙及其以东以南皆入汉西域都护管辖之下，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开通了。东汉在政治上表现为西汉的再生，在对付匈奴和经营西域方面也是西汉方略的重演。匈奴在西汉宣帝时期开始亲附于汉，但因王莽处置不当，又与中原发生对抗。东汉初年，匈奴亦曾侵扰边塞。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于汉，与北匈奴对抗。于是西域又成为北匈奴与汉必争之地。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命窦固伐北匈奴，取伊吾（在今新疆）。班超从征有功，被派出使西域。他初到西域时，北匈奴在那里的势力和影响还相当大，当地各国常常游移于汉和匈奴之间。班超以高度的果敢和才能打击北匈奴的影响，争取到一些西域国家的信任。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追至漠北，勒铭燕然山而还。次年，汉军再败匈奴于伊吾。在这样有利形势下，班超于西域大显身手。到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①。班超以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经营西域。

班超在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以后，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②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是自两汉张骞、班超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在今浩罕附近与北路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至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沙漠、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古代史上的一个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的天险，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海上交通与汉对南方、西南方的经营秦汉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除了丝绸之路以外，也在南方通过海路发生了。这个过程是与秦汉时期经营南方和西南方的成就直接相关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粤（越），设桂林（今广西大①《史记·大宛列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后汉书·西域传》。

部和广东西南部）、象郡（今广东雷州半岛、广西南部和西部）①、南海（今广东）三郡。秦末农民起义时，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乘机据南海独立。秦亡，佗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王。汉兴，高帝刘邦遣使立之为南粤王。吕后时，赵佗反，曾北攻长沙王，并“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今福建）、西瓯、骆（师古曰：‘西瓯即骆越也。’按在今越南北部），役属焉”②。文帝、景帝时，南粤王向汉称臣。武帝时南粤相吕嘉杀王，反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命路博德等出征，次年平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儋耳、珠崖在今海南省。南海在今广东。苍梧跨广东、广西，在北；合浦包括广东雷州半岛及广西东南部，在南。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秦汉经营南方，为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创造了条件。

在东汉时期，西起红海，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过马六甲海峡，而至中国南海的海上商路，逐渐开通。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运至罗马帝国，罗马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亦运往东方各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罗马）人“与安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按当时罗马安敦尼王朝马可·奥理略MarcusAurelius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一件事在罗马方面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假托罗马皇帝的名义与东汉进行的一次联系。同篇又记，天竺（即身毒、印度）于“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可见，到东汉后期，南方海道的作用逐渐显著。

汉对西南的经营，与东西方联系的发展也有关系。中原经营西南，始于战国时期的楚。“始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0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0者，楚庄王苗裔也。0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史记》此二字作常，或疑为人名）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①所以，战国末及秦时，今云、贵地区已经基本内属中原。汉初，这一带与中原政权失去联系，但是与巴、蜀经济联系未曾断绝。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番阳令唐蒙至南粤，南粤用蜀所产枸酱招待他。他问来自何处，回答是经牂柯江（即今北盘江和红水河）运来（经今西江运到广州）。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商人，知道只有蜀出枸酱，有人私运到夜郎（在今贵州），夜郎临牂柯江上，行船可以通南粤。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这一条道制服南粤。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到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又说在大夏时见到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印度）来的，估计身毒与蜀不远。汉武帝遣使通西南夷，求通身毒的道路。用了四年多时间，皆因昆明（非今昆明，当时滇在今昆明一带，昆明则在滇以西今大理、下关一带）闭塞，道路未通。汉武帝平南粤后，派兵伐且兰（《史记》作头兰，在今贵阳以东），设牂柯郡（在今贵州及云南①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象郡，今安南国”（见《秦始皇本纪·考证》）。②《汉书·南粤王传》。

①《汉书·西南夷传》。

东部）。夜郎降汉，滇王还在观望。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发巴蜀兵南征，滇王降，被划归益州郡，但仍保持王号。以后几年，又平昆明，亦划归益州郡。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益州郡以西，今少部在云南，大部在缅甸东北部）内附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原哀牢地区设哀牢、博南二县，又划益州西部六县，合为永昌郡。这样就开通了西南地区通往西方的道路。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永元六年（公元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徼外蛮及掸国（在今缅甸）王雍由调遣使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缴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众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可见，这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又一条道路。

两汉时期上述陆路与水路的开通，第一次促成了中国文明与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文明的联系。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生，相互的了解日益增长。中国的《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对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国家也有不少记载。其中关于安息和贵霜（大月氏）的记载，至今还是了解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印度《政事论》提到中国（秦那），只知丝绸出于此。《史记》、《汉书》提到印度（身毒），也未能有更多内容。《后汉书》则说到印度（天竺）与贵霜、大秦的关系，还说到了那里的风俗、物产和佛教。可见，班超、班勇父子以后，中国对于印度的了解大有增加。西方文献提到中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21）的《地理学》说到赛里斯（Seres，指中国），而无具体内容。老普林尼（GaiusPlinytheElder，23—79）的《自然史》则说到赛里斯产丝绸，运销至罗马。不过，老普林尼说赛里斯“红发碧眼”，所指显然是中国西域人而非内地人。他对汉的内地了解甚少。托勒密（ClaudiusPtolemaeus，活动于公元121年至151年间）的《地理学》，则根据商人旅行经历断言，亚洲最东部为秦尼（Sinae）和赛里斯，而秦尼更在赛里斯以东。学者或以为赛里斯指中国新疆，秦尼指中国内地；或以为自陆而至者称中国为赛里斯，由海路而至者称中国为秦尼①。可见，至公元二世纪前期，罗马帝国的人对中国内地或东南方已有所了解。中国的《史记》说到黎轩，《汉书》说到犁靬，皆指罗马，而语焉不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大秦国（又名犁靬或海西国，亦即罗马），大要说：该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这反映罗马为大国；又“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这反映罗马共和制之遗风；又“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反映当时中国人认为罗马为与自己相当的文明民族；此外还记载了罗马物产以及与他国贸易情况。这些材料皆据班勇所记。可见，在公元二世纪初，大体与托勒密同时，中国人对罗马的了解已相当具体、准确，其程度与托勒密对中国的了解在伯仲之间，或稍过之。总而言之，到公元二世纪，中国与罗马已清楚地了解到对方的存在了。

①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一编，第一章。又《牛津古典词书》（TheOxfordClassicalDictionary），Seres条。

两汉时期中外交通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具体何时传入中国，前人有不同说法。大抵两晋南北朝佛教兴起以后的典籍，其中尤其是佛教的典籍，有把时间推前的倾向。按《史记》、《汉书》都没有说到佛教，这说明，直到西汉晚期，佛教即使已经开始传入，作用也不足道。佛教最初传入，可能在西汉末期。《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明帝诏书说，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别译）之仁祠”，还说到当时有“伊蒲塞”（Upasaka，男居士）和“桑门”（Sramana，或译沙门，出家人）。可见当时已有外国僧人到中国，也有些中国人信佛了。不过，这时的佛教还是被当作黄老一类的思想被相信的。东汉皇帝中第一个信佛的是桓帝刘志（147—167），不过，他也是对佛和老子同时加以信奉、祭祀的。就在桓帝时期，安息王子安世高来到洛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事业；随后西域月氏人支娄迦谶也来到内地，同时从事译经工作。安世高所译为小乘佛经，支娄迦谶所译则为大乘佛经。随着译经和讲经活动的开展，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大。不过，这种影响的加大，那是三国两晋以后的事了。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牧业

第一节　农业经济在分布地区上的发展

秦汉时期，广大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获得了发展；落后的江南地区也获得了一定的开发，从而扩大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

自殷周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和西北、东北北部地区，为畜牧业经济区；但靠近长城内侧，从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经龙门（今陕西卦城县）西南折向天水、陇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秦汉时期的北地、上郡、五原、朔方、云中、西河、河西等郡在内的地区，都是农畜两宜的半农半牧区。特别是随着秦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和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胜利而来的，除丰富了牲畜品种和扩大了畜牧业的地区外，也在这片辽阔的地区兴建屯田和移民实边，从而扩大了粮食生产的面积。武帝破匈奴后，“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①，后武帝又置河西四郡，于是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由于屯田的大量兴建，以至从今新疆地区到河西走廊及宁夏、内蒙古等地出土的汉简中，还屡见“农令”、“田官”、“候农令”、“别田令史”、“农亭长”、“代田长”、“农都尉”、“护田校尉”等主管农田的田官名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经济确有发展。因此之故，处于边塞的桥桃，既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的畜牧业收入，也有“以万钟计”的粟③。班固之祖班壹，在边地“致马牛羊数千群”，而班况则为“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④。马援在边郡，既有“马牛羊数千头”，又有“谷数万斛”⑤。这均反映出农、牧并重而且兴旺发达的景象。

至于广大江南地区，《禹贡》称荆、扬之地“厥土涂泥”，“厥田/TITLE>下中”和“下下”，说明战国时期的江南，其土质的肥沃程度远不如关中及中原地区。在耕作技术方面也颇落后，直到秦和西汉末年没有多大变化。故《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均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流行粗放制的耕作方式。但是，到了东汉时期，王景在庐江郡推行牛耕之法⑥；任延在九真郡“铸作田器”，教民牛耕⑦。可见江南的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水利的兴建由以北方为重点逐步转向以淮河流域和江南为重点，且出现了陂塘化倾向，扩大了耕地面积。因此之故，东汉时期的人口分布，虽然仍是北多于南，然而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比例，大大超过北方。特别是自秦始皇大批移民岭南和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南越，中土人民的耕作技术，定然相随南移。故江南地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史记·平准书》。

③《汉书·货殖传》。

④《汉书·叙传》。

⑤《后汉书·马援传》。

⑥《后汉书·循吏·王景传》。

⑦《后汉书·循吏·任延传》。

区的逐步开发，扩大了秦汉农业的经营地区。

第二节　铁农具的发展和牛耕的普及

秦汉时期已较广泛使用牛耕与铁农具，人们认识到使用牛耕和铁农具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措施。《盐铁论·水旱》：“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

据近年考古发掘，东北至辽西，西北至甘、青、新疆一带，西南云、贵边陲，共有五六十个以上地点出土了汉代的铁农具。陕西省还有成批成组铁农具出土。种类有耕具、起土器、中耕器和收割器等，式样繁多，规格统一。反映出农具生产已标准化、系列化和商品化①。两汉皇朝采取不收价款“受牛”②，“假与犁、牛”③和令民“畜猪狗，卖以买牛”④等办法大力提倡牛耕。西汉后期，牛耕、铁犁开始大幅度发展；到东汉年间，就已普及于广大地区。甚至一发生牛疫，就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如章帝时，“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①。

这时期的铁农具与战国时相比较，有明显进步。如最重要的翻土农具犁，陕西和河南出土的部分犁铧上的铧冠，形状虽和战国时相似，但冠的铁质优于犁铧部分，说明深知将“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汉代开始广泛使用曲面犁壁。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在陕西的咸阳、西安、礼泉，河南的中牟，山东的安丘等地出土的犁壁，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菱形壁、板瓦形壁、方形缺角壁和马鞍型壁。犁铧上安装犁壁，使犁耕的松土、碎土、翻土质量有了提高。汉代还出现了与近代铧式犁相似的古代铧式犁。它不仅具有较强的切土、碎土、翻土、移土的性能，且能将地面上的残茬、败叶、杂草、虫卵等掩埋于地面下，有利于消灭杂草和减轻病虫害。中耕除草的锄、收割用的铁镰，西汉后期在形制上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功效大为提高。

新农具的增加是秦汉时期农具发展的又一标志。翻土农具二齿耙、三齿耙、大型犁铧都是西汉时新出现的。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使用“耦犁”，比起“蹠耒而耕”提高工效十多倍。他还在总结劳动人民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播种机械——耧犁，即今天北方农村仍在使用的耧车。东汉崔寔《政论》中描述耧车“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②。近年在河南洛阳和济源县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明器陶风扇车是当时已发明使用风扇车的最好物证。它已具有盛谷斗、扇轮、扇缝等主要部件。利用杠杆原理和人的身体重量作功的踏碓，以及利用水流为动力“役水而舂，其利百倍”①的水碓，还有灌溉用的手摇翻车，都是在两汉时期出现的。秦汉时期农具的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①刘庆柱：《陕西永寿出土的汉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2年1期。②《汉书·昭帝纪》。

③《汉书·平帝纪》。

④《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裴松之注。

①《后汉书·章帝纪》。

②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①桓谭：《桓子新论》。

第三节　具有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

秦汉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分布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同时也扩展到了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地势高亢，雨量较少，地面积水少，湖泊、陂池不多的黄河流域主要营建灌溉渠系。如由黄河或黄河支流引水灌溉的有郑国渠、六辅渠、白渠、樊惠渠、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渠、龙首渠。它们的维修或营建，使“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②。江淮、江汉之间，湖泊、沼泽、天然陂池较多，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为天然陂池修堤作堰，开设闸门，修理水路；或拦蓄山间沟谷水，使之成为人工陂池，用来灌田。西汉召信臣在河南南阳地区兴建数十处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六门堨”，又称六门陂，“溉穰（邓县）、新野、昆阳（叶县）三县五千余顷”③。东南地区，古称泽国，陆地海拔很低，农田水利特点主要在于排除内潦积水，将下湿沮洳地改造成良田，工程措施主要治理陂塘，为天然湖泊筑堤，治理塘埔和兴建海塘等。东汉马臻主持修筑的位于今浙江绍兴县境内的鉴湖水利工程，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大型灌溉工程之一。农田水利建设在西北和新疆地区配合屯田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汉武帝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①。考古发现，在今轮台、沙雅等地还留存有汉代的沟渠痕迹，当地人称之为“汉人渠”②。中原地区的打井技术也于西汉时传入了新疆。新疆的特殊水利工程——坎儿井，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技术是从西汉修建龙首渠时所采用的井渠经验转化而来，随同西汉政府在新疆施行屯田而带入的。

大型无压引水隧洞的建成，是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成果。

龙首渠和坎儿井都属无压隧洞引水工程。汉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竖井法进行长隧洞施工，反映出当时测量和施工技术均达到较高水平。《水经·渭水注》说汉长安县西南有“飞渠引水入城”的工程。“飞渠”就是渡槽。这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条渡槽。鲍昱在汝南作官时，修建陂池工程“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③。石洫可能是石砌渠道，可防冲和防渗，所以在相同引水条件下能出现“溉田倍多”的效果。石质闸门也从汉代开始出现，如六门堨就修有石质闸门六座。在坝工方面，修建横断河床的潜水坝，用以抬高水位；引水入渠所采取的“激”④的水工技术，秦、汉时应用更为普遍。

农田灌溉技术方面，首先是有了一套明确的灌溉用水制度。如西汉兒宽为关中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⑤。灌溉用水制度是实行科学灌水的一项措施，合理的灌水计划，可以在有限的灌溉条件下，灌溉更多的田地。灌溉用水量与田亩间的比例，《淮南子·说林训》中有一个粗略的估算标准：“一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水经·湍水注》。

①《汉书·沟洫志》。

②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7期。③《后汉书·鲍昱传》。

④《孟子·告子》上：“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⑤《汉书·兒宽传》。

顷之陂，可以灌四顷。”四川宜宾出土的汉代陶水田、水塘、鱼塘模型①，其中水田和渠道占整个模型的五分之三，水塘、鱼塘和渠道占五分之二；鱼塘与水塘相比，则鱼塘占五分之三，水塘占五分之二。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四川某些地区种稻、养鱼、蓄水的比例关系。这一时期的灌溉工具也有重大进步，发明了龙骨水车、水排等。

①秦保生：《汉代农田水利的布局及人工养鱼业》，《农业考古》1984年1期。

第四节　农作制的演变和耕作技术的提高

农作制的演变

在北方，连种制已经定型，轮作复种制有了初步的发展，间混作也开始萌芽。冬麦的推广对这一时期农作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氾胜之书》“区种麦..禾收区种”的记载，说明西汉时已有了谷子和冬麦之间的轮作复种。东汉郑玄在《周礼》“稻人”和“雉氏”注中说：“今时谓麦下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又说：“今俗间谓麦下为荑下，言芟荑其麦，从其下种禾、豆也。”说明出现了禾、冬麦、大豆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张衡《南都赋》中有“冬稌夏穱，随时代熟”句，据《集韵》解释：“稌，糯稻也”，“穱，稻下种麦”。反映当时汉水流域河南南阳一带出现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

以上可看出，冬麦在当时农作制中处于中心作物的地位。可以说，汉代轮作复种制的初步发展，是以推广冬麦为其前提的。汉武帝时曾两次下诏劝种“宿麦”。宿麦就是冬麦。冬麦为秋种夏熟的作物，在青黄不接时可起到接绝续乏的作用。轮作复种制的出现与发展，对提高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南方，东汉时，部分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地区已开始种植双季稻。《异物志》：“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①广东佛山市郊出土的东汉陶水田明器，也形象地塑造了夏种的场面②。

耕作理论和技术的提高秦汉时期，土壤耕作理论和技术有较大提高。《氾胜之书》提出耕作的基本原则：“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趣时”就是及时，不违农时。这一原则，从农业耕作的总体上提出了耕作措施同其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应注意的技术问题。

耕作技术方面，《氾胜之书》总结了春耕、夏耕和秋耕的适耕期：“以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反之，耕不及时而出现的“脯田”与“腊田”都是耕坏了的田。这种田，土壤坚硬干燥，长不好庄稼。其次，继承发展了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任地”、“辨土”等所总结的因时耕作和因土耕作的经验。三是为了在关中地区气候干旱的条件下，夺取农业丰收，氾胜之还总结了及时摩压以保墒防旱的耕作经验，强调坚硬强地黑垆土耕后必须及时“平摩其块”，“勿令有块”；土性松散的土壤耕后必须“蔺（镇压）之”、“重蔺之”。《氾胜之书》还记载：“冬雨雪止，辄以［物］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辄以虫冻死，来年宜稼。”综合上述可知，我国在秦汉时期已奠定了北方旱地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初基。

代田法和区田法①《太平御览》卷八三九“稻”，引《异物志》。

②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9期。西汉时的赵过和氾胜之还在一些干旱地区试验、示范、推广了代田法和区田法。

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任赵过为搜粟都尉，在关中地区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代田法是赵过试验、示范和推广的先进耕作法。这一耕作法“用力少而得谷多”，“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①，增产效果明显。代田耕作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技术要点是：（1）深耕整地，开沟作垄，一亩地作三条垄（畮），三条沟（甽）；（2）垄沟互换，轮番利用，即今年的沟明年变为垄，今年的垄明年变为沟，造成土壤轮番利用与休闲的局面；（3）把作物播种在沟里，幼苗出土后及时中耕除草，并把垄上土铲下培壅在禾苗根部，使根系扎得深，既能防风抗倒伏，又能保墒抗旱。赵过推广代田法，采取先试验，然后重点示范，最后再普遍推广的方法和步骤，行之很有效，“是后，边城、河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②。区田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宽幅区田，一种是方形区田。宽幅点播区种法适用于平原地区，方形点播区种法适用于斜坡、丘陵地。区田法的优点，一是“不耕旁地，庶尽地力”；二是可以集中施肥，充分发挥肥效；三是等距播种，使农作物在农田中呈整齐的分布，既有合理的群体密度，又有个体的适当生活领域；四是重视及时和集中灌溉，“区种，天旱常溉之，一亩常收百斛”；五是重视中耕除草，“区中草生，拔之；区间草以刬之，若以锄锄”。

区田法适用于缺乏耕牛和大农具，土地少而质量差的小农经济，但由于它所要求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集约度要远远大于代田法，使它很难推广。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食货志》。

第五节　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

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物栽培整体观念的产生，以及施肥、播种、管理、收获等技术的提高。

《氾胜之书》中所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六个环节，就是作物栽培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即主张各种农事活动在适宜的农时季节里进行；继则，要采取耕作措施使土壤疏松柔和；施“粪”使农作物有良好的养分；还要采取保墒防旱和灌溉等方法使农作物有足够的“泽”（水分）供应；要及时进行收获以保证丰产丰收。上述六个环节基本上反映了农作物从耕种到收获的生产规律，以及和它相适应的技术措施。对如何提高改进地力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方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精辟的论述：“夫肥沃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

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

作为肥料施用的物质，根据《氾胜之书》记载，有“溷中熟粪”（可能是腐熟的人粪尿和牲畜粪溺等的混合物）、蚕矢（屎）、羊矢、麋鹿矢以及马、牛、羊、猪、麋鹿等骨汁和缲蛹汁。另外，已开始采用沤制野生绿肥的方法来改土肥田。四川省新津县和成都市出土的东汉明器陶水田中，有半月形的沤肥区。它和现在四川农村中仍然沿用的绿肥沤制区极为相似①。

在施肥方法上创造了种肥和追肥的施用技术。从《氾胜之书》记载来看，当时施用基肥的作物有粟（谷子）、枲（大麻雄株）、芋、瓜、大豆等。施基肥的方法有漫撒法和穴施法。施用种肥已比较普遍，主要措施是“以原蚕矢”或“取雪汁渍原蚕矢五、六日，待释”与谷种相拌后播种。施用追肥似乎还不普遍，《氾胜之书》仅在种麻中提到。二是提倡采用集中施肥与肥水结合的办法，在《氾胜之书》“区种”大豆等部分有所介绍。三是创造了“溲种法”，将播种用的种子外面包上一层以蚕矢、羊矢为主要材料，用骨汁，再加上附子浸液调合成的稠糊，然后裹在种子外面。这一粪壳类似现代的“种子肥料衣”②。

《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等书的记载，反映出汉代人们对播种工作很重视，并总结出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强调适时播种，“种麦得时，无不善”，否则“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①。为了适时播种，准确掌握播种期，当时普遍利用物候确定播种期。《四民月令》中就有“桑椹赤，可种大豆”；“蚕大食，可种生姜”等说法。其次，还总结了凭地力定播种期的经验。人们根据地力的不同，将田块分为“薄”、“中”、“美”三类，并认为薄田宜早种，美田可晚种②。三是根据作物种类，定播种量。《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中已规定了主要农作物每亩的播种量：“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苓、小豆大半斗；叔（大豆）亩半斗”。《氾胜之书》在“种稻”中说：“地美，用种亩四升”；在“种大豆”中说：“土和无块，①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1979年12期。②南京农学院植物生理教研组：《二千年前有机物溲种法的试验报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①《汜胜之书》。

②《四民月令》。

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四民月令》则说：“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大、小豆和稻则“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田间管理方面，中耕除草强调早锄；还须根据不同作物进行中耕除草。

为保证冬麦安全越冬，要进行秋锄；第二年“春冻解”后麦子返青时，再锄；“到榆荚时，注雨止，候土白背复锄”。小豆在真叶生出来时就锄。大豆则“生布叶，锄之”。芋则“有草锄之，不厌数多”等等。水稻育秧移栽技术，《四民月令》首先有记载：“是月（五月）也，可别稻及兰，尽至后二十日止。”“别稻”，就是移栽。1964年广东佛山市郊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田块被田埂分成六方，在第五方田中，有表示秧苗的篦点纹和一个正在直腰休息的插秧俑③，说明我国南方某些地区此时也已进行水稻的育秧移栽。稻田灌溉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人们已认识到稻田灌水的温度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并创造了调节稻田水温的方法：“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①《汉书·食货志》记载：“收获如寇盗之至。”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要丰产丰收，必须及时抢收，争取颗粒归仓。《氾胜之书》总结了根据不同作物的成熟特点，进行及时收获的经验。谷子要在“芒张叶黄”时，“捷获之”；大豆要在“荚黑茎苞”时收获，否则“其实将落，反失之”。

秦汉时期，人们还认识到选择优良品种和优质种子，充分发挥作物本身丰产性能的必要。《氾胜之书》中就有最早的选种法记载：“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斩束立场中高燥处，曝使极燥。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取禾种，择高大者，斩一节下，把悬高燥处，苗则不败”。

种子贮藏和药物防虫方面，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认为种子生虫是由于“伤湿”，“郁热”①和“温湿”②，因此贮藏种子必须通风干燥，即“曝使极燥”和“把悬高燥处”。

③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9期。①《汜胜之书》。

①《汜胜之书》。

②《论衡·商虫》。

第六节　蚕桑技术和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

蚕桑技术的发展蚕桑技术有不少新进展，重要的技术成就有下列两方面：首先是创始了培育地桑法。《氾胜之书》第一次总结了培育地桑的方法：“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出。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生正与黍高平，固以利镰摩地划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常逆风起火，桑直春生。一亩食三箔蚕。”地桑与树桑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地桑叶形较大，叶质鲜嫩，采摘省工省时，次年即可采叶饲蚕。所以，地桑的培育对促进蚕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人工加温饲蚕方法是我国养蚕技术的一大成就。仲长统《昌言》中说蚕“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拖延老熟时日）；温而饱之，则引日少”。为了给蚕儿创造温饱的条件，在汉代就开始采用人工加温法，“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①。

畜牧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畜牧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相马术有较大发展。当时有“以相马立名天下”②的相马家黄直、陈君夫，并有相马专书问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相马帛书总结了根据马的外形识别不同用途马种的经验。东汉时的马援也是一位杰出的养马家和相马家。他继承先辈相马家仪氏、中帛氏、谢氏、丁氏的相马特长，又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西汉相马家东门京制作的铜马基础上，创制新的铜马式于洛阳宫中。这一铜马模型相当于近代马匹外形学的良马标准型。《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留犬孺以相猪立名”。著名的相牛专家和相猪专家出现，说明在相牛和相猪方面也颇有成就。

由于军事和动力上的需要，西汉王朝对马的良种引入和马匹的改良给以高度重视。先后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名曰“天马”）、乌孙马（名曰“西极马”），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甘一带）进行大规模的马匹选育和改良工作③。根据《尔雅》“释兽”和“释畜”记载，秦、汉间已有豱、豥、■等优良猪种。从各地出土文物看，当时我国至少已有华南猪、华北猪、四川猪、大伦庄猪、贵州猪五个类型优良猪种④。比较著名的鸡种有鲁鸡和长鸣鸡。战国时期著作中已有“■騠”和“骡”的记载，但至汉代的《说文》中才明确解释说：“驘（骡），驴父马母”；“■騠，马父驘（驴）母也”。马驴远缘杂交所生的骡和■騠有杂交优势，因而它们具有耐粗饲，耐劳，抗病力强，挽力大和持久等优点。马驴杂交不仅是我国古代在牲畜杂交方面的创举，而且也是遗传学上的重大成就。

①《汉书·张汤传》颜师古注。

②《史记·日者列传》。

③《史记·大宛列传》。

④张仲葛：《我国猪种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农大学报》1980年3期。饲养管理方面，优质饲草苜蓿从西域引入试种和推广①，是我国畜牧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对繁育良种马，增强马、牛的体质和挽力，都发挥了一定作用。猪的饲养，汉代则已由放养为主发展为圈养为主，或圈养与放牧结合。圈养猪既有利于猪的肥育，又有利于积肥。《氾胜之书》和《神农本草经》等书记载，以瓠瓤、梓叶和桐花饲猪“肥大易养”；《淮南万毕术》还记载有“麻盐肥豚法”：“取麻子三升，千余杵，煮为羹，以盐一升著中，和以糠三斛饲豕，则肥也”②。人们总结出来的养羊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③。

兽医的发展兽医方面，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的“厩苑律”可知秦代对公家的马、牛、羊、犬、鸡的饲养管理、繁育和疾病防治都有奖惩的明文规定。如有一条规定：诸侯国有来客，用火熏其车上衡轭。这样可以消灭挽具上的病菌和寄生虫，对防止家畜疫病的传播能起一定的作用。马医在战国时已出现，汉代又出现了专业牛医。《流沙坠简》和《居延汉简》中有十几片记载着治牛马病的医方，如治马鞌方，治马伤水方等。到汉代，牲畜阉割去势的范围已相当广泛。《说文》中有“騬，犗马也”；“犍，犗牛也”；“羯，羊羖犗也”；“猗，犗犬也”；“豮，羠豕也”等释文，说明马、牛、羊、犬、猪等牲畜均已实行阉割去势术。汉代还发明水骟法为马去势。此法比火骟法更安全保险。

①《史记·大宛列传》。

②《齐民要术·养猪》引《淮南万毕术》。

③《史记·平准书》、《汉书·卜式传》。

第七节　农学著作

秦始皇焚书时，“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焚之列。“种树之书”，即农作之书。《汉书·艺文志》说农书有九家，《神农》、《野老》两书为“六国“时书，另有四种不知为何时之作，后来都失传了。剩下的《董安国》十六篇、《蔡葵》一篇、《氾胜之》十八篇，刘向和班固都肯定为西汉人著作。前两种也早已散失，只有《氾胜之书》流传到北宋初年①。现在仅靠《齐民要术》等几部书的引文，保存下一部分，共计有三千余字。东汉二百年间，现在所知的农书只有崔寔的《四民月令》。原著已佚失，现存也只有《齐民要术》等书的摘引。

唐代贾公彦《周礼疏》说：“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该书现存部分总结了耕作的总原则和十三种作物的栽培技术，为我国传统农业在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方面奠定了基础，内容相当丰富。残存部分还能看到的区田法、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种芋法等，都反映出西汉耕作技术之先进。

《四民月令》，“四民”是指士、农、工、商。这部书按一年十二个月和节气先后，安排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以及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等事项，还夹杂有祭祀、社交、子弟教育、社会关系处理、习射、饮食、采药、晒书、晒衣服、保藏弓弩衣服等等内容。《四民月令》中每月的农业生产安排，如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贮藏以及果树、林木的经营等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反映出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概况。书中最早记载了“别稻”（水稻移栽）和树木压条繁殖法。由于各月的安排次序比较细致合理，所以它仍不失为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和一部代表作。

①北宋所纂类书《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有《汜胜之书》，是否为完整原书，不能肯定。郑樵《通志》也有著录，在其他书目中已不见。

第二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

秦汉时期的农牧业生产，是跟当时的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密切联系的。

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是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深远的影响，更显得特别重要。本卷在论述农、牧、工、商等篇内，对这个问题都有所涉及。目前，是企图就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结构的等级特点，就官田和民田的发展状况，即不同阶级、不同等级占有土地及其相应的劳动力状况以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就农民及其他劳动者身份等三个重要的方面进行一次初步的探索。为了说得清楚一些，对于在本卷别的地方提出的论据，在必要时不免要有些重复。

第一节　地主阶级的等级结构和土地等级制度

全国最高的地主

中国的封建制社会结构，是一座宝塔式的结构。皇帝是在这座宝塔的最上层，其下有各种不同的地主等级，最下层是劳动大众。

自秦始皇灭六国以后，皇帝就成为全国最高的地主。在他这里，国家的主权和土地的所有权是统一的，赋税和地租是统一的，户籍上的农民是封建国家的劳动力，是粮源、兵源和各种劳役及其他封建义务的承担者。在合法的形式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可分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的特点。秦始皇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①汉高祖即帝位后，为他父亲祝寿，说：“始大人尝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②。秦始皇和汉高祖都是把全国的土地看作自己的私产。事实上，全国臣民关于土地的权力也是都要从属于皇帝的最高权力。皇帝的这种特权，差不多一直延续到整个封建制时代，所以黄宗羲在明清之际还说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③这是中国皇帝与西欧封建国王不同的地方。在西欧，国王是没有这种全国土地最高所有权的。

马克思在论劳动地租时说：“如果不是私有土地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④马克思的话，是泛论亚洲情况的，也很符合中国的情况。他所说的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就是皇帝，这跟“国家”的近代概念是不同的。皇帝是全国最高的地主，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独特的国家形式”①。皇帝享有“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得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的主要等级秦汉时期，在皇帝统治之下，有各种等级的地主，其中有军功地主和宗室地主，汉代还有外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都从属于皇权的宗法体系。另外，还有豪族地主，往往表现出跟皇权对立的因素。又有富人，在秦汉法定的条件下，是被抑制的对象。

商鞅在秦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与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②按照这样的规定，军功地主在地主等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高帝纪》。

③《明夷待访录·原君》。

①马克思语，见《资本论》第三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史记·商君列传》。

级中，是在国君之下，排列在第一位的。在军功地主内部，又有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等级的田宅、臣妾和衣服。秦制，有军功者赐爵。爵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二级，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赐爵制度，从商鞅时起，经秦皇朝，沿用到汉①。《商君书·境内》说，在战争中“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以此推论，享有五级爵的大夫可有田五顷、宅四十五亩；而五大夫可有田九顷、宅八十一亩；关内侯和彻侯可分别有田十九顷、二十顷，宅一百七十一亩、一百八十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皇帝并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如秦将王翦将兵伐楚，秦始皇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②这可见，对功臣封赏田宅，是可以人主的意愿办理的，并没有一定不变的成规。宗室，在分封制废除以后，仍“衣食租税”，也有被分给的田宅。但如没有军功，就不得有军籍。在地主的等级系列里，宗室地主是排在第二位的。他们“虽富，无所芬华”。至于既无军功又非宗室的富人，在商鞅变法以后的秦，不居重要地位，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存在的。另外，秦灭六国后，也有豪族的存在，这就是六国之后及后来各地起兵反秦的某些“豪杰”的家族。

汉初，因军功应得爵的人相当多。汉高祖五年诏：“七大夫③、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①诏书反映了得军功爵者有很大的数量，以致在一定时间内，得不到适当的安置，同时也反映了汉高祖对军功地主的特别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地主阶级的等级不断有些变化。《汉书·地理志》对当时地主阶级的等级构成，作出一定程度的概括。它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这所说世家、豪杰和高资，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主要等级。《汉书·地理志》虽系就关中情况而论，但可认为，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般情况。世家地主世家地主，就是封建贵族，他们享有封爵、封土和封与民户的权力。他①《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③“七大夫”，颜师古注：“公大夫也。”

①《汉书·高帝纪》。

们可以包括宗室贵族、功勋贵族、外戚和儒宗。功勋地主，包括军功地主在内。外戚和儒宗是汉代新兴的地主等级。《汉书·地理志》说“世家则好礼文”，好礼文是世家突出的特点。所谓“礼文”，主要是区分贵贱尊卑。世家好礼文，正是维护封建特权的反映。《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在历史编纂学上，是《史记》中的一种体例；在阶级关系上，是政治身份。《史记》的体例是根据历史的现实而定，《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世家的说明，表达了世家跟最高统治者的密切关系。

汉初，对宗室、外戚和有功之臣，实行封王、封侯制度。“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①这样便出现了一大批宗室贵族、功勋贵族和外戚世家。据史载，自高祖至景帝，宗室被封为诸侯王的共四十六人②，王子侯者二十七人③，功臣侯者二百四十人④，外戚侯者二十五人⑤。《汉书·地理志》记西汉晚期的全国民户是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口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而二十个王国的民户是一百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人口是六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零五人。《续汉书·郡国志》记东汉中期全国的民户是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人口是四千九百一十五万零二百二十，而这时的王国是十九个，民户是一百六十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人口是一千零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三。这已可见，两汉王国占有户口在全国户籍中所占比数之高。《汉书·地理志》还记有当时的侯国“二百四十一”，《续汉书·郡国志》记当时侯国九十五，对于它们所占户口都没有具体记录，数字当不在少。王侯国受封的户口数字，实际上就是它们所可能控制的劳动力的数量，显示了世家地主在地主阶级的等级构成中占有特别的重要地位。如上文所说，秦代对军功地主最为重视，而对宗室地主次之。两汉在初建立时，功臣的势力强大。其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讨之”。非刘氏而无功者也不得封侯。于是，宗室地主的地位就逐渐凌驾于功勋地主之上了。外戚，在两汉时期不断涌现出煊赫的家族。如西汉成帝母王太后的家族，“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专断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①东汉桓帝时的梁冀，前后受封共三万户，两个弟弟和儿子各万户。“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②后来梁氏一家被抄，“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③。

儒宗，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董仲舒把孔①《汉书·高帝纪》。

②《汉书·诸侯王表》。

③《汉书·王子侯表》。

④《汉书·功臣表》。

⑤《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①《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②《后汉书·梁冀传》。

③《后汉书·梁冀传》。

孟的儒学改造为新儒学，以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他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和支持，“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④。当时，“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于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⑤就这样，儒学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要做官必须通晓儒家经典，通晓儒家经典便可能做官。正如汉宣帝时夏侯胜所云：“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①从此，地主阶级中便出现了一批以儒学起家的累世公卿的地主。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自宣、元以后，任职丞相者共十八人，其中就有十四人以明习经学起家，而韦贤、韦玄成及平当、平晏，均以父子为丞相。《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东汉以传习经学起家而累世公卿者则更多。如沛郡桓氏，自桓荣至玄孙桓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②。宏农杨氏，“自（杨）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③。其余，以明经历位公卿守相者更比比皆是。汉武帝以后，“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④。东汉“都计内外官及职掌人十五万二千九百八十六人”⑤。这些官吏，大都是以通经而进入政权机构的。汉朝的政治大权，在汉武帝以后，儒宗地主在政治上往往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儒学宗师，虽俨然为人师表，对土地掠夺依然有浓厚的贪欲。史称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价），它财物称是”⑥。匡衡本来“家贫”，至“庸作以供资用”，及为丞相、封侯之后，便“专地盗土以自益”，甚至侵占官田四百顷⑦。郑太，司农郑众之曾孙，“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①。

封建皇权同世家各等级之间，各等级相互之间，不断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斗争，甚至出现过篡夺帝位的斗争。但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世家地主的各个等级毕竟都是皇权依靠的阶级力量。

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豪族地主，主要有原六国贵族的后裔和地方上的大姓。六国贵族的后裔，在国亡后，失去了贵族的身份，但仍在地方上保持很大的势力，而成为豪族。地方上的大姓，也是依靠传统的优势，成为控制地方的势力。《后汉书·酷④《汉书·武帝纪》。

⑤《汉书·儒林传》。

①《汉书·夏侯胜传》。

②《后汉书·桓荣列传》。

③《后汉书·杨震列传》。

④《汉书·百官公卿表》。

⑤《东汉会要·职官》四。

⑥《汉书·张禹传》。

⑦《汉书·匡衡传》。

①《后汉书·郑太列传》。

吏传》说：“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杰健者则雄张闾里。”就是指的这两种人。在秦汉时期，豪族地主是一股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势力，有时甚至对封建专制统治者是一大威胁。如“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②河北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③秦汉封建皇朝为了抑制豪族地主，采取了许多办法，主要是迁徙和镇压。

秦汉皇朝不断地将豪族从原来所在地方迁移到都城附近，以便于控制他们。秦初并天下，立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①。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汉初，高祖“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②，“徙者十余万口”③。据说，在这次迁徙之后，“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④，汉朝的这一措施是相当成功的。

封建皇朝对一些不服从朝廷管辖，而又危害专制统治的豪族地主，有时也采取镇压的手段。如郅都为济南守，“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义纵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严延年为涿郡太守，即收捕两高氏，“究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⑤。

东汉时，豪族的势力显然很大。光武帝要实行“度田”，触犯了豪族地主的利益，结果引起了郡国大姓及兵长的叛乱。为了和他们求得妥协，不得不中止度田。豪族地主的迅速发展，成为地主阶级中一个很有势力的阶层，即使东汉朝廷也奈何不了他们。东汉以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长期分裂割据，跟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不无关系。

高资地主，是指经营手工业、商业和高利贷起家的地主。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发展起来。一部分地主在工商业的高额利润的引诱下，也同时兼营手工业、商业，或放高利贷。一部分工商业者及当时称作“子钱家”的高利贷者，也大半占有土地。当时称土地占有为本，称工商业为末。当时人一般都认为经营工商积累财富虽■但不如占有土地更为牢靠。司马迁说：“以末致财，用本守之”①，正是对高资地主的概括。西汉时期，高资地主，其资产一般在三百万钱以上，个别的可达千万、万万。如宛孔氏、齐刁间、鲁曹、任氏等都是以冶铁或煮盐致富，或富至“数千金”、“数千万”，或“富至钜万”。《汉书·食货志》说：“富商大贾或蹄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秦汉朝廷对高资地主，历来是采取压抑和打击的政策。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②《汉书·酷吏传》。

③《汉书·酷吏传》。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汉书·高帝纪》。

③《汉书·娄敬传》。

④《后汉书·五行志》三，注引杜林疏。

⑤《汉书·酷吏传》。

①《史记·货殖列传》。

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②。汉武帝时，又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③汉哀帝时，又重申：“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④从法令来看，高资地主所占有的土地是不合法的。他们占有的土地，随时都有被没收的可能。他们也不得仕宦为吏。这是高资地主与其他地主不同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所说“富者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这说的是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之分别具有的特点，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世家地主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既是豪族地主，又是高资地主。在豪族地主中，也有世家地主。但是，这些人也还是各有其主要的等级特点的。如齐国田氏的后裔，既是豪族，又是拥有“钜万”的富商大贾，但他们毕竟是以没落王孙的豪族身份而以商贾致富，与一般高资地主的情况仍是不同的。

世家地主、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都是地主阶级的上层。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小地主。中级地主，即所谓“中家”。中家资产，一般在十万钱以上。这些中小地主构成了秦汉时期地主阶级的中层和下层。

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是地主阶级等级结构的经济基础，而这样的阶级结构又反过来为它的基础服务，起到维护和巩固的作用。

在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支配下，作为最高地主的皇帝，有最高的所有权。他的名字是“天子”，他的土地所有权是神授的。他还有权力和责任，把天下的土地作为私产，传给子孙。皇帝能享有这份产业，并把这份产业传下去，这就是皇帝的“大孝”。《礼记·中庸》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又说：“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的这两段话，都表达了皇帝以天下为私产的意思。汉代皇帝，除了开国之君，都在谥号上写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之类，也都意味着同样的看法。我们一向把“家天下”看作政治的现实，实际也是经济的现实。

世家地主是最高地主以下的较高等级，其中又有一些小的等级。世家地主及其间的小的等级，都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都享有特权。但他们享有的所有权，是有限度的，他们之间所享有的特权也有数量上和程度上的差异。他们从皇权那里，得到赐爵、赐土地、赐民户、赐赋税。这其间最根本的一项，是土地，是土地所有权。世族地主从皇帝那里得到这些东西，不能说不归他们所有，但这些东西，包括土地在内，都是不能转让的，而且世族地主于赐地以外，按照法令，也不许用任何手段取得别人的土地。这就表明，世族地主的土地质有权是受限制的，是不完备的，在所有权的程度和数量上，都是不能跟最高地主相比拟的。

商鞅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④《汉书·哀帝纪》。

家次”。这大意是说，把尊卑、爵秩的等级弄明白，各按军功的差异，排列顺序；对于所占有的田宅、臣妾、衣服，按尊卑和爵秩等级的门第，排列顺序。这是在军功地主内部又有不同的等级，田宅和衣服都随着它们的主人而人格化了，它们也都具有主人的爵秩等级。这表明地主对土地的私有，也表明私有在等级上的限制。所谓“臣妾”，当即奴婢。对于封建等级所有制来说，作为劳动力的民户比奴婢更为重要。封户的多少，是地主占有财产更直接的标志。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①这虽说的是欧洲的情况，但对中国也同样适用。本书第一卷曾引用《九章算术》卷三，如下的一例：［问］今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猎得五鹿，欲以爵次与之，问各得几何？

答曰：大夫得一鹿、三分鹿之二。不更得一鹿、三分鹿之一。簪褭得一鹿。上造得三分鹿之二。公士得三分鹿之一。

这一例虽不直接涉及土地制度，但也反映在物权享有上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

豪族地主中，有一部分人享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如被迁徙的六国后裔，曾赐予田宅。但多数豪族和所有高资地主，实际上占有大量土地，却没有取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东汉末，荀悦论“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说：“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己，是自专地也。”这可见当时合法的土地权跟非法的实际占有之间的矛盾。从当时的土地制度来说，豪族地主究竟还有部分的合法权力，豪族的土地权应比高资地主要高一个等级。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侯外庐对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的非运动的性质，封建主义所有权跟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区别，以及封建主义所有权同政治权力的密切结合，都提出了有益的论断。中国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须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①《资本论》第一卷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第二节　官田和民田

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等级差异，反映在土地占有关系上，主要是官田和民田的区别。在官田和民田的内部，又都各有不同的类型。官田之内，有官府直接管辖的田，有封赐高爵和官宦人家的田，有牧场，有屯田。民田之中，有受赐的田宅，有来自历史的继承，有来自买卖和兼并。在所有这些土地占有形态中，基本上都离不开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

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都是在小块土地上，由一夫一妻为主要劳动力的个体家庭成员，进行耕织结合的生产劳动。秦自商鞅变法，就推行这种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不同于奴隶，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自行生产的自由，他们的生产兴趣提高了。同时，他们也不同于村社成员，他们有了自己可以从事生产的固定的土地，不再需要定期轮换耕地了，他们成为跟土地密切结合的农民，这也必然提高他们的生产兴趣。农民生产兴趣的提高，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战国中期，孟子在对齐宣王说到为民制产的重要性时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些话透露了战国时期那样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能不能为民制产，是统治者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商鞅以授田的政策招徕三晋之民，就是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发展局势的一种有实际效益的办法。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针对当时局势的特点，提出了为民制产的方案。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这个方案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是小农家庭所需要的，也是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所可能作到的。孟子所说的庠序之教，也是要求从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制特点出发，进行相应的道德教育。孟子认为，实行这个方案，“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他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认为小农经济必然要发展。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一种理想，但这也可能反映当时东方国家中已经出现的某些现实。

商鞅变法，就是要发展小农经济。他的办法，是运用法律，强力推行。

他立了两条法。一条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②又一条是：“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③第一条是督促个体家庭的发展，第二条是鼓励耕织结合的生产。秦始皇继承并发展了商鞅的政策。他在碣石刻辞自颂说：“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在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①孟子这段话，在《孟子·梁惠王》下，凡两处，内容基本相同。同书《尽心》上也有一段话，意思相同，而异文较多。这可见，孟子的这一方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不是随便说出来的。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史记·商君列传》。

咸化廉清。”④这些刻辞，表明秦始皇特别注意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的特点，因而强调妻不再嫁、男不入赘以及男女有别的重要性，这都是从巩固和发展小农经济出发的。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具体表现，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强调“务耕织”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思想意识上的重要性。《吕氏春秋·上农》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晁错上汉文帝疏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①所谓“本教”，所谓“地著”，都说明了耕织的重要性。“地著”，用现在的话说，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①他在《资本论》中又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②马克思的论断，不只指出了耕织结合在生产本身上的特点，还指出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秦汉时期，小农所用以进行生产活动的土地，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有来自村社解体过程中的土地占有。村社解体了，轮耕制逐渐为长期定耕所代替，直接劳动者从而取得土地。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土地，这就是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为他们取得土地提供机会和条件。有来自开荒过程中的土地占有。汉景帝元年诏：“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毄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③由硗陿地区移往饶广地区，这就是一种开荒活动，因而可得到土地。又有来自官府授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汉书·食货志》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资本论》第三卷第372—37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汉书·景帝纪》。

田者，有耕豪民之田及各等级地主之田者。小农的生产劳动，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进行分散的个体劳动，也就是通过这样的劳动，使全国农田绝大部分得以进行生产。

《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时，“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这些数字，大概是当时上计的数字，不会精确。如从这些数字来看，西汉晚期可垦未垦田之数与定垦田之数相差甚远。出现这种情况有复杂原因，但主要原因之一，应是劳动力的不足。

秦代官田的经营管理秦自商鞅变法，为人们提供了土地兼并的条件。同时，秦对官府直接控制的官田，也有一套经营管理的具体办法，这在秦简资料中是可以看到的。秦简《田律》，现在仅存六条，但全部讲的是官府如何经营管理官田的事。《田律》规定：“雨为澍及秀粟，辄以书言澍稼、秀粟及垦田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水潦、螽虫、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书。”这是关于各级地方官必须向上级报告本地庄稼播种与生长情况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包括已耕种、未耕种、受雨、抽穗及遭受水、旱、虫灾的顷亩数。这不是官府督课农耕的规定，而是关于农田的具体管理。《田律》中还有不许壅隄水、不准损坏庄稼、不准农户卖酒以及令“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等规定。这说明官府设专门官吏如“田啬夫”、“部佐”等主管农田耕作之事。《田律》还有关于“乘马服牛”，凭证明（“致”）由官府廪给饲料的规定。其中有“禀大田而无恒籍者，以其致到之日禀之”的条文，这说明服牛（即驾车、耕田之牛）属“大田”农官管辖，用以耕种官田。秦简《厩苑律》中有称作“牛长”的官，这是主管饲养官牛的“皂者”。“皂者”饲养的官牛，被称作“田牛”。以“田牛”耕种土地称作“以其牛田”。既然牛是由官府饲养的官牛，则以官牛为“田牛”时所耕种的土地，只能是官田。秦简中，现存有《仓律》二十余条，也可以从中看到官府管理官田的一些规定。如对于种子，条文有：“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亩大半斗，菽亩半斗。”这显然是关于官田使用种子数量的规定。又如条文有：“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这讲的是官府男性奴隶从事耕作时的口粮标准。官府奴隶耕种的土地，无疑是属于官田的。再如条文中有：“稻后禾熟，计稻后年。已获上数，别粲、糯、黏稻。”①这讲的是，农田收获上缴官府时应如何记帐以及如何区分品种等事。上述的这些条文，都说明商鞅变法后，秦对官田的经营管理是抓得很紧的。

在一般农田以外，秦的官田中还有牧场的存在。《田律》讲到官府有“乘马服牛”，《厩苑律》讲到官府有“田牛”及主管饲养官牛的“牛长”、“皂者”。官府既要饲养马牛，就必有牧场。《徭律》有“公马牛苑”之名，当即官府牧场的别称。“公马牛苑”又有大小及所属部门不同的差别。《厩苑①所引简文，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

律》有“大厩”、“中厩”及“宫厩”等不同名目。对牧场如何饲养“公马牛”，法律也作了规定。如凡“将牧公马牛”者，必须对所牧马牛负责。如果出现“马牛死者”，应当立即向牧场所在县报告，然后由县官派人进行检查并作出处理。法律还规定：有关部门每年要对各县、各都官所辖“公马牛”饲养情况进行一次评比。如果发现公马牛死亡超过规定数量者，主管官吏及饲马、牛的“吏”、“徒”等人，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如发现“田牛”的腰围减瘦，每减少一寸要对有关人员进行笞打。此外，还有关于已死亡的“公马牛”的肉、骨、皮革等如何处理的规定①。法律既对马牛的饲养、管理规定得如此详细，这表明官牧场的数量是不少的。

秦时的山林川泽之地，可归在官田的范围。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不许砍伐山林树木；不到夏季，不许烧草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而且还不许杀死和捕捉鱼、鳖、鸟、兽等。每年七月以后，解除不许砍伐林木的禁令，但仅限于伐木为死者棺槨的需要。《田律》的这些规定，证实了《商君书·垦令》所说的商鞅“壹山泽”措施的可信。这与《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所说，商鞅变法后，“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也是一致的②。从秦简及有关历史记载看来，秦的官府有直接管辖的大多土地，并实行了授田制。《商君书·算地》说：“凡世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从而出现“地狭而民众”或“地广而民少”的不正常状况。它指出：“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这即是要按山林、薮泽、谿谷、流水、都邑、道路及耕地的比例去规划与利用国内的土地。在这个基础上，《算地》的作者提出了这样的方案：“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道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谿谷足以供其利，薮泽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这里的所谓“分田”，即把土地授给农民，每人按五百小亩之数。如要他们当兵，则方百里之内的地区，就至少可得战卒一万人。这样，就算是寓兵于农，耕战结合了。这表明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不然，是不能按人力多少而“分田”的。《算地》的写作时期虽还不能具体断定，但其所指确系商鞅以后的情况，则无可疑。《商君书·徕民》也可说明同样的情况。《徕民》首先提出了一个山陵、薮泽、谿谷、都邑、道路、恶田与良田的比例，认为“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谿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谿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接着，它又指出当时的秦国，能种粮食的“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室，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意即荒地太多，“作夫”（即人力）不足。反之，地狭而民众的“三晋之民”，很希望得到土地居宅，如果能把“三晋之民”招诱过来，许之以“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好处，则“三晋之民无不西者”。然后按照“制土分民之律”，使“垦田”与“作夫”结合起来，则秦国的荒地就能得到开发。如果良田与草田均不属于官府所有，“制土分民”以“食作夫”是无从谈起的。《徕民》可以确定为秦昭王时期①所引简文，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

②参见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土地制度》，见《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作品，可从而见到此时官府直接管理的土地是极为广阔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商鞅变法后所实行的赐爵制度。此制要求按赐爵级数给以田地与住宅地，且赐爵人数甚多，如果官府手里没有大量的土地，也是无法给立军功者以田宅的。

《算地》与《徕民》中所反映出来的“制土分民”与“为国分田”的授田于民的作法，在秦简中也可得到证明。秦简中，除了有以官府奴隶“隶臣妾”耕种官田和从事放牧的作法外，《田律》还有“受田”的提法。既然民有“受田者”，则官府必实行了授田制。所谓“授田”，即官府以官田按人口给农民耕种，然后责令农民向官府缴纳地租的土地制度。这同《商君书·算地》的“为国分田”、《徕民》的以良田“食作夫”的“制土分民之律”如出一辙。这表明，《田律》所说的“受田”制，就是文献中所说的“为国分田”之制。如果再从秦简《为吏之道》简文中所滥入的《魏户律》来看，则《魏户律》中，“假门逆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的规定，可证明授田制不仅秦国有之，战国时的魏国也有之。授田制，可能是有授有还的，其具体办法已无从详考了。

西汉官田之盛秦国和秦皇朝时期官田中的可耕地，名为“受田”、“分田”，而无“公田”与“官田”的名称。到了汉代，“公田”与“官田”的名称正式出现了。“公田”之名，见于西汉史籍者不少。如《汉书·食货志》有“令命家田三辅公田”的记载，《汉书·外戚·孝景王皇后传》有武帝赐其姊以“公田百顷”的事，《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条有少府温顺“坐买公田与近臣下狱论”的案例，《汉书·平帝纪》有对“江湖贼”成重等“赐公田宅”的作法，均为官田称作“公田”之证。此外，在《汉书》的《宣帝纪》、《元帝纪》、《霍光传》、《赵充国传》及《盐铁论·园池》中，也屡见“公田”之名。“官田”之名，见于史籍者，虽远不如“公田”之普遍，但已确有此名称。“公田”与“官田”名称的出现，意味着这种土地占有形式的制度化。

有些官有土地，虽无“公田”、“官田”之名，但本质上都是属于官有土地的组成部分，如官府手里的园池苑囿和山林川泽之地，就是如此。《盐铁论·园池》有“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和“县官多给苑囿、公田、池泽”等记载，把“公田”与池泽、山海、苑囿并列，足见后者同“公田”一样，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其所以不称它们为“公田”、“官田”，大约是还未耕地化的缘故。

饲养牲畜的牧场，汉代也同秦时一样，属于官有土地。《汉书·食货志》云：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又说：“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史记·平准书》也说：武帝“令民得畜牧边郡，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后又“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这是景、武二帝发展官牧及民牧的梗概。养马需要牧场。养马业的发展，意味着牧场的扩大。由于养马牧场的扩大，设置专门官吏主管其事，就成为必要。故《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承秦置太仆，“掌舆马，有两丞”；其“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还设“龙马、闲驹、橐泉、騊駼、丞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师苑令各二丞”，皆属太仆管辖。养马的牧场，边郡有之，内地亦有之。仅以边郡而言，《汉官仪》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①官有牧场之大，于此可知。

汉代官有土地，从它的量来说，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其中，西汉的整个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初到武帝初期，属于官有土地制继承秦制时期。第二阶段，是武帝时期，是官有土地制的兴盛时期。第三阶段，从昭、宣二帝到西汉末，属于官有土地制的逐渐衰落期。

前面已经说明，汉高祖刚刚打败项羽而统一全国，便于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下令，对大批从军归来的“军吏卒”赐爵、赐田宅。如果不是以秦皇朝直接遗留下来的土地为基础，汉高祖的“法以功劳行田宅”的作法，只能是一句空话。汉高祖晚年，丞相萧何曾“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兽食。’”②这里所说的上林苑中的空荒地，显然就是从秦皇朝继承下来的官有土地的一部分。正因为西汉之初，继承了秦的官有土地，故秦时采取的“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的政策，汉循而不改。《盐铁论·复古》也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置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这也说明同样的事实。到了武帝时期，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办法以扩大官有土地，而且在官府经营的土地上推广水稻的生产，从而使西汉的官有土地制进入一个兴盛发展的时期。

汉武帝扩大官有土地的途径，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兴修水利，把原来的荒废不毛之地变成可耕地，并以之置于少府或大司农管辖之下，从而扩大了官有土地的量。依《史记·河渠书》的记载，首先是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且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武帝同意了，“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其次，是河东太守番系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其三，庄熊景建议“临募民庶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自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引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其四，是北方各地争相修建的水利工程。“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积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这段记载，概述了汉武帝利用水利兴建以扩大耕地面积和改废地、盐碱地为高产水浇地的梗概。这些因水利兴建而扩大的可耕地，有的虽是“民田”，但大部分是“弃地”（即荒废地）、河壖地（即河滩废地）、故卤地（即老盐碱地）、山地及其他不毛之地。一旦在①《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引。

②《史记·萧相国世家》。

这些地区兴建了水利，土地获得了灌溉，就变成了官府直接经营管理之下的土地。官府有权把它给越人，或作其他处理，其租税入于少府，表明其所有权不属于臣民。有的官有土地，由左右内史直接管理，如《汉书·沟洫志》所说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兒宽为左内史时，“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渠）旁高卬之田”。武帝支持这一建议，认为“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这可表明左右内史确是管理官有土地的机构。而且这些土地，因为有了水利兴建，都可种植水稻，其租税收入也比一般农田为高，不同于一般的三十税一的田租率。

第二，通过没收商贾土地而扩大了官有土地的量。武帝时，由于种种原因，曾对富商大贾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不许私营盐铁并加重对他们的各种课税①，没收了已经占有大量土地的商贾的田地和奴隶。没收的结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结果是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②。至于按照“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③的法令而没收的土地，还不在这个数字之内。官府得到这些土地以后，乃于“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没入田田之”④。由此可见，没入的商贾土地，全部变成了由少府及大农等机构直接控制的土地。

第三，通过暴力手段，强占民间私田而扩大了官有土地。武帝时，为了扩大官府的园池苑囿，“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即价值），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西山。”①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以偿鄠、杜之民”。吾丘寿王奏事。武帝大悦，称善。东方朔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丰镐之间的“膏土”，“其贾（价）亩一金”，“今欲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造成“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的恶果。但是，武帝并未听从东方朔的意见，“遂起上林苑，如吾丘寿王所奏云”。这次强占民田之事，在名义上虽然采取了以“属县草田”去赔偿“鄠、杜之民”失去“膏土”的损失，实际上只是以荒田去换取关中的膏腴之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强占民田以扩大官有土地的行径。所谓“草田”，颜师古注：“诸荒田未耕垦也。”换言之，“草田”即熟荒地，也就是暂时未耕垦的土地。仲长统说：“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其说见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似最晚在仲长统时，所有草田都已成为官有了。

第四，通过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而扩大的土地，也是官有土地的重要来源之一。武帝时，由于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从而夺得了匈奴占有的大片土地。随后，武帝就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还在北部沿边地区设置了朔方、西河、安定等郡，又更名九原郡为五原郡②，并在上述两个地区实行大规模屯田，以致出现了“上①参阅高敏《试论汉代抑商政策的实质》，见《秦汉史论集》。

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④《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东方朔传》。

②《史记·平准书》。

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③的局面。屯田，不论是以兵士屯垦，还是以农民屯耕，其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性质都属于官有土地。因此，通过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也确是汉武帝扩大官有土地量的又一途径。

此外，凡因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而暂时出现的无主荒地，也是官有土地的来源之一。最明显的例证，如东汉末年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时，司马朗公开提出复井田的建议说：“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①这种因天灾人祸而造成的暂时无主荒田，在整个汉代是经常存在的，故武帝时期也得收用荒田以扩大官有土地。

上述多种扩大官有土地的途径，并不限于武帝时期，但武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和集中，有的事例还为此时所独有。

在扩大官有土地的同时，官府加强了对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秦和西汉前期，朝廷仅有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②。武帝时，增加了不少农官，如“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③；“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④。其中，“农都尉”的官名，屡见于居延汉简，足见边郡屯田地区多设置此官。还有掌治京畿地区的左、右内史，明显有管理官有土地的职权。《汉书·地理志》说，左右内史的设置，在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书·昭帝纪》中有“故稻田使者燕仓”其人，则“稻田使者”这一官职的设置，必在昭帝之前，也许便在武帝之时。在居延汉简中，除“农都尉”官名外，还屡见“别田令史”、“农令”、“农亭长”、“护田校尉”、“代田长”、“候农令”、“部农第四长”、“居延田官”、“骍马田官”及“张掖农都尉”①等名称，同《汉书·元帝纪》中的“北假田官”可相印证。居延汉简所载，上始武帝时期，下迄东汉初期，上述诸见于汉简的农官名称，当都是在武帝时及其以后才有的。再结合《汉书·食货志》所载武帝没收商贾土地后，于“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及《盐铁论·园池》所载武帝“立诸农，广田牧”，又于“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等记载来看，更说明上述农官的设置，确在汉武帝时期。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扩大了的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

为了改善官有土地的经营效果，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武帝还采取了改良土壤和推广水稻种植等措施。上文已说到武帝的水利兴建措施，大都使旱田变成了水浇地，使荒田、故卤地（即盐碱地）变成了肥田沃土，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现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武帝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大都推广了水稻的种植。如河东渠田，官府交给越人耕种，其原因就在于发挥越人“习水利”的特长②。所谓“习水利”，即善于种植水稻之意。《汉书·昭③《史记·平准书》。

①《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②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④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①参阅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伏况》，见《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

帝纪》有“故稻田使者燕仓”。燕仓为主管官有土地的官吏，其官名为“稻田使者”。顾名思义，其所主管之土地，所种当为水稻。还有《汉书·沟洫志》说，武帝时的“左、右内史地，名山川甚众”，而这些土地中，多有稻田，故武帝有“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的诏令。武帝所以在北方的土地上推广水稻种植，目的无非是为了提高单位产量，同时也适应盐碱地宜于水稻种植的特点。

为了经营这些官有土地，武帝采取了两项新的经营措施。一是在边防地区大力扩大屯田制，具体表现为以兵士屯田的军屯制度和以徙民实边的民屯制度，事详《汉书》的《食货志》、《匈奴传》、《西域传》及《赵充国传》等。居延汉简也不乏这方面的记载。这种田制的类别、剥削方式、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等方面，均为东汉及曹魏时期的屯田准备了条件①。二是租佃制，即把官有土地租佃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耕种，然后课取不同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的高额地租——“假税”。这种经营方式，又叫“假民公田”制。这里的“假”，是租赁、租借的意思。前引《汉书·昭帝纪》所说的“稻田使者”，便是管理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曹魏人解释“稻田使者”说：“特为稻田置使者，假与民而收其税入也。”见于《汉书·食货志》与《元帝纪》的“北假田官”，也是主管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元帝纪》注引李斐语，释“北假田官”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这种“假民公田”制下的“假税”，是高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率的。

汉武帝经营官有土地的措施，虽然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但连年用兵、广兴屯田和不断徙民实边，也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灾难，以致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下罪己之诏，实行较大的政策性转变。于是，武帝末年采取了改进耕作技术、废弃轮台屯田、停止征伐战争和移民实边等措施。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把官有土地的经营方式，由租佃型“假民公田”改变为授田型“假民公田”，或曰“赋民公田”①。自此以后，昭、宣二帝相继实行的“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就是这种授田制，甚至还不断把官有土地正式赐予贫苦农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由于授田制与赐田制的实行，特别是由于民田的迅速发展，使官田土地量日趋减少。加上官吏、贵戚和豪族地主经常不断地以借贷、强占、请射等方式侵占官田，以至到了西汉后期，官有土地在日益减少，不得不依赖于外戚王氏和其他官吏、地主的“献田”来补充官有土地量②，从而表现出官有土地制的趋向衰落。

官有土地制的进一步衰落，还是东汉时期的事。当时全国的可耕地面积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总量。在全国的可耕地面积被区分为民田和官田两个部分的情况下，前者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后者的减少；反之，亦然。西汉时期的民田，主要是豪富占有土地，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而官田的比重则相对地处于不断下降之势。到了东汉，豪富的土地兼并，其发展程度又超过西汉，故东汉官田的比重较西汉又有下降。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官田制又抬起头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总之，在土地占有关系中，两汉的官田与民田的地位是①参阅高敏《论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见《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①详见高敏《试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汉书·平帝纪》。

一个有起有伏的过程，而总的趋势是在官田制经过一段盛世之后，豪富势力占有的民田逐渐取得上风，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世家、豪富的土地兼并秦汉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三个主要等级，一有机会，就致力于土地兼并。

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同。世家是封建贵族，是身份性地主，他们受封的田仍可说是官田性质；豪族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人物；高资富人是靠经商致富的人物。豪族和高资富人在社会上有经济上的影响，一般没有封爵，没有封地和封户，这是不同于世家的。他们是非身份性地主，他们手中的田是民田。在这三种人之间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土地兼并的贪婪是相同的。从阶级关系上说，这三种人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阶级基础，但从具体的经济利益说，他们的土地兼并，一方面是侵占官有土地，一方面是掠夺民田，这又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上的损害，甚至可以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但这三种人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们相互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或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身份。

秦始皇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①。这些豪富占有土地的情况不详，但都可说是土地兼并的苗子。《史记·货殖列传》记乌氏倮和巴蜀寡妇清的事迹：“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倮和清，可能是秦始皇时最著名的高资富人。倮是牧主，清是矿主，都一定占有大量的土地，但又都地处边远，跟一般的土地兼并，是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意义。倮、清以富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身份已与一般的富人不同。

六国贵族，经过秦的征服、楚汉战争和汉的建立，政治地位大非昔比，但他们仍有很大的社会潜力，不能不引起新皇朝的重视。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娄敬献言：“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①对六国贵族在政策上的得失，可以影响汉朝廷的安定，足见其能量之大。但六国贵族，在这时也只能算入豪族的行列，与世家的身份是不同的。这些出身贵族的豪族，比起高资富人来，对于土地兼并更有优越条件，是很难从立法上加以阻止的。田氏，在六国贵族中是有地位的。诸田之中，有不少富商大贾，并从而扩张土地的占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所谓“末”，是营商，所谓“本”，即占有土地，从事农业。

汉兴七十余年间，土地兼并之风延续不断。汉文帝时和汉武帝时，晁错①《史记·秦始皇帝本纪》。

①《史记·娄敬列传》。

和董仲舒先后分别进言，指斥土地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①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②晁错、董仲舒都是主张从法律上限制土地兼并。但因为妨碍一些权势人物的现实利益，很难得到实施。汉武帝时曾大规模地打击了兼并之家，但土地兼并之风并不因此就可终止，而是通过各种形式延续下去。汉平帝时，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①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承帝旨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从孔光、何武所奏看来，当时占田逾制的人，包括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在内，这都是属于世家地主范围的人。此外，还包括吏和民，这范围就更大了。但孔、何的话详于世家地主而略于吏、民。这可见世家地主的权势，在土地掠夺中更显得出色。史称，此议一出，“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但这为当时权贵所反对，还是行不通②。

东汉初年，光武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食货志》。

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①这个故事，说明这时土地兼并在地主、官吏互相勾结的形势下甚有势力，光武帝后来也只得以不了了之。

在东汉时期，有一批世家地主，都可以从他们的家族渊源中，寻觅出他们的祖先是如何从战国、秦和西汉而世代蝉联的发展轨道。如东汉明帝时的廉范，本是战国时廉颇之后，在西汉时已成为豪宗，因此而被徙于北边。到边地后，“世为边郡守”。经过几代的“广田地，积财粟”和笼络宗党的活动，到东汉时便成了“宗党”势力强大的廉氏家族②。廉氏家族的经历，是由战国时期的封建贵族，经历了豪族的道路，又进入世家地主的行列。不可忽视，廉氏这一长期的发家史，是跟几代人的“广田地，积财粟”分不开的。又如东汉初期的马援，本系战国时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子孙以马为氏。汉武帝时，赵奢之后以“吏三千石”自邯郸徙茂陵。马援的曾祖父马通，以功封重合侯。王莽时，马援兄弟三人，都是二千石。东汉时期，马氏一门“声腾三辅”。其儿子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宾客奔凑，四方毕至”，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这个家族的声势的③。其他，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吴郡陆氏、南阳阴氏和樊氏等，无一不是累代相承的世家地主。两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发展，逐步表明它是在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地主转化，他们手中由兼并而来的土地带上了越来越多的私有性质，他们原来由于赐爵、赐民户而得到的土地也越来越减少了官有的色彩。

东汉晚年，仲长统论述古今及时俗行事，说道：“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契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般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债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①又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惟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纲禁疎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②约略与仲长统相先后，王符著《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说一些人“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辞，薄知友而厚狗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①《后汉书·刘隆传》。

②《后汉书·廉范传》。

③《后汉书·马援传附子防传》。

①《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

②《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损益》。

怨望于家，细人谤誌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③这说的是当时豪富，主要是说高赀富人，说他们一旦富起来以后的骄奢淫佚。像这样的人，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成为庶族的部分来源。

世家和豪富兼并土地，主要是通过横赐、假贷、侵占、请射和买卖等形式。横赐，是官府于制度以外横赐官吏以土地。如武帝以官田“赐乳母”①，以官田百顷赐其姨②，以“公田、鱼池、蒲苇数顷”赐东方朔③，以“公田十顷”赐卜式④，以“公田二顷”赐苏武⑤，哀帝以“公田二千余顷”赐董贤⑥等。假贷，是租借，只能有使用权。请射，是请求使用，可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但对有权势的地主说，租借和请射，都只是名义，实际上都是兼并。如武帝时，酷吏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租佃给农民耕种⑦。《盐铁论·园池》谓官吏以“公田转假”，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指出了名义上的假贷，实际上是对官有土地的侵占。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阳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便“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地⑧，这是以请射方式侵占官有土地。至于匡衡的私改土地疆界而隐瞒有官田四百顷⑨，陈汤所说的“关东富人”“多规良田”⑩以及“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11)等，则是更为明显的侵占官田的行为。东汉时期，如梁冀、苏康、管霸、张让、侯览等人，无不侵占了大量的官田。

通过买卖以兼并土地，是最常见的形式，而以买卖为名强买贱买其实的，也是常有的事。这在汉初，从丞相萧何那里就开始了。萧何为了消除汉高祖对他的疑虑，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果真“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①。又如司马相如未发迹时，在成都买田宅为富人②；霍去病“为中孺买田地奴婢”③；张禹为官之后，“买田宅至四百顷”④。东汉时期，土地买卖之风有增无减。前引仲长统、王符所说，都是明显的例证。1966年，在四川郫县犀浦附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簿书碑”，其中多有“某某田若干亩，贾（价）若干”的记载，如：王岭□□，直□□万五千；□□田顷五十亩，直三万；③《潜夫论·忠贵》。“忠贵”，《后汉书·王符传》作“贵忠”。

①《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②《汉书·外戚传》。

③《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④《史记·平准书》。

⑤《汉书·苏建传附子武传》。

⑥《汉书·王嘉传》。

⑦《汉书·酷吏·宁成传》。

⑧《汉书·孙宝传》。

⑨《汉书·匡衡传》。

⑩《汉书·陈汤传》。

①《史记·萧相国世家》。

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③《汉书·霍光传》。

④《汉书·张禹传》。

何广田八十亩，质□□五千；王汶田四顷九十亩，贾卅一万；故杨汉..田二顷六十□；田顷卅亩，质□□万；中亭后楼，贾四万..这些有土地一顷五十亩和二顷六十亩以上的人，应是乡村中、小地主。

残碑仔细标明各户土地的价格，有可能是评定资产的需要。但从“土地若干”可以“质钱若干”的话看，显然买卖土地与典质土地时也是这个价格。土地、住宅、奴婢均系于某人名下，可见东汉时期的乡村已出现了不少中、小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多来源于土地买卖与典质。这种乡村的中小地主的汇合，也像豪富地主一样，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庶族地主的部分来源。

官田和民田间的矛盾，官田内部出现的矛盾和民田内部的矛盾，往往在土地兼并情形下显得更为显著。土地兼并在秦汉时期是社会矛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农业生产中所遇到的灾难性的现象和阶级矛盾之激化为农民武装起义，往往跟土地兼并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第三节　农民及其他劳动者

秦汉时期的农民阶级，像在别的封建时期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上文所说，地主阶级内部有全国最高的地主，有世家、豪族和高资富人，还有各种中小地主。农民阶级内部也有各种不同身份的劳动者，有在官府授田制下劳动的农民，有租佃官田的农民，有在官田劳动的佃户和雇工，还有其他形式的依附农民及有较多人身自由的自耕农。这些不同身份的农民，基本上都在什伍编制之内，都称作“编户齐民”。不过“编户齐民”并不完全限于农民，也包含一定数量的新兴的地主。另外，还有牧区的牧民、官民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和奴隶身份的劳动者。

秦代的农民秦代的农民，以在官田劳动的佃户性质的劳动者占主要地位。这是由于秦皇朝时期对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的社会情况的继承和发展，也由于长期战争之后，官府直接控制了大量土地，因而有条件吸收广大农民，使其束缚于土地上。

秦代在官田劳动的农民，是通过“授田”的方式，从官府领取份地进行耕种。从战国时起，秦国就实行授田制。云梦秦简《田律》规定，被授予田地的农民，按照其受田的顷亩多少，无论其是否完全垦种，都要向官府缴纳刍藁作为租赋。每顷缴纳刍三石、藁二石。同时，还规定授予农民土地以“封”为界，不许私自移动。秦律《法律答问》说：“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阡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就是说，私移阡陌封界、扩占土地是有罪的。于是，被授田的农民，通过授田被束缚在官田上，成为由封建统治者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不再是奴隶，也不再是村社成员了。这种授田制度，自商秧变法以来，到秦朝统一以后，一直沿袭下来。

秦统治者除了通过授田以份地形式把官田分给农民外，还把官田直接租佃于贫苦农民，这是封建依附关系的另一种形式。秦律《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个答问：“部佐①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这是指掌管官田的田官——部佐，为了把官田的地租据为己有，便“隐诸民田”，即隐瞒已经租佃与农民的官田，不向官府呈报，以便从中渔利。《法律答问》指出，如果部佐已把官田租给农民而不上报，即“已租者（诸）民，弗言”，便以匿田论罪。如果未租，即未曾把官田租给人家，“不论为匿田”，即不以匿官田论处。从这条答问中，可见秦代以授田方式形成的依附关系而外，还存在着以租佃方式出现的另一种封建依附关系。这两种不同形式下的农民，虽同是依附于官田的佃农，但也略有差异。

授田制下的农民对土地有长期使用权，或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采取租佃形式的农民则未能保证对土地的长期使用，而且跟租佃私家土地的佃农相同。①部佐：乡部之佐，主管官田收赋税的田官。

从封建国家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官府佃农的剥削情况来看，授田制下的佃农每年“顷入刍三石，藁二石”，这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地租，是地租与课税的结合。租佃制下的官府佃农，只能是按其租种的土地数额缴纳地租。他们虽同是缴纳地租，但在形式上却有差别。授田农民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与一般自耕农民差不多。而租佃农民缴纳地租的形式则与私家佃家完全一样，所缴纳的地租数额也同私家地租的“见税什五”差不多，其剥削率较之授田制下的农民要高一些。由此可见，官田的两种不同剥削形式：授田制与租佃制之间无论在土地的使用上和赋税的缴纳上都有些差别，从而他们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程度上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采取租佃形式的佃农同封建政权之间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封建依附关系，而官府对授田制下的农民的控制则相对地要松弛一些。

除了依附于官田的依附农民而外，还有依附于民田的依附农民。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耕种民田的依附农民和雇农的数量遂日益增多。由于当时对赋税徭役的繁重，“悉租税，专民力”，迫使农民或是“附托于有威之门，以避徭赋”①，或是离乡背井去佃种“豪民之田”，依附豪富地主，缴纳“见税什五”的高额地租，并为之服务。他们跟地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农村中已有一部分破产农民，只有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成为受地主雇佣的雇农。《韩非子·外储说》：“齐桓公微服巡民家，人有年老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说：“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由此可见，从春秋战国以来即已出现雇农。到了秦代，随着赋役的繁重和破产农民的增多，“卖佣而播耕”的“庸客”也就可能增加。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②雇农虽然同主人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但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而且还负担官府的徭役，生活非常困苦，一遇疾病灾害或征发远戍无法出卖劳动时，举家生活便难以维持，陷入绝境，出现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的悲惨景象。

当时除了广大的依附农民和雇农而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自耕农跟小农不是一个概念。自耕农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而小农主要是从生产规模方面说的。自耕农必然是小农，而小农则于自耕农以外，还包括有各种依附农民和雇农。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自耕农的出现。他们之中，有的是反抗奴隶主贵族斗争中脱离奴隶制羁绊的奴隶和平民，从事垦荒，获得小块耕地；有的则是失势的破落贵族，下降到耕种小块土地的平民，如范氏、中行氏在晋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失败后逃往齐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①。自战国以来以至秦代，都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民。《吕氏春秋》所谓：“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①《韩非子·诡使》。

②《史记·陈涉世家》。

①《国语·晋语》。

徙”②，这种有产业而重迁徙的农民，当即自耕农民。《韩非子·六反》：“今家人之治产也，相恶以饥寒，相强以劳劳，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这说的也是自耕农民，说他们如能勤劳治产，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尽力耕种，可致温饱，否则就有破产之虞。由于自耕农民处境艰难，因而有些自耕农民放弃种地，卖掉田宅从事别的谋生之道，如《韩非子·外储》所说：“中牟之民，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到了秦朝后期，赋役更加繁重，自耕农民的处境也更为困难，“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③，生活陷于绝境。自耕农的社会地位优于佃农和雇农，但在繁重赋役的压榨下濒于破产，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降为佃农或雇农，甚至沦为奴隶或刑徒。

以上不同阶层的农民，虽然在身份地位上有所差异，但仅是大同而小异，他们同是受着秦朝政权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自耕农民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然而官府却用强制手段，通过什伍组织、户籍制度和法律上的各项规定，把他们编制起来，束缚在土地上为官府纳税服役，同佃农、雇农一样地为地主阶级提供剩余劳动。秦统治者所制定的秦律，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沉重枷锁和压迫农民的暴力手段。在云梦秦简中，就有强制农民从事无偿劳动的《徭律》和强迫农民缴纳田租赋税的《田律》、《仓律》，还有用暴力镇压农民的《捕亡律》、《傅律》等。这些刑律的规定是非常苛刻的。比如《徭律》规定，农民服役失期的就被处以罚款以至斩首的刑罚。在秦统治者急政暴敛下，“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①。“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②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的农民大起义。秦代的手工业劳动者秦代，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中，有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有丧失人身自由的刑徒和官奴婢，而后者比工匠所占的数量要大些。

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多系由民间个体小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即云梦秦简中所说的“工”。在秦律的条文中，凡官吏犯法较轻者皆处以罚款，而一些有关罚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工，可见工在身份上与吏相近，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自由身份。

刑徒，是因犯法被判处徒刑的人，其中多数系贫苦的农民。秦始皇专任刑狱吏，采取“以刑杀为威”的统治政策，人民动辄犯法，以致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①的情况。二世时，“法令诛罚日益深刻”，人民动辄犯法，被处刑罚。他们在服刑期内，丧失人身自由，从事各种无偿劳役（有时也被征发服兵役），其身份地位大抵同奴婢差不多。在当时官营手工业中，尤其是在筑城、修路、营造宫室的土木工程中，刑徒人数最多，仅修阿房宫和骊②《吕氏春秋·上农》。

③《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严安传》。

②《汉书·晁错传》。

①《汉书·刑法志》。

山墓的刑徒就多达数十万人。根据《汉书·刑法志》和云梦秦简所载，秦时刑徒的名称，有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候等。罪重的，要受黥刑（面上刺字）和劓刑（割鼻）。其中，舂、白粲皆为女刑徒。各类刑徒服役年限，秦律未有明文规定。秦律《法律问答》中规定刑徒犯有诬告罪的，在原来判刑的基础上“又系城旦六岁”，这说明城旦的服刑期是六年，可见秦代刑徒是有刑期的。

各种不同名称的刑徒，虽各有专职，如城旦之修治城垣，鬼薪之为祭祀鬼神采伐薪木，舂、白粲之舂米、择米，但实际上则兼任其他各种工种，并不完全从事原来规定的工种。如铜器铭文“上郡戈”云：“廿五年，上郡守庙造，高奴工师竃、丞申、工鬼薪戠。上郡武库。洛都。”文中郡守系这一铜器的监造者，工师、丞系主造者，制造者即直接生产者，称为工，由鬼薪戠承担。据《汉书·刑法志》，隶臣妾是刑徒中的一种，但据秦律来看，隶臣妾的服役是终身性质，除非立有斩首军功不能赎免。就是“老当免”的隶臣妾，也得有成年男子顶替才能获得自由。隶臣妾的子女仍为隶臣妾。一般刑徒带刑具，穿赭衣，有的还要受肉刑，而隶臣妾却同一般奴婢一样，不受肉刑，也不带刑具和穿赭衣，所以秦代的隶臣妾是奴隶身份，同汉律中的隶臣妾是服刑的刑徒有所不同。

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秦律中称为隶臣妾（男为隶臣，女为隶妾）的官奴婢为数不少。他们之中，有的是犯法的罪人及其家属；有的是秦统一六国中所俘获的战俘，如秦律所说：“寇降，以为隶臣”；有的是秦在统一以前原有的官奴婢及其子女；有的则是从罪犯那里没收而来的奴婢。秦统治者除以其中一部分官奴婢赐与贵族官吏作为家内奴仆或是用来耕种官田外，其余被认为能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被派往土木工程修建场所或其他手工业作坊。这就需要对官奴婢进行一番挑选的工夫。秦律《均工律》说：“隶臣有工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是不允许让有技能的官奴婢终身丧失人身自由。但如要免除奴籍，则只有在被征发从军中立下杀敌斩首的战功，才能作到，如秦律《军爵律》所说：“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免除奴籍），昔令为工（工匠）；其不完者①以为隐官（监司刑徒役作的机构）工。”隐官工的身份地位高于一般官奴婢，而低于工匠。

秦统治者对广大奴婢、刑徒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秦朝廷为了加强对官手工业的管理，强制手工业工匠，特别是强制奴婢、刑徒从事生产劳动，制订了苛刻的刑律，如秦律中的《工律》、《工人程》、《均工》等篇。这些刑律是秦统治者套在奴婢、刑徒身上的沉重枷锁。从律文中反映出秦统治者对奴婢、刑徒的残酷奴役。

在秦官手工业作坊有不少的妇女儿童充当苦役。他们多是罪犯家属或奴婢子女（“奴产子”），即秦律中所说的“小隶臣妾”、“小城旦”。小隶臣妾成年后为大隶臣妾，即一般成年奴婢，如秦律《仓律》所载：“小隶臣妾以八月傅（登记）为大隶臣妾。”《仓律》还规定：“隶臣、城旦不盈六尺五寸①（约合今1.50米），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约合今1.40米），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约合今1.20米），皆作之。”身高1米20的小奴婢、小刑徒就要开始服苦役了。秦律还规定：“城旦为工殿者，治（笞）人百”；①不完，指成功不能达到规定的程度者。《商君书》以斩首三十三级以上为完整。①秦尺一尺约合今0.23米。

“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监工人员罚款），徒笞五十”。秦统治者明文规定，把鞭打作为维持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用以镇压怠工。秦统治者的残暴，激起了广大奴隶、刑徒的愤怒。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就有不少的奴隶、刑徒参加起义，成为反秦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秦代的私营手工业，包括豪族富商经营的作坊、矿场，个体小手工业，以及地主、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等几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工商食官”制被打破之后，私营工商业逐渐兴起，各地豪富、贵族为了广其产业，蓄养奴婢和一部分依附人口，或是从事家内劳动，或是从事生产劳动。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徙豪富的政策，把关东各国的贵族、豪富分别迁徙到关中以及蜀郡各地。这些人中的一些豪商大贾迁徙到各地后重操旧业，冶铁煮盐，主要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生产规模还相当地大。

个体小手工业者多从事于纺织、陶瓷、锻打（金银器、铁器）、漆器、木器、鞋帽、制车、制盐、制酱等小手工业，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自己制造，自己销售，其身份地位类似农村中的自耕农民。在农村中还有一些闲散的手艺人。他们是农民中具有某种手工业技术专长的人。他们自己没有生产资料，也不参加销售，只是利用农闲时间为人帮工做活，受人雇佣，其地位类似农村的雇农。至于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当时“男耕女织”已成习俗，主要是生产布帛。

秦代奴隶制残余的严重性及其历史地位的估计秦代官私手工业中，是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在农业生产以及在其他各种非生产性劳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劳动。由于秦法苛酷，人民动辄犯法，罪犯及其家属被没为奴者为数甚众。在统一战争中也有不少六国军民被虏为奴。还有一些贵族、官吏、地主及其家属因罪籍没为奴的。因而，秦代奴隶制的残余是相当严重的，一度出现了回升的趋势。秦律中关于奴隶的规定甚多，其比重仅次于防止农民反抗的“盗贼”条文。

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并不能因而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仍是农民阶级。其一，在当时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生产中，虽也使用奴隶劳动，但耕种官田和民田的绝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是农民。在手工业中，除了官营手工业中奴隶劳动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大部分的手工业生产仍由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官私手工业中的工匠承担。农民阶级不仅是朝廷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二，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自战国以来，这种奴隶制残余已经长期地同封建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从奴隶的占有者来说，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要是为各级奴隶主所占有。战国、秦代虽有工商奴隶主，但他们占有奴隶的数量远远不如地主之多，地主是当时奴隶的主要占有者。当时的奴隶劳动是被控制在地主手中，已被纳入封建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其附属物。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奴隶制残余所以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初期奴隶制残余之所以相当严重，除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之外，就是因为奴隶制残余已经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

秦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奴隶的身份地位已开始发生变化，已经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

第一，根据秦律的规定，奴隶的生命、人身虽仍然得不到保障，但对奴隶任意施加私刑以至杀害，是受限制的，不像奴隶社会那样可以对奴隶为所欲为了。例如秦律《告臣》爰书中说：“某里士伍甲”因其奴“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甲欲斩其左趾，将其“缚诣”官府，请“斩以为城旦”。又如《黥妾爰书》中说：“某里五大夫乙”因其婢妾“悍”，命家吏将其缚送官府，请求处以黥刑。这正如《史记·集解》引服虔注云：“杀奴婢皆当告官”，主人不得任意加以处置。这说明那时奴隶的地位较之奴隶社会有所改善，因而奴隶社会杀奴殉葬的陋习，在秦汉时期已基本扫除；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现象。

第二，奴隶赎身机会的增多。商周时代的奴隶终身为奴。到了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奴隶可以通过立功赎身的事例。奴隶赎身的途径逐渐增多了，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人赎，即以亲邻代其为奴以求赎免，如秦律《仓律》所说：“隶臣欲以丁邻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臣妾欲以丁邻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这种以二人赎一人、以壮赎老小的赎取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二是“冗边”赎，即在规定的服役期外自愿戍边五年来赎取其母或姊妹一人，如秦律《司空律》所云：“百姓有母及同生为隶妾，非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三是以爵赎，即以归还爵位来赎免，如秦律《军爵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许之。”这种办法是对有爵位的官吏、地主的照顾。四是以军功赎，即奴隶本人或其亲属立有军功者，可以赎免其本人或其亲属为庶人，如秦律《军爵律》所云：“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至于家奴婢，则是“偿身免”，可以由主人放免，免去其赎偿身价。

第三，秦代奴隶中出现少数有自己独立经济的奴隶。其中有的是夫妻双方只有一方被籍没为奴者，则其家得保有财产。如夫妻未离异，应共同享有财产，则被没为奴的人仍享有财产。如秦律《法律问答》所说：“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不收？不当收。”“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畀夫？畀夫。”有的未有家室者，法律虽然未有明文规定允许其私有财产，但实际上是有私有财产的，如秦律《金布律》所说：“隶臣、府隶之无妻者”，夏季得缴纳夏衣费五十五钱，冬季得缴纳冬衣费一百一十钱；“隶臣妾之老小不能自衣者”，“冬入钱五十五，夏卅（三十）四钱；其小者，冬卅（四十）四钱，夏卅三钱”。如无独立经济，是无法缴纳这些钱的。至于民家奴婢，也很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如《法律问答》所说：“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钱”；“人奴妾盗其主父母，为盗主”。假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则盗主何为①？上述史实，说明秦代奴隶跟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他们的身份地位已开始有所提高。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秦代奴隶制残余之同封建制逐渐结合，并成为它的补充形式，但这并不是说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同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完全解决了，也不影响封建经济的发展了。在封建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奴隶制作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并不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起着桎梏的作用。秦代的严刑峻法，迫使众多的农民被沦为奴婢、刑徒，使农业生产①高敏：《云梦秦简初探》。

中的劳动力大为减少，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秦朝末年农业生产的萎缩，与农民沦为奴婢、刑徒人数的日益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低估的。

两汉时期的自耕农在两汉时期，战国秦代以来封建经济结构基本上形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和奴婢。两汉时期的阶级结构同秦朝没有什么差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份地位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在不同程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农民阶级来说，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依附农民。自耕农在农民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增加，但自耕农的地位不稳定，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两汉时期自耕农比重的升降，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都有影响。

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初年，自耕农的数量曾经有过大幅度的增加，在农民中的比重显著上升。汉初七十年间，自耕农数量之所以增加，主要是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广大的依附农民、刑徒、奴隶恢复人身自由并获得小块耕地创造了条件。

西汉建立之后，针对当时社会生产凋敝、人口大量减员的情况，高祖为招抚流亡，奖励垦荒，于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诏，令兵解甲归田，赐以田宅。其中少数功高地多者转化为地主，多数兵则转化为自耕农。在同一诏书中还规定：“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户籍），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①这包含以下两项内容，一是招抚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口还乡，恢复他们的田宅爵位，其间既有地主，也有自耕农；二是赦免在战争中因饥饿自卖为奴的人为庶人，给以从事个体经营的机会。在当时土地大量荒芜、人口“十才二三”的情况下，这些人很可能成为从事垦荒的自耕农民。汉统治者解放他们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使其垦荒，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高祖以后，惠、文、景各朝相继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以民田及奴婢为限。”“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初年，自耕农的个体经济当一度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个体经济毕竟还是很难稳定的。在号称承平盛世的“文景之治”时期，就已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了土地兼并的苗头。

到了武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逐渐膨胀起来，汉初七十余年间经过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被分割掠夺，兼并之风日益加剧，以致自耕农随时有破产及濒于死亡的危险。为了加强集权，汉武帝以“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①，在打击诸侯王和富商大贾的同时，曾经采取了一些打击豪族势力的措施，对敢于反抗朝廷的地方豪①《汉书·高帝纪》下。

①《汉书·主父偃传》。

族大肆诛杀。但由于西汉朝廷究竟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它对豪富的打击，只能局限在加强朝廷集权的范围内，并不能真正解决兼并的问题，对于改善农民的地位也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此后不久，豪富势力更加嚣张起来，以致宣帝时涿郡人民有“宁负二千石，毋负豪大家”的谚语。西汉后期，这些豪富大族伙同封建贵族，照旧兼并，并把破产农民沦为受其奴役的依附农民。元、成以后，西汉朝廷日趋腐朽，“大兴繇（徭）役，重增赋敛，征法如雨”②，包括自耕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哀帝时，鲍宣曾上书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七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等。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等。这时，广大农民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因而，鲍宣向朝廷提出“欲望国安，诚难”③的警告。西汉政府和新莽政权为解决由于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危机，曾先后提出“限田限奴议”和王田制，都以失败告终。

东汉初年，由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又一次给予封建统治和奴隶制残余以沉重的打击，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农民战争中摆脱奴役地位的奴隶和依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东汉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在光武、明、章三朝相继实行了释放奴婢、招抚流亡、减轻赋役、奖励生产等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因而自耕农的地位又有所上升，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云：“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东汉政权是在豪族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东汉建立以后，这些豪族地主又取得了世家地主的贵族身份。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较之西汉更为猖獗。东汉初年度田政策失败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也就日益萎缩，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

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两汉时期，虽然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特别是农民战争之后更有了增加，但自耕农仅占有小块土地，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总的说来，全国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官府和不同等级的地主手中，依附农民仍占农民中的多数。

两汉时期的官田，一般是授田制与租佃制的并行。关于汉代授田制，见于记载者不多。但对于已经赐封中的封户，一般当系授田制下的农民。因只有这种农民，才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才得成为被封的对象。租佃制，是以租佃方式假与无地贫民。这些假官田的农民同授田制下的农民，都是官府的佃农。昭帝时，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曾与贤良文学就“假公田”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辩论。贤良文学认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之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不如以“‘公田’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这就是主张以“公田”分与自耕农民，由官府征收赋税。这就是授田制的形式，这受到桑弘羊的反对。②《汉书·谷永传》。

③《汉书·鲍宣传》。

他认为：“池鄣之假”可以“致利以助贡赋”，是朝廷的财源之一，“今欲罢之，绝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驳斥了“公田转假，利归权家”之说。会议结果，仍然维持桑弘羊的原议。因而西汉后期与东汉时期“假民公田”的记载，史不绝书。当时租种官田的佃农向朝廷缴纳的租税，称为“假税”。武帝、昭帝时期的“假税”大致与当时自耕农缴纳的赋税差不多，所以《盐铁论》说：“假与税殊名，其实一也。”同时，官府佃农同朝廷之间的依附关系，比起民田的佃农来，相对地说，也比较松弛一些。但到了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假税的税率逐渐加重，达到生产物价格的百分之五十①，同耕种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相同。

汉初，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为汉代进行屯田之始。

到了武帝以后，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在西北边郡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有民屯与军屯之分。民屯是迁徙内地贫民到边郡屯垦，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①。这些内地移民到达边郡后，由政府假与公田，贷与耕牛、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开始屯垦时，由政府供给衣食，屯田民则向政府缴“假税”。这些在边郡租种官有土地从事屯垦的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存在的封建依附关系，同租种官田的农民，同是朝廷的佃农。军屯，在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②。次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③。后来又在天山南北进行屯田。从事军屯的，除戍卒外，还有刑徒同弛刑士（遇赦的刑徒）。他们每人垦田二十亩④，由官府供给种子和生产工具。耕者及其家属也由官府供给衣食住宅。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租四斗，余粮由官府收购。屯田戍卒、刑徒、弛刑士在缴纳田租上虽与招募的屯田民相同，但是他们耕种屯田仅限于戍守和服刑期间，具有徭役劳动的性质，并非长期依附在官田上，因而他们的身份并未因从事屯垦而改变。

在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中，除官府佃农外，存在着大量的私家依附农民，而又以豪富及世家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占多数。

如前所述，从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豪强势力的急剧发展，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地加强，沦为“徒附”的依附农民越来越多。在豪富大地主的田庄里，有大量的“徒附”。此外，还有不少的奴婢。依附农民是豪富田庄的主要劳动人口，奴隶劳动居于辅助地位。

在两汉时期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依附农民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日益低下。西汉末年，王莽在下令改制中曾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①①《汉代的公田和假税》，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2期。

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匈奴传》。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赵充国传》：“田事出赋入二十亩。”

①《汉书·王莽传》中。

所谓“分田劫假”，《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云：“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利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由此可见，西汉末年耕种豪富地主之田，缴纳的田租占耕耘所得百分之五十。到了东汉时期，豪富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后汉人荀悦所说：“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输大半之赋”②，这比百分之五十，还要多了。广大依附农民不仅经济生活困苦，而且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③，沦入农奴化的境遇。奴役他们的豪富地主们，则“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所以荀悦《汉纪》说：“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两汉时期的宾客、“宗族”和雇农两汉时期隶属于豪富大地主的依附农民，除佃户外，还有宾客和“宗族”。宾客，简称客，是与地主不同宗族的依附人口，其地位略高于一般的佃客。他们来源于战国时期诸侯、贵族所养的“士”，原是自由身份，有的还居于幕僚、贵宾的地位。到了西汉前期，一些诸侯王和贵族官吏，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丞相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皆以喜宾客著名当世。他们所养宾客，多为文学、计谋之士，为之出谋划策。他们的地位大抵与战国时宾客相同，保持着自由身份。但当时宾客之中，也有一些游食之徒，投在贵族门下，供其驱使，甚至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充当其剥削压迫人民的鹰犬，如将军灌夫“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今河南禹县）”①。这样，宾客与主人之间就已具有人身依附关系。西汉中叶以后，豪富地主们为了扩大他们的势力，纷纷招纳宾客。当时豪富地主的田庄，有的就不仅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也是武装割据的据点。于是，为这一势力服务的宾客，便逐渐地降低身份，参加田庄内的生产活动和军事组织，成为一些豪富地主的依附农民和家兵部曲了。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就有不少的宾客充当地主武装，参加作战。如南阳豪族岑彭“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彭将宾客战斗甚力”②；颍川豪族臧宫“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其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③；又一南阳豪族邓晨“世吏二千石，..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今河南南阳附近）”④。这样，宾客的身份地位便一落千丈，从过去贵族官吏的座上贵宾下降为豪族驱使的依附人口，同其他依附人民没有什么差别了。因此，宾客的成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很少有文人谋士厕身其间，而是以游食之徒和破产农民为主了。东汉时，宾客地位进一步下降。他们的户籍一般附属于主人户籍之内，不再由官府管辖。例如东汉末年济南豪族刘节的“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②《汉纪》卷八。

③崔寔《政论》。

①《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②《后汉书·岑彭传》。

③《后汉书·臧宫传》。

④《后汉书·邓晨传》。

节家前后未尝给繇（徭）”①。未尝服徭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刘节的庇荫之下，没有正式的户籍。这说明宾客与主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东汉末年以后，宾客和奴婢并称为“奴客”。三国以后，宾客与佃客合二而一，统称佃客，连名义上的差别也消失了。

“宗族”，是与豪族地主有着同宗关系并隶属于豪宗地主的依附农民。

两汉时期，各地豪族地主多是聚族而居，但由于同族中的不同人家有贫富贵贱之分，因而分化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民与依附农民）。宗族人口中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大都租种豪族地主的田地，隶属豪族地主。豪族地主不仅利用这种隶属关系来控制同宗的依附农民；而且还利用血缘关系以族长的身份来控制他们。按照封建宗法的风习，族长是宗族中最有权威的人物。豪族地主利用他们的权势占有族长的地位，并施行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同宗族的贫苦农民，借以加强其对同宗依附农民的统治，并借此建立起一个以族长为核心的血缘集团，用以割据称雄，反抗官府。一旦有事，他们便合族相随，或举兵屯聚，或转徙避乱。同宗的依附农民的身份地位虽然略高于非同宗的依附农民，但他们跟非同宗依附农民一样，既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又要为同族豪富打仗卖命，充当其家兵部曲。宗族和宾客是构成两汉时期地主武装的部曲和家兵的基干力量。三国以后，宗族仍然是在门阀士族的依附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除依附农民、自耕农民外，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还有雇农。两汉时期，雇佣劳动的范围较之秦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部门都使用雇工，当时称之为“佣”或“佣作”。雇佣劳动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农村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雇佣劳动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地主有雇工，农民也有雇工。当时农业生产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雇佣劳动。一种是自愿的雇佣，来去有一定的自由。这种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农，其地位相当于自耕农。当时称这种雇佣劳动为“市佣”、“卖佣”。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有一些贫寒出身的官吏，寒微时曾经当过这种“卖佣”的雇农。如西汉兒宽求学时“贫无资用，带经而鉏”①。元帝时人匡衡出身贫寒，“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助资用”②。东汉第五访“少孤贫，尝佣耕以养兄嫂，有暇则以学文”③。除此而外，另一种则是带有依附性的雇佣劳动。在当时赋税徭役繁重的情况下，有一些逃避赋役或是逃荒逃债逃罪的贫苦农民，远走他乡，投靠有权势的豪门大姓，在其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由于他们受到主人的庇荫，同主人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其身份类似于佃种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当时人称之为“隶佣”或“赁仆”。史籍所载的“流庸”，可能就是指这类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农，如《汉书·昭帝纪》所载：“（始元四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还。’”在赋役繁重的荒年，这类远走他乡的“流庸”当是不少的。

两汉时期的手工业劳动者①《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

①《汉书·兒宽传》。

②《汉书·匡衡传》。

③《后汉书·循吏·第五访传》。

两汉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基本上继承秦制，在朝廷和地方都设有工官。

当时朝廷的一些行政部门如少府、大司农、水衡都尉以及太常、宗正、中尉、将作大匠等都设有工官或兼管手工业的官署。各工官、官署分别控制一些手工业作坊，从事铁器、铜器、铸钱、兵器、玉器、漆器、染织、衣服、木器、锻打、造船以及建筑材料、土木工程等生产。一些有条件的郡国县也分别设立铁官、盐官和工官。官营手工业生产，由护工卒史、工官长、工官丞、掾、史、令史、佐、啬夫等直接管理。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矿场中，有工、卒、徒、隶四种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

工，就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自由身份的工匠。官营手工业生产中工匠的来源，如同秦朝时一样，多是从民间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器物，多勒有制造器物工匠名。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上就勒有“工充国”、“工丙”的字样。有的出土器物除勒上工匠之名外，还勒上监制器物的管理人员的名字。这些工匠中的一些能工巧匠，有的受到汉统治者的赏识，被提拔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吏，如武帝对“工匠阳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升迁到九卿之职。

卒，是指为封建官府服徭役的“更卒”。按照汉代制度规定，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的男子，都要向政府服兵役和徭役。“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①这就是说，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一个月的徭役，称为“更卒”。另外，一生中还要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当军队中的正卒，一年当戍守边境的戍卒。当更卒是一月更换一次，轮番服役，所以称为“更”。有的不能参加服役，可以出钱三百（一说二千）交官府雇人代替，称为“过更”。所出雇人代替之钱，称为“更赋”。既然更卒是轮番服役，还可雇人代替，所以其身份地位与工匠相同。更卒在服役期间，从事各种劳役，除担当本地修桥、筑路、运输等劳役外，还参加官营手工业劳动，如《汉书·贡禹传》所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更卒）、徒（刑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可见更卒是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人手。充当更卒是向朝廷承担的一种义务，是一种无偿劳动。

徒，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的刑徒。汉承秦制，根据犯法的轻重将徒刑区分为若干等级，并在秦法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刑徒在服役期间被押解到工地服劳役，称为“输作”。汉代同秦代一样，刑徒从事各种劳动。在官营手工业中，特别是在冶铁、冶铜以及修建宫室、陵墓等土木建筑工程中，使用刑徒劳动最多。据考古发掘，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汉景帝陵和洛阳附近，都发现不少的刑徒墓。他们生前就是陵园和洛阳城的修建者。

两汉封建统治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曾多次下令赦免刑徒或减其刑期。但得到赦减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刑徒的境遇仍然非常凄苦，备受虐待和残害。据洛阳东汉刑徒墓发掘报告：“根据对四百四十二个死者骨骸所做的鉴定，..其中又以二十五至三十四岁的死者最多，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在数十个刑徒的骨骸上留有被各种器械砍击或刺杀所造成的创伤。”在这批墓葬的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酷刑甚至随意屠杀等直接暴力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大批刑徒死于青壮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景帝陵墓附近的刑徒墓也有类似情况。

①《汉书·食货志》。

另外，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的，还有一部分官奴婢。这些官奴婢有的被称为“工巧奴”。工巧奴分布于官府各部门所属的工官。在武帝时杨可告缗之后，从商人那里没收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①在西汉末年，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钟官是水衡都尉所属上林三官之一，一下子就收容了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官奴婢达十万人，数目是够大的了。

在当时的私营手工业中，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凭借自己的技能，自造自售。以纺织精美著名的齐（今山东临淄一带）、蜀（今四川成都一带）、襄邑（今河南睢县）各地，就有不少的个体手工业者。《论衡·程材》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布，钝妇无不巧。”《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纺织业而外，采铜、铸钱、冶炼、制盐各业，也是当时个体手工业者比较集中的行业。《汉书·食货志》载：“今农事捐弃而采铜者日繁，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浮食寄民欲擅干山海之货，以致富。”此外，在城市还有一些从事陶瓷、漆器、车辆、竹木器、鞋帽、制酱等行业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当时称为“以手工所作以卖之”的“诸作”。在农村，还有农民“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也生产了一部分布帛。

在城乡各地，还有豪富地主经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和矿场，其中的主要劳动者是奴隶，其次是与工商业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隶佣”。两汉时代，以经营盐铁业致富的豪民，如蜀之卓氏、程氏，宛之孔氏，皆役使僮与“放流人民”从事生产。卓氏之僮多至千人，程氏等亦有僮数百人。僮是当时对奴隶的一种称呼。“放流人民”则多是来自他乡逃避赋役或是逃债逃荒逃罪的破产农民。他们在主人的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因而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被称作“隶佣”。在世家地主中也有在手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如张安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是以能殖业资，富于大将军（霍光）”①。

两汉时期的奴隶制残余和奴隶身份的变化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虽然封建经济有大的发展，但在社会生产领域中，奴隶劳动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虽然汉律中不许擅杀奴婢的限制比秦律更严一些，但是私杀奴婢的事例仍然发生。至于虐待奴婢，更是常事。王褒《僮约》说：“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充在《论衡·程材》说：“人奴之道，得不笞骂，足矣。”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两汉时期奴隶制残余仍然相当严重。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汉代奴隶身份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其一，汉代奴隶中出现一些富有家财、仗势欺人的豪奴。秦代奴隶已开始有了少量的财产。到了汉代，更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量资财、仗势欺人的豪奴。比如高资地主刁间使用一些机智的“桀黠奴”外出经商。为了“尽其力”，允许他们“自饶”，可以分沾利益。这些“桀黠奴”善于经商，“连车骑，①《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张汤传》。

交守相”，生活阔绰，结交官吏，不但给主人赚了大笔财产，自己也富饶起来。所以《史记·货殖列传》称赞刁间生财有道，“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又如汉哀帝“赐董贤苍头奴婢人十万钱”①。董贤的奴婢也因主人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沾光受益，成为富裕的豪奴。不仅私家奴婢有致富的，就是官奴婢中也有发财的，如《盐铁论》所说：“百姓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豪奴们还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甚至公然抢劫行旅，如“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将刀兵入市”②；大宦官侯览“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③。这些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两汉时，达官贵人之家的奴婢习于奢侈，官私奴婢中不从事生产的非生产人口逐渐增多。当时贵族官吏家的奴婢不从事生产，有的甚至随从主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比如西汉成帝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蓄奴婢，被绮縠”④；东汉安帝时，“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⑤。不仅私奴婢如此，官奴婢亦沾染了终日游戏的习气。如《汉书·贡禹传》所说：“官奴婢十余万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因此，贡禹向汉统治者提出“宜皆免为庶人”的建议。奴婢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日益增多，多是由于豪富地主及封建贵族表示阔绰，因而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其三，两汉时，出现不少要求改善奴隶身份地位的舆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一些改善奴婢身份地位的主张。如西汉时董仲舒向武帝提出“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建议。王莽改制时，下令禁止奴婢买卖、禁止杀害奴婢，以为“逆天心，悖人伦”。汉光武帝也曾下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①此外，两汉时代还颁布了一些赦奴、减刑、灸灼奴婢依法治罪、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等诏令。这些主张和诏令虽未能贯彻执行，甚至成为一纸具文，效果不大，但在舆论上谴责了买卖奴婢、虐杀奴婢的罪行，提出了释放奴婢、改善其地位的主张。这对于改善奴隶身份地位是有利的。

以上这些变化，虽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的现状，但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两汉时期奴隶身份地位之相对的改变。

①《汉书·尹翁归传》。

②《汉书·尹翁归传》。

③《后汉书·侯览传》。

④《汉书·成帝纪》。

⑤《汉书·食货志》。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三章　官私手工业

我国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强调扶植与发展“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经济，把手工业视为农业的副业，显示出自给自足的特征。但虽然如此，手工业与商业仍有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业与手工业。恰恰相反，穷奢极欲的统治阶级是需要有商业与手工业为他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各地区物品资源的差别，也需要彼此交换、流通，以通有无。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的狭小，各种农业器物的生产已非小农家庭之力所能奏效，“故工不出，则农用乖”①；何况农业的发展，直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这一系列的因素，就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虽然一再倡导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和主张重农桑而抑工商，而手工业和商业却始终存在着和不断发展着、甚至构成了封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以致出现了把从事手工业与商业作为致富的必要手段的思想，连司马迁也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②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承战国而加速发展的时期。

①《盐铁论·本议》。

②《史记·货殖列传》。

第一节官府手工业

所谓官府手工业，即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而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手工业。这种性质的手工业，在我国是有其传统的。在商、周奴隶制国家统治下，创造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都是奴隶，从事农业劳动者为农业奴隶，从事手工业者为工匠奴隶即“百工”①，甚至连商业也由官府经营并由贾人服役，故有“工商食官”的说法②，又有“质人掌成市之货贿”③。《吕氏春秋·上农》说得更明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政粟，工攻器，贾攻货”，各司其事。这些从事手工业的“百工”，“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土齿”④。他们永远只能是“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⑤。因此，在奴隶制度下，基本上不存在私营手工业与商业。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井田制的瓦解、私有土地制的出现和封建依附关系的产生，奴隶制度崩溃了，一部分手工业奴隶与农业奴隶，在斗争中逐步获得了解放，离开了官府的控制而成了私营手工业者和私营商人；个体小农的大量存在，也为民营手工业者和商人提供了原料与产品来源。于是，“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了，逐步形成了官私手工业与官私商业并存的局面。战国时期形成的这种新格局，到秦汉时期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定型化，这里单就秦汉官府手工业的状况述其梗概。

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系统秦汉的官府手工业，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例如，主建筑宗庙、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的官吏，叫将作少府，又名将作大匠。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西汉“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省中侯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东汉因之，且复左、右二校令，分掌左、右工徒①。主管官府丝织业的官吏，叫东织令丞、西织令丞，均属少府。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②。东汉时，少府设织室令，有丞③。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谓“御府尚方织室”，是尚方令下也有织室主管丝织手工业。至于管纺织品染色的官吏，叫平准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无平准令，《续汉书·百官志》始有之，属大司农，“掌知物价，主练染，作采色。”《宋书·百官志》亦载平准令掌染，而且说是“秦官”，《通典·职官》同《宋志》，因知《汉表》漏载掌染色之平准令。主管高级手工业工匠及制作①《礼记·王制》。

②《国语·晋语》。

③《周礼·质人》。

④《礼记·王制》。

⑤《逸周书·大聚解》。

①《续汉书·百官志》。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续汉书·百官志》。

御刀剑等兵器的官吏，叫尚方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虽无此官，但《续汉书·百官志》载少府有尚方令，“主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器物。”又《通典·职官》亦谓尚方令为“秦官”，可见秦已有此官，《汉表》漏载而已。主管奴婢制作衣服及缝补之业的官吏，叫“御府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无此官，但《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之，谓“御府令，宦者，典奴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通典·职官》同，且谓为“秦官”；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御府令丞”官名，可见秦时确有此官，《汉表》实漏。主管制作兵器、弓弩、刀铠之类武器的官吏，叫“考工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考工室令丞”，臣瓒曰：“考工，主作器械。”《续汉书·百官志》亦有之，属太仆，“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缓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东汉之制，显系继承秦和西汉而来，故考工令的职掌可视为通制。主管瓦当制作的官吏，叫做“都司空令丞”，属宗正。据《金石萃编》所收“宗正官当”瓦当、“都司空瓦”等，知宗正属官有“都司空令丞”，为主管宫殿建筑的瓦当制作手工业的机构与官吏，叫“东园匠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以“东园匠令丞”为少府所属十六令丞之一，颜师古注曰：“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还有主管钱币制造手工业的“锺官”，属水衡都尉，东汉亦如之。于上可见，秦汉时期的官府手工业，即使在中央机构中，也分工细致，各有主官，其重要程度可知。

郡国县等地方机构中，也有分工主管各种不同手工业的官吏。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河内郡怀县、泰山郡及其所属丰高县、河南郡、济南郡东平陵、颍川郡阳翟、广汉郡及所属雒县、南阳郡宛县、蜀郡成都等十郡县均设有工官。（据乐浪出土漆器铭文，还有梓潼郡、武都郡也有工官。）京兆郑县、沛郡沛县、左冯翊夏阳县、魏郡武安县、右扶风雍县与漆县、常山郡都乡县、弘农郡渑池县、蜀郡临邛县、颍川郡阳城县、犍为郡南安县、汝南郡西平县、南阳郡宛县、辽东郡平郭县等凡四十八郡国①均设铁官。河东郡安邑县、太原郡昔阳县等三十五郡县均设有盐官（《通典》作三十七处，以增东平之故；马非百在《桑弘羊年谱订补》中作三十六处，系误将雁门郡之沃阳、盐泽同时列入所致）。此外，丹阳郡有铜官，桂阳郡有金官，陈留郡与齐郡有服官，蜀郡严道有木官，巴郡朐忍与鱼腹均有桔官，庐江郡有楼船官，千乘郡有均输官，南郡有发弩官等。其中盐官主煮盐，铁官主铁的冶铸，服官主衣服制作，铜官主铜的冶炼，楼船官与发弩官分别主造船和制弩，工官则主金、银器的制作。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专门为官府及宫廷所需制作各种器物、军械、衣服、金银器物及煮盐、冶铁、采矿、铸造、铸币等的手工业网，构成了官府手工业的庞大体系。

据云梦出土的秦简，表明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均设有“漆园啬夫”一官，主管官府漆园的种植与漆的生产；又有“司空啬夫”，主管大车与各种“公器”的生产；还有“左采铁”、“右采铁”等机构及“采铁啬夫”一官，主管铁的开采与冶炼。这些主管不同经济部门的“啬夫”，被通称为“官啬夫”，均受“大啬夫”的管辖。此外，还有“太官”、“右府”、“左府”、“都官”、“令、丞”及“曹长”等机构和官吏，也参加了对各种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他们又由中央的“太仓”和“内史”等官吏或部门管辖，详见高敏《云①王先谦《补注》作五十处，盖误多宜阳与千乘二处。

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有关篇目，此不赘述。以啬夫主管官府手工业的制度，汉代也同样存在。《汉金文录·雁足灯》铭文有“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考工工贤友缮作，府啬夫建、护万年、般长当时主”字样；同书铜鼎铭文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考工工蒲造，佑臣主、守啬夫臣彭、掾臣明主”字样；同书锺铭文有“居摄元年（公元6年），考工□□缮，守啬夫□、守令史获、掾褒主”字样；《文物》1972年12期所载汉漆耳环铭文，有“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考工工并造，■工丰、护臣彭、佐臣■（？）、啬夫臣孝主”字样；《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三《东海宫司空镫槃》铭文，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七月十六日，东海宫司空作铜槃□镫，重五斤，..啬夫臣倍主，丞臣寿、长臣福省”等语。所有这一切，确证西汉、东汉时主管官府手工业的低级官吏，有啬夫、护、长、般长、令、丞、佐、掾、守令史及守啬夫等官名，而且都是考工令下及东海王国宫司空之下的属官。足证文献所记，不仅完全属实，而且有不少遗漏，还进一步证明秦汉官府手工业管理之严格，因为在器物上载明制作工匠的名字及主管官吏名字，是为了检查督促和以明职责。

秦汉的官府手工业，从上引《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所载主管机构及官吏名称看，知其管理系统历东汉而无大变。然而，关于盐铁等手工业的管理办法，却变化不小，并不像其他官府手工业那样有恒制不变。西汉之初，煮盐、冶炼及铸钱等手工业，除官营外，还允许民间私营。故吴王濞可以擅国内之盐铁生产，邓通可以任意铸造，贾谊则主张取消“纵民鼓铸”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才正式实行煮盐、冶铁及铸钱等手工业的全部官营和禁止私营的制度。故各郡国盐、铁官之设，多在此时。武帝死后，官营盐、铁的政策，立即引起了争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围绕着是否罢去盐铁官和取消其官营政策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并未因此而取消盐、铁官营，仅仅废除了酒的官营，因而盐铁官营“历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变”①。其中，“元帝时”，虽然“尝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了盐铁官营②。汉末王莽时，进一步推行了盐、铁、铸钱等业的官营制度，公开宣布盐、酒、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铁币铜冶“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须由官府经营③。东汉政权建立后，据《续汉书·百官志》所云：“郡有盐、铁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这表明东汉在所有产盐、产铁郡县设置的盐官、铁官并非官营盐、铁，只是收盐、铁之税而已。又同书同志大司农条云：“郡国盐、铁官，本属大司农，中兴均属郡国。”表明东汉的盐、铁官，在隶属方面也不同于西汉。虽然，据《后汉书·郑兴传附郑众传》：“建初六年（公元81年），（众）代邓彪为大司农”时，章帝“议复盐铁官”，郑众反对而不成。但转眼之间，盐铁官营的制度又废除了。故《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即位之初下诏曰：“先帝即位（指章帝而言——引者），..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食货志》。

事。”这表明章帝建初六年“复收盐铁”之后，因为出现了“吏多不良”的情况，不久又罢去了盐铁之禁，恢复了“纵民煮铸”的政策。和帝此诏，不过是重申章帝末年之诏而已。因此，《后汉书·朱晖传》，载章帝元和间（公元84—86年），“尚书张林上言：..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朱晖奏：据林言，不可行。事遂寝。”同章帝末年已罢去盐铁之禁的事实，正相符合，否则，张林不必请求“官可自鬻”食盐了！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东汉时期的煮盐、冶铁等手工业，是允许民间私营的，这时虽然有郡国盐铁官之设置，其职事在于收盐铁之税而已，同西汉的官营盐铁官制度是有一定程度差别的①。

官府手工业的类别秦汉官府手工业的类别较多，大别之，有采矿业和冶炼业、煮盐业、器物制作手工业、漆器手工业、衣服制作手工业等。

关于采矿业和冶炼业：《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杂抄》简文，有“采山重殿”者，“赀啬夫一甲，佐一盾”及“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课殿”者，“赀啬夫一盾”等规定。这里的“采山”，就是指官府的采矿手工业；“左采铁”与“右采铁”，则是指主管采矿手工业的官吏。至于主管专卖铁器的官吏，则有铁官长丞，《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司马昌“为秦主铁官”；《通典·职官》谓秦郡县有铁官。汉代铁官设置之多，已于前述，足证官府的采矿、冶矿手工业已遍及全国，其中采矿、冶铁业为最多，但也不乏采铜、采金手工业，故汉代郡国中有设置金官、铜官者。汉代除置铁官经营铁的开采、冶炼与铁器制作、出卖外，还专设有名目繁多的官，如《续封泥考略》有“临菑采铁”封泥，北大历史系藏有“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及“临菑铁丞”等封泥，益见官府采矿与冶炼手工业，以铁的开采与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为大宗。

关于煮盐手工业：上引《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可见秦官府经营者除采铁手工业外，还有煮盐手工业。汉代盐官的设置更为普遍，详见《汉书·地理志》；又齐地有“琅邪左盐”封泥出土，西安有“玡左盐印”的发现，《封泥考略》有“楗盐左丞”封泥，盐官名目之多，足证官府煮盐手工业的发达。

关于器物制作手工业：器物制作手工业门类很多，主要有铁器制作手工业、铜器制作业与金银器制作业等。汉代的金、银器制作业，主要集中于蜀郡与广汉郡，故《汉书·贡禹传》云：“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主管器物制作者为“工官”，故蜀郡与广汉郡均设有“工官”。汉代官府经营的铜器制作业，有属于少府的尚方令的，有属于少府的考工令的，东汉属太仆；还有属于郡国工官的。制作铜器的类别有鼎、锺、弩机、铜壶、铜镜、铜扁、铜铫、雁足镫及其他用具①。至于铁器制作手工业，尤为发达。铁器之中，除兵器外，“田器”实为大宗。为了生产大量的铁制农具，武帝时曾在①详见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一文，刊《中州学刊》1986年5期。①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②。桑弘羊也说：“今县官铸农具，使民务本。”③主作兵器、弓弩、刀铠的考工令，自然也是制作铁器的部门。此外，各郡国的铁官，除主管采矿、冶炼之外，还有权制作铁器，即使是边陲地区也不例外。如“肩水都尉彭祖归宁”，言及肩水侯官“铸作铁器”，“令品甚明”④。

关于漆器手工业：漆器的制作，首先要作成木器，然后再涂漆。由于需要漆，故又有漆园的种植与漆的生产。《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杂抄》，有“漆园殿，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及“漆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废，令、丞各一甲”等规定，可见秦国早有漆园的种植，而且有专职官啬夫及令、丞、佐等官吏主管漆树的种植与漆的生产。汉代漆的生产地区甚广，《史记·货殖列传》有“陈、夏千亩漆”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六六引何晏《九州论》，谓“共汲好漆”；同书同卷引《续述征记》云：“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金石索》卷五有“常山漆园司马”印，可见常山亦有漆树的种植。汉代主管漆器制作者，大抵为各郡国之工官。具体制作漆器的工匠，据乐浪出土漆器题名，有素工、髹工、上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供工等，足见分工之细；具体监造漆器的低级官吏，有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①，足见其管理系统之完备。至于漆器的主要制作地区，大都集中于工官设置之地，故蜀郡、成郡、广汉、怀、河南、阳翟、宛、东平陵、泰山郡、奉高、雒县等有工官的地方，都应是产漆器的地方。据乐浪出土漆器铭文，知梓潼郡、武都尉也有工官。《太平御览·器物部》引《盐铁论·散不足》，有“作野王紵器”语，野王即河内，可见汉之河内也产漆器。

关于衣服制作手工业：《汉书·地理志》载陈留郡襄邑有服官；齐郡有“三服官”。特别是齐郡的三服官，尤为衣服制作手工业的中心。这里的“三服官”，主管制作“天子之服”，所属“作工”“各数千人”。所谓“三服官”，即少府属官考工室、右工室、东园匠。此“三工官”，每年“官费五千万”①，其生产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关于铸钱手工业：《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得知早在商鞅变法后，就有钱币的使用与铸造。诸法律条文中，凡言及损坏公物、粮食及盗窃问题时，往往按其价值多少钱计算；可见钱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对钱币的铸造，是绝对禁止私铸的，故《封诊式》有一个关于盗铸钱者的案例，其爰书云：“丙盗铸新钱，丁佐铸”，因而被人捕得交官。由此可见盗铸钱是受到禁止的。而汉初，铸钱由少府主管，《封泥考略》有“少府铜丞”封泥，《汉印文字征》有“斡官泉丞”铜印均可证。《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大司农属官有“斡官长丞”，又说：“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颜注引如淳曰：“斡，音筦，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实则②《汉书·食货志》。

③《盐铁论·水旱》。

④《盐铁论·复古》。

①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①《汉书·贡禹传》。

“斡官”为专主铸钱之官。到孝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②。但“自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③，可见武帝之初就已禁止私铸。到元狩五年，进一步“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前郡国所铸钱，皆废销之。”④此“上林三官”，在《盐铁论·错币》作“专命水衡三官作”。“三官”究何所指，史书无说明，据陈直先生考证，应为镜官令丞、技巧令丞与辨钢令丞，因为《齐鲁封泥集存》中，分别有“锺官火丞”、“锺官钱丞”、“技巧钱丞”等封泥出土，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谓水衡属官恰有锺官、技巧、辨钢三丞令名，与此正合①。钱币铸造权之收归中央，对于提高钱币质量和统一规格，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还有纺织手工业，染色及酿酒等加工性手工业，建筑器材的制作手工业，兵器、车辆、陶器等日常用品制作手工业等，无不在官府手工业中保持一定的地位。此不悉举。

官府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官府手工业所需原材料的来源，则依据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来源。以漆器手工业来说，其所需漆，主要依赖于官府漆园的种植。以煮盐、采矿等手工业来说，主要依赖于山林川泽之利不许私有的国有土地制度。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家有权“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②即指此。但是，还有一些原料，非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所能自然提供者，必须仰赖于各郡国的土贡方物。关于秦汉的土贡方物之制，史书颇少言及，但并非无之。《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可见昭帝之前已有土贡方物之制。又《汉书·贾山传》建议文帝以亡秦为鉴，“减外徭、卫卒、止岁贡”。又《汉书·文帝纪》元年（公元前179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以此言之，“岁贡”之制，早在文帝之前就已有之。而汉初之制，多直接承秦而来，故土贡方物之制有可能也是秦制。值得注意者，官府手工业的原件，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官府用钱向民间购买者。1955年，在西安汉城门外，发现了一批铜的原料，其中有一铜块，刻有“汝南富波宛里田戎卖”字样①。可见官府经营的铜器手工业，其原料除来源于官府的采铜手工业之外，也确有来源于用钱向民间购买者，而且远从汝南郡购买来。

官府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秦汉官府手工业的劳动力及其来源，综而言之，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以官府奴婢从事手工业劳役。我们知道，汉代官府奴隶不少，秦时尤多。据云梦秦简，官府奴隶之“隶臣妾”，其中男性为“隶臣”，女性为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食货志》。

①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②《汉书·食货志》。

①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隶妾”。“隶臣妾”的服役是终身性的，“隶臣妾”所生子女，也同样是奴隶，必须经过取赎或立军功，才能免去其奴隶身份。“隶臣妾”被强迫从事各种劳役，其中从事手工业的男性劳动者，谓之“工隶臣”。一旦沦为“工隶臣”，即使立了军功可以赎免时，也只能免去其奴隶身份，但仍得为工，《军爵律》关于“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的规定，便是例证。如果是能用“针为缗绣它物”的“隶妾”，即会手工技艺的女性奴隶，法律规定：不得赎免；只有其中属于“边县者”，才允许“复数其县”，详见《仓律》。法律对于“工隶臣”和有手工技艺的“隶妾”的赎免规定，其所以特别严格，就在于官府手工业仰赖于这些技术性奴隶。到了汉代，以奴隶从事官府手工业劳动者同样不少。《汉书·食货志》载武帝用杨可告缗后，没收了“以千万数”的奴婢，官府也把这些“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诸官”。这显然是把奴隶分配给京师的各个苑囿和各个部门去从事各种劳役，其中无疑包括官府手工业作坊。至于同书所载武帝时，“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则更明显是以奴隶从事官府手工业生产。第二，以刑徒从事官府手工业。所谓“刑徒”，系指因触犯法律而被判处徒刑的社会罪犯而言。他们虽有刑期，但在服刑期间，必须戴着刑具同奴隶一样参加劳役，这在云梦秦简的法律条文中有不少反映。秦简《徭律》有“兴徒以为邑中之功者，令婞卒岁”的规定；《秦律杂抄》有“徒络徂廿给”及“徒络徂五十给”的话，可能是以“徒”编织丝带并规定其完成数量；同律还有“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笞五十”的条文。除《徭律》所云之以“徒”从事土木建筑劳役外，其余都是在官府手工业作坊中服役。到了汉代，这种情况更多了。贡禹所论：“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①，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又《盐铁论·水旱》云：“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今县官作铁器”，“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同书《复古》也说：“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都是以刑徒和更卒、工匠一道从事官府手工业的生产劳动。故成帝时，颍川有“铁官徒申屠圣”等领导的一百八十人的起义，也有“山阳铁官徒苏令等”领导的二百二十八人起义②。《古刻丛钞》所录建平郫县石刻，有“徒要本”的题名。所有这些都是以“徒”从事官府手工业之证。第三，是官府以征发来服更役的“更卒”从事官府手工业劳动。上引《汉书·贡禹传》及《盐铁论·水旱》、《复古》等篇所载同“徒”一道从事官府铸钱、采矿及制作铁器等手工业劳动的“卒”就是证明。第四，是工匠及工师：云梦秦简中多次提到工匠与工师，如《秦律杂抄》有“工择榦”，“工久榦”，“赀工”，“非岁功及无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丞赀各二甲”及“县工新献”等说法，其中言“工”者，即工匠，言“工师”者，即教新工学手技艺的技工教师。所以，《均工律》有“工师善教工，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的规定。在乐浪出土漆器题名中，关于工匠，有“素工”、“上工”、“画工”、“清工”等之分，可见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不仅有按工龄划分的“故工”与“新工”的区别，而且还有按工秩命名的各种不同的工匠名称。汉代的官府手工业作坊中，也有工匠，如《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谓梧齐侯阳城延“以军匠”从刘邦起兵；前引《盐铁论·水旱》中，也有“卒徒工匠以县官田作公事”的说法，西汉①《汉书·贡禹传》。

②均见《汉书·元帝纪》。

之末，长安“工匠饿死”①；王莽作九庙时，曾“博征天下工匠”②；《太平御览》卷八二六引崔寔《政论》，就称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叫“织师”；地下出土的若干汉代器物上，大都刻有“工×造”字样。所有这些，都是官府手工业中有工匠及工师之证。

无偿劳役制无偿劳役制，在秦汉官府手工业中占有极大比重，这是官府手工业劳动形式的最大特征。上述在官府手工业作坊劳动的奴隶，显而易见，是人身最不自由的强制性劳役者。至于刑徒，他们虽有刑期，刑满以后仍为自由人，在这些方面同奴隶有差别，但当其服劳役时，不仅在工种、劳动强度和生活待遇等方面，同奴隶没有差别，而且其不自由的程度有时还超过奴隶，如在劳动时必须戴上刑具，这在秦简《司空律》及《徭律》等有关规定中可以清楚看出①。因此，刑徒也属于人身极不自由的强制性无偿劳动者。说到“工匠”及“工师”，其人身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并不自由。例如秦简的《工律》规定：官府手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刻上所属官府及生产者的名称和名字，不能刻者以漆书之。汉代若干出土器物的题名情况尤其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规定与作法，目的在于迫使监工者和生产者负责和便于追究，以防止监工及工匠的消极怠工。又秦简《均工律》规定：“新工初工事，一岁半功，其后岁赋功与故等”，即工匠每年都有生产定额，新工的定额只有老工匠的一半，第二年就得与“故工”相同。如果没有完成定额，或学习技艺不能如期完成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被评为下等时，工匠与工师都要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详见《均工律》、《工律》及《秦律杂抄》。特别是被征发来的工匠，长期被固定于某一官府作坊，虽饿死也不能离开。因此，“工匠”与“工师”，名义上虽为自由人，实际上接近于人身不自由的奴隶与刑徒，已为向隶属关系十分严格的“匠户”、“百工户”及“伎作户”的转化准备了条件，可视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百杂之户”的前身。至于“更卒”，来源于征发，虽然人身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在服役期间必须按时到达，不到期限不能离开，限期内服役是无偿的。因此，实质上也是强制性的无偿劳役。总而言之，四种人中，有奴隶与刑徒两种是不折不扣的无偿服役者，且人身极不自由；更卒，虽名义上有人身自由，在服役期内，也是不自由的无偿劳役者。只有“工匠”与“工师”，可能略有报酬，但至少也是半不自由和半无偿的劳动者。这表明无偿劳役制，在秦汉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占主导地位。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封建的官府经济制度在手工业领域的表现形式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则同这时奴隶制残余的严重影响不无关系。基于此，就给秦汉官府手工业带来了许多弊端和严重的桎梏性。

官府手工业的作用与弊端关于官府手工业的作用与弊端，当时人颇多论及者。以官府经营的采矿、①《后汉书·隗嚣传》。

②《汉书·王莽传》。

①参阅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有关篇目。

冶炼、铸造、煮盐及铁器制作等手工业来说，有人认为：“总一盐铁”，除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外，还是“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手段。因为由官府来经营这些重大的手工业，可以改变“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在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①的危险局面；也可限制像吴王濞那样“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赡养穷乏，以成私威”②的割据势力；官府“总盐侯”和“铸农器”还可以使国家“财用饶”，使农民“器用备”而“务本”，并“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③。一言以蔽之，官府经营这些重大的手工业，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市场价格、发展农业生产、打击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物质基础的有力措施。在当时情况下，这些看法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弊端和消极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以官府制造的铁器来说，“多苦恶”，“器多坚”，农民购买时，“善恶无所择”；又“多为大器”，而且是一个模式，“不给民用”；有时农民需要购买，而出卖铁器的“吏数不在，器难得”；出卖铁器的地方离农村太远，农民往往“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以致误了农时；官府规定的价格太高，出现了“盐铁贾贵，百姓不使”的情况；有的器物质量太低劣，农民购买以后，以致“民用钝弊，割草不痛”，弄得农民“作剧”而“得获者少”；当质量低劣的铁器无法出卖时，就强制摊派于民，所谓“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即指此事。在采矿、冶矿和制作铁器的过程中，又“征发无限”，“更繇以均剧”，使“百姓疾苦之”①。有时被征发服役的更卒，强迫他们出钱代役，出现了“郡中卒践卒更者，多不堪责取庸代”②，也正如卜式所说：“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③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官府手工业特别是官营铁器制作手工业带来的弊端。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第一，在于管理不善，如铁器的大小、规格，制作时“务应员程”，故不合民用④，因而不随“秦、楚、燕、齐土力不同”的特点，使铁器的“刚柔异势”和大小适宜⑤；或价格规定太死，官府“一其贾”，使购买者无可选择⑥；或者布局不合格，不能把冶铸之所，靠“通铁炭”地区，造成“咸远而作剧”和“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的状况⑦。第二，主管者用人不当，“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⑧；更有甚者，“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①；“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渔百姓，县吏厉诸①《盐铁论·复古》。

②《盐铁论·禁耕》。

③《盐铁论·水旱》。

①以上均见《盐铁论·水旱》。

②《盐铁论·禁耕》。

③《史记·平准书》。

④《盐铁论·水旱》⑤《盐铁论·禁耕》。。

⑥《盐铁论·水旱》⑦《盐铁论·禁耕》。

⑧《盐铁论·复古》。

①《盐铁论·执务》。

小吏，小吏厉诸百姓”②；“吏匠侵利”，贪污盗窃③，或“吏恣留难”百姓，或“行奸卖平”，以次充好④。第三，劳动者消极怠工。如钱币铸造，“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更匠便利，或不中式，故有厚薄轻重”⑤。而此三者，都与封建剥削制度有关。可见在剥削制度下，即使实行很有利的经济制度，也将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

②《盐铁论·疾贫》。

③《盐铁论·错币》。

④《盐铁论·本议》。

⑤《盐铁论·错币》。

第二节　民间手工业

在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外，秦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三种：一为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所经营的手工业；二为大手工业主经营的手工业；三为同农业相结合并作为它的副业的个体小农经营的家庭手工业。三者各占多大比重，虽然很难准确回答，但三者同时存在却是可以肯定的。如当王莽时，“博征天下工匠”以建九庙。这些工匠被征发之前，显然属于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诸贾人、末作”中的“末作”，当就是城市中的独立手工业者。由于他们大都拥有自己的手工作坊，故《史记》又称他们为“诸作”，《集解》引如淳释“诸作”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即以手工方式为市场而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拥有大量奴隶或手工业劳动者，并用以采矿、冶炼和铸造器物的大手工业主，在《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有集中的反映。至于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手工业，几乎比比皆是。因此，秦汉民营手工业一般存在这三种形式。

民营手工业的类别，也同官府手工业一样颇为复杂，但主要的要算采矿业、煮盐业、冶铸业、纺织业、造纸业及其他杂手工业。

采矿业、煮盐业与冶铸业我们知道，早在商鞅变法时，就“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①，“外收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②，随后就有“盐铁市官及长丞”的设置。这表明盐铁早已官营。但自从“汉兴，海内为一”，有了“开关梁，弛山泽之”的条件，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③，私营工商业发展了，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盐、铁的私营。加上文帝的“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的实行，在“山东食海盐，山西食卤盐，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的情况下，鲁国的猗顿“用监盐起家”；邯郸的郭纵“以铁冶成业”；巴蜀寡妇名清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赵人卓氏“用铁冶富”，秦破赵迁之于临邛，仍“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长，拟于人君”；山东的程郑“亦冶铸”，秦灭六国后迁之临邛，仍营其业，“贾椎髻之民”；梁人孔氏，“用铁冶为业”，秦灭魏后迂于宛，仍“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④。

吴越一带，“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①，吴王刘濞得以“专山泽之饶”②，“擅障海泽”③，“即山铸钱，富埒天子”④。“邓通专西山”以铸钱，“财①《汉书·食货志》。

②《盐铁论·非鞅》。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史记·货殖列传》。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盐铁论·禁耕》。

③《盐铁论·错币》。

④《汉书·食货志》。

过王者”，以致“秦、雍、巴、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⑤。汉初所封赵国，也“以冶铁为业”⑥。封于山东之胶东国与鲁国，都以“鼓铸盐铁”为务⑦。所有这一切，除汉初诸封国之经营盐铁多少有王国经营的性质外，其余都是私营盐铁手工业主兼大商人。实则王国所经营盐铁，相对于西汉官府中央的官府手工业而言，也有私营性质。各王国君主，实为大的盐铁业主。

煮盐、冶铁、铸钱三大手工业，自汉武帝实行严格的从采矿、冶炼、铸造到销售的官营制度以后，私营的比重虽下降了，却并未绝迹。故西安城门外，发现刻有“汝南富坡苑里田戎卖”给官府字样的铜块⑧。元帝时，贡禹也说：“民坐盗铸，陷刑者多”⑨。即使在王莽严禁私铸钱币的情况下，私铸仍然不能断绝，出现了“坐..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人以至庶人，不可胜数”的局面，最后迫使王莽改变“私铸钱者死”的立法，“更轻其法”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⑩。到了东汉，郡国虽仍设盐、铁官，但只征税而已，实际上恢复了西汉初“纵民煮铸”(11)的制作度。因此之故，民营采矿、冶炼等民间手工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远在江南的桂阳郡来说，这里“县出矿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建武年间迁桂阳太守的卫飒，为了不使“招来亡命，多致奸盗”，就在这里“起铁官，斥罢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①。可见在卫氏“起铁官”之前，这里的私营采铁与冶铁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又河内郡的林虑县，西汉在这里设有铁官，东汉这里仍然产铁。据《后汉书·党锢·夏馥传》，桓帝时，馥为人所陷，“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庸”。这个“冶家”既用钱雇人冶铁，其为民营手工业主无疑。其实，不单是一般平民，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有私营冶炼之业的。《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壬子年《拾遗记》云：“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黄金为器，功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锻之声盛也。”显然，郭况实为一个大冶炼手工业主，不过像郭况所经营的手工业，就不能说是民营了，而是官宦人家的。

纺织手工业由于纺织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容易获得，又不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一般小农家庭往往又是纺织手工业的兼营者，以致当时的统治者言及社会生产时，总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这表明家庭的纺织手工业是私营手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种植范围和水土所宜，于是随着各个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带来了农作物产品的差别和产量的多少与优劣，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家庭纺织手工业也发生了差别。如河内的丝纺织业就比较发达。《后汉纪》卷二○，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九月，⑤《盐铁论·错币》。

⑥《史记·酷吏·张汤传》。

⑦《汉书·终军传》。

⑧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⑨《汉书·贡禹传》。

⑩《汉书·食货志》。

①《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载朱穆奏记曰：“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这里的“调”，是调发、调运之意，意即在质帝本初元年之前，朝廷每年要向河内郡调发缣、素、绮、縠等丝织品八万多匹，而这些丝织品，都是河内郡的农民以纳税形式交给郡里的。如果农民没有普遍从事家庭丝纺织业的情况，是不会有这么多丝织品上交官府的。再从“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的话来看，表明有官府以钱购买丝织品的迹象，但实际上都是取之于民，更见缴纳丝织品者都是农户。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有户十五万。以十五万户之民，一次调丝织品十五万匹，合每户一匹，则河内地区丝纺织手工业之发达可知。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有“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简文，可见河内地区丝纺织品已远销至边郡居延地区，反映出河内丝纺织品商品化倾向之突出。又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诏“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等“答汝（指倭使）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勾文锦三匹”，而此皆当时“好物也”①，可见绛地、绀地，也早已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丝织品的集中产地。至于蜀、汉之地，则盛产蜀布；齐、陶之地，盛产缣；兖、豫之地，多产丝、絺、紵。故“齐、陶之缣”与“蜀、汉之布”并称②。汉简中也屡见“广汉八稯布”及“九秽稯布”等简文；“兖、豫之漆、丝、絺、紵”，“为养生送终之具”①；齐地“织作”的“冰纨绮秀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②；蜀地之“女工之业，覆衣天下”③，其所产的“锦”号为“蜀锦”，以致汉末三国时成了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④。还有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粤地“女子桑蚕织绫”；燕、代之地，“田畜而事蚕”⑤；三辅地区，出“白素”⑥。特别是巨鹿郡一带和任城亢父等，也以产缣称著，故官府曾给马援以“巨鹿缣三百匹”⑦；而《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之妻遗淳于衍散花绫二十五匹。”至于任城亢父所产之缣，则远销河西走廊及西域，故《流沙坠简考释》中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的简文。还有陈留郡的襄邑，由于盛产优质丝织品，故官府在这里设有服官，而《论衡·程材》则有“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的话。《陈留风俗传》也有“襄邑..有黼黻藻锦，日月华出，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⑧此外，房县出御绵，朝歌产罗绮，清河产缣总，也同襄邑的缣绣齐名，故左思《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的概括。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丝织品与麻织品各有不同的产地；而丝织品中，又有锦、缣、绮、纨、縠、缟、绫、罗、白素、帛、绢等之分，又各有其集中产地。如此众多的纺织业产品，其中固然有的①《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②《盐铁论·本议》。

①《盐铁论·本议》。

②《汉书·地理志》。

③《后汉书·公孙述传》。

④《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⑤《汉书·地理志》。

⑥范子：《计然书》卷下。

⑦《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东观汉记》。

⑧《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

出于官府手工业，但小农经营的家庭纺织业和手工业主经营的纺织业，也不可忽视，而且在纺织技术上锐意改进者和具有专门纺织技术者，多在民营纺织手工业作坊中。东汉崔寔做五原太守时，为了发展本地的民间手工业，“乃卖诸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工作机及纺以教民织”①，可见雁门、广武一带，早已有技术高超的民间“织师”，而且五原一带民户也普遍学会了纺织技术。边远地区的情况尚且如此，中原地区自然更不用说了。

如果以纺织品来说，无疑更以民营手工业为主。因为麻的生产者都是小农，而且其绩麻、纺织，技术性较低，麻布的生产也形成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特产；而且麻布的类别也很多。以著名的麻布产地来说，除前述之蜀汉地区的“蜀汉布”及“广汉八稯布”外，还有产于越地的“越布”，曾使“光武帝见而好之”，令会稽以此为贡②；还有东莱惤县所产之“惤布”。《说文解字》释惤曰：“惤布出东莱。”即其证。更有“江东葛”，《太平御览》卷八六引《魏文帝诏》中有“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语可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多产布。如氐人称殊缕布为“絣”，西胡人称毳布为“■”，南郡蛮夷所出布称“賨布”，又叫“幏布”③。至于麻布的类别，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有緆、絺、绤、绉、紵、絟、繐、紨等之分，并谓“緆为细布”，“絺为细葛”，“绤为粗葛”，“绉为絺之细者”，“紵为枲类布白而细者”，“絟为细布”，“繐为细疏布”及“紨为粗细布”。如果按纺织时所使用的缕的粗细而分，又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及“十稯布”等不同名目。《说文解字·禾部》云：“布八十缕为稯。”“七稯布”大约是最粗布，故多为徒隶者之衣。《史记·孝文帝本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令徒隶衣七稯布。”可证。云梦秦简《金布律》有“褐衣”的名称，且用为刑徒与“隶臣妾”之衣。“枲”是制作褐衣的原料，枲即粗麻。可见秦汉时均以麻布供徒隶衣着用。实则，一般贫苦农民，也多作粗麻布，故一旦发迹为官，便称作“释褐”，意即脱下褐衣而穿官服了。八稯布与九稯布，多为戍卒所服用，故居延汉简中常见此等布名。至于十稯布，可能是最细的布，可以为官俸。《汉书·王莽传》所云：“一月之禄，十稯二匹。”即其证。

制陶手工业早在战国时期，制陶手工业就很发达，产地遍及齐、鲁、燕、秦、楚诸国。秦汉时期，更有进一步发展。秦的制陶手工业，多集中于凤翔，凤翔彪脚镇画砖最为出色。秦汉官府手工业中，也有专门主管制陶业机构和官吏。《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安城设“陶官”，《齐鲁封泥集存》有“安城陶尉”封泥，便是例证。根据西安汉城出土的各种瓦当文中有“宗百官瓦”、“都司空瓦”及“右空”等文字来看，表明宗正属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属官左、右司空令，实为其主管机构。汉武帝时期，官府制陶手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华峤《后汉书》云：“卓曰：武帝时，居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崔寔《政论》。

②《后汉书·独行·陆续传》。

③均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关字义。

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裴注引《续汉书》云：“杜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由此可见，在终南山有官窑区，专门烧制官瓦。除官府制陶业外，民营制陶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今之咸阳县窑村，汉人称“咸里”、“咸亭”或“咸阳亭”，就是西汉民营制陶手工业的集中地。因为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中，有“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里亭久陶瓮”等等字样的若干陶片或陶器，而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大都写上了私人的姓名，这同官府手工业题名的作法大不相同，故知为私人制陶者所题，亦得知汉之咸里为民营制陶业的集中所在①。

秦汉时期的制陶手工业中，值得注意的是釉陶的正式出现和彩陶的盛行。早在商代和西周，就已有在陶器表面上釉的开端。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豆青釉布纹陶尊，质地坚硬，有不吸水性。次年，在西安封普渡村西周长田墓中，也发现了带豆青色釉的陶豆。这说明商周时就已多少知道上釉的技术。不过，这时的上釉技术还仅仅是开端，陶器表面还没有光泽，色泽也不纯正。但是汉代北方的釉陶，不仅数量多，而且色泽或作浓黄，或作深绿；南方的釉陶，多是淡绿色或淡黄色，这说明上釉的技术已有发展。因为釉是一种矽酸盐，施于素底上，经过火烧，就成了有釉的光泽面，可以洗涤而不剥蚀，更不会被玷污。釉的色彩，取决于在砂酸盐里加入某些氧化物。如加入氧化铁即成黄色，经过还得火，又呈青色，即成青釉，也即青瓷的前身②。汉代的釉陶色彩纯正，这说明已经懂得加入氧化铁和掌握火候等技术。这就为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造船和造纸手工业以造船手工业来说，属于官府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缺载其主管机构及官名，但京兆尹有“船司空县”，颜师古注曰：“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以此言之，秦或汉初本有船司空一官。又同书水衡都尉属官有“辑濯令丞”，师古曰：“辑濯，船官，为檝櫂之假借。”《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有楼船官，显然是郡国主管造船的官吏。从当时用船从事水战的需要量以及江南民间水上交通的需要来看，官府和民间的造船业应当都是存在的。从吴王刘濞能造“一船之载，当中间数十辆车”①的大船和公孙述能“造十层赤楼帛兰船”②等情况看，造船业的分工应当是很细致的。特别是长沙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前后有三舱，有桨十六支，后有舵，广州出土的木船一件，船上建重楼，桨十橹一。如无发达的民间造船业为基础，官府也无法造出这种大船来。可惜史料缺载，无以知当时民间造船业之详情。

造纸手工业的出现，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我国史学界公认：“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在中国，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的发明；有了纸，才能大量地抄书藏书印书，书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传播；有了纸，在世界艺术史上大放异①上所引陶器字样，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②参阅：《中国青瓷史略》。

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后汉书·公孙述传》。

彩的中国绘画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同样大的。传到欧洲，就助成了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化。”①事实正是这样，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西汉史籍缺载关于造纸的主管部门和官吏，但西汉时确已有纸的生产。《汉书·游侠·原涉传》，谓他在武帝时曾“削牍为疏”，可见这时尚无纸的使用。但《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云：“时儿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蹏，犹地也，梁纸素令赤书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又引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由此可见，西汉后期，确已有纸使用。

东汉前期，已有纸写经、传者。《后汉书·贾逵传》云：章帝时，“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曰：“竹简及纸也。”所谓“简纸经传各一通”，即简写经传与纸写经传各一通。可见和帝之前，已有用纸写经传者。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云：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至冬，立为皇后。..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此事发生在蔡伦于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其新的造纸术以前三年，更见蔡伦之前早已有以纸充贡献之物者。近人劳榦在其《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一文中，说他于1942年秋天，曾在额济纳河流域的烽燧台下，在已掘旧坑中，发现了一张汉代的纸，尚可见三十余字，且此旧坑曾出土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及七年的兵器簿，还出土了一枚永元十年的木简。此纸出土的位置，在永元十年木简之下，表明它埋入地下的时间应在永元十年之前。由此可见，在元兴元年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已有纸的使用了①。1958年5月，在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一叠大小不等的古纸片，共有八十八片。据鉴定，是用大麻的韦及树纤维制作的植物纤维纸。又1973年至1974年，在内蒙居延汉代遗址中，也发现了麻质纤维纸。可见，蔡伦之前确已有植物纤维纸，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而已。到了东汉，官府造纸手工业正式规范化了，由少府属官尚方令主其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东观汉记》曰：“蔡伦典作尚方作纸。”又《太平御览》卷六○五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伦纸也。”《后汉书·宦者·蔡伦传》云：“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李贤注引《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后汉书补注续》云：“汉人能为纸者蔡伦之外，又有左伯。伯字子邕，东莱人。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又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邕之纸，妍妙辉光。’”由上可见，早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确已有纸的使用。不过这时的纸，多丝、絮参用造成。大抵这段时期，各地都在改进造纸的技术。故东①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1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①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册。

汉和帝时前后，蔡伦、左伯同工造纸之术。他们的作法，显系总结大量民间造纸之法而成，并实现了从丝、絮参用造纸别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植物纤维造纸的飞跃。从此以后，用纸日多，如《北堂书钞》卷一○四引马融《与窦伯可书》云：“孟陵来赐书，见手书欢喜何量！书虽两纸八行，行七字。”又同书同卷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云：“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按马氏为顺帝与桓帝间人，崔瑗则为吏于安帝以后，可见在和帝时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不久，纸的使用便大为推广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造纸手工业的发展。

如上所云，东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似有发展的趋势，至少采矿、冶炼与铸造手工业是这样。造纸手工业，则是新兴的手工业，官府未立专官经营，应以民营为主。造船手工业曾有官营者，但是主管机构并不很多，可能也以民营造船手工业为主。正因为如此，东汉时人王符曾以洛阳为例，描述当时手工业与商业等末业的兴盛情况时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千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①毫无疑问，这些为末业者，都是属于民营手工业。①《潜夫论·浮侈》。

第四章　手工业技术

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在生产技术上，多继承前代的传统，而各有所发展。如土木建筑，水利的治理等等，都是这样的。同时也有新的开拓，造纸术的出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第一节　建筑木结构的广泛使用

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其主要成就是框架式结构和“斗拱”结构的高度发展。从具体结构来说，它们都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面，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这种建筑结构体系到汉代已趋于成熟，并已用拱作为柱、梁之间的过渡设施，同时起装饰作用。自两汉到清代的两千多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谓“墙倒屋不塌”，是说明梁柱系统的木结构的优点，并且在室内空间的分隔、开辟门窗、墙的用料和施工等方面都具有灵活性。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构，从1975年浙江河姆渡原始公社遗址的发掘看，自新石器晚期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凸榫，又有卯眼。五里碑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这些都说明这种建筑结构是我们先人独立创造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至今仍广泛使用。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差别很大，各民族的习俗和生产发展也各有特点。因而，在建筑形式、用材和结构方面都表现出十分丰富多采的内容，如黄土高原多用夯土版筑、打坯砌墙或打土为窑，西南地区部分为亚热带气候，炎热而潮湿，用木、竹搭成“干阑”式结构。利用硅酸盐粘土材料烧制砖、瓦，是从战国起建筑材料的一大发展。在还原气氛下使砖瓦成为灰色，尤为我国独创。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式化，还创造了榫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秦砖汉瓦”，表明在秦汉时期，综合使用木材、砖瓦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已相当成熟。此外，在建筑物中还采用了金属构件，例如秦代用“金杠”。木构建筑的这类铜构件，可以加固节点和装饰门窗。到了东汉，由于冶铁业的发展，能提供大量廉价、优质的钢工具，石构建筑如石室、石阙、画像石墓等大量涌现。以石阙为例，目前已发现汉代石阙二十余处。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建成的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其上仿木结构，做出直料的基座、层檐和斗拱。1953年发掘的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全由石块砌成，其中有一幅画面为两个院落组成的建筑物，并有角楼、石阙、华表，对研究汉代建筑布局很有价值。

西汉时已出现多层建筑，到东汉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构技术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木构高层建筑技术的基础。

宫殿建筑和万里长城秦汉时期，宫殿建筑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其主要形式仍是战国时期盛行的高台建筑，但规模更加庞大宏伟。所谓“高台建筑”，是一种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它把许多单体建筑聚合在一个阶梯形夯土台上。秦代建成的咸阳新宫、朝宫等都是在夯土台群上修建的庞大宫室殿屋群。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兴建的朝宫，尤其华丽壮观，朝宫的前殿就是著名的阿房宫，《史记》中称它“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

在建筑技术上有着伟大成就的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从战国时代起，燕、赵、魏、齐等国便各筑有长城以防备其他国家和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三十六万民工，花了十多年时间将列国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北达阴山，南至雁门关，东接燕长城直达辽东，工程十分浩大。以陕西韩城县现存魏长城为例，基部宽7米，顶宽4米，用黄土夯筑，烽火台每边宽7米，高9米。现存的秦长城有的用粘土夹杂碎石夯紧，夯窝小而密集，相当坚牢。汉代修筑长城的技术和规模又远胜前代。《居延汉简》称汉代长城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玉门关汉长城残高仍有4米多，自地面50厘米处起，每15厘米铺芦苇一层，夯土中加入小石子。烽火台每边宽17米，高达25米，有的用土坯砌筑，也夹有芦苇以增强抗压力，防止冲刷。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聪明才智，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的高超水平。

城市建筑和规划古代建筑规模的宏大和技术的进步，又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汉长安城周长达25公里，比当时的罗马城要大三倍，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这座城设有十二座城门，门道下有砖券下水道。城内三分之二为皇室、贵族占有，其中，未央宫竟占全城面积近四分之一。有八条主要街道，可容十二辆马车并列驰行。又设有九个“市”。居民多在城的东北隅。全城划分有160个街坊，所谓“街衢相径”，在城市规划上已有很高水平，趋于定型。张衡《西京赋》说是“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正是这一大城市的真实写照。汉初建长安城进行了多年，每次征发距长安城六百里以内的农民十四万人服役（为期一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贵族宅第“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①。由于崇尚厚葬，在营造墓室方面，也是煞费经营，造成极大的糜费。而平民百姓则是穷困到“无立锥之地”，居住条件极为简陋。

①《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第二节　水利

秦代的水利事业

秦代开通的水渠和运河，有秦渠、灵渠和江南运河。

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领兵十万，驻守在现今的后套地区。为解决军粮，组织士兵在黄河沿岸开垦土地，修筑灌渠，此即秦渠。秦渠位于宁夏平原，从青铜峡边开凿上口和下口两个渠口，经金积，引黄河水向东北流，过灵武城北，全长75公里，有大小支渠222道，灌溉农田18万亩，至今仍在使用。公元前214年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湘桂交通。船只可以从湘江过灵渠到达桂江。灵渠全长35公里，主要工程有铧嘴、大小天平、北渠、南渠。当初灵渠的主要功能是航运，现在则主要用于灌溉。关于江南运河，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汉代的水利事业汉代，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水利工程布及全国。有名的水利工程如山河堰是汉水支流褒水上的著名引水灌溉工程，传说是楚汉相争时，由萧何、曹参主持修建的。六辅渠是兒宽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主持兴修的，以郑国渠北面的冶峪、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为水源，灌溉地势较高而郑国渠又无法自流灌溉的农田①。白渠是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修建的，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建议修筑的，故因人取名。它“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②。成国渠大约汉武帝时修筑，从今眉县引渭水，东北流，穿过漆水河，至今兴平县境入蒙茏渠，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的农田。龙首渠大约是汉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间（公元前128—前117年）修建的。它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当渠道通过商颜山时，采用井渠施工法，开创了隧洞竖井施工的先河。在施工中，由于挖掘出恐龙化石，故取名龙首渠。六门筦，又称六门陂，是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于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主持修建的。它位于穰县（今河南邓县）之西，壅遏湍水，设三水门引水灌溉。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扩建三石门，合为六门，故称六门筦。鸿隙陂是汉成帝以前修的，位于淮水和汝水之间，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蓄水灌溉工程。鉴湖，又称镜湖，是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的。它是在各分散的湖泊下缘修一道长围堤，形成一个蓄水湖泊。“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浙以无凶年。”①黄河的治理①《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125、126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②《汉书·沟洫志》。

①见《通典·州郡》十二所引刘宋孔灵符《会稽记》。

治理黄河，是汉代的重大水利工程。西汉初年，黄河尚比较安定，只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②。决口后曾派许多民工前往堵口，从而揭开了汉代治黄的序幕。汉武帝时，黄河决口频繁出现，曾造成连续二十三年的泛滥灾害，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派汲仁、郭昌主持堵塞决口工程。在几万民工的奋斗下，终于堵住了决口，这就是瓠子堵口。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又在馆陶和东郡金堤一带决口，淹没土地十五万顷，成帝派王延世主持堵口工程。王延世采用竹笼装石“两船夹载而下之”的施工方法，很快将决口堵住。可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这以后的近百年内，黄河泛滥不止，封建统治者不积极治河，致使人民灾难深重。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才派王景主持治理黄河。王景动员组织了数十万人修筑黄河大堤，花费以百亿计。一年后，工程完成，使改道后的黄河河床得到固定，摆脱了原来高出地面的地上河床，使洪水灾害相应缓解。王景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又整修了汴渠，“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①，从而发展了水门技术。

汉代的水利史专著汉代出现了水利史专著——《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河渠书》的体例是司马迁首创的，它系统论述古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指出少数水利工程效益短暂，得不偿失，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比如山西引汾溉汾阴，引河溉汾阴蒲板的工程，仅利用几年，就因河流摆动位移，使工程失效。褒斜航道工程，修成后，因坡度大，水流急，不能通航。龙首渠花了十余年修筑，可是使用时间很短，造成惊人的浪费。这种从正、反两方面来写水利史的方法是很有价值的。《汉书·沟洫志》是《史记·河渠书》的续篇，“沟洫”二字，规模太小，不如“河渠”取义恰当。将《沟洫志》与《河渠书》对照，不难发现，《志》前面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基本上全部抄录自《书》，但有的地方作了简省，有的略有增加，有的只是个别字作了改动。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起，为《志》的新内容：引泾增修六辅渠和白渠的由来与过程；齐人延年关于引河入内蒙古大沙漠然后东流入海的大胆设想及建议；黄河决口改道的历史及治理方策的多次论争；王莽当权时，王横在议论治河的言谈中，曾引《周谱》记载“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徙”。这是黄河改道最早的记载①。这些记载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后代的治水工作有实际意义。②《史记·河渠书》。

①《后汉书·循吏·王景传》。

①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三节　纺织

秦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发展

秦汉时期，纺织技术较前代更为发展，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汉时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以丝织为例，在缯或帛的总称下，有纨、绮、缣、绨、、缦、綮、素、练、绫、绢、縠、缟、■、■，以及锦、绣、纱、罗、缎等数十种。这说明当时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代出现了彩锦，这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锦上织绣文字。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还发现了几种起毛锦，说明汉代就创造了起绒织物，并成为我国传统的织锦工艺之一。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代表。麻布的质量很好，有些甚至可以和丝、罗、绮相仿。此外，汉代还把毛织成或赶成毡褥，铺在地上，这是地毯的肇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丝的质量很好，丝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的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领口、袖头都有绢缘，而总重量只有48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丝，如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染色工艺在秦汉时已很发达，有一染、再染，加深加固颜色的技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色套印花纱及多次套染的织物，据分析共有36种色象，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29种，涂染的有7种，以绛紫、烟、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在染料上，无论是植物性染料、动物性染料还是矿物性染料的运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经过练染加工的织物，颜色绚丽，光彩动人。

汉代织物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和几何图案，组织复杂，花纹奇丽。在织造技术上，主要有彩绘和印花两种形式。彩绘和印花，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很多，归纳起来约为两种：一是彩色套印，一是印花敷彩。“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强，没有渗化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刷。这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①纺织机械的发展秦汉时期，纺织机械主要有纺车、布机、提花机等。汉代的纺车是由一个大绳轮和一根插置纱锭的铤子组成，绳轮和铤子分装在木架的两端，以绳带传动。纺车既可加捻，又能合绞，和纺坠相比能大大提高制纱的速度和质量。秦汉时期的布机，由滕经轴、怀滚、马头、综片、蹑等主要部件和一个适于操作的机台组成。由于采用了机台和蹑，操作者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可用脚踏提综，腾出手来更快地投梭引纬和打纬，从而提高了织布的速度和质量。提花机是比一般布机更复杂的织机。据汉代王逸《机妇赋》记载，汉代的提花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中国传统提花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方面看，已经能织造任何复杂变化的纹样。秦汉时期的纺织机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李约瑟博士认为，西方的提花机是从中国传去的，使用时间比中国晚四个世纪。

第四节　采矿

汉代矿业的特点

秦汉两代具体记载采矿技术的文献非常缺乏。除了一些零星记载外，没有专著。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汉代采矿业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开采的矿藏种类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开采的主要矿藏有铁、铜、金、银、锡、铅、丹砂、盐、玉、石油、天然气、雄黄、雌黄等十余种，其中尤以盐、铁、铜的开采规模最大，获利最多。“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①公元前一世纪时，每年十万余人去“攻山取铜铁”，所凿矿井深达“数百丈”。②汉武帝时，全国设铁官49处，盐、铁官所在地一般即是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从《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的统计对比中得知，铁官所在地的41％是铁的产地。当时比较有名的54个采矿点分布在31个郡国。第二是开采的矿石种类有所增加。以铜为例，汉以前开采的铜矿石主要是孔雀石〔Cu2（CO3）（OH）2〕、自然铜（Cu）、赤铜矿（Cu2O）和蓝铜矿〔Cu3（CO3）2（OH）2〕。汉代又增加了硫化铜（CuFeS2）。山西运城洞沟东汉铜矿遗址就是开采硫化铜的古矿井③。第三，矿井中运输矿石的工具有显著进步，出现了和现在手工煤窑用的四轮小斗车类似的车子。河北承德汉代矿冶遗址出土了这种车子的铁车轮。

汉代采矿技术关于汉代的采矿技术，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只能据现存汉代古矿井了解。比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有汉代采铁矿的矿区，内有方形和圆形两种竖井。类似的竖井在徐州利国驿汉代冶铁遗址采矿区也有发现。铁生沟矿井是沿矿脉平行掘进的，井下有道，有的巷道为斜坡形，可能与矿脉走向有关。沿巷道下掘，便进入矿床。从竖井和斜巷的位置看，当时已对不同的矿床采取了不同的采掘方法①。

河北承德专区汉代铜矿遗址，矿井约有一百多米深，中部采矿场上，遗留有坑木，整齐地堆成四方形，有两米多高，已经朽坏。有的坑木被压断，坑道里尚有未运走的矿石。矿石从坑道顶端（即掌子面）开采下来后，先运到采矿场，然后从矿井中运出去。发掘出来的采矿工具有铁锤、锤形器、钎子、铁锄、铁车轮等。由于矿井顺着矿脉开凿，因此矿井的形状不是直上直下，而是弯曲的。在有斜坡的地方，矿石靠人背，在平坦的坑道里，则用斗车拉②。

1930年，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刻，描绘出采矿的劳动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贡禹传》。

③安志敏等：《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考古》1962年10期。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②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考古通讯》1957年1期。场面。在开采场里，有的用镐挖，有的用钎凿，还有三人合作的场面：一人扶钎，两人用锤打。矿石挖出后，从竖井中提升出去③。这个画像石刻与古矿井遗址反映的情况相符。

③见《文物》1959年1期。

第五节　冶金

秦汉冶铁业的发展

秦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有利于钢铁技术的进步。始皇陵侧出土的秦代大型铁铧长达三百毫米，重十余斤。近年来河北围场县等地也先后出土秦代铁权。从战国时已用“铁杖”，“铁殳”作兵器看，《史记·张良传》记载夯土使用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当非虚传。

汉代冶铁业较秦有更大发展。西汉中期，武帝刘彻和桑弘羊等实行盐铁官营，全国设立了四十九处铁官，人力物力相对集中，推广先进技术。西汉三大手工业中，冶铁业占着主导地位。《汉书·贡禹传》说：当时“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实际上包括民间开采以及《盐铁论》所说“家人合会”这类小规模经营方式在内，参与冶炼铜铁的人数远不止此。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以盗铸论罪的数以十万计，就是证明。在广大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冶铁作坊。以河南为例，解放以来，经过普查、发掘和据文献所载，可以确定有冶铁遗址的所在已有十八处，所占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至十余万平方米。其中，如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均经大规模科学发掘。巩县铁生沟发现大量经破碎拣选的矿石和木炭、铁渣，炼炉遗址十八座和藏铁坑、大铁块多件。南阳瓦房庄在三千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找到三个铸造区和一个炼钢锻造区，发现多个熔炉遗址，“人排”遗迹，大量铁范、泥范和各类铁器、耐火砖等。郑州古荥镇1965年、1975年两次发掘，发现两座大型炼铁高炉遗址，大积铁多块，其中最重者达二十多吨，烘窑十余座和大量泥范、铁器、铁渣、鼓风管、矿石等。温县西招贤村冶铁遗址在一座烘范窑内出土三百多套完整的叠铸泥范。这些重大发现为研究汉代冶铁生产和冶铁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炼铁技术在炼铁技术方面，以古荥冶铁遗址为例，一号高炉炉缸呈椭圆形，面积达8.5平方米，炉高约5—6米，炉容达到50立方米左右，估计日产量有半吨到一吨，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这是相当可观的，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椭圆形炉型反映了冶铁工匠增大炼炉产量的重大努力和对鼓风与炉径相互制约关系的深入认识。在古代鼓风器风量、风压较小的情况下，这是扩大炉容，多加鼓风器，使风能达到炉缸中心的一个途径。炉基南面的坑中重达二十余吨的大积铁，证明高炉曾多次修筑、使用。对积铁、铁块和铁渣的分析和计算，证实汉代已有意识在炉料中加入石灰石作熔剂，以降低炼渣的熔点，改善渣的流动性和炉况。

汉代的生铁一般是高碳低硅的白口铁。由于炉温增高和熔铸技术的改进，从西汉前期起，就出现质量比白口铁为优的灰口铸铁，如河北满城刘胜墓所出车■就是用灰口铸铁造的。南阳瓦房庄出土的西汉东汉铁釜、浇口各一件则是高磷灰口铸铁。磷份增高，使铁水流动性改善，适用于薄壁大型容器的铸造，即使在现代也还有这样使用的。汉代出现这种新的铸铁材料，应是冶铁工匠有意地加入高磷铁矿或富磷熔剂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在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出土的铁器组织中还发现了质量十分优良的球状石墨（铁生沟铁铲和瓦房庄铁），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中的一类A级球状石墨相当。球墨铸铁是1947年才在英国研制成功的一种高强度铸铁材料，目前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在其研究过程中曾受到韧性铸铁中偶而出现的球状石墨的启发。而我国早在西汉后期已出现了球墨铸铁，可说是冶铸史上的一个奇迹。

制钢技术汉代工农业生产和军事活动的需要，使各种制钢技术得到蓬勃发展。西汉前期刘胜墓所出钢剑，经检验是由块炼铁渗碳反复锻打而成的，由于锻打次数增多，钢的质量比战国燕下都钢剑有明显提高。到了东汉时期，又出现了以炒钢为原料的经“三十炼”的金马书刀和钢刀。《汉金文录》著录的永元错金书刀，铭文为“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广汉郡工官..卅炼史成长荆守丞主”。1974年山东苍山县出土的东汉钢刀，铭文有“永初六年（公元112年）五月丙午造卅炼大刀吉祥”，为接近共析成份（碳含量千分之八）的高碳钢锻成。稍后一些时期，在东汉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又出现具有“百炼清刚”铭文的百炼钢刀。

另一卓越的制钢工艺——铸铁脱碳成钢，则是从高度成熟的铸铁柔化术衍变而来。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汉代冶铁工匠对于生铁的机械性能随着碳份的高低而变化这一点已有深入的认识。在实践上，他们能够把碳含量达4％左右或更高的铸铁，经过脱碳使内层也消除白口铁的组织，通体都成为高碳钢。这样，就创造了一种在固态下通过高温脱碳处理，把生铁变成钢的先进工艺。郑州东史马出土的东汉铁剪和南阳东汉铁戟等，就是这样制成的。由于生铁在浇注过程中，非金属和金属夹杂物可上浮撇去，金属组织较为纯净。因此，铸铁脱碳后所得到的钢，和现代碳素滚珠轴承钢的质量相近。这种制钢工艺从目前资料看，是我国所独有，很有独创精神。

西汉时期钢铁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炒钢（或炒铁）的发明。它是在地面上挖出缶状炉缸，内层涂以耐火泥，上置顶盖，做成炒钢炉。冶炼时，将生铁料烧成熔融或半熔融状态，鼓风吹炼并加搅拌，使成为熟铁，或在有控制地脱碳的条件下成为低中碳钢以至高碳钢。流传至今的传统炼钢工艺仍沿用了这种方法。因为它以生铁为原料，价廉易得，生产率高，因此和其它制钢方法相比，有极大的优越性。它的出现和逐步推广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是钢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炒钢技术及热锻制钢，大大促进了百炼钢的发展，使之进入成熟阶段。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都出土有炒钢炉，说明炒钢技术可能在西汉中期或稍迟时已经发明。东汉时期铁器种类增多，锻铁器比铸铁器有明显增加，铜兵器全被铁兵器取代，社会生产力也较西汉有提高，这和炒钢的发明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制钢术的进步，需要更多的生铁作原料，从而促进炼铁技术的发展。巩县铁生沟似已试用煤来冶铁。用煤作燃料是冶铁技术提高的重要因素。在鼓风技术方面，东汉时期以水力为动力，创制了“水排”鼓风装置，在钢铁史和机械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从南阳地区诸冶铁遗址的实地调查看，有些炼炉即建在河边，很可能采用水力鼓风。南阳自战国以来即以冶铁著称，南阳大冶孔仅曾任西汉大司农和大农丞领盐铁事等要职，境内又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水排”在这里产生是很自然的。

铸造技术在铸造技术方面，汉代使用铁范和韧性铸铁更加广泛，技术上高度成熟。如南阳瓦房庄出土经检验的铁农具就有八件是韧性铸铁的，并且大都是质量较好的黑心韧性铸铁。它们铸作精细，退火完全，有的和现代韧性铸铁已无原则区别。温县烘范窑出土的叠铸范是战国齐刀币叠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共有十六类铸件，三十六种规格，如各种车马器和权等，最多的一次可铸得八十四件铸件，工艺设计和制作都十分精巧。为了易于清理、打磨，内浇口薄仅2毫米，采用预热铸型浇注。这一技术在解放后多年内仍被一些工厂用以大批量地铸造纺织机、缝纫机的零件。

汉代《淮南万毕术》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指天然硫酸铜。它与铁作用得金属铜。这就是胆铜法，它开创了水法冶金的新途径。关于铜镜铸造方面，长期使人们感兴趣而又众说纷纭的是透光镜的铸作。河南省博物馆所藏西汉铜镜一面，经过测试，证实有“透光”效应①。近年来经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与试制，已经弄清楚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由于镜体很薄，又在背面铸出花纹，冷却时造成铸造应力，再加磨制，而使镜面具有微小的曲度，这样在光的照射下，就可将镜背花纹、文字反映出来。汉代一些少数民族如居住在滇池周围地区的滇族具有发达的青铜文化。

石寨山、李家山等处先后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和铜柄铁剑等，造型、铸作都很精美。其中，如贮贝器盖的细小部件，应是用失蜡法铸成的。大量青铜农具（如斧、等）的出土，证实这里也和商周时中原地区一样，曾使用青铜农具进行耕作。汉代式样的“滇王之印”和铜洗，又说明汉代在云南设郡后，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有所加强，加速了经济、文化发展。此外，如广西岭溪县等地出土的五铢钱、铜鼓等，也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实物例证。

①赵新来：《介绍一面西汉透光镜》，《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第六节　机械

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方面，牛耕的推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汉武帝时推广大型铁农具，牛耕得到进一步普及。所谓“耦耕”，当是两牛抬扛合引一犁的耕作方式。汉代畜力犁已采用犁壁，从山西平陆等地汉墓出土的犁耕图看，犁由犁辕、犁梢、犁底、犁铧、犁壁组成，并可用犁箭调节耕地深浅，已基本定型。长江中、下游，在西汉时期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如《史记》所说：“饭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以后，南方逐步推广水利与牛耕，并普及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

由赵过倡制的三脚耧，是武帝时期推广应用的先进播种机械。它有三条耧脚，下套三个小铧，用来开沟；每两脚间为一田垄；由闸板调节耧斗开口，以控制种子流量；耧后拖挂一木棒，木棒下端为方木框，横放垄上，一次可完成开沟、下种、覆盖等工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畜力播种机。《盐铁论》说：“铁器，民之大用也。”又说：“器便于不便，其功相计而倍也。”这正是汉代对使用农业机械和先进农具的正确认识。

扬水机械和风扇车在扬水机械方面，除使用桔槔和辘轳外，到东汉毕岚已发展为翻车。《后汉书·宦者·张让传》记载：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翻车主要是应用链传动的原理，将低处的水提升到高处，可用于灌溉和排水等。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扬水机械。

西汉时，我国已经使用了轮扇。《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1973年河南济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陶风扇车明器。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谷物脱粒后，清理籽粒，分出糠粃的风力机具。它把轮扇连续扇风以及籽粒重则沉、粃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起来，应用于一个机械之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在辽阳三道壕东汉晚期古墓的壁画上还有另一种玩具风车。

水碓用脚踏碓来舂米，发明很早。东汉时桓谭《新论》载有水碓，已利用水力驱动水碓。南阳地区又用水力来驱动鼓风器，称为“水排”，更是机械史和冶金史上的重大发明。欧洲十六世纪用水力鼓风，对当时的钢铁生产曾起了很大作用。中国“水排”的使用比欧洲早一千七、八百年。由于它“用力少，见功多”，逐步得到推广，直到近代，在东南、西南等地区仍有使用于炼铁的。水排是根据水碓凸轮传动的原理，使水碓通过曲柄摇杆、绳、绳轮和鼓风器联接而创制的，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动力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的机器。据《后汉书·杜诗传》记载，南阳太守杜诗注意冶铁生产，兴修水利，“造作水排”，对这一鼓风机械的推广应用，起了促进作用。

候风地动仪汉代在机械方面的另一杰出成就，是张衡发明的著名的候风地动仪。中国古代对地震这一自然灾变早有认识，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从而产生了创制地震仪的科学构想。张衡生于东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后汉书·五行志》载，从公元92年起，连年发生地震，出现地裂、山崩等灾变。正是在这种地震频仍和战国以来机械学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刻苦的钻研、摸索，张衡在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比欧洲同类仪器早一千七百年。据《后汉书·张衡传》，候风地动仪是用精铜铸造，形似酒樽，直径约1.94米，高约2.72米的大型仪器。器内正中立有“都柱”，周围有八条滑道（“八道”），装有八组杠杆。樽体周围按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铸有八个龙头，分别对应“八道”。龙头口含铜丸，下蹲八个张口向上的铜制蟾蜍。它的原理和现代倒立式震摆相同。当地震震中较远时，由于体波（在地球内部传播的地震波）传播速度较快，首先被仪器接收，因惯性作用，都柱倾倒，通过杠杆作用，龙口张开，铜丸落入蟾蜍口中，发出响声，即可报知地震。文献记载及现代实验表明，这种装置能测得一、二级的无感地震。地动仪和张衡所制浑仪、浑象都设在洛阳灵台。有一次陇西发生地震，地动仪的西方龙口落下铜丸，从而作出正确的记录。过了几天，人们才从驿马邮传知道陇西地震的确讯。这证实了地动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的结构和形象，由王振铎先生复原，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此外，张衡还发明了水运仪象（“作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于室内”），这是我国第一台用水力作动力的天文仪器，又是最早的机械计时器。

《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什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南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沈约所著《宋书》与《宋史》都说张衡制作过司南车，或称指南车。记道车又叫记里鼓车。它利用车轮的转动自动表示出车行的里数，和现代汽车上的里程表的作用相同。

机械中转动原理的应用秦汉时期，机械中应用了凸轮传动、链传动、曲柄摇杆传动等原理，这是这一时期机械技术的重要成果。根据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和文献记载，至迟在西汉就发明了齿轮，并且不久就应用了齿轮系①。1975年山西省永济县出土了两个铜齿轮，相互啮合较好。据同时出土的遗物推断，这两个齿轮至迟是西汉的遗物①。记里鼓车必是通过齿轮系传动实现准确可靠的记程，张衡的水运仪象和指南车也必是采用了齿轮系②。可见，汉代已对齿轮传动比有定量的认识，这是机械学的重大进步。秦汉时期掌握的几种基本的、重要的机械传动原理，为后世机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①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93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①陆敬严、田淑荣：《中国古代齿轮新探》，同济大学科技情报站印。

②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93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巧工丁谖作“被中香炉”，在任何位置均保持水平不致倾倒，其持平装置和现代陀螺仪的万向支架相似，反映出汉代机械学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机械与冶金技术的发展发明与应用机械，要求有相应的制造技术。金属零部件的采用对机械制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冶金技术的发展使金属切削加工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五铢钱，其外圆上有车削或锉削的痕迹，刀花均匀，切削振动波纹清晰，椭圆度很小。同墓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铁锉、铁凿、三棱型青铜钻、青铜弩机和青铜箭头等。其中，青铜弩机的结构相当复杂，但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很高，青铜箭头经过了抛光。以上表明当时的金属加工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冶铸技术，也展示了各种机械联接方式，如镶铸、铸焊、对焊、钎焊、过盈联接、销联接、铆接以及精确的孔加工技术和装配技术。王莽时中国已有先进的测量工具，其结构和功能基本上与现代卡尺相同①。

①（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第61页。

第七节　交通运输

陆路交通

秦汉时期，陆路和水路交通都得到了较大发展。

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了多条大道。如从咸阳到今包头西面修筑的驰道，宽达22米，有的路可高出道旁1—1.5米，用红砂岩石填筑，山口凿出宽达50米的通道，工程技术水平很高，规模很大。

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西汉前期已有四条通四川的栈道。东汉时在三门峡黄河北岸开凿栈道，于花岗岩悬崖上，向壁凿出凹字形空间，路面宽1—2米，工程非常艰险，至今犹存和平年间的题记。

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汉代车型名目繁多，如《汉书·舆服志》所载辂车、安车等。车辆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大多为两轮车，还有结构简便、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輨（车轴承）、车■（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与铁轴承相配，其间加上油脂润滑，以增强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与轴承的摩擦力。

水路交通和造船业与陆路交通相并行的是水路交通的发展及造船业的兴盛。秦代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它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都是很科学的，在我国和世界航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发展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舰船。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记载有艨艟、舰、船、艇等船型，分别用于作战、航行。此外还有“高十余丈”的“楼船”。

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应用。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俗语有“一橹三桨”之说。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航向。刘熙《释名》说：“随风张幔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这说明至迟到东汉已使用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橹、舵、帆的使用，标志着汉代造船、航海技术已较成熟。有人认为，1974年在广州发掘的秦汉遗址，是一所造船工场，并据船台规模推算，已能造宽达七、八米的大船。但也有人认为这处遗址是一水上建筑。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造船、航海技术的成熟，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海路交通已可达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等。在朝鲜、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曾有汉代文物出土，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东汉桓帝时，大秦王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又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这在本卷别处都已有所论述。

第八节　造纸术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关于造纸技术的起源，它的发明者究竟是谁，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后汉书·宦者·蔡伦传》的记载，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于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发明的。但近年在甘肃金关、陕西扶风、甘肃天水放马滩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了西汉古麻纸，从而说明我国至迟在西汉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这在本编第三章中已有较多的论述。

蔡伦虽不是纸的最初发明者，但他是造纸技术史上杰出的革新家。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宦官。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他把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制成的纸，献给汉和帝。这种纸非常受人欢迎，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造纸工艺方面，除漂洗、碎切、浸沤、舂捣、打浆外，还可能采用了用石灰碱液进行烹煮的化学处理方法，以使植物纤维更易分解。蔡伦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为纸”，在造纸原料上和方法上都有革命性的改进，使得纸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蔡伦之后，东汉末建安年间，东莱（今山东黄县东南）人左伯，字子邑，“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南齐萧子良在答王僧虔的信中说：“左伯之纸，妍妙辉光。”据说左伯的造纸法到唐代还在沿用，但具体制法已不可考。

第九节　陶瓷

陶塑技术

秦都咸阳宫殿遗址出土的大量空心砖、板瓦和瓦当，以及秦始皇陵陶俑坑出土的大批兵马俑，反映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水平，在出土的大批兵马俑中，最高的将军俑身高达1.96米，陶马体型大小与真马相似，高约1.70米。俑是泥质灰陶，相当坚硬结实，烧成温度在900度左右，气孔率26％，吸水率15％，这说明俑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

汉初的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的艺术风格。型体虽比秦代小，但仍然比较高大，注意细节的刻划，形象生动逼真，威严庄重。题材方面，除了军阵场面外，还有宫廷侍女、乐舞、杂技、宴饮等。西汉后期，陶塑所反映的则是地主阶级追求财富，追求生活享乐的内容。到了东汉，陶塑题材更加广泛，有说书俑、农夫俑、舞蹈俑、乐俑、动物俑等。

画像砖和瓦当建筑用陶方面，汉代的画像空心砖比秦代更发展，砖面上拍印的画面，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形象更生动，使得画像空心砖不单是建筑材料，而进一步成为富有艺术价值的陶质工艺品。这种画像砖，还为今天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资料。如河南郑州新通桥汉墓画像砖。画像内容包括阙门建筑、各种人物、乐舞、车马、狩猎、驯兽、击刺、禽兽、神话故事等四十五种①，其中许多内容跟科学技术有较密切的关系。

四川发现的东汉砖室墓中的画像砖，并不是用作建筑材料，而是作为装饰品。这种画像砖的画面题材非常广泛，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类：第一类是生产场面，包括播种、收割、舂米、酿造、盐井、探矿、桑园等。第二类是建筑画像砖，主要是庭院建筑及室内陈设和阙观建筑两项。第三类是社会风俗场面，包括市集、宴乐、游戏、舞蹈、杂技以及官宦士绅的家庭生活等。第四类是车骑出行的场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的生活。第五类是神话故事②。

汉代瓦当的特点是文字瓦当占大多数。按文字内容可分为四类：①宫殿类；②官署类；③祠墓类；④吉语类。除文字瓦当外，还有带纹饰图案的瓦当，画面仪态生动。尤其以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为代表作，画面气势磅礴，姿态雄伟。

铅釉陶的发明汉代制陶工艺的一个重大成就是低温铅釉陶的发明。它的应用和推广，为以后各种不同色调低温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铅釉陶大约在汉宣帝以后才有较快发展。到东汉，已在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湖南、江西等地流行。①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1972年10期。②冯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1961年11期。

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使釉呈现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和棕红色，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光滑平整。但是汉墓中发现的铅釉陶全是明器，无实用器物。这可能跟它的低温烧成，不宜实用有关。从化学成份上看，这种釉药主要含氧化铅（约65％）和氧化硅（约30％）及少量的金属氧化物着色剂，是一种低熔点（约700℃）的硅酸铅玻璃物质。它的主要原料同古代炼丹家使用的丹药原料十分相似，说明铅釉的发明和发展与古代的炼丹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原始瓷秦代的原始青瓷，是1977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的。它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胎、釉原料不同，器物成型方法不同，品种和装饰也不同。从西汉到东汉早、中期的三百年间，原始瓷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在东汉中、晚期发展为瓷器，其烧制技术已基本成熟，从而开创了我国陶瓷生产的新阶段①。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瓷窑遗址出土青瓷片的分析，制瓷原料采用窑附近的瓷土矿，烧成温度已达1310±200℃，釉料中含氧化钙15％以上，着色剂氧化亚铁（FeO）的含量为1.26％，三氧化二铁（Fe2O3）的含量为0.58％，其还原比值为2.17，表明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釉呈较为纯正的青色，没有流釉现象。瓷胎的显微结构与近代瓷基本相同，说明东汉时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掌握了复杂的青瓷烧成技术。东汉瓷器的主要品种是青釉瓷和黑釉瓷，主要产地在今浙江的上虞、慈溪、宁波和永嘉一带。新出现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22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第十节　玻璃

近年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早在西周时就自创了与西方古代玻璃组成迥异的铅玻璃。战国时玻璃制作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玻璃珠串即为实物证据。作为文字旁证，公元前四世纪的《庄子·让王》及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中，多次提到：“隋侯之珠”。对于这种玻璃珠的制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云：“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

秦汉时期的玻璃制作技术大概掌握在炼丹家手里，主要是伪充真玉，或供服食之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自汉代起，又不断有质量较高的外国玻璃输入。《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出虎魄、壁流离。”与此同时，西方的玻璃技艺也传入中国。

第十一节　漆器

漆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使用加进红或黑色颜料的色漆髹饰食器或祭器。到秦汉时期，漆器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髹漆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商人在“通邑大都”，可以经销“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关于制漆用“阴室”的记载。漆汁在阴湿条件下聚合成膜后容易干涸，而阴室的建立正是为此创造条件。本世纪以来，各地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漆器，便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名贵的漆器，其价格远过铜器，《盐铁论》说：“一文杯得铜杯十”。

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相当细致的分工。从出土汉代漆器的铭文看，当时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作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雕刻铭文等）、清工（最后修整）等。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序顺次相接，分工合作，使漆器生产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

漆不仅用于漆器，他如船只、建筑物等，也常用漆来保护并增加美观。

由于漆的广泛应用，漆树种植面积很大，种植者亦极富有，《史记·货殖列传》载，“陈、夏千亩漆”，其人与“千户侯等”。

第十二节　酿造

秦汉时期的制曲技术有明显提高。汉代扬雄的《方言》里，已经出现了许多种曲的名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饼曲也”。饼曲至今仍是通用的酒曲，而秦汉时就已开始制造。秦汉时期酿酒工艺有一个重大革新，即酿酒单独用曲，初步形成了我国酿酒的独特体系。《汉书·食货志》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这不仅是最早记录酿酒单独用曲的配方，而且是关于酿酒原料与成品比例的最早记载。秦汉时期的酿醋、作酱工艺也有较大发展。《齐民要术》引汉人所著《食经》说：“作大豆千岁苦酒（醋）法：用大豆一斗，熟汰之，渍令泽，炊。暴极燥，以酒醅灌之。任性多少，以此为率。”据此可知，我国以酒酿醋的方法至迟应起源于汉代。《齐民要术》还引汉代《食经》中的“作麦酱法”云：“小麦一石，渍一宿，炊。卧之，令生黄衣。以水一石六斗，盐三升，煮作卤。澄取八斗，著瓮中，炊小麦投之，搅令调匀。覆着日中，十日可食。”此外还有作肉酱法、作鱼酱法等等。

第十三节　制盐

煮盐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制度。著名的《盐铁论》反映了盐在当时国家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卤即池盐。《盐铁论》则说汉代海盐场规模大的有千余人之多。井盐多集中于四川境内。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近年成都附近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砖中，发现几幅描写当时盐井的开采情况图，从中可以看到盐井取卤用的起重设施，汲卤滑轮，以及火井煮盐活动等，这表明汉代井盐生产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和相当大的生产规模。

第十四节　石油天然气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石油资源的国家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有关石油天然气的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称：“高奴有洧水，（肥）可■”①。高奴即今陕西延长一带，这里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一处油田。洧水是今延河的一条支流。这里的石油，埋藏较浅，地表经过长期的侵蚀，石油渐渐露出，并在河水携带下，漂浮水面，从而被人们发现。当时人们已知道石油的可燃性，并按其状称之为“肥”。此后又发现甘肃酒泉的石油。《后汉书·郡国志》“酒泉郡”“延寿”刘昭注引《博物记》说，那里的石油“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不可食，..谓之石漆”。

石油天然气埋藏在地下，它的开发利用，与凿井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凿井技术的国家，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氏族时期，已有人工开凿的井。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经验的长期积累，人们凿井技术也向前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为凿井技术开辟了新的道路。春秋时期我国开凿的井，深度有的已超过800英尺①。战国后期（公元前255—前251年），在李冰的带领下，四川广大地区开始穿盐井、诸陂池②，为地质凿井和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最早开始地质凿井的巴蜀地区，恰好是石油天然气的富集区。人们起初并不是为了开凿油气井，而是在挖凿盐井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石油天然气。有人甚至认为天然气井就是盐井③，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石油天然气的初次开发有着共同特点。

如果说秦汉时对石油的开发，仅限于油苗发现阶段，那么，大量史料表明，当时人们对天然气这种新能源的认识和开发利用已达到较高水平。最初的天然气井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火井”。四川临邛县的天然气井是我国记载较早的天然气井之一④。《华阳国志·蜀志》提到：“孝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这说明西汉宣帝时临邓已广开盐井，在这基础上发现临邛“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跃数十里。”又据刘敬叔《异苑》卷四载：“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可知临邛天然气井最晚应始于宣帝之后，“汉室之隆”的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光武中兴”这一阶段，即公元25—54年。人们很快根据天然气的可燃性，把它用于照明，“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终日不灭也”①。因为天然气燃烧所发出的热量大，温度高，比干柴、木炭等燃料的性能优越，所以人们把它用于煮盐生产。天然气井是开凿盐井的副产品，同时也促进盐业生产的发展。四川成都西门外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提供了当时人们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景。五口大锅，并排置于灶上，在灶门处排列着三、四根管线，直通锅底，这些并排的管子，输送天然气，供盐锅下燃烧用以煮盐②。另外，邛崃①见王先谦《汉书补注》。

①（美）维斯里·欧文：《石油发现者的历程》（英文版）。

②《华阳国志·蜀志》。

③《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④见《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博物记》及《蜀都赋》注。①《华阳国志·蜀志》。

②见（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图396的说明文字。县花牌坊出土的另一块画像砖也表明，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开始利用天然气煮盐③。用天然气煮盐，蒸发快，收效大。据《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蜀都赋》注云：“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耳。”此外，《华阳国志》、《四川总志》等书也有同样的记载④。这些资料表明，中国人不仅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天然气井，而且最早利用天然气从事盐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征服天然气的国家，并以此为能源，为世界科技史和能源开发史谱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天然气井是钻凿水井和盐井过程中发现的。它的燃烧现象，曾使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先民为之迷惑。《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祠天封苑火于鸿门”。同书《地理志》中亦有“西河鸿门县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中出”的记载。另外，应劭在《地理风俗记》中亦提及訚阴县火井庙①。上面所提到的鸿门、訚阴即今陕西省神木县一带，属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北边缘，这一带出现天然气苗是极可能的。古代先民最初接触到天然气时，认为地下冒火是神的表现，所以建庙立祠，以示恭敬。像这样对天然气井的崇拜，并非仅见于中国。《马可·波罗游记》中同样记载中亚地区的拜火教徒对巴库天然气井顶礼膜拜的场面。天然气燃烧，有时极为恐怖，火焰高达数十米，面对面目狰狞的熊熊烈火，我国先民并没有单纯地、一味地敬奉它，而是利用它的特性为人类造福，使人们生产生活得以改观。天然气井以其神奇的出现，壮观的燃烧和广泛的应用，为文人骚客提供歌咏的极好题材。《蜀都赋》中盛赞天然气井，把它与铜梁、金堂、龙湫相媲美，当作蜀地名胜，其后人们对天然气的歌咏更是接续不绝。

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30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④《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四川总志》记载：“井有水火，取井火煮水，一斛得盐五斗，家火煮之则盐少。”

①《地理风俗记》：“訚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火井庙，火从地中出。”

第五章　商业和货币

第一节　官营商业

伴随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秦汉时期的商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秦汉时期的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在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

关于官营商业，新近出土的云梦秦简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关市律》云：“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所谓“作务”，《汉书·尹赏传》王先谦《补注》释“无市籍商贩、作务”语时引周寿昌曰：“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史记·平准书》有“诸作”一词，《集解》引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由此可见，这条简文应释为“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卖产品”，表明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存在。又《金布律》规定：“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蚩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卖之。”这表明县、都官等官府的机构，都有出卖其破旧器物及原料的权力。同样，《廐苑律》也有关于官府廐苑可以出卖其死亡“公子牛”的规定；《仓律》还有官府可以出卖其所饲养的猪、鸡所生产的“子息”的权力。至于盐、铁，更是官府经营的主要产品，《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秦惠王时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马昌“为秦主铁官”等等，都是秦时官府直接经营盐、铁之证。故《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曰：商鞅变法后，官府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官府经营商业的作法，到西汉初期，有所放宽，特别是关于盐、铁的经营，“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①和允许私家出卖盐、铁，使官府商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事不旋踵，武帝时，又实行了官营盐、铁的政策，并扩大了经营范围，乃至除盐、铁之外的金、银、铜、丹砂和酒的生产和销售，都进入了官府经营的领域。昭帝之时，酒的专卖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盐、铁的官营，一直循而未变。王莽统治时期，官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东汉时期，虽然把盐、铁改为各郡国主管，实行了民营官税的制度②，但其他官府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个别的郡县，仍然实行官府经营采矿、冶铁和销售的制度，如东汉初期的桂阳郡便是如此，以致一岁之入增加了五百余万③，可见耒阳县官营冶铁的规模之大。

官府的商业经营，可以盐、铁说起。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以东郭咸阳与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采取“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官与牢盆”的办法煮盐，有“敢私铸铁器、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①这就是①《盐铁论·错币》。

②参阅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

③《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①《史记·平准书》。

说，盐、铁的生产与销售都由官府进行，主持其事的机构，按颜师古所说为“主鬻、铸及出纳之外”的“作官府”②，主持的官吏，为各地的小铁官及“吏”。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领大农，取代孔仅之后，鉴于过去“诸官各自相争”的情况，“乃请罢大农部官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输盐铁官”以经营盐铁③。又以酒的经营来说，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其法系“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其所以谓之“榷”，是取“以木渡水”之意，意即“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④。也就是从酒的生产到销售，都由官府直接经营。再以其他产品的经营来说，则以均输之法处理之。所谓均输之法，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据《史记·平准书》，其法是“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名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同书又曰：“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集解》引孟康曰：“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以卜式的话来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师古注曰：“市列，谓列肆。”综上均输、平准之法，其中都包含“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的内容。不独出卖盐、铁是如此，出卖均输之物和买卖“天下委输”，都是如此。至于官府出铁器，或设店铺于成市，以吏主之，农民只得“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到达之后，“吏数不在，器难得”，多次落空①。有时官府“铁官卖器不售”，则采取摊派办法，“或赋与民”，即使是“坚”之器，也是一个价格，还“善恶无所择”②。因此，由官府统一价格和亲自出卖各种商品，虽然有控制物价，抑制富商大贾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所以早在汉武帝时，朝廷中就出现了反对官府经营商业的主张，卜式等人就是代表。只因武帝坚持如此，未能废除。及武帝死，昭、宣二帝时期，论争进一步激烈。论争的结果虽未曾取销盐、铁官营的制度，酒的专卖却废除了。到王莽时，“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并“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既控制物价，又经营商业贸易③，以致出现了“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卖，贱取于民，民甚患之”④的状况。不过，王莽的官经商业，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冲击得一干二净。东汉以后，包括盐、铁在内都取消了官营制度，纵民煮铸，官府置盐、铁的征税而已。故东汉时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武帝纪》及注引应劭、韦昭语。

①《盐铁论·水旱》。

②《盐铁论·水旱》。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王莽传》。

的官营商业基本不复存在了。

第一节　官营商业

伴随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秦汉时期的商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秦汉时期的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在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

关于官营商业，新近出土的云梦秦简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关市律》云：“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所谓“作务”，《汉书·尹赏传》王先谦《补注》释“无市籍商贩、作务”语时引周寿昌曰：“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史记·平准书》有“诸作”一词，《集解》引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由此可见，这条简文应释为“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卖产品”，表明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存在。又《金布律》规定：“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蚩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卖之。”这表明县、都官等官府的机构，都有出卖其破旧器物及原料的权力。同样，《廐苑律》也有关于官府廐苑可以出卖其死亡“公子牛”的规定；《仓律》还有官府可以出卖其所饲养的猪、鸡所生产的“子息”的权力。至于盐、铁，更是官府经营的主要产品，《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秦惠王时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马昌“为秦主铁官”等等，都是秦时官府直接经营盐、铁之证。故《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曰：商鞅变法后，官府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官府经营商业的作法，到西汉初期，有所放宽，特别是关于盐、铁的经营，“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①和允许私家出卖盐、铁，使官府商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事不旋踵，武帝时，又实行了官营盐、铁的政策，并扩大了经营范围，乃至除盐、铁之外的金、银、铜、丹砂和酒的生产和销售，都进入了官府经营的领域。昭帝之时，酒的专卖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盐、铁的官营，一直循而未变。王莽统治时期，官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东汉时期，虽然把盐、铁改为各郡国主管，实行了民营官税的制度②，但其他官府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个别的郡县，仍然实行官府经营采矿、冶铁和销售的制度，如东汉初期的桂阳郡便是如此，以致一岁之入增加了五百余万③，可见耒阳县官营冶铁的规模之大。

官府的商业经营，可以盐、铁说起。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以东郭咸阳与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采取“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官与牢盆”的办法煮盐，有“敢私铸铁器、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①这就是①《盐铁论·错币》。

②参阅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

③《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①《史记·平准书》。

说，盐、铁的生产与销售都由官府进行，主持其事的机构，按颜师古所说为“主鬻、铸及出纳之外”的“作官府”②，主持的官吏，为各地的小铁官及“吏”。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领大农，取代孔仅之后，鉴于过去“诸官各自相争”的情况，“乃请罢大农部官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输盐铁官”以经营盐铁③。又以酒的经营来说，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其法系“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其所以谓之“榷”，是取“以木渡水”之意，意即“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④。也就是从酒的生产到销售，都由官府直接经营。再以其他产品的经营来说，则以均输之法处理之。所谓均输之法，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据《史记·平准书》，其法是“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名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同书又曰：“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集解》引孟康曰：“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以卜式的话来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师古注曰：“市列，谓列肆。”综上均输、平准之法，其中都包含“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的内容。不独出卖盐、铁是如此，出卖均输之物和买卖“天下委输”，都是如此。至于官府出铁器，或设店铺于成市，以吏主之，农民只得“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到达之后，“吏数不在，器难得”，多次落空①。有时官府“铁官卖器不售”，则采取摊派办法，“或赋与民”，即使是“坚”之器，也是一个价格，还“善恶无所择”②。因此，由官府统一价格和亲自出卖各种商品，虽然有控制物价，抑制富商大贾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所以早在汉武帝时，朝廷中就出现了反对官府经营商业的主张，卜式等人就是代表。只因武帝坚持如此，未能废除。及武帝死，昭、宣二帝时期，论争进一步激烈。论争的结果虽未曾取销盐、铁官营的制度，酒的专卖却废除了。到王莽时，“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并“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既控制物价，又经营商业贸易③，以致出现了“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卖，贱取于民，民甚患之”④的状况。不过，王莽的官经商业，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冲击得一干二净。东汉以后，包括盐、铁在内都取消了官营制度，纵民煮铸，官府置盐、铁的征税而已。故东汉时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武帝纪》及注引应劭、韦昭语。

①《盐铁论·水旱》。

②《盐铁论·水旱》。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王莽传》。

的官营商业基本不复存在了。

第二节　民营商业

战国时期，秦国已有了民营商业。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87年），“初行为市”。①秦孝公时，都城咸阳已有市，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以募能徙者②。《商君书·垦令》有“重关市之赋”的规定；《三辅黄图》载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处有“直市”；《华阳国志·蜀志》谓成“市张列肆”；《汉书·王莽传》言及秦“置奴婢之市”。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秦国存在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固定市场。虽然这中间也包括官府经营的商业，但民营商业也是其组成部分。云梦秦简中，有专门的《关市律》，显然是关于管理关卡及市场交易等的法律，其中讲到“官府之吏”之从事商业者同“贾市居列者”同时并存，显然表明民营商业的存在。《司空律》也有“作务及贾而负债者”当其输作官府时“不得代”的规定，更是清楚地表明民营手工业者与民营商贾的存在。《法律问答》中称东方诸国入秦国贸易的商人为“客”、“邦客”或“旅人”，且明文规定珠玉等贵重商品不得“卖于客”；“客”必“请簿传于吏”才能进行贸易。这些“客”和“邦客”，无疑都是民营商贾。因此，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在官营手工业与商业之外，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民营手工业与商业。尽管这时抑制民营商贾，甚至发展到给贾人另立户籍，和以贾人、有市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戍边，仍没有从根本上取缔民营商业。

到了西汉，民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同上承战国以来商业发达的余绪有关；另一方面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①的统一局面与奖励政策的结果。加上汉初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特产各异的情况下，“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②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③的商贾贸易之风大兴。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脱离农业走向手工业与商业；战国和秦皇朝以来就存在的大商人，更是乘秦末战乱之机牟取暴利，以致顿时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逼得其所欲”④的局面。在商业发达的情况下，不仅“吴越之竹”，“隋、唐之材”，“江湖之鱼”，“菜、黄之鲐”⑤，“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枬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兗豫之漆丝絺紵”⑥等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即便是产于不同地区的甚至穷乡僻壤的金、银、锡、铜、铁、丹沙、姜、桂、玳瑁、珠玑、马、牛、羊、骡、驴等等，也进入了商品的领域。以致当时的“通邑大都”，各种商品都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比价，大约一千瓮酒、一千甔酱、牛羊豕皮各一千、谷一千锺、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材一千根、竹子一万根、轺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上漆木器一千件、铜器一千钧、素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①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盐铁论·本议》。

③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④《史记·货殖列传》。

⑤《盐铁论·通有》。

⑥《史记·货殖列传》。

木铁器与巵茜各一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豕各一千只、奴婢一百人、筋角丹沙各一千斤、帛絮细布各一千钧、文采一千匹、榻布皮革各一千石、漆一千斗、蘖麹盐豉千荅、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粟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其价值大体相等①。如果能拥有上述诸商品中任何一种的量，其富有程度就可以“比千乘之家”②。故司马迁明确指出：一个封君，食其封户之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亲出其中”，而一个“庶民农工商贾”之家，“率亦岁万息二千”，故“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其富与封君相等，故“命曰素封”。如果以商品的价值去估算，“陆地牧马二百蹄，千蹄角千，千足平、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放锺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③。正因为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而实现为私有财富，因此，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用贫求富”之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就是所谓“末业”即经营手工业与商业，尤其是商业，“贫者之资也”④。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发达的商业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由于民营商业的发达，以致出现了两大类型的商贾：一是所谓“行商”

即流动性商人，他们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界限，勾结官府，周流天下，如师史之“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曹邴氏的“贳贷行贾遍郡国”；齐人刁间之“逐渔盐商贾之利”⑤便是例证。二是颜师古所说的区别于“行卖曰商”的“坐贩”，谓之“贾”，简称“坐贾”，即固定性的商人。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说的“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的贾人，他们大都在城市里设有固定的店肆，还有屯积货物的仓库，贱买贵卖，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所谓“踕财役贫”，“废居居邑”，“买居邑，稽诸物”，使“封君皆低首仰给”；更有甚者，“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①。他们“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还“因其富源，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②。其中尤以从事“冶铸煮盐”之业的商人更为猖獗，南阳孔氏、鲁人曹邴氏、齐人刁间、蜀人卓氏与程郑，即其代表人物。其他如宣曲任氏，乘秦汉初粮食缺乏之机，囤积粮食而致富；茂陵焦氏以“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而富“数千万”③；“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逾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锺”；至于其他以“力农畜工虞商贾”而致富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④。秦汉商贾之业的发达，于此①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见《史记·货殖列传》。

③见《史记·货殖列传》。

④见《史记·货殖列传》。

⑤见《史记·货殖列传》。

①《史记·平准书》。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酷吏·田延年传》。

④均见《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货殖传》。

可见其一斑！

由于秦和汉初的这批大商人，多从战国时期蝉联而来，故多同奴隶主阶级关系密切，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大批奴隶拥有者，如蜀地的卓氏，就有“僮千人”。他们除了利用其雄厚的财富操纵物价，贿赂王侯之外，或如宣曲任氏之制造粮荒；或如关中“子钱家”之目睹七国之乱，不肯贷钱给官府而坐观成效；特别是“冶铸煮盐”的盐铁商人，“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之急”；更有甚者，还大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乘赋敛之时半价购买农民粮食，进而兼并农民土地，掠买农民人身为奴隶，使“黎民重困”，也妨碍新兴地主阶级扩大其私有土地。尤其令人惊心动魄者，他们利用财富，收拢民心，招集亡命，图谋不轨。如“豪强大家，得营山海之利，采矿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①以致造成了“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众，私门成党”的状况，出现了“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的局面②。因此，这时奴隶主商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经济上单纯牟利的范围，对新兴封建制度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发展封建制度，有必要扶植与发展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于是一个旨在打击奴隶主商人，以废除奴隶制残余和确保封建制度巩固与发展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抑商政策便应运而生了。故早在商鞅变法之时，就把这类商贾视为害人的跳蚤。秦始皇时期，进而确立了贾人另立户籍的“市籍”制度，并不允许他们入仕，也不给予土地。滥入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中的《魏户律》，就对“假门逆旅”和“赘婿后父”，作出了“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仍孙”等规定。这种“籍”，显然就是商贾等人的市籍。秦简中抄入《魏户律》，表明秦也用此律。证以《汉书·晁错传》所载错于汉文帝时追述秦始皇时的情况所说的“发吏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充“谪戍”等语，不仅表明至少在秦始皇时期已有“市籍制度，而且还有把贾人罚充戍边的作法。与此同时，秦灭六国后，还有原先居住在齐、鲁、梁、赵等地的大盐、铁商人卓氏、程郑、孔氏等，或迁之于巴蜀，或徙之于南阳，而且称他们为“迁虏”或“不轨之民”，①这又一次反映出这时一些盐铁大商人同秦政权处于对立状态。汉代继承了秦时打击有市籍商人的政策，汉初“天下初定”之时，刘邦立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后“孝惠、高后时”，即使在“弛商贾之律”的情况下，“市井之子孙”，仍然“不得仕官为吏”②。元、景之时，虽允许私营煮盐冶铸之业，而“有市籍者”，仍“不得官”③。及武帝之时，除有市籍的商贾不得为官外，又颁布了“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的法令④；紧接着又对贾人实行了“等商车”、“算缗钱”和谋取资财税等税制，甚至对已经拥有奴婢与田地者，还通过杨可告缗，加以没①《盐铁论·复古》。

②《盐铁论·禁耕》。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均见《史记·平准书》。

③《汉书·景帝纪》。

④均见《史记·平准书》。

收，以致商贾交出的“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⑤。最后，又实行盐、铁、酒以官营政策，把商贾从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赶出来，还杜绝私铸钱币，除犯法者没为奴隶外，没有犯罪的只要是有市籍商贾，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也以之列入“七科谪”之内，用以罚充戍边。这种“笼天下盐铁，以排富商大贾”⑥的作法，给了奴隶主商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盐铁商人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起到了“鉏豪强并兼之家”⑦的作用，既解决当时的财政需求，也削弱了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的商贾势力，保证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与发展。

由于秦汉的上述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打击商贾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故其他无市籍商贾，虽然也受到了加重各种商业税的影响，但并未彻底破产。加上昭帝时官营酒酤的取消，民营商业又有了经营的天地。故自昭、宣以后及乎成、哀，民营商业又有发展，以致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家财巨万的新富商大贾，故史称齐地的“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洛阳“师史既衰”之后，“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关中之诸田“既衰，自元、成及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太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①总的情况则是：“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②可见西汉武帝之后，民营商业又在恢复发展中。

东汉时期，由于取消了西汉武帝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各郡国产盐铁者虽仍设有盐官、铁官，但仅征收租税而已，其生产与销售均由民间经营，故民间煮、铸之业又盛。其他商贾贸易，也相当昌盛，尤以洛阳为最。王符在其《潜夫论·浮侈》中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堵塞道路，游手发巧，充盈都市。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这说明东汉时期洛阳商业发达之状况，而且表明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大都如此。故谓东汉手工业远远不如西汉者，未免忽视了东汉无《史记》、《汉书》那样的《平准书》、《食货志》及《货殖列传》等记载这一事实。不过，东汉时期的大商人，较之西汉，其“以末致财，用本守之”①的倾向更明显了。许多富商大贾，同时就是大地主，而且以其田庄为基地进行商贾贸易活动，从而削弱了他们作为富商大贾的色彩。正如当时人仲长统所说：“豪人之世，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件。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②又云：“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③这些豪人，大都是通过商贾而致富，然后用之购买土地，而成了“田亩连于⑤均见《史记·平准书》。

⑥《史记·平准书》。

⑦《汉书·张汤传》。

①《汉书·货殖传》。

②《汉书·货殖传》。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昌言·理乱篇》。

③《昌言·提益篇》。

方国”的大田庄主。这种富商大贾向大地主的转化，一方面增加了自秦和西汉以来的出身平民的豪民地主的势力，构成了后来庶族地主的前身；另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的结果，既削弱了资金周转的量，又以其安闲的田庄生活束缚了再去从事商贾贸易的活力，从而反过来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自给自足性的地主田庄的普遍出现，对市场的需求也相对减弱；加上东汉后期战乱不已，名都大邑相继在破坏之中，以致终于造成了东汉末年商品经济急剧下降的状况。

第三节　边区及域外商业活动

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见于记载的商业活动也起源甚早。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来说，云梦秦简中的“客”、“邦客”和“旅人”中，除了有从东方诸国来的商人外，也有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商人。秦简中的“臣邦真戎君长”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戎翟君公”，便是例证。秦灭六国时被迁徙于临邛的赵氏、卓氏，其贸易“倾滇蜀之民”；被迁于临邛的山东程郑，也“贾椎髻之民”②；著名的大畜牧业主乌氏倮，以其所获“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③，所有这些，显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贸易。至于汉代，同北边匈奴、鲜卑、乌丸等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贸易更为频繁。自景帝时起，就与匈奴“通关市”，虽有战争也未曾终止。直到东汉，匈奴仍“远驱牛马与汉会市”。仅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的一次，北匈奴就“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交易”④。与鲜卑、乌丸的贸易，则盛行于东汉光武帝时。此时，东汉复置乌丸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⑤。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早在汉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⑥。又汉初“高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关市铁器”⑦，可见在此之前，中原与南越地区已有民间贸易。当时，同边境国家的贸易，尤为发达。首先，汉代与南方邻国之间贸易，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开始了。故当张骞到西域后，就见到了我国的蜀布与邛竹杖等商品在大夏行销。张氏问从何来，回答是：“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⑧由此可见蜀国贾人，早就同印度、阿富汗等国有贸易关系。东汉时，“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①自此以后，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至大秦者”。直到三国孙吴时，才遣会稽人刘咸送大秦使者秦论，刘咸死于道，也未曾到达大秦②。汉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方诸国的贸易，尤为发达。早在汉代以前，我国通过河西走廊就与西方诸国发生关系。至西汉武帝时，“始通罽宾”。罽宾实行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使者来中国，往往以奉献为名。“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③到西汉末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其目的也同样是“欲贾市为好”④。东汉和帝①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简文。

②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③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④《后汉书·南匈奴传》。

⑤《后汉书·乌桓传》。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

⑦《汉书·南粤赵佗传》。

⑧《汉书·西南夷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梁书·诸夷传》。

③《汉书·西域传》上。

④《汉书·西域传》上。

时，李恂被征拜为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李恂“一无所受”⑤，甚至外戚私家如梁冀之流，也“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⑥。总之，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商业贸易频繁，有利国用。正如《盐铁论·力耕》所云：“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池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看来当时人已经懂得进出口贸易必须遵循利用利民的原则。当西汉东西贸易极盛之时，“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到了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于是“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①。

在这一系列的海路与陆路的对外贸易中，不仅扩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眼光，加强了同周围邻国的友好交往，而且使南洋诸国及西方诸国的奇珍异物，骡驴牲畜和许多不产于中原地区的货物，得以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丰富了我国物产种类，对我国中原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也使中国文明得以传播当时的世界，为世界人民提供了物资与精神文明。⑤《后汉书·李徇传》。

⑥《后汉书·梁统传附玄孙冀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　货币

货币的产生，有它古老的历史。它开始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后来才逐步确定为一种等价物的形态，进而有金属货币的出现。秦汉时期，是金属货币的重要发展期，它把黄金与铜钱固定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并称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把珠玉、古代的龟币、贝壳及银、锡等金属，都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只能作为珍宝与器饰看待，几乎从此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黄金和铜钱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时的货币还是黄金、铜钱与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这说明铜钱和布，都是秦国的法定货币本位。又出土《秦律》讲到对犯人罚款时，有“赉钱如律”的话；当时计算各种实物的价值时，也往往以若干钱计算；这说明铜钱确是法定的货币。《金布律》又规定：“钱十当一布”、又规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的标准星，这表明法令对每“一布”的规格和它同铜钱的兑换率或比价，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法律答问》简文中，还几次提到给追捕逃犯有功者以奖励黄金“二两”的规定，如“当购二两”、“人购二两”、“购人二两”等。这里的二两，显然是指黄金而言。因此，黄金也是法定货币的本位之一。故秦国实行的是黄金、铜、布的三位制货币体系，即尚未完全摆脱以实物作为等价物的状况。从前引“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表明人们逐步倾向重钱而不重布，故有此规定。再结合《封诊式》简文中关于惩办盗铸钱币者的案例考察，说明秦国的铜钱铸造权是属于国家的，私铸铜币是违法的。

由三本位制货币完全过渡到金属货币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后，下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统一货币制度。所谓统一货币，其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货币的形制。据太史公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①据考古发掘，还有刀币、铲形币。总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废除各国不同形制的货币，统一于圆形的铜钱。二是统一货币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实物“布”及银等为货币的本位。《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即黄金与铜钱，从而确立了黄金与铜钱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国时以“布”为货币的制度，明确规定这些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②，从而完全确立了金属货币制度。三是统一重量：“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曰半两，重如其文。”③每一溢黄金，重二十两。但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明。

汉承秦制，在货币方面也基本如此。汉代也以黄金与铜钱为主币。但改①《史记·平准书》。

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不再称镒。凡云“一金”，即黄金一斤，故《史记·平准书》云：汉以“黄金为一斤”。至于铜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④，名曰榆荚钱，重三铢，较秦半两钱重十二铢者，四钱当秦一钱而已⑤。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为每斤黄金当钱一万。汉武帝曾铸黄金为麟趾马蹄形金，故颜师古说：“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马蹄金者，由此可见武帝时已正式铸造了金币。又由于每个金币的重量一定，都为一斤，故每一斤黄金，又称为“一金”，百斤黄金则称“百金”，千斤黄金则称“千金”，余以类推。是以西汉史籍中屡见“百金”、“千金”等词，既省“斤”字，又去“黄”字，其实皆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奇怪的是，在西汉时普遍使用的黄金货币，到东汉时已极少见，而且日益退出了货币领域，变成了稀罕之物。

汉代变化较多的，是铜钱问题。如前所云，汉初以秦半两钱难用，改铸每钱重三铢的榆荚钱。由于钱太轻，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①。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行八铢钱”②（按《汉书·高后纪》注，应劭认为“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但《古今注》谓秦半两钱重十二铢，与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182年）六月，又“行五分钱”，应劭认为是恢复汉初榆荚钱③。到“孝文五年（公元前175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④。《史记·平准书》载此事作：“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据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钱”，确为“榆荚钱”。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⑤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⑥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25年），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⑦。次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⑧自此以后，无改易五铢钱者。观上述铸钱的轻重，变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铢。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铸造五铢钱共二百八十亿万余。①下及东汉，仍如旧铸五铢钱行于世。至东汉末期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四出文钱”②，而其重“犹五铢两”，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连于边轮”而已③。“四出文钱”之名即由此而来。献帝④《史记·平准书》。

⑤详见《古今注》。

①《汉书·食货志》。

②《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汉书·高后纪》。

④《汉书·食货志》。

⑤《汉书·武帝纪》。

⑥《汉书·武帝纪》。

⑦《史记·平准书》。

⑧《汉书·武帝纪》。

①《汉书·食货志》。

②《后汉书·灵帝纪》。

③《后汉书补注》引《献帝春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④五铢钱之通制才被破坏。

汉代货币制度变化最大而且种类繁多的时期，莫过于西汉武帝时期与汉末王莽时期。以武帝时期而言，不仅如上述在铜钱重量方面变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了一次币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银、锡造的“白币”和以皮革造的皮币两大类货币，并提高其与铜币的兑换率，其目的既在解决财政困难，也在于经济上打击大量贮藏缗钱的富商大贾以及诸侯王的势力。《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元，其文龟，直三百。”这一变革实行后，盗铸者不可胜数；商贾也“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更有大农颜异，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认为“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而引起武帝不悦，张汤便利用此事以腹诽之罪处颜异死刑。民间仍反对新币，致“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寝不行”①。由此可见，尽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慎阳侯嗣）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②，官府严格推行白金、皮币之新币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实行新币制的过程中，“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即“子绀钱”，系“以赤铜为其郭也，令钱郭见有赤者”③。由此可见，所谓“赤仄”，即以赤铜加于黄铜之上，以别于民间伪铸官钱。然而，不久“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国的铸钱权而全统之于“上林三官”的办法以防盗铸④。

另一次币制的大变革在王莽统治时期。西汉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对钱币制度的改变。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钱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变币制，一方面“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币。分为“金货”、“银货”、“钱货”、“龟宝”、“贝货”、“布货”六个种类，每类又有不同名目，一共达二十八品，总称为“宝货”。以金货而言，规定：“黄金一斤，直钱万。”以“银货”来说，又分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以龟宝而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④《后汉书·献帝纪》。

①均见《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③《汉书·食货志》及注引应劭、如淳语。

④《汉书·食货志》。

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①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②。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①，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②。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③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④，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⑤，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⑥，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⑦，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⑧。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贾山传》。

②详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东方朔传》。

④《汉书·贡禹传》。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

⑥《后汉书·冯衍传》。

⑦《后汉书·郑均传》。

⑧《后汉书·党锢·夏馥传》。

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⑨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张林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①；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详见本卷“租税”篇。

货币铸造权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除钱律，民得铸钱”②，《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③。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①。

⑨《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

①《后汉书·朱晖传》。

②《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详见《汉书·食货志》。

①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30页。

第六章　都会与里（坊）市制度

随着秦汉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广阔的国内市场内，逐步形成了一批工商业集中的都会。早在战国时期，各都会之间就交通大畅。从巴蜀利用长江水运，“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而不费牛马之力”①，中原地区，进太行山有“太行之道”；东西交往，有“成皋之路”，特别“无有大山大川之阻”的中原地区，“诸侯四通，条达辐辏”，“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②。再以西汉前期的情况而言，“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③。具体而言，如下一些地方，均当时天下名都大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④又赵之“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⑤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名都大邑，“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中，跨街衢之路也。”⑥这就是说，这些地方土地肥沃，农副产品丰富，加上交通便利，为交通要道。因此，这些城市都是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除上述诸名都外，还有一些都会，如巴蜀之成都、临邛，关中的咸阳，今河北的曲逆，今山东的定陶，今广东的番禺及今安徽之寿春、合肥，湖北之江陵，江苏之吴，河西走廊之姑藏等，虽然大多数为地方都会，但也不乏全国性的大城市。在所有这些都会之中，除西汉国都长安外，还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与宛五大名都，当时称“五都”。王莽时，曾在除长安外的上述“五都”“立五均官”，其“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其中长安的“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①由此可见，长安与五都，确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其余则多为地区性城会。兹分别述之于后。

①《史记·张仪列传》。

②《战国策·魏策》。

③《盐铁论·力耕》。

④均见《盐铁论·通有》。

⑤均见《盐铁论·通有》。

⑥均见《盐铁论·通有》。

①《汉书·食货志》。

第一节　六大都会

长安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心脏地带。这里，“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有一个农业发达的经济区给它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条件。加上自周人以来，就已逐步开发了这个地区。故秦国继之，得以先后都于栎阳、雍及咸阳，进一步开发了关中地区。由于这里地处陇、蜀之隙，故“陇、蜀之货物”多集散于此，商贾以多。由于它南通巴蜀，巴蜀的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及“筰马旄牛”，通过褒斜道而入关中；西北之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而长安为其必经之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故长安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又“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特别是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后，东方的豪富之民多徙于此，诸帝之陵又在于此，于是关中更成了“四方辐辏，并至而会”的地方，因而“诸田”、韦家栗氏、安陵及杜县之杜氏，都成了关中的富商大贾，长安便成了全国性的大都会①。“诸田”及栗氏、杜氏等家资“钜万”的大商人衰落后，西汉后期，又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卖丹致富的王君房，卖豉起家的樊少翁及王孙大卿等，皆“为天下高訾”，其中樊嘉富于家财“五千万”，“其余皆巨万”②。因此，长安的总情况，表现出“五方杂厝”，“富人则商贾为利”，“郡国辐辏，浮食者多”③；一般居民则“益玩巧而事末”④。班固《西都赋》描述其情况说：这里“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咸聚于此。其人生活豪华，殊异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其商业贸易之兴隆，人口之众多，消费之侈靡，令人骇异！即使到了东汉时期，这里不再是国都所在，其繁华之景象，依然不减于旧。故张衡《西京赋》说长安除了“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廛里端直，甍宇齐平”的“城市之制”外，还有“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和“瑰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郊甸之内，卿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盛况空前，显然仍不失为一大都会。

洛阳自西周以后，在洛阳营建了成周城与王城，开始作为军事驻点，用以威镇“殷顽民”。这里地处“天下之中”，为“都国诸侯所聚会”之地，故地位日益重要，逐步由军事要塞，变成了政治中心和工商业城市。春秋、战国时期，洛阳成了东方诸国与秦国作战的要地和贸易的必经之地，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秦和西汉时期，这里大商人辈出。赫赫有名的师史，①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货殖传》。

③《汉书·地理志》。

④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达到“七千万”。其他洛阳人，也多利用其“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的便利形势，争习商贾之业，久留于诸侯国，甚至数过洛阳家门而不入①。师史之后，至西汉成帝、哀帝与王莽时期，又出现了大商人张长叔、薛子仲等，“訾亦十千万”②。到了东汉，洛阳成了国都，人口更加集中，地位更趋重要，于是富商大贾，更集于此。故王符《潜夫论·浮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这表明东汉洛阳城内居民，主要是从事手工业与经营商贩之业的人口。班固《东都赋》描述东汉光武帝和明帝时的洛阳城情况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泉流而为沼。..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张衡《东京赋》亦云：“重舌人之九译，金稽首而来王”，少数民族及邻国使人，也集中于洛阳。所以，直到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城内还是“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①。曹丕建魏，正式迁都洛阳，不是没有原因的。邯郸邯郸地区处漳水与黄河之间，向北可通燕涿，向南可达郑、卫，又与梁、鲁之地为邻，交通便利，也是手工业与商业发达的地方。故司马迁说：“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近梁、鲁”，“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②。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了赵国国都，为商贾、技艺及倡优集中之地。这里盛产铁矿，故郭纵其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③。及于西汉，封于赵地的诸侯王国，仍“以冶铸为业”④。

临淄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早在战国时期，就是手工业与商业十分繁荣的地方。它处于泰山之北，“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⑤的大平原腹地。其地“宜桑麻”；又近海，多鱼、盐之利。因此，“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其集散地便是临淄，故“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民“好商贾趋利，甚于周人”⑥。战国时，这里已是有户“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大城市①。到处可以看到“吹笙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踢鞠”②的人群，其“七万户”以家五口计算，全市人口当在三十到四十万左右。据苏秦估计，仅成年男子①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货殖传》。

①《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汉书·张汤传》。

⑤《史记·齐世家》。

⑥《史记·货殖列传》。

①《战国策·齐策》。

②《史记·苏秦列传》。

就有二十一万之多。这些说法，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据近期考古发掘的情况，当时的临淄有大小两城，大城为工商业集中的市区，还有铸币及冶铁的遗址，确不失为一大城市。像刁间这样的大盐商，就曾活动于此地。他利用“桀黠奴”之力，“使之逐渔盐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③。秦灭齐后，虽然迁徙了一批盐铁商人，但商贾之业仍很盛行。故入汉之后，武帝曾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有十万户，天下膏腴莫盛于齐者矣。”④武帝所讲“十万户”，虽是古临淄的情况，但其言是为了劝慰王夫人不求以子封洛阳而愿封于齐，也应是当时现状。至于主父偃，则更明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⑤足见西汉之时，临淄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甚至有超过战国极盛之时的迹象。所谓“市租千金”，尤见其工商业之兴盛。

南阳（宛城）

南阳（宛城）一带，相传为夏人所居之地，可见其开发之早。这里既有一片大平原，物产丰富；又“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交通便利，故“宛亦一都会也”①。其地风俗杂错，人多以商贾为业。秦灭六国后，曾把“用铁冶为业”的梁人孔氏等“不轨之民”迁之于南阳。当这些人到达南阳后，仍操旧业，如孔氏就在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以致南阳的其他“行贾”，都以孔氏为师，游贾于全国②。刘邦攻宛城时，秦南阳守的舍人陈恢游说刘邦说：“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畜多。”③东汉之时，南阳为刘縯、刘秀兄弟故乡，尤多富商大贾和大地主。

成都早在秦惠王时，就曾命张若经营成都城。于是张若在这里“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④。按成都地处成都平原，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⑤自然条件的优越，给成都形成为工商业都会提供了可能。秦灭六国之后，又把“用铁冶富”的赵国人卓氏之迁徙于“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这些“迁虏”到临邛后，随即“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山东的俘虏程郑，也同样被徙于此。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史记·三王传》褚先生补述。

⑤《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史记·高祖本纪》。

④《华阳国志·蜀志》。

⑤《史记·货殖列传》。

富埒卓氏”①。临邛与成都，同属蜀郡，故临邛之富庶繁华，实与成都为一体。前后经过李冰、文翁及廉范等名太守的经营开发，其地更为富庶。特别是东汉章帝建初中（公元76—84年），廉范为蜀郡太守时，“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但居民仍然“夜作”，为了“隐蔽，烧者日属”，廉范乃取消禁止夜作之令，但令储水防火而已②。由此可见，成都居民早已有“夜作”的习惯，有“夜作”必有夜市，其工商业发达之景象可以想见！故左思《蜀都赋》云：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麪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垒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其工商业兴盛的景象，真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后汉书·廉范传》。

第二节　地区性都会

秦汉时期在全国性的六大都会外，各地区较小的都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咸阳咸阳，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筑冀阙，秦徙都之”①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由诸侯国的首都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国都。商鞅变法时，曾“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北门者”②，说明这时就有市场的出现。秦统一后，咸阳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秦每灭一国，就模仿其宫室建筑格局重建于咸阳；又建阿房宫等，征调之工匠、刑徒和服役之卒，动辄以数十万计，则咸阳之繁华富庶可以想见。及汉灭秦，改都长安，改咸阳为渭城县，但习惯上仍多称为“咸里”。从地下出土的汉代陶尊、陶瓮及陶壶等陶器上所刻“咸里”、“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亭”等文字③来看，证明汉代的咸里（即秦之咸阳）仍是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官府手工业多集中于此。因此，汉代的咸阳仍不失为一都会。杨与平阳《史记·货殖列传》云：“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正义》曰：“秦，关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绥、银三州，皆白翟所居。”又曰：“种，在恒州石邑县，盖尉州也。代，今代州。”又《集解》引徐广曰：“石邑，县也，在常山。”《索隐》曰：“杨、平阳，二邑名，在赵之西，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因此衍也。”杨，即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此二地商人，既“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则杨、平阳实为联系关中，与代北少数民族之枢纽。由于此二地近边胡，为用兵必经之地，“师旅委输，有奇羡”，使杨、平阳之民得以“掾其间，得所欲’，因而商贩之业甚盛。

温、轵温，即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在今河南济源南。因此，温、轵二地，均为黄河之北与太行山之南的两个都会。掘《史记·货殖列传》，二地可以“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实由洛阳向东北，联系山西与河北的两个地方城市。

曲逆曲逆，《史记·货殖列传》未言及之，但据同书《陈丞相世家》所云，①《史记·秦本纪》。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

知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也是一个不小的都会。史称汉高祖“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以此言之，秦时的曲逆，几乎可以与洛阳比拟。燕、蓟《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地“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这里“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由此可见，燕、蓟实为中原与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通商贸易的纽带。

陶、睢阳陶，即今山东定陶；睢阳，即今河南商邱。战国时的陶位于齐、鲁、宋、卫之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古济水与菏水，在陶这个地方一横一纵地通过。由此可以西通韩、魏，南经睢阳而下江淮，东走齐、鲁。不仅地势平坦，水路密如蛛网。又河、济之间，素以产丝、漆著名，江淮则多鱼、盐，故司马迁称这里为“自鸿沟以东，茫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①且以其地理形势而言，“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以物产而言，“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凡拥有者，“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因此之故，战国时之范蠡，助越败吴后“之陶”，于此“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②。到了汉代，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辖县仅九个，而人口却达一百三十八万之多，定陶商业之盛可想而知。

陈陈，即今河南淮阳县，曾一度作为楚国的都城。它同定陶、睢阳一样，是当时水路的枢纽之一。以物产而言，这里盛产漆，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又“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工商颇发达。

江陵（故郢都）

江陵郢都，为楚国都城，也是当时西楚的经济中心。这里“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谓江陵“亦一都会也”。由于这里物产丰富，故昭帝时的文学之士在盐铁会议上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①《汉书·地①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①《盐铁论·通有》。

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是以郢都不失为江汉平原的一大都会。

寿春、合肥寿春，楚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由陈徙都于此。其南即合肥，地处江、淮冲要之地，江、淮之潮水，从南北两方均汇于此，为南北皮革、鲍鱼及枫、柟、豫章等木材集散地。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吴吴，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处太湖平原，物产丰富。自古为煮盐，冶铸之地，货物集散之所。故《史记·货殖列传》云：“自阖庐、春申、王濞（即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番禺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地处珠江水系的终点，又南临大海，交通海外诸国，故为岭南货物如龙眼、荔枝、葛布等集散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致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可通今南洋诸国。

颍川颍川（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史记·吕不韦列传》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可见战国时，阳翟商业即已发达。入汉之后，仍然不减，故《盐铁论·通有》载御史大夫桑弘羊称：“郑之阳翟”，“为天下名都”之一。

荥阳荥阳，地处黄河之滨，西通洛阳、长安，东连大平原，北距温、轵甚近，一向为郑国的商业要地。郑商人弘高，就曾活动于西去二周的商道一带①。故秦曾在这里建立敖仓，储积大量粮食。楚汉之争，这里更是争夺的中心。自从凿通鸿沟，沟通了河、洛，东连洙、泗，把它同定陶、睢阳、陈乃至江淮一带都连结成一个商业贸易网。《史记》、《汉书》虽未曾突出记载此地的商业贸易发达情况，昭帝时的桑弘羊，却把“韩之荥阳”，列为当时“天下①《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名都”之一，与燕、蓟、温、轵、邯郸及二周并列②，足见也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地区性都会。

在上述大小都市里，主要居住着五类人：一是皇族、官吏及其他富豪之家；二是官私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三是各类行商与坐贾；四是供一、三类人驱使、取乐或为之服务、消遣的被剥削依附人口；五是因各种原因而流寓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乞丐等。其中一、三类人，大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正如贾谊所说：“今世以侈靡相竞”，“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认（黼绣）被墙”；供驱使的奴婢，也“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庶人“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他们互彼之间，尔虞我诈，抢劫公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他们再以盗窃来的官府财产，为自己买得高爵，或行贿而为使者，以致得以“乘传而行郡国”①。有的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物价，“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②。有的大放高利贷，再以其钱财，贱价收买货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使是其他杂业，也能获“什二”的利润③。钱财多了，他们除了“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外，还“■财役贫”，“役利细民”；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势吏，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缩”④。到了东汉，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更有甚于西汉。他们“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奸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綵，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綵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或..裙襦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綵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⑤直到汉末，那些“船车贾贩”的“豪人之室”，仍然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侣讴妓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①所以，秦汉的都市，大抵皆消费性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场所，也是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在，而不是为整个社会经济创造财富和提供生产资料的市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主要由于交通便利，周围物产丰富和处于交通要道而形成的，但主要是商品的转运和流通场所，而不是商品的生产性城市。故秦汉城市虽众，商业虽盛，商人之获利虽多，却不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甚至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结构的补充物。

②《盐铁论·通有》。

①《汉书·贾谊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汉书·食货志》。

⑤王符：《潜夫论·浮侈》。

①仲长统：《昌言·理乱》。

第三节　里（坊）市制度

由于我国古代的城市，大都附属于政治上的统治中心和军事上的要塞地区。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形成，往往首先是由于其在政治、军事上地位的重要性所引起。一旦人口集中，就有官府手工业与官府商业的出现。春秋战国以后，“工商食官”格局破坏后，私营手工业与私营商业兴起了。于是每一个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地，就产生了固定性的市场，定期集散，凡从事商贾贸易之人，都必须集中于固定的市场内进行。因此之故，市场就成了一切奸伪者集中场所。故曹参为齐相将去时，曾“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寄乎？吾是以发之。’”②这说明当时人把“市”与“狱”并列，而且都把它们当成容奸之所。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城市建筑的布局方面，首先确定政权机构的中心地位，奠定“左祖右社”和坐北朝南的格局；然后是居民区，谓之“里”或“坊”，作豆腐块式的区域，用以围绕着政权机构；再是把居民区与市场分开，即坊、市分治。不论是“坊”（或“里”）还是“市”，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其形状大体为正南正北的豆腐块式方块地区。其大小大体一致，四周均有围墙包围，各有一定的门径出入。“里”或“坊”有“里门”或“坊门”，有人专门监督里（坊）内居民出入，谓之“里门监”，像秦末的郦食其，就曾为陈留高阳的“里门监”①。里（坊）内的居民，都不允许向街开门，出入总于里门。“市”也有“市门”，如秦之咸阳城，就有“市南门”与“北门”②。出入也有人监视。市场的集散与市门的启闭，都有固定的时间。市场内店铺排列成行，谓之次、肆或列肆。卖买皆市开而入，市罢而散。这种严格按照居民区与市区的坊市划分、商贾贸易只能在固定市场内进行、坊与市都有固定范围与固定形制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制度，就是我国古代的坊市制度。

在城市里设置固定市场的制度，战国时的秦国就已有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便是建立固定市场于秦国都城之始。商鞅变法时的新都咸阳，也建立了固定的“市”场，故有“市南门”与“北门”的专设市门。《史记·吕不韦列传》亦载他以其所写《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求有增损其书者。他之所以把《吕氏春秋》“布”之于市门所在，是由于这是人们出入必经之地，故可设想为固定市场。《华阳国志》载秦惠王命张若在成都“广营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据此，知“市”场之内有“列肆”即排列整齐的许多店铺，又有“里”有“阓”即门禁，还设有专门官吏主管之，可见其为固定市场甚明。《太平御览》卷八二七《资产部·市门》引《三秦记》，谓秦之“地市”有市“吏”，亦同于成都市肆之有“市官并长丞”。云梦秦简《金布科》有“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更表明“市”为店铺集中之所在，而且排列整齐，还有“吏”监督。同律又云：“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这更证明诸店铺，也同一般居民一样按什、伍组织编制户口，并设有“列伍长”，还实行②《汉书·曹参传》。

①《汉书·郦食其传》。

②《史记·商君列传》。

连坐之制；另外有官吏经常巡视、监督。这种商贾的户籍，大约就是所谓“市籍”。《司空律》还规定：“舂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阓外；当行市中者，回，勿行。”意即刑徒外出服役时，不准前往“市”场，也不许在市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也要折回或绕行，决不允许从市场通过。其所以这样规定，也许是为了防止刑徒逃亡。姑且不论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它证明秦有固定市场市制，却是十分明白的。

汉代继承了秦的固定市场制度。汉初，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便在长安“立大市”①。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夏六月，又起“长安西市”②。由此可见，汉代的长安不止一个固定市场。后来，长安城内还发展到九个固定市场，《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又《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目引《庙记》云：“长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又云：“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据此，不仅说明长安有九个固定市场，而且每市的大小一致，市内还有高楼，为了便于监视市内动态。长安九市，各有名称，其可查者有“东市”，其名见于《三辅黄图》卷二、《史记·日者列传》、《汉书·晁错传》及《汉书·食货志》等；有“西市”，其名见于《三辅黄图》卷二、《汉书·惠帝纪》、《汉书·食货志》及《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引《郡国志》等；有“柳市”，其名见《三辅黄图》卷二及《汉书·万章传》颜注引《汉宫阙疏》；有“直市”，其名见《三辅黄图》卷二、《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及《长安志》等；有交门市（在渭桥北头）、孝里市（在雍门东）及道亭市（在便桥东）等，均见《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汉宫阙疏》。此外，据陈直先生考证，还有“高市”之名，有出土“高市”陶瓶可证①。长安九市，直到东汉仍然如故，故张衡《西京赋》中，有“郭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垂立，俯崇百隧”之语。至于其他城市，也类皆如此。《续封泥考略》所收汉代齐鲁封泥中，有“左市”、“右市”、“南市”、“西市”等封泥；《考古通讯》创刊号载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二字的陶片；《三国志·魏志·牵招传》谓东汉邺城有“马市”。这一切，都表明汉代城市普遍存在设立固定市场的制度。

汉代固定市场之内，也同秦时一样设有市门，以总出入；设有官吏，以司监督；更有高楼“旗亭”，便于监视；市内店铺集中，排列整齐，专为商贾居住之地。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无泽，曾为“汉市长”②；《续封泥考略》有“广陵市长”封泥；《汉印文字征》有“临菑市丞”封泥；东汉费长房“曾为市掾”①。武帝时的官营商业，也“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②。《汉书·食货志》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平帝元①《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②《汉书·惠帝纪》。

①参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

②《史记·自叙》。

①《后汉书·费长房传》。

②《史记·平准书》。

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③。班固《西京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西汉中期，尹翁归曾“为市吏”④。西汉末年，梅福弃官隐于会稽，“变姓名为吴市门卒”⑤。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两汉时期的都会里都设有固定市场，市场内为商贾集中居住之地；且商贾按经营商品性质不同又划分为隧或肆，故有“货别隧分”的状况；市场有固定的市门，市门还有专人看守，如梅福之为“市门卒”即其一例。至于市内高楼，其上有“旗亭”。秦简《封诊式》简文，也谓秦的市场设有“亭”，上设“亭校长”、“求盗”等员，专司追捕盗贼之职。汉代的市场“旗亭”很可能即由此演变而来。今出土汉代市场画像砖中，有市门，出入者甚多，内有高楼，其上树一旗，大约就是“旗亭”的写照。

市内的物价，也有官吏统一管理。秦时有“直市”，其所以如此命名，取其“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⑥。秦简《金布律》规定：“有卖及买也，各婴其价；小物不能一钱者，勿婴。”其所以规定市内商品必须标明价格，正是统一物价的措施。汉武帝立平准之制，更是为了统一物价。汉末，王莽“奏定著令，又奏市无二价”①，并令王孙卿“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②。东汉初，因“长安铸钱多奸巧”，京兆尹阎兴以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统一物价以稳定市场而采取的措施。

市场的贸易，有固定时间。一般说来，交易均在白天进行。随着一天之内贸易高潮的不同，有的规定“一日三会”，有的“市曰四合”④。夜晚闭户，没有“夜市”。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东汉时已逐步出现了“夜籴”与“夜作”的情况。《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风俗通》云：“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今乃夜籴，明其痴呆不足。”又《后汉书·廉范传》谓“建初中，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削前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所谓“夜籴”，自然是夜市的萌芽，“夜作”则为晚上加工从事手工制作之业。商贾贸易突破白天进行的束缚，已属是一大进步。甚至西汉之末还出现了突破固定市场的草市的萌芽。《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三辅黄图》云：“元始四年（公元4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令市，但列槐树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纪、笙罄、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以此言之，这种“会市”，已显然不是固定市场，有点类似于南朝唐宋时的“草市”。与固定市场并存的，就是一般居民区——“里”或“坊”。秦汉城市的居民区，都称为“里”。如西汉渭城县（即秦之咸阳）治有“咸里”，《关中秦汉陶录》卷三。所载出土的西汉陶器，不乏“咸里周子才陶盒”、“咸③《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三辅黄图》。

④《汉书·尹翁归传》。

⑤《汉书·梅福传》。

⑥《三辅黄图》卷二。

①《汉书·王莽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后汉书·第五伦传》。

④《后汉书·孔奋传》及注。

里蒲奇陶尊”及“咸里高昌陶鼎”等名称①，足证秦汉的城市有“里”。又《元河南志》称东汉洛阳城内有“里”。其他史籍及出土墓志中提到城市中有“里”者，更是不胜枚举。直到隋代，洛阳城内有“里一百三”②。但是，城市中的居民区里，到唐代一律改为“坊”。《元河南志》卷一宋代洛阳城内“凡一百二十坊”句下注文曰：“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从此以后，城市中的里都称为“坊”，“坊”与“市”合称即为“坊市”制度。据此，似乎唐之前无称城市之“里”为“坊”者，其实不然。《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目下，列举当时洛阳城内的宫殿、街里名称时，其中就提到了显昌坊、修成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征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等坊名，同时也讲到了永安里、汶阳里、延嘉里、德功里、宜春里、白社里、步广里等里名。此外，在标目中，还“诸坊”与“诸里”并列，二者都见于《晋宫阙名》一书。由此可见，“坊”的名称，并非始于唐代，至少西晋洛阳城已有“坊”、“里”并存的情况。东汉时，虽无“坊”之名，但“里”实即“坊”。因此，秦汉时期把“市”与“里”截然划分，市为商业贸易区，里为居民区，彼此互不相涉和互不混杂的城市结构，就是秦汉时期坊市制度的梗概。这种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它束缚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反映出从政治中心、军事重镇而演变成城市的一些都会的共同结构。因此，随着后来商品的发展和由于经济原因而形成的城市的出现，必然将突出古代城市坊市分立的结构。

①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72页。

②《隋书》卷三○《地理志》中。

第七章　国内外交通

自战国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开发国内外交通的必要。秦汉时期建立了封建专制国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地方各级官吏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地方的军事、政治与财政、治安等情况要及时报告朝廷，朝廷的政令也要及时传播各地。特别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及“龙门、碣石北”等不同经济区的存在和彼此之间的不平衡性，不仅有必要开发交通，而且也有条件发展交通事业。因此，秦汉时期又是我国国内外水陆交通路线的开创期和奠基期。

第一节　秦的水陆交通和直道、弛道的修建

秦的陆路交通，首要的是以直道、驰道为干线的交通。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初，为了形成以咸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便在昔日因经济的交流而自然形成的国内交通路线的基础上，兴建了从咸阳通向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干线，这便是驰道与直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次年，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治驰道”①。驰道的修建不止一条路线，大约凡是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经过的地方，大都有驰道的修筑。故《汉书·贾山传》载其在《至言》中说：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曾于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同年，又“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刻石。”同年，“始皇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浮江下，观籍河，渡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玡。..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于此可知，始皇巡行的大致路线，西至陇西，东达海滨，东南至江、浙、福建，南面至衡山，北至上党、碣石。其所到之处，必有驰道的修建。可见，这时已形成从咸阳向西、向北、向东、向东南和正南的驰道网。

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岁，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②由于驰道修筑雄伟牢固，以致汉代还完好无损，甚至到了明末清初，还有遗址保存。顾祖禹曾说：“湖广永州府零陵县有驰道，阔五丈余，类大河道。《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驰道，以备游幸，此其旧迹也。”①由此不仅可以看出驰道修筑之牢固持久，而且表明始皇未到之处，亦有驰道的修筑，南方、北方，并无例外。故《晋书·地理志》载，始皇于南方设郡县的同时，也开道通路，“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可见交广地区也修建了驰道。

驰道之外，秦始皇还修建了直达咸阳的“直道”。直道始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史称这年始皇“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②。《史记·六国年表》及《蒙恬列传》，均谓：“道九原，通甘泉”或“直抵甘泉”，因甘泉宫在云阳之故。据《蒙恬列传》，修直道之争，系蒙恬主持，道长“千八百里，道未就”，似乎没有修成。但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死于沙丘后，即“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六国年表》作二十八年“之衡山，治驰道”，这大约专指治“之衡山”的驰道而言。

②《汉书·贾山传》。

①《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一。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表明此道虽未完全竣工，却已经能行驶车辆。根据上述记载，表明“直道”不同于“驰道”的地方，在于其路线直、距离近和行驶快，所以修建时必须“堑山堙谷”。始皇死后，其尸体之所以从平原至井陉，入今之山西，目的在于取道九原至甘泉宫的直道以加快速度。始皇之所以修快车道单从甘泉直达九原，大约与北备胡的战略构思有关。

上述建于秦始皇的驰道与直道，到秦二世时，仍在进一步修建，故史称二世“治直、驰道”④。与此同时，他也“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⑤。

除直道、驰道外，早在秦惠王时，为了开发巴蜀，还采用张仪、司马错等人建议修建了“石牛道”①。及秦昭王时，相国范雎又建议修“栈道千里于蜀汉”②。这种栈道，又谓“五尺道”，《史记·索隐》谓“五尺道”之名，来源于“栈道广五尺”之故③。

秦在兴建陆路交通线的同时，水路交通线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回答赵王问时曰：“秦以牛田，水通粮”，可见秦时已有利用水路运输粮食之事。不过，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作秦以“牛田之水”通粮，牛田虽成了水名，而以水通粮运之事不变。又秦惠王时，司马错率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④。这里显然是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至于秦伐越时，由于粮食缺乏，乃“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⑤，这是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广西漓江，以通漕运。至今广西东北地区，犹受其益。其他如秦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曾多次并海而行，又几次渡江而南、浮江而下和渡江而还，其中自然包括了水路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使用。此外，从战国继承下来的渠运路线，有自“荥阳下行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⑥于上可见，秦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车制制度的实行，给国内交通的开发创立了新的局面。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李斯列传》。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

②《战国策·秦策》三及《史记·范睢列传》。

③《史记·西南夷列传》注。

④《华阳国志·蜀志》。

⑤《淮南子·人间训》。

⑥《汉书·沟洫志》。

第二节　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

汉代交通中心向洛阳的转移交通的发展既密切依赖于经济交流的需要，自战国秦汉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这时交通路线的布局。

我们知道，周、秦都是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经济支柱的。秦统一全国后，假借政权的力量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中心。西汉都于长安，同样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根本。故汉因秦旧，水陆交通线的布局仍以关中为枢纽。但是，政治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改变经济区域的兴衰。长安所在的关中，由于其农耕面积的局限性，人口集中于京兆、冯翊与扶风而带来的负担以及同成都天府之国的经济阻隔等，限制了它的发展。因此，秦都咸阳，当二世“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时，已感到粮食不足，不得不责令各“郡县转输菽粟刍稾”①。到西汉建都长安之初，关中粮食危机已很严重，不得不每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每年虽“不过数十万石”②，但困窘之象已现。其后，日益严重。到武帝时，仅为了供应长安的刑徒、奴隶的粮食，每年“下河漕度四百万石”③。然而，从关东运粮，难越黄河的三门天险。为了避免这一困难，河东守番系想以开发河东渠田之所获谷类，从渭水运往关中，绕过天险。然而，其法失败。接着又有人建议“通褒斜道及漕”，即以褒水与沔水沟通，以斜水与渭水连接，至褒、斜之间百余里无水区，则“以车转”，用以致“汉中之谷”和山东之粟，结果同样归于失败①。这些情况表明，关中经济区已不足以解决秦汉政权的粮食需要。而地处伊、洛平原的洛阳，既无漕运的天险，又处在关东经济区的西缘，东距自战国以来的关东经济的中心地带“陶”不远。而“陶为天下之中”②，范蠡曾看中其地而移居之，秦相魏冉以陶为封邑③，刘邦即帝位于陶④，故西汉之世，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虽只辖九县，却有人口一百三十八万之多，以密度而言，居全国之首。在这样形势下，洛阳的经济地位自然上升。因此，西汉以后的水陆交通，多以洛阳为中转站，东汉时期则成了真正的交通中心。

汉代的陆路交通汉代的陆路交通线，除继承和维修了秦的驰道、直道外，还新修一些交通线。先以继承和维修秦之驰道、直道而言，实为国内陆路交通的主要方面。如周勃之击燕王臧荼，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后又击韩王信，“所将卒当驰道为多”⑤。司马迁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①《史记·河渠书》。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史记·穰侯列传》。

④《汉书·高帝本纪》。

⑤均见《史记·绛侯世家》。

堑山堙谷，通直道”⑥。由此可见，驰道、直道成了运兵和一般官吏巡视的道路。为了保持驰道、直道畅通，官府重视了维修工作。如武帝曾“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①。又如武帝获得宝鼎以后，拟封禅，“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②。由此可见，官府虽重视对驰道、直道的维修，但因维修也给当驰道、直道的郡县带来了灾难。

秦之直道，入汉以后，在军事意义上加强了，它屡为追击匈奴的战略路线。史称：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为抗击匈奴，命灌婴率骑兵出击，文帝本人则亲到甘泉宫指挥，并曾北进至高奴（今陕西安塞）③。后“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④。这是文帝以直道作为对付匈奴的战略通道之明证。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至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还祠黄帝庙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西北），乃归甘泉。”⑤武帝所走的路线，显然也是由九原直抵甘泉宫的直道。

汉代新建的陆路交通路线，重点放在通往巴蜀、西北、北边、岭南及西南等地区。以蜀道之开辟而言，在秦时之栈道外，汉代更多兴建。故《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说法。武帝时，有人建议修褒斜道，“天子以为然”，乃“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⑥。这条褒斜道虽然主要是水路交通线，但其中也包括陆路交通线。又《析里桥郙阁颂》记载了改散关之“嶃漯”（即栈道木柱）为“石道”的事实。从此“常车迎布，岁数千两”，交通大便，故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能“乘四乘之传”至蜀①。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②。后褒斜道失修，到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汉中郡太守鄐君，以广汉、蜀郡及巴郡之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共造“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公元66年）四月成就”，因此，从“益州东至京师安稳”③。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废去了子午道，再次开通汉中的褒谷与斜谷，合称褒斜路，首尾凡七百里④。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司隶校尉杨孟文又在这里“凿通石门”，修建桥梁⑤。是以汉末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多从褒斜道，并于斜谷口造邸阁以储军粮；曹军御蜀，也多从斜谷以攻汉中⑥。

⑥《史记·蒙恬列传》。

①《汉书·王传》。

②《史记·平准书》。

③《汉书·文帝纪》。

④《汉书·匈奴传》。

⑤《汉书·武帝纪》。

⑥《汉书·沟洫志》。

①《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汉书·王莽传》。

③《续古文苑·鄐君开通褒斜道记》。

④《后汉书·顺帝纪》及注引《三秦记》。

⑤《续古文苑》卷一三王升《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

⑥分别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后主传》及《魏志·曹真传》与《武帝纪》等。以向西及北方的道路而言，秦始皇时早已开通至回中的驰道。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发卒治雁门阻险”⑦；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⑧。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鸣泽之后，“从西河归”⑨。东汉建武年间，由于进兵需要，又“从番须、回中”、“伐山开道”、“径至略阳”⑩。这两条道路，都因军事需要而开，尤以前者为最。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作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①。

尤为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向河西走廊及西域诸国之通道。汉武帝时期，为了打通往西域的经济通道和防御匈奴的军事需要，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建置了驿道，还有烽燧亭障等一系列军事设施，这于出土汉简中有大量的记载。然后，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向西，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线。所谓“西域”，即今新疆及中亚的部分地区。这里同我国中原地区早有交往，带有神秘色彩的《穆天子传》，就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时过葱岭至中亚地区的情况；东西方丝绸的贸易，也由此通道。后来，由于匈奴崛起，赶走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并占领其地，以为从西、北面包围汉皇朝的“右臂”地区，于是早已存在的“丝绸之路”从此中断。为了打通这一通道，汉武帝首先派兵进攻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连战连捷的结果，使祁连山以北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南约一千公里的狭长峡谷地带——河西走廊的通道打通了。接着又派张骞通西域，说服了西域诸国，从此东西方的交通又畅通无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外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南道即敦煌出阳关向西，经罗布淖尔（即罗布泊），至楼兰，再依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向西，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西行，经且耒、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今新疆沙车）、疏勒等地，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向西南至罽宾，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或向西到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至于犁靬（今地中海东岸），是为南道。另一条，自敦煌向西，出玉门关，西行至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傍天山南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向西，经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与南道相合，再西行越葱岭西向至于大宛、康居，又折经安息、条支而达大秦、犁靬等地，是为北道。一般说来，南道开通较早，张骞通西域后更为畅通；北道，到汉宣帝时期才畅通无阻。到东汉后期，此二道已发展为南、北、中三道，详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以向西南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而言，早在战国楚威王时，曾“使将军庆0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后，..至于滇池”。不久，秦与楚争夺巴郡⑦《汉书·武帝纪》。

⑧《汉书·武帝纪》。

⑨《汉书·武帝纪》。

⑩《后汉书·来歙传》。

①《后汉书·王霸传》及《杜茂传》。

与黔中郡，通西南夷之道遂绝①。汉武帝时期，用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建议，致力于开发西南夷地区。首先，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用唐蒙将兵，“从巴蜀筰关入”夜郎国，服之，“乃以为犍为郡”；与此同时，又“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司马相如也认为“西夷邛、筰可置郡”②。武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0年），“发巴蜀卒治西南夷道”③。自此以后，“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④。在修建通西南夷道的过程中，“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散币于邛筰以集之”，官府被弄得财政困难，最后不得不采取“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的办法以缓和矛盾①。唐蒙“略道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后，邛、筰等地之西夷君长也要求“与汉通”，于是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筰、冉、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筰。”②通过唐蒙与司马相如的经营，“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③。

在中原地区，也因地势险恶程度的不同，设有关隘以控交通路线之咽喉。洛阳向东，有“成皋之口”；其南又有轘辕、伊阙之道；从长安向东南，有武关至南阳之道；此外，还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等通道要冲④。可见，从长安和洛阳通往上述诸地，均有重要的陆路交通线。

此外，更有从中原通往南越及交趾等地的陆路交通线。早在秦时，通往南越有“越道”，又名“新道”。秦曾设横浦关、阳山关及湟溪关。其中横浦关在仁化县北一百三十里；湟溪关在乐昌县西南二里；揭阳在阳山县，阳山关当在此。及汉初，南越王赵佗绝此三关，从而断绝了“新道”⑤。到西汉武帝灭亡了南越国后，这条“新道”得以畅通。东汉建武时，为了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以“越之故地”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内属桂阳”。由于其“民居深山”，“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以致“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卫）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①，于是从桂阳通往南越故地的陆路交通便利了，以致合浦郡之民，多拥有车辆②；安帝、顺帝时，从南海出发的道路可以“载之兼两”③。此外，通往交阯，也有新开陆路。史称：“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东汉建武时期，郑弘为大司①《汉书·西南夷传》。

②《汉书·西南夷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汉书·西南夷传》。

①《史记·平准书》。

②《汉书·司马相如传》。

③《史记·平准书》。

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⑤《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及《索隐》引《南康记》、《补注》引沈钦韩据《广东新语》等所作考证。①《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②《后汉书·循吏·孟尝传》。

③《后汉书·吴祐传》。

农，“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④。

汉代的水路交通汉代的水路交通，较秦已有较大发展。汉武帝之平定两粤，均用水师，如“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宁波附近），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咸入东粤。”⑤其征南粤，则“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⑥由此可见，从浙江、江西、广西、湖南和四川都有通向南粤和闽越的水路和海运路线。在同闽粤王战斗中，“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今泉州城北）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抵泉山，陈舟列兵”①，可见海运路线也相当发达。自定两越，江南的水运更有所发展。故司马迁把拥有“舡长千丈（指舡的总溶积）”的人，可以同拥有“木千梓”、“轺车千乘”的人一样“比千乘之家”的富有程度②，更可见水运发达的梗概。至于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者，更不乏其例：早在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就曾“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击楚③；“蜀汉之粟”，也可“方船而下”；景帝时，吴王“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④；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南巡，“自寻阳浮江”，“舳舻千里”⑤；东汉初，岑彭之攻公孙述，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矣”，彭于是装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⑥；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巴郡“郡治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⑦；汉末曹操之下江东，亦凭水师；孙权之破曹操于赤壁，亦藉水师之力。由此可见，不论是运兵及行旅往来，均有赖于长江水路者。中原地区的水运路线，多御赖于渠道的开凿，以通漕运。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穿漕渠通渭”⑧；河东太守番系之建议穿引汾、引河以开渠，除了灌溉之外，便是为了“谷从渭上”，免砥柱之险；河南荥阳有狼汤渠，东南至陈入颍，长七百八十里；陈留有鲁渠，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又有濮④《后汉书·郑弘传》。

⑤《汉书·闽粤王传》。

⑥《汉书·南粤王传》。

①《汉书·朱买臣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汉书·高帝纪》。

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⑤《汉书·武帝纪》。

⑥《后汉书·岑彭传》。

⑦《华阳国志·巴志》。

⑧《汉书·武帝纪》。

渠，长六百三十里；浚仪有睢水，东流入泗，过郡四，长一千三百六十里①。所有这些渠道，无一不是为了漕运之便。

秦汉水运路线的发展，除上述外，还表现在国内海运方面。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吴国与齐国等临海国家已在沿海海上活动，如吴之“舟师”自海入齐，被齐人打败②。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③，即其例证。及乎秦汉，海运大有发展，尤以吴、会及交、广地区为最。除上述西汉武帝平两粤时曾利用海运外，交趾等七郡的贡献转输，也“皆从东冶（即今福建）泛海而至”④；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也曾“阴乘船去郡”⑤；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桂阳太守周憬，亲见此郡“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憬又命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⑥。汉末王朗，被孙策战败后，乃“浮海至东冶”，策又追王，“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⑦；汉末“初平中，天下乱。（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⑧。由上可见，沿海地区的海运确已相当发达，尤以交趾、福建一带为最。

①均见《汉书·地理志》。

②《左传》哀公十年。

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④《后汉书·郑弘传》。

⑤《后汉书·第五伦传》。

⑥《隶释》卷四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憬功勋碑铭》。

⑦《三国志·魏志·王朗传》。

⑧《后汉书·桓晔传》。

第三节　秦汉时期对外的交通路线

前云

从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葱岭以东者，属国内交通范围；越葱岭而西的通道，即属国外的陆路交通路线，此不赘述。对安息、大秦等国的交通：丝绸之路从我国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诸国的国外交通路线，首要的还是水路交通线，即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末三国之前，人们只知有通往大秦等国的水道，而不知有陆路，正如鱼豢所云：“前也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①。大秦与我国的交往，其所以选择海上路线而不择陆路，主要是因为受到安息等必经之国的阻扰和破坏。即使是海上路线，也往往为安息等国得其利。它们往往从海道得到中国的丝绸后，又于海上卖给大秦国商人，因为中国商人很少从海上到达大秦者，也如鱼豢所说，大秦“又常得利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②从中国通往安息、大秦的海上丝绸之路，据《魏略·西戎传》所载如下：“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所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即指陆路丝绸之路而言；“又循海而西”，才是指海上丝绸之路。从其下文看，可能是先到交趾，再从交趾到番禺（广州）或东冶（福建）。到交趾后，又有一条水道通到今四川省，大约是经过横断山脉中的水道。结合前引大秦商人“数与安息诸交市于海中”的情况看，大秦商人仅到安息南面海中而已，东至交趾者大约多为安息商人。又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中亚的大夏国，已拥有从身毒（即今印度、巴基斯坦）国得到的“蜀布”与“邛竹杖”，可见四川的物产，早已流入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①。其流通路线，有可能经今云南地区的陆路，也有可能是通益州、永昌之水路。又汉末的刘巴，从“巴入交趾”，后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②。由此可见，牂柯道可通交趾，而牂柯道主要为牂柯江，“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其江流至夜郎国境内，“江广”有“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王常“以财物统属夜郎”，以致产于蜀郡的“枸酱”，在南越王处可以吃到，显然是通过夜郎的牂柯江而运达番禺的③。然则，从巴、蜀出发，经牂柯江，确可达于番禺；既到番禺，离交趾、印度只一间耳。可见汉代同交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除陆路外，确有水路交通线可以沟通。到东汉时，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④至于印度，和帝之前多从陆路与中国通，后因“西域反①《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②《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①《汉书·西南夷传》。

②《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

③《汉书·西南夷传》。

④《后汉书·西域传》。

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⑤。可见，东汉以后，通往印度、大秦的海上交通路线有所发展。

对南海诸国的交通汉代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大秦、安息等国交往外，还通过番禺同南海诸国有经常性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云：“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齏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里涉及的南海诸国，究系今之何国何地，国内学者劳榦、岑仲勉及国外学者日本之藤田丰八等人，各持一说，分歧不小。细观其路线，似有二道：从合浦在东、日南之象林在西的情况看，自中国往南海诸国，似为先向东南行，再折而西行，先后经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黄支国。黄支国为西行终点，这是东道，也是去道。从合浦出发，到黄支国，共需时十二个月到十三个月之间。然后从黄支国返回中国，途经皮宗国而抵日南，需时约十个月，是为还道，也是西道。从上述的行程、方向及方位准之，所谓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及黄支国，可能即今之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及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然后从爪哇向北，经今日之新加坡、马来半岛返回中国日南郡的象林县。以此言之，西汉武帝以后，我国与南海诸国及今日印度支那的水路交通线便已开辟，且专门设置了“译长”从事翻译，足见其贸易往来之经常性。到三国时期，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航，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①其航行之速可以想见。至于郭璞《江赋》，谓当时江南的商业，“舳舻相接，万里连樯，沂泗沉流，或渔或商”②，及孙绰《望海赋》，也说当时“商客齐畅，随流往还，各资顺势双航同悬”③，均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外交通兴盛的概况。至于印度支那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在汉代开始同我国建立了交往关系。

如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④这里的“蛮夷”，虽未指明为何国何人，因在日南郡云南，应包括今老挝、柬埔寨等国在内。同一事，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作：“日南徼外蛮夷究⑤《后汉书·西域传》。

①《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吴时外国传》。

②《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③《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④《后汉书·章帝纪》。

不事入邑豪献生犀、白雉。”有人认为“究不事”即今柬埔寨之异译。又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禅国，遣使贡献。”⑤则今缅甸等国也已遣使来我国。这些日南徼外之国的来华，是由陆路还是水路，虽不甚明白，但随着这些使节的来华，我国通往印度支那地区的交通路线从此得以开辟。

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交通秦汉时期北方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则开发更早；与朝鲜、日本等国的水陆交通联系，更为频繁。早在战国时，齐宣王、燕昭王之世，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①。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神山，名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瀛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住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有至会稽市易者。”又《史记·正义》引《吴时外国传》云：“亶洲，去琅邪万里。”因此，有人谓此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由上可见，自战国以来，我国大陆与近海地区确已有海上交通。至于朝鲜、日本等国，与我国的交往更多。据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之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或名之曰秦韩。”③按辰韩，在朝鲜半岛之东南部，即后之新罗国地。又如秦末“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朝鲜“避地者数万口”。其首领有燕人卫满者，率之击破当时的朝鲜，遂为朝鲜王④。西汉诸吕之乱时，东汉王景的八世祖王仲，惧祸及己，“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①。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灭卫氏朝鲜时，其中有“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赴朝鲜者五万人②。至于日本，“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③。由上可见，从我国沿海地区由海道赴朝鲜、琉球、日本以及陆道去朝鲜等东方邻国或地区者，不仅时间甚早，而且人数不少，秦汉时为尤甚，足见秦汉的对外水陆交通确有发展。海上的交通工具从秦汉时期水路交通工具的发达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时海运之发达。

我们知道，海运离不开大船，而且这时的运输船只，往往同战船不可分割。一般说来，当时的战船已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叫做楼船，为载兵水战之⑤《后汉书·顺帝纪》。

①《史记·封禅书》。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后汉书·东夷传》。

④详见《汉书·朝鲜传》及《后汉书·东夷传》。

①《后汉书·王景传》。

②《汉书·朝鲜传》。

③《后汉书·东夷传》。

船；还有“戈船”，也是武装战船；有的叫“先登”，相当于冲锋船；有的叫“斥候”，相当于侦察船；更有的叫“艨冲”，也是战船的一种；此外，还有赤马扶船和重武装船——“槛”④。战船名目之多，不仅见其分工之细，亦可见其建造之精。又《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官殿疏》，谓汉武帝曾造大船，有一种被称为豫章大船的，可载万人，船上有宫殿。又《释名》谓汉代船只有二层、三层、四层之分，二层者谓之“庐”，三层者谓之“飞庐”，四层者称为“爵室”。景帝时的吴国，取江陵之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①；汉末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因以帛饰其兰槛，故名②。三国人张揖的《广雅》，谓两汉三国时之船，有艆、舟、艧等不同名目的航海大船③。造船业的发达和船名之多、船只之大，既是海运发展的条件，又是海运发展的结果。

秦汉时期在交通发展上的历史性成就总之，秦统一中国后，为国内外水陆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秦始皇建的驰道与直道，为汉代的国内陆路交通奠定了基础。西汉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天水、陇西、金城、河西走廊，渡玉门关与阳关而通西域，远至地中海滨。自长安向西北经云阳、安定而至北地；向北则自栎阳、上郡、西河，以达五原，均为战略路线，在同匈奴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由长安向东北，则自华阳渡河，至河东，经太原，再北至于燕、代。自长安向南，自郿以南为斜谷道，自陈仓以南为陈仓道，由杜陵而南为子午道，三者皆会于南郑，再经剑阁而入巴蜀。自长安向东，经函谷关而达洛阳，再东达于海滨。从洛阳折而东南行，可抵江淮；折而南行，经登封、方城、南阳，可达江汉；转而北行，渡河抵幽、冀。其中河西走廊之张掖，又是一个交通中心，从这里向北，可达肩水、居延，有驿道、亭、隧之便；向南经大斗拔谷，可入青藏。东汉因之，无多变化，唯中心由长安移到了洛阳。通西域之道，自和帝以后虽有阻绝之势，但沿海的海上交通却代之而兴，可远通大秦、安息、印度，又可南下南海诸国，东至朝鲜、日本；内地航运也随之兴盛，为三国以后水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汉时期在国内外水陆交通方面的成就，形成如此四通八达的局面，它的成就是空前的，可以说，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④均见刘熙《释名》。

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后汉书·公孙述传》。

③据王念孙疏正本。

第八章　户籍制度

户口版籍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社会人口的手段。有了它，就有了制定法令、征发徭役、课取赋税和分配权力的依据，更有了加强控制、防暴止乱和彼此监督以巩固统治的基础。因此，商鞅主张“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①。东汉人仲长统也说为政之道，必须“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②。三国时，魏人徐干的《中论·民数》讲得更明白，他认为官府掌握“民数”，目的在于“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以此之故，治秦汉史实有研究其户籍制度之必要。殷周户籍之制，已很渺茫。后世行之者，大都上承商鞅变法后之秦制。因而研究秦汉户籍制度，更有明历代户籍制度渊源的作用。

①《商君书·境内》。

②《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提益》。

第一节　秦的户口版籍之制

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

秦的户籍制度的开始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时期，就确知“伍”之上还有“什”的组织，即每十家为一“什”。《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索隐》曰：刘氏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也。”“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正义》释“什伍”曰：“或为十保，或为五保。”同书又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显然是连坐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论是五家为保还是十家为保，知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时，已确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关于户口编制的“什伍”组织系统，借以实行互相监督的什伍连坐之制。

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的秦简，给我们提供了商鞅变法后确已实行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的新材料。秦简中的《秦律》（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及《封诊式》）简文，多次提到“伍”及“伍人”，《秦律杂抄》中的《屯表律》中一次提到“什伍”，《法律答问》两次提到“即伍人谓也”的“四邻”。此外，法律还有“伍人相告”必须属实的规定；也有“什伍”组织必须对于回乡兵士弄虚作假者进行告发的规定，如果“什伍知弗告”者，“赀一甲，伍二甲”（见《屯表律》）；还有对百姓傅籍时弄虚作假而“弗告者”，“伍人，户一盾”（见《傅律》）的律条。所有这些，无一不证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确有按什、伍编制户口的制度，也有同伍、同什必须互相纠举连坐的法律，表明《史记》所载不诬。值得注意者，是秦律简文透露了较《史记》所载更为详细的情况。首先，以什伍连坐的法律而言，对同犯人同什的人的惩罚，要轻于同犯人同伍的人的惩罚。如《屯表律》关于逃避兵役者规定，“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意即与逃兵同什者弗告只罚出一甲，而与逃兵同伍的人弗告则要罚出二甲。可见同伍的连坐重于同什的连坐。其次，秦律告诉我们：每伍的头目叫做“老”，而且对头目的惩罚又重于一般“伍人”。这从《傅律》关于百姓傅籍时“敢为作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皆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规定中清楚看出，因为在这里，“典、老”与“伍人”并举，且同犯一罪而惩罚轻重不同。又《法律答问》有某甲因遇盗而呼号，“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时，对于“四邻”，可以不追究，而对于“典、老”，虽然外出不在家，也在论处之列。可见对于“典、老”的惩罚，确重于“四邻”即同伍之人。其三，官吏享有不连坐的特权。《法律答问》云：“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意即当官吏在官府有事时，与他们同伍的人犯了罪，官吏不在连坐之列。其四，有爵位达到“大夫”一级者，不同一般平民同伍。《法律答问》云：“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意即为数不多的大夫爵获得者，不应当与其他人合编在一伍。所有这些内容，都为《史记》及其他关于秦的记载所无。据此，知什伍连坐制，仅仅是适应于秦国一般平民的户籍制度和法律规定。

什伍组织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里”。“里”的头目叫什么名称，史书无载。《秦律》中有“典”与“老”并称。“老”既为伍之首，则“典”有可能是“什”之长，也有人认为是“里典者。”

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是秦的户籍制度的又一特征。《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取缔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家庭的建立，以发展小农经济。

户籍的申报为了编制户籍，官府还制定了一整套申报户籍、迁移户籍和除去户籍的法律程序。前引《商君书·境内》所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关于人人必须登记户口，生则著籍和死则削籍的规定。人人必须在官府的户口册上登记户籍的制度在秦简中也有反映。《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名称，所谓“傅”，《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所谓《傅律》，就是关于登记户口而准备服役的法律。据《傅律》内容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的规定；又有“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条文。这表明百姓“傅籍”时，既有隐瞒人口的情形，又有以小报老和以壮报残的事实，而且要经过“占”即自报的手续。如果“傅籍”不是登记户口，也不是为了征发徭役，又何至于出现“匿敖童”和“占癃不审”等“敢为诈伪”的行为呢？又有什么“不当老”而“请老”的必要呢？因此，《傅律》确是关于登记户口以备服役的法科，而且登记时是由户主自报和经典、老审查的，如有不实，自报者与审查者都要受到惩处。

“削籍”的规定，也见于秦简，而且是一种惩罚。《秦律杂抄》中的《游士律》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意即凡帮助秦人越出国境者，在户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则罚为鬼薪，如果是有“公士”以下爵，则刑为城旦。可见这种“削籍”，与“死则削”不同，它是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即不承认其为一般自由民的身份，而另入刑徒名册。

居民要迁徙户口，必须向官府办理“更籍”手续，方为有效。秦简《法律答问》简文云：“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意即甲要迁居，请求吏迁移户籍，吏推脱不办，致使甲受到耐罪或罚款处分，吏是要受到罚款二甲的惩罚的。由此可见，居民要迁居，必须向官府申报，经过批准，并办理迁移户籍的手续；如果不办“更籍”手续而擅自迁移者，要受到法律惩处。由此可以想见，所谓“更籍”，不仅是改变户籍的地址，而且意味着有迁移证明之类的东西。《秦律杂抄》的《游士律》中，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的规定。所谓“游士”，是指无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亡符”，即没有身分证明。流动人口尚且需要有身份证明，则迁移户籍自然必有证明。这种迁移户籍必办“更籍”手续和取得迁移证明的制度，反映出户籍是不许随便迁移的，这同《商君书·垦令》中所说的“令民无得擅徙”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的。一般说来，允许立户的对象必须具备如下的一些条件：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方可单独立户。秦简《为吏之道》简文尾末附有《魏户律》，其中明确规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秦简中滥入《魏户律》的这一条文，表明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这些人，在魏国不能单独立户的情况，对秦国也同样适用。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者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存在名田制度，自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制度后，就意味着私有土地在秦国的合法化。因此，这些土地的拥有者，就成了必须登记户口的对象，通过户口的登记，官府才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和“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①。另外，就是官府的授田对象。据秦简《田律》，秦确实行了“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的授田制度。根据授田多少，不论垦种与否，一律课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租税，可见授田民都是受官府控制的课户。反之，象上面《魏户律》规定的“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在“勿令为户”后，接着就是“勿予田宅”，即不给予土地。这就更反证授田民户是可以单独立户的。还有《商君书·徕民》讲到三晋的“宾萌”，是一些“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人。他们的不向官府登记户口，同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岂不进一步说明单独立户者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和官府的授田对象吗？

户口册的内容秦时户口册的内容，史籍虽无正面记载，却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寻觅其梗概。首先，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的情况。秦简《封诊式》简文的《有鞠》一目，讲到男子某受到审讯时，供称他是“士伍，居某里”；然后由审讯机关去查证其姓名、身份、籍贯是否属实，谓之“定名、事、里”。“名、事、里”在当时法律中成了一专门术语，可见它是户口登记时的必备项目。其二，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秦简《秦律杂抄》中的《傅律》规定：百姓傅籍时，“匿敖童”、“占癃不审”、“不当老”而请老等等弄虚作假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这显然表明百姓申报户口时有诈老、诈小和以健康人作残废人登记的情况存在。如果户籍中没有年龄、健康状况等项目，又何来诈老、诈小和“占癃不审”呢？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是明显的必须登记年龄大小的铁证。其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前引《为吏之道》简文中滥入的《魏户律》，有“假门逆旅”及“赘婿、后父”，必待“三世之后，欲仕仕之”，否则是不许为官的。即使如此，“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叟之乃孙”。由此可见，“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虽然不许他们同一般平民一样立户，却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其内容确有载明其祖宗三代出身情况一目。另外，另立市籍的商人，也得注明其本人为商人、父母为商人及大父母为商人等情况，应当也与赘婿之户籍相同。其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讲到有关官府查封被审讯者的家财①《史记·商君列传》。

时，其中包括被审讯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还有一间堂屋，内间卧室，皆用瓦盖、木构齐备及门前桑树十棵等记录。《封守》爰书虽不等于户口册，但没收犯人家财时，必以户口册为依据。那么家内财产的多少与类例，也应是户口册的登记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条，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规定，可能也与户口册的登记内容有关。其五，也可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如《封诊式》的《封守》爰书，讲到没收被审讯者的家财时，还有“子小男某高六尺五寸”的话；《仓律》讲到隶臣妾时，也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规定，都反映户籍有身高记录。综而言之，秦的户籍登记，约有户主姓名、身份、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也可能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

民户户籍和特殊户籍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民户户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故秦人”，即秦国境内土生土长的民户。《史记·灌婴列传》谓：“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军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又《商君书·徕民》也讲到秦国招诱三晋之民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这里两次提到的“故秦民”，就是秦国的土著居民。二为外来人：相对于土著居民，就有不同的称呼，总称为外来人。如称三晋之民到关中者为“新民”，在秦简《法律答问》中，称这种从外地迁入秦国境内的人口为“臣邦人”，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的规定。“臣邦人”中，又依据其不同情况而被区分为“真臣邦”与“夏子”两类。所谓“夏子”，即“臣邦父、秦母”所生，也就是“故秦人”与“臣邦人”的混血儿；所谓“真臣邦”，即“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为真”，也就是其父母都是臣属于秦国的外邦人和出生在他国而随父母入秦定居者。既然秦的法律把“故秦民”、“新民”及包括“夏子”和“真臣邦”在内的“臣邦人”区分得如此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地位与待遇，如“新民”只能“给刍食”而不能当兵，那么，这种歧视外来人的措施，必在户口册上也有所反映。否则，又何以知其为“故秦民”与“新民”呢？李必、骆甲已身为汉兵，又何必以曾为“故秦民”而忧虑呢？由此可见，在平民户籍的大类别上，必有“故秦民”与“臣邦人”的划分。

在特殊户籍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关于“宦籍”：《史记·蒙恬列传》云：“（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此为官吏有宦籍之确证。这种官吏另立户籍的制度，似始于商鞅变法之时，故《史记·商君列传》云：赐爵制度实行后，出现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局面，《索隐》曰：此“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也。”由此可见，所有因军功获爵而为官者，是有其特殊的户籍的。关于有爵者的爵籍，可以从秦简中获得启示。秦简诸法律简文，多处讲到各种拥有不同爵级者所应享受的传食、减刑和豁免等特权，如果有爵者无专籍，又何以证明呢？且《法律答问》有“大夫”不与一般平民同伍的规定，已于前述，岂不也可证明有爵者有不同于平民的特殊户籍吗？这种户籍，由于史书无专名，姑名之曰爵籍。关于“弟子籍”，其名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又秦简有《除弟子律》，似为关于任用官吏子弟为官的法律。结合《除弟子律》关于“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的规定看，表明官府确有官吏弟子的专籍，而且同委任他们为官吏有密切关系。又《秦律杂抄》中的《佚名律》规定：“县毋敢包卒为弟子”，违者，“尉赀二甲，免；令，二甲”。所谓“包卒为弟子”，即私藏兵卒而冒称为县令、县尉的弟子。以此观之，则作为官吏弟子，可能有某种免役的特权。综而言之，秦时确有为官吏子弟设置的“弟子籍”，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关于“宗室籍”，《史记·商君列传》云：商鞅变法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索隐》曰：“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由此可见，王室宗族确另立户籍，谓之“宗室籍”。关于贾人的“市籍”的问题，详见《汉书·晁错传》。晁错于汉文帝追述秦的戍边之制时说：“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这说明贾人有“市籍”，确系秦制。至于赘婿、后父等身份卑贱的人，从前引《为吏之道》中滥入的《魏户律》来看，表明他们确实是于平民户籍之外另立户籍的，不过他们的户籍叫什么籍，史书缺乏记载，秦简也无反映，只得统称之为不同于平民户籍的特殊户籍。

如上可见，秦的户籍制度，自商鞅变法之后，日趋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也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还作出了不许擅徙，徙时必经审核和必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此外，关于户口登记的具体内容，似也有一定的规格。因此，秦的户籍制度，是秦的统治者向劳动人民征发徭役的基础和课取赋税的依据，也是不许平民任意迁徙和惩办逃亡犯的办法，还是剥削阶级监视劳动人民和加强统治的工具，更是官府区分官吏、宗室贵族、平民、商贾以及各种贱口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手段。从而这一制度，对于巩固秦皇朝的集权制度起了杠杆般的作用，构成了整个剥削制度和统治办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汉代的户籍制度及其演变

秦汉户籍制度的同异“汉承秦制”，在户籍制度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史记·萧相国世家》谓刘邦入咸阳后，萧何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由此可见，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前，就已作好继承秦的户口版籍的准备，及西汉政权正式建立，萧何又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户律》。其内容虽已不得详知，但从现存汉代史籍中，仍可窥见其继承秦制的某些迹象。例如以平民的户口登记来说，汉代也叫“傅籍”。如《汉书·高帝纪》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条，有“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的记载。同书《景帝纪》二年（公元前156年）冬十二月条，有“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的规定。以户口的编制方式来说，也与秦制基本相同。《续汉书·百官志》云：“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续汉书》所载虽为东汉之制，但东汉之制直接承西汉而来，可证西汉之制也是如此。这表明西汉不仅在什、伍、里的户口编制系统和所管户数多少等方面，均同秦一致；在什、伍居民互相纠察、监督方面，也同于秦制。所不同者，仅西汉废除了什伍连坐之律而已。以伍、什、里户口编制系统的头目名称来说，秦时“里”曰“里正”，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右》，或谓为“里典”。西汉也谓之“里正”，见《汉书·尹赏传》。东汉谓之“里魁”。关于“什”，史书缺载其头目名称，《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损益》谓为“什长”。关于“伍”，其头目秦谓“老”，同伍之人谓之“伍人”，已见前述。西汉“伍”的头目也叫“老”，同伍之人也叫“伍人”，亦见《汉书·尹赏传》。东汉仲长统称“伍老”为“伍长”。此为汉代伍、什、里头目名称与秦制异同之梗概。此外，在户籍的类别方面，汉代也存在一般平民户籍与各种特殊户籍的区分。特殊户籍中，也有“宦籍”、“宗族籍”及“市籍”等名目，而增加了封通侯者的“通侯籍”①、诸侯的“侯籍”②、宫廷后妃的“后妃籍”③及“博士弟子籍”④等名目。这些都是在秦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然而，汉代的户籍制度，也有不同于秦制的地方。以户口册的名称来说，汉代称为“名籍”，如居延汉简屡见“戍卒名籍”，“廪名籍”、“赐劳名籍”及“戍卒家属名籍”等名目。但在史籍中，往往称户籍为“名数”。如《汉书·高帝纪》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颜师古注曰：“名数，户籍也。”同书《石奋传》载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山东“无名数”的流民多达四十万人。东汉也是如此。如在《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纪》及《和帝纪》中，屡见“民无名数”及“流人无名数欲占者”等说法。李贤注曰：“无名数，谓无文薄也。”这可见，“名数”确是汉代对户籍的通称。以登记户口册的居民称呼来说，汉①《汉书·高帝纪》。

②《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③《史记·外戚世家》。

④《汉书·儒林传》。

代也不同于秦时。秦时称一般的民户为“百姓”，多见于秦简；又称为“民”、“庶民”或“黔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而汉代则第一次使用“编户民”的名称。《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临死时，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即可为证。查刘邦诸将，或为富室地主，或为“屠狗”、“贩缯”者，或为刑徒，或为狱吏，连他自己也不过是泗上一亭长，时有解送刑徒去咸阳之役，可见这些人大都是平民百姓，故“编户民”实为一般平民户的通称，也就是当时所谓“庶民”的代名词。又《史记·平准书》云：“汉初，..齐民无盖藏。”这里的“齐民”，也就是“编户民”。因此，后世往往把二者合而为一，称为“编户齐民”①。其所以名曰“编户民”或“编户齐民”，大约他们的户口版籍被排列在一等的缘故。但是，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若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不能不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

汉代户等的划分汉代的户等划分，大致可区分为“细民”或“小家”、“中家”与“大家”三个等级。三等的划分，大体系依据资财多少，但又不十分严格，且无明确的划分标准与界限。大体言之，其家赀在三万以下者，属于“细民”或“小家”。《汉书·兒宽传》载宽任内史时，每逢输租，“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缀属不绝”。此处之“大家”、“小家”，只是一个笼统的富家与贫民的意思，并无严格意义的户等之分。然而，象《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三月诏中所说的“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等语，多少反映出下等户的财产标准。这里的“赀不满千钱”的贫民，可能是下贫户（即小家）赀财的最低标准。因为《汉书·成帝纪》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条，有“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的记载；同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条，又有“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的诏令。以此言之，其赀财在三万、二万以下乃至不满千钱者，均为下贫之户，可以享受虚假的优惠待遇，这自然都属于“小家”。至于“中家”，意即有中等赀财之家。“中家”之名，屡见于史籍，如《汉书·食货志》谓武帝用杨可告缗，使“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同书《桓谭传》亦有“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赀，中家子弟为之保役”的话。史籍里提到的这些“中家”，虽无固定的财产标准，但“中家”的财产标准也约略可寻。《史记·孝文本纪》谓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这里的“中民”即“中家”。中民十家之产为百金，则一家之产约值十金。据《汉书·食货志》云：“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则“十金”为钱当十万。可见“中家”的财产标准一般为十万钱。再结合前引《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中“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的规定来考察，则十万钱可能是中家之资的最高标准。我们知道，汉代是实行过计赀纳税制的，所纳税名谓之“訾算”，也叫“算赀”。《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条云：“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这是景帝对按纳“訾算”多少①《汉书·食货志》及《史记·货殖列传》。

任用官吏制度的改革。他把原来纳訾算十始得官的办法，改变为纳訾算四便可为官，目的在扶植家赀较少的廉士有作官的机会。所谓“訾算十”与“訾算四”，据应劭的解释，为每万钱纳訾算一算，则“訾算十”者为家赀十万钱；“訾算四”者为家财四万钱。以家财多少作为选任官吏条件的制度，其所以恰恰定“訾算十”乃得官，正因为家赀十万是中家的最高财产标准。景帝之所以降到“訾算四”，是以“中家”的最低财产为标准。因此，综而言之，“中家”的财产标准有可能是四万钱以上到十万钱。关于“大家”，其财产标准至少在十万钱以上，又可称为“高赀富人”。《汉书·地理志》谓：“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猾并兼之家于诸陵。”同书《宣帝纪》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条又云：“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由此可见，“高赀富人”都为家资在百万以上者，亦即“大家”中之“大家”。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奢侈到了极点，据《盐铁论·散不足》所云，他们“连车列骑，骖贰辎軿”，其中“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又宋人洪适《隶释》卷十五《郑子真宅舍残碑，载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时的情况说：“□所居宅一区，直百万。”他们一马之费，“当中家六口之食”；一区居宅，即值钱百万，“大家”之富可知了。

居延汉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大家及小家的财产状况的实况。兹举二例：三堆■长居延西妻妻宅一区直三千妻妻一人道里乘徐宗年子男一人田五十亩直五千男子一人子男二人五十徐宗年男同产二人用牛二直五千子女二人五十女同产二人男同产二人女同产二人（《居延汉简甲编》181《甲乙编》24·1）

公长■得广昌里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侯乘礼忠年卅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轺车二乘直万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居延汉简甲乙编》37·35；《甲编》无此简）

此二简，分别记录了徐宗与礼忠二人的家财多少以及各项财产的名称，且礼忠简最末有“凡赀直十五万”语，可见这是关于家赀的登记册，即计赀名籍。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按家赀多少“算赀”。其中徐宗一户，人口甚多，而全部赀财仅值一万三千，显然属于“小家”之列；而礼忠一户，未列其家人口，仅列举了其家财产项目，合计值钱十五万，应属于中家以上之赀，已近入“大家”行列，只是没有百万钱以上的“高赀富人”富有罢了！根据这两个实例，可证汉代确有按财产多少而划分户等并籍以征收“訾算”的制度。汉代的“名数”

在汉代“名数”（即户口册）的内容方面，虽有同秦制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发展与变化，甚至不同的“名籍”有不同的登记内容。首先，象上述居延汉简中的计赀名籍，要求载明户主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爵级、各项家财的类别名称和估价，特别要突出家财类与估价，有的还要求写明家庭人口数量。其次，如果是“戍卒名籍”，则要求写明姓名、职务、爵级、籍贯、年龄等项，如“戍卒张掖郡居延广都里大夫虞地年卅四”①、“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大夫殷则年卅五”②及“戍卒梁国已氏显阳里公乘卫路人年卅”③，便是例证。其三，如果是隧长、侯长等低级官吏的名籍，则除了要求写明姓名、职务、爵级、籍贯、年龄等项外，还要写明任职单位或地区，如“止北隧长居延累山里公乘徐殷年卅二”④及“止北隧长居延累山里公乘叶道年廿八”⑤等便是例证。其四，如果是记录官吏功劳的名籍，则除上述内容外，还要加上劳赐的等级、数量与特长，如“张掖君延甲渠塞有秩土吏公乘段尊中劳一岁八月甘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⑥。其五，如果是戍卒家属廪名籍，则除了要求写明何隧卒姓名，还必须分别写明其家属妻、母、弟、子、女等的名号、年龄、各用谷多少及总用谷多少等项，如“第四隧卒伍尊，妻大女女足年十五，见署用谷二石九升少”⑦，即其证。其六，如果是官府要追捕的逃亡犯名籍，则除了必须写明其姓名、籍贯、年龄等项，还必须加体貌特征及身长尺寸等，如“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⑧及“■都里不更司马奉德年廿长七尺二寸黑色”⑨等即可为证。甚至官府还专门规定了逃亡犯名籍的内容，居延简所谓“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士亡者，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月日、人数白报。”①这大约是最标准的追捕名籍。但是，不论各类不同名籍的用途与要求如何不同，它们都作为名籍的一种，都有共同的内容必须写明，这便是上述各类名籍中的姓名、籍贯、爵级、住址、年龄等项。正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诏中所说：“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颜师古注曰：“名，其人名也；县，所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这就是说，名、县、爵、里这些项目是囚犯名籍所不可缺少的，也是其他名籍所必备。故居延汉简中常有“劾书名县爵里”②、“■县爵里年姓官秩也”③及“鞠系书到，定名县爵里年■”④的说法。从这个基本点来说，汉代犯人名籍同秦制犯人之必须“定名事里”者相同。

汉代户籍的迁移关于汉代迁移户籍的制度，史书缺乏记载，居延汉简又为我们提供了这①《后延汉简甲编》（以下简称《甲》）1234号简。

②《甲》759号简；《居延汉简甲乙编》（以下简称《甲乙编》）133·9号简。③《甲》365号简。

④《甲》251号简。

⑤《甲》360号简。

⑥《甲乙编》57·6号简。

⑦《甲乙编》55·20号简；《甲》392号简。

⑧《甲》318号简。

⑨《甲》1794号简。

①《甲乙编》303·15号简。

②《甲乙编》7·31号简。

③《甲乙编》14·127号简。

④《甲乙编》239·46号简。

方面的材料。兹录一典型的户籍迁移如下：“建平五年八月□□□□□广明乡啬夫客、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作都亭部，欲取□□。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甲》1982A，《甲乙编》505·37A，即简正面文字）“放行”（《甲》1982B，《甲乙编》505·37B，即简背面文字）这是同一枚简的正面与背面的文字。细观此简，表明它是一个典型的户籍迁移证明。其内容的大意是这样：西汉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按建平只有四年，可能是边郡地区尚不知晓）八月，广明乡的啬夫名客者，同假佐名玄者报告上级，说善居里男子丘张，自称其家在居延都亭部买了一份客田，因而请求迁移到居延，经过查问，丘张等人的更赋已经完纳，可以开具证明移居居延。据此可知：第一，汉代“乡啬夫”和其助手“假佐”，是掌握一乡户籍大权的官吏，百姓要迁移户籍，必须经过“乡啬夫”的批准，并由“假佐”办理迁移手续。第二，要迁移者，首先自己提出申请，说明迁移理由。像丘张一样有田地在居延，请求迁到居延就近耕作，理由无疑是正当的和充分的。第三，迁移户籍的申请能否获得批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迁移者必须缴纳了更赋。第四，一经批准迁移，就由所在乡给被迁住的乡开具证明，即“当得取检谒移居延”，迁移方为有效。“乡啬夫”的这一职权，虽同《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有一致之处，但也可以补充其掌握户籍之功能，却同《续汉书·百官志》谓乡啬夫“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贪富，为赋多少”的情况基本相同。因此，可证西汉、东汉的乡啬夫的职掌是相同的，即都有掌管一乡户籍的权力。凡申请迁移户籍者，必须有正当理由，而且要经过批准，开出证明，方为有效。这显然是秦的更籍制度的发展。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云：凡“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颜师古注曰：“舍匿，谓容止而藏隐也。”又王充《论衡》有“汉正首匿之罪，制亡从之法”的话，《后汉书·梁统传》谓西汉武帝“重首匿之科”。可见“首匿”之法，西汉武帝时便已有之。何谓“首匿”呢？据《急就篇》注，谓“为头首而藏匿罪人也。”由此可见，农民流移、逃亡和私家隐匿逃亡者，都是汉律所严格禁止的。居延汉简中屡见追捕逃亡犯的名籍，就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其实，汉代的这些作法，也多本之于秦。秦简中有取缔“游士”的《游士律》；有“有秩吏捕阑亡者”的事实①；也有以亡命罚充谪戍的规定②；还有逃亡后虽然“自出”仍要受到严惩的“亡自出”案例③；更有专门的《捕亡》之律。因此，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这反映户籍制度，在皇权与地方豪族争夺劳动力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汉代户籍的核实①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法律答问》。

②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条。

③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封诊式》简文。

为了健全和维护户籍制度，汉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对户口进行调查和核实的办法，也实行了各种具有欺骗性的措施。首先，是案比户口：汉制，每县设户曹，掌户口之政，于每年八月案比户口。《续汉书·礼仪志》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所谓“仲秋之月”，即每年八月。怎样“案比”呢？《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公元117年）七月诏：“方今案比之时”，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郑玄注《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条的“三年大比”句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因此，所谓“案比户口”，正是《管子·度地》所说的“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等作法的遗留，也就是把户口按什、伍组织编制起来，并审阅他们的面貌同所登记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是否符合。故《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每至岁时，县当案比”句时说：“案验以比之，犹今阅貌也。”因此之故，连江革的母亲也一定要出场供人案比。由此可见，一年一度的案比户口，实为核查户口和防止奸非的强制性措施。其次，案比户口之后，就实行造籍。造籍时，必须选用字迹清楚的人进行抄写。由于书写如此重要，所以居延汉简中常见因“能书会计治民颇知律令”而获得“劳赐”的低级官吏。其三，每年将户籍层层上报，接受朝廷的检查，谓之“上计”。《续汉书·郡国志》谓县令长“皆掌治民，..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各郡国之都尉与守相等官吏，也“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告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于朝廷。上计的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户籍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胡广所说：“秋冬岁尽，各司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效其功。”因此，上计制度也是中央督促各郡国县道重视人口的增减和检查户籍制度实行情况的一种手段。其四，就是利用“赐民爵”制度，引诱流民重新占籍。从西汉惠帝时开始，已实行普遍给天下民户主赐爵的制度。到东汉时又给流民欲占者赐爵，其目的在于以赐爵的荣宠去欺骗农民，使之地著，不随便脱籍流亡，即使脱籍了也乐于再占名籍，借以维护和巩固户籍制度①。

①参阅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第九章　上计制度

第一节　秦汉上计制度记载的缺乏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

上计制度，是秦汉时期关于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史籍关于秦汉上计制度的起源、演变、上计的内容、主持上计的官吏、管理上计的机构以及上计的时间等等，均缺乏详细记载，有的甚至连粗略的记载也没有，如关于秦的上计制度便是如此。因此之故，长期以来对秦汉时期的这一制度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还产生了某些错觉：或者说秦时无上计制度，到了汉代才出现上计制度；或者把秦的上计制度同汉代的上计制度完全等同起来，也把东汉的上计制度同西汉此制混为一谈，从而否定了此制的变化发展过程。例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不载秦有主持上计的官吏。张晏注《汉书》中的上计时，认为“汉旧郡国丞、长吏（史）与计吏俱送计也”，意即上计制度只是汉代之旧制。杜佑在《通典》中也说：“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同样把上计制度说成只是“汉制”。又《后汉书·庞参传》王先谦《集解》引《通鉴》胡三省注云：“汉郡国岁举茂才、孝廉，与上计吏皆至京师，岁计之日，公卿皆会于庭”，也把上计制度单纯视为汉制。还有孙贻让《周礼正义》说：“汉时，谓郡国送文书之使为计吏，其贡献之物，与计吏俱来，故谓之计偕物”，显然也认为只有汉有上计制度。所有这些，无一不认为上计制度为汉制，无一人及于秦制者。唯有孙楷之《秦会要》卷十四《职官》部分，列有“上计”一目，但其下所列两条内容，却有一条为东汉之制。徐复之《订补》虽然指出“上计之制，六国亦有之”，而其证据仅三条，且无一及于秦制。由于这些原因，以致旧版《辞源》“上计”条，直谓“上计，汉制，郡国每岁遣诣京师，进计簿，谓之上计吏”，这等于否定了秦有上计制度。应当指出，此制之渊源、内容、演变、作用以及其盛行于秦汉时期的原因等，显然同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有密切关系。当我们探讨秦汉的各项典章制度时，不可不对这时的上计制度给予一定的重视。云梦秦简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战国和秦皇朝时期有关上计制度的确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弄清汉承秦制在上计制度方面的表现，也有可能初步明白上计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变化发展过程。高敏所著《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一文中①，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未涉及汉制，更未就秦汉的上计制度作出比较。现在，我们试图就秦汉的上计制度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①《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一节　秦汉上计制度记载的缺乏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

上计制度，是秦汉时期关于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史籍关于秦汉上计制度的起源、演变、上计的内容、主持上计的官吏、管理上计的机构以及上计的时间等等，均缺乏详细记载，有的甚至连粗略的记载也没有，如关于秦的上计制度便是如此。因此之故，长期以来对秦汉时期的这一制度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还产生了某些错觉：或者说秦时无上计制度，到了汉代才出现上计制度；或者把秦的上计制度同汉代的上计制度完全等同起来，也把东汉的上计制度同西汉此制混为一谈，从而否定了此制的变化发展过程。例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不载秦有主持上计的官吏。张晏注《汉书》中的上计时，认为“汉旧郡国丞、长吏（史）与计吏俱送计也”，意即上计制度只是汉代之旧制。杜佑在《通典》中也说：“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同样把上计制度说成只是“汉制”。又《后汉书·庞参传》王先谦《集解》引《通鉴》胡三省注云：“汉郡国岁举茂才、孝廉，与上计吏皆至京师，岁计之日，公卿皆会于庭”，也把上计制度单纯视为汉制。还有孙贻让《周礼正义》说：“汉时，谓郡国送文书之使为计吏，其贡献之物，与计吏俱来，故谓之计偕物”，显然也认为只有汉有上计制度。所有这些，无一不认为上计制度为汉制，无一人及于秦制者。唯有孙楷之《秦会要》卷十四《职官》部分，列有“上计”一目，但其下所列两条内容，却有一条为东汉之制。徐复之《订补》虽然指出“上计之制，六国亦有之”，而其证据仅三条，且无一及于秦制。由于这些原因，以致旧版《辞源》“上计”条，直谓“上计，汉制，郡国每岁遣诣京师，进计簿，谓之上计吏”，这等于否定了秦有上计制度。应当指出，此制之渊源、内容、演变、作用以及其盛行于秦汉时期的原因等，显然同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有密切关系。当我们探讨秦汉的各项典章制度时，不可不对这时的上计制度给予一定的重视。云梦秦简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战国和秦皇朝时期有关上计制度的确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弄清汉承秦制在上计制度方面的表现，也有可能初步明白上计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变化发展过程。高敏所著《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一文中①，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未涉及汉制，更未就秦汉的上计制度作出比较。现在，我们试图就秦汉的上计制度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①《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二节　战国和秦皇朝的上计制度

根据云梦出土的秦简所载，确证战国时期的秦国和灭六国后的秦皇朝，均有上计制度。上计制度的“计”，本为计算之意。由于计算需要记录帐目，于是“计”又产生了记帐、结算帐目的“计帐”等涵义。又记帐依赖于簿籍，因而又导引出“计簿”等称谓。记录帐目与簿籍，需要专门机构与官吏，于是又有计吏、计史、计者、官计等官名和“计所”等机构名称。各级官府的簿籍所记录的情况，最后都要统一报告朝廷，这便叫“上计”。专门办理上计事宜的官吏，便叫“上计吏”。每个郡、县和每个部门，其经济的收支、户口的多少、土地面积的数量、耕地增减、自然灾害的情况以及社会治安状况，都在上计内容之列。官府通过它，可以掌握各个方面的情况和变化发展，从而据以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计划经费开支和制定各种有关政策的依据。这一整套作法和规章，就是所谓上计制度。兹就秦简中所见上计制度的情况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秦简中出现的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均有计算、记帐之意。

秦简《仓律》规定：“计禾，别黄、白、青。秫勿以禀人。”这里的“计禾”，为计算谷子帐目之意甚明。《仓律》又规定：“稻后禾熟，计韬后年。”意即稻子成熟的时间在谷子之后，则应将稻子计算在下年的帐目之内。这说明此处之“计”，确有记帐及计算帐目之意。又如《徭律》规定被征发服筑城徭役的人，如果工程质量不合格而反工时，反工的时间“勿计为徭”。这里的“计”，更明显有计算之意。由此可见，秦简中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确有计算、记帐和计算帐目之意①。

其次，秦简中也有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具有帐目、帐簿、簿籍等涵义：秦简《效律》规定：“计校相谬也，自二百廿钱以下，谇官啬夫”。意即计算帐目时，发现帐目同实际不符达到二百二十钱以上者，官啬夫要受到斥责。又云：“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值其价，不盈二十二钱，除。”即帐目不足实数和多于实数，且不足和多出部分超过有关规定不到二十二钱者，主管其事者可以免罪。还如《金布律》规定：“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移计其后年，计毋相缪。工献输官者，皆深以其年计之。”上述的许多“计”字，既有作为动词用者，也有作为名词用者。所谓“出计”，即出帐之意：“入计”为记帐于收方之意；“计其输所远近”之“计”，有计算之意；“移计其后年”之“计”，为转帐之意。“计”的这些涵义，都同计算、记帐和帐目等分不开，并有逐步由动词计算之意向名词帐目、帐簿等涵义转化的趋向。

其三，主持“计算”、记帐和保管帐簿的官吏，在秦简中也叫做“计”，或叫“计者”，并按不同部门而有不同的名称，总称为“官计”。

《效律》规定：“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赀、谇如官啬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这是关于主管国家财产的各级官吏在犯了赀罪时的罚款数量的规定，这里的“令史掾计者”，即令史①上段所引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释文及注释，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下同。掾属中之从事主管计算帐目和保管帐薄的官吏，可见“计者”是主管计帐官吏的专名。《效律》又规定：“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这里的“司马令史”是官名；“司马令史掾”，即司马令史的掾属；“司马令史掾苑计”，即司马令史的掾属之担任计帐事务者；至于“计有劾”，即主管会计事务的官吏有罪之意。可见凡主管同计算帐目事务有关的官吏，确可称为“计”，类似乎今之会计。至于“官计”一名，乃是各种不同部门的“计”的总称；分称则有“令史掾计者”、“司马令史掾苑计”；甚至各县县尉之下也有计者，谓之“尉计”，同样见于《效律》。其四，主持记帐及计算帐目等事务的机构，也有专门名称，谓之“计所”：《司空律》规定：“官作居赀赎债而远其计所官者，尽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数告其计所官，毋过九月而毕到其官；官相近者，尽九月而告其计所官，计之其作年。”这是关于不在本地居赀赎债者如何计帐的规定。大意是说：凡居赀赎债的人远离其计帐机关者，由官作单位于每年八月底，把居赀赎债者的劳役日数及领取衣服数量通知其计帐机关；相隔甚近的，可以延迟到九月底通知。律文中的“计所官”，即计帐机关的官吏之意。因此，“计所”应是计帐机构的名称，正如接纳谪戍者的单位叫做“迁所”①一样。

其五，秦简中还反映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设各级经济机构或部门，均有向中央政权上报其经济帐目的制度，而且已有“上计”称谓的萌芽：《秦律十八种》中的简末有《效》字的简文云：“禾、刍稾积，有赢、不备而匿弗谒，..皆与盗同法。..至计而上籍内史。”①这里的“籍”，是指仓库贮存的粮食帐目簿籍；“内史”，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又云：“治粟内史，秦官，掌穀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更名大农令。”这里的“内史”，不论是指前者还是指后者，均代表朝廷机构。律文的大意是说：各地仓库都必须把粮食的多出部分（“有赢”）和亏损部分（“不备”）的数量上报内史，不报与盗窃同样论处。因此，此条律文之“至计而上籍内史”句中的“计”，就明显是向上级机关呈报帐籍之意，也就是后来的“上计制度”。结合《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载河东守王稽“三岁不上计”语，表明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已有上计制度的明显开端，连“上计”这个专门称谓也有了萌芽。

其六，秦简中已有上计时上计者必须携带计簿及有关簿籍和财物上缴中央机构的“与计偕”制度：《仓律》规定：“县上食者籍及宅费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什么叫“与计偕”呢？《汉书·武帝纪》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八月条云：“征吏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颜师古注曰：“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征之人与上计者俱来，以县次给之食。后世讹误，因承此语，遂总谓上计为计偕。阚骃不详，妄为解说，云秦汉谓诸侯朝使曰计偕。偕，次也。晋代有计偕簿，又改偕为阶，失之弥远，致误后学。”以此言之，《仓律》的这一律文，是说县上报太仓的“食者籍”，应当与各县的其他计帐或帐簿同时缴送；并表明汉代的“与计偕”制度，战国时的秦国及秦皇朝实已有之。又《金布律》规定：“受衣者”在“已禀衣”之后，还有“余褐十以上，①“迁所”一词，见秦简《封诊式》之《迁子》爰书。

①此条律文的个别句子，不见于《效律》的同条简文，故甚可贵。

输大内，与计偕”的制度。这显然是说，各地方机构除了应向中央机关上报其廪衣簿籍之外，还应将剩余的衣物也一并上缴中央机关的大内，这也谓之“与计偕”。

由此可见秦国以来的“与计偕”制度，既包括上计者携带的各种计帐、簿籍，也包括上缴中央的各种财物。它反映出关于当时的财经核算与使用权限的规定，是十分严格和周密的，封建专制的制度，在上计制度的“与计偕”制度中也有鲜明反映。

其七，上计时，计帐或计簿的种类繁多，表明上计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据上引《仓律》关于“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仓”的规定，得知廪食者有“食者籍”；每县的其他费用支付，也备有簿籍。据上引《金布律》，知廪衣者也有专门的簿籍；又《仓律》还有关于储存粮食的簿籍；《司空律》也有关于居赀赎债者的簿籍。由此可见，计帐的簿籍类别甚多。所有这些计帐、簿籍都需要上报中央机构，这就反映出上计内容的广泛性。正因为如此，所以，秦末萧何入关中，因为获得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遂使刘邦得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及“民所疾苦”者①。

其八，上计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九月：前引《金布律》云：“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者，允许“移计其后年”，意即每年的九月是输纳财物时记帐的截止期限。又《内史杂律》也规定：“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上会九月内史。”意即都官每年上报已经注销而需要补充器物的数量时，必须在每年九月上报到内史。这又一次证明九月，是结算帐目截止期限。其所以要以每年九月为结算各种帐目的截止期限，是由于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和九月为岁末之故，因此，各地向朝廷上计的时间，也只能在每年的九月进行。

如上各目所述，表明秦简所载秦的上计制度，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由于秦简中的《秦律》，基本上是秦统一六国前的法律①，故上计制度的产生与形成，应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稽诸史籍，不仅战国时期的秦国已创立上计制度，其他诸侯国也有实行此制者。如《新序·杂事》篇谓魏文侯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则魏文侯时的魏国确已有上计之制。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也说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这不仅说魏国确有上计制度，而且每年要上计一次。《吕氏春秋·知度》篇谓赵襄子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于赵襄子，这说明赵国也实行了上计制度。由此可见，上计制度的产生与形成，确在战国时期；而且实行此制者，不限于秦国一国，而为诸国所共行。由此可见，此制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取代了奴隶主阶级之后，亟待加强朝廷皇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此制的基础，是封建的国有经济制度。毫无疑问，此制实行的结果，必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也会有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①《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参阅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中之《商鞅秦律与云梦出土秦律的区别和联系》一文。

第三节　汉代的上计制度

西汉对上计制度的重视

汉承秦制，在上计制度方面也同样有所反映。西汉政权建立之前，因为刘邦在咸阳获得了秦所藏的各种计簿，从而得知全国各地的情况，对于他们后来许多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西汉政权正式建立之初，就重视上计制度的恢复与实行。《汉书·张苍传》云：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

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燕王臧荼反，苍以代相从攻荼，有功，封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

据此，知张苍为计相，在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以后，因为燕王臧荼反于高祖五年七月。又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张苍封北平侯，在高祖六年八月，更知张苍之为计相在此年后不久。所谓“计相”，《张苍传》注引文颖曰：“以能计，故号计相”；颜师古曰：“专主计簿，故号计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引如淳曰：“计相，官名，但知计会。”结合前述秦简中关于“计”字的涵义来看，可知“计相”实为主管全国上计事物的最高官吏。这表明西汉之初就设立了“计相”，正式恢复了秦的上计制度。

《汉书·张苍传》，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刘邦之所以用张苍为计相，是因为他有“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的经历和特长。他“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谓之“主柱下方书”。按照如淳注释：“方，板也，谓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书也。”颜师古也说：“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时立御史矣。”由此可见，张苍在秦代虽然主管过当时全国的舆图、版籍、计帐等上计来的簿籍，官位止于柱下御史，而西汉则设置“计相”之职。不久，计相虽改为“主计”，但以列侯为主，其职位之尊远过秦时。这说明西汉时主管上计的官吏的地位提高了，也反映这时上计制度的地位更重要了。

西汉时全国的“上计”文书虽由“主计”主管，但受理郡国的“上计”

之事，则由丞相与御史主持，甚至皇帝本人也亲自过问。《汉书·丙吉传》云：“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这是说，每年年底，丞相要对郡国的官吏进行考课，而考课的依据，就是各郡国上报朝廷的各种上计簿籍。故丞相每逢岁末，要根据各郡国上计簿籍考核成绩的大小，并依此确定赏罚。又《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二月诏曰：“今天下少事，徭役减省，兵车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多为欺谩，以避其课。..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其伪毋相乱。”以此言之，在朝廷受理全国各郡国的上计簿籍时，不仅丞相要主持其事，御史也要对上计薄籍的真伪进行核实。又据班固《东都赋》云：“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①这里的“天子受四海之图籍”，即皇帝亲自主持全国性的“受计”典礼。班氏所云，虽为东汉时的情况，但稽①《昭明文选》卷一。

之史籍，西汉亦然。单以《汉书·武帝纪》所载来说，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三月，“因朝诸侯、列侯，受郡国计”；太和元年（公元前104年）春，“受计甘泉宫”；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礼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这些事实，都说明武帝曾亲自主持“受计”大典，可见“上计”事务的重要性较秦时确有进一步的提高。且丞相“领计簿”之制，直到西汉末期匡衡于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为丞相时，仍然未改①。

汉代上计的官吏郡国向朝廷“上计”的官吏，非止一人，名称也异。西汉时，上计者有的是各郡国守、相。如《汉书·严助传》，谓严助为会稽太守时，“数年不闻问”，引起朝廷诏书责难，“助恐，上书谢，..愿奉三年计最。”注引如淳曰：“旧法，当使丞奉岁计，今助自欲入奉也。”由此可见，郡的太守确有亲自上计者。不过，这是特例。严助之亲自上计，是出于赎罪心情。故一般说来，上计者多系郡丞与长史，《汉旧仪》说：“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即其明证。又《汉书·黄霸传》云：“（张）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汉书补注》同条引宋祁曰：“吏，当作史。”换言之，代表郡国上计于朝廷的上计者分别为郡守与国相的属吏，即守丞和长史，而非太守与国相①。

当上计的郡丞与长史代表郡、国上计朝廷时，还有专门办理上计事务的“上计掾、吏”及“卒”随从。如《汉书·朱买臣传》云：朱买臣..家贫，..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师古曰：“载衣食曰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匄之。..上拜买臣会稽太守。..初，买臣免，待诏，掌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其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视之，还走，疾呼曰：‘突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有顷，长安厩吏乘驷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根据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每个郡国，都在国都长安设有邸舍，谓之“郡邸”，供本郡国上计者居住。第二，郡邸平时有专人看守，名叫“守邸”，其身份属于“卒”，故当朱买臣为卒时，可以同本郡守邸一同生活，甚至同席共食。第三，各郡国的上计者，由郡丞（即前云“守丞”）带领“上计掾”及“上计吏”，由“卒”驾着载有“衣食具”的“重车”，直赴京师本郡邸居住，等待朝廷的召见。这说明每郡国上计时的官吏不止一人，而由郡丞、“上计掾”及“上计吏”组成一个上计使团，并有“卒”及“守邸”供他们驱使。第四，从朱买臣同驻京的会稽郡邸的守邸和上计者的①《汉书·匡衡传》。

①参阅韩连琪在《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3页的考证，齐鲁书社1986年版。关系中，可以看出“守丞”（即郡丞）是太守的下级，“上计掾”及“上计吏”又是“守丞”的下级。第五，“上计掾”与“上计吏”，又可合称为“上计掾吏”，均得听从“守丞”的指挥。因此，这个故事，实反映出了西汉时期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许多具体作法和制度内容。故张晏给此传之“白守丞”作注说：“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颜师古也说：“张晏是也。谓之守丞者，系太守而言也。”

到了东汉时期，各郡国上计的官吏也有“上计掾”之称，此外，还有“上计史”之号，统称为“上计吏”。《隶释》所收《南阳太守秦颉碑阴铭》，有一系列的低级官吏名称，其中有“上计掾平民朱谅季平、上计掾囗囗育子和、上计史宛卓韶、伯、上计史宛囗芟囗囗”等人。这里的“上计掾”与“上计史”，相当于西汉时的“上计掾吏”，东汉则合称为“上计掾、史”。例如《后汉书·范式传》云：“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范）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这里的“上计掾、史”，虽然是“上计掾”与“上计史”的合称。不过，句读应作“上计掾、史”，不应作“上计掾史”，这有《通典》所载“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等语可证。不过，杜佑所云，实为东汉之制，即各郡国上计时仅各派上计掾与上计史各一人，而不再派郡丞（或守丞）、长史主其事①。

东汉的“上计掾、史”，往往被统称为“上计吏”。按“上计吏”一名，虽已见于《汉书·朱买臣传》，但西汉时并不多见。到东汉时，“上计吏”的称谓多起来了。如《后汉书·度尚传》云：“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及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又同书《公孙瓒传》亦云：“公孙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续汉书·礼仪志》也说：“郡国上计吏以次当神轩，占其郡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东汉统称上计者为“上计吏”，而且充任者多地位不高的人。

“上计吏”，有时亦简为“计吏”，如《后汉书·杨震传附子秉传》，谓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即其证。又《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其《别传》曰：“孔融在郡，..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这里又多出一个“计佐”名称。

汉代上计的层次除全国各郡、国得于每年岁末上计于朝廷外，郡、国所属各县、道，每年也得上计于所属郡、国。《续汉书·百官志》五“县、邑、道、侯”条本注曰：“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由此可见，汉代的上计制度，包括县、道每年上计于所属郡、国，各郡、国每年上计于朝廷两个层次。

既然有两个层次的上计，则必须要求在不同时期进行，亦即必须先有县、道上计于郡、国，然后郡、国才能上计于朝廷。事实证明，确系如此。一般说来，县、道的上计于郡、国，在每年的秋季或冬季；而郡、国的上计于朝廷，则在每年的岁末。因此之故，《续汉书·百官志》本注称县、道上计作“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刘昭补注引胡广对此条的解释，作“秋①参阅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5页。

冬岁尽”办理上计之事；而同书“郡国”条本注，作“凡郡国”于“岁尽，遣吏上计”。这显然是说县、道上计在每年的秋、冬之际，而郡国上计在每年岁末。有人把县、道上计固定于每年“八月算民”之时①，未免过于拘泥。汉代各郡、国向朝廷上计和各县、道向所属郡、国上计，其内容也同秦时一样是十分广泛的。《续汉书·百官志》五“县、邑、道、侯”条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计）簿。”这说明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时，其内容包括户口的多少、垦田的数量、钱谷的收支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情况；则郡、国之上计于朝廷，其内容只会比此更多，例如国有土地的四至舆图，也在上计之列。《汉书·匡衡传》载其封地乐安国的土地，“南至闽陌为界，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郡国误以闽陌为平陵陌”为界，从而扩大了封地的范围。当这一封国的土地四至在计籍上登记清楚以后，史书称之为“计簿已定”。作为丞相的匡衡，身“领计簿”，却对此错误不加纠正，从而落了个“专地盗土”的罪名。由此可见，计簿中包括有国有土地的四至疆界及舆图。又各郡国的宗室名册，也在上计之列。如《续汉书·百官志》三“宗正”条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即其证据。此外，还有边防地区的戍卒财物等，也在上计之列。如《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众利侯郝贤”条云：“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计谩免。”颜师古注曰：“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这说明边郡郡守上计时，戍卒财物册确在上计之列。既然戍卒的财物簿需要上计，那么，见于居延汉简中的“赋钱出入簿”等，必然也在上计之列，无怪乎劳榦在其《居延汉简考释》的释文部分，专列了“计簿”一类，收录了不少简牍，充分反映出边郡上计的内容较内地郡国更广。

东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变化如上所云，表明西汉政权继承了秦的上计制度，不仅在上计机构的设置、上计官吏的专职化和上计内容的广泛性等方面较秦时更为完备和增多；而且在主持上计事务的朝官及受理上计的仪制方面，其规格较秦时也有所提高，反映出西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地位与作用更重大了。例如西汉各郡国上计时，由皇帝与丞相主持受计大典；朝廷则设“计相”（后改“主计”），以主持上计事务，较之战国时期的秦国及秦皇朝时期之上计于“内史”与“太仓”，其规格有明显的提高。另外，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上计于朝廷的两大级分层上计制，似乎形成于西汉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秦国的郡县两级制还处于逐步形成时期，自然尚不可能实行两层次的上计制。又“与计偕”的制度，汉代不仅同秦一样也有此制，而且“与计偕”的内容已从物发展到了人。如《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八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颜师古注曰：“令所征之人，与上计者俱来。”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西汉时的上计制度较之秦时确有明显的发展。

到了东汉时期，也同样实行了上计制度。光武帝建国初期，就有奖励边远地区地方官上计于朝廷的措施。《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十四年①参见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2页。

（公元38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绶”，便是例证。此事在同书《光武帝纪》下作建武十四年，“越巂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李贤注曰：“计，谓庶人名籍，若今计帐。”这里的任贵即前之长贵。通过这件事，不仅说明东汉上计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户籍名册；而且说明上计制度东汉初年便已全面恢复，以致连边远地区也不例外。

不过，东汉时期的上计制度，也有某些变化发展。例如郡国“上计吏”

可以补郎官的制度，便不见于西汉。《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的制度。以此言之，表明永元十四年之前曾行此制。但是，此制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据此引《后汉书·和帝纪》条李贤注引《前书音义》曰：“旧制，使郡丞奉岁计，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其意以上计吏补郎官的制度始于武帝元朔年间。查武帝令郡国举孝廉之事，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地方官所举贤能“与计偕”的制度，在元光年间就已有了，已于前述。但是，以孝廉为郎官同以上计吏为郎官，是不同的两回事。因此，不能说以上计吏为郎官之制始于武帝时的郡国举孝廉“与计偕”的作法。换言之，此制可能始于东汉初期，中间废，和帝时又复之。自和帝永元十四年之后迄于汉末，都在实行此制，如《后汉书·文苑·王逸传》云：“元初中（公元114—119年），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同书《杨震传子杨秉传》云：“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同书《度尚传》谓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由此可见，以上计吏为郎之制，灵帝时还在实行。在接受与主管上计事务的规格与机构方面，也略不同于西汉。西汉始有“计相”，旋改“主计”，为中央主管上计事务的最高官吏，东汉却无“计相”与“主计”官名；西汉时受计者是丞相，有时是皇帝亲自主持“受计”大典；而东汉则以司徒“受计”，已不见有皇帝亲自主持受计大典之事，如《后汉书·文苑·赵壹传》云：“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壹）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以郡、国上计的官吏来说，西汉时主要以郡丞、长史担任，而东汉则主要以专职的“上计掾”、“上计史”担任，合称为“上计掾史”，又叫“上计吏”，一般属于郡丞、长史的下属。纵观这些变化，反映出上计制度的地位在东汉时期有趋于下降的迹象。

第四节　上计制度的作用

上计制度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重大的，首先，它是封建统治者及时了解全国各郡、国的土地、人口、钱谷出入及社会治安等的重要手段。《史记·萧相国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这里“图书”，就是前引《汉书·张苍传》所说的“柱下方书”，也就是秦时全国各郡县上计于朝廷的“天下图书计簿”。刘邦入咸阳后，萧何因为首先掌握了这批“图书计簿”，所以刘邦才得以了解全国诸郡县的各种情况，足见由于上计制度而得来的材料，对于当时的统治者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具体说来，《汉书·陈平传》的下面一段记载，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高帝南过曲逆，上望其城，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人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

刘邦手下的御史之所以对曲逆人口的数量与变化情况如此明白，其原因就在于御史掌管着全国各地上计来的图书计簿。因此，上计制度确是封建统治者了解全国各地各种情况的重要手段，从而它能为当时的统治者的行军作战和制定各种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可靠的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准确数据。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除其他原因外，也应与他占有了秦的“图书”“计簿”等材料，从而能选定敖仓这一粮食储存地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其次，上计制度的另一重大作用，在于它能提供各级地方官吏政绩好坏的依据，从而它也成了考核官吏和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各郡、国上计于朝廷的计簿中，有关于各郡、国的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的数量，也有关于各郡、国的“盗贼”多少以及边郡地区的戍卒、设施等等不同簿籍。朝廷掌握了这些上计簿籍，就可以从中考察出各级地方官的勤惰和优劣。《汉书·丙吉传》载西汉有“岁竟，丞相课其（指地方官）殿最，奏行赏罚”的规定；《续汉书·百官志》“司徒公”条本注载东汉有司徒公对“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的制度。其“课殿最”、“行赏罚”的依据，就是上计而来的计簿。故《续汉书·百官志》五载各郡、国对各县、道的考核时说：“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又同书同卷县、道“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条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计）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为民除害也。”这就是郡、国依据上计情况考核县、道官吏的具体作法。郡、国对县、道的考核如此，朝廷对郡、国的具体考核办法，也大体相同，即也是依据上计制度而来的情况课其殿最，然后依殿最而定其赏罚。例如西汉时的黄霸，“以外课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天下第一，征京兆尹，秩二千石”①；南阳太守召信臣也以“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而被“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①《汉书·循吏·黄霸传》。

太守”；任河南太守后，又以“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②。而这些情况的获得，都是实行了上计制度的结果。因此，上计制度实为考核官吏与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

至于朝廷通过上计考核郡、国官吏的具体作法，比郡、国官吏对县、道官吏的考核更为严肃和周密。郡丞、长史上计时，除送呈各种计簿外，还有口头汇报和当面质询两个程序。《汉官仪》曰：正月旦，天子御德阳殿临轩，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辟计吏，皆陛觐，宗室诸刘杂会，皆冠两梁冠，单衣。既定，计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赐群臣酒食，作九宾撤乐。”③这段记载，讲的是皇帝主持“受计”大典时的礼仪程序，充分反映出朝廷对上计吏和上计制度的重视。《汉旧仪》①还有一段记载，对如何当面质询上计吏以及郡、国官吏应注意事项，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

这个诏令，是每次对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守丞、长吏宣读的例行文告。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告诫各郡国上计的守丞与长史，要同本郡国的二千石郡守与相国同心协力，多办“为民兴利除害”之事，并注意何种人宜用、何种人不宜用以及如何移风易俗等问题。二是要当面回答本郡、国年成的好坏、“盗贼”的多少与状况，并同往年作出比较。因此，上计制度确同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制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正因为上计制度同朝廷对郡、国地方官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所以，上计时作弊以行欺骗，就成了贪官污吏逃避考核和虚报成绩、企图以殿为最的惯用手法。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地方官上计时，就已出现“流民愈多”而“计文不改”②的弄虚作假的状况。宣帝时的王成，更是一个上计时作弊的典型。《汉书·循吏·王成传》云：（成）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

下诏曰：“..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王成作弊，获得显赏。因此，自此以后，各郡、国之守、相，往往挑选那些明习计簿和善于作伪者为上计吏。正如《汉书·贡禹传》所云：“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由此可见，西汉末年的上计制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其原因就在于它同考核地方官的政绩密切相关。到了东汉后②《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③《艺文类聚·礼部》及《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汉官仪》。

①此据四部备要本《汉官六种》中的《汉旧仪》卷上。

②《汉书·石奋传》。

期，“令长、守相，不思立功，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证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①，上计制度已接近于名存实亡，从而对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废而不行了。

其三，上计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和巩固封建的国有经济，尤其有着重要的作用：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胡广语所载县、道上计的内容，包括“户口、垦田、钱谷出入”及“盗贼多少”等，就表明上计制度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关系密切。因为户口版籍是封建统治者“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②的依据；垦田数量，更是官府课取田租的基础。官府通过上计制度去督促地方官扩大垦田和增加户口，正是为了保证和增加税源和役源，因而上计制度实为维护封建的赋、役剥削的工具。至于象秦时对国有经济部门如国有土地、牧场、仓库以及“居赀赎债”等的收入必须上计的规定，又如汉代的国有土地，也需要每年上计，而且需要绘制图版等，无疑有维护与巩固国有经济制度的作用。

由于上计制度有上述一系列重大作用，因此，此制推行的结果，必然导致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因为它是朝廷控制全国各郡、国、县、道和考核地方官吏的有力手段。秦汉时期，正是专制主义皇权的确立和逐步强化的时期，无怪乎他们如此重视上计制度的实行。正因为上计制度对维护与加强专制主义皇权有着杠杆般的作用，因而皇朝集权制度的强弱，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上计制度本身的一些变化及其执行程度。故东汉后期地方割据势力的逐步抬头，皇朝集权制度的相对削弱，也使得郡、国上计的官吏，西汉时主要由郡丞、长史承担的制度，变成了东汉时的由郡丞、长史的下属——“上计掾史”承担，反映出上计制度的重要性有下降的趋势。

①王符：《潜夫论·考绩》。

②徐幹：《中论》。

第十章　赋税制度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①在阶级社会，赋税制度就是国家政权实现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职能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当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形成的赋税制度，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固定化和完备化，出现了赋、算、租、税四大类别，不独土地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以及关津市井都是课税的对象，而且每个私有者的财产、饲养的牲畜、各地出产的土特产以及若干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也进入了课税的领域，甚至还在原有的正税之外，又有各种附加税的产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一节　秦的赋税制度

关于秦的赋税制度，史书记载甚少。云梦出土的秦简，对秦的赋税制度也涉及不多，而且颇有疑难莫释之处。兹就秦国及秦皇朝时期的税目及税率情况，分别述之。

田租和田亩附加税田租和田亩附加税，是作为课税基础的赋税。

当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原地区诸侯国纷纷实行按私有土地数量征收田税（如鲁宣公十五年之“初税亩”）或田赋（如鲁襄公十二年之“用田赋”）的时候，僻处西陲的秦国，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出现较晚，但也逐渐出现了私有土地制度，因而到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也实行了“初租禾”制度。这是秦国有按田亩课税制度的开始。这时有无“田租”之名，尚无从肯定。不过，到商鞅变法时，确已有“田租”的名称，故董仲舒追述商鞅之制时，已是“田租、口赋”并提①。云梦秦简中提到“租”的简文，只有《法律答问》中的一则。简文提到要判断“部佐”是否“匿诸民田”时，必须区分“已租诸民”和“未租”两种情况，只有“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因此，这里的“租”究为征收田租的“租”还是出租田地的“租”，尚难判断。不过，《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轨为籍，上内史”的规定，又有“入禾仓，万石一积”的律条，可见官仓里确有征收来的粮食。这些官仓的粮食，除一部分来源于受出民缴纳的地租外，其中必然也包括“租禾”来的田租。这说明秦的田租之制，在秦简中也有间接的反映，且知其为实物税，只是税率多少和征收办法不甚明白而已。到了秦始皇及二世时期，出现了“收泰半之赋”的情况②。这里的“赋”，应当是指田租而非口赋，因为只有田租的征收才有按田亩产量计算出来的“泰半”的比例，其它租税是无所谓“泰半”的。果如此，则秦的田租税率，有一个逐步加重的过程。

田亩附加税，秦有刍、稿税。《史记》中讲到秦代刍、稿税征收之制者，仅有一处。这便是《秦始皇本纪》所载秦二世时，因咸阳“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乃“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以充食。如果各郡县无刍、稿税的征收，则调运之事就无法进行。另外，《淮南子·氾论训》云：“秦之时..发谪戍，入刍、稿。”高诱注曰：“入刍、稿之税，以供国用。”这就确证秦有刍稿之税。但刍、稿税的税率及征收办法，均不明白。云梦出土秦简的有关简文，不仅进一步证明秦有刍、稿税的征收，始于商鞅变法之后，而且其征收办法及税率也约略可寻。前引《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辄为籍，上内史”的规定，《田律》还有“禾、刍、稿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等律条，这说明官府粮仓中，同时存在谷子和刍、稿的情况，早已有之，故刍、稿税的征收早在商鞅变法之后便已存在。《田律》又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也。”这说明刍、稿税的税率为每顷①《汉书·食货志》。

②详见《汉书·食货志》，又《伍被传》，《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淮南子·兵略训》等书。

田地纳刍三石和稿二石；其征收办法是凡可以作为饲料的树叶和乾草等，都可以充税，并由纳税者运送到官府过秤。这同上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淮南子·氾论训》注，正可以互相印证。

口赋口赋是以人口为课税对象的赋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后，于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①。按“赋”，本为军役及同军役有关的军用品征发的专称，如《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国的“城濮之赋”、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国的“量入修赋，赋车借马”、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国的“赋皆千乘”及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的“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等语中之“赋”，都是这个意思。在国有土地制度下，军赋同土地的授予联系在一起。私有土地制出现后，军赋就逐渐转化成为对人口的课税名称。尽管“赋”与“税’的区分日益显得不严格，但班固仍在《汉书·食货志》中称：“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谓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库赐予之用。”颜师古在注中也说：“赋，谓计钱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

秦时之“赋”，因为系以人口为课税对象，故其征收方式，谓之“头会”；其名称，又谓之“口赋”。《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谓秦有“头会箕敛”之制；《淮南子·氾论训》有“头会箕敛，输于少府”的记载。高诱注“头会箕敛”曰：“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敛，似箕然，敛财多取意也。”证以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的规定，则“箕敛”确有以课税之钱封藏于箕畚的意思。又《汉书·食货志》载西汉董仲舒追述秦制时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一名“头会”，一称“口赋”，可证“赋”是按人口征收甚明。故“赋”本质上是人口税或人头税。

据汉制，人口税又分为两种类型：一为课取于十五岁以上成年男女的人口税，谓之“算赋”；二为课取于七岁以上和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者的人口税，谓之“口钱”。秦之“赋”有无此类别区分，史无记载，但“算赋”之名，秦时确已有之。故秦昭王与夷人约时规定：“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①汉人晁错，也谓“秦之发卒”，“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②。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出秦时确已有“算赋”之名，而且每个成年男女缴纳算赋的量为“一算”。这表明“算”已经是一个固定钱数的计量单位的名称，只是每算的定额不明而已。秦时既已有课取于成年人的“算赋”的专称，则课之于未成年者的“口钱”之制，秦时也应当存在。因为这时已存在“口赋”的名称，而“口赋”一词，在《汉书》及《后汉书》诸帝纪中凡单称时，均系合“口钱”与“算赋”二者之称；《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所引《汉仪注》，把“口钱”与“口赋”等同；《后汉书》诸帝纪，又往往“口、算”并称；《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条李贤注“口赋”时，也引《汉仪注》所载“口钱”与“算赋”二者为证。以此言之，则董仲①《史记·秦本纪》，又《六国年表》。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汉书·晁错传》。

舒所说的秦之“口赋”之制，实包括“口钱”与“算赋”二者，只是“口钱”的征收量不明而已③。

跟口赋有密切关系的，还有“户赋”。据秦时史籍，无“户赋”这一税目。但云梦秦简的《法律答问》简文，却提出了秦有“户赋”的问题。简文问曰：“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回答是：“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意即被隐藏的户口，可以不服徭役和不纳户赋。以此言之，秦时确有“户赋”的征收。但是，在秦简的其他简文中，再无“户赋”的痕迹。汉制大都本于秦制，在汉代史籍中也无户赋的迹象。因此，秦时究竟有无“户赋”？只有等待其它地下材料的出土才能明白。

关市之税和商品税关市之税和商品税是以商贾和他们的货物为课税对象的税。早在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①，表明私营商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在城市中设置固定市场的需要。及秦孝公徙都咸阳，同样在这里设置了固定市场，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②。随着民营商业的发展，征收关津、市井之税就出现了。故商鞅变法时，已有“重关、市之赋”③的措施。所谓“关”，即指关卡；所谓“市”，即指固定的贸易市场。因此，“关、市之赋”应包括关卡税与市税，前者为商贾货物通行税，后者为商贾贸易税。《商君书·垦令》还有“市利之租必重”的立法精神。所谓“市利之租”，实可简称为“市租”。到了汉代，果然出现了“市租”之名。这可见“市租”之制实始于秦国商鞅变法之时。结合秦时存在严格的市场管理以及商贾另立“市籍”等措施来看，秦时确有“市租”的征收④，而且是课之于商贾的贸易税。

商品税，包括盐、铁、酒、肉之税。据现在的史料考察，秦时确已有商品税存在，只是未及于所有商品，只限于盐、铁、酒、肉等民用所必需的商品。早在秦穆公时期，对盐商的课税就开始了，故《说苑·臣术》载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商鞅变法之时，商品税的征收，已扩大到了酒、肉、铁等商品。《商君书·垦令》云：“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这不仅表明酒、肉等商品已有“租”，而且其租重到十倍于其成本。其目的在于减少商贾从事酒、肉贸易的量和使农民不事饮酒作乐，借以发展农业。这同云梦秦简《田律》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的精神是一致的。除酒、肉外，还有对铁的课税。故董仲舒说：商鞅之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秦惠王时，命张若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及长丞”①。司马迁之祖司马昌，曾为秦铁官②。这些事实，说明秦已有官营盐、③参阅高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见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辑。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商君书·垦令》。

④详见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见《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又《秦汉赋税制度考释》，见《秦汉史论集》。

①《华阳国志·蜀志》。

铁之制，不仅课取盐、铁的商品税而已。

山海池泽之税《盐铁论·非鞅》云：“商君相秦，..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而师以赡。”《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说：“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所谓“山海池泽之税”，包括范围至广。由于奴隶社会普遍实行国有土地制，到秦、汉时期国有土地制虽在逐步崩溃之中，但还有相当残留。因此，“山海池泽”，一般被视为封建国家所有。所谓山泽之利就其广义而言，凡名山大泽的土特产、木材、鱼类、飞禽走兽以及地下矿藏都包括在内，正如《盐铁论·复古》所云：“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这显然包括盐、铁等税在内。但狭义而言，则仅指入山伐木、采薪、放牧及下水捕鱼、采珠之类而言。可以简称为渔采畜牧税。秦时史籍，没有说明“山海池泽之税”的具体内容及征收方法和税率等。云梦出土秦简的《田律》，有禁止百姓伐材木山林”，“取生荔、麛卵豰”、“毒鱼鳖、置阱网”等法令，即不准砍伐山林，不许采取植物的嫩芽和不准捕捉幼兽、幼鸟及毒杀鱼鳖、捕杀鸟兽，也许正是为了征收山海池泽之税的缘故。如以西汉末期王莽时的规定准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①，则山海池泽之税，确可概括为渔采畜牧税，且其税率为所采取之物的价值除去成本后的十分之一。

依上所说，秦的赋税制度，包括货物流通、商贾贸易、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渔采畜牧及每个人的人身，都在课税之列。其课之于商贾者，又通过商品价格而转嫁于消费者。故最终是劳动人民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剥削。这就无怪乎“赋税大”，为引起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②。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汉书·食货志》。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将军冯劫语。

第二节　汉代赋税的类别及其演变

汉承秦制，在赋税制度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凡秦已实行的税制，汉代均继续实行。如果说有所变化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新的税目的增加和旧税税率的增减等方面。今分别述之。

田租及其税率的下降和征收的办法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刘邦立即恢复了按民有土地数量征收田租的制度，只是其税率从秦“收泰半之赋”减到了十五税一。《汉书·食货志》所谓“汉兴，接秦之弊，..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指此而言。但是，随后不久，田税税率又有所增加，是以到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又“减田租，复什五税一”的田租率①，终惠帝、高后之世无变化。到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②虽然这次所减仅当年田租，但开了田租三十税一的先例。及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一次“赐农民今年田租之半”③；十三年，又下令“其除田之租税”④，接连出现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和无田租征收的状况。不过，孝文帝十三年的“除田租”，恐仅限于十三年一年，并非自此年至景帝初年均无田租。因为根本不征收田租的作法，既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又无以支付官府的廪食和官吏的俸禄，还与《史记·孝景本纪》所载景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除田半租”之事矛盾。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益知孝文十三年之“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等，乃是指废除秦时苛重的田租律而言，并非根本取消已经减了的田租。因此之故，景帝元年，未云复田租，而可以有“除田半租”之事发生。否则，既已根本取消田租，又何须“除田半租”呢？景帝的所谓“除田半租”，即在十五税一的田租基础上再减轻一半，这就变成了《汉书·食货志》所说的：“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在这里，《史记》、《汉书》所载虽有景帝元年与二年的差别，但田租税率的变化，至此形成了定制，迄于东汉之末而无所改易。需要说明的是：东汉初年，曾因用兵之需而提高田租税率为什一征收制，但到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令郡国收见田税，三十税一如旧制”①，又恢复了自景帝之初确立的三十税一的田租制，故田租税率的改变时间，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其间虽有人主张增加田租率，也未被采纳。是以西汉的田租，地主阶级政治家认为是“轻税”②。

关于汉代田租的征收办法，首先，系以实物缴纳，属于实物税，与秦相同。这从漕运、官吏俸禄开支与兵士廪食支出等可以获得证明。其次，是按固定税率以田地多少与产量高低相结合的办法征收。这是因为，如果按颜师①《汉书·惠帝纪》。

②《汉书·文帝纪》。

③《汉书·文帝纪》。

④《史记·孝文本纪》。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详见《后汉书·仲长统传》，荀悦《汉纪》。

古所说的“租税之法，皆依田亩”③征收，则否定了定率三十分之一的作用；既按定率，则非以产量为基数计算不可。因此，汉代田租的征收，必然是按定率结合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征收。正如《盐铁论·未通》所说：“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其三，田租征收时，还需要逐户估产：正因为征收田租时要看产量高低，故仲长统有“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以征收田租的主张④；东汉山阳太守秦彭，也有“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专立文簿，藏之乡县”以为征收田租依据的作法；①就全国而言，则有各乡设“乡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的制度②。这就是说，田租的征收，还有一个按户估计田亩产量的过程。田租的征收，既按定率又结合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进行，就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利。这是因为，按田亩多少课税，虽然田多者税多，田少者税少；但又按产量定率征收，因多施肥、勤用力以及精耕细作获得的高产，也同样按比例变成了田租而流入了官府的仓库。贫苦农民田地虽少，但税率甚低，故田多的地主因轻税而获厚利；反之，贫苦农民却因定率而多输田租。故两汉田租虽轻，获利者仍是地主而非贫苦农民。

刍、稿税的加重除按私有土地的数量征收田租之外，整个西汉时期，也同秦一样还有田亩附加税——刍、稿税的征收之制。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就已有征收刍、稿税的制度，故萧何为民请求入田上林苑空弃地时，要求官府给予这些农民以“毋收稿为兽食”的优待③。元帝时，贡禹上书言及当时农民的痛苦之状时，也说农民“已奉谷租，又出稿税”④。东汉时期，不论是光武帝，还是和帝、殇帝和安帝，都有因自然灾害而“勿收田租、刍、稿”或“勿收租、更、刍、稿”的诏令，事详《后汉书》诸帝纪。正因为刍、稿税存在于整个两汉时期，故王充在其著作中发出了“今量租、刍，何意？”的疑问①；《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汉官仪》，也有“田租、刍、稿，以给经用”之语。

汉代刍、稿税所不同于秦者有四：一为刍税出现了田刍和户刍的区分，其征收方式也产生了按田亩与按户的差别；二为刍税重于稿税，刍税之中户刍又重于田刍；三为刍可以折稿充税和以钱折纳，刍一石当稿二石；四为刍、稿税税率的增加。其主要证据，就是1973年9月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的第六号木牍，简文如下：平里户刍廿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③《汉书·贡禹传》。

④《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损益》。

①《后汉书·循吏·秦彭传》。

②《续汉书·百官志》。

③《汉书·萧何传》。

④《汉书·贡禹传》。

①《论衡·谢短》。

六石当稿定廿四石六斗九升当□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稿上里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二斗为钱一石当稿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田稿八斗三升刍为稿二石凡二石八斗三升①据木牍内容，知为记录平里与稿上里的刍、稿税征收情况的牍文。记录的格式二里完全相同，即先讲应征户刍若干，再讲应征田刍若干，总计应纳刍税额为若干；缴纳时规定以钱折纳者若干，以刍当稿者若干，然后才得出当纳刍税的定数。接着才讲应纳稿税若干，缴纳时规定以刍当稿者若干，合计稿税若干。以平里的情况而言，户刍与田刍合计为卅一石三斗七升，除去以钱折纳者和以刍当稿者外，应输刍输总额廿四石六斗九升；其田稿原额为二石二斗四升半，加上以刍当稿者十二石，共计应纳稿税十四石二斗八升半。以稿上里而言，户刍与田刍合计为十四石六斗六升，除去以钱折纳者和以刍当稿者外，应纳刍税总额为十三石四斗六升；其田稿原额为八斗三升，加上以刍当稿者二石，则应纳稿税二石八斗三升。按照上述计算方法，与牍文中所列数字无不契合。因此，以刍当稿的折合比例是：刍一石折稿二石。从上述平里、稿上里的刍、稿税缴纳实况来看，清楚地反映出如下几个特征：（甲）刍税，已区分为户刍与田刍两种类型。这是在刍税的类别上不同于秦的第一个变化。

（乙）刍税额重于稿税额，刍税之中，户刍又重于田刍。如平里，刍税总额为三十一石多，而稿税仅二石多；稿上里的刍税与稿税，则为十四石多与八斗多之比。再以平里的刍税而言，其中户刍为二十七石，田刍仅四石多；稿上里的户刍为十三石，田刍仅一石六斗多。这都反映出刍税重于稿税，户刍又重于田刍。此不同于秦制之二。

（丙）缴纳刍、稿税时，按里规定了以刍折钱和以刍当稿的完纳方式，刍一石当稿二石，刍税折钱缴纳的数量同应纳刍税的总额成正比。如平里应纳刍税总额为卅一石三斗七升，其中折钱缴纳者为八斗；稿上里应纳刍税总额为十四石六斗六升，其中折钱缴纳者仅为二斗。此不同于秦制之三。

（丁）从征税对象来说，秦制的“顷入刍三石、稿二石”，明显地都以土地的多少为征税的对象和依据，但汉制，除田刍、田稿是按土地多少征收外，户刍应当是按户征收的，否则无以区别于田刍。

上述出土木牍，据裘锡圭考证，应为西汉景帝初年之物①。由此可见，关①摘自《文物》1974年7期。

①详见《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7期。于刍、稿税的上述一系列变化，均发生于西汉前期。史称文、景之治时期轻徭薄赋，而实则刍、稿税的加重即在此时②。

从史籍中，也可以看到以刍折成钱缴纳的情况。《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元年（公元23年）条注引《东观汉记》，载刘秀曾为其季父舂陵侯刘敞“讼逋租”，为此他“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公元20年）十二月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干万”。农民拖欠的舂陵侯家的“逋租”中，除粮食外，还有“刍、稿钱若干万”，可见农民缴纳的地租中，也包括有刍、稿税，而且二者都系以钱折纳。然则缴纳给官府的刍、稿税，也必然是如此。

东汉后期新增的田亩附加税：“亩敛税钱”

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八月，“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①这显然是按田亩征收田租、刍、稿等税之外的又一项田亩附加税，只是其税率多少不明而已。李贤认为这次按亩税钱的附加税是“亩十钱也”，他的根据大约是《后汉书·张让传》所载张让劝灵帝“今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一事。实则这里讲的，是灵帝增加按亩税钱之制的税率，即增加部分为“亩税十钱”，并不等于说桓帝始创“亩敛税钱”之制是亩税十钱。以上，田租，刍、稿税，亩敛税钱，都是以私有土地为课税基础的税目。较之秦的同类税目，明显增加“亩敛税钱”制，而刍、稿税的类别与征收办法变异更多。

口赋口赋（内含“算赋”、“口钱”）、更赋和献费，都是以人口为课税对象的税目。

口赋，秦已有之，已见前述。汉继承了秦的这一制度，刘邦于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正式宣布“初为算赋”②，即恢复了人口税中课之于成年人的算赋。这里虽未提到“口钱”征收之制，但据江陵凤凰山汉简，西汉文帝时的人口税征收中，除“算赋”外，还有“口钱”的征收，而从高祖四年到文帝时期，史籍中并无再“为口钱”的记载，因此，知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之时，很可能同时恢复了口钱与算赋二者。更值得注意者，整个西汉与东汉的史籍，关于记载口钱与算赋并征者不少，却均无始创“口钱”之制的记载，这也反证“口钱”之制早已存在，且历两汉而无变化。特别是《汉仪注》谓口钱本为二十钱，“武帝时，加三钱以供车骑马”，足证武帝之前确已有“口钱”之征①。

至于口钱、算赋的税率、用途与征税的年龄等，则颇为复杂。以税率言，据《汉书》注及《后汉书》注引《汉律》、《汉仪注》、《汉旧仪》和《说文解字·贝部》段注引《汉仪注》及王充《论衡·谢短》等，知“口钱”又②详见高敏：《略论西汉前期刍、稿税制的变化及其后果——读江陵汉简札记》。①《后汉书·桓帝纪》。

②《汉书·高帝纪》。

①参阅高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见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辑。

叫“头钱”，系课之于七岁至十四岁的不服徭役的未成年男女；“算赋”则为课之于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女的人头税。前者每人每年原纳税二十钱，至武帝时每人每年增加三钱，合计为二十三钱；后者每人每年纳税一算，为钱一百二十文，故曰“算赋”。关于二者的用途，据《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所引《汉仪注》，口钱二十三钱中，“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也”。《说文》段注引《汉仪注》与此同。但《汉旧仪》却载二者都是“以补车骑马”或“以给车骑马”，并无“口钱”、“算赋”在用途上的区分。按秦制为“头会箕赋，输于少府”②，同汉制之以“口钱”中的二十钱“以食天子”或“以供天子”者一致。故以算赋“补车骑马”，似为汉代的新制。证以江陵汉简五号木牍所载当利里的赋钱“定算”及分配情况，除以“赋钱”充“吏俸”及上缴外，还有以赋钱“缮兵”的话，可见用赋钱供天子之经费及以补车骑马，都是符合实际的。关于“口钱”征收的年龄规定，《汉仪注》及《汉旧仪》均以七岁至十四岁为征收口钱的年龄标准；但《汉书·贡禹传》却作元帝之前“口钱”以三岁起征，到元帝时因接受贡禹建议，才改为七岁起征。同一系列史籍所载矛盾，因疑贡禹有误。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算赋的征收量问题。在《史记》、《汉书》与《后汉书》中，均无每算为一百二十钱的记载。算赋的征收既以“算”计，则算赋的多少，实同每“算”定额的多少直接相关。据《汉书·晁错传》所载“秦之发卒”，“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的话，则“一算”的定额早在秦时就已有之，只是多少不明而已。到了汉代，据应劭引《汉律》及《汉仪注》，均言每算为一百二十钱，于是人皆从之，并无异议。然而，据江陵汉简，文帝时市阳里的算赋征收，从二月到六月分十四次进行，每次征收一算的一部分，到六月才征完。合计十四次所征为二百二十七钱，则这里每算的定额应为二百二十七钱而非一百二十钱。至于何时才改每算定额为一百二十钱以及为何改为一百二十钱等问题，目前均无法回答。

关于汉代的口钱、算赋的征收办法，据江陵汉简，开始并无固定征收时间，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乃至八月、九月均可征收；每月征收的次数，也无固定，可以每月征二次、三次、四次不等；每次只征收每算定额的一小部分，最少者每次征收每算的八钱，最多为卅五钱，直到每算定额征足为止。但据文献记载，后来逐渐形成了每年“八月算民”的制度，故居延汉简中称赋钱为“秋赋”；东汉时，甚至有“八月算民”的制度。故口钱、算赋的固定于每年八月征收之制，可能形成于东汉时期。至于口钱、算赋的征收机构，据江陵汉简，是以“里”为单位进行，里正是征收口钱、算赋的主持人。其征收步骤是：先以里为范围，按口定“算”多少，然后分次征收；征收之后，由里正将每月几次征收的口钱、算赋归总并上缴于所属之乡的乡佐；最后，再由乡佐按照一定的分配比例，把征收口钱、算赋的钱按“给转卖”、给“吏奉”、“缮兵”和“传送”等项用途分成若干份分别上缴或留用。

代役钱：“更赋”

“更”，早在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就是徭役的名称。如《左传》成公十②《淮南子·汜论训》。

三年（公元前578年），晋伐秦，“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杜注曰：“不更，秦爵。”商鞅创立赐爵制，仍有“不更”爵名。《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曰：“不更，谓不豫更卒之事。”可见“更”为徭役之名。云梦秦简《厩苑律》有考课时获优等的“皂者除一更”的规定，也证明“一更”代表固定的服役时间。因此之故，秦称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服的一月之役叫“月为更卒”①。于是亲自服“更卒”之役的人叫“卒更”，以钱二千雇人代役叫“践更”。此外，还有“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之役，“亦名曰更，《律》所谓徭戍也”。这种更役，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服役，去服役者也不可能完成三日之戍就返回，而是“一岁一更”，即实际上服役者一人代替了许多人的三日戍边之役。于是，“诸不行者”，便得每人每年“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①。因此，如淳所说的“更有三品”的“卒更”、“践更”、“过更”，实为服更卒之役与戍边三日之役的三种方式。其所以都称为“更”，就在于“更”是当时徭役的代名词。“更”既为徭役之名，因而用以代替徭役的赋税便叫“更赋”。故“更赋”即代役钱之意。

但是，从史籍中看，秦无以钱代役之制，故无“过更”之名，也无“更赋”之称。“过更”与“更赋”的概念，始见于汉代史籍，故知“更赋”为汉代新出现的税名。“更赋”既为徭役的替代税，那么，是不是所有徭役都可以用钱代替呢？并非如此。据如淳的“更有三品”说，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用钱代役：一是“一月一更”的更卒之役，凡当服每年一月的更卒之役的人，如不亲往服役，可出“雇更钱”给“次直者”，每月出雇钱二千，这样就算服役者“践更”了②。但是，这种“雇更钱”不叫“更赋”，因为以这种方式雇人代役者并不普遍，官府也没有硬性规定必须人人这样作，故“雇更钱”只是雇者与被雇者之间的自由雇佣关系，而不是法定的制度。二是戍边三日之役的代役钱，税率为每年每人三百钱。由于戍边三日之役不能人人皆往，因此，就由国家统一规定缴纳代役钱三百。所谓“更赋”，就是指这种代役钱而言，它本质上是徭役剥削的货币表现。由于一旦缴纳了“更赋”，就算服过了每年的戍边三日之役，所以纳“更赋”又叫“过更”，其所纳之钱又叫“过更钱”，欠纳的钱叫“逋更赋”或“逋更钱”。这种制度第一次见于史籍，在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即《汉书·昭帝纪》所载是年正月，昭帝诏：“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可见“更赋”征收之制，在此年之前便已有了①。

献费“献费”之名，始见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诏。诏云：“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②从其按人口征收现钱而言，它也属于人口税的一种，但是，它不同口钱、算①《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条注引如淳语。

②《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语。

①参阅高敏：《秦汉赋租制度考释》，见《秦汉史论集》。

②《汉书·高帝纪》。

赋，是在二者之外的另一种人口税。从其“献费”的名称来看，显然是诸侯王和地方官以贡献方式输于朝廷的；其数量并无固定，故而有任意“多赋以为献”的现象。汉高帝十一年之所以限制为每人每年六十三文，意在防止多赋于民。高帝十一年时说“今献未有程”，可见此年之前已有“献费”税目，也许还是始于秦之税目，只是具体实行年代不详而已。西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惠施天下。”③《汉书·贾山传》也载贾山于“文帝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中有“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这里的“止岁贡”，与《文帝纪》正合。可见“献费”从此取消了。是以史籍不再见“献费”之名，代之而起的，则为方物之贡，故《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充输。”关于商业和私有财产的税汉代关于商业和私有财产的税，名目繁多，有算缗钱、占租、算訾、市租、关律税、六畜税、酒税等税。在这类税目中，不少为汉武帝时期所新增者，有的仅行于一时。其为长期存在的定制者，仅“算訾”、“市租”、关津税与六畜税等而已。

（甲）“算缗税”：“算缗钱”之制，秦时无之。据《汉书·武帝纪》，谓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初算缗钱”，似乎“算缗钱”之制始于此年。然而，《史记·平准书》载公卿们于元狩四年议论算贾人缗钱时，有“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语，表明算轺车与算贾人缗钱之制，在元狩四年之前已经有之，元狩四年只是恢复旧制而已。据考，算缗钱之制应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①。所谓“算贾人缗钱”，即按贾人所储藏的现钱课税，本质上是对工商业主的“储钱”课以现金税。“算缗钱”的税率，历来有两种说法：李斐以为是“一贯千钱，出算二十”②，即每千钱纳税二十钱，税率为百分之二；但颜师古注引臣瓒的解释就大不相同，他据《茂陵书》所载占租税率为“率缗钱二千而一算”③，即每千纳税一百二十钱，则税率为百分之六。其实，臣瓒所云为“占租”的税率，非“算缗钱”的税率，故应以李斐说为准。算缗钱之制，盛行于武帝时期，由此而引起了“算缗令”的发布，又导致了“杨可告缗遍天下”的局面，结果使富商大贾受到极大的打击，可见“算缗钱”制是专门针对商贾的税制。武帝末年，“不复告缗”①，且以后的史籍中，不见有此制的实行，故此制可能仅行于武帝时期。

（乙）关于“占租”：此制秦时无之。但汉代确有此制，而且被写进了法律条文。《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注引如淳曰：“《律》：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实，家长不身自书，皆罚金二斤，没入所不自占物及贾钱县官也。”③《汉书·文帝纪》。

①详见《史学论集》第一集所收高敏著《读史拾零八题》。

②《汉书·武帝纪》及注。

③《汉书·武帝纪》及注。

①《汉书·食货志》。

这就是《汉律》关于“占租”的规定。

关于“占租”之制的始行时间、税率和课税对象，《史记·平准书》的下述记载就可回答。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令“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者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这段记载，有人把它当作“算缗钱”制，实为“占租”制。这是因为，它同“算缗钱”制有几点不同：首先，课税的对象不同。算缗钱的对象仅限于商贾，而占租的对象除商贾外还有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及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之有轺车者。其次，课税的内容不同。“算缗钱”仅对商贾的“储钱”课税，而占租是把上述诸人的所有财产折合成缗钱再课税，故前者为“储钱”税，后者为财产税。其三，税率不同。“算缗钱”的税率为百分之二，而占租的税率则随课租对象的不同和财产性质的差别而不同，如同为轺车，三老等人有之则每车税一算；商贾人有之，每车税二算；商贾人的财产，每二千而一算；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千而一算。至于船，则按其长短课税，更与算缗钱格格不入。由于“占租”同“算缗钱”有如上一系列明显的差别，故“算缗钱”为课之于商贾的“储钱”现金税；而占租则为课之于工商业者及车、船拥有者的财产税。（丙）关于“算訾”：此制始于何时，已不可详，但知景帝之前就已有之，因为景帝曾于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下诏降低按“訾算”多少为官吏的标准，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降为“訾算四得官”①。而所谓“訾算”，据颜注引服虔语，为“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即家财每一万钱纳税一百二十七钱，税率为百分之一点二七。因此，“訾算”或“算訾”，就是按财产课税，即《盐铁论·未通》所说“以訾征赋”，其课税对象应是除上述“占租”对象之外的一般居民。

由于汉代存在对一般居民课取的财产税“算訾”，故汉代史籍中常见“高訾富人”的说法，也有“大家”、“中家”、“小家”之称，居延汉简中还有“高赀”、“赀家”等称谓，特别是关于“侯长■得广昌里公乘礼忠”的简文及“三■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的简文，分别记载了礼忠家“赀直十五万”，包括小奴二人值三万、大婢一人二万、轺车二乘值万、用马五匹值二万、牛车二两值四千、服牛二头值六千、宅一区值万和田五顷值五万等项；徐宗家“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值五千”②等情况，充分反映“算訾”税制的存在。否则，简文实无必要把这两个低级官吏的田地、奴婢、住宅、车辆、用马、服牛等的价值一一载明，更无必要指明其“赀值十五万”之数。

东汉时期，仍有“算訾”之制。《后汉书·刘平传》谓光武帝时，刘平为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所谓“增赀就赋”，即自报家财时以少报多，从而多纳赋税，故有可能是“算訾”。至于和帝时，官府在核实民赀时，有以农民的“衣履釜甑为赀”的情况①，更是地方官吏以计赀不实为手段额外剥削贫苦农民的情况。这些“增赀”、计①《汉书·景帝纪》。

②前者见《居延汉简甲乙编》37·35号简文；后者见同书24·1号简文。①《后汉书·和帝纪》。

赀和核赀等事实，就表明了“算訾”的存在。

（丁）关于“市租”：此税系继承秦制而来。秦时在城市中有固定市场并征收商贾贸易税的制度，汉代也同样有固定市场制度，并设有“市啬夫”②、“监门市卒”③、“市长”④及“市师”⑤等官吏及职使以主其事，故也同样有征收“市租”的制度。如西汉前期的临淄，仅“市租”之入，就多达每年“千金”⑥。又何武之弟何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⑦。可见，有市籍商人是需要缴纳“市租”的，“市啬夫”即为收取“市租”者，除一般正常的“市租”外，还有特殊的“军市”，也有“军市之租”，或简称“市租”。《汉书·冯唐传》云：“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到了汉代，云中太守魏尚，也开“军市”、“市租尽以给士卒”。“军市”还专设“军市令”，如《后汉书·祭遵传》谓遵等“从征河北，为军市令”。然则东汉时期仍有征收“市租”的制度。

（戊）关于关津税：秦有“关、市之赋”，已于前述，所谓“关”即指关津、关门之税而言。汉也同样有之。汉武帝即位之初，曾“令列侯就国，除关”。《索隐》曰：“除关”，谓“除关门之税也。”①可见在此之前，已有“关门之税”。武帝虽然一度废除此税，但到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冬，武帝“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②。表明此时又恢复了“关门之税”。

（己）关于“六畜税”：此税不见于秦时史籍，汉武帝时始有之。《汉书·西域传》赞曰：武帝时，因“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此武帝始行六畜税之明证。《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六月诏中，有“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语，颜注引文颍曰：“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又引如淳曰：“所谓租及六畜也。”由此可见，六畜税是一个总名称，它由“马口钱”、“课马息”及牛羊税等组成，故昭帝省去一年“马口钱”，并不意味着废除六畜税。武帝时，除“马口钱”外，还有“课马息”制度，其办法是：“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③据《汉书·食货志》，此制是由官假母马于边县民，令三岁之中十母马还一驹以为息的制度发展而来，本质上是变相的六畜税。到成帝时，有翟方进者建议增加赋税，其中就包括“算马牛羊”，成帝“随奏许可”。其税率是按“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④。由此可见，成帝时仍有马、牛、羊均按头数纳税的制度，税率为百分之二。

（庚）关于酒税：秦时已有酒税，但汉初无所闻，是否取消了酒税，不②《汉书·何武传》。

③《汉书·梅福传》。

④《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汉书·食货志》。

⑥《汉书·高五王·齐悼惠王刘肥传》。

⑦《汉书·何武传》。

①《史记·田昐列传》。

②《汉书·武帝纪》。

③《史记·平准书》。

④《汉书·翟方进传》及注。

得而知。或谓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①，才开始有酒税，其实不然。因为武帝之“初榷酒酤”，是始创官府专卖酒之制，并非始征酒税。是以至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秋七月，“罢榷酤官”，即取消酒的官府专卖制度后，仍“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②，这是取消酒的专卖而仍征酒税之明证。到成帝时期，翟方进主张“增益盐铁”外，又奏请“卖酒醪”③，即又恢复了官府专卖酒。但不久又废除专卖酒的制度，自然又是改征酒税，只是史书缺载其详情和变化而已。

山海池泽之税这是以官府所控制的山林川泽及园池苑囿为课税对象的税目，包括盐税、铁税、渔租（海税）、工租、累税及渔采之税等。秦时有山海池泽之税，已于前述。汉代因之，“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和“天地之藏”，皆“属少府”④，故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⑤，“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⑥。但由此而来的盐铁之利，武帝时以入大司农，并且实行盐、铁官营制度。然则汉初“纵民得鼓铸”时，官府但课盐、铁税而已。武帝以后，虽然屡有废除盐、铁官营之议，却并未实行。及乎东汉，郡国盛产盐、铁者虽仍设盐、铁官，但仅主征税而已，详见《续汉书·百官志》。章帝虽曾一度实行盐、铁官营，“复收盐、铁”之利，但不久“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乃“遣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①，显然又恢复了盐、铁之税的制度。

盐、铁税之外，还有“海租”（又叫“海税”）及其山泽之税。宣帝五凤中（公元前57年—前54年），大司农耿寿昌建议“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②。可见在此之前早已有“海租”的征收，宣帝时只是增加其税率而已。《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公元1年）六月，诏：“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颜师古注曰：“海丞，主收海租；果丞，掌诸果实也。”同书《王莽传》云：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令：“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这中间包括有许多名目的山泽之税。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王莽时的山海池泽之税，包括“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其征收办法及税率是：“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这虽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山海池泽之税，而且地皇三年（公元22年），又不得不下令：“其且开天下池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③，但东汉时期仍然课税如故。如和帝永元五年（公元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昭帝纪》。

③《汉书·翟方进传》。

④《盐铁论·复古》。

⑤《汉书·百官公卿表》。

⑥《史记·平准书》。

①《后汉书·和帝纪》。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王莽传》。

93年）二月，允许以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等“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同年九月，又规定“官有陂地，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诏凡“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又命凡受灾害郡国居民，“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又“诏令百姓鳏、寡渔采陂池，勿收假税二岁”①。（关于这里的“假税”，有人认为不是租佃者缴纳的地租型“假税”，而是渔采型“假税”。其实是两种情况：已假与富民的山林川泽，则收假税；未假者，则收渔采税，亦可通。）所有这些不收渔采之税和“勿收假税”，都是一种优待特殊情况的应急措施，凡不属于这种情况者，可见都在课取其渔采税及“假税”之列。因此之故，官府设置了专门的官吏以征收各种山海池泽之税，正如《续汉书·百官志》所云：“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①均见《后汉书·和帝纪》。

第三节　秦汉时期有关赋税制度的特殊规定

上述各种税目及税率，都是秦汉时期对一般民户征收的赋税。至于对边远少数民族和其他特殊户口，则实行比较特殊的赋税制度。

对边远少数民族实行的赋税制度早在秦国惠王“并巴中”以后，对廪君蛮就实行了不同于秦国其他地区的赋税制度。官府规定：“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到了汉代，依然按照秦的办法，所谓“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即其证①。由上可知秦和西汉，对巴郡南郡地区的廪君蛮，分“君长”与“民户”两种对象课税，二者均合田租与口钱、算赋于一体，“君长”以铜钱、“民户”的实物纳税，既简化了赋税制度，征收物又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况。

同是少数民族，又有不同的赋税征收办法。以板楯蛮为例，秦昭王时由于此少数民族射杀为害于巴汉地区的白虎，于是昭王“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②，即每户免去一顷田地的田租，免去十人的算赋。到了汉代，由于这些夷人曾“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而已③。《后汉书·南蛮传》则谓：“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祖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对板楯蛮的征税办法，显然不同于廪君蛮。

又如对武陵蛮的课税，也有其特殊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①这种按大，小口征收賨布的作法，又有别于按户征收的制度。

此外，对西南夷、羌人及岭南的少数民族，大都采取不同于一般汉族民户的赋税制度。以西南地区的哀牢人而言，自东汉建武年间内附，“自是岁来朝贡”而已，别无赋税。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以其地置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②。总之，对于西南诸夷，汉代统治者只不过取“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而已③。以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西汉于此地初置十七郡之时，均“无赋税”，其地方统治机构的经常经费，也由临近的南阳、汉中以南郡县比照本郡县供给“其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等；至于军事经费，则全仰给于中央大司农④。即使到东汉时期，处于湘粤边境的属于桂阳郡的含洭、浈阳、曲江等县，仍然“不出田租”⑤。

由于秦汉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特殊的赋税制度，或者不征租①《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

②《华阳国志·巴志》及《后汉书·南蛮列传·板循蛮传》。

③《华阳国志·蜀志》。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论曰》。

④《汉书·食货志》。

⑤《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赋，从而有利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开发。反之，到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连续对南蛮、西南夷及羌人地区实行了重其租赋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接连反抗，终于加速了东汉政权的崩溃。由此可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不同的赋税政策的作法是可取的。

对商贾、奴婢、大家族、老年、妇女等户口实行的特殊赋税制度秦汉对商贾课税特重。前引《商君书·垦令》有“重关市之赋”的规定，又有“市利之租必重”的主张，这可能是对商贾实行重税政策的开始。到了汉代，这一政策更为突出。汉高祖刚统一全国，就“命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①。怎样重租税以困辱之？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汉律》得知商人要多出一倍的算赋，所谓“唯贾人与奴婢倍算”②可能就是其内容之一。这里的“贾人倍算”，很显然是重税商人；“奴婢倍算”，也同样有重税商人之意。因为课之于奴婢的税，其缴纳者实为其主人。汉代的富商大贾多拥有奴婢，故“奴婢倍算”同重税商人密切相关，当然也有限制奴婢人数大量增加的用意在内。至于汉武帝时期所增加的算车船、算缗钱和占租等税，明显是主要课之于商贾的赋税，再结合“市租”、“关门之税”、盐铁酒的官营、均输、平准以及贾人和家属不得名田、不得为吏、另立户籍、强迫迁徙和以充谪戍等等措施，就构成了秦汉时期“排富商大贾”的特殊内容。也就是当时的“法律贱商人”③的具体表现。

至于对大家族和妇女的重税，显然也同特殊的政治目的相关联。前者为商鞅时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④的规定，目的在于削弱大家族制和发展小农经济；后者如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时的“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的规定①，则意在奖励生育和增加人口。

至于对老年人的轻税和蠲免、旌奖政策，则同西汉前叶几十年社会安定，老年人比重增加有关。故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始有尊老之诏，并赐以布帛酒肉②；与此同时，又规定：“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又规定：“民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注引张晏曰：“二算，复二口之算也；复甲卒，不豫革车之赋也。”④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西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王杖十简》⑤，1981年9月在武威新华公社出土的成帝建始六年（公元前32年）王杖诏令册二十六枚⑥都是尊老、养老之实物证明。特别是后者规定：“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可见汉代对老年人的尊①《史记·平准书》。

②《汉书·惠帝纪》注。

③《汉书·食货志》。

④《史记·商君列传》。

①《汉书·惠帝纪》。

②《汉书·文帝纪》。

③《汉书·贾谊传》及注。

④《汉书·武帝纪》。

⑤见《考古》1960年9期《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

⑥《武威新出土王杖诏全册》，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重、轻租或蠲免，是自始至终实行的政策。

第十一章　徭役制度

徭役，是封建统治者剥削劳动人民剩余劳动的力役表现，是以国家对劳动人民的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实现的，也是以劳动人民对统治者与剥削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人身的不自由为其实现基础的。从本质上来说，徭役剥削是国家对劳动人民实行普遍的人身奴役制的一种特殊表现。秦汉时期为了实现徭役剥削而创立的一些制度，也同赋税制度一样，是封建国家赖以实现其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支柱。

第一节　“更役”制及其特征

称徭役为“更”或“更徭”、“更役”，早在战国时的秦国便已如此。

《左传》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晋伐秦，“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杜注曰：“不更，秦爵。”随后，商鞅变法，创赐爵制以赏军功，其中爵名之一仍为“不更”。秦皇朝和西汉的二十等爵制中，第四等爵为“不更”。何以用“不更”名爵呢？《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不更，谓不豫更卒之事。”“更卒”又是什么呢？《汉书·食货志》颜注曰：“更卒，谓给事郡县一月而更者也。”可见，“更卒”是服徭役之卒的称呼，而“不更”是不服更卒徭役之意。爵至第四级便不服徭役，所以叫“不更”。这表明“更”是徭役的代名词，而且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就已如此。

云梦出土秦简的《廐苑律》规定：“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为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这是关于在考核中依据优劣对“牛长”、“皂者”（即饲牛者）实行奖惩的规定。获得优等者，“皂者除一更”，牛长则赐以“三旬”。“一更”与“三旬”对称，显然表明“一更”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概念。“除一更”，即免除“一更”徭役。这就进一步证明当时确称徭役为“更”。

由于称徭役为“更”，因而服徭役者，就叫做“更卒”。正如《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所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加月为更卒..”，正式出现了“更卒”的名称，而且每次服役的时间为“一月”。到了三国时，如淳为《汉书》作注，提出了“更有三品”的概念，即所谓“卒更”、“践更”和“过更”。按照他的解释，“卒更”是因为服役的正卒，“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意即其所以用“更”给徭役命名，是由于服役之卒经常更换。这是对更役之“更”的另一种解释。后世多从此说，于是“更”作为一种固定徭役的名称这一含义反而被湮没了。不过，从如淳的“更有三品”之说，仍可得知当时称徭役叫做“更”。

如淳的“更有三品”说，实际上并不是讲的更役的三种类别，而是讲的服更役的三种不同方式。如他所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这是讲亲身去服每年一月的更役而言。他所说的“贫者欲得雇更钱更，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这是讲不愿亲自去服更役者，可以用钱二千雇佣已经去服役者代替自己的一月更役，也算履行了更役。以上两种方式，都是讲的“一月一更”之役而言。他所谓“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这是讲的另外一种徭役，即戍边三日役。这种役也叫“更”，这就进一步证明当时称徭役为“更”。不过这种戍边三日的更役，虽然人人必服，但又不能人人都去服役；且去服役者，也不能三日便返回。因此，行者往往是一年更换一次，一年服役中除了自己三日外，其余都是代替他人服役，于是被代替者不需再服三日戍边之役，而改为缴纳三百钱之税，便成了取代三日戍边的“更赋”。完成了这一手续，就算“过更”了，即等于把更役过之于他人了。因而“过更”便成了“更赋”的代名词。这样一来，如淳的“更有三品”便成了更有二品，即一月一更的更役与戍边三日之役。而后者又系以钱代役，变成了“更赋”。这样，实际上“更”只有一品，即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这便是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必服的徭役。服更役的方式，也只有两种：即亲自去服役——“卒更”和出钱二千雇人代役——“践更”，后者便是《盐铁论·禁耕》所说的：“郡中卒践更者，不堪责取庸代”的服更役方式。由于秦汉的徭役实际上只有一种即“月为更卒”的更役，所以，宋人徐天麟在其《西汉会要》中，便正式称汉代的徭役为“更役”①。

但是，秦汉的徭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徭役包括兵役在内，狭义的徭役则是指兵役之外的无偿劳役而言。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着眼，秦汉的徭役是同兵役联系在一起的。秦汉都强行征兵制，凡符合年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往往同徭役的征发混在一起。它不象募兵制下兵、徭的界限是比较清楚的。这是秦汉徭役的重大特征所在。故董仲舒称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力役制度说：“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①显然他把一月一更的卒更之役与正卒之役一岁、屯戍之役一岁三者都称为“力役”，实际上前者才是真正的徭役，后二者是兵役。服兵役者叫做“卒”，服徭役与服兵役的起役年龄和止役年龄相同，用于服徭役与服兵役的时间都是无偿的，服兵役者在服役期间除从事军事训练与作战活动之外，要从事生产性劳役，二者在这些方面的共性，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区别。因此，狭义的徭役是不包括兵役在内的。古籍中，如云梦秦简，既有《徭律》，又有《戍律》，也是把徭役与兵役加以区分的。本文所指的徭役，就是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徭役。但是，由于严格意义的徭役，也有同兵役相联系的一面，故也不能截然划分②。

①参阅高敏《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见《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3期。①《汉书·食货志》。

②参阅高敏《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见《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3期。

第二节　徭役的类别与期限

一般都认为秦汉有更卒之役、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即戍卒之役）三种类别，即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每个丁男除每年一月的更卒之役外，还要服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共两年。有的更明确地说：秦汉的徭役包括“更卒徭役、戍卒徭役与正卒徭役”三者，如钱剑夫就是这样认为的①。这些说法，都是由于混淆了徭役与兵役的界限造成的。正卒之役，是指凡成年男子在所属郡县作材官、骑士、楼船士等地方兵而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而言。屯戍之役，是指从地方兵中抽调出来去屯卫京师和戍守边防的活动而言。因而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包括为卫士），都属于兵役范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徭役。这样一来，真正的徭役，就只有“月为更卒”之役一种类型。服役的时间，为成年男子每年一月，直到老年免役时为止。但是，事实上，除更役外，还有征调到其他郡县去服超期徭役的“外徭”，也有被罚服役的“赀徭”之役；更有以劳役抵债、抵罚款或抵赎金的“居赀、赎、债”之役，也叫“居役”，本质上是变相的徭役。以下，试就徭役的类别与期限分别述之。

“更役”

凡成年男子每年应服之无偿劳役，每次为期一月。董仲舒所谓“月为更卒”及如淳所谓“一月一更”等说法，均系指此种更役而言。但是二人都未说更役为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服之役，以致有人认为每人一生中只服更役三年②。因此，有必要明确这一点。《汉书·贾捐之传》载捐之称颂文帝“偃武行文，则断狱数开，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颜注引如淳曰：“常赋岁百二十，岁一事，时天下民多，故出赋四十，三岁而一事。”这里的常赋“岁一事”，即正常的情况为每年服更役一次。《论衡·谢短》也说：“一岁使民居更一月。”这就更明确地说明“更役”是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服的一月之役。正因为“更役”为每人每年一月，故当官府复除徭役时，往往有“复之六岁”、“复之十二岁”①及“终身复”、“世世复”②等提法。如果每人一生中只有三年服更役各一月，又怎么可能和有什么必要“复之六岁”、“复之十二岁”及“终身复”、“世世复”呢？至于每个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的时间为一月，这可从当时征发更役的实况获得说明：《汉书·惠帝纪》云：“三年春（公元前192年），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一连两次征发徭役，都以三十天为限，原因就在于每次服更役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不过，实际服役时，往往超过一月之限。如秦简《徭律》几次讲到因役使所为工程质量不合时，需要返工，而且“勿计为徭”，即不计算在固定的役期内，可见“更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

①详见《试论秦汉的“正卒”徭役》，载《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3期。②见《中国史研究》1982年3期《试论秦汉的“正卒”徭役》一文。

①《史记·高祖本纪》。

②见《汉书·高帝纪》、《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外徭”

更役，其服役的地区，一般多在本郡县。如上述惠帝之两次筑长城，所征发的服役者，都是长安六百里内的成年男女，而不及于其他地区的服役者，便是更役不出本郡县之证。《后汉书·独行·范式传》，谓范式“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姓名，傭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孔嵩的服役，属于替人服“更役”而取其雇更钱的类型。其服役的地点在新野县，东汉此县属南阳郡，而孔为南阳人，可见其代人服“更役”者，也不出本郡县。因此之故，《东观汉记》载公孙述被平定后，“事少间”，以致“下县吏无百里之徭，民无出门之役”，更足证服更役之民大都在本郡县服役，而不远离本土。但是，也不排除有远离本土的更役，这便是“外徭”。一般认为：“外徭”是指戍边之役而言，其实不然。《汉书·沟洫志》曾两次提到“外徭”。一则曰：“其以五年（指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卒治河者为著外徭六月。”二则曰：“后二岁，河复决平原，..遣（杨）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复赐（任）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徭六月。”对此处之“外徭”一词，古代注疏家众说不一。例如如淳曰：“《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若有急，当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复留六月。”又孟康曰：“外徭，戍边也。治水不复戍边也。”颜师古不同意如、孟二人之说，他认为：“如、孟二说，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劳，虽执役日近，皆得比徭戍六月也。著，谓著于簿籍。”颜氏的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治河卒系征发更役之卒为之，更役本为一个月，而此因治河之紧急需要，延长至六个月；而且治河之役，不比一般徭役，格外艰辛。因此，官府为了劳赐这些服役者，对他们中不是因为代人服役而没有获得平价每月二千雇更钱者，便允许他们以治河之役期抵销其应服的戍边之役六个月。其所以名之曰“外徭”，是由于这种更役要远离本郡县服役，且其艰巨程度可以相当于戍边之役，故曰“比徭戍也”。以此言之，“外徭”是应服更役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是远离本郡县的“更役”，而且是役期较长和劳动强度大的更役。

关于“外徭”非戍边之役，而且是远离本郡县、役期长和穷苦大的更役这一点，还可以从文帝之诏与卜式曾获得“外徭”赏赐等事实得到证明。《汉书·贾山传》云：文帝即位之初，“减外徭、卫士、止岁贡”。在这里，“外徭”与“卫士”并列，可见“外徭”非卫士之役。而卫士之役，实为从正卒中调派出来的兵士，其守卫京师，同于屯戍之役。“外徭”既与卫士并列，则“外徭”也非屯戍边境之役。又《汉书·卜式传》云：卜式以输财助边之故，武帝“乃赐式外徭四百人”。对此处之“外徭”，也有不同的解释。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钱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另一种说法是：赐外徭，是“在徭役之外，得复除四百人也”。颜师古本人同意后一说。所谓“在徭役之外”，即在更役一月之外，有过期徭役谓之“外徭”之意。按照如淳的“践更”之义，亲服更役一月者每代人服一月之役，得雇更钱二千，则赐卜式“外徭四百人”，即以四百人的雇更钱之数赐之卜式。如果“外徭”是指戍边之役，卜式家何能有四百人戍边而需赐复呢？故“外徭”，不一定是必须超过六个月之役，只要是超过更役一月之役的徭役都可称之为“外徭”。

“赀徭”

在云梦秦简中，“赀”是对社会罪犯的惩罚方式之一，犯有这种罪的人叫“赀罪”①，故“赀”是有罪被罚之意。但随着所犯罪的轻重与性质的不同，“赀”的内容与数量也各异。有罚出实物或折款的，谓之“赀一盾”、“赀一甲”或“赀二盾”、“赀二甲”。有罚出钱币的，如“赀布”，《法律答问》之“邦客与主人斗，以兵刃、殳挺、拳指伤人，■以布”。而所谓“■以布”，即“■布入公，如赀布，入齏钱如律”。由于“布”是当时货币的一种，可与铜钱并行。故“赀布”就是罚出钱币。也有罚戍边的，叫“赀戍”，见《秦律杂抄》，戍期为一岁或二岁。还有罚无偿劳役的，叫“赀徭”，《法律答问》简文云：“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这里的“赀徭三旬”，即罚服徭役三十天。简文把“赀戍”与“赀徭”明显区分，足见戍边之役不在徭役之内，而且二者在服役地点与服役时间方面均不同。前者系戍守边疆，为期一至二年或更多；后者，服役内地，为期较短。因此，“赀徭”即罚充徭役，也是在正常的更役之外的另一种徭役。

“居役”

“居赀、赎、债”，即以役抵罚款，抵赎金和抵债，总称为“居役”。

在云梦秦简中，“居役”是一种变相的徭役名称。秦简《司空律》规定：有罪以赀赎及有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偿，以今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四。公士以下居赎刑罪、死罪者，居于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枸椟欙杕。..葆子以上居赎刑以上到赎死，居于官府，皆勿将司。..居赀、赎、债欲代者，耆弱相当，许之。..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债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居赀、赎、债者，或欲借人与并居之，许之，毋除徭戍。凡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其日未备而柀入钱者，许之。以日当刑而不能自衣食者，亦衣食而令居之。官作居赀、赎、债而远其计所官者，尽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数告其计所官，毋过九月毕到其官。..百姓有赀、赎、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

《司空律》的这一规定，讲的是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以服劳役抵偿罚款（“赀”）、抵偿赎金（“赎”）及抵偿债务（“债”）时的不同规定。其中以服劳役抵偿罚款的作法，叫“居赀”；以服劳役抵偿赎金的作法，叫“居赎”；不过因为所赎刑罪不同，又有“居赎刑罪”及“居赎死罪”之分，合称为“居赎刑罪、死罪”或“居赎刑以上到赎死”；以服劳役抵偿债务的作法，叫做“居债”。“居赀”、“居赎”与“居债”三种方式合称为“居赀、赎及有债于公”或“居赀、赎、债”。有人把“赀赎债”连读，据上述简文，显然为“居赀”、“居赎”及“居债”三者的简称。“居”字在这里是服劳役之意。至于怎样抵偿，法律也作了规定：凡非公食者，“日居八钱”，即不需要官府供给饮食的，每日劳役可抵偿八钱；凡“公食者，日居六钱”，即需要官府供给饮食的，每日劳役只能抵偿六钱。服劳役者的待遇和服役的地点，也以服役者的身份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以服劳役抵偿刑罪及死罪赎金者，要同刑旦舂刑徒在一起服役，除有爵公士以上者不须戴刑具和不穿罪①《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法律答问》简文。

人衣服外，其余都要戴刑具和穿罪人衣服；只有葆子以上的人“居赎”时，可以“皆勿将司”即不受管制；承担上述劳役的人，只要年龄相当和身体强弱一致，是允许他人代替的；凡同一家庭有两人以上服上述各种劳役时，可以“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即可以放归一人，叫他们轮流服役；允许服役者请求他人与他“并居之”，即帮助他服役，但帮助者“毋除徭戍”，即不能免除帮助者本人应服的徭戍之役。凡此种种，都证明这条律文的所有“居”字，都是服劳役的意思。因此，我们称这种抵偿性劳役为“居役”。这种“居役”所不同于“赀徭”、“赀戍”的地方，在于官府所依法惩罚于人的，并不象“赀徭”、“赀戍”那样直接表现为戍边之役和其他劳役，而是直接表现为罚款、罚物、赎金和债负，只是允许被罚者以劳役去偿还而已。因此，表面的赀（罚款或罚物）、赎（赎金）、债（债负），实质上均被折合成劳役去偿还，故本质上是变相的徭役劳动。

到了汉代，仍称这种以抵偿债负的形式的出现的劳役为“居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条颜注引如淳释“更赋”语曰：“《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所谓“践更”，按照如淳的说法，是“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此又称：“卒践更者，居也。”那么，“居”的含义显然包含有受人雇值而以代人服一月更役以偿还之的意思。由于所抵偿者为更役一月，故曰“居更”。《史记·吴王濞列传·索隐》曰：“案《汉律》，卒更有三，践更、居更、过更也。”这里也提到“居更”。由此可见，汉代仍有称以役抵偿形式为“居役”的残留，只因为现存《汉律》已残，无以知其详情而已①。

如上所云，秦汉时期的常役虽只有“更役”一种，但实际上，劳动人民除服每年一月的“更役”外，还要服超期的和远离本土的“外徭”之役、依法被罚的“赀徭”之役及变相的“居赀、赎、债”的“居役”，可见除却兵役之外的狭义徭役，负担也是很重的。

①参阅高敏：《汉代徭役制度辨析》（下），载《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4期。

第三节　徭役的役龄与役期

傅和傅籍

所谓役龄，即成年男子服徭役与兵役的始役和止役年龄；而役期，则为成年男子一生中应服徭役与兵役的年龄段。由于服徭役与兵役，都属于“役”，都是成年男子所承担的，故在役龄与役期方面二者是一致的。

既然只有成年男子才能承担徭役与兵役，则男子一旦成年，就需要登记名册，以为征发徭役与兵役的依据。史籍称登记服役的名册叫“傅”或“傅籍”。《汉书·高帝纪》二年（公元前205年），颜师古注“老弱未傅者”句时云：“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之故，始役的年龄就叫“傅年”，即开始登记服役名册的年龄；有关服役者登记名籍的法律就叫《傅律》，云梦秦简中已有此律名。反之，止役的年龄，就叫做“老”，又称为“老免”，因为达到了“老”的年龄标准就可免除徭役与兵役，《汉律》、《汉仪注》及《汉旧仪》等，均有何时为“老”或“老免”的说法。因此，要明白役期的长短，必先知役龄的起止。

役龄和役期的秦制究竟多少岁为“傅年”即始役年龄呢？由于史籍缺乏关于秦时傅年的记载，前人往往据汉制以推断秦制。最早这样作的，就是刘宋人裴骃。《史记·项羽本纪》载汉之二年，“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年而后役之。”又引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内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由于这里出现了“二十而傅”与“年二十三傅之畴官”两个傅年标准，于是裴骃就认为汉时的傅年标准是二十岁与二十三岁，并引此去解释汉二年的“老弱未傅者”之“傅”。按此时，汉制尚未建立，汉二年的“未傅者”，是按秦制而言的。因此，裴骃之意，无异于是以汉制去推断秦制。后世之言秦汉始役年龄者，多从裴氏此注。然而，裴氏之注，实有可疑。以三国时人孟康之注来说，“古者二十而傅”，究竟是指何时，并不明确。以如淳之注而言，所引《汉律》及《汉仪注》，均非汉二年时所有，无以证明汉二年以前的制度。退一步来说，即使二人所说都是汉初之制，也无以确证秦制也必然如此。因此，秦和汉初的傅年标准仍是一个疑问。

云梦秦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疑团的确证。秦简《傅律》规定：“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又规定：“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这里既讲到了隐匿敖童、申报废疾不确实、百姓年未及老而请求老免以及其他弄虚作假的情况，假如不是登记服役名册，又何至如此呢？因此，《傅律》确为关于登记服役者名册的法律，而且已有何时始傅、何时为老以及如何为废疾等规定，只因律文不全，未能知其详而已。特别可贵的是，秦简《编年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何时始傅的实例。《编年纪》云：“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又云：“今元年，喜傅。”我们知道，《编年纪》记载了上起秦昭王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迄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共九十年间的秦国军政大事，也附载了该墓墓主名叫喜的人的父母的死年、弟妹和子女的生年以及喜本人从出生到登记服役及从军为吏的简单情况。这里的“四十五年”，即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即昭王四十五年的第三个月（因为秦以十月为岁首）甲午日丑时喜出生；“今元年喜傅”，即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喜开始在服役名册上登记。果然“喜傅”之后第二年即秦王政三年，“卷军。八月，喜揄史”。大约是喜参加了在卷的战役，故这年年底就进用为史；秦王政四年初，“喜□安陆□史”；“六年四月，为安陆令史”；“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治狱鄢”；“十三年，从军”；“十五年，从平阳军”。即自从“今元年喜傅”之后，紧接着就服兵役、为吏、为令史、治狱，接着又“从军”，进一步确证“傅”，就是在服役名册上登记。既然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子，傅籍于秦王政元年，从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到秦王政元年十二月为十六年。假如傅籍于秦王政元年十二月前，则喜傅籍之时已满十五周岁，进入了十六岁。只有傅籍于秦王政元年十二月以后，才算满了十六岁。由于喜傅籍的月份不明，尚不能确定他究竟是在年满十五周岁时傅籍的，还是在十六周岁时傅籍的。不过，有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即秦时的傅年标准，既非二十岁，更非二十三岁，而是十五岁或十六岁。

如果再结合文献记载去考察，我们就可以确定喜傅的年龄应为十五周岁而非十六岁。《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攻赵，困赵军于长平，赵军坚守“以待救至”。于是昭王“自之河内”，“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过去总认为这是特例，不能作为十五岁成年之证，今结合秦简《编年纪》来看，知其并非偶然。又《史记·项羽本纪》载羽攻外黄，久不下，及其“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其所以独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者，也应与男子十五成丁有关。更有班昭《为兄超求代疏》云：“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①岂不更证明十五岁成丁吗？秦简《内史杂律》有“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伍新傅”的规定，这也足以证明“新傅”者即刚在名籍上登记服役者，尚非壮年，同十五岁傅的情况正合。把这一系列情况综合起来考察，就益知秦昭王发男子十五岁以上从军的作法，正是秦时以十五岁成丁服役之制决定的。故秦之傅年为十五岁而非二十岁及二十三岁。

役龄和役期的汉制事实证明，汉初之制也同秦制相同。许慎《说文解字·贝部》引《汉律》云：“民不徭，赀钱二十二。”即不服徭役的人，每年出赀钱二十二钱。而服徭役与不服徭役，是以年龄的大小为准绳的。故段玉裁注曰：“二十二当作二十三。《汉仪注》曰：‘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供车骑马。’《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①《全后汉文》卷九六。

三’，亦谓此也。然则民不徭者，谓七岁至十四岁；赀钱二十三者，口钱二十并武帝所加三钱也。”这是说汉代出口钱的年龄标准为七岁至十四岁，而这些人是不服徭役的人；又十五岁为纳算赋者的年龄起点，《汉书·高帝纪》注引《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语可证，然则纳算赋者，即为成年人，也就是应服徭役的人。何况算赋，本与军赋及军需用品有关，益知纳算赋者为成年人。由此可见，十四岁以下为未成年、不服徭役，十五岁以上为成年、服徭役，这种赋年与役年的一致确系汉制。正因为汉初以十五岁为傅年即始役年龄起点，故惠帝之所以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①，也是十五岁成年之制的反映；吴王刘濞之所以自己“年六十二，身自将”和令十四岁的少子“为士卒先”，为的是树立一个“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的年龄上、下界限，以利于多征兵②，同样反映出十四岁以下为未成年者的上限。至于居延汉简中，一方面有“大昌不更李恽年十六”③、“昭武骑士并延里■宪十四”④及“葆鸾鸟宪众里上造雇收年十五”⑤等简文，另一方面又不乏称十五岁以上为“大男”、“大女”的例证。所有这些，都表明汉初以十五岁为“傅年”即始役年龄的起点，这就更可以反证秦时的傅年标准也是十五岁。

然则，始役年龄的起点又如何由十五而傅变成了二十而傅与二十三而傅的呢？《汉书·景帝纪》谓景帝“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又《盐铁论·未通》云：“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由此可见，秦和汉初的十五而傅之制，至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变成了二十始傅，至昭帝时而变为二十三始傅。从此遂成定制，至东汉而无变异。景帝、昭帝先后改变傅年标准以后，而征收口钱、算赋的年龄规定却未变，从而使本来一致的赋年与役年，出现了差异。

至于止役年龄即老免标准，据前引班昭的《为兄超求代疏》所云，为六十退伍；据前引《汉仪注》，为五十六岁，因为五十六岁以后不纳算赋，表明已不服役，且同“年五十六为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的话一致；《盐铁论·未通》所云，也证明这一点。这就是说，秦汉的老免年龄有两种。何以会有此差异呢？据卫宏《汉官旧仪》云：“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由此可见，五十六岁老免与六十老免，是针对不同情况的不同规定，有爵一级以上者，五十六岁老免；反之，无爵者一律六十老免。

明白了秦汉傅年与老年的年龄标准，就可以计算出每个成年男子一生中应服徭役的年龄段。秦和汉初，十五始役，无爵者六十老免，则一生应服四十五年更役；至于固定的为正卒一岁与屯戍一岁的兵役，也必须在此年龄段内完成，秦和汉初徭役的残酷性可以想见！景帝改为二十始傅，以无爵者来说，一生中应服四十年“更役”。昭帝以后，又减为一生服“更役”三十七年。如果是有爵者，则只服三十四年“更役”。因此，傅年的提高与有爵者①《汉书·惠帝纪》。

②《汉书·吴王濞传》。

③见《居延汉简释文》卷三。

④《居延汉简甲乙编》562.23号简文。

⑤《居延汉简甲乙编》15.5号简文。

老免年龄的下降，实为减轻徭役剥削和优待有爵者的重要措施。至于景帝的提高傅年，应与其休养生息政策有关；昭帝之又一次提高傅年，同他实行始于武帝轮台诏的政策转变不无关系①。

①以上参阅高敏《云梦秦简》（增订本）有关篇目；及《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载《求索》1985年1期。

第四节　徭役的服役范围

秦汉“更役”的服役范围至为广泛。大别之，有以下几类。

官府杂役秦简《徭律》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独断》曰：“所进曰御。”因此，这里的“御中征发”，是指地方官征发服役者为朝廷官府服役。凡遇到这样的征发服役，必须立即赴役，否则就要因误期受到惩罚。到了汉代，各级官吏都配有一定数量的服役卒供其驱使，所谓“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都配有一定数量的“伍伯”、“辟车”、“铃下、侍閤、门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②，就是指此种情况而言。

官府土木工程官府土木工程，都由服役更卒承担。秦简《徭律》规定：“兴徒以为邑中之功者，令婞堵卒岁。未卒堵坏，司空将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又云：“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更规定：凡“上之所兴”徭役，其工程“必令司空与匠度之”，“县葆禁苑”及“公马牛苑，兴徒以堑垣篱散及补缮之”。这就是说，凡官府的禁苑及公马牛苑的围墙、壕沟、藩篱等工程，官府的馆舍及衙署建筑，县邑中的城垣修筑等等，无一不由服徭役者承担，而且完成不符合质量标准者都要返工，返工的时间不计算在固定役期之内。

长城、陵寝、宫殿、道路等的修建秦时筑长城、修驰道直道、建骊山墓和造阿房宫等役，虽然役使了不少刑徒、奴隶以及有罪吏，但征发民间徭役是必不可免的，尤其是运输之役，更主要由服役者承担。又“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通甬道相连”，“夫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①，也同样主要为更卒之役所建。故当时人有“戍，漕、转、作、事苦”的概括说明②；《淮南子·人间训》有“秦皇发卒五十万..筑长城，..内郡挽车而饷之”的记载；至于用兵四方时的运役，尤为突出，如秦伐越，“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③；其伐匈奴，“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道死者相望”④；二世时，调材士屯卫京师，“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②《续汉书·舆服志》上。

①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汉书·主父偃传》。

自赍粮食”⑤；由于“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以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①。汉代的情况也不例外，象如淳所说，百姓服更役者，“居更县中，五月乃更”②，承担着郡县的各种杂役；又如惠帝之两次修筑长安城，都是调发长安周围六百里内男女十多万人为之③。汉代在边境地区，“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④。武帝时，“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关”⑤，以致在今日的玉门关外，还可以看到用芦苇和泥土层筑而成的汉长城遗迹，可见汉代的筑长城之役也不少。成帝时建昌陵，“卒徒工庸以钜万数”⑥。黄霸之“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⑦。武帝之通西南夷，“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⑧。武帝时在全国各地兴建水利工程，也动辄发卒数万或十数万不等，事详《汉书·沟洫志》。汉代的治河之役也不少，最突出者为武帝时与成帝时的几次治河之役，每次超过役期，只得以“著外徭”的办法解决，事详《汉书·沟洫志》。至于孝武帝时，宫殿建筑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⑨。据不完全统计，西汉之世，凡建宫殿七十四所，离宫别馆三百余所，台观楼阁三十二所，苑圃园池二十余处，其役使更卒之多可以想见！

郡国煮盐、采矿、冶铁及制作器物之役郡国煮盐、采矿、冶铁及制作器物之役，也多以更卒充之。《续汉书·百官志》载“其郡有盐、铁、工、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均给本吏。”本注曰：“所在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这就是说，凡有盐、铁、工、都水官的郡国县道，都按需要由有郡国县道差遣“吏”与“更卒”给役。东汉之制，实本于西汉。故《盐铁论·水旱》有“卒、徒作不中呈”及“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等记载；同书《复古》也有“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的情况。《汉书·贡禹传》也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西汉时官府多征发更卒同服役“吏”及刑徒一道，从事铸钱、采矿、冶铁及铸作各种器物的劳役。

屯戍之卒也服劳役此外，服兵役的材官、骑士及担任屯戍任务的兵士，除有受训郡国、屯⑤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汉书·严安传》。

②《汉书·昭帝纪》注。

③《汉书·惠帝纪》。

④《汉书·匈奴传》。

⑤《汉书·西域传》。

⑥《汉书·陈汤传》。

⑦《汉书·循吏·黄霸传》。

⑧《汉书·食货志》。

⑨《三辅黄图·序》。

卫京师、官府和戍守边疆等军事性任务外，也得服劳役。秦简《戍律》规定：“戍者城及补城，令嬯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令戍者勉补缮城，署勿令为它事；已补，乃令增塞埤塞。”这说明戍边之卒，也有筑城及修补旧城之役；筑城、补城之役完成后，还有把城池要害处增高加固之役。在京师屯卫者，得给王侯贵戚服杂役。由于这种情况甚多，而且每次役人不少，故景帝特作出规定：凡诸侯王之“薨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①。实际上，这种规定并不起作用，故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六月诏称：卫士“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中，卫于不居之宫”，故有“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的措施②。据居延等地出土汉简所载，屯戍之卒除担任警戒、战斗任务外，还有耕田、修路、制土坯、割茭草、运输货物、修理渠道和传递文书等劳役，有的甚至直称之为“河渠卒”、“守穀卒”和“田卒”，兵士之从事生产性劳役者斑斑可考。

①《汉书·景帝纪》。

②《汉书·元帝纪》。

第五节　徭役的豁免

从表面看，秦汉的徭役与兵役在征发对象方面都具有普遍性与无差别性。如“更役”是凡成年男子每人每年应服的一月之役；又如戍边，是“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之役，“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的③，故盖宽饶之子“常步行自戍北边”④，被誉为美谈。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特别是通过徭役的豁免制度，使皇族、官吏、富人、地主都排除在服役对象之外，全部徭役与兵役实际上都落在劳动人民头上。这从秦汉时期免役的条件与对象的事实看，可明其徭役剥削的实质。

秦汉时期免除徭役的条件，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其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但总的说来，不外“赐复”、“买赐”、“爵复”等三个类型。

第一类型：“赐复”

第一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官府的赏赐，简称为“赐复”。它可分为下列六种情况。

（甲）给勤于耕织而纳粟帛多者赐复：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就规定：“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①所谓“复其身”，即免除一人的徭役，其条件是：“大小僇力本业耕织”和“致粟帛多”。单讲前者，免役对象应包括农民在内，但结合后者，就只可能是私有土地较多的新兴地主阶级分子。

到汉代，这一免役条件发展成了如下二种情况：一是“为三老”者。如汉二年（前205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②按照乡三老及县三老的条件而言，显然是农村中的地主分子。二是“孝弟力田”者，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③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冬十一月诏“朕..旅耆老，复孝敬。”④这种“孝弟力田者”，也是农村地主无疑。

（乙）给“高年”者的赐复：秦时还未见以高年免役的情况，到了汉代尊重老人的风气盛行起来了。

贾山说：文帝“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颜师古注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①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注引张晏曰：“复甲卒，不预革车之赋也。”同年四月，又诏：“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身率妻妾遂其供养之事。”③《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语。

④《汉书·盖宽饶传》。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汉书·高帝纪》。

③《汉书·惠帝纪》。

④《汉书·武帝纪》。

①《汉书·贾山传》。

颜师古注曰：“若者，豫及之辞也。有子即复其子，无子即复其孙也。”②1981年9月，在武威出土的汉简中，有“王杖诏书令”木牍二十六枚，为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时之物，其中讲到“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③（丙）给援军、“从军”有功者赐复：早在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失中卒从事者，复家一岁。”④颜师古注“复勿租税二岁”语曰：“复者，除其赋、役也。”这次免役的对象，大多数是农民，但地区仅限于蜀汉与关中，时间分别为二年与一年。到了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兵皆罢归家。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军吏卒..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颜师古注曰：“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⑤这里的七大夫以下者，多系一般农户；诸侯子及有高爵者，都是贵族家属及官吏。故这次免役范围虽较广，其中农户并不多。

接着汉高帝又接连优复从军归者。如八年（公元前199年）三月，“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其复除范围为平城附近诸城守卒及从军者。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诏：“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①这两次所复对象，虽然包括“士卒”，但绝大部分成了官吏、将领与勋贵，真正的农民是为数极少的。

（丁）给居于特殊地区的居民赐复：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四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

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诏：“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所与。”②这是刘邦优抚其故乡的措施，这中间自然包括农户在内。文帝时，给应募徙边者，“皆赐高爵，复其家”③，欲以鼓励应募者以加强边防，但实际情况却是“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颜注引张晏曰：“长爵，高爵也。虽受高爵之赏，犹将御寇，不得复除逸豫也。”又引苏林曰：“轻，易也，不易得复除，言难也。”④由此可见，虽有给徙边者“复其家”的规定，实际上却并未实行。另外，还有中岳山下居民三百户，“独给祠，复无有所与”⑤，实则这些居民“独给祠”，已经包括贡献与徭役在内。至于东汉，因刘秀生于济阳，故建武五年（公元29年）“诏复济阳徭役”⑥；建武二十年与三十年，分别“复济阳六年徭役”与一年徭役①。明帝以生于常山元氏县，②均见《汉书·武帝纪》。

③《汉简研究文集》中的《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一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④均见《汉书·高帝纪》。

⑤均见《汉书·高帝纪》。

①均见《汉书·高帝纪》。

②均见《汉书·高帝纪》。

③《汉书·晁错传》及注。

④《汉书·贾谊传》及注。

⑤《汉书·郊祀志》。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均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故永平五年（公元62年），“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②。所有这些赐复，都以地区特殊之故。

（戊）给有特殊身份者赐复：所谓有特殊身份者，包括许多种情况，如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③，便是给诸宗室成员免役的措施；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④这同样是给宗族绝嗣者免役；景帝时，遗诏“出宫人归其家，复其身”⑤，便是给宫人免役；武帝时，曾“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⑥，这是给博士弟子免役的规定；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三月，以霍光“功德茂盛”，“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又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五月，诏“复高皇帝功臣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⑦，这都是给功臣后代免役；元帝因为“好儒”，于是规定“能通一经者，复”，颜师古注曰：“蠲其徭赋也”⑧，这是给儒者免役；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二月，“复贞妇，乡一人”⑨，这是给贞节之妇女免役。所有这些宗室成员、功臣后裔、博士弟子、通经名儒及宫人、节妇等，无一不是剥削阶级成员。

（己）为了一定的目的和实行某种政策而实行的赐复：属于这种情况者，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二月，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颜师古注曰：“勿事，不役使也。”显然这是为了奖励生育而实行的免役政策。文帝时，晁错上疏，主张“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颜注引如淳曰：“复三卒之算钱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颜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①这显然是为了增强武备以防御匈奴而实行的政策。又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五月，“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尽四年。”颜注引晋灼曰“不给官役也。”颜师古曰：“收，谓租赋也；事，谓役使也；尽本始四年而止。”又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九月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颜师古注曰：“不出算赋及给徭役。”②所有这些显然是为了安抚流民而采取的措施。

以上六种“赐复”，以官府对百姓施仁政、布恩德、行赈济和奖励等方式出现，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其实质在于给宗室成员及其后裔、官吏将领本人及其后裔、诸侯王子弟、博士弟子、通经名儒、三老力田、节妇宫人，丰沛亲故、高年老人子弟及从军有功者给予免役特权，主要是扶植与优待地主阶级的措施，贫苦农民获得免役权利者为数极少，即使有之，也都是临时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汉书·文帝纪》。

④《汉书·平帝纪》。

⑤《汉书·景帝纪》。

⑥《汉书·儒林传·序》。

⑦均见《汉书·宣帝纪》。

⑧均见《汉书·儒林传·序》。

⑨《汉书·平帝纪》。

①《汉书·食货志》及注。

②《汉书·宣帝纪》。

性的。因此，表面上人人均等、没有差别的徭役、兵役负担，实际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性与阶级性。

第二类型：“买复”

第二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服役者用钱财买得，简称为“买复”。它又可分为下面三种方式：（甲）以入粟于官府获得免役特权：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有“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①的规定；秦始皇时期，进而实行过“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②的制度。及西汉文帝时，因边郡“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③，于是晁错建议：“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④文帝从之。“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到了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县官以除罪”⑤。其具体作法是：“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⑥从此入粟买爵制便进一步制度化了。按入粟买爵同入粟买复，实有一致之处。因为买爵“至五大夫以上”，就可以“复一人”⑦；秦时只要买爵到第四级“不更”，就可以不服更役。由于免役的特权可以随爵位的高低而来，故入粟买爵就等于入粟买复。因此，孝武帝时，桑弘羊“令民入粟甘泉宫各有差，以复终身”⑧，把入粟与复除徭役联系起来了。

（乙）以入奴婢于官府而获得免役特权：关于输奴买复之事，尚不见于秦时史籍。但汉代史籍中确已有之。如文帝时，晁错建议改变边郡的屯戍制度，实行募民实边制。其所募之人，首先是“募罪人及免徒复作”者，其次是“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最后才是“募民之欲往者”①。到武帝时，由于“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复终身”②。这里的输奴婢拜爵，同上述入粟拜爵而获得免役特权如出一辙。因此，到武帝时正式变成了“入奴婢得以复终身”的制度。故入奴婢于官府，也是一种“买复”的方式。

（丙）以入羊于官府而获得免役特权：武帝时，在实行“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制度的同时，又实行“为郡增秩及入羊为郎”的制度。③《汉书·食货志》亦载此制，颜师古注曰：“庶人入奴婢，则复终身；先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复终身；①《商君书·靳令》。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四年十月条。

③均见《史记·平准书》。

④均见《汉书·食货志》。

⑤均见《史记·平准书》。

⑥均见《汉书·食货志》。

⑦均见《汉书·食货志》。

⑧《汉书·食货志》。

①《汉书·晁错传》。

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多者，得为郎；旧为郎，更增秩也。”依此言之，入奴婢复终身，同“入羊为郎”是同一性质的。且郎官，得以侍皇帝左右，官吏有缺，先以郎补；惠帝时，还专门规定给各种郎官赐爵的制度，事详《汉书·惠帝纪》。由此可见，“入羊为郎”，确是获得免役特权的又一方式，也是一种变相的“买复”。上述三种买复的方式，都是对富商、地主有利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入粟、入奴婢和入羊于官府的条件，贫苦农民是无以问津的。因此，通过“买复”，使得大大小小的地主、商贾及其他高赀富人，都能买爵至“五大夫”和“千夫”而符合免役的条件，从而使得徭役与兵役完全落到了贫苦农民身上，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使得“征发之士益鲜”①。元帝时，也因“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②。第三类型：“爵复”

第三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爵级，简称为“爵复”。这种因爵位而免役的情况，同上述因入粟拜爵及入奴婢拜爵从而获得免役者不同，因为它不属于“买复”的范畴，而是通过爵位而自然享有之特权。如前所述，据秦制获得“不更”爵者，就可以不服更役；达到公大夫（二十等爵之第七级爵）以上爵者，便可以与令丞亢礼③。因此，凡因军功、事功和官位而获得爵位者，都在不服徭役、兵役之列。这种因爵而得复者，无疑更是官吏、贵戚和将领，一般平民之爵，在多次“赐民爵”的情况下，也是不许超过第八级爵“公乘”的④，故《居延汉简》中屡见有“公乘”以下爵而仍为戍卒、田卒者，可见贫苦农民是根本无法通过“爵复”途径而免役的。

综而观之，秦汉免役的“赐复”、“买复”与“爵复”三种方式，除第一种可能包括个别一般农户外，其余都是以官吏、将领、贵戚、地主、富商为对象的。故秦汉徭役制度在外表上的关于服役者的普遍性与无差别性等规定，只是掩盖其不平等性和残酷的阶级压迫剥削性质的手段。

上述徭役“复除”制度的阶级性所造成的徭役负担的不合理和不均等状况，尚有一件合法的外衣。除此之外，还有通过非法手段而造成的免役群，更扩大了徭役负担的不合理性与不均等性。例如云梦秦简的《秦律杂抄》有“县毋敢包卒为弟子”的规定，违者县尉、县令都要受到惩处。“包”是什么呢？据《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注引晋灼曰：“包，藏也。”即不许县令、县尉藏匿卒作为弟子。结合秦简《除弟子律》考察，表明官吏弟子有专籍和特权。县令、县尉既藏匿卒为弟子，必与弄虚作假和逃避徭役有关，否则无此必要。秦简《傅律》有不许“匿敖童”的规定，《法律答问》有“匿户弗徭使”的情况，这说明通过非法手段，使应服役免除徭役的状况，秦时已经大量存在，故有为此制定法令的必要。又如西汉时期以“循吏”著称的黄霸，曾“以豪杰役使徙云阳”。颜师古注曰：“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也。”①这说明不仅黄霸本人不服役，而且还役使他人为自己服役。更有何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条。

③《汉书·高帝纪》。

④参阅高敏《秦汉史论集》中有关赐爵制度的篇章。

①《汉书·循吏·黄霸传》及注。

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其家“赋税、徭役不为众先”，甚至根本不纳不役②。东汉之安定地区，“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③。这种非法免役的人愈多，贫苦农民的徭役就愈重；豪强的私役愈烈，劳动人民的灾难就愈深，徭役负担的不合理与不均等状况，就愈为严重。②《汉书·何武传》。

③《后汉书·西羌传》。

第六节　秦汉徭役剥削的残酷性

秦汉徭役剥削的残酷性，不仅表现在如上所述的徭役负担的不合理性和阶级差别性以及早役制等方面，而且表现在“过年之役”与“逾时之役”的大量存在，官吏擅兴徭役的众多，禁止逃役的严格，以及服役者自备衣物制、吏役制、妇女从役制、谪戍赀戍制、居赀赎债制等的存在。

过年、逾时之役秦汉徭役、兵役，虽有“傅年”与止役年龄的规定，也有每年每人服更役一月及一生服正卒之役一年、戍卒之役各一年等固定役期，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以“更役”一月而言，当其所筑城垣、所建苑囿围墙和所有其他土木工程不满一年损坏时，官府责令服更役者返工，而且返工的时间不计算在他们应服徭役时间之内，即秦简《徭律》中多次出现的所谓“勿计为徭”，这实质上等于任意延长了服更役一月的时间。又以“正卒”、戍卒等兵役来说，名义上各为一年，而实际上不乏超过一年者。《秦律杂抄》有“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废；非吏也，戍二岁”的规定；又有“军人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的条款。这是戍边之役超过一年之明证。或谓此为“赀戍”而非正常的戍边之役，不足为据，实则正常戍边之役，也同样有超过一年者。史称：“秦之戍卒”，“死于边”者甚多，以致“秦民见行，如往弃市”①，戍边之役几乎成了无期限的。为了改变这种逾时之役，西汉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八月，“令戍卒岁更”①，这更证明在此之前的戍期是超过一岁的。然而，汉代的边吏，尚且“三年一更”②，戍卒恐怕也不例外。至于卫士之役，名义上也是一年，但一年期满之后，往往强制留下，还美其名曰：他们“自言愿复留作一岁”③，或曰：“叩头自请，愿复留共更一年。”④难道这不是任意延长卫士的服役年限吗？至于不按法定的“傅年”及止役年龄征发徭役、兵役者，更是不胜枚举。前云秦和汉初的起役年龄为十五岁，至景帝时已改为二十岁，但居延汉简中还屡见服兵役者仅年十四、年十五和年十六者；又前云老免年龄，有爵者为五十六岁，无爵者为六十岁，但在居延汉简中同样屡见有爵的戍卒超过五十六岁者，也不乏无爵戍卒超过六十岁者⑤。由上可见，役龄、役期虽有定限，但实际上却多过年、逾期之役的情况存在。因此之故，当时人往往以“古者行役不逾时”和“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为理由，去反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的过年、逾时之役⑥。

官吏擅兴徭役①《汉书·晁错传》。

①《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②《汉书·段会宗传》注引如淳语。

③《汉书·魏相传》。

④《汉书·盖宽饶传》。

⑤详见《居延汉简甲乙编》171.18，562.23，14.13，284.12诸简。

⑥《盐铁论·徭役》。

所谓“擅兴”，即不按法定的役龄、役期和徭役类别等去征发徭役。西汉长脩平侯杜恬之曾孙阳平侯，于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坐为太常与大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徭，阑出入关，免”。颜师古注曰：“择可以为郑舞，而擅从役使之，又阑出入关。”①宣帝时，江阳侯仁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坐役使附落免”②。又祚阳侯仁，于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坐擅兴徭、赋，削爵一级”。③还有宣帝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下诏，要求“吏务平法”，不许“擅兴徭役”④。上述一系列擅兴徭役之事和宣帝之诏，都反映出擅兴徭役状况的严重性。

严禁逃役秦简《徭律》规定：“御史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这说明服役者是不许迟到的，迟到了，按时间长短决定惩罚轻重。秦律还把逃避徭役与服役不足区分为“逋事”与“乏徭”两种情况，《法律答问》云：“何谓‘逾事’及‘乏徭’？律所谓者，当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会，为‘逋事’；已阅及屯车食若行到徭所乃亡，皆为‘乏徭’。”据此，知“逋事”为根本不应役，“乏徭”为参加检阅或已到服役地点而逃亡。法律对二者作出区分，为的是分别进行惩罚。为了防止服役者逃亡，专门制定了《捕亡律》，又有奖励捕亡者的种种措施，被捕到的逃亡者一律以充谪戍。愈到后来，禁止迟役和逃役的法律愈趋严峻，如陈涉卒戍卒九百人往戍渔阳时，途中因天雨误期，按此时法律规定：“失期当斩”，“亡亦死”①。到了汉代，有逃亡者，依军法当斩②。博望侯张骞后期，按“汉法”“当死”③。从居延汉简中，屡见追捕亡犯的简牍，具载明逃亡者姓名、籍贯、年龄、衣着、身长及体貌特征等，以利搜查。统治者对服役逃亡者实行严刑酷法，正是为更残酷地榨取其无偿劳动。

服役者自备衣物云梦出土的秦时简牍中有两枚木牍，其内容是始皇时黑夫与惊两个兵士写给家里的家书。他们二人在家书中，都不约而同地要求家里人给钱以便缝制衣服，或者给丝、布之“可以为禅襦者”，而且要求十分紧急，如果不给，则“即死矣”④。这说明秦始皇时的兵卒，在服役期间的衣服与个人费用，都是自备的，官府概不廪给。这种服役者自备衣物的制度，到汉代依然存在。例如“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①《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②《汉书·王子侯表》。

③《汉书·王子侯表》。

④《汉书·宣帝纪》。

①《史记·陈涉世家》。

②《汉书·高五王传》。

③《汉书·李广传》。

④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附录《睡虎地四号墓木牍释文》，载《文物》1976年9期。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王者已不少矣。”颜注引应劭释“自悉而补，中道衣敝”语曰：“自悉其家资财，补缝作衣。”⑤这正说明被征发到长安服役的人，要自备衣物和“钱用诸费”，以致弄得家财耗尽。因此，他们不想作为郡县之民而想割属于诸侯，以免去远役长安之苦。

妇女从役制服徭役与兵役，本不及妇女。但在秦时，由于连年用兵，土木建筑不已，弄得“丁男被甲，丁女转输”①。西汉惠帝时，两次征发徭役以筑长安城，每次都是男女并征，事详《汉书·惠帝纪》。武帝之时，也由于“军旅数起，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②。妇女从役者之多，表明徭役剥削的残酷性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吏役”制所谓“吏役”制，是在汉代逐步形成的一种带有职役性质的特殊徭役制度。这种服役的“吏”，在其开始时期，还具有低级官吏和职役承担者的二重性。越到后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逐步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服役者，而且被称之为“吏户”，另立户籍，隶属官府，世代相袭，不许改业，其社会地位比一般民户还低。两汉时期，正是这种“吏户”服役制逐步形成的时期。

两汉时期的服役“吏”，或来源国家招募，或来源于官府征发，再以之配置于各级官府。他们既承担土木建筑，又被用于从事各种杂役，还有从事屯田劳役的，更不乏采矿、冶炼、制作器物和放牧国有牲畜者。他们不同于更卒、戍卒的地方，在于其服役往往是通过其所任职务去实现的，故谓之职役；其服役的年限，比一般更卒、戍卒要长；在军队里的服役“吏”，其廪给也比戍卒要多；因而在身份方面，他们也略高于更卒、戍卒。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改变他们作为特殊的服役者的身份性质，只是其地位的卑下、服役的繁杂和另立吏籍、世代相袭、可供赏赐等特征尚未完备化和固定化而已。在整个吏役的发展过程中，两汉时期处于其初期阶段①。

新近出土的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记载了甲渠候官粟君命令其“令史华商”与“尉史周育”二人，替他“载鱼之■得卖”。因为“商、育不能行”，于是商、育二人各出值六十石的牛一头及其他谷物十五石与四十石，都交给候官粟君（“皆予粟君”），作为他们二人雇车给粟君载运鱼之运费（“以当载鱼就直”）。粟君收到商、育二人的财物后，就不再命令他们载鱼去■得，而另外雇佣寇恩载鱼去■得出卖（“借（寇）恩为就，载鱼五千头到■得。”）上述事实，说明甲渠候官手下的令史、尉史，都是职役吏。他们一方面是下级官吏，另一方面又得为其所隶属长官服⑤《汉书·贾谊传》及注。

①《汉书·严安传》。

②《汉书·贾捐之传》。

①参阅高敏《试论汉代“吏”的阶级地位与历史演变》，见《秦汉史论集》。役，供其驱使。华商、周育因故不能给役时，还必须缴纳财物和牛，用以折合僦值，雇人代自己应服之役。故此简所载，形象地反映了汉代服役“吏”的职役性与二重性特征。②谪戍、赀戍制戍是指屯戍边疆之役，正常的戍边，谓之“徭戍”，其名见于秦简《除吏律》。与“徭戍”相对称的，就非正常的“赀戍”与“谪戍”。所谓“赀戍”，即被依法罚充戍边之役。秦简中有“赀罪”之名，“赀”即以罚款、罚物、罚充劳役、罚戍边以抵罪之意。故罚款谓之“赀布”，罚物谓之“赀盾”、“赀甲”，罚充徭役谓之“赀徭”，罚戍边谓之“赀戍”。所谓“谪戍”，即以社会罪犯戍边。秦简《司空律》中有“非谪罪也”的提法，可见必有“谪罪”者。以谪罪者充戍，即为“谪戍”。

关于“赀戍”，前引《秦律杂抄》“不当禀军中而禀者”，如果为“非吏也，戍二岁”；“军人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即其证。“赀戍”不是终身戍边制，随罚期长短而定戍期。但是，“谪戍”却不同，它一般是终身戍边制。“谪戍”在秦简中又被称为“迁”或“迁之”。触犯刑律者，动辄有被“迁”或“迁之”的危险。被迁的地区大都在巴蜀，一旦被“迁”，就终身不还。如《封诊式》的《迁子》爰书载“某里士伍甲告曰：‘谒鋈亲子同里士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无得去迁所，敢告。’”后官府的判决，果如其父所请。《史记·商君列传》云：凡“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可见谪戍之戍。”①至于谪戍对象，据晁错的概括，包括如下几种人：“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②这里一共讲了七种人。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还有“诸逋亡人”，合计为八种。其具体征发谪戍的情况是这样：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阳，以谪遣戍。西北斥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始皇三十五年，“益发谪徙边。”③综而言之，可知秦的谪戍者包括诸逋亡人、有罪官吏、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父母尝有市籍及大父母尝有市籍者凡七种人，再加上秦末“发及闾左”的“闾左”，共八种人。其中所谓“诸逋亡人”，据云梦秦简可知又包括“盗亡”者、“囚亡”者、兵士亡者、服徭役“逋事”者及“乏徭”者、隶臣妾亡者、刑徒亡者等多种情况，故曰“诸逋亡人”，占谪戍对象八种人的绝大部分。因知秦的谪戍之制是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④。

到了汉代，继承了秦的谪戍之制。故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中，屡见以刑徒及弛刑徒为戍卒者，称为“弛刑”或“弛刑士”，《居延汉简甲乙编》诸简文即多其例证，此不悉引。又《汉书·宣帝纪》、《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和帝纪》等，均有“弛刑”之名和以“弛刑”戍边之事。汉武帝①《汉书·晁错传》。

②《汉书·晁错传》。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参阅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有关篇文。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发谪戍屯五原”，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正月，“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出征。颜师古注引张晏释“七科谪”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①由此可见，汉代的谪戍对象，除无“闾左”外，其余均与秦制相同。及乎东汉，谪戍之制依然存在，故明帝、章帝、和帝和桓帝各代，均有以“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天下系囚”及“天子死罪”减一等以戍边之制，分别见《后汉书》诸帝纪，此不引述。至于其他谪戍对象，东汉史籍中已不见以其戍边的记载，可能已经改变，仅以减一等死罪罪人充谪戍而已。

此外，还有早役制，即以实际上尚未成年的十五岁的人服役的制度，已于前述。这无疑是徭役极为残酷的表现之一，因为以未成年者服役，不仅是对其劳力的无偿榨取，而且是对其身心健康的最大摧残。

如上所述，表明秦汉时期的徭役剥削是十分残酷的。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往往“其服役者不下二人”②。特别是戍边之役，死者往往十分之六七。即使是平常的徭役，也由于“苛吏徭役”，使农民“失农桑时”③。“戍徭无已”④，“征发如雨”⑤，故官吏，宗室、贵戚、地主、富商等最希望得到的特权是免役特权。观秦汉统治者所一再发布的免除徭役的诏令，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愿望。地主、富人之所以不惜入粟、输奴婢和入羊于官府，目的也在于取得免役特权。前述贫苦农民逃役者之多，正反映了他们最不堪忍受的是徭役剥削。官府之所以重逃亡之法，也表明剥削阶级所欲极力维护者也是徭役剥削制度。因此，秦汉时期的多次农民起义，多奴隶、戍卒、刑徒、服役吏等参加，这正是反人身奴役制的表现。

①《汉书·武帝纪》及注。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鲍宣传》。

④《史记·李斯列传》。

⑤《汉书·谷永传》。

第十二章　朝廷、郡县和封国

秦汉时期的政治体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从朝廷到郡县和封国，从皇帝到郡县和封国的臣民，都按着身份尊卑的不同来规定不同等级的政治地位。这是一座宝塔形的政治结构，在宝塔的顶巅是皇帝，在宝塔的最下层是广大的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

随着秦统一事业的完成，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汉朝建立以后，仍承袭秦制，虽略有更改，但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却更趋向完备。汉代以后的历代皇朝，不论其政权的组织形式如何变化，基本上都是秦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所以，了解秦汉的政治体制，对于了解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节　朝廷

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朝廷居于京都之内，是全国的政治中枢。朝廷是由皇帝和众多官员构成。在朝官中，又大体可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最高级的官员，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即所谓“三公”；还有职位尊崇而实际不管政务的太师、太傅、太保，即所谓“上公”。第二类是各部门的主管官员，有太常、宗正、光禄勋、卫尉、廷尉、大鸿胪、大司农、少府、太仆等，即所谓“九卿”。第三类是皇帝的亲近侍从官员，有尚书、常侍、给事中等。这类官员形成于武帝时期，武帝为加强皇权，网罗亲信，出入宫禁，参与机密，从而形成了一个决策核心，围绕决策核心的这些亲信官员，可统称为“中朝官”，丞相以下诸卿为“外朝官”。第四类是服务于宫中的官员，有太子属官和皇后属官，这类官员可统称为“宫官”。以上四类官员，都各有许多职位不等的属官，其秩六百石（相当于县令级）以上者，均可称为朝官，有资格参与朝会和廷议。他们构成了庞大的朝官队伍，皇帝则是这支队伍的总首领。这就是朝廷的组织概况。

皇帝皇帝是君主专制的象征。这一名号创始于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曰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

汉因秦之名号，而又有所修定和补充。据蔡邕《独断》云：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

又云：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由于皇帝名号的确定，于是其亲属均有尊号，如皇帝父曰太上皇，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子曰皇太子、皇子，女曰公主，孙曰皇孙等等。

皇帝的尊号独一无二，本身就意味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秦汉时代除了有时因皇帝年幼庸弱而受制于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或地方诸侯之外，在通常情况下，一切行政、立法、财政、军事大权，无不由皇帝独揽；一切任免、赏罚、生杀予夺大权也无不属于皇帝。如《史记·秦始皇帝本纪》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汉武帝时，董仲舒又发展了儒家的君权神授说，给君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君权与神权结合，更加强了君权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当时一般的社会意识，莫不认为皇帝就是天子，是秉承天命统治人民的。如《白虎通义》卷一《爵》称：“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汉书·鲍宣传》也说：“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总之，皇帝的权力是独尊无二的，所以皇帝又称为“至尊”。除了一个虚无而人格化了的天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超越皇帝权力之上的了。

三公和上公丞相。秦在建立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官吏组织中，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在朝廷内确立丞相制度。丞相作为正式官名，是由秦独创的。“丞”与“承”通，有承受之意；“相”的意思是辅助。丞相作为“百官之长”，重要的是上承天子的命令“助理万机”。

秦自武王后，一般都设二丞相，《全秦文》卷一所载秦刻石，多列有“丞相隗林、丞相王缩”或“丞相臣斯，丞相去疾”的署名，二丞相实即左右丞相。《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即是明证。秦以左为上，左右丞相相当正副丞相。有时以中官宦者为丞相，则又有中丞相之称，如秦二世时以赵高为中丞相。“中”乃中宫宦者之称，宦者也叫“中人”，因赵高为宦者，故丞相之上冠以中字。赵高任丞相时，丞相之职不分左右，仅一中丞相。汉承秦制，但有所发展变化。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更名相国。孝惠、高后时置左右丞相。由于汉代以右为上，故其时右丞相为正。文帝时复置一丞相。武帝时曾一度欲置左右二丞相，但始终没有任命右丞相。总之，西汉前期基本上置一丞相。成帝时设置三公官：大司空、大司马、丞相，而丞相官名仍旧。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诏令去“大”，只称司徒。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复置丞相，由曹操任其职。

秦开创和确立丞相制度，完成了战国以来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转变：第一，彻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丞相不但不是世袭的，而且不是终身的。丞相的任免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第二，权力进一步集中。与春秋时诸卿共掌国政相比，掌权的人数少了，开始虽有左右二丞相，实际是一正一副，权力更加集中。这样，权力比较地集中于丞相，而丞相的任免权又操在皇帝手中，相对说来，丞相制的确立加强了皇权。

丞相的权力，在武帝以前较重，武帝削弱相权以后，逐渐变轻，但总的来看，丞相乃人臣中的最高级官吏，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职责范围，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陈平的话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这就是说，丞相所职无所不统，无所不包，上自天时，下至人事，都是丞相的职责范围。它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丞相有选用官吏之权。据《汉书·田蚡传》记载，“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这时的丞相几乎掌握了全部用人权，甚至引起皇帝的不满。

（2）丞相有劾案百官与执行诛罚之权。例如武帝时丞相田蚡奏请武帝案验灌夫，武帝说：“此丞相事，何请？”又文帝时申屠嘉为丞相，奏请诛杀内史晁错，文帝没有批准，申屠嘉后悔地表示没有先斩后奏。这说明丞相既有劾案百官的权力，又有自行诛罚的权力。

（3）丞相有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之权。丞相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并根据官吏治绩的好坏，奏行赏罚。由于这项工作十分重要，所以丞相府设有专人掌管其事。有时为了慎重，丞相就委托各种官员组成临时班子，以仔细考察郡国上计，询问地方情况。丞相还时常派遣掾史直接到地方考察。丞相府又是京畿各郡的上诉机关。

（4）丞相有总领百官朝议与奏事之权。秦至西汉，凡遇重大事情，皇帝常召集百官朝议，或者群臣上议，谓之集议，由丞相主持。集议的内容很广泛，如立君、立储、封赠、赏功、罚罪、食货、选举、民政、法制、礼制、边事等等，皆可议论。集议结果，由丞相领衔奏事，皇帝裁决。

（5）丞相有封驳与谏诤之权。丞相对于皇帝的诏令有不符合法律、制度者，有封驳谏诤之权。如，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为侯，因丞相周亚夫谏阻而未封。又如，哀帝时丞相王嘉将皇帝已下的诏书封还不行。有时皇帝不听谏阻或所议不行，便是丞相的失职，丞相就要向皇帝申请辞职。

上述丞相职权主要在于用人和出谋定策。这是为政的要害，千头万绪的政事无不与之密切相关。

秦虽然确立了丞相制，但在组织上还不是那么完备，丞相之下属官较少。汉代则不同，随着组织的日益健全，属官队伍日益庞大，据卫宏《汉旧仪》说到汉武帝时，丞相府已经有“吏员三百六十二人”。其中比较重要的属官是司直、长史，此外就是诸曹掾属。司直是丞相府中的最高属官，级别相当于郡守，始置于汉武帝，职掌佐丞相，监察检举，并指挥丞相府中其他属官。长史类似相府的总管，丞相府有丞相史二十人，长史为众史之长，丞相有事，常交长史办理，实为佐助丞相，署理诸曹之职。丞相政务繁忙，故设有诸曹掾属，分曹处理政务，如东曹主督察地方，西曹主领百官奏事，还有集曹、奏曹、议曹、侍曹等等，其设置及职掌随着丞相职权的变化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

丞相地位既尊，权力又大，必然要与君权发生冲突，汉初几任丞相如萧何、陈平多能深自贬抑，故君臣之间矛盾比较缓和，但也担了不少风险。武帝开始削弱相权，一部分权力转归尚书。成帝时设三公官，相权一分为三。至哀帝时，连丞相之名也被废掉，改为大司徒。东汉光武时，尚书台正式成为朝廷最高权力机关，名为司徒的丞相有名无实，有职无权，仅备位而已。东汉末，曹操为丞相，大权独揽，皇帝如同傀儡。这时的丞相非复人臣之职，当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秦始皇始置，西汉因之。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更名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又称大司空。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改大司空为司空。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曾一度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其职与司空无异。

御史大夫是“贰于丞相”的副职，位次丞相而高于诸卿，其职责是辅佐丞相，总理国政，故当时称丞相府与御史府为“两府”或“二府”，国家一切政务多归于两府。御史大夫的职掌具体说有如下几个方面：（1）掌管图籍秘书。御史大夫是天子左右亲信发展起来的朝廷高级官员，从历史渊源上看与皇帝的关系比较密切。无论皇帝诏书还是臣民奏章，大都经御史承转并保存，这些机密文书实际是当时的档案，有时连皇帝大臣都感到棘手的大事，只有依靠档案中的先例，即所谓“故事”来处理。鉴于其职比较重要，凡天下图书计簿，都集中于御史府掌管。御史大夫几乎是掌握了以机密文书、档案资料为中心的国家全部图书资料。

（2）纠察百官。考课、监察和弹劾百官，这是御史大夫的正常职权。无论是朝官还是地方官员，御史大夫都有权纠察。御史府设有专职人员负责弹劾朝官和督察地方行政，武帝时还专门从御史府中抽出人员，号曰“绣衣直指”，专办地方大狱等。

（3）受命处理重大政事。御史大夫既是丞相副职，而丞相位高权重，皇帝不便随时差使，或甚至不愿差使，所以有些重大政事，就往往直接交予御史大夫处理。秦至西汉，一直是这种状况。

（4）奉命督军出征。督军也是御史大夫的职责，奉命督军出征则兼有了领兵权力。如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伐匈奴；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讨匈奴，皆是其例。

西汉末年，由于中朝尚书权力的发展，御史大夫的职权与丞相一样，也逐渐转移于尚书。所以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后，虽号为三公，但已成虚位。到光武帝改大司空为司空，司空的职务，与成帝以前御史大夫的性质大不相同，据《后汉书·百官志》说：“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坊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这时的司空已成了专管水土的官职。可见，御史大夫一职，实际只存在于秦和西汉，而真正起作用又是在秦和西汉前期。

御史大夫的主要属官有两丞，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御史丞领御史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御史中丞的职位则比较突出，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年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掌，几乎就集于中丞之职。东汉时，由于尚书诸曹的发展以及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御史中丞分出改属少府。

太尉。秦朝是否有太尉一职不很清楚，但相当于汉代“掌武事”的太尉是没有的。秦朝掌武事的官员有国尉，秦国尉在大将之下，地位不高。汉初开始，太尉成为武官最高称呼之一，但时置时废，并不固定。汉武帝时，罢太尉官，置大司马。成帝时，大司马地位渐次升高，位于司徒之上。东汉光武帝时复旧名太尉，灵帝末年大司马与太尉并置。

太尉的职权是掌武事，实际上在西汉只不过是皇帝的军事顾问，太尉本身并无发兵领兵之权，也很少实际的军政职务。所以太尉的官属较少，就是太尉本职也是或置或省，大抵有军事则置，事毕即省。目的都是为了利用或限制太尉的职权，以维护君权。武帝以后，虽改太尉为大司马，其性质亦不过是加官，空有名号，并无军政实权。东汉光武帝复改大司马为太尉之后，因领尚书事，而其职权逐渐加重，于军事顾问之外，并综理军政。在东汉三公中，太尉地位最尊，属官较前也增多，据载有长史一人，署诸曹事；掾史属二十四人，各分曹理事；此外还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各主杂务。东汉的太尉府，实际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府。

上公。上公指位在三公之上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官。太傅，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初置，中间省，至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复置。太师和太保，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始置。太师、太傅、太保，虽位列三公之上，但仅为虚衔而无实权。西汉末年王莽搞所谓四辅，又加少傅一职。这些尊崇的上公，名义上是辅佐朝政，为帝王之师，实际上只是封建朝廷的装饰品。到了东汉，罢太师、太保和少傅，仅保留“太傅上公一人”，而且时置时省，掌以善导，并无常职。不过，东汉的太傅比起西汉时的地位要高，他们往往是“元功之首”或“为国元老”的国家重臣，又常领尚书事，掌握实权，所以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影响。

诸卿太常。太常，秦官。秦曰奉常，西汉改称太常。惠帝时曾一度又曰奉常。王莽时曰秩宗。东汉恢复太常之称，至建安中又称奉常。

太常的基本职责是掌宗庙礼仪。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祭祀和军国大政的活动均集于宗庙，庙堂即是朝堂。后来朝庙分家，但宗庙祭祀仍是国家头等大事，非常严肃认真而隆重，所以主持宗庙祭祀礼仪的太常被列为诸卿之首。

太常的另一项职责是兼管教育，负责选拔博士与博士弟子。太常员吏八十五人中，有九人“学事”十六人“守学事”，即负责教育事宜。太常的职权在两汉有分化降落之势。汉初三辅有陵庙之县均归太常管辖，从元帝起移归三辅；武帝以后考试之权渐归尚书，太常职权有了明显的削弱。

宗正。宗正，秦始置，两汉除王莽时更名宗伯并曾一度废置以外没有什么变化。宗正是为管理皇室亲族而设的官。皇族外戚均有名籍，藏于宗正府，从西汉开始到东汉，宗室属籍一直存在，可见宗正对于名籍的保存管理相当妥善。西汉朝更对皇族外戚载有属籍者，时常加以赏赐；对于犯罪者，则削除属籍，降为平民，这些手续均由宗正办理。宗亲犯罪当髡刑以上者，先报宗正，宗正再申报皇帝，始能处置，一般司法机关则不能过问。宗正既为掌皇帝宗亲事务之官，所以任此职者不但皆为皇族，且往往是皇族中德高望重者。由于刘氏宗室人口猛增，到西汉末平帝时已有十余万人，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掌握实权的王莽为了便于统治刘姓宗室，便在各郡国设置宗师。东汉沿袭了这一制度。

光禄勋光禄勋，秦及汉初为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光禄勋。光禄勋的主要职责是“掌宫殿掖门户”，为宫内总管。因其居于禁中，接近皇帝，故地位十分重要。秦二世时赵高为郎中令，就是利用这种特殊地位左右了二世。汉文帝以代王立为皇帝，夕入未央宫，当夜即拜其亲信张武为郎中令，巡行殿中，以防有变。可见此官原来是很重要的，只是后来中朝官日益增多，光禄勋的地位和实权才逐渐降落。

光禄勋总领宫内一切，所以属官多，机构大，某些属官的地位也很高。

一类是大夫，大夫掌议论，名目很多，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后更名光禄大夫）、谏大夫等，多至数十人；一类是议郎，亦掌议论，有十二人。这些官员都是皇帝的高级参谋，其中除议郎为光禄勋属官外，其他均与光禄勋没有严密的统属关系，但因为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宫内，所以习惯上列于光禄勋系统。光禄勋的主要属员，是以郎命名的属吏，有中郎、侍郎、郎中等。郎的职责是宿卫门户，出充车骑。有五官、左、右三署。汉代的郎官不仅是皇帝的亲近侍从，而且是备用官员，地方长吏令长多以郎出补，有些著名的执政大臣，如桑弘羊、霍光，也是出身于郎官。

卫尉。卫尉，秦官，两汉期间曾有两次改名，一次是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一次是王莽时更名太卫。卫尉的职务是统辖卫士，卫护宫阙之内。卫士的营房称为“庐”，就在宫墙之下。卫尉与光禄勋比较，光禄勋所领的郎官是皇帝的近侍卫队，而卫尉所领卫士，乃外围警备部队。卫尉属官，除一丞总署曹事外，主要有公车司马令，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吏民上书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有卫士令，主卫士，东汉时卫士令分为南宫卫士令和北宫卫士令，卫士也随之一分为二。又各宫门均有司马一人，主其门警卫。执金吾。执金吾，秦名中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执金吾，王莽时名奋武，东汉复名执金吾。执金吾的职掌是徼循京师，禁备盗贼，也就是说执金吾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宫殿之外、京城之内的警卫和治安工作。皇帝出行时，执金吾还要充任护卫及仪仗队。《后汉书·百官志》引《汉官》曰：“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东汉光武未称帝时，曾目睹过执金吾出巡的威风气势，感叹地说：“仕宦当作执金吾。”由于与警卫工作有关，所以执金吾有权直接逮捕罪犯。东汉时执金吾还可循行郡县。执金吾的属官，除执金吾丞总署曹事外，在西汉有中垒令，掌宫中垒门；有寺互令，掌门禁；有都船令，掌治水，有武库令，掌兵器。西汉又有左辅都尉和右辅都尉，掌分区循缴宗师。其他还有侯、司马以及千人等，均为一般属官。东汉执金吾除保留丞及武库令之外，其余属官皆省。

廷尉。廷尉，秦官，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复名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复为大理。王莽曾改名作士。东汉光武以后复曰廷尉。建安中又改为大理。廷尉的职掌是管理刑狱，为全国最高司法官。依法判罪是廷尉的职责，如果法无名文，廷尉的判例就成为“故事”，可以比作法律。地方上解决不了的案件，要上报廷尉，如果廷尉也不能解决，就要呈报皇帝亲决。廷尉在每年冬至节要亲自处理一批积案。平时如遇重大案件，由皇帝派人参与廷尉会审，名曰“杂治”。廷尉除依法判案，还掌管许多监狱。汉时皇帝对大臣有所谓“召致廷尉”的诏书，即为下狱。在这里，廷尉不仅是官名、官署名，且成了监狱的代名词。西汉武帝以后，有廷尉狱及中都官狱二十六所；东汉仅有廷尉及洛阳诏狱。廷尉属官，有廷尉正一人，主决疑狱；有左、右监，主逮捕事（东汉省右监）；有左、右平，掌平决诏狱（东汉省右平）；其他尚有许多名目繁多的掾史之属，分管具体事务。

大鸿胪（附典属国）。大鸿肿，秦名典客。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大鸿胪。王莽时称典乐，东汉复名大鸿胪。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实主要是礼仪方面的工作。例如诸侯王入朝时迎送、接待、朝会、封授等礼仪，乃至诸侯王的死丧赐谥及拜王嗣等，都是由大鸿胪掌管和安排。同时四方郡国上计之吏来京，也均由大鸿胪及属官管理，因为来京之吏要观光，遇上朝会大礼要参加，此正属大鸿胪的管理范围。大鸿胪下属官有诸郡邸长丞，即专为接待各地来京官员。大鸿胪所掌“归义蛮夷”，指接待或管理边区少数民族或国外的降者与使者，而重点又是朝见的礼仪。这项对外接待工作，成帝以前由典属国负责，典属国是与诸卿并列的一卿，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罢典属国，并其职于大鸿胪。大鸿胪属官，除一丞总署曹事外，主要有行人令、译官令、别火令、郡邸长、使主客、大行治礼丞等，分别主持内外接待、翻译、食宿、礼节等。

大司农。大司农，秦名治粟内史，汉初因之，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大司农。王莽改名义和，又改为纳言。东汉复名大司农。凡国家钱谷租税等财政收入和支出，均归大司农掌管。尤其是在西汉武帝时，大司农通过各种办法，搜罗钱财，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司农的属官，有丞总署曹事。平帝置部丞十三人，每州一丞，主劝农桑；东汉仅一部丞，主帑藏。太仓令，主受郡国传漕谷；均输令，主均输；平准令，主平物价；都内令，主京师库藏；籍田令，主籍田事；铁市长，主铁器买卖事。另外，于各郡国还设立仓长以管仓库，设农监以管农事，设都水以管水池渔利，设铁官以管铁器制造与经营，设盐官以管盐业生产等，统归大司农管辖。

少府。少府，秦官。两汉皆称少府，唯王莽时曾一度改为共工。少府与大司农比较，大司农是国家财政总管，收百姓租赋以供国家费用；而少府则是皇室的财政总管，收山海池泽税和经营园林手工业等以供皇室的消费。少府因系帝室之财政总管，故机构之大，属官之多，在诸卿之中居于首位，诸卿手下协助署理曹事的丞仅一至二名，少府却有六丞。其他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各有令、丞，这一类基本上是管理宫廷内各种事务的属官。有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胞人主供宫内肉食，都水及均官主山水之税。又有上林十池监，主监上林十池。还有中书谒者、黄门、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官令、丞，这一类多本是皇帝左右亲近的宦官。东汉时，少府财政事务减少，一部分职掌并入大司农，只管杂务，不再专管帝室财政，所以机构相应缩小，属官亦有裁减。水衡都尉。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初置，东汉光武省，此职仅存于西汉后期。武帝初设水衡都尉，打算以其主盐铁经营，但告缗以后，国家财政大增，收入集于上林苑，所以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原来铸钱及上林由少府职掌，现在设水衡专管其事，而原属少府的某些属官，也就转归水衡都尉掌管。《汉书·王嘉传》说，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水衡钱和少府钱都是皇帝私产，加起来比国库的钱还多，而水衡又比少府多将近三分之一，说明皇室收入的大部分归水衡管了，所以水衡地位相当高。东汉初省，併大职于少府。这时因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不再分开，少府基本上不管经济收入，水衡也随之取消。太仆。太仆，秦官，西汉皆称太仆，唯王莽时一度更名太御。太仆的职责一是掌皇帝乘舆，一是掌马政。皇帝出行时，太仆要亲自为皇帝驾车，因其常在皇帝左右，故其地位相当重要。至于太仆所掌的马政，一部分供天子用，即所谓“家马”，一部分供军国用，这是马政中的主要部分。太仆的属官，除一丞总署曹事外，主要就是一些掌马政之官。据史载西汉有六牧师菀和三十六厩，都是牧养家马和军马的大型马场。如“未央”、“家马”、“龙子”、“闲驹”、“路軨”、“承华”等，均为马场名号，各有令、丞或监、长之类的官员主管，而统辖于太仆。

将作大匠。将作大匠，秦名将作少府，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

更名将作大匠。王莽时曾改名都匠。东汉初恢复将作大匠之称，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省，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复置。将作大匠的职责是掌治宫室，亦即掌管基本建设，如营建宗庙、宫室、陵园等，并包括宫室和陵园绿化在内。这些工程，有的相当浩大，比如起陵邑，每一新皇帝即位即开始动工，直到死去，下一帝又复如此，长年累月，无止无休。除国家正常工程之外，将作大匠还常受诏营建某些大臣的宅第，更是不胜繁忙。将作大匠的属官有丞二人，东汉减至一人。此外还有左右中侯，掌施工。有石库令，主石料保管及加工。有东园主章令，主木材及木器制作。巨大的土木工程，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劳动力多以刑徒充之。西汉设有前、后、中三校令，东汉又增左、右校令，分别掌管工徒。

中朝官武帝以前丞相权重，从武帝开始到宣帝，为削夺相权，搜罗亲信，逐渐形成一个起决策作用的中朝官系统，亦即朝中之朝；与之相对而言，丞相以下的朝官则为外朝，于是有中外朝之分。中朝官人员的构成基本有两类：一类是所谓天子的宾客，他们在政府组织中并没有什么地位，却往往持着侍中的头衔参与机密；另一类是文武官员中的心腹之臣，武官有大司马、将军，文官有大夫、博士、尚书等，也是加上待中或给事中头衔，从而成为中朝之官。中朝官系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除了大司马、大将军一度权兼内外之外，再就是典掌枢密的尚书台最后接管了丞相府的事权，尚书和侍中等官位日益隆重。兹分述如下：1.将军。将军一官，由来已久，开始只是高级武官的统称。在一般情况下，将军是对武将的一种尊称；在统兵作战时，将军则是指的主帅。秦汉时将军名目繁多，最尊者为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其次是车骑将军和卫将军，这四种名号的将军，地位相当于丞相之类的诸公；又有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四种名号的将军，相当于太常之类的诸卿。以上两类将军，均为重号将军，是皇帝的最高级武官。重号将军以外，还有许多杂号将军，或者说列将军，这些将军各有名号，诸如游击将军、骁骑将军、振威将军、扬武将军等，仅据《西汉会要》所列，名号就有百数十种。杂号将军并非常设官职，多为临时设置，事毕即罢。将军以下的中级武官就是校尉和都尉，亦各有名号。自大将军至校尉、都尉，这些众多的武官，自然并非都是中朝官，但如加侍中或给事中的头衔，就可以列入中朝官系统。自武帝以来，重号将军往往“领尚书事”，执掌朝权。例如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为中朝官的首领，实际权力在丞相之上。

2.尚书。尚书即掌书，原是君主身边主管文书的小吏。秦制，尚书属少府，并且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以及左右曹诸吏，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办事机构。武帝为了削夺相权，强化君权，就更多地利用尚书办事，并任用宦官为尚书，名曰中书或中尚书，若用宦官为令，即曰中书令。尚书既是皇帝近侍，办事职能又日益增多，所以地位渐重，这是尚书职能转变的开始。元帝时，中书令石显专权，进一步加大了尚书职权。成帝时建三公官，以前由丞相总理政务的朝廷，一变而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分权的朝廷，权力三分，三公互不统辖，实际是总归于皇帝，皇帝就委政于尚书，尚书职权陡然扩大，名额也随之增多，除令与仆射外，有五尚书分曹治事：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三公曹主断狱事。这时的尚书，尽管职权范围很广，但实权仍不算太大，尚书基本上是作为中朝的一个政务办事机构，起上传下达的作用，真正的权力，基本控制在皇帝及其委任的权臣手中。到东汉，尚书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东汉虽也有一个以三公为首、诸卿分职的朝廷，但实际上国家大权完全集中于宫廷，即集中于尚书机构。尚书虽仍然“文属少府”，但威权与日俱增，实际已从朝廷中分离出来，一变而为直属皇帝的尚书台。因为台在禁中，又称中台，凡尚书均称为台官。尚书台既是皇帝实行独裁政治，高踞于朝廷之上的御用机关，又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尚书不仅参与国家机密，起决策作用，而且出纳王命，发号施令，诸如选举、任用、考课、弹劾、诛赏、治狱等大权，无所不总，包揽一切。这时的尚书机构，规模又进一步扩大，令与仆射之下有左、右丞，诸曹尚书之下各有侍郎与令史。尚书台俨然成了朝廷中的一个小朝廷，台官则成为一种凌驾于百官的特权集团。

3.侍中、给事中等加官。加官就是加授一种官职，更亲近于皇帝，享受优宠待遇或特殊权力。《汉书·百官公卿表》在叙述朝廷官职之后曰：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学法，散骑骑并乘舆车。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

这段概述简明扼要，但失之笼统，不过从侍中、中常侍、给事中等名号来看，加官都是接近皇帝的。这些加官在政治上乃至生活上侍从或者常侍皇帝，或给事殿中，或出入禁中，加这些官号的官吏，当然就属于中朝之官了。所以《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如果再加上左右曹、给事中等，那么以上加官就是中朝的主要成员。加官大体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得出入禁中的，如侍中、中常侍。侍中，西汉作为加官，东汉则成实职，其职是入侍天子，分掌乘舆服物，并賛导众事，顾问应对；常侍即经常侍从，冠以中字，指宦官任常侍，中常侍侍候皇帝，西汉时亦作为加官之号，而东汉转为实职。一类是天子的亲近执事之官，如诸吏、左右曹、散骑等。诸吏、左右曹原指皇亲左右近臣，武帝时变为加官，加此官者，地位即有变化，成为枢机重臣，或受尚书事，或得以举法案劾，东汉以后这类加官已不见记载。散骑是骑而散从，没有常职，皇帝赏识，即加此号，得以重用，东汉时演变为散骑常侍。给事黄门给事于黄闼之内，即服务于禁门之内，加此号者，亦属亲近之人。还有一类是备顾问应对之官，如给事中。给事中即给事于殿中，此职所加多大夫、博士、议郎或名儒重臣。东汉以后的给事中，其性质已和西汉的加官不同。

宫官1.太子官。秦汉封建专制时代，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皇帝的继承人，为了保障皇位一姓继承，同时又避免同姓争夺皇位，秦汉时代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为了确保皇位传与皇太子，特为太子设立一套官职。太子官的最高官职是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的级别相当于诸卿，名义上是太子的老师，实际上除教授太子，还主管太子家政。太子太傅职掌辅导太子，太子少傅以辅导太子为职，并悉主太子官属。这些官属有：太子率更令，职似光禄，主庶子、舍人更直；太子庶子、太子舍人，职似三署郎，主更直宿卫；太子家令，职似司农、少府，主仓谷饮食；太子仓令，主仓谷；太子食官令，主饮食；太子仆、太子厩长，主车马；太子门大夫，职比郎将；太子中庶子，职如侍中；太子洗马，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太子中盾，主周卫徼循；太子卫率，主门卫士。西汉时太子尚置有詹事一职，略低于诸卿，东汉省。

2.皇后官。秦汉时代，封建贵族大多一夫多妻。皇帝之妻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宫教不修，后妃之制不定，就难于确定皇位继承权。为确保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皇后称为中宫，也有一套行政机构。西汉时期，皇后卿有詹事（又名中少府）、将行（更名大长秋）、中太仆、中宫卫尉。皇后卿级别略低于诸卿。詹事即管家，有丞佐之，属官有：中长秋，关通内外；私府令，主中藏币帛诸物；永巷令，主宫人；仓令，主仓谷；厩令；主车马；祠令，主祠祀；食官令，主饮食。大长秋，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有丞佐之，属官皆为宦者，有：中宫仆，主驭；中宫谒者令，主报中章；中宫尚书，主中文书；中宫私府令，主中宫私府物藏；中宫永巷令，主宫人；中宫黄门冗从仆射，主黄门冗从；中宫署令，主中宫请署天子数；中宫药长，主医药；中太仆，掌舆马；中宫卫尉，掌宫门卫屯兵。东汉时期，中宫三卿皆省，高级官吏唯留大长秋一人，故以上属官均统于大长秋。

以上公、卿、中朝官、官官四类官员，皆为朝官。四类朝官，上有皇帝，下有佐属，构成秦汉的封建朝廷。从级别上看，公、卿以及宫官中的太子卿和皇后卿大体都在二千石（相当于郡守）或二千石以上，中朝官中则级别不等，高者二千石以上，低者六百石左右。这四类官员的属官，级别也不等，高者有两千石者，低者数百石，但多数为六百石（相当于县令）以上。按汉法规定，六百石以上可以参与朝会，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上述公、卿、中朝官、宫官及其属吏，基本上都可以有资格参与朝会。既可参与朝会，就具有议论国政的权力。但多数廷议，参加者都是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大员。而且各个时期的情况不尽相同，官职有改异，权力有转移，职掌有分合，故不可一概而论。总的原则是皇帝力图把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

第二节　郡县

秦汉的地方行政，基本上是郡县制。秦是单一的郡县制，两汉则郡国并行，仍以郡县制为主。秦统一六国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增至四十余郡。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其中有郡八十三。东汉顺帝时，凡郡国一百五，其中有郡七十九。诸郡规模、情况并不平衡，就户口幅员而论，有大小之别；就政事难易而论，有剧（难治理）、平（一般）之异；就地区而论，有远近、内外之分。诸郡之中，由于京辅之郡地处中心，最为重要，所以京辅太守地位最高。秦的京辅太守名曰内史，掌治京师。西汉景帝时京辅地区分为左、右内史，武帝时又分而为三，名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统称三辅。东汉迁都洛阳，京辅太守名曰河南尹。两汉的京辅太守，均秩中二千石，得“奉朝请”，亦即可参与朝会，而一般太守秩两千石，没有朝会的资格。京辅太守显然高于一般太守。无论京辅之郡还是一般的郡，均领辖若干县。秦汉地方行政基本上是郡县二级制。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8年），把全国划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部或州，各设刺史一员进行监察，久而久之，州刺史成了固定的地方行政长官，州也由监察区域变为行政区域，这样，汉的地方政府又由郡县两级变为州、郡、县三级。不过，这有一个过渡过程，其最终完成应该说在东汉后期。两汉的多数时间内，州仅作为监察区而不是作为政区出现的。

州官的设置和演变1.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初为朝廷官职，始置于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4年），是武帝因巫蛊一案而临时设置的督捕官。所以最初司隶的职责是率领徒隶从事掘蛊并督捕京师奸猾。巫蛊案以后，司隶保留下来，其职为督察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七郡。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省司隶校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复置，但称司隶。东汉沿用旧制，司隶校尉的地位较西汉为高，当时皇帝有特诏，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京师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的常职是督刺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其职与刺史略同，但由于京辅诸郡是朝廷的所在地，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比较集中，所以司隶校尉有着一般刺史望尘莫及的特权。司隶有持节的特权，可以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节即符节，是皇权的象征，持节者可代表皇帝行事。司隶这种持节特权在元帝时由于司隶校尉诸葛丰持节纠察元帝宠臣许章，才被解除。司隶校尉对于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所不纠，对于京师近郡的罪犯，则依照诏令，有捕杀之权。司隶校尉的属官，有较高的从事和较低的假佐两类。东汉从事十二人，有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功曹从事，主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主奉引校尉行部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兵曹从事，主兵事；其余七郡各一从事主督察，共为十二。假佐为掌各种杂务的小吏。

2.刺史和州牧。秦统一六国后，没有特划监察区，政区以郡划分，郡置守、尉、监各一人，监即监御史，主监察，所以郡既是行政区，又是监察区。监御史隶属于御史大夫，掌监郡。其地位不高，但权力很大，不仅省察郡守治状，而且可以监军带兵。汉初曾一度沿袭此制，目的都是代皇帝监察地方官吏。武帝时分全国为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朔方、并、幽、交等十三部州作为监察区。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位下大夫，秩卑而权重，即有权督刺二千石的郡守。刺史直接受朝廷御史中丞管辖，分别监察各州，开始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截黎元，山崩石裂，袄祥讹官：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阿附豪强，通行货略，割损政令。六条问事主要是督刺二千石郡守。以后监察范围扩大，凡州内朝廷命官都在督刺之列，并有选举与劾奏权。刺史每年回京师奏事一次。地方政绩如何，全凭刺史上奏，郡守对刺史多敬而畏之，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积久成制，也就变为行政长官。西汉末期，刺史曾两度改为州牧，秩为二千石，但真正掌握军政实权，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是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之后。灵帝中平五年，刺史改为州牧。州牧与刺史的区别不仅在于六百石变为二千石大吏，更主要的是监察官变成了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武帝初置刺史，巡行郡国，无固定治所，属吏也很少，后来渐有治所，并形成一套幕僚组织。州刺史的属吏和司隶一样，皆有从事史、假佐。从事史也叫从事，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簿曹从事、兵曹从事、部从事史等，假佐一类，亦与司隶略同。

郡守和郡廷官吏1.郡守。郡设守一人，又称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为朝廷所任命，代表皇帝治理一郡，所以除对朝廷负责外，在一郡之内则是郡守专制。其职权相当广泛，凡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以及兵事等，可以说职无不总。

（1）辟除权。秦汉时期，郡守及其佐吏丞、尉等虽由朝廷任命，但郡守的幕僚属吏，则可自行署置。其任用方式，或召、或请、或署，都是辟除的意思。在汉代，除京辅郡属吏可用他郡人外，一般辟除的郡吏都是本郡人。郡的下层行政长官县令长是由朝廷署置，郡守不得更调；但遇其不能胜任，则可置守令（代理县令）以摄理其事。至于真令有缺，郡守则更有权力选署守令。按当时法制，令长有罪必须先请，郡守不得擅自治罪，但事实上，郡守不但擅治其罪，而且可以随意加以驱逐。

（2）选举权。汉法规定，郡守任满一年后便有选举权。选举即由地方选拔向朝廷推举人才。这种选举，或为皇帝的特诏，指定其选举的科条；或为岁贡，依所定科目员额选举。诸如孝廉、贤良方正、文学、茂才、异等、明经以及有道之士等，皆在郡守选举范围之内。郡守虽有选举权，但如果不能选举人才，或举而不当，郡守本人也要坐罪。开始察举尚严，以后渐滥，郡守利用选举权以结私恩，形成了汉代门生故吏的关系网，助长了地方与朝廷的离心力量。

（3）自设条教。秦汉郡守可以因地制宜，自设条教，或劝民农桑，或整齐风俗，以及举办文化教育等各项地方事业。其中一些好的条教，往往还被推行到全国。如景帝对蜀郡守文翁在郡中起学馆，武帝令天下郡国仿蜀学馆建立学校，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4）赏罚、司法和监察权。郡守还具有一郡的赏罚、司法和监察权。因郡守有赏罚权，故置功曹，主选署劝劳、议论赏罚；有司法权，故置决曹，主治狱及罪法事。其中司法最重要，政平讼理是郡太守治绩的重点内容之一。郡守的监察权，主要是监察其所属县之长吏，其监察权是与其任免、赏罚等权相辅相成的。郡守行使监察权，必须以时巡行郡内，即所谓“常以春行所主县”，也有的郡守采取私访的方式。郡守亲自巡行所属县，按规定一年一次，私访则非正式制度。其对属县行使监察权，主要由督邮分部行县，分部多少，郡守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5）生杀予夺权。从法律上来说，郡守并无决杀权，虽罪至死，亦必先奏请，以待秋决。有时因特殊原因，令郡守得便宜从事或以军法从事，但除这种特许的权力外，太守却不得专杀，然而这只是法律上的规定，奏请实际上往往徒具形式，类皆报可，甚至先斩后奏，或以论决为报。随着郡守权力的膨胀，郡守甚至可擅杀县令。

（6）兵权。郡守又称郡将，实际握有一郡兵权。不过秦和西汉时期，地方如有重要军情，一般是由朝廷命将置帅，郡守不得擅自发兵。如郡守发兵，须有皇帝虎符，或边郡军情紧急，事后必立即上报。东汉郡守职权渐大，建武中省都尉，并其职于太守，虎符发兵的制度渐坏，再加上东汉后期镇压农民起义及各族反抗的需要，郡守就有了发兵、领兵之权。一般州郡有事，常由刺史、郡守亲自领兵。东汉末，刺史、太守不仅领兵，且可募兵，往往变为私人部曲，父子相袭，造成割据因素。

（7）财权。郡守治郡，要依靠庞大的郡府组织乃至数量不等的军队。这些都必须有财政开支，还有郡守本人的俸禄，这一切经费均由国家拨给，由郡守支配。国家一般是从本郡赋税收入中拨给，收入少的边郡则由内郡调拨。按规定拨给的部分需每年上计，过此则须事先上报奏请。郡守只能在规定范围内行使财权，朝廷则通过上计制度控制。但实际上郡县地方官往往不顾经法，附加私调，不统于上计之数，这样朝廷就无法控制。除正式经费和非法私调，各郡还都有一些公田和山泽之利，收入亦由郡守支配。

秦汉郡守官职十分重要，郡守治理的好坏，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故汉宣帝有良二千石之叹。因此，朝廷非常注重郡守人选，并根据其治绩给予奖惩。

2.郡廷官吏。郡守之下的郡廷组织，因任命不同，可分为佐官与属吏两类：秩二百石以上者由朝廷任命，有丞、长史、都尉等，谓之佐官；秩百石以下者由郡守自行辟除，如功曹、五官、督邮、主簿等掾史，皆为属吏。（1）郡佐官。郡佐官为朝廷命官，有丞、长史和都尉。丞佐助郡守，有时可代理郡守行事，如郡守在作战中死亡，丞有权临时代理。边郡设置长史，掌兵马。东汉时边郡省丞，由长史主丞之职，而另置将兵长史，专主兵事。都尉，掌佐太守分管军事。秦时名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更名都尉。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内郡都尉。都尉秩比二千石，略低于郡守而高出于丞与长史。都内一切军事行动，均由郡尉具体负责，每年都试，也由郡都尉负责主持。维护境内治安，则是都尉的日常工作。都尉也和太守一样以时行县，但不管民事，专司盗贼。郡尉有自己的治所和属官。都尉治所，有的与郡守治所不在一县；都尉属官，除与太守一样有丞、掾、史、属、书佐等文职以外，更多的则是各种武职。

（2）郡属吏。郡属吏低于郡佐官，由郡守自己辟除，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功曹、五官掾和督邮，为郡府右职。功曹主选署功劳，包括郡吏的任免和赏罚。五官掾是一种荣誉职务，无一定职掌，其实是什么都管，功曹缺任，可以主功曹事，其他曹缺任，则可主其他曹事。东汉时，五官掾常主祭祠，从而列于诸吏之首。督邮主巡行境内，督察长吏，主要是督察县政。一郡往往分为两三部或四五部，各设一督邮充当郡守耳目，故督邮多选郡守所信任而又精明能干者充任。第二类是郡守门下亲近属吏，有主薄、主记室史、少府，门下督盗贼、府门亭长、书佐、循行、幹、小史等。主簿无固定职，拾遗补阙，代读书教、奉送要函、迎接宾客等均为主簿所职。主记室史主记事、簿书等。少府总管太守私人财政，与朝廷之少府性质相同。门下督盗贼主兵卫，类似郡守的侍卫队长。府门亭长主守府门。书佐主秘书工作，包括记录、缮写、起草、宣读等等。循行为低级散吏，类似门下食客。幹、小史均为郡府做杂务工作的卑末之吏。第三类是列曹，为郡廷各部门办公机构，户曹主民户、祠祀和农桑。比曹主管检核之事。时曹主时节祠祀。田曹主田事。水曹主兴修水利。将作掾主工程兴建。仓曹主仓谷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集曹主各县上计。漕曹主水运。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兵曹主征集和输送兵丁。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辞曹主辞讼事。决曹主决狱。医曹主医药事。第四类是上计掾史。地方上计中央，由来已久，最初由地方长官亲自上计，西汉时改为守丞，长史代劳，武帝时又有上计掾史随行，东汉则专由上计掾史上计。第五类是学官。武帝以后，郡国皆立学校，并设学官以管理其事。学官即文学掾（或文学史），其职责是管理学校，教授弟子，也兼管郡内教化、礼仪之事。第六类为特设官。因各地物产不同，某些郡特设机构和官吏管理，西汉时由朝廷派出官吏，直属朝廷某一系统，东汉改属地方，成为郡的属吏。如铁官、盐官、工官、木官、橘官、三服官、都水官等，各设令、丞以主其事。上述六类之外，还有一类是散吏，即闲散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吏，这类人或以德高望重，志节清白，才能出众，而又不愿任职，郡守则以散吏名义养在郡府，待以师友之礼，以备顾问。

郡廷官吏是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由于郡守有权任命属吏，所以属吏往往与郡守结为一种私恩关系，他们心目中只有郡守而无朝廷。东汉时，逐渐发展为对抗朝廷的地方势力。

县廷及其基层官吏秦孝公时把全境划分为四十一县。秦统一后有县多少不可详考。汉代与县平级的政区有国、邑、道。国为列侯所食之县，邑为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之县，道为少数民族所居之县。西汉时凡县、国、道、邑千五百八十四，东汉顺帝时千一百八十。县以下还有乡、亭、里等基层组织及其官吏。

1.县廷官吏。县的行政官署也称廷或县廷。县廷官吏由县令、长，县丞和县尉，以及县属吏三种官吏组成。

（1）县令、长。从秦开始，普遍实行了县万户以上置令、万户以下置长的制度。县令一般为六百石，高者有的千石，县长不满六百石，因所治县人口少，所以略低于县令。县令、长在秦简中又称为县啬夫或大啬夫，在王莽时曾改为县宰。秦汉的大部分时间统称为令长。县令长的职责是掌治其县，凡县内一切事务无所不管。有些令长比较勤于政事，注意人民疾苦，因此往往流人附归，受到人民的爱戴，或挽留，或怀念，或立祠。如果令长得其人选，是能对一县起良好作用的。汉制，县令长的铨选途径较多，或由“察廉”，或由“治剧”，或由“茂才”、“孝廉”，或由“征辟”，或由“吏积功”，而其主要途径则是由郎官出补。东汉初期以前，朝廷对于郎选比较重视，县令长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称职的。东汉自顺帝以后，选官制度日益破坏，地方令长多非德选，而到灵帝时，宦官专权，黄门子弟为令长者满天下，放肆渔肉人民。皇帝又贪财卖官，致使吏治大坏，东汉亦随之衰亡。

（2）县丞和县尉。县丞和县尉都是县佐官。秦时每县皆有丞，但没有见到县设尉的记载，两汉每县皆有丞，又设有县尉。县丞在县的地位，要高于郡丞在郡的地位。郡丞的职责仅仅是掌佐守，郡守可以重用，也可以不重用。县丞则不然，除了佐令长之外，还兼署文书，并主仓事和刑狱囚徒。也就是说，丞佐助令长之外，还能独立地处理仓、狱等事。仓、狱是县政中两件比较重要的事，由县丞专管，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一般说来，每县只有一个丞，但都城所在地则不止一丞，如西汉长安就有左、右丞。县尉的设置，每县情况亦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大县设二人，小县设一人。所谓大县小县，不完全以户口多寡为限，主要是以地区范围的大小而论。都城所在县，设尉就更多，西汉长安县有左、右、广部、明部四尉，东汉洛阳也有东西南北四尉。县尉的选任与令长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原来地位要略低一些，或者多少与武事有点关系，多是从两千石的掾属中调选的。县尉的职责，主要是维持境内治安，掌一县的军事。县尉对于令长有一定独立性，有时还可与郡廷发生直接联系，而且有自己的单独治所——官廨，有自己属吏，例如尉史、尉从佐等。

（3）县属吏。秦和汉初，县廷的主要属吏是令史。武帝以后始逐渐有所变化，形成一套制度和名称，如分曹置掾之类。在分曹置掾以后，大体和郡属吏一样，各有名目和职掌：第一类是功曹和廷掾：功曹职总管内外，是县廷主要属吏，所以被称为“主吏”，在属吏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上可代表县令长，下可指挥游徼、亭长等。廷掾，相当于郡的五官掾，列曹有缺，均可代值，而在祠祀方面则居于功曹之前，处于首位，另外廷掾经常下乡巡行，充当令长耳目。第二类是门下亲近吏：主簿，在县廷内地位仅次于功曹，但比功曹亲近，为诸门下吏之长。主记、录事，掌记事和文书。小府，又称少府，主出纳、饷粮及金铜钱布。门下游徼，门下贼曹，掌督盗贼。第三类是列曹：其主管民政方面的有户曹，主户口名籍婚庆祠祀诸事；田曹，主劝课农桑；时曹，主农时节气；水曹，主水利之事；将作掾，主土木兴作。主管财政方面的有仓曹，主收民租；金曹，主收市租。主管交通方面的有集曹，主供纳输；法曹，主邮驿科程事；道桥掾，主修阁道；厩啬夫，主饲养。主管军事方面的有兵曹，主兵事；库啬夫，主兵械，尉曹，主卒徒转运。主管司法治安方面的除贼曹外，还有狱掾史、狱司空，主决罪和牢狱；传舍、候舍吏，监督行人；守津吏，督守津口；市掾，主市租和治安；少数民族杂居之县又设盟掾，主少数民族事务。第四类是校官，汉代县的学校曰校，置经师一人，主教育。第五类是散吏，其职与郡散吏略同，而地位低于郡中散吏。2.乡里官吏。县下的最基层是乡、亭、里等组织，乡里基层官吏虽非朝廷正式任命，但其地位至为重要，举凡国家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等，无不由乡里官吏承担。秦汉乡里官吏情况各不相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以啬夫为主的乡官。秦汉之制，县以下分为若干乡。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平帝时有县、道、邑、国千五百八十七，有乡六千六百二十二，平均每县辖四乡有余。《后汉书·郡国志》有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注引《东观书》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一，平均每县辖三乡有余。乡的官吏有啬夫、三老、乡佐和游徼。啬夫是乡中的主管官吏，职掌听讼与收赋税。啬夫根据其乡大小又有区别，一般大乡设有秩啬夫，或简称“有秩”，秩百石，郡所署为在册之吏；一般的小乡则设一啬夫，不名有秩，即不属国家正式官吏。三老是主管教化的乡官，往往设于大乡，选德高望重的耆老充任，三老不是行政职务，亦无俸禄，但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往往列于啬夫之前。乡佐是啬夫的助手。游徼，掌徼循盗贼，直属于县廷，也可说是县廷派往乡间的巡察吏。

（2）亭长和亭吏。亭和乡是同一级的单位，但其设置的地点与作用不同。设在城市中的亭，是县以下里以上的单位，亭下辖里，如同乡下辖里一样。设在乡村中的亭，称为乡亭，往往是乡村中的一个小集镇，或处于交通要道之上。这样的乡亭具有客舍和邮传的作用，而乡亭官吏同时又负有督禁盗贼的责任。亭的主要官吏是亭长，由县廷任命，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并听从县尉指挥。亭长之下有亭佐，佐助亭长；有亭候，主候望盘察行人；求盗，主求索盗贼等。

（3）里正、典和老。乡下设里，里下又有什伍，什伍指五家或十家的组织，几个或十几个什伍组织构成里。里有里正，或称里魁，兼有官民二重身份，负责一里事务。什伍组织，按秦制是主五家者曰伍老，主十家者曰什典，汉代则一般通称什长、伍长。里正、典和老不是专职官吏，其责任是率里邻相互扶助，里中出有非常事故，及时禀告官府。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设官秦汉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朝廷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设官建职，有属国都尉和持节领护诸官，秩皆为二千石或比二千石，相当于内地郡守。这些特设行署，有些类似今日的自治区。

1.属国都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四万余众降汉，武帝置五属国以处之。从此，朝廷对于降附或内属的少数民族，均设属国，如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东汉属国更多，而且扩展到东北和西南地区，故《后汉书·窦融传》注有“汉边郡皆置属国”的说法。属国的最高长官即名属国都尉，和一般都尉仅典武职不同，还兼理民事，“治民比郡”。都尉之下有丞、候、千人，还有主簿。两汉属国都尉的设立，不仅对加速民族融合、互相间经济文化交流起一定的作用，而且对开发祖国的边疆、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全以及维护祖国的统一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2.持节领护诸官。朝廷对于更边远一些地区“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往往派一些临时的加官，即所谓“持节领护”诸官。（1）使匈奴中郎将：以中郎将出使匈奴，始于西汉武帝时，到西汉后期逐渐成为定制，但当时都只是临时的出使任务，虽“持节”而并无“领护”职权。东汉初，匈奴分为南北两部。东汉主要与南匈奴打交道，由于南匈奴多次请求，朝廷始正式设立“使匈奴中郎将”这一官职，并有“卫护”或“监护”的职权。使匈奴中郎将，史书中有时简称中郎将或匈奴中郎将，或者又称为护匈奴中郎将、领中郎将、行中郎将以及北中郎将等。其职是持节出使，监护南匈奴，故有一定的临时性和独立性，官属则随事而设，并不固定，主要是从事和掾、史等。使匈奴中郎将的设立，对防御北匈奴的侵扰，保卫汉朝边塞安全起一定作用。（2）西域都护：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诸国逐渐归附汉朝，至汉宣帝时，始置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任西域都护，都护西域三十六国，以后又增至五十余国，其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汉书·西域传》说：最凡国五十，自泽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人、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虽然保留“国”的名称，实则成为都护管辖下的自治区。王莽时期，西域不通。东汉或通或绝，西域都护时置时废，有时仅置护西域副校尉或军司马，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改置西域长史，直至东汉末年。西域都护的属官，有副校尉一人，秩位较高，类似都护助手，为都护副职。丞一人，类似管文书的官吏。司马二人，职位约略相当于军中司马。侯二人，负责守望。千人二人，为带兵的低级军官。此外，都护还兼领屯田区的田官，如戊己校尉，屯田车师，虽单独置府，但亦受都护节制。

（3）护乌桓校尉：乌桓原是东胡族的一支，武帝时正式与汉朝发生关系并臣属汉朝，武帝置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乌桓。东汉因之，或称领乌桓校尉，或简称乌桓校尉。其主要官属为长史和司马，与其他持节使官相同。护乌桓校尉的设立，对于保卫北疆、开发东北起过一定作用。

（4）护羌校尉：羌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汉武帝时为孤立匈奴，始置护羌校尉。东汉因之，不过时置时废。护羌校尉“主西羌”，即持节领护西羌。从东汉实际情况看，主要是镇压羌族人民的起义，隔绝西羌与匈奴的交通；但在护羌校尉主持下，沿河两岸广置屯田，修渠治沟，种植五谷，发展畜牧，对河西地区的开发也起过一定作用。护羌校尉的主要属官是长史和司马二人，秩皆六百石，又有护羌从事。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设职官，开始都带有临时差遣的性质，以后才逐渐变成常设职官。这一变化反映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两汉朝廷的关系，同时也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封国

鉴于周朝实行分封制，诸侯混战数百年，秦灭山东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不但不分封诸侯王，就是列侯也不置封邑，所以秦朝是单一的郡县制度。汉朝则不然，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实行封国制度。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是两汉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这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兹分别叙述于下。

王国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换取各路重要将领的支持战胜项羽，曾封韩信等人为王。这样在西汉皇朝建立之初，被封的异姓王共有八人，即齐王韩信（后徙为楚王）、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耳、燕王臧荼（后更立卢绾）、衡山王吴芮（后改为长沙王）、闽粤王亡诸。王国的封地，多者一百多城，少者三四十县，总面积比朝廷直辖郡县还要多，而且各王都拥有兵众，对朝廷造成很大威胁。刘邦几乎用了他后半生大部时间和精力，才次第将他们加以翦除。刘邦去世以前，只剩一个长沙王国，后因王死无后而被废除。

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各地统治不稳，又大封同姓子弟九人为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云：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吴、淮南、长沙国。..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封同姓王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对地方的统治，以拱卫朝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王的势力迅速发展，至文帝时，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评论当时形势，说好比是害了臃肿病，小腿肿得差不多像腰一样，指头肿得差不多像胳膊一样，身体转动都很困难。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办法。文帝采纳其建议，分齐国为七国，淮南为三国。景帝时又采纳晁错的“削蕃”政策，先后削去楚之东海郡，吴之豫章、会稽郡，赵之河间郡以及胶西六县收归朝廷，遂爆发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反叛王国或被分或被削，王国政权收归朝廷，独立地位被取消。武帝时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别属汉郡。这样，从王国中就不断分出许多小的侯国，而王国封地越来越小，加之汉法对王国的层层限制，势力也越来越弱，诸侯王实际成了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封建贵族。

吴楚七国之乱以前，朝廷对于王国已有立法限制。例如：1.诸侯王不得窃用天子仪制：警跸、称制以及戴黄屋，均为天子仪制，诸侯王窃用，即为僭越违法。淮南王刘长就是因为窃用天子仪制坐罪，死在迁徙途中。

2.诸侯王置吏需依汉制：汉初立法规定，王国二千石官，均由朝廷代置；二千石以下官，始由王国自置。景帝以后又定制四百石以上官吏由朝廷任免。3.诸侯王无虎符不得擅自发兵。如《汉书·高五王传》：“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

4.诸侯王不得在国内私自煮盐冶铸：山海之利，本属天子所有，故诸侯王不得在国内擅自煮铸。晁错所举吴王罪名，就是“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七国之乱平定后，“名山陂海，咸纳于汉”，朝廷更进一步从经济上限制诸侯王，不得专山海之利，否则处以死刑。

5.诸侯王不得擅爵人，赦死罪。

6.诸侯王不得收纳亡人，藏匿亡命。

7.诸侯王必须按时入朝：诸侯王定期朝见天子，如不按时入朝，即当死罪。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故汉初诸侯王入朝率以冬十月。武帝太初改历以后，以正月为岁首，诸侯王入朝改为正月，称为“春朝”，诸侯王必须亲行。春朝之外，尚有“秋请”，秋请则可使人代替。诸侯王在朝请时，对天子要有三种贡献：一种是献费，根据王国户口数而定，人岁六十三钱，制与郡同，是郡国从算赋中提交朝廷的人口税。一种是聘币，乃诸侯王私人对天子的贡礼，原为苍璧，价值不过数千，武帝改为以皮币荐璧，价值四十万。一种是酎金，酎金是一种助祭费，《汉金布令》曰：“诸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又诸侯王入朝，不得稽留京师，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过期即为非法。

8.诸侯王不得与外戚家私自交往。

9.诸侯王不得与其他诸王私自会晤。

10.诸侯王不得私自出境。

11.诸侯王不得对朝廷大臣私行赏赐。

另外，诸侯王私行不检，更要受到汉法的严厉制裁，或削地，或夺爵，甚至诛死。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除直接剥夺诸侯王的政治权力与减省王国官属外，又作左官之律，设阿党、附益之法，进一步对诸侯王加以限制：1.左官律：关于左官律，史无详文，《汉书·诸侯王表序》注引应劭说：“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又引服虔说：“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当作朝）也。”一说仕于朝廷为尊，仕于诸侯为卑，仕于诸侯者为左官；一说既仕于诸侯为左官，就不准再仕于朝廷。二说并不矛盾。大概在汉初，仕于王国远不如仕于朝廷为尊，而七国乱后，朝廷又定为律令，不许左官再仕于朝廷。如史书屡载王国人不得宿卫就是明证。不过自武帝后，王国势力日衰，不足为患，而左官律亦渐变成具文，并未严格执行。

2.阿党法：《汉书·高五王传》注引张宴曰：“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可见汉初即有阿党法，但由于当时诸侯王有除吏之权，阿附之势在所难免，故景帝以后又重申阿党之法，制为律令，以便加强对王国的控制。如果诸侯王有罪，而官属知情不举，即为阿党，要受朝廷的严厉制裁。而王国官吏执行汉法，亦奉命唯谨，宁严勿宽。

3.附益法：《汉书·诸侯王表序》颜师古注曰：“附益者，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义也。皆背正法而厚于私家也。”七国叛乱之首吴王刘濞的罪名即为煮盐铸钱，汉朝为从经济上限制诸侯王的努力，特设附益法，使各级官吏不敢背法厚私，为王聚敛。御史大夫张汤劾博士徐偃矫诏使胶东、鲁国煮盐铸铁，法至死，其“法”当即附益之法。此外，朝廷为便于监督王国，还允许各级官吏和王国臣民举奏诸侯王的不法行为。

东汉光武中兴，虽亦封诸侯王，但鉴于西汉王国叛乱，故对王国权势的限制尤严。当时王国封地很小，据《晋书·地理志》云，东海王疆以去就有礼，优以大封，才兼食鲁郡二十九县，其余称为宠锡者，也不过兼一郡而已。明帝时封国更明确以租税多少为准，而不以封地大小为准，也就是说，名为封国，已渐无封土之实了。

侯国秦统一中国后，对有封户而无治民之权的列侯，皆“以公赋税重赏赐之”①，即朝廷将封户的赋税赏给列侯。汉初列侯，大体继承秦制，所不同的是侯国有封户。《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云：（汉五年，刘邦）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

这就是说，封邑内蕃衍的户口，完全归于封侯所有，与秦朝大不相同。

刘邦封功臣为侯，目的也是拱卫朝廷，但这样一来，功臣列侯的势力也就逐渐膨胀起来，也与朝廷发生矛盾。

秦和汉初，朝廷有主爵中尉掌管列侯，景帝时更名主爵中尉为都尉，武帝时列侯更属大鸿胪掌管。凡列侯初封或就国，以及朝觐聘享，皆归大鸿胪管理。秦汉时列侯多居京师，由朝廷赐予第宅；其所食租税，则由其封地转输京师以供费用。功臣列侯留居京师，一方面可以加强朝廷力量，另方面也便于朝廷对列侯的控制。文帝以代王入承大统，鉴于列侯大臣权势太重，为防止其把持朝政，始有遣列侯就国之举。列侯居国，对于征发国人徭役和赋税，均有严格法律规定，既不得“过律”，更不得“擅兴”；否则，要受到免爵或削封的处分。列侯居国，还不得擅自逾越国界，如擅出国界，轻者免爵，重者坐刑。更不得与诸侯王私通，犯者轻则免爵，重则处死。此外，列侯尚有以匿死罪、铸白金、擅发卒为卫、买田宅不法、阑出入关、诅咒皇帝以及谋反等罪名或免或削甚至处死者①。列侯的所作所为，不仅受到郡守尉的监督，若有不法之举，即使庶民、奴婢，也有权告发。

朝廷在限制诸侯王势力的同时，也不断打击功臣列侯，例如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朝廷以列侯所献酎金不如法度，一次就削爵百六人②。削爵者多为功臣列侯，又加之功臣子孙后代骄奢淫逸，横行不法，所以“多陷法禁，殒命亡国”，至于孝武后元之年，就“靡有孑遗”了。刘邦之后，每代皇帝在位时期，都要封一批列侯，其中有以军功封者，有以儒显仕宦封者，有以宗室王子封者，有以外戚恩泽封者，在列侯不断涌现的同时，又有大批的列侯因各种原因而被削爵。总的看来，西汉侯国虽然很多，但列侯有封户不治民，没有政治权力，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最终是趋于没落。东汉遵循西汉旧制，列侯封户更少，管制更严，在地方上已处于无足轻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散见《汉书·王子侯表》、《功臣表》。

②《汉书·武帝纪》。

重的地位。西汉侯国有的相当于县，有的相当于乡，然皆独立为国。东汉除县侯以外，还有都乡侯、乡侯、都亭侯，亭侯各级，都乡侯以下皆不独立为国，仅计封户，地位更是每况愈下。

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从上述朝廷、郡县和封国的政体及其内部变化中，不难看出，所有置、废、增、修，无一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换言之，无一不是为了加强皇权。封建专制主义是中央集权的一种形式，在秦汉时期就是这样。秦灭六国，鉴于周封爵裂土，一切权力收归朝廷，集权于皇帝，可谓政权的高度集中。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虽然是由于对农民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但秦之速亡，却不能说与没有拱卫力量毫无关系。刘邦鉴于这个教训，大封同姓。封国在汉初曾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但不久却走向反面，成为朝廷的对抗力量。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解决了王国问题，但州郡牧守的权力却又接踵而起，并逐渐演变成汉末军阀封建割据的局面。历史表明，尽管封建统治者对巩固政权绞尽脑汁，投入大量气力，却没有哪一种制度能够确保朝廷权力的绝对集中和皇权的万无一失；只能是在比较完善的制度得到正常实施时，皇权才相对稳定，从而保障国家的统一局面。例如，秦汉的地方行政制度，无论是秦的单一郡县制，还是汉的郡国并行制，在大部分时间，地方政权机构中行政、军政和监察诸权是分立的，尤其是独立而直接受朝廷指挥的监察权，便于朝廷牢牢地控制地方行政机构和军队，从而对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国实行全面统治。

第十三章　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

秦汉皇朝都有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官吏“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实际上这还不一定是全部。这样多的官吏，最高统治者如何驾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用人得当，吏治清明，就能巩固政权，也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兴旺发达。如果用人不当，吏治败坏，不但影响到封建国家的发展，也必然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地位。官吏的选用、考核，是国家政治中事关重大的问题，所以自古以来就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经验。秦汉时期，无论选举、任用、考课、赏罚等都有一套相应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是秦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选官制度

“设官分职”。文武百官怎样产生，这就是官吏选拔问题，史书称为选举。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①，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汉代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的确选拔了不少人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汉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以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有着密切关系。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选官流弊也很多。

选官方式一：察举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种制度秦汉以前就有，不过限于下级官吏而已。到秦朝，已经比较广泛地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如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②，《史记·范雎列传》所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里的任，当作保举讲。许多记载都说明秦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推举人才的制度。汉高帝刘邦称帝不久，就感到选拔统治人才的必要，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对象是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并要求登记品行、仪表和年龄。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即是通过十五年这次诏举入朝为官的。到汉武帝时代，汉代察举遂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现将察举主要科目分述如下：（1）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①这是举孝廉的开始，本为举孝察廉二科，即举孝子和廉吏各一人。然而在后来的通常情况下，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武帝初①《通典·选举典》。

②《史记·淮阴侯列传》。

①《汉书·武帝纪》。

次诏举孝廉并不顺利，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所以武帝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了一道严令郡国必须举人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自此以后，举孝廉也就形成制度并得以贯彻执行。这项察举孝廉的制度，为岁举，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从而孝廉一科也就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当时各郡国人口多少不一，大郡人口多至五六十万，小郡人口只不过二十万，两者所举孝廉名额相同，事实上很不平均。名额的多少，不仅关系到郡国的被举者，同时也关系到举人的二千石郡国守相，因为孝廉既成入仕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名额不均，必然引起异议，所以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以后，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实行优宽政策，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限定期限和名额可以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的保证，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不免滥竽充数。

文献关于汉代察举孝廉的史例很多，仅两《汉书》中可考见者就不下一百余人。从被举者的资历来看，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从任用的情况来看，在中央的则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可见孝廉一科，在汉代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2）茂材。茂材，西汉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写作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察举茂材亦始于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举茂才的开始。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的诏令。这个时期所举的茂材多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与孝廉岁举的情况不同。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发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此后，茂才也和孝廉一样变成了岁举。不过孝廉是属于郡举，而茂才则是州举，故茂才的数目较孝廉为少。据上引诏书，三公举三人，十三部刺史举十三人，总计不过十六人；再加上光禄、监察御史所举，亦不过二十人左右。

两汉茂才的出路，多为地方县令，而孝廉则多为郎官。东汉官制，县令是千石官，郎官最高不过六百石，可见茂才比孝廉任用为重。名额少，任用重，这是茂才与孝廉的不同之处，也是茂才比孝廉的可贵之处。汉代被察举为孝廉、茂才者，一般是先举孝廉，后举茂才，这也可见茂才比孝廉为高。（3）贤良方正与文学。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其后两汉诸帝大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守相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下罪己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不过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直言者。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五年（公元111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均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又诏令举“有道之士”。自此，“有道”也成了东汉察举的一科。

文学即指经学，亦始举于文帝，因与贤良相近，故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的诏举贤良，在《汉书·晁错传》中就连称贤良文学。此后贤良文学的连称多见于史籍。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书·昭帝纪》：“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这里贤良与文学区分很明显。东汉灵帝置鸿都门文学，流品颇杂，为士林所非。《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评论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可见鸿都门文学是专门培养书画辞赋的学校，与选拔治国人才的贤良、文学的察举是两回事，二者不可等同。

贤良、文学、有道之士，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一些宿儒名臣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出于此科。但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

（4）其他特科。贤良、文学等科目虽非岁举的特科，但在两汉是常见的。至于偶尔一举或数举的其他特科，尚有多种：明经。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成为察举入仕的一途。在西汉，有些人或以明经为博士，或以明经为郎官，后均成为汉代名臣。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张禹、翟方进等人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当时邹鲁一带有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①东汉章帝时限定郡国依人口贡举明经，元和二年（公元86年）“令郡国上明经者，不满十口十万以上五人，万三人”②。后又有年龄规定：“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③可见明经亦为察举一科。两汉取士，颇重经学，前举各科，多与经学有关，并不限于明经一科，此又特立一科，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的重要。

明法。明法就是通晓法律。《汉书·元帝纪》载宣帝对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传统制度是儒法并用。故在选官时除重视儒生以外，也把明晓律令文法者作为察举的科目之一。两汉以明法被举者多出于司法部门的官吏。由于在断狱中显露了明习法令的才能，故得受举而升迁。如陈忠由廷尉正迁尚书④，郭躬由廷尉正迁廷尉⑤。尤异。汉代官吏治绩突出者称“尤异”，其中治绩最好者称“第一”。

察举尤异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担任更高级职务的一个科目，同时也是对忠于职守的官吏的一种鼓励。如西汉赵广汉任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⑥。东汉童恢任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①《汉书·韦贤传》。

②《后汉书·章帝纪》。

③《后汉书·后帝纪》。

④《后汉书·陈宠传》。

⑤《初学记·十二职官部》引华峤《后汉书》。

⑥《汉书·赵广汉传》。

⑦。均由县令一跃而升至二千石大吏。

治剧。两汉郡县因治理难易而有剧、平之分。能治剧，即能治理老大难的郡县。汉代统治者为鼓励能治剧者，亦列为察举一科。如：何并，“举能治剧，为长陵令”①。袁安，“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②。能治剧者，一般多任为县令或郡守。

勇猛知兵法。汉代察举勇猛知兵法，始于成帝。《汉书·成帝纪》载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诏曰：“乃者，日蚀星陨，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这可以看作后世武举的先声。其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以至东汉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均有诏令察举。举勇猛知兵法多在两汉后期“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可见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项措施。

阴阳灾异。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流行以后，汉代君臣大都相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有时也要察举明阴阳灾异之士。例如《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又如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也下过类似诏书。诏举明习阴阳灾异之士，常在社会危机之时，这说明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所以求助迷信。

以上察举科目之外，还有一些临时的选官方式。如诏举可充博士位者，诏举能浚川疏河者，诏举太常，诏举大司马等。两汉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诏举，是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执政时，《汉书·平帝纪》载其事云：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这是一次内容广泛、规模宏大的察举，与王莽收拢人心密切相关。但人数过多、靡费太甚，并非当时财力所能及，故东汉以后不再举行。

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

选官方式二：征辟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

（1）皇帝征聘。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①，王次仲以变仓颉旧⑦《后汉书·童恢传》。

①《汉书·何并传》。

②《后汉书·袁安传》。

①《史记·叔孙通列传》。

文为隶书征②，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如上述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③，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汉代这种例子很多，皆为朝廷特征。凡受朝廷特征之士自然要有许多特殊优待。而一般被征用之士赴朝廷就职，皆须自备车马费用。有时也特诏令县次传舍供给酒食，并及从者，沿途地方官须迎送招待。

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如《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光的情况说：（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严光可谓开了东汉士人隐逸拒征之风，其后征君多仿效严光，如法真、董扶、杨厚、黄琼等，或三征，或四征，不是称疾不就，就是连年不应。辞征愈力，名声愈大，则朝廷愈征。征聘原意，不外是为国家搜罗遗才，有助于政教；但其末流，上则以此沽求贤之名，下则以此钓清高之誉，朝野上下，率以鸣高，不仅流于形式，甚至成为许多人博取高官厚禄的资本。

（2）公府与州郡辟除。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辟除。两汉公府自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司空）、太尉（司马）、大将军以至诸卿如光禄勋、太常等，皆可自辟掾属。有时皇帝也敕令公府辟召。安帝舅大鸿胪耿宝曾向太尉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之兄，杨震拒绝不辟。耿宝亲造太尉府，说李常侍为朝廷所重，令太尉辟除其兄是皇帝的意思。杨震却说没有皇帝敕书，竟拒绝未辟。公府辟除，就权力而论，以西汉丞相最大，如汉武帝时，丞相除有权置吏外，还可大开客馆以招贤士。但就辟除之风来说，东汉较西汉为盛，史书辟除事例，多出于东汉时期。公府既辟之后，除主官可直接向朝廷推荐之外，又得依诏令所定科目察举。所以公府辟除，实为汉代（特别是东汉）选官入仕的重要途径。

州郡辟除。西汉武帝时设立十三部州，州刺史纯为监察官，以六条巡察郡国，用人权限很小，法令仅规定：“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①而已。西汉末，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组织扩大，掾属亦随之增多。至东汉，刺史既成为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州之掾史均由其自行辟除，用人权限自然大增。郡守辟除掾属，西汉时就已成为通制，甚至诸曹设置，太守亦可酌加变更。至于自除诸曹掾史，更是多见。如琅玡太守朱博，到任后就罢斥了一大批称②《水经·漯水注》。

③《汉书·儒林传》。

①《汉书·王尊传》注引《汉仪注》。

病怠职掾史。州郡辟除，实为汉代选官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在州郡辟除的掾史中，不少人成了朝廷或郡国大吏。如西汉王尊为太守辟除书佐，后官至京兆尹，治绩颇著，为吏民所赞。又如东汉陈蕃，为州辟除别驾，后历官至太尉。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选官方式三：考试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这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需要经过考试，而后始能量才录用。因此，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之后，均须考试。另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和射策二种。所谓对策就是命题考试，所谓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

（1）皇帝策试。凡属诏令特举之士，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的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就亲自进行策试。至武帝时，则“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当时称为对策，皇帝亲览其策，而第其高下。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被举为贤良，当时参与对策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而武帝却欣赏其对，擢为第一，由是公孙弘平步青云，官至丞相，爵封列侯。被举者的对策，如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有的甚至还要反复进行二三次，如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览而异之，遂至两策三策，对毕，任为江都相。两汉的察举诏令中，常有“朕将亲览”之句，这表示皇帝对于举贤和选官的重视。对策的地点，或在太常寺，或在公车，或在白虎殿，均为临时指定。

（2）公府考试。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以后，也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孝廉的考试内容，据《后汉书·左雄传》说，“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公府辟召之士，西汉至东汉初，通常由公府主官负责荐举，或依诏令所定科目，选出高第以贡朝廷。但东汉中叶以后，由于公府辟召不慎，过限未除，清浊混淆，良莠不齐。左雄为尚书令，为革除其弊，乃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复试之于端门。左雄所创立的这一复试制度，虽遭顽固派反对，但基本固定下来。这对于防止营私舞弊、择优选拔人才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3）博士弟子课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遂成为定制。《汉书·儒林传》记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的情况说：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武帝时设甲乙二科，宣帝时又增加丙科。甲乙丙三科依次分难易，射策者量力取策。一般说来，甲科是热门科，中后可除为郎，诸如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汉代名臣，均以射策甲科为郎。岁课以外，统治机构如果等待用人，也可临时择优充任。东汉沿甲乙科射策之制，但随着弟子员数的剧增和除吏名额的限制，自和帝起便发生了策试中的争讼。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规定五经各取上第六人，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增甲乙科员各十人。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灵帝时竟有人篡改兰台漆书经字以合私文，于是熹平中诏蔡邕刻石经为准。东汉后期，由于吏治败坏，请托公行，博士弟子的课试也流于形式，名存而实亡。

遵照博士弟子课试制度，两汉对郡国贡举的明经也采取甲乙射策之科进行课试。除以上固定的考试制度，尚有一些根据临时需要而进行的考试，即通过对现任官吏的考试而迁任高职。

选官方式四：任子任即保任之意。任子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秦朝是否有任子制史无名文，不过云梦秦简中有关于“葆子”的记载，葆子犯罪后不同于其他罪犯，享有一定的特权，有人疑此种“葆子”即为“任子”。西汉初年，随着功臣、高级官吏子弟的逐渐长大，大概从文帝起，任子就成了一种通制。据《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任子数量规定一人，但事实上保任二人、三人乃至多人者，在两汉是常见的事。任子一般是保任为郎，但也不尽为郎，如汲黯为太子洗马，冯野王为太子中庶子，董贤为太子舍人，萧育为太子庶子，史丹九男皆任为侍中诸曹①，伏堪任为博士弟子②等，均为父任，但官职各异，不过级秩都与郎官大体相似。又任子制虽名为任子，但实际又不限于子，所谓“得任同产若子”之同产，即指同产兄弟，故史书中不仅有以父任者，且又有以兄任者，如爱盎、杨恽、霍光等人均以兄任为郎。东汉时又推及祖孙，如黄琼为司徒，其孙黄琬即以公孙祥为童子郎③。除此之外，还有“以族父任”，“以宗家任”，乃至以姊任者。

两汉时期，任子制日益发展，东汉时尤盛，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的对象都在不断扩大，皇帝唯其所好，诏令特除，任子制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界线。这种“不以德选”、完全由父兄荫庇而得官的制度，虽说其任之人未必都是平庸之辈，但德才兼备者绝少，弊病很大，对朝廷统治本身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某些有眼光的思想政治家，如武帝时董仲舒、宣帝时王吉，当时就提出了批评。但官吏阶层的利益是难于触动的。哀帝时曾一度废除任子令，不久①均见《汉书》本传。

②《后汉书·伏湛传》。

③《后汉书、黄琬传》。

即又恢复。这一制度到东汉时更为盛行，一是败坏了当时的吏治，二是对东汉以后世官世族制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

选官方式五：纳赀和卖官纳资和卖官也是汉代选官入仕的一条途径。秦及汉初有卖爵的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又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文帝时“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卖爵还不是卖官，但已经是纳资卖官的先声。武帝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困难，朝廷一方面大卖武功爵，一方面又采取入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即所谓纳资授官。当时有以入谷补官者，有以入钱赏官者，有以入羊为郎者，有以入财补郎者等等。纳资授官，从本质上来说与卖官没有区别。但西汉时期选官尚未过滥，武帝时虽有许多纳资授官者，但并不为世人所重。

东汉前期，由于朝廷重视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例尚不多见。

后期吏治败坏，朝廷开始公开卖官，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开始公开计金卖官，“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至灵帝时，更扩大卖官规模，并设立卖官专署，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又同篇注引《山阳公载记》云：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

就是说，“以德次应选者”也要出钱买官。当时灵帝打算拜羊续为太尉，羊续举起缊袍说，“臣之所资，唯斯而已。”灵帝听了很不高兴，竟未拜除太尉。当任职者，均须去西园办理交钱手续，或有人因钱不足，竟至自杀。灵帝时正常的选官制度已经破坏殆尽，卖官、买官已成风气，吏治败坏如此，东汉焉得不亡。

选官的其他方式汉代还有几种选官方法，虽非常制，但对当时以及后代均有一定影响。

（1）上书拜官。这是皇帝征召、毛遂自荐、审查录用三者结合的一种选官方式。武帝时上书自荐者曾达千人之多，武帝亲自审阅奏牍，不厌其烦，从中选拔了不少人才。诸如东方朔、主父偃、终军等汉代名臣都是通过上书言事而做官的。

（2）以材力为官。《汉书·地理志》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其中如李广、赵充国、傅介子、甘延寿等人都是汉代名将，对抗击匈奴、安定西域作出了很大贡献。

（3）以方伎为官。凡有一技之长，皆可为官。如文帝时卫绾以戏车、邓通以濯船，均拜为郎。景帝时周仁以医术，拜为太子舍人。武帝时，更是博开艺能之路，通一技之士，均量才任用。

选官法规1.负责选举的主管机关。由于两汉官制多有变化，所以负责选举的主管机关前后也有变化。在地方是刺史、守相负责。在朝廷，西汉时期，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禄，均为负责选举的机构；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与州刺史均为监察选举虚实的主官。西汉后期，尚书逐渐参掌选举；东汉以降，尚书权力更大。郎官与博士弟子的选考虽仍旧太常与光禄，但最后铨选权均总归尚书。郡国选举，初犹委任三府，其后亦转归尚书。后世吏部尚书所以在六部之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就是因为掌握了铨选官吏的人事大权；而其渊源，实始于东汉。

2.选举人的身份和责任。选举人的身份，包括职位和资历，是选举人得以有选举权的条件。职位和资历不够条件，就不得参加选举。一般说来，汉代享有选举权者均为二千石以上的长吏。汉法，郡国守相视事满一岁者始有察举的资格。东汉顺帝时始令郡国守相不满岁亦可察举。选举人的责任，自秦以来就有法律上的严格规定，即《史记·范雎列传》所谓“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汉承秦制，选任得人与否，选举者和被选举者要负连带责任，功罪赏罚相同。东汉初年，为了纠正选举不实，曾一再颁布诏书，申明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两汉因举非其人而坐罪者为数不少，或贬秩、或左迁，或削职，或被刑。反之，如果选举得人，举者要受到嘉奖。

3.被选举人的条件。汉代对于被选举人的条件也有法律规定。如上述所引“四科取士”即是其德才方面的标准和条件。另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还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包括家庭出身、秩位、年龄、资历、体格等等。如高后、孝惠之时规定，商人子孙不得为吏①，桓帝之时，“臧吏子孙，不得察举”②。这是家庭出身的限制。宣帝时诏令，吏六百石以上勿得举为廉吏③，这是秩位上的限制。安帝时诏令，三署郎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①；顺帝时诏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乃得参选②，这是资历的限制。东汉又规定有金痍痼疾者不得举为博士③，这是身体条件的限制。这些具体条件的规定既非常制，也非一成不变的教条，有时因某种政策的改变或特殊的关系，也可酌情作必要调整。如武帝时由于财政的需要，起用盐铁商为官，就打破了汉初商人不得为官的规定。

①《史记·平准书》。

②《后汉书·桓帝纪》。

③《汉书·宣帝纪》。

①《后汉书·安帝纪》。

②《后汉书·顺帝纪》。

③《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

第二节　任用制度

秦汉任用官吏制度和选官制度一样，都是封建官吏制度下的产物。随着官吏制度的出现，秦汉时期任用官吏制度已经独立成为一种人事制度。秦汉时期官吏的任用称之为拜，或称之为除。拜除之权，特别是高级官吏的拜除权是属于皇帝的。这从秦始皇以前就已经开始，如秦昭王拜范雎为客卿，后又拜为丞相。又如秦始皇时拜李斯为长史，拜蒙恬为内史等，均史有明文。汉代，地方官吏秩过百石者皆由朝廷任命，实即皇帝任命，故有所谓“命卿”之称。事实上由于官吏越来越多，皇帝不可能一一亲自拜除，而不得不假他人之手，所以汉代上自丞相，下至九卿，皆有拜除之权。先是二百石至四百石由丞相调除，六百石以上由尚书调拜迁，都是由皇帝最后决定。以后，则二千石的地方官选任也归三府，三公府所属东曹即主二千石长吏迁除。

任用方式1.真和守。真即真除实授，一般不用这个“真”字，只是在与守相对时才用。守为试署性质，一般是试守一岁，即试用期一年，称职者即可为真。试守期间如不称职，则或他调、左转或罢归原职。两汉时，无论文官或武官，朝官或地方官，均有试守之制。但也有因受到皇帝的宠幸，不经过试用期，初拜即为真者，那是对制度的破坏，并非常规。一般来说，京辅主官，尤其是京兆尹比较难当，不但要经过试守，而且称真之后也鲜有长任者。《汉书·张敞传》说：郡国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三二年，近者数月一岁，毁伤失名，以罪过罢。

宣帝时，颍川太守黄霸以治绩天下第一入守京兆尹，仅守数月，连试用期都不满，就因不称职罢归颍川。可见任京兆尹之不易。另外，守又有兼、摄之意。有既已居官，又有守职，或复再行他事者，如王尊“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①。这里的所谓守即为兼官性质。

2.假。假为摄事之意，非真假之假，如项羽为假上将军、王莽称假皇帝，言摄最为明显。《陔余丛考》卷二六说：“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秦汉时以假任者甚多，如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有南阳假守腾②，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拜曹参为假左丞相①，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以班超为假司马②等等。上至丞相，下至军侯丞，均有以假为称者，皆为摄事之官。

3.平。平是平决的意思，《后汉书·梁冀传》注云：“平，谓平议也。”汉代之平，多用之于廷尉和尚书。其用于尚书者，皆以本官而平决尚书事。如于定国“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③。梁冀为大将军，“十日一入平尚书事”①《汉书·王尊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汉书·曹参传》。

②《后汉书·班超传》。

③《汉书·于定国传》。

④。平在这里可谓一种职权，在职官吏能够得到平尚书事的职权，当然是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朝廷以平的方式任用在职官吏，不用更动受任用者的原职，权力可以随时放出，随时收回，比较方便。

4.领。领为兼领之意，即已有主官主职，又领他官他职而不居其位者，则谓之领。西汉如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⑤，钟元为尚书令领廷尉⑥；东汉如王丹领左冯翊⑦，盖勋领汉阳太守⑧等。从东汉情况看，领又有暂守之意。领或以领护、领校为称，如冯参为谏大夫领护左冯翊都水⑨，袁樊领校巴郡太守⑩，亦均为暂时署守之意。在领的任用方式中，汉史上引人注目者是“领尚书事”。武帝以后，以大司马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将军、前将军、光禄大夫等官而领尚书事者颇多。此种领尚书事，往往即代理皇帝职务，如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政事壹决于光”。可见领尚书事者权力之重。

5.视。一般居官治事为视事。但视在汉代则为任用官吏的一种方式。视，与平、领近似，也有兼官的意思。如《汉书·薛宣传》载薛宣“复爵高阳侯，加宠特进，位次师安昌侯，给事中，视尚书事”。即为兼职之意。不过，视尚书事并不多见，与平、领均为不定的名称。

6.录。录的名称始于东汉，仅限于尚书事。录有参决、总领之意，《后汉书·殇帝纪》云：“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已以听。”东汉的录尚书事，其权位较西汉为重。西汉时中朝官多可平、领尚书事，东汉则渐以太傅、太尉兼任此职，并逐渐单用录名。录尚书事最初也只是兼官性质，以后则渐变为一种实职官。

7.兼。兼是以本官而兼任其他官职。早在秦武王时，即有兼官之制。两汉兼官，或以武官兼文官，如将军兼水衡都尉；或以文官兼武官，如司空兼车骑将军；也有以文官兼文官者，如以此县令而兼彼县令。兼官对于官吏任用来说，多了一层职权。但以武兼文或以文兼武，容易破坏行政系统，或造成权力过重，或顾此失彼，故秦汉很少实行兼官制度。

8.行。行是官缺未补，暂由他官摄行之意。两汉时，有以低级官吏摄行高一级官吏职务者，如司直行大司徒事，卫尉行太尉事；有以同级官吏互相摄行者，如少府行大鸿胪事；有以高级官吏摄行低级官吏之事者，如廷尉行丞相长史事；有以文官行武官事者或武官行文官事者。摄行制度较为普遍，这是在遇有官缺，而一时无适当人选补缺时所采取的一种临时任用方式。9.督。督是由朝廷派员监督地方的任用方式。督多为军事上的需要而设，并且属于一种临时差遣性质。如豫章“寇’起，朝廷“遣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①汉以后，有所谓都督、督军、总督等名称，其制盖渊源于此。10.待诏。待诏即等待皇帝诏命的意思，类似一种候补官员。秦时已有待④《后汉书·梁冀传》。

⑤《汉书·食货志》。

⑥《汉书·何并传》。

⑦《后汉书·王丹传》。

⑧《后汉书·盖勋传》。

⑨《汉书·冯参传》。

⑩《隶释·巴郡太守樊敏碑》。

①《后汉书·度尚传》。

诏之制，叔孙通即为“待诏博士”。汉承秦制，待诏多出于上书求试，或出于皇帝的征召，是当时一种特殊的仕途。在没有正式委任官职以前，由皇帝临时指定待诏官署，等待诏命，故曰待诏。待诏的地点并不固定，一般多待诏于公车署，称为公车待诏；比较受朝廷优待者，则待诏于金马门或宦者署；个别特受优待者，甚至待诏于宫殿之中。凡待诏人员大都有所专长，或善医，或善琴，或怀治国之术。因待诏非实职，故无正式俸禄，但有一定生活补贴。据《汉书·东方朔传》所载，公车待诏的补贴为“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待遇是比较低的。金马门和殿内待诏的待遇要高一些。因待诏地点不同，故待遇也有差异。这种以待诏方式对待人才的措施，对于朝廷广罗英才起了很大作用。尤其在西汉，许多能人奇士都出于待诏之中。

11.加官和散官。在《朝廷、郡县和封国》一章中，对于加官和散官已经作为官职进行了叙述，但加官和散官作为官吏的任用方式，还有必要再加说明。加官为本职外的一种虚衔，虽为虚衔，但由于一旦加官之后便可出入宫禁，侍从皇帝左右，权力很大。另外特进、奉朝请等也属加官性质，有此加衔，虽免官或退休之后，仍可参与朝廷大政。加官从人事任用上来说无疑是给予官吏本职以外的特殊权力。散官为无印绶、不治事之官，虽不治事，但或侍从传达，或议论参谋，可起拾遗补缺，匡正过失之功。其在朝廷者如大夫、博士、议郎等，多参与国家大政谋议与朝廷宗庙礼仪；其在地方者如祭酒、从掾位、从史位、待事掾、待事史等，或为地方主吏辅佐，或可调剂地方官吏余缺。散官从人事任用上来说是授予官吏闲职，使其摆脱繁杂政务，以发挥其才智和作用。加官和散官的任用方式都属一种灵活的用人方式，两汉许多脱颖而出的名臣就是出自加官和散官。当然，关系到国家兴衰的用人问题的关键，主要不在于任用方式，而在于任人唯贤。

任用法规1.关于王国官、地方官的任用。自西汉初年起，朝廷为了从政治上削弱诸侯王国，对王国官吏的任用便常常采取限制与裁抑的政策，凡是二千石官，都要由汉朝廷任命。吴楚七国乱后，王国官吏一律由朝廷代置，诸侯王无权过问。武帝时又作左官律，设附益法，以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依据这些政策的精神，汉朝廷在任用王国官吏时颇多限制。如龚胜“以王国人不得宿卫补吏”①。彭宣任廷尉，“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后任左将军，“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②。由于王国与朝廷的对立，故朝廷任用王国人特别谨慎，并加以限制。

对于地方官的任用，主要是对籍贯的限制。武帝以前尚没有这种限制，武帝中叶以后，地方长官明显地要回避本籍，虽无明令规定，事实上则是不用本籍人。刺史不用本州人；守相不用本郡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不用本郡人。不过西汉时司隶校尉、京兆尹、长安令、丞尉不在此限。郡县之属官佐吏除三辅外，则一律用本籍人，用外籍人即为破例。还有，郡督邮用本郡人，而不用所督诸县之人；州之部郡从事亦用本州人，而不用所部之郡人。东汉时，对地方长官的籍贯限制更严，京畿也不例外，一律不用①《汉书·龚胜传》。

②《汉书·彭宣传》。

本籍人。甚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即两州人士有婚姻者，则其家人不得交互为官；甲州有人在乙州做官者，则乙州人不得在甲州做官。此种限制以后又发展为“三互法”：甲州人在乙州为官，同时乙州人在丙州为官，则丙州人不但不能到乙州为官，也不能到甲州为官；三州婚姻之家也是如此。例如史弼是陈留考城人，其妻是山阳巨野人，朝廷任他为山阳太守，他以三互法为由，转拜为平原相。

限制地方官籍贯的目的是防止地方官相互勾结庇护，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但由于限制过严，禁忌繁密，致使选用困难，所以有的地方官久缺不补。东汉这种对地方官任用的限制，目的与西汉对王国官的限制相同，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西汉是成功的，而东汉则是失败的。东汉后期尾大不掉之势已经形成，虽有严密的限制，也无法改变地方割据的局面。

2.关于宗室、外戚、宦官的任用。由于宗室、外戚、宦官和皇帝的关系特殊，往往对政权有很大影响。皇帝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对于这三种人，在任用方面有时也有意识地加以适当限制。例如刘歆“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①。汉代称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为三河。三河为天下重地，为防止宗室觊觎帝位，故规定“宗室不宜典三河”。这是对宗室的限制。《汉书·冯野王传》载有司奏云：“王舅不宜备九卿。”《后汉书·明帝纪》载建武制度曰：“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这是对外戚的限制。《后汉书·冯绲传》载：“旧典，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又《杨秉传》载：“旧典，中臣子弟不居位秉势。”这是对宦官的限制。两汉虽然对以上三种人的任用作出了一些法规上的限制，但法规并不能贯彻到底，又由于他们始终麇集于皇帝周围，皇帝和他们无法脱离关系，防此失彼，防不胜防。故宗室权落，外戚兴起；外戚势衰，而宦官又盛。这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弊病。

3.关于财产、职业、身份、学历、年龄等方面的规定。秦朝即把财产作为择吏的一个条件，名将韩信少时不能为吏，就是由于家贫。西汉初年，有关于资算得官的规定。资算，就是按照财产多少交纳算赋，即财产税。汉代家资每万钱，算赋一百二十文，为一算。据《汉书·景帝纪》载，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以前，“算十以上乃得官”；后元二年以后，“算四得官”。每算计家财万钱，算四为四万钱，算十为十万钱。十万家资，便是中产之家，即中等地主；四万家资，也不失为小地主。无论算十得官还是算四得官，都说明汉初只有地主阶级才能做官。西汉时张释之、司马相如均以訾（资）为郎，即是靠资算得官。直到东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②，做官仍有财产方面的限制。

职业方面，主要是对商贾做官的限制。汉初从高帝起，法令即禁止商人入仕。武帝时起用盐铁商主持铁盐专卖，禁商为吏的法令一度松弛。但到哀帝时又重申了“贾人不得为吏”①。又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以后，朝廷对巫家为吏也有所限制。

在身份方面，秦律明确规定，不得任“废官”为吏，不许任罪犯为佐、史等。汉代沿袭这类规定，对臧吏及其子孙做官都有严格限制，而且犯法者①《汉书·刘歆传》。

②王嘉：《拾遗记》。

①《汉书·哀帝纪》。

的亲属也不得在宫中任职。又文帝时，曾有禁止赘婿为吏的规定。这些，都是对于官吏任用中身份方面的限制。

学历和年龄方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也有许多具体限制。学历方面，如汉初萧何草律曰：“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②武帝时博士弟子“能通一艺以上”方可补吏。又两汉四科取士之一为“学通行修，经中博士”。都是对学历的要求。年龄方面，秦代规定，新傅籍的青年人不可担任官府的佐史，只许任用壮年以上的人③。又如西汉武帝时，博士弟子限年十八以上；东汉质帝时，明经、博士限年五十以上④。这些都是关于年龄方面的限制。

4.关于官吏的任用期限。一般说来，秦汉官吏的任用在时间上没有限制。有的任职时间较长，有的任职时间很短。时间长者或达二三十年，时间短者仅数月而罢。没有任用期的限制，更非终身制。在职官吏按照当时的规定接受督察和考课，治绩好者继续保持原职或向上升迁，治绩恶劣或有过失者则降职或罢官。在秦汉时期的官场中，政治人物出出进进，或起家而为二千石，或由卿相而一朝变为布衣，宦海沉浮，司空见惯。当时的官吏都非常了解并比较适应这种入仕情况，所以大体都是能上能下，一旦罢官为民，或隐居不仕，或重操旧业，并不以罢官为意，而当时的社会观念也习以为常，并不大惊小怪。官吏的任职既然没有时间保障和终身保障想继续任职就得称职，要想高升就得做出成绩，这就会促使官吏在其任职期间奋发努力。秦汉官吏的任用虽无期限，但从两汉情况看，朝廷多重久任之制。官吏久任，固然有一定好处，因为熟悉情况，便于治理；但弊多于利，任职过久，主官与属官容易结成私恩关系，地方官与地方势力容易勾结起来，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垄断政权，构成和朝廷对抗的力量。汉末割据纷争的局势，与此有很大关系。

②《汉书·艺文志》。

③《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

④《后汉书·质帝纪》。

第三节　考核制度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明主治吏不治民。”这是治国经验的历史总结。只要把官吏治好，民的问题就好办；治不好官吏，国家绝不会兴旺发达。所谓“治吏”，关键在于考核严明以及赏罚公平。秦汉时期，对于“治吏”比较重视，主要是通过上计来考察官吏。

上计与考课战国时各国所推行的上计与考课，就是对官吏的考核制度。这种考核制度在秦汉渐趋完备。秦的上计，一年一次。上计不仅要将地方上各方面的情况登记造册，而且还要将有关物品一并送上，在史书中称之为“与计偕”，即与上计簿使偕同前往。汉代的上计考课，大体上承袭秦制。每年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计簿（书面汇报）到京师上计（汇报），这叫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叫大课。汉代的考课制度，大体说来，有两个系统。一是公卿守相或各部门主官各课其掾属，这是上下级系统。如公府掾属、诸卿属官、守相掾史，均须依其职务由主官加以考核，按其能力高低和功劳大小，作为迁降赏罚的依据。至于无具体职务的散官，则另立条格，加以考核或考试，光禄勋岁以四行科第郎官即属此类考核。一是朝廷课郡，郡课县，这是从朝廷到地方的系统。下面即着重叙述这一系统的考课。

1.朝廷对郡国的考课。由于上计考课事关国家大政，故汉朝廷对此非常重视，皇帝不仅往往亲自主持其事，有时行幸郡国，也常就地上计。然而，朝廷负责上计的常设机关是丞相、御史二府。丞相主要负责课殿最（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上闻，御史大夫主要负责按察虚实真伪，二府相辅为用。丞相、御史大夫亲自主持上计，具体事务则另委派官吏专管，如汉初萧何为相国时，张苍曾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之事，故称为计相。东汉以三公分掌丞相之职，所以郡国上计亦由三公分管。据《后汉书·百官志》所载，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司徒掌四方民事功课，司空掌四方水土功课，皆于岁尽奏其殿最而行赏罚。但在实际上，自西汉末叶以至东汉，上计考课的实权即逐渐转归尚书。尤其是东汉，正如蔡质《汉仪》所说尚书“典天下岁尽集课事”，上计考课的实际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尚书台。

此外，州刺史一方面接受朝廷御史中丞的督课，一方面在巡行郡国时代表朝廷刺察守相，岁尽诣京师奏事，而其时正当郡国上计之时，故其奏事对于考课郡国上计有很大作用，借此可以甄别计簿的虚实真伪。东汉以来，刺史渐由监察官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州成为郡的直接上级，州之于郡也就有了考课的实际权力。

2.郡国对属县的考课。在郡县两级制普遍实行之前，秦和战国其他国家一样，是县直接上计于朝廷的；在郡县两级制普遍实行之后，郡国守相上承朝廷考课，下则考课其属县。因郡的上计时间系在岁尽，所以郡课县的时间就必须要提前，以便汇集郡内各县情况向朝廷上计。《汉书·尹翁归传》载：“翁归治东海明察..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郡课县的通常时间是在秋冬，并且县上计时，由令、长、丞尉亲行；东汉以后令长不再亲行，改为但遣丞尉以下代行。县经过郡的考课，治绩优异可以得到升迁，如由县长升为县令。治绩列为下等，当场就要受到斥责，如茂陵令萧育会课在扶风名居第六，漆令郭舜居殿而受责，萧育为之讲情，扶风大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①会后，又传萧育至后曹进行了一番复查。当时的朝廷主要是通过上计制度掌握全国情况，并据以考核地方官吏的政绩，因此地方上的一切情况，都属于上计内容。《后汉书·百官志》补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这是上计的主要内容。其中户口最为重要，是每年都要统计上报的，而且是考察政绩的重点内容，西汉黄霸做颍川太守时，仅凭户口岁增，就课为“天下第一”。治狱情况，也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史书中载有许多断狱的数字，有的还相当具体，如《汉书·魏相传》：“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计就是计簿，这些具体数字就是依据当年各郡国所上计簿统计出来的。

汉代上计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十分具体，这对于朝廷了解地方情况，考察地方官吏，不失为一项重要措施，但书面汇报，难免弄虚作假，谎报成绩，以诓骗朝廷，冒功领赏。有些地方官甚至专门选用善于作伪的属吏署为右职，编造计簿。连汉宣帝也说：“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①西汉末叶，考课制度逐渐废弛。元帝时，京房为整顿吏治，曾奏考功课吏法，并在魏郡局部试行，其法比较具体，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当时，尽管京房多方努力求其实施，但在保守势力的阻挠破坏下，不但未能实行，连京房本人也不免遭杀身之祸。东汉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体与西汉相同，但贯彻程度，却落后于西汉。至于末年，考核制度破坏殆尽，吏治败坏到极点，东汉也就随着灭亡了。

迁降与赏罚秦汉时期对官吏迁降赏罚，除皇帝或主官出于私人亲疏爱憎这类主观因素外，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以考课结果而定。考课之后，即登记在册，《汉书·薛宣传》说“考绩功课，简在两府。”简即记载劳绩的册籍。秦时计算官吏的劳绩，就已经有专门的律条。而登记劳绩的简册，就是迁降赏罚的依据。

1.迁降及其他。

（1）迁。一般来说，考课为“最”，或为“高第”者，均能得到升迁。

迁有平迁和超迁两种情况。以考课高第，或因资历、功劳，循序而升者为“平迁”。如郑弘为淮阳相，以高第入为右扶风①，赵禹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②，均为平迁。至于超迁，指有特殊功绩或奇才异能被破格躐等而进者。超迁既包括越级提升，也包括提升得快。如荀爽拜为平原相，尚未行至治所，即追回迁为光禄勋，视事仅三日，又进拜为司空，自被征到登台司，一共才九十五天③。超迁能擢用优秀人才，不致使人才埋没，但使用不当，也会带来流弊。（2）降。考课官吏，有功则升赏，有过则降免处罚。汉代官吏除因重罪①《汉书·萧望之传》。

①《汉书·宣帝纪》。

①《汉书·郑弘传》。

②《汉书·赵禹传》。

③《后汉书·荀淑传》。

犯法被罢官削爵甚至处以死刑外，犯有小过而不宜重处者，一般仍留用而降职罚俸。降职，当时称为“左转”或“左迁”；罚俸称为“贬秩”。如平当任丞相司直，坐法，左迁朔方刺史④；黄霸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因乏军兴，连贬秩，以八百石遣返原任颍川太守⑤，均为降职处罚。

（3）转徙。转，既非迁，也非降。因工作需要由此官改任他官，而其级秩相同者，则称为转。如南阳太守转东海相，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均为转。转是正常的职务调动，没有升降赏罚之义。徙，兼有转、迁二义，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此太守徒为彼太守，即是转义；而少傅徙为太傅，卒史徒为督邮，则是迁义，属于升迁性质。

（4）出入。由朝廷官外调为地方官，称为“出”；由地方官内调为朝廷官，称为“入”。出和入常含有迁降或赏罚的意义。因为，入多半是外职内升；而出，则多为左迁，即使是“试其政事”，也被认为是左迁。不过，朝廷小官如郎官、公府掾属之出任地方长吏，则是一种优待，不属左迁性质。（5）迁补。迁补，指官吏虽无显著劳绩，但可以因资历久而补升高职。

汉代官吏的迁补，亦有常例可循，如丞相例由御史大夫迁补，御史大夫则选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则选郡国守相高第，而刺史居部九岁，可举为守相。这些常例，不仅史书中多见，而且已经成为“故事”。其他迁补的常例也很多，如博士可补谏大夫，尚书秩五百石可补二千石。这些虽非两汉之制，但在某一时期已经成为惯例。《汉书·董仲舒传》所谓“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就是指以资历久而迁补的情况。

2.奖赏和惩罚。迁、降即含赏罚之义，但汉代对于官吏的赏罚，并不局于职务的迁降，还有其他形式。

（1）奖赏。奖赏主要有增秩、赐爵等以及礼遇上的优待。对于治理有效的官吏，有时因高职暂无空缺可补，就采取增秩或赐爵的办法，使之继续留任原职。赐爵之法，多用于二千石守相，赐爵高者，可至关内侯。增秩、赐爵之外，还有赐金、田宅、奴婢、甲第、安车驷马、秘器、缯帛、牛酒乃至冢地等许多赏赐，或玺书褒奖等等，这些都完全依皇帝意旨而定。礼遇上的优待，方式也不拘一格。如高帝之于萧何、桓帝之于梁冀，皆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①，其礼遇就很优宠。车饰冠服不同于众，或给予某种尊号，都是礼遇的优宠方式。至于每逢大典或节日的例行赏赐，性质不同，则不在此论列。（2）惩罚。秦汉之制，自丞相、诸卿以下至郡县小吏，如犯有罪过，必须按律惩罚。其科罪之律，虽不可详考，但也有许多零星记载。

汉法除谋反以外，贪污罪最严。《汉书·薛宣传》有“十金法重”一语，师古注曰：“依当时律条，赃直十金，则至重罪。”又据《西汉会要》卷四三注引《刑法志》说：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定律曰：“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县官”于汉史中是皇帝的代名词，指朝廷或国家。依据律文看，官吏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贪污国家财产，皆处以死刑。汉法对于犯有赃罪的官吏，毫不苟容，处分一直很严重。有时赃吏纵得免死，也要禁锢终身，甚至锢及三世，不得为官。并且对于赃吏的④《汉书·平当传》。

⑤《汉书·黄霸传》。

①分别见《汉书·萧何传》、《后汉书·梁冀传》。

处分，还要连坐主管官员，主管对下属的贪赃活动，若置而不问、知情不举，一律与其同罪。

其次，坐盗贼罪也很重。地方官境内盗贼过多，根据不同情况要受贬秩、降职、罢官处分。此外，还有坐灾害、坐刑滥、坐选举不实以及其他许多律条。例如，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建立太学选择首批博士弟子时，山阳侯张当居任太常，他“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同时受到除国、免职、完为城旦三种严重处罚①。

对于官吏的惩罚，除夺爵免官、贬秩罚金以外，还有科律之刑，如杖、笞、耐、髡诸刑以至弃市、族诛，有多种刑名，皆视罪情轻重而定。但为保全大臣体面，诸卿以上的高级官吏可免捶扑之刑；如宣布死刑，则使之先期自裁。汉代有“将相不辱”、“将相不对理陈冤”的习俗，凡诏丞相诣廷尉诏狱，不论有罪与否，受诏后即须自杀，谓之“自裁”。有时皇帝并不明令处死，只是遣尚书令赐酒十石、牛一头，所赐之物即令其自杀的仪式，受赐的丞相便须自杀。

关于赏罚的意义，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三式》中说：“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这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问题在于如何运用它。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所当赏，罚所当罚，赏罚分明，这是吏治清明和国家兴旺的重要因素；反之，功不必赏，过不必罚，赏所不当赏，罚所不当罚，赏罚不明，结果必然是吏治败坏，国家衰亡。

①参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汉书》之《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及《百官公卿表》。

第四节　赐爵制度

秦的赐爵制度

战国时建立起来的军功爵制，在秦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起的作用也最大，并延续到整个汉代。秦和其他各国一样，论功行赏，但突出的特点是计首赐爵，得一甲首，赐爵一级，所以诸侯称秦为“上首功之国”。秦的爵位，可以为官，可以得到田宅和役使庶子，可以用来赎罪或赎奴隶，总之，可以给有爵者带来许多利益，而利益的大小，又根据爵位的高低有所不同，功多则爵高赏多，功少则爵低赏少，而且有罚与赏相配合。这就激励了秦军的无畏斗志。秦的军功爵制，集中了各国军功爵的优点，在一定意义上说保证了秦对六国的统一。

秦的赐爵制度，大体初建于商鞅变法，通过后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二十等爵。据《商君书·境内篇》反映，商鞅变法时代似乎只有十五级爵，而且爵序以及有的爵名与后来的二十等爵制不同。十五级中大良造为最高级，商鞅本人最后即为大良造，可能是得到了当时的最高爵位。在《商君书》同篇中，又言及“军爵”和“公爵”，可见商鞅时，秦国爵制中又有军爵和公爵之分。秦的爵制，在商鞅初建时如何？以后又有何变化？还可以作进一步研究，但后来形成并固定下来的二十等制，则是比较清楚的。

《汉书·百官公卿表》详述了这二十等爵的顺序以及名称：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这二十等爵，又分为两大等级，那就是以七级公大夫和八级公乘为界来划分。《汉书·高帝纪》说：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公大夫以上为高爵，可与令丞亢礼，又称为官爵，公乘以下为低爵，又称民爵。这两大等级区别很大，地位大不相同，享受的权力也不相同。而官爵之中，公大夫以上相当于令丞，往上级别越高，则地位越高，最上层关内侯、列侯大体可相当于三公。不过，侯爵并不多。秦在统一之后，所封的侯爵也为数甚少，这说明秦朝的赐爵还是相当严格的。

西汉初对秦爵制的因袭刘邦响应陈胜起义后，也利用赐爵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刘邦赐给部下的爵名看，有国大夫、列大夫、上间、七大夫、五大夫、卿、执帛、执珪等等。这些爵名，有的和二十等爵名相同，或者和秦国以前的爵名相同，也有的为各国所共有，但多半是楚国的军功爵名。因陈胜起义号为“张楚”，建官号按楚制，而刘邦原是楚人，又响应陈胜，所以官爵也从楚制。

但是，后来刘邦还是采用了秦的二十等爵制，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统一中国，发布了一个重要诏令，与军功爵制有密切关系：第一，诏令肯定了秦的军功爵制在汉朝的合法地位，恢复秦民原有的爵位和土地、房屋的所有权。

第二，对于从军的军吏除犯罪者外，一律赐给大夫爵位；原来享有大夫爵位的人各加一级；有七大夫爵位的人都可以食邑，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其个人和全家的徭役。

第三，明确宣布七大夫以上属于高爵，并表示对高爵的尊重，责令地方官必须优先满足高爵对于田宅和其他合乎规定的要求，不得拖延。

诏令反复强调军功爵的重要性，尤其表现了对获高爵者的关心。这说明楚汉战争之后，刘邦在主要方面因袭了秦的二十等爵制。

西汉时期赐爵制的变化刘邦死后，吕后执政，她为收揽人心，以惠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大规模的赐爵诏令，《汉书·惠帝纪》载曰：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

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珪、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参乘赐爵五大夫。舍人不满五岁二级。..这次赐爵和刘邦时相比，有明显不同：首先，取消了以军功赐爵这个根本条件，此后赐爵即趋于轻滥；其次是把“民爵”与“赐吏爵”分开，此后赐爵即吏民分提，赐民爵往往每次一级，赐吏爵则二三级以至更多；再次是取消了以爵级赐与田宅的规定，此后民爵仅为空衔，吏爵多为免役而已。这些变化，是由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因为这时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原来以军功赐爵的基本原则就必然会相应修改。

文景时期，赐爵制度日趋轻滥。朝廷有所谓“大事”之时，一般都要赐民爵一级，吏爵则更多。除大规模赐爵外，又正式实行卖爵制度，出钱可以买爵，入粟可以买爵，用奴婢也可以买爵。入粟买爵的办法，据上述所引《食货志》，六百石为上造，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这必然引起爵位的泛滥成灾，威胁到政府的兵、徭役来源。所以文景之时，已把高爵与低爵的界线由原来的七级公大夫上升至第九级五大夫，其区分标志也由食邑变成了免役。这样，二十等爵便以五大夫为界划分高低，高爵中除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列侯还拥有实际社会地位外，其他各级只是享受免役的优待，而八级公乘以下的民爵，成为徒有其名、而无实际价值的空虚头衔。

汉武帝时期，出于抗击匈奴战争的需要，朝廷又拟用军功爵制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旧有爵制已滥，不为人们所重，故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置武功爵，以宠战士。关于武功爵的级别和名称，《汉书·食货志》注引臣瓒曰：《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根据《食货志》卖武功爵的价格为“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的记载看，武功爵并不止十一级，《茂陵中书》显然有所遗漏。武帝另设这一套武功爵，目的是要恢复军功爵的原有价值和作用，使立功受爵的将士得以补吏，得以赎罪；功劳超等，大者可以封侯，小者可以补郎，本为赏军功以宠战士之意。但同时武功爵也可以买卖，“级十七万”，如买至千夫即相当于二十等爵的第九级五大夫，可以免除徭役。由于买爵者多，致使调发之士减少，于是朝廷又调发千夫、五大夫为小吏，不去就出马一匹，实际是让买爵人变相服役。这样，武功爵和军功爵同样失去原有的意义，因此推行不久便自行取消，以致后人对武功爵的级数也不甚清楚了。

宣帝以后，“赐吏爵”日益增多。这表明，赐爵制度在原有的性质和作用丧失以后，作为维护官吏、贵族特权地位之工具的性质却更加突出了。东汉军功爵制的衰亡东汉时期，世家豪族地主阶层已经形成，他们通过察举、征辟和任子制度，完全垄断了政治特权，布衣之士，包括一般地主在内，已经很难进入政治舞台，完全用不着以“赐吏爵”去扶持新贵了。所以东汉时赐吏爵一次也没有，可见已经废除。至于赐民爵，则成为一种更廉价的点缀品。刘秀在位期间就颁布过四次赐爵令，以后的各个皇帝，也都颁布过赐爵诏令，赐爵的次数、级数都很多。但为了防止人民得爵超过八级，又三令五申“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的命令①。因为不过八级公乘，就不得免役。这样，赐民爵与人民的减役、免役及士兵的社会地位，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于是爵制名存实亡。尽管东汉赐爵最多，但当时人即不知用意何在？故有“赐民爵八级何法？”②之问。可见军功爵制在东汉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当然，二十等爵的最高两级，即关内侯和列侯，还保留一些实际意义，以分封制的残余形式存在下来。

东汉后期，皇帝滥行封赏，为适应外戚、宦官、豪强、军阀势力扩张的需要，又增设了县侯、乡侯、亭侯等爵位。这是赐爵制的又一次变化。汉末曹操当政，建立新的爵制，“以赏军功”。除原有的列侯、关内侯之外，新设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内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四等，但新增的这四等按规定“皆不食租”。这种空有名号，而不食租税的封爵，即后世所谓“虚封”。从此军功爵制不仅对广大士兵毫无用处，就是对一般将官也无实际利益可得。

以上爵制的变化说明，自东汉以后，商鞅变法时创立的赐爵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了。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论衡·谢短》。

第五节　秩俸、休假和致仕秩

俸秩是指官阶，有几等秩即为几级官；俸是指薪俸，薪俸多少是依官阶的高低而定。一般说“增秩”或“减秩”，既包括官阶的升降，也包括薪俸的增减。秦自商鞅变法，即实行秩俸制度。秩以若干石表示，据秩而定俸额，按月发放，称为月食。秦的秩俸计算及发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汉代所因袭。汉代官吏的秩，也是用米谷数量来区分和表示，如二千石、千石、百石等。但在按秩发放俸禄米谷时，则用斛来计算。石是衡的单位，斛是量的单位，西汉一石约等于二斛，东汉一石约等于三斛。石不过是定等级的虚名，斛才是实俸。计实俸的斛并不是按上述比例与表示秩的石折合，而是另有定额。

两汉官吏的实俸，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东汉刘秀所定官俸例，见《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续汉志》以及刘昭补《后汉书·百官志》。今一并列表如下，以备参考（见《两汉官吏秩俸参考表》）。因秦汉时期，历时数百年，不仅各官之秩时有变化，就是俸也因物价与货币的比值不同，有增有减，而不尽相同，所以此表也只是表示一个大概情况。古代官俸多为谷物，秦汉也是如此。不过，从一些记载来看，西汉官俸曾有一段时间曾发放钱币，并且是以谷物数量折合而成。如《汉书·贡禹传》云：两汉官吏秩俸参考表秩（石）别师古注李贤注刘昭注月俸（斛）月俸（斛）月俸（斛）

万石350350350中二千石180180180二千石120120120比二千石100100100千石908080比千石80六百石707070比六百石605550四百石505045比四百石454540三百石404040比三百石373737二百石303030比二百石272727百石161616斗食111111佐史888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又如《史记·汲黯列传》《集解》引如淳曰：《律》：真二千石，俸月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

《汉书·宣帝纪》如淳注曰：《律》：百石，俸月六百。

另外，《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簿录·钱谷类》也有西汉官俸的零星记载，如候官月俸三千，塞尉月俸二千，候长月俸千二百或千六百、千八百。■长月俸六百或九百。这些，都说明西汉官俸有时发放钱币。

至于东汉，《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百官受俸说：“凡诸受俸，皆半钱半谷。”此文之下刘昭补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延平中，中二千石俸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钱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钱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钱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钱八百，米四斛八斗。这个记载虽不一定精确，但由此可见，东汉与秦、西汉一样，官吏也是以石定秩，月俸也是以谷数定额，但实际发放则是钱谷并用。

汉代官吏除常俸外，尚有节日赏赐，实际是常俸以外的加薪。但其赏赐对象，多为高级官员和朝廷官吏，地方官吏尤其是地方低级官吏，是难能得到朝廷这种赏赐的。与此相反，县令长以下的俸禄则比较低，时人颇以为非。如东汉人崔寔在《政论》中分析了一个“百里长吏”的收支情况，认为：月俸钱二千，粟二十斛。庸客用钱一千，薪炭及二人的伙食生活费再用一千，两千钱就完了。二人食粟六斛，其余才够马吃，连四时衣被、会客吃酒的费用都没有，更不用说养家糊口。崔寔的说法虽未免夸张，但当时地方小吏的薪俸低微倒是事实。薪俸微薄，就设法取给于民，这可以说是促使地方小吏贪污的一个因素。

休假秦时官吏已经有休假制度，休假称为“告归”。如《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长男为三川守，告归咸阳。《高祖本纪》载，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两者均为休假。但秦的休假制度不可详考。汉代官吏的休假，大体上有休沐、告、宁三种形式。

1.休沐。汉代官吏，一般利用休假日洗沐，故休沐成为休假的代名词。

休沐是一般的例假，每隔五天休息一天，这一天的休息，实际是处理各种家务事，而拜谒父母是其中的头一件大事。其次是接待宾客和处理各种杂务。西汉时期，这种例假在郎官中曾一度受到破坏，《汉书·杨恽传》云：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休。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转相仿效。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富郎可以不循常假，日出游戏；贫郎长病，却以常假抵偿，至有岁余不能休假者。这就破坏了五日一休沐的正常规定，所以杨恽罢山郎，皆以法令从事。

五日一休沐的常假之外，还有时节假，《汉书·薛宣传》说：“日至休吏。”日至指冬至日和夏至日。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日夏至，礼亦如之”，可见冬至和夏至的休假还不止一天。

2.告。告是因功或因病而休假的制度。告之中，又有予告和赐告的区别。《汉书·高帝纪》注孟康曰：《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予赐皆绝。由此可见，所谓予告，乃在职有功，课为上等者，依法应赐予休假，其性质等于赏赐。所谓赐告，乃当时规定请病假不得超过三月，过三月者免职，但由皇帝赐告，则可延长假期而不免官。赐告与否，完全是依皇帝意旨而定。所以汉史上，有如汲黯者，赐告数次亦未免职；也有如谷永者，未得赐告，期满即免。予告和赐告的休假制度，在两汉时期也有一些具体变化，上述只能是一个大体情况。可能是由皇帝诏令的予告、赐告仅限于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至于一般的下级官吏，也应有予告、赐告，不过由其主管部门批准执行而已。3.宁。宁是丧假的专称。告宁本来连称，为休谒之名。但告和宁又有区别，吉曰告，凶曰宁，所以宁的单称指丧假。官吏宁期的长短，大抵依丧服制度的推行情况而定。

西汉文帝崇尚节俭，也提倡丧制从简。他在遗诏中对自己的丧事作了安排。行丧的时间是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一共三十六日。东汉人应劭认为古制丧期三年（三十六月），文帝以日易月，故三十六日。文帝以后，三十六日释服成为西汉定制。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后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西汉时官吏父母丧亡，宁假三十六天为“国家之制”。《汉书·扬雄传》应劭注云：“《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又《哀帝纪》载诏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这些，或许不是指在职官吏的丧服制，也或许反映西汉后期丧服制有所变化，均不可详知。

东汉初年，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公卿、二千石、刺史均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临朝，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又兴丧礼。其后或兴或废。东汉一代，丧礼废兴不定，或予宁三年，或不予宁三年，始终没有定制。汉代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国，故主张行三年丧制；但丧假三年，影响正常工作，尤其是高级主管官吏，一旦归宁离职，官事皆废，所以又不得不明令制止。甚至还有提前释服或夺服之举。如果大臣归行丧礼，皇帝遣使者赉牛酒至家，为其释去丧服，以返署视事，这就是释服；如果志守丧期，不肯释服，皇帝也会采取强迫方式，即夺服。例如太傅桓焉，为母“行丧逾年，诏使者赐牛酒夺服”①。东汉崇尚名节孝道之风盛于西汉，宁期较西汉为长，却又废而复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致仕致仕，近似今日的退休。不过汉代致仕，一般指高级官吏。致仕的条件，主要是年老或有病。其手续，一般先由本人提出申请，或以老请，或以病请，谦称为“乞骸骨”，然后再由朝廷批准。致仕后的归养俸禄，以及是否岁时朝见皇帝等，则要看其官位、功绩和皇帝的恩宠程度。从两汉致仕事例中，①《后汉书·桓焉传》。

可知两汉公卿大臣病老退休，一般均受国家的优厚待遇，不过情况不尽相同罢了。致仕就是去职，去职后不应享受在职期间的秩俸，故须另有诏令规定其俸。汉代高级官吏致仕的诸例说明，有的可以享受全俸，有的三公享受二千石俸。在一般情况下，大概只能享受原职三分之一的俸。正如《汉书·平帝纪》所载元始元年（公元1年）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不过，还有的官吏致仕时是一次性赏赐，或黄金、或钱币、或粮谷、或房屋、或车马等等。致仕后的政治待遇，除地方官定时派人“存问”之外，有些功高望重的老臣，仍可依时朝见皇帝。总之，汉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高低，主要是由皇帝恩宠程度的高低而定。

与致仕相关的另一项制度是恤典。恤典，是朝廷对于高级官吏死后的一种抚恤制度。高级官吏死后，朝廷或赠赙（即以财物助丧仪）、或赠印绶、或赐谥、或赐冢地、缯绣、衣物之类，不一而足。从丧葬到死后享受的各种赠赐，因人因时而异，但也有某些共同之处，例如，有一定身份的官吏，皆赠以东园梓器，数量和品种各有不同；皆派遣官吏持节视丧，所派官吏的地位因死者身份而定；皆发部分军士送葬，数量有多有少。除赠送钱物外，又往往加官进爵。此外，官吏因公死亡，除厚加赏赐，有的并得荫其后代，如除子为郎等等。总之，恤典也是汉代官吏的一项制度，只是抚恤程度如何因人而异而已。

用人是否得当，治吏是否有方，这无疑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

西汉选官的范围很广，再加上察举与考试相结合，因人而授官，汉之得人，实有赖于此。尤其是汉武帝时代，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这就使武帝一朝成为人才辈出、功业兴盛的一个黄金时代。《汉书·儿宽传赞》对此有一段综述：是时，汉兴六十余载，..上（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c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c，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武帝一朝这种英才济济的盛况，即使在整个封建时代也不多见。西汉之所以能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一个盛大皇朝，用人得当是一重要因素。东汉察举逐渐遭到破坏，后期又大规模公开卖官，朝廷完全不顾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用人大计问题，灭亡是其必然趋势。

在治吏问题上，秦与两汉相比，最为得法。据《秦简》反映，秦的各级官吏，职责分明，有功者赏，有过者罚，条律不仅清楚具体而且赏罚必须执行，例如《行书》云：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紧急的文书要立即发送，不急的也必须当日处理完毕，否则以法论处。《秦简》中这类有关治吏的律条为数很多，说明秦治吏有方。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办事效率高，吏治清明，这是秦能统一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汉代治吏，则较秦略逊一筹。汉律中，没有秦律对官吏职责规定得那样具体。而朝廷对地方官的考课，主要是通过上计，在上计簿“具文而已”的情况下，考课也就徒具形式。然而，汉代治吏方式中，亦有比秦高明之处。汉代设置刺史，以低秩督刺和考察地方长吏，位卑权重，直通朝廷，不属守相所辖，且巡回流动，不固定于一地，这就能有效地起到监督作用。而秦每郡置监御史，固守一郡，易于和太守勾结，狼狈为奸。总的看来，汉代还是有一套治吏办法的，但贯彻并不彻底，尤其是东汉后期，几乎是放任官吏胡作非为，完全不顾祖宗治吏之法规，以致吏治腐败不堪，东汉政权亦随之灭亡。这是历史的教训。

第十四章　兵制

兵制是秦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兵制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兵农合一的郡县征兵制，并辅之以军功赐爵制度。西汉初的兵制因循秦代而有所损益，出现了南北军制度及诸侯王国军队。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和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兵制进行了改革，而有北军的发展和募兵制的兴起。东汉时，征兵制渐被募兵制取代，地方州牧刺史多掌兵权，边兵强悍，逐渐形成军事封建割据的状态。

第一节　禁军、宫城近卫军和京畿驻军

秦汉时代的军制，首先应说到宫廷禁军、宫城近卫军、京师及畿辅驻军。这都是朝廷直辖的军队。

宫廷禁军宫廷禁军，即负责宫殿门户、宫内警卫及国君出入仪仗的军队，其成员称为“郎”或“郎中”，因其轮流执兵器陈列殿下廊庑之中，故名①。郎中无定员，秦统一后人数有所增加，例如仅诸生被征为郎者前后即有七百人②。郎除了侍从皇帝之外，主要职责是充作宫廷禁军。秦代郎官有三类：给事禁中者称“中郎”；给事宫中者称“郎中”；给事宫外者称“外郎”。统称为“三郎”③。汉初，因循秦制。汉武帝时代，禁军中又增加了“期门郎”和“羽林郎”的名目。期门、羽林多来自精干骑射的西北边郡“良家子”，勇猛善战，“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④。期门郎无定员，多时达千人，职责是执兵送从，陛戟陈列殿下。西汉平帝时更名为“虎贲郎”；“羽林郎”大概是由原来的“外郎”（或称“骑郎”）演变而来，初名“建章骑”，后更名“羽林骑”，是皇帝车驾的骑卫。羽林郎亦无定员，或至七百人。后来，战死者的子孙又被收容训练，称为“羽林孤儿”，也编入禁军⑤。东汉时，宫廷禁军一称“虎贲”，即原来的期门，共一千五百人；一称“羽林郎”，一百二十八人（无常员）；一称“羽林左右骑”，左骑八百人，右骑九百人。东汉宫廷禁军一律父死子继，成为世袭兵⑥。

宫城近卫军秦汉时代，皇宫位于京城以内的宫城里。负责宫城以内及宫城各门警卫任务的士兵称“卫士”①或“卫卒”②。卫士的更代以一年为期③，从各郡受过一年军事训练的“正卒”内征调。卫士分为若干屯，在宫城各门及附近的营垒中屯驻。这些营垒称为“区庐”④。西汉时，因未央宫位于长安城西南方，①《战国策·燕策》：“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史记·荆轲列传》同。

②《史记·儒林列传》注引卫宏《古文尚书序》：“秦即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余人。”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史记会注考证》引苏林注：“然则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

④《汉书·地理志》。

⑤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⑥详见《后汉书·百官志》。

①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九年（公元前238年）长信侯毐发县卒及“卫卒”。③《汉书·盖宽饶传》：“盖宽饶为卫司马，及岁尽交待，上临飨罢卫卒，卫卒数千人愿复留共更一年。”④《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引胡广云：“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

故称“南军”。西汉南军人数一度达数万人⑤，各按其不同职责分别称“宫门卫士”、“南宫卫士”、“北宫卫士”及各门卫士。除未央宫外，皇太后所居之长乐宫、长安城外的建章宫、长安以西的甘泉宫及诸帝陵寝均设卫士屯驻⑥。各营卫士“从昏至晨，分部夜行”⑦，巡逻值勤。天子出巡，卫士挟道护卫。东汉卫士较西汉大大减少，总数不过二千五六百人⑧，主要负责宫城以内的警卫，其他职责大多由虎贲、羽林左右骑及五营兵取代。故尽管说东汉“京师（洛阳）有南北军如故”⑨，而实际上南军已不见于史乘了。

京师及畿辅驻军秦代，京师咸阳及关中屯兵主要职责是守卫京师及维持京畿地区的治安，其兵源来自关中当地的“故秦人”，战斗力较强。秦末兵源枯竭，才于郡县“尽征”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①。西汉时，京师屯军的主营位于长安未央宫北面一座永久性军垒内，称“中垒营”②，与南军相对，故称“北军”③。汉初北军有数万人④，主要来自京辅的正卒，负责戍守京师，守卫中垒营、军事监狱、武库及督造兵船，并不外出作战。武帝改革兵制，加强中央军的地位和力量，实际上主要是加强了北军的建设，故其人数、建制大大增加：分置缇骑三百人、骑兵六百人、步卒一千二百人，专门负责维持京师及三辅治安；另设诸城门屯兵及三辅、三河、弘农诸营屯兵：中垒营屯驻北军中垒门内外，掌四城⑤；屯骑营屯驻募自三辅的骑士；步兵营屯驻上林苑门，屯兵为募自三辅的步卒；越骑营屯驻轻骑兵；长水营屯驻长安城外长水宫、宣曲宫，屯兵为招募的胡人骑士；胡骑营屯驻左冯翊池阳宫，屯兵为招募的胡骑；射声营屯驻募自三辅的弓弩兵；虎贲营屯驻募自三辅的车兵。北军诸营的来源较复杂，既有由原北军诸营演变而来的，也有新增加的；既有征兵，也有募兵；既有三辅汉人，也有边郡胡人。北军诸营各兵种分工明确，技术装备精良，除戍卫京畿之外还⑤《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卫士转置送迎常二万人，其省万人。”《汉旧仪》：“飨卫士万五千人。”恐非卫士之全部，《汉书·韦玄成传》言元、成时帝后陵寝三十余所“用卫士四万五千二百一十九人”。

⑥详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汉书拾遗》。

⑦胡广：《汉官解诂》。

⑧详见《汉官》、《汉官仪》。

⑨《文献通考·兵考》。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详见钱文子《补汉兵志》。

③《汉书·刑法志》：“京师有南北军之屯。”

④《汉书·高帝纪》淮南王反，发材官与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于霸上，此恐非北军之全部。⑤《汉书·百官公卿表》写作“西域”，王念孙以为作“四城”是。

要经常出征。至武帝时，北军制度已臻完备①。东汉，专职警卫京师洛阳城内的“缇骑”仅二百人，多出自富家子弟；“执戟”五百二十人，多出自寒家；此外，洛阳城门屯兵仅“缇骑一百二十人”②。人数大大少于西汉。东汉北军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其中长水营一千三百六十七人（一说七百三十六人），其他四营各七百人③。北军五营初由刘秀元从士兵改编而成，其中长水营由乌桓骑兵组成。后来逐渐形成父死子继的“世兵”制度④。至安帝时，五营士卒多以洛阳官吏、富商的游惰子弟入钱谷充任⑤。因此，东汉后期中央军逐渐腐败，出现“王旅不振”的局面。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东汉中央军在都亭屯兵，并分屯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处关隘⑥，以加强京师的防御力量。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又以左右羽林五营、洛阳各处屯兵及各地招募的军队临时改编为八营，称“西园八校”⑦。实际上，这时中央军的制度已经彻底败坏，各部分裂涣散，其后遂为董卓所吞并。东汉的中央军名存实亡。

①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官仪》、《汉旧仪》。

②《汉官》。

③《后汉书·百官志》、《汉官》、《汉官仪》。

④《后汉书·西羌传》。

⑤《后汉书·安帝纪》、《三国志·王郎传》。

⑥《后汉书·何进传》。

⑦《后汉书·灵帝纪》注。

第二节　郡国兵

秦汉时代的郡有“边郡”与“内郡”之分。汉代，内地除郡之外，还有诸侯王国。所谓郡国兵就是指内郡兵与诸侯王国兵而言。

秦汉诸郡有“更卒”在当地服役，实际是一种劳役，虽也有警备地方治安的职责，但一般不算在兵役之内。因此，郡国兵在秦代和西汉前期主要是指地方按户籍征发到郡（国）县服兵役的“正卒”。正卒有“材官”、“骑士”、“轻车”、“楼船”等兵种①。

材官，即步兵。秦代步兵统称“材官”或“材士”，“汉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②。材官是郡国兵的基本成分，人数最多。材官有各种称谓，如“锐士”、“陷阵”、“奋击”、“虎贲”，皆形容材官之多力；又如“蹶张”、“引强”、“弓关”、“佽飞”、“射士”、“趣强”，皆形容材官之善射。总之，器械击技与弓弩箭矢是材官的主要军事技术装备。材官以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诸郡为最多。

骑士，即骑兵。春秋时代仅有车兵，战国时代出现骑兵，并称“车骑”。其后骑兵又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秦代称“骑士”③。汉循秦制，也在郡国兵中置“骑士”。诸兵种中，骑士是仅次于材官的兵种。骑士以三辅及西北边地如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郡等地为最多。

轻车，即车兵，是驾驭战车作战的兵种。车兵单称“轻车”，与“骑士”并称“车骑”。车兵曾是最重要的兵种，后因骑兵的出现以及作战地形的复杂化，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秦代的车兵是辅助兵种或军官坐乘。秦代车兵地位较高，第三级爵“簪袅”为“驾驷马者”，第四级爵“不更”为车右，第五级爵“大夫”为车左①。汉初常用车兵作战，武帝以后，车兵则通常用于军需运输。轻车一般多出于内郡，如三河、颍川、沛郡、汝南、巴蜀诸郡。楼船，即水兵。战国时秦国已有水军，有载兵作战和运载军需的舫船②，在对楚国作战中经常使用。秦代的水兵——楼船士，是南征百越的主要兵种之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汉循秦制，于郡国置楼船士。江淮以南多水，故楼船士多出于江淮以南诸郡③。

材官、骑士、轻车、楼船在内郡每年一度由各地征发，集中到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则由中央统一征调出征作战。西汉与秦不同的是，除郡之外还有诸侯王国。汉初，诸侯王国多拥强兵劲卒，有些王国甚至甲兵多达数十万人④，而且对中央有较大的独立性。从郡县征调“卫士”，是到京师服役，而诸侯王国征调“正卒”作“卫士”，只是在诸侯王府服役①。这种情况在“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才有所改变，诸侯王国同于郡①《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选能引阙蹑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②《汉书·刑法志》。

③《史记·灌婴列传》：“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

①《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

②《史记·张仪列传》：“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③详见钱文子《补汉兵志》。

④《汉书·吴王濞传》：“发书遗诸侯，书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①《汉书·龚胜传》言诸侯王国人不得入京师“宿卫补吏”。《贾谊传》：“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劳榦《汉代的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2年第10本）：“在王国方面是只县，其军队制度与郡县也没有什么差别了。武帝以后，募兵和刑徒兵等制度的出现部分地取代了郡国征发正卒的制度，郡国兵的构成开始发生变化。东汉初，由于常备兵制已经建立，于是罢郡国的材官、骑士、轻车、楼船，取消了正卒制度②，只是在战时才有临时性的征兵。这样，东汉时往往只在某些郡国的军事要地设置常备军屯驻，以取代更代番上的正卒。

东汉，屯兵人数较多者称“营”，一般多在边郡，内地郡国较少③；屯兵人数较少者称“坞”，多在内地郡国，如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置六百一十六坞，河内通谷冲要置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置三百坞④。这些郡国屯兵大多是招募而来的职业兵，后来逐渐变成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世兵”，对地方的刺史、牧、守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大大加强了，故后人评论东汉兵制，“长从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矣”⑤。

做王国自己的卫士，京城的卫士和边郡的戍卒都不做。”可见诸侯王国正卒不在中央服役。②《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公元31年）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③《后汉书·西羌列传》、《南匈奴列传》、《南蛮列传》。

④《后汉书·西羌列传》。

⑤钱文子：《补汉兵志》。

第三节　边防兵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边地往往设郡作为守御边境的军事重镇。秦统一后，天下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而以“边缘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①。秦代外郡驻扎边防兵；其职责是戍边备敌守土，遇有战事则从征出战。西汉初，中央政权力量较弱，边防主要依靠异姓诸侯王国，如以楚、淮南、长沙诸国防御越人，以燕、韩、代、赵抵御匈奴。其后又以同姓诸侯王取代异姓诸侯王。文帝时，由中央直接控制的边郡只有四个②。“七国之乱”平定后，边郡及边防兵遂置于中央直接控制之下。武帝时，南平三越（南越、闽越、东海）、北击匈奴、东并朝鲜，拓边数千里，先后在沿边设置数十郡。自武帝以后，对内附于汉朝的少数民族多在边地设置“属国”加以安置。另外，宣帝时，又在西域设都护府，置屯兵。因此，汉代边防兵除边郡兵之外，还有属国兵和西域都护府的屯兵③。

边郡兵秦代守卫边防的有民兵、戍卒和谪戍三种人。从内地发往边地的人也有“迁”、“戍”、“谪”三种形式。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即从内地向人烟稀少的边郡徙民及罪犯，称为“实边”。徙边之民的户籍在边郡，平时垦荒种田，一旦有警，男女老幼一律从征，分别编入壮男、壮女、老幼三支队伍戍守备敌①。实际上，这是作为边防兵辅助力量的民兵制度。正规的边防兵称“戍卒”，除了从边郡征发外，主要来源于内郡的“正卒”。戍卒除了修城、筑塞，还要候望、警戒、巡逻。秦制边地每城有若干署——哨所。每署管理若干戍卒，他们的名字都写在木板上，置于署中以备检查。戍卒上署迟到或擅自离署都要判罪②。戍卒每年更代一次。秦末，戍卒兵源枯竭，于是又增加了强制性的“谪戍”，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治狱吏不直者”、“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乃至“闾左”戍边，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

西汉因循秦制，边郡的编户齐民除了极少数入选为禁军者外，一般只在本郡服兵役，守卫边境③。待服役期满后，复员归农。如遇战事，仍要从军作战。此外，也有内地郡国征发到边郡服役，每年更代一次的戍卒④。但是，汉初较秦代戍卒数量大大减少，全部北方边郡戍卒通常不过万人。边地如有重大军事行动，往往由中央调集内地军队出征，战争结束立即返回，不在边地①《后汉书·章帝纪》韦昭注。

②《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汉兴，..高祖子弟同姓而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其中，边郡唯蜀郡、陇西、北地、上郡而已。

③详见《汉书·西域传》。

①《商君书·兵守》：“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②《墨子·号令》。

③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边郡人除作过正卒以外仍要作戍卒，不过只在本郡屯戍而已。”④从汉简看，戍卒大部分是关东人，少数是本郡人。

常驻。汉初边防力量薄弱，不足以防止匈奴南下骚扰，而大规模的边地屯军的军需供应又难以保证，而且每年一度更代番上的戍卒又不习边事，不利于作战。因此，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晁错上疏建议改革边防制度，募民于塞下屯田以防御匈奴：“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①。实际上是秦代迁民实边政策的继续，也是一种民兵制度。至武帝时，在西北边地“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在边地屯田戍守，称“戍田卒”。

东汉初，“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边境屯田制度破坏殆尽，无民屯田，无卒戍守。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刘秀派马援修缮边防设施，“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各置令长，招还流亡百姓，并于边地设立三营，屯田殖谷，徙弛刑谪徒以守边③。东汉内郡罢弛征发戍卒番上戍边的制度，边地屯戍的士卒多由招募而来。除光武时所置三营外，明帝时为隔绝南北匈奴，置度辽营于五原曼柏；和帝时于南越置象林营；安帝时为防御鲜卑置渔阳营，又于辽东属国置扶黎营④。东汉后期，边地诸营兵逐渐成为“世兵”，对边郡牧守边将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变成其私人部曲。

属国兵奏代的“属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少数民族举族臣服于秦的，称为“臣邦”⑤；一种是少数民族部分或成批投降内附的，秦特设一专门机构管理，称“属邦”（汉称“属国”）①。这种制度汉代沿袭下来并有所发展，对边防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臣邦”又分为“外臣”和“内臣”②，仍保持其原来的部落结构。外臣有相对独立性，仅表示礼仪上的臣服；内臣则要除边关、置吏、用秦或汉法。不过，既然外臣和内臣都称“臣”，就都有共同守御边陲的义务。外臣尚有“葆塞”与“不葆塞”两种，但即使不葆塞的外臣，遇到紧急情况也必须入葆守塞③。

秦的属邦就是汉代的属国。属邦（国）收纳少数民族的归降者，他们脱①《汉书·晁错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后汉书·郡国志》刘劭补注。

④《后汉书·南匈奴传》、《南蛮传》、《西羌传》、《安帝纪》、《鲜卑传》。⑤秦简《法律答问》有“臣邦人”、“真臣邦君公”、“臣邦真戎君长”、“臣邦君长”等等称谓；《后汉书·乌桓传》：“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可见是秦汉相沿的制度。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秦代兵器铭文也有“武库受属邦”（少府铜矛）、“诏事属邦”（吕不韦戈）、“属邦工”（铜戈）等称谓。可见属邦是秦制，汉代改称属国。②秦简《法律答问》有“者（诸）侯外臣邦”之谓；《汉书·两粤传》：“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之语；《史记·朝鲜列传》：“辽东太守既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史记·司马相如传》：“是时邛、筰之君长..多欲愿为内臣妾。”③青海孙家寨汉简：“诸塞外蛮夷为外臣葆塞及不葆塞者，外有急，军吏谨以辨道。其不入葆及不居堑内与吏卒相佐者，辄言二千石。”（《文物》1982年2期第338页）

离了原部族而归属于秦的属邦。属邦是为了防御塞外游牧部族的侵袭而设置的。在属国内，把归顺的少数民族人编成军队，用于作战和边防。西汉文帝时，贾谊建议：“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④西汉自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内附，武帝遂以其降地设河西四郡，由汉人屯田戍守，而将归降的匈奴人分置于五个属国：天水郡勇士县、安定郡三水县、上郡龟兹县、西河郡美稷县、五原郡蒲泽县⑤。此后又增置西河、北地、金城诸属国。属国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多按氏族部落编制，他们精于骑射，在对外作战和守卫边防中起了很大作用。

臣邦和属国兵往往悍勇难制，叛服无常。而且，属国兵是常备的职业兵，衣食俸禄皆仰给于“县官”，也造成财政上沉重的负担。

东汉属国较西汉更多。东汉既罢戍卒更代番上之制，北方边地除招募屯田卒外，边防更多地是依赖属国兵。自南匈奴款塞之后，东汉政府大量使用属国兵守边。例如，南单于居西河美稷，列置匈奴诸王为捍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藉骨都侯屯代郡。另外，还有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龟兹属国、辽东属国等等。东汉政府对边地少数民族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制约。例如，先以鲜卑、后以南匈奴对付北匈奴，又以南匈奴对付鲜卑和西羌。东汉后期，还利用属国兵镇压内地汉族人民的起义。东汉边兵强于内郡兵，而边兵中尤以西北边兵最为强悍，东汉末凉州军阀董卓就是凭借西北边兵起事的。

西域都护府屯军汉武帝时北击匈奴，西破楼兰、姑师，联乌孙、伐大宛，开辟了西域。

此后，西汉军队又五争车师，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为了确保西域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断匈奴之右臂，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屯戍，大大延长了对匈奴的防线。史称：“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卫领护”①。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的常驻机构称为“西域都护府”，实行屯田戍卫制，其屯田区初在轮台，后移渠犁，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又移至车师前王庭，由戊己校尉领护。西域都护府最初都护属国三十六，哀平之际增至五十五国。西域诸属国军队的组织形式仍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对汉朝政府有出兵从征的义务，都护府也可以直接调发属国军队出征，各属国有对西汉屯驻在西域的军队供应廪食的义务。王莽时，西域诸国叛归匈奴。东汉明帝至顺帝时曾几度设置西域都护府于车师，顺帝以后才逐渐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

④《新书·匈奴》。

⑤《汉书·武帝纪》。

①《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　征兵制

应征条件和应征士兵的待遇

秦代至西汉前期的兵役制度以郡县普遍征兵制为主。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下的户籍什伍制度，国家直接控制了以“户”为单位的“编户齐民”，按伍、什、里、乡、县逐级管理。籍隶于什伍的编户齐民是征兵的主要对象。汉循秦制，略有损益。到武帝以后，对外战争频仍，征兵的主要对象——个体小农纷纷破产，户籍制度也受到破坏，兵源不足，征兵制逐渐衰落。到东汉，征兵制便被募兵制取代了。

征兵制对年龄有明确规定。男子达到服役年龄正式“傅籍”，著于名册，称为“傅”；停止服役的年龄称为“免老”，或称“老”。秦代始傅的年龄是十五岁①，免老的年龄有爵位者是五十六岁，无爵而为“士伍”者是六十岁②。汉初沿用秦制，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改为二十岁始傅③，至迟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以前又改为二十三岁④。汉代免老的年龄是五十六岁。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东汉。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超过规定。如秦代遇有“大役”，即大规模的战争，老者也不免役；汉代，更有小至十二岁，老至七十以上被征兵的例子⑤。

征兵制对征兵对象的身份有明确规定。秦代，一般情况下征兵对象严格限制在隶籍于“什伍”内的编户齐民，包括无爵的“士伍”、一级爵“公士”至四级爵“不更”（不更仅免其“更卒”之役，不免其兵役）⑥。身份低于“士伍”的贱民和奴隶没有正式服兵役的权力，即使从军，也只能作“徒兵”⑦；而身份高于“不更”者，名籍不列于什伍之内⑧，享有免役的特权。西汉军功赐爵制度趋于轻滥，自无爵的“士伍”至八级爵“公乘”通称“民爵”，都要服兵役⑨。武帝时又设立“武功爵”，自七级爵“千夫”以下都要服兵役①。西汉后期，军功爵、武功爵制度皆由轻滥而败坏。至东汉，爵秩制度徒具形式，对服兵役者身份的限制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征兵制对服役者的身体条件有明确规定。傅籍时，身体羸弱或有残疾者称为“罢癃”，只服劳役，不服兵役。傅籍的身高标准是六尺至六尺五寸以上，不足六尺者称为“小”②，不得服兵役。

①秦简《编年纪》墓主喜十七岁始傅。

②《汉仪注》：“秦制十二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六十乃免老。”③《汉书·景帝纪》：“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④《盐铁论·未通》：“今陛下（昭帝）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⑤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簿录》：《名籍类》、《车马类》。

⑥《后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刘劭《爵制》：不更，“不豫更卒之事”。⑦秦简《魏户律》、《魏奔命律》。

⑧秦简《法律答问》：“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大夫以上不在户籍什伍的编制中，当为免役之民。

⑨《汉书·高帝纪》五年（公元前202年）诏：“军吏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汉书·食货志》晁错说文帝：“令民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①《汉书，食货志》：“诸请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②秦简《仓律》。

秦代兵役制度对每户征兵的人数也有规定：《戍律》称：“同居毋并行。”即每户中已傅男子不同时服兵役，至少须留一人在家中，以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

上述各项规定仅适用于平时，在战时尤其是遇“大役”或兵源不足的情况下，随时可能逾制征兵。

在兵农合一制度下，应征士兵除国家供应的一部分物资以外，还有自带的部分。由国家供应的部分包括武器装备和军粮。秦汉时代武器由国家统一管理，士兵入伍后由国家统一发放，退役时上交国家。至于甲兵的授还有专门的条律规定③；国家供应军粮称为“禀”，或称“禀军中”，依爵秩身份以及在军队中的地位高下，禀给的数量也有等差④。一般情况下国家“下调郡县转输粟菽刍蒿”⑤，供应军队，但也时有“自赍”军食的情况。衣物的供应，除没有财产的奴隶、刑徒兵由国家统一供应，称“禀衣”①之外，应征士兵都要自带钱物②。军队往往设有“军市”供士兵买卖物品。

免役的特权兵役是秦汉时代人民最沉重的负担，故征兵制度规定统治阶级享有免役的特权，称为“复除”。秦代复除特权主要限于第五级爵“大夫”以上者③，以及与之地位相当的各级官吏和隶于宗室“属籍”的皇室贵族。这些人依其等级的高下，分别可以享有复其身、复其家、复其宗族及依附人口等特权。此外，交纳粟、帛、资多者也可以复其身④。汉代，随着统治阶级构成的复杂化，有关复除的规定及享有复除特权的对象也趋于复杂：宗室、王子侯的宗族皆列入“宗正”的“属籍”，永不服役；外戚、功臣封侯者世世免役；全国官吏除最低级的小吏以外，都有爵位，凡爵在第九级“五大夫”以上，月俸在六百石以上者都免役；低级官吏中县、乡的“三老”免役；凡选举为孝弟力田、博士弟子及能通一经者皆得免役；此外，还有特诏免其一年、两年、若干年乃至终身之役的情况⑤；平民如不服役，可以出钱、物代役⑥；如要免去“正卒”之役或战时征调的兵役，则必须买爵。文帝时纳粟四千石买爵至五大夫即可免役①；武帝时又规定纳奴婢、纳栗、纳钱可得补吏免役，并创“武功爵”，买爵至第七级“千夫”，与五大夫相等，可以免役②。至西汉后期，③秦简《效律》、《工律》。

④秦简《传食律》。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秦简《金布律》。

②云梦睡虎地秦墓四号木牍。

③秦简《法律答问》言“大夫”不在什伍之内，故有免役特权。

④《史记·商君列传》。

⑤以上详见钱文子《补汉兵志》。

⑥《汉书·食货志》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①《汉书·食货志》晁错言：“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于是文帝“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如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②《汉书·食货志》：“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诸请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赐爵、卖爵免役制度的轻滥，导致兵源匮乏，已无法正常地征发兵役。随着募兵制的发展，常规的军功爵免役制度已失去了实际意义③，而其他各项免役制度也仅在临时性征兵时才起作用。

兵役的多种名目秦代兵役与劳役合称“力役”，有更卒、正卒、戍卒、卫士等名目。汉制，男子已傅未老，每人每年都要到郡县服劳役，一月而更，故称“更卒”。更卒主要从事劳役，也担任地方的警备。应服“更卒”之役者如不亲自服役，须出钱雇人代役。以后雇更钱又演变为“更赋”，变成了赋税的一种。更卒服役期满后还复民伍。由于更卒主要是一种劳役，故不在正式兵役之列。正式的兵役首先是“正卒”。正卒在内地郡国服役，时间、地点、服役内容皆列于正规的军事制度之内④。郡（国）县征兵之后，士兵服兵役的第一年，皆在本地接受军事训练，因地制宜，或为“材官”，或为“骑士”，或为“轻车”，或为“楼船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按照汉代制度，每年秋季由郡县长官对训练成绩进行考核①。除了训练之外，也担任地方警备以及辅以各种劳役。一年期满，便复员归农或者征调番上，作“戍卒”或“卫士”。作过正卒者，已掌握了基本军事技术，归农期间实际上相当于一种预备役，战时可随时应征。

在通常情况下，卫士和戍卒主要是从内地郡县中已作过一年正卒的在役或复员者中征发②。从役的卫士、戍卒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术，按所在郡县乡里为单位编制，征调的人数和番上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人数不足或延误期限要按“乏徭”、“乏军兴”、“失期”罪论处③。卫士和戍卒服役的期限相同，都是一年。二者的区别在于服役的地点不同：赴京师戍卫者称“卫士”，属于朝廷军系统；赴边地屯戍者称“戍卒”，属于边防兵系统。一般说来，作过卫士便不再作戍卒，反之作过戍卒也就不再作卫士了④。作卫士或戍卒一年期满，如果需要，还可能延长服役期，甚至有延期三至四年者⑤。服③元帝时，“以用度不足，民多买复，无以给中外徭役”；东汉初，爵至关内侯才得复除（《周礼·地官》郑众注）。

④《汉书·食货志》颜注：“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左传·襄公九年》孔颖达疏：“正徒..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按正卒乃相对更卒杂役而言，其名籍在朝廷，可供朝廷调遣，故为正规兵役，称“正卒”。

①《后汉书·百官志》刘劭注引《汉官仪》卷上。

②正卒是已在郡县接受一年训练的兵员，卫士和戍卒则是被朝廷调出服役或作战的兵员，故当在受训之后调发。详见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180页及注。

③秦简《徭律》；汉有“军兴法”，见《史记·司马相如传》；《史记·陈涉世家》。④《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言“为正一岁，屯戍一岁”；而《汉官仪》则言“一岁作正卒，一岁作卫士”。不过，汉代兵役为两年，除作正卒一年外，另外再服役一年。可见，如果作卫士，便不作戍卒，反之亦然（详见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

⑤《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吕后五年（公元前187年）“令戍卒岁更”；《汉书·晁错传》：“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汉书·沟洫志》如淳注引《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而《汉书·盖宽饶传》卫士“复留更一年”；《尉缭子·兵令》“军无功者戍三岁”；秦简《除更律》有服役四岁之例。

役期满者要等待下一期番上的卫士或戍卒到来之后才能复员，不得擅自离去，“不候代者，法比亡军”①。复员归农后，遇有战事，随时还可能被征调从军。

边郡兵役和封国兵役边郡居民的兵役与内郡国邑是有所区别的。边郡居民服兵役，其主要职责就是在本地接受军事训练，戍守本郡边境。一般只有“六郡良家子”才到京师服役，加入朝廷的禁军②。北方边郡的兵役主要有“骑士”和“戍卒”两种，而兵役的负担则比内地郡国重得多。西汉初内郡有高爵者可以免役，但在边郡则不得免役，而且服役的年龄也大大超过内地已傅免老的规定③。秦汉时代边郡居民大多来自内地，专以屯田戍边为职，而且其中又以“谪”及“赎罪”之类性质者为多，故兵役较内地郡国更为繁重④。

在西汉初，诸侯王国对朝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征兵制度也不尽统一。

汉初诸侯王国之大者，其规模仪制几与汉廷相捋，封土占全国泰半，一国或兼数郡之地。有的诸侯王诱致天下豪杰、逋亡人为兵，如吴王刘濞即拥兵二十万人，最终酿成“七国之乱”①。景、武以后，诸侯王国势力越来越小，完全置于朝廷控制之下。法律规定诸侯王不得“擅爵人”、“赦死罪”、“收纳亡人”②、“藏匿逋逃”③，严格了王国属县的户籍制度，保证了征兵制在王国推行。另外，规定王国不得私自调动军队，统一了军政。这样，王国的兵制与郡县已大体一致了。略有区别的是，诸侯王国县邑居民虽有正卒、卫士、戍卒制度，但王国的卫士不在京师服役，只在王府作卫士，而且不得到京师“宿卫补吏”④。在王府服役的人数与期限有明确规定，逾制者要受处罚。王国居民的戍役与郡县相同，战时的临时征兵也是郡、国并举，没有多少区别。到了西汉后期，“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⑤，征兵制度与郡县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东汉，诸侯王国的卫士制度仍有所保留。诸侯王“就国”随从的卫队仅有“虎贲”、“官骑”以及所用的兵弩、厩马，人数很少，至多不过一百人左右，而且来自北军胡骑⑥，属朝廷军系统，与地方的征兵制已没有什么关系了。

征兵制的败坏①《尉缭子》。

②《后汉书·百官志》注：羽林郎“无员，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③《汉书·贾谊传》贾谊言：“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④秦简《秦律杂抄》，处以“谪”罚者，常要服一年以上的戍役，甚至有“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封诊式·迁子》）的处罚。

①《汉书·荆、燕、吴王传》。

②《汉书·贾谊传》。

③《汉书·淮南王传》、《燕刺王传》。

④《汉书·龚胜传》。

⑤《汉书·高五王传》。

⑥《后汉书·中山简王焉列传》：“焉与（诸王）俱就国，从以虎贲、官骑。..今五国各官骑百人，称娖前行，皆北军胡骑。”不过，个别诸侯王，如愍王刘宠“有强弩数千张”，终究是极少数。秦汉征兵制是以户籍什伍制度直接控制下的个体小农为基础的。武帝以后，个体小农大量破产，沦为流民、奴隶、依附民、租佃小农、雇佣劳动者，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大大减少，而豪强殷富之家则通过纳赀、纳粟、献奴婢等各种方式取得复除特权。于是，正常的戍卫番上制度已难以维持，征兵制逐渐衰落。至东汉初，光武帝对兵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几乎完全废止了内地郡国期年番上的正卒、卫士、戍卒制度①。东汉一代虽偶有征兵于郡国之举，如灵帝中平末，广陵郡“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②；又，“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③。这类事例往往仅限于战时的临时性征兵，不为常制，而作为常制的征兵制则已经败坏了。

①说详贺昌群《东汉更役、戍役制度的废止》，载《历史研究》1962年5期。②《后汉书·臧洪列传》。

③《后汉书·陆康列传》。

第五节　募兵及正式兵役以外的各种兵源

募兵制的推行

西汉初，徭役制中的“更卒”之役已出现募人代役的制度，凡不服役者须雇人代役，平价每月出钱二千，谓之“践更”④。募兵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始于汉武帝⑤。武帝时，对外长期用兵，而征兵制无论从番上轮代的时间、人数，还是士兵的军事技术诸方面，均已不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而且，为了解决军事财政困难，国家采取入赀、入粟、入奴婢以赐爵免役的办法，豪富之家竞相免役，无业贫民则又以佣身服役谋生。可以说，募兵制已势在必行。故自武帝以后迄于东汉，募兵制逐渐发展并取代了征兵制，成为兵士的主要来源。

西汉的募兵有各种名称，曰“勇敢士”、“应募罪人”、“奔命”、“伉健”、“应募”等等①。这些应募兵士多来源于无业流民、弛刑徒等无产者。汉朝经常用这些士兵从事对外的重大战争。王莽时，又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作为对匈奴战争的主要兵力②。

东汉的户籍什伍制度已大大松弛，个体小农大量减少，征兵制难于继续推行，军队的兵源除了战时临时性征兵之外，主要靠募兵维持。东汉各地屯兵多来自招募。例如，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武陵五溪蛮反，东汉政府即募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徒四万余人前往镇压③。东汉不仅内郡兵招募，边郡戍卒也完全实行招募制。例如，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发遣内地实边的百姓，皆赐以“装钱”④。实边赐钱制是西汉所没有的，是募民戍守边地的一种制度。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⑤，这标志着东汉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东汉政府招募士兵的费用，称为“赏募钱”或“赏直”⑥，实际上相当于雇佣士卒的工资。东汉对少数民族往往也采用招募的办法。东汉少数民族兵称“夷兵”，是军队中的常员，战事结束后也不遣散，编在军队中领受“牢直”、“廪赐”，成为一种常备的雇佣兵①。可见，东汉募兵制的推行是十分广泛的。

④《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注引如淳：“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

⑤《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已称“募”。以兵役抵罪，带有商品交换的色彩。武帝时的八校已是募兵的性质。居延汉简中有募戍卒和募卒吏等记录（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击西羌军中有“应募”（《宣帝纪》、《赵充国传》）。①详见《西汉会要·兵》二“选募”条。

②《汉书·王莽传》、《食货志》。

③《后汉书·马援传》。

④《后汉书·光武纪》。

⑤《后汉书·明帝纪》。

⑥《后汉书·度尚传》。

①《后汉书·董卓传》载：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上书：“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又，《度尚列传》：“广募杂种蛮夷，明设购赏。”

正式兵役以外的各种兵源秦汉时代，往往在正式兵役制度之外增加军队士兵的来源，以补充兵员之不足。其他兵源大致包括：贱民、刑徒、奴隶和少数民族兵等等。

秦兵制对士卒身份的规定很严格，无爵的“士伍”以下如贱民、罪犯、奴隶都没有资格服兵役。但是，这类人要从军作苦役、作奴隶兵，在军队中享受最低的待遇，吃饭不给菜肴、攻城要冒锋矢负土填壕等等②。这些人包括“商贾”、“逆旅”（旅店主）、“赘壻”、“刑徒”、“罪吏”、“亡命”，以及豪富之家的奴仆如“厮”“舆”、“徒”、“童”③等等。这些人在户籍中注明身份，都不在什伍之中。如商、贾入“市籍”，其地位显然低于平民。一旦遇有战事，对这类人口即“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④。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起，扩大了戍卒征兵的范围，称为“谪戍”，其中包括“吏有谪”、“赘壻”、“贾人”、“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几类人，遣至南海、桂林、象郡戍边①。秦末，又发骊山刑徒、奴隶及“奴产子”从军，镇压人民起义②。

西汉初，仍袭用秦代禁止商贾、刑徒、奴隶服兵役的制度，不过，也有临时性的“赦死罪，令从军”的刑徒兵③。武帝时代，在兵源不足的情况下曾多次征、募刑徒兵，应征或应募者往往是“罪人”、“天下死罪”、“应募罪人”、“京师亡命”、“郡国恶少年”等等。这些人都是罪犯刑徒，以兵役代替服刑，故以后又称之为“弛刑徒”。从武帝开始，发弛刑徒为兵成为战时征兵的一项重要措施。另外，武帝时踵秦发“谪戍”之制，多次征发“天下谪民”、“谪戍”、“七科谪”从军。“七科谪”较秦代的谪发又多了一项“亡命”④。

东汉与西汉有所区别的是兵役对身份的规定已不复存在，而正式兵役之外的兵源，是大量使用刑徒屯戍边地，其中既有招募，也有征发，通称之为“弛刑谪徒”。弛刑徒从军，在边地屯驻，除了正式屯兵所应担负的屯田殖谷戍守边防之外，还要从事“筑亭候，修烽燧”等繁重的劳役。东汉常以弛刑徒屯戍边地，已形成固定的制度⑤。

秦代军队中已有少数民族兵。西汉的边防与对外战争中开始注意到少数民族兵作为汉军的辅助力量的重要作用：“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①武帝以后，少数民族兵加入到汉朝军队的建制中来，在中央军里就有“胡骑”等专门屯驻少数民族军队的营垒，在边地则设置“属国”兵。武帝以后，又②秦简《魏户律》、《魏奔命律》。

③《商君书·垦令》。

④《商君书·垦令》。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汉书·高帝纪》。

④详见《西汉会要·兵》二“发谪徒”条。

⑤东汉常以“系囚”赦其罪，与妻子俱在边地著籍戍边：如明帝永平八、十六、十七年；章帝建初七年、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元年；安帝延光三年；顺帝永建元年、五年；冲帝建康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兴元年皆有此类诏书（详见《后汉书》诸帝本纪）。

①《汉书·晁错传》。

往往于对外战争中完全使用少数民族兵②。于是，少数民族兵逐渐成为汉朝军队中战斗力较强、具有重要作用的军队。东汉称少数民族兵为“夷兵”。由于东汉武备渐弛，“夷兵”用于边事的数量和次数都大大多于西汉。而且夷兵编入朝廷、地方及边地屯军，成为常备兵，其作用也大于西汉。东汉后期的“夷兵”，主要有匈奴、鲜卑、乌桓、氐、羌以及宾、叟、青羌、山越、南蛮等等，民族构成较之西汉复杂得多。总的看来，东汉军队边兵强于内郡兵，边兵中尤以西北边兵最为强悍。西北边兵以羌胡为主体，骠格悍勇，如凉州军“五郡精兵，羌胡毕集”③，久之成为边将的私属。董卓之乱就是凭恃凉州兵发难的④。

②《汉书·西域传》、《郑吉传》等。

③《东观汉纪》。

④《后汉书·董卓传》。

第六节　军队的指挥和组织系统

秦汉军队的指挥和组织系统有平时和战时之分，而且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秦代通常不设固定的高级武职，全国命将调兵的大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从西汉初开始，太尉成为高级武官，其职责是“掌武事”、“主五兵”，为武官之长，但时置时废，且无发兵之权。武帝以后改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①。东汉或置大司马，或置太尉，或并置②，但都没有实权。

秦代宫廷禁军中的郎由郎中令管辖，汉初仍其旧。武帝时改为光禄勋，其下以中郎将监禁军诸郎。东汉光禄勋所辖禁军有五官、左右署郎、虎贲、羽林郎、羽林左右骑等③。

卫尉秦代宫门内屯兵由卫尉管辖。西汉卫尉管辖“南军”卫士。东汉同西汉，但所辖人数较西汉为少。

秦代京师屯兵由中尉管辖。西汉中尉管辖“北军”。武帝时分内史地区为三辅，设置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分掌京师、左冯翊、右扶风的屯军。又设长安城门校尉，掌长安城门屯军；设中垒尉，掌北军中垒营屯军。这样，就分割了中尉的兵权，而中尉也更名为执金吾。东汉仍其旧，掌洛阳城警备，统辖缇骑、执戟，职权较西汉又有缩小④。

武帝时，朝廷直辖的北军有所扩大，新设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七校尉，分掌京辅驻军的七营兵⑤。东汉北军有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射声五校尉，简称“北军五校”。另设监军于北军，称“北军中候”。东汉洛阳也设“城门校尉”，不过所辖城门屯兵人数较少。东汉末，为镇压黄巾起义，朝廷又增置“八关都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设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和右、中、左等八校尉，由大将军直接统率，并称“西园八校尉”①。秦汉地方军队常设武职，初为郡、县两级，后逐渐过渡到州、郡、县三级制。

秦代各郡设监军，称“监”，代表朝廷监察郡县，兼有将兵的职责②。西汉，在武帝时设十三部州刺史，职秩虽低，但代表朝廷监察地方，权限很大③。东汉的州，或置刺史，或设州牧，成为郡国以上的一级权力机构。东汉中叶以后，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刺史州牧遂被赋予了领兵的权力④。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②《通典·职官》二：“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复旧名为太尉公。..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自此则大司马与太尉始并置矣。”

③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

④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

⑤详见劳榦《论汉代的卫尉与中尉兼论南北军制度》（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8年第29本下）。①详见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

②《史记·高祖本纪》有“秦泗川监平”，《集解》引文颍：“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③《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贡十三人。”

④《后汉书·刘焉传》：“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论改置牧伯，镇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秦汉的郡太守除管理民政外，也兼管武事，故又称“郡将”，而郡都尉则称“副将”，佐太守掌武事⑤。一般内郡只设一个都尉，边郡和新辟疆域则往往设两个乃至三个都尉⑥。凡郡县的兵役征调、训练考核、屯戍驻防、治安警备、紧急军情等皆由郡守与都尉负责⑦。边郡除部都尉外，还在扼要之地设关都尉驻守⑧；在屯田区则设农都尉掌屯田卒⑨；边地多骑士，设骑都尉分掌其事⑩；属国都尉是边地属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东汉属国更多，安帝时边郡都尉多改为属国都尉(11)；在更边远的地区，往往委派临时性加官，所谓“持节领护”，如“使匈奴中郎将”、“西域都护”、“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等①。由于上述边地诸官职多涉及边防守卫、镇抚征伐等军事任务，故均以武将领护。

汉初诸侯王国自置武官，其中最高武职称中尉。景帝以后，改由朝廷代置，诸侯王已无兵权。其后，一度废除王国中尉，成帝时又复置。王国中尉一方面象京师的中尉一样，管辖王府的“卫士”，但同时也负责王国的警备、兵役、训练以及督察军吏等项事宜②。

东汉初，罢省内郡都尉，有事临时设置，平时则并职于郡守，于是，太守逐渐专有领兵之权③。东汉边郡仍保留都尉之职，不过，东汉边郡太守兵权极重，平时即可将万骑巡行障塞，治亭徼④。

县一级的令、长除掌管一县的民政外，也兼掌武事。县尉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县令长，负责一县的兵员征调、治安警备、军事训练等等。大县设二尉，小县仅设一尉⑤。县以下的乡、亭也设武职：游徼、亭长。边郡设有烽燧的县，还有特设的武官系统：城尉——候官——鄣（塞）尉——候长——徼长⑥。以上是平时朝廷、地方的武职建制。在战时，军事指挥则另有一套体系。战时，皇帝临时派遣将军指挥作战。

秦代，最高军事长官称“上将军”或“大将军”，以下还有“尉裨将”、“裨将军”、“将军”等较高级的武职。汉代最尊者称“大将军”，次称“骠骑将军”，或冠以“大司马”的称号。大将军以下依次为列将军，如“车骑将军”、“卫将军”等等；再次是前后左右将军，都是高级武官。将军在战时有一套指挥机构，临时置“长史”、设“幕府”。每个将军各有一个幕府，幕府的属吏由将军自行遴选委任。拜将、命将、置幕府以后，朝廷军系统的南北军或由郡国征调的各营军队便由将军统辖指挥。战事毕，即交还兵权，⑤《汉官解诂》：“都尉将兵，副佐太守。..言与太守俱受银印剖符之任，为一郡副将。”⑥详见《汉书·地理志》。

⑦《汉官解诂》：都尉“仅主武职，不予民事。旧时以八月都试，讲习其射力，以备不虞”。⑧详见《汉书·地理志》。

⑨《汉书·地理志》。

⑩《汉书·地理志》。

①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

②《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光武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郡都尉之职，并职太守，分部领兵，详见《后汉书·百官志》。④《汉官仪》：“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

⑤《后汉书·百官志》。

⑥详见陈梦家《汉简缀述·汉简所具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

撤销幕府①。将军以下的中级武官称校尉，相当于郡一级武职；其次是都尉，相当于县一级武职。军队的每一壁垒称一“部”或一“营”，每营置一个校尉和几个都尉。但是，特设的校尉和都尉级别相当高，秩二千石或比二千石，地位相当于列卿。如西汉北军八校尉、东汉北军五校尉、西园八校尉等。此外，护军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等都属于此类武官。

秦代军队出征，将军以下统率若干“营”，每营由一个都尉（或“国尉”）统率一千人的军队；营以下统率若干“屯”，每屯五十人，由一名“屯长”统率，每两屯由一名“百将”（或称“佰长”）统率；屯以下又有“什”，由“什长”统率十人；以下有“伍”，每伍五人②。汉代，将军以下有校尉、军司马统率的“部”或称“营”；以下又有军候统率的“曲”；屯长统率的“屯”等等①。

秦代军队调动权由国君掌握。调兵使用“虎符”，右符在皇帝手中，左符在带兵的将军手中。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派遣使者“合符”，所谓“会王符，乃敢行也”②。战事结束，还符于国君。另外，还有使用“檄”或“羽檄”发兵的制度③。只有军情紧急，将军才得权宜行事。汉行秦制，战时中央临时向郡国征调军队，除正卒、戍卒、卫士之外，已归田务农者皆可能应征。如无檄、符，不得擅自发兵，否则为叛逆罪④。东汉后期，刺史、州牧、郡守渐有发兵领兵之权，檄、符发兵制度渐被破坏。东汉末，刺史、牧、守不仅可以私自募兵，而且其募领之兵往往变成私人部曲，士卒父子相袭，成为世兵，对刺史、牧、守有很强的依附关系。东汉的刺史、牧、守逐渐变成了地方军阀⑤。

①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5卷1期。②秦兵制的编制情况较复杂，《商君书·境内》：“五人束簿为伍，..五人（当为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国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这似乎是较早时代的制度。又《尉缭子·攻权》：“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又《束伍令》：“战、诛之法：什长得诛十人。伯长得诛什长。千人之将得诛百人之长。”似乎是稍晚时代的制度。以上都是战国时代的秦制，可参考。

①汉循秦制，编制相近。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②《新郪虎符》。

③《汉书·高祖纪》：“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此乃循秦制。

④详见《西汉会要·兵》二“调发”条。

⑤详见贺昌群《东汉更戍制度的废止》。

第七节　军队的训练和考核

正卒在郡县服役，服役期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接受正规的军事技术、战术训练，而对各兵种的技术、战术训练还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

材官（即步兵），主要训练和考核项目是使用弓弩。秦制规定，发弩啬夫如果射不中目标，罚二甲；县尉也要受到处分⑥。训练使用的箭靶称“埻跫”，使用弓弩的力量大小和射者与埻跫的距离都有明确的标准。按照汉代规定，每年举行“秋射”以考核训练成绩，发矢十二射中六矢者为及格，超过六矢则“赐劳十五日”①。

骑士、轻车（即骑兵与车兵），主要训练和考核项目是驾驭战马。战马体格应在五尺八寸以上，称为“蓦马”。按秦制规定，蓦马如未经过严格训练，不能用作骑驰或驾车作战；不能按命令奔驰，考核成绩太差，即“马殿”，则具司马和令、丞要受处分。对驾车驭手的训练、考核也有规定，不能驾驭战车者，教官要受罚，驭者要补偿与训练时间相等的徭役②。

汉代每年秋季八九月间农事毕，郡太守与都尉便召集所属各县令、长、尉，在郡治所在地举行一次“都试”，材官、骑士、轻车演习射御、骑驰、战阵，由长官考课殿最，给以赏罚，大致与秦代相仿。汉代都试仪制有严格规定，逾制者要受处罚③；参加都试考核的人数事先有规定，违令不参加考核者要受处罚；随便遣散骑士、材官，即以“乏军兴”罪论处。汉初诸侯王国军事训练、考核，朝廷不予干涉。“七国之乱”后，各王国统兵的中尉皆由朝廷派遣，训练、考核由中尉负责，与郡无异。如王国私自练兵，即以叛逆罪论处④。

汉代朝廷军除了禁军中的“郎”和少数民族兵以外，大多来自三辅或各郡的正卒，原在各郡已接受过一年正规军事训练。但南北军的卫士和禁军仍然有“岁时讲肄，修武备”的训练、考核制度，以保证其军事素质。西汉南北军卫士的骑射训练多在上林苑内进行，所谓“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①。训练的项目很多，除通常的骑射战阵之外，还有“拔距”、“投石”、“弁”、“角抵”等等。“拔距”是一种力量训练；“投石”即以手抛石打击目标的训练；“弁”是徒手格斗的训练；“角抵”即相扑、摔跤的训练②。朝廷军的楼船士，从武帝时开始在昆明湖训练③。另外，每年立秋之日，在东门外京郊斩牺牲祭陵庙，由武官肄习战阵及队列仪仗。皇帝百官亲临检阅，进行每年一度的阅兵式④。

东汉初，罢郡国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士，令各还民伍；废止⑥秦简《秦律杂抄·除吏律》。

①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②秦简《秦律杂抄》。

③《汉书·韩延寿传》。

④《汉书·燕刺王传》、《淮南厉王传》。

①《汉书·匈奴传》。

②《汉书·甘延寿传》。

③《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武帝纪》引《汉仪注》：“立秋之日，斩牺于郊东门外以荐陵庙，武官肄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六十四阵，名曰‘乘之’。”

了正卒番上受训和定期考核的都试制度。东汉军队以招募而来的常备军为主体，人数大大少于西汉。常备军又渐向世兵制过渡，军事技术、战术也逐渐变成世代相传赖以谋生的手段了。遇有战事，临时征兵，平时缺乏训练，军队素质下降，所谓“官无警备”，“王旅不振”，“每战常负”，正是其必然结果⑤。

⑤《后汉书·百官志》刘劭补注引应劭《汉官》：“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方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习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伐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

第八节　有关兵制的其他问题

兵器和兵种

秦代军队的兵器分为远射兵器、长兵器、短兵器三类：远射兵器有弓、弩、箭；长兵器有矛、戈、戟、钺、殳、铍；短兵器有铜剑等。另外还有防身的甲、盾①。秦统一后，收天下兵器销毁于咸阳②。汉代以后，铜兵器被铁兵器取代。汉代兵器多用铁制，弩的力量有所增加，大弩甚至以矛为箭，又有“大黄连弩”，可以同时放数箭，大大提高了杀伤力；长兵器多用矛和戟；短兵器多用刀剑；甲以铜、铁或兽皮制造，盾多用木制③。秦汉军队兵器由国家统一管理，地方郡国和朝廷均设有武库。汉代长安、洛阳的武库为天下精兵所聚之地④。

骑兵是秦汉军队重要的兵种之一。汉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骑兵是最重要的兵种，故汉代重马政。骑士的马匹皆由朝廷供给，由太仆负责管理⑤。朝廷在西北边地设置马苑，使用大批官奴饲养战马⑥。车兵使用的战车，也称“輣车”⑦。秦代战车一般由四匹马驾驭，中间两匹“服马”，外侧两匹“骖马”。汉代战车多用一匹或两匹马驾驭。西汉初，车骑并用，武帝以后兵车在战斗中已不占重要地位，主要用于军需运输。以马驭之者为“辎车”，以人挽之者为“辇车”①。秦代水军战船称“舫船”，一船载五十人与三个月的军需，顺水可日行三百里②。汉代战船大者高可十余丈，作战则多用便捷的冲击船及小型战船。江淮以南的楼船集中地在浔阳，北方则在齐地沿海一带③。

兵器与兵种的配置取决于作战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战术：山林川渎地形复杂，宜为“步兵之地”，“车骑二不当一”；丘陵平原为“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两军于平地浅草相拒，为“长戟之地”，“剑盾三不当一”；丛林地带为“矛梃之地”，“长戟二不当一”；崎岖险阸为“剑盾之地”，“弓弩三不当一”④。从这里不难看出，秦汉时代战术思想与兵器兵种配置的一般关系。

军需供应秦制对军队中地位不同的成员，禀给的粮食、菜羹的数量，质量均不相①详见无戈《秦始皇陵与兵马俑》。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详见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

④秦简《效律》、《汉书·食货志》、《成帝纪》、《叔孙通传》、《魏相传》等。⑤《汉书·百官公卿表》。

⑥《汉书·食货志》。

⑦《汉书·淮南王传》。

①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②《史记·张仪列传》。

③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④《汉书·晁错传》晁错语。

同。秦代还有“禀衣”的规定，但不禀给士兵，而只是禀给军队中无家室的奴隶、罪犯和老小“不能自衣”者，由征兵从军的士卒则要自带衣物和钱币⑤。秦代边事繁剧，边地军队的物资供应主要靠转漕运输。秦开“五尺道”以供巴蜀；凿“灵渠”以供岭南；开“直道”以供北边；修“驰道”以调集天下物资。大量人力物力耗于运输，往往“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效率很低，“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能轻致也”①。汉武帝惩秦之弊，于边地屯田，基本解决了屯戍军队的军粮供应，但除屯田卒之外的其他军用粮刍，仍由大司农供应。为了屯粮，中央设“太仓”、洛阳以北设“敖仓”②，战时军需供应主要靠转输，故运粮人数往往多于作战士兵，人力消耗很大。

边塞的设施与防御秦汉时代往往于边境修筑堡塞亭障等边防设施作为屯兵、戍守、候望的据点。

秦略定南越之后，于其地分置南海、桂林、象郡，并于五岭（塞上、骑田、都庞、甿渚、越城）冲要之地置“塞”分屯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③。为了保证诸塞的军需供应，又开凿“灵渠”以楼船通漕水运。与此同时，又北伐匈奴，修筑长城，发郡县戍卒戍守，并开“直道”以供屯戍之需。

西汉自武帝平“三越”之后，东南边境也置“塞”屯兵戍守，例如设置“日南障塞”等等。但汉代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匈奴和西北的羌人，故北部边境的防御设施数量多，工程大，种类也复杂。汉代称秦长城为“故塞”，较为简陋。武帝时逐匈奴于漠北，打通西域，在秦故塞基础上又加以延长和扩展。向西，自敦煌至盐泽，使秦长城向西延伸了三千二百七十五里。向北，出五原塞以外数百里至庐朐，远者千余里，皆筑堡塞亭隧①。故史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匈奴）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②边防设施的种类和名称很多，有：塞、障塞、城障、列城、外城、亭障、亭塞、亭徼、亭候、亭传、亭隧、堡壁、列亭、列隧、坞候、坞壁、坞等等。一般塞是指长城的某一段；城、障、壁、坞则指修有围墙驻军设防的建筑。“万里长城”至汉武帝时形成了一套庞大严密的防御体系，对巩固北部边防起了重大作用。

东汉初，“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队（隧）绝灭”③。至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东汉发民于边地分筑烽候堡垒，将废置的边防设施又部分地陆续修复起来。

秦制，边地城邑有警，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守城，“壮男为一军，壮女为⑤秦简《传食律》、《金布律》及四号墓木牍。

①《史记·主父偃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淮南子·人间训》。

①详见陈梦家《汉简缀述·汉武边塞考略》。

②《汉书·匈奴传》。

③《后汉书·郡国志》刘劭补注引应劭《汉官》。

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称为“三军”。守城的方法，在城上“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五十步共四十人④。所持兵器，十人之中六弩、四兵，其中丁女、老、小每人一矛，使用弩的主要是丁男⑤。汉代逐渐完善了边防设施，整个北部边境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烽燧守卫制度。沿边亭燧发现敌情，白天举烽烟或布表，夜间则举火报警。烽燧之间大约相距三五里至十里，烽烽相望，以伺察敌情，一旦有警，消息很快就传至郡治和朝廷，以便迅速发兵出击①。

行军与屯驻秦汉军队有专用的军事地图，每次出兵将军按地图行军布阵。大军之前派出前哨或探马，称为“斥候”，或派出侦探敌军行动的间谍，称为“伏听”，以便随时掌握敌人的情况。每至生疏之地，即绘制地图送往京师。夜间宿营，派士兵击“刁斗”巡逻。辎重前进，铺路架桥，行军速度每日五十里；负重行军仅三十里；急行军或轻骑兼程则快得多了②。

军队至前线屯驻，或为“营”，或为“壁”。所谓“营”，即以兵车尾向外围成圆形，出口处车辕相对称为“辕门”，军队的帐幕在其中；所谓“壁”，也称“垒”，以土木石修筑，四周掘壕，称“堑”。每营或垒屯军一“校”，约千人。军粮储存的地点一般在战场附近，派军守卫，并筑“甬道”与壁连通③。

军纪军法军法称“该”，“该，军中约也”④。秦军法很严，有各种规定，如：隐瞒户口、谎报年龄、身材以逃避兵役或延误服役期限，“从戍不以律”，不及时赶到战场，不值勤或擅离职守，不服从军令，打架斗殴，修工事不合格，损坏或不按时交还武器，损坏官物或损伤战马，不能完成训练、作战任务等等，都要受到严厉处罚；又如逾制役使士兵，冒领或私卖军粮，从事商业贸易以谋取私利，保管发放武器质量低劣，管理军马不善，军马不堪驾驭，训练不得力，作战无功等，负责官吏都要受到严厉处罚。地方官对有功者赐爵不及时也要受处罚。处罚的方式，根据过失者的地位身份及过失轻重程度，轻则为“谇”，即斥责，或罚以数量不等的资、甲、盾等，重则免去其爵秩，罚以劳役，降为隶臣，处以肉刑乃至斩首不等①。

西汉初，韩信申军法，以秦制为依据，杂以古代兵家成约，加以整齐、订补以成汉军法，其内容今已不可详考。目前可见之汉军法，除了因循秦制以外，确有损益。例如：民家有丧事则缓其兵役，士卒给假治丧。取民家物，④详见《墨子·备城门》、《号令》。

⑤《尉缭子·守权》。

①详见陈梦家《汉简缀述·汉代烽燧制度》。

②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③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④《说文》。

①详见秦律有关条目。

行军喧哗，士卒逃亡，临战畏懦，从军失期，上功而首虏不足或增首不实，盗虏获或夺人虏获，以降者为虏，掘死人为获，匿亡虏，争功斗殴，冒功领赏，盗穷武库兵器等等，都要严厉处罚乃至斩首、弃市等。将吏作战，因士卒、军资亡失过多，擅自发兵等，都要治罪乃至斩首。战时将军有临时处置权，任何人无将军命令不得擅入军营。二千石以下违军令，将军可立诛于外。穿军垣、求贾利、私买卖与士卒者斩。将吏擅斥除士卒，军队不诣屯所，乱屯兵，出军无期、行军失道、临敌逗留、诅败、争功、擅出界、擅用军资、擅益幕府校尉、擅离部曲等等，将吏治罪②。

②《西汉会要·兵》三《军法》。

第十五章　刑法

秦汉皇朝处于我国封建专制国家的早期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历史阶段的一系列特点。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都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作为集中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也在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起落、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转移，以及司法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丰富、改善其内容和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

秦代的立法活动

秦汉两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刚刚形成的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进行了频繁的立法活动。从历史渊源上讲，这个时期的刑罚体系，特别是汉文帝以前的墨、劓、剕（膑）、宫、大辟五刑之设，可以一直上溯到更古老的时代，而法典编纂的内容与形式，当是直接继承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由于《秦律》、《汉律》久已亡佚，对秦汉法律的全貌，我们是无从看到了，只能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的秦简、汉简等文物资料中，略窥这个时期立法活动的概况。

秦朝的法律，是战国以来秦国封建法律的继承和发展。秦国封建法律的奠基人是商鞅。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商鞅携带李悝《法经》入秦①，于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主持变法。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将李悝《法经》六篇改为六律，即《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②，从而奠定了秦律的基础。

但仅仅六律，是不能完全适应封建国家需要的。商鞅本人，就没有受六律的限制。除了六律以外，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他还制定了军功爵制、什伍连坐法，以及鼓励分居、重本抑末等法令。商鞅制定的秦律，比起《法经》来，更集中地体现了法家的耕战思想，为秦统一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法律保证。

商鞅死后，秦律仍然在不断地修改、补充。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向我们提供了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时期立法的概况。《睡虎地秦墓竹简》，除《编年记》和《语书》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都是墓主人摘录的秦的法律条文。这些条文，是秦国在国内外进行各种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在秦统一全国后，仍然通行。根据这些条文，可以看到商鞅变法以后秦立法活动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干预加强了。这些条文包括了大量的经济法规。如关于农业管理方面的法规，有《田律》、《仓律》等；关于官营手工业管理方面的法规，有《工律》、《工人程》等；关于市场贸易管理方面的法规，有《金布律》、《效律》等；关于畜牧业管理方面的法规，有《牛羊课》等。第二是行政立法开始形成。中国在世卿世禄制的贵族政治瓦解以后，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的官吏政治是唯一的形式。因此所谓行政立法，主要是官吏法。首先确定的是君臣关系。“为人君则鬼（读为怀），为人臣则忠”①。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一直是皇帝和百官互相要求、自我标榜的准则。其次，由于官职不能世袭，随时可以罢免，需要有一个标准用以区别“良吏”和“恶吏”：“良吏明法律令，..有公心”；“恶吏不明法律令，..不廉洁”②。这个标准，反映了法家关于官吏规范的指导思想。另外在《置吏律》、《内史杂》、《尉杂》、①桓谭《新论》。

②见《唐律疏议·名例注》。

①《为吏之道》。

②《语书》。

《为吏之道》等众多条文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对官吏进行任免、考核、奖惩的规定。这些规定，对组织国家政治生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置吏律》规定：“啬夫之送见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这是防止官吏结党营私。又如《效律》规定：“尉计及尉官吏即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这是强调长官的法律责任。显然，这些法律规定，是通过若干次政治实践才上升为法律规范的，是符合专制主义的政治要求的。

秦统一以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两次重大的立法活动。

第一次是在秦始皇时期，为了改变由于诸侯割据造成的“律令异法”的局面，秦始皇在秦律的基础上“一法律”、“定刑名”，在政治统一的同时实现了全国法律的统一。为了在思想文化上进行控制，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发布了“焚书令”，禁止儒学和法家以外各学派的发展，“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为了提高皇权，在法律形式上规定：命为“制”、令为“诏”。

秦朝第二次较大的立法活动是在二世胡亥统治时期。这次立法带有明显的政治斗争色彩。“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①经这次立法以后，秦律更为残暴了。“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②，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法律的残酷，成为秦皇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代的立法活动西汉皇朝建立初期，接受了秦亡的教训，在法律上“改秦之敝”，“蠲削烦苛”。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初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后由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③。《九章律》即在秦的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之外，增加了户、兴、厩三章。正如秦律在六律之外还包括了《田律》、《仓律》、《效律》、《置吏律》等众多的篇章一样，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也仅仅是汉律的主体，而不是全部。孝惠、高后、文、景四代，黄老无为思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刑罚用稀”④，在法律领域，继续清除秦律中不合时宜的内容。

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颁布了赎刑令，民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刑；又废除了挟书令。惠帝时期，叔孙通为奉常，以礼入法，增加了《谤章》十八篇①。

高后时除三族罪、妖言令②，“复弛商贾之律”③。

文帝即位后，在“绝秦之迹，除其乱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第一，废除连坐收孥法，“除收孥诸相坐律令”①《史记·李斯列传》。

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见《汉书·刑法志》。

④见《汉书·刑法志》。

①见《汉书·惠帝纪》、《汉书·叔孙通传》。

②《汉书·高后纪》。

③《史纪·平准书》。

④；第二，废除诽谤妖言罪。文帝以前汉律规定“怨望诽谤”者要处以斩刑，文帝宣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治。”⑤第三，废除肉刑。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文帝有感于此，下令废除了肉刑，其事在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⑥。这在秦汉立法活动中，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文帝以后，虽然肉刑时有发生，但我们从许多请复肉刑的议论中，知道肉刑已不是法定的常刑。

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始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⑦张汤制定了有关宫廷警卫的法律《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制定了《朝律》六篇，连同《九章律》和《谤章》，合计六十篇，大体完成了汉律的规模。在武帝时期，随着儒术独尊地位的确立，也就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并对立法和司法活动起着支配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是以大儒董仲舒倡导的“引经决狱”之风的兴起。在立法方面，董仲舒强调以经书为根据（主要是《春秋》），提出了“君亲无将，将而诛焉”、“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原心定罪”等原则，这些原则，当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典，但对以后的封建法制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帝时期立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律条文的迅速增加。“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典阁，典者不能遍睹。”①这样众多的条文，必然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②宣帝以后，至西汉末年，统治阶级立法的主要精神为纠正武帝的偏颇，以缓和阶级矛盾。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诏：“律令有蠲除以安百姓，条奏。”③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廷尉以闻。”④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复诏：“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⑤并且设置廷平以平定刑狱⑥。

元帝初立，下诏：“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⑦成帝河平中，复下诏：“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①然而终汉之世，都未能解决律令繁多的问题。

④《史记·考文本纪》。

⑤《汉书·文帝纪》。

⑥《汉书·刑法志》。

⑦《汉书·刑法志》。

①《汉书·刑法志》。

②《汉书·刑法志》。

③见《汉书·宣帝纪》。

④见《汉书·宣帝纪》。

⑤见《汉书·宣帝纪》。

⑥见《汉书·刑法志》。

⑦见《汉书·刑法志》。

①见《汉书·刑法志》。

东汉初期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室之轻法”②。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以“顷狱多冤狱，用刑深刻”，诏“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罚”③。从此在具体立法方面屡诏减省，例如“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杀奴婢不得减罪”、“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等等④。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梁统以法网弛纵、人轻犯法、吏易杀人，使“吏民俱失”，上书请恢复严刑，未获许可⑤。

章帝时，司徒鲍昱奏定《辞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期“齐同法令，息遏人讼”⑥。

和帝时，廷尉陈忠“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⑦东汉后期，豪强权势日盛，法网驰纵。为整顿法纪，崔实、荀悦、仲长统等人都提出过恢复肉刑的主张，但均未被采纳。纵观东汉一百七十多年，立法精神总的方面是趋于宽缓。

根据上述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立法活动的主要成就，有：第一，实现了国家法律的统一。第二，由于肉刑的废除，在刑罚体系中逐步减轻了奴隶制法律的原始性和残酷性。第三，由于以礼入法，儒家学说和法律条文相结合，扩大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在依靠刑罚的强制力量的同时，重视德化的作用，成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点。在这三点以外，秦汉时期制订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形式。

秦汉的法律形式秦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制、诏、课、程、式等。见于秦简的，有律，如《田律》、《徭律》、《军爵律》、《置吏律》等；有程，如《工人程》；有式，如《封诊式》。制和诏，是秦代独创的法律形式。秦始皇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在先秦，国君的命与令，从来就有很高的权威，都有法律的效力。不过，命与令不仅国君可以发布，公侯大臣和各级官吏都可以发布。至于发布制、诏，则是秦王政称帝以后，皇帝专有的特权。

两汉的法律，在秦的基础上，发展为律、令、科、比四种比较固定的形式。

律，是法律的基本形式，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是中国法律的主体。见于史书的汉律篇目，除《九章律》外，尚有《田租税律》、《钱律》、《尉律》、《左官律》、《酎金律》、《大乐律》、《尚方律》、等等。

令，也称诏或诏令，即皇帝的命令（在秦代称制和诏）。由于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命令也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法律效力之大，可以改②《后汉书·循吏传》。

③《后汉书·光武帝纪》。

④《后汉书·光武帝纪》。

⑤见《后汉书·梁统传》。

⑥《后汉书·鲍昱传》。

⑦《后汉书·陈忠传》。

变律的规定，即杜周所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①比起律来，令有很强的现实性，往往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发布的。见于史书的汉令有《功令》、《金布令》、《宫卫令》、《秩禄令》、《品令》、《祠令》、《祀令》、《斋令》、《狱令》、《箠令》、《马复令》、《胎养令》、《养老令》、《任子令》、《缗钱令》等。由于令的数量太多，宣帝时将令编为《令甲》、《令乙》、《令丙》，以便查阅和应用。

科，就是科条或事条，亦即法令条文，包含“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的意思。汉科数量也很繁多。《后汉书·陈宠传》：“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这些科条大抵都是就某些事类作出的弥补律，令之不足的专门规定。如《晋书·刑法志》中所举属于告劾方面的《登闻道辞》、属于断狱方面的《考事报谳》、属于擅兴方面的《擅作修舍》等即是。

比，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汉书·刑法志》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诏：“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说明在西汉前期，比附的依据为律令。武帝以后，比附的依据还包括儒家的经典。从法学的角度看，是有弊病的。因为以儒家经典比附为罪，可以置法律规定于不顾，任意按统治者的意志“论心定罪”，即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比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以至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①汉代的比有《决事比》、《死罪决事比》、《辞讼比》等。董仲舒曾作《春秋决事比》，收集《春秋》经义断狱的案例二百三十二本②。

①《汉书·杜周传》。

①《汉书·刑法志》。

②《后汉书·应劭传》。

第二节　秦汉法律的立法精神和阶级本质

秦汉法律，作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地主阶级的意志，特别是集中地反映皇帝，有时还有皇帝的家族的意志。秦汉法律的立法精神，主要是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封建等级的统治秩序，维护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父家长制。秦汉法律都是从如何对封建统治有利进行考虑的。也有少数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劳动者的要求，那是封建国家为了保证粮源、兵源，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而制定的。旧的法学分类，曾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秦汉法律，可以说是属于公法范围的，或基本上是属于公法范围的。如说秦汉时期缺乏私法的制定，可以说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秦汉法律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正是封建专制主义最集中的体现。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废分封，行郡县，称皇帝，规定避讳制度和废谥法，规定“命为‘制’、令为‘诏’”等等，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提高皇帝的权威。秦始皇还制定一些恐怖性的法令，如“行所车，有言其处者，罪死”，“偶语《诗》、《书》弃市，”①等等。为了有效地控制人民和封建国家机器，秦始皇还亲自过问司法，“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具石之一”①。汉朝统治者为了提高皇权，制定了更多的律令。汉律规定，臣下如有侵夺皇帝权限者处死刑。例如：矫诏者腰斩；擅发兵者斩；擅兴徭役赋税者降官贬爵；违反诏令者，弃市。景帝伐吴王濞时，诏：“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②居延汉简中有“不奉诏当以不敬论”的记载。在汉律中“不敬”、“大不敬”罪，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如：阑入宫门、殿门、皇帝园圃，醉歌于宗庙堂下，犯跸，触讳，侵犯皇帝的人身等等。

为了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使臣民无条件地效忠尽职，汉律严惩对皇帝诽谤、诬罔、诋毁等言行。汉律有“非所宜言”罪，以广泛钳制臣下的言论。更荒唐的有“腹非罪”，即“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不说什么，也要被处以死刑③。

“七国之乱”发生后，汉朝统治者吸取了教训，从加强皇帝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严禁臣下“阿党”、“附益”，内外交结。“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封诸侯过限为附益”④。凡触犯阿党、附益之法、坐与诸侯王交通者，都要处以重刑。又制定了《左官律》，即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朝廷任命的官吏，称“左官”，不得在朝为官。这显然是防止诸侯王延揽人才以对抗朝廷。汉代抑制诸侯王势力的法律还有《酎金律》、《尚方律》、《推恩令》等。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汉书·刑法志》。

②《汉书·荆、燕、吴王传》。

③见《汉书·食货志》。

④《汉书·诸侯王表》。

秦汉法律及户籍、赋税、徭役、上计等各种制度和各级官吏的任命，也都无一不同维护皇权的最高权威相密切联系的。

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意味着对人民的剥削压迫的极大的随意性。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维护皇权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对于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效能、稳定社会秩序，有时甚至对于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但皇帝的权力既如此之大，皇帝个人的作用就极为突出，因为法律的实践如何，就要看皇帝的态度如何，而法律的规定往往是不一定能发挥应有的效力的。

维护封建等级的统治秩序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商鞅变法，废除了奴隶制时代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军功为条件，以田宅、臣妾为物质基础的二十等爵制。“商君为秦制爵二十等，以赏功劳。”它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①。这是有秦一代建立和维护封建等级体系及其特权的最初立法。

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建立，各个等级之间，特权阶层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也确定下来。秦律规定：“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而庶民则“有罪各尽其刑”。官吏和有“大夫”爵位的人，还可以不编为“伍人”，或编为“伍人”不因四邻犯罪而负连坐之责。秦律还有保护公族特权的规定：“内公孙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②秦简《司空律》规定，凡服劳役刑者根据不同身份，在管理上也有所不同。公士以下无爵庶人服城旦舂刑，不穿囚衣，不戴刑具。鬼薪、白粲、不加耐刑的下吏和私家奴婢被主人用以抵偿赀赎债务而服城旦劳役，要穿红色囚衣、带刑具，并监督劳动。葆子，即高级官吏的子弟如用劳役抵偿赎刑以上到赎死的罪时，只需在官府劳作，官府不能不讯问而长期监禁，同时允许在“耆弱相当”的条件下由别人代替服役。

秦律中还广泛使用“赀甲”、“赀盾”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和职务犯罪的刑罚。此外，还有“赎耐”、“赎黥”、“赎迁”、“赎死”等赎刑。赀刑和赎刑的存在使官吏、贵族、地主和富人，纵使有罪，也可以逍遥法外。两汉时代，在等级制的支配下，官吏、贵族有更大的特权。汉律规定：贵族官吏犯罪，其俸禄比六百石以上者，有罪先“请”①。所谓“请”，就是司法官吏无权决断，只能依据法律，提出审判意见，上请皇帝裁夺。皇帝有权抛开法律，依据犯法者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功劳大小，甚至个人爱憎，决定量刑的轻重。

汉律和秦律一样，爵位可以用来抵罪。如“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②这种减刑的特权，甚至延及于贵族官吏的子孙。

文帝时，贾谊曾就周勃狱上疏：“已在贵宠之位，..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①《史记·商君列传》。

①见《汉书·宣帝纪》。

②《汉书·惠帝纪》。

司寇，编之徒官，..非尊尊贵贵之化也。”文帝采纳了这些意见，所以，“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①。

维护封建的父家长制在秦汉时期，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是社会生产活动和承担国家赋税徭役的基本单位。因此，维护这样的小农家庭结构的稳定，对封建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生产技术传习等的需要以及长期历史的形成，作为家长的父亲在家庭中享有至高的地位。因此，维护父家长制也就成为维护小农家庭结构的必然结论。这种生产者家庭的基本形式，也同样在地主阶级中得到实践。他们也实行父家长制，不过他们不是由于生产上的需要，而是由于财产管理和财产继承的需要。秦律规定：“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②这就说明了秦朝法律确认了父亲对子女、家长对奴隶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以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发展，生杀之权集中于国，集中于君，父亲对子女仅可扑责，不能随意杀害。《白虎通德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地所生也，托父母气血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正由于对子女的生杀大权收归国有，封建法律就更加重视对父权的保护。汉律规定：殴父母及不孝顺父母者，死刑；如杀父母则以大逆论，本人腰斩，妻子弃市。维护夫妻关系的稳定性及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是秦汉法律保护封建家庭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秦律规定，离婚要得到官府的许可，并且要进行登记。“‘弃妻不书，赀二甲。’其弃妻亦当论不当，赀二甲。”①汉代对离婚有“七去三不去”的规定。七去是：“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三不去是：“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②“七去三不去”实际上是以丈夫的意旨为依归的，男女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是很明显的。

自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把它神化，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君臣关系和父子、夫妇关系并列，家庭关系被看成是国家政治关系的缩影，封建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的强制作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披上了一件神权外衣，于是父权、夫权就更强化了。

①《汉书·贾谊传》。

②《法律答问》。

①《法律答问》。

②《大戴礼记·本命》。

第三节　秦汉的刑罚制度

秦汉的刑罚制度，有死刑、族刑、肉刑、笞刑、徒刑、籍没、迁刑和徙边、罚金等不同的处分。

死刑死刑即剥夺生存权。见于史籍和地下出土简册的秦汉时代死刑名称有枭首、腰斩、弃市、磔、车裂、凿颠、抽胁、镬烹、囊扑、具五刑、定杀等。后来枭首、腰斩、弃市成为三种固定的常刑。

枭首，“枭谓斩其首而悬之也”①，即杀头示众。如《汉书·高帝纪》：“枭故塞王欣头于栎阳市。”《汉书·窦武传》：“枭首洛阳都亭。”

腰斩，“斫头曰斩，斫腰曰腰斩。”②《史记·商君列传》称秦法“不告奸者腰斩”。腰斩之罪，次于枭首。《汉书·武帝纪》：“丞相屈氂下狱腰斩，妻子枭首。”因为刘屈氂的妻子作巫蛊，是主犯，刘屈氂同坐，故腰斩。磔，“谓裂其肢体而杀之”③。秦简《法律答问》：“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何论？当磔。”《史记·李斯列传》载：“十公主矺死于杜。”矺就是磔。汉初也还用磔刑，至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始废，为弃市所代替④。

弃市，“市死曰弃市，市众所聚，言与众人共弃之也”⑤。秦简《法律答问》有两处提到弃市：“士伍甲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又：“同母异父相与奸，何论？弃市。”汉律盗高庙座前玉环者，“当弃市”⑥。另外还有《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等⑦。

族刑族刑实际上是死刑的扩大化，是把家属的连带责任强调到极端的一种最惨重的刑罚。它的施刑对象一般为重大政治犯罪。关于族刑的范围，见于史籍记载的有“七族”①与“九族”②等说法，但“夷三族”为法定常刑。汉初“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③夷三族的施刑对象为犯有谋反罪的人，如李斯、赵高、韩信、彭越、新垣平等。有材料证明，夷三族亦称夷宗族，而夷宗族是指从①《汉书·陈汤传》颜师古注。

②《释名·释丧制》。

③《史记·李斯列传·索隐》。

④见《汉书·景帘纪》。

⑤《释名·释丧制》。

⑥见《汉书·张释之传》。

⑦《汉书·景帝纪》。

①《汉书·邹阳传》。

②《后汉书·寒朗传》。

③《汉书·刑法志》。

主犯上溯三世至祖父、下延三世及孙的男性世系亲属集团④。

汉代与“夷三族之令，相并列的还有：“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⑤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亦称“族”、“族家，⑥，其施刑对象为犯有非谋反的大逆无道罪的人，如晁错、郭解、刘屈氂、李陵、杨恽等。宣帝以后，针对主犯家属的死刑常为徙边刑所代替⑦。

肉刑古代所说的肉刑是指对犯人切断其肢体或割裂其肌肤之刑。肉刑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同态复仇法，夏商周成为法定的常刑，秦及汉初沿而不革，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令废除。肉刑分为黥、剿、刖、宫四种。黥，即刻面额等处，以墨涅之，故亦称墨刑。秦简《法律答问》：“擅杀子，黥为城旦舂。”“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英布因犯法受黥刑，后即以黥布为名。黥刑在秦及汉初的肉刑中属较轻的刑罚，可以作为主刑单独使用，也可与其它刑罚（徒刑）结合使用。汉文帝时废肉刑，当黥者髡钳城旦舂①。

劓，即割鼻刑。秦简《法律答问》：“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钱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可见劓刑同黥刑一起作为徒刑的附加刑使用的。汉文帝时废，当劓者笞三百，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减为二百，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又减为一百②。

刖，即断足，古代或称“膑”，或称“刖”，或称“腓”。刖刑又分为刖左趾（即足）和刖右趾，刖左趾为轻。秦简《法律答问》：“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文帝时废，当刖右趾者改弃市，当刖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改笞五百为三百，后又减为二百③。

宫刑，亦称腐刑，男子割其势，女子幽闭。汉代又称宫刑为下蚕室，因受宫刑者防中风需到蚕室保温才能活命。秦简《法律答问》：“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有腐罪，［赎］宫。”秦简中的“宦者”、“宦奄”、“宫隶”、“宫均人”、“宫更人”、“宫狡士”，大都是受过宫刑的男女犯人。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宫刑为次死之刑。汉文帝废肉刑不包括宫刑在内。汉武帝时，司马迁以李陵降匈奴，募下蚕室①。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②。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诏犯大逆募下蚕室③。这说明两汉可用宫刑代死罪。

④参见《汉书·霍光传》、《后汉书·梁冀列传》、《晋书·刑法志》。⑤见《汉书·孔光传》。

⑥见《汉书·李陵传》。

⑦参见《汉书·杨恽传》、《息夫躬传》等。

①《汉书·刑法志》。

②《汉书·刑法志》。

③《汉书·刑法志》。

①《汉书·司马迁传》。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后汉书·和帝纪》。

笞刑笞即用竹制成的板子榜掠犯人。秦简《法律答问》：“‘不会，笞；未盈卒岁得，以将阳又行笞’。今士伍甲不会，笞五十。”这条律文及解释是说征发徭役时不应征报到，要受笞刑。又如《厩苑律》规定，喂养耕牛不好的，“殿，笞卅”。又如《秦律杂抄》：“城旦为工殿者，笞人百。”说明秦施用笞刑比较普遍。

在汉景帝以前，笞刑是笞背，容易使人致死。汉景帝时，定《■令》，规定“当笞者笞臀”，并且规定“笞者，■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在施行笞刑时，“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④。徒刑徒刑就是在罪犯论处后，由专门机关拘系，强令服一定时限苦役的刑罚。秦汉徒刑的名称最初表示服苦役的工种，后来有了刑期的含义。

城旦舂。秦汉强制劳役方式大多是筑城，即名“城旦”。舂者，即“不豫作徭，但舂作米”。男子为城旦，女子为舂。但城旦舂所从事的劳役往往超出筑城和舂米的范围。城旦舂是最重的徒刑。据东汉卫宏《汉旧仪》，城旦舂附加髡钳者（剃发曰髡，以铁束项曰钳）为五岁刑，不加髡钳者即完城旦舂为四岁刑。

鬼薪白粲。男为鬼薪，女为白粲。秦简《法律答问》：“何谓‘当刑为鬼薪’？当耐为鬼薪未断，以当刑隶臣及完城旦诬告人，是谓‘当刑鬼薪’。”《汉书·惠帝纪》：“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应劭注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

司寇。《汉旧仪》：“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司，同伺，就是被派往边地服劳役，并用以防御外寇，故名司寇。候。秦简《秦律杂抄》：“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候。”

“耐为候”即被发往边地充当斥候。候是秦代刑罚，汉代与此相类似的是“罚作”、“复作”。《史记·冯唐列传》：“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汉书·宣帝纪》：“使女徒复作。”《汉旧仪》：“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复作实际起初不限于女徒。如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平侯遂坐知人盗官母马，为臧，会赦，复作①。后来才演变为针对女徒的刑种。

汉代徒刑，二至四岁的统称为耐罪，意为不亏形体，犹堪其事，故谓之耐罪。据《后汉书·陈宠传》载：“今律令..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说明汉代有关耐罪的律令是十分繁密的。

籍没籍没又称“收”。《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④《汉书·刑法志》。

①据《汉书·王子侯表》。

收孥。”《索隐》：“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秦简《法律答问》：“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汉律规定，罪人的妻子“没为官奴婢黥面”②。《吕氏春秋，开春论》注引汉律：“律坐父兄投入为奴。”由于籍没刑的存在，因而造成秦汉时期官奴婢为数众多的状况。

迁刑和徙边迁刑，见于秦简和史籍，是秦广泛使用的一种刑罚。“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伍人，户一盾，皆迁之。”③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长安君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④。迁刑，汉代称徙边。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①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戌，妻子随，占著所在。”②以后和帝、安帝、桓帝时皆有徙边之令。

迁刑和徙边都是流放到边疆去。但秦的迁刑在刑罚等级上较徒刑城旦为轻，而汉代的徙边为减死一等的重刑。

罚金罚金多半适用于对封建统治者危害不严重的杂犯轻罪，秦代称赀赎，汉代始称罚金。据《说文》：“赀，小罚以财自赎也。”秦律赀刑包括“赀甲”、“赀盾”、“赀布”等等，多用实物偿付。汉代罚金用金属货币偿付。如：“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③；“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④。

②据《三国志·魏志·毛玠传》。

③《秦律杂抄》。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章帝纪》。

③《汉书·文帝纪》注。

④《汉书·哀帝纪》注。

第四节　秦汉的司法制度

司法组织

秦汉朝廷设有廷尉。所谓“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⑤廷尉是主管刑狱的最高长官，其下设有正、左右监、左右平等属官，主要任务是：负责诏狱，即皇帝交办的案件；审理地方移送审判和复核的重大疑难案件。但不管什么案件，也不管廷尉的审理结论如何，皇帝都有最后的裁夺权。汉成帝时于尚书中“又置三公曹，主断狱”，也握有一定的司法权。遇有重大疑难案件，其他高级官员也参与审判，叫作“杂治”。

秦汉的地方司法机关，系由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县令兼理。守、令均有佐吏：在郡为决曹掾，在县为丞，都是专职狱吏。县以下啬夫和游徼等乡官也负有维持治安、逮捕罪犯等职责。

诉讼制度秦代的诉讼形式，大致可分为自诉和公诉两种。自诉即案件的当事人直接向官府告发，“辞者辞廷”①。公诉即官吏代表封建官府纠举犯罪。在秦的诉讼活动中，大量的是公诉案件。

汉代的诉讼形式明确地分为“告”和“劾”两种。告是当事人直接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相当于自诉。劾是指官吏纠举犯罪者，类似于公诉。

审判制度据秦简《封诊式》所举案例，秦代从立案开始，经调查、勘验、查封、审判，直到判决，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治狱，能以书从（读为踪）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要求在审讯中耐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尽其言而书之”，“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不采取拷打逼供的下策，只有当讯问到犯人理屈辞穷，仍然翻改口供或进行欺骗、拒不服罪的时候，才依法施行拷打。这些规定反映了秦代依法判案的精神。它比起一味地刑讯逼供信，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以官吏主观地踪迹其言于前，又以笞掠施之于后，也反映了封建司法制度专横擅断的基本特点。

汉代的审讯过程叫“鞠狱”。司法机关审讯犯人，虽然也注重证据，但主要以口供作为判决的依据，因此广泛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强迫犯人招供。“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①因此造成了众多的冤狱。

关于判决，即“断狱”。秦汉两代的统治者都要求治狱吏及时处理案件，作出判决，严禁拖延。所作判决，要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故纵、故不直（即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违者要依法惩处。但在封建司法制度下，皇帝可以随时改变律文，贵族官吏可以凭借权势干预司法过程，是很难做到及时而公⑤《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①《法律答问》。

①《汉书·路温舒传》正的。

图版目次一、牛耕画像石（拓片）东汉陕西米脂出土二、收获画像石（拓片）东汉四川成都出土三、纺织·铜贮贝器盖饰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二十号墓出土四、帛画（局部）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五、锦绣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六、地毯东汉新疆民丰县尼雅出土七、人兽葡萄纹罽东汉新疆民丰县尼雅出土八、蜡染棉布东汉新疆民丰县尼雅出土九、彩绘陶盘西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十、云纹漆奁纹饰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十一、秦始皇陵·兵马俑前锋队列秦陕西西安出土十二、秦始皇陵·兵马俑个体像秦陕西西安出土秦始皇陵·铜车马秦陕西西安出土以上图版共十二幅。图版一、九，选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二，选自《新中国出土文物》。图版三，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选集》。图版四、五，选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图版六、七、八，选自《新疆出土文物》。图版十，选自《汉代漆器艺术》。图版十一、十二，“铜车马”选自《秦兵马俑》，其余均选自《秦始皇陵兵马俑》。

丁编传记

第一章 秦始皇帝①附李斯 赵高

第一节 灭六国，创帝业

平定叛乱

秦始皇帝，姓嬴、名政，秦庄襄王之子，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邯郸。嬴政十三岁（公元前247年）即王位。因年少，国事皆决于相国吕不韦。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至七年（公元前240年），秦继续对外用兵，它攻击的重点是韩、魏、燕三国，其间取韩十三城，魏二十城，燕二十城。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命王弟长安君成■将兵攻赵。成■反，兵败于屯留，军吏皆斩。九年，长信侯嫪毒反。秦王政发兵，与嫪毒战于咸阳，俘嫪坶，车裂以徇，灭其宗。旧史相传，庄襄王在赵为质子时，吕不韦以孕姬进，生子即政。政即王位后，其母为太后，与吕不韦旧情不断。吕不韦怕事泄被诛，以嫪毐为宦者进，太后甚宠幸，因得主国政遂起意反叛。十年，吕不韦以嫪毐事免相，归河南封国。秦王政恐其叛乱，赐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恐惧，饮鸩而死①。从此，秦王政大权独揽，王位得到巩固，以“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代替了事皆决于吕不韦、嫪毐的局面。

灭六国秦王政步入青年时代，恰逢七雄进入决战时期。他凭借先辈创建的雄厚基业，又平定了嫪毐等的叛乱，在七雄对峙中处于有利地位。他抓住战机，对六国的斗争从蚕食转向吞并。他采纳李斯的建议，制订“先取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

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韩王遣韩非使秦。韩非至秦，被杀于云阳。韩王畏惧，请称臣。十六年（公元前231年），韩献南阳地。次年，秦王政遣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灭韩。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王政遣端和将兵围邯郸。次年，遣王翦等攻赵，得赵王迁。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秦王政到邯郸，诸与其母家有仇者，皆坑杀之。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秦王政遣王贲、王翦攻燕，取蓟城，得燕太子丹之首。燕王逃奔辽东。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王政遣王贲攻魏，水灌大梁。魏王降，魏亡。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遣王翦攻楚，得楚王负刍。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次年，王翦、蒙武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贲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得太王嘉。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灭齐。短短十年间，秦王政剪灭①本节及下节基本上取材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史记·吕不韦列传》。

六国，结束了征战几百年的分裂状态，建立了规模空前统一的皇朝。

创建帝业的自我满足在灭六国的过程中，秦王政创建了秦的帝业，其后又有所发展。同时，秦王政不断滋长了自我满足的情绪。

秦王政在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后，令丞相御史：“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议论的结果，还是由秦王政决定下来，称作“始皇帝”。这个称号，表示至高无上、万世一系的权力。他要后世，自始皇帝以下，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从此，秦王政就改称始皇帝。

同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之始。

按着水德的特征，他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始皇的这些规定，是为了显示秦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符合天意的。这是神化皇权的特殊形式，是周人所谓“天命”的翻版。

秦新破六国，丞相绾建议置王以镇之，“始皇下其议于群臣”，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废古封国制而以郡县制去代替。以当时具体情况来说，郡县制推行到如何程度，不可详知。但从制度本身来说，郡县制是以地缘本位的地方政权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本位的地方政权，这是地方政权封建化的主要标志。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立石琅邪，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鲜明地规定了皇帝的身份既是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而生存在这土地上的人既是民又是臣。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采纳李斯的意见，规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第二年，以卢生等诽谤罪，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秦始皇的封建皇朝，至此完备了由土地的最高所有权，政治上的绝对统治权，以至在思想意识上的绝对顺从之整个专制体系。在他的自我满足的精神状态下，为所欲为，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以致人们忍无可忍，终于在始皇死后不久就埋葬了这个皇朝。

第二节 巡行，刻石，求神仙

多次出巡

始皇灭六国后，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出巡。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西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自回中归。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上邹峄山，封泰山，至渤海，过黄、腄，登成山、之罘山，南至琅邪、彭城等地，自武关归。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再次东巡，登之罘山，至琅邪，自上党归。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第三次东巡，至碣石，巡北边，从上郡归。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最后一次东巡，至云梦、丹阳、钱唐，登会稽山，祭大禹。

始皇出巡的地区集中在东方，特别是燕、齐、楚旧地。这表明，出巡的目的之一，是镇服六国贵族，巩固统治，而不是简单的游观。这是因为燕、齐、楚比韩、赵、魏灭亡得晚，距离咸阳又远，反抗的力量也较大，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一再出巡这些地区的必要。几次东巡，都有刻石。虽然刻石充满了歌功颂德之词，但也宣扬教化，具有从社会秩序上巩固统治的重大政治意义。

琅邪刻石和会稽刻石刻石是始皇创造的宣传工具。在众多的刻石中，始皇二十八年在琅邪刻石和三十七年的会稽刻石具有代表性。

琅邪刻石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这篇刻石的第一部分，是颂扬始皇统一之功。第二部分是颂扬始皇政治之清明。第三部分是颂扬始皇泽及牛马之德。这是一篇以颂扬为主的刻石，表述了始皇在创建帝业上的主要成就。

会稽刻石，特别强调了封建伦理的规定。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腵，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像这样对于封建伦理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于个体家庭劳动的保护，是密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访求神仙不死之药始皇称帝后，已充分占有世俗的一切享受。他所最感不足的是，他不能不死。他最怕的是死。史称“始皇恶言死”。为了长生不死，他不惜代价访神仙，求不死之药。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市投始皇所好，称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他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始皇即刻遣徐市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东至竭石，令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两位古代仙人。又遣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数年后，仙人不死之药踪影不见。卢生畏惧，欺骗始皇说：“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巨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求药心切，一切照卢生的话办。他自称真人以代替称朕，并令咸阳周围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世上本来不存在仙人和不死之药，靠欺骗过日子，总有一天会大祸临头。所以，卢生，侯生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就偷跑了。他们的逃亡，加之韩终去而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令始皇大怒，遂逮捕咸阳诸生，令御史审问，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

始皇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病死于沙丘平台。终年五十岁。

秦始皇评论关于秦始皇的评论，一般对于他在统一上的作用，多推崇过高。秦灭六国，实现统一，是时代的产物，始皇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最后促成而已。始皇即王位之前，秦对六国的战争，已是节节胜利。公元前293年，秦白起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4年，白起伐魏，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年，白起败赵师，坑杀四十五万。此外，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战役，秦在不同程度上杀伤敌方的有生力量。可以说，始皇即位时，统一的基础已经奠定，而始皇最终剪灭六国，结束长达几百年的割据状态，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他在历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

始皇在灭六国之前是能纳谏的。他接受李斯的上书，撤销逐客令，对秦的吸收人才很有好处。伐楚时，始皇问李信需用多少兵。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人。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错误地认为王翦老了，胆怯；李信年青，壮勇。于是命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众伐楚。开始时，李信、蒙恬两路并进，节节胜利。但是不久便被楚军打败，秦军伤亡惨重，仅都尉就阵亡七人。始皇后悔轻信李信的话，亲自到频阳向王翦谢罪，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始皇一再谢罪，请王翦出来。王翦毫不让步。最后，他提出，如果一定要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不仅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出发时还到灞上为王翦送行①。

灭六国后，始皇自以为功高五帝，地广三王，居功自傲，不可一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博士形同虚设，丞相、大臣只能“受成事，倚办于上”。群臣为了保官，不敢说真话，“谩欺以取容”。始皇对百姓残酷暴虐达到了极点。当他在世的时候，地方上已出现了反秦的火种，只等待有①《史记·王翦列传》。

人来点燃了。他所实现的统一并不是巩固的，他的政权很快就被推翻了。

第三节 李斯的功绩

建立帝业的献策

李斯，楚上蔡人，约生于公元前281年②。年少时为郡小吏。继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有所成，公元前247年西入秦，求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吕不韦看中了他，任他为郎。李斯因此有了说秦王的机会。他见秦王，献利用时机，灭诸侯以成帝业之策。秦王听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然后以良将随其后。秦王先后拜李斯为长史和客卿。李斯献策的实际情况不可详知，但这对于加速六国的灭亡，显然是起了作用的。

谏逐客书韩国人郑国以修渠为名，来秦作间谍活动。郑国的计谋被发现了。秦宗室大臣乘机攻击客卿，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也在逐中。李斯上书，申述逐客之不当。他说到客卿对秦国强盛的重大贡献。他说，穆公取由余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使秦并国二十，称霸西戎；孝公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富民强，举地千里；惠王用张仪之计，拆散六国合纵，使秦拔三川之地，并巴蜀，取上郡，收汉中；昭王用范雎，使秦强公室，杜私门，为帝业打下基础。他们都不是秦国人，“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李斯进一步说明各国的物产和文化，对秦国文化发展的诸多贡献，从而得出结论说：“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秦王听从了李斯的计谋，二十余年后竟并天下。而李斯官至廷尉，又升为丞相。

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论争废分封，置郡县，是秦代政治体制上重大的变革。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而李斯是一贯主张郡县制的。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既灭六国，丞相王缩等以六国新破，燕、齐、楚距咸阳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群臣皆以为便。这时，李斯是廷尉，独持异议。他以周末诸侯争战不休为由，反对分封，主张全国皆为郡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见，说：“廷尉议是。”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从此，郡县制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形式①。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灭六国以后的第九年，分封之议又起。是年，始皇置酒咸阳宫，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①本节所据材料见于《史记·李斯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把这问题交给群臣议论。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始皇同意了李斯的说法①，郡县制仍旧坚持下去，它在中国历史上有长远的影响。

申是古非今之禁始皇三十四年，因议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得失，李斯申论是古非今之不利于治，主张申是古非今之禁。他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始皇同意李斯的这些主张，制曰：“可。”②在始皇批准的这些禁令中，《诗》、《书》、非秦纪的史籍，非博士官所职百家语都必须焚烧。因犯禁而判的刑，有城旦、弃市以至灭族。私藏禁书者有罪，偶语《诗》、《书》者有罪，以古非今者有灭族的大罪。这些禁令的总意图是在政治思想上禁私学而定一尊。这是始皇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他使用的行政手段是很严厉的，但除了破坏、阻碍文化的发展外，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功绩和权势李斯对秦的功绩是大的。他的权势，在始皇那样专制的形势下也是仅有的。司马迁为李斯立传，说秦王撤回逐客令后，“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又说他“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以及“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鲁迅推崇李斯在文字改革方面的贡献，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李斯“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同者，画一书体，作《仓颉》七章，与故颇不同，后称秦篆。”

李斯长男李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由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的权势，在当时是很突出的。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死后，李斯为了个人得失，上了赵高的圈套，制造宫廷政变，促使秦皇朝走向衰亡，而他本人为赵高所杀害，于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7月被腰斩，灭三族。

第四节 赵高与秦的灭亡

伪造诏书赵高，兄弟数人皆为宦官。赵高熟悉狱法，始皇以其为中车府令。他利用职务之便，私事胡亥，教胡亥法令，决狱，深得胡亥的信任。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李斯、赵高、胡亥等随始皇东巡。在折返途中，行至沙丘，始皇病甚。于是始皇赐公子扶苏书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封，未发，始皇死，遗诏落入赵高手中。

李斯怕天下有变，秘不发丧，置始皇辒辌车中，上食，像平常一样。赵高想立胡亥为帝，扣留始皇赐扶苏书不发，为达到目的，他三劝胡亥，多次说李斯。他先以权势诱胡亥篡位。胡亥以遵父命，行孝悌，安社稷，加以拒绝。赵高又以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卫君杀其父，不为不孝，继续策动。胡亥开始动摇，但提出君父丧礼未终，不宜于此时干扰丞相。赵高针对胡亥的犹豫不决，又提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迫使胡亥及早决断。胡亥终于接受了赵高的阴谋。

赵高知道“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便以试探、说服、威胁的手段迫使李斯站在他一边。赵高利用李斯眷恋权位的私心，对李斯说，如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又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李斯无可奈何地仰天而叹，听从赵高的摆布，终于与赵高合谋。赵高伪造始皇遗诏，说：“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扶苏自杀于上郡，蒙恬请囚。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二世为了回报拥立之功，拜赵高为郎中令。从此，赵高“常侍中用事”。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下，赵高创始了宦官干政的恶例。

阴谋篡权赵高得势后，一步一步地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他因除去异己，杀人很多。他怕二世知道真相，于己不利，便耍弄手腕，把二世与大臣隔开。他对二世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又假装关心地说：“陛下年轻，未必事事皆通，如果上朝，处事不当，则示短于大臣。不如居深宫，学习法令，事来则处之。这样，大臣既不敢欺骗陛下，又称陛下圣主，一举而两得。”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谎言，从此，居深宫之中，日事宴乐，不再上朝。赵高成了二世的代言人。

赵高设计陷害李斯。他对李斯说：“关东群盗多。今上急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见。”李斯说，我早就想进谏，只是上居深宫，不上朝，无机会见上。赵高说，君真想进谏，等上空闲无事，愿为君通报。于是赵高每见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说：“上方闲，可奏事。”李斯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见条件成熟，乘机造谣说，李斯参与沙丘之谋，想裂地封王。又说李斯①本节所根据材料，见于《史记·李斯列传》。

之子李由与陈胜勾结。李斯得知上了赵高的圈套后，急忙上书二世，揭露赵高的“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要求除掉赵高，消除隐患。由于二世对赵高的信赖，不仅不怀疑赵高，反而把李斯的揭发告诉了他。赵高于是进一步诬陷说：“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谗言，把李斯交给他惩治。

赵高以严刑拷打，强令李斯承认与子谋反。榜掠千余，不胜痛，李斯被迫诬服。接着，赵高又令十余人，诈称御史、谒者、侍中，审讯李斯。李斯申述冤情，说出真相，总是遭到一顿毒打。后二世遣使复查案情，李斯以为又是赵高的人，不敢再说真话。于是二世对所谓李斯谋反，信以为真。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7月，李斯具五刑，腰斩咸阳，夷三族。

李斯死后，二世拜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

赵高为检验群臣是否跟他走，故意指鹿为马。二世大笑说，丞相错了，是鹿不是马。并问群臣，是不是鹿？多数人回答说是马。一些人沉默不语。只有少数人回答是鹿。这一场面，使二世迷惑不解，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事后，凡言鹿者，都被赵高暗中治罪除掉。从此，“群臣皆畏高”，顺从赵高，不敢持异议。

皇室宗亲是赵高的眼中钉。他挑唆二世“远骨肉”，杀诸公子。二世杀十二公子于咸阳，磔十公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囚禁宫中。二世遣吏责将闾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说：“阙迁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吏无言以对，只好说：“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昆弟三人，都流着泪，拔剑自刎。

秦宫政变陈胜起义之初，赵高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以欺骗二世。巨鹿一战，项羽大败秦军，擒王离，降章邯，秦军的主力被消灭。不久，刘邦攻占武关，关中危在旦夕。已升为丞相的赵高，怕二世追究责任，日夜不安。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赵高感到不妙，决定先下手。他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弟郎中令赵成，合谋废二世，立子婴。阎乐以追盗贼为名，率千余人进望夷宫，指责二世骄恣，诛杀无道，致使天下共叛，逼其自杀。二世要求见赵高，阎乐拒绝。要求封为郡王，阎乐不许。要求封为万户侯，阎乐不准。最后，二世哀求，愿为黔首。阎乐开门见山地说：“臣受丞相命，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二世绝望，遂自杀。

赵高召集大臣、公子，宣布诛二世，去帝号，立子婴为王。赵高令子婴到庙堂受玉玺。子婴与其子谋，决定诛赵高。赵高多次遣人请子婴前去受玺，子婴称病不去。最后，赵高亲自去请，子婴乘机杀赵高，灭其三族。赵高虽死，但关东已失，人心已离，天下已处土崩瓦解之势。子婴为王四十六天，刘邦率军至霸上，子婴降于轵道旁。秦亡①。

①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章 陈胜① 项梁 项羽②

第一节 反秦起义

陈胜首倡大泽乡起义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人。少时为人佣耕。一日，耕于垅上，陈胜对伙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伙伴们笑着答应说，“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胜叹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官府发九百人戍守渔阳。陈胜和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吴广，都是屯长。行至蕲县大泽乡，大雨，道路不能通行。估计不能按期到达。而秦法规定，戍卒失期者皆斩。陈胜吴广计议说：今逃亡是死，举大计也是死，都是个死，举大计不好吗？

经过密谋，陈胜吴广以丹写“陈胜王”于帛上，塞进鱼腹。鱼被戍卒买回，破鱼见丹书，大家感到蹊跷。晚上，吴广又到附近神祠点火，学狐叫，叫：“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被惊醒。天亮了，戍卒们指点着陈胜，纷纷议论。

吴广平日爱惜戍卒，戍卒听他的话。吴广故意顶撞将尉，招他鞭笞，借以激怒戍卒。将尉果然大怒，拔出剑来。吴广夺剑，杀死了将尉。陈胜和吴广召集戍卒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戍卒们皆曰：“敬受命。”于是他们诈称公子扶苏、楚将项燕，称大楚，设坛盟誓，以校尉之头致祭。陈胜称将军，吴广为都尉，攻下大泽乡。

胜利进军起义军从大泽乡出发，很快攻占蕲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葛婴率领，从蕲县东进。一路由陈胜、吴广统领，攻占铚、酂、苦、柘、谯等地，进而北至陈。这时，起义军已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陈胜据陈后，召集三老、豪杰议事。他们称陈胜“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胜乃立为王，国号张楚。“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陈胜以陈为中心，分兵略地。北线以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兵三千略赵地，他们以收降为主，下数十城。占领邯郸后，张耳、陈余策动武臣自立。武臣即赵王位，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武臣为扩大地盘，遣韩广略燕地，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韩广至燕，燕人立广为燕王。”①北上的另一路，以周市为将领，略魏地。周市攻占魏地后，转攻齐，至狄。齐国贵族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①，发兵攻周市。周市败还，田儋占据齐地。周市退回魏，立魏咎为魏①陈胜材料见于《史记·陈涉世家》者，不另作注。

②项羽材料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者，不另作注。

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①《史记·田儋列传》。

王，占据魏地。

西线以吴广为假王，欲先得荥阳，取道函谷关，直捣咸阳。荥阳是秦在东方的战略要地，附近有贮粮基地敖仓。秦以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守，死守敖仓。吴广久攻不下，双方的主力都陷在荥阳，进攻两难，形成僵持状态。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冬，陈胜另以周文为将军，蔡赐为上柱国，取道函谷关，攻关中。周文一路收兵，至函谷关，战车已千乘，兵数十万人。函谷关地处崤山之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向称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地。周文一举越过了函谷关，进至咸阳附近的戏。

陈胜政权刚建时，秦吏从东方还，禀告二世。二世大怒，把他打入狱中。后从东方还者，二世复问，皆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②当周文军逼近咸阳时，二世再不能自欺了，他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少府章邯认为调兵已来不及，建议赦免骊山刑徒，编组新军。二世采纳他的建议，下令大赦，很快组成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由章邯率领。周文对秦大军突然进攻，准备不足，加之孤军深入，缺乏后援，被迫退出关中，屯兵曹阳。陈胜“令赵发兵西入关”③，增援周文。武臣拒不执行。周文等了两三个月，援兵不至，败退渑池。章邯追至，周文战败自杀，全军覆没，形势发生逆转。

陈胜败死章邯败周文后，继续东进。吴广面临章邯与李由夹击的危险。吴广围荥阳数月，久攻不下，并与部将发生矛盾。副将田臧矫称陈胜令，杀了吴广。陈胜非但不惩处田臧，反而赐他“楚令尹印，使为上将”。陈胜赏罚不当，还不止这一件事。当初，葛婴徇蕲东，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陈胜立为楚王后，葛婴杀襄强，拥戴陈胜，可是，陈胜还是把葛婴杀了，使田臧取得指挥权。田臧令李归继续围攻荥阳，自己率精兵迎击章邯，败死于敖仓。章邯既杀田臧，乘胜进击荥阳，杀李归，起义军的主力被消灭。

章邯移兵陈县，陈胜与他战于陈西。柱国房君、将领张贺先后战死。陈胜兵败，退至下城父。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二月，御者庄贾杀陈胜，降秦。

从大泽乡起义，到陈胜被杀，只有半年时间。起义的历程虽短，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奠定了思想基础。

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由于陈胜用人不当，赏罚不明，骄傲自满，受到严重挫折。陈胜佣耕时，与穷伙伴相约：“苟富贵，无相忘。”当穷伙伴真的找来时，只不过说了几句“陈王故情”，陈胜认为有损他的威望，就把穷伙伴杀了。“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胜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管群臣诸将。朱房、胡武办事不公，常“以苛察为忠”。可是，陈胜却对他们很信任，“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故人已“无亲陈王者”，加上诸将“不亲附”，这就已决定了陈胜必然失败。但是，由他掀起的反秦浪潮，却正以更大的波涛冲击着秦政权。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节 项梁和会稽起义

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县西南）人。父项燕，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杀。侄项籍，字羽，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项梁怒，项籍却说：“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教其兵法，“籍大喜”，但略知其意，又不肯再学。

项梁犯罪，入栎阳狱，嗣得释。后项梁杀人，与项籍逃到吴中避难，当地贤士大夫对项梁很敬重。吴中有大事，常请其主办。项梁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游会稽，渡钱塘江。项梁带项籍观看。项籍见到始皇的气派，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急掩其口说：“毋妄言，族矣！”项梁“以此奇籍”。他发现不念书、不习武的侄儿胸有大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召项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殷通请项梁为将。项梁曰：吴有奇士桓楚，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遂推荐项籍召桓楚。项梁出，与项籍语，令其持剑待召。然后，项梁入，言于殷通。殷通即召项籍入。项梁向项籍使眼色说：“可行矣。”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府中惊恐，项籍击杀欲反抗者数十百人，余者皆慴服。项梁自立为会稽守，任项籍为裨将，安排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收吴中及下县兵，得八千人，起兵反秦。

渡江西上初，陈胜遣召平略地，至广陵，闻陈胜败走，秦兵将至，于是渡江矫陈胜之命，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令其急引兵西上，迎击秦军。项梁遂率八千人渡江西上。这时，东阳少年杀县令，推故令史陈婴为长，众至二万人。少年们欲立陈婴为王。其母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于是陈婴推辞说：“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于是众从其言，归属项梁。项梁渡过淮河，英布、蒲将军也以兵归属，众至六七万人，驻军下邳。

秦嘉等响应陈胜，起兵攻东海。陈胜遣武平君畔为将军，前往监护诸军。秦嘉不受命，杀了武平君，立景驹为王，自为大司马，驻军彭城东。项梁击败秦嘉军，追至胡陵，杀秦嘉，并其军。景驹走死梁地。章邯进至栗，项梁遣朱鸡石、余樊君迎战，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退胡陵。项梁杀朱鸡石，引兵至薛。

薛地会议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项梁得知陈胜已死的确切消息后，在薛召集众将议事。刘邦率百余骑赴会。范增往说项梁立楚后，以从民愿。项梁纳其言，找到为人放羊的楚怀王孙心，立为楚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武信君。这次会议，标志项梁政权的诞生。从此，他成为继陈胜以后，能够统领全局的第二位农民起义领袖。

章邯攻临济，齐王田儋战死，其弟田荣收余兵，走东阿。章邯追围之。

项梁遣项籍、刘邦救东阿，败秦军于濮阳东，攻占城阳。然后，转攻定陶，不下。西攻雍丘，大败秦军，杀三川守李由。项梁率军至定陶，破章邯军。从此，项梁有骄色，轻视秦军。九月，章邯发动突然袭击，大败楚军于定陶，杀项梁。项籍、刘邦闻项梁死，与吕臣军自陈留东撤。吕臣军驻彭城东，项籍军驻彭城西，刘邦军驻砀。

第三节 项羽的霸业

巨鹿决战

章邯击杀项梁后，以为楚兵已不足为忧，遂渡河击赵。大破赵军，攻占邯郸。赵王歇、丞相张耳退守巨鹿城，将军陈余驻守巨鹿城北。章邯令王离、涉间围攻巨鹿，自己驻军城南，筑甬道，为秦军输粟。

赵求救于楚。楚怀王命卿子冠军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然后，遣刘邦直捣关中。并约定，先入关者王其地。由于宋义惧怕秦军，行至安阳，停止前进，坐观秦赵相斗。项羽一再催促急行，宋义不听，还说：“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就这样把时间拖延下去，军粮吃完，将士靠食芋菽度日，加之天寒地冻，士兵情绪波动。项羽气愤地批评宋义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宋义仍然无动于衷，并下令说，如敢不服从指挥，擅自行动者，“皆斩之。”项羽忍无可忍，第四十六天清晨，闯入宋义帐中，斩其首，示众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将卒皆慴服，推项羽为假上将军。项羽令桓楚报于楚怀王，楚怀王拜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归项羽指挥。项羽取得军事指挥权后，命当阳君、蒲将军率两万人渡漳河，救巨鹿。

当阳君旗开得胜，灭了秦军的气焰，但巨鹿之围并未解除。陈余再次请求援兵。项羽率全军渡河救赵。他破釜沉舟，烧庐舍，只准备三日粮饷，表示三日内必破秦军的决心。到了巨鹿，围王离，断其粮道。经过九次战斗，终于大败秦军，杀苏角，虏王离。涉间自杀。

当时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支，皆畏秦不敢战。唯独楚兵骁勇果敢，无不以一当十，呼声震天，使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已破秦军，石见诸侯将。诸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秦军巨鹿大败后，二世追究章邯的责任。章邯惧，遣长史欣至咸阳，欲说明情况。赵高拒绝接见，大有问罪之势。陈余乘机策反，劝章邯倒戈反秦，不要步白起、蒙恬的后尘。章邯犹豫不决。项羽再次发动攻势，遣蒲将军败秦军于漳南。自己率军大败秦军汙水上。章邯被迫投降。

巨鹿之战，扭转了整个战争局势，它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导致秦政治上的崩溃，使秦彻底瓦解。

项羽马不停蹄，率军进攻关中，大批章邯降卒随行。他们心中不安，且自身遭受楚兵的欺侮，不免忧愤交加，窃窃私语，有些怨言。项羽并没有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把降卒变成自己的力量，反而错误地认为留着降卒“事必危”，把二十余万降卒坑杀于新安城南。

鸿门宴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一月，项羽至函谷关，刘邦已捷足先登，派兵守关。项羽大怒，遣当阳君攻破函谷关。项羽率四十万大军，进至戏西，驻军于新丰鸿门。这时，刘邦兵十万，驻军霸上，两军对垒。

刘邦左司马曹无伤遣人到项羽处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闻言大怒，将于次日击刘邦。范增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他鼓动项羽从速进兵，勿失时机。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在此关键时刻，项羽的叔父项伯夜驰刘邦军，邀张良脱离险境。张良引项伯会见刘邦。刘邦乘机陈述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项伯听信刘邦的话。嘱咐刘邦次日及早到鸿门拜谢项羽，消除误会。项伯连夜赶回鸿门，把刘邦之言告诉项羽，并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

次日，刘邦率张良、樊哙等百余骑，携带礼品，到鸿门拜谢项羽。他解释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羽设宴招待。席间，范增一再示意项羽击杀刘邦，项羽默然不应。范增出，召项庄进去祝酒，欲乘舞剑助兴，击杀刘邦。项庄祝酒毕，请舞剑为乐，即拔剑起舞。项伯一眼视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用心。他也拔剑起舞。项庄多次欲击刘邦，项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张良见事急迫，至军门，见樊哙。樊哙闻事急，带剑拥盾，推倒卫士，闯入军门。他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他陈述刘邦之功，怒斥项羽听信谗言，欲杀功臣。项羽令赐酒肉，连连称壮士，令其入席就坐。刘邦借口去更衣，招张良、樊哙等一块出去。刘邦想逃走，但又怕项羽怪罪。樊哙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刘邦遂与樊哙等四人，从小道归霸上。留张良拜谢，赠送札品。范增听说刘邦已走，气愤地说：“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也。”充满战争气氛的刘项对峙，至此得到暂时的缓解。

分封诸侯鸿门宴后，项羽进入咸阳，烧了秦宫室，杀了秦降王子婴，携带珍宝美女，回军戏下。对如何分配胜利果实，项羽遣人试探楚怀王的态度，楚怀王说：“如约。”就是说，刘邦应为关中王。有人劝项羽都关中，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但他也不愿叫刘邦占据形势险要的关中，便诡称：“巴、蜀亦关中地也。”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把关中分为三块，封秦的三个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利用他们截断刘邦东进的道路。

项羽把关东地区，分封为十四个王国。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封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成不变，都阳翟。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英布为九江王，都六。吴芮为衡山王，都邾。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臧荼为燕王，都蓟。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都为齐王，都临菑。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另外，封陈余为三县侯，梅鋗为十万户侯。凡有功于项氏者，都得到封地。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占地九郡，都彭城。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

第四节 项羽的衰亡

楚汉战争与鸿沟划界

诸侯各就国后，项羽徙义帝（楚怀王）于长沙郴县，密令英布、吴芮、共敖等杀之于江中，招致封王和群臣的不满。韩王成既已受封，项羽又翻旧账，嫌他遣张良送刘邦及无军功，不让就国，带到彭城废为侯，继而又杀之。封国的墨迹未干，项羽便自毁其诺言。

项羽分封不公，引起田荣和陈余的极大愤怒。他们于陈胜起义不久，便积极响应，参加反秦战争。论战功，他们有资格封王。但是，由于他们不听项羽的调遣，未被封王。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田荣首先起兵反项羽，击败齐王田都，击杀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夺取三齐，自立为齐王。田荣赐彭越将军印，令其反于梁地，扰楚。陈余和张耳本为刎颈之交，后来变成死敌。抛开他们的个人恩怨，就反秦而论，功绩不相上下。而张耳被封为常山王，陈余仅为三县候。他愤怒地说：“张耳与余功等也，今张耳王，余独侯。此项羽不平。”①愤怒之下，他向田荣请兵击张耳。田荣为扩大反项羽的势力，便遣兵助陈余击张耳。张耳大败，投奔刘邦。陈余迎代王歇，复立为赵王。赵王歇立陈余为代王。楚霸王的霸局被田荣和陈余破坏了。项羽大怒，遣萧公角击彭越，自己率兵击田荣。项羽向九江王英布征兵，英布装病不去，只遣“四千人”随行，项羽由此怨恨英布。

八月，刘邦乘项羽征战田荣，一举击败章邯。楚汉战争开始了。然后，刘邦遣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随后，令薛欧等出武关，继续东进，迎接太公、吕后。项羽发兵拒于阳夏，并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堵截汉兵东进。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冬，项羽败田荣于城阳。田荣走平原，被当地人杀害。项羽烧夷齐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起于城阳，继续与楚战斗。项羽进不能胜，退又不甘心，兵力被陷在齐。三月，刘邦自临晋渡河，至洛阳，采纳新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刘邦“袒而大哭”，以“杀主背义”的罪名，号召诸侯共同讨伐项羽。四月，刘邦率诸候兵五十六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楚都彭城，尽收项羽的美人财宝。项羽闻讯，率精兵三万，回救彭城，大败汉军。汉军坠入泗水淹死的、被杀的达十几万人。项羽追至睢水，再歼汉军十几万人，尸体塞满河道，致使“睢水为之不流”。刘邦所率几十万大军，死散殆尽。他被项羽包围，侥幸率数十骑突围。路遇儿子刘盈与女儿鲁元公主，乘车共行。楚兵追急，刘邦三次把他们踢下车来。滕公不忍，一次次把他们扶上车。最后刘邦急得想把滕公杀了，丢掉儿女，轻车逃命。最终他们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太公和吕后成了项羽的俘虏。刘邦逃到荥阳，萧何征发的关中老弱，及韩信所遣士卒，先后赶到，又有部分散卒回归，刘邦得以重整军容。

项羽追至荥阳，刘邦迎战于城南，双方互有胜负。项羽不能越过荥阳而西，刘邦也无力东进，这里成了楚汉相争的主战场。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项羽多次破坏汉的粮道。汉军给养困乏，军心动摇。刘邦请求以荥阳为界，握手言和。项羽欲答应，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羽纳其言，急围荥阳。刘邦恐惧，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项羽遂疑范增，稍夺其权。范增气愤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范增走，未至彭城，发病而死。

刘邦被困在荥阳，处境十分危险。纪信扮作刘邦，乘天子辇，率二千多名妇女夜出东门，欺骗项羽说：“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听说刘邦降，欢呼雀跃，纷纷跑到东城观看。刘邦乘机率数十骑从西门出城，逃往成皋。项羽发现受骗，把纪信烧死。

几经挫折之后，刘邦无力继续战斗，退回关中。从袁生之计，南走宛叶。项羽随即追至。刘邦坚壁不战。这时，彭越渡过睢水，大败楚将项声、薛公于下邳。项羽被迫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走，败终公，复取成皋。项羽已破彭越，回兵夺取荥阳，杀周苛公，虏韩王信。然后，兵围成皋。刘邦无力固守，与滕公出北门，渡河，走脩武，“得韩信军”①。刘邦遣刘贾率二万人，数百骑，渡白马津，入楚地，助彭越，“烧楚积聚”，下梁十余城。项羽再次被迫东击彭越，一路节节胜利，夺取陈留、外黄等十余城。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乘项羽东击彭越，围攻成皋。本来项羽告诫守将曹咎：“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开始刘邦挑战，曹咎不应。后刘邦一日数次挑战，并羞辱曹咎胆小像妇女。曹咎终于顶不住了，他不顾项羽的训令，率军渡汜水，欲与刘邦决战。曹咎军刚渡一半，刘邦发动进攻，大败楚军。守将曹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杀。刘邦再得成皋，驻军广武，就食敖仓。项羽已破彭城，回军广武，与汉对峙。楚汉数年征战，使“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百姓厌战。项羽也想早日结束战争，便把太公置于东广武高俎上，告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却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项羽大怒，欲烹太公，经项伯劝阻而止。以刘邦的父亲作筹码，无效，项羽提出与刘邦决战。刘邦笑谢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反复要求决战。刘邦列举了项羽的十大罪状。第一，负约封他为汉王。第二，矫命杀卿子冠军宋义。第三，已下赵，不回报，擅自将兵入关。第四，烧毁秦宫，掠夺财物。第五，杀秦降王子婴。第六，坑秦降卒二十万，王其降将。第七，分封不公。第八，夺占义帝彭城，多占封地。第九，杀义帝。第十，弑主，杀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故天下不容，大逆不道。项羽怒不可遏，伏弩射中刘邦胸。刘邦急扪足曰：“虏中吾指！”①他带伤慰劳将士，而后走成皋。

刘项成皋对阵时，韩信攻下齐历下、临淄。齐王逃到高密，求楚援救。

项羽遣龙且率二十万众救齐。龙且求胜心切，不顾他人劝告，急于与韩信决战。双方隔潍水对阵。韩信令人以万余沙袋截断水流，率军渡河，行至河中退回来。龙且以为韩信怯懦，率军渡河追击，士卒刚渡一半，韩信令人撤去沙袋，大水骤至，把龙且军隔断。韩信发动进攻，很快全歼齐楚联军。

项羽与刘邦正面对峙，虽然略占上风，但北线连续丢失赵、燕、齐。特别是龙且所率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是项羽起兵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后方又屡遭彭越的骚扰，出现了“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刘邦遣陆贾见项羽，请求释放太公，项羽仍不应。刘邦又遣侯①《史记·高祖本纪》。

①《史记·高祖本纪》。

公请项羽释放太公，项羽这才应允释放太公、吕后，并与汉中分天下，以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

垓下之围与项羽败死项羽依约东归。刘邦却听从张良、陈平之劝，越过鸿沟，追项羽于阳夏，并邀韩信、彭越共击项羽。由于韩信、彭越不到，项羽大败刘邦于固陵。刘邦以大片封地争取韩信、彭越的兵共击项羽，遂围项羽于垓下。在此关键时刻，楚大司马周殷归汉，使项羽处境更加困难。

决战前夕，刘邦作了重大的部署。令韩信担任主攻。自己在二线，准备接应。周勃等人在三线待命。战斗开始，韩信佯败后退，楚兵追击。韩信令左右侧出击，楚兵不利，大败于垓下。项羽被围，夜闻四面楚歌，以为汉皆得楚地。他面对美人虞姬，思念骏马骓，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泪流满面，左右皆泣不成声。歌罢，项羽率八百骑突围。汉将灌婴率五千骑紧追。越过淮水，项羽尚有百余骑。至阴陵迷失道路，陷入大泽。项羽引兵至东城，仅剩二十八骑。自知难逃厄运，对从骑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对部下说：“吾为公取彼一将。”果如其言，连斩汉将两人，杀汉卒数十百人。

项羽逃到乌江，乌江亭长已备船等候，催他急渡江。项羽犹豫不决。亭长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遂自刎而死。汉军争抢项羽的尸体，自相残杀者数十人，最后王翳等五人各得项羽的部分尸体。合尸后，以鲁公礼葬于榖城。

第三章 汉高祖① 吕后

第一节 沛公破秦

沛县起义

汉高祖，姓刘名邦，字季，生于沛丰邑中阳里（今江苏沛县）。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既壮，为泗水亭长，好酒及色。常到王家武家老妇人的酒铺赊酒，喝得大醉。年终仍不还账。老人常自毁账目，不向他索债。

刘邦曾服役咸阳，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气派，喟然叹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单父人吕公，与沛令交好，为躲避仇人，移居沛县。沛县豪杰闻令有贵客，纷纷送礼祝贺，萧何代收礼钱。他宣布：“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刘邦诈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萧何知其为人，当即揭露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吕公见到刘邦，敬重他的状貌，竟把他迎入上坐。吕公不顾家人的反对，断然把女儿吕雉许配刘邦为妻。吕雉即后来的吕后。刘邦作为亭长，为县送徒于骊山。路上，徒多逃亡。他估计，走不到骊山，徒都要跑光了。行至丰西的泽中，便“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后来，发展到数十万人。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各地纷纷响应，郡县多杀其长吏以应陈胜。九月，沛令欲响应起义。萧何、曹参建议召亡在外者，以便劫持众人。沛令使樊哙召刘邦。

刘邦至，沛令后悔，拒刘邦于城外，并欲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恐惧，逾城投奔刘邦。刘邦以帛书射城上，上写：“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沛人得书，共杀其令，开门迎刘邦，欲以为沛令。刘邦推辞说：“置将不善，壹败涂地。”萧何、曹参等都是文吏，怕万一事不成，遭到灭族大祸，所以，尽让刘邦。于是立刘邦为沛公，旗帜皆赤。萧何、曹参、樊哙等收沛县子弟，得三千人，起兵反秦。

入关破奏起义不久，刘邦攻杀泗川守壮，令雍齿守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二月，魏遣周市说雍齿降，雍齿叛归魏。刘邦引兵攻雍齿，不胜，欲借秦嘉兵，故率众从秦嘉。是时秦将章邯已屠相，至砀东，秦嘉率刘邦与秦军战于萧西，不利。二月，攻取砀，得兵六千，进而攻拔下邑。四月，项梁攻杀秦嘉，驻薛。刘邦率百余骑投奔，项梁益刘邦兵卒五千，五大夫将十人。刘邦还军攻丰，雍齿败，走魏。七月，章邯围田荣于东阿，刘邦从项梁救田荣，大破章邯军。八月，刘邦与项羽西至雍丘，大败秦军，杀三川守李由。九月，楚怀王拜刘邦为砀郡长，封武安侯。

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楚怀王遣将攻关中，并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因怨恨秦杀项梁，积极请战，要求率兵攻关中。楚怀①关于刘邦的材料，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者，不另一一作注。王嫌项羽慓悍残暴，不准。别遣刘邦收陈胜、项梁散卒，西攻关中。刘邦自砀出发，于成阳、杠里两败秦军，至昌邑遇彭越，共攻秦军。战不利。还军栗，夺取楚怀王将刚武侯军，得四千余人，西走高阳。郦食其献策，说刘邦攻取陈留，得秦积粟。刘邦纳其言。遣其弟郦商攻开封，城坚不拔，乃西攻白马、曲遇，大破秦将杨熊。杨熊走荥阳。二世遣使斩之。

刘邦攻南阳，南阳守龆齮败走宛城。刘邦欲越宛城，直取关中。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遂连夜引兵还，围攻宛城。宛守齮欲自杀，舍人陈恢逾城谏刘邦收降齮，否则以宛郡县城之坚，“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齮降，封为殷侯。陈恢献策有功，封千户。于是刘邦引兵而西，“无不下者”。刘邦遣魏人宁昌使秦，未还，章邯已降项羽。赵高杀二世，遣使于刘邦，欲约分关中，刘邦不许。秦子婴杀赵高后，遣将守峣关。刘邦遣郦食其、陆贾说秦守将以利害。秦将欲从，刘邦乘其懈怠，绕峣关，逾蒉山，大破秦军于蓝田南，又破秦军于蓝田北，秦军彻底瓦解。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旁。秦亡。刘邦进入咸阳。

约法三章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好酒色的刘邦，当然经不起诱惑，他欲留住秦宫。樊哙谏，他不听。张良再谏，刘邦才封府库，还军霸上。这表明，刘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正如范增所言：“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①十一月，刘邦召集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我“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秦民大喜，争献牛羊酒食飨军。刘邦以仓库粮多，不劳民破费，拒收百姓所献食物，百姓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同月，项羽兵至关门，遣英布攻破函谷关。十二月，项羽至戏，欲攻刘邦。在项伯，张良的斡旋下，刘邦到鸿门与项羽和解。正月，项羽分封诸侯，负约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①《史记·项羽本纪》。

第二节 汉王灭楚

夺取关中

破秦后，项羽无论威望还是实力，完全可以主宰天下。然而，他却自立为霸王，又放弃了“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②的关中，而满足于衣锦还乡，被人讥讽为“沐猴而冠”。刘邦不同于项羽，他从入关起，就想据有关中。项羽负约封他为汉王时，他很恼怒，想进攻项羽。萧何以众寡不敌，劝他先“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四月，诸侯罢戏下。刘邦率吏卒三万人，及楚与诸侯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途中，将士多逃亡。及至韩信以不被重用，也在逃亡中。萧何连夜把韩信追回，拜为大将。韩信建议，利用将士思念东归的心情，东上争天下。韩信问刘邦：“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①可见，刘邦想的是得天下，与项羽衣锦还乡的狭隘思想相比，气度大，视野宽。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乘项羽征战田荣之机，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得三秦，占据关中。刘邦为了把关中建成与项羽争天下的基地，颁布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措施。秦故苑囿池皆令民耕种，除蜀汉民租税二岁，关中民从军者复其一岁。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又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刘邦得关中，是他与楚争天下的第一步。

逐鹿中原自从与项羽直接交手，刘邦总是吃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五十六万人，乘项羽攻齐，偷袭彭城成功。项羽仅以三万人回救，竟然打得刘邦溃不成军，伤亡几十万人。刘邦率数十骑突围，狼狈逃走。但是，到荥阳后，刘邦立即整组军队，阻止项羽西进。

刘邦一败再败，在极度困难时，竟让纪信扮作他，率两千多妇女出城投降。刘邦率数十骑逃出荥阳。刘邦回关中收兵，然后，重回前线继续与项羽周旋，坚持战斗。

在与项羽斗争中，刘邦以争取舆论支持，弥补实力的不足。他为义帝发丧，就是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动员诸侯共同对付项羽。刘邦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把与项羽的争夺，变成了维护义帝的“讨逆”战争，从而，在舆论上占了主动。

楚汉战争中，虽然刘邦总吃败仗，但他总是败而不馁。靠韧劲，与项羽周旋五年，一次次的败而复振，直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刘邦终于取得了灭楚的胜利。

善将兵和善将将刘邦转弱为强，夺得天下，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会用人。汉五①《史记·淮阴侯列传》。

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设酒宴，总结楚汉成败的原因，让大臣各抒己见。王陵认为，刘邦能与天下人共利，故得天下；项羽不能与天下人同利，故失天下。刘邦回答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的确如此。刘邦从起兵以来，几乎所有胜招，都是别人的主意。西进时回头夺取宛城，乘秦军懈怠攻取武关，是张良的主意。利用士卒思归争天下，开辟战场，是韩信的主意。徙都关中，是刘敬的主意。当然，刘邦能采纳这些建议，这本身就反映他比别人高明。刘邦欣赏自己会用人，实际上，除了王陵说的与天下人共利之外，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付诸于行动。

韩信、英布、陈平等，本来都是项羽的部下，因为项羽对人有功当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予”①。他们先后投奔刘邦，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得力人才。假如刘邦不能与天下人共利，他们不仅不会来投奔，就是来了也不会拚死卖命，出主意。刘邦对曹参、周勃、樊哙等战将，几乎是打一次胜仗升一次爵。刘邦以高悬赏，使人为他卖命。彭城败后，刘邦问张良：“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②进入决战时期，因韩信、彭越不至，刘邦再败于固陵。于是遣使告诉韩信、彭越说：“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③韩信、彭越得到许诺，立刻进兵，围项羽于垓下。值得注意的是，刘邦当时并未真正控制这些地区，而他却以这些地区为筹码，鼓励将士与项羽拚命。

刘邦称帝后，曾与韩信谈论将领的才能。刘邦问：像我这样，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人。刘邦说：你能带多少人？韩信说：我带的人，越多越好。刘邦笑着说：你带的人越多越好，怎么你反让我擒了？韩信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④韩信所说，很有道理。刘邦能转弱为强，自己老打败仗而能领导善战的将领，这说明他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军事领导的才能，从而取得灭楚的胜利。

①《汉书·韩信传》。

②《史记·留侯世家》。

③《史记·项羽本纪》。

④《史记·淮阴侯列传》。

第三节 汉高祖创帝业

开国规模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联合上书，劝刘邦称帝。他们说：“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刘邦三让后，二月甲午即帝位。他本想久都洛阳，以娄敬、张良谏，即日起驾，西都长安。

汉六年，刘邦始剖符封功臣，封萧何、曹参等为彻侯。当刘邦在位时期，功臣封侯者一百三十七人，与外戚合计，凡一百四十三人。封爵有誓，誓约：“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后裔。”①这些得封侯的人，是汉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的世家地主。

汉初功臣，多来自乡里田野。他们没有受过礼仪的约束，常饮酒争功，大呼大叫，甚至拔剑击柱。叔孙通看到刘邦有建立朝廷秩序的要求，便提出“起朝仪”。经刘邦同意，叔孙通从鲁征集三十人，加上刘邦左右的学者及其弟子百余人，参照秦仪，制订出新的朝仪。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起用新定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御史执法，举不加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失礼者。这一套朝仪，不只是一套仪式，更重要的是从而突出了尊卑不同的封建等级。于是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封功臣和定朝仪都是刘邦开创帝业中的大事。此外，刘邦还在更多的方面创立了规模，史臣论曰：“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这所说，自萧何次律令以下，基本上都属于立法工作，为后世立制垂范。章是历数的章法，程是度量衡的规定，军法是讲用兵之道，《新语》是讲历代兴衰之故。礼仪，不仅限于朝仪的内容。这样多方面的开国规模，是前代所没有的。强本弱末的战略思想强本弱末，或称强干弱枝，是刘邦采纳群言，体现在政治实践上的战略思想。

汉六年，田肯说刘邦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非亲子弟，莫可使王矣。”刘邦称善，分楚地为二国，以从兄刘贾为荆王，弟交为楚王；以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汉九年，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比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①《史记·高祖功臣年表》。

①《史记·叔孙通传》。

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齐楚大姓于关中，有十余万口①。把齐楚大姓西迁，以加强关中，又以刘姓子弟分王齐楚，这是从两个方面强本弱末的措施。刘邦末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②强本弱末的措施，更制度化了。强本弱末，是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必要措施，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有久远的影响。

政治局势的趋向稳定刘邦自汉五年称帝，汉十二年死，在位共八年。在这八年期间，刘邦并不能将他的汉家天下治理得太平无事，但他缓和了汉与匈奴、南越的关系，平定了内部的反叛，铲除了内部潜在的威胁，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趋向稳定。匈奴在秦末，乘内地变乱的机会，扩张势力，不断南侵。刘邦于汉七年（公元前200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七天，用计得脱。汉九年（公元前198年），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汉与匈奴的关系相对地缓解。

南粤赵佗，原为秦南海尉。秦既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使陆贾说服赵佗归顺。汉十一年，封赵佗为南粤王，令称臣，奉汉约。南粤一带始成为汉朝统治的一部分。

刘邦在位时，汉内部的反叛活动比较集中地出现在燕代地区，并多与匈奴有些联系。汉五年，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刘邦自将出击，俘臧荼。汉六年七月，韩王信以马邑降匈奴，与匈奴勾结反汉。刘邦自将击之，破其军。一直到八年冬，韩王信的残部还继续活动。汉十年八月，陈豨与匈奴勾结反汉，自立为代王。刘邦仍是亲自出击，于十一年冬败陈豨军。十二年冬，斩陈豨。

刘邦在灭楚战争中的手下将领，以韩信的功最大，威望最高，彭越、英布次之。这些在战争中的得力人物，在战争结束后，可能会成为威胁皇权的人物，这是刘邦所不放心的。刘邦在楚灭后不久，就夺取韩信的部下兵，并将原封韩信为齐王加以变动，而改封为楚王。汉六年十月，黜韩信为淮阴侯。汉十一年，以谋反的罪名杀韩信和彭越，夷三族。英布因韩信、彭越之死，起兵反汉。刘邦仍自将击之。汉十二年十月，英布败走，被追斩于鄱阳。刘邦征英布后，回长安，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刘邦自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乐饮十数日，乃去。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死于长乐宫。年六十三①。

①《史记·刘敬列传》。

②《史记·吕后本纪》，又《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①《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

第四节 吕后②称制

吕后干政

吕后，名雉，刘邦的妻子，在刘邦称帝后为皇后。生有一男一女，男名盈，是后来的汉惠帝，女是鲁元公主。刘邦为汉王时得定陶戚姬，很喜欢她，生赵王如意。戚夫人常在刘邦身边，而吕后年长，常留守，不常见到刘邦。但吕后干预汉初的政治，是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

吕后为人，刚毅残忍，佐刘邦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杀韩信、彭越，都是吕后的主意。刘邦对韩信虽有疑忌，但不一定要杀他。韩信死后，刘邦“且喜且怜之”。喜是喜其死，怜是不忍其死。彭越已得到刘邦的赦免，吕后却特别跟刘邦说，彭越必不可留。这两位大臣不只被杀，而且被夷三族。

在刘邦病危时，吕后考虑到未来的丞相人选，询问刘邦的意旨。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刘邦说“曹参可。”吕后问其次。刘邦说：“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辅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更问其次。刘邦说：“此后亦非尔所知也。”①刘邦死后，相位的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按刘邦所说去办的。这表明吕后对这事的关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吕后与戚夫人的矛盾是很尖锐的。她们都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刘邦已立盈为太子，却又喜欢如意，说如意像他，想把盈换掉，立如意为太子。在大臣们的支持下，盈保持了太子的地位，在汉十二年刘邦死后即皇帝位，是为汉惠帝。

吕后想杀害如意，召他进长安，惠帝知道她的用意，亲自把如意接到宫中，与如意同卧起，吕后一时下不了手。惠帝元年二月，帝出射。吕后使人持鸩饮如意，如意中毒死。于是，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暗药，使居厕中，称为人彘。数日后，召惠帝观人彘。帝听说是戚夫人，大哭。帝因此致病，岁余不能起，使人告吕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此后，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惠帝七年八月死，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吕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

吕后称制吕后称制，共八年（前187—前180）。她特别关心的，是如何加强她娘家人吕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她提出来封诸吕为王的问题。她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吕后听了，不喜欢。她又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他们的回答是：“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这就是说，高帝作了天子，可以封子弟为王，现在您作了天子，当然也可以封吕家的子弟为王。吕后拜王陵为太傅，实际上是免去了王陵的右丞相，而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

②关于吕后事迹，见于《史记·吕后本纪》者，不一一注出。

①《史记·高祖本纪》。

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吕后采取了步骤。她选择了刘家有功的和有影响的人物，封王封侯，以和缓刘氏对吕氏的对立情绪。她封刘邦时功臣无择为博城侯，又封刘章为朱虚侯，刘章之弟兴居为东牟侯，俱令入宿卫。她封刘泽为琅邪王。刘泽是刘邦从祖昆弟，在诸刘中年最长。吕后在王诸吕以前，先侯诸吕，以作王诸吕的舆论准备。诸吕之得封王者，有吕后哥哥的儿子吕台为楚王，台弟产为梁王，禄为赵王。诸吕有六人，为列侯。

吕后八年七月中，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梁王产居南军。

吕后在宫廷中的权位争夺，并不妨碍她推行一些德政。她在称制的元年春正月，诏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称制五年初令戍卒更，用以代替秦以来戍卒的无限期，这都是在刑罚、减徭役方面的德政。司马迁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从汉初的大局上说，吕后的一些措施是应运于当时经济恢复的要求的。当然，这也是跟当时执政的丞相之行政方针分不开的。

吕氏灭族吕后称制八年（公元前180年），病危。她自知诸吕封王，不得人心，刘家的势力还是比吕家的大，便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七月，吕后死。周勃、陈平以计夺得兵权。周勃率兵入宫，朱虚侯刘章杀吕产，“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大臣们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

第四章 萧何 曹参

第一节 萧何

汉初的重要决策

萧何，沛丰（今江苏丰县）人，秦时为沛主吏掾，常以吏职之便帮助刘邦。刘邦以亭长“徭咸阳，吏皆送奉三钱，何独以五”。萧何为吏尽职，有方略，受到御史监郡者和从事的好评，晋升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九月，沛县吏民响应，萧何等拥立刘邦为沛公。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旁。沛公入咸阳，诸将皆走金银财宝之库，争夺财物。萧何独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所以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全赖萧何所得秦图书。

当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②既然刘邦先破秦，定关中，理应王其地，而项羽负约，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大怒，欲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等皆推波助澜。唯独萧何劝刘邦屈居关中。他说：虽王恶地，岂不比死好吗？刘邦不以为然。萧何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①汉王听从萧何劝告，到汉中就国，并拜萧何为丞相。

刘邦部下不乏勇将，但缺少帅才。萧何数次推荐韩信，刘邦犹豫不决。

韩信得知不被重用，不辞而别。萧何知韩信亡，顾不得请示，急忙追赶。刘邦以为萧何也逃亡了。萧何星夜把韩信追回来后，去见刘邦。刘邦责骂萧何为什么逃亡？萧何答：“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刘邦得知他追的是韩信，又大骂：“诸将亡者数十人，你不追，为什么偏偏追韩信？”萧何说：“诸将易得耳。至如韩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②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刘邦答应拜韩信为将。萧何说：“虽为将，信必不留。”最后，刘邦答应拜韩信为大将军。拜将时，韩信谈了对楚斗争的有利条件及策略，刘邦听后大喜，“自以为得信晚”。劝刘邦屈尊居汉中和推荐韩信，是汉初开国时的两件大事，对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留守关中和功居第一楚汉相争，长达五年，萧何治理关中井井有条。汉得三秦后，未及巩固，便出关东征。“何留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在刘邦多次失军亡众，溃不成军时，萧何总是以关中的人力、物力输往前线，使刘邦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论功行赏，刘邦想给萧何记头功。武臣们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①本节资料依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者，不另注。

②《汉书·萧何传》。

①《汉书·萧何传》。

②《史记·淮阴侯列传》。

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说：追杀兽兔的是狗，而发踪指挥狗的是人。“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在朝廷排位次时，武臣们又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刘邦既给萧何记了头功，当然想把他排在第一位，但想不出驳倒武臣们的理由。鄂千秋帮忙说：“群臣议皆误。曹参虽有野战之功，但这是一时的事。萧何全关中，供前线，此万世之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于是刘邦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益封二千户。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受封，有食邑。

汉建立全国政权后，刘邦与秦民约法三章，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秩序的需要。于是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九章律的制定，是汉律令的基础。

恭谨自持萧何一生小心谨慎。楚汉战争时期，刘邦授权给他，“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萧何虽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但他仍然十分谨慎，为了解除刘邦的疑虑，听鲍生言，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实际是送去作人质。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萧何听布衣召平言，让封，并以全部家财佐军。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萧何又以所有佐军，并从客言，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尽管这样，由于萧何为相多年，在百姓中有相当影响，他虽然一再设法自保，最终还是被刘邦打入监狱。赖王卫尉说情，才免遭厄运。

萧何与曹参甚亲密。萧何病，推荐曹参代相。萧何为相多年，有条件为后代留下丰厚的遗产，但他没这样作。萧何所置田宅，多在穷乡僻壤，而且家不设围墙。他说：“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死，谥为文终侯。后嗣以罪失侯。武帝时，求何后，续封酂侯。

第二节 曹参

战功最多

曹参，字敬伯，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时为沛狱掾。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沛县吏民响应，曹参等拥立刘邦为沛公，曹参被推为中涓。曹参经历的战事甚多，难以详举。

刘邦初起，曹参将兵击胡陵、方与、薛等地，破秦监平、司马巨及章邯之军，杀三川守李由。曹参晋爵为执帛，号建成君，迁为戚县公。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的第一阶段。

楚怀王封刘邦为砀郡长，曹参随刘邦进兵关中，击成武、杠里、开封等地，破秦东郡尉王离、赵贲、杨熊之军，虏南阳守齮及司马、御史各一人，至咸阳，灭秦。曹参晋爵为执珪，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二阶段。

刘邦为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至汉中，晋升为将军。曹参随汉王还定三秦，击下辩、故道、雍等地。汉王彭成败后，王武、程处、柱天侯等反汉，曹参一一击破之，然后归荥阳。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三阶段。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汉王拜曹参为假左丞相，屯兵关中。月余，魏王豹反汉。曹参随韩信渡河击魏，大破魏军，虏魏王豹，尽得魏地。乘胜击代，杀其相国夏说。韩信东击赵，曹参留代地清扫残敌，杀代戚将军于邬城。韩信已破赵，汉王拜韩信为相国，曹参为右丞相，东击齐。齐地已定，韩信将兵诣垓下会战，曹参留齐，击未服者，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四阶段。曹参戎马一生，“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①“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史》、《汉》对曹参的战功记述颇多，但未记任何作战方略，与两书对韩信战事的写法截然不同。这说明曹参虽然战功卓著，但缺乏谋略。刘邦把他的战绩比作“狗功”，话虽粗野，却有一定道理。曹参独自作战很少，随刘邦、韩信一同战斗居多，即战争之谋略多出他人。

萧规曹随，无为而治楚汉战争结束后，曹参以功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平阳侯。刘邦拜他为齐相国，辅佐刘肥。齐是大国，刘肥“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②。齐国民情“伪诈多变”，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齐，是大难题。刘邦拜武将曹参为齐相国，是想让他镇服齐。但是曹参未用武力，使齐得到安定。

曹参至齐，召集长老和儒生，征求“安集百姓”的计策。诸儒至者上百人，所言“人人殊”，均属不着边际的空论。曹参听说胶西盖公善长黄老之术，便使人厚礼请盖公。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盖公一语道破了时代的需要，提供了济世之术。曹参纳其言，用黄老之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死。曹参为汉相国，仍以治齐之术治①曹参事迹见《史记·曹相国世家》，下引不再另注。

①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②《史记·高祖本纪》。

汉，施政办事，一遵萧何约束，无所变更。郡国吏，选用重厚长者，对华而不实、欲务声名者，概不录用。人有小过，曹参加以掩饰，相府相安无事。曹参日夜饮酒，不治事。吏及宾客见此情景，皆想劝他。曹参知其意，凡来者乃以酒堵其嘴。复欲言者，曹参复予之酒，直至大醉而去，终不得言。不久，吏多仿效曹参，日夜饮酒高歌。从官对此很反感，但无可奈何。他们借相舍后园与吏舍挨着的条件，请曹参游后园，让他听到醉吏的狂叫，想乘机请求他惩治那些人。曹参非但不惩治醉吏，反而“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惠帝见曹参整日无所事事，以为是欺负他年轻。曹参的儿子窋为中大夫，惠帝令窋规劝其父。曹窋谏曹参。曹参大怒，笞曹窋二百大板。上朝时，惠帝责问曹参为什么打曹窋？曹参不直接回答，他脱帽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曹参与惠帝的对话，实际是关于汉初统治政策的争论。由于汉一改秦代的“政苛刑惨”、“赋敛重数”，在“无为”思想指导下，推行约法省禁、轻徭薄赋政策，所以收到了“天下俱称其美”的社会效果。

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曹参死。百姓歌颂他的功劳：“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百姓歌颂，是因为经济得到恢复，百姓“衣食滋殖”①。曹参作为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代表人物，对于恢复经济，“安集百姓”的贡献，至少不下于他的军功。

①《史记·吕后本纪》。

第五章 张良 陈平

第一节 张良的家世

张良，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其先是韩国公族，曾为相韩的五世君主。祖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韩悼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50年），父平死，张良尚幼。韩灭后（公元前230年），张良决心为韩报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公元前218年，始皇东巡，当行至阳武博浪沙时，张良埋伏下的刺客，以百余斤重的铁椎投向他的车驾，误中了副车。始皇下令搜捕。张良为便于隐藏，更改了姓名。

张良到了下邳，在一座桥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故意把鞋甩到桥下，命令张良说：“孺子下取履。”张良把鞋取来了，老人又说：给我穿上。张良跪下给老人穿上了鞋。老人走了，又转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张良感到老人非常人，立刻跪下来答应。五日后，天未亮，张良就赶到桥上。可是，老人已在那里等候。老人生气地说：“与老者约会，为什么迟到？回去吧！五日后早点来。”五日后，鸡刚刚叫，张良便赶到桥上。但老人又已早到。老人责备张良说：“为什么又晚了？回去吧！五日后再来。”五日后，不到半夜，张良就去桥上等候。不一会，老人来了，高兴地说，应该这样。他把手中的书递给张良，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榖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天亮后，张良才知老人给他的是《太公兵法》。这部书可能转变了他依赖刺客报仇的思想，对他以后的事业有重大的意义。

张良在下邳，还有一些反秦活动。项伯杀人，张良把他藏匿起来。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张良聚少年百余人，要去投景驹。路上遇到刘邦，刘邦以他为厩将。张良不断以《太公兵法》说刘邦，得到刘邦的赞许和采用。张良把他的意见同别人讲，别人都听不懂。张良说“沛公殆天授”。他就一直跟随刘邦，不到景驹那里去了。

项梁击杀景驹，在薛召集各路起义军会议。项梁采纳范增的建议，立楚国后裔孙心为楚怀王，并拜张良为韩司徒。项梁给了他们千余人，令他们西略韩地。张良与韩王攻占数城，但很快又被秦夺去。他们留在颍川一带，继续与秦军周旋。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楚怀王遣刘邦西取关中。四月，刘邦攻占颍阳，略韩地①。张良与韩王引兵配合，连下十余城。刘邦欲速取关中，令韩王守阳翟，张良随其攻关中。至南阳，刘邦大败秦军。秦南阳守齮走宛城，旋不战而降。八月，张良随刘邦进至武关，北至蓝田，一再败秦军。

汉既灭秦，张良为韩报仇目的已经达到。但韩成虽得封，项羽不令他就国，并把他带到彭城，先是废掉韩成的王号，改称为侯，接着又把韩成杀掉。项羽实际上又成为韩的新仇人。后来张良辅佐刘邦把项羽灭掉了。张良自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此可见张良在①本节材料见于《史记·留侯世家》者，不另作注。

①《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政治上的成就与其为韩报仇的思想之密切的联系，而其在汉朝取得的政治地位，也自有其贡献。

第二节 张良为汉划策

破秦途中的行军策略

刘邦在对楚战争胜利后，与群臣畅论得天下之故，以能用三杰为很重要的一条。三杰，即张良、萧何和韩信，而以张良为三杰之首。刘邦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确实为汉的创业出谋划策，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在刘邦西行攻秦的途中，张良就已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秦二世三年，刘邦攻秦之师已抵南阳。为了快速入关，刘邦拟弃宛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①刘邦纳其言，偃旗息鼓，当晚秘密返回，把宛城层层包围起来。南阳守齮见刘邦兵临城下，估计难以抵挡，不战而降，刘邦封他为殷侯。然后，引兵而西，所至皆降。

同年八月，刘邦进至武关，欲发兵二万攻秦峣下军。张良谏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喼秦将。”刘邦行其计，秦将果然欲降，说要共击咸阳。刘邦欲接受，张良谏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刘邦纳其言，击秦军，大破之。

战机和政治效果的重视张良为汉划策，重视战机和政治效果、政治影响。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既入咸阳，为秦宫室的豪华和珍宝美女的众多所动心，想在秦宫住下去。樊哙谏，不听。张良说：“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听了，离开秦宫，返军霸上。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项羽的谋士范增就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①刘邦入关后，有人劝说他以兵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项羽率诸侯军西来，欲入关，见关门闭，大怒。这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刘邦兵十万，号二十万。双方兵力悬殊。项羽拟以手中的优势兵力给刘邦以严重打击。曾受过张良救命之恩的项伯，是项羽的长辈，乘夜驰入刘邦军，私见张良，想邀张良离去，躲开这场灾难。张良反引项伯见刘邦，说明当前的情况。刘邦请托项伯代向项羽解说，“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刘邦、张良同百余骑亲到项羽驻地，向项羽解说。项羽在鸿门设宴相待。宴前虽也有些风险，但刘项间的矛盾为之缓解，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一场战争没有发生。这对于保全汉的实力有很大的好处。

汉元年（公元前206）四月，刘邦以汉王身份就国。张良送刘邦至褒中，①《史记·高祖本纪》。

①《史记·项羽本纪》。

临分手了，张良对刘邦说：“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刘邦因使张良在回去的时候，烧绝所过栈道。张良还致书项羽说：“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同时，张良又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羽。后来，他再致书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①张良的这些活动，迷惑了项羽对战局重心的认识，使刘邦有保全实力并有向优势转化的机会。

汉四年（公元前209）八月，楚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项羽遂即引兵东归。刘邦也打算西归。张良、陈平认为这是军事上的重要关头，军机不可失。他们说：“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刘邦听了他们的话。后五年十月，刘邦即出兵击项羽。十二月，遂围项羽于垓下，终于破楚②。

推荐破楚主将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张良从刘邦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刘邦下马，而问：“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说：“九江王英布，楚之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这是推荐破楚的主要将领，是战争中极为关键性的大事，而且在兵败之余相信这三人可以破楚，这需要很犀利的军事眼光。汉王听了张良的话，遣随何争取英布，英布果然反楚归汉。汉王又遣人争取彭越。后来，这三人在对楚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说：“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对待裂土分封的不同态度裂土分封，是汉初政治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大问题。张良对待这个问题，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表示了不同的态度。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在荥阳被围，形势严重。郦食其献策，封六国后。他说，“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如能复立六国后，“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刘邦很欣赏郦食其的这种想法，把他所说转告张良。张良说，“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张良说：“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间，式智者之门乎？其不可，三也。[武王]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①《史记·项羽本纪》。

②《史记·项羽本纪》。

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张良从古今形势的变化上，指出立六国后之不可行。这里，他着重指出的，是分封制度会削弱以至破坏汉家内部的反楚力量。但这是专指封六国后而言，张良并不一般地反对分封制度。在增强反楚力量的情况下，张良是主张利用分封制度作为团结内部的工具的。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共击项羽。至期，信、越之兵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刘邦问计于张良。张良说：“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糓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①刘邦派使者以张良所说告韩信、彭越。两人答应出兵，并且都出了兵，以至结果有垓下之战，终于击破了楚军。

破楚之后，刘邦在雒阳南宫，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刘邦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他们是想谋反。“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因而，他们害怕自身难保，所以要谋反。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置酒会群臣，封他平日所要杀的雍齿为什方侯，并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说：雍齿仍为侯，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于是人心安定了，分封起了很好的效果。

定京都和安太子刘邦想建都雒阳。刘敬劝都关中。刘邦的左右大臣都是东方人，力主都洛阳，刘邦犹豫不决。张良说：雒阳四周虽有山河险阻，但仅有地数百里，容易四面受敌，并且土地贫瘠，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势险要，四塞为关，“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的话使高祖打消了犹豫，他当日起驾，西都关中。

刘邦欲废太子刘盈，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大臣们极力谏争，不被采纳。

张良深知，“此难以口舌争”。他献计吕后以刘盈的名义，厚礼请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客。这四个人都是刘邦所敬仰而多次遣人请他们都没有请到的。吕后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竟然把他们请来了。高祖看见四个白胡子长者侍太子游，当他得知是东园公等人时，惊奇地问：“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说：“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四人走后，高祖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高祖酝酿已久的废立念头，从此打消了。张良谦抑自守①《史记·项羽本纪》。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封功臣，张良未有战斗功，然以运筹帷幄，为刘邦所重，使自择齐三万户，这是黄河下游肥沃之区。张良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于是张良封为留侯。

张良是一个军事家，但不掌军权。是一个政治家，但也不掌握国家的行政权力。他给人的印象，是一派谦抑自守的形象。晚年，他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学辟糓、导引、轻身之术。刘邦死，在吕后的强迫下，恢复了日常的饮食。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卒，谥文成侯。

司马迁《留侯世家》说：“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些言论和撰次，可以说是基本丰富，都没有能流传下来。

第三节 陈平的计谋

陈平的早年

汉初的谋臣，张良以外，就要数陈平了。

陈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户牖乡人。少时家贫，好读书。家有田三十亩，兄伯种田，纵平游学。可是，陈平的嫂嫂却抱怨，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大怒，休其妻。

陈平已到成婚的年龄，但富者莫肯嫁，而贫者，陈平不娶。当地富户张负的孙女五嫁，夫皆死，人不敢娶，而陈平却欲娶以为妻。邑人有丧，张负在那里见到陈平，很为他所吸引。丧罢，负随平至其家，看到他家乃负郭穷巷，弊席为门，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回来后，提出把孙女嫁给陈平。其子张仲说：“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张负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陈平不会长期贫贱，还是把孙女嫁给陈平，陈平也从张家得到一些资助。

陈平曾任里社宰。因分肉公平，受到父老们的称赞。陈平自负地说：“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其将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陈平辞别兄伯，事魏王。魏王以陈平为太仆。陈平数说魏王，王不听。又有人进谗言。陈平恐，不辞而别，不久，投奔项羽。汉王夺取三秦后，挥戈东进，殷王司马卬反楚归汉。项羽拜陈平为信武君，令其击殷王。殷王降。项羽嘉奖陈平，赐金二十镒，拜为都尉。不久，汉王击殷王，司马卬再次反楚归汉。项羽怒，欲诛定殷将吏，陈平惧，他把封金和都尉印遣使送还项羽而去。陈平至脩武，经魏无知引进，见刘邦。刘邦设宴招待他，请他回舍休息。陈平说：“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刘邦与陈平语，很投机，乃拜他为都尉，并使之参乘，典护诸将。诸将不服，为之哗然。但刘邦却对陈平表示更多的信任。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陈平随刘邦攻占彭城。项羽自齐回救，刘邦败退荥阳。刘邦拜陈平为亚将，属韩王信，驻军于广武。周勃、灌婴等攻击陈平居家时盗其嫂，后来事魏、事楚不忠，归汉后又“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他们说陈平是反覆乱臣。刘邦责备魏无知，为什么推荐这样的人。魏无知说：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今与项羽争天下，有德而无能，则无益于胜负。臣进奇谋之士，只要其计对国家有用，盗嫂受金，又有何妨？刘邦又责备陈平。陈平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刘邦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厚加赏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从此，诸将不敢再言陈平之短。

荥阳突围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请求项羽以荥阳为界，项羽不应。刘邦问陈平，①本节所据材料，见于《史记·陈丞相世家》者，不再说明出处。

“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意思是说楚汉相争何时了？陈平指出，刘项两人各有短长，并提出在楚军内部行反间之计。他说：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其得力之臣，不过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数人。如能出数万金，离间楚君臣，然后举兵攻之，破楚必矣。刘邦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于是陈平在楚军中散布说：钟离昧等功高，但是未能裂地封王。他们不满，想与汉联合，共灭项羽，分王其地。话传到项羽那里，他果然对钟离昧等生了疑心。他遣使于汉。陈平乘机以太宰规格接待楚使，见楚使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言于项羽，项羽又增多了对范增的疑心。范增建议项羽，乘汉军心不稳，急下荥阳。项羽不听。范增知项羽怀疑于他，愤怒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来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荥阳围困急。陈平献计，以妇女二千余人被甲，夜出荥阳东门。楚以为刘邦逃，调兵追击。汉将纪信扮作刘邦，乘天子辇，扬言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到城东观看。陈平与刘邦率数十骑从西门出，入关收散兵，然后出宛叶间，调动项羽南去。

计擒韩信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韩信袭齐。十一月，尽有齐地。韩信遣使，求封齐假王。刘邦气得大骂。陈平和张良踢其脚，汉王领悟，厚遇齐使，改变态度，佯装骂韩信是因他不求真王。随后，遣张良拜韩信为齐王。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问诸将怎么办？诸将皆言，应发兵征讨。陈平问刘邦：“陛下精兵孰与楚？”对曰：“不能过。”又问：“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对曰：“莫及也。”然后，陈平说：“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他建议刘邦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智擒韩信。刘邦纳其策。韩信郊迎。刘邦使武士缚之，载之后车。

平城解围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亲自率兵征讨匈奴，至平城，被匈奴伏兵包围，七日不得食，十分危险。陈平暗使匈奴，厚赐单于阏氏，并挑动阏氏的忌妒心。他说：刘邦被单于包围，甚紧急，刘邦已遣使迎美女，欲献给单于以求和。阏氏怕单于得汉美女，自己失宠，便急劝单于解围。加上还有别的临时性原因，单于解平城之围。刘邦南过曲逆，登城了望，见其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更前封陈平的户牖侯为曲逆侯，尽食所户，除前所食户牖民户。后陈平常以护军中尉，从刘邦击陈豨、英布等。史称陈平凡六出奇计，六益封。又称：“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陈平的委曲自得及其晚年的政治生涯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反。刘邦遣樊哙将兵讨伐卢绾。

已行，有人说樊哙的坏话，刘邦大怒，用陈平之计，召周勃于床前说：“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陈平、周勃虽然受诏，可是樊哙功高，又是刘邦的连襟，所以，二人怕刘邦后悔，便决定逮捕樊哙，囚归长安，让刘邦自己处理。陈平至军，逮捕樊哙，传诣长安。未至，刘邦死。陈平怕吕后与吕媭怒，乃急驰，拟先至长安，说明缘由。路遇使者，令其与灌婴屯兵荥阳。陈平又驰归长安，在灵前痛哭甚哀。吕后可怜他，劝他说：“君劳，出休矣。”陈平仍畏谗恶，哀求宿卫宫中。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使其“傅教惠帝”。此后，吕媭虽谗陈平，但已行不通。

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相国曹参死。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惠帝死，吕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他抬出刘邦生前的盟约，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吕后大怒。问左丞相陈平，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后十分高兴。罢朝，王陵责备陈平背叛刘邦的盟约，陈平反驳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①吕后徙王陵为太傅，拜陈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而审食其得幸于吕后，居宫中不治事。

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诛诸吕，拥立文帝。文帝即位，陈平谢病。陈平对文帝说：“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徙陈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金千斤，益封三千户。一天，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决狱多少？周勃不知。问钱谷出入多少？又不知。周勃汗流浃背，羞愧不能对。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主者。”文帝问主者为谁？陈平说：“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生气地说：既然各有主者，君主何？陈平回答：主臣。丞相的职务是佐天子治理万物，镇服四夷与诸侯，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文帝听后，高兴地称其善。下朝后，周勃责备陈平说：“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周勃自知才能远不如陈平，于是谢病免相，陈平成为唯一的丞相。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陈平死，谥为献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曾孙陈何因略人妻弃市，国除。

①《史记·吕后本纪》。

第六章 韩信 彭越 英布

第一节 韩信

早年的贫困

韩信，彭越，英布，是佐刘邦争天下的三员主要将领。

韩信，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人。年少时，家贫。父母早亡。母死，无钱埋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贫困的韩信，既不得推举为吏，又无钱经商，只好流浪求食，经常遭到白眼。他常到下乡南昌亭长家吃饭。时间长了，亭长妻深感厌恶，便提前吃饭，使韩信来了吃不到饭。

韩信到城下钓鱼，有一些老母在那里漂絮。其中一位老母，见他常饿肚子，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一连数十日。韩信感激地说：“吾必有以重报母。”老母愤怒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户少年，见韩信身材高大，好带刀剑，却到处乞食，便当众侮辱他说：“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围观者起哄，等待韩信的选择。他强忍着耻辱，“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登坛拜将项梁率起义军渡淮后，韩信杖剑往从之，居戏下。但是，一直无声无名。项梁战死后，项羽拜韩信为郎中。此后，他多次献策，谋划大计，然终不为项羽所用。他决定另谋出路，便投奔刘邦，刘邦拜他为连敖。不久，韩信犯罪，当斩，同行的十三人均已被处决。至韩信，他仰视监斩官滕公，说：“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滕公与韩信交谈后，觉得韩信是个人才，建议刘邦重用。刘邦拜韩信为治粟都尉。韩信仍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偷偷地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来不及请示，星夜把他追回。然后，极力向刘邦推荐，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于是刘邦决定拜韩信为将。萧何说，这样仍留不住他。刘邦遂拜韩信为大将军。

登坛拜将时，刘邦说：“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韩信反问说：大王东向争天下，对手是不是项王？刘邦答：是。又问：“大王自己感觉勇悍仁强，与项王谁强？”刘邦答：不如项王。刘邦既已承认不如对手，韩信便提出从强者手中夺天下的计策。他分析说：“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而他不能任用贤将，所以是匹夫之勇。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说话和气，然而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所以是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然而他残暴好杀，分封不公，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所以虽有霸王之名，实际上已失天下人之心。基于上述分析，韩信得出“其强易弱”的结论。他进一步说：大王如能反其道行之，“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况且，关中父兄怨恨三秦王。而大王自入关中，秋毫无犯，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关中百姓皆拥载大王，盼望大王王关中。“今大王举而东，三秦①韩信事迹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可传檄而定也。”韩信的一席话，使刘邦深感得韩信之晚。韩信对项羽的透彻分析，增强了刘邦争夺天下的信心，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东进，击败三秦，夺取了关中。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乘项羽征田荣、田横兄弟的机会，率诸侯兵五十六万，攻占彭城。项羽率三万兵回救，大败刘邦。汉兵死伤二十余万。刘邦率数十骑突围，逃至荥阳。在刘邦大败之际，韩信从关外收散归之兵，使诣荥阳，从而阻止了项羽西进，缓解了刘邦的困境。

破魏、代刘邦彭城败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①。魏王豹是其中之一。他占据今山西南部，扼守临晋关，西向可取关中，东向可使刘邦腹背受敌，对汉威胁极大。刘邦“方东忧楚，未及击”，遣郦食其游说魏豹②。豹不仅不归顺汉，反而陈兵黄河东岸的蒲坂，封锁临晋关渡口，截断刘邦与关中的联系。在这关键时刻，韩信以武力击降魏豹。他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把船只集中在临晋，摆出渡河的架势，吸引魏豹的兵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渡河用的木罂缶。一切具备，出其不意，从阳夏抢渡黄河，一举成功。渡河后，直逼魏都安邑。魏豹闻讯，仓皇迎战，战败被俘。接着，韩信击破代兵，擒获代相夏说。然后，韩信把收编的魏、代降卒以及自己的精兵，送到荥阳前线，增强正面的战斗力量，使刘邦恢复了元气。

破赵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提出他的作战方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①刘邦给了他三万人，使与张耳率兵越过太行山，攻击赵国。赵以二十万大军，扼守井陉口，准备与韩信决战。赵谋士李左车认为，韩信涉西河，虏魏豹，擒夏说，乘胜远斗，锋锐不可当。他想利用井陉的有利地形，制伏韩信。他献策说：“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成安君陈余则认为，韩信以少数兵力远征，士卒疲惫，不堪一击。他傲气十足，以“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轻易地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

韩信遣人探知赵不用李左车之谋，即刻进兵，至井陉口三十里，停止前进。选轻骑二千人，各持一赤旗，埋伏在赵营侧后。任务是待赵兵倾巢而出，进击汉军时，闯入赵营，拔掉赵旗，插上汉的赤旗。为了诱使赵军出营决战，韩信故意背水列阵，把将卒布置在绵蔓水东岸的微水村，摆出易受攻击的阵形。然后，他亲自率军出井陉口。赵军见韩信军至，出营阻击。经过一阵急战，韩信佯败，丢旗弃鼓，向绵蔓水后退。背水列阵，向来为兵家之大忌。①《史记·项羽本纪》。

②《史记·魏豹列传》。

①《汉书·韩信传》。

所以，赵王歇、成安君陈余误认为韩信不懂军法，见他后退，便下令追击。赵军倾巢出动，争抢旗鼓，一味前进。韩信埋伏的二千人，乘机占领赵营，拔掉赵旗，插上汉的赤旗。韩信与绵蔓水的将卒会合后，被置于死地的汉军，拼死战斗，勇猛异常。赵军见取胜无望，准备退回，但见营寨一片赤旗，顿时仓皇溃逃。韩信军前后夹击，追至泜水，全歼赵军，俘赵王歇，斩成安君陈余。韩信庆功完毕，将领们问说：“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韩信答说：“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败赵后，韩信立即下令：不准杀害李左车，并且高价悬赏，生得李左车者予千金。后李左车被捆来时，信乃解其缚，东向坐，西向对，向他请教攻燕伐齐的策略。李左车分析了韩信军的长处与短处后，提出了和平取燕的良策。韩信称赞说：“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不发一兵一卒，燕国归降。

在韩信节节胜利之时，刘邦却被项羽困在成皋。他和滕公从北门逃出，渡黄河，到脩武。韩信再次把精兵交给他。刘邦由于“得韩信军，则复振”。破齐韩信“收赵兵未发者”及刘邦挑选剩下的士卒，东进击齐。乘齐守备懈怠，韩信一举破齐历下军，夺取齐都临菑。齐王田广逃到高密，求楚救援。项羽遣龙且率军救齐。人们劝龙且坚壁清野，令齐王发使招所亡城郭，逼使汉军“无战而降”。龙且自恃有大兵二十万，齐将田间也将二十万，所以傲慢地说：“吾生平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与韩信夹潍水对阵。韩信军水西，龙且军水东。韩信夜遣人以沙袋万余截断水流。然后，引军渡河，刚过一半，佯败而还。龙且高兴地说：“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龙且军刚渡近半，韩信使人撤去沙袋，大水骤至，把龙且军分成两半。渡过河的龙且军，人数并不比韩信军队少，但是由于被分割，将士恐慌，韩信轻易地击败了渡河的楚军，杀了龙且。未渡河的楚军惊慌逃散。韩信乘胜追击，至城阳，全歼楚军，虏齐王田广和守将田光。又败齐相田横于嬴下，杀齐将田既于胶东，遂定齐地。但是，齐田氏仍在抵抗。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以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遣人申请作假齐王。刘邦拆书，大怒，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急踢他的脚，并咬耳说：现在能阻止韩信为王吗？不如善待之，使其守齐。不然，生变，后果不堪设想。刘邦醒悟，改口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就这样，刘邦违心地遣张良拜韩信为真齐王。

垓下决战汉五年（公元前202年），韩信率兵赴垓下，参加楚汉最后的决战。当时，项羽所剩兵力约十万人。由于“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①，战斗力仍然很强。汉军的阵势排列是：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是第一线。刘邦在后，是第二线。周勃、柴将军在刘邦后，是第三线。战斗开始，韩信佯败。项羽追击，孔、费二将从两侧出击，楚不利。韩信杀回马枪，大败楚军。第二、第三线未动，楚军便被打垮。项羽丧失了再战的信心，被迫突围，至乌江自刎，楚汉战争结束。

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立即“袭夺齐王军”，徙他为楚王，都下邳。韩信到下邳，召漂母，馈赠千金，高赏赐食之恩。而于下乡亭长，仅给百钱，对他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又召逼他钻胯的少年，拜为中尉，并称赞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已为王的韩信，如此处理微贱时的恩恩怨怨，可以反映他的为人及喜好。

冤死钟室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之计，伪游云梦，谲谋擒信。韩信恍然大悟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说：“人告公反。”把信押解到洛阳，降为淮阴侯。但是，并未让韩信去淮阴，而是使他居留在长安。

通过被捕，韩信进一步认识到，刘邦“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但仍很高傲，羞与绛、灌等列。一次，刘邦与韩信讨论诸将带兵的能力。“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刘邦本来就“畏恶其能”，韩信不顾阶下囚的地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触动了刘邦的痛处。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去代地镇压陈豨的叛乱。韩信的舍人得罪韩信，韩信要杀他。其弟告变，说韩信与叛将陈豨合谋造反。吕后与萧何诈称刘邦已诛陈豨，诱韩信入宫祝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刘邦回到长安，对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并问韩信死时说了些什么。吕后回答：“信言恨不用蒯通计。”

所谓蒯通之计，是韩信定齐后的事。这时，项羽遣武涉说韩信反汉，三分天下。韩信对刘邦授上将军印，予数万众，言听计从，感恩不尽，表示“虽死不易”，婉言回绝了武涉。齐人蒯通知道天下之事，“权在韩信”，便欲以奇策打动韩信，三分天下。蒯通从相面入手，对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面”，指跟刘邦走；“背”，指背叛刘邦。蒯通接着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叁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几天后，蒯通再次敦促韩信反汉。韩信坚定地回绝说：①《史记·项羽本纪》。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那时，韩信要搞垮刘邦，并不难。但是，他坚定地谢绝了蒯通的献策。“悔不用蒯通之计”，足以说明韩信未曾反。至于说韩信与陈豨有谋，显系诬陷。陈豨叛乱，是养客引起的。陈豨养客很多，门庭若市，周昌怀疑他图谋不规，上报刘邦。刘邦遣人调查，事多牵连陈豨，陈豨恐惧，仓促起兵叛乱。“安得与淮阴有夙谋？”①①《史记评林》卷七二。

第二节 彭越

巨野起义

彭越，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常在巨野泽中打鱼。

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少年们鼓动彭越响应。彭越说：“两龙方斗，且待之。”一年后，巨野泽间少年聚众百余人起义，请彭越为长。彭越不允。少年们强请。彭越勉强答应了，相约明日日出相会，迟到者斩。次日日出，迟到者十余人，最晚的中午才到，彭越很生气，对少年们说：“我老啦，诸君强让我为长，可又不听我约束。这么多人迟到，不能都杀掉，杀最后迟到者一人。”他命令校长执行。校长不以为然，笑着说：“何至是？请后不敢。”彭越见校长不忍杀同伙，他亲自拉过最后到者，斩首示众。接着，设坛祭祀，宣布军纪。少年们皆大惊，畏惧彭越，莫敢仰视。彭越遂率少年们略地，收拢诸侯散卒，得千余人。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刘邦奉楚怀王命，从砀出发，西攻关中。至昌邑，与彭越相遇，合兵攻昌邑，不胜。刘邦引兵西去。彭越将其众，在巨野泽发展势力，收编魏的散卒。秦亡，项羽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还归彭城。这时，彭越众至万余人，无所归属。

扰楚后方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田荣起兵反楚，自立为齐王。田荣赐彭越将军印，鼓励他起兵反楚。在田荣鼓励下，彭越攻占济阴。楚遣萧公角征讨彭越，彭越大败萧军。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伐楚。至外黄，彭越将其众三万余人归汉。刘邦拜彭越为魏相国，令其略定梁地。不久，刘邦败于彭城，率数十骑逃归荥阳。彭越所占城邑，复被项羽夺去，彭越率其众暂居河上。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彭越为汉游兵，击楚军，断绝楚军的粮道，并渡过睢水，大败楚将项声、薛公于下邳。项羽被迫放弃对刘邦的包围，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走，复军成皋。项羽已破彭越，闻刘邦回军成皋，立即挥师西向，拔荥阳，杀周苛、枞公，俘韩王信，进而围攻成皋。刘邦与滕公逃出成皋，渡河至脩武。得韩信军，刘邦复振。遣卢绾、刘贾将二万人、数百骑，深入楚地，助彭越，破楚军于燕郭西，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项羽令曹咎等守成皋，再次将兵东击彭越，收复了失陷的城邑。彭越战败，率将士北走谷城。刘邦乘项羽击彭越，大败曹咎，收复成皋。项羽又回军击刘邦。这时，彭越居梁地，为汉游兵，往来苦楚兵，绝其粮运。调动项羽东征西战，疲于奔命。加之韩信已攻占齐，对楚构成包围之势。项羽恐，乃与汉王约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彭越连下昌邑等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输送给汉军，以供军食。楚汉既已停战，项羽东撤。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建议，破坏停战协议，追项羽于阳夏，召彭越共击项羽。彭越说：“魏地②彭越事迹见于《史记·彭越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初定，尚畏楚，未可击。”刘邦至固陵，由于彭越、韩信军不至，项羽再次大败刘邦。刘邦入壁自守，采纳张良的建议，遣使对彭越许愿说：打败项羽后，睢阳以北至榖城归其所有。彭越得到许诺后，率军参加垓下会战。项羽已死，刘邦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冤屈惨死汉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反于代地，刘邦将兵击陈豨，至邯郸，征梁兵。彭越称病不去，遣将将兵往。刘邦怒，遣人责备彭越。彭越恐惧，欲前往。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彭越不听，但也不敢自往。这时，彭越怒其太仆，欲杀之。太仆亡走汉，告彭越与扈辄欲反（刘邦遣使以隐蔽方式捕彭越，囚之洛阳）。有司请以反叛法治罪，刘邦赦其死罪，流放于蜀地青衣。彭越西至郑，遇吕后从长安来，他对吕后哭诉无罪，请求回故邑昌邑。吕后满口许诺，遂带彭越至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吕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奏请族彭越。于是夷彭越宗族，并把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分赐诸侯。

第三节 英布

喜笑受刑

英布，六（今安徽六安县北）人。少时请人看相，卜问前程。相者对他说：“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遂改姓黥。英布受刑后，输于骊山作陵。骊山刑徒数十万人，英布遂与刑徒长豪杰交往，聚集力量。后率刑徒逃于江中为“群盗”。

陈胜起义后，英布率数千人响应。番君以其女为英布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章邯破周章军，继而“灭陈胜，破吕臣军”，大有荡平起义军之势。英布引兵北上，破秦左右校于清波，打击了秦军的嚣张气焰。项梁到淮南后，英布以兵归项梁。项梁击秦嘉、景驹，英布冲锋陷阵，勇冠全军。项梁立楚怀王，自号武信君，拜英布为当阳君。项梁战死后，楚怀王徙都彭城，英布与诸将共保彭城。

章邯破项梁后，以为楚兵不足忧，北上围赵，赵求救于楚。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英布、蒲将军皆为将，北上救赵。及项羽杀宋义，楚怀王拜项羽为上将军，诸将皆归项羽统领。项羽遣英布率两万人，渡河击秦军。英布数败秦军后，项羽引兵渡河，遂大败秦军。章邯等降。项羽乘胜西进，欲取关中。至新安，令英布等夜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至函谷关，刘邦已据关守险，项羽遣英布等从间道破刘邦关下军。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英布常以少胜众。项羽分封诸将，以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羽立楚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又密令英布等杀义帝。八月，英布遣将杀义帝于郴县。

叛楚归汉汉二年（公元前205年），项羽将兵击田荣，征兵于英布，英布称病不往，遣将率四千人随行。项羽以此怨英布。刘邦乘项羽攻齐，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人，攻彭城，英布又以称病不救，坐视彭城陷落。因此，项羽更加怨恨英布，数遣使责备英布，召英布。英布愈恐惧，不敢见项羽。是时项羽北忧齐、赵，西患汉，处境孤立，欲以英布为援。所以，虽怨英布，但不敢动他。刘邦彭城败后，至虞城，对左右从者说：“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随何说：“不审陛下所谓。”刘邦说：“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愿出使淮南，率二十人前往。随何见英布后，先问：“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英布说：“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抓住英布的话，以质问的口气说，项王征齐，“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乃发四千人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又说，汉王攻彭城，项王在齐，“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随何接着针对英布对项羽的顾虑，说：楚兵虽强，但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而汉王得诸侯之助，故楚之不如汉，其势是易见的。随何又对英布说：如能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至于淮南更为大王所有。英布答①英布事迹见于《史记·黥布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应了叛楚归汉，但不敢马上泄露。正巧楚使催英布发兵。随何怕英布反悔，便对楚使说：“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楚使闻言，惊起。随何对英布说：事已至此，必须杀楚使，无使其归。英布已无退路，遂杀楚使，起兵反楚。

项羽遣项声、龙且等将兵击英布，数月，打败了英布。英布与随何间道归汉。英布至，刘邦无任何欢迎表示，边洗脚边召见英布。英布大怒，后悔归汉，欲自杀。及至舍，“帐御、饮食、从官，如刘邦居，布又大喜过望”。于是英布遣使至九江收兵。使至，项伯已收九江兵，尽诛英布妻子。使者得英布故人、幸臣数千人归汉。刘邦益英布兵，使北至成皋。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七月，刘邦立英布为淮南王，共击项羽。次年，英布遣将入九江，攻占数县。继而英布与刘贾入九江，诱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归汉，共破项羽于垓下。项羽死后，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都六，据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诸郡。

起兵叛汉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杀韩信，复诛彭越，并将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遍赐王侯。英布接到彭越尸体作的肉酱，大恐。他预感大祸将临头，暗令人聚兵边郡，候伺动向。英布的幸姬有病，求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去医家，贲赫乃厚遗姬，并与姬饮于医家，想借姬讨好英布。姬果然对英布称赞贲赫为长者。英布大怒说：“汝安从知之？”姬讲述了前后经过。英布不信，疑姬与贲赫私通。英布召贲赫，贲赫恐，称病不去。英布愈怒，欲捕贲赫。贲赫亡走，至长安，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刘邦问萧何。萧何说：“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对贲赫逃走，英布就怀疑必告发淮南阴事。汉使既来，英布验证了他的判断，遂诛贲赫家族，发兵反汉。这反而证明了贲赫并非诬陷。刘邦赦贲赫，拜其为将军。

刘邦召诸将问对策，诸将皆说：“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但并未提出妙计。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请教计策。薛公却说：“是故当反。”“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于是刘邦召薛公问策。薛公说：英布反不足怪，其战略可有上中下三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这样，山东非汉所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如此，胜败难卜。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则汉可安枕而卧。薛公断定英布将出下计。

英布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刘邦已老，又厌兵，不会亲征。他所怕的韩信、彭越已死，觉得汉无将可与他抗衡。他选择了薛公所说的下计。他东击杀荆王刘贾，尽得其兵。继而渡淮击破楚，西与刘邦相遇蕲西，会甀。刘邦与英布遥望相见，问英布为什么反？英布说：“欲为帝耳。”英布军战败，渡淮，数战再败。英布率百余人走江南。初，英布妻番君（长沙王）女，长沙王使人欺骗英布，称欲与其共亡。英布听信其言，亡走番阳，被杀于兹乡。英布死后，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刘邦虽击杀了英布，但自己也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不久卒①。

①《史记·高祖本纪》。

第七章 娄敬 陆贾 叔孙通

第一节 娄敬

汉初，娄敬、陆贾以善论政，叔孙通以定礼仪，佐刘邦成帝业。

建议都关中娄敬，齐人。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他戍边于陇西。行至洛阳，正巧刘邦在这里。娄敬见同乡虞将军说：“臣愿见上，言便事。”请求虞将军引见。当时，娄敬推着小车，身披羊皮袄。虞将军要给他更换服装。娄敬说：臣平时衣帛，衣帛见上，平时衣褐，衣褐见上，不敢更换衣服。

娄敬见刘邦后，便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刘邦说：“然。”娄敬以汉得天下与周不同，建议刘邦徙都关中。他说：“尧封周祖后稷于邰，积德累善十余世，深得百姓拥护。公刘避桀徙居豳，太公避狄徙居岐，百姓争着随他们走。及文王断虞芮之争，深得诸侯敬慕，贤人纷纷归附。武王伐纣，诸侯会者八百，一举灭殷。殷亡周兴，是长期积德的结果。而陛下起于丰沛，席卷蜀汉，还定三秦，与项王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致使百姓肝脑涂地，父子暴骨郊野，不可胜数，哭声未绝，伤者未起。陛下靠武力得天下，欲与周比隆，窃以为汉与周不同。”

他说：洛阳无险可守，“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至于关中，则物产丰富，“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刘邦寻问群臣的意见。因为群臣都是东方人，都说洛阳便。张良驳斥了群臣的意见，同意娄敬的看法。刘邦当日便起驾，西都关中。娄敬以建议徙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献和亲、移民之议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围攻韩王信，韩王信投降，引匈奴南逾句注，攻太原。刘邦怒，欲击匈奴，遣使探听匈奴的虚实。因匈奴匿其壮士肥马，使者见到的都是老弱羸畜。使者十返，皆言可击。刘邦遣刘敬再去侦察。刘敬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其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这时，汉兵已出发，刘邦听说“不可击”，大骂说：“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下令把刘敬押解到广武，等候处置。刘邦率兵至平城，被匈奴四十万伏兵团团包围，一连七天七夜，十分危险。用陈平之计，匈奴围开一角，刘邦率士卒逃出重围。至广武，刘邦懊悔地对刘敬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刘邦封他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

匈奴冒顿单于恃其兵强马壮，不断南下侵扰。刘邦无力征讨，深感忧虑，问刘敬有何良策。刘敬献策说：冒顿既不可以武服，又不可以仁义说服，只有从长远着眼，使其子孙为臣。办法是和亲，以长公主妻冒顿单于，并厚送珍宝。冒顿羡慕汉女、汉财物，必以公主为阏氏，而生子为单于。冒顿在，①娄敬事迹见于《史记·刘敬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外孙岂敢与外祖抗礼？这样，“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刘邦说：“善。”遣刘敬使匈奴，结和亲之约。

刘敬从匈奴回来后，以匈奴河南白羊、楼烦，距长安近者仅七百里，骑兵一日夜即至。关中地肥人少，北靠匈奴，东有六国强宗，“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刘敬建议说：“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第二节 陆贾

出使南越

陆贾①，楚人，汉初出使南越，获得政治上的成功。

秦汉之际，秦南海龙川令赵佗，乘中原战乱，攻占桂林、象郡等，自立为南越武王。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又为中原战争所困扰，无力征伐赵佗。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遣陆贾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陆贾至南越，见赵佗头梳南越人的发式，箕倨而坐，他生气地说：足下是中国人，亲戚和祖坟都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汉抗衡，祸将临头。他继续说：秦失政，诸侯豪杰蜂起，汉王最先入关灭秦。项羽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最强。然而，汉王起巴蜀，率诸侯鞭笞天下，五年剪灭项羽，平定海年，此天助也。足下非但未助汉王诛暴逆，反而自立为王。汉朝将相对此很生气，欲移兵诛足下。天子怜悯百姓遭受战争之苦，欲令百姓休息，故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非但不去郊迎，北面称臣，反而欲以新造未集之越，称强于此。如汉闻之，掘足下先人之冢，夷灭宗族，遣一偏将，率十万之众临越，越人杀足下降汉，易如反掌。

赵佗听了陆贾的议论，突然站起来，承认由于久居蛮夷之中，有失礼仪。稍微冷静后，他问陆贾，他与萧何、曹参、韩信比，谁贤？陆贾答说：王似贤。又问与皇帝比，谁贤？陆贾不客气地说：“帝起丰沛，诛暴秦，灭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三皇五帝治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开天辟地未曾有过。足下众不过数十万，居蛮夷山海之间，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赵佗说：“我没有起于中原，故王此地，假如起于中原，为何就不如汉？”

赵佗留陆贾数月，畅谈欢饮。陆贾回来时，赵佗说：“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他赐给陆贾大批珍宝，价值二千金。陆贾拜赵佗为越王，令称臣，奉汉约。至此，汉正式承认南越为封国，而南越则承认从属于汉，汉与南越从对立变为一家。刘邦赞赏陆贾出使成功，拜其为太中大夫。

著《新语》陆贾常以《诗》、《书》说刘邦，刘邦所得腻烦了，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列举了吴王夫差、智伯及秦“极武而亡”的教训，说：假如秦得天下之后，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面有愧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粗述历史存亡之征，共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是一部受到汉人重视的政论书。班固颂扬刘邦创建帝业的规模弘远，以陆贾造《新语》与萧何次律令等事并列。今本《新语》，或疑其为后人依托，所说未必可信①。

①陆贾事迹见于《史记·陆贾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①参看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子部一，《新语》条。

协调将相关系吕后初王诸吕，畏恶忠于刘氏大臣中能言善辩者。陆贾知道争辩无益于事，乃告病免官家居。陆贾有五个儿子，他把使南越所得珍宝，卖成千金，分给每子二百金，令各自从事生产。陆贾则安车驷马，携歌舞琴师侍者十人，四处漫游。他有宝剑值百金，随身佩带。与诸子约，路过谁家，谁供其人马酒食，食物要好。每次住不过十日，每年不过两三次。死到谁家，宝剑、车骑、侍从者就归谁所有。

后吕氏权益盛，欲危刘氏。右丞相陈平力不能争，又恐祸及自身，日夜深思，一筹莫展。有一天，陆贾去其家，陈平正苦思冥想。陆贾已就坐，陈平尚未发觉。陆贾说：“何念之深也？”陈平说：“生揣我何念？”陆贾答：“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说：“然，为之奈何？”陆贾告诉他：“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又说：“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结。”陆贾为陈平谋划有关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以五百金为太尉周勃祝寿。太尉也厚报陈平。从此，两人深相结交，共谋政事。陈平又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厚赐陆贾。陆贾以此游说汉廷公卿间，名声甚盛。

吕后死后，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而“周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①刘氏危在旦夕。已成为密友的陈平与周勃共谋，夺取吕禄的兵权。曲周侯郦商子况“与吕禄善”。陈平与周勃使人劫持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②，击杀吕产，“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已诛诸吕，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

再使南越吕后时期，南越与汉的关系恶化，责任在汉。吕后听有司之言，禁止铁器、牛马羊等输往南越，遏制南越的发展。赵佗三次遣使，请求吕后解除禁令，毫无结果。于是赵佗于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城，并以金钱收买，使闽越、西瓯等归属于他。南越的势力空前强大，“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互■，称制与中国侔”。文帝即位后，复拜陆贾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陆贾至南越，责备赵佗自立为帝。赵佗恐，去帝号，自称蛮夷大长老，从此，南越与汉长期和睦相处。

①《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②《史记·郦商列传》。

第三节 叔孙通①归汉

叔孙通，又名何，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人，以文学见长。秦时，为待诏博士。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领导农民起义。官吏数奏，二世不爱听，召博士儒生问：“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三十余人皆说：“臣子反叛，罪死不赦。愿陛下急发兵讨阀。”叔孙通见二世有怒色，急忙上前说：“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高兴地说：“善”。二世尽问诸生，有的改说“盗”，但仍有人坚持说“反”的。二世令御史以“非所宜言”，治言“反”者之罪。言“盗”者皆罢归。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回舍后，诸生讽刺叔孙通说：先生真会阿谀奉承！叔孙通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几乎难逃虎口。接着，叔孙通逃回了老家。这时，薛已被楚占领，叔孙通投归项梁。项梁败死后，从楚怀王。项羽杀楚怀王后，叔孙通留事项羽。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攻占彭城，叔孙通投降汉。

儒生出身的叔孙通，一向穿儒服。但是，刘邦却憎恶儒生，甚至在儒生帽子里撒尿。叔孙通逢迎刘邦，立刻改变服装，衣短衣，从楚制，投刘邦所好。叔孙通降汉时，儒生弟子从者百余人，他概不推荐，专门推荐能征善战的壮士。弟子们对此不满，偷偷地说：从先生数岁，又共同降汉，今不进臣等，专进“大猾”，这是为什么呀？叔孙通知道后，对弟子们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秦时叔孙通迎合二世，被拜为博士，而今刘邦也拜他为博士，号稷嗣君。

制朝仪及诸仪法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即帝位，随即废除了秦的礼仪。但是，由于不讲朝仪，群臣毫无约束，在大堂上饮酒争功，甚至拔剑击柱，混乱不堪。刘邦深感忧患，但又不知道如何办。善于察颜观色的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在鲁邀约儒生。儒生们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讥笑他们说：“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制定出汉的朝仪，取得了刘邦的欢心。这时，叔孙通推荐弟子们作官，刘邦悉以为郎官。叔孙通又把刘邦赐给的五百斤黄金，统统分给弟子。弟子们对叔孙通的不满顿时消失，高兴地称赞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汉九年（公元前198年），拜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欲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叔孙通力保太子，举史事为鉴。①叔孙通事迹见于《史记·叔孙通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他说：晋废太子，立奚齐，使国家动乱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不早定太子，使赵高诈立胡亥，导致国家灭亡。他又以太子仁孝、吕后有功不可忘为理由，极力谏说：“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汙地。”刘邦见叔孙通谏争坚决，改口说：算啦，我是说着玩的。叔孙通抓住刘邦的话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刘邦只好说：“吾听公言。”刘邦最终放弃易太子，固然与张良献策请四杰有关，但是，叔孙通谏争，同样起了作用。

惠帝即位后，徙叔孙通为太常，令其“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

惠帝所居未央宫，与吕后所居长乐宫，距离较远。惠帝每次朝长乐宫，要戒严，很不方便。他下诏于两宫之间修复道。复道未成，叔孙通谏说：“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一听犯禁，大惊说：“急坏之。”叔孙通又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在叔孙通的建议下，反而修了原庙。

第八章 冒顿单于

第一节 冒顿即位前的匈奴

匈奴的族源

在秦及西汉初期，匈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强大民族。冒顿是匈奴强盛时期杰出的领袖。相传，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其祖先曰淳维。据王国维《鬼方昆夷獿狁考》所考，匈奴“见于商周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獿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白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②。

匈奴的习俗畜牧是匈奴的衣食之源，其习俗多由此而生。匈奴人食畜肉，衣其皮。

牲畜离不开水草，匈奴常随水草迁徙，无定处，无城郭，被称为“行国”。其牲畜以牛羊马为主，还有驴、骡等。

匈奴，儿童能骑羊，便学射鸟、鼠小动物。稍大，射狐兔以为食。成年，皆为甲骑，平时射猎禽兽，遇急皆为士卒，参加征战。其兵器，长则弓矢，短则刀鋋。尽管兵器简单，但由于匈奴人善骑射，战斗力很强。打仗观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

匈奴崇尚强健，贱老弱。生活上，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妻其妻。

战国时期匈奴与中原的交争自周以来，匈奴常与中原发生矛盾，有时导致战争。战国时期，“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由于匈奴不断南扰，邻于匈奴的燕、赵、秦三国皆筑长城以防范匈奴。赵武灵王一方面“胡服骑射”①，击破林胡、楼烦，另一方面，自代至高阙沿北边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防范匈奴。燕将秦开破东胡，却地千余里后，自造阳至襄平筑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昭王败义渠后，夺取“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三国为防范匈奴侵扰，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头曼单于时期的匈奴当秦始皇时期，头曼单于在位，势力甚为强大，迫使秦始皇修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以防范匈奴南下侵扰。但由于“东胡强而月氏盛”，秦处南方，在三面受敌的形势下，头曼单于不得不率众北徙。陈胜、吴广起义后，头曼单于乘中原多事，南下收复河南失地，再与中原对抗。匈奴的社会性质，在冒顿单于即位后，发生了变化，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部落国家的社会阶段。

①冒顿单于和匈奴事略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者，不另一一作注。②《观堂集林·鬼方昆夷ǎ狁考》。

①《史记·赵世家》。

第二节 冒顿单于与匈奴的强盛

冒顿杀父夺权

冒顿是头曼的儿子。当他已被定为继承人的时候，头曼单于宠爱的阏氏生少子。头曼爱少子，欲废冒顿，送冒顿于月氏为人质。此后，头曼发兵攻月氏，欲激怒月氏而杀冒顿。月氏果然欲杀冒顿。在紧急关头，冒顿盗其善马，亡归匈奴。头曼见冒顿勇壮，觉得杀了可惜，遂改变主意，命他为万骑将领。

冒顿日夜练兵，教士卒射猎鸟兽。他以鸣镝为号令，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以鸣镝射自己的善马。有些将士不敢发箭，冒顿便把他们统统斩杀。而后，冒顿又鸣镝射其爱妃。将士仍有犹豫未射者，冒顿又把他们杀掉。不久，冒顿以鸣镝射其父的善马。将士皆随鸣镝发箭，至此，将士已养成习惯于绝对服从的军纪。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率将士随其父狩猎。突然，冒顿鸣镝射其父头曼单于。将士皆随鸣镝放箭，头曼单于被乱箭射死。冒顿既杀头曼单于，随即尽杀其后母与弟以及大臣不服从者，自立为单于。

冒顿统一各部东胡看到匈奴内部斗争，冒顿政权未稳，认为有机可乘，遣使匈奴，要求得到原头曼单于的千里马。冒顿寻问群臣的意见，群臣皆说：“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却说：“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他答应把千里马送给东胡王。东胡王以为冒顿软弱可欺，又提出要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又把阏氏送给东胡。东胡两次得手后，日益骄横，得寸进尺，竟然提出要独占东胡与匈奴之间的大片空地。冒顿又问群臣。群臣回答说：“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冒顿勃然大怒，斥责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他把主张予的大臣统统杀掉。然后，冒顿出击东胡。由于东胡毫无准备，冒顿大破东胡，掳掠畜产、人民，胜利而归。冒顿乘胜，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洋，收复被秦蒙恬夺占的河南故地。后又“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夷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当时，正值秦末汉初，中原多事，无暇北顾。冒顿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控弦之士很快发展到“三十余万”人。而后，他不断南下侵扰燕代地区。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为了阻止匈奴的侵扰，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围攻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因南逾句注，攻太原，兵至晋阳。

军政合一组织的建立冒顿以前，匈奴的官制不甚可考。冒顿时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自左右贤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匈奴官制的特点是双职，即都设左右。二十四长各有份地，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盘最大。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治理政事。二十四长，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

匈奴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最贵。单于阏氏常从此三姓中选取。诸大臣皆世官。二十四长既是军事首领，又是行政长官及生产的组织者。这是一套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它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以冒顿为首创。

冒顿时期，匈奴的法律仍很简略。“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单于每日早拜日出，晚拜月。族内聚会不多，只是正月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先人、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战争方面，制订了一些奖励制度。斩首虏者，赐一卮酒。掳得财物，归其所有。俘获人口，以为奴婢。由于这些规定，战争中人人为利而战，见敌追逐，如鸟飞集。不利，则瓦解云散。无封树丧服之礼。大首领死者，从死者往往多达数百千人。

冒顿与汉之间的平城之战汉业初定，匈奴在北边的威胁已然存在。刘邦徙韩王信于代，可说是一种防范措施。韩王信投降匈奴后，匈奴的威胁更显得严重。刘邦不断遣人侦探匈奴的虚实。冒顿为了诱使汉兵进击，把所有精兵隐藏起来，使汉人侦察看到的都是老弱残兵。“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刘邦仍不放心，又遣刘敬侦查。刘敬回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这时，大兵已经出发，刘邦听不进刘敬的话，遂率三十二万大军，征伐匈奴。遇天下大雪，将士“堕指者十二三”。冒顿佯败后退，“诱汉兵”。刘邦的先头部队行至平城，被冒顿的四十万伏兵包围，一连七日，内无粮饷，外不得援救。刘邦用陈平密计，遣使厚赠单于阏氏财物，还散布流言说，汉欲送单于美女以求和。于是阏氏劝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原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约，二人之兵，逾期未至，冒顿怀疑有变。于是，纳阏氏之言，解围一角。刘邦这才率士卒逃出，与大军会合。冒顿引兵还。

平城之役，发生在汉七年，是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它使刘邦看到匈奴不可以力取。于是他只好接受刘敬提出的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

刘邦死后，吕后以女主当政。冒顿对吕后很轻视，致书吕后，有吕后不能忍受的话，吕后见书大怒，欲发兵征讨匈奴。季布提醒吕后，“高帝平城之败，至今呻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吕后只得强忍怒火，婉言相拒，并赠冒顿车二乘，马二驷。

汉文帝继位后，匈奴右贤王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率众扰上郡。文帝遣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骑击右贤王，右贤王出塞。次年，冒顿致书文帝，把右贤王的侵扰说成是汉边吏的挑衅，并威胁说：“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文帝召集群臣，研究对策。公卿皆说：“匈奴新破月氏，不可击。”于是文帝于六年（公元前174年），致书冒顿，申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并赠送冒顿锦衣金饰绣缎等礼物。是年，冒顿死，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

冒顿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即位，至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死，在位三十六年。他在位期间，匈奴从氏族联盟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他以武力统一匈奴各部，吞并周围部落，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雄居于我国北方，对我国北方的发展，有超出前代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冒顿死后的匈奴

冒顿建立的强大政权，在他身后，仍然困扰着汉政权。汉在文景时期，继续刘邦、吕后的政策，与匈奴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汉以宗室女为老上单于阏氏。文帝遣中行说护送公主于匈奴。中行说不愿去。文帝强令其去。中行说降匈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并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伺机攻汉。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攻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进至与长安不远的甘泉宫。文帝遣周舍、张武发骑十万，车千乘，驻守长安旁，防范匈奴。又以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遬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如为大将军，董赤为前将军，发车骑击匈奴，但均无所获。老上单于一再南下侵扰，掠夺财物，杀伤人畜甚众。汉患之，乃遣使遗单于书。单于遣使报谢。文帝于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再次遣使致单于书，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重申汉与匈奴的界限，要求单于遵守。匈奴老上单于卒，子军臣单于即位后，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率六万骑，侵扰上郡、云中，“杀略甚众”。文帝遣三将军屯北地，又遣三将军屯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匈奴。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汉以宗室女为军臣单于阏氏。景帝时期，匈奴“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武帝时，改变了对匈奴的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先后发动十多次征讨。

其中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进攻，使匈奴受到严重打击。匈奴遭受失败后，仍想保留和亲所得，“数遣使于汉，请求和亲”。孤鹿姑单于在遭到武帝拒绝后，又摆出其先辈的态势，威胁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言下之意，如不奉送，匈奴将攻汉边境。孤鹿姑单于的威胁，对于已经强盛的汉，毫无价值。武帝继续对匈奴用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损失惨重。

匈奴南下掠夺受阻后，矛头转向西方。乌孙深受其害，乌孙昆尔上书汉宣帝，表示愿发全国一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击匈奴，请求汉出兵相助。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宣帝遣田广明率四万余骑出西河，范明友率三万余骑出张掖，韩增率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率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率三万余骑出五原，击匈奴。常惠助乌孙昆尔，将其五万余骑，从西方出击，与五将军配合。匈奴闻汉大兵出动，率其老弱，驱畜产远走。五将军出塞二千余里，所获甚少，而乌孙兵则所获甚多。他们攻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又得马牛羊等牲畜七十余万头。“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

第九章 赵佗①

第一节 开辟岭南

两征岭南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设置郡县，岭南正式与中原并为一体。赵佗是完成这一重任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任南海龙川令。

据《淮南子·人间训》，秦统一六国后，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征伐岭南。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经过艰苦战斗，秦打败了越人，杀了他们的领袖译吁宋。越人并未屈服，他们转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乃发适戍以备之。”《淮南子》没有提到赵佗。《史记·主父偃传》记载这次战役说：“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显然，这次征战是以屠睢和赵佗为统帅的。

越人击杀大将屠睢后，使秦有被赶出岭南的危险。始皇再次发兵征岭南。这是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他“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①此后，任嚣任南海尉，赵佗任龙川令。这两个人当也是在这次战争中立了功的人。

南越建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南海尉任嚣欲响应起义，但染病，危在旦夕。乃召赵佗，分析形势，说：“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赵佗继承任嚣的遗愿，负起南海尉的重任。任嚣死，赵佗传檄横浦、阳山、湟溪关说：“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秦亡，赵佗迅速“击并桂林、象郡”。岭南三郡并为一体。赵佗自称南越武王。赵佗此举，避免了岭南地区重新出现百越的分裂状态，避免了中原地区遭受的多年战争之苦。这对岭南地区百姓的安危以及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随着南越的建立，越族在中国历史上再次显示其重要性。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营二十余年，终于灭吴，报了会稽之耻。随后北渡淮河，与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命勾践为伯。后来，楚威王攻“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①赵佗事迹见于《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及《汉书·南粤王传》者，不一一作注。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南海上，服朝于楚。”越族衰落了。

汉初，越族的地位再次上升。第一，出现了越族政权。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他虽然不是越人，但早已越化。赵佗自己也不回避这一点而自称“蛮夷大长老”。南越的百姓以越人为主，其国名叫“南越”。所以，南越是越族政权。刘邦又立越君“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惠帝立闽君“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这就形成了南越、闽越、东海三个越族政权。第二，不少人靠越族的力量受封拜爵。吴芮因率“百粤之兵，以佐诸侯”，封为长沙王。梅鋗因率越人灭秦有功，“封十万户，为列侯”。贳侯“以越户将从破秦”。海阳侯“以越队将以破秦”。绛阳侯“以越将从留起”。煮枣侯“以越连敖从丰起”。这可见，越人破秦有功，被封侯爵。这些人是不是越人，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是靠越人爬上去的。而归义越侯严和甲、越驰义侯遗之为越人，是无疑问的。

越族各部通称“百越”，生活在今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越南的北部。越的始祖，《史记》、《汉书》均追溯到夏帝少康，两书都说夏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其详不可考。

第二节 携土归汉

接受封号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遣陆贾使番禺，拜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见陆贾时，用越人打扮，神态倨傲。陆贾斥责赵佗说：“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接着，陆贾大事宣扬刘邦得天人之助，灭秦夷楚的功绩。然后，他进一步威胁说：“天子..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城，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陆贾的一席话，打击了赵佗的傲慢。他坐不住了，起身谢罪，承认久居蛮夷，“殊失礼义”。然而，他毕竟是统一岭南的人物，他又自负地问陆贾，他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贤？陆贾含糊地回答，他似乎贤于三人。赵佗又问，他与刘邦比，谁贤？陆贾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越“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赵佗不服气地笑着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赵佗虽然对刘邦不尽服气，但还是接受了汉的封号，对汉称臣。

汉对赵佗的和协政策，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在陆贾出使南越这一年，刘邦一方面要对付韩王信部下王黄、赵利等人的骚扰，一方面忙于铲除异姓王。正月，杀淮阴侯韩信。三月，杀梁王彭越。七月，淮南王英布起兵。一年之内，刘邦两次出马镇压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对汉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承认赵佗的存在，通过加封实行松散的统治。赵佗既然“自保一方，兵力震于荒裔”，如拒绝接受封号，刘邦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接受了汉的封号。刘邦的正确决策，赵佗的明智选择，不仅消除了汉与南越的对峙，而且开辟了一条从分裂到统一的和平途径。

称帝与帝号的撤销吕后时，采纳有司的建议，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遣内史潘、中尉高、御史平先后上书，请求吕后解除禁令。吕后非但不取消禁令，反而将三人扣留。因为刘邦曾把南越封给长沙国，赵佗误认为禁运是长沙国的主意，想以此削弱南越，进而吞并南越。赵佗于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邑。汉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助长沙国征南越。因气候潮湿，士卒大疫，汉兵不能逾五岭。岁余，吕后死，汉遂罢兵。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称制，与中国侔”，并且“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强大的南越，成为汉在南方的大患。

出兵后，赵佗曾致书周灶，提出恢复关系的两项条件：“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文帝即位后，主动采取措施，遣人把赵佗家祖坟修葺一新，并置守邑，岁时祭祀。召赵佗的昆弟，安排官职，厚加赏赐。然后，以陆贾为特使，带上文帝书信和礼品，出使南越。文帝赐赵佗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在承认“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患，通使如故。信中阐明战则俱伤，和则两利。赵佗虽然“定百越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与汉廷抗争，仍显力不从心。再说，他的要求已得到满足。赵佗表示，愿意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并下令去帝制黄屋左■。他复信文帝，解释攻长沙国的缘由，承认错误，表示不敢背先人，“改号，不敢为帝矣”，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同时，献白璧一双、翠鸟千只、犀牛角十只、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等珍贵物品。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称臣奉职，不断“使人朝请”，维护与汉的和好关系。然赵佗在南越仍然称帝，只对汉称臣，称王。文帝不费一兵一卒，使赵佗称臣，使南疆安定，是汉代在民族地区的重大成功。当然，这也是赵佗对国家统一作出的重大贡献。

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卒，孙胡继位。是年距汉建国已七十年，皇甫谧称：“佗盖百岁矣。”赵佗在秦始皇时期为南海龙川令，年龄当不会太小。在汉又生活了七十年，其子已先他去世。以此看，赵佗享年百余岁的说法，是可信的。

吕嘉的叛乱赵胡继王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35年），闽粤王郢发兵攻南越。赵胡诉诸汉廷。武帝遣两将军征讨闽粤。兵未逾岭，闽粤王弟余善杀郢以降。汉罢兵。武帝使庄助谕意南越以汉击闽粤之功。赵胡当即表示要报汉恩，令太子婴齐随庄助入宿卫，自己也准备稍后朝见武帝。庄助去后，南越大臣谏赵胡勿行。他们说：“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赵胡称病，不去朝见武帝。十余年后，赵胡卒，太子婴齐继王位。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婴齐立樛氏为王后，兴为太子。这时，武帝又数次遣使讽谕婴齐朝见天子，“用汉法，比内郡诸侯”。婴齐和其父一样，称病不行。婴齐卒，子兴继位。兴母未为婴齐妻时，曾与安国少季私通。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再次遣安国少季使南越，辩士终军、勇士魏臣随行，谕王和王太后入朝，比内郡诸侯；并令路博德屯兵桂阳，等待消息。安国少季至南越，复与王太后私通。越人颇知之，于是多不服王太后。王太后欲依汉威，劝王及群臣内属，上书“请比内郡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武帝许其请，并赐丞相、内史、中尉、太傅印绶。“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郡诸侯。”王与王太后准备北上朝见武帝。丞相吕嘉数谏，王不听。吕嘉连相南越三王，宗族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其男娶王女，其女嫁王子，势力大，耳目多，“得众心愈于王”。吕嘉谏止无效，便欲叛乱，称病不见汉使。汉使欲诛吕嘉，慑于其势力，未敢轻动。王与王太后恐吕嘉发难，欲借招待汉使者谋诛吕嘉。乃置酒宴。王太后南向坐，王北向坐，吕嘉及大臣西向坐。吕嘉弟将兵居宫外。席间，王太后质问吕嘉说：“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若不便者，何也？”她以这席话激怒使者。汉使欲诛吕嘉，而犹豫不决。吕嘉见势不妙，即出。王太后欲击杀他，王劝阻，吕嘉遂出。于是，吕嘉决心进行叛乱。

武帝以为，使者优柔寡断，但又认为吕嘉叛乱不足为患，不想发兵。他想令庄参将二千人擒吕嘉。庄参说：“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韩千秋说：“以小小之越，又有王和王太后相助，愿带二百勇士，斩吕嘉头，以报天子。”于是武帝遣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入南越地。吕嘉闻汉兵至，起兵叛乱，杀王和王太后，立王兄建德为王。传令郡县，煽动民族情绪，抗击汉军。韩千秋初入越，略有小胜。行至距番禺四十里，大败身亡。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等将楼船士，四路征伐南越。次年，杨仆攻陷寻陕、石门，得越船和积粟，进而挫败越军先锋数万。待路博德至，共围建德、吕嘉于番禺。杨仆居城东南，路博德居城西北。天黑，杨仆攻击越军，纵火烧城，天明，城中皆降。吕嘉与建德逃入海中，乘船西去。路博德遣人追击，获吕嘉和建德，尽定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南越自赵佗称王，历五世，近百年而亡。

第十章 汉文帝 汉景帝

汉文帝、汉景帝是西汉时政绩比较好的两个皇帝。旧史相袭，称他们在位的时期为文景之治。

第一节 汉文帝①

大臣拥立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春，破陈豨定代地，立刘恒为代王。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去世。汉宗室、大臣与外戚吕氏间本来存在的矛盾顿时公开激化。吕禄、吕产害怕被诛，阴谋作乱。周勃、陈平等大臣与汉宗室刘章等合谋诛除诸吕，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大臣们认为代王刘恒乃“高帝中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立刘恒为帝较为合适。于是派使者去召代王刘恒。刘恒一再推辞，探听了消息之后才来到长安，受到大臣们的欢迎。他先居在代邸。大臣们去拜谒，送上天子之玺，尊他为皇帝。他谦逊地说，自己不足以当此重任。陈平等群臣坚决请求。他谦让再三，然后才说：“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于是当夜入未央宫，登上帝位。宽厚的政治和恭俭的作风文帝即位后，封赏了诛吕有功的将相大臣，颁布了《振贷诏》、《养老诏》等诏令，以振救、抚养贫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长期生活在代地，对下层社会多有体恤，因此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奉行了一条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春正月，文帝下诏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文帝在此诏中明确了以农立国的思想，并举行亲耕仪式，表示为务农带头。同年九月，文帝又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重申以农为本，反对弃本事末，还决定减免当年半数的田租。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春二月，文帝再下诏书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此后，文帝又多次下诏书申劝务农之旨，批评官吏劝农不力，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甚至可全免土地税。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因连年欠收，又遇水旱疾疫之忧，文帝下诏求言。诏中所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何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未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欤？”这反映了文帝在思考农民为何饥馑。他要求官吏想出“佐百姓”的办法。

文帝还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并裁减了侍卫人马，以减轻赋税。据贾捐之说，文帝时“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①。按汉初常赋百二十，岁一事，文帝时的赋役仅为三分之一。

文帝劝民力农，减轻租税和赋役，对汉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汉初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帝很慎于用法。他在即位之初，曾对群臣说：“法者，治之正也，所①本篇材料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及《汉书·文帝纪》者，不另作注。①《汉书·贾捐之传》。

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说，用法当正，以禁暴导善。他不同意那种一人犯法、株连全家的做法，强调法用的正才能使民诚实，罪定的当才能使民服从。官统治民，本应导之为善，既不能导，又用法不正，定罪不当，这是反而害民为暴，怎能禁民为非？于是下诏除收帑相坐律令，就是废除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法令。但后来（文帝后六年）新垣平谋反，文帝“复行三族之诛”②，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根除苛滥之法的。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诏中有“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之语，又说百姓说错了话就以为“诽谤”，都不可取，今后不必处治。对于秦定的诽谤妖言之罪，不许臣民议政，偶语者弃市的做法，文帝一概除之。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时，下诏明确地规定，首恶者定重罪；主动归顺者鼓励，官可复原职；随从谋反而不坚决者不问。这是一条区别对待的法令。平乱后，文帝“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说明政策是兑现的。

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逮系至长安。淳于公无子，少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提出要求：“愿没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受了感动，随即下令废除肉刑。他说，现在有三种肉刑（黥、劓、刖），而奸不止，这是上未尽训导之过；而用了肉刑，造成终身残废，这不是为民父母之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又拟定处治罪人之法。事实上仍有受刑致残致死者。故史称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①。但不管如何，文帝对原来的肉刑有所减轻是无疑的。

曾有这样三个有关文帝与法故事：文帝有次经过中渭桥，有个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皇帝的坐骑，因而被捕。廷尉张释之审查，知其并非故意惊驾，只处以罚金。文帝生气，以为罚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不能因人而异，如果随便更改，“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称是。有人偷了高祖庙坐前的玉环，廷尉张释之定了弃市罪。文帝以为轻了，说要族诛。张释之说，偷玉环就株连全家族，如果偷更多更大的怎么处治？文帝只好同意。云中郡守魏尚治军有方，守土有功，只因小过就被罢官削爵。冯唐对文帝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用人有问题。文帝听了，立即赦了魏尚，复其官职②。

文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西汉建立后，王国势力的强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文帝本以代王入朝为帝，自然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他听取了贾谊的建议，在原来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数目，以分散其实力，使朝廷跟他们的关系可以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文帝于六年以谋反罪废了淮南王刘长，又于十六年立刘长三子都为诸侯王，以原淮南王之地“三分之”①。表面上以示对宗室的怜悯，实际上以大化小，一分为三，便于控制。悼惠王死后，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做②《汉书·刑法志》。

①《汉书·刑法志》。

②此段情节与引文，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①《汉书·淮南王传》。

法，将齐地分给悼惠王的六个儿子。这一建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诸侯王的分封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文帝不仅在政治上宽厚，在生活上也素有恭俭的作风。他从代地即位以来，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曾经想作一露台，召工匠计之，置百金，便放弃了这个念头，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常衣绨衣，还令他的夫人穿衣不得拖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淳朴。他又主张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勿烦民”。他的这种俭朴的作风，一直为史家所称颂。

与匈奴的和与战匈奴在西汉初年力量很强。自刘邦平城被围、采用娄敬的和亲政策以来，主要是用联姻并赠送大量礼物的办法来维系汉同匈奴的关系。但匈奴总不能信守盟约。文帝即位之初，与匈奴复修和亲之好，以加强汉皇朝政权的稳固。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破坏和亲之约，驱骑入塞，占据“河南”地。文帝下诏指出匈奴的侵扰行为违背和亲之约①，派遣丞相灌婴带八万人马反击，赶跑了匈奴骑兵。接着，文帝又加强长安的驻军，以保卫京师。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来书要求复和亲之好。汉朝考虑到匈奴势力正盛，乃许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给冒顿单于一书，赞许其愿意和亲的态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负约。

不久，冒顿去世，其子稽粥立，号称老上单于。文帝以宗室女为公主，送与匈奴为单于阏氏，派宦者中行说为使送去。再次和亲。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得到单于亲信，为其出谋划策。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单于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了北地都尉孙卬，虏掠民众畜产。文帝乃派三位将军带兵分驻于陇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带骑兵十万人，驻于长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亲自慰劳军队，视察演习，申明军令，赏赐将士。他本想亲自带兵出征，因被劝阻而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统兵征伐，击退了匈奴。

于是，汉匈复言和亲之事。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六月，文帝下诏，表示欢迎。他在诏书中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此诏表达了文帝厌恶战争、希望汉匈两族和好的热情与努力。这次和亲是要“结兄弟之义”，是一次两族友好的和约。

但此后五年，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数万骑入上郡与云中郡侵扰。文帝立即以令免为车骑将军带兵驻于飞狐，苏意为将军带兵驻于句注，将军张武带兵驻于北地，缘边亦各坚守以备匈奴。又以周亚夫为将军带兵驻于细柳，刘礼为将军带兵驻于霸上，徐厉为将军带兵驻于棘门，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驻军。

由于文帝对匈奴采取了亦战亦和的态度，争得了边境上相对的安宁。文①参考《汉书·匈奴传》上。

帝进而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移民于北方边塞，使其屯田务农，加强了边备的防守力量。

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死于未央宫，遗诏薄葬。

第二节 汉景帝

宽厚政策的继续

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汉文帝之中子，公元前157年即皇帝位。景帝即位时，已不是文帝登位时的形势。经过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汉初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日趋安定。因此，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了“与民休息”政策。

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春正月，下诏说：“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广大地者听之。”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以利发展农业。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①将以往十五税一的田租，又减轻了一半。他还多次下诏申明以农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他在诏文中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同时要求郡县官吏认真执行，对失职者加以严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由于景帝重本抑末，减轻赋税，“民遂乐业”②，农业生产有所增进。

此外，在对待匈奴的关系上，景帝也采取了争取和亲、积极防御的措施，故当时匈奴只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③。景帝还把来降的匈奴封为列侯，汉匈两族“通关市”，足见这一时期的边境关系是比较友好和安定的。

景帝在刑法上也很慎重。在他在位期间，下诏减免了一些刑法，制定了惩处官吏犯罪的办法，并有“欲令治狱者务先宽”之说。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促进作用。

“削藩策”的推行景帝时，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仍然是威胁皇朝的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增长。文帝时虽然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的主张，但并未真正推行。景帝即位后，采纳了晁错提出的“削藩”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收归朝廷直接统辖。他削夺了赵王国、楚王国、胶西王国的封地，还准备削夺吴王国的封地。诸侯王不甘心其权势被削弱，于是在景帝三年春，爆发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反对朝廷的叛乱。

吴王刘濞早已蓄谋夺取朝廷大权。他盘据吴王国，利用当时优越的经济条件，冶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又减免赋税收买人心，并引诱各处来的逃犯及流民为其服役，因而经济和军事上有一定实力。当景帝采取削夺王国土地时，刘濞立即诱逼和勾结其他诸侯王举兵作乱，吴楚联军直指中原。晁错劝导景帝对叛乱者坚决镇压。景帝起初听信袁盎之言，杀了晁错，以求平息事端，实际上是上了刘濞等人“清君侧”阴谋的当。当他发觉吴楚七国并未因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史记·孝景本纪》及《汉书·景帝纪》，凡引此两纪文字者，不另作注。①《汉书·食货志》上。

②《汉书·食货志》上。

③《汉书·匈奴传》上。

诛晁错而罢军，立即采取积极的对策，派遣代理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去迎击。由于人心向背、军事实力及战略战术诸方面的因素都是汉军见长，故在三个月内汉军便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经过这个事件，景帝不仅继续推行“众建诸侯”政策，而且还把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朝廷，并裁减其官吏，降黜其官吏的秩位，他于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下诏“罢诸侯御史大夫官”，又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更名诸侯丞相为相”，都是为了抑损诸侯王之权，使其低于朝廷。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诸侯王国的独立性，使其几乎等同于朝廷直接统辖的郡县。

景帝通过一些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办法，打击了分封势力，加强了君主专制。

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景帝死。终年四十八岁。

第十一章 贾谊 晁错 刘安

西汉早期，先秦诸子学风仍有流传。贾谊亦儒亦法，晁错是法家，刘安杂收诸家。

第一节 贾谊

青年政论家及其早死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著名的政论家。

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在郡中颇受称誉。河南守吴公因治郡和平数为“天下第一”，又是同邑李斯的学生，为文帝所了解，被征召入朝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贾谊被文帝召以为博士。

这时朝廷官员多为年长者，因自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来一些功臣宿将多据要职，一般老官吏也未退休。贾谊入朝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朝廷官员中最为年少。他年轻敢为，思想敏锐。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他都为之对答，还尽如人意。诸生于是公认他才能出众。文帝为之高兴，破格提拔他，一年中升至太中大夫。

贾谊以为汉朝代秦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应当适时改进一些陈规旧法。他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①同时草拟了色尚黄，数用五，改官名，更法令及列侯就国等一些具体方案，呈奏于文帝。文帝因初即位，权位不稳固，自以为不宜过早改制，但对贾谊颇为赏识，考虑将他提到公卿的位置上。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将相大臣都对贾谊之议非常反感，乃诋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些人多是汉初功臣，盘据要职，安于现状，害怕改制损害了他们的权益，故公开反对贾谊改制之议，自然也反对重用他为公卿。文帝迁就功臣宿将，只好稍稍疏远贾谊，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长沙国在遥远的南方，距离京师数千里。贾谊辞别京师前往长沙，因是被排挤出京，又闻长沙炎热潮湿，担心身体不能适应，心情非常不好。在渡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以悼念伟大的屈原，并“因以自喻”。其辞有云：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鹄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增击而去之。①贾谊把自己的遭遇与屈原命运连系起来，认为同遭庸人的排挤与迫害，只好远走高飞；并要发扬屈原精神，坚决与庸人对立与斗争。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四月，有天下午，一只鸮飞入他的房间，立在座位旁边。鸮，又称猫头鹰，楚地人称其为“鵩”，传说是“不祥鸟”。贾谊外放，本来感触良多，便借机写《鵩鸟赋》，以抒情怀。其辞有云：万物变化，固无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穆无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①《汉书·礼乐志》。

①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②贾谊接受了老庄思想，据祸福相倚之说，认为人生如浮舟，准备对吉凶生死坦然处之，所以不计较细小变故，也不放弃自己的见解，表示出他对生活与政治仍然具有一定的信心。

又过了一年多，贾谊被文帝征召入京朝见。入见时，文帝正坐在未央殿前宣室里受祭神的余肉。文帝因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问鬼神之本。贾谊具体他讲了为什么有祭鬼神的缘故。一直谈到半夜，文帝在席上逐渐向前移动坐位，细心地听贾谊之言。快结束时，还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久，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胜（又名楫），是文帝的小儿子，受宠爱，而好书，所以命贾谊辅导之。同时，文帝在政治上还征求贾谊的意见，“数问以得失”。

过了几年，梁王刘胜从马上坠下而死，贾谊作为梁王师傅自感有失辅导之责，经常伤感，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他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终年仅三十三岁。原有集，已散佚，今人辑有《贾谊集》，其中包括《新书》五十六篇、疏七篇、赋五篇及其他文章。

《过秦》贾谊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察觉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矛盾，政治有着不少过失，反复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或著书立说，或上书建议，发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论，最著名的是《过秦》与《治安策》。

贾谊写《过秦》的主要论旨，是如何安民的问题。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是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现实政治，发表政治见解的表白。他在汉初统治者刘邦、著名学者陆贾等人总结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影响下，也很注意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大约二十二岁那年就写了著名的《过秦》，认真地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根据。

此论首先肯定秦的统一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他指出，早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协助孝公，“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孝公之后，惠王、武王、昭襄王等都继承了孝公事业，才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实现统一，“威振四海”，使得“天下之士斐然乡（向）风”，老百姓“莫不虚心而仰上”。这是评论秦的统一之功，也是肯定汉初的统一大业。在当时诸侯势强，存在着分裂割据危机之时，此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此论又指出，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加强了统一措施，还继续强化军事力量，使秦的统一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甚至秦始皇去世后，“余威振于殊俗”，影响还是不小。这个总结，也符合秦始皇于武力统一后，为巩固统一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实行有力措施的实际情况。

此论的重点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曾说：好端端的一个统一皇朝，到了秦二世即位，不几年就被陈涉起义和诸侯叛变冲垮了。论秦朝，此时的②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权势不减当年，威力自然不小。论陈涉，无论是出身地位，还是武力智谋，都比不上以前的六国诸侯。但为什么陈涉作难，秦朝就垮台了呢？贾谊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统一前后的形势不同，统一之前处于攻势，那是可以凭借武力的；统一之后已处于守势，就应该施行仁义，而秦朝却“暴虐”不施仁义，所以灭亡。

应该指出，秦吞并六国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或者说是秦朝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六国贵族及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及广大人民的矛盾，这是当时的基本矛盾。秦朝的暴力，施之于旧势力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否定；用之于广大人民是必然的，但要批判。贾谊所论，没有区分两类矛盾，笼统地批判和否定秦朝“暴虐”，未免失之片面性。但他一再提出，秦始皇本来就“不亲士民”，秦二世不仅不能“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反而严刑重赋，苛剥百姓，子婴又不“安土息民”，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这就指出了秦朝统治者在激化了的矛盾之中垮台的原因。同时还指出秦朝统治者拒谏饰非，使得“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些议论都是正确的。他所说的“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得出来的关键性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立足于汉初“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的现实，而为“与民休息”政策提供的有力的历史论据。

《治安策》贾谊向文帝所上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是在揭露现实矛盾的前提下，而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故此论比之《过秦》，政论性更突出，论旨更具体。他首先批判当时有种“已治已安”的论调，指出：“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他以为当时未治未安，存在严重危机。于是，谈了下列几点：首先指出，诸侯王国势大而使国家不安，必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汉初实行郡国制度，既有直属于汉皇朝的郡县，又有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诸侯王国与汉皇朝有一定的离心力，时而久之，分裂割据与统一集权的矛盾从缓和趋于激化，由隐蔽走向公开。贾谊觉察到，汉皇朝初期平定了异姓王叛乱之后，刚分封不久的同姓诸侯王“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先是淮南厉王刘长阴谋夺取帝位，接着是济北王刘兴居起来造反，继之又有人告发吴王刘濞正在谋叛。他强调“天下之势方病大瘇”，“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务必抓紧时机，治之于未乱之时。

贾谊以为，要解决分封制带来的矛盾，只有加强朝廷权力，“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使诸侯王听命于汉皇朝；对于那些反叛者，坚决予以法治。他第一次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就是将诸侯王国以大化小，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此论对于以后晁错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文景之世的“削藩”和武帝之世的推恩分封诸王子弟提供了理论依据。故史称：“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①此说是符合史实的。

其次指出，匈奴侵扰而使汉朝不安，必须对匈奴严加控制。西汉之世，匈奴是汉朝之劲敌，常侵扰汉的边境，掠夺人口与财物，为汉朝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汉皇朝初期，与匈奴战争，负担和损失太重；与匈奴和亲，又必须付出很多财物，而且难以阻止其不再来侵扰。贾谊从大汉族主义出发，认为当时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头足颠倒，汉朝患了半身不遂的痱疾。他认为，这种病应该治，也可以治，因为汉大于匈奴。他向文帝要求承担制驭匈奴的任务。后来没有兑现。

还指出，豪富奢侈而隐伏危机，必须“移风易俗”，以“定经制”。西汉之世，豪富通过巧取豪夺，取得大量财富，他们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了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一方面上与王侯公卿等权贵分庭抗礼，俨然独立姿态，形成一种几乎不为政权左右的经济势力。这对封建经济与封建政权存在不利因素，但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凡夫俗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当时买卖奴婢，豪富奢侈的严重事实，说豪富者在物质享用上几乎超过帝王之家，在经济上越出等级制之轨。又说：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这指出了有豪富必有贫民，贪富之间深刻的矛盾，必然随之产生激烈的对抗和斗争。

同时，贾谊指出秦汉风俗败坏：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这指出了自秦以来上下都淫侈贪利，不顾礼义廉耻。而公卿大臣忙于行政事务，安于现状，无视风俗败坏，不知大体。贾谊以为，必须针对世风，而“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就是要使逐利转向为义。解决豪富侈靡与风俗败坏之法，是宣传重义而轻利，是用封建主义强行抑制。其法较为消极，故在当时收效甚微。稍后，武帝盐铁专利，官府经商，上下侈靡，效果也不好。

此论还谈到，重法轻礼而礼义道消，必须重礼，以礼义教太子，以礼义待君子，才能使政权兴而不亡。

除《过秦》、《治安策》外，贾谊还有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如：《论积贮疏》论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谏铸钱疏》论国家控制铜，“收铜勿令布”，等等。

在《论积贮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弃农经商和经济不佳的实情与困境，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①《汉书·诸侯王表·序》。

这与《治安策》所揭现状是一致的。但《治安策》未提出针对性的经济对策；而《论积贮疏》则提出了“积贮”与“驱民而归之农”的方针。这在当时，可谓有的放矢，英明之见。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农立国，如汉朝那样，就得以农为本，就得抓粮食的生产与积储；否则，就会出乱子。这是由史实所证明了的。

在《谏铸钱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有的弃农而采铜，私铸铜钱，影响了农业生产，也搅乱了币制。他认为，听之任之，不行，严令禁止，也不是好办法；他建议“上收铜勿为布”，就是国家对铜加以控制而不散放。此论之后，汉皇朝禁民铸钱，官府掌握制钱大权，实际上是贾谊思想在政策上的兑现。

贾谊年轻有为，关心国家大事。其思想有两点很可贵：一是正视社会矛盾而提出改革意见，无因循之陋，有勃勃生气；二是尊重历史，承认陈涉起义在秦汉之际所起的历史作用，并有“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①的名言。象他这样的青年人，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①《新书·大政》上。

第二节 晁错

“削藩策”和晁错之死

晁错（？—前1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①。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的墙外，大门朝东，因外有庙墙挡着，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命令开了一个南门以便出入，因此凿开了堧垣（庙外的围墙）。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锗听到消息，当晚请求皇帝个别接见，说明情况。申屠嘉上朝报告，说晁错擅自拆庙墙为门，请求交给廷尉处死。景帝心里已经明白，说：“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无可奈何，退朝后愤怒地对其部下长史说：“吾当先斩以闻（即先斩后奏），乃先请，为儿（指晁错）所卖，固误。”回到家里，因气愤“欧血而死”②。从此晁错更为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掌管全国纠察、弹劾等事，地位仅次于丞相。他向景帝报告诸侯王势力膨胀的事实，请求削去他们的“支郡”。景帝将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谁也不敢反对，独有外戚窦婴持不同意见，由此与晁错产生矛盾。对于晁错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长安，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②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晁错列传》和《汉书·晁错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①《史记·申屠嘉列传》。

②《史记·申屠嘉列传》。

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这位胆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

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声称诛伐晁错。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征伐，晁错打算让景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这时窦婴所推荐的袁盎正应诏来到。景帝向袁盎问对付吴楚叛乱的策略和具体办法。袁盎原与晁错有矛盾，又因受吴王刘濞贿赂被晁错惩治过，怀恨在心，现在景帝发问，见报复的时机已到，就要求个别谈话。景帝命众臣退下，独有晁错还在。袁盎对景帝说：“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让晁错出去。晁错退避到东厢房，心知袁盎在捣鬼，十分恼恨。这时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相遗书，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面临着重要的决策，是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让步呢？还是坚持重用晁错而坚决征伐吴楚呢？他一时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并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如果情况真象袁盎所说，那就可以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认错。袁盎还要求景帝仔细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地出使吴国。

又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向景帝劾奏晁错。他们认为，吴王反叛朝廷，应当诛伐，现在御史大夫晁错提出讨伐军不可交给群臣，而要陛下亲自带领，让晁错居守京师，又主张把尚未沦陷的徐、僮等县送给吴国。这说明晁错不能宣扬陛下德信，打算疏远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给吴国，实无臣子之礼。他们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下令说：“可。”晁错还不知道。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市中。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在讨伐军中当校尉的邓公，回朝来报告军事，面见皇帝。景帝问他：你从部队中来，知道晁错处死，吴楚罢兵否？邓公回答：吴王蓄意谋反已几十年了，是因削减他们的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错。现在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讲这件事了。景帝惊问：“何哉？”邓公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错政论的进步性晁错生活的西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的重要时期。他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对所谓“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晁错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君主集权、任人唯贤。晁错在《举贤良对策》和《言太子知术数疏》两篇政论文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朝廷面临的形势，论述了发挥朝廷的威力，打击分权和分裂势力的问题，为加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要“躬亲”政事，通过君主亲自执政，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帝对他的对策很欣赏，擢为“高第”，说明君臣俩是灵犀相通的。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和标准。

他指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贤明，就在于他们善于选择贤臣以辅助自己。他详细地论述了选拔贤臣的标准和条件：制定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是“苦民劳众”；对害国伤民的法令与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请而更之”，而不是听之任之；按功罪定赏罚，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这是强调“任人唯贤”，而否定“任人唯亲”。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还阐述了自己对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见解。他说，三王时代君臣合谋相辅，计安天下，使得“百姓和亲，国家安宁”，是“明于人情”的功效。还说，人情都是“欲寿”、“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长一点，家庭富一点，生活安一点，还要舒服一点；三王对待的办法，则是“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其力而尽”，就是顺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违背民情。晁错说三王如何如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传说以表自己的政见。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汉朝统治者明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接受秦朝末年“赋敛不节”、“宫室过度”、“民力疲尽”，以至“内外咸怨”、“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的历史教训，不致于有覆舟之灾。晁错强调本于人情，是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也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这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也还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术数疏》中，晁错强调君主要知“术数”，就是要讲究任用官吏、驾驭政权、控制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虽然读书很多，而未深知术数，是无用的，所以提出用“术数”教育太子的建议。文帝对此颇为称许，所以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辅导太子刘启学习。后来刘启为帝颇有权术，与晁错的辅导自然有一定关系。

晁错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主张重农贵粟，防荒备战。经秦楚之际大战乱，到了汉初，“民失作业”，土地荒芜，粮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地步①。同时，有些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营冶铁、煮盐、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朝廷收入。西汉朝廷早就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晁错在《论贵粟疏》和《勿收农民租》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针对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发挥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备边患和防水旱灾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对于发展当时的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开头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的“开其资财之道”问题。他认为，民众如果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也难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重农贵粟实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向文帝建议，为了长有其民，就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广积粮食，充实仓库，以供应边防之需，防备水旱之灾。他还针对当时“地有遗利，民有①《汉书·食货志》。

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农贵粟的具体措施，如：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薄赋敛”，甚至“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使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有能力供给战争物资和应付水旱之灾；“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纳粟于国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就可少收农民的赋税，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是适时的可贵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同时，晁错对于当时的“弛禁”政策①，对于私人冶铁、煮盐、铸钱不加限制，以至富商与诸侯王富侈，农民贫困，出现了农民“弃本逐末”，大片农田荒芜，“耕者不能过半”状况，极为不满。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抑商而重农，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

文景之时是贯彻重农政策的。文帝曾规定入粟拜爵的标准与办法，下诏减收一半租税，还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景帝屡次命令“有司以农为务”，“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②。所以当时农业有所发展，“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③，米价降低，由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数十钱④。到武帝时，竟有“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这说明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

晁错在军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边备塞，抵御侵扰。他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三篇军事论文中，根据当时汉匈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战略战术。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错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双方的特点和长短，提出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以从事农业的汉民众对待前来侵扰的游牧族，晁错以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敌去则缺乏边防的被动挨打状况，必须解决。他主张招募内地之民移屯于边塞，适当安排，使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亦农亦兵，“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做好守边备战工作。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强调募民徙边，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们“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就要求官府为他们安排好生活与生产，不仅要管衣食住行，还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这样才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贫民相募而劝往”。同时，要把徙边之民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再加之有一套赏罚奖励的办法，就可起到守卫边塞和维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武器、地形与士兵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武器要完备精良，要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还要严格训练士兵，使他们行动敏捷，严守纪律，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风俗通义》。

④《汉书·食货志》。

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等军事要素。晁错还提出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供应其作战物资，发挥其“长技”，使其与汉军“相为表里”，共同抗击匈奴侵扰的策略思想。

第三节 刘安“谋反”案件

刘安（前179—前122），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封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封为淮南王。在西汉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刘安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苏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编写《鸿烈》（后来称《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当时武帝“方好文艺”，对父辈刘安（叔侄关系）较为尊重。每次给予书信，常召司马相如等文士看过草稿才发出。刘安入朝献上新作，往往为武帝喜爱而秘藏。曾受命写《离骚传》，早上受诏，日食时就献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次宴见，谈说政治及方技赋颂，直到黄昏才罢休。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当时身任太尉的田蚡，因与刘安原有交情，亲自到霸上迎接。还对刘安说：“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宴驾，非大王当谁立者！”刘安因父刘长被文帝处治而自杀，内心怨恨。现在听田蚡此说，暗中高兴，于是，一方面拉拢田蚡，赠与厚礼；一方面广结宾客，等待时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谏，说用兵有害无益，得到武帝的称赞①。可是，他自己却在谋兵。这年，“彗星见”，有人对刘安说：“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丈，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刘安心想武帝没有太子，万一天下有变，诸侯并争，不可不早作准备，便筹办武器，收买人心。有些游士“妄作妖言”，阿谀蛊惑刘安，使得刘安更是暗喜，而积极预谋。

刘安对聪慧、能辩的女儿刘陵非常喜爱，常给予很多金钱，让她在长安做侦探工作，勾结武帝的近臣。刘安与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刘迁，娶了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为妃。刘安担心修成君泄露秘密，与太子商量之后，让他假装不爱妃，三个月不同席；又假装对太子发怒，把太子与妃关在一起三个月，太子还是不亲近妃。修成君要求归去，刘安暗自高兴，就让她还了家。因此，王后荼、女儿刘陵、太子刘迁都得到刘安爱幸，“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胡作非为。

太子刘迁学用剑，自以为本领超群，听说郎中雷被善于用剑，召之比试。雷被一让再让，后来剑误中太子。太子发怒，从此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雷被害怕，表示愿意去奋击匈奴，实际上是想借此离开淮南王国而到长安去。刘安听信儿子之言，罢了雷被的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雷被私自跑到长安，向皇帝上书表白。武帝将他的告章交给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淮南王太子，刘安与王后荼想不让太子去受审，打算发兵对抗，犹豫未决，十多天没有定下来。适值皇帝有诏就淮南审讯太子，不必逮往河南郡了。这时，淮南相对寿春县丞顺从刘安之意而不及时逮送淮南王太子非常生气，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说情，淮南相不听。淮南王派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及《汉书·淮南王安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①参考《汉书·严助传》上。

人上书告淮南相，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查究。追查到刘安，刘安派人到朝廷侦探，公卿要求将刘安逮捕查办。刘安担心事情暴露，打算发兵对抗。太子刘迁建议不要操之过急，伺机谋刺举兵。这时武帝并没有批准公卿的要求，而是派遣汉中尉殷宏去审查刘安。汉中尉到了淮南，态度平和，向刘安审问对待雷被之事。刘安估计自己在此事上无多大罪过，未曾动手。汉中尉回朝报告情况。处治此案的公卿说：“淮南王安雍（壅）阏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诏，当弃市。”就是说刘安压制雷被不让去奋击匈奴，不遵诏令，应处以弃市之罪。武帝诏令不许可。公卿要求废除淮南王，武帝又不许可。公卿要求削去淮南王国五个县，诏削去两个县，使中尉殷宏赦淮南王刘安之罪。刘安起初听到公卿要求诛之，不知定了削地之罚，闻汉使来，害怕被捕，便与太子准备照原定谋刺的计谋行事。等到汉中尉来到，向他致贺，刘安因此就未动手。但刘安被削地之后，反悔说：“吾行仁义见削地，甚耻之。”故加紧谋反。有些使者从长安来，胡说些武帝没有男儿等事，刘安便高兴；如果说朝廷治得好，武帝有男孩，刘安以为是妄言，加以否认。

刘安有个庶子刘不害，年龄最大，因不受刘安喜欢，故王后荼不以其为子，太子不以其为兄。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轻视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怀不满，阴结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刘迁，以其父代之。刘迁得知，将刘建逮捕拷打。刘建心里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太子曾想谋杀汉中尉的情况之后，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派其友人严正向皇帝上书，说才能出众的刘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阴谋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河南郡处治。这时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插了一手。审卿怨恨淮南厉王刘长杀了其祖父审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孙弘添油加醋地告发淮南之事。公孙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探其狱”。河南郡治刘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起初，刘安召伍被商议军事行动。伍被在刘安宾客中位于“冠首”①。他认为刘安考虑不周，不可妄动。刘安发怒，将伍被的父母抓起来，囚禁了三个月，逼迫伍被随从。伍被认为淮南不足以对抗朝廷。刘安说：“苟如公言，不可以侥幸邪？”伍被说：依我之见，伪造一些朝廷、郡县及诸侯的印章、衣冠，假传朝廷之令，迁徙各地豪杰及其家属到朔方郡，逮捕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再派辩士到各地游说，这样也许可以侥幸取胜。于是，刘安立即行动，“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又使人伪装畏死潜逃去投靠大将军卫青、丞相公孙弘；一旦发兵，就刺杀卫青，而将公孙弘劝诱过来。

刘安打算调发其国中兵，担心相与二千石不同意。他就与伍被预谋，打算假传王宫中失火，如果相与二千石来救，就可乘机杀之。又打算命人穿上捕盗者之衣，持羽檄从南方来，呼喊“南越兵入界”，因此就可发兵。但尚未派出人去。刘安又与伍被商议联合诸侯及进退之计。伍被建议：南收衡山，以击庐江，占据险要，“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刘安同意，并说“急则走越耳”。

廷尉因此案牵涉很大而上报皇帝。武帝任命廷尉监为淮南中尉，前去逮捕太子刘迁。刘安得知廷尉监前来，与太子阴谋召相与二千石，打算杀了他①《汉书·伍被传》。

们而发兵。使人召之，相来了，内史不应召而解说已经外出，中尉说有诏命在身而不能见王。在这种情况下，刘安心想只杀了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没有什么用，就让相退去。这时刘安仍然犹豫未决。太子以为，虽然牵连谋刺汉中尉事，但同谋者已死，口绝，就对刘安说发兵已错过时机，恐怕不行了，并表示愿意去受审判。刘安一筹莫展，已无可奈何了。这时看风使舵的伍被自动坦白，详细地交待了与淮南王刘安谋反的情况。法吏因此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围了王宫，尽捕了在其国境内的淮南王宾客，索得“反具”向皇帝报告。

武帝命诸侯与大臣议如何处治淮南王刘安。诸侯和大臣都说应当严惩之。武帝使宗正以符节治淮南王刘安。刘安闻知，自杀。王后荼、太子刘迁及所有参与阴谋者都族诛。武帝以为伍被曾说过汉朝好话，打算勿诛。廷尉张汤说：“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于是诛了伍被。废除淮南王国而为九江郡。不久，衡山王案件发生，刘安之弟刘赐自杀，受牵连者也都被诛除。汉朝治淮南、衡山等案件“皆穷根本”①，株连而死者数万人。时为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一月。

刘安事件，在当时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朝廷与诸侯矛盾斗争的一次大爆发，以朝廷加强了统一集权、诸侯受到削弱而告终，有才能和思想的刘安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了解这个事件，有利于认识当时汉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残忍性。

《淮南鸿烈》的编撰刘安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头面人物，而且还是当时学术界一个著名学者。他原有集，已佚。他所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据《汉书·艺文志》分为“内”、“外”，据《汉书》本传还有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而现存只是内篇部分。此书反映出他主要的学术成就和思想。

《淮南鸿烈》在形式上类似《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基本是道家，并有阴阳家、神仙家，以至“出入儒、墨、名、法”。作者好言“道”，认为宇宙万物都由“道”所派生，而“道”是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东西。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者不形者乎？”②就是说，“道”不可能耳闻、目见和言传，谁也不知是形还是无形。照此说来，“道”是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这说明其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又说：“达于道者，反于清净，容于物者，终于无为。”③就是说，达于“道”，只有清静无为。这就与政治思想挂上了钩。

此书对儒法多有讥刺，实际上是刺汉武帝内法外儒。作者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①《汉书·张汤传》。

②《淮南子·道应训》。

③《淮南子·原道训》。

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①所提“儒墨”，显然只是指“缘饰《诗》、《书》”的儒。讥刺儒者是哗众取宠，趋炎附势之徒，造成不良影响，以致世风日下。所指是汉儒代表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之所为。作者又说：“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性，内愁五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毫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②这就不是讥刺儒者，而是抨击以仁义礼乐招摇过市的“俗世之学”，以及提倡此学“暴行越智于天下”的“有天下”者。这是对汉武帝的明讽暗刺。

不仅抨击俗世之学，而且还揭露那个“俗世”，把俗学低劣与俗世衰乱联系起来，加以诅咒。作者说：“乱世..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又说：“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①就是说，俗学无益于治，却贻患无穷，那套知巧诈伪与繁文缛礼，导致追求享乐与争相奢侈。因此，俗世是富者富有而侈靡，贫者贫困而饥寒。作者说：“富人则车舆衣纂（绘）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②论者以为这种贫富悬殊以及主奴区分的衰世之俗，与“俗世之学”大有关系，故其申明“羞而不为”。作者所为的，是要将道家摆在百家的主导地位，将黄老之术作为君临天下之道。他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③很显然，作者是要抬高黄老之道，以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对抗。即坚持汉初的儒道之争。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所谓“与民休息”政策，曹参、陈平等大臣“治黄老之术”。当初势力较大的功臣、外戚、诸侯王大多崇道黜儒，要求皇帝垂拱无为，不干预藩国的事务。所以当时诸子百家并存，道家居于优势，儒术尚未独尊。到了武帝之世，为了制驭大臣、削弱藩国，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司马迁说：“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①《淮南子·俶真训》。

②《淮南子·俶真训》。

①《淮南子·齐俗训》。

②《淮南子·齐俗训》。

③《淮南子·主术训》。

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①在汉初数十年间，始终存在儒道斗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②。这种斗争，一直继续到武帝之时。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儒学，就是这场斗争之最后代表。而这场所谓儒道斗争，归根到底，乃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武帝独尊儒术，正是代表藩国而与朝廷对抗和斗争的。

可悲的是，刘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是失败的。当时，削弱藩国与独尊儒术可谓大势所趋；刘安逆流而动，实难得逞。

第十二章 周勃 周亚夫

第一节 周勃

随从刘邦打天下

周勃（？—前169），沛县（今属江苏）人。他的祖先原是卷城（在今河南省原阳）人，是迁徙来沛县的。他以织苇席为生，又常常当吹鼓手给人家办丧事，还在材官手下当过强弩手。

刘邦起义时，周勃投身义军，起初当个中涓，是刘邦的侍卫官。在反秦斗争中，大多随从刘邦东征西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立了不少战功，但没有独当一面指挥过大战。

起义军灭掉秦朝后，刘邦做了汉王，周勃受赏爵为威武侯。他跟从刘邦到了汉中，被任命为将军。自刘邦揭开反楚的战幕后，他在汉军中积极作战，在还定三秦的各次战役中战功卓著。汉军冲出函谷关，在中原与楚军大战时，他一度守卫峣关，以保卫汉军后方的安全，又一度守卫敖仓，以保证汉军粮饷的储备与供应，最后参与追击项羽。在击垮项羽之后，他带一支汉军向东平定楚地泗水、东海等郡，取得二十二个县。可见周勃在楚汉战争中立了不少功劳，为灭楚兴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新建的汉皇朝在军事上主要是镇压异姓诸侯王以巩固政权。这时周勃带军驻守洛阳（在今洛阳市东北）、栎阳（在今陕西渭南与富平之间）。当时异姓诸侯王都在函谷关以东，如：楚王韩信都于下邳，梁王彭越都于定陶，淮南王黥布都于六，韩王韩信都于晋阳，燕王卢绾都于蓟。洛阳是关东的重镇，驻守此城具有维护关东安全的意义。栎阳在京师（长安）之东，处于由关东入关至长安的路线上，驻守此地有卫护京师的意义。

就在楚汉战争结束这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反，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征伐。周勃作为将军随从前往，九月活捉了臧荼。他带领的士兵在驰道上阻击叛军，功劳最多。因功赐爵列侯，食绛县八千多户，故称绛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九月，韩王信被前来侵扰的匈奴围困于马邑，被迫投降，双方勾结，气焰嚣张，北方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出击。周勃随从出兵，先是击韩王信于代，打下了霍人（县名）。①《史记·儒林列传》。

②《史记·老子列传》。

①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和《汉书·周勃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继续挺进，在武泉北面击败匈奴骑兵。转战到铜鞮，击破韩王信军。转回，打下太原郡的六座城。在晋阳城下又击败韩王信和匈奴骑兵，取得晋阳。又击韩王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击八十里。还攻楼烦县的三座城。适值大寒，汉兵受冻堕指者十分之二三。这时刘邦被匈奴大军围于平城。周勃在平城下打击匈奴骑兵，所带领的士兵多在驰道上阻击敌军，功劳最多。周勃因功提升为太尉，掌管汉朝军事。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刘邦亲自带兵出征。周勃也发兵前去，攻下马邑，进行大屠杀。转击韩王信、陈豨等军于楼烦，破之。平定雁门郡十七个县，云中郡十二个县。又击陈豨于灵丘，破之，斩了陈豨，平定代郡九个县。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反。周勃与灌婴奉命带兵讨伐卢绾，攻下蓟城。继又击败卢绾军于上兰、沮阳等地，追击至长城。平定上谷郡十二个县，右北平郡十六个县，辽西、辽东两郡二十九个县，渔阳郡二十二个县。据当时军方统计，周勃这次出征，攻战克获甚为可观，共俘虏了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级官员各三人；另外，打垮两支敌军，攻下三座城邑，平定了五个郡，七十九个县，获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安刘者，勃”

周勃平定燕地后还朝，刘邦已经去世，就以列侯辅佐惠帝。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朝廷又置太尉官，任命周勃为太尉。

过了九年，时为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于七月去世，吕禄以赵王身份为汉朝的上将军，吕产以梁王的身份为相，两人窃据军政大权，居在长安，打算危害刘氏。在长安宿卫的朱虚侯刘章是刘氏宗室，因其妇为吕禄女，得知吕氏之谋，就派人东去告知其兄齐王刘襄，要他发兵来京，自己在长安为内应，共诛诸吕。刘襄当即举兵，并向诸侯王发书，揭露吕氏的罪恶阴谋，号召刘姓诸侯王共诛不当为王的吕氏。吕产闻知此事，乃派大将军灌婴带兵东去阻击。灌婴到了荥阳，按兵不动，派遣使者同齐王刘襄等联合，等待事变的发展。

这时，周勃身为太尉，不得进入军营的大门，一点军权也没有；陈平身为丞相，不得处理政事，只有空头衔。两人在陆贾的劝说下，加强友好关系，与刘章等人合谋，因曲周侯郦商之子郦寄与吕禄友好，就迫使郦商命令郦寄去欺骗吕禄说：吕氏封王是众臣所知而认可的，不会发生麻烦，现在的问题是，你不应该带兵留在长安，使人怀疑。为什么不赶快交出将军印，把军权交给太尉，让梁王也交出相国印，与大臣结盟而回到封国去？那样，齐王之兵必罢，大臣得安，你也安居王位，这是万世之利。吕禄觉得郦寄说得对，派人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有人以为不便，犹豫未决。吕禄仍然相信郦寄之言。八月，有人向吕产报告了灌婴与齐王通气的消息，这事又被曹窋获知。曹窋是曹参之子，其父曹参与周勃、陈平等是老战友、老同事，可说是通家之好，现在知道这个重要消息，立即驰告周勃和陈平。周勃打算先控制北军，但未得入。掌管符节的纪通在这关键时节倾向于周勃，令持节诈称天子之命让周勃进入北军。郦寄等人又遵照周勃的吩咐去劝说吕禄：“帝使太尉守北军，欲令足下之国，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随即交出了印信，把兵权给了太尉周勃。

周勃进入军门，马上向北军宣布命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

全军都是左袒，周勃随即掌管北军，但还未控制南军。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命令曹窋告诉卫尉不要让吕产进入宫殿门。这时吕产还不知周勃已掌管北军，打算进入未央宫发动叛乱，到了殿门不得进入，来去徘徊。周勃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怕没有胜利的把握，不敢公开宣布诛除诸吕，只是对刘章说：“急入宫卫帝。”刘章带领周勃调给的一千士兵，冲入未央宫的掖门，发现吕产正在廷中，便发动攻击。吕产逃走。时已傍晚，天刮大风，随从吕产的官员大乱，没有一个敢于战斗。刘章追击吕产，杀之于郎中令官衙的厕所中。接着，刘章又杀了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周勃报告。周勃非常高兴，说：“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又随即捕杀了吕禄及诸吕氏。同时，周勃与大臣们合谋，废除了由吕后安排而非惠帝所生的少帝，拥立代王刘恒为帝（文帝），齐王罢兵而去①。

“谋反”冤案文帝即位，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十斤，食邑一万户。过了十多个月，有人对周勃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意思是人臣功高震主，势必危险。周勃听了害怕起来，感到不妙，于是主动要求交回相印，得到文帝的允准。据传：有一次，文帝在朝廷上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说：“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又答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答对。文帝问左丞相陈平，陈平都能应付。周勃大为惭愧，出朝时批评陈平说：“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着答道：“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周勃知道自己远不如陈平②。这也是他申请免相的一个原因。

过了一年多，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前来绛县巡视，周勃就有恐惧心理，常穿着铠甲，命令家人拿着兵器，才接见来者。因此有人上告周勃谋反，交由廷尉查办。周勃被捕受审，心中恐惧，不知如何措置对狱之辞。法吏对他稍有侵害和侮辱。周勃送给狱吏一千斤黄金，狱吏就在木牍的背面写字向他示意，写的是“以公主为证”。这里说的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儿、周勃之子周胜之的妻子，所以狱吏教他以公主为自己不会谋反作证。周勃又把皇帝给自己的部分赏赐，送给薄太后的弟弟薄昭，由薄昭替他向太后说情，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会有谋反之事。文帝去朝见太后，太后就把戴的头巾扔向文帝，说：“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查看了周勃在狱中的供词，就对太后说：“吏方验而出之。”于是派人持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了他的爵位和食邑。周勃出狱后，感叹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周勃又回到了封国，于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去世。其子周胜之继嗣，因娶公主不合意，又犯了杀人之罪，处死。过了一年，文帝选择周勃另一个贤能的儿子周亚夫复为列侯。

周勃出身布衣，为人耿直倔强，忠厚诚实。他不喜好文学，每当召见儒①这一段情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吕后本纪》和《汉书·吕后纪》。

②这个情节，依据于《史记·陈丞相世家》和《汉书·陈平传》。

生和说客，自己总是不客气地向东坐着发话：“趣为我语。”用今语翻译，就是“快给我直说”。这话的意思是，用不着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他纯朴憨直就是这个样子。自沛县起义始，直到刘邦去世，他始终是跟从和拥戴刘邦，是刘邦集团坚定而忠实的成员，所以刘邦“以为可属大事”，常常交给他重要的军事任务，甚至任命他为太尉，掌管全国军事。当诸吕谋乱，危及刘氏，他挺身而出，负起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文帝的重任，使刘汉皇朝转危为安，使社会避免了一场扰乱，这在当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司马迁评论：“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①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周勃拥立文帝后，一方面功高位重，功名赫赫；一方面处于种种窘境，后者说明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和法制有严重的阴暗面，这在其后世乃至现今还有反面的教育意义。

①《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节 周亚夫

细柳营，“真将军”

周亚夫（？—前143），沛县（今属江苏）人。周勃之子。西汉文景时期的名将。

周亚夫起初当河南太守，未曾封侯。当时著名的观相者许负给他相面，说：“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周亚夫不信这话，笑着说：“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着他的口，说：“有纵理入口，此饿死法也。”这话是说，你脸上的竖纹直入于口，这是饿死的面相。过了三年，周亚夫之兄绛侯周胜之犯罪处死，文帝要选择周勃之子中贤能的人，大臣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封周亚夫为条侯，作为绛侯的继承人。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侵扰边塞。文帝任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任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任河内郡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前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都是直接驰入，将领们下马迎送。后来到了细柳的军营，军中将士都披着铠甲，执着兵器，张开弓弩，军风严整。皇帝的先行官来到营门，不得进入。先行官说：“天子且至！”营门都尉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过了一会，文帝来到，又不得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持节诏令将军：“吾欲劳军。”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守卫营门的军官对皇帝的侍卫人员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文帝就让车骑缓缓地前行。来到中军大帐，将军周亚夫全身武装向文帝行礼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深受感动，肃然起敬。派人向周亚夫传话：“皇帝敬劳将军。”劳军的仪式结束就离去。出了营门，群臣都很惊讶。文帝赞叹地说：“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赞了好久。过了一个多月，三支军队都撤了回来。文帝任周亚夫为中尉，负责京城的治安。

文帝临死时，告戒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去世后，周亚夫调任车骑将军。

定吴楚叛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动武装叛乱。

吴王刘濞亲自领兵二十万来犯，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先向梁国进击，又派奇兵到崤、函之间埋伏起来，伺机行动。周亚夫以中尉的身份代行太尉的职务，奉命率领大军东进，反击吴楚叛军。他先拟了个先予后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向景帝请示，得到景帝的同意。

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①及大军出发，到霸上时，有个名叫赵涉的人拦道对他说：“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②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绛侯世家附周亚夫传》和《汉书·周勃传附周亚夫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

①《史记·吴王濞列传》。

周亚夫当即下车，向这人行礼请教。赵涉说，吴王刘濞得知将军领兵出发，必然伏兵于东去路线上崤山至渑池险要之处，伺机伏击。况且兵贵神速秘密，将军为什么不从此向右行进，走蓝田、武关一线，奔向洛阳，不过相差一二日就可赶到。到了洛阳，先控制武库，击响战鼓。诸侯听到消息，会以为将军从天而降。周亚夫采纳赵涉的建议，南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据有洛阳武库，抢先占了荥阳，控制敖仓，还抚慰游侠剧孟②。他派兵到崤、渑间搜索，果然捕到吴王所遣的伏兵。于是任赵涉为护军。

吴楚联军“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③，围攻梁军于睢阳。梁王刘武请求周亚夫派兵救援。这时周亚夫曾向邓都尉（原是周勃门客）请教破敌之策。邓都尉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精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吴必矣。”周亚夫说：“善。”于是确定了“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的战策④。他带军向东北进至昌邑，深沟高垒而防守。梁王一再派使者来向周亚夫请求援助，周亚夫按既定策略，不发兵。梁王上书向景帝报告，景帝派使者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不执行诏令，仍然坚守营垒不肯出兵，而派遣弓高侯韩穨当率领轻骑兵断绝吴军后面的粮道，然后将大军推进到下邑。

这时吴楚联军已感到进退两难，乃回军向下邑，要与汉军主力决战，多次向汉军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兵应战。夜间，汉军营中突然惊动，互相攻击，扰乱到周亚夫帐旁。周亚夫安卧不起。过了一会，就安定了。吴军拉到汉军营垒的东南角，摆出在东南进攻的态势，周亚夫却安排在营垒的西北角加强戒备。一会儿吴军的精锐部队果然调到西北方发起进攻，但不能攻入。吴楚联军因为饥饿，不得已引军撤退。周亚夫乘机发动精锐部队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丢弃自己的军队，带着几千名士兵逃跑，到了长江以南，在丹徒进行防守。楚王刘戊走投无路而“自杀”①。汉军乘胜追击，俘虏了大部分吴楚将士，平定了许多县邑，并悬赏黄金千斤捉拿吴王。过了一个多月，越地民众斩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领赏。这次用兵，前后三个月，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到这时候，将领们都承认太尉周亚夫的计谋正确，只有梁王刘武从此与周亚夫有了嫌隙。

汉军凯旋，朝廷重新设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过了五年，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二月，周亚夫升任丞相，深受皇帝的器重。

亚夫冤死正是周亚夫任丞相时，麻烦来了。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周亚夫不赞成，为此争执，没有成功。景帝因此疏远周亚夫。梁王刘武每次进京朝见，常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这时景帝的生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她对景帝说：皇后之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感到为难，说：当初先帝没有封窦彭祖（窦太后兄子）、②《史记·游侠列传》。

③《史记·梁孝王世家》。

④《史记·吴王濞列传》。

①《史记·楚元王世家》。

窦广国（窦太后弟）为侯，我即位后才封他俩为南皮侯、章武侯，因此我不能封王信为侯。窦太后说：君主应按当时的情况办事。我的哥哥窦长君活着的时候竟然不能封侯，死后，其子窦彭祖反而得到侯爵。我为此事深感遗憾。她说到这里，用命令的口吻说：“帝趣侯信也！（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答：“请得与丞相计之。”景帝与周亚夫商议。周亚夫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他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景帝听了默然不语，未封王信为侯。窦后自然记恨在心。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人投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周亚夫说：“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说：“丞相议不可用。”否定了周亚夫的意见，封唯徐卢等人为侯。周亚夫因而称病闲居。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就被罢免了丞相职务。

过了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饮食。席上放了一大块没有切开的肉，又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心里不满，就叫主管筵席的去取筷子。景帝看着发笑，说：“此非不足君所乎？（这不是没有给你筷子吗？）”周亚夫向景帝免冠称谢。景帝说：“起。”周亚夫也就快步出宫，不告而别。景帝两眼直盯着他出去，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这话的大意是，这个含恨不乐的人，终究不是我这年轻君主的臣子。

时过不久，周亚夫之子为父从工官那里购买五百具甲盾备作殉葬品。苛待雇工，不给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私买皇帝的器具，就上书告发周亚夫之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景帝看了告发之书，就交给官吏查究。官吏按照告发书中所列罪状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恼怒，骂道：“吾不用也。”于是把周亚夫交给执法官廷尉处治。廷尉责问周亚夫说：“君侯欲反何？”周亚夫说：“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官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官吏威逼他日益加重。起初，官吏去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制止，因此没有死，才被廷尉捉了去，因绝食五天，吐血而死。封国也被废除。时为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周亚夫死后，景帝就封王信为盖侯。

文景时期，法治已趋苛急。周亚夫对此颇为反感。他早年认识廷尉张释之，知道他用法持平，“乃结为亲友”①。他当丞相时，属吏赵禹声称“廉平”，但他觉得赵禹“贼深”，不予重用，曾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②后来汉武帝尚法，重用酷吏，赵禹当上了廷尉，成了文法深刻的酷吏之一。

①《汉书·张释之传》。

②《汉书·酷吏·赵禹传》。

第十三章 朱家 剧孟 郭解

《汉书·地理志》论述汉帝诸陵园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有世家、豪杰，有富人，论述得很简单，并且涂抹了浓厚的阶级色彩。但它提供了当时阶级分析的线索，是汉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

司马迁的《史记》写了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基本上都写的是世家系统的人物，他也写了豪杰和富人，那就是《史记》的《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篇幅也都写得很少，但写得精彩出色。

《史记·游侠列传》写了游侠作为地方势力的力量，写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朝廷利用的力量，同时也是朝廷唯一的力量。这是一篇写汉代社会的大文章。

《游侠列传》写了朱家、剧孟、郭解，他们都是游侠中有代表性的人物。①本文材料依据《史记·游侠列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 朱家

朱家，鲁人，大约与高祖同时，因任侠闻名于鲁及关东一带。

朱家的生活简朴，“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出门只乘一牛之车。可是他救济别人却很慷慨，平时专好打抱不平，替人家解难，十分认真，往往不避个人安危。人们都乐意与他交往。

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曾经多次围困汉王刘邦。刘邦坐天下后，便以重金购求季布。布告上说，谁胆敢藏匿季布，罪及三族。季布先是躲藏在河南濮阳县周氏家中，由于官兵追捕得紧，他听从周氏计，剃发为奴，周氏用拉棺木的牛车把他运出河南，拉到朱家的家里出卖。朱家明知车中所拉的是季布，还是把他买了下来，藏在家中。

朱家随后驾车去洛阳。他找到了汝阳侯滕公，问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刘邦下重赏捉拿？滕公说：季布数为项羽围上，上怨之，所以非要捉住他。朱家又问：您看季布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贤者。”朱家于是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是项羽的大将，为项羽围困汉王，这是他的职责呀。难道项氏的臣都要杀了吗？今天陛下刚刚得天下，就以个人恩怨购求一人，这样做，何示天下之不广？况且象季布这样的贤能之士，汉求之急，只会逼他北走胡或南入越的。“夫忌壮士以资敌国”，当年伍子胥鞭荆平王之墓的事迹不就是这样吗？你何不向陛下进谏？滕公深知朱家的为人，又觉得朱家说得有理，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朱家一席话很有见地，他指出了刘邦诛杀仇怨将会引起的后患。后来，刘邦赦季布，拜为郎中。季布至尊贵后，并没有回报朱家救难之恩。朱家因此事而闻名当世①。

朱家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不仅只季布一人，他藏活的豪士有百数，其他各类人物不可胜言。不过他从不夸耀，也不在乎别人是否感恩于他。他的事迹为后人所传颂。

①《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第二节 剧孟

剧孟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一带有名的豪侠。他的行为同朱家的行为大致相同，爱打抱不平，扶弱济贫，藏活豪士，不求报酬，因此而显扬于诸侯。他的母亲故世时，前来送葬的车达千乘之多。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六国，以清除晁错为名，发动了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带兵出征。周亚夫星夜兼程赶到河南，会兵荥阳。他到洛阳后，见到剧孟，大喜，说：洛阳得以保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剧孟没有动，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样看来，荥阳以东不用发愁了。吴楚举大事不求助剧孟，可见他们成不了大事。①三个月内，叛乱平定下来。

天下骚动，亚夫得剧孟如得一敌国，足见剧孟的势力之大，对当时形势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剧孟的事迹虽流传不多，司马迁还是郑重地为他立了传。

剧孟死后，家无十金之财。

①《史记·吴王濞列传》。

第三节 郭解

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汉善相人许负的外孙。其父亲因为行侠，孝文帝时被诛。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性格沉静，勇悍，不喝酒。年青时心狠手辣，恣意杀人。他肯舍命助人报仇，还干些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的事情。后来，郭解一改前行，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不恃其功。因此，他在当地声望很高。

郭解曾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灌酒，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郭解的姐姐陈尸街头，想借此羞辱郭解。后来，凶手自归，将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说，是我的孩儿作得不对，把他放走了。随后，他又埋葬了外甥。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

门人看见了很生气，想杀了那个人。郭解说：在家乡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够呀。暗地里，他叮嘱尉吏说：这个人我很看重，到践更时放过他。践更是当时一种徭役，受钱代人服役者称践更。每月一次。践更数次，都没有人找他。那人很觉奇怪，一问，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脱。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谢罪。郭解此举，得到少年们的倾慕。

雒阳邑有互相结仇的人。邑中贤豪多次从中调解，始终不听。郭解听说后，夜见仇家。仇家听了他的劝解。郭解说：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但在您的地面上出了这样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合适。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他连夜悄悄地离开了雒阳邑。

郭解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为人请求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因此，诸公争相为用，亡命者多归郭解，而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也经常把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投奔郭解的人来使用。

武帝年间，朝廷迁徙豪富于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以便控制。

郭解因家贫，不中赀，但也在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说：郭解身为布衣，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郭解仍被迁徙到茂陵。临行之日，前来送行的人数众多。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迁徙茂陵，是朝廷的诏令，可是郭解的侄儿却把轵县掾的头扭断了。后来，县掾的父亲杨季主也被人所杀。杨家上书武帝，上书人又被杀。武帝下令捕捉郭解，并要“穷治所犯”。办案人到轵，郭解的门客齐口称誉。有一儒生却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以称贤？”便被郭解的门客们杀死，凶手不知去向。办案人于是回报武帝，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虽然不知是谁杀了人，但他身为布衣任侠行权，以小冤小仇杀人，这罪更重于他亲自杀人，当属大逆不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郭解全家被诛。司马迁说：我看郭解这个人，貌不惊人，语不足采，然天下贤与不贤，知与不知，都倾慕他的名声，言侠者都称引郭解。俗话说，以貌荣名，貌有衰老之日，以誉荣名，岂有尽乎？

第十四章 汉武帝

汉武帝是两汉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多方面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他与秦始皇并举，称为“秦皇汉武”。

第一节 强干弱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

强干弱枝的思想

强干弱枝，是汉代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思想基础。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娄敬对高祖献策移民，正式提出强干弱枝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陈政事，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人。”这种“众建说”是在朝廷和诸侯王之间建立强干弱枝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文帝采纳了这个主张，但未能真正实行。景帝时推行的削藩策，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反映，但因操之过急，出了乱子。武帝时采纳主父偃的献策，制定推恩令，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思想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上的反映。

多种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主父偃的献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①以主父偃的分析，强干弱枝对保持朝廷统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推恩的办法是有关的皇族所愿意或乐意接受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推恩法不断加强了朝廷的统治，也不断削弱了地方的力量，这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加强朝廷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分别颁布并推行了盐铁官营、铸币和均输、平准的诏令。盐铁官营，即由朝廷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利，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经营管理，凡是私铸铁器或煮盐的都处以重刑，并没收其货物。铸币制度，即禁止私铸钱币，改由官铸，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负责铸造，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即五铢钱。均输、平准制度，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各以其土特产作为贡物，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由大司农设立平准官于京师，“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以平抑物价。这样，就把过去由富商大贾掌握物资、操纵物价的利权收归朝廷所有。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树立了儒学的统治权。他在太学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作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受到尊重。他的“天人感应”①《汉书·主父偃传》。

①《史记·平准书》。

说，成为神化皇权的理论依据，他的“三纲”说，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说法，成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以上各项体制的树立，使汉成为规模具备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它深远的影响。

对人才的重视对人主在政治上的成就，贤能的辅佐是决不可少的。刘邦深明这一点，他在称帝后，同群臣议论刘、项得失。他说他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能各用其材，因而获得胜利；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而灭亡。文帝也是个重视人才的人，他尊重细柳营的严肃军纪，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武帝继承先帝这个传统，在继位后，多次下诏求贤。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问答，已成为著名的政治文献。他读了司马相如的赋，极想见其人。他见汲黯，衣冠不整齐不见。主父偃、徐乐、严安被诏见，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①班固称赞说：“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蝉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蝉，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②这可见武帝时人才之盛，此后，虽有名臣，也非武帝时期之可比。

体制之建树，人才的登用，是治国的两件大事。武帝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他雄才大略的重要标志。

①《汉书·主父偃传》。

②《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第二节 汉和边疆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

武帝重视汉和边疆各地区间民族关系的发展，当武帝在位时期，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西域、西南夷闭塞的状态有了相对的改变。

汉和匈奴关系的变化汉对匈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武帝时，转被动为主动，巩固了汉在全国各民族中的优势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对策。大行令王恢主张“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强调“和亲”。在主战主和双方的争议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勉强从和亲之议①。然而，和亲之后，匈奴仍然大肆侵扰。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今山西朔县）聂一献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时机已到，决心抗击匈奴。王恢积极赞成聂一诱匈奴单于入塞聚而歼之的计策。武帝乃命韩安国、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等为将军，率领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因匈奴单于发觉而引兵去，落了个空。从此，和亲断绝。是后，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讨匈奴。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①。河西战役后，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通西域为了切断匈奴“右臂”，也为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始命张骞通西域。张骞行程万余里，历时十余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归来后以所了解情况报告朝廷。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时，汉已设置河西四郡，由内地至西域交通畅通无阻，顺利地到达西域，加强了天山南北各族与汉朝的联系，同乌孙建立起和亲关系；并派许多副使随同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从此以后，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开辟了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为了保障汉使以及商队往来的供应和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西汉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玉门（皆在今甘肃西北部）建立亭障。后来，把亭障延展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并在天山南路屯田。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兼护天山南北各国。从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之一部分。

①参考《汉书·韩安国传》。

①《汉书·匈奴传》上。

通西南夷武帝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和南越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汉武帝先后派兵平定了这些地区，并设置了郡县。

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在平定东南割据政权的同时，汉武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继归汉，于其地设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从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第三节 武帝晚年的社会变乱和朝政的相对变革

武帝在位时期，汉的强大是空前的。但在强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奢侈、腐化，潜伏着衰落的因素。

武帝的奢侈武帝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修宫室，凿池籞，先后修建了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杨宫、五柞宫等六宫。为了便于他巡游，各地尚建有行宫。园囿中兴修最早、规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为昆池。修筑这些宫室园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武帝巡游无度，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后，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和侍卫巡游全国各地，见诸于记载的巡游达二十余次之多，足迹遍于长江以北各郡县，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秦始皇。每次“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神怪，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之说，希望通过方士求得不死之药。他多次派人入海求仙，还想亲自入海求神仙，后被东方朔固谏乃止。

武帝这些活动，不仅靡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加之繁重的赋税、兵役和御役，造成了“民力屈，财用竭”的恶果。武帝末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广大农民穷困破产，无以为生，流亡农民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天下的动乱。

农民起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声势之大，要超过秦末农民起义初期时的情况其最著者，“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①。起义军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到处攻打城邑，夺取兵器，杀戮官吏，释放囚犯。汉武帝急忙派遣军队到各郡县镇压，对起义军大肆屠杀，甚至把供应过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一概处死；并作“沉命法”，规定：凡是发生起义的地区，如果郡县没有发觉，或是捕杀起义人民不够多的，有关的大小官吏都要处以死刑。尽管西汉朝廷用尽一切严刑酷法来镇压起义人民，并没有能把起义镇压下去。

轮台之诏和政治改革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汉武帝深感他的政策有改弦易辙的必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曾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①《汉书·酷吏·咸宣传》。

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①罢去了诸方士侯神人者。

同时，武帝又于是年下诏，“陈既往之悔”，罢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之戍。诏书中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②武帝下诏后，“由是不复出军”，减少了边事。他又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回了当时的局势，使汉未陷入秦末的厄运。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死，终年七十一岁，葬于陕西茂陵。

①《汉书·西域传》。

②《汉书·西域传》下。

第十五章 董仲舒 公孙弘

董仲舒、公孙弘，都是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所建立的新的儒学体系，对当时以及后世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董仲舒及其学说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死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或说景县）人。他少年时代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毋生。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与胡毋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因为他治学认真，所以在学术上造诣很高。《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五行志》也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在司马迁看来，自汉初到汉武帝，传《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中，水平最高的是董仲舒。班固则认为，董仲舒是西汉儒者的一代宗师。

汉武帝即位之后，举贤良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上书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才孝廉”。汉武帝对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十分满意，于是用他为江都（今扬州）相，辅佐易王刘非。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喜好武勇。而董仲舒能以礼义予以匡正，因此易王对他也很敬重。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治理封国用《春秋》灾异学说的观点，推衍阴阳的变化，例如求雨的方法是要闭塞阳气，而放纵阴气的发展；要使雨停止，其方法则相反。其实这只是一种迷信的仪式而已。

著书立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易王刘非上书汉武帝，愿意领兵出击匈奴。汉武帝不许可。因为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①。很可能因为此事，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

中大夫是“掌论议”之官，居于都城长安。在此期间，董仲舒因善为灾异之说，便在家里就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推说其意，写成《灾异之记》②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当时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并不知道它是老师所写，以为是很愚蠢之作。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下了大狱，继又下诏赦免其罪。因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董仲舒之所以被赦免，大约与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有关。在他复为中大夫以后，汉武帝又下诏书，要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①，即要吾丘寿王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①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

①《汉书·景十三王传》。

②《史记·儒林列传》。

①《汉书·吾丘寿王传》。

一文中有“江都相董仲舒”之语，可见此时董仲舒已由中大夫复为江都相。董仲舒为人廉洁直率。他治《春秋》公羊学，造诣很深，而丞相公孙弘在这方面远不如他。公孙弘此人对于和他有过矛盾冲突的人，虽然表面上与其亲善，而背地里却喜欢陷人于罪。他妒嫉董仲舒，盘算着找机会报复。他知道汉武帝的哥哥胶西王特别恣意放纵，便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任用为胶西王相。汉武帝便调董仲舒为胶西王相。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是个大儒，很有德行，因此也还能善意的对待他。但是董仲舒还是怕时间长了难免得罪，于是推病辞去胶西王相之职。董仲舒退居家中，始终不过问家里的产业情况，专心从事著书立说。

董仲舒在家居数年中，朝廷中如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而他的对答都能阐明纲纪法度。

董仲舒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些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最后因“年老，以寿终于家”。他的弟子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以百数，而他的子孙皆以有学问而做大官。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说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①。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②。而人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处于特殊地位，最为可贵。人与天是相合的，“天人一也”③。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能与天地偶合：成人有骨366节，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12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相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④，如此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为一”。

董仲舒还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他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⑤其实天本无目的可言，在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关系，而并不存在目的关系，天有目的之说，是董仲舒强加给自然界的。它便于统治者假借天的目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首先，他通过“天命”的桥梁服务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他认为，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①《春秋繁露·郊义》。

②《春秋繁露·阴阳义》。

③《春秋繁露·阴阳义》。

④《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⑤《春秋繁露·服制象》。

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①。董仲舒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他认为天的意志是“贵阳而贱阴”的，而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②，因此，天“任德不任刑”。他还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将五行伦理化。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③董仲舒还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④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⑤又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⑥这里所说的三纲，即《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即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不转化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形而上学的。那末，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①。可见“谴告”之说是对君权神授的一种变相解释。而“改制”之说则是保证新继位的君主执掌政权的一种形式。即新即位的统治者表示接受天命之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②。但是“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即“三纲五常”等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③董仲舒的“三统”说，是“改制”说的延伸。他认为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不已。每次朝代的更替都要按照“三统”说来“改正朔、易服色”。这样虽然不断在形式上发生变化，但实质上，即社会性质、生产方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神秘的认识论与性三品说董仲舒的认识论继承了孟子通过内省的途径，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视反听”④，“察身以知天”①，即由内省的①《春秋繁露·顺命》。

②《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③《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④《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⑤《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⑥《春秋繁露·服制象》。

①《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②《春秋繁露·楚庄王》。

③《春秋繁露·楚庄王》。

④《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②。在名实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要符合天意。他说：“名则圣人所发天意。”③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④名并非真实事物的反映，而是天意的反映。而且他还认为，“名”要符合“义”与“理”⑤。他强调的是“名”，而不是实。认识是以“名”为中心，他说：“欲审是非，莫如引名。”⑥“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可见董仲舒是用“名”去正“实”。显然“名”是第一性的，而实是第二性的。这是孔子唯心主义的“名实”论的发展。

董仲舒的认识论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⑦。因此，他的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其所以如此，这是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分不开的。

董仲舒的人性论，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⑧。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⑨，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⑩。他认为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①。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他认为，性好比田里的禾苗，善好比谷米。禾苗长大能结出谷米，而禾苗并不全都能长出谷米。善是从质朴的性中经过教育而成的，而性的质朴并非完全成为善②。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因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顺命”、“成性”、“防欲”的主张③。这种统治方术，继承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主张，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使之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评论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①《春秋繁露·郊祭》。

②《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③《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⑤《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⑥《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⑦《春秋繁露·祭义》。

⑧《春秋繁露·实性》。

⑨《春秋繁露·玉杯》。

⑩《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①《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③《汉书·董仲舒传》。

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他提倡的“谴告”说，也是借神权对君权的限制。他还提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④，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④《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 公孙弘

两次应征，两任博士

公孙弘（前202—前121），字季，西汉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年轻时，当过薛县狱吏，因事免职，家贫，在海上牧猪为生。到了四十余岁才发愤求学，学习《春秋》杂说。武帝初年，下举诏贤良文学之士。那时，他年已六十，菑川国推举他以贤良应征，被任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向皇帝报告出使情况时，奏事不合旨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于是，他又西去长安，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参加对策。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当时参加对策的儒士共有一百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第时，“弘第居下”，后来上奏皇帝，武帝把他的等第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阿顺君旨，位至卿相公孙弘从狱吏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故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此人“恢奇多闻”，有权术，善辩论，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武帝却以为“其行敦厚”，“上大悦之”。由于他深得武帝欢心，因而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他当了一年多博士，就超升为左内史，从比六百石升至二千石。

公孙弘升任左内史后，更加小心谨慎，“奏事不可，不肯庭辩”，恐怕当面辩论会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谏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时，往往先问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图，等到汲黯发言后，然后推衍其说，加以发挥，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对于他的意见“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他还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来取得信任。有时同公卿大臣事先约好在上奏时采取一致的意见；但到了皇帝面前，则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往往“倍（背）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当面指责他内怀奸诈，不讲信义。他辩解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深以为然，以弘忠于己，后来凡是有人揭发他的短处，武帝不仅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张欧官职，以公孙弘代之。他当左内史不过三年，又超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①本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平津侯公孙弘列传》和《汉书·公孙弘传》，凡引上述资料者，不另作注。当时，武帝命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又于东北的貊地区（今朝鲜东部）设置沧海郡，漠南战役后又于河南地筑朔方城，设立朔方郡。公孙弘数谏武帝，“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命朱买臣等人在设朔方郡、筑朔方城这个问题上发出十条策问诘难之。公孙弘在十条策问中未能解答出任何一条。乃认罪道：“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武帝许之。公孙弘平素才智过人，为什么在同朱买臣等辩论时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呢？正如韦昭所说：“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为不可，不敢逆上耳！”①意思是，以公孙弘的辩才，不是答不出来，只是不敢说，深怕违背武帝的旨意。

公孙弘虽为三公，但生活非常节俭，以为“人主病不能广大，人臣病不节俭”，常盖布被。汲黯对武帝说：“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以问弘。他承认汲黯所说属实。他说：“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武帝听后，“以为谦让”，更加信任他。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薛泽罢相后，武帝任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弘为丞相三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病卒，终年八十岁。

以儒术饰文法，适遇其时公孙弘出身贫贱，以对策称旨，武帝拔为举首，十年之间，位至卿相。

他之所以能出贱入贵，平步青云，由于当时武帝方标榜儒术，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弘既“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深合武帝旨意；又富于才智权术，善于揣摩武帝心意，精通做官诀窍，故能“日益亲贵”，始终得到武帝宠遇，终于相位，正如《汉书》传赞中所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他在当御史大夫和丞相的六年中，并无多大建树。

①《史记·公孙弘列传·集解》注。

第十六章 卫青 霍去病 李广

卫青、霍去病、李广，均以击匈奴有功为当时名将。而卫青、霍去病以椒房之亲特荷恩宠。

第一节 卫青以外戚入仕

卫青（？—前106），字仲卿，西汉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县人，本姓郑。他的生父郑季当过平阳县吏，因为办事经常出入平阳侯曹寿家。曹寿的妻子平阳公主（原封阳信公主，下嫁曹寿后改称平阳公主）是汉武帝之姊。郑季在平阳侯家办事时，与平阳公主侍婢卫氏私通，生卫青，因从其母冒姓卫氏。在此以前，卫氏尚生有子女数人，长子长君，长女君孺，次女少儿，三女子夫，子夫的弟弟步广。他们都是卫青的同母兄姊，也都冒姓卫氏。

卫青幼年时，曾经回到生父郑季家，从事牧羊。后来因不堪异母兄弟的歧视凌辱，又返回平阳侯家当家奴，年长，善骑射，为平阳侯府骑卒，常骑马扈从平阳公主出游。

卫青的同母姊卫子夫为平阳侯家讴者（歌女）。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出游霸上（长安东郊），还至平阳公主家。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讴者献歌，武帝唯独喜爱卫子夫，平阳公主“因奏子夫送入宫”①，给了武帝，年余，有身孕。武帝陈皇后母陶长公主（武帝之姑）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怀了孕，很妒忌，乃使人捕了卫青。当时卫青给事建章（宫名），未知名。幸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率领壮士数人把他抢救出来。武帝闻知其事，召见卫青及其亲属，厚加赏赐，以青为建章殿侍中。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后立为皇后），擢卫青为太中大夫。

善骑射，有将才卫青做了几年太中大夫，武帝察知其善骑射，有将才，乃改其文秩为武职，任之为将军，委以抗击匈奴的重任。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匈奴单于出兵侵扰上谷郡（今河北西北部），杀掠吏民。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出击，以公孙敖为骑将军，从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一带）出击，以太中大大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由云中郡（今内蒙河套地区东部）出击，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从雁门郡（今山西西北部）出击。结果，公孙敖、李广两军俱为匈奴所败，公孙贺军无所得，唯独卫青所率一军追击匈奴至龙城，“斩首虏数百”，以功赐爵关内侯。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天，匈奴骑兵二万入侵扰辽西郡（今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一带），杀辽西太守，虏掠二千人；又侵扰渔阳郡（今河北北部）、雁门郡。卫青奉命率骑兵三万人从雁门出击，击败匈奴，“斩首虏数千人”。第二年，匈奴又侵扰辽西、上谷、渔阳各郡。卫青率领所部从云中出击，又经云中郡至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伊克昭盟等地）之高阙向西扫荡追击，直至陇西郡（今甘肃西南部）。这次漠南之役，卫青所部汉军纵横数千里，击败匈奴，“捕首虏数千，畜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战后，封卫青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筑朔方城。

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①《汉书·外戚传》。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城。武帝决定大举反击，命车骑将军卫青率所部三万余骑从高阙出击；同时，以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各率所部从朔方出击，皆受卫青指挥。另外，又以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各率所部从右北平郡（今辽宁西北部、河北东北部）出击。以上各军共十余万人。这次战役大败匈奴部众，右贤王率领残部数百骑远遁，“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数十万以至百万）”。大军还至塞上，武帝“遣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后又加大司马之号。并封其子卫伉、卫不疑、卫登及其部将为侯。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天，大将军卫青奉命从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出击，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这年夏天，卫青又率六将军从定襄出击，“斩首虏万余人”。但苏建、赵信率所部三千余骑逢匈奴单于所部大军，接战一日，汉军寡不敌众，死伤殆尽。赵信降匈奴，唆单于远走漠北，俟汉军远征疲敝而击破之。单于听从他的计策，远走漠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单于远走漠北后，武帝作出决策，令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深入漠北，以步兵数十万人随其后，另有担任运输的军马数万匹，军容甚盛。命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分两路出击。又以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皆随从大将军出征。卫青率领所部出塞后，侦知单于所在，乃自率精兵出塞千余里，直抵漠北单于屯兵处，见单于正率所部结阵以待。于是，两军展开决战。卫青令汉军以兵车环结为营，而以精骑五千往袭单于营。傍晚，大风，飞沙走石，两军不相见，卫青乘势从左右两翼包围单于营。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估计不能取胜，遂乘六骑，“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黑，汉匈两军展开搏斗，杀伤大抵相当。卫青侦知单于逃走，发轻骑追之，自以大军随其后，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未擒到单于，直追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凡斩首虏万九千级”。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奔驰二千余里，越过大漠，大败匈奴左贤王部，斩获七万余人。合计卫霍两军斩获约九万，而汉军亦损失士卒数万、战马十一万匹。这次漠北之役，是抗击匈奴三大战役（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三大战役之后，匈奴主力被歼。从此，单于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漠北战役以后，西汉以战马损失过多，又以当时正从事于消灭东南、西南割据势力，不能兼顾，不久霍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匈奴也因疲敝而数使使于汉，“将辞甘言求请和亲”。汉匈之间暂时相安无事。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卫青病逝，谥长平烈侯，与平阳公主合葬①，起冢象庐山，以纪念其破匈奴之功。

卫青有三子，皆以卫青战功封侯。武帝末年，迷信巫蛊，怀疑有人诅咒他，派人搜捕巫蛊，公卿王侯因此被杀者甚多，卫皇后两女及卫伉皆被杀。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卫皇后和太子都因巫蛊受害，卫氏全家亦遭到灭①卫青尊贵之后，平阳公主改嫁于他，但早死，故卫青死后与其合葬。

族之祸。

仁善退谦卫青出身家奴，虽因其姊之故，得以出贱入贵，亦由其有将帅之才，所以能得到武帝的重用，能够建立战功，得到高官厚禄。他尊贵后，又能谦虚谨慎，宽厚待人，故司马迁称其“为人仁善退谦”；班固亦称“青仁，喜士，退让”，在作风上与他的外甥霍去病的恃贵而骄、不恤将士有所不同。史称：“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②这件事情说明：汲黯不以卫青地位尊贵而卑恭屈膝；卫青并不因此责怪汲黯，反而更加尊敬他，可谓谦恭待人、礼贤下士。

但卫青在谦虚谨慎中过于小心拘谨，“以和柔自媚于上”，一味顺承武帝旨意，不敢有所谏诤；他虽然“喜士”，也能“礼贤下士”，却不能招贤荐士，苏建劝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自魏其、武安①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也是如此。卫青、霍去病处于亲近的地位，深知武帝不满意诸侯王结交宾客，为了保全禄位，所以不敢招贤荐士。司马迁、班固认为为将之道不应如此，故在《史》、《汉》传赞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言及之。②《汉书·汲黯传》。

①指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

第二节 霍去病

年轻为将，号称冠军霍去病（前140—前117），系卫青姊卫少儿之子。他的生父霍仲孺，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当过平阳县小吏，因事常到平阳侯家，与其家侍婢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不久，霍仲孺还家娶妻，生子霍光，遂与少儿断绝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立为皇后，少儿更嫁为詹事陈掌妻，少儿姊君孺也更嫁太仆公孙贺。数年之间，卫氏家族由贫贱平步青云，富贵无比。去病亦以皇后姊子早贵，年十八，为侍中，出入宫禁，侍从武帝，深受信任。武帝以霍去病善于骑射，令其随卫青出征。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今内蒙河套东部一带）击匈奴，接受武帝诏令，任二十岁的去病为票（骠）姚校尉，以所部壮士为其部属。去病勇敢善战，率领所部轻骑兵八百人，驰驱数百里，奔袭敌营，予敌以重创，“斩捕首虏过当”，即斩获超过损失之数。论功行赏，武帝以去病为首功，封去病为冠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品秩与大将军相等。去病率领精骑万人，从陇西郡（今甘肃西部）出击，历经匈奴五王属地，转战六月，过焉支山千余里，俘获匈奴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捕斩“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下诏增封去病爵邑二千户。这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北部、宁夏南都一带）出击，去病率领所部深入敌境二千余里，越过居延，过小月氏，直抵祁连山（在今酒泉、玉门以南的甘青边境），大败匈奴军，捕获单桓王、酋涂王，匈奴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匈奴军被歼灭十分之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西战役。战后论功行赏，武帝增封去病爵邑五千户，并封其有功的部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

这年秋天，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武帝命令骠骑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骠骑将军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骠骑乃弛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在这次迎接匈奴浑邪王归降中，霍去病又立大功。武帝下诏表彰去病功绩，又增封其爵邑一千七百户。由此，“去病日以尊贵，比大将军矣”。不久，汉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天，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各率五万骑兵出塞，“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原先决定去病从定襄出击，与匈奴单于相当；后由俘虏口供获悉单于往东的消息，乃变更计划，令去病率领所部东出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在北平郡（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卫青率领所部从定襄北上后，方侦知匈奴俘虏所供情报不确，单于仍留在定襄以北地区，并未东去，于是，卫青立即度过大漠直追单于大军，与之展开激战。由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②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和《汉书·霍去病传》。北度大漠，奔袭二千余里，与匈奴左方（即东方）兵接战，大获全胜，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①，禅于姑衍，登临翰海②，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约歼灭匈奴左方兵十之二三。此战，史称漠北战役。汉武帝以为这次战役中霍去病所部斩获甚多，厚加赏赐，增封去病爵邑五千八百户，并下诏予以表彰。又封其部将路博德为邳离侯，卫山为义阳侯，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后二人为匈奴降将），李敢为关内侯。卫青因斩获不多，未蒙赏赐，其部将亦未有封侯者。又增设大司马一人，由霍去病充任，令其品秩俸禄与大将军相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

壮年逝世，战功卓著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病逝，年方三十三岁。武帝非常哀悼，下葬之日，令由匈奴归降将士组成的属国军穿着黑甲送葬，自长安至茂陵（在长安以西，今陕西兴平县东），络绎不绝。为他建造了一座巍峨的坟墓，以纪念他在抗击匈奴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谥号景桓侯。

去病死后，由其子霍嬗袭冠军侯爵位。嬗后来随从武帝到泰山封禅时夭亡。去病有两孙霍云、霍山。昭帝时，云官居中郎将之职，山为奉车都尉。霍光临终，愿将国邑三千户分封霍山，汉宣帝乃封山为乐平侯；不久，又封霍云为冠阳侯。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云、霍山与霍光之子霍禹皆以谋反被处死，自霍去病、霍光以来显赫一时的霍氏家族终遭灭族之祸。霍去病在抗击匈奴战争中，战功卓著。“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皆以将军（按：另两出为校尉，从卫青出征），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歼敌之众，辟地之广，在同时诸将中可谓首屈一指。武帝封他为冠军侯，就是表彰其勇冠三军之意。他“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作战之先，“所将常选”，“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这说明去病所部，是得到特殊照顾优先挑选的。临战时，他身先士卒，“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亦敢深入”。武帝常欲教之孙武兵法。他答道：“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说明他很注意在实战中运用战略战术。武帝为他修建了宅第。但是，由于他少年得志，生活优越，养成骄奢的习气，身为大将，却对部下将士漠不关心，不了解他们的疾苦。据史籍记载，他奉命出征时，武帝常调拨给他数十辆车的食物作为犒劳，但他却留着自己使用，宁肯腐烂掉，也不分给将士，“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他远征塞外，粮食供应困难，士卒愁苦，他却在踢球作乐，不去抚慰。其恃贵而骄，不恤士卒，“事多类此”。《史记》、《汉书》以此来说明他的特殊作风。对于一个统率大军的将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①狼居胥山，当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

②翰海，即今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

第三节 李广

年少从戎，屡任边将

李广（？—前119），西汉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通渭县东）人，秦始皇时大将李信之后。他的先世原居长安附近之槐里，后来迁徙成纪，世代为将，以善骑射著名当世。他和卫青、霍去病同是西汉的名将。

李广“结发从戎”，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击匈奴侵扰势力的战争。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骑兵十四万人大举南侵，攻朝那、萧关（朝那县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萧关在朝那县境），前锋直抵离长安不远的雍县、甘泉（甘泉宫）。文帝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李广以良家于弟从军。他善于骑射，奋勇杀敌，擢升为中郎，不久，升迁为武骑常侍，常随从文帝射猎。文帝见李广格杀猛兽，勇力过人，深为叹赏，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当高皇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景帝即位之初，李广任北地郡都尉，不久，调回京师，任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广任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与叛军激战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城下，夺得敌军军旗，威名大震，由此知名当世，梁孝王刘武以将军印赐之。战后论功行赏，朝廷以广身为汉将，不应接受藩王官印，故未加赏赐，徙为上谷郡（在今河北北部）太守。典属国公孙昆邪谏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广为离京师不远的上郡（今陕北一带）太守。不久，又转任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各边郡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景帝末年，李广又任上郡太守。景帝派中贵人（宫内贵官）到上郡视察李广所部的作战演习。中贵人率领骑兵数十人先行，忽遇三个匈奴人，双方交战，中贵人被射伤，随从骑兵亦多被射杀，中贵人逃回李广营中告知其事。李广认为这是三个射雕的匈奴人，乃率领骑兵一百人前去追赶，射死二人，生擒一人。正返回时，忽然望见前方有匈奴骑兵数千人挡住去路。李广的部下以敌我势力相差悬殊，惊恐异常，慌忙上马，欲疾驰回营。李广说：“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因令兵士继续前进，进至距匈奴军营二里之处，“下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见之，以为诱兵之计，恐中埋伏，果然不敢出击，夜半解围而去。

号为“汉飞将军”

武帝即位后，“以为广名将也”，从上郡太守调入为掌管宫门屯兵的卫尉。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纳王恢之计，引诱匈奴单于入塞，然后伏兵袭击之。李广奉命为骁骑将军，与护军将军韩安国等率兵十余万埋伏马邑（今山西朔县）山谷中，后来单于发觉中计，急忙出塞，广等无功而还。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侵扰上谷，杀掠吏民，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率骑兵万人反击匈奴。李广奉命率领所部从雁门出击，遭遇匈奴大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

兵败被虏。匈奴单于知道李广贤能，命令把李广押去见他。匈奴士兵因李广受伤，在两马之间套上绳索，令其卧在绳索上。走了十余里，李广装着伤重昏厥过去，察觉道旁有一骑骏马的匈奴小儿，趁其不防，腾身上马，推儿下地，取其弓箭，鞭马疾驰，南行数十里，遇见所部残军，率之入塞。匈奴遣数百骑追之，被李广射杀殆尽。回到长安，朝廷以广兵败被虏，士卒伤亡大半，论罪当斩，赎为庶人。广罢职居家时，常到蓝田（今属陕西）南山射猎，夜半归家，行经霸陵（在长安东郊，今西安市东），霸陵县尉责以不当夜行，把他拘留于霸陵亭下，广恨之。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侵扰辽西郡，杀辽西太守，击败韩安国所部汉军，于是，武帝起用李广为北平郡太守。临行，请调霸陵尉同去，“至军而斩之”，上书谢罪。武帝下诏表示不加追究，并勉其率军御寇，以安边陲。广守右北平数年，匈奴畏之，不敢寇边，号之为“汉飞将军”。不久，郎中令石建病死，武帝召李广回朝，命其为郎中令。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匈奴。武帝以李广为后将军，与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中将军公孙敖、强弩将军李沮等随同大将军出征，“诸将多以军功封侯”，而李广无功，不得封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大举击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从陇西出击，郎中令李广、博望侯张骞从右北平出击，结果，西线大获全胜而东线失利。东线兵力比较单薄，由李广率四千骑为前锋，张骞率万余骑随其后。广军行数百里，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围广，广所部兵士以敌我相差悬殊，非常惊恐。为稳定军心，李广命其子李敢率数十骑驰往敌营附近观察动静。李敢回报说：“胡虏易与耳。”于是，军心乃安，从容不迫地摆出环形阵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不久，匈奴发动猛攻，矢下如雨，汉军伤亡过半，弓矢也快用完了。李广乃令将士矢无虚发。他连发数弩射死匈奴裨将数人，匈奴军队暂时向后退却。到了晚间，将士畏惧匈奴军队乘夜偷袭，惶恐不安，“而广意气自如”，“军中服其勇”。次日，正当与匈奴力战之际，张骞所率大军前来接应，匈奴军乃解围而去。在这次战役中，张骞以行军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李广虽然以少敌多，但按照汉法，以李广所部伤亡大致与杀伤敌军相当，功过相抵，未能得到赏赐。

“数奇”而遭不公平“待遇”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大军北伐匈奴。李广多次要求参战，武帝以为他年老，弗许，考虑良久，才命其为前将军，隶属大将军卫青。卫青侦知单于所在之地，自率精兵前往，准备与单于统率的大军接战，而令李广与赵食其所部并为一军，从东道出击。东道不仅绕道，路程较远；而且所经地区水草缺少，行军困难。李广对卫青说：“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卫青因暗中受到武帝告诫，以为“李广数奇（命运乖舛），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同时，卫青好友公孙敖因不久前战败失去侯位，亦愿让他共击匈奴单于，给予立功的机会，因而不用李广为前锋，徙其出东道。广知之，深感不平，向卫青固辞前往东道，卫青不允，李广含怒，不告而别，不得已仍与赵食其俱出东道。由于没有找到向导，迷失道路，未能度过漠北，与匈奴接战。卫青率大军与单于接战后南返，乃与李、赵两将军会合，因遣长史责问其失道情况，并令到大将军幕府对簿。李广对其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乃以佩刀自刭而死。他的死，引起了兵士们和百姓们的深切哀悼。李广出身行伍，以战功位至二千石，两为九卿（卫尉、郎中令），七任边郡太守，历仕文、景、武三朝，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以善骑射、有勇略、能力战著名当世。特别是他的廉洁奉公、与士卒共甘苦这种为国忘身的优良作风和爱国精神，更是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史称：李广为人廉洁，“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所以他死时，“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素相识与不相识），无老壮皆为垂涕”。

司马迁叹道：“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这是对李广质朴诚信作风无限的怀念，也是对他遭受不公平待遇以至自到深切的同情。后人所谓“李广无功缘数奇”①，实在是莫大的误会，远不如司马迁了解李广及其遭遇之深。

汉武帝拘泥于汉法，对李广赏赐过薄，不予封侯，位不过九卿。李广曾发过牢骚：“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弦外之音，他本人不负于世，而武帝却亏待了他。武帝妄称李广“数奇”，而偏爱卫青、霍去病，显然是不公平的。

李广死后，其子李敢、其孙李陵皆以勇略而参与对匈奴的战争。李敢在漠北战役中，随从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力战，夺得左贤王军旗，以功封关内侯，代其父李广为郎中令。敢怨大将军卫青刁难其父，令其饮恨而死，乃击伤之。骠骑将军霍去病怨敢击伤其舅卫青而射杀之。李陵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深入匈奴境内作战，因寡不敌众，又被切断粮道，遂投降匈奴。这是李氏的悲剧。

①王维：《老将行》。

第十七章 张骞 苏武

张骞通西域，苏武使匈奴，均以对外特殊表现为汉名臣。

第一节 张骞通西域

匈奴、大月氏和西域诸国

张骞（？—前114），西汉汉中郡城固县（今陕西成固县东）人。武帝建元年间，骞为郎官。当时汉武帝正准备反击匈奴，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域有大月氏国，与匈奴为敌。大月氏与乌孙原居河西地区的敦煌、祁连间。后来匈奴攻破大月氏，杀大月氏王，以其头为盛酒的饮器，月氏人被迫西迁，迁徙到西域的伊犁河流域（今新疆西北部）。匈奴又指使乌孙远攻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迁徙到妫水（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因而与匈奴积怨甚深；但却无人援助，与之共击匈奴。汉武帝听说这个消息，为了截断匈奴的右臂（西域在匈奴之右），必须联络西域诸国，特别是联络大月氏，利用它同匈奴之间的矛盾，与之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下令招募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使臣，张骞便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西域。汉代的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今玉门关、阳关（皆在今甘肃西北部）以西，经过天山南北，越过葱岭，直至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这一地区，小国林立，号称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是从汉朝通向葱岭以西诸国的交通孔道。当时通往岭西诸国的道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诸国有鄯善、婼羌、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拘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等国，皆在今昆仑山以北、塔里木河以南，由莎车（今新疆莎车）向西越过葱岭，通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诸国，由此向南，可通身毒（今印度半岛）。北道诸国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犛、焉耆、尉犁、危须、山国等国，皆在今天山以南、塔里木河以北，由疏勒（今新疆喀什）西越葱岭，通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康居（今中亚阿姆以东、巴尔喀什湖以西之地）、奄蔡（约在今咸海、里海一带）诸国。南北道诸国，皆在今新疆天山南路，居民大多数从事农业，也有畜牧业。天山以北，有姑师（后分为车师前国、后国），且弥东、西国，卑陆前、后国，蒲类前、后国等国。这些地方的居民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姑师一带农业比较发达。西域三十六国人口稀少，最大的龟兹，有八万多居民，最少的只有数百人，除王以外，还设有辅国侯、左右将、骑君、都尉、译长等官职。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三十六国受匈奴的役属，由匈奴西边的日逐王派遣僮仆都尉进行统治，经常率领数千骑兵巡逻各地，并征收繁重的赋税。

在西域三十六国以北，今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有乌孙族。乌孙人原居河西地区，后来乌孙人在匈奴指使下远攻已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乌孙人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下来。乌孙有人口六十余万，骑兵十八万多人，过着游牧生活，国王号称昆弥，下设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夫、大吏、舍中大夫、骑君等官吏治理政事。乌孙原来役属于匈奴，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反抗匈奴的控制；同时，天山南北三十六国不堪匈奴繁重的赋税，也渴望脱离匈奴的羁绊。

张骞出使西域①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张骞传》。

正在西域各国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张骞来到了西域。建元三年，张骞应募出使之后，偕同堂邑氏家的家奴甘父以及随从百余人一起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郡进入匈奴境内，被匈奴捕获，送到单于驻跸的地方。单于下令把张骞扣留起来。经过十余年之久，张骞已在匈奴娶妻生子；但他仍然手持汉节，不忘记他的使命。甘父原本是匈奴人，善于骑射，穷困时，依靠他射猎鸟兽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后来他们设法逃出匈奴，向西走了几十天，经过姑师（今新疆土鲁番一带）、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等地，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的富强，渴望同汉朝通使往来，见张骞到来，非常欢迎；并问他们的去向。张骞说明自己是出使月氏的汉朝使臣，经过匈奴被拘留了十余年，现在逃出匈奴来到大宛，请求派人送到月氏，将来返回汉朝，定当厚报。大宛王深以为然，派遣向导和翻译把张骞送到康居，又由康居送到大月氏。张骞劝说大月氏东归河西地区，与汉夹击匈奴。那时，大月氏打败大夏，占领了肥沃的妫河流域，“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不愿东归。张骞居住大月氏很久，始终得不着要领，只好动身返回长安，从大月氏经南道的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东归。行经匈奴时，又被俘获，拘留了一年多，适逢单于死后匈奴发生内乱，才又同堂邑父（甘父）携带在匈奴的妻子逃出匈奴，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从出使到返回前后达十三年之久，初行时百余人，生还的仅他和堂邑父而已。汉武帝深为嘉奖，拜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知道了许多有关西域地区的山川、地形、物产、人口、风俗等情况，回到长安后报告汉武帝，增进了汉朝对西域情况的了解。

经营南线的建议张骞在出使西域路经大夏时，曾经见到了蜀郡出产的蜀布和竹杖。据大夏商人说，是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买来的。大夏位于汉的西南，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想必离蜀郡不远。从汉地经过匈奴或羌地到西域去，道远而又艰险，又可能被匈奴捕获，莫如从蜀地经过“西南夷”地区，穿过身毒到西域去，路程既近，又无被匈奴截获的危险。他向武帝陈说通西域之利，以为：葱岭以西的大夏、安息诸国都是大国，出产奇珍异物，当地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大同小异，但其兵力较弱；大宛以北的大月氏、康居等国虽然兵力较强，也都“贵汉财物”，如能赠以财物，令其入朝，这样，不用动用兵力，就可使其归服，“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武帝听后，“欣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蜀郡、犍为郡（今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派遣使者，从冉駹（今四川西北部茂汶一带）、筰都（今四川西部汉源一带）、邛都（今四川西昌一带）、僰道（今四川宜宾附近）四条路线出发，各行一二千里，结果没有找到通身毒之路；后来又听说西南有滇越（今云南昆明一带）可通身毒，乃派使者至滇。武帝原来就有意“通西南夷”，以费用颇大，宣告中止。这时听张骞说可从西南通西域的建议后，又重新继续经营西南。后来虽然始终未能找到从西南通西域的道路，但却起了加强经营西南地区的作用，在那里设置了许多郡县。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武帝以张骞曾经留居匈奴十余年，熟悉当地情况，令其为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由于张骞熟悉地形，了解沙漠地区的水草地，使得汉军饮水“不乏”。大军凯旋之后，论功行赏，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以张骞为卫尉，令其与李广从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击匈奴。李广率四千余骑为先锋，张骞率万余骑殿后。由于张骞所部行军迟缓，未能按预定日期到达，以致李广所部被匈奴大军包围，伤亡较重。张骞以后期贻误戎机论罪当斩，允其赎罪，免官为民。这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地区归属汉朝，于是，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遂畅通无阻。

第二次通西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又向武帝提出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东归河西地区共击匈奴的建议，说：乌孙原处于祁连山、敦煌之间，乌孙王昆莫本来臣属于匈奴，后来兵力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双方发生摩擦，乌孙远徙。如今匈奴单于困于汉，而河西地区空无人，蛮夷俗尚故地，又贪财物。如果现在厚币赂乌孙，招以东居其故地，与汉结为兄弟，就可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领随从三百人，每人给马二匹；并携带牛羊万头和价值数千万的金帛；另有持节副使多人，如道路方便，即派遣其到其他诸国通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没有受到匈奴阻拦，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到了乌孙后，张骞说明来意。乌孙自以距匈奴近，大臣皆畏匈奴；距汉远，又未知其大小，不愿东归。张骞留乌孙久之，不得要领，因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其他诸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时，乌孙派使臣携带礼物随同前来，窥视汉朝情况，看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势富强，回报乌孙王，遂与汉朝和亲。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经过六年之久，虽未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却加强了汉朝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回长安后，被拜为大行，掌管各族事务。过了一年多，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病卒。他死后一年多，所遣副使也分别回到长安，各国使臣也随同前来，纷纷与汉朝建立联系，“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促进中西的交流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日趋密切，使节往来日益频繁。张骞虽已病逝，但是他的声名卓著，“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自张骞以通西域致身显贵，著名中外，“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为备众遣之。..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指罗马帝国之亚非部分）、条支（约在今伊拉克东南部）、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返）”。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以及从西域到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十九年之久，行程数万里，途中历尽艰辛；但他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从此以后，西域天山南北各国相继归汉，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亦由此开辟，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苏武

奉使匈奴

苏武（？—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他的父亲苏建在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以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平陵侯，曾率领兵士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南），后来升任卫尉之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苏建以卫尉为游击将军随从卫青出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地区）击匈奴，斩获颇多。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六将军从定襄郡（今内蒙河套以东地区）出击，苏建任右将军，会同前将军赵信率三千余骑北上，与匈奴单于所率数万大军遭遇，激战一昼夜，部下伤亡殆尽，赵信降匈奴，苏建脱身归，以失军罪论斩，允许缴纳赎金，免官为民。苏建晚年被起用为代郡太守，终于任所。苏建有三子，以次子苏武最为知名。

苏武少年时，因其父为九卿，按照汉朝任子制的规定，他与他的兄弟们同任郎官之职。不久，升任厩中厩监。

当时汉匈战争频繁，但双方仍通使往来不绝，观察对方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匈奴先后留汉使路充国等十余人，不遣送回国；汉朝也是采取同样办法，所留匈奴使节大致与匈奴所留汉使数字相当。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新立，畏惧汉朝兴兵北伐，“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以其态度恭顺，派苏武为中郎将，命其持节护送过去所留匈奴使者归国，并以礼物厚赠与单于，以为答谢。苏武与副使张胜（时为副中郎将）偕同随员常惠等以及卫士百余人来到匈奴，完成使命。

杖节不亏单于准备派人护送苏武等回国，忽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原来在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汉浚稽将军、浞野侯赵破奴兵败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汉官虞常和匈奴降将缑王（河西战役中随同浑邪王降汉）等。苏武等到匈奴后，缑王与虞常合谋正准备劫持单于之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与张胜相知，乃以其密谋告知张胜，张胜表示支持。后来密谋泄漏，缑王等被杀，虞常被擒，供出张胜参预密谋。单于怒，欲尽杀汉使，后来听从臣下意见，命降臣卫律胁迫苏武等投降。苏武觉得屈节辱命，无颜归汉，乃引佩刀自刺。卫律大惊，急忙抱持已受重伤的苏武，召来医生治疗，“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苏武复苏后，常惠等把他抬回营中，“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

苏武痊愈后，单于又派卫律前去劝降。卫律当苏武、张胜之面将虞常斩首，然后举剑击张胜，张胜请降；又举剑欲击苏武，“武不动”。卫律以威胁无效，又以利诱。他对苏武说：“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苏武痛斥卫律说：“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知苏武终不肯降，乃报告单于。单①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苏武传》。

于更想要他投降，将他幽禁在装粮食的空窖中，不给饮食，想迫使他投降，适逢天降雨雪，苏武饥则吞毡，渴则饮雪，数日不死。匈奴人叹为神奇，乃把他迁徙到北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上，使其牧羝羊（公羊），告诉他说：等候羝羊产乳才放他回去。苏武到北海后，无人送食，以挖掘野鼠所藏的草实作为食物，经常手持汉节牧羊；过了几年，节上旄毛脱落殆尽。

苏武在汉时，与李陵同为侍中，平素交情颇深。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他深知苏武为人，不敢见苏武。后来单于派了李陵前去北海劝降。李陵到了海上，置酒设乐，与苏武欢饮数日，乘间劝苏武说：“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又说，你的兄弟，听说皆坐事自杀；我来时太夫人（指苏武母）已不幸；你的妻子已改嫁了；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李陵劝说数日，苏武始终没有动摇。他告诉李陵，如欲逼降，愿“效死于前”。李陵见其至诚，深深叹息：“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告别苏武而去。

完节归汉昭帝即位后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朝因遣使寻求苏武、常惠等，匈奴诈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再次来到匈奴，常惠说通看守他的人，夜间往见汉使，告以苏武未死；并教使者对匈奴单于这样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获得一只雁，雁足上系有帛书，书上写明苏武现在某地大泽中。使者见到单于后，按照常惠所教的那一番话，责备单于不诚实。单于大为吃惊，只得承认“武等实在”。随即召见苏武及其部属常惠等人，允其归汉。除去投降匈奴和已经死去者外，随同苏武回国的仅有常惠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苏武一行到达阔别多年的长安。昭帝下诏令武等拜谒武帝陵园，任命武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随武出使的常惠、徐圣、赵终根等三人，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告老还乡，赐每人钱十万，终身免除赋役。“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西汉一代奉使不辱使命者，以苏武、张骞为最著。

苏武归国的第二年，即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父子、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昭帝兄燕王旦、昭帝姊鄂邑长公主等阴谋发动政变，废昭帝，黜霍光，立燕王为帝。政变失败后，苏武之子苏元因参预上官安密谋被处死；同时，武又与上官桀、桑弘羊友善；燕王旦又曾上书为苏武回国赏赐太薄鸣过不平，廷尉奏请逮捕苏武，霍光以武有重名，且未参预政变，不加追究，仅罢免他的官职而已。昭帝死后，“武以故二千石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卫将军张安世荐其“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起用他为典属国，“甚优宠之”。朝廷大臣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平恩侯许广汉等“皆敬重武”。宣帝悯武年老，其子苏元前被处死，无人侍奉，询问苏武在匈奴时有无子女。苏武报告，在匈奴时曾与当地妇人通婚，生子名通国，因奏请宣帝准其用金帛赎回，随从汉使归国，立为后嗣。宣帝许之。后来通国随汉使回长安，任为郎官。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苏武病故，终年八十余岁。

名垂青史苏武为人廉洁，所得赏赐皆施与亲友中贫困的人，死后，“家不余财”。宣帝甘露年间，“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苏武归汉时，李陵为之饯别，曾说：“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番话确非虚誉之辞。直到唐朝，各地尚有苏武庙，受到后人的瞻仰凭吊。如唐末著名诗人温庭筠《苏武庙》诗云：“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庙两茫然。云边雁断胡边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这首诗表达了后人对他高风亮节的无限崇敬；同时对于汉朝赏功太薄也不无遗憾。

第十八章 桑弘羊 孔仅 东郭咸阳

桑弘羊是武帝时期的理财名臣。孔仅、东郭咸阳在武帝时期的盐铁经营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①本章主要取材于《史记·平准书》及《汉书·武帝纪》、《食货志》等，还参考了《盐铁论》。

第一节 桑弘羊的时代背景及其政治经济思想

桑弘羊的时代背景

桑弘羊（前152—前80），西汉洛阳（在今洛阳东北）人。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弄得“财赂衰耗而不赡”，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府库并虚”，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剥，日趋穷困，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这种民穷财尽的困难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垂成的功业隳于一旦，还有可能使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危及西汉封建统治。

此时，豪商大贾们却“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生产部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皇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面对此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起，开始重用“兴利之臣”，选用善于理财的人，任命他们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桑弘羊。

桑弘羊出身于洛阳商人。洛阳处于汉朝中心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发展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受家庭经商的影响，所以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工商业业务，学到工商业知识，据说他能“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武帝刚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141年），他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那时，他才十三岁。侍中地位亲近，“得入禁中”，经常接近天子，参预议论朝政。其中有不少人如卫青、霍光，得到皇帝赏识，升迁至高位。担任此职的，多系显官、贵戚以及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桑弘羊以商人子弟得膺此职，而历仕达二十余年之久，说明汉武帝对他特别重视。

桑弘羊的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是具有法家思想的理财家。他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主张设法奸禁。他以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惧），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①所以必须严刑峻法。“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②他认为汉武帝任用酷吏杜周、王温舒等以严刑峻法为治，是必要的。他说：“杜大夫（杜周）、王中尉（王温舒）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③他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推崇备至，说：“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④①《盐铁论·刑德》。

②《盐铁论·刑德》。

③《盐铁论·大论》。

④《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虽然推崇法治，但也常称引儒书，饰以儒术。他认为“仁”与“刑”并非对立，而是交互为用，“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⑤。他用四时的代谢说明“仁”“刑”二者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颇有汉武帝杂霸王之道的气味。

桑弘羊还具有兴功利的思想。商鞅主张教耕战，实行重本（农）抑末（商）的政策。商鞅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⑥桑弘羊则肯定商业活动，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经商致富的子贡、陶朱公、白圭、猗顿都是非常赞扬的⑦，特别是他对法家先驱人物管仲重视发展工商业更是颂扬备至。他说：“《管子》云：‘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⑧又说：“《管子》曰：‘..无末利则本业何出？’”①桑弘羊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本末并重，“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②他还认为：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营工商业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并列举当时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宛等“富冠海内”的名都，以说明之③。桑弘羊这种重视工商业发展的主张，就是他所说的“开本末之途”中的“开末”。

但是，桑弘羊所要开的末，并非豪商大贾所经营的工商业，而是指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他认为，封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部门必须由封建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对于阻挠封建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豪商大贾必须予以打击。他斥责豪商大贾为“不轨之民”，“困挠公利，而欲擅山海”。

第二节 桑弘羊的理财活动

桑弘羊正式主持财政经济改革是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开始的。这年，武帝采纳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三人中，桑弘羊最受信任。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④“领大农”，代行大农令事，“尽管天下盐铁”。从此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完全由桑弘羊负责主持。

桑弘羊与孔仅、东郭咸阳先后在财政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算缗、告缗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具体筹划下，西汉朝廷于元狩四⑤《盐铁论·论灾》。

⑥《史记·商君列传》。

⑦《盐铁论·贫富》。

⑧《盐铁论·本议》。

①《盐铁论·通有》。

②《盐铁论·本议》。

③《盐铁论·通有》。

④治粟都尉：当为搜粟都尉，为大农令下属官。

年（公元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于是，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①。这时，桑弘羊正“以计算用事侍中”，算缗、告缗这项政策与其不无关系。算缗、告缗令的内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末作（工商业主）、贳贷（高利贷者）、买居邑稽诸物（囤积居奇者）及商以取利者（一般商人），虽无市籍（不论有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每家估计财产多少呈报政府），率缗（“丝也，以贯钱”）钱二千而一算（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诸作有租及铸（一般小工业者），率缗钱四千一算（四千钱抽税一百二十钱）；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除了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外），轺者以一算（一般人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百二十钱），商贾人轺车二算（商人加倍，每辆轺车抽税二百四十钱），船五丈以上一算（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税一百二十钱）；匿不自占（隐瞒不报），占不悉（呈报不实），戍边一岁（罚戍边一年），没入缗钱（没收财产），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赏给揭发者以没收财产之半）；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以便民，敢犯令，没入田僮（违令者，没收其田宅奴婢）。”由上可见，算缗、告缗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拥有大量资财、广占田宅奴婢的豪商大贾，这就是张汤所说的“锄豪强并兼之家”。

算缗令颁布之后，豪商大贾们强烈反对，“富豪皆争匿财”，对这项政令采取了抵制态度；只有以经营牧羊业起家的洛阳人卜式“愿输家之半”献与政府作充实边防之用。武帝以卜式为表现好的榜样，加以表扬和奖励，“以风百姓（商贾）”，然而“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能分财助县官”。武帝乃采用告缗手段。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武帝派遣杨可主持告缗事；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重申告缗令。这时，任大农中丞的桑弘羊想是卖了力的。在告缗令贯彻实行之后，“中家（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遇告”，由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御史中丞杜周负责审理全国告缗案件。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实行算缗、告缗的结果：“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豪商大贾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西汉朝廷由此获得了一笔巨款收入。

盐铁官营汉初以来“开山海之禁”，听任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冶铁煮盐，积蓄雄厚的经济力量，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于西汉皇朝都是十分不利的。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御史大夫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提出了“笼天下盐铁”的建议。武帝当即采纳，任用熟悉盐铁业务的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主管全国盐铁事务。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孔仅、东郭咸阳提出了实行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规定：食盐的生产“募民自给费，因官器①《史记·酷吏·张汤列传》。

作煮盐，官与牢盆（煮盐工具）”。这就是说，招募盐户煮盐，费用自理，由官府供给煮盐用盆；煮成后，由官府按所值给价。至于铁器的生产，则规定在产铁地区设立铁官，就地冶铸；不产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利用收集废铁冶铸。食盐和铁器一律由官府统一销售，禁止私卖私铸，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用六斤重的铁镣锁在左脚上代替刖刑），没入其器物（没收私营者的生产用具和生产品）。”方案制定后，孔仅、东郭咸阳在实施过程中以权谋私利而被罢官。于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被任为搜粟都尉代领大农令事，直接管理盐铁。

桑弘羊到任后，立即派人到各郡国进行整理，清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在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经过整顿，盐铁的产量和销售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其法类似盐铁官营，由私家作坊酿造，由官府统一销售。实行之后，也起了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

改革币制汉初以来，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私铸之风盛行。其结果，造成币制紊乱，铜钱大小轻重不一，劣币充斥市场。到了武帝时代，铜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一些诸侯王和豪商大贾、豪强地主乘机利用财势操纵铸币大权，积蓄经济力量。文帝时，著名政论家贾谊曾建议禁止私铸，未蒙采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筹划下，为了“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西汉朝廷开始改革币制，发行新币。所发行的新币，一种是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规定诸侯王觐见天子时必须用它作为献礼，实际上是强迫诸侯王捐献；另一种用银和锡的合金铸成的白金币，大者值三千钱，中者值五百钱，小者值二百钱；还新铸三铢钱，以代替过去的半两钱。规定：凡是私铸金钱者都处以死刑。但是，由于白金币比值太高，私铸者甚多；三铢钱虽发行，而旧钱未收回，币制仍然很紊乱。后来又废白金，改铸赤仄钱。不久又因赤仄钱轻而贱，人民不愿使用，宣布作废。虽有禁铸规定，由于盗铸犯法的人多达数十万人，诛不胜诛，也无法实行。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采取废除一切旧钱，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彻底进行整顿：“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①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三官钱，亦称上林钱，后世称为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金钱的流弊，结束了汉初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

均输、平准①上林三官，系掌管上林苑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属水衡都尉。

为了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借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桑弘羊主管全国财政的时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均输和平准。均输的设置，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时，先在一些地区试行。由于行之有效，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中枢设立均输令，属于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据《史记·平准书·集解》：均输，“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这就是说，令各郡国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市价，缴纳当地出产的土特产，由各地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其中一部分是由政府工官所制的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过去各地缴纳贡赋都是自备车辆或是雇商人的车辆运往京师，往往运费高于所运物资的价格；而且由于各种物资都集中京师，供过于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该项物资，却是供不应求，商人乘机牟取暴利。设置均输以后，既减少了人民远道贡赋的负担，以免商人从中渔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后来又令远方各郡县“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作为贡赋，由官府就地出卖，既免运输之劳，又可调剂当地物价。

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特别是元鼎二年开始试行均输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均输官争购物资，富商大贾更是乘机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政府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元封元年（前110年），为了平抑物价，桑弘羊建议“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这就是说，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和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由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以稳定物价。

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打击了富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活动，有利于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也开辟了财源，为西汉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实行均输、平准之后，朝廷仓库储存的粟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郡）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赏赐桑弘羊黄金二百斤，赐爵左庶长。除此，还采取过“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的政策。实行告缗之后，西汉朝廷以所没收的商贾田地假与关东地区受水旱之灾而四处流亡的流民从事耕种；还把朝廷掌握的一部分园池苑囿租与贫民，解决了一部分流民和贫民的耕地问题。还招募各地流民、贫民迁往西北沼边各郡，并令戍边的兵士进行屯田，一时之间，民屯、军屯布满边野，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财活动的成效这次财经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是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从而使正在进行中的对匈奴战争和对边疆的经营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如《汉书·食货志》所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其次，通过各项财经改革，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豪商大贾和地方割据势力（诸侯王、豪强地主）“擅山海之利”、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积蓄反叛资财和造成币制紊乱的大患，既有利国计民生，又加强了皇权。第三，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边疆屯田的政策，不仅是有益于当时的国计民生，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桑弘羊不但是汉武帝兴功立业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具有远大眼光的杰出的理财家。

只开源，未节流桑弘羊虽然是一位卓越的理财家，但是他只能为武帝开辟财源，而不能使其节约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只能开源而未能节流，要取得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当时除了封建国家的庞大开支外，武帝本人的挥霍浪费也十分惊人。武帝多年来养成豪华奢侈的积习，大修宫室，迷信方士，巡游无度，浪费掉无数的钱财。仅以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那次巡游为例，“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武帝前后巡游二十余次，其挥霍浪费不可胜数。故武帝末年出现了比过去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因而加重百姓的负担，终于激起农民起义，迫使武帝不得不转变政策，下轮台之诏，“陈既往之悔”，转而采取“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

第三节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死

盐铁会议

汉武帝对桑弘羊一直是信任的。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桑弘羊被任大司农（前一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桑弘羊坐子弟犯法被贬为搜粟都尉，但武帝命他代行大司农事。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逝。临终在遗诏中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与新任命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c、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少主”。

桑弘羊对武帝末年政策上的转变不理解，因而对于霍光奉行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抵触情绪。这种在政见上的分歧充分体现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

盐铁会议是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召开的。《汉书·杜周附延年传》记载：“（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悦民竟，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参加盐铁会议的，有代表朝廷的丞相田（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还有来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盐铁官营等各项财经政策、对匈奴的和战政策以及“德治”与“法治”上。

在为汉武帝前期政策的辩解中，桑弘羊据理力争，力陈盐铁官营之不可罢。他仍然主张继续征伐匈奴，继续采取以严刑峻法为治。而贤良文学们则提出应当“劳而息之”、省除严法的意见，同武帝晚年政策的转变相吻合，也是对霍光奉行这项政策的肯定。这次盐铁会议，既肯定了武帝前期的政策，也肯定了武帝后期的政策，为霍光继续奉行武帝末年政策制造了舆论，使反对霍光现行政策的桑弘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霍光借桑弘羊之口驳倒了贤良文学罢盐铁之议。会议之后，霍光只是宣布罢了酒榷，而盐铁官营则继续推行下去。

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即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桑弘羊参与了以上官桀父子为首的谋反事件。

当初，昭帝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c、左将军上官桀为副。不久，辅政大臣之间逐渐失和，发生了争夺权力的矛盾。上官桀父子不愿屈居霍光之下，暗中策划夺取权力，欲取霍光而代之。

桑弘羊以功自傲，瞧不起霍光。又曾因为子弟求官被霍光拒绝而怨恨霍光。同时，由于政见上的分歧，使他在上官桀与霍光两派势力的斗争中站到了上官桀父子一边。

上官桀父子暗中策划，“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燕王）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①他们上书诬告霍光有不臣之心，并多次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没有得逞，便决定发动政变，废掉昭帝，另立新主。不料事发，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宗族也被诛灭。桑弘羊①《汉书.武五子·燕刺王传》。

的儿子桑迁逃亡外地，不久也被捕获处死。

桑弘羊评论桑弘羊是辅佐汉武帝建立功业的能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所提出的“开本末之途”这种农业与手工业并重的经济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可谓具有卓识。他所筹划、主持的各项财政经济改革措施，不但在汉武帝完成其巩固统一、加强集权的功业中立下了大功；而且对后世也有重大的影响。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所以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第四节 孔仅 东郭咸阳

孔仅，西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是资财累千金的大冶铁商。东郭咸阳，西汉齐人，是资产累千金的大盐商。他们对于盐铁生产有丰富的经验，又在兴功利上有所建议，得到武帝赏识，故提拔为大农丞，委以主管全国盐铁的重任。从元狩三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2O—前111年）的十年间，他们跟桑弘羊一起，共同主持进行了财经改革的工作。

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孔仅、东郭咸阳领盐铁事，他们“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韦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给赐经用也。公用属大司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并于元狩六年制订了盐铁官营方案（见本章第二节）。武帝命孔仅、东郭咸阳驰赴各郡国贯彻执行。

孔仅、东郭咸阳在建立盐铁管理机构时，安插一些经营盐铁的大商人担任各地盐官、铁官。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不仅制品质量低劣，而且还任意抬高价格，因而影响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行之数年，流弊日趋严重，破坏了盐铁官营的声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孔仅、东郭咸阳被罢官。

第十九章 张汤 杜周

张汤、杜周，世称“酷吏”，而廉、贪不同。如从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来说，二人都是武帝时期有功的名臣。

第一节 张汤

少有狱吏之才

张汤（？—前115），西汉京兆杜陵县（在今西安市东南）人。少有吏才，精通刑律。幼年时，父为长安县丞，因事外出，命汤守家，回家后，发现肉被鼠盗食，大怒，责打汤。汤乃挖掘鼠洞，捕得盗肉的鼠和吃剩的肉。他把鼠放在堂下，像审问囚犯那样加以审讯。审讯程序从传讯到定案非常完备，然后取鼠与肉结案定罪，按刑律将鼠处以磔刑。他的父亲把判决书取来观看，文辞非常周详而准确，同老狱吏一样，感到非常惊异，以其有狱吏之才，命他学习刑律。其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县吏，做了很久。

田胜（武帝母王太后的弟弟）为九卿时，因罪关押长安狱中，“汤倾身事之”，对他关怀备至。田胜出狱后，被始立的武帝封为周阴侯，同张汤结为至交，引其拜见当时的权贵人物。宁成出任内史时，用汤为内史掾，以其能干，向丞相府推荐，得以调任茂陵尉，掌管为武帝预建陵墓事宜。

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皇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在治陈皇后巫蛊狱中，深究党羽，受株连而死者三百余人。武帝以其能干，迁升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定律令，条文严刻，特别是对现职官吏尤严。

执法深苛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奉公，性情倨傲，“务在绝知交宾客之请”，孤立独行。张汤则多权术，“舞智以御人”，起初为小吏时，与世沉浮，以势利相交，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当时武帝方提倡儒术，重用文学之士。“汤决大狱，欲傅（附会）古义”，乃从博士弟子中选拔学习《尚书》、《春秋》的人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使其按照古义来解决疑难狱案。在上奏前，先向皇帝说明原由。凡是皇帝同意的，即以板书之，制为律令，作为断狱的依据，用以宣扬皇上的聪明善断。如果所奏不合皇上旨意，汤即主动承担责任，引过谢罪，而不推过于贤能的属吏。这样，即使所议有错，甚至有罪，也能得到皇上的谅解而免于罪。如果所奏事得到皇上的嘉奖，他就奏禀皇上说：所奏事非我所能知，这是属官某人的意见。“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

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皇上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发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属官去办。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诋”，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致其罪；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当大官后，注意修身之道；结交宾客，供给饮食；对于故人子弟做官吏的以及贫穷的亲族都加以照顾厚待。拜访公卿大臣，他不避寒暑，非常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张汤列传》和《汉书·张汤传》。

殷勤。所以张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却得到这样的声誉。许多执法严刻的官吏都乐为之用，多成为爪牙使用的，“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公孙弘“数称其美”。他治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件，都从严追究党羽，受株连者很多。与淮南王案件有牵连的严助、伍被，武帝以严助是素来亲信的臣僚，伍被曾劝说淮南王尊重朝廷，“欲释之”。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为造反出谋划策，严助本是亲幸之臣，乃私交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武帝从其议。“其治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由于武帝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需要依靠张汤等人为之推波助澜；张汤也能迎合武帝旨意，虽用法严刻，亦附会儒术，礼遇文学之士，“由是益专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由小吏升迁到三公。建议兴利张汤任御史大夫后，由于当时匈奴浑邪王降汉，赏赐甚多；大举出击匈奴，军费开支浩大；加之以关东地区连年水旱，流民需要安置、供给，因而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想出了一套财政改革的办法，统一币制，“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针对当时财用不足情况，每上朝奏事，他都议论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往往谈论到傍晚，皇帝因有兴趣而忘了吃饭。当时的丞相碌碌无能，无所建白，充位而已，“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虽然在财政经济上作了一些改革，但国家获利不多。因为“奸吏并侵渔”，营私舞弊，于是“痛绝以罪”。由是受到众人怨恨，“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于汤”。但武帝对他仍然言听计从，倚之如左右手。他尝有病，武帝亲临其家探病，“其隆贵如此”。

当时，武帝对匈奴大事征伐，匈奴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议论可否。博士狄山以为“和亲便”。武帝问其所以然。狄山列举高、惠、文、景之世采取和亲政策，“天下富实”，“今日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武帝问汤，汤说：“此愚儒无知。”显然是支持武帝兴功的态度。狄山反唇相讥，攻击张汤为“诈忠”。武帝怒形于色，问：“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狄山答：“不能。”又问：“居一县如何？”对曰：“不能。”复问：“居一障间如何？”狄山自度辩穷，必定下吏处治，只好答道：“能。”乃遣狄山乘障，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斩了狄山的头而去。自此以后，群臣震恐。

招怨致祸田甲，原是张汤当小吏时的朋友。他见汤权势太盛，指责其过失，告诫之。张汤当了七年御史大夫，果然遭到杀身之祸。

御史中丞李文同张汤原来有矛盾，在张汤部下，想要从文书中寻找其错误以中伤之。汤所亲信的廷尉史鲁谒居知道张汤心中不满，乃使人上书告发李文奸事，武帝令汤审讯，汤挟怨判文死罪。他本来知道这是鲁谒居令人告发的。当武帝问起上告变事缘何而起之时，汤假装吃惊说：“此殆文故人怨之。”鲁谒居因病卧床不起，汤往探病，为其摩足。赵王因为张汤和鲁谒居曾经排挤过他，心怀怨恨，探知汤为谒居摩足，乃上书告发张汤为谒居摩足，“疑与为大奸”。武帝令廷尉追究其事，谒居病死，事情牵连其弟，其弟被囚禁于官狱。张汤曾来此狱，发现谒居弟被囚，想要暗中营救他，而表面上假装不予理睬。谒居弟不理解汤的用意，心中怨恨，便使人告发张汤同谒居合谋陷害李文之事。武帝令御史中丞减宣审讯这件事情。减宣与张汤不和，严加追究，尚未上奏，适逢有盗贼发掘埋在文帝陵园内的瘗钱，丞相青翟在上朝时与张汤约定在朝见天子时同时谢罪。到了天子面前，汤以为巡查陵园是丞相职责，与他无关，因而不肯谢罪。丞相谢罪后，武帝令御史追查此事，汤欲告丞相知道陵园事而不揭发，纵容盗贼，丞相听说，非常恐惧。

三位长史①朱买臣、王朝和边通过去都曾当过二千石的官，也都是因事贬官为丞相府长史。他们当二千石时，张汤还在当小吏。张汤曾多次以御史大夫代行丞相事，他知三长史原来都是贵官，故意凌辱他们，以部下僚属之礼待之，因此三长史都怨恨他。他们对丞相说，“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因派狱吏捕捉、审讯与汤有关系的田信等人，令其供认与张汤勾结、汤欲奏请的事，信常先知消息，以囤积居奇致富，与汤均分。武帝听说此事，问张汤：“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既未申辩，也不谢罪。减宣又奏汤与谒居合谋事。武帝以为汤怀奸欺君，派遣使臣责问汤，汤自陈无此事，不服。武帝乃令赵禹责汤。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意思是，你杀人甚多，现在应该明白自己审处。张汤乃上书皇帝，指出：“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居官廉洁，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百金，皆得之于赏赐，别无其他产业。他的子弟准备厚葬，他的母亲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名而死，何厚葬为！”乃以牛车送葬，有棺而无椁。后来武帝尽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武帝对张汤之死深为惋惜，对其子张安世多加照顾，擢升其官；昭宣时竟至拜相封侯。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

第二节 杜周

执法以“当时为是”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杜周（？—前95），字长孺，西汉南阳郡杜衍县（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义纵任南阳太守时，“以为爪牙”，推荐他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他为张汤服务，汤称赞之，官至御史。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问题。他在查办过程中，严格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加以重用，同减宣更替任御史中丞十余年。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①，以“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病死。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

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杜周列传》和《汉书·杜周传》。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为九卿之一。

第二十章 司马相如 司马迁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大文学家。司马迁还是当时的大历史学家，大天文学家。

第一节 司马相如及其文学成就

司马相如的早年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四川成都市）人②。少时好读书、击剑。因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名相如。大约生于汉文帝初年。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相如年在二十，“以訾为郎③，为武骑常侍，侍卫景帝。这个职位（秩六百石）对能文能武、年轻的司马相如是合适的，但他并不乐意。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梁王入朝，随从人员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辞赋家。景帝不好辞赋，对他们并没有注意，而司马相如见到他们却很喜欢。司马相如托病辞去侍卫的职务，而以游士的身份，作梁国的宾客。梁王令司马相如与诸先生同游共处。他已有辞赋的修养，又与众多的辞赋家相处，他的创作欲望和才能自然地增长起来。过了几年，他写了一篇《子虚赋》，盛言齐楚两国国王奢侈田猎状况，借以讽谏梁王。又有《美人赋》，写司马相如与梁王对话，言己不好色之经历，以讽谏梁王。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梁王卒，游士们多散去，司马相如亦回成都。这时他已三十多岁，家居贫穷，无以为生，跟十多年前很不同了。司马相如应友人临邛（四川邛郲）县令王吉之招前往临邛，生出一段与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文君的爱情故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与之驰归成都。卓王孙大怒，不给文君钱财。文君与相如往临邛开酒店。文君卖酒，相如与奴婢一起，系长围裙，做杂事。卓王孙闻之以为耻，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司马相如已年近四十，虽有名气，仍在成都赋闲。新到任的蜀都太守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①。但这个小组里面，不可能有司马相如。

武帝好辞赋。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位后，即以安车蒲轮征召著名的老年辞赋家枚乘来长安，枚乘奉诏成行，可惜在路上逝世了。

武帝偶读《子虚赋》并以为好，以“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为恨，经过狗监蜀人杨得意的介绍，便召来司马相如。相如见武帝后。承认自己是《子虚赋》的作者，并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那就是《上林赋》。武帝又加称赞，并赐给相如笔札，任相如为郎。《子虚》、《上林》都是大赋，是司马相如对辞赋的开拓和独创，表现了一代汉赋的新风貌。

武帝即位后，通过各种形式，选用人材。在宫廷内，即在自己的身边，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备使用。其中尤亲幸者，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①司马相如的材料，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司马相如传》者，不另作注。②《史记》、《汉书》传俱未叙述司马相如家世，其家为蜀郡本土人，或迁自“秦晋一带”？近人王瑶持后说，参看其《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中国文学论丛》。

③《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又曰：“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注：应劭曰：“十算，十万也。”又《汉书·文帝纪·赞》曰：“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注：师古曰：中谓不富不贫。”据此，景帝初年司马相如“以訾为郎”，则其时为中民之家，有赀在中算以上，其家尚不贫。

①《汉书·循吏·文翁传》。

寿王、司马相如。但武帝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东方朔、枚皋，态度滑稽，说话无根据，武帝视他们如俳优。“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①，在这班内廷人物中，严助选用最早，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间。司马相如为郎，当在此后不久。

司马相如为郎后，常怕事避事，并不积极争取任职，只以辞赋之长侍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始改换服装，在长安城西南一带地方游行打猎，吾丘寿王为之规划区域界线，扩大上林苑，为天子游猎行乐之地。司马相如曾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武帝年富力强，好登临险阻，亲自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戒，以为这里有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这《谏猎书》是短篇散文。武帝赞赏他的谏言。回来过宜春宫，这里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赋》，是短赋，哀二世之行失，实藉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于此可见相如侍从武帝所尽力的一斑。大约不外文字讽谏。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听从番阳（江西波阳县）令唐蒙的建议，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计取南越。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准许他带领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随外，还发动一万多巴蜀民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情制裁。巴蜀民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武帝恐怕巴蜀民变，就命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向民众解释，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里，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司马相如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唐蒙这时已由巴郡的符关（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朝。唐蒙回长安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

这时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长，知道南夷与汉朝交往，得汉财物赏赐，很有好处，因而也表示愿意归汉，请求汉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武帝认为这话有理，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汉朝去通好。又派了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三个副使。他们乘坐四匹马拉的传车，急奔蜀郡，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夷人谈判，并用巴蜀地方官吏赠送的货币财物以安慰他们。这里是司马相如的故乡，蜀都太守以下都出城欢迎，县令背着弩矢走在前面开路，蜀郡地方人民引以为荣。卓王孙和临邛的一些豪绅都通过司马相如的家人献牛酒以结交友好。卓王孙不胜叹惜，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因而又分与女儿文君财物，和给男儿的一样多。司马相如和西南夷谈判很成功，“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相如回朝报告，武帝颇为高兴，就在西南夷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附隶蜀郡。

但是事情还有些曲折。司马相如奉命出使的时候，蜀郡父老曾表示不赞成，以为西夷地方没有用。朝廷上大臣也以为蜀郡父老的意见对。相如当时①《汉书·严助传》。

也想进言劝止。但此事原是他建议起来的，因此又不敢进言。于是设辞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已责问辩论，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动向，令百姓知道这原是天子的意图。此文即《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不久有人上书告发相如使蜀时受贿，遂失官家居。他的家在茂陵，是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建造的自己的陵园，并改为一个县。这也是皇家新的游苑别墅，是武帝集中“豪杰”及“乱众之民”的禁区。相如为郎后，侍从武帝，大概就住在这里。

司马相如失官家居一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复召他为郎。从郎官到郎官，十多年来，司马相如官未有进，他已五十多岁，不年轻了。这时公孙弘、张汤逐渐得势而为高官，他们都善于体会武帝意旨出言行事，加强汉朝的专制统治，自皇亲国戚至平民百姓，一批一批地被杀。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司马相如仍从武帝，只是备员而已。他与卓氏婚，家有余财。有“消渴疾”，常称疾闲居，以为文著书自娱。

乐府工作和孝文园令汉初已有草创的乐府（音乐歌舞机关），主其事者为夏侯宽。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定立祭祀天地（郊祀）的礼仪，由于制礼作乐的需要，正式成立乐府，扩大其组织，充实其内容。一方面命使者采集南北各地方曲调歌谣到乐府里来诵读歌唱，一方面又选派他身边的辞赋文人为乐府制作歌诗以备合乐歌唱，司马相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他没有具体的官职，为乐府制作一些诗歌是可能而合适的。武帝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总领其事。他精于音律，能创作新声变曲，为武帝所喜爱。司马相如为乐府偶然制作几首歌诗①，实际地位和生活并没改变，还是很清闲的。

后来，司马相如由郎官转为孝文园令，就是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务。

由汉宫武帝身边出来，主管祖宗陵墓，更清闲了。但他专业始终不离辞赋。他见武帝又好讲神仙之道，就对武帝说：“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相传神仙都居山泽间，形容清瘦，这不是帝王应有的仙意，于是写成《大人赋》。相如奉献了《大人赋》，武帝大为喜悦，读了《大人赋》好像自己飘飘然飞上了青云，遨游于天地之间而成神仙了。本来他的意思是要劝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结果反而使武帝感到神仙之乐，更好讲神仙之道了。

又后来，相如因病辞去孝文园令，得到武帝的允许。于是他家居茂陵养病。相如的病一天天重了，武帝要人到他家去取书，并说若不去取，后来遗失很可惜。于是就命所忠这人前往相如家取书。所忠到后，相如已死，家中无书。问其妻文君，文君说：“长卿家中从来没有书，他常常著书，常常被人取去，所以家中没有书。长卿在死前，曾为一卷书，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即以此卷进献。’此外没有别的书了。”此卷遗书，讲的是帝王封禅事，正合武帝的意。所忠奉上相如的封禅书，武帝大为惊奇。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终年六十左右。

①《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朝陇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天马》十（其一）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可能出于司马相如之手。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是西汉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和辞赋，而以辞赋为大宗。他仕宦于景帝及武帝前期约四十年，终不得意，“盖雄于文者，常桀骛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①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文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武帝从政治需要出发，重视建功立业实际有用的文人，而不仅仅以文辞取士。而相如一生恰恰只以辞赋擅长。

汉武帝时代，以屈原赋为典型的骚体赋，犹兴盛一时。司马相如亦常作这类赋，如《大人赋》等。而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独创一格，则是他的宏篇巨制如《子虚赋》、《上林赋》。它们的特征，以子虚说“云梦之事”为例：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厉，碝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糜芜，诸蔗猼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菴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栌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猨蠷蝚，■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这可见其夸张实事，全面铺叙，连类并举，侈陈物象，句式整齐，文辞华丽。它们是从散文变来、名副其实的辞赋。其源应溯于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与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之辞。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他的大赋，实欲纵横悉陈，网罗一切，表现了广泛富丽的气格，是汉赋发展新的里程碑，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由文景无为而治走上强大繁荣在文学上的反映。他的散文《上谏猎书》、《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亦表现了气格雄伟、说理畅达的特点。相如有文字著作《凡将篇》，可见其文章特别是大赋以辞藻繁富著称，决非得之朝夕，而是有其深厚的素养的。

“然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他的突出成就，在于大赋。扬雄《校猎赋》、《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大赋，都是受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影响。明王世贞评之曰：“《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指贾谊）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固）、张（衡）、潘（岳）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扬雄）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①可见司马相如的大赋，实一代汉赋之冠。他不愧为西汉的大文学家之一。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十。

①《艺苑巵言》卷二。

第二节 司马迁的早年家世、青少年时期

司马迁②，字子长③。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④，生于左冯翊夏阳县的一个农村（今陕西韩城县南芝川镇）。这个地方，东临奔腾怒吼的黄河，北有横跨黄河的龙门山。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

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作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于元光、元朔之际，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公元前129—前128年），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影响。

还在司马迁童年的时候（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县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周围三里，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到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把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②此下三节关于司马迁的资料，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者，不另作注。③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记》一“迁字子长”条。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有子曰迁”条“附案”。

④司马迁生年，旧有二说。一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一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本文从后者。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户迁到茂陵。

在汉武帝始而鼓励人民、继而压迫豪强迁徙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为司马迁的新籍贯。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后来到司马迁五十岁的时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很大的城市了。

长途旅游和郎官经历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二十岁的司马迁云游祖国各地访问名山大川。他从京师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他到了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水楚国诗人屈原自沉的地方。而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传说帝舜南巡死葬的九疑山（湖南宁远县境），又顺沅江而下。这就是他所说“窥九疑，浮于沅湘”的情况。

司马迁在“浮于沅湘”之后，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然后顺江而下，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山上有一洞，传说禹王进去过，因而叫禹穴。司马迁到这里来，是为了“探禹穴”的。之后，他回到会稽郡的吴县，登上了姑苏山，眺望了所谓五湖。

司马迁在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首先到达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东南），这是汉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他访问了淮阴父老，从父老们的口中得到了许多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然后，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县）。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长的地方。他访问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阙里；还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等遗物，又看见在孔子的遗风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他在这里旅居的时间相当长，观察体会，处处可以看到孔子的遗风。他还特地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过一趟。

司马迁在游历了齐鲁之后，就转向南游。他在邹县逗留下来，游览了秦始皇东巡郡县曾到过的峄山。由此向南，经过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司马迁和父老们谈话。从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必争之地，也是赫赫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从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丞相曹参是这里人。丞相萧何是沛郡的丰县（今江苏丰县）人，和曹参同事。汉高帝刘季当时为沛县泗水亭长，和萧何是同乡。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也是沛县人，当日原是卖狗肉的。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原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作吹鼓手。司马迁在这里参观了他们的故居，听到他们为平民时的许许多多故事，觉得闻所未闻。还有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吏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緤、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等，也都是沛县人。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颖阳侯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人。最后由睢阳而西，就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在这里访问了所谓“夷门”，原是大梁的东门。当年魏国贵族信陵君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父老们还为司马迁讲述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秦人就这样灭了魏国。过大梁而西，司马迁大概没有再到别处去，就一直回长安了。

司马迁这一次长途跋涉，游历了祖国的广阔山河，接触了各地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这对于他后来写作《史记》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丰一带的访问，对于他叙述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季为首的汉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司马迁这样一次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大概需要一二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元狩、元鼎间，公元前122～前116年），开始登上仕途的阶梯，作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实领十七斛。郎官的一般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不出巡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卫士；出巡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平常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内廷外调，往往改为“长吏”。所以郎官是富贵子弟追求仕进的目标。司马迁得到小郎官，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武帝左右的亲信，那也算很不容易了。

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郎官身份，当然和宫廷内各种官吏一样，是要侍从皇帝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武帝开始出巡郡县。先到雍（今陕西风翔县），祭祀五帝。之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武帝这一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迁父子都是跟着的。第二年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后，西过陇坂（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后来司马迁回忆说：“余尝西至空桐（崆峒）。”就是讲这一次侍从武帝西登崆峒的事。

崆峒侍从的明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后，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廷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过去二十多年来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去西南所负通好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使命看来，司马迁此时已经表现出很有才能，被武帝认为是当朝众多的“辩知闳达，溢于文辞”①的人材之一，取得了武帝的重视和信任，因而才能有这次西南之行的使命。他这次到西南去，条件好得多了，巴蜀人民多年来开辟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马迁当时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经巴郡（今四川重庆市北）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①《汉书·东方朔传》。

县东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源县东南）。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汉源）、昆明（今云南保山、腾冲、顺宁等地）”的具体路程。司马迁这一次的出使，收获无疑也是很丰富的。从此，司马迁对祖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便有了较亲切的认识。这对他后来的有关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汉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便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亲自率领十二部将军，出长城，向多年威胁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这时休养兵马，不敢出头。接着东越人也来投降，武帝把他们迁到江淮间来，以便控制。这样就结束了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据局面，出现了帝国统一的新形势。于是汉武帝便决意及时举行“封禅”典礼。这种典礼，是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资格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实行其对人间的统治。汉初六七十年，还来不及做这种事。到了武帝时代，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不但巩固而且强大发展了，就不断地有人劝武帝举行封禅。到了东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远遁漠北这个时候，该是庆太平、告成功的时候了，武帝就把封禅典礼提到出巡的日程上来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当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来，赶到洛阳，见到了快要死去的父亲。因为他的出使尚未复命，也因为他作郎官的经常职务，他不能多耽搁，必须赶快再去山东，侍从武帝。

武帝到了山东，先东巡海上，而后在泰山上下祭祀了天地。复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境）。又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司马迁这一次从巡，参观了长城内外，对祖国北方的认识更扩大而充实了。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春天，武帝东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后亲临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南）瓠子的塞河工地。这是黄河的一个老缺口，二十多年来常常决开。这次武帝亲临工地，命文武侍从百官，都去背柴草，参加塞河工程。

司马迁这时虽新遭父丧，但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参加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

在郎官的职务上，因为不断地侍从武帝和奉命出使的关系，司马迁游历了祖国更多的地方，接触了更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同时也见识并结交了宫廷内外的许多人物，获得了更多的见闻；他的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了。

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但他在作太史令的时候，也还有一种无定而经常的职务，这就是和作郎中一样，仍需侍从武帝。武帝这时还是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冬的北巡（自言“北过涿鹿”，就是这一次侍从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马迁都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地侍从武帝。他自己也说过：“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①这对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不是防碍，而是更有益处。随着仕途的升迁和阅历的加深，他对祖国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更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①《史记·封禅书》。

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为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三节 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父亲司马谈的教导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他的这种素质，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

司马谈约生于汉文帝初期，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和黄子，都是当时有名的有关专家。黄子，即黄生。司马谈病危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一段对话表明司马谈父子把论述“春秋”以来的历史书，特别是汉兴以来的历史，作为周公、孔子著史事业的继续。他们认为，这四百多年历史的存佚要决定于他们是否能尽到史职。他们父子，在著史工作上是有真挚的使命感的。这是中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父子以后是不断有人继承的。汉代史事，为什么在《史记》中占了很大分量，又为什么写得特别精彩，也是这个原因。

司马谈对战国以来的许多学派，有相当广泛的接触。他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要旨，是一篇有名的学术评论。篇中，对阴阳、儒、墨、名、法等五家，一一论其短长，对道德家则称道其能吸取各家之长以达到政治上的无为而无不为。当代学者多因此认为司马谈属于道家，至少是倾向于道家。其实并非如此。司马谈的病危遗言，说的是儒家的孝道，说的是儒家的修史传统，并没有道家气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里所指儒家的缺点，毕竟只是技术性的东西，而所说儒家的长处则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这是封建社会的本质性的东西。所谓“弗能易”，等于说永无变更。司马谈对于儒家的尊奉，可以说是很明白的。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史记》的撰述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著作《史记》。《史记》之名是后人所题。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公元前206～前104年），在秦火之后，又陆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给司马迁著书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调查了许多古代历史传闻和故事，接触了伟大国家现实面貌和当代许多重要人物，并从许多前辈重要人物的子孙后代，得到了从未记载的许多谈话资料。在著作的形式上，由于过去一些历史著作的启发，司马迁把古今历史作一次通盘的清理而纳入于“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本纪，通过帝王的活动提携一代一事。表，记历代大事，特别是要把错综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书，是论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会现象。世家，记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列传，记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这是包括多种体裁的综合体。旧称之为纪传体是不确切的。全书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篇，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下至于司马迁的时代，上下三千年，五十二万六千字。

司马迁在开始著作后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奇士”，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最后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以为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因此触怒了武帝，下了监狱。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

汉武帝时代，犯死罪的人，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条是拿钱赎罪；一条是受“腐刑”。这时司马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受“腐刑”。要多少钱可以免死呢？从此后三年内两次免死诏令看来，需要五十万钱。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产。司马迁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自己又官小家贫，哪来这许多钱呢？用钱赎罪这一条生路，司马迁和一般穷人一样是走不通的。因此司马迁实际只有两种选择：是死，还是受“腐刑”？他想到，人总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有轻重意义的不同的。他觉得如果他这样“伏法”而死，那就象牛身上少一根毛，是毫无意义、很不值得的。为了完成著史的工作，他宁可忍受“腐刑”的屈辱。

司马迁出狱后，作了中书令。这个官也是汉武帝新设的，“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这好象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除了坚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味。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的四五月间，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十一月，司马迁给任安写了回信。司马迁在信里，详细地诉说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并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这时他的著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年龄是五十三岁。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他是怎样死的，最后活到多大年纪，都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他大约卒于武帝末年（公元前87年）左右，一生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过了十六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在这之前，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由于漫游祖国，侍从武帝和奉使西南地区，他读书时间好象很少，但这些接触实际的经历却成为他后来写作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侍从武帝巡行四方一事，是贯彻终身的）。在这之后，即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以后，他除了担任中书令一职，经常在武帝和尚书中间传达事务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补加工。司马迁坚持完成的著作即《史记》与他一生丰富的实践经验，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有着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司马迁在致任安书中说他的《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对于所著书的概括。他对于他的概括，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从司马迁别的有关的论述来看，他的概括可包含下列几条的意思在内：一、历史是有变化的。二、历史的大的变化，是有阶段性的。三、历史的变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时还更胜于古，所谓“世异变，成功大”。四、在历史变迁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时是很显著的，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五、司马迁公开以创史的历史家自命。司马迁的历史思想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辩证的因素，还有其他进步的因素，这都还有待于认真的研究。

第四节 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上的成就

传记文学在《史记》中的地位

《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书，而当中的传记部分尤为精彩。《史记》的世家三十，其中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是孔子、陈涉二人的传记，其他各篇也都是叙述秦以前地方割据世袭的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列传七十，叙述贵族、贵族公子、各种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幸臣以及少数民族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形人物活动的历史。本纪十二中，不全是传记，但也有多篇传记。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是从古到汉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传记在《史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是司马迁的首创。但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结果，解放了奴隶，产生了新的阶级关系，活跃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在发展的小生产互助中，个人的作用更突出了。诸子百家从代表各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发，风起云涌于政治和文化的斗争舞台，表现了蓬勃的朝气。这些都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内容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断形象，这对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汉朝大一统的统治已经百年，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记载的必要。司马谈在给司马迁的遗言中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正是一代新人物需要记载的反映。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这在书八章里就有显明的表现。就中心部分讲，不但写汉族、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以多民族而存在的历史，也写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通使往还以及斗争的历史；不仅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写了一些下层社会人物的历史，反映了全面的历史观。其次，他承认历史并不永远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依历史变化顺序而编写，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对的。

实录精神《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实录精神。后于司马迁不远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依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照事实实事求是地直录。这里包含着认真对待历史实际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对于古代历史，“实录”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特别是汉代当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发生“忌讳”的问题。司马迁坚持了“实录”的精神。《史记》的人物传记，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等，他固然不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恶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最重要、最大量的一部分在于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其目的虽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而他写的是实录，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实录的精神出发，司马迁所选的人物，不是取决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官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为他们作传。但却写了许多下层人物的传记，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某些可取之处。人物选定了之后，就是具体的叙事问题。以人载事，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始终，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人物无论大小，他的生平事迹总是很多的，又如何写呢？司马迁的笔法是，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又说：“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详（佯）与善，阴报其祸。”这个人是被汉武帝特别提拔作丞相的。这里可见作者注意写他的为人内外两方面。“弘为人恢奇多闻”，写为人表现宽弘奇伟，知识很广博。“弘为人意忌”，写其对人多有积怨，外宽内深，是写其心。又如《酷吏列传》写张汤：“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乾没”是空手得利的意思。这是写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表现。下文又说：“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则写其为大吏时为人颇为宽厚，有利于人。这些例证都可见司马迁写人物传记要写出其为人大体，并注意其复杂性。司马迁是不喜欢公孙弘和张汤的，但是写了他们的好处。概括言之，《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过去有人说：“《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①又有人说：“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②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用事实来表示自己对所写人物的爱憎态度。

如有名的《项羽本纪》，他同情项羽，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作者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是有显明的表示的。又如《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写法比较特别，或则发舒孤愤，提出问题；或则略似后世作家作品评论。伯夷这个人，在战国时有很多传说，汉朝初年也有不少传说，都赞美这个人，但没有具体的事实，给这个人作传，没有多少事可写。传说中有伯夷，为人清廉，司马迁为其作传，对那些不清不廉的有所借鉴，有所标榜。《屈原贾生列传》也是如此，事实也是不多的。这两篇传和其他的传不同，确是《史记》人物传记的变体。这和传主事迹渺茫或较少有关系，也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六。

②刘载熙：《艺概》卷一。

和作者对他们的遭遇同情有关系。

个性和典型性的统一《史记》传记叙事，善于以个性和典型性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有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关于人物的历史业绩。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传》在传首写李斯“见吏厕中鼠食不洁”和“观仓中鼠食积粟”而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目的在于表现李斯为人见机行事，不顾是非美恶，阿世苟活，一生贪图富贵利达的特征。又如《张汤传》在传首写张汤儿时“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的故事，叙述详细，目的在于表现张汤为人善于治狱，而他的酷吏之才，实出于天性。此外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传，也都写他们年轻时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往往也不都是光彩的。司马迁写这些小故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为人的特征的。一般取事不多，这是《史记》的特点。不写太多的事件，选取重要的几件事来写，这样叙事是简洁的，不堆砌许多事。项羽、李广都自称身经“七十余战”，但传中所写他们的战迹也只有两次。有些事件由于牵连别人或其他原因，则写于别传，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互见法”。项羽的好多缺点，写在韩信传里，一方面表现出韩信用兵有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也赞美了韩信，避免了正面批评项羽。又如写刘邦美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项羽本纪》及其他一些传，就会感到刘邦还有另一个面貌。刘邦被项羽打败，逃难，以及把儿子和女儿屡次推下车等情节，都写在《项羽本纪》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为人”的复杂性则于此可见。对于所取之事，无论大小，往往极力描写，有细节、场面，使之故事化，成为历史画面，则又是《史记》传记的风格。这是古代史官记事又一新的高度的发展，实开后世小说的先河。这里历史和文学就分不开了。《项羽本纪》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描写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汉书·高帝纪》中所写的“鸿门宴”与《史记》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差异。《史记》所写的“鸿门宴”，也不是司马迁想象或虚构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这种风格，实即重点突出。梗概的叙述和具体的描写相结合，形成波澜起伏，繁简相间、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选择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为人”，剪裁事件，重点突出。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又往往有典型意义，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从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李广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张汤传》、《游侠列传·郭解传》等，都是代表作品。

传记中的语言《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很丰富。口头流传的成语、谚语、歌谣，广泛采用。又不回避方言土语，和后来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资料，往往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关于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尧典》的“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惟时懋哉！”等语，译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维是勉哉！”等，原文和译文比较读之，就觉译文易读易懂多了。《史记》的语言，是“文言”，但接近口语，一般叙述和人物对话谐和一致，明快而含蓄，言外有意，耐人玩味；简约而繁复，不拘一格，各当其用，大抵服务于人物特征的描写。特别引人兴味的是刻画人物说话口吻，从而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又往往适当地强调、夸张，使人物形象突出。这是《史记》语言很突出的特点，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一、《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二、《陈涉世家》：“陈胜王凡六月。..陈王出，（其故人）遮道而呼涉。..入宫，见殿层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三、《陈丞相世家》：“于是上（孝文皇帝）亦问左丞相平。..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四、《张丞相列传》：“（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及帝欲废太子，..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五、《汲郑列传》：“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以上五例，汉高祖让皇帝位的话，陈胜故人惊讶陈胜为王一派阔气的话，陈平惶恐对答汉文帝的话，周昌口吃对答汉高祖的话，汉武帝对汲黯的讲话，都是当时口语的直录摹拟，或完全或不完全，生动地反映了说话者当时各各不同的神情态度，至今读之，犹觉汉初人物谈话的各种情景展现于目前。《史记》人物传记的出色和作者运用语言的努力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战国秦汉以来的那些篇，既是历史文献而又富有文学性。其特征在于作者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明晰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有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本质。司马迁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由于辞赋和散文的发达，东汉时代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学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史记》流布以后，在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史上发生了长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五节 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在史学、文学之外，司马迁对天文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主持了历法的改革，在《史记》中，对天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但在许多篇本纪、表、传中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而且还写了《历书》和《天官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资料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天文学资料之所以能大量流传至今，并成了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财富，追本求源，司马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家。

交食周期的首次提出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日食和月食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天变现象。在惊惧之下，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种种星占学的结论。然而，日、月食是日、月、地三者处于特殊的相对位置——几乎或完全成一直线——时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而日、月的运动（实际是地、月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因而日、月食的发生也是有规律的。当然，人们认识这些规律曾经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司马迁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司马迁分析了历代的月食记录，他一破月食不可预测的成见，总结出月食现象的发生存在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交食周期的数据。《史记·天官书》中说道：“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这一段文字中的数字由于千百年流传中的讹误而有矛盾，但，月食是有规律的，月食是件正常的天象，这却是叙述得十分明白的。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司马迁的交食周期就是后来刘歆《三统历》里的数据，即，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引《天官书》中的数字，自“六月者一”起可改为：“六月者五，而五月者三，凡百三十五月而复始。”

正是由于司马迁发现了月食现象中有周期规律，人们此后才能自觉地去探求日、月食现象中的其他规律性，并由此而发展起中国传统的日、月食预报工作。

行星方面的发现和发明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即已发现，在相对位置固定不变的众多繁星之间，有五颗星在不断地运动着，即今所谓行星。行星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方向，称为顺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从东向西运动的情况，而在方向变换关头则会发生行星相对静止不动的现象。前者称为逆行，后者称为留。由于逆行和留在行星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只占很短的时间，因此在司马迁之前人们虽然早已观测到行星有逆行，但却认为除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之外，其他都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至于就火星和金星来说，人们认为它们的留仍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这些反常现象都被归入到了星占学的范畴里去了。

司马迁分析了汉兴百余年来的史官行星观测记录，并结合他自己的观测验证，他发现，在五个行星的运动中都有逆行现象有规律地出现。《天官书》中说道：“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进而他对每个行星都总结和建立了第一份动态完整的行星动态表，其中包括了每个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中的顺行、逆行和留各个阶段的运行时间和所行度数。尽管司马迁所定的行星动态表精确度还不高，但是他把逆行和留都归入到正常的、可计算的范畴里来，从而为我国的行星运动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司马迁是一个敏锐的观测者。他指出，行星在逆行时比顺行时可能更加明亮。他说：“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①由于逆行大多发生在行星离地球比较近的时期，因此，观测者自然会看到它比较明亮。他还指出，金星可以亮到照出地面物体的影子，甚至可以见到它在白昼过子午线②。这些结论也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五颗行星，在司马迁之前一直有独特的名字。例如，土星称为填星，木星称岁星，火星称荧惑，金星称太白，水星称辰星。还有其他各种名称。这些名称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特征。例如，土星的恒星周期为近于28年，古人认为它每年在二十八宿的一个宿内运行，将之填满，因称填星。岁星的恒星周期近于12年，古人认为它一年在十二次中的一个次内运行，观测岁星位置所在即可纪年。荧惑则因这红色的星运行规律复杂，古人感到困惑，故名。太白则因其色白而明亮。辰星则因其距太阳最远不超过一辰（一周天的十二分之一，即30°）。其他的名称则根据种种不同的原由而来。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他的《天官书》里第一次出现了土、木、火、金、水这五大行星的名称。它们是在古代五行理论的支配下，根据五星的颜色特征而提出的。按五行理论，五行配五色，即土黄、木青、火红、金白、水黑。而土、木、火、金这四颗行星的颜色确实与此相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马迁天文观测的精细。当然，水星的颜色并不是黑的。司马迁也知道这一点。它的命名只是为了凑合五行理论。

传下了第一个全天星官体系为了辨认恒星、观测及记录天象的方便，古人把恒星多寡不等地组合起来，每个组合有一个特定的名字。这种组合统称星官。

《天官书》是现存介绍全天星官的最早的完整文献。虽然在战国时代的石申（一作石申夫）《天文》八卷（后又称《石氏星经》）和甘德《天文星占》八卷（后又称《甘氏星经》）等著作也有他们自己的全天星官体系，但这些著作都没有完整而可靠地流传下来。现在只能在唐代的一些星占著作（如《开元占经》等）中见到大量标为“石氏”和“甘氏”的文字片段，它们都是后人增删摘取的结果，无法反映出先秦时代的石氏和甘氏星官体系的全貌。

《天官书》将中原地区可见的全部星空划分成五个天区，称为五宫。在北极周围的称为中宫，有星官14官；其他天区则划为东宫，16官；南宫，20官；西宫，19官；北宫，19官。合共88个星官。这些星官的命名大多取材于人间，包括各级官吏、诸侯、古帝、贤相、各种器物、动物、植物等等的名称。人们一见这个体系定以为步入了一个天上的封建王国。其与古希腊的星座命名大异其趣。

①《史记·天官书》。

②金星离太阳的角距离最大只有48°。如果金星在子午线上时，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上很高了。这时，不是很亮的天体是无法看见的。

鉴于“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谈父子又均任太史令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提出，《天官书》的星官体系是司马氏的体系。它的渊源可能追溯到先秦。它的最晚完成时间当不会晚于《天官书》撰成的年头公元前一世纪初。这个体系当也是汉朝皇家天文机构所使用的体系。

把这个体系与世传的各个石氏、甘氏、巫咸氏等各家古星官体系比较，可以看出，这些体系中都有若干星官是受到《天官书》的影响和启发而组合命名的。例如，《天官书》说：“胃为天仓”，意为胃宿是天上的粮仓。而石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仓一官。《天官书》说：“张，素，为厨”，意为张宿是南宫朱鸟的嗉子，又是天上的厨房。而甘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厨一官。又，《天官书》说：“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太一是秦及汉初最尊重的天神，也是天帝的别名。把天帝置于明亮的北极星的位置上是非常恰当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和司空这三个权位最高的官职，它们之设在天帝的边上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甘氏却另外设立了三公星官。石氏则把太一独立成一星官，置于一个离天极相当远的一颗小星上。显然，甘氏的三公和石氏的太一两星官都是在《天官书》之后出现的。总之，由于《天官书》的时代下限是明确的，以此来研究后代流传各古星官体系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恒星的颜色观测恒星的颜色是恒星的重要物理特征之一。《天官书》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恒星颜色的可靠文献，它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书中所记的恒星颜色有：质，白色；狼，白色；心大星，赤色；参左角，黄色；参右肩，苍色；奎大星，黑色；南极，赤色；昴，白色。

质，即现代天文学上所谓的鬼星团，M34；昴，即今所谓昴星团，M45；参右肩，即参宿七，猎户座γ星；心大星，即心宿二，天蝎座α星；狼，天狼星，大犬座α星。司马迁对上述恒星或星团的颜色描述都是正确的，和现代观测到的一致。奎大星为仙女座β星，红而较暗，《天官书》为适应五行配五色的理论，因而称之为黑色。考虑到中国有把深色的东西称为墨色的习惯，则奎大星之色也可算勉强符合实际。

不符合现今观测所见的有两颗星。一是南极，即所谓老人星，船底座α星。现今所见为-0.86等的亮度，光谱型为F0，属黄白色。这与《天官书》所称“赤色”相差太远。这倒不是司马迁观测有误，而是因为这颗星的赤纬太低，对黄河流域的观测者来说，它显露在地平上的高度最多只有5°左右。在离地平线这样近的地方，地面空气对星光的吸收比较利害，从而使恒星的颜色变得发红了。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对司马迁的恒星颜色记载的客观性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这样，我们对唯一一颗其颜色记载与现代观测不同的恒星就必须作认真的对待。这颗参左肩，今名参宿四，猎户座α星。现今观测到的是颗0.92等亮度的红色的Mα型星，而司马迁记其为黄色。在二千年中，这颗星从黄色变成了红色，这只能表明这颗星本身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此事引起了现代天文学家的兴趣，对之作了许多研究，并因之又一次对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引起了赞叹和钦佩。

提出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亮度是表征恒星物理特征的一个重要的量。现代天文学上用星等来反映恒星亮度的大小。星等数值越小，亮度就越亮。1等星就比6等星亮100倍，而1等星则比2等星亮（100）

15倍，如此等等。用数字表征星的亮度，这个方法起源于古希腊，当然，当时是没有严格的数量定义的，即，当时并不知道1等星比6等星亮100倍的具体数值，因为当时还不掌握测量亮度的具体原理和方法，而只是凭肉眼的大概估计。然而正是有了这种直观的数量估计，才会发展起后来有严格定义和科学量度原理与方法的恒星亮度概念。

长期以来，人们都从未想到中国古代是否有恒星亮度的概念问题。因为从未发现过中国有用星等数值来表征亮度的记述。然而，恒星有亮有暗，这是个明显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家不会不注意到这个事实。我们仔细分析《天官书》的文字描述，发现其中有着某种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

《天官书》中注意到恒星的亮暗问题，它用五种文字描述来反映恒星的明亮程度。虽然《天官书》并未给出这五种描述文字的严格定义，因而它们彼此间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可以分辨的。

第一种描述是“大星”。被称之为大星的，在介绍全体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共有10颗，其中9颗已被证认出来，它们是（按通用古星名、通用国际名、星等数值排列）：心宿二（天蝎座α，1.22等）

南门一（半人马座β，0.86等）

南门二（半人马座α，0.33等）

轩辕十四（狮子座α，1.34等）

毕宿五（金牛座α，1.06等）

天狼（大犬座α，—1.58等）

南极老人（船底座α，-0.88等）

北落师门（南鱼座α，1.29等）

河鼓二（天鹰座α，0.89等）

这9颗星中最暗的是轩辕十四，但也有1.34等，即，仍是属于现今所谓一等星的范围。如计算这9颗星的平均星等，则为0.51等。

至于第10颗星，司马迁称之为将位，它的位置应在今所谓后发座的范围内。但这个星座内没有什么亮星。一般认为，将位星即后世所谓的“郎将”星。但此星星等只有5.07等，这就不但不是一颗亮星，简直是一颗很暗弱的星了。然而，从前面9颗星的分析可知，司马迁的大星称号不是胡写的。我们只得认为，也许必须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天区有无恒星亮度变化的问题。

此外，在介绍金星颜色变化的一段文字中，还谈到一颗“奎大星”。奎宿一共16颗星。这颗奎大星，后称奎宿九，即仙女座β星，星等为2.37等。它与前述9颗大星相比至少暗了1个星等。因为一个星官中常常不止一颗星，为了称呼其中的某一颗星时，古人常常不得不借助于该星在整个星官中的位置或该星与其他星的亮度比较。前者如称“参左肩”、“参右肩”之类；后者如称这颗“奎大星”。细察全天星官部分中介绍的大星，大多是与全天其他星官比较而言的，与奎大星这种主要就一个星官范围内而言的大星意义有所不同。加之，奎大星之称并不在介绍全天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出现。因此，我们不认为“奎大星”应属于前述10颗全天范围内的大星之列。话说回来，即算把“奎大星”也计算在内，则也不过把大星的平均星等增到0.69等而已，就平均数而言影响不大。

第二种描述是“明者”。只有一颗星有这称谓，即“北极”星官四颗星中最亮的一颗。今称帝星，小熊座β星，星等2.24等。

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描述的一般星。《天官书》中记的全天星官共约500多颗星。其中绝大部分未加亮度描述。这些无描述的星中有亮到2等以上的，乃至象织女星这样很亮的星；也有暗到5等以下的星；不过，其中大多数是3—4等左右的星。

第四种描述是“小星”。明确被这样描述的有三颗星：轩辕御者（狮子座31，4.58等）

长沙（乌鸦座x，4.42等）

附耳（金牛座92，4.85等）

另外还有紫觿三星（猎户座、、）ljj12，被称为“小三星”。这个“小”字也可理解作指所占范围小。但如果也理解作指亮度小，则6颗星的平均亮度为4.42等。如果不计这“小三星”，则三颗小星的平均亮度为4.62等。第五种描述是针对最暗的星的，称为“若见若不”。这种描述只对“阴德”三星用过。这三颗是天龙座10号星和南京大学《全天恒星表》（1972年出版）中的11880号和11686号两星。它们的星等分别为4.77等，5.70等，6.66等。其中第一颗星不难看到，第二颗就较难看到，第三颗星则必须有很好的目力，在很好的天气条件下才能看到，故此司马迁称这一星官是“若见若不”。这三颗星的平均星等为5.71等，也是在常人目力能见的边缘上了。总起来说，司马迁对星体亮度的五种描述大体上可以这么区分：“大星”为1.5等以上的星；“明者”为2等左右的星；一般无描述的为3—4等星；“小星”为4.5等左右的星；“若见若不”为5—6等以下的星。尽管这几种描述有交叉，但大体上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这种恒星亮度概念发展下去，未尝不可形成一种严格的系统。但很可惜，司马迁开创的事业后世并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予以发展，致使这一工作被埋没了二千多年。

关于变星的观测变星是一种亮度在不断变化的恒星。对变星的研究是现代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课题。因为大气现象也能导致人目所见的恒星亮度变化，所以人们对古人遗留下的大量关于恒星亮度变化的记述难以鉴别。但是，有些变星，它的最大亮度在人目可见的范围内，而最小的亮度又在人目不可见的范围，这样忽隐忽现的变星既容易被勤于观测的中国古代天文工作者所发觉，而我们后人也容易对之进行鉴别。《天官书》就有几处记述了这类变星隐现现象：“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脱。”

“（天）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

“三柱。柱不具，兵起。”

所谓“贱人之牢”，主要包括北冕座的半圆形部分，其中有三颗变星R、S和T星。变幅分别为5.8—12.6等、6.1—12.0等以及2—9.5等，都是变化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变星。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解这一段时写道：“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一星不见有小喜，二星不见则赐禄，三星不见则人主德令且赦。”撇开这些星占话语不谈，其中谈到正好是三颗星有不见的现象，而北冕座T星又正好在半圆形的边上，符合“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的话。可见，司马迁说的星实，即是指R、S和T三星的出现；星虚，则是指它们的隐没。

“天市”，司马迁说的是四颗星，它们是蛇夫座α、κ、ν三星及巨蛇座η星。这四颗星的范围内有蛇夫座U及RS变星两颗，变幅分别为5.8—6.5等及5.3—12.3等。它们当是司马迁“星众”、“（星）虚”之说的实际内核。

“三柱”是指“五帝车舍”（后世称“五车”）五颗星范围内的三组星，每组三颗星，都是成尖锐的小三角形。其中西北方一柱为御夫座xeh、、、三颗星。ex和均为变星，e的变幅为5.0—5.6等。在天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e是有可能看不见的。这时就可以说是“柱不具”。

总之，司马迁观测到并记下了多颗变星。这项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对奇异天象的介绍和记录所谓奇异天象，这里是指并不经常出现的，古人因不明其本质而对它有神秘感的天象，其中包括各种彗星、大流星、陨石、新星和超新星、极光，以及一些大气光学现象。对于这些天象，古人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单单看这些名词，现代人已难知它们究竟是什么。而这些长达几千年的天象记录却是当代天文学研究极感兴趣的对象，因为许多天象的规律性只有在很长的时期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所以，人们必须求助于古人对天象的具体描述和介绍。在全面介绍这些奇异天象的古书中，《天官书》是最早的一部（虽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比《天官书》时代更早，但其中只有图像，而文字却全系星占条文，并无天象本身的描述，除了彗星外，其他是很难判别的。另外，在《开元占经》中虽有一些石氏和甘氏的有关片断，但它们是否都是战国时代石申、甘德的遗文，还很难说）。

《天官书》记载的奇异天象名称共有20多个。从对它们的具体描述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类：1.彗星《天官书》中记有天欃、彗星、天欃、天枪四，那都是具有直而长的彗尾的彗星。有蚩尤之旗，那是尾巴特别弯曲的彗星。有五残星，那是有五条彗尾的彗星，等等。

2.大流星和陨石有的大流星，由于气流的影响，它的余迹会发生扭曲变化，人目看来就好象蛇行一样，称之为枉矢。有的流星体很大，它们能进入到低层大气，形成火流星，最后堕入地面，造成很大的陨石坑，陨石形如狗，因称之为天狗。有的火流星未堕到地面就爆炸毁灭了，如果它们发生在白昼，人们看不到（或注意不到）它们的亮光，而只听见它的爆炸声，这就是《天官书》中说的天鼓。关于一般堕落地面的陨石，《天官书》称为坠星。

3.极光《天官书》中记载了多种极光现象。烛星：一种象火炬形状的极光。卿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是一种无定形的弥散光面型极光。天开：在黑夜的天幕上突然出现一条光带，好象天开裂了一样。还有归邪、旬始等，都是各种形状的极光。

4.黄道光《天官书》关于格泽星的描述就是一幅黄道光图像的写照：“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锐）。”在太阳系中存在许多尘埃粒子，它们主要分布在黄道面及其附近。太阳光照在这些尘埃粒子上，再反射出来，被人们观测到，就成为黄道光。它的图像就如上述格泽星的描述。因为它很微弱，所以很难观测。西方是在十七世纪由法国天文学家开始观测的。因此，司马迁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描述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5.新星和超新星它们绝大多数是原来暗得肉眼不可见的恒星，忽然亮度增加几千乃至几万倍，人们就看到天上新出现了一颗星，因称新星。有的会增亮几千万乃至几亿倍，就称为超新星。新星和超新星的亮度后来又慢慢降下去，逐渐消失不见。古人因称之为客星。有的客星很亮，受大气衍射的作用，看上去好象射出许多光芒，古人因而又称为孛星。这两种名称在《天官书》里都有记载①，但奇怪的是未作定义性描述。由于彗星也具有出现后又消失的现象，有极少数彗星也会向四周所有方向喷射出气体，因此古人也把彗星称为客星或孛星。精细如司马迁，居然未能从运动或不运动来区分彗星和新星、超新星，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除了上述这些奇异天象名称的介绍外，《天官书》中也有一些天象的记录。但这些记录极为粗略，无法具体确定其发生的日期乃至年份。从这一点来说，《天官书》的意义不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记录，而是开创了一个在纪传体史书中有专门篇幅保存天象记录的先例（至于准确的天象记录则在《史记》的一些本纪和年表中有所记载）。

对太初历工作的作用、贡献和批评太初改历是由司马迁发起的。他也参与了安装仪器、进行观测的工作。

可是最后实施的是邓平、洛下闳的太初历，而这种历法与《史记·历书》中所记的《历术甲子篇》是完全不同的。《历术甲子篇》中所记的，是一种四分历。它的基本数据是一回归年的时间为36514日（因而称为四分历），一朔望月的时间为29499940日。邓平等人的太初历，其基本数据则为一朔望月时间为294381日，一回归年时间为3653851539日。化成十进制小数就可知道，这两组数据十分相近，而以四分历为略优。司马迁的拒绝太初历，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司马迁在历法问题上有他的缺点。为了强调这次改历的历史意义，使汉武帝的统治获得一种神圣性，他和一些同事把历法时刻所在的年名加以改动，称为焉逢摄提格，用干支来表示即为甲寅。这个年名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在改历诏书中予以发布。然而，按实际的年名，当时应该是丙子年。改①不过，《天官书》把孛星写成茀星。

为甲寅，一下断开了38年，给历史记载和推算添加了种种麻烦。这使最早奉命改历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导致有人上疏“不能为算”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不管怎么着，后来邓平等的太初历并未采用这个年名，使纪年保持了连续。从这一点来讲，邓平是对的。

在天文学思想方面的贡献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这就是要研究天和人间的兴亡治乱之间的关系。

古代统治阶级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主宰着人间的命运，帝王则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天通过天上的各种现象来警示地上的帝王臣民：人间将要发生何种大事了。至于何种天象将预示何种人间大事，则是中国古代星占术研究的内容。天和人间两者有着神秘的关系，这种关系古代称之为“天数”。历代帝王设立了官方的天文机关，其职责之一就是要监视天象，以猜测天的意向。司马迁本人当过多年的官方天文机关的负责人——太史令。他自认他的家族世代是传“天数”的，他的祖先是重、黎、羲和，都是星占家兼天文学家。司马迁本人也不可能跳出这种阶级的和社会的局限，他也相信星占术。他的《史记·天官书》中充满了星占术的语句。这是时代使然，也不足怪。

然而司马迁却并不受星占术所束缚。在他研究天人关系的过程中常常发现客观的天文现象和以往星占家所传的条文有明显的矛盾，在这样的时候，司马迁并不怀疑客观现象的真实性，而是宁可对星占术作出局部的否定。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有条件掌握历代遗存的天象记录和人事史料。仔细研究了这些材料后，他发现，过去的许多星占术文是靠不住的。他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祥不法。”“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这就是批评这些星占家们并没有固定的原则，而是见风使舵，“以合时应”，“因时务论其书传”。这一来就降低了星占家们“通天”的神圣形象。

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的结果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①。这个思想就突破了天命的观念，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对国家兴亡的作用。由此他提出，在见到天变之后，对国君来说，“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②。这些对策反映出，司马迁并未彻底否定天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把“修禳”放在对策的最末一种，而把调整国君行为的“修德”、“修政”作为第一、第二种对策。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国君自己的行为比天意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这个思想，实际上可以说已否定了天意的作用。因为，如果人的作用盖过了天，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天的至高无上了！由于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七国兴亡、楚汉相争之类，虽然也用过不少天命之类的语言，但是他也从他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作了许多纯属人世的经验总结。尽管这类总结的正确性还大可讨论，但它们和天意、天命①《史记·天官书》。

②《史记·天官书》。

决定论之类的思想相比是高明得多了。而这种纯属人间的经验总结才是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本质。

天文现象和任何自然现象一样都是有规律的。但是，许多天文现象的规律性比较复杂而不能立即辨出。比如说，由于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因此离地球不远而同绕着太阳运动的行星，在地球上的人看来其运行规律就不是很简单。又比如说，月亮绕地球转的轨道平面和地球绕太阳转的轨道平面不相重合。因此造成日、月、地三者有时会在一条直线上的局面，这时就发生日食或月食。但由于月亮和地球的公转周期不可通的，月亮的运动速度和月亮轨道本身都有比较复杂的变化，这就使不大能看到的日、月食的出现显得更加捉摸不定。如此等等的现象在古代世界天文学知识极其低下的时候是不可理解的。按照中国古代星占术的观念，凡是和已知天文学规律不相符合的天文现象就叫做“变”，凡是变，就是上天的警告，就属于星占家的工作范畴。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就不可能发现旧规律的谬误和粗疏，更不可能会发现新的天文学规律。这是星占术阻碍天文学进步的关键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前面说到他发现五星逆行和留的规律，发现月食有周期性，等等，都是他冲破了星占术观念的束缚而得出来的。

一般来说，当发现和过去所认为的天文学规律不合的现象时并不盲目地把它归之于超自然的“上天警告”，而是在大量客观资料的启发下，意识到它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从而努力寻找出新的天文学规律或对旧规律作出修正，这是古代天文学摆脱星占术的束缚而获得发展的一条比较普遍的道路。司马迁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杰出典型。

第二十一章 霍光 金日c 赵充国

霍光、金日c、赵充国是武帝晚年、宣帝早年间的重臣。霍氏盛世，势倾朝野。

第一节 霍光①

受遗诏辅政

霍光（？—前68），字子孟，西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他的父亲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县吏，因事出入平阳侯家，与侯家侍婢卫少儿相爱，生下去病。不久，霍仲孺吏毕归家，娶妻，生子霍光，从此与卫少儿不相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入宫立为皇后，卫氏满门富贵，去病亦以皇后姊子得到武帝的重用，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屡立战功，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自知生父为霍仲孺。适值出征匈奴，道经平阳，及派遣官吏迎接霍仲孺至官舍相见，认了父亲，“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出征归来，经过平阳，乃携带霍光西至长安，这时霍光年仅十余岁，武帝以为郎官，稍迁为诸曹侍中。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刘据（武帝长子）被江充陷害致死，武帝以次子燕王刘旦及其弟广陵王胥多过失，不堪继承皇位，爱少子弗陵，欲立之；但弗陵年幼，须由大臣辅政。他观察周围群臣，唯有霍光最可信赖，而且老成持重，能够担当起托孤重任，于是，命宫廷画工画周公辅成王朝见诸侯像以赐光。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游五柞宫，病危，霍光随侍右侧，涕泣问道：“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武帝说：“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让金日c，日c不肯。武帝乃下诏立弗陵为皇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c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政；又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次日，武帝病逝，太子即位，是为昭帝。

专断政事，破除“谋反”

昭帝即位时，才八岁，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全国政务，“政事一决于光”。武帝遗诏封霍光为博陆侯，金日c为秺侯，桀为安阳侯。不久，金日c病死，由霍光与上官桀共同辅政。他们之间有着姻亲关系，光女为桀子上官安妻，彼此之间原本亲密无间，光有事，由桀代其处理政事。但过了不久，两人关系逐渐紧张起来。上官安有女，年方五岁。安贪图禄位，请求霍光把他的女儿送进宫去，许配昭帝为后。霍光以外孙女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官桀父子又求鄂邑长公主相助，由长公主出面主持婚事，立上官安女为昭帝后，封安为桑乐侯、骠骑将军。上官桀父子对长公主十分感激，请求霍光封长公主的姘夫丁外人为侯，光不肯，又为之求官，光又不许，因①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霍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此，上官桀父子和长公主都怨恨霍光，企图与之争夺权力。

此时，自以为年长又未得立为帝的燕王刘旦，常怀怨望之心；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他的子弟求官不得，也怨恨霍光。于是，上官桀父子便同长公主、桑弘羊串通一气，勾结燕王刘旦，策划发动政变，先除掉霍光，然后废黜昭帝，立燕王旦为帝。燕王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父子为王。上官安则图谋事成后杀燕王而立其父。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八月，上官桀等令人以燕王名义上书攻击霍光“专权自恣”，说他有三大罪：第一，谓其到长安东郊广明乡检阅、考试郎官和羽林军将士练武情况时，擅自使用天子外出时的礼仪，“道上称（跸），太官先置”；第二，谓其赏罚不公，“苏武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杨）敞无功为搜粟都尉”；第三，谓其擅自增加大将军幕府的校尉名额，不报告朝廷。并称：燕王请求到京城来保护皇帝，防止奸臣作乱。这封奏章乘霍光休假之机呈了上去。昭帝虽只十四岁，却能识别贤愚，明辨是非，他以为霍光到广明都试不到十日，燕王远在数千里外，“何以知之”，乃召见霍光。光入，免冠顿首谢罪。昭帝说：“将军冠，朕知此书诈也，将军无罪。”后来上官桀及其党羽又在昭帝面前攻击霍光，昭帝发怒说：“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

上官桀等见上告的计谋不行，乃密谋使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长公主家舍人之父稻田使者燕仓知道这个密谋，告诉他的上司大司农杨敞，杨敞畏事不敢揭发，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告霍光。这年九月，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皆以谋反罪处死，并诛灭其宗族。长公主、燕王旦自杀。这次政变被粉碎后，霍光“威震海内”，昭帝对他更加信任，直至昭帝成年以后，仍令霍光照旧主持政务。终昭帝之世，一直由他执政。

废昌邑，立宣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没有后嗣。武帝之子唯有广陵王刘胥在，群臣属意于广陵王。霍光素知刘胥多过失，为武帝所不用，犹豫不决。他听了一个郎官“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以”之言，决意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刘贺狂纵荒淫，动作无节，政事失当①。

霍光见昌邑王荒淫无道，非常担忧，向大司农田延年问计，延年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并说古代伊尹相殷就有“废太甲以安宗庙”的先例。霍光深以为然，就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合谋，召集公卿大夫会议于未央宫。会上，霍光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听了惊愕失色，不敢吱声。田延年离席按剑，要求霍光不能辜负武帝的委托，应当实行废立，以安社稷。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霍光表示同意。议者皆叩头说：“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于是，霍光与群臣进宫谒见太后，具陈昌邑王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奏请太后下诏废刘贺为庶人。

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商议迎立新君。当时武帝的子孙，①参考《汉书·武五子传》。

齐王刘闳早死，没有后嗣；广陵王刘胥多过失，前已不用；燕王刘旦以谋反自杀，其子孙不在当议之列；近亲唯有武帝长子故太子刘据之孙病已在民间，号皇曾孙。光禄大夫丙吉以皇曾孙“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①，上书霍光请立之。杜延年“亦知皇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②。霍光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这年九月会同公卿大臣上奏太后立皇曾孙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即位后，下诏褒扬霍光“安宗庙”之功，增封爵邑一万七千户，连同以前所封共二万户；另外，先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自昭帝时至宣帝初年，霍光子弟亲属皆任朝廷要职，总揽兵权，党亲连体，相据于朝廷。一时之间，贵盛无比。霍光的夫人霍显还不知足，又欲使其小女成君“奇贵”，令人毒死许后，送女入宫，立为皇后，声势更加显赫。后来霍显把毒害许后之事告知霍光，霍光非常惊恐；但始终不敢揭发。

霍氏之祸宣帝即位后，霍光曾经请求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令一切政事“皆先关白光”。光每朝见，宣帝“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对他非常敬重。宣帝初即位时，谒见高庙，霍光骖乘，帝心里严畏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可见宣帝对于霍光敬而畏之。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危，宣帝亲临光家问候，光上书谢恩，请求以国邑三千户分封其兄霍去病之孙霍山为侯，宣帝立即令丞相御史大夫照办，并拜光子霍禹为右将军，以慰其意。光卒后，宣帝和太后（霍光外孙女上官后）亲自临丧，葬礼非常隆重，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将士送葬，自长安至茂陵，络绎不绝。葬后，谥光为宣成侯，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光子霍禹袭爵为博陆侯。不久，又封霍山兄霍云为冠阳侯。霍光死后，“霍氏骄侈纵横”。光妻显“广治第室”，霍禹、霍山“亦并缮治第室”，霍云也是游猎无度。御史大夫魏相上书，以为霍氏倚仗权势，“骄奢放纵”，应当“损夺其权”。宣帝“自在民间闻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后来又听说霍显毒死许后，乃采纳魏相的建议，罢免霍光女婿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等人的兵权，改任文职；霍禹虽被任为大司马，而罢其屯兵官属，也是有职无权。霍显、霍禹、霍山、霍云等见权势被夺，又恐宣帝追究许后被毒事，“于是，始有邪谋”。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显、霍禹、霍山、霍云、范明友等密谋发动政变，先杀死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然后废黜宣帝，立霍禹为帝。尚未发动，即被人告发，霍云、范明友皆自杀，霍显、霍禹及其他霍氏亲属皆被处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自武帝以来贵盛一时的霍氏家族终于遭到灭族之祸。

①《汉书·丙吉传》。

②《汉书·杜延年传》。

第二节 金日c

谨慎而受信用

金日c（前134—前86年），字翁叔，匈奴族人。原本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其父休屠王曾作金人祭天，故汉武帝赐其姓金氏。他是西汉封建政权中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是汉武帝最亲信的大臣之一。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两次出陇西郡，击匈奴右地（今甘肃河西地区），斩获颇多，获得匈奴休屠王用来祭天的金人，俘获匈奴王侯贵族数十人。浑邪王、休屠王听到单于“欲诛之”的消息，合谋投降汉朝，后来休屠后悔，浑邪王杀之，遂率领自己的部下和休屠王的部下降汉。汉武帝令霍去病处置匈奴降众，把降卒留居边塞，设属国以处之。至于投降的王侯贵族则派人护送到长安。这些人都得了赏赐和封爵，或封侯，或封官，唯有金日c同他的母亲休屠王阏氏，因为休屠王后悔投降的缘故，都以罪被罚为官奴婢，日c被分配到宫中饲养马匹。当时他年方十四岁。

过了几年，武帝到宫中游宴，带着不少的妃嫔、宫女，检阅宫中饲养的马匹。金日c等数十名养马人牵着马匹经过殿下接受检阅时，别人都偷看殿上的贵人，唯独日c走过殿下时目不斜视。武帝见他身材魁梧，仪容庄重，饲养的马匹又很肥壮，惊异地询问之，日c如实奉告。武帝当即提拔他为管理宫中养马的马监。后来逐渐升迁到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之职。

金日c升任扈从皇帝的高官后，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失，武帝“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武帝周围的皇亲贵戚多暗中嫉妒，说：“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武帝听说，反而更加宠信他。

金日c之母平素教诲两个儿子（日c与其弟金伦）“甚有法度”，对他们要求严格。武后听说，甚为嘉奖。日c母死后，武帝令画工画其形于甘泉宫。日c每次扈从武帝到甘泉，见其母像必拜，涕泣尽哀而去。日c有两子，为武帝弄儿，经常陪伴武帝。有一次，弄儿从后拥抱武帝颈项，日c见而怒视之。弄儿走，且啼说：“翁怒”。武帝对日c说：“何怒吾儿。”后来弄儿长大，在殿下与宫人游戏，日c望见，“恶其淫乱”，遂杀弄儿。所杀的弄儿，就是日c的长子。武帝听说弄儿被杀，大怒。日c叩头谢罪，说明他所以杀弄儿的缘故。武帝听了，深受感动，更加信赖日c对他的忠诚。由此亦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擒马何罗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其弟马通因戾太子事件惧诛而谋反。金日c发现马何罗兄弟情态异常，怀疑他们有异志，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何罗也察觉日c在监视他，不敢贸然行动。这时，武帝巡游林光宫（秦宫，在甘泉宫旁），日c小病卧于殿中休息处。何罗兄弟乘机夜出，杀掉使者，发兵。第二天早晨，武帝尚睡眠未起。何罗等人尚未入宫。日c正准备上厕所，感到情况异常，立即坐到武帝卧室前。一会儿，马何罗袖中藏刀前来，见到金日c，脸色变了，快步欲入卧室，被室中乐器撞倒。①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金日c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日c得以抱住何罗，大声高呼：“马何罗反！”武帝闻声惊起，左右侍从人员拔刀直取何罗。武帝深恐格斗中误伤日c，制止之。日c挟住何罗的头颈，把他摔倒在殿下，随即将其绑起来，恶惩之。

武帝赐出宫女，日c“不敢近”。帝欲纳其女入宫为妃，日c亦不肯。

受命辅政武帝病危时，召见金日c与霍光等人，嘱其辅佐少主，封日c为车骑将军。

昭帝即位后，按武帝遗诏，以讨马何罗功封日c为c侯，日c固辞，不受封。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日c病危，霍光再申武帝遗命，封日c为侯。接受封爵的第二天，日c病逝，谥为c敬侯。日c死后，其子金赏承袭侯位，为奉车都尉，次子金建为驸马都尉，并为昭帝所宠信。宣帝即位后，赏为太仆，列于九卿。日c弟金伦早死，伦子安上，宣帝时封侯，后来子孙贵盛。

第三节 赵充国（附辛武贤）

“通知四夷事”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后来迁徙到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他起初是骑兵，因是金城郡良家子，善于骑射，补为羽林军士，侍卫皇帝。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汉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身份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被匈奴骑兵所包围。汉军几天吃不到食物，死伤者很多，赵充国与一百多个壮士冲出重围，李广利带兵跟随其后，终于脱身。赵充国身上二十多处受伤，李广利向皇帝报告这个情况，皇帝下诏召见。武帝亲自察看他的伤口，颇为感叹，任他为中郎，迁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武都郡的氏族人闹事，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的身份带兵平定了此乱，升为中郎将，带兵屯守上谷郡，又调回朝廷任水衡都尉。

在拥立宣帝的过程中，赵充国参与了霍光的定策，因此封为营平侯。本始年间（公元前73—前70年），为蒲类将军，带领三万多骑兵，出酒泉击匈奴。他本当与乌孙合击匈奴于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没有赶到。他带兵出塞一千八百多里，西去候山，杀虏数百人，掠畜七千多①。返朝后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发动十多万骑兵向汉塞开来，打算侵扰汉朝边区。匈奴人题除渠堂投降汉朝后说起这个情况，汉朝就派遣赵充国统领四万骑兵驻守缘边的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等九个郡。匈奴单于听到这个消息，领兵退去。汉即罢兵。

羌族的动向这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于是汉朝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

义渠前去，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为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①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①据《汉书·匈奴传》。

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时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天。

赵、辛对羌策略之分歧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以为他老了，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赵充国到了金城，集结了一万骑兵，打算渡过黄河，又恐被羌人截击，就在夜间派遣三支小分队骑马衔枚先渡，渡后安营置阵，到了天明，全都完毕。于是大部队依次全都过渡。羌人百来个骑兵前来，出现在汉军近旁。赵充国说：“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命令汉军不要攻击。派遣骑兵到四望峡中放哨，知道没有羌骑。夜间带领汉军上了落都山，召集各个分队的校司马，对他们说：“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岂得入哉！”赵充国用兵，“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为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他来到设在金城的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羌骑多次前来挑战，赵充国命令坚守而不出兵。捉到的俘虏供认羌人内部各个头领互相埋怨说：“语汝毋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用。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这说明羌人畏惧赵充国之用兵，因而内部发生了矛盾。

赵充国之子右曹中郎将赵卬，带领一支队伍到了令居。羌兵出动截断这支汉军的粮道，赵卬向皇帝报告。皇帝下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联合搜捕山间的羌兵，以打通粮道。

起初，羌族部落头领靡当儿派遣弟弟雕库来向都尉报告先零部落谋反，过几天果然反汉。雕库那个部落的人有一些混在先零部落中，都尉就把雕库留下作为人质。赵充国以为此人无罪，就让他回去告诉该部落头领说：“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意思是，汉军前来是诛羌族中有罪的人，区别对待，你们不要互相勾结，应当立功赎罪，还可论功行赏。赵充国是想凭威信招降K、■部落及被掳掠者，瓦解羌族联合之谋，待其松懈时击破之。

这时宣帝已调发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提出建议：郡兵都守备在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长久。现在敌兵朝夕侵扰，土地寒苦，汉军之马不能过冬，驻守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有一万多骑兵，马匹大多羸疲。可以增加马的饲料，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上的K、■等部落。羌人以畜产为生命，现在都已离散，汉军分兵出击，虽不能全诛灭之，只要夺了他们的畜产，掠了他们的妻子，然后退兵，冬天再次出击，大军频繁打击，羌人必定丧胆。

赵充国策略的成功宣帝把辛武贤的奏书交给赵充国，命他与校尉以下知羌事者博议。赵充国以为辛武贤之策不妥，他与长史董通年上书认为：辛武贤打算轻引上万的骑兵，分为两道出张掖，纡回千里之路。以一马驼负三十日粮食，大约米二斛四斗，麦八斛，还有衣装兵器，实在难以追击。辛辛苦苦到了目的地，羌人必然根据这种情况以定进退，稍稍退去，逐水草，入山林。汉军再深入，羌人随即占据汉军前后险要之地，切断粮道，势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所嘲笑，千年也不得挽回。而辛武贤以为可夺羌人畜产，掠羌人妻子，这只是空话，不是什么好策。再说武威县、张掖日勒县都当北塞，有通谷水草。我们估计匈奴与羌族必有预谋，打算大举侵扰，希望能阻塞张掖、酒泉以断绝汉朝与西域的交通，所以那里的郡兵尤不可调发。估计先零部落首为反叛，其他部落是被迫胁从，所以赵充国等建议：欲捐K、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意思是，对羌族各部，应当根据主谋与胁从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宽恕胁从者，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这才是万全之策。宣帝将其上书发给群臣议论。公卿议论者都以为先零部落兵马强盛，而且倚仗K、开部落的协助，难以对付，不先破K、开等部落，就无法打击先零。这种意见完全与赵充国之策相反。

宣帝于是任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发下玺书嘉纳其策。同时发书给赵充国，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并说天道顺当，出兵必胜。

赵充国受到皇帝指责，并不放弃己见，他以为将军带兵在外，虽受诏命，只要能安国家，就应按便宜行事。于是上书表面上承认过错，实际上进一步陈述用兵利害，说：侵扰者乃先零羌，而不是K羌。“今置先零，先击K，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先零羌为主谋，深恐汉军到来而K羌、开羌背约，如果汉军“先击K羌，先零必助之”，以“坚其约，合其党”，这样，必然耗费巨大，旷日持久。最后说：“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K、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如果马上进兵，“诚不见其利”。宣帝很快地采纳了赵充国之策。

赵充国领兵到了先零羌所在地。先零羌因长久驻于一地，思想上松懈，突然看见汉军大部队到来，抛弃车辆辎重，打算渡过湟水，道路险隘，赵充国缓慢地驱逐之。有人说逐利宜速不宜迟，赵充国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果然，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斩首五百多人，获得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了K羌地区，命令不得烧毁住所损害农牧。K羌知道这个消息，高兴地说：“汉果不击我矣。”他们的头领靡忘派人来说：“愿得还复故地。”赵充国报告这个情况，还未得到答复。靡忘亲自前来，赵充国招待饮食，让他回去告谕K众。护军以下的军官对这件事都有争议，有说对于这种反虏，不可放他回去。赵充国说：“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意思是，你们都是从自己方便考虑，而不是忠于国家的打算。他的话还未说完，答复的玺书已到，命对靡忘以将功赎罪论。后来K羌竟不烦兵而平定。

屯田“十二便”

那年秋天，赵充国病了，宣帝给他书说：听说你有病，年老加疾，万一去世，我很担忧。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到你的驻地，担任你的副手，赶快趁此天时大利，将士锐气，定于十二月击先零羌。你如果病很严重，就驻守不动，只让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领兵前去。这时羌众来投降者已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他们必定动摇，打算安排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奏书还未送上去，正好得到命令进兵的玺书。中郎将赵卬害怕起来，派人劝告赵充国说：如果奉命出兵，破军辱国，将军守之还可。现在有利而您病，又何必争议？“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指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叹息说：何以说话如此不忠！如果朝廷早用我的建议，羌患还能到这种程度？往昔推举可以使羌之人，我推举辛武贤，丞相和御史却荐举义渠安国，以致羌事搞坏。金城、湟中的谷物每斛八钱，我劝说司农中丞耿寿昌，籴二百万斛谷，羌人就不敢乱动。耿中丞只申请籴一百万斛，结果只得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耗去谷一半。失此二策，羌人所以敢于叛逆。“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意思是，只可设法固守，不可轻举妄动，如果“四夷”猝然起兵，那就不只是羌患了。于是奏上了屯田书。在屯田书中，赵充国提出两点建议：一、我带的兵马，消耗粮、盐、草等数量巨大，“难久不解，徭役不息”，还可能发生其他变故，而且羌患“易以计破，难以兵碎”，所以我以为“击之不便”。二、在临羌至浩亹一带，罢骑兵，招募民众，“缮乡亭，浚沟渠”，进行屯田。只以少数骑兵卫护屯田者，“益积蓄，省大费”。

宣帝复书问：如果实行罢骑兵而屯田之策，“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要求再申明理由。赵充国申诉说：羌人与汉民一样，都有“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之心。如果罢骑兵而屯田，“顺天时，因地利”，胜利在望。羌众已经动摇，前后来降者万余人，听了宣传而归相告谕者凡七十人次，这是解决羌患的实情。同时，还提出留兵屯田“十二便”：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遂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他以为“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所以要求朝廷采纳其策。

宣帝复书提到，屯田不一定能解决羌患，大开、小开还可能与先零联合，要求赵充国认真考虑然后再次报告。赵充国又报告说：先零羌所剩精兵不多，“失地远客，分散饥冻”，K、开、莫须等部落离叛。汉军屯田，搞好战备，以逸待劳，“内有无费之劳，外有守御之备”，故胜利在望。“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专给于一方，颇为“不便”。

赵充国报告每次送上朝廷，皇帝都交给公卿议论。赞成赵充国之策者，起初“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足见赞成者越来越多。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指赵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这表达了当时大臣们对赵充国的信服。宣帝于是答复赵充国，肯定了他的计策。但宣帝因辛武贤、许延寿多次建议出击，又担心赵充国屯田可能受到侵扰，于是采取折衷之法，“两从其计”，诏令辛武贤、许延寿与赵印等出击，只取得小利；而赵充国不出兵，“所降复者得五千人”，也获了利。于是又诏令罢兵，只留下赵充国负责屯田。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五月，赵充国估计羌众伤亡及投降者甚多，力量削弱，请求罢屯兵。得到皇帝的允准，于是振旅还朝。

友人浩星赐迎接赵充国时说：将军朝见时应当归功于出击的辛武贤、许延寿二将，“如此，将军计未失也”。赵充国说：“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他还是把原意作了回报。宣帝肯定了他的计策，让辛武贤复为酒泉太守，赵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这年秋天，羌若零等部落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之首，不少部落首领率众来降。汉朝予以安抚，“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诏令推举可以任护羌校尉之人，时赵充国已病，四府推举辛武贤小弟辛汤。赵充国立即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这时辛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来临众病免，五府又举辛汤，辛汤“数醉酩羌人，羌人反叛”，果如赵充国之言。

起初，辛武贤与赵卬谈话，赵卬说起车骑将军张安世所为不中皇帝之意，皇帝打算杀他，是赵充国为其解说才得以免。等到赵充国回朝报告军事时，辛武贤罢归原官，怀恨在心，就上书告发赵卬泄漏省中之语。赵卬“下吏自杀”。

赵充国要求退休，回了家。朝廷议论“四夷”问题，还常常参与兵谋。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谥为壮侯。

赵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追美赵充国，曾召黄门侍郎扬雄称颂之。扬雄有“在汉中兴，充国作武”的颂词，歌颂赵充国在西汉中兴中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 汉宣帝

汉宣帝承武、昭之后，重视吏治，谋求相对安定的局面，史称“中兴”。

第一节 经历磨难

幼受“巫蛊”事件株连

汉宣帝（前91—前49）刘询，原名病已，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

在位二十五年（前74—前49）。

戾太子刘据是武帝与皇后卫子夫所生，他与妃史良娣生子名叫刘进，号称“史皇孙”，史皇孙与夫人王翁须生子名叫刘病已，号称“皇曾孙”。武帝晚年多病，心生疑忌。这时卫皇后已失宠，江充用事。江充与卫皇后、太子刘据有矛盾，深怕武帝死后被太子所害，打算先下手谋害太子。当时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追捕游侠朱安世，朱安世诬告他用巫术诅咒皇帝，武帝轻信，结果公孙贺被捕死于狱中。次年，江充用朱安世之法，诬告太子刘据在宫中埋了木偶人，以巫术诅咒皇帝。太子刘据闻知大惧，乃发兵杀了江充及胡巫。武帝发兵追捕，刘据以兵对抗，在长安激战五日，死了数万人，结果刘据兵败自杀。史称“巫蛊之祸”。当时有人替太子鸣冤叫屈，说巫蛊之事多不可信，武帝才感到太子“惶恐无他意”，而族灭江充家，为太子作“思子宫”。太子刘据本有三男一女，他本人受害，夫人与子女也受株连，只遗下一个孙子刘询。

巫蛊案发时，刘询才生下几个月，但也被监禁在郡邸狱中。当时廷尉监邴吉受命处理巫蛊郡邸狱，怜愍刘询年幼无辜，便命两个谨厚的女犯保养，私给衣服食物，多方照顾。邴吉治巫蛊事，连年不作决断。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重，另派人严治犯人。不久，大赦。此时邴吉就将刘询送到他的祖母史良娣老家。年已老迈的史良娣之母贞君怜愍刘询幼孤，亲自抚养①。后来刘询由掖庭收养，才由宗正登记上了宗室簿。当时掖庭令张贺怜爱刘询，注意奉养，以私钱供给教书。刘询长大，娶了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生活。

继承皇位刘询因幼遭家难，生长于下层，不仅知道节俭，好学，而且“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他还喜欢旅游，走遍了三辅之地，虽经历困难，也自觉快乐。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昭帝去世，因昭帝无子，霍光先是召昌邑王刘贺入京即位，不久觉得刘贺“淫乱”，乃废除之，而建议另立刘询为帝。于是把刘询召到未央宫，先封为阳武侯，然后才即帝位，史称宣帝。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宣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①参考《汉书·外戚传》上。

第二节 亲理政事

肯定霍光功绩

宣帝登位时，年已十八。霍光因其成人，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而“委任”之。当时朝政，“诸事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①。霍光每次朝见，宣帝“虚己敛容”，以示礼貌。但霍光随侍，宣帝内心恐惧，“若有芒刺在背”②。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始亲政事”。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诏中提到霍光“定万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并称霍光“功如萧相国”。霍光侍卫武帝三十多年，辅佐昭、宣二十年，掌权期间鼓励农业，减轻赋税，与匈奴和亲，抵御侵扰，在当时政界扮演了主要角色，对“中兴”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故史称：“孝昭委政霍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③宣帝对霍光功德的肯定，其实也是表示对霍光之政的肯定，尽管他后来为了集权而族诛霍氏，但并未抛弃霍光所定的政策。

继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宣帝亲政初，曾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下诏说：“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就是说，将苑囿和公田分给贫民与流民耕种，贷给种子与食物，还不要百姓出算赋和给徭役。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宣帝诏：“所振贷勿收。”就是说，原来赈贷给贫民的种子与食物一笔勾销，不予追回。

元康二年五月，宣帝诏有“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之说。

即宣布受害严重的地区，不必出当年的租赋。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宣帝行幸甘泉、河东等地，下诏：“所振贷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让边郡都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以供给边郡，节约转漕。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宣帝诏称：“减民算二十，”即减去百姓算赋（原为钱一百二十文）中二十文。

因此，史称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①。

重视吏治，综核名实宣帝亲政之初，就注意政情吏治，命令群臣奏封事，由此了解下情。五①《汉书·霍光传》。

②《汉书·霍光传》。

③《汉书·昭帝纪·赞》。

①《汉书·食货志》上。

日一听事，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考试功能。他要求官吏尽职，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说：“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要求郡国长官管教和督促地方官吏，不能让他们失职。

他强调决狱宜平，特设廷平官。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①他要求官吏奉法，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下诏说，“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他审察吏治，元康四年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主要任务是“察吏治得失”；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又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

他反对苛政，下诏批评说：“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即反对地方长官干涉民间喜庆之事。

他反对欺谩，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责当时“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指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无相乱”。

宣帝根据吏治情况，奖功罚罪。奖赏有功者，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下诏奖励，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同时对颍川吏民也有赏赐。王成与黄霸，原秩二千石，一年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升秩中二千石，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增加秩俸百分之五十①。责罚罪过者，如：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冬，本来精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出了偏差，“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②，而被腰斩。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十一月，号称“屠伯”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酷急和诽谤之罪，弃市③。

故史称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加强汉与少数民族关系宣帝即位之初，汉与乌孙为了反抗匈奴侵扰，相约分头出兵击匈奴，匈奴无力抵抗而逃，损失很重。后来匈奴又遭乌孙、乌桓、丁令等族袭击，加之大雪成灾，力量大大削弱，故欲与汉和亲。于是汉边境“少事”。宣帝亲政时，正是匈奴内乱外患之日，无力侵扰汉境。此时宣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说：“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即减少边塞的军屯。匈奴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派势力多争取与汉和亲，或来投靠汉朝。汉为了自身的安宁，也积极应付。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先①《汉书·刑法志》。

①参考《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

②《汉书·赵广汉传》。

③参考《汉书·酷吏传》。

贤掸率众来降，汉封其为归德靖侯④。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匈奴左大将军王定来降，封其为信成侯⑤。同年，匈奴呼遬累单于来降，汉也封其为列侯。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三月，宣帝诏中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朝此时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匈奴来降者。次年，匈奴单于向汉称臣，派遣其弟谷蠡王入侍。汉朝因边塞无寇，减戍卒十分之二。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①。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奉国珍三年正月来朝，宣帝同意，并安排接待。次年正月，呼韩邪来汉朝贺，受到盛情接待，并得到很多赏赐。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来汉奉献。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格外有礼。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对他礼赐如初②。

宣帝亲政时，汉羌和战是汉羌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宣帝初年，羌族先零部落擅自北渡湟水，侵占汉民地区。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羌族先零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二百多人集会，“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地。宣帝闻知，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以为，羌人各部盟约，还可能联合其他各族，应当及早准备。他建议一方面命令边兵加强战备，监视诸羌；一方面要破坏诸羌联合，探听其预谋内情。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前去，召集诸羌首领，杀了逆而不顺者，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余人。羌族各部震恐，起而反抗，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义渠所部三千骑兵被羌人袭击，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情况。宣帝当即调发兵马前往金城。以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带兵前往；又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赵充国到了金城，以哨兵了解敌情，派间谍宣传政策，日飨军士而不进击。羌人见汉军坚壁固守，无法进攻，互相埋怨，发生了矛盾。辛武贤以为进军时机已到，向皇帝上书建议进兵。赵充国以为，辛武贤的建议不妥，如果冒险进兵，必然进退两难。他一再上书建议只能先击主谋者先零部落，逼其悔过而赦之，再选择良吏前去抚慰羌众。宣帝要他作详细说明。赵充国反复论说，马上进击失十二利，留兵屯田有十二便。宣帝肯定了赵充国屯田之策，于是诏令罢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羌民斩了先零大豪杨玉、犹非之首，向汉投顺，汉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顺的羌民。羌乱至此告一段落①。

加强与西域的联系④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⑤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①此据《汉书·匈奴传》上。《汉书·宣帝纪》曰：“（甘露元年）冬，匈奴单于遣弟右贤王来朝贺。”两个记载不同。

②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还参考了《汉书·匈奴传》上。①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主要参考《汉书·赵充国传》。汉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宣帝派遣侍郎郑吉到渠犁负责屯田。郑吉通过屯田积蓄了粮食，发兵打败了车师。宣帝诏令郑吉继续在渠犁与车师屯田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匈奴得知消息，前来争夺车师之地。郑吉固守力弱，要求增援。宣帝诏令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吓得匈奴骑兵退去。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而不受匈奴欺压，乐于“亲汉”。稍后，郑吉又迎匈奴日逐王来汉投降。宣帝先命郑吉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南道）各国的安全，继又命其兼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宣帝还封郑吉为安远侯，这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之事。西域都护的幕府，设在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同时主管屯田事业。汉朝的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反映了汉匈势力在西域的消长，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也可以说，汉与西域关系的密切，始于武帝之世而成于宣帝之时①。

“昭宣中兴”论史称“昭宣中兴”，是谓西汉初年的皇业得以复兴。以昭宣之政与汉初政治两者比较，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诸方面都是后来居上，但同时社会矛盾有所发展和激化，故汉朝统治旋即由兴而衰。“中兴”之功，就统治阶级方面来说，主要是两个人物起主要作用，一个是霍光，一个是汉宣帝。宣帝诛除霍氏，只是政治权力之争，而不是政治路线斗争。

①此段情节，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和《西域传》。

第二十三章 萧望之 贡禹 师丹

萧望之、贡禹、师丹以名儒为大臣，能高论而无济时艰。

第一节 萧望之

受霍光冷遇

萧望之（？—前46），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徙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家庭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开始学习儒学。他“好学”，起初学习《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②。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听不得这种意见。于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意思是，你不肯循规蹈矩，得罪了执政，结果不得大官而守门。萧望之说：“各从其志。”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建议宣帝亲政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现在陛下“思政求贤”，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议皇帝“亲理政”，“举贤材”，“考功能”。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连提升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汉书·萧望之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参见《汉书·艺文志》。

发表政见，多所建议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内，不愿意远出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宣帝觉得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打算试试他处理政事的才干，于元康二年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怀疑君主对己有所不满，就装起病来。宣帝听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谕旨意说：“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这年西羌反，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发议，以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们引经据典，反对张敞入粟赎罪的建议。

宣帝又将此议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乌孙持两极，无坚约”，建议征还少主。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五凤（公元前57—前54年）年间匈奴大乱，议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大臣问策于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如果“乘乱而幸灾”，“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他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汉朝果然调兵卫护呼韩邪单于，平定其内乱。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宣帝称好，萧望之却表示反对。然而推行常平仓，“民便之”①。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对他甚为器重，而萧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称职。三公非其人，①《汉书·食货志》。

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穷困，盗贼未止，官吏无能，都因丞相不称职。宣帝因萧望之轻视丞相，就命几个官吏诘问他。萧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对。宣帝从此对他不大高兴。

由太傅辅政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告发萧望之对使者傲慢失礼，对丞相患病也不过问，还有擅作威福和贪财行为，触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办。宣帝于是指责萧望之“廉声不闻，傲慢不逊”，沾染污点，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左迁为太子太傅。

萧望之左迁后，黄霸、于定国等相继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他却不得为相。做太傅时，以《论语》、《礼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诏公卿议接见礼仪。黄霸、于定国等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依次在下”。萧望之则认为、对待匈奴，应当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礼”。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客礼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诸儒对《五经》同异的意见②。

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病重，选择可以嘱托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宫中，任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元帝。萧望之与周堪本以师傅受到尊重，现在多次宴见，参议国家大事。萧望之又推荐刘向，擢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元帝重视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与弘恭、石显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视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弘恭“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法”①。他们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互相勾结，而与萧望之等对立。萧望之与史高“有隙”②，又“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③，打算建议罢免这伙人。他以为中书是为政之本，应当选用贤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后庭而任用宦者，这不是本朝旧制，又违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建议罢免中书宦官，更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难于改革，议久不定，还将刘向调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才士备用谏官，会稽人郑朋暗里打算附从萧望之，上书揭发史高、许章及其子的过错。周堪看过这个奏疏，建议让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当面吹捧萧望之，说萧望之如果兴周、召之业，他愿追随②《汉书·宣帝纪》。

①《汉书·佞幸传》。

②《汉书·匡衡传》。

③《汉书·楚元王传》。

效力。萧望之对此奉承颇为乐意。郑朋还多次称颂萧望之，短毁史高，说许章、史高的过失。

被宦者势力迫害而亡自郑朋的不正之风暴露之后，萧望之就与他断绝来往，周堪也不予推荐任用。郑朋为此怨恨，倒向许、史，把说许、史事的责任推给周堪等人，说：“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建议召见了郑朋。郑朋出外扬言说：“我见，言前将军（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萧望之听到这个消息，就此问弘恭、石显。弘恭、石显担心萧望之亲自申诉，会交由其他官员查办，立即勾结郑朋及其同伙华龙，命二人告发萧望之等阴谋打算罢车骑将军及排挤许章和史高，等候萧望之休假之日，上奏皇帝。于是这事交给弘恭审问，萧望之率直地对话：“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弘恭、石显上奏说：“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离毁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召致廷尉。”意思是说萧望之等结党营私，要求法办。当时元帝初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便答应了弘恭等人的建议。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向，才知萧望之已关在狱里，大惊地说：“非但廷尉问邪？”就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认错。元帝说，把他们放出来照常管事。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出面对元帝说，皇帝新即位，就审查师傅，既然已经下狱，应该就此罢他的官。于是元帝下诏说，萧望之辅导我八年，没有什么罪过，把他及周堪、刘更生都罢官为民。而郑朋却当上了黄门郎。

过了几个月，元帝又下诏说，萧望之“导以经术，厥功茂焉”，赐爵关内侯，任为给事中。元帝还打算依靠萧望之用为丞相。恰巧这时萧望之之子散骑中郎萧伋为其父前事上书鸣不平，有司受理此事，反而上奏说萧望之本来有罪而不是他人诬告，现在他教子上书，失大臣之体，犯了不敬之罪，要求逮捕。弘恭、石显知道萧望之个性刚而不屈，上奏说：萧望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不将他下狱，不足以解决他怏怏之心。元帝说：“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元帝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石显等立即着手逮捕萧望之，并命执金吾派兵包围萧府。使者到了萧府，召萧望之。萧望之知道不妙，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阻止，以为这不是皇帝之意。他为此问门生朱云怎么对待。朱云是个好节之士，觉得不好对待，劝萧望之自己拿定主意。于是萧望之仰天叹道：“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然饮鸩自杀。这时是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十二月。元帝得知消息大惊，拊掌大叫：“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他罢食不吃，直掉眼泪，近侍人员也随之哀恸。于是召来石显等责问议论不审，石显等免冠认错，过后也就作罢。

元帝对萧望之始终追念不忘，不仅让其长子萧伋嗣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扫墓。

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作风上尚算正派，政治上有一定见解。史称他“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似乎评价过高。他身为天子之师，官高位重，却斗不过两个中书宦者，即使有元帝关怀，也逃不脱石显等人的暗算。这个问题，扯不上什么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实是两支君权附属势力的较量，由于萧望之缺乏实际才干，君主操纵无能，而对手石显等却是玩弄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以致宦者势力得胜，师傅势力失败。萧望之个人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节 贡禹

建议朝廷节俭

贡禹（前124—前43），字少翁，西汉琅邪（郡治今山东诸城）人。通晓儒家经学，学习和传授《齐论》、《公羊春秋》②，被征为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去官。又举贤良，任河南县令。过了一年多，在工作上受到太守府官的指责，免冠认错。他说：“冠一免，安复可官也！”于是去官。

元帝初即位时，征用贡禹为谏大夫，在政事上多次虚心请教。这时农业歉收，地方上大多穷困。贡禹向元帝上奏，说：古时简朴，任贤使能，薄税轻徭，所以人给家足。到了本朝初年，循古节俭；后来争为奢侈，上行下效，“甚非其宜”。并指出：“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他向元帝建议“少仿古以自节”，节省费用，遣归宫女，减少厩马，将一部分苑地分给贫民耕种。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将宜春下苑交给农民耕种，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

建议减轻农民负担不久，贡禹上书，说自己年已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难以任职，是个“素餐尸禄餐朝之臣”，要求退休还乡。元帝不同意。过了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六月，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位于三公之列。

贡禹在位，多次言朝政得失，提出不少具体的建议。他说，古时民无赋算口钱，自汉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他建议，当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二十岁才出算赋。

他又说，古代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业。现在本朝以铜铸钱，开山采掘铜铁，斩伐林木，耗费人才，破坏生态，影响天气，势必产生水旱之灾。自从铸五铢钱以来，百姓犯盗铸罪而判刑者很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商贾求利“而不出租税”，农夫劳苦而负担沉重，“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所以百姓“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穷者起为盗贼”。他指出，这是由于“末利深而惑于钱”，根子就在于“钱”。所以，他建议，取消采铜业及以铜铸钱，禁止私商活动，也不必收商贾之税，务必“使百姓一意农桑”①。

①本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贡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见《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

①《汉书·食货志》。

他又说，各个离宫及长乐宫的侍卫人员可减一大半，“以宽徭役”。十万多官奴婢戏游无事，费用巨大，百姓负担很重，应当令官奴婢“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即以官奴婢代替百姓负担徭戍任务。

建议纠正官场风气他又建议，令朝廷官员的家庭不得私自贩卖，与民争利，违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他指出，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商贾、赘婿及贪官“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兴功，耗费巨大，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地方政府以便巧书计者和勇猛酷烈者为吏，欺上瞒下，虐待百姓。所以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有些犯法受刑分子从政，行为不端，但“家富势足，目指气使”，号称为“贤”。所以说，“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好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他认为造成此政此风的原因，“皆以犯法者得赎罪，求仕者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所以，他建议，“宜除赎罪之法”，对于选举不实及贪赃枉法者，不但免官，还要杀头，一定要改变长期以来“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不良风气。

元帝将贡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从此开始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又省一些宫馆的侍卫人员，减诸侯王庙卫卒半数。其余贡禹的建议，则未被采纳。贡禹又建议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都未得施行。

能言而不能改进政治贡禹为御史大夫时，所议多与丞相于定国不合。当时关东连年遭受灾害，流民进入关中，影响京师安定，上书论政者多归咎于大臣。元帝引见于定国和贡禹，“条责以职事”，指出当时恶吏妄为，盗贼濅广，民多怨结，地方大员多不称职。并指问：“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①贡禹等无言以对，想不出什么施政良策。

贡禹任御史大夫仅几个月便去世，死时为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

十二月九日②。他死后，皇帝追思其议，竟下诏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但刘歆以为贡禹建迭毁之议，不免“失礼意”③。

贡禹与王吉为友，都“以礼让进退”④。当时人们称道：“王阳（即王吉）在位，贡公弹冠。”①这是说他俩取舍相同。

贡禹的言论，多切中时弊，揭露社会矛盾及政治风气较为尖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的建议不是基于对社会深刻的分析及有力的措施，不切实际①《汉书·于定国传》。

②《汉书·元帝纪》。

③《汉书·韦贤子玄成传》。

④《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

①《汉书·王吉传》。

而近于迂，所以无能挽救世道习俗。班固评道：“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②此评不无道理，但尚欠深刻。儒者往往能揭露矛盾，但大多无能解决矛盾。

②《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

第三节 师丹

多所建议

师丹（？—3），字仲公，西汉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治《诗》，受教于匡衡。举孝廉为郎。

元帝末，为博士，免职。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年）年间，州举茂材，又补为博士，出任东平王太傅。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灾，群臣对修堤与不修堤争议不休，结果不修，师丹等多次论说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灾区抚慰百姓④。稍后，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认为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举。于是师丹被征召入朝，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过了几个月，又以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任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①。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师丹为诸吏散骑光禄勋。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同时王莽为大司马②。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师丹任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于是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不久，徙为大司空，辅政。

自成帝以来，外戚王氏已逐渐掌握朝政。哀帝刘欣为定陶王时，看到成帝将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权重，内心常常忧虑。自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对时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两个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权。如：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之子丁满为平周侯，封皇后之父傅晏为孔乡侯③；外遣曲阳侯王根于封地，罢免成都侯王況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荐的官员④。师丹以师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为哀帝处理政事猝急，上书说：古时父死子承，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与后家，而放出王氏。频繁地发下诏书，变动政事，猝急而不慢稳。如今各地并不安定，阴阳失调。他向哀帝建议，多看多想，“不宜仓卒”。

提出限田法，议而不行师丹辅政时，看到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极为严重，欲救社会之急，想出了个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议：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支持师丹的建议，并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办法：“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③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师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④《汉书·沟洫志》。

①师丹于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由少府为光禄勋，过二年迁侍中光禄大夫。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②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③参见《汉书·哀帝纪》。

④参见《汉书·元后传》。

没入官。”这对各个等级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规定。所谓“名田”，即以私人名义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这种建议，算不得什么社会改革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对权贵和豪富“略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针砭社会弊病之议，居然也引起当时社会小小波动及部分权贵的反对。此议传开，顿时田宅与奴婢的价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贤等隆贵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为此议如果付诸实施，自然对于正在大肆兼并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们有点碍手碍脚。哀帝此时举棋不定，诏书“且须后”，即等待以后再办，于是限田、限奴婢之议“遂寖不行”①。

因持异议而被罢官哀帝即位之初，称成帝之母王氏为太皇太后，称成帝的赵皇后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都在定陶王国邸。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教养刘欣“至于成人”①。她知道成帝无子为嗣，通过向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王根行贿的办法，使刘欣得以立为皇太子②。因此，刘欣即位后，她自以为应当尊贵，“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③。这时，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引秦华阳夫人称太后之史例，建议“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即以哀帝生母为皇太后。师丹以左将军的身份和大司马王莽共同弹劾董宏，以为董宏“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犯了“大不道”之罪。哀帝因为刚刚即位，脚跟未站牢，羽毛不丰满，于是表示谦让，违心地采纳了王莽和师丹的意见，罢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闻知大怒，要挟哀帝必称其尊号，哀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乘机上奏，建议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国之名，车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称“皇”之意，还应当为共皇立庙于京师。哀帝将此议交给群臣讨论，不少官员表示赞同，只有师丹表示异议。师丹认为，必须明尊卑之礼，正人伦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合乎“母从子、妻从夫之义”，打算将其车服与立官置吏，比同于太皇太后王氏，“非所以明尊卑无二上之义”；定陶共皇的号谥前已决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继承成帝，“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庙”。哀帝本欲通过这个行动树立自己的权势，以抑制王氏；而师丹却高谈阔论表示反对，实际上是倾向王氏，自然这对君臣之间有了隔阂。从此师丹逐渐不合哀帝之意。

适值此时有人向哀帝建议改革币制，说古代以龟贝为货，现在改用为钱，百姓因此贫困，应当改币才好。哀帝征询师丹的意见，师丹答对可改。哀帝将此案交给有司再议，都以为钱已用了很久，难以猝然变易。师丹因年迈健忘，忘了前之所语，后从公卿之议。又一次，师丹命属吏代写奏疏，属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传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听到这个消息，派人上书告发师丹，说他一方面向皇帝上书言事，一方面让外人也得到其书。哀帝因此①本节依据于《汉书·食货志》上。

①《汉书·孔光传》。

②参见《汉书·外戚传》下。

③《汉书·傅喜传》。

问大臣有何意见，都答对说：大臣奏事不应当漏泄，使吏民传写流闻四方。应当交付廷尉查办。于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师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给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书为师丹辩护，说他品行出众，积极言事，使人写书，漏泄之过不在其身；以此贬黜，可能众心不服。尚书劾申咸等人说，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对师丹这样的国家重臣议罪处罚本是慎重的事，他们起初附会经义以为当治，一旦事已公之于众，又上书妄誉师丹，前后矛盾，实属“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随即下了罢免师丹大司空之职的策书①。策书上说：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应当起到“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于您。近来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很多，灾害严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职没有尽到。您既不与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称职，但您曾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诏有司赦而勿治。马上交出大司空高乐侯印绶，免官归去。

尚书令唐林以为哀帝对师丹处治过重，上疏说，师丹为世儒宗，德高望重，亲傅于帝，位在三公，过失不大，而处治过重，京师有识之士都以为应当恢复其爵邑。哀帝采纳了唐林的建议，下诏赐师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师丹免官之后，哀帝采用朱博的建议，尊其祖母傅太后为皇太太后，其母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王氏及皇太后赵氏同样尊贵，“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①；又为其父共皇立寝庙于京师，仪式如同元帝。朱博迁升丞相后，又与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应将师丹免为庶人，复封董宏为高昌侯。哀帝同意。于是师丹废归乡里。

随外戚派系波动而沉浮平帝即位，王氏权势重新膨胀。新都侯王莽报告太皇太后王氏，发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剥夺了她们的玺绶，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废了共皇庙。原来提议尊定陶共王为“皇”者泠褒、段犹等人都迁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为庶人。征师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②，太皇太后王氏下诏大司徒、大司空说：褒有德、赏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悖于义理。师丹为人忠节，分明尊卑，可谓社稷之臣。应根据“章有德、报厥功”之道，对他增加封赏。于是封师丹为义阳侯，赐以二千一百户。过了一个多月，师丹去世，谥曰节侯。其子业嗣侯，随王莽之亡而绝爵。

西汉自元、成以后，外戚权重，直接影响刘氏政权兴亡，也影响社会安乱，外戚丁氏、傅氏与王氏互相争权夺利，有派别之分，但无优劣之别，师丹与董宏依此倚彼，更为胜败，无足称道，不必褒贬。班固说：“（师）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①师丹与董宏的表演，确可悲啊！师丹限田之议，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个积极改革的良法，从当时限田之议一风吹的史实来看，且不论其主客观原因，就说当事者吧，哀帝不象个锐意改①师丹为大司空“一年免”，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①《汉书·外戚传》下。

②参考《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①《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

革之主，师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个空想的小改良者。

第二十四章 郑吉 段会宗 傅介子 冯嫽

郑吉、段会宗、傅介子、冯嫽是西汉中后期经营西域的人物。

第一节 郑吉

掌西域屯田

郑吉（？—前49），西汉会稽（郡治吴县在今江苏苏州）人。起初在汉军中当士兵，多次前去西域，因而升为郎官。他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从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郑吉以侍郎的身份被派遣到渠犁负责屯田，积蓄粮食，打算攻打车师。到秋收时，郑吉与校尉司马熹发动西域城郭诸国军队一万多人，自己带领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破交河城（今吐鲁番西）。车师王躲在北边石城中，未曾捉到，适值军粮已尽，郑吉决定罢兵，回到渠犁屯田。秋收完毕，又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车师王听说汉军将到，往北逃走向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车师王与贵族苏犹商议，打算向汉军投降，又担心不见信任。苏犹教车师王攻取匈奴旁边的小蒲类国，劫掠其人民，然后投降于郑吉。匈奴听说车师王投降于汉朝，发兵攻打车师，郑吉带兵向北迎战，匈奴吓得不敢前来。郑吉就留下一个军侯及二十个士兵保卫车师王，自己领兵回到渠犁屯田。车师王害怕匈奴军队又去杀他，于是逃到乌孙，郑吉迎接车师王的妻子安排在渠犁。郑吉回朝报告，到了酒泉，有诏命他回到渠犁与车师屯田，增加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郑吉回到西域，“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同时，开始调发三百士兵到车师屯田。据投降者报告，匈奴贵族都说“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然匈奴派遣骑兵来击汉屯田者，郑吉就和校尉将渠犁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全都调到车师屯田，匈奴又增调骑兵前来，汉屯田士少不能当，退守于车师城。匈奴贵族在城下对郑吉说：“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几天就解了。后来常有数千骑兵往来守车师。郑吉上书报告：“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大臣议论，以为道远烦费，可以罢归车师屯田。诏命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匈奴骑兵退去，郑吉才从车师回到渠犁，共有三校尉屯田。汉朝立了故车师太子军宿为王，将车师国民迁到渠犁。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不受匈奴欺压，“亦安乐亲汉”。后来汉朝置戊己校尉屯田，居于车师原来的地方①。

始为西域都护郑吉因在渠犁与车师之功，升为卫司马，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塔里木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此段情节与引文，据《汉书·西域传》。

盆地以南、昆仑山以北，所谓“南道”）各国的安全。

神爵（公元前61—前58年）年间，匈奴内部矛盾严重，日逐王先贤掸打算投降汉朝，派人来与郑吉联系。郑吉当即发动渠犁、龟兹各国五万人迎接日逐王，日逐王部下一万二千人、大小头目十二人随郑吉到了河曲地区，有一些人逃亡，郑吉追杀了他们，于是带着日逐王及其部下到了京师。朝廷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郑吉因打垮了车师，召降了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兼护车师西北方（天山以北，所谓“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是从郑吉开始的。汉宣帝为了嘉奖郑吉的功劳，封他为安远侯，下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这时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郑吉选择西域中心、土地肥饶的地方设立都护的幕府，治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同时发展屯田事业，“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①。屯田校尉开始从属于都护。

匈奴日逐王投降于汉朝，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标志着汉朝与匈奴势力在西域的消长。以往匈奴的势力很大，“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慰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①。自日逐王投降于汉朝，匈奴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②。而汉朝自张骞始，至于郑吉，在西域发展壮大了势力，“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①《汉书·西域传》。

①《汉书·西域传》。

②《汉书·西域传》。

第二节 段会宗

两任西域都护

段会宗（前84—前10），字子松，西汉天水上邦（今甘肃天水）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西域各国敬重他的威信。任满三年，按例更换官吏而还朝，任为沛郡太守，继又徙为雁门太守。过了几年，坐法免官。因为西域各国上书要求他前去，所以阳朔（公元前24—前21年）年间又任西域都护。

谷永与段会宗友好，知道段会宗又任西域都护，怜悯其年老又远出，写书告诫说：“足下以柔远之令德，复典都护之重职，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优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总领百蛮，怀柔殊俗？子之所长，愚无以喻。虽然，朋友以言赠行，敢不略意。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终更亟还，亦足以复雁门之踦。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愿详思愚言。”大意是，您再任都护是件美事，但凭您之材，可以在朝取卿相之位，不必去西域勒功。既然远任，还望不贪奇功，任满即还，不要像在雁门时再次摔跤。远在万里之遥以保重身体为要。

段会宗到西域，各国都派子弟欢迎。乌孙小昆弥（小王）安日感念段会宗以往立他的恩德，打算远出迎谒，于是，他阻绝有些贵族的劝告，到了龟兹谒见段会宗。西域一些城邦小国都亲附于汉朝。康居太子保苏匿率领一万多人打算投降于汉朝，段会宗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朝廷派遣卫司马迎之于道。段会宗调发戊己校尉的部队随从卫司马接受投降者。卫司马对投降者不放心，要求他们都要自己綑绑起来，保苏匿对此怨恨，率领其众逃去。段会宗任满还朝，因擅自调发戊己校尉的部队而耽误了军用物资的调拨，有诏以将功赎罪论。又任为金城太守，因病免职。

建奇功于乌孙过了一年多，乌孙小昆弥安日被其国内贵族所杀，内部大乱。朝延征用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前去安抚乌孙。段会宗立了安日的哥哥末振将为小昆弥，安定了乌孙的内乱而还朝。

当时，乌孙的贵族们对勇健的大昆弥（大王）雌栗靡都很畏服，告诫牧民不要进入大昆弥的牧区放牧，免得扰乱，所以“国中大安”①。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派人去刺杀了大昆弥雌栗靡。汉朝派遣中郎将段会宗前去与都护共同谋划，立了伊秩靡为大昆弥。不久，末振将死去，安日之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元延（公元前12—前9年）初，汉朝又派遣段会宗调发戊已校尉各国部队，诛伐末振将的太子番丘。段会宗担心大兵进入乌孙，番丘会受惊逃亡而捉不住，就将调发的部队驻扎在垫娄，选择三个精干的壮士，每人持带强弩，直接到了昆弥的所在地，召见番丘，指责他说：“末振将骨肉相杀，杀汉公主子孙，未伏诛而死，使者受诏诛番丘。”随即亲自执剑刺杀了番丘，番丘的部下惊恐而逃。小昆弥安犁靡带领数千骑兵包围了段会宗，③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段会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汉书·西域传》。

段会宗对他说明来意，并说：“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宛王郅支头悬麜街，乌孙所知也。”意思是，如今你们杀了我，实是自取灭顶之灾。乌孙昆弥以下的人都很惊服，承认汉朝诛末振将之子理所应当。段会宗还朝报告办事经过，公卿大臣说他“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宣明国威，宜加重赏”。汉成帝对他赐爵关内侯，黄金一百斤。这时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

末振将的弟弟卑爰疐本来参与谋杀大昆弥雌栗靡，这时带着八万多人归附于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①。两昆弥畏惧。汉朝又派段会宗前去安抚，与都护孙建共同研究对策，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段会宗病死于乌孙，终年七十五岁，西域一些小国都很怀念他，“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谷永劝告段会宗“因循旧贯，毋求奇功”，而段会宗偏要出奇，建功于乌孙；谷永嘱咐段会宗“万里之外以身为本”，而段会宗竟然死于乌孙。史称段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是有根据的。

①《汉书·西域传》。

第三节 傅介子

往使西域

傅介子（？—前65），西汉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人，因为从军才当上了官。先是西域龟兹、楼兰都曾杀汉朝派去的使者，到了元凤（公元前80—前75年）年间，他以骏马监的身份要求出使大宛，受诏谴责楼兰与龟兹。

傅介子到了楼兰，指责楼兰王与匈奴勾结拦杀了汉朝使者，说：“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楼兰承认错误，说：“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傅介子到了龟兹，又指责龟兹王，龟兹也承认了过错。他去大宛，再到龟兹，龟兹报告：“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傅介子就率领部下杀了匈奴使者。回到朝廷报告情况，任他为中郎，迁为平乐监。

谋刺了楼兰王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耳，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霍光说，龟兹的道路遥远，可以在楼兰试一试。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受命出发。

傅介子与部下都带了金币，扬言是要赠送外国的礼物。到了楼兰，楼兰王并不亲近他，他就假装离去，到了楼兰西界，让译员传话：“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于是拿出金币给译员看。译员还报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来会见使者。傅介子与他同坐饮酒，陈列财物让他看。酒喝醉了，傅介子对楼兰王说：“天子使我私报王。”就是说汉朝皇帝派我向大王秘密报告。楼兰王相信了，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帐中密谈，两个壮士从背后刺楼兰王，剑刃穿出胸前，立刻死去。他的侍从人员都吓得逃散。傅介子宣告：“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因此没有引起动乱。

于是傅介子带了楼兰王安归的头回朝廷报告，文武大臣都称赞他的功绩。昭帝下诏说：楼兰王安归曾为匈奴间谍，拦杀了汉朝使者，发兵杀掠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批人马，以及安息、大宛等派来的使者，抢去汉朝使者带去的节印和安息、大宛所献之物，违背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出使斩了楼兰王安归的头，已挂在北阙，给予适当的报复，而不烦兴师动众。现在封傅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动手刺杀楼兰王的两个壮士都补为侍郎。汉朝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①。

傅介子倚仗汉朝声威，又有冒险进取精神，所以远至西域建功，结果封了侯。西汉自张骞始，多有这样的人，如郑吉、段会宗等等。

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傅介子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 冯嫽

冯嫽，西汉人。能史书，有办事能力。为解忧公主侍者。随从公主在乌孙时，常持节充任公主的使者，通好西域诸国。西域诸国敬信她，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

当时乌孙内乱，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杀了狂王，自立为昆弥。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带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穿井通渠，积居庐仓，准备去讨之。都护郑吉了解右大将与乌就屠相好，使冯嫽去对乌就屠说，汉兵方出，必见诛，不如降。乌就屠恐惧，说：“愿得小号”。

冯嫽受到汉宣帝征召，报告了情况。宣帝派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冯嫽出使西域。冯嫽锦车持节，诏乌就屠来到赤谷城，立元贵靡（解忧公主长子）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辛武贤因此不出塞而还师。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乌孙公主年老返汉，冯嫽也可能随之归来。

乌孙大昆弥元贵靡病死，其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势弱。冯嫽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朝遣之，士卒百人送行。冯嫽出使乌孙，果然使得星靡局势稳定。

冯嫽乌孙之行，使得乌孙内乱平息，得以安定；也成就汉朝遣使绥远，而不烦劳师动众。她是个具有外交才干的杰出的女性。

①本节取材于《汉书·西域传》下。

第二十五章 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增进汉和匈奴间的友好。

第一节 出任单于

匈奴内外交困

呼韩邪单于（？—前31），名稽侯珊。他是公元前一世纪匈奴族的杰出人物。

自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之际汉朝与匈奴多次交兵，双方在兵力、物力上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都产生了和亲与友好的要求。当时，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常闹矛盾，在对汉政策上意见不一，有时欲和亲，有时又侵扰。汉对匈奴始终存有戒心，既愿和亲，又不忘边备。汉昭帝时，汉朝加强边防；匈奴侵扰而“少利”，便把矛头指向乌孙，声称欲得出嫁到乌孙的汉公主。乌孙公主向汉帝上书求救。宣帝即位时，乌孙昆弥又上书求救。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大发兵击匈奴，由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等五将带十余万骑进击，加之乌孙发动五万余骑由两边进攻，二十余万大军压到匈奴。匈奴闻知，吓得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损失很重，“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这年冬天，匈奴壶衍鞮单于自领万骑击乌孙，适值天下了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邻国又乘机袭来，“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马甚众。”加之兵民饿死又多。匈奴经过这一灾难，“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大为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再也无力对付汉军，而“欲乡（向）和亲”。汉之边境也就“少事”得安。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壶衍鞮单于去世，虚闾权渠单于立，这年匈奴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是后数年，匈奴与西域一些小国常发生战斗，而无能力侵扰汉境。同时，匈奴贵族内部不断发生权力之争。呼韩邪单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单于的。

由左地贵族立为单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他初立为单于时，贬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去龙城赴会，颛渠阏氏告以单于病重，不要远去。过几天，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各部贵族，未曾来到，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阴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初立，对汉朝“复修和亲”，专力对内，将虚闾权渠单于时的当权贵人全部杀掉，又将虚闾权渠的子弟近亲全部免职，而任用颛渠阏氏的弟弟都隆奇，安置自己的子弟占据要职。稽侯珊是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不得继位，投奔妻父乌禅幕。乌禅幕本是乌孙与康居之间一个小国的君主，因多次受到侵扰，便率领部属投降了匈奴，与匈奴贵族结了亲，仍然为其部属之主，居于右地。匈奴有些贵族以为日逐王先贤掸“当为单于”。日逐王先贤掸向来与握衍朐鞮单于有矛盾，此时便率领其部属数万骑归顺汉朝，受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匈奴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汉封为归德侯。握衍朐鞮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次年，握衍朐鞮又杀了先贤掸两个弟弟。乌禅幕对此提出意见，未被采纳，心里怨恨。稍后，左奥鞬王死，握衍朐鞮又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奥鞬王，因其年幼留在单于庭。奥鞬部贵族另立原奥鞬王之子为王，一同向东迁徙。握衍朐鞮派人带万骑追击，失败。握衍朐鞮为单于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其太子与左贤王多次谗毁左地的贵族，左地贵族也都怨恨。又过一年，乌桓击匈奴东部姑夕王，掠取人民，握衍朐鞮恼怒。姑夕王恐惧，便与乌禅幕、左地贵族等联合起来，共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动左地兵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失败逃走，派人向其弟右贤王求救，右贤王恨其凶恶“不爱人”，不予援助。握衍朐鞮无可奈何，自杀身亡。都隆奇投奔右贤王处所，其部属全都投降了呼韩邪单于。这时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

匈奴五单于相攻呼韩邪单于即位后，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仍在发展。他归单于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收其流落民间的哥哥立为左谷蠡王，派人嗾使右地贵族杀右贤王。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击败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于单于庭。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带二万骑驻屯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这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阴谋，共同谗毁右贤王，打算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就杀了右贤王父子，后来才知其冤，又杀了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惧，随即叛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听到这个消息，就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就这样，匈奴有了五个单于。屠耆单于亲自带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攻击乌藉单于。乌藉、车犁都失败，逃向西北，与呼揭单于联合，拥兵四万人。乌藉、呼揭都免去了单于之号，一致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四万骑分屯于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亲自率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失败，逃向西北。屠耆单于随即引兵奔向西南，留屯闟敦之地。

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于东方之兵，杀掠一万多人。屠耆单于闻知，亲自带领六万骑东击呼韩邪单于，行军千里，遇上了呼韩邪单于约四万兵众，接战起来。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归奔汉朝。呼韩邪部下乌厉温敦与乌厉屈父子眼看匈奴内乱，也率领几万人南降于汉，受封为义阳侯与新城侯。这时，呼韩邪收纳了前来归顺的车犁单于，又捕斩了乌藉单于，随即又都于单于庭，势力有所增强，但部众还只数万人。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带了一部分兵力，到了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接着，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居东边。其后二年，郅支单于与闰振单于战斗，杀了闰振，掠取其众，又击败呼韩邪，都于单于庭。

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诏书中曾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①这概述了当时匈奴的内乱、耗损与危机。寻找出路，是当时匈奴族人十分迫切的课题。

①《汉书·宣帝纪》。

第二节 积极与汉和好

事汉与不事汉之辩论

自呼韩邪单于败于郅支单于之后，深谋远虑的左伊秩訾王劝告呼韩邪称臣事汉，向汉朝求助，他认为只有如此，匈奴才得以安定。呼韩邪与各个贵族大臣商议，都以为不可，他们说：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此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王不以为然，并申述己见。他说：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如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在事汉与不事汉这个问题上，匈奴各个贵族大臣相难很久。呼韩邪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思之再三，终于听从左伊秩訾王之计，决定引众向南靠近汉塞，派遣其子右贤王瞀楼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廷。这时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呼韩邪朝汉甘露二年冬，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愿于次年正月到汉廷朝贺。汉朝对此十分重视，派遣车骑都尉韩昌负责迎接，调发所过七郡每郡二千骑兵，排列于来道两旁以示欢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在甘泉宫朝见汉天子。事先宣帝诏有司议论接待规格，群臣以为汉对匈奴单于“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宣帝决定“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①。故呼韩邪朝见时，位在诸侯王之上，赞谒称藩臣而不名。汉宣帝赏赐他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把，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糓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派使者导引呼韩邪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于长平。宣帝自甘泉宿于池阳宫。宣帝登上长平坂，诏呼韩邪不必拜谒，让他的群臣可以列队观望，各族君长王侯欢迎者数万人，夹道排列。宣帝登上渭桥，众人都呼万岁。又置酒建章宫，以飨呼韩邪单于，并示以珍宝②。

汉匈和约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二月，呼韩邪返回匈奴。他表示要留居于光禄塞下，遇有急难就自守于汉受降城。汉朝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带领一万六千骑兵，又发边郡几千士马，送他出朔方鸡鹿塞。并诏令①《汉书·宣帝纪》。

②《汉书·宣帝纪》。

董忠等留卫呼韩邪，协助诛伐不服者，又运送去粮食，前后达三万四千斛，供给其食用。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奉献，汉朝待之也很优厚。次年，呼韩邪与郅支两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的使者格外有礼。再过一年，到了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又入朝于汉，汉朝对他礼赐如初，还加衣一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二月，呼韩邪归国。汉因边郡有屯兵，故不再调发骑兵护送。

起初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就带领部下向西，打算攻定右地。屠耆单于的小弟原来侍从呼韩邪，也奔向右地，收其两兄的余众得到几千人，自立于伊利目单于，路遇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杀了伊利目，掠取其众五万余人。这时郅支闻知汉朝出兵出粮协助呼韩邪，就留居于右地，自度兵力不能敌，乃向西域进兵，击败了乌孙；又乘势北击乌揭，迫其投降，再向西击破坚昆，向北迫降丁零，并吞了三国。郅支留都于坚昆。呼韩邪于汉元帝初即位之时，又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等郡运送粮食二万斛以救其困。郅支单于自以道路遥远，又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遣使上书求回侍子。汉朝派遣谷吉护送，郅支杀了谷吉。

大约是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派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归呼韩邪的侍子，求问谷吉等人的下落，宣布赦免其罪，勿使他们怀疑汉欲讨伐。韩昌、张猛见到呼韩邪的民众很多，足以自卫，不畏郅支，而塞下的禽兽几乎猎尽。听说匈奴贵族大臣多劝呼韩邪北归，但呼韩邪担心北去之后难以约束。韩昌、张猛就与呼韩邪单于订立了汉匈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孙尽如盟。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及其贵族大臣都登上了匈奴诺水边的东山，刑白马，呼韩邪单于以宝刀刻金以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韩昌、张猛回汉朝报告，有些大臣以为他俩擅自作主，与夷狄诅盟，有损汉朝威信，不可允准，应该马上遣使前往匈奴，与呼韩邪单于解盟，还要治他俩“奉使无状”之罪。汉元帝以为他俩只是小过，有诏韩昌、张猛以赎论，不必解盟。其后呼韩邪便北归单于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郅支单于既杀了汉使谷吉，自知有负于汉，又闻呼韩邪单于更加强盛，担心被袭击，便向康居逃亡。其部众多冻死于道，剩下三千人到了康居。后来（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郅支被汉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所诛灭①。

呼韩邪单于闻知郅支被诛的消息，且喜且惧，向汉元帝上书说：“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入朝于汉，受到的礼赐和当初一样，所得衣服锦帛絮比黄龙时加倍。这时呼韩邪单于亲自提出娶汉女为妻而为汉婿的要求。汉元帝乃以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字昭君）赐与他为妻。汉朝因此觉得边境安宁有望，于是改元为“竟宁”。呼韩邪娶了王昭君，号其为宁胡阏氏，“宁胡”是使匈奴得以安宁之意。汉匈双方都对这次和亲感到高兴。

呼韩邪单于在位二十八年，于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去世。

①参见《汉书·西域传》上。

呼韩邪单于评论呼韩邪单于身处匈奴乱世，积极与汉朝改善关系，定和亲之好，汉朝也主动与匈奴订立盟约，这不仅使呼韩邪单于得以巩固政权和统一匈奴，促使汉匈双方得以安宁；也促使汉匈保持和好达六七十年之久；而且还促使汉在西域威信的提高及与各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历史记载说：“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①这说出了匈奴与汉朝在西域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呼韩邪“朝汉”对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影响。

①《汉书，西域传》上。

第二十六章 刘向 刘歆 扬雄

刘向、刘歆、扬雄同是西汉末年笃学之士，而政治和学术倾向各异。

第一节 刘向、刘歆的政治生活

刘向屡劾权宦。二度入狱刘向（约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时更名向，汉楚元王刘交的玄孙。

刘向十二岁时，其父刘德保任他为辇郎。成年时提升为谏大夫，后又任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汉元帝初即位时，刘向被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推举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皇帝左右。四人同心辅政，讨厌外戚许氏、史氏在位放纵，尤其愤恨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打算报告皇帝罢退之。但还未报告而走漏了消息，遂被许氏、史氏和弘恭、石显等告了一状，刘向与周堪被关进监牢，萧望之被罢了官。

这年自然界有地震等异常现象。宣帝觉得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人受了冤屈，打算重新启用，任为郎中。刘向通过其外亲，向皇帝上书，为萧望之等鸣冤叫屈，要求罢退弘恭、石显，而重用萧望之等。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矛头指向专权的外戚与宦官。这书奏了上去，弘恭、石显知是刘向所为，请求皇帝考问奸诈。刘向又被关进狱中，后被免为庶人。接着，萧望之被诬、自杀。

汉元帝悼念萧望之，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加以信用。永光六年（公元前43年），刘向见周堪等人在位，盼望自己得以信用，便上封事谏说，大谈灾异之变与政事得失相关，矛头直指当今“谗邪并进”的宦官。石显见到其书，与许氏、史氏等更加怨恨刘向等。当年夏寒，日青无光，他们便借此说是周堪等“用事之咎”，诬陷周堪与刘向等“谋毁骨肉”，建议“勿令典事”。元帝将周堪等人下放为地方官①。刘向的期望落了空。

以后，元帝虽又重新任用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但石显为中书令主管尚书之事，周堪很少见到皇帝，办事取决于石显之口。适值周堪患瘖疾而死，石显诬陷是张猛所害，逼具自杀。刘向为此大为伤感，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等，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他被废黜达十余年之久。

刘向极论外戚当权之害成帝即位，石显等伏法，刘向才又得以进用，为中郎，主管三辅灌溉之事，随后又升为光禄大夫。这时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刘向上《封事》，极论外家当权之害。《封事》中，引用大量历史事实，以申其说。

《封事》首引古事说：“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宁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歆传》、《扬雄传》。凡引上传者不另作注。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封事》继引秦事：“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雍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封事》继称：“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

《封事》又继称外戚王氏之事说：“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室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封事》最后指陈：“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机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刘向的封事书使成帝为之感动，但并无办法，只有任刘向为中垒校尉。

元延年间（公元前12—前9年），异常现象屡见，星孛东井，岷山崩坏，还有日食。刘向对此颇生恶感，产生了一些想法，又上奏，说：历来天象与人事相应，“天命信可畏也”，“神明之应，应若影响”。近来灾异多见，“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建议崇刘氏，诛数奸，并要求成帝接见，以便“指图陈说”。成帝果然召见刘向，“然终不能用”。

刘向一生很关心刘氏宗室的命运。史书记载：他“数言公族（指刘氏宗室）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指外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又记载：他“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颂宗室，讥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但正因刘向关心皇族而讥刺外戚，就必然遭到外戚的忌嫉与排挤。据说皇帝多次欲用刘向为九卿，然总得不到王氏居位者及大臣的支持，故终不得提拔。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去世。

刘歆在政治上与刘向的异趣刘向的儿子刘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他年轻时因通《诗》、《书》，能属文被成帝召见，因大将军王凤不同意任他为中常侍而改任为黄门郎。刘向去世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即位初期，刘歆由大司马王莽推荐，任侍中太中大夫，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又领校《五经》，完成其父未竟之业。后因写《让太常博士书》，指责诸儒专己守残和党同伐异的政策，与执政大臣有了矛盾，又被众儒所谤，出京任河内太守。后又转为涿郡太守。过了几年，以病免官，又起用为安定属国都尉。

哀帝去世后，刘歆受到执政者王莽的重视，他俩早年同为黄门郎，有一段旧交情，现在由王莽任为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歆与陈崇等十二人受命“治明堂，宣教化”，被封为红休侯。

平帝时，王莽玩弄权术，欺上压下，“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①。刘歆趋附王莽，而“典文章’，是王莽的笔杆子。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改国号，封拜大臣。刘歆为国师、嘉新公，与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将哀章，号称“四辅”，居上公之位。刘歆为了与王莽拉关系，将己女许配王莽之子，结成了亲家。

刘歆与甄丰、王舜等同为王莽的心腹，参与一些阴谋篡权与吹捧活动，故得到重赏而“并富贵”。但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反对王莽者四起，刘歆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于是对王莽三心两意。当王莽篡位时，刘歆等内心恐惧，流于形色。王莽有所察觉，大为生疑，先发怒于甄丰，逼得其自杀，刘歆之子刘歆受牵连被处死，“牵引公卿亲党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①。王莽末年，社会矛盾更为严重，赤眉军、绿林军给予王莽政权以严重打击，王莽统治集团内部日益分裂，刘歆估计王莽必败，大祸且至，又怨恨王莽杀了其子，乃与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合谋，准备劫持王莽，去投降绿林军。正待机举事之时，被人告了密，董忠被杀，刘歆与王涉皆自杀，谋反事宣告失败②。刘歆死时为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刘歆掌管过儒林、史卜等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其义被班氏删取于《汉书·律历志》中。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据此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1547，世有“刘歆率”之称。刘歆文章，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①《汉书·王莽传》上。

①《汉书·王莽传》中。

②此段情节依据于《汉书·王莽传》中、下。

第二节 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

刘向、刘歆在政治上的各异，在学术上也有所反映，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①。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在经学上，刘向治《春秋榖梁传》，参与石渠阁讲论，刘歆治《左传》，坚持立《左传》于学官。《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属于古文经学。从经学派别来看，父子二人是对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雠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①班固在《律历志》里没有明文写出这一点来。《王莽传·赞》说王莽是“余分闰位”。这是东汉人的说法，应与《三统历谱》的精神不同。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②。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

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刘向、刘歆父子还续补了司马迁书，未传于世。刘向采摘先秦旧事及汉初遗文，撰《新序》、《说苑》二书，又撰《列女传》，这是记载妇女史事的第一部专书。

②见《汉书·艺文志》，并参考《隋书·经籍志》。

第三节 扬雄

辞赋和讽谏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后期著名的学者。

扬氏的祖先曾仕宦为官，由北方迁往南方。扬雄祖上有个名叫扬季的，官至庐江太守，在元鼎（公元前116—前111年）年间避仇溯江而上，到了岷山南面的郫县住了下来，有田一百顷，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扬季至于扬雄，五世都是单子独传，所以扬雄这支扬姓在蜀中独一无二。

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究明指义，博览群书。口吃，不能剧谈，沉默好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扬雄初好辞赋，欣赏司马相如之赋“弘丽温雅”，每作赋，常模仿其形式。又觉得屈原文过于司马相如，以至为世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读其文未尝不流涕。以为君子得时则安步徐行，不得时则如龙蛇蛰伏，遇不遇乃命中注定，何必自沉。他拾取《离骚》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于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扬雄四十多岁时，自蜀游至长安，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又向朝廷推荐，成帝召扬雄待诏承明殿。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随从成帝上甘泉宫，写了《甘泉赋》，描述甘泉宫似上天的紫宫，游幸者车骑众多。还朝后奏上，以讽谏游幸奢侈。三月，成帝率领群臣东渡大河，祠汾阴后土，又游览龙门、华山等处，追观前代遗迹，思欲步古遗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写了《河东赋》，还而奏上，劝谏当今从实际做起。这年十二月，扬雄随从成帝打猎。他以为古时二帝三王的宫馆苑圃“才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故“国家殷富，上下交足”；近世武帝广开上林苑，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他担心后世不能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故作《校猎赋》以为讽谏。这时任为黄门郎，与王莽、刘歆共事。

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秋，成帝想要向各族头领夸耀所畜禽兽之多，发动许多百姓入南山捕捉各种动物，用槛车运载至长杨射熊馆，把动物用网圈起来，命令胡人赤手空拳进圈捕捉，成帝亲临观看这种活动。这一捕兽活动，使得百姓耽误了秋收。扬雄曾随成帝到过射熊馆，了解这种情况后，写了《长杨赋》，借用翰林为主人，子墨为客卿，通过主客问答，而寓讽谏之意。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匈奴单于来书要求于次年正月来京朝贺。哀帝问公卿大臣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拒绝，以免耗费财物。匈奴使者告辞，还未走时，扬雄上书谏说：现在匈奴单于上书要求朝贺，本朝不许而辞之，汉与匈奴从此产生矛盾。多年以来汉朝一直争取与匈奴和亲，自呼韩邪单于与汉朝和亲之后，两族关系一直和好，这是可贵的。“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哀帝顿时领悟，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其来朝，使汉匈和好继续维持下来①。

著《太玄》扬雄经历一段人情世故之后，由喜好辞赋转向研究哲学。他淡于利禄，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有人嘲笑他“以玄尚白”，著作而不得禄位。他为文辩解，号曰《解嘲》。他说，当今是庸夫钻营禄位之时，而自己不愿赶这种时髦，自甘淡泊而写《太玄》。《解嘲》中所写“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吞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政治有些不满。

有人认为《玄》道太深，众人所不喜好，扬雄又为文辩解，号曰《解难》。他说，“宏言崇议，幽微之途”，难为俗人所了解。“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燿八纮；泰山之高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是以..《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妙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欤！”意思是说，道深而知者少，曲高而和者寡，但总会有知音者的。《解嘲》与《解难》，都是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作的。

当成、哀、平之世，王莽、董贤都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扬雄三世没有升官。到了王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得封侯升官者很多，扬雄不得封侯，因耆老转为大夫。他“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故专心于著述。

王莽本以符命自立，篡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歆又玩弄献符命之事。于是王莽生了疑心，严加诛除，受牵连者也全都收捕。这时扬雄校书天禄阁，闻知治狱使者来收捕，害怕不能免祸，就从阁上跳下，几乎跌死。王莽听到这个消息，说：“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派人密问原因，原来是刘歆曾向扬雄学过古文异字，而扬雄实不知刘歆献符命之事。所以王莽下诏不予追查。有说扬雄曾作《剧秦美新》以谀王莽。

扬雄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去世，终年七十一。

形式的模仿和内容的创新扬雄的著述，除上面提到的《法言》、《太玄》及《甘泉赋》等以外，还有《方言》、《训纂篇》及其它赋、箴之作。《方言》记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资料。《训纂篇》，是续《苍颉篇》而作。他的文集，早已散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四卷。

据说，刘歆见扬雄贫困而著《太玄》，曾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①此段情节与引文，取之于《汉书·匈奴传》下。

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复酱瓿也。”意思是，《太玄》不能谋禄利，不会为世人所重视。扬雄对刘歆之言笑而不应。当时只有桓谭以为扬雄学识“绝伦”，其书“文义至深”，必传于后世。

扬雄著述，好模仿，但不是没有新的内容。他模仿司马相如之赋，用以讽谏最高统治者游乐与奢侈，而不宣导淫秽；模仿《易经》而作《太玄》，以玄作为万物的根源，论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①，而不好言阴阳灾异；模仿《论语》而作《法言》，舍弃诸子，独尊儒教，但不取性三品说，而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恶人”②，以强调人的自我修养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

①《太玄·玄图》。

②《法言·修身》。

第二十七章 王莽

王莽以外戚身份盗窃汉家天下，建立了短暂的新朝。

第一节 篡窃帝位的历程

虚誉和高官

王莽（前45—23），字巨君，新皇朝的建立者，在位十五年（9—23）。

王莽的祖先，原为战国时期齐田氏，因汉初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时，王氏处于东平陵，武帝时徙至魏郡元城委粟里。王莽的祖父王禁，少时学法律于长安，为廷尉史，自此以长安为家。王禁生四女八男，其中，次女政君，为元帝之后（称元后），生子成帝。成帝时，元后诸兄弟多任官封侯，只有王曼早卒未及封侯②。王莽乃王曼之子，元后之侄。他的堂兄弟因是将军列侯之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而他因父早死未侯，“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少时受儒家教育，“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侍奉母亲及寡嫂，抚养孤兄子，都很周到。又结交英俊，侍奉父辈，符合礼仪。阳朔（公元前24—前21年）年间，王凤患病，王莽侍候甚恭。王凤临终时，推荐王莽任黄门郎，王莽于是走上了仕途。

过了几年，王商及一些名士称誉王莽，成帝便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在此前后，王莽又被连续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这时“宿卫谨敕”，“节操愈谦”。常以车马衣裘“振施宾客”，交结名士与公卿甚众。所以公卿推荐，游士谈说，“虚誉日隆，倾其诸父矣”。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三十八岁时升任大司马。这时，王莽“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请一些贤良为掾史，所得赏赐分给下属，而自己非常俭约，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犹如僮仆。王莽为大司马一年，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公元前7年），外戚丁、傅用事，王莽乃退位，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

哀帝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去世，九岁的平帝即位，元后临朝称制，以王莽为大司马。王莽自元寿二年再为大司马至于身亡，掌握政权达二十四年之久。

翦除异己，笼络亲党王莽辅政头六七年（公元前1—公元6年），一意攫取大权。他输政伊始，立即翦除了丁、傅势力，“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从而除之。同时，拉拢名儒孔光及其婿甄邯，为其所用。他怕其叔红阳侯王立在元后面前搬弄是非，就让孔光上奏王立“旧恶”，从而遣放王立回到封国。因王莽颇有胁持上下的手腕，于是“阿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还有甄寻、刘棻、崔发、陈崇等爪牙也得到信用。

王莽的权欲只要有所暗示，党羽便承其旨意而行动。起初，王莽讽益州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王莽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以上情节，参考《汉书·元后传》。

令塞外蛮夷献白雉，群臣便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要求赐予王莽安汉公的称号。于是拜王莽为太傅，号安汉公。王莽想要元后交出政权，讽公卿奏言“太后不宜亲省小事”，又使元后下诏说：“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于是王莽处理一切大事，“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王莽曾自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他这种献田及让财的行为不止一次，因而赢得了美誉，吃小亏占了大便宜。于是公卿“慕效”之。每有水旱之灾，王莽便素食。

嫁女以为后，杀子以固权王莽想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上书建议选美女入宫。于是有司报上众女之名，其中多有王氏之女。王莽担心众女与己女争，就说：“身无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元后乃下诏勿采王氏女。而党羽领会其意，建议说：“愿得公（指王莽）女为天下母。”于是选了王莽之女。不久，王莽之女做了皇后。

陈崇勾结文人张竦写了一份歌颂王莽功德可比周公的奏章，建议“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公卿方议此事，适值吕宽事起。起初，王莽通过元后，将帝母卫姬及帝舅卫宝、卫玄等排挤出京师。其子王宇深怕平帝长大后怨恨，与卫宝通书，教他设法还京。王莽不同意。王宇与妻兄吕宽等人私下商议，用迷信的手段想令朝廷归政卫氏。但吕宽夜间在王莽门第上洒血时被发觉逮捕，在狱中自杀。王莽奏请杀了儿子王宇，宇妻因怀孕待产后才杀。王莽因此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还株连敬武公主（元帝之妹）、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逼其自杀。“死者以百数”。王莽还为此写书，宣扬治子之罪乃公而忘私，以戒子孙；其爪牙还奏请以此书发行全国，令学官以教授，使官吏能了解此书旨意。

吕宽案件结束后，王舜又重提陈崇之建议。爪牙们煽动“民上书者八千余人”，都要求照陈崇建议办。于是元始四年（公元4年）四月，拜王莽为宰衡，位上公。王莽还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高踞于公卿之上，出入威仪与众不同。

粉饰太平，夸张功德这时，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召经学人材，及懂得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

群臣奏请加赏王莽。元后同意，诏议九锡之法。元始五年（公元5年），官民因王莽不受新野田之赐，“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要求加赏王莽。王莽上书说，自己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常恐不能称职，现在天下“治平”，乃元后之德，同列之功，非自己之能，拒绝加赏。但他还是受了九锡，权势大异于群臣。王莽曾于元始四年派遣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观览风俗”。元始五年秋，陈崇等八人还朝报告，说天下风俗“齐同”，还“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王莽“奏定著令”。他又奏“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夸饰太平。

同时，王莽为了夸张功德，派遣中郎将平宪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平宪顺其意奏说，羌豪良愿等种一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王莽趁此上奏元后：“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无以加之。”大大吹嘘一番，并奏请设西海郡。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郡。徙者以千万数，于是“民始怨矣”。

受金匮而即帝位乐陵侯刘庆上书说，现在皇帝年幼，应当让王莽“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都说应该如此。这时平帝病了，王莽作策，愿以身代，藏策于金縢，置于前殿。这是诈依周公为武王请命而作金縢的故事。不久，平帝夭亡，要选继位者。这时元帝世绝，王莽恶宣帝曾孙数十人都已长大，不便于摆弄，便在玄孙中选了个最小的子婴，年仅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实际上是便于控制。

这时有人奏说武功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从此演出了符命的闹剧。王莽让公卿向元后报告，元后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从中斡旋，向元后解释说：这事阻挡不了，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元后无可奈何，只好应许，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请王莽摄政“皆如天子之制”，并于次年改元“居摄”。不久，王莽便以子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居摄元年（公元6年）四月，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起而反对王莽，从者百余人，进攻宛城，不得入而败。天下反莽自此始。刘崇的族父刘嘉诣阙请罪，获赦，乃奏颂王莽功德，骂刘崇为乱，而肯定王莽对刘崇镇压。王莽大为高兴，封刘嘉为帅礼侯。这时群臣又说，刘崇谋逆是因为王莽“权轻”，应提高王莽的权位才能镇服全国。于是元后命令王莽进见她时自称“假皇帝”。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义，讨伐王莽，响应者众，达十余万人，指向长安。王莽恐惧吃不下饭，昼夜抱着孺子婴祷告，仿效《大诰》写了一份策书，说明现在摄位将来当返政于子婴之意。同时派遣王邑等将前去镇压翟义，数月告捷。王莽大喜，居摄三年（公元8年）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大行封赏，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赐爵关内侯者凡数百人。王莽镇压翟义后，自以为威德日盛，获得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这年王莽母死，王莽“意不在哀”，而想的是服制规格高低。刘歆与博士诸儒阿意，说王莽服母丧应当“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

这年广饶侯刘京等人奏符命，伪造“摄皇帝当即真”等把戏，说是天意所归。于是王莽对元后说：我向您报告时，自称“假皇帝”；而我号令天下，天下向我言事，就不必言“摄”了。十一月，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以应天命。这时官民都知道王莽奉符命的旨意，爪牙们开始认真议论和建议，王莽“即真”提到日程上来了。

哀章是个素无行而好为大言的学子，他猜准了王莽心思，做了个铜匮及两张封书题签，一张题签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张题签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中说王莽为真天子，元后照天意行事。还在书中把自己姓名摆在辅佐之列。他在黄昏时身穿黄衣把铜匮送到高庙。王莽闻知，立即到高庙拜受金匮神嬗。于是王莽登上真天子之位，定国号曰“新”，改元始建国。接着，策命孺子婴为安定公。读策毕，王莽亲执孺子婴手，流涕歔欷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盛命，不得如意！”孺子婴下殿后，随即被幽禁起来。王莽按照金匮书名封拜辅臣，制造金匮的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同时，策命百官之职责，如典诰之文。

第二节 改制及其失败

王莽称帝前后七八年间（公元7—14年），主要是改制。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在此背景下，掌权的王莽力图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着手于改制。

王田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颁行了王田制的诏书，指出古时行井田制，国给民富，秦汉以来破坏了井田制，土地兼并严重，“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提出了王田制方案：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所谓王田制，实质上是个均田的制度。这是针对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打算做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土地制改革的方案。这种王田制，是从书本上学古代的井田制，想解决现实的土地问题，是托古改制，比之师丹的限田政策还有过之。但经过几年，到了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中郎将区博提议，井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王莽也明知实行起来困难，乃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这实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听任土地买卖，而宣告王田制中废。

奴婢政策王莽在颁行王田制诏书中，指责买卖奴婢有违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而规定“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这是承认奴婢为人而不是牲畜，通过禁止买卖而加以限制的奴婢政策。但到了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宣布土地可以买卖的同时，也令“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新奴婢政策也废止了。稍后，天凤四年（公元17年）王莽下令：“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这是为了搜刮钱财，但也寓有限制奴婢之意。五均六筦王莽为了限制商贾兼并及物价波动，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定了五均六筦政策。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五均司市师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原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平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①。王莽说，搞五均六筦，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他下令六筦的诏书还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农田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贾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②六筦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兼并活动，以保证人民生活生产所需，也是为了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六筦之设，王莽虽依托于“先圣”，实际上多继承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稍加变通而已。在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况下，五均六筦是官吏从中渔利和剥削人民的工具，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改变币制及其它西汉自武帝以来，通行五铢钱。王莽则四次改变币制：第一次，居摄二年（公元7年），于通行的五铢钱外，另铸三种新币：“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三种都是高值货币，只有五铢钱是低值。而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甚大，于是“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第二次，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令废止五铢钱及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重一铢，值一，与大钱并行，为大小二种货币。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第三次，始建国二年，王莽为了使货币轻重大小各有差品，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货币，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的后果。王莽强制推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犯法者众。王莽只好恢复小钱、大钱二品。第四次，天凤元年（公元14年）①，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这次改变币制较为合理些。但因屡次改币，币制极大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犯法者多，不可胜行”，因犯法及株连而没为官奴婢者“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从而加深了人民对王莽的怨恨①。

此外，王莽还改变朝廷与地方的官制与官名，频繁地更改地方行政制度及名称，甚至一个郡更了五次名，弄得官民都记不清楚，公文上还得附写上旧名。还设五等爵，大行分封，但因“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还新定吏禄制度，分明等级，多少不等，但因制度烦碎，“课计不可理”，官吏往往得不到俸禄，于是“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贿赂以自供给”。这又加重了百姓的灾难。

王莽在民族关系上也捣鬼。他无理地侵侮各族，贬降各族的王为侯，引起各族的不满与反抗。王莽随又加以征讨，更加侮辱对方，如改称高句丽为“下句丽”，改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于是破坏了汉与各族的友好关系，特别是破坏了汉匈和亲，断绝了汉与西域的交通，发动了几次战争，造①此段情节，参考《汉书·食货志》下。

②《汉书·食货志》下。

①《汉书·食货志》下记为天凤元年，《汉书·王莽传》下记为地皇元年，兹从《食货志》。①此段情节，参考《汉书·食货志》下。

成重大损失。

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原因而言，当时存在政治腐败，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情况。就主观原因而言，班固在《王莽传》中是这样指出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PGN0372.TXT/PGN>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贿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乡。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

班固说出了王莽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1）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只用心于定制，而不着力于兑现，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2）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尽管他也针对时弊，但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3）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多非干才，而善于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4）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畏备臣下”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5）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6）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这些，都与王莽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

第三节 在农民起义中垮台

农民起义

王莽改制失败后的十年（公元14—23年），一直处在熊熊烈火之中。西汉后期，不断出现农民起义。王莽掌权后，农民起义有增无减。天凤元年（公元14年），因王莽用兵，不顾百姓苦难，“三边尽反”。次年，北方受难百姓“起为盗贼”。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吕母起义于山东。从此四方不断出现大规模起义。

吕母起义后，王莽派遣使者前去宣布大赦，使者还京如实报告：“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听了大怒，罢了这个使者的官。有人顺从王莽旨意，说“民骄黠当诛”，又说“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听了大喜，就提升其官。同年又有瓜田仪起义、绿林起义。

这年八月，王莽亲自到南郊，监督铸造威斗。所谓威斗，是以铜及其他原料合铸，像北斗。王莽妄想以此压胜众兵。

天凤五年（公元18年），以费兴为荆州牧，朝见时，王莽问到任的对策。费兴回答说：“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这本是说老实话，想办老实事，以安定民众。可是王莽听了大怒，罢了费兴的官。

这年樊崇起义于琅邪，游击各地。因其作战将眉毛涂成红色作为标志，称为“赤眉军”。王莽调兵前去镇压，不能取胜。

天凤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见起义军众多，便玩迷信把戏，下令改元，布告天下，宣传应合符命。又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打算以此欺骗百姓，“销解盗贼”。民众都嘲笑他愚妄。

当赤眉军日益发展之时，匈奴又来侵扰。王莽准备先击匈奴，调兵遣将，召募壮丁，征发囚徒及官私奴婢，名曰“猪突脪勇”，充当精锐部队。又搜刮官民财物，勒令各级官吏保养军马。一些狂妄之徒乘机献策出招，欲往上爬。“素有智略”的大司马严尤建议，匈奴问题可以放一下，先应付“山东盗贼”。王莽听了大怒，罢了严尤的官。

镇压失败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见四方“盗贼”众多，一方面，为了镇压，而扩大军事编制，朝廷设前、后、左、右、中大司马，各州牧号大将军，郡县长官为偏将军、裨将军、校尉。另方面，为了表示自安，而能建万世之基业，下令建筑宏伟的九庙，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更增加了矛盾。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绿林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三辅地区义军群起。王莽忙于应付，还大量地征粮调兵，打算征讨匈奴。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官军，作战无能，而放纵掠夺，使得百姓“重困”。王莽派人招降起义者爪田仪，瓜田仪写书表示投降，但未出而死。王莽抓住此事大作文章，为瓜田仪起坟墓，造祠堂，赠谥“瓜宁殇男”，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招降其他起义者，“然无肯降者”。

王莽这时心神不宁，寻求精神安慰，既玩弄符命，破坏汉庙，喜欢女色，又猎奇求仙。有人说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王莽就令造华盖，置于四轮车上，六马驾车，三百个力士穿戴黄色衣冠挽车，车上人击鼓，挽车者呼“登仙”。王莽出行，令华盖车队导引。官民窃窃私言：“此似软车（载尸车），非仙物也。”

这时有个小官上书说，四方民众因饥寒穷愁起，常思岁熟就还乡种田，并不想夺取政权。意思是说，王莽并不了解起义民众的思想，对策有错误。王莽大怒，将他定了诬罔之罪而关进监牢。还因此下诏责备官吏，严令捕诛起义军，并说：“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于是群臣恐惧，不敢说实话，不敢言起义情状，不得擅自发兵，因而起义军越加发展。

关东有个小地方官田况，颇有对付起义军的办法。他对王莽说：应当选择良吏，申明赏罚，积粮守城，迫使起义军瓦解；现在调兵遣将，“郡县苦之，反甚于贼”。他建议：“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王莽畏忌此人，不仅不采纳其策，反而派人监视其兵，夺了他的兵权。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王莽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带十余万大军出征，亲自送出都门，寄予平乱的很大希望。可是这支部队“所过放纵”，闹得地方鸡犬不宁。当时关东民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不久，官军与赤眉军在成昌大战，廉丹战死，王匡脱逃。这时绿林山一带发生了疫病，起义者死伤很多，绿林军便分兵转移，有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三支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王莽派遣孔仁、严尤、陈茂等前去就地募兵，以镇压起义者。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接着，派遣国将哀章去协助王匡。又派遣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将兵十余万驻守洛阳，大司马董忠训练军士，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

这年十一月，东方天空出现彗星。王莽多次召太史令问吉凶，一些术数家都荒谬地答对，说：“天文安善，群贼皆灭。”王莽听了，稍稍得到一点精神安慰。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春天，绿林军各支部队大有发展，杀伤几万官军。三月，绿林军将领王常、朱鲔等共同推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元更始。王莽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惧。但他表面上装作镇静，染了须发，立所选淑女史氏为皇后，举行迎亲大典。他一方面整日与一些方士在后宫考验方术，放纵淫乐；一方面还作政治上的挣扎，诏令各路兵马进剿起义军，又派遣隗嚣等七十二人分赴各地宣布赦令，妄图招降起义群众。隗嚣等人出京，全都逃亡。

昆阳惨败四月，绿林军继占领宛城之后，又攻下了昆阳、郾、定陵等县邑。王莽闻知大为恐惧，立即派遣王邑赶往洛阳，与王寻结合，调发各地兵马，号称“虎牙五威兵”，并大力调拨物资支援军队。六月，王邑、王寻纠集精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从洛阳出发，前往宛城，经过昆阳。这时绿林军守着昆阳。王邑、王寻得到严尤、陈茂前来会合，纵兵围困昆阳，想一口吞下。严尤以为，更始帝在宛城，当先取宛，取了宛城，各城自然而定。王邑以为，百万之师，所过当灭，才是快事。于是围城数十重。严尤建议，让被围之军逃出，“以怖宛下”，王邑不采纳。昆阳城中的绿林军商议对策，留下一支八九千人的队伍守城，由刘秀出城组织援军。刘秀调动郾、定陵等地的援军来救昆阳，自己亲率一千多人作前锋。王邑、王寻知起义军人数不多，轻视而不认真对待。绿林军勇敢奋战，无不以一当百，首战获胜。在累捷之后，刘秀又率三千敢死队员进捣官军的中坚，大败敌人，杀了王寻。昆阳守军也乘势出击，内外夹击官军。官军溃逃，自相残踏。这时刮大风下大雨，城外的河水高涨，败逃的官军淹死好多万。王邑与几千人脱逃到洛阳。昆阳之战，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王莽以沉重打击。关中闻之大惊，各地起义更壮大起来。

长安传说王莽鸩杀了汉平帝。王莽心受刺痛，召集百官于王路堂，打开他为平帝请命金滕之策，一边哭泣，一边让群臣看，还让张邯宣传他的德行与符命之事。

在这局势急变之时，王莽集团发生动摇与分化，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与国师公刘歆密谋出路，打算劫持王莽去向更始皇帝投降。董忠又与握有兵权的孙伋密谋。孙伋归家，变了脸色，吃不下饭，向其妻陈氏吐露了真情，陈氏以告其弟陈邯。七月，孙伋与陈邯向王莽告密。结果董忠遇害，刘歆、王涉都自杀。

神昏而挣扎王莽内外交困，更是不信臣下。召来王邑，本来说是传位，到京后则任为大司马。他忧闷吃不下饭，只是饮酒，吞吃鳆鱼。读军书疲倦，便伏几而睡，不再就枕安眠。他迷信方术，窘急时便玩这种把戏。派人破坏渭陵（元帝陵）、延陵（成帝陵）园门的罘罳①，说：“毋使民复思也。”又派人以墨涂抹了陵垣，改变其颜色。他梦想这样一搞，刘氏就不能复兴，而由他永久统治了。

这年秋天，绿林军乘昆阳大胜之势，兵分两路，一路攻取洛阳，一路攻进关中，指向长安。王莽更加忧愁，不知如何才好。他自知必败，带了群臣到南郊，陈说符命之事，仰天而言：“皇天既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捶胸大哭，气短力竭，伏地叩头。又作千余言的告天策，自陈功劳。还鼓励几千儒生为其悲哀及诵其策文。他明知将亡又不愿死。

王莽命九个将军带领北军几万人东征，把他们的妻子关在宫中作人质。

这时宫中有黄金六十匮，每匮万斤。京都各部门都有很多钱帛珠宝财物。王莽非常爱惜，而给九个将军的官兵每人四千钱。军士深怨，毫无斗志。结果九个将军大败，死的死，逃的逃，只有三个退保京师仓。

途穷身亡①罘罳：门外之屏。《释名·释宫室》：“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

绿林军步步进逼，官军很多倒戈，长安已被包围。王莽大赦城中各监狱的囚徒，给予武器，杀猪饮血，对他们发誓：“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但囚徒们怀恨在心，很快倒戈。

十月初一早晨，绿林军由宣平门冲入城中，与官军激战。黄昏时，各官府衙门都跑个精光。第二天，绿林军在群众支持下攻打皇宫，呼喊：“反虏王莽，何不出降？”放火焚烧皇宫。王莽避火到了宣室前殿，手执威斗席地而坐，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但他多日未吃饭，此时已有气无力。

初三日清早，群臣扶着王莽上车，到了渐台。渐台是在池中。王莽欲凭池水阻挡绿林军，还怀抱符命和威斗。大小官员一千多人随从。王邑昼夜指挥战斗，疲惫已极，士兵死伤殆尽，逃到渐台来保卫王莽。绿林军冲进宫中，喊着：“反虏王莽安在？”有个美人出房说：“在渐台。”于是绿林军将渐台重重包围。双方以弓弩相射，矢用完了，便短兵相接。王邑等人都已战死。王莽躲入室内。傍晚，绿林将士攻到台上，杀死不少官员。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取了他的绶。校尉公宾就割了王莽的头。义兵分裂王莽的尸体，争相杀者几十人。

初六日，绿林军许多将领会于长安。将王莽的首级呈送更始皇帝，悬于宛市，百姓掷击之，有人割吃其舌。不久，官军将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王莽政权彻底垮了台。

第二十八章 汉光武帝 汉明帝 汉章帝

光武帝为东汉创业之主，明帝、章帝继之，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第一节 刘秀与两汉之际的农民战争①

刘秀的早年

汉光武帝刘秀（前6—57），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县西）

白水乡（舂陵）人，系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六世孙。刘秀的父亲刘钦曾经当过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县令，“娶同郡樊重女，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刘縯），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②。

刘秀九岁时，父亲病故，由叔父刘良抚养成人。刘良任萧县（今江苏萧县西北）县令时，刘秀“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③。刘良罢官后，刘秀回转家乡，以农耕为业。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长安求学，“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①。以才识过人，深受南阳士大夫们的器重。不久，刘秀完成学业，从长安回到故乡。那时，正面临王莽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

参加绿林军刘秀是从参加绿林军起家的。绿林军起义于地皇二年（公元21年）后，声势日益浩大。次年，分为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等队伍。南阳豪族地主，也乘机起事。特别是豪族中的刘氏，“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他们怀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②的目的参加起义军。刘秀族兄刘玄参加了起义军，刘秀长兄刘縯使邓晨和兄弟刘秀起兵响应。当时刘秀正在宛城卖谷，遂与当地豪族李通、李轶等合谋，“乃市兵弩”，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起兵于宛城，时年二十八岁。

十一月，刘秀率领部众至舂陵，与刘縯会合。以刘縯兄弟为首的这支地主武装，号称舂陵兵。刘縯派族人刘嘉劝说新市兵首领王匡、平林兵首领陈牧与之“合军而进”。从此，刘氏代表人物刘玄、刘縯、刘秀相继参加了绿林军。

刘玄称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一月，绿林军诸部齐心同力，取得胜利，号刘玄①本节主要取材于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②《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③《东观汉记·光武纪》。

①《东观汉记·光武纪》。

②《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为更始将军。乘胜追奔逐北，又大败陈茂、严尤所部王莽大军于清阳（今河南南阳南），进围宛城。绿林军各部兵力发展到十余万人。这年二月，“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刘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①刘縯起兵舂陵，本欲自立，当然反对立刘玄为帝，他提出了暂缓的意见，说：等到“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②。但农民军将领张邛等皆主张维持原议，“众皆从之”。于是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二月，在宛城以南的縯阳刘玄称帝，建年号为更始。刘秀被任命为太常、偏将军之职。

昆阳之战刘玄称帝后，派刘縯攻下宛城作为都城，并派王凤、王常、刘秀率兵北上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北）、郾城（今河南郾城）等地。在昆阳与官军发生一次大战。刘秀身先士卒，取得大胜。刘秀在此战中显出了军事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

昆阳战后，刘縯与刘玄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刘玄恐刘縯势大难制，设法谋杀了他。

刘縯被杀后，刘秀恐遭刘玄疑忌，深自韬晦。当刘縯的属官向他致吊唁时，他缄默不言，“难交私语，引过而已，又未尝自代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但“独居辄不御酒，坐卧枕席有涕泣处”①。刘玄见刘秀态度恭谨，疑心顿释，乃任之为破虏大将军，封阳武侯，赏其在昆阳之战中的战功。

绿林军的胜利与刘玄之死经过昆阳之战，王莽军主力被歼。绿林军乘胜分两路向长安进军：一路由王匡等率领北上攻取洛阳；另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领向西直捣长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克长安，王莽被杀。推翻王莽统治后的第二年即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从洛阳徙都长安。刘玄入都长安后，生活日益腐化，大封宗室功臣，委政于亲信赵萌，排斥绿林军将领，因而与绿林军将领和广大起义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当刘玄都洛阳时，赤眉军领袖樊崇等曾随同刘玄的使者来到洛阳。刘玄仅用官衔笼络樊崇等人，引起了赤眉军将领的义愤。赤眉军立即分两路向刘玄进攻，大军直捣长安，连战皆捷。但在向长安进军途中，樊崇等赤眉军将领误听平陵人方阳的建议，拥立汉朝宗室子弟刘盆子为帝。更始三年（公元25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军攻克长安，刘玄投降，不久为赤眉军将领谢禄所杀。

刘秀势力的发展①《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②《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①《东观汉记·光武纪》。

刘玄政权覆灭之日，正是刘秀势力发展之时。刘玄初都洛阳时，任命刘秀为司隶校尉，先到洛阳，整顿官府文书。继以刘秀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招抚河北诸州郡。刘秀于更始元年十月“持节渡孟津，镇抚河北，安集百姓”①。所至之处，“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邓禹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刘秀深以为然，“与定计议”。

当刘秀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时，有个卖卦的卜者王郎，诈称是汉成帝之子，由刘林与赵地豪强李育、张参等拥立为天子。他们一面派兵遣将攻占城邑，一面发布檄文招抚州郡，幽州、冀州各地“皆望风响应”。更始二年，刘秀以王郎势力强盛，乃自真定北走蓟城（今北京市），又南奔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东北），渡嘑沱河至信都（今河北冀县一带），得到信都太守任光的支持，乃发信都郡县兵攻克堂阳（今河北新河县西北）等地。冀州豪族刘植、耿纯等各率宗族子弟相随，众至数万人；并征发所据郡国的材官、骑士为兵，北向攻克中山之卢奴（今河北定县），南向攻克常山之真定、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西北）、房子（今河北高邑西）等地，大破王郎大将李育所部大军于柏人（今河北内丘县东北），然后集中精锐围攻邯郸。上谷（郡名，属幽州，今河北怀来一带）太守耿况、渔阳（郡名，属幽州，今河北密云一带）太守彭宠派遣部将吴汉、寇恂率兵前来助战。更始二年五月，攻克邯郸，斩王郎。

平定王郎后，刘玄封刘秀为萧王，令其属部南归。刘秀以河北未完全平定为借口，拒不接受南归的诏令。这时，更始政权土崩瓦解，割据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刘永据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公孙述据巴蜀，李宪据淮南（今安徽寿县一带），秦丰据黎丘（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张步据北海（今山东益都一带），董宪据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一带），延岑据汉中（今陕西汉中一带），田戎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一带），或称王，或称帝。各地起义军，除赤眉军而外，河北地区有铜马等数十支起义军，共数百万人。

平定河北各地刘秀击破王郎后，便积极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河北地区各支起义军发动进攻。首先，派遣大将吴汉调发幽州、冀州十郡兵，在这年秋天大破铜马军。高湖军、重连军来援，亦为所败，余部被迫归附刘秀。刘秀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后，势力大增，众至数十万，故当时人以“铜马帝”称之。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刘秀又率领大军攻歼尤来、大抢、五幡诸路农民起义军。于是，河北地区义军主力被刘秀消灭殆尽，河北地区亦尽归其所有。

刘秀称帝刘縯、刘秀兄弟起兵舂陵时，早有帝制自为之心，因而与刘玄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其后刘縯被杀，刘秀虽满腔悲愤，但以势力孤单，只得隐忍不发，缪为恭顺。到了吞并河北义军之后，“跨州据土，带甲百万”，遂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于建武元年六月在鄗（今河北高邑）称帝，改元建武，建立起东汉政权。同年七月，赤眉军进军关中，立刘盆子为帝；九月攻①《东观汉记·光武纪》。

破长安，更始政权宣告灭亡。

第二节 光武帝的帝业

统一政权的重建

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刘秀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镇压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权于尚书台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①；“虽置三公，事归台阁”②，“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③。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①《唐六典》。

②《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后汉书·仲长统传》。

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①，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病逝于洛阳南宫，终年六十三岁，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葬于洛阳城北之原陵。

光武帝评论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

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支持。

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①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①光武中元二年人口为4，279，634户，21，007，820口，较之建武初年将近增长一倍。①《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

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这些评论，对于评价汉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①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42—14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三节 汉明帝

汉明帝刘庄（28—75），初名阳，后改名庄，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年十二封东海公，不久，进爵为东海王，年十六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病逝，明帝继位，时年三十。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平。

明帝即位后，勤于政事，“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③。在位期间，“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④，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继续加强皇权，整顿吏治明帝继承光武帝抑制外戚、大臣（包括功臣）权势的政策。《东观汉记》说：“初，世祖闵伤前世权臣太盛、外戚预政。汉家中兴，唯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无权臣。外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势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贵者裁家一人备列将校尉，在兵马官充奉宿卫阖门而已。自皇子之封，皆减旧制”；“总揽盛权，权不借下”①。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林坐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就第养疴”②，亦被罢官。后来，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明帝还注意整顿吏治，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明帝即位之初，下诏：“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从慎重选举官吏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永平九年（公元66年）又“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在选官用人上，明帝严令杜绝权门请托。他的姊妹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

明帝还能纳谏，听取逆耳之言。比如：明帝大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建议停工，立即得到采纳。他还下令废除度支日（每月初一至初六日）不受章奏的旧制，以便远方来京臣民随时诣阙奏事。

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明帝统治时代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②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明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③《东观汉记》卷二。

④《东观汉记》卷二。

①《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②《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他即位之初，即下诏“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永平三年（公元60年）诏令“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皆除之。”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诏郡国死罪囚减罪”。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诏令“滨渠下田赋与贫民，毋令豪右得专其利。”

明帝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明帝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皇后“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因有以上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东汉政局更加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故史称永平之世，“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击北匈奴，再经营西域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明帝积极经营边疆，与北匈奴争夺西域。光武帝统治时期，因忙于恢复社会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无力经营边疆，对西北地区暂时采取羁縻政策。到了明帝永平末年，国势强盛，明帝乃改弦易辙，变过去的消极羁縻为积极经营。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派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兵驻屯凉州，以为经营西北的准备。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明帝命窦固、耿秉等分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率军出酒泉，大败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守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并遣假司马班超等率所部吏士三十六人，先后在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击败亲匈奴势力。“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耿秉等率领大军再次击败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后，复置西域都护、戊已校尉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恢复汉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班超之功，得到了明帝的首肯。

继续崇尚儒术、谶纬神学明帝继承了汉武以来外儒内法的传统，在政治上注意吏治，执法严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故史称“帝尤任文法”；又称其“追踪宣帝”，“善刑理，法令分明”。

明帝少习儒业，从名儒桓荣学习经学，“十岁通《春秋》”，“治《尚书》，备师法，兼通九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求学，无所不照”。即位后，仍然好学不倦，极力推崇儒术，提倡尊孔读经，曾经多次召集太子、诸王、文武大臣及知名儒生共同讨论儒家经义，有时还亲临参加，亲自主讲；对于谶纬神学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编写工作，以谶纬解释经义。“帝尤垂意经学，删定拟议，稽合图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他还亲自到曲阜，“幸孔子宅，祠祀孔予及七十二弟子；并亲御讲堂，令太子、诸王说经”。在明帝的大力提倡下，“是时学者尤盛，冠带搢绅游辟雍而观化者以亿万计”。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明帝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在位十八年，终年四十八岁。临终遗诏“无起寝庙”，“无得起坟”，“扫地而祭”，“省送终之礼”，一切从俭。葬于洛阳城西北之显节陵，谥号孝明，庙号显宗。汉明帝评论明帝是东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薛莹《汉纪》对他极力称赞，说他“及临万几，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华峤《后汉书》一方面称他“中兴以来追踪宣帝”。另方面又含刺地说：“夫以钟离之廉法，谏诤恳切，以宽和为首，以此推之，亦难以德言者也。”意谓其稍欠宽和。范晔《后汉书》评汉明帝，也有这个意思。

执法严明，严于驭下是汉明帝加强皇权、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并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但执法过严，以致发生冤狱，如楚王刘英案件株连而死者竟达数千人之众，这是明帝政治之累，范晔《后汉书》所谓“弘人之度未优”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大体沿袭范史的观点。

第四节 汉章帝

汉章帝刘炟（56—88），明帝第五子，永平三年（公元60年）立为皇太子，年方四岁。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病逝后，章帝即位，时年十九岁。即位第二年建年号为建初（76年—84年七月），后来又改元元和（84年八月—87年七月）、章和（87年八月—88年），在位十三年。

继续与民休养生息章帝在位时期，继续奉行光武帝、明帝之世所推行的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其一，奖励垦荒，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徭役，贷与或给与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如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籞赋与贫人”；元和元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算赋）三年”；元和三年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与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其二，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招抚流民。史称章帝即位后，“平徭简赋”，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如即位之初即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以其见谷赈给贫人。”元和二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令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建初八年下诏：“减徭费以利饥民。”同时还下诏减轻刑罚：“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以从轻者四十一”；“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息事宁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另外，还下诏招抚流民归还本乡从事生产，如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人方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

其三，注意整顿吏治，饬令地方官吏勉劝农桑。章帝继续奉行前朝注意整顿吏治的政策，诏令“有司慎选举，进柔良，退贪冒”，奖励廉吏，严惩贪官；并饬令地方“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顺时令，理冤狱”。指出：“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劝农桑”、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

经过上述各项具体措施，东汉社会生产持续上升，正如《后汉书》所说：“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由此政局也持续出现稳定局面。

继续经营西域正是在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基础上，章帝继续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经营。章帝即位之初，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朝廷曾有过争论。杨终、第五伦等以为：“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工频年服役，转输烦费，..陛下宜留念省察。”意思是要退缩。牟融、鲍昱等则以为：征伐匈奴，屯戍西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章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域，是先帝所建，“不宜回异”。杨终又以“光武绝西域之国”为理由加以反驳。章帝采纳杨终等的意见，下诏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征还班超。但西域疏勒，于阗诸国苦留班超，“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班超见恢复西域大业功败垂成，乃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上疏朝廷，反复陈述经营西域的利害得失，请求增兵。并建议与乌孙和亲，“遣使招慰，与共合力”①。疏奏之后，章帝“知其功可成”，乃放弃前议，派遣平陵人徐干为假司马率兵千人赴西域，后又派假司马和恭等将兵前往，俱受班超节制。在东汉朝廷的支持下，班超等依靠西域各地人民击败了亲匈奴势力，“威震西域”，丝绸之路由此复通。至和帝初年，遂明令恢复西域地区行政机构建置。

白虎观会议章帝还遵循光武帝、明帝时代崇尚儒术的政策。史称章帝“少宽容，好儒术”②，即位以后，重用儒臣，提倡儒术。建初四年（公元79年），采纳了校书郎杨终的建议，诏朝臣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由班固等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巡幸鲁地，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从此，儒家谶纬神学在当时思想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

放纵外戚窦氏章帝在防止外戚专权方面则未能继承父祖遗训，而启后来外戚专权之端。章帝即位之初，尚书陈宠建议：“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①章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然凡事从宽，则近于纵容，流弊更甚，其结果，一是影响吏治，“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二则助长了贵族官僚特别是外戚的骄奢淫佚、专横跋扈。章帝宠信窦后，窦后兄弟窦宪等“恃宫掖声势”，横行霸道，甚至“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章帝虽然“召宪切责”，但“不绳其罪”，以致后来章帝去世后，窦宪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怙势，以致“朝臣上下莫不附宪”②，开东汉时代外戚专政之先例。司马光对于章帝之纵容窦宪曾加以评论说：“章帝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是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他指出这无异于“放纵”。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章帝病逝于洛阳章德前殿，终年三十一岁，葬洛阳城东南郊之敬陵，庙号肃宗。

明、章二帝为政的异同得失明、章二帝统治时代是东汉皇朝臻于富强的极盛时期。他们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故可以说他们都是东汉时代继光武帝之①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班超传》。

②《后汉书·章帝纪》。

①《后汉书·陈宠传》。

②《后汉书·窦宪传》。

后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历代史学家都对他们予以肯定，然而肯定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大抵明帝以严明著称，章帝则以宽厚著称。范晔《后汉书》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薛莹《汉纪》也说：章帝“除苛法，蠲禁锢，抑有仁贤之风矣！”①范、薛二家只见明帝持法过严之弊，而未见章帝持法过宽之失。袁山松《后汉书》则说：“孝章皇帝弘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②这种评论，比起上述范、薛二家所云，似乎较为确切些。

①《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②《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第二十九章 邓禹 寇恂 冯异

光武帝重建汉室，佐命功臣之著名者有邓禹等三十余人。汉明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祜（或作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脩、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因是外戚，没有计入。邓禹为功臣中之首是没有问题的，有东汉诏令为证；但邓禹以下的名次并不一定是以功名高下为顺序。据中华书局版《后汉书》卷二十二校勘记云：“按云台二十八将排列次序，原作一行，故首邓禹，次马成，次吴汉，次王梁。汲本则作两行排列，王先谦谓当以汲本次第为正，今从之。又按《通鉴》胡注云：‘云台功臣之次，以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官、马武、刘隆为一列；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镡、王霸、任光、李忠、万脩、邳彤、刘植、王常、李通、窦融、卓茂为一列。’后人误认横行为纵次，将上下两列，先奇后偶，硬相排比，列为一行，遂失范书之旧，惟汲本不误。”所以如果以功名高下为排列顺序，则排为二列比较合乎实际，前列次第应在后列之前；但亦有不完全正确之处。兹将中兴功臣中比较重要、事迹也比较详细的邓禹、寇恂、冯异、岑彭、贾复、吴汉、耿弇、祭遵、铫期、王常等十人的事略概述如次，分列三章，其余从略。

第一节 邓禹

善于画策

邓禹（2—58），字仲华，生于汉平帝元始二年，荆州南阳郡新野县（今属河南）人。王莽元凤二年（公元15年），年方十三岁的邓禹在熟读诗书颇通经义之后，为了求学深造，不远千里来到了京都长安。在长安游学的数年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八岁的同乡学友刘秀，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后来他竟成为光武帝建立帝业中最亲信最得力的功臣，被称为“元功之首”②。邓禹才识过人，少有知人之明。王莽末年农民战争爆发后，绿林军将领拥立刘汉宗室刘玄为帝，建元更始。绿林豪杰们以邓禹青年有为，通晓文韬武略，争相荐举；但邓禹深知刘玄庸碌无能，不肯答应。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克长安，推翻王莽统治。十月，刘玄自南阳北上，建都洛阳（第二年迁都长安），但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政令所及，仅限于洛阳、长安、南阳一带，其他广大地区则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既有起义的农民军，又有割据的地主武装，还有一部分王莽政权旧官吏仍在行使管辖职权；尤以同洛阳近在咫尺的河北地区形势最为严重，光是不相统属的农民起义军就有铜马、青犊、五幡、五校、五楼、尤来、大枪、枟乡、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富平、获索等数十支，众达数百万人。所以更始政权建立不久，立即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名义持节北渡黄河，抚慰河北各州郡。邓禹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渡河北上追赶刘秀，追到邺城（今河北磁县南）才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邓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诏。

得相见，促膝谈心，为之出谋画策。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更始政权腐朽无能，群臣争权夺利，不能成大事，劝说刘秀“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刘秀对刘玄的所作所为本来不满，又怀有帝制自为之心，所以对邓禹的献策深表赞同，“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止宿于中，与定计议”。从此，邓禹成为刘秀帐下参与决策的最亲信的谋士。邓禹不仅是一位善于运筹帷幄的谋士，而且他还是一员勇于冲锋陷阵的将军。由于能文能武，故能出将入相，在平定河北、河东和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平定王郎的战役中，刘秀自蓟至信都，派遣邓禹征发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后来，邓禹又随刘秀击王郎横野将军刘奉，大破之。在进攻河北农民军的战斗中，邓禹奉命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延等先至，战不利，还保城，为铜马军所围。禹遂进与战，“大破之”；又从刘秀追铜马军至蒲阴，“连大克获”。

邓禹不仅能将兵，还能发现将才，举荐将才。当时任使诸将，多访于邓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所以在“北州略定”中，他不仅是有定策、荐贤之功，也在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秀在略取河北地区的过程中，采纳了邓禹罗致人才的建议，任用了不少有才能的谋臣武将，故势力发展很快。平定了河北，取得了河内郡。刘秀以河内险要富实，欲选择诸将中可以守河内的人才，询问于邓禹。邓禹说：“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①于是，刘秀乃拜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

平定河东这年冬天，樊崇率赤眉军自颍川（今河南禹县）分两路入关进攻长安。

刘秀预料赤眉军必破长安，欲乘机兼并关中，考虑自己先经营山东，而授邓禹“以西讨之略”。乃拜其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的部将。邓禹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与赤眉军首领樊崇同名）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领所部攻破箕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南），进入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一带），围攻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达数月之久。在安邑以南击败前来解围的更始大军数万人，斩更始大将军樊参。六月，驻守洛阳的更始大将王匡、成丹、刘均等又率十余万大军渡河攻邓禹，邓禹军应战失利，骁骑将军樊崇战死。诸将恐惧，劝邓禹退走，邓禹不听，整军再战。第二天早晨，王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王匡等皆弃军逃走，邓禹遂定河东。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充分显示出邓禹的军事才能。捷报传至河北后，光武大悦。此时，光武已在鄗邑（今河北高邑县东）即位，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封为酂侯。对其“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的功绩深加表扬。这时，邓禹方二十四岁。

①《后汉书·寇恂传》。

进出关中邓禹攻破王匡后，继续西进。从汾阴（今山西河津县南）渡过黄河攻克夏县（今陕西韩城县南），又在长安东北的衙县（今陕西白水县北）击败更始左辅都尉公乘歙所部十万之众。这时，赤眉军攻克长安，关中混乱，百姓听说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邓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邓禹部下诸将皆劝他乘胜进攻长安，邓禹以为，其众虽多而能战者少，而且军粮不足。既无积蓄，又无馈运，而赤眉军新破长安，财粮充裕，势不可挡。莫如驻屯长安外围，略取长安以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就粮养士，坐以待变。于是乃引军北至栒邑（今陕西旬邑附近）。

刘秀以邓禹久不进兵，下令催促。邓禹仍坚持己见，自驻北地大要（今甘肃宁县），督率诸将攻略北边各郡，同时征兵征粮，而令部将冯愔、宗歆留守栒邑。冯愔为了争权而杀掉了宗歆，并出兵反击邓禹。后来这场叛乱被平息。同时粮食也开始缺乏起来，军士们皆以枣菜为食。继而在长安附近又为赤眉军所败，被迫退至高陵（长安东北）。

正当处境困难之际，光武令其东还，诏书说：“赤眉无谷，自当来东。

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建武三年春，邓禹率骑将军邓弘等引兵东归，行至华阴（今属陕西）以东，与征西大将军冯异相遇。冯异正率领所部自洛阳经弘农（今河南灵宝）西进关中，在华阴地区已与东归的赤眉军相峙六十余日。邓禹自以未完成攻占关中的使命，有负刘秀的重托，便和邓弘一起要求冯异同他们一道共攻赤眉。冯异以为赤眉军尚有较强的实力，不如等待时机，与光武部署在渑池附近的大军东西夹击，一举歼灭赤眉军。邓禹、邓弘急于成功，不听冯异的劝阻，向赤眉军发动了进攻。赤眉军采取了诱敌之计，“弃辎重走，皆载赤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之，军溃乱，..吏士散已尽”①。邓禹率领残余二十四骑逃奔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向光武请罪，引咎辞职，缴还大司徒、梁侯（原封酂侯，建武二年改封梁侯）印绶，光武给予免官留爵处分。过了几个月，又起用为右将军。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命邓禹率将军邓晔等击破割据汉水流域的延岑，军威重振。

功臣之首建武十三年（37年），东汉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邓禹以功更封为高密（今山东高密县西）侯，食邑达四县之多。其弟邓宽亦因邓禹功封明亲侯。东汉初年，光武“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②。邓禹深知光武对待功臣采取的赐以高官厚禄而不令其执掌朝政的旨意，“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资用国邑，不修产利”。所以“帝益重之”，令其与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与公卿大臣参议国家大事。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又命其“复行司徒事”，即行宰相之职，这在东汉功臣中是罕见的破例之举。明帝即位后，“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太傅位在三公之①辑本《东观汉记》卷七。

②辑本《东观汉记》卷一。

上，是最高的官职。一般臣僚进见皇帝都是北向，东向是以宾礼相待，这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例。永平元年（公元58年），邓禹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谥为元侯，有确认他为中兴功臣之首的意思，故后来凌烟阁标名也以之为首。邓禹早年虽与光武为布衣之交，但在中兴功臣中，他既非首事之臣，也不如后来吴汉、贾复等人功绩显赫，其所以居中兴功臣之首，盖以运筹帷幄之功居多。他曾协助光武，初定取河北以成帝业之谋。后来以知人荐贤名世，并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后汉书》著者范晔所说：“明定帝略”、“勋成智隐”，诚为中肯之言。

邓禹死后，子孙相继为高官。南阳邓氏与扶风窦氏、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是东汉时期显赫的世家大族。

第二节 寇恂

投顺刘秀

寇恂（？—36），字子翼，上谷郡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县南）人，出身豪强大族家庭。王莽末年任上谷郡功曹，辅佐太守治理郡事，以才智出众、刚强果决深受太守耿况的器重。

刘玄建立更始政权后，派遣使者招降河北各郡国，允许“先降者复爵位”。使者到上谷，寇恂随从耿况前往迎接，缴上太守印信。寇恂见使者收了印信并无归还之意，乃率兵入见使者，夺回印信。不久，王郎起兵邯郸，又派使者到上谷征兵。寇恂以刘秀“尊贤下士，士多归之”，与同僚闵贡劝说耿况拒绝王郎，归顺刘秀，耿况畏惧王郎势大难拒，又建议联合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太守彭宠共抗王郎。耿况接受寇恂的建议，派他前去渔阳。在约彭宠后，他在返回上谷途中行经昌平，乘王郎使者不备击杀之，夺取其部众后，遂与耿况之子耿弇率军南下，追刘秀到了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刘秀拜寇恂为偏将军，号称承义侯。寇恂从刘秀进攻河北农民军。在行军中，多次同邓禹商议军国大事，邓禹以为奇才，相交甚厚。

镇守河内刘秀攻占河北地区后，乘胜南下，又攻取了洛阳以北的河内郡。当时更始政权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率领大军镇守洛阳，同时并州地区亦驻有更始政权军队，形成南北包围河内之势。刘秀以河北形势严峻而必须固守，但很难选择一位足以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人，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于是，刘秀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对他说：“河内完富，吾将固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寇恂于是下令所属各县讲武习射，砍伐竹条，造箭百余万支，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以供军资。

朱鲔听说刘秀派遣寇恂守河内后，率领大军北上进攻河北农民军，乘河内兵力薄弱之机，派遣大将苏茂等将兵三万余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寇恂闻讯后，立即发兵前往救援。军吏都劝他调集众军之后才可出兵。寇恂说：温县，是河内郡的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救之。次日晨，两军交战，适逢偏将军冯异率领所部以及各县援军前来救授，寇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阵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尽闭。”捷报传到河北，刘秀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纷纷庆贺，乘势劝刘秀称帝，于是光武帝在鄗邑即位。

转运粮饷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寇恂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当时东征西讨，军粮奇缺。寇恂亲自督促粮运，畜力不足，又组织人力挽车，奔赴各地，前后络绎不绝，从而保证了军粮供应，甚至文武百官月支的禄米也由他运粮接济，在后勤工作上很有劳绩，光武曾多次赐书慰劳嘉奖，功名威望日益提高。儒生董崇警告他说：“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建议他“宜思功成身退之计。”①寇恂听从董崇的意见，当即称病不视事，请求引退，光武不听；请求从军，又不听。乃令其侄寇张、外甥谷崇从军充当先锋，光武以为忠，擢寇张、谷崇为偏将军。

光武对待功臣虽然优厚，但对其过失也要依法惩处。建武二年（公元26年），寇恂因擅自处罚上书人被免官。这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严终、赵敦与密县（今河南密县东）人贾期聚众起义，光武乃起用寇恂为颍川太守，令其与破奸将军侯进率兵前往镇压。事平之后，以功封雍奴侯，食邑万户。当时，大将军贾复任统率禁军的执金吾之职，因事前往汝南郡，其部将在颍川擅自杀人，为太守寇恂捕获，依法斩之于市，贾复深以为耻，在从汝南返洛阳途中道经颍川，对他的随从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寇恂已经预料到了他会这样做，不愿相见，但又恐礼貌不周。外甥谷崇愿执剑充当护卫，寇恂以为不应采取敌对态度，他说：“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令所属各县多多准备羊羔美酒，对贾复及所部将士厚加款待，亲自出郡城迎接贾复，不等他发作，立即称病告退。贾复欲率兵追之，但所部将士皆酒醉饭饱不能上马，无奈只好返回洛阳。后来经过光武的调解，二人才和好如初。不久，寇恂调任汝南太守，也很称职。时值光武南征途经颍川，“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①可见他也是很善于治理地方事务的。

迫降高峻建武七年（公元31年），寇恂调任执金吾之职，第二年随光武出征割据陇西的隗嚣。隗嚣死后，他的部将高峻拥有精兵万人盘据高平（安定郡郡治，今宁夏固原）。光武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围之，未能攻下。建武十年（公元34年），光武亲率大军西征，寇恂以“士马疲敝，方履险阻”相谏，光武不从，下令进军，结果正如寇恂所料。乃转而采取招安的办法，命寇恂前往。既至高平，高峻遣军师皇甫文前来谒见。相见时因礼貌不周，出言不逊，寇恂怒，欲斩之。“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听，斩之，令其副使回报。高峻惶恐，即日开城投降。诸将请问何以戮其使而反降的缘由？寇恂说：“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杀之而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都表示叹服。可见其平生智谋过人。高峻招降两年后（公元36年），寇恂病故，谥为威侯。

寇恂足智多谋，临事果决，既长于吏治，又善于用兵，可谓才兼文武。

①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①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在保证军粮供给中更是成绩斐然，史称：“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

第三节 冯异

供应豆粥

冯异（？—34），字公孙，颍川郡父城县（今河南郏县南）人，少好读书，能通晓《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王莽末年任颍川郡郡掾之职。绿林军起义后，冯异奉命监护五县，与父城县长苗萌据城抗御起义军。

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奉命率军由南阳攻取颍川，进攻父城，未能攻克，便屯兵于父所属城巾车乡。这时冯异一人外出巡视所监护的属县，被绿林军捕获。他的堂兄冯孝及同郡人丁綝、吕晏当时都在刘秀军中，共同保荐冯异，刘秀当即召见。冯异以老母现在城中，如释放回城，愿以所监五城奉献以报恩德。刘秀深为赞赏。冯异回到父城后，劝苗萌一同投顺刘秀。苗萌表示同意。后来绿林军攻克长安，刘玄建都洛阳，刘秀被任命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冯异、苗萌当即开城迎接，刘秀当即委任冯异为司隶校尉部主簿，苗萌为从事。冯异并举荐他的同邑人铫期、叔寿、段建①、左隆等人，刘秀都任命他们担任司隶校尉部掾史之职，随从他一起到了洛阳。后来这些人都在东汉建立中立下了功勋。

刘玄屡次欲派遣刘秀经营河北，部下诸将皆以为不可。当时左丞相曹竟之子曹诩任尚书之职，颇有权势，冯异劝刘秀与之交好。后来刘玄决定派遣刘秀前往河北，除了刘玄极力推荐外，曹诩的赞助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到了河北之后，冯异便劝说刘秀乘机收揽人心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宜急分遣官属，循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刘秀采纳了他的意见，到邯郸后，派他同铫期巡行各县，慰问民间疾苦，并“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暗中调查各郡太守对于刘秀的态度是“同心”还是“不附”。

王郎盘踞邯郸后，刘秀率领部众自蓟城（今北京市）昼夜奔驰南下，到达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所属无萋亭时已经深夜，正值天气严寒，大家都感到饥饿和疲劳，冯异急忙煮好豆粥供应。次日，刘秀对诸将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继续南行到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遇大风雨，刘秀率领随从避雨道旁空舍中，冯异又亲自煮麦饭为之充饥，在艰难中扈从刘秀，一路上辛勤备至。刘秀入据信都（今河北冀县）后，命冯异至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收兵，授偏将军，在击破王郎和镇压农民军的历次战役中屡立战功，封应侯，为诸将中最先封侯者。

离间敌方刘秀攻占河北后，更始政权以洛阳为关东重镇，派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与河南太守武勃率三十万大军镇洛阳。刘秀为巩固其在河北地区的统治，自率大军回师河北，扫荡农民军余部，以河内魏郡未经战乱，人口众多，仓廪充实，不仅为军粮、兵源基地；而且邻近洛阳，亦为战略要地，乃以寇恂为河内太守，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河内、魏郡二郡驻军，共同抗御朱鲔、李轶等。冯异探知朱鲔、李轶等不和，为了分化瓦解，致书李轶晓以祸福，指出刘玄政权已危在旦夕，而刘秀势力则蒸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冯异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后汉书·冯异传》注：《东观汉记》及《续汉书》“段并作殷”。

蒸日上，劝其“觉悟成败，亟定大计”。先是李轶曾与刘縯、刘秀兄弟同谋起兵，情谊深厚，后来他依附刘玄，曾参与杀害刘縯之事，故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在答冯异书中表示，愿同冯异交好，希望通过他能和刘秀恢复旧好，为自己留一条归降的退路。所以他自从通书后，不再与冯异“争先锋”。

冯异利用这个时机，北攻天井关（太行山关隘，今山西晋城县南），攻取上党郡两城，又南下攻取河南成皋（今河南巩县东）以东十三县，这些地区豪强割据的屯聚也都一一平定，归降者十余万人。更始政权洛阳太守武勃乃率兵万余人讨伐归降者，冯异率军渡河救援，与武勃大战于士乡（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大破之，斩武勃。李轶对武勃“闭门不救”。

冯异见分化瓦解策略已经奏效，乃上奏刘秀。刘秀为进一步激化李轶、朱鲔间的矛盾，故意泄漏李轶与冯异通书信的内容，朱鲔闻知大怒，派人刺杀李轶；并派讨难将军苏茂将兵数万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同时他自己也率兵数万人进攻洛阳西北的平阴（属河南郡，今河南孟津县北），以牵制冯异。冯异与寇恂先合兵击破苏茂，然后冯异所部渡河攻朱鲔，朱鲔逃归洛阳，冯异军直追至洛阳城下，围城一周而归。在这次战役中，冯异先用离间计，乘机攻克了不少县城，后来又与寇恂密切配合，大败洛阳更始军队，不仅保住了河内，而且扩大战果，攻下洛阳周围各地，使洛阳之敌成为釜底游鱼，更始政权在关东势力几乎一扫而光。所以这是刘秀在河北独树一帜后和更始政权在争夺关东地区中一次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捷。冯异同寇恂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大功。

劝刘秀称帝捷报传到河北，诸将纷纷到刘秀府庆贺，并劝他即位称帝。刘秀乃遣使令冯异来鄗邑计议。冯异劝刘秀“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刘秀告诉他：昨夜梦乘赤龙上天，醒后，心中动悸不安。冯异说，这是天命所示。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刘秀所以不远千里宣召冯异，一来是因为冯异是拥戴他最得力的亲信；二来是因为冯异在广大将士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建议能使众人信服。

平定关中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大封功臣，更封冯异为阳夏侯。这时关中遍地饥荒，原来盘踞汉中地区（今陕南）的延岑出兵侵扰长安以西各地，各郡县豪强地主纷纷拥兵自守，赤眉军因给养困难，将士多欲东归。光武以邓禹经营关中日久无功，乃以冯异代邓禹率兵入关，主持关陇地区军事。光武亲自送至河南，赐以七尺宝剑，告诫他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愿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冯异受命西行，布施威信，一路投顺者众。

当时正值赤眉军自长安东归，与冯异部汉军相遇于华阴，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光武派遣使者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这时，大司徒邓禹奉诏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兵东归，亦到达华阴，他们要求与冯异合兵进攻赤眉军。冯异认为，现在光武帝“使诸将屯渑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邓禹、邓弘不听。邓弘领兵攻赤眉，被赤眉军击溃，冯异不得已只好同邓禹一起率兵前往救援，赤眉军稍稍向后退却。冯异劝邓禹暂且收兵，邓禹贪功追击，被赤眉军挥戈反击，打得大败，士卒死伤逃散，溃不成军，邓禹逃奔宜阳。冯异与麾下数人弃马步行，走上回溪阪（今河南渑池县南），收集溃卒并纠集附近地主武装数万人，整军复战，先以精兵伏道旁，令其身着赤眉军服装，假扮赤眉军，然后纵兵会战，俟赤眉军疲劳时，伏兵尽起，赤眉军不别真假，惊惶失措，大败于崤底（今河南渑池县西南），余众十余万东奔宜阳，陷入重围之中，被迫投降。于是，光武赐书褒奖冯异，称其“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令其入关平定关中。

当时关中各地群雄割据，豪强地主武装分据各郡县，从汉中北上的延岑自称武安王，纠集一部分地主武装围攻冯异，异纵兵反击，大破之，延岑经武关（今陕豫边境）逃窜南阳，其余豪强势力亦陆续投降。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取得了平定关中的胜利。当时有人上书言冯异专制关中，百姓归心；异亦以在外久，不自安，请求解职还朝。光武乃派使者以上告奏书令冯异观看，并亲自召见，商议进取巴蜀之策，临行赐以珍宝、衣服、钱帛，令其妻子相随入关，以示不疑；命其率领大军与诸将共同攻取割据天水、陇西两郡（今甘肃东南部）的隗嚣。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夏，光武以隗嚣叛汉，派遣大司马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攻之，为其所败。隗嚣部将王元、行巡乘胜侵扰关中，冯异与征虏将军祭遵分别击破之。于是原来归附隗嚣的北地郡豪强首领耿定等纷纷投降，乃使冯异进军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兼领北地太守事。不久，冯异又出兵打败割据西北的卢芳的部将贾览和匈奴薁鞬日逐王，平定了上郡、安定郡。刘秀又令其兼行安定太守事。建武九年，祭遵卒后，又令冯异以征西大将军兼征虏将军，领其部众。这时，隗嚣病死，部将拥立其子隗纯据守冀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光武又令冯异行天水太守事，与诸将围攻冀县。第二年，冯异病逝军中，谥为节侯。

冯异出身儒生，曾为郡吏，又通晓《孙子兵法》，既有文才，也长于武略，不仅战功卓著，在云台诸将中名列前茅；而且治理郡政也是很有成绩，史称其在关中时，“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其为人谦退不伐，居功不傲，可谓难能可贵。

第三十章 岑彭 贾复 吴汉

第一节 岑彭

劝降朱鲔

岑彭（？—35），字君然，南阳郡棘阳县（今河南南阳市南）人。王莽末年任棘阳长。绿林军起义攻破棘阳，他带领家属投奔王莽前队大夫甄阜，甄阜战死后，又逃归宛城（今南阳市），与前队副大夫严说坚守该地。绿林军围攻数月，城中粮尽，二人乃举城投降。刘玄封岑彭为归德侯，令其听刘縯节制。刘縯被刘玄杀掉后，岑彭又为大司马朱鲔部下校尉，随从朱鲔攻破淮阳城（今属河南），杀王莽政权扬州牧李圣。以此朱鲔推荐他为淮阳都尉。不久，又以攻破反将徭伟有功，升迁为颍川太守。

当时汉朝宗室舂陵（今湖北枣阳南）人刘茂起兵攻下颍川郡，岑彭不得就任，乃同部下数百人投奔他的同乡河内太守韩歆。这时刘秀正率领所部南下攻取河内，韩歆准备据城抵抗，岑彭进谏，他不采纳。继而，刘秀大军迅速包围了河内郡城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韩歆仓皇失措，只得投降。岑彭表示愿为刘秀效劳，又建议用韩歆。刘秀接受了他的意见，任命韩歆为邓禹的军师。

当时更始政权大将军吕植率兵驻扎淇园（今河南淇县北），岑彭因奉命前往招降，故被任命为刺奸大将军，使其督察驻守邺城的更始各营军队。后又从刘秀北上平河北。光武称帝后，他为廷尉，行大将军事。当他与大司马吴汉等围攻洛阳时，更始大司马朱鲔据城坚守，数月未能攻下。岑彭曾为朱鲔部下校尉，故光武命他前往说降。朱鲔自以为杀害过光武兄刘縯，又劝阻过刘玄派遣光武北伐，畏罪而不敢降。岑彭把朱鲔的顾虑一一报告刘秀，光武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于是派岑彭向朱鲔说明此意，朱鲔乃来降。光武乃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来又任命他为九卿，子孙世袭侯爵。

平定荆州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命岑彭率领大军南下平定荆州，由洛阳出发，连克南阳郡所属之犨县（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等十余城。这时，荆州情况非常混乱。南郡人秦丰割据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先后攻占邔县、宜城、新野、穰县、湖阳等十二县，自称楚黎王；董据堵乡（在堵阳附近，堵阳在今河南方城县东）；许邯据杏聚（属复阳县，今河南桐柏县东北）；此外，更始诸将还拥兵割据南阳等地。光武以岑彭兵力不足，又增派大司马吴汉率军南征，所部军纪不佳，“所过多侵暴”。当时破虏将军邓奉所部正驻扎其家乡新野，看到吴汉的军队掠夺他的乡里，非常气愤，遂发兵击破吴汉军，屯驻淯阳（今河南新野县北），与荆州各地割据势力串通一气，形势更加严峻。这年秋天，岑彭所部攻克杏聚，许邯投降，光武乃晋升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又派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会同岑彭讨伐邓奉。先攻董于堵乡，邓奉率所部万余人救援。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岑彭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由于邓、董所部皆南阳精兵，岑彭等围攻数月未能下。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光武亲自南征，至叶县遭到董部将的狙击，岑彭急率兵往援，大破董部。光武进至堵阳，邓奉闻讯逃归淯阳，董势孤被迫投降。岑彭乃与贾复、耿弇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联合追击邓奉，于淯阳县北之小长安（今河南南阳南）接战。邓奉大败，穷蹙投降。光武意欲赦免邓奉，岑彭与耿弇建议严惩之，于是处以极刑。

平定邓奉叛乱后，光武令岑彭率领将军傅俊、臧宫、刘宏所部共三万余人南下进攻秦丰，初战告捷，攻下了新野县的黄邮聚。秦丰与其大将蔡宏乃集结主力坚守邓县，数月不能下。光武使人责问岑彭，岑彭乃用声东击西的计策，扬言进攻山都（今湖北光化县南），暗中却渡过汉水并击败秦丰大将张杨于襄阳之阿头山，然后出奇兵从山谷伐木开道突袭黎丘，秦丰、蔡宏闻报大惊，回师救黎丘。岑彭以逸待劳，大败秦丰军，杀蔡宏。秦丰相赵京以宜城降，并与岑彭合围秦丰于黎丘。当时荆州另一割据势力田戎拥兵据有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与秦丰合流。岑彭出兵攻田戎，田戎大将伍公投降，田戎便逃回夷陵。岑彭围攻秦丰三年，共斩杀秦丰士卒九万余人。光武亲赴黎丘奖赏将士，更封岑彭为舞阴侯。当时黎丘被围已久，粮食将尽，士卒仅有千余人。光武以为不足虑，乃以朱祐代岑彭围城，令岑彭率领傅俊等消灭田戎的残余势力。岑彭遂攻克夷陵，田戎与亲随数百人逃入蜀地，其妻子和将士数万人被俘。不久，朱祐攻陷黎丘，秦丰出降，送至洛阳斩首，于是荆州割据势力遂告平息。之后，岑彭屯兵于江陵之津乡，写信给他的至友交州牧邓让“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邓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荆州北部的平定和荆州南部以及岭南郡的归附，岑彭之功居多。

西进伐蜀建武八年（公元32年），岑彭率领所部随从光武进攻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派遣大将李育出兵救嚣，助其防守上邦（今甘肃天水市）。当时颍川、河东兵民骚动。光武乃东归洛阳，命盖延、耿弇率所部围上邽；又令岑彭：“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不久，隗嚣大将行巡，周宗率领巴蜀救兵前来接应，而汉军粮食将尽，不得已退回关中，岑彭率领所部担任后卫，奋力击退隗嚣派出的追兵，故诸将得以在撤退中安全东归。之后，岑彭率所部还屯荆州之津乡，作西攻巴蜀的准备。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在消灭陇西隗嚣割据势力之后，光武派遣岑彭、吴汉率领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荆州南阳、武陵、南郡三郡兵以及桂阳、零陵、长沙三郡棹卒（水军）共六万余人，战马五千匹，会师荆门（荆门山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西进伐蜀，消灭公孙述。当时蜀将田戎、任满、程汛所部数万人占据夷陵、夷道（今湖北宜都县），在夷陵南长江两岸的荆门山、虎牙山“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櫕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岑彭乃使偏将董奇率舟师直冲浮桥，引火焚烧浮桥斗楼，汉军舟师顺风并进，蜀兵大乱，坠水淹死者数千人。斩任满，俘程汛，田戎逃至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岑彭率部溯江西上，过江关（今四川奉节县东），直抵江州。因守将田戎军粮充足，易于坚守，乃令部将杨骏围江州，自率大军西上。公孙述令大将延岑、吕鲔、王元率大军分别扼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岑彭乃为疑兵之计，使护军杨翕、臧宫将兵与延岑等对垒相拒，而自帅舟师自江州沿江西上，昼夜兼行二千余里，攻克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前锋直抵广都（今四川双流县），距成都不过数十里。公孙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乃遣刺客诈降，刺杀岑彭。谥曰壮侯。后来吴汉继之，终于平定巴蜀。

岑彭与冯异都在王莽时代当过官吏。刘縯、刘秀识之于囚徒之中，拔以为幕僚，后来兴立功业，在东汉中兴功臣中号称贤将。范晔称岑彭之“信义”，主要是指他在征伐中军纪严明，不受馈赠不扰民，“持军整齐，秋毫无犯”。比之吴汉“屠成都”①是有天壤之别的。

①《后汉书·光武纪》。

第二节 贾复

立功于河北

贾复（？—55），字君文，南阳郡冠军县（今河南邓县西北）人，出身儒生。青少年时代从舞阴（今河南泌阳县北）李生攻读《尚书》，以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受到师友的器重。王莽末年为县吏，奉命与同僚十余人到河东地区（今山西西南部运城一带）运盐，途中遇盗，同僚十余人皆弃盐而逃，唯独他运盐而归，受到人们称赞。

绿林军起义后，贾复聚众数百人响应，自称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后，他率众归附刘玄族兄汉中王刘嘉，被任命为校尉。后来，贾复以更始政权日趋腐败，形势岌岌可危，乃劝说刘嘉脱离刘玄，另树一帜。

刘嘉不愿背叛刘玄，但写书向刘秀推荐贾复。贾复持刘嘉推荐他的书信前往河北，先拜见了邓禹，然后通过邓禹谒见了刘秀，被委任为破虏将军督（“督盗贼”）。刘秀见贾复所乘马羸弱，即解自己所乘良马以赐之。大司马督段孝等人排挤他，禀告刘秀调他为鄗县尉。刘秀对这些人说：“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不许他们把贾复排挤出幕府。不久，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擢贾复为偏将军。

贾复感刘秀知遇之恩，在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扈从刘秀攻克邯郸消灭王郎的战役中，以战功升任都护将军。不久，又扈从刘秀在河内郡射犬（今河南武陟县西北，地区镇压青犊这支河北起义军。他手执旌旗，一马当先，率领所部冲锋陷阵，“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后来，他率师北上与五校农民军大战于真定（今河北石家市东北），也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以致身负重伤。刘秀闻讯大惊，深表关怀，说：“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子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伤愈后，刘秀待之更加亲近。他又率军南下攻破邺城，打击更始政权在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以勇武见称光武即位后，任贾复为统管禁军的执金吾，封冠军侯。先令其渡河围攻洛阳，击败更始大将陈侨部。不久洛阳守将朱鲔投降。但当时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以尹尊所部最强。贾复再次自愿充当先锋，遂使其攻郾，连战皆捷，尹尊投降。又乘胜挥戈东向，进攻更始淮阳太守暴氾，暴氾亦降。接着陆续攻克洛阳东南的郾城、召凌、淮阳、新息等地。建武三年（公元27年），晋升为左将军，率军屯驻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间，狙击赤眉军。后南下与光武会师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最后迫降赤眉军。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统一全国。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邑六县，在封侯诸将中为最多。他得知光武在统一后，“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遂解除军职，以列侯加特进奉朝请。与高密侯邓禹率先倡导儒学，“阖门养威重，受《易经》，知大义”。当时，功臣朱祐等推荐贾复宜为宰相，光武虽严格执行“功臣并不用”的政策未加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贾复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许可，但仍允贾复、邓禹和李通三人得预国家大政，在功臣中恩宠最深。贾复虽然出身文士，但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临阵果敢，身先士卒；但很少独当一面，以显大将之才。

第三节 吴汉

因武功为大司马

吴汉（？—44），字子颜，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出身贫苦，为人质厚少文，青年时代曾在本县当过亭长。王莽末年，他因门下宾客犯法，恐怕株连，逃至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之间（今河北北部及北京市一带），结交各地豪杰。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派遣南阳人韩鸿为使臣前去招降河北地区各州郡。韩鸿召见吴汉，非常器重，遂以刘玄的名义委任为安乐县（今北京市顺义县附近）县令。

当时王郎假托汉成帝后裔割据邯郸，刘秀亦以更始政权大司马名义经略河北，河北各州郡王莽故吏何去何从，深感困惑。吴汉素闻刘秀有忠厚长者之名，决心归附。他劝渔阳太守彭宠归附刘秀，以建功立业。彭宠乃决定归附刘秀，并派吴汉与上谷郡诸将会师南下去追赶刘秀，沿途攻杀王郎派到幽州各地的将帅，在冀州巨鹿郡的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赶上了刘秀。刘秀任吴汉为偏将军，使其率骑兵围攻邯郸，攻克邯郸后，赐号建策侯。

为了补充兵源，刘秀准备到幽州去征兵，但又顾虑刘玄所派幽州牧苗曾从中作梗。晚间召见邓禹，询问谁去可以完成征兵的任务，邓禹推荐吴汉，说：“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刘秀乃拜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征发幽州所属十郡骑兵。苗曾听说后，果然暗中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并下令各郡不得发兵。吴汉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率领随从二十人前去苗曾驻地——无终（属右北平郡，今河北蓟县），苗曾见其人少，以为没有准备，便亲自出城迎接。吴汉乘其无备，令随从就地斩杀之。于是幽州各郡震恐，吴汉征调全部兵员南下，至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刘秀驻地待命。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乘更始尚书令谢躬北征尤来农民军，令吴汉、岑彭袭取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当时谢躬北征尤来，留大将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共守邺城。吴汉派人劝降，陈康乃开城投降。后来谢躬兵败回邺，又乘其不备伏兵杀之。吴汉兵不血刃，夺得了邺城，降数万之众。此后，吴汉又随刘秀北上进攻铜马、重连、高湖各支农民军，常率骑兵冲锋陷阵。刘秀占领河北全境后，他又与诸将劝进。光武即位后，以吴汉功高，拜为大司马，统帅全军，更封舞阳侯。

东征告捷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吴汉率领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等大破檀乡农民军于邺城以东之漳水上，农民军十余万人被迫投降。光武派使者封吴汉为广平侯，食邑四县。后又率军南下，扫荡河内郡各地豪强割据的屯聚；又进兵南阳，攻取更始诸将据守的宛、涅阳（今河南南阳市西南）、郦（今南阳市北）、穰（今河南邓县）、新野各县。然后与秦丰军大战于新野之黄邮水，击败之；又与冯异军北上击溃铜马、五幡农民军余部于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吴汉率领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进攻驻屯在河内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县南）地区的青犊农民军，最后迫使这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吴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支起义军投降。之后又率领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南下攻打割据梁地（今河南东部）的梁王刘永，困其大将苏茂于广乐（今河南虞城北）。刘永手下另一大将周建率兵十余万人前来救援，吴汉以轻骑接战。初战失利，坠马伤膝，只得还营养伤，诸将对他说：“大敌当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吴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饷士，士气大振。次日天明，周建、苏茂出兵围吴汉军。吴汉选精兵为前锋，奋力还击，结果大破之。苏茂、周建弃城突围出走。吴汉留杜茂、陈俊守广乐，自率大军与盖延围刘永于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不久，城中食尽。刘永、苏茂、周建等弃城出走，刘永部将庆吾杀永以降。于是梁地宣告平定。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吴汉又先后率领陈俊、王梁、耿弇、王常等扫荡河北农民军余部五校、富平、获索等各路农民军。第二年，吴汉随光武东征董宪。东海郡人董宪，王莽末年起兵攻占郡城，同时琅邪郡人张步亦起兵攻占琅邪郡。归附更始政权的梁王刘永，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将军，张步为辅汉将军。刘永死后，其子刘纡为主。后来在汉兵追击下，刘纡与其将苏茂先后逃奔东海，与董宪合兵。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派遣平狄将军庞萌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共击董宪，诏书只下到盖延处，庞萌怀疑光武听信盖延谗言不信任他，遂发兵反叛，与董宪合流。光武闻知大怒，率兵亲征庞萌、董宪。吴汉先后在东海郡之新阳、建阳（皆在今山东枣庄市南）等地击败董宪。后来董宪逃至郯县（今山东邦城附近），吴汉又率军攻克之。董宪与庞萌乃南下退保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吴汉又跟踪追击进围朐城。第二年，城中粮尽，吴汉遂下其城，董宪，庞萌逃出，但先后被人追斩；同时张步亦被斩，苏茂投降。东方诸郡国完全平定。

西伐失利关东平定后，光武以陇、蜀未平，令吴汉率军入关中镇守长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吴汉随光武西征隗嚣，与岑彭围隗嚣于西城，关中诸郡甲卒亦奉调围城。光武将东归，告诫吴汉说：“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吴汉与诸将以兵多势众，贪图留诸郡兵以借其力，遂不遵命，后来果然粮食短缺，士卒逃亡。隗嚣部将行巡，周宗亦率所借蜀兵前来救援，吴汉终以军粮不继而告败退。直至建武十年（公元34年），隗嚣割据势力才得以平定。

平定蜀地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吴汉奉命率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州入蜀讨伐公孙述。岑彭攻破荆门后，率领大军长驱入蜀，吴汉留守夷陵，装修舟船。事毕后，率所部三万人溯江西上，适逢岑彭遇刺身亡，便兼领所部大军。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春，吴汉率部与公孙述大将魏克、公孙永大战于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市）鱼涪津，大破蜀军，遂北上进攻武阳，歼灭前来救武阳的蜀将史兴部众，乘胜攻下成都西南的广都，前锋直逼成都市郊。光武曾经告诫吴汉：“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吴汉求胜心切，率步骑兵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倚江为营。自驻江北，留副将武成将军刘尚率万余人屯守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在江岸修筑浮桥作为联络。光武闻知大惊，遣使责问吴汉说：“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公孙述果然使其将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围攻吴汉，另派兵万余人攻刘尚，使其两不能救。吴汉与谢丰大战一日，兵败还营，召诸将训话：“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必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应诺。于是闭营三日不出，乘谢丰等不备，夜间拔营疾走与刘尚合军。谢丰、袁吉发觉后急忙率兵追击。吴汉等奋力迎战，大败蜀军，斩谢丰、袁吉。此后，两军激战于广都、成都之间，汉军八战皆捷，遂围成都。这年十一月，辅威将军自北道攻破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南下至成都北郊，与吴汉军合围。公孙述乃自率数万人出城大战，吴汉使护军高午、唐邯率精兵数万人冲锋陷阵，蜀兵大乱，高午冲入阵中刺伤公孙述，公孙述返回城中伤重而亡。次日，公孙述大将延岑开城出降。吴汉、刘尚、臧宫率部入城，“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①，兵民死者不可胜数。光武闻之大怒，谴责吴汉，又指责汉副将刘尚失伐罪吊民之义。于是，巴蜀平定，全国宣告统一。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吴汉奉命率领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据成都反，光武又令吴汉率刘尚、臧宫将兵讨平之。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吴汉病死。死后，按西汉霍光葬礼旧例，发北军五校尉所属兵车、甲士送葬，赐谥忠侯。

吴汉刚强果敢，勇于任事；东征西伐，屡立大功。自建武元年起任大司马，以终其身。生活俭朴，不多置田宅。然为将不注意整饬军纪，放纵将士，残害百姓，甚至有屠城之举。

①《后汉书·公孙述传》。

第三十一章 耿弇 祭遵 铫期 王常

第一节 耿弇

征兵护军

耿弇（3—58），字伯昭，扶风茂陵（今西安市西郊）人，出身官僚家庭。其父耿况，字侠卿，王莽末年任上谷郡太守。耿弇少年时代，学《诗》习《礼》，以勤奋好学著称。他常见郡中岁终举行郡试，讲武练兵，由衷爱好，因而学习骑射，“由是好将帅之事”。既有文才，又兼武略。

更始政权建立后，派遣将帅到各地建立统治据点，其中有的人凭借权势撤换了一些郡县的太守县令。耿况以为自己系王莽故吏，心中非常不安，命年方二十一岁的耿弇去朝见刘玄，贡献方物，以图巩固自己的地位。耿弇从上谷南行至宋子县（今河北赵县东北），适逢王郎起兵邯郸，自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随从耿弇的上谷郡吏孙仓、卫包信以为真，遂投奔王郎。耿弇以长安道路阻隔，听说更始大司马刘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乃北上晋见。刘秀任他为门下吏。他请求回上谷发兵攻取邯郸，刘秀听后大笑说：“小儿曹乃有大意哉！”

不久，刘秀北至蓟城（今北京市），听说邯郸派兵来蓟，即准备南下。

耿弇以为不可。他说：你的同乡彭宠为渔阳太守，我的父亲为上谷太守，可以发此两郡，控弦万骑，壮大力量。刘秀官属都不愿北行，计议未定，蓟城扰乱。刘秀匆忙南下，官属走散。耿弇走至昌平，劝说其父耿况归附刘秀。耿况派郡吏寇恂前往渔阳，约同渔阳太守彭宠发兵支持刘秀，二郡各发骑兵二千、步兵一千。于是，耿弇、寇恂、景丹率上谷兵与吴汉所率渔阳兵会师南下，沿途击斩获王郎的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人及士卒三万余人，攻取涿郡、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巨鹿、清河、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所属二十余县。行至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追赶上刘秀。这时，刘秀正在进攻王郎，见二郡兵来大悦，封耿况为大将军、归义侯，其余皆为偏将军。耿弇、吴汉、寇恂、景丹等率领部众随从刘秀攻克邯郸。

劝刘秀拒更始之命刘秀势力的发展，引起了更始政权的疑忌。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派遣使臣持节立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率领部下将士还长安，另派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企图把刘秀在河北地区的势力瓦解掉。当时刘秀昼卧于邯郸宫温明殿。耿弇前至床前密谋，他说：“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百姓不知所从..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刘秀听了十分高兴，——一面以河北未平不能回朝辞谢刘玄，一面拜耿弇、吴汉为大将军，令其北上征发幽州十郡（上谷、渔阳、涿郡、广阳、勃海、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兵。耿弇到上谷，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耿弇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斩韦顺、蔡充，吴汉亦杀掉苗曾，率幽州兵南下，随刘秀转战河北各地。在击破铜马、高湖、青犊、赤眉、尤来、五幡、大枪等各路农民军的战役中，耿弇常率精锐骑兵为前锋，屡立战功。光武称帝后，以耿弇在攻取河北中立有大功，拜为建成大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年），更封好畤侯，食邑两县。建武三年（公元27年），延岑自汉中出武关（今陕豫边境）侵扰南阳所属各县，攻下数城，耿弇率军与延岑大战于南阳西北之穰县，大败之。延岑与数骑逃奔东阳（东阳聚属淯阳县，今河南邓县东南），与秦丰合。

北征彭宠先是这年春天，彭宠攻陷蓟城，自称燕王，涿郡太守张丰起兵响应。耿弇击败延岑后，随光武至舂凌（今湖北枣阳县南），自告奋勇请求“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光武谓其有壮志，甚为嘉许。建武四年（公元28年），命他率兵进攻渔阳。但他又以为其父耿况曾与彭宠有故旧之谊，又没有家属留在洛阳，恐怕引起疑心，故上书请求回到洛阳。光武下诏要他放心，并命其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耿况闻知，亦不自安，命耿拿弟耿国到洛阳侍候天子，以表忠心。光武为嘉奖耿况父子的忠诚，进封耿况为阴麋侯，增加了食邑。命耿弇与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进攻望都（今河北望都县西北）、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等地的农民军；另派征虏将军祭遵屯良乡（今河北涿县北），骁骑将军刘喜屯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同彭宠对峙。彭宠自领数万大军，并派其弟彭纯率领匈奴骑兵二千余人，分两路袭击祭遵、刘喜军。当匈奴骑兵行经昌平以北军都山时，遇到耿弇弟耿舒伏兵袭击，匈奴两王被斩，彭宠退走。耿况、耿舒父子又出兵攻彭宠，攻取军都。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彭宠死后，光武嘉奖耿况父子在平定彭宠中之功，但以“边郡寒苦，不可久居”①，派光禄大夫樊宏迎耿况回洛阳，赐甲第，奉朝请，封耿舒为牟平侯。同时令耿弇与大司马吴汉率兵进攻结集平原（平原郡在今山东北部德州一带）地区的富平、获索两支农民军，农民军四万余人被迫投降。

东伐张步在镇压平原农民军后，光武下诏命耿弇率领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二将军讨伐割据齐地的张步。张步闻之，令其大将军费邑在历下（今山东济南市）驻扎重兵，又分兵驻屯祝阿（今济南市西），另于太山郡、钟城（今济南市南）列营数十，待耿弇来攻。耿弇渡过黄河后先攻取祝阿，围城时故意留一角，使祝阿人逃奔钟城。钟城兵民闻祝阿失守，大惧，纷纷逃奔。于是汉军不战而取得了钟城要塞。费邑又遣其弟费敢把守要隘巨里（又名巨合城，在今山东济南市东、章丘县西）。耿弇令军中修理攻具，扬言三日后攻巨里，引诱费邑前来救援。至预定日期费邑果然统率三万精兵前来，耿弇留三千人围巨里，自率精兵埋伏山坡两侧，当费邑兵到，居高临下冲击之，敌兵大溃，斩费邑，费敢逃走。然后纵兵扫荡未降的残兵四十余营，一举平定了济南郡（今济南市及其附近各县）。

①《后汉书·耿弇传》注引《袁山松书》。

当时张步据有城阳、琅邪、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太山、临淄等十二郡（皆在今山东境内），刘永封之为齐王，都剧县（今山东昌乐县西）。耿弇攻克济南郡后，进逼剧城。张步乃使其弟张蓝率领精兵二万驻守临淄（今属山东）西北的西安，各郡太守所部万余人驻守临淄，相距四十余里。耿弇进军画中（邑名，在西安东南），位于二城之间。他以为西安城小而坚固，张蓝部下多是精兵，易守难攻，临淄城虽大而易攻。便准备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扬言五日后将攻西安，实则出其不意而进攻临淄。攻拔临淄，则西安孤立易取。他向诸将说明用意。诸将心服，乃进攻临淄，仅半日即克之。张蓝闻之，弃城逃归剧县，于是不战而又夺取了西安。耿弇乃下令军中暂不攻剧县，扬言须张步至乃攻之，以激怒张步。张步果中其计，欺耿弇兵少远来，而可一举歼之，遂与其弟张蓝、张弘、张寿合兵，号二十万，进至临淄大城东。耿弇“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张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耿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观歆等交锋，乃自引精兵以横突张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耿弇股中飞矢，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次日乘胜再战了一整天，又大破之。张步于平寿力竭投降。于是齐地完全平定。此后，耿弇又参与了攻灭隗嚣诸战役。耿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建武十三年（公元34年），光武统一全国后，耿弇上大将军印绶，以列侯奉朝请。永平元年（公元58年）病逝，终年五十六岁，谥为愍侯。

耿弇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初见光武，便建议攻取邯郸，后在南阳，又献平张步之策，即范史所谓“决策河北，定计南阳”，在光武经营河北、平定齐地中建立了大功。

第二节 祭遵

执法严，战斗勇

祭遵（？—33），字弟孙，颍川郡颍阳县（今河南襄城县东北）人，少时好读儒家经书。家境虽然富裕，但他节俭朴素。县中以为他是柔弱书生，经常欺负他，引起他的愤怒，结交宾客刺杀之。从此，乡里始知其外柔内刚而惮之。

王莽末年，祭遵任颍阳县吏。昆阳之战以后，投靠刘秀，充当管理文书的门下史，随刘秀出征河北，为执行军法、整顿军纪的军市令。侍候刘秀的舍中儿仗势犯法，祭遵立即格杀之。刘秀大怒，命人把祭遵抓起来。经人劝说，刘秀赦免了祭遵，以为刺奸将军。并告诫诸将说：“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不久，命祭遵为偏将军，随从刘秀平定河北，以军功封侯。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光武大封功臣，拜祭遵为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这年二月，陕县人苏况率众攻破弘农郡，光武以弘农邻近京城洛阳，急令祭遵与骠骑大将军景丹等率军入箕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下围攻盘踞弘农郡的苏况。祭遵被弩射中，洞出流血，众见他受伤，稍有退却。祭遵叱止之，士气大振，“皆一人击十，大破之”①。当时新城县（今河南伊川县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祭遵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西南）蛮中聚（今河南汝阳县东南）人张满聚众称王，光武诏令祭遵攻之。祭遵截断张满的粮道，张满多次挑战，祭遵坚壁不出。到了第二年春天，乘张满饥困攻破之，活捉张满而斩之。祭遵率兵南下，在南阳附近的杜衍消灭掉邓奉余党邓终；又与建义大将军朱祐会师，大败延岑与秦丰将张成于南阳之东阳聚，斩张成。

北定渔阳同年，涿郡太守张丰举兵叛乱，自称无上大将军，同上年发动叛乱的渔阳太守彭宠连兵，互相勾结。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下诏，命祭遵与建成大将军耿弇等，率兵讨伐之。祭遵率领所部先到，立即向张丰驻地发起进攻，张丰被部下孟厷擒着向祭遵投降。

平定涿郡后，耿弇、朱祐、刘喜等奉命班师回朝，只留下祭遵所部驻扎良乡抵御彭宠，俟机进取。祭遵派遣部将傅玄率兵袭击彭宠部将李豪于潞城（今北京市东），大破之。两军对峙一年多，祭遵所部屡次获胜，彭宠党羽纷纷投降。建武五年（公元29年），彭宠为其奴所杀，祭遵进军渔阳，平定其地。

西拒陇蜀建武六年（公元30年）春天，光武下诏命祭遵与盖延、王常、马武、刘歆、刘尚等从天水郡入蜀，讨伐公孙述。当时割据天水、陇西的隗嚣，名义上虽称臣于汉，实际上意存观望，想要保持他的独立地位，深恐汉军假道天水伐蜀灭掉自己，所以借故推托，不愿汉兵越过陇山进入自己境内。光武召集诸将计议，众将都说：“可且延嚣日月之期，益封其将帅，以消散之。”即主张暂缓进取。唯独祭遵以为，“隗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即主张马上进兵。光武听从祭遵意见，命他为前锋率兵先进。隗嚣令大将王元于陇坻（今甘肃静宁、庄浪、张家川以东地区）布防，祭遵率兵进攻，大败之，追至新关（今甘肃张家川县南）。耿弇等率兵继至，却被王元打败，退回陇山以东地区。光武乃诏令诸将暂停进兵，命祭遵所部■县（今陕西陇县南），耿弇所部驻漆县（今陕西彬县），冯异驻军栒邑（今陕西旬邑县东北），吴汉等军则还屯长安。隗嚣乘胜追击，派部将王元进攻■县，行巡进攻栒邑，分别为祭遵、冯异击退。建武八年（公元32年）秋天，祭遵等将随光武亲征隗嚣。越过陇山，攻克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隗嚣大将牛邯等十余人率士卒十余万投降，隗嚣逃奔西城（今甘肃礼县北），命王元入蜀向公孙述求救。后来王元率救兵至，打败了汉军，吴汉、耿弇等亦以军粮不继后撤，唯独祭遵坚守驻地，光武下诏褒奖说：“将军连年距难，众兵即却，复独按部，功劳烂然。兵退无宿戒，粮食不预具，今乃调度，恐力不堪，国家知将军不易，亦不遗力。今送缣千匹，以赐吏士。”①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祭遵病死军中，归葬洛阳。葬礼非常隆重，光武帝素服临之，“至葬，车马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

①《后汉书·祭遵传》注引《东观汉记》。

作风优良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博士范升曾于祭遵死后上疏追称祭遵说：“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光武把这篇奏疏遍示公卿，叹息这种人实在难得。

第三节 铫期

立功河北

铫期（？—34），字次况，颍川郡郏县（今属河南）人。身材魁梧，容貌威严。他的父亲铫猛曾经在西汉末当过桂阳郡太守。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进军颍川郡时，听说铫期有志尚义，召他为贼曹掾，主管盗贼之事。他随刘秀经营河北，来到了蓟城（今北京市）。当时王郎发布的檄书传到蓟城，蓟城的豪强起兵响应王郎。光武见形势不妙，慌忙出走，意欲离开蓟城南下。但由于百姓相聚围观，满街喧哗，人行道被遮断。铫期骑马执戟，瞋目怒视，大喊戒严。于是众人望风逃散，但走至城门，城门已失，攻之得出。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后，任用他为裨将，与傅宽、吕晏都隶属邓禹部下。他攻占了附近县邑，又完成了到房子县（今河北高邑县西南）去征兵的任务。邓禹欣赏他的才干，命为偏将军，管辖士兵二千人，傅宽、吕晏二人各领兵数百人。邓禹向刘秀报告他的决定，得到了刘秀的赞成，并令铫期率兵攻取了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宋子（今河北栾城县东），又占领了乐阳（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稾县（今石家庄市东南）和肥累（今河北晋县西）。

在消灭王郎割据势力的战役中，铫期随刘秀与王郎大将倪宏、刘奉大战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南）城下。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手杀五十余人。额部受创，整冠再战，士卒亦皆奋勇当先，遂大破王郎军。平定王郎后，刘秀以铫期功高，拜为虎牙大将军。铫期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建议刘秀顺乎民心，意谓称帝。当时铜马农民军数十万人进入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博平（今山东聊城县北），铫期与众将奋力迎战，连战不利，乃背水为阵，决一死战。双方死伤甚多，适逢刘秀率领大军前来救援，铜马军陷入前后夹击之中，遂败走馆陶（今属河北），被迫投降。后来又随刘秀袭击青犊、赤眉农民军于河内郡之射犬（今河南沁阳县境内）。农民军夺取铫期所部辎重，铫期率兵反击，手刃数十人，自己也三处受伤。但仍然奋力苦战，终于击败了农民军。在刘秀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稳定魏郡光武即位后，封铫期为安成侯，食邑五千户。当时檀乡、五楼农民军进入魏郡之繁阳（今河南内黄县北）、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同时，魏郡的豪强大族又反覆无常，时降时反；更始旧将卓京等又密谋在邺城发动叛乱，魏郡形势很不稳定。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光武乃以铫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负责处理有关重大问题。到任后，他首先发兵击破卓京，斩其将士百人，卓京本人逃亡。消灭掉这一势力之后，铫期又出兵打退进入繁阳、内黄的农民军，“郡界清平”。然后又着手解决豪强势力的问题。郡中督盗贼（官名）的李熊是邺城的豪族地主，其弟李陆密谋迎接檀乡农民军入城，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铫期，铫期召问李熊，李熊叩头认罪，愿与老母俱就死。铫期对他说：“为吏倘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使吏送出城，李熊行求得陆，将诣邺城西门。李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②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铫期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此后，东汉朝廷在魏郡的统治日益稳定。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驾临魏郡。以魏郡局势已基本稳定，调铫期回朝廷担任太中大夫之职，随光武到了洛阳。不久，又调任管辖宫廷禁卫军的卫尉卿。建武十年（公元34年），铫期病故，光武亲临治丧，谥为忠侯。范晔称铫期道：“重于信义，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乃在朝廷，忧国爱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颜谏诤。”这是很高的评价。

第四节 王常

王常（？—36），字颜卿，颍川郡舞阳县（今河南舞阳县西）人。王莽末年，为弟报仇，亡命于江夏郡。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饥馑。王常与王凤、王匡等聚众数万人起义于云杜（今湖北京山县），活动于绿林山（在云杜西北）一带，因号绿林军。绿林军推王凤、王匡为首领，王常为裨将，攻云杜周围各县。后来王常同成丹、张卬率领一支起义军南下，活动于南郡编县（今湖北宜城县西南）之蓝口聚，号称下江兵。王莽派遣大将严尤、陈茂率领大军前来镇压。王常等战败，乃率众转移到随县（今属湖北）以东的龙山、钟山一带。不久，在随县以北的上唐乡打败了王莽荆州牧所部军队，引军北上，驻屯宛县东南的宜秋聚。

这时，刘縯、刘秀兄弟率领的舂陵兵与王匡等率领的新市兵和陈牧等率领的平林兵会师，在宛县以南的小长安聚被王莽打败，各欲散去。刘縯听说下江兵在宜秋，约同刘秀、李通前去和王常等联络。刘縯劝说王常与他们合兵反莽。王常同成丹、张卬商议，丹、卬都说：“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王常心独归汉，乃稍劝导其将帅。王常在军中素有威信，成丹等诸将接受其意见。于是，引兵与舂陵、平林、新市兵合，诸部齐心同力，士气高涨，遂与王莽军展开决战，大败之，杀王莽大将甄阜、梁丘赐。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诸将以“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议定拥立宗室为帝。农民军将领中唯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立刘縯，但绿林军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拥立刘玄，于是，立刘玄为帝，建元更始。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命王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派他率兵北上攻取汝南、沛郡，还到昆阳（今河南叶县），与刘秀等率众击破王邑、王寻所部王莽大军，歼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刘玄从洛阳迁都长安后，命王常行南阳太守事，予以赏罚大权，封邓王，食邑八县，赐姓刘氏。

更始政权败亡后，光武自鄗邑南下，定都洛阳，遣执金吾贾复等率兵南下，于建武二年三月击破更始政权郾王尹遵。这年夏季，王常携妻子前往洛阳，归降光武，“肉袒”谢罪。光武以王常与其兄刘縯相交颇深，并在诸将中有较高威信，对于他的归降非常高兴，加以安慰，夸奖王常诚心拥戴汉室。但对于王常久事刘玄，不早归汉有责备之意。王常表示歉意，并作了解释，说：“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廷，死无遗恨。”光武帝笑道：“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于是召集公卿将军大会，对群臣说：“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对王常归降深表欢迎，并大加赏赐，拜为左曹尚书，封山桑侯。后来光武又在大会上对群臣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于是拜王常为汉忠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邓奉反叛后，命他率领诸将南下讨伐邓奉、董。后来又命他率兵北上，平定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渔阳等地豪强大族割据的屯聚。建武五年（公元29年）秋，王常又随光武讨伐苏茂、庞萌。在攻打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之役中，王常率领所部与敌军在城下决战，城上矢如雨下，他亲冒矢石，奋勇当先。光武于高处望见，恐其有失，遣使召回，下邳敌军亦开城投降。不久，他又率领骑都尉王霸平定沛郡（今江苏沛县）等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受命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王常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率军西屯长安，以备隗嚣。第二年，光武派遣使臣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①，高于诸将军，以示尊宠。隗嚣大将高峻据朝那（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他曾率兵击败之；又击败隗嚣部将于乌氏（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南）；又平定沿边塞的西羌部落。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他奉命北上驻屯涿郡之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防备卢芳勾结匈奴入侵涿郡。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王常病故在屯所，谥为节侯。

王常为绿林军的主要领袖之一，后来拥戴刘秀为帝。与同时起义绿林的马武并列云台，成为中兴功臣中的著名将领。

①绝席：独坐一席，以示尊显。《汉官仪》曰：“御史大夫、尚书令、司隶校尉，皆专席，号三独坐。”

第三十二章 桓谭 班彪 张衡

桓谭、班彪、张衡，是东汉前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

第一节 桓谭①

多才多艺

桓谭（前20左右—约56），字君山，沛国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

人。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②。

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③。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首先，任用贤人。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①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桓谭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③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①意思是，君主招贤，能否使用并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勿疑而信任，采纳并施行其策。

其次，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再次，重农抑商。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即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还谈，统一法度。他说：“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

此书呈送上去，没有受到光武帝重视。

桓谭著《新论》的旨趣在于“兴治”。他提倡“霸王道杂之”的治道，并对王霸之道作了阐释。何谓王？“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王何术？“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何谓霸？“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霸何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他认为，现实需要王霸杂用：“唯王霸二盛之义，以定古今之理焉。”王霸之道对时政一定有利：“王者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按他所论，“霸王道杂之”的大致内容是这么三个要点：一是除害、富民，以礼义教民；二是加强皇权，统一法度；三是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换句话说，就是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同时注意巩固政权，防止政治腐败。这在两汉之际百姓遭殃、政权不稳、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批判谶纬迷信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①以上引文均见《新论·求辅》。参见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十三。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行统一战争时，应当重赏将士，使其尽心效力，不可听任他们勒索百姓，“虏掠夺其财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

基于上述观点，桓谭还反对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①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尽管他还保留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因素，但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

明智的形神论桓谭于《新论·形神》篇，专论形神关系，对战国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思想严肃地进行了批判。

当时统治者幻想长生不死得以永久统治人民而尽享荣华富贵。方士投其所好，宣称只要“寡欲养性”、“服不死之药”，就可以“长生不老”。桓谭认为，人的生长老死和一切生物的自然本性一样，无可改易。他指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意思是，人的生长老死乃自然规律，不可违背，所谓“长生不老”只是迷信和妄想。

方士宣称精神独立于形体之外，而且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故人“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与此论针锋相对，论说精神依赖于形体，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以蜡烛与烛火的关系，作为形体与精神关系的比喻，论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就是说，蜡烛点燃而有烛火，蜡烛烧尽，烛火就熄灭，就不可能凭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气索而死，为火烛之俱尽矣”。至于养身，可能延长人的寿命，但也不能使人长生；生命是有限的，“至寿极亦独死耳”。他认为，明智之士不会相信长生不死的谎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徒劳是无益的。

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反对方士的长生说带有反对一般宗教迷信的意义，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坚持己说而终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①。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原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①《新论·谴非》。

①参考《后汉书·光武纪》下。

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

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的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所著《新论》，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李贤注《后汉书·桓谭传》，列举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外，其余均分上下篇。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续成。《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宋时亡佚。今有清人孙冯翼、严可均两种辑本。他还写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①。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②。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③，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④，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

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

①《论衡·超奇》。

②《后汉书·陈元传》。

③《后汉书·方术传·序》。

④《后汉书·贾逵传·论》。

第二节 班彪

著《王命论》

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班彪幼年与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较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当时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班彪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意思是说，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汉家复兴”之说不可信。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干，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免官。又为司徒掾，是司徒的属官。他时有奏言，对时政作出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作《后传》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所撰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采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接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①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已多为《汉书》吸收，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①。《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字，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评论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一转，“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和《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拨乱反正。《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同“拳拳”）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在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尔）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悦），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写元后握玺投玺的言行情态，可谓生动传神。如果说《元后传》原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评论前史（指《史记》）得失，为了撰写《后传》有所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对司马迁与汉儒思想分歧之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①《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检阅班固在《汉书》中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传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于望都长任上，卒年五十二。所著除《后传》外，还有“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传至今，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所收辑。

总的来看，班彪其人，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史学上有一定成绩，但无多大创新。

第三节 张衡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张衡早年的文学兴趣

张衡是公元一、二世纪间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他年轻时，家境并不很好。但也受到教育，早年即善于为文。十六七岁，他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西北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游览了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此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沮泉，作了一篇《温泉赋》。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张衡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年过七十，未知是否还在人世。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骃都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逝世。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贾逵还健在。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崔骃的儿子崔瑗到京师来了，他慕贾逵之名，就跟贾逵学会了天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这时候认识了崔瑗，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

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文学——诗歌、辞赋、散文。扶风班氏是著名的书香世家，班固当时的新著《汉书》，虽很难读、难得，他可能部分看过；大赋《两都赋》，他也可能找到了。在洛阳，张衡的名气渐渐地有了，朋友也多起来了，他结交了马融、王符、窦章等。有人荐举张衡为孝廉，他漠然无动于衷。有些公府请他为属官，他也无意去作。张衡虽非高傲，但不愿与“俗人”交游。因此，他在洛阳几年，所专注的仍是他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他有一篇《定情赋》，可惜只存这样四句：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①。

这是对美人的赞叹和思慕。他还写了一篇《七辩》。凡“七”之类，也是一种赋的形式，始创于前汉初期淮阴人枚乘的《七发》，以七事启发“太子”而得到使听者悔悟的目的。到了张衡时代，这种赋体仍有人模拟试作。张衡的《七辩》，借无为先生与虚然子等的谈话而表达自己的志趣所在。虚然子言“宫室之丽”，雕华子言“滋味之丽”，安存子言“音乐之丽”，阚丘子言“女色之丽”，空桐子言“舆服之丽”，依卫子言“神仙之丽”。无为先生对前五子之说都默然无对；对依卫子之说虽有所言，实际也不以为然，末以“将飞未举”一语婉然谢绝了。最后，髣无子曰：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于是二人之俦，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

髣无子这一段话，真正打动了无为先生的心，“而先生乃翻然回面曰：‘君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张衡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①《全后汉文》卷五十三。

子一言，于是观智，先民有言，谈何容易！予虽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务。’”①这是一篇赋体的寓言。张衡借髣无子的口，倾吐了自己的理想，“汉虽旧邦，其政惟新”，他把现实想象得这样完美，中兴的汉室，将达到圣人之治的神化境界。但现实距此境界又如此遥远，他也不敢期其必然，所以他在兴奋之余，还只能表示“敬授教命”，努力以赴，将来究将如何，不敢多言了。

南阳时期《二京赋》和《南都赋》的创作京都洛阳是不能久居的。张衡回到了家乡南阳。在这里，他做了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鲍德是西汉末年鲍永的孙子。永初从更始，后归刘秀。有子名昱，昱子德。在《后汉书·鲍昱传》末有一段关于鲍德的记载：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灾荒，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徵拜大司农，卒于官。

鲍德是哪年为南阳太守的，这里没有说。张衡为南阳太守主簿，有他的《绶笥铭·序言》①为证。但从哪年开始的，也没有讲清楚。据近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张衡从二十三岁（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开始为南阳太守主簿，大致是可信的。张衡和太守鲍德相处很好，他为太守做文书工作。除本职工作之外，时间还是不少的，他有可能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他写了一篇与《定情赋》有关的《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谒，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芳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②。

这写新婚夫妇的喜悦，以新妇的口吻，自述尽妇道，供妇职，求得白首不忘的幸福。这是一首合乐可歌的文人乐府。这种五言诗体，在张衡时，还在创造的途中。它说的是直接的抒情叙事呢，还是借新婚夫妇的相得心情而有所比喻呢？这是不易肯定的。但如果以之比喻和鲍德的官属友谊关系，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在南阳的官邸里，张衡完成了蓄志已久、酝酿约有十年的《二京赋》。

这两篇与著名文章家班固的《两都赋》相仿。它们的形式相似，寓意也无异，都是说一个故事，以铺陈西都的奢侈为鉴戒，而盛赞东都的节俭以进行讽谕，对统治者都是有益的。但班张的时代已不同，张衡所处的后汉社会危机已逐渐地加剧了，所以他在《东京赋》里所表示的讽喻比班固讲的深刻多了。这不是“劝百而讽一”的小讽，而是站在皇朝危亡的高度，大声疾呼了。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聩墙填堑，乱以收置解罘，卒无补于风规，祇以昭其愆尤。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柝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①《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①《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②逯钦立：《汉诗》六。

学，体安所习，鲍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齐度于■咬，而众听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这一段的讽谏之辞，决不是纵横家那样的危言耸听，而是从人民能否承受的观点以阐明统治者不知不觉的奢侈所带来的严重的以致于亡国的后果。它的高度的思想性决不是班固所能想象的。

张衡在南阳除完成了《二京赋》，还写了一篇《南都赋》，这当是对光武皇帝的歌颂，也是对自己家乡一隅之地快意的描绘和赞美。就大赋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但其结构则比较简单，弘富亦逊于前者。

鲍德为南阳太守，在职九年。调为大司农，病卒。张衡在鲍德调离南阳后，没有跟着他走。这时朝廷上是邓太后临朝，邓氏兄弟秉权，做出招举士人的模样，张衡不为所动。但张衡还是有书信和邓骘保持联系。

两任太史令。《思玄赋》、《四愁诗》和《归田赋》安帝早知张衡“善术学”，就于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以公车特请他到京都来，给以亲近的郎中职位。这时（前一年）朝廷刚成立一个校订典籍的组织，“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①。东观在洛阳南宫，是皇家的藏书处。当时有名的学者如马融、窦章等都在这里，为校书郎。张衡没有在东观校书，他由郎中迁为尚书郎，再迁为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又迁为太史令，这年他三十八岁。这个职官主管天文、历法等等，对他是合适的，他在这方面早有修养，新任职守又给他创造了进一步钻研的条件。这样，从理论到实践，他就不断地有所贡献了。张衡第一次为太史令共六年。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再为太史令，又七年。前后十三年的专业职守，使他的科学事业日益巨大而显著。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即复为太史令的最后一年，他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即地震仪。这是世界上地震仪的鼻祖。此事载之《后汉书·安帝纪》，可见当时受到的重视。

作为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张衡，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的。顺帝时，尚书令黄琼上疏言事，颇致力于腐朽内政的改革。张衡在这种朝气复萌的形势下，亦自陈其思想政治上的主张。自光武帝以来，图谶成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张衡愤其虚妄，首先上疏论其言而无征，实为少数妄人欺世愚民捏造出来的把戏。他以秦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证明本无图谶，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后来有些人所言某些灾异，亦无事实效验。因此他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这些议论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没有多少人敢说，而且儒者们一直在“争学图谶”。这时朝政大权已由外戚转移于宦官集团。张衡复上疏言事。但张衡作为太史令，不在公卿之位，他的几篇奏章，虽都言之成理，一律是无效的。这样，他对政事就愈来愈没有兴趣了。

顺帝即位后，张衡再转为太史令。这职务在他为专业对口，但也说明了他长久官升不上去，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慨。于是他仍用与客谈话的形式，作《应间》赋，表达了他的仕途不得意的情绪。

①《后汉书·安帝纪》。

阳嘉元年，张衡发明地震仪。次年，迁为侍中。他接近了皇帝，进言的机会多了。而宦官们则怕张衡告他们的状，揭发他们的丑恶，常以凶恶的目光威胁他。因此当顺帝问他事时，张衡就情不自禁地简单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事。但宦官们始终不放心张衡在顺帝身边，共同诬陷，一意要驱逐他离去。本来张衡就受老庄思想影响，以为人的吉凶祸福，幽微深藏于无形之中，说不定哪一天要得祸，因此又作了一篇《思玄赋》，开始说：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镌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蘺。美襞积以酷烈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传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鹥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这是一首骚体赋，学屈原《离骚》，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不可得，则云游上下四方，以至于天上。

据开阳而頫盻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辀而徘徊。虽遨游以媮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阊阖兮降天涂，乘飚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旟。缤联翩兮纷暗暧，倏眩眩兮反常闾。从天上又回人间。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长余珮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幕历陵之钦崟。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遥。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驱除幻想，一切还是照常，不求人知，自我努力而已。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何必远游自求劳苦。这是儒道思想的诗化，从苦闷中解脱出来，自得其乐。张衡另有《髑髅赋》，则是道家思想的游戏之作。

在为侍中的时候，张衡曾“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

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他几次上书，俱被排斥，不为顺帝所接受，他觉得事已一无可为了。于是张衡于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被调为河间（河北献县）相。在这里，他努力作一些切实的事，如打击豪强，整齐法度，使地方安定，上下肃然，政事耳目一新，一切有条规地得到治理。但张衡心中始终去不掉愁思，安静不下来，不得不寄情于诗，而有《四愁诗》之作。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霑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依惆怅，何为烦忧心烦伤。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旟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芬芬，侧身北望涕旟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是从骚体赋变化来的诗篇，而有歌谣色彩。全诗四章，章七句。所思东南西北四地为理想所在，美人则是理想的化身。最高理想在太山、桂林二地，它们是古代圣王封禅、巡狩的地方，属于立德事业；其次是雁门、汉阳二地，它们是西北边疆要地，属于立功事业。由此可见他的理想与现实处境的矛盾是很大的，所有理想都为现实困难所阻挠而莫能如愿，与美人赠答之事都是幻梦，只有愁思怅望，涕泪霑襟。张衡为人正直，博学多能，而始终为下级官吏。他虽有许多贡献，但不能行其志，愁苦不得解决，遂有“怀土”之思，作归居田园以善终其身的打算，因作《归田赋》以见志：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①以老庄思想和儒家经典为精神支柱，以田园游乐为生活旨趣，这样张衡便抛弃了人世间的荣辱，而放荡于复杂矛盾的世界之外。然而这只能是最后的一个幻想。在河间三年，张衡上书求退，顺帝徵为尚书。他没有归田。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年六十四。

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他在仕途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坎坷，他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了独创性。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张衡所作各体，大赋、骚体赋、咏物小赋、抒情小赋，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后者则是他的创新和开拓，对后世有影响。诗作不多，对五言诗的成长有贡献。散文则以上书言事的政论为主，而上书驳斥图谶的虚妄，则比“疾虚妄”的王充还彻底些。

①《全后汉文》卷五十三。

第四节 张衡在科学上的贡献

《灵宪》。浑天说

张衡第一次任太史令共六年。在这时期内，他作了几件重大的科学工作，发明了浑天仪，著《灵宪》和《算罔论》①。

《灵宪》是一篇杰出的天文学著作。它从理论的高度对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发展。

当时，我国并存着几种宇宙结构理论，而以盖天说和浑天说最为流行。

张衡是主张浑天说的。他的《灵宪》是浑天说的第一部传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昔在先王，将步天路，..先准之于浑体”，明指天是个球体。后面又说到，这个球的直径是232300里。从地到天则是此数的一半，且地的深度也是如此。天“通而度之，则是浑已”。但地则是一个近似的半球，其中地面的南北距离比天的直径短1000里，而其东西则长1000里。天这个球是从东向西不停转动的，地这个半球却在天内静止不动。至于伸出天外的地块是否会阻碍天的转动？张衡没有说。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由此可见，张衡心目中的天不是一个坚不可破的硬壳。而且更进一步，张衡还认为天并不是整个物质世界的边界。《灵宪》说：“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在天之外还有无限广漠的宇宙世界，不过人们还不知道那些地方罢了。

说到天地，人们自然会问，它们是怎么来的呢？对此，中国古代先哲们有一个很好的非神创论思想传统，认为是有规律地演化而成的。老子《道德经》中就说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是一种说不出形象和色彩，不在当时人日常经验之内的物质；所谓一，就是气；二，乃是阴和阳；三，则是阴、阳、天。三者结合，生出地面万物。《易·系辞》则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元气已分，天地设位，清浮升乎上，沉浊居于下。”到了西汉时代，《淮南子·天文训》发展了两家学说，提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在《灵宪》中，宇宙演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张衡把天地的形成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溟涬”。在这阶段里，整个原始宇宙是“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灵①，厥外惟无。”所谓“灵”，是一种阴性的精气，看不出任何形象，也没有明显的运动，因此，整个宇宙空间中一片寂静。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从灵中逐渐生成各种不同的气。这些气互相混合在一起，“并气同色，混沌不分”。这混沌漫的元气，自然还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且也分辨不出它们的运动速度。这个混沌的阶段称之为“庞鸿”，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然后来到第三个阶段，称为“太元”。这时，那片混沌同色的元气发生了分离。清气向外，形成了圆球形而不停运转的天；浊气向内，积淀凝结成为一个上面平而静止的半球形大地。此后，由①张衡的这些著作，原书已佚。《续汉书·律历志》，又《天文志》，刘昭各注，《太平御览》、《开元占经》等有其佚文。今据洪颐煊《经典集林》辑本《灵宪》和《浑天仪》。①“灵”字在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天文志》中作“虚”，但其校勘记中指出，汲本、殿本作“灵”，今查《开元占经》引《灵宪》也作“灵”。故从“灵”字。

于天和地的互相结合与作用，产生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万事万物。由上可知，张衡不但继承了先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认为天地的形成是物质自身变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更加强化了这一传统的唯物主义倾向，即，他更明确地表明了，在演化的各个阶段中都是物质——气，而且只有气在起着作用。此外，他把浑天说引进了天地形成的思想，这也比古代演化学说中所依据的天上地下的质朴概念或盖天说思想要来得进步。

日、月、五星天空中最亮的天体是日和月。月有圆缺，而日则始终是圆的。古人在长期观察月亮的运动变化中已经认识到，太阳是自己发光的，而月亮本身则不发光，只是靠反射太阳光才发亮。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中说：“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晚期的京房也说：“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①对于这个问题，张衡也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朔望现象取决于月亮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谓“当日”是指月亮行到了太阳的正对面（相对于地来说）。那么，这样说来，月在望时应该总是很明亮浑圆的了，为什么有时又有月食的现象发生呢？对此，《灵宪》解释说：“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月过则食。”所谓“月过则食”的虚，用今天的概念来说，那是太阳照射地球时在地球背后投射出的影子。但是，张衡的地是个相当于半个天球那么大的东西，因此，这个虚与现今的地影概念很不相同。可是究竟张衡是怎么想象的，我们现在还难解释。唯一肯定的是，张衡知道月食的原因是地遮蔽了日光。不过仅仅这一点也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了。

除了日月外，还有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在星空背景上运动，运动方向大多时候与日、月一样，是由西向东。因此，这样的运动称为顺行，古代又称右旋。五大行星和我们所在的地球实际上是在各自的轨道平面上绕着太阳作椭圆轨道运动。这些运动都不是匀速的。它们的平均速度也各不相同，离太阳越远的天体，其平均速度越小。由于行星和地球有上述这些运动，因此，在地球上的观测者就会看到，行星有时会出现由东向西的运动，这种运动称为逆行。在顺行和逆行变更之际，行星就好象停留在天空中不动一样，这种状态称之为留。这些天文现象，以及行星运动速度变化的规律，都是在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又经1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后，才得到科学解释的。比哥白尼早了14个世纪的张衡完全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但是，他根据他那个时代所积累的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加上他自己的天才，对行星运动的规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测。

张衡在《灵宪》中说：“文曜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他认为，行星的右旋是一种自然规律——天道。他又因为天本身是从东向西运动的，所以又提出，越靠近天，行星的运①《开元占经》卷一。

动所受到天的影响也就越大（“迫于天”），这就可以解释行星速度为什么会放慢下来，甚至可以完全停止，乃至倒退（逆行）。这种天的影响力使行星速度发生变化的想法，是对控制天体运动的力的一种思辨性解释。张衡的解释是早期中国天文学史上探求天体运动变化的物理机制的最后一个企图。这种企图由于整个科学发展状况的条件限制，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可能得到发展和解决。正因为如此，张衡的解释努力应得到后人的钦佩，而不因其牵强不科学而忽视。

五星中火、木、土三行星离太阳比离地要远。金、水二星则离太阳比离地要近。前三者称为外行星，后二者称内行星。张衡当时还不能测定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他当然无法说出何为内行星，何为外行星（这问题也是哥白尼开始才解决的）。但是他已经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阳（实即地球）慢，而二内行星则比太阳快。他还观测到“行迟者觌于东”，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以后太阳离它越来越远，过相当时间后太阳反从西面赶上外行星，终于使它在黄昏时被淹没在太阳光中。直到太阳赶过它相当远后，它又在早晨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而内行星则不同，它不但会在早晨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也会在黄昏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以后仍然在黄昏消失于太阳光中。因此张衡称之为“行速者觌于西”。于是他借用阴阳观念说道：“觌于东属阳”，“觌于西属阴”。并且用“日与月此配合也”，把五星分成二类：“摄提（木星）、荧惑（火星）、地候（土星）见晨，附于日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虽然没有内、外行星的概念，但两者是区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其中终究运用了某种距离的概念，这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极为少见的。循此以往，未必不能发展出正确的概念来。很可惜的是，以后再没有人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关于恒星关于恒星，张衡认为是：“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个见解当然是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数百年的天地对应思想的反映。《灵宪》中就说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种尺地之间的对应，纯粹是附会的，是毫无道理的。例如，天的九位（九天）和地的九域（九州）全都是人为的划分。这种对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话得说回来，《灵宪》所说的星“体生于地，精成于天”的话却也不是全无原由的。《灵宪》又说到“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因为天上坠落的星星（陨星）掉到地上的都见到是石头（陨石），所以使古人起了错觉，认为星星原是地上之物。那么，为什么会升到天上的呢？这就自然会解释成是地上山岳（山多石头）的精气上升就成为星，而星星陨落也自然是“神歇精”的结果了。因此，不管这种解释是多么的荒谬，但却反映了古人对陨石的观察。要知道在欧洲，一直到十七世纪，还不认为陨石是从地球以外的空间掉入地面的。关于恒星，《灵宪》还说到它们的命名计数：“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四方，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征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这里给出的星官命名数和星数都大大超过了《汉书·天文志》的记载。这篇写作时代离张衡不远的志文中也有个数字：“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可见，张衡在当太史令的期间是亲自做过恒星的观测、命名、综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计数工作的。张衡所定的星官体系甚至比后来三国时陈卓综合石氏、甘氏和巫咸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体系还要庞大。后者只有星官283官，星数1464星。可惜的是《灵宪》中没有记录下张衡星官的详情，其他可能记下详情的张衡著作也未有留存。不过近年有人在南宋郑樵编的《通志·天文略》中找到了一些张衡关于某些星官的描述及其星占文字的残篇。只是郑樵是按《步天歌》星官系统——陈卓系统的重新组合——来写的，所以，只有与上述283官相合的张衡星官才会被引入《通志》。至于这个体系之外的张衡星官那就只有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了。此外，张衡所说的征星之数，则并不是实际观测的结果（在整个星空中，人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总数不过6千多颗，其中还包括了南极附近中国古代所一直看不见的天区中的恒星），而是从《易·系辞》中说的“万物之数”来的。这是天地对应思想的又一个反映。

浑天仪张衡所作的浑天仪是一种演示浑天说的仪器，故有此名。

《晋书·天文志》中记载了一段葛洪论天的话，其中说到：“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既然是在密室中用的，当然不可能是观测天体的仪器，而只能是一种演示仪器。这件仪器的细节在《晋书·天文志》的“仪象”中有更具体的记载：“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落。”这里又称张衡的浑天仪为浑象。事实上在早期，浑天仪、浑仪和浑象这些名称是混用的，即，凡是表现浑天说的仪器都可以称之为浑天仪或浑仪；而不象隋唐以后，名称逐渐规范，专以观测仪器称仪，而以表演仪器称象。

从《晋书》的上述记载可知，张衡的浑天仪，主体是一个大圆球。与现今的天球仪相仿。球上画了张衡所定的星座和星星，也画了赤道、黄道。黄道上则绘出二十四节气。在大球相当于南、北极的地方，伸出一根转动轴。这根轴架在一个圆环形支架上。圆环循所在地的子午面方向直立着。转动轴北高南低，与地平面所夹的角度正好是所在地的地理纬度。如果在子午圆环正中间设一个水平放置的大圆环，代表所在地的地平面，那么，转动大球，就可以表演星星的东升西落。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线以上不会下落，其极限是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内规。反之，以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经的小圆，则为球上永不升到地面以上的部分的极限，这圆就称为外规。这个大球，有一个齿轮系连接着。用漏刻流①近年有人对张衡发明浑天仪有异说。参看陈久金：《浑天仪的发展历史新探》，《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

出的水推动这个齿轮系，就可带动大球自东向西转动，只要齿轮系转动速度调节适当，就可使球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中天现象与室外的实际天象一致。按《晋书》的记载，张衡的大球上还有日、月、五星。这些天体除了随着天球东升西落外，还有各自的轨道运动。这些轨道运动和天球的东升西落方向都不一致，因此，要象表演恒星的东升西落那样来表演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械工程问题。现代研究家都认为，张衡的时代还不能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人们认为，张衡浑天仪上的日、月、五星实际上是一种可以用手搬动的附加物，它们能随天球东升西落，但是是由仪器操持者随时按照它们在星空背景上的移动来搬动它们在浑天仪大球上的位置。

虽然张衡的仪器尚不能完全自动地表演日、月、五星的运动，但是，用一个机械系统来取得与天球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张衡开始，我国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由于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原子钟发明和采用之前，时间的计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转，也即天球的转动为基础的，因此，张衡的发明实际上就成为后世机械钟表的原始鼻祖。

有意思的是，张衡浑天仪中还有一个叫做“瑞轮蓂荚”的附件。所谓蓂荚，是一种神草，传说长在尧的居室阶下。随着月亮的出现，一天长出一个荚，最多十五个荚。过了月圆之后，又一天掉一个荚。这样，蓂荚就可以指示出月相和一个太阴月中的日期。这个传说实际是反映了尧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却根据这种传说制造了一种机械装置，所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历显示。

既然浑天仪能和天球的转动相合得丝丝入扣，“皆如合符也”，可见它的稳定性相当高。因为浑天仪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动的，所以可知张衡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刻漏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守时和计时仪器。从目前出土的三件汉代刻漏来看，它们都是所谓“沉箭式单漏”，都铸造于西汉时代。这种刻漏仅只有一个盛水的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随着容器内水的流失，水面降低，由浮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随之下降，由此可读出时刻。沉箭式单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流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水流出速度又与小管处的水压成正比，即，随着水的流失，刻漏容器内的水面下降，水的流出速度也会变慢。用这样的刻漏来推动浑天仪，浑天仪的转动就会越来越慢，因而也就不可能较长久地保持浑天仪与天球的同步关系。

为了提高刻漏的准确性，古人想了许多办法。首先是把沉箭式改为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流到另一个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也放在这聚水器内，以刻箭的上升来反映时刻的推移。第二步是在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使下面的刻漏中不断有水来补充所滴出的水，这样就可使下刻漏水面的下降大大推迟，从而提高下刻漏出水速度的稳定性。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在上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那么上刻漏的出水速度也就比较稳定，因而下刻漏的出水速度就更加稳定。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当然，还可以组成四级或四级以上的刻漏，这是后话。关键是从单漏到二级刻漏这一步。但这一步的发明，在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都没有发现什么资料和证据。

不过，在一篇题为《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三级的刻漏。这篇文章已佚，只在唐代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三段残文。《初学记》所引残文题名前还有“张衡”二字。因此，很可能，残文是张衡的原作。这三段文字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①所谓“叠置”就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再叠”，则当然是又加上第三具刻漏了。至于下面的聚水器（壶）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的和白天的有所不同，因而刻箭上的刻度也有不同。所以张衡干脆就用两把聚水器。从张衡之前没有多级刻漏的记载这个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正是张衡作出了从沉箭漏到浮箭漏，又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卓越发明的，而且是从单漏直接跨上了三级漏的。无论如何，张衡对我国古代刻漏技术的发展是有其贡献的。

《算罔论》《算罔论》一书久已佚失。唐代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就指出：“衡《集》无《算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算之，因名焉。”因为看不到《算罔论》，他就怀疑它根本不是一部书，而是《灵宪》一书的补充名词，即，应作《灵宪算罔论》。可是《后汉书·张衡传》文末再次述其著作名时仍只称《灵宪》，且后世引张衡著述的也无《灵宪算罔论》之称，李贤所说是没有根据的。《算罔论》应是单独的一本书。查《九章算术·少广章》刘徽注开立圆术时引有“张衡算”若干言，这当是《算罔论》的遗文。从这些遗文得知，张衡第一个否定了对圆周率的古代粗疏认识，提出了π=10的新值①。这个数值虽然仍很粗略，但却是进步的开始。由此才有刘徽的推进，并最后导致祖冲之的杰出发明。

修改历法的活动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张衡去史职，改任公车司马令。这是个掌管宫阙南门，品级和太史令相同的官职，虽然他离开了太史令职位，但仍关心天文历法工作。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是否继续颁行《（后汉）四分历》的大讨论。张衡曾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后汉）四分历》是为了纠正以前行用的《太初历》的疏误，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起酝酿，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经过科学而慎重的大讨论之后才得颁行的。《（后汉）四分历》在天文数据和计算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改进。延光二年的讨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有人提出，根据图谶，当改用甲寅元《（后汉）四分历》是用文帝后元三年为元，岁在庚辰）；又有人提出，章帝改历以后“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而汉武帝用《太初历》后，“享国久长”，故应复用《太初历》。这两种观点提出以后，张①后两段在《文选·陆公佐新刻漏铭》李善注中引为一段，括弧中字即据李善注所引增补。①详见李俨：《中国数学大纲》上册。

衡和另一位学者周兴一起，立即和他们展开了辩论。数次辩论，对方或者无可回答，或者回答失误。史书没有留下这些一定是很精彩的辩论记录，但可以推测，张衡他们是用天文学的科学论据和对方的迷信观念作的辩驳，因为张衡、周兴二人在驳倒上述二种改历要求之后，又根据多少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提出应该行用一种比《（后汉）四分历》更准确的历法：《九道法》。张衡、周兴的提议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进入讨论的公卿有一百多人。很可惜，张衡等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过要求改用甲寅元或《太初历》的提议也彻底被否决了。《九道法》现已无传，只知它是在西汉时代出于民间的一种历法，西汉末年刘歆曾对它作过改进和推广。这种历法最主要的是其中提出了定朔的概念。而在官方的历法中，直到东汉末年刘洪的《乾象历》中才有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产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由此可见，张衡的科学见解是非常高明的。

候风地动仪的创造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起，张衡又回任太史令。这次任职直到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才得升迁。在这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他作出了一件震烁古今的伟大发明——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这件仪器铸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后汉书·张衡传》中留下了一段有关候风地动仪的简要记载。依据这段珍贵的文字，今人王振铎复原了这件驰名中外的古地震仪①。

多种巧艺的制作张衡还作了另外一些机巧的器械。但其制作年代不明，且其制作详情也都已失传。不过，从传下来的一些简单描述中也可推知，其机构一定是很巧妙的。

张衡制造过一种能飞的木鸟，类似今天的模型飞机。《广博物志》引《文士传》云：“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飞数里之说或许是夸张。不过即使只有数丈，那也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了，因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机械飞行器②。

张衡制造过指南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因而后来曹魏时马钧又一次作了再创造。

张衡还作过一种有三个轮子的器械，《傅子》云：“张衡能令三轮独转。”张衡在所作《应间》中也说：“参轮可使自转。”不需外力而纯粹的自转是不可能的，这是件什么东西还难断定。今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引宋王应麟的话，认为是记里鼓车。记里鼓车的特点是能反映车所行经的里程，与“独转”、“自转”所强调的似乎是两回事。或许，这更象是一架风车，或水磨，因为它们是借助于自然的风力或水力驱动的，故仍可称之为“自转”。

①王振铎的详细复原报告发表在《文物》1963年2、4、5期上，本书《科技志》中据此详细介绍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

②有记载说古代墨子造过一只木鸢，能“飞三日不下”。这只能是一种风筝类的东西，而不是飞行器。无论如何，张衡被后人誉之为“制作侔造化”（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善机巧”（《后汉书·张衡传》），“性精微，有功巧艺”（《北堂书钞》卷五十五引《文士传》），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张衡也研究过地理学，根据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第三十三章 班超 马援

班超、马援是东汉早期立功边区的名臣。

第一节 班超（附班勇）

投笔从戎

班超（32—102），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西北）人。少有大志，略涉书传。善辩，不修细节，孝谨，“不耻劳辱”。父班彪，官至兰台令史，博学多识，作《史记后传》。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卒，合家还归乡里。兄班固继承父志，潜心研究，继续写作。人告班固“私改作国史”，明帝下诏逮捕班固。班超上书为其兄辩白。明帝诏见班超，了解详情，正巧郡县奉命将查抄班固的书送到洛阳。明帝观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能，便封班固为兰台令②，掌管皇家的图书，从事校书工作。班超与母随班固到洛阳。

班超曾为官家抄书，继而辍业，投笔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别人皆笑之。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西域与中原的关系，王莽时期中断。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两域。

由于“匈奴敛税重刻”，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建武年间皆遣使求内属，要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①。明帝时期，政治已经稳定，经济得到恢复，要求反击匈奴的侵扰，恢复汉在西域的统治。班超“立功异域”的心愿，适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遣窦固等四路讨伐北匈奴。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酒泉，扫荡车师一带的匈奴势力，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班超以假司马率偏师击伊吾，与匈奴大战于蒲类海，斩获甚众。班超首战，崭露头角，受到窦固器重，因此遣他与从事郭恂出使西域。

开通南道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鄯善王广对待班超毕恭毕敬，奉若上宾。但时隔不久，突然对他们疏远冷淡起来。班超判断：一定有匈奴的使者到来，使鄯善王狐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乃召侍胡者诈说：“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说出了真情。班超立即扣留侍胡者，召集部下三十六人共饮。酒酣，因激怒他们说：你们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现在匈奴使者到了才几天，而鄯善王广对我们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其部下都说：“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人都说，应当同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怒说：“吉凶决于今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班超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②《后汉书·班固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人说：“好。”当夜，天大风，班超率吏士奔匈奴营寨，命十人持鼓伏于匈奴营后，相约见火即鸣鼓大呼，其他人持兵器伏于匈奴营两侧。部署就序，班超顺风纵火，顿时前后鼓噪，匈奴兵大为惊恐。班超率众杀敌，亲自杀匈奴三人。匈奴使屋赖带、副使比离支等三十余人被杀，其余约百人皆被烧死。次日，告诉郭恂，郭恂“大惊，既而色动”。班超知其意，忙解释说：战胜匈奴，是使团的功劳，从事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一样有功，班超绝不会独霸功勋。郭恂听罢，乃悦。然后，班超召鄯善王广，以匈奴使首示之，“一国震怖”。班超说明情况，加以抚慰，鄯善王广“遂纳子为质”。

班超将情况报告了窦固。窦固“大喜”，将此情况报告朝廷，并且提出更选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赏识班超，下诏对窦固说：“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班超又当了使者，窦固欲增加其兵力。班超说：“愿将本所从三千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寘王广德新破莎车，雄居西域南道，匈奴遣使监护其国，附近“十三国皆服从”①。班超一行，先至于寘，广德不仅礼仪甚疏，而且听信巫言，遣使向班超要求献马以祠巫。班超了解其情况，答应其要求，而令巫自来取马。巫至，班超斩其首送给广德，并指责之。广德早就知道班超在鄯善杀匈奴使团的壮举，非常惶恐，立即攻杀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班超重赏其王以下官吏，镇抚于寘。于寘和鄯善是南道的两个强国，他们的归附，对于开通南道有重要意义。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来到了疏勒，离疏勒王所居寘橐城九十里。疏勒王兜题是龟兹人，由匈奴扶立为王。班超先安排田虑前去诈降，嘱咐田虑：“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投降便可执之。”田虑见到兜题，乘其没有防备，劫缚兜题。左右侍从因出其不意，都惊惧逃跑了。班超得知消息，立即至勒豪，晓谕其众，立疏勒故王兄子忠为王，疏勒国人大悦。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卒。焉耆乘汉丧，攻杀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班超拒守岁余。章帝以陈睦新没，担心班超孤单难支，下诏征班还朝。班超将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而自杀。班超还至于寘，王侯以下皆哭泣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班超的马脚，而不得行。班超从其所愿，又欲遂本志，乃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更还疏勒。疏勒自班超离去，已投降了龟兹，与尉头连兵，班超捕杀了疏勒的反叛者，击溃尉头，动荡的疏勒又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弥兵万人，攻破姑墨石城。班超乘胜平定西域诸国，上书请求增加兵力，欲攻龟兹等，并提出“以夷狄攻夷狄”之计，可以就地取给，相机行事。章帝知其功可成，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以徐干为假司马，带领千人支援班超。

班超欲进攻龟兹，考虑到乌孙兵强，想出“遣使招慰，与共合力”的办法，得到章帝的允准。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任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另派卫候李邑前与乌孙结好。

李邑始至于寘，恐惧，不敢西行，便上书说：攻西域不会成功，并谗毁①《后汉书·西域传》。

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闻之，不胜感叹，“遂去其妻”。章帝不信谗言，斥责李邑，说：“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命令李邑至班超处听从调遣。并下诏班超说：假如李邑能胜任在外的工作，可以留下任用。班超即遣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京师。徐干对班超说可以照诏书办事，留下李邑。班超表示，可予谅解，不搞打击报复。

建初九年（公元84年），班超发疏勒、于寘兵击莎车。初，莎车以为汉兵不出，故投降龟兹。莎车收买疏勒王忠，忠叛汉，西保乌即城。班超乃更立成大为疏勒王，发兵攻忠。半年不下，康居发兵救忠。是时月氏与康居通婚，班超遣使以锦帛送月氏王，令其劝康居罢兵。康居王遂执忠而归，乌即城降于班超。

元和三年（公元86年），忠借康居兵，还据损中，与龟兹通谋，遣使诈降于班超。班超心知其诈而伪许之。忠大喜，从轻骑来见班超。班超作了准备，设宴款待。酒行，令吏缚斩忠，因破其众。

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再发于寘等国兵二万五千人，攻莎车。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莎车。班超兵少，以佯撤诱敌分兵。龟兹王听说班超撤退，“大喜”，自率万骑于莎车西界截击班超兵，命温宿王将八千骑于莎车东界截击于寘兵。班超得知龟兹王已上当，密令诸部紧急集合，鸡鸣时驰奔莎车营，对方猝不及防，惊慌奔逃，班超追杀五千余人，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退散。班超威震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开通北道月氏曾助汉击车师有功，因而要求娶汉公主。班超“拒还其使”。月氏于是怨恨。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遣副王谢率七万大军，进攻班超。班超兵马不多，“皆大恐”。班超却镇静自若，对吏士分析说：月氏兵虽多，但几千里越过葱岭而来，缺乏供应，不足为忧！只要收谷坚守，他们“饥穷必降”，不过几十天就见分晓。果然如班超所言，月氏攻战不胜，钞掠无所获，处境困难。班超估计月氏粮饷将尽，必向龟兹求救，便在东界设伏兵截击。月氏果然遣骑兵赍金银珠玉赴赂龟兹求救，结果被班超伏兵一网打尽。谢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超放走了他们。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班超升为都护，徐于为长史。更换了龟兹王。班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行至尉犁界，遣使晓喻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焉耆王广遣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北鞬支。焉耆王不亲自来迎接，是你之罪。然后赐而遣之。于是焉耆王广与大臣迎班超于尉犁，奉献珍物。但他断绝苇桥，不让汉军入其国。班超避开苇桥之险，从它道过渡。七月末，进入焉耆，离城二十里，结营于大泽。焉耆王广出乎意料，大为惊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于京师，密遣使告诉班超，班超斩使者，以示不信用元孟。乃约期大会诸王，声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余人会见班超。国相腹久等人惧诛，逃亡入海，危须王也未到。班超怒责广等说：“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令吏士缚广、汎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遂进兵，斩首五千级，活捉万五千人，牲畜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班超留焉耆半年，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北道重新畅通。

永元七年（公元95年），和帝下诏嘉奖班超说：班超经营西域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戍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

班超因久在他乡，年老思归。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上疏提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故遣其子班勇上书求归。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妹班昭也上书，言其兄通西域已三十年，“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力不从心。请求和帝开恩，令其兄生还朝廷。书奏，征班超还，是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病故，终年七十一岁。

班超一生，“专功西遐”，直到“衰老被病”才归故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班勇三通西域班超征返时，任尚继任都护。班超以多年的经验告诫任尚：“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任尚以为班超“所言平平”，并不放在心上。只是几年，“西域反乱”，果然“如超所戒”。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西域重新被匈奴控制。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北匈奴与车师后部攻杀索班，略有北道。曹宗请发兵五千击匈奴，复取西域。公卿大臣多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邓太后召班勇“诣朝堂会议”。

班勇，班超少子，字宜僚，少有父风。他既反对放弃西域，又反对发兵攻北匈奴。他建议恢复敦煌营兵三百人，恢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并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寘心胆，北鞬匈奴，东近敦煌”。诸臣先后问难，班勇一一驳回。邓太后终于听从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夏，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柳中。

次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不战而楼兰归附。接着，班勇又恩威并施，争取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自缚归降。班勇因发其步骑万余人至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俘获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部始复开通。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秋，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车师后部王军就，大获全胜，杀虏八千余人，获马畜五万余头，俘其王军就与匈奴持节使者，斩于索班没处，以报其耻。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班勇遣将斩东且弥王，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这年冬天，班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北单于率万余骑入车师后部，到了金且谷。班勇遣假司马曹俊驰救之。单于退走，曹俊追杀其贵人骨都侯。匈奴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只有焉耆王元孟未归附。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请击焉耆，顺帝应允，并遣敦煌太守张朗发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又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两路攻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张朗原先有罪在身，欲徼功自赎，遂先期到达爵离关，首战告捷。焉耆王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遂得免诛。班勇则以“后期”论，“征下狱，免”，后卒于家。

再通西域的意义东汉重新确立在西域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重新开通西域的原因，主要是二点：（一）汉匈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东汉建立后，经济恢复，政权巩固。而匈奴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单于比归汉，且助汉击败北匈奴。（二）汉、匈与西域关系不同。匈奴对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①。西域诸国迫切要求摆脱匈奴的统治。汉则不掠取西域，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系内属”①。

重新开通西域，意义不亚于张骞首通西域。首先，西域与中原隔绝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开通，带有一定程度的开辟性质。其次，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临大海，他涉足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大大扩展了国际交往的范围。再次，班勇写的《西域传》，是实地考察的结晶，真实可靠，是今天研究这一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此传被《后汉书·西域传》全部采纳，范晔曾坦率地说，其传乃采班勇所记②。

第二节 马援

不为守钱虏

马援（前14—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平陵西）人。其先祖赵奢为赵将，号马服君，子孙遂以马为姓。于汉武帝时，马家以吏二千石，从邯郸徙于茂陵成懽里。曾祖马通以功封为重合侯，坐兄马何罗反，被诛，故再也不显。祖父马宾，宣帝时为郎持节，号使君。其父马仲，官至玄武司马。马援兄弟四人，三个兄长均有才能，王莽时并为二千石，家世再次显赫。马援“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十二岁父母双亡，马援随长兄马况至河南，学《齐诗》于颍川满昌；守章句，辞别长兄，欲到边郡从事田牧。马况鼓励他说：“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适值长兄病故，马援守丧，不离墓地。后为郡督邮，送囚徒至司命府，放跑了重罪的囚徒，自己亡命于北地郡。遇赦，留在当地放牧，归附者众，“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牲畜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道：“凡殖货则产，贵其能施赈也，否①《后汉书·西域传》。

①《后汉书·西域传》。

②《后汉书·西域传·论》。

③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马援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则守钱虏耳。”

王莽末年，马援曾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避难于凉州。受隗嚣器重，任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定计。

马援被派往蜀观察公孙述情况。他与公孙述是同乡、好朋友，自以为到蜀当握手欢如平生，而公孙述却大摆派头和阔气，欲授马援以封侯大将军位。随从都乐意留蜀升官，马援启发他们说：公孙述不是礼致贤士，而是装腔作势，这种人是不能久留天下士的。毅然而归。他对隗嚣说：公孙述乃“井底蛙”，“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公元28年），马援携带隗嚣的书信到洛阳，见光武帝于宣德殿。返回陇右后，隗嚣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马援称赞光武帝为人：“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非常信任马援，遂决定遣长子隗恂到洛阳作人质。马援携家属随隗恂到洛阳。后来上书请求屯田上林苑中，得到许可。

隗嚣听信王元之言，犹豫摇摆。马援一再致书隗嚣，规劝他切莫动摇。

隗嚣怨恨马援背叛于己，得书增怒，遂发兵拒汉。

平定陇西隗嚣既发兵拒汉，马援乃上疏光武帝，陈述消灭隗嚣之策。光武帝采纳马援之谋，令他率突骑五千，游说隗嚣的将领高俊、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陈述利害祸福，分化瓦解隗嚣集团。

马援又致书于隗嚣之将杨广，让他劝告隗嚣，当知利害，而回心转意。

杨广竟然不答。马援又劝杨广，假如隗嚣执迷不悟，可自行离去，脱离险境。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来歙率兵攻占略阳，杀隗嚣守将金梁。隗嚣率数万众围攻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①。闰四月，刘秀率兵征伐隗嚣，行至漆具，将领们以不宜远入险境，劝刘秀扎营。刘秀犹豫不决，正巧马援应召来到，刘秀“大喜”，以诸将之议问马援。马援分析：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以米堆成山川地形图，指画形势，说明进军路线，分析曲折，一目了然。刘秀高兴地说：“虏在吾目中矣。”次日早晨，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骑数万，辎重五千辆前来助战。汉大军压境，隗嚣“众大溃”，“城邑皆降”②。隗嚣逃往西城，从此一蹶不振。

建武九年（公元33年），马援为太中大夫，与来歙率诸将平定凉州。自王莽末年以来，西羌多事，活动于金城郡属县，凉州不宁。来歙推荐马援治理凉州。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夏，先零羌攻临洮，马援发步骑三千击破之，降者八千余人。马援把他们“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①。继而马援与马成进攻浩亹羌，浩亹羌逃奔允吾谷。马援潜行，袭击其营寨，浩亹羌大惊恐，徙居唐翼谷中。马援继续追击，浩亹羌引精兵占据北山，马援陈兵山下。夜令数百骑偷袭其后，放火烧山，一时锣鼓齐鸣，浩亹①《后汉书·来歙传》。

②《后汉书·窦融传》。

①《后汉书·窦融传》。

羌大惊，率众溃逃。马援以兵少，不便穷追，收粮畜而归。这次战斗中，马援受伤，光武帝以玺书慰劳之。

这时，朝臣议欲放弃金城。马援上书反对此议，建议以金城作为据点。

得到同意，加强了金城郡的耕战守备。又令羌豪杨封，说塞外羌来和亲。于是郡中逐渐安定，民乐其业。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马援奏请复其侯王君长，赐给印绶。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族，攻杀长吏。马援率四千余人征讨，至氐道县，羌占据山头固守，马援据便地断绝其水草，不与战，迫使羌豪率数十万户，逃出塞外，余者万余人皆降，“于是陇右清静”。马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傍县有人发生矛盾，吏民惊言羌反，逃入城中。狄道县长来报告，要求发兵。马援估计不是羌反，命狄道县长归守官府，如果恐惧，“可床下伏”。果然稍定，郡人服之。视事六年，征入朝为虎贲中郎将。马援一再建议重铸五铢钱，光武帝同意，“天下赖其便”。他“尤善述前世行事”，讲得头头是道，使人“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常谋划，为光武帝所用。

平定交趾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交趾太守苏定依法处决了诗索。诗索之妻徵侧及妹徵贰起兵反抗，攻占郡城。九真、日南、合浦“蛮夷”起而响应，攻掠岭外六十余城，徵侧自立为王。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征讨二徵。大军行至合浦，段志病故，诏马援并将段志兵。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开道千余里。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春，大军到了浪泊，大破二徵，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追二徵至于禁溪，每次击败之，其众离散。次年正月，斩杀徵侧、徵贰，传首洛阳。马援受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犒劳军士。

马援率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追击二徵余部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余众散亡，岭南悉定。马援以西于县有户三万二千，地远，奏请分成封溪、望海二县，得到许可。马援所过之处，皆“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他还条奏越律与汉律乖舛者十余事，加以整顿，“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马援班师回朝。军吏经瘴疫死者大约一半。光武帝赐他兵车一乘，朝见时位次九卿。

马援好骑，善于相马，曾师事于杨子阿学习相马骨法。他在交趾时，销熔所得骆越铜鼓，铸成象生马一样的模型，其“高三尺五寸、围四尺四寸”。还京时，送上之。光武帝下诏立于洛阳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

病死疆场马援返京，大受奖赏。友人孟冀相贺。马援说：“功薄赏厚，何能长久乎？”他想到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请求击之，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孟冀称许其为“烈士”之志。

马援还京仅三个月，就于当年十二月率兵屯驻襄国。次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马援率三千骑出高柳，巡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侦察而知汉军出动，便退散而去。马援无获而还。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五溪“蛮”抢掠郡县。光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征讨，“战于沅水，尚军败殁。”①次年，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征讨，仍无战绩。已经六十二岁的马援请求将兵征讨，光武帝担心他年事已高，不许。马援说：“臣尚能被甲上马。”光武帝令他试骑。马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光武帝笑道：“矍铄哉是翁也！”遂令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带领四万余众征讨五溪“蛮”。马援夜与送者诀别，对友人杜愔说：我已年老，“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他只是担心权贵子弟不听调遣。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大军到达武陵临乡，击“蛮夷”，胜之，余众逃进竹林中。

马援驻军下隽县，决定选择“路近而水险”进军壶头山的路线，以为取得壶头山，就扼住“蛮夷”的咽喉，充县之敌可不攻自破。三月，汉军进至壶头山下，“蛮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适值暑热，士卒多疫死，马援也病，遂困。乃凿岸为室，以避暑气。“蛮夷”往往升险鼓噪，马援辄曳足以观之。不久，马援病死。耿舒代替马援监督诸军。

遭受诬陷随从马援出征的中郎将耿舒给其兄耿弇之信中，提到马援进军迟缓，坐失良机，先攻壶头山乃失策。耿弇将此信呈给皇帝。光武帝乃遣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责问马援，并代替马援监督诸军。这时马援已经病死。

梁松是皇帝之婿，颇为骄贵。以往有一次他去问候生病的马援，拜于床下，马援“不答”。马援因是松父之友，身为长辈而不答礼小辈。梁松则恃皇亲而记恨在心。这时马援虽然已死，他仍然怀恨，遂借故陷害。光武帝因而大怒，收回原先赐给马援的新息侯印绶。

以往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植物名）的果仁（名曰薏米），用以“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京时，以车载薏苡种子。时人以为他带回来珍宝，权贵们都怨望忌妒，只是没有及时发作。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谮之，说马援带回的是一车珍宝。光武帝更怒。马援的家属非常恐惧，不敢将马援遗体葬于旧坟地，只在城西买了几亩地掩埋了事。宾客故人也不敢来吊唁。后来马援家属才知蒙冤，经过多次申诉，才得到皇帝谅解，以丧归葬。同乡故人朱勃上书，说马援“以死勤事”，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词语恳切，情义可嘉。汉明帝时，图画东汉初年的名臣列将于云台，因外戚之故（援女时为皇后），唯独没有列上马援。到了建初三年（公元78年），汉章帝才追策，谥马援为忠成侯。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三十四章 窦融 窦宪

两汉之际，窦融、梁统各以所部兵力归汉，有利于统一。此后，两人的后裔发展成为显赫的外戚家族，对于东汉的政局有相当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窦融

雄据河西

窦融（前16—后62），字周公，扶风平陵（今咸阳市西）人。七世祖窦广国，孝文帝窦后之弟，封为章武侯。窦融高祖父自常山徙于平陵。窦融少孤，王莽时期在强弩将军王俊部下作司马，参与了镇压瞿义、赵明起义，以军功封为建武男。其妹嫁大司空王邑为小妻。全家徙居长安，“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

王莽末年，起义者蜂起。王莽遣太师王匡前往镇压，王匡请窦融为助军，与樊崇战于青、徐一带。地皇三年（公元22年），窦融复从王邑征讨刘秀，大败于昆阳，逃回长安。汉兵入关时，经王邑推荐，窦融为波水将军，引兵至新丰，企图堵截起义军西进。

王莽失败后，窦融投降更始军，在大司马赵萌部下为校尉，后被推荐出任巨鹿太守。

窦融见更始政权不稳，东方扰乱，不愿出关。他的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为获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国。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们都同意他的看法。窦融于是辞巨鹿太守，谋求镇守河西，把家属带了去。在那里，抚结雄杰，怀辑羌众，河西民心向之。

窦融在河西，与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结交。“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一致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得知消息，解印绶离去。窦融仍居于属国，领都尉职，而置从事监察五郡。

河西民俗质朴，窦融“政亦宽和”，所以，“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窦融等练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惊。防羌人扰乱，击匈奴侵扰。“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东向破隗嚣刘秀称帝后，窦融便想归附，因隔远而未能自通。这时隗嚣虽然采用建武年号，但“外顺人望，内怀异心”，派遣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建议各自割据一方。说什么“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窦融召集豪杰与诸郡太守商议，有人认为刘秀受符命，和人事，也有其他说法，“或同或异”。窦融小心谨慎，“遂决策东向”。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窦融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于汉。梁统等各①本节及第二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窦融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遣使随。”①这时刘秀也遣使出使河西，争取窦融等共同对付隗嚣、公孙述。双方使者遇于途中，共还洛阳。刘秀见到刘钧等很高兴，赐窦融书，称赞窦融安定河西，远见卓识，并赐黄金二百斤，授其为凉州牧。

窦融接刘秀书，复遣刘钧上书，陈述投顺之意。同时遣弟窦友赴洛阳面陈心迹。窦友行至高平，适值隗嚣叛汉，道路隔绝，驰还河西。窦融遣席封携书间道东行通书。刘秀又赐窦融兄弟书，加以抚慰。

窦融既投顺于汉，乃致书隗嚣，批评他出尔反尔，不识世务，不顾民生，要他深思逆顺之道。隗嚣不理睬。窦融乃与五郡太守共作战备，上书请战。刘秀对窦融的态度和表现颇为赞赏，并与其拉上外戚关系，说窦融乃文帝窦后家后裔，自己是窦后所生景帝之子定王之后；还说汉兵即将西进，希望窦融“以应期会”。窦融得到诏令，随即与诸郡守率兵入驻金城，进击投顺隗嚣的先零羌封何之众，大破之。只因汉兵未进，窦融乃引还。这时，梁统也与隗嚣断绝关系。

建武七年（公元31年）秋，隗嚣攻安定。刘秀将兵亲自西征，令窦融等定期相会。因遇大雨，道路阻绝，加之隗嚣已经退兵，乃止军。窦融已至姑臧，得到诏令而罢归。窦融恐刘秀久不出兵，上书向刘秀建议抓紧时机，东西夹击隗嚣，若旷日持久，则易生变故。

刘秀接受窦融的请求，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夏，发兵征隗嚣。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与刘秀会于高平（县）第一（城名）。刘秀举行盛大宴会，待窦融以殊礼。任其弟窦友为奉车都尉，从弟窦士为太中大夫。双方遂一同进军，隗嚣之兵“大溃”，城邑“皆降”。刘秀因功封窦融为安丰侯，食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其弟窦友为显亲侯。诸将也得到封赏。封赏完毕、刘秀率众东归，窦融等西还故地。

放远权宠窦融兄弟并受侯爵，久专西方，惧不自安。多次上书，请求辞职。刘秀诏令挽留。等到陇、蜀已经平定，窦融受诏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从者车千余乘，马牛羊被野。窦融到了洛阳，送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刘秀还其安丰侯印绶，以诸侯位引见，“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过了数月，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任窦融为冀州牧，十余日后，又迁为大司空。

窦融自知不是刘秀的旧臣，故小心谨慎，多次辞让爵位，光武帝表示留用。窦融不敢再提请求。直到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刘秀才策免窦融官职。次年，加窦融位特进。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令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其弟窦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窦融又要求辞职，光武帝则屡加赏赐。到了这时，窦氏一门贵显，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融从兄子窦林因罪下狱死。明帝多次下诏责让窦融，并“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窦融惶恐，复乞骸骨，被诏第养病。一年以后，窦融上卫尉印绶。后来，其长子窦穆，依仗权势，胡作非为，①《后汉书·梁统传》。

矫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娶其女为妻。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告发此事。窦穆等免官，家属受株连而归故郡，只留窦融于京师。不久，诏诸窦悉还京师。窦融终年七十八岁，谥为戴侯。

第二节 窦宪

仗势横行

窦宪（？—92），字伯度，窦融之曾孙。祖父窦穆，父窦勋均以罪被诛。建初二年（公元77年），章帝立窦宪妹为皇后，拜窦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窦宪依恃宫掖声势，飞扬跋扈，强夺民产，就连明帝女沁水公主的园田也被他以贱价买了去。章帝过此园，得知内情，指责窦宪说：“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大为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园还给公主。章帝虽然赦免了窦宪的罪过，但也不委以重任。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十岁即位，“太后临朝”。下诏说：“侍中宪，朕之元兄，行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所器，亲受遗诏。”“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①从此，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窦宪以前太尉邓彪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他欲行何事，令邓彪报告太后，“无事不从”。又推荐“累世帝师”的桓郁“授经宫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窦宪得势，往往仗势报怨。他派遣宾客杀了往昔考劾其父窦勋的韩行之子，以灵祭于窦勋坟地。都乡侯刘畅至京师奔丧时，私通于太后（即窦宪妹），窦宪怕刘畅分享宫省权力，遣人暗杀了刘畅，栽赃刘畅弟利侯刘刚，令侍御史与青州刺使考治刘刚等。后来被揭发，太后怒，禁闭窦宪于内宫。

征伐匈奴窦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罪。这时北匈奴大乱，加之饥、蝗并发，南单于欲乘机吞并北匈奴，要求汉朝支持。群臣多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太后犹豫不定，征求征西将军耿秉的意见。他认为，“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太后采纳其议。

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拜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次年，窦宪、耿秉各将四千骑，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名）万余骑出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相约共会涿邪山。窦宪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左贤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一万多，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兵众溃散，单于奔逃，追至私渠比鞮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马牛羊骆驼百余万头。于是北匈奴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记汉威德。

窦宪率师而还。由于北匈奴惊慌未定，窦宪派人向北匈奴单于宣明汉威，招降万余人。北单于遣其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于汉。窦宪嫌单于不亲自前来，奏请遣还其弟。

①《后汉书·和帝纪》。

是年九月，遣中郎将持节到五原，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辞侯爵，受大将军印绶。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以下。由于窦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窦宪凯旋还京，朝廷大加奖赏。

窦宪兄弟“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永元二年（公元90年），和帝下诏，以功封窦宪为冠军侯，并封其弟窦笃为郾侯。窦宪独不受封。七月，窦宪将兵出镇凉州。

北单于以窦宪遣还其弟，复遣其子至居延塞。窦宪遣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适值北单于被南匈奴击败，受伤逃走。班固等至私渠海而还。窦宪想乘北匈奴微弱，一举消灭之。于永元三年（公元91年），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出居延塞，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俘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

被逼自杀窦宪荡平北匈奴后，威名大振，“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弟窦笃进位特进，窦景为执金吾、窦瓌为光禄勋。窦宪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骄纵，以窦景为甚。其奴客也仗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因此，“商贾闭塞，如避寇雠。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太后闻之，只是罢了窦景的官，还保留特进之位。

窦宪居功自傲，横行无忌。永元四年（公元92年），受封为穰侯的邓叠与其弟步兵校尉邓磊、窦宪的贵婿射声校尉郭举等，相互交结，邓叠母与郭举得幸于太后，遂共谋杀害和帝。和帝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欲诛郭举等。因窦宪在外，恐其惧祸作乱，故忍而未发。不久窦宪、邓叠班师还京师。和帝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赏赐将吏。窦宪到来，和帝幸北宫，令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诛邓叠、邓磊、郭举、郭璜，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遣谒者仆射收窦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窦宪与弟窦笃、窦景、窦瓖皆遣就国，和帝以太后故，不欲有诛窦氏之名，选严能相督察之。窦宪、窦景、窦笃至国，皆被迫自杀，受株连者也都免官还乡。

窦宪征平北匈奴，使汉北边免受骚扰，也为东汉通西域创造了条件，故其功不可没。但他功高震主，终于被和帝逼迫自杀。范晔评窦宪，肯定其北征之功，并说：“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意思是，后人因其自杀也就不提其功。还称引东方朔“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之语，而寄寓悯惜之意。

窦宪族子窦武，灵帝时为反宦官的领袖。本编第三十九章另有传。

第三十五章 梁统 梁冀

第一节 梁统

由河西归洛阳

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他的远祖是晋大夫梁益耳。高祖父梁子都自河东迁于北地郡，曾祖父梁桥以赀千万徙于茂陵，祖父梁溥、父梁延“以明军谋，特除西域司马”。西汉末年，徙于安定郡。梁统原为郡吏。更始二年（公元24年），召补中郎将，安集凉州，拜为酒泉太守。更始失败，赤眉军入长安，梁统与窦融等起兵保境，计议立统帅。起初共推梁统，梁统固辞，改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更以梁统为武威太守。梁统“为政严猛，威行邻郡”。

隗嚣割据陇右，惧梁统等归附刘秀，遣张玄游说梁统等，制造刘氏不再复兴的舆论，令梁统等“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梁统则以为，“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建武五年（公元29年），梁统遣使随窦融使者刘钧到洛阳奉贡，刘秀诏拜梁统为宣德将军。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征讨隗嚣，梁统与窦融等率兵与刘秀会兵于高平第一。等到隗嚣失败，光武帝封梁统为成义侯，胞兄梁巡、从弟梁腾为关内侯，都遣还河西。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梁统与窦融等都到洛阳，以列侯奉朝请，更封为高山侯，拜为太中大夫，四子为郎。

建议加重刑罚梁统喜好法律。他以为“法令既轻，下奸不胜，宜重刑罚，以遵旧典。”及上书，建议加重刑罚。朝臣多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之急务”，而且旧法日久，不可一朝改革，否定了梁统的建议。梁统又上言和对状，还是要求改革刑法。他认为，西汉前期法律适可，“断狱益少”，西汉后期轻法减刑，“盗贼浸多”，故谓“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其议被搁置了事。

后来梁统迁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在郡也有治绩，“吏人畏爱之”。卒于官。

子孙事迹梁统的长子梁松，字伯孙，尚光武帝女舞阴长公主，迁虎贲中郎将，嗣父爵。梁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帝卒，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公元58年），迁为太仆。因为私书请托郡县，被发觉而罢了官，怀恨在心。后被告下狱，死于狱中。

梁统的次子梁竦，字叔敬，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坐兄梁松事，与弟梁恭俱流放于九真郡。后来诏还本郡。闭门自养，著书数篇，名①本节及第二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梁统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曰《七序》，受到班固的好评。他自负其才，很想封侯，瞧不起州郡官职。“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章帝纳其二女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以为子。窦氏惧梁氏得势，于建初八年（公元83年），谮杀二贵人，并诬陷梁竦等以恶逆，而逮捕下狱。梁竦死于狱中。和帝时，窦宪兄弟伏诛，梁竦才得到昭雪。

梁竦之孙梁商，字伯夏。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梁商二女被选入掖庭，梁商被任为侍中、屯骑校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其女一为皇后，一为贵人，梁商为执金吾，位特进。三年（公元134年），梁商拒不接受大将军。次年，才勉强受命。梁商身居要位，谦逊礼让，虚己进贤，轻财好施。“赈与贫餧，不宣己惠。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

但梁商“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因宦官曹节等人弄权，他让儿子梁冀、梁不疑与其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宦官张逵等人诬陷梁商与曹腾、孟贲等，“图议废立”，要求惩办之。顺帝认为张逵等人出于妒忌，故加以诛杀。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秋，梁商病笃。遗嘱丧事从简。及死，朝廷仍然予以厚葬。他临终前，向顺帝推荐周举。顺帝从其言，拜周举为建议大夫，迁侍中、大鸿胪、光禄勋、光禄大夫等职；并采纳周举的建议，遣周举、杜乔等“八俊”巡行风俗，纠察二千石有“臧罪”者，惩治贪官污吏，其中有些是宦者亲属。

第二节 梁冀

诛杀忠良

梁冀（？—159），字伯卓，梁商之子。其貌不扬，口吃，读书不多，“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嗜酒、戏耍赌博、斗鸡走狗，无所不为。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拜为河南尹。梁冀居职暴恣，无法无天。洛阳令吕放是梁商的密友，向商谈了梁冀的恶行，梁冀受到父亲的训斥，即遣人杀了吕放；并推疑于吕放的仇家，奏请拜吕放弟吕禹为洛阳令，使捕杀仇家。

梁冀与高才能文的崔琦交友。崔琦引古今成败事例，规劝梁冀改邪归正，并作《外戚箴》，指出：“履道者固，仗势者危。”又作《白鹄赋》，讽刺梁冀“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①。梁冀不仅不接受劝告，反而杀害了崔琦。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卒，拜梁冀为大将军，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顺帝卒，冲帝即位，年仅二岁，太后临朝。诏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梁冀口头推辞而侈暴滋甚。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冲帝卒。李固以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建议梁冀立以为帝，梁冀“不从”②，而立年仅八岁的刘缵，是为质帝。质帝少而聪慧，知梁冀骄横，当着朝臣，瞪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为此深恶之，遂使人进鸩加煮饼，质帝即日毒死。

复议立嗣，李固、赵戒、胡广、杜乔等皆主张立清河王刘蒜。曹腾等反对。梁冀会见公卿，声色俱厉，听不得不同意见，后令“罢会”①。会后，李固坚持己见，梁冀更怒，令太后“先策免”李固。然后与太后定策，立刘志为帝，是为桓帝。

梁冀忌恨李固，指使人诬蔑李固假公济私，勾结同伙，钻营官职。梁冀据此请求太后杀李固。太后罢了李固的官职。建和元年（147年），清河刘文谋立清河王刘蒜为帝，其事败露，刘文被杀，刘蒜被贬为尉氏侯。梁冀指使有司诬蔑李固与刘文同谋，投李固于牢狱。其门生王调、赵承等数十人为李固鸣冤。太后了解李固实属冤枉，赦免出狱。梁冀闻讯大惊，坚持将李固处死②。

大司农杜乔不畏权贵，多次顶撞梁冀。梁冀向杜乔借观金蛇，被杜乔拒绝。梁冀令公卿为其小女儿会丧，公卿皆奔丧，唯杜乔抗命不去。梁冀妹纳为后，梁冀索求黄金二万斤等厚礼。已迁为光禄勋的杜乔，据执旧典而不听。梁冀欲拜氾宫为尚书，杜乔以氾宫“臧罪明著”，不肯用。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刘文谋立事败露后，梁冀指使有司诬蔑杜乔与刘文交通。结果杜乔被罢了官。梁冀逼令杜乔自杀，杜乔不从。梁冀便使人将杜乔逮入狱中，杜乔冤死。

①《后汉书·崔琦传》。

②《后汉书·李固传》。

①《后汉书·李固传》。

②《后汉书·李固传》。

就是跟梁冀走的人也难免受祸。“为世通儒”的马融，曾为梁冀起草诬陷李固的奏章，但因为马融不能事事顺从，有时忤旨，梁冀便让有司奏马融犯有贪污罪，“免官，髠，徙朔方”。

挥霍无度梁冀之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梁冀也奇装异服，扮演风流。梁冀靠孙寿取得了一些权位，并与孙寿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勒索财物。当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都是先送到梁府，然后才轮到皇帝。吏人行贿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梁冀还遣人交通各族，“广求异物”。他霸占人家妻女，殴打吏卒，“所在怨毒”，怨声载道。

梁冀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园囿。孙寿仿效，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梁冀夫妇建造的亭台楼阁，豪华异常，难计其数，占地甚广。两人共乘辇车，前呼后拥，游乐其间，日以继夜。“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所起兔苑，“经亘数十里”，征发民工，几年才修成。所养兔子，如被误伤，则置人于死地。曾有西域商人误伤一兔，“坐死者达十余人”。梁冀还在洛阳城西起别第，“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权压皇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桓帝立梁冀妹为皇后。这样，皇太后、皇后均为梁冀的姊妹，其权势更加牢固。桓帝益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并增大将军府属官，倍于三公。又封其弟梁不疑为颖阳侯，梁蒙为西平侯，其子梁胤为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公元150年），益封梁冀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如长公主。

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朝议对待梁冀之礼。有司奏请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朝会时，另坐一席。但梁冀还觉得“礼薄”，内心不悦。他独断一切，抓权不放。甚至官吏升迁必须先到梁冀家谢恩。辽东太守侯猛，任命时未谒见梁冀，梁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吴树被拜为宛令，到梁冀家谢恩辞行。到任后，“因诛杀梁冀宾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梁冀深怨之。后吴树迁为荆州刺史，到梁府辞行，被梁冀鸩酒毒死。

当时，郎中袁著愤恨梁冀凶横，上书桓帝建议让梁冀致仕，交出大权。

梁冀知道后，密遣人逮捕袁著。袁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但还是被梁冀捉到，悄悄杀死。袁著的学生被其侮辱，朋友郝絜、胡武也被害死。胡武家受株连者六十余人。

梁冀指使众人上书桓帝，荐其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其叔梁不疑为梁冀的行为感到羞愧，遂让位归第，闭门自守，梁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而害其交往者。至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预”。

梁氏灭族梁冀以援立之功，狂妄自大，操纵桓帝，桓帝内心不平。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太史令陈授陈述日食灾异之变，咎在梁冀。梁冀得知，害死陈授。桓帝由此发怒。这时梁冀又欲认邓贵人为己女以自固。实际上，邓贵人名猛，其母宣改嫁于梁纪（梁冀妻舅）。梁冀欲达到目的，害死知情人，又欲杀宣，被中常侍袁赦发觉，使宣得知报告了桓帝。桓帝大怒，决心除掉梁冀。

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等人，共同谋诛梁冀。梁冀怀疑单超等人的行为，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逮捕了张恽。桓帝使黄门令具瑗率兵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梁冀宅第。又使人收梁冀大将军印，徙封他为景都乡侯。梁冀与其妻孙寿自杀。梁、孙两氏的亲友皆受株连，“无少长皆弃市”，其他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致使“朝廷为空”。事发突然，朝野鼎沸，“百姓莫不称庆”。“县官没收梁冀的财货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第三十六章 班固 王充 蔡邕

班固、王充、蔡邕是东汉时期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其中，班固和蔡邕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王充是思想家。

第一节 班固

班固的生平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是班彪之子。班彪见另传。

班固九岁能写文章诵诗赋，十六岁至二十三岁游太学。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此时二十三岁，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检阅其父所作《后传》的手稿。此后，他感到“彪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年）初年起，着手撰写《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是远远不够的。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临时之需，未能承担历史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大一统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等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记》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至“建初（公元76—84年）中”，完成了大部分著述任务。“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遂见亲近”。当时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①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年），班固当了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记录，会后奉命根据记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是董仲舒以来儒家学派的法典性著作。

元和元年（公元84年），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①，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②。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等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班固奉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权，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过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将班固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班固去世时，《汉书》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几十年才毕其功的；当然，其中最主要是班固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有很多诗赋文章，明代张溥曾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班固的辞赋班固的辞赋很有成就。他写骚体赋；也写咏物小赋，最著名的是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式的大赋。汉武帝好辞赋，其时辞赋高度发展，形成兴盛的文章风尚。宣帝亦好辞赋，并有所评论，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认为辞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虽有所肯定，但亦比之于倡优博弈，视为“小道”。扬雄“少而好赋”，后来则以为类似“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他认为赋的讽谕作用甚微，而“不免于劝”。他不“尚辞”而“尚事”，以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法言·吾子》）。赋以辞胜，辞是赋的特点和优点。有一类赋如司马相如的大赋，本来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之辞和纵横家之辞。扬雄根据自己创作辞赋的经验，对辞赋的评价实际是可信的。班固处于汉室的中兴时期，作《两都赋·序》，再一次评论辞赋的价值，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它与诗歌一样是“润色鸿业”，为统治者的政治服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后汉书·南匈奴传》。

务的。他具体地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要也。”他极力提高辞赋的历史地位，认为辞赋的兴盛，“而后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他所以作《两都赋》却非倡优博弈之戏可比，而是解决重大的建都问题的。《两都赋》指《西都》、《东都》二赋，西都之宾盛夸西都长安，为周秦汉三代名都，汉“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东都主人盛夸东都洛阳，而语“建武之治，永平之事”，开国立制，归于节俭，以说服西都之宾，实后汉初期的一篇阿颂之辞。到后汉，辞赋的形式已成定局，一般堆砌词藻，连类并举，全面铺陈，以达其“劝百而讽一”的旨趣，班固的《两都赋》亦不例外。

班固的传记文学在传记文学方面，班固也是一把好手。在《汉书》里，有不少这方面出色的作品，举例来说，《李广苏建传》写李广、苏建、李陵、苏武四人。其中写李广，基本用《史记》文，但有删改，有增益，有移易段落者。写李陵则几乎重写，利用《史记》者极少。从此传可以看出，班固并不只是概括地叙述史事，而亦不排斥细致的描写。此传写出了一个英勇战斗、以寡敌众最后失败的英雄，并同情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引用了司马迁的话，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此传详细描写李陵的战斗实际为司马迁给李陵辩护强有力的证词。它的具体描写，是文学性很高的史文。

班固写苏建，基本为《史记》文，增末句引出苏武，目的在新写《苏武传》，此为《史记》所无。《苏武传》也是有文学性的史文，是班固的新创。它表现出另一个英雄形象，出使匈奴十八年，千辛万苦，始终不屈，终有匈汉和解得以归汉的一日。它写苏武迎汉李陵送别的场面最为动人：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聵。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兮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这是李陵的自辩和自责，可见李陵原无投降匈奴之意，只是因为汉武帝听信流言蜚语随便杀了李陵全家，使李陵无以自明，无路可走而不得不耻辱地留居匈奴，直到匈汉和解苏武还朝才有机会吐露自己的心情。这段悲壮的描写，使二千年后读者认识到这场悲剧真正的根源只是汉武帝封建主义的无情和黑暗的专制。

《李陵传》和《苏武传》是《汉书》后部分突出的传记文学。

《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班固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他所著《汉书》，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和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它为断代体“正史”定下了格局，遂为后代正史不祧之宗。我国传世的“廿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体例。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自《史记》，甚至有抄袭之嫌，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删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和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议、诗赋、文章。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加以编撰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写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从《汉书》的总体来看，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月，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之《史记·将相名臣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的任免；《古今人表》把远古至楚汉之际的人物列为九等，未列汉人。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先专传、合传，后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

十志最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西周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和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详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不小。

《汉书》所记民族历史，比《史记》增多了。它把《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样的记述，为后世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文赡而事详”之誉。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又一大特点。首先，它肯定大一统，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秦汉的一统，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史记》已写出了中国古代趋向统一的历史大势，但尚未完整地记载汉代统一的历史。《汉书》吸收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述汉代统一，给汉代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一统大业，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其次，它推崇汉为正统。《汉书》写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高帝纪》）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和篡汉的王莽政权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王莽传》），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家有正闰之论。同时，它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史记》将陈涉列于“世家”，将项羽列于“本纪”，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王莽建立过政权，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也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于“传”。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统思想。《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

再次，它独尊儒学思想。《汉书》评司马迁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司马迁传》）这正表明它以“圣人”之是非（实即封建正统思想）为准则。它独尊儒家和《六经》，把诸子、诗赋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为游侠，斥其为“背公死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老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思想。

还有，它杂有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它在记述史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得“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的符应（见《天文志》、《五行志》），这种思想渗透于其书。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而为汉朝封建统治服务。

《汉书》因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颜师古的《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等，都对汉书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节 王充

王充的生平

王充（公元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先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县）王氏家族。先辈曾几世从军有功。祖上以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今址不详），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里。此后他家或务农，或经商，并有世代任侠的传统。

王充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儿童时“恭愿仁顺，礼敬具备”。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稍长，王充开始学习《论语》、《尚书》，一日可背诵千字。青年时期入太学读书，曾以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重任。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

元和三年（公元88年），他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年），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

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充继承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他对天地的性质做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夫天者，体也，与地同。”不论天是体，还是含气的自然，都从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质属性。

从天地的物质属性出发，王充阐发了天地自然无为的理论观点。所谓天地自然无为就是：“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他认为天地的运行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不具备任何精神作用，人和万物都是在天地运行中自然产生的，是“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而绝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万物”。他用气和气化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丰富了古代的朴素唯物论。

在天人感应说甚嚣尘上之时，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他首先对当时盛行的君权神授之说和谶纬符命的种种神异传说做了有力驳斥。王充对于当时流行的刘邦母与蛟龙感而生刘邦的传说，大胆提出异议。他说：“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对美化统治者的符瑞说，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鱼、赤乌而受命等神话，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释：“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

谴告说是汉代天人感应论的核心。王充对它进行了重点批驳。灾异说特①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充传》和王充《论衡》，凡引上述传文者不另作注。别重视日食、月食，认为这是统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对于所谓旱灾是天神对人君骄横暴虐的谴责，涝灾是天神对君主迷恋酒色的惩罚，虫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对官吏为奸的警告等等神学呓语，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驳。他还运用矛盾律对谴告说进行总的清算：“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王充还追究谴告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无神论思想鬼神之说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脚点，是古代较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首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说明鬼神怪念的产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优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还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①。王充克服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论道：“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信男信女，无异当头棒喝！

当时各种迷信禁忌之说盛行，举凡盖房迁居、丧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择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触犯忌讳，招来祸患。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四讳》、《■时》、《讥日》、《辩祟》、《难岁》、《诘术》、《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对世俗迷信的各种说法作了批驳。如说“或有所犯，抵触县官，罹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处不慎，饮食过节，不曰失调和，而曰徙触时。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归之有犯，无为归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遣殃。疾病不请医，更患不修行，动归于祸，名曰触祸”，实在是舍本求末的行为，是“用知浅略，原事不实，俗人之材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药石之言，不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充对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二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巧合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是在“惊惑愚暗，渔富偷贫”。所以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实知的认识论思想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申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用认识论划清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离奇妄语，在《实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于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过，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这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高见。

王充还强调感觉经验的可贵，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以心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推断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充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他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这个观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水平，也增强了王充论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对儒家经传虚妄失实之处提出质询和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出很多经传及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里面“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写有尧、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尧、舜、成王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说法，他都认为是在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点。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王充自己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内在矛盾王充的进步思想，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显的内在矛盾。

王充在《论衡》中用《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章颂扬汉朝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战胜复古倒退思潮，推进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宣汉”用意真诚，无可怀疑；所谓“宣汉非出本心”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但是，王充宣汉很少使用历史的方法，却把瑞应说当作最得力的武器。这就产生了他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反对感应论与宣扬瑞应说，对瑞应说时而赞同时而反对的矛盾。在《恢国》中，甚至重弹“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的滥调。

王充用元气自然论，批驳了神学目的论。但在人的穷通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上，由于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在社会本身寻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论武器，说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这种命是在娘胎里就决定了的，人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由个人的命定推而广之，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于时数：“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这个论断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时数之外，人事与社会因素都与国家治乱安危无关。甚至还说：“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从中我们看到他从依违于循环论和天命论之间，最终滑向天意史观的轨迹。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一个重大矛盾。即在命运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思想，在从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进程中，它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倒退。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点。

王充在否定有鬼论的同时主张有妖说，这妖怪到处存在：“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承认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协的表现，这同承认人死为鬼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有妖论成为王充思想的一大芜累。

承认王充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不论是源于他所处时代科学与思维的不发达；是源于他阶级地位的限制；还是源于他稍嫌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贡献出那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宝。

第三节 蔡邕①

蔡邕家世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六世祖蔡勋，好黄老，汉平帝时为郿县令。王莽篡汉，拜蔡勋为厌戎连率（陇西郡守）。蔡勋面对印绶，仰天叹道：“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祖父蔡携，字叔业，汉顺帝时“以司空高弟迁新蔡长”。父蔡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发，人爵不升”。行为清白，谥曰：“贞定公”。

蔡邕笃孝。母尚滞病三年，他侍母“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里“高其义”。

政治活动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蔡邕步入仕途，先在司徒桥玄府干事，受到桥玄的器重，出补河平长。不久，召拜为郎中，校书于东观，进而迁为议郎。

先是，朝议认为“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到了这时，又制订了“三互法”，规定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两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来互相勾结庇护。但“禁忌转密，选用艰难”，致使幽、冀两州，欠缺不补。所以，蔡邕上书皇帝，指出幽、冀两州官职欠缺不补，耽误了政事，就是因避“三互法”。他建议赶快突破禁令，选用人才，安置诸州刺史。结果，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

灵帝时，天灾连年不断，雷霆、疾风、地震、陨雹、蝗灾等，往往数害并发，加之鲜卑不时侵扰，百姓赋役加重。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七月，灵帝制书“引咎”，要求群臣各陈政要及当务之急。

蔡邕上书，陈述七事。第一，行祭“宜如旧典”。他说：郊祭“五帝”，是为了“导致神气，祈福丰年”；庙祭祖宗，是为了“追往孝敬”。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应当排除一切禁忌，按故典行祭。第二，广开言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他认为，国之将兴，能听到至言，从而“内知己政，外见民情”。第三，广求贤才，“以劝忠謇”，“博开政路”。第四，督察贤奸。应当恢复朝廷遣使的办法，“纠举非法”，同时“更选忠清，平章赏罚”。对官吏要进行年终考核，处分优劣，“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第五，以经术取士。不能以“书画辞赋”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经释义”的人才。第六，考察治民的长史。应“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升黜。第七，慎选太子官属。他指出，前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须知今虚伪小人，“假名称孝”，应当“搜选令德”。

蔡邕所陈七事，大多与官吏制度有关。他认为，天灾人祸与官吏良莠有密切关系；而解决的办法，只有革除吏制的弊端，惩治不法官吏，选择贤良任用。

①本节主要依据《后汉书·蔡邕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蔡邕的奏疏送了上去，灵帝采纳了部分建议，如亲自迎气于北郊，行辟雍之礼，令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者，一律改为丞尉，以及置鸿都门学等。但是，对于涉及吏制弊端的问题，灵帝并未触动，因此，问题依然如故。

当时灾异多次出现，吏民惊忧。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七月，诏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c等人，引入崇德殿，使宦官曹节、王甫询问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清解的办法。蔡邕认真作了回答。皇帝又特诏要他不必顾虑，“指陈政要”，封好上奏。蔡邕说天对于汉朝非常关怀，“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现在发生灾害，主要原因在“寺署”（指宦官），这是老天给予的监戒。还有一些灾异，是“妇人干政”、“小人在位”的“天戒”。对付的办法，只有“忍而绝之”，意即解决宦官专权、妇人干政等问题，才是报答“天望”的切实措施。末了，他还要求皇帝保密，泄密则有“杀身之祸”。灵帝看了奏章而叹息，因起更衣。宦官曹节在后偷看了奏章，并泄露了出去。一些仇家便伺机报复。

蔡邕与司徒刘邰原有矛盾。其叔蔡质与将作大匠杨球也有矛盾。杨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使人飞章诬告蔡邕、蔡质多次以私事“请托”于刘邰，邰不听，蔡邕怀恨在心，便企图中伤之。灵帝得书，令尚书召蔡邕诘问。蔡邕上书陈述情况：我与刘邰本有宿怨，错在对方，我父子（指叔父蔡质与己）本无伤陷对方之事，竟然出现谤书，应当以我之言与刘邰“参验”，以澄清是非。实际上，问题出在我上次的奏章中“讥刺公卿，内及宠臣”，招来了诽谤。请灵帝主持正义，否则，“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再者，这事与我叔父蔡质无关，不当株连于他。我年已四十六，孤特一身，忠言而死，“死有余荣”。灵帝昏愦无能。蔡邕及蔡质还是被关进洛阳牢狱，被劾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定了“大不敬”之罪，弃市。

案件报告皇帝。中常侍吕强觉得蔡邕无罪，为其说情，灵帝也想起以往的奏章，下诏“减一等，与家属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即流放朔方而不能再赦免了。杨球收买刺客，令追杀蔡邕于路途。刺客为蔡邕的忠义所感动，不肯下手。杨球又贿赂其部主毒杀蔡邕，而受贿者反以其情告诫蔡邕要严加防范。因此，蔡邕幸免于难，徙居于五原安阳县。次年大赦，灵帝改变“不得以赦令除”的诏令，宽宥蔡邕还归本郡（陈留郡）。

蔡邕在五原安阳县服刑九个月，将还，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王智乃宦官王甫之弟。酒酣，王智起舞对蔡邕劝诵，蔡邕却不予理睬。王智在宾客前感到失了脸面，恼羞成怒，骂蔡邕道：“徒敢轻我！”蔡邕拂衣而去。王智记恨在心，密告蔡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宦官更加“恶之”。蔡邕为了避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吴度过了十二年。

跟董卓的关系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卒，董卓为司空。董卓想借蔡邕的名气巩固地位，征他入朝。蔡邕称病不出。董卓大怒，骂说：“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令州郡催蔡邕速行。蔡邕不得已，应征，拜为祭酒，“甚见敬重”。继而补侍御史，又转为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不久，迁为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拜蔡邕为左中郎将，随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乡侯。

董卓的宾客部曲欲推崇董卓比姜太公，称为“尚父”。蔡邕说：姜太公辅周翦商，故特为其号。你威德“诚为巍巍”，然还不可称尚父，要等到关东平定，车驾还返旧京洛阳，然后才议尊号。董卓接受了他的意见。当时关东以袁绍为首的反董势力很强，蔡邕之言实是反对尊董卓为“尚父”的托词。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六月，蔡邕借董卓问及地震，答道：地动者，“阴盛侵阳”，乃“臣下逾制”所致，并指出董卓车舆僭越的事实。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蔡邕的诸多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董卓的权欲。蔡邕虽然很受董卓器重，并想借此提出有益时政的建议。但董卓刚愎自用，蔡邕恨他很少听取意见，对从弟蔡谷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表示想脱离董卓而东去，以待时机。蔡谷说他状貌异常，很难瞒过众人。蔡邕只好作罢。

董卓被诛时，蔡邕在司徒王允处，不经意地叹息，形之于色。王允勃然斥之，说：董卓乃“国之大贼”，你受其“私遇”而忘大节，岂不是一路货色。即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表示愿受刑得以“继成汉史”。士大夫为其说情，太尉马日c也劝王允勿失人望。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蔡邕遂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

善音律，能文章，有志于汉史蔡邕博学多才，他善音律，能碑传文字，有志于续修汉史。蔡邕善弹琴，还能制作琴，深知琴音。他逃难于吴时，听到吴人烧桐炊饭的火烈声，知道是良木，乃以桐木制琴，果然发出美妙之音，而琴尾犹焦，故时人称为“焦尾琴”。他在家乡时，应邻人之召去饮酒，到达时乡人已酒酣，听到屏后弹琴之声，仔细听之，觉得琴音有“杀心”，便返回家去。主人得知蔡邕至门而去，便向蔡邕追问何故。蔡邕说了原因，众人觉得奇怪。弹琴者说：我鼓琴时，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我唯恐螳螂受害，这可能就是“杀心”形之于声吧？蔡邕莞然而笑，说：这就是了。

桓帝时，宦官徐璜、左悺等五侯专权恣肆，听说蔡邕善于弹琴，以皇帝的名义令陈留太守督促蔡邕到京师。蔡邕不得已，行至偃师，称病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

蔡邕著述很多，“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其中，《释海》是蔡邕仕宦前的作品，其宗旨是“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表达“贫而不耻”的思想，标榜淡于名利的清高品格。《释诲》体现了蔡邕早期的思想状态。

传世的《蔡中郎文集》保留了蔡邕七十余篇作品，其中多数是碑铭。碑铭虽然有歌功颂德的成份，但它的史料价值却很高，个碑传所传记的一些人，《后汉书》颇缺其传，故碑又成了独一无整二的史料。碑文中的得意之作是《郭林宗碑》。蔡邕在碑文中称郭林宗“砥节励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他曾对友人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①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曾与当时一些学者“奏求正定《六经》①《后汉书·郭太传》。

文字”，以订正后学对儒家经籍的穿凿，得到灵帝允准。他自书丹于碑，使工人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所作碑文，很受当时人的喜爱。传说祢衡能背下来他的一篇碑文，“惟两字缺”②。

蔡邕的史学造诣也很深。他曾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因遭事故不得成书，他曾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后汉书·蔡邕传》引李贤注引《邕别传》说，“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能复操笔成草，致章阙廷。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以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会臣被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躯朽腐，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绪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

蔡邕既死，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此可见蔡邕对汉史造诣之份量。蔡邕所叙汉事，有《灵帝纪》及十意，有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淹没多不存。看来，继汉史者，班固以后，蔡邕是一大家。

第三十七章 仲长统 王符 崔寔

仲长统、王符、崔寔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

第一节 仲长统

生平与著述

仲长统（180—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仲长统自幼勤奋好学。他博览群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青、徐、并、冀（今山东、淮北、山西、河北）等地游历访学，扩展了自己的学识。凡是与他交往的人都很佩服他。当时的并州刺史高于是袁绍的外甥，向来贵显有名，门下网罗了不少游士。仲长统去拜访他，很受敬重。高干以当世事务向他请教，他指出了高干的毛病在于“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提醒他应深以为戒。高干十分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逆耳之言。仲长统见言不见从，就辞别而去。不久，高干举兵叛乱，灭族。仲长统不拘小节，一些人目他为“狂生”。他有政治见解，却不愿做官。每当地方官想推举他出仕，他总是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他的才智得到尚书令荀彧的赏识，被推荐任尚书郎。后来，一度做过丞相曹操的军事幕僚。汉献②谢承《后汉志》卷五。

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帝被逼退位之年，他与世长辞，年四十一岁。

仲长统著《昌言》一书，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开始散佚，现存者，均已收入严可均《全汉文》中。

天人关系论仲长统在天人感应学说居于正宗统治地位的时代，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与措施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霍光、丙吉、魏相等二主数子之所以威震四海，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他不便明言的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略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之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而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做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寿孝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通人所深疾的迷、误、惑的行为。他说：“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①这个批判是很深刻的。

历史治乱说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阐述社会的治乱遵循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是没有关系的。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兼并天下，建立统治秩序。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竞起焉。”

第二阶段：人心思安，社会稳定。他说，“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

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淫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专制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已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长统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超世脱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时时为经济残破、战乱不息、民众流离的悲惨世界而感愤叹息；他既有社会危乱、无法救活的悲叹，又不放弃对匡世济民良策的寻求。

仲长统对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观察，揭示了造成国家衰败、社会残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笔触首先指向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淫无度。他指斥帝王，“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大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搆帐为宫，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①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九。

壁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①对于恶性发展的豪强大地主势力，他进行了抨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他们运用诈力聚敛财富，作威作福，不要说广大劳动人民被他们敲骨吸髓，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是“清洁之士”也“徒自苦于茨棘之间”。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抓住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东汉政权的颓靡不振与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他阐述外戚专权的危害：“汉兴以来，皆引母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又说：“东汉桓、灵之世，宦官跋扈，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

他认为豪强势力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改变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时不能恢复井田制，也要采取变通措施，“限夫田以断并兼”。即使是“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

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权，他主张逐层选拔人才，充实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使通治乱之大体者，总纲纪以为辅佐；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①他还主张选任称职的丞相总领朝政，或给三公以重权，削夺外戚、宦官权力。这在当时是很切实的救弊措施。

仲长统十分重视德教与刑罚的关系问题，阐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②在以德教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他认为，以此十六条作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坚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指导为人处世。在事亲、敬君、交友方面，都要尽心诚意，既要孜孜不倦，内省诸已，又要对尊长、朋友负责，勇于纠正他人的过失。他轻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③要求士人达到儒家标准。

①《全后汉文》卷八九。

①《全后汉文》卷八九。

②《全后汉文》卷八九。

③《全后汉文》卷八九。

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发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超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 王符

隐居著书

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①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首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发，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论边事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发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发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发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

（《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不迷信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发展，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论正学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发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首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节 崔寔

做官为民

崔寔（？—约170），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

其祖父崔寔，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为人正直，曾规谏窦宪“擅权骄恣”。其父崔瑗锐志好学，能传其父业，善于文辞，有名于世。他为汲县令时，“为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临终，嘱咐儿子崔寔：“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寔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①可见他颇有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亲遗嘱，留葬洛阳，隐居于墓侧。服丧毕，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征诣公车，因病未对策，除为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崔寔拜为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任史职，著作东观。

后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处西北，天气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后，拨出一些钱，支持和教导百姓种麻、纺绩，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刘氏博览书传，颇有淑德，对崔寔“常训以临民之政”。崔寔有政绩，与其母的教训有关。这时西北地区发生民族纠纷和矛盾，崔寔练兵马，严烽候，积极防御，遂得以安定。

后崔寔因病征召还京，拜为议郎，又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

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道混乱，称疾不办事，数月免归。所撰《政论》，据“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可以推断大约写于为辽东太守及其后一段时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写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时，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穷困”，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为此职业，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做官后，“愈贫薄”。病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殓）”，受人资助才得以办完丧事。崔寔于建宁年间病卒。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

论政尚法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一部分文字节存于《后汉书·崔寔传》及《群书治要》等，清人严可均收辑残文断片于《全后汉文》。

他身经乱世，置身政局，对于世道官风颇有体会和认识。他指出当时有①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崔寔传》及《政论》。

①均见《后汉书·崔骃崔瑗传》。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业者制造奢侈品，商贾贩卖之，民众被诱而买之，于是奢侈成风。二是上下匮乏。奢侈风气所及，民多贱视正业而奔竞淫侈，误了粮食生产，奸盗增多，仓廪空而囹圄实，“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三是犯法者众多。富豪者养生送死，大讲排场，极事铺张，“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

“三患”何以严重？崔寔认为，主要的问题，首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说：“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现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然结果是一样，“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难免发生患难和危乱。

其次是官风不正。崔寔对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征用民众劳力，“更不与直（值）”，即不给适当的报酬。百姓上诉，“终不见省”，即不予理睬。或过几年才给一点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给一些陈旧废弃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意思是，百姓见官惧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强迫劳动，也不为其好好干活，造物让其享用。官吏“上为下效”，败坏风气，“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这样，有害无利，都是由于官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这就是“聚敛之臣”、“贪人败类”所造成的恶果。他又指出：“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钝。”就是说，有些负责监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减料，加以盗窃，从中大捞一把，而制品质量低劣，不堪使用。这样，“铠则不坚，弩则不劲”，“兵钝甲软，不可依怙”，国家不仅遭受财力人力的耗损，而且有损武备能力。

他还指出，现在大小官吏不思尽心职守，而“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诋，以中伤贞良’。他们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致坏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当，“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凶残者更为毒辣，仁贤者也受影响而变坏。于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归于上”，甚至“仇满天下”。

崔寔认为，面对政敝风坏，必须改革。他说，君主御世，譬诸“乘弊车”，破车载不了人或物，“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改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险。他认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而思中兴。必须想出济时拯世之术，“中兴之主，亦匡时失”。

如何匡时之失？崔寔认为，首先，要总结西汉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不必纯法远古。他说：“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汉宣帝“严刑峻法”，天下治安；汉元帝“多行宽政”，终于致衰。“政道得失，于斯可监（鉴）”。这里强调的是“严”。关键是要懂得“与世推移”的道理。他进一步论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理乱世，只有尚严用刑罚才能奏效。“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对此，尚宽岂能奏效，复古之法更是行不通。

其次，要注意取士用人。崔寔认为，应当网罗贤士，注意养士。他说：“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士。”“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招贤，就得识别贤佞。他说，贤人并不书名于脸以待沽，而且往往遭受排挤和压抑，“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明君“其犹慎之”，即要求君主谨慎地辨别贤佞而选士。他提出关心和爱护官吏，既要“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即要分清官吏的功过，取其所长，而原谅其小过失；又要增禄养廉。他指出：“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待遇低下，养不了父母妻子，要他们“临财御众”，犹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即不贪污，那是办不到的。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意谓官吏便有以权谋私，执法者而为盗贼之事发生。尽管有个别的廉吏，然而，“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意思是，虽然也有一贯廉洁的人，但只是极少数，是不能作为天下通例的。故他强调，对待官吏，应当“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俸），不与百姓争利”。要争取使官吏养成“习推诚之风，耻言十五之计”。

此外，崔寔还论及“民不可轻”；徙民于“土旷人稀”之处，既可活民而有利开发；不可数赦，“赦以趣奸”，不利于治，等等。

崔寔评论崔寔撰《政论》以论政，颇受时人称许。仲长统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意思是，《政论》可作为君主的座右铭或参考书。范晔写史也予以肯定，曰：“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曰：“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曰：“子真持论，感起昏俗”。他们对崔寔《政论》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司马光认为崔寔严治之说，针对时弊，可以“矫一时之枉”；但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义”，他说只有“宽猛相济”才能“政和”①。王夫之既不同意崔寔严治之说，也不赞同司马光宽猛政和之说，而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说②。其实，崔寔严治之说，是以官吏为对象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针对于民。而且，崔寔既讲严，又讲宽；既讲刑罚，又讲重赏、厚禄，有点辩证法。他揭露时弊，对症下药，颇有实事求是的味道。

第三十八章 檀石槐

第一节 鲜卑势力的发展

檀石槐（137—181）②，鲜卑族首领。

①见《资治通鉴》卷五三。

②见《读通鉴论》卷八。

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鲜卑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②按：《后汉书·鲜卑传》有“光和（公元178—184年）中，檀石槐死，时年四十五”的记载，而《后汉东汉前期，匈奴又一次南北分裂，南匈奴依附于汉，北匈奴势单力弱，鲜卑势力逐渐发展。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向汉朝“始通驿使”。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首领於仇贡等到洛阳朝贺，“慕义内属”，受光武帝的封赏。从此两族和好，达数十年之久。“明、章二世，保塞无事。”和帝永元（公元89—104年）年间，汉军击破匈奴，北匈奴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当地匈奴部落“皆自号鲜卑”。从此鲜卑逐渐强盛。自永元九年（公元97年）起，处于辽东的鲜卑数次寇扰汉境肥如、渔阳等地。安帝永初（公元107—113年）年间，鲜卑首领燕荔阳到洛阳朝贺，邓太后封赏之，命他居于宁城（即宁县，今河北万全）地区，通市交易，筑馆接待。“是后或降或畔（叛），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公元二世纪前期，其势力发展到今冀、晋二省的北部，不时骚扰汉境，但汉朝尚能防御之。

第二节 鲜卑“大人”

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檀石槐诞生。传说，其父投鹿侯在匈奴从军三年，其母在家生子，自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实际上是私生子。其父不信其说，遗弃此儿。其母私语家令收养，取名檀石槐。

檀石槐长到十四五岁时，智勇双全。曾单骑击退另一部落的骚扰，夺回被掠的牛羊，“由是部落畏服”。他制定和维护法令，处理部落内部纠纷，“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威信很高，于是被推为“大人”（即部落首领）。

第三节 称雄于北方

檀石槐建“庭”（部落联盟中心）于弹汗山欼仇水（今名东洋涧）地区，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兵马很盛，东、西部落首领都归属之。这时鲜卑南抄汉境，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势力大为扩张，“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檀石槐把幅员辽阔的鲜卑占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从右北平（郡治土垠，在今河北丰润东）以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郡治沮阳，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大致是，今河北丰润以东为东部，今河北怀来以西为西部，东、西二部之间为中部。三部之地，包括今内蒙古、蒙古的大部，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北京、山西、新疆的一部分。三部各置首领掌管，都统属于檀石槐。

这时檀石槐招诱汉人，采集铁器，利用汉人的技术和物资，制造武器和工具，发展生产，加强兵力，称雄于北方大漠南北。

永和二年（公元156年）秋，檀石槐寇抄云中郡，被汉度辽将军李膺击退。延熹年间（公元158—167年），鲜卑多次寇抄北边汉郡，为患不浅。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汉朝担心不能抵制鲜卑，遂遣使者持印绶封檀石槐书·灵帝纪》未记檀石槐之死，足见范书对檀石槐死期并不明确。《资治通鉴》写明檀石槐死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此从两书所记，推断檀石槐的生卒年。

为王，欲与其“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更加寇抄汉之边郡。

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汉朝幽、并、凉三州缘边各郡年年遭受鲜卑寇抄，有时一年被掠数十次，“杀略不可胜数”。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秋，北地太守夏育上奏灵帝，提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足见事态极为严重。他建议集中汉兵出塞击之。朝廷未许。田晏通过中常侍王甫的关系求得为将，愿与夏育并力讨伐鲜卑。灵帝乃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汉朝群臣意见不一，于是召集百官议于朝堂。议郎蔡邕论说：华夷关系有悠久的历史，因历史各阶段形势不同，时和时战，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一概而论。汉武帝因文景之积蓄，穷兵黩武，有得有失，晚年后悔，乃息兵罢役。如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而鲜卑强盛，占据匈奴故地，“称兵十万”；加之中原铁器传入鲜卑，逃去的汉人又为之谋主，使鲜卑“兵（武器）利马疾，过于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夏育、田晏辈岂能取胜。假如大事用兵，弄得内外交困，便难收拾，故强调守御而不出征。灵帝不从，命令夏育、田晏、臧旻各率汉军马骑三道并出，以讨鲜卑。

檀石槐命令东、中、西三部首领各率众迎战，将汉军打得落花流水。汉军“死者十七八”，即战死三分之二，夏育等三将被罢了官。从此鲜卑仍然寇抄汉之边郡。

这时鲜卑族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以供给食物，檀石槐亲自巡视各地，发现乌侯秦水（今名老哈河，在内蒙古东部）流域数百里之内，池泽中有鱼，但无法捕取。他听说倭人国善于以网捕鱼，便东击倭人国，收得千余家渔民，迁徙到乌侯秦水流域，命令他们捕鱼以资助鲜卑食物。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檀石槐死，时年才四十五岁。其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乃父，“贪淫，断法不平，众畔（叛）者半”。寇抄汉北地郡时，被汉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幼，兄子魁头为首领，后来骞曼长大，与魁头争权，内部矛盾严重，“众遂离散”。自檀石槐以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鲜卑统一势力丧失，各部实已相对独立。

檀石槐在鲜卑族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汉书·鲜卑传》所论“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并非虚言。他实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

第三十九章 党锢

东汉“党锢”事件，株连上千人，有史可查姓名者数十人，著名者十余人。据《后汉书·党锢传·序》称：“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窦武、陈蕃等实是反对宦官专横的“党人”之首领。故本篇先据《后汉书》之《窦武传》、《陈蕃传》，传写窦、陈二人；再据《党锢传》，从二十一人传中，选写李膺、杜密、范滂、张俭、贾彪五人；还据《郭太传》，传写郭泰，共写八人。

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之《党锢传》及《窦武传》、《陈蕃传》、《郭太传》，凡引此数篇文字不另加注。

第一节 窦武

谋除宦官

窦武（？—168），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窦融的玄孙。其父窦奉是定襄太守。他少时以“经行”著称，显名于关中。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其长女入宫为桓帝的贵人，不久立为皇后。

窦武先为郎中，随即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为城门校尉。他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这时有羌蛮之难，岁俭民饥，他得到皇家赏赐的财物，或散给太学诸生，或以粮食施于贫民。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当宦官专横，李膺、杜密等为党事拷问之时，窦武上书切谏，为李、杜等“党人”伸冤，认为这些人“建忠抗节，志经王室”，“皆国之贞士，一朝之良佐”，并说应当贬黜宦官，“案罪查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做到“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桓帝下令赦免李、杜等。

是年冬，桓帝死，新即位的灵帝才十二岁。窦武任大将军，封闻喜侯，子侄三人也封为侯，掌握权要。

窦武辅政，常有翦除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也素有此心，两人合谋，起用李膺、杜密等人，任以要职，共定计策。天下士人闻风振奋。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日食，窦武借此为由，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并先下手诛了中常侍管霸、苏康二宦官，并要动手杀曹节等人，窦太后犹豫未决，拖延了时间。

迟疑致败到了八月，有人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窦武马上着手准备，罢了黄门令魏彪，以亲己的小黄门山冰代之，将狡猾的长乐尚书郑■关进北寺狱。陈蕃建议立即杀了郑■，窦武不同意，命令山冰等人审问之，供辞连及曹节、王甫等宦官，并欲上奏收捕之。

是夜，窦武归府住宿时，宦官朱瑀得知消息，偷看了他的奏章，大呼窦武、陈蕃阴谋废皇帝而谋“大逆”，立即组织反抗力量。曹节闻之，惊起，挟持灵帝，关闭宫门，胁迫尚书官属写诏，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收捕山冰等人。杀了山冰，释放了郑飒。接着劫持窦太后，夺去玺书。并使郑■等持节收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奉诏，驰入步兵营，射杀使者。召集北军数千人屯于都亭下，对军士下令：“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五更时分，王甫集结讨伐人马于朱雀掖门。次日早晨，两军对阵于阙下。王甫的军士逐渐增多，对窦武之军喊道：“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军士素来畏服宦官，到了中午，窦武之兵几乎散光了。最后，窦武被围，自杀，被枭首于长安都亭。他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杀害。家属被流放遥远的日南郡。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

这时，宦官得志，士大夫丧气，原为窦武府掾的胡腾（字子升），独为窦武殡敛行丧，因此也被禁锢。

第二节 陈蕃

志在清世

陈蕃（？—168），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十五岁时，曾单独住于一室，庭宇芜秽，有客来访，对他说：你为何不洒扫庭院以待宾客？他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客知他有清世之志，非常器重之。

起初仕于郡，举孝廉，任郎中。因母去世，弃官服丧。服丧之后，为刺史周景辟任别驾从事，因谏诤不合，随即离去。

经太尉李固推荐，征为议郎，再升为乐安太守。当时李膺任青州刺史，有“威政”之名，属官闻风，多自引退，陈蕃独以“清绩”而留任。郡人周璆是个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总不理睬，只有陈蕃能请得动他，以礼待之。有个叫赵宣的平民，葬亲而不封闭墓道，居在里面，服丧二十多年，乡里称孝，地方长官多次以礼请之。郡人向陈蕃推荐此人。陈蕃与赵宣相见，问起他的妻和子，得知他的五个儿女都是丧服期间所生。陈蕃大怒，斥责其伪装孝道，表里不一，“诳时惑众，诬污鬼神”，随即判处其罪。

大将军梁冀致书于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骗求谒，陈蕃怒而杀之，因此下放为修武令。

陈蕃后为尚书。当时零陵、桂阳二郡“山贼为害”，大臣议论派兵镇压。陈蕃上疏驳之，说：二郡之民闹事，一定是地方官“贪虐”所致，应当审查地方长官，清除“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更选清贤奉公之人去宣布法令，安抚百姓。又提出裁减朝廷和宫中的冗员，除去奸恶。因此触忤左右，被排挤出京为豫章太守。后又征为尚书令。为人严肃，不接宾客，送人不出郭门。反对宦官陈蕃任光禄勋时，感到“封赏逾制，内宠猥盛”，乃上疏进谏，提到“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但求有所改正。这主要是针刺皇帝信任宦官的。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桓帝到广成苑打猎，陈蕃上疏谏道：当今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兵戎未戢，四方离散”，又值农忙，不当逸游而不恤民。未被桓帝采纳。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陈蕃为太尉。这时中常侍苏康、管霸复被任用，宦官得势，排挤他人。李膺及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等都因忤旨而抵罪。陈蕃在朝会时为李膺等反复说情，辞意恳切。在宦官专横与反宦官专横的斗争中，有些朝臣惧不敢言，陈蕃独自上疏说：“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自从除外戚梁氏之祸后，“近习（指宦官）之权，复相扇结”。他建议，应当“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选任清高之士，“斥黜佞邪”之徒。桓帝不采纳。朝野怨之。宦官由此更怨陈蕃。而太学生敬重之，誉其为“不畏强御陈仲举”。

次年，李膺等以“党人”案下狱考实。陈蕃上疏极谏，为李膺、杜密、范滂等伸冤，说他们“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拷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并指责桓帝“遇贤何薄？待恶何优？”桓帝讳其言切，借口说陈蕃征用下属不当，罢了他的官。

灵帝时，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窦太后因陈蕃在桓帝时坚决拥立她为皇后，又因陈蕃与窦武共参朝政，此时欲封其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上疏辞让。窦太后不许，陈蕃固辞，“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

“党人”失败这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宦官谄事太后，膨胀势力，“多行贪虐”。陈蕃恨之，志诛宦官，而窦武也有此谋。他自以为德于太后，一定可以如愿，先向灵帝上疏，指出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是“元恶大奸”，如不急诛，必生变乱，并希望皇帝宣示自己的奏章。窦太后不采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陈蕃因与窦武合谋，决心诛除曹节、王甫等宦官；并立即起用原被废黜的“党人”李膺、杜密等，共定计策。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陈蕃劝窦武上书窦太后，要求立即诛除专横的宦官。窦太后不同意。窦武和陈蕃先诛了专制宫内的中常侍管霸和苏康，又多次要求诛除曹节等人，窦太犹后豫不决，故久未动手。到了八月，陈蕃与窦武准备对曹节等下手。九月，曹节等人发觉，矫诏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抵抗不力而失败，自杀。陈蕃时已七十多岁，闻知事发，带领属官及诸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出承明门，攘臂大呼“黄门（指宦官）反逆”。终因势小力弱而被捕，关进黄门北寺狱，被害。家属被流放，门生、故吏都被免官或禁锢。

第三节 李膺（附杜密）

受士人仰慕

李膺（110—169），字元礼，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祖父李修，安帝时为太尉。父李益，赵国相。李膺生性高傲，交结不广，只是和同郡荀淑、陈寔等师友往来。

他起初举孝廉，得到司徒胡广征召，举高第，升任青州刺史，地方长官怕他严明，多望风弃官而去。后为渔阳太守，不久转为蜀郡太守，调任护乌桓校尉。鲜卑来骚拢时，他常亲自率军迎击。后因公事免官，退居于颍川郡纶氏县，教授学生常达千人，为世人所仰慕。南阳人樊陵求为他的学生，他不接受。樊陵后来因阿附于宦官，当上了太尉，仍为志节之士所羞。荀爽拜谒李膺时，因能为他驾驭车马而特别高兴，并宣传此事。有的士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名为“登龙门”。可见对他为人仰慕之一斑。

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鲜卑寇掠云中郡，李膺任为度辽将军，担任抵御任务。由于他抵御得力，寇掠者惧怕，放还一些被掠的人口，边郡得以稍稍安宁。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为河南尹。当时宛陵大姓羊元群从北海郡罢官归来，偷偷地带回“奇巧”财物。李膺揭发之，并想查办其罪。羊元群向窃据大权的宦官行贿，反使李膺坐罪，罚到左校（官署名）做苦工。

起初，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立志纠罚奸倖之徒，而这时冯绲、刘祐也因获罪在做苦工。司隶校尉应奉了解其情，上疏桓帝为李膺等说情，认为李膺等人素有功绩，秉公执法，百姓称许，反而受罚，应当宽恕，以免激化矛盾。李膺等人才得以免刑。

使宦者畏惧李膺又被任为司隶校尉，与太学生首领郭泰等结交，反对宦官专权，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誉。这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闻知李膺严厉，惧罪逃至洛阳，藏匿在张让宅中。李膺知道张朔的罪状，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辞，立即处决。张让为弟向桓帝诉冤，桓帝诏李膺入殿而亲自诘问为何擅自诛杀官员。李膺据理对答，还要求给五日期限，追查首恶分子。桓帝觉得李膺无罪，不再追问，便让他退出。从此宦官都小心翼翼，不敢再出宫门。桓帝觉得奇怪而问其原因，都说害怕李膺。

经历两次党锢事件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等捕杀与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之子。宦官集团乘机反扑，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随从宦官的要求，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也被捕。审查此案经过三府（汉代的太尉、司徒、司空所设的府署，合称三府）时，太尉陈蕃认为李膺等颇有声誉，罪名不实，不肯“平署”（联合签署）。桓帝大怒，将李膺等人关进了属于黄门署的北寺狱，株连达二百多人。外戚窦武等出面援救，桓帝才将李膺赦免，“禁锢终身”，不许做官。官府中还记录有党人名单。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回乡后，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山中，士人“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等到陈蕃免了太尉，朝野之人都属意于李膺。荀爽担心李膺因名高而致祸，写书劝告他明哲保身。不久，桓帝死，灵帝立，外戚窦武为大将军，名臣陈蕃为太傅，两人共掌朝政，合谋诛除宦者，重新任用名士，任李膺为长乐少府。但因宦官势大，一时未曾动手。宦官却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先发制人，迫使灵帝收捕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后，宦官得势，又肆意逮捕“党人”。乡人劝告李膺逃匿，李膺毫不畏惧。结果，李膺及杜密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处死。同时受株连而被处死、迁徙、禁锢者“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

李膺的妻子迁徙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李膺的门徒景顾因漏名而未被处治，其父景毅不愿苟安，上书请求免去侍御史的官职而返回家乡蜀郡。

时称“李、杜”

杜密（？—169），字周甫，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据传，“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为其属县长官有奸恶行为者，都收捕查办之。

后来杜密去官还乡，常去拜谒地方长官，多所请托。同郡刘胜（字季陵）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修养，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刘胜官位高，您待为上宾，但他知善不荐，闻恶不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我知善必举，知恶必纠，使您“赏罚得中”，这不是显然的高低之分吗？王昱惭愧而佩服，待之弥厚。

桓帝时，杜密任为尚书令，迁河南尹，转为太仆。“党人”事起，被免官还本郡，与李膺一同坐罪，两人齐名，故时人称为“李、杜”。太学生誉之曰“天下良辅杜周甫”。

灵帝时，陈蕃辅政，杜密又任太仆。“党锢”事件再起，被迫自杀。

第四节 范滂、张俭、贾彪

范滂严整疾恶

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少时因“清节”为州里所佩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冀州因饥荒而百姓闹事时，范滂由朝廷任命为清诏使，前去审理之。他登车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贪赃枉法，闻风而弃官逃跑。他对朝廷的报告，都能合乎众议。

任光禄勋主事之时，他对光禄勋陈蕃以“公礼”相待颇为不满，乃弃官而去。郭泰批评陈蕃未曾优礼对待范滂，陈蕃承认欠妥。

后又被太尉黄琼辟为掾属。皇帝诏令三府掾属“举谣言”，即举报地方长官贤奸、百姓苦乐。范滂举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长官）、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掌举奏的尚书责备他举劾猥多，怀疑他有私心。他说：我的举劾，如果不是针对奸暴而为民除害，那还有什么必要！现在只是先举所急，还有待充实材料。“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实，愿受处治。但他察觉情况复杂，本意难以兑现，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资曾闻范滂之名，任其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严整疾恶”。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义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荐举清节隐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颂，本是公族子孙，但未被乡里荐举，中常侍唐衡为其向宗资说情而拟用为吏。范滂以为推荐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颂。宗资知之，迁怒而责打办事小吏，小吏以为范滂决定正确而不可违背。宗资只好作罢。郡中之人对此颇存看法，指范滂亲信任用之人以为“范党”。

后来范滂被诬为“党人”，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狱吏将拷打审问囚犯，范滂因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审，遂与同郡袁忠争受刑。中常侍王甫审问拷打囚犯时，范滂等颈、手、足上都戴着刑具列于阶下，王甫审问他：你为臣不忠，“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范滂对答：我只知道孔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贤奸，奖善惩恶，不懂得什么是“党”。王甫说：你拔举用人，合则相好，不合则排斥，什么意思？范滂仰天而叹，自觉问心无愧。王甫无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无罪而释放，南归。从洛阳出发，汝南、南阳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数千辆。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俱归，并侍卫于范滂，应对宾客。范滂对两人说：你俩相随，是加重吾罪，遂遁逃还乡。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大诛“党人”。诏令急捕范滂等。郡内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手捧诏书，紧闭传舍，伏床而泣。范滂听说此事，知道必为自己，随即主动投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说：我死则祸了，怎敢连累于你，又使老母流离呢！其母与他诀别。他对老母说：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伤。老母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这时范滂才三十三岁。

张俭举劾侯览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父张成是江夏太守。张俭初举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经人，推说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郡属县防东（今山东金乡南），残暴百姓，所为不法。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求诛之。侯览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达朝廷，从此结怨。乡人朱并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张俭冷落而怀恨在心，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欲诛捕之。张俭逃跑，所到之处，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后来流转到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武器来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天下闻名，无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吗？毛钦劝李笃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笃说：我好义，你如今也有一半。毛钦叹息而去。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祸。据说，张俭逃难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传·论》对此救贤扶危精神大加表扬，说：“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张俭历经磨难，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党事解”，才返回乡里。

建安年间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贾彪同气相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少时游洛阳，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起初与郭泰同为太学生首领，结合李膺等人，评论朝政，褒贬人物，与“党人”同气。

初举孝廉，补为新息县长。平民贫困，多不养子女，贾彪订了严厉的制度，凡不养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视，城南有盗劫害民者，城北有妇人杀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贼寇害人，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残，实是逆天违道。”随即驱车北行，查办其罪。因此几年间，民养子者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党事发生，太尉陈蕃谏诤无效，朝臣惊惧而不敢言。贾彪对同志者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到了洛阳，劝说窦武等人向皇帝报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释放后，说：“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前岑蛭因党事逃亡，亲友大多收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为众人所怨。他解释说，岑蛭触犯皇帝而获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众人都服他处理有原则。

后以“党人”禁锢，死于家中。

第五节 郭泰

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贫贱。早孤，母亲想要他到县府做点事。他说，大丈夫不能为“斗筲之役”。从师就学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谈论。游学于洛阳。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后归乡里，官吏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推举，有人劝郭泰乘机仕进，他认为世将大乱，一概不应。他有知人之明，奖训士类，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各地。曾在陈、梁间行路遇雨，头巾一角下陷，时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可见其为人仰慕。有人问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虽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论”，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他。等到党事发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闳得免。于是闭门授徒，弟子数以千计。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善、窦武等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时年四十二岁。远近许多士人奔丧而来，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党人”有广泛联系，并寄予同情，故附传于此。

第六节 “党人”

评论“党锢”人物，首先，以反对宦官专横侈恣为“同志”；次之，多数人员是士人或太学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进；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与贵戚，故当宦官侵犯其利益、损害其权势、阻碍其仕进时，便群起反对，形成一股反“浊流”的社会势力。范晔《后汉书》盛称“党人”的行为和精神，曰：“桓、灵之时，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甚至还将“党人”与宦者区分为“泾渭”、“玉砾”、“兰莸”，比其为“清”与“浊”，而极称“党人”志行高尚，这未免言之过当，然却也不无一点道理。宦者专权确是最腐朽的势力，而有些“党人”实是企图针弊治世的贤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挟持的情况下，“党人”既难以得到皇帝支持，又无严密组织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未鼓动和争取民众，自然难以消灭宦官势力，反而为其所迫而禁锢。

第四十章 宦者

宦者，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帝制的产物。其上层分子为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恃宠弄权，甚至专权乱政。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石显，都曾弄权为非，本书已写有赵高传，于萧望之传附述石显事。东汉后期，因母后、少主轮流临朝，则外戚、宦官更番专权，宦官弄权与东汉衰亡有直接关系，故对其有立传之必要。宦者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并非铁板一块，有贤奸之分，本篇据史实具录其主要人物。

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第一节 郑众专谋除窦宪

郑众（？—114），字季产。南阳犨县（今河南鲁山）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章帝）后，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亲信。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众首谋诛之，因功升为大长秋，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益封三百户）。由此常参与议论政事，东汉宦官参政从此开端。

郑众死于元初元年（公元114年）。

第二节 蔡伦改进造纸术

蔡伦（？—121），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据今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故后世传说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蔡伦起初曾受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致使她自杀。窦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权，便命蔡伦去廷尉受审。蔡伦知道不妙，怕受耻辱，乃饮药而死。

第三节 孙程、曹腾谋立皇帝

孙程设谋立顺帝

孙程（？—1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时，为中黄门，在长乐宫办事。

当时邓太后临朝，安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常常一同诬陷外戚邓悝（邓太后之兄）欲废帝而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又恨又怕。邓太后死后，安帝在宦者支持下随即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因谗谄进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为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李闰、江京同升为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与其他宦官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专横跋扈，枉杀了太尉杨震，废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阎显等争权夺利，杀了樊丰，废了耿宝、王圣，排挤其党羽。

过了几个月，刘懿病重。孙程与济阴王刘保的属下兴渠商量，如果刘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阎显，就可扶立济阴王刘保。中黄门王康，原先也是刘保属下，为刘保被废而愤恨。长乐太官丞王国也附从于孙程。十月二十七日，刘懿死。阎显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孙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聚会计谋，共同宣誓。四日夜间，他们在崇德殿集合，进入章台门，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李闰在宫内有一定权势，孙程等欲推他为首，举刀胁迫他服从，李闰答允。于是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同时，一边召集大臣，一边加强宫内外警戒。

这时阎显在宫内吓得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他以太后诏发兵，屯于朔平门，以御孙程等。阎显之弟卫尉阎景从宫中还外府，收兵到盛德门，被尚书郭镇所捉，送廷尉狱，当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阎显等，于是事成。孙程因功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提升骑都尉；王康、王国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孙程等人在朝骄横，“呵叱左右”。顺帝发怒，罢了他的官，并遣十九侯离京就国，后徙封他为宜城侯。孙程非常怨恨，封还印绶、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师，往来于山中。诏书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128年），顺帝念及孙程等功勋，将他们召回京师，孙程又任骑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孙程病危，授为奉车都尉，位特进。不久死去，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

孙程临终时遗言上书，要求将封国传给其弟程美。顺帝应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阳嘉四年（公元135年），诏令宦官养子都可以承袭封爵，并作为条令定了下来。

曹腾定策立桓帝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安帝时，为黄门从官，由邓太后指派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太子即位，是为顺帝，曹腾即为小黄门，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腾以定策之功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他用事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个皇帝，未尝有过错。他推荐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过计吏贿赂曹腾，被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得其书，奏劾蜀郡太守和曹腾，要求查办严惩。皇帝以为，这事是蜀郡太守所为，与曹腾无关。曹腾并不因此而埋怨种暠，还常称其为能吏，博得人们的称赞。曹腾死，养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国时，魏明帝曹暠追尊曹腾为高皇帝。

第四节 “五侯”逞凶除梁冀

单超（？—160），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苏邳县东）人；具瑗（？—16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左悺（？—165），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人；唐衡（？—164），颍川郾县（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单超、徐璜、具瑗为中常侍，左悺、唐衡为小黄门史。

起初，梁冀两个妹妹为顺帝、桓帝的皇后，冀代父梁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梁冀自从诛了太尉李固、杜乔等，更加骄横，皇后也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之人钳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长久，心怀不平，但不敢公开发作。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皇后死去，桓帝对唐衡单独询问：我身边谁与皇后家有矛盾？唐衡答：单超、左悺与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专横。于是桓帝召集单超等五人，对他们说：梁冀兄弟专权，胁迫内外，朝臣多附从之，今欲诛之，你们以为如何？单超等都说早就应当诛之。桓帝就命他们密谋办法。他们说：谋诛梁氏并不困难，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悦，无可怀疑。于是桓帝与五人定议，桓帝咬单超手臂出血为盟，立即诏捕梁冀及其宗亲党与。梁冀及妻自杀，其宗亲党与多被诛除。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单超封为新丰侯、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一万五千户，赐钱各一千五百万；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阴侯，各一万三千户，赐钱各一千三百万。单超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

单超患病时，桓帝任其为车骑将军。次年（延熹三年，公元160年）死，葬礼十分优厚隆重，“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后四侯骄横，当时人们说：“左（悺）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两堕。”说他们骄贵横行，凶狠狡诈。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都以养子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连郡”，残害百姓。

单超之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之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达到目的，后便率领吏卒到李嵩家强抢其女，“戏射杀之，埋著寺内”。当时下邳县属于东海，东海相黄浮接受告状，收审徐宣家属，并将徐宣弃市，暴尸示众，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诉怨，桓帝将黄浮定罪，罚做苦工。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唐衡死，葬礼也很优厚。

第二年，司隶校尉韩演揭发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韩演又揭发和查办具瑗之兄具恭贪污罪，贬其爵。单超及徐璜、庸衡之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

第五节 侯览、曹节、吕强、张让

侯览贪狠陷害张俭

侯览（？—172），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以“佞猾”进用，倚势贪狠放纵，受贿货财以巨万计。延熹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乃借贷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乘机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借口参与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

他与小黄门段珪兼并土地，段珪家在济阴，靠近济北境界。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过往旅客。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陈尸于道。侯览、段珪大怒，向皇帝诉怨，诬告滕延多杀无辜百姓，免其官职。

侯览等从此更加得意放纵。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诬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诛灭而没收其财物，前后累积以亿计。最后被太尉杨秉奏劾，槛车押往京师，于道畏罪自杀。其车三百余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侯览因受连累而免官，不久又复职。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残害百姓。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侯览贪侈奢纵，前后侵夺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顷。兴建第宅十六区，都是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形制犹如宫苑。又预作寿冢（未死而自为冢），有石椁、双阙，庞高百尺，侵损百姓住屋，掘民坟墓，夺人妻女。请求严惩之。侯览伺机没收其章表，使不能上达朝廷。张俭便捣毁侯览的第宅冢墓，没收其财物，揭发其罪状。又奏劾侯览之母生时交通宾客，干扰地方行政。其奏章还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览反而诬陷张俭为“钩党”，诛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览后又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侯览被劾专权骄奢，罢了官，遂自杀。其党与也都被免官。

曹节制造“党锢”事件曹节（？—181），字汉丰。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为官。顺帝初年，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持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迎接灵帝入宫，故灵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其为长安乡侯，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勾结朱瑀等十七个宦官，一同矫诏以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除窦武、陈蕃等，制造了“党锢”事件。他因此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进，秩中二千石，不久转为大长秋。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逐捕书写标语者。刘猛以为标语实是直言，不肯急捕，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知书写者是谁。刘猛因此被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学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节等对刘猛的怨气还没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将刘猛定罪罚作苦工。朝臣多为刘猛说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节与王甫等诬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谋反，诛之。曹节、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节增邑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其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强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该妇女执意不从而自杀。他们“淫暴无道”，多如此类。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二子。当时连年出现灾异，郎中审忠（字公诚）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鸣冤，要求严惩行凶作恶的朱瑀等宦官。其书提到：朱瑀等害贤窃权，“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所揭宦官窃权谋私，奢侈骄横，败坏政治，影响恶劣，可谓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报送皇帝。曹节这时领尚书令，掌握机要，总领纪纲，扣押审忠奏章与他自然有关。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曹节死，赠车骑将军。其后朱瑀也病死，他们的养子袭封“传国”。

吕强建议大赦“党人”

吕强（？—184），字汉盛。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氾水镇）人。少时以宦官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按封宦者之例，封他为都乡侯，不肯接受。

他上书陈事，指出曹节、张让等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建议停止滥封和重用；又指出“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加重百姓苦难，建议勿使民忧怨而减轻其负担；再指出皇家及贵戚、宦官建造楼阁亭馆，“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建议去奢从俭；还指出蔡邕直言，“毁刺贵臣，讥呵竖宦”，而被宦者诽谤，遭受刑罚，段颎功勋卓著，而被阳球诬害致死，妻儿流放，致使朝臣畏难，功臣失望，建议“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属”。灵帝虽以为是“而不能用”。

当时灵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还有于郡国贡献来的财物中先收入其私库的所谓“导行费”。吕强上疏直谏，指出“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灵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吕强建议先诛贪污的宦者，大赦党人，审察地方大员是否称职。灵帝乃先赦党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敛。而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则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意谓欲仿效霍光谋废立之事。灵帝不悦，使中黄门带了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得知，无奈而自杀。赵忠、夏恽还诬言吕强未审问而自杀，显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亲，没收其财产。

当时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祐等五个宦者“称为清忠”，“不争威权”。赵祐还“博学多览，著作校书”，受到诸儒称赞。小黄门吴伉达观，知不得用，“从容养志”。

张让蠹害招致民愤张让（？—1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赵忠（？—189），冀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时都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以参与诛梁冀之功，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黜为关内侯。

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个管理家务的监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与监奴勾结，倾囊行贿，要求监奴设法使张让接见他，果然达到目的。众宾客见到张让接待孟佗，误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好，都以珍玩贿赂之。孟佗将所得之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以他为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世称“十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郎中张钧上书，指出：黄中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他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灵帝将奏章宣示张让等人。张让等非常害怕，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乞求恕罪。灵帝诏令他们照常办事，而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竟无一个好人，张钧又上疏，坚持己见，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报。这时诏令追查为张角道者，张让等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学黄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实际上张让等多与张角“交通”，大耍两面派。后来灵帝得知消息，追问之。张让等推说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灵帝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等还借南宫火灾之故，劝说灵帝增收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并乘机搜刮各地材货，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地方官“复增私调”，乘机捞一把。凡诏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办，“恐动州郡，多所赇赂”。并且鬻卖官职，大郡太守之价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价，名为“助军修宫钱”。官员赴任之前，先商定价钱，才能离去。不能如数付钱的官员，有的被迫自杀。“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员，都被迫遣去。

当时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债三百万。司马直不忍割剥百姓以讨好皇帝，便托病辞官，上书极陈当世得失，吞药自杀。灵帝才稍事收敛。

灵帝在西园（即上林苑）造万金堂，将司农征收到的金钱缯帛取来，堆满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建屋宇。灵帝即位前并不富裕，登位后由宦官协助大蓄私财，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无所畏惮，并起第宅，如同宫殿。灵帝常登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见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劝告灵帝：“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四出文钱等。复以赵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听了袁绍劝说，谋诛宦官，然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勒兵斩了赵忠，杀了很多宦者。张让等数十人挟持少帝出走，被迫着急，遂投黄河而死。

宦者评论《后汉书·宦者列传》说：东汉自和帝利用宦者诛除外戚窦宪，对郑众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皆由宦者决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缘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诈，表里不一，“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割剥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专横害政，以至“倾国”。

宦者弄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亲信，大权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 经学

第一节 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①

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因《乐》早已佚失，实际只有《五经》之学。

秦和汉，对经学的态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统治权，为巩固他的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汉推崇儒家，尊重经学，以利禄的手段争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统治权，目的也是为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脸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②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儿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①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经学不是要实行儒家的主张，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来进行思想统治。汉代的这种办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统治效果上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的，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什么作用，就须另论了。

①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②《汉书·元帝纪》。

①《汉书·循吏传》。

第二节 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

在秦始皇下禁书令后，《易》以卜筮之书得不禁，《诗》为民间讽诵者多，也禁不了。实际上，《易》、《诗》和《书》、《礼》、《春秋》都各有传人，而且多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禁书令曾为经学的流传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塞经学的流传。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这都是汉兴以前的事。汉兴，田何系六国齐田之族，徙杜陵，因号杜田生。汉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后皆立于学官。

《书》在汉初有伏生口传本，有孔子壁藏本。汉兴，文帝欲立《尚书》于学官。闻济南伏生传之。伏生曾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业。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又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传同郡儿宽。此后，传授不绝，立于学官。壁藏孔氏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国为之传。此本，东汉季年不传。

《诗》，相传子夏所传。或称子夏传曾参，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汉兴，《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号“韩诗”。鲁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传“毛诗”亦源自子夏，子夏四传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文帝、景帝之际，鲁、齐、韩三家均立于学官。毛诗在平帝时始得立于学官，而传播较三家为久远。

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②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发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发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 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

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①。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①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①《史记·陆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①。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①《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①。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②。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①《后汉书·儒林传》。

②《后汉书·儒林传》。

③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①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②。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①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②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①①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 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

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的提法是很鲜明的。公羊学家有更明白的阐述。《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在传文“大一统也”下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说，“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权上的大一统；“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是所有权上的大一统。把这些说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权、所有权和道德规范上的大一统。这种三合一的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特点，对于后来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割据局面，成为加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联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一统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如从汉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统的“大”有它极高的境界。《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又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日配天这是把“大”神化了。汉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权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规范也神化了。

小学上的成就在两汉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总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发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而又是置于“六艺略”之末，这也略可说明经学和小学的关系。在汉代学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小学家。张敞，修《春秋左氏传》，又通《苍颉篇》，能读宗周铭文。桑钦传《古文尚书》，又有说小学之书，《说文解字》载其字说。杜林，传《古文尚书》，史称其博学多闻，尤长于小学，著有《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卫宏，传《古文尚书》、《毛诗》，作《毛诗序》，《唐书·艺文志》有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汗简》引有卫宏《字说》。徐巡，传《古文尚书》，《说文解字》引有徐巡说二条。贾逵是经学大师，是许慎之师，《说文解字》引其字说十七条①。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个有成就的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当世人称道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认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撰《五经异义》。又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他撰《说文解字》十四篇，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写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分别说明文字的结构、意义，辨别伪讹。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权威著作。书序中，论述文字发展的过程和文字结构的原则，也是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①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第四十二章 方士

第一节 先秦的方士

秦汉时代之所谓方士，是一种讲神仙方术以欺世盗名的骗子。神仙本是古时凡人思想的产物，人生纷扰苦难之世，幻想超凡脱俗，自由自在，就创造了出世的神仙。当时有些统治者对已享有的人间富贵荣华还不满足，妄想长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结果大上其当；或有怀疑而加惩处，然多还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终得以招摇过市。

方士起于何时，史料难征。据《史记》载，“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苌弘是周灵王（前571—前545）时人，当时周王朝势力已经削弱，诸侯不来朝贡。苌弘以方术为周灵王办事，鼓吹通过射击假设不来朝的诸侯，可以招致诸侯到来。诸侯并不信从，晋人还把苌弘杀了。

齐威王、宣王之时（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修仙道，传说能够灵魂脱离躯体，而成鬼神。他们宣传：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是以金银建造的，里面住了许多仙人，还藏着吃了可以长生不死之药。神山上的禽兽都是白色。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们的信徒，听了他们的宣传，派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奇药。寻找者回来报告，说：远望神山，犹如白云，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临近，风就把船吹了回来。这些君主听了心里非常羡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①此传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后汉书·方术传》，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节 秦时的方士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东游齐鲁，封禅天地，刻石颂功，并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还寻找羡门子高等方士。他想长久统治下去。许多方士乘机怂恿他求神仙奇药。齐人徐市（即徐福）上书，请秦始皇斋戒，带着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寻求。得到的报告是，船到了海上，风向不顺，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见山了。过了几年，始皇东游到了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等，并了解方士求仙的虚实。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回来报告，奏录图书，编造谎言。他对始皇说，君想见仙人，就得隐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为此，始皇深居内宫，行动诡秘，杀了一些泄密的人。

卢生与侯生两人谋议，认为始皇刚愎自用，严刑峻法，如果他发觉方术虚而不实，找不到不死之药，便会处死方士。于是相约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气大发，骂道：我召用了很多方术士，花了很多钱财，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一无成效，而他们不仅诈骗贪利，还造谣惑众，竟然给我抹黑。于是命令御史查办。方士互相告发拆台，又牵累及儒生，结果被坑杀四百六十余人。

次年，始皇为东郡陨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内心不乐，命博士做《仙真人诗》，让乐人随着他游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怕死、爱慕仙人，自称“仙真人”，就是要长生。

又过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药。方士入海求神找药，几年没有收获，花了不少钱，害怕治罪，撒谎说：蓬莱仙药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鲛鱼捣乱，而不能前去，这时始皇恰好做了一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占梦博士说除了大鱼蛟龙这个恶神，就可以迎来善神。始皇亲自带着连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杀了一条大鱼，但神仙奇药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①。

①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药事，参考《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节 西汉前期的方士

楚汉之际，战乱不休，民生困苦，人们首先想的是能否活着，还不企求长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术士的余威犹在，故这时方士在社会上并不活跃。新垣平诈言“神气”

过了几十年，赵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样，拜见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方有五采的“神气”，这是“天瑞”，应当在它的下方立庙祀上帝。于是文帝立了渭阳五帝庙，还任新垣平为上大夫，赏赐了不少钱。新垣平颇为得意，又耍了献“人主延寿”四个字的玉杯，因“金宝气”而求周鼎等把戏，也骗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书揭发新垣平“所言皆诈”，文帝命令查究。结果新垣平被处死，文帝因扫兴而对鬼神事也缺乏了兴趣。

“神君”能言汉兴六七十年，天下治安，达于极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显身手。

元光年间，出了个“神君”。所谓神君，实是长陵县的一个女子，因儿子死去而装神弄鬼，骗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礼祠之，但只闻其言，而“不见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机可乘，就对武帝大谈“祠灶”、“祠老”之方，骗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这个人，原是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主管方药。隐瞒了真实年龄，常自谓七十岁，还说有不死之术。他没有妻子，是个光棍汉，遍游四方，骗得不少钱财。人们以为他不从事生产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细，更信奉他。有一次，他从武安侯田蚡饮酒，同坐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对他大谈与其祖父游射的故事，说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时候曾听祖父讲过游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为真。在坐者听了大为惊奇。武帝有件古铜器，问李少君是何时之物。他答：是齐桓公十年陈列于柏寝台的铜器。一按铜器的铭记，果然是齐桓公时之物。一宫之人都很惊奇，以为他是“神”，是几百岁的人了。其实，他只要早知游射故事和铜器年代，就能信口说来，再添枝加叶，就能使愚者惊讶。

李少君对武帝说：礼祠灶神，可以丹沙炼出黄金，以黄金制作饮食器可以益寿，益寿就可以见到蓬莱仙人。又说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硕大如瓜的巨枣，能通往蓬莱。武帝听了入迷，亲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炼黄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骗术显然已自拆穿，但武帝还以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尽管寻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齐之方士更来言神仙之事。

少翁伪造帛书元狩年间，齐人少翁说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时非常怀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戏，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于幽暗中隔着帷帐隐隐瞧见有个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于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睐，得到宾客的礼遇，任为文成将军，还得到很多赏赐。少翁对武帝说：君主想与神通，就得改饰宫室被服，否则，神物不来。于是制作云气车，车分青、赤、玄、白、黄五色，出驾时限定某日乘某色车，以“辟恶鬼”。又在甘泉山建造离宫，在其台室中画天、地、泰一各种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与天神通话。过了一年多，天神毫无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戏，以帛书掺在饲料中让牛吃进肚里，假装不知，宣称这牛腹中有奇物。剖杀此牛而得帛书，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识破帛书为人所写，追查底细，果然是伪书。于是少翁被诛，但事涉皇帝威信，只好隐瞒了事。

巫与“神君”通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医诊治，还是不愈。当时传说上郡有个巫能通鬼神。于是被武帝召来，安置在甘泉宫内与神君通话，试验有效。他向武帝传达神君的话：“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武帝听了很高兴，心情一好，病也好转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于是大赦，置寿宫，张羽旗，设供具，供奉神君。各个神君中，数泰一最为尊贵，其余是些辅佐、侍从。人们见不到帷帐内的神君，只听到言语，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样。据说神君来去，有肃然的风声；有时白天说话，但大都是在夜间细语。武帝斋戒而入，通过巫与神君通话。神君的话，武帝都使人记了下来，称为“画法”。神君的话，只是平常之言，没有什么特殊，但武帝听了独自欢喜。

栾大为将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方士栾大见用于武帝。栾大，本是胶东王家人，曾与少翁同学方术，人长得既高又美，擅长言词，敢于吹牛说大话。武帝杀了少翁，后悔未得到其方，这时有人推荐了栾大。栾大对武帝夸夸其谈：我常往来海中，见到安期、羡门等。我的老师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样的下场，故掩口而不谈方术之事。武帝说：少翁是吃了马肝而死。你只要能修其方，我会重赏，难道能吝惜金宝和禄位吗！栾大听了，乘机伸手要价：我的老师无求于人，只有别人求他。陛下必欲请他，就要派遣亲贵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肯与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亲贵的使者而定。武帝还有点怀疑，使栾大验方术，栾大随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触击的游戏。

这时武帝正为黄河决口、铸黄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栾大为五利将军，幻想通过栾大与神沟通，碰上好运气。接着又任栾大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一个多月里，栾大佩带上四枚将军印。并封栾大为乐通侯，赐食邑二千户，又赐高级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车马器物。还将卫皇后的长女嫁给了栾大，送金万斤。武帝有时亲幸栾大之府，使者慰问供给相属于道。武帝之姑及将相大臣也都到栾府饮宴，赠送礼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导）将军”之印，令使者和栾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间立在白茅之上，举行授印仪式，以示不同凡俗。栾大佩“天道”之印，是将为皇帝导引天神的意思。从此栾大常在家中夜间祀神，想把神请下来。传闻神没有请到，但百鬼已来听差。他后来整治行装，东往海上，去求其师。栾大见到武帝仅仅几个月，就佩了六枚将军印、封侯而娶帝女，“贵震天下”。消息传扬开去，海上燕齐之间，很多人都异想天开，纷纷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孙卿侈言神仙这年夏天，河东太守报称出土一个大鼎，武帝将鼎置于甘泉宫。齐人公孙卿乘机宣传：“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相同。”又在札书上写道：黄帝得了宝鼎，便成仙上了天。通过宠臣将札书呈于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兴，召见询问。公孙卿答：受此书的申公已死。武帝问：申公是怎样的人？公孙卿见武帝兴致很浓，便大吹起来，说：“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禅，封禅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所言虽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书所谓“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显然是指武帝，因汉高祖之孙景帝已死，在世的只有“曾孙”武帝了。这怎不使其兴奋。所以，武帝听了，得意忘形地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于是，公孙卿就任郎官，被派东去太室山候神。后来，武帝在桥山祭黄帝冢，心中生疑，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方士解释：“黄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栾大，言大胆小，不敢入海，转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验，实无所见。栾大的谎话被戳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被武帝处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孙卿传来喜讯。他报告在缑氏城上见到仙人迹，有物如雉，往来城上。武帝立即亲幸缑氏城，察看仙人迹，问公孙卿道：“你不会学少翁、栾大吧？”公孙卿知道这是警告他不能撒谎，便镇静地耍花腔说：“仙人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应当耐心地长期等候。因为武帝亲幸缑氏城视仙人迹，各地闻风张罗开了，修桥铺路，建造宫观名山神祠等处，盼望皇帝亲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武帝又到缑氏城，登上太室山礼祠，据传有喊“万岁”之声。接着，经过泰山，东巡海上，礼祠八神。齐人乘机上书称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万，但一无效验。乃增加船只，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几千人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到了东莱郡，报告夜晚见到数丈高的“大人”，靠近则不见，只见其迹很大，类似禽兽。群臣有说，见到一个老父牵着狗，说：“吾欲见巨公。”转眼就不见了。武帝看了大人迹颇为怀疑，但以为老父就是仙人，于是留宿海上，给方士传车，随时派使者求仙，数以千计。四月，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无风雨灾，可谓顺利。方士乘兴进一步鼓吹蓬莱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兴冲冲地又东至海上，希望到达蓬莱。不料这时侍中奉车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觉得扫兴，随即离去。

次年春天，公孙卿报告在东莱见到神人，似乎神人说“欲见天子”。武帝听了，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立即动身，先幸缑氏城，再到东莱，留宿了几天，一无所获，据说见到了大人迹。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仍然扫兴而还。

公孙卿对武帝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见不到。

现在陛下可以建造楼馆，像缑氏城那样，供置脯枣，可能请到仙人。况且仙人是喜欢居住楼馆的。武帝听了，马上下令：长安建造蜚廉馆、桂馆，甘泉建造益寿、延寿二馆，派公孙卿持节设具，恭候神人。还在甘泉建筑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摆了祠具，将招来神仙之属。甘泉还建置前殿，开始扩建各个宫室。夏天，甘泉殿内生芝，又传通天台上似乎闪光。武帝为此而下诏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武帝东至海上，对方士入海求仙进行考察，毫无效验，但又增派方士入海，还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临渤海，幻想通过望祀之属，有机会到达蓬莱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灾，武帝到甘泉听取各地官吏汇报。公孙卿说：“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说古帝王有的建都于甘泉。因此，以后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见诸侯大臣。有人建议，楼台被烧，再建必须更大，才能消灾。于是所造建章宫规模宏大，超过汉初所建的未央宫，其中太液池上拟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东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属，没有收获。方士有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纳，而造意谓延年的迎年殿，亲自前去礼祠上帝。这时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还增加了禅祠石闾。因为方士多说石闾乃仙人之闾，所以武帝亲禅之。

后来，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寻蓬莱终无效验，公孙卿只是报告见到大人迹，实未见到神仙，武帝对方士怪诞之语不免厌倦，但他还抱一线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节 西汉后期的方士

武帝以后，方士的时运不大好了，但由于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药，方士的骗术仍然得逞于世。

宣帝时，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刘更生献秘方，无效，被治罪。张敞上疏有“斥远方士”之谏。

元帝初年，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轑阳侯学仙等事，“纷纷复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阴阳五行说审查郊祀之制，清理了原来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职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颇好鬼神，又因没有生子，于是有不少方士上书言方术，都得待诏，在长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动，花费很大。

谷永上书成帝，谏道：“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就成仙上天，浮游蓬莱，长生不老，化铸黄金，“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他还指出，历来方士惑众，君主上当，事例颇多，足以为戒。成帝觉得此言有理。

西汉末年，博征方术士，派出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王莽掌权，除祭祀有不少花样外，又兴神仙事。他篡位之后，听信方士苏乐之言，在宫中建造八风台；又在殿上种五粱禾，说这是“黄帝谷仙之术”。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他多次下诏，自言当成神仙，详见《汉书·王莽传》。

第五节 东汉的方士

东汉之世，方术之士也多。仅《后汉书·方术列传》就载有四五十人。

但东汉比之秦与西汉，既无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栾大那样著名的方士，也无秦皇、汉武大张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药那样的世主，不免相形见绌；而且方士的绝招也不大相同。这里略传东汉的樊英、费长房、左慈三个方术士，以见一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少时学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过隐居生活，教授学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风，樊英对人说：“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喷去，并记下了时间。后来有人从成都来，说起当时大火，忽然东来黑云，下起大雨，火遂熄灭之事。于是人们称道其术。安帝、顺帝都曾召之，他不愿出来做官。后来被逼任五官中郎将，干了几个月，并无建树，就回了老家。费长房，汝南人。曾做过市场小吏。他看到，市上有个老翁悬壶卖药，罢市就跳入壶中。他也跟着入壶饮酒。这老翁自称神仙。他要向老翁学道，顾虑家人牵累。老翁以一根与他一样高的青竹挂在舍后作为费长房之形，费家人以为费长房上吊而死，就殡葬了事。费长房随老翁入山学艺，不怕艰难困苦。老翁要他吃粪，粪很臭，其中还有三条虫，他为难了，告辞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并为作一符。他骑了竹杖，可以随便游到什么地方。回到了家，自以为离家只是十来天，实际上已过了十多年。家人说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说往年所葬的是竹竿，发棺检验，果然是真。从此，“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还能责鬼魅、使东海君作雨等。“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与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对众说：今日高会，酒菜齐备，只是缺少松江鲈鱼。左慈以为好办，他就用钓竿在贮满水的铜盘中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拊掌大笑，与会者皆惊。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的。左慈又钓出几条大鱼，都是活泼新鲜的。烹鱼时，缺乏生姜。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姜。又一回，左慈与曹操等饮酒时，又耍弄别人，曹操不高兴，想杀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谁也找不到。或见之于市，又捕之，而市人都变了形与左慈仿佛，不知哪个是真。后来有人在阳城山头见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无法捕得他，便发出话来：“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当人赶上前去，数百只羊都变为那只老公羊一样的形状和动作，而人不知哪只是真。

第六节 方士

评论秦汉方士的特点，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药、炼丹砂的骗术欺世，盗名图利。君主因梦想成仙或长生不死，甘心受欺，贻笑于世。据史所载，秦与西汉的方士跟东汉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为海上燕齐人，后者多为内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后者多学过《五经》，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莱神仙奇药，后者多是耍把戏，变幻术。

还应该指出，《史》、《汉》记载秦与西汉的方士，显然是暴露方士的骗术及君主的愚昧。司马迁记述之后，说“具见其表里”，意谓通过具体描写而透露内情。班固记述之后，说：“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岂不正乎！岂不正乎！”他们否定方士之术及神仙奇药之说，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当受骗，态度极为明确。《后汉书》记方术之士，品种复杂，有真有假，似乎客观记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读者不辨真假，信以为真。范晔所论：“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他对方士之术，是信还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们今日为方士作传，无意宣传迷信，而是据史述事，以明当时史事与风气。

第四十三章 数学

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对于零散的材料逐渐加以总结和系统化、理论化，于是陆续出现了数学方面的专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数学专著。这两部书都已失传了。秦汉时期传留至今的数学著作和涉及数学方法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此外，还有近年出土的简书《算数书》。这些书中包含了算术、代数和几何等丰富的数学内容，诸如复杂的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比例问题，盈不足术，开平方和开立方术，方程术和正负术，面积和体积问题，勾股算术和勾股测量术，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数学体系。

第一节 “九数”

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朝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向贵族子弟传授所谓“六艺”。数学是六艺中的一门课程，共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但什么是“九数”，现已难于考证。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引郑众说，“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①。郑众所称“九数”中的“均输”，实际上是西汉时的赋税制度，不可能是《周礼》九数的内容。但从二郑注释可以了解到，西汉数学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个方面，而重差、夕桀、勾股则是数学上的新的发展。上述九项内容与《九章算术》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两项，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认为“旁要”指简单的勾股问题，“夕桀”二字系传抄有误，应为“互乘”，即解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方法。东汉一些数学家整理数学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于是编写成为著名的《九章算术》。正如刘徽所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②，九章的名称无疑是由《周礼》九数演变而来的。

①“赢不足”，《九章算术》作“盈不足”，后皆依此。又，亦有人将“今有重差”断开，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为一种数学方法。

②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二节 秦汉简牍和《算数书》

在居延、武威、临沂银雀山、云梦睡虎地及江陵凤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简牍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学计算问题，但就数学方法而言，仅有九九表，整数和分数的算术运算，面积、体积和容积的计算等。这些方法一般都很简单，尚不足以反映秦汉数学的全貌。1984年1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数学著作《算数书》。据推断，《算数书》抄写于西汉初年（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时间应该更早。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全书采用问题集形式，共有六十多个小标题，九十多个题目，包括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各类比例问题，各类面积和体积问题等。其中有些内容（如“合分”、“少广”等）与《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说明二书间可能有某些传承关系，有些内容（如“相乘”、“增减分”等）是《九章》所没有的。在张家山简书汉律中，还发现有关于“均输律”的简文。过去一般认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郡国始置均输官，施行均输法，《九章算术》中的均输问题，应是在此之后写成的。现在看来，这一论断需要进行修改。这部比《九章算术》还早的竹简《算数书》的出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释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而其中很多内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数学方面，《周髀》记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周髀》开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问题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即勾3股4弦5，这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接着，又在陈子回答荣方的问题中提出“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阳到观测者的距离）”，即a2+b2=c2，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据研究，陈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人。在西方，这个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发现归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周髀算经》中测量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是勾股测量术的发展，又是重差术的先驱，比起西方“测量之祖”泰勒斯测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逊色的。《周髀》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等，以及相当复杂的分数运算，用以解决古“四分历”的计算问题。唐代国子监添设算学馆，主要学习十部算经，《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而言，《周髀》是传留至今的最早的宝贵文献。

第四节 《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的成书

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是我国最早的传世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一样，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它经历了多次的整理、删补和增订，是几代数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形式，列举了246个数学问题及其答案，并在若干具体问题之后，叙述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全书分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cuī）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关于土地面积的计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环等面积公式，以及弓形面积和球冠表面积的近似公式。后两个公式比较简单，但误差很大。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曾提出用类似割圆术的方法推求弓形面积，但未能给出更好的结果。在这一章中还有分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约分、通分、求最大公约数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约数称为“等数”，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要“以少减多，更相减损”，这种方法与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法是相同的，后来在解决一次同余组等问题上获得了更重要的应用。《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的贡献完整的分数运算法则，在印度迟至七世纪才出现，而欧洲则更晚。粟米章主要讲各种粮食交易折算的比例问题。所用方法称为“今有术”，即在成比例的四个数中，从三个已知数求第四个数的算法。在欧洲，这种算法称为“三率法”。关于比与比例的思想，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联系起来却是迟至十五世纪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问题，即按等级分配物资或按一定标准摊派税收。在这一章中还有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问题，但都用比例方法来解决。少广章讲的是已知正方形面积或正方体体积反求边长，即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其具体运算过程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则的记载。在运算中，要把算筹摆放几层，相当于用分离系数法列出与求解二次和三次方程，从而发展了筹算的位值制，并开辟了求解数字高次方程的途径。少广章中还有从已知球体积求直径的问题，给出一个误差很大的球体积公式。刘徽和祖氏父子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终于获得了正确的结果。商功章主要是各种立体体积的计算。这些问题大都来源于营筑城垣、开凿沟渠、修造仓窖等土木和水利工程实际。其中包括长方体、棱柱、棱台、圆柱、圆锥、园台、楔形体等，都给出了正确的体积计算公式。缺点是圆周率取π＝3，这个数值误差很大。根据刘徽对商功章的注释可以知道，这些公式是通过具体模型的分解与合并来证明的，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体积理论有很高的水平和不同于西方数学的独特的处理方法。均输章是平均赋粟和徭役问题，计算如何按人口多少、物价高低、路途远近等条件，合理摊派税收和民工等。包括正比、反比、复比例、连比例、等差级数等数学方法。盈不足章属于盈亏类问题和算法。盈不足术是通过两次假设取值，然后根据公式求出未知数，其原理与现在求高次代数方程和超越方程近似解的线性插值法是相同的。在中世纪欧洲，这种方法叫做“双设法”或“契丹算法”，是欧洲符号代数学产生以前的一种主要代数方法。据考证，古代阿拉伯数学文献里，“契丹”一般指的是中国。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盈不足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西方数学领域起了重要的作用。方程章讲的是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线性方程组）问题及解法。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项重大成就。用算筹表示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类似于由方程组各系数构成的矩阵，其解法与现在中学代数中的消元法基本相同。古希腊和印度也有过一些特殊的联立方程组解法，但没有一般解法，远不如方程章的算法完整。而在欧洲，提出同类问题要晚一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了加减消元法。在这一章中还引入了负数概念，并给出了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同名相除，异名相益，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其异名相除，同名相益，正无入正之，负无入负之。”负数的出现，反映出对意义相反数量的正确理解，从而实现了数的范围的一次新扩充。这一项杰出创造，也是以中国为最早。印度于七世纪引进负数概念。欧洲十二世纪对负数有所认识，而直到十六世纪才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点甚至影响到线性方程组的求解问题。勾股章主要内容是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测量问题。其中包括勾股容方和勾股容圆问题，以及二次方程x2＋ax＝b（a＞0，b＞0）的解法。关于勾股数的原术及刘徽注中的有关公式，是对整数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整数勾股数研究的较早成果之一。《九章算术》及其中一些问题曾经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和欧洲，对世界古代数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九章算术》已被译成英、俄、德、日等多种文字。

《九章算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结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九章算术》系统地总结了西周至秦汉时期我国数学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显著标志。它的丰富多采的内容，大多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高度发展的数学水平，以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以算法为核心的突出特点，并对后世数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章算术》对中国数学的影响，正像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中国历史上著名数学家如刘徽、祖冲之、李淳风、贾宪等，都曾经深入研究和注释过《九章算术》，并通过这种形式提出许多新概念和新方法，为推动中国数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也是历代进行数学教育的课本之一。唐代国子监算学馆规定十部数学著作作为学生的数学教科书，后代称为“算经十书”，《九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第五节 数学与天文学

在中国古代，天、算、农、医是成就卓著的四大学科，其中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天文历法的进步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而数学的发展也为天文历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前面提到的《周髀算经》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勾股定理、勾股测量、开平方和分数运算等数学方面的成就。东汉晚期的天文学家刘洪在《乾象历》中用“强”、“弱”来表示某数的过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他的“强弱”概念与“正负”概念是相通的，并且明确指出：“强正弱负，强弱相并，同名相除，异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异名相从；无对互之。”这与《九章算术》中的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完全一致。刘洪为解决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不等速运动问题，提出了一次内插法。根据这种方法，通过某日某时前后的两个实际观测值，可以比较精确地推算月球在该日该时的实际位置。一次内插法实质上就是盈不足术，它使历法精度有所提高，并为研究二次和高次内插法、不等间距内插法，提供了新方向，后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采用几何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相当繁琐，远不如中国的代数方法简捷明确。此外，由于汉代历法中出现了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因此也产生了求解一次同余式或简单不定方程的问题，后世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第六节 数学家

秦汉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数学家和有很高数学造诣的人。如许商、杜忠在当时都有数学专著行世。据文献记载，汉北平侯张苍（？—前125）、大司农耿寿昌，皆以善算名世，他们都做过修订数学著作的工作①。刘歆（？—23）“数术、方技，无所不究”②，著有《三统历谱》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78—139）“善机巧，尤致力阴阳、天文、历算”③，著有《灵宪》、《算■论》。他所用的圆周率相当于π＝10≈3.16，优于古圆周率π＝3，是对这一课题较早的研究和改进。刘洪“善算，当世无偶”④，曾创制《乾象历》，有的文献还记载他著有《九章算术》⑤。马续“善《九章算术》”⑥。郑玄（127—200）“少学书数，八九岁能下算乘除。年二十一，博极群书，兼精算术”⑦，曾注释多种重要典籍。蔡邕（133—192），好辞章、数术、天文，“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⑧。他已知道圆周率π＞258＝3.125，比古率有所改进。徐岳“素习《九章》，能为计数”⑨。据载，著有《九章算术》、《算经要用百法》、《大衍算术注》、《数术记遗》等，实际上很可能是他对《九章算术》作过注释。另外，《数术记遗》一书现有传本，但也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以上这些人都是中国数学史上较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数学家和擅长数学的学者，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现尚难以对他们的数学成就做出详细的论述。

①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汉书·律历志》、《艺文志》、《楚元王传》。

③《后汉书·张衡传》。

④《后汉书·律历志》。

⑤唐释慧琳：《大藏经音义》卷六。

⑥《后汉书·马援传》。

⑦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引《高士传》。

⑧《后汉书·蔡邕传》，《四部丛刊》影明刊本《蔡中郎集·上汉书十志疏》。⑨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五四。

第四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历法

从太初历到乾象历

秦汉时期天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传统天文学体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独具特色的历法体系的形成。秦统一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字”。又在全国统一施行颛顼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首，年终置闰。汉承秦制，仍用颛顼历，但到汉武帝时，颛顼历渐与实际天象不符，把闰月总是放在闰九月也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对掌握季节的需要，司马迁等人提议改历。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下令从全国征募二十余人“议造汉历”。经过实测和推算，共提出了十八种方案，最后确定了邓平提出的81分法，即每月有294381天，每年有■3653851589天，19年有7个闰月。

新历在太初元年颁行，是为太初历。太初历的原文虽然失传，但西汉末年刘歆按太初历改编的三统历却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现今能见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历法。它不仅包括根据日月运动推算朔望、24节气，安排历日的方法，还有推算日月食，预告行星位置等内容，这确立了我国古历的基本框架。制定历法必先造仪器，搞天象观测，按实测来确定数据和检验历法疏密，这一原则在制定太初历前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历采用阴阳合历，即以太阳的运动周期作为年，以月亮圆缺周期作为月，以闰月来协调年和月的关系。由太阳运动而确立的24节气反映了一年四季的变化，与农牧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首次出现了完整的24节气名称，与现今通行的名称一致。24节气是相间的12个中气和12个节气的总称。太初历首次确定以中气所在决定月的名称，如雨水所在月为一月，春分所在月为二月，..冬至所在月为十一月，等等。而无中气的月无名称，只能称为前一个月的闰月，这一原则称无中气置闰。它合理地调整了年和月的关系，使季节与月份大体稳定，从太初历开始一直延用到现在。

东汉早期发现了月亮的视运动不均匀，即月亮每天的行度不一样，而且知道了月行最快的地方每月朝前移三度。刘洪在乾象历（公元206年）里首次把月亮的快慢不均匀编成表，为后世月离表和日躔表的先声。要计算某一天月亮的位置，应在平均值上再加上快慢多少的改正，又用内插法推算任何时刻的月亮位置。采用了这些数学方法，推算日月合朔和日月食发生的时刻便提高了准确程度。刘洪还发现，月道（白道）和日道（黄道）不在一个平面上，中间有六度夹角，这就造成了不是每次日月合朔都发生交食。他认为合朔时月亮离黄白交点超过十五度半就不会发生交食，这就是发生食的判断数据，即现代的食限概念，这一数据后代各历都遵用不改。

中国古历的特色从太初历到乾象历，中国古历无论在内容、形式、计算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中国的特色而跟欧洲历法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欧洲古罗马公元前46年起实行的格里高利历，时代同中国的太初历相当，年长也取用26514天，同战国时古六历和东汉四分历相同。但月是31天和30天两种，与我国的朔望月不同，它没有天文意义，与月亮运动无关。格里历为阳历，我国古历为阴阳合历。欧洲古历仅包括历日安排，大小月年年相同，而我国古历各年不同，且还包括交食、行星、节气、晷漏等内容，可以说是一种天文年历，为了编制历法而带动了整个天文学的发展。中国古历以观测为基础确定各种天文数据，而以代数学方法处理这些数据，推算天文学问题；欧洲从古希腊天文学以来一般以几何学系统立论来处理数据。我国古历以周天36514度的制度划分全天，度下为分，各历采用不同的进位制；欧洲以周天360°为分划，度下为分、秒，皆以六十进位。秦汉以来，由于皇权的加强，而历法又由皇家颁行，颁历权成为皇权的一部分。天文历法事业由皇室经办，逐渐形成了我国天文事业的官办性质，而民间研习天文历算逐渐受到了限制，这也与西方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节 浑仪和浑象浑仪

天文仪器系统也在秦汉时代形成了。为了编制太初历的需要，制造了观测天象、测量角度的仪器，这就是浑仪和浑象的研制。西汉时落下闳就制造过浑仪，据记载他是四川人，“武帝征侍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①。晋天文学家虞喜也说他“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太初历”②。这里的“地中”指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吉城镇），古传此地为地之中央。“浑天”即浑仪，亦称浑天仪，是用于观测的仪器，以之测量日月行星恒星在天空的位置，确定两个天体之间的角度。它应包括一个用来对准天体的管或衡，又有刻有度数的标尺，如地平环、子午环、赤道环等。当窥管或窥衡对准了要观测的天体时，各种标尺所指示的读数就是天体的位置。东汉的贾逵还在浑仪上加进黄道环，首次制造了一架“黄道铜仪”。汉代的浑仪虽没有留传下来，我们相信后世保留下来的浑仪不会跟它相去太远。

应该指出，在制定太初历之前，测量角度的天文仪器已经存在。战国时代石申编制的星表是基于角度的测量，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出土的帛书，记载了秦汉时代几十年间行星的运动，也是基于角度的测量③。《后汉书·律历志》曾提到汉初使用一种“圆仪”来量度日月的运动，后来浑仪流行，圆仪失传。1977年在安徽阜阳一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带有28宿距度的圆盘①，可用于测量角度。这一器物的出土为研究早期的测角仪器提供了实物依据。浑象西汉末年扬雄所著《法言·重黎》里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这里的耿中丞即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他制造了一个浑象，模拟浑天的运动情况。这种仪器大体是一个大圆球，在球壳上刻着日月星辰，利用它的转动演示天象的变化。汉代最著名的是张衡制造的“水运浑象”，又叫“漏水转浑天仪”，类似今天的天球仪，利用水力来推动仪器的旋转，速度同天空的周日运动一致，所以把仪器放在室内，根据它的旋转也能知道室外的天象变化。在此基础上后来还发明了钟表。浑仪和浑象历代都有制造，从汉代以来，成了我国古代观测天象的主要仪器。①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益部耆旧传》。

②《隋书·天文志》。

③见《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①阜阳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第三节 圭表和漏刻时间的计量

随着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时间的要求也在变化，原始社会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制度已嫌粗疏，在殷商时代已将白天分成好几段。甲骨文中有旦、明、小采、大采、中日、昃、昏、夕等字。《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条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说明古代曾将一天分成十时。《隋书·天文志》在记述古代的时刻制度时说：“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这可能就是一天十时，而五夜之说也许就是五更的来源。《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昼夜分成十五时的记载①，而汉代的十二辰和百刻时制也相当流行②。时刻制度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测时和计时仪器的进步。

圭表甲骨文中有关时间的字大多从日字，说明测时的依据是太阳。根据太阳的运动判断一天内的时间变迁，圭表是最早使用的仪器。一根竿子立在地上，可以根据影子的长短和方向判断季节和一天内的时刻，1967年在江苏仪征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圭表，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像一把铜尺，使用时将圭从表的凹槽中立起，使用和携带都很方便。在圭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晷到汉代已做得很精细，1897年和1932年先后在内蒙、河南、山西出土了三块秦末汉初的晷仪③，上有69条刻线，占盘面的2/3，其余部分没有刻线，当为黑夜见不到日影的部分。三块出土地点不同，而其结构和所刻字体都相同，这表明秦汉时圭表和晷仪已很流行。

漏刻作为计量时间的仪器，漏壶是最早发明的。古籍载：“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①这可能是一种传说。较可靠的资料见于《周礼·夏官》，其中载有挈壶氏，由于古代的漏壶上面有一个提梁、故称挈壶，挈壶氏“掌挈壶，..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西汉以前的漏壶现在未见实物，传世最早的漏壶为西汉时制，1958、1967、1975年分别出土于陕西兴平、河北满城、内蒙古默特右旗，都是铜铸圆柱状，上有提梁，下有漏嘴，梁上方有小孔，是插刻箭的。为了改进单壶漏水不均匀的缺点，东汉时代开始用二级漏壶，以便互相补偿，如张衡的漏水转浑天仪。经过秦汉时代的发展和创造，圭表、仪象、日晷、漏刻等天文仪器得到很大发展，并已普遍使①名称是：晨明、胐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还、铺时、大还、高舂、下舂、悬车、黄昏、定昏。

②阎林山、全和钧：《论我国固有的百刻计时制》，《天文参考资料》1977年4期。③李鉴澄：《晷仪——现存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之一》，《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

①《初学记》卷二十五。

用，这些仪器构成了我国二千年间用于天文观测和时间工作的主要仪器系列。

第四节 宇宙论

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

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汉代出现了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争论。在秦汉之前，盖天说比较盛行。自古以来，人们看见苍天笼罩着大地，产生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而春秋时的曾参就曾提出疑问：“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①后来盖天说又认为天不与地相接，而像圆顶凉亭那样由八根柱子支撑着。诗人屈原曾问道：“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中提出“天象盖笠、地法复盘”的新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相盖，二者都是圆拱形，中间相距八万里，日月星辰随天盖旋转，近见远不见，形成了昼夜四季变化。

汉代，另一种学说浑天说兴起，认为“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以著名天文学家张衡为代表的浑天派提出天是一个整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日月星辰有时着不见是因为它们随天球转到地下面去了，天球绕轴转一圈就是一昼夜，地面上的人就看见天上的星星转了一周天。这种看法成功地解释了昼夜的交替、天体的东升西落和其他许多问题。同浑天说一致的浑仪又能很准确地测定天体位置，浑象能演示天象的变化，这一切对历法的推算既有用又方便，所以浑天说得到很快的发展并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成为我国天文学思想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体系，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学体系进入我国才开始改变。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种宣夜说。宣夜说打破了浑天说认为天象鸡蛋壳式的有限概念，蕴涵着宇宙无限的思想。东汉时代的郗萌记道：“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①这是元气学说在天文学上的运用，反映了宇宙无限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

关于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关于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在秦汉时期也产生了比较系统的理论。

《淮南子·天文训》和张衡《灵宪》都认为，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是一片浑沌，而“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在天地形成过程中，元气中的“清阳者”稀疏向上成天，“重浊者”凝滞向下为地，于是形成上天下地或外天内地；天地精气分为阴阳，阴阳精气形成四时、水火，继而产生日月星辰和万物。这种虚物创生的观点和宇宙万物是物质的和运动变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和科学界有着长期的影响。

①《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①见《晋书·天文志》。

第五节 天象记录、天文学家和天文典籍天象记录

秦汉时代对天象的观测和研究也有重要进展，天象记录日趋详备。如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日食，在《汉书·五行志》中对于发生日期、太阳方位、食分、亏起方向、初亏及复圆时刻等，都记载得十分清楚。《汉书·天文志》、《五行志》等所载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西汉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关于极光的记录，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关于超新星的记录，都是世界上有确切时日记录中最早的一批。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和《彗星图》又一次提供了汉初天文学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

天文学家秦汉时期是天文学人才辈出的时代，涌现出众多的成就卓著的天文学家和精通天文历法的学者。如张苍、司马迁、邓平、落下闳、耿寿昌、刘歆、编、李梵、苏统、贾逵、张衡、刘洪、郗萌等，他们在天文理论、天象观测、制订历法、研制仪器等许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属四川）人，明晓天文地理，隐于落下，是一位民间天文学家。汉武帝时，经友人荐举，征聘为待诏太史，后拜侍中，辞不受。曾与邓平、司马迁等创制《太初历》，还曾制造浑仪并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于观测。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也是东汉时的著名经学家。曾任左中郎将，侍中领骑都尉。在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至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间，与编、李梵等人集体修订东汉四分历，肯定了李梵、苏统发现的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指出月行速度最大的位置每个月向前移动三度，从而认识到现代所谓的近点月和近地点的进动。他还主张量度日月运行采用黄道度数比较精确，并倡议制造黄道铜仪。刘洪，字元卓，山东蒙阴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曾任校尉、郎中、常山长史、会稽东郡都尉、山阳太守等官职。他所创制的《乾象历》是一部优秀历法，曾在三国时的吴国颁行。刘洪在太阳运动、月亮运动和交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天文历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他最早把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引进历法，并确定出相当精确的近点月日数和一个近点月内每天的月亮实际所行度数；首次给出黄道与白道交角值为古度六度一分；改进了回归年和朔望月数值；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修正平朔和平望，得出定朔和定望，从而更准确地推算日月食；最早提出交食食限概念，并给出具体的食限数值为十五度半，这在交食预报上是个重要发明；他所提出的新的交食周期值和各种天文数据表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他曾与著名学者蔡邕一起续补《汉书·律历志》。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人，精通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地理、数学、文学和绘画，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曾担任主簿、郎中、侍中、河间相、尚书等官职，并两度出任太史令，前后共14年。张衡曾创制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运转的天文演示仪器水运浑象和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据记载，地动仪成功地记录了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在甘肃发生的一次强震。在天文理论方面，他是浑天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对于宇宙结构、宇宙无限性、天体演化、日月五星运行规律、月食成因以及陨星和彗星等，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在历法问题上，他提出了黄道宿度与赤道宿度互相换算的较好的计算方法，对后世历法有很大影响。张衡重视实践，勤于观测，曾对恒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统计工作，把星空划分成444个星官，记录了两千五百余颗恒星，这个成果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很先进的。张衡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他在文学方面也很有成就。本卷丁编第三十二章张衡另有传。

天文学典籍汉代出现了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本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而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章节，是第一批重要的天文学典籍。它们既总结了秦汉以前天文学的发展情况，又开辟了此后天文学发展的道路。《史记·天官书》、《历书》的编写，为此后廿四史中天文、律历诸志作了楷模。此外，汉代科学家张衡的《灵宪》、《浑天仪图注》都对以后的天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天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六节 气象

气象与生产

气象与生产关系密切，在秦汉时代已成为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中记载：“稼已生而后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①。至汉代明文规定：“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②在除开冬季之外的农业生产季节里，为了上报雨量多少，必定要有计量的器具，但至今还未发现秦汉时代有关的记载和文物。宋代有“天池测雨”和“竹器验雪”的计算题，其渊源可能是很久的。

测量气象的仪器关于测风的仪器在汉代已有多种记述。一种是“伣”，此字在甲骨文中就有，《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这可能是用帛或鸟羽系在竿子上，见风飘动，以示风向的仪器。还有一种叫“綄”，后汉高诱曰：“綄，候风者也，世所谓五雨。”这可能是同“伣”类似的仪器。还有一种是“相风乌”，据《三辅黄图》记载，“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种风向标做成乌鸦形，头小尾大，遇风转动，乌鸦头即指向风来的方向。李约瑟认为，“上下有转枢”这句话暗示风向标跟下层的转动机件相连，可能附着有记录风速的器件，这是风速计的先驱①。此外，《淮南子·天文训》中还把风分成八种，指出了它们的季节性。

另一种气象仪器是测量空气湿度的。在天平的两端分别置土和炭，因木炭的吸湿性大于土，当空气干燥时，木炭里的水分很容易蒸发掉而变得轻，当空气湿度增大时，木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变得重，所以结论是“燥故炭轻，湿故炭重”①，这可算是最早的湿度计了。羽毛也有类似于木炭的性质，故同书《说山训》又说：“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琴弦的紧张程度也同空气的燥湿有关，这一现象在《淮南子》中也有发现。《本经训》说：“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之。”为什么呢？因为“天且雨，琴弦缓”②。燥湿程度能影响琴弹出的音调，这一现象也是后代制造毛发湿度计的依据。

唯心主义者对气象的曲解西汉初年，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论”逐渐流行，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利用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附会于社会政治和人民的命运，阻碍了学术问题的探讨。汉代许多学者如司马迁、桓潭、张衡、王充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后汉书·礼仪志》。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第742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①《淮南子·天文训》。

②《论衡·变动》。

批判。他们指出自然现象的变化，天下常有，无世不然，有规律可循，决没有神的意志在故意作成。如打雷也有规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③，反对“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说法。又如下雨也是有征兆有规律的，“云气发于丘山”，“云散水坠，名为雨矣！夫云则雨，雨则云矣！”“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这些认识既加深了对自然的了解，也为破除迷信，反对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提供了武器。

③《论衡·雷虚》。

第四十五章 地理学

第一节 秦代图籍

秦朝虽然只存在15年，但在全国统一的政治形势下，筑长城，修驰道，开运河等，重大工程接连不断。这些工程都需要地理知识，也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如秦朝的水系著作《水经》①，比只记述9条河流的《禹贡·导水》篇有很大的进步。秦朝《水经》全文近500字，描述26条水道的发源地、流向和归宿。叙述的基本地理事实与《汉书·地理志》及汉代《水经》没有矛盾。所记水道分布范围，大体与秦的疆域相当。

秦朝有各类地图，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刘邦入咸阳，萧何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故“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众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②。《汉书·地理志》中，曾两次提到秦地图，这种地图可能是秦朝的全国性地图。

①这是后人的命名，附于《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见周振鹤：《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9—53页，1986年1期。

②《汉书·萧何传》。

第二节 《史记·货殖列传》和《大宛列传》

两汉地学的代表著作是《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有关列传、书、志，及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对地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则是张骞、司马迁、班固、班超、张衡等。这些人，都在本卷丁编分别有传，这里只重点地另行论述有关地理学本身的部分。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地理著作，叙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交通、贸易、城市以及各地的地区差异。他把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并指出这四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与物产的差异是：“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司马迁强调人的作用。他把人们的劳动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如果人们开发不够，生产技术落后，那仍然是贫困的。比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比之下，沂、泗以北，秦、鲁等地，虽然自然条件差些，但由于人们积极开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所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货殖列传》还叙述了当时的城市经济状况，把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珠江沿岸的二十几个较大的城市作了分析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物产、人口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共同的特点则是交通发达，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比如栎邑（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西近邛筰，..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火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叙述体现了各个城市的特色，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理著作。

《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时，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和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交通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张骞及其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前苏联乌兹别克东部）、康居（前苏联境内锡尔河下游）、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而且开辟了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在大夏看到从印度运来的四川竹杖和布，因此他设想开通一条从我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这个设想，后来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曾派人从四川宜宾出发，探索去印度的途径。虽未通达，却增加了对西南地区的了解。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了《史记·大宛列传》，对大宛、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康居、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大月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安息、条支（在两河流域）、大夏等国的地理情况作了描述，内容包括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贸易、文字和各国之间的距离等。比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在我国，这样简明扼要而又真实地介绍西域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史记·大宛列传》是最早的。

第三节 《汉书·地理志》和《西域传》

《汉书·地理志》东汉前期末叶，历史学家班固（32—92）所写的历史巨著《汉书》，不少篇章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内容。特别是《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也是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始祖。它为以后两千年来我国有关疆域政区的地理著述树立了榜样，创立了规范①。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黄帝时代至汉初这一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概况，主要是转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第三部分转录刘向的“域分”及朱赣的“风俗”。“域分”讲分野，即某地对应星空的某个区域，比如“秦地，于天宫东井、舆鬼之分野也”。这种分野没有什么地理意义。“风俗”偏重于经济、物产、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的叙述，分论各地区的地方特点，还涉及部分外国地理及海上航线。书中关于海南岛的风俗、物产、兵器等情况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海南岛的文献资料。第二部分叙述汉朝地理，为《地理志》的主体，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疆域政区为限来叙述的。总计记述了103个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以及各郡县的户口数字、山川水泽、物产、水利设施、古今重要聚落、关塞和名胜古迹等。这种写法的优点是：一以全国政区为纲，提纲絜领，一览无余；二在政区之下，又附有重要的地理事实，某个政区有什么物产，一查便知。缺点是山系、水系被行政区打乱了，全国的自然地理面貌缺乏整体性。所记地理内容也很简略。虽然有缺点，但在一千多年前能创作出这样有特色的地理志很不简单。有些记载包含了珍贵的地理资料。比如：所记高奴县（今陕西延长）“有洧水，可燃”，这是我国关于石油产地的最早记载。类似的宝贵资料还有不少。《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也有许多地理内容。它对西域一些城邦和部落的治所、人口数目、军队数目、物产、距离长安多远、与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它提到了葱岭（帕米尔），并指出葱岭以东“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关千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里说的葱岭即帕米尔，南北大山，指南面的昆仑山和北面的天山。中央有河，指塔里木河。于阗河（今和田河）北流，与葱岭河（今叶尔羌河）汇合，称塔里木河，它东注蒲昌海（今罗布泊，已干涸）。这些记载都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蒲昌海的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的说法，则跟《史记·大宛列传》一样，是错误的。它还提到沙漠，说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白龙堆在玉门关与鄯善（即楼兰，其地初在今罗布泊北，后迁其南，今已沦为戈壁）之间。又说鄯善的土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乌孙“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橫。不田作①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14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种树，随畜逐水草。”这是当时西域地理情况的宝贵资料。

第四节 班超父子和《后汉书·西域传》

东汉建初元年至永元十四年（公元76—102年），班超（32—102）在西域长期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使汉朝和西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以不断发展。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抵安息、条支西界，为西海（波斯湾）所阻，未能到达。但甘英的这次旅行却意义重大，他是中国第一个出现在波斯湾的旅行家。

班超的儿子班勇，从儿童时代起就随父到西域，后来又继承父志，再通西域。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西域度过。他把亲身经历的见闻，写成《西域记》一书，对西域诸国的道里方位、气候、地势、物产、风俗等，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后来此书被南朝宋范晔收入《后汉书·西域传》中，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第五节 《异物志》

东汉及随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异物志著作，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三国谯周的《巴蜀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等。这些著作所记皆为长江以南地区的事物，内容多属草木、禽兽以及矿物。南方地记著作的出现，是当时北方人民逐渐南移的一种反映①。

①见《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38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六节 马王堆地图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三幅绘在帛上的西汉地图，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出土时，三幅地图都没有标图名、图例、比例尺及绘制时间。后经学者研究，推断为西汉初年作品，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②。图的名称一般简称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这三幅地图中，“地形图”、“驻军图”已基本复原，“城邑图”由于破损严重，至今没有复原。

“地形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古地图。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长宽各96厘米，主区部分的比例尺根据推算，约在十五万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间。已有统一的图例，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图上包含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当时长沙国（诸侯国）的南部，即今潇水流域、南岭一带，这部分图的绘图精度相当高。往南直到南海，这是西汉诸侯南粤王的辖区。这部分图的比例尺变小，绘图精度显著下降，海岸线很不准确，几乎是象征性地画一条曲线，谈不上比例。图上除了画有河流外，别无他物。因此，“地形图”的绘图技术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主区上。

“地形图”中用水平山形线与陡崖符号相配合的方法来表示九嶷山脉。

这种设计，欧洲大约到十三世纪以后才出现，比中国晚一千四百多年。图上的水系绘得详细准确，三十多条河流的地理位置、流向和水系结构，大部分与现代地形图大同小异，名称标注也很有规律。图中八十多个城镇分别用方框、圆圈两类符号分级表示，并且一律在符号位置里注记名称。二十多条道路用虚、实两种线划区分。

“地形图”的缺点有二：一是山脉未标注山名；二是同一幅图中使用了不同的比例尺。

“驻军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彩色帛绘地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方位是上南下北，主区为大深水流域，即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滞水流域，比例尺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图上除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外，还着重表现了九支驻军的布防，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军事情况。用不同颜色区别不同地理要素是“驻军图”的显著特点，它用黑色“山”字象形符号表示山脉；用青色绘制河流、湖泊，而且显示了河道的宽窄；用黑底套红勾框标出守备部队的驻地和军事工程建筑物；用红色虚线表示军队行动的通路；用红色三角形标示城堡；用黑色圆圈标出居民点；用红色标出守备区的分界线等等。

马王堆地图的出土，表明秦汉时期中国地图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汉代地图很粗糙，不可靠，也没有统一绘图原则的看法①。

②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2期。

①杨文衡：《试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数理基础》，《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

第四十六章 生物学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与探索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生物学是与农学和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古以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采集、渔猎、植物栽培、动物驯养以及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对于动植物（包括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生态环境，生物的发生与进化等许多方面，都有了较全面的和准确的描述，并且进行了较系统的或带有理论性的总结，从而为生物学的深入研究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生物分类

自然界的生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①的道理，并在大量观察与比较的基础上，根据生物体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生物区分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系统。《周礼·地官》中把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动物又细分为毛、鳞、羽、介、臝五类，植物则细分为皂、膏、核、荚、丛五类。此外还有“小虫”和“大兽”，“百卉”、“百谷”、“百果”、“百蔬”、“百药”等根据形态和用途而类聚群分的简单分类法。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较集中地反映了先秦至汉初学者的分类观点。《尔雅》将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草类著录草本植物一百九十余种，木类著录木本植物七十余种。在区分植物方面，《尔雅》发展了“比物醜类”①的“相醜”概念，提出“苇醜芀葭华（苇花）”②，“槐棘醜乔，桑柳醜条，椒■醜莍（聚生的莍果），桃李醜核”③等，用一种植物或植物体的某些部分为代表，来类比或标识形态相似或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其中“醜”字，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相当于“植物分类”的专门术语。在《尔雅·释木》中还按植株形态提出木本植物的三型：高耸的“乔木”，丛生的“灌木”和无枝的“檄木”（棕榈科植物），前两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尔雅》著录动物三百余种，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虫类相当于无脊推动物，鱼类相当于鱼纲、两栖纲和爬行纲等变温动物，鸟类基本上为鸟纲，兽类为哺乳纲。在虫、鱼、鸟、兽之下，还有较细的分类，如兽类中分别收有鹿、虎、熊、狸、猩猩、马、鼠、牛、羊、犬、豕等以及相关的各种动物名称，其收录方式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目”和“科”，即鹿科、猫科、熊科、牛科、灵长目、马科、啮齿目、牛科、羊科、犬科、猪科。这种分类方法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动物分类阶元思想，有许多内容符合于近代的分类体系。《尔雅》中给出的一些定义，如“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①等，简明扼要，相当准确地概括出所定义生物的基本特点。《尔雅》记载的生物的分类命名，有些使用单名，有些使用复名，如“壶枣、白枣、酸枣、羊枣、大枣、无实枣”，“桑蚕、樗蚕、肖蚕”，“鼢鼠、鼸鼠（黄鼠）、鼶鼠（旱獭）、鼮鼠（花鼠）”等，这些名称相当于将物种的属名与种名结合起来，蕴含有用“二名法”来定种名的思想。《尔雅》虽然是一部训诂著作，但其中有关生物的分类与描述，基本上体现了自然分类原则，对后世生物分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尔雅》的分类系统外，为适用于不同的实践需要，还有一些偏重人为性质的分类标准。例如，《神农本草经》中根据对人体的作用，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我国现存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将九千三百余字归纳为五百四十部。其中与动物有关的有牛、犬、羊、羽、虫、豕、豸、虎、马、鸟、鹿、鱼、象、鼠、熊、燕、龟等部首，与植物有关的有草（艸）、竹、麦、木、禾、黍、米、麻、尗、韭、瓜等部首。在《说文》①《易·系辞》上。

①《礼记·学记》。

②《尔雅·释草》。

③《尔雅·释木》。

①《尔雅·释鸟》。

中，这些部首用于编排文字，但就有关动植物的编排与描述而言，也可视为古代的生物分类体系之一。

第二节 形态方面的知识

对于生物形态特征的观察和认识，是中国古代生物分类学的基础。春秋战国以来，人们的生物形态知识，包括对生物体各部分器官的识别、命名及描述，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韩非子·解老》提到“树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意思是说，直根具有支撑植物的功能，使之挺然耸立；蔓根具有吸收养料供植物体持续生长的作用。《后汉书·延笃传》提到“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说明枝叶繁蔚是由于根发育得好的缘故。《尔雅·释草》记述“卷施草拔心不死”，认识到植物有宿根的现象。在《说文》中，“茎”解释为“草木幹”，并进一步称草本植物的茎为“茎”，称木本植物的茎为“幹”。从茎派生出的枝条称为“枝”。茎的上部、表皮等都有专名。《释草》中还提到“莽，数节，桃枝四寸有节，邻，簢，坚中，徐中。”说明已注意到茎有“中实”和“中空”的不同，并已有了“节”和“节间”的概念。类似记载还可以列举很多，反映出当时对于植物营养器官根茎叶以及繁殖器官花果核的部位与功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在《尔雅》、《说文》等著作中，关于动物形态的描述，大多以大小、毛、皮、颜色以及突出特征等为主，著录范围较广但说明文字比较简略。后来东晋郭璞撰《尔雅注》，对动植物形态性状进行了更具体和详细的描述，对于生物形态学以至生态学和分类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秦汉时期的其他著作中，还有一些有关生物形态的零星描述，如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形体既大，细颈，隆背，..自背及尾背有珠文，五采光耀，长短相次，羽毛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带三毛，长寸许，以为冠。”首次详细和逼真地记述了孔雀的形态特征。此外，《尔雅》所载“桑■有椹”，指的是桑树有半数能结桑椹，说明当时对于植物有雌雄性别的分化已有初步认识。《氾胜之书》中则进一步总结了雌麻和雄麻的不同栽培方法，而且指出收获麻（雄麻）最好是在“穗勃”，即花粉散出的时候，反映出对雌雄株的不同生理特性已有相当的了解。还应特别提到的是，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对家养动物的形态与内部解剖的观察和认识更为丰富，并且有专著问世。如《汉书·艺文志》载有《相六畜》等书，近年曾在马王堆出土帛书《相马经》，银雀山出土简书《相犬经》残卷，这些都可说是我国早期的动物形态学著作。

第三节 生态方面的知识

关于生物与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有些还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解释。例如，动物对天气将雨的变化会产生反应，蝼蛄和蚂蚁要搬家，蚯蚓会钻出地面，王充认为，“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①这是“风雨之气感虫物”②的结果。王充还提到：“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③“何知虫以温湿生也？以蛊虫知之。”④指出了温湿环境和季节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仲长统《昌言》也谈到温度对蚕的生长发育的影响。《吕氏春秋》已谈到蚌蛤等水生生物的生殖活动受月亮周期的影响。《淮南子·天文训》载：“月死而蠃蛖膲。”《论衡·顺鼓》载：“月毁于天，螺蚄舀缺。”都是说，月晦时，螺类动物的肉就变得不丰满。发现月亮周期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动物学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动物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中就有记载，《尔雅·释鸟》称：“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鼷。”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具体地指出了同穴共居的鸟鼠名称。《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这是鲸鱼集体自杀现象的最早记载。王充在《论衡》中说：“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正确地认为这是与人事无关的自然现象。植物的生态环境，如水分、土壤、阳光、空气、温度等，对于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和作用尤为重要。《氾胜之书》指出，种豆时要灌水，“临种沃之，坎三升水”，种麻遇“天旱，以流水浇之，树五升”，说明要根据天气、土壤等环境状况，进行合理灌溉，以保持植物体的水分平衡。《氾胜之书》还介绍了利用雪水处理种子使稻麦耐旱多实，利用灌溉水控制田间温度促进稻麻生长，用手摩擦果实控制瓠定向生长，以及独特的施用种肥的溲种法等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改善农作物或园艺作物生态环境的增产措施。《神农本草经》载：“大豆黄卷（即黄豆芽），味甘平，主湿痹，筋挛，膝痛。”《盐铁论》载“冬葵温韭”，冬季用加温方法生产韭菜，生长出来的是韭黄。说明我国一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因光照不足而产生的植物黄化现象并且加以利用，在世界蔬菜栽培上增添了重要的一页。

①王充：《论衡·变动》。

②王充：《论衡·变动》。

③王充：《论衡·商虫》。

④王充：《论衡·商虫》。

第四节 遗传与变异

早在远古时候，人类就已经利用生物的遗传性和变异性来培育符合自己需要的动植物。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们积累了选育优良品种的丰富经验，从而把物种性状的遗传看成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现象，如同《吕氏春秋·用民》所说“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东汉王充指出：万物“因气而生，种类相产”①，“物生自类本种”②，更明确地和概括地指出了各种不同生物种类性状的遗传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③即万物的生殖和种类的各种特性遗传给后代，都是通过种子（“实”）来实现，并在《论衡·初禀》中更清楚地说明“草木生于实核，出土为栽蘖，稍生茎叶，成为长短巨细，皆由实核”，即植物的个体发育是从种子开始的，亲代的特征可以通过生殖，而由种子传留给后代。但不同种类的生物不能交配和繁殖，“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若夫牡马见牝牛，雌雀见雄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④人们在实践中不仅认识到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现象，而且也发现了各种变异现象。例如史籍中载有许多不同品种的作物和不同品种的家畜等等，《尔雅》就记载了多种枣和多种马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王充在《论衡》中清楚地论述了生物的变异，他指出：“种类无常”，“同类而有奇，奇为不世，不世难审”⑤，并举出许多事例加以说明。如“越常献白雉。白雉，雉生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种也。”⑥即是说，白雉犹如常雉，只是毛色出现了白色的变异，并非特别的种类。至于凤凰、麒麟和嘉禾等所谓“瑞物”，也都不是什么特别或神秘的生物种类，而是普通的鸟类、兽类和谷类作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异而已，“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生于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则为瑞矣。”⑦王充在《论衡·讲瑞》中说：“鲁人得戴角之獐，谓之麒麟，亦或时生于獐，非有麒麟之类”；“凤皇亦或时生于鹄鹊，毛奇羽殊，出异众鸟，则谓之凤皇耳”；“嘉禾生于禾中，与禾殊穗”，讲得十分明确。还值得一提的是，嘉禾是谷类作物在谷穗方面的变异，一茎多穗，产量高于普通谷类，自然给人以深刻印象，因而有人进行过种植“嘉禾”的试验。王充指出：“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说明当时已认识到有些变异是不遗传的。现代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谷类作物的分枝变异确实是不遗传性变异。当然，人们在实践中也发现了许多可遗传的显著变异，并加以选择用来培育满足各种需要的动植物新品种。如《氾胜之书》已对多种作物的选种，提出了具体要求，以便利用作物的变异和遗传选育优良品种。显然，这对于抗拒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增产丰收具有重要意义。

①《论衡·物势》。

②《论衡·奇怪》。

③《论衡·物势》。

④《论衡·奇怪》。

⑤王充：《论衡·讲瑞》。

⑥王充：《论衡·讲瑞》。

⑦王充：《论衡·讲瑞》。

第五节 朴素的生物进化观

关于生命（包括人类）的来源问题，自古以来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远古的人们曾认为人类自身与某些动物或植物之间有着某种亲缘上的联系，因而对其加以崇拜。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直流行所谓“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①之类上天创造一切的说法。战国时期，宋■、尹文等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把非物质性的“道”改造成物质性的“精气”，并作为产生和构成万物的要素，如：“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②西汉初，淮南王刘安进一步提出：“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①“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②认为各类生物都来源于一种原初物质状态的气，生物之所以有多样性，是由于所享受的气不同。此外，西汉时还提出了“元气”概念，从而真正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王充也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③宋■、尹文以来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先秦和秦汉思想家对于生命来源问题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界的发展。关于自然生物之间的联系，《淮南子·坠形训》中有一段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论述：

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者生于庶人。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麟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煖湿生容，煖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玄。湿玄生羽风，羽风生煖介，煖介生鳞薄，鳞薄生于煖介。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日冯生阳阏，阳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海闾生屈龙，屈龙生容华，容华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这一段文字清楚地勾划出一幅生物进化的图解④：①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②《管子·内业》。

①《淮南子·诠言训》。

②《淮南子·诠言训》。

③王充：《论衡·自然》。

④苟萃华：《再谈〈淮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卷第2期。又参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通过这幅图解可以看到，在《淮南子》中已把当时具有的分类学知识与朴素的生物进化观统一起来。例如把动物分为（人类），毛（兽类），羽（鸟类），鳞（鱼类），介（龟鳖类）等五类，把植物分为藻类、草类和木类等三类，并且描述了各类动植物的系统进化过程。此外，还意识到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类型，叫湿玄。湿玄派生出两支即“毛风”和“羽风”。毛风又演变出（人类）和毛（兽类），羽风演变出羽（鸟类）、鳞（鱼类）和介（龟鳖类）。而且每类动物、植物也都有一个原始型，如人类的原始型是“”，兽类的原始型是“毛犊”等等。最后归结为“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认为这五类不同的动物各按其自身性状特征而繁衍下去。这是一幅关于生物界从一个原始祖先开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的逐步演化发展的图景。它虽然是凭借想象而臆测出来的，与现代生物进化论的生物谱系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所产生的生物进化观念，因而是非常可贵的。可惜的是，《淮南子》的生物进化观后来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第四十七章 物理学

秦汉时期的物理知识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和磁等方面，同先秦时期相比，都有不少新的成果。

第一节 力学知识

关于力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

继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对力进行定义（“力，刑之所以奋”）之后，秦汉时期对力的认识又有发展。在西汉刘安（前179—前122）组织编写的《淮南子》、《淮南万毕术》和东汉王充（27—约79）所著的《论衡》等著作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物体内力不能使物体自身发生运动：“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①这是关于物体的内力不能使物体自身产生运动的最早表述。

外力的作用因物体重量的不同而不同：“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金铁在地，焱风不能动；毛芥在其间，飞扬千里。”①物体形状影响了物体的运动：“圆物投之于地，东西南北，无之不可，策杖叩动，才微辄停；方物集地，一投而止，及其移徒，须人动举。”②移动物体所需之力比举起物体所需之力少：“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③就是说，移动物体要比举起该物用力少。这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就可得知的，但已隐含着对移动摩擦阻力问题的认识。此同先秦著作《考工记》中所提到的车轮着地须“微至”，以减少滚动摩擦阻力的认识相类似。

有锋刃的器具也须外力作用才能产生运动：“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锸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诸有锋刃之器，所以能断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④如果没有外力，利器也不能发挥作用：“干将之刃，人不推顿，苽瓠不能伤；苽瓠之箭，机不动发，鲁缟不能穿。”⑤截面积对压力有直接影响，截面积越大，压力越小：“针锥所穿，无不畅达；使针锥末方，穿物无一分之深矣。”⑥关于“势”的概念在先秦著作《孙子·势篇》中提出了“势”的概念，此概念包含了物理学中的动能和势能。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指的是动能；“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指的是势能；“势如彍弩，节如发机”，指的是弹性势能。至秦汉时期对于“势”的概念亦多有论述。如“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①“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①《论衡·效力》。

①《论衡·状留》。

②《论衡·状留》。

③《淮南子·主术训》。

④《论衡·效力》。

⑤《论衡·效力》。

⑥《论衡·状留》。

①《淮南子·主术训》。

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②“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约甚守，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③十围之木与五寸之键，巨小悬殊，但因五寸之键居于要处，故其用甚大。对于弓矢之势，视远近而有别：“矢之于十步，贯兕甲；及其极，不能入鲁缟。”注云：“言势有极。”④就是说，矢至最大射程时，动能为零（势有极），虽薄如鲁缟，亦无力穿入。

对浮力的认识和利用对水浮力：远古时代已有舟楫，因而对水浮力早有所认识。秦汉时期造船业具有一定规模，水浮力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利用。如“抱壶而渡水”⑤，“鸿毛之囊，可以渡江。”⑥也就是说，空壶和装满鸿毛的皮囊，可以助人渡江。这可看成是后世救生圈、救生衣的滥觞。人们还从竹和金属相比较角度对水浮力进行探讨：“长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⑦秦汉时期对空气浮力也有一定的认识。相传帝舜曾借助于空气浮力而免于死难。因舜父瞽叟偏爱后妻子，常欲杀舜。有一次，瞽叟让舜上粮仓（廪）修顶，“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扦而下，去，得不死。”①王莽时为抗击匈奴，特招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坠。”②这是人类第一次仿生滑翔飞行的大胆尝试。

对于表面张力的认识秦汉时期，人们已注意观察液体的表面，记载了一种属于液体表面强力的现象。《淮南万毕术》云：“首泽浮针。”高诱注：“取头中垢以涂针，塞其孔，置水即浮。”因头垢有油脂，涂在针表面，并塞其孔，钟与水便不浸润，当针足够轻的时候，由于水的表面张力的作用，便能使针浮于水面。这是关于表面张力的最早记载。其后晋葛洪说：“头垢犹足以使金铁浮水，况妙于兹乎？”③即是指表面张力现象。

对大气压力的利用有关利用大气压力的具体例子突出表现在制造虹吸管上。东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掖庭令毕岚曾作“翻车”、“渴乌”，李贤等注②《淮南子·主术训》。

③《淮南子·主术训》。

④《淮南子·说林训》。

⑤《淮南子·说林训》。

⑥《淮南万毕术》。

①《史记·五帝本纪》。

②《汉书·王莽传》下。

③《抱朴子·登涉》。

云：“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①渴乌就是利用大气压力而制成的虹吸管。此种虹吸管自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制造。

关于运动问题，汉代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②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地动思想和运动相对性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可惜的是，这两种重要思想未受到后世应有的重视。

①《后汉书·张让传》。

②《太平御览》卷三六引《尚书纬·考灵曜》。

第二节 热学知识

对热的认识和利用热是人类须臾不可离的。秦汉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了不少热的知识。

在燃料方面，人们除了使用木炭和煤以外，还发现了新的能源——石油。《汉书·地理志》载：“高奴有洧水，可燃。”当地人用它来做过燃料是有可能的。

这一时期对烟囱和火道等通风设施与燃烧程度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当时已有关于“曲突徙薪”的见解：“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③这里的“突”指的是烟囱，“直突”就是把烟囱安在火膛的上方；“曲突”则是让火焰先通过一段火道，然后再通向烟囱。直突火势过盛，容易招致火灾，因此居家不宜；而曲突可使火势延缓，有利于炊事安全。

秦汉时期，人们已能利用热胀冷缩的现象于工程施工上。据载秦国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的施工中，曾采用“积薪烧之”的方法，坼裂岩石，开山劈岭。即是先用柴草烧炽岩石，使其热胀冷缩不均匀而致裂解①。东汉武都太守虞诩在开通粮道时，也使用此法：“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②这是工程实践中的巧妙发明。

秦汉时期人们还开始利用热气流。《酉阳杂俎》载：“汉高祖入咸阳宫，宝中尤异者有青玉灯，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焕若列星。”③蟠螭的鳞甲可能是很薄的金属片所制，燃灯所产生的热气流向上冲动这些鳞片，致使其炳焕若列星。除了生产生活实践中利用热气流外，人们还做些热气流或热膨胀方面的科学实验。《淮南万毕术》云：“艾火令鸡子飞。”高诱注：“取鸡子去其汁，燃艾火，内空卵中，疾风因举之飞。”事实上由燃艾而引起的热气流外喷不足以令鸡子自飞，但空卵内的空气受热膨胀而使比重减小，从而在疾风中飞行短短的一段是有可能的。后世热气球的原理与此完全相同，只是升力更大而已。

对水的三态变化的认识和利用秦汉时期已经知道水的三态变化，并且知道水的蒸发、凝结同温度有密切的关系。如《大戴礼记》说：“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雪。”《论衡》更进一步指出：“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①汉刘熙《释名》曰：“雪，绥也。水下遇寒而凝，绥绥然下也。”《韩诗外传》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雪花曰霙，雪云曰同云。”③《汉书·霍光传》。

①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②《后汉书·虞诩传》注引《续汉书》。

③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

①《论衡·说日》。

②汉代人们还做过沸水骤然冷却的实验，由此可以获得低于大气压力的效应，尽管古人当时可能没有低压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已有此经验知识。《淮南万毕术》云：“铜瓮雷鸣。”高诱注：“取沸汤置铜瓮中，坚密塞，内之井中，则雷鸣闻数十里。”这是二次沸腾现象。沸汤倒入铜瓮后，即止沸。但坚密塞后，入井中骤冷，瓮中液面蒸汽由于迅速冷凝而使气压骤降，因而引起了二次沸腾；同时因瓮内气压低，致使外力挤压铜瓮，从而使瓮壁塌陷或破裂，发出巨响。至于声闻数十里则是夸张之词。

《淮南万毕术》还提到用沸汤造冰的实验：“取沸汤置瓮中，密以新缣，沉井三日，成冰。”这是属于通过减压来提高冰点的实验。但是此种气压的降低对水的冰点的提高影响甚微，因此这个实验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既有如此记载，说明当时人们是在没有经验事实的情况下提出人工造冰的想法的，必定是受到了某些经验的启示。我国古代典籍中不止一次提到“夏造冰”。如《庄子·徐无鬼》说到鲁遽的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这里的“夏造冰”只是说说而已，未必能造成。《淮南子》对此就明确地否定，在“以冬铄胶，以夏造冰”句下，高诱注曰：“言以非时铄胶、造冰，难成之也。”这说明当时的人就指出：“夏造冰”是不可能的。但是从获得低气压的手段来说，上面两条实验是很先进、很了不起的。

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曾谈到寒温燥湿对大地的影响：“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固矣。”又说：“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①人们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寒温燥湿的环境中，需要时刻掌握其变化规律。在对寒温燥湿的大量实践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制造了最原始的温度计和湿度计。

最原始的温度计是利用水的结冰和溶化来判断气温的变化。“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②“见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③寒与不寒，人体当然能够感觉出来，周围的景物也可以做参考，但专门设置一铜瓶进行测温，这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前进了一大步，反映了我国先民可贵的实验精神。

汉代人们测量燥湿变化的方法也是相当科学的，即是把炭和羽毛或其他物质放在天平的两端，经过一段时间后视其两端的起伏，就能判断燥湿。《淮南子》云：“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①“燥故炭轻，湿故炭重。”②这是利用炭与羽的不同的吸湿性来制成最原始的湿度计。《史记·天官书》有类似的记载：“冬至短极，悬土炭。”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悬土炭于衡两端，轻重适均，冬至日阳气至则炭重，夏至日阴气至则土重。”又引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候钟律权土炭，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先后，五日之②《艺文类聚·天部》下引。

①《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

②《淮南子·说山训》。

③《淮南子·兵略训》。

①《淮南子·说林训》。

②《淮南子·天文训》。

中。’”前者是把土与炭放于衡之两端；后者则把土炭合放一端，另一端为砝码。古代测定燥湿的方法有多种，王充在《论衡》中记述了另一种判断燥湿的方法：“天且雨，蝼蚁徙，蚯蚓出，琴弦缓。”③其中琴弦缓属于人们可以测量的物理现象，据此可以预报晴雨天气。王充还对寒温的传播做了研究，指出：“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④这实际上是从“气”的角度探讨热的传导的问题，明确指出，热是靠气来传导的，愈远，热在传导中损失就越大，因而渐微。

③《论衡·变动》。

④《论衡·寒温》。

第三节 声学知识

秦汉时期声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是乐器的种类增多，不仅编钟和编磬每组增加至三十余架，而且还出现了笛、阮、箜篌等新的乐器。另一方面是音律学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有所前进，开始对十二律的旋宫难题进行研究。

十二律和六十律秦相吕不韦（？—前235）所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述了十二律的律名：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生律法是三分损益法，即从黄钟起隔八相生：“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①但是这种用三分损益法生律生到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发律上，亦即不能旋相为宫。为解决这个问题，西汉京房（前77—前37）提出六十律制。即从黄钟起生到第十二律仲吕后，继续往下生律，直到六十律“南事”为止。《后汉书》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②事实上，当京房用三分损益法生律到第54律时，就与出发律很相近，只差一个微小的音差（3.61355音分值），按说此时就可以旋宫转调。可是京房把律数与历数统一起来，就一直生到六十律，即把六十律中的每一律代表一天至八天，使六十律正合一年三百六十六天。京房这种生律法虽较烦琐，在演奏实践和乐器制造方面都有困难，但生律法本身则是一个有创见的尝试，它通过继续生律的办法来找到微小音差，以实现旋宫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京房还认为“竹声不可以度调”，即认为律管不能用以定律。因为律管的口径和管长都须经校正，而管口校正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因此京房特地“造准以定数”，即用弦来定律。《后汉书·律历志》上对京房准做了介绍：“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西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

的一组律管，共十二支，最长为17.65厘米，最短为10.2厘米，孔径约0.65厘米①。这组律管的出土对于探讨我国古代以管定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从文献资料来看，秦汉时代已有用管定律的内容。《汉书·律历志》孟康注：黄钟空围九分，林钟空围六分，太簇空围八分。说明不仅律管的长度不同，而且内径也各不相同。显然已经过管口校正。

共振共鸣①《吕氏春秋·音律》。

②《后汉书·律历志》上。

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102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秦汉时期，人们对于共鸣现象也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庄子》中说：“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②《淮南子》也做了类似的论述，说是“同音之相应”③。用“音律同”或“同音之相应”很容易给人以错觉，认为它是“自鸣”。董仲舒对此做了批驳。他说：“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①他指出这种鼓宫宫动、鼓角角动的现象，是由于“物之以类动者”，“实非自然也”。董仲舒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弦线不会自鸣，不会自振动，它必须是在周期性变化的外力的作用下，当外力的振动频率与弦线的固有频率很接近或相等时，才会引起共振共鸣。

②《庄子·徐无鬼》。

③《淮南子·齐俗训》。

①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第四节 光学知识

关于目视物问题

东汉王符所撰《潜夫论》中说：“中阱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已明矣。”②这是说目能视物是由于借物之光，若没有外光，目即“无见”。此同先秦时期墨家学派关于“目以火见”的见解是相一致的。《潜夫论》又说：“偶烛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烛即尽照之矣，后烛入而益明，此非前烛昧而后烛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③这是关于两个光源照度叠加的论述。

关于平面镜组合成像的实验《淮南万毕术》云：“高悬大镜，坐见四邻。”注：“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其下，则见四邻矣。”此种平面镜组合的实验装置，可以克服障碍，扩大视野，其原理与后世之潜望镜相合。

凹面镜与透镜先秦时期已有用金属凹面镜取火。《周礼、秋官》载：“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①《礼记》载：“金燧。”②《考工记》载：“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③这里的燧，都是指阳燧，即金属凹面镜。《淮南子》云：“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④又云：“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⑤此处“疏数之间”指的是阳燧的焦距，说明当时就有焦距概念，这是中国古代光学中的一大进步。秦汉时代有没有用透镜取火？这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管子》中提到：珠能取火。“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⑥《论衡》说：“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⑦此处的阳燧仍为凹面镜，但消炼五石所制之器，则可能是透镜。《淮南万毕术》中记载了冰透镜取火：“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透镜取火的最早记载。

透光镜②《潜夫论·赞学》。

③《潜夫论·释难》。

①《周礼·秋官·司烜氏》。

②《礼记·内则》。

③《周礼·考工记》。

④《淮南子·天文训》。

⑤《淮南子·说林训》。

⑥《管子·侈靡》。

⑦《论衡·率性》。《论衡·乱龙》也有关似记载。

上海博物馆珍藏有一面西汉时的“透光镜”。此镜为铜制，背面铭文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个字，正面光可照人。但若把它对日反射日光，则背面花纹文字悉映于墙壁上，故被称为“透光镜”。隋唐之际王度的《古镜记》说有一镜，“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即指此种透光镜。为何铜质之镜能“透光”？奥妙在造镜技术上。唐宋以下探索此技术者代不乏人。宋沈括认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①这就是说，因铸造时厚薄不同，因而冷缩的先后有差别，从而使镜面产生细小的曲率差异，反射日光时就会把背面文画映出来。元代吾丘衍在《闲居集》中说：“如镜背铸作盘龙，亦于镜面窍刻作龙如背所状，复以稍浊之铜填补铸入，削平镜面，加铅其上，向日射影，光随其铜之清浊分明暗也。”这种补铸的办法，的确也能制出“透光镜”来。还有的认为是压磨所致，即在磨镜面时，薄处因弹性作用，磨得少，呈稍凸，厚处受力大，磨得多，呈微凹，结果就能在日光下反映出背部花纹。事实上，上述三种办法都能制成“透光镜”。

①《梦溪笔谈·器用》。

第五节 电和磁的知识

电雷电风雨是最普遍的自然现象。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注意观察雷电现象，留下了不少记载。如“雷风相薄”①、“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②、“雷不发而震”③、“雷电击夷伯之庙”④、“三月癸酉大雨震电。震，雷也；电，霆也”⑤等等。人们震慑于雷电，但也试图对其起因及性质进行探索。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对此屡有论述。如“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⑥“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⑦这是用阴阳观点来解释雷电产生的原因。此种观点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

史载车师后王姑句家“矛端生火”⑧，这可能指的是尖端放电现象。

磁石汉代人们也已发现摩擦起电的现象，并把此种现象同磁石的吸铁性联系在一起。如“顿牟掇芥，磁石引针。”①顿牟即玳瑁，其甲壳经摩擦后会产生静电，可以吸引芥一类的轻小物体。至于磁石吸铁性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认识。只是汉代人们又有新的发现，即磁石不能吸引铁以外的物体。如《淮南子》云：“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②又云：“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③显然，这些知识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的。汉代人们还做了磁石本身相互吸引、排斥的有趣实验。如《淮南万毕术》云：“磁石拒棋。”注：“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棋头涂以磁石，便赋磁性。相拒不休，即是磁石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现象。

秦始皇时代还利用磁石的吸铁性建造阿房宫的北阙门④，为的是使“怀刃者止之”。

磁石的指极性在先秦时期也已被发现并用来做成磁性指向器——司南。

关于司南的形制，王充在《论衡》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⑤据近人王振铎的研究，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成的勺状物，底部呈球形，放①《易·说卦》。

②《易·解》。

③《左传》昭公四年。

④《公羊传》僖公十五年。

⑤《烜榖梁传》隐公九年。

⑥《淮南子·墬形训》。

⑦《论衡·雷虚》。

⑧《汉书·西域传》下。

①《论衡·乱龙》。

②《淮南子·览冥训》。

③《淮南子·说山训》。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⑤《论衡·是应》。

在地盘上，可自由旋转，旋定，其柄指南。“投之于地”的“地”字，指的是古代栻占用的地盘①。地盘呈正方形，为铜制或漆木制，四周标有八干、十二支和四维合为二十四向。中间天盘呈圆形，作投转司南之用。整个地盘是采天圆地方之制。这种司南可以看成是后世指南针的前身。

①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上，《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第四十八章 化学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化学的奠基时期。特别是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自战国时代兴起，经过秦皇汉武的热心提倡，到东汉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汉代疡科“五毒方”的升炼，标志着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秦汉时期冶金技术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不少与化学有关的创造和发明。

第一节 炼丹术

炼丹术与求仙活动

战国时期就有不少关于神仙和不死之药的传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寻仙求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燕人庐生求羡门、高誓”，“使韩终（众）、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西汉桓宽说：“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①秦代的炼丹活动已有相当规模。所谓“炼丹”，最初的含义和内容就是提炼丹砂。据说当时有“韩终丹法”、“羡门子丹法”，都是以蜜或酒拌合丹砂而服食。

在汉代，炼丹术的规模更为扩大。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也以好神仙和长生之术著称。先是“齐人之上疏言神仙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武帝“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在为数众多的方士中，其姓名见于《史记》、《汉书》者有少翁、栾大、宽舒、公孙卿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为李少君。李少君曾向汉武帝提出：“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汉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①。与汉武帝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此外，“有枕中鸿宝秘苑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②。其后，宣帝、成帝、哀帝以及王莽也都笃好神仙方术。东汉时期，炼丹术与道教结合，相得益彰。从此，方士便演变而为道士，炼丹术也大都由道士掌握了。

汉代丹经在现存丹经中，一般认为属于汉代作品的有《三十六水法》、《太清金液神气经》（即今《太清金液神气经》卷上）、《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即《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绛生神丹方（经）》、《周易参同契》等。其中淮南王刘安时就已行世的《三十六水法》是迄今所知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炼丹术著作①。

《三十六水法》记述有溶解34种矿物和2种非矿物的54个方子。从这些方子可以看到，当时已知利用硝石和醋的混合液（有时加石胆）来溶解金属或矿物。其中第一方为“矾石水”方，方中说：矾石水（含有铜盐）“以①《盐铁论》卷六。

①《史记·封禅书》。

②《汉书·刘向传》。

①李时珍《本草纲目》云：“金乃西方之行，..淮南《三十六水法》，亦化为浆服饵。”《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八载：“昔太极真人以此神经及水石法（即《五灵神丹上经》及《三十六水法》）授东海青童君，君授金楼先生，先生授八公，八公授淮南王刘安，安升天之日授吴左。”华池（盛有浓醋的溶解槽）和，涂铁，铁即如铜”②。《淮南万毕术》也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这说明西汉时的炼丹家就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唐宋时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西汉末或东汉初问世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记载了后世丹家极为推崇的铅汞还丹的炼法：“取汞三斤，纳土釜中，复以玄黄覆其上，厚二寸许。以一土釜合之，封以六一泥，外内固济，无令泄。置日中暴，令大干，乃火之。湿者不可，得火即拆破。如调丹华法，以马通若糠火，火之九日夜，寒一日。发之，药皆飞著上釜，状如霜雪，紫红朱绿，五色光华，厚二分寸余，以羽扫除之。”③玄黄一名黄芽，即“仙经涂丹釜所须”的黄丹（铅丹，pb3O4）。因为铅丹在500℃以上能分解放出氧气，氧气又能与汞结合生成氧化汞而凝结在温度较低的上釜内壁，所以上述升炼产物为氧化汞（HgO）。这种以黄芽制汞为丹的还丹炼法为魏伯阳、狐刚子等铅汞还丹派炼丹家所继承，并给后世的中国炼丹术以很大影响。

魏伯阳与炼丹术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东汉桓帝时在世。他在所著《周易参同契》中说：“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河上姹女”为汞，“黄芽”即黄丹（Pb3O4）。意思是汞易挥发，若要将其制服成丹，则须用铅丹。《周易参同契》主要讲的是内丹①，但其“内丹以外丹言之”，所以对研究外丹黄白术仍有参考价值。如《参同契》里说：“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就是说，经炭火的作用，胡粉（碱式碳酸铅）不但色变，而且质也变了，还原为铅。

魏伯阳的炼丹理论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他认为，“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同类”的物质才能“相变”。在阐述炼丹术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时，魏伯阳说：“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为道。..若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皮革煮为胶兮，曲蘖化为酒。”在阐述服食仙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死时，魏伯阳说：“巨胜（胡麻）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这是一种希图把黄金的抗蚀性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去以求长生的天真想法。

狐刚子与炼丹术东汉末年，大致与魏伯阳同时或稍后的炼丹家狐刚子，本名狐丘，是一位铅汞还丹派的实践家。他的著述反映了汉代炼丹术成就所达到的高度，堪称我国古代化学的瑰丽篇章。他在所著《五金粉图诀》中说：“丹铅（Pb3O4）②《三十六水法》，《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总第597册。

③《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道藏》总第584—585册。

①炼丹术有内丹、外丹之分。所谓内丹，指的是锻炼人体内在的精、气、神，“以神运精气，结而成丹”。所谓外丹，是指求身外之药，炼之成丹。

之精，..其功既深，其力亦大，九上九下，覆荐水银，化汞为丹。”①这与《黄帝九鼎神丹经》中的还丹炼法是一脉相承的。《五金粉图诀》还记载了狐刚子作“九转铅丹法”。所谓“九转”，是指先以铅制备铅丹作为原料，再从铅丹出发用炭火还原出铅，接着以所得铅复炼为丹，如此反复九次。由于铅丹在500℃以上会发生分解，所以狐刚子特别强调，制铅丹时“不得猛火”。在《五金粉图诀》中，狐刚子还提到：“硫黄功能变银化汞。”意思是说硫能与银和汞化合生成硫化银和硫化汞。硫化汞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灵丹”之一。

在狐刚子的另一著作《出金矿图录》中，有一段“炼石胆取精华法”的记载：“以土墼（土坯）垒作两个方头炉，相去二尺，各表里精泥其间，旁开一孔，亦泥表里，使精熏，使干。一炉中著铜盘，使定，即密泥之；一炉中以炭烧石胆使作烟，以物扇之，其精华尽入铜盘。炉中却火待冷，开取任用。入万药，药皆神。”②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干馏石胆，接取馏分、冷凝所得干馏液即为硫酸。该反应为：CuSO4·5H2OCuO＋SO3↑＋5H2O↑SO3+H2O=H2SO4。

狐刚子的“炼石胆取精华法”是干馏法制取硫酸的世界最早记录，比西方要早五六百年。

①《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二，《道藏》总第584—585册。

②《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九，《道藏》总第584—585册。

第二节 医药 化学 五毒方

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和炼丹术是分不开的。历代丹家常兼修医药学，炼丹术的新成就也常被吸收于《本草》和方书之中。《周礼·天官·冢宰》下载：“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东汉郑玄注云：“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礜石（FeAsS）、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雄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这是现存古代文献中最早的丹药配方。模拟实验表明，“五毒方”的基本升炼产物是三氧化二砷（As2O3）、β型硫化汞（β-As4S4）和硫化汞（HgS）；如果石胆相对量较大，则硫化汞（HgS）的成分会减少，并得到硫酸亚汞（Hg2SO4）；如果石胆过量，则硫化汞（HgS）会完全转化，生成硫酸亚汞（Hg2SO4）及少量汞①。“五毒方”的升炼，标志着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在化学史和医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神农本草经》和炼丹术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明显地受到炼丹术的影响，其中吸收了炼丹家的不少成果。此书对一些元素及化合物的化学变化和性质作过一些正确的叙述。例如书中指出：“丹砂..能化为汞。”就是说丹砂（HgS）在加热时能分解成汞。又说：“水银..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说的是汞能和一些金属形成汞齐，并能缓慢氧化为红色的氧化汞。还说：“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作金”，“曾青..能化金铜”，“石胆..能化铁为铜。”这是说铁、铅、锡等金属能与铜盐起作用，置换出金属铜，铜又可以与铁、铅、锡形成金黄色的合金。书中还提到：“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意思是硫黄能和金属化合，生成硫化物，如硫与铁化合则生成硫化亚铁：Fe＋S＝FeS①赵匡华、张惠珍：《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1985年），第199—211页。

第三节 冶金化学

冶铁的规模和技术，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有很大发展。西汉时期，炼铁高炉已开始使用石灰石为熔剂。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命人造“百炼”宝刀五把，曹植为此作赋，说此刀“实真人之攸御”①，说明东汉百炼钢技术的发展似与炼丹术有关。

炼钢技术的继续发展虽然秦汉时期青铜工具逐步被铁制工具取代，但是炼铜技术并没有停顿，而是在继续发展。除青铜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铜合金。《淮南子》里有“饵丹阳之伪金”一语。西汉东方朔所撰《神异经·西荒经》中说；“丹阳铜似金，..故《淮南子》曰饵丹阳之伪金，即此也。”据此可知，刘安所谓“丹阳之伪金”即丹阳铜。相传西汉武帝时丹阳人茅盈三兄弟先后入山修炼，“以丹阳岁歉，点化丹阳（铜）以救饥人”，所以“后人以煅粉点铜者，名其法曰丹阳”。葛洪《神仙传》载；“三茅君中之长兄大司命君茅盈冶铜于句容山（属丹阳郡）。”《抱朴子·黄白》里则明确记载了用武都雄黄点化铜为“黄金”的真秘，并且指出这就是刘向得自刘安的作黄金法。可见丹阳铜大概是一种砷黄铜，即含砷量在10％以下的铜砷合金。在现存古籍中，“黄铜”一词最早见于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在其《中荒经》中说：“西北有宫，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东方朔所见的黄铜大约即丹阳铜。

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曾着重讨论“三黄相入之道”和“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所谓三黄相入之道，就是用伏火三黄（雄黄、雌黄、砒黄）点化五金（金、银、铜、铁、锡）为药金、药银的方技。如以铜为例，狐刚子指出：“铜得伏雄，异性合同”；“铜得伏雌，成真是非”；“铜得伏砒，柔弱自低”。所谓“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当指五金彼此间能否相互结合形成合金的规律。如狐刚子说：“金得银而虚，银得铜而疏，铜得铁而缩，铁得锡而舒，铜得锡而殊，锡得铁而俱。”同书还指出：“雄黄功能变铁，雌黄功能变锡，砒黄功能变铜，硫黄功能变银化汞。四黄功亦能变铁为铜，反铜为银，反银为金。如谷作米，是天地之中自然之道。”这里狐刚子明确提到“砒黄功能变铜”，四黄功亦能“反铜为银”，此“银”当为药银，显然是砷白铜，即含砷量在10％以上的铜砷合金。这表明我国古代炼丹家在东汉就已制得砷白铜。

汞、金、银等的冶炼技术秦汉时期，汞、金、银等金属的冶炼技术也获得了许多新成就。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还记载了“下火上凝”式炼汞法。这种方法是在铁质下釜中放置朱砂，“然后以瓮合之，以羊毛稀泥泥际口”，“先燃腐草”，再以木柴加热下釜，于是朱砂分解生成的水银便升到上瓮，冷凝在内壁上。狐刚子还对该法的水银产率作过定量研究，结论是：“好朱一斤，可得十二两，①丁晏纂：《曹集铨评·宝刀赋》。

中朱十两，下朱八两。”据计算，他从优质朱砂（假设是纯HgS）中取得汞的产率已达87％。

在《出金矿图录》中，狐刚子首次记录了冶炼金银的“吹灰法”。他说：银“若未好白，即恶银一斤和熟铅一斤，又灰滤之为上白银”。他在“出金矿法”和“出银矿法”中都详细记载了“锡灰坯炉法”，即今所谓的“吹灰法”。东汉道教祖师张道陵所撰《太清经天师口诀》中也记载了炼金银的“吹灰法”：“铅炼金法：用金三十六两，用铅七十二两。作灰抔，火烧令干，密闭四边，通一看孔。安铅抔中。作一铁抔，大小可灰抔上，遍凿作孔，用合灰抔。抔上累炭，炭上覆泥。火之铅尽，还收取金。更作灰抔，如是三七遍，名曰铅炼金也。”

以上史实说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对冶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十九章 医学

先秦医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医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为特点，是中医学的理论奠基时期。秦汉时期的医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再发展。其特点：虽然《内经》的影响明显可见，但并不十分拘泥于《内经》的观点。

第一节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

“本草”一名，初见于《汉书·平帝纪》。《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①。《汉书·楼护传》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②之记述。《汉书·郊祀志》还有：“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③本草待诏是精通本草而等待诏用者，说明中国药物学在秦汉时已为最高统治当局所重视，并统称之为“本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如前所述，本草学发端极古，千百年无数医学家用药经验的积累，为专门本草学之成书创造了条件。据考证，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但该书未见《史记》、《汉书》等收录，至梁陶弘景时，始因参考而提及。因此，对《神农本草经》之成书年代有成于西汉、东汉之分歧。不过陶氏撰《本草经集注》时，凡《神农本草经》内容则以“朱书”。可知本书在梁时尚存，但已多有脱简虫蛀和传抄错讹，因以为陶氏撰《本草经集注》之重要动机，所以《神农本草经》之成书或早于东汉。

《神农本草经》所收药物品种《神农本草经》三卷，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如序例所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以应周天之要。其中除18种重复外，实有植物药239种，动物药65种，矿物药43种。植物药历来占绝对多数，或系“本草”命名之由来。本书虽谓上品无毒养命，中品少毒养性，下品有毒治病，实际上并不尽然，或正相反。例如：上品中之丹砂、消石等，所谓能“轻身延年”，“久服不老神仙”等，魏晋不知有多少人照此服用而蒙受其害，因为这些服石之品倒多为有毒之物。而下品中之附子、大黄、青蒿、白头翁等，不但并非大毒之品，相反却是至今仍很常用的良药。故从《神农本草经》之内容和思想倾向分析，有明显的神仙家、道家影响。

《神农本草经》所总结记述的有效药物，如麻黄定喘，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附子镇痛，大黄泻下等等，均为现代实验研究所证实，其中不少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运用。该书虽至隋已佚，但《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多有引用，故宋、明、清医家及日本学者有多种辑佚本，其中以宋王炎《本草正经》为最早，现流传较广者有卢复、孙星衍、顾观光及日人森立之的辑佚本。

①《汉书·平帝纪》。

②《汉书·游侠传》。

③《汉书·郊祀志》。

第二节 记录病历的创始者淳于意

淳于意和女儿缇萦

淳于意，姓淳于，名意，齐临菑（今山东淄博市）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初，西汉时著名医学家。曾任齐国太仓长，故《史记》为仓公立传，世人亦多称之为仓公。淳于意从幼年起即喜好医学方术，先后以公乘阳庆、公孙光为师，学习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并得师授禁方。因此，他的医疗经验丰富，治病效果显著。但因未能满足某些官吏的欲望而被诬告，于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解送京都长安。淳于氏只生五女，因无男为己之冤案奔走而烦恼。小女缇萦上书汉文帝，为父鸣不平，表示愿“身为官婢以赎父罪”。文帝为其胆识所感动，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

记录病历的创始当汉文帝询问淳于意案情时，淳于意一一回答了经他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的姓名、职业、贯里，所患病名、病因、脉象、治病用药、疗效、预后等。其中病名有疽、气鬲病、涌疝、气疝、热病气、风瘅等20余种，多为内科消化系统疾病。从所论述可知，淳于氏诊断疾病精于切脉，分析病因，重视酒色过度，治疗多以药物为主。他强调切脉审疾“以起度量，主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辨表里，调阴阳，别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他在叙述经自己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十例死亡）中，可贵的是对其治疗结果实事求是，对治愈和死亡都有分析，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些有系统的记录，史称之为《诊籍》①，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记录。淳于意传授的生徒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亦为当世名医。

①参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三节 《治百病方》

汉代医方简牍早在《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已有发现，但内容零乱，残缺严重，且为数很少。《治百病方》，即《武威汉代医简》，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是一批木质医药简牍，共92枚。经整理，以《武威汉代医简》为书名出版。据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逾七十的医学家，约卒于东汉早期②。这批简牍十分珍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末、东汉初我国西北地区医药学水平的真面貌。《治百病方》内容颇为丰富，包括用于临床内、外、妇、五官及伤寒杂病等的治疗方剂三十六首，所用药物有百种之多，剂型分汤、丸、膏、散、酒、栓等，其方剂组成几乎均系复方。在用药等方面也反映了西北畜牧地区的特点，比内地使用的动物药为多。在治疗伤寒、内伤等病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家已开始重视辨证论治的思想，在分析病理、辨别病证、处方用药上尤为明显，这些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伤寒简牍，对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思想之形成不无影响。

②《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与清理》、《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载《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第四节 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攻读医学的历史背景

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张仲景在叙述其攻读医学之背景时指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木，..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①张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同郡张伯祖为师，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精良，治多有效。他反对墨守陈规，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伤寒杂病论》的深远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千余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推崇，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门论治传染病、热病，后者专门论述内科、妇科和外科等杂病的理论和方法。自宋至今，注解、阐述、发挥其书者数百家①。如孙思邈、钱乙、庞安时、朱肱、成无己、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著名医学家，几乎无不尊崇。张仲景对病因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在疾病诊断上，他强调望、问、闻、切四诊，以确定疾病之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进而判断其治疗大法的原则，即汗、下、吐、和、清、温、补、泻八法的运用。因此，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所以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日本医学家则尊之为先师。

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见《伤寒论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①参阅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中医图书联合书目》，1961年。

第五节 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和导引术

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华佗，一名旉，字元化。后汉三国间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约生活于公元141—208年间。游学于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兼通数经，尤以外科、麻醉最为精通。世尊为外科鼻祖，并精晓养性导引之术。《后汉书·华佗传》：“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①《三国志·华佗传》也作了内容相似的描述。由此可知，华佗曾在酒服麻沸散之全身麻醉下，为病人进行过腹腔瘤肿摘除术、肠部分切除吻合等手术。

养生导引之术华佗除外科手术技术高明外，对养生导引之术也颇有研究，并以之教导弟子吴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华佗的五禽戏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六禽戏和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他继承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发展了古代在养生长寿问题上的唯物论思想，对服五石之服食派予以批判。华佗传授的生徒有吴普、樊阿等，均为当时享有盛名之医学家、本草家。华佗由于不肯作曹操侍医，终遭杀害。其著作未能传世，题名华佗撰之《中藏经》乃后人伪托之作。

①《后汉书·华佗传》。

第六节 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学的发展

中国针灸学起源极早，扁鹊已以针灸治病而闻名。《内经·灵枢》颇多针灸理论和经验之论述。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制和银制医针，其形制、长短，与《内经》等古典文献所论述之九针很相近。虽然只有锋针、毫针、提针和圆针四种，未能完全证实九针，但仍以实物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针灸学的高度发展①。后汉时，华佗、张仲景、涪翁、郭玉等均擅长针灸治病，所以，这一时期针灸学比以前有了更明显的进步。

涪翁及其后学涪翁，人不知其姓名，因经常垂钓于四川涪水，人称之为涪翁。《后汉书·方术列传》谓其“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①这段记载说明，涪翁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民间针灸医师，而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可惜其针灸著作早已失传。但他的医疗技术已传授给学生程高。程高十分崇敬老师，翁乃尽心悉授。程高学成后，尊师教导，亦隐迹不仕，以为群众疗疾为愿。其后，程又传授针灸给郭玉。郭玉，广汉郡雒（今四川广汉县）人，亦以针灸、切脉诊断为专长，秉承先师遗志，热心民间医疗，所谓“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以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时。和帝时，郭玉曾任太医丞，然其治疗不如为群众治病的效果高。和帝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故询问其所以然，郭玉回答：“夫贵者处尊高而临臣，臣怀怖慑而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②其论颇富哲理。

①针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考古》1972年3期。

①《后汉书·郭玉传》。

②《后汉书·郭玉传》。

第七节 医事制度和公共卫生

依文献及出土文物所见，秦汉时期是有官医和公共卫生设施的。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当时的医药卫生水平。

医事制度秦设太医令之官职。杜佑《通典》：“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而且“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①可见秦已设侍医之职。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律竹简②，其中有涉及法医部分之文字。可知秦已设有“令史”、“隶臣”、“隶妾”、“医”等官职，负责自杀、他杀、斗殴等之现场勘察、验尸、验伤以及麻风病人的检查确诊。对麻风病人之隔离已有病所之设置等。

两汉时期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等六令丞。太医令丞有二，主管医药，所以设二人者，一属太常，主医疗之事；一属少府，则主药材之事。后汉时在少府之下设暴室，由宦官任暴室丞，供宫人及被废皇后等疗病休养之所。其次还有女医、乳医、女侍医，多属宫廷皇后、少小保健之设。其他如“医工长”、“太医监”、“典领方药”等官职，似为宫廷医药管理之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医待诏”、“本草待诏”，显然是从民间高明的医学家、药学家中被诏至京城皇室的预备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设太医令一人，掌诸医，计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药丞一人，方丞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方，..考补选用均由太医令主之。”此外，从《折伤簿》之出土，证明公元前80年军队的医疗卫生也已有了严格的制度。

公共卫生设施卫生设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卫生文物十分丰富，尤以秦汉为最多。医药简牍、帛书、帛画等，为研究秦汉及其以前之医药学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此外，从文献记录和出土的卫生文物，可知秦汉时已十分讲究环境卫生。如饮食卫生方面有公共水井，在水井建设上更有井亭、井栏、井甃等完善的设备以保持水的清洁卫生；还有炊事用的灶具、灶台、瓯、盛水器、食具和冷藏食物的深井、冰窖；在洗浴卫生方面有秦阿房宫供多人同时入浴的浴池，铁制澡盆及个人洗手浴面之器物，都说明秦汉时已很讲究个人卫生。当时《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环境卫生方面，秦汉时期无论宫廷或人口聚集之城市，都发掘出大量下水道，有圆筒形的，方形的，也有五角形的，其管与管之间的接口，地下管道与地面之接连，在设计上也相当科学，尤其秦宫之五角形下水道管，非常坚固。汉代除陶制的下水管道外，还有以砻石为沟建造者。《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道。”这更是较大型的下水道建设。又如城市街道的防尘，不但要求定期洒扫，而①《史记·刺客列传》。

②贾静涛：《云梦秦简与医学、法医学》，见《中华医史杂志》1980年1期。且设计制造了洒水车之类的工具。毕岚铸作“天禄蛤蟆”，可以喷水；还有“翻车”、“渴乌”等引水车作为喷水洒扫街道的机械。《后汉书·张让传》：“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贵。”此外，各地都从汉墓的明器中发现许多造型各异或大同小异的猪圈、公厕等，说明当时人畜已经分离，从而可以减少很多消化道传染病。清洁俑的出土，更证明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对清洁卫生的重视。

第八节 中外医学交流

秦始皇笃信方士，妄图长生不老，有琅玡方士徐市，上书始皇，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市等至日本，不返。此举虽属荒诞，却是中日医学交流之嚆矢，徐市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今阿拉伯世界带回许多药用植物，如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后汉马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①，后带回薏苡仁等。《后汉书·大秦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②，是今日常用中药苏合香传入之最早记载。如此等等，丰富了我国本草学宝库。

①《后汉书·马援传》。

②《后汉书·大秦国传》。

第五十章 技艺

第一节 歌舞

先秦之时，歌舞甚盛。降至秦汉，斯风不衰，时人颇喜以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喜、怒、哀、乐，且往往出口成章，为千古绝唱。如刘邦做了皇帝后，衣锦还乡，置酒沛宫，召父老乡亲纵饮，“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①这就是有名的《大风歌》。秦汉歌舞形式众多，风格不一，各有千秋，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歌舞形式。

盘鼓舞盘鼓舞，是在地上倒置盘，杂以小鼓，盘、鼓的数目不等，多至七盘七鼓，舞者翩翩于盘间，以脚点鼓为节，且舞且歌。有赋形容说：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跱。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顿身而倾折①。

袖舞袖舞，即挥动长袖而舞。舞袖或上、下宽窄一样，或于宽袖约齐手腕处延接出一窄长袖。西安汉墓中出土的一拂袖舞俑，左手长袖已残断，右手长袖拂肩，垂在背后，表情温婉。有赋描写袖舞云：振飞糓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②。

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C③。

巾舞巾舞，即手特长巾而舞。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上，一女伎头梳双髻，足踏木屐，双手挥动两条长巾凌空而舞。据说，巾舞取材于鸿门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叫项庄舞剑，名为助乐，意在刺杀刘邦。楚左尹项伯见状，也挥袖起舞，以身翼蔽刘邦，谓项庄曰：“公莫！”后来，为纪念此事，编成舞蹈，然非舞袖而是舞巾，并以项伯的话命名为“公莫舞”。到晋代，改名“巾舞”④。

假面舞假面舞，即头戴雁雀怪兽等假面具而舞。张衡《西京赋》中所说的“戏①《史记·高祖本纪》。

①王粲：《七释》。

②崔骃：《七依》？

③张衡：《西京赋》。

④《晋书·乐志》。

豹舞黑，白虎鼓瑟，青龙吹蜲篪”，就是假面舞的场面。

仙人舞仙人舞，即化装成传说中的仙人的歌舞。张衡《西京赋》描写仙人舞云：“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崖立而指挥，被毛羽之襳■。”

鞞舞鞞舞，是一种以伎者持鞉导引的舞蹈。鞉，“如鼓而小，有柄，两耳，持其柄摇之，则旁耳还自击”①。类似现今的货郎鼓。鞞舞出自《巴渝舞》。巴渝賨人，“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渝之乐”②。此舞有四个舞典：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日《安台》，四曰《行辞》。在四川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左边一个不冠赤膊的伎者盘腿摇鞉；中间一伎穿长袖舞衣，翩翩起舞；右边一伎裸袒上身，两手各舞一剑，右脚踏鼓为节。

①《说文》段注。

②《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

第二节 斗鸡、蹴鞠等游戏

秦汉文娱活动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斗鸡、蹴鞠等游戏形式。

斗鸡斗鸡，即促使两只公鸡相斗，盛行于民间。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在故乡沛县丰邑中阳里时，特好斗鸡。刘邦称帝后把他接到长安宫中，太公悒悒不乐。刘邦为此专门建置了一个新丰县，把故乡的斗鸡、蹴鞠等娱乐也迁去，太公转忧为喜。当时有人以斗鸡为业，人称“斗鸡翁”。封建帝王、公卿大夫也往往斗鸡取乐。曹植有《斗鸡》一诗，云：长筵坐戏客，斗鸡欢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这首诗等于再现了当时精彩而热烈的斗鸡场面。

蹴鞠蹴鞠，也称“踏鞠”。鞠，是一种球，“以皮为之，实以毛。”①或云：“丸毛谓之鞠。”②蹴鞠即踢球，传说发明于黄帝，战国时已很盛行，在齐都临淄城，居民就有“斗鸡走犬，六博踏鞠”①等娱乐活动。秦汉时更为盛行，汉武帝、汉成帝都是球迷。官宦之家，多嗜于此；在“穷巷”里，也有这种活动。蹴鞠还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汉书·霍去病传》载：“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

蹴鞠的方式，据《鞠域铭》说是：“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大意是说，鞠是圆的，球场及围墙是方形的，球场两端各有六个月状球门，彼此相对。参赛双方各设队长，推选裁判员，按规定进行比赛。裁判要公正，不能有所偏向；队员要心平气和，输了球不要埋怨、责怪别人。田池射猎田池射猎，是通行于上自皇帝下至“豪民”的一种娱乐活动，主要包括“走犬”、“弋射”、“骋马”及养花草鸟兽等项活动。“走犬”是驱使猎狗追逐兔子，“弋射”是以弓弩射鸟。《淮南子·原道》云：“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骋马”是骑马比赛。养花草鸟兽也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嗜好，在皇家和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的苑囿里，多有奇花异草、珍禽奇兽。如汉武帝所建的博望苑就是一个万国动物园。又如茂陵富人袁广汉，有一个南北五里、东西四里的苑囿，里面养着白鹦鹉、紫鸳鸯、■牛、青兕、江鸥、海鹤，又积沙为洲峙，激水为波涛。

①《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

②《太平御览》卷二五四引《风俗通义》。

①《战国策·齐策》一。

博弈博弈，博指六博，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在民间和宫廷都很盛行。东汉时有人写了一本《博经》，专门介绍六博的玩法，早已散佚。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博具。六博的场面也见于汉画像砖石。六博的玩法大致是：在博的两端各放六只棋子，两人对坐，一人执白棋，一人执黑棋（或采取其他的区别方法，如一方画虎，一方画龙），滚动骰子，依出现的字数行棋。决定胜负的方法，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六只棋子中，有一只叫“枭”，其余五只名“散”，以“枭”为贵。“枭”可以吃掉对方的“散”，“枭”在“散”的帮助下可以杀掉对方的“枭”，以杀“枭”为胜。或说到东汉时，棋局当中有一方块，叫“水”，“水”中放“鱼”，得“骁”棋后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二筹，最后谁得的筹码多，谁就为胜。六博根据掷得的彩行棋，有很大的偶然性，故班固《奕旨》云：“夫博悬于投，不专于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踦拿相凌，气势力争，虽有雄雌，未足以为平也。”弈是围棋，比赛方法与六博不同，按规则行棋，讲究争夺地盘，围死敌人，胜负决定于棋艺的高低。行乐钱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的墓中出土了一套“宫中行乐钱”和一枚铜骰。“宫中行乐钱”共四十枚，外圆内方，形状与铜钱相仿，其中二十枚上分别铸有自“第一”至“第十九”的字样，另二十枚则铸有三字或四字一句的韵语，如“圣主佐”、“得佳士”、“乐无忧”、“饮酒歌”等。铜骰子径长二点二厘米，有十八个面，各个面上分别用金银错出“一”至“十六”的数字和“酒来”、“骄”字样。其比赛方法可能类似六博，先投骰再行钱，输者罚酒。窦绾将“宫中行乐钱”带进坟墓，表明她生前很爱好这一活动。

第三节 杂技

秦汉杂技表演大放光彩，常见的项目有：角抵角抵源出于古老的“角力”，至秦二世时更名“角抵”。应劭说：“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说：“两两相当，角力，伎艺射御，故名角抵也。”①可见角抵类似现今的摔跤。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篦的上部弧形背面的画面上，三个男子赤臂，穿短裤，翘头鞋，右边两人正在进行热烈而紧张的角抵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似为裁判。画面上部有一帷幕飘带，说明这场比赛是在帷幕中进行的。

履索履索即走绳。《晋书·乐志》载：“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以两大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沂南汉画像石上的履索图像，是在地上立两个三角架，横系一根粗绳，绳头固定在木柱上，绳上有三个小孩，中间一个双手撑绳倒立，站在绳两端的两个小孩，手中分别拿着木橦、戟，举足向绳中间走去。绳下立着四把刀，显得十分惊险。

缘竿缘竿俗称“都卢寻橦”，类似现代的爬竿运动，其表演形式是立一竿于人额上，或于地上，或于车上，或一人仰身躺在地上，双脚抬起，支撑一竿，在竿上，有一至三人表演各种险技。在沂南汉画像石上，有一人于额上立一十字形长竿，竿上横木的两端，有两个小女孩在翻转着，竿的顶端有一圆盘，一个小女孩用腹部在盘上旋转。

叠案叠案类似现代在桌、凳等物上表演倒立等活动的杂技。叠案的表演形式是伎者先于一案上表演，逐渐累叠，多者达十二案。在四川彭县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位头梳双髻的女伎在重叠的十二案上表演倒立，以双手着案，弯腰，脚后伸，脸向上，似乎欲望见脚跟。在四川德阳县出土的一画像砖上，伎者在六案之上表演倒立，旁边一人手扶叠案，故作惊骇状，给人以惊险之感。

冲狭张衡《西京赋》中说：“冲狭燕濯，胸突铦锋”，张铣释“狭”曰：“狭，以其为环，插刀四边，使人跃其中，胸突刀上，如燕之飞跃也。”薛综注云：①《文选·西京赋》李善注。

“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儿以身投，从中过。”可见“冲狭”的表演方式是以草木编成草环，环上插刀矛等兵器，刃尖向内，伎者从中穿过。

旋盘旋盘的表演方式是伎者头顶一竿，竿端顶一盘，使之旋转。在四川和山东汉画像砖、石上都可以见到这一活动场面。

扛鼎扛鼎是双手把一沉重的大鼎举起。这是一项强体力的活动，史书中也往往以力能扛鼎来形容一个人力气之大。如西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①。转石转石是将若干个大石滚串联成一线，由一人猛力启动第一个石滚，使个个石滚撞击而滚动。张衡《西京赋》中有“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的描写。

弄丸剑弄丸剑又叫跳丸剑，其表演方式是以手抛接数丸或数剑于空中，往复不绝，也有丸剑并用，飞丸兼飞剑的，丸剑的数目从一至九不等。据说大秦来的幻人，“善跳丸，数乃至千”①。

手搏手搏又称卞，即徒手相搏，技术高超者，可以与持兵器的人相搏而不伤。《汉书·艺文志》中有《手搏》六篇，皆已散佚。

戏兽张衡《西京赋》中说：“熊虎升而拿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踆，白象行孕，垂鼻麟囷”，就是玩兽的场面。

弄蛇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左室第五石上有一弄蛇图，图上三人，当中一人双膝并拢跪在地上，右臂着地，侧身蜷伏，两臂相交，左臂挟一蛇，蛇头直立，蛇尾盘曲；左边一人长袍高冠，左手持斧；右边一人长袍不冠，持一锤，两人似为保护人。此外，还有一蛇飞舞于上，并有蜥蜴之类的东西点缀其中。①《史记·项羽本纪》。

①《后汉书·西域传》注引鱼豢《魏略》。

魔术张骞“凿空”以后，中西交通开辟，从西方传入了魔术表演。《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索隐》引《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又《后汉书·西南夷传》亦载，安帝时，掸国（今缅甸）献大秦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第五十一章 妇女传

在悠久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生产以外的领域中，妇女当有不少的贡献，但记载缺乏，不可详考了。两汉妇女见于记载者，有后妃，有公主，有起义领袖，有学术才女。

第一节 母后干政

母后干政，是在西汉初年由吕后开始的。当吕后还是皇后的时候，她敢于杀了开国的功臣，显示出她掌权的欲望。汉高祖死后，吕后严重违背了惠帝的意愿，杀害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达八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汉的统治。但这种尖锐的宫廷斗争并没有怎样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所以司马迁称颂：“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①吕后可以说是有政治才能而手段狠毒的女主。景帝时，窦太后好黄老，阻碍了一些儒生的仕进之路。西汉末年，元后信赖外家，导致王莽以新代汉。

东汉时期，母后干政现象特别显著。其后临朝称制者就有窦、邓、阎、梁、窦、何六位太后。清人赵翼约举六后的事迹说：“章帝时，窦后专宠，有梁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为己子，而陷贵人以忧死。章帝崩，和帝即位，窦为太后称制。和帝崩，皇后邓氏为太后，立殇帝嗣位，殇帝殂，太后又立安帝，终身称制。安帝崩，皇后阎氏为太后，立北乡侯懿嗣位，身自临朝。未几，懿殂，宦官孙程等迎立顺帝，太后乃归政顺帝。顺帝崩，皇后梁氏为太后，立冲帝，身自临朝。冲帝殂，太后又立质帝，犹秉朝政。质帝为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数年归政。桓帝崩，皇后窦氏为太后，立灵帝，仍自临朝，后其父武为宦官所害，太后亦迁于南宫。灵帝崩，皇后何氏为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临朝，寻为董卓废弑。”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拥有最高的权力，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所应注意的一大问题。①《史记·吕后本纪》。

①《廿二史札记·东汉乡母后临朝外藩入继》。

第二节 公主和亲

解忧公主，西汉楚王刘戊的外孙女，武帝太初年间出塞，远嫁乌孙。

乌孙原为匈奴右臂，后与汉通好，愿与汉和亲，为昆弟。汉曾于元封中，遣江都王建之女细君公主嫁于乌孙。因语言不通，又远在异乡，细君思乡心切，曾上书武帝要求回归故里。武帝令她“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乌孙王死，遂续嫁王孙。不久，细君公主死，汉廷又以解忧为公主，继续对乌孙推行和亲政策。

昭帝时，匈奴与车师为一，共侵乌孙。公主上书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昭帝出兵。适逢昭帝死，宣帝即位，公主又与乌孙王上书说，匈奴使使谓乌孙交出公主，欲隔绝汉，请求汉出兵与乌孙共击匈奴，以解救乌孙王和公主。于是，汉发兵十五万，同乌孙一起，直捣匈奴右谷蠡王庭，斩获首级四万余，各种牲畜七十余万头，给了匈奴以沉重的打击①。

解忧在乌孙期间，曾两次从俗。她嫁到乌孙后不久，乌孙王死，又续嫁其叔父肥王及乌孙王前妻的儿子狂王为妻，并生有四男二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解忧70余岁了，她的两个儿子病死。于是她上书宣帝，请求“得归骸骨，葬汉地”，携孙儿孙女，回到长安。宣帝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甘露五年，解忧公主死。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出塞到宣帝甘露三年，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在此期间，汉和乌孙基本上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王昭君，字嫱，东汉南郡（今湖北兴山县）人。元帝时，她以良家女选入后宫。昭君入宫数年，未得进见。

当时，东汉和匈奴的关系重新修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

元帝以宫女五人赐之。王昭君得知后，特请求行。呼韩邪临行前，元帝为了表示友好，还专门请呼韩邪过目所赐女子，昭君丰容靓饰，光彩照人。元帝很后悔，可是最终还是送昭君出塞。

王昭君到匈奴后，与呼韩邪生有二子。呼韩邪死后，其前妻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请求归汉。成帝令从胡俗，她从命为后单于阏氏。

昭君后来死于匈奴，唐杜佑《通典·州郡》九“金河”下，提到“王昭君墓”。昭君墓上草色常青，故又称之为“青冢”①。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南，有一座昭君墓，不知建于何时。

昭君出塞，对汉朝和匈奴的友好关系有着良好的影响。

②本节材料依据《汉书·西域传》下及《后汉书·南匈奴传》者，不另一一注出。①参见《汉书·匈奴传》。

①《太平环宇记》卷三八。

第三节 吕母起义

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是由一个名叫吕母的妇女揭开的。

吕母，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境内）人，家资数百万。天凤元年（公元14年），她做县吏的儿子因犯小罪，被县宰处死。吕母为了替儿子报仇，“密聚客”，以家财酿醇酒，买刀剑衣服。有来饮酒的少年壮士、无钱者，吕母赊酒给他们；穿着单薄者，则借给衣裳，不问多少。数年以后，吕母的家财殆尽，大家都准备偿还所欠债物。吕母伤心地说：我厚待诸君，非为求利，只因县宰屈杀了我的儿子，我想报仇。大家听了，都很同情。这样，吕母集中了好几千人，自称将军，攻破了海曲县城，捉住县宰。诸县吏叩头为县宰请命。吕母说：我儿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县宰所杀，杀人当死，有什么可请求的！说罢，便杀了县宰，以其首祭子冢。

后来，吕母的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的光景③，这时，吕母的活动就不限于为儿子报仇了。公元17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今湖北当阳境内）起义，公元18年，樊崇等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起义军开始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形势。

约公元22年，吕母病死，她的部下基本上转入樊崇的队伍。这时樊崇的队伍已成为著名的赤眉军。

在吕母起义后不久，公元21年，平原（在今山东平原境内）女子迟昭平，能说经，也聚集了数千人在平原起义，但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

②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者，不另作注。

③荀悦《汉纪》卷三十称：琅邪女子吕母，为子报仇，党众浸多，至数万人，号曰赤眉。这可见吕母部队同赤眉军关系是很密切的，因而被看作一支队伍了。

第四节 班昭著书

班昭，字惠班，一名姬。扶风曹世叔妻。世叔早死，史称班昭有“节行法度”。

班昭博学高才，其兄班固去世后，所著《汉书》有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班昭奉和帝诏续而成之。和帝数召班昭入宫，师事皇后诸贵人，所以又称她作“大家”。和帝还诏她为所贡献异物作赋颂。后来邓太后临朝，有事总要找班昭议论，并封昭子为关内侯，官至齐相。当时《汉书》刚刚完成，书中还有不少要上下互通的地方。于是班昭在楼上讲《汉书》，同郡马融在楼下受读通写。后来班昭死，又诏融兄马续继昭成之。

永初中，邓太后的兄弟、大将军邓骘，上书请求还归故里。起初，邓太后不肯，征求班昭的意见，班昭上疏说：“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论语》说：‘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她劝太后答应了邓骘的要求。

班昭作《女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榖，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女诫》后来流传甚广，成为对妇女施教的封建规范。马融善之，令妻女习之。班昭丈夫曹世叔妹，不同意班昭的观点，作书问难，其书不传。

班昭七十余岁卒。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由其儿媳丁氏撰集之，又作《大家赞》。

班昭的姑母也是一个女才子，孝成帝初即位时，她被选入后宫。开始为少使，不久得幸于成帝，立为倢伃。班倢伃能诵诗，熟读古箴之书，每日进见皇上，必依法古礼。

后来，班倢伃失宠。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她同许皇后受赵飞燕僭告，许皇后坐废。班倢伃对皇上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成帝听了，甚怜悯之，于是赐黄金百斤。

班倢伃恐再受赵氏之害，退处东宫。成帝崩后，充奉园陵。死葬园中。

班倢伃著作之传世者，《汉书·外戚传》下收其自伤之赋一首，《昭明文选》收其《怨歌行》一首。

①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列女传》、《汉书·外戚传》下者，不另一一作注。

第五十二章 杂传

田横、季布、东方朔、朱云都未建立什么功业，然各能以其言行获于当时，留传后世，其事迹不可没也。

第一节 田横和五百壮士

田横，齐人，故齐王田氏族的后裔。他和兄长田儋、田荣，都是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族。

秦末陈胜起义时，田横随其兄杀狄令，东略定齐地，举兵抗拒诸侯，并趁乱扩充齐的地盘。后来田儋被秦将章邯杀死，田荣也被项羽击败而死。田横收齐散兵，反击项羽。他趁项羽与刘邦撕杀之际，夺回了齐的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自己为相，专国政，既不为楚，也不为汉。

公元前204年，汉王刘邦派儒生郦食其说齐归汉。郦食其对齐王说：“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今汉王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之可立而待也。”①田横觉得郦食其说得不错，便撤去守备，准备依附于汉。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枪一马便为汉王下齐七十余城，出兵袭齐。田横大怒，以为郦食其不讲信义，耍弄了自己，便烹杀郦食其，然后东走梁地，投靠了当时正值中立的彭越。

刘邦定天下后，封彭越为梁王。田横因杀了郦食其，害怕刘邦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素闻田横三兄弟定齐，齐多贤能者。他担心以田横在齐人中的威信，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且贤，臣恐惧，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守海岛中。

可是刘邦不肯罢休。他一面诏令郦商，如有敢伤害田横人马从者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对田横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举兵加诛。”田横无奈，只得随使者前往洛阳。

田横深知刘邦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看看自己的长相。田横当年与刘邦都南面称王，平起平坐，如今要他北向称臣，这使他感到羞辱。他烹了郦食其，现在却要与郦生的弟弟同为刘邦做事，即使郦商因惧刘邦之威不敢把他怎么样，他难道不羞愧吗？因此，当他随使者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地的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便把自己的心里话跟从客说了，并要他们割下自己的头，送给刘邦。说完，便自杀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头颅，流着泪说：“田横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随后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刭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于是他使使者召尚在海岛的其余500人，那些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纷纷自刭身亡。

①本节材料依据《史记·田儋列传》及《汉书·田儋传》者，不另作注。①《史记·郦食其列传》。

第二节 季布“一诺百金”

季布，楚人。以任侠名闻于时。楚汉相争，他为项羽手下大将，数围困汉王刘邦。刘邦称帝后，拜他为郎中。

季布为人耿直，不善阿谀奉迎。孝惠帝时，他任官中郎将。那时汉皇朝和匈奴的关系不好。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吕后觉得其中有侮慢之意，便召集诸将商议付伐匈奴之事。上将军樊哙说，他愿率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也都阿吕后之意，表示赞同樊哙的意见。季布对吕后说，樊哙这是当面欺谩，当斩。当年高皇帝率四十万兵马被围困于平城，这事你应清楚，因为你也在其中，可现在你却说以十万兵横行匈奴中，这不是当面欺谩吗？秦以事于胡修长城而使得陈胜吴广起义，这创伤至今未复，樊哙又当面奉谀，这要摇动国家的根基！诸将听了季布的话都很恐慌，怕吕后动怒。吕后罢朝，从此以后再不议论讨伐匈奴的事儿了。

孝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有人向孝文帝推荐季布，说他是贤者。文帝便诏季布到京城，想提升他为御史大夫。季布来到京城后，又有人向文帝说季布好喝酒，难以接近。文帝又放弃了原意。季布留在京城整整一个月无所用事。于是他面见文帝说：“臣因为陛下的恩宠任河东守，今陛下无故召臣，大概是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好话。今臣至，却又无所受事，大概又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坏话。陛下以一臣之誉召臣，又以一臣之毁去臣，陛下这样做，我只恐怕有人会利用您这一点的。”文帝听后，很惭愧。季布辞官而去。

季布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语言信实，说话算话，当时人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的军功政绩都为人们所忘记，而季布“一诺百斤”的佳话却为人们所称颂。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是极不容易的。唐代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中，把“一诺”和“千金”联系起来，于是又有“一诺千金”的说法①。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也可见这事受到重视，历久不衰。

①本节材料依据《史记·季布列传》及《汉书·季布传》者，不另作注。①见唐李白：《李太白诗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

第三节 东方朔的滑稽

东方朔，齐人，以善滑稽著称。

武帝初即位，举天下贤良方正。东方朔也在被举荐之中。别人上书都说天下得失之策，而多被武帝罢之令归。东方朔上书则陈述自己的德才，自荐可为天子大臣。这书用了三千牍，费时两月才读毕，因其“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武帝以为奇才，令他待诏公车。不久，又待诏金马门。后拜为郎中，常在侧侍中。

东方朔说话诙谐有趣，常于调笑中直言切谏。武帝很喜爱与他交谈，还常常赏赐他钱帛。有人对武帝说，东方朔把所赏钱帛全都花费在妇人身上；又有人说，东方朔不拘礼节，不等割肉大臣来到就先自分割赐肉，还带回家去。武帝说，东方朔在事无所求，你们不如他。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要把南山一带提封顷亩，增为上林苑，供自己弋猎消遣。东方朔进谏武帝，不要取民膏腴之地，这样做，会“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非所以强国富人”，于国于民都不利。武帝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与黄金百斤，而没有听从规劝，遂起上林苑。武帝的侄儿昭平君，醉杀主傅，被投入内官治罪。廷尉以他是公主之子，上奏请议。左右的人都为昭平君说情，武帝也垂泪叹息，但仍旧以法治罪。这时，东方朔上前为武帝敬酒。下朝后，武帝责备东方朔敬酒不看时辰。东方朔却说：“我听说乐极生悲，哀极阴损，我敬酒是明示陛下正而不阿，不再因此事而悲哀。”东方朔前因酒醉入殿中，遗尿殿上，被劾为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金马门。因此事而复为中郎。

武帝时，天下侈靡趋末之风很盛。武帝想改变这种风气，便问东方朔用什么办法来教化人民呢？东方朔说，孝文帝身为天子，崇尚节俭，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大兴土木，奢侈成风，而想使民独不奢侈失农，实在是困难。陛下如能“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改变风气也就不难了。《易》说：“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氂，差之千里。”

武帝以东方朔能言善辩，曾问他说：“先生看我是个怎样的君主？”东方朔回答说：唐虞之隆，成康之际，不足以比喻当世。您的功德在五帝、三王之上，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得到天下贤士，在位的公卿都可得到适当的人选了。“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候。武帝大笑，又问东方朔：“你看你比公孙丞相、兒大夫等这些人如何？”东方朔说：“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东方朔虽有才华，但在政治上一直得不到重用。于是会聚宫下的博士诸先生与他议论，故意作难他。他们说：昔日苏秦、张仪凭一张嘴位居相卿，你虽博学多才，尽忠以事皇帝，而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什么缘故呢？东方朔回答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苏秦、张仪时，天下不稳，诸侯②本节材料依据《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和《汉书·东方朔传》者，不另作注。相争，因此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现在天下一统，人才济济，即使苏秦、张仪在世，也不能有所作为。“传曰：天下无害菑，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子何疑于余哉！”这一席话，使嘲笑他的诸先生无言以对。

东方朔临死前，对武帝说：“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可见他对武帝的一片忠心。

东方朔善文辞，他的作品，刘向《别录》加以收录。《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载“东方朔二十篇”。东方朔的作品中，以《设客难》、《非有先生论》两篇最著。

第四节 朱云折槛

朱云，字游，鲁人，后徙平陵。西汉后期时人。少时好侠义，经常聚集一帮人为人报仇，以勇力闻。年四十始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萧望之受《论语》，学业很深。后来，华阴守丞嘉上封事，举荐他为御史大夫，以代替贡禹，丞相匡衡极力反对，未成。

当时，尚书令五鹿充宗善讲《梁丘易》。元帝好梁丘氏，因此五鹿贵幸一时。元帝欲考《易》之异同，令五鹿与诸《易》家辩论。诸儒因五鹿藉尊贵之权，都称病不敢与之对抗。有人便推荐朱云与五鹿相对。朱云“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常常驳得五鹿哑口无言。儒生们都很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华，为语说：“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朱云由此做了博士，后来又迁杜陵县令。因得罪了中书令石显和丞相韦玄成，遂被废锢，直到元帝去世。

成帝时，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丞相，成帝非常尊重他。张禹为相六年，无所作为，只图自己享受。朱云上书求见成帝，朝廷公卿俱在。朱云说：“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他请求成帝赐尚方宝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成帝问他要斩何人？朱云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令御史将朱云拉下。朱云攀住殿槛，槛折。朱云大声呼道：“我得以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

此时，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连连叩头，请求成帝宽恕朱云，说，朱云素著狂直于世，不可诛，臣敢以死争。辛庆忌叩头流血，成帝赦朱云。后来，御史要治理殿槛，成帝说：“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从此以后，朱云居闲不仕，教授学生。七十余岁卒于家。

直言折槛，这是朱云有名的大事，对当时以及后世很有影响。

附录

秦汉礼俗安作璋礼俗，存在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它反映人们的生活面貌，也反映人们对于生活某些方面之传统的认识。我们对于民间礼俗的兴趣，比对皇家贵族礼俗的兴趣要多得多。但关于秦汉时期礼俗的记载，对皇家贵族的记载要比对民间的记载详细得多。而统治阶级的礼俗，也必然对民间礼俗有深刻的影响。同时，阶级社会既存在着阶级对抗，在统治思想占优势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有反统治思想的存在。在礼俗这一领域内也必然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地起步。以下，试依现在所见到的材料，就衣食、住行、嫁娶丧葬等三个方面的礼俗，作一些叙述。①本节材料依据《汉书·朱云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 衣和食冕、冠、巾

“衣”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衣”，是指上衣。广义的“衣”，包含有冕、冠、巾，有上衣、下衣和鞋袜。

冕、冠、巾，都是帽子。周制冕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祭服。秦、西汉之冕，于史无征。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诏有司采《周礼》、《礼记》、《尚书》而制冕，规定皇帝之冕“广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①。三公、诸侯、卿大夫之冕，也广七寸、长一尺二寸，不同的是：三公、诸侯之冕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民间或谓冕为“平天冠”。

周制，贵族子弟年满二十，于宗庙中举行加冠之礼，以表示成年，可以从政。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瓦解，选官制度的产生，冠礼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备典而已。秦汉之时，自皇帝至百官所服之帽，亦多谓之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通天冠。《晋书·舆服志》云：“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缺，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汉承秦制，通天冠犹为皇帝之常服。

法冠。又名“柱后”，“高五寸，以C为展筩，铁柱卷。”②法冠原为楚王冠。传说当时有一种叫“獬豸”的神兽，一只角，秉性耿直，能别曲直，见有人争斗，即用角戳无理的一方；听到谁说假话，则咋之。楚王猎获到这种神兽后，仿制为冠。秦灭楚，赐与御史服之，盖寓执法公正之意。汉则为侍御史、延尉之服。

武冠。武冠又名“武弁大冠”，原为“胡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时仿制，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王冠。秦灭赵，赐与近臣服之。汉时为诸武官之服。

刘氏冠。刘邦任泗上亭长时，做了一顶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而成的帽子，时常服之。刘邦做皇帝后，命名为“刘氏冠”，规定公乘爵位以上者，方可服之。大约从刘邦死后，刘氏冠成为祭祀宗庙时戴的一种帽子，并更名为“长冠”。

樊哙冠。传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樊哙闻之大惊，裂裳以裹楯，蒙在头上闯入军门。其后，仿造成一种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各出四寸，制若冕，命名为“樊哙冠”，后为司马殿门卫士之服。

委貌冠。冠长七寸，高四寸，状若覆杯，前高而宽，后低而窄，皁绢为之。在辟雍行大射礼时，公卿、诸侯、大夫服之。

远游冠。其状若通天冠，有尺筩横于前，无山述。为诸王所服。

高山冠。又名“侧注”，形似通天冠，顶不斜却，直竖，无山述展筩。

为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

进贤冠。即古之缁布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有三梁：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刘氏宗室、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多见此冠。

却敌冠。前高四寸，后高三寸，长四寸，制似进贤冠，为卫士之服。

建华冠。铁为卷柱，贯大铜珠九枚，下轮大，上轮小。祀天地、五郊、明堂时，舞《育命舞》之乐人服之。

方山冠。状若进贤冠，以五彩绢为之，祠宗庙时，舞《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之乐人服之。

在先秦时，贵族服冠，庶人用巾。从秦开始，唯庶人服巾的传统礼制被打破。《续汉书·舆服志》云：“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入西汉以后，自皇帝至庶人，皆可服巾。巾的用法是：用一幅纱或绢包在头上，两端在脑后打成耳状结，文官长耳，武官短耳。不同身份的人和在不同的季节，巾的颜色有所变异。

上衣、下衣和鞋袜上衣，秦汉时名目繁多。大别之，有以下几种：禅衣。禅衣是一种单层的长袍，源于先秦的深衣而与深衣又有所不同。

深衣由衣和裳缝合而成，肥大臃肿。禅衣上下相通，不别衣裳，较深衣轻便。秦、西汉之时，禅衣是一般地主和贵族的常服。据《汉书·江充传》载：“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糓禅衣，曲裾后垂交输。”据《汉书·盖宽饶传》，至迟到宣帝时，司马等武官开始服用禅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一件用素色纱做成的禅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只有49克。

襜褕。襜褕为禅衣之变种。禅衣曲裾，襜褕则是直裾，所谓“直裾谓之襜褕”①。在汉代，襜褕为妇女常服，男子虽也有服用者，但较少。绿林军将士服襜褕，三辅旧官吏和士人讥笑他们“服妇人衣”②。

袍。袍源出于深衣。《释名·释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

袍，苞也，苞内衣也。”又说：“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袍有里有面，也谓之“复袍”。有时还填以绵絮。故袍多为春秋服和冬服。

襦。襦是一种及于膝的短衣，有面有里，也谓之“复襦”，为御寒之衣。古诗《孤儿行》曰：“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汗衣。《释名·释衣服》曰：“身受汗垢之衣也。”汗衣是一种内衣，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背心，而样式则近似于现代的马甲。

下衣曰“裳”，所谓上衣下裳。裳主要有以下几种：袴。“袴，谓胫衣也。”①似后世的套裤，穿于两腿，分挂于腰带上。显贵子弟以纨作袴，故称“纨袴子弟”。

裈。袴之有■者，谓之“裈”。

裙。裙也作“帬”，男女皆可服用，但以女子为多。

犊鼻裤。裤腿较短的裈，曰“犊鼻裤”，近似现代的裤衩。司马相如在①许慎：《说文解字》。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急就篇》颜师古注。

成都当酒保时即曾穿过犊鼻裤。这是一种盛夏之服。

秦汉时的衣和裳皆用带子系扎。用带子系扎，需用带钩。考古发现的带钩，长者几近半，短者仅二至三厘米。就质料而言，多为金、玉、铜、铁，也有石、骨、木、陶等。带钩的用法大致有三：一是将钩纽嵌入革带一端，钩弦向外，与腰腹弧度贴合，钩首钩在革带另一端的穿孔中。二是将两个或更多相同规格的带钩并联起来使用。三是带钩并不直接钩在革带上，而是在革带的一端先置一环，钩首挂在环上。

鞋，有单底、复底之分。单底的鞋称履②。履有三种：一种是用皮革制成，也曰“鞜”。其深而大者，谓之“裒”；薄革的小履，谓之“鞮”；以柔皮制作、头尖者，谓之“靸”。一种用丝制成，曰“绵履”，云梦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说：“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绵履。”一种是用麻制成，也叫“不借”，所谓“不借者，小履也。以麻为之，其贱易得，人各自有，不须假借，因为名也。”③也有以草为之者。

复底的鞋，曰“舃”、“屐”。舃，乃履下有木底者，木底与履底大小相同，实心。屐则以木为之，或以帛为面，有的以漆画之，下有两木齿。《续汉书·五行志》：“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作丝。”

据《搜神记》载，男鞋方头，女鞋圆头。但男女往往通用。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的贵妇人的鞋和出土的四双青丝鞋来看，女鞋的前头有两个昂起的小尖角。

袜，以布帛作成，也有以皮革制作者。袜一般高尺余，上端有两带，以缚系于足胫。

秦汉时有进门脱鞋的习惯。在屋中，多穿袜行于席上，不仅平时燕居如此，上殿朝会亦然。着鞋上殿，以为殊荣，汉时唯萧何、梁冀、曹操等膺此殊礼。

南方湿热，一般平民多赤足。如东汉时桂阳郡一带，民多“无履，足多剖裂”①。谢罪时也要赤足，谓之“徒跣”。

服色的等级性在先秦时期，衣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一个重要标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②。否则，就是僭礼。至于秦汉，一方面，有些旧的等级有了变化，加以往唯庶人才服的巾，到秦汉之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③。另一方面，新的等级开始建立。秦汉时区分衣之尊卑的标志主要有三：一是服色。秦人尚黑。汉初尚赤。汉武帝时正服色，色尚黄。东汉则尚赤。此外，青紫也是贵族的服色①，平民不准服用，到西汉后期，才放宽了限制。一是质料。如秦简《法律答问》有一般人不得穿“绵履”之条文。汉初，刘邦曾规定商人不②《急就篇》颜师古注。

③《急就篇》颜师古注。

①《东观汉记》。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①《汉书·夏侯胜传》颜师古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

得衣丝，以卑贱之。一是形制。一般说来，长而肥者为贵，短而瘦者为贱。主食中华民族素以擅长种植五谷而著称于世。以五谷为主。辅之以鱼肉、蔬菜的饮食习惯，由来已久。随着秦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也有所改善。

秦汉人一日两餐或三餐，主食是五谷②。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的食粮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南方以水稻为主；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麦为主，其次是粟、黍、菽；关中地区以黍、粟为主，后来，麦子渐增，而食用大麻，则为天下之冠。粮食加工工具也有了改进，桓谭说：“庖牺之制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又复设机关，用驴、驘、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③汉献帝时，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以安民④。粮食加工工具的革新，有助于人们主食水平的提高。

主食的制作方法和品种很多，大别之，有饼、饭、粥三种。

饼的制作方法有三：一是蒸。颜师古注《急就篇》说：“溲面而蒸熟之，则为饼。”这是一种用水掺和面，不经发酵，捏成饼状，放入釜甑中蒸熟而成的饼。二是烤。至迟到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种“胡饼”，汉灵帝及王公大巨等皆喜食之。胡饼是一种撒有胡麻的烤饼。三是煮。《四民月令》说：“距立秋，无食煮饼。”

饭，即用麦、粟、黍、稻等制作的干饭，亦称“糒”或“糗”，多为一般平民之食；贵族官吏食之者，则被目为俭约，如“公孙弘为丞相，食脱粟之饭”①。有的在饭中加入干果等以调味，如有加枣而称之为“枣糒”者。粥，是在麦、粟、黍、稻、菽等食粮中掺水煮成，有把麦等磨碎做粥的，也有不磨碎做粥的。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肉食品较前有所增多。

肉食、禽、鱼及蔬菜、瓜果家养畜类有马、牛、羊、猪、狗等。马、牛多用于生产、运输和战争，一般很少食用，多食用羊、猪、狗等。野生的鹿、豲（獾）、黄鼠鼬（黄鼠狼）、兔、鼠等也是人们猎食的对象。人们不仅吃畜类的肢体，也嗜食其“杂碎”。在河西发现的一支汉简上记载着：头六十，肝五十，肺六十，蹄二十，舌二十，胃一百，心三十，肠四十，等等。对畜类的大、小与肥、瘦，也很有讲究，一般以小、瘦者为佳。

家养的禽类有鸡、鸭、鹅等。禽蛋也是人们喜爱的食品，汉墓中曾发现带有“卵笥”标牌的竹笥和变质的禽蛋。据说曹操善射，他在南皮（今河北省南皮）一天射杀了六十三只野鸡，可见当时的野生禽很多，其中主要有雉、②关于五谷，有不同的说法，或曰黍、稷、麦、菽、稻；或曰粟、稷、麻、菽、麦。③《新语·离事》。

④《三国志·魏志·张既传》。

①《汉书·公孙弘传》。

雁、鹄、鹤、鸠、鸽、麻雀、鹌鹑、鹧鸪等，这些都是人们猎食的对象。秦汉时期已开始较大规模地利用陂塘养鱼。如汉安（今四川省内江市西），“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①。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樊宏，“池鱼牧畜，有求必给”②。陂塘养鱼也常见于汉画像石、画像砖。人工养鱼的产量很高，多者一年可达千石，与一个千户侯的收入相当。人们还捕捉江海湖泊中的鱼、鳖、螺、蚌、蛤等，方法有网捞、毒杀、线钓等。

上古物质生活简陋，蔬菜种类较少，很多植物被当作菜吃。至秦汉时，情况有了改善。这时的蔬菜主要有五种：葵、藿、薤、葱、韭，此即所谓的“五菜”。葵在植物分类上称冬葵，汉时葵有“百菜之首”之称。藿是大豆的嫩叶。此外，还有藕、笋，芥、芹、芋、菘（白菜）、萝卜、葫芦、菠菜、蔓菁等。还有从西域传入的胡葱、胡蒜等。内地的蒜叫小蒜，产量较低，胡蒜即今天食用的大蒜。据说，当时一个人要有“一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③才能满足需要。在皇家的太官园内，蔬菜四季常绿。冬菜的种植方法犹如今天的温室栽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④。

人们解剖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具女尸，在她的食道、肠胃里发现了一百多粒甜瓜籽。甜瓜是秦汉众多瓜果中的一种，此外还有西瓜、梨、桔、桃、李、杏、柚、柿、杨梅、香橙、荔枝、龙眼、板栗、橄榄、核桃等。张骞通西域，又传入了葡萄、石榴、胡桃、胡瓜等。有的瓜果成片种植，并形成了一些特产区，如真定的梨，安邑的枣，燕秦的栗等。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及炊具、餐具的改进对于饮食，时人是很讲究的，烹饪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张衡说南阳的菜肴有“百种千名”①，枚乘说吴楚的食馔为“天下之至美”②。烹饪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羹，即作肉汤；灸，是把肉用签子串起来放在火上烤；濯，是把食物放在热油中炸；脍，是把生肉切细生吃；脯，是做肉干；腊，是把肉烤熟再晒干；炮，是将带毛的禽兽包以泥巴放到火中烧烤；菹，是腌制瓜菜；，是做鱼酱。此外，还有类同于现代的蒸、煎、熬、煮等方法。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炊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从出土的陶灶模型和画像砖、画像石上的灶画像来看，灶面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船形等几种形状，灶门有方形、长方形和券形等形式，灶面上一般有一个大火眼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火眼，火眼上放置釜、甑等炊具。《汉书·霍光传》有个“曲突徙薪”的故事。“曲突”，就是在灶上装有弯曲的烟囱，这种灶不仅安全，且通风助燃，火苗旺，温度高。当作锅用的釜、甑向着轻薄小巧方面发展。据说，汉献帝建安年间，出现了一种复层的“诸葛行锅”，熟饭很快；还有一种一釜多味，号称“五味齐芳”的“五熟釜”。厨刀、勺、通火钩等炊具也已具备。

①《华阳国志·蜀志》。

②《后汉书·樊宏传》。

③《汉书·循吏·龚遂传》。

④《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①《南都赋》。

②《七发》。

餐具有盛饭的碗，取羹的勺，盛菜的盘，盛酒的耳杯，夹菜的箸。箸有象耳箸、竹箸、木箸和铁箸。当时仍有用手抓饭菜的习惯。

第二节 住和行

宫殿、楼房和城堡秦汉建筑有新的发展。宫殿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令人把六国宫殿的图样摹绘下来，在咸阳照样兴建。他还嫌六国宫殿狭小，又在上林苑兴建规模宏大的朝宫，它的前殿即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有秦一代，关中宫殿计有三百，关外四百余。秦亡汉兴，刘邦把秦代的长乐宫加以修缮，住在这里。又在秦章台宫的旧址上修建未央宫，作朝会施政之所，后来的皇帝也住宿在这里。汉武帝时又兴建了明光宫、桂宫和北宫，作为后妃等人的住所。汉都长安，内外宫室一百四十五所，而其壮丽程度，无逊于秦。如未央宫，用名叫木兰的香木作栋，有花纹的杏木作梁，华椽头上用玉璧装饰，柱础以玉石为之，金饰窗，玉饰门。二千余年后，在汉宫遗址上发现的铜器，涂金镂银，工巧绝伦；出土的砖瓦，古朴厚重，坚实耐用。

刘秀做皇帝后，都洛阳，修建了南宫和北宫等宫殿。北宫中的德阳殿是最重要的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四十多里以外即可望见。

最能代表官吏、富商居住条件的是楼房和城堡。楼房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古诗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甘肃武威和江苏句容出土的陶楼模型，有五层的。楼房的各层之间有楼梯相联。在扬州邗江汉墓出土的楼房模型中，有一整木刳成的楼梯，共十五档，旁有扶手。勾阑也已具备，望柱多加装饰。

作为主体建筑的楼房往往与附属建筑构成城堡，也有以平房组成的城堡。在成都杨子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一座城堡式建筑，由周垣围成的庭院分两大部分。右部是两进的居住正院，内进上方是四开三间的正堂。左部前端是个跨院，有厨房、水井和晒衣架，后端建有一座望楼，还有一个粮仓。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住宅显示出地区特色。华北地区，冬寒多风，住宅建筑封闭紧锢。江南一带，炎热多雨，住宅敞开外露，多外廊，深出檐，窗口开孔较大，有可以支撑、摘下的“支摘窗”，还有“干阑”式建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居民以板为室屋。日南郡的住宅，开门朝北，即所谓“北向户”；而漠北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则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

室内用具秦汉时期，自帝王至平民，坐卧起居皆用席。席一般是用蒲草或蔺草编成，也有以竹为之者。马王堆汉墓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米，宽0.81米。另一件长2.22米，宽0.82米。席边皆用黄绢包缝，边宽0.20米左右。

坐席之礼，有一定的规定。一般是多人同坐一席，唯尊者有专席。如《后汉书·张禹传》载：“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诏禹与三公绝席。”在坐次上，坐北面南最尊，这是帝王之礼，一般人则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为北向，而西向最卑。坐席的姿势，如同今日之双膝跪地。若伸腿向前，谓之“箕踞”，是为傲慢无礼。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制，较矮。战国时的大床，多绕以栏干。而秦汉时的床，一般无栏干。床上铺席。床除了用于睡眠外，也可当坐具。

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了“胡床”。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类似于现今的“马扎”。

官宦之家，也有坐榻的。榻是一种较床轻便的坐具。在河北望都汉墓中的壁画上，一主簿和一记吏各坐一榻，榻呈方形，铺有座垫。也有两人同坐一榻者。坐榻姿势同坐席，也是跪坐。

几案的使用很普遍。其用途有二，一是用来放置碗、盘等，近似于现今的饭桌。一是供书写用，类似今天的书桌。有木案、石案等，以木案为多，形状多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几案腿短，适应于秦汉人跪坐的姿势。用来照明的是灯烛。烛的使用较早，灯的使用大约始自战国。秦汉时的灯形式众多，制作精巧。现今可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槃灯、卮灯、三足炉灯、奁形灯、耳杯灯等。其质料有铜、铁、陶等几种。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其造型是宫女跽坐持灯，生动逼真。灯盘有双重直壁，插置两片弧形屏板为灯罩，灯盘可以转动，屏板可以开合，灯光照度与射光方向，均可调节。侧举的右臂和下垂作灯盖的右袖，既增加了美感，又可使灯盘内空气流通，导烟助燃。灯的各部分都可拆卸，便于清除烟垢。

香炉也是家庭常备之物，有陶制的，也有铜制的。据《西京杂记》载，有一个叫丁缓的人，制作了一具卧褥香炉，“为机环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他还制作了一具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怪兽。后者在汉墓中时有发现，是汉代香炉的代表作。

空中还备有唾壶，以盛痰污，有玉制、铜制和陶制等种类。朝廷多将其作为赐物，颁赐群臣。

装置物品的有簏、箧、笥等，都是竹制的箱子。

车马和船秦汉交通，陆行有车马，水航则舟船。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安车、立车十分坚固，都是重辋、复毂、两辖；又极其华丽，较（车箱）上有交错的金龙，衡（车辕头上的横木）上立着金鸟，轼（车前扶手的木栏）上画着伏虎；车上坚着高九仞、垂十二旒、画有日月升龙的大旗，驾六马，体现了皇帝的尊严。举行籍田仪式时，皇帝乘耕车，出征则乘戎车，而校猎则乘猎车。

妇女乘坐的车叫“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①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的軿车屏之以紫罽，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的軿车屏之以赤軿，贵人、公主、王妃则乘油画軿车，皆只有右騑”。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虎，轼上画鹿，青色盖，旗垂九旒，画降龙，左右騑，驾三马。公侯也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鹿，轼上画熊，黑丝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皆乘黑丝盖车，区别是：中二①《释名·释车》。

千石、二千石朱两轮，千石、六百石朱左轮。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而三老、商人等则多乘小型、轻便、快速的轺车。“古之贵者，不乘牛车。”①汉承秦末战乱之后，经济残破，“将相或乘牛车”②。汉武帝实行削弱王国的政策，有的诸侯王穷困潦倒而乘牛车。然自此以后，牛车渐被重视，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此外，还有载尸柩的辒辌车，载衣物的辎车，载竹木的栈车，囚罪犯的槛车，服任时坐的柏（大）车，等等。

秦汉时的畜力车与现今的畜力车不同之处是：车前是轼，人从后面上车；车轮木制；车箱较小，一般只能乘坐一至三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独轮车，汉代叫“鹿车”。鹿车类似于现今的手推车，方便轻巧，大路、小道都能通行，可运物，也可载人。

马也是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驿传多用马，宾客相过也往往乘马。如汉武帝即位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③造船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桨、橹、帆、舵及锚等设备。汉代的战船——楼船是很有名的，以“楼船”命名的水军，是汉代的重要兵种之一。商船大者在五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

战国时发明的指南针，在秦汉时尚未用于航海，舟师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现象来测定航向和气候的变化。《汉书·艺文志》记有六种航海天文书，早已失传。

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仍较多地使用独木舟。

①《晋书，舆服志》。

②《史记·平准书》。

③《史记·平准书》。

第三节 嫁娶和丧葬嫁娶

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婚礼发生了变革。无媒而嫁、同姓而婚、同姓联姻，卜之不吉而犹通婚等违背传统婚礼的行为，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不乏其例。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统治者重整了婚礼。

周礼，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妻；女子十五而笄，笄而许嫁。秦人不以年龄而是以身高作为成丁与否的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合今1.50米）、女子身高六尺二寸（合今1.40米），即为成丁，始可嫁娶。汉承秦末战乱之后，人口锐减，“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①，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为增加人口，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②惠帝此诏，法定了年十五为女子的最高婚年。至于最低年限，则无条文规定。据《汉书·外戚传》载，上官安之女立为昭帝皇后时，“年甫六岁”。至于男子婚年，则无条文规定，有年十九而娶者，也有年八岁而娶者。总的看来，惠帝以后男女婚年普遍过小，因而带来了某些弊端。宣帝朝的博士谏大夫王吉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①秦汉时期，婚姻的决定权依旧操持在父母手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自由结合违背了卓王孙的意志，遭到极大的阻挠。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先由父母包办婚姻，后又被焦母拆散，两人被逼死。若父母的意见有分歧，则服从父意。如吕公欲嫁女吕雉与刘邦，吕雉母不同意，吕公斥之曰：“此非儿女子所知！”②最后按照吕公的意见把女儿嫁给了刘邦。若父已谢世，长兄便代行父权。刘兰芝被婆母赶回后，其兄要她改嫁县令之子，刘兰芝表示她的婚事要“适兄意”，不能“自任专”③。这是子从父、妇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婚姻上的反映。

在择偶标准上，汉人认为有五种女子不可娶：“丧妇之长女不娶，为其不受命也；世有恶疾不娶，弃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于人也；乱家女不娶，类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废人伦也。”④汉时谓此为“五禁”。除了“世有恶疾”一条外，其余四条都属于封建伦理道德。

在先秦之时，名位不同，婚姻礼仪亦异数。遭秦焚书后，先秦婚礼文献只有《仪礼·士昏礼》残存下来。吕后时，将《士昏礼》稍加变通，用之于皇帝。故在汉代，自皇帝至庶人的婚礼，皆由《士昏礼》变通而成。

按《士昏礼》，媒人受男方父母之托，到女方家中求婚，谓之“纳采”。秦汉时，为皇帝纳采者，有宗正、少府、尚书令等人。官僚或遣吏为子纳采，或躬自为之。在周代，宾主相见要执一定的礼物，叫作“贽”，实际上是“身①《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汉书·惠帝纪》。

①《汉书·王吉传》。

②《史记·高祖本纪》。

③《孔雀东南飞》。

④《后汉书·应奉传》注引《韩诗外传》。

份证”，用来识别贵贱。据《士昏礼》，士用雁。在秦汉，纳采无论尊卑，一律用雁。这时的雁已非身份地位之标志，其含义是顺乎阴阳，因为雁为候鸟，叶落南翔，冰泮北徂。此外还有璧、羊、酒等三十余种礼物，各有名堂，大意都是象征婚姻和谐美满。行纳采礼者，多是皇室和讲究礼仪的官宦之家，一般人户求婚大都比较简单，无繁文缛节。

按《士昏礼》，纳采之后，便问女之姓名生辰，谓之“问名”。男方占卜联姻是否吉利，叫“纳吉”。秦汉时期二礼犹存，然备典而已。

占亲之后，行纳聘之礼，因定婚约，古谓之“纳征”，秦汉称“聘礼”。汉高后制，聘皇后黄金二万斤。在汉初，这相当于两千个中等人户的资产。嗣后诸帝皆以为故事，唯王莽娶史氏，增聘金为三万斤。聘金之外，又有奴婢、车马、布帛等若干。如王莽除给史氏三万斤黄金作聘金外，“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①。官吏之家的聘礼也很丰厚，若以二、三万钱为之者，便被视乃为俭陋。贫无聘礼者，则假贷以聘。有的人家为骗取聘金，至“一女许数家”②。女方要为女儿置办嫁妆，也很丰厚，富者有奴婢、金钱等，贫者也有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之属。秦汉最重聘礼，婚姻具有明显的买卖性。官府屡下禁令，皆无成效；士大夫们也多加讥斥，然则沿而不改，以致造成“贫人不及，故不举子”①的惨景。

下聘礼后，选定吉日迎娶新娘，谓之“请期”。如平帝纳王莽女，“待吉日月”②。新郎亲往迎娶，谓之“亲迎”。秦汉皇帝不亲迎，遣大臣代迎。王莽纳史氏，曾亲迎至未央殿前殿两阶间。一般人均需亲迎。迎皇后用乘舆法驾，登车称警跸。王莽之制，自四辅至郎官，亲迎立轺并马。东汉之时，“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③水乡则有以船亲迎者。

女将行，家长致戒。如张负嫁孙女与陈平，临行，戒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④既行，家人送之。

迎至后，行同牢礼，饮合卺酒，及妇见公婆等礼。据《戊辰杂抄》载，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令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接之，云得果多得子多。此即后世“撒帐”之礼的渊源。

婚日，亲朋故友，上司下属，皆往贺，夫家具酒肉以飨之。婚宴上，宾客开杯畅饮，歌舞以乐，言行无忌，后世“闹房”之俗，汉时已有之，甚至闹出人命。如杜士娶妻，婚宴上，其友张妙恶作剧，“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⑤。灵帝时，更有于婚宴上作傀儡戏，唱挽歌者。当时部分士大夫曾指斥此违礼败俗。仲长统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泆于广庭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汙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①①《汉书·王莽传》。

②《潜夫论·断讼》。

①《汉书·王吉传》。

②《汉书·外戚传》。

③《潜夫论·浮侈》。

④《汉书·陈平传》。

⑤《意林》引《风俗通义》。

①《群书治要》引《昌言》。

婚后三月，新婚夫妇拜见祖庙，婚礼告终。

关于离婚，汉代的基本原则是“七弃、三不去”。所谓“七弃”是：“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后也”；“淫，为其乱族也”；“有恶疾，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②。若妻子犯有七条中的任何一条，便可与其离婚。但在具备以下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则不应离婚，这三条是：“有所取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而后富贵不去”③。此即所谓的“三不去”。

关于离婚手续，秦律规定，离婚必须报告官府并登记；否则，夫、妻各罚二甲。汉代离婚手续，是因秦制还是有所变更，于史无征。

丧葬对皇帝来说，在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操办丧葬了，这就是作“寿陵”或曰“初陵”。寿陵始见于战国。秦王政初即位，即在骊山营建规模庞大的寿陵。“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④有的皇帝即位数年以后方作陵。到皇帝驾崩之时，他的陵墓也基本上作好了。

人初死，沐浴饭含。饭含之物以玉石珠贝最为常见。裹尸的衣衾，有金镂玉衣、银镂玉衣、铜镂玉衣三种。建国后在考古发掘中不断有这类葬衣出土。据《续汉书·礼仪志》载，皇帝用金镂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镂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镂玉衣。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如西汉时诸侯王可用金镂玉衣；东汉时的诸侯王也有用铜镂玉衣者。其他人等，则用布帛之类裹尸，也有裸体而葬者。

宣布死讯，谓之发丧。闻丧讯后，亲属无论是家居者，抑或外出者，均要赴丧；其不能亲赴者，则寄物以吊。丧家具酒肉以飨吊唁者，并娱之以音乐。对于王侯公卿，皇帝或遣使持节吊祭，或亲临其丧；对某些重臣谢世，天子往往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天子之丧，乃国之大事，发民男女哭临殿中。文帝临死遗诏：“无发民哭临宫殿中”；“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①。其后诸帝，遵以为故事。文帝又令临丧的王侯百官等，“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②参加会丧的人员，有一定的限制。如安帝崩后，废太子刘保（即顺帝）“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③。

《礼制·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由于预作寿陵，秦汉诸帝停尸的时间大为缩短。如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故后人有“以日易月”之说。

送葬时，帝王用辒辌车，具黄屋左纛，大驾卤薄，礼仪甚重，丧车所过，街路有祭。重臣之丧，国家或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士列阵以送。东汉时，②《大戴礼记·本命》。

③《大戴礼记·本命》。

④《晋书·索靖传》。

①《汉书·文帝纪》。

②《汉书·文帝纪》。

③《后汉书·顺帝纪》。

常有皇帝或帝、后共同为重臣送葬之举。

棺椁之制，因等级而异。皇帝用的棺椁是“黄肠题凑”①。所谓黄肠题凑共包括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椁、楩房和梓宫四部分。这是一套甚有讲究的葬具。西汉时，皇帝、皇后和同制京师的诸侯国王、王后，皆可用这套葬具，某些重臣如霍光，也曾受此殊礼。东汉时，有的诸侯王犹可用黄肠题凑，但不能用梓宫，改用樟棺。秦汉时新兴的墓葬形式，有砖室墓、石室墓，即用砖、石或砖、石混合砌成地下墓室，墓室里面安置棺槨。在室壁、门楣上，往往刻上画像，内容丰富，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故这两种墓葬又被称为“画像砖墓”、“画像石墓”。到东汉时，这两种墓葬形式达到极盛。在随葬品上，秦汉时的礼器和仿礼器逐渐减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模型明器逐渐兴盛，从杯、盘、勺、案等生活用具，到仓、井、灶、楼房、猪圈、鸡鸭舍等建筑；从水田、池塘，到鸡、鸭、猪、狗等禽兽，无不具备，简直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现实世界。

帝王陵墓埋葬更为丰富。如秦始皇骊山墓，“宫室百官奇器珍怪徏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②在陵墓东面，埋藏着阵容整齐、兵强马壮的兵马俑。两汉诸帝随葬物品虽比秦始皇有所减损，但也十分可观。武帝茂陵随葬物品多至“百九十物”③。晋建兴年间（公元313—316年），有人盗掘了霸陵和杜陵，得珍宝极多，以致当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①秦汉帝陵封土，皆如山似陵。秦始皇骊山现残存的封土堆高76米，底面周长485×515米。昔日的骊山，比现今还要高大，还种植着草木。西汉诸陵封土面积，一般方120（汉）步，高12（汉）丈。东汉帝陵封土，一般方300（汉）步，高度不等，有高15（汉）丈者，也有高4.6（汉）丈者。

在文帝以前，行服盖如先秦。文帝遗诏短丧，规定下棺后服大红（“红”同“功”）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合计三十六日。此后遂成定例。如翟方进为丞相，后母死，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②。王莽时，复行三年丧服之制。东汉建立后，刘秀废告宁之典。安帝时，邓太后临朝，诏长吏不亲行服者不得选举。邓太后死，安帝又改制，仍不听行服。桓帝时又令刺史二千石行服，未几又断之。实际上，无论官府准与不准，从西汉到东汉，都有很多服丧三年者。东汉时，有的人为博取乡曲之誉，进入仕途，竟行服多达二十余年。

①《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汉书·贡禹传》。

①《晋书·索靖传》。

②《汉书·翟方进传》。

第五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二节　史籍佚文的辑本《东观汉记》

第一节　基本史籍《史记》

第三节　经纬及有关传注的史料价值

第四节　小学书的史料价值

第五节　诸子书的史料价值

第六节　文集及古小说的史料价值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秦都咸阳和碣石行宫

第二节　秦始皇陵园

第三节　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

第四节　秦汉长城及沿线城鄣烽塞

第五节　汉代帝陵

第六节　汉代诸侯王列侯墓

第七节　秦汉简牍和石刻

第八节　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近代史学关于秦汉史的研究

第二节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

第三节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经济史的研究

第四节　建国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

第五节　建国以来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第六节　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

第四章　本卷编撰意图

乙编综述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民族

第一节　汉族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二节　匈奴

第三节　东北各族

第四节　西域各族

第五节　氐和羌氐族

第六节　西南夷

第七节　蛮与越蛮的主要分支

第二章　秦封建皇朝的建立

第一节　秦皇朝的建立

第二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三节　秦朝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三章　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

第二节　陈胜、吴广起义

第三节　刘邦、项羽起义

第四章　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

第一节　对楚战争的胜利

第二节　汉皇朝规模的树立

第三节　汉家皇权的强化

第四节　“文景之治”

第五章　西汉盛世

第一节　西汉盛世和武帝的基本政策

第二节　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第三节　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

第四节　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及其转机

第五节　宣帝“中兴”

第六章　西汉的衰落

第一节　西汉的衰落

第二节　王莽篡汉

第三节　绿林、赤眉大起义

第七章　东汉皇朝的建立

第一节　东汉皇朝对全国的统一

第二节　东汉的政治体制

第三节　南北匈奴和西域各国

第四节　中外交往的发展

第八章　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

第一节　外戚、宦官与东汉政治外戚、宦官的轮番专政

第二节　累世公卿

第三节　反宦官斗争和“党锢”事件

第四节　黄巾大起义

第九章　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中国和同时的世界

第二节　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牧业

第一节　农业经济在分布地区上的发展

第二节　铁农具的发展和牛耕的普及

第三节　具有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

第四节　农作制的演变和耕作技术的提高

第五节　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

第六节　蚕桑技术和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

第七节　农学著作

第二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

第一节　地主阶级的等级结构和土地等级制度

第二节　官田和民田

第三节　农民及其他劳动者

第三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官府手工业

第二节　民间手工业

第四章　手工业技术

第一节　建筑木结构的广泛使用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

第八节　造纸术

第九节　陶瓷

第十节　玻璃

第十一节　漆器

第十二节　酿造

第十三节　制盐

第十四节　石油天然气

第五章　商业和货币

第一节　官营商业

第二节　民营商业

第三节　边区及域外商业活动

第四节　货币

第六章　都会与里（坊）市制度

第一节　六大都会

第二节　地区性都会

第三节　里（坊）市制度

第七章　国内外交通

第一节　秦的水陆交通和直道、弛道的修建

第二节　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

第三节　秦汉时期对外的交通路线

第八章　户籍制度

第一节　秦的户口版籍之制

第二节　汉代的户籍制度及其演变

第九章　上计制度

第一节　秦汉上计制度记载的缺乏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

第二节　战国和秦皇朝的上计制度

第三节　汉代的上计制度

第四节　上计制度的作用

第十章　赋税制度

第一节　秦的赋税制度

第二节　汉代赋税的类别及其演变

第三节　秦汉时期有关赋税制度的特殊规定

第十一章　徭役制度

第一节　“更役”制及其特征

第二节　徭役的类别与期限

第三节　徭役的役龄与役期

第四节　徭役的服役范围

第五节　徭役的豁免

第六节　秦汉徭役剥削的残酷性

第十二章　朝廷、郡县和封国

第一节　朝廷

第二节　郡县

第三节　封国

第十三章　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

第一节　选官制度

第二节　任用制度

第三节　考核制度

第四节　赐爵制度

第五节　秩俸、休假和致仕秩

第十四章　兵制

第一节　禁军、宫城近卫军和京畿驻军

第二节　郡国兵

第三节　边防兵

第四节　征兵制

第五节　募兵及正式兵役以外的各种兵源

第六节　军队的指挥和组织系统

第七节　军队的训练和考核

第八节　有关兵制的其他问题

第十五章　刑法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

第二节　秦汉法律的立法精神和阶级本质

第三节　秦汉的刑罚制度

第四节　秦汉的司法制度

丁编传记

第一章 秦始皇帝①附李斯 赵高

第一节 灭六国，创帝业

第二节 巡行，刻石，求神仙

第三节 李斯的功绩

第四节 赵高与秦的灭亡

第二章 陈胜① 项梁 项羽②

第一节 反秦起义

第二节 项梁和会稽起义

第三节 项羽的霸业

第四节 项羽的衰亡

第三章 汉高祖① 吕后

第一节 沛公破秦

第二节 汉王灭楚

第三节 汉高祖创帝业

第四节 吕后②称制

第四章 萧何 曹参

第一节 萧何

第二节 曹参

第五章 张良 陈平

第一节 张良的家世

第二节 张良为汉划策

第三节 陈平的计谋

第六章 韩信 彭越 英布

第一节 韩信

第二节 彭越

第三节 英布

第七章 娄敬 陆贾 叔孙通

第一节 娄敬

第二节 陆贾

第三节 叔孙通①归汉

第八章 冒顿单于

第一节 冒顿即位前的匈奴

第二节 冒顿单于与匈奴的强盛

第三节 冒顿死后的匈奴

第九章 赵佗①

第一节 开辟岭南

第二节 携土归汉

第十章 汉文帝 汉景帝

第一节 汉文帝①

第二节 汉景帝

第十一章 贾谊 晁错 刘安

第一节 贾谊

第二节 晁错

第三节 刘安“谋反”案件

第十二章 周勃 周亚夫

第一节 周勃

第二节 周亚夫

第十三章 朱家 剧孟 郭解

第一节 朱家

第二节 剧孟

第三节 郭解

第十四章 汉武帝

第一节 强干弱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

第二节 汉和边疆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

第三节 武帝晚年的社会变乱和朝政的相对变革

第十五章 董仲舒 公孙弘

第一节 董仲舒及其学说

第二节 公孙弘

第十六章 卫青 霍去病 李广

第一节 卫青以外戚入仕

第二节 霍去病

第三节 李广

第十七章 张骞 苏武

第一节 张骞通西域

第二节 苏武

第十八章 桑弘羊 孔仅 东郭咸阳

第一节 桑弘羊的时代背景及其政治经济思想

第二节 桑弘羊的理财活动

第三节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死

第四节 孔仅 东郭咸阳

第十九章 张汤 杜周

第一节 张汤

第二节 杜周

第二十章 司马相如 司马迁

第一节 司马相如及其文学成就

第二节 司马迁的早年家世、青少年时期

第三节 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第四节 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上的成就

第五节 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第二十一章 霍光 金日c 赵充国

第一节 霍光①

第二节 金日c

第三节 赵充国（附辛武贤）

第二十二章 汉宣帝

第一节 经历磨难

第二节 亲理政事

第二十三章 萧望之 贡禹 师丹

第一节 萧望之

第二节 贡禹

第三节 师丹

第二十四章 郑吉 段会宗 傅介子 冯嫽

第一节 郑吉

第二节 段会宗

第三节 傅介子

第四节 冯嫽

第二十五章 呼韩邪单于

第一节 出任单于

第二节 积极与汉和好

第二十六章 刘向 刘歆 扬雄

第一节 刘向、刘歆的政治生活

第二节 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

第三节 扬雄

第二十七章 王莽

第一节 篡窃帝位的历程

第二节 改制及其失败

第三节 在农民起义中垮台

第二十八章 汉光武帝 汉明帝 汉章帝

第一节 刘秀与两汉之际的农民战争①

第二节 光武帝的帝业

第三节 汉明帝

第四节 汉章帝

第二十九章 邓禹 寇恂 冯异

第一节 邓禹

第二节 寇恂

第三节 冯异

第三十章 岑彭 贾复 吴汉

第一节 岑彭

第二节 贾复

第三节 吴汉

第三十一章 耿弇 祭遵 铫期 王常

第一节 耿弇

第二节 祭遵

第三节 铫期

第四节 王常

第三十二章 桓谭 班彪 张衡

第一节 桓谭①

第二节 班彪

第三节 张衡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第四节 张衡在科学上的贡献

第三十三章 班超 马援

第一节 班超（附班勇）

第二节 马援

第三十四章 窦融 窦宪

第一节 窦融

第二节 窦宪

第三十五章 梁统 梁冀

第一节 梁统

第二节 梁冀

第三十六章 班固 王充 蔡邕

第一节 班固

第二节 王充

第三节 蔡邕①

第三十七章 仲长统 王符 崔寔

第一节 仲长统

第二节 王符

第三节 崔寔

第三十八章 檀石槐

第一节 鲜卑势力的发展

第二节 鲜卑“大人”

第三节 称雄于北方

第三十九章 党锢

第一节 窦武

第二节 陈蕃

第三节 李膺（附杜密）

第四节 范滂、张俭、贾彪

第五节 郭泰

第六节 “党人”

第四十章 宦者

第一节 郑众专谋除窦宪

第二节 蔡伦改进造纸术

第三节 孙程、曹腾谋立皇帝

第四节 “五侯”逞凶除梁冀

第五节 侯览、曹节、吕强、张让

第四十一章 经学

第一节 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①

第二节 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

第三节 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

第四节 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

第四十二章 方士

第一节 先秦的方士

第二节 秦时的方士

第三节 西汉前期的方士

第四节 西汉后期的方士

第五节 东汉的方士

第六节 方士

第四十三章 数学

第一节 “九数”

第二节 秦汉简牍和《算数书》

第三节 《周髀算经》

第四节 《九章算术》

第五节 数学与天文学

第六节 数学家

第四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历法

第二节 浑仪和浑象浑仪

第三节 圭表和漏刻时间的计量

第四节 宇宙论

第五节 天象记录、天文学家和天文典籍天象记录

第六节 气象

第四十五章 地理学

第一节 秦代图籍

第二节 《史记·货殖列传》和《大宛列传》

第三节 《汉书·地理志》和《西域传》

第四节 班超父子和《后汉书·西域传》

第五节 《异物志》

第六节 马王堆地图

第四十六章 生物学

第一节 生物分类

第二节 形态方面的知识

第三节 生态方面的知识

第四节 遗传与变异

第五节 朴素的生物进化观

第四十七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热学知识

第三节 声学知识

第四节 光学知识

第五节 电和磁的知识

第四十八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

第二节 医药 化学 五毒方

第三节 冶金化学

第四十九章 医学

第一节 《神农本草经》

第二节 记录病历的创始者淳于意

第三节 《治百病方》

第四节 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第五节 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和导引术

第六节 针灸学的发展

第七节 医事制度和公共卫生

第八节 中外医学交流

第五十章 技艺

第一节 歌舞

第二节 斗鸡、蹴鞠等游戏

第三节 杂技

第五十一章 妇女传

第一节 母后干政

第二节 公主和亲

第三节 吕母起义

第四节 班昭著书

第五十二章 杂传

第一节 田横和五百壮士

第二节 季布“一诺百金”

第三节 东方朔的滑稽

第四节 朱云折槛

附录

第一节 衣和食冕、冠、巾

第二节 住和行

第三节 嫁娶和丧葬嫁娶

图版目次

一、莫高窟259窟佛北魏敦煌二、莫高窟248窟菩萨北魏敦煌三、莫高窟432窟菩萨北魏敦煌四、洛神赋图卷（部分）晋顾恺之故宫博物院藏宋摹本五、梁武帝修陵石刻天禄南朝丹阳六、墓砖画狩猎耕作魏晋嘉峪失七、《荐季直表》魏钟繇唐摹本传刻八、《丧乱帖》晋王羲之日本藏唐摹本九、《兰亭序》晋王羲之故宫博物院藏唐摹本十、墓砖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南壁）南朝南京西善桥十一、墓砖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北壁）十二、梁南康简王萧绩墓石刻全景南朝句容十三、云岗石窟20窟主佛及东立佛北魏大同十四、云岗石窟6窟后室东壁北魏大同十五、云岗石窟13窟南壁门拱上部七立佛北魏大同十六、龙门石窟中洞北壁全景北魏洛阳十七、麦积山石窟千佛廊北魏天水图版共十七幅。图版十三至十七，是关于石窟艺术的，分别选自《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图版一至三，选自《敦煌彩绘》，均系文物出版社出版。图版四至十二，选题较宽，涉及书法、绘画、雕刻等方百。图版七，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图版八、图版九，选自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通史》。图版五、图版六，选自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相片。图版四，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Ⅰ。图版十至十二，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南朝艺术》。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六卷）都是论述中国中古时代发展时期历史的。这是一个全国性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在这时期的前期，民族重新组合现象在展开。这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这时期的后期，民族重新组合的现象逐渐告一阶段。这是在隋唐时期。三国而晋南北朝时期给一些人的印象，好像只是一团混乱，其实这段历史也自有它的行程可以稽考的。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相当于公元196年至589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三国的鼎立。第二，西晋短暂的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第三，南北朝的对峙。第四，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从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上看，这个时期历史形成的脉络还是相当清楚的。本卷的综述对这种情况有更具体的论述。这种划分是从历史发展的全局上看，而不是简单的作为割据的历史来处理的。

本卷的撰写者整整有42位，其中有：何兹金同志，是本卷主编，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章和第六章的一至五节。兹全，1911年生于山东菏泽，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

周一良同志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他1913年生于安徽东至，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哈佛大学日文教员、燕京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88年离休。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礼记》，并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吴于廑同志共同主编《世界通史》等。

黄展岳同志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陈连庆同志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六章第六节和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他1913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后转攻中国史。先后任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秦汉魏晋南北朝姓氏研究》、《西域南海古地志辑佚》、《岭南大地志辑佚》、《诸家异物志辑佚》。所写论文已收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1989年去世。

黎虎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一节，他于1936年生于广东兴农。

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留系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发表有《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论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早田作物的南移》、《魏晋南北朝时期主粮作物品种的增加》、《六朝时期江沔地区的屯田和农业》、《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等论文多篇。

范楚玉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至第六节。

华觉明、周卫荣、杨文衡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至第八节和第十节。杨文衡同志并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二十六章。

张清健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九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十一节。

祝总斌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三章。他1930年生于江苏苏州，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万绳楠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他现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郑佩欣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他1933年生于河南省温县。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著有《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并发表有关魏晋南北朝史论多篇。

胡守为、叶妙娜同志合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胡守为同志并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八章第三节。他1929年生于广东东芜。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副校长。主要论文有：《汉魏的浮华士风》、《黄巾起义口号试释》、《大般涅经在河西的传释》、《山越与宗部》、《张昭与孙吴的立国方针》、《暨艳案试释》、《陈寅恪的史学成就与治学方法》。

陈玉屏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七章。

陈琳国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三节、第十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十七章第四节，与周兆望同志合写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他1943年生于福建龙海。199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发表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和《庶族、素族和寒门》、《论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等论文。

曹文柱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十六章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一节，第十九章第一节，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二节。他于1945年生于北京，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略论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治乱嬗替》、《胡汉分治》等。

张文强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节和第十章第三节。

余桂元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杨光辉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二节。他198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1988年先后获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1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科部主任、副编审，主要论著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封爵制度》、《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等。

郭豫衡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一节。

韩国磐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他1919年生于江苏海安。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史纲》、《魏晋南北朝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南北朝经济史略》、《隋朝史略》等，并发表论文多篇。

于天池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三节，第二十章第四节。他1945年生于山东烟台。197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至1990年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金日成综合大学任专家，讲授汉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他编印了馆藏多种书刊，发表了研究蒲松龄的论文多篇。

周兆望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八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三节、与陈琳国同志合写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他1944年生于湖南。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现为江西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薛军力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

郭良玉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三节。她1915年生于山东巨野，曾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学校教师，北京三十九中语文教员。1974年退休。著有《唐太宗演义》、《朱元璋外传》、《唐明皇》、《女皇武则天》等历史小说。

曾敬民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第一节。

李经纬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二十八章。

何绍庚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十三章，并负责第二十三至二十八章的统稿工作。

施光明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九章第二节。

夏露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一节、第十九章第三节。她还在综述部分协助何兹全同志写了几节初稿。

邓奕琦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节。

瞿林东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章第三节、第二十一章第二节。他1937年生于安徽肥东。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7年获硕士学位。曾任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副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导论》（合作）。

郭朋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第一节。他1920年生于河南唐县，现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已经离休）。先后出版了《隋唐佛教》、《汉魏而晋南北朝佛教》等九部书，在同时期内，还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佛教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季羡林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他1911年生于山东省请平县。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译著甚富，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季羡林选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论印度》、《沙恭达罗》、《罗摩衍那》（1—7）等。

杜升云同志、刘金沂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四章。

林文照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

汪子春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七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

以上共41人，把我算在里边就是42人。这里有少数人没有介绍他们的学历、经历和著作。这是因为他们在本书第三卷、第四卷的题记中介绍过了。有的是国为编者手下材料残缺，以后有条件的还可以把欠缺的地方增补起来。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是很复杂的历史，写成一部史书很不容易。现在依靠各位同志的努力，毕竟还是把这部历史写出来了。在我们的书稿中，有好多佳作，如周一良同志的文献资料，黄展岳同志的考古资料，祝总斌同志写的门阀制度，郭预衡同志写的曹植，何绍庚同志写的祖冲之，曾敬民同志和何绍庚同志合写的葛洪，郭朋同志写的道安，季羡林同志写的法显，科技史小组的同志们合写的科技各章，都是可以提出来说一说的。

书稿中也有明显的欠缺，这主要是，各篇数字之间的不平衡，文字表述有时浮词过多，把史书写成论文，这些都是史学界长时间形成的，必须不断加以克服，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克服得了的。

王仲荦同志是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著名的专家。我曾邀请他参加本卷的编撰工作。他说，因为他已经写出了《魏晋南北朝史》一书，就不再参加我们的这项工作了，但答应本卷可以采用他这部著作的材料和论点。本卷确实利用了他的一些成果，有的注明了，有的也没有注明。我谨在这里表示对这位史学家的感调和怀念。

本卷传记部分在编辑上的工作是相当重的，黎虎同志为此费了很多的力气。科技小组的同志们对于所承担的任务都是完成得那么认真、及时，这都是我们深为感谢的。本卷科技方面拟目原有化学一项，因其内容几乎完全与葛洪、陶弘景相同，在本卷订稿时，也就删去了。

缪钺同志和周一良同志为本卷扉页题署书名，在此深致谢意。

白寿彝1987年5月30日于北京友谊医院初稿1994年2月6日修改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正史《三国志》

《三国志》

陈寿（233—297）撰。有魏志（志一作书，下同）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陈寿字承柞，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任治书侍御史。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但他的思想感情，仍倾向于蜀汉。关于《三国志》的宗旨、体例和后人对它评论的当否，可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陈寿的时代距三国不远，不少事是他所闻甚至及见的。魏、吴两国都有官修史书，成为陈寿撰述的依据。蜀汉末立史官，但陈寿心怀故国，尽力搜求能得到的材料，如《诸葛亮传》中收录了诸葛氏集目录和传主自己编集的上表；《杨戏传》中收录了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都是《史记》《汉书》所未有的变例。《三国志》中包括董卓、袁绍等人的传，可与范晔《后汉书》比较对照研究。所撰日本古代史重要资料的《倭人传》，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陈寿书取材颇广，但漏略也不少，如名医张仲景、发明家马钧都未立传。少数民族只收录了东北方面，而蜀汉的南中诸族和孙吴的山越都付缺如。《三国志》以简练见长，而“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清李慈铭语），是其缺点。

弥补《三国志》这一缺陷的，是宋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先世东晋时渡江。松之官至国子博士太中大夫。他奉朱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元嘉六年（429）奏上。裴松之的宗旨是补缺略，备异闻，纠正错误，评论得失。他广搜博采，注中引书一百五十余种，绝大多数今已亡佚，如陈寿只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各用了十三字和四十一字叙述曹魏重要措施屯田，裴松之在《武帝纪》注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在《任峻传》注中，引用《魏武故事》所载曹操令以补充枣抵事迹，关于屯田有一百八十二字。裴注中保存的史料，质和量都不在原书之下，同为今天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依据。裴注的字数约为本书的三倍，但亦有六十一篇传（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传）没有注。关于裴注的评价，参看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一。

长期以来，《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受到重视。清代学者赵一清、钱大昭、潘眉、粱章矩、钱仪吉等，都曾为《三国志》作注。民国时，杨守敬的弟子沔阳卢弼（字慎之1876—1967）汇集各家之注，并附自己的校勘与见解，编成《三国志集解》，书前有1936年自序。卢氏创获无多，但鸠集旧注颇完备，地理方面尤详，是目前最方便的本子。《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万斯同（1638—1702）：《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吴将柏大臣年表》。

黄大华：《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周明泰：《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

洪饴孙（1773—1816）：《三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吴增仅、杨守敬（1839—1915）：《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1746—1809）、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谢钟英：《三国疆域志疑》。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

侯康（1798—1837）：《补三国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清代杨晨编《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志》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穀”、“虏穀、“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

《晋书》《晋书》唐以前人所撰纪传体和编年体的晋史很多，一般称有十八家，实际二十几家，俱已亡佚。今天的《晋书》是唐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640—642）间①，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主编，连同李淳风、令狐德棻等共二十一人参加，以齐臧荣绪所撰《晋书》（包括东西晋，纪录志传共百一十卷）为依据撰成的。唐太宗撰写了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篇纪传的论，所以又称此书为太宗御撰。

《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天文、地理、历律、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正史。由于书成众手，所以纪传、纪志、纪与载记、志传以及传与传之间时有牴牾矛盾之处，有时一事两传重出。《李重传》称见《百官志》，《司马彪传》称见《郊祀志》，这些志实皆《晋书》所无，盖沿各家旧晋书之文未改。在典章制度方面，当时颇为重要的九品中正制不见于职官志中。太常等九卿自汉至宋齐皆无卿名，梁以后始在太常等官名下缀以卿号，而书中皆称某卿；江左侨置州郡宋以后始冠以南字，而书中一律称南某州，皆不确切。《晋书》撰成晚于《宋书》一百余年，诸志中记事多沿自《宋书》，往往可用后者纠正前者失误。又如徐广在《晋书》、《宋书》中皆有传，《晋书》本传称义熙初封乐成侯，而《宋书》本传作乐成县五等侯。五等侯无实封，与一般封侯不同，五等两字不应省，这也说明《晋书》疏略。但《晋书》包含史料比较丰富，刘知几批评它多采杂史小说。今天看来，此点恰恰可贵。列传中收录不少有关重要史事的文章。《晋书》采用班固所创名称和体例，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把十六国（除去张氏前凉、李氏西凉）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历史编为载记，填补了东晋南渡以后北魏统一北方之前中国北部一百二十年历史的空白。五行志三卷虽多记灾异迷信，但如“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羌煮貊炙”等记载，以及百姓歌谣等，作为史料都很有用。

有关《晋书》的补表补志很多，胪列如下：万斯同：《两晋诸帝系统图》。

万斯同：《晋诸王世表》。

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收录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国为纲，凡徒封本国者皆列入，较万表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功臣世表》。

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秦锡田：《补晋异姓封爵表》。

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订周济《晋略》之执政表，较万氏将相大①李培栋：《晋书研究》，景蜀慧、郑小容：《晋书的修撰及成书时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及赵俊：《唐修晋书时间考》（《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三文不约而同地考定为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臣年表为周密。

万斯同：《晋方镇年表》。

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

秦锡圭：《补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东晋万镇年表》。吴氏两表皆远较万表秦表为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年表》。

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

张愉曾：《十六国年表》。

万、秦、张三表皆按年以各国政权为纲。

沈维贤：《晋五胡表》，以民族为纲。

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赵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

练恕：《西秦百官表》。

缪荃孙（1844—1919）：《后凉百官表》。

缪荃孙：《南凉百官表》。

缪荃孙：《西凉百官表》。

缪荃孙：《北凉西官表》。

缪荃孙：《夏百官表》。

缪荃孙：《北燕百官表》。

卢文弨（1717—1796）：《晋书天文志校正》。

卢文弨：《晋书礼志校正》。

毕沅（1730—1797）：《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晋书·地理志》详于西晋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时郡县为断限。惠帝时记述己略，东晋尤为疏漏。毕氏补漏订讹凡数百条。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分别叙述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中侨州郡县，清晰有用。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

钱仪吉（1783—1850）：《补普兵志》。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补晋书艺文志》。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收录石刻一百三种，为其他补志所无。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以上补志五家，互有详略异同，大致以文氏吴氏书为较详备。

补表补志之外，清代周家禄、劳格皆有《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有《晋书校文》。吴士鉴（？—1933）字絅斋，浙江钱塘人，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编成《晋书斠注》。1928年由刘承干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清代学者对《晋书》注释用力不如《三国志》之勤，吴士鉴钻研此书功力也不深，虽汇总不少史料，而时有疏忽。如《资治通鉴》胡注有助于理解《晋书》处，《斠注》未收。虽用《文选》中干宝《晋纪总论》核对《晋书》卷五所收，只注意了次要文字，《晋书》省略的几句，《斠注》反未著出，李善注也未利用。黟县姚铭恭著有《晋书纂注》，只存本纪十卷。搜集不如吴氏书之广，但本书内互证较吴书细密。《晋书斠注》性质与《三国志集解》相近，而质量不如，但仍不失为方便有用的本子。关于《晋书》的工具书，有中华书局所出张忱石编的《晋书人名索引》。

清代开展辑佚工作，黟县汤球、甘泉黄奭皆曾辑亡佚的晋史。汤球所辑有九家旧《晋书》（臧荣绪、王隐、虞预、朱凤、谢灵运、萧子云、萧子显、沈约、何法盛），干宝、陆机、曹嘉之、邓粲、刘谦之、裴松之的《晋纪》，陆机《惠帝起居注》，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以及极为片断的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困学纪闻》十三考史门称，“萧方等梁元帝子，为《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然二十九国具体何指不详），常璩《蜀李书》，和苞《汉赵记》，田融《赵书》，吴笃《赵书》，王度《二石传》，范亨《燕书》，车频《秦书》，王景晖《南燕书》，裴景仁《秦记》，姚和都《后秦记》，张谘《凉记》，喻归《西河记》，段龟龙《凉记》，刘昞《敦煌实录》，张诠《南燕书》，高闾《燕志》。汤球所辑晋史等都收于《丛书集成》。黄奭所辑有虞预、朱凤、谢灵运、臧荣绪、陆机的《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干宝、邓粲的《晋纪》，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刘谦之、徐广的《晋记》，王韶之《晋安帝纪》，檀道驾《续晋阳秋》，刘道荟《晋起居注》，及片段的其他众家晋史。黄奭所辑书收在《汉学堂丛书》。敦煌残本邓粲《晋纪》见《鸣沙石室佚书》，吐鲁番残本孙盛《晋阳秋》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一集。

《宋书》《宋书》梁沈约（441—513）撰。沈约，字体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令。《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百官），列传六十卷。沈约利用徐爰所撰宋史纪传和何承无所撰诸志，只补充了宋代最后十几年的事，所以齐永明五年（487）春着手，次年二月即完成。

《宋书》志的内容上溯到魏晋。沈约志序称“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辑本臧荣绪《晋书·五行志》中亦记魏文帝时大疫，明帝时地震，孙权时大风，盖宋时原有上溯之传统。对于这样的体例，自来评价不一。今天看来，《宋书》的志这样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是有益的。《宋书》各志占全书三分之一，包含的史料来源较早，历来受到重视。《礼志》不仅有婚丧祭祀仪注，而且包括旗章服物。所记公主居第成婚，皇帝宴会行洒，有司表格式等，都是有意义的史料。《乐志》记载了各种场合的歌曲歌词，记录了某些音乐的曲调，描述了乐器形制和舞蹈杂伎等。《符瑞志》、《五行志》的指导思想固属迷信，但前者保存了一些村名、里名，后者包含不少有关衣食住行的社会史料，所收民谣作为历史及文学史资料都是有用的。《州郡志》定出以大明八年（464）为断限，远较《晋书·地理志》为科学。关于东晋渡江以后南方州郡的分割侨置，宋志较晋志为详确，可用以较正晋志。

《宋书》载录有关政治的文字较多，过去为学者所讥评。但从保存原始史料角度看，今天应当称赞。尤其是百官集议某问题时，《宋书》往往收录全部议论内容，如《王弘传》载王弘、王淮之、何尚之等关于同伍犯法、主守偷盗之议，《颜竣传》关于铸钱的两议，《孔季恭传》的耕湖田议。这些资料保存当时公文的格式和语气，所录明帝与诸方镇诸大臣诏书中，多当时口语，作为史料都是极为可贵的。

《宋书》的补表有：盛大士：《宋书补表》。包括纪元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

万斯同：《宋诸王世表》。

罗振玉；（1866—1940）：《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人名下列其致死之由，以说明宋代宗室互相残杀之酷。

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宋方镇年表》。

沈约在志的总序说，“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实际这不能成为不立两志的理由。清代郝懿行（1757—1825）作《补宋书刑法志》、《补宋书食货志》，材料全出纪传。

《宋书》还有补志、校勘等书：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记》。

聂崇岐（1903—1962）：《补宋书·艺文志》。

苏晋仁、萧■子：《宋书乐志校注》。

清代朱铭盘（1852—1893）编《南朝宋会要》，分门别类辑录《宋书》中有关典章制度资料，颇完备，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但亦有疏漏，如方域门失收《符瑞志》所见村名里名。

《南齐书》《南齐书》梁萧子显撰。包括本纪八卷，志十一卷（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列传四十卷。原有序录一卷，今佚。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兰陵（今江苏武进）人，齐豫章王嶷之子，仕梁至吏部尚书、吴兴太守。书中叙述他的祖父齐高帝萧道成词多溢美，为其父萧崇所作传长达六千七百余字，备极揄扬，而对齐梁禅代之事，因以前朝宗室仕于梁朝，不免有所回避。萧子显虽去齐时代较近，所收史料并不丰富，不少处记载不如《南史》详备。如《巴陵王子伦传》明帝会典签杀高武子孙事，《晋安王子懋传》防阁董僧慧事，建安王子真被杀事，《南史》都较《南齐书》记载为详。崔庆远与魏孝文帝的应对，附见于《萧遥昌传》，萧子恪仅附于《萧嶷传》，皆嫌简略。

《南齐书》与《宋书》相似，收录文字较多。其中如《虞玩之传》所载高帝诏书及玩之表文，《王僧虔传》载与檀珪书及戒子书等，不仅是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的原始史料，而且保存不少当时习用语言，颇有价值。类传中设立文学传，为以后《梁书》《陈书》所沿袭，反映了齐梁时期文学的兴盛。继《宋书·恩幸传》之后，《南齐书》立幸臣传，以往史书所无，也反映了宋齐两代门阀制度之下皇帝利用寒人掌机要的政治特征。

《南齐书》的志可能利用了齐代时檀超、江淹所撰旧本而加以增损。《乐志》收歌词，为《宋书》旧例。《州郡志》每州总序中除建置沿革外，兼叙当地社会经济及风土人情，继承了《汉书·地理志》的优良传统，史料价值甚高。《百官志》虽只一卷，而编排眉目清楚，叙述明确，包含不少纪传中所不见的当时官制特征，对于了解南朝官制，比《宋书·百官志》更为有用。祥瑞、五行两志中，也包含不少社会风俗以至文化史料，如虎与象出现之地，有助于研究古代气候，用树（即茱萸）调味，朱雀桁上有华表柱，王俭谓江南不闲隶书，属龙、属虎、属猪、属马等等。

《南齐书》的补表补志等有下列诸书：万斯同：《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齐方镇年表》。

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

朱季海：《南齐书校议》。

朱铭盘：《南朝齐会要》。

《梁书》《梁书》唐姚思廉（557—637）撰。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姚思廉字简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仕唐至散骑常侍。思廉之父姚察（533—606）在陈时修《梁书》未完成，思廉继承父业。《梁书》中王茂、曹景宗、萧颖达等甘五篇传的史臣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以推断《梁书》约有一半是姚察原本。书中收录有史料价值的诏策表疏不少，但将相大臣死后赠谥诏书的例行文字，也往往载入本传，重复雷同，用处不大。卷五四诸夷、海南诸国及西北诸戎共收三十二个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比宋齐两史为多，反映梁代声教远被。文学传占两卷共二十四人，反映梁代文风之盛。由于多沿梁代旧史，有时回护，如临川王宏北伐失败事，从《梁书》找不到材料。萧颖胄、王琳、萧■在《梁书》无传，亦是疏漏。与宋齐史论赞之用四六文字相比，姚氏父子的史臣论皆用散文，是一特色。

《梁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梁诸王世表》。

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

洪孙（1804—1859）：《补梁疆域志》。

朱铭盘：《南朝梁会要》。辑录有关典章制度资料，如选举门有年贯一项，列举补国子生或任起家官年岁，颇有用。然资料限于正史，如《金楼子》、《广弘明集》等书中大量史料，以及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北朝及外国使臣入梁事等，皆未收录。

《陈书》《陈书》唐姚思廉撰。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陈朝立国三十三年，当时也曾有人修史，姚氏不乏依据。高祖纪、世祖纪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知是根据姚察旧本。但《陈书》却是二十四史中最小的一部，叙述颇为简略。可能因为姚思廉父子都曾仕陈朝，时世较近，旧人存者尚多，难免顾虑，故宁从简以免纠纷。《南史》于宋齐书都有增删，《陈书》过简，删节很少，但也没有多少增添的史料。所以陈代历史主要还要依靠《陈书》。关于《陈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陈诸王世表》。

万斯同：《陈将相大臣年表》。

臧励和：《补陈疆域志》。

《南史》《南史》唐李延寿撰。记述宋、齐、梁、陈四朝史事，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李延寿字遐龄，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延寿父大师曾计划用编年体综合南北朝写一部通史，未完成而卒。延寿曾三入史馆，参加《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纂，过目的杂史达千余卷。他追终父志，用了十六年时间，参酌诸书，合宋齐梁陈书为南史，合魏北齐北周隋书为北史。显庆四年（659），《南史》先成，《北史》较晚。

《南史》编纂目的在求简明扼要，对南朝四都史书都加以删节。《宋书》所载诏书表文等较多，所以删略尤甚。为掌握南朝历史大略，《南史》便于省览，但从史料角度看，不能代替四朝正史。在南朝地方官制的处理上，如刺史同时“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州之某几郡军事”，《南史》一律简化为“某州刺史加都督”或“都督某州刺史”。这就不但使加督的刺史其军事职权范围模糊不清，而且混淆了刺史及都督的官职，制造出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名称。都督诸州军事有都督、监和督三级的区别，《南史》或者一律称为加都督，或者略去监字督字。这些都是利用《南史》资料时必须注意的。有些不出于四朝正史，而是另有来源的史料，《南史》也有删节失当之处。如《通典·食货》可能据梁代旧史收录梁时沈约上书，其中建议两事。一是用晋宋时代比较可靠的旧黄籍，来核对当时的黄籍，以查出在户籍册上冒充士族规避徭役的庶族。另一建议是利用晋宋旧籍来检查后来伪造以冒充高门士族的家谱。第二条建议前冠以“臣又以为云云”，《通典》在沈约建议之后结尾说，梁武帝因此留意谱籍，设立了谱局。《南史·王僧孺传》亦载沈约奏议，但删去“臣又以为云云”一段，而结尾仍云“武帝以是留意谱籍云云”，把检查黄籍事与谱局连到一起，前后不相衔接，令人不解了。《南史》另一特点，是仿效何法盛《晋中兴书》中以一氏族为一篇（如琅玡王录，陈郡谢录等）的精神，把南朝各代一姓祖孙父子的列传合在一起。这样便于考见门阀制度下一个家族的发展，作为史料也有其方便之处。

《南史》对四朝正史也有不少订正和补充，给后人提供了有用的史料。

例如宋代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来文帝用道济讨代谢晦，《宋书》未作任何交代。《南史·檀道济传》有这样一段：“上将诛徐羡之等，召道济欲使西讨。王华曰：‘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事情便首昆明白。南齐明帝往往命典签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南齐书》语焉不详，而《南史·巴陵王子伦传》详细叙述了典签权势。《南史·梁武帝纪》比《梁书》多出四五百字。赵翼《廿二史札记》十有“南史增齐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两条，列举了《南史》补充两书的资料。只有对于《陈书》，《南史》增删甚少。《南史》所增还有些比较琐碎或神奇怪异的故事，自来为史学家所诟病。但今天作为史料来看，保存下来仍然是有益的。

有关《南史》的考订著作，见《北史》条下。

《魏书》《魏书》北齐魏收（506—572）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平乡）人，历仕魏齐两朝。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祐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在《官氏志》中除职官之外兼载鲜卑氏族的改易名称及分布方位，别立《释老志》，记述有关佛教道教的史事。这两篇志旧史所无，是《魏书》特色。《魏书》是正史中第一部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的断代史，魏收采取《序纪》方式，迫叙道武帝以前的世系和大事，处理恰当。从嘎仙洞的发现和《魏书·礼志》的记载与洞中所刻祝词相一致，可以推断《序纪》的记载大体是有事实依据的。外戚传只叙后妃家人，不包括后妃，改变了班固《汉书》体例，亦是《魏书》首创。

魏收根据北魏旧史，而旧史鉴于崔浩国史之狱，可能忌讳甚多。平文、穆帝、昭成、道武、太武、献文诸帝虽都非善终，而《魏书》一律不载。魏收书成于齐文宣帝时，他虽然对魏收说过，“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魏书·自序》），但其人粗暴凶虐，所以魏收书中关于高欢和北齐的事，亦多曲笔回避。由于北齐继承东魂，所以魏收以东魏为正统，对于西魏的事略去不书。《地形志》不采取北魂宣武延昌（512—515）时最大版图，反而用东魏武定（543—549）时疆域为据，关西全付缺如，史料甚不完备。加以魏收恃才傲物，刚愎自用，对于人物的记载和评价，时时任意高下，所以引起许多人不满，目为秽史，曾几次奉皇帝之命作局部修改。但关于北魂一百七十年的历史，魏收的书还是唯一丰富的史料来源。

今本《魏书》从宋时起已有二十九卷全部或部分亡佚，后人用隋魏澹撰《魏书》、唐初李延寿《北史》、张大（作太者误）素《后魏书》和唐元和时高峻《高氏小史》补。今天使用《魏书》史料，这些亡佚部分不宜作为魏收的书援引。《魏书》自序称有三十五例、廿五序、九十四论。论或指纪传未的“史臣曰”，例和序当亦亡佚了。

清代以来关于魏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

万斯同：《魏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外戚诸王世衰》。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清代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撰《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异域）、四考（纪象、仪制、地域、百官）。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北齐书》《北齐书》唐李百药（565—648）撰，包括本纪人卷、列传四十二卷。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深县）人。其父德林在齐时预修国史，入隋后继续修撰齐史而未成书。百药历仕隋唐两朝，太宗时奉诏继承父业撰《齐书》，贞观十年（636）完成。以后为区别于萧子显的《南齐书》而称《北齐书》。

李德林父子生长于齐代，掌握资料方便，而成书又远在齐亡之后，写作顾虑较少。隋王劭著《齐志》，记载北齐事忠实可据。多用当时口语，如实传达时人风貌，尤为刘知几所赞赏。李百药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王劭的著作，所以《北齐书》中颇保留生动的口语。可惜的是，《北齐书》自北宋时即亡伏约三分之二，现存李百药原书只有卷四、卷十二、卷十六至甘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其余皆后人用《北史》或《高氏小史》所补，不能作为李百药原书引用。

《北齐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北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

《周书》《周书》唐令狐德棻（583—666）撰。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初任秘书丞。

他曾向高祖建议：“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本传）因而提出修周隋两朝史。武德五年（622），德棻与陈叔达、庾俭负责修周史，迄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诏与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十年（636）书成。

周代有柳虬、牛弘所撰国史。由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各方面提倡复古，当时的文字也力求古奥。《周书》沿用旧史，所以风格与同时修撰的《北齐书》颇不相同，在此意义上也反映了北周实际情况。

《周书》从宋代即亡佚不少，非令狐德棻原本者有卷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卷二十一、二十六亦不完全，后人用《北史》等书所补。

《周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周诸王世表》。

万斯同：《周公卿年表》。

练恕：《北周公卿表》。

近人王仲荦著《北周六典》十卷，叙述北周政府组织形式。全书分三十目，穷尽并排比今日所能见的北周有关史料，使宇文氏一代典制粲然大备。又有《北周地理志》及附录三种，弥补了《魏书·地形志》的严重不足，为考究西魂北周地理沿革所必需的重要参考书。

《隋书》《隋书》包括本纪五卷，志三十卷（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列传五十卷。纪传于贞观三年（629）开始纂修，贞观十年（636）完成。参加者有颜师古、孔颖达、敬播、许敬宗等，总其事者为魏征。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下诏，因梁陈齐周史无志，命令与隋书的志一起纂修。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菜等。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以长孙无忌名义上表进呈，当时称为《五代史志》。以后全部编进《隋书》，成为它的一部分。

隋朝没有注意修撰国史，文献又多散佚，所以唐初修史的依据较少，有些传中径称“史失其事”。加以书出众手，纪传与志的修撰又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人执笔，所以二者之间缺乏联系，互不照应。如《晋书·牛弘传》称事在音律志，而今本《隋书》《音乐志》与《律历志》分开。《何稠传》称事见威仪志，《阎毗传》称见舆服志，而今本《隋书》只有《礼仪志》。《五代史志》所保存有关典章制度的史料比较丰富。除地理、经籍两志外，都按五代次序叙述，眉目比较清楚。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一次结集，对于研究这几百年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存亡、学术的流变、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隋书》的表志有：万斯同：《隋诸王世表》。

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

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自大业七年（611）至贞观二年（628），按月表列起兵者兴亡。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地理志》以隋代统一的疆域为纲，梁陈齐周时的沿革列于注中，时有疏漏错误，为杨氏考证重点所在。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主要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齐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1800）：《隋书经诺志考证》。只有史部。一说此书本名《史籍考》，后人误改。注意辑录佚文，而于书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详考。姚振宗（1842—1906）：《隋书经籍志考证》。推寻志中所收书籍之本末源流，补直考订志所遗漏，远较章书为详备。

《北史》《北史》唐李延寿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北史》的撰写宗旨和体裁与《南史》相同，对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有删节，也有增补。删略不当之处，如“都督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省为“都督某州刺史”，其误与《南史》同。对于《魏书》删节较多。因唐承隋而隋又承西魏北周，所以以西魏为正统，增加了魏收书所无的西魏三帝本纪，附见东魏诸帝，增加了西魏若干人物列传。北齐方面补充了一些可能出于王劭《齐志》的带有口语的记载。《周书·徐招传》附赵肃传后，不足百字。《北史》详记其离间葛荣与鲜于修礼使二人致败事。李弼等传论中，详细记述了北周军事制度，为《周书》所无。可能因为《隋书》属于本朝著作，《北史》叙述隋事、变动《隋书》甚少。

关于南北史的补表补志有：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系表》。计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颇有用。

汪士铎（1802—1889）：《南北史补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共十四卷。地理志以宋齐为一篇，梁陈为一篇，魏齐为一篇，周隋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为准，魏以武定之世为准，皆仍《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旧，参考价值不大。礼志依据纪传诸志及《通典》等，而未注出处，唯五行志注明出处，征引时须检原书。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存舆服、乐律、刑法、职官、氏族、道释，共十三卷，体例与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补编》首次据稿本印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分南史、北史、载记三篇，以见于南北史纪传者为准。不见于南北史仅见于八书者入载记。《隋书·经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条皆注明出处，便于利用。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县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起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止，按年排列。以西晋末的二十一州为纲，每州下举出当年变迁沿革，各朝重要年份举出当时全疆域所统州郡名称数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举出本州及所统郡的变迁。郡县表按各州所统郡为次序，每郡及所统县下又依朝代叙述变迁。南北朝皆有侨州郡县，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汉东。徐氏注意考出实土所在，以免读史者为空名所惑，故详州郡之建置分合于郡县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县沿革表有重复处。此书与周嘉猷世系表为读南北朝史的两部重要工具书。

陈乃乾有《廿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其中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部分可以参考。

关于正史中个别史事的考订和文字的诠释，宋代以来学者笔记中屡见。

清代学者以治经方式治史，考史益趋缜密，散见于各家笔记文集中。集中考订正史（包括《三国志》、《晋书》及八书二史在内）的著作，有下列几种书：王鸣盛（1722—1797）：《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本书沿用宋代及毛氏汲古阁汇刻《史记》至《五代史》诸正史而统称为十七史的旧名，实际包括《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内。共一百卷，《三国志》至《隋书》计三十卷。考证不如钱大昕书精审。钱大昕（1728—1804）：《廿二史考异》。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本书包括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及《明史》的二十二史，共一百卷，其中《三国志》至《隋书》共二十六卷。以考证职官地理为主，同时校勘文字，皆极精确。钱氏最先指出，东晋在南方侨立的州郡不称南某州南某郡，到刘宋时才冠以南字。臆校改正的误字，往往与宋刊本暗合。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中亦有考史条目。

赵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赵翼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本书对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作为一史处理，实际包括全部二十四史，共三十六卷。《三国志》、《普书》及八书二史共十卷。系统论述各朝正史的编撰得失，运用正史资料对重要臾事进行考订与分析综合，接近于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王树民有《廿二史札记校证》。赵翼的《陔余丛考》中亦有考史条目。王利器纂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有读王、钱、赵三家书的眉批。

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李慈铭（1829—1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此书由王重民辑录，涉及本段者有《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张元济：《校史随笔》。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

此书校勘误字，多所发明。

专门考订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的正史的著作有：洪颐煊（1765—1837）：《诸史考异》。十八卷。

郝懿行：《晋宋书故》。计五十一条，多为晋宋书中名物、词语之考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考订史实、制度、名物、语词等，计三百四十余条。

第一节 正史《三国志》

《三国志》

陈寿（233—297）撰。有魏志（志一作书，下同）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陈寿字承柞，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任治书侍御史。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但他的思想感情，仍倾向于蜀汉。关于《三国志》的宗旨、体例和后人对它评论的当否，可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陈寿的时代距三国不远，不少事是他所闻甚至及见的。魏、吴两国都有官修史书，成为陈寿撰述的依据。蜀汉末立史官，但陈寿心怀故国，尽力搜求能得到的材料，如《诸葛亮传》中收录了诸葛氏集目录和传主自己编集的上表；《杨戏传》中收录了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都是《史记》《汉书》所未有的变例。《三国志》中包括董卓、袁绍等人的传，可与范晔《后汉书》比较对照研究。所撰日本古代史重要资料的《倭人传》，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陈寿书取材颇广，但漏略也不少，如名医张仲景、发明家马钧都未立传。少数民族只收录了东北方面，而蜀汉的南中诸族和孙吴的山越都付缺如。《三国志》以简练见长，而“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清李慈铭语），是其缺点。

弥补《三国志》这一缺陷的，是宋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先世东晋时渡江。松之官至国子博士太中大夫。他奉朱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元嘉六年（429）奏上。裴松之的宗旨是补缺略，备异闻，纠正错误，评论得失。他广搜博采，注中引书一百五十余种，绝大多数今已亡佚，如陈寿只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各用了十三字和四十一字叙述曹魏重要措施屯田，裴松之在《武帝纪》注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在《任峻传》注中，引用《魏武故事》所载曹操令以补充枣抵事迹，关于屯田有一百八十二字。裴注中保存的史料，质和量都不在原书之下，同为今天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依据。裴注的字数约为本书的三倍，但亦有六十一篇传（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传）没有注。关于裴注的评价，参看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一。

长期以来，《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受到重视。清代学者赵一清、钱大昭、潘眉、粱章矩、钱仪吉等，都曾为《三国志》作注。民国时，杨守敬的弟子沔阳卢弼（字慎之1876—1967）汇集各家之注，并附自己的校勘与见解，编成《三国志集解》，书前有1936年自序。卢氏创获无多，但鸠集旧注颇完备，地理方面尤详，是目前最方便的本子。《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万斯同（1638—1702）：《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吴将柏大臣年表》。

黄大华：《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周明泰：《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

洪饴孙（1773—1816）：《三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吴增仅、杨守敬（1839—1915）：《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1746—1809）、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谢钟英：《三国疆域志疑》。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

侯康（1798—1837）：《补三国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清代杨晨编《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志》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穀”、“虏穀、“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

《晋书》《晋书》唐以前人所撰纪传体和编年体的晋史很多，一般称有十八家，实际二十几家，俱已亡佚。今天的《晋书》是唐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640—642）间①，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主编，连同李淳风、令狐德棻等共二十一人参加，以齐臧荣绪所撰《晋书》（包括东西晋，纪录志传共百一十卷）为依据撰成的。唐太宗撰写了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篇纪传的论，所以又称此书为太宗御撰。

《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天文、地理、历律、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正史。由于书成众手，所以纪传、纪志、纪与载记、志传以及传与传之间时有牴牾矛盾之处，有时一事两传重出。《李重传》称见《百官志》，《司马彪传》称见《郊祀志》，这些志实皆《晋书》所无，盖沿各家旧晋书之文未改。在典章制度方面，当时颇为重要的九品中正制不见于职官志中。太常等九卿自汉至宋齐皆无卿名，梁以后始在太常等官名下缀以卿号，而书中皆称某卿；江左侨置州郡宋以后始冠以南字，而书中一律称南某州，皆不确切。《晋书》撰成晚于《宋书》一百余年，诸志中记事多沿自《宋书》，往往可用后者纠正前者失误。又如徐广在《晋书》、《宋书》中皆有传，《晋书》本传称义熙初封乐成侯，而《宋书》本传作乐成县五等侯。五等侯无实封，与一般封侯不同，五等两字不应省，这也说明《晋书》疏略。但《晋书》包含史料比较丰富，刘知几批评它多采杂史小说。今天看来，此点恰恰可贵。列传中收录不少有关重要史事的文章。《晋书》采用班固所创名称和体例，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把十六国（除去张氏前凉、李氏西凉）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历史编为载记，填补了东晋南渡以后北魏统一北方之前中国北部一百二十年历史的空白。五行志三卷虽多记灾异迷信，但如“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羌煮貊炙”等记载，以及百姓歌谣等，作为史料都很有用。

有关《晋书》的补表补志很多，胪列如下：万斯同：《两晋诸帝系统图》。

万斯同：《晋诸王世表》。

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收录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国为纲，凡徒封本国者皆列入，较万表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功臣世表》。

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秦锡田：《补晋异姓封爵表》。

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订周济《晋略》之执政表，较万氏将相大①李培栋：《晋书研究》，景蜀慧、郑小容：《晋书的修撰及成书时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及赵俊：《唐修晋书时间考》（《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三文不约而同地考定为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臣年表为周密。

万斯同：《晋方镇年表》。

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

秦锡圭：《补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东晋万镇年表》。吴氏两表皆远较万表秦表为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年表》。

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

张愉曾：《十六国年表》。

万、秦、张三表皆按年以各国政权为纲。

沈维贤：《晋五胡表》，以民族为纲。

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赵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

练恕：《西秦百官表》。

缪荃孙（1844—1919）：《后凉百官表》。

缪荃孙：《南凉百官表》。

缪荃孙：《西凉百官表》。

缪荃孙：《北凉西官表》。

缪荃孙：《夏百官表》。

缪荃孙：《北燕百官表》。

卢文弨（1717—1796）：《晋书天文志校正》。

卢文弨：《晋书礼志校正》。

毕沅（1730—1797）：《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晋书·地理志》详于西晋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时郡县为断限。惠帝时记述己略，东晋尤为疏漏。毕氏补漏订讹凡数百条。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分别叙述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中侨州郡县，清晰有用。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

钱仪吉（1783—1850）：《补普兵志》。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补晋书艺文志》。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收录石刻一百三种，为其他补志所无。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以上补志五家，互有详略异同，大致以文氏吴氏书为较详备。

补表补志之外，清代周家禄、劳格皆有《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有《晋书校文》。吴士鉴（？—1933）字絅斋，浙江钱塘人，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编成《晋书斠注》。1928年由刘承干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清代学者对《晋书》注释用力不如《三国志》之勤，吴士鉴钻研此书功力也不深，虽汇总不少史料，而时有疏忽。如《资治通鉴》胡注有助于理解《晋书》处，《斠注》未收。虽用《文选》中干宝《晋纪总论》核对《晋书》卷五所收，只注意了次要文字，《晋书》省略的几句，《斠注》反未著出，李善注也未利用。黟县姚铭恭著有《晋书纂注》，只存本纪十卷。搜集不如吴氏书之广，但本书内互证较吴书细密。《晋书斠注》性质与《三国志集解》相近，而质量不如，但仍不失为方便有用的本子。关于《晋书》的工具书，有中华书局所出张忱石编的《晋书人名索引》。

清代开展辑佚工作，黟县汤球、甘泉黄奭皆曾辑亡佚的晋史。汤球所辑有九家旧《晋书》（臧荣绪、王隐、虞预、朱凤、谢灵运、萧子云、萧子显、沈约、何法盛），干宝、陆机、曹嘉之、邓粲、刘谦之、裴松之的《晋纪》，陆机《惠帝起居注》，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以及极为片断的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困学纪闻》十三考史门称，“萧方等梁元帝子，为《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然二十九国具体何指不详），常璩《蜀李书》，和苞《汉赵记》，田融《赵书》，吴笃《赵书》，王度《二石传》，范亨《燕书》，车频《秦书》，王景晖《南燕书》，裴景仁《秦记》，姚和都《后秦记》，张谘《凉记》，喻归《西河记》，段龟龙《凉记》，刘昞《敦煌实录》，张诠《南燕书》，高闾《燕志》。汤球所辑晋史等都收于《丛书集成》。黄奭所辑有虞预、朱凤、谢灵运、臧荣绪、陆机的《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干宝、邓粲的《晋纪》，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刘谦之、徐广的《晋记》，王韶之《晋安帝纪》，檀道驾《续晋阳秋》，刘道荟《晋起居注》，及片段的其他众家晋史。黄奭所辑书收在《汉学堂丛书》。敦煌残本邓粲《晋纪》见《鸣沙石室佚书》，吐鲁番残本孙盛《晋阳秋》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一集。

《宋书》《宋书》梁沈约（441—513）撰。沈约，字体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令。《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百官），列传六十卷。沈约利用徐爰所撰宋史纪传和何承无所撰诸志，只补充了宋代最后十几年的事，所以齐永明五年（487）春着手，次年二月即完成。

《宋书》志的内容上溯到魏晋。沈约志序称“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辑本臧荣绪《晋书·五行志》中亦记魏文帝时大疫，明帝时地震，孙权时大风，盖宋时原有上溯之传统。对于这样的体例，自来评价不一。今天看来，《宋书》的志这样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是有益的。《宋书》各志占全书三分之一，包含的史料来源较早，历来受到重视。《礼志》不仅有婚丧祭祀仪注，而且包括旗章服物。所记公主居第成婚，皇帝宴会行洒，有司表格式等，都是有意义的史料。《乐志》记载了各种场合的歌曲歌词，记录了某些音乐的曲调，描述了乐器形制和舞蹈杂伎等。《符瑞志》、《五行志》的指导思想固属迷信，但前者保存了一些村名、里名，后者包含不少有关衣食住行的社会史料，所收民谣作为历史及文学史资料都是有用的。《州郡志》定出以大明八年（464）为断限，远较《晋书·地理志》为科学。关于东晋渡江以后南方州郡的分割侨置，宋志较晋志为详确，可用以较正晋志。

《宋书》载录有关政治的文字较多，过去为学者所讥评。但从保存原始史料角度看，今天应当称赞。尤其是百官集议某问题时，《宋书》往往收录全部议论内容，如《王弘传》载王弘、王淮之、何尚之等关于同伍犯法、主守偷盗之议，《颜竣传》关于铸钱的两议，《孔季恭传》的耕湖田议。这些资料保存当时公文的格式和语气，所录明帝与诸方镇诸大臣诏书中，多当时口语，作为史料都是极为可贵的。

《宋书》的补表有：盛大士：《宋书补表》。包括纪元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

万斯同：《宋诸王世表》。

罗振玉；（1866—1940）：《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人名下列其致死之由，以说明宋代宗室互相残杀之酷。

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宋方镇年表》。

沈约在志的总序说，“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实际这不能成为不立两志的理由。清代郝懿行（1757—1825）作《补宋书刑法志》、《补宋书食货志》，材料全出纪传。

《宋书》还有补志、校勘等书：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记》。

聂崇岐（1903—1962）：《补宋书·艺文志》。

苏晋仁、萧■子：《宋书乐志校注》。

清代朱铭盘（1852—1893）编《南朝宋会要》，分门别类辑录《宋书》中有关典章制度资料，颇完备，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但亦有疏漏，如方域门失收《符瑞志》所见村名里名。

《南齐书》《南齐书》梁萧子显撰。包括本纪八卷，志十一卷（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列传四十卷。原有序录一卷，今佚。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兰陵（今江苏武进）人，齐豫章王嶷之子，仕梁至吏部尚书、吴兴太守。书中叙述他的祖父齐高帝萧道成词多溢美，为其父萧崇所作传长达六千七百余字，备极揄扬，而对齐梁禅代之事，因以前朝宗室仕于梁朝，不免有所回避。萧子显虽去齐时代较近，所收史料并不丰富，不少处记载不如《南史》详备。如《巴陵王子伦传》明帝会典签杀高武子孙事，《晋安王子懋传》防阁董僧慧事，建安王子真被杀事，《南史》都较《南齐书》记载为详。崔庆远与魏孝文帝的应对，附见于《萧遥昌传》，萧子恪仅附于《萧嶷传》，皆嫌简略。

《南齐书》与《宋书》相似，收录文字较多。其中如《虞玩之传》所载高帝诏书及玩之表文，《王僧虔传》载与檀珪书及戒子书等，不仅是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的原始史料，而且保存不少当时习用语言，颇有价值。类传中设立文学传，为以后《梁书》《陈书》所沿袭，反映了齐梁时期文学的兴盛。继《宋书·恩幸传》之后，《南齐书》立幸臣传，以往史书所无，也反映了宋齐两代门阀制度之下皇帝利用寒人掌机要的政治特征。

《南齐书》的志可能利用了齐代时檀超、江淹所撰旧本而加以增损。《乐志》收歌词，为《宋书》旧例。《州郡志》每州总序中除建置沿革外，兼叙当地社会经济及风土人情，继承了《汉书·地理志》的优良传统，史料价值甚高。《百官志》虽只一卷，而编排眉目清楚，叙述明确，包含不少纪传中所不见的当时官制特征，对于了解南朝官制，比《宋书·百官志》更为有用。祥瑞、五行两志中，也包含不少社会风俗以至文化史料，如虎与象出现之地，有助于研究古代气候，用树（即茱萸）调味，朱雀桁上有华表柱，王俭谓江南不闲隶书，属龙、属虎、属猪、属马等等。

《南齐书》的补表补志等有下列诸书：万斯同：《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齐方镇年表》。

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

朱季海：《南齐书校议》。

朱铭盘：《南朝齐会要》。

《梁书》《梁书》唐姚思廉（557—637）撰。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姚思廉字简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仕唐至散骑常侍。思廉之父姚察（533—606）在陈时修《梁书》未完成，思廉继承父业。《梁书》中王茂、曹景宗、萧颖达等甘五篇传的史臣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以推断《梁书》约有一半是姚察原本。书中收录有史料价值的诏策表疏不少，但将相大臣死后赠谥诏书的例行文字，也往往载入本传，重复雷同，用处不大。卷五四诸夷、海南诸国及西北诸戎共收三十二个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比宋齐两史为多，反映梁代声教远被。文学传占两卷共二十四人，反映梁代文风之盛。由于多沿梁代旧史，有时回护，如临川王宏北伐失败事，从《梁书》找不到材料。萧颖胄、王琳、萧■在《梁书》无传，亦是疏漏。与宋齐史论赞之用四六文字相比，姚氏父子的史臣论皆用散文，是一特色。

《梁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梁诸王世表》。

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

洪孙（1804—1859）：《补梁疆域志》。

朱铭盘：《南朝梁会要》。辑录有关典章制度资料，如选举门有年贯一项，列举补国子生或任起家官年岁，颇有用。然资料限于正史，如《金楼子》、《广弘明集》等书中大量史料，以及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北朝及外国使臣入梁事等，皆未收录。

《陈书》《陈书》唐姚思廉撰。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陈朝立国三十三年，当时也曾有人修史，姚氏不乏依据。高祖纪、世祖纪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知是根据姚察旧本。但《陈书》却是二十四史中最小的一部，叙述颇为简略。可能因为姚思廉父子都曾仕陈朝，时世较近，旧人存者尚多，难免顾虑，故宁从简以免纠纷。《南史》于宋齐书都有增删，《陈书》过简，删节很少，但也没有多少增添的史料。所以陈代历史主要还要依靠《陈书》。关于《陈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陈诸王世表》。

万斯同：《陈将相大臣年表》。

臧励和：《补陈疆域志》。

《南史》《南史》唐李延寿撰。记述宋、齐、梁、陈四朝史事，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李延寿字遐龄，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延寿父大师曾计划用编年体综合南北朝写一部通史，未完成而卒。延寿曾三入史馆，参加《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纂，过目的杂史达千余卷。他追终父志，用了十六年时间，参酌诸书，合宋齐梁陈书为南史，合魏北齐北周隋书为北史。显庆四年（659），《南史》先成，《北史》较晚。

《南史》编纂目的在求简明扼要，对南朝四都史书都加以删节。《宋书》所载诏书表文等较多，所以删略尤甚。为掌握南朝历史大略，《南史》便于省览，但从史料角度看，不能代替四朝正史。在南朝地方官制的处理上，如刺史同时“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州之某几郡军事”，《南史》一律简化为“某州刺史加都督”或“都督某州刺史”。这就不但使加督的刺史其军事职权范围模糊不清，而且混淆了刺史及都督的官职，制造出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名称。都督诸州军事有都督、监和督三级的区别，《南史》或者一律称为加都督，或者略去监字督字。这些都是利用《南史》资料时必须注意的。有些不出于四朝正史，而是另有来源的史料，《南史》也有删节失当之处。如《通典·食货》可能据梁代旧史收录梁时沈约上书，其中建议两事。一是用晋宋时代比较可靠的旧黄籍，来核对当时的黄籍，以查出在户籍册上冒充士族规避徭役的庶族。另一建议是利用晋宋旧籍来检查后来伪造以冒充高门士族的家谱。第二条建议前冠以“臣又以为云云”，《通典》在沈约建议之后结尾说，梁武帝因此留意谱籍，设立了谱局。《南史·王僧孺传》亦载沈约奏议，但删去“臣又以为云云”一段，而结尾仍云“武帝以是留意谱籍云云”，把检查黄籍事与谱局连到一起，前后不相衔接，令人不解了。《南史》另一特点，是仿效何法盛《晋中兴书》中以一氏族为一篇（如琅玡王录，陈郡谢录等）的精神，把南朝各代一姓祖孙父子的列传合在一起。这样便于考见门阀制度下一个家族的发展，作为史料也有其方便之处。

《南史》对四朝正史也有不少订正和补充，给后人提供了有用的史料。

例如宋代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来文帝用道济讨代谢晦，《宋书》未作任何交代。《南史·檀道济传》有这样一段：“上将诛徐羡之等，召道济欲使西讨。王华曰：‘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事情便首昆明白。南齐明帝往往命典签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南齐书》语焉不详，而《南史·巴陵王子伦传》详细叙述了典签权势。《南史·梁武帝纪》比《梁书》多出四五百字。赵翼《廿二史札记》十有“南史增齐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两条，列举了《南史》补充两书的资料。只有对于《陈书》，《南史》增删甚少。《南史》所增还有些比较琐碎或神奇怪异的故事，自来为史学家所诟病。但今天作为史料来看，保存下来仍然是有益的。

有关《南史》的考订著作，见《北史》条下。

《魏书》《魏书》北齐魏收（506—572）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平乡）人，历仕魏齐两朝。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祐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在《官氏志》中除职官之外兼载鲜卑氏族的改易名称及分布方位，别立《释老志》，记述有关佛教道教的史事。这两篇志旧史所无，是《魏书》特色。《魏书》是正史中第一部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的断代史，魏收采取《序纪》方式，迫叙道武帝以前的世系和大事，处理恰当。从嘎仙洞的发现和《魏书·礼志》的记载与洞中所刻祝词相一致，可以推断《序纪》的记载大体是有事实依据的。外戚传只叙后妃家人，不包括后妃，改变了班固《汉书》体例，亦是《魏书》首创。

魏收根据北魏旧史，而旧史鉴于崔浩国史之狱，可能忌讳甚多。平文、穆帝、昭成、道武、太武、献文诸帝虽都非善终，而《魏书》一律不载。魏收书成于齐文宣帝时，他虽然对魏收说过，“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魏书·自序》），但其人粗暴凶虐，所以魏收书中关于高欢和北齐的事，亦多曲笔回避。由于北齐继承东魂，所以魏收以东魏为正统，对于西魏的事略去不书。《地形志》不采取北魂宣武延昌（512—515）时最大版图，反而用东魏武定（543—549）时疆域为据，关西全付缺如，史料甚不完备。加以魏收恃才傲物，刚愎自用，对于人物的记载和评价，时时任意高下，所以引起许多人不满，目为秽史，曾几次奉皇帝之命作局部修改。但关于北魂一百七十年的历史，魏收的书还是唯一丰富的史料来源。

今本《魏书》从宋时起已有二十九卷全部或部分亡佚，后人用隋魏澹撰《魏书》、唐初李延寿《北史》、张大（作太者误）素《后魏书》和唐元和时高峻《高氏小史》补。今天使用《魏书》史料，这些亡佚部分不宜作为魏收的书援引。《魏书》自序称有三十五例、廿五序、九十四论。论或指纪传未的“史臣曰”，例和序当亦亡佚了。

清代以来关于魏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

万斯同：《魏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外戚诸王世衰》。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清代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撰《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异域）、四考（纪象、仪制、地域、百官）。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北齐书》《北齐书》唐李百药（565—648）撰，包括本纪人卷、列传四十二卷。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深县）人。其父德林在齐时预修国史，入隋后继续修撰齐史而未成书。百药历仕隋唐两朝，太宗时奉诏继承父业撰《齐书》，贞观十年（636）完成。以后为区别于萧子显的《南齐书》而称《北齐书》。

李德林父子生长于齐代，掌握资料方便，而成书又远在齐亡之后，写作顾虑较少。隋王劭著《齐志》，记载北齐事忠实可据。多用当时口语，如实传达时人风貌，尤为刘知几所赞赏。李百药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王劭的著作，所以《北齐书》中颇保留生动的口语。可惜的是，《北齐书》自北宋时即亡伏约三分之二，现存李百药原书只有卷四、卷十二、卷十六至甘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其余皆后人用《北史》或《高氏小史》所补，不能作为李百药原书引用。

《北齐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北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

《周书》《周书》唐令狐德棻（583—666）撰。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初任秘书丞。

他曾向高祖建议：“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本传）因而提出修周隋两朝史。武德五年（622），德棻与陈叔达、庾俭负责修周史，迄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诏与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十年（636）书成。

周代有柳虬、牛弘所撰国史。由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各方面提倡复古，当时的文字也力求古奥。《周书》沿用旧史，所以风格与同时修撰的《北齐书》颇不相同，在此意义上也反映了北周实际情况。

《周书》从宋代即亡佚不少，非令狐德棻原本者有卷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卷二十一、二十六亦不完全，后人用《北史》等书所补。

《周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周诸王世表》。

万斯同：《周公卿年表》。

练恕：《北周公卿表》。

近人王仲荦著《北周六典》十卷，叙述北周政府组织形式。全书分三十目，穷尽并排比今日所能见的北周有关史料，使宇文氏一代典制粲然大备。又有《北周地理志》及附录三种，弥补了《魏书·地形志》的严重不足，为考究西魂北周地理沿革所必需的重要参考书。

《隋书》《隋书》包括本纪五卷，志三十卷（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列传五十卷。纪传于贞观三年（629）开始纂修，贞观十年（636）完成。参加者有颜师古、孔颖达、敬播、许敬宗等，总其事者为魏征。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下诏，因梁陈齐周史无志，命令与隋书的志一起纂修。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菜等。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以长孙无忌名义上表进呈，当时称为《五代史志》。以后全部编进《隋书》，成为它的一部分。

隋朝没有注意修撰国史，文献又多散佚，所以唐初修史的依据较少，有些传中径称“史失其事”。加以书出众手，纪传与志的修撰又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人执笔，所以二者之间缺乏联系，互不照应。如《晋书·牛弘传》称事在音律志，而今本《隋书》《音乐志》与《律历志》分开。《何稠传》称事见威仪志，《阎毗传》称见舆服志，而今本《隋书》只有《礼仪志》。《五代史志》所保存有关典章制度的史料比较丰富。除地理、经籍两志外，都按五代次序叙述，眉目比较清楚。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一次结集，对于研究这几百年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存亡、学术的流变、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隋书》的表志有：万斯同：《隋诸王世表》。

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

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自大业七年（611）至贞观二年（628），按月表列起兵者兴亡。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地理志》以隋代统一的疆域为纲，梁陈齐周时的沿革列于注中，时有疏漏错误，为杨氏考证重点所在。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主要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齐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1800）：《隋书经诺志考证》。只有史部。一说此书本名《史籍考》，后人误改。注意辑录佚文，而于书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详考。姚振宗（1842—1906）：《隋书经籍志考证》。推寻志中所收书籍之本末源流，补直考订志所遗漏，远较章书为详备。

《北史》《北史》唐李延寿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北史》的撰写宗旨和体裁与《南史》相同，对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有删节，也有增补。删略不当之处，如“都督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省为“都督某州刺史”，其误与《南史》同。对于《魏书》删节较多。因唐承隋而隋又承西魏北周，所以以西魏为正统，增加了魏收书所无的西魏三帝本纪，附见东魏诸帝，增加了西魏若干人物列传。北齐方面补充了一些可能出于王劭《齐志》的带有口语的记载。《周书·徐招传》附赵肃传后，不足百字。《北史》详记其离间葛荣与鲜于修礼使二人致败事。李弼等传论中，详细记述了北周军事制度，为《周书》所无。可能因为《隋书》属于本朝著作，《北史》叙述隋事、变动《隋书》甚少。

关于南北史的补表补志有：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系表》。计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颇有用。

汪士铎（1802—1889）：《南北史补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共十四卷。地理志以宋齐为一篇，梁陈为一篇，魏齐为一篇，周隋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为准，魏以武定之世为准，皆仍《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旧，参考价值不大。礼志依据纪传诸志及《通典》等，而未注出处，唯五行志注明出处，征引时须检原书。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存舆服、乐律、刑法、职官、氏族、道释，共十三卷，体例与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补编》首次据稿本印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分南史、北史、载记三篇，以见于南北史纪传者为准。不见于南北史仅见于八书者入载记。《隋书·经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条皆注明出处，便于利用。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县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起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止，按年排列。以西晋末的二十一州为纲，每州下举出当年变迁沿革，各朝重要年份举出当时全疆域所统州郡名称数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举出本州及所统郡的变迁。郡县表按各州所统郡为次序，每郡及所统县下又依朝代叙述变迁。南北朝皆有侨州郡县，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汉东。徐氏注意考出实土所在，以免读史者为空名所惑，故详州郡之建置分合于郡县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县沿革表有重复处。此书与周嘉猷世系表为读南北朝史的两部重要工具书。

陈乃乾有《廿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其中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部分可以参考。

关于正史中个别史事的考订和文字的诠释，宋代以来学者笔记中屡见。

清代学者以治经方式治史，考史益趋缜密，散见于各家笔记文集中。集中考订正史（包括《三国志》、《晋书》及八书二史在内）的著作，有下列几种书：王鸣盛（1722—1797）：《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本书沿用宋代及毛氏汲古阁汇刻《史记》至《五代史》诸正史而统称为十七史的旧名，实际包括《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内。共一百卷，《三国志》至《隋书》计三十卷。考证不如钱大昕书精审。钱大昕（1728—1804）：《廿二史考异》。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本书包括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及《明史》的二十二史，共一百卷，其中《三国志》至《隋书》共二十六卷。以考证职官地理为主，同时校勘文字，皆极精确。钱氏最先指出，东晋在南方侨立的州郡不称南某州南某郡，到刘宋时才冠以南字。臆校改正的误字，往往与宋刊本暗合。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中亦有考史条目。

赵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赵翼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本书对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作为一史处理，实际包括全部二十四史，共三十六卷。《三国志》、《普书》及八书二史共十卷。系统论述各朝正史的编撰得失，运用正史资料对重要臾事进行考订与分析综合，接近于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王树民有《廿二史札记校证》。赵翼的《陔余丛考》中亦有考史条目。王利器纂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有读王、钱、赵三家书的眉批。

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李慈铭（1829—1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此书由王重民辑录，涉及本段者有《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张元济：《校史随笔》。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

此书校勘误字，多所发明。

专门考订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的正史的著作有：洪颐煊（1765—1837）：《诸史考异》。十八卷。

郝懿行：《晋宋书故》。计五十一条，多为晋宋书中名物、词语之考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考订史实、制度、名物、语词等，计三百四十余条。

第二节 正史以外的史料

方域志《魏略》鱼豢撰。豢仕曹魏为郎中，入晋后殁。本书包括纪志传，共五十卷，南宋以后亡佚。有清张鹏一辑本，绝大部分辑自《三国志》裴注，但辑自《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者，如中外官志、礼志各条，皆裴注所无。

《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并曾居史职。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李氏，以璩为参军，随至建康。《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成书约在永和四年（348）至十年（354）之间，共十二卷。第一至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而以地理为主。第五至九卷为《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以编年体记述地方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历史。第十至十二卷为《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记述了汉魏先贤248人（其中妇女51人），梁、益、宁三州士女391人，汉中士女268人。书中关于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民族、地理等方面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补《三国志》、《晋书》之不足。经过校订整理便于使用的本子，是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

《十大国春秋》北魏崔鸿撰，一百卷，宋以后亡佚。明代末叶屠乔孙、项琳撰成百卷，托名崔鸿，万历时（1573—1619）刊行。在屠、项之前，何镗（嘉靖廿六年进士）所编《汉魏丛书》中收有十六卷本《十六国春秋》，每国各为一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亦是明人抄撮群书，伪充古籍。《隋书·经籍志》在百卷本《十六国春秋》之后列有《十六国春秋纂录》十卷，盖是百卷本的摘要。其书流传后代，清末汤球以《纂录》为依据，采《晋书》纪传载记及唐宋类书，成《十六国春秋辑补》百卷。可借助于此利用唐宋类书中所引崔鸿书佚文。

《邺中记》晋陆翙撰，《隋书·经籍志》称翙曾任国子助教。书已佚，今本为清代从《永乐大典》及各种类书辑出，共七十四条。主要记石虎时事，如铜爵金凤冰井三台规制、宫室、服饰及各种器物，反映石氏统治时邺都物质生活与经济发展情况，器物名称可以与其他史料相参证。

《水经注》相传东汉或三国时人所著《水经》记一百三十七条河流，极为简略，北魏郦道元（466？—527）作注。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水经注》四十卷，记录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字数约二十倍于原书。注中依水流所经记载有关的山川、都市、祠庙、石刻、战争、人物、歌谣、故事传说等，内容极为丰富。注中引书四百三十余种，碑刻三百余种，多已亡佚，保存了不少南北朝重要史料。道元北人，虽对南方颇抱好感，但从未身历其境，所见南方地理书亦不多，故本书北详而南略，且多疏误。黄河五卷，渭水三卷，而长江亦三卷，叙述至武昌而止。

清代校勘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多家，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为最著。王先谦（1842—1918）汇合诸家著作成《合校水经注》，使用较为方便。杨守敬撰并由其弟子熊会贞补充完成的《水经注疏》，考证详尽，兼考郦注以后水道之变迁，并对照今地制图，最为有用。工具书有郑德坤编《水经注引得》。

《洛阳伽蓝记》东魏杨衒之撰。衒之曾任秘书监，天平元年（534）迁邺之后，武定五年（547）重到洛阳，叹其荒废，因撰此书。共五卷，分叙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佛寺，兼及北魏政治、社会、风俗、地理、人物等，还保胄一些当时故事传说和俗语方言，为研究北魏历史和洛阳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五卷所载宋云、惠生使西域事，是关于中亚、印度地理及宗教的宝贵材料。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和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书于名物典故注释较详，而难解处之诠释以周书为胜。

《荆楚岁时记》梁宗懔撰。宗懔世居江陵，梁亡入周，保定（561—565）中卒。此书早佚，今本一卷乃明人从类书辑出，按月记述荆州一带全年的风俗，是有益的社会史料。清代陈运溶另辑一本，但仅据《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三书，亦尚多挂漏。

《汉唐地理书抄》清王谟辑。王谟字仁圃，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书中辑三国两晋南北朝已佚地理书四十余种。中华书局影印本附有善化陈运溶1900年所刊《麓山精舍丛书》中湖南省境内古地志辑本六十六种，亦有属于本时期者。盛宏之《荆州记》等六种两家皆有辑本，而取材不尽相同。又盛氏书尚有吴县曹元忠辑本，有光绪十八年（1892）自序。《建康实录》唐许嵩撰。许嵩玄宗时人，书成于至德元年（756）。凡二十卷，记述建都于建康的孙吴（四卷）、东晋（六卷）、宋（四卷）、齐（二卷）、梁（二卷）、陈（二卷）六朝事迹。绝大部分用编年体，齐梁两朝用纪传体。书中包含不少有用史料，可以补充正史之不足，订正正史之谬误。引用的唐以后亡佚古书，亦多为清代学者辑佚时所未利用。目前使用方便的有张忱石校点本。南宋张敦颐有《六朝事迹编类》二卷，成书于绍兴三十年（1160），分十四门（总叙、形势、城阙、楼台、江河、山冈、宅舍、谶记、灵异、神仙、寺院、庙宇、坟陵、碑刻），叙述建康史迹，多本正史、碑刻及《建康实录》。

《南北朝杂记》宋刘敞（1019—1068）撰。刘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全书多本于八书二史。然北宋时尚存六朝旧籍不少，故刘敞所记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如齐明帝饮食捉竹筋条，阳珍答唐邕问幽州人物何以为宝条。文字亦有足以订正史文讹误处。又如《南史·甄彬传》载，彬归还所赎苎束中金于寺僧，僧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杂记》作“时匆遽不记录”，以记录二字易古语之举，亦有助于理解史料。

人物风习志《人物志》曹魏刘邵撰，北魏刘昞注。刘邵享年甚长，历汉建安（196—219）至魏正始（240—248）时卒。刘昞历仕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及北魏。本书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十二篇，是关于人伦鉴识的著作，论述品藻人物的理论与人物的分类。有些议论可以帮助理解汉魏之际品评人物的情况。

《世说新语》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梁刘峻（432—521）字孝标注。唐时称《世说新书》，凡十卷。宋以后分三卷，包括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汉未三国至宋时士族阶层遗闻轶事，提供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刘孝标注援引广泛，补充纠正原书。所引文献达四百余种，绝大部分今已亡佚，与《三国志》裴注类似，可供多方面利用。日本所藏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存规箴（前缺三则）、捷悟、夙慧、豪爽篇，颇多异文，胜于今本。南宋刻本附有汪藻《世说人名谱》，便于了解书中人物的谱系世次。思贤讲舍本附有叶德辉从唐宋类书辑得佚文八十余条。余嘉锡（1883—1955）《世说新语笺疏》考案史实，旁征博引，为读此书所必备。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于训诂名物解释较详，所附词语简释亦有用。王利器纂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有读《世说新语》的眉批。工具书有《世说新语引得》。

《金楼子》梁元帝萧绎（508—554）撰。萧绎自号金楼，因以名书。今本系从《永乐大典》辑出，包括兴王、箴戒、后妃、终制、戒子、聚书、二南五霸（佚）、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杂记、自序十四篇。萧绎思想议论无足取，但书中有关六朝资料颇多。后妃篇记阮修容事，远较《梁书》本传为详。聚书、著书两篇提供梁代文化史料。终制篇所云“金蚕无吐丝之实，瓦鸡乏司晨之用”，与今天考古发掘墓葬中的金蚕瓦鸡可相印证。《颜氏家训》隋颜之推撰。颜之推历仕梁、北齐、北周，殁于隋开皇（581—600）中。书成于隋平陈之后、包括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词、杂艺、终制共二十篇，以大量篇幅评论人物和社会风习。颜之推学识渊博，书中包含萧梁、北齐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第一手史料。现在校勘精密注释详尽的本子，当推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

律书和农书《九朝律考》程树德辑。凡八卷，卷三为晋律考三篇，卷四梁律考、陈律考，卷五后魏律考上下篇，卷六北齐律考，卷七后周律考，卷八隋律考上下篇。宋齐两代沿用晋律，故不另辑。搜罗甚备，各朝有序，每条之下间附考证。

《南方草木状》西晋嵇含撰。三卷，记述南土植物，但亦包含一些有关社会风习的史料，如卷上论“女酒”、妇女怀孕佩赪桐花以求生男；卷中记胡人以桄榔皮作绠，得水则柔韧，以此联木为舟等。

《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撰，是现存我国最早而完整的综合性农书。成于东魏初年即六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共十卷，分为九十二篇。第五卷以前包括粮食、油料、纤维、染料作物、蔬菜、果树、桑柘（附养蚕）等的栽培技术；第六卷是关于禽器、鱼类的养殖；第七至第九卷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储藏，包括酿造、腌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浆饮、制糖以及煮胶、制笔墨；第十卷记述亚热带植物。书中总结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经验，反映经济发展情况，并保存了大量佚书和民间谚语歌谣，是研究北朝农业生产的重要史料。校勘和注释都较好，极便利用的本子，是缪启愉的《齐民要术校释》。博物志《博物志》晋张华（232—300）撰。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十卷，内容驳杂，包括山川地理知识、草木鸟兽虫鱼、奇物异事、神话传说等，亦有涉及社会风俗、民族、自然现象的材料。如言西方之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之人大口，北方之人广面。还有妇女妊娠时的习俗，以及当时已注意到的自然现象，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梳头脱衣时有光发声等。记曹操集中方土不使游散，与曹植《辩道论》可相印证。详细校注的本子有范宁《博物志校证》。

《搜神记》东晋于宝（286？—336）撰，二十卷。似出后人缀辑，但其中十之八九当为干宝原书。大抵记神奇怪异之事，然故事背景及所叙细节，往往可供参考。如卷十五广陵诸冢条记“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壁三十枚藉尸，””有一玉，长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孔鼻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所述陪葬用金玉云母，皆可与诸书记载（如《抱朴子·对俗》“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及今天墓葬发掘相印证。有汪绍槛校注本。

《搜神后记》题晋陶潜撰，十卷。可能后人仿干室之书所作，而托名陶潜。其中用语如“装束”、“与手”、“与痛手”等，皆南北朝习语，当仍是六朝人著作。故事性较《搜神记》为强，然所记如宋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未收此条，引用书目中亦无《搜神后记》，盖疑其为伪书），诸暨县鬼著袴褶拍张，晋太元中丁零有王名翟昭，宋代嫁女于寒门必“丰其礼赂始成婚”等，皆有史料价值。

《异苑》宋刘敬叔撰。刘敬叔，彭城人，生于东晋末，太始（465—471）中卒。十卷，多记神奇怪异之事，然时有可供参考之史料。如卷六载南平国有蛮兵，宋时琅玡王氏墓在会稽；卷七载钱唐杜氏奉道家静室称治；卷八载晋士人买鲜卑女；卷九载利漕治下屯民等。

《殷芸小说》梁殷芸（471—529）撰。殷芸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史通·杂说》称梁武帝令殷芸把“不经”之言编为《小说》，可能是当时编《通史》所未收的材料。卷一秦汉魏晋宋诸帝，卷二周六国前汉人，卷三、四后汉人，卷五魏世人，卷六吴蜀人，卷七、八、九晋江左人，卷十宋齐人。虽是野史性质，颇保存有用史料。如卷一晋明帝上元帝启条，成帝对诸庾态度条，卷四曹操及卞后书信条，颍川人物条，卷九孙绰著戏头从事逐除条。此书早佚，余嘉锡、唐兰皆有辑本，现在便于利用的是周楞伽的辑注本。《太平广记》宋李防等撰。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共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约一百五十余小类。引用书包括野史、传奇、小说等，达四百七十余种，而今已亡佚者约占其半。书中保存不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有用史料。邓嗣禹编有《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可据以寻找散见全书的本时期著作。

佛、道书《抱朴子》晋葛洪（283—364）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书成于东晋南渡之后。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葛洪自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祛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家世居江南，历西晋又南渡，思想敏锐开阔。他在外篇的议论中，包含不少关于孙吴、西晋及东晋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第一手史料。内篇则是最早的道教典籍。内篇部分有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真诰》梁陶弘景（456—536）撰。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本书分为运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七篇，共二十卷。书中部分袭自佛教《四十二章经》，篇题模仿纬书，而主要内容是号称仙人启示的经文，由弘景等录写整理加注而成，亦即当时道经形成的方式。作为最早道经及遣教原始史料，价值甚高，同时书中也包含不少一般史料。如稽神枢第四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条注，“大胡乱者是刘渊刘聪时也，石勒为小胡”。握真辅第二八月三日夕条注，“谓如今徇萧卖物人也。”翼真检第一“唯书历日贸粮，以续气命”。又如运象篇第四“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来。汝来当可得，芝草与汝食。”注云，“此两得及来并戏作吴音”，保存了音韵学史上有意义的资料。

《冥通记》梁陶弘景撰。四卷，记弘景弟子周子良逐日接受仙人启示的经过及其对话内容，提供了有关道家修行场所及方式的史料。书中包含一些社会风俗资料，如卷一“永嘉老姥髻”下注云，“此髻法宽根垂至额也”，修道者睡时不裸身露髻，及周氏信仰“俗神”帛家道等。

《出三藏记集》梁僧祐（445—518）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译佛经目录。共十五卷，第一卷叙述译经起源，第二至五卷记录历代出（翻译）经目录，第六至十二卷收集诸经序文及后记一百二十篇。最后三卷为译经人的列传，自后汉至南齐，凡外国二十二人，中国十人，是最早的僧人传记。

《高僧传》梁慧皎（497—554）撰。十四卷，分为十门：译经三卷，义解五卷，神异二卷，习禅、明律共一卷，亡身、诵经共一卷，兴福、经师、唱导共一卷，叙目一卷。收录后汉至梁初中外僧人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本书集三国两晋南朝僧人传记之大成，但北方僧人材料奇缺。唐道宣（596—667）撰《续高僧传》三十卷，分类及体制与慧皎书大致相同。正传所收四百八十五人中，有三国两晋南北朝僧人三百四十二人，而北朝占二百五十一人，可以补慧皎僧传之不足。只是其中隋朝僧人远比魏齐周朝为多。《比丘尼传》梁宝唱撰，四卷。序称“起晋升平（357—361），讫梁天监（502—519），凡六十五人”。卷一晋十三人，卷二宋二十三人，卷三齐十五人，卷四梁十四人。

《弘明集》梁僧祐编。十四卷，辑录后汉牟融《理惑论》以后东晋南朝各代有关佛教的文献，包括佛道两家互相辩驳议论，沙门应否向王者致敬的讨论，沙汰僧人诏敕等。除教义、思想上的讨论辩难为宗教史、思想史资料外，亦有一般可补史缺的材料。如宗炳答何衡阳书称“管幼安风夜泛海，同闾皆没”。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说文帝自称“吾少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习凿齿与释道安书言晋明帝“手画如未之容”。唐道宣辑《广弘明集》二十卷，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十篇，所收文章范围较僧祐书为广，亦包含佛教以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资料。如梁阮孝绪《七录序》，为研究三国两晋南朝史学及目录学之重要材料。曹植《辩道论》说明曹操对方术之士“诚恐斯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萧子显《讲摩诃般若经序》言运吏辄散运米与贫民，应入大辟等。

诗文汇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1762—1843）编。严可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历时二十七年编成，计七百四十一卷，搜罗广泛，提供多方面史料。共收名字可知的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占二千四百一十七人，共五百六十五卷，远比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为丰富完备。清蒋壑曾编本书篇名目录，并抄录每篇出处。引得编纂处有本书作者引得。目前最便于利用是中华书局附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的影印本。利用时最好按出处核对原文并从原书征引。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1911—1973）编。逯钦立，山东钜野人，历时二十四年编成。是这一时期诗歌的总结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魏诗十二卷，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取材广博，资料翔实，考订精审，远较明冯维讷《诗纪》、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为完善。

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收梁代以前作者一百三十余家有韵无韵作品。唐李善《文选》注诠释名物训诂，五臣（吕延济、刘良、张诜、吕问、李周翰）注则着重解释文义。严氏、逯氏所辑文章及诗歌收入《文选》者，可以利用《文选》注帮助理解。

通史中的资料《通典》唐杜佑（735—812）撰。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时三十余年成书，计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记述自先秦大体到天宝末的典章制度，个别部分下延到肃、代、德宗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所依据者颇有今已亡佚的正史以外资料，如食货典田制及乡党门所引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条，极为重要，为研究北朝史时所经常引用。《南齐书·武帝纪》关于和买记载甚为简略，《通典·食货典·轻重门》详细列举各州市买布帛米麦等物名目及所出钱数。《南史·王僧孺传》所载沈约关于户籍的建议截去一段，《通典·食货典·乡党门》则完整，可以订正李延寿的疏失（见前《南史》条）。《礼典》所收两晋南朝关于礼制的议论，是研究当时社会史、文化史的宝贵材料。《通典》文字亦有可供校勘，订正正史之误处。《乐典》中保存了《魏书·乐志》自来缺失的一页。杜佑的议论，如说“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与小注中的考订，都极有价值。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1019—1086）撰，元胡三省（1230—1302）注。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胡三省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历时十九年修成。协助司马光的有几位著名学者，三国两晋至隋这一段（107卷）主要是刘恕（字道原）负责。《通鉴》引用资料广泛，三国两晋至隋部分颇多当时得见而以后亡佚的书，如多处用裴子野《宋略》，引裴氏史论至十次之多。所记后燕建国和翟辽事迹，不见于《晋书》载记。高欢语鲜卑曰，汉民是汝奴，语华人曰，鲜卑是汝作客一段话，是他调和胡汉的重要策略，见于《通鉴》而不见于正史。《通鉴考异》对史事考订比较精审，所系年月亦多有依据。所以我们遇到史事年月不详或几种史料互异时，首先应参考《通鉴》所系年月。《通鉴》叙述中有时对难解的古代俗语加以改动，对阅读史料很有帮助。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遗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都城遗址，经过勘查发掘的有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此外有十六国时期的大夏统万城和吐谷浑伏俟城。

曹魏邺城邺城遗址在河北临漳县境内，今漳河横贯其间。邺城由北南两座相连的城组成，分称为邺北城、邺南城。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开始营建邺城，后来成为曹魏的五都之一。十六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皆建都于邺北城。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建都于邺南城，邺北城仍继续使用。邺城废于大象二年（580），先后有六个北方王朝在此建都。

1935年，北平研究院曾对邺城作过实地调查。198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邺城考古队进行全面勘查发掘①。到目前为止，实地勘测邺北城东西长2400米，南北宽1700米，比《水经·浊漳水注》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的记载略小。已探明邺北城的东、南、北三面城墙，确定中阳门、凤阳门、广阳门、建春门、广德门等门址的位置；探明建春门至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以及连接东西大道的四条南北干道。在这条东西大道以北的宫殿区内，探明十座建筑基址。在西部铜爵园处，探明四座基址。根据勘探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上判明邺北城的平面布局是以建春门和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的。北区中央是宫殿区，西边是苑囿，东边是戚里。南区是一般衙署和居民区。城址中间的中阳门大道，正对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形成中轴线，并与凤阳门大道、广阳门大道于行对称。这种规制，标志着我国都城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改变了汉代以来宫殿区分散的布局。都城中轴线的形成，使都城规划更为对称规整。这种规制对北魏、东魏、北齐、隋唐的都城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至今仍保存于邺北城西北隅的铜爵台、金虎台以及己毁没的冰井台，也进行了探寻。铜爵台夯土基址现仅存东南角，南北长50米、东西宽43米、高4～6米。南边的金虎台保存较好，现存南北长120米、东西宽71米、高12米。两台相距83米。冰井台在最北边，早被冲积的泥沙所覆盖，探寻无着。

魏晋洛阳城（曹）魏（西）晋洛阳城都是利用东汉旧城改建的。北魏洛阳城，除继续利用（曹）魏（西）晋洛阳城以外，并在城外四面兴建了外郭城①。

曹魏至北魏，洛阳城的城垣，基本上仍沿袭东汉旧制，绝大多数的城门①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段鹏琦等：《洛阳汉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位置，历代相沿不改。汉魏西晋时洛阳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北魏建都洛阳后，曾对汉晋的旧门进行修缮和改建，并在西北角金墉城南边新辟承明门，实为十三门。1985年发掘北魏建春门遗址②。建春门为东垣北起第一门，汉曰上东门，门址宽30米，进深约12.5米，共有三个门洞。门洞结构皆采用以夯土墩台及排叉为支撑的大过梁式建筑形式。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都相继使用这一门址。

洛阳城西北角的全墉城，始建于曹魏。勘查得知，金墉城由三座南北毗连的小城组成，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长约1048米、东西宽约255米，部分城垣残高6米左右。版筑夯墙，土质纯净，结构坚实。它北靠邙山，南依大城，地势高亢，形同堡垒，实为洛阳城的军事要塞。其方位与作用，都与邺城铜爵三台相似。

魏晋时，还在洛阳城及金墉城城垣外侧附设城垛（亦称“马面”），洛阳城西北两面城垣共发现城垛七座，间距110～120米。城垛均长方形，夯筑，面积大小不一，大的19.5×12.5米，小的18.3×8.3米。金墉城外城垛多已毁，幸存者十一座，形制与大城垛相似。它们是迄今所见我国内地古城中出现最早的城垛实例③。

魏晋洛阳城内至今犹存的建筑遗址，多数属于北魏遗存，有些则是北魏沿用汉魏旧物。勘查判明，曹魏时，东汉南北宫制已不复存在。曹魏西晋北魏三朝都在汉北宫故地营建皇宫。北魏时，洛阳城从北到南已逐渐被宫城、衙署、寺院和高官宅第所占据。宫城位于全城正中而稍偏西，平面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60米，面积约为大城的十分之一。宫城东南西三面保存尚好，北垣已无痕迹。宫城共探出四门：南面一门，西面二门，东面一门。南门即宫城正门阊阖门，门洞缺口宽46米，是全洛阳城最大的一座城门建筑。宫城内北为苑区，南为宫殿区。宫殿区夯土台基密集，主要集中于阊阖门直北的南北线上，目前已发现二、三十处。

北魏洛阳城内的街道共发现东西横道四条，南北纵道四条。其中的第三条南北纵道，系由宫城直通宣阳门的主干大道。这条南北中轴线，应即北魏的铜驼街。在铜驼街两侧，发现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应是《洛阳伽蓝记》所描述的司徒府、太尉府等中央衙署和庙社的遗址。在这里曾清理属于官署的房基一座，出土带刻文和印文的板瓦、筒瓦900多片，瓦上文字记录了管理官员随主、匠师以及承担轮、削、昆等制作工序的工匠姓名①。为北魏官府手工业及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魏洛阳城内的佛寺遗址也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79～1981年发掘了当时最大最著名的佛寺永宁寺②。永宁寺位于宫城南门西南约1公里处。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5米、东西宽215米，四周设版筑围墙，东、南、西三面备有一门。木塔建在寺院正中，塔北为殿堂。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置，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9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4期。黄土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考古》1962年9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3期。正是我国早期寺院的典型布局。永宁寺木塔共九级，是当时闻名国内外的高层建筑。现存塔基呈方形，高2.2米，四周青石包砌，每边各设一踏道。塔基上布置排排木柱，中心部位是一个木柱与土坯混作的方形实心体，残高3.6米。在中心柱的南、东、西三面壁上，各有五座弧形的佛龛；北壁留出支架木梯的方形住槽一个，知由此处登塔。根据塔基出土的现状，可以复原这座名塔的基本形状，并由此推知北魏时期的建筑技术水平。

在永宁寺塔基发掘中，发现一批大型的佛教泥塑和彩绘影塑，造型逼真，工艺精湛，堪称北魏最上乘的雕刻珍品，在我国佛教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勘查工作还证实，北魏确实在洛阳城外创建外郭城。六十年代初，在城北邙山上探出外郭城的北城墙数段，连接总长1000多米。1984年又探出外郭城的西城墙及可能是郭城门的阙口。外郭城西墙长达4000余米；阙口三个，东面正对内城城门。1991年又探出外郭城的东城墙1000多米①。这些发现，初步证实《洛阳伽蓝记》所载“京师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真实性。如加上洛河以南的四夷馆、四夷里，南北亦为二十里，成为我国古代都城中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

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曹魏黄初元年（220）孙权始都武昌，吴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东晋依吴建邺旧城为都，改称建康。终南朝之世，建邺城址无大变动。可见武昌城和建邺城对中国南方的都城建筑具有很大影响。

武昌城故址在湖北鄂城县城迤东一带，城址轮郭仍隐约可见。城垣平面基本上呈长方形，东西长1100米，南北长500米，周长约合汉代8里。城垣依自然地形构筑，与同期建邺石头城（今南京市）和京口城（今镇江市）的作法一样，体现了长江中下游滨江城他的特点。具体说，武昌城北垣和东垣北段主要是依靠江湖之险，不设城壕；西垣、南垣和东垣南段的城垣，则构筑较为严实。夯土筑造，保存最好的南垣一段，基部宽18～28米，残高4.6米。城垣四角有夯土基址，似为角楼一类建筑。在一段保存尚好的南垣外侧，发现一突出土台，似为“马面”遗存。城垣外侧均挖有宽而深的城壕，其中南城壕至今尚存，长270米，宽90多米。经钻探，城壕一般宽5O～70米，深5米。武昌城有五门，除流（临）津门可确定外，其他四门已无遗迹可寻。城内北部似有子城，约为武昌宫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西郊外沿西山南麓是当时的墓地。城南有冶铁遗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①。六朝时期，武昌城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建邺城位于今南京市区。东晋南迁，在吴旧城的基础上改建都城和宫城，布局仿魏普洛阳城，基础仍依建邺旧制。历东晋、南朝，城年宫室官署屡有改变，但都城范围、城门名称并无大变动。

关于建邺（建康）都城的范围和富城、城门的位置，《建康实录》和《舆①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7期。

①蒋赞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地志》均有记载，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曾做过详细查考。可惜的是，这座六朝都城早在隋朝初年夷为平地，以后各代又屡有扰动破坏，现在已难于验证①。

大夏统万城公元407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窃据朔漠，僭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413年因汉奢延城改建统万城为都城，成为北朝十六国都城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的无定河北岸原上②。分东西两城，两城外围有郭城。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地形，呈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破坏严重，南垣、北垣情况不明，东垣西垣相跨5公里，可知范围相当广阔。西城是内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东南北三垣平直，西垣有一处曲折，周长2470米。

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南北东三门仅存基址，西门瓮城尚存，门道宽3米。城垣四隅有突出城外的墩台。墩台作长方形或方形，高出城垣。西南隅墩台最高，达31.62米。四隅墩台上建角楼，角楼已毁。从墩台顶面平坦，中央置一大础石，以及残存的柱槽、板道等遗迹考察，推知角楼围以栏干，其下有层层板道，状若架设于峭壁上的栈道。每面城垣外侧均建“马面”。东西北三面各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较宽厚，每座长18.8米、宽16.4米。正中有方形竖坑，从出土的高粱米、木材等遗物判断，应为仓储建筑。这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城内中部偏南处有长方形夯土台基一处，残高1.2～1.5米，从出土的花纹方砖及大瓦判断，应是大夏宫殿遗址。

东城后建，略大于西城，周长2566米。两城毗连，东城西垣即西城东垣。亦有城门（北垣无门）、墩台、马面等设施。保存较差。

郭城和东西城的城垣、墩台和马面，均由三合土夯筑，呈青灰色，质地极为坚硬。经化验，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和石灰。

保存在统万城址内的遗物相当丰富，瓦砾成堆，生活日用的陶瓷片俯拾皆是。遗物的年代比较杂乱，汉晋唐宋都有。据《魏书·食货志》记载，赫连勃勃营建时，这一带是水碧山青的绿洲。魏灭夏后，这里成为牧场。唐初为农业区，唐末以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这里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湮没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里。从统万城的变迁，可以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自然面貌剧烈变化之一斑。吸取毁林造成严重恶果的历史教训，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吐谷浑伏俟城西晋末，慕容鲜卑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抵今甘肃青海间。至六世纪，其王夸吕始称可汗，居伏俟城。据1960年和1981年的调查研究，今青海湖西岸铁卜卡古城即吐谷浑伏俟城故址①。伏俟故城由郭城和内城组成。郭城平①罗宗真：《江苏六朝城市的考古探索》，刊《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3期。①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考古》1984年3期。

面长方形，城垣用砾石垒砌，东西宽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冲毁，长度不明。郭城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内城在郭城西部，平面方形，每边长约200米。墙上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城内偏西北处发现大型台基，方形，每边长70米，似为宫殿遗址。城内有通衙，布局与城墙方向一致，东西向与南北向交叉呈方格状。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慕容鲜卑西徙青海后仍然过着“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②的生活。

②《晋书·四夷·吐谷浑传》。

第二节 魏晋十六国墓葬

本节辑录的魏晋十六国墓葬资料，以淮河、秦岭以北的北部地区为限，同时期的吴蜀两晋墓葬资料，详见第四节。

魏晋十六国时期，一般指曹魏黄初元年篡汉起至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止（220～439）。这期间，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调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与秦汉墓比较，已大为逊色。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防止坟墓被盗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而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晋十六国墓葬，并不受此限制。1915年，英国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①。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鸟居龙藏、驹井和爱等人先后多次在辽阳一带发掘汉魏晋壁画墓②。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墓地发掘十多座魏晋墓③。还有，自本世纪初以来，魏晋墓志不断在洛阳出土，其中有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④。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不断被发现，就北部地区来说，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⑤，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在这个时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一致。国内学者一般把北方魏晋十六国墓葬划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个区①。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及其邻近的中原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砖室墓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较大型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并在墓道两侧壁留出递减的台阶，甬道间安置石门；随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车、武士俑、①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②鸟居龙藏：《南满洲调查报告》，三友社，1910年。驹井和爱：《辽阳发现汉の代坟墓》，东京，1950年。

③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1—3期。

④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①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镇墓兽、长方形果榼、绛釉小罐，“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夔纹铜镜等最具特色。魏晋都城洛阳，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往往给其他地区的墓制以较大的影响。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已知身份的计有：洛阳16工区曹魏正始八年（247）墓②，西晋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贾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宁二年（302）士孙氏墓③，以及北京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王浚妻华芳墓④，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墓⑤。本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十六国纪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制作的金错泥筩①。根据随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十六国时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厂坡墓②、安阳孝民屯154号墓等多座③。

探寻西晋帝陵是本地区的一项重要考古工作。据《晋书》记载，仅知司马氏三代都葬在洛阳故城东的首阳山，而且都是依山为陵，勘查不易。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纪初出上的左棻、荀岳两墓志，根据志文所载的晋陵方位进行核查钻探，结果在左荀二墓志出土地点的附近，各探出一组排列有序的墓群。其中一组在峻阳儿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组在枕头山前，共五座。考古工乍者发掘了两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确定枕头山前墓地应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地，峻阳儿地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墓地。这两座已发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阳陵和峻阳凌④。由于两墓早年被盗，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项工作已为解决西晋陵问题迈开了第一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绝大多数发现于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地面上常见平面方形的坟院式茔域，坟院内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横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馒头形的坟丘为标志。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较大型的墓，墓门上砌有门楼或照墙，有的高达10多米，上砌仿木构的斗拱、门阙，并嵌彩绘或雕刻的小砖。墓室内绘壁画或小砖画。随葬陶器上多施刻划的水波纹，有较多木制明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等地的随葬器物，以带有纪年的镇墓陶瓶和衣物最具特色。本地区有明确纪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粗略统计，发现于嘉峪关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乡亭侯墓（M9）①：发现于酒泉的有镇军梁君墓（丁家闸M1）、稗将军墓（崔家南湾M1）②：发现于敦煌佛爷庙的有西晋咸宁二年（276）②洛阳市文物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4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④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12期。⑤诸城县博物馆：《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12期。①秦烈新：《前凉金错泥筩》，《文物》1972年6期。

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6期。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6期。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12期。①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甘省肃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6期。

②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8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墓、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墓、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北凉玄始十年（421）墓③：发现于武威的有魏青龙四年（236）墓④、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⑤：发现于陇东崇信于家湾的有前赵光初二年（319）墓⑥；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晋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s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墓、升平十一年（367）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05）墓；北凉义和二年（432）墓、义和三年墓，缘禾五年（436）墓、缘禾六年墓①；以及青海大通发现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墓②，等等。

已发现的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数以万计，目前已发掘500多座。

这批墓葬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以土洞墓居多。都有斜坡墓道，有的墓道还有过洞、天井，有的砖室墓照墙为仿木结构建筑，也有在土洞墓的墓门上镶嵌土坯以构筑门相的。不论是土洞墓还是砖室墓，都由墓道（包括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包括耳室、龛）组成。墓内彩绘壁画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的一个特点。壁画有大幅和小幅之分。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用筛过的黄土掺合胶性物抹平作底，后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继而用石黄、白、朱、赭石、粉黄、灰浅赭色施彩。小幅壁画基本上是一砖一画，作图程序与大幅壁画相同，只是用色较单纯，一般以墨、赭石和朱为主。河西发现的壁画墓，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③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④为代表。新城发现六座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多幅，内容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以农桑、牲畜、酿造、出行、宴乐、狩猎、庖厨、生活用具、兵屯、营垒、坞壁、穹庐和建筑装饰图案为主要题材，借以炫耀墓主人生前的燕居行乐情景。丁家闸壁画墓（M5）的墓主似为西凉的王侯或三公，墓中着重描绘道家神话传说中的天上、人间、地下三境界，东王公、西王母、神兽、圣贤人物。壁画布满前室四壁，顶部绘复瓣莲花藻井，以土红色宽线为栏界，气势雄伟，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长画卷。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国时期大型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十六国时期流行带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四角攒尖或覆斗式。洞内仅可容木棺，洞口用土坯或石头封闭。尸体用麻布缠裹，苇绳捆扎，因气候干燥，常形成千尸。死者大多③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晋墓》，《考古》1974年3期。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④黎大祥：《武威发现三国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22日。

⑤钟长发等：《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年2期。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10期；又《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1966～1069）》，《文物》1972年1期。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1期。

②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4期。③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是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埋葬制度与中原相似。墓中随葬各种染织品、绢纸制品、陶木器、俪、钱币和金属饰品。绢纸制品中常发现墨书的文字，内容大多是当时的官私文书，被学者称为“吐鲁番文书’。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集中发现于辽宁省，尤以辽阳、朝阳发现为多。普遍以石板、石块砌筑墓室，砖室墓少见。较大型的石室墓，墓内常见彩绘壁画。随葬器物中以腹部穿孔的陶瓶、把怀、炭炉以及马具、金花冠和各种金饰品最具地方特色。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可知墓主身份的有辽阳三道壕太康二年（281）墓①，□令支令张君夫妇墓②，朝阳后燕建兴十年（395）昌黎太守崔■墓①，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15）范阳公大将军大司马冯索弗墓②等。

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变化较大。一般地说，曹魏时期，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墓葬形制基本上沿袭东汉的多室墓制。魏末至西晋，辽东统一于中原，墓葬形制与中原渐趋一致。流行于中原的釉陶小壶、“位至三公”铜镜，以及南方的青瓷虎子，都可以在东北晋墓中发现。十六国时期，东北一带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统治者为鲜卑慕容部或鲜卑化的汉族冯氏。这时鲜卑文化占居主要地位，但汉文化仍有很大影响。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墓葬中都得到反映。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燕开国主冯跋之弟冯素弗夫妇墓。

冯氏夫妇同坟异穴，都是长方形石椁墓，东西向。椁内殉犬。木棺前端高宽后尾低窄。冯氏头戴顶插步摇的金冠饰，明显属于鲜卑习俗。但石椁内置柏木画棺，椁内壁施彩绘，椁顶画天象图，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场面。画棺绘羽人、屋宇、云气等图象，则承袭东汉大墓的特点。随葬器物同样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系统。冯妻墓早年被盗，遗物不多。冯氏墓随葬陶器、铜容器、漆器等470多件。其中的铁制工具、兵器和甲胄，以及铁马衔、木芯鎏金铜马镫等成套马具，还有镂孔高圈足铜鍑，提梁铜罐等炊煮器，都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但是，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工具和铁质车器、漆案等食具和用具，以及文具、舆服杂用等，则又显示着传统的汉文化特征。此外，墓中还有东罗马制作的玻璃器和印有佛像的金冠。都是研究北燕的历史社会、思想意识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①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②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①陈大为等：《辽阳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3期。②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

第三节 北朝墓葬

北魏初都平城（今大同），后迁洛阳。保存下来的北魏墓亦以大同、洛阳两地为最多。在大同，经考古发掘的有文明太后冯氏的永固陵①和分布在大同郊区的二百六十多座北魏早期墓②。

永固陵永固陵是南北朝最大的墓葬之一，位于大同方山，坟丘呈方形，底边长117～124米，现存高约23米。墓室在坟丘下面，坐北向南，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后两室全长23.5米，用砖20多万块。两室之间有甬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以后的北魏皇室墓大都采用这种墓制。

永固陵的陵园布局沿袭东汉旧制，在陵南600米处设石殿，号永固堂。

现存一长方形基址，有柱础、龟蚨等残迹。又在永固堂南200米处建佛寺，至今仍保存带回廊的塔院遗迹。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结合的做法，成为北朝陵墓的一个特点，同时反映了佛教在北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此外，在永固陵东北一里处有孝文帝豫营的陵墓，号万年堂，也是双室墓，但规模较小。早年被盗，已遭到严重破坏。

北魏早期墓葬大同郊区的北魏早期墓，以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为主，墓向大多朝南，砖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呈弧线形，其上收成四角攒尖顶。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还有不少来自波斯萨珊朝的玻璃碗和鎏金银碗。在这批北朝早期墓中，最重要的是北魏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冀州刺史瑯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①和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封和突墓②。

司马金龙夫妇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后室、耳室及连接各室的甬道所组成。墓室总长17.5米，墓道长28.1米，全长45.6米。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瑯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十个字。主室西侧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盗，但仍遗存367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从俑、仪仗俑，身披铠甲的步兵俑和骑兵俑。还有与陶俑相配合的驮粮马和大小马匹、骆驼等30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表和墓志各一方，延兴四年姬辰墓志一方，安插在四个石础上的漆屏风一座。石础雕刻精美。屏风仅存彩画屏板。屏板上彩绘历史人物故事，各有题榜，堪称为罕见的北朝书画和石雕艺术珍品。

封和突墓是一座前后室墓。早年被盗，劫余遗物中有五世纪古波斯萨珊朝的鎏金银盘和高足银杯等珍品，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①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9～1989年山西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①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②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3期。洛阳墓葬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帝、王公贵族死后都埋葬在洛阳邙山一带。本世纪初，元魏墓葬遭到严重破坏，仅收集保存的墓志就有二百多方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根据当时收集记录的出土地点，进行多次实地勘查。判明洛阳北郊瀍河两边的北邙山域，应是元魏统治集团的一个大墓区。在这个大墓区内，有帝陵、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其他内入的“邻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②。据出土墓志推定，孝文帝长陵、孝文后陵、宣武帝景陵，位于这片墓区的西边，今洛阳西北官庄村东地的大小家应是孝文帝长陵及其后陵；大小冢右前方的冢头村东地土冢，应是宣武帝景陵③。孝文及其诸世祖子孙中的父子（女）墓葬，采用“父为祖坟，子墓位祖坟的左前方、右前方，或左后方、右后方”四种排列方式。诸世祖子孙墓地中兄弟墓葬的排列顺序则皆自左而右，一字并行④。

已发掘的洛阳地区北魏墓近百座，其中有元、元怿、元邵、元邵、元睿等皇室墓，以及司马悦（司马金龙之子）、寇猛等大臣墓①。这批元魏墓，皆南向，多数为方形单室墓，少数为前后室墓。方形单室墓中，砖室墓居多，土洞墓较少。由斜坡墓道（少数作竖井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稍外弧，一般为穹窿顶，也有作四角攒尖顶的。有的在墓道上方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前后室墓仅见于元邵、元等皇室墓，墓道上方也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不论单室或前后室的元魏皇室墓，墓内大多彩绘壁画，随葬品也比较丰富。

东魏北齐陵墓东魏北齐陵及皇室墓大多集中在河北磁县滏阳河以南、漳水以北的广阔地带。这里素有“七十二家”、“八十四寨”之称。著名“磁州三高”碑就在这里出土。已发掘的有磁县湾漳北齐大墓（疑为某帝陵）②、大冢营村东魏茹茹公主墓③和东槐村北齐文昭王高润（高欢之十四子）墓④。这三座大墓都是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湾漳大墓总长52米，茹茹公主墓总长近35米，高润墓总长63.1米。甬道上方有砖砌门墙或仿木构的门脸，甬道内及前后两端均砌三堵封门墙（高润墓砌二堵），①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②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③黄明兰：《北魏洛阳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7期。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①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又《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孟县人民文化馆：《河南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侯鸿钧：《洛阳西车站发现北魏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②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③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④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中后两堵墙之间设石门（茹茹公主墓仅有石门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微外弧，顶呈穹窿状。墓室西侧设棺床。墓内绘满彩色壁画。虽然早年多次被盗，遗存仍甚丰富。

湾漳北齐大墓的壁画大多剥落，仅墓道壁画保存较好。壁画画面共300余平方米，两壁画面对称，东壁以青龙为先导，随后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西壁以白虎为先导，随后亦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仪仗队伍的上方是天空，绘有各种神兽、流云、莲花等图象。茹茹公主墓的壁画面积达150平方米。自墓道入口处依次绘青龙、白虎，仪仗行列，镇墓威神及凤鸟、羽人。墓道地面两边绘花卉图案，甬道券顶门墙上绘朱雀及镇墓威神；甬道两壁绘侍卫。墓室四壁以四神及墓主起居为主要题材。布局谨严，人物比例准确，服饰逼真，线条流畅，敷色艳丽。高润墓壁画以北壁保存较好，中部绘墓主，端坐帷帐中，头戴折上巾，身穿直裙便服，两侧各有待从六人，手执华盖、羽旌等物。墓顶可能绘有天象图。这三座墓的壁画，绘画技艺娴熟高超，画面气势宏伟，代表了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陶俑是这三座墓的主要随葬品。湾漳大墓出土1500多件，茹茹公主墓1100多件，高润墓381件，是同期墓中随葬陶俑最多的。陶俑种类很多，均施彩绘，制作精美，形象生动。其中以侍卫俑和侍吏俑占多数。此外，还有伎乐俑、击鼓俑、奴仆俑以及胡俑、萨满巫师俑，等等。为研究北朝的历史社会、舆眼制度提供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磁县东魏、北齐皇室墓以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还发现一大批东魏北齐时期的勋臣贵戚世家大族墓。其中墓主身份明确、纪年清楚、保存较为完整的有：河南安阳北齐骤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粹墓①，北齐东徐州刺州和绍隆夫妇墓②，安阳北齐文宣帝妃颜氏墓③，濮阳北齐车骑将军李云夫妇合葬墓④，河北磁县北齐开府仪同三司、怀州刺史尧峻墓⑤，尧母赵郡君墓⑥，赞皇东魏司空李希宗夫妇合葬墓⑦，黄骅北齐青州乐安郡太守常文贵墓⑧，平山北齐祠部尚书赵州刺史崔昂夫妇合葬墓⑨，山东高唐东魂济州刺史房悦墓⑩，山西太原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叡墓(11)，太原扩坡北齐张肃俗（北魏龙骧将军长安侯张子霞之四子）墓(12)，寿阳北齐故定州刺史太尉公明阳王库狄回洛墓(13)，祈县北齐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韩裔墓(14)，以及山东临淄崔氏墓群①，济南陈氏墓群②，河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③，景县封①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1期。③安阳县文教局：《河南安阳县清理一座北齐墓》，《考古》1973年2期。④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⑤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4期。⑥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⑦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⑧沧州地区文化局：《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9期。⑨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11期。⑩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东魏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二），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氏墓群④，高氏墓群⑤，无极甄氏墓群⑥，河间邢氏墓群⑦，山西闻喜裴氏墓群⑧，等等。这个时期的世家大族，他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根据出土墓志，可以考定各家族的族葬方式。例如磁县尧氏墓群，尧母居南，三子并列在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李父居中，其先夫人在南，二子并列在北；赞皇李氏墓群，李父居北，五子并列在南。这两种排列方式，与北魏皇室墓的排列是一致的。

东魏北齐沿袭北魏的埋葬习俗，皆单室墓，墓向朝南，但有少数例外。

例如，临淄崔氏墓，墓向西北：李希宗等少数殊勋墓为南向的前后室墓。单室墓大多是青砖砌筑，少数是土洞墓，仅临淄崔氏墓为石砌单室墓。单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为穹窿顶，少数作四角攒尖顶。砖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陈列陶俑及其他随葬品。勋戚大臣的方形单室墓，往往加长墓道，扩大墓室，在甬道内加砌砖墙，设石门，并在甬道上方砖砌门墙或作仿木构的门脸。库狄回洛墓和娄叡墓内均增设帷帐，这可能与他们官阶最高（正一品）有关。

东魏北齐的世家大族墓，墓内大都彩绘壁画，随葬成群的陶俑、动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有的还有东罗马金币和西方传入的金银器和玻璃器。外戚李希宗、娄叡是世家大族墓中最豪华的两座。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大墓。这种前后室墓在北朝后期是很少见的。娄叡墓壁画达240多平方米，画面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和死后灵魂飞升的虚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画出现了受南朝风格影响的画面。例如济南东八里洼和临胸冶泉等地发掘的东魏北齐墓，墓中都绘有屏风。屏风内绘“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图像①。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并不因政治上的对峙而影响南北文化的交流。

北周墓葬北周墓发现较少，年代明确的有咸阳西魏侯义墓②、宁夏固原北周柱国大将军河西公李贤夫妇墓③。这两座墓的发现，为北朝晚期墓的编年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标尺。侯义墓是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绘壁画，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3期。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李建丽、李振奇：《临城李氏墓志考》，《文物》1991年8期。

④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⑤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3期，⑥孟昭林：《无极甄氏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59年1期。⑦孟昭林：《记鹰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募的发现》，《考古》1959年4期。⑧顾铁符：《晋南——文物的宝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0期。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4期；又《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②咸阳市文管会等：《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12期。③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11期。损泐严重，仅墓顶星座图尚有残存。墓葬早年被盗，遗存陶俑、漆器等60多件。陶俑种类繁多，有武士、文吏、侍女、胡俑和骑马乐俑等，是一批难得的西魏文物。李贤墓是长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土洞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中都绘有壁画。画面部分残缺，现存23幅，内容约可分为门楼、武士和侍从伎乐三部分。线条古拙粗放，风格写实，着重表现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生活，不见东魏北齐流行的升仙思想画面。这批壁画填补了北周绘画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北周建筑、服饰、兵制提供了形象资料。墓中随葬陶俑数百件，色彩鲜艳，塑工精细，神态各异：部分陶俑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过程。随同出土的鎏金银壶、金戒指、玻璃碗等波斯萨珊朝工艺制品，还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第四节 六朝墓葬

六朝墓多数发现于长江中下游，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也有不少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长江下游地区南京地区是六朝都城所在地，发现的六朝墓也最多。由于当时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术，所以，发现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砖砌墓室，墓向依山势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长方形的平顶叠砌砖墓，或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顶砖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后室，四隅券进式顶，或前室四隅券进式顶，后室券顶。少数还带有1—3个侧室。有的还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门砖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沟。六朝前期（吴、晋）墓的随葬品以陶器、釉陶器为主；六朝后期（南朝）墓，随葬青瓷器明显增多①。

孙吴帝陵迄今未发现。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②。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遗物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的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十多个品种共60多件，器形多数是汉代常见的耳杯、盘、案、盒、壶、樽、奁等。另有漆槅和漆凭几，系三国时出现的新产品。胎质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装饰工艺有鎏金铜扣、描漆、戗金锥刻、犀牛漆，有的还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法。漆器以人物故事画为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弥补了绘画史上的一段空白。部分漆器的外底部有漆书“蜀郡作牢”字样，表明这批漆器均属蜀郡工官产品，为吴蜀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东晋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十一陵，位于“鸡笼山之阳”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称西陵；位于“钟山之阳”的有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称东陵；位于“幕府山之阳”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废帝海西公司马弈废后卒于吴，葬地不详。经考古发掘，结合文献研究，“鸡笼山之阳”即今南京大学北园一带。1972年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的东晋大墓，当即西陵四帝之一①。“钟山之阳”即今南京太平门内富贵山一带。1960年在富贵山南麓发现了恭帝陵的玄宫石碣②，随后在其附近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③。学者对这座大墓是哪一个帝陵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不出东陵后三陵之一④。

①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①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4期；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4期。

②李蔚然：《南京官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1961年5期。③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4期。④同①李蔚然文。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3、4合期。“幕府山之阳”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岗山一带。1981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轮电机厂内）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当即穆帝永平陵⑤。在其附近，还发掘东晋皇族墓数座⑥。

东晋陵墓基本上继承西晋的营建方法。陵墓大多开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为陵，不起坟。墓室皆为带甬道的券顶单室砖墓。甬道一般长2～3米，墓室长4～7米，墓室前有很长的排水沟。所不同的是，西晋陵墓道又长又宽，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石门；而东晋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木门。东晋陵的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青瓷器皿，有盘口壶、鸡首壶、洗、碗等：第二类是陶质明器，有案、凭几、托盘、耳杯、圆盘、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个雕塑龙虎形的帷帐座：第三类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盘、盒；第四类是金银饰品和玻璃器皿；第五类是铁镜、石黛板等杂物⑦。由此可以看出，东晋陵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三国西晋；与汉唐陵墓作比较，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或可说明，东晋偏安江左，在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有所发展，但非汉唐可比。

南朝陵墓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由于南朝帝后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做过调查，近人朱偰著《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195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多次进行勘查，共发现南朝陵墓31处，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处。根据勘查，得知刘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宁其林铺一带；南齐陵墓在丹阳胡桥、建山一带；南梁帝后陵在丹阳东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尧化门甘家巷一带：陈陵在江宁方山、灵山和南京西善桥附近①。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计有：南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②，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③，东昏侯萧宝卷墓，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④。南梁桂阳简王萧融墓⑤、桂阳敦王萧象墓⑥、安成康王萧秀墓⑦、建安郡王萧伟墓或昭明太子萧统墓⑧，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⑨、宣帝陈顼的显宁陵⑩。南朝陵墓沿袭东晋陵墓的营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风水，所有的南朝帝后陵和皇族墓都选择在两山之间的山冲高地，后有隆起的山丘作为屏障，前有开阔的平地，陵前神道顺山势直抵平岗。陵墓体制也都是带有甬道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长方形，顶部起券，帝陵长13～15米（包括甬道），甬道⑤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⑥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8期。

⑦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①罗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一集，1979年。②同①。

③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2期。④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2期。邵玉健：《丹阳两座南朝失名陵墓墓主考》，《东南文化》1980年2期。

⑤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洼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12期。⑥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肖象墓》，《文物》1990年8期。

⑦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5期。⑧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募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2期。⑨同①。

⑩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6期。内设石门二道，石门额上浮雕仿木结构和桃形灯龛，室内有砖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设石祭台。棺床前后有阴井，并有砖砌排水沟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筑有挡土护墙多道。整个墓室用花纹砖和模印砖画拼嵌而成。甬道两壁有的嵌砌狮子、武士砖画，顶部嵌砌太阳、月亮砖画。墓室内壁面嵌砌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车马出行以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画砖间杂有莲花和缠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与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规模较小。墓室亦流行带甬道的单室砖墓，但比帝陵稍简化。全长7～10米。图道内设石门一道，墓壁多用莲花、忍冬、菱形纹砖拼嵌，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偶有发现。墓室内大多随葬石俑、石马和石帷帐座，有的还出土龟趺墓志。南京及其附近，又是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东汉兴起的豪门士族聚族而葬、按辈份排列的制度，至东晋南朝尤为盛行。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①、象山王氏家族墓②和宜兴周氏家族墓③，是考古工作较多的三个家族基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已发掘9座，墓皆南向，东西排列，长70米。象山王氏墓地已发掘7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万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发掘6座，墓皆东向，北南排列，占地5万7千平方米。根据出土墓志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关系，推知当时的排葬方式大约是：墓南向的墓群，长辈居右（西），晚辈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东）一行顺排，如老虎山颜氏墓；墓东向的墓群，长辈居左（北），晚辈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兴周氏墓：另一种是长辈居中或居前，晚辈依次葬其两侧或晚辈居后方依辈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虽然这三种排葬方式，并不都是十分严格的，个别较晚辈的放在长辈之间也偶有发现。但聚族而葬，按辈排列，他族不得混入，这是不能改变的。

此外，扬州、苏州、常州、无锡以及浙江的金华、衢县，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发现不少六朝墓。墓制与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从西晋开始，以青瓷器随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已发现的纪年墓有吴黄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晋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齐永明三年（485）等①。这批纪①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6期。②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2、4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10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③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2期。

①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2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程欣人：《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考古》1965年10期：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②。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浏阳姚家园西晋太康八年（287）墓③，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61）墓，烂泥冲东晋宁康三年（375）墓，齐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识字岭齐永元元年（499）墓①。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②。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号、6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100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③。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福建两广地区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年4期。②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高至喜：《浏阳姚家园清理晋墓两座》，《文物》1960年4期。

①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②同①。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通讯》1956年2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方便。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例如福建建瓯穆墩发现的梁天监五年墓①，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两耳室所组成，后室两侧壁和后壁又砌出25个小龛。广西融安4号墓②由前中后三室组成，三室间的两壁和后室后壁均砌砖柱。广东始兴赤南发现双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③，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气的小门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槅和博山炉、灯、膲斗、三足盘、唾盂、虎子以及文砚、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④。两广六朝墓分布很广，说明人口大量增加。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⑤，连县西晋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①，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中，广东相对稳定的局面。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

川滇地区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近年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②。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③。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三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罈、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304—347）。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①许清泉：《福建建瓯穆墩梁墓》，《考古》1959年1期。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④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麦英豪：《广州市西郊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又《广州市文物志》120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①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3期。②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1）》，《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年8期。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①。

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谁”②“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据学者研究，“梁堆”是汉族遗民及其后裔的墓葬，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是内地来云南任职的官吏以外，绝大多数应是史书上所说的“南中大姓”。1963年在昭通后海子发掘的霍承嗣墓是个典型墓例③。此墓系砖石混合结构的单室墓，前有墓道。墓室方形，每边长3米，高2.2米，墓道长3.4米，地面坟丘高5.2米。早年被盗，仅存壁画。四壁壁画均分上下两列。画面以墓主坐像，汉彝部曲、仪仗、侍从以及流云、莲瓣、四神、怪兽为主要内容。墓主人坐像绘于后壁下列正中，左右为仪仗和侍从。在主像右上方有墨书题记八行，残存八十六字。据题记，墓主霍□，字承嗣，南郡枝江人，曾任“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死时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先葬蜀郡，东晋太元年间改葬于此。霍氏自霍峻仕蜀汉，其子弋，弋子在，弋孙彪等，俱在宁州任职，成为极有势力的“南中大姓”之一。

①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2期。

②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编，1981年。

③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

第五节 高句丽城址和墓葬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公元前37年建国号，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境）：公元前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都于朝鲜半岛的平壤，国内城为陪都。在高句丽建都纥升骨城和国内城的400多年期间，遗留在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为数甚多。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曾多次来集安调查发掘。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除了复查和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的高句丽墓葬以外，还对分布于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过多次的普查和重点发掘。重要的工作有：1956～1959年，对辽河以东的高句丽山城进行全面普查，遍及铁岭、抚顺、辽阳、海城、凤城、桓仁等县境，发现高句丽山城80多处①。另在桓仁县高力墓子村发现高句丽墓750多座，发掘了其中的44座①：在抚顺前屯、洼浑木村两处发掘19座②。

1962～1966年，对集安高句丽遗迹进行全面普查，勘查国都国内城遗址、王都丸都山城遗址，以及两都城外围的山城及其他遗址。对现存于集安县境内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分区测绘、编号记录③。在普查期间及以后，共清理发掘高句丽墓葬300座左右④，其中包括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过的五盔坟5号墓、洞沟12号墓和洞沟三室墓⑤。对著名的好太王碑做了精心修葺保护，重新释读研究⑥。

此外，1976～1983年曾三次调查位于辽宁新宾县富尔江西岸的黑沟山城⑦。1982年调查吉林柳河县大通沟罗通山城⑧。

都城址和山城址都城国内城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通沟河口东侧，今集安县城周围的石筑墙垣即是。石垣砌筑规整，至今犹存。石垣平面略呈方形。1980年勘测，周长2686米。南墙东段保存较好，残高3～4米，现存残垣厚约7～10米。四面墙垣均筑马面，数量不等。从残存痕迹看，北墙有马面八个，其他三墙①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①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②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0期。③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④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1976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考古》1984年1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又《集安县上、下活龙材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1期；又《集安县老虎哨古墓》，《文物》1984年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年11期。

⑤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王承礼、韩淑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均见《考古》1964年2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沟三室慕清理记》；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室墓壁画著录补正》，均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⑥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⑦抚顺市博物馆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2期。⑧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2期。各两个。马面大小略有差别，一般长8～10米、宽6～8米。墙垣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楼；东北角呈弧形，增建两个马面。墙垣四面共有六个城门，东西面各两门，南北面各一门，两相对应。城门间有通衢，构成东西二横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内的团结路、胜利路和东盛路，大约就是当时国内城城年三条通衢的所在。曲于国内城几乎全部叠压在今集安县城底下，历经沧桑，除了有少量遗物被扰动出上外，昔日的城内建筑已经无法查考①。

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城构筑在国内城西北2.5公里的高山上。

东西北三面城垣垒筑在形如半圆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个山城形如簸箕状。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堑，因山峰的自然形势垒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长20～50厘米、宽29～40厘米、厚10～27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体平面呈椭圆形，方圆近七公里，总长6951米。城垣上设女墙。女墙内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设五城门，东墙北墙各二门，南墙一瓮门，西墙无门。城年至今犹存建筑遗址三处，蓄水池遗址一处，墓葬三十七座②。

在通往两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广袤的高句丽国境内，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关隘和哨卡，俗称山城。集安境内的山城很多，经勘查的有老岭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岭关隘；老岭北道上的关马墙山城和大川哨卡①。

分布于各地的高句丽山城，大都构筑在山巅上或地形险要处。就地取材，大小不一，无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长约2公里，主要分布在辽河东岸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一般由土筑、石筑或土石合筑三种方法构成，有城门、马面和瞭望台等设备，有的还有水门和环城马道。山城内大多有建筑基址。中型山城周长1～2公里，大多属于高句丽早期建筑，主要分布于辽河东岸较大的支流之间，一般由土筑或石筑两种方法建成，也有城门。小型山城周长200～1000米，城壁土石混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独立存在，但对捍卫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说的“当道小城”，或即指这种小型山城。

墓葬大多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辽宁省桓仁、抚顺、宽甸等地也发现不少，情况与集安基本相同。

集安高句丽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岭山的岭前和岭后。分布岭前23处，12206座：分布岭后的9处，152座。两地合计12358座。其中以岭前洞沟地段（今集安县城附近）最为密集。在这地段内细分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万①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1期。②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年6期。

①方起东：《吉林辑安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1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2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1982年1期。

②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宝汀、七星山和麻线沟等六个墓区，共11300座①。这32处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规模悬殊。石坟多分布在靠山麓处，土坟多在河谷阶地和平川地带。在保存较好的地区，尚能看出埋葬先后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从山腹开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开始逐渐到大墓；有的则由大墓逐渐到小墓；有的开始由小墓逐渐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渐到小墓。土坟则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坟行间空隙处。这种现象表明，集安洞沟墓群是当时生活在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并且按不同辈次有规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丽各阶层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变化。在包括日本人发掘在内的300多座高句丽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长川1号墓、2号墓②，下解放区的31号墓和冉牟墓、环纹墓，禹山下区的41号墓、68号墓、1080号墓和太王陵、将军坟、角觗墓、舞俑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山城下区的332号墓、983号墓、1411号墓和龟甲壁画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万宝汀区的78号墓、242号墓、1368号墓，七星山的96号墓，麻线沟的1号墓和千秋墓、西大墓①，等等。高句丽墓的墓室（放置尸体处）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这是与中原汉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处。墓葬结构比较复杂。外部结构可分积石和封土两大类。所谓积石墓，即“积石为封”的墓葬，又简称为封石墓或石坟。封土墓即以土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数封土内混以石块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块砌以方坛或方坛阶梯的墓葬，简称土坟。内部结构又可分为石圹和石室两种。所谓“石圹”，是指用石块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积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构筑长方形框的石圹（椁室）。埋葬后封以碎石，不再加顶盖，整体如方丘状。一般没有墓门，也没有墓道。“石室”流行于封土墓时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筑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叠涩，顶加盖石，有墓门，也有墓道。但大型积石墓的石室仍构筑在顶部中央。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研究，高句丽积石墓可划分为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方坛阶梯石圹墓以及方坛石室墓、方坛阶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结构，可分为无坛封土石室墓、方坛封土石室墓和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②。

这些形式多样的高句丽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标志。一般地说，积石墓出现较早，无坛石扩墓为一般平民墓，数量最多，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②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创刊号，文物出版社，1982年。陈湘伟：《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①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1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10期。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4期。吉林集安县文管所：《集安万宝汀墓区242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军6期。方起东、林至德：《集安洞沟两座树立石碑的高句丽古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日满文化协会，1940年。

②研究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文章很多，这里主要参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考古学报》1987年3期。

始见于高句丽建国以前，下限至五世纪初。方坛石扩墓和方坛阶梯石坟墓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墓葬，流行时间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东汉初年，下限约在四世纪上半叶。随后出现的方坛石室墓和方坛阶梯石室墓，墓主身份与方坛石扩墓、方坛阶梯石扩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号墓、七星山96号墓、万宝汀242号墓和桓仁21号墓，都属于方坛阶梯石室墓，大约都是高句丽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陵寝，这种形式的墓制，大约流行千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将军坟。将军坟整体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35.6米，高12.4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砌筑，共七级，每面有顶护石3块倚护。墓室位于第五级中部，长宽各5米，高5.5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气势雄伟壮观，是高句丽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现最晚，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叶，以后逐渐取代积石墓，成为高句丽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画墓绝大多数见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发现壁画墓20座，有角觗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号墓，五盔坟4号墓，麻线沟1号墓，山城下332号墓、983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了解放31号墓，长川1号墓、2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其中除禹山下41号墓是方坛阶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画墓内容简朴，大多绘于白垩壁面上，以表现墓主生前宴饮、歌舞场面为主，墓顶衬以日月星辰图案，设色单调。属于早期壁画墓的有万宝汀1368号墓、角觗墓、舞踊墓。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中期壁画墓大多出现于多室墓，作画方法与早期相同，壁画内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为主要题材，但佛教题材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四神图像。壁画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是高句丽壁画艺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沟12号墓、麻线沟1号墓、三室墓、禹山下41号墓和长川1号墓、2号墓。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晚期壁画多出现于单室墓中，壁画直接绘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为主要内容，衬以怪兽、仙人、莲花网状图案。设色浓艳，装饰富丽，壁画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明显看出受汉文化的影响。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年代约在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

由于高句丽墓构筑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历史上曾遭到严重破坏，尸骨、葬具遗存极少，除彩绘壁画保存较好以外，遗留下来的随葬器物也不多。根据发掘时的迹象和残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丽前期（积石墓前三式）实行火葬，似皆单入葬，随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壶、罐、铜制或铁制的马具和武器，连同尸体一起火化。后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设棺床，有木棺，单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较前期丰富，种类与中原魏晋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铜铁制的工具和武器，个别的还有金属饰品。常见的器形有壶、罐、钵、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桥、马镫、马衔、泡饰等马具和斧、锛、削、矛、长刀、镞、铠甲等工具和武器①。①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1期。

第六节 瓷窑和瓷器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①，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①。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壘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多处，西晋窑址60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①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叶宏明、曹鹤鸣：《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年10期。①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文物》1981年10期。②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①。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②，1958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③，1974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①，1962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②，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③，1973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④，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①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以后收入《朱伯谦论文集》，紊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②倪振逵：《南京赵士岗发现三国时代孙吴有铭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8期。③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①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葬》，《考古》1976年5期。②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孙吴凤凰元年墓》，《考古》1962年8期。③王志敏：《从七个纪年墓葬漫谈1955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孙吴两晋清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

④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6期。

坤者也”①。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②。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③、吴高荣墓④、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⑤、鄂城吴孙将军墓⑥，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①和佳山吴墓②，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件，陶器仅6件③；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件，陶器7件④；益阳⑤、长沙⑥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①镇江市博物馆：《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文物》1976年9期。②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③秦光杰：《江西南昌市郊永安六年墓》，《考古》1965年5期。

④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3期。⑤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⑥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期。

①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5期。③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1974年1期。

④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6期。⑤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湖南省益阳县晋、南朝墓发掘简况》，《文物资料丛刊》（八），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⑥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①。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②、湖南湘阴窑址③，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④和邛崃窑址⑤。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米。1979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万平方米。1973年发掘。在25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①，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②。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①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附论出土的青瓷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余家棟：《试析洪州窑》，均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1期。高至喜：《略论湖南出土的青瓷》，《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④江学礼、陈建中：《成都市西郊青羊官窑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6期。翁善良：《成都青羊宫窑址调查》，《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二辑），1984年。⑤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75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①卢茂村：《福建松政县发现西晋墓》，《文物》1975年4期。

②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东晋古墓（第一批）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③。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②。1982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③。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④。此墓随葬青瓷器50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①，内有纪年墓10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②，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③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③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南朝墓》，《考古》1974年4期。卢茂村：《福建建瓯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年4期；曾凡：《福州西门外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5期。①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②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③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年9期。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韶关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5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东晋、南朝墓简报》，《考古》1959年9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基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考古学集刊》（一），1981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南朝墓》。《考古学集刊》（三），1983年。②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市东郊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年5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南朝墓》，《考古》1983年9期；又《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又《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1983年7期；广西梧州市博物馆：《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12期。

③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北方的瓷窑和瓷器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⑤。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①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②；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④。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①出土青瓷罐10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件②；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件③；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件④：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件⑤；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④黄启善：《试论广西东汉至隋唐墓出土的青瓷器》，《广西文物》，1985年2期。⑤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

②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③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等：《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5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④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1989年3期。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山东枣庄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窃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7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①邺县考古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

②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③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④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4期。⑤磁县文物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带系罐共18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⑥；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⑦；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件⑧；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件⑨。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自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件、杯3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自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①。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①、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②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⑥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⑦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11期。⑧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安阳县文教卫生管理站：《河南安阳县发现一座北齐墓》，《考古》1972年1期⑨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①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①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3期。

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③。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

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③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第七节 早期石窟

石窟寺是佛教的重要遗迹。中国创建石窟寺大约始于3世纪，盛行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8世纪。多数石窟从开凿使用到衰落废弃，往往延续几个历史时期，情况很复杂，非本节所能详备。本节辑录的石窟寺资料，只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开凿，内容介绍也以这个时期为主，故简称为早期石窟或早期石窟寺。

早期石窟的开凿地点，是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布的情况相一致的。佛教东渐，首及新疆，次及甘肃河西走廊，随后进入中原北方地区。本世纪初以来，一些外国学者相继进入新疆、甘肃，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有的还伴随着掠夺、破坏。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三十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①，1935年北平研究院调查响堂山石窟②，是较重要的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分布于各地的石窟都进行过复查记录编号；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发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遗迹，并采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准确地解决了一部分石窟和造像的分期断代问题。

根据佛教东渐的路线和自然地域所形成的洞窟分布，分为新疆地区、河西走廊、陇东固原地区和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

新疆地区新疆南邻北印度，是我国石窟寺起源的重要地域。在天山南麓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上，石窟寺遗址十分丰富。历史上佛教最盛的地区是古龟兹，即今库车、拜城一带；其次是焉耆和古高昌（今吐鲁番附近）。在这条路线上，经调查的石窟寺有16处，即喀什县东北山崖的佛窟，巴楚县脱库孜萨米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西石窟，库车玛扎伯赫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赫孜尔哈朵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新和县托呼拉克埃肯石窟，焉耆县锡克沁石窟、明屋佛寺，吐鲁番县雅尔湖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吐峪沟石窟，等。总计发现洞窟600多个①。大体说，以库车为中心的各窟群，系就山崖开凿而成；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各窟群，多系依崖壁以土坯券筑成鹿。新疆石窟寺，历史上曾遭严重破坏，造像无存，只剩部分壁画。调查过的16处遗址中，保存较好、时代较早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吐峪沟石窟。它们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国石窟，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

克孜尔石窟②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木札提河北岸的悬崖间，东经82°27′，北纬41°47′。位置适在库车、拜城两县城之间。现存洞窟分布在谷西、谷内、谷东、后山四个区内。1953年原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调查时编列236个号，大体代表相同数目的单个洞窟。克孜尔石窟内容丰富，类型齐备，其中洞窟形制较完整、壁画遗存较多的约占三分之一，大多①黄文弼：《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考古情形报告》，《学术季刊》，卷4期。②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①李遇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1962年7、8合期。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开凿于四至八世纪。大体上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鹿四种。早期石窟大部分在谷西区，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为主。壁画以立佛、佛传和本生故事为中心内容。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又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

库木吐喇石扈①位于库车县西南约30公里处。窟群分布在渭干河东岸的山麓或断崖上，分南北两区，相距约3公里。北区洞窟较集中，编号80个，窟形和壁画保存较好的不到半数。南区较分散，编号32个，保存较好的约10个。据现存洞窟判断，其始凿年代和延续年代均晚于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约创建于五至七世纪，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两种。洞窟形制、壁画题材与克孜尔石窟同期洞窟十分接近，具有显著的龟兹特色。

森木塞姆石窟②在库车县东北约40公里库鲁克达格山口处。洞扈分布在直径约800米的河谷口内。编号洞窟52个，窟体保存较好的19个，年代与克孜尔石窟相当。早期窟大多是僧房窟。洞窟区中部有寺院遗址。

吐峪沟石窟③在高昌故城东约15公里吐峪沟水东岸。现存洞窟41个，大多崩坍，仅数窟保存较好。早期石窟大约开凿于五世纪，是吐鲁番地区较早的石窟。晚期石窟约开凿于回鹘高昌时期（九至十四世纪）。早期窟以东南区4号窟保存较好，是一座有前室的中心柱窟。中心柱正面塑立佛像。穹窿顶，正中绘莲花；穹窿四角各绘一天王像。正壁和左右壁分上下两层。上层墨线绘七排千佛，千佛中间各绘一铺一佛二菩萨；下层绘佛本生故事画。每幅有汉文墨书隶体榜题。字迹与罗布泊发现的晋简和莫高窟发现的十六国卷子相同，应是五凉立高昌郡时所开凿。

河西走廊地带分布在河西走廊沿线上的早期石窟，大多以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从西向东，经调查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除安西榆林窟被后代改建外，都还保存着五至六世纪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莫高窟和天梯山石窟。

莫高窟①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敦煌县东南22.5公里的鸣沙山下。

据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复查整理的石窟内容总录，莫高窟共有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尊塑像。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持续营建，窟内陆续出现了各时期各宗派所崇尚的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依据的壁画和彩塑。艺术内容涉及了佛藏中的经、律、论、史四大部分。可以说它是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较为完备的佛教美术馆和佛教图像宝库。

经考古类型学的比较研究，确定属于十六国晚期创建的有7个窟（编号267—272、275），属于元魏前期的有8个窟（编号251、254、257、259、260、263、265、487），主要窟形是人字坡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窟。壁画除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日本平凡社1985年版。②③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8、9合期。

①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属于元魏后期的有10个窟（编号246—249、285、288、288、431、435、437），系元荣任瓜州刺史时开凿。特点是将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其中285窟有西魏大统五年题记。属于北周的有15个窟（250、290、294、296—299、301、428、430、438、439、440、442、461）。这时在壁画里首次出现宣讲孝悌观念的须阇提品、喜事太子入海品等故事画。北朝佛教重视禅行，敦煌早期石窟的内容也多与僧人坐禅观佛的宗教活动有关。

无梯山石窟①位于武威县南40公里。创建于北凉沮渠蒙逊在位时。北凉凿窟已不存。现存石窟13个，保存较好的有8个。其中第1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庙窟。从最下层遗存下来的壁画风格看，应是北凉遗迹。根据这两窟的形制，参照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三座石窟资料，初步认为这是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模式，可称为“凉州模式”。其内容是：（1）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平面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2）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3）窟壁主要画千佛；（4）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5）佛和菩萨面相浑圆，眼多纲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飞天形体较大。

陇东固原区包括甘肃东部的平凉地区、庆阳地区以及宁夏南部的固原县。石窟风格与河西走廊基本相同，以多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

经调查的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以及分布在平凉、庆阳境内的以南北石窟寺为首的陇东石窟群20多处。须弥山、南北石窟寺始凿于六世纪；炳灵寺、麦积山始凿于五世纪。

炳灵寺石窟①位于永靖县西南约40公里处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是我国著名石窟寺之一。窟群分布在上寺、下寺和上下两寺之间的洞沟等处。现存窟龛196个，大小石雕造像694尊，泥塑82躯。残存壁画约912平方米。造像最大的高27米，最小的不足20厘米。炳灵寺石窟创建于十六国西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第1窟和169窟系西秦时开凿。169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代也最早。初创时系利用天然洞穴，仅在洞内四壁用篱笆涂泥作龛，然启塑像。塑像多是释迦牟尼禅定、说法、苦修等像，也有无量寿佛、三佛和菩萨。窟内北壁无量寿佛龛龛侧有西秦墨书题记，末尾书“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这是我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题榜下方彩绘供养人，皆侧身面佛，知题记为造龛发愿文。北魏继续开凿，造像以石刻为主。立佛“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面相清瘦，体躯修长。第126窟附近发现有北魏延昌二年（513）曹子元造窟题记。

①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情况和保护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武”》，《考古学报》1986年4期。

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麦积山石窟①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洞窟开凿于山体峭壁上。高处洞窟下距地面约60—70米，险峻异常。因早年地震破坏，窟群被分隔成东崖和西崖两部分。现存窟龛194个，其中西崖140窟，时代较早；东崖54窟，时代稍晚。保存历代泥塑、石雕造像共7800多尊，壁画9oo多平方米。是我国保存泥塑造像数量较多的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古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始于十六国的后秦，年代大约在公元400～410年之间。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诸代的开凿。现存洞窟和造像，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三代的遗存。唐代以后，因麦积山窟体大面积崩毁，无法续开新窟，故多在前代窟内重塑或改塑佛像。

须弥山石窟②在宁夏固原县西北55公里处，东经106°，北纬36°3′。

石窟分布在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700米的东南向崖面上。创建于北魏，兴盛于北周和唐代。现存132窟。风化破坏严重。目前可辨认的北魏窟有4个窟（编号14、24、32、33），形制为中心柱窟。中心柱每页只开一龛。龛年成铺造像均为一佛三胁侍。每窟四壁开龛，有的一壁三龛，多为三佛题材。北周窟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精致，亦作中心柱窟，内部构造均仿木构佛帐雕凿，与麦积山同期洞窟近似。现存的北周洞窟，主要的有45、46、48、51、67等5个窟。

陇东石窟③陇山以东的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有大小石窟20多处，主要分布在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庆阳西南的北石窟寺和泾川县东北的南石窟寺。两窟相距45公里，南北对应，主窟窟形和造像布局完全相同。据现存《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南石窟寺为北魏永平三年（510）泾川刺史奚康生创建。北石窟寺碑已不存，推测亦奚氏创建。两窟均开凿在红砂岩上（或称黄砂岩）。北窟规模较大，自北魏创建后，历西魏、北周、隋、唐、宋各代不断开凿，现存窟龛295个，造像2000余躯，其中北魏窟龛16个，西魏22个，北周20个，其他为隋唐宋所扩建。南窟较小，共5个窟龛，除1号窟为北魏永平三年开凿外，余皆唐代开凿。北魏开凿的南窟、北窟，都是大型的七佛窟，窟外置二力士，窟内四壁窟顶满布大型浮雕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原有题记，今已风化不存。

此外有王母宫石窟、罗汉洞石窟、丈八寺石窟、石空寺石窟、嵩显寺和祥佛寺石刻造像、石拱寺石窟、云崖寺石窟、主林寺石窟、陈家洞石窟、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连花寺石窟等。陇东石窟，大多创建于北魏，风化剥蚀严重，有的已残缺过甚，殆成空窟。可以看出窟形造像的10多处，其中以张家沟门石窟和保全寺石窟中的北魏太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窟龛为最早，但都是小龛。陇东地区石窟开凿的盛期在北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即六世纪上半叶，主要石窟大都在这时完成。其凿建规模和艺术技巧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纪年的窟龛及石雕造像的有景明四年、永平二年和三年、延昌三年、神龟二年，以及水平二年敕建的嵩显寺。

中原北方地区①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麦积山石扈》（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张学荣：《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文物》1983年6期。

②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管会等编：《须弥山石窟》，文物出版社1908年版。③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以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最为著名。此外有安阳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①、宝山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等。本区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并多杂有摩崖龛像。造像以雕刻为主。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维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等。窟龛形制和造像装饰，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过程，在全国石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云冈石窟②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扈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分东、中、西三个部分。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窟龛207个③。此外还有许多小窟，共计1100多龛，大小造像51000多个。石扈开创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正光之后走向衰落，唐以后各代仍有一些小规模的营建和修缮活动。石窟的绝大部分雕凿于北魏中后期，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分为三期④。第一期是和平元年（460）昙曜为皇室所开的五所五窟（编号16—20窟）。洞窟摹拟草庐形式，平面椭圆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年面积的大部分。第二期是孝文帝迁洛以前（465—494）开凿的五组石窟（7、8窟、9、10窟、5、6窟、1、2窟和11、12、13窟）。洞窟平面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或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装饰。造像题材多样，服饰开始中国化，同时出现世俗供养人。第三期是孝文帝迁洛后至正光五年（494—524）开凿的中小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和第一、二期窟间的补刻小龛。洞窟内部方整，流行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造像面容削瘦，着褒衣博带式装，下部衣褶重叠。

龙门石窟①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洛阳市城南13公里的伊水两岸东、西山上。南北长约1公里。石窟开创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续有雕凿。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躯，碑刻题记3800多品，佛塔10余座。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孝文帝迁洛前后，已在西山古阳洞凿龛设像。宣武帝景明初开始大规模开凿，著名的宾阳三洞即凿于此时。宾阳三洞中，仅中洞完成，是北魏后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列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典型的五尊像组合。左右壁各雕一佛、二菩萨。前壁有著名的帝后礼佛图，已被盗往国外。莲花洞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莲花藻井和繁杂精细的佛龛装饰而驰名。三大窟以外，北魏末年陆续开凿的还有火烧洞、石窟寺、药方洞、魂字洞、唐字洞、赵客师洞、普泰洞等。东西魏、北齐大都在北魏窟壁上补刻小龛。龛形无大变化，龛饰趋于简化。总的说，龙门北朝造像日趋中国化、世俗化，它是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对其①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4期。②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③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新编云冈石窟窟号的说明》，《文物》1988年4期。④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

①龙门文物保管所等：《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他石窟产生影响。

巩县石窟①位于巩县东北7.5公里的洛水北岸大力山下。创建于北魏晚期，现存有普泰元年（531）造像题记。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都有增凿。现存大窟5个、龛328个、造像7700多尊，铭刻186品。5大窟均为平面方形，除第5庙外，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凿龛设像，窟顶凿平棊，刻伎乐飞天、莲花等浮雕。中心柱四面及窟内四壁雕刻千佛、释迦多宝对坐像、维摩文殊并坐像及三佛等题材。第1窟规模最大，窟门两侧壁有浮雕“礼佛图”，作三层四组。每层以僧尼为前导，后为供养人和侍从，冠盖相属，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第5窟有唐龙朔二年镌刻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响堂山石窟②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包括南响堂、北响堂及小响堂（水浴寺）3处。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现存南响堂7窟、北响堂8窟、小响堂2窟。总计造像4000余尊，并有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所刻维摩诘经等重要石刻。响堂山北齐石窟平面多呈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和三壁开龛式两种。石窟在20世纪初遭到严重破坏，佛像头部大都被盗凿，不少雕刻精品散失在日本和欧美各国。

天龙山石窟③在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东西两峰南坡峻峭山腰间。

依白砂岩开凿。现存东峰12窟，西峰13窟。始凿于北朝，隋唐时期又有开凿。经考古类型学研究，推定第2窟、第3窟开凿于东魏，第1、10、16窟开凿于北齐；其他为隋唐时开凿。东魏窟为双窟，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四壁低坛。佛像面相清瘦。北齐窟为前后室，圆拱形龛，佛像面相浑圆，肉髻低平。

万佛堂石窟①位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大凌河北岸。分东西两区，西区9窟，东区7窟。始凿于北魏。内容风格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较为接近。造像大多风化泐损。最重要的是两方北魏造窟题记。一方是太和二十三年（499）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祛病祈福“敬造石窟一区”的造窟题记，置西区第5窟；另一方是景明三年（502）“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建造私窟”的题记，置东区第5窟。

南方地区以四川省的石窟寺遗址和摩崖造像最为丰富。经调查，四川省将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10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120多处②。早期大多利用崖墓雕刻佛像或在地面上建寺造像，著名的有乐山崖墓的东汉浮雕佛像，茂汶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造无量寿、当来弥勒二世尊像，蒲江县龙拖湾出土的西凉嘉兴元年（417）石刻造像群，以及成都万佛寺南朝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089年版。②水野清一等：《响堂山石窟》，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

③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1期。

①于余：《万佛堂石窟》，《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4期。曹汍：《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0年6期。

②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造像等③。早期石窟寺大多集中在川北，石窟龛像属北方中原系统。其中以广元千佛崖石窟和皇泽寺石窟最著名。

千佛崖石窟①位于广元市城北5公里嘉陵江东岸。北魏晚期开凿，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开凿历史之长在四川称最。以大云洞为中心，窟群分南北两段。现存54窟、819龛、大小造像7000余躯。窟龛最高处距地面45.5米，由下而上多达13层。早期石窟大多集中在南端下层。其中第7窟（大佛窟）平面略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为三尊像组合，依云冈昙耀五窟旧法雕凿，具有明显的北魏晚期作风。第21窟（三圣堂）平面方形，平顶，三壁各开一大龛，为北朝三壁三龛窟的典型遗存。窟内造像接近麦积山、须弥山西魏、北周时的风格，应为同一时期遗存。

皇泽寺石窟②位于广元市西1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与东岸的千佛崖隔江相望。现存窟龛50个、大窟6个、造像1203躯。约始凿于西魏北周，唐代曾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可辨认的北朝石窟有第45窟和第38窟。其窟形及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类似，亦属北方中原系统。

南朝石窟仅见于南京栖霞山③。栖霞山在南京市东北20公里。南齐永明二年沙门法度舍宅为高僧明僧绍建栖霞精舍。南梁皇室继续凿岩造像，或五、六尊一龛，或七、八尊一龛。被近代栖霞寺主持僧用水泥涂缮，外观已非原貌。此外，浙江新昌南明山有南齐时依崖雕成的弥勒佛立像一尊，被后人改为趺坐式，原貌已失。

③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文物》1988年8期。

①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年6期。②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年6期。③宋伯胤：《南京栖霞山石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第三章 研究概况

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协助修这一段的是刘恕。刘恕字道原，卒于元丰元年（1078），《宋史》本传说他“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所著《通鉴问疑》中，保存了他父亲与司马光讨论这段历史的一些记录。司马光利用正史以及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排比剪裁，体大思精，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明白清楚，正是对本段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通鉴考异》反映了研究的过程。如北魏献文帝之死，《魏书》本纪只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通鉴》卷一三四就写明冯太后“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考异》云，“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为怪，又孝文终不之知。按《后魏书》及《北史》皆无杀事，而天象志云，‘显文暴崩’。盖实有鸩毒之祸，今从之”。胡三省的《通鉴》注，当然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宋代学者的笔记中，如沈括（1030—1094）《梦溪笔谈》、洪迈（1123—1187）《容斋随笔》、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等，都有涉及本段历史的个别考订。清代学者关于本段历史的研究，首先推钱大听、王鸣盛和赵翼的著作，其次体现在各种补表补志（见前）。此外如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杭世骏（1696—1773）《诸史然疑》、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等，都有有关的个别考订。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清代学者对本段历史的研究。

这里附带提一下另一类型的书。历代正史中，前四史自来为文人所喜读。此外则南北史被目为富于词藻的史书，可以丰富文人的修养，供写作时采摭，因此有人专门分类辑录其中词句鲜华、事迹新异的资料。宋洪迈有《南朝史精语》十卷，明王涣有《两晋南北奇谈》六卷，周诗雅有《南北史抄》（无卷数），清陈维崧有《两晋南北集珍》六卷，俱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抄类》存目。史抄类只收了清沈名苏、朱昆田同编的《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各八卷。提要目为“撷其精华，以备选用，使遗文琐事，披卷灿然，”又说存目所列诸家皆“不及后来沈名荪、朱昆田书之有条理”。郝懿行有辑自《宋书》的《宋琐语》，分为德音、藻鉴等二十八门，也属同类性质。五四以后，陈寅恪（1890—1969）的著作在司马光之后把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继承乾嘉朴学和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历史之学的传统，以敏锐之头脑与深厚的文学、哲学、佛教知识基础，靠朴素的辩证法，从事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他以文化与民族为着眼点，依据习见的史料，从中发现别人未注意的联系与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善于由小见大，对于这段历史道出他认为的所以然之理。陈寅恪长于贯通以观察发展变化，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相辅而行，互相促进，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中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陈寅恪有关本段历史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结集在《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中的论文。

解放之前，直接或间接受陈寅恪影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内（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备方面）做过研究的人及其著作如下（有的论文集中兼有解放后成果）：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汪筏：《隋唐史论稿》。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缪钺：《读史存稿》。

何兹全：《读史集》。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解放前的论文尚未有结集者，有余逊、谷霁光。不专研究这段历史而所撰某些论文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作出贡献者，有谭其骧、劳幹。

解放前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取得突出成就，影响深远的著作，是汤用彤（1893—1964）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的论文。思想史方面有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社会史方面有王伊同《五朝门第》。经济史方面有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学术史方面有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吕思勉（1884—1957）的《两晋南北朝史》搜集大量史料，体系完整，线索清楚。注意了当时为人忽略的有关生产、社会方面的现象，对文化学术也予以重视。余嘉锡的《余嘉锡论学杂著》、吕思勉的《读史札记》、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中，都有关于本段历史的考订论述。

解放后，史学界普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出并研究新课题，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等展开了讨论。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得到尊重，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也和其他段落的历史一样，出现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本段断代史专著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杨伟立：《成汉史略》。

研究政治史、政治军事等制度、门阀的专著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有熊德基、祝总斌、陈仲安、张泽咸、朱大渭、黄忠贤、杨德柄、卢开万、蒋福亚等。

研究土地制度、经济史的专著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

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韩国磬：《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

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研究民族史的专著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

林幹：《匈奴史》。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有陈连庆、黄烈等。研究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专著有：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

任继愈：《汉一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张可礼：《三曹年谱》。整理校注的史料有：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

章巽：《法显传校注》。

张泽咸、朱大渭：《魏普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柔然资料辑录》。专门刊载有关本段历史论文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魏晋隋唐史论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日本最早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是冈崎文夫，三十年代著有《魏晋南北朝通史》及《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以后滨口重国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兵制、徭役等问题，成果收入《秦汉至隋唐史研究》。五十年代以后，日本注意这段历史的学者日益增多，探讨的方面逐渐扩大，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各个领域大小许多问题。形成专著或结集为论文集的有：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六朝宗教史》。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国中世研究》（合著）。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越智重明：《魏晋南朝政治社会》、《魏晋南朝之贵族制》。

福繁太郎：《中国南北朝史研究》。

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

藤川正数：《魏晋时代丧服礼研究》。

村上嘉实：《六朝思想史研究》。

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北魏篇》。

佐久间吉也：《魏晋南北朝水利史研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发表过重要论文，而尚未集结成书的，有藤家礼之助、川本芳昭、中村圭尔等。研究秦汉史的大庭修、古贺登，研究唐史的池田温、菊池英夫、崛敏一，研究佛教史的牧田谛亮、福井文雅，研究史学史的铃木启造，也都发表过有关这段历史的论文。

为了解国内近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的研究论文，最方便是查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史研究动态》中也定期刊登前一年各段历史的研究状况。关于日本的研究，日本《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号刊登前一年研究概况。如果要了解世界各地的论文与专著，可以查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年出一册的《东洋学文献类目》。五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世界历史事典》第二十三卷史料篇东洋部分，有关于本段历史史料和五十年代以前研究概况的介绍。八十年代日本又出版了北根幸夫等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和岛田虔次等主编的《亚洲历史研究入门》，都收有本段历史史料及近年研究概况介绍，前者由池田温执笔，后者由谷川道雄执笔。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三国两晋南北朝，习惯上多称作魏晋南北朝。魏是三国之一，是三国中比较重要的，但它不能完全代表三国。魏必须加上蜀和吴，才能称三国。晋，有西晋和东晋，混称为晋是可以的，但称作两晋，就更清楚些。因为这些原因，本卷没有采用旧称“魏晋南北朝”，而使用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称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上限，有人定在曹丕称帝的一年，有人定在赤壁之战以后。我们认为，建安元年曹操挟持汉帝迁都许昌，是新的历史形式的一个开端，是三国序幕的开始，应该作为这个时期的上限。赤壁战后，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到了曹丕称帝以及蜀、吴相继称帝，不过是三国政权的形式化而已。至于汉末黄巾大起义和诸侯讨伐董卓的战争，只是旧时期的结尾而不能当作新时期的开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下限，有人定在隋建国的一年。有人定在隋灭陈的一年。后说比较合适。因为陈灭了，南北朝才算结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是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也是地方性的撰述为多，总揽全局的著述少。在二十四史中，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著述，有十一部之多。其中有十部，包括《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都是关于割据政权的史书。只有《晋书》，是记述一代史事的。近代史家能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事于一书，但往往不能通观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总形势及发展中的阶段性。本卷试图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动乱，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但这一历史时期在分裂和动乱中为自己寻求出路，却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在大量的消极现象掩盖下，存在着积极的因素，国家的分裂为新的统一规模准备了条件，民族间的斗争为新的民族关系的协调准备了条件。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而不是把它简单地写作漆黑一团，这是本卷所力求做到的一点。

史书之文，要做到信实、凝练、确切。凝练非一日之功，要下长期的功夫。信实和确切也不易做到，但必须努力去做，这是不能打折扣的。专著、论文和考据所论述的对象不同，所论述的目的不同，文体也当有所不同。数十年来，这三者的区别也不大讲究，不利于历史表述的发展。我们虽已认识了这一点，但在实践上，还不能免俗，幸读者谅之。

乙编综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时期，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即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再统一的时期。从民族的角度来说，这又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属于这个时期的前期，隋唐历史则属于后期。前期的封建割据是为后期的再统一准备条件，使后期历史达到更高的统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含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魏、蜀、吴三国的鼎立，约在公元196—266年之间。第二个阶段为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战，约在266—420年之间。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是南北朝的对峙和南北朝的并趋衰弱和周隋的转强，约在420—589年之间。这一时期，共达三百九十四年之久。

第一章 三国的鼎立

第一节 曹操稳占中原

魏、蜀、吴三国的鼎立，是以曹魏的盛衰为发展主线的。建安元年（196）曹操迫汉帝迁都许昌，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实际上架空了皇帝，结束了汉朝的统治，这可以说是揭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同年，曹操以军事编制的形式，推行屯田。在当时北方普遍粮荒、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的情况下，这是较有效地保证军粮供应的措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民的就业问题，这对曹操军事力量的充实、政治威望的提高，都有重大的意义。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宫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的基本力量。这是历史性的重大战役，开创了他稳占中原的局面，使曹魏在以后三国历史发展中始终占有优势的地位。

袁绍占冀州建安初年，在关东各地割据称雄的人物中，势力最大者是袁绍。他起兵讨董卓时任勃海太守，乘董卓西迁长安之机，夺得了冀州。当时的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称得上兵强粮足。随后他又取幽州、青州、并州，兼有河北四州之地。这四州，在当时是具战略形势的要地，其北有乌桓、鲜卑，可以为用；南有大河为阻，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在袁绍初占冀州时，其谋士沮授就向他进言：“将军..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了，很高兴，说，“此吾心也。”①袁绍占据北方的雄心，早在讨董卓时就有了。当时，“绍与曹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②袁绍早已看中了河北四州这块地方。曹操虽有本领任天下之智力以与人争衡，但也同样看重河北这块地方。袁绍占有河北，这是他强大的基础。曹操想发展他的功业，也必然以河北为争夺的对象。

袁绍的父祖，四世三公。他是一个煊赫的世家子弟。袁家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故他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号召力。

曹操在许（今河南许昌县西南）兴起后，迎献帝都许，假献帝之命，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不甘屈居曹操之下，并且也受不了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气焰，决心要灭掉曹操。建安五年（200），袁绍举兵攻曹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

①《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操在官渡战前的几次胜利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在军事上所处的地位，有相当大的困难。在建安元年前后，占据南阳一带的是张绣，荆州是刘表，扬州是袁术，徐州是刘备。建安元年，吕布袭取了徐州，刘备来许投靠曹操。当时刘备已很有名气。曹操的谋士对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意思是劝曹操要杀掉刘备。曹操却回答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①建安二年，曹操征张绣。张绣先投降，后又反复，曹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败而归。建安三年春，曹操再征张绣。刘表派兵援助张绣，曹军腹背受敌，又听到袁绍将要攻许，遂退兵。袁绍很想拉拢张绣，以便南北两路出兵夹攻曹操。建安四年冬，就在袁绍进攻的前夕，张绣听从谋士贾诩的劝告，又归降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封张绣为列侯，食邑二千户，此在曹魏一代的封侯中，封户是最多的。

袁术和吕布，一个在扬州，一个在徐州，结为儿女亲家，但关系时好时坏。建安二年，袁术称帝，遣使清吕布送女完婚。吕布先允许，送女在路，继而后悔，追回绝婚。袁术大怒，发步骑数万，七道进攻吕布，为吕布所破。曹操乘机东征袁术，袁术败走淮南。建安三年九月，曹操攻吕布，围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引沂、泗水灌下邳城。吕布手下的宋宪等举城降。吕布求为曹操将，曹操不允，缢杀之。

袁术被曹操所败后，困顿淮南，又遇天旱地荒，士民冻馁，极为狼狈。

他打算通过徐州、青州，北投袁绍。曹操派刘备带兵去徐州截击。袁术不得过，想折回寿春，发病死在路上。

刘备在许，深得曹操的器重。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①当曹操派刘备去徐州邀击袁术时，谋士们都反对，谋士程昱等对曹操说：“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②刘备离开许都前，曾与外戚董承等受献帝衣带中密诏诛曹操。刘备到徐州后，立即派人与袁绍联络，共同反对曹操。

曹操对刘备是很重视的，他决不会让刘备在徐州站住脚。他计划在袁绍出兵之前，先消灭刘备。他手下的将军们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③谋士郭嘉也赞同曹操先灭刘备。刘备到徐州还未来得及整顿，曹操大军一到，刘备战败，只好经青州，北投袁绍。这一战，从决策到胜利回师，都在建安五年正月之内。而袁绍也正像曹操所估计的，“见事迟，必不动”，待曹操回师北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还没有动。

至此，袁术、吕布死，张绣降，刘备败。在经过这几次军事胜利以后，许地被四面包围的形势已转化为稳定的局面。至于刘表，这是个划地自守的人，曹操根本看不起他。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②《三国志·蜀志·程昱传》。

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袁两方的军情曹操东征刘备，许都空虚，正是袁绍对曹操发动进攻的最好时机。袁绍的谋士田丰也向他建议：“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①要抓住这一时机向许进兵。袁绍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却说儿子病了，无心出征。田丰气愤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袁绍在曹、刘交战时坐失良机。在曹操已回师官渡的时候，他却又坚决出兵了。

在讨论出兵时，田丰又提出不同意见：“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②。袁绍又不从。田丰强谏，袁绍怒，把田丰下在牢里。

袁绍移檄州郡，数曹操罪恶。建安五年二月，袁绍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了。

论兵力，袁绍军队人数是远远超过曹操。关于袁军人数，诸书记载都称为十万人。如《三国志·魏志·袁绍传》称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曹操军队的人数，诸书记载多谓不过万人。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而《荀彧传》载荀彧对曹操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按当时的情况讲，曹操兵士不如袁绍众多，是没有疑问的，但少到兵不满万，似乎又太少了。裴松之就不同意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他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并举了几条事例，说明曹操兵数“不得甚少”，“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①官渡之战前，当时人对于曹、袁双方的军情，是有评论的。曹操和袁绍自幼就有交往，知己知彼，曹操对能战胜袁绍很有信心。在听得袁绍提大军十余万将攻许的消息后，曹操手下诸将都以为不可敌。但曹操却说：“吾知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②荀彧和郭嘉都是三国时代有名的谋士。两人都先仕袁绍后投曹操，对曹、袁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荀彧评论曹、袁，认为曹操与袁绍相比有四胜，“绍貌外宽而年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①《后汉书·袁绍传》。

②《后汉书·袁绍传》。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①郭嘉称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内容与荀彧所说大致相同。

官渡之战前夕，凉州从事杨阜到许来。回去以后，凉州人士问他关于曹、袁形势，杨阜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令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②三国时评论曹、袁优劣的还有很多人，荀彧、郭嘉、杨阜之说是有代表性的。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其心，也就必然不能容人、不能用人。好谋少决，就必然当断不断，失掉时机。作为一个军事家，这就足以招致失败了。

官渡之战的序幕官渡之战，是由三个战役组成的：一是解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之围，二是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之战，三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主力决战。自马和延津之战，又可看作官渡主力决战的序幕。

袁绍驻黎阳，派大将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曹操谋士荀攸建议曹操领兵趋延津，虚张声势，好像要从延津渡河袭击绍军的后路，引诱袁绍分兵西来应敌。然后掉转兵力，快速行军，掩袭围困白马的袁军。

袁绍见曹操兵趋延津，以为曹操要从那里渡河抄袭自己的后路，果然分兵，西趋延津迎击。曹操得知袁绍已分兵西下，即从延津急行军，斜趋白马。曹军离白马只有十余里路了，颜良才得知这一消息，仓卒应战。曹军大破袁军，斩颜良，遂徒白马军民，沿河往西撤退。

曹操能取得白马之战的胜利的原因，第一，曹军主动，袁军被动。曹操以计分散袁绍兵力，袁绍果真陷入曹操的计谋。第二，曹操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第三，曹操所采取的速决战。黎阳在河北，白马在河南，相距不过几十里路。这就要求曹操从延津向白马的进军，既要机密，又要迅速。既到之后，作战又要速决。不然，黎阳袁绍援军一到，战局便会全部改观。速决战使曹操获胜。

曹操从白马后撤的时候，袁绍从黎阳渡河追击，在延津南又打了一仗。

这一仗，曹操又获胜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醜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醜。良、醜，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延津南之战，曹操正是利用了袁绍军队的贪婪无纪律的弱点，采取了以白马辎重饵敌的策略。袁绍兵骑虽多，但到了“分趣辎重”之时，已经乱了阵脚，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了。

打了白马、延津南两个战役之后，曹操从容地把军队撤退到官渡。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曹操是早有安排的。撤军到官渡，这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撤退。①《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②《三国志·魏志·杨阜传》。

官渡之战和曹操的胜利官渡位在中牟县北，在古官渡水的南岸。此地比延津更靠近许都。出为曹操缩短了防线，也缩短了补给线。而对袁绍来说则是深入敌境，分散了兵力，延长了补给线。选择在官渡与袁绍决战，是对曹操有利的。

官渡之战，曹操是守方，袁绍是攻方。当曹军撤至官渡，袁军进到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时，沮授向袁绍献策：“北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①这仍是出兵前田丰、沮授向袁绍建议的策略。袁绍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就把沮授的意见否定了。

建安五年八月，袁军自阳武连营稍进，进迫官渡，大军依沙推为屯，东西数十里。曹军亦分营相当。从八月到十月，袁、曹两军在官渡相持了两三个月。由于袁军兵多势强，曹军兵少势弱，曹军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据《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载：“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曹操乃为发石车（即“霹雳车”），击袁军之楼，皆破。袁绍又挖地道，欲袭曹营，曹操辄于年为长堑以拒之。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相持期间，曹操曾一度打算撤退到许，再与袁绍决战。他写信与留守许下的荀彧商议。荀彧回信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①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坚守官渡。

袁绍也曾试图分兵扰袭曹操的后方。他曾派刘备到汝南一带协助当地的地方势力，扰乱许南。最初确也给了曹操后方一些威胁，使得“自许以南，吏民不安”。但刘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三国志·魏志·曹仁传》）。曹操派曹仁将骑出击，刘备败退，尽复诸县。袁绍又遣别将韩荀抄断西道，为曹仁击破。袁绍就再不敢分兵出击了。

派兵扰乱曹操的后方，是田丰、沮授等尝向袁绍提出过的建议。但这时情况已有变化，此计已不适用。袁绍讨曹操的檄文中虽然说到“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这说的是四面包围的形势。但这时实际出兵的，却只有袁绍亲自率领的黎阳、官渡这一路。荆州刘表根本没有出兵的打算（参看《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曹操已占有河内，委魏种“以河北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并州高干的军队，一时也就出不来。官渡之战的前一年，建安四年八月，曹操已派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捍东方。青州刺史是袁绍的长子袁谭。从一出兵，袁谭就在袁绍身边。袁绍似根本就没有从青州出兵的打算。这样，虚张声势要四面包围，实际上只是一路兵。在这种条件下，派游军远离大军主体，到汝南一带去活动，是冒险的。

官渡会战，曹操的胜利是由两次奇袭袁军辎重的成功及在最紧要关头袁绍战略决定的错误所决定的。

①《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①《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九月间，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荀攸对曹操说：“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①，锐而轻敌，击可破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采纳荀攸的建议，派徐晃、史涣在路上邀击韩■，大破之，烧其辎重。冬十月，袁绍复遣军运粮，使部将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护送，宿绍营北四十里乌巢。袁绍谋臣许攸与审配不和，攸家犯法为审配所治。攸往投曹操，将袁绍辎重屯集乌巢，“袁军无严务”的情况告诉曹操，并建议曹操乘夜往袭。曹操听从许攸的意见，决定由曹洪、荀攸留守，自己亲自率兵夜袭乌巢袁军粮谷。曹操“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资治通鉴》卷六三）但天明以后，淳于琼看见曹操兵少，便开门出击，后又入营自守。曹操一时攻之不下。

袁绍听得曹操往攻乌巢粮屯的消息，以为曹操本营必已空弱，决定攻取曹操的本营。袁绍对袁谭说：“就曹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部将张郃、高览等攻操营。张郃反对说：“曹操精兵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事去矣，请先往救之。”并说曹操营固，攻之必不能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资治通鉴》卷六三）袁绍谋臣郭图迎合袁绍，力主进攻曹操本营。“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的袁绍，采取两听的办法，一面以重兵攻曹营，一面也派了一部分轻兵去救淳于琼。

袁绍援救淳于琼的军队将近乌巢。曹操眼看两面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曹操十分沉着冷静，仍决定集中兵力，先攻破琼营。时“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资治通鉴》卷六三）援军眼见琼军已破，也不战自败。

张郃、高览攻曹操本营的结果又如何呢？郭图自惭他的计策失算，却反来陷害张郃，对袁绍诬说张郃“听得军败很高兴”。张郃一怒之下，遂与高览焚烧攻具，投奔曹操。

至此，袁军败局已定。军中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降曹营的消息，全军大溃。袁绍仅和儿子袁谭单骑逃回河北。官渡大战就这样结束了。

袁绍回到邺，悔恨交集，于建安七年夏天呕血而死。袁绍有两个儿子，长子谭，次子尚。袁绍死后，两子争位，互相攻伐，臣下也分为两派。袁谭战败，跑回青州，求救于曹操。这时曹操正要去征刘表。是继续征刘表呢？还是回师北救袁谭？群下意见，“多以为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荀攸说：“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遭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接受了郭嘉的意见，回师救袁谭，并以女嫁之。

建安九年，曹操取邺，袁尚投奔幽州袁熙。袁谭的求救，本是时势所迫。曹操约为婚姻，也不过借以笼络。袁谭借曹操攻袁尚的机会，大肆扩充势力。十年，曹操攻斩袁谭。幽州守将以幽州降曹操，袁尚、袁熙奔三郡乌恒，后①韩■，《资治通鉴》卷63作韩猛。《三国志·魏志·荀攸传》裴松之注云：“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

又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黑山农民军张燕有众十余万，也于此时投降曹操被，封为列侯。十一年，曹操攻取并州，斩高干。十二年，征三郡乌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西喜峰口附近），东指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胡汉降者二十余万。曹操占据了河北四州，征服了乌桓，自领冀州牧，让还兖州。从此，曹操稳占中原，邺成为曹氏的基地。

第一节 曹操稳占中原

魏、蜀、吴三国的鼎立，是以曹魏的盛衰为发展主线的。建安元年（196）曹操迫汉帝迁都许昌，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实际上架空了皇帝，结束了汉朝的统治，这可以说是揭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同年，曹操以军事编制的形式，推行屯田。在当时北方普遍粮荒、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的情况下，这是较有效地保证军粮供应的措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民的就业问题，这对曹操军事力量的充实、政治威望的提高，都有重大的意义。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宫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的基本力量。这是历史性的重大战役，开创了他稳占中原的局面，使曹魏在以后三国历史发展中始终占有优势的地位。

袁绍占冀州建安初年，在关东各地割据称雄的人物中，势力最大者是袁绍。他起兵讨董卓时任勃海太守，乘董卓西迁长安之机，夺得了冀州。当时的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称得上兵强粮足。随后他又取幽州、青州、并州，兼有河北四州之地。这四州，在当时是具战略形势的要地，其北有乌桓、鲜卑，可以为用；南有大河为阻，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在袁绍初占冀州时，其谋士沮授就向他进言：“将军..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了，很高兴，说，“此吾心也。”①袁绍占据北方的雄心，早在讨董卓时就有了。当时，“绍与曹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②袁绍早已看中了河北四州这块地方。曹操虽有本领任天下之智力以与人争衡，但也同样看重河北这块地方。袁绍占有河北，这是他强大的基础。曹操想发展他的功业，也必然以河北为争夺的对象。

袁绍的父祖，四世三公。他是一个煊赫的世家子弟。袁家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故他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号召力。

曹操在许（今河南许昌县西南）兴起后，迎献帝都许，假献帝之命，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不甘屈居曹操之下，并且也受不了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气焰，决心要灭掉曹操。建安五年（200），袁绍举兵攻曹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

①《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操在官渡战前的几次胜利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在军事上所处的地位，有相当大的困难。在建安元年前后，占据南阳一带的是张绣，荆州是刘表，扬州是袁术，徐州是刘备。建安元年，吕布袭取了徐州，刘备来许投靠曹操。当时刘备已很有名气。曹操的谋士对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意思是劝曹操要杀掉刘备。曹操却回答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①建安二年，曹操征张绣。张绣先投降，后又反复，曹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败而归。建安三年春，曹操再征张绣。刘表派兵援助张绣，曹军腹背受敌，又听到袁绍将要攻许，遂退兵。袁绍很想拉拢张绣，以便南北两路出兵夹攻曹操。建安四年冬，就在袁绍进攻的前夕，张绣听从谋士贾诩的劝告，又归降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封张绣为列侯，食邑二千户，此在曹魏一代的封侯中，封户是最多的。

袁术和吕布，一个在扬州，一个在徐州，结为儿女亲家，但关系时好时坏。建安二年，袁术称帝，遣使清吕布送女完婚。吕布先允许，送女在路，继而后悔，追回绝婚。袁术大怒，发步骑数万，七道进攻吕布，为吕布所破。曹操乘机东征袁术，袁术败走淮南。建安三年九月，曹操攻吕布，围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引沂、泗水灌下邳城。吕布手下的宋宪等举城降。吕布求为曹操将，曹操不允，缢杀之。

袁术被曹操所败后，困顿淮南，又遇天旱地荒，士民冻馁，极为狼狈。

他打算通过徐州、青州，北投袁绍。曹操派刘备带兵去徐州截击。袁术不得过，想折回寿春，发病死在路上。

刘备在许，深得曹操的器重。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①当曹操派刘备去徐州邀击袁术时，谋士们都反对，谋士程昱等对曹操说：“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②刘备离开许都前，曾与外戚董承等受献帝衣带中密诏诛曹操。刘备到徐州后，立即派人与袁绍联络，共同反对曹操。

曹操对刘备是很重视的，他决不会让刘备在徐州站住脚。他计划在袁绍出兵之前，先消灭刘备。他手下的将军们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③谋士郭嘉也赞同曹操先灭刘备。刘备到徐州还未来得及整顿，曹操大军一到，刘备战败，只好经青州，北投袁绍。这一战，从决策到胜利回师，都在建安五年正月之内。而袁绍也正像曹操所估计的，“见事迟，必不动”，待曹操回师北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还没有动。

至此，袁术、吕布死，张绣降，刘备败。在经过这几次军事胜利以后，许地被四面包围的形势已转化为稳定的局面。至于刘表，这是个划地自守的人，曹操根本看不起他。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②《三国志·蜀志·程昱传》。

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袁两方的军情曹操东征刘备，许都空虚，正是袁绍对曹操发动进攻的最好时机。袁绍的谋士田丰也向他建议：“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①要抓住这一时机向许进兵。袁绍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却说儿子病了，无心出征。田丰气愤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袁绍在曹、刘交战时坐失良机。在曹操已回师官渡的时候，他却又坚决出兵了。

在讨论出兵时，田丰又提出不同意见：“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②。袁绍又不从。田丰强谏，袁绍怒，把田丰下在牢里。

袁绍移檄州郡，数曹操罪恶。建安五年二月，袁绍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了。

论兵力，袁绍军队人数是远远超过曹操。关于袁军人数，诸书记载都称为十万人。如《三国志·魏志·袁绍传》称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曹操军队的人数，诸书记载多谓不过万人。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而《荀彧传》载荀彧对曹操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按当时的情况讲，曹操兵士不如袁绍众多，是没有疑问的，但少到兵不满万，似乎又太少了。裴松之就不同意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他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并举了几条事例，说明曹操兵数“不得甚少”，“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①官渡之战前，当时人对于曹、袁双方的军情，是有评论的。曹操和袁绍自幼就有交往，知己知彼，曹操对能战胜袁绍很有信心。在听得袁绍提大军十余万将攻许的消息后，曹操手下诸将都以为不可敌。但曹操却说：“吾知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②荀彧和郭嘉都是三国时代有名的谋士。两人都先仕袁绍后投曹操，对曹、袁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荀彧评论曹、袁，认为曹操与袁绍相比有四胜，“绍貌外宽而年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①《后汉书·袁绍传》。

②《后汉书·袁绍传》。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①郭嘉称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内容与荀彧所说大致相同。

官渡之战前夕，凉州从事杨阜到许来。回去以后，凉州人士问他关于曹、袁形势，杨阜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令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②三国时评论曹、袁优劣的还有很多人，荀彧、郭嘉、杨阜之说是有代表性的。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其心，也就必然不能容人、不能用人。好谋少决，就必然当断不断，失掉时机。作为一个军事家，这就足以招致失败了。

官渡之战的序幕官渡之战，是由三个战役组成的：一是解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之围，二是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之战，三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主力决战。自马和延津之战，又可看作官渡主力决战的序幕。

袁绍驻黎阳，派大将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曹操谋士荀攸建议曹操领兵趋延津，虚张声势，好像要从延津渡河袭击绍军的后路，引诱袁绍分兵西来应敌。然后掉转兵力，快速行军，掩袭围困白马的袁军。

袁绍见曹操兵趋延津，以为曹操要从那里渡河抄袭自己的后路，果然分兵，西趋延津迎击。曹操得知袁绍已分兵西下，即从延津急行军，斜趋白马。曹军离白马只有十余里路了，颜良才得知这一消息，仓卒应战。曹军大破袁军，斩颜良，遂徒白马军民，沿河往西撤退。

曹操能取得白马之战的胜利的原因，第一，曹军主动，袁军被动。曹操以计分散袁绍兵力，袁绍果真陷入曹操的计谋。第二，曹操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第三，曹操所采取的速决战。黎阳在河北，白马在河南，相距不过几十里路。这就要求曹操从延津向白马的进军，既要机密，又要迅速。既到之后，作战又要速决。不然，黎阳袁绍援军一到，战局便会全部改观。速决战使曹操获胜。

曹操从白马后撤的时候，袁绍从黎阳渡河追击，在延津南又打了一仗。

这一仗，曹操又获胜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醜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醜。良、醜，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延津南之战，曹操正是利用了袁绍军队的贪婪无纪律的弱点，采取了以白马辎重饵敌的策略。袁绍兵骑虽多，但到了“分趣辎重”之时，已经乱了阵脚，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了。

打了白马、延津南两个战役之后，曹操从容地把军队撤退到官渡。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曹操是早有安排的。撤军到官渡，这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撤退。①《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②《三国志·魏志·杨阜传》。

官渡之战和曹操的胜利官渡位在中牟县北，在古官渡水的南岸。此地比延津更靠近许都。出为曹操缩短了防线，也缩短了补给线。而对袁绍来说则是深入敌境，分散了兵力，延长了补给线。选择在官渡与袁绍决战，是对曹操有利的。

官渡之战，曹操是守方，袁绍是攻方。当曹军撤至官渡，袁军进到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时，沮授向袁绍献策：“北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①这仍是出兵前田丰、沮授向袁绍建议的策略。袁绍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就把沮授的意见否定了。

建安五年八月，袁军自阳武连营稍进，进迫官渡，大军依沙推为屯，东西数十里。曹军亦分营相当。从八月到十月，袁、曹两军在官渡相持了两三个月。由于袁军兵多势强，曹军兵少势弱，曹军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据《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载：“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曹操乃为发石车（即“霹雳车”），击袁军之楼，皆破。袁绍又挖地道，欲袭曹营，曹操辄于年为长堑以拒之。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相持期间，曹操曾一度打算撤退到许，再与袁绍决战。他写信与留守许下的荀彧商议。荀彧回信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①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坚守官渡。

袁绍也曾试图分兵扰袭曹操的后方。他曾派刘备到汝南一带协助当地的地方势力，扰乱许南。最初确也给了曹操后方一些威胁，使得“自许以南，吏民不安”。但刘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三国志·魏志·曹仁传》）。曹操派曹仁将骑出击，刘备败退，尽复诸县。袁绍又遣别将韩荀抄断西道，为曹仁击破。袁绍就再不敢分兵出击了。

派兵扰乱曹操的后方，是田丰、沮授等尝向袁绍提出过的建议。但这时情况已有变化，此计已不适用。袁绍讨曹操的檄文中虽然说到“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这说的是四面包围的形势。但这时实际出兵的，却只有袁绍亲自率领的黎阳、官渡这一路。荆州刘表根本没有出兵的打算（参看《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曹操已占有河内，委魏种“以河北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并州高干的军队，一时也就出不来。官渡之战的前一年，建安四年八月，曹操已派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捍东方。青州刺史是袁绍的长子袁谭。从一出兵，袁谭就在袁绍身边。袁绍似根本就没有从青州出兵的打算。这样，虚张声势要四面包围，实际上只是一路兵。在这种条件下，派游军远离大军主体，到汝南一带去活动，是冒险的。

官渡会战，曹操的胜利是由两次奇袭袁军辎重的成功及在最紧要关头袁绍战略决定的错误所决定的。

①《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①《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九月间，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荀攸对曹操说：“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①，锐而轻敌，击可破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采纳荀攸的建议，派徐晃、史涣在路上邀击韩■，大破之，烧其辎重。冬十月，袁绍复遣军运粮，使部将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护送，宿绍营北四十里乌巢。袁绍谋臣许攸与审配不和，攸家犯法为审配所治。攸往投曹操，将袁绍辎重屯集乌巢，“袁军无严务”的情况告诉曹操，并建议曹操乘夜往袭。曹操听从许攸的意见，决定由曹洪、荀攸留守，自己亲自率兵夜袭乌巢袁军粮谷。曹操“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资治通鉴》卷六三）但天明以后，淳于琼看见曹操兵少，便开门出击，后又入营自守。曹操一时攻之不下。

袁绍听得曹操往攻乌巢粮屯的消息，以为曹操本营必已空弱，决定攻取曹操的本营。袁绍对袁谭说：“就曹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部将张郃、高览等攻操营。张郃反对说：“曹操精兵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事去矣，请先往救之。”并说曹操营固，攻之必不能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资治通鉴》卷六三）袁绍谋臣郭图迎合袁绍，力主进攻曹操本营。“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的袁绍，采取两听的办法，一面以重兵攻曹营，一面也派了一部分轻兵去救淳于琼。

袁绍援救淳于琼的军队将近乌巢。曹操眼看两面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曹操十分沉着冷静，仍决定集中兵力，先攻破琼营。时“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资治通鉴》卷六三）援军眼见琼军已破，也不战自败。

张郃、高览攻曹操本营的结果又如何呢？郭图自惭他的计策失算，却反来陷害张郃，对袁绍诬说张郃“听得军败很高兴”。张郃一怒之下，遂与高览焚烧攻具，投奔曹操。

至此，袁军败局已定。军中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降曹营的消息，全军大溃。袁绍仅和儿子袁谭单骑逃回河北。官渡大战就这样结束了。

袁绍回到邺，悔恨交集，于建安七年夏天呕血而死。袁绍有两个儿子，长子谭，次子尚。袁绍死后，两子争位，互相攻伐，臣下也分为两派。袁谭战败，跑回青州，求救于曹操。这时曹操正要去征刘表。是继续征刘表呢？还是回师北救袁谭？群下意见，“多以为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荀攸说：“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遭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接受了郭嘉的意见，回师救袁谭，并以女嫁之。

建安九年，曹操取邺，袁尚投奔幽州袁熙。袁谭的求救，本是时势所迫。曹操约为婚姻，也不过借以笼络。袁谭借曹操攻袁尚的机会，大肆扩充势力。十年，曹操攻斩袁谭。幽州守将以幽州降曹操，袁尚、袁熙奔三郡乌恒，后①韩■，《资治通鉴》卷63作韩猛。《三国志·魏志·荀攸传》裴松之注云：“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

又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黑山农民军张燕有众十余万，也于此时投降曹操被，封为列侯。十一年，曹操攻取并州，斩高干。十二年，征三郡乌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西喜峰口附近），东指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胡汉降者二十余万。曹操占据了河北四州，征服了乌桓，自领冀州牧，让还兖州。从此，曹操稳占中原，邺成为曹氏的基地。

第二节 三国局面的形成

曹操消灭袁氏，占有河北四州，已统一了大半个北方和中原地区。余下还未被曹操控制的地方，西有马超、韩遂占有的关中和陇右，南有刘表占有的荆州，东南有孙权占有的江东。

刘表在荆州刘表，年轻时就已知名，初平元年（194），由何进推荐，任荆州刺史。

刘表到荆州时，北有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南阳有户口数百万，原是一个富庶的地区。袁术在南阳，对刘表构成很大的威胁。南有少数民族的强梁，隐然割据一方。刘表先任用荆州人士蒯良、蒯越、蔡瑁等，诛杀了一些不服从命令的少数民族领袖，安定了荆州八郡。由于袁术“奢淫欲肆，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既与刘表不和，又北联公孙赞，与袁绍、曹操为敌，结果被曹操所败，南逃江淮间。后张绣占有南阳，与刘表关系友好，荆州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刘表采取对皇帝“不失贡职”，在地方保境安民的政策。所以自初平元年（194）到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去世，近二十年间，中原和关中地区迭遭变乱，民不聊生，荆州却比较安定的。很多北方人逃难到荆州依靠刘表，荆州地区多少有点乱世乐园的味道。据《后汉书·刘表传》称：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治，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刘表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只有保境安民思想，而没有兼并一统野心。

他能使荆州人民在战乱时代，保持二十来年的安定生活，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对于投奔荆州的北方才学之士，刘表虽然都能给予赈赡，使之过安适的生活，但却不能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从长安逃到荆州去的王粲后来就对曹操说：“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所谓对避乱到荆州的俊杰都“不知所任”，王粲就是一例。对诸葛亮，徐庶，庞统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曾荟集在荆州的俊杰之士，刘表却一个也未任用。

刘备得诸葛亮官渡之战时，刘备在袁绍帐下。袁绍派他到汝南去联络当地的黄巾余部，扰乱曹操的后方，同时也是为了与刘表取得联系，夹击曹操。官渡之战后，曹操亲自征讨刘备。刘备遂南奔荆州依刘表。刘表驻襄阳，使刘备屯樊。樊在汉水北，与襄阳隔水相望，是荆州的北方门户。刘表害怕刘备的声望，不敢用他，但又想依靠他抵御曹操，所以就让他屯樊。

刘备在荆州的最大收获，是得到诸葛亮出山作他的助手，这是刘备一生中的大事。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随叔父诸葛玄避乱荆州，住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躬耕陇亩，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备知道诸葛亮，是由于司马德操和徐庶的推荐。据《襄阳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优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徐庶也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往驾顾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备三顾茅庐，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对他吐露自己的心志，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自己不度德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由于智术短浅，半生颠沛，以至今天。然志犹未已，请先生指教。诸葛亮对刘备讲了一席话。诸葛亮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攻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①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诸葛亮分析了天下形势，指出曹操在北方，孙权在江东，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两块地方刘备已不能与他们竞争；荆州是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而处其两地的刘表、刘璋都是暗弱不能守成的人，刘备正可攻占荆、益之地。如能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边结好孙权，遇有机会，就可以荆、益两路出兵中原，成霸业，兴汉室。诸葛亮这一席话，使刘备长了见识，就恭敬地请诸葛亮出山作助手。以后的三国鼎立之势，果如诸葛亮《隆中对》中所分析的那样。

曹操南征建安十二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刘表有两子，长子刘琦，少子刘琮。刘表派刘琦为江夏太守，死后遂以刘琮为嗣，代领军众。当曹操进兵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时，刘琮瞒着刘备，暗地向曹操投降。在曹操大军压境时，荆州人士曾分为两派，一派依附刘琮，劝刘琮投降曹操，一派不同意投降，他们后来多跟随了刘备。

劝刘琮投降的人，主要有蒯越、蔡瑁、韩嵩、傅巽等。他们对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①《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三国志·魏志·刘表传》）

他们劝刘琮投降的理由，不外两项。一是以人臣拒人主，这是叛逆。这正是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得到的好处。二是打败了不如投降，打胜了也是刘备的，对刘琮没有好处。这理由是很动听的，刘琮听了他们的话，遂投降曹操。

待曹操大军到了宛，刘备才知道刘琮投降的消息。刘备处在这个地位，抵御是不可能的，遂决定退到江陵。江陵原是荆州的郡治，那里存有军用物资。

曹操征荆州，主要是北方已大体统一，关中诸将也都服顺，征荆州，下江东，已提到曹操的日程上来。但曹操急于攻荆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让刘备在荆州站住脚。刘备在荆州数年，已经取得荆州人的敬服和支持，一旦刘备取刘表而代之，占有荆州，将是极大的麻烦。

曹操也知江陵存有军用物资，怕刘备先去占有，便急速赶到襄阳。听到刘备已过襄阳去江陵，曹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县之长坂，赶上刘备。江陵是去不了的，刘备只得与诸葛亮，张飞、赵云斜趋汉津，与关羽率领的水军会合，又与来迎接的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会合，一同到夏口（今汉口）暂驻。

孙、刘联合和赤壁之战曹操征荆州和刘表死的消息传到江东后，鲁肃清孙权派他以吊丧为名去荆州察探军情。鲁肃到荆州时，曹操已驱军南下。鲁肃与刘备会于当阳，同至夏口，刘备派诸葛亮随鲁肃去吴，商议联合破曹，同时由夏口移住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

时孙权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诸葛亮见到孙权，陈说孙、刘联合破曹之计：“豫州（指刘备，刘备曾为豫州刺史）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①孙权听了诸葛亮一席话，心里安定了些。曹操到了江陵，就送信给孙权，内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诸葛亮到时，孙权正在为此事忧虑。曹操此次南征刘表，目的不仅在争荆州，也要一举解决江东，来信中的语言很明白的了。摆在孙权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抵抗，要么投降。孙权的部下以长史张昭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倾向投降。张昭等对孙权说①：“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①《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①《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作“议者咸曰”，未指明张昭曰。《资治通鉴》卷65作“长史张昭等曰”。孙权给陆逊书论周瑜、鲁肃、吕蒙功业说：“至子布（张昭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

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汁不如迎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力排众议，主张抵抗的是鲁肃。《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载：当孙权诸将皆劝权投降曹操时，“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时，周瑜正外出到鄱阳，鲁肃劝孙权召还周瑜参与讨论。周瑜也是主张抵抗的。周瑜对孙权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令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周瑜、鲁肃和诸葛亮的议论，增强了孙权抗击曹操的信心。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孙权拔刀斫前奏案说，“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就此定下来了。曹操的兵力，在他给孙权的信里称八十万。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记周瑜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孙权方面的兵力，周瑜曾要求五万人，孙权告诉他：“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授。”可以估计，周瑜率领的第一线兵力是三万人，孙权续发人众是多少，没有明确记载，可能也是三万左右，因为孙告诉周瑜：“卿能办之者诚快，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盂德决之。”孙权如此气壮，人众不会太少。刘备方面的兵力，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共二万来人。孙、刘联军合计，第一线的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曹操由江陵水陆东进，孙、刘联军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

曹军战士多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交战之前，军中已疾疫流行。刚一交战，曹军不利，便撤到江北。周瑜部将黄盖针对曹军不习水战，船舰连接一起的机会，建议用火攻。周瑜采纳了黄盖的火攻并诈降之计。黄盖先向曹操送了降书。正好遇上东南风起，黄盖以斗舰在前，余船在后，向江北进发。曹军以为黄盖来降，都高兴的出营观看。离曹军二里来路时，来船同时点起火来，火烈风猛，船行如箭，直冲曹军船群，烧了曹操的战船，还延及岸上兵营，曹军烧死落水无数。周瑜率军随后攻到，曹军大败。

曹操带领败兵由华容道（今湖北潜江南）撤退。一路大风，天寒地冻，又遇上这一带道路泥泞，步兵携草铺路，冷饿马践，死伤甚众。曹操总算逃得性命。

赤壁之战虽败，曹操还希望能保有荆州。他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北回。

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曹仁困守江陵经年，终因孤军悬远，后援补给困难，撤军北归。但曹操还占有了襄阳，取得以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孙权占有江陵、夏口、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荆州东半部。刘备占荆州的南部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今湖南和湖北西部），以油口（油水入江处，今湖北公安）为驻地，改名为公安。后孙权又把江陵让给刘备。曹、刘、孙三家瓜分了荆州。

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初步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给刘备制定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曹操没有实现吞并荆州和江东的目的，但占有了襄阳，消除了从南部给许下的威胁，总算有所得。孙权占有荆州的东部江夏等郡，扩大了地盘，巩固了江东根据地，所得不少。成就最大的是刘备集团了。刘备奋战半生，在北方从未能取得个立脚之地。如今据有半个荆州，有了个安身立命之处，进取益州在望，荆、益两路出击与曹操争胜的理想也有了实现的可能。赤壁之战，对三国新局面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荆州为孙、刘、曹三家瓜分，却伏下孙、刘两家争荆州的祸根。

第三节 取益州和争荆州

刘焉、刘璋在益州

刘备取得荆州四郡，初步站住了脚步，但形势仍是很困难的。诸葛亮后来曾形容在荆州时的形势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而且取得荆州，只是实现了刘备雄图的第一步。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方略，是要“跨有荆、益”。现在已占有荆州，第二步就该跨据益州了。

这时，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已二十来年。灵帝时，刘焉历任刺史、太守、宗正、太常。他曾向灵帝建议，选派清名重流到地方上去当州牧，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他原来希望到交址去。后来听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三国志·蜀志·刘焉传》），便改求益州。刘焉在当时也属于“海内清名之士”（《三国志·蜀志·刘焉传》注引《续汉书》），又是皇家宗室。益州上层人士对于他当州牧是欢迎的。广汉人侍中董扶，巴西人太仓令赵韪都去官随刘焉回益州。刘焉走到荆州时，益州人马相、赵祗领导益州人民起义，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杀益州刺史郤俭，连破广汉、蜀郡、犍为三郡，有众万余。益州从事贾龙率家兵攻破黄巾军，迎刘焉到益州。

刘焉到益州后，与当地豪族关系紧张。他杀豪族王咸、李权等十余人，欲以立威，但结果适得其反。犍为太守任歧和迎接刘焉入蜀的贾龙，都起兵反对他。任歧和贾龙都是蜀郡人。任歧、贾龙都被刘焉打败杀死，刘焉也失去了益州人对他的支持。

赵韪原是跟随刘焉入蜀的。刘焉死，他以益州大吏的身份推荐刘璋为益州刺史。但后来赵韪也因反对刘璋而被杀。

汉末以来，很多北方人流入益州。这些流人与益州土著之间难免有些矛盾。刘焉、刘璋曾利用流人势力来抑制益州豪族。据《英雄记》记载：“先是，南阳、三辅入流入益州数万家，（璋）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

益州豪族大姓对刘璋不满，时思叛乱。刘璋暗弱，缺乏明断，不能控制局势。在刘备入益州前，益州的形势就是这样。

刘备取成都曹操吞并荆州、江南的计划受挫以后，乃改而谋取关中。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要付伐张鲁，进兵汉中。明眼人都会看出这是欲盖弥彰，因为当时占据关中的是韩遂、马超。如进兵汉中，关中是必经之路。不先取韩遂、马超，是不能进兵汉中的。韩遂、马超是知道曹操的意图的，遂联合起来，反对曹操。

曹操进兵关中，用计离间马超、韩遂，大破关中诸军，韩遂、马超逃往凉州。曹操遂占有关中，留夏侯渊屯长安。之后，曹操并不急于进攻汉中，反而于建安十七年和十九年两次出兵东征孙权。只是在东征无功后，才于建安二十年进攻汉中。

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进攻汉中，对益州豪族阴谋反对刘璋却有大用处。

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要把刘备引进益州来，达到驱逐刘璋的目的。刘璋的别驾从事张松对他说：“刘豫州（指刘备），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璋听了张松的话，派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带兵入蜀征伐张鲁。刘备当然求之不得，遂安排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守荆州，自己带领庞统、黄忠等入蜀。庞统，当时被称作“风雏”，与“卧龙”（诸葛亮）齐名。

刘备到涪（今四川绵阳境），刘璋来会。张松、法正、庞统都劝刘备在会上袭取刘璋。刘备不肯，说：“此大事，不可仓卒”。（《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自己是被请来的，没有助人讨张鲁，先把主人杀掉，这是丧失人心的事。为收一时之利而失掉人心，刘备不干。刘璋盛情接待刘备，给兵给饷，使他北讨张鲁。

刘备北到葭萌关（今四川昭化南）。但他没有进兵去讨张鲁，而是按兵不动，“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建安十七年，曹操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要赶回荆州，请刘璋助兵助饷。但这次，刘璋却很冷漠，给兵给饷不及刘备希望的一半。

张松听说刘备要回荆州，忙写信给刘备：“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知道了这事，报告给刘璋。刘璋杀掉张松，下令各关城防范刘备。刘备到蜀经年，已得到益州一些人的支持。现在又得到曲在刘璋的借口，便回师进攻成都。诸葛亮在荆州得到消息后，留关羽守荆州，亲率张飞、赵云入蜀，攻下白帝、江州（今重庆）、江阳（今泸州），与刘备合围成都。建安十九年，刘璋降。汉中是益州北方门户，对取得益州的刘备来说，汉中是必争之地。汉中也是关中长安的屏障，曹操也要争汉中。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

刘备取汉中张鲁在汉中已二十多年。他利用宗教在汉中进行统治。他信奉的宗教，叫“五斗米道”，因信教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就称五斗米道了。《后汉书·刘焉传》称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三国志·魏志·张鲁传》，鹤作鸪）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张鲁。”（《三国志·张鲁传》略同）五斗米道，是道教天师道的一支。东汉后期兴起的道教，最早的传播地大约是青、徐各州的滨海地区①。自汉至南北朝，天师道之传布多与此滨海地区有关系。张鲁一家原是“沛国丰人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张陵到蜀，①参看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

乃是客居。丰沛离东海不远，张鲁一家的五斗米道是从东方带去的。

张鲁原任刘焉督义司马。刘焉派张鲁和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入汉中，攻杀汉中太守而占有其地。后来张鲁又杀了张脩①。刘璋以张鲁不顺，尽杀其母及家室。张鲁遂脱离刘璋，割据汉中。

张鲁在汉中的统治，只设宗教职，称祭酒、大祭酒，不置官吏。《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农民受剥削，生活普遍贫困，他们的理想，就是平均主义，只求生活上都能过得去。张鲁义舍，义米肉，是符合农民要求的。不置长吏，少些官吏，农民所受的剥削是会相对地减轻些的。因此，农民对张鲁的统治，是“便乐之”的。

曹操自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出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征张鲁，张鲁降。曹操以夏侯渊为征西将军，留守汉中。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进兵汉中，与夏侯渊相持经年。二十四年正月，刘备部将黄忠大破渊军于定军山，并斩渊。曹操率兵争汉中。刘备据险固守不战。曹操军攻不能取，战士多逃亡，曹操不得已放弃汉中，五月撤军东归。刘备遂占有汉中。这年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这时，是刘备最盛的时期。他东边占有荆州，西边占有益州，北边占有汉中，完全实现了《隆中对》所说的跨有荆、益的形势。

刘孙失和与荆州之争诸葛亮入蜀后，留关羽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以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曹仁派于禁、庞德屯樊北，与樊城为犄角之势。八月间，大霖雨汉水泛滥，于禁等七军被淹。于禁等登高避水。关羽乘大船进攻。于禁降，庞德被擒，不降而死。樊城发发可危。陆浑人民杀县吏，南附关羽，关羽皆加官号，给兵，使扰乱曹军后方。有的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往往遥应关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曾一度考虑徒许都以避其锋。

关羽是三国名将，当时人称关羽、张飞为“万人敌”。但此人孤高自傲，孙权曾遣使为子求婚于羽女，但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典略》）。关羽在荆州违背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略。关羽出兵攻樊城，留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关羽的主要助手，但《关羽传》中称他们“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

在当时的曹、刘、孙三角形势中，只有刘、孙联合，才能敌得住曹的压①《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后角被诛，脩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奉脩，遂增饰之。”所记与《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后汉书·刘焉传》皆不同。裴松之认为：“张脩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力，才能存在。曹操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比刘、孙任何一方大得多，刘、孙不联合就敌不住。刘、孙两方面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是都有认识的。诸葛亮、鲁肃在这方面是代表人物。刘备，孙权也都能这样作。

但在刘、孙联合中，荆州问题始终是个疙瘩。赤壁之战后，围绕着借荆州的问题孙、刘之间发生了争斗。孙权给陆逊的一封信中，曾评论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三国志·吴志·鲁肃传》）鲁肃索荆州时责备关羽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同上）孙权、鲁肃所说的借地，借的是江北江陵南郡。赤壁战后，曹操留曹仁守江陵。周瑜围江陵经年，到建安十四年，曹仁弃江陵走，周瑜取得江陵，“权以瑜为南郡太守”（《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次年，周瑜死，鲁肃代瑜领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程普俱屯江陵。鲁肃劝孙权以江陵即南郡借刘备，鲁肃改屯陆口，程普改领江夏太守。孙权以荆州借刘备，借的就是江陵南郡，并不是刘备占有的荆州都是孙权借给的。刘备取得益州后，建安二十年，孙权曾与刘备争荆州，结果两家妥协，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孙权以南郡换取了长沙、江夏、桂阳。按理借荆州这问题也该解决了，但孙权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等机会要夺占刘备的全份荆州，这已不是还和借的问题了，而是要占有荆州的问题了。

荆州问题的纠缠，并不是借与还的道义问题，而是军事形势上的实质性的斗争。荆州在谁手里，军事上的地理优胜条件就掌握在谁手里。荆州对于蜀汉进取中原，极为重要，对于孙吴保卫江东也是非常重要。荆州为军家必争的要区，刘、孙在荆州问题上的难以和解，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大军北上攻樊，后方江陵、公安空虚。这是孙权夺荆州的好机会。

鲁肃死后，吕蒙接替鲁肃屯陆口。关羽北攻樊，吕蒙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吕蒙遂假称病重，孙权也明令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关羽信以为真，把留在江陵、公安的军队调出一部分赴襄阳。

孙权得到消息，即令吕蒙进兵。吕蒙到寻阳（今江西九江）把精兵埋伏在船仓里，伪装商人船只，昼夜兼行，遂到南郡。士仁、麋芳不战而降。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吕蒙都好生款待，问所不足，疾病给医药，饥寒赐衣粮。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从前线撤回。将士听到家中平安，生活很好，都不愿跟关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孙权军队擒获，杀死，孙权取得荆州。孙权在偷袭荆州前，已与曹操暗中联络。孙权遣使向曹操称臣。曹操并没有作皇帝，孙权上书称臣，弄得曹操对人说：“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语）取荆州后，曹操以天子名义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子曹丕继承魏王位。这年十月，曹丕作了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消息传到成都，刘备以献帝已遇害，于次年四月（221）也即皇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史称蜀国为蜀汉。

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师伐吴，与孙权争夺荆州。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自己亲率大军自江南缘山截岭，树栅连营军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昌北）。孙、刘两军相峙数月，最后，陆逊以火攻，烧刘军营，连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军。刘备夜遁，逃归白帝（今四川奉节）。

与孙权争荆州，刘备部下有不同意见。赵云就是不主张争荆州的，他对刘备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付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国志·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诸葛亮只于军败之后，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蜀志·法正传》）看来诸葛亮也是不同意代吴的。刘备的失败，就连魏帝曹丕也有所预料，《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帝（曹丕）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从地理形势看，从巫到夷道猇亭，约三百里，从秭归到夷道猇亭，不过百余里，所谓“连营七百余里”，不知如何算法。陆逊以火攻取胜，亦不知如何攻法。这些，旧史都不能详。

为了争荆州，孙权曾与曹操联络，上书称臣，并接受曹操的封爵，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客观形势是，吴、蜀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强敌——曹魏，唇亡齿寒，吴、蜀重修联盟，才是图存的必然决策。于是，在吴、蜀打了一大规模的战役后，孙权遣使臣到白帝向刘备求和。刘备到此已无力量与孙权争荆州，也就接受孙权和议。222年，孙权与曹魏绝。223年，刘备死。诸葛亮继续执行东和孙吴的方略。229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改元黄龙。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

第四节 曹魏政局的发展

“唯才是举”，整饬吏治

吴、蜀夷陵之战和魂、蜀、吴的相继称帝，为三国时期的历史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三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三个领导集团为了打下自己的基业而进行了各种活动。第二阶段，则是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活动。在第二阶段中，各国内部的矛盾比较复杂，有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殊情况。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后来，曹丕继他执政并作了皇帝，魏国的政治局面就有了变化。

曹操主张只有整饬吏治，才能打击那些目无法纪的人，使百姓安心，社会秩序得到保证。他在指责袁绍在冀州时吏治的败坏时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速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取得冀州后，曹操特别强调“重豪强兼并之法”下令“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对于地方官中注意整饬吏治、打击豪强者多加以鼓励和支持。加王脩任魏郡太守，“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三国志·魏志·王脩传》）。王脩曾前随孔融，后随袁绍，都有好的声名。杨沛为长社长，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杀之，曹操“以为能”（《三国志·翻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司马芝为管长。豪族刘节为郡主薄，宾客千余家多不奉法，包庇宾客不服兵役，司马芝即以刘节为兵。满宠为许令，曹洪的宾客犯法，满宠依法治罪。曹洪向曹操求情。满宠知道后，未等曹操说话，就把曹洪的宾客杀掉了。曹操听到后，高兴地说：“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他甚至不问品行如何，只要有才能，都任用。有名的举才三令，鲜明他说出了他的这种主张。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三令的内容差不多，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唯才是举”。在用人的具体行动上，曹操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上层有世家、豪族、高资等不同成分。他们虽属于一个阶级，但属于不同等级。在同一等级中，又有各种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又各不相同。东汉中叶以后，有机会登入仕途者，更多为世家子弟。曹操唯才是举，打破了这种压抑人才的仕途积习。他既任用世家子弟，也选拔豪族俊秀。如李典，山阳巨野人，他的从父李乾有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李乾以众随曹操征战。李乾死后，李典代领其众。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臧霸，泰山华人，先随吕布，后归曹操，曹操使他领青、徐两州。又如许褚，谯国谯县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寇。后归曹操，为操的宿卫，很见亲信，官至武卫中郎将。李典等，都显然是豪族中人物，曹操任用他们，得到他们的效力。

曹操的主要助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也主要是来自世家的名士。曹操所用的士人中，最器重的一位是荀彧，是颍川人，父祖都是“知名当世”的人物。叔父位至司空。他们可能是颍川世家的第一流门第。荀彧又向曹操推举了许多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称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严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这些人物成了建安年间曹操集团的骨干，在曹操左右居于重要地位。

曹操所用的地方官，也多是名士。《魏书》载：“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注引）

荀彧所推举的，多是中原汝颍地区的人，系荀彧的家乡人士。曹操取得冀州后，网罗了一些冀州的人才，取得荆州后，又网罗了一些荆州人才。曹操到荆州时，王粲向他祝酒，说：“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农业经济的恢复曹操重视农业经济的恢复，采取各种措施安定流民，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促进了社会安定的局面。

建安元年在许下屯田，是曹操采取的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许下屯田以后，曹操和他的子孙们，又继续在各地屯田，其见诸记载的就有：颍川、魏郡、邺、汲郡、河内、河东、沛、洛阳、长安、汉中、皖、睢阳、芍陂、淮南北、襄城等地。屯田，特别是建安初年的屯田，为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对他在军事上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建立屯田系统的同时，曹操也重视郡县地方官的选用。一大批郡县守令在恢复农业方面作出了成绩，他们尽心农事，轻刑宽政，招抚流亡农民。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锺繇为司隶校尉，治洛阳。董卓乱后，洛阳人民散亡殆尽。繇“徒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三国志·魏志·锺繇传》）。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魂志·刘馥传》）。郑浑为下蔡长、邵陵令。时天下未定，人民流动，不治产业，生子无以相活，大都弃而不养。浑在官，劝课农桑，又开稻田，对弃子不养的，严加治罪。民初畏罪，后来富裕了，生下儿女也都养育了。人民感念郑浑，所育子女，多用郑作名字。后郑迁左冯诩，吏民数千余家相随。曹操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勤稼穑、明禁令，民安于农。曹操征张鲁，以苏则为金城太守。时值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有方，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又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曹操破袁绍后，以杜畿为河东太守。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耗减较少。杜畿为政，崇宽惠，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军粮皆仰仗河东。战后，粮食尚余有二十余万斛。杜畿在河东十六年，治绩为天下最（《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各地郡守和屯田官都注意水利，兴修水池、陂堨和灌溉水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贾逵为豫州刺史，“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戈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

（《三国志·魏志·贾逵传》）。

曹操和他所用的地方官减轻农民负担，招诱流民屯田就农，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曹魏初期的单位亩产量，超过了前朝。

九品中正制和封国制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精神，到曹丕在位时就有了变化。

杨沛在曹操和曹丕两代的不同际遇，很说明这种变化。杨沛，冯翊万年人。初平年间，作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他历任曹操时期长社令，九江、东平、乐安太守，邺令，护羌都尉，京兆尹等职，一再为曹操所称赞。他任长社长时，曹洪的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打断他的脚，然后杀掉。曹操以为能。在九江、东平、乐安任内，也并有政绩。沛因坐与督军争斗而髠刑五岁。输作未竟，曹操听到邺下颇不奉科禁，想起杨沛的严能，遂从徒中起沛为邺令。曹洪、刘勋等听得消息，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收敛。这样一位严能之吏，到曹丕时却是“冗散里巷”，“家无余资”，“妻子冻馁”（《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杨沛前后不同的际遇，说明曹氏父子用人标准的不同。像杨沛这样以严能起家的人，就不免走到末路了。

作为这一变化的标志的，是九品官人法的制定。制定的时间是曹丕已即王位还未受禅称帝的延康元年，制定的人是陈群。《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载：“文帝（曹丕）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关于九品官人法出现的背景和具体办法，《通典·选举典》有如下的论述：“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由此可以看出，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就是为衣冠士族服务的。州郡县的中正，都是在朝廷任职的本地人来承担，而这些任职的人自然是以本地的士族名士为主。担任中正职务的另一条件是德充才盛。德的问题一提出，无德无行，不仁不孝，受金盗嫂的人就很难品评出来了。所以九品官人法一出，就等于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三令的精神的否定。事实上也是如此。九品官人法出来后，中正一职就为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名士所把持，而九品所品评的人物，其高品都为世家高门所独占。当然，这里也有个演变过程，如西晋的卫瓘所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晋书·卫瓘传》）但不久，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夏侯玄和司马懿论中正制之失时，已经指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后来，到了西晋时代，在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品评人物制度下，如刘毅所说，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晋书·刘毅传》）。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实质上是汉末月旦评的延续，只是月旦评是社会舆论，九品官人法是官家评定。主持月旦评的人和中正官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名士人物，两者是一样的。

陈群在曹操时代，只作到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椽。他的态度是：“在朝无适无莫（凡事无可无不可），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但曹丕一上台，他就活跃起来了。另外，司马懿，在曹操时也无地位，曹丕时也重要起来。陈群、司马懿和魏宗室曹真的地位一样高，成为在曹丕死时受遗诏辅政的人物。世家高门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势力，陈群、司马懿是世家高门的代表人物。曹丕借助他们以巩固曹家政权，他们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度以发展世家大族的势力。

曹魏也有封国制，但名号是虚封，皆不食租。自曹丕称帝以后，朝廷对宗室颇多猜忌，同姓王公甚难自处。他们名义上是王公，实际上毫无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形同囚犯。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诸侯王不得互相交往，也不得与别人交往。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中这样评述魏之王公：“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另一位史家也评论：“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济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以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同上传，注引《袁子》曰）袁子，指袁涣子袁准，著有《袁子正论》。

魏王公的具体情况，可以陈思王曹植为例。“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

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所谓“前过”，就是曹操爱植才，欲立为王太子。曹丕即位后，怀恨在心，故对植特为苛薄严峻。曹丕有一次发世家子弟为兵，诸侯国世家子弟也在发中。曹植上疏恳求停发他的世家子弟。他所陈述的情况，反映了曹魏诸侯王封国的可怜相。他说：“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士凡二百人。..而名为魏东藩，使屏藩王室，臣窃自羞矣。..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令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瞆者，二十三人。”就曹植的情况说，里面有曹丕对曹植怨恨的因素在内。但曹魏封国的整个情况和曹植的情况是不会有什么质的区别。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和王公封国的实际待遇，反映了曹丕统治下的政局之狭隘、猜忌的情调，已失去了曹操时期的相当开朗的色彩。

司马氏夺权在曹丕所重视的世家名门中，他重用了一个日后跟曹家夺权的司马懿。

司马懿在曹操时并没有受到重用，终曹操之世，他位不过军司马。曹丕为魏国王太子时，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大为曹丕所亲任，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曹丕称帝，司马懿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由尚书、督军、御史中丞起官至抚军将军，加给事中录尚书事。黄初五年，曹丕以尚书令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当时，军权主要仍在曹氏手中。论地位，曹真、曹休、陈群也略在司马懿之上。太和二年（228），曹休死。五年，曹真死。青龙四年（236），陈群死。司马懿的地位逐渐突出。这以后的对蜀战事，多由司马懿主持。景初二年（238），司马懿讨平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更提高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

明帝死前，以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懿并授诏辅少主。少主齐王曹芳即位时，年仅八岁，加曹爽侍中。按照当时的官制，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曹爽的谋士为他划策，由他出面，奏请皇帝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年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太傅是个闲散高官。推司马懿为太傅，表面上是提高了司马懿的官位，使在自己之上，实际上是夺了司马懿的权。

景初三年（239）到齐王芳正始末（249）十年间，曹爽掌握军政大权。

他以弟羲为中领军，弟训为武卫将军，以何宴为吏部尚书典选举，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规为司隶校尉，把宫廷卫宿、京师守卫、官吏选举等权，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从景初三年春明帝死到正始八年，司马懿装病家居，这几年里，司马懿虽然官居太傅闲散职位，但仍利用其政治威望，抓权不放。正始二年（241）吴出兵攻淮南、六安、樊、祖中。吴将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攻柤中。司马懿亲督诸军南征。吴兵退，追至三州口，大胜而还。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水入汴，灌溉东南诸陂，开始在淮南北屯田。淮南北的屯田，是邓艾的建议。司马懿大力支持，使其得以施行。淮南北屯田和开广漕渠，便利了魏在东南的用兵。“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四年，吴诸葛恪欲园寿春（今安徽寿县），司马懿将兵入舒（今安徽舒城）防御。

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矛盾，也是逐渐发展的。明帝死时，宫廷中曾出现一次小的纠纷。明帝原拟以后事属燕王曹宇，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等共同辅助齐王芳。中书令刘放、中书监孙资，居中掌权日久，曹献、曹肇心内不平。刘放、孙资害怕燕王曹宇等掌权后对自己不利，乘间向明帝诉说燕王不堪大任，并向明帝推荐曹爽和司马懿。结果，燕王宇免职，曹爽被任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左齐王芳。在这一宫廷纠纷中，曹爽与司马懿是站在一边的。最初，曹爽以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何晏、邓柤等用事后，曹爽、司马懿间嫌隙渐生，曹爽作事，常常不再考虑司马懿的意见和劝告。正始八年五月，司马懿衡量了一下形势，认为还没到与曹爽较量的时机，遂以退为进，称疾家居，不与政事。

九年冬，曹爽一党的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去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装出病危的样子来接见他。他回去后告曹爽说：“司马公已是尸居余气，形神已离，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又说：“太傅病不可复，令人怆然！”

曹爽信了李胜的话，对司马懿放松了防备。司马懿却阴养死士，俟机发动政变。

正始十年（249）正月甲午，齐王芳谒高平陵。高平陵是明帝的陵墓，在洛阳南九十里。曹爽和他的弟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等皆陪同前往。司马懿霍然而起，奏请皇太后，废爽兄弟。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率兵屯司马门。司马懿自率兵列阵阙下。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入据曹爽营。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接管曹羲营。司马懿对高柔说：“君为周勃矣！”（《晋书·宣帝纪》）原来阴养的死士三千人，至是也一朝而集，成为政变的骨干。司马懿亲自率领太尉蒋济等，勒兵屯洛水浮桥，上奏曹爽兄弟罪状。

曹爽得到司马懿的上奏，惶恐犹豫，不知所措。爽党司农桓范，原留在城内，听得司马懿发动政变，诳开城门投奔曹爽。他向曹爽建议，挟天子去许昌，招天下兵讨司马懿。曹爽犹豫不决，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司马懿处探风声，司马懿假意对他们说，曹爽是有过的，但不过免官而已。曹爽信以为真。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百端，自夜达旦。曹爽不能听，投刀于地说：“司马公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晋书·宣帝纪》）

曹爽将司马懿的奏疏送给齐王芳，请齐王芳免去自己的官，然后随齐王芳进城，被幽居在家中。几天以后，有人告发，黄门张当曾私以所选才人送曹爽、何晏等。张当供说，曹爽、何晏、邓柤、丁谧等阴谋反逆，拟于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等入狱，劾以大逆不道，皆伏诛，夷三族。曹爽一派人被杀后，齐王芳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司马懿虽固辞不受，但自此以后，魏之军政大权皆在司马氏掌握之中。

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权力斗争中，正始十年春的这次政变是关键性的一个回合。这一回合决定了司马氏的胜利。但曹氏已统治了几十年，朝里朝外忠于曹魏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司马懿与曹爽斗争中，尽量抓曹爽的缺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明帝托孤的元老忠臣。因此，他迷惑了一些人。在他与曹爽的斗争中，有些忠于曹氏的人也多站在司马氏一边。他们看到的是曹爽的缺点和司马懿的忠贞。司马氏要想取代曹魏的皇位，还须在整个统治阶级人心中培养出威望来，对于曹魏的忠臣还有待一批批清扫。正始以后，曹魏的统治，形式上还维持了十六、七年，就是这个原因。

嘉平三年（251），太尉、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以齐王芳暗弱，受制于司马懿，拟于许昌拥立楚王彪，与洛阳对抗。王凌的儿子王广不同意他的打算。王广认为：“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从王广的话里可以看到：这时司马懿虽然已经专权，但还没露出逆迹。

司马懿得知王凌的谋划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兵，迫使王凌自杀。王凌的计划没有出笼，就被司马懿扑灭了。王凌和同党皆夷三族，楚王彪被赐死。

这一年，司马懿死，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代司马懿主政。不久，进位大将军。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

李丰在中书两年，齐王芳常常召见他。司马师问他皇帝同他说些什么，李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镮打杀李丰。夏侯玄与曹爽是姑表兄弟，张缉是齐王芳皇后的父亲。三人都与曹魏的关系密切。

这一年，司马师废了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

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于寿春，讨司马师。战败，毌丘俭被杀，夷三族；文钦南奔，降吴。

司马师平毌丘俭后不久死去。他的弟弟司马昭代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司马昭带着皇帝东征，围寿春。次年，寿春破，诸葛诞被杀。

经过杀王凌、李丰、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几个回合的斗争，忠于曹魏的内外势力大体被剪除已尽。

高贵乡公曹髦是曹丕的孙子，东海王霖的儿子。他代替齐王芳即位时，只有十四岁。他作皇帝朝见群臣后，司马师问锺会：“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恩，武类太祖。”陈思王指曹植，太祖是曹操。能才同曹植，武类曹操，可真不简单。但这时，满朝大臣大都是拥护司马氏的人了，宫内近臣和宫中卫士也多半是司马氏的人，曹魏大势已去。

作了六年傀儡皇帝，曹髦实在忍不下去了，甘露五年（260）四月，曹髦决定与司马昭一拼。他召集近臣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尚书王经劝他不要鲁莽行事，称：“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眷秋》）曹髦从怀里取出讨伐诏书用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在曹髦入宫禀告皇太后的时候，王沈、王业赶忙跑去告诉司马昭，要他早作准备。

曹髦拔剑登车，率领殿中宿卫，官中奴隶数百人，鼓噪而出。头一阵遇着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仙的兵士看见是皇帝，个个心慌，一哄而散。第二阵遇到贾充，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魏的大臣，贾充却是司马氏的死党。贾充的部众看见了皇帝，也想跑。有个叫成济的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得了贾充的话，心里有了底，赶上去一枪，把曹髦刺死于车下。曹髦死后，又立了个曹奂作皇帝，改元景元（260）。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宇的儿子。这时，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剪除一尽了，司马氏所需的是对外立威，灭蜀灭吴也就提到日程上了。

第五节 诸葛亮治蜀及其后的政局

自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辅佐蜀汉后主刘禅，主管军国大政。刘备临死时对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恪遵父亲遗言，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刘禅，也确实作到了自己对刘备的诺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北伐中原，复兴汉室，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来的。刘备死后，诸葛亮是以“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作为他报答刘备、忠于刘禅的“职分”（诸葛亮《出师表》，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平定南中为了解除北代时的后顾之忧和开拓兵源财源，诸葛亮在北代之前，首先要安定南中。

三国时的南中，概指今四川南部和贵州、云南等地。这里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汉代统称为西南夷。刘备章武元年（212），以李恢为■降都督，住平夷县（今贵州毕节），总管南中事务。刘备死后，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西北）叟族领袖高定起兵称主，牂牁（郡治故且兰，令贵州凯里西北）郡丞朱褒据郡反叛，益州郡（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县东）大姓雍闿反，降吴。南中另一大姓孟获也参加反叛。南中的骚动，也使诸葛亮不得不先行南征。

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兵分三路。东路由马忠率领趋牂牁。中路由李恢率领出平夷，向益州郡。西路主力军由诸葛亮率领，经安上（今四川宜宾西），由水路赴卑水（今四川美姑），趋越巂（今四川西昌）。这年三月诸葛亮出师，五月渡沪，平复南中三郡，降服盂获。同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前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当时的南中，是比较荒僻的。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之是“五月渡沪，深入不毛”。诸葛亮这次南征，取用的是攻心为上的方针，要在使南人心服。当时马谡建议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某心而已。”（《三国志·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据传说诸葛亮对孟获曾七擒七纵。最后，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平服南中后，不留兵，不留官，“皆即其渠师而用之”。他认为：“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不留兵，不留官，不会是一官一兵不留。■降都督和各郡郡守，总是要由成都蜀汉政府派去的。“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大约是用作县邑官。少数民族地区的县邑，就由少数民族的酋帅来管理，称作邑侯或邑君。

《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有邑侯魏狼，苏祁邑君冬逢，都是少数民族的酋帅。这次诸葛亮出兵征服后的南中，有时也还有些变乱。如“越巂郡，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到张嶷为越巂太守时，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后，牂牁兴古獠人复反。马忠击斩刘胄再平南中后，■降郡督由平夷移驻味县（今云南曲靖），“处民夷之间”，蜀汉政府的势力大大向南推移了。

诸葛亮平南中后，达到了增兵增财的目的，“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华阳国志·南中志》）李恢平定南土后，“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三国志·蜀志·李恢传》）。张嶷平牂牁兴古僚人后，“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北伐诸葛亮回到成都，休息整顿了一年。建兴五年春（227）出屯汉中沔阳，准备北伐。临发上疏（即后人所说的《出师表》）写道：“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次年，诸葛亮由汉中率军攻祁山。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从这次算起，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前后与魏有六次战争。五次是蜀汉发动的进攻，一次是魏进攻，蜀汉防御。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扬言要由斜谷道（由陕西汉中到郿县）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口（斜谷道的南口）。曹魏派大将军曹真率众迎战。诸葛亮率大军西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魂明帝曹叡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诸葛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天水南）。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驻军山上，为张郃所破，以致影响整个战局。诸葛亮斩马谡，取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这年冬，诸葛亮又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东）。魏派曹真迎战。诸葛亮因粮尽而还。魏部将王双率军追击，被战败而亡。

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迎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成县西），郭淮退走。遂克武都、阴平两郡。

建兴八年（230）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今甘肃天水南），张郃由子午（由今西安南到宁陕东）、曹真由斜谷（郿县到褒城）出，三道欲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今陕西洋县）。因遇大雨，道绝，真等皆退走。这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输军粮。魏将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费曜、郭淮等御之。诸葛亮破费曜、郭淮于上邽，司马懿敛兵依险拒守。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来追，蜀汉伏兵弓弩齐发，张郃中矢而死。

建兴十二年（234）春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十万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输粮米。并进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司马懿对峙渭南。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病笃，卒于军中。蜀军退。

这六次战争，有两次是出祁山，一次是出斜谷，一次出散关，一次出建威，一次是魏军进攻，诸葛亮在汉中拒守。六次战争中，第一次，第六次规模比较大。

治戎和理民陈寿评论诸葛亮，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干将略”（《诸葛亮传》）。治戎和理民，是封建时代治理国家的两大纲领，在和平时期是这样，在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这是丞相应当尽到的职责，也是有丞相才能的人才能尽到的职责。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立，极为不易。这种成就，是跟诸葛亮治戎和理民的成果分不开的。

陈寿称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饬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为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魏志·诸葛亮传》评曰）“用心平而劝戒明”，是诸葛亮贯彻于军政民政的一贯作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表明这位政治家的深刻的政治影响。

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见于史籍者不多。就流传下来仅有的简略记载而言，如建兴六年街亭失败后，取西县民千余家还汉中。建兴十二年屯田渭滨，耕者杂于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都表明，诸葛亮的军队是节制之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局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治先后由蒋琬、费祎掌管。蒋琬还考虑过伐魏，兴复汉业。费祎就全无与魏争天下的思想了。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国大体上采取了保境安民政策，军事活动比较少。费祎死后，姜维在蜀掌权。诸葛亮对他很赏识，称他“思虑精密，敏于军事，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费祎时，姜维“负其才武，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姜维掌权后，又恢复了对魏的战争。他仍是贯彻诸葛亮的军事路线，重点首先在争取占有陇西。姜维自以为是天水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同上）他数次出兵，都是争夺陇西。

自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到延熙二十年（257）的五年之间，姜维五次伐魏。延熙十九年在上卦南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一次战争中，因另一路军队误期，姜维被邓艾打败，战士“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百陇以西亦骚动不宁”（《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段谷败后，不仅姜维的威望大减，蜀国蜀军也元气大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个庸材，他为政四十年，前期因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辅政，政治较为清明。但在费祎之后，他听信宦官黄皓，政治昏聩。就连大将军姜维也因害怕黄皓陷害而不敢驻在京城成都。

蜀汉晚期，朝政是相当腐败的。公元261年，吴派使臣薛珝来蜀，回国后对吴主孙休说到蜀国情况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三国志·吴志·薛综传附子珝传》）姜维的抗战及其失败景元三年（262），司马师以锺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司马昭谋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锺会赞成。司马昭遂以锺会都督关中，筹划伐蜀。他对朝臣们说：“自定寿春以来（指讨伐诸葛诞），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指吴、蜀）。..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晋书·文帝纪》）

姜维听得司马昭派锺会都督关中，已经看出司马昭的诡计，赶忙从沓中上书后主说：“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略阳南阳平关）、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境），以防未然。”（《三国志·蜀志·姜维传》）后主信任宦官黄皓，迷信鬼巫，黄皓说王人告诉他，魏决不会进攻，刘禅即把姜维的奏章压下，朝中群臣都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景元四年（263），魏国兵分三路大举伐蜀。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带兵三万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沓中进攻，目的是缠住姜维，使他不能从沓中回撤。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带兵三万从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向桥头进发，截断姜维的归路。东路是主力，由锺会亲自率领，带兵十万分从斜谷（今陕西郿县南）、骆谷（今陕西盩厔南）、子午谷（今陕西鄠县南）三道，向汉中进发。

这时，姜维提出的御敌的方案是：“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①，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锺会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汉中，蜀军就是按照姜维的方案作御敌的安排。这时蜀在汉中的守军，有一万来人。于是撤诸外围守军，分为两部，分别退守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两城，守城军不过五千人。锺会进入汉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并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两位偏将带领一部分军队把汉、乐两城包围起来，自己却带领大军越过汉中向阳安关②进发。魏军不伤一兵一卒，不战而取下汉中。

①《资治通鉴》卷七七甘露三年（258），引此句作“听敌入平”。胡三省注云：“谓纵敌使入平地。”意思与此《传》正相反，细审形势，当以《资治通鉴》为是。

②《资治通鉴》卷262景元三年注：“阳安关口，意即阳平关也。”

姜维在沓中，听得魏军主力已到汉中的消息，急忙从沓中向汉中转移。

后面邓艾跟踪，紧追不放。姜维到了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桥头大道已被魏将诸葛绪占领。姜维假装要从诸葛绪军的北面过境，靠着地熟、人熟、情报快，在诸葛绪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时候，他却折回头以快速行军通过了桥头，等到诸葛绪再回到桥头的时候，姜维领兵刚刚过去。

姜维走到阴平，锺会已经攻下阳安关口，正向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进军。姜维急忙会合由成都开来的廖化、张翼率领的援军，一同退守剑阁（今四川剑阁）。

剑阁，有大、小两座剑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连，形势绝险。姜维守住剑阁，锺会屡攻不下。后方遥远，粮运困难，军队给养大成问题。锺会一筹莫展，打算退兵。

邓艾进兵到阴平（今甘肃文县），听得锺会被姜维阻止在剑阁，正欲退兵，急忙写信给司马昭报告军情：大军已深入蜀境，功告垂成，千万不能撤退。他认为从阴平走山路向南，出剑阁西面一百多里，可以袭击涪（今四川绵阳）。涪在剑阁后面，离成都不过三百里，是成都的门户。如果军队到涪，姜维势必撤兵来救，这样，锺会的大军就能不战而取剑阁，如果姜维不来援救，涪守军势弱，必然容易攻下。邓艾信送出后，不待司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说的计划，自阴平向南进军了。

邓艾所走的这条路，实在艰险。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烟。邓艾一路凿山开路。遇到险要之处，兵上们便攀着树枝，缘着悬崖，一个拉着一个的前进。

邓艾就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江油（今四川江油），驻守在江油的蜀军，大吃一惊，便向邓艾投降了。邓艾由江油进一步迫进涪。

蜀汉军驻涪的主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没有乘邓艾远来疲惫还没有站住脚步的时候向邓艾进攻。他的部将黄崇再三向他建议，诸葛瞻不肯接受。邓艾进攻了，他的人马都是处在不进就死的处境，攻势非常勇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派人去劝他投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瞻大怒，立斩来使。邓艾攻入绵竹，诸葛瞻和黄崇都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诸葛尚，听得父亲战死，说：父子为国家大臣，没能早杀黄皓，致使国破家亡，有何脸面活下去。也力战而死。

邓艾进军到雒（今四川广汉），离成都只有八十里。后主招来群臣会议。有的主张到南中去，有的主张到东吴去。光禄大夫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犹豫了半天，最后也就听了谯周的话，向邓艾投降了。只有后主的一个儿子北地王刘谌，很有点烈性和气节。他愤慨地对后主说：如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后主不听。刘谌觉得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带着妻子到他祖父刘备庙里大哭一场，先杀妻儿，然后自杀。

后主投降以后，又命姜维向锺会投降。蜀汉的兵士听得要向敌人投降，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有的史书记载称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九十四万口，将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参看《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六节 孙吴对江南的开发

孙吴的灭亡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00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征山越、蛮族和夷族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为条件。孙权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①。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①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黄龙三年（231），孙权以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三国志·吴志·潘濬传》）。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没县邑。孙权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务崇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发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②东吴时期，由①《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励。”《三国志·吴志·贺全吕周锺离传》：“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这些记载，说明山越对孙氏政权的威胁。①参看何兹全：《东吴兵制》，见《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②此据《续汉书·郡国志》。无广州，在交州内。

于分置和增置，已增为四十三个郡和三百一十三个县。③通常情况下，郡县数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农田水利的发展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①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②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③。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④。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⑤。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263），“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建安二十年，陈武从孙权征合肥，战死。“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志·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③参看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作“县三百一十三”。

①《宋书·州郡志》：“溧阳令，汉旧县。吴者为屯田。”“湖熟令，汉旧县。吴者为典农都尉。”“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年二十一..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些记录，说明吴的屯田与魏一样，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不受郡县守令管辖的。

②见《晋书·王浑传》。

③《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三年（235）春，（权）遣兵数千客佃于江北。”④《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自领万人。..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⑤《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将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孙吴则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诸葛亮生前曾几次北伐，吴则很少主动向魏大规模进攻。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傅子》）。到孙权后期，三国鼎峙局面已大体稳定下来，孙权年事已长，为子孙皇位计的思想逐渐突出，他与将相大臣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出现了。陈寿评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评曰）。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发展而已。

与夷洲的交通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种荆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其地并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见《太平御览》卷780引）从用鹿觡矛，石镞刀斧看，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或已到晚期。从种荆为蕃障看，当时掠夺战争尚不严重。国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夺战争之后出现的。夷洲居民当时还没有城邑，也还没有国家组织。

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孙权使万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对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不然，他不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夷洲以外，北到辽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魏明帝曾诏辽东，提到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狂诱边民”（《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吴与南海各地的海上来往和贸易也比前代有所发展。吴的使臣曾多次泛海南出。交州刺史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各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导物志》。大秦的商人经南海来到吴的建业。大和尚康僧会，也是从海上到达吴都建业的。

孙皓与吴的灭亡司马昭灭蜀之后，本来打算休息三年就去灭吴。但灭蜀后的第二年，司马昭就死了。司马昭死后不到半年，儿子司马炎即受魏禅为帝，改元泰始元年（265），西晋开始。又过了十五年，晋才伐吴。

吴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其人既残暴，多忌讳，又荒淫，好酒色，还使用一些酷刑来杀人。但这个人却有点聪明，也有才干，与蜀后主刘禅不一样。

吴的租税徭役很重。孙权时，大臣张昭、陆逊曾上疏，希望能减轻赋税。但孙权认为：三国分立，常要打仗，租税徭役不得不重。到孙皓时，虽然不打仗了，但修造宫殿，穷极技巧，功役费用以亿万计。人民服役，不胜其苦。后宫的宫女已有数千人，还年年要挑选。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陆凯曾上疏：“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茶毒百姓，不为君计。自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贺邵也上疏，“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三国志·吴志·贺邵传》）可是，孙皓对于陆凯、贺邵的上疏，却恨之入骨，贺邵因此被杀。

百姓受不了孙皓的压迫剥削，就起来反抗。施但领导的起义，有一万多人参加，直攻打到离建业三十里的地方。交州、广州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斗争了好多年。

孙皓的荒淫暴虐，使吴国上下离心，伐吴的条陈，就时时在晋朝廷上提出来。大臣对伐不伐吴，分成两派。一派以羊祜等为首，主张伐吴。一派以贾充为首，坚决反对伐吴。晋武帝是个平庸募断的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咸宁五年（279）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王，则强敌也。愿陛下勿失事机。”（《资治通鉴》卷八十）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也上疏：“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疏到之时，武帝正与张华围棋。张华也说：“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这才下了伐吴的决心。

这年冬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沿长江上下六路出兵。一路由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领出涂中（今安徽滁县），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率领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一路由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一路由平西将军胡奋率领出夏口（今湖北汉口），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出江陵（今湖北江陵），最西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率领，从蜀顺江而下。六路大军共二十多万。但总领六路大军的却是始终反对伐吴最力的贾充。

在六路大军中，王濬一路作战最勇猛。吴军曾在西陵（今湖北宜昌）以西吴晋两国交界处，用铁索和铁锥把长江的水底、水面都封锁起来。王濬到后，破除了障碍，顺江而下。加上江陵、夏口、武昌诸路大军的胜利，晋军很快就到达建业，孙皓只得投降。孙吴的灭亡，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吴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差不多比蜀多一倍。附：三国世系表

第二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

第一节 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66），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①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①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6页。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第一节 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66），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①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①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6页。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第二节 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使其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后，就大封宗室①。以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上》）。

晋继承了两汉的封国制，有王、侯两级。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传说，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中复设“五等爵”（《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总的说来，晋“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典·历代王侯封爵》）。

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汉初年所封的王来，西晋诸王的封地还不能跨州连郡，而且西晋的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户的户调田租，也不都归王侯所有，他们享有的只是户调的三分之一（绢一匹）和田租的二分之一（二斛）。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任职朝廷的，如东海王越和长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

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惠帝无康元年（291），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

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贾后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中书监张华、裴

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朴射王戎并管机要。在这①《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中、贾模、裴等是贾后的亲党，张华是个撑门面的人物。张华和贾模，裴頠同心辅政，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元康九年间，在政治上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司马光的评论称当时“虽王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马伷，幼年聪明，为武帝所喜爱。长而刚猛，又渐为贾后所畏忌。贾后的亲党伯将来太子继位后，对他们不利，便劝贾后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杀害了他。

太子遹死后，赵王伦在他的心腹孙秀的谋划下，宣称为太子报仇，起兵杀贾后及张华、裴頠等。不久，赵王伦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齐王冏的父亲齐王攸和晋武帝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后齐王攸出为司马师的继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司马昭常说：“天下是司马师打的，天下也应由司马攸继承。”司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为众望所归，也差一点代替武帝为嗣君，因而齐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赵王伦称帝时，齐王冏出镇许昌。他得到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的支持，联合进兵洛阳。加之赵王伦的亲信王舆在洛阳起兵反伦。齐王冏内外结合，大败伦兵，杀伦和孙秀，迎惠帝夏位，齐王冏辅政。

惠帝无子，按亲疏顺序，应由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齐王冏贪恋权位，立了惠帝一个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颖的不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支持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首，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发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晋书·长沙王乂传》）。及二王来攻，乂率兵应战。战久，粮乏，洛阳城中大饥，将士虽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愿为乂效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乂围洛阳日亟，洛阳城中“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

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306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04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自己为汉王，是表明他是接续汉朝的帝统，要与晋争天下。刘渊在河北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并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南）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师藩。公师藩为濮阳太守苟晞所杀，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招纳山泽亡命”（《晋书·石勒载记》）。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309），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16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

第三节 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

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

成汉的建立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36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308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傭”，“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6年，称皇帝，国号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公元334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

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347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汉（前赵）的建立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中平年间（184—189），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公元304年，称汉王。公元308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

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

流民和坞堡组织八王混战之后，接着刘渊、刘聪，石勒等起兵反晋，中原地区人民又陷入战乱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万。①不能或不愿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条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团聚，还都有最起码的川资和生活资料。携家带口，长途逃难，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临的命运中挣扎。当时留下来的人民求生存的一个办法，是组成坞堡以防守。有了坞堡，就可以防御小股的流寇。坞堡越坚固，人数越多，防御力量就越大。

顾名思义，坞堡是一种堡垒，内能住人，又可储存粮食。董卓的郿坞是东汉未年的建筑，但可以作为坞堡的典型来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载：“（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据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年坞”，由此可①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刊《燕京学报》15卷第1期，1934年6月。以想见大型坞堡的坚固，难于攻破。

坞堡组织，还可以上推到西汉未年。汉光武刘秀与五校农民军在渔阳一带作战，令“百姓各自壁以绝其食”，“视人堡壁坚完者，敕今固守”（《后汉书·陈俊传》）。堡壁之起和防边有关系，渔阳就是北方的边地。东汉初，北边备匈奴，沿边地区以及河北各地都筑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后汉书·马成传》）。为了防御羌族的骚动，汉光武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奏请为金城“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后汉书·马援传》）。汉和帝时，樊准任河内太守，“羌人屡入郡县，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后汉书·樊宏传附曾孙准传》）。汉桓帝时，羌人“寇钞关中”，“复没营坞”（《后汉书·皇甫规传》）。“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后汉书·段颖传》）。陇西，关中，北方边郡的坞堡多为防御羌人而建。西方的多称坞，北方的多称堡壁。三国、西晋未，已混而为一了。

西晋未年，刘渊，石勒起事时，中原黄河流域到处是些汉人聚众自守的坞堡组织。刘曜“周旋梁陈汝颖之间（今河南、安徽省一带），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清丰西南），诸垒壁多陷之。..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垒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

垒壁和坞堡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从这些记载可以想像，当年中原大河两岸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坞堡组织。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

东晋：普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①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317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

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支持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

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①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①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

①参阅陈声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刊《金明馆丛稿初编》。

态度。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321），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

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18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320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①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公元325年，刘曜与石虎在洛阳附近作战。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资治通鉴》卷九三）。无故大惊奔溃，说明刘曜军队因连年战争，士卒疲惫，战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率军四万自积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入，下河东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救蒲坂。石虎退，刘①《资治通鉴》卷九一“巴酋句徐、厍彭”，《晋书·刘曜载记》作“巴酋徐厍彭”。今依《资治通鉴》。胡注：“句，古侯翻；厍音舍；皆姓也。”

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败奔朝歌（今河南卫县）。刘曜自太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河攻洛阳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内、荥阳、野王皆来降。石勒部将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刘曜攻之不下。冬十一月（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进入公元329年1月），石勒亲自统步骑救金墉。臣下劝他不要出兵。石勒说：“刘曜率十万大军，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师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刘曜乘胜来攻，将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对他说，“刘曜高候大胜之后，不能乘胜直趋襄国，而去围攻金墉，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无能为。伐之必胜。乎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

石勒对刘曜可能采取的作战计划作了三种估计。他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入河处），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到成皋，见无守军，高兴地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大军直抵洛阳。刘曜军十余万，集中在洛阳城西。石勒自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城。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石勒帅大军出城三面夹击。刘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这次大战之前，刘曜又大饮酣醉。临战，石堪以骑兵冲击，曜军大败。曜昏醉退走，落马坠于冰上，为石勒军所俘。后被杀。刘曜子刘熙、刘胤放弃长安，逃往上卦（今甘肃天水）。公元329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杀刘熙、刘胤等。前赵亡。至此，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归在后赵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尽管这个局面没有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石勒，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聪明而有才略，又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中，常令儒生读书给他听。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后不久，就建立大学，简取明经善书者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三万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上》）。他提倡经学，任用儒家。以从事中郎将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各郡立学宫，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拢、使用一些汉人作官，帮助他进行统治。同时，对汉人也有杀戮，有报复。大致可以认为，石勒的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残杀。对一般汉人、老百姓，石勒懂得，应当加以安辑，使他们能够安定地生活。《晋书·石勒载记上》称：“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安阳、临漳、清丰一带）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幼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到巨鹿一带），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后来，他在襄国设崇仁里。“徙朝臣椽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张宾，说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为“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是十六国时期很有才略、高识的人，对石勒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帮助。北方的上层人物多和张宾一样，愿意依附石勒。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石勒载记上》）这说明北方“衣冠之士”乐于依附石勒者不少。

但这也并不是说在石勒统治时期，北方胡汉各族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石勒曾对胡人“重典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这条禁令的本身，就说明侮易衣冠华族的事实是存在的。《石勒载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敝坏，大惊曰：樊将军何贫之甚也？坦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赏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土，不关卿辈老书生也。”内迁的胡羯，在魏晋时期是备受汉人统治者的欺辱的。如今他们的贵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对汉人统治者的仇恨撒在一般汉族人身上，也是难免的。但石勒是懂得胡汉各族的相安，对他巩固统治的重要性的。他是用法律来维护这种相安的。

石勒采取措施，鼓励生产。他“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他采用魏晋的户调田租制，每户出户货二匹，租谷二斛，这比魏的田租亩四斛，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和晋的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要轻的多。这在战争频仍，生产破坏的十六国时期，也是难能可贵的。

石勒还注意建立法律、租税、田亩制度，稳定国家秩序。但他的时代究竟还是个战乱时代，军事权力的分配是一件头等大事。随石勒一同起家的石虎，领兵多年，威震内外，但残暴不仁，诸子又并握兵权。这对儒雅的太子石弘是个极大的威胁。石勒在世时，未加防范，石勒一死，石虎就杀掉石弘，自己称王。

石虎于公元334年末或335年初夺位，公元349年死，在位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十五年。

石虎是石勒的族子，一说是族弟。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作战时，“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但他骁勇善战，为石勒立了大功。石勒作了皇帝，立子弘为太子，弘弟宏为大单于，封石虎为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满，对儿子石邃说：“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之，令人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石虎统治时期，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对外作战，徭役非常繁重。他准备征辽西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了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成，以备征军之调”（《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又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分为三等来分配。郡县迎合他的意思，务于美淑，夺人妻妇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当时有个和尚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昔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在石虎残酷奴役下，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梁犊领导的戍卒起义，曾攻陷长安，发展到十多万人，从长安东出，大败石虎军，东进到荥阳，陈留（今河南省中部）。

公元349年，石虎死，诸子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石虎养孙汉人冉闵利用胡汉两族的仇恨，大杀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都承冉闵意旨，大杀羯人，高鼻子黄胡须多有滥死者。这是十六国时期，汉胡两族最残酷的一次互相残杀。

冉闵，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幼而果锐，勇力绝人。他镇压了梁犊的起义军，因而声威大振。冉闵杀死石虎的儿子石鉴，杀石虎二十八孙，自立为皇帝，后赵亡。

冉闵，曾企图以汉人为基础来巩固他的政权。他最盛的时候，“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他也曾企图联络东晋，遣使臣去对东晋的君巨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但晋军未来。永嘉之乱后，北方长斯陷入动乱中。人口死亡，土地荒芜。无论是前赵还是后赵，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争着抢夺劳动力，把人口迁到自己的都城和中心地区。人口的流动迁徙，成为这时期突出的事情。在冉闵占据邺建立魏国的时候，石赵的余部占据襄国和一些地方，与冉闵对抗，互相残杀，中原地区情况非常混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于是当初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各还本土，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流亡。据《冉闵传》称：“青、雍、幽、冀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冉闵的魏，不过建立了两年多一点（350年闰正月至352年四月），史家不把它计入“十六国”之内。起于辽西的前燕，消灭了冉闵，占据了北方黄河下游地区。前秦兴起于西方，占有关中。于是中原出现前燕、前秦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前凉，建国在河西走廊一带，还是由汉人建立的，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起了相当促进的作用，是在十六国中自具特点的政权组织。

第四节 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

北方前燕的建立

前燕慕容氏，是鲜卑族的一支。曹魏初年，入居辽西。魏晋之际，迁居辽东北。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部落首长慕容皝率部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对部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晋书·慕容皝载记》），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逐渐接受汉文化。

西晋未年，中原大乱，北方一些地方的人民多向辽西一带流亡。慕容皝乃侨立一些郡来收容他们。《晋书·慕容皝载记》称：“时二京倾复，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据当时人说，来归的流亡人口之多，十倍于旧有人口。

投靠慕容廆的流人中，也包括一些世族大家。中原大乱时，一部分青、冀、豫等地的世族大家北徒幽州，投靠王浚。王浚败，他们又东投慕容氏。慕容廆任用他们作官，“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隽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领慕容氏贵族子弟束修受业。

慕容廆说，“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愿也。”（《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他以此为号召，笼络汉人世族大家。这些世族子弟也说：“慕容龙骧将军（廆）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晋书·慕容廆载记》）他们也以此来宽慰自己。两方面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公元333年，慕容廆死，慕容皝继立。公元337年，慕容皝即燕王位。

公元342年，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慕容皝时期（333—348），燕国与段辽战，与宇文归战，与高句丽战，拓占土地，迁掠人口。成帝咸康四年（338），慕容皝征段辽，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以归。后赵石虎率众数十万围棘城，慕容皝坚守不动，间出城冲击，所向披靡。石虎不得已而退。慕容皝遣将追击，斩获三万多人，石虎大败而还。慕容皝西边拓境至凡城（约在今河北青龙东河北辽宁边界一带）。公元340年，慕容皝袭赵蓟城（今北京），略三万余家而归。石虎徙边民于三魏，以蓟城为北境。公元342年，燕军分南北两路攻高句丽，大胜，掳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其都城而还。公元344年，燕伐宇文氏，大胜，克其都城。燕国收其畜产，徙宇文氏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义县）。

慕容皝，南败后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氏，十多年内拓地三千余里，掠徒人民十万余户。

对于来归的汉族流人，慕容皝给以土地、耕牛，使他们从事农业。前燕原定田租是：用官牛的二八分，十分之八入官，十分之二归农民自己；用私牛的三七分，十分之七入官，十分之三归农民自己。后来慕容皝接受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改用魏晋屯田的租额：“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晋书·慕容皝载记》）。

高句丽、宇文氏族人等，因为都是战败之后被强迫徒来，不像汉人“慕义而至”，多“有思归之心”，而且人数不少，有十万户之多。封裕建议，对他们采取强制性的限制。他说：“句丽、百济、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徒，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云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晋书·慕容皝载记》）看来，高丽、百济、宇文各族的人，人身自由是受到一些束缚的。

燕境内人口增加，旧有土地不能容纳，“无田者十有四焉”。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慕容皝罢诸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开垦荒地，离不开水。他大兴水利灌溉，下令：“沟洫灌溉，有益公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晋书·慕容皝载记》）

慕容皝死，子继位。经过慕容廆、慕容皝两代的经营，前燕已有强固的基础，正俟机会向外发展。恰好这时冉闵在对后赵夺权。慕容就趁机于352年消灭了冉闵，自称燕皇帝，初都蓟城，后定都于邺。一直到370年，前燕为前秦所灭。

前秦的建立和对北方的统一慕容氏所占据的，是中原的东半部。乘后赵之乱，氏族苻氏以关中长安为中心，建立起秦国，史称前秦。

苻氏是氏族的一支，世居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前赵刘曜据有关中，部落帅苻洪归附刘曜，曜以洪为率义侯。石勒擒刘曜取长安，苻洪西保陇山。石虎攻上邦（今甘肃天水），苻洪降，石虎以洪为冠军将军。石勒徙关中豪杰及羌、氏十五万户于司、冀州，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仿头（今河南滑县西）。后赵未年大乱，关陇流民相率西归，苻洪降晋，招引归众，至十余万。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公元350年，苻洪为石虎降将麻秋毒死。子苻健杀麻秋，率众西入长安，占据关陇。公元351年，自号天王、大单于，国号秦。次年，称帝。

公元355年，苻健死，子苻生立。据一些史书记载，这是个极残暴的君主，动辄诛杀宗室大臣，以致朝中人心惶惶不安。

公元357年，苻健弟苻雄之子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是一个很能干的君主。公元370年灭了前燕，公元376年灭了前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北方燕、秦两国，论人口，疆土，都是燕强于秦。秦能灭燕，在于其政治修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燕为秦所灭，是由于其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穷困。

秦主苻坚得到王猛，自比为刘备得到诸葛亮。王猛协助苻坚，整饬吏治，打击豪强，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关中是个水旱不时的地区，苻坚、王猛采取引泾水，修渠道溉田，推广区田法，取得“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的效果。秦国政治社会一片朝气，据《晋书·苻坚载记》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路，工商贸贩于道。”

燕国的政治情况，恰与秦国相反。燕主慕容时期，军事由大司马慕容恪主管，军队还是强的。政治由太傅、司徒慕容评主管，却是腐败昏庸。史称其：“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资治通鉴》卷一○一晋海西公太和三年）“百姓困弊，盗贼充斥，纲颓纪紊，莫相纠揭”（《资治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燕国后期，有两个人是有才能的，一是慕容恪，一是慕容垂。公元367年，慕容恪病死。慕容垂不容于慕容评，被迫外逃，投奔苻坚。慕容评为人贪鄙，封固山泉，鬻樵及水，积钱帛如丘陵。而燕国人民困难，士无斗志。苻坚、王猛早有灭燕之心，公元369年东晋北伐时，燕向秦求救。秦曾出兵救燕。但这并不是秦有爱于燕，而只是形势使然。燕王派使臣求救时，王猛对苻坚说：“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此，苻坚出兵援燕。次年，在桓温败退后三个月，前秦即由王猛帅军进攻洛阳。燕国在洛阳的守将出降。秦取得洛阳以西地。

公元370年，苻坚遣王猛督镇南将军杨安、邓羌等步骑六万伐燕。杨安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晋阳是燕国重镇，驻有重兵。取下晋阳，可解除秦军后顾之忧。王猛自帅大军攻壶关（今山西长治北）。燕主命慕容评帅中外精兵三十万拒秦兵。慕容评畏惧王猛，屯兵潞川（《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据《水经注》：潞川在上党潞县北。阚骃曰：潞水，即漳水也。按：当是浊漳水），不敢再进。他认为王猛是悬军深入不能久留，欲以持久制之。王猛以游击将军郭庆帅骑兵五千，绕道间行出慕容评军后，烧评辎重。

大火熊熊，百里外的邺城可见火光。秦军猛将邓羌等率部冲入燕阵、战到日中，大败燕兵，俘斩五万余人。秦兵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十万余人。慕容评单骑走还邺城。

秦兵进围邺都。慕容欲逃往龙城，为追兵所俘。秦灭燕，得郡一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苻坚迁慕容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人四万余户于长安。

秦灭燕后，次年即公元371年灭仇池氐杨氏。公元373年，苻坚遣将攻取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益州（四川大都）。西南夷邛笮、夜郎皆附于秦。公元376年，灭前凉。同年，乘鲜卑拓跋氏内乱，又灭了代。淝水之战的前夕，公元382年，苻坚又派吕光进驻西域。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东北的肃慎，到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十二国，都遣使通好。前秦的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高僧传·释道安传》），疆域之大，是十六国任何一国和后来北魏、北周、北齐所不能比的。

前凉的兴亡在前秦统一北方过程中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即前凉，是在十六国中独具特色的一员。前凉，从张轨于公元301年任凉州刺史算起，到公元376年为前秦所灭，历时七十六年，是十六国中享年最久的一国。前凉实际上也是一个割据政权，但对晋执臣下之札，经久不衰。凉州本是荒僻地区，经张氏的经营，地方的经济文化部有发展。在十六国混乱的年代里，凉州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虽也曾有过强敌压境，但前凉政权都能自行捍卫。

晋惠帝时，张轨在朝任散骑常侍。因看到朝政混乱，“阴图据河西”，于是就要求到河西走廊。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对这个偏远地方，朝廷已无力照管，张轨在这里实际上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时，河西的鲜卑人很多，其中有些人干扰地方的治安，同时地方上也出现“寇盗纵横”的情况。张轨到任后，即对这些人加以惩治。他很快地就树立起威信来。鲜卑人若罗拔能自漠北向河西移动，侵入凉州。张轨派兵阻击，斩拔能，俘鲜卑人十多万口，安置在河西走廊，张轨因此威名大震。

晋京洛阳失守后，中州避难来河西者络绎不绝，张轨上表，请合秦杂流人于姑臧（今甘肃武威）西北，置武兴郡，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河西一直不用铸币，这时还以布帛代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张轨命铸五铢钱，“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这反映了当地经济的向上发展。

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张轨派军三千人守卫长安。在此以前，张轨也不断对晋廷有所贡献。

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他在河西，“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具状以闻。”（《晋书·张轨传》）《资治通鉴》卷一二三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胡三省注：“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在十六国混乱时期，河西俨然成为汉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据点，自张轨以后，经久不衰，在历史上有相当深远的影响。①公元314年，张轨病死，长子张寔继位。晋廷正式任命张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晋宗室南阳王司马保所部，因司马保病死，有一万余人自上邦（今甘肃天水）来投，张寔都予以收容。

320年，张寔为其帐下阎沙等所杀。寔弟张茂诛阎沙等，自称凉州牧。

324年，张茂病死，兄张寔子张骏继位，称凉州牧、西平公。公元346年，张骏病死，子张重华继位、称凉州牧，假凉王。公元349年，凉州官属共上张重华尊号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重华在公元353年病死，子张曜灵即位。

自张茂至张重华在位三十余年间，前凉国势在不断发展。公元323年，前赵之刘曜亲率大军二十八万五千人西下凉州，沿黄河列营一百多里，扬言要渡河进攻姑臧。张茂部署防御力量，表示决心抵抗。刘曜知道自己“军势虽盛，然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中军疲困，其实难用”，不敢贸然渡河。后来刘曜为石勒所并，张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西域诸国派使者送来方物。张骏并在吐鲁番地区设高昌郡。公元346年，后赵主石虎命大将麻秋攻下凉州金城郡（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张重华任主簿谢艾为中坚将军，率步骑五千，东击麻秋。谢艾大破麻秋军，斩首五千级。347年，石虎先后派麻秋、石宁等率师十二万，进攻抱罕（今甘肃临夏）。前凉守将张璩率部抵抗，后赵士卒死伤数万。此后，谢艾又两度大破后赵军。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前凉时期，其疆域，南至河，东至秦陇，西迄葱岭，北暨屠延。曜灵继位，年方十岁。不久，重华庶兄张祚废曜灵，自称凉州牧、凉公，次年又自称凉王。张曜灵之弟张玄靓在公元355年。张重华之弟张天锡在公元363年，相继为前凉主。从曜灵继位到张天锡自立的十年间，前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自相残杀，前凉的统治逐步走上下坡路。张天锡取得政权①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1—42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后，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公元376年，苻坚征调了步骑十三万人进攻前凉。张天锡先后征集了十万人进行抵抗。经过几次会战，前凉军大败，张天锡投降，前凉亡。苻坚统一了北方。

第五节 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

淝水之战

东晋的北伐在后赵混乱，燕、秦乘机崛起，分割中原形成东西对峙的时候，东晋也企图乘机收复北方失地。这时的东晋朝廷，是由桓温主政。

东晋的初期，过江而南的北方世族大家，都还有故乡之思。过江不久，即有祖逖的北伐。元帝以祖逖为镇西将军、豫州刺史，驻军雍丘（今河南杞县）。祖逖联系黄河南岸坞堡主，共同抗御石勒，“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晋书·祖逖传》）。当时就有人用歌颂他：“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这时，王敦坐据荆州，与朝廷执政大臣刁协、刘隗不和，祖逖深以为优。又加朝廷派了个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位在祖逖之上。祖逖意甚快快。公元321年，在雍丘发病而死。祖逖之后，庾亮、庾翼兄弟也曾有志北伐。他们以荆州为驻地，练兵习武，准备北进。这时北方正处在石虎统治之下，兵力强大。东晋朝臣在江南安居二十多年，不愿北归，对庾氏兄弟的北伐，多持观望和反对态度。庾亮驻有重兵的邾城被石虎一举攻破，庾亮自贬三级，忧愤发病而卒。庾翼接替庾亮的职务。为了北伐，他不顾朝廷的反对，自行由武昌移镇襄阳。他到襄阳后，“缮修军器，大佃积谷”，并在请求朝廷准许他北代的上疏中，要求皇帝“表御之日，便决圣聪，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晋书·庾翼传》），可见他对朝臣反对北伐的愤恨。不久庾翼也病死，北伐就成了泡影。

庾氏兄弟之后，主张北伐而又在行动上采取了相当规模的是桓温。①桓温，与庾翼友善。庾翼死，晋明帝以桓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这时，石虎在北方，国势强大；而成汉的李势，则是众叛亲离。桓温决定先取成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出兵伐成汉。三年（347）春二月，兵至青衣（今四川乐山西）；三月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大军直指成都。李势逃往葭萌，送表请降。成汉亡。桓温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

石虎死，北方乱。桓温认为这是北伐的好机会，上疏请出兵。这时的东晋朝廷，对桓温有所顾忌，任用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与桓温对抗。殷浩在当时很有名气，但无才略。桓温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晋书·殷浩传》）殷浩曾两次主持北伐，谋收复许、洛，但都打了败仗，积年准备的器械军储，损失殆尽。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数浩之罪，请废之。朝廷不得已，免浩为庶人。自此，内外大权全归桓温。

桓温锐意北伐，前后有三次。

第一次进兵，是以关中长安为目标。晋穆帝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①与桓温同时主张北伐的还有殷浩。殷浩在建康主朝政，桓温握重兵后荆州上游，乘后赵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屡求北伐。殷浩与桓温不和，诏书皆不许。殷浩欲以北伐自立功名，公元352年以谢尚、荀羡两路出兵许昌、洛阳。后因将军张遇的叛变，兵不得进。公元353年，殷浩率众七万自寿春北伐，为姚苌所卖，大败而还。

统步骑四万由江陵出发。水军自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至南乡（今河南浙川南），步兵自浙川（今河南西峡）趋武关。秦兵五万由太子苻苌、丞相苻雄等率领，在峣柳（今陕西蓝田东南）拒温。两军大战于蓝田，秦兵大败。桓温进军至灞上（今西安东北）。三辅郡县皆来降，关中人民争持酒肉劳军。有的老人流着眼泪说，“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桓温兵到关中，时在五月，正是麦收时节。他原希望就地收麦，解决军粮问题。秦王健采取坚壁清野的对策。桓温军中乏食，不得不撤退。秦兵从后追击，温军屡败，死亡以万数。

第二次北伐，是进兵洛阳。穆帝永和十二年（356）七月，桓温自江陵出发。八月，至伊水，大败姚襄，收复洛阳。桓温极力主张还都。但一般朝臣已安于江南的享受，无意于还都洛阳，举朝反对桓温的还都计划。桓温军还以后，司、豫、青、兖诸州又为燕夺去。公元365年洛阳也为燕所攻取。第三次北伐是伐燕。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四月，桓温帅步骑五万，发自姑孰（今安徽当涂），经兖州北伐燕。六月，桓温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天旱，水道绝，使人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引水军自清水入黄河。七月，大军至枋头（今河南滑县西南）。枋头离燕都邺（今河北临漳西）约二百里。邺中人心惶惶，燕主和大臣慕容评大惧，谋逃回龙城。慕容垂说：“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垂与征南将军慕容德帅众五万拒温。燕主一面又派人求救于秦，许割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西地予秦。秦王苻坚用王猛策略，由邓羌帅步骑二万救燕。出浴阳，趋颖川。

桓温由水路进兵。水路偏在东方，逆水运粮，时间长，困难重重。他驻兵枋头后，寄希望于打通石门（今河南颍阳北）水道；通过谯（今安徽毫县）、梁（今河南商丘南）运粮。慕容垂知道这条线对桓温的重要，派慕容德领骑兵一万五千屯石门，又以燕豫州刺史李卦帅州兵五千断温粮道。

桓温使晋豫州刺史袁真攻谯、梁，开石门以通水运。袁真攻下了谯、梁，而不能攻开石门。

桓温粮尽，粮路又断，遂不得不退。他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路奔还。燕军乘胜追击，温军死者三万余人。援燕的秦军，邀击温军于谯，温军死亡又以万计。

冬十月，桓温收集散卒，屯于山阳。枋头之战，是历史上一次大战，桓温又一次大败。

桓温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内部的不和，以及作战计划的失误。

桓温从金多帅众由清河入河时，他的参军谋士郗超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胡注云：自清水入河，皆是泝流，又道里回远，故言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故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此贼因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桓温不能听。

桓温屯驻枋头时，燕国两个大臣也有一段对话。太子太傅封孚问于申胤曰：“温众强士整，乘流直进，今大军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见克殄之理，事将如何？”胤曰：“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又，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更消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资冶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这也说出了桓温在政治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失策。

桓温进兵路线靠的是经巨野由清水入河的水路。这可以叫作东线。东线的缺点是道远而水源不足，又是溯流而上，运兵运粮，都有困难。到枋头后，使袁真取谯、梁，开石门，这条线可以叫作西线。西线的问题是在开启石门。慕容垂派大军守护石门，袁真无法攻克。石门不开，水运不通，桓温军粮断绝，只有速退的一条路了。

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战前秦在统一北方后，境内居住着多种民族。关陇地区有卢水胡和羌人。

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有山胡（匈奴族）。山西东北部和内蒙一带有鲜卑拓跋氏。辽东，河北和河南北部有鲜卑慕容氏。此外，汉族更是中原地区的主要人口。

苻坚于公元380年分关中氏族子弟十五万户于各方要镇，目的在加强和巩固秦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本来，氏族人口在关陇地区比较集中而占有优势。分散各地后，因人数比较少，并不能起到巩固统一的作用；由于人口分散，反而起到削弱氏族在关陇的优势的作用。

要巩固大北方的统一，解决民族问题，需要时间来消化，需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使各族人民都先安居乐业。但苻坚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就又走上新的征途了。

当时不在秦统辖之内的，只有偏安东南的东晋了。苻坚自侍兵力强大，决心灭掉东晋，完成全国的统一。公元383年，他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以前，秦和晋之间已发生过几次或大或小的战争，这些都可以看作淝水之战的序幕战。公元373年，苻坚出兵夺取了东晋的梁州、益州。378年，苻坚派其子苻丕等兵分四路，步骑十七万，合攻襄阳。围攻经年，襄阳陷，生俘襄阳太守朱序。同年，出兵七万攻彭城（今江苏徐州）、淮阴、盱眙。次年，秦兵取彭城、淮阴、盱眙。随进兵攻三阿。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不过百里。晋朝廷大震，临江戒备。秦军为晋兖州刺史谢玄打败了，退还淮北。381、382年之际，秦荆州刺史率众二万攻竟陵。晋桓冲出兵拒战，大败秦兵，斩首七千级，俘虏万人。从这时期双方在战争中的互有胜负来看，东晋并不是弱手。

这时东晋当政的是谢安。谢安颇识大体，使统治阶级关系协和，时人把他比之王导而又“文雅过之”（《晋书·谢安传》）。他与桓氏的关系，处理得特别好。桓温既掌兵权，又掌政权，又有上游荆州为根据地。桓温死后，朝廷加温弟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梁、雍、交、广五州诸军事；弟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姑孰；豁子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三分了桓温生前的职务。桓冲也能顾全大局，他能“尽忠王室”，“忠言嘉谋，每尽力心”（《晋书·桓冲传》）。桓豁死，桓冲迁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等地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以内相，而四方镇扞以为己任”（《晋书·桓冲传》）。谢安，桓冲一在朝廷，一在上游。当时桓、谢两家手里都，掌有兵权，两家能够合作共处，东晋政治上就能获得安定。这是晋廷自过江以来，很难得的好时机。

淝水之战的前夕，东晋的兵力也是比较强大的。北府兵，是一支精干强大的军队。北府，是指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北方兖州、徐州南来的流民，多集中居住京口、常州一带。东晋朝廷设置了南兖州、南徐州来安置这些侨民。这些来自北方的侨民“人多劲悍”，招募他们为兵，能组成一支劲旅。晋孝武帝太元初，谢玄任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就“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晋书·刘牢之传》）。

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侨民，最初不负担租赋徭役。后米为了整顿户口，使侨民也负担赋役，曾多次实行土断。淝水战前，桓温主政时实行的一次土断，历史上称作庚戌制（因为是在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这天施行的），比较彻底，得到“财阜国丰”的效果。后来刘裕实行土断时的上表中称：“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宋书·武帝纪中》）可见，从财政上看，淝水之战前也是东晋财力较为充足的时期。

淝水战前，苻坚曾与他的王公大臣们讨论伐晋问题。他首先吐露自己思想，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通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晋书·苻坚载记下》）参与朝议的王公大臣，几乎都是反对伐晋的。这时王猛已死，苻坚的同母弟征南大将军苻融，太子苻宏，中心公苻诜，乃至苻坚尊敬的大和尚道安，都反对伐晋。

朝会散后，苻坚独留苻融商议。《晋书·苻坚载记下》记载：“坚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群议纷坛，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融曰：‘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坚作色曰：‘汝复如此，天下之事吾当谁与言之！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称令主，亦不为劣。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终不以贼遗子孙，为宗庙社稷之忧也’。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优，作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苻融所说王猛临终之言，是：“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王猛、苻融所说晋不可伐的理由，其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兵将疲倦，不愿再打仗；二是鲜卑羌羯是心腹之患。从战争的结果看，这两个问题都是存在的。淝水之战，苻坚败了，败就败在这两个问题上。苻坚灭燕以后，没有杀害燕主慕容昧和燕国王公大臣，仍让他们作官，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回答苻融说：“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晋书·苻坚载记》）。这些话表达了苻坚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豁达的气度，但这些想法在当时却是不现实的。那时，被征服的各族的贵族是不会满足于现有地位的。对于这一点，苻坚是没有考虑的，后来在战争中他就吃了这个亏。

晋孝武帝太和八年（383）七月，苻坚下诏、大举攻晋。民每十丁抽出一丁当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八月，以苻融为前锋都督，指挥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先行，苻坚随后继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刚到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粮万艘，自河经石门，汴水、蒗薚渠达于汝颍。

苻融兵三十万，先到颍口（今安徽颍上东南，颍水入淮处）。

东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将军谢琰，桓伊等率众八万，北上抗击秦军。晋军的主力，就是北府兵。

十月，秦军渡过淮水，攻陷寿阳（今安徽寿县）。晋朝派去援助寿阳的胡彬水军，闻寿阳失陷，退屯硖石。苻融命将军梁成帅大军五万进屯洛涧，载断淮水通路，这样就截断了胡彬的退路，也使晋军不得从淮水水路西进。谢玄大军自东而西推进，在到达洛涧以东二十五里处停止前进。胡彬派人给谢玄送信说：“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下同）送信人被秦军捉去。苻融赶快送信给苻坚说：“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苻坚见信，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

苻坚派朱序去晋军大营，劝说谢石投降。朱序原是东晋襄阳太守。朱序到了晋营，不但不劝说谢石投降，反给谢石划策，说：“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十一月，谢玄遣刘牢之帅精兵五千人趣洛涧。梁成隔洛涧布阵以待。刘牢之渡水进击，大破梁成军，杀成。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谢石大军，水路俱进，迫临淝水。

苻坚和苻融登寿阳城东望，见晋军布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苻坚开始有惧色，回头对苻融说：“此亦劲旅，何谓弱也！”

秦军紧靠着淝水西岸布阵，晋军进到淝水东岸，与秦军隔水相峙。谢玄派人对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的将军们都说：“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苻坚说：“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苻融也同意这个主意。苻融指挥军队稍退。哪知大军一退，便收不住了。谢玄等领晋军渡水，冲杀过来。苻融想拦阻退兵，不想马倒，死在乱兵之中。朱序又乘机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苻融一死，秦军已慌，又听得秦军已败，一发不可收拾。晋军从后追杀，直追出三十多里。秦军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奔的兵卒，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晋军收复寿阳。苻坚中流矢，只带领少数人退回淮北。

淝水之战，以秦军的大败结束。淝水之败，除了上文所说的原因外，苻坚也有很多失误的地方。

中国军事史上有句成语：“骄必败”。苻坚就太骄傲了。出师之前，有人说长江天险，苻坚就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虽有长江，其能固乎？”（《晋书·苻坚载记下》）这就犯了兵家大忌。而且刘牢之以五千人可以在敌前抢渡洛涧，追杀秦军主将梁成，使秦军步骑奔溃。这不是小事，而苻坚、苻融竟然不能采取紧急的对策，这也暴露秦军在作战索质上的重大缺陷。

淝水之战的后果，在北方是又一次出现了分裂。在东晋是夺回了一些地方而在统治集团内部滋生了权力上的矛盾。

无论是东晋的北伐或前秦的南征，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两方面发动的战争，也都不无表明历史的脉搏在向全国统一的方向跳动，不过前进的道路还相当曲折。

第六节 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

淝水之战败后，苻坚带伤北归，一路收集散兵，回到洛阳时只有十多万人。苻坚带着这十多万人回到长安。维持统一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垮了，统一也维持不住了。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前秦土崩瓦解了。在淝水战后半个世纪里，北方黄河流域又重新分裂成燕、秦、凉三个部分，许多小国互相攻夺。公元384年和385年，在前秦原来控制的土地上出现了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鲜卑人慕容垂和乞伏国仁建立的后燕和西秦、氏族人吕光建立的后凉。苻坚在385年为姚苌俘杀。397—409年，从后凉中分裂出北凉、南凉和西凉，从后燕中分裂出南燕和北燕，从后秦中分裂出夏。直到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中国北方的这种局面才告结束。

后燕（附西燕）。北燕和南燕后燕慕容垂始建。淝水败后，秦军溃败，唯慕容垂军三万人保持完整。

苻坚带着败兵一千多骑，投奔慕容垂。垂子慕容室和弟慕容德都劝他杀掉苻坚，恢复燕国，慕容垂不肯。他说：“我昔为太傅（指慕容评）所不容，置身无所，逃死于秦。秦王以国士遇我，恩礼备至。后复为王猛所卖，无以自明，秦主独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运必穷，吾当怀集关东，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下同）慕容垂把军队交给苻坚。军行至渑池，慕容垂对苻坚说：“北部之民，闻王师不利，轻相扇动。臣请奉诏书以镇慰安集之，因过谒陵庙。”苻坚答应了。苻坚尚书左仆射权翼说：“国兵新破，四方皆有离心，宜征集名将，置之京师，以固根本，镇枝叶。垂勇略过人，世豪东夏，顷以避祸而来，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已哉！..岂可解纵，任其所欲哉！”苻坚说：“卿言是也。然朕已许之。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乎？若天命有废兴，固非智力所能移也。”而翼说，“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

苻坚子苻丕镇邺。慕容垂到邺后，丕将石越劝苻丕杀垂。苻丕不肯，说：“淮南之败，垂侍卫乘舆，此功不可忘也。”石越对人说：“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终当为人擒耳。”

慕容垂到了河北如鱼得水，辄谋独立发展。公元384年春，慕容垂自称燕王。他围攻邺城一年。最后苻丕放弃邺城，奔往晋阳。慕容垂进入邺城。河北大部分地区，都归于慕容垂统治。公元386年，慕容垂自立为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

公元392年，慕容垂攻占滑台（今河北滑县），尽取丁零族翟钊所统治七郡三万余户。公元394年，慕容垂取长子和晋阳，杀慕容永，灭西燕，得西燕所统八郡七万余户。后燕全盛时，疆域南到琅邪，东到辽海，西到河汾，北到燕代，是十六国后期中原最强盛的一国。

西燕从慕容泓开始。他是前燕主慕容之弟。

苻坚灭前燕，曾迁徙鲜卑数万户到关中。这些西迁到关中的鲜卑人生活贫困，就是贵族，有的也沦为贫民。如慕容永，他是慕容廆之弟慕容运的孙子；徙长安后，“夫妻常卖靴于市”（《魏书·徙何慕容廆传》）。淝水战后，前秦的统治力量削弱。慕容泓据华阴起兵，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慕容冲也在河东（今山西南部汾水流域）起兵，响应慕容泓。

这时，慕容垂已在关东起兵反秦。但慕容泓这一支起自苻坚的心腹之地，对前秦威胁更大。前秦大臣权翼就对苻坚说：“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乱，不遐近逼。今及宗族种类尽在京师，鲜卑之众，布干畿甸，实社稷之无优。宜遣重将讨之。”（《晋书·苻坚载记下》，下同）苻坚接受权翼的意见，遣子苻睿领重兵讨慕容泓和慕容冲。但却被打败，苻睿战死。

这支鲜卑人的希望是回关东，并不愿留在关中，慕容泓遣使者对苻坚说：“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衰，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指慕容垂）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苻坚大怒，把慕容找来，当面责备，并让他给慕容垂、泓、冲三人写信，要他们罢兵还长安，慕容却密遣使者对慕容泓说：“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勉建业，大以兴复为务。”

慕容泓接到密信，遂进兵长安，改元建兴（384）。慕容泓的部众，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持法又严苛，遂杀泓立冲。

慕容冲在长安城郊与苻坚战争经年，互有胜负。这时，“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炊烟。”

公元385年，苻坚离开长安去五将山，以太子宏守长安。宏不能守，慕容冲入据长安。

慕容冲得到长安，便留恋长安，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这引起意欲东归的鲜卑人的不满。一些鲜卑贵族遂利用这种不满。杀了慕容冲，率领鲜卑男女三十万人离开长安东归。在东归途中，鲜卑贵族间多次发生权位争夺，最后立了慕容永。公元386年，慕容永进据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即皇帝位，改元中兴。慕容泓以来的这支鲜卑慕容氏，历史上称作西燕。西燕盛时，其疆域南抵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北至新兴（郡治九原，今为西忻县），东依太行，西临黄河。

后燕主慕容垂和西燕主慕容永都要复兴燕国，但慕容垂只许自己复兴燕国，不许慕容永复兴燕国。他认为，不能容许慕容永存在“以累子孙。”393年冬，慕容垂征集了步骑兵七万进攻晋阳。次年春，又增调司、冀、青、兖四州兵，分三路进攻。慕容垂亲率大军，与西燕军合战于台壁（今山西黎城西南）南。西燕军中伏，大败，慕容永逃回长子。后燕军乘机攻下晋阳，进围长子。于八月间，灭西燕，杀死慕容永及其公卿大将三十余人。西燕从384年慕容泓改元，到394年慕容永被杀，首尾十年。

后燕的衰亡后燕灭西燕后，乘东晋的衰乱，渡黄河而东，略地青、兖，把后燕疆域向南扩展到今山东临沂、枣庄一带。慕容垂还想征服北魏。但他对北魏用兵的结果，是遭到很大的失败。

这时，鲜卑拓跋氏的势力已经在长城以北发展起来。公元326年，拓跋珪建立了北魏，都盛乐（今年蒙古和林格尔）。后燕和北魏的关系本来是友好的，后因后燕求北魏解决他战马缺乏的困难，没有达成协议，以至两国失和。394年西燕危急时，拓跋珪派骑兵五万，进至今山西忻县附近，遥为西燕声援。三九四年，后燕即灭西燕。次年五月，后燕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等率兵八万伐魏，范阳王慕容德率步骑一万八千为后继。拓跋珪把所率二十多万大军转移到黄河以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后燕出兵五个月，一直找不到与北魏军主力决战的机会，士气渐为衰落。加上塞外严寒，后燕军不能坚持，决定撤退。拓跋珪派拓跋遵率骑兵七万，堵塞后燕军南归之路。十一月，暴风冰合。拓跋珪引兵渡河、留辎重，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燕军。十一月九日，燕军宿营叁合坡（在今年蒙古凉城县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轻敌不设备。当日黄昏，拓跋珪的骑兵追到叁合坡西，乘夜布署诸将，使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第二天，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忽见山上敌军，士卒大惊乱。拓跋珪纵兵奋击。燕兵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拓跋遵在前邀击，燕兵四、五万人纷纷放下武器，敛手就擒，逃脱的只不过几千人。拓跋珪还俘虏了后燕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万计。拓跋珪坑杀全部俘虏。慕容宝等单骑逃回。

慕容宝不甘心于叁合坡失败，要求再次伐魏。398年三月，慕容垂留慕容德守中山，亲自引兵密发，越过险峻的山路，直抵平城。这时，北魏陈留公拓跋虔，帅部落三万余家镇平城，素不设备。后燕军到了平城，他才发觉，仓促应战，战败而亡。燕军尽收北魏在这里的部落。史称这一战役，拓跋珪“震怖欲走。诸部闻虔死，皆有贰心，珪不知所适”。但后燕军到平城后，慕容垂病重，全军改前进为后退。四月间，在归途中，慕容垂死于沮阳（今河北怀来南），太子宝继位。

慕容宝继位后，“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这是跟世家大族和军事组织争夺户口，而国家户籍上的一般民户比荫户的封建负担要重。因此，“士民嗟怨，始有离心”（《资治通鉴》卷一○八，太元二十一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局面。在慕容垂时曾经制造内乱的征东将军平规，又纠合余党，重行作乱，但历时不久，就平定下来。396年八九月间，拓跋珪率领了步骑四十余万大举攻燕，轻易地攻占晋阳。十一月，兵锋转向河北，攻下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信都（郡治信都，今河北冀县）。河北许多郡县的守宰，不逃即降。慕容宝在中山有步卒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悉数迎战魏军，被打得大败。魏军进围中山。一直到397年三月，慕容宝率领一万余骑，突围退往龙城。十月，北魏攻下中山，后燕公卿将吏及士卒降者二万余人。

398年，慕容宝在龙城为鲜卑贵族兰汗所杀。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杀兰汗，慕容盛又为其臣下所杀。后来，鲜卑贵族拥立了慕容垂的少子慕容熙。慕容熙时，后燕据有辽西地区，境域狭隘，民户不多，但他却是个贪图享乐、不理朝政的人。407年，慕容熙为冯跋和高云等所杀，后燕亡。自384年，慕容垂称燕王至407年慕容熙被杀，后燕立国共二十四年。

北燕和南燕是冯跋和慕容德所分别建立。冯跋，汉人，仕后燕为禁卫军将军。冯跋和高云等杀慕容熙，推高云为主，以冯跋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武邑公，掌军国大权。409年，高云为其宠臣离班所杀，冯跋自立为王，称燕天王，史称北燕，以与后燕相区别。慕容德是前燕主慕容皝的幼子，后燕主慕容垂的幼弟。慕容宝时，北魏进兵中原，攻取中山。慕容德时镇邺城，见魏军乘胜来攻，乃率民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从邺城迁住黄河南岸的滑台，称燕王。399年，迁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改称燕皇帝，史称南燕。南燕的建立，较北燕为早，当时后燕尚未灭亡。

冯跋任北燕主后，废除后燕苛政，务从简易。励意农桑，省徭薄赋。下令：“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晋书·冯跋载记》）。冯跋对农桑的重视，对当时辽西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所促进。430年，冯跋病死，跋弟冯弘杀冯跋诸予而自立、称燕天王。冯弘时，北魏开始进攻北燕。有一次，掠夺辽西民户三万余家。又一次，掠夺男女六千口。北燕都城龙城也屡次遭到魏军围攻。436年，冯弘被迫放弃龙城，逃往高丽。北燕亡。北燕建国共二十四年。慕容德“立治于商山（今山东桓台西南），置盐官于乌常泽（今山东寿光东北）”，他对于盐铁之利是重视的。他又进行户口搜括，在原来仅有十余万编户的青州，就搜括出荫户五万八千。405年，慕容德病死，无子，兄子超继位。超专事畋猎，在政治上毫无作为。410年，东晋刘裕北伐南燕，攻取广固，斩鲜卑王公以下三千人。南燕亡。南燕建国首尾十二年。

后秦。西秦。大夏后秦羌族姚苌所建立。羌族和氏族是关陇地区的两个民族。后赵时期，两族同被迁徒到关东。氏族在苻坚的祖父苻洪率领下住在枋头：羌族在姚苌的父亲姚弋仲的率领下，住在清河。后赵未年内乱，姚弋仲降晋。戈仲死，其子姚襄和殷浩不和，反晋，北据洛阳，拟以洛阳为基地，开建王业。后为桓温所败，遂西入关。但这时关中已为苻秦所有。苻生派苻坚拒襄，战于三原。襄败，为苻生将邓羌所杀。姚苌向苻坚投降。

淝水战后，慕容垂以扫祭祖坟为借口，回关东去了。姚苌随苻坚回到长安。慕容泓在关中起兵，苻坚派儿子苻叡去征讨，以姚苌为苻叡军司马。苻叡战败被杀，姚苌派他的长史赵都去向苻坚请罪。苻坚在盛怒之下把赵都杀了。姚苌畏罪，逃奔渭北，遂至马牧。西州豪族拥护他，共推姚苌为盟主。姚苌遂于384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大秦天王，反前秦，独立发展。

在苻坚和慕容泓、慕容冲紧张战斗时，姚苌即移兵岭北，广收资实。他称要“待秦弊燕去，然后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晋书·姚苌载记》）。后来，姚苌的设想实现了。慕容冲所率鲜卑人攻入长安，旋又放弃长安走关东。姚苌坐取长安。苻坚在长安失落前，走保五将山，为姚苌俘获缢死。公元386年，姚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苻坚虽死，苻秦氏和氐族的势力还在。苻坚族孙苻登，于苻丕死后即皇帝位，率领氏族势力继续和姚苌作战，公元393年，姚苌死，太子姚兴继位。次年，兴征苻登，登兵败被杀，苻氏的势力才被压下去。西燕灭亡时，姚兴取得了河东。后又乘东晋衰乱，出兵潼关，取得了东晋的洛阳。后秦盛时，它的疆域南到汉川，东过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

后燕、后秦，是十六国后期东西方的两个强国。后秦在姚兴时期（394—415），学术文化相当兴盛。姚兴作太子时就与臣下“讲论经籍”（《晋书·姚兴载记上》，下同），作皇帝后，更大兴儒学。“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姚兴给关尉下令说：“诸生咨访道艺，修身厉行，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甚盛。

姚兴提倡佛教。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姚兴时，还翻译了大批佛教经典。在政治上，姚兴申明律令，严惩贪污，打击豪强。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都因贪污伏法。鲜卑族薛勃叛奔岭北。“上郡贰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详于金城。（姚兴）遣姚崇、尹纬讨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营掎之。而租运不继，三军大饥。”纬言于崇曰：“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宜明置刑书，以惩不肃。”遂斩之。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余万。姚兴亲率步骑二万，自往征讨，薛勃惧，弃其众而逃。

姚兴重视农业。灭苻登后，“散其部众，归复农业”。他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姚兴在长安立律学，调集郡县没有职任的令史来学习。学成后，回原郡县。“论决刑狱”。姚兴自己也常常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法律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在刑法酷滥的十六国时期，姚兴对法这样的重视，是很难得的。

418年，姚兴病死，太子泓即位。东晋太尉刘裕乘机进兵，攻下后秦的洛阳。这时，后秦的皇室内部却又出现了争夺权位的尖锐斗争。晋军长驱入关，水陆并进，于417年攻破长安。姚泓出降。后秦亡。后秦建国，凡三十二年。

西秦鲜卑族乞伏国仁所建立。鲜卑族从北方向漠南迁徙时，有一支南出阴山，迁往陇西。这一支里有乞伏、如弗斯、出连、叱卢四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其中，乞伏部落比较强，其首长被推为统主。这支鲜卑部落在陇西一带辗转迁徙，后来居住在苑川水（今甘肃榆中东北）一带。据《水经·河水注》，这一带地方“为龙马之沃土”。王莽末年，马援曾在这里屯田。这支鲜卑人定居在这里，很快发展起来。

前秦强大时，这支鲜卑人被苻坚征服。淝水战后，这支鲜卑人的首长乞伏国仁招集诸部落，众至十余万。他率众脱离了苻坚，于公元385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元建义，史称西秦。

公元388年，国仁死，弟乾归被推继位，改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公元400年，又迁回苑川。后秦姚兴强大时，降于后秦。公元412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这时是西秦最强盛的时候。炽磐灭了南凉，又屡败吐谷浑，还掠夺了契汗部落的牛羊五十余万头。西秦的疆域，西越浩亹（今青海乐都），东抵陇坻（陇山），北距河，南有吐谷浑。428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慕末继位。慕末“刑政酷滥，内外崩离”。430年，连续九个月没有下雨，饥荒严重，民多流亡。乞伏慕末想东趋上邽，归附北魏。他率一万五千户走到南安（郡治在今甘肃陇西东南）的高田谷，遭到夏军的堵击，退保南安城。431年，夏军围攻南安，慕末出降。西秦建国共四十七年。

大夏匈奴族赫连勃勃所建。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在前秦时受苻坚任命，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部，驻屯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西）。淝水战后，刘卫辰势力发展，占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有三万八千人。391年，北魏拓跋珪攻取代来城，杀卫辰子弟宗党五千余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赫连勃勃逃奔后秦。姚兴很赏识他，称他有“济世之才”，命他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给以鲜卑部落二万余落，镇朔方。407年六月，勃勃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有人劝他定都高平（今宁夏固原），但他不愿固守一城，而要以云骑风驰，与姚兴争胜，“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他不断以流动袭击的形式，蚕食后秦的城镇，消灭后秦的有生力量。姚兴遣将齐难伐夏，全军覆没。勃勃俘其将士二万，收其戎马万匹。此后，勃勃多次向后秦进攻，多所斩获。到了后秦灭亡前夕，后秦的岭北（今陕西醴泉九嵕山以北地）镇戍郡县大都为勃勃所占有。418年，勃勃取关中，在长安灞上即皇帝位。大夏盛时的疆域，“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版图虽不如后秦盛时的广大，但军事力量却超过后秦。

勃勃有统一全中国的愿望。413年筑都城于今年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

称统万城，意为“统一天下，尹临万邦”。但他极为残忍，任意杀人，使侍从群臣都人人自危。425年，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

426年，北魏派大将奚斤等率兵五万余，取蒲坂，进据长安，北魏主拓跋焘自率精骑二万，渡河袭统万城，掠得牛马十余万，徙其民一万余家而还。427年，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率军二万攻长安，与魏军相持。魏主拓跋焘征调十万大军，乘虚进攻统万。拓跋焘自率轻骑三万，兼程至统万城下。赫连昌以步骑二万迎战失败，逃往上邽。魏军占领统万城。第二年，魏军进兵上邽，生俘赫连昌。赫连定这时已由长安退到上邽，又由上邽逃平凉，自称夏皇帝。431年，赫连定灭西秦，欲渡河西击北凉，在半渡黄河时遭到吐谷浑袭击，定被俘，夏亡。夏建国，凡二十六年。

后凉和南凉。北凉和西凉后凉和南凉为氐人吕光和鲜卑人秃发乌孤先后建立。

吕光是略阳（郡治在今甘肃天水东北）人。前秦统一中原后，苻坚命吕光率兵七万、骑五千征西域。吕光到达龟兹（今新疆库车），西域三十余国陆续归附。苻坚任命吕光为使持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

淝水战后，吕光以长安危急，全师东归。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发兵五万拒光于酒泉，为光所败。吕光进驻姑臧城。苻坚死，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建元大安。389年，改称三河王。396年，称大凉天王。

公元399年，吕光死，子绍立。光庶长子吕纂杀绍自立，吕光弟子吕隆又杀纂自立。吕纂“游田无度，荒耽酒色”（《晋书·吕纂载记》）。吕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南凉秃发傉檀和北凉沮渠蒙逊屡来侵伐，“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晋书·吕隆载记》）。403年，吕隆向后秦姚兴投降，后凉亡。

南凉秃发乌孤部，是拓跋鲜卑的一支，其“秃发”两字，是“拓跋”的异译。据传，他们与北魏拓跋氏同源。八世祖秃发匹孤率领这支鲜卑拓跋从塞北迁到河西，被称为河西鲜卑。他们活动的地区，“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其中心地区是今甘肃武威东、兰州西，青海西宁市及乐都地区（《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秃发乌孤时期，部众稍盛，“务农桑，脩邻好”。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以都之。公元397年，秃发乌孤称西平王，后又改称武威王，徙于乐都。乌孤时，广收各方人才。史称“四夷之豪隽”，“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杰”，“中州之才令”，“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德其所”。（同上）

乌孤死，弟利鹿孤继位，徙居西平（今青海西宁），改称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有意采用兵农分离制，以汉人为农，鲜卑为兵。《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记载，其将鍮勿崙对利鹿孤说：“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但这种制度似未能实行，或行而未能贯彻。傉檀一次征伐沮渠蒙逊，曾“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这戎夏之兵中的夏，当然是晋人。乞伏炽磐袭乐都时，乐都守军曾拟“聚国人（鲜卑）于内城”，使“晋人距战于外”。可证晋人也是当兵打仗的。

利鹿孤在部族中提倡儒学。建立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以赵诞等为博士祭酒。

利鹿孤死，弟傉檀继位，改称凉王，又迁回乐都。这时，后秦姚兴强大，傉檀向姚兴称臣，姚兴以傉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镇姑臧。据有凉州姑臧，是傉檀的宿愿，达到了目的，傉檀随即和姚兴分裂，自称凉王。

这时北凉沮渠蒙逊和夏主赫连勃勃强大，常出兵侵犯南凉北境，南凉曾先后为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所败。傉檀后又以五万骑伐蒙逊，又大败于穷泉，傉檀只身逃回。傉檀被迫放弃姑臧又迁回乐都，在乐都又三次受到沮渠蒙逊的包围。

南凉连年对外战争，农业失耕，使得“连年不收，上下饥弊”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傉檀带兵去掠夺青海乙弗部。战争是胜利了，掠获牛马羊四十余万头。但都城乐都却为乞伏炽磐乘虚袭破。傉檀后退无路，部众离散，遂奔降西秦。时为414年，南凉亡。南凉建国凡十九年。北凉和西凉是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沮渠蒙逊和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汉族世家李暠所分别建立。《宋书》卷九八《大且渠蒙逊传》载“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依此，“卢水胡”，意谓卢水（今黑河）地区的胡人，没有表明这种胡人的族属。而沮渠既以匈奴的官职为氏，又取羌人酋豪之称，似可信其为匈奴人，而所部群众则有相当数量的羌人。

蒙逊的父亲，为前秦中田护军。蒙逊代父领部曲，以有勇略，多计数，为诸胡所推服。吕光建后凉政权后，蒙逊仍统率旧部，而叔父罗仇任西平太宁。399年春，吕光遣子镇东将军吕纂率罗仇伐西秦乞伏乾归，前军大败。吕光委罪罗仇，杀罗仇。是年四月，蒙逊求归葬罗仇于临松，宗姻诸部曲会葬者万余人。因杀吕光在临松所置官吏，与从兄沮渠男成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段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临池太守，又领张掖太守。蒙逊多次受命征讨，均为段业立了战功。

蒙逊恐以雄武为段业所惮，内不自安，请为西安太守。段业怕他在肘腋之下，会发生重大的变故，也就答应了他。这时，段业以谋叛嫌疑杀了男成。蒙逊就借口为兄报仇，攻下张掖，杀了段业，自称车骑大将军，建号永安。这时是400年五月。敦煌太守李暠也在这一月起兵，自称冠军大将军、西胡校尉、沙州刺史，称庚子元年，与蒙逊相抗。至是，北凉和西凉都先后由后凉分裂出来了①。

①这里所说蒙逊建号永安和李暠称庚子元年，都在公元400年，即晋隆安四年，系据《宋书》卷98，《大且蒙逊传》。近人著书，多以永安元年为公元401年，当是依据《资治通鉴》卷112和《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西凉初建都张掖，后迁都酒泉。西凉的疆域，只有今甘肃的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县，是十六国中“地狭民稀”的一个国。西凉建国后的第十七年，即417年，李暠病死，子李歆继位。420年，西凉为北凉所灭，首尾二十一年。

北凉一直是西凉的一个劲敌，但战争中也互有胜负。420年，沮渠蒙逊声称东伐西秦乞伏炽磐，李歆想乘机偷袭北凉的张掖。实际上，他是上了蒙逊的圈套，在进军途中，西谅军遭到北凉军队的伏击，大败。李歆不肯撤兵，结果是所率步骑三万，全军覆没，李歆战死。跟着就是酒泉失守，西凉亡。北凉初在张掖建都。经过同南凉多次的战争，夺取了姑臧。412年，北凉迁都姑臧。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取得酒泉、敦煌，河西走廊完全为其所占领，北凉全盛时，拥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郡治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金城、西平、乐都等郡地，并且交通西域诸国。433年，蒙逊病死，子牧犍继位。四三九年，北魏主拓跋焘亲率大军伐北凉，包围姑臧。牧犍出降。北凉亡。北凉立国凡四十年。

北凉、西凉所在河西地区，也像淝水战前的前凉一样，是中原人户逃避战乱的一个地区，也是保持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个地区。苻坚时，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徒七千余人”。后来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也有数千户。李暠对这些人作了安置，“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沮渠蒙逊也是汉化相当深的。他们与东晋和后来的刘宋，都有信使往来，并以藩臣自居，在文化上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437年，北凉主沮渠牧键曾遣使至宋，献书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包含《敦煌实录》十卷，《凉书》等地方性历史地理书和《周髀》、《甲寅元历》等算学、历法等方面著作。牧犍又向宋求晋赵起居注等书。

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灭亡的一个。此后，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第七节 东晋的衰亡

淝水战后东晋的政局

淝水战后，东晋乘机收复了一些北方失地。公元384年正月，鹰扬将军刘牢之攻取秦之谯城。后上庸太守郭宝等又攻取秦之魏兴、上庸、新城、成固等地。八月，晋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帅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走，谢玄进据彭城（今江苏徐州）。九月，谢玄使彭城内史刘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张崇。张崇弃鄄城奔燕。牢之据鄄城，河南城堡皆来归附。十月，谢玄遣淮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军至琅邪，苻朗降。谢玄又遣刘牢之等攻占碻磝（今北东东阿），济阳太守郭满攻占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晋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遂克黎阳。谢玄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东晋朝廷以谢玄数月之间连克秦之徐、兖、青、司、豫诸州，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385年正月，刘牢之进驻枋头，并曾一度进至邺城。三月，荥阳人郑燮以郡降晋。四月，蜀郡太守任权攻占成都，斩秦益州刺史李丕，东晋复取益州，以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公元386年，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进驻洛阳，保卫晋的祖陵。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晏谦攻下弘农。这是东晋疆域最大的时候。

淝水战后，谢安功劳大，进位太保。谢安是想尽力协调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淝水战后一年，公元384年二月，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死，东晋朝廷拟以谢玄为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怕桓氏会因失官怨望，乃以恒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使桓氏仍掌握长江上游军政大权，保持住荆扬势力的平衡。谢安这样作，缓解了桓、谢两大家族的矛盾，却未缓解谢家和皇室间的矛盾。谢安功名既盛，孝武帝和他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猜忌谢安。为了避开矛盾，谢安自请出镇广陵之步丘，屯驻在新建的新城里。太元十年（385）八月，谢安死，晋朝廷以司徒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自此，道子继谢安掌权。

谢安执政时期，东晋政治上是安定的，谢安在门阀大族间执行平衡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在他执政时期，社会凋弊，百姓受侵削而流亡的现象，仍很严重。淝水战后，刘波上疏指出：“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371—372）以来，十分去三。”（《晋书·刘隗传附孙波传》）。

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政治更加腐败。前秦瓦解，北方分崩离析，东晋统治者却只是苟安江南，并无统一中国的大志。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一君一相，酣歌为务，官以贿迁，政刑谬乱。道子又好作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腐败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道子信佛，用度奢侈，民不堪命。当时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晋书·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对于道子的昏庸腐败和抓权，孝武帝也不满意了，他遂以王恭为兖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恂为尚书仆射，以张大皇室而潜制道子。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摄政。道子委任王国宝、王绪，以对抗王恭、殷仲堪等。道子先以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后又任他为左仆射、领选举、加后将军、丹扬尹，领东宫兵。

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以讨王国宝为名起兵。道子无奈，诛王国宝。王恭退兵还京口。

道子诛了王国宝，更任用宗室司马尚之、休之兄弟，企图削弱地方势力。道子为防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就任儿子元显为征虏将军，并帅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

司马尚之“以藩伯强盛，宰相权弱”，劝道子“宜多树置以自卫”（《晋书·王恭传》）。道子便以王愉为江州刺史，并割豫州四郡使王愉为督。王愉为王国宝之兄，道子的同党。豫州刺史庚楷大怒，派人对王恭说：“尚之兄弟，复秉机权，欲假朝威削弱方镇，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除之。”王恭以为然，又联合殷仲堪、桓玄共同起兵。桓玄为桓温之子，在荆州有很大潜在势力，复已任命为广州刺史，但未赴任，仍住荆州，欲待机夺取荆州。殷仲堪、桓玄共推王恭为盟主。王恭所依靠的是北府兵，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并不同意王恭二次起兵。

道子得悉王恭、殷仲堪、桓玄起兵的消息，忧俱不知所措，儿子元显却颇沉得住气。道子便以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领兵讨伐王恭。元显使人劝说刘牢之归顺朝廷，许事成后即以王恭的位号授他。王恭出身于东晋第一号门阀，他虽依靠刘牢之，却又以牢之门第低微而轻视之，因使刘牢之深怀怨恨。刘牢之遂背叛王恭，投附元显。王恭兵败被俘，送建康斩首。

杨佺期、桓玄的兵到建康城外，殷仲堪至芜湖。刘牢之帅北府兵入京师，军于新亭。道子接受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用计拆散桓、杨、殷的联合。未经战斗，桓、杨、殷便撤军回荆州。三人之间名义上还维持同盟关系，内心已是互相猜疑。

荆州兵退后，元显便谋篡道子之权。道子有病，又每日酣饮，无日不醉。元显使朗廷免除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为扬州刺史。道子酒醒后才知道，但已无可奈何。

元显性苛刻，生杀任意，刚愎自用，不听别人意见。他想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兵源不足，于是就“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晋书·简文三王，会稽王道子传》）。按晋朝制度，“客皆注家籍”，是主人的依附民。奴免为客，身份地位有提高，但仍属于主人，不能离开主人。发奴免为客者号曰乐属，乃是把私家的依附民收归朝廷，却还美其名是“乐属”，说他们乐于从属官府。客的主人失掉了客，不满意。客都已成家立业，令要移置京师，当然也不满意。元显此举，损害了以客为主要劳动力的地主们的利益，也失掉了客这一阶层的支持。上游荆、江等州已非元显所有，今又失掉扬州东土的人心。元显的这一措施，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成为孙恩起义的导火线。

孙恩起义孙恩，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死，孙泰传其术，借传教组织群众。“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集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晋书·孙恩传》）。道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个儿子。泰兄子孙恩逃亡海外。

安帝隆安三年（399）十月，元显征发免奴为客者兵役，引起了三吴的骚乱。孙恩乘机自海上回来，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环、吴兴丘■、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被杀。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隐、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等，纷纷弃城出奔。三吴地区，是门阀地主集中的地区。此次那些被杀和逃亡的地方官，大多是谢、顾、张、孔等族的人。

孙恩占有会稽后，自称征东将军。东晋朝廷以元显领中车将军，以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领兵镇压孙恩起义。刘牢之也领兵协助谢琰作战。

隆安三年十二月（400年初），谢琰攻杀义兴许允之，破吴兴丘尪。谢琰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派司马高素领兵协助刘牢之向浙江（今钱塘江）推进。孙恩战败，率男女二十多万人退入海岛。刘牢之的军队到处掳掠，弄得“郡县城中无复人迹”（《资治通鉴》卷——一，晋安帝隆安三年）。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再次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登陆，入余姚，破上虞。战争互有胜败。后孙恩攻克邢浦，乘胜径进，至会稽。会稽太守谢琰骄傲轻敌，孙恩兵到，他还未吃饭，便夸口说“当灭此贼而后食”。双方一交战，谢琰及二子均被斩杀。

冬十一月，东晋派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兵击孙恩。孙恩败，撤回海岛。

隆安五年（401）二月，孙恩出浃口，攻句章，为刘牢之所败，复走入海。三月，孙恩北趣海盐，为刘裕所败，转趣沪渎（今上海）。五月，取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孙恩浮海溯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这时，孙恩有战士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京师建康大震。东晋朝廷赶忙调集各地军队入卫京师。孙恩知建康有备，遂北走郁州（今江苏连云港），遣别将攻入广陵。孙恩军为刘裕所败，死伤甚多，军力大减。至沪渎，又为刘裕所败，遂又退入海岛。

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几年战争，起义军损失惨重，这次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了。孙恩进攻临海失败，知大势已去，便与部下一起投水而死。

桓玄的篡位在孙恩农民起义期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异常激烈，这主要是围绕着桓玄的夺权、篡位活动而展开的。

公元398年，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以讨司马尚之为名，进兵建业。后因王恭被杀，退回荆州。后来，桓玄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东晋朝廷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和扬、豫八郡诸军事，兼任荆、江两州刺史。桓玄又以兄桓伟为雍州刺史，从子振为淮南太守，朝廷也只好依他。这样一来，桓玄所控制的地区，以荆州为基础，西起梁（今陕西省南部），益（四川），宁（云南），东抵建业近郊。

但桓玄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作皇帝。他写信给元显，指责朝政日坏，在朝君子不敢说话，致酿成孙恩之祸。元显看了信，非常害怕。谋士对他说，桓玄刚占据荆州，人情未附，应乘此时机，进军讨伐。元显决定发兵征桓玄，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自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

桓玄听得元显发兵，一面发檄文数说元显罪状，一面挥师东下，直指建康。历阳一战，俘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司马休之败逃。

元显所依靠的是北府将领刘牢之，但刘牢之率军投降了桓玄。元显不战而溃，被俘。桓玄入建业，杀元显。公元403年，桓玄废晋帝，自为皇帝，国号楚。

桓玄对于东晋腐败政治是想加整顿的。据《宋书·武帝纪》记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桓玄作皇帝没有几个月，就失败了。

北府兵是一支较强的军事力量，桓玄代晋后，对北府兵一直心存疑虑。

当时北府兵最高的将领是刘牢之。刘牢之先是背叛王恭投降元显，后又背叛元显投降桓玄，桓玄对刘牢之不信任，对北府兵也存有戒心。桓玄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北府兵中有影响的人物。他先借故杀了刘牢之，后又杀北府诸将。《晋书·桓玄传》记载：“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刘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

桓玄对北府兵的疑惧并非是无端的猜测，北府兵确实足以构成对桓玄的威胁，日后，桓玄果然败于北府兵将领刘裕之手。刘裕在镇压孙恩起义中有勇有谋，已日露头角。桓玄对刘裕的军事才能是很赏识的，评价很高。但，因之也颇有疑忌。桓玄篡位前，他的从兄卫将军桓谦与刘裕密谈，探听刘裕的口气。刘裕说：“楚王（桓玄），宣武（桓温）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宋书·武帝纪》）桓谦高兴地说：“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桓玄篡位后，刘裕随徐、兖州刺史桓脩入朝。桓玄对王谧说：“刘裕风骨不桓，盖人杰也。”桓玄的皇后刘氏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桓玄说：“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参看《宋书·武帝纪》）这些都反映桓玄对刘裕又疑忌又赞赏的情绪。刘裕以劝进的手段和伪装的忠心取得桓玄的信任，但同时他却在京口和北府旧人刘道规、刘毅、孟昹、何无忌、诸葛长民等密谋推翻桓玄了。

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在京口，刘毅在广陵，同日起兵。刘裕杀徐、兖二州刺史桓脩。刘毅杀青州刺史桓弘，领兵渡江至京口与刘裕军会合。众人共推刘裕为盟主，统众向建康进发。

桓玄听得刘裕等起兵，甚为震惊。如何对付，可以有两条战略安排。一是出兵东下迎战，一是在建康待敌。桓谦等主张前者，桓玄主张后者。桓玄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百我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复舟山（今南京市东北）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宋书·武帝纪上》）桓玄虽这样决策，但因桓谦力争，遂一面以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复舟山西，桓谦屯复舟山东北，一面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率兵东向迎敌。

刘裕和吴甫之、皇甫敷的军队在江乘（今江苏龙潭）相遇。刘裕手执长刀，大呼冲阵，众皆披靡、裕手起刀落，斩吴甫之于军前。刘裕军进至罗落桥，又大败皇甫敷军，斩皇甫敷。吴、皇甫，皆桓玄之骁将。两将死，桓玄大惧。

刘裕军进至复舟山东。桓谦的兵，多北府旧兵，素畏刘裕，闻刘裕到，没有斗志，刘裕与刘毅分兵为数队，进突桓谦阵。刘裕身先士卒，将士皆殊死战，呼声动天地，无不以一当百。桓谦军大溃。

桓玄知桓谦等大军败绩，遂仓惶离开建康逃回荆州，收集战士，得二万多人，楼船、器械甚盛，遂又帅军东下，与刘裕大战于峥嵘洲（今湖北黄冈附近）。此战桓玄败北，被杀。桓家在上游荆州等地是有基础的，桓玄虽死，桓谦和桓玄从子桓振等在荆州继续抗击刘裕，有一年左右，才最后被消灭，桓玄退回荆州时，是带着东晋安帝一起走的。安帝是个白痴，又被刘裕迎回去，复了皇位。东晋军政大权，遂落入刘裕之手。

刘裕的专权和东晋的灭亡义熙五年（409），刘裕因南燕对边境的不断骚扰，率军北伐。四月，刘裕自建康出发，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留下船舰辎重，自陆路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所过之处，皆筑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断其后路。

刘裕率大军过了大岘山天险，见燕兵没有防备，大喜过望，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敌虏已入吾掌中”（《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这一战役，是两军的主力决战。南燕几乎全军覆没，南燕主慕容超只身逃回广固。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南燕王公以下被杀者三千人，家口投入者万余。南燕亡。

正当刘裕进兵南燕、围困广固的时候，孙恩的余部卢循、徐道覆想乘机袭取建康。徐道覆是卢循的姐夫。在孙恩失败后，卢循为了保存实力，接受了东晋任命的广州刺史官职，在广州住了五年零四个月。

410年二月，卢循与徐道覆分两路出兵。卢循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市西）攻长沙，走现今湖南一线，这是西线。徐道覆出南康、庐陵、豫章，走今江西一线，这是东线。

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浔阳迎击徐道覆。两军战于豫章。何无忌大败，战死。刘裕闻讯，慌忙班师南归，自己只带几十个人，于四月间赶回建康。卢、徐合兵，沿江顺流而下，与刘毅的军队遇于桑洛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毅军大败，辎重所弃，堆积如山。建康人心惶惶，有人主张过江暂避。卢、徐顿兵建康城下两个月，师老兵疲，给养困难，只好南撤，退守寻阳。此后，卢循、徐道覆与刘裕屡战不利，决计退军先取荆州，又为刘裕所败，遂退回广州。徐道覆退保始兴，因险自守。411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徐道覆被杀。三月，卢循率部到广州，广州城已为刘裕从海路登陆的军队所攻取。卢循转战奔交州，兵败投水而死。自399年孙恩起义至411年四月卢循的失败，这次农民战争前后持续了十一年零五个月。

灭了南燕，又灭了卢循、徐道覆，刘裕开始整顿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东晋的政治社会问题，主要是门阀和豪强的土地兼并和对于劳动力的强占，致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散不得温饱。刘裕的整顿，矛头也必然指向门阀和豪强。《宋书·武帝纪》记载：“公既作棘，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诛虞亮，是在义熙七年（411）。虞亮是门阀大族中以身试法之第一人。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门阀士族的仕进之途。“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宋书·武帝纪》）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

义熙八年（412）十一月，刘裕在江陵消灭刘毅的反对势力后，即下书整顿荆州、江州户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敛，规定：“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屯田、池塞，诸非军团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之，依旧兵运。原五岁刑以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宋书·武帝纪中》，下同）

东晋以来，山湖川泽多为门阀和豪强霸占。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们纳税。公元413年，刘裕下令禁断这些人封固山泽。据《宋书·武帝纪》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同年，刘裕规定实行土断法。他对桓温在兴宁二年（324）月庚戌颁布的土断法是很推崇的。他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他请求“准庚戌土断之科”。

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实行过多次土断，成效显著的是桓温和刘裕这两次。刘裕这次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在整顿内政的同时，刘裕继续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

益州自义熙元年（405），即为谯纵所割据。那年，桓振在荆州作乱，益州刺史毛璩派蜀兵东下讨桓振。蜀人不乐远征，群推谯纵为主，攻陷成都，杀毛璩。谯纵自称成都王。义熙八年十二月（为413年初），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众伐蜀。次年（413）五月，朱龄石至成都。谯纵逃出，自缢死。蜀平。

公元416年，后秦主姚兴死，子姚泓即位。姚氏兄弟子侄间展开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刘裕乘此机会，于八月间自建康发兵，北征姚泓。晋兵分五路出征，龙骤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兵自淮、淝向许、洛；一路趋阳城；一路趋武关；一路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一路自巨野入河。

晋军所向皆捷。

417年七月，晋军自河入渭攻长安。大破长安守军。后秦主姚泓兵败出降。后秦亡。

九月，刘裕到长安，杀了后秦投降的王公大臣，把姚泓送到建康，斩首示众。

取得了关中，刘裕的声望是树立起来了，这为他的篡位奠定了基础。但保住关中却是不易的。夏和北魏都在那里窥伺着，等待机会夺取关中，而让刘裕先夺取关中，是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在刘裕取关中之前，夏主赫连勃勃就说：“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若拾芥耳。”（《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崔浩对北魏主拓跋嗣的话，也持这种看法，他说：“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安帝义熙十三年）

刘裕有一得力大臣叫刘穆之。刘裕领兵北伐，刘穆之留守建康，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史称其“决断如流，事无雍滞”（《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刘穆之病死。刘裕一怕朝中有变，二来他本无久留关中之心，于是便匆匆南返。他以十二岁的儿子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镇守长安。留下为争功而不和的王镇恶、沈田子等人辅佐义真。沈田子对刘裕说：“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刘裕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害，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又私对田子说：“锺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刘裕东返后，夏主赫连勃勃即向长安进兵。沈田子忌恨王镇恶，诬镇恶谋反，把他杀害。义真的长史王脩，以擅杀之罪杀田子。义真年少，用度无节，王脩常加以裁俭。义真不高兴。有人乘机陷害王脩，说王镇恶本是谋反，沈田子把他杀了，王脩杀田子是自己在谋反。义真信以为真，又把王脩杀了。夏主赫连勃勃得知长安政局的混乱，即迅速攻占长安附近的咸阳。义真在长安呆不住了，纵兵掠夺，多载宝货妇女，撤离长安。勃勃派兵追杀。义真大败，藏匿草中，只身逃回建康。刚刚收复的关中，又失掉了。十二岁的义真，回建康后只是降职处分，作了建威将军、司州刺史。

附：西晋世系表东晋世系表十六国简表刘裕回建康后，于公元420年废晋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历史上以这一年为南北朝开始的年代。这时，北魏已不断强大，但北方尚存在西凉、北凉、北燕、西秦和大夏。一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才在全中国境内正式形成。

十六国简表国名创建者建立年代民族亡于何国成——汉李特——李雄304氐巴347年亡于东晋西晋未年建立的两国汉——前赵刘渊——刘曜304匈奴329年亡于后赵国名创建者建立年代民族亡于何国后赵│石勒319羯350年亡于冉魏前燕慕容皝337鲜卑370年亡于前秦前凉张茂320汉376年亡于前秦东晋初年建立的四国前秦苻健351氐394年亡于西秦后秦姚苌384羌417年亡于东晋后燕慕容垂384鲜卑409年亡于北燕西秦乞伏国仁385鲜卑431年亡于夏后凉吕光385氐403年亡于后秦北凉沮渠蒙逊401匈奴439年亡于北魏南凉秃发乌孤397鲜卑414年亡于西秦南燕慕客德398鲜卑410年亡于东晋西凉李暠400汉421年亡于北凉夏赫连勃勃407匈奴431年亡于吐谷浑淝水战后建立的十国北燕冯跋409汉436年亡于北魏

第三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一节 北魏建国的历程

拓跋氏是鲜卑族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构成单位。拓跋氏建立魏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的。

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氏历史的序幕是从拓跋毛开始的。他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关于这时期拓跋氏的历史，我们知道的很少，所谓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大约都是一个氏族部落联盟中的氏族部落。

拓跋毛后，五传到了拓跋推寅时候，正值东汉初年，拓跋氏开始从原来的居地向南移动。“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七传到了拓跋邻，以所在地荒遐，又谋南迁，因年老，传位于子拓跋诘汾，帅部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神兽之说，是拓跋氏早期的神话传说。

拓跋力微和拓跋猗卢。拓跋氏的初步发展拓跋诘汾死，子拓跋力微立。在《魏书·序纪》里，力微被称为始祖，他在位五十八年，活了一百零四岁。在拓跋氏历史上，力微是有贡献的，因此他被称为始祖。

拓跋力微居匈奴故地之前，拓跋氏的原始居地大约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北部一带。《魏书·礼志一》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落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落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室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据《礼志》这条记载看，这石室所在之处，就是拓跋氏族最早活动的地区。1980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发现了这个石室。石室内还保存着北魏世祖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告祭天地时的石刻祝文。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一》所记大体一致，仅个别字句稍有出入①。石室的发现，证实了今年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一带是拓跋氏族的最早居地，正是从这一地区南移居匈奴故地的。

拓跋力微之前，拓跋氏还经历过一次纷乱。《魏书·序纪》记载，“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拓跋氏逐渐发展，力微率领部人“北居长川”（内蒙兴和县一带）。“诸旧部民，咸来归附”。他在位的第二十九年（曹魏齐王芳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拓跋氏与没鹿回部发生矛盾，力微兼并了没鹿回部。于是“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十年后（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年蒙和林格尔北）。这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力微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这说明拓跋力微部落大首长的地位、权力，渐渐突出。

魏晋之际，拓跋力微与汉族朝廷的关系是比较和好的。曹魏末年，他曾①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光明日报》1980年11月派长子沙漠汗去洛阳。沙漠汗在洛阳多年，自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晋武帝时，卫瓘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他一方面挑拨乌桓与拓跋力微间的关系，一方面又挑拨力微与沙漠汗间的关系，致使力微杀了沙漠汗，又使力微与贵族间矛盾，出现“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的局面。这情况，在《晋书·卫瓘传》里有记载：“于时（晋武帝泰始初至太康初）幽并东有乌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乌桓降，而力微以忧死。”

拓跋力微死后十多年，子录官得立。录官分部落为三部，录官自领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今河北沽原东南），东与宇文部为邻；以沙漠汗之长子猗■统一部，后代郡之参合陂北（今山西阳高东北）；以猗■之弟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后录官和猗■先后病死，猗卢遂总摄三部，拓跋氏强大起来。

这时正是西晋末年中原大乱的时候。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请求猗卢援助，以抗击刘渊、石勒。晋怀帝以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并以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地给猗卢。愍帝以猗卢为代王。

从力微到猗卢，拓跋族的历史发展，大体已到氏族社会的末期。这时期，拓跋族对外战争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在这个社会阶段上，掠夺被认为是一种生产形式。

财富的积累，自然促进拓跋部落中交换关系的发展。《水经·河水注》：“皇魏桓帝（猗■）十一年（305），西幸榆林，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皇后行。”《魏书·莫合传》：“莫含，雁门繁峙人也，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猗卢）爱其才器，善待之..常参军国大谋。”莫含，就是个大商。

对外掠夺，加上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氏族部落内部贫富差异的扩大，也促进氏族部落内部阶级的分化。

拓跋力微以后，最高首长——王的权力扩大起来，法律开始萌芽。《魏书·刑法志》载：“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没有法律，没有牢狱，这正是氏族公社时期的情况。但猗卢时期，情况就不同了。猗卢“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国落骚骇”。《魏书·序纪》也说他：“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战之。”这些材料，显著地表明猗卢作为最高首长的权力的提高，已有超越公社首长的权力向王权发展的趋势。为王服务的刑法已初步形成。

鲜卑拓跋族的历史发展，在猗卢晚年受到一次挫折。

拓跋力微时期，与汉人的接触较多，在拓跋部落联盟里也逐渐掺入了一些晋人。猗卢因为帮助刘琨与刘聪作战，从刘琨得到楼烦、马邑、阴馆、繁时、崞五县，这里的汉人虽然大部迁走，但总留下一部分。加上一些汉人对拓跋氏的投靠依附，猗卢治下的汉人逐渐多起来。《魏书·卫操传》说：“始祖（力微）崩后，（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猗■）、穆（猗卢）两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

猗卢以盛乐为北都，在旧大同以南百里，灅水之阳，筑新平城（今山西山阴北），晋人谓之小平城。猗卢使长子六修住小平城，统领南部。南部大约是以晋人为多。这时期，拓跋氏还没有长子继承制，常常是“兄终弟及”和由少子继承。后来，受了汉人长子继承制的影响，猗卢时，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了一场争夺战。六修是猗卢的长子，六修住新平城，统领南部。猗卢没有立六修为继承人，而是立了少子比延。这就和长子六修发生了矛盾，战争在猗卢和六修之间发生了。结果是六修胜利，猗卢为六修所杀。但以南部为基础的六修并没有能够取得北部拓跋部落联盟本族的支持，六修为北部所杀。拓跋族“国内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魏书·卫操传》附《卫雄·姬澹传》）。南部汉人和非拓跋氏的鲜卑其他族人，在卫雄、姬澹的率领下南投刘琨。

拓跋什翼犍与代国的兴亡从猗卢七传到什翼犍（338—376）。什翼犍曾为质于石赵，住在邺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什翼犍时期，拓跋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什翼犍即代王位，称建国元年（338），这是拓跋氏有年号之始。什翼犍建立了百官，分掌众职。《魏书·官氏志》称：“昭成（什翼犍）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不管这些近卫官的名称是否真的已经“多同于晋朝”，但依此记载看，在什翼犍左右已汇集了一批为他服务而又不是氏族部落族长之类的公职人员。这是一批新产生的区别于氏族首长的为“王”服务的新贵。代，至此正式具有国家的规模。

什翼犍时，也正式产生了法律。《魏书·刑罚志》称：“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从这里所记述的刑法的内容来看，其一部分是对氏族传统习惯的肯定，一部分是新法对旧的氏族传统习惯的代替，最重要的是已明确规定对私有财物的保护。

什翼犍时的拓跋族社会虽有较大发展，但仍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外来的人，虽然不是血缘关系，但仍然按氏族部落的方式组织起来。《魏书·官氏志》称，“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正当代国有长足的发展时，前秦迅速强大起来。公元376年，在什翼犍晚年，苻坚灭了拓跋氏的代国，什翼犍的结局，史籍有不同的记载。《晋书·苻坚载记上》称什翼犍被俘至长安，苻坚曾让他到太学学礼；《魏书·序纪》则记载他战败死在云中。看来，《魏书》可能是为尊者讳；《苻坚载记》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拓跋珪与北魏的壮大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以前为苻坚征服的各族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王国。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也乘机恢复了拓跋族的独立。386年，拓跋珪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

鲜卑族所居的地区，原是匈奴故地。匈奴族大部分西迁和南移，但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西迁和南移了，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鲜卑族来了以后，就与这一部分没有迁移的匈奴人融合起来，建立起部落联盟关系，把匈奴部落编入鲜卑部落联盟内，并以婚姻为纽带加强两族的关系。在氏族部落时代，通过征服是仍然可以建立部落联盟关系的。自然在这个联盟中，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的地位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

苻坚进攻什翼犍时，铁弗部首长刘卫辰曾与苻坚合作，向什翼犍进攻。

什翼犍失败后，刘卫辰和另一铁弗族首长刘库仁两部强大起来。苻坚使他们以河为界，分别占有拓跋氏的故地，刘卫辰部居西，刘库仁部居东。

刘卫辰、刘库仁都出自南匈奴。因汉与匈奴和亲，以宗女嫁匈奴单于，故匈奴人多冒姓刘。这两部匈奴又都与拓跋鲜卑联姻。刘库仁母是拓跋郁律（平文帝）之女。什翼犍以宗女嫁给刘库仁，把女儿嫁给刘卫辰。《魏书·铁弗刘虎传》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也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源。八世祖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秃发是拓跋的异译。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称产于被中之说不可信，但这说明鲜卑父胡母的混血种得称为拓跋。这些材料反映鲜卑拓跋部落联盟中，匈奴族和鲜卑族的婚姻关系。

拓跋珪要复兴拓跋氏，首先就要与匈奴族的刘库仁、刘卫辰两个部落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刘库仁接受了拓跋珪的领导，刘卫辰则和拓跋珪展开了斗争。最后卫辰失败被杀，他的儿子勃勃率残部南逃依附后秦姚兴。

拓跋珪恢复了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联盟领导地位后，开始向南北发展。这时期，在拓跋氏北面的是文化上更为落后的高车族和柔然族，在南面的是鲜卑慕容垂所建立的后燕。

拓跋珪击败了高车族。高车是游牧部落，是善战的骑兵。对高车族的征服，增强了拓跋氏的战斗能力。但拓跋氏与柔然的战争却一直不断。

拓跋氏和后燕的关系原来是好的。拓跋珪复国活动的早期，多得慕容垂的支持和援助。公元386年，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派兵护送什翼犍的少子窟咄和拓跋珪争国。拓跋氏原有立少子的习俗，窟咄之来，对拓跋珪构成很大威胁。诸部落都有动摇，引起骚动。拓跋珪的左右也阴谋执珪以应窟咄。拓跋珪惧，北踰阴山，依于贺兰部，派人向慕容垂求救。慕容垂派慕容麟领兵救珪，大败窟咄。公元391年，拓跋珪大破刘卫辰，卫辰死，子屈丐亡奔薛于部，自河以南，诸部皆平，虏获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拓跋珪强大起来了，与后燕的关系也开始由好转坏。拓跋珪对慕容垂渐渐不那么恭顺。公元394年，慕容垂出兵灭西燕。西燕未败前，曾求救于拓跋珪，珪派兵救西燕。拓跋珪与后燕的矛盾，逐步扩大。

公元395年，拓跋珪与后燕公开决裂。这年五月，慕容垂令太子宝等领兵伐魏。拓跋珪把部众和牲畜都迁到河西躲避。燕军到了五原，只得到拓跋主力以外的一些部落三万余家，收■篻田百余万斛，却见不到拓跋珪的主力来决战。十月，塞外严寒，出师五月之久的慕容宝军只得撤兵。十一月间，拓跋珪率领精骑二万余，在叁合陂（今内蒙和林格尔东南杀虎口附近），追上燕军，大败燕军。

公元39环形山年，拓跋珪大军伐燕，步骑四十多万，旌旗二千余里鼓行而进。先攻取了并州然后自井陉趋中山，一战攻下常山，常山以东守宰或逃或降，诸郡县皆附于珪，所不降者唯中山、邺、信都三城。拓跋珪围攻信都。公元397年正月，信都降。经过多次大战，两军都死伤惨重。最后北魏攻克中山和邺。至是，后燕的名城重镇都落入北魏之手。

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晋隆安二年十二月（399年），拓跋珪称帝。

在拓跋珪时期，拓跋氏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制向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转化。

拓跋氏在什翼犍时期，已经开始有俘虏生口的记载。据《魏书·序记》称：公元363年，什翼犍“讨高车，大破之。获生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公元367年，征卫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生口，就是奴隶。他们是人，但是和马牛羊放在一起，按头数计算了。对外征服的胜利，更刺激起奴隶制的发展、在拓跋珪复国以后，文献记载中关于拓跋族掠夺奴隶的事例，就显著地增加起来。

俘虏的奴隶，国主保有大部分，一部分赐给从征将帅和留守的人员。无论从征还是留守的部落大人和扈从们，通过掳掠和赐与都占有奴隶而成为奴隶主。拓跋族贵族奴隶主，各设有“典师”来管理他们的奴隶。《魏书·官氏志》：“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随着对外征服的胜利，疆域的扩大和人口增加，拓跋氏旧的氏族部落联盟组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国主的权力渐而扩大和强化，原未的氏族制的机关逐渐转化为国家权力机关。原为氏族部落联盟军事领袖的拓跋珪和一班氏族贵族也转化成为奴隶主国家的国王和贵族阶级了。

公元399年，拓跋珪伐高车，大破高车三十余部，俘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卫王仪别将三万骑绝漠千余里，破高车七部，俘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万余头。这是一次对高车的大的战争。公元402年，魏与后秦的关系开始恶化。后秦姚平等将步骑四万攻取魏乾壁（今山西襄陵东南）。拓跋珪发骑六万反击。姚平退守柴壁。姚兴亲率大军来援，但屯驻汾水西岸，不敢渡水而东。姚平粮尽援绝，渡汾水不得，将校四十余人及兵士二万余人皆束手就擒。姚兴隔水坐视不敢救。因为听说柔然有侵魏的打算，拓跋珪引兵还。

公元409年冬十月，拓跋珪死，拓跋绍立。绍是珪的庶子。在这以前，太子拓跋嗣因得罪拓跋珪，逃匿在外。这时，拓跋嗣自外还，得群臣的支持，杀绍，即帝位。拓跋嗣在位十四年（409—423），死，子拓跋焘即位。从拓跋珪到拓跋焘，祖孙三代，是北魏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拓跋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先有奴隶制的发展但却急速转入封建社会的时期。

拓跋氏是游牧民族，入塞以前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从拓跋力微开始，逐步向南扩张，到猗卢时已占有内蒙南部和山西北部一大片汉人居住的地区，境内包括一些农业人口，拓跋氏区域年开始有了农业生产。什翼犍时曾讨论定居问题，这反映农业生产对拓跋氏生活的影响。虽然由于反对者力量大，未能商定，但这说明农业生产在拓跋族经济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了。拓跋珪以后，农业生产在拓跋地区的经济生活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公元394年，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秵阳塞（今年蒙古自治区河套北）外”（《魏书·太祖纪》）。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遣子宝攻拓跋珪。“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田百余万斛。”（《资治通鉴》卷108）这反映拓跋珪时，河套地区已是一大片农业区。

拓跋珪击破后燕的战争中，曾迁徙今河北一带的人民到北魏京师附近去从事农业，当时是按人口“计口授田”的。拓跋嗣时期也有过一次“计口授田”。《魏书·太宗纪》载：“永兴五年（公元413年）七月，奚斤等破越勒倍尼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屯田，可能是集体农庄形式的，计口授田则是个体农户了。这些被迁徙的人口，可能已和奴隶有别，他们被称作“新民”，而且还保留着他们的家庭组织，加以他们是计口授田的，他们的身分可能已接近农奴。

推动拓跋氏族奴隶制快速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对外征服中所遇到的是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拓跋氏无法打散汉人的封建社会组织，而以奴隶劳动的方式把汉人组织到自己的社会体内。《魏书·食货志》有一段记载：拓跋焘在开拓领土中，“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所谓各族“各有其性”，因而“不改其俗”，“不易其宜”，就是不改变被征服者的社会组织。

公元420年，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北魏作为南北对抗两大力量中的强者出现，与南朝宋相抗争。

第二节 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

拓跋嗣的南征和宋初的政局

刘裕和他的儿子义隆时期，是刘宋的兴盛时期，也可以说是南朝的兴盛时期。刘裕灭了蜀、后燕和后秦，大有统一全国的势头。但刘裕时期，内部多事。孙恩起事的余留势力卢循、徐道覆还在坚持斗争，反对刘裕的政治势力如刘毅和门阀大族势力还很强大。这些势力，阻止了刘裕雄心壮志的进一步实现。宋文帝时期，这些势力都消灭了。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勃勃雄心，想对北伐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时期的北魏，正是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祖孙三代相继在位时期。

拓跋嗣，即明元帝。拓跋焘即太武帝。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北魏的兴盛时期；其向外发展的强大势头难以扼止。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南北两种势力在疆场相遇了。

在这期间，北魏和宋一方面在战争中决胜负，一方面也在后方进行自我调整，宋大力消灭权臣，拓跋氏则努力进行统一北方的工作。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五月，刘裕死、子义符即帝位。刘裕遗言，以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共同辅政，并对义符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义符作太子时，接近的多是些小人。谢晦就曾对刘裕说“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刘裕问：“庐陵如何，”谢晦回答说：“臣请观焉。”他去看庐陵王义真，回来对刘裕说：“德轻于才，非人主也。”刘裕于是把庐陵王义真派出去，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北魏拓跋嗣听到刘裕死了，乘机出兵。当时关中已被夏赫连勃勃所占，宋北方的边境线，自西往东，有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滑台三重镇。公元422年十月，魏派大将奚斤等帅步骑二万过河驻滑台东，拓跋嗣自领五万人为奚斤后援。十一月，奚斤攻破滑台，乘胜进迫虎牢。次年正月，魏军攻取洛阳。魏军分兵略取兖州、青州各城邑，大镇只虎牢坚守不动。在魏军多次进攻下，虎牢坚守二百多天后，最后也被攻破。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宋失掉司、豫、兖州等地，洛阳、虎牢、滑台皆为魏占。宋只保有兖州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以南和豫州项城（今河南项城东南）以南的地方。拓跋嗣还曾派叔孙建入临淄，所向城邑皆溃，宋青州刺史聚民保东阳城（今山东费县西南）。

公元423年十一月，拓跋嗣死，拓跋焘即位。公元424年，焘改元始光。边疆战争暂时停下来，宋朝廷的内乱就开始了。

宋义符虽然作了皇帝，大权实在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手里。他们想废掉义符，先把庐陵王义真废为庶人，徙居新安。义真是刘裕的次子，如果不废掉他，废了义符就该他作皇帝。谢晦曾在刘裕面前说过义真的坏话，害怕他作了皇帝，对自己不利，所以先废掉他。

公元424年五月，徐羡之等用皇太后的名义废义符为营阳王，迁居吴。

不久，就把他和义真都杀害了。

徐羡之、傅亮等决定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义隆。时义隆为荆州刺史，驻江陵。傅亮率行台百官到江陵去迎接。徐羡之等以荆州是长江上游重地，怕义隆作了皇帝任用别人，遂以录尚书事的命令任领军将军谢晦为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企图一旦有变，可以谢晦为外援。

义隆听得义符、义真被杀，去不去建康作皇帝很是犹豫。他的司马王华、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都劝他去。王华说：“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自容。以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孰肯相让。就怀不轨，势必不行。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贪生过深，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当长驱六辔，以副天人之心。”（《资治通鉴》卷一二○）公元424年八月，义隆到建康，即皇帝位，为宋文帝，改元元嘉。宋文帝先对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五人加官进爵，稳住他们。进而就以亲信王昙首、王华为侍中，昙首领右卫将军，华领骁骑将军。然后又任命到彦之为中领军，委以军政，把京城军权都抓在自己亲信手里。

元嘉三年（426）春，文帝下诏，暴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营阳王、庐陵王之罪。徐羡之逃出城郭、步走在新林（去建康二十里）避入陶灶中自经死。傅亮逃出城外，被追兵收捕。对王弘、檀道济，文帝认为不是主犯，不予追究。主犯之一谢晦眼看祸将临头，便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兵败被处死。至此，宋文帝把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在消除内患、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公元430年，宋文帝决意北伐。

拓跋焘统一北方的活动魏帝拓跋焘继位后，连年兴兵，屡获胜利。当时，北魏的北面，还有柔然这个劲敌。拓跋焘初即位时，公元424年，柔然派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占领了魏建于云中的盛乐宫。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飞驰三天二夜至云中。柔然兵把拓跋焘层层包围了五十余重，拓跋焘镇定自若，指挥作战。魏人射杀柔然可汗的弟弟，柔然惧，遁去。这年年底，拓跋焘又令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击柔然。拓跋焘自己则率军屯驻在柞山。柔然北逃，魏军各路猛追，再次挫败了柔然，公元425年，拓跋焘发五路大军，分别从左、右、东、西、中五个方向汇集到漠南，然后弃去辎重，轻骑越过沙漠进击。柔然毫无准备，惊慌失措，向北边逃去。公元429年，拓跋焘再次领兵出击柔然。柔然西逃，部落四散，窜伏山谷。魏分兵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柔然族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魏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有数百万。又击高车，高车诸部降者数十万落。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三军源，西至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魏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减价。

在西边，拓跋焘又对夏国发动了攻势。夏主赫连勃勃统治十分残酷，人民怨声载道。公元425年，勃勃去世，诸子纷纷争夺王位，政局动荡。拓跋焘想趁此机会击夏，但群臣意见不一。长孙嵩等认为，“乘虚入寇，此危道也。”崔浩却认为“天人相应，不可失也”，主张出战。拓跋焘倾向主战，公元426年，开始击夏。

魏兵分两路攻夏，一路由拓跋焘直接率领攻夏的都城统万（今陕西横山西），一路由奚斤率领攻关中。统万城是赫连勃勃时建筑的。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城极坚固。拓跋焘攻城不下，退回。奚斤一路却长驱直入，克蒲阪，取长安，夏兵退，奔安定（今甘肃镇原南）。公元427年，拓跋焘再攻统万。夏兵大败。赫连昌弃统万奔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魏拓跋焘取得统万。魏军追昌至上邽，一战擒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立为帝，赫连定一度反攻，取得长安。赫连定与魏连战数年。公元431年，赫连定在行军途中受到吐谷浑邀击被擒。夏亡。这样，北魏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剩下的只有东北的北燕和西北方的北凉了。

公元430年，拓跋焘开始向北燕进攻。公元436年，拓跋焘灭北燕。

公元439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征北凉，包围姑藏，这时统治北凉的是沮渠蒙逊的儿子沮渠牧犍。牧犍出降，北凉亡。至此，北魏统一了全部北中国，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宋文帝的北伐在拓跋焘已灭夏，正准备灭北燕、北凉时，宋文帝决意北代，企图收复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土地。

公元430年，宋文帝令右将军到彦之率五万大军，统领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北攻，又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一万跟在他后面，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则将兵三万作为机动部队。并先派殿中将军田奇使于魏。田奇对拓跋焘说，河南原来是宋的领土，被你们侵占了。今我们要收复河南、河北之地。拓跋焘大怒，说：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时，就听说河南是我们的土地了。你休想得到它！你要发兵来抢，我可暂时回避一下。等冬天天寒地冻时，河水冰合时，再把它夺回来。对宋的这次北伐，拓跋焘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是他的得力谋臣汉人崔浩提出来的。崔浩认为对宋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魏书·崔浩传》）。

宋到彦之率部从淮水到泗水，由于水流不畅，一日才行军十里。从四月到七月，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境内），然后溯河西上。拓跋焘以河南四镇（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兵少，命诸军悉收众北渡。于是，碻磝、滑台、洛阳、虎牢的戍兵都撤离了，留下了一座座空城。宋军乘虚而入，到彦之令部将分守诸城，宋军进驻灵昌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前锋直抵潼关。于是，司、兖两州尽为宋军所据。宋军大喜，以为北伐胜利可望。独安北将军王仲德对大家说：“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坠其计。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王仲德的话没有引起宋军重视。

果然，八月间，北魏就转退为进，发起反攻。拓跋焘派冠军将军安颉率领诸军，进攻宋军主力到彦之部。到彦之令裨将吴兴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两方交阵，姚耸夫大败，死伤甚重。接着，拓跋焘又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与丹阳王太毗屯兵大河北岸，防御到彦之北渡。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

魏军从委粟津渡河攻金墉。不久，洛阳、虎牢皆转手，宋诸军相继战败。到彦之想焚舟步行，引军南还。王仲德劝阻说：“洛阳即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势也。今虏去我犹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年必散。当引舟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资治通鉴》卷一二一）这时，军中疾疫流行，无力再战。到彦之引军到历城，焚舟弃甲，步趋彭城。竺灵秀部也丢了须昌，南奔湖陆，又被魏将叔孙建打得大败，死伤五千余人。宋北伐大军全线溃败。

到彦之这次北伐，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殆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宋在人力、财力上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北魏北伐柔然，西伐夏，南御宋，虽取得了胜利，但连年作战，国内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加上水灾，魏国力也有些不支。所以当魏臣上疏请大举伐宋时，拓跋焘没有接受。此后，宋与北魏之间暂时没有大的战事。这种相安对峙的局面，维持了二十多年。宋元嘉之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都是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的君主。司马光评论拓跋焘时说：“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阵，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不可轻费。至于赏赐，皆死事勋绩之家，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命将出师，指授节度，违之者，多致负败，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长，不论本末，所察精敏，下无遁情，赏不违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资治通鉴》卷一二○）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稽古录》卷十四）。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

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宋元嘉之治的小康局面继续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基本上没有对外用兵，处于守势。但宋文帝仍“欲经略中原”。宋朝廷群臣能认清形势者不多，反而纷纷“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漠最是跃跃欲试，想建武功。宋文帝高兴地对侍臣说：“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意思是希望群臣也能仿汉代的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封狼居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拓跋焘的南征。瓜步之役宋还未出击，拓跋焘就抢先一步，于公元450年二月亲自率领十万步骑南征。宋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弃城逃走。北魏军把宋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层层包围。城中宋军不满千人，北魏军昼夜攻城，搭起云梯临城而射，矢如雨下。宋守军以一当百，杀伤敌人以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双方相持四十二天之久，北魏军始终无法攻入，只好解围而去。

北魏另一路大军由永昌王拓跋仁率领，北屯汝阳。宋文帝令镇守彭城的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备三日粮，袭击北魏军。刘骏征发境内马，得一千五百多匹，分为五军，直趋汝阳。北魏军只预计到宋的救兵从寿阳来，对彭城方向的守军掉以轻心。宋军突然逼向汝阳，杀北魏军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军大败，慌忙东走。然魏军探听到宋军后无援军，便引军突然反扑。宋军战败，士卒得生还者仅九百余人，战马只剩下四百多匹。

四月间，北魏拓跋焘率军北还。回到平城后，拓跋焘给宋文帝书声称：“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北输之；摄守南渡，当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帐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彼往日北通蠕蠕，西连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下同）魏军虽退，但一场更大的南攻已在酝酿之中。宋文帝对此估计不足，不思如何防御，反而想马上兴师北伐，建立奇功。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宋文帝立即反驳道：“北方苦虏虐政，义徒并起。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也进谏：“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曾二次出师北伐，皆无功而还，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沈庆之所言确是明智之见，当时形势对宋极为不利，宋的当务之急不是出击，而是防守。但宋文帝对敌我力量估计错误，固执己见，对沈庆之的忠言逆耳，反而说：“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途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宋文帝盲目自信，低估了对方的力量，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七月，宋文帝下诏北伐。由于财力不足，国内上起王公、妃子，下到民间百姓，都要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因为兵力不足，在青、冀、徐、豫，二兖六州全境征兵。符到之日，十日内就须整装上略，民间丁壮皆被征发，田间劳作就多剩下妇女老人了。

宋军精锐倾国出动，东西并举，一时声势浩大。宋军攻占碻磝，使沈庆之守碻磝，王玄谟进围滑台，柳元景等将兵出弘农，大军进迫虎牢。拓跋焘率兵救滑台。双方展开了激战。

王玄谟所率部“士众甚盛，器械精严”，但他“贪愎好杀”，在实战中也缺乏指挥才能，打得很被动。他派钟离太守垣护之以百柯为前锋，占据了石济（位于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处），这本来可以乘胜进攻，但王玄谟却命令垣部按兵不动。垣护之闻魏兵将至，派人急驰劝王玄谟马上进攻滑台。王玄谟不加理睬。不久，拓跋焘率大军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天动地。王玄谟惧而退走。魏兵追击，宋兵死者万余人，散亡殆尽，委弃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撤退之速，竟来不及把消息告垣护之。魏军以缴获王玄谟的战舰，用铁锁连成三层，横在河上，想断绝垣护之的退路。垣军顺流而下，每到铁锁处，就令兵士用长柯斧砍断，终于得以突围。

宋军的其余各部作战，也连连失利。只有柳元景部打得很顽强，连克卢氏、弘农、陕县，占领了潼关，直逼关中。但孤军深入作战，最后不得不撤退。

魏军开始由防御转向进攻。拓跋焘命令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尚书长孙真趋马头，楚王建趋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拓跋焘自己则从东平趋邹山。

宋军弃甲南逃，魏军穷迫不舍。魏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凉王那出山阳，永昌王仁出横江，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宋沿途城邑守军望风披靡，魏军很快就直达淮上。宋京城建康处在危急之中。

宋文帝派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急救彭城，但行到盱眙时，魏军已过淮。

臧质令宂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建营东山，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前浦，臧质自己扎营城南。围绕盱眙，形成鼎足之势。在魏军猛攻之下，胡崇之、臧澄之、毛熙柞三营皆败北。臧质按兵不敢动。夜里，质军亦溃。质率七百人去盱眙城。拓跋焘攻盱眙不下，留偏师围攻，自己率大军南下。

魏军长驱直入，几乎没受到什么阻挡。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魏军直抵达瓜步（今江苏六合）。魏宋之间进行了著名的瓜步之战。瓜步古时滨临长江，与建康隔江相对。魏军伐苇为筏，坏民庐舍，日夜备战，声言欲渡江直捣建康。建康形势万分危急，内外戒严。百姓纷纷组织护城，王公以下子弟皆被征发。宋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口要塞，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今安徽当涂）至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

事与愿违，力主北伐的宋文帝懊悔不及，对臣下自责：“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而能征擅战的大将檀道济几年前却因猜疑而被他杀掉了。檀道济死前曾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贸治通鉴》卷一二五）

魏军在宋军严密防备之下，一时无法进攻。魏后方也不稳固，加上远路作战，兵师疲敝，第二年（451）春便解围而去。魏军在后撤中，又几乎没有遇到宋军追堵，魏军过彭城时，江夏王义恭畏惧万分，不敢出击。当时魏军俘虏了宋万余人口，军民混杂，驻扎在离彭城不过十里之遥的安王陂，只要宋军出兵袭击，就有可能救下这批被俘人口。但义恭竟眼睁睁地看着魏军不打，等到宋文帝诏书到，命他出击时，魏军已先闻风声，杀尽俘虏人口遁去。宋军在北伐和瓜步之战中，都打得很被动。这固然是由于双方实力相差较大，宋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北魏，但指挥上，也存在着很大失误。宋文帝“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越趄，莫敢自决”。将帅不能根据具体情况主动灵活指挥作战，打起仗来，是很吃亏的。

瓜步之战，宋受创惨重。经过战乱，宋土一片残破。元嘉之治自此衰落了。

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北魏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魏军在战争中“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但与宋相比，魏的损失就小多了。

这以后，南北两方很少大战，出现南北相对平安的局面。

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①“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濬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濬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濬。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祐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腐败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①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①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 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

南北朝的战与和

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①。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叡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叡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①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槃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

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①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②。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①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腐败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腐败的，好办法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腐败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

第五节 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

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蹂躏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祐：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祐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叡、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並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叡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c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改革风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玉禧传》）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情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百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年安之”（《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历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单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使鲜卑贵族在新的基础上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也使之与一般汉族百姓的矛盾趋向缓和，对于巩因北魏政权，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会经济领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实施，可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得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地主的兼并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为头痛的流民和粮食问题，在均田制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事出空前，也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带来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所掩盖，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几十年后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第四章 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

第一节 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

大起义的历史背景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增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瑰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以六镇起义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之外，又有御夷等镇。大部位于北魏的北方边境，即今内蒙古境内。六镇是北魏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北魏原来一直以平城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当时，六镇将领，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较高贵的，在六镇作兵是光荣的。“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孝明帝时，有一个叫魏兰根的官吏对此情况深表忧虑。他告诉尚书令李崇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他建议北魏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李崇亦深以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闻不问。

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姓）拔陵（名）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卷一四九）。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或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彧大败，朝廷罢了他的官。这时，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亲自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资治通鉴》卷一五○）。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山西忻县），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在起义浪潮冲击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起义，反抗北魏统治，推莫折大提为首领。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向东攻下了歧州（陕西凤翔南），杀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凉州。后来，在黑水（陕西兴平西）为魏将崔延伯、萧室寅战败，退回陇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败萧宝寅于泾州（甘肃镇原），攻占了东秦州（陕西陇县）、北华州（陕西黄陵南西），东下潼关，威胁洛阳。北魏统治者一面调集大军防守，一面收买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以后，这支起义队伍大部集合千万俟丑奴领导之下。公元530年，万俟丑奴在关陇地区为魏将尔朱天光所灭。

魏无法对付破六韩拔陵起义军，便请柔然王阿那瓌前来助战。公元525年，阿那瓌率柔然兵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进击起义军。破六韩拔陵军被击败，部众二十万人降魏。魏将起义军分化瓦解，派往内地冀（河北冀县）、定（河北定县）、瀛（河北献县）三州就食，想就此扑灭起义烈火，然起义军分散到三州后，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又在三州展开了斗争。

胡琛起义军据有高平，声势也很大。胡琛大将万俟丑奴等进攻魏泾州。

这时，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将萧宝寅、崔延伯引兵驻于安定，兵众十二万，铁骑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先以轻骑扰之，不等交战，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骄傲，派兵出击。将战，有起义军数百骑手持降书，请求缓师。崔延伯未及阅视，起义军从东北杀出，与伪降数百骑汇合，腹背夹击。起义军皆轻骑，而魏兵骑步相杂，战久疲乏，被起义军打得惨败，死伤近二万人。崔延伯再次孤军出击起义军，又被起义军打败。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史称：“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资治通鉴》卷一五○）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起义，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玉，怀朔镇人高欢、尉景等皆从之。不久，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地戍兵响应，合众二万，归于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发展，连克幽州、定州。后来，杜洛周为葛荣所杀，这支队伍归入了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

公元526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修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鲜于修礼为内部叛徒杀死，葛荣代统部众，于博野县境（河北博野）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改元广安。葛荣都是北魏末众多起义军力量最强的一部，号称百万之众，占有冀州、定州、瀛州、沧州、殷州五州地。葛荣军南下，前锋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危及洛阳，朝廷大震。公元528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东出滏口，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葛荣被俘，被解到洛阳杀害。

在起义高潮近于平息时，又出现了邢杲起义。这次起义，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悲壮的尾声。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起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后在济南被魏上党王无穆及尔朱兆打败。邢杲牺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是一次鲜卑、羌、氏、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统治的联合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促进了这个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权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实权落到了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尔朱荣手中。

尔朱荣的父亲“家室豪擅，财货丰赢（盈）”，与北魏朝廷关系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魏书·尔朱荣传》）北魏都城迁洛阳后，朝廷亦给他家以特殊照顾，允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积极镇压人民起义，侯景、贺拔岳、高欢等人都先后投靠了他，成为北魏后期一支主要的军事势力。

当时，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权倾天下，与儿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的尔朱荣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魏孝明帝又密令尔朱荣不要来洛阳。胡太后用毒药鸩死孝明帝，立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年方三岁。尔朱荣立长乐王之子修为帝（魏孝庄王），以“入匡朝廷”为名向洛阳进兵，杀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史称河阴之变。经过这一次大屠杀，北魏朝廷实力几乎全部被消灭。尔朱荣尽掌朝政，视孝庄帝为傀儡，引起孝庄帝及朝臣不满。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闻讯轻骑至洛阳，杀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尔朱兆令部将高欢为冀州刺史，统率六镇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葛荣余众，约二十万余，流入并州，穷困无以为生，多次举行反抗，都遭到尔朱部的残酷镇压。公元531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据有冀、殷二州，势力进一步扩大，于公元533年消灭尔朱氏，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受高欢的控制，于公元534年逃出洛阳，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国。高欢立元善见为帝（魏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宇文泰于公元535年杀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都于长安，史称西魏。东、西魏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的手里。北方又进入了分裂时期。

第二节 东、西魏的战争

高欢、宇文泰在东、西魏的掌权在尔朱荣的势力衰亡之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起来，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高欢是汉人，因累世在北方边镇生活，“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上》）。这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边军镇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户，地位更是低贱。高欢家贫，娶妻之后，因妻家财富较丰，才有了一匹马。他从府户升为队主，后又为函使（信使），往来于洛阳至北镇之间递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阳给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让高欢吃肉，高欢便随便地吃起来。麻样认为高欢目无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一次受辱使高欢十分震动。他返回怀朔后，开始倾家产而结宾客。亲戚朋友不理解，问他缘故。他说：我到洛阳，见宿卫羽林把领军张彝的房子烧了，朝廷怕得罪他们竟然不闻不问。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财物岂能守得住？他没有谈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义，高欢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对杜洛周心怀不满，想谋杀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点丧了性命。他又转投葛荣，最后投奔到了尔朱荣的门下。他为取得尔朱荣的信任，向尔朱荣献计，颠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北齐书·神武纪上》）尔朱荣听了十分高兴。从此高欢受到重视，“每参军谋”。有一次，尔朱荣向左右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旁边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儿尔朱兆。尔朱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尔朱兆只可统帅三千骑，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欢。

公元530年，尔朱荣为魏孝庄帝所杀。后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长广王晔为帝，改元建明。高欢被封为平阳郡公。他与尔朱兆之间屡有冲突，但由于势力未丰，故只好忍气吞声与之合作。

当时，葛荣降户二十余万流入并、肆（山西忻县西北一带），为胡人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前后进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被诛杀者将近半数。尔朱兆深以为患，问计于高欢。高欢乘机要求统帅这支降户队伍。从此，高欢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以六镇降户作为自己争夺权位的本钱，与尔朱兆展开了角逐。尔朱兆勇而无谋，远不是高欢的对手。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不久，高欢进洛阳，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大将军、大师，世袭定州刺史。高欢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他专横拔扈，很快与孝武帝发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于公元534年，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立元善见，不过是找到另一个傀儡而已。他居千晋阳，遥控邺地朝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宇文泰，武川镇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人相处，混杂而居，也就鲜卑化了。

破六韩拔陵起义时，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参加，但不久叛变了，杀破六韩拔陵得力将领可孤，降于北魏。后又转而投入鲜于修礼起义军中，在定州被北魏军所败，战死于阵中。宇文泰也曾随父参加过起义，后鲜于修礼被葛荣杀害，他又转投葛荣。宇文泰少有大度，工于心计，虽年仅十八岁，却得到葛荣重视，任以将帅。但他以为葛荣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尔朱荣镇压了河北起义军，葛荣被俘牺牲，宇文泰也为尔朱荣所俘，尔朱荣杀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准备杀他。他向尔朱荣讲了自己的身世，叙说被迫加入起义军的经过，才得免一死。

以后，宇文泰跟从尔朱荣，在镇压北方人民大起义中逐渐显赫起来。公元534年，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遂为宇文泰所据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都长安，史称为西魏。宇文泰为太师、太冢宰，掌握着军政大权。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一度繁荣兴盛的洛阳城，又一次化为灰烬，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小的不计，大的战争就有五次。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都是其中较大的战争。

公元538年，关中地区天灾严重，人至相食。高欢先发制人，于公元537年正月，乘机发动了对西魏的战争。令前锋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令高敖曹率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高欢自己则率军赴蒲坂，造浮桥三座，声言要渡过黄河。蒲坂地于黄河弯曲处，隔河与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宇文泰为了迎战魏军，进抵广阳。面对东魏三路大军夹击的形势，西魏将领都反对舍近袭远，主张分兵迎击。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主张舍其余两路，集中兵力，先消灭窦泰一路。他认为高欢造浮桥准备渡河，无非是虚张声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主力，使窦泰军得以乘虚西入。再者，窦泰常为高欢前锋，屡战屡胜，必有骄心，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高欢就不战自退了。如若先攻蒲坂，高欢扼前，窦泰袭后，那就表里受敌了。宇文泰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了他的从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支持。

宇文泰为了迷惑东魏军，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里则率军东出，日夜兼程，行抵小关。窦泰闻宇文泰军突至，自恃骁勇，赶忙从风陵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选择了牧泽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诱窦泰进入泽中泥淖地重围。窦泰铁骑不得驰突，西魏军万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窦泰自己身上也中数箭，料知无法脱围，自刎而死。

高欢在蒲坂，闻窦泰军败，大恸，几乎晕倒，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只有高敖曹一路进展比较顺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蓝田关进发，高欢恐孤军深入，传令招还。这一战役，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同年，东西魏之间还展开了一次大的战争。

这一次，是新胜的西魏主动出击，宇文泰亲自率领李弼等十二将领，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连克盘豆、恒农两郡，虏俘了东魏陕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余名将士。黄河之北原来归附东魏的诸城也纷纷反叛，归于西魏。高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直趋蒲津（黄河津渡，在山西永济境），令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迎战西魏军。

宇文泰发动的这次战争，是仓促之举。当时西魏境内大饥，虽然新挫东魏军，国力还是虚弱的。宇文泰率领将士不过万人，攻下恒农后，因粮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渡黄河，便匆忙引兵入关。东魏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人连年饥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饥死。宝炬、黑獭，何优不降，愿勿渡河。”（《资治通鉴》卷157）。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不要全军渡河，以免为西魏一举全歼，高欢不听，执意率军从蒲津渡过黄河，直趋西魏腹地。宇文泰连忙派使者前往华州，命华州刺史王罴抵住东魏的进攻。王罴叫宇文泰放心，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果然，高欢见王罴守城坚固，不易攻下，只好转渡洛水，驻扎在许原西边（洛水入渭，许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发各州兵，一时未能召集。他想不顾兵力悬殊，与高欢决一死战。但诸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等高欢西进再观形势。宇文泰坚持要立即出兵决战，他说：“欢奢至长安，则人情大拢。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他连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赶造浮桥，令士兵只携带三日粮，轻骑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诸将商讨对付高欢的战略方案。开府仪同三司李弼建议：敌多我寡，不可与他们正面相抗。离沙苑东边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们可以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命西魏军背水而阵，李弼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边，将士都把武器藏在苇草中，约定闻击鼓声则一跃而起。快日暮了，东魏兵才到。东魏仗着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里。高欢一声令下，个个争先恐后，都想速立战功，队伍不复成列。正在这时，宇文泰一声鼓响，士兵纷纷跃起。

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突入，把东魏军横截成数股，一时杀声震野。此战东魏惨败。

高欢还想收拾残军，再行决战。他派张华原巡视各营，照簿点名，无人答应。张华原急忙国告，“众已散尽，各营皆空了！”高欢还不想撤离，阜城侯斛律金在侧提示：“众心已经离散，宜速还河东为是！”遂命左右牵马来，敦促高欢上马。高欢上马后，仍据鞍不动，斛律金用鞭猛击马背，才向东驰去。到了河滨，忽闻后面人声马沸，料知有追兵到来，只好匆忙急渡，许多将士情急逃生，跃入河中，尽随水漂去。此役，东魏共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件。

宇文泰回师渭南后，令每个将士植柳一株，以纪念和表彰这次武功。

宇文泰沙苑得胜后，又继续向洛阳、蒲坂等地进军。东魏大将侯景在撤军时焚烧浴阳城内外官府和民居，经此兵燹，洛阳城的建筑存留的不过十之二三。接着，梁州、荥阳、广州（洽襄城）都望风归附，河南诸州郡，多半为西魏军所占领。

河桥、邙山之战和玉璧之守公元538年，东魏大行台侯景治兵虎牢，谋收复河南失地。侯景出兵四路，夺还南汾、颍、豫、广四州。侯景会同高敖曹，围攻金墉城（今洛阳东），高欢也率兵前往声援。西魏文帝元宝炬与宇文泰正准备前往洛阳谒园陵，恰巧洛使告急，遂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太子钦守长安，令李弼、达奚武为前锋，自与宇文泰督军援救金墉。

八月，宇文泰到达谷城（今河南新安东），军于瀍水（今洛阳南）。侯景见西魏大军来援，撤围引退。宇文泰率轻骑追至河上。侯景回马布阵，北据河桥，南倚邙山，与宇文泰对仗。两军交锋不久，宇文泰坐骑被侯景射中，狂奔不已。都督李穆紧紧跟护在宇文泰身旁。宇文泰被掀下马，左右皆散，东魏兵马追来。李穆用马鞭抽打宇文泰，骂道：“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你的主子跑到哪里去了，你还在此逗留！”东魏兵听得此言，不怀疑是贵人，遂舍之而过。李穆以马授与宇文泰，与宇文泰逃回营中。

侯景初胜，以为西魏军远去，不会再来。不料西魏大军如潮水般涌至，侯景来不及布阵，就被西魏军打败，士卒溃散，侯景自己也拨马遁逃。只有高敖曹自恃勇敢，与宇文泰鏖战，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单骑投河阳南城。河阳南城守将高永乐与高敖曹有隙，闭城不纳。高敖曹躲在桥下，被西魏追兵杀死。高敖曹是东魏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在东魏武装力量集团中的地位仅次于高欢，是著名的猛将。他是汉人，当时鲜卑人对汉人的态度非常傲慢，但在高敖曹面前却不敢放肆。高欢对部队讲话，总是用鲜卑语；如高敖曹在列，就改用汉语。

河桥之战，东魏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被俘者一万五千余人。高级将领被杀的除高敖曹以外，还有西兖州刺史宋显。

高欢得知高敖曹被杀的消息，如丧肝胆，亲督大军，前往争洛，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那天大雾弥漫，阵线很长，首尾远隔，从早上打到下午，战至数十合，双方犬牙交错，已经分辨不清对方了。西魏左右翼独孤信、赵贵战斗不利，又不知主帅所在，茫无头绪，以为打了败仗，弃军逃跑，后军李虎、念贤等也跟着逃跑。西魏阵线已乱，宇文泰只好放火烧了营寨，留下长孙子彦守金墉，自奉宝炬西归长安。在国撤的途中，宇文泰又攻下了恒农城。

公元543年，东西魏之间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争，史称邙山之战。东魏打胜了的一次。

战争的起因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为高欢之子高澄调戏，高仲密怀恨在心，投降西魏。宇文泰率诸将接应，向河桥南城进围。高欢闻高仲密叛变及宇文泰来犯，亲率十万大军至河北抵御。宇文泰军退居瀍上，令军士驾舟，在上流纵火，想烧毁河桥，阻止高欢军渡河。东魏将领斛律金，派行台郎中张亮，用小船百余艘，拦截敌船，用铁链横河，系以长锁，钉在两岸，使敌船不能靠近，保住了河桥的安全。高欢军过河，占据了邙山有利地形，数日不进，以逸待劳。宇文泰将辎重留在瀍曲，乘夜色，率精锐奔四十里偷袭高欢军，被高欢军侦骑探到，高欢整阵迎战。候至黎明，泰军果到。高欢将领彭乐，不等泰军列阵，便率数千精骑，猛冲过去。泰军大败而逃。高欢军穷迫不舍，追于瀍上，宇文泰弃营再逃。西魏侍中大都督临洮王元束、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巨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等俱被俘，士卒死伤近六万余人。

东魏大将彭乐急追宇文泰，宇文泰对他说：“你非大将军彭乐么？痴男子，试想今日无我，明日岂有你么？何不急速回营，收取金宝？”彭乐闻言，也觉有理，遂放宇文泰逃生。

彭乐回营，有人告发他纵宇文泰。高欢大怒，拔出佩剑，按住彭乐的头，三下三举，终未杀他，说今日饶了你，你要自知从前的错误，效力赎罪。彭乐连声遵令。因为宇文泰还活着，高欢不敢轻易杀死军中骁将。

公元546年，冬十月，高欢围攻玉璧（今山西稷山西南）。玉璧城是西魏大统四年（538）所建，专以防御东魏进攻。高欢早就想拿下，昼夜不息地组织攻城，一面在城南筑起土山，又挖了十条地道。西魏守将韦孝宽坚守不出，并筑起了比土山还高的楼台，居高临下，以防爬城。又挖了长堑，连接东魏的地道，在堑外堆积柴火，在地道上放火，使东魏兵不敢从地道进攻。高欢用攻城丰撞城，韦孝宽就用布做成幔子。攻城车驶向何方，布幔就随之张开，风鼓布幔，使攻城车失去效用。高欢命士兵手执竹竿，上缚松麻，灌油加火，一面焚布，一面烧楼。韦孝宽用长钩钩竿，钩上有刃，割了松麻，竿仍无用。高欢再挖二十条地道，中施梁柱，纵火燃烧，柱折城崩，韦孝宽积木以待，见有崩陷，立即竖栅，高欢军仍不得入，苦攻了五十多天，士卒战死及病亡者约计七万人，尸首埋成一座小山。高欢“智力皆困，因而发疾”，只好解围而去。回到晋阳不久，高欢就病故了，时年五十二岁。

玉璧一战，是南北朝历史上最艰苦的攻城战役。高欢用尽当时所拥有的一切攻城技术，却始终不能破城。这一方面是西魏守将韦孝宽在防守上很有谋略，玉璧城中兵民团结一致；另方面是由于高欢选择冬日攻城，气候寒冷，士兵又缺衣少食，给攻城战造成许多客观的困难。

东西魏之间的战争，持续十余年之久。投入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战斗之惨烈，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战争给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苦。史称：“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诸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

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在公元549年，为争夺长社（今河南长葛），又与西魏发生了六战，但这已是东西魏战争的尾声了。这时，南方梁的小康局面早已破坏，梁朝逐渐走向了衰败，北方对峙中的双方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南朝。

第三节 梁朝的衰亡

梁武帝晚期的腐朽统治

梁朝经过近三十年的小康局面，到梁武帝统治的晚期，各种潜伏的矛盾激化，终于陷入动乱，走向灭亡。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前期还有所建树，到了晚期，对内对外都执行了一系列荒唐而愚蠢的错误政策，由他亲手造成了一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吏统治集团，造成了侯景之乱，还有诸王争夺帝位之乱，使整个长江流域遭受到空前的大破坏。

宋、齐两朝，皇帝采用典签制度控制和监视诸王宗室。使皇帝与诸王之间，由亲属血缘关系变成上下级关系，对地方势力是有所压抑的。梁武帝时，鉴于宋、齐朝的典签权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造成皇室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的情况，为此，梁武帝废除了典签制度。这样一来，诸王不再受制于典签，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抗衡中央，闹出乱子，也不过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梁武帝的一片苦心，后来竟导致了皇室内乱，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

梁武帝还认为，东晋是凭借世族大家的支持和维系，国运才延续到百余年，所以他特别重视恢复和提高世族大家的权利。对皇室子孙、世族大家和公卿大臣，一律加以优待、宽容，甚至放纵。即使他们犯了罪，也不受法律制裁。史书记载梁武帝“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在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淫”（《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也深知这些弊端，但并未加以禁止。

梁武帝对统治集团宽容，可是对人民就不那么宽容了。人民犯了罪，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都要被囚禁，罚作苦工。对于梁武帝推行的“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的政策，普通老百姓是感觉最深切的。有一次，梁武帝到南郊祭天，一个老人挡住御驾，指责皇帝使用的法律，对老百姓太严，对权贵则太宽，这不是长久之计。

梁武帝后期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社会风气浮华奢侈，人民流移逃亡，都极严重。贺琛给武帝上疏指出：“天下户口减落，诚今之急务，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衷削。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今天下宰守，皆尚贪残，罕有廉美者。”（《梁书·贺琛传》）这些中肯的意见，梁武帝根本听不进去。

梁武帝本人虽然生活简朴，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而在所不惜。晚年笃信佛法，特建立同泰寺，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善女）无遮会、无碍会，讲经说佛，说这是做功德事，替老百姓求福。一次讲经就舍银、绢等物二百零一种，值钱一千零九十六万。他曾四次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群臣共出钱四万万才把他赎回来。公元547年，他赎身回宫的那天晚上，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又大兴土木，建筑了比旧塔还高一倍的十二层的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就是这样，梁武帝造就了一个以皇室、世家大族为中心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受到皇帝的宽容，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王食”（《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可是人民却在他们的盘剥下流离失所，以至“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这就是梁朝末年走向动乱和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侯景降梁与侯景之乱梁武帝不仅在对内做了许多蠢事，在对外处理与北魏的关系上，特别是在接纳侯景问题上，更是蠢事不少。

公元514年十月间，北魏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将兵十五万进攻梁益州，另令傅竖眼出巴郡北，羊祉出庾城，奚康生出锦行，甄琛出剑阁，想一举取梁之蜀地，战争互有胜负，魏军无功而还，差不多就在同时，梁武帝听信北魏降人王足的建议，想筑堰，以淮水灌魏寿阳城。梁派去勘测地形的水利工程家都说，淮水附近都是沙土，不坚实，不可筑堰。梁武帝听不进去，在徐、扬两州大发民工及将士二十万人日夜施工，历时二年。公元516年堰成，长九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这样筑起了一条南起浮山（安徽嘉山北淮水边）北至巉石（浮石对岸）的长堰。在筑堰中兵民死亡无数。开始时，北魏颇以堰成而忧，任命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率众十万准备来攻堰，被尚书右仆射李平阻止。他认为不需要发兵进攻，堰一定会自己倒塌的。果然，九月间，淮水暴涨，堰堤冲决，“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资治通鉴》卷一四八）。以上两件事，都是在北魏爆发六镇人民大起义前的一个时期发生的。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双方连年交战，对南边的进攻趋向平缓；而梁朝也开始走向衰落，大规模对北朝的军事行动停止了。但是梁武帝总想寻找时机，对北朝进行攻击。公元547年，东魏大将侯景为高欢之子高澄所逼，求降于梁。梁武帝欣然接纳，并以为北伐的时机来到了。

侯景，北魏怀朔镇人。北魏人民大起义时，他投奔于尔朱荣部下。后来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所杀，他又转投高欢，成为得力将领，受封为洑阳郡公，统兵十万，专制河南。他是在东魏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角色。

侯景自恃功高，对高欢还能信服，而对他的儿子高澄，就不同了。他常跟人谈到看不起高澄的话。有人把这些话传到高澄耳里，高澄深为恼火。高欢一死，高澄立即假借高欢之命，招侯景入朝。侯景自知性命难保，遂以河南降西魏。后又派郎中丁和到建康，请以十三州降梁。梁武帝令群臣议论此事，许多人表示反对，认为侯景反复无常，不可置信。但梁武帝认为纳侯景“则塞北可清”，有助于梁收复失地，甚而对进一步北伐都是难得的机会。他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

梁武帝接纳侯景是出于扩大梁疆域来考虑的。但他缺乏慎重地对待此事，未充分估计到侯景的实际状况，从而造成很严重的失误。

侯景降梁后，梁武帝在公元541年冬，派侄儿萧渊明进攻鼓城，想与侯景互相呼应。萧渊明是一个根本不会打仗的人。据历史记载：“诸将与渊明议军事，渊明不能对，但云‘临时制宜’。”（《资治通鉴》卷一六○）结果梁军被东魏打得大败，萧渊明和几个重要将领胡贵孙、赵伯超都被东魏俘虏，梁死亡士卒数万人。

梁武帝本来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听到前方失败萧渊明被俘的战报，吓得不知所措，只得开始与东魏议和。

侯景在这次梁与东魏交战中，打得很顽强。在涡阳，他只有数千匹马，士卒四万人，而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却有士卒十万人，“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声势十分浩大。侯景命士卒皆被短甲，执短刀，杀入东魏马阵中，专砍马足。东魏军阵线大乱，纷纷坠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被打伤，显州刺史张遵业也被侯景俘虏了。侯景与慕容绍宗相持数月之久，粮食已尽。梁军溃败，不能来救。次年（542）春天，侯景被东魏击败，逃到梁的寿阳。这次战斗，梁的衰弱无能，给了侯景一个很大刺激。

梁武帝频繁地与东魏议和，要求释放萧渊明。东魏见他求和心切，提出以侯景换萧渊明的要求。梁武帝不考虑后果，竟满口答应，早上你们把萧渊明放回，晚上即把侯景的头送去。

侯景知道梁武帝将用他换回萧渊明时，便在寿阳起兵进攻建康，造成梁末一场空前动乱。史称这次动乱为侯景之乱。

侯景知道孤掌难鸣，便与被剥夺太子地位的萧正德暗中勾结，约于事成之后，立萧正德为帝。萧正德对梁武帝一直心怀不满，阴养死士，储米积货，早有图谋。侯景之议，正合他的心意。

公元548年十月，侯景攻下谯州（今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截获，暗中接济侯景渡江。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但建康因数十年未见兵甲，一片惊慌。梁武帝命太子萧纲筹划防务，萧纲把防守宣阳门的任务交给萧正德。萧正德率众于张建桥迎接侯景入宜阳门。十一月，萧正德自称帝，以侯景为丞相。侯景军攻台城（宫城），将台城重重包围。尚书令羊侃率众拼死抵抗。侯景久攻不下，军心涣散。侯景令士兵大肆抢掠民间财物和粮食，胁迫数万民众充当士兵，还招募了大批奴隶为士兵。公元549年，侯景攻入台城，将梁武帝禁闭在台城内的文德殿。梁武帝忧愤交加，膳食断绝，被饿死在文德殿。终年八十六岁。

侯景在攻入建康城后，告诉诸将，要杀个干净，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建康自东晋以来，本是历朝胜地，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南北各四十里，达二十八万多户。至侯景之乱，金银宝饰财物被抢劫一空，宫阙图书文物多被烧毁。又因为交通阻隔，粮食运不进去，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那些士大夫们，个个饿得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颜之推曾这样描述，“梁世士大夫..及侯景之乱，肤肥骨柔，不能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篇》）。南朝士大夫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全城饿死者超过半数。曾经多年繁荣鼎盛的建康，经过这次战乱，几乎荡然无存了。

侯景进攻建康时，梁朝王室荆州刺史湘东王绎，河东王誉，岳阳王■等，发兵讨侯景。梁武帝其他子侄，也表示要前来声援。但他们各拥强兵，相持不战，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都觊觎着皇帝的宝座，并不真心想救朝廷。公元549年，侯景与萧正德发生矛盾。萧正德密召郡阳王范，要他带兵讨侯景。侯景获得消息，杀萧正德，立太子萧纲为帝，是为梁简文帝。公元551年，侯景又废杀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楝为帝。不到三个月，又废萧楝，将他锁在密室里面。这次索性自己当起皇帝来，称汉皇帝。

公元549年，侯景军攻破建康以后，一路向三吴地区进军。梁吴郡、吴兴各有精兵数千，会稽郡有精兵数万，都不敢抵抗。三吴最称富庶，是建康经济的主要来源。侯景军据有三吴，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并掳掠人口，贩卖到北方去当奴隶，致使当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蔽。

公元550年，侯景另一路军破广陵，将被俘的八千人半埋入地，纵兵驰马射杀之。广陵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公元550年，侯景军一路沿长江西进。551年破江州、郢州（湖北汉口），逼近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援，割汉中给西魏。侯景军被萧绎击败，萧绎夺回江州和邱州。公元551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东下。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助王僧辩。王僧辩军从寻阳出发，舳舻数百里。陈霸先从南江（赣水）出溢口，与王僧辩会师于白茅湾（今江西九江北）。

王僧辩军抵芜湖，侯景守将张黑慌忙弃城逃走。侯景闻讯，甚恐，下诏要免萧绎、王僧辩之罪。

侯景部将侯子鉴据守姑孰南州。侯景派兵前往支援，他嘱咐侯子鉴：“西人（萧绎兵从西边来）善水战，勿与争锋..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侯子鉴乃舍舟上岸，闭营不出。王僧辩在芜湖停留近半月，也不出战。侯子鉴很得意，派人告诉侯景，“西师畏吾之强，势将遁矣，不击，且失之。”侯景命侯子鉴准备出击。

王僧辩到了姑孰。侯子鉴率步骑万余人渡南州，在岸上挑战，一面以船载战士在水面进攻。王僧辩命小船全部退走，只留大船停泊于两岸。侯子鉴以为王军要逃跑，争相出击。王僧辩令大船断其归路，击鼓大呼，与侯军战于江中心。侯军大败，士卒赴水死者数千人。侯子鉴仅以身免，只好收集散卒逃回建康。王军乘胜攻占了历阳。这次水战，侯景军受创惨重。侯景听到侯子鉴失败的消息，“大惧，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而起，叹曰：‘误杀乃公’。”（《资治通鉴》卷一六四）。

姑孰成后，王僧辩军向前推进到了张公州，乘着涨潮，进入秦淮河，兵临建康城下。侯景忙令将巨石载入船中，沉入水下，挡住秦淮河入口，然后缘淮作工事，“自石头至于朱雀街，十余里中，楼堞相接”。王僧辩进军到招提寺北（招提寺在石头城北）。侯景率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列阵于西州。陈霸先见侯景兵多，便令诸将分处置兵，又派弓弩手二千横截其后。侯景兵交战不利，向后退时，王僧辩又率大军从旁杀出。侯景大败，逃回建康城。他自知大势已去，使用皮口袋装着两个儿子，挂在马鞍旁，与百余骑向东逃窜。王僧辩令部将率精甲五千骑追侯景。公元552年四月，王僧辩军在松江（吴淞江以南）追上侯景。此时侯景仍有船二百艘，众数千人。侯景将两个儿子推入水中，与心腹数十人乘一船企图逃入东海，被部将羊鲲所杀。至此，历时近四年之久的侯景之乱才告结束。

微弱的后梁侯景死后，梁朝王室子弟之间争夺帝位的内战并未因之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百姓的灾难也更为深重。

公元552年，王僧辩攻克建康后，十一月，萧绎自恃灭侯景有功，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益州刺史武陵王纪，也不甘示弱，在蜀称帝。但由于他势力最小，次年，就被梁元帝萧绎灭掉。益州之地也被西魏宇文泰趁机夺走。萧绎的命运也不佳。公元550年时，他曾与岳阳王萧■打了一仗。萧■被打败，求救于西魏，宁愿作其附庸。公元554年十一月，萧■引西魏兵攻江陵。555年，攻破江陵。梁元帝把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烧毁，然后向西魏军投降，后受尽萧■的侮辱而死。西魏封萧■为梁主，以江陵附近约三百里土地作为梁国封地。公元556年，萧■在江陵称帝，即后梁。后梁辖地只有江陵一州，受西魏和后来的周、隋节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到公元587年，为隋文帝所灭。共历三帝，三十三年。这是后话。

萧绎死后，公元555年二月，王僧辩、陈霸先将其儿子萧方智迎至建康。但恰好此时，北伐中被俘的萧渊明被北齐送还。王僧辩又改立萧渊明为帝，贬萧方智为太子，自己当大司马，左右朝政。陈霸先在破侯景中，与王僧辩有同等功劳，也想左右政局。他对王僧辩擅作主张不满，遂于同年九月，从京口举兵攻建康，杀王僧辩，迫萧渊明退位，改立萧方智，是为梁敬帝。两年后，陈霸先自立为帝，废梁敬帝为江阴王，建立了陈朝。

梁朝共历四代，五十五年而亡。

侯景之乱中，东西魏、北齐趁机吞并了梁的一些领地，梁的某些将领，也纷纷投降北朝，是以梁“州郡大半入魏”。南朝的疆域大大缩小，只有江陵以下的江南，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丧失。直到陈朝统治时，一直都是划江而守。

梁是南朝时间最长的朝代：相对地说，也是南朝比较拥有实力的朝代。

此后的陈朝，无论地域和实力，都大不如梁，北强南弱的形势也更为显著。

第四节 北齐北周间国力的升降和突厥的兴起

东魏、北齐的民族矛盾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高欢创建的东魏，起初在军事、经济、地域范围上，都远远超过宇文泰的西魏。自公元534年，不堪忍受屈辱地位的孝武帝西入关中，高欢事实上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次政治上的失算使他面临两大敌人，一是南朝，一是西魏。尽管他们之中，有强有弱，但都是堪与之匹敌的独立政权。高欢要想在对峙中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成为全中国唯一主宰，就必须强化东魏的统治。但因其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腐败，使原来居于优势的国力转为弱势。

高欢集团是依靠六镇鲜卑贵族，尤其是以怀朔镇鲜卑贵族的支持起家的。因而他认定自己的政权，应该是鲜卑人的政权，这个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鲜卑贵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也争取汉族的门阀世族参与政权，作为政权的第二种支持力量。为此，他自称是渤海汉族高氏的子孙，又把女儿嫁给华阴门阀世族杨愔，想以此提高自己在汉人中的威信。他所引用并授与要职的官吏，如高敖曹、高乾等人，都是汉族门阀世族中人物。他还企图调和当时相当尖锐、紧张的鲜卑与汉人的关系，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他告诫鲜卑人，要懂得怎样使用汉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对饱受鲜卑贵族欺负的汉人，他又换了一副腔调，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高欢的这些方法，并不能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解决当时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

高欢的儿子高澄，在政治上有不同于高欢的看法。公元538年，高澄任吏部尚书后，进行过革新，废除了以论资排辈为晋升标准的年劳之制，这是一种“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资治通鉴》卷一四九）为庸才大开仕途之门的制度。高澄废除了这一制度，开始选拔贤能，注重官吏的才学。“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议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高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依靠汉族势力，为高氏集团代魏作准备。高澄也知道这样会引起鲜卑亲信的不满，但他决意坚持下去。有一次，他故意在满室鲜卑勋贵的注视下，给汉人崔暹让位作揖，以示敬重，借以抬高汉人世族的政治地位。他把崔暹和崔季舒视为心腹，委以重任。这就更加引起一些鲜卑贵族的不满。高澄一死，崔季舒和崔暹就被强加罪名，鞭打受辱，发配边鄙之地。

公元550年，高洋称帝，正式取代东魏静帝元善见，建立了北齐。但这时，鲜卑贵族与汉世族之间的矛盾，还是没有缓和。

高洋时，一批汉族官吏，像杨愔（高欢之婿）、郑子默、燕子献等在朝廷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不能说高洋对他们不器重，但高洋认为自己的政权是鲜卑人的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这部分人的根本利益。尽管他也引用汉人，但是有所提防。汉世族杜弼为人直率，当着高洋的面部敢鄙视鲜卑人，说他们只会骑马坐车。高洋心里就很不痛快，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终于把杜弼杀了。他立汉人李夫人为后，李夫人是汉世族大地主赵郡李氏之女。立她为后，不能说仅仅是出于宠爱而没有政治上的用意。他立李夫人所生的高殷为太子，后又嫌高殷软弱，有汉家气质，没有鲜卑人横刀立马的英雄气概。高洋要高殷杀人，高殷害怕，连砍几刀，还没有割下头来。高洋气得打颤，认为此儿无用，不堪为帝。但他临死前，还是命尚书令杨愔、侍中燕子献等汉族官吏辅佐高殷继位。

高殷继位，意味着具有汉家血统的人统治北齐，这使北齐鲜卑勋贵大为震动，他们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高洋弟弟高演、高湛联合朝廷鲜卑权势人物，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杨愔等人，废了高殷，高演当了皇帝。这是争夺皇位的斗争，但同时也是汉与鲜卑的矛盾。这一点，高欢妻子娄氏就说得很明白，她是坚决反对高殷为帝的，理由是：“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指李夫人）斟酌！”（《北齐书·杨愔传》）

北齐统治的晚期，汉世族在朝中地位更加低下。鲜卑贵族韩凤常常当面骂汉人“狗奴，大不可奈，唯须杀却。”（《北齐书·韩凤传》）高欢时，有人说治河役夫多溺死，要想法解决。鲜卑勋贵刘贵听了说：“一钱汉（汉人的生命只值一文钱），随他死。”汉世族高敖曹听了十分愤怒，拔刀要杀刘贵。高欢只好劝阻，还没有斥责高敖曹。而此时韩凤辱骂汉人，却再也没有人出来表示愤怒了。

东魏、北齐汉世族与鲜卑贵族的矛盾，以及统治者一直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就使东魏、北齐政治上蒙上了阴影，不能像西魏、北周那样争取各方面对自己政权的支持。

东魏、北齐政治的腐败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也不敢打击豪强势力（包括鲜卑和汉族豪强），适当地限制他们的经济扩张，而是采取听之任之，甚至鼓励纵容的态度。

东魏时，官吏贪污，盘剥人民的情况就很严重。豪强纷纷庇荫人口，与政府争夺劳动力，政府利益受到很大损失。所谓：“是时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隋书·食货志》）高欢对此不敢进行制裁。汉世族杜弼不知其中缘故，一个劲地劝高欢采取措施。高欢对他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着急作法网，不相烧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北齐书·杜弼传》）高欢的顾虑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他对这些人的纵容，不但不会使东魏、北齐强盛起来，反而会腐蚀吞没这个政权。对这一点，高欢没有认识到。

北齐后主高纬统治时，北齐政治腐败昏暗到了极点。后主比起高欢、高澄这些前辈来说，无论智力、才能和个人品质都差多了。

齐后主生长深宫，没有统治经验。他宠信乳母陆令萱，陆令萱收养和士开、高阿那肱为养子，与他们结为一伙，权倾朝廷。他们“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杀生予夺，唯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一七二），起初，陆令萱曾推荐汉世族祖珽执政于朝廷。祖珽执政后，政治情况有所好转，史称祖珽“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珽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官号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资治通鉴》卷一七一）但不久就因触犯鲜卑勋贵的利益而被陷害。北齐后主时昙花一现的振兴气象很快化为乌有。直到北齐灭亡，这种腐败政治才算结束。北齐河清三年（564），虽然宣布实行新的均田和赋役制度，但北齐朝廷对大土地兼并已束手无策。从《关东风俗传》的描绘可以看得很明显。“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肥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又说，“露田虽复不听买卖，买卖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通典·食货志·田志》）由此可见，北齐的均田制几乎已名存实亡。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以致流离失所。这当然是北齐政府所不愿意的，但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人民只好用起义的形式来争取生存的权利。从东魏初到北齐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次数是较多的，地区也较广，规模虽然没有达到全国范围，但也常常众至万人。农民起义对北齐的灭亡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东魏、北齐本来国力在当时鼎立三方中，并不居于劣势。从地域上看，它所占据的地区，经过北魏长期经营，经济基础是比较厚实的。当时中原最富庶的农业地区大都在北齐境内，而且还兼有鱼盐之利。仅沧州一地，就有煮盐地一千四百八十四处（见《魏书·食货志》）。它的手工业、制造业，如冶铁、制瓷也很发达。但北齐政府统治下的贪污公行，苛重的赋税，很快摧毁了他的经济实力。东魏、北齐的军事力量是高欢起家的资本，但在后期也已腐败衰弱，失去了在军事上的优势。北齐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西魏、北周转弱为强宇文泰操纵下的西魏，本是当时南北鼎立的三方中所辖之地最小、势力也最弱的一个政权。然而，它最终却由弱变强，灭了北齐。

在宇文泰控制西魏的初期，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魏孝武帝西奔，随从不过左右微臣。北魏朝廷得力之臣多为高欢所用。为了建立巩因的统治集团，宇文泰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方面竭力争取关西世族的支持，另方面则缓和阶级矛盾，争取国内形势的好转，走向繁荣和稳定。宇文泰苦心经营，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措施。经过两代人的努力，这才在夫西立足，并且越来越强大，到北周武帝时，北方的局势就为之一变了。

在西魏初期宇文泰急欲革易内政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献策。其中有苏绰提出来的六条措施：”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捆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这六条，宇文泰都“甚重之，常置诸坐右，又令百官习诵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不会背诵六条的地方官，甚至有丢官的危险。

宇文泰在魏孝文帝之后，再次规定了均田制和赋役制度。为了保证均田制和赋役制的推行，西魏以及后来的北周朝廷是作了一些努力的。北周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了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西魏对农业的恢复发展一直较为重视，他们认识到：“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周书·苏绰传》）因此，宇文泰令官吏励行劝农，对那些能执行命令、奉公清廉的官吏大行奖赏。河北太守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最”，宇文泰给他厚赏，并让他进朝谒见时另立一旁，以示尊贵，朝野为之叹服，称之为“独立君”。而对那些贪官污吏则严惩不殆，宇文泰内兄王超世贪污，就被他处以死刑。朝廷着力劝农及吏治的整顿，对均田制和赋役制的推行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是尽管如此，均田的实际效果远远达不到规定的数量。根据新发现的敦煌石室资料中《郑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斯坦因汉文书第613号）记载，残卷所涉及的三十三户中，只有六户授田达到规定数字；而其余各户授田数量则远远达不到规定标准。这一文件，经中国学者考订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户籍或计帐。它的出土，说明了两点：其一，证实西魏确实行过均田制。其二，证实西魏时期均田制下农民实际授受的土地，还达不到规定数目。然而从残卷中却可见尽管均田户授田不足，但他们是要依照足额授田数目交纳田租、户调的。而且每年还要服二个月的力役。由此可见，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沉重的。但由于西魏朝廷尚能大体上做到“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在赋役上力求均平，规定从守令到正长，都要斟酌得当，以免激化阶级矛盾。所以关陇地区土地兼并要比北齐统治区域速度慢些，程度也小些，均田农民多多少少还能分到一些土地，从事生产。所以西魏北周局势能够平稳下来，使实力逐渐超过北齐。

宇文泰在西魏的改革宇文泰在军事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创立了府兵制。府兵制具体的建置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建于大统三年（537），也有说建于大统八年或大统十六年（542—550），它在中国历史上先后维系了二百多年，直到唐中叶玄宗天宝年间才趋于破坏。这可见府兵制的创立，意义是深远重大的。初创时的府兵制，是仿效鲜卑拓跋早期部落制的一种兵制。早期部落制时期，拓跋氏部落联盟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是战斗员，一部落的成年人都统一在部落酋长的帅领下。宇文泰初创建时的府兵制，就是摹仿这种制度的。它以八拄国统领全部军队，一个柱国就相当于一个部落酋长，“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文帝纪下》）。改从其姓，就是人为的使他们成为一个部落，一个血统。

早期的府兵与农民是分离的。府兵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不属于郡县管辖，即所谓“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卷六十）。

早期府兵制的优点在于：一、一个军事单位有如一个部落，他们的关系有如同姓兄弟，内部团结好、组织好，因之战斗力是强的。所谓“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二、士兵的身分、社会地位提高了部落成员都是自由人。南北朝时期，兵的身分地位是普遍降落了，无论被称作士家、兵家、兵户、营户、府户等等，他们的身分都是依附民。拓跋氏留在北边六镇的士兵身分，就明显地经过这种变化。北魏末的魏兰根曾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因此他建议：“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序，一准其旧。”（《魏书·魏兰根传》）役同厮养和悉免为民，说明他们身分的低下。他们心中不满，终于爆发了六镇起义。府兵制摹仿部落制，使军中上下成为同姓一家，“抚养训导，有如子弟”，兵士身分地位大大提高，从厮养成为子弟。三、府兵的生活待遇提高了，他们当兵以外“无他赋役”；训练有素了，“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

西魏的府兵，最初可能以鲜卑人为主，但西魏鲜卑人不多，六镇起义后的鲜卑人大多留在东魏。

宇文泰起家靠的是以武川镇兵户为骨干组成的军事集团。起初，它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后来逐渐有所发展。孝武帝入关前，宇文泰又创立了十二军，“简诸将以将之”，赵贵、李弼、独孤信等人就是各军将领。这时，十二军仍带有浓厚的部落兵制的色彩。大统九年（543），西魏军已有十万人左右。但邙山一战，西魏军伤亡近六万人。经此惨败，加上关陇地区鲜卑人兵源本来就有限，宇文泰不得不开始用汉人充兵，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文帝纪下》）至此，汉、鲜卑共同组成军事力量，以备防守征讨之事。府兵制的这一演变，使鲜卑骑兵和汉人乡兵结合在一起，也使鲜卑将领和汉族大姓结合在一起。旧六镇军人入关者和当地强宗大族结合组成关陇统治集团。汉人的加入，扩大了府兵制的兵源，改变了府兵主要是鲜卑兵的成分。

府兵制也由原来脱离农业生产的兵农分离制，逐渐走向兵农合一化。但兵农结合的最后完成，是隋唐时才实现的。西魏北周时，只有一点萌芽。由于豪族所领乡兵，实际上也就是农民，他们与早期部落军事组织不同，往往与农业生产结合较密切，但这时的府兵制还没有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兵民还是分别治理的。

府兵制的创立，是西魏北周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它对增强西魏北周军队的战斗能力，对强化朝廷权力，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一个军事单位有如一个部落，使兵士之间如同兄弟相处，利于团结，战斗力也就因此而增强。西魏北周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逐渐超过东魏。

在政治上，宇文泰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深知，要在关西立足，与东魏、南梁争一日之长，就必须培植起自己的支持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必须包括汉族。但汉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一定的民族界限。宇文泰不愿像孝文帝那样，全盘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积极汉化，他把魏末六镇起义看作是鲜卑人对汉化的反抗。但是他也看到，不汉化也是没有出路的。他采取的办法是：军事，鲜卑化；政治，汉化。公元554年，宇文泰宣布孝文帝时改姓元的鲜卑人一律改姓拓跋，然后又将汉人改姓鲜卑姓。如赵贵赐姓乙弗氏，苏绰弟苏桩赐姓贺兰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府兵制中的汉族士兵，也一并跟其汉将改姓。宇文泰想用这种表面上的鲜卑化来平衡西魏政权日益汉化的现实。

宇文泰不仅在军事上依靠汉人，而且在政治上也积极吸引他们参与政权。府兵高级将领中，汉人占了四分之一。帮助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文官如苏绰等也是汉人。宇文泰确信汉人制度有值得仿效之处。他令苏绰、卢辩依周礼改定官制。当然，周礼已年代久远。但正因年代久远，他才可以在周礼的旗号下作适合于自己意愿的变动。他所行官制，有许多已是秦汉制度。他打起周礼的旗号，也还有深一层的意义，这样就是想因此而使自己的政权带有几分古老华夏文化的色彩。改革后的官制，加强了朝廷集权，这对朝廷权力的上升是有好处的。在选拔官吏上，西魏“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因之“其所察举，颇加精慎”（《通典》卷十四《选举典》）。这种唯才是举的方针，对于西魏整个官制的更新，无疑是重要的环节。这比起北齐的佞幸卖官要好得多。由于选官制度的严格，西魏吏治是较为清明的。

励精图治的宇文泰很想给邻近的齐国一点颜色看看。北齐当时虽然弱点已经暴露，但仍处于强盛时期。几次讨伐，西魏都无功而还。而南方的梁朝这时却陷入内乱之中。宇文泰认准时机，对衰败中的梁朝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比北齐占到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550年，乘梁朝内乱，宇文泰派大将杨忠包围了梁的安陆，安陆附近诸城的梁守将，也纷纷投降西魏。从此，“汉东之地尽入于魏”（《资治通鉴》卷一六三）。同年二月，杨忠乘胜到达石城，准备进攻江陵。湘东王萧绎连忙派使臣同杨忠谈判，缔结了出卖国土，称臣于西魏的盟约，规定“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诸同附庸，并送质子”。萧绎之所以如此慷慨，是想借用西魏力量，灭掉与他争夺皇位的哥哥萧纶。西魏乐得从中渔利。不久，西魏果然如约杀了萧纶。到了公元553年，萧绎已经称帝（梁元帝）。这时，他的八弟萧纪也已在蜀称帝，率水军东下，以讨侯景为名，实际上是冲着萧绎而来。萧绎再次求救于西魏。宇文泰高兴地对群臣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他采纳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建议，派他率甲士一万二千人，马万匹，从散关兼行袭蜀，西魏轻易地于当年就拿下了蜀。至此，宇文泰的胃口更大了。公元554年十一月，西魏军攻破江陵，引狼入室的萧绎被杀。西魏获得梁朝数万人口，驱入长安，分赏三军作奴婢。对梁朝的侵犯，使宇文泰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公元556年，宇文泰病死，时年五十二岁。《周书·文帝纪》说他“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能驾驭英豪..性好朴素，不尚虚饰”。虽有过誉之嫌，但基本上勾画出了他的政治品质。宇文泰对西魏和以后北周的强大有突出贡献，他制定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均田、赋役制和强化中央政权，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府兵制，以及注意平衡调节汉和鲜卑两族矛盾的政策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政策的实行，为北周武帝时期的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武帝和北周的强大宇文泰死后，诸子年幼，不能担当大任，政权落在他的侄子宇文护手中。宇文护见宇文氏家族势力已经强大到可以代魏的地步，就迫使西魏恭帝拓跋廓封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周公。公元557年，宇文觉登天子位，废西魏，建立了周朝，史称北周。

同年，宇文护先杀宇文泰的旧臣赵贵、独孤信以及对他独揽北周大权表示不满的人。宇文觉对宇文护专权也越来越反感，便与一些大臣亲信密谋，想除掉宇文护。宇文护察觉后，先发制人，杀宇文觉，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天王。公元559年，宇文毓改称皇帝，是为北周明帝。公元560年，宇文护又杀了周明帝，改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邕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周武帝。

周武帝不同于被杀的两个兄弟，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宇文泰对他一直很器重，曾对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周书·武帝纪上》）周武帝即位之初，不露声色，表面上听凭宇文护摆布，而暗中却积极积蓄实力，终于在公元572年，杀宇文护，夺回政权。他在他父亲励精图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首先值得提出的是释放奴婢。西魏、北周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宇文泰灭南朝萧绎时，将江陵男女数万口没为奴婢。周武帝即位后，于公元565年下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赎为庶人。”公元572年再次下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周书·武帝纪上》）。公元577年灭齐后，即下诏：“自伪武平三年（572）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为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周书·武帝纪下》）同年不久又下诏：“自永熙三年（534）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通过这两个诏书，北齐公元572年以来抄略的奴隶、北周自公元534年平江陵自由民被没作的奴隶和北周在576年十月以前抄略北齐民没为奴隶的，都放免了。只有公元576年十月和齐作战新被俘掠的奴隶未被放免。周武帝这一举动，对于一个鲜卑皇帝来说，是颇为不易的。以战俘为奴是鲜卑长期沿袭的旧例。周武帝释放奴婢，是对祖宗以来旧习惯的改变。这一改变，把公私奴隶解放为良人，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力量，削弱了豪强私家势力。同时，也推动了鲜卑族奴隶制残余向封建化的转变。

周武帝的第二项值得提到的措施，是他开展的灭佛运动。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大量人口遁入佛门，朝廷失去劳动人手和士兵来源。因此，周武帝决心灭佛，“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周释昙积《谏周太祖沙汰僧表》，“太祖”当作“高祖”）。周武帝灭佛是经过长期的准备的。他先允许佛教徒申述教义，让佛、道二教自由争辩。公元574年，他召集百官，宣布儒、佛、道三教，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末。后来才正式下诏灭除佛教，“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武帝纪上》），将寺院财产分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灭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禁齐境内佛教，“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至此，北方佛教几乎湮灭无存。

灭佛的结果，可用周武帝自己的话来概括：“自废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

周武帝对世族和豪族的打击，也很果断。世族大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是南北朝时期普遍的现象，也是使历朝统治者大伤脑筋的一个严重问题。统治者和他们在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上有矛盾，所以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地想打击他们。但打击的程度往往有限，总是缩手缩脚。周武帝规定得很严厉，凡“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周书·武帝纪上》）。这一法令可以说是从北魏孝文帝创置三长以来，对大地主荫护土地人口最严厉的一次法令。

周武帝是主张集权的。他在一次与他的弟弟齐王宪的侍读斐文举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强化君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看法。他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主。”（《周书·齐王宪传》）他认为东汉末以来的封建依附关系和人口的分割极大地削弱了王权，是造成社会长期混乱不治的原因。他主张积极强化君权。而君权的强大，对于全国统一局面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在宇文泰改革府兵制的基础上，周武帝实行了加强军队和君主的关系的措施。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侍官，天子之近臣。改军士为侍官，用以加强军士和皇帝的亲近关系，用以改变过去府兵专属于某一军队统帅的传统，使其直接隶属于君主。这样一来，军队分权的倾向有所改变，皇帝对全国军事劲旅的掌握更为紧密。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与兵士同甘共苦。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步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阵，”故“能得士卒死力”（《周书·武帝纪下》）。

在宇文泰、周武帝两代人的治理下，北周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朝廷统治较为巩固，国力也日益强大。在这些前提下，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开始把目光转向邻国，转向整个鼎峙中的南北双方，欲以完成他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

此时，南方已从梁末大乱中复苏。陈朝尽管辖地最小，但国内形势还能维持小康局面。相反，与北周对峙的北齐却日益走下坡路，正处于“阖境嗷然，不胜其弊”的状态中。因此，周武帝决定与陈朝通好，取得陈的支持，首先灭齐。为麻痹北齐君臣，他听从柱国于翼的建议，暗中蓄锐养精，表面上仍制造假象与齐保持友好关系。

建德四年（575），北周武帝下诏大举伐齐。他亲率六万大军，直指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其余几路进展也很顺利。但围攻中■城（河南孟律东）时，由于城防严密，二十多天都无法攻下。周武帝又转攻金塘，也没有攻下。九月，北齐援军赶到，正好周武帝患了重病，只好全军撤回。

第二年，北周武帝又准备伐齐。他对臣下说，我去年伐齐，因病不得克敌，但却看到了齐军的无能。况且，齐朝廷昏乱，老百姓朝不保夕，生活很苦，这是天给我灭齐的机会。要犹豫不决，就后悔莫及了。他下令，军中有不愿伐齐者，以军法裁处。十月，北周三路大军由周武帝率领，到达晋州，驻扎在汾曲。赵王招率步骑一万人攻打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守汾水关，内史王谊攻平阳城。不久，齐后主高纬从晋阳率军奔救晋州，但还未到达，周武帝先从汾曲赶到晋州城下督战，一举攻下了晋州城，俘虏齐军八千人。十一月，齐后主率军到达平阳（今山西霍县以南），将平阳紧紧包围，昼夜攻打，城墙被毁，仅存数仞。城中周军冲出，两军短兵相接，齐兵稍退。十二月，周武帝率八万人解平阳之围。以后，又经过几次激战，于公元577年，灭了北齐。

周武帝善于指挥，意志很顽强，在灭齐战斗中，几乎每次都亲临阵地指挥。周军纪律也严明。周武帝曾号令全军，进军时不得践踏庄稼，违者斩。这对于北周灭齐，是很重要的原因。

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北方又开始走向统一。

北方的统一，为以后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灭齐后，北周国力达到了立国以来的鼎盛时期。从宇文泰苦心经营关西，到北周武帝灭齐，北周一直处于政治较为清明，君臣励精图治的形势下。周武帝死后，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

突厥的兴起正当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峙时，北方的突厥民族逐渐兴起并趋于强大，这是代替柔然族的新兴民族，对于当时东西对峙的北方两国都有影响，对于此后隋唐时期的历史也有影响。

突厥人原是隶属于柔然人的。五世纪末，柔然逐渐衰落。突厥人大概就在这时开始慢慢地摆脱柔然的束缚，用牲畜和手工业产品（主要是铁制品）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并开始“至塞上市增絮，愿通中国”。公元545年，西魏宇文泰派酒泉胡安诺槃陁出使突厥，突厥对此很高兴，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周书·突厥传》，下同）公元546年，突厥也开始派使者到中原向西魏赠送礼物。就在这期间，突厥打了一次大胜仗，俘虏了五万多落高车人。经过这次大捷，突厥开始走向强盛。突厥向柔然求婚，柔然主阿那璃很生气，说：“尔是我煅奴，何敢发是言也，”突厥主也大怒，杀了柔然的使者，正式与之绝交。突厥主转而向西魏宇文泰求婚。没想到，宇文泰倒同意了。公元551年，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了突厥主土门。公元552年，突厥主土门发兵袭击柔然，大败柔然于怀亡之北。“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妻子为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土门死，他的儿子科罗继位，号称乙息记可汗。科罗死，他的弟弟俟斤即位，是为木杆可汗。从阿史那到科罗，突厥与中原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但到了木杆可汗统治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木杆可汗是个很有雄心的人，他“勇而多知，务于征伐”。这时突厥国力也日趋强盛，为木杆可汗提供了施展宏图的物质基础。他率兵击邓叔子（柔然主），破之。叔子以其余烬奔西魏。他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一系列成功的征伐，使突厥的领土大大扩展。“其他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木杆可汗死后，其弟他钵可汗立。木杆可汗和他钵可汗都有“凌轹中夏之志”。

西魏与突厥通使，起初是有扶植突厥以治柔然想法的。柔然败亡后，西魏与突厥往来更为密切。西魏对突厥“岁给缯絮、锦綵十万段。对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北齐也争相结好于突厥，“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恃其强盛，非常傲慢。有一次，竟对他身边的人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子（北齐、北周）孝顺，何优无物邪！”当时“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厚”。突厥摸透了西魏、北齐的心理，趁机从中周旋。

突厥本来不尚佛教，北齐有一个叫惠琳的僧人，被突厥俘虏。惠琳向他钵宣传佛教教义，并告诉他说，齐国富强，就是因为有佛法。他钵大感兴趣，也在突厥统治的地方建起寺庙，并派使节到北齐，寻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和《十诵律》。他钵“躬自斋戒，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建德二年（574），他钵开始与齐通好，派使献马。与北周的交往则越来越少了。

北齐被北周灭后，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投奔他钵。他钵便拥立高绍义为齐帝，声称要为齐报仇。

公元578年四月，他钵率突厥军攻打幽州。北周柱国刘雄率兵拒战，兵败身死。北周武帝非常气愤，亲自率领北周主力，准备北伐，但不等出发，他就病死了。这一年冬天，他钵又包围了北周的酒泉，大掠而去。北周对它无可奈何。第二年，他钵又要求和亲。北周同意把赵王招的女儿千金公主嫁给他钵，同时提出要交回高绍义。他钵不同意。北周屡次派人前往交涉，他钵才同意送交高绍义。

隋文帝初年，突厥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不和。阿波渐强，电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国都接受他的号令，因而从突厥分裂出来，号西突厥。隋文帝派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进行安抚。对沙钵略，隋文帝也答应给他军事上的援助，阻止阿波可汗对他的侵袭。隋开皇五年（585），沙钵略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玉。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蕃附。”并派子库合真入朝。文帝赐诏书：“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第二年正月，隋颁历于突厥。按照传统，接受颁历等于接受正朔，意味着臣服的意思，突厥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为隋的藩属。

突厥的社会习俗，“被发左袵，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突厥很崇尚武力，崇尚气力，“贱老贵壮”。

大约到木杆可汗时，突厥已有了“官”，“大官有叶护，次特勒，次俟利发，次吐毛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官”实行的是世袭制，大约都是些大大小小的氏族贵族长。突厥社会中也有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者输马；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从这些刑法看，也体现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突厥这时还“无文字，其征发兵马及诸税杂畜，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

以上所叙为突厥早期历史，史料皆见《北史·突厥传》。木杆可汗是六世纪中叶的人物。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到六世纪中叶，突厥族还没有显著发展起来的奴隶制，记载中所说的官，大约还只是些大小氏族贵族首长，他们已是世袭的。所谓刑法，也还只是些氏族部落的习惯。他们已经有了私有财产，习惯法也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从这些情况看来，六世纪中叶的突厥，大约还在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阶段，或正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

第五节 隋代周，灭陈，统一南北

北周的衰落和隋之代周

公元578年，一代英主北周武帝病故，儿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北周武帝死时才三十六岁，正当年富力强，施展宏图之年。他的去世对于北周正在进行中的统一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周宣帝与其父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性好奢侈，胸无大志，却极有阴谋。周武帝死时，他毫无悲怆之状，反而抚摸着自己身上被父亲生前教训时留下的伤痕，气愤地说：“死晚矣！”（《资治通鉴》卷一七三）

周武帝生前，对太子的品质是极了解的。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想促使之改邪归正。太子喜欢饮酒，常喝得酩酊大醉。周武帝规定不许把酒送进东宫，甚至把跟随他干坏事的太子宫尹郑译等人给撤了。但这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太子表面上“矫情修饰”，暗地里一如既往。为太子之事，周武帝伤透了脑筋，但是其他诸子不是太小，便是与太子一样不争气。他又不愿意让颇有才干的弟弟宇文宪继承皇位。对太子的昏淫、无能，以及北周未来的命运，连周武帝的心腹之臣也看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周武帝和群臣开宴会，内史中大夫王轨假借酒后失态，捋着周武帝的胡须说：“可爱的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周书·王轨传》）

周武帝最终还是把皇位传给了这个不肖之子，北周衰亡的悲剧也从此开始。

周武帝临终时，曾火速召回宇文孝伯，授以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之职。宣帝即位后不久，企图杀掉威望颇高的宇文宪，就请宇文孝伯助力，孝伯坚决拒绝，说：“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矣。”（《资治通鉴》卷一七三）从此，宣帝开始对孝伯不满，另与于智、郑译等人密谋，杀了宇文宪。第二年，又杀了王轨、宇文孝伯。一帮群小都留在宣帝身边，受到重用。宣帝整天纵情酒色，不问政事，群臣请事，都由宦官代奏。有一个叫杨文祐的宿卫下士讽刺说：“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无秩序）。”（《隋书·刑法志》）

周宣帝害怕自己穷奢极欲，为天下所不容，就制定严刑峻法，用滥施淫威，慑服群下。一面密令左右暗中伺察群臣言行，稍有过失，就加诛杀，弄得人人自危。但是还是有直臣京兆郡丞乐运冒死进谏，数了皇帝八条过失：（一）事多独断，不令宰辅参政。（二）采女实宫，仪同以上诸女，不许擅嫁。（三）至尊入宫，数日不出，所有奏闻，统归阉人出纳。（四）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五）高祖斵雕为朴，崩未逾年，遽违遗训，妄穷奢丽。（六）劳役下民，供奉俳优角觗。（七）上书字误，辄令治罪，杜绝言路。（八）玄象垂诫，荧惑屡现，未能咨诹善道，修布德政。周宣帝听了勃然大怒，将运入狱，欲加死罪。群臣都惧怕，不敢营救。独内史中大夫元岩叹道：“臧洪同死，人且称愿：（臧洪事见《三国志》）况同时遇着比干，岩情愿与他同毙。”遂入谏：“乐不惜一死，实为了沽名，陛下不如好言遣他回去，借此显示圣上的宽宏大度！”周宣帝这才把乐运放了。

周宣帝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同时觉得当皇帝总要操心政治，于是即位一年，就将皇位传给了七岁的儿子字文阐，才二十多岁索性做起太上皇来了。从此，周宣帝更加沉湎于酒色，先后立了五个皇后。命营造洛阳宫，尽选民间美女，充入宫中。经常外出巡幸，晨出夜还，侍臣皆不堪奔命。因为他恣情享乐无度，不久就得病死了。周宣帝在位只越一年，禅位后又越一年，总算合成三年，死时才二十二岁。

周宣帝的儿子，八岁的周静帝，年幼无知，根本不能处理攻事。嗣后，北周的大权就落到了宣帝皇后杨氏之父杨坚的手里。杨坚趁北周主幼臣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这一年是公元581年。

杨坚是弘农郡华阴人，汉族。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因功高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年纪很轻时就显示出过人的才识。宇文泰见到他，曾叹道：“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隋书·高祖纪上》）周武帝对杨坚也很重用，武帝弟弟宇文宪一再劝说武帝尽早除掉杨坚，以免后患，武帝都拒绝了。杨坚知道自己易被猜疑，就故意表现出一付胸无大志的样子。

周宣帝死时，郑译、刘昉等人因杨坚为皇后之父，便假造遗诏引杨坚辅政，杨坚一方面将北周诸王骗到京师，予以制服，并以武力平息了北周故臣王谦、尉迟迥的武装反抗。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周宣帝即位以来的弊政，史称其时“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隋书·高祖纪上》）。这样，北方的政治局势就稳定下来，开始出现强盛的形势。

陈的衰腐与此同时，南朝却处于日暮途穷之中，自梁末侯景之乱后，始终没有恢复元气。陈朝因循守旧，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终于成了杨坚的俎上食。

陈霸先建立陈朝后，梁朝的残余势力及在梁末大乱中趁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不断起来反抗。陈霸先几乎没有一刻安宁。两年后，他死去时，陈的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陈文帝继位后，陈的号令仍不出建康四里之处。但文帝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军事上平定了盘踞湘、郢的王琳，解除了陈的一个大隐患。王琳本是梁元帝任命的湘州刺史，江陵陷落后，他成为长江中游一带萧梁残余势力的盟主，并与北齐相勾结。他立梁元帝年仅七岁的孙子萧庄为帝，准备与北齐一同东下进攻建康。玉琳败后，陈收复了江、郢二州，消除了后方隐患。

陈文帝在经济上也较为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还实行过土断，他统治时间不过七年，但在陈朝历史上，还算是一个粗安的年代。

公元569年，陈文帝死，宣帝即位。此时北齐已经走向衰落。陈宣帝很想趁此机会北伐。太建五年（573），他发兵十万北伐。一路乘胜前进，攻下了“襟带淮汝，控引河洛”的军事要地寿阳，又活捉了逃到北齐去的王琳。但宜帝只想划淮自守，苟安江南，故不愿乘胜进攻。

后来，北周准备灭齐，约陈出兵协助，平分天下，陈宣帝立即赞同。公元577年，北周乘陈牵制北齐时，自己出兵灭了齐。陈宣帝很气愤，于是派大将吴明彻再次北伐，想夺取徐、兖。

公元578年二月，吴明彻包围了彭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日夜进攻，北周王轨引轻兵南据清水（泗水别名，位于山东省东部）入淮之口，用铁锁连接数百个车轮，沉于清水之中，切断了陈军的后路。援救彭城的北周各路大军都到了彭城。陈军攻城无望，水路又被断绝。吴明彻采取了决堰方法，想趁水涨顺水南下。谁知到清口时，水势渐渐小了，舟舰被车轮挡住，无法通过。王轨引兵把吴明彻包围起来，陈兵大败，吴明彻被俘，陈军将士三万，连同器械辎重都被周军俘获，只逃回了数千骑兵。第二年冬，周军乘胜反攻，尽占江北、淮南之地，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陈军这次惨败，给了南朝一个很大打击。胡三省也称：“彭城丧师，陈人通国上下摇心。”

宣帝时，陈政治上是昏暗的。其时“爟烽未息，役赋兼劳”，百姓很苦，所谓“贫居陋巷，彘食牛马”。史书对宣帝的评价是“德不逮文（文帝），智不及武（武帝）”（《南史·陈本纪下》）。但宣帝总算还有一点进取之心，到他儿子陈叔宝继位时，陈朝政治就彻底腐败了。

陈后主叔宝统治时，赋役苛重。官吏的职责就是“刻削百姓为事”，弄得人民“资产俱竭”，无以自保，而且还要“身充昔役，至死不归”（《文馆词林》卷六六四引隋文帝《安边诏》）。

人民的生活如此痛苦，陈后主却日益昏淫。他在光昭殿前筑起临春、结绮、望仙三个楼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饰以金玉、珠翠，内设室床、宝帐，史称其中“服玩瑰丽，近古所未用，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资治通鉴》卷一七六）。

陈后主宠爱贵妃张丽华及孔贵嫔等人，令她们住在三阁之中。宰辅江总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及文士十余人，与陈后主游宴于后庭，称为“狎客”。他们之间互为唱和，选出其中一些最为艳丽的诗词，令宫女歌唱。陈政治昏暗已到了极点，“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官吏励行搜括，每岁剥削所入，超过以往数十倍以上。

与此同时，北方的隋朝正处于蓬蓬勃勃的上升时期。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革新之举，隋灭陈，已是势之必然了。

隋灭陈，统一南北隋文帝有灭陈之意。隋开皇七年（587），问高颎取陈之策，高颎出了一条计谋：“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是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隋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就按此行事。果然，陈朝中计，更加困窘。隋文帝命大作战船，准备进攻陈。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巴东）造的战船，称为“五牙”。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用以拍敌船），拍竿高五十尺。战船可容纳八百人。

隋磨刀霍霍，陈还是一派歌舞升平。陈后主除一味昏淫奢侈外，此时又迷信起佛来。他整天疑神疑鬼，忽而自卖佛寺为奴，忽而又在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级浮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一个叫章华的看到陈朝危在旦夕，上书劝陈后主说，“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后主见奏，不但不思改过，反把章华杀了。

隋开皇八年（588）三月，文帝下诏伐陈，诏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己。穷奢极侈，仰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罪，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侧。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同上）并命将诏书写三十万纸，晓谕江南各地。这是史无前例地对敌的大规模宣传攻势。

同年十月，隋大举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凌，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旦数千里。杨素引舟师，下三峡，乘夜掩袭陈在狼尾滩（在今湖北宜都）的守军，悉俘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素率水师，顺流东下。陈江滨镇戍相继奏闻，陈后主不以为意，仍旧是奏伎、纵酒、赋诗不辍，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开皇九年（589）正月朔，陈后主朝会群臣之后，一直昏睡到黄昏。就在这一天，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渡江，陈军居然没有觉察。韩擒虎自横江夜渡抵采石，采石守军都醉了，遂拿下采石。初六日，贺若弼攻拔京口。史称“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人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风纪的严整，对宣传的重视及善通俘虏，都应视作隋军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初七日，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于是贺若弼自京口，韩擒虎自姑孰，并向建康进军。二十日，隋军入建康。陈降将引韩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后主投井避兵。隋军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而出。此后，原属陈的一些地方还不断战斗，到二月间全部平定。隋得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万。南北久经分裂之局，至此复归于一统。

附:南朝世系表北朝世系表

第五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门阀世族的形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有了变化，门阀世族取代了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世族是世家地主的继承，也是世家地主的发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属于占统治的等级。在地主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等级，习惯上往往是混称作“庶族”。其实，“庶族”也包含不同的等级。

世家地主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门阀世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是与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世族与后者不同的地方：首先，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与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与国税分离的地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近人撰述中，对门阀世族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有世家大族、高门大姓、士族、豪族、豪强、权势等称呼。“高门大姓”、“势族”、“权势”，都是一般性的名称，并无特定的意义。“豪族”、“豪强”，在字面上的含义，与“世族”有别；在具体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是指地方上有权势而与世族有别的人家，但有时也与“世族”一词混用。相对地说，“门阀世族”这个词，更能表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主等级的特点，既能表示其与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连续性，又能表示前后的差异性。世族和士族是同义语或基本上是同义语，但门阀世族一词用以概括北朝的这一阶层的地主，则比“士族”更为合适。

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是在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分的等级。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分上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

门阀世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章帝时有一诏书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刚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李贤的注称：“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这说明东汉章帝时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地位，这是与汉初以来的世家地主不同的。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之中有的是靠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弘农杨家和汝南袁家，四世居三公位，而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是近代史家所常举的事例。但这种事例，在东汉后期毕竟还不多见。

三国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族的势力大为膨胀。曹操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门大族的发展，但仍不能不依靠世家大族中的名士来作他的助手。曹操最得力的辅佐是荀彧，荀彧就是颖川的世家名门。荀彧向曹操引进的人，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杜袭、辛毗等十多人，多半是世家大族的名士。①曹操又用“唯才是举”的办法，任用一批有才能而不为乡里清议所取的人，但他仍不能不用那些来自世家名门的才能之士。

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由各郡现任朝官的高门大姓品第本地人物。这就使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朝官更易于垄断官位。西晋时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的局面。门阀世族逐渐形成。

九品官人之法或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但这实际上也是势不得已，当时门阀世族已在逐步形成，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则是使其在事实上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也引进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的门阀世族制。

门阀世族的特权身分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凭借门资通过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位。《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门阀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和庶族在法律上还没有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已是不平等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对在座的八座丞郎说：“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有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度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宋书·王弘传》）王弘在总结讨论时又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滴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有，故不尽亲谪耳。”王弘的话，说明当时法律上是不分士庶的，但事实上世族的特权是存在的。在这次讨论中，就反映出在一些大臣的心目中世族同庶族在法律上是不能平等的；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法律时，也是不平等的。左丞江奥说，“士人犯盗赃不及弃世者，刑竞，自在赃汗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尚书王淮之说：“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当罪耳。..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宋书·王弘传》）。在法律上，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但事实上，士庶虽然同伍，士人在伍却谓之押符，同伍庶人有罪，士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却要连坐。这不是山阴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多如此。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说：“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南齐书·竟陵王于良传》）。他反对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①参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世族，他认为这不是先王立理之本。他的反对说明，这些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

士庶之际的界限，像隔着一层天，是非常森严的。两者之间的婚配是不允许的。南齐时，世族王源嫁女于富阳满氏。满氏虽自托高平旧族、曹魏大官满宠之后，然不为世族所承认。沈约就为此上奏，弹劾王源称：“王满连姻，寔骇物听，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己污之族，永愧于昔辰。..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沈休文（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

门阀世族的婚姻，完全依据门第的高低。王谢等世族高门的婚姻，多在他们这几家高门间婚配。（参看王伊同《五朝门第》下编第七章三节，“婚姻”）

士庶两个等级不但不通婚，而且不相交接。《宋书·张劭传附子敷传》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优不得共坐。敷宅设二坐，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载：“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南史·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之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王弘是刘宋开国元勋，未曾任中书舍人，他与王球是同宗弟兄。从《南史·王球传》看，王弘可能是徐爰之误。

从这几个故事看，门阀世族同庶族不相交接是很清楚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姓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地位和身分，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在这一点上，豪门大姓也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具有世族的那些特权，他们同世族的身分就不同了。

门阀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广大土地。西晋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谢家，“谢混，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徽传》）。宋时的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沈庆之一夜携子孙徒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宋书·沈庆之传》）。常为史家所举的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灵符传》）。

田园之外，他们也与东晋的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封占山泽。如《宋书·羊玄保传》载：“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这些世族和豪门族的大土地所有，常是几代不衰的。东晋时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的谢混家，刘宋时仍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到谢混之妻晋陵公主死时，仍是“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徽传》）。北朝高门大姓也都占有大量土地。如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北史·李灵甫传》）。一般说来，北方未垦殖的荒地比较多，劳动人手比土地更重要。有了人，土地容易解决。所以争夺人口，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突出。

当然，这是就南北双方的情况对比而言的，专就北方说，也不是没有土地争夺。北魏孝文帝均田制度实行以前，土地兼并的情况已出现了。《魏书·李安世传》就说在均田制实行前“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的上疏说的更详细。他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岂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北齐时，土地兼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关东风俗传》载：“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富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通典》卷二引）。

官府的户口争夺门阀世族和豪门的依附民是不交纳租税不服徭役的，其结果是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户民。当然其时还有既不归国家编户，也不在世族或豪门家籍的流民，有时流民数量还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世家、豪门与官府间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从官府的立场上说，把依附民夺回来变为编户，这是对世族和豪门的尖锐斗争。

东晋南渡，流民过江者“多庇大姓以为客”。由于“编户虚耗”的问题异常突出，当时南方地方官的治绩之一就是查出豪族大姓私藏人口。如《晋书·颜含传》载：“（含）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中，欲令户给人足。”又如山遐为余姚令，当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绳之以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口归者三万余口。这些地方官吏都代表了朝廷的利益，与世族和豪门争夺人口。东晋南朝，实行过几次土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桓温主政下的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的庚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把世族和豪门荫庇和挟藏下的依附民户夺回来编入郡县户籍。土断的实质，就是国家向世族和豪门争夺户口。

南朝对户口荫附打击得最严厉的是刘裕。《宋书·武帝纪中》：“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竞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年史司马休之。”晋、宋之际是南朝门阀世族势力升降的一个转折时期。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政治上有实权，而且还掌握兵权。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权和兵权。王敦以后，王氏已无人掌兵。庾氏在庾翼以后，后继无人。桓氏在荆楚势力最大，桓玄被刘裕消灭后，在荆州还挣扎过一段时间。谢氏顽强地抓住兵权不放，最后也被刘宋打垮。刘宋及以后，南朝的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还有地位，但已没有兵权，而且政治上虽有地位，也少实权了。

永嘉乱后，北方陷于混乱，大小坞堡主都拥兵自守。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或依附或对抗，只要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承认其领导，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存在是承认的。因而世族和豪门荫附人口的情况是一直存在而且发展着的。与此同时，官方对世族和豪门的户口争夺，一直是在发展着的。石勒时期，中原地区到处是坞堡组织。石勒在幽冀地区稍能立足之后，就“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晋书·石勒载记上》）。前燕慕容时，也有一次对荫附户口进行的争夺。《晋书·慕容载记》：“仆射悦绾言于曰：太宰（指慕容评）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出户二十余万。”这次斗争是激烈的。慕容评对悦绾怀恨在心，不久就把他暗杀掉。南燕慕容德时，尚韦韩上疏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今宜隐实黎萌，正其编贯，庶上可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慕容德采纳了韩的建议，检查出来荫附户五万八千。当时南燕只有青齐之地，五万八千户这个数字也不算小了。

北魏三长制的建立，也是由“民多荫附”引起的。荫附者皆无官役，却要受地主的征敛。三长制正是官方争夺户口的手段。

北周武帝对荫附户口的禁令，很严厉。他制定的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

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晚期强调君权集中的皇帝。他改府兵的军士为侍官，旨在加强军队和皇帝的关系。他对他弟弟齐王宪的侍读裴文举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只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臣。”《北周书·齐王宪传》）周武帝所说的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的一弊，实即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依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封建依附意识。周武帝解释《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一人者止据天子”，正是封建君主对门阀世族分割权力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因素的孕育。从东汉开始形成的封建依附关系及有关的封建特权，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至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门阀世族也就随着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 寺院经济的兴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起来，寺院经济也跟着兴盛起来。由于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寺院经济拥有很大的特权。名寺大刹实际上也是门阀世族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他们不是世俗门阀，而是僧侣门阀。

佛教的传入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张骞曾在大夏看到蜀布、邛仗，说是来自身毒（印度）。这时，佛教是否也由印度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东传，史籍无考。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此事是可信的。①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有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的记载。明帝时楚王英已经信佛，供养僧众。明帝的诏书中已说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说到退还楚王英的缣帛“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撰”（《后汉书·楚王英传》），对佛教已不陌生。

东汉末年，笮融在徐州一带修建佛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笮融者，丹阳人也。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以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是有关造像、立寺、受道，见于典籍的最早的记载。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其中，可能是有出家为僧的。“复以他役”，这是中国僧众免除役调最早的记录。楚王英初在彭城，后徒丹阳；笮融兴立佛寺招人信道，也在彭城下邳广陵。徐州一带是佛教最早传布的地区。

佛教寺院之盛及其政治原因三国两晋以后，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这时期的统治阶级，大多是信奉佛教，推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的。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使其驯服地服从统治。《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何尚之对宋文帝说：“慧远云，释氏之教，无所不可；适道固是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则？百家之乡，十家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刑息于国，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

北方的统治者，以佛是戎神，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后赵石虎的一个诏书称：“朕出自边戍，忝君诸复。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①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 《汉代佛法之流布》第一节 《开辟西域与佛教》和第二节《伊存授经》。

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晋书·佛图澄传》）

石勒、石虎，对于来中国的西域僧人佛图澄都很崇敬。石勒称之为大和尚，石虎下书国中称：“和尚，国之大宝。..朝会之日，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挟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皆起坐，以彰其尊。”（《高僧传·佛图澄传》）于是“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院，相竞出家”（《晋书·佛图澄传》）。当时“澄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高僧传·佛图澄传》）。

后秦主姚兴，崇信佛教，尊敬西域名僧鸠摩罗什；亲率群臣听罗什讲道。佛教在关中大盛。《晋书·姚兴载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统治者的提倡，对佛教的兴盛当然是有关系的。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却不能单从统治者的提倡来解释。这时，人民愿意投身佛教寺院去作僧众或寺院依附民，甚至愿作寺院奴隶，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人民受不了国家租税役调的压榨，宁愿抛妻别子远离父母到寺院里去作僧众、依附民和寺奴。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列举了十条作僧众的好处，其中弟四、五条是：“假使棘生王路，桥化长沟，巷吏门儿，何因仰唤？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库部仓司，岂须求及？其利四也。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惊色。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其利五也。”（《广弘明集》卷二四）

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这就是在棘生王路桥化长沟时，作僧众的好处，也是人民投靠寺院的主要原因。寺院经济发展的初期，就是与人民逃避租税役调分不开的。如上所述，后赵时百姓“相竞出家”，而石虎的一个诏书就指出：“今沙门众甚，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高僧传·佛图澄传》）北魏末年，僧尼二百多万都是为避役调逃到寺院里来的。《魏书·李孝伯传·附孙李瑒传》称：“延昌末，..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场上言：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逃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可见慕道是假，避役是真。

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建康城有佛寺五百多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宫饶。僧尼和白徒、养女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参看《南史·郭祖深传》）。魏末和北齐时期，是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洛阳一地，有佛寺一千多处（《洛阳伽蓝记序》）。“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释老志》）。国家大寺四十六所，三公等寺八百四十所，百姓所造寺三万余所（《释氏通鉴》卷五）。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僧抵户（寺院依附民）和佛图户（寺院奴隶），遍于州郡。北齐有佛寺四万余处，僧尼大众三百多万（《广弘明集》卷十）。

寺院大小不等。小寺一般能容僧众五十人。北魏世宗时，沙门统惠深奏请“其有造寺者，限五十人以上启闻听造”（《魏书·释老志》）。限五十人听造，可能当时小寺僧众有不满五十人的。大寺院有数百数千僧众和依附民户的，不在少数。最大的佛寺，可容僧众万人。例如东晋桓冲在荆州所造的佛寺：“太元二十年；荆州牧桓冲命昙翼法师渡江造两二寺，自晋、宋、齐、梁、陈氏常及万僧。”（《佛祖统记》卷三七）

王公贵族和豪富人家，修建佛寺，竞尚高大华丽。以北魏的造寺为例，《洛阳伽蓝记序》称：“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展；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魏孝文帝延兴二年诏书指出：“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竟，费竭财产，务存高广。”（《魏书·释老志》）。北魏末年灵太后胡氏所兴建的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洛阳伽蓝记·永宁寺》）。北朝的统治阶级，还曾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今山西省大同的云岗、洛阳伊阙的龙门山等地，开凿石窟，造了大量佛像。

寺院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压迫寺院都占有大量的土地。无论国家兴造寺院，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以供养僧众。魏孝文帝“兴造大中兴寺，置中兴寺庄，稻田百顷并以给之”（《释氏通鉴》卷五）。梁武帝于钟山造大爱敬寺，以寺侧良田八十顷施寺（《梁书·皇后传·太宗简皇后王氏传》）。隋文帝曾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释氏通鉴》卷六）。立寺赐田，这大约是当时的通例。

土地之外，寺院还有其他财产。梁武帝于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梁书·诸夷传·扶南国传》）。善男信女都向寺院施舍土地，施舍钱财。有钱的人是“糜费巨亿而不吝”的（《晋书·何充传》）。寺院也使用各种手段，向人民敲诈夺取土地财产。北魏任城王澄上疏，就说“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魏书·释老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是社会福利机关，兼作社会救济事业。北魏设有僧抵粟，它原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歉收年月贷给贫民。《魏书·释老志》称：“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抵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北齐武平六年，大水为灾，人民饥馑。北齐后主特诏寺院救济流亡（《北齐书·后主纪》）。富足的僧人，也出私财救济贫民。如南朝宋时僧人道猛用每月由宋明帝那里得来的三万钱，救济贫民。（《释氏通鉴》卷四）。南北朝后期，寺院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北魏的僧祇粟，就成为高利贷息的资本。宣武帝永平四年诏：“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魏书·释老志》）

佛法平等，佛寺却是不平等的。僧尼本是按内律不许私蓄财产的，但事实上却是蓄有财产的。僧尼可以接受社会上的供养和施给财物。大和尚往往接受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供养。僧侣世界按照世俗世界的面貌来塑造他们自己。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构成寺院中的贵族阶级。他们是寺院财产的掌管者，实际上就是寺院财产的所有者，他们居僧官高位。他们除受寺院内僧众，寺院依附民和寺院奴隶的服役和供养外，有时还接受朝廷赐予的租税和人员。南燕主为太山竺僧朗建神通寺，给二县租税（《释氏通鉴》卷三）。宋明帝对沙门道猛“月给钱三万，令史四人，白簿二十人”（《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又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及车舆吏力。南齐高帝对沙门玄畅敕蠲百户，用充资给。僧智f于天台建寺，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用供薪水。

一般僧众，按佛教内律是不许掘地耕田的。但事实上僧尼大众，许多是参加寺内田园劳动和其他杂役使的。北周释道安《二教论》说：“或垦殖园田，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广弘明集》卷八）僧众是既参加农业劳动，又经商作商贩。

寺院依附民户所受的剥削压榨，甚至比俗界农民所受的还要重。仍以北魏僧抵户为例。沙门统昙曜曾于承明元年奏请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管事的都维那僧暹等违反成旨，任情追求役使，致使五十余人自缢或溺死。

残酷的压迫剥削，激起了僧众的反抗。北魏后期，从孝文帝时始，接连不断有几次僧人领导的暴动。兹据《北史·本纪》列出如下：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谋反。

太和十四年（490），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

宣武帝水平二年（509），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永平三年（510），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

延昌三年（514），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

延昌四年（515），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大乘余贼复相聚攻瀛州。

从公元481—517年，三十多年间，僧人领导的暴动就有七次之多。魏明帝时，任城玉澄上疏，深切地指出佛教教会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他说：“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魏书·释老志》）

寺院的特权和北朝的灭佛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僧祇户、寺户、白徒、养女等，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役调，这已经播下官方和寺院间矛盾的种子。当僧众人数少，依附户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众多，严重影响官方税收，僧众又在民间不是起劝化的作用，而是煽动人民反抗，甚至领导人民暴动时，官府和寺院间的矛盾就突出了。限制僧尼人数，限制壮年劳动者出家，强制一些僧众还俗，在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双方都是不断出现的。严厉取缔佛教寺院，强制全部僧众还俗的所谓“灭佛”，就发生了。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之祸。这都是灭佛的大事件。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是指后周世宗。四次灭佛，就有两次发生在北朝。

北周武帝的灭佛，最足以说明官方与寺院争夺户口、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和斗争。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七日，“初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财富，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广弘明集》卷八）。当时，“国境僧道反俗者二百余万”（《佛祖统纪》卷三九）。这时的道教，只是配角，武帝格于众论，灭佛不得不灭道。但不到一个月，就又恢复了道观，二百万僧道中，道士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僧尼。

北齐佛教寺院发达，僧众有三百多万，使得北齐政府租税收入大为减少。文宣帝高洋诏：“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

建德六年（576），周灭齐。武帝又尽废齐境佛教。“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刲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

北周武帝的灭佛，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他说灭佛的好处，“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因为废佛，僧众还俗，出租调服徭役的人数增多了，才能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兴盛数百年的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由北周武帝的灭佛，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隋朝取代北周、灭了陈朝，统一南北后，佛教又有恢复。中唐以后，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变化，寺院组织成为单纯的宗教组织，寺院经济进入另一发展阶段。

第三节 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属于封建依附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三、四百年间不断地有所发展。封建依附关系，有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对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有对一般地主的依附关系。具有这种性质的农民，都可称为依附民或依附农民，他们之中有各种不同的来历，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的身分。

客和部曲身分的依附化东汉时期，客的身分已有所降低。马援在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他归附刘秀后，以三辅地旷土沃，乃上书求将其宾客屯田上林苑中。马援的宾客既作牧客又作田客，从事生产劳动，这必然会影响到客的身分地位。我们虽然还难以明确他们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但宾客向依附关系上走了一步是无疑的。（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三国之始，客和奴隶已联缀起来称为“奴客”、“僮客”，客的身分明显降低了。晋元帝太兴四年（321）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附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晋书·元帝纪》）显然客和奴隶一样，身分都是不自由的，所以皇帝用诏书来放免他们。

魏、吴都有赐客制度。孙权赐潘璋妻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志·潘璋传》）。陈武死，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陈武传》注引《江表传》）。曹魏后期，“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晋书·王恂传》）。

《晋书·华廙传》：“初表（廙父）有赐客在鬲，使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赇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显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廙。..遂于丧服中免廙官。”这说明西晋时奴、客的地位已相去不远，可以以客来换取奴隶，说明客的身分的低落。客对主人已是世代隶属，除非经主人放遣或以钱财自赎、子子孙孙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元帝初年，王敦说元帝听刘隗的话，“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道”（《晋书·王敦传》）。王敦的疏，反映了晋时客的社会身分和人身隶属关系。客要脱离主人，必须得到主人同意，经过自赎或放遣。客和主人是有连带关系的。客出了问题，主人也负有责任。

部曲的名称，始见于西汉，是军队的编制称号，东汉时成为军队的代名词，三国时已用于豪门大族的私兵。随着部曲的私兵化，部曲和主人之间产生了人身隶属关系，身分上部曲成为主人的依附民。直到唐代，法律上仍然规定：“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唐律盗贼律·疏议》）部曲和奴隶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身分地位仍是不同的。依《唐律疏议》所载，部曲的法律地位比奴隶要高一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和客已逐渐混同。如《三国志·魏志·李典传》先说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随后又说他宗族部曲数千家在乘氏。大抵私兵性质强时，多称作部曲；生产和劳役性质强的，多称为客。

奴隶也成为依附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分依附民是来自奴隶。唐释道宣解释部曲说：“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量度轻重仪》卷上）。这就是说，部曲是由奴隶解放来的，虽然赐姓从良了，但还未离开本主。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奴隶解放，往往不是解放为编户民，而是解放为依附民，被称为部曲或客。他们的解放，只可说是半解放。

如果追溯奴隶半解放为依附民的渊源，似可以追到王莽的改革。王莽改制中有一条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在这里土地由私田变成了王田，奴隶则仍属私人所有，所以称作私属。私属和奴隶不同的是奴隶可以买卖，私属不能买卖。这对奴隶虽然不是全解放，已是半解放。私属，就是魏晋南北朝依附民的先驱。东汉和以后，部曲、僮客、奴客的出现，和王莽改革中的“奴婢曰私属”，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西晋用奴隶屯田。《晋书·食货志》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十二月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通过屯田，“皆如屯田法”，奴隶的身分地位提高到和屯田客一样，成为国家的隶属农民。

魏晋之际发展起来的世兵，身分上低于编户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依附民。东晋朝廷因兵源需要，常发私家奴隶为兵。晋元帝为了防御王敦，以讨伐胡人为名，“悉发扬州奴为兵”（《晋书·王敦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晋书·何充传》）。发奴为兵，实含着提高奴隶身分为依附民的社会意义。司马元显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居京师，以充兵役”（《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元显传》）。“免奴为客”，是奴隶主人自己放免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依附民——客。元显发私家的客为乐属以充兵役，只是改换了依附民的主人，并未改变客的身分。

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附关系在东汉末期已相当发展。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海胸人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他曾以奴客二千人资给刘备，这二千人成为刘备的部曲，壮大了刘备的军事力量。

依附关系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去土地不得已而流亡、投靠门阀世族或豪门大族作依附民。

遇到社会不安或战乱时候，大地主有财力有人力的可以筑起堡壁自守。

没有能力自守的小农，多投附他们求取保护。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这情况非常突出。东汉末年的田畴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西晋末年，匈奴族刘渊父子起事反晋，中原大乱。门阀世族多逃往江南，留在北方的地方豪强多聚坞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农民的避难场所。郗鉴率宗族、乡曲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晋书·李矩传》）魏浚，“永嘉末与流入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砍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晋书·魏浚传》）。郭默，“河内怀县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晋书·郭默传》）。这些来归依附的人众，最初可能是自愿的投靠，但由于在战争年代以兵法部勒下，渐渐变成私兵部曲和私兵部曲的家属，成为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初为投靠而终成都曲，成为依附民的。

依附民，因主人的荫庇，可以免除国家的役调负担。汉末三国初期，全国性政权瓦解，各地陷于一片混乱，各地门阀世族和豪门大族成为地方主人，他们占有下的依附民不出役调，逐渐形成制度。建安初期，曹操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和地方政权机构，有些大地主依然不肯使依附民出役调。如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曹洪的宾客在长社县的，“征调不肯如法”（《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济南郡主簿刘节家在营县，“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摇”（《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曹操对此采取了打击的政策，不承认依附民有免役调的特权。

依附民免役调的特权，是在曹魏末期才取得合法地位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正式见诸法令成为制度，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荫庇亲属，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

依附民免除役调的特权，南北朝时期是一直存在的。东晋时“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隋书·食货志》）。对佃客户数的规定是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一品递减五户。南朝的依附民有时称作“属名”。《南史·齐东昏侯纪》载：“先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可见属名是免除役调的依附民。北朝的依附民也无官役。《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孝文帝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依附关系虽然有所限制，但孝文帝实行汉化，尊崇门阀，对依附关系必不能给以多大的削弱。由于战乱，赋役繁重，北魏后期农民向门阀世族的投靠有增无减。

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是保护的。僧尼是出家人，不事生产。对国家，他们是免除役调的。三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为了逃避国家租税谣役负担而投入寺院为僧尼。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也有二百万。这么多的僧尼大众，绝大部分是为逃避役调而进入佛门的。如《魏书·李瑒传》载李瑒上书：“今南土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狂，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七）。文宣帝高洋诏说，“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北周武帝对沙门任道林追述他废佛的好处说：“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十）。民役稀，租调增，兵师盛，都是因为僧尼还俗了，服役的人多了，纳租税的人多了。这些僧尼都是因避役调而去作僧尼的。

东晋南朝的情况，也是如此。东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说，因为徭役繁重，人民“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的（《晋书·范宁传》）。残形，是指毁伤身体；剪发，就是入寺院为僧尼。东晋末年，桓玄在与僚属讨论沙汰僧众时说：“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弘明集》卷廿二，《与僚属沙汰僧众教》）这些充盈寺庙的僧尼，都是为逃避役调才去作僧尼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能逃脱国家役调负担，却仍不免于豪门大族的剥削。北魏豪门大族的荫附民对国家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官赋”（《魏书·食货志》）。东晋南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隋朝高颎定输籍法，“使人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户，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因之“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书·食货志》）。十六国成汉李雄时，范长生受封为天地太师，封山西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晋书·载记·李雄载记》）。这都说明依附民对其主人有租课负担。为逃避国家课役投入寺院的僧尼，也免不了在寺院担任生产劳动向寺院交纳租课。僧尼在寺院中的地位，实际上是依附关系的宗教形式。

门阀世族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和僧尼大众，都是不在国家户籍中注籍，而是“皆注家籍”（《晋书·食货志》）的，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世族豪门以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被分割的人口数量之多和它对国家户口比数之大，都是相当可观的。一些大家族的依附民、部曲、客等，往往是数百人数千人。曹魏时的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三国志·魏志·李典传》）。东晋的刁协，有奴客数千人。桓家是江东大族，部曲遍于荆楚。南齐的刘善明，泰始初年，收集门宗部曲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刘怀珍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卫宿，孝武大惊。北魏末年，渤海高乾之弟高慎，有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弟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弟季式白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北齐书·高乾传》）。高家的部曲跟随主人当兵打仗的私兵性强些，但他们的依附民性质没有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民总人口数字不见记载，因而也很难得出依附人口和国家编户人口的比数。但根据材料，可以断言它的比数是相当大的。《晋书·王彪之传》载，彪之作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又《山涛传》载，山涛的儿子山遐作余姚令，时东晋初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遇绳以峻法，到县八十天，出口万余。这两事都在东晋初期。我们见不到东晋各郡县的户口记载，《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西晋的郡县和西晋的户口。据《晋书·地理志》，会稽统十县，有三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约十五万口。王彪之作会稽内史，八年出三万余口，约等于会稽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这三万余口，大约不会是会稽依附民的总数，依附民的实际数字当大于这个数字。余姚是会稽的一个县。会稽有十县三万户，平均一县应有三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有一万五千口。山遐作余姚令八十天就括出一万余口，即大约和余姚县的人口数相等了。如前所说，山遇也不会把所有依附民都强夺回来。那么，余姚县的依附民数要大于县领人口了。当然，这不能当作统计数字看，也可见依附民人口之多了。

佛教寺院僧尼大众的急剧膨胀，也构成严重的人口分割。南朝以梁武帝时佛教最盛，寺院僧众和依附民当也最多。郭祖深对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即僧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请精加检括..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循吏传·郭祖深传》）

北朝僧尼数和户口数都有记载，人口分割的形势更为明了。北魏末年，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而北魏盛时人口有五百万户（《通典·食货七》），户以五口计，人口数是二千五百万。僧尼和编户民的比数大略是一比十一。北齐的僧尼有三百万，而编户民只有二千万（《通典·食货七》）。两者的比数是一比七，大约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僧尼。北周编户民有九百万（《通典·食货七》），僧尼有二百万，比数是一比五，就更严重了。

僧尼大众之外，北朝寺院也另有依附民，数量很大。《魏书·释老志》载：“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于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课。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及寺户遍于州郡矣。”僧祇户以平齐户开始，而后来的僧祇户决不限于平齐户，“及诸民”中的民就是平齐户以外的人。“遍于州郡”的僧祇户和寺户（即佛图户），都是当地人。佛图户既然“兼营田输课”，他们已有点像西晋参与屯田后的奴隶，他们的身分已开始向依附民转化了。

人口分割最严重的时期，在南方是梁朝，在北方是北齐。依郭祖深的说法，梁朝依附民的总数约是天下户口之半。北齐还要严重。《隋书·食货志》称：北齐时“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文宜帝高洋的诏书也指出：“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广弘明集》卷二四）前者是就豪门大族说的，后者是就寺院说的。

依附民的众多，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区别于秦汉和唐以后的社会的一个标志。

官府占有下的依附人户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郡县编户民，比起秦汉的编户齐民来，身分也有降低。郡县编户民以外，在官府占有下的户口中还有屯田客、兵户、杂户、营户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质。

曹操在许下屯田，其后又推广到郡县。曹魏时期有很多屯田客。屯田管理是以兵法部勒，屯田官称作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是军职。所以屯田客是国家隶属性很强的农民。国家可以屯田客赐给巨下。孙权以寻阳屯田六百户赐给吕蒙（《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曹魏曾“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晋书·王恂传》）。这些客户不知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还是在赐人以后才成为客户。如果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这客户就很可能是屯田客。唐长孺似乎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参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不但是屯田客，就是郡县编户民，隶属性质也是很强的。《三国志·吴志·陈武传附子表传》：“初，表有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示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佳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这里可以看到郡县正户、私家僮仆、兵，三者是可以互调的。兵户是世代为兵的。兵有兵籍，与民籍是分开的。兵，必须要有皇帝的制旨才能放免为民（参看《晋书·王尼传》）。兵，是被视为贱伍的，它和国家的关系是人身隶属关系。孙吴征服山越人后，都是“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强者为兵，赢者补户”（《陆逊传》）。为兵、补户，只是以身体健壮条件而分，兵和民原无身分差别。

当然也要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编户民，虽然在身分上已是国家的隶属民，但法律上仍被称作“良民”，和其他名称的国家隶属民、依附民还有区别。晋代方镇去职，有送故的制度，把国家的兵户送给去职的方镇作私属。晋孝武帝时，范宁疏陈时政就说：“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兵役既竭，在服良人。”（《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良人，就是指的郡县编户民。前面引用过的晋元帝的一个诏书，“兔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僮客须要通过诏书放免才能恢复为良人。但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一个诏书看，良人和部曲客差别又不太大。诏书称：“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北周书·武帝纪》）从诏书看来，为民伍良人还是为部曲客女，身分区别在皇帝眼里问题并不大。良人没为奴隶或被抄略为奴隶的，可以放免附籍为民伍，为良人，也可以国与旧主人共居为部曲，为客女。区别在于一是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一是国家的隶农。

郡县编户民、屯田客、兵户以外，官府还有其他各种依附民，其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北朝的杂户、营户。十六国时期，关陇一带的杂户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是隶属性很强的官府的依附民。前燕时，有营户，慕容时一次检括就出户二十余万（《晋书·慕容载记》）。东晋南朝也有营户。这营户，就是兵户。杂户、营户都不属郡县。北魏的营户，多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氏统治者一次次的把叛逃的北部民如沃野、统万敕勒、连川敕勒追捕回来，把杀剩下来的遗类迁徙到冀、定、相和青、徐、齐、兖等地作营户，北魏历史上称他们为城人、北人，他们也都是兵户。北魏的杂户、营户，数量是相当多的。《魏书·食货志》：“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锦，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毁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这可见杂户之多。“户帅遍于天下”，也可见他们不属郡县管辖，而赋役负担也不同于郡县编户民。

杂户、营户的身分都是低于郡县编户民的。这从北魏后期和北周、北齐的一些皇帝诏令可以证明。北魏景明二年：“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魏书·明帝纪》）北齐天保二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北齐书·文宣帝纪》）北齐天统三年诏：“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改为民。”（《周书·武帝纪》）《隋书·刑法志》说：“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但杂户并未绝迹，旧的杂户放免了，新的杂户又产生。隋唐时代仍是有杂户的。《唐六典·刑部尚书·都官郎中》条的规定，明确地显示了杂户的身分等级。这条文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表明杂户的身分高于番户，低于良人。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依附关系突出和盛行的时期。以前有一定自由身分的人大量成为依附民。奴隶解放而为部曲客，也成为依附民。郡县领下的编户民，身分较依附民为高，被称作良人。但朝廷可以把他们赐给达官贵人，使之随时变为依附民。他们的身分比秦汉的编户齐民，显然已降低了。

第四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民族的大量内迁，中原地区民族杂居的情况大大地发展了。在南方，由于西晋末年以来的人口流动，民族杂居的情况也有所发展。民族杂居的各个地区，都经历过自己的行程，其中往往是很痛苦的过程。但一旦定居下来，在不同民族之间就可能有互相学习、互相融化的机会。无论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或南方民族受到中原势力的冲击，无论其是否经过武力较量，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化。接受汉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封建化。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发展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标志。

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民族杂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即就春秋时期而论，在内地杂居见于记载者，有戎狄、蛮夷。戎，有犬戎，有骊戎、有山戎，有茅戎，有陆浑之戎，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有赤狄，有白狄，有肥，有鼓，有鲜虞。戎狄与秦、晋等国杂居，主要活动于今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境内。夷，有莱，有介，有根牟，与齐、鲁等国杂居，主要活动在今山东境内。蛮有百濮，有卢戎，有群蛮，与楚、越等国杂居，活动于今湖南省以南的广大地区①。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们的名号在史册上大量地消失。他们消失的过程已下可详考，但他们主要是消化在先进的社会之中，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秦汉的大一统，大大改变了春秋以来民族关系的面貌。这时，在星罗棋布的郡县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聚居区中的某些部分，被列入行政区划，约等于县级，被称为“道”。《汉书·地理志》称，孝平帝年间，有道三十二。《汉志》所载，以道标名者不足三十二之数。而陇西郡所属的大夏、上郡所属的龟兹，虽不称“道”，当也是少数民族聚居所在。在秦汉的行政区划中，还有更高一级的建置，即“郡”，虽无特定的名称，实际上也有少数民族聚居所在。《汉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尊、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汉志》记载了巴、蜀、广汉、武都等地之设郡，也说出了这些地方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所谓“有教无类”，实际上就是指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倾向。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杂居而进入汉化、封建化过程，这在当时民族发展史上可说是一条规律。匈奴、氐、羌、鲜卑是这些民族中的三个类型，他们各有自己的封建化的道路。

匈奴在西汉末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率众五千余落归汉，居朔方各郡，与汉人杂处，所受待遇，“与编户大同’。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①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九。

因连年旱蝗，匈奴遭到大饥馑，人畜死耗大半。在这严重灾害的打击下的第二年（47），匈奴分裂了。一部分匈奴部落依附东汉，是为南匈奴。大部分部落西迁，离开本土越走越远，是为北匈奴。南匈奴附汉后，逐步内迁。曹操以南匈奴势力渐大，把他们分成五部，以便控制。五部约有三万余落，分布于今山西汾水流域。曹操吸收他们的上层参加荐举，丁壮参加部伍，并把他们中已经任官职和参军的家属数万口，逐渐迁居于邺。曹操控制下的匈奴，是“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①。这时，内附的匈奴人，无论是上层或群众，都显然进入封建化过程。此后，匈奴人中有大批成为大地主家中的田客的。史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②西晋武帝初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武帝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③。太康五年（公元284），匈奴继续内附者二万九千三百人。七年（287），内附者十万余口。八年，内附者一万一千五百口，并有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驴什物不可胜数。前后内附者共十九批。十六国时期，匈奴屠各种刘氏和屠各种赫连氏分别建立前赵、大夏政权。由于内附，迁居内地，与汉人及其他民族杂居，从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匈奴人经历的封建化的道路。匈奴人先后多次内附，其封建化的程度或有不同。前赵和大夏政权的封建性质达到什么程度，也有待于探讨。但他们都是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

氐和羌，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殷、周开国时期，他们都已参与中原的朝贡和战争。此后，他们跟汉族人民杂处，其历时的长久，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是罕见的。就这一点而论，氐、羌接受汉化和封建化，是具有比较方便的条件的。三国时期，鱼豢著《魏略》，记述氐族社会：“其惜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边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①这一段文字表明氐人的汉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生产结构是耕织和饲养相结合的个体经济，这是可以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晋初，司马骏徙封扶风，“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元康六年，氐帅齐万年反晋，潘安仁在《马济督诔》中记其事：“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②。这可见，这时关中的氐已是编户之民，成为所在官府统治下有封建身分的普通劳动者了。关中之羌，比氐发展的进程要落后一步。十六国时期，关中的羌还大量的是营户③，营户的身分比编户要差一些，但也是封建性的身分。

氐和羌的封建化，比起匈奴族和鲜卑族来，经历了更为复杂、艰苦的过程。马长寿著《氐与羌》指出，“氐、羌人民在更长的时期内是受其他各族①《三国志·魏志·梁可传》。

②《晋书·外戚·王恂传》。

③《晋书·匈奴传》。

①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原作“不与中国同及羌胡同”，前“同”字衍文。今依马长寿《氐与羌》页17校改。马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②见《晋书》卷三八，《宣五王传》及《文选》卷五七。

③参看马长寿《氐与羌》21页。

统治阶级的统治。氐、羌受中原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时候最多，如在周秦时、两汉三国时、西晋和隋唐时，都是如此。在五胡十六国时，氐、羌受苻秦、姚秦、吕凉统治外，又受过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胡石氏、成汉寳人李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北凉卢水胡沮渠氏、前凉汉族张氏等的统治。到南北朝时，氐、羌或受北朝拓跋魏或北周宇文氏的统治，或受南朝汉族宋、齐、梁、陈的统治。此时，氐、羌处南北两政权间，忽而事北，忽而事南，跟着各族首领的利害而定。而河湟之羌则又在游牧部落吐谷浑政权的统治下，受其支配，或随牧主游牧、或为国主战争，原来已经有所发展的农业经济至此又变为游牧生活了。”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尽了折磨，一方面又曲折地前进，并由此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氐羌历史的特点。

鲜卑族，这里说的是鲜卑拓跋部，是由他们的统治者以君主的身分带领着自己的臣民进入封建化过程的，这是鲜卑历史的特点。关于鲜卑人的封建化，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鲜卑的封建化，却不始于孝文帝。《魏书，食货志》称：“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敝，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391）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398—404）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从屯田到计口授田，再到躬耕籍田，都是封建化制度，其中包括田亩的分配、劳动力的编制和君主亲自出面的躬耕形式。特别是计口授田，这是孝文帝所规定的均田制的先行形式。《魏书·贺讷传》：“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高车传》：“及平统万（427），薛千种类皆得为编户矣”。又《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户”。《北史·贺讷传》和《高车传》所记，与《魏书》两传略同，都可以与《魏书·食货志》相证明。①所谓“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是把劳动力同土地相结合，是进行封建化很重要的措施。从登国六年的计口授田，到孝文帝太和九年（4s5）颁均田令，已有九十多年了。孝文帝的改革也还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但自此以后，鲜卑人封建化的步子比其他民族要快了。

由汉化到封建化，由封建化而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任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不能完成，而有待于隋庙时期的继续进行。

北朝的门阀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封建化，北魏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和均田令的颁布是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标志。同时，北朝在政治方面制定门阀制度，在文化方面提倡中原传统文化的学习，也都具有重要①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512—5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的历史意义。

北朝制定门阀制度最早的文献，至今可见到的，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的诏书和敕，均载于《魏书·官氏志》。诏书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其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拓跋珪）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敕写道：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396—398）以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金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己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

据诏书和敕所述，都是定姓族，定姓族就是定门阀等级。定姓族的标准，一是皇始以前是否部落大人，二是皇始以后官的大小，三是皇始以后爵的高低。三者平衡，高者入姓，低者入族。把这三者总起来看，是以家门的历史地位定门阀的等级。是否能列入姓族，要看“三世已上”的家史而定，“五世以外”，就不能享有姓族的特权了。诏书所说“代人诸胄，先无姓族”，及规定八姓之后“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表明北魏的门阀制度是袭取魏晋以来汉族社会在习惯上实行的制度。诏书所谓“四姓”，即汉族上层社会中习用的甲、乙、丙、丁四姓的提法。太和十九年的诏书和敕关于姓族的决定，有的学者认为，“对于鲜卑人，一方面是在阶级分化完成的基础上完成拓跋族的封建化；另一方面则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灭矛盾，加强合作。对于汉士族和非士族豪强，又是和鲜卑贵族一起，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标准重新编制门阀序列。”①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新的门阀序列的建立，是孝文帝建立北朝封建秩序的一种战略性措施。

《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新唐书·柳冲传》引柳芳论述魏晋以后的姓族：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今、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①唐长儒《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8年版。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以这两处所记，与诏书及敕所述相校，颇有出入，一时难以究诘。但北魏姓族之制系自汉族引入，而北魏和南方的门阀都有世袭的等级制度，从《隋书·经籍志》及柳芳所论，就更为明白。《隋书·经籍志》称孝文帝迁洛后，以南迁代人“并为河南洛阳人”，柳芳也说代北南迁诸姓“并号河南洛阳人”。这就又提出了一个地望问题。孝文帝迁洛以后，改变了鲜卑贵族的地望，都号称河南洛阳人，这就是通过地望的改变，从而改变他们的北国之恩，并削弱他们与汉人间的民族隔阂。《隋书》又称周太祖入关（534）后，对诸姓子孙有功者，“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而《周书·明帝纪》记明帝二年（558）月庚申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徒，咸称河南之民。今同室改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从这两条记载看，似是从宇文泰入关的有功汉将先改定为京兆郡望，其后在明帝二年又改定了鲜卑贵族的郡望①。至此，在北周的统治阶层中，无论胡汉，都成为同乡共里的人，民族的界限可望更少一些了。这是北周在门阀制度与民族关系上，比北魏孝文帝采取的更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北方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门阀制度意味着封建等级的划分，并且是带有宗族承袭的性质。在北魏，婚姻关系也同样跟门阀制度相联系。史称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是世族高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又为五个弟弟聘汉族高门的女儿为妻。魏家公主也嫁给汉族名门，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尤为时人所称道①。

贵贱不得通婚，在北魏是见诸法令的。文成帝和平四年（463）诏：“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今制，王公师傅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魏书·高宗纪》）孝文帝太和二年（478）诏：“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维氏族，下与非类为婚。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只按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魏书·高祖纪》）这两代诏书，都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诏书所限禁的婚配，是贵族、平民和身分低贱的其他阶层间的婚配，还不是他们所说的士庶不通婚。但这种限制拓跋氏族贵族与卑贱之家婚配的法律，在拓跋贵族门阀世族化之后，又正好为新兴门阀贵族作为士庶不通婚的法律依据。北魏末年，博陵崔家生有一女，一目失明，高门大家没有愿来结亲的。家人打算把她下嫁。她有个姑母，嫁在赵郡李家，听到消息后非常伤感，说：“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魏书·崔辩传》）这一故事说明，北朝的门阀世族也是不和社会身分低的卑族结婚的。

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14—17，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①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549—5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十六国时期，在年迁的少数民族的君主中，有不少人崇尚中原传统文化，师从名儒，究通经史，并在境年提倡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①建立汉国的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诵读《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称隋何、陆贾无武，绛卜、灌婴无文，认为“道由人弘”。他的儿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名儒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说“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善美于前矣”②。刘渊第四子刘聪，“幼而聪悟。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读》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③。刘渊的族子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也“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诵。常自比乐毅萧曹。既即位，立大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④。

前燕主慕容皩尚经学，喜天文。即位后，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库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他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⑤前秦主苻坚八岁时，向其祖苻洪请师就学。苻洪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但还是答应了他的妄求。苻坚即位后，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坚又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史称，自永嘉乱后，库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①后秦主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勖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歧，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亲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给诸生以往来的方便，不拘常限。②姚兴子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常游集。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都行拜见礼。③以上这些事例，都见于《晋书》各载记。所记当有夸张，但略可见刘渊等人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态度。

后赵主石勒也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有差。勒虽在军中，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达方面的材料。②《晋书》卷一零一，《刘元海载记》。“二祖”，指汉高祖和汉光武帝。③《晋书》卷一零二，《刘聪载记》。

④《晋书》卷一零三，《刘曜载记》。

⑤《晋书》卷一零九，《慕容皝载记》。

①《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②《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

③《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

也常令人读史书，并发表意见，论古帝王善恶成败。有一次，他使人读《汉书》，听说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后读到汉高祖听了张良的话，不立六国后了，他就说“赖有此耳。”①又一次，是在酒酣后，勒问徐光：“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光以轩辕相比拟。勒笑说：“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肤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②苻坚也曾以古帝王相比。他问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勌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二武，是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王寔对曰：“自刘石扰复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③这两例，可见石勒和苻坚读史的兴趣和他们的历史知识。史书未记录苻坚对王寔的话作何表示。王龛的话中有不少谀词，但也反映了苻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夏主赫连勃勃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南朝刘裕遣使带书信来，请通和好。

勃勃命中书侍郎皇甫微为文，命人写下来，自己偷偷地背诵下来。当着来使的面，勃勃以口授的形式，命人写下来，封好，交给来使。刘裕读了答书，很惊奇。这位使者又形容勃勃如何英武，刘裕叹了口气，说“吾所不如也”④。这一故事说明一个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君主是如何渲染自己汉化的深度。赫连勃勃给刘裕的答书是别人代撰的，而北魏孝文帝的作品多是出自本人手笔。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以后诏册，皆帝文也。自写文章，百有余篇。”①尽管史臣所说，多有溢美，但孝文帝对汉学修养之相当深厚，是可信的。冯太后死，为治丧问题，引起朝廷上的大议论。孝文帝依据具体情况，斟酌大礼，不惜独排众议，坚持守孝三年之礼。②这件事，是过去汉族皇帝也往往办不到的，孝文帝却坚持办到了。《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还著录《后周明帝集》九卷，《后周赵王集》八卷，都已早佚。

自十六国以至北朝各代，汉族才智之上多受到重用。如石勒之于张宾，苻坚之于王猛，字文泰之于苏绰，都信任到言听讨从的地步。苏绰为六条诏书，甚为宇文泰所重，“尝置诸座右，又令百官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③，汉族才智之士参加有关地区的政治活动，有时还取得重要地位。这对于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晋书》卷一零五，《石勒载记下》。

②同上。

③《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④《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

①《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②《资治通鉴》卷一三七。

③《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总形势

第一节 玄学和儒学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迭相专政，政治日趋腐败。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他们站在外戚、朝官一边反对当政的宦官。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残酷迫害反对派。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不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东汉末年，曹操掌权，即以法治天下。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举，曾下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遇未而无知者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只问才能不问德行的思想，是直接与东汉以来儒家的名教相对抗的。曹操杀了对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惊胆战。

东汉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

政治上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的现世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消沉的、对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以老、庄、易为内容的玄学思想，开始抬头。魏普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融，东汉中后期人，是一名儒。邓骘仰其名，召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马融后悔未应邓骘之召，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遂往应邓骘之召，也就是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为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政治上堕落的人，生活上无不堕落。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饬，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他以老庄哲学作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灵魂的安慰。他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

郭泰，生于东汉晚年。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知识阶层的人曾激烈地起来反对，要求改良政治，但在残酷迫害下，他们对政治前途失去信心。时身为大学生领袖的郭泰说：“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大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篇》）南州高士徐穉使人劝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后汉书·徐穉传》）郭泰、徐穉的思想，反映汉末知识阶层思想的低沉。低沉的思想潮流，为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奠基人。《文心雕龙·论说篇》称：“迄至正始，务欲守之，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冉（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颜氏家训·勉学篇》也指出：“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何晏、王弼，都祖述老、庄，大煽玄风。何晏著有《道德论》（此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张湛注《列子·天瑞篇》引何晏作《道论》）。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还著有《老子指略》。何晏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咸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这里所谓“皆以‘无为’为本”，可能多了一“为”字，应该是“皆以‘无’为本”。以下几句话，也都是讲“无”的，不是讲“无为”。“无”和“无为”含义是不同的。

王弼的主要论点，大体与何晏相同，也是把“无”说成万有的本体。他认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何晏、王弼祖述老、庄，阐扬玄学，但两人都尊崇孔子。何晏著有《论语集解》，此书现尚存。王弼著有《论语释疑》，此书已佚，但部分内容保存在皇侃的《论语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中。他们注释《论语》，与汉儒的解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注重讲《论语》的微言大意，而且多从玄学的角度加以发挥。

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是客观规律，是自然规律。合乎这个规律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道理，就是“道”。如何看待自然、社会，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这是哲学问题；古往今来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

儒家有儒家的认识。《中庸》称：“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性，就是客观自然、客观规律；顺着性走，即顺乎自然走，就是道：把顺乎自然的道加以修饬整齐，就是教。

儒家虽然讲性、道、教的关系，但儒家所重的却是教。儒家是政治家、教育家、人事家，而不是哲学家。至少不怎么太讲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些哲学问题。对“性”、“道”，只是说说而已。

玄学，是哲学。玄学讲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比起儒家来，老、庄和玄学追求解释宇宙万事万物更根源的东西。

在玄学家眼里，宇宙万事万物都生于“无”，无生有，有生一切。前面所引何晏、王弼的言论，都讲的是这个意思。无，要给一个名称的话，就是“道”。如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邢昺《论语正义述而篇》“志于道”句疏引《论语释疑》）《老子》书中有一句“道常无为”。据王弼注这句话是“顺自然也”。“无为”就是顺自然。

这里可以看到儒学、玄学的同和异。儒学和玄学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道”。这是他们的共同处。但如何对待“道”，两家就不同了。儒学认为应该“教”，即应该“修道”，把自然朴素的道加以文饬整齐，这就要“有为”。玄学认为要顺乎自然，顺乎道；顺乎道，顺乎自然，就要“无为”。

认识上虽然有这不同，但在实际问题上，何晏、王弼，都不反对儒家的名教。名教的“教”，就是“修道之为教”的“教”。他们认为自然就是道，无为就是顺乎自然：名教不能离开道，名教应当体现自然。顺乎自然和体现自然没有矛盾。这样，自然和名教就统一起来了。

老庄“自然”和儒家“名教”的统一，不仅是何晏、王弼的思想，而且是西晋玄学的主流思想。《世说新语·文学篇》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桓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衍）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差不多同样内容的故事又见之《晋书·阮籍传附瞻传》：“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恣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故事出之王衍、桓修还是出自王戎、阮瞻，问题不大。他们都是西晋玄学的正统派人物，代表的都是玄学中的主流思想。在正统派眼里，名教、自然是统一的。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对党于曹氏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这就使得玄学阵营出现分化。依附司马氏的一派（他们之中也有并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头），一面谈玄一面不离名教。如王衍，就一面谈玄，一面欣赏桓修的老庄和圣教“将无同”的答案。山涛“性好老庄”，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他曾上疏晋武帝，劝他对百姓“崇风尚教以敦之”（《晋书·山涛传》）。所谓“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党于曹氏的一派，他们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怕有杀头的危险。于是他们一方面向司马氏低头，一方面又旷达放诞，不务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据《晋书·阮籍传》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卧为常。”嵇康被杀后，向秀应本郡计入洛阳。司马昭问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晋书·向秀传》）

对于魏晋玄学之盛，也不能过于夸大，好像魏晋时期只有玄学。应该看到的是：玄学只是洛阳之学，而且只是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学。洛阳城外无玄学，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外，无玄学。洛阳以外，仍有儒家的传统地位。洛阳以外的士子，仍是读儒家传习的经书。

永嘉乱后，一部分洛阳世族渡江而东，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思想也随之东渡了。《晋书·卫瓘传》附孙《卫玠传》记载：“（玠）好言玄理。..玠以天下大乱，欲移母南行..母泣涕从之。至江夏..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王弼）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何晏）若在，当复绝倒。”卫玠，可以说是稍后于阮籍等人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也从洛阳来到江东。东晋初年掌权的人物，如王敦、王导、庾亮，都是玄学中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

东晋一朝，玄风是相当盛的。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凤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儒学传统地位的继续关于魏晋时期地方上仍尚儒学，可从《晋书·儒林传》的人物大多是地方上的人得到启示，也可以此作为一种证明。

《晋书·儒林传》中的人物，都是地方上的人。他们来自：吴郡钱塘、巴郡临江、东海襄贲、会稽余姚、济南东平、济北卢县、高密淳于、上党、雁门、庐江潜县、弘农、东莞姑幕、鲁国、陈留、京兆、乐陵等地。他们教授生徒，有的有数千人；有著述，往往都是潜心儒术，家世好学。他们传经授业，在地方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范宣家于豫章，范宁为豫章太守。“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这些儒家，除少数为地方著姓，多数是“家贫”，能“安贫乐道、“潜心著述”。《晋书·儒林传》，反映了地方上儒学之盛，是儒学的天下。

洛阳以外，地方人士要读书，都是读儒学经典的。在十六国的君主中，如刘渊的儿子刘聪、石勒、荷坚等及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重视儒学的。在本卷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

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这是十六国中几个较大的国信奉用五德终始、灾异之说的几个例子。其他小国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说明了十六国时期儒学在北方中原地区仍是居有传统的统治地位的。

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第二节 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甚为流行。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都极为兴盛。道教也由形成而发展。同时，反佛教的斗争和无神论思想也都显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虽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汤用彤认为：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四十二章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

汉末桓灵之世，佛教经典翻译渐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安息人。支谶，月支人。由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教义才逐渐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名僧多与玄学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谈。东晋以后，佛教教义才正式以宗教哲学的独立姿态出现。

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一是支谶等所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学在东晋得到广泛的传播。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佛教经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更多。据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寻》所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绍。南北朝的佛教经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绍过来，为隋唐时佛教思想的发扬和中国化准备好了条件，并打下基础。

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

释道安，晋怀帝永嘉六年（31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岁出家，为人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他先师事佛图澄，随澄在邺。后赵末年，北方大乱，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乱传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道安到襄阳。苻坚克襄阳，道安随赴长安。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创立“本无”学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为经作注，为经作序。他的著作对阐明经义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卷第108页）“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了道安在阐明经义方面的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长安时期，组织并主持译经，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他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很有指导意义。五失本，谓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使译文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三不易，指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参看方立天《道安评传》，载《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

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学“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接近。东晋时期，玄学随世族过江，当时的执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学中人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道安和他们大都有交往或书翰问候。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在社会上层。道安的本无和玄学的无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发扬。

鸠摩罗什，天竺人，家世国相。罗什生于龟兹，约当晋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晋以来，龟兹即有佛教流行，为小乘学。

罗什曾游沙勒、温宿，又归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秘。在西域各国，讲说佛法。吕光破龟兹，获罗什，致之凉州。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破后凉。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兴迎罗什到长安，时已在公元402年初。当时长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坚迎道安到长安后，主持译经，长安已是译经重镇。罗什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罗什在长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在他主持下，译经三百多卷。

协助罗什译经的助手，都是当时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昙影、僧叡、慧观、僧肇等，都是名僧。他们对经义的领悟，常受到罗什的称道。罗什主持下的译经，不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旧译所能及。

罗什对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译经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来。罗什对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尽传于世。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

生。年二十一，随道安出家，时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布佛教。后随道安南投襄阳。苻丕争襄阳，慧远别师东下，到庐山。时桓伊为江州刺史，为慧远造东林寺。慧远住东林寺三十多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8）或谓十三年卒，时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天资聪颖，早年曾读儒书，博通六经，也接触过老庄。后听了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说：“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尝致书刘遗民，叙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儒学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门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别看重慧远，把传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道安说：“使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全国名僧保持联系，并交结南朝朝中公卿，使庐江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从两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他宣传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宣传善恶有报，这是针对广大群众的愚昧迷信而提出来的。因果报应说，帮助佛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传布。在佛教教义方面，慧远属于道安的本无派。道安的本无思想，和玄学家以无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研究过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

概括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佛学兴起在汉末魏晋，先藉玄学以传播；其后，讲究修练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发展，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则仍借助玄学在南方较为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当西来的佛教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的时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发展。一千多年来，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为名，而道教还推崇老子为“太上老君”。但两者实各不相干。道家大师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宣扬“齐死生”，而道家却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幻想肉体飞升。

神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书所记，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后来“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汉武帝也是一个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药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对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汉武以极富极贵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反而增长了贪生怕死的困拢，这是帝王权贵追求神仙的思想根源，带有显著的阶级性。他们追求神仙的手段，从沿海巡行以期偶然的际遇，发展到妄图通过提炼丹砂以创造难得的机会。李少君的丹砂黄金之术，可说是原始道教金丹派所宣传的主要内容，这些方士就是原始道教的道士。

东汉晚年，在汉中有张修、张鲁宣扬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东方八州有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太平道，以其流传的经典称作《太平清领书》而得名。据《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注引《典略》，太平道，以巫师“持九节仗为符呪，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的办法约略与太平道同，而有所增饰。五斗米道设有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对于有病的人家，要“家出五斗米以为常”，因而有五斗米道之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近年我国的学者称之为“廉价的符水道教”，以与“高贵的金丹道教”相区别，是相当正确的。符水道教的出现，使原始道教拥有大量的群众和宗教的组织形式，可说是道教的正式形成。张角是黄巾大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的太平道就是用作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后来，张角被杀害了，张鲁投降了曹操，但他们所创立的道教仍然继续流传。

东晋初年，葛洪①著《抱朴子》，为长生求仙说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说是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之本。玄，又称作道，称作一，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存在。他提出，人要守一。守一，可以突破肉体的局限，分身有术。只要你想着要分身为三，三个人就出现了，辗转增益，“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同一个主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座位上与客人谈话，在门口迎客，还可以在水边垂钓。守一，还可以突破生命的局限，长生不死，并且“位可以不术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邦，威可以叱咤梁柱”，可以享受超人间的富贵。这种“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贵族想延长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极限以外，甚至延长至永远的一种荒店的想望。在乱离之际，封建贵族的生活被震撼着的时候，神仙思想更帮助他们追求超人间的永远幸福。”葛洪申论这种幸福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的，“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神仙也必须具备先天性的条件，这也同样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贵族意识，他们在求仙的活动中也享有其特权。

守一的办法是服丹，这是求长生的要道。《抱朴子·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讲长生之道，而《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专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则专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书里既极言金丹的妙用，又极言炼丹的种种困难，因而既吸引人们的向往，又使他们永远做不到。而且，炼丹也须投下本钱。如炼丸转全丹，须黄金数十斤，约费四十万钱左右，即四万匹绢左右，不要说穷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没有条件过问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称“抱朴子撰”，久佚。

①关于葛洪思想的论述，参用侯外庐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葛洪反对符水派道教，并说过去的一些道书，篇幅虽多，用处不大，“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葛洪对医药学是有贡献的。他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因此书卷帙过大，又著《肘后卒救方》三卷，备列急性传染病、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病症，所载方药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书流传甚广。从医疗的角度看，葛洪的医药学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进步多了，并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当然，从神仙道教的传播上看，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可增进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长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隋书·经籍志》：“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榖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命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果兴，故亦奉焉。”这说的是道教在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隋书·经籍志》又记：“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太武（拓跋焘）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字，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说的是道教在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谦之也像葛洪一样，在医药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订了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改称《肘后百一方》，有更广泛的流传。他又著《本草经集注》，对后世药典的编撰有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结束，有不断的发展，道书的撰写也不断地增加。梁阮孝绪的《七录目录》①中，有《仙道录》，列：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书·经籍志》所著道经与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与东汉末年只有《太平清领书》相比，则《七录》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够多了。

①《广弘明集》卷三。

无神论的战斗传统①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这次灭佛之前，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还曾下令禁绝道教，要所有道士削发为僧，不从者立即斩首。如道士自称是神仙，就命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两次灭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之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无论灭佛或禁道，都是暂时性的，对佛、道的尊崇则是经常性的。后来还有第三次的灭佛，那是在会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时的事了。

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孙盛（302—373），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官至秘书监。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记晋枋头之败，触怒了桓温，并受到威胁。孙盛坚持照实记载，不肯迎合权势。当时，有罗含著《更生论》，认为“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论，认为神之不可灭，“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孙盛给罗含书信，称：“吾谓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各失其旧，非复其旧。”①这是指明，形体既已不存，精神也随之消散。孙盛是以神灭思想批判罗含的神不灭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东海剡（今山东剡城北人。官至国子博士，御史中丞。他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宋初撰定《元嘉历》。又受诏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写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历》。后来沈约修定的《宋书》，对他的旧稿多所因袭①。此外，①本节，参用侯外庐和王仲荦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九章，《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第四节。

①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

①《宋书》卷十一，《志序》；又卷一百，《自序》。

他还著有《春秋前传》和《春秋前杂传》，并删定了《礼论》三百卷。②与何承天同时代，有宗炳者，著《神不灭论》③，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何承天给宗炳写了一信，直接驳斥宗炳的这种观点。他指出，“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④。并著有《达性论》⑤，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他指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著《报应问》⑥，以驳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他指出，鹅浮游于池塘，与人无争，而难免于庖人的刀俎；燕以昆虫为食，却得到人们的爱护，“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何承天以生活中习见的事例进行论战，说理虽简单，却使对方难以辩解。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与何承天同时代人。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但没有写出来。他因事被株连，临刑前还“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第二句是讽刺何尚之，意思似是说，如何尚之真是心口如一地相信因果报应之说，就不会诬陷人了。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佛教。在一开始，他指出自张骞以来对西域的记载“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但都没有写什么印度佛教的神话。后来关于佛教“理绝人区”的“神迹诡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验明显”等等，都是张骞、班超没有听见过的。范晔问道：“岂其道闭往运、数开来叶乎？不何诬异之甚也！”这是要从历史上指出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因而与张骞、班超所记的相比，就显得有很厉害的虚构和怪诞了。下文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牛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论》里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收入襄楷上桓帝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上书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可能遵从佛教戒律的。

刘峻（462—521），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父亲流寓江南。他经历了大半生极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东阳（今浙江金华县）讲学。②《隋书》卷三三《经藉志》，史部杂史类；《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③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④参看《弘明集》卷三所收何承天、宗炳各书。

⑤《弘明集》卷四。

⑥《广弘明集》卷二十。

他著《辨命论》①指出：“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刘峻认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谓“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义语。“自然”的背后，别无主宰，人的才能贤愚在这里一点力量也用不上。这是跟有神论相对立的思想。这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并带有命定论的性质。但比起过去的一些无神论者简单地从个别自然现象或个别社会现象立论，在理论上有了发展。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祖先原籍顺阳南乡（今河南浙川县），东晋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从名儒刘学习。史称他“博通经学，尤精三《礼》。”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致宾客，范缜也是被延揽的宾客。萧子良信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范缜不信。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粪土之侧，这只是偶然的遭遇，贵贱因而不同，因果究在何处？子良没有能说服他。

范缜著《神灭论》，这是他反佛的杰作。《神灭论》跟佛教信徒的神不灭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缜坚持“形神相即”，而后者则宣扬形神相异。范缜所说“形神相即”，用他的话说，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从事物之总的方面说，形神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从形神的关系说，神的存灭从属于形的存谢。这是旗帜鲜明的唯物的一元论。神不灭论者所宣扬的形神相异，其主旨在于强调神的独立存在，神可独立于形之外，形灭而神不灭。这是以形从属于神，也是佛家轮回说的理论依据。范缜更申论形神的关系，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是以形为神的本质，为神的基础，而神则是形的作用。范缜还以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他说：“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神灭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大笑，表示不能“卖论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诏：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后来，梁武帝降敕，不点名地指斥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大僧正法云，还在这时鼓动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以信札的形式对范缜围攻。范缜并不为这些干涉所动摇，仍坚持神灭的理论，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①《梁书》卷五十《刘峻传》。

第三节 史学

历史撰述的成就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①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①。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①《史通·题目》。

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①《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①参用柴德赓说，见《史籍举要》，页76，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①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②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①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①《后汉纪》卷二十六。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①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经籍志》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第四节 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建安时期（196—21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瘡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6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6），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刻不同。

南齐文人极讲究音韵声律。他们把五言诗推向律诗。他们的诗称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他和谢朓又把它应用到诗里去。

永明体开创了六朝诗的新风格，被称为新体诗。

宫体诗宋齐诗人讲究文字技巧，描写山水，而内容感情却是空虚的。梁武帝时期，南方长期粗安，门阀贵族生活由安逸更趋腐朽堕落，华侈颓糜。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去，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的创制者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纲（即简文帝）和他周围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萧纲先是太子，后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围的文人兴起的诗体就被称作宫体诗了。宫体诗比永明体诗更加辞藻绮丽，而内容更加颓废，以描写色情为主。《北史·文苑传序》载：“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清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陈时，宫体诗仍在继续发展。徐陵入陈以后，仍是宫体诗的主将。他们的诗，都是冶艳的，充满了色情的刻画。陈后主也好为艳体。亡国之音，直唱到亡国。侯景乱时，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萧绎。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信为庾开府。他的诗以出使西魏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是宫体诗靡靡之音；滞留北方以后，怀念江南故国，诗多伤感、沉痛、悲观之作。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南北朝时期，起自民间的新的乐府诗歌即民歌发展起来。无论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突出的文学表现。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调有鲜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多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恋歌之外，又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吴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长江中游荆湘一带的民歌。《宋书·乐志》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卷四四：“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建业是六朝都邑，商业繁华；荆、襄、樊、邓也都是长江中游的都市，商业也比较发达。荆、扬二州，风土人情不同，吴歌、西歌的情调不一样。但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都市生活，没有农村或农家生活。吴声歌至今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三百多首。西曲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吴声歌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等。西曲歌有《石头乐》、《乌夜啼》、《襄阳乐》等。它们的歌辞，多数是恋歌，有的控诉恋爱不自由，有的表诉失恋或被遗弃的悲伤。而情调都是婉转缠绵的。今举《子夜歌》一首为例：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都。

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客不敢当。

天不夺人愿，故使依见郎。

北朝文人的诗，既少，又不好。就是北魏末年的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三才”者，其诗也只是模拟南朝，毫无特色。但北朝的民歌，却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约有七十来首，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这些北朝民歌，作者有汉人，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歌的情调，和南方民歌的婉转缠绵不同，就是写男女关系的也是直来直去，没有忸怩神态，既不羞怯，也无含蓄。如《折杨柳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地驱歌》：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男女情歌外，也有写迁徙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如《陇西流水歌》：陇头流水，流离西下。

念我一人，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吞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绝断。

也有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死伤的。如《企喻歌》：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自骨无人收。

著名的《木兰诗》，最初可能是北朝晚年的作品。历年加工改造，到唐初才写定的。先是人民的集体艺术创作，又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这首诗塑造了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女扮男装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英武女性，一千多年来，为人民传诵不已。

文与笔、骈文的发展魏晋以来，散文的发展，向西方面走。一是出现“文”与“笔”的对立。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是有韵的文字，笔是无韵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总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二是出现骄体文。东汉以前，辞、赋、诔、赞以外，一般文体都用散文。东汉末，散文也渐有对仗的倾向。西晋时，潘岳、陆机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这一趋势，到了南朝更加发展。辞藻愈来愈绮丽，对仗也愈来愈工整，连辞赋也都骈偶化了。骈体文也传到北方，北朝后期的文章辞赋也都骈偶化了。

小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记述鬼神怪异和人物轶文轶事的小说发展起来。

这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以及门阀世族的盛兴是有关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一类小说兴起的时代原因的说明是正确的。

三国两晋时期是神鬼志怪小说的兴起时期，现存所谓汉人小说，大概皆为晋以来文人方士之伪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见汉人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侠，今本为后人所辑录。《搜神记》一书，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如《韩凭夫妇》条：宋康王（战国宋君僵）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沦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乎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己，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这一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通过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鬼神志怪小说之外，记述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也颇为盛行。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大约《世说新语》就是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

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

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专著也在这时期出现了。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著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陆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陆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刘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文赋》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家贫，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刘勰针对当时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内容的风气，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对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反对勉强。关于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穷经营”。对于重形式轻内容，他批评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刘勰已接触到文学发展规律问题，认识了文学要反映现实。他认识到现实是夜不断交易中，文学也在跟着现实的变易而不断发展变化。

锺嵘的《诗品》是专门评论诗的。他把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自汉至梁122位诗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他反对写诗用典。他批评颜延之的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他说刘宋中叶以后的诗作像“书钞”一样，没有创造性。他说好的诗句，都是“直寻”（创造）出来的，多不用什么典故。他反对玄言诗，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经”。他最推崇建安文学，说建安风格有创造精神。他也反对过于讲究声律，认为过于讲究声律会损伤诗的自然美，所谓“使人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的作法，大约是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它和《古今人表》一样，流于主观。而且见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却把潘岳、陆机列为上品了。这反映锺嵘仍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是自周秦以来文章的总集。全书三十卷，李善加注时折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萧统选录作品是比较严格的，略古详今，对晋宋以来的作品选收的比较多，选的也比较精。

《文选》的出世，本身就是对古今作品的评价，它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第五节 艺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方面也有发展。无论是绘画、雕塑、书法、乐舞，都有成就。

绘画三国时的大画家，有曹不兴，善画大幅人像。他是画中国佛像画的始祖。曹不兴弟子出名的有卫协和张墨，他们在晋时被称为“画圣”。他们也擅画人物，所画人物画不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东晋顾他之，就是卫协的大弟子。顾恺之善画人物，他画的人物，传神致妙、栩栩如生。谢安称顾恺之的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晋书·顾恺之传》）。他每画成人物，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他画人物很注意描写人物的特点。他“曾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气殊胜”（《晋书·顾恺之传》）。他为谢鲲作像，把他画在岩石里。人问所以，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下同）他要为殷仲堪画像。“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谓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顾恺之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初人临摹的《女史箴》图卷。这是世界名画中杰出的作品之一。

顾恺之画人物，也画山水。他的《雪霁望五峰》图，能干人物背景中扩大和强调山水的气氛。后世称顾恺之为“山水画的祖师”。

南朝前期，在绘画艺术方面，是人物画和佛教艺术的继续发展。人物画仍是盛行的，尤其是佛教人物画。山水画已有独立发展的趋势。

宋齐时期，绘画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陆探微和宗炳等，在齐有谢赫等，梁有张僧繇等。宗炳画山水画，其他都是画人物的。陆探微，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善画人物。张怀瓘说他画的人物肖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引）。谢赫《古画品录》把他的画列为上品，极为推崇。

谢赫也善于画人物。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改变，直眉曲鬓，与时竞新”（《历代名画记》引姚最《续画品》）。这可见他写生的意境和技巧都很高明。谢赫把绘画中的六法，归纳为一定的规律。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他宫于写实精神，根据自己绘画实践对绘画理论有所发展，对后代绘画也有很大的影响。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把魏晋以来的名画家二十七人分为六品，对于每人都详加评语，可以说是绘画批评的开山祖。绘画评论和文学评论都在三国两晋甫北朝特别是南朝产生的。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著名的画家。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的极盛时期，佛教寺院壁画也以梁时为最盛。建康更是佛教寺院壁画最集中的地区。僧郝骞的西行求法，僧迎佛陀、摩罗萨提等来中国，都将印度的壁画画法传入中国。印度的画法是晕染法。前此的中国画，是线条法，即高古琴弦画法。张僧繇吸取印度的画法，以彩色在画面上现示凹凸，为中国画法开辟了新天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建康一乘寺门上有扁额画，为张僧繇笔迹。其花形称天竺遗法、以朱及青绿成之，远望眼晕如有凹凸，故人称成寺为凹凸寺。”（《建康实录》）这种画法，是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深浅，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彩较深，于是高下分明，有立体之势。这和中国原来的线条画法——高古琴弦画法，大不相同，是画法上的一大变。

张僧繇和顾恺之、陆探微被称为六朝画家中的三大家，他们的画各有特点。《画断》喻三人之画：“张得其肉（丰润），陆得其骨（清秀），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

晋宋之际，随着门阀世族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山水诗，山水画也开始受到重视。刘宋时的宗炳就以画山水画出名。宗炳很喜欢游山涉水的，“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晚年住在江陵，“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宗炳传》）。

宗炳著有《画山水序》，序曰：“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如是则松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历代名画记》引）

宗炳同代人王微和梁时萧贲，也是山水画的名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续画品》）。南北朝时期，北方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画家。北齐时有杨子华，当时称为“画圣”。北周时有田僧亮，他画“野眼柴车，称为绝笔”（《历代名画记》）。

从绘画发展史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还在开始发展的阶段。

书法汉字书法，也是一门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辈出。三国时有锺繇、蔡邕、刘德升、胡昭。西晋时有索靖、卫瓘、卫铄（世称卫夫人）。东晋时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释智永等。这是魏晋南朝系统。

锺繇，曹魏时作过太傅。他的书法，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和行书。

唐代张怀瓘称他的书法“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书断》）。

书法造诣最高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早年曾从卫夫人受笔法，后博采众长，创造了新体。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宗尚，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现在所流传的《兰亭序》，大约是齐梁间人或唐初人所摹临的。

王羲之几个儿子都善书，而以献之的成就最大。父子二人书法齐名，世称二王。羊欣评献之的字“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书法要录》）。东晋南朝的书法宗二王，十六国、北朝则重钟繇、卫瓘。西晋末年，范阳卢谌、清河崔悦，都以书法著名，卢法锺繇，崔师卫瓘。卢、崔两家，世代以书法称显。北魏的书法，传自卢、崔两门。它们的特点是发展了汉魏这一系统的风格，笔力雄劲骏放，结体端庄古雅，有别于南朝二王的“流风迴雪”的韵情。在流传下来的敦煌写经和现在出土的北朝墓志中，我们还可看到北朝书法风格。

雕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空前发展。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广开石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期主要的雕塑艺术成就都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它受到印度艺术很深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塑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

他儿子戴颐，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肿肥耳。既错减臂肿，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宋书·隐逸·戴颙传》）。

乐舞在音乐方面，这个时期对边区各族的音乐兼收并蓄。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这些音乐是十六国至北朝后期自西域逐渐传来的，中间又经过几次演变。按其传入的顺序，先有天竺、龟兹、西凉等乐。天竺乐，是前凉张重华时自天竺传入的。龟兹乐，是前秦末吕光自龟兹传入的。西凉乐，是后凉、北凉时在龟兹乐的基础上，结合“胡、戎”音乐形成的。西凉乐，当时号为秦汉伎，而其所用“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在舞曲当中有于阗乐曲，其“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来源杂有于阗、羌胡，不以龟兹为限，但与华夏却关系不多。北魏平定河西之后，把秦汉伎改称为西凉乐。龟兹乐的声调也有很多变化。北魏平定北燕和通西域之后，又输入了疏勒、安国、高丽等国的音乐。北齐时，龟兹乐盛极一时，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魏、周之际，西凉乐地位提高，取得国技的称号。北周武帝纳柔然皇后，输入了康国乐。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长于弹琵琶，传来七调和五旦。七调相当于中国宫、商、角、征、羽、变征、变官，五旦相当于十二律中的黄撞、太簇、林锺、南吕、姑洗等五均。隋代郑泽在苏祗婆的基础上，测定了其他七律的调声，更立七均，与十二律完全配合。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纠正了多年以来太乐所奏乐律中的错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

舞蹈和音乐是密切联系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舞蹈也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三国两晋南朝的体系，一个是十六国北朝的体系。

南北朝后期，有南北之分的音乐舞蹈趋于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音乐舞蹈的进一步发展①。

①以上关于文艺部分，大量采用王仲荦《魏普南北朝史》。仲荦在世时，本卷主编曾请其撰写这一部分。未能实现，而仲荦去世，曷胜悼念。

第六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Ⅱ）。《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跃。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①，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②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

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发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的。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发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超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①。

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①见《魏书·释老志》。

②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①见《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载《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第28～41页，唐以后诸入未计算在内。

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著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同时期的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①。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或554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①见法人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中译本第135页。

久”。（见《丝绸之路》第148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0）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1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①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Chin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c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的是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原来玻璃的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的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的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宝之类，仍在继续输入。苏合香、薰陆香（即乳香）、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龙涎香、鸡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药，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等药品，白疊（棉布）、波斯锦、金缕织成火浣布等纺织品，石蜜（冰糖）、千年枣（即椰枣）等食品，多数是初次输入。①大体上，输入的商品逐渐定型，而香药一项在数量上虽不如以后各代多，在种类上已经相当齐备。这些产品，在当时人的著作中首先著录，在正史的外国传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时候，在有关《本草》的书中作了总结。陶弘景的《别录》和苏敬的《新修本草》就是这样的两部书。梁代以前输入的物品在《别录》多有记载，梁代以后的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残卷及尚志钩辑本。上述产品多半列入“新附”项中，比较好找。美国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所论列的动植物虽多属唐代以后之物，亦可供参考）

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

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①以上参考《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163—166页。

①参考《梁书·中天竺传》，《周书·波斯传》及《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载《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

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的永宁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的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寺院。在洛阳的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于佛像的雕塑，更富于异国的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厢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著名的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的模型。当年的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的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

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

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岗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的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的“支提窟’和“毗河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往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的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迎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的“人字披”，毗诃卢窟的顶部也出现中国式的藻井。在龙门、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的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的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的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形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的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的特点。其衣着或祖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罗作风的影响。

云岗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称于世。在最早的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18窟）、明元帝（19窟）、道武帝（20窟）、景穆帝（17窟）、孝文帝（16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的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的关系，中国人的气质己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的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的鸠摩罗天、十三窟的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的作风。

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采，精美异常，龛楣、龛额的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的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的释迦多宝龛媚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的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个过程。在情节的选择和构图的安排上，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的特点，汉化的色采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岗向隋唐过渡的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458—519页）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画的共有468个。壁画的作风有印度样式的，有波斯萨珊式的，有属于于阗、龟兹系统的，也有完全是中原传统形式的。壁画的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在古代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在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一般简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一是根据某一部经典，将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从在其所领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的经史，将佛的一生的故事单独地或系统地描绘出来。三是依据佛本生故事来绘图。

麦积山①，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从正面看，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142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高5.97公尺，横广14.91公尺，进深最大处11.5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高16.7公尺，长30.5公尺。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发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02）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据《魏书》的记载，则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营造石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崖阁、龛和窟中的塑象、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象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薰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乌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当时的美术精品。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①以下关于麦积山石窟的论述，节取自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原载《人民画报》1954年第二期。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瞑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发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

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

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

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拾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搶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①。此书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超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著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发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著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著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着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形响就不小了。

①按：“天和”二字不误。“梁”当作“周”。《续高僧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三：“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季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即指此书。北周时，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共译《五明论》。五明者，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见《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阇那崛多，由沙门智僊笔受（见《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所记，与此有异。它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沽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日内明，畅究五乘，因果妙理。”（见同书卷二）。根据以上的解释：声明是研究语音、语法、修辞的学问。工巧明是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等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医方明即包括医、药、针灸、禁咒在内的印度古代医学。因明，即印度的逻辑学。内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分歧，牵涉到各宗各派的教义，一时还难以说清。《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发展的形势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业的发展上，南北有显著的差别。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儿经由破坏到复苏的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使其原来居于农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于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并因为北方的动乱而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人口的大量南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农业由调敝到复兴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迭遭战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史称“时大饥荒”①。“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②。饥荒之严重，不仅劳动人民惨罹茶毒，拥兵割据的势力也深受影响，“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之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①。饥荒持续时期之长也是空前的，从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建安元年（196）曹操在许下屯田，已历十二年之久，实际上直到建安之末（219），饥荒的发展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续的大饥荒，使北方农村呈现空前的调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昔日繁荣的关中三辅地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山东地区“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③。“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④。

曹操对于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挟汉帝都许后，接受枣抵、韩浩的建议，在许下兴立屯田。当年获得丰收，“得谷百万斜”⑤。于是，从许下向北方各地推广，同样获得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屯田使大量流民成为政府的依附农民，在政权力量的强制推行下，与土地结合起来，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解决了军粮匮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晋①《三国志·魏志·曹洪传》。

②《三国志·魏志·张邈传》。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曹瞒传》。

③《三国志·魏志·袁术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绣传》。

⑤《三国志·魏志·任峻传》。

书·食货志》），大兴军屯。黄初元年（220）魏皇朝建立后，民屯方面没有更多的进展，军屯方面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尤以正始年间（240—249）邓艾首倡以五万人在淮南北的军屯成效突出①。

与此同时，曹操针对当时“户口耗减，十裁一在”的情况，大力采取措施迁徙人民，充实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区。几乎整个建安年间都在进行这一工作。不仅从边境地区徒汉族农民进入腹心地区，而且迁徙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以增加劳动力。

在地方上，各郡县官吏也致力于“招怀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如吕虔为泰山太守，“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三国志·魏志·吕虔传》）。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郑浑为冯翊太守，“前后归附四千余家”（《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苏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之甚谨..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由是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有的地方官吏还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复流散。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统治之下的北方农业生产呈现复苏的景象。在各个屯田区域，大批流民复归土地，荒芜了的农田得到开垦，如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邓文在淮南北屯田获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田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郡县所辖广大的个体农民经济，也呈现活跃的景象。在曹魏的辖境内，已从汉末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个体农民经济相应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种军事编制的民屯组织已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魏末晋初便先后两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为郡县编户农民了。

西晋初期，尚能励精图治，发展农业。《晋书·食货志》称：“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晋武帝曾一再下诏敦促“省摇务本，并力垦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于是，累累下诏敦促郡国守相计吏巡行属县，“敦谕五教，欢务农功”“务尽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贯彻这一路线的，如王宏为汲郡太守，“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史称“时谷贱而布帛贵，（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可见粮食产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吴之后，六十余年的分裂扰攘局面终于结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种统一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年颁布了占田、课田令，更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史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干宝《晋纪总论》）。撇开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间农业的兴旺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安定、繁荣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又一次遭到空前的破坏。

永熙元年（290），司马炎死后的第二年，爆发了八王之乱，接着又是空前纷①《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扰的十六国之乱，北方农业区再度遭到空前的破坏。史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同、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从晋惠帝即位之后开始，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直至十六国后赵政权建立为止，约三十年间，了无宁日，农业萧条，饥荒频仍，民不聊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懂，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魏书·食货志》）。

十六国北朝时用北方农业的破坏与缓慢发展十六国北朝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北方在政治上经历了由分裂割据到实现南北统一的漫长过程，在农业生产上，也几经由破坏而复兴的曲折历程。西晋末年的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北方在魏晋八十余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慕容皝载记》）。“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北部中国又一次陷入“天下饥乱”的境地。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当时主要的农业区。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农业曾出现两个恢复年代。即在石赵政权时和苻秦政权时。永嘉六年（312），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建兴元年（313）在他的统治区，“司冀渐宁，人始租赋”（晋书·石勒载记》）。建兴二年（314）“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货二匹，租二斛”。大兴二年（319）石勒建立后赵，在即位之后，即“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大兴四年（321）“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太宁二年（324）以右常侍霍皓为功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规定“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咸和五年（330），石勒即皇帝位。史称“勒以休瑞并臻，逻方慕义，赦三岁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调”。这种政治上的安定气氛，多少反映了其统治区内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情形。

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中最重视农业生产的一位，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间，前秦境内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起色，一度几有升平气象。其即位之后即大力改变农桑废业的情况，以“课农桑’为事。第二年即巡视各地，“丐所过田租之半”。下令“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晋书·苻坚载记》）。他即位不过五年，即已收到显著成效，出现了“田畴修辟，帮藏充盈”的景况。中原地区农业又从石赵后期以来的衰败中复苏。苻秦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安定，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础上，苻坚得以凭借“国内殷实”的实力，次第打败各割据政权，统一北方，形成与江南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十六国时期，除了石赵和苻秦的时候曾呈现农业的复苏外，在辽东的鲜卑慕容氏统治区和凉州张氏政权统治区内，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鲜卑慕容氏兴起于辽东。元康四年（294），慕容庞迁居于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开始经营农业。永宁（301）年间，幽州一带发生大水，慕容廆“开仓赈给，幽方获济”（《晋书·慕容鹿载记》），可知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战乱，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土地，吸引着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这对于这一地区农业的开发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皝继位，继续前代发展农业的政策，“躬巡郡县，劝课农桑”。

在中原地区干戈扰攘之时，西北的凉州地区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安定的地方。“中州虽乱，此方安全”（《晋书·张轨传》）。于是，避战乱的流民纷纷涌向这里。劳动力的增加和较长期的安定环境，有利于凉州地区的开发，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刑清国富的局面。

十六国后期，北魏崛起于代北。鲜卑拓跋魏是对北部中国农业发展有贡献的。拓跋族原是游牧民族，在其与汉族人民接触后，逐步转向农业。拓跋珪建国后，加速了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登国九年（394），他“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桐阳塞外”（《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平定中山后，“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师，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志·食货志》）。同时又于首都平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年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魏书·食货志》）。经过这一番努力，拓跋魏的农业生产已建立了初步基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魏志·食货志》）。不过，由于战争频繁，“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其农业基础还是薄弱的。到了拓跋焘时，北魏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北魏统治者依靠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的实力，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当拓跋焘“戎轩四出”“廓定四表”（《魏书·世祖纪》）之时，以其子拓跋晃监国。太平真君年间（440—451），下令修农职之教，使“垦田大为增辟”。“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这时，拓跋魏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几经破坏的北方农业又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孝文帝施行均田制、三长制之后，北方的农业生产推到了自汉魏以来的又一个新的高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魏书·食货志》）。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农业生产又遭到破坏。“正光（520—525）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百姓怨苦，民不堪命”①。及至庄帝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凛虚罄”②。“自永安（孝庄帝年号，528—530）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③。北魏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分裂，形成东西魏对峙局面。由于东西魏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④。相继建立的北齐、北周政权，虽然先后颁行了均田制度，农业生产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但始终没有达到北魏中期的高度。

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从统一的东汉皇朝瓦解之后，江南开始出现独立的政权，从孙吴建国，①②《魏书·食货志》。

③④《隋书·食货志》。

历东晋和宋、齐、梁、陈，约三百七十年间，除西晋一度统一江南之外，始终存在南北分割和对峙的局面。史称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于北方来说安定的政治环境，农业在这三百七十余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中间也有波动起伏，但其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六朝时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江南农业逐步得到开发，其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黄河流域而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东汉末年，由于北方发生战乱，人口南移的趋势发展。这不仅使江南劳动力得以增加，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带入，这对于江南农业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孙氏政权的建立既是江南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反过来又有利于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

永嘉乱后，北方人口比东汉末年以更大的规模向南方迁移，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①。据估计，截至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九十五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②。大批劳动力的补充，是南方农业得以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东晋朝廷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巩固偏安政权，对农业生产也不敢放松。在南北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时人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的说法，提示了南方经济地位上升的信息。在督课州郡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实行屯田，规定“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二年（319）后军将军应詹上表建议：“江西良田，旷废未久，..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并在寿春“绥集流散”，“专委农功”。规定“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同上）。北部边界的屯田还是有一定成效，如北兖州“有阳平石鳌，田稻丰饶”。桓温平蜀后，将荆州移治江陵。其西部的临沮”道带蛮蜑，田土肥美”，于是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南齐书·州郡志》）。从东晋建立以来，直到孙恩、卢循起义爆发之前，江南境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战争之扰，所谓“自晋氏迁流，迄于太无（晋孝武帝年号，376—396）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宋书·武帝纪》）。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对江南农业的进一步开发是有利的。

东晋末年，刘裕注重发展农业，“抑末敦本，务农重积”，从而使东晋末年再度呈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晋书·武帝纪》）。宋文帝继续大力劝课农桑，一再下令“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紵，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书·文帝纪》）。宋文帝元嘉（424—453）之世，农业生产取得空前发展，史称“元嘉之治’。沈约评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称：“自义熙十一年（415）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元嘉三十年，453），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五四传论）。这种发展势头，到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仍未停止，“自江以南，在所皆穰”，其中尤以荆、扬二州最为突出，史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宋书·何尚之传》），“江左以东，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毅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宋书》卷六六传论）。荆扬二州地位之重要，成为六朝政权之①《晋书·地理志》。

②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

支柱，这主要决定于其富厚的经济力量，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宋书》卷五四传论）。农业开发最好的地区，当推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元嘉二十二年，刘溶上书，盛称吴兴郡之富庶：“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宋书·二凶传》）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了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关中平原。晋末宋初这几十年，是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最高峰，而其生产水平已呈现超越北方的发展势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除了吴会地区以外，江南其他地方的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南部如湘州，“湘川之奥，民丰土闲”（《南齐书·州郡志》）。梁中大通二年，陈庆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诸州（《资治通鉴》胡注“谓洞庭、彭蠡间诸州也”）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梁书·陈庆之传》）。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为沃壤”，江北如寿春，“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雍州“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齐书·州郡志》）。淮南郡，“姑熟饶旷..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字高薨，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南方的粮食充盈。在刘宋后期，周朗说，“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这反映了粮食市场交易繁盛的情况。同时，南朝政权的粮储也大为充实，国家的仓库，仅首都一地就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台城年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等，首都之外的大粮仓有豫章仓、钩矶仓、钱塘仓等，“并是大贮备之处”，此外，国家及诸州郡，各有仓库。

梁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尖锐。太清二年（548）

的侯景之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战乱长达四年之久，对江南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成为六朝经济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江南农业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 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玉石部》“铁精”条引南齐陶弘景的话：“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熟铁）作刀镰者”。近年从河南渑池、洛阳，四川昭化，湖北均县，江苏南京等地出土的大量农具犁、铲、、锄、镰等，也都为白口铁柔化制成的。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制造农具的原料质量有较大提高。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其中记载农具有二十余种，主要有犁（长辕犁、蔚犁）、锹、铁齿4■（人字耙）、耢、挞、水斫、耧（一脚耧、二脚耧、三脚耧）、窍瓠、锄、锋、耩、铁齿耙、鲁斫、手拌斫、碌碡等，种类相当齐全，可以适合各种农活的需要。农具的性能也有所改进，如齐地的蔚犁，操作时比长辕犁灵便，适用于多种用途，对土壤的适应性也较强。此外，还增加了新农具，如前面所列举的二十余种农具中有许多是汉代刘熙编撰的《释名·释器用》篇所未记载的。在耕作方面，耙和耱为以前所没有的，“耙”在《齐民要术》里叫铁齿4■；“耱”是无齿耙。它们的出现是整地工具的一大进步。中耕农具除锄、锋、耩外，有专门用于蔬菜园艺的“手拌斫”、“铁齿耙”

等，反映出中耕管理上进一步细致化的特色。这一时期，以水为动力的水碓、水磨颇多见于文献记载①；近年来，考古出土的碓、磨也很多。它们的普遍应用，促进了中国古代食物构成的变化和麦类种植的推广。

北方旱作地区的特点是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匀，春季雨少，多风旱；夏季到初秋雨量偏多，冬季雨雪也不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作区种植业以生产粟、麦为主。为解决春种粟时遇春旱，秋播麦时逢墒缺这一突出问题，农民们在前人土壤耕作技术的基础上，改进了耕犁，发明了耢和耙等整地工具，并创制了耕—耙—耱一整套的土壤耕作技术。使北方广大灌溉条件较差，或没有灌溉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春季风旱和秋季缺墒的威胁。

耕—耙—耱土壤耕作技术的要点：首先是要耕好地，在犁细的基础上进行耙、耱。据《齐民要术·耕田第一》记载，当时耕地已颇为讲究，以操作时期分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以操作程序先后分有初耕和转耕（第二遍耕）；以耕翻深度分有深耕和浅耕；以操作过程的方向分有纵耕、横耕和顺耕、逆耕等。此外，对耕地的时宜、深浅度书中也有记述。其次是要多次耢（耱）地。《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特别强调“犁欲廉，劳欲再”。“廉”，就是犁条要窄小，地才能耕得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劳欲再”。铁齿4■将耕后的大土块耙小，耱则使小土块变成细末。多次耙耱，能使土壤细熟，上虚下实，有利于保墒防旱。耙耱进行的时间则以“燥湿得所”为好。我国古代北方旱作地区的历代农民就是利用耕—耙—耱这一整套保墒防旱技术，向干旱作斗争，夺取农业丰产的。

①《太平御览》卷762“碓”引《魏略》：“司农王思宏作水碓。”《南齐书·祖冲之传》：“冲之..于乐游苑造水碓、磨”。

第三节 农作制的发展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多收，以及农作物种类的变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作制度。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作物有几十种之多。粮食作物有谷、黍、稷（■）、粱、秫、大豆、小豆、大麦、小麦、瞿麦、水稻、旱稻。此外，还有纤维作物、饲料作物、染料作物、油料作物等。种类繁多的作物，为进一步发展轮作复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大致有：（1）粮、豆型，绿豆（或小豆、瓜、麻、黍、胡麻、芜菁、大豆）—谷—黍、■（或小豆、瓜）；大豆（或谷）—黍、■—谷（黍■）；麦—大豆（小豆）—谷（黍■）。（2）粮、麻型，小豆—府—谷。（3）粮食、蔬菜型，小豆（晚谷或黍）—瓜—谷；蔓菁（或大、小麦）—蔓菁—谷等轮作方式。江南地区则发展了二熟制。二熟制主要是双季稻，东汉时已见记载。西晋左思《吴都赋》提到：“国税再熟之稻”。以稻作为统治者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足见栽培已相当普遍。南方在水热条件特别好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三熟制，如湖南便县（今永兴县）界有温泉水，“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温水所溉，年可三登”①。

间、混、套作和复种轮作一样，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的重要措施。我国的间、混、套作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到后魏已初步奠定了技术基础。《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林、粮间作有桑苗下“种绿豆、小豆”，“绕树散芜菁子”②；蔬菜间作有“葱中亦种胡荽”等③。混播已用于饲料生产，“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④。套作也有初步发展，“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子而锄之，拟收其根”⑤。《齐民要术》的记载还反映出人们已深刻认识到间、混、套作中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正确的选配作物组合和田间配置方式。

种植绿肥是以田养田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时已从以前的“■埋青草”作为绿肥发展到有意识的栽培绿肥。关于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晋郭义恭《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⑥。后魏时期，北方已广泛利用栽培绿肥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并说利用绿肥和施肥有一样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对各种绿肥作物的肥效还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种，七、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①。当时的绿肥轮作有苕、稻轮作，绿豆、小豆、胡麻与谷子轮作，还有与瓜、葵等蔬菜轮作的。这时绿肥轮作制的比较发展，是与人们对绿肥肥效有了相当认识以及存在着地多人少、肥源不足的经济原因有关。①《水经注·耒水》。

②《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

③《齐民要术·种葱第二十一》。

④《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

⑤《齐民要术·种麻子第九》。

⑥《齐民要术》卷10“苕”引。

①《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第四节 农作物

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到选种和良种繁育是作物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具体采取的措施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蓑草蔽窖”。②上述做法已近似近代的“种子田”和良种繁育，是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精细管理、单种单收、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措施，奠定了我国传统的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基础。这一时期涌现大量农作物新品种，特别是谷类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如西晋郭义恭《广志》中记载粟的品种十一个，水稻品种十三个；而《齐民要术》记载的粟品种就已有八十六个，水稻品种二十四个（内糯稻十一个）。南方栽培稻除有秔稻和秫稻之别外，还有两熟稻、再生稻等品种。品种的命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①。《齐民要术》还谈到关于品种的分类标准，称：“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并把八十六个粟的品种按性状又分为四大类等。对与育种目标有关的一些问题，如矮秆与高产之间的关系、产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也已有一定的认识，颇为难能可贵。

播种质量比以前提高了，人们已掌握种子好坏的测定、选种、晒种、催芽等技术。《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用“口含少时”测定麻子的好坏②和“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生芽者好”③的方法都为简易而又快速的测定法。用清水净淘种子，强调曝晒种子以及浸种催芽也被视为种子处理的重要环节。为做到适时播种、争取增产，已总结出了一些重要作物的播种期，《齐民要术》把谷子、黍■、春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麦、小麦、水稻、旱稻、胡麻瓜等许多作物的播种期分为“上时”、“中时”和“下时”。“上时，为播种最适宜的时期。并指出要根据物候现象、土壤肥力和墒情等条件确定播种期；提出了种谷早晚要搭配、一般宜于适当早种，以及闰年应迟种等原则。播种形式在《齐民要术》中记述比较多的有“漫掷”，即散播；有类似近代条播的“耧种”和“耧耩漫掷”；有类似近代点播的“■种”、“耧耩■种”和“逐犁■种”等。还指出播种量和种植密度，以及播种深度和播后镇压都应注意“因时”、“因土”制宜的原则。水稻移栽技术，《齐民要术》中有最早较为具体的记载：“既生（指秧苗）七、八寸，拔而栽之”①。还称：“栽法欲浅”，插时“根须四散，则滋茂”②。

这一时期，田间管理中有几项突出技术值得注意。第一项，是认识到做好中耕除草工作有利于保墒防旱和熟化土壤，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因而操作上比以前更精细，提出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称：“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大、小麦第十》称：“凡五谷，②《齐民要术·收种第二》。

①《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②《齐民要术·种麻第八》。

③《齐民要术·种韭第二十二》。

①《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②《齐民要术·旱稻第十二》。

唯小锄为良”。中耕除草的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五种：锄、耙、耢、锋、耩。以锄为主，视幼苗生长情况而定。苗生长较小时中耕一般用耙和耢；苗生长较大时用锋和耩。其次是水稻生产中已出现了烤田技术。《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中指出：第二次“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决去水”措施就是中国水稻烤田技术的最早记载。“曝根令坚”，即通过烤田，土壤环境改善后，促使根系向纵深发展，使稻株茎杆坚强，有利防止倒伏。第三，《齐民要术》“种瓜”和“种葵”中都强调要尽量利用冬雪蓄墒。“种葵”中所说的“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是中国蔬菜生产中实行冬灌的最早记载。第四，对病虫害的防治，有合理轮作、选育抗病虫的优良品种和贮藏时进行防治的农业防治和药物防治方法。我国利用生物防治由来已久，始见于此时期的《南方草木状》。书中记载：“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世界上利用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记载。第五，在粮食储藏方面出现了“窖麦法”、“劁麦法”和“蒸黍法”，值得一提的是“劁麦法”这一特殊储藏法，《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倒刈，薄布（佈），顺风放火，火既著，即以扫帚扑灭。仍打之”，“如此者，经夏，虫不生”。■的储藏法也较特殊，要求■子脱粒后，立即蒸一遍，并趁湿热时密封收藏。

第五节 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

园艺方面，果树和蔬菜的栽培技术有发展与提高。

果树种类和品种增多，北方除枣、桃、李、梅、杏等“五果”外，还有柿、梨、栗等。南方果树，《齐民要术》卷十辑录的有几十种。果树品种培育也很早就受到重视，《广志》中记载有“长二寸”的东郡谷城（今山东阿县）紫枣，“小核多肌”的大白枣等二十三种。《广州记》称壶桔（金桔）“有七、八种”。果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繁殖上重视“栽”（包括扦插、压条、分根和嫁接）而不“种”。人们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了“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①的认识。嫁接技术这时有显著发展。西汉末《氾胜之书》中只谈到草本植物——瓠的靠接法，而《齐民要术》记述的则已由草本发展到木本，由靠接发展到劈接，由近缘嫁接发展到远缘嫁接；在目的上，由单纯为了结大的果实发展到选择接穗和砧木，使果树提早结实和改良品质。《齐民要术》还记载了提高座果率、能增大果实的“嫁树法”和“疏花法”②。果树的防寒防冻已有裹缚、熏烟、埋蔓等方法。

蔬菜种类比秦、汉时期增多，据《齐民要术》记载，有葵、菘、葱、韭、蒜、蔓菁、芦菔、芸苔、各种瓜类等三十多种。栽培技术提高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年之内可多次收获，《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蔓菁第十八》：“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其次，在菜园地的选择、整地作畦、匀播种子、施肥灌溉以及贮藏等方面的技术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如蔬菜埋土贮藏保鲜的技术至今仍在沿用。有的特殊栽培技术，其巧妙令人叹服。举一例而言，《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中记述的利用大豆帮助甜瓜出苗法：把大豆和瓜子各数粒种在一个坑内，大豆顶土力比甜瓜强，大豆吸水后膨胀，子叶顶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随着豆苗顶松的土跟着出苗。等瓜黄长出几片真叶，再将豆苗掐断，还可利用断口上流出的液汁润湿瓜苗附近的土壤。

畜牧兽医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齐民要术》把畜牧生产实践经验和技术上升到理论性高度，总结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①十六字的总原则，既全面又确切。相畜术有突出成就，《齐民要术》记载了先采取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驽”，再相其余的外形鉴定法。不仅有整体观念，而且有明确的重点部位，如相马，“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廓，欲得张；四下（四肢）为令，欲得长”②。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型。在鉴定技术上，还掌握了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的有机联系，“相马五脏法”说：“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同上）。对母畜和仔畜的选种工作已很重视，尤其对仔畜的选种更严，提出羊羔要“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①，至今我国西北牧区仍选留冬羔作种。对①《齐民要术·插梨第三十七》。

②《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

①②《齐民要术·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①《齐民要术·养羊》。

猪的选种则要求“母猪取喙短无柔毛者良”②。《齐民要术》还阐述了远缘杂交可使生物产生变异和杂种优势以及远缘杂交的后代杂种不育的事实，称：“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畜、禽繁育的公母配合比例：羊为“大率十口二羝（公羊）”，鹅为“三雌一雄”，鸭为“五雌一雄”，鸡为雌鸡十只，雄一”。牛、猎的阉割技术已达到可以避免破伤风致死的高水平。

这一时期，虽无专门兽医书留传下来，但在《齐民要术》和《肘后备急方》中都有所记述。对传染病、侵袭病已知采取隔离预防措施，如说“羊有疥者，间别之，不别相染污”。治疗主要有药物和针灸，如马、羊的疥癞治疗有十种药方，马、牛蹄病的治疗方法有十多种。不过药物治疗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齐民要术》记载的四十八个处方，《肘后备急方》收录的十八个处方，均属单方和偏方，用药一、二味，多的也只有五、六味。《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伯乐疗马经》一卷，《马经孔穴图》一卷，说明家畜针灸学在此时期已基本形成。

这时期，黄河流域蚕桑生产在全国仍占较重要地位，江南地区有显著的发展。蚕桑技术提高的表现是桑树繁殖较普遍地采用压条法，《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称：“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无栽者，乃种椹也”。压条方法是当年正月、二月压条，第二年正月中截取移栽。再就是人们对蚕的化性、眠性有了确切的认识，所记述的蚕有一化、二化，三眠、四眠之分，并说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种①，此系利用低温控制产生不滞卵，从而达到一年中分批多次养蚕的目的。这是中国古代养蚕技术取得的一大进展。

②《齐民要术·养猪》。

①晋郑辑之撰《永嘉记》记述：永嘉有“八辈蚕”。原书已佚失，此段记述由于《齐民要术》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第六节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国古代农学名著。对后世农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者为后魏贾思勰，其籍贯，研究者一般推测为山东益都（今寿光县一带）人。《魏书》中未见其传。根据书上的题署“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说明他做过高阳太守。后魏有两个高阳，一属瀛州（旧治在今河北高阳县东二十五里），一属青州（旧治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北三十里），较多研究者认为他任职的是青州高阳郡；也有学者认为是瀛州高阳郡。

《齐民要术》成书年代在公元六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据书中所记载的具有地区性的农业资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区范围主要在后魏统治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据《齐民要术·序》记载：贾思勰“采据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此书。书的内容则“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共计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一万余字。九十二篇之外的“杂说”为后人所加。卷一，总论耕田、收种二篇，种谷一篇；卷二包括谷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为种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杂说各一篇；卷四总论园篱、栽树二篇，果树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为家畜、家禽和养鱼六篇；卷七为货殖、涂瓮各一篇，酿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酿造、酱、醋、豉和食品制作以及贮藏二十二篇，还有煮胶、制笔墨各一篇；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篇，引载了一百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种野生植物。总之，范围广泛，综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

《齐民要术》在唐代以前通过传抄而流传。至今所知刻本始于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后，复刻本和传抄本多至二十余种。有日、英文译本。

第二章 手工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第一节 建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发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①及梁江陵湘东苑②，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①见《洛阳伽蓝记》。

②见《太平御览》。

第二节 水利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动荡分裂，水利事业受到影响，总的来说，成就不如两汉。但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的水利事业则较两汉有所发展。

在农田水利方面，大多数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门，使之发挥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时期刘馥与邓艾在屯田区兴治芍陂、茹陂等，就属此类。孙吴在今南京东南十五里修了娄湖，周围七里，溉田数千亩。西晋光熙元年（306年）陈谐在今丹阳县城北作堰拦马林溪水成塘，周长一百二十里，汇集七十二条山溪水，溉田数百顷。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刘靖在蓟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又称■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万余顷。这个时期的水利著作，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杰出代表。所记载的水道变迁及水道位置资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据。书中所记著名水利工程有28处，包括农田水利，治理黄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运河等。此外，还将先秦至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使今天的读者及水利学史研究者能够据此恢复当时水利建设的部分面貌。书中不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而且记载修筑水利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水利学史时必不可少的。《水经注》由于对水道记得详细准确，加上支流、湖泽分汉，城邑，山岭等资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情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天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水经注》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第三节 纺织

三国时的纺织业

汉末，蜀地丝织业已很发达，所产蜀锦以精丽著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国时，诸葛亮也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①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①。

吴国割据江东，提倡桑蚕业，因而纺织生产有所发展，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迅速扩大，陆凯疏谏孙皓提到：“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②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如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曹魏虽据有纺织业的中心襄邑、洛阳等地，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如《魏志·司马芝传》记述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

两晋、南北朝的纺织业自两晋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发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丹阳有斗场锦署，无疑是官设纺织手工业。此种机织技工是刘裕灭姚秦后由“平关右迁其百工”而来。其后，锦署成为南朝官府手工业常设纺织机构，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纺织手工业发展迅速，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①。当时使①《诸葛亮文集》。

①《太平御览》八一五卷引《蜀志》。

②《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①《宋书·孔季恭等传》。

用三国时发展起来的一蹑鼓动数综的较先进的机织技术，织造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②。梁时镶嵌金箔的罗，已织得十分精美。《吴越钱币志》提到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很大，梁侯景据寿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③。陈时曾有“上织成罗文锦被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④的记载。南方织造技术驰名塞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但南方本为麻葛产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发达。陆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发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发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①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②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③。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发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别领京坊、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丞”④。当时的丝织业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贡奉绫锦最多的地方。织物非常精丽，《北齐书·李元忠传》载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周也在泾州、雍州各地分设织局令丞、司织中大夫、小司织上士以及缝工、雕工、韦工、玻工、毳工、绩工、织丝、织采、织枲、织组等各中士、下士，②《南史·宋武帝纪》。

③《梁书·侯景传》。

④《陈书·宣帝纪》。

①《魏书·高祖纪》。

②《南齐书·魏虏传》。

③《魏书·高祖纪》。

④《隋书·百官志》。

以掌管各种织造业。

棉布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09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厘米，宽25厘米①。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②。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11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①。

印染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①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②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年，第7、8期。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

第四节 采矿

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②。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发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①。《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令四川珙县西南）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②。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③。这是偶尔发现的山金矿。

②《四部丛刊·六臣注文选》第89页。

①《晋书·石季龙载记》。

②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③《晋书·地道记》已佚，转引自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五节 冶金

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④，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①。引吴黄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③。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濬县）尤以锻炼军刀著称。北周在夏阳（陕西韩城）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④。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60多种，4000余件，总重3500公斤⑤。《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发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⑥。《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⑦。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①，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6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④《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①《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②《太平御览》卷89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晋书·石季龙载记》、《慕容德载记》。

④《周书·薛善传》。

⑤河南省博物馆：《渑池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期。⑥《宋书·百官志》。

⑦《太平御览》卷六○五。

①《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内诫令》。

“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②。“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速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速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发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河南陕县）铜青谷矿每斗可得铜五两四铢，河内郡（河南沁阳）王屋山矿每斗得铜八两（含铜量约2.5～3.5％），长安骊山银矿每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银矿（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银七两（含银量约0.2～0.6％）。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发展的阶段。

除青铜外，黄铜和白铜在此期间已有冶炼和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曹魏钟会《刍荛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晋王嘉《拾遗记》说：以鍮石、珷块为隄岸”。梁宗懔《荆梦岁时记》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或以金、银、鍮石为针。”这里的鍮石，即是现代的黄铜。至于如何炼得，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螳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螳螂又作堂琅，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这里的白铜当即指镍白铜。

②《北史·綦母怀文传》。

第六节 机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机械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出现了一位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字德衡，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的突出成就是改进织机和发明（或改进）翻车。据《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易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于绫机的改良简化，使操作简易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绫机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杨泉《织妇赋》描写织绸女工“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屈申舒缩，沈厚抑扬”。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毕岚曾“作翻车”，供洒道之用。这在马钧之前约半个世纪。但毕岚的翻车是否就是后世的龙骨水车，不得而知。而马钧所作之翻车，则无疑是用于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其结构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连续不断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并且运转轻快省力，儿童都可操作。所以马钧应是龙骨水车的发明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继毕岚之后，对翻车作了重大改革，并用于农业排灌的革新家。翻车问世后，迅速得到推广，并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对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关于马钧作指南车的问题，以及与高堂隆、秦朗在宫廷上的争论，史书上有很生动的描写。其后的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制作安装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宋代以前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较简略。直到宋代，燕肃于1027年，吴德仁于1107年又先后制造了指南车，《宋史》详细地记载了指南车的内部构造。据此，人们才对指南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马钩还改进了连弩和发石车，又利用机械传动装置，创造了以木为轮，以水为动力变化万端的水转木偶百戏。①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机械发明家，如杜预、刘景宣、祖冲之等。他们在发明或改进各种机械，如先进的农业加工机械——畜力连机磨，水转连磨，水力连机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①《三国志·方技传》。

第七节 交通运输工具

三国以前，陆上运输所用的车辆，多数是双轮车。双轮车只适用于在平地大道上行驶，而在山间小路上则无法使用。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蒲元发明了独轮车——“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蒲元别传》）。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濬传》）。这一时期的造船数量很大，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所毁官商船只约达万艘；北魏神■三年（430），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达三千艘。由此可见造船业之发达，如何提高船行速度，是船舶设计建造中的重要问题。祖冲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轮桨的车船。关于车船的最早明确记载，出现在唐代。《旧唐书·李皋传》载有李皋设计的新型战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梁侯景军中有160桨的高速快艇“鵃■”，“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①；这是史书所见船桨数量最多的快艇，后世快艇大都在40至60桨之间。船用设备亦有改进，如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加大，大帆用布120幅，高9丈，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于充分发挥风帆效率提高船速。

①《梁书·王僧辩传》。

第八节 兵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车、发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侯景在制作攻城器械方面尤为突出，曾“设百尺楼车”，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木、阶道车、火车等，“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②。攻防器械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①。在兵器制造方面，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简单的自动发射性能。两晋时弩机趋于大型化，《晋书·舆服志》称：“中朝大弩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国时，刀已安上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刀的质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这种刀劈砍装满铁珠的竹筒，象斩草一样。两晋和南北朝，兵器的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东晋时发明横法钢，以制刀剑，锋利无比；南朝时改进了灌钢技术，提高了钢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制造兵器；北齐綦母怀文所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两晋、南北朝的兵器种类，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原来的戟，已很少用于战阵，而多用于仪仗，矛也逐渐演变为枪。

②《梁书·侯景传》。

①《三国志·袁绍传》。

第九节 造纸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通过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即证明了这一点。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已接近机制纸①。

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发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也有了发展，其中较重要的加工技术是表面涂布，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另外，书中还叙述了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方法。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第十节 陶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烧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当时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间有黑瓷等。三国时，各地的瓷窑都用当地的瓷土作为制坯原料，而西晋的越窑则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了铁、钛含量较高的瓷土作为坯料，使胎烧成灰色，对釉起衬托作用，并使釉青中带灰，色调比较沉静①。这一时期，南方各青瓷窑场都使用石灰釉。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其特点是光泽好，透明度高。而黑釉则是用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配制。北魏时期，青瓷烧造技术传到中原，以后又发展了黑瓷和白瓷。而白瓷的产生，为我国制瓷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早期的白瓷，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层厚的地方呈现青色，说明它脱胎于青瓷。北方青瓷、黑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以后唐、宋时期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和打下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在南方作为日用器皿的数量并不多，大量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铅釉器在三国至东晋时期已日趋衰落，北魏以后才开始复兴，并在汉代传统基础上有了改进，其用途日益扩大，花色品种增加，施釉方式也增多了，或黄地加绿彩，或白地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并用；从汉代的单色釉向多色釉迈进了一步，并为过渡到唐代三彩陶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不甚发达，制作简陋，形态呆板，数量不多。但北朝的陶塑艺术则突破了生硬的作风，注意了神态的刻划，因而造型优美。这一时期的建筑用陶，继续得到发展，砖瓦的生产规模较大，产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砖瓦的大小、形制均不同于汉代，花纹瓦少见，大多数是素面瓦。瓦当上的卷云纹渐被莲花纹所代替。吉祥文字仍旧流行，并出现印有纪年的瓦当。北魏已使用了琉璃瓦，施浅绿色的釉。砖除了有长方形素面砖和绳纹砖外，还有供装饰用的大小雕塑砖两种。其中一面塑有神态凶猛、巨口虬须，怒目獠牙的兽面，造型生动，气魄宏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①郭演义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3期。

第十一节 石油天然气

经过秦汉长达四百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就为三国两晋时期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这四百年的凿井实践，也为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

首先，人们对酒泉延寿、高奴等地的石油苗有了新的认识。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三》写道：“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水也。”这是对石油的形态、性质及用途所作的详细和真实的记录。其中还明确指出石油非高奴独有。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发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石油不但被用于照明，而且还用作润滑剂，“膏车及水碓缸”。

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时史书中出现新疆石油的最早记载。《北史》中记载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甚臭”①。这里讲的“流出成川”者即石油在地表风化后，大量流出的现象。当时人们把这种石油视作灵丹妙药，认为“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石油的药用价值。17世纪中亚地区的人们认识到巴库地区石油的药用价值。19世纪初，美国的丹纳用石油制成药品，号称可医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药用性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

此外，这一时期在石油应用上还有一项重大突破。石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燃烧，不易被扑灭。根据这个特性，人们首次将石油用作火攻原料。北周武帝宣政年间（578），突厥围攻酒泉，酒泉人以石油为燃料，焚烧突厥攻城器具，突厥人用水扑火，火不但不灭，反而愈烧愈旺，突厥军大败。这样酒泉城才未被突厥军占领①。这个战例，在中国军事史和石油应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石油逐渐成为火攻武器的重要原料。

人们在对石油认识加深的同时，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曾亲往临邛，观看天然气井的壮观景象②。这时临邛的天然气井“深六十余丈”③，如果折成现行公制，相当于138.24米。这样深的井，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然气井挖凿成功后，如何采气便于利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天然气井采气的最早记录见于晋朝张华《博物志》。书中记述临邛天然气井“执盆盖井上煮盐”的采气法。说明最早的采气装置是“盆”，即煮盐的铁盆，反盖在井上④，使井底上升的天然气不致扩散和泄溢。然后“以竹木投以取火”⑤。这就起到采气和利用热能的作用，从而成功地开发浅层天然气。此外，人①《北史·西域列传》。

①《元和郡县志》卷40。

②《异苑》。

③《太平御览》卷869。

④《四川通志》卷59。

⑤《博物志》卷2。

们还掌握了竹筒采集储存天然气的技术⑥。

这时的天然气，不但被广泛应用，还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著名文学家郭璞在其《盐池赋》中写道：“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左思更有“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①的佳句。大书法家王羲之因听说四川天然气奇景，写信问友人具体情况，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名帖②。秦汉时期，天然气井仅限于巴蜀及陕西少数地区。魏晋时期，发现天然气苗的地区有所扩大。据《博物志》记载，酒泉延寿的人们不但发现了石油，而且也发现了天然气喷出地面燃烧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晋书》中记载炎熙元年（306）五月，“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地燃即天然气喷出地表燃烧的现象。当时范阳国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涞源以东，固安、永清以西，徐水、容城以北，北京房山区以南的地区，就是今华北油田所在地。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国人民就在这里发现天然气，并用于烧饭，这是很了不起的。不久，人们又在这一地区幽州遒县发现了天然气。魏晋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加强，虽然这时还摆脱不了神秘主义的桎梏，认为石油、天然气为“异物”，但对它的产状、性质及用途已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大胆地将这些“异物”用于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这一时期对石油苗、天然气苗的记载，为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兴起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发现油气显示较多的地区，如玉门、延长、新疆、四川等，都成为后来石油、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地区。我国早期的油气田正是在这些史料所提供的范围内建成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阶段。

⑥《华阳国志》云：“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后汉书·郡国志》云：“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

①左思：《蜀都赋》。

②《王羲之汇帖大观》，上海碧梧山庄，1932年据南宋贾似道藏淳化阁草帖影印。

第三章 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本卷综述编已就门阀制度作了简要的叙述，本章继而作更为详细的考察。为了保持论述专题的完整性，两处文中难免有重复的地方。

汉魏以降的“门阀”一语，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按“阀”通“伐”，义为功劳。与另一义指资历的“阅”字，往往连用。有无伐阅，乃任用、提拔官吏之极重要条件。考虑伐阅之风，先秦已萌芽。据徐中舒、唐兰先生考证，金文中屡见之“蔑历”，大体就是简阅、称美某人功劳、资历之意。“伐阅一语，就是蔑历一语的变异”①。

本来，伐阅仅与官吏个人相关连，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于是出仕者的伐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载，张纮草成关于孙坚、孙策经历、功业的文章，孙权读后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家门阀阅”的简化，便是“门阀”。随着魏晋九品中正制之推行和士族之发展，“门阀”之义有时指“土族”、“高门”。《宋书·百官志》称：殿中将军等，“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周书》赵贵等传末：“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均其证。但更多的还是相当于“门地”、“门第”的同义语。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末范晔“论曰：..刑余之丑..声荣无晖于门阀”。《北齐书·赵郡王睿传》：“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由于两义可以相互补充，覆盖面比较宽，所以本文采用了“门阀制度”一语。

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本章仅论述主要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之时期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结束为止，而不涉及隋唐以后。

这一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①，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第一节 门阀制度的萌芽

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②。它们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其鼎盛标志。然而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主要依靠乡举里选，通经入仕，建立在个人才德和儒学传统基础之上，特别①唐兰：《“蔑■”新诂》，《文物》1979年第5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两位先生具体训诂略异，大体意思则同。

①南朝前期指宋、齐，北朝前期指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

②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期。

是在兴起的前期。

大约到了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①。这是汉代著作中第一条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的材料②。所谓“族姓”，或作“姓族”，当指世家大族。《后汉书·朱穆传》：“侍中..皆用姓族”。章怀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同书《独行陆续传》也称：“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同书《张堪传》称：“为郡族姓..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受业长安..诸儒号曰圣童”。《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昌言》说得更清楚，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其行比于禽兽也。..故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常）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可见仲长统虽反对选士论族姓，却仍赞许姓族之门风。这种“姓族”，王侯愿与通婚，而它竟加以拒绝。联系上引材料，除了世家大族，还能是别的哪种社会力量呢。

《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谓衣冠，即衣冠之族，亦即世家大族。《后汉书·党锢尹勋传》：“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是为证。衣冠家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不谢人恩，这与仲长统选士而论族姓之说，正好一致。

然而从仲长统把选士论族姓视为“一俗”，将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

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①，又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制度，顶多只能算是这种制度之萌芽。前引《英雄记》提到衣冠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然而又限定必须是“有材秀者”，这与后来纯以或主要以门地选士，存在明显区别，反映东汉后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衣冠子弟”已有一些特权，但“材秀”仍是重要标准。所以公孙瓒在“衣冠家子弟”下提到另一类型“善士”也自以为当得富贵，同样给予压抑。按“善”本吉、美、德行好之义。《后汉书·党锢传序》称党人多“名士”，又说“皆天下善士”。而党人正以德、才著称，见党锢各传自明。可见公孙瓒所以在“衣冠家子弟”之下紧接着又举“善士”，绝非偶然，正是东汉末当得富贵者中，德、才标准仍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反映。又《英雄记》称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称“庸儿”，也证明主要着眼点不在门第。

更能说明门阀制度在东汉后期尚未形成的材料，是《后汉书》中的《陈寔传》、《郭太传》。他两人尽管出身贫贱，可是因为“博通坟籍”，或“天下服其德”，不但深受公卿士大夫尊礼，陈寔还多次被推为三公之选，死后“司空荀爽（出身名族颍川荀氏）..并制缞麻，执子孙礼”。这在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是不可想象的。《三国志·卢毓传》：毓于曹魏之时两为吏部尚书，前后历五、六年，“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选举思想和制度，仍重在德、才，反过来也就更加证明东汉后期选举论“族姓”，只可能是一种风气，门阀制度仅处在萌芽阶段。

①《意林》卷五引《昌言》。

②至于仲长统所说“阀阅”一语，则出现较早，见《后汉书》中《章帝纪》、《韦彪传》。不过指的是被选举者个人的功劳、资历，这与“族姓”不同。

①《意林》卷五引《昌言》。

《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最终形成的一个有力侧证。

第二节 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癸酉）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①，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②。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指根据德、才评定），“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说，“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指霍原）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太康五年，“计资定品”大概不久就正式形成制度：二品系资。

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②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首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②。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①。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③，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未出仕前用裴子野的话便是“还齐布衣之土”。而前者却有“二品系资”。“公门”、“卿门”的子弟，在未出仕前已有很大可能评为人品上品，为以后在仕进上超越虽有德、才，而资不够的官吏及其子弟，开辟了广阔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④。

那么，“二品系资”的“资”，或者说“唯以居位为贵”的“位”，指多高的官位呢？

一般当指官品五品以上官位。这从下述零碎材料中可以推得：《晋书·刘弘传》：郭贞人品四品，在晋本任官品八品的尚书令史①。张昌在荆州起事，用他为官品六品的尚书郎，自是大力提拔，但他“遁逃不出”。荆州刺史刘弘为鼓励此忠君行为，“辄以..贞为信陵令（官品六或七品）”，当然也意味不次拔摆。可见适应人品四品的官品，一般当为八品②。

《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下引西晋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人品）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也”。按中散大夫官品第七；司马佃镇东大将军府之从事中郎，官品当第六③。可见，人品三品一般当与官品七品相适应，如用为官品第六的从事中郎，便算超越品位。不过这种关系大概只限于朝廷官吏，至于地方官吏则要宽一些。《晋书·王彪之传》：为吏部尚书。宰相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指宰相司马昱）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①，岂可处卜①只有西汉初规定需以列侯为丞相，可这只涉及个别官职。

②《晋书·文苑王沈传》。又参《晋书·段灼传》。

③参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1期。④曹魏虽无“二品系资”，但已有九品中正制。由于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大体同步发展，紧密关连，“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风气在曹魏后期当已流行，刘毅也批评它是“魏氏之弊法”，所以这里把曹魏、西晋归为一个阶段。

①见《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以下凡官品出处均见《通典》。

②《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还用以“孝笃”著称，人品为四品的南郡廉吏仇勃“为归乡令”。按归乡县属晋荆川建平郡，见《水经·江水》注“又东过秭归县之南”下杨守敬疏。上引郭贞之信陵县，亦属此郡。据《晋书·地理志下》，建平郡人口稀少，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每县不到一千七百户，在荆州二十二郡中居下等，则县令之官品一般恐为七品，而不可能是六品。信陵县当同。既然官品七品对人品四品来说是拔擢，一般自当与官品八品相应。

③据《通典》“晋官品”，公府从事中郎官品第六，与诸大将军长史、司马相等，则诸大将军从事中郎官品自当第七。但司马伷是皇叔、郡王，身份特殊，故从事中郎或官品第六。①阎步克以为此处“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见“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2期。其说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句容县”下曰“晋元帝兴于江左，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彼）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此材料说明：1.所谓三品县、二品佳邑，当指例用人品三品、二品充任县令的县。这两县县令官品应俱为第六②。联系上引司马伷表，证明与人品三品相适应的官品，除了七品，还有六品。曲安远人品当在三品以下，所以用为秣陵今后“谈者纷然”，王彪之当然更拒绝将他补句容令。这和郭贞人品四品，因德行可嘉，被超拔为信陵令，在制度上正好相衔接。2.湘东郡太守官品第五，殿中待御史官品第六。奚朗人品当为三品，任殿中侍御史合乎制度，所以王彪之不置可否。他对用奚朗为郡太守之所以反对，当因官品第五例以人品二品充任，或以人品三品中“人才可拔”者超补，而奚朗两个条件都不够③。由此可见，人品三品、四品例用官品一般都在六品和六品以下，则人品二品以上例用官品一般自当在五品至一品④。《晋书·温峤传》：东晋初上书反对选拔“使臣”“取卑品之人”，建议其资格“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按二千石为汉官等级，相当于魏晋官品四、五品①；二品则为人品。此奏说明：1.所谓“卑品”，自指人品三品以下。2.前考人品三品例用官品为六、七品，则联系此奏，“二千石”即官品四、五品按制度自应以人品二品例用。其所以要提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当因东晋初“卑品之人”因军功等升迁“二千石”的不少，湿峤以为他们不够资格充使臣，所以要限定“二千石”中“见居二品者”。3.温峤的意图也有另一可能，即高官显贵子弟定为人品二品，已起家并历官七品、六品者，经验还不够，不能胜任出使重任，所以建议历练多年，已升至“二千石”以上者充任。

不管怎样，人品二品例用官品四、五品以上当是常制。这样我们便找到了前述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五品以上官品的资格。则在有关史料奇缺条件下，据此推定下一个循环：只有本人或父祖有了五品以上官品，方可获得人品二品，亦即认定“二品系资”之资，“唯以居位为贵”之位，为五品以上官品，当无大误。

将官品五品与六品之间，定为人品上品和卑品例用官位的分界线，也和其他制度符合：《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与千石（官品六品）以下礼制截然不同。“王公二千石”可“上殿”向皇帝敬酒，而“千石、六百石（官品七品）停本位”。朝朔望时“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千石以下只能在殿下祝贺。《晋书·舆服志》：皇帝出巡，“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中二千石）、谒者仆射（二千石）..皆大车立乘，为畿内第二品县”，是其证。

②据《通典》，县令官品或六品，或七品。秣陵、句容属丹阳郡，东晋以后，人口仅次于吴、会稽、吴兴诸郡各县，远居全国其他县之上，县令自当为官品六品。参《宋书·州郡志》。③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另外，曲安远、奚朗也有出身寒人，无中正品第的可能。

④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官品五至一品位置少，某些官品六品之清要官，也有例用人品二品的，如上举公府从事中郎、二品县县令即是。此外，人品二品之起家官及早年为官，仍得从官品六品以下开始，只不过他们可以较快地升至官品五品甚至三品以上，而人品三品以下一般最高只能升至官品六品。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260页。

①《隋书·百官志上》：梁武帝于官品九品的文书上注曰：“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

驾驷”，与千石以下制度不同。

《南齐书·礼志上》：曹思文上表称，西晋太学生三千人，“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子弟）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通典·礼十三》：东晋后期，国子学废已久，孝武帝时尚书谢石请恢复旧制。帝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入学）。..而品课无章，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臣闻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当即殷茂所说“冠族华胄”，应该都是门地二品。由于东晋后期官分清浊，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见第三节），而淝水战后，估计门地非二品，因军功升迁四、五品以上浊官或不分清浊之地方官者不少①，而国学一时未加区分，只要二千石以上子弟便予以吸收，这恐怕就是所谓“品课无章”、“混杂兰艾”。由此证明，直到东晋后期，官品五、六品之间这条制度上的分界线，依然未变；而且在一些冠族华胄中，更加重视二千石中人品或门地二品与卑品之别。这是温峤建议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举出一证。《晋书·桓玄传》：篡位前，“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数百人”。和孝武帝时相比，学官当即国子学官，“二品子弟”大多数当即“公卿二千石子弟生”。不同的只是桓玄出身第一流高门谯国桓氏，门阀烙印极深，不让学官教授二千石以上浊官等子弟，企图以此笼络门地二品，“冠族华胄”，求得大力支持。

总之，通过以上考证，我们确信，“二品系资”之“资”，是指五品以上官品。而前述由于人品、官品之间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西晋过渡性门阀制度，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差别，正是以官品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出现明显界限，为其主要特征。《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寒门”、“势族”的界限便是如此，并非如门阀制度已经确立的东晋以后，是以血缘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以血统高贵与否为区分。虽然出身低微，只要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便成势族；反之，尽管出身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如家族成员官品长期徘徊在六品以下，仍是寒门①。简言之，这一阶段的门阀制度，其大体趋向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如族灭，本人不寿而子弟又早夭等），又导致官品进一步提高。这和东晋南北朝大体趋向是门品决定官品，再导致门阀档次的进一步提高，有着显然区别。这种门阀制度，我们其所以称之为过渡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1.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刘毅激烈批评九品中正制，核心便是反对中正评定人品“随世盛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他一再强调“才实”、“才德”，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资”。卫瓘公开反对“计资定品”，主张恢复乡举里选，更是重视才德之证。刘毅、卫瓘都是大臣，两人不但公开上奏，而且武帝览奏后至少表面上“优诏答之”“善之”，这些表明，作为定品标准，德、才虽然逐渐被忽视，但在制度上仍占主要地位。对于“计资定品”的出现，卫瓘在奏文中用了“中间渐染”四字，也证明只是一种风气、倾向，尽管已经十分严重。

如果以为刘毅、卫瓘上疏时间稍早，“二品系资”之制或许尚未建立，①地方官不分清浊及其原因，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122页，128页。①参见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1期。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二品系资”已行之后的材料。如前引《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在反对评定霍原人品为二品时，除指出他身为列侯，谈不上门寒身素外，还批评他“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而尚书吏部郎李重为他辩解，只陈述、宣扬他的德行，而不及是否有世祚之资。这决非偶然，正好表明霍原能否进入人品二品，关键在德才。荀组明白，如果霍原“德礼”有闻，则加上世祚之资，岂不更应评为二品，尽管可以不名“寒素”。李重也明白，只要在“德礼”之论证上站得住脚，不管霍原有无世祚之资，都有希望升入二品。最后李重之议得到批准。这正是有了“二品系资”之制后，德才仍为定品极重要标准之证。也就是说，这时官品五品以上之“势族”，其子弟要定为人品二品，虽在“资”上比官品六品以下“寒门”子弟占有优势，但决定因素仍在德、才。如果德、才不够，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能进入二品的（中正迎合“势族”是另一回事）。相反，“寒门”子弟，德、才够了，仍可以通过“寒素”之目进入二品，虽然此目比较狭窄。

附带一说，从《李重传》可知，晋惠帝曾专门下诏举寒素。又《晋书·隐逸范乔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这与上述惠帝诏举寒素似乎是一回事。从尚书郎王琨荐，司徒张华于乔特发优论①，联系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司徒府不从后，沈又抗诣中书，中书复下司徒府，出现荀组与李重辩论一事，证明“寒素”一目极受重视，执行得很认真。东晋以后便不见这种情况了。

和德、才仍受重视紧密相关的现象，便是裴子野所说的，在魏晋，“草泽高士，犹厕清途”①。如出身“兵家子”，少为县小吏、亭子的刘卞，因有才干，最后升为并州刺史、太子左卫率（官品五品）。祖父曾为“苍头”的熊远，靠自己的才干、“忠公”，东晋初升至官品三品大臣侍中、太常卿。“出自寒素”的陈頵，主张“随才授任”，反对“藉华宗之族”取官，仍历官品三品、四品的尚书、州刺史诸官。至于“早孤贫，为县吏”，被轻为“小人”的陶侃，由于吏才、德行，西晋末已升为人品二、三品方得出任的郡中正，东晋初因军功卓著又封长沙郡公，位大司马（均官品一品），更是一个突出例子②。当然，出身寒微因军功而历高位的，南北朝一直不断；可是由“小人”升郡中正的，一般情况下却几乎见不到。《晋书·李含传》：“门寒微”，遭豪族排挤，曾仕不入流的“门亭长”，但因州刺史“素闻其贤”，经过推荐、提拔，终于人品得定二品，并领始平国中正。由此可见，陶侃的殊遇决非个别，这正是两晋之际，亦即由门阀制度初步形成期，向确立期过渡时，德、才标准尚未完全被忽视的反映。

2.这一阶段的户籍，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的士庶区别。这从免徭役之制便可见到。

如所周知，门阀制度确立和鼎盛时期，士族除了铨选上享有特权，还在徭役上享有特权：复除。然而在西晋，《晋书·食货志》载太康法令却是这样规定的。

①据《晋书·张华传》，华从未位司徒，具体人或有误。

①《通典·选举四》引裴子野语。

②以上四人，分别见《晋书》本传。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古田。..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八、第九品一户。

关于占田，这里不论。而从荫亲属、荫客规定中，可以清楚看到，享受特权最多的，是现任官吏。他们两者兼而有之，而“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则仅有荫亲属之权。这里的“士人子孙”虽非指现任官吏，但从其与“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并列，数量应该较少，和东晋南北朝一郡一县就有较多的“士人”、“士族”情况不同①。或许主要指的是魏晋时期声望特别高的士人，本人及子孙均未出仕，西晋为了表示对儒学、德行之尊重所以给予某些照顾。如《晋书·隐逸范粲传》：本人是“时望”，西晋时不仕，武帝予以优待，使“以二千石禄养病”。子乔声望也极高，“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这样的士人，西晋肯定不会让其子孙服徭役，所适用的恐怕就是上引太康法令规定。又《晋书·孝友玉裒传》：父王仪为司马昭司马，因直言被斩。裒“行己以礼”，“博学多能”，但一生不仕晋朝，“三征七辟皆不就”。所教授之门人应服徭役，“告裒，求属（县）令”。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从“德薄不足以荫卿”句，联系王裒随后送门人至县服役，县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并免除了该门人徭役等情况看，王裒恐怕也属太康法令中“士人”范围，所以县令对他很礼貌，但他只能荫亲属、子孙，而没有资格荫客包括门生。县令放免其门生，乃属特殊优待，并非法令规定。像范粲、范乔、王裒这样的士人，全国肯定不多。他们之所以能荫亲属，与“先贤之后”取得这一特权一样，道德意义恐重于政治意义，这和东晋以后大量士族复除，主要是王朝借此求取这一社会力量的支持，是有所不同的。近人论证士族身份有无法律界定时，有引此太康法令中“士人”依法可荫亲属，以为“士人”即士族，似是不确的。

如果这种理解不错，则由此可以推断，在魏晋，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依靠高官显贵父租之血缘关系而享有免役特权的士族。除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士人子孙”等特殊情况外，按制度，有官则可荫亲属以至荫客，哪怕出身寒微，仅八、九品的官吏；如果失官或死去，子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仕，则不但不能荫客，连荫亲属之权也失去，哪怕原来是五品以上甚至三品以上“势族”，也不例外。一句话，在魏晋，离开官位基本上不存在士庶差别。《礼记·王制》：公、卿、大夫、士，都是“官”，其下则为“庶人”，礼制差距极大。魏晋政治、社会制度基本上未脱离这一范畴。士庶之别，乃以官品九品上下为标准，极不稳定。原为庶人，如果出仕官品九品以上，户籍就应注为“士”，享受一些特权。《三国志·王粲传附吴质传》注引《魏略》：“始质为单家，少游邀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可见本来“出官”就应得到“士名”，亦即户籍上注为“士”。吴质因眼中只有京师贵戚，不把“乡里”势力当一回事，所以遭到压抑。另一种情况是，原为官品九品以上“官”，已有“士名”，但如果失①参见《南齐书·顾宪之传、王僧虔传》。

官，户籍上则又恢复成编户齐民，作庶人对待，丧失一切特权。士庶区别的这种不稳定性，便是门阀制度处在过渡阶段，只能算初步形成时期的又一特点。

3.由于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庶人仕进之路还不算很窄，所以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并不很严。如东晋南北朝士庶之间几乎不可能的通婚问题，这时却仍存在可能。《世说新语·贤媛》：司徒王浑子王济，为驸马、待中，见一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母钟琰，出身名门（祖钟繇，曹魏三公），也说：“诚是才者，其地可遗。”及至见面后评价说：“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这表明，地寒如兵家子（低于庶人），只要有才，虽会遭到一些压抑，但在较长时期内仍可“申其才用”。上述兵家子，如果形骨有寿征，则门阀高到三公之家，也将与之通婚。这同样属于门阀制度处于过渡阶段或初步形成时期之特点。

第三节 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①《宋书·范泰传》。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②《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①，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②。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③《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

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又说明士庶之际，私下绝不交往。

以上特点，也可以说是门阀制度确立、鼎盛的标志。

下面再就几个有关重要问题，作些说明、考证或推测。

高门、次门形成的原因按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其高门、次门的形成、固定，大概和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有极大关系。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便极大程度决定于几代人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官品一至五品这一因素。

上节已讲，“二品系资”之资，一般指的是五品以上官品，按制度德、才仍为当时定品极重要标准。虽有资，如无德、才，仍无法评为人品二品以上，从而也就无法最后升至官品五至一品。当然，刘毅、段灼所说的中正官对“势族”的逢迎、照顾，正在逐渐瓦解这种制度，但如果皇权伸张，这种瓦解过程必然较慢，或者说门阀制度不可能很快确立，因为从整个封建皇朝统治着想，迅速抛弃才德标准是十分不利的。可是东晋以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环境，加速了上述制度的瓦解过程。即由于种种机缘，东晋王朝君弱臣强，以北方一批“势族”为主，联合江南一批大族，把持了统治大权。如果说西晋“二品系资”尽管对“势族”作了很大让步，着重考虑的仍是整个皇朝利益，所以定品不放弃德、才标准的话，那么东晋制度很大程度上考虑的便是各“势族”利益，皇朝利益必要时得服从这些“势族”利益。于是定品注意德、才，拔擢寒素，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合潮流。相反，在君权不张情况下，“势族”子弟定品，要比刘毅上书之时受到更多的照顾。估计东晋初期“下品无势族”现象一定更加突出，从而使“势族”子弟除早卒者外，升迁至官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条及胡注。

②见《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诏。

③《文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王源”。

品五品以上的或然率更高。

试看以下几个“势族”所达到最高官位的材料（均见《晋书》各传①。每个“势族”只举显赫的一、两支。1、2、3..各代表一代人，但不一定是父子关系）：太原王氏：1.王昶：曹魏司空，一品（指官品，下同）。2.王浑：西晋司徒，一品。3.王济：西晋太仆，三品。4.王述：东晋尚书令，三品。5.王坦之：东晋中书令，三品。6.王愉：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琅邪王氏：1.王祥：西晋太保，一品。2.王裁：西晋抚军长史，五品。3.王导：东晋丞相，一品。4.王洽：东晋中书令，三品。5.王珣：东晋卫将军、都督，二品。6.王弘：刘宋太保，一品。

颍川庾氏：1.庾峻：西晋侍中，三品。2.庾琛：东晋会稽太守，五品。3.庾亮：东晋司空，一品。4.庾龢：东晋中领军，三品。5.庾恒：东晋尚书仆射，三品。谯国桓氏：1.桓颢：西晋郎中，六品。2.桓彝：东晋散骑常侍，三品。

3.桓温，东晋大司马，一品。4.桓玄：东晋太尉，一品。

陈郡谢氏：1.谢衡：西晋国子祭酒，三品。2.谢裒：东晋吏部尚书，三品。3.谢安：东晋太保，一品。4.谢玄：东晋前将军、都督，二品。5.谢混：东晋尚书仆射，三品。6.谢弘微：宋侍中，三品。

泰山羊氏：1.羊忱：晋徐州刺史，四品。2.羊权：东晋黄门郎，五品。3.羊不疑：东晋桂阳太守，五品。4.羊欣：宋中散大夫，四品。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第一，这些家族除个别人外，全都取得五品以上官品。这种官品和人品二品的结合，并在这些家族中不断重复，不知不觉提高了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于是同时逐渐出现一个显著变化：取得高官要职，不再仅看作个人德才杰出和资历深、功劳大的结果，而首先是看作家族血统高贵，秉赋异常的外在表现。上引刘穆之评谢方明为“名家驹”，与蔡廓“直置并台鼎人”，便是反映这种观念之一例。与这种观念上变化紧密相联系，大概也是同步形成的，则是制度上的人品演化为门品。“门地二品”出现了。自负“门地高华”、“膏腴之族”①的风气流行了。就这样，高档次官品与人品的结合和反复取得，导致了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

第二，同是五品以上官品，由于也有高下之分，这些家族又区别为第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如泰山羊氏，四代人的官位都徘徊在四、五品之间，所以只是一般高门。据《世说新语·方正》，泰山羊氏与名族琅邪诸葛氏为“世婚”。《世说新语·文学》，羊氏子还与琅邪王氏联姻。这些都是羊氏为高门之证。可是羊欣得罪司马元显，元显竟以他为“本用寒人”的后军将军府舍人以示侮辱，这又表明羊氏并非第一流高门，否则司马元显决不敢如此毫①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①分别见《建康实录》卷十隆安二年九月、及《晋书·王国宝传》。

无顾忌。上举除羊氏以外的五大家族则不同。他们多数达到官品三品以上，而且每个家族全有人取得官品一品，或主持国政，或立下辉煌功勋。太原王浑在西晋有平吴之功。琅邪王导为东晋开国元勋。颍川庾亮及弟庾冰（中书监，三品；车骑将军，二品），先后与王导、何充分主国政。谯国桓温不但很长时间（十九年）掌握“内外大权”，官居一、二品，而且西灭成汉，北伐中原。陈郡谢安、谢玄淝水之战，以少胜多，阻遏了北方胡族之南下，立下不世功绩。这些便大大提高了这些家族的声望，标志了其血统之高贵，使之成为第一流高门。

第三，同是第一流高门，由于达到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时间有早晚，门阀形成时间也就不同。太原王氏、琅邪王氏、颍川庚氏，都是在西晋或东晋初期使有人升至官品一品，并建立功勋，主持国政的家族，所以确立第一流高门地位也早。而谯国桓温建立功勋，取得官品一品稍晚，陈郡谢安更晚，因而家族开始遭到一些轻视。如太原王述不愿与桓氏联姻；谢氏被讥为“新出门户”①。可是终究因为桓氏、谢氏官高功著，其第一流高门地位，谁也无法否认，太原王氏最后仍不得不与桓氏通婚。陈郡谢氏进入南朝，更是后劲十足，与琅邪王氏一起，发展成两支并秀的甲族之甲族。相反，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因在东晋稍晚和末年的激烈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族灭，后人在南朝官位较低，很少取得三品官品，无一升至一品，所以尽管仍是高门，已从第一流宝座上跌了下来。

总之，在东晋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以上几个“势族”，由于种种机缘，几代人中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五品以上官品，于是逐渐形成、固定为高门甲族。其中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的“势族”，又形成、固定为第一流高门。这样，由于个人官位显赫而形成的“势族”，通过家族几代人中的官位显赫，便起了质的变化，而发展成以家族血统高贵为标志的高门甲族、膏腴之族了。

《新唐书·柳冲传》：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虽然其中“四姓”之说，可能有些问题①；是否主要以北魏官爵为标准重定门阀高下，也值得怀疑（见后）；但祖上如无魏晋官爵，便依三代人在北魏反复取得官位上下，确定门第高低，这恐不会是孝文帝创造，应该承袭有自，可作为前述东晋高门甲族形成、固定原因的一个侧证。

以上是高门。

次门大概是由刘毅所说的“寒门”中经常评为人品三品至九品，反复充任一般最高达官品六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可举彭城刘氏家族为例。据《宋书》纪、传，刘裕父系、母系、妻系三代官位可查者十三人①。除一人于制度尚疏①分别见《晋书·王述传》、《世说新语·简傲》。

①据《资治通鉴》卷一四○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门族”条，及胡注，“四姓”指卢、崔、郑、王，而不是甲、乙、丙、丁。依柳芳说，“四姓”位在膏梁、华腴之下，亦与该条所载太和十九年诏（又见《魏书·官氏志》）推崇“四姓”而不及其他的精神不合。

①因为刘裕父亲可考者人数太少，所以把母系、妻系也一并统计。好在当时婚姻论门第，官位高下应接近。参见祝总斌：《刘裕门第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

的东晋初位至五品清官散骑侍郎，三人位至清浊不分、官品五品的郡太守外，其余多数（七人）均位在官品六、七品之间（如尚书郎、治书侍御史、县令等）；还有两人则是东晋后期高门所不屑为的郡功曹。试将这些官位和上述泰山羊氏相比，虽然两者有的是交错的，如都有郡太守，可是就整体看，则有明显区别。泰山羊氏这支可考者十八人②，一人早卒，其余十七人，官品五品以上者十二人。十二人中五人为刺史、太守，七人为清望美官（如黄门郎、中书郎），包括三品、四品各一人。剩下五人，也全为六、七品清望官（尚书郎二人；车骑掾、卫军功曹、州别驾各一人）。对比之下，刘裕家族包括婚姻家族，主体官位在官品六、七品，且杂有低微官职。而泰山羊氏这支主体官位在官品五品，且除不计清浊之刺史、太守外，均清望官。所以一个当为次门，一个则是高门，界限是清楚的。

刘裕家族在次门中品第又是比较高的。据《宋书·武帝纪》：“初为冠军（将军）孙无终司马”。冠军将军为位次很后的三品军号，其司马官品大约在七、八品官品之间。如所周知，刘氏家族到刘裕时已破落得很厉害，“盛流皆不与相知”。可是起家仍为司马，这只能用门品在次门中还较高来解释。类似情况还有刘牢之、刘毅、刘迈、何无忌、檀凭之等人。如刘牢之虽“世以将显”，但第一流高门玉恭曾当众拜他为兄，自亦次门。他的起家是谢玄建武将军参军。建武将军虽为四品军号，但谢玄还“监江北诸军事”，独当一面，所以刘牢之的参军，当与刘裕的司马官品相仿①。估计他们的门品（原为人品）当在三品。

次门中品第比较低的大概由经常评为人品四品以下，反复充任一般是官品八、九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它们就是后来常见的“寒微士人”或“人士之末”②。宗越可能本来就是类似门第，所以比较容易降为“役门”。东晋末，刘宋初的鲍照，虽起家宋临川王（刘义庆）王国侍郎（官品八品），可是如考虑他“家世贫贱”，因刘义庆“爱其才”，给予优待，实际上与“人士之未”巢尚之因得君主赏识而“补东海国侍郎”情况略同，应该也是“人士之末”，原来起家官恐只能是官品九品，而与刘牢之、刘裕有别③。出身这种门第，一般情况下如要充任供士人铨选的官位，恐终身只能徘徊在八、九品官品之间④。可是鲍照因为有才干，所以除历清浊不分的、官品达六、七品的海虞令、秣陵令、永嘉令外，还升至一般供士人铨选的太学博士（七品）和前军刑狱参军（七品），超越了门第应得官品。不过也正因原来门品太低，官位也就到此为止，五十多岁死去，迄未再升进。

至于役门，本魏晋以来之庶人，亦称寒人，当由无人品、无任何官位，或即便入仕，也只能反复充任不入流寒官的家族固定而成。因为史书中这方②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①参《晋书·刘牢之传》、《世说新语·文学》“桓玄下都”条注引《续晋阳秋》。②分别见《隋书·百官志上》、《宋书·恩倖传》。

③参见《鲍参军集》虞炎序；巢尚之情况见《宋书·恩倖传》。

④其所以认定“人士之末”官位徘徊在八、九品之间，是因据《隋书·百官志上》所记梁、陈“寒微士人”充任的流外七班，正好是东普、宋、齐的官品八、九品，考证见后。又以理推测，士人出仕，这类门第官吏数量最多。可是因他们门品低，官位又不高，很难有什么事迹，故史书极少为之列传。偶尔有记载，也只是其中极个别因特殊机遇而超越了门第应得官品的人物。巢尚之、鲍照即其例。我们决不能据此便忽视“人士之末”按制度绝大多数当徘徊在八、九品官位间的事实。

面记载极少，所以只能作此推测。

以上由于一定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而形成、固定的门第，最后都要经过一定手续，由皇朝认可。东晋以后多次进行土断和整顿户籍，主要目的是为了固定和增加剥削对象，则在这同时认可或调整高门、次门、役门等，是十分必要，完全有可能的。前引《宋书·宗越传》，东晋末赵伦之镇襄阳，使长史范觊之整顿户籍，改定宗越为役门，其事虽然不是全国性的，却足可说明，门第之形成、固定，须经封建政权认可，后者有权整顿、调整。《南齐书·王僧虔传》：为会稽太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被劾，“委州检削”，“坐免官”。所谓旧门，乃士族之泛指。虽然这条材料时间稍晚，但东晋南朝制度一脉相承，南齐“旧门”之固定须要地方长官批准，其制应沿袭自东晋。

以上还表明，两晋门阀制度之确立，有一个按官位高低区分的“势族”、“寒门”、庶人等，向按血缘关系区分的高门、次门、役门等发展的过程。前者与后者虽不能截然分开，但也不能等量齐观。

《晋书·石勒载记下》：“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这个“士族”指的是过渡阶段的“势族”加“寒门”呢？还是确立阶段的高门加次门呢？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决不能把它理解为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首先，石勒所清定的“五品”、“九品”，指的是人品，而不是门品。

《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所载石虎诏书，对我们理解石勒这一措施大有帮助。该诏书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自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石勒）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遏）浊，使九流咸允也”。这就表明，石勒、石虎只不过照搬了曹魏之制，并无发展。意谓“扬清激浊”中之“清浊”，也只是指的人伦上的清浊①，竟谓要严格按德、才定品。这和后赵统治状况也相适应。当时西晋原“势族”、世家大族之留中原者，多不愿与石赵合作。为稳定统治，石赵固然不放松对他们的争取，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即其一例；但更重要的则是把希望寄托在愿意为自己效劳的一般士人甚至庶人上。清定五品，续定九品的对象应该就是这些社会力量。主持选举和清定人才的张宾，当即属西晋的“寒门”②，亦其证明。因而石勒所“典定”的“士族”，应该就相当于西晋人品九品、官品九品以上的官族。目的是通过定为“士族”，给予荫亲属、荫客特权，进一步笼络他们，使之死心塌地忠于自己。也就是说，石勒所典定的士族身份，失官也就失去，应大体与西晋一样，而和门阀制度确立时期的士族不同。这是因为石勒之时还不具备形成后者的条件。从以下几条材料，也可看出石勒以及随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士族，是按官位高低区分的：《晋书·石勒载记下》：“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①《晋书·刘毅传》：指责中正定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石氏之清浊即此处之清浊，并非官分清浊之清浊。《论衡·累害》“清浊殊操”。《论衡·命禄》“操行清浊”，刘毅、石氏清浊之涵义与此略同。

②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张宾，赵郡人。并非望族。敦煌发现的唐代姓望资料，赵郡无张氏即一侧证。参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王仲荦、唐耕耦两文所举氏族谱。张宾父张瑶，官止中山太守。西晋重内轻外。祖上无显宦，仅一代官止太守，也不可能是“势族”。

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按“公族大夫”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荀家等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石勒似采此制。故第一句话当理解为朝臣凡椽属以上之家族，称士族，统被迁徒，由公族大夫领之。此按官位定士族之一证。

《晋书·苻坚载记上》：苻坚建太学，“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行礼于辟雍（太学），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这“公卿以下子孙”、“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以前引石勒措施例之，恐即“士族”。可见直到苻坚之时，太学入学资格仍和西晋以官位高低为标准之制同①，而与东晋末桓玄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之制异，则在石勒之时岂能形成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我们知道，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与东晋不同，加上胡汉隔阂的存在，所以门阀制度确立的时间也比较晚一些。《晋书·慕容宝载记》：“定士族旧籍”，时在公元396年，或许这才是北方门阀制度确立的一个反映。既称“定”，就不是沿用，而是新定。又称“士族旧籍”，恐怕指的是后燕以前旧的户籍上的士族。在这以前，如石勒等全都按出仕本朝的官位高低，将九品以上定为士族。而一般不承认被推倒王朝户籍上之士族，除非他们归附了本朝。从慕容宝开始，对旧籍上士族不再一概否定，即便未出仕新朝，根据情况，不少人仍可予以承认。“定士族旧籍”的内容或许就是如此。另外，从永嘉末年以来，留在北方的某些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每个胡族王朝上台，全都有人出仕，而且位居公卿，经过几代，家族声望大大提高，成为不管出仕与否，胡族王朝全得考虑依靠或拉拢的力量。这些情况，大概就是慕容宝其所以要“定士族旧籍”的一个客观动因。当然，南方东晋门阀制度的确立，对之也有很大影响。

役门之出仕及出仕后免徭役问题在门阀制度确立之后，高门、次门、役门等已经固定，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以及官位高低而发生变化。这种制度十分有利于高门甲族，而不利于次门、役门等。许多特权，特别是出仕中升迁迅速，轻易取得美官、高官等特权，被高门甲族垄断，长期把持，次门特别役门等，很难染指。不过，为了维护整个王朝的统治，高门甲族又不能把什么事务都包下来，特别是他们鄙薄的武事、吏事，必须依靠次门、役门以至兵户、吏家去承担。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以下制度：第一，虽为役门等，但如果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在职期间，本人和家族沿用西晋太康旧制，仍可免徭役（官品九品以下大概不能荫族）。只不过去职之后仍须按“役门”等门第服徭役。和高门、次门无论在职、去职均享有免役权相比，这种优待是很有限的，可是毕竟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第二，推行西晋已经萌芽的官分清浊之制，使之逐渐确立①。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役门等贡献个人才能，为皇朝效力的积极性。因为根据这种制①西晋官品五品以上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入太学；前秦只有太学，卿大夫、士以上元子入学。两者具体规定虽不同，但按官位入学之精神是相同的。

①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一文有详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度，高门所不愿为、不屑为的武官和吏事烦杂的文官虽不是清官，但品级并不低，有的高到三品以上，在统治人民，指挥战争上，权力很大。另外还有不分清浊的地方官（县令、太守、刺史），取得一定官职的役门等，也可升任①。另一方面又不影响高门甲族的优越地位。因为役门等不得为清官，清官必须由士族铨选。清官不但社会声望远高于官品高的浊官、武官，而且升迁迅速，易于飞黄腾达。特别是朝廷大权掌握在高级士族手中。他们虽鄙薄武事，但还是通过文武兼任或文武迭任方式，紧紧抓住军事长官（如各地都督）的位子。

这些就使役门等官位虽高，也只能从属于高级士族，为他们服务。《晋书·陶侃传》：庾亮抵抗苏峻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将军（指庾亮，时以护军将军为征讨都督）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殷融出身陈郡殷氏，是名族；所任将军府司马，也是士族常出仕的幕僚性质之武官。王章事《晋书》仅此一见，不知详情，推定出身将门。陶侃的意思是：殷融本来出身名门，故是君子，王章出身将门，故是小人。但现在殷融作为幕僚，打仗失败后，归过于府主，而王章却风格甚高，肯替庾亮承担责任，故从思想品质言，两人倒换了位置。按王章敢于替庾亮承担全部责任，陶侃也没有斥他不够资格，可见其将军官品不低，权力不小，但他从门第言，仍是小人，和殷融存在士庶之别。《晋书·郭默传》：“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以后虽逐渐升至官品颇高的后将军（三品）领屯骑校尉（四品），但仍被官品与他相等，然出身大族的平南将军刘胤视为“小人”。这种制度和风气，正是又拉拢“小人”，又保证“君子”优越地位的手段。

第三，如果役门等因功勋能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甚至五品以上职位，子弟又能小心谨慎，将以上官位接连保持两、三代，还可以改换门庭，成为高门或次门。如彭城到彦之曾以担粪自给，显属役门。但自因军功封侯，升至护军将军（四品），第二代位至州刺史（四品），第三代位至五兵尚书（官品三品），到氏便升为高门①。这种制度与风气，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个更大的刺激。当然，由于高门甲族的压抑与排斥，以及当时役门等家族本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取得高官要职并维持两、三代的，几如凤毛麟角；但将六至九品官位保持两、三代，升为次门的，虽然不多，却也不能算很稀罕，特别南朝。

以上为役门等出仕的制度。

至于次门，本为士族，无论出仕与否，均免徭役，自比役门等优越。但在高级士族掌握统治大权的东晋，同样受到压抑，仕途升迁困难，因此对待他们也有个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估计上述关于役门等出仕的制度，有的①关于地方官不分清浊的原因，宫崎市定以为是西晋行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晋书·王戎传》），世族、寒门均得先经宰县，故无法分清浊。其实西晋官分清浊仅处萌芽时期，地方官恐怕还不存在是否分清浊的问题。而到东晋，并未继续推行甲午制。地方官其所以不分清浊，很可能是因为统治地方，事务极烦杂，边境还有战争，原则上无法排斥让有才干的役门、将门充任：但地方上有丰厚剥削收入，高门都力争当外官，因而清浊之分也就无法适用地方官。

①《南史·到彦之传》：彦之孙到■竟讥琅邪王晏官职“清华所不为”。侄到溉位吏部尚书。到氏门阀自己成高门。

固然与次门无关（如出仕九品官以上免徭役），有的则大体也适用于他们。如次门虽有取得清官资格，但所得官位除清度低外，品级也不可能高，因为高级清官多为高门把持。因此次门也往往把出仕武职或清浊不分的地方长官，作为晋升的终南捷径。而且应该说，在东晋，通过这一途径取得高官的，次门因为条件稍优，数量要多于役门。同样，次门两、三代中保持五品以上高官升为高门的，可能性也大于役门等，南朝前期材料稍多，见后。

以下着重讨论一下役门等出仕后的免徭役问题。

如上所述，役门如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去职后不能免徭役，但在职期间，依太康制度，是可以荫三族的。然而自刘宋，元嘉年间起，发生了对役门不利的变化。

《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征行。唐长孺先生认为：“虽然这里没有说凡充任上举官职的才是士族，但既承认其免除兵役权利，实际等于宣布这些官职是最起码的士族标识。”又指出“寒人”如仕至这些官职，“也当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①此说可酌。这似是把役门、寒人仕至这些官职免役，与是否士族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诚然，士族中层次低的，往往充任这些官职，甚至高门也有起家或历官州从事的，然而仕至这些官职的，却不限于士族，也可以是役门、寒人。如《宋书·武念传》：乃“三五门”，即仕至宋孝武帝当皇子时，军号抚军将军，任雍州等州都督的“参军督护”。唐先生自己也举了好几个寒人仕至参军督护、国三令的例子。可是这些人怎么能因此便“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呢？试看下例：《南史·江敩传》：宋末齐初，寒人纪僧真得君主宠幸，自小吏仕至中书舍人（官品七品，士庶杂选）、尚书主客郎（六品清官）、太尉中兵参军（官品七品），官位都高过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可是他仍非士族。他对齐武帝说：“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意即将门第改为士族）”。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结果纪僧真碰了一鼻子灰，叹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考永明年间，江敩任司徒左长史，谢■为吏部尚书。当时纪僧真必仍为役门或吏家，武帝是要他找江敩等将出身或门第改为士族①，而江敩予以拒绝。《江敩传》又称：“时人重敩风格，不为权幸降意”。这既说明当时权幸改变门第的不在少数，一般司徒左长史、中正无此“风格”，所以江敩为①参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71页及72页注一。虽然唐先生在作出上述论断前曾说“规定最起码的士族起家官是在元嘉二十七年”。似乎要讨论起家官，可是因为何尚之议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问题，所以在具体分析中实际上主张仕至这些官职就是“起码士族”。

①这当中定有一套制度和手续，因史料阙如，试推测如下：凡士族均有门品，归司徒左长史掌管，吏部尚书则据品铨选。而役门等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大概仍无门品，与司徒左长史不发生关系，直接由吏部尚书根据另一套制度铨选。要改士族，不但要司徒左长史准予定门品，而且也要吏部尚书将其铨选由役门等改为士族铨选系统，这就是为何要找江敩、谢■两人之原因。

人所重。另一方面又说明如不经一定手续，即使在君主示意下仕至清官，甚至更高的三品以上文职大臣（如南齐王敬则、陈显达，均位三公），也非士族。

再举一例：《文选》卷四十《奏弹王源》一文反映南齐士族王源因与寒人满氏联姻，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此事前已提及。而据沈约文，满璋之官“王国侍郎”。如是皇弟皇子王国，则侍郎官位高过“国三令”；如王国等级较低（如嗣王），待郎官位也大体与皇弟皇子“国三令”相等。如果仕至这一官职就被认作“起码士族”，便不会发生弹劾问题。实际情况是：沈约虽提到了这一官职，却不把它当一回事，仍从血缘上揭发：“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这又证仕至这些官职的寒人仍是役门、庶人，不是士族。那么何尚之的建议如何理解呢？

便是要求进一步改变西晋太康制度，压缩官吏荫族特权。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之前，即便役门，凡官至九品以上，在职期间均可荫族，这是沿袭太康旧制。可是自东晋门阀制度确立以后，高门、次门不管出仕与否均可免役；再加上战争频繁，役门等立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者日多，这样，可供王朝役使的对象便在减少。到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兵力不足”，怎么办呢？对士族不敢碰，便在役门头上做文章。依何尚之议，仅只征发“三五民丁”，即“三五户”亦即役门之民丁，但实行一个新制度，即将三五户中本来出仕至九品以上官位所享有的荫族权予以压缩，改定为大体官品七、八品的州从事、皇弟皇子国三令等方能享有。为了缓和这些被剥夺荫族权之寒官的不满，规定“悉倩暂行征”，意即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而且限于兵役。可是因为整个说来，徭役、兵役等需大于供，这个口子一开，便收不住了，不但后来征行照此办理，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徭役、杂役。太康制度便改变了。这是门阀制度确立，高门甲族掌握大权（何尚之即高门），压制役门、寒人的又一表现。据《宋书·羊玄保附羊希传》记载：为尚书左丞，在离元嘉二十七年不久的大明初建议改变旧制，允许官吏占山护泽，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依次递减，七、八品听占一顷五十亩，而九品却与“百姓”同，仅听占一顷。这种压制绝大多数由役门、寒人充任的九品官吏特权的作法，与何尚之议的精神正好遥相呼应（泰山羊氏亦高门），可作为前述对元嘉二十七年改制新看法的一个旁证。

附带一说，史学界有认为出身州从事是起码的士族标志，我们觉得这个论断尚可斟酌。按《隋书·百官志上》，萧梁天监官制改革后，门地二品者官分十八班，门地不登二品者为“寒微士人”，又有流外七班安置他们。这流外七班，大体相当于晋宋八、九品官位（考证见后）。我们知道，寒微士人也是士族，数量较多。《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中资产超过三千者，占一半以上到三分之二。可“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从这句话虽无法断定其绝对数字，但绝不止三百、五百户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大多数当为层次比较低的寒微士人。这些士人，据天监官制，需经历了流外七班，方能登流内一班。州从事属于哪一班呢？如按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和皇弟皇子北徐、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言，分别是流外六班和五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八品。如按扬州、南徐州西曹祭酒从事、议曹从事言，则是流内一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七品。把起码士族之标识定为出身州从事，则出身梁流外四班至一班，或刘宋官品九品的寒微士人，岂不被排斥于士族之外，成了役门了吗？这不可能，也不符历史事实。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还需对唐先生据以论断的两条材料加以考证。一条即《宋书·索虏传》何尚之参议，上面已经指出它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官，其中免役资格与是否士族不是一回事。另一条材料为《南史·庾革传》，原文如下：“后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遂止。”

这段记载具体史实有误，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七，但不影响我们讨论的问题。唐先生把“名挂士流”理解得太实，以为邓元起只想要个起码士族身分，以便“取得士族荫族特权，首先是免役特权”。可是原文明明说“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首先是为了社会声望。如果这一动机是事实，则在大量寒人通过非法手段“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起码士族）”的南齐（《南齐书·虞玩之传》），仅仅改为起码士族是否能满足他的愿望呢？考南齐永元末邓元起已历官槐里令、弘农太守、武宁太守（官品五品），地位虽不高，也不算低（《梁书·邓元起传》）。所以所谓“愿名挂士流”，恐怕不只是想取得一个起码士族或寒微士人身分，而是一句谦词，实际上是想取得较高门品和地望，让“乡里”羡慕。试看邓元起终于争取到的皇弟皇子荆州议曹从事，据《隋书·百官志上》载，在梁流内一班，略当宋齐官品七品，大体是层次较高之低级士族或一般高门的起家官。《宋书·王玄谟传》：出身太原王氏不发达的一支，上代多郡太守，起家徐州从事史。

《南史·顾琛传》：出身吴郡顾氏。曾祖和，晋司空，祖、父并七品清官，琛“起家州从事”。《南史·张岱传》：出身吴郡张氏，祖敞度支尚书，父裕都官尚书，均官三品，岱起家州从事。由此可见，州从事是一种趄点稍高的起家官，恐不是起码士族或寒微士人的标志。

士族队伍的变化和梁武帝改制在东晋社会渐次形成、固定的高门、门地二品，直到东晋末年数量仍是不多的。如前面已引，东晋末，桓玄为了笼络人心，“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据《通典·职官十九》，晋代内外文武官六八三六人（官品九品以上），其中内八九四人，外五九四二人。我们无法知道桓玄的“二品子弟”是否包括外官中门地二品，姑且全按内官计，如一官有子弟二人，则全部内官共得子弟一七八八人①，“数百人”只能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数百人中再扣除虽门地二品，然未出仕户之子弟，则不难看出九品以上内官中大部分必由门地三品以下官吏组成。然而正是这少数门地二品，特别是其中第一流高门掌握统治实权，形成东晋“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②。可是到东晋末年，随着高级士族，特别其中第一流高级士族的腐朽，门阀政治无法维持下去了。大体从东晋末至南朝前期士族队伍发生如下变化：第一，随着宋、齐两代皇权政治的恢复，原为低级士族的皇族，凌驾于高级士族之上，成为享有种种特权的特殊高级士族，只是文化素养、儒学传统一时还跟不上，特①《通典》记载的当是西普官数，但东晋大概减少不多，因《通典》同卷记刘宋内官八二三，外官五三四九，东晋当相仿，故此处不再区别。

②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期。

别在刘宋③。这一状况在政治上形成两个特点：一是皇帝重视吏事，往往信用气质比较接近、长于吏事的寒人、役门为近臣（如中书通事舍人），甚至倚为顾问，造成“寒人掌机要”之局面。另一特点是皇族本身也长于吏事，他们与皇权存在矛盾甚至尖锐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成为皇帝信用的另一对象，而且官位远高过寒人近臣。以刘宋六十年统治言，皇族任尚书令或录尚书事之时即占三十六年。扬州刺史掌握京都地区军政大权，前后十七人，皇族即占十二人①。

第二，在宋、齐，原东晋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都没落了。王、谢两族虽仍显赫，但真正得君主信任，执掌实权的，却极少，并各有其特殊原因。如齐代的王俭，前后任尚书仆射、尚书令共十年，除了本人才干外，主要是以死心塌地投靠萧齐，为宋、齐禅代竭尽智力的代价换来的。这种情况，在第一流高门中极为罕见。由于此故，陈郡谢氏在宋、齐两代无一人任尚书令、仆射。其他琅邪王氏即便入选，也多为形式。如王球即一著例：为仆射，装病，“朝直至少”，以至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要“以法纠之”，因宋文帝称他为“时望所归”，“遂见优容”（《南史·王球传》）。第三，低级士族和高级士族中声望稍低的家族，相继配合皇族执掌大权。如上述刘宋的尚书令或录尚书事，皇族充任以外的二十四年中，徐羡之、傅亮、柳元景、袁粲任职一共占去十六年。徐羡之、傅亮被琅邪王氏轻为“中才寒士”、“布衣诸生”，实属于一般高门。袁粲虽出自著名高门陈郡袁氏，但袁粲这一支却“饥寒不足”，走向衰败，父袁濯早卒未仕，母“躬事绩纺，以供朝夕”。袁粲于宋孝武帝世飞黄腾达，升至吏部尚书。因凌辱“寒士”，孝武帝大怒，揭其底曰：“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即员外散骑侍郎，官品五品）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见《南史·袁粲传》。这话一方面表明袁粲门第并不显赫，另一面也反映或许孝武帝正是有意识重用这一类门第的人，以压制第一流高门的。后来宋明帝临终赐“门族强盛”的尚书左仆射琅邪王景文死，相反却以尚书令袁粲为主要顾命大臣，可能也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关。柳元景上代最高位不过清浊不分的郡太守，本人以武功显，原来当是低级士族①。仕于东晋南朝的这一支河东柳氏，似自元景以后方升高门。刘宋六十年，尚书仆射中原次门更多。如孟f、刘延孙、刘遵考、刘秀之、颜师伯、刘勔、柳世隆均是。其中颜师伯就是一个颇有军事、政治才干，深得宋孝武帝宠幸，而又被袁粲轻视的“寒士”。刘延孙与皇室本非同族，但因有军事政治才干，宋孝武帝与弟竟陵王刘诞发生矛盾时，竟破例“与之合族”，以便用他为“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的南徐州刺史，以防刘诞（时诞为都督南兖州等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南徐州刺史所居京口与广陵正好隔江相对）。从刘延孙两任尚书仆射，官至侍中、车骑将军，并两领徐州大中正推测，他这时肯定已由次门升为高门了。像颜师伯、刘延孙③《宋书·明恭王皇后传》：出身琅邪王氏。明帝在宫内“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王皇后“以扇障面”曰：“为乐之事，其方正多。..外舍（指娘家琅邪王氏）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明帝大怒。而皇后兄王景文闻之则赞后“刚正”。此即两种门阀差别的一个表现。

①以上俱见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

①《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称柳氏西晋有吏部尚书柳轨、侍中柳景猷，恐不可靠。《晋书》无柳景猷其人，柳轨只是尚书郎，见《贾充传》。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西晋吏部尚书也无柳轨。所以柳元景侄柳庆远，《梁书》本传称他“世为将家”。

这类原低级士族，数量多于一般高门；而且和东晋之时比，儒学修养、文化素质正在日益提高，已越来越成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不少役门、寒人靠吏干、军功升至较高官位，经过钻营，依合法手续，将户籍改为士族。如上述宗越请宋文帝特批，邓元起请随王萧子隆照顾均是。此外，还有更多役门、寒人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改注户籍。据沈约说，不过“用一万许钱”贿赂，便可使“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因为人数相当多，竟造成“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缺，职由于此”（见《通典·食货三》）。不过，以上两类役门、寒人转成的士族，一般说社会声望还较低，绝大多数乃是寒微士人，政治上作为、影响不大。

总之，在皇权政治得到恢复的宋、齐两代，士族队伍发生的变化是：原东晋一流高级士族声望虽然更高，实权却进一步丧失。原为低级士族的皇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转为特殊高级士族；声望较低、腐朽性较少的原某些高级士族（如陈郡袁氏袁粲这一支、河南褚氏褚湛之、褚渊这一支等），上升为著名高门；数量稍多，有军事政治才干的原低级士族，有的已上升为高门，有的极力想升为高门。以上三类士族，一般说，以皇族为主、相互配合，乃是支持皇权，巩固王朝统治的主要力量。此外，不少役门、寒人转为寒微士人，少数且通过吏事、军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九品以上甚至更高官位。不过总的来说，在南朝前期，这一类人政治影响还不大。

对于以上士族队伍的变化，封建皇朝怎么适应呢？除了宋、齐两代对非法混入士族队伍的役门不断采取整顿户籍办法加以清理外，最突出的一项措施，便是梁武帝天监初总结宋、齐两代经验教训，面对现实，实行了官制改革，特别是天监七年，更进一步将魏晋以来的官品九品改为十八班。据《隋书·百官志上》，整个改革具体内容主要有二：第一，魏晋以来官品九品与人品九品相适应，而改革后的官品十八班，只有人品二品，在当时即门地二品方可铨选。“其不登二品者”，即门地三品以下，只能铨选流外七班。

第二，改革后的官品十八班，并不是原来官品九品一分为二，而是大体把原来官品七品以上官位打乱，重新排列组合而成。原官品八、九品官位，则多半降为流外七班。

关于后一问题，需加考证。

宫崎市定氏曾断定：十八班是宋、齐宫品六品以上重新组合而成，七品以下则入流外七班和蕴位、勋位①。此说可酌。

事实是这一分界线大体上说，不在六、七品之间，而在七、八品之间。

亦即十八班大体是由宋齐官品七品以上重新组合而成。《宋书·百官志》载官品七品凡十类官，绝大多数进入梁制十八班，便是明证：1.诸卿尹丞：梁太常丞在五班；宗正、太府、卫尉、司农、少府、廷尉等丞在四班；光禄丞、太仆、大匠丞在三班；鸿胪丞在二班；太舟丞在一班。

2.太子傅、詹事、左右二卫率诸官之丞：梁太子太傅、少傅丞在五班；太子詹事丞在四班。太子左右二卫率丞，梁制失载：但“太子二率殿中将军”，梁在一班。而据与梁十八班相适应的①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316—317页。

陈官制九品，有“太子左右二卫率殿中将军及丞”在第九品②，可见太子二率殿中将军与太子二率丞品级相等，前者梁在一班，则后者自亦当在一班。3.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梁制失载。但据陈制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有的在八品，有的在七品，可证梁制必在流内。

4.诸府参军：梁诸府等级高下不一。最高者为皇弟皇子府，以下递为嗣王府、庶姓公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最低为庶姓持节府。其参军除庶姓持节府在流外七班外，其余都在流内，高的如皇弟皇子府正参军还在四班。

5.戎蛮府长史、司马：梁制只载诸戎蛮府中品位最低的“杂号护军”如镇蛮护军、安远护军的司马在流外七班①，然据陈制，诸戎蛮府长史、司马六百石者，俱在八品，可证梁制这类官一般亦应在流内。

6.公府掾属：梁制在六班。

7.太子洗马、舍人、食官令：梁制太子洗马在六班，太子舍人在三班，太子食官令不载。但《宋书·百官志下》称：太子食官令“职如太官令”，而梁太官令在一班，食官令当相若。

8.诸县（署）令六百石者②：梁制太官、太乐、太市、太史、太医、太祝等诸署令在一班。县令不载。然陈制县令六百石者在九品，可推知梁当在流内。

9.谒者：梁、陈制均不载。可采迂回办法推算。据宋志谒者仆射在五品，谒者在七品，相差两品。梁制谒者仆射在六班，如按相差四班至五班计，谒者亦当在流内。

10.殿中监：梁制但有殿中外监，在寒人充任的三品蕴位，殿中内监在寒人充任的三品勋位。《唐六典》卷十一也称由“位不登（流外）七班者”充任。《通典·职官八》则称：梁陈殿中监“资品极下”。可见这一官职由晋宋官品七品跌到梁陈的蕴位、勋位，属于特殊变动，不能反映官制改革的一般情况。

由上可见，宋制官品七品的十分之九均转入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内一班以上。

再考察宋志的官品八品。

1.内台正令史：梁在三品蕴位。

②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三册746页此处作“太子左右二卫率、殿中将军及丞”，其中顿号“、”误，应删。因“殿中将军及丞”乃太子二卫率属下之殿中将军及丞，加上顿号，只会造成混乱。①“杂号护军”，见《宋书·百官志下》。

②“署”字今本《宋书·百官志》无。按《宋书·百官志》官品表第六品中有“诸县署令千石者”，六百石、千石相对，可知六百石上当脱一“署”字。又《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丧第六品下有“诸县置令秩千石者”，第七品下有“诸县置令六百石者”，和宋志所载比较，知“置”均“署”之讹。晋有“诸县署（置）令六百石者”，则宋当亦有之。

2.郡丞：梁制不载。陈制万户郡丞和不满万户郡丞分别在七、八品，可推定梁制亦当在流内。

3.诸县、署长：梁制不载。据《后汉书·百官志五》，县长秩四百石或三百石，署长四百石。陈制五千户以下六百石县令在九品，则不满六百石之县长自在九品以下，亦即梁当在一班以下。诸署长位次于诸署令，诸署令梁在一班，则署长亦当在一班以下。

杂号宣威将军以下：据《通典·职官十九》，门品二品铨选的军号二十四班，与宋、齐军号的对应关系是：二十四班相当宋齐骠骑、车骑等。二十三班相当四征等。..十六班相当征虏，十五班相当冠军，十四班相当辅国，十三班相当宁朔。十二班以下未言相当宋齐何军号。但依十六至十三班的对应比例，据宋志宣威将军以前尚有建威至凌江共军号十八，则到杂号宣威将军以下，其相当的军号自应由“不登二品”者铨选，亦即其官相当于流外。

由此可见，宋制官品八品基本上转为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外官。

至于宋制官品六品，十四类官，虽然几乎全转为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内官，但一般班次均高于和宋制官品七品对应的流内官，最高的达到十一班（皇弟皇子师），九班、八班也颇多。而后者最高才只有六班（公府掾属、太子洗马）。

综观宋制官品六、七、八品和梁改革后官制之对应关系，可以肯定，梁制十八班不是宋制六品以上，而是七品以上官品的重新组合。

这样改革，有着历史根据。

自汉以来，官秩二千石（相当于官品四、五品）与千石（相当于官品六品）之间固然有着一条重要界线，而官秩六百石（相当于官品七品）与四百石（相当于官品八品）之间，也存在一条重要界线。《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材力，自今以来，毋得举”。表明六百石是大夫等级，享有先请特权。什么叫“秩禄上通”？《礼记·儒行》“上通而不困”。郑注：“上通，谓仕道达于君也”。据此可知“秩禄上通”便是其官职是直接效力君主，政绩可上达于君主之意。按汉代公府与州郡辟除掾属，秩禄最高四百石（公府东、西曹掾），见《后汉书·百官志一》。这些掾属有事只与辟主相通，相互有君臣关系，相当于先秦的“陪臣”，由“士”充任，而不能上通于君主。汉宣帝不许举六百石官吏，就是为了给这些掾属之察举开辟道路①，反过来也就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一条重要界线：六百石以上是大夫，四百石以下是士，多数是“陪臣”。这条界线也体现于晋宋礼制中。《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以上与千石以下固然有着截然不同礼制，已见前考；另外六百石即官品七品以上与四百石即官品八品以下礼制的不同同样突出，这就是除服务人员（如一些郎官等）外，凡元会正式成员，亦即在殿前设有位次者，均六百石以上官吏，而无四百石以下官吏位次。这恐怕仍是汉代大夫上通之制的延续①当然，这并不意味四百石以下全不能上通，如少数四百石、三百石之县长、郎中等，亦可上通，宣帝诏只是大体划一界线。《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三年将“先请”范围扩大到秩禄三百石，但只限于“墨绶长、相”，即直接效力君主可“上通”的官吏，精神同。

②。

通过以上改制，梁武帝将十八班界线划在宋、齐官品七品以上，规定由门品二品之人充选，实际上就是将原来一般情况下最高能升至官品六、七品，即层次较高的低级士族（门品约三品），吸收到门品二品即高级士族行列中了③。这是因为在宋、齐两代低级士族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统治经验日益提高，越来越表现出他们在巩固封建皇朝统治中的才干和作用，因此梁武帝为了自己朝廷的利益，采取承认现实的政策，在继续拉拢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第一流高门，也不忽视重用某些有才干、有作为的一般高门的同时，不得不进行改制，大幅度地拉拢、讨好这一社会力量。具体变化大概是：凡原来上代往往充任宋、齐六、七品官位，本人官位又在改制后的十八班以内，便由低级士族升为门地二品，成为高级士族，从而为合乎制度地取得五品以上特别三品以上官品，准备了资格、条件。梁武帝在位期间最信用的一批参与机密的大臣，除周■为一般高门外，其他原来多为这类低级士族：如徐勉，被梁武帝目为“寒士”；朱异，自称“寒士”：范云“起家（宋武陵王赞）邱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俱见《南史》本传。如起家法曹行参军，还有可能是一般高门，起家州西曹书佐（即西曹或西曹从事，亦即汉代功曹书佐，见《宋书·百官志下》，梁在改制后的一班），原来只能是低级士族。梁代这些人都升至五品以上高位，如范云，尚书右仆射，三品；徐勉，尚书仆射，十五班，右光禄大夫，十六班；朱异，中领军，十四班。而且门阀也改变了。《南史·张缵传》：出身范阳张氏，“本寒门（低级士族）”，弟张绾曾被人目为“寒士”（《周书·刘璠传》）。可是因父张弘策助梁武帝夺天下有功，三子包括缵均起家秘书郎（乃著名高门起家官），缵、绾均位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门阀未升二品，是不可能得此任命的。《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太清二年条：梁武末年，欲利用侯景，景“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配奴！’”侯景生气的是未能与第一流高门王、谢联姻，并不意味朱、张门阀低；相反，从梁武对侯景征求一直给予满足推测，朱、张肯定门阀也比较高，只不过稍逊王、谢而已。“朱、张”，胡三省注：“谓朱异、张绾之族也”。这不但再次印证范阳张氏门阀升得相当高，而且也表明朱异自称“寒士”，是就过去的门阀而言，或就与原高门交往中仍被目为寒士而言（此即朱异所谓“诸贵皆恃枯骨见轻”，见《南史》本传），其实在户籍记注上，在吏部铨选文书上，他已和范阳张氏一样，升为相当高的门阀了。①总之，梁武帝改制，乃是东晋末至宋、齐间士族队伍变化在官制上的反②《晋书·舆服志》：规定车制，也只有六百石以上官吏制度。又《晋书·礼志》中、下篇两见以官品六品以上为界线，但都只涉及局部问题（一为晋成帝杜皇后死，选六品子弟为挽郎；一为晋孝武帝于太学行释奠礼毕，会六品以上官吏），和汉代以来一般的大夫上通之制并不矛盾。③《南史·王僧孺传》：梁武帝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僧孺曾“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或即反映官制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当然，梁武帝的改革也可解释为进一步扩大高级士族特权，将官品六、七品的推选也从低级士族手中夺走，完全转归高级士族。可是这和东晋以来士族的整个发展趋势（高级士族没落，低级士族逐渐取而代之）不合，是不可能的。观梁武帝全部政策自明。如他即位前就上书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为“后门”即低级士族鸣不平，即一例。①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中华学术论文集》。有关问题考证、分析极详。映。它表明，宋、齐门阀制度虽仍处鼎盛时期，高级士族仍占据高官要职，享有种种特权，但已极大程度上要受皇权支配和限制，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个层次的士族升降、兴衰已大不相同。梁武帝官制改革，便是宋、齐这些变化的一个总结。

附带一说，前言宋、齐多以“寒人掌机要”，为什么梁武帝改革着重照顾、优待的却是原来的“寒士”呢？

原因有二：第一，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限制，从东晋末至宋、齐，只有原来的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统治经验显出长足的进步，逐渐在顶替原来的高级士族，充当支撑封建大厦顶梁柱的角色。与低级士族有所不同，役门、寒人虽得到皇帝出于种种动机的信用而“势倾天下”，但多半仅长于吏事和武职，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尚未跟上，还缺乏从封建统治的整体、长远利益着眼，考虑和处理政务之水平，因而一旦得宠，虽能带来短期效益，往往因贪污纳贿，胡作非为，最后反而导致皇朝或君主的覆败。沈约在《宋书·恩倖传序》中便说：“民忘宋德，虽非一涂，宝祚夙倾，实由于此（指信用恩幸）”。这就是说，从整个社会发展趋势言，役门、寒人的德、才虽有进步，但与士族特别高级士族平起平坐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新起的梁武帝君臣不可能重视他们。

第二，宋、齐两代，特别宋代的君主和皇族虽然原为低级士族，可都是以长于吏事、武职和权术，乘前朝末年种种矛盾尖锐，统治昏乱之机，夺取政权的。本身气质则与寒人比较接近。所以为了巩固统治，君主一方面固然不得不拉拢、拔擢某些有才干而又愿意为自己效忠的高级士族，和文化素质、儒学修养好的低级士族，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出于种种特殊目的（如解决与皇族、大臣之间矛盾等），需找亲信密谋、商议时，气质相近而又极力謟附、迎合自己的寒人，便入选了。梁武帝的气质则不同。尽管过江的兰陵萧氏各支本低级士族，多以武功显，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已有了很大提高，梁武帝萧衍之学术与文才更为突出，所以他虽仍重吏事，但在他面前，寒人多半任奔走之劳，参与内省政事谋议的均范云、徐勉、周■、朱异一类兼长吏事的士大夫。君臣在一起有时还讨论经学、礼学、文学、佛学等，甚至吟诗作文，仅长于吏事的寒人很难与他气味相投。《南史·朱异传》：本小官，梁武帝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随后朱异便逐步飞黄腾达。这种情况，宋、齐幸臣无一其例。《隋书·百官志上》：天监九年梁武帝下诏将过去由寒人充任的尚书五都令史，“革用士流”，委派的五个人并登门地二品，“才地兼美”。这虽然不涉及参与机密问题，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梁武帝对仅长于吏事之寒人的态度。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的标准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典定士族”和“定士族旧籍”问题，前面已经简略分析。

对于后燕慕容宝所定士族，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大概是承认的。《魏书·高允传》：上书建议于郡国立学，“学生取郡中清望..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献文帝）从之。”北魏建国至显祖时从未清定士族，所云“高门”、“中第”，自依五胡十六国以来，特别慕容宝之制。

随着汉化的推行，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方面对鲜卑贵族固然不得不以当代三世官爵为标准；另一方面对汉人重定士族高下，则似乎是以魏晋官爵为主要标准；至少定第一流高门是如此。

《资治通鉴》卷百四十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代人）八姓，自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看来宋弁定诸州士族，最高等级无疑就是这“四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姓”入魏后到孝文改革前的官爵全都不很高①。

范阳卢氏：卢玄，宁朔将军（四品上，此据孝文帝所颁第一职令，下同）。子卢度世，平东将军（从二品上）、青州刺史。孙卢渊，仪曹尚书（二品中）。渊弟敏，议郎（当即中书议郎，五品中）。

清河崔氏：崔玄伯、崔浩一支入魏虽官至八公、三公，十分显赫，但因国史案已遭族灭。其余早入魏各支无一达此高位，如崔逞在北一支到孝文帝初，且灭绝。此外崔亮、崔光都是晚入魏的“平齐民”，上代仕南朝，到定姓族时二人官位均不算很高（亮，中书侍郎，四品上；光，散骑常侍，二品下），更无三世官爵可言。至于崔宗伯，是崔逞留在南朝第二子崔諲的后代，入魏颇晚，似未入仕。子崔休，至定姓族时才位尚书郎（从五品中）。

荥阳郑氏：郑蠢曾祖仕后燕；祖，史无传；父，不仕。本人于定姓族时已卒，位中书令（二品中）。当时子郑懿不过位司徒左长史（四品上）。

太原王氏：王琼祖慧龙，晚入魏，最高位龙骧将军（三品上）、荥阳太守。琼父宝兴，袭军号为龙骧将军。琼本人定姓族时为前军将军（从三品上）、并州大中正。

以上无一人达官品一品。如果就封爵言，这“四姓”最高不过为“侯”，无一达“公”者（郑羲乃“假南阳公”，不得世袭，与正式爵位不同）。孝文帝改革前封爵甚滥②，爵位并不足贵，故孝文第一职令亦不载其品级。这“四姓”如从当代官爵言，都不如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

赵郡李氏：李顺，都督四州诸军事（二品上）、太常（从一品下），爵高平公。从父弟李孝伯，位尚书（二品中），爵宣城公。顺子敷，中书监（从一品中）。敷侄宪，定姓族时位建成将军（四品中）、赵郡内史①。

陇西李氏：①以下官爵，除另注明者外，均见《魏书》、《北史》各本传。

②参见《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四》按语。

①此据李宪墓志铭，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六册。

李宝本西凉宗室，归顺北魏后位镇南将军（从一品下）、并州刺史，爵敦煌公。长子承，位龙骧将军（三品上）、荥阳太守。承弟冲，定姓族时位镇南将军（从一品中），爵陇西公。

这“四姓”当代官爵甚至也不如门阀比两李氏还低的士族。如勃海刁氏，刁雍入魏位征南将军（从一品中）、特进（一品下），爵东安公。顿丘李氏，李峻因系外戚，先后封公、封王，位太宰（一品上）。弟诞，封陈留公，官镇西大将军（从一品上）。诞弟嶷，封彭城公，定姓族时，诞子崇已位安东将军（二品下），嶷子平，已位太子中庶子（三品中）。

可是孝文帝定姓族时“四姓”的门阀却最高。重视与汉族高门联姻的孝文帝，如上所引《资治通鉴》记载，对“四姓”，是因他们为“衣冠所推”即门阀高而“咸纳其女”；对陇西李冲则首先因他“以才识见任”，方“亦以其女为夫人”。至于对赵郡李氏之女，则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后来孝文帝为六个弟弟聘高门之女，同样不及赵郡李氏。当然，这并不意味赵郡李氏门阀很低。前引《资治通鉴》下文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可见赵郡李氏比陇西李氏虽略低，但仍属“高华”，共同构成“五姓”中之一姓。

那么究竟根据什么标准定门阀高下的呢？

主要当依据魏晋官爵。

范阳卢氏：卢毓，曹魏三公；卢钦，西晋尚书仆射。

清河崔氏：崔林，曹魏三公；崔随，西晋尚书仆射。

荥阳郑氏：郑浑，曹魏列卿（将作大匠）；郑袤，西晋三公（未就）。

太原王氏：王昶，曹魏三公；王浑，西晋三公。

而陇西季氏、赵郡李氏魏晋间却无确凿的、值得称道的官爵可言①。

“四姓”与二李门阀高低主要决定于魏晋官爵之有无，是十分清楚的。

当然，如果上代魏晋无闻，但五胡十六国时官爵显赫，后者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孝文帝定姓族的重要依据。如陇西李宝、李冲，本西凉皇室，社会声望自然极高。赵郡李顺，祖李颐，高阳太守，武安公②；父李系，后燕散骑侍郎（官品五品）；从父李勰，史书虽未载其官爵，但既称“有声赵、魏间”，以至魏道武帝平中原，闻其已死，甚悼惜，竟赠将军、太守之位，自亦五胡十六国名族。勰子李灵能与范阳卢玄等一起被魏太武帝所征，征至京师由平民直接拜中书博士（即原国子博士，从五品上），当亦依据十六国旧籍。所以，我们估计陇西、赵郡二李定为高门，当决定于十六国旧籍，上升为第一流“高华”，则依靠入魏后显赫之官爵。而和二李情况不同，如前述顿丘李峻等，虽入魏后官爵之显赫少有伦比，但因上代魏晋、五胡十六国俱无闻（仅知李峻父位刘宋清浊不分的济阴太守），估计当出身役门、寒人，所以定姓族时门阀远比不上“四姓”、“二李”，虽然也是高门。

再举一例。

《北史·宋隐传》：出身广平宋氏，曾祖、祖、父“世仕慕容氏，位并通显”。由隐从弟宣、从子愔起，子弟先后仕魏，官位最高不过员外散骑常①陇西李氏西晋当为寒门，见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赵郡李氏，多称东汉名士李膺之后，即便此说可靠，团其后入魏晋间默默无闻，不是“势族”，对北魏定姓族也不起多少作用。

②《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

侍（从三品上）。愔孙宋弁，孝文帝用为黄门郎（三品中），兼司徒左长史。“时大选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参铨量之任，事多称旨”。弁也”自许膏腴”。可是有一次孝文帝“以郭祚晋魏名门”，谓弃曰：“卿因当推郭祚之门”。并不肯。帝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按郭祚出身太原郭氏①，乃汉大司农郭全，曹魏车骑将军（二品）郭淮弟郭亮之后。淮侄奕，西晋尚书，“有重名，当世朝臣皆出其下”。五胡十六国时郭氏似未出仕。入魏，郭祚祖逸最高位徐州刺史；祚父洪之，坐崔浩姻亲诛。祚定姓族时位散骑常侍（二品下）。以上材料表明广平宋氏入魏并非显宦，与太原郭氏大略相同，可是因为按旧籍宋氏于十六国时“位并通显”，是高门，故宋弁得负责定姓族之事，孝文帝临终还以宋弁为六名辅政大臣之一。而郭氏尽管五胡十六国默默无闻，但因是“晋魏名门”，所以孝文帝要宋弁推郭祚门阀在前。这与孝文帝推崇“四姓”之精神完全一致。考虑十六国旧籍，特别是重视魏晋官爵、门阀之风，早已在北魏社会流行。《魏书·崔浩传》：与崔赜、崔模虽同出清河崔氏，但“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赜”。《魏书·王慧龙传》：自称出身魏晋太原王氏，王氏世齇鼻（酒糟鼻），“慧龙鼻大”。司徒崔浩曰“真贵种矣”，推崇其高贵血统，并妻之以女，“数向诸公称其美”。随着汉化发展，类似崔浩思想在社会上进一步扩散，到孝文帝定姓族时，把魏晋官爵放在主要地位，便毫不奇怪了。

关于重视魏晋官爵之风，还表现于许多人往往假托两汉魏晋显宦之后代。《魏书·成淹传》：“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张熠传》：“自云..汉侍中张衡是其十世祖”。《温子昇传》：“自云..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类似情况还可见刘道斌、孙惠蔚、陈奇、窦瑗、王显、赵黑、抱嶷各传。甚至前述“四姓”之一的王慧龙，也是“自云”出身太原王氏，只因崔浩赞许，方才得到王朝承认。这种风气既推动了定姓族对魏晋官爵之重视，也是定性族重视魏晋官爵之制在社会上之反映。

由上也可证明，唐代柳芳关于北魏孝文帝重定郡姓高下，系以北魏三世官爵为主要标准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当时实际。

①以下参见《魏书》本传、《三国志·郭淮传》及注、《晋书·郭奕传》。

第四节 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衰落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走向衰落。最主要标志便是：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寒人或庶人比重在各级政权之品官中进一步增加。其结果首先是官吏铨选上的士庶界限难以坚持，长期存在的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随后，门品失去了意义，至隋，九品中正制亦被废除。最后，在唐代，由原来士族演变而成的郡望、氏族，特别是一些旧有的高门，社会地位虽高，选官特权和免役特权则已丧失，剩下在婚姻上的高自标置，与人际关系上对非旧有高门、士族的歧视，因为已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成为无本之未，延续至唐末，终于在社会上基本消失。门阀制度也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下面对以上观点略加申述。

南朝后期在南朝后期，如前所述，梁武帝在位期间信用一批原来的低级士族进入秘书咨询机构，以至宰相机构。梁武帝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这批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和统治经验已经或正在超过原来的高级士族，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他们巩固统治。因此，他虽然没有象宋、齐君主那样信用寒人掌机要，但其政策精神从一开始可以说就在鼓励寒微士人和寒人提高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并把达到标准的吸收入各级政权。试看下例。

《隋书·百官志上》：天监四年，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开馆招生。“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梁书·武帝纪》天监八年诏：凡五馆生，“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主要当指招纳寒微士人子弟。按西晋国子学生只收官品五品以上子弟。至南齐，已经下降到官品六、七品的子弟。据《南齐书·礼志上》，齐高帝时规定入国子学的资格，自“王公已下”，最低包括太子舍人、领军与护军诸府的司马和咨议参军等官（均七品）子弟。如今梁武帝将这一“限以贵贱”的条件再降低，则“寒门俊才”自一般当属门地不登二品，即门地三品以下的寒微士人子弟。不过从“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句推测，似乎寒人子弟也可入学。按“寒品后门”，自指寒微士人子弟①，与“寒门俊才”涵义相近。而“牛监羊肆”则不同。它与“寒品后门”并举，疑是当时熟语。《周礼·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肴、肉豆”。对此“羊肆”，前郑、后郑训诂有异，我们可以不管，总之与陈奉羊牲进行祭祀有关。梁武帝之“羊肆”当指掌管这类事物之官吏。又《唐六典》卷十七、《通典·职官七》均记魏晋以下太仆属官有掌管马牛羊畜牧之事者，叫①《梁书·武帝纪上》齐代“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后门”虽比不上甲族，但毕竟三十岁起便可出仕，与庶人服徭役不同。又“寒品”，也是在中正官那里有“品”，“寒”，当指门地三品以下，而庶人、寒人、役门是没有中正之“品”的。

“牧师令”、“牧监”。疑“牛监”与之类似。这一类“牛监”、“羊肆”，南朝多用寒人。如掌陈奉牛羊等牺牲之事的廪牺令，齐梁用三品勋位，见《唐六典》卷十四。又如掌管皇帝车、马，地位应略高于“牛监”、“羊肆”的乘黄令，梁亦用三品勋位，见《唐六典》卷十七。由此可见，说“牛监羊肆”指一些由寒人充任的官吏（这里包括指他们的子弟），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重视并提倡儒术。这与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有关，也是时代使然②。《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才同甘（罗）、颜（渊），勿限年次”。此诏指的虽是由士人铨选的流内官，一般不涉及寒人，但强调官吏必须通经，将通经与“才”等同看待的精神，同样适用寒人。所以前引关于五馆生之诏也称：能通一经，便可由吏部量加叙录；并且不论出身寒人或寒微士人，全都“随才试吏”。后句的“才”，与前句的通经，也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在这以前，从东晋以来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干、武功谋取仕进。由于中正无品，察举无望①，通经读史对他们是无用的。因而少数寒人虽升高位，与士族比，不但制度上官分清浊，更重要的是，气质也有很大不同。而梁武帝的开五馆，却为寒人仕进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鼓励和推动他们钻研经学，提高文化素质，从而客观上为后来从气质上泯灭士族与寒人界限，为门阀制度的瓦解创造了条件。

在梁武帝新政策的影响下，私人讲学传经之风也逐渐发展。据《南史·儒林传》，梁陈两代计有伏挺、孙详等十余人，均为普及文化做出了贡献。寒人凭经学、史学、文章入仕为流内官者逐渐增多。《南史·儒林沈峻传》，“家世农夫，至峻好学。..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由兼国子助教（流内二班）升兼五经博士（流内六班）为其一例②。这样，梁、陈之时寒人既继续凭借吏干、武功仕进，甚至升为高官显贵，与高门平起平坐，陈霸先以寒人夺取帝位，更开了南朝从未有过的先例（宋、齐、梁开国诸帝均出身低级士族）。同时，寒人又开始通过经史学术跻身九流，逐渐向士族转化①。此外，还有一个新情况也必须看到。这就是由于自东晋以来官分清浊，清官声望越来越高，因而逐渐形成易代之际往往用清官，而不能再象东晋、刘宋那样用浊官奖励寒人的吏于和武功。如齐末梁初，就有不少“吏姓寒人”选为清官，甚至得到了黄门郎、散骑侍郎这样长期为高门垄断的极清之职，见《梁书·文学钟嵘传》。梁末陈初，也是“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两者也都是清美之官，见《陈书·徐陵传》。

所有这一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必然导致士庶界限走向模糊。《陈②东晋以后，玄风独振，士族高门放松儒家经典即古代统治经验之学习，使封建政务遭到不小损失。有鉴于此，南朝刘宋、萧齐先后兴国子学，尽管时置时废，但崇尚经学之影响却在扩大。梁武帝正是顺应潮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儒术的。

①门阀制度鼎盛时期，被察举者一般得是士族，寒人是没有资格的。见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学制度的萌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②又参见《南史·儒林孔子祛传、文学吴均、周兴嗣传》。

①在梁、陈，通过经史学术而取得流内官之寒人，疑继续充任一、两代，即可转化为士族，如“家世农夫”的沈峻，因通经致位流内官后，子沈文阿习父业亦位五经博士，遂成士族。时有王元规者，自恃士族，不愿与“郡土豪”联姻，认为不能“辄昏非类（寒人）”，可是却“少从吴兴沈文阿受业（捐私馆）”，是沈文阿已是士族之证。参见《南史·儒林传》。

书·章华传》：“家世农夫”，“素无伐阅”，可是至章华因为“好学”，竟冲破了士庶天隔的界限，“与士君子游处，颇览经史，善属文”，仕为流内官。《陈书·周迪、周敷传》：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自是寒人。可是因为“勇冠众军”，梁末动乱竟被“郡中豪族”推为领袖。当时同郡周敷也是豪族，“迪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敷族望（《资治通鉴》卷一六六作“族望高显”），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此事一方面反映门阀制度仍有一定影响，另一面从诸豪族推迪为主，周敷事迪甚恭，而迪原来官位并不高，也可看出，寒人只要有才干，凌驾士族，或与士族平起平坐的可能性，比东晋、宋、齐已进一步增加（假如周迪原已官居方面，权势甚重，而被豪族、士族推为主，情况就不足为奇）。

《隋书·百官志上》称“陈依梁制..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子转（《通典·选举二》“转”作“迁”）”。其实这是南朝共有现象。由于不少寒人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士族行列，许多低级士族转化为高级士族，门地二品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因而官分清浊以保障高门甲族优越地位之制（见本书565至566页），其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少了。

除了寒人地位的变化外，梁、陈高级士族的状况也发生极大变化。

东晋与南朝前期，高级士族子弟不管才干如何，都可凭门阀直接起家，所以往往不参与需要考试的察举与国学，特别是第一流高门。以琅邪王氏为例，东晋与南朝前期，没有一名子弟入国学；举秀才者亦为声望稍逊各支。宋、齐最显赫的王弘、王昙首两支，除王融因祖王僧达犯罪而死，父道琰因而流放，本人方应秀才之举外，其他无不直接起家。而至南朝后期，仍以琅邪王氏为例，其起家于梁、陈，《梁书》、《陈书》、《南史》有传者共十六人，即琮、训、琳、铨、锡、佥、规、褒、承、冲、通、劢、质、固、玚、瑜。其中国子生八人（琮、训、锡、佥、承、通、劢、质），举秀才四人（规、褒、琳、固），直接起家三人（铨、冲、玚），起家不明者一人（瑜）。举秀才者中，王规、王褒正是齐代最显赫之宰相王俭之嫡孙和嫡曾孙，相继袭爵南昌县侯，且为外戚（王规妹为梁皇后）。另两人王琳、王固虽非王弘、王昙首两支，但琳父王份已仕梁位尚书左仆射而上升为新的显赫一支，王琳又尚梁公主，历清官，有子九人，诸史书有传者七人。或直接起家，即王铨；或为国子生，即锡、佥，通、劢、质；或举秀才，即固。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直接原因，除上述梁武帝重视经术，甚至下诏强调“九流常选（其中自然包括高门子弟），不通一经者不得出仕”，以及规定学校学生策试得第，出仕可不受年龄限制①，促使或吸引高门适应这一形势外，还与统治集团对文学的态度有关。

由于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间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博得君主、贵族、官僚的欣赏与重视。《梁书·刘孝绰传》：出身刘宋时方兴起的高门彭城刘勔一支，因善文，得梁武帝欣赏，除极清之官秘书丞。梁武帝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梁书·文学庾於陵传》，出身颖川庾氏，时为一般高门，“博学有才思”。“旧事，东官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①《隋书·百官志上》：“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得仕”。《梁书·王承传》、《陈书·萧乾传》，均于梁代以国子生策试得第，十五岁即出仕，不受年龄限制。时於陵与周舍（一般高门）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梁书·徐摛传》：出身一般高门东海徐氏，任太子宫官，为文创立“官体”。“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说..曰：‘徐叟出入两官，渐来逼我（指将取代其权位）’”。这些表明，文学已发展成为飞黄腾达的一个途径。而要向当政者，特别是君主，炫耀自己的文学才能，作为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来说，正常、稳妥的渠道便是“举秀才”，因为秀才需应策试，从现存《文选》卷三六所载齐、梁三组策秀才文看，没有文学才能，是无法对策夺标的。也正因此故，在齐、梁，已经出仕者，往往还愿意举秀才，以博得当政者赏识。如《梁书·张率传》：出身吴郡张氏，齐末已起家人们欣羡的清官著作佐郎，不久又举秀才。再如《梁书·顾协传》：出身吴郡顾氏，梁初已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又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所有这些变化，便不能不给琅邪王氏极大影响。

此外，必须看到，还有一个因素，大概也促成了高级士族的上述变化。

这就是梁武帝一代范云、周舍、徐勉、朱异诸人飞黄腾达的示范作用。如前所考，范云、徐勉、朱异出身低级士族，周舍也不过是一般高门，可是他们竟先后位宰相或握实权约数十年。其原因，晓习吏事虽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博通经史，文才出众①。陈代姚察把徐勉、朱异致位卿相仅归因于“明经术”，固然不全面，不过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结合经术、其他各种学术、文才以及吏事在一起，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文化素质，或许不会有大误。前引徐摛既懂五经大义、历代史，又懂百家杂说、释教，也长于吏事②，因而“宠遇日隆”，便是梁武帝重视这种人才的一证。这样一些典型的存在，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必然把过去往往满足于“清言”、“玄谈”的高门，包括第一流高门，引向对经术、文章、学术，甚至吏事方面的重视。《梁书·何敬容传》：出身著名高门庐江何氏，在徐勉的推荐下，继任宰相，“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这招到讥讽。据说“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不过另一方面此事也说明，在时代潮流包括徐勉等人示范作用的推动和影响下，像庐江何氏这样的高门也去精心钻研过去所最鄙视的吏事，则琅邪王氏入国子学，应秀才之举，转向高尚得多的经术、文学，自然顺理成章，毫不奇怪。当然，由于积习使然，上述变化多半还打有门阀制度的烙印。如入国学者，皆门地二品士族，寒门俊才只能入五馆；高门皆轻视孝廉，仅应秀才之举：同样是明经对策，国子生与五馆生的出仕，便有清浊、高低之别等。可是对高级士族纯凭门阀直接起家出仕的特权，毕竟是极大的冲击。

这样，一方面门地二品士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仕进特权却逐步减少，迫使高门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索质，扩大知识领域，注意锻炼统治本领，不少人需入国学，应察举，开始凭个人学识，通过考试出仕。另一方面，寒人子弟于吏事、武功之外，渐趋经学文史之途，气质发生变化，不少人还通①当时“文学”一词，兼指文章与学术。所以《梁书·文学传序》称：“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为‘文学传’云”。《徐摛传》称梁武帝用人要求“文、学俱长，兼有行者”。均为文、学并举。②徐摛后为新安太守，有治绩，是亦长于吏事之证。见《梁书》本传。

过考试出仕，甚至跻身士族。

南朝后期的这些特点，使得东晋以来士庶之间，特别是高门与寒人之间，在铨选制度上“实自天隔”的差距明显缩小。这正是门阀制度衰落的最重要标志。

北朝后期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比南朝后期来得厉害，这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特点决定的。

这些特点主要有四：第一，这一门阀制度，是魏孝文帝借鉴东晋和南朝前期长期采用的门阀制度，在北方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前期不很完备的门阀制度基础上，用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根据以往各皇朝之经验教训，这一制度除有巩固北魏统治的作用外，同时还蕴藏着严重的弊端。所以门阀制度刚刚推行，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等即予以批评、谏净，其用语之精炼、准确，论据说服力之强，可以说在东晋南朝从未见过。正因如此，魏孝文帝在坚持推行门阀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松口说：“（寒人）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①。不管孝文帝的主观意图如何，在门阀制度刚刚推行，阻力还不小之时，便开了一个可以“不拘此制”的口子，又是出自孝文帝之口，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来这一制度坚持不好和比较早地走向衰落的种子。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即位，大量重用寒人，甚至以“出自夷土，时望轻之”的高肇为宰相、三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孝文帝所开口子，恐怕也是他的重要依据。宣武帝、孝明帝以后，政治混乱，战争频仍，寒人兴起更多，这个口子自然越开越大。第二，这一门阀制度适用的对象，不但有汉族，而且有鲜卑族。其中汉族高门从未拥有东晋高门那种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权力；也不象南朝高门，虽已丧失了左右皇权的优越地位，毕竟仍是皇权政治除皇族以外的另一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在北朝，皇权政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是包括皇族在内的全体鲜卑贵族。由于他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不久，没有门阀传统，门第观念不强，虽经孝文帝大力倡导，一般说真正重视的仍是当朝的官位和权势，而不是“冢中枯骨”。《魏书·恩幸茹皓传》：本县吏，得宣武帝宠幸，权势显赫。“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延明耻非旧流，不许”。太傅、北海王详“劝强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延明乃从焉”。《魏书·侯刚传》，“本出寒微”，以善烹饪，孝明帝时位居侍中，“进爵为公”。“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皇族和第一流鲜卑贵族尚且如此，社会风气可知。《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八月九条诏制，其中用人部分，除才学要求外，只说“伪齐七品已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爱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预选，降二等授官”。一个字未及门第。这和南朝梁武帝即位之初下诏搜括“邦国旧族”入朝作官，显然不同。《文馆词林》卷六九一载隋初文帝敕举荐山东三十四州（原齐地）人才，说：“如有仕齐七品已上官，及州郡县乡望，（仕至）县功曹已上，不问在任下代，材于优①见《资治通鉴》卷百四十建武三年。又《魏书·李彪传》。

长，堪时事者，仰精选举之。纵未经仕宦，材望的然；虽乡望不高，人材卓异，悉在举限”。虽然提到了门望，但着重强调的是“材干”，而且官位仍先于门望。

我们知道，南朝寒人虽位居三公，仍对高门企羡、敬重；而高门往往不因寒人握有权势，据有高位，而改变对之轻视的态度①，这在北朝便几乎看不到。与此相关连的一个问题是：东晋南朝需要继续两三代维持住一定的官位，方可更换门庭，由寒人升士族，或由次门升高门（参本书555至561页）；而在北朝后期，尽管魏孝文帝典定姓族时，有三世官位的要求，可实际上寒人只要一代取得高官要职，一般就被视为盛门，即便汉族第一流高门也不拒绝与之联姻。如陇西李氏曾与佞幸、寒人，然位至录尚书事的穆提婆家联姻；范阳卢氏曾嫁女与出身西域商胡、位至录尚书事的和士开弟和士休；清河崔■也嫁孙女与出身寒人，但官爵达二、三品的陈元康之子①。《北齐书·白建传》：因善吏事，由小吏升至侍中、中书令（俱正三品），“诸子幼稚，俱为州郡主薄，新君（指州郡长官）选补，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胜流”。按州郡主簿在北朝是士族、高门充任之官②；婚嫁中的“胜流”虽不见得是一流高门，门阀较高总可以肯定。这表明，即便出身低微，只要有了官位权势，子弟便可像高门一样地“婚宦”。《魏书·李彪传》：“家世寒微”，后任高官，为子李志向吏部尚书郭祚“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散骑常侍），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时论以此讥祚”。后任城王澄用李志为列曹行参军，“时称美之”。由此可见，1，早在魏孝文帝改革之初，就存在按“旧第”（原来出身）或“贵游”（当前官位）铨选的不同制度。从“时论以此讥祚”句，知后者占有优势。北齐白建的子弟像高门一样“婚宦”，沿袭的正是按“贵游”待遇之制。2.任城王澄用李志为高门起家官列曹行参军③，既是当时“按贵游拔之”制度占优势之一证，也再次表明鲜卑贵族重视的是当朝官位、权势。

北朝后期这一门阀制度，可以说大体相当于曹魏、西晋初步形成的门阀制度与东晋以后确立了的门阀制度的混合体。一方面从北魏孝文帝以后评定了按血缘关系区别的汉族士族和鲜卑姓族；另一面依鲜卑习气，真正重视的仍是当前官位、权势——略相当于西晋刘毅所说的“势族”。如前所述，西晋“势族”一般说是东晋以后高级士族的前身，逐渐发展成为后者。而北朝后期是：许多出身低微的“势族”，与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姓族并存。前者实际上起着瓦解门阀制的作用。因为这些“势族”，不论胡汉，多半靠吏干、武功起家，儒学传统和文化素质一般很差；特别是魏孝明帝以后又处在不断动乱之中，“势族”更迭频繁，很难发展成新的稳定的士族。相反，①前者参见《南齐书·王敬则传》《陈显达传》。后者参《南史·王球传》、《张敷传》。甚至寒士位底显贵，仍被高门“侍枯骨见径”，见《南史·朱异传》。

①分别见《北齐书》李玙传、冯子琮传、崔■传。

②参见《魏书·卢玄附卢道侃传》、《魏书·李顺附李显进传》、《北齐书·崔暹传》、《隋书·韦世康传》。又《魏书·文苑袁跃附袁聿修传》：出身陈郡袁氏，父翻，位都官尚书，加抚军将军（从二品），乃朝廷显贵。聿修“九岁，州辟主簿”，与此处白建诸子“幼稚”而为州郡主簿，正相呼应。③据《魏书·李顺附李晔传》；《李宝附李德显传、李暖传》；《卢玄附卢义悰传》；《郑羲附郑士渊传》，诸人作为第一流高门，起家官均公府行参军，与李志起家官任城王澄（姑蕃王）的列曹行参军，俱为官品从七品上，地位、声望相等，见《魏书·官氏志》。

他们的存在却排挤、压制了旧有的高门，尤其是汉族高门的仕进。南朝高门“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很少见到，原因就在于此。如自魏宣武帝即位（500年）至北周灭亡（581年），八十年中，位宰相（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者，汉族第一流高门（卢、王、郑、两崔、两赵），只有清河崔亮于北魏时任尚书仆射一年，博陵崔遇与崔昂于北齐时分别任尚书仆射两年和三月①。而且这三人仕进、升迁靠的都是个人才干，并不是门阀特权。这和南朝后期王、谢两族至少形式上仍多为宰相，也很不同。

由于在“宦”上门阀与官位难以一致。所以在“婚”上也就无法不作某些通融。《魏书·郑羲传》：“自灵太后预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矣。”

总之，北朝后期不断更迭的“贵游”，往往凌驾于稳定的“旧第”之上，从而导致在“婚宦”上，与魏孝文帝改革时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存在相当距离。这既是门阀制度没有得到南朝那样高度发展之证明，也是门阀制度建立后，迅速走向衰落的征兆。

当然，必须说明，以上是就朝廷官吏和地方长官而言，它们多由鲜卑族和较早投靠北魏的一部分汉族后代充任。至于州郡佐吏情况则有所不同。曲于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各国统治者便依靠汉族士族控制地方，北魏皇朝建立后对他们依然极力拉拢（如献文帝时于郡国立学，“先尽高门，次及中第”，见《魏书·高允传》；孝文帝时，州郡举秀才、孝廉，“但检其门望”，见同上《韩显宗传》），所以北朝后期如就州郡长官辟除的佐吏（如州主簿、郡功曹等）而言，门阀影响还是很大的。试看诸第一流汉族高门位望稍差的各支，和二流以下汉族高门，应州郡辟除者颇多；以及现有北朝后期州郡佐吏的材料，多为士族子弟，便可知道①。《周书·苏绰传》：“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反映的就是这一状况。不过因为它们在整个统治机构和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并不影响前述论断。

第三，北朝后期在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鲜卑贵族，在重视官位、权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军功。吏于。东晋南朝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之风，在北朝一直缺乏社会基础，无法广泛流行。

《魏书·良吏明亮传》：出身平原郡一般士族，由员外常待（五品上）

越过从四品，升勇武将军（四品上），不愿。进曰：常侍是“第三清”，而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魏宣武帝答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不许。明亮又说，南方未平，君主应不惜官爵，鼓励效死。宣武帝笑曰：卿欲为朕平南方，“非勇武莫可”，今辞“勇武”，是“自相矛盾”。终于没有改授。

此事一方面说明，自孝文帝重定士族后，重文轻武，计较官位清浊之风，已在一部分汉人士族中传播，明亮就是一例；另一面通过宣武帝的回答，又可清楚看到，在鲜卑习气的支配下，加上平定南方之需要，君主的指导思想①见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北齐将相大臣年表》、《周公卿年表》。当然，汉族第一流高门任宰相、高官者少，还有其他原因，如皇族的排挤等，这里不论。

①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编第四章“州府僚佐”又《唐书·柳冲传》北朝“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高门）不在选”。

实际上仍非常重视军功。“文武号殊，佐治一也”的话，便是强证。影响所及，官分清浊之制实际上也有两种：一种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九品以上都算清官。如《魏书·源怀传》便将包括“守宰”（郡守、县令）在内九品以上官统称清流，而与“勋品以下”官对举。“勋品”亦作“流外勋品”，见《隋书·百官志中》。“勋品以下”大概就是《魏书·刘昶传》载魏孝文帝所提到，与“士人”之官对举的“小人之官”。《北史·元顺传》：为吏部尚书。宰相元雍欲用三公曹令史朱晖为廷尉评，元顺反对曰：“高祖..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时令史一般均流外官），何合为廷尉清官？”此证“小人”按制度只合为流外官。《魏书·任城玉澄传》称“门下录事”为“三清九流之官”。按门下录事，官品从八品上，位次与尚书都令史相侔，见《魏书·官氏志》。这更是九品以上官，不论官品高下，职掌烦杂与否，均清流官之证。上引宣武帝语“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批评明亮“妄相清浊”，实乃强词夺理。因为孝文帝定制，官品九品以上确分清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官制上另一种清浊，决非明亮妄分。如《魏书·儒林传序》魏孝明帝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此证五品以下官当有清浊之分。不过宣武帝语的确反映了大量鲜卑贵族的看法，并不同意重文轻武的制度，强调的是“九流之内，人咸君子”，无所谓清浊。如果定要分清浊，也是按官位，以九品上下为界线。

以上两种清浊。如就孝文帝定制言，由于模仿南朝，官分清浊本主要当指后者，即官品九品以上所分清浊。在南朝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充任九品以上官者，不但有高门，有次门，而且有官品虽入流，而门第尚未改变的寒人，要借官分清浊来区别士庶，以至区别士族中门阀之高下。而在北朝后期，由于社会特点（鲜卑族重当前官位、权势，寒人一成“贵游”，就可凌驾非贵游的旧族之上等），这一制度遭到抵制，真正流行的主要是前者，即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所分清浊。后者在制度上虽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但远不能与南朝相比。

关于重文轻武和九品以上官分清浊之制遭到抵制，试举一例：《资治通鉴》卷百四九天监十八年载：北魏孝明帝时，旧族清河张彝之第二子仲■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招致鲜卑羽林、虎贲近千人，冲至张家诟骂、捶辱，彝及长子均死。对此，当权的胡太后不敢深究，相反，作了妥协，“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据上下文义，所谓“依资入选”，即根据军功入清官之选。

这条材料表明：1.在此之前，孝文帝所行门阀制度，并未认真排抑武人，武人仍预清品，所以张仲■才会上封事，并引起极大震动。2.孝文帝其所以没有认真排抑武人，宣武帝其所以宣扬“文武号殊，佐治一也”，主要原因就在鲜卑武人实力强大。如果说在北镇地区还可勉强推行新制的话①，则在内地，尤其是京师，便不可能不有所顾忌，而不敢完全照搬南朝模式。张彝父子想进一步推行新制，落此可悲下场，是毫不奇怪的。3.据《资治通鉴》，张彝死后不久，因“依资入选”的人太多，吏部尚书崔亮被迫实行停年格。旧制“依资入选”虽不排抑武人，但还得考虑待选者的“贤愚”，而按新格，则专凭“年劳”用人。因而一个寒人、武人只要因军功进入九流，以后便可①参见《北齐书·魏兰根传》。但最后仍爆发六镇起义。

熬年头，按步就班升迁，进入清官、高官行列②。当时战争较多，因军功甚至“窃冒军功”取得官位者甚多（参《魏书·卢同传》）。这些，便给寒人大量转为士族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君主、鲜卑贵族全都重视军功，社会风气也就不能不相应受到极大影响：《魏书·李琰之传》：出身陇西李氏，从父李冲乃孝文帝时宰相。琰之“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北史·卢同附卢勇传》：出身范阳卢氏，叔父卢同曰：“白头（卢勇从兄景裕）必以交通，季礼（卢勇字）当以武达。兴吾门者，二子也。”《隋书·酷吏崔弘度传》：出身博陵崔氏，“祖楷，魏司空”。弘度专习武事，曾自四五丈高楼上“歘然掷下，至地无损伤”。仕周，屡以“战勋”升迁。《隋书·长孙最传》：“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可见，不但社会尚武，甚至第一流汉族高门也不轻视“武达”，不讳“将种”，和南朝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风气，也是适合寒人仕进、升迁，淡化士庶界限的。

除了军功，吏干在北朝也一直受重视。魏孝文帝改革时本来似乎想引导人们把吏千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所重用或重视的人，汉族中多属这一类型。如王肃、宋弁、郭祚、李彪、崔光、邢峦、崔休、甄琛等均是。其中如李彪，“家寒微”，只因“学博坟籍，..兼优吏职”，便被孝文帝不断提拔，升任清官散骑常侍（从三品），兼度支尚书（三品），以至“等望清华”。这种做法，和随后南朝梁武帝信用范云、徐勉、周■、朱异等，指导思想，颇为相近。

但是，因为北朝社会鲜卑贵族政治上占优势，他们虽然受汉风薰陶，子弟渐趋文史经术之途，毕竟一时和汉族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参见《魏书·山伟传》。所以孝文帝把吏干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的官吏选拔标准，后来实际上很少贯彻和实行。当权者真正重视的，除了军功，就是吏干。《魏书·羊深传》：魏末上疏称，孝文、宣武重视儒术，“自兹以降，世极道消..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同上《文苑邢听传》：“自孝昌以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两文都把铨选重视吏干，忽略儒术、文学，归诸魏孝明帝以后。这不符合事实。其实，这种风气宣武帝之时就很厉害。“本无学识，动违礼度”的高肇，只因有吏干，“世咸谓之为能”，便被拔为宰相（尚书仆射、令），前后任职达十年之久。另一任职较久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源怀，也毫无学术。宣武帝十分信任的（对这种信任，梁武帝也为之叹服）处在与南朝斗争最前线的扬州刺史、都督李崇，其长处除了“深有将略”，便是“断狱精审”。至于不少毫无儒术、文学的恩倖，受重用，升高官，“参机要”，“关与政事”，几乎也多在宣武帝之时，参见《魏书·恩倖传》。这正是推动“进必吏能，并非学艺”风气的强大因素。总之，前述魏孝文帝在官吏选拔标准方面的努力，总的来看，收效并不大。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宣武帝没有很好继续、坚持，倒不如说这是当时北魏社会特点决定的。因为从魏初以来，选官标准中儒术、文才、学识便处于很次要地位。孝文帝进一步汉化，大力倡②参见《魏书·辛雄传》。又《北齐书·魏兰根传》提到，与北镇府户身份日益卑贱不同，其在内地的“本宗各类，各备荣显”，当即指这一类人。

导，如果随后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环境，鲜卑贵族在这些方面逐渐赶上汉族，或许孝文帝的目标可以实现①。无奈北朝后期动荡、战乱多，稳定、和平少，于是孝文帝的努力成果渐披搁置一边，基本上恢复了魏初以来除了军功，主要重视吏干的传统，“进必吏能，非升学艺”，便是很自然的。所以不是羊深所说，似乎魏孝明帝以后改变了孝文、宣武的用人标准，而是魏孝文帝时一度有所改变的、魏初以来的用人标准，宣武、孝明以后又逐渐恢复了。北齐、北周情况略同，如北齐寒人赵彦琛“始从文吏，终致台辅”（《北史》卷五五传论），其间还当过多年宰相，为其著例。另一寒人唐邕“以干济见知”。北齐文宣帝曾“亲执邕手，引至太后前，坐于丞相斛律金之上（时邕位仅给事中），启太后云‘唐邕强干，一人当千’。”或切责侍臣云：“观卿等举措，不中与唐邕作奴”（《北齐书》、《北史》本传）。这与南朝齐武帝夸奖善吏事之寒人刘系宗语气十分类似①。可是刘系宗最高官位仅宁朔将军、宣城太守，均非清官；而唐邕最后却当上了宰相（尚书右仆射、令、录尚书事）。这清楚地表明了吏干在南北不同的地位。

重吏干，就像重军功一样，也是有利于寒人仕进、升迁，从而淡化士庶界限的。

关于寒人因军功、吏干而转化为士族，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北朝后期寒人大量兖任州郡中正。如恒州有王峻、齐州有赵彦琛、并州有唐邕、云州有张遵业、夏州有赫连子悦、冀州有高岳②、雍州有王仲兴、燕州有寇猛、肆州有茹皓、荆州有赵邕③、济州有张轨、华州有冀俊、西安州有宇文盛④。甚至于卑贱之宦官，也可充任州大中正。如平季、杨范、成轨、封津均是，见《魏书·阉官传》。其中如平季不但是幽州大中正，而且摄燕、安、平、营四州中正。

如所周知，州郡中正必须以士族，特别是高门充任。孝文帝时曾“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充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核人物”，可是从宣武帝起，制度便已破坏，到孝明帝时，中正已是“所置多非其人”。无疑是指许多寒人混进去了。这和前述北魏社会重官位、权势，重军功、吏干，孝文帝一度强调门阀、儒术、文学，宣武帝以后逐渐又基本恢复旧状，也是一致的。针对这种现象，清河王怿于孝明帝时上表情重中正之选，可是积习已久，虽然“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①。

州郡中正尚且士庶不分，其他官吏可知。《隋书·卢恺传》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这是大势所趋，毫不奇怪。

第四，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不够发展，通过考试用人、取士，范围也比南朝要宽。其主要原因有二：1.鲜卑贵族尚武，而骑射之类的高低，最①《北齐书，邢邵传》：“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这符合本文帝改革后正常发展规律。可是六镇起义后，此风即衰。即《魏书·文苑邢听传》所称“孝昌以后，天下多务..文学大衰”。

①参见《南史·恩倖刘系宗传》。

②见《北齐书》各本传。

③见《魏书·恩倖传》。

④见《周书》各本传。

①以上均见《通典·选举四、二》。

好的办法便是通过比赛、考试决定。对此，鲜卑贵族十分习惯②，将它推行于用人、取士上，是很自然的。2.北朝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军功、吏干，应该得官者多，而且越来越多，可是官位有限③。崔亮所立停年格，只能解决一部分人，即已经出仕，数年后期满停官，等待另行任命时，官位少，待任命者多的矛盾；至于大量尚未取得出仕资格者争取出仕，以及已经取得出仕资格，任命时争取美官、要官等一系列问题，则无法解决。于是，在上述鲜卑贵族习惯比赛、考试风气的影响下，加上汉魏以来察举本行考试之法的作用，这一制度逐渐向多样化演变，便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首先是学校和察举中的射策、对策制继续推行，由于种种原因，已由士族垄断逐渐转为容纳寒人。通过此途，寒人仕进的越来越多。

其次，有时有的官职可由白衣不经学校或察举，直接通过考试取得。如《魏书·文苑温子升传》：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按温子升时为广阳王渊家“贱客”，本“在马坊教诸奴子书”，自无官职。据《北齐书·孙搴传》：第一任官是御史中官位最低的检校御史，当即此次与温子升同时射策所得，则射策前亦为白衣。《北史·卢仲宣传》虽不言考御史事，亦未言释褐何官，但据其称仲宣兄弟入仕前“俱以文章显”，这与元匡“博召辞人”之说正相吻合，似亦可推定射策前原为白衣。这种由白衣直接射策取得某种官职之制，无疑是北朝后期铨选上一个重要发展，对寒人仕进也是有利的。温子升“家世寒素”，只能在王府充“贱客”，“教诸奴子书”，却通过此制一跃当上御史，进入清流官行列，便是明证。

再次，某些美官、要官可由已有官职的人考试取得。《魏书·字文忠之传》：“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入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①。这一制度同样对寒人有利。因为它虽不能使无官职的寒人仕进，却可使已经仕进的寒人，由于种种原因宦途受阻时，借此取得较好官职。《北史·文苑樊逊传》：北齐天保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即樊逊）；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从杨愔评语推测，似乎既有笔试，又有口试。“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自指笔试（《北齐书·文苑樊逊传》此事正记为“所司策问，逊为当时第一”）。“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似为口试观察“身、言”的结果。据《北齐书·杨愔传》：“典选二十余年，..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杨愔把卢思道用为员外将军（从八品），长兼员外郎（从七品），高出另外两个人，正和他用人“多以言、貌”之说相吻合。至于“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恐亦为口试。后来唐代吏部试中“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这时已有了三条（除“书”）的萌芽。不过唐代的“判”比较重视文采，是笔试，而此处称“几案断割”，似侧重吏干，口试的可能性大。杨愔所下评语，又叫对士人“题目”。《北齐书·辛术传》：位吏部尚书。“天保末，文宣（帝）尝令②多见《魏书》卷十五《元祯传》、卷十六《元浑传》；《北齐书·元景安传》。③《魏书·崔亮传》称，早在孝明帝时已是“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①阎步克博士学位论文：《察举制之变迁》，第五部第四章对当时考试任官之制，有详细考证。文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术选百员官，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此处虽未提到考试，但其经过与前一次十分相像，相隔时间也很近，参选者与入选者之比例更加悬殊，所作“题目”，恐怕也是通过了考试的。辛术用人，史称重视“才器”，“管库（指寒人）必摆，门阀不遗”，则天保末这次“题目”，自亦守此精神，其中包括拔摆一些有才干的小官（类似“管库”），所以才会“人无谤”。在这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樊逊，更为好例。他出身寒人，“门族寒陋”，但因为“学富才高”，曾多次被州举为秀才，证明当时察举确已容纳寒人。可是大概由于其他环节还存在着门第歧视，所以尽管对策高第，取得出仕资格，仍然长期得不到吏部铨叙实官，只能凭此资格辗转官府中承担一些临时杂务。幸亏有了东西二省官的更选，使他摆脱了困境，被用为流内官——员外将军。官位虽不高，但这种考试制度，同样有利于寒人仕进，却是可以肯定的。

最后，历来察举均需先经州、郡长官推荐，而至北朝后期却出现了自愿报考的萌芽，见《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这对有才学的寒人的仕进，无疑十分有利。

总之，北朝后期考试制的发展与多样化，是内在原因促成的。因为主要是凭个人才学竞争，便于武功、吏于之外，又为寒人开辟了一条仕进、升迁之路。士庶界限之淡化，门阀制之早衰，都和这一特点分不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朝后期私人开学馆，教授生徒之风，远盛于南朝。“横（黉）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北史·儒林传序》）。其中如经师张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大儒徐遵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修受业，编录将逾万人”①。这些盛况，南朝私学是看不到的，从而为一些寒人学习儒术，在考试中夺标、出仕，准备了条件。

以上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四个特点。正是这些特点的存在，决定了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不振，或者说早衰。

①参见《魏书·儒林刘献之传、徐遵明传》。

第五节 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

为什么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期会出现门阀制度，并前后存续了数百年？

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根据这一理解，再进一步探讨其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和规律。

一、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其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

如所周知，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奴隶制宗旌。氏族大量没落以后，到西汉初为止，社会上涌现出来的是无数个体小农，以及伴随土地兼并相继形成的一些中小地主。至于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有，数量还很少，且因多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往往与封建皇朝发生矛盾、冲突，在秦及西汉前期不断受到压制、打击①，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另一面，封建皇朝的主要支柱是功臣、贵族、官僚。为了换取他们的全力支持，除了经济方面的优遇，西汉皇朝在政治方面也赋予不少特权，如其子弟可以“父兄任”出仕，公卿以“武力功臣”为之，形成“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等②。可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素质的限制，这些功臣、贵族、官僚家族在政治上同样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子孙或者骄奢淫逸，“多陷法禁”，丢掉官爵；或者统治才干很差，在职“备员而已”③。

所以，从汉武帝开始，为了巩固统治，被迫适应上述社会条件，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按德、才标准，从“布衣”，包括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中，选拔人才，实行经由“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从此，整个两汉，公卿大臣，郡国守相，基本由此出身。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不是某些显赫家族，天生贵胄把持朝政，而是力图把大权交给有德、才的贤士掌管，用沈约的话，这种局面便叫做“以智役愚”。

可是后来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导致了这一局面的破坏。

第一，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展起来。这些大土地兼并者，有在野的“强宗豪右”，也有原为一般“布衣”，依察举制仕进，又飞黄腾达而成的朝廷显贵。封建皇朝曾十分注意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甚至还任用酷吏，给一些不法豪强地主以严重打击。可是由于封建经济规律的作用，一部分豪强地主消灭了，更多的大土地所有主继续涌现。他们的总体力量不但没削弱，反而日益增大。在其压力下（如东汉初“度田”事件中“郡国大姓”等的叛乱），封建皇朝被迫改变过去的态度与政策，向大土地所有者一步步妥协退让，经济上听任其自由发展，政治上渐予拉拢。

第二，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大家族、宗族也同步发展起来。

一些大地主家族将大量土地出租给丧失土地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这些农①不算秦朝，仅仅高祖至宣帝一百多年中强制迁徙来强即达七次；景、武之际用酷吏打击豪强，更为厉害。参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载《中国史研究》I983年第3期。②分别见《汉书·儒林传序、公孙弘传》。

③分别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史记·张丞相附申屠嘉传》。民，除外来的“宾客”外，更多的是本地的“宗族”成员。经济上的剥削，在当时条件下必然导致人身奴役和控制，形成封建依附关系。很自然，大土地所有主逐渐演变成乡里、宗族的领袖。在其影响、控制下，乡里特别是宗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强了。依靠这一力量，大地主家族平时可以左右地方治安，战乱时又可以聚集成千上万户宗族、宾客拥众自保，甚至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就每一个大地主家族、宗族言，和封建王朝相比，其力量自然是不足道的。但当这种力量在全社会中比重日益增加之后，就总体言，就构成上述足以迫使封建皇朝不敢再轻易限制、打击，不得不对其改变态度与政策的强大力量了。

为了防止大土地所有制分散，实力削弱，无法长期有效地影响、控制宗族与乡里，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反作用（见下），封建大家族渐次发展起来，改变了秦以来诸子成年即与父母别籍异财，另立小家庭的制度①，从此一直延续两千年。

第三，除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促成封建皇朝改变对豪强势力或豪强大族（即大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大家族、宗族之结合体）的态度与政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儒学的广泛传播。

如所周知，汉代儒学宣扬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便是倡导孝道，“亲亲”，力图通过大家族成员间的亲爱、和睦与感化力量，通过维护父家长的权威和影响，来稳定各个家族、宗族、地区的秩序；进而要求人们由父及君，“比国如家”，实现“忠孝之道”，以巩固整个封建皇朝的统治②。《汉书·宣帝纪》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当即这一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由于儒家积累下了大量经典著作，经过汉代学者糅合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进行注释，其所包含的内容，不但体现上述政治、社会观点和原则，而且凝结成为当时说来是丰富的理家、治国的具体经验。这些著作和内容，成为汉代提高文化素质，培养合格统治人才，特别是高级统治人才的最好教材。其他任何一种学派，都无法与之比拟。

这种儒学正好适合西汉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封建大家族的需要。对于这些大家族的父家长来说，以儒学教育后代，既可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又可以使子弟提高文化素质，应州郡辟除和察举出仕，保证家族、宗族在本地以至全国的声望长期延续不衰。由于此故，早在西汉便出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见《汉书·韦贤传》）。东汉以后，封建大家族世代奉习儒学的越来越多，甚至原来的律学世家，也转而“兼通经书”①。这样，在豪强势力中便逐渐形成了一些由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随着这些统一体中辟除、察举出仕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还升为朝廷显贵，形成政治上的累世公卿，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它们与封建皇朝的利害关系日益接近，自然也就越来越靠拢和支持封建皇朝。这和西汉初年往往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的强宗豪右，常与皇朝冲突、对抗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

另一方面，自西汉初年起，吸取秦朝因严刑峻罚而覆灭的教训，儒家还宣扬德化思想，特别是强调统治集团内部应注意团结、和睦的思想。封建皇①参见祝总斌：《略论晋律的儒家化》，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②“忧国如家”，见《汉书·翟方进传》；“忠孝之道”，见《汉书·张敞传》。①《后汉书·郭躬传、陈宠传》。

朝逐渐认识了这一思想对巩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并以之指导行动。当豪强势力施加压力之时（如“度田”中之叛乱），封建皇朝其所以往往妥协退让，固然有着力量对比方面的原因，同时恐怕德化思想也在起着指导作用②。而当豪强势力积极出仕，主动靠拢、支持之时，封建皇朝对它们自然更加注意拉拢、团结，除了经济上的照顾外，便是将它们大量吸收进入各级政权，转化为官吏甚至朝廷显贵，使它们与皇朝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

就这样，作为西汉初年异己力量的豪强势力，逐渐变成了封建皇朝的社会、阶级基础与统治支柱。二者由矛盾、对立、斗争，终于走向了统一、结合、相互依存。自此直至明清，双方形式尽管有着发展，这一基本关系，却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而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儒学的传播，从文化方面，从思想意识上层建筑方面，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的。

以上论述了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结合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汉代“以智役愚”局面的逐渐遭到破坏，正和这种三结合统一体的存在分不开。

道理并不复杂。当三结合统一体发展，特别是其中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力量壮大，甚至“势倾天下”（《三国志·袁绍传》）之后，为了争取他们的全力支持，封建皇朝对这些家族子弟的出仕，升迁，往往不能很好地坚持长期以来实行的德、才标准①。察举、铨选上不时发生凭借权势，走后门，“竟相荐谒”等现象②，封建皇朝由于自身危机重重，为了求得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相安无事，对之也只得采默许、放任态度。这样，日积月累，人才的选拔、任用，自然发生对普通“布衣”不利，而对豪强势力、世家大族有利的变化。后者实际上得到某些法外照顾，仕宦不绝的可能性增加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相继出现。“以智役愚”局面开始破坏。“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流行起来的。很明显，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追根溯源，全都关系到前述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到三结合统一体的出现与发展。

不过，直到东汉末年为止，如本章第一部分所论，用人考虑“族姓”只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未形成国家认可的制度。一些朝廷显贵家族其所以能仕宦不绝，累世公卿，固然与越来越多的法外照顾分不开，但就大多数情况言，主要依靠的仍是儒学传统、文化素质、统治本领，亦即封建德、才。另一方面，一些普通“布衣”，只要有德、才，进入各级政权仍有不少机会。

这也就是说，东汉末年虽然出现了“选士论族姓”这一门阀制度的萌芽，但是离开门阀制度的形成还存在相当一段距离。三结合的统一体，特别是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的存在，已经导致了门阀制度的萌芽，并就其不可抗拒的总趋势言，必将继续导致门阀制度的形成。事实也证明，魏晋以后门阀制度其所以形成，离开豪强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当时的三结合统一体的制约，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门阀制度下的高级士族，正是由东汉兴起或魏晋兴起的累世公卿、世家大族所转化。不过在东汉末年，这一制度毕竟尚处在雏形之中。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如果统一皇朝继续存在下去，门阀制度由雏形到②《后汉书·光武帝纪》提出以“柔道”治天下，即其证。

①东汉一代，特别是桓、灵、献帝三朝，三公《后汉书》有传者，大多数出身公卿二千石官吏家族。参见永田英正：《从后汉三公看起家与出身》，载《东洋史研究》24卷3号。②参见《后汉书·种暠传、郎f传》。

形成的过程将会是很慢的。作为一个庞大的统一皇朝，有着大量个体小农散居，提供兵役、徭役、赋税，使它能保持相对强大的力量；同时又有着相当数量有德、才、出身普通“布衣”的士人，不断被选入各级政权，作为新鲜血液，为朝廷出谋划策或掌管行政事务。因而对当时的豪强势力、世家大族，虽然已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在用人上有所偏向，但是决不会很快把它们视为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将照顾、偏向发展为赋予特权，从法令上固定下来，建立门阀制度的。

只有东汉末年以后，出现了新局面，产生了新问题，方才加速了门阀制度的形成过程。

二、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力求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世家大族大力支持，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

东汉末年爆发黄巾农民大起义。军阀混战的结果导致社会大动乱和统一帝国解体。随后形成三国鼎立。几十年后，经过短暂统一，各类矛盾又汇为永嘉之乱，再开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及其连锁反应，迫使封建皇朝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加速推行门阀制度。

第一，在东汉灭亡以后几百年中所建立起来之鼎立、对峙的各皇朝，不仅声望远逊于统治达四百年之久的汉皇朝，而且统治地盘缩小，统治基础与实力也无法与之相比。东汉桓帝时皇朝编户人口达5600多万；百进入三国，编户最多的曹魏才440多万，西晋统一时也只有1600多万；南北一分裂，各自的人口又复减少①。劳动力控制大大减少，意味着实力极大削弱；再加上鼎立对峙，战争频仍，消耗至巨，因而各皇朝统治的稳固程度，也无法与东汉相比。

可是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前述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世家大族的实力，一般却比过去加强。原因是：在战争不断，兵役、徭役沉重等条件下，个体小农很难维持生产，不得不大量投附这些势力，充当佃客、部曲，以求庇护。十六国末南燕尚书韩■曾上疏曰：“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晋书·慕容德载记》）。此证豪强势力，特别是一些高官显贵家族隐占大量劳动力，自魏晋以来很普遍。它们的力量本已不可忽视，得到大量投附佃客、部曲之后，便进一步扩大。对基础、实力削弱的新皇朝来说，地位和重要性显著提高，后者对前者的依靠程度，也远超过东汉。

以统治区比较狭小，豪强大族数目不多，容易看出上述规律的孙吴政权为例，其对“僮仆成军..田池布千里”的江南豪强大族①，尤其是对实力最强的吴郡顾、陆、朱、张四姓的依靠和优遇，是惊人的。顾雍为丞相，一于就是十九年；雍母由吴郡至建业，孙权作为君主“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此均秦汉以来所未见。朱治任孙吴最富足的吴郡太守，前后竟达二十二年，死而后已，可以说实际上让他操纵了经济命脉。而且“治每进见，（孙）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陆逊为荆州牧，镇守长江上游军事要地，孙权许其独自与蜀国办交涉，“并刻（孙）权印，以置逊所”；后升丞相，领荆州牧如①以上数字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①《抱朴子·吴失》。“僮仆”，实际上多指佃客，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故，萃内外大权于一身②。值得注意的是，对充任高官显贵的豪强大族代表人物，制度上还有特殊优待。首先是免除他们田客的赋役，即“复客”制度。其次是高级将领死后，子弟可以袭爵为官，继续统率其军队，即世袭领兵制度。这两项特殊优待，作为皇朝认可的制度，亦为秦汉以来所未见。以上这些全反映了新形势下，基础、实力较弱之朝廷，对相对强大之豪强势力、世家大族之特殊让步与笼络。如果西晋不统一，听任孙吴独立发展，不受干扰，迟早孙吴式的门阀制度是会确立的。

通过孙吴之例，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晋要规定“二品系资”，东晋要允许“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要建立和发展门阀制度，其实全是为了笼络高官显贵家族，以此换得他们对自己不很稳固统治的全力支持。

第二，东汉灭亡，特别是永嘉乱后，文化学术中心由汉代京师的太学，以及各地的郡国学，逐渐转移子三结合统一体。“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①。情况是这样的：连绵战乱，官府书籍大量焚毁、损失，再加上玄学清谈的巨大影响，无论南北，公私学校全都沦废，或形同虚设。由此产生的一个连锁反应便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庶人、寒人甚至某些低级士族，要想找到书籍和经师，提高文化素质，学习统治经验都十分困难。同时，编户减少，不断战争对兵役、徭役等的需要又极大增加（一部分编户且被强迫充当军户、吏家等），庶人、寒人也很难再有条件读书、出仕。这样，他们就无法象汉代普通“布衣”那样进入士人行列，更谈不上跻身庙堂，为君主筹谋划策了。前述东晋南北朝之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干、武功出身，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条件下，一般说只有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保存和传习文化学术。一则，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一般都重视儒学，注意搜集、保存经籍史书，有一部分还发展成儒学世家、“儒宗”。及至学校沦废，庶人、寒人又无法读书，文化学术、古代统治经验，只在这些家族中保存和传习下去，便是很自然的。再则，在战乱或赋役沉重条件下，也只有世家大族得以保存书籍，传习文化学术。因为他们往往拥有坞壁等防御工事，一般可以拥众自保，使书籍、文化免遭摧残。而等战乱过去，他们又往往是新朝官吏和权贵，家族享有免役等特权，从而不影响将文化学术和古代统治经验稳定地传习下去。这样就迫使各新皇朝不得不主要从这些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中选拔统治人才，特别是高级统治人才。

必须指出，各皇朝之所以要从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中选拔、补充统治人才，除文化素质、统治本领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这就是认为在儒学的薰陶下，这些家族子弟一般具有较高的封建道德品质，而这正是封建统治人才必备的条件。《魏书·韩麒麟附子显宗传》：魏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李冲反对说：“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孝文帝回答：“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本文第三节已说，南朝宋、齐诸寒人出身之佞幸，虽有吏干，但由于缺乏儒学修养，掌权后贪污纳贿，胡作非为，结果反而导致了皇朝或君主的覆败。魏孝文帝模仿南朝推行门阀制度，在这次对话中重视“德行纯笃”，把它作为其所以要从“君子之门”选拔人才的一个理由，恐怕同时也②以上三人分别见《三国志》本传及裴注。

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是有鉴于佞幸给皇朝带来危害之教训的。

总之，在汉代三结合统一体形成与发展，“选士论族姓”之风开始流行的基础上，魏晋以后各皇朝其所以要加速建立，并持续实行门阀制度，一是因为连绵战乱，鼎立对峙局面改变了皇朝与诸三结合统一体的力量对比，迫使皇朝不得不进一步依靠他们，特别是铨选上赋予更大特权，以求其全力支持自己不很稳固的统治。二是因为当时一般也只有这些三结合统一体，尤其是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中拥有统治人才和高级统治人才，不在铨选上赋予更大特权，新皇朝便不能将他们尽快地、大量地吸收入各级政权，以巩固统治。一句话，必须从这些统一体中选拔人才，一般也只可能从这些统一体中选拔人才。于是便形成了沈约所说的“以贵役贱”的局面。

三、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的影响。

上面论述的是门阀制度实行的前提，以及加速形成的原因，但究竟采用什么形式来赋予这些三结合统一体以特权，从中选拔统治人才呢？历史上有世官世禄制，有父兄任，而魏晋南北朝却主要采用了和以前制度有所不同的、独特的门阀制度。它是九品中正制在一定条件下逐渐推移促成的。

如所周知，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由朝廷官兼任各级中正，将人才依古制分为九等，原来意图只是为了便于铨选，并将用人权掌握于朝廷手中，防止、抵制当时世家大族的“浮华”结党之风。这可能与曹魏“三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较大有关。随着社会经济恢复，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其中世家大族日益强大，而封建皇朝力量却相对削弱，出于种种具体动机，封建皇朝不得不对前者加意拉拢、依靠之后，九品中正制便逐渐变质了。如西晋司马氏为篡代曹魏和巩固新皇朝统治，对诸世家大族态度十分迁就。《晋书·良吏胡威传》，为尚书，“尝谏时政之宽，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在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皇帝毫不讳言自己只准备对官品六品（尚书郎）以下官吏犯法给予惩罚，六品以上就要“假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三年载：司隶李憙劾大臣、宗室山涛、司马睦、武陔，以及县令刘友侵占官稻田。对这种直接损害皇朝经济利益的行为，晋武帝只处死了官位最低的县令刘友（官品六品），对山涛等（官品三品以上）则下诏“皆勿有所问”。怪不得司马光就此事评说：这是“避贵就贱”，“可谓政乎”。既然皇帝都对高官显贵如此迁就，则各级中正在评定他们及其子弟的人品时怎么可能公正呢？很自然，结果便是刘毅所说的，“随世盛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九品中正制并不公正了。

前面已经涉及，九品中正制的特点有二：1.九品之“品”，作为人品，不是社会道德观念，而是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即封建王朝承认、备案的，具有权威性。2.这样定下来的人品，不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吏部铨选，与官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品上品则官品起点高，且升迁快，容易爬上高位；反之，则往往沉滞于卑官贱职。

由于具有这两个特点，所以九品中正制在逐渐变质后，特别是稍后再与西晋皇朝公开优待高官显贵的“二品系资”相结合，便导致以下结果：第一，发展成一种恶性循环：家族中有人官居高品，子弟便容易获得人品上品，取得较快升迁官品高品之资格；等这批子弟达到官品高品后，下一批子弟又容易获得人品上品。反之，官居下品者，子弟往往得到人品卑品，便形成向官品下品之循环。这便是过渡性的、按官位高低区分的门阀制度。第二，东晋建立后，“势族”和皇朝比，相对说，力量更强大，因而评入品上品，升官品高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于是又引起以下连锁反应：本来，九品中正制下一个士人被评为上品或下品，是个人德、才问题，与家族血缘无关。“二品系资”后，与家族发生了关系，也只涉及“资”即官位，仍与血缘不相干。可是等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以后，由于是由中正官与司徒府代表封建皇朝确定的，具有权威性；相应地这些“势族”子弟又往往最后达到官品高品，成为高官显贵，这样，时间久了，其人品、官品之取得，就不仅被看成个人德、才，而首先被视为出于整个家族血统高贵了。相反，“寒门”子弟屡被评为人品下品，充任下级官吏，时间久了，便被视为整个家族血统卑贱的结果。经过以上演变，终于人品转为门品，个人德才转为家族血统。过去是官品决定人品，此后是门品决定官品。这就是按血缘关系区分的门阀制度。至于庶人、寒人，因为本无人品，其中极少数人的官品是靠士族轻视的吏干、武功取得，家族仍需服徭役，血统之卑贱自然又在低级士族之下，因而也就被压在门阀社会的更下一层，“士庶天隔”便是它的真实写照。

十分清楚，无论以上哪一阶段门阀制度的形成，最初全都始于中正评定人品。中正评定和吏部铨选依据人品、门品，构成门阀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与特点。可以说，门阀制度在形式方面是渊源于九品中正制的。

必须指出，无论以上哪一阶段门阀制度，均与世官世禄制、父兄任制有所不同。后者由贵族地位或官位直接决定子弟出仕，而前者形式上需经过一个中间阶段，即考虑人品或门品。按规定，人品主要标准为德、才，考虑它便意味“势族”子弟仍需德、才，方能取得出仕优势。这显然带有很大欺骗性。至于门品，虽按血缘关系区分，但它从人品发展而成，所以也意味与德、才标准紧密相关。门品二品，即意味其家族由血缘决定的门风，在德、才上具有优势，因而理应出仕起点高，并迅速升至大位。任防赞琅邪王氏“六世名德，海内冠冕”；琅邪王筠自称家族“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①；前引魏孝文帝以为“君子之门”“德行纯笃”，全都把门阀血缘与“名德（名指著名，名德即重德、大德）”、“德行”连在一起。这和世官世禄、父兄任相比，具有较大欺骗性。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在形式方面，离开九品中正制便不可想象。

以上即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出现并持续存在门阀制度的三个原因。

等到南北朝后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结合统一体在实力和文化素质、统治经验上，不再占有压倒优势；相反，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农民起义之打击，高级士族日益没落；而庶人、寒人地主则在新形势下经济实力加强，文化索质提高，特别在北朝，军功、吏于出身的官吏从来就占据重要地位，往往便是朝廷显贵。在这诸种因素结合下，“以贵役贱”的局面已无法维持下去，至隋唐，封建皇朝为了更广泛地选拔人才，求取各种社会力量支持，以巩固统治，便把九品中正制废除，使门阀制度与政治制度脱离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社会制度。

①分别见《文选》卷46《王文宪集序》、《南史·王筠传》。

第四章 户籍制度

第一节 户口数的历史记载

本节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户口数，仅是一般民户在国家户籍上登记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户口数。由于当时有许多人不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也不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所以一般来说，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所有的户口数。

由于战乱影响，三国时期户口的数量大幅度地下降。

关于蜀的户口，史籍中有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总序》称：章武元年（221）“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时隔四十二年，至景耀六年（263）蜀亡时，刘禅向邓艾所上之士民簿，仅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①。增加的户口数微乎其微。

吴的户口，《晋志·总序》称：“孙权赤乌五年（242），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载王濬灭吴时（280），吴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以上两组户口统计数字大致相同，仅口数一作“二百四十万”，一作“二百三十万”。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两组数字都是出自一个来源，因转录或版刻有误，所以才出现这点差别。大概吴自赤乌五年以后，再没有进行过户口统计工作，所以王濬在灭吴时所得的户口数，仍然是三十八年前，即赤乌五年的统计数字。另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皇甫谧以为“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朱照日所提供的这个数字以及皇甫谧的推断恐与事实有违，皇甫谧在世的时间为215—282年，他所撰《帝王世纪》当在西晋平吴之前，时北人对吴的户口数字尚茫无所知，朱照日谓“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大约得自讹传，所以距离事实甚远；皇甫谧据此推断吴之人口“不能多蜀”，当然也只能是错误的。总之，吴的户口虽有以上三种记载，但其中一种属完全错误，另两种实为一种，即赤乌五年所统计。

关于曹魏的户口，《帝王世纪》中有一条记载：“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所载与此略同，仅口数作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减去蜀亡时的户口数，《通典》的计算是：“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据上述统计，魏、蜀、吴三国户口的总数是：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①，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不包括兵、吏，吴口数按二百三十万计）。《晋志·总序》载东汉的最高户口数是：户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三国的户、口数都仅相当于东汉最高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弱。

①《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①《通典》统计三国的总户数是“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东吴的户数《通典》按五十三万计，技五十二万三千计，尾数“四百二十三”，《通典”误作“四百三十三”，所以与我们统计的数字有不同。西晋的户口数，《晋志》载太康元年（280）“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书·地理志·总序》作“大抵编户二百六十余万”，较前者多二十万户左右。即使以《晋志》的数字与我们前面统计的三国户口总数相比，户多近一百万，口多近八百五十万。由于这时吴刚并于晋，故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应是在原魏、蜀境内。魏、蜀的户口是魏灭蜀那年的统计数字，距离太康元年仅十七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增加户近一百万、口八百多万，是十分可观的。这大概是由于下述原因所造成：第一，西晋初年形势安定，政治比较清明，这有利于人口的增殖。第二，在赋役较轻的情况下，可能使一部分流民、隐户重新编入国家的户籍。第三，西晋初年统治者比较注意抑制大族的势力，如司马炎曾诏禁募客，不准“私相置名”，这对防止国家编户的丧失起一定的作用。

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中也保留有一条西晋的户口资料：“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拿这条资料与《晋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相比，仅仅过了两年，西晋的户数就激增一百三十多万户，超过太康元年的户数一半有余。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与太康元年开始推行的占田令有直接关系。因为既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财产登记工作，编制新的户籍，脱离户籍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国家登记户口。再，魏晋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很大发展，门阀大族既占有不少合法的荫户，也占有数量更多的非法隐户，如在颁布占田制的前几年，中山王司马陆就曾占有簿籍不挂的隐户和冒牌荫户七百多户①。西晋占田令中规定品官荫户的数额为一至十五户，这是比较低的，推行这种荫户制，可以把官员大族拥有的一部分依附农民转变成国家的编户。太康三年国家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太康三年国家有三百七十七万户，如每户平均以五口计，则那时国家控制的人口大约可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左右。

东晋南朝时期，仅宋、陈在史籍中有具体的户口数字。《通典》载宋大明八年（464）的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八年末载宋有“户九十四万有奇”。《宋书·州郡志》未载大明八年的户口总数字，仅有各州郡户口的分计数字。据此，梁方仲统计宋大明八年的户数为九十万一千七百六十九，口数为五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七十四②。总之，大明八年的户数当不足百万，口数在五百万左右。东晋末刘毅称：“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③；《宋书》卷九《良吏传·序》称：“以区区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齐初崔祖思也说：“今户不能百万”④。可见东晋、宋、齐的户数都不足百万。《梁书》卷三《武帝纪》末：“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大概在梁朝全盛时的户数可能会超过百万。但由于侯景之乱，“台城沦陷，坟籍散逸，注记无遗，郡县户口，不①《晋书·高阳王■传》。

②《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8页。

③《晋书·刘毅传》。

④《南史·崔祖思传》。

能详究”①。

在东晋南朝中，陈的疆域最小，“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大体上同三国吴差不多。在东晋南朝五个朝代中，陈的人口最少，《隋志·总序》称陈仅有“户六十万”。《通典·历代盛衰户口》也称：“宣帝勤恤人隐，时称令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可见杜佑认为陈有户六十万是在宣帝时。至陈后主亡国时（589），仅剩“户五十万，口二百万”②。它控制的人口竟比东吴还要少一些。

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混战，干戈相寻，在史籍中留下户口统计数字的仅有前燕、翟魏与西燕三国。《晋书·苻坚载记》上称：前秦灭前燕后，“坚入邺宫，阅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前燕统治的区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是古代人口密集的地区。翟魏和西燕都是小国，它们的户数见《晋书·慕容垂载记》：翟魏都滑台，灭亡时有七郡、户三万八千；西燕部长子，灭亡时有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推行均田制度，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有较大的增长。但因北魏末尔朱荣之乱，“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魏收仅笼统地指出：“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①。杜佑据此作出推断：“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②。那时北魏的人口大约在三千万以上。尔朱之乱以后，据《通典》记载，北魏有“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③。

北魏分裂以后，东魏、北齐据有中原富庶地区，故人口众多。梁方仲根据《魏书·地形志》统计，东魏在武定年间（543—550年）有户二百万左右，口七百六十万左右④。《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北齐灭亡时（577）的户口数为：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隋志·总序》户数作“三百三万”而略去尾数，未载口数。《通典》户数作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数作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口数尾数与《周书》略异，户数前面的大数同《隋志》，尾数同《周书》。《资治通鉴》卷一七三太建九年仅举北齐的户数为三百三万二千五百。十分明显，杜佑和司马光认为《周书》的“户三百三十万”，其中“十”字为衍误。

西魏、北周占有关陇，大部分地区比较荒凉，后虽夺取南朝的益州及荆州之一部，但人口仍远比东魏、北齐稀少。《通典》载北周“大象中（579—580年）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按，大象年间北周已统一北齐，但它的人口反较北齐原有的人口少一千多万。这是为什么？岑仲勉认为：“《通典》所记大象中户口，系指北周原有区域而言，不包灭齐之数。”①这个看法十分正确。

①《隋书·地理志·总序》。

②《北史·陈本纪》上。

①《魏书·地形志》上。

②③《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哀户口》。

④《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57页。

①岑仲勉《隋唐史》第7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又，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户口数的资料，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集相当齐全，并有不少精辟考辨，本节吸收其中研究成果。

第二节 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有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东晋南朝时期，普通民户的户籍被称为黄籍。顾名思义，黄籍是用黄纸制成的户口簿籍；但用黄纸制成的户籍不一定就称为黄籍。从西晋初年中正官的下属访问令刘卞“写黄纸一鹿车”②这一事实来看，黄纸在当时已普遍应用，西晋的户籍很可能就是用黄纸制成，但当时并无黄籍之名。盛唐的户籍用黄麻纸，当时亦不称黄籍。黄籍之名仅流行于东晋南朝。这是因为在东晋南朝境内有大量北来侨民，他们的户籍与土著居民不同，系用白纸制成。这样，东晋南朝普通民户的户籍就分为两种：用黄纸制成的土著居民的户籍和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人们为区别这两种户籍，始以纸色对它们命名：前者称黄籍，后者称白籍。南朝后期白籍被废除后，黄籍虽仍然存在，但也渐渐地不称为黄籍了。

黄籍的形式，《太平御览·文部·札》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可见黄籍用纸的高度为一尺二寸，凡承担官府徭役的人都要登记入籍。据沈约说，东晋咸和三年（328）至宋元嘉的黄籍，皆“朱笔隐注，纸连悉缝”①。大概黄籍上字的颜色用两种：一般用墨笔，重要的籍注用朱笔。“纸连悉缝”，是指每张纸之间的接缝处都粘连得很好。这说明黄籍也是采取那时书籍的通行形式——卷轴式。

对于黄籍，统治者认为它是“民之大纪，国之治端”②，是极为重要的。用我们的观点来看，它无非是统治阶级赖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和征调赋役的工具。可以说，黄籍所登记的内容，都是以上述目的为出发点。

首先，在黄籍上要登记每个民户成员的名字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晋书·礼志》中载有一个故事：东晋南平郡陈诜娶李氏为妻，生四子；后李氏被贼掠去，陈诜又娶严氏为妻，生三子。李氏归后，“诜籍注领二妻”。后李氏、严氏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发生了争执，征西大将军庾亮的司马王愆期议论说：李氏“子为首嫡，列名黄籍”，这证明李氏的身份为陈诜之嫡妻。在妻未死的情况下，陈诜只能纳妾，不能娶妻。由于“诜籍注领二妻”乃特殊情况所致，非故意犯法，可以不问，但严氏的地位只能是继室。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陈诜的户籍上首先列出的是户主陈诜的名字；下面是李氏、严氏，并注明为陈诜之妻；再下面是依次排列陈诜的七个儿子，并在李氏所生长子下面注明首嫡。

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在黄籍上妇的身份有嫡妻、继室、妾三种，子的身份除长幼顺序外，还分嫡庶。

两晋南朝的赋役和性别、年龄有密切关系。拿梁以后的制度来说，老（六十六以上）、小（十六以下）免赋役，男丁（十八至六十）服役并纳全额祖调，女丁（二十至六十）和男子半丁（十六至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五）纳半②《晋书·刘卞传》。

①《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②《南齐书·虞玩之传》。

额租调。两晋、宋、齐的制度与此略异。因此，在黄籍上除要求注明性别以外，还要求注明年龄。如南朝宋何之平，“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年未及养（八十岁），而籍年已满”①；齐张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从实还养”②；萧道成说，宋、齐时人民为逃避赋役，在户籍上“盗易年月”③之风甚盛。这都说明在黄籍上要注明每个人的年龄。

由于死人、逃亡者、在役的人、患病者都不可能再服役，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在黄籍上。宋、齐之际户籍发生极度混乱，这方面的情况有“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即人在家而户籍上却注死和逃；“停私而云隶役”，即在家为私而户籍上却注为官府服役；“身强而称六疾”，④即身体健康而户籍上却注患多种疾病。梁初邓元起为益州刺史，有人对他说：“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⑤。以上说明死、逃、服役、患病等情况，在户籍上都必须注明。

由于东晋南朝的士族享受免役优待，而是否士族主要决定于宦和婚，所以在黄籍上也要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所谓宦，是指做过什么官。沈约说：东晋的黄籍“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又说那些在户籍上冒充士族的人，“罕知其祖，假称高、曾”①。可知由远祖直到本身所历官位，都要在户籍上登记。刘裕的诏书也说：“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②。“资状”即指历代做官的情况。所谓婚，是指和哪些人家通婚。宋大明五年（461）孝武帝下诏说：“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③。“杂婚”指士族和非士族通婚，按当时规定，士族杂婚即丧失士族资格，所以宋孝武帝才使他们补将吏。宋孝武帝怎样发现这些杂婚的士族呢？据记载大明五年孝武帝在户籍上又作了一些新规定④，为贯彻这些规定，政府必然要进行户籍检查，因此才能发现并处罚这些杂婚的士族。这说明户籍上登记有通婚的状况。士族如犯罪、犯清议，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族地位，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籍。南朝各代开国皇帝的即位诏中都有这一类的话：“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⑤，就是明证。

在黄籍上还要登记民户的门第等级。刘宋人武念，史称“本三五门”⑥。宗越“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条次氏族，“点越为役门，后宗越向宋文帝求情，才恢复为次门⑦。宋明帝时王僧虔为吴兴太守，“听民何系先①《宋书·何之平传》。

②《南齐书·张岱传》。

③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⑤《梁书·邓元起传》。

①《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②《宋书·武帝纪》下。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末。

④《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条有“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之语。

⑤《南齐书·高帝纪》下。参见《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条、《梁书·武帝纪》中天监元年条、《陈书·高祖纪》下永定元年条。

⑥《宋书·宗越传附武念传》。

⑦《宋书·宗越传》。

等为旧门”⑧，后王僧虔因此被免官。《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大明五年胡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盖“三五门”为服役之民户，亦即“役门”。《南齐书》卷四六《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称：“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看来黄籍上民户的门第主要分为两大等级：一为免役的士族，另一为承担力役的役门或称三五门。旧门、次门都是士族，但后者属低级士族。

三国两晋南北朝备代都实行给客制度，规定官员可以占有若干户佃客作为自己的合法荫户。如西晋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可分别占有佃客一至十五户，东晋时又增加到五至四十户①。除了这些依法占有的佃客外，皇帝还向有特殊功绩的官员赐给客一类的生产者，这些赐客也属于合法的荫户。荫户只向其主人缴租，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为了确认荫户的这种依附地位，国家规定“客皆注家籍”②。这就是说荫客也要在黄籍上登记，只不过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他们的户籍是登记在主人户籍的后面，称为附籍。目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佃客、部曲这类依附农民未被计算在国家户口之内。我认为，这有欠分析。按当时大族的依附农民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注家籍的合法荫户，另一类是不允许注家籍、版籍不载的非法隐户。前者因户籍上有名，应在国家户口统计数字之内；后者因版籍不载，则理应在国家户口统计数字之外。现存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斯0113号），其中有大府吏随嵩一户，注籍者四人，附籍一人，户口总计为“凡五口”①。可证附籍人口要纳入国家户口统计之内。

⑧《南齐书·王僧虔传》。

①分别见《晋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

②《隋书·食货志》。

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第6页。

第三节 特殊民户的户籍：白籍

关于白籍，周一良的解释是：“以蘖汁染纸，谓之入潢。则纸不生蠹虫，缝不绽解。盖土著户籍原为保存久远，故用入潢之黄色纸。侨人户籍原系临时性质，故用普通白纸”②。此为籍分黄、白之一因。东晋为招怀流民，对侨人给予免除赋役之优待，与南方土著有不同，在户籍上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这是户籍分为黄、白的另一原因。关于白籍，文献记载甚少。《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允许在户籍上注明本人的原籍，似乎此为白籍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由于在白籍上注籍的人免除正常赋役，所以在白籍上登记的事项可能较黄籍少一些。

②《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246页。

第四节 资簿

由于魏晋宋齐调的征收采取“九品混通”制度，这种方法要求先评资、定出户等，然后才能征调。但户籍上却没有财产登记，它只能解决哪些人应纳或不应纳户调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纳多少的问题。因此，当时还有和黄籍相联系的、专门登记各民户财产的资簿。这种资簿就是地方官每年在进行评资、定户等的工作中所形成的文书。

资簿上登记些什么内容呢？《晋书·石苞传附子崇传》称“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这里所说的“簿”，不是指户籍，而是指资簿。由此可见，在资簿上登记的有水碓、田宅、珍宝、财货、奴隶（苍头）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不能登记在户籍上，而只能作为主人的财产登记在资簿上。南朝人在谈到评资所产生的流弊时说：“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资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①；“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资课”②。可见资簿上重点登记的是土地、桑树、房屋，并且按照它们的数量、质量折算成钱，在资薄上予以注明。刘宋大明初年实行占山法以后，人们占领的山泽也要“条上资簿”③。

在资簿上除登记财产外，还要注明户等。在齐武帝萧赜的诏书中有：“诸责负众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资不在例”；“其非中资者，可悉原停”；“凡下贫之家，可蠲三调二年”④。看来户等分为上资、中资、下贫三档，每档又各分三等，共九等，与“九品混通”征调法相适应。《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称：“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资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大概户资三千钱是一条界线，在此上者为中资以上户，在此下者为下贫户。

梁以后，废除了“九品混通”征调制，调的征收也变成和田租一样的按丁征收，但资簿似尚未被废除。因为梁、陈还有亩收米二升的田税，为征收田税，有时也为了对富户和贫户负担的租调进行调节（如免除贫户的租调），都需要查核资簿，所以资簿仍与户籍并行。《梁书·武帝纪》下称：“田者荒废、水旱不作、无当时文例，应追税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此所谓“公格”，也许就是指资簿吧。但由于梁以后废除了评资，梁、陈时期的资簿内容可能要简单一些。

①《宋书·周朗传》。

②《南齐书·竟陵文宣传子良传》。

③《宋书·羊玄保传附羊希传》。

④《南齐书·武帝纪》。

第五节 西凉建初十二年户籍残卷

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但从现存西凉十二年户籍残卷可知其大概。这个残卷共保存有九户民籍，残缺者四户，完整或大体完整的五户。兹择录一户完整的于下：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兵吕德年四十五唐妻年卅一丁男二息男■年十七小男二■男弟受年十女口二受女妹媚年六凡口六媚男弟兴年二居赵羽坞建初十二年正月籍①可见在当时户籍上登记的有姓名、籍贯、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成员关系、丁中统计、女口统计、户口总计等项目。这种户籍登记，从内容到形式应是沿袭魏晋的户籍制度而来。

应指出的是，在建初十二年籍见到的丁中制度，有丁男、次男、小男，这和两晋南朝一样；但妇女却无丁中之分，被统称为女口，而在两晋南朝妇女也是有丁中之别的。这种不同主要是由剥削制度的不同所决定。两晋南朝的妇女无徭役负担，调按户征收（梁以后始改成按丁），这都不要求妇女实行丁中制；但那时的田租却一直是按丁征收，丁女纳丁男的半数，次丁女、老小免征，这就要求妇女也要实行丁中制了。因此西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①；梁也规定“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②。估计在两晋南朝的户籍中也会注明丁女、次丁女字样。及至十六国后赵时期，石勒始改田租为按户征收，规定户“租二斛”；③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以前，也实行按户征田租制，户征“粟二十石”④。可见在十六国至北朝前期，田租一般实行按户征收，因此不再要求妇女有丁中之别。在建初籍上见不到丁女、次女字样，而出现了“女口”这样笼统的统计，原因即在此。至于建初籍上男子所以有丁中的划分，这是为了适应徭役征发的需要。

①《敦煌资料》第一辑，第5页。

①《晋书·食货志》。

②《隋书·食货志》。

③《晋书·石勒载记》上。

④《魏书·食货志》。

第六节 计帐户籍制度

北魏推行均田令以后，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都发生了大变化，这自然要引起户籍制度的变动，到西魏苏绰当政时，就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户籍制度。《周书·苏绰传》称：“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这种“计帐户籍”的形式及内容如何，史籍不载。幸好敦煌发现的斯六一三号文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此文书经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的复原、研究，认为写成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①。文书分为A、B两类：A类以户为单位记载有关人口、赋税、土地等情况，B类大体是以A类为基础形成的三十三户人口、土地、赋役的总计。该文书的性质，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它就是苏绰所创制的计帐式户籍。

A类文书的具体内容：在户口方面，包括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姓名、生年干支、年龄、现任官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丁中制的丁、中、老、小、黄的划分；家庭成员的死亡、出嫁情况；奴婢的姓名、性别、年龄；附载牛的颜色和大小。在赋税方面，包括课户、不课户和上、中、下户等的划分；全家人口的集计，下分为出除人口（死亡和出嫁者）和见在人口，见在人口又分为课口和不课口；全家应纳租、布、麻若干，并分别标明良、贱、牛缴纳的数量。在土地方面，包括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

B类文书的具体内容：在赋税方面，包括课口若干人，贱婢几人，牛几头；都合调布若干匹，其中良人、贱丁、牛各若干；都合租粟若干斛，其中良、贱、牛各若干，良人上、中、下户租的折草数字；都合税租若干斛，其中台资户、上中下三等不课户各输若干，上、中不课户税租的折草数字。在徭役方面，都合课丁男若干人，其中杂任役若干人，六丁兵若干人。在受田方面，包括都合受田若干户，其中受足、三分未足、二分未足、一分未足、未受各若干户；各类户受田的丁男、丁女、丁婢、牛各若干，应受田若干，实受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未受田若干。

大统文书反映的户籍制度，在内容上的特点，是户籍和均田制度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赋役制度相结合。但在户籍、均田、赋役三者中，户籍居主导地位。作为大统文书基础的A类文书，首先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这就说明户籍的主导地位。由于与均田制度相结合，土地开始被列入户籍，作为受田的奴、牛，也被列于家庭成员之后。土地、奴、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它们被列入户籍之后，资簿可能就被取消了。大统文书的书写形式十分严格，提纲挚领，条理清晰。A类文书既有每个家庭的户口、租调、土地的逐项登记，也有各方面的集计；B类文书首先是人口、赋役、均田情况的集计，下面再按子目分类统计，这类格式的文书在编制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气力，但却易于查阅、掌握。也许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帐户籍”。

十六国北朝也实行士族制度，这在户籍上应该有反映。但因现存的建初①山本达郎：《敦煌发现讨帐式的文书残简》，载《东洋学报》第37卷。第2、3号。谭两宜的译文，收入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4期。十二年户籍和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都属残卷，上面登记的民户都不是士族，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记注就无法见到了。

第七节 特殊民户多种

三国两晋南北朝实行世兵制度，兵户子弟要世袭当兵，身分低于一般民户。所以他们不编入一般的民籍，要另立兵籍。三国两晋南朝的史籍中，有不少免兵户为民户的记载，就说明那时兵、民是分籍的。在十六国时期，各国也多推行世兵制度。后赵石虎曾免秦、雍二州的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七个望姓的兵役，“蠲其兵贯”①。“兵贯”就是兵籍。前燕和南朝一样，有时称兵户为“营户”②。为什么叫营户？就南朝史来看，这和士兵“妻子营居”③、家属“便付营押领”④，亦即其户籍隶属于营署有关。前燕的营户大体应和南朝相同。在北魏，被降俘、征服的各族人民和罪犯，往往被变成营户或兵户，被编入兵籍，世代服兵役；中央宿卫兵、北镇兵中虽有很多鲜卑人，他们的身分比较高一些，但也都入兵籍⑤。《隋书·食货志》：北周“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县籍”即一般民籍，因当时世兵都入兵籍，故“除其县籍”。直到隋开皇十年（590），文帝才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⑥。至此兵籍才并入民籍。需要说明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世兵外，也召募大量自耕农参军，这一部分人因不是世袭兵户，所以不入兵籍而仍隶属于民籍。

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盛行，僧众猥多。在北朝属于佛教寺院的还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北魏和平初年（460）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①管理僧众之官，南朝有僧正。北魏初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僧曹之长初名道人统，后更名沙门统，又有都维那。州有州统、州维那，郡有郡统、郡维那。僧尼及寺院之依附人口，当由僧官管理。南朝郭祖深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②《历代三宝记》称北周武帝灭佛，“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可证南北朝之僧尼及寺院之依附人口皆不属一般民籍，而另有户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官府和私家都拥有大量奴隶。官府奴隶相当于刑徒，长年服苦役，到六十岁以后才有可能免为平民，他们的户籍当然要自成系统。私家奴隶属于其主人的资产，要记入资簿，这在上面已谈到。《晋书》卷九四《翟汤传》称：“建元初，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①《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②“前燕营户”一词见《普书》卷一一一《慕容载记》，“南朝营户”一词见《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③《宋书·何承天传》。

④《宋书·武帝纪》下。

⑤《魏晋南朝的世兵制，参见何兹全《魏晋南朝的兵制》；北魏的世兵制，参见何兹全《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两文均载《读史集》。

⑥《隋书·高祖纪》下。

①《魏书·释老志》。

②《南史·郭祖深传》。

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这说明奴隶虽记入资簿，但还不算正式编户，放免后才有“编户为百姓”的资格。北朝推行均田制以后，奴婢也要受田、纳租调，他们的姓名才脱离资簿，附注在主人的户籍上——这也叫注家籍。上面说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官员的合法荫客要注家籍，奴婢注家籍与佃客注家籍有何不同呢？《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建德六年（577）的诏书可说明这个问题：“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前期，部曲、佃客是身分相同的两种人，后逐渐混淆而难以分清，此处所说的“部曲”也应包括着佃客。“共居”即共籍；奴与主共籍，也就是注家籍。从诏文中可以看出，奴注家籍后身分仍为奴（大统年间的计帐户籍即如此），经放免后才能上升为注家籍的佃客、部曲及客女。

北朝历史上“杂户”一词，主要指隶户、伎作户、绫罗户、屯田户、牧子户等，他们在身分上都是高于奴隶、低于自由人的国家农奴。

隶户来自俘虏和罪犯，他们有一部分被皇帝赐给达官贵人，但大部分是留在官府服役。国家的隶户和奴隶归都官尚书统一掌握，自立户籍。《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孔疏引《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这里的“工乐杂户”，应是指隶户被分配到官府作工匠、乐户者。古代的奴隶皆“著之丹书”，北朝与奴隶近似的官府的隶户，大概也包括官府的奴隶，他们的户籍用赤纸即本此意。

伎作户指各类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民户，北朝政府对他们控制很严。

北魏太武帝曾严禁官员、地主私养百工伎巧，下令：“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①。北齐官员毕义云”坐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遭到禁锢②。这说明伎作户不属地方，亦为受官府直接统领的特殊户口集团。

关于北魏的绫罗户，在《魏书·食货志》及卷九四《仇洛齐传》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仇洛齐传》称：“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奏议罢之，一属郡县。”可见绫罗户也是一个不属郡县守宰，而由杂营户帅统领的特殊户口集团。

北魏曾仿照魏晋多次推行屯田制度。太和十二年（488），李彪建议“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③，是其中最大的一次。魏晋的屯田户是由屯田官府直接统领的，北魏也应如此。北魏在河西、并州、河阳等地设置有许多国营牧场，在这些牧场为国家放牧的称牧子户，他们的户籍应隶属于管理牧场的官暑。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二年（551）下诏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④。这道诏书可能执行不彻底，所以在天统三年（567）高湛以太上皇的身分又下诏说：“诸寺署所绾杂保（役？）户姓高者，天保之初①《魏书·世祖纪》下。

②《北齐书·毕义云传》。

③《魏书·李彪传》。

④《北齐书·文宣纪》。

虽有优敕，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①。可见伎作、屯田、牧子等杂户皆隶于寺署，放免后才可为郡县编户。②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化的加深和扩大时期，各个阶级、阶层都在发生激烈的变动。其中，情况最复杂的莫过于封建依附这个阶层了。它包含多种职业、多种名称的人，这些人的处境虽大致一样，但并不完全相同。如两晋南朝的百工户和吏户，其身分相当于北朝的杂户，但他们是编于黄籍（在黄籍上注明他们的门第、身分）呢，还是另有特殊户籍？现在还不太清楚。①《北齐书·后主纪》。

②以上所述隶户、伎作户、屯田户、牧子户，参见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第八节 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有复除权的官贵、士族以外，还有很多人不向国家服役纳税。这些人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籍注不实之人。这一类人多通过在户籍上谎报年龄、诈注疾病、妄报死逃或冒充士族等手段，以求规避赋役。其中冒充士族最保险，但冒充士族必须得贿赂官员，对籍注进行篡改，需要有一定的财产。所以，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属于富商、庶族地主，但也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他籍注不实之人则多为不堪赋役剥削的自耕农。

二、脱离户籍之人。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依附于大族、受大族剥削奴役而未能注家籍的劳动者，他们实际上已下降到佃客、部曲的地位，但由于未注家籍，所以在身分上还有较多的自由。另一种是虽脱离户籍、但仍保留独立身分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破产的自耕农变成的流民，但也有一小部分庶族地主。《陈书·褚玠传》称：山阴“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这些隐没的“全丁大户”，大部分应是地主。在战乱和政治昏暗时期，这类脱离户籍之人数量十分庞大。如三国时袁绍统治下的青州，“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①；梁元帝时“人户著籍，不盈三万”②；北齐高洋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③。可见当时大多数人都成了无籍之人。

三、注家籍佃客、奴隶和僧尼。这类人的户籍与一般民籍不同，注家籍佃客、奴隶受世俗地主的牢牢控制，僧尼受僧侣地主的控制。他们一般不向国家服役纳税，只向地主服役纳税。这一类人也大多是由破产的自耕农转化而来。

以上三种类型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之人，除一小部分属于剥削阶级以外，大部分是自耕农或来源于破产的自耕农。自耕农为什么经常破产呢？这基于西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土地很少，生活十分困苦。南朝人所谓：“家有五亩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④，可说是自耕农的生活写照。自耕农的经济是如此脆弱，所以无论是赋役的加重、战乱、天灾乃至婚丧嫁娶等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迫使他们趋于破产。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要求大量的佃客、奴隶等劳动者为他们种地和服役，这些劳动者只能从自耕农阶层中攫夺，所以他们无时无刻地都在迫使自耕农走向破产。如果说注家籍和未注家籍的佃客、奴隶是大土地所有者已争取到手的劳动力的话，那末，破产的流民和那些被迫“改注籍状”的自耕农，就是他们的劳动后备军，这些人时刻都在面临着沦为佃客、奴隶的厄运。封建国家为了保证兵源税源，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一直都在想着把上述三种类型的人重新纳入国家正常的户籍制度之内，使他们重新向国家服役纳税。封建国家的这种努力，实质上就是与大土地所有者展开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

封建政权与大土地所有者争夺劳动人手，重点在上述第一、第二两种类①《三国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②《南史·梁元帝纪》。

③《隋书·食货志》。

④《南史·邓元起传附罗研传》。

型的人。对这些人封建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检籍、土断和括户。

提起检籍，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南朝齐初的户籍大检查。这次著名检籍的起因，是由于当时的户籍发生了极度的混乱。《南齐书·虞玩之传》称：“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八条取人，孝建元年（454）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南史·王僧孺传》引沈约的话说：“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所谓“八条取人”、“七条征发”，现在已无从知其详细内容。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征引《宋书·索虏传》载何尚之关于“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的议论，对此作了精要的阐释①。据唐长孺的意见，在元嘉二十七年大征发时，制定了哪些人该服役、哪些人不服役的硬性标准，何尚之所谓不在征发之列的“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这些人以上即为有免役权的士族。由于士族的标准明确，所以在孝建元年编造户籍时，许多企图避役的人就增损籍状，把自己变成合乎免役条例的士族。这样就造成了户籍的大混乱。由于当时户籍混乱主要是冒充士族造成的，所以齐初检籍的重点，是对准那些“改注籍状，诈入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的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内容，当时检籍还包括纠举那些“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吏役，身强而称六疾”以及“盗易年月”等投机取巧者。对那些“抱子并居，竟不编户”①、“小塘藏丁匿口”②等脱离户籍之人，在这次检籍中也要把他们重新编入户籍。当时凡被认为有伪冒或脱离版籍的民户，都被称为“却籍”，却籍者要充远戍。萧齐统治者对这次检籍决心很大，但由于检籍官员行私舞弊，反而造成很坏的后果。梁沈约说：齐初“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士伍。..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③。这样，至永明三年（485）就激起了以唐寓之为首的农民起义。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也因为这样的检籍再也无法推行，所以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下诏：“既往之愆，不足追究。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④。宣布这次检籍完全作废。齐初大检籍以后，小规模的检籍仍不时发生。如在齐东昏侯时，“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诈注疾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①。这样的检籍，当然也不会有多大成效。

除上述检籍外，统治者在编造新户籍时，也要依据旧籍进行户口检查，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10—111页。

①②《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③《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①《南史·废帝东昏侯纪》。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检籍。由于户口状况是不断变动的，所以封建政府窍隔一段时间要编造一次新户籍，这属于正常情况造籍；另外，在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时，为了适应新制度的要求，封建政府也往往要编制新籍，这属于特殊情况的造籍。后一种情况因与改革相配合，所以在争夺劳动人手方面，往往会取得巨大成绩。这种造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西晋太康元年推行占田制时，太康三年国家控制的户口较太康元年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就是这一次造籍所取得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说过。

第二次是在北魏推行均田制三长制时，北魏中央曾派遣使臣到各地编定户籍，如派尧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②，派闾庄“为定户籍大使”③等。由于在均田制下农民能够受田，而且剥削较轻，所以大量隐漏人户就纷纷向国家呈报户口。北魏的户口猛增到五百多万户，当是这次与推行均田相联系的造籍的结果。

第三次是在北齐、北周时期。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均田制度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隋书·食货志》记载的北齐河清三年（564）均田令和北周保定元年（561）后的均田令①，标志着均日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均田制度的演变，户籍格式逐渐定型为像西魏大统十三年那样的计帐户籍制度，这当然也要编造新籍。由于计帐户籍对人口的控制较严，所以北齐、北周虽为戎马倥偬的乱世，但两国人口的总数并不减于北魏盛世的人口总数，仍然达到三千多万口。

东晋南朝连续推行的九次土断措施②，主要是把北来侨民断入黄籍，使他们也像土著居民那样向国家服役纳税。但把侨民断入黄籍，不一定具有向大族争夺人口的性质。这不仅因为有些侨民原来就在国家白籍上登记，受侨州郡统辖，而且在侨民中也包括不少官僚、大族。但在土断的同时，也进行户口检查，许多隐户、流民也被编入户籍。如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规定“不得藏户”，司马“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附廷尉”③。萧齐初年吕安国曾“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④；所谓“杂民”，当包括各种无籍之人。陈文帝天嘉元年（560）的诏令说：“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⑤。这些被土断的隐户、流民等无籍者，就含有和大族争夺劳动人手的意思了。如果说检籍、土断只把搜检隐漏之人作为附带任务的话，那末，封建政府的括户就主要是为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了。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括户的记载不绝于史，而东晋一代尤为突出。

颜含为吴郡太守，王导问他：“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颜答：“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②《魏书·尧暄传》。

③《北史·闾毗传》。

①《隋志》载北周的均田令很简略，年代也不明确，从与它相联系的徭役制度来看，它的颁布当在保定元年以后。

②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346—356页。

③《晋书·彭城穆王权传附曾孙纮传》。

④《南齐书·柳世隆传》。

⑤《陈书·世祖纪》。

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①。可见与大族争夺劳动人手，在当时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括户的干将有山遐，他为余姚令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②。庾冰辅政时，“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③。简文帝时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④。淝水之战前夕，东晋为“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⑤。东晋末刘裕当政时，因“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刘裕严申禁制，处死了“藏匿亡命千余人”的余姚大地主虞亮⑥。对结聚于山泽的流民群，东晋的官员或用武力、或以招抚，重新把他们控制到国家的手中。前者如海陵县的青浦，“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⑦；后者加太末县的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江逌任太末令后，“招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①。类似例子很多。

在北方，有几次著名的括户，规模要壮观得多。如前燕慕容时，“百姓多有隐附”，仆射悦绾主持括户，一举“出户二十余万”②，朝野为之震惊。南燕慕容德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慕容德“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尚书韩）■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③。北魏献文帝时，冀、定等“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献文令韩均往检括，“出十余万户”④。东魏武定二年（544），高欢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凡获逃户六十余万”⑤。北方的朝廷集权力量都比较强，所以才能主持这样大规模的括户。

封建国家对上述第三种类型的人——注家籍佃客、奴隶和僧尼，主要是采取控制发展的政策。

对于佃客，从曹魏规定的“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⑥，到西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一到十五户，再到东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五到四十户，再到北魏赐给王、公、侯、子臣吏十二人到二百人⑦，这些规定既是保护官贵的利益，也含有限制他们大量占有注家籍佃客这类生产者的用意。因为①《晋书·颜含传》。

②《晋书·山涛传附山遐传》。

③《晋书·庾亮传附弟冰传》。

④《晋书·王廙传附侄彪之传》。

⑤《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注引《续晋阳秋》。

⑥《宋书·武帝纪》中。

⑦《晋书·毛宝传附孙璩传》。

①《晋书·江逌传》。

②《晋书·慕容载记》。

③《晋书·慕容德载记》。

④《魏书·韩茂传附子均传》。

⑤《魏书·孝静帝纪》。

⑥《晋书·王恂传》。

⑦《魏书·官氏志》。

这些规定等于宣布，官贵们超过规定的佃客和臣吏是不合法的，这是一层限制；这些规定也等于宣布，除品官有权占有佃客、王公侯子有权占有臣吏，其他人则无此特权，这是又一层限制。再说当时所谓皇帝给客、赐臣吏，也不一定实际授给，往往是在官贵已占有的大量依附农民中，政府按制度予以登记、注家籍，而超过规定数额的则不予承认。《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兖州条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321），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这些“多庇大姓以为客”的失籍流民，是政府无法控制的，所以才由大姓“条名上有司”，然后再由政府按当时的给客制度赏赐给他们。很明显，东晋推行这样的给客制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从大族势力下挖出一部分失籍流民。

为防止奴隶数量的膨胀，封建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执行“良奴之制”，严格禁止把良人变成奴隶。北魏的法律规定：“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①。这一类法令当继承于魏晋。在南朝也严禁卖良人为奴。其次，不断地下令释放奴婢，或免为兵、客、部曲，或免为良人。特别是在大的军事冲突以后，战胜的一方往往把众多的战俘变成奴隶，结果导致公私占有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因此，事隔不久，战胜的一方往往下令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如东晋在太元十四年（389）下令道：“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遣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立一县以居之”②。淮南所获俘虏即淝水之战中俘获的前秦军民。类似资料，在史籍中可以找到很多①。朝廷采取这种措施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在于把私家控制的人口变成国家控制的人口。

为了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帝王对佛教大多采取既保护又限制的政策，也有少数帝王推行灭佛措施。南朝宋文帝、宋孝武帝曾沙汰僧侣，齐武帝甚至规定：“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②。北魏曾一再限制僧侣的数额，文成帝规定：“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至孝文帝时，“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③。以上的限制措施，所起作用都不大。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字文邕都信道不信佛，他们推行了断然的灭佛措施。

拓跋焘下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④。字文邕灭佛的手段比较缓和，但决心极大，一时间，北周、北齐境内的三百万僧尼皆改为编户。但在字文邕死后，佛教又逐渐恢复。

封建政权执行的上述争夺劳动人手的措施，有时成绩显著，有时则不起作用。其原因何在呢？根本一点是决定于那时的政治状况。如果封建政治比①《魏书·刑法志》。

②《晋书·孝武帝纪》。

①参见《南齐书·郁林王纪》永明十一年八月条，《梁书·简文帝纪》太清三年五月条《周书·武帝纪》上建德元年十月年，《武帝纪》下建德六年二月条。十一月条、宣政元年三月条，等等。②《南齐书·武帝纪》。

③④《魏书·释老志》。

较清明，横征暴敛较少，这则就会出现“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愿意做国家的编户的，国家与豪强争夺劳动人手，当然会取得胜利。反过来，如果政治昏暗，百端征调，这时就会出现宫府征敛甚于豪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宁愿做豪强的依附农民，国家即使用强力能把劳动人手争夺过来，但也只是暂时的，不久仍会逃散，国家的争夺劳动人手措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封建社会里，总是治世少而乱世多，所以国家与大土地所有者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总是后者占上风。

⑤《魏书·食货志》。

第五章 赋役制度

第一节 三国赋役制度

曹魏的赋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郡县编户征收的田租与户调，一种是对典农部民与士家征收的租赋。较之汉赋，有很大的差别。

在曹操的经济政策中，维护和发展自由农生产的政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表现为田租与户调新科的实行。

《三国志·何夔传》写到“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以前。所谓“新科”，便是《魏书》说的“其收田祖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①。按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灵帝中平二年（185）曾收天下田一亩十钱，用于营建宫宇②。至建安五年，曹操推行一亩收租四升的制度，汉朝按产量收租之制遂为税亩制度所代替。又汉有算赋，是人头税，即按人头收钱。曹操改为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是户调，收绢、绵。从此算赋制度被革除。

税亩制依据田亩的多少收租，田多租多，田少租少。户调制是不是各户一律都出绢二匹、绵二斤呢？非是。《魏略》有这样一段话：初，太祖（曹操）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货财与公家（曹操家）相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①这段话说明发调是要“平赀”的，赀多之户则多出，赀少之户则少出。

然则，所谓“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并不是说每户一律调绢二匹，绵二斤，而只是一个按照家赀户等的不同，各户所应出的平均数额而已。徐坚《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说到：“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曹魏户调之法，当即九品相通。

根据曹操、曹洪的家赀被“平”，我们还可知悉：在曹魏，上自曹操，下至一般官吏，都没有免税的特权。租调征收对象，包括了各级官吏、庶民中的地主、工商业者、小块土地所有者（自由农）。即所有的郡县编户。曹魏根据土地与家赀的多少征收租调的政策，对发展自由农生产是有利的。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②；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③。由此二地情况，可见自由农生产在曹魏时期，在北方，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曹魏时期的典农部民即屯田客，由特设的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等官吏管理，不属郡县管辖④。所交赋税与郡县编户不同。

据《魏氏故事》，屯田用的是黄巾的资业。这种资业包括牛在内，都是官有。对典农部民，原来实行的是“计牛输谷”（或“僦牛输谷”）之制，①《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

②《晋书·食货志》。

①《三国志·曹洪传》注引。

②《三国志·魏志·杜畿传》。

③《三国志·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

④《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有“都尉自以不属郡”的话。

即根据租赁官牛的头数交纳租赋。典农中郎将任峻认为什牛输谷，大收不增租赋，坚持要求实行“分田之术”①。曹操遂规定“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典农部民）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②。此即任峻所谓“分田”。侯声说是“于官便，于客（屯田客，即典民部民）不便”③。

从“私牛而官田者”看，典农部民是带有家属的，他们都是作为屯田客户而非作为个人存在于典农部所拥有的官田上。生产、交租均以户为单位进行。

曹魏时期还有一种“士家”。此种士家原不屯田。魏文帝践祚之初，王朗建议“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耕稼，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④。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才用士家去屯田。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把对屯田客户的剥削方式即“分田之术”，用到了剥削士家上。《晋书·傅玄传》说到“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即可上溯到曹魏。傅玄说的兵、士，指兵家、士家，不是指出征之士。因为“私牛”只有士家才有。出征之士营田受廪，无所谓自持私牛。管理屯田客户的典农组织具有军事性，而对屯田客户的剥削形式，又被用到了士家身上，这就使得屯田客户与士家之间距离缩短。魏末民屯废了，但士家屯田与剥削士家的方式仍旧继续下去。

以上是赋法，在役法方面，根据《三国志·司马芝传》所说：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

可知典农部民只用于屯田，除了农事上的“治廪系桥，运输租赋”等以外，没有其他徭役。负担徭役的，是郡县编户、士家与吏家。下面分别叙述。

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首先在年龄上，汉时民年二十开始服设，至五十六免役①。曹魏时期末见改变。及龄的丁夫或大男，是都要服役的。到建安二十三年，才有“老耄须侍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的规定②。

其次在役使的方式上，曹魏有一种错役制。晋时刘颂曾说：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魏氏错役，亦应改旧。③从刘颂所言可知这种错役法，始自曹操，直到西晋都未改动。按照这种役法，服役的（人役）与室家（居户）分离，各在天一方。因为户户如此，所以说“分离天下”。

编户中公卿以下的官吏或士族，在曹魏时期，可以不服徭役，但曹魏无①《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

②《晋书·慕容皝载记》。

③《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

④《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①从汉简中所见汉代戍卒年龄，小者十五，老者六十五。十五岁以上服役在汉代是正常现象。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③《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士族免役的规定。魏明帝时期，百役繁兴，“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①。那时太学诸生有千数，他们来上太学，“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②。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曹魏无士族免役之制。高堂隆说公卿与厮徒共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③。未说违制。士族免赋免役，在三国，只见于孙吴。

吏、士之家的徭役负担：《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说曹魏吏士皆有“暴徭”。《高柔传》说出征之士鼓吹宋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又说“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可见曹魏吏、士之家皆给官役。但从魏文帝接受王朗的建议，令“吏、士小大并勤稼穑”开始，士家除了营田纳赋以外，士只服兵役。吏有吏役，如农吏、鼓吏等④。如鼓吏当不在营田之数。

曹魏吏、士有分休之制。《三国志·刘动传》写到魏明帝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满宠表请“召休将士”。《杜恕传》注引《魏略》写到孟康为弘农郡守、领典农校尉，“郡领吏二百余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这是关于曹魏兵、吏分休的明文记载。

吴、蜀二国的赋役制度，由于史料短缺，所知较少，特别是蜀国。

吴国孙权时，陆逊曾陈时宜，以为当“施德缓刑，宽赋息调”⑤。然而由于“兵久不辍”，民总是困千役调⑥。太元元年（251），孙权曾下令“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①。这已到了他的晚年了。到永安二年（259），孙休在一通诏令中说：“顷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然乎？”他要求“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②。这通诏令涉及的优均对象，包括郡县民户、吏户和诸营兵户。民户主要是自由农户，兵户是用去屯田的兵和他们的家属。如赤乌中，诸郡出部伍，陈表、顾承等“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③。兵户指的便是这种有男有女的部伍。吏户是官府掌握的吏家。兵户“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有事则责兵以死效④。吏户除了用于生产外，还给他役。永安元年的王子诏说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限米，军出不从。”⑤从“出限米”可知孙吴吏家是要生产的。打仗军出，原来吏须从行，这样的吏家与兵家或士家没有多大区别。五人三人为役，开三五占丁之端。孙休有所减轻，但到吴末孙皓时，却更加严重。陆凯说：“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①②《三国志·魏志·王朗传》附《王肃》注引《魏略》。

③《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

④《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记京兆太守颜斐起菜园，“使吏役间锄治”。邓艾原为丛草吏。⑤《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黄武五年。

⑥《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嘉禾三年。

①《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太元元年十二月。

②③《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④《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⑤《三国志·吴志·孙休传》。

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自张。..调赋相仍，日以疲极。”⑥汉时“算缗”在吴末重新出现⑦。兵家原来不给他役，吴末却“供给众役，廪赐不赡”①。吴亡时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吏三万二千②，均入于困境中。

孙吴士族、将领及其所荫佃客，均可免税免役。孙权曾著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③法令不准过问人客，是少有的。潘璋之妻住在建业，孙权赏给她“田宅、复客五十家”④。这即是孙吴的复客制。从此制可推知孙吴将领、士族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西晋士族及其亲属享受免税免役特权，是承袭孙吴而来。

蜀国诸葛亮采取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⑤；“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⑥的政策。这里所谓“民”，指的是负担赋税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⑦这与息民、养育民物的政策一致。无夺民时也就是轻徭，让农民有时间生产。加上薄赋，蜀国的农业后来是发展了。蜀亡前，“男女布野，农谷栖亩”⑧。如果不是轻徭薄赋，蜀国农业不会有此发展。蜀国也搞屯田，如诸葛亮在渭滨分兵屯田⑨。但不是主要的。

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⑩。这里所谓户，主要也是指自由农户。兵、吏的存在同于魏、吴，但在蜀，我们只见到带甲将士在前方屯田。

⑥《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⑦算缗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天玺元年。

①《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②此数字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③《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④《三国志·吴志·潘璋传》。

⑤《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建兴二年。

⑥《三国志·蜀志·杜微传》。

⑦《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治人》。

⑧《三国志·蜀志·蒋琬传》。

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建兴十二年。

⑩《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二节 西晋赋役制度

西晋的赋税制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研究的人虽多，但材料过少，至今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与西晋税制有关的材料，主要的只有两条，先引在下面，然后再说当前的看法。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初学记》卷二七《绢第九》：“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户三匹，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

对以上两条材料的解释很多，但就税制来说，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晋赋税制度继承曹魏，田租为亩税，户调为户税，只不过剥削量加重了。曹魏的田租是亩收二升，西晋的田租以“夫五十亩，收租四斛”计算，为亩收四升，重了一倍。曹魏的户调是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则是户出绢三匹，绵三斤，重了半倍。绢三匹、绵三斤是平均数，征收时“九品相通”。这也是继承曹魏而来。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晋在田租上已改变了从前的亩税制度，变为按户征收，与户调一样，九品相通。这种意见的根据有二：一是《晋书》既说绢三匹、绵三斤是“户调之式”，则《初学记》引《晋故事》说的“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中的“民丁”，应是丁男之户，如果是丁不是户，则《晋书》所说“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就不可理解了。《晋故事》的话，意味着西晋一户以一丁计。既然民丁是丁男之户，那么，课田五十亩便是对丁男之户的要求，而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则是了男之户所应纳的租调。二是《晋故事》说到侯国减“绢户一匹”、“民租户二斛”以为侯秩侯奉。西晋“以郡为国”，诸侯“三分食一”①以绢一匹为侯秩，就丁男之户应向国家岁纳绢三匹而言，正是三分食一。所分民租则明说是“户二斛”。尤其是接着说的“书为公赋”的“其余租”及旧调绢、绵，“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表明租不仅是户租，即以户为单位征收，而且是九品相通。《晋故事》所说“租四斛”，只是丁男之户所应交纳的一个平均的租额而已②。持这种意见的认为《文献通考》所说，晋把两汉田赋与户口之赋合而为一，把田赋变成户调，不再履亩而税，只逐户赋之③，是一个卓见。

①《晋书·地理志上》。

②《晋故事》所说“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用以增置诸侯，解释不通。主张西晋租谷是亩征八升的，以为“斗”是“升”之误。主张西晋租谷是户征四斛的，以为“亩”是“户”之误，因为后面讲的所分民租户二斛及余租都是户租。

③《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以台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这是说晋把田赋变成了户税。卷三《田赋考三》还说晋法与均田制下，“不必履亩在役法上，西晋规定“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

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按赋税“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而言，次丁徭役应有所减。惠帝太安二年（303）一次征发徭役，“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①，是特殊情形。十六至六十的正丁全役②。

役使方式，据刘颂所说曹魏用之于百姓的错役法，至晋武帝平吴之后，仍旧未改③，可知与魏无异。

以上是郡县编户负担的税役。不属于郡县编户的典农部民，在魏末晋初罢除④。吏、士之家则保留下来。士家在晋初仍旧用之于屯田，剥削有所加重。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傅玄上疏说到：“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他认为应该恢复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之制⑤。据《晋书·慕容皝载记》所说“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而为五六来看，傅玄的话是被采纳了。

太康元年（280）平吴，随着州郡兵的罢除，武吏的设置，占田、课田法的实施，士家屯田废止。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至今未改时，又提及平吴后吏、士的徭役负担。

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丙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洛阳）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投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①他要求改变这种情况，并以为“魏氏错役，亦应改旧”。他的设想是：“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如果不能全做到，“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这样天下也就受益不浅了。刘颂的话，清晰地说明了平吴后西晋吏、士的戍役与运役之重。

在西晋，全部赋役均由郡县编户中的庶民以及吏、士之家负担。西晋的官吏和他们的亲属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这与曹魏不同，而与孙吴一致。西普允许官吏各以品级占田，最低的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对他们不课田。既不课田，也就不课税役。问题尚不止于此，西晋还制定了官吏可以官品的高卑，荫他们的亲属，并可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制度。《晋书·食货志》在写了官吏各以品级占田之后，接着便写道：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荫亲属，就是亲属可以不交税，不服役。品级高的官吏，可荫及九族，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是一致的。

①《晋书·惠帝纪》。

②《晋书·食货志》。

③《晋书·刘颂传》记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时，有“逡巡至今”未改之言。他是在平吴后说的。④《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咸熙元年：“是岁罢屯田官以均役政。”《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⑤《晋书》卷四七《傅玄传》。

①《晋书·刘颂传》。

低的也可荫三世，加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的予孙，又可依官吏之例，荫其亲属，这就把各级官吏及其宗族变成了一个可以不纳税服役的阶级。比之曹魏，在税役制度上，是一个退步。

宗族中的佃客，因为荫亲属制的实施，税役已经免除。《晋书·食货志》中说的各级官吏所荫佃客无过多少户，是指前来依附成为佃客的非本族的农民而言。

西晋此制完全是在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维护士族的利益。

西晋征发与免除赋役，均据黄籍。《晋令》说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①黄籍是西晋郡国士庶统一的户籍，此外西晋没有别的户籍。士族在黄籍上注有爵位（详见第四节），以证明自己是兼复之家。地主的佃客注地主的家籍②，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户籍，与税役不发生直接联系。兼复之家的佃客，不承担官家税役。

①《太平御览》卷六○六《文部·札》引。

②《隋书·食货志》记晋时“客皆注家籍”。

第三节 十六国赋役制度

十六国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而是有汉人参加的政权；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者，大多数也已汉化；各个政权都具有汉化的色彩，只是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总的趋势是后来出现的政权比先前的政权，汉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浓。因而在税役上，各个政权大都袭用魏晋旧法。

最早建立的成国，在李雄时，制定了赋役制度。“其赋男丁岁输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因而出现了“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的好局面③。对“男丁岁输谷三斛”，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丁税；一种认为“男丁”系指丁男之户而言，岁输谷三斛是户税。按西晋之法，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三斛应是一个平均定额。无论哪种解释，都以为成国赋税，承自西晋，只是量上有所减轻。

成国对役法无明文规定，百姓一个时期可能“事少役稀”，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为徭役所困。李寿时，“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竟至“十室而九”①。

汉国与前赵无赋役之制，后赵石勒在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②。这里明言租二斛是户税。认为西晋祖四斛是户税的，说石勒此制承自西晋，非首创。又按西晋九品相通之例，赀二匹、租二斛应为平均定额。在役法上，后赵有徒民以充戍役之制，被徙以充戍役之民，均在兵籍。《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说到，“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他们有“兵贯”。石虎接受王擢意见，免除了雍秦望族十七姓的兵贯，但“其非此等，不得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石虎还曾下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运送军粮；“青、冀、幽州三五发卒”③。“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这表明后赵到石虎时期，不仅普通百姓要服役，“兼复之家”也要服役，已服兵役的征士，还要出车、牛、米、绢。役调是很重的。但要注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三五发卒之言。孙吴已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之法，但未见三五发卒之制。曹魏是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兵役由士家担任。西晋被课之以田的正次丁均须服役，吏、士则负担戍役与运役。从后赵开始，始见徒民戍役及三五发卒之制。三五发卒对后世役法影响很大。

士族是“兼复之家”，这是西晋之法。

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颁布了赋税制度。慕容皝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这说明当时已有常赋。慕容皝尚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因封裕进言，改变为悉罢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①。③《晋书·李雄载记》。

①《晋书·李寿载记》。

②《晋书·石勒载记上》。

③《资治通鉴》卷九七晋成帝咸康八年，“皆三五发卒”注：“三丁发二，五丁发三也。”①《晋书·慕容皝载记》。

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这就在郡县常赋之外，出现了一种类似曹魏屯田剥削方式的赋税制度。

慕容儁迁都于邺，进入中原，未再实行乐取官牛垦官田的魏晋旧法。在税役上，慕容儁曾“宽常赋”②，然而“赋法靡恒”③，征收并无常额。役法也无一定的标准，申绍谓为“役之非道”。郡县守、宰在征税起役之时，又“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以至“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④。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实行“三五占兵”之法⑤。这与石虎所行三五发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谓“军封”。悦绾曾向慕容进言：“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采纳了悦绾的意见，由悦绾定制罢军封，“出户二十余万”⑥。这说明前燕的官吏和他们所荫庇的人户，也是不交税、不服役的。军封助长了隐附之风，罢军封，免营户，利于检括逃避税役的隐附之户。

前秦的赋役，从现有材料来看，体现了轻摇薄赋的特点。苻健曾“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①。苻坚即位之初，“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并能注意减免田租。一次从龙门还长安，曾“丐所过田租之半”。苻坚的目的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灭燕之前，前秦境内已经是“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灭燕后，苻坚继续推行了轻摇薄赋的政策。在役法上，“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复魏晋士籍也就是免除士族的税役，这是晋法。使役有常闻是说不任意征发徭役，以免影响生产。苻坚曾以关中水旱不时，“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地”。这样的工程没有征调农民而征调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的僮隶去进行，很能说明苻坚的使农民役有常闻的政策，得到了实行。因为僮隶本来是不服官役的。我们还可看到：苻坚对于被征服的代人，“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对于新附的涼州，“复租赋一年”②。三五取丁，沿自后赵、前燕的三五发卒、三五占兵，苻坚用到了徭役上。此制对起役有所限制，不是全发。有这样的制度比没有要好。江左也采用这种制度。但苻坚是否把三五取丁用到他族上，尚不可知。

淝水之战以后出现的国家，在赋役制度上，材料更少。但从中可以知道，大多数国家都有赋役制度，而且有的国家赋役还较轻，并非徒知掠夺。

后燕慕容垂时，慕容农为幽州牧，“法制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至者数万”①。这说明后燕不仅有赋役之制，而且某些地方官吏还能省赋轻徭。慕容宝时，曾经“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②《晋书·慕容儁载记》。

③《晋书·慕容载记》。

④《晋书·慕容载记》。

⑤《晋书·慕容儁载记》。

⑥《晋书·慕容载记》。

①《晋书·苻健载记》。

②上引均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①《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三《后燕录二》。

县”。这是为了增加课户。又曾“定士族旧籍”。②这是为了区分士庶，按晋法免除士族的税役。

南燕慕容德之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是士族则因为是兼复之家，与之合户共籍的百室千丁，都无须交税服役。是庶民也因为在西晋以来的户税制度下，户无论大小，只须出一户之税，即使定为上上等户，也难增加多少税收。故慕容德用韩■“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正其编贯”。③这说明南燕不仅有课役，而且曾经采取措施，解决荫冒逃避课役的问题。慕容超的时候，课役增重。太史令成公绥曾说慕容超“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④。这是南燕致败之由。

北燕冯跋以“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因穷”，为政“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他“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⑤。一时政治颇有起色。北燕仍是一个胡汉合组的政权，只不过以汉人为首而已。北燕存在时间不长，可冯跋乃是历史上轻徭薄赋的统治者之一。

羌人在东汉时还很落后，但后秦却是一个汉化的政权。在赋役制度上，后秦一开始便有田租，姚兴时，一次“租入者五十余万”①。而姚兴尚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他认为“能踰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他的做法是“损有余以裨不足”。②山林有税，在魏晋时期，只见于后秦。

后秦姚苌曾经规定：“兵、吏从征战，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③这是有关兵、吏之家的免税免役的规定。东晋有“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北方兵、吏之家赋役的豁免，也只见于后秦。

河右诸凉赋役制度材料更少，然亦可考知一二。后凉吕光“崇宽简之政”，末年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④。继起的北凉沮渠蒙逊，很注意轻徭省赋。他曾下书“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母车氏病重，在下书反躬自问中，他提到“赋役繁重，时不堪乎？”某年春早，又在下书反躬自问中，提到“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⑤在河右诸凉中，北凉最注意赋役问题。《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收有北凉征发役作和有关兵役的文书，还有若干份名籍，证明北凉存在徭役的征发。文书中还可看到北凉有酒吏、仓吏、藏吏、财帛吏。以之与后秦的兵、吏合看，可知十六国时期同样存在吏与吏户。

西凉李暠世为西州右姓。《敦煌资料》第一辑所载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户籍残卷，记有丁男、次丁男、小男的年龄，与晋制略同。《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后主李歆时，“人力凋残，百姓愁悴”，氾称要求“罢宫室②《晋书·慕容宝载记》。

③《晋书·慕容德载记》。

④《晋书·慕容超载记》。

⑤《晋书·冯跋载记》。

①《晋书·姚兴载记上》。

②《晋书·姚兴载记下》。

③《晋书·姚苌载记》。

④《晋书·吕光载记》。

⑤《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可知西凉末年税役很重。

十六国中落后的只是夏国。赫连勃勃在晋安帝义熙二年称天王、大单于，官属中没有用一个汉人。他未颁布赋役制度，战争供给所采取的是“我则游食自若”的办法。但也要看到赫连勃勃后来的变化，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人，他“拜置守宰以抚之”①，表明他懂得了政治的重要。

①《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第四节 东晋赋役制度

东晋的赋役，由于北人的南奔，“侨人”的出现，土断的进行，呈现复杂的情况。

《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东晋时的范宁说过：户籍本“无黄、白之别”，原来郡国户口，统统是黄籍。因为“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北方原来的籍贯）”，从而在黄籍之外，产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②由此可知白籍是侨人的户籍或“侨籍”。它是侨人的身分证，凭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

但是，来到南方的北方侨人极多。元帝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是流民第一次大过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①。这是流民第二次大过江。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土断因而在所必行。

《陈书·高祖纪上》所载：“（成帝）咸和中土断”，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关于这次土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这次土断是紧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过江采取的措施。土断的目的是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恢复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以解决赋役问题。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南史·王僧孺传》有这样一段话：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327）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②《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①《晋书·地理志下》徐州与扬州条。

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1.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3.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36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1.《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2.《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①，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13）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②。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①《晋书·成帝纪》。

①②《宋书·武帝纪中》。

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1.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①，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②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①。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②。百姓是既①《晋书·刘超传》。

②《晋书·孝武帝纪》。

①《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②《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殣不绝”的现象。

在役法上，东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这与西晋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这比西晋役及十三岁以上要轻。特别是关于“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已开北朝与隋朝规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与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规定。③③《隋书·食货志》。

第五节 南朝赋役制度

南朝的赋役制度又有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新的赀税的出现，关■之税比重的加大，役法上雇借的产生。

南朝宋孝武帝时，周朗上言说到：“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①周朗所谓“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说明当时行的是赀税。周朗所谓今宜“户减其税”，说明当时赀税的征收，以户为单位。周朗所谓树长一尺，田进一亩，屋加片瓦，税也跟着增加，说明当时的赀税，完全根据各户财产的多少，非分九品。②即在宋孝武帝时，实行占山格。《宋书·羊希传》所载官吏及百姓占山，“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这正是因为当时行的是赀税，而山也是赀，所以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税制由东晋后期的租调九品相通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当在宋孝武帝时。

南齐萧子良的《陈时政启》说过与周朗同样的话。“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伐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③所谓“围桑品屋，以准赀课”，即周朗说的桑长一尺，围以为价，屋不得瓦，皆责赀实。这说明齐时税制一同于宋。“围桑度田”，计赀定课，按《南史·罗研传》的说法，是南朝的“故事”④，即定制。

宋时又出现了所谓“三调”。《南史·孝义传上》记宋元徽末年，“有三调不登者”，吴翼之母丁氏“代为输送”。三调，据《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注，为“调粟、调帛与杂调”，又名“三课”①。征收方法，据《宋书·隐逸传·刘凝传》所说“一年三输公调”，似为一年三次分别征收。南朝史籍中所见租税即“调粟”。齐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戊申诏说到“所逋田租..其非中赀者可悉原停”②。说明租粟按赀征收。

三调是与赀税同时产生的，它是南朝赀税征收的形式。所谓调粟、调帛与杂调，并不就是调实物。周朗说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是调钱。齐明帝建武四年十一月丁亥，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③，也是调钱。南朝有所谓“折课市取”④，课即三课或三调，折收钱币，市取是官府用折收来的钱币，从民间购买军国所需的物资。将折课市取与周朗、齐明帝的话互相参证，便可明瞭南朝的三调是调钱。南朝史料中关于市取的记载颇多。《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秋七月记有：“台府所需，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租已折钱，故军国物资不①《宋书·周朗传》。

②一说南朝赋税仍为九品相通，依据为《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此说不承认宋孝武帝以后有何变化。

③《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④罗研附于《南史·邓元起传》。

①见《南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诏。

②《南齐书·武帝纪》。

③《南齐书·明帝纪》。

④见《隋书·食货志》。

能再责成租民办理。《后废帝纪》元徽四年记有：“敕令给赐，悉仰交市。”之所以要悉仰交市，是因为粟、帛、杂物均已折钱，敕令给赐，必须购买。《南齐书·武帝纪》记有：“可现直和市”，“其和价以优黔首”。此令是针对往常的强买而发。这种交市、和市或市取，唐朝称之为“和买”，与‘折课”是不可分的。不收粟、帛、杂物而收钱，从赋税发展史来说，与财产税的出现一样，也是一个进步。

南朝士人可以免除赀税，但官吏不能都免。复与不复，以士庶分，非以官民分。《宋书·王弘传》有所谓“复士”，这种复士包括“无奴之室”的、无官爵的士人在内。从《宋书·羊希传》说的官吏和百姓占山，一律“条上赀簿”来看，庶民出身的官吏，是不能免除赀税或三调的。士人到底有多少？沈约说：“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①这近万士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免役特权的阶级，是不课户。

以三调为形式的财产税，在梁陈时期，基本上维持下来。梁天监初，一度改调帛为“计丁为布”②，但后来又有“三调”③。

赀税或者说财产税，适用于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户，是南朝最重要的税收。此外，南朝还有一项重要的税收，即关市之税。

北魏的甄琛说过，南朝“崇关廛之税”④。廛税即市税，市中有收税牌告，叫樢格。南齐萧嶷徒镇荆州，尝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⑤。南朝都城建康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所，备置官司，税敛很重⑥。

南朝又有“输估”与“散估”。《隋书·食货志》说：“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这种输估与散估，是市税的一种。

关税即关津之税。在南朝，有埭、桁、渡、津税①。埭税即牛埭税。南朝于风涛迅险、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运。如越州肖山县西钱塘江岸的西陵埭、浦阳江的南北津埭等都是②。始立牛埭，尚在济急利物，后来的监领者却“禁止别道通行，或力周而犹逼责租牛”③，遂成民病。津为过津税，四方都有。南朝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获、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④称之为津税。

桁与航同，是浮桥的意思。南朝建康有朱雀桁渡，为以舟济河。桁、渡有税，南齐顾宪之说到“京师航渡”税，始立也在济急利物，“既公私是乐，①《通典》卷一六引。

②《梁书·良吏传序》。

③见《梁书·武帝纪下》大通元年。

④《魏书·甄琛传》。

⑤《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⑥见《隋书·食货志》。

①见梁《书·武帝纪下》大同十一年三月庚申诏。

②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注。

③《南齐书·顾宪之传》。

④《隋书·食货志》。

所以输直无怨”⑤。

在关、市之税方面，南朝规定“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这非那一朝所制，而是南朝的“旧制”。⑥除此以外，南朝尚有行之于蛮族和俚族的赋税——赕物。“赕”，本意为“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之谓⑦。后来变成对蛮、俚“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⑧。还有行之于官吏的赋税——修城钱。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

此制在南朝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宋齐间因军兴关系，一度未收此钱。①以上所述南朝赋税，主要的仍是赀税。由于南朝的赀税已具有财产税的性质，对财产少的人来说，减轻了负担。南朝庶民终年最为害怕的，从史料上看，是徭役。庶民规避徭役的问题是宋、齐统治者最感头痛的问题。

南朝宋时，王弘上言说到：“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他认为过重，建议“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②这个建议为宋文帝所接受，成为定制，齐时未见改变。这是役龄。丁有半丁、全丁，役有半役、全役之分。

征发的方式为三五发丁。宋元嘉二十七年伐魏，曾“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五州三五民丁”③。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彭城孙棘兄弟二人，弟孙萨当充行，“坐违期不至”，罪当死④。三五发丁，在宋、齐是定制。齐时顾宪之说过：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⑤。宋齐役门即三五门。

此外南朝又有“吏姓”、“事力”、“滂民”等。《南史·文学传·钟嵘》有所谓“吏姓寒人”。《宋书·周朗传》说：“贫者但供吏”。南朝吏姓承自魏晋吏家。吏音示，奉也，职事也，劳也。南朝又有事力，或称力。萧惠开自京口请假还建康，由水路，舟力（事力）达二三百人。⑥这种为官家私人服役的事力，北朝也有，“皆听敕乃给”①。或说事力即吏力。事力之外又有“干”。宋孝武帝制定“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张融鞭杖“干钱敬道五十”，被免官。②可知干的地位与僮等，类似门仆③。

滂民，据《南齐书·周颙传》：“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可知是替县提供杂役之民，多用之于山泽。至于多少户出一个滂民，则各县不等。山阴是“每百户一滂”，在会稽郡中，被认为最轻。

⑤《南齐书·顾宪之传》。

⑥《南史·思倖传·沈客卿》。

⑦《南史·垣闳传》。

⑧《隋书·食货志》。

①《南史·齐本纪·世祖武皇帝》建元四年。

②《宋书·王弘传》。

③《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三》。

④《南史·孝义传上·孙棘传》。

⑤《南齐书·顾宪之传》。

⑥《南史·萧惠开传》。

①②《南史·张融传》。

③《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南朝能免除摇役的，只有士族。庶民要想逃避徭役，有一个办法，就是买通有关官员，在黄籍上“改注籍状，诈入士流。”一入士流，便变成“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所谓“改注籍状”，主要是“窃注爵位，盗易年月”。④而这种爵位，不一定要父、祖、曾的爵位，可以是远祖的爵位。注上后他就可以变成士族⑤，就可以“百役不及”⑥。

改注籍状的问题，到齐时非常严重。齐高帝下令检定黄籍，设置板籍官，提出严格要求。但南齐严厉检籍，反而引起了怨望。唐寓之起兵，“却籍者”（籍被却者）都站到唐寓之一边。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却不得不下令“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⑦即允许重新注上祖先爵位，不服徭役。此后徭役制度发生了变化。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十一月丁亥下诏：“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①南朝官府工匠可以轮番休假，自建武元年开始。到梁时，“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②。营造工人“皆资雇借”，而不再是征发而来，是役法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陈太建二年（570），宣帝又下诏：“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官府仍然拥有的“国匠”，从此只减不增，雇借势将成为唯一的方法，并将扩大其范围，非仅国匠而已。唐代的和雇实导源于南朝。

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⑤沈约在《奏弹王源》中说到：吴郡满璋之自称是三国、西晋名臣满宠、满奋之后，为“高平旧族”。如果属实，他便是士族。可知士族不一定就是父、祖、曾有爵位。否则，很难冒充。另一个原因是南朝的土族已经有了分化，同为士族人物，而升沉贫富各异。否则，也很难冒充。⑥《全梁文》卷三七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

⑦《南齐书·虞玩之传》。

①《南齐书·明帝纪》。

②《梁书·贺琛传》。

第六节 北朝赋役制度

北朝的赋役成为制度当自天兴元年（398）十二月拓跋珪设置八部大夫，功课农耕，量校收入开始。八部大夫具郁八部或八国首领与“以拟八座”，即尚书八座的双重身分。③《魏书·官氏志》称天兴二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资治通鉴》谓“令八部大夫主之”④。《资治通鉴》加“八部”两字，意义更明确了。八部或八国大夫实为全国的行政长官，并非单单是管理“八国良家”的首脑。⑤而八国良家“同为编民”①，既是直隶于八部大夫的住在畿内八国的特殊成员，又是如同州郡居民一样，受八部大夫管辖的普通编户，北魏的赋法对八国良家与郡县编户同样适用。这是探讨北魏税制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问题。

《魏书·食货志》载：“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谓“先是”，即魏初以来。“天下户以九品混通”，表明北魏建立之初，在赋法上承继了晋朝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之法。

太和八年（484），北魏准古班百官之禄，“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又“增调外帛满二匹”。常赋加重。但次年北魏即“下诏均给天下民田”，实行均田与三长之制，从此按籍而征之税立，而九品差调之法废。

《文献通考》载：在均田法下，国家对受田的农民“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②。这个看法是对的。《魏书·食货志》记载均田之后，“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三长之职在征集民调。初行此法，给人一个假象，似乎在均田制下，各户男女土地数字相等，只要按籍对他们征收同等的民调就可以了，实际却是“有盈者无受无还”，超过均田法令土地数字的大地主很多，而他们却只须与农民“一例出赋”。再他们的奴婢依良受田，而调数只有农民的八分之一。这对大地主是有利的。不过，因为“赋有恒分”，比起聚敛烦数、土地得不到保障之日，农民的日子也要好过一些。傅思益曾担心：“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①事实上未成扰乱，原因便在这里。

北齐和北周继续实行均田制。北齐赋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③见《魏书·官氏志》称天兴元年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谓之八国”。④《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安帝隆安三年。

⑤《魏书·食货志》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对“其外”两字有两种解释。一说为皇城外的四方四维，即畿内之地；一说为畿外的四方四维，即州郡之地。前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具有尚书八座的身分，“总理万机”（《宫氏志》）；后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为八国首脑。无论畿内畿外，作为总理万机的八部大夫是都要管的。监督与劝课衣耕，量校收入，也只能是八部大夫的一项职责而已，不是全部。

①《魏书·官氏志》。

②《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三》。

①《魏书·李冲传》。

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斗。”与北魏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比较，北齐的租调重了。北周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②粟五斛较诸北魏的粟二石，北齐的垦租二石、义租五斗，都要重。但是，北周在征收上，规定了丰年、中年、下年与艰凶札之别，这是赋法上的一个改进。

在均田制外，北朝尚有屯田制。太和十二年（488），北魏“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进行屯田。在田赋上。“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免其正课并征戍杂役。③北齐则于“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田赋无具体规定，只是“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④这是在均田和民调之外的另一种田制和税制。

甄琛说：“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⑤他的话说明北魏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农业，靠租调。北魏的货币经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是不发达的。自“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通行“太和五铢”①。甄琛说的“唯受谷帛之输”，是实际情况，与南朝折课市取不同。但北魏自迁都洛阳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关市之税也日渐重要。魏明帝孝昌二年曾税市，“入者人一钱”。这是入市税。“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②这是店舍税。北齐后主之时，“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主施行。可却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北周也有市门税。闵帝时一度除之，到宣帝即位，又兴入市之税③，每人一钱④。

北朝的徭役，在均田前后，有所分别与联系。北魏实行均田制度以前，已将丁男或男夫、夫定为十五岁以上⑤。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六月，尝“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漫南宫..三十日罢”。四年七月，“筑北宫垣，三旬而罢”⑥。这里所谓“三十日罢”、“三旬而罢”，是番役。但筑宫非恒役，在北魏的徭役中，以运输所调谷帛为最经常，也最重要。献文帝时，曾“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⑦。输送地点的远近，按户等作出区别，这种规定无疑对下三品户较为有利，是运役上的一个改进。但这种运役无所谓轮番。

太和九年（485）均田，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年十一②《隋书·食货志》。

③《魏书·食货志》。

④《隋书·食货志》。

⑤《魏书·甄琛传》。

①②③《隋书·食货志》。

④《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⑤《魏书·高宗纪》兴安二年有“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的记载，这是由于十五以下尚未成年。⑥《魏书·太祖纪》。

⑦《魏书·食货志》。

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还所受。..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①按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受田服役纳赋。十一至十五岁的“半夫”，半受田服役纳赋。年满七十的称老，通例要退田兔役。户无丁男、中男以老年为户主的，七十岁以上不退田，但免役。若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可有一子不从役。十一岁以下的为小，既不授田，也不承担课役。北齐河清三年（564）定令：“男子年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六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②无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的规定，亦未说到半夫田。

西魏大统时尝定男年十八以上、六十四以下为丁，十岁以上、十七岁以下为中，六十五以上为老，九岁以下为小③。北周有司役，掌力役之政令，规定：“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过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④按北魏在均田后，在徭役的征发上，仍然可以见到服役轮番的现象。宣武帝景明二年（501）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①。东魏兴和元年（539）九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三年十月，“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武定元年（543）八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四十日罢”。②这都是番役，但不见成文规定。北周则明文规定了丰年役三十日，即十二番；中年役二十日，即十八番；下年役十日，即三十六番。且规定凶年无力征，家起徒役无过一人。这是北朝役法上的一个显著进步。不过实行起来，又非全依规定。字文护当政时，是一年八番（所谓八丁兵），武帝初，改为一年十二番（所谓十二丁兵），或者说“率岁一月役”③。即原规定的丰年的天数。此后基本成为北周定制。这是对农民而言。北周在番役上还有一项创制，即规定“匠则六番”④。这是北朝对工匠服役的一个调整。

在徭中最为重要的仍旧是租调运输。北齐有“皆依贫富为三枭”的规定，“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⑤。这与北魏的“租输三等九品之制”，正相类似。

以上所说是北朝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除此以外，北朝又有所谓“城民”、“府户”、“隶户”与吏等，他们提供卒役与兵役。

城民是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在各个州普遍设置起来的。城民的来源是被征服的和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城民的身分如同“皂隶”。城民的子孙①《魏书·食货志》。

②③山本达郎：《敦煌发见计账文书残简》，刊《东洋学报》第37卷第2号，1954年。④《隋书·食货志》。

①《魏书·世宗纪》。

②《魏书·孝静帝纪》。

③《隋书·食货志》。

④《隋书·食货志》。

⑤《隋书·食货志》。

还是城民。他们不仅要负担各种“碎役”⑥，而且还有“兵贯”⑦，父子相袭为兵⑧。这又与府户无异。

城民分布地区广大，《魏书·帝纪》所见有秦州城人、南秦州城人、凉州城民、营州城人、朔州城人、岐州城人、雍州城人、东徐州城民、齐州城人、荆州城民、南兖州城民等等。可知西至凉州，北至朔州，东至兖、徐，南至荆州，无不有城人。他们是北魏统治者劳动力和兵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府户、兵户或军户置于边境地区。如高聪、蒋少游曾为云中兵户①，赵苟子二百家为凉州军户②。这种户服的是兵役，然而平时也被他们的上司役同厮养。八国良家在边镇当兵的，原来“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③，不在府户之列。但自孝文帝迁洛以后，地位下降，被视同府户。

魏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今既甄拔，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发，讨彼沙陇。”④此诏的颁布，表明自正光五年起，北魏诸州镇有军籍的府户、镇人或城人都被废除了，他们都成了郡县编民。然而军队不能没有，原来兵员的来源靠府户与城民，现在他们既被免为民，遂改为“三五衡发”。此法前代与南朝已经有过。北齐则简六坊内徙者为“百保鲜卑”，简华人勇力绝伦者为“勇士”。北周行府兵制。

隶户魏初便已存在，道武帝曾赐给安同“隶户三十”，明元帝曾赐给姚黄眉“隶户二百”⑤。太武帝灭北凉，“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①，不是隶户的开始，而是隶户的发展。隶户用于杂役，与城民不同的是，城民归地方管理，隶户则由朝廷掌握；城民为官府提供杂役与兵役，隶户则只提供杂役。城民始终属于官府，隶户可以用来赏赐，而一经赏人，便成为私役。魏明帝改镇为州，免诸州镇城人为民，城人到魏末已不存在，可隶户依旧存在下去。

吏在南北方都有。太和二十年（496）冬十月，魏孝文帝下令：“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②这是从编民中按人口比例征发吏役，给予番假，孝明帝时，扬州刺史元助曾上表奉“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③。北朝又有事力，或云即是吏役。官家私人事力均听敕给。北魏李彪曾向宣武帝请求“官给事力，以充所须”④。北齐规定“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勋品各给事力”。州、郡、县事力由所置的“白直”充当。⑤⑥见《魏书·刘昞传》。

⑦见《魏书·肃宗纪》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诏。

⑧《魏书·自序》记东益州城民“父兄子弟外居郡戍”，一家都在兵籍。①见《魏书·高聪传》。

②见《魏书·释老志》。

③《魏书·广阳王深传》。

④《魏书·明帝纪》。

⑤见《魏书·安同传》、《外戚传上·姚黄眉》。

①《隋书·刑罚志》。

②《魏书·高祖纪》。

③《魏书·元劭传》。

④《北史·李彪传》。

⑤《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下令“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⑥。时周已灭齐，武帝此令，是对魏初以来北方人户复杂化的一次大澄清。此后无论劳役与兵役，均由郡县编户担负，劳役与兵役一致起来。北周丁兵合在一起，出现“八丁兵”、“十二丁兵”之类，原因也在这里。

免役免赋在北朝也有它的规定。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令：“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以上赋役无所与”⑦。七庙是泛指皇帝的七代祖先，即自拓跋魏始祖以下的子孙，都被免除赋役。缌服亲是指族祖父母等亲，外戚的缌服亲也同样被免除赋役。范围虽广，但到此时尚未见士族免赋免役的规定。北魏鲜卑高门子弟到六镇去当兵的，可以享受“复除”的特权。这种复除指的是赋税。北魏清流，根据《魏书·肃宗纪》所说：“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可知是能免役的。北魏邻、里、党三长，“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也是“复征戍，余若民”。

在北朝民役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纳资代役的出现。从《魏书·食货志》所记薛钦之言，官府用绢布为酬，雇百姓车牛运输租调，是北魏百姓已可用绢布代替现役的征象。

⑥《隋书·刑罚志》。

⑦《魏书·高祖纪下》。

第六章 法制

第一节 法典

三国时期中国古代法典史较发达，很早就有成文法。战国初年，魏国李悝集各国法典之大成，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商鞅相秦，改《法经》六篇为《六律》，是为秦律。汉萧何因秦律，加兴、户、厩，为九章律。东汉末，政局动荡，且各个割据势力都打着匡正汉室的旗号，不便重修律令，故一般都沿用汉律。至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说等修订《魏律》，共十八篇。其中，盗、贼、捕、杂、户五篇袭用汉律，新增“劫略”、“诈伪”、“毁亡”、“告劾”、“请赇”、“乏留”、“惊事”、“偿赃”、“免坐”等九篇，又改具律为刑名，改兴律为兴擅，分囚律为系讯、断狱两篇。

单纯从篇名上看，魏律比汉律多出一倍，但汉律除正律九章外，又有孙叔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六篇，此外，还有起副法作用的令甲、令乙、令丙等三百余篇；鲍昱所撰有关民事诉讼的单律《法比都目》九百六卷；马融、郑玄等名儒所通的章句至于魏，所当用者共二万六千余条，七百余万言。故汉律体系十分繁杂。魏律将这些傍律、单律、章句等统统归并到正律中去。废除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旧律。如汉有厩律，掌厩置、乘传、副车、食厨等，后因花费太多而省略，仅设骑置，但律文犹存。魏除厩律，取其可用之条，别立为邮驿令。

汉律不仅繁芜，而且杂乱，篇目之间互相重复或抵触的律文甚多。魏律集类为篇，对汉律内容作了更合理的调整。一是将各项律令中同类的条目合并为一律。如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以上合为魏的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皆属于告反诉讼，合为告劾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以上罪行类似，合为擅兴律。请赇律合并了盗律中的受财在法；杂律中的假借不廉；令乙中的呵人受钱和科中的使者验赂诸条而成。偿赃律则合并了盗律中的还赃界主，金布律中的罚赎入责和科中的平庸坐赃等条。二是将一律中包含数种罪例的重分为别律。如盗律中的劫略、恐猲、和买卖人，皆不属于盗的罪例，故从盗律中分出，合上科中的持质，立为劫略律。贼律中的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和囚律中的诈伪生死皆与原律名相抵，故分出立为诈伪律。囚律包含囚、鞠狱、断狱等，内容繁多，分为系讯、断狱两篇。

魏律在删除繁芜时，注意保存了有用的条例。如废厩律时，除了取骑置为邮驿令外，又将其中的上言变事合入变事令，将惊事告急合上兴律中的烽燧等条，立为惊事律，使新律名副其实。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律文。如汉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哈订“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规定“不见不知，不坐也”。但因免坐之例繁多，有必要独立成律，故魏律更制定其由例。诸律令中有其教例而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

魏律除了删除、调整汉律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对法律体例进行了改革。

汉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规定罪名条例，是律文的总则，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末，这种篇章结构不甚合理。魏律改具律为刑名，置于篇首，统领全文。“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这种以罪例带法令的体例，一直为后来历代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魏除正律外，还有令、科两种法律形式。曹操时，陆续颁布了设官令、军策令、褒赏令、求贤令等六十多篇，是根据形势随时颁发的法令，作为法律的修改，成为魏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修正律时，又于律外再修编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为州郡令、尚书令和军中令三大类，内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将治，属于行政法规，与汉令集皇帝诏令的统一法典有所不同。但仍具有副法作用。

科起源于汉初，而作为法律形式则始于曹魏。科有两种涵义，一是对罪犯处于刑罚，“课（科）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条文，又称“科条”、“事务”。曹魏第一次颁科是建安五年（200）（《资治通鉴》卷六、七十三）。官渡之战后，曹操占领青州、冀州，“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史称“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三国志·何夔传》）。故长广太守何夔上书曹操，认为青州新收复，加上历年战乱，不可卒绳之以法，宜使长史临时自行处理，数年之后，民安其业，才可整齐法令。曹操听从了这一建议。可见，新科不是一般单行法令。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科起源于曹魏。汉代的科只是普通名词，不是正式的法律形式。科出现于三国时期的理由：一、汉律繁芜庞杂，对紧急事项有必要规定简明的法规。

二、汉末混乱时期，须颁临时法令以解决非常事件，或对和平时期的规定作修改。

三、曹魏、刘蜀、孙吴初皆以汉为宗，不便明改汉制，新颁法令不敢以律令为称，故名之为“科”，以区别于汉的律令。①又《三国志·曹仁传》载曹仁“严整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贾逵传》注引《魏略》载杨沛治邺的方针是“奉宣科法”。这都说明魏新科具有统一法典的性质。魏科亦有为单行法令，如建安十八年的“甲子科”对汉的肉刑作了修改。这类单行法令性质的魏科还有“禁内学兵书科”、“禁长史擅去官科”（《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禁酒科”（《徐邈传》）、“持质科”（《晋书·刑法志》）。魏明帝诏订新律时，以科入律，遂废。但不久又颁布新的科法。《司马芝传》：“（明帝时）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著者。”《魏志·三少帝纪》：“正元三年，诏其力战死其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但此后所颁的科都仅是临时修改律文之义，属于补充行政细则的单行法令。

刘蜀一直没有制订新律。建安二十四年②，刘备令诸葛亮、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五人共造蜀科。蜀科内容未明，但由五位重臣编纂，估计不是①见《关于汉唐法典的二三个考证》，载《东方学》第十七辑，1958年。②蜀科制订年代史无明载。《册府元龟》载在刘备定成都时，即十九年。但《伊籍传》载时籍以从事中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等共造蜀科。十九年籍为从事中郎，二十四年，刘备称汉王，籍才封昭文将军。故采用二十四年。

单行法令，而是适应蜀汉军政实际状况的临时法典，与魏新科具有同样的性质。除蜀科外，又有《科令》两篇，《军令》三篇（《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大概是些单行法令。还有诸葛亮撰的《法检》，吕乂的《格论》，谯周的《法训》，可能是释律的著作。刘蜀国的军政活动中，未见有其他的法律形式记载，大概以科令为主要法典。

孙吴亦见颁新律。黄武五年（226）令有司写科条，郎中褚逢斋主执，陆逊、诸葛瑾裁定。嘉禾三年（234）孙权新城，又表定科令。赤乌二年（239）诏令“造三置官吏，皆依四科”（《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周鲂在诱降扬州牧曹休时称“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可见科是孙吴主要的法律形式。也有单行法令性质的吴科，如嘉禾五年的“盗铸之科”；嘉禾六年的“长吏擅去官科”；凤凰三年（274）的“出亡叛科”；天纪元年（277）的“实广州户口科”（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孙■传》）。“■初立，发优诏，恤士民..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拢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吴科内容十分丰富，但除科外，罕见其他法律形式。如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刘蜀、孙吴两国法制甚不完备，既无新律，所颁科令对后世影响也不大。而曹魏则在大规模整理汉律的基础上，制订新律十八篇。魏国占据中原，又施行屯田政策，国力较蜀，吴强盛、有统一全国的基础，加上曹操以来的法治传统“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比较注重法治，故三国唯魏能立法。魏津在封建法典史上有一定地位，从体例上看，厘正篇第，以刑名冠于律首，这种篇章结构遂成此后封建法典的定制；从形式上看，魏律删繁芜，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提高了法律效能和律文的一致性：从内容上看，魏律改正“母出女嫁免坐法”及以八议入律都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后果，为后来的法典所吸收。

西普时期魏末，司马昭秉政，嫌魏律科纲严密，本注烦杂，又偏取郑玄章句，故令贾充等人重新删定新律，参与者有太傅郑冲、司徒荀颔、中书监荀朂、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工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欣、骑都尉成公绥、尚书柳轨和吏部令史荣邵等共十四人，于泰始三年（267）完成上奏，晋武帝亲自审阅诏准，于四年正月颁行全国。因晋律成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晋律共二十篇（一说二十一篇，但篇名无考），目次为：刑名、法例、盗、贼、诈伪、请赇、告劾、系讯、断狱、捕、杂、户、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关市、违制、诸侯。合六百二十条（《唐六典》记为一千五百三十条，误，见滋贺秀三的论述文章），二万七千余字。晋律篇章基本沿袭魏，分刑名为刑名、法例二律，又恢复汉的厩律，另新增卫宫、违制、关市、诸侯四篇，删去魏律的劫略、惊事、偿赃、免坐四篇。晋律用刑较宽，删除了魏律苛秽的条目，相对减轻了动辄获罪、轻重无情的弊病，更加适应于安定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体例、内容都较严谨和完善。卫宫律加强了对皇室和封建国家的保护；违制律规定了官吏渎职的惩罚，通过法治来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无疑有进步性。诸侯篇是针对分封制而设立的。西晋时，世族势力迅速膨胀，特别是一些显赫家族，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皇室势力相对削弱。司马氏政权要求各诸侯国、世族集团和地方政权无条件地服从皇权，反映在法律上，便是维持君臣上下关系的诸侯篇的产生。晋律自称“律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诸侯篇依《周官》所撰，以礼乐名分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和伦理观念。

贾充定新律，同时撰《晋令》四十篇。目次为：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十七丧葬、十八——二十杂、二一门下散骑中书、二二尚书、二三台秘书、二四王公侯、二五军吏员、二六选吏、二七选将、二八选士、二九宫工、三十赎、三一军战、三二军水战、三三——三八军法、三丸——四十杂法（一说三十二篇，按实际篇名为三十二，杂三篇、军法六篇、杂法二篇、合四十篇），凡二千三百六条，九万八千余字。

晋令与汉令、魏令在性质上有明显差别，它以令设教，违令有罪才入律。也就是说，晋令以教喻为目的，不具备副法作用。先教化，后刑罚，晋令首开教令法之先例，在法典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使律令分离，令不再作为法律的补充形式，而独立为教令法，解决了汉以来律令混杂，互相抵触的矛盾。

晋科在法律中占很小的部分。魏时已将科入律，后虽时或有颁，但数量不多，晋不另设科，附于律年终晋一代，见于史载的独立科令，仅咸康二年（336）的壬辰科，内容是禁占山泽，属于律外科人，不久旋废。另有律学家杜预、张裴注晋律时，将科释律，起详明律文的作用，以防止一律二科。晋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故事。贾充等人编纂令时，删定当时制诏之条，撰为故事，与律令并行（《唐六典》），共三十卷（一说四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四十三卷）。故事即旧事，指前代之事例，为习惯法，晋始编纂为成文法。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百官行事及处分的规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晋书·刑法志》）。故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仅存在于魏晋间，南朝或称“簿状”，梁时改称为科，隋唐以后并入于“式”。晋律综合了汉魏旧律之长处，较魏律更为合理、严密和简明，对南北朝的法律皆产生重大的影响，南朝基本上承用晋律，北朝初年所编律令也大部采自晋律。

南朝时期南朝社会尚清谈不重名法，律学衰竭，法治混乱。宋齐两代皆未颁新律，仅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修改晋律。如永初元年（420）除“无故自伤残者补治士”，二年又诏定杖罪之科，元嘉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大明七年，改定“隶杀长史科”。齐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集张裴、杜预所注律，取张说七百三十一条，杜说七百九十一条，一律两家各释互异的取一百七条，互通的取一百三条，合共一千三十二条，成书二十卷。武帝诏令狱官详正，公卿八座参议。后宋躬整理王植的抄撰及八座裁定的意见，编成律文二十卷，附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为八卷）。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请求施行，诏虽从纳，但终齐一代，并非正式施行，故永明律为非实施法律。而且，与其称之为律，不如说是考证晋律注释。永元元年（499），东昏侯即位时又下诏删省科律，但齐末兵乱，始终未行。而张、杜旧律及王、宋所纂诸书皆遗失殆尽。

南朝最大的立法行动是梁天监元年（502），武帝因律令不一，实难去弊，下诏重议新律。齐代旧郎蔡法度家传律学，能背诵王植之律，于是任命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让他凭记忆加以整理成文。又诏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常侍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成梁律二十篇，一千五百二十九条，天监二年正式颁行。

梁律大体沿袭晋律。只是省诸侯篇，增仓库篇。另外改称盗律为盗劫；贼律为贼叛；请赇为受赇；捕为府捕。余十五篇一如晋律。蔡法度又撰梁令三十篇。目次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上、杂中、杂下、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台秘书、王公侯、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梁令大致因晋令而略加增损。此外，又集晋故事中仍适应于南朝的条例，编成梁科，共四十卷（《梁书·武帝纪》作四十卷，《唐六典》作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二卷，大概是逐渐遗缺）。

陈朝永定元年（557）诏尚书删定郎范泉制定律令，参议者有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等，成陈律三十卷、科令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陈律九卷、陈令三十卷、陈科三十卷）。陈朝的律、科、令基本上沿袭梁朝，甚至连“轻重繁简”，也“一本梁法”，而且“条法冗杂、博而不要”在法典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很快被淘汰了。南朝前两代未有立法，后两代虽成新律，但皆沿晋制，没有重大改革。

这是凝固了的门阀制度在意识形态上腐朽没落的反映，作为侨姓士族文化标志的玄谈越走越远，整个社会尚释老，轻名法，以清谈为高逸，以理法为庸俗，故出现法制停滞不前的局面。故隋统一全国后，弃南朝法制而循北朝法制，魏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法制系统至此终结。

北朝时期北魏皇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原是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中原以前，尚无成文法，部落首领四部大人依习惯法处理部落内部的纠纷。《魏书·刑罚志》称：“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庭决群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遣决。”永嘉之乱，拓跋氏乘机入主中原，逐渐被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所征服，开始了封建化过程，“乃峻其法”，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令，如昭成帝建国二年（339）定赎罪法及对大逆、淫乱、贼杀、盗劫等罪例的刑罚。拓跋珪即皇帝位后，着手制定法律。天兴元年（398）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饷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用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这是北朝首次制定较系统的成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秩序，同时废除了一些原始落后的酷刑。拓跋焘即位后，第二次修定法律，神祐三年（430）诏司徒崔浩改定津令，主要是宽刑省罚，如增设一年刑、允许以官爵除刑以及对孕妇、老少的恤刑等，进一步废除了原始刑罚的残余；正平元年（451），拓跋焘再次诏太子太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公孙质、李虚、散骑常侍高允等改定律令。主要是减轻对盗劫的刑罚，并增加放纵、通情、止舍三法例及其他罪行，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刑二百二十一条。

以上三次修定律令皆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时拓跋族入主中原不久，封建化程度不深。这一时期法律的特点是大量吸收汉代旧律，废除部落旧习惯法，主要是宽刑省罚，法律中儒家学说的成分较重。首先从制定律令的人看，崔玄伯、崔浩都是汉士族高门，从两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学术的代表，所法家学是传统经学。胡方回出自西北，永嘉之乱以后，该地区一直保留着汉魏学术风气，胡方回的律学大抵亦属汉律系统。而高允、游雅、高闾诸人皆为北方汉士族名流，“贤隽之胄，冠冕州邦”，其学术也必承汉儒之嫡传。史称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北朝初期由这些汉以来的士族名流所制定的法律，大量吸收汉律和儒家学说，与南朝专用晋律，不超过张、杜律释体系有所不同。其次从法律内容看，三次定律都是以德治仁政为中心，主要是减轻刑罚。再从审判方式上看，真君六年（445）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以儒家经典取代法律条文来裁决罪行，这种方法正是汉“春秋决狱”的再现。春秋决狱自汉以来一直存在，但北朝表现得比东晋南朝更为突出。如上所述，北朝前期的法律大体上源于汉律系统，所不同的是糅合了更多的儒家学说。

孝文帝即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包括对律令的改定。太和元年（477）诏群臣于太华殿议订律令。三年，又诏中书令高阁集中书秘书官修改旧律条文，经群官参议、孝文帝亲自刊定，于五年颁行，共八百三十二章，以枭首为最重刑，废除了神■律中残酷的(刑。太和十五年再次诏定新律，于十六年颁行。主负太和新律修订的是中书令李冲、参与者有尚书令怀谦、中书侍郎封琳、侍中冯诞、奉朝请高绰等人。李冲是陇西世族，曾祖李暠曾建西凉政权，是河西文化的嫡传。李冲辅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他所主持参订的太和新律，使河西文化的因素渗进了北朝法律系统。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宗室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卿王显等监修新律，具体修订的是尚书殿中郎袁翻、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黾、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人。参与者虽然众多，但实主其事的为刘芳和袁翻、常景①。刘芳、袁翻都是北还的南朝士族。刘芳先居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州时，被徙为平齐户。袁翻父宜先为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献平帝平东扬州时，翻随沈文秀投奔北魏。刘、袁来自江左，熟谙南朝律令体制，又为当世儒宗，修律时必然把南朝律学因素渗透进去。除江左因素外，正始律又进一步吸收了河西因素。常景为凉州“儒林先生”常爽孙，程灵虬家世本出凉州，父骏为河西大儒刘炳门人，灵虬本人也师事常爽，故灵虬之律学源出河西系统。北魏皇朝在封建化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的修订，一百多年间，先后修律达十多次，其中以神■律，太和新律、正始律最有代表性。神■律体现了北魏前期的法律特点，主要是采自汉律，以传统法制为基准。太和新律吸收①《北史·刘芳传》，芳自青州刺史还朝者定律令“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方意也”。《北史·常景传》“先是太常刘芳与景共撰朝令，..未成，芳卒，景撰成其事”。

了河西因素，正始律则加入了江左因素，在历次修律时，又不断揉进了儒家学说，故北魏津令集汉、晋、南朝律学之大成，为北齐、隋唐律令之源头。北魏律令大都遗失，篇名可考的有刑名、法例、贼、盗、斗、擅兴、系讯、诈伪、断狱、捕亡、户、厩牧、宫卫、违制、杂等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北魏律二十卷，一般以篇目为卷，故应有二十篇。上述篇见于《通典》《魏书》和《唐律疏义》，余五篇无考。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认为是请赇、告劾、关市、水火、婚姻，沈家本《律令考》则认为有赦律。姑列之以存疑。

北魏令自太武帝时已开始修订，崔浩修神■律时也定令，后游雅纂成。

史失篇名，可能孝文帝时已亡佚。故太和时，诏群僚“仪定百官，著依令”。颁太和新律时，宣示职员令二十一篇，篇名无考，见于史载的有职令、品令、狱官令等。可推北魏令主要规定百官行政细则。但似乎未付诸实施。《魏书·孙绍传》：“高祖律令并议、律条施行，令独不出。”宣武帝时，刘芳也撰有朝令，同样未颁行。北魏令的成效不明显。

北魏以科入律，科无专典。但开始出现“格”的名称。孝武帝太昌元年（532）诏曰：“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昌，隄防万物，可令执笔之宦，四品以上，集于都督，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从诏令可看出，格是补充律令的临时实用法规，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与律令并行。北魏格仅此一例，内容亦未详，可称之为格的萌发时期。永熙以后，魏分东西。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集群臣在麟趾殿议定新制，由中书监高澄监修，三公郎中封述，散骑常侍温子昇、御史中尉崔暹、侍中封隆之等人撰成文十五篇，颁于天下，又称麟趾新制。麟趾格篇名无考（《北史·窦瑗传》引麟趾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条，则麟趾格似以曹名为篇名。

后北齐令亦取二十八曹名为篇名）。内容是“百官有司之所常引之事。”属于行政法规，类似于南朝的科。以格代科，始于北朝，而为隋唐所沿袭。西魏在法制史上的贡献是创造了“式”。大统元年（535）宇文泰辅政时，命有司变通古今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作新制二十四条。七年，依度支尚书苏绰奏议，颁六条诏书，令百官作为座右铭熟诵，又恐百官不力，同时颁职制十二条作为监督。九年，令尚书苏绰将前所作二十四新制和十二条职制加以损益，总为五卷，颁于天下，称为“中兴永式”，又称“大统式”。格、式这两种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是法制史上一大创举，至唐遂制度化，与律令并列为封建法律的四大形式。

北齐初年沿东魏“麟趾格”。天保元年（550），文宣帝嫌魏格未精，令李浑、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人对麟趾格进行修改，定为“北齐麟趾格”。天保八年，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不改律令，非所以创世垂法。于是，令魏收、邢邵、李铉等议定齐律，但积年不成。武成帝即位，于太守元年（561）下诏催督，至河清三年（564）才修成，由尚书令王叡审定上奏。参与北齐编修的先后有录尚书事赵彦深、中书令魏收、散骑常侍崔昂、大理卿封述，尚书右仆射薛琡、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散骑常侍王松年、殿中侍御史崔■等。北齐律共十二篇，二十卷。目次为：名例、禁卫、婚、擅兴、违制、诈伪（《唐六典》作欺误）、斗讼、贼盗（一作贼误）、捕断、毁损、厩牧、杂。定律例九百四十九条。同对，又定北齐令五十卷（《隋书·经籍志》、《唐六典》作四十卷、《通典》作三十卷，《新旧唐书》志作八卷），二十八篇，以尚书八曹为篇名，内容大都采自魏晋故事。又将那些不可立为定法的，另编《权令》二卷。

北齐也有格。河清无年（562）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定罪，但律无正文，于是另立“权格”，与律令并行。武成帝年间，由工部郭彦、太府高宾、司车路下大夫裴汉等修成齐格，卷数篇目无考。

北齐律是自晋泰始律以来又一个重要法典，对历朝法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校正古今所增损者十有七八”。其特点是“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如贼、盗自战国以来一直为二律，北齐合为一律。又合捕律、断狱为捕断，因为贼、盗同类，捕、断狱相连，故这些合并都比较合理。在刑罚种类上，北齐律定死、流、耐、杖、笞为正刑，正确确立了封建五刑制，以后历朝的刑罚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五刑的范围，仅是名称变动或刑罚轻重不同而已。在内容上，北齐律立十条重罪，即后来的十恶，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晚年。在法律形式上，北齐律、令、格、式并行，奠定了封建法律四大形式的基础。因此，北齐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法典，在中国封建法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隋律、唐律的蓝本。

北周在宇文泰辅政西魏时，令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未竟而赵肃死。宇文觉称帝后，又令司宪大夫拓跋迪继续修律，至保定三年（563）修成上奏，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目次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赇、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凡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时，颁《刑书要制》，内容主要是加重刑罚。又称刑经圣制。由于酷刑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大象元年（579）废《刑事要制》。北周律是仿周之大诰而修的。即仿周礼，又采晋律，古今混杂，礼律凌乱，兼之条流苛密、烦而不要，又失之于严，刑罚峻苛，在内容上，体例上，用刑上都存在许多弊病，故隋朝虽继北周而来，但隋律却弃北周律而采北齐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编纂了大量的法典。其中晋律和北齐律在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科、东魏的格、西魏的式，丰富了封建的法律形式；历朝法典对体例篇章的厘正，对后代法典也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节 刑法

刑法是中国封建法律中最发达的部分。在古代，刑就是法，法就是刑，刑罚构成法律的基本内容。历代法典都详细地规定刑罚的种类、级别。秦以前，刑罚种类主要有墨刑（黥）、劓刑、膑刑（刖）、宫刑、大辟五种。前四种为肉刑，常附加于劳役刑，墨者守门，劓者守关，别者守囿，宫者守内。汉律承前五刑。汉文帝时废肉刑，用徒刑代替墨刑，用折左趾笞代劓刑。用折右趾代替大辟中的弃市。这是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继续这种改革的趋势，逐渐形成和确立了笞、杖、徒、流、死这五种新的主要刑罚。此外，还有赎刑、肉刑也一定限度内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刑罚有下述几种。

死刑（族刑附）

前五种刑中，死刑有弃市、腰斩、枭首、车裂、磔（zhé）、戮磬、阮、搏、焚、培等多种形式，有的十分残酷。至汉代大都废除，存弃市、腰斩、枭首。曹魏律、晋律规定死刑为三等：枭首、腰斩、弃市。古代以身首分离为重罚，故枭首是最重的死刑方式，“恶之长”；弃市为最低级的死刑，“死之下”。此外，曹魏对于谋反大逆的罪犯，也用“枭潴（zhū）”，“枭菹（zú）”的残酷方式，目的在于“严绝恶迹”，但不正式载入律令，仅作为临时之法。南朝废腰斩；梁律死刑为枭首，弃市二等。（《隋书·刑法志》引梁律文“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从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似梁仍有斩刑，但考宋、齐均无腰斩之例，梁律法定死刑方式又无腰斩，疑斩即为枭首。况隋志附注斩即殊身首）陈律沿梁制，死罪亦为二级，殊身首为重，全身首为轻。在《梁书》、《陈书》中，枭首有时也称为斩。从魏晋至南朝，死罪的行刑方式是趋向于越来越简化。

北朝的死刑方式较多。神■律令中死刑为四等：殊死、腰斩、绞、(（《唐六典》载为(、腰斩、殊死、弃市），(为桀刑、加于害其亲者，太和律废(刑，定死刑为枭、斩、绞，以枭首为重。北齐律恢复(刑，又为四等。北齐的枭首为张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斩为殊身首。北周死刑为五等：磐（《唐六典》作磔）、绞、斩、枭、裂。一般说来，北朝的死刑方式较南朝残酷，尤以北周为甚。

除上述死刑方式外，这一时期还存在其他处死方式，如焚尸（见《北齐书·思好传》）、烹（《南史·杜暹传》、《北齐书·后妃纪》）、支解（《北史·崔暹传》）、劍杀（《魏书·昭成子孙列传》）、棒杀（《北史·房超传》）等。这些方式较为残酷，一用于民间私自施行的方法，多用于复仇；一是源于游牧部落原始的落后方法。也有官方临时采取的措施。如《隋书·刑法志》载，南朝梁元帝时“狱有死囚数千，令棒杀之”。这些方式都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死刑方式。

有人认为考竞也为一种处死方式。《释名》称，考竞为考其情而竞其命，故为狱死。考竞自汉魏至南北朝皆有，实为刑讯，即考其身而竞其情，因考竞而致死者有之，但并非所有考竞都致死，放不列入。

死刑之重者，又夷其族。汉有夷三族之令。魏“夷三族”不在律令，与汗潴、枭菹一样，用于惩罚谋反大逆的临时法。魏律虽不以夷三族为正条，但应用颇广。魏时因谋反而被夷三族的有曹爽、丁谧、邓飏、何晏、毕执、李胜、桓范、诸葛诞、毋丘俭，李丰、夏侯玄、张辑、乐敦、刘贤、王凌等（皆见《魏志》本传）。刘蜀、孙吴也有夷三族之制（见《孙皓传》、《马茂传》、《刘巴传》）。三国时，族刑除加于谋反罪外，也用于严肃法纪。如魏文帝黄初四年（223）诏：“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刘备攻成都，欲得刘巴，传令军中“具有害刘巴者，诛及三族”（《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曹魏初年，族刑诛及已嫁出的女儿。正元年间，毋丘俭伏诛时，子妇荀氏应坐死，族兄荀f通表魏帝，听义绝离婚，得免。荀氏的女儿毋丘芝亦坐死，时已出嫁为刘子元妻，有孕缓刑。荀氏请求自没为官奴婢以赎女儿之命。主簿程咸上议，认为女儿既嫁，即为异姓之妻，嫁后生儿育女，即为他族之母，父母有罪，迫刑已嫁之女，而夫党有罪，又随夫族受刑，一身二戮，不合理法，于是改律令，族诛不追及已出嫁的女儿。晋沿魏法，泰始律规定“除谋反适养母出嫁女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惠帝年间，又议族诛不及妇人（孙秀之乱时，解结坐诛族，结女次日出嫁裴氏，因泰始律不追及出嫁女，裴氏要早迎以救其命，但结女愿自留解家随父刑，朝廷因而改律）。永嘉元年（307），东海王越表除三族刑。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废除，建兴三年（315）愍帝勃雍州修复被盗陵掩骼埋■，有犯者，诛及三族。至东晋太宁三年（325）又恢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南朝基本上沿用晋制，族诛时只及父子同产男，妇人补奚官为奴婢（梁天监元年定弃市应从坐律）。北朝族刑应用较广泛。什翼健建国二年（S39）规定：“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神■律改为“诛及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减小了族诛的范围。北魏族刑有门诛、夷三族、夷五族三等级。五族之刑始于道武帝时，高霸、程固、崔浩等皆遭五族之诛。刘洁、宋爰、贾周等被夷三族。太和五年，诏改“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齐族诛较少见（唯《祖珽传》载斛律光府参军封士让告光反，被灭族），限于门诛。但由于北朝同籍共产的大户普遍存在，故门诛所牵连的亲属也不少。肉刑肉刑是直接摧残身体的刑罚。汉以前有黥、劓、刖、宫等。汉文帝废肉刑，以髠钳代黥刑，以笞三百代劓刑。笞五百代囐左趾，弃市代囐右趾。关于肉刑之废，时论臧否各异，这一争论，一直持续至两晋。曹魏时期，有四次争论，第一次在建安十八年（213），御史中丞陈群议恢复肉刑，钟繇赞成，但王修反对，曹操感到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遂订甲子科，以木代铁囐左右趾。又因汉律太重，使减一半。第二次在魏文帝黄初元年，因当时战争尚未结束，故无定议。魏明帝太和元年和魏废帝正始中，又先后两次议论肉刑的废复问题，结果都不行。在这四次争论中，主复派有陈群、钟繇、傅干等人，陈群认为除肉刑名轻实重，加以弃市代囐右趾，增加杀生；钟繇主张允许死囚犯刖右趾以减死；傅干重复了“伤人者创”的报复主义。反对派有王修、王朗、夏侯玄等人。王修、王朗皆认为时机未成熟率复肉刑会失去民心；夏侯玄则提出要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否则，恢复肉刑也无济于事。这一时期，主复派占上风，但由于客观形势的限制，未能恢复。实际上也间有施行，如曹魏时有黥人面（《毛玠传》）。西晋武帝年间，东晋元帝、安帝年间又有三次较大的争论，主复派代表为刘颂、卫展、蔡廓等。刘颂认为对逃亡者囐其足，盗窃者截其手，淫乱者割其势，是“去其为恶之具”，而且身体一经伤残，终生可为诫，他人见之也可畏而不犯。刘颂从除恶塞源的角度论证了肉刑作为刑罚手段的必要性。卫展、蔡廓则重复了曹魏时期名轻实重的理由。反对派有王敦、周f、曹彦、桓彝、孔琳之等人。他们基本上是重复“不合时宜”的老调，认为北方未统一，不宜有惨酷之声。此外，提不出更充分的理由。由于反对派“不合时宜”的观点是以承认肉刑为前提的，而刘颂又提出深刻的理论依据，故主复派仍占上风，逐渐恢复了肉刑的法定地位。晋律规定：“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太平御览·刑法十四》）泰始四年，又定黥刖之制（《文献通考》）。至南朝，关于肉刑的争论基本停止，但肉刑却普遍恢复。刘宋时有黥、刖，为盗贼及害吏民者黥两颊并断两脚筋，徙付边远。齐沿宋法。梁有黥、劓，施于遇赦的死囚。至天监十四年才废劓、黥之刑。时也有见宫刑（《梁书·杜崱传》）。

北朝肉刑主要是宫刑。神■律令规定族诛坐死者年十四以下的处于腐刑。腐刑即宫刑，又称下蚕室。在北朝普遍存在。（《魏书·平季传》、《张宋传》、《抱嶷传》、《刘辉传》、《刘思逸传》、《崔玄伯传》、《贾粲传》、《王质传》）主要用于坐谋反罪，目的在绝其后；也有用于坐劫贼（《魏书·杨范传》）或敌国战俘（《魏书·段霸传》、《赵墨传》等）。这种刑罚虽属残酷、但比起夷族门诛终归还轻些。西魏十二年（547）废宫刑，改宫刑为没官（《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三》）。但北齐初又复宫刑（《崔季舒传》）。

至天统五年（569）才下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本纪》）。

北朝时也见黥刑。西魏大统十三年诏令“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之罪。”肉刑的恢复是南北朝时期刑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肉刑只为附加刑，与正刑并存，这是由以肉刑为主体的前五刑（墨、刖、劓、宫、大辟）向废除肉刑的后五刑（鞭、杖、徙、流、死）转化的过渡状况。

扑刑扑刑也是一种身体刑，包括笞、鞭、杖。笞用竹，鞭用革，杖用荆。扑刑在古代为教刑，用来督责官吏，又称为官刑。汉文帝废肉刑时以笞代劓，扑刑始成为正式刑罚。曹魏扑刑不入律，多甲来惩戒官吏，“纠慢怠也”，属教刑性质（《三国志·魏志·何夔传》、《韩宣传》）。魏扑刑严峻，鞭杖往往致死（《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二年（234）下诏减鞭杖之制，又改妇人加笞从鞭督之制。因为笞时脱裤笞臀，鞭则脱衣鞭背，为免妇人形体裸露，故以鞭代笞，著于令。刘蜀扑刑似为正刑，杖二十以上要交诸葛亮亲决（《太平御览·刑法》十六引《晋阳秋》）。

晋以扑刑入令。晋律“诸有所督，罚五十以下，鞭如令”。有杖、鞭。

鞭又称督。应受杖而体有疮者改为鞭。鞭是一种较常用的刑罚，有五十至二十各等，过五十以上稍行之，以督教为目的。晋鞭分法鞭和常鞭两种。法鞭用生革去四廉制成，常鞭用熟靻不去廉。作鹄头，纽长一尺一寸，鞘长二尺二寸，广三分，厚一分，柄皆长二尺五寸。受鞭时脱衣伏锧。

南朝依循晋制。永初二年（421）诏定杖罚之科，刑罚比晋为轻。吏四品以下府署所得辄罚者，听统府寺行四十杖。齐永明五年（487）制二品清官杖僮干不得超过四十。梁天监元年议定鞭杖之制，正式以扑刑入律。梁律所法定的扑刑有鞭杖二百、一百、五十、三十、二十、十共六等。用时以扑刑为附加刑，施于髡钳，免官，夺劳等。梁鞭分制鞭、法鞭、常鞭三种。制鞭用生革廉成，法鞭用生革去廉，常鞭用熟靻不去廉，皆作鹤头，纽长一尺一寸，梢长二尺七寸，广三分，靶长二尺五寸。杖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种，皆用生荆，长六尺。大杖的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八分半；法杖的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五分：小杖的大头围一寸一分，小头围极少。行刑一般用常鞭，小杖。制鞭、大杖、法鞭、法杖需有持诏才能用。老幼罪应鞭杖的减半，妇人和将吏以上可以罚金代之。当笞二百以上的，只笞一半，余一半后决，中分鞭杖。扑刑在京师皆行于云龙门。陈永定元年定上测行笞律，规定讯囚上测立，鞭二十，笞三十，七日一行鞭，凡经杖共一百五十的得度不承者免死。扑刑在魏晋及宋齐，多为教刑，用于督责官吏，至梁陈始入律，作为正式刑罚广泛施行。

北朝一直以扑刑入律，鞭、杖为二种法庭正刑。“自鞭杖以上至于死罪，皆谓之刑”（《魏书·高闾传》）。杖之大小，鞭之长短皆有条文规定。但有司行刑时，欲免之则用细锤，欲陷之则用大杖。献文帝时乃规定“其锤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北魏扑刑既为正刑，也为附加刑，施于流刑、年刑等罪（见《魏书·赵修传》、《薛野■传》、《刘辉传》）。北齐河清律定鞭刑五等，分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疤长一尺。杖刑共三等，分三十、二十、十。大杖长四尺，大头围三分，小头围二分；小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围二分半，小头围一分半。此外，犯流刑、耐刑者，也各加鞭笞。行鞭刑时鞭其背，鞭五十更换执鞭人：行笞刑时笞其臀，不换执笞人。后周鞭刑分一百、九十、八十、七十、六十，共五等；杖刑分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共五等。此外，流徒罪亦各加鞭笞。妇人不笞听赎，以免形体裸露。行鞭刑时罪犯要著刑具，行杖刑则散以待断。建德六年所颁《刑书要制》加重刑罚，鞭杖皆以一百二十为度，名为“天杖”，后又加至二百四十，犯者多受其苦，致死甚多。大象元年遂废。

劳作刑劳作刑即拘束其身，罚以劳役。曹魏劳作刑有髠钳、完刑、作刑三种。

钳即去其发，钳即以铁束颈。魏髠钳刑分四等，具体无考，可能为五年、四年、三年、二年。髠钳五岁刑为减死一等（《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刘肇髠决减死罪），完刑即去其鬓，以去鬓毛而完发，故称完刑，魏完刑三等，作刑三等，具体皆无考，可能沿汉的完城旦、鬼薪、司寇作之制。

晋劳作刑为髠刑，又称耐刑，分四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晋律无作刑、完刑，举凡惩作课役尽归于耐刑之中。

南朝梁劳作刑七等，其中耐罪四等，髠钳五岁刑、四岁刑、三岁刑、二岁刑。此外，又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又称夺百日）。梁劳作刑多时加刑并着刑具。天监十四年规定徒居作者具五任，无任者著升械，有疾病杖解之。陈劳作刑为髠钳五岁、四岁、三岁、二岁共四等，同样加刑械，五岁刑锁二重，五岁以下锁一重。

北魏劳作刑称为徒，分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共五等。因以年为限，故亦称年刑。北魏徒刑，男徒女着，神■律令废五岁、四岁刑，规定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槀，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太和律又恢复五岁、四岁刑。徒刑加髠为减死一等（《魏书·李诉传》）。北齐劳作刑作刑罪，又称耐罪，即限制其自由而遂其使能任使之。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共五等，虽加扑刑，加刑具输左校而不髠，无保者则钳之。妇人犯耐罪配舂及掖庭织。犯流罪而不宜远配的，男子终身劳作，女于配舂六年。北周劳作刑复称为徒刑，也为五等，各以一年为差，同样加扑刑，着刑具。南北朝时劳役刑多加扑刑，着刑具，而免髠钳。加髠钳仅限于减死一等。

此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又有质作、输作、付尚方，配材官治士、甲坊、役官、补兵，配为杂户、驿户、乐户等，也属于劳作役范围，但不列入正刑。流刑因罪而流徙边远，在虞书舜典已有记载，魏晋也有流徙的刑罚，如三国时，孙吴虞翻因酒过失，孙权遂徙翻于交州。曹魏许元被徙乐浪，夏侯尚“减死徙边”。西晋时，陆机等人也“减死徙边”；齐王司马冏“加罪黜徙”，王逊“远徙永嘉郡”，殷浩被徙东阳等等。流徙虽一直存在，但未正式入律。也未见有全文记载。南朝宋永嘉初，“有旧令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既为旧令，则晋似亦有流徙令文。又宋孝建二年诏：“凡以罪徙放，悉听还。”又宋令规定：“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梁天监三年（504）复有流徒之罪，故知此前又一度废流徙罪。染朝因罪被徙的有景慈、萧山等。南朝虽有流徒罪例和全文，但始终未为法定刑名入律，后魏始列流刑为五种正刑之一。流刑附加扑刑或髠钳，为减死一等。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于杀人者，请原可命，谪守边戍。”诏从之。系长孙虑文等皆“恕死从流”。流徙常加役作。如天锡元年（404）发州郡徙谪造甲兵。又刘辉兄弟、赵修等人徙配敦煌为兵，既被流，又兼役。北齐、北周皆以流刑入律，附加扑刑，为降死一等。不同的是北齐流刑无远近之差，凡犯流则谪边远。北周将流刑分为五等，以皇畿为中心，四千五百里为流蕃服，四千里为流镇服；三千五百里为流荒眼；三千里为流要服，二千五百里为流卫服，各加鞭笞，从流时着刑具。流蕃服为减死一等，流期以六年为限。流蕃服以下的俱徙五年。流刑附加役作，当流者皆配为杂户。流刑至北周已发展得比较完备。

赎刑赎刑是对犯者课以财物金钱以赎刑罚，属于财产刑，自古有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赎刑入律。魏律赎刑十一等，赎死罪一等，赎髠刑四等，赎完刑三等，赎作刑三等。青龙二年，改定士庶罚金之令，男子听以罚代金，妇人则加笞，还从鞭督之例。曹魏时罪作诛死的，皆依等级听赎。除十一等赎刑外，魏律又定罚金六等，具体无考。又有杀抵罪七等，大概是除名夺爵之类。晋赎刑亦入律，共五等。赎死刑金二斤；赎髠钳五岁刑金一斤十二两：赎四岁刑金一斤八两；三年、二年各以四两为差递减。另有罚金五等，分别为十二两、八两、四两、二两、一两，又有杀抵罪。非正刑的附加刑亦可赎。如鞭笞每十，收赎金一两。晋赎刑以金为主，兼用绢。晋律规定老小笃癃疾及妇人犯徙罪的听赎，每月交中绢一匹，老小妇人减半。扶风王司马骏曾用五百匹为刘道真赎徙罪（《世说新语，德行篇》）。晋赎刑除以上正刑外，又有闰刑（正刑普遍适应，闰刑极限于某一阶层的人），如除名、免官、夺爵、夺俸、禁锢等。晋律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其国王、侯、伯、子、男、官长；诬偷、受财枉法；掠人私卖；诱藏亡奴婢等罪，若遇赦免刑，皆除名为民（《太平御览·刑法》十七）。除名比三岁刑，免官也比三岁刑，若无实职而罪应处免官者以正刑（三岁刑）召还；有罪应免官者有文武加官时，皆免所属职官。免官常与禁锢并用。晋律规定犯免官者须禁锢三年方许再仕（《太平御览·刑法》十七），也有终身禁锢（《晋书·刘隗传》）。有封号的可以夺爵号为罚，免受正刑、夺俸，类似罚金，用于惩处较轻过失（《晋书·刘隗传》）。闰刑也代以罚金，晋律规定犯劫盗罪应除名，而所取为饮食之物，不是财利者，罚金四两以下，免除名（《太平御览·刑法》十七）。

南朝前期赎刑未详，大概沿用晋制。梁初官吏犯法皆科以罚金。鞭杖之刑全部入赎，不行实刑。梁律规定赎刑十等：赎死金二斤，赎髠钳五岁（加笞二百）金一斤十二两；赎四岁刑金一斤八两；赎三岁刑金一斤四两；赎二岁刑金一斤；罚金十二两，罚金八两；罚金四两：罚金二两；罚金一两。天监三年（504）除赎罪之科，至大同十一年（545）才重新恢复。陈朝赎刑基本沿袭梁法，唯闰刑又进一步发达，形成较详尽的官当法，免官只比二岁刑。官吏犯四岁刑以上的，用官职抵当二年刑，余下的居作；犯三岁刑的用官职当二年，余一年用金或绢赎，若坐公事过失，则用罚金。犯二岁刑的有官职的可赎，犯一岁刑无官也听赎。官当法的系统化，说明陈朝对官吏法律特权的宽容，特别注重清议禁锢。陈律规定：“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东晋南朝历来重清议。刘宋禅晋初发诏：“有犯乡议清议，赃汗滛盗，一皆荡涤说除，非有赦书皆终身禁锢。”梁有“士人禁锢之科”。除以清议之科入律，说明清议在社会上产生的重大作用。北朝赎刑皆不入律，但一直存在。昭成建国二年（339）规定犯死罪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民相杀者，偿被害者家马牛四十九头并送葬器物，免刑罚。这时北魏初兴，法制不健全，赎法带原始色彩。至神■律令正式规定：当刑者赎（赎金数量未详），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法例律规定：王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又改为“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各降本爵一等..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本品之盗出身。”北魏的闰刑也较发达，且与禁锢连用。免官、除爵皆禁锢三年。

北齐赎罪以绢代金，赎死罪绢一百匹；赎流罪绢九十二匹；赎五岁刑绢七十八匹：赎四岁刑绢六十四匹；赎三岁刑绢五十匹；赎二岁刑绢三十六匹，然后各加鞭笞。一岁刑无笞，则通鞭，赎二十四匹。赎鞭刑杖刑的每十赎绢一匹。北齐鞭刑五等，各赎四匹、五匹、六匹、八匹、十匹。另有杖刑三等，各赎一匹、二匹、三匹。故北齐赎罪共有十五等，最多为百匹，最少为一匹。无绢之乡折为钱。北齐的赎罪应用范围较小，只有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凝和因过失犯罪者才许赎，故北齐的赎刑实为闰刑。

北周赎刑金绢并用，赎死罪金一斤，折绢一百匹；赎流罪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赎徒刑五年的金一斤八两，四年的一斤五两，三年的一斤二两，二年的十五两，一年的十二两，流徙刑依年限每年折赎绢十二匹；赎扑刑的每鞭杖十赎金一两，折中绢一匹。北周鞭刑五等，赎金分别为六两、七两、八两、九两、十两；杖刑五等，赎金分别为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金绢限期上缴，赎死罪的限五旬，赎流罪的限四旬，赎徙罪的限三旬，赎鞭刑的限二旬，赎杖刑的限一旬，到期不缴者归法行刑，贫者可请而免之。除了赎金、绢及免官、除名、削爵、禁锢等闰刑，犯罪者往往悉没家财，也是属于财产刑。

魏晋南朝与北朝在刑法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魏晋南朝入律的正刑名称较不统一，基本为死刑，髠钳年刑（劳役刑），赎刑（财产刑），而鞭杖（身体刑）只作为附加刑，一直未入律。北朝正刑较统一，北魏、北齐、北周皆以死、流、徒、鞭、杖这五种刑体为正刑；而赎刑一直未入律。换言之，魏晋南朝注重财产刑，而北朝注重身体刑。自汉废肉刑，黥、劓、刖、宫，大辟的五刑体系瓦解，经魏晋的过渡，至北朝形成了新五刑，被唐律收纳为正刑，成为封建社会五种主要刑体。

第三节 诉讼法

司法组织

朝廷司法组织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称廷尉，掌刑狱决讼。建安年间置大理，黄初六年改称廷尉。

刘蜀称大理，孙吴初称大理，后也改为廷尉，长官称卿，位三品，下设正、监、评，称廷尉三官，驳议廷尉所决（《三国志·鲍勋传》载，鲍犯法，廷尉议判正刑五岁，三官驳议罚金二斤）。还有主簿，狱丞，律博士等属官。两晋南朝审判机关基本沿袭曹魏之制。梁一度称大理，旋复称廷尉，三官分监东门、西门、中华门，手执方木，长三尺，方一寸，谓之执方。北魏初年司法组织不健全，至拓跋珪年间，才模仿汉制建立司法组织。中央审判机关也称廷尉，长官为卿，副手为少卿。北齐称大理。下有正、监、评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此外，又设明法掾二十四人，提事督二十四人，槛车督二人，掾七人，司直、狱丞、狱掾等僚属。北周审判机关称大司寇。

检察机关称御史台、又称兰台。掌吏治，察举非法。曹魏时御史台长官称宫正，后改称中丞。蜀、吴皆置，位四品。下设治书侍御史，分掌诸曹，治书执法（吴称中执法），掌奏劾，殿中侍御史，居殿中直察百官行为。此外，还有各类侍御史，如禁防侍御史，三台五都侍御等，都执奏不法。又以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分督百僚”。两晋御史中丞职责扩大，东晋设司隶校尉，督察权一统于御史中丞，凡内外众官有违法宪者无所不纠。以治书侍御史四员和侍御史九员分掌十三曹。又有禁防、检校、符节等御史。南朝梁称御史台为南台，长官称大夫，后复称中丞，治书侍御史举劾六品以下官吏并分统各曹侍御史。北魏、北齐检察机关与属官与魏晋类似，增设检校录事和符玺郎中。北周改称司宪，属秋官府，长官有大司宪，少司宪，司宪中大夫。北朝又以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参弹劾，与御史台更相廉察。

司法行政机关称尚书。尚书为行政机关，兼管司法事务，表明司法行政开始与审判和检察相分离，这是为适应封建制度发展的需要而强化司法机构的结果。但这时三省制正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刑部尚书还未正式确立，但尚书省所属各部、曹都设立了执掌司法行政的官署。曹魏以三公曹、贼曹（法曹）、二千石曹和比部郎司刑狱、盗贼，罪法和律例相比等。又有定科郎（又称尚书删定郎）主法制律令。孙吴尚书有贼曹主辞讼罪法。刘蜀以二千石曹主刑事。此外，丞相属官有刺奸令吏，还有督军从事等论法决疑。晋司法行政组织分工更细。三公尚书主刑事，都官尚书郎主狱讼，比部尚书郎主法制。太康中省三公尚书，以吏部尚书兼管刑事，司法行政进一步升级。南朝增设都官尚书，为六曹之一，南齐又以尚书右仆射掌刑罪详讼。北魏司法行政机关为都官尚书，下统都官，二千石，比部等五曹。都官曹掌畿内刑事，二千石曹掌畿外刑事，比部曹掌诏书律令。北齐以殿中尚书所统三公曹掌诸曹囚帐。北周以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副手为下大夫。都官郎改称司厉，比部郎称计部大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司法组织外，中书省、尚书省长官也常兼管刑事。如曹魏黄初五年令：“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南朝以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掌刑事，北朝有疑狱，皆付中书省量决。皇帝也频繁地干预司法审判。这一时期皇帝听讼，录囚的史例特别多。曹魏明帝“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刘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朝，听讼三十多次（见《图书集成·详刑典·听讼》）。

地方司法组织不分立，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皆由地方长官兼理。州刺史、郡太守，县令皆理狱讼，决刑断，并察纠官吏政绩。属官有决曹掾、贼曹掾，或称法曹、墨曹。州佐有刑狱参军，司法参军，郡有功曹掾，门下贼曹。乡一级无司法组织，以乡官调理民事管理治安。三国时大乡设三老、百石，小乡设有秩啬夫、百石，以三老、啬乡掌教化，听民讼；以百石掌治安。晋乡官有秩啬夫，里吏。南朝乡官为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三老掌教化，有秩啬夫听讼，游微巡禁盗贼。北朝乡官称三长。

审判程序与等级狱讼最初受于乡官，乡官不能决才上有司。是为初审机关，审毕申报于郡，郡派督邮往县验案，狱成遂决。县不能决，逐级上报于郡，州、朝廷。廷尉为最高审判机关，但皇帝有权干涉廷尉所决，故皇帝临讼为最终审决。南朝宋废督邮案验县狱之制。因督邮不过为郡的下级属吏，对县令所决往往不能提出有力的异议，有案验之名，无案验之实，故谢庄上言奏请改制。县考讯毕，将案情和囚犯送郡，委任二千石级的官吏复审，然后正刑。二千石官不能决的，京师附近移度廷尉，京师以外移度州刺史。齐时，丹阳所辖及京师二百里内囚犯，集京师司隶校尉统审，此外由州郡决断。北朝的审判程序，北魏为“部主具状，公车鞠辞，而三都决之”。即当事人提出诉讼，司法行政机关系讯，审判机关裁决。北齐律文有狱成、案成、复检，也即受讼系讯，鞫证定罪，裁决行刑。

地方司法机关只能审判民事案和一般刑事案。县级可判扑刑，罚金，州级可判流刑、年刑（两晋例外，流徒、除名、退免等大事须台奏乃决刑），重大疑案和死刑须上报朝廷审判机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青龙二年诏：“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县狱以定..使与奏。”《宋书·孝武帝纪》载：“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魏书·刑罚志》：“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三国初，杀生之柄，决于牧守，后随着皇权的强化，杀生权回归朝廷，死刑上报复检制，两晋南北朝皆然。但将军开府得专杀生之权，这是司法机构军事化的结果，与这一时期的战乱的局面有关。随着社会逐渐安定，这种状况也有所抑制。南朝宋规定：“须临军临阵才能专杀，余皆上报，犯者以杀人罪论。”北朝死罪须复奏，无异词才行刑，至隋形成死罪三复奏之制。

南北朝时期，还施行特别察囚制，由皇帝委派高官巡行州郡，受理冤案，察举非法，拥有较高审判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诉讼程序诉讼，包括狱讼和辞讼。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方式有顺诉，越诉和直诉。顺诉即依审判等级向所在一级的公车上诉。越诉即越过管辖的行政等级向上一级提出诉讼。直诉即直接上诉于最高司法组织，甚至皇帝本人。后者又称挡驾。这一时期，法律上禁止越诉，越诉一般要加鞭笞。但特使巡行时例外。特使受皇帝任命，诉于特使含有直接意味。直诉则是允许的。西晋武帝时，在朝内设登闻鼓，吏民有冤，可擂鼓直诉。如帐下督荣晦因罪被司空卫瓘所谴，晦后随叛兵害瓘子孙。刘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请族诛晦，诏从之。刘宋大明年间，孝武帝巡行听讼，士庶有怨皆诉至皇帝面前自诉。梁时在公车府谤木肺石两边各设一函，令天下吏民检举不法，投书函内，称肺石函。北朝也在宫廷阙左悬登闻鼓，有冤者挝鼓，公车上奏。

罪犯经过审讯议刑之后，不服的可提出复诉，称为“乞鞠”。汉制二岁刑以上皆许乞鞫。曹魏以乞鞫烦狱，除之，晋又恢复。晋令规定囚犯称冤欲乞鞫者，许之（《册府元龟·刑法部》）。北朝“狱已成及决竟，若有疑案不直或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北魏献文帝在位时，每成狱案，必令复鞫。

诉讼有许多限制。首先必须确实，诬告反治其罪。曹魏有令规定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高平陵事变时，大司农桓范留守京师，曾以司马懿欲反之事告曹爽，懿知大怒，问诬告人反，依法应治何罪，有司回答依律令反治其身，于是执桓范下狱。这种反坐法本质上属于同害刑，两晋南北朝皆存在。北魏规定：“诸告事不实者，以其罪治之。”（《魏书·韩麒麟传》）如宗室元匡因与尚书令高肇不合，上书罪肇，有司奏匡诬肇，于是处匡死刑。但诬告与否，全凭官吏主观武断，如北齐时，上洛王思好欲反，为人所告，韩长莺因与思好联姻，遂奏有人诬告宗室，不杀无以杜绝后患，告者竟被斩死（《北齐书·思好传》）。

其次，对诉讼内容和人也有限制。曹魏黄初五年（224）令规定，犯谋反大逆才能初告，余皆勿听治。把诉讼内容限制在谋反大逆的范围内。老幼、奴婢及囚犯无诉讼权。曹魏禁止囚犯告人，否则加罪并牵连亲属。北齐天保八年立格“负罪不得告人事”，晋律规定老幼不得告言人（十岁以下）。再次，诉讼容隐。这一时期皆有律令禁止对直系亲属提出起诉或出庭作证。晋初有父母犯法拷问儿子或儿子逃亡鞭讯父母，大理卫展认为这样有伤正教，使亲亲相隐之道离，奏请废除。东晋时有女子李忽证父叛降北朝，周处认为忽无人子之道，证父攘羊，应处死刑。上从其奏，刑忽于市（《太平御览》卷六四七引王隐《晋书》）。南朝宋初，家人探囚时，常被讯辞，侍中蔡廓奏除之。“自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梁律明文规定“子之事亲，有隐无犯”。建康三年（504）建康人任提女因诱卖人口，当处死刑，子景慈出辞证母诱卖人口，法官虞僧虬认为景慈证母有罪，宜加刑罚，于是处景慈流刑，徙于交州。北魏有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处死的律条。麟趾格三公曹六十六条规定：“母杀其父，子不得相告，告者死。”这种诉讼容隐是儒家孝悌伦理学说在法律上的反映。

监狱、刑具和刑讯这一时期监狱有朝廷监狱和地方监狱之分。朝廷由廷尉典狱，地方则交法、贼曹，狱官有狱函、狱长、狱小吏等。有罪未决或决而未刑皆囚于狱。三国监狱设置未详，大概沿汉制。晋朝廷监狱有廷尉狱，洛阳狱，太康五年，又设黄沙狱，专审廷尉狱疑案和皇帝诏令系囚的特案，属于诏狱性质，由御史中丞和黄沙治书侍御史执典。但不久废除。晋地方监狱设于州郡，地方狱官有法曹门干，贼曹掾史，狱小吏，狱门亭长，贼捕掾等。南朝监狱分南狱、北狱。南狱指设于建康县的地方监狱，北狱指设于廷尉寺的朝廷监狱。南齐时有尚方狱，属少府，由左右尚书令典尚方狱，也属诏狱。陈朝永定元年，置正、监、平管南北二狱。北朝有廷尉，籍坊二狱，是为朝廷监狱，此外又有司州狱、河南狱、洛阳狱、河阴狱。北齐有苏州狱、太原郡狱、晋阳县狱和相国府狱，号称“四狱”。前三者为地方监狱，相国府狱似为朝廷监狱。北朝监狱又有屋狱和地牢之分，地牢用于囚禁重罪犯。

监狱管理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包括系囚制、录囚制、悯囚制、桎梏制等。晋令规定监狱墙屋须牢固，草蓐不漏湿。家人探囚带食物，由狱卒代为加热传送，离家远无饷者给廪，由狱卒为之作食等等。这种系囚的生活制度，已颇为完备，能够对囚犯实行有效的拘押。同时，也显示体现了悯囚、恤囚。悯囚是封建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而实行的一种手段，内容有“寒者与衣，病者给医药”，无后者听妻入狱等，是儒家仁政德教在监狱管理上的反映，但实际上悯囚是很有限的，监狱管理还是十分残酷的。如南齐的“上汤杀囚”，便是借给囚犯治病为名毒杀囚犯。录囚是巡视监狱，讯察囚犯记录和决狱情况。东汉时，皇帝亲自录囚，至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步形成一种正常制度，皇帝至朝廷监狱录囚，间也巡行地方监狱。在这一时期有许多记载，录囚的目的是对监狱管理实行监督，减少囚禁，使狱勿淹留，也带悯囚色彩。桎梏制则赤裸裸地剥下了悯囚的面具。囚犯除极小部分外，多著刑具。据梁令：“郡国太守相、都尉、关中侯以上，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去，二千石以上非监徵者，并须系之。”魏晋刑具有械、钳等，犯死罪者着两械，加拳手钳重二斤，翅长一尺五寸。南朝刑具有械枷、钳、锁、壶手等，并有轻重大小之差。囚犯皆着械，徙者并着锁。髠钳五岁刑锁二重，四岁刑以下锁一重。死囚行刑前着三械，加壶手，陈朝囚犯不计阶品，皆著锁。北朝刑具为枷、■、械、锁、桁等。神■律令有始置枷拘罪人。大小轻重皆作详细规定。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尺，通颊木各方五寸，用于犯大逆和外叛者；流刑以上则着■、械。北齐犯年刑著锁，无销用枷，流刑以上着枷、■、械，死刑著桁（大枷）。北周死刑著枷加拲；流刑着枷和梏，徒刑着枷；鞭刑着桎，杖刑散以待断。皇族及有爵位的犯死刑、流刑着锁，徒刑以下散之。

这一时期讯囚流行刑讯，即用拷打施刑的方式强迫犯人供状。魏晋多用鞭打，称为考竟，考其身而竟其情（一说考竟为狱死，拷其身而竟其命。史料中考竟有致死，但并非都致死，不取狱死之说）。曹操时，收太尉杨彪入许县狱，尚书令荀彧和少府卿孔融皆嘱许县令满宠勿考掠，但宠拷讯如法，故曹魏有刑讯之法。西晋时赵王伦曾收吴太妃，赵桀及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至南朝梁，以刑讯入津，成为法定的讯囚方法。梁津载有测罚制。若囚犯不马上招供，便强迫着械站立于高土垛上。梁的测罚十分残酷，每天晡鼓即上测，直至二更。上测三日不许进食，三日后方许家人进粥二升，妇人及老小则测满一百五十刻后进粥，测数高达千刻（一昼夜一百刻），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屈，枉者甚多。故梁末陈初关于测罚展开了一场争论，结果还是承认了测讯的合法性，只是稍改了测罚的范围和时间。陈律规定赃验凿切而又不认罪者才上测立，土垛高一尺，上圆，仅容囚犯两足站立，上测者先受鞭二十，笞三十，著两械及极上垛，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每次测十七刻，连续测三七天，上测七日鞭杖一次。《隋书·刑法志》记载为“一上测七刻，日再上。”按南北朝时昼夜为一百刻，一刻约十五分钟，七刻才一个多小时，似乎太轻。《陈书·沈诛传》载沈议“朝夕上测，各十七刻”，高宇认为沈长史议得中，故怀疑漏“十”字，若按每次测十七刻，日测二次，连测三七日，这样，既比梁制为轻，又不会相差太远。

北朝刑讯一直入律，神■律令规定：“拷讯不踰四十九杖。”但有司欲免之刑则用细插，欲陷之则用大杖，故献文帝时规定刑讯用荆，平其节，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杖限五十。但不久，拷讯又泛滥。太和年间，讯囚用重枷，大几围，又用缒石悬挂犯人头上，内伤入骨。又使强壮有力的狱卒殴打囚犯。孝文帝时乃定犯大逆者证据确凿而不供者才允用大枷。宣武帝时，又禁用枷和悬石拷讯囚犯，下令诸台、寺、州、郡烧毁大枷，审讯尽听讯之理，必要时才依据囚犯强弱状况拷讯，不许非法拷掠人。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但刑讯积重难返，终北魏之年，刑讯仍未能减轻。

北齐的刑讯更加残酷，用车辐狰杖，夹指压踝，又迫囚犯站立在烧红的犁车上，或用烧车缸穿串手臂，文宣帝本人也恣行暴酷，把大镬、长锯、剉碓等刑具列于宫廷内，若不合意，便亲手屠裂人。北周的刑讯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宣帝时，鞭杖之制高达二百多，又作礔砺车吓唬妇人。

刑讯自魏晋一直存在，至南北朝合法化，而北朝刑讯更加残酷，这大概与落后的原始残余有关。

刑罚的适用刑罚的基本原则是依情定罪，但有时会因人、因时、疑事而有所变动。

方式有加刑、减刑、缓刑、换刑和赦免。

这一时期刑罚以刑事为重，民事为轻。尤重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至北齐正式立为十条重罪。隋改为十恶，不在赦、赎之列。除十恶外，这一时期加重刑罚的有贪赃，盗贼。贪赃包括贪污和受贿。各朝皆有受赇（请赇）律，内容未详。三国时官吏贪赃弃市，魏狱吏范洪受囚绢两丈被弃市。晋律规定主管物资官吏贪污五匹（后改十匹）处死，贪赃未达死罪或已到遇赦者皆禁锢终身（《抱朴子·审举篇》）。南朝时贪赃和枉法加以区别，受贿后枉法的重刑，只受贿未枉法的稍轻。但陈朝又加重，陈宣帝太建元年，规定受贿者虽不枉法也以正盗罪处刑。尽管如此，比魏晋和北朝要轻些。北魏太安三年令：“官赃二丈皆斩。”献文帝时规定狱官受羊一口，酒一斛者，大辟，参与者以从坐罪治（《北史·张衮传》）。太和三年稍为改轻，“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但太和新律又规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齐祖珽受贿补令史十余人，被依法处死。盗贼也重刑。晋律有“行动者斩”，家人弃市，同籍期亲补兵（《南史·何尚之传》、《宋书·何承天传》）。而盗御物，官物无论多少皆弃市（《册府元龟·刑法部》）。南朝梁律偷四十匹以上处死，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黥面，髠钳补治锁士终身。北魏津定“群行剽劫首谋门诛”，“盗门同籍全门不仕”。北齐律犯盗终身流刑，犯盗后逃亡在外者悬名注籍，一房配为役户。北周律更重盗贼之刑，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入人屋，皆可杀，杀者无罪。为盗注其籍。

故犯和再犯也加重刑罚。晋律规定奴婢亡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三亡，横黥目下。北朝规定，犯徒刑二次，犯鞭三次以上的，终身配为下役。北魏斗律规定故犯者，罪加一等。

违反尊卑长幼伦理纲常的行为也加重刑罚。如臣之于君，子孙之于父祖，弟妹之于兄姐，妇之于夫等。曹魏律“殴兄姐加至五岁刑”。晋有“重奸叔伯母之令”。南朝律子贼杀、殴伤父母枭首，骂詈父母弃市。北朝律子孙杀父祖处以车裂的极刑，而父祖杀子孙用刀刃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卖子一岁刑。卖五服内尊长者处死，卖周亲、妻、子妇者流刑。这种以尊卑长幼为刑罚轻重等级反映了儒家伦理纲常对法律的渗透。

减刑有三宥三赦。三宥即宥不识，宥过失，宥遗亡。这一时期历朝律令皆规定过误免坐或从轻处罚。曹魏律有过误杀人不得私自复仇。晋律有轻过误当罚金，或鞭杖者皆减一半。南朝律过误伤人止三岁刑（比正刑减一岁）。三赦即赦幼弱，赦老耄，赦愚蠢。晋律老小妇人罪杖，罚金皆减一半。张斐律序年八十以上除杀人外，其他皆勿论。梁律规定老小免从坐质作。年八十以上，十以下，孕妇、侏儒、盲者、囚禁免著刑具。北魏律“十四岁以下降刑一等，八十以上非杀人，其它罪皆不坐。”太和律规定犯流徒罪的满七十听解名还乡。北齐律规定年六十以上免配为官奴。北周律妇人笞刑听赎。这一时期妇人赎罪比男人减轻一半。

此外，犯者自首也可减刑。三国时，马召坐法当死，都人孙礼教他投案自首，诏减死一等。晋庾纯因诣廷尉自首而免罪（《晋书·庾纯传》）。南朝武帝括户口时，规定一百天内各人自首不问罪，百日内不自首者，查出以隐户罪论。北朝自首称“自告”，同样可免罪或减刑。韩褒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贼，褒张榜于市，一个月内自首者除罪，一个月后获贼即杀。北朝括户口时也规定一个时期，到期不归则以逃亡律论罪。

贵族的法律特权是减刑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有八辟的邦法，规定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法，可议请轻刑甚至免刑。这种法制原则至战国时代，受到李悝、商鞅、韩非等法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提出“刑无等级”的“一刑论”，主张“法不阿贵”，“刑不避大臣”。但汉代贾谊等大儒又重新鼓吹“刑不上大夫”。曹魏正式以八议入律，承认了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此后，两晋、南北朝各朝皆以八议入律，官僚贵族犯法，大必议，小必赦，逍遥法外。晋律规定诸侯及八议以上犯法，得减收留赎，勿髠钳笞。北朝初皇族有遣，皆不持讯。八议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并被广泛应用。因八议而原宥或减刑的在三国有袁伉（议功）、曹衮（议亲）、社畿（议勤）等，东晋有杜预（议贵）、华廙（议功），司马佗（议亲）。在南朝有谢灵运（议功），在北朝有张衮、高绰、蔡泽等。

缓刑或换刑有三种状况。一是遵循孝道，罪犯有直系亲属年老须奉养者可缓刑或换刑，甚至免刑。晋咸和年间，孔恢罪应弃市，晋成帝悯恢父年老仅此一子，诏赦免死。但这是皇帝特诏，未见法律明文记载。北魏太和十二年令格正式规定：“犯死罪的，若父母、祖父母年老，身边无其他成年子孙，又无期亲者，可仰案后列奏待报。法例律规定，犯流刑者，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年子孙和期亲者，改换为鞭刑和笞刑，免流，留在家中奉养。但若所奉养者不久死去，则须再从流刑。北魏时，河东郡民李舞犯死罪，母一身年老无其依靠，请免死。司州检其户口，认为例合上请，正待换刑，李母忽逝世，结果到李粦服丧三年后再行刑。

二是对孕妇的恤刑。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明文规定勿刑孕妇。曹魏毋立俭叛乱时，孙女毋丘芝应坐死，以妊系狱。南朝梁律“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系狱时可免著刑具。北魏神■律令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但实际有时也刑加孕妇。正始四年（507），中书令崔光奏戳至刳腹为虐待、请依例待产。永年二年（509），诏禁屠杀孕妇以为定制。

三是等待行刑季节。中国古代重自然法，认为春夏是万物生产、发育的季节，不宜刑戮，只有秋季，气象凋零，此时审狱断囚，才顺应天时。故《春秋》称：“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汉代断狱决死罪，常行予三冬之月。魏晋沿袭除谋反大逆临时行决外，余皆留于秋后。陈律规定：孟春至夏首不决死罪，须大辟者，已审明判处的，宜且申停。还规定行刑须白天，不得夜晚；须晴天，不得雨天。另外，晦朔，八节，六斋，月在张心日皆不得行刑。北朝京师及四方断狱奏报死罪，常在秋冬。李彪曾上书“请三春不行刑”，疏断狱起之初秋，尽于孟冬。

赦宥是皇帝以诏令形式取消或减轻犯罪者的刑罚，方式有大赦，常赦（赦某种刑罚范围内）、典赦（赦某一地区范围内）、恩赦（赦个别案例）等。三国时，赦宥的应用相对较少。诸葛亮认为政治不以小惠，慎于赦典，执政十四年仅二赦。曹魏亦然。魏文帝、明帝、齐王三朝三十五年，共十六赦，约二年一赦。入晋以后，赦免频繁，西晋有国五十一年，五十三赦，约一年一赦。东晋有国八十三年，七十三赦。南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宋有国六十年，竟赦一○二次，约一年两赦。南齐有国二十四年，三十七赦；南朝梁有国五十六年，六十四赦；陈有国十三年，三十三赦，约一年三赦。北朝的赦免也不逊色。北魏从拓跋珪称帝（天兴元年）至东西魏分立，共一百三十六年，赦一二二次，北齐有国三十年，赦三十二次，北周有国二十五年，赦二十七次（赦免数字据《图书集成·祥典部·赦刑》统计）。从魏晋至南北朝，赦免猛增，凡皇室大事，如皇帝即位，改元，立太子、生皇孙，祀祖，皇帝、太子生病等，民间大事，天灾人祸等皆颁赦，甚至捕获珍禽异兽，其他任何可以解释为洋瑞或恶兆都要行放。赦免的频繁是政局动乱不安的结果，体现了封建法制的恤刑主义和礼治主义。

第四节 法律思想与律学的发展

法律思想

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律思想也渗透了儒家礼教的学说，形成了德主刑辅，先礼后刑的观念。周礼、仪礼、礼记也被糅合于法律思想之中。例如记载周朝官制的周礼之于组织法、行政法，规定社会上层生活规范的仪礼之于行为法，探讨礼的原理的礼记之于法理等皆不无影响。汉末丧乱，传统儒学分崩离析，出现了思想上的变化，在法律思想上表现为刑、礼比较的争论，亦即制定法与自然法的讨论。儒家“礼法为天地之序”其本质是自然法。曹魏时期的刘廙著《先刑后礼论》，一反汉代正统理论，提出制定法重于自然法。钟苟的《刑措论》也强调了制定法的重要性。而丁仪、王粲则为主德派的代表。丁仪在《刑礼论》一文中，用天人感应的观点解释先礼后刑，认为“天之为岁也，先春而后秋；君之为治也，先礼而后刑”，其理论一本于自然法。主张“先生而后杀，天之为数；先教而后罚，君之为治。”王粲则主张“吏服雅训，儒通文法”，基本上以德治礼教为着眼点。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曹操不单纯强调刑为先或礼为先，而是主张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应用。“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这种刑礼比较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不能不说是比较进步的。曹操本人“揽申商之术”，执法严明，早年任洛阳北部都尉时，造“五色棒”悬于门上，“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在其统治地区内“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至于他自己“割发代首”的轶事，更表明了他“刑无等级”的“一刑法”思想，曹操虽主张法治，但对刑罚态度较谨慎，认为刑是百姓的生命，强调“选明达法理者，使操典型”。这种重法慎刑的法律思想较进步。

诸葛亮也主张厉行法治，其立法思想是“威之以法”，刘蜀政权内部关于法治抑或仁政有过一番争论。法正认为刘氏政权是外来人，应行客主之义，以宽刑驰禁惠抚益州土著豪强，诸葛亮则竭力坚持应以法治国，指出刘焉父子的弊政正在于法之不行，主张对豪强“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恩荣相济，上下有节，才是治国之要”。他以法量功，执法严明，有功的，虽仇必赏；怠法的，虽亲必罚（如对马谡），认罪态度好的，虽重必释；花言巧语掩饰罪过的，虽轻必戮（如对李严）。他本人也严于律己。第一次北伐失败，除挥泪斩马谡外，也追究了自己的责任，上疏请求自贬三级，直到以后才恢复丞相职务。由于他赏罚必信，故虽刑政严峻，而民无怨言。诸葛亮还十分重视法治教育，曾写申不害、韩非的《管子》、《六韬》作为教材宣讲。出师伐魏时，上表刘禅，告诫他“官中府中，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犯奸作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赏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主张皇官不宜享有法律特权，功赏刑罚交司法机构执行，这种法律思想是很不简单的。

司马氏政权成立后，儒家的礼教思想重新恢复了统治地位，刑礼先后的争论基本结束。傅玄《刑礼篇》认为“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故“圣帝明主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两晋统治者虽提倡礼律并重（《晋书·刑法志》），但用刑是为了保证礼的施行，“亡刑则礼不独施”，“刑罚以惩恶而为善者劝，而有所劝，则礼亦存矣”。仍然是德主刑辅，超不出以刑辅礼的范围。

两晋时期，又存在虚无主义的法律思想。魏晋以来，玄学盛行。出现一批放达的名士，崇尚自然，反对礼、法，认为人性本于自然，应按自然规律生活，不能以礼教或法律加以牵制或压抑，因此主张既废礼，又去法。这种法律思想的本质是无为政治。东晋张湛注《列子》，便贯穿了这种“从人所欲”，“任其自然”的法律思想，追求一种虚无主义“从善不近名，从恶不近刑”。鲍敬言则主张“无君无法”，他著《无君论》，认为礼序等级，严法酷刑及所带来的社会罪恶都是由于君臣的存在才产生的，故主张取消君臣，取消法制。鲍敬言看到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苦难，但他没有抓住本质，他所主张的“无君无法”的社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葛洪则在《抱朴子·诘鲍篇》对鲍敬言的“无君无法”提出批评，认为贼杀等罪恶起于自然，是人的本性，所以君臣、礼制、刑法是天理人性的要求。鉴于东晋社会法治混乱的腐败局面，葛洪振聋发聩地提出“天地之道，不能纯仁”，仁不过是为政的脂粉，刑才是御世的辔策。他主张严刑峻法，甚至要求恢复肉刑；要求划一法律，明刑不滥；诛贵罚上，严惩不廉，这些主张充分显示了他承认法律的权威与普遍性原则，但他严刑是以维护礼教为出发点的。是为使君臣有道，德合天地，他承认礼序尊卑是社会的纲常，故这种重法思想有相当局限性。葛洪到了晚年，这种重法思想也消退了，在《抱朴子·明本篇》中，流露了取消刑法的无为观念。葛洪的思想较复杂，既信奉道教，又推崇懦学，也一度力主明法严刑，企图揉合儒、道、法于一家，为封建统治提供更广泛的理论基础。兼取儒、道、佛、法各家学说，这正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上举张湛《列子注》所主张的治内心不治外物，也渗杂了儒、道、佛的观点。

南朝的法律思想与东晋相差不大，梁刘勰作《赏罚》，认为“圣人之为治也，以仁化爱民，然不可废刑罚者，以民之有纵也。

是以赏虽劝善不可无罚；罚虽禁恶不可无赏，赏平罚当，理道立矣。”

南朝社会玄风弥笃，谈玄为高逸，说法为庸俗，故很少有涉及法律思想的争论。

北朝的法律思想不像魏晋这样丰富多采，基本上以儒家仁政德治为主导思想，但又较注重法治，礼法并重，从历次修订的律令及统治者的政策可看出。孝文帝时颁遣民狱诏明确主张“重礼慎刑”；李彪的“请三春不行刑疏”，“大臣不加刑奏”，则比较倾向于儒家学说。北齐天保八年李德林策秀才时对罢刑狱策，提出应“稍简刑书，渐行礼教使■远至，咸感仁心”。礼在北朝的法律思想中一直占优势。后周的苏绰则承魏晋法律思想体系，对刑礼关系有比较辩证的看法。他在大统七年所上的六条，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法律思想。第一条为治心身，提倡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第二条为敦教化，主张教民以孝悌、仁顺和礼义，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上无教化，唯刑是用，是世道凋丧的表现；第五条为恤刑狱，提出赏罚得当，以达到止恶劝善的目的，强调治狱之官须戒慎，斟酌礼律；审讯则先以五听，参以验证，不冤枉无辜，也不放过罪犯。这些主张都体现了重法慎刑的思想。但其核心仍然是德主刑输。

法律思想经过魏晋的刑礼比较讨论，从东晋开始，逐步形成了礼律并重，以刑辅德的观点，承认法制的重要性及普遍适应性。但又以法治为礼治的手段，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教，同时，逐步把儒、法、道、佛等各派思想糅合为一体，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律思想体系。

律学与律家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烧毁了法家著作，并禁止私学法律，使律学的发展受抑制；西汉提倡“独尊儒术”，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学的发展。至东汉，律学研究才开始复苏，汉魏之际出现了一批涉及法律的著作，如应邵的《律略论》，叔孙通、赵禹、张汤等编纂了一些傍律、单律。马融、郑玄等名儒也对汉律进行章句论释，十多家章句多达数十万言。然而，汉律基本上是依附于经学的，注律者皆为当世名儒，他们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以律文附会经义，也使儒家学说渗入法典内容，这种律学研究实际上处于附庸的地位。至魏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律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法律专门著作。三国时，刘邵作《法略论》，专门探讨法律理论。钟会著《道论》二十篇，史称钟会“实刑名家”；丁仪著《刑体论》，专论刑体问题。刘廙因与丁仪观点不同，也著书数十篇，与丁仪就刑体展开广泛讨论。入晋，律学著作进一步专业化，贾充、杜预《刑法律本》二十一卷，专门解释泰始律，张斐著《律解》二十卷，《杂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一卷、《注律表》一篇。律学在两晋达到一个高峰，大批的专业著作和律学家的出现，说明律学开始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律学理论不再停留在战国时期法家关于法律性质、作用等一般规律问题上，逐步深入到具体理论问题，如罪名刑名，定罪量刑标准，立法原则，法典体例，诉讼审判理论及法学基本观念等。如西晋时刘颂提出了罪行法定的初步原理，认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未论”。杜预也主张“审名分，塞异端”以及熊远的“王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这些主张在实质上与十八世纪西方“法无明令规定不为罪”的法律原则有相似之处，而中国在三世纪就已见端倪。当然，由于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比附定罪的存在，罪行法定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理论的提出也是一种进步。

关于法律基本概念，张斐在《法律表》中对故犯、过失、贼、斗、赃、盗等二十多种律义进行较名，亦即给予明确定义。如“其知而犯谓之故”，“背信藏巧谓之诈”，“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不意误犯谓之过失”，“二人对议谓之谋”，“取非其物谓之盗”，“货非其利谓之赃”。张斐给这些法律概念所下的定义，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也有一定科学性，故一些定义仍沿用至今。

关于定罪原则，刘颂提出要区别故犯、犯罪、过失的差别，涉及到犯罪动机的理论；张斐也认为议刑要“慎其变，观其理”。有许多行为相似而罪行性质迥异，故执法时，须审慎辨别罪行与罪行之间，故犯与过失之间等等的差别。

关于司法审判，张斐提出了刑、理、性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认为“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故定罪正刑不仅要有人证、物证而且要本其心，审其情，观察罪犯的表情、眼神、脸色来协助判断，这种主张包含犯罪心理学的原理。

关于立法原则，刘颂提出“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就是说法律的制订应依据实际状况，运时而应，又要以普遍存在的一般状况为基准，不能以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为立法依据。同时，又主张限制君主对立法，司法的干涉，提出“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法律一经制订，就不要任意改动。然而，刘颂同时又承认立法“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得以拟议”，故对君主立法权司法权的限制也是十分有限的。

关于法典编纂原则，张斐对魏所创以刑名为篇首的体例进行了理论阐发，认为“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之纲领。”故刑名为全律之核心，应置于诸篇之首，统领全律，经过张斐的理论阐发，这种体例遂为封建法典定制。杜预则提出了“简直”的原则，认为律文、法例必须简洁明确，使人一目了然，才便于遵守和执行，这样，扼法的人也自然会减少。若律令繁杂，人们难以辨识哪些属非法，便容易触犯法令。这种编纂原则是较合理的。杜预参与修订的晋律，正是依据这种指导思想，对汉魏旧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削，使晋律“■其苛移，荐其清约”。

必须指出，西晋的法律思想和律学虽然有很大发展，所提出的法律理论亦具有一定科学性和进步意义，但其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和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科学和进步意义也有很大的局限。

南朝不尚刑名，律学大衰；北律虽重法治，但在律学理论上亦没有重大突破。比较具有特色的是律学的专业化倾向。崔祖思曾上疏“请择人习律令奏”。北朝研习律令风气较浓，加上家学传统形成了律学世家，如渤海封氏，封琳参与议定北魏太和律；封隆之、封述参议东魏麟趾格；封述又主持删定北齐麟趾新格，后又与封绘参议北齐河清律。

第五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制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这一时期的法律，与历代封建法律一样，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保证统治者特权，镇压被压迫阶层的反抗，维护皇帝的最高统治。皇帝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法自君主出，又自君主废。皇帝可以任意刑罚和赦免一切人。虽然，这一时期较进步的法律思想家曾提出限制皇权对立法和司法的干预，但这只是理论的空谈，而且这种企图也是十分局限的。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与其他时期相比，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法典的儒家化与礼治主义的确立战国时期的《法经》和秦律，出于李悝、商秧之手，师宗法家之说。萧何修汉律，摭采秦律，大体上也本于法治精神，法典属于法家的系统。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垄断了各个领域，也开始了对法律的渗透，表现为郑玄、马融等大儒为法律章句。汉律通过名儒用儒家经义进行解释，面目渐非。然而，儒家正式地有系统地编纂法律，则始于曹魏。魏律的编修者陈群、刘邵等皆为当时名儒。其学术思想属于儒家系统。刘邵曾受命集五经，以类相从，正始中，执经讲学。对礼乐经典有精湛研究，著《乐论》十四篇，其政治思想是制礼作乐以移风易俗。阵群出于颍川世家，自幼受儒家学说的教育，精通经典（从奏疏辄引《诗》经、《礼》经可看出），政治思想是主张崇德布化。魏律在这些名儒的编纂下，内容上吸收了不少儒家学说。如恢复复仇的法定地位。《礼记·曲礼》有关复仇之义，认为父仇不共戴天，为父祖复仇被视为孝义之举。至西汉逐步禁止①。虽然事实上存在复仇，但法律上是禁止的。魏初也禁复仇，但太和修律时又恢复了复仇为法定行为，魏律规定：“贼计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不同的是附加了限制，“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又秦汉有异子之科，为商鞅变法所定，旨在分化宗法纽带，促进经济发展。但与《礼记》中：“子无异财”的经义相悖，魏律正式规定“除异子之科，使父予无异财”。再如《周礼·秋官》有八辟丽邦法，给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官僚以法律特权，有罪先请，议而从轻，这种法制原则，至战国时代受商鞅、韩非等法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提出“刑无等级”，“法不阿贵”，要求实行一刑制。但至汉代，贾谊等大儒重新鼓吹、刑不上大夫”。曹魏正式以八议八律，用法律形式承认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此后，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皆以八议八律，成为固定的法律制度。

晋律也出于名儒之手。杜预精于经籍，自称有“《左传》癖”，撰《眷秋左氏集解》；荀f“明三礼”，“知朝廷大仪”。在法律内容上，晋律“峻礼教之防”，如“重奸叔伯母之令”，“崇嫁娶之要”，首创“准五服以治罪”，使“依服制定罪”成为封建司法原则，正如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①关于汉禁复仇，有不同意见。史载确有复仇之例，但属非法。建武初，桓谭上疏，认为私仇结怨，子孙相报，结果加深忿恨，以至灭户殄业，建议“今宜申明旧令”，禁止复仇，敢私复仇者加刑，家属徙边，故知汉有禁复仇之令。

创造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之刑律尤为儒家化”。南朝完全沿袭晋律，与儒家系统一脉相承，北朝法律亦是秉承华夏儒学之正宗，在法典史一章已详述。尽管拓跋氏处于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律令中带有一些落后的因素，但整个法制系统是本于儒家学说的。特别是后周律，完全模仿周礼定律，是儒化最突出的例子，但由于后周律过分注意形式上的复古，不能适应已发展的社会环境，故很快被淘汰了。

除了儒家取代法家编纂法典，进行儒家学说的渗透外，注律也全盘儒化。曹魏明帝规定注律只能采郑玄之说，不能杂用其他解释，确认了儒家释律的唯一合法地位，从而排斥了其他学说的解释法。晋律亦规定：“凡为驳议，当合经传。”北朝凡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律令的运用及审判也儒化。春秋决狱在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尤以北朝为突出。司法官员在决狱时，往往曲法全礼，对一些出于孝道，符合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但却触犯法律的案例，都不卒决，以疑狱上报，最终多是赦免有罪。（如晋的王谈《太平御览·刑法部》引《续晋阳秋》，宋的钱延庆，齐的朱谦之，梁的张景仁，后魏的孙男玉、孙益德等，见有关人物传）封建伦理纲常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应，充分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治特点。

总之，以儒入法发端于汉末，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历代的渗透，法典的儒化一朝比一朝严重，后一朝法典不仅吸收了前一朝法典中儒家因素，扬弃法家因素，又不断加进新的儒家因素，法典内容、形式的儒化愈来愈完备，至唐代，遂产生了“一准于礼”的典型封建法典——庙律。

浓厚的宗法家族主义色彩宗法理论的核心——孝悌成为刑罚的原则，违反孝悌可以科罪，不孝即犯法。三国时魏甘露五年（260）诏：“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不孝，尚告治之。”晋律：“子不孝父母，子弃市。”不听父母的教导，则以斗讼罪处刑。南朝律令规定子弟不听父母之训，敬恭有亏，父母可杀之（《宋书·何承天传》）。刘宋时，张江陵与妻吴氏咒骂母亲黄氏，黄氏忿恨自杀，结果判张江陵枭首，吴氏弃市，免死补治。又有民唐赐因饮酒得病，吐二十余虫而死。其妻张氏遵唐赐遗嘱剖腹检查，郡县法官认为张氏忍行刳剖，属伤夫罪，而唐赐子不禁止母亲剖父尸，属不孝，结果，判唐赐子弃市，张氏五岁刑。北朝初律令规定子不逊父母，凭刑。太和十一年又加至死刑。违反孝悌作为犯法科罪，但若为了孝悌而犯法，则可以原有，北魏永平五年（512）冀州民费羊皮因家贫无以葬母，卖女为婢，依律卖子一岁刑，但宣武帝认为费羊皮是为了葬母，孝性可嘉，不但免刑，还令官府出钱赎回其女。这一时期，为报父仇、母仇、夫仇而杀人犯法的，多得到赦有。孝悌不仅表现在父母有生之年，在父母死后的服丧期也不能有非礼的行为。三国时许嘉因父死停灵期间修道路，成不敬罪，被处鞭刑（《太平御览·刑法》十五引《汝南先贤传》）。晋时，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梁龛当除妇服而请客奏伎，皆被刘隗弹劾科罪，甚至连周f等三十人因参加梁龛的宴席而被“夺俸一月”。居父母丧不能继续出仕。晋时丘仲李遭母丧，起摄职，被除名。北魏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魏书·礼志》）偏将军龙虎丧父，守丧二十七个月，因其中碰上一个闰月，龙虎将闰月算在内，满二十七个月便回府请求授官，结果被元珍奏居丧不计闰月，依律判龙虎五岁刑。北魏初，由于战事频繁，往往课征服丧的民役，神龟元年（518）下令自今以后，民居父母丧，即使有兵马战争也不许请起居丧。

在刑罚上，以尊卑亲疏为等级。魏律，殴兄姐加至五岁刑，为减死一等，十分重酷。晋律“重奸叔母之令”，犯者弃市，以维护家族内部伦理纲常。北魏律卖子一岁刑，但卖五服年尊长则处死刑。父祖殴杀子孙四岁刑，以刀刃杀五岁刑，但子孙杀父祖则处以(（车裂）刑。此外，刑罚上的家族连坐法，家属代刑法，也都是宗法家族主义在刑罚上的反映。在诉讼法上，允许为亲者隐；在财产法上禁止别籍异财；在婚姻法上，确认家长决婚、族长决婚。整个法律系统都带着浓厚的宗法家族主义色彩，维护家族内部伦理纲常的礼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法治；私刑主义也存在。这种现象与门阀体系有关，门阀政治是扩大了的家族法治，血缘是世家大族赖以维持的纽带，故宗法家族主义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严格的身份法在组织法上实行九品中正制。依身份等级授官；在经济法上，曹魏“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西晋的占田课田，北朝的均田，依身份等级授田；在法律上，八议八律，官当法发达，依身份等级处刑。婚姻法上良贱禁婚，社会各阶层互为内婚制，户籍法上士庶别籍，奴婢部曲的身份有许多限制，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刑法（如士亡法，官当法），凡此种种身份法特点，是由这一时期的世族门阀体制规定的。

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这一时期的法典，都以刑法为主要内容。虽也涉及民事、婚姻、财产、诉讼等，但都是规定惩罚的罪例，作为刑法的附庸而存在。如曹魏律十八篇，晋律二十篇，仅户律一篇涉及民事，至北齐，才以婚姻法入律，与户籍共为一篇，称婚户律（隋以后改称户婚律）。这种民法、刑法不分，诸法合并于刑法一体的系统，是中华法系的特征，根源于立法精神的集体主义原则，视婚姻、财产等涉及私人财产的民事无关宏旨。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较稳固，民事关系尤不发达，加上世族门阀统治造成宗法家族纽带强化，民事纠纷多在宗族内部采取调整的方式解决，故民事立法无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诸法合体的现象更加突出。律学的发展与法律概念的规范化律学至两晋有了长足的发展，立法原则，定罪原则，审判原则等理论都有突破，并涉及到犯罪动机，犯罪心理学等理论。故犯、过失等法律概念也开始有明确意义，并具有一定科学性，沿用至今。

法典的从繁到简秦律向以繁芜著称。汉律除秦苛法，法律条文大为减少，但经两汉历朝的增订，至东汉末年，又十分庞大，计有四千九百八十九条，七百七十三万字。经过魏晋大刀阔斧的删除，晋律精简至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余字。这是封建法典从繁到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南北朝（北朝律除外）皆遵循杜预“律贵简直”的编纂原则，法律条文都比较简明。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典在中国法制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一、在内容上，八议八律，十条重罪的确立和官当法的发达。

二、在法律体系上，奠定了以刑名冠于律首的结构，既体现了刑法原则的重要性，又增加法典的科学性。

三、在法律形式上，北朝出现了“格”、“式”，法律形式逐步趋向一致，至隋唐制度化，形成封建法律四大形式：律、令、格、式。

四、在刑法种类上，汉废肉刑，经过魏晋的演变，北朝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五种主要刑罚，完成了从奴隶制的前五刑（劓、黥、腓、宫、大辟）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法典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吸收秦汉的律，加以革新釐整，对后代的法律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隋律基本上以北齐律为蓝本，而唐律又沿隋律，故封建法律的典型——唐律的渊源可追溯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法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七章 兵制

第一节 东汉末的集兵方式

西汉以征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年满二十三岁的成年男子，要充当两年常备兵。一年为卫戍京师的卫士，或是屯戍边地的戍卒；一年为郡国地方兵，叫做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军），接受军事训练，每年秋季定期检阅，称“都试”。刘秀建立东汉，值大乱之余，深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后汉书·光武纪》）；让百姓休养生息，事关皇朗统治的巩固。而且西汉末利用“都试”控制郡国地方兵起事者不乏其人，刘秀对此存有很大戒心。因此，削弱地方武备成了刘秀的一项既定政策。建武六年（30），“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文献通考》卷150，兵二）。次年，又以“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为名，诏“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纪》）。“自是无复都试之役”（《续汉书·百官志》），“都试”也取消了。终东汉之世，虽然征兵之制并未明令废止，不少地区往往复量地方兵和都尉官，但秦汉以来民间讲武的传统制度业已废弛，征兵之制渐趋衰落。

东汉征兵之制寖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应劲《汉官》：“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鶁，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削弱，刺激了豪强地主私家武装的发展，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豪强地主在自己田庄中“缮五兵，习战射”（《四民月令》），从自己控制下的依附农民中挑选精壮，组织部曲私兵。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既有补充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职能，同时又使东汉社会酝酿着的分裂割据倾向加速发展。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的黄巾起义，严重威胁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主阶级暂时停止了内部斗争，集中整个阶级的力量向农民起义军疯狂反扑。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的私家武装获得了合法、公开发展的机会，实力急剧膨胀，演成尾大不掉之势。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东汉皇朝却也名存实亡，东汉国家军队已转化成为各军阀私人控制的武装。此时，各军阀集团已无法沿用传统的征兵制度作为主要集兵方式了。天下分崩，兵连祸结，灾疫继踵，人口锐减。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白骨蔽平原”（王桀《七哀诗》），军行之处，“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户口减耗到如此程度，是难以实行规范化的征兵制度的重要原因。

汉制，“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续汉书·礼仪志》）。只有切实掌握“民数”，方能“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徐干《中论·民数》）。东汉末天下大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百姓流徙，居无定所，户口无法稽核，实行规范化的征兵制失去了依据。

秦汉时，郡县以下设乡、亭、里，具置乡官，“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续汉书·百官志》）。赖此健全的基层政权机构，政府方能顺利稽核户口，征发赋役。东汉末朝廷权力有名无实，豪强割据势力“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基层政权机构解体，坞壁林立。坞壁是战乱中豪强地主控制下的民众结宗自保的一种经济军事结合体，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阻兵守界”；不接受军阀割据政权所遣长吏；庇护壁民逃避征役，乃至军阀割据政权“发召一人，遂不可得”（《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军阀政权要削平境内林立的坞壁，重建听命于政府的基层政权机构，绝非易事，而没有一个健全的基层政权系统，就无法推行汉代那种规范化的征兵制度，因此，各军阀集团在激烈的角逐中，面对风云变幻，盛衰莫测的局势，莫不以眼前得失为转移，无暇顾及长远，从权采用募合、料简、收降等不规范的方式集兵。①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董）卓。”《三国志·程昱传》：“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袁谭、袁尚。”《三国志·董卓传》：“卓又吏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故京部兵权唯在卓。”《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朱）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同传注引《江表传》：“（孙）策复就攻，大破（刘）■。..策收得■兵二千卞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时先主自有兵千寺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驹，又略得饥民数千人。”

第二节 世兵制度的形成

曹、孙、刘三个集团在创业的复杂斗争中，不得不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从权采用收降、募合、料简等办法补充自己的军队。魏、吴、蜀三国初具立国规模，鼎立局势日趋稳定之后，势必要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由于三方政治、经济、军事及自然地理条件各有差异，采用的集兵制度也各不相同。蜀汉沿两汉之制，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辅之以募兵：魏、吴则以世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以征、募制为辅。

世兵制度的含义，一是兵民分离（兵、民户籍各别），一是兵家终生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非皇帝特准，不得改变其身份），形成一个以当兵为世业的职业兵阶层。

汉末三国的世兵制度，以曹魏士家制度最为典型。《三国志·魏志·辛毗传）：“文帝践阼..帝欲迁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士家的子女称“士息”（《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士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士家有独立的户籍，须皇帝诏准，方能改变身份。《三国志·魏志·少帝纪》载帝褒扬合肥新城死节之士刘整、郑像诏：“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料。”除士名，即从士家的专门户籍上除名。又《晋书·王尼传》称士家子王尼“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掳请解之。掳等以制旨所及，不敢”。晋承魏制，足证曹魏士家解除士家身份须皇帝制诏。

曹魏士家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曹操在经济崩溃，战乱不息的历史环境中创立基业，深知要巩固政权，并能支持长期统一战争，必须效法“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足食足兵，二者不可偏废。承平时期，自耕农经济比较健全，小农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实行征兵制的依凭；汉末大乱之后，自耕农经济调弊，小农户急待休养生息，无力负重。如果照搬汉代征兵制，继续以小农户为主体组织国家军队，势必对自耕农经济的恢复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危及曹氏统治的根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曹氏统治集团既要保障稳定可靠的兵源，又要保障稳定可靠的粮源，就不能不因时制宜，在人口编制上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春秋时，齐管仲治国，士、农、工、商均“群革而州处”，以便子承父业，“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阶级秩序，达到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目的。管子治国取得了成功，成就了桓公的霸业。汉末三国的政治局势与春秋大国争霸的形势十分相似；加之大乱之后，迫切需要重建稳定的阶级秩序，以求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因而魏晋时主张效法管子治国者不乏其人。《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疏：“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氮..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曹氏政权显然是远师管子经国制事之遗义，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各自向封建国家承担不同的义务。这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分工。士家是兵役的主要承担者，构成国家军队的主体，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造成了兵民的分离。

曹魏士家父子相袭的制度，与管子创制之“士之子恒为士”，汉代虎贲、羽林等宫廷侍从军的父死子继的古制显然有一定渊源。但这个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绝非仅仅因袭古制。东汉未崔寔著《四民月令》，对东汉豪强地主田庄中的状况作了详尽地记述。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反映出，豪强地主田庄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豪强地主完全掌握了田庄中从生产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贫苦农民“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农食”（《通典》卷1引崔寔《政论》）。豪强地主不仅控制和支配农民本人，而且完全控制和支配了农民的家庭其他成员；不仅今主今世控制和支配他们，而且将这种控制与支配的权力世代延续下去。作为控制与支配的交换条件，豪强地主必须向农民提供生存和从事简单再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并庇护他们逃避国家的摇役。田庄农民和豪强地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汉末军阀多系豪强地主出身，其军队的基干力量是他们的部曲私兵，其中大多数是依附农民。因此，豪强地主田庄中形成的农民对地主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照样搬入军队，演化成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曹操由一个普通军阀上升为国家统治者，曹魏国家军队也是由部曲私兵升格而成；原有的那种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此时自然体现为兵士对封建国家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封建政权凭藉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象豪强地主控制与支配私人部曲及其家属那样，去控制和支配兵士及其家属。这就使得实行世袭兵制成为可能。

在统治阶级镇压黄巾起义和群雄逐鹿的残酷斗争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社会环境如此险恶，“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欲望。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求取生存的能力远较平民为优。于是，军人家属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①虽然携带家口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但非此不足以稳定军心。而在极为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奋战图存，武装集团中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界限就不可能划分得十分清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称兴平二年（195年），吕布、陈宫率万人袭曹操，时操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曹操令随营妇女操戈拒敌，表明随军家属与兵士一样受军法部勒，受将帅的严格控制与支配。在这样的环境中，妇女在必要时尚且须操戈拒敌，有战斗能力的男子继父兄为兵，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兵士家属随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曹氏集团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后方基地后，随营的将士家口移居地方。曹氏政权沿袭先秦以来的“保质”制度的精神①，将兵士家属聚居一处，集中管理②，作为人质严加控制。这一措施，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吕布、陈宫将万余人来战）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干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是时，陈■屯海西..（孙策）遣吕范、徐逸攻■于海西，大破■，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遂使吏请降（吕）布。布令备还州，并势击（袁）术。具刺史车马童仆，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祖道相乐。”①《墨子》卷15《杂守》：“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居延汉简》中，屡见“葆子”、“葆”等字样。

继续体现了曹氏政权对兵士家属拥有高度的控制和支配权力。

经济依附是兵士及其家属对封建政权强烈人身依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庄中的豪强地主对依附农民及其家属拥有控制和支配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义务，时有“振赡贫乏”之举（《通典》卷1引崔寔《政论》）。当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中的经济依附关系移置到军阀部队中时，体现为兵士及其家属一切受将帅支配，如同将帅私产；将帅则须存恤士卒，赡养其家属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曹操建安十四年七月辛未令：“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室家怨旷..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如果本来就不存在发放廪粮赡养兵士家属的制度，也就无所谓“绝廪”了。可见曹氏集团统治确立部曲私兵转化为国家军队后，将帅赡养兵士家属的惯例，在国家制度中仍得到体现。同时，曹氏政权既然按“保质”制度的原则将兵士家属集中居住，严加控制，那么也必须按“保质”制度的惯例，担负起赡养兵士家庭的义务①。赡养兵士家庭的制度使得兵士之家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封建政权，这就大大强化了封建政权对兵士及其家属的控制与支配的权力；封建政权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把战乱期间已经存在的父死子代的惯例固定化、制度化，形成世兵制度。

世兵制逐步形成的具体过程已难知其详，但世兵制的确立必须以完成兵民分离和父死子继的制度化为前提。《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初平三年（192）：“青州黄中众百万入兖州..（曹操）追黄中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同书《贾逵传》引《魏略》称曹操病逝“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朝廷“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青州黄中乞降至曹操病逝，历时二十八年，犹存青州军之名，足见青州兵是一个自成编制、与众有别的特殊集团。青州黄巾乞降时，“男女百余万口”，曹操仅“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兵”。余众如何处置，不见记载。不过，此时劳动力紧缺的矛盾己日渐尖锐，曹操绝不会把收编之余的大量黄巾降户驱归政敌。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将黄中余众随宜安置，而青州兵固定由这些黄巾降户补充。青州黄巾降户因此成为有剔于一般民户的特殊社会集团，充当青州兵的特定兵源。这样一来，充任青州兵的兵役义务落到了一部分特定的人身上，这实际上是兵民分离的最初尝试。青州兵固定由青州黄巾降户补代的原则确定之后，下一步自然是产生出规范化的补代制度；而“父死子代，兄终弟及”

这种补代方式，不仅在家属随营时期己成通例，而且看起来最为“公平”，②《三国志·魏志·李典传》：“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同上书《臧霸传》：“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同上书《梁习传》：“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衣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③将帅私财赡养兵士家属是汉末三国时的通例。《后汉书·董卓传》载卓辞少府书：“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三国志·魏志·李通传》：“遭岁大饥，通倾家赈施，与士分糟糠，皆争为用”。《三国志·吴志·朱桓传》称，朱桓部曲万口，妻子皆随军，桓“爱养吏士”，“俸禄产业，皆与共分”。

①《墨子·备水》：“先养材士，为异舍，食其父母妻子以为质。”

实行起来最为简便；只须将这一通例固定下来，兵士身份世袭制度就形成了。当上述制度由青州兵集团推广到全军时，曹魏士家制度就确立了。名在兵籍的士家作为一个范围更大的特殊社会集团（即特殊社会阶层），充当国家军队的主要兵源。

曹氏政权把兵民分离之制推广到全军，作为曹魏士家制度确立的标志是有一定道理的。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袁氏集团的大本营邺城；次年春，冀州平定，曹氏政权开始把将士家属迁到邮城一带聚居，集中管领，兵民分离之制至此完全确立，士家制度形成了①。

①李典、臧霸迁部曲宾客于邺事在建安十年，梁习迁吏兵家属于邺，是在并州平定后的首次大军出征，即北征三郡乌丸，时为建安十二年。

第三节 魏、吴世兵制的异同

孙吴的世兵称“兵户”。《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亮传》：“（孙亮）

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兵子弟，即兵户子弟。《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据此，孙吴兵户制度同样具备兵民分离和父死子继两个基本内容。但是，孙吴兵户的补充和管领具有自己的特点，与曹魏士家制有别。孙吴兵户制度与曹魏士家制度的第一个不同，是曹魏士家、郡县民、屯田民三者界限划分得比较清楚①，曹氏政权注意保持他们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不随意打乱这种界限，以求稳定封建秩序。因此，曹魏士家基本上是依靠本阶层自身的人口增殖来补充的。这是比较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这不仅体现了曹氏政权法治精神较强，比较能作到政令划一，且有一定的战略远见；同时也反映出曹魏人口众多，有条件对民众实行社会分工。孙吴则不然。虽然孙吴政权同样将国家控制的人口划分为郡县民、屯田户、兵户三个部分，兵户的补充除了靠本阶层自身的人口增殖外，一直实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三国志·吴志·陆逊传》），使郡县民乃至屯田民向兵户单向流动的政策②。因为孙吴兵户实际上是用军法管束的劳动者，他们受封建国家的控制与支配比民户更强烈，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被统治集团用最直接的方式攫取。孙吴实行大族将领世袭领兵制，相当数量的兵户被划归大族将领支配①，而且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世代相袭，形成“世兵世将”②。兵户的数量越多，各大族将领所分得的人口就越多，因而大族势力自然是这一政策的积极维护者。

曹魏士家，实行“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晋书·刘颂传》）的“错役”制度③。而孙吴兵户莫不携带家属，随军屯垦，因而孙权指责曹操错役之①曹魏不仅士家有专门兵籍，改变身份需制诏；屯田民与郡县民也不能随意混杂。《三国志·魏志·司马之传》：“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衣桑为业。”屯田民又称“典衣部民”，不属州郡。同书《贾逵传》：“其后发兵，泓农在守贾）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②《三国志·吴志·朱桓传》：“（桓）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遣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同书《陆逊传》：“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同书《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莫余深远，莫能禽尽..”同书“三嗣主休传》：“（永安六年）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又同书《陈武传》附子《陈表传》称，陈表主动提议将“皆堪好兵”的强壮“复客”归还国家，以便由国家料取充兵，孙权对此表示嘉许，令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可见凡是体格强健的民众，孙吴政权都可任意取以充兵的。故陈傅良《历代兵制》评论孙吴集兵称：“（吴）调度亦最无法，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历代兵制》卷2）①参阅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天纪）三年夏，郭马反。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

③《三国志·吴志·诸葛谨传》：“（孙权）又别咨谨曰：‘..（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所谓离间人骨肉，即《晋书·刘颂传》所言“魏氏错没，亦应改旧。”的“错制是“离间人骨肉”（《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曹魏士家实行锗役，是因为曹氏政权把兵士家属作为防止兵士亡叛的人质严加控制；而让兵户之家随军屯垦，却是孙吴的既定政策。确定这样的政策完全出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考虑。孙吴的常备兵主要部署在长江一线，让兵户家属随军屯戍，使兵户就地建立起私人经济，这种私人经济只是国家控制的军屯的附属物。这样一来，不仅能对兵士起到束缚作用，而且把战争的胜负与兵士个人的利害最直接地结合起来，迫使他们不得不力战。兵士与家属同居，且屯且守，不必因“分休”④而往返于道路，提高了士兵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减轻了民户运输军粮的徭役负担。兵户合家同居，有利于兵户之家人口增殖。与曹魏一样，孙吴将领出朝，也要把家属交给国君作人质，叫“质任”①。孙吴政权只须控制将领家口为人质，曹魏政权却要同时控制将领和兵士的家口作人质。这一事实表明，曹魏兵士对将领私人的依附较弱，故须封建政权直接控制兵士家属；孙吴兵士对将领私人的依附要强烈得多，将领对兵士及其家属的控制相当强固有力，因而封建政权只须用控制将领家口的手段来控制住将领本人，即可达到控制住兵士的目的。魏、吴对兵户士家不同的管领方式反映出，曹魏政权皇权主义的倾向比孙吴更强烈。

役”制度。

④魏、蜀均有兵士“分休”之制。分休，即分批休假。《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五事”：“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余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兵始陈，幡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修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思致死命。”“更下”即分休，“郭冲五事”的真实性如何有争议，但蜀汉实行分休之制是可信的。①《晋书·武帝纪》：“（秦始元年）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这显然是革易魏志，以示宽惠。《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注引《搜神记》：“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

第四节 蜀汉未实行世兵制

宋人陈傅良《历代兵制》卷2论蜀汉兵制：“是时户籍士民异号，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陈傅良所据为《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载蜀亡时向邓文献出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其实，兵户的兵籍均包括本人及家属，并非兵士个人在军的名册。“带甲将士十万二千”指的是常备兵士，并未包括家属在内，不能作为“士民异号”的依据。

根据蜀军常备兵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推断，蜀汉没有实行世兵制度。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誓师北伐，此后蜀军北部前线兵力一直保持在十万左右，①其他地区的兵力不少于四万②。故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全军总兵力在十四万以上。根据蜀汉户口推算，建兴五年蜀汉有户二十一万一千，口九十万零五千，每户平均四点二八口③。除去妇女和男子中的老幼病残，可供役使的青壮年男子大体每户仅存一人。此时蜀军常备兵达十四万以上，因而充兵之家也在十四万户以上，占总人户的三分之二。十分明显，蜀汉除官吏和个别享有复除优待的人户、即所谓“食禄复除之民”（《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外，其余民户的青壮男子，均须服兵役。这种一般民户统统必须承担兵役的制度，不是世兵制度，而是征兵制度。蜀汉之所以仍然坚持以两汉征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④，倒不在于它以炎汉正统自居，要恪守汉制。蜀汉民不过百万，抗衡魏吴，不能不将全部青壮年统筹使用，根本不允许象曹魏那样实行社会分工。

①《三国志·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称，街亭军败，斩马谡，“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同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五事”称：“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郭冲五事所言蜀军兵力，还是可信的。《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②蜀亡前夕，姜维收缩北线兵力，拒守剑阁，有众“四五万人”（《以三国志·魏志·锺会传》）；此时汉、乐二城已成孤立据点，困守之兵各五千。据此推算，北部前线总乒力约六万，其余地区的军队共计四万左右。蜀军经过长期作战的消耗，减员严重，一线地区作战兵力已显单薄，但北线以外的其余地区仍然部署四万兵力，可知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军事力量比较强盛，北线外的其余地区的兵力绝不低于四万。③《晋书·地理志》载刘备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工隐《蜀记》载，罚亡时（公元263年），献“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四十二年中，国家掌握的民户户增八万，口增四万，平均每年增产一千九百，口九百五十。不计递增率，按平均增长数计算，建兴五年（227年）蜀汉有户二十一万一千，口九十万零五千，每户平均四点二八口。④蜀汉征乒制的具体规定已难知其详，不过，蜀汉青壮年男子有限，是不大可能象汉代征兵制那样，规定成年男于只充当二年常备兵的。

第五节 集兵制度的演变

三国两晋南北朝集兵制度的演变，包括三国两晋南朝汉族封建政权统治下集兵制度的演变和少数族入主中原后集兵制度的变化。

汉末三国时期世兵制和其他集兵制度是并存的。三国初，世兵制虽然作为一种新的集兵制度崛起，但其他集兵制度并未完全废止。征兵制虽已破坏，但在理论上，政府仍然有征发民众当兵的权力。蜀汉国小力弱，必须统筹使用民力，方能抗衡二国，因而继续实行普遍征发百姓的制度。魏、吴虽以士家兵户为主体组建国家军队，但仍兼行征兵之制。《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太祖平荆州，以芝为管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同书《贾逵传》称逵领弘农太守，“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孙权报陆逊书：“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使用也。”国有大役时，征发民众的数量有时还相当大。吴主亮建兴二年（253）诸葛恪伐魏，“大发州邵二十万众，百姓骚动。”（《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

曹魏注意保持士家同其他两个阶层民众的界限，因而征发民众为兵，战事结束后，原则上是要复归民伍的。黄初时左延年《从军行》诗，吟道：“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乐府诗集》卷32引《广题》）诗句虽然反映了兵役的频繁，但也证实了普通民众被征发从军，战事完毕后是要复归民伍的。

孙吴并不重视在兵户、屯田民、郡县民之间保持严格的界限，一直实行由民户、屯田户向兵户单向流动的政策。所谓“单向流动”，是指孙吴政权经常将一部分郡县民或屯田户变成兵户，而未见将兵户变成屯田民或令其复归民伍的记载。但并不意味着孙吴政权每一次征发民众，都一定要将他们变成兵户。有时孙吴征民为兵，战事完毕后还是要让他们解甲归乡的。《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的一道命令：“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这显然是让一部分征发之民重返农亩，以求休养生息的举动。《宋书·乐志》载韦昭所造吴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有一音《秋风》，歌词为：“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鸠鸟化为鹰。

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跨马披介胄，慷慨怀悲伤。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穷达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战场，身逸获高赏，身没有遗封。”这些得到边垂警报，才披上介胄，辞亲上路的战士，显然不是屯戍于边垂的兵户，而是临急征调的平民。故《宋书·乐志》称韦昭作《秋风》，是颂扬孙权“说以使民，民忘其死’。这类兵士在战事完毕后，是要还乡与亲人团聚的。

汉末三国时期，募兵制仍然被作为一种辅助集兵制度加以采用。《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卫）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货募兵。’固以为然，从之。”《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岱）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同书《潘濬传》注引《吴书》：“骤骑将军步驾屯沤口，求召募诸郡以增兵。”两汉时的募兵是一种职业兵，募兵制在理论上是由民众自动应募，这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上存在游离于各个生产行业之外而生计困难的人口；二是应募后可以改善本人乃至家庭的境遇。但是，汉末三国的召募有时并非出自应募者的志愿。《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袁谭）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看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嘉禾）六年，中郎将周抵乞于都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舆召，恐致贼乱。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抵，攻没诸县。”此类“募兵”，有召募之名，行强取之实，是一种严重扰害民众的制度。即便是以讲求法度著称的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也未能做到民众应募纯出自愿。《三国志·蜀志·吕人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既是募兵，又需“慰喻检制”方保无人逃窜，足见此种募兵，应募之民也是受到一定程度强制的。魏、吴、蜀三国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仍未完全放弃战乱时期那种强制降民、战俘充兵的集兵方式。其中，孙吴政权尤为突出。孙吴统治集团长期开展对境内山越人的征服战争，每次军事行动无不以胁迫大量山越人出山“以充兵役”（《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而告终。同书《吕蒙传》载，建安十九年（214年）皖城之役，孙吴大有俘获。孙权酬吕蒙之功，“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定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三国时期其他集兵制度虽与世兵制共存，但除蜀汉以外，魏、吴都是以世兵制作为主要集兵制度，国家的常备兵主要由士家兵户组成。《三国志·魏志·辛毗传》称黄初之初，“（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据此，冀州士家当在十万户以上。《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工世记》称正始五年（244）。“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二万二千”，按户出一兵计，出身兵户家庭的孙吴兵士多达十三万以上。魏、吴有时在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临时集中较大的兵力，此时世兵在国家军队中所占比例就会出现暂时下降。但是大多数时候，国家常备兵中，世兵的数量是大大超过征、募兵的。因此应该认为，魏、吴的确是以世兵为主体建立国家军队的。

第六节 世兵制度的衰落

世兵制度形成、确立并有效地发挥国家军队主体的作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封建政权必须保证士家兵户的社会地位不低于一般民户。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来建立世兵制度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东汉国家军队由征、募的平民组成，战事完毕又复归民伍，故兵民本为一体，无等级上的差别：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由“徒附”、“宾客”组成，他们强烈地依附于豪强地主，“奴事富人”、“历代为虏”，其社会地位自然低于具有独立经济的平民。东汉末各军阀以私家部曲为核心组建军队，因而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与豪强地主田庄中，宾客徒附对豪强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质完全相同。但是，如果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认定军阀部队的兵士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则欠妥当。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残酷斗争中，社会环境极其险恶，百姓被祸尤烈，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不作较大的改变，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欲望。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处境自然远较平民为优。《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故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消条。”军队无粮，可以寇掠百姓；百姓无粮，只得“民人相食”，转死沟壑。兵士的境遇明显地优于平民。军队是政权的支柱；战乱之际更是非兵不立，军队的作用最为突出；加之部曲私兵与将帅，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将帅自然重视优先改善自己兵士的待遇，兵士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于平民。此时形成的世兵制度，法定意义仅仅是把原先人人承担的兵役，集中起来主要由士家兵户来承担，如此而已。正是由于此时兵士的境遇优于平民，世兵制度才得以形成。

由于孙吴不断将郡县民，屯田户补为兵户，使得民户和兵户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曹魏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之间的界限划分比较严格，曹魏士家制是典型的世兵制度。一统天下的西晋承继曹魏之制，因而西晋甫朝的兵户制度与曹魏士家制一脉相承。研究世兵制度的变化应当从研究曹魏士家制度的变化着手。

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成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士家既然是一个法定的职业兵集团，自然要受到军纪军法的严格约束。曹魏有“士亡法”。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又称：“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但“士亡法”并非只针对士家而不及其余。《通典》卷149载曹操《步战令》：“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这道严酷的法令充分体现了士亡法的精神，但这显然是针对所有兵士及其家属颁布的。亡叛坐罪妻子之法，也适用于将领；将领领兵在外，必须向朝廷交出家属作为“质任”。如果将领亡叛不必坐罪家属，“质任”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载太和二年（228）诸葛亮兵围陈仓，使人招降守将郝昭。昭答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郝昭因“门户重”而顾及“魏家科法”严，足证将领亡叛会罪及妻子。三国承汉代刑制，多引经义决狱定刑。毛玠私下批评“罪人妻子没为官奴婢”的制度，被下狱治罪。钟繇在审讯毛玠时声称：“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书》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豪。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足见当时一人犯罪妻子连坐之法，是通用于全社会的刑律，士亡罪及妻子，只是这一刑律的原则在军法上的体现，不具有专门针对士家的歧视性含义。

士家制度的巩固和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士家所处社会地位关系极大；而士家社会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优劣。这就需要将士家的经济地位同郡县民、屯田户进行比较。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分为三，力求保持三者之间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使社会分工固定化，就必须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①。在天下未定、人心未安、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强化之时，如果三者负担畸轻畴重的现象过于严重，势必引起负担重的阶层民众向负担较轻的那个阶层流动，这是无法依靠行政法令来遏止的。这种人口流动一旦出现，就会打乱人口编制，破坏统治秩序，引起社会动乱，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曹氏政权在确定三者之间的负担时，对郡县民是轻其租调，由他们主要承担徭役。国有大役而常备兵不敷使用时，郡县民亦须应征或应募入伍，对屯田户则征收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高额田租，而免其兵徭役。“专以农桑为业”（《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以确保粮源的稳固。对士家则贵其“执干戈以卫社稷”，为国效死。郡县民、屯田户、士家向国家承担义务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因而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对封建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让士家、郡县民、屯田户的经济地位大体一致，是曹氏政权决定经济剥削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但为了保持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朝廷又规定了不少优待兵士的具体政策。由于常备兵主要由士家组成，对兵士的种种优待措施的主要受益者自然是士家。

对士家的优待突出表现在保障士家婚配的问题上。东汉人陈蕃认为：“盗不过五女之门”（《颜氏家训·治家》）。汉季陋习，弃女婴之风很盛①；汉末大乱，民多弃子不养，更何况于女！因而汉末三国初，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求偶困难。曹魏士家的补充靠本阶层的人口增殖来实现；兵士连年征战，“怨旷积年”（《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若不积极解决兵士配偶问题，军心难以稳固。为此，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成兵士婚配问题的解决。①如何调节三者之间的负担，曹氏政权显然是经过一番摸索的。这种摸索在确定对屯田户的剥削量的问题上反映得最具体。《三国志·魏志·袁涣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劝，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这段史料恐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行政强制不能达到广开屯田的目的；消极地依靠“乐之者乃取，不欲吉勿强”的怀柔政策，也绝不能收到短期内屯田事业大发展，“五年中仓廪丰实”（《三国志·魏志·国渊传》）的效果。国渊典屯田，除“相士处民、计明置吏”，完善屯田的组织营领系统之外，还做到“明功课之法”（《国渊传》）。这里的“明功课之法”，当包含有确定一种较恰当的剥削率的内容，方才使得“百姓竟劝乐业”。最后采纳枣祗建议，“执分田之术”（《曹操集·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屯田剥削额最后确定，于官民两利，顺利通过计会实践检验。由此可见，屯田事业的发展，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来推动；欲求郡县民，屯田户、士家社会分工固定化，也必须用经济手段来调节。①《太平经》卷39：“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乃有一家杀十数女者..其气冤结上动天。”《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注引《魏略》：“初畿在（河东）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伊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臣前所录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皇帝亲自督促录送寡妇抑配兵士，足见朝廷对士家婚配的重视。抑配寡妇之制虽然造成种种悲剧，但的确是一个有利于士家阶层的措施。同书《文德郭皇后传》：“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这是朝廷采取的保障兵士婚配的又一措施。同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魏明帝这一权宜之举虽不够高明，但目的仍然是保护士家阶层的利益。后来晋武帝令“将士应已要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晋书·武帝纪》）。采取从经济上给予实惠的政策，鼓励人民多养女孩，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兵士婚娶困难的状况，手段就高明得多了。又《晋书·牵秀传》：“（秀）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论恺秽行，文辞亢厉”。足见魏晋时大约还有保护兵士配偶的法规。

对阵亡之士家属的优待，也是朝廷优待兵士的又一具体表现。建安七年（202）曹操颁令：“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将自己奉邑的租谷分与诸将掾属，并下令“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十四年（209）曹操又令对阵亡兵士之家“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阵亡将士追荐之礼，也是十分隆重的。建安三年（198），曹操兵临清水，“祠亡将士，歔欷流涕，众皆感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黄初元年（220），曹丕令：“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至其家，官为设祭。”（《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从法定意义上说，士家是不废仕宦的。三国西晋时，士或士息通过各种途径脐身官场者不乏其人。《三国志·魏志·杨俊传》：“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皆本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御史、县令”；《晋书·刘卞传》：“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卞后从（县）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累迁散骑待郎，除并州刺史。入为左卫率。”士或士息不仅可以通过宦学立名为官，有一技之长者也可以被恩准除去“士名”，得到官职。《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华城门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卢公女也，得疾，连年不差。..有南征廏驺，当充甲卒，来诣卢公，占能治女郎..寻有效，即奏除驺名，以补太医。”不过，士或士息作为劳动者阶级中人，居于社会下层，仕进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往往需要权贵、名士提携；能否仕进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个人的机遇。《晋书·赵至传》记载土息赵至志在“宦学立名”，到了补兵年龄却无人识拔，于是不得不“阳狂”出走。但阳狂出走本身就构成了“士亡”之罪，要受到“士亡法”的惩治，因而只得改换名姓，远走辽东。赵至虽然踏入仕途，终因衣锦不敢还乡荣养父母而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最后呕血而亡。

曹操将国家控制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时，完全是为了实行一定的社会分工，以求稳定封建秩序，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而非有意在他们中间划分出社会等级的高下。军队作为曹氏政权的主要支柱，封建国家注意对包括士家在内的所有兵士及其家属予以优待。因此，当时士家的地位不论在法定意义上，或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不低于郡县民和屯田户；以士家为主体的曹魏国家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终于统一北方，并一直对吴、蜀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

魏文帝即位后，士家的社会地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早在曹操执政后期，曹氏政权在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的条件下，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持长期战争，尽量设法提高劳动力的使用率。《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上言魏武：“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司马懿建议利用二十余万常备兵屯田，为曹操首肯，带甲将士且耕且守，“务农积谷”（《晋书·宣帝纪》）形成定制，至此，曹魏国家控制下的人口中，郡县民、屯田户、常备兵士都直接投入生产，只有居于后方的士家（妇孺及尚未轮代的男丁）还在仰食国家。这些士家虽然有为官府服杂役的义务①，但毕竟没有投入有组织的社会生产，不能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曹氏政权自然不会容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文帝即位后，曹氏政权广泛实行了士家屯田②。这些士家成为屯田的‘田兵’而“出战入耕”（《晋书·食货志》），由消费者变成了直接的生产者，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书：“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未久，众心安之。”傅玄所谓“施行未久”之制，显然指的是魏氏旧制；足见曹氏政权对屯田士家的剥削额，同于对屯田民的剥削额。这样，士家的身份和承担的义务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继续保存了原有的兵役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同时又成了封建国家高额地租剥削的对象。这就是士家“出战入耕”的严重意义。士家的负担因此而大大加重，处境十分艰难了。与此同时，郡县民的境遇却逐渐改善。曹魏郡县民租调较轻，他们向封建国家承担的主要义务是徭役。鼎立之初，曹魏抗对吴、蜀，征讨频仍，“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后勤补给任务十分艰巨，郡县民因此而徭役繁重。鼎足之势相对稳定之后，曹魏逐步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西线，根据地理特点，实行积极防御，使对手势阻于高山坚城之下，“空劳师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元气大伤。曹军则以逸待劳，避免了补给线的拉长，大大节省了民力。东线地区，则“广田蓄谷”（《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以为乘吴之资。朝廷采纳邓艾的建议，“令淮北屯三万人、淮南二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又“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这些措①《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给官，即“给事于官”。士家为官府服杂役，体现了封建政府对士家的支配权。②参阅日本学者越智重明著《魏晋南朝の屯田》《史学杂志》第70卷第3号，1961年3月）；黄惠贤《试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的两种类型》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4期。

施，不仅加强了曹魏的经济、军事优势，同时也减轻了郡县民的徭役负担。作为其主要负担的谣役一旦减轻，郡县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产而租调不变，他们的境遇当有较大的改善。这样，曹操执政时期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的局面被打破了，士家的经济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

曹魏统治集团本应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减轻士家的负担，防止其社会地位的下降。但是，明帝以降，朝政每况愈下，曹氏政权没有作出任何减轻士家负担的举动。西晋代魏，甚至把对田兵的剥削额改变为“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朝廷为了增加剥削收入，还强迫田兵盲目扩大种植面积，“日增其顷亩之课”，乃至造成“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晋书·傅玄传》）的严重局面。西晋皇朝对士家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士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士家除补兵外，屯田也是他们的又一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的意义。这就等于封建国家使用行政权力强行将士家置于不断低落的经济地位上。由于士家负担既重于屯田户，特别是与郡县民经济地位的差距日益拉大，他们自然很难保持与平民相等的社会地位。士家社会地位的渐趋低落，并非统治者有意识地将他们作为一个低贱阶级加以歧视和限制所致；统治集团对于婚配等关系到士家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持积极的态度。但是，统治集团没有能够根据社会形势的改变及时调整政策，这种经济剥削政策的失调造成士家社会地位日趋低落是势不可免的。趋利避害乃小民之本性，士家社会地位下降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来。合肥新城守士刘整、郑像死节后，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请求朝廷褒奖，说：“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所谓“宜有差异”，就是解除其“士籍”。朝廷如其所请，诏除刘整、郑像的“士名”。除士名即改变士家身份为平民被作为一种褒赏手段，这就等于公开承认士家社会地位低于平民了。

西晋社会等级观念的强化趋势和皇朝经济政策的改变对士家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司马氏是世族地主的政治代表；司马氏执政，是世族势力复苏和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可以说是东汉世家大族势力的进一步延伸。司马氏统治集团承汉季陋习，十分重视门第阀阅，因而魏末以来门第等级观念便有强化之势①。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己已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十家已上，官长免。”（《晋书·李重传》）《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士卒百工都得著假髻”；“士卒百工不得服瑱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珰珥”；“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士卒百工不得服越迭”

（《全晋文》卷145引《太平御览》）诸条，晋皇朝在有关服制的规定中，把士卒百工单独划为一个等级，制定法令，反映出封建政权已开始从法律角度对士家的社会地位进行限制。

①《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称，玄以臣民之服物车器，屡乱尊卑之分，建议“改服制”，车舆服章皆应“准度古法..以为礼度”。《晋书·刑罚志》称，泰始四年所颁新律有《违制》之篇，规定：“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晋书·李重传》）反映出魏末以来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有强化趋势。

门第观念的强化趋势，肯定会对士家的社会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但门第观念强化在西晋时尚未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梁裴子野论门第制度的发展时指出：“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涂。降及季年，专限门阀，自是三公之子，做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

（《全梁文》卷53引《通典》卷一六》）。裴子野所谓“自晋以来，其流稍改”反映出门第观念强化经历了渐变的过程。西晋时士家子刘卞、王尼等都是由官僚、名士识拔而成名的；高门大族甚至有主动联姻士家的举动①，较之东晋南朝“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的社会风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晋时期还一度出现了士家经济地位暂时回升的复杂历史现象。曹魏后期以来郡县民，屯田户、士家负担不均的现象，逐步引起统治集团的注意。咸熙元年（264），曹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晋武帝即位次年，又重申“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足见执政者已着手调整政策。吴平以后，军屯也废止了。天下一统和军屯的废止并不意味着兵户制度的废除；西晋旧有士家是否有相当部分解免为民亦因史无佐证，难知其详。但是，仍然保留原有身份的士家，与平民同样实行占、课田，则是无疑义的②。战争状态的结束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得士家的经济地位大为改观，与平民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差别③。士家经济地位的明显回升，对于改善士家社会地位是有一定作用的。门第等级观念强化趋势对士家地位起不利作用，经济地位回升对士家地位的改善起有利作用，这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终西晋之世，士家大体勉强维持住了接近平民的社会地位。

东晋以降，世兵之家已统称兵户。兵户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发生在南渡之后。东晋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以及东晋兵户组成成分的改变，是造成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江左政权草创时，南渡的北方士族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都远远不能和江右时期相比。孙吴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江南大族势力，已成盘根错节之势。昔日北方士族凌驾于江南大族之上所凭借的各种条件，此时除门第阀阅尚可依恃外，余皆不复存在了。北方士族与江南大族抗衡时，自然要自矜门户，尽量利用门第观念的广泛社会影响，在抗衡中争得一分优势。因此，东晋统治集团的当权派有意识地强化门第等级观念。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所谓百家“从龙之臣”，为了造成本集团的特殊地位，努力把这百家的门第抬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晋书·杨佺期传》：“杨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官失类，每排抑之。”弘农杨氏本为北方首屈一指的高门，由于过江稍晚，竟然饱受白眼；西晋大功臣杜预的后人也“直以南渡①《世说新语·贤媛》：“王浑妻锺氏生女令淑，武子（王济）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

②参阅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屯田》），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二节。③干宝《晋纪总论》：“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此论虽不乏溢美之辞，但太康时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则是可信的。如果数量众多的士家经济地位未能改善，生产积极性继续受到严重压抑的话，太康时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的。不早，便以荒枪赐隔”（《宋书·杜骇传》）。足见江左门第等级观念已恶性发展到十分荒谬的地步。东晋统治集团利用门第观念对国家制度的深刻影响，不仅把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阶梯划分得更加严密，而且还运用户口编制、徭役规定等制度法令，有意识地在普通民众中造成门第等级的差别，把门第与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力图造成一个浸透等级意识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士族地主高踞于全社会之上的地位固定化、永久化。江左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对兵户社会地位的跌落起了严重的作用。

大乱之后的东晋兵户已非累世旧军，其组成成分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晋灭吴，似乎并未有计划地收编孙吴军队，纳入西晋国家军队编制，就地戍守；而是从北方抽调大批军队驻守江南。

《晋书·刘颂传》载颂上武帝疏：“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三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西晋政权显然是对江南大族势力控制的孙吴旧军不放心，故以“普减州郡兵”（晋书·陶璜传》）为借口，将其瓦解；然后“内兵外守”，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西晋政权既然不保留孙吴旧军，也不征发南人补充军队（刘颂正是建议以长王临其国、就地征兵的），孙吴兵户的兵籍保留就失去了意义。这样，西晋平吴后保留兵户身份者，仍然只是原有的魏晋旧军。西晋末大乱，中原地区兵连祸结，西晋旧军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胡族入主中原，大量北方士民或南渡江南，或避入河西、辽东。经过这场空前的社会剧变，江左司马睿集团完全丧失了对旧有兵户的控制，兵源无着落，军队难以补充，只得空设军校，“有名无兵”（《历代兵制》卷三》）。东晋皇朝欲外拒北方少数族、内抗强藩，必须尽快扩充兵力，重建一支象样的国家军队。这就要求朝廷根据现有条件，重新将一定数量的人口编制成兵户，使国家控制住一部分固定兵源，确保军队的补充。为此，东晋政权采用了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重组兵户。

发奴为兵始于西晋末。“八王之乱”中，河间、成都二王兵围京师；挟持天子与二王抗争的长沙王又固守京城，“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晋书·惠帝纪》）。晋元帝太兴四年（321）五月庚申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涼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同书《王敦传》：“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同书《刁协传》：“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晋康帝时，庚翼欲大举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晋书·庾翼传》）。同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子元显传》：“（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

为了确保兵户的补充，东晋皇朝采用了秦汉的谪兵制度。《晋书·王羲之传》载王右军遗尚韦仆射谢安书：“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虽无从判定王右军的建议是否立即被采纳，但大量史料证明，东晋兵户及百工医寺确有谪补之制。《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从范宁之议来看，似乎法律规定罪犯补兵仅“谪止一身”；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辱及累世”并连染亲戚傍支。《宋书·武帝纪》载帝永初罩年（421）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滴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刘裕意在革除东晋谪兵制度中的弊端，以示宽惠。由此可知，东晋谪兵，有“谪止一身”与“举户从役”之别。前者指罪犯补兵后，终身被甲而不连染他人；后者则是合家补兵，世代相袭，成为典型的兵户之家。

料简速逃和不著籍的“无名”补兵，是东晋谪兵的又一种形式。《晋书·毛宝传附孙毛璩传》：“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同书《庾冰传》，冰出刺扬州，“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人以充军充”。在东晋统治者看来，这些“威令不能及”的亡户和不著籍的“无名”，均不在良民之列，故使用种种手段谪其补兵。

由于东晋兵户主要由调发的奴客，料简出的亡户、脱籍的“无名”、罪犯及其亲属组成①，较之曹操时期形成的士家的成分，已有很大的改变。曹魏士家系由曹氏集团的部曲私兵演化而成；部曲私兵与将帅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在曹魏国家军队中继续有所体现。东晋兵户的组成成分均非良民，他们是由封建政权强制补兵的；从形成之日起，他们就处于与封建国家尖锐对立的状态，由于东晋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些由低贱的社会阶层组成的兵户，自然也被视为低贱。

东晋政权使用调发奴客补兵等方式与士庶地主争夺人口，而士庶地主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国家控制下的人口实行巧取豪夺。分割国家的兵户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载宁陈时政，称：“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豪门权贵以“送故”的名义，使国家的兵户朝私门流动，变为私家控制的依附人口，这在东晋似乎已成定制，故范宁有“送故之格”的称谓。这样，国家调发士庶地主的奴客补充兵户，士庶地主侵吞国家的兵户，使之变为私家的依附人口，形成了这个被压迫阶层人口编制上的特殊循环方式；在循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处在低贱的社会地位上。

东晋兵户的经济地位十分低下，这也是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低贱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晋兵户之家既然被封建政权强行迁徙“以实都邑”、“付营押领”，处于严格的集中管领之下，很难建立独立的私人经济，势必仰食国家；朝廷却以贱民遇之，故其劳役沉重，凛赐微薄。《宋书·自叙》载沈亮启宋文帝陈府事：“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①《文馆词林》卷667引晋孝武帝《霆震大赦诏》：“..其夏口戍人，年既周，各复其本，不得以一时充役，遂染军名。主者明承此诏，以为永制。”（此条史料转引自日本学者滨口重国《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份》一文，载《史学杂志》第52卷第3号1941年版。国内《文馆词林》辑本阙。）足见虽有将被征入伍的平民横蛮地变成兵户的事例，但是这种作法被认为不合制度。

衰耗之体，气用湮微，儿弱之躯，肌肤未实，而伏勤昏稚，骛苦倾晚，于理既薄，为益实轻。”虽然事在刘宋元嘉（424—453年）中，但刘裕代晋并采取了一些改善兵户境遇的措施之后，兵户的处境尚且如此恶劣，可见东晋兵户的生活是何等悲惨了。兵户战时身当矢石之危，平时受朝廷役使，形如仆隶，老幼所不能免，确确实实沦为一个贱民阶层了。

由于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低落，民众自然以兵户为低贱，视充当兵户为畏途。这样一来，兵户制度日趋衰落势不可免，这不是能够用行政力量所能遏阻的。世兵制的衰落主要表现为兵户的补充不足以抵偿其消耗；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军事上的作用日益削弱。

江左政权所用调发奴客、料简逋亡、谪发罪人及其家属，隐实户口等补充兵户的手段，很受客观条件的局限。谪发罪人及其家属充兵的数量不会有太多；料简逋亡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调发奴客、隐实户口均受到士庶地主的顽强阻扰，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然而，兵户的损耗却通过多种途径急速进行，其势不可遏止。

死亡。首先是作战的伤亡。东晋南朝征战频仍，不论是抗对北敌或是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都是异常激烈的，每次战争，兵士阵亡者众，其中相当部分是世兵。兵户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死亡率很高。沈亮向宋文帝陈府事，称兵户七岁始从役，八十犹伏隶。统治集团如此残酷地役使兵户，老幼均不能免，兵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被迫“断截支体，产子不养”（《宋书·徐豁传》）。死亡率如此之高，兵户阶层的人口增殖大受影响。

逃亡。《宋书·志序》载：“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士，夕为庐、九之民”，大量民众“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南齐书·虞玩之传》）。行政区划的混乱和封建政权对民众控制力的削弱，这就为兵户以逃亡的方式摆脱世兵身份提供了条件。《晋书·五行志》载，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同书《孔愉传附从子孔坦传》：“（坦）迁吴兴内史..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或讽朝廷，以坦藏台叛兵，遂坐免。”东晋南朝常有强藩抗命，割据一方之事；兵户利用事实上的割据局面，逃到另一势力所辖区域，谎报身份，这是无法查究的。如刘宋沈攸之专制一方，“叛亡入境，辄加拥护”（《宋书·沈攸之传》），朝廷对此亦无可奈何。投奔士族地主以求庇护，这也是摆脱兵籍的一个途径。《南史·齐本纪·东昏侯纪》：“先是，诸郡役人。多依士人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此种属名中当混有不少兵户。《陈书·褚玠传》：“除戎昭将军，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东晋南朝佛教兴盛、寺院林立；佛门弟子均有免役特权。大量民众为躲避徭役而托身寺院，造成“避役锺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的严重局面（《全晋文》卷119引《弘明集》）。范缜斥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梁书·范缜传》）。兵户托身为僧尼或“自徒”、“养女”者当不在少数。

改籍。户籍管理紊乱，一直是江左政权的一大弊病。“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南齐书·高帝纪》），这就为户籍作弊大开了方便之门。齐高帝建元二年（480）诏称：“自顷泯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百姓“凡粗有衣食者，奠不互相因依，竟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典》卷3）。兵户亦利用各种手段“落除卑注”。《宋书·王僧达传》：“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爰念军人朱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无序。”

私家分割。《宋书·江夏土义恭传》称，刘义恭加领中书监，孝武帝“以崇艺、昭武、永化三营合四百三十七户给府。”同书《王弘传》：王弘辞司徒，降卫将军，帝优诏褒扬，“割二千人配府”。江左政权承袭孙吴“领兵复客”传统，常将兵户割配功臣显贵，使其变成私家支配的人口。功臣权贵离任时，还利用“送故”的名义，将一部分国家兵户合法地转变为自己的依附人口。《宋书·萧思话传》：萧思话由雍州刺史征为吏部尚书，“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倩府军身九人。太祖戏之曰：‘丈人终不为田父千里闾，何应无人使邪？’”名曰“倩府军身九人”，实际上仍为割配之意。像萧思话那样只求“倩”九人，是非常不贪的了。

解免。魏晋时已开始将解免兵户身份作为赏功的手段。东晋末以来，这种手段运用更加频繁。《宋书·黄回传》：“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质讨元凶，回随从有功，免军户。”同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元嘉三十年（453）八月诏“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朝廷或军阀为诱使世兵力战，往往许诺事成之后，解免参战兵户的身份。《宋书·元凶传》：“邵闻义师大起，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国府入斋、传教，给使、免军户..邵并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同书《刘粹传附弟刘道济传》：“蜀士侨旧，翕然并反。道济惶惧，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婴城自守。”《南齐书·和帝纪》：（永元二年十一月乙卯）教曰：“吾躬率晋阳，剪比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泽惠。..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后，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刘宋初，解免兵户为民的数量相当多。《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彭城邵条：“蕃令、义旗初，免军户立遂诚县。武帝永初元年，改从旧名。”“薛令，义旗初，免军户为建熙县，永初元年，改从旧名。”同书《州郡志》益州条载宋宁、宋兴二郡，均系免营侨立。像宋初以来那样大量解免兵户，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正月王戌诏称：“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这实际上是放免现存所有兵户的恩诏。在内乱初平而南北继续对峙的情况下，朝廷居然敢于将兵户统统放免为民，说明到孝武帝时，世兵人数所存不多，且无战斗力可言，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放免旧有兵户并不等于废除世兵制度。《南齐书·百官志》起部尚书条：“右丞一人。掌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条中所言“兵士百工”之兵士，所指即世兵。《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八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陈书·宣帝纪》：（太建二年八月甲申）诏：“军士年登六十，悉许放还。”《隋书·刑法志》载梁律有“劫身皆斩，妻子补兵”的条款：《陈书·张贵妃传》：“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足见终南朝之世，世兵制度依然存而不废。东晋以降，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何以江左政权还要继续保留世兵制度呢？世兵制虽已衰微，但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使封建国家掌握固定兵源”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谪补兵户已经作为一种惩治犯法者的法律手段而存在，用以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这才是江左世兵制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

第七节 江左的征兵和募兵

世兵制度既衰，江左政权重新以征、募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晋书·庾亮传附弟庚翼传》：“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上疏曰：‘贼季尤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庾翼欲北伐，良民、奴僮并发，前者为征发之兵，后者则补为兵户。《宋书·五行志》：“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戴）遁。”同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同书《蛮传》：“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梁书·刘季连传》：“其年（永元元年）九月，季连因聚会，发人丁五千人，声以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南史·郭祖深传》称“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征民为兵号为“三五”其实不始于梁。刘宋末江淹为萧道成草拟征发徐州民丁的文告称：“所统郡县，便普三五，咸依旧格，以赴戎麾，主者飞火施行。”（《全梁文》卷35引《江淹集》）《资治通鉴》卷125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称文帝欲大举北伐，“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胡三省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所谓三五发丁之“旧格”，至少在西晋初就已经开始形成。《文馆词林》卷622载《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六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武勇散将不是士家①，亦按此比例调发。此后，十六国时期的慕客、石虎、苻坚都曾采用过三五发丁的方式②。

东晋以降，江左门第等级制度恶性发展，“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社会俗尚中等级意识十分强烈，兵户身份贱如仆隶，平民亦羞与兵户同列。为了使征、募而来的平民有别于低贱的世兵，刘宋以后，往往因出身于平民的兵士其身未隶兵籍，而称之为“自丁”，以示区别③。《宋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攸之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同书《邓琬传》载，刘予勋反叛失败，部下“（阮）道预、邵宰即与刘道宪解遣白丁，遣使归罪。”《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遂陷富阳，会稽郡丞张思祖遣台使孔矜、王万岁、张繇等配以器杖将吏白丁，防卫永兴等十属。”

①《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丁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同书《张昌传》：“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

②《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将讨慕客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慕容载记》：“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复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武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同书《苻坚载记》称，苻坚灭代，“散其部落于汉郡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

③[清]郝懿行《晋宋书故》：“..此者白丁盖如今之乡勇，身虽丁壮，以其未隶伍籍，故曰之白丁耳。”以清之乡勇比类东晋南朝之白丁虽不合适，但“以未隶伍籍”而称白丁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兼并势力，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刘宋武帝、文帝之世，重视抑制士族豪强，集权朝廷，巩固自耕小农阶层，致有“元嘉之治”的出现。由于自耕小农户的地位暂时得到稳定，刘宋政权才敢于大量解免徒具其名，而无多少实际军事价值的兵户，代之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但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只是受到暂时遏阻，很快又恢复了它急速发展的势头。士族豪强地主不仅拼命兼并已开垦的耕地，“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书·孝武帝纪》），加之以人丁为本的沉重租赋徭役的重压，迫使江南自耕农经济继续衰退，自耕小农阶层日益萎缩；以自耕农户为主要征发对象的征兵制，推行起来十分困难，而朝廷和各军阀集团为了应付眼前急难，往往无暇顾及长远，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征发民众为兵。《宋书·沈攸之传》载，萧道成声讨沈攸之说：“又攸之践荆以来，恒用好数，即欲发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代，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盛衰，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为了使自己控制的军队不至减少员额，将领们不惜使用种种扰民手段驱民为兵。《南史·郭祖深传》：“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推行征兵制，已成促使国家控制下的小农户大量减耗的重要原因。小农户愈是减耗，正常的、规范化的征发制度就愈是难以维持，就不能不更加依赖以非常手段滥取民丁，反过来又促成小农户的加速减耗，陷入了恶性循环。民众视从征为畏途，甚至发展到“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魏书·岛夷萧衍传》）的严重地步，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十分低落。侯景为乱，渡江时“马数百匹，兵千人”（《梁书·侯景传》），便横行三吴，酿成“大盗移国”的一场浩劫。曹魏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很少使用召募的方式组织军队。魏灭蜀、晋灭吴两次大的军事行动，都未大量募兵参战。

而《晋书·马隆传》：“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和..帝每有西顾之忧..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曰：‘六军既重，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

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隆募限腰引弩三十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马隆召募，并非因兵员不足，意在选取精勇。果然此军所向批靡，一举成功。惠帝以后，继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兵连祸结，以世兵为主体的国家常备兵消耗殆尽。在兵力单薄而又无法按原有常规渠道征兵的情况下，执政者除强制发奴为兵外，多用悬赏召募的方式集兵。《晋书·石苞传附孙石超传》：“（惠帝）西迁长安。河间王颙以超领北中郎将，使与颖共拒东海王越。超于荥阳募兵。”同书《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同书《祖巡传》：“（元）帝乃以逖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同书《沈劲传》：“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人，劲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祐击贼。”同书《桓彝传附孙桓谦传》：“先是谯纵称藩于姚兴..乃表情谦共顺流东下。..谦于道召募，百姓感冲（桓谦父）遣惠，投者二万人。”

马隆召募时，公卿大臣指责马隆“横设赏格，以乱常典”；鲁褒《钱神论》称：“军无财，士不来。”足见募兵与世兵和征兵待遇不同。世兵和征兵向国家承担兵役，在理论上是为承担义务而来；募兵则不然，他们投军，不是为承担法定义务，而是以此为条件，以换取某种待遇。《晋书·陈頵传》：“初，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制《己亥格》。其后论功虽小，亦皆依用。頵意谓不宜以为常式，驳之曰：‘..其起义以来，依格杂猥，道人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仆，金紫佩土卒之身，符策委庸隶之门，使天官降辱，王爵默贱，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足见封建统治集因为解救眼前急难，常以十分优厚的条件悬赏募集军队。募兵有相当的人身自由，不同于征兵，更不同于世兵，战事完毕后应依约放遣。《晋书·成都王颖传》：“留义募将士既久，咸怨旷思归，或有辄去者，乃题邺城门云：‘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背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颖知不可留，因遣之。”由于募兵基本上是将帅优礼相召，本人自愿投募，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晋书·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淝水之战，北府兵以少击众，一战成功，取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胜利。

晋末政乱，刘裕依凭北府兵为基干，“大开募赏”（《宋书·武帝纪》），组建起一支精锐军队，西征北讨，累建勋业，终于代晋建宋。此时，世兵制已衰，刘裕又需要争取士庶地主对刘宋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于是做出姿态，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宋书·武帝纪》）。刘裕主要靠募兵成功，深知募兵的战斗力，对此种发奴充数的军队显然不感兴趣；再者，刘裕对司马元显征发“免奴为客”充兵激起的变乱记忆犹新，引为鉴戒。刘裕为开基之祖，此诏自被子孙奉为祖宗“故事”，因而宋兴以来，多用募兵。《宋书·黄回传》：“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中书舍人戴）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同书《柳元景传》：“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骖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人刘宽虯率合义徒二千人，共攻金门隝，屠之。”同书《沈演之传附子沈勃传》：“时（宋明帝泰始中）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齐梁募兵更盛。《南齐书·垣崇祖传》：“景和世，（刘）道隆求出为梁州，启转崇祖为义阳王征北行参军，与道隆同行，使还下邳召募。”同书《萧赤斧传附子萧颖胄传》：“（颖胄）送山阳首于梁王，乃发教纂严，分部购募。”《梁书·韦叡传附族弟韦爱传》：“..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州内警扰、百姓携贰。爱..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

宋齐之世，国家有事，往往征募并举。元嘉二十七年北伐，除三五发了外，“又募天下弩手，不同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有厚赏”（《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永明）十一年，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世诅发扬州民丁，广设召募。”不过刘宋前期，仍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召募多为挑选精锐，如元嘉二十七年诏募弩手及“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宋明帝以后，除朝廷更加频繁地采用召募方式集兵外，将领们也滥行募兵。《南齐书·李安民传》：“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以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这当然不利于萧齐皇朝统治的巩固。于是，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五月丁未下诏：“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日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逾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后，可断众募。”本为权宜的募召集兵此时却“浸以成俗”，虽经齐高帝明令禁断，却禁而不断，内外能战之兵，主要依赖召募。《南齐书·褚渊传》：“是年（建元二年）虏动，上欲发王公以下无官者为兵；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上乃止。”同书《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谏伐交州说：“交州复绝一垂，实惟荒服，恃远后宾，固亦恒事..今县军远伐，经途万里，众寡事殊，客主势异，以逸待劳，全胜难必。又缘道调兵，以足军力，民丁乌合，事乖习锐。”足见南齐前期征兵的战斗力已相当衰弱，募兵成为常备兵的主要力量，募兵制成为主要集兵制度。

随着自耕农经济的继续衰颓，国家控制的编户数日减，征兵制衰微之势已不可免；萧衍起兵，就是以募兵为主力。《梁书·吕僧珍传》：“高祖颇召武猛、士庶响从，会者万余人。”萧衍即以此召募所得的万余精勇为主力，建牙誓师，讨伐东晋。侯景作乱，主要依靠募兵。萧梁勤王之师数十万，几乎也全是募兵①。至于陈朝，用兵则称“广募英奇”（《陈书·毛喜传》），不再提征兵、发丁了。

朝廷和将帅滥行募兵，反过来又加重了对小农经济的摧残。《宋书·沈演之传》称沈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听任投募者“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如此众多的人口以投募为名，行逃役之实，他们应负担的摇役就转嫁到其他小农户身上。《梁典·高祖事论》：“梁氏有国，少汉之一大郡。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盖（疑为“尽”字）流离，邑皆毁荒。”（《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大族豪强却利用募兵的机会，扩充私人武力，大大加强了他们对抗中央政权的力量。

①《梁书·徐文盛传》：“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得数万人来赴。世租嘉之。”同书《任孝恭传》：“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启募兵，隶肖正德，屯南岸。”《陈书·侯安都传》：“侯安都..梁始兴内史肖子范辟为主簿。侯景之乱，招集兵甲至三千人。”同书《袁泌传》：“梁简文板泌东宫领直，令往吴中召募士卒。及（侯）景围台城，泌率所领赴援，”同书《章昭达传》：“侯景之乱，昭达率募乡人援台城。”

第八节 三国两晋南朝的少数族兵

两汉常以少数族组成的军队出征。三国两晋南朝的国家军队和军阀部队中，常有少数族民众组成的兵种。《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袁绍）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曹操击平三郡乌丸，归降者众。此后，曹军中的乌丸骑兵被誉为“天下名骑”。

江南地区，山越人慓悍能战。“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上，则为健兵。”（《三国志·吴志·张温传》）。孙吴政权长期开展对山越的征服战争，被武力胁迫出山的山越民众强者补兵，弱者为郡县户，前后补兵的山越人达十余万。由于山越兵在吴军中所占比重如此之大，故时人言孙吴军事力量必称山越。《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黄盖诈降，致书曹操说：“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孙吴所据之扬、荆、交三州，少数族甚多，而无节制地驱民为兵，又是孙吴政权的一贯政策，并无华夷之分，因而吴军中的少数族兵非唯山越而已。《三国志·吴志·陆凯传附弟陆胤传》称，赤乌中（238年—251年），陆胤为交州刺史，喻民以恩信，“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颖，交域清泰。..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被料出补兵的“深幽不稽”之民，显然是山越一类的少数族民众。同书《陆逊传附子陆抗传》载，陆抗部将朱齐、俞赞叛降西晋，“抗日：‘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尝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吴军中除山越兵外，还有哪些少数族兵？惜乎史载简略，已难知其详了。

益州境内居住着许多少数族。先后割据益州的政权，无不使用少数族充兵。《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胡三省注：“青羌、亦羌之一种。”（《资治通鉴》卷七一、明帝太和二年胡注）青羌以勇悍能战闻名于世，后诸葛亮平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华阳国志·南中志》）。

嘉陵江畔世居板楯蛮，又称寳人。应邵《风俗通》：“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中王时，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东汉时常召賨人入伍，号为“神兵”（《华阳国志·巴志》）。刘璋以庞羲为巴郡太守，“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益州境内臾人分布甚广。《尚书·牧誓》孔颖达正义说：“臾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夷之别名。”又说：“后汉书兴平元年马腾刘范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臾兵五千助之。”建安十年（205年），刘璋闻曹操将征荆州，遣使致敬；十二年，“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臾兵三百人。”以后蜀汉政权的军队中亦有不少賨、臾之兵①。

刘备在中原逐鹿时，军中即有“幽州乌丸杂胡骑”。章武二年（222）刘①诸葛亮：《后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朞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自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说，非一州之所有。”此表的真伪历来有争议，但蜀军中有賨叟之兵可信。

备征吴，“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诸葛亮执政行，为了扩充兵力，广取少数族民众为兵。《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条：“涪陵郡，巴之南鄙..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华阳国志·蜀志》：“邛都县，郡治，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儿’。”如即为邛都夷兵。《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平南事讫，獠柯兴古獠种复反，（马）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蜀汉政权对这些獠民的处置方式与青羌迁蜀、涪陵夷迁汉中完全一样，自当照例组成像“飞军”、“连弩士”那样的少数族兵。同书张嶷本传载，嶷为越隽太守，“北激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示以恩威，捉马降服，“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这些安土供职的捉马夷，自然要像南中其他夷民一样承担“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三国志·蜀志·谯周传》）的义务，因而蜀军中还当有捉马夷兵。

两晋南朝，少数族兵的使用十分普遍。据《晋书·段的传》载段的陈时宜：“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又说：“臣前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无强。’且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华阳国志·大同志》“（咸宁五年）冬，十有二月，（王）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晋书·河间王颙传》，“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同书《惠帝纪》：“（东海王）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东晋末，刘裕灭南燕，“纳口万余，马二千匹”（《宋书·武帝纪》）。此后，刘裕军队中就有了鲜卑兵。《宋书·朱龄石传》：“（卢）循选致死之士数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龄石领鲜卑步稍，过淮击之。”同书《刘敬宣传》：“卢循逼京师，敬宣分领鲜卑虎班突骑，置阵甚整，循等望而畏之。”卢循义军中也有少数族兵士。义军主要将领徐道覆以始兴（郡治曲江，今广西韶关市）为据点，其部下多为“始兴溪子”（《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溪子，即傒人。刘宋政权多次征伐蛮族，掠夺人畜，仅沈庆之前后所获蛮人达二十余万，并将俘降的蛮人“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宋书·沈庆之传》）。同书《沈攸之传》：“（攸之）又随（沈）庆之征广陵，屡有功..世祖以其善战，配以仇池步稍。”仇池政权为氏人政权，元嘉二十五年（448），仇池公杨文德为北魏所攻，奔宋。后荆州刺史刘义宣反叛，杨文德以不附和见杀，余众仍留于刘宋军中。因此，配属沈攸之的仇池步稍乃氏族兵。《南齐书·刘怀珍传》：“（沈）攸之围郢城，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破贼前锋公孙方平军数千人，收其器甲。”同书《蛮传》：“蛮俗衣布徒■，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蛮人骁勇善战，南齐统治集团大量使用蛮族士兵是十分自然的。梁陈承宋齐之制，多取蛮族人为兵。《梁书·徐文盛传》：“大同末，以为持节，督宁州刺史。先是，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纂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风俗遂改。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宁州是爨人聚居区域，徐文盛募兵数万，主要成分当然是爱人。《陈书·周文育传》：“新吴洞主余孝顷..子公飏..领五百人伪降..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隋书·焦国夫人传》：“谯国夫人者，高凉洗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于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高凉世居俚人①，洗氏当为俚族豪酋。冯洗联姻之后，威镇岭表，冯氏藉以统治的武装力量中，有相当部分由俚人组成。

①《南齐书·祥瑞志》：“永明三年，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网鱼，获铜兽一头，铭曰：“作宝鼎，齐臣万年子孙承宝。”

第九节 北方少数族政权的集兵制度

东汉以来，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少数族大量内迁。内迁各族与汉族杂居，受到汉族封建政权的严密控制，“单于恭顺，名王稽颖，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魏志·梁习传》）。这些少数族在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封建化和民族融合的轨道。但是，内迁各少数族民族意识的消泯不是朝夕能够完成的；他们原来那种建立在种族血缘基础上的部族组织并未完全破坏，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对本族民众仍然具有相当强烈的约束作用。曹操分匈奴之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晋书·匈奴传》）。氏族久已成为皇朝的编户齐民，而苻洪祖上“世为西戎酋长”，洪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晋书·苻洪载记》）；石勒虽家境贫寒，但他“部落小率”的地位仍然得到羯族人的尊重；其父“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晋书·石勒载记》）。汉族统治阶级对内迁各少数族的剥削和奴役，促使他们竭立维护民族意识和本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作为凝聚种人力量，保护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西晋末大乱，内迁各族上层分子纷纷以本族人为核心组织武装力量，原有的部族组织结构为此提供了方便。因此，少数族豪酋起事时组建军队的方式，具有突出的部族兵制的特点；本族民众中凡是胜兵的男子，均须操戈作战。刘渊起事，靠“招集五部”（《晋书·刘元海载记》）；乞伏国仁起事，靠“招集诸部”（《晋书·乞伏国仁载记》）；沮渠蒙逊起事，凭藉“宗姻诸部”的力量（《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各少数族不仅在起兵时组建军队的方式具有突出的部族兵制特点，在建立政权后，这种特点仍然保存下去，尽管不同民族保存此种特点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晋书·刘聪载记》：“于是大定百官..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几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足见刘聪政权对“六夷”实行的是军事编制的形式，具有部族兵制的明显特征。同书《苻坚载记》：“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济、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苻坚令氏人分镇四方，实际上是依靠本族人组成各重镇镇压力量的中坚。《历代兵制》卷五：“（秃发）利鹿孤自以为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难以避患，于是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咨储；师国人以习战射，弱则乘之，强则避之。盖居者专耕、出者专战，自此始矣。”鲜卑拓跋氏虽入主中原，且有孝文帝改革之举，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族兵制一直保留下来。孝文迁洛，除随迁的拓跋部上层分子成为洛阳宫廷权贵外，并“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魏书·高祖纪》）。及至魏末，朝中尚有“宗子羽林”、“望士队”（《魏书·官氏志》）等以拓跋氏近亲及部民为主体的侍从军。魏分东西以后，由六镇和洛阳鲜卑组成的所谓“六坊之众”（《隋书·食货志》）大多数归于高欢。高欢每令军士，“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武帝大同三年）足见东魏鲜卑之众，专以战争为事。齐文宣帝受禅即位后，“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隋书·食货志》）

西晋末战乱之际，少数族民众往往聚集在豪酋周围，组织军队，形成一个拥有武力的集团。不少汉族及处于游离状态的其他少数族民众，常常依附于这样的集国，寻求保护，成为豪酋控制下的依附人口。石虎徙秦雍民及氏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苻洪为“流民都督”（《晋书·苻洪载记》）；姚弋仲东迁，“戎夏繦负随之者数万”（《晋书·姚弋仲载记》）。苻洪、姚弋仲对本族人而言，是部酋；对汉民和其他少数族，则为封建领主。他们以种人为基干力量组织军队，体现了少数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同时又简选依附于本集团的汉族及其他各族民众的精壮充兵，又具有汉魏以来部曲私兵制的特征。这种少数族部族兵制和汉族之部曲私兵制同时采用，是入居中原的少数族封建化进程中十分自然的现象。

刘渊以匈奴五部起兵，说：“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朽耳。”（《晋书·刘元海载记》）这是指匈奴部众而言。不久，“上郡四部鲜卑陆遂氏、氏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招降纳叛以为兵，不是匈奴部族兵制的传统，而是战乱时期汉族封建统治者常使用的集兵方法。《晋书·石勒载记》：“元海命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像这样料简精壮充兵，也是魏晋以来汉族政权常用的一种集兵方式。

少数族政权在中原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之后，除不同程度地保留本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外，杂采汉制，用征、募等比较规范的方式集兵。《晋书·石季龙载记》载，石虎欲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又称：“季龙将伐辽西鲜卑段辽，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龙腾中郎。”同书《慕容携载记》：“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后经武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苻坚灭代，“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晋书·苻坚载记》）。拓跋氏入主中原后，亦兼用汉法征调汉民为兵，或“十丁取一”（《魏书·孝文帝纪》），或“三五简发”（《魏书·孝明帝纪》），或“十五丁出一番兵”（《魏书·元孝友传》），或“诏选天下武勇之士”（《魏书·孝文帝纪》）。少数族统治者在兼采汉法时，常在汉法中参杂一些少数族部族兵制的作法。石虎将图江南，“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晋书·石季龙载记》）。北魏征、戍兵士“资粮之绢，人十二匹”（《魏书·薛虎子传》）。军资自筹非汉、魏之制，是由少数族部族兵出征自筹给养的传统习惯，与封建制度下的剥削方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制度。

少数族在入主中原过程中，其部族兵制和汉族之部曲私兵制结合，产生出一种“营户”制度①。营户制度的特点是以军营编制户口，即以营统户。营户成分复杂，有本族营兵家属，也有相当部分被征服或自动降附的汉民及其他少数族民众。《晋书·慕容昧载记》：“仆射悦绾言于：‘太宰政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大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纳之。”《资治通鉴》①南朝兵户多营居，亦称营户。十六国及北魏初营户制度形成时，与南朝营户相异之处甚多。卷一○八“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亦载此事，称此“军封”、“营户”为“军营封荫之户”，胡三省注为：“军营封荫之户，盖诸军庇占以为部曲者”。此种军营封荫之户，实际上是充任各营将帅的贵族将领的封荫之户。营户与军营将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汉魏以来豪强地主荫占依附人口的惯例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姚秦的营户最典型。姚苌创业，一开始就以营统户。《晋书·姚苌载记》：“初，关西雄杰以苻氏既终，苌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苌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威弥姐婆触、龙骤赵恶地、镇北梁国儿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身将精卒，随苌征伐。时诸营既多，故号丧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苌下书，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姚兴灭苻登后，“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晋书·姚兴载记》）。姚秦营户最初由各营将士的家属、宗亲组成，与统治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系极为密切，是将帅掌握的可靠兵源。此后，姚秦逐步将民族成分相当复杂的“杂户”①配属军营，纳入营户组织系统，于是出现了“四军杂户”的称谓（《晋书·姚涨载记》）。杂户纳入营户组织系统后，也成了姚秦军队的兵源。《晋书·姚泓载记》：“赫连勃勃攻陷阴密，执秦州刺史姚军都，坑将士五千余人。..进兵侵雍，岭北杂户悉奔五将山。”阴密将士被坑杀，岭北杂户就恐惧到极点，足见杂户确非一般民户，而是军事编制之下的一种特殊的人口。姚兴时期出现了一种“镇户”，“岭北二州镇户皆数万”（《晋书·姚兴载记》），《姚泓载记》又称“（岭北）镇人已与勃勃深仇”。《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安帝义熙十二年”称刘裕伐姚秦，“秦东平公绍言于秦主泓曰：‘晋兵已过许昌；安定孤远，难以救卫，宜迁其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胡三省注：“姚苌之兴也，以安定为根本；后得关中，以安定为重镇，徙民以实之，谓之镇户。”《资治通鉴》同卷又载：“（姚）懿遂举兵称帝，传檄州郡，欲运匈奴堡谷以给镇人。”胡注：“镇人，懿镇蒲阪所领之众也。”两条胡注反映了姚秦营户与镇户之间的关系。姚秦定鼎之前，将士家属隶属各营，实质上是隶属于各营将领，叫营户，定鼎之后，亲贵将领率本部赴各重镇镇守，营户自当随营赴镇。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杂户配属军营，纳入营户组织系统，共同赴镇，形成所谓镇户。由此可见，前期的营户和后期的镇户，是以本族人为骨干，又吸收了成分复杂的其他种族的成员，构成统治集团直接掌握的稳定的兵源。

十六国、北朝的镇户制度，论其渊源，出自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兵制。但是在少数族入主中原后的封建化过程中，受到魏晋制度和中原地区汉族封建社会意识的强烈影响，各种传统习惯都不可避免地朝着封建化的方向变化。部族兵制固有的世代为兵传统与魏晋兵户制度，本来在外表上就极为相似，因而自然容易的合流。于是，部族军逐渐转化为世袭职业兵，职业兵的身分又渐趋低落。这在北魏镇户身分的变化上反映得十分突出。

魏初，北方边境地区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六镇。各镇长官“镇都大将”，不是拓跋宗室，便是鲜卑八族王公；各镇兵士，也大都是拓跋族的氏族成员，①在内迁诸少数族中，一些游离于部族组织之外，实行杂居但未完全融合的户口，称“杂夷、“杂虏、“杂胡”、“夷夏”（《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杂人”（《魏书·官氏志》）、“杂类”（《晋书·苻坚载记》）..均统称“杂户”。

或中原强宗豪右的子弟。《北史·魏广阳王建传附孙深（渊）传》载深上书：“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编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齐书·魏兰根传》称初置六镇时，“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六镇将士由“国之肺腑”、“中原强宗子弟”组成，其待遇优厚，令人“忻慕为之”，明显地反映出崇尚武功的少数族部族兵制的特点。六镇镇户自然是实行父死子继的。这既符合部族兵制的传统，又合于人们贪慕“仕官”、”复除”之常情；世代为镇兵在当时被看作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权益。

随着拓跋部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部落内部阶级分化急刷发展，镇户的身分也日益低落。魏文成帝（公元452年—465年）以来，北魏朝廷采用了东晋南朝谪补制度，将罪犯及其家属“徙充北藩诸戌”（《魏书·源贺传》）：将被征服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族民众，一部分作为奴隶分赐，一部分补为镇户远戌边镇。《魏书·蒋少游传》：“（少游）..乐安傅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同书《高聪传》：“（聪）本渤海蓚人。..大军攻克东阳，聪徒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谪补制的确立进一步促使镇户身分卑贱化。《北齐书·魏兰根传》：“中年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乃致于“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北史·魏广阳王建传附孙深（渊）传》）。这样一来，镇户的身分自然不为人所“忻慕”，而被视为低贱了。镇户地位一旦卑贱化，镇户制度必然要靠强制方能维持。朝廷对镇户的控制日渐严格，镇户改籍须诏敕①，完全采纳了东晋南朝对兵户使用的那一套歧视、限制的措施。六镇镇户受到如此严重的压迫，地位低下，生活痛苦，产生了对北魏朝廷强烈的敌视和反抗情绪，终于爆发了六镇大起义。六镇起义失败后，北魏皇朝下令“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魏书·孝明帝纪》）。让一部分镇户复归民位，以此作为缓和矛盾的一种手段。

①《魏书·刘侯仁传》：“刘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悦息朏，走投侯仁。贼虽重加购募，又严其捶挞，侯仁终无漏泄，朏遂免祸。事宁，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诏可。”

第十节 府兵制度的形成

孝文帝迁洛加剧了拓跋鲜卑内部的阶级分化，留居北镇的拓跋部兵士的社会地位急剧低落，“役同厮养”；而内迁洛阳的“本宗旧类”却“各各荣显”（《北齐书·魏兰根传》）。比照之下，北镇鲜卑十分自然地产生出一种极为强烈的怨恨和仇视汉化的情绪，力图恢复氏族成员在魏初时所处的优越地位。久戍北镇、业已鲜卑化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族民众，不论其社会地位或心理状态，都与拓跋部人没有什么不同。北魏皇朝倾覆，东、西魏掌权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出自六镇，六镇之众成了东、西魏统治的主要支柱。因此，北镇鲜卑仇视汉化和向往过去的情绪，成了掌权集团制订政策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由于北镇鲜卑绝大多数投归高欢麾下，成为高欢实行统治所依凭的主要力量；因而东魏北齐历朝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为此种情绪所左右，一直具有抵制汉化、排斥汉人的倾向。占据关陇地区的宇文泰面临的问题比高欢复杂。孝庄帝建义元年（528），尔朱天光督率贺拔岳、侯莫陈悦入关镇压万俟丑奴义军，率众不过数千人①。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西奔长安，“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隋书·食货志》）。这些北镇鲜卑（包括鲜卑化的其他民族）是宇文泰在关陇地区创业的基干力量。宇文泰集团的上层分子，多数出自北镇或与北镇有渊源。六镇起义前，他们的地位都不高，一般只不过统军、别将而已。他们对内迁和推行封建化政策后北镇鲜卑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有切身感受。因此，恢复鲜卑武士在北魏立国乏初部族兵制时期的优越地位，不仅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北镇兵士的情绪，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强烈愿望。因此，宇文泰在实行规范化的军事制度时，力求罩上一层鲜卑部族兵制的色彩。但是，宇文泰所能依凭的北镇鲜卑力量毕竟太单薄，不足以抗衡实力雄厚的高欢集团，必须争取关陇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方能扩充武装力量。为此，宇文泰实行了一种新型兵制——府兵制度①。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宇文泰附会“天子六军”的古制，“初置六军”（《北史·魏本纪》），各军统帅为“柱国大将军”，这是府兵制度形成的开始。但是，西魏朝廷却陆续任命了包括宇文泰在内的八个柱国大将军。其中，除于谨等六个柱国大将军分统六军外，宇文泰名为柱国大将军而实为西魏全军最高统帅；另外一个柱国大将军元欣则徒具虚名。宇文泰之所以要凑足八个柱国大将军之数，完全是为了比附“八部帅”监临“四方四维”②（《魏书·食货志》）的鲜卑旧制。

大统九年三月，东西魏邙山会战，西魏军惨败，被俘斩六万人；大统八年所置六军，大部被歼，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扩军。于是，西魏政权“广募关①《魏书·尔朱天光传》：“建义元年夏，万俟丑奴僭大号，朝廷忧之。乃除天光使持节、都督雍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卫将军贺拔岳，大都督侯莫陈悦等以讨丑奴。天光初行，唯配军士千人..以军人寡少，停留未进。（尔朱）荣遣责之，杖天光一百，荣复遣军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至岐州界长城西与丑奴行台尉迟菩萨相遇，遂破擒之，获骑士三千，步卒万余。”①魏晋以来，将军府统辖之兵，泛称府兵。如东晋谢玄北镇广陵，所统军队号“北府兵”。宇文泰首创的府兵制，则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新型兵制。

②八柱国所比附为何，论者有异议。据王仲荤《魏晋南北朝史》第七章第五节称，八柱国领兵比附鲜卑古制中的八部组织，乃“献帝（拓跋邻）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与帝室合为八部）。”（《魏书·官氏志》）

陇豪右以增军旅”（《北史·周本纪》）。所谓广募豪右，实际上是召募豪右本身，并通过豪右来募集兵员。朝廷尚未取代豪强割据势力对地方的实际统治之前，召募必须得到地方豪右的承认和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广募豪右补充府兵，是府兵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十分重要的一步；这不仅是当时宇文泰扩军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通过此举将地方豪右控制的地主武装——乡兵纳入了封建国家控制的府兵系统。《周书·韦裔传》：“大统八年，齐神武侵汾绎，瑱从太祖御之..顷之，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迁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行京兆尹事。”同书《郭彦传》：“（彦）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这些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后，统兵官采用大都督、帅都督等府兵系统的统一官号，且将督一般由朝廷在当地“首望”、“望族”中遴选和委任。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后，即当奉调出征，不必一定驻守本土。《周书·司马裔传》：“（大统）十五年太祖令山东立义诸将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授帅都督..魏废帝元年征裔，令以本兵镇汉中..（保定）四年..大军东讨，裔率义兵与少师杨摽守轵关。”同书《王悦传》：“太祖初定关陇，悦率募乡里从军，屡有战功。..侯景围洛阳，太祖赴援，悦又募乡里千余人从军。..（大统）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帅都督，加工将军、右光禄大夫、都督，率所部兵从大将军杨忠征随郡、安陆，并平之。”通过这些措施，宇文泰政权既笼络了关陇豪右势力，又加强了朝廷对地方豪强的控制，扩大了朝廷的武装力量。鲜卑部族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按血缘关系来编制战士。《北史·魏本纪》）：“（大统十五年）五月..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同书《周本纪》：“（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让代来鲜卑将士复旧姓，让召募而来的关陇豪右及民众随主将改用鲜卑姓氏，是宇文泰企图在府兵系统中扩大鲜卑血缘关亲，促成府兵将士鲜卑化的一种举动；也是宇文泰在大量汉族民众涌入府兵后，力求调合府兵系统内部汉一鲜卑矛盾、消泯民族界线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宇文泰是不可能在府兵中真正重新织成血缘关系纽带的，但是他的这种努力，确实起到了提高兵士社会地位和增强战斗力的作用。

大统九年以后，通过广募豪右、将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复姓赐姓等措施，西魏朝廷逐步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此后，朝廷进而采用了“籍民为兵”来扩充府兵的方式。《玉海》卷一三七《兵制》引《后魏书》：“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同书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北魏将民户按资财多少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个品级征收赋税，“籍六户中等以上家”，即从“上上”至“中下”两等六个品级的民户中选拔府兵。选取府兵的依据是户等（资财）、丁口、材力。这三项标准与秦时发兵先取“闾右”（资财），汉晋之取“材官”、“武勇”（材力），两晋十六国、北魏、南朝之“三五简发”（丁口），显然有一定的因袭关系。

西魏继续实行均田制，受田者均须交纳租调；《邺侯家传》按唐人习惯称籍民为府兵后，“免其身租庸调”，实际上当为“免其身租调”。由此可见，被籍为府兵者主要是均田户。府兵军资器仗“六家共备”指六柱国自筹军资。这是西魏草创、府兵制形成之初的补给方式。西魏政权在失陇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各项制度日渐规范化之后，府兵的军资器仗也就转由钥廷统一筹给，故《北史》卷六十传论说府兵“甲槊、戈、弩，并资官给”。

军人城居，是十六国、北朝镇户、城民形成以来的通例。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五月乙未诏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退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隋书·高祖纪》）足见魏周府兵城居是十分普遍的。宇文护执政后，北周朝廷又筑了不少新城供府兵屯驻①。直到周武帝天和元年（565年），还“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周书·武帝纪》）。早期府兵数量有限，抗对强敌，战事频繁，不可能兼事农耕，因而“地罕苞桑”。此时的府兵“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北史》卷60传论），兵、农是分离的。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籍民为兵后，府兵制开始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周武帝突破了“豪右”、“六户中等以上家”的范围，广募百姓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的兵源，实行了府兵制和均田制的全面结合。但是，府兵仍须“除其县籍”，即兵民分籍。不过，大统十六年后身为府兵的均田户不再脱离农业生产。《邺侯家传》说“郡守农隙教试阅”，就是府兵不脱离生产的明证。这样，至迟大统十六年后，特别是建德三年后，北周府兵系统中出现了一批地著的军府，于是隋文帝开皇十年在改革府兵制的诏令中，在言明“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之后，特别强调“军府统领，且依旧式”。（《隋书·高祖纪》）如果没有一批地著的府兵，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结合是很难实现的；正是府兵制和均田制的全面结合，才为开皇十年兵农合一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①据《周书》记载，仅公元558年至564年，北周就新筑安乐城（《明帝纪》）、相壁城（《达奚武传》）、安义等城（《刘雄传》）。

第十一节 骑兵战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有新的发展。

曹操作战，善用骑兵，军中有“虎豹骑”（《三国志·魏志·曹真传》），精锐无比。曹军作战，常以骑兵压迫敌方步兵，夺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西晋末，北方少数族入主中原，骑射本为其所长。十六国、北朝少数族武装集团正是依靠骑兵的机动性实施突袭，横行中原，创造了不少骑兵作战的新战术。一、步骑协同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曹军“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采用步骑协同，出敌不易，往往奏效。东西魏沙苑之战，字文泰“背水为阵，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僵戈于苇中，约闻鼓声而起”（《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武帝大同三年）。左右拒，即左右方阵，方阵中步骑混编。东魏兵集中攻击左拒，李弼帅右拒之铁骑横击，“东魏兵中绝为二，遂大破之”。二、阵法《三国志·魏下·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曹操征韩遂、马超，“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恐”。以骑兵按阵法布阵，无疑是骑兵战术的又一进步。

三、长途奔袭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实施长途奔袭，使敌措手不及，失去抵抗能力。建安十二年（208），曹操南下荆州，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仓猝之中，刘备根本无法拒战，全军溃败。“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曹军占领江陵。高欢破尔朱兆，也是使用骑兵长途奔袭的典型战例。高欢推测尔朱兆“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情，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北齐书·神武纪》）。上述两次战例反映出，当时骑兵急行军，一昼夜行程为三百里左右。

利用骑兵的机动性，采用大退以避敌锋锐，然后远程奔袭以击其殆隋的典型战例，是北魏与后燕的参合陂之战。《资治通鉴》卷一○八孝武帝太元二十年记载，后燕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击拓跋珪，珪远避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待慕容宝寻战不得，师老兵疲，又因塞外奇寒而退兵时，拓跋珪亲率二万精骑“晨夜兼行..至参合陂西。..魏王珪夜部分诸将，覆燕军..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顾见之，士卒大惊扰乱。珪纵兵击之，燕军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略阳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

四、疲扰敌军，伺机突袭刘裕伐姚秦，朱超石为前锋溯河而上。北魏青州刺史阿薄干等率步骑十万声援姚秦，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超石）大军进止..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掠。遣军裁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宋书·朱龄石传附弟朱超石传》）。利用骑兵的机动能力，疲扰和牵制敌军，可战则接敌求战，不可战则迅速脱离接触，进退在我，这是步兵无力胜任的。《资治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记载，桓温伐前燕失利退兵，“燕之诸将争欲追之，吴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乃帅八千骑徐行蹑其后。温果兼道而进。数日，垂告诸将曰：‘温可击矣’。乃急追之..斩首三万级。”前燕军蹑敌之后，不即不离，寻找最佳战机，实施突袭，大获全胜。足见慕容垂是深得骑兵作战的要旨的。

五、穷追战术破敌之后，使用骑兵实行穷追，不给敌方以喘息之机，以扩大战果。北魏兵伐后燕慕容宝，“魏军方轨而至，对营相持，上下凶俱，三军夺气。（慕容）农、麟劝宝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于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仗戎器，寸刃无返”（《晋书·慕容宝载记》）。后燕君臣对拓跋部的穷追战术真是惧怕已极。

六、四面包抄和中心突破《晋书·石勒载记》：”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石勒率少而精锐的骑兵，采用四面包抄的战术，使馆恐万状的王衍大军完全失去战斗能力，全部就歼。

北魏末尔朱荣以七千精骑，破葛荣数十万之众，是实施中心突破战术的典型战例。《魏书·尔朱荣传》称，尔朱荣“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神棒一枚，置于马侧。至于战时，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虑废腾逐也”。尔朱荣的骑兵战术意识非常强，他十分清楚此战能否取胜不在斩首多少，而在于能否迅速打乱敌方部署，使敌陷于混乱而失去战斗力。这就要求尽量发挥骑兵突破能力强的特点。接战后，尔朱荣“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擒葛荣，余众悉降”。尔朱荣实施中心突破后，又“表里合击”，完全打乱了敌方部署，进而摧毁敌指挥系统，使敌军丧失战斗能力。

第十二节 克制骑兵的战术发展

骑兵战术的特点是机动性强和突袭能力强。骑兵机动性强，调动迅速，接敌和脱离接触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以骑兵对骑兵外，其他兵种和战术是无法克制骑兵的机动性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克制骑兵的战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何有效地削弱敌方骑兵的突袭能力，然后予敌骑以大量杀伤上。

一、诸葛亮克制骑兵的战术三国时期对克制骑兵战术研究最深入的要算诸葛亮。诸葛亮隆中定策，确定在跨有荆、益之后，以秦、陇为主攻方向，令荆州之军为偏师以向宛、洛。促使诸葛亮如此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避敌之长，有效地克制敌方的骑兵。曹魏武骑千群，擅长使用骑兵，形成了自己的战术特点，在平原地区作战优势突出，屡操胜算。而刘备集团之“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读通鉴论》卷九》。缺乏强大骑兵部队的刘备集团，难以在陆战中与曹魏精锐骑兵相抗衡，无力实施纵深突击，无法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秦陇之地，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士卒所凭，以阻突骑之冲突”（《读通鉴论》卷10）。可以大大减杀曹魏骑兵的威力，充分发挥兵精器利、擅长山地作战的刘蜀步兵的长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称诸葛亮“损益连弩..一弩十矢俱发”。连弩是一种速射武器，诸葛亮曾发涪陵郡善射之少数族三千为“连弩士”，组成一支专掌连弩的特种部队。大量连弩集中使用，构成密集火力，是对付骑兵冲突的十分理想的兵器。勉县定军山下出土过不少蜀汉制作的“扎马钉”。扎马钉又名“铁蒺藜”。蜀汉制扎马钉为铜质，高寸许，一钉四刺，三刺着地，一刺垂直向上，虽已一千七百多年了，其钉刺仍异常锋利。《稗史类编》：“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于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长史杨仪布铁蒺藜。”若将扎马钉布于阵前，敌骑的冲击将大受阻滞，再施以连弩，将大大增加对敌骑兵的杀伤力。

二、以车阵抗击骑兵的战术设障碍减杀敌骑的冲击速度，提高对敌骑兵的杀伤力，是当时克制骑兵的一般战术原则。《北堂书抄》卷117引诸葛亮《贼骑来教》：“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陈而待之。”西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晋书·马隆传》）。刘裕伐南燕，“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慢，御者执稍”（《宋书·武帝纪》）。刘裕以车阵对骑兵，南燕“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对刘裕的车阵却无可奈何。刘裕伐姚秦，朱超石军溯河而上，受到北魏骑兵牵制，于是又故技重演，“高祖乃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大楯）于辕上”（《宋书·朱龄石传附弟朱超石传》）。是役，朱超石依凭车阵力战魏人，远者弩射，近者矟刺。魏军三万骑“一时奔溃”，阵斩魏青州刺史阿薄干。《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武帝天监六年载，锺离之役，北魏骁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攻击梁军，所向批靡。梁将韦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国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甚众”。

第十三节 水战战术的发展

魏晋以来南北对峙多恃长江天堑，不少重要战役，发生在江淮水网地带；南方更是江河纵横，内部动乱中水战频繁。这就有力地刺激了水战战术的发展。

一、战舰的大型化赤壁之战，曹军将“船舰首尾相按”（《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这样联小舰为大舰，有利于迅速运送大批兵员马匹和物资过江，减小风浪颠簸对不善舟楫的北方兵士造成的影响，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这种船舰大型化的战术思想，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赤壁之战曹军败于轻敌，并不是船舰相联就非被烧掉不可。

大型船舰在水战中具有优势，因而船舰大型化是水战战术发展的趋势。

据《太平御览》卷七七○引《武昌记》：“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千人。”《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载：“陶濬从武昌还，即引见，问水军消息，对曰：‘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足见以大舰对小舰，是常操胜券的。王浚准备灭吴，在蜀地建造大型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晋书·王濬传》）。魏伐吴，王濬楼船顺江而下，“旌旗器甲，属江满天”，所到之处，“莫不破胆”。

二、施放遏阻装置为遏阻敌方战船行进，于水中设置障碍。《晋书·王濬传》。“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宋书·垣护之传》：“（王）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护之闻知，而虏悉已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三重断河，欲以绝护之路。”

三、水战中的火攻中国历史上水战中大规模使用火攻战术，始于赤壁之战。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乃取蒙冲斗舰数千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火张天，（曹军）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刘裕破卢循水军，亦赖火攻。《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载：“卢循、徐道覆帅众数万塞江而下，前后莫见舳舻之际。裕悉出轻舰，帅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屯于西岸，先备火具。裕以劲弩射循军，因风水之势以蹙之。循舰悉泊西岸，岸上军投火焚之，烟炎涨天，循兵大败..”《梁书·韦叡传》称，钟离之役，“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韦叡“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魏人大溃。”韦叡水军施用火攻战术攻击岸上目标，烧绝魏人营垒之间跨水通道，将魏军分割开来。各个击破，致使魏军全线崩溃。

第十四节 兵器

一、刀剑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冶炼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冷兵器的质量有很大的改进。三国时期的锻造技术已相当高。诸葛亮令巧匠蒲元造刀三千口，“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薙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诸葛亮集》卷四引《诸葛亮别传》）。曹操作“百辟刀”（《曹操集·百辟刀令》）乃百炼精钢，能“陆斩犀革，水断龙舟”（曹植《宝刀赋》），锋利无比。孙权“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陶弘景《刀剑录》）。北齐綦母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挺，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北齐书·方技传》）。

二、铠甲三国两晋以来，铁铠甲数量质量均有提高。首先是门类增多。曹植《先帝赐臣铠表》言及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马铠等等。铠甲的防护部位日益增大。三国初的马铠，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鞍蹬（《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第二章）构成，形制相当完备，除四足外，全身其余部分均在铠甲的防护之中。铠甲的坚硬度增强。刘宋时官造“诸葛亮筩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宋书·殷孝祖传》）。此铠是否沿用诸葛亮“五折刚铠”（《诸葛亮集》卷二《作刚铠教》）的制法，已难知其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铠甲多由官造。《隋书·刑法志》言南朝齐梁刑制，“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面为劫字，髠钳、补冶、锁士终身”。冶、锁士专为朝廷造兵器甲仗。私家亦可自造衣甲。《晋书·祖逖传》：“（元）帝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凛，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于是逖“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

三、抛射兵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抛射兵器也获得显著的发展。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矢长八寸”指的是箭链长度，“十矢俱发”指齐射而非连发。只有齐射，才能构成密集火力，对敌骑兵部队大量杀伤。1964年成都郸县出土蜀汉景耀四年（261）制弩机一张，机上铭文注明开弓拉力为“十石，”据考定为诸葛亮连弩弩机。“十石”之力，合今五百三十四点六市斤，非一般人力所能开弓。连弩有如此劲力，开弓不易，若单发显然大大慢于一般弩箭的发射速度。按汉代“六石”弩射程为二百六十米，“十石”弩当射得更远，这就提高了弓弩抗御骑兵的能力。诸葛亮连弩已是机巧非凡，而魏马钧见之，日：“巧则巧矣，未尽善也’，并说改进之“可令加五倍”（《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晋宋时称穿透力极强的弓弩为“万钧神弩”。东晋末刘裕破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无不摧陷”（《宋书·武帝纪》）。南齐末，杨公则攻东昏侯，“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梁书·杨公则传》）。

曹操善用“发石车”。官渡之战，曹军坚守营垒，“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三国志·魏志·袁绍传》）。马钧研究发石车并加以改进，“欲作一轮，县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县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县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马钧对发石车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抛射兵器的威力，但未获统治者采纳。南朝称抛石器为“拍”，称发石车为”拍车”。《陈书·黄法■传》：“（太建）五年，大举北伐..于是乃为拍车及步舰，竖拍以逼历阳。”《南史·黄法■传》作“抛车”，拍抛一音之转。船上置拍，称“拍舰”。《陈书·徐世谱传》：“侯景之乱..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临海王光大元年（567），淳于量、吴明彻破华皎，“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陈书·华皎传》）。陈将程灵洗击周，”灵洗引大舰临城发拍，击楼堞皆碎”（《资治通鉴》卷一七○，临海王光大元年）。四、攻城器械诸葛亮围陈仓，“起云梯冲车以临城，（郝）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燃，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东晋以后，攻城器械已发展得相当复杂。刘裕伐南燕，“于是张纲为裕造冲车，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设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无所施用；又为飞楼、悬梯、木幔之属，遥临城上”（《晋书·慕容超载记》）。晋军利用这些器械攻城，一战而克。

丁编传记

第一章 袁绍、曹操

第一节 袁绍①

谋诛宦官

袁绍（？—202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世家。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②父逢，官司空。叔父隗，官司徒。伯父成，官左中郎将，早逝。袁绍庶出，过继于袁成一房。

袁绍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爱。凭借世资，年少为郎，不到二十岁已出任濮阳县长。不久，因母故服丧，接着又补服父丧，前后六年。礼毕，他拒绝辟召，隐居洛阳。

这时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残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代表的“党人”。袁绍虽自称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如张邈、何颙、许攸等人。张邈是大名鼎鼎的党人，“八厨”之一。何颙亦是党人，与党人领袖陈蕃、李膺过从甚密，在党锢之祸中，常常一年中几次私入洛阳，与袁绍商量对策，帮助党人避难。而许攸同样是反对宦官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袁绍的密友中，还有曹操，他们结成了一个以反宦官专政为目的的政治集团①。袁绍的活动引起了宦官的注意，中常侍赵忠愤愤然地警告说：“袁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专养亡命徒，他到底想干什么！”袁隗听到风声，于是斥责袁绍说：“你这是准备败我们袁家！”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朝廷被迫取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袁绍这才应大将军何进辟召为掾。何进，汉灵帝刘宏皇后的异母兄，以外戚贵显，统领左右羽林军，对宦官专政不满。袁绍有意借何进之力除掉宦官，而何进因袁氏门第显赫，也很信任袁绍。从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中常侍赵忠、张让等并封侯爵。郎中张钧上书痛斥宦官专政之害，竟被捕杀狱中。中平五年（188），东汉朝廷另组西园新军，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②，曹操为典军校尉。但大权掌握在宦官、上军校尉蹇硕手中，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他的调度指挥。

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病重，太子未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宦官与外戚何进的矛盾激化了。灵帝有两个儿子：一是何皇后所生，名辩；一是王美人所生，名协。群臣请立太子，灵帝因刘辩轻佻浅薄，很不中意，但废嫡立庶，又担心群臣反对，所以举棋不定。蹇硕等宦官当然心领神会，尤不愿大权落入何进手中，因此借口韩遂作乱，提议请大将军领兵西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何进洞悉宦官的诡计，以青徐黄巾复起为辞，奏请遣袁绍东进徐①本节资料依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者，不另作注。

②《后汉书·袁安传》。

①参见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二期。②《后汉书·袁绍传》称袁绍任佐军校尉。

兖，待袁绍兵还，自己再西击韩遂。不几天，灵帝病死，蹇硕决定先诛何进，后立刘协，于是派人迎何进入宫计事，何进却集结军队于宫外，严阵以待，而称病不入。蹇硕迫于压力，不得不立刘辩为帝。

刘辩即帝位，何皇后以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傅袁隗与大将军何进辅政，同录尚书事。这是外戚与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一个胜利。这时，袁绍通过何进的宾客张津对何进说：“黄门、常侍这些宦官执掌大权已经天长日久，专干坏事，将军应该另择贤良，整顿国家，为天下除害。”何进甚以为是，乃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何颙为北军中候、许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同时受到提拔的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成了何进的心腹。

蹇硕内不自安，再度谋诛何进，但被人告发，何进下令捕杀之。鉴于宦官蠢蠢欲动，何进恐怕发生意外，称病不参预灵帝丧事。袁绍认为只有杀掉所有宦官，才能免除后患。他对何进说：“从前窦武准备诛杀内宠，而反受其害，原因是事机不密，言语漏泄。五营兵士都听命于宦官，窦氏却信用他们，结果自取灭亡。如今将军居帝舅大位，兄弟并领强兵，军队将吏都是英俊名士，乐于为将军尽力效命。一切在将军掌握之中，这是苍天赐予的良机，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掉祸害，以垂名后世！”何进报告太后，太后不许，他也就不敢违背太后意旨。事后他想：“或者只杀几个罪恶昭彰的？”袁绍见何进动摇，又进而对他说：“宦官亲近至尊，传达诏令，如不一网打尽，必将贻患无穷。况且现在计划已经外露，将军为何不早下决断？事久生变，后下手会遭祸殃的。”但是，由于太后母亲舞阳君与何进弟何苗屡受宦官贿赂，而从中作梗，多方阻挠；也由于何进素无决断，犹犹豫豫，所以仍然没有结果。

袁绍看见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焦灼，再一次献策说：“可以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何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下令召并州牧董卓带领军队到京，又派部下王匡、骑都尉鲍信回家乡募兵。四方兵起，京师震动，何太后才感到事态严重。她匆匆把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放回家。宦官们着慌了，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一起去叩求何进恕罪。袁绍在旁再三劝何进乘此机会杀掉他们，但何进还是把他们放走了。袁绍很不甘心，写信通知州郡，诈称何进之意令逮捕宦官亲属入狱。

宦官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他们借口离京前愿最后侍奉一次太后，又进了宫。在张让的指挥下，中常侍段珪等率党徒数十人，候何进入宫，斩之于嘉德殿前。何进部将听说何进被杀，领兵入宫，虎贲中郎将袁术攻打宫城，焚烧青琐门。张让等人遂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从复道仓皇外逃。袁绍与叔父袁隗佯称奉诏，杀死宦官亲党许相、樊陵，然后列兵朱雀阙下，捕杀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宦官赵忠等，又命令关闭宫门，严禁出入，指挥士兵搜索宫中的宦官，不论老幼皆斩尽杀绝，死者有二千多人，有些不长胡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杀掉了。

讨董盟主正当袁绍在内宫大肆屠戮宦官的时候，董卓率领军队抵达洛阳西郊，于北邙阪下与少帝和陈留王相遇。董卓无意中得到了一张王牌，他拥簇着少帝，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城。

在何进决定调董卓领兵入京时，主簿陈琳曾经提醒他说：“大兵一到，强者称雄，这样做是倒拿干戈，授柄于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恐怕还会引起混乱呢！”目睹董卓八面威风，不可一世的模样，刚刚从泰山募兵回到洛阳的鲍信忧虑地对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居心叵测，如果不能及早采取措施，就要陷入被动，如果乘他长途行军，士马劳顿，发起突然袭击，还能擒拿他。”袁绍见董卓兵强马壮，心里害怕，不敢轻举妄动。鲍信不觉非常失望，带兵回泰山去了。

董卓十分骄横，决意实行废立，以建立个人的权威。他傲慢地对袁绍说：“天下之主，应该选择贤明的人。刘协似乎还可以，我想立他为帝。如果还不行，刘氏的后裔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袁绍一听非常生气，但慑于董卓威势，只默不作声地横握佩刀，向董卓拱了拱手，扬长而去。

袁绍不敢久留洛阳，他把朝廷所颁符节挂在上东门上，逃亡冀州。董卓下令通缉袁绍，当时有人劝董卓说：“废立大事，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为害怕逃跑，并非有其它意思。现在通缉他太急，势必激起事变。袁氏四代显贵，门生、故吏遍天下，得到袁家恩惠的人更多。如果袁绍招集豪杰，拉起队伍，群雄都会乘势而起，那时，关东恐怕就不是明公所能控制得了，所以不如赦免他，给他一个郡守当，那么，他庆幸免罪，也就不会招惹事端了。”于是，董卓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赐爵邟乡侯。

董卓在洛阳一意孤行。中平六年（189年）九月，他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他自署相国，又自称“贵无上”，性极残忍。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①。贵戚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家更不胜其苦了。洛阳附近也惨遭董卓军队的蹂躏和洗劫。有一次，董卓派军队到阳城，遇见一群正在举行祭社活动的人们，士兵冲入人群，砍杀男子，掠抢妇女和财物，驾走他们的车牛，把砍下的头颅挂在车辕上，说是攻贼大胜，狂呼滥叫地回到洛阳城。其景象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董卓擅行废立和种种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愤恨，他所任命的关东牧守也都反对他。各地讨伐董卓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讨伐董卓，袁绍是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家世地位，还因为他有诛灭宦官之功和不与董卓合作的行动。本来，冀州牧韩馥恐怕袁绍起兵，故派遣几个部郡从事驻勃海郡监视，限制袁绍的行动。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冒充三公写信给各州郡，历数董卓罪状，称“受董卓逼迫，无以自救，亟盼义兵，拯救国家危难”云云。韩馥接到信件，召集部属计议，他问大家：“如今应当助袁氏呢，还是助董氏呢？”治中从事刘子惠正色说：“兴兵是为国家，如何说什么袁氏、董氏！”韩馥语塞，脸有愧色。不过从韩馥的话中，也可知袁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迫于形势，韩馥不敢再阻拦袁绍，他写信给袁绍，表示支持他起兵讨董。

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豫州刺史孔颍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各有军队数万。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乃挟持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临行前杀害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家口五十多人。

①《后汉书·董卓列传》。

袁绍虽为众望所归，其实很不孚众望。作为盟主，他既不率先杀敌，也指挥不了这支数十万的大军。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迁延日月，保存实力。酸枣驻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甚而“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①。酸枣粮尽，诸军作鸟兽散，一场讨伐不了了之。董卓西走长安后，袁绍准备抛弃献帝，另立新君，以便于驾驭。他选中软弱的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当时袁氏兄弟不睦，袁术有自立之心，假借维护忠义，反对另立刘虞为帝。袁绍写信给袁术，信中说：“先前我与韩文节（韩馥字）共谋长久之计，要使海内见中兴之主。如今长安名义上有幼君，却不是汉家血脉，而公卿以下官吏都媚事董卓，如何信得过他！当前只应派兵驻守关津要塞，让他衰竭而亡。东立圣君，太平之日指日可待，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况且我袁氏家室遭到屠戮，决不能再北面事之了。”他不顾袁术反对，以关东诸将的名义，派遣原乐浪太守张岐谒见刘虞，呈上众议。刘虞断然拒绝。袁绍仍不死心，又请他领尚书事，承制封拜，也同样被刘虞拒绝了。

割据冀州董卓未垮，关东牧守为了扩充个人的地盘，争夺土地和人口，自己倒厮杀起来了。韩馥唯恐袁绍坐大，故意减少军需供应，企图饿散、饿垮袁绍的军队。而袁绍并不安于渤海小郡，对“天下之重资”的冀州垂涎已久。在联兵攻董时，他曾问过曹操说：“大事如果不顺，什么地方可以据守呢？”曹操反问：“足下的意思怎样呢？”袁绍答道：“我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兼有乌丸、鲜卑之众，然后南向争夺天下，这样也许可以成功吧！”袁绍所谓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其中间广大地区正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冀州。不过，当时袁绍颇不景气，门客逢纪建议取冀州时，袁绍甚踌躇，对他说：“冀州兵强，我军饥乏，如若攻打不下，我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逢纪心生一计，说：“韩馥是一个庸才，我们可以暗中与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相约，让他南袭冀州。待他大兵一动，韩馥必然惊慌失措，我们再趁机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去和他说明利害关系，不怕他不让出冀州来。”袁绍很看重逢纪，果然照他的意思写一封信送给公孙瓒。初平二年（191），公孙瓒发兵，外托讨伐董卓，南袭冀州。韩馥军一战败绩，慌了手脚，此时袁绍的说客高干、荀谌不失时机地到了邺城。高干是袁绍外甥，荀谌与韩馥的关系不错。他们对韩馥说：“公孙瓒乘胜南下，诸郡望风而降；袁车骑也领兵到了延津，他的意图难以预料，我们私下都很为将军担忧。”韩馥一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急切地问：“既然如此，那怎么办呢？”荀谌不正面回答，反问道：“依将军估计，在对人宽厚仁爱方面，您比袁绍怎样？”韩馥说：“我不如。”“在临危决策，智勇过人方面，您比袁绍怎么样？”韩馥又说：“我不如。”“那么，在累世广施恩德，使天下人家得到好处方面，您比袁绍又当如何呢？”韩馥摇摇头：“还是不如。”连提了几个问题后，荀谌这才说：“公孙瓒率领燕、代精锐之众，兵锋不可抵挡；袁绍是一时的英杰，哪能久居将军之下。冀州乃国家赖以生存的重地。如果袁绍、公孙瓒合力，与将军交兵城下，将军危亡即在旋踵之间。袁绍是将军的旧交，而且结为同盟，如今为①《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将军着想，不如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得到冀州以后，公孙瓒也就不能和他抗争，那时，他一定会深深感激将军。冀州交给亲密的朋友，将军不但能获得让贤的美名，而且您还会比泰山更加安稳，希望将军不必有什么顾虑！”韩馥生性怯懦，缺少主见，听荀谌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了。韩馥的许多部下都忧虑重重，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劝谏说：“冀州虽然偏僻，但甲士百万，粮食足以维持十年，而袁绍则是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我手上，一旦断了奶，立刻就会饿死，为什么我们竟要把冀州让给他？”韩馥无奈地说：“我是袁氏的故吏，才能也不如本初，量德让贤，这是古人所推崇的，你们为何还要一味加以责备呢！”驻屯在河阳的都督从事赵浮、程涣听到消息，急急自孟津驰兵东下，船数百艘，众万余人，请求出兵拒袁绍，韩馥不许。终于，韩馥搬出了官署，又派自己的儿子把冀州牧的印绶送交袁绍。

袁绍代领冀州牧，自称承制，送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空头衔，既无将佐，亦无兵众。袁绍手下有一名都官从事朱汉，曾经遭到韩馥的非礼，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韩、袁二人之间积怨甚深，借故派兵包围了韩馥的住所，手持利刃，破门而入。韩馥逃到楼上，朱汉抓住韩馥的长子，一阵乱棍拷打，把两只脚都打断了。韩馥受了很深的刺激，虽然袁绍杀死朱汉，但他还是离开了冀州去投奔张邈。有一天，在张邈府上，韩馥见袁绍派来一个使者，使者对张邈附耳低语。韩馥心中不觉升起了一团疑云，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起身到厕所，举刀自杀。

袁绍得了冀州，踌躇满志地问别驾从事沮授说：“如今贼臣作乱，朝廷西迁，我袁家世代受宠，我决心竭尽全力兴复汉室。然而，齐桓公如果没有管仲就不能成为霸主，勾践没有范蠡也不能保住越国。我想与卿同心戮力，共安社稷，不知卿有什么妙策？”沮授原任韩馥别驾，颇有谋略，袁绍使居原职。他回答说：“将军年少入朝，就扬名海内。废立之际，能发扬忠义；单骑出走，使董卓惊恐。渡河北上，则渤海从命；拥一郡之卒，而聚冀州之众。威声越过河朔，名望重于天下！如今将军如首先兴军东讨，可以定青州黄巾；还讨黑山，可以消灭张燕。然后回师北征，平公孙瓒；震慑戎狄，降服匈奴。您就可拥有黄河以北的四州之地，因之收揽英雄之才，集合百万大军，迎皇上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未服，谁抵御得了？”袁绍听了，眉开眼笑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啊！”随即加沮授奋威将军之号，使监护诸将。沮授的这番话，充满了肉麻的阿谀之词，博得袁绍笑逐颜开，也得到升官发财的酬劳。不过，他主张迎汉献帝，挟天子以号令天下，确为有识之见。如果后来袁绍能照着做，日子肯定会好过得多。但是，袁绍原来就反对立汉献帝，他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遮人耳目的高调罢了。袁绍又用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这两人比较正直，但在韩馥部下却郁郁不得志。此外，袁绍还用许攸、逢纪、荀谌等人为谋士。但是，袁绍无甚政治才能，他在冀州“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治中审配的家族，竟藏匿罪犯，为逋逃渊薮。正如曹操指出的那样“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①攻灭公孙瓒①《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书》。

冀州北有公孙瓒，南有袁术，这是袁绍的两个劲敌。初平二年（191）冬，孙坚依附于袁术。袁术以他领豫州刺史，屯阳城。孙坚出兵攻击董卓时，袁绍却派周昂任豫州刺史，袭取阳城。袁术派遣公孙瓒弟公孙越协助孙坚回救阳城，公孙越在作战中被流矢射中身亡。当时，正在青州镇压黄巾军的公孙瓒怒不可遏地说：“我弟弟的死是袁绍惹出来的。”于是举兵攻打袁绍。公孙瓒攻势凌厉，威震河北。一时间，冀州郡县纷纷望风而降。袁绍大惊，为了取悦公孙瓒，缓和局势，他拔擢公孙瓒从弟公孙范任勃海太守，但公孙范到了勃海，立即倒戈。初平三年（192）春，袁绍亲自领兵迎战公孙瓒，两军在界桥南二十里处交锋。公孙瓒以三万步兵，排列成方阵，两翼各配备骑兵五千多人，他自督“白马义从”为中坚②。袁绍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以强弩千张为掩护，他统领步兵数万在后。公孙瓒见袁绍兵少，下令骑兵发起冲锋，践踏敌阵。麹义的士兵镇静地俯伏在盾牌下，待敌骑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敌骑飞去。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一片混乱，骑兵、步兵都争相逃命。麹义的军队则越战越勇，临阵斩公孙瓒所署冀州刺史严钢，杀敌千余人，又乘胜追到界桥。公孙瓒企图守住界桥，但再次被打败了。麹义一直追击到公孙瓒的驻营地。袁绍命令部队追击敌人，自己缓缓而进，随身只带着强弩数十张，持戟卫士百多人。在距离界桥十余里处，听说前方已经获胜，就下马卸鞍，稍事休息。这时公孙瓒部逃散的骑兵二千多突然出现，重重围住了袁绍，箭如雨下。别驾田丰拉着袁绍，要他退进一堵矮墙里，袁绍猛地将头盔掼在地上，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他指挥强弩手应战，杀伤了不少敌骑，敌骑没有认出袁绍，也渐渐后退。稍顷，麹义领兵来迎袁绍，敌骑才撤走了。

这一年，公孙瓒又派兵到龙凑攻打袁绍，结果再次被打败，遂退守幽州，不敢轻举妄动了。

初平四年（193），太仆赵岐奉命劝和，袁、公孙双方宣告休战。三月，袁绍南下薄落津。这时，魏郡发生兵变，造反的兵士和黑山起义军会后，占领了邺城，整个邺中有十多支起义部队。但起义军中有一个叛徒陶升，他入邺城后把袁绍和州内官吏家属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往斥丘。袁绍迸屯斥丘，任陶升为建义中郎将，然后大举进剿起义军。他在朝歌鹿场山苍岩谷围攻黑山军五天，杀害首领于毒。接着，他又凶狠地镇压了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多支起义军，屠其屯壁，滥杀无辜，死者数万人。

从初平三年至兴平二年（192—195），中原局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长安，司徒王允和中郎将吕布等密谋杀死了董卓，使万民额手称庆。但王允不能妥善处理董卓部属，引起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举兵叛乱。结果王允被杀，吕布东逃。后来，李傕、郭汜发生火并，互相屠杀，而汉献帝作为一尊偶像，被这些军阀争来抢去。在兖州，曹操异军突起。原兖州刺史刘岱死后，兖州地方势力推举曹操接任，他采取武装镇压和诱降的两手，迫使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投降。他又连破袁术，把袁术挤到淮南。在他东征徐州刺史陶谦时，地方势力的代表张邈、陈宫背叛他，迎吕布入兖州。曹操经过艰苦的斗争，②《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才重新夺回了兖州。在幽州，公孙瓒兼并了刘虞，刘虞旧部鲜于辅等招引乌桓，攻打公孙瓒，袁绍也集中十万兵力与鲜于辅等合兵，在鲍丘共同打败了公孙瓒，迫使他退保易京。

兴平二年（195）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到曹阳，后面李傕率军穷追不舍。这时，沮授再次提醒袁绍把汉献帝这面旗帜抢到手。他说：“将军生于宰辅世家，以忠义匡济天下。目今皇上流离失所，宗庙受到毁坏。而州郡牧守以兴义兵为名，行兼并之实，没有一人起来保卫天子，抚宁百姓。现将军已经粗定州城，应该早迎大驾。在邺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那时，还有谁胆敢反抗！”沮授的意见遭到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说：“汉室衰微已经很久了，今天要重新振兴谈何容易！况且目前英雄各据州郡，士众动以万计，这时就是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那么动不动都得上表请示。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这不是好办法。”沮授又苦口婆心地劝告：“迎皇上不仅符合道义，而且是符合当前需要的重大决策。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取胜在于不失时机，成功在于敏捷神速，希望将军考虑。”但是袁绍终于没有采纳沮授的意见，以致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曹操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当汉献帝回到故都洛阳，曹操力排众议，于建安元年（196）八月，亲自到洛阳朝见献帝。他借口洛阳残破不堪，粮食奇缺，把汉献帝转移到许县，在许县建立新都城，从而把献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曹操借天子以自重，略取了河南大片土地，甚至关中的割据势力也纷纷来归附，势力发展很快。原来，袁绍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他举荐曹操担任东郡太守，把曹操当作自己的附庸。吕布占领兖州，他又与曹操连和。那时，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和谐。现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许县成了当然的政治中心，曹操也成了汉帝当然的代言人，随心所欲，号令四方，这是袁绍始料未及的，他实在后悔不迭。

袁绍要求迁都鄄城，那儿离自己较近，便于控制。曹操不但一口回绝，而且下诏书责备他说：“你地广兵多，而专门树立私党；不见你出师勤王，但见你发兵与他人互相攻伐。”袁绍明知是曹操捣鬼，也只得上书为自己申辩。曹操自任汉大将军，而任袁绍为太尉，改封邺侯。太尉虽贵，但地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深感屈辱，上表不受封拜。他愤愤地说：“曹操几次差点完蛋了，是我挽救了他，今天他反以天子的名义对我发号施令！”当时，曹操的实力不如袁绍，且东有徐州吕布、西有南阳张绣、南有淮南袁术，皆虎视眈眈，曹操无暇与袁绍争锋，只能采取克制忍耐的策略。建安二年（197），他派将作大匠孔融使邺，拜袁绍为大将军，以缓和矛盾。

此后几年，袁绍继续致力于讨伐公孙瓒。公孙瓒在易京的外围挖了十道壕沟，城内垒起许多土台，一般高五、六丈，高台上建楼。他自己居住在中间高达十丈的台楼上，以铁作门，男人七岁以上皆不得入门，身边只有侍奉他的姬妾，来往书信文书都要用绳索吊上吊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城内积谷甚多，防守严密，袁绍进攻历年，也攻打不下。谋臣田丰见大军长期滞留冀北，对袁绍说：“迁都之计既然不能实现，应该及早夺取许都，奉迎天子。那时我们也可以事事以诏书为名，号令四海，这才是上策。否则，我们总有一天会落入人家的手中，即使后悔也来不及。”袁绍不听。

建安三年（198），袁绍亲领大军围攻易京，公孙瓒遣其子续向黑山军求救。袁绍上架云梯，下挖地道，不断加强攻势，易京危如累卵，公孙瓒手下的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溃散。翌年春，公孙续和黑山军首领张燕带领十万救兵分三路向易京进发。公孙瓒派人给公孙续送密信，约定以点火为信号，内外夹击袁绍军。这封信被袁绍的哨兵截获了，袁绍将计就计，依照约定的信号点起火堆。公孙瓒以为救兵已到，领兵攻出来，遭到袁绍伏兵的痛击，又龟缩入城。袁绍加紧挖地道，一直挖到台楼下，先用柱子顶着楼基，然后火烧支柱，楼台也就随之崩塌了。公孙瓒无路可走，乃缢杀姐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这时袁绍的士兵冲到楼上将他斩杀。至此，袁绍占据了幽州，兼并了公孙瓒的军队。

袁绍有三子：长子谭、次子熙、三子尚。他宠爱后妻刘氏，对刘氏所生的袁尚特别偏爱，有意以袁尚为嗣，因此出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沮授劝诫说：“年纪相当应选择贤者为嗣，德行又相当要用占卜来决定，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将军如果不能改变决定，祸乱就要从这件事上发生了。”袁绍则说：“我是准备让几个儿子各据一州，考察他们的才能。”攻克幽州以后，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只留袁尚在身边。

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拥有几十万军队。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的野心更大了，给献帝的进贡渐渐稀少了。有一次，他忽然接到久无往来的袁术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汉朝的天下早就丢掉了，天子受人控制，政出于私门，豪强角逐，国土分裂，现在和周朝末年七国纷争的时代没有两样，结果是强者兼并天下。我们袁家受命于天，理应当皇帝，符命、祥瑞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了。今日您拥有四州之地，民户百万。论实力无人比得上您的强大，论德行无人比得上您的崇高。即使曹操有心扶衰拯弱，怎么能够接续已经灭绝了的天命呢？”袁术在建安二年（197）称帝淮南，但只过了两年半时间，搞得资实空虚、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慷慨”地表示愿把帝号让给袁绍。心有灵犀一点通，袁绍见信虽然不敢声张，心里却是求之不得的。他指使主簿耿苞为自己当皇帝寻找根据，耿苞私下对他说：“赤德已经衰败，袁氏是黄帝后裔，应该顺天意、从人心。”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按“五德相生”的“理论”，汉朝是所谓火德（即赤德），火德要由土德代替；黄帝就是土德，而袁家为黄帝的后代，所以袁氏取代汉朝是“天意”。袁绍故意向军府僚属公开了耿苞的这些鬼话，本指望大家同声拥戴，没想到僚属们都认为耿苞妖言惑众，混淆视听，应当杀头。袁绍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唯恐露出马脚，急忙令人杀了耿苞。

官渡败北建安四年（199）初，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了。袁绍称帝不成，便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把汉献帝从曹操手里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积极准备南下。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监军沮授说：“近年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百姓疲惫不堪，仓库没有积蓄，赋役也十分沉重，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在我们不如先派使者给朝廷送上平定公孙瓒的捷报，并抓紧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如果捷报不能上达天子，那么我们可以上表谴责曹操封锁我们与朝廷的联系，那时就能出师黎阳，经略河南。我们还应该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派遣精骑，几路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就可不劳而定。”但是，郭图、审配极力主张迅速出兵，他们说：“按照兵法，兵力超过敌人十倍以上者可以包围敌人，超过敌人五倍就可以进攻，而兵力相当，则可决战。现在有明公的英明勇武，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如果不乘机攻取，以后就难办了。”沮授又说：“救乱除暴，称为义兵；恃众凭强，称为骄兵。义兵所向无敌，骄兵必先灭亡。曹操奉迎天子在许都建立宫室，如今我们举兵南向，是违背道义的。况且最重要的在于正确决策，而不在力量强弱。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不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如果我们不采取稳妥的办法，相反兴起无名之师，未免太使人担心了。”郭图、审配针锋相对地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尚且不能说不义，何况征讨曹操，怎么说师出无名！明公将士精勇，人人争先，此时不能早定大业，是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国之所以称霸，吴国之所以灭亡的缘故。监军的意见乃只求稳妥，不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呀！”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说：“沮授监统内外兵众，威震三军，倘若他的势力逐渐加强，怎么控制得了！臣下服从主人才能昌盛，主上服从臣下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在《三略》中所告诫的。统兵在外的将领，不宜让他参知内政。”因此，袁绍把沮授统领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

九月，曹操分兵把守官渡，准备抗击袁军。袁绍企图联合张绣和刘表对曹操进行夹击。他派使者到穰城联络张绣，还特意给张绣的谋士贾诩捎信结好。张绣打算应允，还没有说话，贾诩在一旁先开口了，他说：“请你回去转告袁本初，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容得了天下的国士呢？”使者怏怏而回。不久，张绣率众投降曹操。袁绍又派人到刘表处求援，刘表假惺惺答应了，实际上按兵不动，对袁曹之争斗只打算作壁上观。张、刘的态度使袁绍迟迟没有动手。

建安五年（200）元月，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策应袁绍。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此时，田丰对袁绍说：“曹操东击刘备，一时不容易罢兵，明公如能举兵袭击他的后方，一定可以一往而胜。”但袁绍却说孩子有病，田丰气冲冲地退了出来，边走边用拐杖狠狠敲着地面，说：“完了，没有希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因为孩子有病就丢掉，可惜啊！”袁绍听说以后，恼羞成怒，从此疏远田丰。

待曹操击败刘备，还军官渡之后，袁绍才匆促决定出兵，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再次进谏说：“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现在许下不再是空虚的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兵众虽少，也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不如作持久之计。将军据有山河之固，拥有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选拔精锐，分为奇兵，速速打击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他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这样，我方还没疲劳，敌方已经困乏，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战胜它。如今放弃必胜的策略，以一战决定成败，倘若不能如愿，悔之晚矣！”袁绍不仅不听田丰的劝告，而且积前后之怨，加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田丰拘押起来。

二月，袁绍发布讨伐曹操檄文，指控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良，专为枭雄”。他派颜良包围白马，自己率领大军抵黎阳。四月，曹操声东击西，北救白马之围，斩杀颜良，迁徙民众撤向官渡。袁绍依仗自己人多势众，准备挥师渡河，追赶曹军。因为屡谏而被嫌弃的沮授，这时又站出来劝阻说：“战争胜负变化莫测，不能不周密计划。大军应当留屯延津，另分兵进攻官渡。如能攻克，再迎大军也不迟，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袁绍不从。沮授在大军即将渡河的时候叹息：“在上者骄傲，在下者贪功，悠悠黄河，我还能渡回来吗！”他推托身体有病，不愿过河。袁绍非常气恼，强迫沮授随军渡河，而把他所部军队割属郭图。袁绍渡河后，驻屯在延津南面。他派出刘备、文丑挑战，被曹军打败，大将文丑被斩。再战，又折两员战将和许多人马，袁军中大为震恐。曹军退还官渡后，袁军集结在阳武，沮授忍无可忍，又对袁绍说：“北军人多，但英勇善战不如南军；南军粮少，物资储备不如北军。南军利于速战，北军利于缓兵。所以我军应打持久战，拖延时日。”袁绍仍然不从，他命令部队逐渐逼近官渡，紧靠曹军扎营，军营东西绵延数十里。

九月，两军会战，曹军失利，躲进营垒中坚壁不出。袁绍修筑壁楼，堆起土山，从高处发箭射击曹营。箭如雨下，曹营中的将士只得蒙着盾牌走路。但壁楼、土山不久就被曹军的“霹雳车”轰毁了。袁绍又暗凿通往曹营的地道，曹军则在营中挖掘长沟进行防御。袁军的运粮车还遭到曹军的袭击。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河南老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背叛曹军，响应袁军。然而，这种有利于袁绍的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这时，袁绍派淳于琼带领万余人北迎运粮车，沮授特意提醒说：“可增派蒋奇领一支人马在淳于琼外侧，以防止曹操钞略。”而谋士许攸则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轻骑奔袭许都的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竟听不进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审配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遂投奔曹操。在许攸的谋划下，曹操亲自领兵赴乌巢，袭击淳于琼。当曹操奔袭乌巢之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授淳于琼，他对袁绍说：“曹操亲自出马，必然得手，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郭图却别出心裁地说：“不如现在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袁绍认为郭图说得对，只要攻拔曹营，曹操就无家可归了。于是派高览、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营，而只派一支轻骑救援乌巢。高览、张郃攻营不下，乌巢大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了，二将无心恋战，竟自向曹军投降。袁绍全军大乱，一下子全垮了。慌忙之中，袁绍及长子袁谭各单骑逃遁，直奔黄河渡口，随后又逃来一群骑兵，约有八百骑，渡河至黎阳北岸。这一仗袁绍损失七、八万人，武器、辎重、图书、珍宝无数。当他跌跌撞撞走进部下蒋义渠营帐中时，握着蒋的手，无比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脑袋都交给你了。”

袁、曹双方逐鹿于大河南北，袁绍据兵精粮足的冀州，所谓“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或许有些夸张，但当四战之地的河南遭受严重破坏时，冀州相对是比较富足的。从袁绍提十万大军南下、粮草又源源不绝地起运的情况看，优势显然在袁绍方面，况且袁绍手下的文臣武将，如田丰、沮授、许攸之流，也都称得上足智多谋的人才，然而袁绍却在官渡一败涂地，众叛亲离，并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败后，有人对田丰说：“你必将受重用了。”田丰平静地回答说：“如出兵打胜了，我一定能够安全。如今兵败，我必死无疑。”果然，袁绍回到邺城，说：“我当初不听田丰之言，今天真的要让他笑话了。”于是下令杀了他。

不久，袁绍发病，死于建安七年（202）夏天。

袁绍子袁谭、袁尚在袁绍死后争权相攻，被曹操各个击破。建安十年（205），袁谭被杀，袁尚与二兄袁熙逃亡辽西乌丸。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定乌丸，袁尚、袁熙败走辽东，被公孙康所杀。

第二节 曹操

早年的政治生活

曹操（155—220），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①，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①。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曹操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子将，许子将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②。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③。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④。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讨伐董卓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①本节材料依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者，不另作注。

①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郭颁《世语》。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军遭遇，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收编农民起义军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

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①，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挟持汉帝迁都许昌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披荆棘，依丘墙间”①，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②。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③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发展农业生产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①。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迎献帝、迁都于许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从建安二年起，曹操利用他“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东征西讨，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

其时，在曹操的北边，是占有冀、并、幽、青四州的袁绍；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东南，是占据徐州的吕布；正南，是占据荆州的刘表；西边，是关中诸将。此外，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绣投降刘表后，屯驻于宛县（今河南南阳），对许都形成威胁。

征徐州建安三年（198）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攻势之下，吕布军上下离心，十二月，吕布将侯成、宋宪等生擒吕布谋士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处死，收降吕布将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

当时，群雄实力最强的是袁绍。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①《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②《后汉书·献帝纪》。

③《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①《三国志·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徐州牧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曹操杀掉。刘备遂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

曹操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前后受敌，决定先消灭在徐州立足未稳的刘备。时诸将皆怕袁绍乘机来攻许都，曹操对此胸有成竹，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有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

官渡之战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

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①，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谭、次子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北），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

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四战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刘宋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操之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问题的。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曹操对袁绍有很深的认识，他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

建安五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为袁军名将，二战分别被杀，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①《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相应办法击破。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恰好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授，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草”①。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但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溃散，大将张郃等人投降曹操。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于是曹军大获全胜，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写给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①从客观条件上说，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

官渡一战，曹操击溃了最大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并。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建安九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第二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州平定。于是，曹操让还兖州牧，改任冀州牧。

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征乌桓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蓟县）。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①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八月，二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放军①《资治通鉴》卷六三汉献帝建安五年。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①《三国志·魏书·田畴传》。

军势甚盛。曹操登高了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

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军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今属河南），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并将其军击溃，随后进占江陵。

由于曹操的进军威胁了孙权的统治，孙权命大将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军抵抗曹操。

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对方隔江对峙。

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遂撤军北还。

赤壁战后的事功赤壁大败后，曹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材收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十六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锺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九月，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八年，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五月，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割冀州的河东、魏郡等十郡以为魏国封地。曹操封魏公后，所任丞相和冀州牧如故，权势愈来愈大。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①，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沔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随后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沔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刘备杀掉，曹军大败。曹操遂放弃汉中，军队全部撤回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大破于禁所统七军，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很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而且他早已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兵，路上被孙权军擒杀。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①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②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都是不朽的文学作品。

①《三国志·蜀书·杨戏传》。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第二章 刘备、诸葛亮①

第一节 刘备的早年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据说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之子刘贞，西汉元狩六年（前116）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为不及时向皇帝缴纳贡金，失去侯爵，于是世代成为涿县人。刘备的祖父刘雄和父亲刘弘，都曾在州郡做官。

刘备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贩鞋织席为生，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得到许多锻炼。少年老成的刘备，处境虽然艰难，对前途却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他坚信终有一日能够摆脱贫困，干一番大事业。十五岁那年，刘备经母亲张罗，又得到同宗刘元起的资助，与公孙瓒等人一起，拜九江太守、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卢植为师。刘备平日喜好的是狗马、音乐和衣着一类的东西，对读书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期间，他的一大收获是与比他年长的公孙瓒成了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刘备平时不大讲话，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但很善于接近他人。由于他喜欢交结天下豪侠，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包括关羽、张飞在内的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人。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当时，中山国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正在涿郡一带从事贩马活动，他们对农民起义十分害怕，见刘备很有组织能力，就捐助了许多钱财，让他纠合起一支队伍，跟随校尉邹靖镇压黄巾军。不久，刘备因为镇压有功，被任命为中山国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尉。一天，郡督邮因公到县，刘备满怀希望求见，却遭到拒绝。盛怒之下，刘备强行进入督邮的住处，将督邮绑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但也因此丢了官。此后，刘备加入大将军何进的队伍，继续参予镇压黄巾军。下邳一役，刘备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下密县（今山东昌邑东）丞，不久又做过高唐县（今山东禹城西南）县尉、县令。

初平元年（190），黄巾军攻下高唐县，刘备投奔已经做了东汉中郎将的公孙瓒。当时天下大乱，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公孙瓒以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道，抵抗冀州刺史袁绍的进攻，数立战功，先后被提升为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南）县令，平原国相。其时，战事频仍，天下饥馑。刘备矢志功名，乐善好施，他经常与那些地位比他低的士人同席而坐，同桌而食，交结了一批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平原国有位叫刘平的人，素来瞧不起刘备，见刘备地位比他还高，心中甚是不平，于是收买了一名刺客前去刺杀刘备。刘备浑然不觉，对来客照样热情备至，刺客不但没有下手，反而将实情全部告诉了刘备。

公孙瓒被袁绍打败后，刘备与田楷向东转移，屯驻齐国（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初平四年（193），曹操大举进攻徐州，徐州牧陶谦派人向田楷告急，刘备与田楷迅速前往相救。刘备所部共1千余人，还有一些乌丸骑兵，途中，又收容了几千饥民。到徐州后，陶谦表奏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驻守小沛（今江苏沛县），以防曹操。刘备在此广交文武豪杰，礼贤下士，赢得当地人士的好感。碰巧陶谦一病不起，他于临终前对心腹麋竺说：“非刘备①刘备、诸葛亮传主要依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下引上传者，不另注。不能安定此州。”陶谦死后，麋竺依嘱率州人迎请刘备，此时为兴平元年（194）冬。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做徐州牧对于一心想要“立功立事”的刘备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此举并非可以无所顾忌，近在寿春的袁术就让他十分头疼，于是刘备推托说：袁术“四世五公，海内所归”，你们应当去请他。北海相孔融劝刘备说：“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这才做了徐州牧。不出所料，袁术听说刘备做了徐州牧，于建安元年（196）六月，率兵来攻。刘备留张飞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率领关羽、赵云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一带迎战，相持一个多月，互有胜负。没想到另一支势力吕布乘虚向刘备后方下邳发起了进攻。下邳守将曹豹本来就与张飞不和，此时与吕布联合，击败了张飞，吕布于是掳走了刘备的家属及将士家口。刘备急忙回军下邳，结果溃败。刘备重新聚合散兵后，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平山堂），但又被袁术打败，不得已退守海西县（今江苏灌南县西南），打败了那里的杨奉、韩暹。当时兵疲粮乏，吏士自相啖食，刘备主动向吕布求和。结果吕布归还其妻儿，还让他做了豫州刺史，吕布自己做了徐州牧。刘备驻守在小沛，暗中招兵买马，不久发展到万余人。建安三年（198）春，吕布派人外出买马，刘备的部下不明情况，贸然抄略了他们的钱财。吕布一气之下，亲自出兵攻打刘备，刘备只身出逃，投奔了曹操。

刘备到许（今河南许昌）后，曹操对他非常器重，曹操的谋臣程昱对曹操说：“据我看，刘备才能出众，又很得人心，终究不会屈居人下，应该乘早除掉他。”曹操考虑再三说：“现在正是收揽英雄的时候，如果因为杀掉他一人而失天下人士之心，是我们不该干的。”于是推荐刘备做了豫州牧。为了让刘备去攻打吕布，曹操一面让他在沛县收集散卒，一面资助他粮食和兵力。公元198年，吕布进攻刘备，曹操先派夏侯惇救援，不成。于是亲自率军前往梁国（今河南商丘县城南），与刘备会合，然后包围下邳，吕布屡战屡败，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率众投降，最后吕布也被活捉。刘备与曹操回到许后，被提升为左将军。曹操对刘备更加客气，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但刘备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擅朝政的做法十分不满。那时，汉献帝亲手授给外戚车骑将军董承一道密诏，要他筹划诛杀曹操，刘备后来参与了密谋。建安四年春，当他们还没有发难的时候，曹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曹操同刘备评论当时英雄人物，从容地说：“今日天下英雄，看来只有您和我。袁绍之徒，不足挂齿。”刘备正在吃饭，一听此话，还以为自己恢复汉室的密谋被曹操发现，顿时吓得连正在夹菜的筷子都失手了。当时外面正在打雷，刘备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对曹操说：怪不得古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此刻一震，便致于此。为了争取主动，刘备索性暗中加快速度，与董承等人谋划，准备除掉曹操。正在这时，淮南的袁术因力单势弱，想经徐州北上依附袁绍，曹操担忧二袁联兵以后难以对付，就派了刘备等人率军去截击。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闻讯赶来，告诫曹操：刘备放走不得！曹操也意识到不妥，想改变主意，但已追之不及。刘备还没到徐州，袁术就病死了。刘备乘机再次占领下邳，杀死徐州刺史车胄，自己还驻小沛，让关羽留守下邳。这时，附近的一些郡县脱离曹操，归附刘备，刘备兵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他又派孙乾到冀州（治邺城，今河北临璋县西南邺镇东），与袁绍结盟。曹操得知刘备占据徐州，急忙派兵征伐，但没有成功。建安五年（200），曹操决定亲自东征。当时袁绍正准备兴兵南下，攻击曹操，所以诸将劝阻曹操说：与您争天下的是袁绍，他现在兴兵南下，您反而去东征，如果他乘机从后进攻，我们将措手不及。曹操说：刘备为人杰，今日不除，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但处事迟缓，不会马上南下的。于是分兵把守官渡，亲率精兵征讨刘备。刘备原以为曹操大敌当前，无暇东顾，所以并无应敌准备。曹操精兵突然而至，使刘备大惊失色，他来不及作正面抵抗，便弃众而投奔了袁绍。曹操收编了刘备的部众，截获了他的家属，还活捉了刘备的左右臂关羽。

第二节 诸葛亮出山，蜀汉的建立

三顾茅庐，隆中对策袁绍听说刘备要来，十分高兴，不但派大将远道接应，而且亲自出城迎接。不久，袁绍率大军南下，与曹军在官渡对峙。袁绍派刘备和刚刚从曹操那里投奔过来的汝南黄巾军刘辟袭击曹操的后方许，结果为曹军所败。但值得庆幸的是，关羽又回到了刘备身边。接着，刘备率领本部人马与汝南黄巾军首领龚都等合兵，发展到数千人。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后，接着进攻刘备。刘备投奔荆州的刘表。刘备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荆州牧刘表待他以上宾之礼，交给他一支部队，让他屯驻新野。

屯驻新野期间，刘备广交荆州英雄豪杰、贤能之士，以图振兴汉室。有一次，他去拜访荆州名士司马德操，向他请教天下大事。司马德操素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谦虚地对刘备说：我一介俗士，哪能看得清天下大事？只有俊杰才能识时务。他向刘备推荐了外号伏龙、凤雏的两个人。刘备赶紧问谁是伏龙，谁是凤雏。司马德操告诉他，诸葛亮是伏龙，庞统是凤雏。不久，名士徐庶到新野见刘备，也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他说：我的朋友诸葛孔明，人称卧龙，是个少见的杰出人才，将军您想见见他吗？刘备说：你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只能您去见他，不能随便召他来见您。”刘备觉得有道理，于是带着关羽、张飞，从驻地前往隆中拜访，没想到一连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才见着。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父亲诸葛珪做过东汉的太山郡丞。诸葛亮父母早亡，投靠了叔父豫章太守诸葛玄。后来诸葛玄为避世乱，带着诸葛亮投奔了荆州牧刘表。叔父去世后，诸葛亮隐居在襄阳西北二十里的隆中，一个院落，几间草屋，一面种地，一面读书，过着清贫的生活。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比为春秋时候的大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候的大将乐毅，很想干一番大事业。他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像卧龙一样随时准备腾飞而起。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屏退众人，推心置腹地对诸葛亮说：现在汉室倾危，奸臣擅政，致使皇上颠沛。我自不量力，试图申张大义，苦于智谋短浅，至今仍然没有多大建树。但我的志向没变，你看我该怎么办，才能取得成功？诸葛亮早就听说刘备思贤若渴，善于用人，此刻见刘备坦诚求教，就毫不保留地把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个人的设想，和盘托了出来。他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见刘备虚怀若谷，抱负宏大，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刘备的请求。不久，刘备以隆重的礼节把诸葛亮接到了自己的驻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刘备对诸葛亮更加佩服，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刘备的知己关羽和张飞，见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刘备如此的青睐和倚重，不免流露出一些不快，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什么。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对他不服气的议论。

经过几年经营，到刘备屯驻樊城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支万余人的军队。在刘备的周围，聚集了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诸葛亮、徐庶、孙乾、麋竺等谋士。由于刘备善于用人，荆州一带许多人士都归心于他。

赤壁之战，立足荆州曹操统一北方后，雄心勃勃，企图一举南下，统一全国。当时南方有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三大势力。刘表割据的荆州之地，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这里距离中原最近，曹操担忧刘备一旦夺取荆州，将刘表的七八万水陆军和数以千计的战船全部据为己有，必将构成对自己统一事业的威胁，于是决定先从荆州下手。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曹操率领十多万大军南征，直指襄阳。就在此时，刘表突然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大臣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说：现在我和你们占据全楚之地，守着我家先辈的家业，坐观天下，为什么不行呢？有个叫傅巽的大臣对他说：你自认为比得上刘备吗？刘琮回答：我不如他。傅巽分析说：假如刘备有足够的能力抵御曹操，那么刘备就不会甘居于您之下。希望您能当机立断。刘琮慑于曹操的军威，于这年九月，就派使者向曹操投降了。当时屯驻樊城的刘备，对曹操南征和刘琮不战而降等事一无所知，刘琮也不敢将乞降的事告诉他，所以，直到曹操大军抵达宛（今南阳市）城，刘备才听到消息。刘备兵微将寡，腹背受敌，形势非常严峻。经过商议，决定向南撤退，约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会合。江陵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可以西接益州牧刘璋，东联江东的孙权，而且那里屯积了不少军需物资，有利于同曹操周旋。刘备派关羽率领水军乘船走水路，自己率余众经襄阳南撤。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杀刘琮，以便占据荆州，刘备说：刘表临死前，将刘琮托付给我，现在为了保全自己，背信弃义，我实在不忍这么干。不然，我死后有什么脸见刘表？于是刘备主动邀请刘琮一起南撤，刘琮没有接受。但刘琮左右的人和其他一些荆州人都归附了刘备。到达当阳（今湖北当阳东北）时，跟随刘备的百姓多达十余万。由于带着数千车物资，队伍行动缓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十多里路。有人提醒刘备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刘备回答：成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他们？依然照旧行进。刘备后来在当阳境内的长阪被曹操追上，结果兵众四散，几千车物质也被曹操截获。刘备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脱，斜趋汉津，恰好与关羽的水军相会。前来迎接的刘表长子刘琦也带着一万多人随后赶到。合兵以后，刘备所部共两万多人，一同前往夏口（今武汉市汉阳）。

曹操南征以来，一路收编了刘琮的七八万水陆军队，缴获了大量粮草和武器。占领江陵后，他决定乘胜顺江东下，一举消灭刘备、刘琦，然后再图江东。

当曹操南征、刘表病死的消息刚刚传到江东的时候，孙权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连忙派鲁肃前往荆州观察动静。鲁肃找到刘备、诸葛亮，已是长阪之败以后，当时刘备正准备投奔苍梧（今广西梧州一带）太守吴巨。鲁肃劝刘备说，与其远投岭南，不如近联孙权。建议他们向东撤退。诸葛亮见情况紧急，也劝刘备向孙权求救，于是刘备一面率领队伍向东撤退，一面派诸葛亮去见孙权。

当时孙权拥军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观望曹刘成败。诸葛亮跟着鲁肃来到柴桑，为了促成孙刘联盟，他用计激孙权说：曹操现在攻破荆州，威震四海，将军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他抗衡，就应早日与他绝交；如果抵挡不住，为什么不按兵束甲，向他称臣呢？孙权听后大怒说：我拥有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岂能受制于人。于是决定与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为了坚定孙权取胜的信心，解除后顾之忧，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豫州（指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归附曹操，为兵势所逼，并非心服。今将军如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操必矣。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孙权听了大喜，立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统领三万水军，跟随诸葛亮与刘备会合，迎击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曹操亲统大军自江陵顺流而下，与逆水西进的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当时曹军士兵大多水土不服，染上疾疫，初战即败，于是撤退到江北的乌林，和联军隔江相对。后来联军利用火攻，大败曹军，曹操留下曹仁、徐晃驻守江陵，乐进驻守襄阳，自己带领军队退回北方。

经过赤壁之战，孙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刘备也乘机向江南发展势力。他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这四郡的太守先后投降，刘备因此占据了荆州的江南部分。不久，刘琦病死，刘备做了荆州牧，领兵屯驻油口，改油口为公安（今湖北公安）。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供军政费用。为了加强孙刘联盟，共同抵御曹操，孙权嫁妹给刘备，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又同意刘备的请求，将南郡借给他，即所谓“借荆州”。后来，曹操正在写字时，听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连笔都落到地上了。至此，刘备在荆州立足已稳。为了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目标，刘备集团开始谋划，准备夺取西面的益州。西取益州，奠定基业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地方广大，土地肥沃，素以“天府之国”著称，但在刘焉、刘璋父子的统治下，这里成为一个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地方。公元208年，曹操打下荆州，刘璋曾归附曹操。赤壁之战后，刘璋断绝了同曹操的关系。孙权曾遣使和刘备商议，试图共同攻取益州，刘备因为另有打算，拒绝了孙权的建议。

原来，刘备在此之前，已经与刘璋方面的人士有了一些接触。刘璋在赤壁之战前，派部下张松，赤壁之战后又派部下法正，先后拜见过刘备。刘备不但热情地接待，而且借机询问了许多益州的情况。张松、法正见刘备才能突出，善于用人，于是都对他十分倾心，把益州的地理形势和府库钱粮、人马兵器等情况，都告诉了刘备，甚至还画了益州详细的山川地理形势图，供刘备参考，使刘备“尽知益州虚实”。张松、法正从刘备那里回益州后，都劝刘璋与刘备结好，后来二人又密谋寻找机会迎接刘备入蜀。

谋臣庞统这时也劝刘备尽早占据益州，他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最后，他还提醒刘备：“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准备派大将钟繇率军进攻汉中的张鲁，十分恐惧。张松乘机向刘璋进言：“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巧妙地向刘璋提出了迎刘备入蜀的建义。刘璋为了抵抗曹操，派法正领兵四千，携带厚礼，前往荆州迎接刘备。法正出发前，主簿黄权曾提醒刘璋：刘备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著名人物，接他来益州，如果以部下对待，他不会满意；如果以宾客礼对待，一国不容二主，势必造成累卵之危，请他作长远考虑。但刘璋根本就听不进他的意见。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刘璋此举是引狼入室。

果然，法正一到荆州，就劝刘备乘机占据益州，他说：刘璋懦弱可欺，又有张松作内应，您肯定能占领益州；成功以后，凭借益州险阻，利用那里的财富，不愁成不了大事。刘备听后点头称是。

刘备以接受刘璋的邀请为名，率领步卒数万人，与庞统、黄忠等进入益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守荆州。刘备经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垫江（今合川）抵涪县（今绵阳市东北），刘璋率步骑出城热烈欢迎。刘璋让刘备做了行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又将杨怀、高沛统领的白水军交给刘备，让他去攻打张鲁。张松让法正提醒刘备，可以乘机袭杀刘璋，谋臣庞统也赞成这么做。刘备认为此事非同一般，不能仓猝，就暂时按刘璋的意图，率领约三万人，带着大量的武器装备，向北前进，去攻打张鲁。当前进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时候，刘备根本不再考虑什么讨伐张鲁的问题，而是停下来拥军自保，“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为夺取益州作准备。

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曹操进攻孙权，孙权请刘备回救荆州。刘备以孙权和他势同唇齿为借口，派使者请刘璋给予一万兵力及武器粮草，以便他援救孙权。刘璋对刘备不讨张鲁，却去援救孙权相当不满，只勉强答应给兵四千，武器粮草等也都只给刘备要求的一半。刘备借机激怒将士说：我为刘璋征讨强敌，将士辛勤劳顿，无暇安宁；刘璋虽然资财积累丰富，对我们却如此吝啬，这怎么能让大家为他拼死作战呢？使军中上下都对刘璋产生了不满情绪。在成都的张松认为刘备真的要离开益州，赶紧给他写信说：“今大事垂手可立，怎么就放弃而走呢？”不料此事被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所告发。刘璋当即捕杀了张松，然后下令各守关将领不得放刘备通过。刘备闻讯大怒，果断诱杀了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收编了白水军，接着与黄忠、卓膺率兵进驻涪城，准备继续南下进攻刘璋。

刘璋得到消息，慌忙派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迎击，结果连吃败仗，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刘璋又派李严总督绵竹诸军，准备反击，不料李严倒戈投降。至214年刘备兵势加强，于是分兵攻占附近诸县，最后将刘璋包围在雒城（今四川广汉西北）。与此同时，刘备下令留守荆州的诸葛亮火速领兵西上。诸葛亮留下关羽驻守荆州，自己立刻与张飞、赵云统兵入蜀。一路上，诸葛亮、张飞、赵云攻下巴东、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犍为（今四川彭山西）、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214年五月，刘备攻下雒城，刘璋逃至成都。刘备乘胜追击，在成都与诸葛亮的军队会师。当时，成都城内有三万精兵和可供一年支出的粮食布匹，不少人还想固守。但刘璋见大势已去，无心抵抗，便说：我家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对老百姓无恩无德，已经让他们四处奔波，攻战三年了，我怎么能忍心再让他们为我受苦呢！于是在这年六月出降。刘备终于取得了益州。在此之前，马超前来投奔，刘备闻讯，特别高兴地说：这下准能取得益州了。在庆祝胜利的酒宴上，刘备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直言不讳地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听后一时大怒，但转念细想，又觉得庞统说的不无道理。另外，他想到，夺取益州，只是统一大业的第一步，今后的历程很可能更艰难，不可盲目乐观。

占据益州后，刘备自称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依靠法正、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文臣武将，收拢了董和、黄权、李严等一部分刘璋旧部，初步具备了封建统治的规模。从此，刘备外出征战，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配合十分默契。

作为外来势力，刘备占领益州后，吸取刘璋的教训，一开始就注意搞好与当地“土著”以及刘璋旧部的关系，只要不公开反对他，就加以笼络和任用。黄权曾极力反对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入益州后，黄权还闭城坚守，直到刘璋投降后，他才投降。对这样的人，刘备也不计前嫌，加以任用。这样，刘备较好地调和了主客之间的矛盾，使他的统治得到初步的稳定。

刘备刚刚进入成都时，有人主张将成都内外的一些土地房屋分赐诸将，赵云提出反对意见说：现在天下尚未平定，切不可追求安乐。益州百姓遭受了战争的祸害，我们应该把土地房屋归还给他们，使他们安居复业，我们也可以征调赋税徭役，满足财政军事的需要。刘备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考虑，很痛快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另外，攻破成都时，兵士将财宝钱物争抢一空，后来军用不足，刘备很是担忧。有个叫刘巴的建议说：这不难，您只要铸造钱币，平抑物价，开展官市，就行了。刘备照他说的办了。不久，财政状况果然有了好转。

刘璋统治益州时，由于地方豪强和官僚们的专横自恣，侵夺百姓，不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也因分赃不匀而矛盾重重。进入益州后，诸葛亮采取了“先理强，后理弱”的政策，来改变这种现状。“理强”即是限制、打击“专横自恣”的豪强官僚“理弱”即是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在刘备的支持下，诸葛亮厉行法治，对那些为非作歹以及敌视刘备集团的豪族官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有些人因此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法正也写信劝诸葛亮说：我们刚刚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就施用权威，按主、客关系论，我们也应该多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得宽一些，以示安慰。诸葛亮回信说：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为了更有效地实行法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后来的《蜀科》就是其中的一种。由于诸葛亮赏罚严明，刘备集团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统治秩序也进一步稳定。

荆州受挫，北据汉中建安二十年（215），刘备正准备向北进攻，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孙权以刘备已经取得益州为理由，派人要求他归还荆州。荆州为刘备集团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是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的一份胜利果实，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借与还的问题，所以他自然不会轻易让给孙权，于是推辞说：等我夺取了凉州，荆州自然归还给你。孙权大怒，认为刘备对荆州借而不还，太不讲信用，不加说明，就派吕蒙夺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地。刘备闻讯，急忙领兵五万来争。孙刘间的冲突眼看就要升级。正值此时，曹操打败张鲁，平定汉中，进而直接威胁巴、蜀。刘备权衡利害，不得已与孙权讲和，约定孙权统辖江夏、长沙、桂阳，刘备享有南郡、武陵、零陵三郡，然后迅速回防益州。这样，刘备虽然丢掉了一些地盘，却避免了与孙权的一场火并，得以腾出力量与曹操在汉中周旋。

荆州受挫后，夺取汉中，并把它作为对付曹操的军事据点，已成为刘备集团的一个战略目标。汉中周围群山环绕，中间是汉水盆地，土厚民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刘备如能占有汉中，进可以伺机出军中原，袭击曹操，退可以拥有雍州（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凉州（今甘肃张家川）。汉中本属益州，曹操从张鲁手中夺下汉中后，蜀中上下一日数十惊，刘备想用斩首示众的办法制止慌乱，都无济于事。当时曹操的谋臣刘晔劝曹操一鼓作气，灭掉蜀汉。曹操考虑到自己后方不稳，控制汉中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实际上，后来曹操控制汉中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以夏侯渊、张郃守汉中。刘备采纳谋臣法正的建议，让诸葛亮驻守成都，负责供应军需，自己率兵进攻汉中。二十四年（219），刘备在汉中西南的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与夏侯渊对阵，令老将黄忠出击，消灭了夏侯渊。曹操迅速率军从长安赶来，企图夺回失地，刘备自信地说：曹操即便赶来也没用，我肯定夺下汉中了。刘备占据险要，任凭曹操多次挑战，始终不出兵交锋。日子一长，曹军开小差的日益增多，到这年夏天，曹操仍然一筹莫展，不得已撤军回了长安，刘备终于实现了占领汉中的目标。这年秋天，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留守汉中，自己迁至成都。

同年七月，关羽接到刘备命令，乘曹操汉中失利，东部又疲于淮南防御孙权的时机，对曹军占领的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发动了进攻。结果曹军大败，于禁、胡修、傅芳等曹军将军或者被俘、或者投降。关羽在荆州的节节胜利，吓得曹操准备迁都，也使孙权极度不安。在曹操的离间下，孙权放弃已经很脆弱的孙、刘联盟，派吕蒙袭取了关羽的后方公安、江陵，关羽弃樊城回救，兵败被杀，刘备失去了荆州。

第三节 刘备称帝后的蜀汉

刘备称帝，兵败猇亭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为了继承汉统，第二年，诸葛亮等人也请刘备称帝，刘备还想推脱，诸葛亮劝道：“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认为刘备称帝既合理，又必要，刘备于是在这年四月正式称帝，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定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同年五月，立刘禅为太子。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决定进攻孙权。赵云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刘备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下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

关羽是刘备的生死患难之交。关羽早年跟随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整日侍立护卫，不辞艰险。后来，他们又共同经历了四处奔波、寄人篱下的岁月。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前，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也被曹操捉去。曹操十分佩服关羽的为人，任命他做了偏将军，又封他为汉寿亭侯。关羽却始终不为所动，他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不久，关羽果然寻机逃回刘备身边。刘备、诸葛亮先后入蜀以后，关羽依然留守荆州，为保证刘备夺取益州作出了很大贡献。关羽突然被孙权杀死，刘备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所以他不可能不为关羽报仇。这一点连曹魏的刘晔都料到了，他说：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死了，刘备不为他兴军报仇，怎么着也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从当时刘备集团的利益看，刘备也确有攻击孙权，夺回荆州的必要。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的蓝图中，把占据荆州作为刘备能否完成帝业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失去荆州，北面失去作为屏障的汉、沔地区，直接受到来自曹操入侵的威胁，东南失去大量物质财富的来源，刘备仅靠蜀中益州，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就当时吴蜀两国形势看，刘备凭借地理优势，如果指挥得当，也不是没有打败东吴军队，夺回荆州的可能。所以，尽管有许多大臣谏阻，刘备还是没有改变东征的决心。

遗憾的是，刘备指挥失当，导致了这次东征失败。

临出发前，张飞被部将刺杀。孙权听说刘备东伐，赶紧派使者向刘备请和，孙吴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太守诸葛瑾（诸葛亮的哥哥）也写信给刘备，劝他不要以兵戎相见，刘备都未予理睬。蜀军由三峡顺流而下，攻破孙吴的巫县（今四川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守军。为了便于固守荆州，孙权一方面遣使向魏称臣，避免两面受敌，一方面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任命年轻大将陆逊为大都督、假节、安西将军，督将军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五万大军，进驻夷道、夷陵，加强西线防务。章武二年（222）二月，刘备率军从秭归分两路出发攻吴。黄权请战说：吴人悍战，我们顺流东下，进易退难，我请求当先锋同敌人交兵，陛下宜为后镇。刘备未予采纳，而是自统主力军，在江南岸沿山势东进，最后在猇亭（今湖北宜都西北）一带扎营。与此同时，刘备还派侍中马良到五谿蛮地区安慰动员，结果，五谿蛮积极出兵响应。蜀军自巫峡至夷陵界，树栅连营七百余里，立几十营，凭借高处，据守险要，气势锐盛。陆逊见此情形，只得不与蜀军交战，等待时机。由于蜀军在山地布阵，兵力难以展开，而且劳师费时。双方在猇亭对峙将近半年，蜀军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蜀军没机会与吴军决战，粮草物资一天天减少，士气逐渐低落。刘备急于求成，改变战略，命水军也全部登陆，进入山林。陆逊见有机可乘，立即下令全线出击，让士兵每人带一把茅草，包围蜀军，一边放火，一边进攻，结果连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军损失惨重，丢掉了四万多人，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刘备连夜向西突围，抄小道逃往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

诸葛亮辅政，平定南中猇亭战败，刘备愧恨交加，他曾惭愧地说：我竟败在陆逊手下，难道是天意吗！加上军旅劳顿，积劳成疾，刘备竟一病不起，留在白帝城。孙权由于害怕曹魏乘机袭击后方，没有攻入蜀境，而是遣使请和；刘备一败涂地，无力再战，只得同意议和。刘备惨败的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大为震惊，叹息说：如果法孝直（法正）不死，一定会劝阻主上东征，即使东征，也不会导致这样的局面。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病情恶化，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63岁。临终前，他派人把诸葛亮请到白帝城，托付后事。他恳切地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刘禅可辅佐，则辅佐之，如其不行，君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哭着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于是刘备对刘禅说：我死之后，你要把丞相看作父亲一样，和他共同治理蜀汉。刘备又留下遗书，叮嘱刘禅不可懈怠。凡事不能以为是小恶就随便做，也不能以为是小善而不去做。这年五月，刘备的梓宫运回成都，葬在惠陵，谥号昭烈皇帝。

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刘禅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由于刘禅庸碌无为，不谙政事，蜀国政事无大小，全由诸葛亮决断定笃。正如后主对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诸葛亮辅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和孙吴的联盟。刘备东征孙权失败，不但使蜀汉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导致了内部政局的不稳。为了稳定政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全力对付曹魏，诸葛亮于223年派邓芝出使孙吴。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减轻了东顾之忧。外交上的成功，为诸葛亮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平定南中叛乱，提供了有利条件。

225年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叛。

蜀汉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通称南中地区，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些称之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设想“南抚夷越”，把这里建成刘备集团的统治后方。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选派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安远将军邓芳治理南中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刘备东征失败后，南中四郡益州（今云南晋宁）、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牂牁（今贵州贵阳一带）、越巂（今四川西昌），除永昌外，相继发生了叛乱。刘备死后，蜀汉处境艰难，诸葛亮让助手李严给叛乱首领、益州郡的汉族豪强地主雍闿写了一封信，劝他权衡利害，停止叛乱，以图“抚而不讨”，但遭到雍闿拒绝，雍闿回信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现在天下分裂，三国鼎立，使我们不知所归。企图自立一方。诸葛亮考虑到刘备刚死，内部不稳，对南中的叛乱分子暂时采取了克制态度。

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政局的稳定，使平息叛乱的时机成熟起来。诸葛亮进军南中，兵分三路。诸葛亮率西路攻打越巂的高定元，马忠率东路军攻打牂牁的朱褒，李恢率中路军直指益州的雍闿。诸葛亮和马忠率领的东西两翼很快打败叛军，先后收复越瘡、牂牁。然后诸葛亮指挥三路大军会合，集中围攻叛乱中心益州。

诸葛亮的军队到达益州时，叛军内部发生分裂，雍闿被杀，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代替雍闿为头领，继续与蜀军对抗。孟获勇猛顽强，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威信很高。当蜀军即将与孟获交战时，诸葛亮突然下令，对孟获只能生擒，不许伤害。原来，诸葛亮率军出发时，前来送行的参军马谡曾对他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进入益州后，诸葛亮获悉，孟获虽然作战勇敢，却缺少谋略，估计打败他不成问题。这时，诸葛亮想起马谡的临别赠言，觉得这是施行“攻心”战术的一个良好时机，于是决心从孟获入手，改变南中地区过去经常叛乱的局面，治理好南中。果然，经过一场激战，孟获兵败被捉，事后诸葛亮让军队摆开阵势，让孟获观看，以便观察孟获的态度。诸葛亮一面陪着观看，一面故意问孟获：你看，这样威严的军队你能打得赢吗？孟获很不服气地说：先前我不知虚实，所以被你用计打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能够打败你们。诸葛亮听了他的话，笑了笑，爽快地放他回去，让他整军再战。孟获回去后集合好部众后，果然又来交战，又战败被捉。诸葛亮见他还不服气，又放走了他。如此一捉一放，前后七次。孟获逐渐认识到诸葛亮智谋高强，却并不存心与“夷人”为敌。他手下的“夷人”也逐渐弄明真象，不愿再打下去了。当最后诸葛亮又要放他走时，孟获心悦诚服地对他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后来被广泛传播。此后，诸葛亮相继平定南中其他地方，一直打到南边的滇池（今云南晋宁东）。每平定一处，诸葛亮都保留原有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留用原有的酋长，对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还授予高官。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样，诸葛亮妥善地解决了蜀汉政权和南中地区的关系。诸葛亮班师后，并没留驻大批军队，而是继续采取拉拢安抚的政策。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诸葛亮派人在这里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后来南中发展成为蜀汉政权比较稳定的后方和财政收入来源地。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及其他物资，被大量地运送出来，补充了蜀汉政权的财政和军事之需。蜀汉政权从南中征得的大批士兵，发展成为一支作战勇敢的“飞军”。诸葛亮在世时，南中地区一直比较安定，这与诸葛亮善于调整民族关系是分不开的。

南中平定后，蜀汉后顾之忧解除。诸葛亮于是集中力量，练兵习武，准备大举北伐。

北伐中原，出师未捷北伐曹魏，统一中国，是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既定目标。荆州丧失后，两路出兵北伐的条件已不具备，但诸葛亮并没放弃北伐的计划。这时北伐，虽然不可能统一曹魏，却能够起到以攻为守的作用。

建兴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叡即位。消息传来，诸葛亮认为这是进攻曹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在227年春领兵二十万进驻汉中，伺机北伐。随行的有老将赵云、魏延、吴懿等，还有年轻的参军马谡。临行前，诸葛亮虽然对政府人员作了细致的调整安排，但他对成都的政治还是不放心，尤其是对庸碌无能的后主刘禅不放心，因此给刘禅上了一个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出师表》除了陈述北伐目的，表明统一中原的壮志外，主要是劝说刘禅认清蜀汉在三国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希望他能励精图治，从执法、用人、纳谏等方面交待刘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作什么。实际上，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自己的政治和思想主张。诸葛亮希望这些思想和主张，能够在他北伐时得到贯彻执行。

228年春，诸葛亮用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战术正式北伐。由赵云、邓芝为疑军，进驻箕谷（今陕西褒城北），扬言要从斜谷（今陕西眉县南）攻打郿城（今陕西眉县北）；诸葛亮率领主力，向西北的祁山（今甘肃礼县东）方向进攻。曹魏的天水（今甘肃甘谷）、南安（今甘肃陇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三郡很快归附蜀军，天水将领姜维也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的进攻，使魂国朝野震动。魏明帝曹叡亲自坐镇长安，一面派大将军曹真驰援郿县，防御赵云；一面派名将张郃领兵五万西拒诸葛亮。

诸葛亮得知张郃率大军西来，立即派马谡扼守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秦安县）。马谡自幼熟读兵法，能说会道，但缺乏实战经验，刘备临终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历来重视马谡的兵法，对刘备的评论不以为然，还是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所以这次出征，诸葛亮派马谡作了北伐的先锋。马谡到街亭后，自恃兵法稔熟，既不遵守诸葛亮的部署，又不听取副将王平的劝阻，弃城不守，舍水上山。张郃见势，切断水源进行围攻。蜀军因为缺水，饥渴难熬，不攻自乱，张郃乘机带兵出击，结果蜀军大败，马谡狼狈逃出。街亭失守，蜀军丢掉进攻的据点和有利形势。与此同时，赵云、邓芝也出师不利。诸葛亮见整个战略部署被打乱，不宜再战，只好放弃到手的陇西三郡，退回汉中。第一次出兵祁山，就这样失败了。诸葛亮回到汉中，忍痛挥泪，处死了违犯军令、导致战争失败的马谡。诸葛亮认为自己错用马谡也有责任，于是自贬三等。但诸葛亮并不甘心这次北伐的失败，而是抓紧励兵讲武，准备新的北伐。

228年冬，曹休被孙吴大将陆逊打败，魏军主力东下增援，诸葛亮乘机再次北伐。蜀军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包围陈仓（宝鸡东）。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魏守将郝昭率领一千多名守军拼死拒守，蜀军在二十多天里多次进攻，也没攻下。眼看魏军援兵来临，自身粮食告尽，诸葛亮只好再次无功而还。

229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蜀军攻取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二郡，诸葛亮留下将兵据守，自己回到汉中。

231年春，诸葛亮经过两年准备，第四次北伐，包围了祁山。这一次，诸葛亮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使用了叫做“木牛”的独轮小车，准备与魏军进行长期作战。魏明帝将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从荆州调来，迎击蜀军。司马懿了解蜀军远道而来，粮食有限，于是有意避开蜀军主力，凭险坚守。诸葛亮急于决战，百般刺激司马懿主力出动，司马懿始终拒不出战。双方相持一个多月，蜀军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战斗的胜利，却一直未能与魏军主力决战。这时，蜀军的粮食运输又出了问题。诸葛亮不得不再次退兵。

234年春，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出斜谷口，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这次北代，诸葛亮准备了三年时间。他不仅设计了称为“流马”的运输工具，而且与孙权约定了同时举兵伐魏。诸葛亮这次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安营扎寨，再次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对峙。为解决粮食问题，进行长期作战，诸葛亮一到渭水前线，就分兵屯田。司马懿仍然采取坚壁拒守的对策，不与蜀军交战。两军在五丈原相持了一百多天，诸葛亮想尽办法挑动司马懿出战，司马懿始终不为所动。一次，诸葛亮让人送给司马懿一套女人的衣服，想用羞辱的办法激怒他出战，也没有奏效。这时，出兵与诸葛亮呼应的孙权出师不利，退回江南。诸葛亮不由得忧虑起来，担心曹魏援军到来。到这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诸葛亮自觉不妙，密奏后主说：我如有不幸，后事可托付蒋琬。刘禅立即派李福探望病情，并询问了许多军国大事。几天后，李福去而又返，诸葛亮病情已经恶化。诸葛亮对李福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我之后蒋琬可接替我。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替，诸葛亮说费祎可替。李福再问后面的接替者，诸葛亮就不再回答了。李福走后几天，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

诸葛亮死后，军中大将姜维和杨仪依诸葛亮生前部署，秘不发丧，整军从容撤退。司马懿闻迅来追，杨仪作出反击态势，司马懿怕中诸葛亮计，不敢再追。蜀军从容进入斜谷后，才下令发丧。诸葛亮北伐曹魏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诸葛亮的北伐，是蜀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鼎立局面、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的兼并战争。严格说来，蜀、魏双方都不存在诸葛亮所说的“有道”与“无道”的区别，但从当时蜀汉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势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又是必要的。诸葛亮以益州与土地四倍于己、人口五倍于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名将，其北伐无功，也属情理之中。但我们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诸葛亮的北伐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就抹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他为蜀汉统一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

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官民哀恸，奔走哭泣。蜀汉北伐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刘禅为纪念诸葛亮生前的品德和功绩，封赐诸葛亮谥号为忠武侯。依照诸葛亮遗嘱，蜀国将他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以提醒后人不要忘了北伐曹魏，统一中国。

诸葛亮生前曾给刘禅上过一个奏章，说自己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供给全家子弟的生活之需。自己常年在外任职，衣食依赖国家，不曾有任何积蓄和产业。他死后，经过清点，果如其言。足见诸葛亮身居相位，却能严格要求自己。

诸葛亮早年无子，其兄诸葛瑾将儿子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乔后来虽然做了驸马都尉，诸葛亮对他依然管教很严，外出打仗时，常让他承担艰苦的运输任务，可惜诸葛乔25岁时就死了。诸葛亮晚年又得一子诸葛瞻。诸葛亮死时，诸葛瞻才8岁。后来，魏灭蜀时，诸葛瞻驻守涪城（今四川绵阳），经过苦战，以身殉职。他的儿子诸葛尚，当时年仅10岁，听说父亲阵亡，也冲入敌阵战死。所以后人称赞诸葛亮祖孙三代是“三世忠贞”。

诸葛亮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加入刘备集团之前，为青少年成长时期，共27年；第二个时期是帮助刘备创立和巩固政权的时期，从公元207年到222年，共16年；第三个时期是辅佐刘禅治理蜀汉、北伐曹魏的时期，从223年到234年，共12年。

诸葛亮后半生28年的历史活动，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卓越见识和才能。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作为丞相，能够安抚百姓，建立法规，整顿官职，遵循权制，开诚布公；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有仇隙，也必赏无疑，对犯法和玩忽职守的人，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一定惩罚；对真正服罪吐真情的人，罪虽重也可以释放，对狡辩抵赖掩过饰非的人，罪过虽轻也一定严惩；为善不论多么轻微，都加以奖赏，作恶不论多么细小，都加以贬责；处理政事精练，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对人的观察循名责实，对虚伪的人不予录用；因为他用心公平，赏罚分明，所以举国之人对他既畏惧而又尊敬，刑法虽然严峻却没人抱怨。诸葛亮可称得上是懂得治国之道的优秀人才，与管仲、萧何等差不多。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虽然不免美化夸大之嫌，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葛亮的个人品德才能和他治蜀的功绩，值得我们参考。

第三章 孙权、周瑜、鲁肃、陆逊

第一节 孙权①

孙权（182—252），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东吴政权的开国皇帝。

孙坚、孙策的起兵孙权的父亲孙坚，少为县吏。史书称他“世仕吴”，又说他“孤微发迹”②，孙家大概是浙东地区一个门第不算高的豪族。熹平三年（174），孙坚以吴郡司马的身份募召精勇千余人，协助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的州郡兵，共同镇压了会稽的许生起义。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中郎将朱儁表坚为佐军司马。时孙坚为下邳丞，他以跟随他的乡里少年，又募商旅及淮、泗精兵，总共一千多人，组织成他的基本队伍，跟随朱儁向黄巾军挥舞屠刀。中平四年（187），东汉政府为了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任孙坚为长沙太守：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军都被他压平。关东州郡起来讨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响应，并进军中原，成为袁术的部下。在州郡兵中，孙坚的军队是一支少有的劲旅。他曾在阳人（今河南临汝西）大破董卓的队伍，董卓迁都长安后，他又进军收复了东汉的京都洛阳。初平二年（191），袁术派孙坚往攻刘表，在围攻襄阳的战斗中，孙坚被黄祖的部下射死。

孙坚的长子、孙权的哥哥孙策，在孙坚进军中原时，与家人徙居舒（今安徽庐江西南）。孙策在江淮间结交知名人士，与舒县大族周瑜特相友善。孙坚死后，策往见袁术，术以坚余兵归还给他。孙策因为不是袁术的心腹，故不被重用。这时割据群雄正倾其全力在中原混战，江南地区是一个没有大割据势力的空虚地带。兴平二年（195），孙策征得袁术的同意，率兵进取江东，想到那里开辟一个新天地。事实证明，这个正确的战略选择，对以后孙氏势力的发展壮大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孙策在寿春离开袁术时，仅有兵千余人，马数十匹，力量很小。他沿途招兵买马，比及历阳（今安徽和县），已发展到五六千人。孙策过江后，首先与扬州刺史刘繇发生了冲突。经过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秣陵（今江苏江宁）等地的几次战斗，孙策击溃了刘繇的势力，占据刘繇的根据地曲阿（今江苏丹阳）。

孙氏父子在江东的名声并不好，所以孙策初过江时，“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孙策为笼络民心，下令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抢掠，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他又规定：“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①。这样，孙策的势力便壮大起来，军队迅速发展到两万多人。

建安元年（196），孙策南下攻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太守王朗兵败投降。建安四年，袁术病死，其部下投奔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今安徽潜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②《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及注引。

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山）。孙策袭皖，逐刘勋，袁术的部曲三万多人皆归孙策。孙策又兵临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太守华歆不战而降。策分豫章为庐陵郡（治所在今江西吉水东北）。在此前后，孙策又削平了丹阳（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吴郡（治所在今江苏吴县）的割据势力。这样，孙策就占据了扬州的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庐陵六郡，大体上统一了江东。

建安五年（200），被孙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部下，在丹徒刺杀孙策。孙坚、孙策虽然都过早地死去①，但他们却拉起了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也占据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这就为孙权在江南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权建立吴国孙权曾随孙策转战江东，常在一起进行谋划。策死后，孙权在张昭、周瑜等的辅佐下继位。他一方面“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另方面“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使动荡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这时，北方的曹操已渐次消灭袁绍集团，席卷了冀、幽、并、青四州，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襄阳的刘表也占领了包括今湖南、湖北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②，成为仅次于曹操的第二大割据势力。但刘表无能，举措失宜，所以地位不稳。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一步即取代刘表；曹操在略平三郡乌桓以后，也把刘表作为首先要兼并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下，吴将甘宁向孙权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①。因此，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一举灭刘表的江夏太守黄祖。但未等孙权对刘表用兵，曹操已率大军袭襄阳，继承刘表的刘琮不战而降，荆州被曹操占领。接着，曹操从江陵顺江东下，图谋一举消灭孙权，席卷江东。出发前，他写信恫吓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②。这样，历史上决定三国分立的赤壁大战就爆发了。

在赤壁之战中，日后魏、蜀、吴三国的主要人物都作了充分的表演。时孙权才二十六岁，但已显露出他的足以与曹操、刘备并称无愧的政治家的才干。当他听了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七嘴八舌的辩论以后，“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③这是何等的气魄！在赤壁之战中，主要是由于孙权有抗曹的巨大决心，在各方面又处置得宜，因而才取得了以孙、刘五万联军大破二十多万曹军的奇迹。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主要致力于关陇后方的巩固，孙、刘两家围绕着荆州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夺。荆州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吴、蜀都不愿放弃这个能搜刮大量兵源和物资的重要基地。荆州居长江上游，北上可以进攻曹魏的襄樊，威胁许昌，东下可顺流达孙吴的腹地。蜀若失去荆州，就被封闭①按虚岁计，孙坚死时年三十七，孙策死时年二十六。

②《三国志·吴书·刘表传》。

①《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在三峡以西的四川，在东面无法与吴、魏争衡。吴若不占领荆州，就时刻受到长江上游的威胁，无法确保江东。所以从战略上说，荆州是吴、蜀必争之地。而荆州对吴比对蜀还重要一些。

起初孙、刘两家为了联合抗曹，孙权同意把荆州借给刘备。当刘备跨有荆、益以后，势力急剧壮大，对孙权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矛盾趋于激化。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向刘备讨还荆州未果，即派吕蒙带兵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后孙、刘双方妥协，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一个回合。

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向曹军发动大规模的襄樊战役，掳于禁，斩庞德，军势极盛。关羽和孙权关系不好，扬言说：“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孙权）邪！”①可见如关羽获胜，蜀对吴造成的压力当更大。起初孙权想乘机攻取曹魏的徐州，但遭到吕蒙的反对，他向孙权说：“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②。吕蒙的主张显然更符合东吴的利益。孙权改变主意，采取与曹魏联合，达成夹击关羽的密谋。关羽在吕蒙的偷袭下，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二个回合。

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在他称帝后倾全力向吴进攻。蜀和吴有所不同：蜀处群山环绕之中，易于自守，外敌很难进攻，所以它大举攻吴，不必顾忌魏的袭击；吴与魏仅一江之隔，极易受到魏的攻击，它如对付蜀，就更得提防魏。因此，孙权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曹丕称臣、进贡，并接受曹丕赐给他的吴王封号，以避免“二处受敌”的困境。曹丕受孙权的迷惑，对吴、蜀之争采取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吴以全力对蜀，终于在夷陵大破刘备的军队。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三个回合。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斗争，最后确立了吴在荆州的统治。

在魏、蜀、吴三国中，就其政治凭借来说，吴不如蜀、蜀不如魏。曹操和曹丕“挟天子而令诸侯”，一切以汉献帝为招牌，名正言顺，当曹丕具备称帝的条件以后，仅导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就率先当了皇帝。刘备是“帝室之胄”，虽然比较疏远，但也有兴灭继绝的称帝资格，所以当曹丕废汉献帝以后，刘备就马上宣布是汉室的合法继承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政治凭借在当时是重要的，但东吴却缺乏它。在三国中孙权称帝最晚，这当然是由于吴、蜀长期争夺荆州，孙权不得不对魏采取韬晦的策略，但也与他缺乏这种政治凭借有关系。直至夷陵之战以后，孙权与蜀恢复了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又经过几年的酝酿，孙权才在黄龙元年（229）正式称帝。孙权为什么能在江南建立起巩固的封建政权呢？从客观上来说，西汉以后江南经济有若干发展，为东吴在这里建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①。从主观来说，还依赖于孙权所执行的正确的政策。孙吴政权关键的战略措施，约有以下三端。

其一，尽力争取江北和江东大族地主的支持。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使一部分地主豪强在北方不能立足，便带领他们的宗族和依附农民纷纷过江，想在这个较为宁静的地区暂时躲避一下，以待机北归。如有宗族、部曲三百多①《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典略》。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①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口的临淮东城人鲁肃，有私客百人的汝南细阳人昌范，有僮客八百的南阳人甘宁，以及皖北大族周瑜等，便都是这一类人。他们到达江南后，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孙氏政权的建立可说适应了他们的这种要求。孙策和孙权对这些流亡地主皆曲意笼络，如孙策自称与周瑜情同“骨肉”①，对吕范“亲戚待之”②，孙权更师礼张昭，兄事周瑜，都是突出的例子。因此，在孙策的旗帜下就聚集了一大批北方大族，成为他渡江转战的骨干力量。这些北方大族清楚地知道，他们和孙氏政权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即“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③。因此，他们对孙氏政权的支持，可说鞠躬尽瘁，死心塌地。东汉末年，被称为吴郡四姓的顾、陆、朱、张和被称为会稽四姓的虞、魏、孔、贺等江东大族，都正处在迅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孙家本身就是江东的“地头蛇”，孙坚起兵时所依靠的核心力量是“乡里少年”，孙坚的兄弟孙静曾在家乡“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④进行武装割据。当时散布在江东的这种豪强武装，在史书中被称为宗部或宗伍，领导它的豪强被称为宗帅。孙策和孙权如果不和这些土著豪强合作，特别是得不到像吴郡四姓这样显赫大族的支持，他们的政权就会像无基之屋，经不起风吹雨打。因此，孙氏兄弟对江东大族也尽力拉拢。孙吴政权建立后，吴郡四姓充作郡吏的数以千计。吴郡陆氏一家，前后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凯说：“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⑤。这些事实都说明江东大族也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的社会支柱了。

其二，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蜀、魏之间的关系。孙策临死时，对辅佐孙权的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①；鲁肃也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②。这种立足江东，面向全国，有机会再图进取的策略，完全符合东吴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孙权所遵守的立国方针。在赤壁之战时期，孙权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在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时期，孙权又与曹魏联合夺取荆州。夷陵之战以后，蜀汉的势力收缩到益州，对吴已构不成威胁，曹魏成为吴的唯一大敌。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转回头又与蜀汉长期联盟，甚至当东吴的大臣谣传蜀欲背盟时，孙权则认为绝不可能，并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可见在后期孙权与蜀联合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权通过再次与蜀联合，不仅顺利地当了皇帝，也有效地抵抗了魏的军事进攻。孙权从联蜀抗魏或联魏抗蜀中大捞好处，就是他的上述立国方针的灵活运用。在魏、蜀、吴三国中，魏的力量最强，从长远来看，吴、蜀联合抗魏是客观的趋势，但并不排斥在个别时期吴、蜀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孙权在这个问题上看得较透，处理得较好，与刘备、曹丕相比，显然棋高一着。由于孙权对这个大问题处理较好，因此使他能“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③。这也是孙权能在江南建立巩固政权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范传》。

③《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注引《江表传》。

④《三国志·吴书·孙静传》。

⑤《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傅子》。

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举贤任能。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①。事实证明，孙策认为孙权善于举贤任能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举贤方面，如出身“凡品”的鲁肃，张昭等都瞧不起他，但周瑜把他推荐给孙权以后，孙权经过考察，认为鲁肃很有才能，就重用不疑，后鲁肃成为接替周瑜的名将。吕蒙、陆逊也都是在未成名以前，即被孙权赏识，很快提拔到关键岗位的。孙权曾与陆逊在一起论鲁肃，认为鲁肃有一短二长，而“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取其长”。这种不求全责备，与曹操的“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举贤思想如出一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来曹操和孙权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都能选出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在任能方面，陈寿批评孙权对人“性多猜忌”，其实这是孙权晚年的情况，在他早年并不如此，而是能够作到推诚任之，放手使用的。夷陵之战以前，吴南郡太守诸葛瑾曾写信给刘备，劝刘备收兵议和，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吴的利益，但后来却有人向孙权告发诸葛瑾里通外国，孙权不信，说：“孤与子瑜（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②。可见孙权对诸葛瑾很信用。陆逊以荆州牧坐镇武昌，负责对蜀的外交，“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③。这说明孙权对陆逊的任用更为放手。孙权对部下很体贴，典型的事例正如孙盛所指出的：“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①。由于孙权重视选贤任能，而且有一套方法，这不仅使他能够罗致一批人材，也使东吴统治阶级内部比较团结。曹丕伐吴时，曾望江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孙权称帝时，蜀有人主张伐吴，诸葛亮说：“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②。胡三省评论说：“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有江东也”③。这都说明了孙权的举贤任能对巩固东吴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权对江南的开发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长期以来，北方的中央政权对江南不够重视，无疑是造成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过秦以前的吴、越、楚，而足以与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为了维持这个大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文化、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由东吴开始的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①《三国志·吴书·凌统传》注引孙盛曰；孙盛所指诸事，参看《吴书》本传。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资治通鉴》卷六九，黄初二年注。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推行屯田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①。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从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如《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三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新阳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孙权对屯田十分重视，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可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也许就是东吴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尽管它剥削很重，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还是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资治通鉴》卷五六建宁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说大抵有据。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山越人已大体汉化，而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们与汉族已很少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因为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座落在山区，所以被旧史诬为“山贼”、“山寇”；又因为它们和平原地区结聚宗族而起的汉族豪强武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被史书称为“宗部”、“宗伍”。这些山越武装小者人数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①的政策。东吴来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陆逊讨丹阳山越，“得精卒数万人”，后又讨鄱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讨丹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讨丹阳、吴、会三郡山越，“得万余人”；潘璋讨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得甲士四万人”，“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顾承“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张承“为长①东吴屯田的地区，参阅陈连庆《东吴的屯田制》一文，载《社会科学缉刊》1982年第6期。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②；等等。略计上列数字，就达十余万人，约占吴兵总额二十多万的半数。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十余万，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

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会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东吴在山越聚居的邻近地区增殖郡县，就是为了安插、统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孙“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使贺齐讨黟、歙，分黟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黄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阳、吴、会稽“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①。郡县的增置是以国家控制户口的增多为前提的。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赤乌三年（240），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京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②。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县东南）至云阳（今丹阳县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的水道，与吴、会至云阳的水道相接。《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它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敌士三千人”②；另一艘名“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③，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吴亡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②上引资料分见《吴书》本传。

③《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上引资料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②运渎、青溪、潮沟的开凿，参阅《建康实录》卷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①《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润州》引《吴志》。

②《太平御览》卷七七○《舟部·舟》引《武昌记》。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④，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原来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⑤。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①，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吴的铁冶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对岭南的开拓秦汉在岭南都设有行政组织。西汉末的交阯太守锡光和东汉初的九真太守任延，向当地人民推广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③；促使岭南地区渐趋开化。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岭南无疑还属于国内有待开发的最落后的地区之列。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扰乱。交阯太守士燮乘机向朝廷上表，以其弟壹为合浦太守，■为九真太守，武为南海太守。士燮为政宽厚，长于《春秋》之学，北方避难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为雄据岭南的一大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岭南。苍梧太守吴巨不服，被步骘诱杀。步骘威声大震，合兵二万南下，在高要峡口击溃了苍梧人衡毅、钱博的狙击部队④。士燮兄弟相率服从，吴始占有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在番禺建筑城郭，并迁州治于此。吴在岭南建立统治后，该地所产的明珠、大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战马等珍品，源源不绝地运到东吴朝廷，这说明吴对岭南的统治是有效的。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①，这是继士燮之后又一次在岭南大规模地传播儒学文化。《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吴都赋》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指的是吴交州地区。可见岭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时在岭南置交州，下辖七郡、五十六县；吴分交州置广州，两州共辖十五郡、九十二县。州郡县的增多，也反映了岭南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④《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布帛部·絺绤》注引《吴历》及《江表传》。《吴历》谓向华歆赠送越布、香葛的为孙策，其实应为孙权。

⑤《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布帛部·丝》引《陆凯奏事》。

①《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②《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剑中》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参阅《后汉书·任延传》。

④《水经注》卷三七《泿水注》引王氏《交广春秋》。

①《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范文澜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②。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权的晚年孙权年轻的时候，很重视学习，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典籍；他掌权以后，又博览三史①、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②。孙权在当政的前期，在许多事情上能明断是非，处置得宜，应与他重视学习有关系。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权除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以外，在处理政事上，也犯过许多错误。陈寿评论说：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③。可见孙权愈到晚年，消极面愈大。孙权晚年的猜忌、残暴，主要表现在偏信奸佞吕壹和不恰当地处理孙和与孙霸之争两件大事上。

吕壹为中书校事，负责“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实际上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深得孙权的信任。壹因此作威作福，“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④。丞相顾雍、江夏太守刁嘉因吕壹诬陷，前者几乎丢官，后者几乎被杀。太子登多次向孙权进谏，孙权不听，官员都敢怒而不敢言。太常潘濬见孙权固执，竟想借宴会之机袭杀吕壹，事虽未成，足见吕壹为害之甚。后吕壹又对左将军朱据进行陷害，结果事败，在赤乌元年被孙权诛杀。孙权派中书郎袁礼往告谢诸大将，并征求对政事的意见，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都借口不管民事，闭口不言，要袁礼去问陆逊、潘濬。陆、潘虽有所陈，但“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可见东吴大臣对孙权的猜忌都存有戒心。

起初孙权立长子登为太子，登死后，又在赤乌五年立和为太子，并封和同母弟霸为鲁王。孙权表面上对二子同样宠爱，实际上则偏爱孙霸。孙霸被封为鲁王后，孙权仍使他与太子和同居一宫，待遇完全一样。后因大臣上言，“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孙权才使孙和、孙霸分宫，各置僚属。孙霸不服，到处拉拢势力，谋夺太子地位；孙和也积极反抗。两派势力的发展，造成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兹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①。孙霸一党多次向孙权诬告孙和，孙权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大臣陆逊、顾谭、吾粲由于为太子辩护，顾谭及其弟承被流放于交州，吾粲被杀，孙权数次派宦官向陆逊责问，逊愤恚而死。就两派来说，孙和是受害者，也比较好一些，这一点孙权后来②《中国通史》第56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①王鸣盛认为三史指《战国策》、《史记》、《汉书》，见《十七史商榷》卷四二《三史》。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④《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①《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也逐渐意识到了。但孙权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而是采取了不分好坏、统统打击的蛮干作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太子和为庶人，流徙丹阳故鄣。反对孙权废太子的陈正、陈象遭到族诛，朱据、屈晃被各杖一百，据左迁为新都郡丞，晃被罢官回乡，“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②。同时，孙权又赐鲁王霸死，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也被诛杀。在这次事件中，孙权制造了大批冤案，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次事件以后，孙权立年仅十岁的孙亮为太子，这对孙权死后的政局影响很大，使它更加不稳。

为什么孙权在年轻时对大臣能推诚相与，到晚年就百般猜忌、甚至横加屠杀呢？其原因大概有二：在主观上，这是孙权晚年专制作风恶性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与孙吴时期大族势力的急刷扩张有关系。后一点需要多说几句。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免税优待①。孙吴的将领多出身大族，经孙权着意培植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就越来越多，势力急剧膨胀，乃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②。大族肯定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因为大族势力越发展，国家的兵源税源就越少，阶级矛盾也越尖锐，给封建统治带来危机。这是历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大族产生矛盾的根源。事实证明，东吴后期中央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贺邵为吴郡太守时，曾到当地大族顾、陆诸家的屯邸检括他们非法役使的官兵和逃亡农民，许多大族被判罪，后经江陵都督陆抗向孙皓求情，才得释放③；此其一。凤凰三年（274），孙皓又曾“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④，这些“使者”的任务和贺邵在吴郡干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此其二。由于陆凯多次对孙皓直言进谏，孙皓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因凯“宗族强盛，不敢加诛”⑤，可见东吴皇帝对大族多有顾忌；此其三。以上三例，虽都是发生在孙皓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东吴中央皇权与大族之间的矛盾绝非自孙皓始，而是在孙权后期就相当尖锐了。孙权对大臣猜忌、甚至屠杀，在相当大程度上应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一种曲折的反映。当然，猜忌和屠杀并不能解决中央和大族之间的矛盾，从孙权所处的时代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应是曹操所制定的“重豪强兼并之法”①、诸葛亮所制定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②这一类抑制大族势力发展的政策，但孙权却没有制定出这种政策。这说明，就军事、用人以及开发江南经济来说，孙权的才干和历史功绩堪与曹操、诸葛亮相媲美，但在治国上则要差一些。这也许就是孙权这个重要历史人物过去长期遭到人们忽略的一个原因吧。

②《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①参考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抱朴子·外篇》卷三四《吴失》。

③《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篇》。

④《三国志·吴书·孙皓传》。

⑤《世说新语》中卷下《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条注。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第二节 周瑜③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东吴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助孙策开拓江左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周瑜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曾祖周荣先后在章帝、和帝两朝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从祖周景、从伯周忠皆官太尉，位列三公。周瑜的父亲周异则为洛阳令。

在周瑜的幼年时期，东汉政权的统治正面临严重危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乘机扩充了军事实力。他们之间的争夺十分激烈，冲突日益升级。政局不稳，战事频起，加速了皇权的削弱和割据分裂局面的形成。

中平六年（189），灵帝病死。关东地区的一些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政，纷纷举兵讨伐。附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孙坚也参加了讨董联军。临行前，孙坚将家眷安置到舒县。十四岁的周瑜结识了孙坚的长子孙策。孙策与周瑜同岁，都是心怀大志的少年。两人情趣相投，关系很好。周瑜把家里的一部分住宅让给孙策，还经常以财力对他进行帮助。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周瑜二十岁。他准备渡江探望在丹阳担任太守的叔叔周尚。这时，周瑜收到了孙策从历阳（今安徽和县）送来的书信，来信邀他共下江东。四年前即初平二年（191），孙坚在进攻襄阳时，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杀死。父亲死后，孙策投奔割据江淮下游的袁术。由于长期受猜忌和压抑，孙策决定脱离袁术。他借兵三千准备返回江东故土，发展自己的势力。正在寻找政治出路的周瑜收到书信后，马上率领自己的部曲家兵数千人奔赴历阳。同时，他还带去了大批舟船粮秣。对于周瑜应邀而至，孙策大喜过望。他说：有了你周瑜，我的事业可以成功了。

孙策进击江东的军事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周瑜及江东名士程普、张昭等人协助孙策先后打下秣陵、湖孰、江乘等地，赶走扬州刺史刘繇，占据他的治所曲阿（今江苏丹阳）。十几天的时间，孙策的军队增加二万余人、战马千匹，威震江东。在继续东进之前，孙策把镇守江东要镇丹阳（今江苏南京）的重任委以周瑜，并对他讲，我攻打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平定山越（江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靠这些军队人数已经足够了。你为我看守好丹阳就行了。

丹阳虎踞龙盘，形势险峻，是通往江南的要冲之地。袁术不愿让孙策据有丹阳，派遣其弟袁胤取代周尚，担任丹阳太守。周瑜无力对抗，被迫遵从袁术的命令，和叔叔一起离开丹阳，来到袁术的住地寿春（今安徽寿县）。袁术赏识周瑜的才干，建安三年（198），想任命他担任手下的将领。这时周瑜已在袁术帐下三年，对袁术的目光短浅、骄横无知，十分鄙视。尤其是建安二年，袁术不顾部下反对，擅称帝号，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愚蠢的作茧自缚，更引起了周瑜的厌恶。而孙策却已陆续削平江南各郡的割据势力，夺占吴郡、会稽等地，既而又与袁术决裂，设置官府，委任长史，在江东初③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不另作注。

步建立了孙氏政权。判定袁术终无所成的周瑜，不愿再留在寿春，决心回到孙策那里。周瑜拒绝将军的称号，向袁术提出要到居巢（今安徽桐城南）为长的请求。居巢离长江很近，周瑜的企图是，从居巢顺流而下直奔江东。袁术不知周瑜假途东归的用意，竟满足了周瑜的要求。

在居巢，周瑜结识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的豪族鲁肃。在他的劝说之下，鲁肃放弃东城长的官职，背叛袁术，与周瑜结伴东渡。

到达江东以后，周瑜受到隆重的礼遇。孙策特意为他准备好上等的馆舍、丰厚的赏赐，并亲自出城欢迎。孙策授予周瑜建威中郎将的职务，还拨出二千名步兵、五十名骑兵属他指挥。周瑜时年二十五岁，因为仪容俊美、风流倜傥，江东人都昵称他为“周郎”。孙策以他为牛渚镇守，不久又改派为春谷长。牛渚、春谷与庐江郡一水之隔，两处都是扼守江东的咽喉要地。孙策考虑舒县周氏是庐江的名门望族，派周瑜为督，可以充分利用他的家族的社会影响，以招募人马，延揽人才，扩大力量。

建安四年（199）六月，袁术病死。他的军队大多归顺了占据皖城（今安徽潜山）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害怕刘勋成为第二个袁术，决定设计消灭他。于是，他故意劝诱刘勋袭击海昏上缭的山越，然后乘虚而入，与周瑜分率二万余人偷袭皖城。轻取皖城后，周瑜随从孙策在寻阳和沙羡，分别打败回师救皖的刘勋以及赶来救授的黄祖。经过几次大仗，孙策俘获对方部曲士兵三万余人，战船七千余艘，实力大增。通过这次向西用兵，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水西北）一带也尽归江东所有。战争结束后，周瑜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职务（孙策授予周瑜这一职务是在取皖城之前）镇守巴丘（今湖南岳阳），防范占据荆州（今湖南、湖北）的刘表东侵。

力主抗曹建安五年（200）四月，孙策被杀，其弟孙权继位。当时江东的孙氏政权只是初具规模，并不巩固：外有强敌曹操、刘表；境内的一些纵深之地还有很多小股的割据势力，统治营垒中不少人左瞻右顾，“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形势紧迫，人心惶惶。这种局面直到周瑜率领大军从巴丘赶来才有改观。周瑜和张昭主动把一些琐碎的行政事物分管起来，全力支持和辅佐孙权，迅速安定了江东的局势。周瑜亲自出面挽留准备北行的鲁肃，把这位一直没有得到孙策重用的政治人才推荐给孙权。后来，鲁肃成了江东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政治家。

官渡之战后，北方地区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兵多地广的袁绍被曹操打败后病死，两个儿子相互攻杀，力量削弱。曹操兵威大盛，实力日增，开始雄踞中原。曹操为试探江东的虚实，于建安七年（202）派人下书要孙权送人质给他。孙权召集臣下商讨解决办法。面对曹操的讹诈，许多人犹豫不决。周瑜坚决反对向曹操屈服。他认为，江东自然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兵精粮多，具备割据条件，完全不应该向曹操低头。送去人质反而会陷入被动，受到曹操的钳制。周瑜的意见得到了孙权母子的一致赞同。孙权的母亲还嘱咐儿子要像对待兄长一样的尊重周瑜。

从建安五年（200）开始，周瑜一直坐镇吴郡，为孙权出谋划策，平乱讨叛。其间，为安定内部，周瑜曾多次带兵镇压山越的反抗。建安十一年（206），周瑜亲自督讨麻、保二屯的少数民族。这次战争十分残酷，周瑜将俘获的部落首领一律枭首示众，同时还把一万多人强徙到江东政权的腹心地区。

留吴期间，周瑜曾多次奉命进攻刘表。孙权与刘表誓不两立，一是因刘表占据的荆州与扬州毗邻，属于江东政权向西开拓的对象；二是因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刘表的部将黄祖手里，双方有世仇。孙权继承孙策的政策，不断地西进，其主帅常由周瑜担任。

建安十三年（208）初，周瑜向孙权举荐刘表的降将甘宁。孙权接受甘宁的建议，亲自统兵进攻屯军夏口（今湖北汉口）的黄祖。周瑜被委派为前部大部督。两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水战，江东军队终于攻陷夏口，杀死黄祖。消灭黄祖，为孙权夺取荆州扫清了道路。

这一时期，北方的曹操已经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力量，并打败了三郡乌桓。他把被乌桓俘获的汉人十余万户和幽州、并州的乌桓三万余落迁入塞内，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雄心勃勃，企图乘胜南进完成统一的大业。这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进攻刘表，准备夺取荆州。曹军未到，刘表先期病死，其子刘琮不战而降。刘琮投降，事先没有通知住在樊城的刘备。刘备寡不敌众，不敢迎战，只好一路南退，狼狈地逃到夏口。

曹军南下荆州，给江东政权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曹操得到荆州的大批水师战船，又据有粮食武器储备丰足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更使江东朝廷上下十分不安。九月，孙权亲临荆州前线。刘备的谋臣诸葛亮也赶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拜谒孙权，极力劝说孙权、刘备两家联合破曹；同时孙权收到曹操的书信，信中威胁说，准备以八十万水军与孙权决一死战。事态严重，江东上下十分惊恐。张昭等人被曹军的气势吓破了胆。他们认为，曹军力量强大，并以汉相的名义，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抗击曹军，在名义上便很被动。况且江东的优势在于凭借长江天堑，曹操得到荆州，收降刘表的水军，获取大量的战船，天险成为双方共有的东西。实力悬殊，江东只有迎降曹操才是出路。

孙权接受抵抗派鲁肃的建议，将受命去鄱阳的周瑜召回商讨对策。周瑜反对投降，极力主战。他向孙权一再强调割据江东的可能性。他说，江东地域辽阔，兵精粮足，内部安定，政权巩固。曹操名为汉相，实是汉贼。孙权雄才大略，完全可以继承父兄基业，为朝廷扫除污秽。他还认为，曹操有一系列的致命弱点。比如北方没有完全平定，后方并不很稳固，特别是关西的马超、韩遂尚在函谷关以西骚扰，使曹操放心不下。除有后顾之忧外，曹军还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他的将士主要是北方人，来到南方，“舍鞍马，杖舟楫”，同习于水战的江东军队交锋，是舍长用短。由于北方人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容易发生疫疾。曹操违犯兵家作战的大忌，不顾后果，贸然用兵，必然自食恶果。周瑜又戳穿了曹操所谓八十万大军的骗局，指出他的实际兵力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久战疲敝，战斗力不强。刘琮的荆州降兵至多七八万人，也疑虑重重，士气很低。固然曹军人数略多一些，但实际并不可怕。周瑜坚决向孙权请战，表示只要拨他五万精兵，就可以打败曹操。周瑜的分析振奋了孙权的精神，坚定了破曹的信心。孙权用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警告劝降的臣下说，谁再敢说迎接曹操的话，下场就和这个桌子一样。他亲热地拍着周瑜的脊背说，公瑾，你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别人都是在为自己打算，只有鲁肃和你才与我同心同德。让我马上召集五万精兵尚难办到，目前三万人马，我已选好，战船军粮都非常充裕。你和鲁肃、程普先行一步，我继续筹划兵源给养，作你们的后援。当即，周瑜、程普被孙权任命为左、右都督，分领大军逆流西上，和刘备并力，迎击曹军。

在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周瑜所率的江东水师与刘备的军队会合。

孙刘联军合计五万人左右。

赤壁立功曹军船舻相接，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曹军和孙刘联军相遇。周瑜的推测成为事实，疫疾已在曹军中流行，生病的人很多，战斗力大受影响。结果两军交锋，曹军初战失利。曹操将大军退到江北的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上岸安营扎寨，与进逼而来的联军隔江对峙。

两军僵持的局面对人孤力单的联军不利。周瑜的部将黄盖建议说，敌众我寡，不宜在这里同敌人持久消耗。曹操针对北方军士不习水战的缺陷，采用方连战舰，首尾相接的方式进行补救，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火攻打败他的机会。周瑜采纳了黄盖的建议。

黄盖按照与周瑜制定的计策，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归降。曹操没有识破这是诈降计，答应接受黄盖。黄盖预先将几十艘小船内塞满薪柴，灌上鱼膏，外面用帷幕、旌旗遮掩好。然后，他选择了一个东南风猛烈的夜晚，率领着船队向江北冲去。在离北军二里的水面上，黄盖命令各船同时点火。火猛风烈，船行如箭。由于曹军以为是投降，没有防备，结果小船点燃了他们的战舰。刹时间大火腾空而起，火舌向对岸舔去，很快延及曹军的营垒。江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曹军将士乱作一团，被烧、淹死者难计其数。曹操猝不及防，无心迎敌，索性命人把未被点燃的战船和不便带走的军需付之一炬，带着残部向北败逃走。联军在刘备、周瑜的带领之下，水陆并进，一直追到南郡。曹操不愿在荆州久留，遂任命曹仁把守江陵，自己则撤回北方去了。赤壁一战，曹军损失严重，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半。战死之外，还有大批将士因饥饿、疫疾而命丧黄泉。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孙氏政权在江东地区的割据地位，也使刘备避免了覆亡的危险。赤壁一战，周瑜的英名传扬天下。

周瑜到达南郡后，以数万大军围攻江陵城。江陵城内粮草充足，加之曹仁防守严备，周瑜一直未能取胜。周瑜为分散消耗曹仁的兵力，派甘宁西上攻取夷陵（今湖北宜都）。甘宁一战得手，曹仁果然分兵，企图以五六千众夺回夷陵。周瑜采纳吕蒙建议，只留下少许人继续围困江陵，自己亲率大军去救甘宁。周瑜行至中途，发现江陵到夷陵之间有一处险要的必经之道。他便忙派出三百余人，用砍伐的树木将险道阻塞。周瑜赶到江陵，当日即与曹仁在城下激战起来，围城的曹军被消灭一半以上。曹仁抵挡不住周瑜的攻势，又担心江陵有失，连夜撤往江陵。曹军行至险道，发觉陷入困境：前面有树木拦路，后面是周瑜穷追不舍。为了逃命，他们只好丢掉马匹，越过路障，步行遁逃。这一夜，周瑜截获曹军战马三百余匹。

不久，周瑜在长江北岸建起营垒，准备长期围攻曹仁。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两军一直在江陵相持。双方进行过多次较量，彼此各有胜负。每战，周瑜必身先士卒，跨马■阵。在一次混战之中，他不幸为流矢射中右臂，受了重伤。曹仁听说周瑜伤重行动不便，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召集军队前来骂阵。周瑜忍着箭伤，挣扎而起，到各营鼓舞士气。曹仁讨不到便宜，只好退兵。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守江陵的曹军伤亡过重，曹仁被迫放弃南阳。把曹军赶出荆州后，周瑜以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职务镇守江陵。同年，孙权为表彰周瑜的功劳，特别把下隽等四县封作他的奉邑。

志在荆州与益州曹操的势力北退后，刘备乘势占据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他自号左将军、领荆州牧，设大营于油江口，易其名为公安。刘备为巩固同江东的联盟，冒险东去迎娶孙权的妹妹，并向孙权提出借南郡的要求。在借与不借南郡的问题上，江东政权的内部存在分歧。周瑜不但不同意鲁肃借南郡与刘备的意见，而且主张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不放。建安十五年（210），他上书给孙权说，刘备是个心怀大志的人，手下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名将辅佐，绝不会久屈人下。周瑜认为，应把刘备弄到吴郡，广筑宫室，多置美女，用腐化的生活消磨他的意志。把关、张两人，瓦解分散，各置一方。然后派出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去攻打他们，事情就可以解决了。相反，割借刘备土地，再放任三个人聚在一起，这好像蛟龙得到了云雨，他们怎么会甘当池中之物。孙权考虑到曹操的威胁仍然严重存在，江东需要孙刘联盟，况且刘备也不是美女玩好就能上钩的人，所以没有听取周瑜的建议。刘备返回公安，听说此事，心有余悸地说，我险些死在周瑜的手里。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去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提出夺取益州的计划。益州在荆州的上游，相当于今四川省地区。这里形势险塞，易守难攻，沃野千里，稻香鱼肥，素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割据益州的刘璋弱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占据汉中一带的张鲁又屡次与刘璋发生战争。周瑜以为，曹操受到重大挫折后尚未复原，又有腹心之患，不敢轻易举兵南下。益州局势不稳，正好乘隙而攻。占据益州后进而消灭张鲁，再与反曹的马超结盟，这样就形成了反曹的包围圈。周瑜答应夺取益州后，他还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对抗曹操。他乐观地说，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消灭曹操，统一北方是可以办到的。在征得孙权同意之后，周瑜立即启程返回江陵，作攻取益州的军事准备。但是，周瑜走到巴丘（裴松之注云应为巴陵）的时候，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临终前，他上书孙权，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周瑜语重情长地劝诫孙权“先虑未然，然后康乐”，除要防备北方的曹操，还要警惕占据荆州的刘备。

这一年，周瑜三十五岁。

孙权对于周瑜的病逝，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说，周瑜有帮助我夺取天下的才能，现在突然病死，让我依靠谁呀？他亲自穿上素服主持丧礼，进行哀悼，并动身到芜湖迎回用瑜的棺椁。后来，孙权经常与别人追忆周瑜的功绩，称赞“公瑾雄烈，胆略兼人”，“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还说在“腹心旧勋”之中只有周瑜的主张常常和他一致，对江东政权的功绩任何人也无法同周瑜相比。

孙权高度评价周瑜，除表彰他为建立江东政权所立的汗马功劳之外，还有感念周瑜对孙氏兄弟耿耿忠心的成分。孙权继位之初，年轻无威，臣下对他不大恭敬。功勋显赫、把握重兵的周瑜极力树立孙权的威信。他反复对同僚宣传孙权能“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是个可以成就大事业的人，并带头像对待孙策一样地尊重孙权，忠诚地履行臣下的礼节和职责。赤壁战前，曹操欣赏周瑜的才干，曾秘密地派遣著名的说客蒋干去劝降。周瑜知道蒋干的来意后，请他参观大营，行视仓库中的粮储军备，又在酒宴上摆下服佩珍玩。然后他对蒋干说，大丈夫一世，为的是能遇上个知己的君主。我与主公从外人看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我们亲如骨肉。这种言听计从、祸福与共的情份，就是像苏秦、张仪这样的古代辩士复生，也不能把我说动，何况你蒋干呢？对于孙权的命令，周瑜坚决执行，从不打任何折扣。他反对借地给刘备，但是孙权一旦作出决定，他马上给刘备让出了长江以南的南郡土地。

周瑜为人豁达，从不忌贤妒能。他注意发现和提携有真正才能的人，经他荐举的如鲁肃、甘宁这样的政治、军事人才就有很多人。程普早年追随孙坚，是江东政权的元勋，曾看不起周瑜，多次欺辱他。周瑜处处谦让，从不和他计较。周瑜的宽忍，终于使程普大受感动。老人越来越钦佩周瑜，遂成忘年之交。程普心悦诚服对人讲，和周公瑾来往，好像在饮美酒，不知不觉就让人醉了。

周瑜精通音乐。酒宴之中，虽然喝了许多酒，但只要乐队演奏有误，他立刻便能察觉。只要听到，还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出毛病的人。因周瑜这一习惯，形成了一句俗谚：“曲有误，周郎顾。”

建安四年（199），周瑜随从孙策破皖城，与皖城桥公相识。二十四岁的周瑜迎娶桥公小女为妻，是为小桥。周瑜有两男一女。女儿被孙权聘为太子孙登之妃。大男周循娶公主，官任骑都督，早死。小男周胤初拜兴业都督，后改封都乡侯。

第三节 鲁肃①

鲁肃（172—217），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东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与周瑜志同道合鲁肃生于汉灵帝建宁五年（172）。由于祖辈无人出仕为官，鲁肃的家庭虽然资财丰足，但并不属于士族阶层，只是那种在地方上有些势力的豪族。在他降生不久，父亲去世了。鲁肃靠祖母抚养长大，这样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的自治能力。青少年时期的鲁肃，心怀开阔，善于思考，具备一定的政治眼光。早在董卓之乱前，鲁肃就看到东汉帝国内部蕴藏着严重的危机，预感天下将要大乱。为了在变动中能够有所作为，鲁肃努力习武，他的剑法和骑术都很出色。他不再花精力去治理家业，却把许多土地卖掉，用这些钱财赈济宗族乡亲和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逐渐地，鲁肃在家乡有了较大的威望和号召力。他召募不少青壮年作为部曲家兵，并常常以射猎的名义，到离东城不远的南山讲武习兵，训练他们的战斗能力。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占据扬州地区（今长江下游和淮河之间）的袁术为加强对自己辖区的控制，极力收买地方势力。二十六岁的鲁肃被袁术委任为东城长。也是在这一年，鲁肃结识了在居巢为长的周瑜。

鲁肃和周瑜的相识，是从周瑜向他借粮开始的。汉末军阀混战时期，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粮食紧张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靠和平方式向别人借粮一般很难达到目的。但鲁肃对于周瑜的告贷，却毫不犹豫。他将自己储粮的一半——整整一囷三千斛大米，全数送给周瑜。鲁肃的慷慨相助，使周瑜非常感动。通过接触，他了解到鲁肃是个了不起的人才，遂与鲁肃结成挚友。后来，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从未间断过。

周瑜劝说鲁肃和他一起脱离袁术，改投孙策。周瑜虽说是袁术的部属，但对他已丧失信心，认为袁术成就不了大的事业。所以，他坚决拒绝袁术要他担任将军的任命，主动到居巢为长。周瑜企图从居巢顺路东进，去找正在江东开疆拓地的旧友孙策。

鲁肃愿意和周瑜同行。为便于行动，他必须把部属撤离东城，南就居巢。临行前，他对宗亲部曲动员说，现在朝廷已经瘫痪，到处兵荒马乱。我们所处的淮泗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住在这里，人身安全很难保证。我听说，江东地区沃野千里，民富兵强，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同我一起到那片乐土上去呢？经过他的劝说，大约有三百多人愿去江东。出发时，鲁肃命令老弱妇孺走在前面。他亲率部分强壮的男子负责断后。按照汉代的法律，国家编户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力，鲁肃南下的行动是违法的。州里负责巡逻的骑兵闻讯后，追赶上来阻止他们。鲁肃一面让前面的人放慢速度，一面命令其他的人做好战斗准备。鲁肃告诫追骑说，现在是乱世，群雄角逐，朝廷软弱无力，有功者不会受奖，有过失的也没人惩办。你们为什么要苦逼我们？说完之后，鲁肃在路旁树起一面盾牌，一箭即将盾牌射穿。追骑们觉得鲁肃的话有道理，又害怕动起手来，未必是鲁肃的对手，于是便退走了。当年，鲁肃随从周瑜到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达江东，定居在曲阿（今江苏丹阳）。

建安五年（200），鲁肃的祖母去世。为把祖母的棺椁还葬家乡祖坟，他返回了东城。在东城，鲁肃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来信邀请鲁肃投奔占据巢湖的郑宝。巢湖在东城以南，靠近长江，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很好。郑宝拥众万余，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鲁肃到达江东后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受到孙策的重视，很不得志。这次他接受朋友的邀请，决定从曲阿迎出母亲，到郑宝这里来。

鼎足江东的榻上策返回曲阿后，鲁肃发现江东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孙策被杀，其弟孙权控制政权。由于母亲已被周瑜接到吴郡（今江苏苏州），鲁肃便由曲阿赶到吴郡，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周瑜。周瑜反对鲁肃的北行计划。这时，在孙权的新政府中，周瑜掌管着军国大权。孙策死后，江东形势一度相当混乱，只是靠着周瑜等人的全力支撑才逐渐稳住局面。正在为孙权搜罗人材的周瑜，当然不能把鲁肃放走。周瑜引用东汉大将马援的“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话告诫鲁肃，对于不了解的人不要轻易投奔。他向鲁肃介绍说，孙权是个很有作为的领袖人物，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注意吸收容纳各方面的人材。追随孙权，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鲁肃并不愿意离开江东，听到周瑜的劝告，也就放弃了北行的念头。

不久，周瑜把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很快会见了他。经过交谈，孙权对鲁肃的见识十分赞赏。在辞退别的宾客以后，孙权单独把鲁肃留下来，不拘礼仪地合坐在一张床上，一边喝着酒，一边议论着国家大事。席间，鲁肃向孙权提出了“鼎足江东”的榻上策。他认为，孙权急于仿效齐桓公、晋文公图霸王之业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因为曹操已取得控制汉帝的有利地位。汉室已不可能恢复，曹操的力量也不能根本铲除。鲁肃为孙权提供的对策是：割据江东，等待时机。利用曹操无暇南下的机会，进攻刘表，占据荆州，然后建号称帝，逐步夺取天下。鲁肃指出，由于北方“多务”，也就是说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有些麻烦事不易处理，曹操统一全国的目标很难实现，于是为江东出现割据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鲁肃的榻上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在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两者同样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并提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眼光的政治家，在三国时期除这两人外还是不多见的。而鲁肃榻上策的提出又比隆中对早了七年。鲁肃受到孙权的信任和重用，引起江东政权中某些特权人物的反感。当时，资格最老、势力最强的张昭屡次诋毁鲁肃，说他“谦下不足”、“年少粗疏”，建议孙权不要使用他。孙权知道鲁肃的本领，没有听信这些谗言，依然尊重他，并把鲁肃比作是东汉的开国功臣邓禹。

促成孙刘联盟建安十三年（208），基本削平北方的曹操，企图乘胜南进，一鼓作气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年七月，曹操带领着号称八十万的大军星夜兼道进攻刘表。八月，曹军尚未到达荆州，刘表突然病死。消息传到江东，鲁肃立即向孙权要求以吊丧的名义出使荆州，目的是联络寄寓在荆州的刘备，合力破曹。鲁肃认为，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与江东接壤。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外带江汉，内阻山陵，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不但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兵家必争的南北要冲。占据荆州意味着抓着了夺取天下的关键。鲁肃分析说，刘表死后两个儿子互相争夺，荆州政权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刘备实际已成为这一地区唯一的政治代表。如果刘备和刘表的儿子合作得好，就联合他们共抗曹操；如果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易调和，再另作打算。曹操大兵压境，现在说服刘备及争取刘表的部属比较容易成功。但若不迅速赶到荆州，延误了时间，就会被曹操占先一步。孙权同意这个建议，立即派他出使荆州。

当鲁肃到达夏口（今湖北汉口）的时候，曹操大军已攻到荆州地界。鲁肃听到消息后，星夜兼道，加快速度，准备抢到曹操的前头。但是还是迟了，接替刘表在襄阳（今湖北襄樊）担任荆州牧的刘琮已经投降曹操，而这时鲁肃才刚刚赶到南郡（今湖北江陵）。

刘琮降曹，事先没有和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北）的刘备打招呼。直到曹操到达宛城，刘备才得到通知。刘备仓皇南逃，准备撤到粮械储备比较丰饶的江陵城。曹操不愿刘备据有江陵，迫不及待地亲率骑兵进行追击，在当阳（今湖北荆门南）把刘备的队伍打散。

鲁肃在当阳找到了处境狼狈的刘备。鲁肃向刘备询问今后的去向。刘备回答说，想到苍梧（今广西梧州）去投奔在那里担任太守的老友吴巨。鲁肃劝阻刘备说，吴巨处地偏僻，没有作为，迟早会为人所吞并，不是托身的地方。他介绍了江东的实力和孙权的为人，指出刘备只有联合江东抗曹才有出路。在当阳，鲁肃还结识了刘备的谋士诸葛亮。诸葛亮也是主张孙刘联盟的人，两人见面后非常投缘，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刘备接受鲁肃的意见，放弃投吴巨的计划，改向东行。沿途与部将关羽的万余水军和刘表另一儿子刘琦所率的万余人会合，退守到樊口（今湖北鄂城）。他派诸葛亮随从鲁肃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商讨两方联盟的大事。

正在这时，曹操给江东送去了恐吓信，声言要与孙权决战。面对曹操逼人的气势，以张昭为首的朝臣吓破了胆。他们认为，曹操操纵皇帝，政治上占主动地位；占据荆州后，获得刘表大批水军，并控制了江东的上游，江东无力对抗又无险可恃，只有迎降曹操一条道路可走。本来孙权对战胜曹军就缺乏信心，他“拥军在柴桑，坐观成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看着刘备被曹操追得团团转，没有打定主意，投降派的议论更把他搞得举棋不定。鲁肃坚决反对降曹，力图使孙权树立起抗曹决心。他对孙权晓以利害，明以是非，劝孙权不要听信投降派的议论。他说，这些人要断送孙权的事业。迎降曹操，对一般朝臣没有损失。鲁肃用自己举例说，我鲁肃要是投降曹操的话，曹操一定会按照我在家乡评定的品级，分派我担任州官或者郡官。他指出，如果孙权投降曹操，曹操会因为无法安置而不能容忍他。鲁肃一针见血的劝告，终于使孙权转变了态度。孙权拔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警告群臣说：“谁再敢说迎降曹操的话，和这个案桌一样。”鲁肃向孙权推举杰出的军事家用瑜担任抗曹主帅。当时周瑜奉命出使鄱阳，未在江东。鲁肃请求急速将他招回，作抗曹的军事准备。

周瑜到达柴桑，支持鲁肃的主张。他帮助孙权分析当前的形势，指出曹操是可以战胜的，从而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并将粮船齐备的三万水军交托给他们，逆水直上迎击曹操。

这年九月，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矾山）以少胜多，大破曹军。赤壁大胜使江东政权进一步巩固，曹操的势力暂时被压回北方。

功劳卓著的鲁肃返回江东，孙权为表彰他，特意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

仪式结束后，孙权亲热地对鲁肃说，子敬，我亲自为你下马扶鞍，这样的殊礼，你该感到荣耀了吧？然而，鲁肃的回答，不但使孙权感到意外，而且使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他冷淡地表示：“我不觉得荣耀。”当坐定以后，鲁肃从容地说：“我希望您的威名震动天下，能够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到那个时候，您派车子来接我，我才感到荣耀呢！”孙权终于明白了鲁肃的良苦用心：他是在用激将法提醒孙权，不要为眼前的胜利所陶醉，应该时时刻刻不忘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

在荆州问题上的让与争赤壁之战后，曹操虽然暂时停止南下的军事行功，但是他与孙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改变。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北方的实力都远远超过江东。这时，刘备也逐步在荆州站稳了脚跟。他先后取得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刘备势力在荆州的发展，成为孙权西进的障碍。面对两方面的威胁，采取何种对策是赤壁战后江东政权必须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恰巧刘备亲到江东拜谒孙权，要求把江东占据的荆州土地划归他来管辖。于是，在如何处理荆州的决策上，江东政权内部出现分歧。周瑜反对借荆州给刘备，主张用美人计把刘备软禁在江东。将军吕范也劝孙权把刘备扣着不放。一场孙、刘两家之间的火并迫在眉睫。只有鲁肃坚持不同意见，反对因土地问题破坏联盟。他认为，曹操的“威力实重”，仍是江东的主要敌人。借给刘备土地，等于为曹操树立一个对手，为自己增加一个盟友，可以分散、转移曹操对江东的兵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借刘备土地，孙权并不情愿，然而鲁肃的分析说服了他。孙权认识到巩固同刘备的联盟是当务之急，也看到采取极端手法对待刘备，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他答应将长江以南的南郡土地借给刘备。孙权借地给刘备的事情传到北方，当时曹操正在写文章，这个消息给予他极大的震动，竟然惊得他失手把笔掉在地上。原来，赤壁战后，曹操最担心的是刘孙联盟的继续和巩固。

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江东著名的军事家周瑜病逝。临终前，周瑜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孙权尊重周瑜的遗愿，也相信鲁肃的能力，于是任命他为奋武校尉，并把原属周瑜统率的军队和所享受的奉邑，尽数划归鲁肃掌管。最初，鲁肃驻守江陵，后改屯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鲁肃为人严肃认真，生活俭朴。他治理军队十分强调纪律，讲究一丝不苟。所以部下能够做到“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鲁肃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繁忙的军务活动中，他仍然手不释卷，因此无论是谈话，或是写文章，他的见解都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人们公认，鲁肃是继周瑜之后最善于治军、最有谋略的统帅。这一年年底，孙权提升他为偏将军，改任汉昌太守。

建安十九年（214）闰五月，孙权攻破曹军的重镇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取得重大的胜利。鲁肃参加了这次军事活动。

皖城之役不久，西方传来刘备攻陷成都，占据益州的消息，孙权十分吃惊。在赤壁战后，孙权曾有西进益州的打算。为此，他曾写信探询刘备的态度。刘备欺骗孙权说，占据益州的刘璋与他是宗室亲戚，他不会攻打刘璋，也不能坐视孙权攻打益州。刘备还在江陵、秭归等处布设重兵，阻止孙权的军队通过。但不久，刘璋邀请刘备帮助他对付张鲁，刘备立刻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自己亲率大军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的事情。三年之后，刘备与刘璋反目，终于夺占益州。孙权发觉自己受到刘备的捉弄，非常气愤。他派遣诸葛瑾出使益州，向刘备索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回答说，他正攻打凉州，凉州打下后，一定将荆州全部归还江东。孙权知道刘备并没有归还荆州的诚意，又在敷衍他。不久，他委派的三郡新太守也被关羽陆续驱赶回来。孙权决定报复，一面派遣吕蒙等人强行攻取三郡，一面命令鲁肃屯守巴丘（今湖南岳阳），防备关羽的救援。

吕蒙连陷三城，激怒了刘备。建安二十年（215）五月，他亲由益州赶到荆州的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命令关羽率军夺回三郡。鲁肃进驻益阳（今湖北益阳），堵住了关羽南下的道路。关羽是刘备最倚重的大将，虽忠义刚直，但骄矜自信，不善于处理同江东之间的关系。刘备入川后，关羽经常在边界地区制造一些摩擦事件。鲁肃以大局为重，一般都采取忍让、友好的方式进行处理，力求边界和平，避免由此导致联盟的破裂。这次双方陈兵对峙，鲁肃针锋相对，不让关羽在军事上有任何便宜可占。同时，他仍想通过同关羽的说理斗争，维持联盟。因此，他主动邀请关羽到约定的地点进行会谈。鲁肃的部属担心对方下毒手，不愿他同关羽会面。鲁肃劝慰大家，今天的事情，应该当面讲清。刘备是有愧于我们的。谁是谁非没有判断清楚，关羽不敢贸然下手。会谈的时候，双方各把兵马安排在百步以外，鲁肃只带领几个部将，佩挂单刀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只不过主角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关羽，而是鲁肃。关羽说，赤壁之战刘备亲临前线，不能白辛苦一场，得到荆州是应该的报偿，指责江东索要荆州是没有道理的。鲁肃反驳说，当初与刘备在当阳会面的时候，刘备带领的人马比一个校尉领的还少。那时候，你们狼狈极了，只打算远远逃命，对荆州连想也不敢想。我们可怜你们没有立脚之地，不吝惜我们血战取得的土地，借给了你们。刘备以怨报德，占据益州后，还赖着荆州不还。我们只要三郡，你们也不肯答应。作为一个普通人都不肯自食其言，何况像刘备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呢？一席话，把关羽说得面红耳赤，无话对答。恰巧这时，刘备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害怕益州有失，慌忙遣使向孙权求和。孙权也自感兵力不足，取胜把握不大，便同意媾和。双方重新修好结盟，签订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的条约。长沙、江复、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

夺得荆州三郡后，鲁肃仍然与关羽和平共处，并劝说吕蒙不要挑起战争。他认为，只要曹操存在，江东就要受到他的威胁，孙刘两方的敌人是共同的，联盟只能巩固，不能破坏。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病故，只有四十五岁。孙权为鲁肃致哀，并亲临他的安葬仪式。远在益州的诸葛亮，也为鲁肃的去世表示哀悼。

鲁肃死后，孙权评价他有二长一短：“子敬东来，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失二长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孙权肯定了鲁肃的榻上策和赤壁战前的主战意见，但对借荆州问题进行了翻案。其实，孙权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鲁肃始终不渝地坚持孙刘联盟，是因为他看到了联盟的维持与巩固，关系到江东生死存亡的长远利益，这是他目光远大的过人之处。鲁肃一生的活动，证明了他是江东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活动家。

第四节 陆逊①

初露锋芒

陆逊（183—245），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陆逊，本名议，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江东大族。父亲陆骏，曾任东汉九江都尉。

陆逊早孤，小时候跟着从祖父陆康在庐江太守任所读书。袁术割据淮南，唆使孙策攻陷庐江。一个多月后，陆康病死。陆康事先把家眷都送回吴县，其子陆绩尚幼，刚刚十二岁的陆逊承担起支撑门户的责任。

青年陆逊是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当时，陆绩及其外甥顾邵以博览书传齐名，陆逊、张敦、卜静次之，风声流闻，远近知名。然而，历史的风云际会却把陆逊推上了东吴的政治舞台。陆逊凭借这个舞台，演出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

孙策死后，孙权继领其众，“招延俊秀，聘求名士”①。陆逊二十一岁，应召入孙权幕府，历仕东、西曹为令史；稍后，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兼理县政。海昌境内连年大旱，他开仓赈济贫民，组织生产自救，缓和了灾情。东汉末年，许多农民因逃避赋役而投靠豪强大族，沦落为依附民；豪强大族为了反抗政府征发、保卫和扩大既得利益，把依附民组成武装队伍②。这类豪强武装依山阻险，被官府称作“山贼”、“山寇”。他们经常扰乱地方，有的豪强集团还与曹操遥相呼应，对抗孙吴政权，成了孙吴政权的心腹大患。针对这种情况，陆逊在海昌任职期间，采取了抑制豪强，安定社会秩序，扩大军队的措施。在孙权的支持下，他召募吴、会稽、丹阳三郡的依附民为兵，进讨会稽豪强大帅潘临。他率领军队深入重山险谷，终于消灭了这支为害多年的豪强武装，他的部曲也因此扩充到二千多人。不久，他又兴兵配合奋武将军贺齐剿灭尤突的豪强武装。事定之后，孙权拜陆逊为定威校尉。

孙权很赏识陆逊的才干，把孙策的女儿嫁给这位年青有为的将领，以结秦晋之好。孙权多次向陆逊征询政见，陆逊献策说：“如今英雄对峙，豺狼觊觎。若要战胜敌人，平定祸乱，没有人数众多的军队是达不到目的的。而目前山寇等旧势力，仍然占据深山险阻，这些腹心之地不安定，就谈不上大展鸿图。因此，当务之急是扫平山寇，取其精锐，来扩充我们的军队。”孙权采纳他的建议，提拔他担任帐下右都督之职。这时，恰巧丹阳地区又发生豪强叛乱事件，豪强费栈接受曹操封号，煽动武装叛乱，充当曹军内应。陆逊奉命讨伐费栈，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他多设营帐，遍布鼓角，虚张声势，以迷惑敌人。然后，他乘夜领兵潜入山谷，鼓角齐鸣，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击，很快镇压了这场叛乱。接着，陆逊检括吴、丹阳、会稽三郡的依附民。以强壮者当兵，羸弱者补户，共得精兵数万人，既打击了地方豪强，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智取荆州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2页。

陆逊虽然在早期活动中初露锋芒，但并不甚为人所重，直到建安末年的吴、蜀争夺荆州之战，他才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吴军将领中一位杰出的后起之秀。

荆州地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建安十三年（208），以曹操为一方，以孙权、刘备为另一方，因争夺荆州在赤壁打了一场大战。战后，刘备占据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权占据了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刘备占领荆州大部分地区，既阻碍孙吴势力向西扩展，又威胁着孙吴侧翼的安全，成了孙权的一块心病。从此，吴、蜀争夺荆州的纠纷越闹越大。

建安二十四年（219），蜀汉荆州守将关羽出兵进攻曹操的樊城。当关羽的大军团团围住樊城的时候，镇守夏口的东吴汉昌太守吕蒙突然声称旧病复发，要回京城建业（今江苏南京）治病。吕蒙带着随从，张张扬扬离开荆州，途中路过芜湖。这时陆逊驻兵芜湖，他连忙赶去谒见。一阵寒暄之后，陆逊说道：“吕将军与关羽接境，您走了以后，荆州的局势岂不很令人担忧吗？”吕蒙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足下言之有理，只是我的病情日益沉重，实在无法坚持下去。”陆逊又说：“将军一走，目前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关羽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这次立了大功，更加得意忘形。他一心只想北进，而对我不疑，这回听说将军有病回建业，必然更是不加防备。如果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可以稳操胜券。请将军回到建业面见至尊的时候，与他好好计议一番。”陆逊的这席话不禁使吕蒙大吃一惊。原来，吕蒙病重是假，麻痹关羽、伺机出击是真，这是孙权和吕蒙合演的一出戏，可没想到戏刚出台，就被陆逊识破了。不过军机不可泄露，吕蒙只得佯装无动于衷，他说：“关羽是员猛将，本来就很难与他抗衡。现在他占据荆州，甚得人心，又刚刚打了胜仗，锐气更盛，夺取荆州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吕蒙回到建业，孙权问他：“谁可以代替你？”吕蒙极力推荐陆逊，他说：“陆逊有深谋远虑，可以委以重任；况且他目前名声不大，不是关羽忌怕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孙权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进驻陆口，接替吕蒙统率孙吴西线军队。

陆逊赴任后，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给关羽写了一封措词十分谦恭的书信。信上说：“将军善于用兵，军纪严明，小举大克，功业何等伟大！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联盟的胜利，我们获悉喜讯，无不拍手称快，希望能与将军席卷中原，同扶汉室。我是一个很迟钝的人，受任西上，时刻盼望亲聆教诲。”不久，关羽水淹曹操援军，俘虏大将于禁，陆逊又马上去信祝贺说：“将军活捉于禁等人的消息传来，大家赞叹不已，都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流芳百世，即使往昔晋文公城濮的雄师，淮阴侯攻克赵国的谋略，也比不上将军。近来我听说徐晃带领少数骑兵，在一旁窥探。曹操是个狡猾的家伙，或者还会派兵增援，以求一逞。虽然曹军已经疲惫不堪，但也有些骁勇强悍之徒。打了胜仗以后，容易因轻敌吃亏，古人越是打胜仗越是警惕，因此，希望将军集思广益，保证大获全胜。我是一个粗疏迟钝的书生，有幸与将军这样才能非凡、品德高尚的人为邻，很乐意倾诉自己的一孔之见，虽然不一定有用，仅供将军参考。”关羽读了这些信后，觉得陆逊谦虚、诚恳，彬彬有礼，大有投靠自己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这时，关羽虽然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但他的后方却危机四伏。关羽不善团结部下，部下稍有不慎，他粗暴地打骂责罚，引起部下的不满。留守江陵、公安的将领糜芳、士仁因军资供应不及时，关羽声言要惩治他们，糜芳、士仁不堪忍受，顿生异心。这些情报，陆逊都了如指掌。他见破蜀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派人向孙权作了汇报。孙权当机立断，命令陆逊、吕蒙为前部，攻打荆州，他自己也亲率主力，向西挺进。

吕蒙、陆逊兵分两路，直扑关羽的大后方。吕蒙率军攻打公安、江陵；陆逊则长驱直入，攻打宜都郡，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溃逃，其它据点长吏和蛮夷酋长都望风投降。孙权以陆逊领宜都太守，拜为抚边将军，封华亭侯。接着，陆逊派遣部将李异，谢旌等领兵三千人，水陆并进，攻破蜀将詹晏，生擒陈凤，又大破其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秭归大族文布、邓凯招聚夷兵几千人，企图抵抗吴军，又被陆逊率军击败。文、邓逃走，蜀军任以为将，陆逊派人诱降，文布终于领兵归降。陆逊指挥的吴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占领了秭归枝江、夷道，守住了峡口，堵住了关羽退回西蜀的大门。当关羽得到消息，勿勿忙忙从樊城撤军的时候，公安、江陵已经被糜芳、士仁献给了吴军。蜀军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疲于奔命，军心动摇。关羽只得领兵退守麦城，最后终于全军覆灭，他父子二人也被吴军杀死了。

在夺取荆州的战役中，陆逊指挥吴军歼敌几万人，孙权十分高兴，提升他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建安二十五年（220）冬，曹丕篡汉称帝，改元黄初。翌年（221）四月，刘备也在蜀中称帝。与此同时，孙权移镇于鄂，改名武昌。陆逊主张延纳刚刚返回荆州的士人，以扩大孙吴政权的影响，孙权采用了他的意见。

彝陵大捷荆州战后，刘备一直耿耿于怀，他不听赵云等人的劝阻，准备亲自领兵伐吴，再夺荆州。孙权慑于曹魏大兵压境，派人向刘备求和，吴南郡太守诸葛瑾也写信给刘备，劝他捐弃前嫌，共御曹军。但刘备报仇心切，都断然加以拒绝，于是，吴、蜀之间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历史上有名的彝陵之战。

这年（221）七月，刘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出三峡，蜀军前锋吴班、冯习首先攻下巫县，紧接着四万蜀军长驱直下，占领秭归。孙权只得命将出师，迎战蜀军，他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将军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五万余人御敌。吴黄武元年（222）一月，刘备到达秭归，命令吴班、陈式的水军沿长江东下，封锁彝陵一带沿江两岸。然后，刘备率领各路大军攀山越岭深入到猇亭，武陵地区的蛮夷等少数民族受到刘备使者的鼓动，也派兵参战。蜀军进展神速，声势浩大，从巫峡到彝陵的长江沿岸，军营连成一片，绵延七百多里。整个形势对吴军十分不利，吴军统帅陆逊面临着严重的考验。陆逊实行战略退却，退守彝陵。他按兵不动，避开蜀军的锐气，不与蜀军决战，而冷静地等待战机。一些吴军将领沉不住气了，纷纷要求出兵，给蜀军一个迎头痛击，陆逊耐心地对他们说：“刘备举兵东下，锐气正盛，现在又居高临下，占据险要地形。我们一时难以攻下；纵然攻下了，也难以全歼敌人。可是如果我们出师不利，就会影响全局，这决不是小事。目前我们只能激励将士，广施方略，静观其变。蜀军驻屯在群山之间，兵力不易展开，时间一长，自当疲惫不堪，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它的弱点制服它。”诸将并不服气，以为他畏惧敌人，心中都愤愤不平。

这时，蜀军在猇亭以南的夷道包围了孙桓。孙桓乃是孙权的侄儿，他派人向陆逊求救，陆逊说：“不能派兵。”诸将说：“孙安东将军是公族，现在被蜀军包围，非常危险，为什么不发兵救授？”陆逊回答说：“安东将军得到士兵拥护，城池坚固，粮食充足，不必为他担忧。等到我的计划实现了，我就是不救他，围兵自然也会解除的。”

陆逊部下的将领，有的是孙策的旧将，久经沙场，资格很老；有的是王公贵戚，地位很高。他们都很傲慢，不肯接受陆逊的节制。大敌当前，这种倾向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陆逊召集诸将，手按着剑对他们说：“刘备闻名天下，曹操尚且顾忌他。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确实是我们的劲敌。诸位都受到国家重用，理应同心协力，共同抗敌。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受命为全军统帅，主上所以让大家听从我的指挥，是因为我多少还有可取之处，能够忍辱负重。你们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得违抗命令，军法无情，不可冒犯！”有一次，刘备派将领吴班带着几千名士兵在吴军阵地前面的平地上安营扎寨，向吴军挑战。吴军将领按捺不住，主张出击，陆逊非常沉着，他分析说：“其中必然有诈，等着瞧吧！”果然不出陆逊所料，刘备确实预先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精兵，只要陆逊出击，伏兵就会突然包围过来。刘备见吴军没有上当，才把伏兵从山谷中撤出，这时，陆逊对诸将说：“我所以不同意大家出击吴班，是料到敌人一定有阴谋。”诸将稍稍心服。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吴军始终坚守阵地，拒不应战；蜀军无计可施，思想上渐渐松懈了。闰五月，陆逊决定反攻，他上书孙权说：“彝陵是要害之地，国家的西部门户，既容易攻占，也容易失守。丢掉彝陵不只是丢掉一个郡，整个荆州都将岌岌可危，所以我与刘备争夺彝陵，一定要取得胜利。我起初担心刘备水陆并进，而现在他放弃水军，只用步兵，处处结营。据我的观察，他的部署今后也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因此至尊可以高枕无忧，不必挂念了。”

当陆逊下令发起进攻时，诸将疑虑重重，纷纷说：“攻击刘备应当趁蜀军立足不稳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深入五、六百里，双方已经相持七、八个月，他们所占据的战略要地都加兵固守了。这个时候再去攻打，一定没有好结果。”陆逊反驳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当他的军队刚刚集结的时候，他对各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密细致，那时我们不能与他硬拚。现在他们驻扎时间长了，没有找到进攻的机会，士卒疲乏，斗志消沉，又无计可施，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歼敌的大好时机。”

陆逊十分谨慎，决战之前，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先作试探性的进攻，攻打蜀军的一个营寨，结果失利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将领说起风凉话：“这是让士兵去送死呢！”陆逊却说：“我已经找到破敌之法了。”此时正值盛夏，蜀军营寨多用木栅构筑，而且地处峡谷，草木丛生，利于火攻。陆逊命令士兵人人带上一把茅草，顺风点火。于是，吴军将士冲入蜀军阵地，放起火来，顿时火势熊熊，蜀军营帐化成一片火海。在蜀军混乱中，陆逊命昭武将军朱然率五千人马突破蜀军前锋，与偏将军韩当的部队共同攻占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切断蜀军的退路。接着，陆逊又命振威将军潘璋攻击蜀护军冯习等，他自己则亲率吴军主力，在猇亭向蜀军主力发起进攻。蜀军前锋溃败以后，士气一落千丈。不久，蜀将张南、冯习战死，杜路、刘宁走投无路，被迫投降。蜀侍中马良和少数族首领沙摩柯部也被歼灭。蜀军的四十余座营寨都不复存在了。刘备只好收拾残部，退守彝陵西北的马鞍山。这一仗，蜀军所有的舟船、器械、辎重全都被吴军缴获。陆逊又乘胜指挥吴军从四面进逼马鞍山，消灭蜀军万余人。刘备在夜色掩护下带着少数兵将拚死突围，幸亏驿卒焚烧铠甲，堵塞吴军追路，才逃回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他又惭愧又愤恨地说：“我竟然被陆逊所欺辱，岂不是天意吗！”所谓天意，不过是刘备的遁词。彝陵之战充分显示了陆逊卓越高超的军事才能，他审时度势，指挥吴军撤退诱敌，以逸待劳，集中兵力，造成有利态势；他谨慎选择时机，该停则停，该打则打，坚决果断，终于一举歼灭蜀军主力，解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因此，他被孙权拔擢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刘备逃跑后，徐盛、潘璋等将领主张继续追击蜀军，擒拿刘备。陆逊毕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全局在胸的名将，他不忘魏军陈兵边界，蠢蠢欲动，故决计退兵。九月，魏军果然大出，孙吴三处受敌，但因早有准备，所以魏军毫无所获。

不久，刘备病死，蜀丞相诸葛亮辅佐刘禅。此后，诸葛亮与孙权连和，恢复了吴蜀联盟。驻守江陵的陆逊，经常代表孙权与蜀国互通信息。他的府中，有一枚孙权的印章，孙权写信给刘禅、诸葛亮，常先交陆逊过目，不妥之处，陆逊即加修改，再重新封好，加盖孙权的印章。

担任丞相陆逊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黄武七年（228），他被授予假黄钺、大都督，作为元帅指挥九万大军迎击魏大司马、扬州都督曹休，斩获万余人、牛马骡驴车乘万余辆和无数军资器械。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他官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孙权东巡建业，征陆逊赴武昌辅太子，并任荆州牧及掌豫章、庐陵、鄱阳三郡事。赤乌七年（244），陆逊继顾雍之后任丞相。孙权在所发布的任命诏书中说：“惟君天资聪叡，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织，敬服王命，绥靖四方。于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僚，可不敬与，君其勉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陆逊曾经建议扩大军屯，增广诸将屯田面积，以弥补粮食不足，甚得孙权的赞赏。他主张实行德政，缓刑罚，宽赋调。孙权写信对他说：“设立法令，是要遏恶防邪，儆戒未犯的人，没有刑罚以威慑小人哪能成呢！这是先令后诛，使人免于犯法。”孙权还令抄写法律条文送陆逊征求意见。但终因孙吴的法律比较严酷，后来陆逊又上疏说：“臣以为法律严峻，而下面犯法的人仍很多。近年以来将吏获罪者，虽然因为不慎，可加以责罚，但天下尚未统一，我们正在图谋进取，故小过应该宽恕，以稳定下属的情绪。尤其目前军政事务繁多，用人要以才能为先，只要不是不可救药和不能容忍的，都请给予重用，发挥他们的才干。”陆逊反对穷兵黩武，极力劝阻派兵征伐夷州、朱崖和北讨公孙渊等军事行动，提出“育养士民，宽其租赋”的建议。他说：“平乱讨逆，需依赖兵威；农桑衣食，是百姓的本业。而今战争不能止息，百姓蒙受饥寒之苦。臣以为应当育养士民，宽其租赋。”嘉禾六年（237），中郎将周祗奏请在鄱阳召募郡民为兵，孙权以问陆逊，陆逊认为此郡百姓易动难安，不能召兵，周祗固执己见，果然引起鄱阳、豫章、庐陵三郡的动乱。陆逊发兵讨伐，才平定了这场动乱，并选拔精兵八千余人。后来，谢渊、谢厺上书要求“兴利改作”，陆逊奏议说：“国以民为本，强盛出于民力，财富来自百姓。民富国弱，民贫国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治国者得民则治，失民则乱。不让百姓得利，只要求他们效力，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请圣上降恩，宁济百姓，待数年以后，国家比较富裕，再图改作。”关于“兴利改作”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其详①，从陆逊所说看，可能是对老百姓的巧取豪夺。

孙权性多疑，晚年更甚。他设立中书校事监察各级官吏，而校事吕壹等恃宠弄权，离间君臣，擅作威福，挟嫌报复，且手段又十分残忍，使许多大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是陆逊也不敢尽言直谏，只能与潘濬窃窃私议，相对流涕而已。

陆逊担任丞相后，仍然驻守武昌。这时，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不睦，孙权听信谗言，遂有废黜太子之意。陆逊一再上疏规谏，他说：“太子正统，应有磐石之固，而鲁王为藩臣，他们在尊卑俸秩上当高下有差，这样才能使他们彼此得所，也使上下安定。”他还要求到建业当面申述自己的意见。太子太傅吾粲、太常顾谭也多次上疏辨嫡庶之义，反对废嫡立庶。但是，孙权既不许陆逊还都，又以亲附太子的罪名处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流徙。太傅吾粲因几次与陆逊通信，竟被下狱处死。接着，孙权连连派遣内廷使者谴责陆逊。赤乌八年（245）二月陆逊饮恨而死，时年六十三岁。

①《三国志·吴书·顾雍传》：“（吕）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所谓“兴利改作”，或如此类措施。

第四章 司马懿、邓艾、钟会

第一节 司马懿①

司马懿的家世及其权势的发展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温县招贤镇）

人。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之祖父，被晋朝追尊为宣皇帝。

司马懿的先祖司马钧，东汉安帝时为征西将军，钧子量为豫章太守，孙儁为颍川太守，重孙防为京兆尹。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②司马懿排行第二。史书说他“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因此深受南阳太守杨俊、尚书崔琰等人的推重。起初他似乎看不起出身“赘阉遗丑”的曹操，曾拒绝曹操的征辟。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始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他并以支持曹氏篡汉称帝而取信。建安二十四年（219），当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时，司马懿对曹操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当时曹操手下的门阀官僚拥汉者尚多，为曹操所深忌，荀彧、崔琰等著名人物都因对曹氏代汉有异议而不得善终。大概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早就表示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曹操称魏王以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佐助曹丕。司马懿和曹丕的关系一直搞得很好，“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为四友。”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因此他才一直得到曹丕的“信重”。曹丕代汉称帝后，晋升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向乡侯。曹丕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居守许昌。当曹丕临终时，又令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魏明帝曹睿。

曹睿时，司马懿成了魏国的重要谋臣，又掌握军权，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他通过防吴、拒蜀的战功，由抚军大将军升大将军，又迁太尉。曹睿临死前，又遗命马司懿与曹爽同辅幼帝齐王曹芳。

曹芳继位以后，司马懿遭到曹爽的排挤，转为没有实权的太傅。曹爽并引用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专断朝政，来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伪装生病，不过问政事，实际上也在暗中布置，准备消灭曹爽势力。正始十年（249）初，司马懿乘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时，起兵控制京都，发动政变。懦弱的曹爽不敢斗争，在胁迫下向司马懿投降。不久，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杀曹爽及其党羽。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的手中，为司马氏取代曹魏奠定了基础。

屯田和军粮的筹措曹魏政权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经推行包括民屯、军屯①本节材料依据《普书·宣帝纪》者，不另作注。

②《晋书·礼志》中。

两类的屯田制度。司马懿在推广军屯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

约在建安二十三、四年，当司马懿由太子中庶子转为丞相军司马后，就向曹操提出建立军屯的建议。《宣帝纪》称：“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仅一二年就死去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使军屯走向正规，大规模的铺开推行，当然是困难的。管理军屯的主要官吏——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官员，都是在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年间（220—226）设置的。①这说明军屯走上正规是在曹丕时期。

曹魏军屯推行很广泛，但主要基地是设置在边境驻军地区，特别是在和吴、蜀的军事对立地带。曹魏和吴、蜀对立地带的两大军屯基地的开创，都和司马懿有关系。

曹魏和蜀汉的邻近地区，如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地，都设置有民屯和军屯组织。其中，上邦的军屯最著名。这个军屯基地是在太和四年（230）由司马懿上表倡议建立的①，《晋书·食货志》称：“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主持具体事宜的是那时的度支尚书、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安平献王孚传》称：“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由此可见，上邦军屯是在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共同筹划下开创的。

太和五年，诸葛亮进攻天水。这时上邽军屯上的小麦已经生长出来，有人主张“自芟上邽生麦以夺贼食”，魏明帝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多亏以上邽军屯的小麦作军粮，才取得胜利②。直至正元二年（255），安西将军邓艾又在上邽“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③，进行屯垦。这都说明上邽军屯的重要。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收到了“国以充实”的效果④。青龙三年，关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曹魏和东吴邻近地带的屯田，主要是在淮河南北。曹操时曾“开募屯田于淮南”⑤，但仅是民屯。正始二年（241），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始与曾为屯田掌犊人、典农纲纪的尚书郎邓艾筹划在淮南淮北创建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晋书·食货志》记载司马懿、邓艾创建的淮南淮北屯田说：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①《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

①《晋书·食货志》谓此事在嘉平四年，误。此处从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③《晋书·段灼传》。

④《晋书·食货志》。

⑤《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司马懿和邓艾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对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军事上的才略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率众攻魏将曹仁于樊（今湖北襄樊市），虏于禁，斩庞德，威镇华夏。时汉献帝都许，离樊城很近，曹操怕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欲迁都河北，以避关羽的兵锋。司马懿时为曹操的军司马，他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后，向曹操建议：“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这个建议，暗地里与孙权拉线搭桥，达成了联合进攻蜀军的密谋。结果关羽在魏吴的联合夹攻下，众叛亲离，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连他本人也落个身首异处。由于这一仗的胜利，不仅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无法实现，对于后来的魏蜀战争影响很大。

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长期参与领导对吴作战，对战局有深刻认识。有一天，曹睿向司马懿询问对吴作战的方略，司马懿答：“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司马懿于太和五年（231）、青龙二年（234）曾两度领兵在祁山和五丈原抗击蜀丞相诸葛亮的北伐。就双方的情况来说，蜀军有十万人，魏军大约在二十万左右，魏占绝对优势。诸葛亮孤军深入，距离后方基地甚远，而且道路艰险，运输不便，所以军粮供应是一个大问题；魏军的背后就是自己的屯田基地，故粮食充裕。但诸葛亮善于治军，指挥若定，蜀军又经过长期北伐准备，训练有素，故从战斗力来说，魏则逊蜀一筹。在这种情况下，魏如与蜀采取速决战，失败的可能性不小，必胜的把握则无；但若据险坚守，以逸待劳，避免决战，不要多久就能把蜀军拖垮，可稳操胜算。曹魏朝廷对这种情况十分清楚，所以当司马懿领兵往拒诸葛亮时，魏明帝就向他下令：“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掠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①。深谋远虑的司马懿当然洞悉那时的战局，所以他坚定地执行这一作战方针。尽管他的将领讽刺他“畏蜀如虎”，但司马懿仍轻易不与诸葛亮交锋。诸葛亮也千方百计地想引诱魏军出战，甚至把一套巾帼装饰送给司马懿，讥笑他像妇女一样懦弱。司马懿伪装大怒，向朝廷上表请求决战，实际上是想让朝廷出面制止作军事冒险，以压服他手下求战心切的将领。果然，魏明帝迅即派大臣辛毗“杖节为军师”，赶到前线，坚决制止魏军出战。在司马懿这种坚壁不战的方针下，使足智多①《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谋的诸葛亮竟一筹莫展，不能越雷池一步，他的北伐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司马懿的军事才略还表现在他对孟达叛魏和辽东公孙度的平定上。

孟达原是蜀汉的降将，曹丕任命他为新城（今湖北房县）太守。曹丕死后，孟达在诸葛亮的策动下，又欲叛魏归蜀。司马懿时领兵驻宛，他听到这消息后，一面写信给孟达进行假意安抚，一面立即倍道兼行，潜军进讨，仅用八天时间行军一千二百里，赶到了新城郡的郡治上庸城下。起初孟达给诸葛亮的信说：“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司马懿率领魏军提前二十多天迅速赶来，完全出乎孟达的预料，打乱了他的叛乱部署，使他陷于被动地位。当时“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魏军“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只有采取速决战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他一面派兵分拒蜀、吴对孟达的援军，一面亲率主力分八道猛攻上庸城。仅用十六天的时间，司马懿就破上庸，斩孟达，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度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政权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继为辽东太守后，对魏更加不逊。景初元年，魏明帝派毋丘俭率兵伐辽东，反为所败，公孙渊遂自立为燕王，并引诱鲜卑对魏进行侵扰。第二年，魏明帝改派司马懿领兵四万继续伐辽东。在出兵前，他们君臣之间有一段对话：天子曰：“..君度其（公孙渊）作何计？”对曰：“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

司马懿率军进入辽东后，公孙渊果然派步骑数万在辽水东岸的辽隧（今辽宁海城县西）坚壁拒魏。司马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强渡辽水后，不攻辽东军的营垒，而直指公孙渊的老巢襄平（今辽宁辽阳县北），辽东军大惊，离开壁垒往堵魏军，司马懿纵兵迎击，三战皆捷，辽东军退保襄平，魏军进而围之。时恰逢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魏军急切不能合围，辽东军利用水势仍可樵采、放牧。魏将欲断其樵牧，司马懿不听，说：“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持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不久雨停水退，魏军遂完全包围襄平，并“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发动猛攻。公孙渊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辽东悉平。

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公元265年，他的孙子司马炎废掉了魏帝，建立起西晋政权。

第二节 邓艾、钟会

邓艾脱颖而出①

邓艾（197—264），字士载，南阳郡棘阳县人②。邓氏曾经是南阳一带的大族，但邓艾的家世已经不能详考。他的父亲早年亡故，撇下孤儿寡母二人。他们生活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年代，生活在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兼并剧烈的东汉“帝乡”，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不过，邓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夺取了南阳，迁徙一批南阳居民到汝南屯田。邓艾时年十二岁，随同母亲被迫迁居汝南郡襄城，沦落为屯田部民，替官家放牛。这个放牛郎颇有点志气，有一次，他在颍川瞻仰了前太丘长陈寔碑，见碑文上镌刻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的词句，就自名为范，字士则，立志要有所作为。后来，由于同族中也有人叫这个名字，他才更名为艾，字士载。

在屯田民中，有才学的人寥若晨星，邓艾以才学优异被推荐为襄城典农都尉（相当于县）学士，由此可以担任典农都尉的佐、干等下级官吏，以后如有劳绩还可能逐步升迁，这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改换门庭的进身之路。可惜邓艾口吃，说话结结巴巴，典农都尉认为他不适于担任重要职务。指派他充当稻田守丛草吏。而这个屯田小吏与众不同，他每见高山大泽，顿时精神抖擞，专心致志地观察地形地貌，说应当从哪儿进攻，往哪儿撤退，在哪儿驻营，头头是道，俨然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由得引起旁人的嗤笑。

当时，一个出身贫寒的屯田部民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邓艾熬过了近二十个春秋，总算当上了襄城典农功曹。奇迹终于出现了，襄城典农都尉选举上计吏选中了邓艾，邓艾到洛阳拜见太尉司马懿的时候，又得到这位魏国权臣的青睐，被擢用为太尉府的掾吏，后来进而升任尚书郎。

邓艾脱颖而出了，虽然不免迟了些。

正始（240—249）初，朝廷委派他巡视陈县（今河南淮阳）、项县（今河南沈丘）以东直至寿春等地。他经过认真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他认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费。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①这两项建议都被司马懿采纳并实施了。于是，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沘水源头①本节材料依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者，不另作注。

②据《晋书·地理志下》荆州条：及（晋）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可见义阳后立，邓艾原籍当为南阳。

①参见《晋书·食货志》。

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东南边境一旦有事，魏国大军可以泛舟南下，直达江淮，而且再也不必动员大量人力运送军粮，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江淮军屯获得的巨大成功，初步显示了邓艾的政治才能。

立功淮南、陇右正始四年（243），邓艾出任征西将军府参军事之职，继迁南安太守。嘉平元年（249），蜀将姜维骚扰陇西，邓艾奉命配合征西将军郭淮出兵御敌。两军尚未交手，姜维就掉头撤兵。郭淮下令西击羌人，邓艾建议说：“姜维刚刚退兵，估计并没有走远，或许还可能再来，将军应当分兵驻守，以防不测。”郭淮留邓艾屯兵于白水北岸。不出所料，三天之后姜维部将廖化率军到达白水南岸，与魏军隔河相望。只是蜀军忙于安营扎寨，丝毫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邓艾对诸将说：“敌军重来，我军人少，按理他们应该渡河作战，但是他们并不架桥。这是姜维设计牵制我们，使我们不便行动，而他们则乘机东袭洮城。”他果断挥师回援洮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在姜维的前面进入洮城。当姜维兵临城下，才发觉魏军已经作好准备，因此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朝廷以邓艾御敌有功，赐爵关内侯，加号讨寇将军。

此后，邓艾历任城阳太守、汝南太守，迁兖州刺史，进号振威将军。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进封方城亭侯。

这时，司马氏代魏的局面明朗化了。司马懿父子世袭中外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己，擅行废立，屠戮政敌，党附曹魏皇室的将领遂先后举兵反抗。嘉平四年（252），王凌首先发难，据扬州声讨司马懿，兵败自杀。正元二年（255），毋丘俭、文钦又据扬州起兵，佯称奉太后密诏，发布废黜司马师的檄文，率领六万大军渡过淮河，进抵项城。毋丘俭据守项城，文钦在外攻城略地。当毋、文使者送檄文到达兖州，邓艾斩杀来使，而遵奉司马师的命令发兵万余人占领乐嘉，故意摆出羸兵疲卒引诱文钦。与此同时，司马师统率中外诸军向乐嘉衔枚疾进。文钦不知底蕴，乘夜进攻乐嘉，结果大败而逃。邓艾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出一百多里，直到丘头才停了下来，就地待命。文钦降吴之后，引吴兵北上，吴大将军孙峻扬言将率十万余众渡江。魏镇东将军诸葛诞派遣邓艾据守肥阳，但邓艾以为肥阳距离敌人太远，不是要害之地，不利作战，果敢地移屯附亭，然后派泰山太守诸葛绪与敌人战于黎浆，赶跑了吴军。这一年，朝廷征召邓艾入京任长水校尉，又以功进封为方城乡侯。东南的动乱刚刚结束，陇右前线又传来警报。蜀将姜维率军迂回到枹罕，奔袭狄道。魏都督雍凉诸军事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先行进屯狄道，等待大军到达后一起行动，但是王经的军队在故关打了败仗，又擅自渡过洮水。陈泰见王经不坚守狄道，惟恐有失，急忙统率大军支援。这时王经在洮西再次战败，死亡数万人，只剩万余兵卒退保狄道城，被姜维团团围住。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诏邓艾暂行安西将军之职，协同陈泰救解狄道之围。邓艾火速进军陇右，与陈泰并力打败了姜维，姜维遁还钟提，陇右的局势才缓和下来。于是朝廷正式任命邓艾担任安西将军，加假节、领护东羌校尉。

早在城阳、汝南任职期间，邓艾就很注意农业生产，“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在陇右，他领兵军屯，加强备战。当时旱情严重，他推广区种法，曾经身穿士兵服装，手执耒耜，同大家一起种地。他的行动鼓舞了广大将士，全军上下，同心协力，军屯搞得有声有色。自从姜维退守钟提以后，许多人都觉得姜维力量衰竭，不敢再来，邓艾认为这种情绪十分有害，他说：“我军洮西之败损失很大，军破将亡，仓廪为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陇右几乎失守。因此就目前形势而言，其一，敌人有乘胜进攻的条件，我军实际上比较虚弱。其二，敌军上下熟悉，武器精良；而我军调兵易将，武器装备尚未修复。其三，敌军以船运兵，我军徒步行走，劳逸不同。其四，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地，我军必须分兵把守，而敌军则可集中兵力专攻一处。其五，敌军如攻南安、陇西，可得羌人粮食的支援；如进攻祁山，我千顷熟麦，顿时化作他们的粮仓。总之，敌人狡黠万分，发起进攻是确定无疑的。”甘露元年（256）七月，姜维果然进逼祁山，听说邓艾防守严密，企图回师由董亭进攻南安，没有料到邓艾早已占据武城山挡住去路，蜀军无法通过。当夜，姜维渡过渭水东进，顺着山势直趋上邽，但是半途中在段谷又遭到邓艾的堵截。两军展开一场激战，魏军以少胜多，蜀军死亡甚众。这是陇右一次重大的战役，蜀大将军姜维因兵败自求贬削为后将军；魏朝廷则下诏表彰邓艾说：“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此后，在甘露二年（257）和景元三年（262），邓艾又两次击退姜维的进攻，因而进号征西将军，增加封邑至六千六百户。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统率大军共十八万人分道伐蜀。钟会党附司马氏与邓艾不同，钟会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

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郡长社县人，出身世家大族，父钟繇，官至魏太傅。他幼年天资聪颖，深得其父的宠爱。当时，中护军蒋济号称有知人之鉴，著文说：“观其眸子，足以知人。”钟会刚五岁，钟繇有意让他去拜见蒋济，蒋济故作惊讶地说：“这孩子将来非同一般呀！”一方是为了沽名钓誉，另一方则作廉价吹捧，使一个五岁的幼童身价倍增。

名公之子自然少年得志。正始中，钟会入为秘书郎，以此为进身之阶。

不久，迁任尚书郎、中书侍郎。他党附于司马氏，得到司马师兄弟的信任。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以高贵乡公曹髦代之。曹髦即位时，司马师私下里问钟会：“皇上是什么样的帝王？”钟会意味深长地回答：“文才同于陈思王（曹植），武略类似魏太祖（曹操）。”外为颂扬，实际上是提醒司马师要对曹髦严加防范。

毋丘俭、文钦起兵扬州，司马师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多数人主张命将出师，而王肃、傅嘏和钟会劝司马师亲征，留司马昭守洛阳。司马师率军出发，用钟会参与军中谋议，典掌军事机密。平定毋丘俭之后，司马师在班师的归途中突然病死于许昌，原来留守洛阳的卫将军司马昭闻讯赶来继领大军，处理后事。这时，魏帝曹髦以东南新定，局势不稳为借口，诏命尚书仆射傅嘏，让司马昭暂时留镇许昌，大军则交傅嘏带还洛阳。这无疑是魏帝乘司马师之死企图向司马氏夺权。钟会不愧为司马氏的亲信，他当即与傅嘏密谋定策：由傅嘏上表，对诏命提出异议，同时请司马诏带兵返回洛阳，对魏帝施加压力。当司马昭率领大军驻屯在洛阳郊外的时候，魏帝曹髦慑于兵威，不得不以司马昭继任司马师原来的职务——大将军、录尚书事。钟会也因功迁任黄门侍郎，受封为东武亭侯，封邑三百户。他衣轻策肥，宾从如云，时时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傅嘏实在看不惯这副轻薄样子，告诫他说：“君虽志气远大，但建功立业艰难，怎么能不谨慎！”

甘露二年（257）五月，扬州爆发了第三次反叛司马氏的事件，主角是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诸葛诞亦曹魏党羽，夏侯玄、邓飏等被诛的时候，他庆幸没有受到诛连；王凌、毋丘俭反叛，他还积极参与镇压，但是兔死狐悲，王、毋的下场使他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在扬州收买人心，阴养死士，扩充军队，修筑城防，采取一系列的应变措施。这年四月，司马昭为了防止养痈成患，发诏征召诸葛诞入为司空。当时，钟会在家服丧，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诸葛诞必不能奉诏，如此将激起叛乱，急忙驰马入见司马昭。然而诏命已经发出去了，司马昭以为成命不可复改，且注视事态进一步发展。

果然，诸葛诞接到诏书后，立刻举兵反叛。不过他的气魄还不如毋丘俭和文钦，拥十余万大军而画地为牢，死守寿春城。七月，司马昭挟持魏帝与皇太后统帅大军二十余万东征。钟会守丧不足五个月，也顾不上尽孝道了，匆匆随军出发，为司马昭筹谋画策。诸葛诞降吴，以其子靓为质，乞求吴兵援救。吴派出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和降将文钦接应，他们乘魏军围城未合，突入了寿春。魏军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诸葛诞等突围不成，外救又不至，城内粮草渐渐不支。正在这个时候，全怿从子全辉、全仪因在建业与家里争讼，带着母亲和数十家部曲渡江降魏，钟会见机会来了，用全辉兄弟的名义给全怿写信，派全辉亲信家人送入寿春城中，信上说孙吴对全怿等人贻误军机不能及时救解寿春之围大发雷霆，下令诛杀诸将家属，所以他们才逃亡出来云云。全怿等人读了信又气又恨，遂领兵出东门投降。后来，城内互相猜忌，诸葛诞杀文钦，文钦二子又出降，诸葛诞也终于城破被诛灭了。这次胜利，计谋多出于钟会。人们把钟会比作张良，司马昭也对他更加信任了。

军还洛阳，朝廷擢升钟会为太仆，进爵陈侯，他一概谢绝，而就任大将军府从事中郎，管记室事。太仆，二千石，贵为九卿之一，但皇帝既为傀儡，九卿也就徒具虚名。而大将军府的记室，才是权轴所在，心腹之任，权欲极盛的钟会当然愿意屈尊而就了。

景元元年（260）末，钟会出任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时有社会名流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世称“竹林七贤”，声名流于遐迩。其中，嵇康名气最大，他是曹氏的姻亲，思想上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政治上不肯与司马氏合作，拒绝出来做官。他生活困顿，依靠打铁自给；而名气不但不减，反而越来越大，引起了钟会的注意。有一天，钟会命驾造访嵇康，适逢嵇康和向秀在宅中一棵大柳树下打铁。嵇康见了这位达官贵人，一不施礼，二不让坐，自顾低头打铁。钟会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呆立良久，无比尴尬，想要悄悄溜走。这时嵇康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悻悻然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①说罢，拂袖而去。这件事使钟会怀恨在心。同是“竹林七贤”的山涛，政治上站在司马氏一边，他担任吏部郎，期满之后推荐嵇康接任，嵇康听到这个消息，写信与山涛绝交，信中说他不出来做官，有“甚不可者二”：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②。司马昭听了非常恼火，钟会阴险地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不会出来的。明公可以无忧天下，然而嵇康却很使人忧虑。”不久，一场横祸把嵇康牵连进去了。嵇康的密友吕安受到其兄吕巽的诬告，以“不孝”的罪名锒铛入狱。嵇康站出来为吕安辩诬，钟会又乘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曾经图谋援助毋丘俭，因为山涛反对才没有得逞。历史上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是由于这些人危害时局，扰乱教化，所以圣贤抛弃他们。嵇康、吕安享有盛名，但言辞放肆，诽谤经典，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当乘此机会杀掉他。”于是司马昭把嵇康和吕安一起杀了。

钟会甘当司马昭的鹰犬，他到处搜寻政敌，陷人于非罪，往往不择手段。在司马氏和曹氏的斗争中，许多名士作了牺牲品。有些人接受了教训，或者缄口不言，或者纵酒自娱，“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就是一个。他喜怒不形于色，不问世事，终日酣饮。司马昭曾拟为子司马炎向他家求婚，而他大醉六十天，司马昭无法开口，只得作罢。这样明哲保身的人，钟会也不放过。钟会多次主动和阮籍搭讪，问以时事，只等阮籍开口，就可以加罪于他。但阮籍每每醉得不省人事，实在找不到口实。有人说见钟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①，大概不是过甚之词吧！

钟、邓率军灭蜀景元三年（262）冬，司马昭准备灭蜀，他认为姜维屡扰边陲，祸患无穷，但长期的战争也使弱小的蜀国资力更加衰竭，民众疲惫不堪，灭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朝臣大多以为不可，唯有钟会表示赞同。司马昭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和地理形势制定了伐蜀计划：他以为蜀国战士有九万人，居守成都与各地不下四万，余下的不过五万人。现在以一部分兵力把姜维率领的大军羁绊在沓中，使之无暇他顾；主力直指骆谷，通过蜀军力量薄弱的地带，奔袭汉中，一定可以取得胜利。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出镇长安；又命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多造船只，扬言伐吴。这时征西将军邓艾连连上疏，认为蜀国未有间隙，不宜加兵。司马昭担心邓艾误事，派出大将军府主簿师纂去担任邓艾征西府司马，传达自己的意旨。翌年五月，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司马昭下令分兵三路大举伐蜀，由邓艾督三万余人从狄道出发，急速进军甘松、沓中，拖住姜维；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余人从祁山出发，占领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再由钟会统领十余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向汉中挺进；以廷尉卫瓘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兼行镇西将军钟会的军师。

大军出发前夕，西曹属邵悌求见司马昭，不无忧虑地说：“殿下派遣钟①《晋书·嵇康传》。

②《文选》卷四三《与山巨源绝交书》。

①《晋书·裴秀传附从弟楷传》。

会率领十余万大军伐蜀，依下官愚见，钟会孤身一人，无重要亲眷留洛阳为质，不如另派他人为好。”司马昭笑着说：“这种情况难道我还不了解吗？如今蜀成了天下的祸害，使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征服它本来易如反掌，但大家又说使不得。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打仗就胆怯，就不会有机智勇敢；没有机智勇敢硬要他去打仗，就只能成为敌人的俘虏。因为只有钟会和我的意见相同，派他伐蜀，一定可以灭蜀，不派他派谁呢？至于灭蜀之后，即使像卿忧虑的那样，他又能有什么作为！他想谋反，有谁支持他呢？蜀的将军、大夫早已吓破了胆，成不了气候；中原将士思念还乡与亲人团聚，也不肯跟他，因此只能自取灭族之祸罢了。卿不必犯愁，也不要再同别人乱说。”

邓艾率军入沓中，派遣天水太守王欣等进攻姜维的营地，陇西太守牵弘在前拦击，金城太守杨欣进至甘松，在后堵截，把姜维紧紧钳制住。当邓艾牵制了姜维重兵时，钟会急速向汉中进兵。这儿是崇山峻岭的秦岭山区，层峦迭嶂、沟壑纵横。牙门将许仪奉命在前修路搭桥，钟会在后面督率大军。有一次过桥的时候，突然桥面上坍塌了一个小洞，钟会乘坐的马恰巧踩在小洞里，差点把他摔下来。他勃然大怒，下令斩杀许仪。许仪是魏初功臣许褚之子，钟会竟不宽宥，将士们都很震惊，无不小心谨慎。

姜维重兵置于西部，当他闻知钟会治兵关中，曾经上表汉主刘禅，奏请以左、右车骑张翼、廖化分兵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的桥头，以防患于未然。但蜀执政的佞倖黄皓听信巫鬼之言，按兵不动，直到魏军大出，才慌慌张张让廖化驰援姜维，张翼、董厥奔赴阳安关口，协助外围驻军。张、董刚刚开到前线，蜀朝廷又传来命令：诸外围军队皆不得参战，退守汉城和乐城。于是张、董率军西进阴平，听说魏将诸葛绪将从这里到建成，他们就在那儿等待。这样，钟会率领的军队在没有遇到任何阻击的情况下到达了汉中。他以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领万人包围住汉城和乐城。汉、乐二城的蜀军各有五千人，只管守城，并不出战。钟会径出阳关口，派人祭祀了诸葛亮墓，然后遣护军胡烈等将领前行，攻破关城，缴获了一批粮食、装备。

姜维和邓艾在沓中相持不下，忽然听说钟会已进入汉中，大惊失色，急忙引兵撤退，但魏将杨欣咬住不放，两军在强川口打了一仗，姜维败走。这时诸葛绪又堵住桥头，姜维下令从孔函谷入北道，绕到诸葛绪的背面。诸葛绪闻讯后退三十里，企图阻击蜀军。姜维又退还原地，迅速穿越桥头，才摆脱了诸葛绪的纠缠。回到阴平，他对队伍稍加整顿，准备开赴关城。尚未到达，前方传来关城失陷的消息，他只得退到白水，在这里遇见廖化、张翼、董厥等诸军，然后合兵扼守剑阁。

邓艾追赶姜维到阴平以后，挑选出精悍将士，决定从德阳入江油，经绵阳到达成都。他邀约诸葛绪一起进兵，诸葛绪觉得自己奉命截击姜维，并无南下的使命，遂移兵白水，与驻屯在那里的钟会合兵。钟会为了扩张个人的势力，秘密上表朝廷，诬陷诸葛绪临敌怯懦，畏缩不前。朝廷命令用囚车将诸葛绪押解回京治罪，三万军队配属钟会指挥。

钟会发布檄文，警告蜀国将吏士民：“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大有一举灭蜀之气概！他领兵进攻剑阁，遇到姜维顽强抵抗。姜维分兵固守险要，钟会久攻不克。而由于运输艰难，士兵乏食，钟会动摇了，打算撤兵。果真如此，则伐蜀之举前功尽弃。邓艾坚决反对，他上书建议说：“现在敌人已经遭到沉重打击，我们只能乘胜前进。可以从阴平出发，由小路经汉德阳亭急进涪县，涪县距离剑阁百里，距离成都三百余里，是敌人的腹心之地。如果我军出奇兵冲击敌人的腹心，那么剑阁的守敌一定会退兵还救涪县，钟会的军队也就可以从容而进了；如果剑阁守敌不救涪县，那么敌人在涪县对付我军的兵力就少了。兵书上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我军突然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攻破涪城是有把握的。”

十月，邓艾率兵进入蜀军不曾设防的阴平山区。沿途七百里杳无人烟，处处是悬崖深谷，奇峰突起，怪石嶙峋。将士们凿山开道，在陡峭的悬崖上修筑栈道、架设桥梁。邓艾身先士卒，上山的时候手攀树木，足蹬峭壁，艰难地往上爬；下坡的时候用毛毡裹着身体，从上面往下滚。半路上粮食快吃光了，全军濒临绝境，但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他们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江油蜀军守将马邈不战而降。接着，他们又进入连绵一百五十里的左担道，继续前进。这段山道极其狭窄，人们左肩担担行走，路上竟不能换肩，左担道即由此而得名。

蜀平尚书事诸葛瞻率兵抵御魏军，驻屯涪县，不再前进。部下黄崇再三提议派兵据守险要地形，不可让魏军进入平原地带，诸葛瞻固执不从。因而邓艾得以长驱直入，打垮了诸葛瞻的前锋。诸葛瞻溃败一百多里，退守绵竹。邓艾派人送信劝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①。诸葛瞻大怒，斩杀来使。邓艾派子忠攻蜀军右翼，司马师纂攻左翼。初战不利，邓忠、师纂退兵回营，对邓艾说：“敌人还不可击。”邓艾怒气冲冲地叱责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哪里有什么不可攻击的道理！”下令把二人推出去斩首，二人只得重新披挂上马，拚死一战，终于大破蜀军，杀死了诸葛瞻和尚书张遵等，攻下绵竹。

绵竹陷落后，蜀军全线崩溃，邓艾督军进抵雒城。魏军突然逼近，蜀国君臣毫无准备，朝野乱作一团，老百姓也纷纷出城避难。懦弱无能的刘禅束手无策，经不起光禄大夫谯周的一再劝说，派侍中刘绍捧着蜀天子玺绶到雒县向邓艾请降。

邓艾入成都，在军营门前举行了受降的仪式。刘禅亲自带领太子、诸王和群臣六十多人来到军营前，每个人都双手反绑，还让人抬来一口棺材，表示罪孽深重，情愿受死。邓艾手执符节，上前替刘禅诸人松绑，下令焚毁棺材，表示接受刘禅的投降并宽宥他的罪过。军队进城后，邓艾传令将士不得掳掠，安抚百姓，使各操旧业，受到蜀人的拥护。

曹魏灭吴，是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局面，重新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步骤。灭蜀之役，邓艾之功不可没。但是，谁曾料到，等待他的竟是灭顶之灾。

邓艾蒙冤与钟会叛乱在巨大胜利面前，邓艾头脑有些不冷静了，他擅自循后汉将军邓禹之例，宣称承制，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刘禅为行骠骑将军，蜀太子、诸王为驸马都尉；委任原蜀汉各级官吏为朝廷命官，或者命为自己的下属；还任命师纂领益州刺史，牵弘领蜀中郎将等等。他派人去绵竹，收埋魏、蜀死亡的将士，在上面垒起高台，这就是所谓“京观”，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他又在蜀士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子瞻附传》。

大夫面前自吹自擂，得意非凡地说：“诸君幸而遇见了我邓某，因此才有今天呢！要是碰上吴汉之流，早就没命了。”又说：“姜维确实是当代的一位好汉，只是遭遇我邓某，才走投无路。”而这些，成了野心家钟会置他于死地的口实。

当邓艾的大军逼近成都的时候，姜维才匆匆逃离剑阁，向巴郡方向撤退，钟会也才进军涪县，派遣胡烈等将领去追赶姜维。后来，已经归降邓艾的刘禅敕令姜维向钟会缴械投降。姜维知大势已去，只好放下武器，送交节传给胡烈，自己到涪县投降钟会。钟会大喜，迫不及待地上表向司马昭表功，表上说：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辄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经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爰■、将军句安等蹑其后，参军皇甫闿、将军王买等从涪南出冲其腹，臣据涪县为东西势援。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臣敕咸、闿等令分兵据势，广张罗网，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印绶万数，资器山积。..臣辄奉宣诏命，导扬恩化，复其社稷，安其闾伍，舍其赋调，弛其征役，训之德礼以移其风，示之轨仪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怀逸豫，后来其苏，义无以过。钟会的一派花言巧语博得了司马昭的欢心，遂进位司徒，封县侯，增邑万户，其子二人也都封为亭侯，邑各千户。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耿直的邓艾反而遭到司马昭的猜疑。当时，邓艾写信给司马昭说：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治，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尔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赐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邓艾不骄矜、不伐功，一心一意筹画灭吴之策，他的种种建议实具远见卓识。然而他擅自承制拜官，已经惹得司马昭大不高兴，这里又提出留兵蜀中，岂不引起司马昭的满腹狐疑。司马昭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说：“有事应当报请，不应独断专行。”邓艾不以为然，上书申辩说：“我奉命远征，按照朝廷的方略办事，征服了蜀国。关于承制任命代理官吏，是为了安定社会秩序，自谓是符合一时的需要。目前蜀国率众归降，其土地南极南海，东接孙吴，应当及早稳定下来。如果等待朝廷的命令，因为路途遥远，恐怕耽误太久了。《春秋》大义说，大夫出了边界，只要有利社稷安定、国家发达，是可以专权处置的。现在孙吴还没有宾服，其势连蜀中，所以不可拘泥于常规而丧失良机。《兵法》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臣虽然没有古人的高风亮节，但也不敢只顾虑自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

钟会自从接受姜维投降以后，对待蜀降将很宽厚，对待姜维更是亲切友好，他把姜维等将领缴交的印信符节都发还给他们。姜维慢慢觉察到钟会怀有野心，有一次，他旁敲侧击地试探说：“君侯自淮南平叛以来，运筹帷幄，从未失策，司马氏的强盛，都是君侯之力。今日君侯又平定蜀国，威德震动天下。民众颂扬您的功绩，但主帅却感到恐惧。这样，君侯还能够安全回去吗？不如效法陶朱公泛舟江湖，隐姓埋名，尚可以保全功名性命。”钟会说：“你扯得太远了，我做不到，况且也不止这一条路吧！”姜维又说：“其它办法君侯自然可以考虑到，不必老夫多言了。”话中有话，耐人寻味。这二人各自打着主意，相互利用；出则同车，坐则共席，关系越来越密切了。钟会对长史杜预说：“以姜维和中原的名士相比，诸葛诞、夏侯玄都超不过他。”钟会野心骤然膨胀，阴谋造反，而谋反的最大障碍是邓艾。他借邓艾擅自承制为口实，反诬邓艾谋反，秘密向司马昭告发，又派人截获邓艾送往朝廷的章表文书，而模仿邓艾笔体，写一些不恭不敬，矜功自伐的词句以激怒司马昭。咸熙元年（264）一月，朝廷诏命押送邓艾回京，为了预防邓艾举兵反抗，司马昭又命令钟会率领大军入成都。诡计多端的钟会明知监军工瓘兵少，却故意派他先进城收捕邓艾，企图借邓艾之刀杀掉他，然后再杀邓艾。卫瓘虽然知道钟会的用心，但军令不可抗拒，遂乘夜进入成都，传令邓艾手下将领，说：“我奉诏收捕邓艾，其余一概不问。你们如果归顺官军，爵赏不变；敢不归顺，则诛及三族！”到了鸡叫的时候，邓艾的部将都先后归顺卫瓘，营帐里只剩下邓艾一人。天刚亮，卫瓘乘坐使者专车，来到邓艾的住处，邓艾还没有睡醒呢！卫瓘抓住邓艾父子，关入囚车。邓艾的部将不相信自己的统帅谋反，计议劫夺囚车，他们全副披挂涌到卫瓘营帐前，卫瓘很镇静，独自出来接见他们，装着同情的样子，表示要上表为邓艾申张正义，这些将领也就相信了。

一月十五日，钟会进入成都，差人押走邓艾。这时，钟会麾下有魏、蜀军队二十余万，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功名盖世，再也不能受制他人了。于是计划派姜维督率蜀兵担任前锋，自己统帅大军继发长安，然后骑兵从陆路、步兵从水路，水陆并进，五日可达孟津，再会兵洛阳，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正当他想入非非的时候，司马昭派人送来书信，司马昭说：“恐怕邓艾不肯奉顺，今派遣中护军贾充率步骑万人直入斜谷，屯驻乐城。我本人率领十万大军在长安，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钟会大吃一惊，对亲信说：“如果只为取邓艾，司马昭知道我自己就能办到。现在带来重兵，必定是觉察到我有异常了，我们只有快点动手。事成可以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也不失当刘备！”

第二天，钟会召集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和原蜀国的官吏，会集蜀国朝堂。他宣布为皇太后举哀，向大家出示伪造的太后令他起兵废司马昭的遗诏。但他又作贼心虚，随后把他们都关了起来，又关闭成都城门和蜀宫门，严兵把守。诸军将领也都换成他的亲信。监军卫瓘这时诈称病重，卧床不起，钟会就更无所忌惮了。

钟会有一个帐下督名丘建，本是胡烈部属，胡烈推荐给司马昭。钟会出兵，请求以丘建自随，甚加信用。丘建怜悯胡烈独自一人被关押在房里，求钟会允许有一个亲兵去端水端饭。因此，其他牙门也都援例各带一个亲兵。胡烈哄亲兵说：“丘建密传消息：钟会已挖好大坑，削好数千枚白棒。准备叫外面的士兵进来，每人赐给一顶白■帽，拜为散将，让他们打死我们，埋入坑中。”他还把同样内容写在一张条子上传给在军营中的儿子胡渊。一夜之间，这个消息在各军中都传遍了，大家人心惶惶，害怕一打起仗就回不了家了。

十八日中午，军营中突然鼓声大作，胡烈军营的士兵首先哗变，胡渊带头冲出。紧接着，各军也鼓噪而出。虽然无人督促，而大队人马如波涛激荡，争先恐后朝着城门涌动着。这时钟会正在给姜维部发放铠甲器杖，卫兵进来报告说，外边声音嘈杂，好像是失火了。一会儿，卫兵紧急报告，有很多士兵正向城门跑过来。钟会大惊，感到事情不好，对姜维说：“这些兵来者不善，怎么办？”姜维说：“只有打了。”钟会一面派兵去杀掉关押的牙门、郡守，一方面让大家用木头顶住城门。愤怒的士兵奋力砍门，一时不能破门。但没多久，有的士兵架梯登城，有的士兵放火烧城屋；人群如蚂蚁成群，飞箭似雨点密集，大群的士兵冲进城来，而被关的牙门、郡守也纷纷跑了出来，双方会合，将姜维、钟会团团围住。姜、钟困兽犹斗，杀死五、六人，但寡不敌众，被蜂拥而上的士兵们乱刀杀死了。钟会的将士死者有数百人。城内乱成一团，直到装病的卫瓘出来主事，才逐渐安定下来。

钟会一死，邓艾本营的将士追上囚车，救出邓艾，准备迎还成都。但是，这一行动不仅未能洗刷他的冤枉，而且断送了他的性命。卫瓘参与构陷邓艾，惟恐邓艾报复，派遣护军田续领兵在绵竹西的三造亭偷袭，斩杀邓艾及其子忠。邓艾死后，其在洛阳的家属都受到株连，其子悉数被杀，妻及孙子流徙西域。这桩沉冤直到西晋泰始九年（273）才得以申雪。如西晋段灼所说：“钟会忌艾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

第五章 晋武帝、张华、羊祜、杜预

第一节 晋武帝①

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西晋开国皇帝，谥号武皇帝，史称晋武帝。

坐享父祖之业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司马炎祖上的很多人在汉世担任过高级官吏。祖父司马懿入仕曹魏，历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先后任相府主簿、御史中丞、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等职。嘉平元年（249）正月，司马懿乘魏帝曹芳和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拜祭高平陵（曹睿陵墓）之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曹爽及其亲信，开始操纵大权。此后，司马懿一面在官僚、士族之中搜罗党羽，一面用残酷的手段消灭曹魏王室势力。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司马炎的伯父司马师继续执政。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另立曹髦，并亲自带兵击败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的联军反抗。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始专国政。司马昭除在朝内进一步清除拥曹力量外，还派军队镇压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制造的兵乱。甘露五年（260）司马昭授意党羽贾充、成济将曹髦杀死，改立曹奂为新的傀儡皇帝。景元三年（263）春，司马昭兵发三路进攻蜀国。在捷报频传的时刻，司马昭加紧废魏自立的准备工作。当年十月，他担任相国职务并晋位为晋公，接受“九锡”（古代帝王为尊崇礼遇有大功的臣下而赐予的车马、衣物、卫兵等物，共九项。在后世，受九锡已成为权臣篡位前的必要程序）。次年七月，司马昭胁迫魏帝晋升他为晋王，同时命令党羽荀彧、贾充、裴秀分别主持制定礼仪、法律和官制，并在封国之内开始设置百官，王室子孙爵命皆如帝者之仪。至此，司马氏代魏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咸熙二年（265）八月，正准备称帝的司马昭突然病死。于是，改朝换代的主角便改由晋王的世子司马炎扮演。

虽然司马炎在司马昭的诸子中处于嫡长子的地位，但是他的世子权力却来之不易。这是因为司马昭更为喜爱学识渊博有才能的次子司马攸。司马昭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表示天下是景王（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司马炎极力拉拢、巴结父亲身边的要臣，通过他们为自己说好话、作手段，才终于在司马昭死前三个月正式被确立为世子。在此之前，司马炎曾在曹魏政府中担任过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中护军、假节、中抚军等职务，初封爵为北平亭侯，后改封为新乡侯。在取得世子名位的同时，魏帝又授予他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等职。等到司马昭去世，司马炎遂继为相国和晋王，总揽全国军政大权。

咸熙二年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这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退位的魏帝被司马炎封作陈留王，从洛阳徙至邺城，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武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曹魏亡国。这一年，司马炎三十岁。

改章易制，多所变革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司马炎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司马炎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司马炎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司马炎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西晋立国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泰始元年、二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1、撤销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督军，宣布解除对他们的禁锢。2、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3、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把象傅玄、皇甫陶这样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以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4、提倡节俭。他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赐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减各郡国政府对皇室的贡调，禁止乐府排演开支较大的靡丽百戏，停止有司制作各种游戏田猎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泰始四年（268）正月，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因初施于泰始年间，故史称《泰始律》。

《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开始编修到是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二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著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晋书·刑法志》）。

《泰始律》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西晋地主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泰始律》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悬在各地的亭、传给老百姓看。

在颁行新律的同月，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司马炎还是把它否定掉了。这是因为，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司马炎为了稳固帝位，就不能不想方设法地照顾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只要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以山涛为首的达官贵人强占官田，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贵施贱，只把参与其间的一个县令处决，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

这年九月，司马炎解除了镇戍淮南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石苞靠投靠司马氏集团起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参与平定诸葛诞的兵变和劝说魏帝禅让而有功于司马炎。自从平定诸葛诞以后，石苞一直代镇淮南，已达十一年之久。淮南驻军士马强盛，靠近东吴前线，石苞又久著威名，这使司马炎十分不安。司马炎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优容功巨勋贵，但是绝不允许他们控制重兵，构成对政权的威胁。恰巧，石苞与淮北监军王琛不合。王琛密表洛阳，声称石苞私通东吴。同时，荆州刺史胡烈也上表说，东吴人准备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石苞听到风声后已开始筑垒遏水进行设防。一连串的消息加深了司马炎的疑虑。他对羊祜说：每次吴人进犯，常东西相应。这次偏师北上，难道石苞真要造反吗？于是司马炎以“不料贼势，劳扰百姓”的罪名将石苞免职，并派出宗室司马望率领大军开赴淮南，以防不测。石苞预先知道消息，主动放弃兵权，到寿春的都亭等候处理。司马炎这才松下心来，对石苞不再追究。

司马炎解除石苞的兵权，除出于对石苞的戒心，还有比较长远的战略安排。当时，江东的孙吴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国力日衰，人心思乱。这一有利形势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可能。司马炎决心加强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他把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坐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把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改派宗室司马伷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羊祜虽然不是司马氏的宗室，但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晋国初建，羊祜曾与荀勖共掌机密，后又为中领军，统领王国卫队。司马炎受禅后，他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卫将军，仍是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到襄阳后，他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方面转化。河西之乱与平吴决策泰始六年（270）六月，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秦州刺史胡烈镇压失败，被杀。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率领，从塞北迁到了河西，历史上把这支鲜卑人称作河西鲜卑。河西鲜卑活动的区域，大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县），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同汉人杂居。司马炎担心河西鲜卑不易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把在西部颇有能名的胡烈委任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的目的。

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是因受到汉族统治者歧视引起的。在灭蜀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与汉人一样的赏赐，遂铤而走险。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坐镇长安的司马亮派来援救秦州的大军。

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他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另一宗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司马炎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对方的拒绝。杜预向石鉴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石鉴不予采纳。他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仍大败而归。

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起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造反，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将凉州刺史牵弘诱至青山击杀。

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纪恺给他出主意说：只有安排象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觉得很有道理，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素有宰相之称。贾充与侍中兼中书监荀勖、越骑将军冯紞等人朋比为奸，操纵朝政。任恺是他们的反对派，推荐贾充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求计于荀勖。荀勖劝他与太子结亲。贾充等人买通了皇后杨氏，又在皇帝面前大造舆论，终于使司马炎答应了以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亲事。碍于亲家的面子，司马炎就不再提及挂帅之事，贾充由此而免去了西征之苦。

这时，被司马炎派到南方主持荆州军事的羊祜也遇到强硬的对手：东吴西线军事的主帅已由陆抗出任。陆抗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子，本人也是个出色的军事家。陆抗上任不久，便攻破西陵（今湖北宜昌），将献城降晋的步阐击杀，并打败羊祜等人率领的援军。羊祜知道灭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遂一面继续积蓄力量，一面以信义对东吴边界军民施加影响，等待时机。

泰始十年（274），陆抗病死，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羊祜开始筹划南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咸宁二年（276）十月，羊祜给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羊祜认为，西晋灭吴的条件比当时灭蜀的条件远为成熟，只要司马炎肯下决心，平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羊祜的建议遭到贾充、荀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地区的动乱尚未平定为理由，极力阻挠南进。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原因，然终未能获得司马炎的同意。

司马炎不能下定灭吴的决心，除因西部动乱外，还有他分封诸王以屏卫皇室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因素。自泰始分封以来，司马炎没有认真要求诸王就国，多数宗王留官或留居洛阳，也有部分宗王出任都督。咸宁三年（271）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始命令诸王就国。他按照户邑的多少，把王国分为三等。“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目的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资治通鉴》卷八十）。由于这一部分宗王“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晋书·汝南王亮传序》），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权力过重，野心膨胀，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这样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病重，要求入朝面陈灭吴大计。司马炎允许他乘车上殿，不行参拜之礼，对于他的意见也表示愿意听取。后来羊祜在病榻上要前来探病的中书令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吴主孙皓暴虐异常，现在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如果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有为新主，我们再有雄师百万，也难渡长江天险了。羊祜的话，确实对司马炎震动很大。他要求羊祜卧护诸将，带病出征。羊祜表示，灭吴战争不一定非他指挥不可，他可以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当年十一月，羊祜病故。临终前他举杜预代替自己。杜预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到达襄阳后，以离间计诱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有威胁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孙皓在临战之前的将帅移易，造成以后西线吴军的迅速崩溃。经过一段时间部署之后，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司马炎答应明年准备出兵，但杜预反对说，东吴西部的兵力已调空，这是大举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给孙皓以喘息时机，很可能要功亏一篑。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他在益州为准备灭吴大造舰船，至此已有七年。王濬说，他造的船有的已开始朽烂了，自己年纪已到七十，死亡无日，实在不愿再白耗光阴，请求皇帝切勿坐失良机。

司马炎被说服了，开始倾向及早伐吴。但是一到贾充等人搬出种种理由反对时，他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他把中书令张华找来对弈，以条理思绪。恰巧杜预的又一份请战奏疏送到，一直主张灭吴的张华把棋局一推，说什么也不肯下了。他极力催促司马炎当机立断，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终于同意立即对吴采取军事行动。贾充等人听到消息又赶来争吵，惹得司马炎发起火来，他们才不敢再唱反调。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司马炎命令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灭吴大局，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他发布诏书，下令以六路大军，二十万众，大举进攻吴国。这六路是：镇东将军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为第一，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长江以西）为第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为第三，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为第四，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为第五，龙骧将军王濬等率巴蜀水军，顺江而下为第六。

十分滑稽的是，司马炎选定的平吴主帅竟是贾充。贾充虽反对此次用兵，但却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上表推辞，司马炎威胁说，如果你不受命，我只好亲行了。贾充无法，只得承命。

在大举伐吴的同时，被司马炎派到西部参与平定少数民族动乱的讨虏将军马隆连续告捷。

秃发树机能起兵九年，相继斩杀秦、凉二州四位刺史。咸宁五年（279）

正月，他又攻陷凉州的治所武威城。消息传来，司马炎坐卧不宁，对臣下叹气说：你们有谁能为我讨平西方啊？宫内宿卫官司马督马隆毛遂自荐，当即被拜为武威太守、讨虏护军。马隆要求自己募兵，自己挑选武器，司马炎满足了他的要求。当年十一月，马隆带领三千五百名募兵渡过温水，与秃发树机能的几万人大军展开激战。由于马隆士兵剽悍，武器精良，他本人又足智多谋，结果连战连胜，不但收复武威，还迫降一部分附属于秃发的河西鲜卑。十二月，秃发树机能被马隆击溃后，不幸为下属所杀。轰轰烈烈的河西鲜卑人的反晋斗争遂告失败。

完成一统大业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椎，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建邺。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

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以水军八万、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东吴亡国，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祜的功绩啊！”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咬牙切齿地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合。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把孙皓封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是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大，党羽多，儿子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他们极力争吵，在封赏中占据了上峰，王浑被封为公，王濬却被封为侯。一些朝臣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回过头来给王濬升官加赏，搞得十分狼狈。而那个灭吴的阻力贾充却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户的赏赐。

太康元年，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这一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后人批评司马炎的这一措施与造成“永宁（301）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资治通鉴》卷八一）的结果，有一定的关系。

颁行占田荫客制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法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还规定，课田五十亩，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曰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为賨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

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这是封建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是地主国家对地主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这一规定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象司徒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田庄就有地十顷。宗室司马睦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达七百余户。

奢侈荒淫，世风日下司马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从小习于安乐，贪恋奢华。称帝之初，他极力矫情伪饰，一俟统治巩固，骄淫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后宫，并禁断人间婚嫁。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变本加厉起来。他“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武帝纪》），生活极端腐化。孙皓投降，东吴后宫五千粉黛尽归洛阳，西晋后宫的女子则达万人之多。司马炎不知宿在何宫为好，于是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宠的宫嫔，在宫前放上羊喜爱吃的竹叶和盐，诱使羊车停在自己那里。后来宫嫔们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纵情淫乐，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晋书·何曾传》）。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儿子何劭衣裘服玩无数，每天的饭钱比老子多一倍。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同散骑常侍石崇竞相夸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石崇的后房百数，膳食穷尽水陆珍奇。厕所挂满锦帐，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当场就把劝酒的美女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喂猪、人乳蒸肉，还自称是掌握了烹调的秘方。真是丑恶透顶。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对此不满。太康三年（282）车骑将军傅咸上书猛烈抨击上层社会崇尚奢华的风气，要求司马炎对此加以限制。他指出，粮食布匹，来之不易，如果不知节俭，就会造成物质财富的匮乏。奢侈浪费对于社会的危害比天灾还要厉害。傅咸认为，要想让人们祟尚节俭，必须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么浪费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实际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对司马炎提出批评。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太康三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据史书记载，太康初年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主要应归结于劳动人民辛勤努力的结果。

立嗣风波太康三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的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他除享乐之外，什么事也不懂，闹出的笑话很多。有一次，司马衷游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者说：“这个叫唤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后来听到天下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不少，他竟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呀？”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被人们推崇为有三公之才，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是有野心的女人，当然不甘心权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誊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去了。

而那个司马攸也确实为争取到继承皇位的资格煞费苦心。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作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拥戴。他们希望接替司马炎皇位的是司马攸，而不是那位白痴太子。

司马炎嫉恨司马攸的才干与威望。对于司马炎想传位于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尸居其位，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

无法收拾的身后事太康五年（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反对司马炎选官用人的标准，要求废止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代汉时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实施的一种选官制度。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职务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遂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归纳出八种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腐败，“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局面。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制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当时，赞同刘毅建议的大臣还有卫瓘、李重等人。司马炎虽然肯定他们的意见，①以上引文出自《晋书·刘毅传》。

但是由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已成为西晋的既定国策，他自然不会因此废除这一被士族视为身家性命的制度。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称为匈奴南单于的嫡系。东汉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肃、陕西、内蒙和山西一带。曹魏分匈奴为五部，以酋长为部帅，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强。司马炎代魏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三万余落，分别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区，人数达几十万以上。刘渊在其父刘豹死后，已自代为左部帅，司马炎的任命使刘渊的职务正式得到西晋政府的认可。

也是在这一年，司马炎下诏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为东部鲜卑慕容人的酋长。魏初慕容人进入辽西，到西晋时又迁至辽东郡北，后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迁到徒河青山（今辽宁义县）一带。

魏晋时期，除匈奴屠各族、鲜卑慕容部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旧史上把他们归纳为“五胡”，即主要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封建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去打仗。由于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内迁的少数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间，西晋统治营垒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但是他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却毫无措施，致使死后不久，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痛苦，终于起而反抗。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这一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到处抢掠，野蛮烧杀，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刘渊、慕容廆都是那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刚刚五十四岁，由于极意声色，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当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大臣杨骏以此为借口，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骏是司马炎继后杨氏的父亲，出身于弘农大族。他专权好利，与其弟杨珧、杨济权势熏灼，有“三杨”之称。杨骏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杨骏乘机将皇帝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而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十分生气，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不久，皇后杨氏假借司马炎的旨意发布以杨骏独自输政的诏书，并催促司马亮上路。

四月，司马炎病死。临死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

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杨骏开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录尚书事诸职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16），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

第二节 张华①

张华（231—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父张平，曹魏渔阳郡太守。张华年幼丧父，家境清寒，孤贫无以自立，不得不为人牧羊为生。他并未因此自甘暴弃，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谨，博览群书，故“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法，为人豁达，“勇于赴义，笃于周急”，“造次必以礼度”。他气质深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彭城刘讷有“人伦鉴识”，曾见张华而感叹说：“张茂先我所不解。”（《晋书·刘隗传》）。

以才华而被擢用曹魏后期，张华仍居乡未仕。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同时，他目睹了在曹马斗争中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又受到广为流传的玄学思想的影响，难免产生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他遂著《鹪鹩赋》①以自寄，通过对鸟类的褒贬，抒发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在赋中，他感叹雕鹖（鹖：古书中一种善斗的鸟）、鹄鹭（鹄：天鹅）、鹍鸡（类似鹤的一种鸟），“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鹫（雕）鹗（鱼鹰）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其原因就在于“有用于人也”，“惟体大妨物，体瓖足玮也”。对比之下，他赞誉“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色浅体陋，不为人用”的小鸟鹪鹩（又名巧妇鸟），认为它虽“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却所求甚少，“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所以鹪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处世之道却是很明智的。《鹪鹩赋》既是对玄学处世哲学的形象阐述，也是张华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赞誉“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的鹪鹩的同时，抨击了“怀宝以贾害”，“饰表以招累”，“诱慕于世伪”的社会风尚，揭露了声称任自然的门阀世族的虚伪面目。他提倡“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反对浮华交游；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的简朴生活方式，反对奢侈纵欲，恣意享乐的生活观；主张“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反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所以，张华的“任自然以为资”，与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尽情享乐的腐朽哲学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鹪鹩赋》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名士陈留阮籍看过之后，赞扬张华可谓“王佐之才也！”张华由此声名鹊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书卢钦见到张华后，十分器重他。同乡大族曹魏左光禄大夫、方城县侯刘放“亦夸其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华。

张华在二十五岁左右时，被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为太常博士。吏部尚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张华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见《文选》卷十三。

书卢钦在辅政的司马昭面前对张华备加推崇，张华又转为佐著作郎，参与编撰国史。不久，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他才识过人，思维敏捷，“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深得司马昭赏识，遂正式任命他为中书郎。

晋武帝禅代曹魏，转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接近皇帝，位居要冲，具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习于吏事，“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他史识渊博，“善谈史汉”（《晋书·王戎传》），谙通封建典章制度。晋武帝曾问他汉代宫室制度和建章宫的千门万户，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返。画地如图，左右属日”，使人大有亲临其境之感；他博通礼乐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泰始五年（269），晋武帝修定礼乐，命张华与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等人创作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共十三篇，张华一人即写了《冬至初岁大会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宗亲会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诗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诗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盛誉司马氏功德、粉饰西晋太平盛世，宣扬皇道德教，虽音韵逗留曲折，诗句庄重典雅，但与《鹩鹪赋》相比，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但张华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他著《博物志》十篇。《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是张华渊博的知识、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坚实的文学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载怪异，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实可信。他还创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诗，流传至今的虽寥寥可数，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一首中，他慨叹“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遂“伏枕终遥昔”，回顾了历代兴衰隆替的历史，不由得“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一个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憧憬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文选》卷二九）。在《情诗》二首（《文选》卷二九）中，张华用苍凉苦楚的伤感笔调，表达了与佳人离别后的闲愁哀怨的心情。“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等佳句，虽只是个人悲欢离合的抒发，却反映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信念和情操。

张华所著的四言诗《励志诗》（《文选》卷一九）气宇不凡，颇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诗文带有一定的老庄思想色彩，同时又仍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它对仗工整，又不枯燥无味；它引经据典，却不流于晦涩。诗文一开头的“大仪斡天，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几句，即让人感到“逝者如斯，曾无日夜”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这种“日与月与，茬苒代谢”的形势下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他的回答是：“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应以儒家经典作为座右铭，即“先民有作，贻我高矩”；用玄学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他告诫人们不要“放心纵逸”，而是要像耕耘南亩一样去修身修德，“力来既勤，..必有丰殷”。他用“水积成渊”、“土积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牵之长，实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达到理想境界的辩证关系。他勉励人们要戒骄戒躁，做到“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用“若金受砺”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进德修业”，“以隆德声”，实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的政治抱负。《励志诗》是张华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完全成熟的标志。儒玄并用，以儒为主，是张华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

在这种十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张华在从政过程中披肝沥胆，政绩突出，不仅深受晋武帝赏识，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时人比之为子产。不久，四十岁左右的张华就被擢为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成为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平吴立功张华在任中书令期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成并制定了伐吴大计，从而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咸宁初年（275），距西晋代魏已有十年，距灭蜀亦时逾十二载。时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边境战事不多，经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晋书·羊祜传》）。而割据江南一隅之地的孙吴，则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下，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孙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名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在毫无限制的横征暴敛下，“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三国志·吴书·贺邵传》），可谓“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晋书·羊祜传》）。西晋攻伐孙吴，取乱侮亡，统一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当时，镇守江汉地区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羊祜上疏晋武帝，陈“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同上）。晋武帝召集群臣朝议。司空、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等人“同共苦谏不可”（《晋书·冯紞传》），群臣亦多附合，以当时关陇地区氐羌少数族屡叛，官军屡败为由，多不赞成羊祜的建议。只有张华据理力争，与羊祜、杜预共同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虽“密有灭吴之计”，却因“朝议多违”而未做出伐吴的决断。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见晋武帝时，又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为之心动。因羊祜有病，不宜经常召入宫内咨询，晋武帝遂派张华去羊祜住处问其筹策。羊祜与张华推心置腹，陈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伐吴的战略方针。张华十分赞同羊祜的见解和伐吴之计。羊祜对张华说：“成吾志者，子也！”（《晋书·羊祜传》）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吴大业并未因此而中止。羊祜临终前，推荐了志同道合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张华也不负羊祜所望，为完成羊祜遗愿而力排众议。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张“无失事机”，迅速征伐孙吴（《晋书·王濬传》），贾充等人再次反对，贾充上表，以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张华与之针锋相对，固劝伐吴。不久后，杜预在“缮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吴准备工作后，表陈武帝，主张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杜预表至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围棋。张华趁热打铁，劝说武帝采纳杜预的建议。他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后决断，发诏伐吴。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朝廷财政，“量计运漕，决定庙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吴正式开始。贾充任大都督，总统六师，负责整个伐吴战役。开始时，“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一直反对伐吴的贾充因而上表武帝，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病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同时因张华筹谋平吴之策，与中书监荀勖建议腰斩张华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对此晋武帝回答说：“伐吴是我的决策，张华只是赞同我的意见而已。”给予张华以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当时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贾充、荀勖的主张，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张华为了使统一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顾贾充等人以腰斩相威胁，“独坚执，以为必克”。

通过著名将领杜预、王濬、王浑等人的努力，伐吴战役终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的胜利进程，充分证明张华确实是目光远大、意志坚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吴后，武帝特下诏令，对张华所建立的殊勋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奖赏。诏书说：“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陷入党争平吴后，张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勋和才能，亦招来忌妒和谗言。张华虽襟怀坦白，洁身自好，不搞浮华交游，不介入朋党之争，可是，处于政争纷纭的旋涡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谈何容易！西晋统治集团从咸宁年间开始，在围绕齐王司马攸之国、伐吴以及太子（即惠帝）废立的问题，逐渐形成两大对立势力。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左卫将军冯紞等人为一方，他们为人鄙薄，好观察上旨，承颜悦色，专以曲意逢迎为事；他们主张剥夺齐王攸实权；反对出师伐吴；反对废黜“不堪政事”的痴呆太子。侍中任恺、中书令和峤、庾纯、向秀等人为另一方。他们以名士自居，刚直守正，素轻视贾充等人的为人；他们反对齐王攸之国；主张废昏立贤，更择太子。两派矛盾逐渐激化，由政争发展到人身攻击，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张华与任恺、和峤等人关系虽很好，政见基本一致，但他却避免卷入两派的人事争端中。可是，他在伐吴问题上与贾充等人形成的尖锐对立，却使他在平吴前后成为贾充一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屡遭谗言中伤。

平吴后，“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对张华“憎恶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晋武帝起初并未听信荀勖谗言。有一次，晋武帝问张华谁可成为辅政大臣的合适人选，张华回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宜留以为社稷之镇。”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齐王攸，不欲他权势过重，而想出齐王攸之国。张华的意见当然不合圣意，故“微为忤旨，间言遂行”，遂于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到镇前，鲜卑慕容涉归大肆侵掠辽西，占领昌黎。张华一到镇，即于三月派安北将军严询征伐慕容涉归，在昌黎附近大败之，杀伤数万人。张华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继续穷兵黩武，以武力征服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杠杆，而是以安抚来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归子慕容廆往谒张华，张华以礼相待，“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晋书·慕容廆载记》）。正由于张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绩，得到朝野人士的赞赏。时朝议欲征召张华入朝，任为尚书令，进号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动议使贾充党羽侍中冯紞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加之张华曾对武帝非议过冯紞的哥哥冯恢的品行才能，所以冯紞利用“深有宠于帝”的地位，对张华竭尽中伤之能事。冯紞曾侍从武帝，借议论锺会叛乱说：“臣以为锺会之所以叛乱，颇与太祖（司马昭）有关。”武帝听后大为不解，问冯紞缘由。冯紞回答说：“锺会才浅识薄，而太祖却夸奖太过，称赞他有谋略，授以高官显爵，使他处于要帅重地，掌握精兵强将，因此使锺会自以为谋略万无一失，却功名不符，未受重赏，遂心怀不满，飞扬跋扈，起兵反叛。”武帝听后表示赞同。冯紞又进一步说：“既然陛下已经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应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①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①见《文选》卷52。

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

他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幹文义为准。陶侃早孤贫，为县吏，举孝廉入洛，张华与之交谈，“异之，除郎中”（《晋书·陶侃传》）。名士牵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侠”，帝舅王恺诬陷他有秽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张华请为长史”（《晋书·牵秀传》）。成公简虽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张华对成公简十分赞赏，经常对人说：“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晋书·成公简传》）。刘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张华甚重之”，因而出镇幽州，“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晋书·刘弘传》）。张轨“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却未受高品，“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晋书·张轨传》）。成公绥“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徵为博士”（《晋书·成公绥传》）。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欲举陈寿为中书郎，为荀勖所阻而未遂（《晋书·陈寿传》）。左思出身于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他博学多识，文赋情采富丽，著《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自然风光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渴望四海为一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张华读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一时间豪贵人家竞相传写，遂有“洛阳为之纸贵”的美谈。（《晋书·左思传》）

正由于张华能够像何劭赠诗中所说的那样：“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文选》卷二四），故他“尽忠匡辅，弥缝补阙”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晋书·张华传》曰：“虽当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

但是，张华的种种主观努力，只能暂时地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势力强盛，后族外戚擅权乱政，门阀世族奢侈纵欲，恣意聚敛。就在所谓“海内晏然”时，关中地区少数族就频繁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亦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华对此是深有认识的。他之所以反对废黜贾后，就是担心因此而造成危机的总爆发。但贾后权欲无穷，她时时欲废非己所生的愍怀太子，打算长期操执朝政。幸赖张华、裴等人极力反对，这一阴谋才迟迟未能实现。而诸王因不满贾后擅政，也时刻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寻找时机，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库发生火灾，张华就因怀疑是诸王叛乱，而“先命固守，然后救火”，致使累代异宝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事后张华说：“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晋书·五行志上》）预见到太子废黜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总导火索。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张华之死元康末年，辅政大臣之一贾模失宠于贾后，忧愤而卒，制约贾后的力量遂大为减弱。随着贾模的失势，一向与贾后沆瀣一气的贾谧（贾充的外孙）操持权柄，“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晋书·贾谧传》）。在这种情况下，张华原来的“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的方针已难以奏效。所以，愍怀太子的亲信，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找张华，打算与张华合作，发动武装政变以制止这一阴谋。但张华却推说不知贾后欲废太子事。刘卞说：“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赏识，才由须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谈论此事，您为什么却对我有所怀疑呢？”张华说：“假如有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刘卞答道：“太子东宫内人才济济，有精兵万余人。您身为宰辅，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让他录尚书事，废黜贾后于金墉城，这不过是两个黄门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会万无一失。”张华拒绝了刘卞的建议，他回答说：“现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受命辅助太子执政，忽然立太子而废贾后，这是无君无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够成事，我也难免要身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况且权巨贵戚当朝，威柄不一，我以此举授人以口实，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呢？”废黜贾后之事再度成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设计，将太子灌醉，因使太子书写犯上谋乱之书，然后当惠帝于式乾殿会群臣时，出太子手书遍示之，群臣看后，未敢有异议，均附合贾后赐太子死的建议。时只有张华坚决反对，他说：“废黜太子并赐死，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太子，往往导致丧乱。在大晋据有天下不长时间的今天，废太子事更应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也认为应核对笔迹，以防诈妄。贾后遂将手书与太子过去奏事笔迹相对照，果然是太子所书。张华等人无言相对，但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贾后知道难以让张华等人改变主意，遂上表把赐太子死改为废为庶人，惠帝下诏同意。

太子被废后，引起东宫将士和诸王的强烈不满。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后，复太子。他们“以张华、裴安常保位，难与行权”（《资治通鉴》卷八三），而赵王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晋书·赵王伦传》），遂与赵王伦密谋此事。赵王伦与其佞幸谋臣孙秀，一向朋比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当然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他们先劝贾后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杀了太子，借贾后之手除掉了夺权的障碍，接着又策划政变，以废贾后。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赵王伦和孙秀为了使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派司马雅去张华处，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机，赵王想与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业。”张华知道赵王伦、孙秀等人得手后一定会有僭越篡权的逆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司马雅恼羞成怒，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敢如此说话。”遂看也不看张华就扬长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张华亦未发赵王伦之谋。可见他还是赞成废黜贾后，只是不愿与赵王伦共事并直接卷入这种不忠的活动中而已。

当天夜晚，赵王伦发动兵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他亦因对张华的宿怨新恨，以党附贾后的罪名，将张华和裴等人收执于殿前马道南。张华责问主事的（中书）通事令史张林说：“你想要害忠臣吗？”张林称诏诘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为什么不能守节廷争！”张华说：“式乾殿朝议废太子事，我是力谏的，这有文字记载为证。”张林问：“既然劝谏未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去位！”张华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使者至，下达了斩张华、裴并夷三族的命令。张华临刑前慨叹道：“我是武帝时的老臣，一片丹心。我并不惜命，只是担心今后国家将有不测之祸难。”遂被杀害，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闫缵抚张华尸体痛哭道：“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晋书·闫缵传》）刘颂哭之甚恸，他得知张华子孙有逃脱免难者的消息后，又转悲为喜，说：“茂先，卿尚有种也！”（《晋书·刘颂传》）陆机、陆云兄弟，为张华作诔，又写《咏德赋》以悼之。

永宁元年（301）五月，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诛杀赵王伦、孙秀，齐王冏执掌朝政。齐王冏上奏惠帝，请求给张华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的官职和爵位以及所没财产，为张华洗刷了冤案。

第三节 羊祜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头脑清醒的政治人物羊祜出身于汉魏名门士族之家。从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职。祖父羊续，汉末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衜为曹魏时期的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汉代名儒、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姐姐嫁与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为妻；而他本人迎娶的是曹魏皇室成员夏侯霸的女儿。

在羊祜的青年时期，曹魏统治阶级内部正进行着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这一斗争主要是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展开的，羊祜与斗争的双方都有姻亲关系。处于夹缝中的羊祜不愿意卷入到旋涡之中，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虽然因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却多次回绝州郡政府的征辟，主要是出于上述的原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继位为帝的齐王曹芳只有八岁。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受遗命辅政，两大集团的斗争白热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团在斗争中明显地占据优势。曹爽把司马懿排挤到太傅的闲职之上，将统领禁军、掌管枢要的权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从而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司马懿实行韬晦之计，假装生病，暗中却加紧布置，伺机反攻。羊祜虽然年轻，但很有政治头脑。他判断曹爽终将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当曹爽征辟他为僚属的时候，羊祜不但自己拒绝出仕，而且劝阻同时受辟的王沈，也不要答应曹爽的要求。由于门第关系，尽管羊祜基本游离于两大集团争斗之外，但从思想感情上说来，他对司马氏的一派显得更为亲近一些。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掉曹爽，夺得曹魏政府的军政大权。政变之后，司马懿大举剪除曹氏集团，与曹爽有关的很多人遭到诛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为逃避杀戮，投降了蜀国。在这场灾难中，羊祜并未因岳父降蜀受罚，这大约得济于他的亲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高贵乡公曹髦统治时期，司马昭执政。羊祜第一次接受征辟，先后出仕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等职。陈留王曹奂时期，羊祜调任为秘书监。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司马懿父子兄弟相继执政。他们先后废杀两位皇帝，又屡次诛杀大臣，改章变制，发号施令，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实际统治者。这时，羊祜已加入司马氏集团，并逐渐上升为该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司马炎建五等爵制，羊祜以功被封为巨平子，食邑六百户。不久，又被拜为相国从事中郎，与司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机密。晋代魏前夕，司马炎调羊祜为中领军，把统领御林军，掌管京城内外戍卫的重任交给了他。咸熙二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受禅称帝，建立西晋王朝。羊祜以佐命之功，被进号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羊祜怕引起贾充等权臣的妒嫉，固让封公，只受侯爵。泰始初年，司马炎曾改任羊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等职。

镇戍荆州，以德服人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羊祜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雄心勃勃，积极筹划消灭孙吴政权的战争，以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泰始五年（269），司马炎除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镇临淄、下邳，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以外，又特地调任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进行战前准备。

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西晋的荆州包括今天的陕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区。孙吴的荆州则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晋吴间的边界线以荆州为最长，所以这里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

羊祜到任后，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稳固。不但老百姓的生活不够安定，就连戍兵的军粮也不充足。于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开发荆州方面。他下书给辖下的镇将，禁止他们以建造府第的名义扰民，并大量开办学校，允许晋吴双方的边民来去自由，尽可能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了消除边害，以便抽出一部分军队进行生产，羊祜设法使孙吴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石城驻军。然后，他把军队分作两半，一半执行巡逻戍守的军事任务，一半垦田。当年，全军共垦田八百余顷，到年底收获的时候，打下的粮食足够十年的军需。羊祜的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将的职务，负责指挥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不久，羊祜又被加封为车骑将军，并受到开府如三司之仪的特殊待遇。这一年，羊祜四十九岁。

泰始六年（270），孙吴在荆州的都督换上江东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达荆州后，注意到西晋的动向，立即上疏给吴主孙皓。陆抗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应该认真备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十七条建议，请求实行。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紧在荆州进行军事布置；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议，伐吴战争必须利用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区）大办水军。羊祜认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济其所欲，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终于使晋武帝改变将王濬调离益州的打算。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统率的益州水军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首先攻陷建邺、生擒孙皓的西晋军队。

泰始八年（272）八月，吴主孙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的职务。步阐因害怕被杀，拒绝返回建邺，当年九月，献城降晋。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监军徐胤各率军分别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县），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的兵力，以实现由荆州刺史杨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阐的计划。但陆抗破坏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晋军粮秣的运输发生困难，再加上江陵城防坚固，不易攻打，羊祜顿兵于城下，不能前进。杨肇兵少粮悬，被陆抗击败，步阐城陷族诛。战争结束后，羊祜受到处罚，被贬官为平南将军。

西陵救援失利后，羊祜总结教训认识到：孙吴的国势虽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荆州尚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他采取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两面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羊祜派兵占据了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先后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纳入西晋的版图之中。在荆州边界，他对孙吴的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当发生军事冲突，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有一次，部下从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他知道后，马上命令将孩子送回。羊祜经常释放被俘的敌将，对战死的吴人也厚礼殡敛，送交对方。行军路过吴国边境，如果晋军使用当地的粮草，他都要下属按数作价给予赔偿。打猎的时候，羊祜约束部下，不许超越边界线。凡是被吴人射杀的禽兽，他都送还对方。对于投奔西晋的吴军将领，羊祜更是格外优待。羊祜这些作法，使对方心悦诚服。吴国人十分尊重他，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许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于他。例如，吴将夏详、邵f降晋，随同他们而来就有当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两位将领。吴将邓香进攻夏口，兵败被俘，羊祜当场将他释放。不久，邓香率领着部下重新归降过来。陆抗对羊祜这一套收买人心的措施，毫无办法，只好告诫部下说：“羊祜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专门干不好的事，这不等于说，不用打仗，我们就让人家制服了吗？现在，我们只要守好边界就行了，千万不能光想占对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线处于和平状态。

壮志未酬身先死咸宁二年（276）十月，晋武帝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吴军，恰巧两年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孙吴荆州前线失去唯一能与羊祜抗衡的军事家。而这时，在孙皓高压统治下的吴国境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民怨鼎沸，危机四伏。这一切表明西晋灭吴的条件已经成熟。羊祜不失时机地上疏给晋武帝请求伐吴。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后的南北两国关系。指出，双方边战屡起，根本的原因是吴国的弃信背义。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扫灭吴国，才能天下太平，永无兵役。他反对以春秋诸侯争霸的观点类比晋吴关系，劝告晋武帝在广泛听取臣下意见的同时，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羊祜以蜀亡为例，说明两国交战，只有势均力敌，自然环境的险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光凭山水险阻，无济于事。他分析说，吴国的地理条件远不如蜀国，“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而危机却十分严重，“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在西晋方面，无论军队的数量，还是资储器械，都大比灭蜀的时候丰足。但如果不抓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军事优势就会在日常的消耗中丧失。羊祜详细地为未来战争进行了规划，建议“梁、益（今四川、陕西地区）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东北、河南西南一带的晋军），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汉）；徐、扬、青、兖（指今皖北、苏北一带的晋军），并向秣陵（今江苏南京）”。几路大军，同时进击，吴军势分形散，根本无法对抗。孙吴国内人心思乱，兵临之际，绝不会出现奋力死战的局面。吴人长于水战，短于陆战。一旦晋军攻破长江，吴人只能退保城池，去长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计，整个灭吴战争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获得胜利。

羊祜的建议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等人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人骚乱问题，认为那里尚未平定，不应该同时进行灭吴战争。最初晋武帝对羊祜的上疏是大体赞同的，听到反对派的意见，态度又犹豫起来。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说，灭吴与平定鲜卑骚乱并不矛盾，相反，只会促进西北问题的解决。他要求晋武帝尽快完成这一丰功伟绩。但是，除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外，羊祜的意见没有为众人所接受，灭吴建议被搁置了。羊祜对此十分痛心，他说：“世间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好的机会被放过了，怎么能不受再兴办此事的后来者谴责呢？”

咸宁三年（277），孙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对孙慎进行追击。事后，晋武帝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说：“襄阳和江夏相距八百余里，等我们得到敌人的消息，对方早已离开多日，怎么会追得上呢？调动军队徒劳往返，只是为避免个人受罚，这是我绝不干的事情。”他还认为，曹操置都督府与州治相近，主要目的为防止兵力分散。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能因为战场上的偶然失利，随便迁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后，他抱病再一次向晋武帝陈述伐吴主张。后来，因病势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来探病的张华讲：“孙皓昏庸暴虐，现在灭吴可以不战而克。如果一旦孙皓不在了，吴国另立有为的新君。我们虽然有雄兵百万，也不容易灭掉它了。吴国终将成为我们的后患！”在得到张华的赞同后，他高兴地说：“你是能使我志向得到实现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势继续恶化，晋武帝开始着急，要求羊祜带病指挥这场战争。羊祜回答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挥不可。对于功名的事，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会推荐他的。”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羊祜没有看错人，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羊祜虽然失去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晋武帝在灭吴后的庆功会上流着眼泪，追忆羊祜的功绩说：“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的功劳啊！”并按照汉代封萧何的仪礼，给予羊祜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

羊祜为人正直。在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职居高位，却从不随波逐流，结党营私。有人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所归戴者。”羊祜拒绝说，绝不干树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他本人即弃官回乡。由于一直谦让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后，许多僚属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浮华之徒。为此，他得罪了当朝的一些权贵。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经常造他的谣。时人也有顺口溜讲：“二王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对下属十分谦和。初到荆州，他曾夜出营门游玩。军司徐胤拒绝开营门，并批评他说：“您担负都督的重任，随意外出，是不顾国家安危的轻率举动。”羊祜不但当面接受徐胤的批评，而且从此以后出入十分谨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较俭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于资助亲戚和赏赐军士。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在荆州地区，羊祜有较高的威望。羊祜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集日。满集的人闻讯莫不痛哭流涕。谁也无心作生意，最后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孙吴守边的将士知道消息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地的老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憩的岘山，刻下石碑，建起庙宇，按着时节进行祭祀。由于人们一看见石碑就要落泪，所以这块碑又名“堕泪碑”。人们主动避羊祜的名讳，把屋室称作门，并改户曹为辞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晋书·羊祜传》记载的《老子传》外，《隋节·经籍志》又收录有《集》二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节 杜预①

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

博学多通的“杜武库”

杜预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级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于曹操，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袴子弟。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他博学多通，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府的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出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曹氏余党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征辟为尚书郎。司马昭任相国后，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委任为主力军统帅锺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军攻灭蜀国，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僚属丧生。杜预凭借智慧幸免于难。事后，他冒着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动乱也是有责任的。

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时任守河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6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杜预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不是讲道理的书，所以法律应该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6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建议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他的对头石鉴也到达了这里。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找个罪名，将杜预逮捕送交给廷尉治罪。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使用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的报复，他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社预制造成功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三陈平吴策同年十一月，晋武帝改任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经去世的原荆州都督羊祜的职务，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战前准备。

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西晋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孙吴政权仍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不过，孙吴的国力远比西晋要弱，再加上政局动荡，很难同西晋抗衡。晋武帝登位以后一直想发动灭吴战争，可是西晋朝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除羊祜、张华等少数大臣支持晋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数人态度暧昧。朝廷中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象贾充、荀勖等则持有不同见解，以致错过了一些灭掉孙吴的极好的战机。咸宁四年春天，荆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羊祜突然病重，一直优柔寡断的晋武帝有些后悔，想让羊祜带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临终前，羊祜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认为他完全可以担此重任。羊祜举荐杜预，一方面是因为在朝廷内部的争论中，杜预始终站在羊祜一边，积极支持灭吴战争；另一方则是因为杜预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杜预驻守的襄阳是西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一开始，杜预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孙吴的荆州。

杜预到达荆州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兵奇袭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是孙吴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驰骋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孙吴也早有注意。大将陆逊曾指出，西陵是孙吴的西大门，丢掉西陵则整个荆州不保。所以，从陆逊到他的儿子陆抗，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但杜预发现自陆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是孙吴的名将张政；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于是，杜预实施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他从军队中挑选了一批精壮的将士，突然偷袭张政。张政虽然对杜预的到来有所警惕，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到任就来偷袭，由于没有准备吃了败仗。张政害怕孙皓惩罚他，没有如实报告情况。杜预早了解孙皓生性多疑，对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虏送到孙吴的首都建邺。孙皓果然中计，气急败坏地召回张政，任命武昌监刘宪接替他的职务。在大战之前，敌人将帅移易，军心动荡，这就为晋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准备就绪后，上书晋武帝请求开战。这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发倾国之兵攻打晋国。反对派乘机说三道四，弄得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到下一年。

杜预得知晋武帝变卦，非常着急。他再一次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说，孙吴的兵力相当紧张，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连西线也无力增援。杜预婉转地批评晋武帝听信谣言，放弃灭吴大计，实际上是纵敌养患，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认为，灭吴战争胜券稳操，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于杜预的上书，晋武帝仍然迟迟不置可否。杜预又急又气，第三次上书请求立即开战。他愤怒地批评反对派既不顾国家利益，又怕别人立功的阴暗心理和可耻行径。杜预还向晋武帝指出，由于我们要攻打吴国的消息已经泄露，吴国可能要采取对策，那必将给我们灭亡吴国的战争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当杜预的这次上书被人送到晋武帝那里的时候，大臣张华正在陪晋武帝下棋。张华立即推开棋盘，劝晋武帝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恳求他采纳杜预的建议。这时候，贾充、荀勖等人又出来大唱反调。大臣山涛竟然强词夺理地说：“外宁必有内忧。留下个吴国，可以避免内乱，说不定是件大好事呢！”由于杜预的几次上书，把攻打孙吴的形势剖析得一清二楚，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发兵攻打孙吴。

功勋卓著这一年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水陆齐进，大举进攻吴国。杜预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担任主帅，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咸宁六年（280）正月，杜预命令他的军队包围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不想在这里消耗时间和兵力，对它只是围而不歼。在切断了江陵和外部的联系之后，他立即调动一部分兵力向西进攻，夺取沿江的一些城池。一个漆黑的夜晚，杜预派遣几名得力的将领率领八百名精壮的士卒去偷袭江南的乐乡。这支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人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长江。他们按照主帅的计谋，一方面在山上到处点火，树立旗帜，虚张声势；一方面分兵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这样一来，把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各处的吴军也人心惶惶，不敢随意行动。接着，杜预的这支人马就埋伏在乐乡城外，等待时机攻城。正巧，这时候有一支吴军从江岸返回乐乡；杜预的将士就乔装打扮，混杂在吴军的队伍里溜进城里，活捉了吴军都督孙歆。杜预设计巧取乐乡，使部下将士十分钦佩。他们都说：“主帅用计谋打仗，真是以一当万啊！”

在扫清江陵的外围之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荆州。接着杜预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地区各路晋军攻打孙吴的都城建邺。有人对连续进军产生了畏难情绪，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应该等到冬天再继续进军。杜预不以为然，分析整个战争形势说：“现在我们接连取胜，士气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气。打仗好比劈竹子，只要劈开几节，底下就会迎刃而解了。”杜预的意见终于为大家所接受，以后战争的形势正象杜预所预言的那样发展着。

在向东进的同时，杜预还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广州地区，也就是现在广西、广东一带。整个灭吴一役，杜预功勋卓著，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杜预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武艺。《晋书》本传讲，他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糟糕。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杜预，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杜预有大脖子病，东吴人就给狗脖子上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他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水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王濬需受杜预指挥调遣。但是，杜预十分尊重他，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杜预还向王濬表示，水军可以根据战争的发展，自行指挥，并建议他尽量减少耽搁，直下建邺，建立旷世之功。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邺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濬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濬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濬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杜预继续镇守襄阳。他反对天下安定了就要废弃军备的观点，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放松部队的训练。杜预把荆州军队的防卫重点集中到了对付当地少数民族方面。

在荆州，杜预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础上，他引滍水、淯水两江之水入田，使一万余顷农田受益。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预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标上界石。杜预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一万余里，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勾通，既解决了长江的排洪问题，又改善了荆州南北间的漕运。杜预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老百姓称他为“杜父”，并歌颂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但是，杜预却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权贵对他的陷害。每年杜预都要大量送礼贿赂他们。他曾对别人说，这样作不是企图通过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权贵不要加害于他。

太康五年闰十二月（285年1月），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途中行至邓县，突然病故，终年六十三岁。

杜预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第六章 曹植、阮籍、陆机、陆云

第一节 曹植

“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

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

《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

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他说：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话说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说：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与之合，窃窥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

合。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

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

而已。

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

第二节 阮籍

生平与著作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籍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时之事。这个阶段，竹林诸人正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界的先导。《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就特别指出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王导渡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咏怀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三是从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为竹林七贤分化瓦解的阶段。从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来，司马氏营立家门，尽杀曹爽、何晏等敌对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游已经结束。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①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咸传》。

②《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杜笃《新书》云：“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①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以下引用此传，不再注明出处。

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中间一度出为东平相，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但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山涛、王戎之流已经打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嵇康被杀之后，向秀应计入洛，阮籍也被迫写了劝进表。这时已经到司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于景元四年（263）冬，时年五十四。这是嵇康死后的第二年，司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阮籍是魏晋文士中放达派的代表，行为有些怪僻。服葬时居然饮酒食肉，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当时人根据其疯疯癫癫的行为称之为“痴”，而礼法之士责备他不遵守名教，但这都是皮相之谈。他的这些行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烟幕或保护色。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一次，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荥阳），望京邑而叹，因赋豪杰诗。这倒流露出他对当时统治者的由衷的轻蔑。司马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残酷地屠杀异己，窃取了政权。石勒就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①阮籍的用意大约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没有说出具体姓名而已。李白以为阮籍用竖子讥诮刘邦、项羽，却没有说对②。

阮籍也不是没有才干。他一度为东平相，小试牛刀。旬日之间，“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一段短短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不是无所作为。《晋书本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却是实录。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晋武帝）的求婚；锺会多次问以时事，企图通过他的表态，以便罗织罪名，皆以酣醉获免。这两个事例，说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载《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注：梁十三卷，录一卷。两唐书经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国见在书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实有五卷、十卷两种本子。宋代书目多为十卷本。但《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有《阮步兵集》十卷，诗集类又有《阮步兵集》四卷。与隋唐时期实无多大悬殊。明代诸刻有黄省曾十卷本，张溥一卷本，其内容大致相同。惟钱曾所见朱子儋本多出四言《咏怀》十三首。丁福保历访海上藏书家，都无朱子儋本，其所辑《全三国诗》中所存四言诗仅有三首，与通行本无何出入。黄节为《咏怀诗》作注，始从明潘璁本检出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一至三与丁书相同，其四至十三则丁氏所未见者。黄氏据以入录，并为之作注，始得重见于世。其所据之潘璁本，据云乃明崇祯间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陈德文序及崇祯丁丑潘璁序，分上下两卷①。黄氏卒后，此书亦不知下落。后来逯钦立同志重①见《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②见《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载《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今，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语。

①见《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9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辑魏诗，即据黄氏所校潘本过录②。黄氏书成于一九二○年，逯氏书成于一九六四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古籍仍在不断销亡，这一点也很令人吃惊。玄学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标榜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到了战国中叶，发展为庄子的相对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战国末年以迄汉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进而为黄老刑名。所谓黄老思想实以老子为主，庄子的影响并不显著。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垄断地位，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新儒学风靡一时。黄老思想一度消沉。东汉中叶以后，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相结合，改头换面，成为道教的一个渊源。党人斗争失败以后黄巾大起义风起云涌，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思想界出现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晋玄学。这个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代替五经，以客观唯心论或朴素唯物论代替汉代的宗教神学。和汉代的天人感应论、目的论相比，它有清醒和梦呓之别。这种思想的萌芽，应该从仲长统说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的呼声①，标识着时代思潮的转变。

阮籍对于《老子》、《庄子》、《周易》，都下过工夫，他的《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就是这方面的著作，可惜篇幅断烂，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内容。能够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并且具有沟通儒道的倾向。他对于自然界的解释：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

他是用《易传》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观唯心论。他关于道的解释：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能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

（《通老论》）肯定了道法自然。自然（物质）是第一义的，道（规律）是第二义的。有了自然世界，然后才有精神的存在。他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说的非常清楚。他把太极、元、道，并列起来，有意识沟通儒道之邮，但三者并不完全一样。道是出于自然的，而太极是自然的同义语，道和太极之间，怎么能画等号呢？这是阮籍的一个漏洞。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阮籍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产物。他把人的精神分作性（天性）、情（欲望）、神（思想意识）三种。以为：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

他在这里，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谈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了自然界然后才有人，有了人然后才有各种精神状态。他不但用《易传》充实道家的唯物论，而且也用儒家关于性情的说法，补充道家之不足。这种作法的企图是好的。但是，自然、精气的道家用语，阴阳、五行、游魂之变的儒家用语，错杂使用，有意捏合而不能泯为一体。这是他的缺点。

虽然如此，他已经摆脱了汉代思想家的束缚，他在庄子的影响下，鼓吹②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93页。

①引自《后汉书》有关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他说：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理其事。（《达庄论》）

这种说法，援用儒家的词句，用庄子变换了它的思想。在下面的几句话中，情况更为明显。

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重阴需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达庄论》）

男女同位四句，阮籍引用《周易说卦传》而稍加变通。原文作“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高亨云：不字疑衍）相射”。意谓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每一对彼此矛盾对立。而阮籍则把本来有差别的东西，说成没有差别，把本来性质相反的东西，说它们可以相通。这是用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来解释《周易》，与《周易》的原意自然不能相合，但是它不仅直接继绍《齐物》、《秋水》的心传，而且间接也和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说法遥相呼应。

阮籍的思想不够深刻，也不够成熟，但在魏晋之际，这种思想还有一定进步意义。因为他不谈天人相应，不谈受命之符，不谈天生圣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划清了界限；同是谈论《周易》，他不仅绝口不谈卦气（孟喜）、爻辰（郑玄）、升降（荀爽）、旁通（虞翻）等等，和汉易分道扬镳，而且也和王弼不同。王弼说：“圣人体无”①，对《周易》作了唯心论的解释，而阮籍则以为“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见《通易论》），对《周易》作了唯物论的解释。

在政治思想上，阮籍同情人民，强烈谴责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名教、礼法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不仅不承认有什么圣君贤相，而且把他们都看成坏蛋。他谴责他们两面派的行径，“假廉以生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廉洁、仁慈是外表，贪婪、险毒是实际。他们“欺愚诳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现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真正有了地位之后，就不遗余力地剥削人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同上）从思想渊源来看，这是仲长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阮籍的说法，比仲长统深刻得多。

他深知赏罚的作用及其实质，也深知赏罚的局限性。他说：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同上）

他的这种说法宣布了法家思想的破产。他举出秦国为例说：秦破六国并兼其地，夷灭诸侯，南面称帝。姱盛色，崇靡丽，凿南山以为阙，表东海以为门，万世而不绝，图无穷而永存。美宫室而盛帷帟，击钟鼓而扬其章，广苑囿而深池沼，兴渭北而建咸阳，■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藂于阿房。时代存而迭处，故先得而后亡，山东之徒虏遂起而王天下。（《达庄论》）

秦汉以来的几度兴亡，给阮籍以深刻地教育，魏晋易代中的篡弑屠杀，更使其有切肤之痛，他从阶级国家的形成当中，发现社会动乱的病根在于君主专制。他指出：盖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①《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他用阶级、法律来概括国家机器，已经基本上掌握其压迫剥削的实质。

仲长统对于社会发展的归趋，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而阮籍则不然，他认为只要取消君主，就可以万事大吉。他说：盖无君而庶民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同上）

这种没有君臣，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实在就是远古的原始公社。阮籍以后，鲍敬言又发挥这种无君论，陶渊明也向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乌托邦。①这种思想固然是对原始公社的憧憬，也与当时的坞壁经济有关，不能说他完全出于空想。

由于同情人民，阮籍也非常憎恶统治阶级的走狗。他在《大人先生传》中，采取大人先生和“君子”对话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鞭挞，把他们的宦海浮沉，比作虱处裈中。其略曰：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何异乎虱之处裈中乎！（据《晋书》本传）他对于这些“君子”的攻击，应该和他的无君论结合起来看。

表现在社会思想上，阮籍的一些行动也开风气之先。他有意识地反对男女授受不亲，提倡男女社交公开。把母亲和父亲放到同等地位，都有提高女权的味道。但是他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却很少保存下来。

文学成就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他的不朽之作。它摆脱了汉代乐府和古诗中描写游子思妇的老调，也迥异于建安以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新风①，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其所描写的内容是时世的艰辛，朋辈的不幸，宵小的猖狂，个人的坎坷，愤世、嫉俗、忧生、惧祸的心情，完全出之于诗，因而值得重视。屈原不过是惧谗畏讥，庾信不过是因绝望而悲歌，老实说他们都不存在生命危险，而阮籍“以其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托之《咏怀》，皆属有为而言，绝无游枝之语”②。其处境比他们格外艰苦，这些诗的创作绝非容易，保存下来尤其困难。它是曹、马政权交替之际幸存者的呼声，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魏晋之际历史的一面镜子。自从它问世以来，文艺批评家对它极力推崇，除了已引刘勰的话以外，锺嵘也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①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对阮籍的苦心孤诣，并没有完全揭发出来。锺嵘以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②。李善以为“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过，因兹发咏，每有忆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①引自陶渊明《桃花源诗》。

①《文心雕龙·明诗篇》。

②见程千帆《古诗考索》第283页。

①《诗品》上。

②《诗品》上。

世下难以情测。”③他们的话都不错，经过清代何焯、陈沆诸人的不断钻研，大体上已能读懂。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可以对魏晋的时世增加新的认识。《咏怀诗》是政治诗，其中对于改朝换代的描写，俯拾皆是。如：“欢娱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五）“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其十八）“适逢高风起，羽翼自摧藏。”（其七十九）。所谓白日、羲和都泛指曹魏政权，所谓高风泛指敌对势力。古来多用太阳以喻君主。这些辞句表示曹魏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濒于灭亡的境地，用意非常明白。“欢娱未终极、羽翼自摧藏”，则是其个人的遭遇。

其实，曹魏后期的政治大事，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高贵乡公的被杀等等，在诗中都有所反映，作者的描述也是有倾向性的。如：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秀相追寻。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其十一）

按：此诗以楚国的往事比喻曹魏的行将灭亡。究其实旨，它是针对高平陵事件而发。何焯以为“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灵侯比曹爽..朱华句谓私取先帝才人为伎乐，高蔡句谓兄弟数出游也。”何说大体妥当。曹爽的党羽何晏是南阳宛人、邓飏是南阳新野人。相当于三楚的秀士。他们虽对司马氏实行夺权，而未能加意防范，卒招致高平陵事件的爆发，司马氏把他们一网打尽。《战国策·楚策》楚辛谏楚顷襄王举黄鸟为喻，由黄鸟谈到蔡圣侯。他说：“黄鸟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南游高陂，北陵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视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受命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这一篇作品，可以说是悼念何晏的诗。“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流露出作者对诸人的感情。有人把这首诗加到齐王芳身上是错误的。四言《咏怀》有云：“三后临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顽凶。”三后当然是指文帝、明帝和齐王，顽凶大约是指曹爽诸人。立意与此篇矛盾，应是故意错乱其辞，用以逃避文网。又如：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其十六）

按：此诗据何焯所考是指司马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之事。废幼帝为齐王，事在九月甲戌（十九日），立高贵乡公在十月庚寅（初六日）。这种废立大事恰在九月、十月之交，相当于鹑火中。而司马师的决策废立，稍前于此，正在日月相望（十五日）之时。何义门的考订大体可信。作者对此无能为力，却也并不甘心。他用不惜憔悴的语言，表示他的抗议。又如：王子十五年，游行洛水滨，朱颜茂春华，辩惠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轻荡易恍惚，飘飖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其六十五）

按：此诗用王子晋早夭的故事，刻画高贵乡公的遇害。史称高贵乡公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率领殿中宿卫诸人，要和司马昭决一死战，司马昭的党羽贾充迎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于是成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当时高贵乡公只有二十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③《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注。

云：“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然轻燥忿肆，自蹈大祸。”把曹髦的被害，归咎于他的轻举妄动，这正是陈寿的曲笔。但这种记载与诗中的轻荡、弃身恰相照应。当时司马氏篡夺之势已成，正在易代前夕，阮籍用酸辛二字表示他的哀悼。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不妨认为“驾言发魏都”、“昔余游大梁”两首，都是与评魏明帝有关的诗篇。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其三十一）

魏都、梁王，都是借古讽今，“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则是曹魏的现实。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所怜者谁子，明察应自然。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其二十九）

按：大梁明指魏都，而第二句的黄华，为山名。《水经·洹水注》云：“洹水出上党泫氏县，东过隆虑县（今河南林县）北，又东北出山径邺县南。”又云：“（隆虑）县有黄华水，出于神囷之山黄华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门带，带即山之第三级也。”所以诗中的黄华，实际上离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颇远，而为邺都（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山。诗中的高台，不是神话中共工之台，而应如黄节所指邺中的三台。肆侈两句是对魏明帝曹叡的批评。他肆意挥霍，大兴土木，死时只有三十六岁。《魏略》和《三国志》对其沉湎酒色、轻用民力，有许多记录。如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又于芳林园起陂池，修土山，公卿群僚皆往负土，宫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又录夺已经出嫁的士家（即军户）之女，配嫁无妻的军士。规定其夫家可以生口自赎，又选其有姿色者入宫。当时臣僚杨阜、高堂隆等上书切谏，他一律不听。这些事实，就是《咏怀诗》写作的背景。阮籍的《咏怀诗》中，爱憎是比较分明的。他有的怀念，有的羡慕，有的怜悯，有的谴责，决不含混。

关于怀念之例，或泛称所思（如：“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见其十五），或泛称亲友（如：“徬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见其三十六），或泛称佳人（如：“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见其八十），或称故时人（如：“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见其三十四）或称客与宾，兹举此首为例。

平昼整衣冠，思见客与宾，宾客者谁子，倏忽若飞尘。裳衣佩云气，言语究灵神，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阮籍所怀念的，是其亲友、故人。结合他的交游来看，并不难得出答案。只是当其写作当时，有的人已经不在了（如嵇康），有的人已经转变了（如山涛）。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永远没有了。“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其七十七），阮籍在这里便流露出索漠孤独之感。关于羡慕的例子，也有很多。阮籍所羡慕的是安贫乐道的上世士，是不以生死异其操守的穷达士，是慷慨捐生的壮士。关于第一类，例证较多，这里姑且不谈。关于第二类，如：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其十三）

这首诗是就李斯、苏秦和伯夷、叔齐之死，发表议论。李斯被杀时，思为布衣而不可得，想到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往事。苏秦佩六国相印，卒受车裂之刑。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对于三人之死，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清人何义门以为“此言人皆有死，若苛求富贵者，其卒亦贻五刑车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若夷齐者为得其所乎！”何义门的解释本来不错，但阮籍的用意，还在于“不食周粟”上，这一点何义门未及指出。如果看这一首还不清楚，请再看一首：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西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赡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其十八）

诗中歌颂的对象，是所谓穷达士。措辞很不平常。王闿运说：“穷达字并用始妙。达固不久，穷亦何失。”王氏是就文学上的修辞立论的。如果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穷达士，应该指的是效忠曹氏的人。篇末还把他们比做景山松，用来和桃李花互相对照。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固有常。（其三十九）

读了这首诗，很容易联想曹植的《白马篇》。从题材和内容来看，二者确有些类似。但时代不同了，它们的针对性毫无相同之处。曹植所能想到的敌人不过吴蜀，而阮籍的假想敌只能是司马氏。他所歌颂的只能是毋丘俭、诸葛诞等人。阮籍认为只有这样才算穷达不易其操，才算求仁得仁。

关于怜悯的例子，无过于湛湛长江水一首，上面已经谈过，兹不多赘。

关于谴责的例子，却特别多。这里有：颠倒黑白的工言子，惟利是图的佞邪子，趋炎附势的当路子，为虎作伥的缤纷子，故作姿态的洪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划归司马氏集团。

阮籍认为最危险的人物就是工言子：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其二十五）

这些话是针对司马氏的走狗锺会等人说的，不但嵇康之死是由于锺会的告密，而且阮籍本人也多次遭到锺会的盘算，只是由于他守口如瓶，才没有蹈嵇康的覆辙。

他谴责佞邪子：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其三十六）

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也就谈不到什么正义与否的问题。

他谴责当路子：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其八）

当路子是随波逐流，忘乎所以的人。

他谴责缤纷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宴，俛仰还欷歔。（其五十九）

缤纷子是当权派的忠实走狗，帮助其主子作尽坏事，后来又被主子一脚踢开。成济刺杀高贵乡公，后来不也是夷三族了么？

所谓洪生，相当于礼法之士。除了《大人先生传》之外，《咏怀诗》中也有他们的影子。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

这些洪生者流，在礼法的幌子下，规行矩步，道貌岸然，但是他们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典型的伪君子。“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是他们的特点。《晋书·阮籍传》说：“礼法之士，疾之如仇”，正是因为阮籍刺到他们的痛处。

通过以上的讨论，初步可以看出，阮籍怀念的对象，是不肯和司马氏同流合污的人；他所羡慕的对象，是敢于和司马氏斗争的人；他所怜悯的对象，是被司马氏暗算了的人；他所谴责的对象，是司马氏卵翼之下形形色色的帮凶。

阮籍本人思想的变化，在《咏怀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番抱负的。他喜欢诗书，学过击刺，也喜欢音乐，有点浊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其五）

第一首说的是接受传统教育，第二首说的是从事军事锻炼，第三首说的是艺术上的陶冶。他有学问，有抱负，本来是想大干一场的。但在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营立家门，政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劣，他的理想破灭了。诗中的“自嗤”、“悔恨”、“失路”，都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这种描述，和《晋书》本传的记录是一致的，“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阮籍渴求解放，幻想神仙，《咏怀诗》中充满逃避现实的思想。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

本来是桃李成荫、繁华似锦的环境，经过秋风的扫荡、摧残，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竹林名士的阮籍认识到“一身不自保”的险恶处境，心情十分沉重。《咏怀诗》屡次流露出惧生之嗟。他感到孤独，他说：“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其一）他感到忧虑，他说：“咄嗟行至老，g俛常苦忧。”（其七十一）他有难言之隐，他说：“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其十四）这种情况不断升级。“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辞句，也络绎笔下。阮籍是喜欢喝酒的，但诗中罕见酒字。我认为最能反映阮籍的心情的，是一日复一夕一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无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冰薄，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这首诗反映了阮籍的处境，忧谗畏讥的心情跃然纸上。这首诗的写作，当在嵇康遇祸之后，被迫写劝进表之前。明乎此，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口不臧否人物了。

阮籍的思想情况和嵇康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嵇康惨遭杀害而阮籍幸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与阮籍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老子的齿弊舌存，庄子的处于材不材之间，毕竟是他的处世的基本态度。他和司马氏的关系不即不离、始终保持一定关系，而不是坚决的不合作，这是他和嵇康最大的区别，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得以幸免的原因。

阮籍的《咏怀诗》，曲折地、反覆地通过形象思维，艺术地表达他的感受。这种作法，正是《诗经》、《楚辞》以来的老传统。正如王逸指出的那样：《离骚》之文，依《诗》起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序》）

《离骚》是如此，《咏怀诗》亦何莫不然。从其描写手法来看，用朝阳、白日、西隤日、朱阳，以喻君主；用大梁、梁王、魏都、梁东，以代替魏朝；用凤凰、鸾鹥、幽兰、芳草，以比君子；用葛藟、荆棘、野草，以譬小人；用景山松、凌风树、乔松，以喻坚贞；用寒风、朔风、凉气、凝霜，以喻强暴，这些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话不便明说，他便广泛地利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委曲婉转表达其难言之隐。前面所举的“一为黄鸟哀”两句，出自《战国策·楚策》，用战国的典故，比喻当前的危机。“求仁自得仁”两句，引用《论语·述而》，实际是藉伯夷叔齐，以歌颂司马氏的政敌。明乎此，《咏怀诗》并不难读，但这正是几百年来许多人努力探讨、研究的结果。阮籍《咏怀诗》是建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它具备刚健、清新、自然、浑厚等等特点，利用五言诗的新的形式，以比兴手法，抒发胸臆，指陈时弊，在万马齐暗的时代，能够针对当时的黑暗势力，提出被压迫者的呼声。虽然不够明朗、不够强烈，但是能作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出身于士族，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自然难免保留着浓重的阶级烙印，无须为之辩护。但是也由于他的不当权、受迫害，在魏晋易代之际，除了自己的遭际之外，他也看到了广大的颠沛无告的劳苦大众。如果说《咏怀诗》是他个人的控诉，那么，《大人先生传》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因此，对于阮籍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是完全应该的。

阮籍《咏怀诗》问世之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左思、陶渊明、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都接受这个传统，斐然有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发扬无君论，后来只有一个鲍敬言。他的著作只靠葛洪的批判才保留一些片断。至于黄宗羲《原君》的出现，那已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荫芽之后了。

无君论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又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三节 陆机、陆云①

陆机的生平

陆机（261—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晋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曾任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与潘岳并称“潘陆”。

陆氏家族为吴世臣。祖父陆逊是东吴丞相，父陆抗是东吴大司马。陆机身材魁梧，声音宏亮，少有异才，以文武韬略鸣于当世。陆抗去世时，陆机十四岁，即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二十岁时，吴灭，与其弟陆云退居故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但陆机虽隐居于乡，却不能忘情于当世。东吴颠覆的惨痛经历，尤给他以很深的刺激，作《辨亡论》二篇，一方面抒发了他对东吴灭亡的感慨，总结东吴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则透过祖述其祖父的功业，表达出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陆机与其弟陆云终于不甘寂寞，结束蛰居生活，离开家乡，一起来到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很器重他们，高兴地说：“攻打东吴的战役，最大的收获是得到这两位人才！”并为他们广为称扬，使陆机兄弟在京城获得很大声誉。当时有“二陆入洛，三张（指当时著名文学家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减价”之说。由于张华的举荐，陆机被太傅杨骏任命为祭酒。杨骏被杀，陆机担任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以陆机为郎中令。后又升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当时贾谧专权，开阁延宾，一时文土辐辏其门，其中著名的有二十四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

陆机为人，体气清刚，词锋警醒，才辩敏捷。初入洛时，有不少名公巨卿看不起他，企图用言词加以侮辱，但都受到陆机的回击而予以折服。有一次，陆机拜访侍中王济，王济指着面前所吃的羊酪对陆机说：“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立即回答说：“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意思是说江东千里湖的莼羹可以与之媲美，只是眼下没有人知道去加以调味罢了。还有一次，范阳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亲戚？”古代当着儿子的面直呼其父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行为，陆机当即回敬说：“那关系就像你同卢毓、卢珽一样！”也直呼卢志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搞得卢志下不来台。陆云当时曾劝陆机说：“他们这里离江东很远，不太了解情况，可以谅解，何必这么针锋相对！”陆机倔强地回答说：“我们的父祖名播四海，并非无名之辈，他难道不知道吗！”陆机、陆云两兄弟初来洛阳时，名声不分高下，通过这件事，大家分出了两人的优劣。

赵王司马伦辅政，陆机做了相国参军，因参与谋杀贾谧有功，赐爵关中侯。司马伦准备篡位自立，又用他当中书郎。司马伦被诛杀后，齐王司马冏怀疑他身为中书郎，可能参与起草赵王篡位的文章，于是将陆机和有关的人员交给廷尉审讯，幸亏有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的救援，陆机才免死流放边疆，后遇赦未行。

陆机感念成都王司马颖的救援之恩，又看到司马颖礼贤下士，温文谦让，便想在成都王手下干一番事业，司马颖也很赏识陆机的才华，让他参大将军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陆机、陆云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

太安二年（303），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率包括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在内的二十万人马前往洛阳。行前，陆机对于自己担当军事要职很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认为陆氏家族三世为将，杀戮过多，恐遭不祥，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在朝廷中根基不深。他以东吴旧臣的身份，旅居洛阳，成为晋朝官吏，一下子突然身居要职，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尤其司马颖左右的亲信，像王粹，牵秀，还有那个受到陆机羞辱而耿耿于怀的卢志，一直在寻找机会坑害他。陆机几次坚决地向司马颖提出辞去都督的职务，司马颖都没有允许。陆机骑虎难下，他的同乡孙惠劝他将都督的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再这样辞让下去，别人会误认为我首鼠两端，临阵逃避，这样反而会更加速灾祸的到来呵。”

出发的时候，司马颖向陆机许愿说：“假如大功告成，我将以郡公，台司的爵位相许。你好好努力吧！”陆机坦率地对司马颖说：“从前齐桓公信用管仲建立了霸业，燕惠王由于疑忌乐毅而失去了即将成功的事业。这次讨伐长沙王行动的成败，在您而不在我。”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听到后，担心陆机进一步得宠，便乘机进谗。他对司马颖说：“陆机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而拿您同历史上的昏君相比。自古以来，派遣将帅出征，没听说过对君主这么没礼貌而可以成功大事的。”听了卢志的一番话，司马颖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机同长沙王司马乂大战于鹿苑。陆机的军队大败，尸积如山，河水断流。

陆机的部下，有一个叫孟超的，他同哥哥宦官孟玖都是司马颖所嬖宠的亲信。孟超在陆机军中任小都督，领兵一万。还没同敌人交锋，他就先放纵士兵大肆掠夺老百姓的财物。陆机发现后，逮捕了首恶分子，而孟超竟然带着一百多骑兵直入陆机驻地将人抢走，并回头对陆机示威说：“你能做什么都督！”陆机军中的执法官孙拯劝陆机将孟超杀掉，陆机没有采纳，而孟超却在军中散布说陆机要造反，图谋不轨，并写信给哥哥孟玖，造谣说陆机心怀二志，观望不前。战斗过程中，孟超不听陆机的指挥，单独带领所部轻率前进，被敌人消灭。孟玖怀疑是陆机有意让他弟弟被杀的，便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早有“异志”，并串通陆机部下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作伪证，诬告陆机谋反。司马颖大怒，便派牵秀秘密逮捕并处决陆机。

陆机对于事情的结局早有所料，当牵秀带兵来逮捕他时，他脱下军装，身着白衣衫与牵秀相见，并神色坦然地对他说：“从东吴灭亡以来，我们陆氏家族蒙受国家重大的恩惠，受到信用。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又特别付托我以重任，我屡次推辞也没有成功。今天被杀，难道不是命运驱使的吗！”他给司马颖写了一封词语凄恻的信诀别，写完后，叹息说：“家乡华亭的鹤唳，再也听不到了。”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与他同时被害。

诗歌与赋作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负盛名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他的诗现存一百零四首，多于同时期各作家，多半是拟乐府诗和拟古诗。这类作品尽管有不少是敷衍旧题，摹拟前人之作，因之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但也不乏寄托遥深之作。如《君子行》反映诗人对险恶的政治环境的感慨，《长安有狭邪行》反映诗人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大志不遂的苦闷。五言诗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尤其把去国离乡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写得栩栩如生，在西晋诗歌中是难得的佳作。陆机的诗歌一般华美整饬，辞藻富赡，而失于裁剪，有繁芜之累。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陆机诗歌对太康诗坛有深刻影响，成为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较之诗歌，陆机的赋与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取得了更高成就。他的赋今存二十七篇，大都篇幅短小，文笔清灵。或悲故旧之丧亡，或抒思乡之情愫，回环曲折，一往情深。他的散文时有峭健峻拔之作，像著名的《辨亡论》，论东吴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归之于人才的得失，议论滔滔，笔势劲健，可称得上是西晋论文中最为博大的篇章。《吊魏武帝文》高度评价了曹操的功业，而对他临死前儿女情长不胜感慨，暗寓讥刺。《豪士赋序》讽谕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止，笔锋冷峻严厉，咄咄逼人。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高度评价了陆机的散文，说：“《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赋豪士》而骄王丧魄，《辨亡》怀宗国之忧，《五等》陈建侯之利。北海以后，一人而已。”陆机的散文一般音律谐美，讲求对偶，以情带理，典故繁密，开创了骈文的先河，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赋》陆机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著作是《文赋》。它是作者在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成果和经验而写成的，是我国第一篇对作家的创作构思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索的理论文章，同时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及各种文体的特点，也有精到的论述。《文赋》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均有较大启发和影响。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就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文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他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显得琐屑而缺乏思辨性。诚如刘勰所批评的：“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文心雕龙·总术篇》）丰赡的造诣及其作品的流传陆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文学之外，他在史学、艺术方面也造诣颇深。

在史学上，他曾著《晋纪》四卷，《吴书》（未完成）、《洛阳记》一卷等，多已佚失。在艺术上，他是书法家，所写章草《平复帖》是书法中的珍品。他也是绘画评论家，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著有画论，但已佚失。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三百多篇。但原集久佚，南宋时徐民瞻得遗文十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陆云的生平陆云（26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文学家陆机之弟，与陆机并称“二陆”。曾任清河内史，故世称“陆清河”。

陆云少聪颖，六岁即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年幼时东吴尚书吴闵鸿见到他，非常称赏，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是龙驹，一定是凤雏。”陆云被荐举贤良时年纪才十六岁。

东吴灭亡后，陆云与哥哥陆机蛰居乡里，闭门苦读。太康十年（289），二人相携入洛，受到太常张华的赏识。在张华的举荐称扬下，刺史周浚任命陆云为从事，并对人说：“陆士龙是当今的颜回。”

不久，陆士龙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浚仪县地处交通要道，靠近大城市，向来很难治理。可陆云到任不久就管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良好的治安秩序。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谁也不知凶手是谁，也不知受害者为什么被杀。陆云把被害者的妻子拘押起来，但并不审问。过了十几天，陆云把她释放出来，派人秘密地跟踪，指示说：“她离开不出十里远，一定会有另一个男人在路边等待并和她说话，发现了，立即抓来！”事情果然不出陆云所料。当把这个男人抓来后，他交待说：“我同这国个女子私通，一起谋害了她的丈夫。听说她被释放出来，想她和谈谈，了解情况。但担心离县城太近，被人发现，便在较远的地方等着她。”案子侦破后，一县的人都很佩服陆云审案的能力。然而陆云的才能却受到郡守的嫉妒，多次找机会排挤刁难陆云，陆云没有办法，只好辞去官职。浚仪县的百姓怀念陆云，为他图画塑像，放在县里的神庙中，与社神一起祭祀。

过了一段时间，陆云被任命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居官期间，陆云直言敢谏，对吴王的弊政多所匡正。司马晏大兴土木，建筑宫室，陆云上书说：“先敦素朴而后可以训正四方；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司马晏信用部将，派他们去监督审查官吏的清廉问题，陆云上书反对说：“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愚以宜发明令，罢此等覆察。”明代张溥后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评论陆云说：“宰治浚仪，善察疑狱。佐相吴王，屡陈谠论。神明之长，谏诤之臣，有兼能焉。”

陆云后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司马颖表为清河内史。司马颖准备讨伐齐王冏时，以云为前锋都督。适逢齐王冏被杀，便改任大将军右司马。张昌为乱时，司马颖表奏陆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以讨张昌。恰逢讨伐长沙王，此事暂时中止。

陆云在成都王司马颖幕府中也直言敢谏，多次冒犯司马颖，并得罪了司马颖周围的亲信。有一次宦官孟玖意欲任用自己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为了讨好加以附议支持。但陆云坚决反对，说：“邯郸令向来都是公府掾资历的人担任的，怎么可以任命一个宦官的父亲来担任！”孟玖对此事耿耿于怀，从此与陆云结下了怨仇。

陆机被害时，也同时逮捕了陆云。由于陆云居官清正，爱才好士，善于团结人，当时许多人，如江统、蔡克、棗嵩等纷纷上疏给司马颖，要求他谨慎从事，不要株连陆云，并指出：“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然而，尽管江统等人多次竭力救授，但司马颖被孟玖、卢志等人包围蒙蔽，陆云还是被害了。时年四十二岁。

诗歌创作与文学见解陆云作诗不如陆机藻思纷披，文彩富赡，但清新明净，结构严谨。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士龙朗练，以识检玑，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陆云的诗作以《为顾彦先赠妇》、《答张士然》、《谷风》较为优秀。陆云写给陆机的书信，记载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切磋的情况，反映了陆云对文学创作的有益见解，向来为文学批评史家所重视。陆云论文，重在文辞的声色情思和“清新相接”，他说：“文章当贵清绮”，“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征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陆云对陆机作品的批评，颇得陆机重视，并据此作了修改。《晋书·陆云传》称陆云“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除对陆机的作品外，陆云还对《楚辞》、王粲、蔡邕作过评论，颇有独到的见解。

据《晋书·陆云传》，陆云“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十二卷，但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第七章 刘渊、石勒、祖逖、刘琨

第一节 刘渊①

西晋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急剧激化。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内徙中原的匈奴屠各种贵族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族政权——汉国。从此，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开创者就是刘渊。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310年），字元海。远祖是汉初的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娶汉高祖刘邦的宗女为妻，并与刘邦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以刘氏为其汉姓。刘渊所属的屠各种，是东汉以来依附于中原王朝并建庭于山西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北）的南匈奴的一支。刘渊祖父于扶罗，在黄巾起义时率兵助汉镇压黄巾。因单于庭内乱而不能被立为单于，遂留居中原。自立为单于，乘董卓之乱而攻掠太原、河东等郡，屯驻于河内郡。于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立为单于。刘渊的父亲刘豹被任命为左贤王。曹操执政，分呼厨泉部为五部，刘豹又为左部帅。左部有众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市南），是当时左右南北中五部最大的一部。五部共三万余落，分布于晋阳汾涧之滨（今山西汾水流域）。五部虽在形式上保留了匈奴的部族组织，但“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梁习传》），实际上却置于中原封建王朝的严密有效的控制之下。

刘渊的母亲也是匈奴人，姓呼延氏。大约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4）

生下刘渊。他自幼就十分聪慧伶俐。母亲去世时，他年仅七岁，就像大人一样号哭不绝，哀感四邻。宗族部落的人都为之赞叹。当时的司空王昶听到此事，也派人送来办丧事用的财物，以褒奖刘渊的孝道。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因久在中原，汉化程度较高，故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士人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等儒家经典。他特别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孙子兵法》，并大体上可以将二书内容背诵出来，他勤勉好学，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他曾对同学朱纪、范隆说：“每当我读《汉书》列传时，常常鄙视随何、陆贾没有武功，周勃、灌婴缺乏文治。承上启下，开创大业，全在于人。做不到博学广识，是君子的耻辱。随何、陆贾在汉高祖开国之世而不能建军功封侯，周勃、灌婴辅佐汉文帝却不能设学立教，真是可惜啊！”于是刘渊又学习武事，并且武艺超众，擅长射箭，体力过人。成年后，身高八尺四寸，胡须三尺余长，体态魁伟，一表人才。屯留人崔懿之、襄陵人公师彧以善于相面著称，见到刘渊后，大惊失色说：“此人形貌非凡，平生头一次看见。”于是对刘渊非常崇敬，甘居其下与之交结。太原士族王浑也虚襟与刘渊交友，命其子王济拜见刘渊。

曹魏咸熙年间（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居住在洛阳，当时输政的司马昭对他十分礼遇。西晋建立后，时为越骑校尉的王浑屡次向晋武帝谈起刘渊。晋武帝遂召见刘渊，与之交谈后，非常高兴，对王济说：“刘渊仪表堂堂，虽由余、金日c也无法与之相比！”王济回答说：“刘渊仪表，诚如圣①本节材料依据《晋书·载纪·刘元海》，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旨，但他的文武才干却远在由余、金日c之上。陛下如果用他负责对东吴征伐，平定江南，指日可待。”武帝深以为然。但孔恂、杨珧却进言道：“臣下观察刘渊的才能，感到当今之世恐怕无人与之匹敌。陛下如果让他掌握少量兵马，则平吴事难成；若授以威权，则平吴之后，恐怕他将据有江南，不复称臣。与我族类不同者，其心必然不同。以刘渊统帅其部族，臣下尚且为陛下担忧寒心。如果以有天险为凭依的江南资助刘渊，怎么可以呢！”晋武帝默然不语，任用刘渊事亦按下不提。

西晋咸宁年间（275—280），关陇地区氏族在树机能领导下起义，朝廷屡次镇压均告失败。晋武帝为一举扑灭起义烈火，决定选拔得力胜任的将帅出征。尚书仆射上党人李憙劝武帝说：“陛下如果能够征发匈奴五部的兵力，授刘渊以一将军名号，令其西征平叛，凉州指日可定。”孔恂说：“李公的话，还没有点破消除危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说：“以匈奴的强悍善战，刘渊的通晓用兵，再加上奉宣圣威，消除叛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孔恂说：“刘渊如果能够平定凉州，斩树机能，恐怕凉州才真正有危难罢了。那时蛟龙如得云雨，将遨游长空，不再是池中之物。”晋武帝认为孔恂言之有理，未采纳李憙的建议。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深知其原委。后来东莱游侠王弥离开洛阳回乡里，刘渊在九曲之滨与王弥饯行，哭泣着对王弥说：“王浑、李憙与我同乡，对我的为人深知熟知，常向皇帝称赞推荐，离间之谗言因此随之而生。这一切本不是我之所愿，却深受其害。我并不想为官仕进，这一点只有你清楚。恐怕今生只能死在洛阳，与你永别了。”说罢慷慨长叹，歔欷不已，纵酒长啸，声调激昂，在座者天不为之凄然泪下。当时，齐王攸也在九曲，闻讯后驰马探视究竟。见此状，遂进言晋武帝说：“陛下不除掉刘渊，臣下惟恐并州不得长久安宁。”王浑劝谏道：“刘渊为人忠信，臣下愿为他担保。再则大晋刚刚宣称要以德招抚四方，殊俗共存，为什么要以没有根据的怀疑而杀匈奴的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呢？”晋武帝说：“王浑的话是对的。”

拥晋以图发展刘豹死后，晋武帝命刘渊代为左部帅。刘渊由洛阳回到了并州。他摆脱了人质的地位后，在自己所辖的部族和地区施展政治才能，史称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从而为他以后成为匈奴族的主要首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康十年（289），西晋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刘渊任北部都尉。杨骏辅政期间，又以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正式承认了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领导地位。元康末年，刘渊坐部人叛逃出塞，被免官。时成都王颖镇邺，表请任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脱离五部，在邺城任官。

刘渊被免官和仕宦于邺城，是西晋政权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的心理，企图限制刘渊势力的发展、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一措施引起了长期以来受到中原封建王朝的排斥打击的匈奴上层贵族的不满。当时正值司马氏诸王相攻，“惠帝失驭，寇贼蜂起”，西晋政权对少数族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遂召集匈奴五部上层贵族，对他们说：“过去我们的祖先与西汉约为兄弟，同甘共苦。自汉亡以来，魏晋更替，我们的单于却徒有虚号，而没有国土可言；至于诸王侯，地位降同编户齐民。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我们振兴国家、恢复先祖大业的大好时机。左贤王刘渊才能和气宇超众拔群。上天如果不是想要光大尊崇单于，绝不会白白地降生此人。”于是众人密谋，共同推尊刘渊为大单于。又派呼延攸到邺城，将众人之谋告知刘渊。刘渊遂请求成都王颖，佯称回部落参加葬礼。颖不答应。刘渊无奈，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告诉刘宣等人纠集五部，再招聚宜阳附近的诸胡族，表面上声称助成都王颖讨逆，实则为以后起兵做准备。

刘渊既然一时不能回部落，只好暂时依附于司马颖。时司马颖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又任丞相，在邺城形成与拥戴惠帝的东海王越相对峙的政治中心。刘渊在表面上的恭顺，使他赢得了成都王颖的信任，任命他为太弟屯骑校尉。后来，东海王越率洛阳禁军讨颖，颖又以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战于荡阴，越大败，成都王颖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刘渊也因此迁冠军将军，封卢奴伯。

成都王颖虽取得胜利，但地位并不巩固。东海王越系统的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发兵讨伐成都王颖。面对强敌，刘渊劝告颖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余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为殿下返回五部发兵，以赴国难。”颖说：“五部发兵是否能确保呢？即使可以发兵，司马腾和王浚手下的鲜卑和乌丸骑兵强悍善战，抵挡其进攻又谈何容易！我打算奉惠帝返回洛阳，避强敌锋锐，然后传檄文于天下，以其叛逆之罪令四方共讨之。你看如何？”刘渊回答说：“殿下是武皇帝之子，有特殊功勋于王室，素有威信恩德，享重名于四海，谁不想为殿下捐躯献身？发四方之兵是易如反掌。王浚区区小人，司马腾是宗室疏属，怎能与殿下抗争？！但殿下一旦离开邺城，示弱于人，是否能抵达洛阳呢？即使到达洛阳，恐怕殿下也难以掌有实权。光凭一纸檄文，谁又肯事奉呢？况且东胡虽强悍，较之匈奴五部却稍逊一筹。但愿殿下能够勉励安抚士兵，镇之以静，我可以为殿下用二部击败司马腾，用三部打垮王浚，二人之首级指日可取。”成都王颖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遂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派遣他回部落纠集五部，以抵御司马腾和王浚的进攻。

刘渊回到左国城，刘宣等人尊他为大单于。短短二十天，刘渊就招集了五万余众，集中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这时，王浚派部将祁弘率领鲜卑兵攻打邺城，司马颖迎战失利，遂挟惠帝南奔洛阳。刘渊闻讯，说：“司马颖不听我的劝告，稍败就向洛阳奔逃，真是个奴才。但我与他先有许诺，不能不去救援。”于是命令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准备进攻鲜卑。刘宣等人再三进谏说：“晋朝不讲道义，视我们犹如奴隶，右贤王刘猛因此不堪忍受而率众反抗。只因当时晋朝纲纪未弛，遂使右贤王兵败，功业未成。这是我们的耻辱。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这是天厌晋德，授之于我。你躬行积德，正应当带领我们的部族去恢复祖先的大业。怎么能攻伐可以引为外援的鲜卑、乌丸而拯救仇敌呢？上天命我灭晋，不可违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不要再迟疑了。”刘渊深以为然，激愤地说：“对！大丈夫在世，当如崇山峻岭，岂能甘为蝼蛄！哪有帝王之运长在一姓之理？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他们之所以为王，只是有德罢了。而今我有部众十余万，皆能以一当晋十人，击鼓征讨腐败的朝廷，必将摧枯拉朽。上可以成汉高祖一统天下大业，下可以像曹氏拥有半壁河山。只是恐怕晋人未必都能拥戴我。不过，汉朝长期统治天下，恩德深入人心，故刘备树汉家旗号，以一州之地而能与曹氏抗争。我是汉朝刘氏的外甥，与刘氏约为兄弟，兄亡而弟承，难道不可以吗？姑且称国号为汉，追尊汉后主，以招抚民心。”于是刘渊迁都于左国城，远方来归附的人有数万之多。

建立汉国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正式登上汉王位。他以复汉为名，追尊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对于“乱汉”的黄巾军、阉党、董卓及曹氏父子予以口诛笔伐。又大赦境年，建年号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依据汉制设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呼延翼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部将授官各有差。

既然刘渊公开打出反晋旗号，据并州一隅之地建立政权，与西晋王朝分庭抗礼，故并州刺史司马腾立即派将军聂玄征讨刘渊。两军战于大陵（今山西交城东南），结果聂玄大败。司马腾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带领二万余户逃离并州。刘渊派遣建武将军、族子刘曜攻下了太原（太原市南）、中都（山西榆次）、屯留（山西屯留南）、泫氏（山西高平）、长子（山西长子）等军事要镇，控制了晋东南地区。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又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率兵讨渊，屯军于离石汾城。刘渊命令武牙将军刘钦等率六军进攻司马瑜，凡四战，皆胜，司马瑜等落荒而去。

为扭转败局，西晋王朝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刘琨不同于司马腾，具有一定的武干谋略。他到任伊始，即以州治晋阳（山西太原西南）为据点，抚循劳徕，甚得人心。刘琨还派人离间刘渊与其统属的其他少数族之间的关系，使得叛刘渊附晋的“杂虏”达万余落。刘琨的活动，对刘渊构成重大威胁。刘渊遂委任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攻击刘琨于版桥，结果反为刘琨所败。刘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并州的政治、军事地位。

面对刘琨的威胁，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刘渊说：“殿下自起兵以来，已近一年，而仍居偏方，王威未振。望能命众将四出，择机决战，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率军南征，攻克长安以为都城，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若如此，成高皇帝（刘邦）的大业，易如反掌罢了。”刘渊大喜，说：“正合我意！”于是在永嘉二年（308）正月，他遣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将军事活动扩大到西晋王朝的腹地——中原地区。

随着刘渊影响的扩大，其他反晋势力先后依附于其麾下。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以及叱咤风云于青徐兖豫等州，给予西晋王朝以沉重打击的东莱王弥，都称臣于刘渊。刘渊均署其官爵，委以重任。当王弥归附时，刘渊特地派侍中、御史大夫呼延翼郊迎，致书王弥说：“因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所以隆重迎接。渴望将军之至，我将亲自到将军下榻的馆舍，拂席尘，洗酒爵，敬待将军。”后两人会面，王弥劝刘渊称帝，刘渊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将军不过是悍勇武将，今日方知将军有勇有谋，堪称孔明。我得将军，如鱼得水！”于是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后又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负责东线战事。

在刘渊的指挥下，汉国政权在对晋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永嘉二年三月，刘渊占汲郡，控制了顿丘、河内地区。七月，刘渊进据河东地区，攻克蒲坂（山西永济西）、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并将汉国都城由离石南迁至蒲子（山西隰县）。刘渊兵锋所及的河东、平阳二郡的诸县垒壁望风而降。在并州，刘渊亦控制了除州治晋阳以外的诸郡。九月，刘渊又遣王弥、石勒进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魏郡太守和郁弃城败走。

为了进一步提高汉国政权的政治影响，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永嘉二年十月，刘渊在蒲子即皇帝位，国号仍称汉，改元永凤。任命其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仿东汉制，设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又仿晋制，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不久，迁都平阳，改元河瑞。

进军洛阳刘渊称帝后，没有停顿对西晋皇朝的军事活动。他遣石勒进攻冀州，连下魏郡、赵郡、巨鹿、常山数郡，陷郡县堡垒百余，众至十余万。同时，接连发动了对西晋都城洛阳的攻势。

永嘉三年（309）三月，晋积弩将军朱诞叛晋归汉，劝刘渊进攻守备空虚的洛阳。刘渊遂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部督，进攻洛阳。刘景先克黎阳（今河南浚县），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刘景嗜杀成性，将男女老幼三万余口沉溺于黄河。刘渊听到这一消息，大怒，说：“刘景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滥杀无辜，天道不容！我所欲消灭的不过是司马氏而已，平民百姓有何罪过！”于是降黜刘景为平虏将军，中止了这次攻洛的军事行动。同年夏，刘渊又派刘聪、王弥、石勒攻下军事重镇壶关（今山西黄碾南）、屯留（山西屯留南）、长子（山西长子），斩首万九千级。八月，刘聪受命南攻洛阳，大军长驱直入，败平北将军曹武，推进至离洛阳一百里的弘农郡宜阳（河南宜阳市西）。刘聪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刘聪，刘聪大败，不得不撤军。

十一月，刘渊再次派刘聪、刘曜、王弥、刘景等率精锐骑兵五万进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兵为继援。刘聪屯驻宜阳。西晋皇朝没有想到汉军在刚刚败后就再次发动攻势，慌了手脚。刘聪军遂至洛阳城西南的西明门。但因守城晋军死战，攻城受挫。刘渊不得已，只得下令撤军，将兵锋转向徐、豫、兖三州。永嘉四年（310）上半年，汉军在冀、徐、豫、兖等州取得了重大进展。二月，克鄄城（山东鄄城北），杀兖州刺史袁孚，又拔仓垣（开封市北），杀晋将王堪。这几个州的流民有数万家，素为西晋皇朝所苦，故纷纷起来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刘渊。

刘渊在起兵过程中，尽量抑制滥杀烧掠，招徕士人，力求收揽民心。加刘渊部将乔晞杀西晋介休令贾浑，又欲纳贾浑妻宗氏，宗氏不从，晞又杀宗氏。刘渊得知此事，大怒说：“若天道有知，乔晞必定断子绝孙！”遂降乔晞秩四等，又收贾浑尸，以礼葬之。又雁门范隆，上党朱纪，并为士人，刘渊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刘渊还委任京兆士人王育为太傅，征召隐士卜珝为光禄大夫。又有后部士人陈元达，刘渊未举兵时曾招之，元达不应。等到刘渊为汉王时，有人担心地对陈元达说：“你难道不害怕吗？”陈元达笑着回答：“我深知刘渊为人，刘渊亦明我心，恐怕二、三天内，就会有委任我的驿书。”果然当天晚上，刘渊就招元达为黄门郎。陈元达屡进忠言于刘渊，甚为得力。又刘渊在俘获西晋河内太守河东大族裴整后，即任命裴整为尚书左丞。但尽管如此，由于刘渊纲纪不严，加之他长期坐镇都城，带兵出征均是其子和诸将，故滥杀无辜，烧掠奸淫之事虽禁不止，愈演愈烈。刘琨曾描绘当时并州的情景：“群胡数万，周布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晋书·刘琨传》）。虽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汉国政权不重视抚恤流亡，组织生产以及制止杀掠的措施不力的事实。汉国政权与汉族之间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刘渊建国初期的“称汉以怀人望”的企图难以实现，故他在永嘉四年七月临终前，为了确保死后匈奴族贵族在政权中的支配地位，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实行所谓的“胡汉分治”。这一政体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十六国时期，成为各少数族政权行之有效的统治形式。

永嘉四年七月己卯，刘渊卒。他临终遗诏嘱太宰欢乐、太傅刘洋等入宫辅政。刘渊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

刘渊死后，太子刘和即位。刘和生性猜忌无恩，功业不著，威望不高。

而刘渊生前又不审轻重之势，给予其他诸子以很大的权柄。如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集军权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璿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军，总强兵于内。故刘和即位伊始，就想削夺四王的权力，巩固自身的地位。刘聪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举兵反叛，攻入殿省，弑杀刘和，自立为帝。刘聪继承了刘渊灭晋的遗业，于永嘉五年（311）六月攻陷洛阳，执晋怀帝。但刘聪为人暴虐，嗜杀成性，在他的统治下，汉国政权所奉行的民族仇杀、民族歧视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刘渊举兵反晋的正义性，从而揭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黑暗的一页。

第二节 石勒①

石勒的少年时期和起兵伊始

石勒（274—333），字世龙，西晋时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境）羯族人，原名■，石勒这个姓名，是后来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种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奕于，父亲周曷朱②，又名乞翼加，都曾为部落小帅。石勒出生后，经过西晋的短期统一，随即进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年代。少年时的石勒，健壮有胆力，善于骑射，很有才干。当他十四岁时，跟同邑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上东门长啸，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认为他有“奇志”，恐怕将来会扰乱天下，派人来抓他，幸而他已先离开①。年轻时他还曾代父督摄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并州（山西省大部及邻近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一带，魏晋以来，官僚地主们拥有许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②。石勒青年时由于生活贫困，就曾当过邬人郭敬、阳曲宁驱的佃客。郭、宁认为石勒不同于一般人，所以对石勒另眼相待，并且在困难时还能对石勒予以周济。

西晋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胡人佃客乘机散走，石勒就投靠于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为奴，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拟转投纳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敬即以货卖所得，供给石勒的衣食。石勒目击当时灾荒严重和掠卖胡人为奴事，因而建议郭敬诱骗诸胡人到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就食，趁机卖掉他们，既可使饥胡免于饿死，自己也可得利，可谓“两济”。此事议而未行，而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采用建威将军阎粹之计，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幸而郭阳是郭敬的族兄，郭时是郭敬的侄儿，他们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懽家为奴。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时常听到鼓角之声、或者产生鼓角之声的错觉，这是不足为怪的。石勒和诸奴在田野耕作时，就常听到这种声音。石勒还说到在家乡种田时，同样也曾听到这种声音。大家即将此告知师懽，师懽也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

师懽的家邻近于西晋的一个牧马场，师懽与牧帅汲桑常相往来。石勒借机以善于相马结识了汲桑，从此开始了收揽人才、积聚力量的工作。起初召集到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接着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人，也来投奔，号称十八骑。石勒就以这十八骑为基本力量，向茌平牧场东面的赤龙、骥等马苑中夺得苑马，乘马到远方掠夺丝绸珍宝等物，用以结好于汲桑。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②按《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作周朱，无曷字。

①据《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所载，此条未必可信。

②《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这时，八王之乱已经进行多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早已被杀死于元康元年（291）；赵王司马伦称帝于永宁元年（301），并在同年被杀；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也相继败死；永兴元年（304），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于荡阴大败晋惠帝，逼迁惠帝于邺（河北临漳县西南）。这时，东瀛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举兵攻邺，成都王颖战败，挟惠帝南走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逼惠帝与成都王颖西入长安。就在这一年，匈奴刘渊称汉王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李雄称蜀帝于成都。次年，即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惧怕不敌，废除司马颖皇太弟的位号。但司马越的军队终于攻入长安，司马颙、司马颖最后都被杀死，司马越掌握了军政大权，拥立了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

当成都王司马颖西入长安后，邺城空虚，颖的旧将公师藩就在永兴二年起兵，以援救颖为名。石勒随即同汲桑一起，投奔公师藩。这时，“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石勒的姓名由此而来，从这里看不出与昭武九姓的石氏有何联系。于是，公师藩命石勒为前队督，攻打邺城。结果，公师藩被晋将苟晞所斩，汲桑、石勒逃匿于茌平的牧苑中。

石勒初次参加战斗就遭到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他率领苑中牧人，劫出郡县狱中囚徒，并招纳山泽逃亡之人，许多人都来归附，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协助汲桑。永嘉元年（307），汲桑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锋，宣言替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讨伐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这时已进爵为新蔡王，镇守邺城。邺城经过战乱，府库空虚，人民生活痛苦。司马腾自并州东下时，尽携府藏所有，又掠卖胡人，所得资财甚丰，但十分吝啬，不肯济人之急，因此，“人不为用”①。故汲桑与石勒一举攻下邺城，杀死司马腾。接着又向南进军，拟攻打兖州（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部分地区）。东海王越闻讯大惊，急派将军苟晞、王赞等阻击，司马越还进屯官渡（河南中牟县东北），为苟晞声援。经过大小数十战，汲桑、石勒才被打败，死者万余人。二人收拾余众，想投奔刘渊，中途又被冀州刺史丁绍所拦击，汲桑败死，石勒奔于乐平（山西昔阳西南）。

这时，胡部大（少数民族的一部之长）张■督、冯莫突，拥众数千人，壁于上党（山西襄垣县东）。石勒前往相从，深被亲昵。石勒因向张■督建议：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自立，就应归附于强有力者，大单于刘渊正是可依之人，何不前往归附！假若你的部下先往归附，那时事情就难办了。张■督接受了这一建议，随石勒归降于汉王刘渊。石勒不但自己招徕人马，而且扩大了刘氏势力，刘渊自然十分高兴，就封张■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而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率■督等。石勒改张■督姓名为石会，意思是■督幸而与石勒自己相会合。

还有乌桓族的张伏利度，拥众二千人，壁于乐平，刘渊屡次相招而不来。于是，石勒假装得罪了刘渊，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和石勒结为兄弟，派勒带兵攻掠，所向无敌，深为诸胡人所畏服。石勒知道自己是众望所归，就借一次聚集的机会，抓住伏利度，并即当众询问：“如果发动大事，我与伏利度两人，谁能胜任为领袖？”大家皆推石勒。石勒当场释放伏利度，带领这支队伍归于刘渊。刘渊加封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将伏利度部众拨与石勒指挥。从此，石勒既获得了张■督和张伏利度的部众，又是在汉刘渊政权的①《资治通鉴》卷八六。

统领下，形成一支相当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初起时的依附汲桑、公师藩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

协助匈奴刘氏灭亡西晋石勒归附匈奴刘氏的汉王国后，在名义上是接受汉王国的指挥，事实上也得到刘氏指挥下其他部队的声援和配合，从而成为匈奴刘氏的一支方面军，驰骋疆场，既助刘氏灭掉西晋，也逐步为自己建立后赵政权打下基础。归附刘氏汉政权的次年即永嘉二年（308）正月，刘渊命令他的儿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山，石勒则受命东进，攻打魏郡（河北临漳县西南）、汲郡（河南汲县西南）、顿丘（河南清丰县西南）等处，这里的垒壁望风而降者五十多所。石勒即假予这些垒主以将军、都尉的名号，给予印绶，而从这些垒壁中挑选强壮者五万人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于是，进而俘斩了魏郡太守王粹、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并攻杀乞活赦亭、田禋等。

石勒帮助汉刘氏严重打击了西晋，故在永嘉三年（309），刘渊封石勒为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僚属。石勒继续进攻巨鹿（河北平乡县西南）、常山（河北正定县南）二郡，攻克冀州郡县的堡壁百余所，部队增加到十多万人。就在这时，石勒将在这一带所罗致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由于吸收汉族地主中的才智之士为其出谋划策，从此，石勒这支军队才真正成为多谋善战的军事力量。

说到张宾，字孟孙，赵郡（河北高邑县西南）中丘人，父亲张瑶，曾任中山太守。张宾博涉经史，而不泥于章句，尝言自己的谋略不在张良之下，只是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这样的人。及至见到石勒，即对亲近的人说：“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于是，“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①。开头石勒没有器重他，后来他“机不虚发，算无遗策”②，石勒这才十分倚重他，称他为“右侯”而不名，对他言听计从。石勒能够据有中原，张宾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石勒进军常山郡后，西晋安北将军王浚，命其大将祁弘，带领鲜卑段务勿尘等十余万骑兵来攻打石勒，由于步、骑的不敌，石勒被大败于常山的飞龙山，死者万余人，石勒只得退据黎阳（河南濬县东）。但随即转而进攻信都（河北冀县），杀晋冀州刺史王斌，并连败晋将。刘渊因授勒为镇东大将军。至永嘉四年（310），匈奴汉帝刘渊死，刘聪称帝，加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勒辞而不受。这时，石勒还转战于黄河南北的兖州、冀州一带。到这年冬十月，汉刘聪命刘粲、刘曜、王弥等率众四万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命石勒率领骑兵二万与粲等会师，大败晋军于渑池，石勒进至成皋关（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被晋将王赞所败。于是，石勒转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县），进驻于宛（河南南阳市）的北山。

此时恰逢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于江汉间。王如是京兆新丰（陕西①《资治通鉴》卷八七。

②《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临潼县东北）人，因乱流离到南阳。西晋下令流人皆还乡里，而关中荒残，众皆不愿归。西晋就派兵押送。王如等潜结许多少年，袭击晋军，取得胜利，因而归附者日多，结集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因为害怕石勒来进攻，王如就和石勒结为兄弟，并厚礼贿赂石勒。时王如驻地在穰（河南邓县），侯脱则据守宛城。王如与侯脱不和，就暗中联络石勒，要他袭击侯脱。石勒正拟扩张自己的势力，立即令军士夜中吃饱饭，喂好马，鸡鸣时出发，天亮时直逼宛的城门，攻下宛城，杀死侯脱。严嶷带兵救脱，脱已败死，因而降于石勒。石勒囚嶷送于刘聪，尽并脱、嶷之众。由于军队有了新的增员，力量加强了，石勒又再南攻襄阳，转而攻陷江西（泛指汉、沔以东、淮水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壁垒三十余所，还屯于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率领骑兵二万五千，伪装前来犒军，实际上是想袭击石勒，却被石勒击毙。于是，石勒又再回军到江西。

石勒第一次转战和屯兵于江汉一带，从永嘉四年十月到五年（301—311）正月，经过了三、四个月，他很有“雄据江汉之志”。不过，由于粮饷不继，军中又遇时疫流行，死伤大半，并且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兵前来抗击，石勒这才接受了张宾的建议，于永嘉五年正月，渡过沔水，攻据江夏（湖北云梦县）。又继续北上，攻杀新蔡王司马确于南顿（河南项城县西），进占了许昌城。当石勒转战于江汉一带时，在洛阳的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专擅朝政，杀害异己，搞得众叛亲离；尤其害怕匈奴刘氏的进攻，洛阳难守；就以讨伐石勒为借口，企图回到他的封国东海（山东郯城县北）以自全。因此，在永嘉四年十一月，率领甲士四万余人，以及王公卿士等大批人员，离开洛阳，经过许昌，进屯于项（河南沈丘县南）。晋青州刺史苟晞因移文州郡，声讨司马越的罪状。晋怀帝司马炽也痛恨司马越擅领军队离开京城，手诏与苟晞，令其讨伐司马越。越忧惧成疾，于永嘉五年三月，病死于项。众推太尉王衍为首，继续东行，要将司马越的灵柩送还东海。石勒知道后，率领轻骑追赶。这年四月，在苦县（河南鹿邑县东）宁平城追上，石勒用骑兵围住越的队伍，乱箭齐发，王公士庶兵卒十余万人，无一幸免，王衍和襄阳王司马范等被俘。王衍这位当时的清谈领袖被俘后，竟对石勒说他自己本无宦情，不豫世事，并劝石勒称帝，企图免死。石勒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即于夜中，使人排墙杀之。王衍临死前才懊悔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石勒同时斥责司马越是扰乱天下者，劈其棺而焚其尸。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世子司马毗听到越死的消息，自洛阳赶来，也都被石勒所俘，并及宗室四十八王等许多士众，尽为石勒所杀掉。

东海王越离京时，带走了大批的僚佐和精锐的部队，所谓“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①，致使洛阳防卫空虚，公私匮乏。司马越、王衍这些贵族官僚本想保全自己，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自取速亡，并且使洛阳守卫更加空虚，促使西晋更快地灭亡。所以，司马越、王衍这些人确是罪有应得。而石勒的消灭东海王越这股势力，既大有助于匈奴刘氏的灭亡西晋，也是他收拾人心扩大影响之举。

消灭司马越的力量后，石勒率领精骑三万，由城皋关而入，与匈奴汉帝①《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

①《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刘聪所派遣的刘曜、王弥等会师，共攻洛阳。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至平阳，石勒则率军再回屯于许昌，扫荡洛阳东南方的西晋力量，其中重要的一役，是在蒙城打败并捉住西晋大将军苟晞，任用晞为左司马。随后企图消灭王弥。

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人，晋惠帝末年，随刘伯根起兵反晋，伯根败死后即自领一军，屡败晋军，后归附于刘曜，与刘曜、石勒等再次进攻洛阳。至攻破洛阳这一战，弥军先登，受汉帝刘聪封为大将军、齐公。在群雄角逐时，互有相图之心。王弥也想称霸一方，他接受刘暾的建议，想除掉石勒后称王于青州（山东德州市以东、渤海以南、泰山以北一带地方）。于是派刘暾到东方召还他的部将曹嶷，以加强实力。而刘暾在途中被石勒游骑所捕，搜出王弥与曹嶷的信，石勒暗地处死刘暾，也密谋消灭掉王弥，而弥尚未知。及石勒活捉苟晞后，王弥写信给石勒，故意这样说：“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①。石勒看出这是骄兵之计，即对张宾说：王弥位重而辞卑，这是有意图我。张宾建议及早除掉王弥，并劝石勒出兵。在时机成熟后，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毫无防备，石勒在酒酣时亲手杀死王弥，合并了王弥的部队。这样，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时的一大对手。

王弥与石勒同为匈奴汉王国刘氏的大将，石勒杀了王弥，故汉帝刘聪大怒，曾遣使责问，但又无力驾驭石勒，只得还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等虽降于勒，勒恐其叛走，即以谋叛罪名把他杀死，实即更彻底的消灭异己的力量。自杀王弥后，在名义上石勒仍为汉刘氏之臣，实际上他已在独立行动了。

自葛陂回师北据襄国经营四方石勒既杀王弥后，在永嘉五年十月，继续向南攻打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河南新蔡县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还。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动于江淮一带，屯兵于葛陂四个月左右。在葛陂曾经修缮室宇营垒，劝课农耕，向临时任命的地方官征收“义谷”，以供士卒粮饷，并且制造舟船，准备进攻建业。于此足见其雄心。但为什么跟上次一样，还是回军北上呢？仔细研读刘琨《与石勒书》，可以窥见其中消息。

当初石勒被掠卖于茌平时，跟母亲失散了。并州刺史刘琨知道石勒母亲及侄儿石虎的下落时，派部下张儒护送他们前来，并写信给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将军岂知其然乎？”①信的结尾，劝勒降晋，石勒没有答应，并且回信拒绝，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谈。而刘琨信中谈到石勒“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即两次向南方进军，一次是在汉沔与王如交关的事，另一即这次即屯军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军而忽略了前者。再则信中一再强调了石勒没有固定的立足点，虽然百战百胜而飘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并且要石勒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这对石勒①《资治通鉴》卷八七。

①《全晋文》卷一○八刘琨《与石勒书》。

的启发很大。要树立王霸之业，就必须拥有必要的土地与人民这样的据点，这样的据点应在何处才合适，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必须选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这次屯兵葛陂，显然表明石勒要以汉沔或江淮之间为据点的。可是，这是否合适呢？应由事实来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汉间的气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适应，霖雨和时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饥饿和死亡，石勒屯兵这里两次，就两次遇到这种情况。其次，南方习于水战，北兵非所敌，如自葛陂退兵时，石虎想夺取东晋粮船而大败，即是一证。再则江汉、江淮间是东晋对北方的门户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权，就必定以死力来保住这些地方，石勒两次南来，琅邪王司马睿就两次结集大军进行抗击。事实证明，以江淮或江汉为据点是不行的，必须重新考虑。刘琨《与石勒书》着重提出立足点的问题，这对石勒的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很重要的关系。从当时具体形势来看，江汉、江淮均不可作为据点，据点非北方不可。

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河东各有其主，则唯有选择河北为当。这样重大的决策，在石勒集团中经过大争论，最后才由石勒本人作出决定，这是关系到石勒集团成败的关键，大争论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广益之方。

争论发生在永嘉六年（312）二月。这时，逢到春季大雨，历时三个月而雨不止，加上时疫流行，石勒军中饿死和病死者大半，东晋又派扬威将军纪瞻督率大军集于寿春（安徽寿县），军情紧急。在此情况下，石勒召集众将商讨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投降，并求扫平河朔以赎罪，等东晋退兵后再图他计。石勒听后，长啸而不应。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先移营高地以避水，石勒笑他太胆怯了。孔苌、支雄等三十多员将官建议，趁纪瞻的大军尚未完全集中时，他们各领步兵三百人，乘船分三十多路夜登寿州城，斩东晋将官的头，据其城，食其粟；要当在今年破丹阳，定江南，活捉司马家小儿辈。石勒听了，笑着说：这是勇将之计。各赐予铠马一匹。然后对张宾说：你看计将如何？张宾首先分析了不能投降的道理，指出杀王弥后进军江淮的错误，又说明如果退军，东晋不会追击，而主要的意见是：“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①就是北据邺城，以争天下。张宾在上次屯兵江西时，就主张北还，和这次的意见基本一致，可说是能够洞察当时形势者。石勒经过两次向南进军的实际经验教训，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而刘琨的启发，张宾的划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故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在河北一带建立据点。

在回军北上途中，由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石勒军队过处，都是“坚壁清野”，所以军士粮饷十分困难。从二月到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县西南），分兵袭击向冰的军队，夺得了大批的军资粮饷，军势才复振，于是长驱至邺。因为邺的守卫犹固，一时难于攻下，而徒耗兵力，张宾又建议说：“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河北邢台市西南），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王业可图矣。”石勒欣然从计，进据襄国，以为据点，再分兵攻取冀州诸郡县，运其资粮送于襄国，并上表于汉主刘聪，聪即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石勒据有襄国，建立了稳定的据点，这就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

①《晋书》卷一○四《石勒载纪上》。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不过，石勒据有襄国，就和晋大司马幽州刺史王浚发生正面冲突，永嘉六年十二月，王浚命鲜卑段就六眷、段末杯、段匹c等①，进攻襄国。段氏鲜卑素以勇悍闻名，但石勒计擒了段末杯，随即与段氏讲和，放还段末杯。诸将有反对者，石勒说：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只是被王浚所驱使；如果杀掉末杯一人而结怨一方，不是办法；如果将他放还，“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②。石勒以这样的策略来拆散王浚与段氏鲜卑的联盟，颇收成效，段氏从此倾向于石勒，而王浚的势力日趋衰落。

接着在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派石虎攻克邺城，三台的许多流民都归附于石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镇守于邺，不久，改用石虎代替了桃豹。就在这段时间内，石勒还俘虏了许多“乞活”，从中发现了曾经救济过他的郭敬，就用敬为上将军，将降者拨归他统领。这年，刘聪又加封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封勒母为上党国太夫人，妻为上党国夫人。

石勒既取襄国，又占邺城，在河北的据点日益稳固，势力日益发展，消灭王浚就是指日而待的事。但王浚既是晋侍中、大司马，又是都督河北东夷诸军事幽州刺史，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有不小的军事实力，与其力敌，不如智取。因此，石勒采用了张宾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派使者携带了大量珍宝财物，并送表文，推尊王浚为天子，自愿为藩臣，以骗取王浚的信任。同时，利用王浚和刘琨之间的矛盾，张宾又建议石勒派使者送信与刘琨，说明过去得罪于晋朝，现在王浚有不臣之心，故要讨伐王浚来赎罪，使刘琨不但不助王浚，且给予石勒以进军的便利。一切准备就绪，就在建兴二年（314）三月，石勒亲率轻骑袭取幽州，表面上却伪装是亲来幽州奉戴王浚称帝的。于是迅速进入幽州，活捉了王浚，斩于襄国。

王浚既灭，石勒在北方的对手就数到刘琨了。刘琨为晋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自东瀛公司马腾离开并州后即由刘琨继任刺史，他虽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但力量有限，曾几次求援于鲜卑拓拔猗卢。建兴四年（316）冬，石勒进攻晋乐平太守韩据于沾城（山西昔阳县西南），刘琨新得猗卢之众姬澹等，即命姬澹率军拒勒，琨自为后援，结果，姬澹大败，奔于代郡（山西大同市东）；刘琨部下长史李弘以并州降于石勒，刘琨只得奔投于段匹c，后为匹c所杀。

就在刘琨失掉并州的这年冬天，汉刘聪派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送于平阳。次年，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于建康，改元建武元年（317）。再过一年即大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而汉主刘聪病死于这年七月，临死前，召石勒至平阳受遗诏辅政，并任命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勒固辞不去。石勒在攻取襄国为据点后，除上述军事上的经营外，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占有邺城的这年，开始正式征收租赋；又立太学，简选明于经术、善于书史的人担任文学掾，选出将佐的子弟三百人，给予教育。及至消灭王浚后，幽冀一带渐趋安定，就令州郡阅实户口，按户每户征收帛二匹，谷二斛①。所规定的这个征收数字，可能比西晋还轻些。这些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措施，表明石勒已在作建立政权的具体准备。汉主刘聪的大臣在上表中就对刘聪说：“石勒谋据赵魏”；石勒派石越到并州招纳从①就六眷亦作疾陆眷，末杯或作末柸。

②《资治通鉴》卷八八。

①《资治通鉴》卷八九。《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作“户赀二匹，租二石。”平阳流散出来的流民二十余万人，刘聪遣使责让石勒，而“勒不受命”②。这都可说明石勒正在摆脱匈奴刘氏，自建政权。到刘聪死后，这个发展趋势就变成了现实。

在大兴元年（318）七月刘聪死后，子刘粲继立为汉帝，但为受遗诏辅政的大臣靳准所杀，准自立为汉天王。因此，石勒自襄国、刘曜自长安都向平阳进发，攻打靳准。刘曜在途中即汉帝位，封石勒为赵公，不久又进封为赵王。在消灭靳准势力的过程中，石勒与刘曜两个势力的矛盾逐渐加深。由于靳准的部下杀准而投奔刘曜，拒降于勒，勒即烧毁平阳宫殿，将浑仪、乐器等迁于襄国。在刘曜这方面，恐怕石勒势力的增长和袭击，杀掉石勒所派的使者，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礼。至此，双方闹僵了。石勒大怒说：没有我石家兄弟，你刘家能称帝吗！“帝王之起，复何常耶？赵王赵帝，孤自取之”。于是，石勒在大兴二年（319），积极准备称王。他设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修建正阳门，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简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为学生而教之，并兼为击柝的卫士，还设置挈壶署，铸造丰货钱。不久，石勒下令指出，在大乱之后，律令烦琐，应采集其中的必要者，作为施行条制。即令法曹令史贯志，制订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这儿设置了为帝王服务的医疗、工巧制作机构，增置学校和选拔卫士，铸造货币，制定律令等等，都是为正式成立后赵政权作好准备的。

建立后赵政权后的文治武略大兴二年（319）十一月，由于石虎、张敬、张宾、支屈六、程遐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联名上疏，请石勒称尊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郡、汲郡等十一郡和前封赵国、广平、阳平、渤海等十三郡合计二十四郡，计有二十九万户，为赵国；郡太守皆改称内史，又以大单于“镇抚百蛮”即管理少数民族，并罢去并、朔、司三州。石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即位称赵王，改元称赵王元年，即以襄国为都城。由于汉主刘曜此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故称石勒所建为后赵。

石勒既称赵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举其要者如下：一、均百姓田租之半；孝悌力田及死义之孤赐帛有差。孤老鳏寡者赐谷每人三石。

二、建立社稷、宗庙、营建东西官署。

三、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

四、设官分职，各司其事：经学祭酒：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

律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

史学祭酒：任播、崔濬。

门臣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专明胡人辞讼。

门生主书：张离、张良、刘群、刘谟，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

五、大执法：张宾，专总朝政，位冠寮首。

单于元辅：石虎，都督禁卫诸军事。

②《资治通鉴》卷八九。

司兵勋：前将军李寒，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

六、编撰工作：《上党国记》：由记室佐明稭、程机撰。

《大将军起居注》：由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

《大单于志》：由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

七、封赏功臣，死事之子赏加一等。

八、厘定习俗：禁国人不准报嫂（即兄死不得以嫂为妻）。

禁止在丧婚娶。

其烧葬令如本俗。

以上诸项，均在赵王元年。至赵王二年（320），还继续进行了若干措施。关于礼乐方面，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又造金根车、大辂、黄屋、左纛等，天子的车旗礼乐，至此具备。又徙朝臣掾属以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的崇仁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还制定宫殿诸门的出入制度。特别注重选举，先是清定五品，以张宾管领选举事宜，又继续定为九品。以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协助张宾负责选举工作。命令群寮和州郡每年各举秀才、孝廉以至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确定士族品级，选举贤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与政权，这对巩固后赵的统治是有利的。石勒的建立后赵政权，不止于仅称赵王，还要称帝。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二月，石勒就进而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正式即皇帝位。不仅石勒本人称帝，臣下也须升官晋爵，除石勒世子石弘立为皇太子、其他诸子及侄儿石虎封王外，在职官设置上有明显的改变，举例如下：石虎为太尉、尚书令。

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

右长史程遐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

夔安、郭殷、李凤、裴宪为尚书。

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

又论功封爵，封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像这样的尚书、中书等官职和公侯封爵，就是采用魏晋制度。固然还另有一套管理少数民族的大单于属下的政府机构，但上面所列这些职官，证明石勒已采用了汉人的官制，以此与刚称赵王时的官职相比，是个重要变化，亦即是后赵政权中职官制度的汉化，同时也是巩固后赵政权的措施。再则，石勒称皇帝的第二年，即营建邺宫，拟迁都于此，还以洛阳为南都。由此可见，石勒是不甘于以偏方政权而告终的。

在后赵王国刚刚成立时，重点进行政权建设，采取若干措施、确立一些制度是必要的。不过，处于各个王国对峙时，军事行动还是频繁和时常出现的。石勒在建立后赵后，依然不断地进行军事活动，以期统一北方。

就在石勒称赵王的二年（东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东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渡江北伐后取得不小的成就。早在东晋建武元年（317），祖逖就受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渡江北进。祖逖善于抚纳，与士卒同甘苦，劝课农桑，招徕新附，有的坞堡曾经归降石勒，有任子在赵的，祖逖允许其两属，用以窥探石勒军情，因而多所克获，“黄河以南，尽为晋土”①，练兵①《晋书》卷六二《祖逖传》。任子，以子弟为抵押者，义同质子。

积谷，为进取河北之计。石勒看到对祖逖难以取胜，就改变方式，以祖逖本北方士族，祖坟在幽州，就下令幽州修好祖氏茔墓，置守冢者两家。写信与祖逖要求互通使者，进行互市。祖逖的牙门将叛归石勒，勒斩其首送还祖逖，并告知祖逖，叛臣逃吏，你我之所同恶。石勒采用这样的策略，来缓和祖逖的进攻，颇有成效。祖逖于是也不接纳后赵叛将，禁止边界上的抄略，因而东晋与后赵的“边境之间，稍得休息”②。但到明年，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取了河南大片土地。

除经营河南外，在后赵王三年（321），石勒命石虎、孔苌等攻打鲜卑段匹c等于厌次（山东阳信县东南），俘虏了段匹c及其弟文鸯等，消灭了段氏鲜卑的势力。后赵王四年（322），石勒又命石虎率众四万，攻晋泰山太守徐龛，俘至襄国后斩之。东晋兖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只得退至合肥。至是，徐、兖二州地方，多归于石勒。五年（323），石勒命石虎率领步骑四万，进讨曹嶷于广固（山东益都县西北），嶷部下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相继投降，曹嶷也只得投降，被石勒杀死于襄国。石虎要坑杀曹嶷的降卒三万人，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徵说：你任命我来当刺史，是要治理人民的，把人杀光，还要我这个刺史做什么？我还是跟你回去吧！石虎这才留下男女七百口与刘徵。于是，青州郡县也尽归于石勒。六年（324年、东晋大宁二年），石勒派将兵都尉石瞻，攻取东晋的下邳（江苏睢宁县西北）、彭城（江苏徐州市）、东莞（山东沂水县）、东海（山东郯城县北）等郡。又派司州刺史石生，攻杀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河南新安县），破垒壁十余所，掠五千户而还。从此，“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①。

至此，石勒在北方的主要对手就是前赵刘曜，二赵间的决战，如箭在弦上了。在后赵王七年（325）石生据守洛阳，前赵中山王刘岳来攻，石虎率军救石生，大败刘岳于洛西，俘岳送于襄国。刘曜自长安来援刘岳，军队在夜中一再惊溃，无法作战，只好退还。

到后赵太和元年（东晋咸和三年、328年），石虎进攻前赵的蒲坂（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赵主刘曜亲自来救，大败石虎于高候（山西闻喜县境内），进围石生于洛阳。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于刘曜，“襄国大震”。于是，石勒拟亲自带兵援救洛阳。程遐等还劝石勒“不可亲动，动无万全”。石勒大怒，斥出程遐，而召徐光计议。徐光力主石勒亲自出马，认为“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石勒所崇信的和尚佛图澄，也认为“大军若出，必擒刘曜”。在这个两赵决战的关头，石勒决策亲征，率领四万人马，进援洛阳。途中石勒还对徐光谈到，如果刘曜陈重兵于成皋关，这是上策；如果阻洛水为阵，这是中策；如果坐守洛阳，则必为我所擒。及勒至成皋，各路军队集合，共有步兵六万，骑兵二万七千，而这里却没有刘曜的军队防守，石勒大喜，迳趋洛阳，大战于洛阳的西阳门。刘曜酗酒，战前还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大败落马，被石勒所俘处死。次年即太和二年（329）石虎攻入关中，俘虏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势力被消灭。

到这时，中国北方除凉州张氏、代北鲜卑拓跋氏、辽西鲜卑慕容氏外，绝大部分均为石勒所统一。石勒的占地和建国规模，远远超过匈奴刘氏。至②《资治通鉴》卷九一。

①《资治通鉴》卷九三。

后赵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330年），石勒的荆州监军郭敬，曾攻占襄阳。不过，自灭前赵以后，石勒死前，没有大的战事。而外国如高丽，即曾遣使送方物以结好；国内如西域高昌、于阗、鄯善、大宛，前凉张骏，都派使者送来方物；东晋陶侃，也遣使来骋，送来江南的珍宝奇兽。可见石勒的后赵，还和各割据政权以及国外通使通商，互相往来的。

除以上这些战胜攻取，统一北方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石勒继续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继续劝课农桑。在石勒称赵王的第六年，命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从这里不仅可看到石勒的劝农，还可看到当时设有劝课大夫、典农使者、典农都尉等农官，课农应是经常的。并且石勒自己还曾亲行过藉田之礼，这在纷争割据的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石勒还禁止酿酒，以减少粮食的消耗。

二是日益重视文化教育。石勒在称王的第六年，亲到襄国的大、小学，考试诸生的经义，对成绩最优者，赏帛有差。八年（326），石勒用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胡三省注解，指明秀、孝要考试经书，原是晋朝制度，后赵至此也予以施行。则不止大、小学学生要试经，被推荐的秀才、孝廉也要试经，后赵对汉人文化经籍的重视，可见一斑。到石勒晚年时，还曾令郡国也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不仅如此，石勒虽不识字，也经常教人读经史给他听，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见识，即在行军打仗时也是这样。他曾教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之后，大惊说：此法大错，如何能得天下？及至听到留侯谏止这一措施，才说幸而赖此一谏。可见石勒本人学习汉族文化经史，是深得其奥的。另外，石勒还曾建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这更是取法于周制了。

三是求贤纳谏。石勒曾准备到襄国的近郊打猎，主簿程琅劝谏他不要去，并举孙策行猎遇刺为戒；即使是枯木巧株，也能为害。石勒认为是书生之言，不听。及至猎时，所骑马触木而毙，石勒自己也几乎丧命，因而懊悔未听忠臣之言，是自己的过失。立即封程琅为关内侯，赐以朝服锦绢等物。由此，“朝臣谒见，忠言竞进”。以后，到太和二年（329），石勒在巡行州郡时，引见了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赐予谷帛；并令刺史太守宣告所属，凡有意见要说的，不要隐讳不说，朝廷正如饥似渴的希望听到忠言谠论啊！建平二年（咸和六年、331年）三月，石勒将营建邺宫，准备迁都于此，而廷尉续咸上书切谏，石勒怒，欲杀之。徐光力救，劝勒不可因直言而杀列卿，石勒叹息说：“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耳！”虽然石勒停建邺宫是暂时的，但他还是赐予续咸绢百匹、稻百斛，以为奖赏。并且，借此机会下令与公卿百寮，每岁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等各一人，所考试的答策为上第者拜官为议郎，中第者为中郎，下第者为郎中。并令“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就在石勒死的那一年，他还选拔了太学生五人，担任佐著作郎。

石勒的招揽人才，重用贤能，可说是经常的和一贯的。他早期就成立了君子营，从实践中认识张宾确有出人之才，于是就重用他，并且用而不疑。及张宾早死，石勒痛哭流涕说：“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张宾死后，石勒与程遐等议事，有所不合，石勒又感叹说，“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①。石勒既知人才的可贵，也领会到不得人才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他能选拔人才、重用人才，并且信任而不疑的道理吧！四是减租缓刑，依法办事，以缓和矛盾。石勒称帝的这年，曾下令“均百姓去年逋调”，又赦免三年刑以下者。不久，又赦免五岁刑以下者。石勒又曾令州郡如有坟墓被发掘不掩覆的，必须推劾查处；暴露的骸骨，县政府要具备棺衾埋葬掉。还曾特别下令：“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如果是石勒自己在忿怒中下旨杀的人，而其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是因公致死的孤子，不期而得谴，门下都应奏明情况，石勒就会重新予以考虑。所有这些，是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措施，也是石勒稳定政权的办法。依法办案，在当时虽未必能贯彻执行，但在纷扰割据时期，能提出这点就很不简单。

抑且石勒立法虽严，而能灵活处理。如石勒称赵王后，宫门出入规定很严，并且，特别讳言“胡”字。适有醉酒的胡人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怒，责问守门者，守门者十分害怕，忘了忌讳，说是“醉胡乘马驰入”，不可与理论。石勒听了，反而笑着说：“胡人正自难与言”，对守门者恕而不罪。又有一事，石勒因参军樊坦清贫，就任命坦为章武内史，可有较多俸禄。及坦来辞行，衣冠都很破烂，石勒见了大惊，询问何故一贫至此？樊坦未加思索，很直率地回答说：“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听后还是笑着说：“羯贼乃尔暴掠耶？今当相偿耳。”樊坦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忌讳，赶快磕头泣谢。石勒说，“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不但没有处分樊坦，还给他车马衣装钱三百万。像这样的处理，执法而不拘泥于法，通情达理，缓和了紧张的局面，也收揽了人心。

五是防止贪赃枉法。石勒尝于夜间外出私访，带了许多缯帛金银财宝，贿赂守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不但不受，还要把石勒抓起来，及至石勒的随从到后，才告终止。次日清晨，石勒召假，任命他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这是鼓励守法不阿，告诫贪赃枉法的办法之一。不过，私访很难经常，故意用财物作诱饵，未免陷人于法了。

六是不念旧恶，收拾人心。石勒称赵王的第三年，令家乡武乡县的父老到襄国来，大家叙齿列坐欢饮，叙述平生家常。有个李阳，原是石勒邻居，两人年年因争麻地，互相殴打，现在石勒当了赵王，故不敢来。石勒说他自己方取信于天下，岂计个人恩怨，特地将李阳找来，和李阳酣饮欢谑，并对李阳说，“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即赐予李阳甲第一区，封为参军都尉。并说明武乡是他的老家乡，死后他的灵魂要回到故乡，即免去故乡的三世课役。显然，这种以乡情打动人心的做法，会收到一定的成效的。最后，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在他称帝第三年正月，大宴群臣时，他问徐光自己可比古代哪个开国皇帝，徐光说他超过汉高祖、魏武帝，可比轩辕氏。石勒认为徐光所言过分，自从“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①这段话固然表明石勒有自知之明，不如黄帝，不如汉高祖；也反映石勒要当一个光明磊落者；还有一点，比较含蓄些，即①《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①《太平御览》卷一二○《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

他要当汉祖、光武，这是统一天下者，不愿当魏武、晋宣，因为这是割据时期的霸主。希望统一天下，石勒在临死前说得更清楚，他对徐光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形色。”不过，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石勒就病死于襄国了。石勒的病亡后赵建平四年（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六月，石勒病卧，召中山王石虎、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等待疾宫中。而石虎伪造诏命，隔绝群臣亲戚，不许进宫探望病情。七月，勒病死①，年六十。石弘继立。石虎强迫石弘杀了程遐、徐光，石虎子石邃带兵入宫宿卫，原来卫士皆被撤换。次年，石虎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夺取了帝位。

石虎字季龙，是石勒的侄儿，勒常用他领兵专征，屡立战功，颇擅威权。太子石弘是光禄大夫右仆射程遐的妹妹程夫人之子，虚怀爱士，喜为文咏，其所亲近者多为儒生。石勒曾对徐光谈到太子文雅，不似将家子。徐光则以汉高祖马上取天下，文帝以玄默守之，胜残去杀，天道之所必然。石勒听了很高兴，石弘的太子位置也就固定下来。当石虎镇邺日久，威权日盛时，程遐建议修建邺宫，迁出石虎的家室，而用石弘镇守邺宫，配与禁兵万人，且将车骑所统六十四营皆配与之，又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辅助石弘。因此，石虎痛恨程遐，派人夜入程遐家中，奸其妻女，掠其财物。到石勒称帝，用石宏为大单于时，石虎渴望得到大单于位置而不能，更加气忿，对其子石邃说：他自己亲自参加战斗二十多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平定了十三州，成就了大赵之业，大单于的位置应该归于自己，现在却授与黄口婢儿，真叫自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等主上死后，一定杀他个不留种。石虎的这种怨忿之气，专擅之心，程遐、徐光等也看得很清楚，劝石勒早作准备。程遐指明石虎勇武而有权术，群臣皆不及，除主上以外，他全不在眼下，且久专征伐，威震内外，恐不可辅少主，该早日除掉他。但石勒却这样说：“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①你程遐是不是怕“不得独擅帝舅之权”，发此议论呢？程遐再泣诉理由，并告知徐光。徐光也向石勒建议，中山王无伊霍之忠，而势倾王室，轻视皇太子，恐怕主上万岁之后，宗庙必生荆棘。石勒这才叫太子石弘处理尚书事的奏事，中常侍严震予以协助，日常事务径行决断，征伐刑斩大事，才呈报石勒。不过，这是在石勒死的上一年，虽然旨在锻炼太子，让他取得统治的经验和掌握一定的权力，但为时已晚。抑且太子断事之时，严震又弄权，而中山王石虎之门，可以张罗捕雀，石虎更加怨恨。

到石勒病危时，对太子石弘兄弟说：你们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对石虎说：“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②。看来石勒认识到天下未太平，还要打仗，既要打仗，即须将帅之才，当时后赵的将帅之才无过石虎，此石勒所以始终不能除掉石虎之故。又因石虎是自己的①石勒卒年，据《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晋书》所载有误。

①《晋书》卷一○五《石勒附石弘载记》。

②《资治通鉴》卷九五。

侄儿（有时又以兄弟相称），如同鲁卫之与周室的关系，想以此亲情来打动石虎，要他如周公辅成王、霍光扶幼主那样来辅佐石弘这位少主。不过石虎蓄志已久，不管石勒的遗言怎样讲，只等石勒眼睛一闭，后赵的政权就迅速落入石虎手中。就这点来说，石勒没有处理好他的身后事宜。

总之，石勒崛起于穷困的少数民族之中，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大部，在文治上也有若干建树，并且有统一中国之志，这在当时十六国中确是个杰出的帝王。当然，他屠杀了不少人民，已降者如曹嶷、徐龛等均所不免，尤其是因为戏谑之言，将其姊夫折足而杀之，何其残忍如此！至如弃旧怨而与李阳握手言欢，恕樊坦之失言而厚与赠送，则又俨然一个忠厚长者了。

第三节 祖逖 刘琨①

闻鸡起舞

西晋太康十年（289），司州（治洛阳）有两个英气蓬勃的青年主薄：一个叫祖逖，一个叫刘琨。两人意气相投，共被同寝，关系十分融洽。

这是西晋“八王之乱”的前夜。大族擅权，政治黑暗；豪强纵横，民不聊生，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了。祖逖素怀大志，对每况愈下的政局充满了忧虑，他经常和刘琨议论国家大事，有时夜深了还不能入睡，拥被起坐，相互勉励说：“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你我两人应该各自在中原干出一番事业！”一天半夜里，祖逖被野外传来的鸡鸣声吵醒了，他踹了踹身旁的刘琨，说：“这不是什么坏声音呀！”于是，两人相邀到户外，拔剑起舞。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闻鸡起舞”的佳话。

祖逖（266—321），字士稚，生于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一个官僚大族，父亲祖武，曾出任上谷太守。祖逖少孤，性格活泼，不拘小节，十四、五岁了还不知道用心念书，但他很富于同情心，每当到田庄上去，往往佯称兄长意旨，散发一些谷帛接济生活困苦的乡亲，因此博得宗族乡里的敬重。

后来，祖逖发愤读书，“博览书记，该涉古今”，渐渐有了些名气，人们称赞他有政治才干。这时，祖家侨居阳平，阳平郡察举他当孝廉，司州进而举荐他为秀才，他一概不应。不久，他才出任司州主簿。在这里，他与刘琨结为知交。

一场历时十六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爆发了。在“八王之乱”中，祖逖和刘琨萍飘蓬转，各自东西。

祖逖矢志北伐祖逖先后担任齐王司马冏大司马府的掾属、长沙王司马乂骠骑将军府的祭酒和主簿，稍后又迁任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等等。永兴元年（304）七月，洛阳禁卫军在东海王司马越的统率下，拥晋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祖逖随军出发，讨伐军在荡阴大败，惠帝当了俘虏，被挟持去长安，祖逖又随军返回洛阳。

西晋宗室诸王为了争夺帝位，像一群疯狂的野兽。他们制造了一场场惨剧，中原化作一片焦土，横尸遍地，生灵涂炭。在宦海中浮沉了多年的祖逖对此深感失望，当关东诸王，如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王司马模等人竞相招引他出来做官时，他一一回绝了。东海王司马越又命他担任典军参军、济阴太守，适遇其母病殁，他干脆守丧不出。

永嘉五年（311）六月，洛阳陷落，北方人民纷纷逃亡到南方避难，祖逖也被迫带着亲族宗党几百家南下。一路上大家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祖逖主动把车马让给老弱和病人，又把粮食、衣物和药品分给别人。他和大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大家既感激他，又敬佩他，一致推举他担任流人队伍的“行主”。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祖逖传》及《刘琨传》，下引两传者，不另作注。这支流人队伍到达泗口时，坐镇建邺（今南京）的镇东大将军司马睿已经打出晋朝廷代理人的招牌。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建兴元年（313），又征召他担任军谘祭酒，居京口。

祖逖出身北方大族，在司马睿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里本可以安享尊荣，步步高升的。但是，他不愿苟且偷安，不贪恋安定舒适的生活。在南北门阀士族热衷于新政权的权力再分配的时候，在他们热衷于求田问舍，进行新的兼并的时候，祖逖义正辞严地提出收复半壁河山，拯救中原同胞于水火的强烈要求。他对司马睿慷慨陈词，说：“晋室之乱，并不是皇上无道，百姓造反；而是藩王争权，自相残杀，于是给夷狄可乘之机，以致毒流中原。如今沦亡的百姓备受蹂躏，人人都有奋起反击之志。大王如果能够命将出师，以祖逖者流为之统领，那么江北郡国豪杰必定会望风响应，沦亡的人士也会欢欣鼓舞，如此，也许国耻可以得到申雪。望大王作出决定！”

祖逖的要求，代表了人民的愿望，但无异于给司马睿出了一个难题。司马睿自移镇建邺，一心一意在拼凑江南小朝廷，他和拥戴他的门阀士族都无意北伐，此中自然有他们的如意算盘。从司马睿来说，虽然国土沦丧，他仍不失为偏安之主；如果北伐成功，这皇帝的宝座还不知究竟属谁呢！从执政的门阀来说，既然大权已经在握，贪欲基本满足，为什么要舍弃安适的生活去冒生命危险呢？然而，面对祖逖大义凛然的请求，他们又不便公开反对，为了敷衍天下人耳目，司马睿乃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前锋都督出师北伐①，只拨予千人粮饷、三千匹布，而不给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司马睿的冷漠态度并没有动摇祖逖北伐中原的决心，他率领跟随自己南下的流人队伍百余家，毅然渡江北上。船到中流，他眼望滚滚东去的大江，感慨万千，遂用力拍击船楫发誓说：“我祖逖立志北伐，如果不能扫清中原而凯旋归来，就让我如同这浩浩荡荡的江水一样，有去无还吧！”其辞色壮烈，众人听了，慨叹不已。

艰难的北伐之路北伐的形势十分严峻。祖逖面临的对手不仅是割据冀、豫一带，拥兵十多万的羯族石勒集团，河南地区还盘踞着为数众多的汉族地主豪强武装，即所谓“坞主”。这些坞主修筑坞堡，自称刺史、太守，称霸一方，依违于晋、赵之间，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可能成为北伐军的盟友，也可能成为北伐军的敌人。这种形势决定祖逖北伐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道路。

祖逖进屯淮阴，一方面招募士卒，训练军队；一方面设冶开炉，铸造兵器。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后，大约于建武元年（317）初，才率领一支二千多人的军队北上芦洲。

果然，北伐军首先遭到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的阻遏。张平、樊雅是兖、豫一带的豪强，乘乱起兵，张自任豫州刺史，樊自任谯郡太守，各据一城，有众数千人。张平部下，还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多支小部队，各有数百人。张、樊名义上臣属于司马睿，接受司马睿给予的四品将军头衔，实际上不受约束，自行其是。祖逖派遣参军殷乂去联络张、樊，殷乂有些看不起张平，指着他们的住房说这只配作马厩，又指着一口大镬说这可以铸铁器。张①“前锋都督”之职据《太平御览》卷四八○引《晋中兴书》补。

平以受侮辱为口实杀死殷乂，拥兵与北伐军对抗。张平“阻兵固守”①，殷乂诚然不能辞其咎，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这位自封的豫州刺史不能容忍朝廷派来的豫州刺史。这类豪强，虽然他们原来也经常受到敌人的攻击，但当他们的既得利益稍许受到危害，他们则宁肯站到敌人的立场攻击自己的同盟者。祖逖兴兵讨伐张平，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军事进攻难以奏效，他就使用离间计，从张平部下分化出谢浮，用谢浮杀了张平。张平虽死，樊雅仍占据谯城，祖逖进据太丘，因军中乏食，处境十分困难。一天夜里，樊雅派兵偷袭，攻入壁垒，直逼祖逖营帐，军中一片混乱。祖逖沉着指挥应战，督护董昭英勇杀敌，终于打退了樊雅的进攻。为了尽快攻下谯城，祖逖向南中郎将王含求援，王含命参军桓宣领兵五百助战；祖逖又“征兵诸村保”，蓬陂坞主陈川使将领李头将兵助之。祖逖一面发兵进攻，一面派桓宣入谯城劝降，樊雅这才出城归降。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祖逖终于攻占谯城，在豫州站住了脚跟，并打通了北伐的通道。

正当祖逖以谯城为根据地，且战且耕，逐步扩大战果的时候，发生了蓬陂坞主陈川叛归石勒的事件。陈川本是号称“乞活”的流民集团的首领，自称宁朔将军、陈留太守。这支流民武装长期割据浚仪蓬陂，曾经投降石勒，又受晋官号。陈川部将李头攻打谯城立功，祖逖遇之甚厚，赏赐他一匹骏马，以后李头经常感激地说：“如果能够奉事祖将军，我虽死无憾！”陈川听了大怒，遂杀李头。李头的亲党冯宠鼓动所属四百多人投奔祖逖，陈川更加怒不可遏，大掠豫州诸郡以为报复。祖逖则针锋相对，派将截获，并命令他们把抢来的财物归还百姓。陈川战败，于太兴二年（319）四月以浚仪投降石勒。祖逖进攻蓬关，石勒派养子石虎率领五万大军救授陈川，祖逖寡不敌众，暂时撤兵到梁国。石虎在豫州进行了一番洗劫之后，也带着陈川回师襄国，只留下将领桃豹戌守蓬陂坞。这年十月，祖逖派督护陈超攻打桃豹没有成功；不久，再度派将领韩潜进击。韩潜占领蓬陂坞东台，桃豹退据西台，双方对峙四十来天，形成胶着状态。

祖逖决定设计智取。当时，双方粮草供应都很紧张，祖逖命令把沙土装在粮袋里，让一千多人像运送军粮一样，忙忙碌碌运上东台，又故意让几个人真的挑着大米，走在后面，佯装累得走不动了，放下担子在半道上休息。桃豹的军队缺粮已久，见晋军运粮，早红了眼。他们紧盯着道上那几个人，以为有机可乘，突然冲过来抢粮，那几个人扔下粮袋仓皇逃跑。桃豹的军队虽然抢到了几袋大米，但以为晋军粮食充足，反而更加人心惶惶，毫无斗志。不久，祖逖得到情报，得知石勒用千头驴给桃豹运送粮食，他派遣将领在汴水堵截，悉数缴获了这批粮食。桃豹闻讯，连夜退兵东燕城，祖逖乘胜进军，派韩潜攻占封丘，威逼桃豹，他亲自率军夺取雍丘。接着，他又多次派兵进攻石勒屯戍，石勒在河南的境土日益缩小。太兴三年（320）七月，石勒不甘心失败，派遣一万多精锐骑兵反扑，但又被严阵以待的北伐军所败。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争夺，祖逖取得北伐战争以来最重大的胜利，朝廷以此擢升他为镇西将军。

将军壮志未酬①《晋书·张平传》。

祖逖在北伐中不仅善于分化瓦解敌军，而且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豪强武装集团和坞壁主，这是他能够以弱小兵力多次打败敌军的重要原因。当时河南境内有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割据集团，他们各据一方，经常以兵戎相见。祖逖多次派人从中调解，晓以大义，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他们都服从自己的统一指挥。黄河沿岸还有一些小坞主，迫于石勒强大的势力，不得不臣服于石勒，送其子弟到襄国为人质。祖逖理解他们的处境，只要他们不与北伐军作对，一概不加追究。有时，他派出小股巡逻队，伪装抄略这些坞堡，给石勒造成假象。这些小坞主对祖逖感恩戴德，经常帮助北伐军刺探情报，使北伐军打了不少胜仗。

祖逖既长于御军，又善体恤民情。将士“其有微功，赏不逾日”；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在统治区内劝督农桑，恢复农业生产；在军队中一直实行且战且耕，以耕养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自奉节俭，不畜私产，其子弟与战士一样参加耕耘、背柴负薪。因此，北伐军得到河南地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有一次，祖逖摆下酒宴，招待当地的父老兄弟，一些老人热泪纵横，把祖逖比作再生父母，在座上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

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祖逖领导下的北伐军正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同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苦战四年多，终于收复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北伐军也由小到大，越战越强，成为一支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劲旅。

石勒慑于北伐军的威力，转而采取守势，他下令幽州官府修祖氏坟墓、成皋县修祖逖母亲坟墓；又写信给祖逖，要求通使和开放贸易。祖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曾派参军王愉出使，并“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兖、豫地区的人民总算可以过上几天安全日子了。

祖逖的目标是清定中原，他不敢稍有懈怠，抓紧“练兵积谷”，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但是，太兴四年（321）七月，朝廷却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幽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祖逖心里十分难过，他感到自己成年累月在疆场上与敌人周旋，还得不到朝廷的信任，而徒有虚名，并无远见卓识的戴渊反要来辖制自己。这时，又传来王敦跋扈，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消息，眼看内乱将起，北伐还有什么希望！祖逖心力交瘁，忧愤成疾。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图进取不辍’，抱病营缮虎牢城。虎牢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他担心城南没有坚固的壁垒，易被敌人攻破，特意派从子祖济率众筑垒。不幸祖逖病情急剧恶化，壁垒尚未修成，他已病死在雍丘，终年五十六岁。

祖逖去世的消息传开以后，豫州人民痛哭流涕，谯梁百姓还自发为祖逖修建祠堂，纪念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畏强敌、百折不挠的爱国名将。刘琨出镇并州当祖逖在南方高举北伐大旗的时候，他的挚友刘琨正在并州独撑危局，孤军奋战。

刘琨（270—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祖、父在魏晋之际历仕高官。刘琨少有“俊朗”美誉，所谓“洛中奕奕，庆孙、越石。”①庆孙即刘琨兄刘舆的字。他工于赋诗，颇负文名，称得上一个风流才子。当时，贾后之侄贾谧权过人主，喜欢附庸风雅，身旁聚集了一班出身于豪族贵戚的文人，为之歌功颂德。这班人号称“二十四友”，名气很大，而刘琨兄弟也厕身其间。“二十四友”的首领是以奢侈闻名天下的石崇，他在金谷涧有一处无比豪华的别墅，成了这班人的聚会场所，他们在这里饮酒赋诗，作无病呻吟。刘琨早年的才华都抛掷在这种庸俗的酬答之中，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后来，刘琨历职太尉掾、著作郎、太学博士和尚书郎。赵王司马伦执政，刘琨父子兄弟以赵王姻亲并被委以重任，从而卷入了“八王之乱”的漩涡中。司马伦篡位，刘琨迁太子詹事。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聚兵数十万进攻洛阳，刘琨奉命与孙会率领三万宿卫兵迎战司马颖于湨水，大败而还。司马伦失败后，入朝辅政的司马冏因刘琨父兄名望很高，故不加罪，并且以其兄刘舆为中书郎，以他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及司马冏败，范阳王司马虓引之为司马。东海王司马越执政，以司马虓代刘乔为豫州刺史，刘乔举兵抵抗，刘琨率领突骑五千救虓，因兵败与虓俱逃往河北，父母却陷于刘乔。司马虓领冀州，刘琨到幽州向王浚借突骑八百，渡河击败刘乔，才救还父母。接着，刘琨又与虓连败司马颖部，以功封广武侯，封邑二千户。在“八王之乱”中，刘舆、刘琨兄弟陷得很深，充当了这群杀人魔王的帮凶。

光熙元年（306）九月，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这是刘琨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魏晋以来，匈奴、羯人大批内迁并州。西晋统治者残酷奴役少数民族人民，激起他们的仇恨和反抗。并州，成了民族矛盾斗争的焦点。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匈奴族人民的情绪，以兴复旧业为号召，自称汉王，起兵反晋。他们驱逐了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占据了并州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如果说他们在开始时还具有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性质的话，那么，当他们在并州建立割据政权，推行倒行逆施的民族报复政策以后，这种性质就已经改变了。

刘琨在赴任的途中上表朝廷说：“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这如同一幅撕人心肺，催人泪下的悲惨图画！

刘琨出镇并州，是其兄刘舆的主意，是作为司马越篡权的一个步骤①，但是，历史把他引上了抗击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的战斗道路，使他的后半生多少闪现出一些光彩来。他写有一首题为《扶风歌》的诗，记述了行程的艰难，抒发了对攻局的不满和忧虑，从中可以看出刘琨思想感情的变化。诗云：“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

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

据鞍长叹息，泪水如流泉。”

①《晋书·刘琨传兄舆附传》。

①《晋书·刘琨传兄舆附传》：“（东海王越）以为左长史。越既总录，以舆为上佐..舆乃说越，遣琨镇并州，为越北面之重。”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

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带领招募来的千余人，跋山涉水，冲破汉刘渊部的重重障碍，终于在元嘉元年（307）三月转战到了晋阳（今太原）。

这时，经历了战乱和饥馑洗劫之后，并州已经剩下不到两万人户，而晋阳仅是一座空城，“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即便如此，刘渊的部众还常常来骚扰抢掠。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刘琨安抚百姓，招徕流民，一面加强军事防御，一面抓紧生产自救。老百姓携带着武器下地耕耨，士兵在周围警惕地守卫。虽然也偶尔发生战事，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得到恢复。不到一年光景，这块荒芜的土地又有了生气，流亡在外的人民群众逐渐返回家园，鸡犬之声重新连成一片了。

独力难撑危局晋阳南面是强大的匈奴汉政权，北面是正在崛起的拓跋鲜卑，东面是依仗段部鲜卑支持的西晋幽州刺史王浚。而刘琨的统治仅局限于晋阳及其附近，兵力很少，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永嘉二年（308）十月，刘渊在蒲子称帝。十一月，刘琨派遣庞淳攻占壶关，打败刘渊的将领綦毋达。然而，次年七月，刘渊派刘聪和王弥领兵争夺上党，包围了壶关。刘琨以护军黄肃、韩进驰援，二将俱战败牺牲，上党太守庞淳投降，壶关得而复失。后来，刘琨再派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疾速进据襄垣，又调动赵拟、李茂等将领继之，三支部队协同作战，夜袭汉军，汉军一时措手不及，丢掉辎重逃窜。张倚等乘胜追击，俘获不少，但仍然没有夺回壶关。

由于刘渊势力日益强大，匈奴铁弗部刘虎和白部鲜卑都归附了刘渊，致使晋阳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刘琨决定兴兵讨伐刘虎和白部鲜卑，以解除后顾之忧，但他自己的兵力不足，只得卑辞厚礼向拓跋鲜卑请求援兵，拓跋鲜卑首领猗卢派来两万骑兵助战。在刘琨的亲自指挥下，一举打败了刘虎和白部鲜卑。

当时，拓跋鲜卑正当发展阶段，渴求向内地发展，刘琨引鲜卑兵为授，一是导致了拓跋鲜卑的内侵，二是引起与王浚的矛盾。刘琨感激拓跋鲜卑的支援，遂与猗卢结为兄弟之盟，并表请朝廷署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代郡地属幽州，王浚大为不满，发兵击猗卢，但反被打败，由此王、刘关系破裂。以后，猗卢嫌代郡悬远不便，要求进入陉北之地，刘琨既无力制止，也有心继续依靠拓跋鲜卑，所以把陉北的楼烦、马邑、阴馆、繁峙、崞等五县让给拓跋鲜卑，迁徙五县人民到了陉南。

刘琨过惯了奢豪的生活，时局紧张，他还能暂时克制；时局一旦好转，他就旧病复发，放纵自己。他嗜好声色，宠爱身边一个懂得音律的佞人徐润，委任他当晋阳令。徐润恃宠骄横，经常越权干预政事。这件事使奋威将军令狐盛感到忧虑，令狐盛敢于直言，多次劝刘琨除掉徐润，刘琨不从。徐润听说，深恨令狐盛，他明知刘琨忠于晋室，故意不阴不阳地对刘琨说：“令狐将军要劝明公称帝呢！”刘琨不禁大怒，也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杀了令狐盛。刘琨的母亲对此很气愤，斥责他说：“你既无深谋远虑，又不会驾御豪杰，只会杀比你强的人，怎么能够成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跟着你遭殃的。”晋阳曾经吸引了许多要求抗击少数民族统治的人，“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但是刘琨的政治才能使他们失望，因此出现了“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的状况。

永嘉六年（312）七月，刘琨准备出兵进攻平阳。不料令狐盛之子令狐泥叛降刘聪，具言并州虚实，招引汉将刘粲、刘曜领大军入寇。刘琨以部将郝诜、张乔拒敌，他亲自到常山、中山合兵。郝、张不幸战死，刘粲乘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敌，刘琨父母都遭杀害。刘琨回救不及，退避常山，向拓跋鲜卑求救。十月，猗卢派兵数万为前锋，他亲率二十万大军继后，刘琨收集残部几千人在前充当向导。双方经过激战，刘粲、刘曜败走，损失三千余人。刘琨请求猗卢乘胜进军，猗卢辞以士马疲弊，留下将领箕澹戍守晋阳，送给刘琨马、牛、羊各千余头，车百乘，然后引兵北归。刘琨移驻阳曲，以图东山再起。

这时，石勒在襄国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冀州郡县壁垒纷纷降附，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消灭王浚和刘琨。但是，刘琨对北方形势这一重大变化却不甚了然，且对石勒抱有幻想。他曾经把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养子石虎送到襄国，试图劝说石勒投降。王浚则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他目睹石勒日益强盛，而竟梦想由石勒推戴他当皇帝。面临石勒这个共同敌人，他们不仅没有联合起来，而且越打越凶。刘琨派高阳内史刘希到中山一带征兵，不久聚众三万人，其中多数是幽州所属的代郡、上谷和广宁三郡的民众。王浚不能容忍，派部将胡矩与辽西段部鲜卑一起攻杀刘希，夺回了三郡士众。刘、王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恶化了。

刘琨与王浚之间的纷争，给石勒以可乘之机。建兴二年（314）二月，石勒出兵奔袭王浚，同时遣使向刘琨求和，诈称愿意以讨伐王浚报效朝廷，为自己洗刷罪恶。刘琨大喜，立即传令州郡，说：“我和猗卢正在议论讨伐石勒，石勒自知走投无路，请求攻取幽州以赎罪恶。现在我即将驱兵南下平阳，剿灭平阳的逆类刘聪，降伏尚知回头的石勒，上应天意，下顺民情，翼奉皇家，这乃是我多年耿耿忠心的结果呀！”由于刘琨作壁上观，石勒顺利消灭王浚，攻占幽州。王浚亡后，石勒立即把矛头转向刘琨，刘琨顿觉唇亡齿寒，才知道上了大当。这年三月，刘琨上表晋愍帝说：“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实际上，刘琨岂止无力进讨，而是自顾不暇了，建兴三年（315）六月，汉将刘曜寇上党，在襄垣打败刘琨军队，刘曜准备进取刘琨大本营——阳曲，只因刘聪急于攻打长安，刘曜才主动退兵。

不久，刘琨引以为援的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发生内讧，猗卢被其子六修所杀，六修又被普根所灭，于是诸部大乱，互相攻杀。晋人卫雄、箕澹为将军，颇受部众拥护，他们与在拓跋部为质的刘琨子刘遵鼓动晋人和乌丸三万余家，带着马牛羊十万余头投归并州。刘琨得到这支有生力量，势力才有所恢复。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刘琨与石勒的决战终于爆发了。石勒发兵围攻乐平郡治沾城①，太守韩据向刘琨告急。刘琨新得士众，跃跃欲试，企图乘此机会一举消灭石勒。箕澹、卫雄劝阻说：“这些士众虽是晋民，但他们久沦异地，对明公恩信尚不了解，恐怕不易驾驭。不如暂且闭关守险，课农养兵，等待他们受到感化，然后用之，则大功可成。”刘琨自恃兵力甚强，决计与石勒硬拼，他下令倾巢而出，派箕澹率领二万步骑为前锋。石勒据险设伏，佯装败走，当箕澹纵兵追入伏击圈，前后伏兵一时俱起，二万步骑几乎全军覆没，箕、卫二人只带着剩下的千余骑逃往代郡。而沾城的韩据见援军溃败，也只得弃城逃命了。刘琨本来驻屯广牧为后援，急忙回师阳曲，但此时留守阳曲的并州长史李弘也已经投降了石勒。刘琨无家可归，惶惶然不知所为，幸得段匹c来信相邀，他才带领余部到蓟城投靠段匹c。

寄人篱下的日子从此，刘琨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段匹c，段部鲜卑左贤王，时自命为幽州刺史。起初，段匹c很敬重刘琨，二人互通婚姻，结兄弟之好；又歃血为盟，共约翼戴晋室。建武元年（317）三月，刘琨与段匹c派温峤、荣邵到建康给司马睿送劝进表，临行，刘琨语重心长地对温峤说，“去吧！我在河朔为朝廷立功，一定会使你在江南也感到光采的。”七月，段匹c推举刘琨为大都督，传檄其兄、大单于段疾陆眷、叔父段涉复辰、弟段末柸于固安会师，共讨石勒。但段氏内部不和，末柸暗中勾结石勒，他在疾陆眷、涉复辰面前挑拨说，“你们身为父兄，却要服从子弟，这是一种耻辱。即使侥幸有功，也只属匹c一人，于我们有什么好处？”疾陆眷和涉复辰觉得有理，遂带兵回去了。刘琨与段匹c在固安等不到他们，也只好返回蓟城。刘琨一生中所策划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形势骤然恶劣。太兴元年（318）一月，段疾陆眷死后，段氏内部生变，涉复辰自立为大单于，段匹c自蓟往辽西奔丧。段末柸唆使涉复辰发兵阻拦，而突然从背后袭杀涉复辰，篡单于位。接着，末柸又率众迎击段匹c，匹c败走。当时，刘琨子刘群奉父命护送匹c，不幸被末柸所俘虏。末柸厚礼招待刘群，以推刘琨任幽州刺史为条件，引诱他合谋袭击段匹c，又指使他写信请刘琨充当内应，但这封密信被段匹c的巡逻骑兵截获了。刘琨一无所知，有事来见匹禅，匹c把信交给他看，说：“我没有怀疑明公之意，所以才把此事相告。”刘琨坦然地回答说：“我与明公歃血为盟，立志共佐王室；仰仗明公威力，才可能为国雪耻。即使此信秘密送交给我，我也决不会为一个儿子而辜负明公，丢掉信义的。”匹c本不想害刘琨，而其弟叔军在一旁蛊惑说：“我们为胡人，之所以能够降服晋人，不过是他们畏惧我们士众之多。现在我们骨肉相残，正是他们谋反的良机，如果有人拥戴刘琨而起，我们就要彻底垮台了。”于是段匹c背信弃义，将刘琨投入牢狱。

①《晋书·石勒载记》作“坫城”，据《通鉴》卷八九愍帝建兴四年胡三省考，“坫”为“沾”之讹。自从流落到蓟城以后，刘琨忧愁忧思，心头笼罩着阴云。每当想起大功不遂，国耻未雪，想起段部鲜卑心怀异志，前途渺茫，悲愤、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他对将佐慷慨陈词，恨不能战死在疆场之上。他在给别驾卢谌的书信中写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济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流，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其后诗云：“威之不建，祸延凶播。忠陨于国，孝愆于家。斯罪之积，如彼山河。斯衅之深，终莫能磨”。①国家沦丧，亲人遭难的惨痛教训，擦亮了诗人的眼睛。这里有对少壮年代的追悔，有对晋阳时期的检讨，情深意切，感人至深。

身陷囹圄，刘琨“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他在狱中又写一首五言诗赠卢谌，诗的最后几句说：“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人慨叹壮志未酬而忽遭摧残的境遇，既浸透了辛酸的血泪，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豪情，这是诗人最后的诗篇，也是诗人一生创作中的高峰。

据说“琨诗托意非常，掳畅幽愤”，希望卢谌设法相救，但卢谌有负所托，写了一首不咸不淡的诗相酬和，使刘琨深为失望。

刘琨被拘之后，其子刘遵与左长史杨桥闭门自守，段匹c派兵攻克，捕获刘遵等人。代郡太守辟闾嵩、雁门太后王据、后将军韩据谋袭段匹c，不料走漏风声，匹c捕杀辟闾嵩诸人及其徒党。五月，王敦遣使指使段匹c杀害刘琨，于是，段匹c诬刘琨窥测神器，图谋不轨，矫诏缢杀刘琨，并杀其子侄四人。

①《文选》卷二五《答卢谌诗一首并书》。

第八章 晋元帝、王导、谢安

第一节 晋元帝①

司马睿（276—322），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东晋朝的建立者。谥号为元皇帝，史称晋元帝。

一个皇室疏属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与司马睿是叔侄关系。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的庶出之子，魏帝曹芳正始年间，始受封为南安亭侯。嘉平初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从而控制了曹魏政府的实权。司马懿为代魏准备条件，分别派诸子出任境内几个重要地区的都督。司马伷以宁朔将军之职坐镇邺城。邺城是曹操封魏时的都城，曹魏王公的聚居之地，素为屯兵屯粮的重镇。司马伷被委镇此地，反映了司马懿对他的重视。在魏世，司马伷还先后担任过散骑常侍、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征虏将军等职。西晋开国后，又历任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等职，初封东莞郡王，后改封琅邪王。平吴之役，司马伷率军出涂中，立有大功，遂进拜侍中、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督青州诸军事等职。父司马觐为司马伷长子，初拜冗从仆射，后袭爵琅邪王。一生无突出事迹。

咸宁二年（276），司马睿生于洛阳。太熙元年（290）司马觐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邪王爵。同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继立的司马衷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极端残酷的攻杀。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王导，字茂弘，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王氏，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是其族兄。王导是西晋末年有一定才能的政治家。他预见到天下将要大乱，为利用司马睿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多次劝说司马睿离开多事的首都地区回到封国。司马睿赞成王导的主张，但是一直找不到归国的机会。

永兴元年（304）七月，“八王之乱”进入高潮。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亲征邺城。当时，坐镇邺城的将军是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前不久，司马颖击杀了执政的长沙王司马伷，强迫惠帝封他为皇位继承人。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务之后，司马颖将皇帝的乘舆服御尽数劫入老巢，并以邺城遥制洛阳。司马颖的横暴和专权，引起了另外一些实力派人物的不满。尚书令司马越乘机以惠帝的名义发布檄书，征召四方军队讨伐司马颖。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邺战争，年二十九岁。

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邺，司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邺。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司马睿到达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元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赴往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去了。

精心筹划，移镇建邺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元。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

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

司马睿的南下出自王导兄弟的精心筹划。晋末政局，纷乱异常。司马越在战胜司马伷夺回惠帝以后更加专权跋扈，陵暴乖戾，特别是后来竟然不计后果地将惠帝鸠杀，另立司马炽为新的傀儡皇帝。这使王导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有灾难性的大乱爆发，只有南下或许可以避难。于是，他极力怂恿司马睿出镇建邺，并利用兼参东海王军事的便利条件，游说鼓动取得了东海王妃裴氏的支持，从而促成了此行。

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立刻遇到了如何争取江南士族支持的问题。西晋灭吴后，江南曾一度是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晋末动乱，这里虽未象中原那样备罹战祸，但同样也是个多事之邦。江南士族在这块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半年前，他们刚刚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相陈敏。江南士族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司马睿感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江南士族的利益，他将无法在建邺站住脚根。不过，这时的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有号召性的、并能尊重他们利益的西晋皇室镇戍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属于皇室的疏属，素无名望而又无业绩。

基于这些原因，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共同排演一场专供南方士人欣赏的节目，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308）三月三日，建邺士庶照例在水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这一天，在王导的安排之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威风凛凛的仪仗簇拥着，出游观禊。王导、王敦以及北来的大族名士都骑马跟在仪仗的后面作为扈从。这个阵势大大出乎南士的预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司马睿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将来要拥戴的领袖，不能轻视。正在现场的南士领袖纪瞻、顾荣等人急忙在道左进行参拜，表示他们对司马睿的恭敬。

观禊之后，王导为司马睿进一步谋划，企图以通过拉拢纪瞻、顾荣等人的手法，实现使整个江南士族集团归附的目的。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顾荣等人。经过这一番往来，顾荣等人认为司马睿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皆应命而至。司马睿把一大批南士委以重任，并让顾荣等人参与有关军府政事的机要活动。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东政权初步形成了。

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型割据政权的过程中，王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司马睿对于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并把他比作为萧何。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到永嘉三年（309）三月，王敦从青州调任扬州刺史，建邺更成了王氏的天下。而王导为司马睿所制定的“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资治通鉴》卷86）的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

全力经营江南永嘉三年（309），已在山西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前后两次派兵攻打洛阳。总揽朝政的司马越征调建武将军钱和扬州刺史王敦率军援救京师。钱出身于吴兴大族。当陈敏企图割据江东时，他曾起兵讨伐，陈敏败后，以功封建武将军。钱到达广陵（今江苏清江西），闻汉兵强盛不肯前行。司马睿奉司马越之命，派人催行，并威胁钱说要以军法实行惩办。钱不愿送死，被迫举兵反抗，转而攻打王敦。王敦不敌，南奔建邺。钱将俘获的度支校尉陈丰杀死，并焚烧粮仓，自号为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孙皓子为吴王，建立政权。司马睿派兵进讨，但因众寡悬殊，未敢交锋。次年三月，钱屡战皆胜，兵逼阳羡（今江苏宜兴），威胁建邺。这时义兴大族周玘纠合部曲起兵，与政府军合力，终于将钱击灭。周玘属于江东的武力豪族。平钱已是他参与灭石冰、陈敏之后的三定江南了。由于平定钱有功，司马睿任命周玘为吴兴太守，又特地将吴兴的阳羡及长城的西乡，丹阳的永世划为义兴郡，以示对他的旌奖。分割郡县的大事，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决定，而司马睿新立义兴郡，事先并未同洛阳打招呼，这说明他的政权已有很大的独立性了。

永嘉四年（310）七月，刘渊病死。汉统治阶级内部一度因争夺最高权力，而暂时停止了对西晋作战。但是到这年十月，夺得王位的刘聪重新调遣四万大军进攻洛阳，并命令在黄河下游流动作战的石勒率军配合，洛阳重新告急。晋怀帝司马炽传檄哀告各地方镇发兵入授，但始终未见一路救兵到达洛阳。朝臣议论纷纷，要求迁都以避兵难。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的周馥从寿春（今安徽寿县）上书给怀帝，建议迁都到寿春。司马越不能允许周馥等人将有号今天下作用的皇帝从自己手中夺走。在大敌当前之时，他一面出居许昌，一面北调周馥。周馥素来对司马越专权不满，这次自然不会承命。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司马睿早就对他督区之内的这支异己力量耿耿于怀，乘势派出部将甘卓、郭逸等人协助裴硕攻打周馥。周馥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南）被俘，忧愤而死。事后，司马睿在与别人议论此事时，也默认周馥是没有反罪的。周馥死后，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一带。江南政权的割据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其党羽王衍奉丧还葬东海。被司马越留在洛阳防察宫省的何伦等人也离城东走，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追随而行。不久，困守孤城的晋怀帝接受青州都督苟晞的邀请，准备迁都仓垣。一时间，洛阳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狂潮。到怀帝准备动身之时，竟然连个卫队也找不到了，朝廷的官员更是十不存一。不久，洛阳为汉军攻陷，怀帝被俘。王衍等人也被石勒抓住杀死。

逃出洛阳的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分别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和密县（今河南密县）建置了行台。与此同时，大将军苟晞、大司马王浚也在仓垣和幽州等地建立行台。他们各奉一位西晋皇室成员代表中央政府，布告天下。其中以荀藩奉立的秦王司马邺的行台影响较大，他们传檄四方，要求各地方镇出兵勤王。由于对司马睿的期望最大，遂推举司马睿为盟主。在司马越死后，怀帝曾重新对各方镇进行过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重视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和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口，为逃避胡人的杀戮，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外，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余者皆纷纷南下。“是时，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江淮”（《晋书·食货志》）。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大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集团具有强大的势力。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他先后委任了很多人担任内外主要官职，并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居于优势地位。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也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但是，司马睿的上述作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它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过也有一部分南迁的北方大族名士对司马睿势力的孤弱表示失望。汝南大族周f曾发牢骚地说：“我是因为中原地区不安定来此避难的，而这里如此单弱，怎么能保证安全呢！”为此，王导做了大量的拢络工作，逐渐稳固了他们的情绪。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这是晋惠帝元康年间政府分割扬、荆十郡而设置的新州。司马睿的势力向西发展，必须要实现对江州的控制。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以都督江州军事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因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司马睿接受盟主的称号以后，没有理睬北方的求援，却对华轶加紧了行动。永嘉五年六月，他先把部将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构成军事压力，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令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以及周访等人合兵攻打江州。由于下属的叛变，华轶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司马睿还派兵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从而将势力范围接近了长江的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312）二月，从北方传来石勒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石勒在苦县宁平（今河南郸城东）屠戮王衍等西晋大臣后占据许昌。不久，他引军骚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北，是周围三十里的大湖。它上承澺水（今洪河），东出■水、富水连结淮河。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确实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

永嘉六年十二月（313年1月），司马睿写信给流窜到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的荆州刺史王澄，要他到建邺担任军谘祭酒。王澄为王衍的胞弟。六年前，王衍曾为家族的长远利益作过一些规划，以王澄为荆州刺史就是他替自家安排的一条退路。王澄到任后，纵酒博弈，昏庸残暴。他在派部将镇压李骧领导的流民起义时，曾用欺骗手法将投降的八千多人尽沉江中，可谓凶残至极。杜弢起义发生后，迅速波及荆湘诸州，王澄亲自将兵攻打，却屡为杜弢所败。不久，荆益诸州都督山简的部将王冲又自称荆州刺史，把王澄打得四处奔逸，立足无所。正在仓皇之际，司马睿请柬的到来，对于王澄来说好象救星一般。他立即答应奔赴建邺，但途经豫章时，王澄因得罪王敦，被杀。王澄死后，司马睿派周f接替王澄的职务，企图进占荆州。但由于受到流民军的攻击，周f无法在荆州立脚。

永嘉七年（313）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愍帝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拉拢他们，以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汉将刘曜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在司马睿的下属中，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的军谘祭酒祖逖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因为在江南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司马睿和王导的共同理想，所以他们无意于北方。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最后，司马睿只得对祖逖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并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既不供给武器铠甲，也不调拨士兵，只给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

激烈的内部冲突司马睿无暇北顾并非完全是托词。在当时的南方，不仅荆州的动乱一直未平，就连腹心的扬州地区也出现了麻烦。义兴大族周f曾因平定钱有功被封为吴兴太守，但是在“三定江南”中周氏宗族所显示出的强大武力，已引起司马睿的疑虑和惧怕。所以尽管周f治理吴兴颇有成效，却一直得不到建邺的信任。同时，周f还要承受着司马睿心腹刁协等人轻视的压力，这就使得他羞愤万端，决意反抗。周f联合东莱大族王恢，企图发动兵变把北方的大族赶下台，由南士取而代之。密谋不慎暴露，周f将逃到他那里的王恢杀掉灭口。司马睿知道后不动声色，下令征调周f入建康（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任镇东司马，行至中途，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当周f南行到达芜湖，司马睿复命他返回建康，改任军谘祭酒。周f终于明白司马睿是在故意戏弄他，忧愤而死。临死前，他对儿子周勰讲，杀死他的是掌权的北方人，并要求周勰为他报仇。

周勰对于父仇刻骨铭心。建兴二年（314）年底，他利用吴人对司马睿政权的不满情绪，与父亲生前旧属吴兴功曹徐馥通谋，假借奉在家养病的叔叔丞相从事中郎周札之命，声言起兵进讨执政的王导、刁协。他到处收集兵力，当地土著豪强闻讯翕然响应，连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配合。次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开始行动，周札之子周绩随即聚众响应徐馥。徐馥欲奉周札为主，但遭拒绝。由于叔父反对，周勰未敢冒然动作。司马睿闻变，准备发兵进讨。王导反对用兵。他说，多发兵容易给建康造成空虚，少发兵则不易平乱，不如利用周氏家族内部矛盾，派周札的侄子周莚去处理。周莚到达义兴后，设计将从弟周绩杀死，并迅速平定了事变。摄于周氏宗族在江南地区的门望和武力，司马睿既没有惩办周勰，也没有深究此事。为安抚吴人，他改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并提升了周莚的官职。

同在建兴三年（315），杜弢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军终于被司马睿的荆州刺史陶侃打败。两年前，原荆州刺史周f被杜弢围在浔水，靠时任武昌太守的陶侃的救援，才徼幸脱险。司马睿调回周f，改任陶侃主管荆州。陶侃经过与杜弢的数十次激战之后，才逐渐占据上峰。流民军由于伤亡过重，力量不支。杜弢被迫向司马睿请降，但遭拒绝。他复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乞降。在应詹的建议之下，司马睿同意受降。但陶侃等人仍不肯停止对杜弢的攻击，杜弢只得再反。陶侃乘势将其击溃，杜弢败死于道。不久，湘州也落入陶侃之手。

陶侃的成功，引起了王敦的嫉妒。王敦自永嘉五年击灭华轶后，一直坐镇江州，主管西线的军事。由于部属陶侃平定荆湘地区流民起义有功，司马睿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封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之职。王敦开始自行选置刺史以下的官吏，日益骄横跋扈。他乘陶侃在返回荆州的治所江陵之前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王敦改任陶侃为广州刺史，另派其从弟王廙去荆州出任刺史。但是荆州的将吏拒不接受王廙，而要求陶佩返回。王敦欲杀死陶侃，但顾虑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干涉，故终未动手。陶侃被迫赴广州。到任后，他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使那里长期动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安定，切实巩固了江东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自称帝时起，晋愍帝一直陷于困境之中。史称“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行。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晋书·愍帝纪》），甚至连盗发汉帝陵所剩的劫余物资也尽纳内府。而汉主刘聪对长安的攻势一直未减，晋愍帝司马邺虽然又进封司马睿为丞相，并多次乞师救援，但始终未能盼到江南发来的一兵一卒。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在汉军的重围之下，内外断绝，兵疲粮竭，被迫出降。长安不守，汉将虏愍帝北去的消息传至建康，司马睿如果再没有表示，则无法向世人交待。于是，他装模作样地带领将士露宿野营，向四方发布檄文，声称要立即北伐救回愍帝。然而数天之后仍不见有真正的军事行动。为了收场，给自己解脱塞责，司马睿给丞相府的督运令淳于伯栽上“漕运稽期”的罪名，将其斩首。但这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很难彰世人耳目，一时“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晋书·刘隗传》），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出面为淳于伯鸣不平，要求惩办与此事有关的周莚、刘胤等人。事情闹到了不好收场的地步，幕后主谋王导被迫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免职。司马睿终于承认，冤杀淳于伯是他的过失，但又表示对此案有牵连的人不再追究。

王与马共天下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的称帝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诏书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对此，司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与不安。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并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在经过一番忸怩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晋王的名号。司马睿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恰巧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县）打败石勒大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率三万大军、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马睿的所谓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态。

这年年底，刘聪将备受羞辱的晋愍帝杀死。愍帝之死，使司马睿的称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碍。司马睿一面斩缞居庐，表示对愍帝的哀悼，一面积极筹划即位前的事宜。这时，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劝说司马睿不要忙于称帝。他认为，司马睿当务之急是出师北伐，“雪社稷大耻”。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司马睿履行愍帝诏书的附加条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报复，先是被贬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几乎被杀。

太兴元年（318）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礼中，司马睿突然给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与自己一起共坐御床。这一提议实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导一时非常尴尬。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方面它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江南小朝廷自出现之始就形成了司马睿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司马睿称晋王，王导以扬州刺史兼为骠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诸职居中执领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等职在外独擅军权。作为皇朝帝室的司马氏不但不能驾驭臣姓，反而要受琅邪王氏一家的操纵。时谚“王与马共天下”即是对这一政局的恰当概括。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在司马睿与王氏兄弟合作的前期，两个家族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没有琅邪王氏的扶植，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的司马睿毫无存在价值。所以在这一时期，王导、王敦同司马睿是一致多于分歧。司马睿既肯于对他们言听计从，王导、王敦也对司马睿是“同心翼戴”的。但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康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司马睿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史称他推崇“申韩”之说，并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能懂得自己的用心。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显然是在和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的国策唱反调。同时，他重用刁协、刘隗等人，力图排抑、削弱王氏的势力。在司马睿称帝之时，他同王氏兄弟虽未爆发直接的冲突，但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王敦之祸称帝之后，司马睿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了官职，但是态度上十分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他只与尚书令刁协及调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在刁、刘二人的策划之下，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晋书·刘隗传》）。在太兴元年（318）一年之内，司马睿两次下诏整饬吏治。第一次的时间在三月，诏书一面对清静为政加以肯定，一面却又表示要惩办不法官吏。第二次下诏在七月。司马睿的语气转变为十分严厉，除命令各级官吏“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塞之责”（《晋书·元帝纪》）。他还亲自下令处决了桂阳太守程甫、徐州刺史蔡豹等几个违制的官吏，其中程甫是王敦的亲信。显然，司马睿在杀鸡给猴看。

对于司马睿的行动，王导很快作出反应。他派遣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在听取他们归来的汇报时，王导对顾和的议论大加褒扬。顾和出身于吴郡望族。他反对朝廷对各级官吏所进行的调查，主张“宁使纲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晋书·顾和传》）。这种纵容官吏贪污、豪强兼并的主张正是王导施政的主导思想。王敦的反应远比王导激烈。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上疏给司马睿。在上疏中，王敦夸耀他们弟兄在草创东晋政权中的功劳，为王导在朝内所受的冷遇鸣不平，并发泄了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他还威胁说：“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晋书·王敦传》），表示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王敦自恃专任阃外，手握强兵，有大功于江左，一向看不起司马睿。司马睿称帝之时，王敦曾有心废他。矛盾激化后，王敦逐渐滋生了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一直不敢贸然起兵，主要是畏惧两位同样掌握军权的外藩：梁州刺史周访和豫州刺史祖逖。

周访升任梁州刺史是在建武元年（317）十月。当时在荆州竟陵（今湖北潜江）地区有一个以杜曾为首独立的武装力量。杜曾曾多次打败过陶侃，并北袭襄阳（今湖北襄樊）、宛城（今河南南阳），使王敦派去的荆州刺史王廙无法进入江陵。时任豫章太守的周访受命救援。在沌阳，周访以少胜多连败杜曾，得封梁州刺史。太兴二年（319），司马睿以王廙在州滥杀引起民怨为由，将其调入建康，改派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害怕周访据大州对他构成威胁，遂自领荆州。当初，王敦惧怕杜曾，曾对周访许愿说，如能擒杀杜曾将荐举他为荆州刺史。就在司马睿调王廙入京之前，周访攻灭了杜曾，但王敦并不履行诺言。周访对王敦的出尔反尔，食言而肥，非常气恼。他在襄阳努力务农训兵，修养生息，伺机对王敦进行报复。

祖逖打败石虎收复谯县后，陆续降服了许多中原坞主和割据武装，黄河以南的土地皆归晋有。祖逖士马强盛、粮储丰足，随时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祖逖的兵力虽然全部集中在北方前线，但是他的威望和影响却对王敦有着巨大的震摄力，使得王敦不能不有所顾虑。

太兴三年（320）八月，周访病死。王敦消除了一块心病，遂起用沈充、钱凤等人积极谋划起兵前的部署。

与此同时，司马睿一面继续排斥王导，削弱他的实际权力；一面努力布置对王敦的防范。这年年底，他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宗室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临行前，司马睿对叔父讲，王敦图谋不轨已经公开暴露，惠皇帝受制于强臣的命运，离自己不会太远了。湘州据大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他希望叔父去那里能够牵制王敦的行动。鉴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皆掌握在各地的外藩手中，司马睿迫切地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大兴四年（321）五月，在刁协的建议下，他下诏调发沦落到扬州地区大族家为奴或者为客的北方平民，免除他们的奴客身分，编入兵籍。司马睿将他们分别配给亲信刘隗和戴渊所统领的军府。为保证诏令的顺利执行，司马睿颁布了给客制度。给客制度是在西晋荫客制度基础上，根据东晋社会的实际制定的政策。给客制度除对第一、二品官职荫佃客户数的规定比旧制有所减少外，以下各品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如第三品由原来的十户增至三十五户，第四品由七户增至三十户，最低的八品、九品也由原来的一户增至十户、五户。给客制度保留了旧制的荫衣食客人数，又增加了荫典计人数的规定。给客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客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主人）量分”（《隋书·食货志》）等规定。给客制度再一次从法律上肯定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权力，反映了东晋时期士族地主的强大以及皇权对它的软弱和依赖。当然，这一制度同样反映了地主国家同地主分子在劳动人手方面的激烈争夺。因为司马睿颁布给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大族对国家人口的过度侵吞，并把他们超过规定的私占人口强征为国家所有。通过征客为兵，司马睿得到了大量的兵员，配给刘、戴两个军府的人数各在万人以上。由于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引起他们普遍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的态度。当年七月，司马睿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戴、刘二人假节领兵出镇，名义上是对付北方的少数族，实际上是司马睿在继司马承出镇湘州后的另一防范王敦的重要军事部署。

在戴渊为都督的四州中，包括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对祖逖在北方所受的艰辛向来不闻不问，而在披荆斩棘收复了大片河南领土之后，却派人对他进行管辖，这使得祖逖怏怏不快。他认为，戴渊虽有才望，但由于是江南人，素无宏图远见，对北伐事业既会不关心，也可能不理解。特别是祖逖得知王敦与朝廷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戴渊出镇是专为对付江州而来时，更感到灰心丧气。祖逖预感到，东晋将有一场内战，北伐事业难以成功了。他悒愤成疾，终于发病而死。祖逖之死，使王敦如释重负。对于发动兵变，他再没有任何可顾忌的力量了。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从武昌起兵向建康进攻。在王敦为刘隗开列的大量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取奴为兵。显然，王敦以此争取大族对他起兵的支持。王敦声言，他身为宰辅，不能坐视刘隗误国。他还指斥司马睿“弃忽忠言，遂信奸佞”，并表示，不杀刘隗绝不罢兵，“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晋书·王敦传》）。在王敦起兵的同时，他的心腹沈充从吴兴起兵进行响应。

三月，王敦带兵行至芜湖，复上书司马睿要求惩办刁协。司马睿一面命令刘隗、戴渊还军保卫建康，一面下诏讨伐王敦。

王敦突然起兵，给王导带来很大困难。他每天一早就带上兄弟子侄在皇宫门前请罪，以避免举族受诛。

在周f的申救下，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同时，他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周f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分别统领军队。司马睿又加封周札为右将军，与刘隗分别守卫建康城的两个军事要塞——石头城和金城。司马睿还授以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的职务，改调陶侃为江州刺史，命令他们各率所部攻打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军队到达建康，周札不战而降，石头城落入王敦之手。司马睿连派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反攻，结果都未能成功。

王敦攻入建康后，对司马睿不理不睬，却放兵四处劫掠。司马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派人转告王敦说：“如果你没有忘掉朝廷的话，请马上息兵。你要有别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国为你让路。”司马睿见到败退回宫的刘隗、刁协，拉着他们的手，痛哭流涕。他亲自准备了马匹、人力，催促他们逃走。后来，刘隗逃奔到石勒那里；刁协则中途为人杀死。不久，在建康之外反对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镇也陆续遭到失败，湘州刺史司马承、梁州刺史甘卓先后被杀，陶侃则退回广州。

王敦控制了朝政。他先后将戴渊、周f等人杀死，并“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九二）。他还把司马睿软禁在宫中，取消了人身自由。四月，王敦退军还武昌，临行前又在京城设置了留府，以控制朝廷。不久，王敦加领宁益二州都督，并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在王敦看来，改朝换代已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了。

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由于极度痛苦，心力交瘁，病死在宫中，时年四十七岁。

马司睿死后，其子司马绍嗣位，是为明帝。明帝即位后二年，依靠其他大族的支持，将第二次起兵企图篡夺帝位的王敦击败。

司马睿是中国封建皇朝中最少权威的一位开国之君。他之所以能够称帝于江南一隅，不是凭借他本人的权威或者实力，而是因为他出身的西晋皇室在当时已成为汉族政权的象征。只有在这一旗号之下，北方的大族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的大族才能■■来自北方的各种势力。在拥立司马睿的大族中，琅邪王氏的势力最强，影响最大，在司马睿建立东晋朝的过程中，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和各项政策都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极大。后来司马睿试图摆脱扶植者对他的控制，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种努力不但没有成功，还终于引发了王敦之乱，导致他的受辱身亡。

第二节 王导①

身世

西汉时期，琅邪临沂县（今山东临沂）住着一家王姓大族。远祖王吉好学明经，西汉宣帝时征为博士、谏议大夫，出任益州刺史。从此，王家渐渐发迹，子孙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王家又出了个远近知名的孝子，名王祥。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王祥扶老携幼，举家南迁庐江，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其时已年近六十。因为他出身高门，又以孝道扬名，故官运亨通，从扬州别驾很快升为大司农，晋武帝时官拜太保，荣登三公高位，进爵睢陵公。弟王览也先后作过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宗正卿、光禄大夫等高官，赐爵即丘子。西晋末，王祥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徒、司空、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西晋一朝，王氏家族冠冕盛门，声势显赫。王导乃王览之孙，王裁之子，是王氏大族中的第十代。

王导（276—339）字茂弘，小名阿龙，从小有远见，才智出众，度量宏大。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他相貌不凡，惊奇地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初袭祖父爵位即丘子，司空刘寔推荐他为东阁祭酒，朝廷让他作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都谢绝了。后来，作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参谋。

投靠司马睿王导自幼跟随父兄周旋于司马氏皇室之间，与琅玡王司马睿的关系尤为密切。晋惠帝时，皇室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王导知天下将乱，遂一心推奉司马睿，暗怀中兴晋室之志，司马睿对王导也特别器重，两人如同挚友。当时洛阳战火纷飞，一片混乱，王导多次劝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不久，司马越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出镇下邳。司马睿求之不得，立即请王导担任司马，委以军事。王导尽心竭力，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永嘉初年，司马越又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司马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联合南北士族司马睿移镇建业后，三吴的大族豪强都不肯依附，过了一个多月，士大夫们一个都没来，王导十分忧虑。正在这时，王敦来到建业，王导赶紧与他商量说：“琅玡王虽有很高的仁德，但是知名度不高。兄的威风远扬，应该予以匡助！”三月三日这天，王导利用司马睿要去水边观禊的机会，精心准备了一副肩舆，让司马睿高高坐在上面，派人抬着，两旁排列仪仗，自己与王敦等名流骑着骏马紧紧跟随，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三吴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纪瞻、顾荣等人目睹此状，又惊又惧，一齐拜倒道旁。王导趁机向司马睿献计：“顾荣、贺循在本地最有名望，应该引荐他们出来作官，以结纳人心。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导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这俩人来了，其它人就没有不来的了。”司马睿立即派王导亲自拜访顾荣、贺循，二人皆应命而至。于是，以贺循为吴国内史，以顾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凡军府中的大事，都与他们商量。果不出王导所料，顾荣、贺循出仕后，三吴的大族豪强纷纷投靠司马睿。

王导又带头与江东士族联姻。他曾向陆玩请婚，陆玩却说：“小地方长不出大松柏，香的薰草和臭的莸草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我陆玩虽然不才，也决不首先做乱伦的事。”王导只好作罢。陆玩拒绝与王氏联姻，也许是三吴习俗所致，也许是对这批亡国失守之士的藐视和戒备，或者兼而有之，反正王导这次碰了个软钉子。但王导并不灰心，仍坚持与陆玩往来。一次，陆玩到王导家作客，王家用北方人爱吃的酪浆招待客人，陆玩吃得稍微多了些，回去后就病倒了。第二天，陆玩致书王导，信中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①“伧”、“伧父”、“伧鬼”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陆玩之言颇为幽默，也未必认真，但却不无轻鄙之情。王导是中原人士，不通三吴方言，为了加强与江东人士的感情联络，常常自学吴语。名士刘惔第一次见王导，时值盛暑，只见王导在自家客厅里光着膀子，用腹部在弹棋盘上熨来熨去，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渹！”②“何乃渹”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刘惔访问归来，有人问：“王公这人怎么样？”刘惔风趣地回答：“没有别的不同，只听到他在讲吴语。”在王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东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嘉五年（311）六月，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王公以下士民三万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民渡江而南的占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从中收罗有道德才能的人，与他们共图大事。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一次就辟举掾属一百多人，时人称之“百六掾”。刁协、王承、卞壶、诸葛恢、陈頵、庾亮等人都是这次被辟举的，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当时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荆扬二州，户口殷实；但形势异常复杂，政局不稳，流民问题严重，王导为政务在清静，每每规劝司马睿要“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司马睿初镇建业时，嗜酒废事，王导劝他不要喝了，司马睿请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过来往桌上一扣，从此戒了酒，以示励精图治。王导又提出四条重要建议：“接纳士人要谦虚，日常开销需节俭，为政要力求清静，南北之人应安抚。”司马睿把这四条作为施政方针，从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王导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野人士无不倾心，都尊称他为“仲父”。桓彝初过江时，见司马睿力量微弱，对周f说：“因为中原战乱，我来这里是想找条活路，想不到这等寡弱，将来怎能成就大事！”于是终日忧惧，心中闷闷不乐。后来，桓彝去看望王导，俩人畅谈世事，回来后高兴地对周f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再也不用发愁了！”南渡的北方士族，每到空闲日子，便相邀出城登新亭游宴，新亭临江，风景秀丽，周f触景生情，感慨万千，长吁短叹地说：“风景不同啊！举目有江、河之异。”众人一听，相对无言，潸然泪下。王导脸色一变，厉声地说：“应当并力扶助王室，克复神州，怎能作楚囚相对而泣！”大家只好收住眼泪，齐声道歉。司马睿有了王导作辅，可谓如鱼得水。一次，他从容地①《世说新语·排调篇》。

②《世说新语·排调篇》。

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王导回答说：“过去秦皇无道，老百姓讨厌乱政，以致农民暴动，诸侯并起。汉代与民休息，倡导‘无为’政治，故能由乱到治。自曹魏以来，直至太康之际，公卿世族，比豪斗富，政治败坏，不遵法度；上自王公，下至士人，无不贪于安乐，遂使奸邪之人有隙可乘。大王正要建立不世功勋，如同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必有管仲、乐毅之类的贤相、猛将存在，岂是小小的王国臣僚所能事前揣测议论的。愿大王深谋远虑，广择贤能。顾荣、贺循、纪瞻、周f都是江南的杰出人物，愿待以优厚礼遇，江东就安定了。”

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又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随后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导以为大将军王敦已经统领六州军事，故辞去了中外都督。其时，司马睿忙于削平江南割据势力和镇压流民起义，征战不息，学校未立，王导上表称：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

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能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今若事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司马睿采纳了这一建议。

“王与马共天下”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被俘，西晋灭亡。并州刺史刘琨速派长史温峤奉表南来，劝司马睿作皇帝。次年六月，温峤抵达建康，目睹江左草创，法度未立，深感忧虑。温峤立刻去见王导，诉说愍帝遭囚禁，宫庙被焚毁，皇陵被挖掘的惨象，颇有亡国之痛，说着说着，不禁痛哭失声起来，王导与他对哭。诉说完毕，俩人又谈了一阵中兴大事，相互结为知己。告别王导，温峤兴奋地对人说：“江左自有管夷吾，我现在不必再忧虑了！”从此，他留住建康，助司马睿中兴王业。

太兴元年（318）三月，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南北士族纷纷上表劝进，司马睿即皇帝位，是为元帝。元帝登基那天，鸣钟击玉，百官陪列，大典隆重。元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坚决不答应，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与地上的万物等同，老百姓怎能得到阳光的普照！”元帝只好作罢。元帝自出镇江左以来，王敦、王导同心拥戴，出力最多；元帝也推诚相见，委以重任，让王敦总征讨，掌管全国军事；让王导总机要，总管朝政；王氏子弟布满朝廷，显要无比。当时人形容这种局面说：“王与马，共天下。”王敦自以为名声大，又在江左立有大功，统兵在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①。根本不把司马氏皇帝放在眼里。元帝又怕又恨，与王氏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为了对付王氏，以防不测，乃引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削夺了王氏的部分权力，对王导也渐见疏远。中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书郎孔愉替王导说情，称赞王导忠诚贤明，有辅佐的功勋，应当委以重任，但元帝听不进去，反把孔愉贬为司徒左长史。王导本人尚能正确对待，守分自安，并不计较，有识之士都赞扬王导姿态高，能屈能伸。而王敦却愤愤不平，由猜疑发展到仇怨，与皇室矛盾渐趋激化。王敦的亲信钱凤、沈充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拍马逢迎，得知王敦有不臣之心，趁机从中煽风点火，出谋画策，更促使事态的恶性发展。王敦上疏朝廷，替王导鸣冤叫屈，言辞之间充满怨望。奏章被王导看到，封好退了回去。王敦二次上书，这次却落到了元帝手中，元帝连夜把皇叔谯王司马丞召来，出示奏章，说：“近年来，王敦的位望也该满足了，仍贪得无厌，言语如此傲慢，该怎么办？”司马丞回答得很干脆：“陛下不早点杀掉他，大祸将要临头。”刘隗也来献计，劝元帝派出腹心爪牙出任方面重镇，以遏制王敦。晋元帝立即行动，以司马丞为湘江刺史，镇长沙；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三路兵马对居兵武昌的王敦形成箝制之势。与此同时，王敦也加紧扩充实力，调兵遣将。双方剑拔弩张，内战迫在眉睫。

王敦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元帝对王导的疑忌。御史中丞周嵩劝谏说：“王导一向尽忠竭力，辅佐陛下，以成大业，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话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迷惑。疏远有旧德的人，使贤佞同列，既有损于陛下以往对王导的大恩，弄得不好还会给将来招来祸患。”元帝醒悟过来，逐渐消除了对王导的疑忌。

平定王敦之乱永昌元年（322）一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武昌。元帝急调戴渊、刘隗回师保卫建康。刘隗、刁协趁机劝元帝杀尽王氏，元帝不同意。司空王导得知王敦起兵，慌忙率领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每天清晨入朝待罪。因周f的申救，元帝使人送还王导朝服，并召见了他。王导慨叹地说：“逆臣贼予，哪朝没有。想不到今日出在我们王家！”元帝拉着王导的手，说：“茂弘，我正要让你代为执掌政令，你这是什么话！”当即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并传下诏令：“王导以大义灭亲，可把我作安东将军时的节拿来给他。”元帝把节交给王导，意味着对他的信赖，但王导未能阻止王敦沿江直下。王敦攻破建康城，杀刁协、戴渊及尚书左仆射周f。刘隗逃奔后赵。王敦早有政治野心，当长安失陷，南北士族纷纷向司马睿劝进之际，就想独揽朝政，但又担心司马睿年长而不好摆布，曾想另立一个皇帝，王导没有听从。及攻破建康，王敦责备说：“不听我的话，几乎灭族。”王导仍然不理睬，王敦没办法。敦既得志，拥兵不朝，生杀在手，“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①元帝又急又气，不久忧愤而死。

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王敦为了实现篡权野心，把军镇移到离建康不远的姑孰，屯兵于湖，自领扬州牧，日夜与钱凤策划、密谋再次起兵。王导得到消息，立即报告明帝预作准备。正在这时，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导闻讯，即率兄弟子侄为王敦发丧。众人以为王敦已死，个个精神振奋，斗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志倍增。王敦病势越来越重，但仍不死心，遂于太宁二年（324）六月，以兄王含为元帅，命钱凤等人率水陆五万直扑京师，二次举兵作乱。叛军进抵江宁南岸，王导致书王含，信中写道：近承大将军困笃绵绵，或云已有不讳，悲怛之情，不能自胜。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朝士忿愤，莫不扼腕。..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先帝中兴，遗爱在人。圣主聪明，德洽朝野，思与贤哲弘济艰难。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

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但恨大将军桓文之勋不遂，而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故省来告，为兄羞之，且悲且惭。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使天下获安，家国有福，故是竹素之事，岂惟免祸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迫，兄早思之。大兵已奋，导以为灼炟也。①王含接书，并不作答。

明帝亲率六军迎战，斩钱凤、沈充，败王含，王敦病死，叛乱很快被平息。朝廷论功行赏，封王导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又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推辞不接受。

为政清静不久，明帝病重，诏令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及丹阳尹温峤入宫，共同辅佐太子，轮流带兵宿卫宫殿。明帝还特意把皇舅庾亮请到御座上，并提升他为中书令。中书令典掌机要，实权在握。王导见状，心中不是滋味。

几天后，明帝病逝，太子司马衍五岁即位，是为成帝。即位大典那天，庾太后临朝，群臣奉进御玺，司徒王导却请病假不参加。卞壶当众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尚未出殡，嗣皇帝还没有即位，这是臣子请病假的时候吗？”王导得知，只好带病坐车匆匆赶来。

成帝年幼即位，庾太后临朝称制，虽然大小事情还要请教一下丞相王导，但国家大事都由庾亮一手决定。从此，王导常常请病假不上朝。有一次，王导私下去送郗鉴，卞壶得知，上奏朝廷说：“王导败坏国家法令以徇私情，请免除官爵。”事情虽没有那样做，但却举朝震动。

王导辅政，以清静为宗旨，“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①，优容世家大族。东晋初，法禁宽弛，江东豪强大多藏匿户口作为私家佃客，不向国家纳税服役。山遐为余姚县令，实行严刑峻法，上任八十天就查出私藏人口一万多；大豪强虞喜藏匿的人户最多，按律应当处死，山遐欲绳之以法。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县中豪强恨得咬牙切齿，一齐向王导告状，诉说虞喜有高风亮节，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①《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不该受此屈辱，还诬告山遐私造县舍等种种罪名。结果豪强诉胜，山遐被撤职。离职前，山遐写信给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请求留任百日，待彻底查清逃户后，再受朝廷责罚，自己将死而无恨。何充替山遐申辩，也受到连坐免官的处分。建康城内的豪强也很猖獗，有一次，石头城官仓有一百万斛稻米被盗，窃贼都是豪强出身的将领，当局不敢清查，却把看守仓库的主管官吏活活打死便算交差了事。事隔不久，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视扬州境内各郡县，从事们回京后都来见王导，纷纷汇报郡县长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你听到什么了？”顾和回答说：“明公辅政，宁使网漏吞舟，何必听信传闻苛察那些小事。”王导大加赞赏，诸从事面面相觑，若有所失。正因为如此，王导赢得了世家大族的普遍好感。但自庾亮掌权后，一改昔日宽政，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引起了社会上层的严重不满，统治集国的内部矛盾又重新激化起来。

苏峻之乱中的表现咸和二年（327）十月，庾亮不顾臣僚劝阻，强行征召历阳内史苏峻到中央任大司农，借以削夺其兵权，消除朝廷隐患。苏峻不从，遂联合豫州刺史祖约共同起兵讨伐庾亮，一场新的动乱爆发了。苏峻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在祖约的配合下，很快挥兵至建康城下，官军连连败绩。庾亮丢盔弃甲，撇下当皇太后的妹妹和外甥小皇帝，匆忙带着三个弟弟狼狈出逃寻阳投奔温峤。次年二月，建康失守，百官奔散，殿省萧然，留下护卫小皇帝的只有王导、陆晔等少数几个大臣。苏峻勒兵入宫，王导抱着小皇帝坐在御座上，侍中褚翜、钟雅及右卫将军刘超等侍立左右，显得正气凛然，叛军不敢上殿。苏峻自封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专断朝政，滥署百官，殴打大臣，裸剥士女，为所欲为，以王导德高望重，仍然让他官居原职而排在自己前面。叛将路永、匡术劝杀尽王导等大臣，苏峻敬重王导，没有同意。苏峻又逼迫成帝迁居石头城，软禁在一间仓屋里，还天天跑来高声叫骂，骂尽各种丑话。王导开始害怕起来，担心大祸临头，这时也顾不得小皇帝了，匆忙带着两个儿子逃到了城外的白石。直到叛乱平息，王导才回到石头城，并让手下人把元帝给他的节拿来，陶侃揶揄地说：“苏武节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王导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慌忙令人把节收起。

苏峻之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给建康城带来极大的破坏；士民逃散，百业停废、宗庙宫室化为灰尘。面对凋敝残破的景象，不少人建议另迁新都，温峤提出迁都豫章，三吴豪强请求迁都会稽，众说纷纭，莫知所从。王导力排众议，坚持说：“建康，古之金陵，帝王故里，孙仲谋、刘玄德都说‘建康王者之宅’。古代帝王不因丰俭而迁都，如能以农业为根本，节省用度，何必担心凋敝！倘若不重视农业，即便乐土也会变成废墟。而且北寇常常骚扰，钻我们的空子，一旦示之以弱，逃窜到蛮越之地，敌人就会趁虚而入，迁都恐怕不是好办法。现今应特别强调镇之以静，众人的情绪自然就安定了。”大家见他说得在理，就不再提迁都之事了。

随着形势的渐趋稳定，朝廷内部又出现新的政治格局：陶侃因平叛立有大功而被擢升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权位显著上升。温峤因功而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兴郡公。郗鉴拜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庾亮自感失职，请求出居外镇，带罪立功，朝廷批准他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羌湖。王导平叛无功，不升不降，但因他是元帝亲任旧臣、三朝元老，陶侃、温峤、郗鉴又都领兵在外，故被推举留京辅佐成帝，重新执掌朝政。

王导二次上台，继续推行宽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①湘州刺史卞敦在苏峻之乱中作壁上观，既不出兵勤王，又不供给军粮，朝廷颠复，坐观成败，按律应当革职治罪。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调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装病不肯去，又调任光禄大夫、负责少府。后将军郭默假传圣旨，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害怕郭默不好制伏，反而宣布大赦天下，下令把刘胤的首级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并任命郭默为西中郎将、江州刺史。陶侃闻知大怒，致书王导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即日上表朝廷，请求发兵讨伐。王导答书说：“默居上游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谮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①陶侃看完信后冷笑说：“这是遵养时贼啊！”王导自知措置失宜，只好令人收起刘胤首级，命庾亮协助陶侃进讨，斩郭默于寻阳。王导所任将领赵胤、贾宁等人，又个个都不奉公守法。凡此种种，使大臣们担心起来，陶侃甚至想起兵废黜王导，因郗鉴反对而未能实现。

晚年这时，成帝已长到十几岁了，但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给王导的手诏则称“惶恐宫”，中书作诏则称“敬问”。每次去王导府上，都要拜王导的妻子曹氏，如同王家的儿孙一样。王导晚年患有手足麻木症，行动不方便，有时不能上朝，成帝就率领群臣来到王导府上宴饮，尽欢而散，然后命人用车把他接进宫去。侍中孔坦看不下去，秘密上表成帝，认为皇帝不宜向臣下跪拜。王导闻知，气愤愤地说：“我王茂弘老朽了，如象卞望之（卞壶）那样高峻，刁玄亮（刁协）那样刚悍，戴若思（戴渊）那样锋芒毕露，孔坦敢这样吗！”孔坦又劝成帝应该依托朝臣，不要把政事交给王导一人。王导听到后很讨厌，下令撤销孔坦的侍中，从皇帝身边赶开，调到外朝担任廷尉。孔坦郁郁不得志，以病辞职。

庾亮对王导的所作所为早就耿耿于怀。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逝，庾亮接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驻兵重镇，兵权在握，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又欲起兵废黜王导。他写信给郗鉴，指斥王导“彼罪虽重”，“曾无悛改”；年岁大了，而“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成帝乃“万乘之君”，但却“有位无人”①。希望郗鉴支持起兵，结果遭到拒绝，事情不了了之。不久，庾亮的部下、陶侃的儿子陶称把这件事秘密报告王导，有人劝他多加提防，王导故作镇静，漫不经心地说：“我与庾元规休戚与共，有头脑的人不该再传这种无稽之谈。即①《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①《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①《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使有这回事，元规若来，我就回家当平民，有什么可怕的！”随后写信给陶称，叮嘱他要好好侍侯庾亮这位皇舅。其时庾亮虽居外镇，却手握重兵，遥控朝廷，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归附，王导开始不平起来，一遇西风刮起尘土，就举起手中扇子把脸遮住，慢吞吞地说：“元规刮来的尘土脏死人！”王导晚年怠于政事，文书常常不打开就批准，还自我叹息说：“人说我糊涂，后人当思此糊涂。”

咸康四年（338），以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罢司徒官并入丞相府。第二年七月，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

第三节 谢安②

隐居生活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祖谢缵，曹魏时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据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补遗》所收“谢府君神道”）；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博物多闻”，“以儒素显”，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一作褒），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修养。四岁时，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年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当时社会名流如刘真长、王羲之、王濛、支遁等都对谢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社会上把谢安看作安民救世的人物。但谢安早年无意仕宦，朝廷公府虽屡次召辟他出来做官，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退。他寓居在会稽的东山（今浙江上虞县一带），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过着逸士一般的悠闲生活。咸康中，在扬州刺史庾冰的强迫下，不得已出任为庾冰的僚属，但只一个月左右，便又辞职回家。后吏部尚书范汪提名谢安任吏部郎，谢安即写信拒绝。御史中丞周闵奏谢安被召，历年不到任，应禁锢终身。经皇帝下诏才赦免。谢安堂兄谢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军事，握有相当的军政大权。升平元年（357）谢尚死，谢安的哥哥谢奕接任谢尚的官职。次年，谢奕也死去，其职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家，屡出大官，家门富贵，只有谢安一人隐退。谢安妻子是名士刘惔的妹妹，也是名门闺秀，问谢安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谢安轻蔑地说：“恐怕免不了要出来的。”谢安隐居时，每外出游玩，常带妓女相随，司马昱（后即位为简文帝）当时任宰相，听后说：“谢安既然肯与人同乐，也不会不与人同忧，召他会出来的。”果不其然，谢安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政局有明智的见解。隐居时，亦常常协助兄弟从政。谢万任吴兴郡太守时，谢安随万赴任。谢万有时贪睡，谢安便往床前，手叩屏风呼他起来理事（《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升平三年，谢万奉命讨伐前燕，谢安也随军北上。谢万为人傲慢，谢安便劝他说：“你身为元帅，应常常关心手下将领，使大家齐心协力，哪里有像你这样傲慢而能成事的呢？”谢万不听，反而每称诸将为“劲卒”，手下的人都对他很不满。谢安十分着急，亲自登门拜访谢万的部将，对他们厚相逊谢亲托，自队帅以下无一例外，深得人心。后谢万战败，手下本欲乘机起事，因念及谢安的缘故才作罢。

出山入仕升平三年，谢安的名声愈来愈大，甚至有人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谢万兵败被革职，谢氏兄弟再无人担任高官，为避免门户中衰，谢安便毅然决定出仕。升平四年八月，谢安出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当时②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谢安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年已四十了。桓温得谢安为僚属，十分高兴。对左右的随从说：“你们可曾在我的僚属中见过这样有才能的人？”谢安最初官职不高，但颇有威望。曾推荐门生几十人给田曹中郎将赵悦子录用，赵悦子上报桓温，桓温让他录用一半，但赵悦子认为：“当年谢安在东山时，官府名流屡次催逼，惟恐他不关心政局人事，今天他自己从乡选举士，哪里有反而不用的道理。”于是，全部录用。

升平五年，谢万病逝，谢安归郡赴葬。不久，转任吴兴太守。在职期间，无重大建树，但为政清平。后人思念他，立了“吴兴太守谢安碑”（见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咸安元年（371），升为侍中。这一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简文帝风姿优美，喜儒学、玄学，颇勤于政务。但无济世大略。谢安将他看作惠帝之流，只能清谈而已。二年，转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七月，简文帝去世，太子司马曜继位，为孝武帝。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然，也会让他居摄政事，协助太子从政。简文帝原也有这种打算，但由于王坦之、王彪之等人的反对才作罢。桓温怀疑是谢安、王坦之从中作梗，对他俩怀恨于心。宁康元年（373）二月，桓温从姑孰入朝，驻扎于新亭，大列兵卫，传说要见王坦之和谢安。当时传说桓温要杀王、谢，取司马氏而代之。王坦之十分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不变说：“晋室存亡决定于我们这一次的行事。”便与王坦之去新亭见桓温。朝廷百官都排列在道路两旁拜见桓温，王坦之吓出一身冷汗，连朝见用的手版也颠倒了。谢安却从容镇定。王坦之原来名望与谢安不相上下，至此，人们莫不称赞谢安胜于王坦之。

宁康初，桓温大权在握，威行内外，孝武帝软弱无能，政不己出，全赖谢安、王坦之等大臣尽忠臣辅，维持政局平衡，使桓温始终不能取司马氏而代之。桓温一再催促朝廷授给他加九锡殊礼，记室袁宏起草了礼文，文采甚美，当时桓温已重病在身，谢安故意缓行其事，每次袁宏呈草稿上来，都要他修改，一连修改了几次仍不能定稿。袁宏不明其意，问仆射王彪之。彪之说：“桓温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不会久于人世，文稿还可拖延些时日。”果然，这一年七月，桓温便病故了，加九锡的事便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桓氏势力仍十分强盛。其弟桓冲、桓豁，侄儿桓石秀操纵着扬、荆、江等军事重镇。谢安为了避免朝政大权落入桓氏手中，让崇德褚太后出来临朝听政。褚太后是谢安堂姐的女儿，她的临朝对谢安很有利。不久，谢安升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与尚书令王彪之共掌朝政。宁康二年，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兖二州刺史，谢安又兼统中书省，成为实际决策者。当时，北方的前秦、前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强盛，不断侵扰东晋边境，国内宗室司马道子弄权，大族如王、桓诸族恃强抗衡。鉴于这种国情，谢安对外采取和靖政策，尽量减少武力冲突；对内施行德政，文武用命，富国强兵，同时维持各大族之间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的势力平衡。如扬、荆、徐、兖四大重镇，前二镇握于桓氏手中，后二镇则为太原王氏所操纵。宁康三年，王坦之卒，谢安即以徐州授桓冲，自领扬州刺史，首先夺得对京师威胁最大的军镇。当时，太原王蕴因为是皇后的父亲而受皇帝的信宠，谢安不久又解桓冲的徐州授王蕴，既间疏王蕴和皇帝的关系，又削弱桓氏的兵权，也使太原王氏再握军镇，达到各大族势力基本上平衡。与此同时，又注意不过分伤害大族的既得利益，乃奏请追封晋初开国功臣的后裔，兴亡继绝。永嘉时，大量北民南渡，大族兼并流民为部曲，不立户籍。桓温执政时，曾行土断，三吴首当其冲，被括逃户多流入京师。有人主张彻底搜索，谢安不许，认为应以德政抚民，不行烦细苛政，加上强寇压境，不宜扰乱民心，故回答说：“京师若容不了这些人，何以称为京师？”（古义京曰大，师曰众）史称谢安“弘以大纲”“不存小察”，基本上类同于王导的施政措施。王导晚年不复理事，行无为之政，死后庾冰继任，则纲密刑峻，殷羡认为庾冰之政虽纲目不失，终是小道，不如王导之政。谢安十分欣赏和赞同这一评价。因为谢安为政宽恕，事从简易。人们都称赞他政如王导而文雅则胜过王导。

淝水大捷太元元年（376），谢安进位中书监、录尚书事。二年，又加司徒，谢安谦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徐、兖、豫、青五州军事。当时，前秦屡扰晋境，朝廷下令招求可以镇守北方防线的文武良将。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有人讥诽谢安用人唯亲。中书郎郗超虽与谢安有怨隙，闻此事后叹息说：“谢安能不怕他人讥诽而举荐自己的亲戚，真是明智。谢玄是有才能的人，必不辜负谢安的期望。”果然，谢玄任兖州刺史后，在京口组成“北府兵”，精锐无比，成为东晋最强劲的武力。太元四年，出镇广陵，命令儿子谢琰进攻彭城，获胜而归。太元五年，进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太元八年，前秦苻坚亲率六十万大军南侵，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京师为之震惊。谢安任命自己的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儿谢玄为前锋都督，儿子谢琰辅国将军与西中郎将桓伊等率八万精兵拒敌。敌我兵力悬殊，人心惶惶。战前，谢玄前来请问战略战术。谢安却说：“朝廷已另有旨安排。”谢玄亦不敢追问。谢安泰然无异常日，命驾车出游，与亲朋好友欢聚，还跟谢玄一起围棋赌别墅。谢安平日棋技不如谢玄，但这一天谢玄心里慌乱，竟输给了谢安。下完棋，又在别墅附近游览山水，至夜晚才回来。西线的桓冲十分担忧，从荆州派来三千精兵帮助保卫京师。谢安却不接受，说：“朝廷已有退敌之计，无须补充兵力，西边防线也很重要，不宜随便抽调军队。”桓冲对手下的人叹息说：“今大敌当前，宰相只顾游山玩水，又派年轻不懂事的青年将领上前线，敌众我寡，东晋灭亡无疑了。”谁知谢安早已成竹在胸，欲稳定民心，才故意装出若无其事，以博奕游玩托情，暗中却运筹帷幄。十月决战前夕，召来诸将，面授机宜。淝水一战，晋军大破秦军，捷报传来，谢安正与客人围棋，接信看后放在一边，照旧下棋。客人询问何事，谢安才慢慢回答：“子侄们已打败了秦军。”下完棋回家，由于心中极度高兴，过门槛时碰折了屐齿都不知道。这种操胜负于谈笑之间的风度和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在社会上广为传颂。

晚年桓冲得知谢氏诸将已破秦军，既妒忌谢氏的胜利，又后悔当初失言，加上自己镇守西线，历年败于后燕军队，羞愤交加，太元九年二月发病而死。荆、江二州刺史缺任，谢玄新立大功，朝廷上下都认为应把这二个重要军职授与谢玄。但谢安一来感到自己家族功名太盛，战后，谢石进位尚书令，太元九年谢安进位太保，若谢玄再出任西线重镇，一家揽尽全国军政大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二来担心尚有一定势力的桓氏一旦失去重要官职，会怨恨而起事。因此，将荆州授与了桓冲侄儿桓石民，任命石民的弟弟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冲的孙子桓伊则为江州刺史。谢安一直注意维持各大族之间的势力平衡，既不过分削弱，也不让其过分膨胀，即使对自己的家族，也不例外。因此，谢安当政期间，政局比较稳定，国力发展较快，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谢安虽小心处事，但由于名高权重，难免引起一些人的妒忌。谢安女婿王国宝，是太原王坦之的儿子，不学无术，谢安十分讨厌他，只任命他当尚书郎。王国宝自以为出身名门，理应任清要官职，不愿任尚书郎，辞职不干，并积怨于谢安。王国宝的堂妹是司马道子的王妃，道子与孝武帝是投机的酒徒。因此，王国宝谄媚司马道子，让他在皇帝面前离间谢安。孝武帝于是逐渐不信任谢安，转而宠用司马道子。淝水战后，谢安功名大盛，孝武帝心有忌惮，加以道子离间，由是疏远。九年三月，又升谢安为太保，进一步将他架空。谢安也识时务，让荆、江二州于桓氏，维持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一方面回避司马道子，不与他抗衡，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夺回军政大权，维持自己家族的势力。九月，上书请求率兵北伐，于是加授谢安大都督扬、徐、江、荆、司、豫、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加黄钺。十年，前秦国内发生叛乱，苻坚求援于东晋。谢安正欲避司马道子，于是请求亲自率兵往救。四月，出镇广陵的步丘（今扬州邵伯镇），修建城堡居住，名为“新城”。谢安晚年虽功成业就，名盖天下，但忆起昔年隐居东山的悠闲生活，仍无限思念。及遭司马道子排斥，更思隐退。在新城造船凿舟，大作航海的准备，一旦时机适当，便欲沿长江下三吴，告老还乡，再过山水间的生活。但就在这一年七月，谢安病倒了，只得请求返回京师。走前，犹对北伐作了部置，命令龙骧将军朱序驻扎洛阳；前锋都督谢玄驻扎彭沛，互为犄角，待来年汛期水涨，东西两路一齐渡江北伐。部置完毕，才与儿子谢琰一起回到建康，上书请求退职。八月廿二日，谢安病卒于建康，终年六十六岁。东晋朝廷以隆重的仪式追悼谢安，孝武帝亲临灵堂三天，追赠太傅，谥文靖（谥法：柔德安众曰靖）。十月，追封庐陵郡公。谢安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瑶，袭封爵，官至琅琊王友，早卒。次子谢琰，甚有将才，跟随谢安从政，官至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后在孙恩之乱中被杀害。

风流学养谢安不仅是东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博学多才，风度优雅，为东晋名士之冠。江左重人物，风流学养特为士人所矜重，谢安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优秀的素质。

玄学作为侨姓士族的文化标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对玄理的掌握和谈玄技巧成为一项重要的价值标准。谢安便精于玄道。二十来岁时，拜访名士王濛，与他清谈了很久，大受赞赏。曾与许询、支道林等人聚集在王濛家。谢安提议大家在一起言咏写怀，于是共解《渔父》。谢安看题，令众人解释，支道林先解，讲了七百余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人无不称善。大家都各抒己见之后，谢安谈自己的见解，讲了万余语，才峰奇逸，萧然自得，在座的人，莫不钦服。许、王、支都是东晋有名的谈手，而皆服于谢安，可见谢安玄学知识的渊博和言谈的精炼。

谢安亦通儒家经典。宁康三年（375），孝武帝将讲孝经，谢安与弟谢万等人在宫廷侍读，中书郎车胤摘句，不懂的地方便问谢安兄弟，一而再，再而三，深感不安，便对袁宏说：“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宏劝他不必担心，因为“明镜不疲于屡照。”意即谢安学识渊博，通经熟典，为人解答疑难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文学方面，谢安也很有修养。能诗善文，才学华丽。早年在东山，“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全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所收谢安诗作十来首。曾写简文帝谥议，文理深得，为朝廷所采纳。桓温阅后，递给在座其他人看，并说：“这是安石碎金。”他闲居时，常与子侄们论文作诗，成了当时文坛佳活。

谢安性好音乐，精通乐理，曾与戴逵谈论琴书。自弟谢万死后，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却不因丧废乐。王坦之屡次写信劝阻他，说居丧废乐是儒教大礼，希望谢安能维持礼治。但谢安却回信说：“我所追求的是声律，可称为情，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作的，正聊以乐自娱，若要尊崇世教，纯洁行为，则不但不可提倡，亦非所屑。”他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每次与亲人离别，总有几天心情不愉快。”王羲之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自然如此，正要依靠音乐来陶冶性情。”谢安晚年居丧行乐，谅必有寄兴托情的因素。而社会上的人将它视为风雅的行为而竞相仿效，遂成当时一种风尚。除音乐外，谢安还“工书善画”。他很喜欢顾恺之的画，称赞其画是“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可见他对绘画有一定的爱好和鉴赏能力。曾经跟王羲之学草书，王羲之称赞他是“解书者”，说明他不仅会书法，而且懂书法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欣赏能力。谢安的行书、隶书都写得很好。南朝羊欣所编《古来能书人名》及王僧虔《论书》等，都把谢安作为东晋书法家。

桓温执政时，郗超得宠，朝廷百官都很敬畏他。谢安曾与王坦之一起去拜访郗超，等候了半天，还不得接见，王坦之便要走，谢安说：“难道不能为身家性命而忍耐片刻吗？”对待下层也是如此。谢安曾乘船东行，仆人们牵纡引船，时快时慢，有时停顿，有时却又放任船只飘荡，触着岸边，使船上人相撞。但谢安从不呵责仆人，人们称赞他不会喜怒无常。但有一次，谢安参加哥哥谢奕的葬礼回来，天色已暮，又下着雨，车夫喝得酩酊大醉，驾驭不住牛车，谢安坐在车中，手取车柱撞打车夫，声色俱厉，使车夫骇然酒醒。人们说谢安的性格如深沉的江水，平时静静缓流，但在关隘的地方却奔泄直下。

谢安待人接物，很注意风度。东晋门阀社会，社交有较严格的流品，士人不交非类，但谢安却善于礼接士庶。琅玡名族王献之来访谢安，正好习凿齿也在谢安家里，王献之鄙视习凿齿出身寒门，不肯和他坐在一起，便站着不坐，谢安急忙安排王献之坐在自己的对面。献之走后，谢安对侄儿说：“献之虽然清高，但为人太过矜持，会损其自然。”琅玡名族王胡之在东山居住时，曾一度较清贫。门第低下的陶范当时正好任乌程县令，便派人给王胡之送来一船米，但王胡之却不肯接受，并说：“我没有得吃自然会去谢尚（谢安的堂兄）家里取，无须你陶范的米。”弄得陶范十分尴尬。谢安听说后，认为王胡之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可见谢安对森严的门第阀阅并不赞同。

谢安在对子弟的教育上，也主张德教。谢安的妻子刘氏曾问谢安为何不见他训育子弟，谢安说，“我常常以我的言行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也就是说，谢安立足于以身作则。在教育上，很注意方法方式，从不唐突，伤害子弟的身心。侄儿谢玄小时候，性好浮华，常佩紫萝香囊，别手巾垂腰，谢安欲改变他这一嗜好，但又不愿伤害他的自尊心，便想法与他赌香囊，赢了之后便把它烧掉。谢安的二哥谢据小时候不懂事，曾爬到屋顶熏老鼠，社会上流传为笑话。谢据的儿子谢郎不知道是他的父亲所作，也常与人说笑这宗事。谢安因此对谢郎说：“世人用此事来诬蔑二兄，也有人说是我干的。”谢郎听后十分懊恼，从此再也不敢提起这桩事。人们认为谢安能故意把这桩蠢事说成是自己的过失，来开悟侄儿，“可谓德教”。由于谢安身体力行，教子有方，故其子弟大都成才。如谢玄、谢琰是东晋名将，而封（谢韶）胡（谢朗）遏（谢玄）末（谢渊），为文坛彦秀。谢氏一门，人才济济，文武双全。

谢安向来有弘远之称。在东山时，曾与孙绰等人泛海而游，乍然风起浪涌，船上的人都惊慌失措，主张返航，只有谢安神色不变，吟啸自如，众人钦叹，“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东晋社会常用容止风貌来衡量人材。这种特殊的价值标准渊源于两汉的品评人物，认为一个人的才性可以在容止风貌中体现出来，称为标致或风流，直接影响人物的名声地位，对社会风尚也有潜在的影响效应。谢安有鼻疾，作洛下书生咏，声音浊浓，士人们爱其咏而不能及，甚至有人用手掩着鼻子来模仿其浊音。谢安被誉为东晋风流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当时的社会风气。谢安有一位同乡，在地方上做官回来，捎带五万把蒲扇回京城出售。谢安使用他这种蒲扇，结果，京城不论士人、庶人，都争着模仿，使扇价倍增，不到一月，五万把蒲扇便销售一空。又有河东人裴启撰《语林》不实，被谢安斥为“裴氏学”，于是“众咸鄙其事，《语林》遂废”。史称“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兴，崇虚价于百金。”谢安不仅有卓越的军政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这对于一个地位仅次于皇帝的权臣来说，是很难得的。难怪后人以为“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

第九章 刁协、刘隗、郗鉴、温峤

第一节 刁协、刘隗①

刁协（？—322），字玄亮，渤海饶安（河北旧县镇）人，出身于二流士族。祖父刁恭，官至魏齐郡太守。父刁攸，晋武帝时为御史中丞。刁协天资聪明，博闻强记，自幼就喜欢博览儒家经籍。起家为濮阳王国文学，后以精通儒学，谙习典章制度，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兼本郡（即渤海郡）大中正。刘隗（272—333），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自称是汉楚元王交的后人。其父祖在魏晋时官爵并不显赫。父刘砥，只是东光县令而已。刘隗喜好文史，文化修养很好，故起家为秘书郎，掌管图书著述。但由于秘书郎是贵势子弟所把持的官职，刘隗没有强硬的父祖背景，遂在当时内官重、外官轻的风气下，被排挤出秘书省，出为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成为本郡长官。

拥戴皇权，以法御下刁协、刘隗家族势力不强，本人官位不高，却因局势的演变，而在两晋之际被推上政治历史舞台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贱、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刁协传》及《刘隗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尚书左仆射。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司马睿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司马睿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腐败。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乱伦，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汝南周f，是东晋政权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f与三十多人赴宴。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f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而后，周f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f，周f坐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f、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其矛头直指周f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负责刑宪，但他性格倔强刚悍，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放达不羁，饮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指责辱骂公卿大臣。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更加信任。太兴初年，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制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对此，极力想要专权擅政的门阀势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恨之入骨，以至于仇及刁协。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f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突然发病，十分危险。刁协正好在场，马上采取措施予以医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时，周f病情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赶来，刁协见到他，哭泣着述说周f晚上病危的状况。而周嵩十分冷淡，挥手让刁协走。刁协走到户外以让其兄弟叙谈。周嵩看到周f，连病情都没问就说：“你在中原时曾与和峤齐名，现在怎么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交情。”说完便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势力表示不满。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刘。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晋元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标，自然不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刘二人的仇视却往往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他声称为政不应“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而当他对当朝人物进行品评时，却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壸）之峰距”。评价刁协为人“察察”，实是贬斥而非赞誉。

刘隗、刁协既然将其命运系于皇权，所以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势力的种种非议和反对，继续在晋元帝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措施，从而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王敦起兵，以清君侧东晋初年主弱臣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在握有强兵的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为最盛。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长江中上游重镇，与内控建康朝权的王导遥相呼应，是威胁封建皇权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拥立之功，专任外藩，“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晋书·王敦传》）。因此，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剥夺门阀世族的兵权。于是，刘隗以王敦威权过于强盛，终将成为祸乱之源为由，竭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兵权。此议刚刚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现空缺。王敦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立即表请以自己的亲信、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州刺史。湘州号称南楚险国，据长江上游之势，位于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晋书·闵王承传》）。控制湘州，对建康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因此，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的劝告下，未理会王敦的表请，而于太兴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经动乱后荒残困弊，加上谯王承本人将才不足、能力较低，故王敦虽心怀不满，但对此也并无太大异议。他凭借湘州位于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本来就没有多少军队的湘州增加兵员，又不供给军事器械，听任谯王承之镇湘州。主弱臣强的局面仍未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将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这一要求，则可收买人心，并可以防备来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绝，则可因此煽动将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提供借口。刘隗、刁协接到王敦的上表，认为王敦奸逆之心已经昭著，则一方面抗绝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属为人质，牵制王敦以便尽可能地延缓他反叛的时间。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地着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新军，以便在万一王敦反叛的情况下，不至于因无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当时的军户制下，良人无当兵的义务，军户又多由门阀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军，必须要解决兵源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尚书令建议征发扬州诸郡的奴客为兵，以备征役。太兴四年（321）五月，晋元帝下诏发奴为兵。七月，任命亲信、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安市），各领以奴为兵者万余人。刘隗、戴若思临行前，晋无帝司马睿亲自来到他们的营地，慰问勉励将士；并为刘、戴二人设宴饯行，开怀畅饮，赋诗励志。

刘隗、戴若思分别镇戍合肥、淮阴，名义是为了防御北方入侵，实际上则是使合肥、淮阴、建康形成犄角之势，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王敦反叛。刘隗出任外藩后，仍遥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务，如选举用人等，晋元帝都要与他密谋后才作出决定。王导则被架空，受到冷落，郁郁而不得志。王敦因此极为不满，写给刘隗一封带有威胁和利诱双重含意的信，信上说：“听说近来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动乱、大贼未灭的形势下，与你和周f等人齐心协力，输佐王室，以便安定天下。如果我们之间可以平安相处，则皇室国运可以历久不衰，反之，则天下将永无安定之日。”刘隗回信引用了《庄子大宗师》中所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认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一致，非有过往不可，拒绝了王敦的拉拢；又引用晋大夫荀息所说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表示这也是他的志向，含蓄地指斥王敦怀有不臣之心。王敦见信，气急败坏，对刘隗更加怨恨。他在荆州聚集军队，加强战备，筹划东征京师建康；又充分利用发奴客为兵后在扬州地区士族地主中对朝廷存在的不满情绪，派吴兴人沈充回到扬州，纠合反对朝廷的势力以配合即将发动的东征。在举兵反叛前，王敦向自己幕府长史、名士谢鲲征询意见，说：“刘隗这个奸佞小人，将要危及朝廷，我打算清君侧之恶，匡辅皇帝，以拯救国家，你看如何？”谢鲲回答说：“固然像你所说的那样，刘隗是造成祸乱的根源。但是，躲在城墙中的狐狸以及宗庙里的老鼠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人们担心如果熏烧它们将毁坏城墙和宗庙。刘隗之所以恣意而为，是凭借皇帝的支持。除掉他，必然会因此侵僭君权，危害国家。”王敦反意已定，听了这番话后勃然大怒，说：“你这庸才，岂识大体！”永昌元年（322）春正月，王敦以讨刘隗、清君侧为名，在武昌（今湖北武汉市）起兵。他上疏列举了刘隗十大罪状：其一，邪佞谄媚，谮毁忠良，扰乱朝政；其二，大兴事役，赋役不均，劳扰士庶；其三，选举不公，进人退士，高下由己；其四，免良人奴为兵，百姓嗟怨；其五，僭越过制，以朝廷黄门侍郎、散骑侍郎为参军；其六，假借举义，扶植个人势力，招收徐州流民为府兵；其七，拒绝荆州将士接迎妻小，使三军将士无不怨愤；其八，以曾在皇帝即位前投书劝进的王官充征役；其九，以自赎得免和已放遣的客或其子弟为兵，有所不得，辄归罪于原来的客主，使百姓怨声载道；其十，刑罚失中，人人自危，有识杜口。

王敦军至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又上表列举了刁协的罪状。晋元帝见疏表，大怒说：“王敦竟敢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将亲自率领六军，讨伐叛逆。有能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同时，命令刘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讨。

刘隗到建康时，百官列道迎接。他举止潇洒，神态自若，慷慨陈词，激励众志。他与刁协一同入宫见晋元帝，竭力主张诛杀留在建康的以王导为首的琅邪王氏。晋元帝未采纳这一建议。刘隗因此知道晋元帝在为自己留条退路，并无坚决平叛的决心，感到前景不妙，遂忐忑不安，面有惧色。

晋元帝首鼠两端，不敢坚决平叛的态度，以及不满于“以法御下”政策的门阀世族和受发奴客为兵之害的士庶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叛军进展神速，在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兵锋直指建康。晋元帝虽仍口喊平叛，实际上却畏敌如虎。他一反疏远王导的态度，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王导在军事上毫无建树，致使建康城的守卫形势岌岌可危。晋元帝无奈，派琅邪王廙带旨劝说王敦止兵，但王廙一去不返，投弃了王敦。晋元帝又任用阴险好利的大族名士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城诸军事，戍守建康门户石头城。而力主平叛的刁协、刘隗，却没有在平叛中受到重用。世族头面人物周f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实际上是剥夺了尚书令刁协的实权；而刘隗也只能戍守位于建康外围的丹杨江乘蒲上的金城，作为外援而已。

王敦因此气焰嚣张，进兵不止，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他打算先攻金城，消灭刘隗，以解心头之恨。部将杜弘劝他说：“刘隗养了许多敢死士兵，所以金城不容易攻克。不如先攻石头城。石头城守将周札为人苛刻，士兵都不愿为其效力，攻城必胜无疑。周札兵败则刘隗必然不攻自溃。”王敦言听计从，以杜弘为前锋，进攻石头城。周札未加抵抗就打开石头城门，投降了王敦。

石头城既陷，建康城危在旦夕。晋元帝命令刁协、刘隗等人率众反攻，企图夺回石头城，以挽救败局。刁协、刘隗攻城不下，反被王敦所败。王敦乘胜进入建康城内。这时，建康城内一片混乱，叛军四出劫掠烧杀，无恶不做，宫省内百官公卿惊恐万状，奔逃一空。晋元帝见大势已去，决定放弃抵抗。他脱去了戎衣，改穿朝服，对左右随从说：“王敦想要取我代之，早明说就是了，何必要如此残害百姓！”又派使者对王敦说：“你如果仍忠于朝廷，就息兵停战，天下尚可以维持安定；如不是这样，朕将仍回琅邪国为王，给你让出皇位。”

在这种情况下，刘隗、刁协亦无回天之力。他们败退到台城，在太极殿东侧的阶下见到了晋元帝。元帝拉着刘隗、刁协两人的手，流泪呜咽，不胜悲伤，并劝他们立即逃离建康，以避杀身之祸。刁协说：“臣应当以死节事君，故不敢有贰心而出逃。”元帝说：“现在事逼无奈，不走怎么可以呢？”遂令人给刘隗、刁协人马，让他们自寻生路。刘隗、刁协与晋元帝挥泪告别。刘隗行至淮阴，为戍守此地的刘遐所袭击，不得不带着妻子、子女和亲信二百多人投奔后赵的石勒。石勒以刘隗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成帝咸和八年（333），刘隗随从石虎征前赵，战死于潼关，终年六十一岁。刁协因年老体弱，出逃后不能骑马，行动迟缓，加上他向来对下属毫无恩惠，同行的左右都与之离心离德，故行至江乘（今南京东北二十公里处）时，刁协被人诛杀，首级送至王敦。王敦允许刁氏家属为刁协收尸埋葬。晋元帝听到刁协身死未免的消息，十分悲痛，秘密下令，逮捕并诛杀了送刁协首级的人。

为刁协平反引起的争议晋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之乱被平定。与王敦有矛盾而被其诛杀的世族头面人物，如谯王承、甘卓、戴若思、周f、虞望、郭璞、王承等人，东晋王朝都予以平反昭雪，被以显赠。甚至曾为王敦开城门投降的周札（被王敦在太宁二年所杀），也在王导的坚持下，按“以身许国”的功名赠以卫尉。而在当时“不与刘石通”的情况下，刘隗投奔石勒，显然属于投敌叛国，大逆不道，所以王敦虽平，刘隗仍不得归国。至于刁协，因素来与当权的王导等人有矛盾，也以出奔不尽臣节的罪名，不在平反之列。至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刁协的儿子刁彝上疏，为其父鸣不平。朝议时，在位权贵多认为晋明帝时褒贬已定，不宜再予以更改；而且刁协不能守臣道死身事君，在出逃后遇害，所以不能恢复其官爵。丹杨尹殷融持有异议，他认为：“王敦是十恶不赦的叛臣，罪不容诛。因此，与王敦势不两立的刁协之善亦不容赏。如果认为刁协的忠君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出谋划策又常有失算，并以此对刁协横加指责，不过是出于偏见而已。现在，把叛臣王敦所行的诛杀确定为国刑，将如何能达到劝善沮恶的目的！在王敦目无君主，专权擅政时，刁协挺身而出，是为了国家而非个人。过去楚国的孔宁、仪行父追随昏君，干了不少坏事，而楚国仍恢复了其官位，就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信，况且刁协与晋元帝之间还是忠义的关系！刁协又是中兴四佐之一，位于群臣之首。至于出走，是因为势穷计屈，奉命而行，并非为了逃避刑罚，所以宜予以显赠，以明忠义。”

当时庾冰辅政，对殷融的建议迟疑而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谟又写信给庾冰，为刁协申理，信的大意是：“刁协是中兴功臣，死于王敦之乱。天下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过，却只看到他被贬黜，致使其儿子称冤喊屈。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沮丧忠臣之节，使天下生惑，为王敦之党报仇。刁协功大于过，与过去楚国的佞幸小人孔宁、仪行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宜追加显赠。我听说有人认为明帝时刁协已被废黜，现在不宜再予以纠正。我以为不然。刁协不是在明帝时被诛，而只是未加赠而已。至于明帝时加赠的周f、戴若思，都不是王敦檄文所欲诛讨者，在叛乱得逞后才被杀害；周f、郭璞等人也不是在为君主御难时被杀，却都加以褒赠。与此相比，刁协忠义为重是显而易见的。我又听说下面的人多认为应该给刁协加赠。刁协为什么会得到众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如果说以宽柔得人心，则刁协为人粗旷，积怨甚多；如果说以富贵得人心，则刁氏今日已成贫贱寒门。其原因就在于事不公允。希望足下深思。”

庾冰看信后，深以为然，上奏书给成帝。成帝诏曰：“刁协欲忠于君主，却丧失了为臣之道，致使王敦得以托名清君侧，肆行叛逆，遂使社稷致祸，君主受辱，对此刁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严明国典，则对刁协处以刑罚亦不为重。现在之所以重议刁协事，不过是因他尚有功劳可言，王敦叛乱亦未持久而已。可以复刁协本来官位，加以册祭，以明凡忠君者有微功必显。虽然不能对其过失加以贬裁，然而或许可以对后人以劝勉。”于是追赠刁协本官（尚书令，金紫光禄大夫），祭以太牢，基本上予以平反昭雪。

刘隗有子名绥，与刘隗一同投奔石勒。孙刘波，曾为石虎手下的冠军将军王洽参军，后投奔东晋，官至散骑常侍。刘波子刘淡，东晋末年，为庐江太守。

刁协有四子：刁逵、刁畅、刁弘，另一子名不详。刁协平反后，逵、畅、弘并列显职。桓玄篡政，三人都依附于桓玄。后为刘裕所族诛，刁氏遂灭族。刁协诸子不以儒家名教为准则，专事商业和搜刮民财，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又占固山泽，被称为“京口之蠹”。刁氏族灭后，刘裕将其财产分给百姓，让大家尽自己的力量随便拿。就这样，分财产也持续了好几天。当时天下饥馑，百姓多因此而得以免于死亡。

第二节 郗鉴、温峤①

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影响，士族高门为了不再重演家破身亡的悲剧，一反西晋时的颓风，励精图治，奋励向上。士族中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物。郗鉴和温峤就是为稳定当时政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抗胡名将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的大族。他的曾祖郗虑，曾受学于东汉大儒郑玄，建安年间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他家是有儒学渊源的。郗鉴年轻时即以儒雅著名，被称为“兗州八伯”（即八名士）的“方伯”（《晋书·羊曼传》）。

温峤（288—329）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的大族。他父亲兄弟六人，并有名当世，号称“六龙”。叔父温羡西晋惠帝时为中书监。西晋时士族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这一制度保证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又由于封建国家统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大量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当时，门阀士族中盛行着腐朽不堪极为荒淫的生活方式。他们或是“斗富”，挥霍掉大量财物，或是饮酒狂欢，以杀女奴取乐。郗鉴虽列身士族，但他“少孤贫”，“躬耕陇亩”，平日“博览经籍”，“吟咏不倦”。温峤的家境可能要好一些，他“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从这些记载看，他们两人奉行的还是正统儒学。郗鉴年轻时虽有名望却“不应州命”。八王之乱中，他三十岁左右了，为赵王伦辟为掾。他“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温峤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而奏之，京都振肃”。西晋政治极其腐败。官吏嗜财如命、贪赃枉法成为风气，以至公开抢劫。士族高门孜孜于禄位，不惜参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争斗，支持司马氏骨肉相残。郗鉴、温峤虽厕身官场，却还能卓然处世，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们后来在抵抗胡族统治者屠杀汉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王之乱，诸王互相残杀。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而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匈奴刘渊、羯人石勒以反晋为号召起兵，胡、汉人民纷纷响应。随着刘、石势力的壮大，他们志欲建立胡族统治政权的野心也愈来愈膨胀，变反抗西晋的残酷统治为对汉族人民的屠杀。“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西晋愍、怀二帝被俘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即告瓦解，北方的社会矛盾也就成为汉族人民反抗胡族统治者残酷屠杀及奴役的斗争。

为了躲避胡族统治者的屠杀，大量的北方人逃往比较安定的长江以南。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而那些一时走不掉留在北方的西晋官吏、地方大族、豪强则纷纷部勒宗族、部曲筑起坞堡自保。这些结坞自保的坞主多以东晋为“正朔”，并积极与刘、石作战，所以周围的汉族人大量地投入坞堡避难。一时间，这些坞堡成为北方各地抵抗胡族进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郗鉴传》及《温峤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攻、广大汉族人民团聚求生的中心。

八王之乱中，诸王百般拉拢名士壮大力量。赵王伦、东海王越等都曾辟郗鉴为掾，他都借故推辟。温峤这一时期的情况不清。但是在永嘉之乱中他们却成了抵抗刘、石的有名将领。

八王之乱后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参加混战，率并州军民东下冀州。在并州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的刘渊趁机将他的势力扩大到并州的中部和南部。由于刘渊的屠杀和掠夺，并州地区已完全残破。并州治所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晋书·刘琨传》）。光熙元年（306）并以刺史刘琨为收复刘渊控制的并州，以温峤为掾属，招募千余人进入并州。“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由于刘琨、温峤的努力，他们很快在“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并州站住脚，并在晋阳“抚循劳徕，甚得物情”（《晋书·刘琨传》），迅速扩大了势力。骄横一时的刘渊不得不将都城从离石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以避刘琨、温峤。

郗鉴在八王之乱后期回到家乡。永嘉之乱起，郗鉴与乡里千余家避难鲁国之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据山自保。郗鉴被推为坞主。在邹山，郗鉴率众与石勒等日日交兵，虽“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

当时刘渊、石勒铁骑在北方纵横驰骋，攻城屠邑，许多坞主因刘、石军事压力而相继与其合作。郗鉴、温峤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并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北方继续战斗下去。因江东政治形势的变化，温峤、郗鉴相继渡江来到江南。

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东晋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建立的。西晋灭吴后，江东地方大族并不甘心他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中原士族。江东之地西晋时期虽有重兵镇守，反叛仍时有发生。永嘉之乱，大量的北方人源源过江，使这里的政治情况异常复杂起来。东晋初年，南北士族间的斗争，士族地方势力与皇权的斗争交替发生，使东晋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乱，造成东晋严重的政治危机。

东晋元帝司马睿虽是西晋宗室，以惠帝皇统而论，却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称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导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导倍受宠遇。他们权力之大，当时人认为是“王与马，共天下”。

然而司马睿不希望这种“共天下”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企图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权力，引起士族们不满。永昌元年手握强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进建康。在建康，王敦总揽朝权，诛杀朝士，改易百官，并欲废立太子。不但造成东晋严重危机，也使北方抗胡斗争连连受挫。已进逼黄河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祖逖，看到王敦和元帝的矛盾日趋尖锐，“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忧愤发病而死。在邹山坚持数年的郗鉴，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结果“徐、兖间诸坞多降后赵”（《资治通鉴》卷九二，元帝永昌元年）。

就在东晋内乱迭起、抵御胡人南下的防线节节南撤的情况下，温峤和郗鉴先后来到江南。

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西晋亡。由于赵渊、石勒等以反晋名义起兵进行民族仇杀，广大汉族人民也就以晋室作为民族旗帜。西晋灭亡，东晋又成“正朔”所在。建武元年（317）温峤为刘琨所遣，携表劝进，来到建康。司马睿登基后，他被留在江南。后为太子司马绍属官，“太子与为布衣之交”。

王敦起兵最终目的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废掉太子是他实现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当着众人，声色俱厉逼问温峤，欲迫使温峤对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温峤不为王敦淫威所动，从容答对，力陈太子“至孝”品行。众人皆以为信然，挫败了王敦企图动摇晋室“根本”的阴谋。

郗鉴是在撤出邹山南屯合肥不久奉召渡江的。王敦兵进建康后引起了东晋一系列矛盾的变化。王敦专权，其党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挤士族的不满；他诛杀异己，连一些没介入王、马之争的江东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东士族的不满。其时，势力单薄的江东士族要摆脱受制于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势力结合起来。他们看到郗鉴将是一个有力的合作者。江东士族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郗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条）。

郗鉴迅速过江，表面上由元帝下诏，而实际上是得到王敦同意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南北方广大汉族人民将司马氏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民族旗帜，这是王敦篡晋的最大障碍。郗鉴作为北方抗胡名将，在南北方颇有影响。若能得到郗鉴的支持，必能缓和反对情绪。由于王敦与郗鉴过去同居司马越府，所以他认为凭过去的关系会得到郗鉴支持的。但是王敦打错了算盘。郗鉴过江后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东晋诸帝中，唯明帝能有所作为。他看到郗鉴过江后朝廷中正在出现一个南北士族联合反对王敦的政治形势，看到郗鉴、温峤、纪瞻等人是他联系反对王敦势力的重要人物，对他们特别予以重视。“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威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明帝这一做法是想改变建康自元帝以来军事上孤立无援的局面。这引起了王敦的猜疑。王敦要求改授郗鉴为尚书令，明帝只得召郗鉴还朝。途径姑孰，为王敦扣留，因郗鉴声望甚高，敦未敢加害，只得放还。郗鉴回建康后即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当时王敦耳目遍及朝廷内外，郗鉴这样做是担很大的风险。随着王敦与明帝对垒的形势越来越分明，支持明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郗鉴之后又有王导、王舒、温峤、应詹等与明帝谋讨王敦。由于得到这些士族的赞同，明帝才下决心先出兵讨伐。可见在这一点上郗鉴的胆识过人。

温峤在明帝即位后任侍中。因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机密大谋皆所参综”。王敦不愿明帝身边有这样一个智囊，便将温峤调到他身边做左司马，以图温峤为他效力。温峤伪与王敦亲近，参与密谋，附其所欲，颇得王敦信任。及丹阳尹缺，为在京师多设耳目，王敦使温峤出任。温峤得由此还都，随即向明帝报告了王敦的意图，使建康方面先有准备。后王敦发现受骗，气得下令要活捉温峤，亲自处决他。

太宁二年（324），明帝乘王敦病重，下诏讨伐。当时王敦已不能率军，派其兄王含、钱凤等率五万大军自武昌顺流而下。王含大军兵临城下，明帝等据城为守，情况和永昌元年时如出一辙。但王含军队终被击溃。这除了因王敦病死其内部出现变化外，在军事上建康方面得力于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王含等企图利用建康守备力量薄弱，在逼近建康时偃旗息鼓，突袭攻城。温峤率军烧掉秦淮河上的朱雀桁大桥，并夹水与战，败王含，挫其锐气。争取了时间使外援军队进入建康。

第二，王含大军来攻，郗鉴建议明帝火速调兵入卫建康。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等带兵赶到，增加了建康兵力。《资治通鉴》述及此事，胡三省注云：“以敦、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以台中现兵抗之，是复周、戴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可见这一建议对保住建康、最后击破王含军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又有人建议乘王含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明帝亲率兵出战。王含兵精将勇，又有顺流之势，冒然出战，必有很大的危险牲。郗鉴向明帝分析了两边人心向背的情况；王敦过去对建康周围抢掠，百姓人人痛恨，王敦倾巢出动要求速战，我们则应坚守避战。时间一久，义军必起，王含必败。明帝听从了郗鉴的建议。后来形势果如郗鉴所预料。

第三，明帝注意到江东士族对王敦的不满，对他拉拢江东士族的重要渠道纪瞻特别重视。“纪瞻受领军（将军），会钱凤作逆，诏上殿参定谋策事’（《北堂书钞》卷六四引王隐《晋书》）。永昌元年王敦自上游攻建康，派其死党沈充攻三吴，形成对建康的两面合击。后沈充被安插在吴郡任内史，作为王敦控制建康及东部地区的踏板。当王含兵临建康时，三吴的江东士族纷纷起兵攻击沈充。会稽大族虞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晋书·虞潭传》）。三吴的“义军”兴起，根据改变了建康两面受敌的形势，对于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在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中，郗鉴和温峤起了重要作用。《资治通鉴》卷九二明帝太宁二年条述及温峤、郗鉴二人支持明帝讨灭王敦事，胡三省在此注云：“王敦遥制朝权，其所甚害者如郗鉴、温峤，终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纲纪尚能自立也。”胡三省这一见解确有见地。

王敦之乱平，东晋危机总算渡过。温峤和郗鉴的地位也在上升。明帝死，郗鉴、温峤与王导、庾亮等同受顾命，辅佐五岁的成帝。咸宁二年（327）历阳太守苏峻又举兵入建康，使东晋才安定不久的政局再次动荡起来。郗鉴、温峤又为平定苏峻之乱做出重要贡献。

成帝继位后大权掌握在外戚庾亮手中。庾亮专权，但外重内轻的情况并未有什么改变。他感到对朝廷也是对他的威胁主要是居上游的荆州刺史陶侃和历阳内史苏峻。陶侃据上流，握强兵。苏峻本为北方豪强。永嘉之乱中他聚众数千家结坞自保。后率众渡江。平王敦中他立功，被朝廷寄以江外之任，镇历阳。“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资治通鉴》卷九三成帝咸和元年条）。因此，庾亮使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西防陶侃。同时下诏征苏峻入朝，以夺其兵权。苏峻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他联络对庾亮不满的祖约，咸和二年（327）在历阳起兵，率二万人渡江，直攻建康。庾亮征苏峻时，很多人指出历阳距建康仅一江之隔，一旦苏峻反叛，建康则危在旦夕；温峤亦屡次写信劝阻，庾亮皆不听。结果苏峻攻陷建康，庾亮仓皇外逃，成帝则被苏峻控制在手。

苏峻攻进建康，又一次造成东晋政局动荡。苏峻为北方豪强，他把持朝政，亲戚徒党皆至大官，损害了南北高门士族的利益。各地刺史、郡守纷纷起兵。温峤、郗鉴成为讨伐苏峻的核心人物。

建康陷落后，徐州刺史郗鉴在广陵起兵渡江击苏峻。温峤联络荆州刺史陶侃，并推陶侃为盟主，合军四万，自上游而下。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太守虞潭等在三吴起兵，有众约三万。当时诸路勤王兵力数倍于苏峻，又将形成对建康的东西合围，但战争并不顺利。

苏峻在起兵前联络了对庾亮不满的豫州刺史祖约。苏峻所统将士多是随苏峻渡江的北方流民。这些人长时间在北方从战，已形成极为骁勇善战的武装集团。而祖约部下是祖逖在北伐中扩充起来的，更是能攻善战。所以，尽管苏峻军队数量少，形势上又处于不利，但仍“分遣诸将东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恟惧”（《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以至很多人认为苏峻“其徒骁勇，所向无敌。若天讨有罪，则峻终灭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因累战不胜“亦惮之”。

正在这紧要关头，陶侃为保存实力突然提出率军西归荆州。温峤力劝陶侃应以翦除凶逆、安定社稷为重，同时严正指出临阵撤军是“沮众败事”，惹犯众怒“义旗将回指于公矣”（《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这时温峤部将毛宝攻破句容等苏峻储粮地，峻军乏食，陶侃才决定留下与温峤合力作战。

苏峻的粮储被烧，遂倾力东攻，企图打通通向三吴的道路。在京口一带奋力阻击苏峻的是郗鉴。建康粮食全仰仗三吴地区供应。郗鉴在广陵起兵时，即派人告诉温峤注意切断三吴通向建康的粮运。吴兴太守虞潭、会稽内史王舒起兵攻苏峻，屡为所败。陶侃即命虞潭、王舒等皆受郗鉴节度，使郗鉴坚守京口及外围大业诸垒。苏峻遣其将急攻大业垒，垒中乏食，人饮粪汁。京口震动。郗鉴部下劝郗鉴避峻军北返广陵，被他严词拒绝。京口坚守对于消灭苏峻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苏峻在缺粮的情况下得不到三吴粮食的接济，加速了其内部瓦解。同时也有效地防止苏峻放弃建康进入三吴的可能，保证了江南粮仓免遭战乱破坏。其次，由于京口的坚守，东军和西军对苏峻的包围已经形成。苏峻的活动区域仅局限在建康一个狭小的范围，在频繁的战斗中粮食、兵源都得不到补充，彻底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在一次战斗中，苏峻因醉酒坠马，被杀。峻军失去主帅，内部随即大乱。在东、西军的合力攻打下，历时二年的苏峻之乱很快被平息。

稳定东晋政局的功臣苏峻之乱平后，朝廷论功封赏。陶侃以“盟主”排在第一。郗鉴、温峤分居第二、第三。郗鉴官至侍中、司空，温峤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四年条）。整个东晋一代，皇权衰微，士族势力强大。士族权臣之间为控制朝权进行的争斗，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温峤尽管在平定两次内乱中功绩卓著，且大乱之后居中辅政又是众望所归，但他坚辞不就。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他与其他权臣之间的摩擦，对于东晋政局的安定显然有积极作用。咸和四年（329）四月，温峤因拔牙中风而死，年仅四十二岁。“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

郗鉴从苏峻之乱平定的咸和四年（329）起到咸康五年（339）的十年间，一直以徐、兗刺史的身份镇京口。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已充分显示出来。永嘉之乱中，淮河下游一带的汉族人民避难渡江，多居住在京口及其附近。咸和四年，郗鉴又将江北的很多流民迁到这一地区。大量的北方流民为郗鉴补充了许多骁勇的士兵。加之郗鉴致力经营，使这一地方的政治、军事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所以，郗鉴能以他特有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制止了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

在平定王敦、苏峻两次内乱后，江东士族的政治实力大增。尤其是陶侃，苏峻之乱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其权势在南士中绝无仅有，东晋一朝也不多见。时成帝幼小王导执政，陶侃“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尝欲起兵废导，因郗鉴不从而止”（《晋书·庾亮传》）。陶侃死后，庾亮任荆州刺史，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晋书·王导传》），与辅政的王导矛盾日趋尖锐。庾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晋书·庾亮传》），也因郗鉴不许而未敢贸然兴兵。由于郗鉴制止了这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对于保证东晋政局在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定是有重要作用的。咸康五年（339）郗鉴病故，时年七十一岁。

第十章 庾亮、陶侃、桓温

第一节 庾亮①

高门子弟，东晋姻戚

东汉末年，颍川郡鄢陵县县衙有一个门卒庾乘，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受当时名士郭泰赏识，介绍他入学官，为太学生们佣工。后来，庾乘经过刻苦自学，竟然能讲论经义。因其出身卑微，他每每坐在学舍的下座，但是太学生，甚至博士们，都经常找他请教问题。庾乘的名气逐渐大起来了，朝廷几次征辟他做官，他却婉言谢绝，因此被人们号为“征君”。

从此，鄢陵庾氏家族兴盛发达了。

庾乘之子嶷，曹魏时官至太仆。第三代中的庾■、庾峻、庾纯，出任过西晋王朝的尚书、侍中、中书令等显要官职。第四代做官的人更多，庾氏已经成为中原的高门大族。

庾亮是这个门第显赫的家族的第五代。

庾亮（289—340）字元规。他容貌俊美，仪表不凡，喜读《老子》、《庄子》一类的书籍。又擅长清谈，动辄讲究礼节，有一副名士派头。他很早就享有盛名，人们把他比作三国时代的夏侯玄、陈群一流的人物。他十六岁时，北方正处在“八王之乱”的高潮，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辟召他当佐史，他没有答应。永嘉（307—313）初年，其父庾琛出仕会稽太守，他也随行到了江南。庾亮深居简出，有些人虽然仰慕他，却不敢冒昧造访。

当时，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南下，驻于建邺（后更名建康），图谋建立偏安政权。在王导的辅佐下，他网罗了一大批南北士族担任幕僚。庾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应司马睿的辟召，入镇东大将军府担任西曹掾。这个举止娴雅、谈吐不俗的青年人博得司马睿的喜欢和器重。司马睿听说庾亮的妹妹庾文君尚待字闺中，主动提出与庾氏联姻，为长子司马绍聘定了这门亲事。司马睿称帝（即晋元帝），立司马绍为太子，庾亮官拜中书郎、领著作郎，与太子中庶子温峤在东宫陪侍司马绍读书，从而三人结为布衣之好。后来，庾亮又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巧妙周旋，受遗辅政东晋初年，谚云“王与马，共天下”①。元帝依赖王导、王敦兄弟的扶持，君临江南。朝政大权主要控制在王氏兄弟的手中，元帝处处受到掣肘。元帝为了加强君主集权，推行“以法御下”的政策②，有意重用亲信刁协、刘隗而疏远王导，因此，帝室与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一头是皇室姻亲；另一头是大族权臣，庾亮夹在中间，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在感情上，他倾向于帝室，在理智上，他却不敢得罪王氏，只能谨慎小心地应付着这个复杂的局面。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庾亮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②《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

有一次，元帝赐给太子一部《韩非子》，庾亮婉转地对太子说：“申、韩冷酷无情，败坏社会风气，殿下不必去读它。”又有一次，庾亮奉使到芜湖与王敦商议国事，两人原来各坐一旁，谈着谈着，王敦喜欢上庾亮，不禁凑到了他的跟前。送走庾亮，王敦赞叹说：“庾亮比裴贤明多了！”以后，王敦还上表举荐他为中领军。

王敦以诛刁协、刘隗为名举兵攻入建康，元帝郁郁而死。元帝死后，司马绍继立，是为明帝。明帝任命庾亮为中书监。中书监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原来由王导担任。庾亮深知王氏兄弟对自己怀有戒心，这个中书监是万万当不得的。他立即上表辞让。明帝见庾亮态度很坚决，只好作罢。不久，庾亮又借口养病，向朝廷告假。

太宁元年（323），王敦谋反的消息不断传来建康，明帝暗中进行反击准备。东晋王朝的兴废与庾亮的利益息息相关。他名为养病，实际上时时刻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这时，在王敦身边任记室参军的老朋友郭璞请假归来，庾亮邀约温峤找他。郭璞的卜筮之术名闻遐迩，据说非常灵验。庾、温两人求他占占王敦的吉凶，郭璞摆弄一番，摇摇头说：“算不出来。”两人又求他占自己的吉凶，稍顷，郭璞说：“大吉。”告别了郭璞，两人议论说：“郭璞说算不出王敦的吉凶，或是不便明说，或是王敦不敢动手了。而我们将要参加辅佐皇室削平王敦的义举，却得了吉兆，可见这次义举一定会得到成功。”

在庾亮、温峤等人的支持下，太宁二年（324）六月，明帝发布讨伐王敦的诏命，任命庾亮以中书监领左卫将军，与诸将共同抵御王敦的心腹钱凤。不久，王敦病死，王敦的另一个心腹沈充败逃吴兴。明帝又任庾亮为假节、都督东征诸军事，追击沈充。事平之后，明帝论功行赏，封庾亮为永昌县开国公，赐给绢五千四百匹，庾亮谦让不受。

明帝不愿当傀儡皇帝，他着手调整内外军事将领，任命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为左卫将军、舅父虞胤为右卫将军，统领京城宿卫禁军；任命寒门出身的将领陶侃镇守荆州，控制荆楚地区的军事力量。庾亮被拔擢为护军将军，但反而失去实权。他和司徒王导都很不满意，曾经在明帝面前流短飞长，说司马宗等人的坏话。明帝大不以为然，对司马宗、虞胤更加信任了，甚而把宫门的钥匙全交给他们掌握。明帝生病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庾亮声称有事要进宫见明帝，派人向司马宗索取钥匙，司马宗不但不给，还大声斥责来人说：“这宫门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可以随随便便进出的吗？”庾亮一听，更加愤愤难平。

明帝病重，不愿人家去打扰他。群臣进宫，司马宗、虞胤一概挡驾。明帝如有不测，皇位由谁继承？庾亮不觉心急火燎，他怀疑司马宗、虞胤以及司马宗之兄——西阳王司马羕有阴谋。于是不顾宿卫禁兵的阻抗，强行闯入禁内。一见明帝，泪水止不住簌簌而淌，他便咽地说：“西阳王羕、南顿王宗居心叵测，策划排斥大臣，谋取辅政大权，这件事关系社稷安危、国家兴亡，臣恳请陛下予以贬黜。”明帝心中一震，若有所悟，但默然不作声。不久，明帝病危，传诏引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和丹杨尹温峤入宫。明帝宣布以他们七人辅佐太子，轮流统领禁兵宿卫宫殿，免去司马宗、虞胤的左、右卫将军之职。拜卞壸为右将军，庾亮中书令、加给事中，陆晔录尚书令。

也许明帝对身后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七个辅政大臣中，有宗室，有外戚，有南、北士族，使之相互制约，可以防止个人擅权。然而事与愿违，明帝一死，东晋大权落到了庾亮的手中。

一意孤行，酿成动乱太宁三年（325）闰八月一天，司马衍即位大典就要开始了，忽然，司徒王导派人来请病假，这犹如给隆重的大典兜头倒下一桶凉水。尚书令卞壸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还没有殡葬，嗣皇帝还没有继位，这时候是臣子称病告假的时候吗？”王导自知理亏，才坐车赶来。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成帝年方五岁，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而委政于庾亮。从此，王导常常称病不上朝。王导执政，实行优容世家大族的政策，导致东晋初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豪强兼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庾亮执政，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倡法治、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因此，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尤其严重的是，庾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不断激化。当时，荆州刺史陶侃和豫州刺史祖约怀疑庾亮私自删改明帝遗诏，有意把他们排挤出辅政大臣的行列，所以对庾亮散布了不少流言蜚语。历阳内史苏峻自恃手拥强兵，实力雄厚，不把庾亮放在眼里。他在历阳私自招聚亡命之徒，扩充军队，以致运送军需物资去历阳的船只首尾相接，给朝廷造成沉重的负担。只要稍不如意，苏峻就破口大骂朝廷。为此，庾亮派遣温峤任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守武昌，监视荆州方面的动向。接着，他又布署修筑石头城的工事，加强首都的卫戍力量，预防发生突然事变。

乱子首先从京城发生。司马宗从左卫将军的显要职位下台以后，心怀怨望，暗中组织力量，企图搞掉庾亮。庾亮抢先一步，在司马宗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他和他的同伙，贬斥了司马羕和虞胤等人。司马宗的一个部下卞阐逃亡到历阳投奔苏峻，庾亮下令苏峻把人交出来，苏峻拒不从命。

庾亮一直觉得苏峻是一个祸根，早就有心剥夺苏峻的兵权。卞阐潜逃一案，促成他将苏峻调回建康的决心。起初，他私下征求王导的意见，王导劝阻说：“苏峻为人阴险多疑，不会老老实实奉诏回来，不如暂且宽恕他，免于闹出风波”。庾亮听不进去，又召集群臣商议，他慷慨激昂地说：“苏峻狼子野心，总有一天要出来捣乱，现在征他回京，纵然不肯顺从，祸害毕竟小一些；如果再放纵几年，恐怕就难以制服了。”朝堂上一阵沉默。这时，卞壸站出来反对说：“苏峻手握强兵，逼近京城，从历阳到建康，不足一天的路程，一旦发生动乱，建康就十分危险，这件事应该慎重考虑。”庾亮哪里听得进去。卞壸越想越不安，只得写信给温峤，让他出面规劝庾亮，但是庾亮依然置若罔闻。

消息传到历阳，苏峻意识到庾亮将要拿自己开刀了。他又是差人向庾亮求情，又是上疏表示愿意在边境为朝廷效力，然而朝廷的诏书还是颁发下来了：征召苏峻回京，担任大司农，加散骑常侍。苏峻狗急跳墙，与祖约一道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反抗。

咸和二年（327）十月，一场动乱爆发了。江州刺史温峤闻报，请求率军下援建康，队伍还没有出发，庾亮来信制止说：“我对西部边陲的忧虑超过历阳，足下不可越雷池一步。”庾亮不许温峤越雷池东向，是对陶侃放心不下。与此同时，三吴将领请求发兵保卫建康，庾亮也加以拒绝。庾亮太盲目自信了！

叛军主动进攻，庾亮却采取消极防御，局势的发展十分不妙。有人对王导建议说：“应当派兵迅速切断阜陵，坚守江北当利等渡口，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一战胜之。倘若敌军未到，我们可以进逼历阳；如果我们不进攻，敌军就会先发动进攻。这是先声夺人，机不可失啊！”王导听了很赞成，庾亮却认为建康固若金汤，苏峻决不敢直接进犯建康。然而，当庾亮还在自我陶醉的时候，苏峻的部将韩晃、张健袭取了东晋囤积了大量食盐、大米的姑孰，直捣慈湖。庾亮得到报告以后，叫苦不迭。

建康进入战争状态，庾亮自任假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其弟庾翼，当年二十二岁，尚未出仕，也带领几百名士兵守卫石头城。宣城内史桓彝率军入援，被韩晃堵截在广德。徐州刺史郗鉴也准备起兵，庾亮仍是硬充汉子，以防御北方敌人为由，发诏阻止。然而建康的局势日益险恶了，庾亮派司马流守慈湖，司马流贪生怕死，还没有交锋，就吓得吃肉都送不到嘴里，慈湖很快失守。咸和三年（328）一月，苏峻、祖约的联军二万多人从横江渡口抢渡长江，进抵陵口，晋军抵挡不住，连连败北。二月，苏峻占领蒋陵覆舟山。敌人近在咫尺，建康城内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王公贵族和官僚已经竞相把家眷送到外地避难。这时，又有人给庾亮出主意说：“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防守，不敢从正面发起进攻，一定会从小丹杨南路迂回，应该派兵埋伏在那儿，截击他们，就可以取胜。”庾亮刚愎自用，竟再次拒绝部属的正确意见。后来听说苏峻果真从小丹杨绕道过来，夜里行军时迷失了方向，队伍七零八落。这样一个歼灭敌人，扭转危局的大好机会又被庾亮贻误了。苏峻攻入建康台城，卞壸战死。庾亮率领诸将守卫宣阳门，阵势还没有拉开，将士们见敌人蜂拥而来，纷纷丢盔弃甲溃逃了。庾亮知道大势已去，也顾不上当皇太后的妹妹和皇帝小外甥了，匆匆对侍中锺雅说：“这里的事就拜托你了。”锺雅见庾亮临阵脱逃，怒冲冲地说：“大梁折断，房椽崩塌，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庾亮无可奈何地说：“今天的事情不必多说了，你等着我打回建康就是了。”然后，急忙和弟庾怿、庾条、庾翼跑了。他们刚刚在江边登上一条小船，敌军也追赶上来了，双方混战一场。庾亮左右开弓，匆促间不意误中船上的舵手，船上的人一时大惊失色，慌张地要跳船逃跑。庾亮反倒冷静下来了，他一动也不动，怅恨自责说：“这双手那能用来杀贼！”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小船脱险以后，直驶寻阳。一个月前，温峤见局势危急，不再理会庾亮的“不得越过雷池一步”的禁令，移兵寻阳，驰援建康。庾亮见到温峤，以皇太后的名义，宣诏进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之职。温峤坚决不受，说：“还是消灭苏峻要紧！”他把一部分兵力分给庾亮。二人共商征讨苏峻大计，庾亮推举温峤为盟主，温峤则推举庾亮，争执了半天。温峤从弟温充提议他们应该共同推举陶侃为好，于是温峤派人去荆州邀请陶侃。

五月，陶侃兵众到达寻阳。人们窃窃私议说，陶、庾本来不睦，苏峻之祸又是庾亮惹起的，陶侃此来，当诛杀庾亮以谢天下。庾亮委实惶恐不安，但他不得不听从温峤的安排，硬着头皮去拜见陶侃，陶侃很吃惊，连忙扶起他，带着几分不解和几分得意的神情说：“庾元规怎么拜起我陶士行来了！”士行，是陶侃的字。想当初，庾亮是名士中人，求见一面尚且不易，今日竟拜倒在寒门将领陶侃的脚下。陶侃一肚子气，顿时消了一半。庾亮又引咎自责，那声调，那姿态，使人感到又诚恳又亲切。陶侃一阵大笑，揶揄地说：“君侯曾经修筑石头城工事要对付老夫，今天也来求我了。”陶侃设宴招待庾亮，二人饮宴终日，谈笑风生。

以陶侃为盟主的四万联军从寻阳出发，浩浩荡荡进军建康。联军屯驻在蔡洲，遥对石头城。庾亮率先派将领王彰攻打石头城，被苏峻的部将张曜所败。首战失利，庾亮羞愧交加，心情十分沮丧。他派人把象征军事指挥权的节传送交陶侃，以示自责。陶侃派人宽慰他说：“古人曾经三败而后胜，君侯这才失败了两回。当今情况紧急，不要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庾亮带领二千人守卫白石垒，苏峻步兵万余人从四面发起强攻，白石垒前烟尘滚滚，杀声震天。庾亮指挥若定，激励将士们英勇杀敌，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又乘胜追杀了数百名敌人。

出守藩镇，庾王之争咸和四年（329）二月，联军平定了苏峻之乱。成帝在群臣的拥簇下驾临温峤乘坐的大船。庾亮上船拜谒成帝，他长久俯伏在地，欷歔不已。庾亮哭什么？是君臣重逢，悲喜交集而激动？还是哭在动乱中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的庾太后？或者是哭自己轻举妄动铸下的大错呢？或许兼而有之吧！翌日，庾亮又入宫谢罪。八岁的小皇帝突然问：“往日被称作白头公的那个人在哪儿呢？”庾亮大吃一惊，成帝说的白头公指的是司马宗，他忙答道：“司马宗因为谋反，早已伏法了。”成帝一听哭了，对着庾亮说：“舅舅说人家造反，就可以随便把人杀了；人家要是说舅舅造反，又该怎么办呢？”庾亮真没有想到成帝这样说，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他叩头不止，请求辞去官职，允许他全家到远离京师的偏僻地区去，做无声无息的平民百姓。

庾亮心里又急又怕，虽然成帝派遣尚书、侍中送来一道手诏，说“这次大乱是国家的一场灾难，不是舅舅的责任”，但是他觉得是非走不可了。他上疏成帝说：臣凡鄙小人，才不经世，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便烦显任。..而才下位高，知进忘退，乘宠骄盈，渐不自觉。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沸腾。

祖约、苏峻不堪其愤，纵肆凶逆，事由臣发。社稷倾覆，宗庙虚废，先后以忧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脑涂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斩之，屠戮之，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臣灰身灭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责。臣负国家，其罪莫大，实天所不覆，地所不载。陛下矜而不诛，有司纵而不戮。自古及今，岂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剑北阙，偷存视息，虽生之日，亦犹死之年，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

臣欲自投草泽，思愆之心也，而明诏谓之独善其身。圣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愿陛下览先朝谬授之失，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

成帝下诏苦苦挽留，庾亮决定不辞而别，他带着家眷，由暨阳东门出城。成帝又派人扣住了船只，不放他走。在这种情况下，庾亮请求朝廷放他出任方镇，效力疆场，朝廷也就同意了，于是任命他担任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不久，后将军郭默矫诏擅杀江州刺史刘胤，占据湓口。司徒王导不仅不予追究，而且以他继任江州刺史。太尉陶侃不满王导姑息养奸，发兵东下湓口。庾亮随即也上表朝廷，督率步骑二万余人西上，配合陶侃讨伐郭默，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事后庾亮不受爵赏，撤兵回到芜湖，陶侃写信给他说：“赏罚黜陟是国家的重要制度，我实在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过分克制，独自当君子！”庾亮回信说：“这次胜利上有元帅指挥，下有将士效力，我庾亮有什么功劳呢？”朝廷又进庾亮为镇西将军，但他怎么也不肯接受。

这时，王导再度执政，“上无所忌，下无所惮，把自己凌驾于成帝之上。成帝一天一天长大了，可是见了王导要下跪，给王导的手诏要称“惶恐言”，好像他不是皇帝，王导反倒是皇帝似的。陶侃和庾亮对王导的擅权都耿耿于怀，陶侃曾经倡议起兵废黜王导，由于郗鉴反对，才避免了一场干戈。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死。朝廷擢升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这一次，除开府以外，庾亮都受而不辞了。随着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庾亮对王导“挟震主之威下陷百官”更不能容忍了。他写信给郗鉴说：昔于芜湖反复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

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

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

庾亮也要起兵赶王导下台，但郗鉴仍不同意，庾亮才没有轻举妄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庾亮的动向被陶侃的儿子陶称觉察到了，陶称便报告王导，王导故作从容地说：“我和元规休戚与共，聪明人那能传播这种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即便真有这么回事，他来我走，回家当平民百姓，有什么可怕的！”话虽这样说，但由于庾亮手伸得很长，坐镇荆州而遥控朝政，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都倒向他，王导心里很不舒坦，遇到刮西风的日子，他一面举起手中的扇子去挡灰尘，一面慢悠悠地说：“庾元规刮来的灰尘太脏了！”后来，陶称告密的事也被庾亮知道了。庾亮故意推荐他任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陶称从长沙带领本部二千兵众兴冲冲到江夏赴任，途中，转道往武昌拜会庾亮，随身只带了二百人。庾亮当着众多的将佐，历数他的罪状，把他杀了。按照晋制规定，使持节者才能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即使陶称犯了死罪，庾亮也无权擅杀。所以庾亮上疏为自己辩解，说陶称是“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说自己是“义有专断”①。石勒死后，庾亮便有北伐后赵、收复中原之志。咸康五年（339）三月，他对所辖地区军事部署作了一番调整，表请桓宣任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又以其弟庾怿任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弟庾翼任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毛宝任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统领精兵万人戍守邾城。此外，庾亮还派遣偏师进攻蜀中的成汉政权，俘获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

庾亮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决定亲自领十万大军北上，移镇石城，作为其他诸军的后援。他上疏朝廷说：“襄阳北连宛、许，南有汉水阻①《晋书·陶侃传子称附传》。

隔，地势险要，粮食充足。臣请求移镇襄阳石城，派军队星罗棋布于江、沔之间。几年以后，战士得到训练，即可抓住战机，大举进军，直指河、洛。”成帝让公卿大臣进行讨论，多数人都不赞同，于是不许庾亮移镇。

咸康五年（339）七月，王导死去，成帝征庾亮入辅，担任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不肯就职，他信心十足地准备移镇襄阳了。此时，邾城突然失陷。这个消息给庾亮极大的打击。原来，后赵以重兵围攻邾城时，守将毛宝曾经派人告急，庾亮麻痺轻敌，以为邾城十分坚牢，没有及时派兵增援，结果邾城倾覆，智勇双全的大将毛宝和突围而出的六千将士又都淹死在江中了。庾亮自求贬官三等，降为平西将军，虽然诏命恢复原职，但从此以后，他郁郁不乐，渐而成疾，次年二月病死，时年五十二岁。

第二节 陶侃①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陶侃，字士行（259—334），原籍鄱阳，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谿族杂居的地方。谿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①，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②。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陶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又称“散吏”，实际是一种徭役。

②《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

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①。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②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①《晋书·惠帝纪》。

②《晋书·张华传》。

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①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

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①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①《晋书·刘弘传》。

①《晋书·华轶传》。

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

时荆州刺史周f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②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①《晋书·明帝纪》。

①《晋书·熊远传》。

②《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

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

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①。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②。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③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①陶侃对庾亮如①《晋书·应詹传》。

②《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②，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①。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

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②《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如《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专写《陶侃被诬》一节，为陶侃辩冤。

②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③《晋书·庾亮传》。

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谿。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①《晋书·桓宣传》。

第三节 桓温

坐镇荆州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东晋宣城内史桓彝之子。桓彝为北方世族，西晋永嘉之乱后随晋元帝南渡，很得信任，先后任中书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名显朝廷。明帝时，桓彝拜散骑常侍，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以功封万宁县男，后为宣城内史。桓温未满周岁时，名臣温峤见到他，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②，及闻其声，称赞说：“真英物也。”因为得到温峤的赏识，桓彝便给他取名叫作桓温。

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时人刘惔认为他是稍逊于“孙仲谋、晋宣王之流”的人物。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作乱，桓彝被苏峻部将韩晃杀死。桓温年才十六，但他“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桓温十八岁这年，曾参与杀害他父亲的泾县县令江播病死，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其父守丧，因怕桓温前来寻仇，预先将兵器放在身边。桓温诡称吊孝而入，手刃江彪于丧庐之中，又追杀其二弟于道，终报父仇。桓温由此为时人所称。

桓温成人以后，以选尚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又袭父爵为万宁县男。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温除授琅玡太守①，登上仕途。这一年，桓温仅二十三岁。康帝建元元年（343），桓温进位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穆帝永和元年（345），久踞荆州的权臣庾翼病死，他临死前上表请以子庾爰之继己之任。由于荆州是东晋重镇，关于庾翼的继承人选在朝臣中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诸庾世在荆州人情所归，应依庾翼所请，以庾爰之镇守荆州。但时任宰辅的侍中何充认为“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②。丹杨尹刘惔认为桓温确有奇才，但亦有野心，“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宜常抑之”③。因此他劝会稽王司马昱自己出镇荆州，又请以自己为军司，司马昱不听。于是桓温出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①。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其地民风劲悍，兵强财富“居天下之半”②，素为东晋重镇。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扬为根本，而荆州地处扬州上流，常能对京师建康形成威胁，故唐杜佑说：“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③。桓温既居此形胜之地，就为他日后专制朝政，几移晋室的作法打下了基础。

②《晋书》卷98《桓温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①《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②《晋书》卷七七《何充传》。

③《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①《晋书》卷八《穆帝纪》。

②《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③《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

灭蜀桓温有雄才，史称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庾翼在世时很看重桓温，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为立功以树威，决定西伐占踞巴蜀并已日渐衰微的李氏成汉政权。

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要求伐蜀。随后他不等回音，便在当月以江夏相袁乔为前锋，亲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径自出兵伐蜀，有精兵万余人，溯江而上。朝中闻知，诸臣皆因蜀道险远而温军寡少深以为忧，唯刘惔认为桓温必能克蜀，人问其故，刘惔说：“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①。

永和三年二月，桓温军至青衣（今四川名山北），成汉主李势以其叔父李福、族兄李权和大将咎坚为统帅，发兵阻拦桓温大军。桓温军从另道而进，三月，进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县）。这时，有人建议桓温分兵两处，异道而进，以分散汉兵兵力。袁乔说：“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②桓温以袁乔所言为是，乃留辎重于彭模，命参军周楚、孙盛率羸兵看守，自率大军直趋成都。这时成汉李福等人转头进攻彭模，周楚、孙盛奋力将其击退。桓温大军一路上三战三捷，又击败李权等汉军。汉军溃散，从小路逃回成都。桓温进逼成都，汉主李势倾全部兵力出城，与桓温军激战于成都城之笮桥（在今成都市西南，桥用竹索编成）。桓温前锋出战不利，参军龚护战死，晋军皆惧，意欲退军，前锋袁乔声色俱厉，拔剑督士卒死战，遂大破汉军。桓温乘胜攻入成都，纵火烧成都小城（内城），李势乘夜逃走，远遁九十里。不久，李势见大势已去，先使散骑常侍王幼送降文，然后舆榇面缚诣桓温军门投降，成汉遂被桓温灭掉。

桓温既平蜀，在李势殿上置酒大宴将佐参僚，当地缙绅皆来庆贺。桓温生性豪爽，气度不凡，加上新平蜀地，志得意满，在宴会上神采飞扬，历数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之事。他“音调英发，”“其状磊落，一座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③。

桓温驻军蜀地，援引成汉政权中的贤才为己之用，像成汉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嘏、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地一时之选，桓温并用为参军。但不久，王誓、邓定等复反，众各万余，桓温一一讨平。桓温大军驻蜀三十日，然后凯旋，回师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永和四年，桓温以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一时威名大振。

时晋廷中穆帝年幼，康帝皇后褚太后临朝摄政。桓温伐蜀时拜表辄行，已引起朝廷疑忌，待其平蜀，更怕他威名过大而日后难制。于是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乃使在朝野中素具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以期能对桓温有所抑制。桓温对此很是不满，但他与殷浩素相识，知其不会有多大作为，并①《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②《晋书》卷八三《袁乔传》。

③《世说新语·豪爽篇》。

不惧怕。此后，桓温经营荆州，“在州宽和，百姓安之”①。同时渐露不臣之心，与晋廷虽名为君臣，实际在荆州自行其事。晋廷对桓温已不能征调如意，但求羁縻而已。桓温平蜀后，又加督交、广二州诸军事②，此时，他所督荆、司、雍、益、梁、宁、交、广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但因当时国中无事，君臣尚能相安一时。

锐意北伐永和五年（349），后赵主石虎病死。桓温自江陵出屯安陆（今湖北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并上疏请求北伐。朝廷不加理睬。反而在这年七月，以征北大将军褚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命其北伐后赵。桓温北伐之举遂搁置。此后，桓温又屡次上表要求北伐，但朝廷对其既有戒心，均未获准。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再次拜表辄行，率大军四、五万自江陵顺流而下，至武昌（今湖北鄂城）而止。朝廷上下惊恐不安。褚裒既败，晋廷又欲以殷浩北伐，故殷浩时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闻桓温陈兵而下，惊慌失措，欲去位以避之，经吏部尚书王彪之力劝乃止。这时，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给桓温，极力劝阻，说北伐尚非其时，应先“思宁国而后图外”，所以以前未准桓温北伐。又说桓温行此“异常之举”①，容易引起非议，希望桓温深思熟虑之。桓温还不敢公开对抗朝廷，见信后即刻率军还镇，并上疏解释说，此次率军东来，是要北伐扫灭赵、魏（冉魏），历年多次上疏要求北伐都是想为国家“静乱”，恢复中原，自己并无私心。朝廷以桓温为太尉，桓温固让不拜。

永和八年，殷浩自寿春率晋军北伐。但不久其督统、安西将军谢尚等在许昌（今河南许昌）大败于前秦将张遇，晋军死伤一万五千人，谢尚逃回，殷浩又退回寿春。第二年，殷浩率军七万再次北进，准备进据洛阳，修复晋廷园陵。但前锋羌人将领姚襄于中途倒戈，进击殷浩。殷浩军大败，将士损失万余人，殷浩尽弃辎重狼狈逃回，其北代又告失败。

桓温见殷浩兵败，立刻上疏弹劾，请朝廷废掉殷浩。于是殷浩被免为庶人，徙居信安。自此，朝廷内外大权渐归于桓温，朝中已没有人再能阻止桓温北伐。从永和十年至海西公太和四年（369），桓温连续进行了三次北伐。北伐前秦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使步军自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水军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古均水入汉水的水口）；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关中到汉中的通道），诸道并趋关中，进攻前秦。

桓温大军进展顺利，淅川一路步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擒获前秦荆州刺史郭敬，接着攻克青泥城（今陕西蓝田）。前秦主苻健派太子苻苌、子苻生等率兵五万屯于峣柳（今陕西商县西北），阻挡桓温亲率的主力军西进①《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温别传》。

②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胡三省注。

①以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

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四月，二军相遇，展开激战，前秦苻生骁勇异常，杀桓温将应诞、刘弘等多人，晋军死伤千余人。桓温督军力战，终于大破秦军。与此同时，桓温弟桓冲又大败前秦丞相苻雄于白鹿原（今陕西蓝田西灞、浐二水之间）。随后，桓温军转战而前，进军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长安指日可下。苻苌等秦军退守长安城南，苻健自领羸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内城），倾全部精兵三万，由大司马雷弱儿等率领，与苻苌合力抵抗桓温。晋军顺利入关，长安附近郡县纷纷来降。桓温抚喻百姓，使其安居复业。关中百姓牵牛担酒沿路迎接桓温，耆老见到晋军，惊喜万状，流着眼泪感叹：“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北伐形势非常之好，但桓温却顿军灞上，观望不进。隐居关中的王猛闻桓温入关，前来相见，与桓温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桓温见民间有此人才，大为惊异，问王猛说：“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说：“公不远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①”。桓然默然无以应。王猛意思是说桓温志在立威，以功名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恢复晋土。这正说中桓温心事，故其无所答对。

桓温进军之初，本打算以秦地之麦为粮，但苻健“收麦清野以待之”，晋军军粮发生危机。不久，桓温大败于苻雄，死伤万余人。于是，徙关中百姓三千余户而归，退至潼关，又被迫军苻苌所败。九月，桓温回至襄阳。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

北伐姚襄永和十二年，晋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桓温进行第二次北伐，目标是占据许昌的姚襄。

姚襄叛殷浩后，先屯于淮南，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同时遣使上疏晋廷罪状殷浩，后又听从其将佐的建议，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带兵北还，占据许昌，围攻洛阳。当时占据洛阳的是降晋复反的魏前荆州刺史周成。姚襄进攻洛阳，逾月未能克。桓温乘机北伐。

六月，桓温军发自江陵，遣督护高武据鲁阳（今河南鲁山县），辅国将军戴施屯于河上，率舟师从黄河进逼许、洛，自己亲率大军随后进发，又上疏晋廷，请徐、豫二州出兵从淮、泗入黄河配合作战。八月，晋军进至伊水（在洛阳城南）。姚襄撤洛阳之围，将精锐埋伏于水北林中，拒水而战。桓温亲自被甲督战，命晋军结阵而进。二军接战，桓温之弟桓冲及诸将奋勇向前，大败姚襄。姚襄军大乱，自相杀死者达千余，姚襄逃奔平阳。桓温既败姚襄，周成率众出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表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因谢尚未至，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等以三千人镇守洛阳。又徙归顺的百姓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自率大军还师。

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其二弟桓云任江州刺史、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桓云在职，“招集众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滥，众皆嗟怨。时温执权，有司不敢①《晋书》卷一一四《王猛传》。

弹劾”①。其三弟桓豁任建威将军、督沔中七郡军事、新野义成二郡太守，后又因功进位右将军。其四弟桓秘，虽素与桓温不睦，但也任职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并一度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假节，后官至中领军。其五弟桓冲数从桓温征伐有功，多次升迁，先后镇守襄阳、江陵等要冲，升平四年（360）桓云死，接任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振威将军。此外，其子侄也多有任要职者。升平四年，晋廷加封桓温为南郡公，桓冲为丰城县公，桓温之次子桓济为临贺郡公。

北伐姚襄之前，桓温曾多次上疏，请求还都洛阳，朝廷不许。收复洛阳后，桓温于哀帝隆和元年（362）再次上疏，请迁都洛阳，并请将永嘉之乱后流亡至江南者，全部北徙，以充实河南之地。晋廷君臣但求自保江南，无意恢复失地，皆不同意迁都，但惧于桓温权势，无人敢言。扬州刺史王述认为桓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①。于是朝廷诏答桓温说，“诸所处分，委之高算”，有关迁都事宜请桓温筹划办理。后迁都之事果然作罢。朝廷改授桓温都督并、司、冀州，罢交、广二州都督，桓温表辞不受。

哀帝兴宁元年（363）五月，桓温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东晋内外军政大权集于桓温一身。桓温乃上疏陈便宜七事：“其一，朋党雷同，和议沸腾，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明长幼之体，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有司皆奏行之。从桓温所陈七事看，大部分是针对当时朝廷上的问题而发，如果真能照此实行，对于东晋的弊政当能有所改革。

兴宁二年，桓温当政时期，东晋实行了“庚戌土断”。由于桓温法令严明，这是东晋最有成果的一次土断。

东晋过江以来，对于北来的流民采取优待政策，“以其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②。这些“无有土著”之人不入于国家的正常编户，因此也不负担国家的赋役。从成帝咸和年间，东晋政府为了增加劳动人手和赋役来源，也为了防止国家的正常编户冒充北方流民逃避赋役，开始实行土断。在“庚戌土断”之前，先后实行过二次土断。兴宁二年三月初一庚戌这天，朝廷颁布法令，“大阅户人，严法禁，谓之庚戌制”③。桓温当政，执法雷厉风行，彭城王司马玄“违禁藏匿民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①，由于桓温一反东晋过去优容世族贵戚的作法，执法有力，这次土断取得很大成果，大批人口成为国家的编户，流民减少，时会稽一郡即“亡户归口三万余口”②。后来刘裕当政时评论此次土断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③。桓温当政期①《晋书》卷七四《桓云传》。

①《晋书》卷七五《王述传》。

②《隋书·食货志》。

③《晋书》卷八《哀帝纪》。

①《晋书》卷三七《彭城穆王权传》。

②《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③《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间，较之东晋其他时期，在政治上似乎稍有振作。

北伐前燕，兵败枋头兴宁二年三月，前燕将李洪侵许昌，大败晋军于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桓温使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通水运，自己率舟师进至合肥，准备北伐。五月，晋廷又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遣侍中颜旄宣旨，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以中原尚未恢复为由推托。朝廷不许，再次征桓温入朝。桓温军至赭圻（时属宣城郡，今安徽宣城附近），晋廷又诏尚书车灌止之，桓温遂城赭圻而居之，辞录尚书事不受，遥领扬州牧。当年，桓温移镇姑孰，转以其弟桓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右将军号如故，镇守荆州。其时桓温权倾天下，威势镇主，既镇姑孰，遥控朝政，四方州牧皆遣上佐纲纪致敬④。不久，哀帝死，桓温北伐之举暂时搁置。

海西公太和三年（368），晋廷加桓温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

太和四年，桓温在土断之后“财阜国丰”的基础上，第三次出兵北伐，这次的进攻目标是前燕。

这年三月，桓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讨伐前燕。时郗愔所领徐州，其民多劲悍，为精兵所聚之地。桓温常说：“京口（徐州治所，今江苏镇江市）酒可饮、兵可用”①，很不愿意让郗愔居于京口。这时，郗愔听从其子郗超之计，写信给桓温，自称老病，不堪军旅，请桓温统率自己所领之兵，并乞闲职自养。桓温见信大喜，即刻转郗愔为会稽太守，自己并郗愔之兵，又自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实力大增。四月，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出发北伐。朝中百官皆来送行，“都邑尽倾”。大军行经金城（东晋侨置琅玡郡治，在今江苏句容县北），见己昔为琅玡太守时所植柳树皆已长大，感慨万分，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泣然流涕。大军继续北进，过淮、泗，踏上北土。桓温与将佐僚属登上楼船眺望中原，慨然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②时正大旱，水道不通，参军郗超劝阻桓温说：“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③。桓温不从。六月，桓温大军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今大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称“桓公渎”①。于是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进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④《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①《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郗超传》。

②《晋书·桓温传》记金城泣柳及北眺中原之事皆在穆帝永和十二年，《资治通鉴》不载金城泣柳事，但亦将北眺中原之事记于永和十二年，皆误。刘盼遂、程炎震先生考辨此事当为海西公太和四年伐前燕时事，其说甚是。见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115页《言语篇》刘盼遂曰及第834页《轻诋篇》程炎震云。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见《水经·济水注》。

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②。但桓温又未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于是桓温使建威将军檀玄攻湖陆（在今山东西南部）。檀玄很快攻下湖陆，擒获燕之宁东将军慕容忠。前燕主慕容以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步骑二万于黄墟（今河南民权北）迎战晋军，结果大败于晋军，慕容厉单骑逃回。接着，桓温前锋邓遐、朱序又大破燕将傅颜于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晋军顺利进军，燕主慕容君臣惶恐不安，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这时，前燕名臣慕容垂劝阻说：“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③于是慕容以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众五万抵御晋军，又使其散骑侍郎乐嵩去向前秦求救。

桓温进军之初，曾使袁真进攻谯、梁之地，并开石门（即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境）引黄河水入汴渠（今河南荥阳西南之索河），沟通淮、泗水以通水运。袁真虽然平定谯、梁之地，但石门却没能打开，这时，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而慕容垂又派燕范阳王慕容德，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兵一万五千驻屯石门，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

桓温进至枋头，离燕都邺城只有二百里路，但他顿兵枋头，不敢直趋邺城。这时，晋军的形势已很不妙，水运不通，粮草不继，退军已经是必然的了。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又听说前秦军将至，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晋军为怕燕军在上流放毒，一路上凿井而饮。晋军既退，前燕诸将皆欲追之，慕容垂说：“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①”于是慕容垂亲率骑兵八千跟踪于后，又使慕容德率精骑四千埋伏于襄邑（今河南睢县西）东涧中。桓温见燕军未来追赶，果然放心，命令晋军兼程而进。慕容垂命令部下急速追赶，在襄邑追上晋军。慕容垂与慕容德前后夹击，大败桓温，晋军被杀者达三万人之多。此后，前秦救兵苟池又于路邀击桓温，晋军又死伤万余人。十月，桓温收拾散卒，驻军于山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桓温的第三次北伐遂以惨败告终。

桓温三次北伐，除第二次有些成果外，皆无功而返，而第三次更以惨败告终。这有主客观二方面的原因。

从桓温主观上来说，其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欲以功名镇江东，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中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另外，桓温确实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比如他伐蜀途中，曾于鱼腹（今四川奉节东）平沙上见诸葛亮用石垒就的八阵图，其“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其军中文武皆不识此阵，但桓温一见就说：“此常山蛇势也，”可见他对兵法阵势是很精通的。又如他入关伐秦，镇守陇西的前凉将王擢赶紧“驰使于（张）祚，言温善用兵，势在难测”②《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③《晋书》卷一一一《慕容载记》。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引起前凉一阵恐慌。但桓温还不是一个出类拨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他多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虽与他志在立威，无意真正北伐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所以前燕申胤说他：“骄而恃众，怯于应变”②。又如他在第三次北伐撤军时，谋略上也输了慕容垂一筹。

从客观上来说，东晋君臣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又桓温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其北伐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当桓温大军进展顺利之时，申胤就曾预料说：“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③这是正确的分析。

尽管如此，桓温的三次北伐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打击了少数族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愿望的。

桓温既遭惨败，深以为耻，回至山阳，乃归罪于袁真，奏免袁真为庶人。袁真上表辩冤，并奏桓温罪状，朝廷不加理睬。袁真遂据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投降前燕。桓温使毛虎生领淮北太守，镇戍历阳（今安徽和县），防备袁真。然后桓温发徐、兖二州百姓修筑广陵城，徙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太和五年，袁真病死，其将朱辅立其子袁瑾继任其职。八月，桓温率兵二万从广陵出发，进攻袁瑾，袁瑾固守寿春，桓温遂围而攻之。太和六年正月，桓温军攻下寿春，生擒袁瑾、朱辅。寿春又入晋手。

废立专权，野心未遂桓温北伐本意是欲先立功河朔，然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既有枋头之败，威望顿减。参军郗超乃劝桓温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之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桓温素有野心，他曾卧对亲信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接着又抚枕而起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部下见桓温出此不臣之言，莫敢答对。又桓温对于叛逆王敦甚为倾慕，经过王敦墓，连声说：“可人，可人”，称赞王敦能行非常之举①。这时与郗超一拍即合，遂定废立之事。

由于海西公司马奕（366—371在位）平素谨慎，没有过错，桓温与郗超商量，乃诬海西公有痿疾，是太监之身，并说海西公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私通，生下二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半路止军于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并草拟好诏令呈之于太后。褚太后在逼迫之下，只得同意。桓温集百官于朝堂，依《汉书·霍光传》所记废立故事，宣太后令，废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桓温命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海西公皇帝玺绶，又亲率百官至会稽①《晋书》卷八六《张祚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见《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467页《赏誉篇》嘉锡案。

王邸。迎司马昱入朝。于是司马昱即帝位，改年号为咸安，司马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

桓温废掉海西公后，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素与桓温有隙，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桓温皆欲除之。乃使其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司马晞、殷涓、庾蕴之弟庾倩、庾柔等谋反，然后将他们全部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上疏，请依律处死司马晞，简文帝不许。桓温又亲自上表请杀司马晞，言辞激烈。简文帝手诏答桓温说：“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①桓温这才作罢，改请废司马晞及其二子，其家属皆徙于新安郡。不久，殷涓、庾倩、庾柔等都遭族诛，唯庾蕴因其侄媳乃桓豁之女，桓温使其饮酖自尽。桓温既诛庾、殷之族，“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简文帝下诏进桓温为丞相，桓温辞让不受，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

前秦主苻坚闻知桓温行废立之事，很不以为然，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②简文帝虽身为帝王，但摄于桓温权势，常惧被废，“拱默守道而已”①。曾对郗超咏庾阐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②，在位不到二年，便忧愤而死。

咸安二年（373），简文帝病重，急召桓温，一昼夜四诏，桓温不至。几天后，简文帝病死。群臣惧于桓温，不敢拥立太子，有人认为应该请桓温来朝后再说，尚书仆射王彪之说：“天子代立，大司马（桓温）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③于是群臣才敢立太子司马曜即帝位，司马曜是为孝武帝。简文帝临死，遗诏使太子家国事一禀之于桓温，如诸葛亮、王导故事。桓温本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便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见简文帝遗诏，很不高兴，给其弟桓冲写信说：“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桓温未能遂愿，疑心是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从中作梗，心中愤愤不平。孝武帝宁康元年（372）二月，桓温带兵入朝，朝中人心惶惶，传言桓温将要杀掉王坦之、谢安，取代晋室称帝。孝武帝诏令王、谢率百官至新亭（今南京市西）迎接桓温。王坦之恐惧不安，谢安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④桓温至新亭，百官拜伏于道，桓温大阵兵卫，和百官相见。于时气氛十分紧张，朝中位望稍高者皆惊慌失措，王坦之汗流遍体，错将手版倒拿。但谢安神色不变，就座与桓温谈笑自若，答对得体，气氛渐渐缓和，二人交谈多时，竟尽欢而散。

桓温入朝，因当时发生的卢悚入宫事，将尚书陆始收付廷尉，连座者甚众。三月，桓温染病，于是回姑孰养病，在建康只呆了十四天。

①《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②《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①《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②《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③《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④《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桓温回至姑孰，病渐沉重，但其野心未已，逼迫朝廷加其九锡，屡屡使人催促。谢、王等人闻知其病重，故意拖延，时桓温使其记室袁宏撰九锡文，谢安屡次修改，多日不成。宁康元年七月，桓温病重身死，年六十二岁。终于没能实现他先加九锡，再渐移晋室的野心。

第十一章 桓玄、孙恩、卢循

第一节 桓玄①

优游江陵

桓玄（369—404）字敬道，一名灵宝，东晋大司马桓温少子，深受桓温钟爱。桓温临终，命为继嗣，袭爵南郡公，时年五岁。

桓玄七岁时，守丧三年期满，原桓温属下的文武佐吏都来向桓玄叔父，荆州刺史桓冲告别，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你家的故吏！”玄应声痛哭，哀动左右，众人无不惊异。数年之后，桓玄长成了一表人才，容貌不凡，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又善作文。他自恃门第高贵，才华出众，常常以英雄豪杰自居，令人望而生畏，朝廷也有所疑虑而不加擢用。

直到二十三岁，桓玄才被拜为太子洗马。时人纷纷议论桓温晚年有不臣之迹，桓玄兄弟因此遭到排抑。朝廷只让他们作些无权的闲散官。有一次，桓玄去拜见琅邪王司马道子，正值饮宴，宾客满座。司马道子突然睁着两只醉醺醺的大眼对众人说：“桓温晚年想造反，是不是？”桓玄吓得汗流浃背，拜伏在地，不敢起身。琅邪王骠骑长史谢重举起手板回答说：“已故宣武公（桓温）废昏立明，功过伊尹、霍光，人们的种种议论，应当有所识别。”道子点头，桓玄这才爬了起来。从此，桓玄的心中更加惴惴不安，对司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

后来，桓玄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曾登高眺望震泽，愤懑叹息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便弃官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桓玄向来不甘屈居人下，他为自己出身元勋之门却负谤于世而愤愤不平，乃上书晋孝武帝。疏中说：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先臣勤王艰难之劳，匡复克平之勋，朝廷若其遗之，臣亦不复计也。至于先帝龙飞九五，陛下之所以继明南面，请问谈者，谁之由邪？谁之德邪？岂惟晋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门，实奇功也。

自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臣等复何理可以苟存圣世？何颜可以尸飨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菲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后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

奏书送到朝廷，犹如石沉大海。

桓玄闲居江陵，优游无事。荆州是桓氏发迹之地，桓温、桓豁、桓冲等兄弟子侄先后任荆州刺史数十年，故吏宾客遍布荆楚各地，根深叶茂，人多势众。桓玄甚为骄横，江陵士民怕他比怕荆州刺史殷仲堪还厉害。而殷仲堪是一个玄学名士，资望不深，对桓玄也甚为敬畏。有一回，桓玄到刺史厅前跑马，手持马矟在殷仲堪面前比比划划，摆出一副要刺杀的架势。殷中堪的中兵参军刘迈看不下去，讥刺说：“你的马矟之技有余，只是精通义理则不足。”桓玄满脸不高兴，殷仲堪见势不妙，大惊失色。桓玄离去，殷仲堪指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桓玄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责刘迈说：“卿是狂人！桓玄晚上派人刺杀你，我岂能相救？”他让刘迈回建康躲避。桓玄果然派人来追杀，刘迈勉强逃脱。征虏将军胡藩路经江陵，对殷仲堪说：“桓玄志趣不同于常人，一副怏怏不得志之态，将军过份优崇他，恐怕于将来不利。”殷仲堪听了很不高兴。

吞并殷、杨太元二十一年（396）九月，晋孝武帝醉卧内殿，被张贵人杀死，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不辨寒暑饥饱，是个著名的白痴皇帝。太傅、琅邪王司马道子专制朝政。司马道子嗜酒如命，一天到晚喝得昏头昏脑，不问政事，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与从弟王绪专权用事，威震内外。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士马强盛，王国宝、王绪劝司马道子削弱方镇兵权，加强中央实力。消息传出，内外骚动。桓玄备受朝廷排抑，早已心怀不满，见有机可乘，乃游说殷仲堪，挑唆说：“王国宝一向与诸君作对，唯恐不能早点对你们动手。现今既掌大权，与王绪互为表里，他们想撤谁换谁，无不如意。孝伯（王恭字孝伯）贵为皇上太舅，为朝野所重，他们一时不敢轻动，唯有先拿你开刀。你是先帝提拔的，破格居方面重任，但人们未必认为合适，都说你虽有思想意趣，却不是作方伯的人选。倘若朝廷下诏征你作中书令，用殷f为荆州刺史，你该怎么办？”殷仲堪回答说：“这件事我担心很久了，不知足下有何高见？”桓玄又说：“王国宝奸诈凶狠，天下所知；王孝伯疾恶如仇，有过人之处。你赶紧秘密派人游说王恭起兵，以匡正朝廷，对他说你将率全荆士众顺流而下，推举他为盟主。我等亦当奋起追随，如此天下莫不响应。此事若能实现，乃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勋业啊！”殷仲堪仍犹豫不决。不几天，王恭派使者送信到江陵，邀殷仲堪与桓玄共同匡正朝廷，殷仲堪表示应允。

安帝隆安元年（397）四月，王恭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京口。司马道子惊慌失措，杀王国宝、王绪以释众怒，王恭遂罢兵回到京口。殷仲堪直到得知朝廷诛王国宝后才派兵进据巴陵，旋亦退兵。事后，桓玄趁机提出要作广州刺史。司马道子惧怕桓玄，又不愿让他久居荆楚，便任命他为假节、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史。桓玄受命，但并不赴任，仍然留居江陵，以等待时机。

第二年，王恭联合豫州刺史庾楷，以讨伐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司马尚之兄弟为名，再次起兵京口。桓玄、殷仲堪一齐响应，共推王恭为盟主。司马道子不知所措，慌忙把军权交给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自己只顾酗酒。殷仲堪拨出五千军马交给桓玄，命南郡相杨佺期与桓玄同为先锋，自己率兵二万殿后，挥兵沿江东下，直达湓口。王愉毫无戒备，仓惶逃奔临川，为桓玄偏将所擒。桓、杨乘胜直驱建康，桓玄大败台军于白石，又与杨佺期进军横江。这时，北府兵名将刘牢之被司马元显所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兵败被杀；庾楷也兵败，投奔桓玄。刘牢之率北府兵抵御荆州军，桓玄、杨佺期只得回军蔡洲。为了分化荆州军，司马道子采纳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脩为荆州刺史，而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殷仲堪一听诏命，大为恼怒，催促桓玄、杨佺期进兵。桓玄、杨佺期得到好处，不想出兵。殷仲堪一气之下遽然回军荆州，遣使告谕蔡洲兵众说：“你们如不各自散归，我到江陵便杀尽你们的家人。”于是，杨佺期部将刘系立即带领二千人西上，桓玄等大惧，都赶快撤退，至寻阳才赶上殷仲堪。桓玄由于兵力有限，羽毛未丰，需要殷仲堪相助；殷仲堪丢掉了荆州刺史，也需依仗桓玄的声望。三人便在寻阳重新结盟，桓玄被推为盟主，大家共同约定，不接受朝廷诏命；又联名上书朝廷，为王恭伸冤，要求处死司马尚之，刘牢之等人。司马道子被迫让步，宣布恢复殷仲堪的荆州刺史。这次起兵，桓玄取得江州，得到最大的实惠。他被推为盟主后，更加骄矜，每以寒士裁抑杨佺期。而杨佺期为人骄悍，自以为出自北方高门弘农杨氏，最恨别人瞧不起，在盟誓坛上就想发难袭击桓玄，但被殷仲堪制止了。桓玄觉察到杨佺期有异谋，暗中有了吞并他的打算。

不久，殷仲堪等人的矛盾渐渐激化起来。殷仲堪担心桓玄跋扈，遂与杨佺期结为婚姻，相互支援；桓玄敌不过殷、杨二人，害怕被击灭，于是上书朝廷，要求扩大都督区，壮大实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也想借机挑起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以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遂下令分杨佺期所督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归桓玄管辖，又以玄兄桓伟取代杨佺期之兄杨广为南蛮校尉。杨佺期受到损害，火冒三丈，即刻调集人马，声称援救洛阳，暗中想联合殷仲堪共击桓玄。殷仲堪顾虑重重，既畏惧杨佺期兄弟骁勇，难以对付；又担心桓玄一旦被击灭，杨氏兄弟得势，自己反而受害，故极力予以阻止。杨佺期孤掌难鸣，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

隆安三年（399），荆州发大水，平地水深三尺，殷仲堪赈恤饥民，仓库空竭。桓玄早想火并殷、杨，见时机已到，率军乘机西上。首先袭取了屯积粮草的巴陵，继而进兵杨口，败殷仲堪之侄殷道护，随后占领距江陵二十里的零口。殷仲堪见大势不妙，急召杨佺期相救，终因粮草奇缺而惨败，双双为桓玄所杀。

隆安四年（400）三月，桓玄一举夺得荆、雍二州，随即上表朝廷，求领荆、江二州刺史，朝廷授以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脩为江州刺史。桓玄不满意，上疏坚持领江州，朝廷不得已，加桓玄都督江州及扬豫八郡，并领江州刺史。桓玄得寸进尺，又提出以兄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以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朝廷都不敢不从。这时，浙东一带的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朝廷忙于派兵镇压，无暇西顾。司马元显代父执掌朝政后，继续用佞臣，树亲党，聚敛无度，朝纲紊乱。加之桓氏子弟布列朝野，势力强大，故桓玄的种种非分之求，朝廷都有求必应。

桓玄独霸荆楚，兵强马壮，乃广树腹心，安插亲信。以兄伟为江州刺史，镇夏口；以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八郡，镇襄阳；派遣桓振、皇甫敷、冯该戍湓口，控扼寻阳。迁沮、漳蛮人两千户于江南，设立武宁郡；招集流民，立绥安郡。又在各郡置郡丞。朝廷下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入朝，都被桓玄擅留不遣。桓玄踌躇满志，自以为东晋天下三分有其二，而司马氏气数已尽，故多次指使人替自己上祯祥、献符瑞。

篡晋称帝隆安五年（401）末，桓玄写信指斥执政说：“今日朝廷显贵心腹，谁是时流清望？岂能说没有佳胜者，只是不能信任罢了。因为住昔朝政的失误，才酿成今日之祸患。朝廷上的君子，怎能没有看法，但因有身家性命之虑，故不敢说话。我忝任在外，所以能揭露事实。”司马元显读后大为恐慌，准备征讨桓玄。桓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则担心桓玄结怨朝廷，一旦失败而祸及自己，暗中派人与司马元显联系，答应作为内应，司马元显大喜。桓玄派人切断长江航运，致使建康漕运不佳，公私匮乏，官军士兵不得不以谷皮、橡子充饥，给司马元显造成严重困难。

元兴元年（402）一月，司马元显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以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为后部，称诏举兵伐玄。官军将要出发，桓玄堂兄桓石生时为太傅长史，及时送来了紧急秘密报告。桓玄原以为扬州一带闹饥荒，农民起义尚未剿灭，朝廷顾不上讨伐自己，正可待机积蓄力量，观衅而动。及接到桓石生的报告，得知司马元显兴师问罪，心中不免恐惧起来，打算固守江陵。长史卞范之献计说：“公威名远扬，谋略震动天下，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如果兵临京畿，恩威并施，则土崩瓦解之势可翘足而待，哪有延敌入境而自己削弱自己的道理？”桓玄闻言大悦，当即留下桓伟守江陵，上表朝廷，率师沿江东下。兵抵寻阳，发布檄文，列举司马元显的种种罪行。檄文传到京都，司马元显吓得不敢下令开船。桓玄兴师甚失人心，自觉以下犯上，惟恐将士不为所用，常怀返旆之计。及至兵过寻阳，不见台军踪影，不禁大喜过望，将士们也个个精神振奋，沿路如入无人之境。兵抵姑孰，击败谯王司马尚之，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弃城而逃。当时，刘牢之兵屯冽洲，桓玄遣使劝降，刘牢之即敛手归降。桓玄挥兵直驱建康城外的新亭，司马元显不战自溃，弃船逃回京城，与其父司马道子在相府相对而泣，终被桓玄所擒。

桓玄攻入建康后，矫诏自命为总百揆，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等，署置丞相府的大小僚属。奏请杀司马元显、谯王司马尚之、尚之之弟恢之、允之及庾楷父子等人；流放司马道子到安成郡，未发而毒杀之；解除刘牢之的兵权，用为会稽内史。继而布置亲信占据要津，任命桓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堂兄桓谦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典掌选举；桓脩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心腹卞范之为丹阳尹，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改年号为大亨。不久又辞去丞相，自署太尉，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并给自己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的殊礼。同年四月，桓玄出镇姑孰，姑孰当长江重要渡口，既是豫州治所，又是建康的西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镇姑孰既可以控制朝廷，又可以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可谓一举两得。桓玄虽出居外镇，但朝中大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小事则由桓谦、卞范之处理。

桓玄当权之初，还能有所作为，政治颇有起色。他大力整肃朝纲，黜凡庸之辈，远奸佞之臣，选用贤才，时局有所好转，京城内一时欢欣鼓舞。为了革除岭南贪污奢糜的弊政，他选派良吏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短期内使岭南风气为之一变。为此，他大加赞赏，称道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①提拔吴隐之为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他曾试图革除豪强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的劣政，但因阻力重重，加之政令繁密而无法实行。针对晋末佛教开始盛行、伤政害民的弊端，桓玄还提出沙汰僧尼，打击寺院经济的主张，并①《晋书》卷90《良吏吴隐之传》。

亲自下达了淘汰僧尼的命令，命令中说：佛所责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踵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宰佛教，固已彼此俱敝，实污风轨矣！②他规定，除了那些精通佛理、恪守戒律的佛教徒外，其他僧尼一律淘汰，还俗为民，“严为之制，速申下之”③。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奢豪之态不久复萌，政令无常，朋党互起。这时三吴发生大饥馑，饿殍遍地，户口减半，会稽郡人口只剩三、四成，临海、永嘉郡死亡殆尽，殷实人家也竟身穿罗纨，怀抱金玉，闭门相守而饿死。在这种情况下，他加紧篡权的步伐，首先大杀北府旧将以绝后患。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式、冠军将军孙无终等人皆无幸免。刘轨、刘敬宣、高雅之、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被迫北逃，分别投奔南燕和后秦。接着，他让朝廷以平元显之功，封自己为豫章公，又以平殷仲堪、杨佺期之功，封桂阳郡公，然后改赐子侄。又让发诏避其父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律更改，赠其父马氏豫章公太夫人。

元兴二年（403）二月，桓玄为提高威望，上表请率领诸军扫平河、洛，然后指使朝廷下诏制止，便称“奉诏故止”。九月，使朝廷拜自己为楚王，封十郡，加相国，总百揆，备九锡，楚国置丞相以下官属。为制造舆论，他上表请求返回藩镇，然后自作诏挽留，再上表固请，逼天子出手诏坚留。他还暗中指使人献祯祥，呈符瑞，诡称钱塘江边的临平湖多年淤塞，现已湖开水清。又称江州百姓王成基家的竹子上降有甘露，命百官大加庆贺。历代都有隐士，偏偏此时没有，桓玄觉得不光彩，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希之隐居山林，提供各种费用，再征为著作郎，然后又指使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称之为高士。时人觉得很可笑，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桓玄性贪鄙，喜爱奇珍异宝，终日珠玉不离手。别人有好字画及佳园美宅，都千方百计地据为己有。不好意思当面抢夺，就以赌博为手段，变着法儿夺取。甚至不惜派遣臣僚四出，到处掘果移竹，连数千里外的佳果美竹都被挖得干干净净。又喜欢阿谀奉承，厌恶臣下进直言。法令无常，随心所欲，一会儿想废钱币而用谷帛，一会儿又想恢复肉刑，结果事事无成，至使朝野失望，人不安业。

正当桓玄得意之际，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其兄荆州刺史桓伟突然病死，桓伟最受桓玄信赖，被视为左膀右臂，桓伟一死，桓玄顿感孤危。不久，殷仲堪的余党、新野人庾仄合众七千，起兵襄阳，赶走了守将冯该；南蛮校尉庾彬等人谋为内应，江陵震动。桓玄之侄桓亮也以讨伐庾仄为名，乘乱起兵罗县，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这两次事件虽很快被平定下去，但却给桓玄以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此同时，北府兵的中级将领刘裕、何无忌等人又正在酝酿起兵，无疑给桓氏政权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形势在逆转，如不赶快禅代，皇帝梦难免成为泡影，桓玄急不可待。但北府兵的将士们是否答应？桓玄不放心。堂兄桓谦秉承桓玄旨意赶赴彭城，试探地问刘裕：“楚王功高②《弘明集》卷12《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

③《弘明集》卷12《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

德重，朝廷的意思是想禅让，你们以为如何？”刘裕诡谲地回答，“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王室衰微，早失民望，趁机禅代，有什么不可以！”桓谦乐滋滋地说：“你说可以就可以了。”桓玄得到报告，便放心地称起皇帝来。

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三日，桓玄即皇帝位于姑孰，改年号为永始。迁晋安帝于寻阳，封为平固王；追尊其父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大封桓氏兄弟子侄为王，文武加官进爵。随后迁居建康宫，修缮宫室，大兴土木，催促严急，上下疲于奔命，朝野不得安宁。为显示皇帝的尊严，特命工匠制作一辆特号大车，车内可坐三十人，用二百人推着走；为炫耀自己的聪明，百官奏事或一字写得不合体，或语句有些毛病，都要挑出来指摘一番，甚至贬官降职。事必亲躬，或亲自安排值日官，或自选令史一类的小官，诏令一道接一道，主管官员应接不暇。而朝纲大事不抓，法度不立，奏案堆积如山。性喜游猎，常常夜以继日，性情又急躁，呼召严厉，刻不容缓，宫禁内一片喧哗，不成体统。百姓疲累，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有八九。

短命而亡次年二月，刘裕经过周密部署后，联络北府兵将领刘毅、何无忌、刘昶、刘道规、诸葛长民等人正式起兵。首先占领京口，斩徐州刺史桓脩；进攻广陵，杀青州刺史桓弘，随后率兵直扑建康，沿途又杀死前来抵抗的著名猛将吴甫之、皇甫敷。桓玄得知二将被杀，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召来一些方士对刘裕等人施行巫术。并问众臣僚：“朕会失败吗？”曹靖之回答说：“神怒人怨，臣实在害怕。”桓玄又急又气，命桓谦、卞范之率兵二万出城御敌。刘裕率众奋击，桓谦诸军顷刻溃散。桓玄闻报，匆匆携带儿子桓昇、侄子桓濬，在几千亲信的护卫下，从南掖门仓惶出逃。路遇参军胡藩，胡藩劝他组织抵抗，桓玄一言不发，只顾用马鞭指天，意思是说“天亡我也！”然后策马疾驰，直奔石头城，乘船浮江西去。沿途忍饥挨饿，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左右弄来一些粗粮，咽不下去，几岁的小儿子桓昇在他胸前背后使劲按摩，桓玄悲不自胜。

桓玄一行逃到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提供器用、兵马，这才松了一口气。于是挟安帝继续西逃，途中自己作起居注，叙述如何抵御刘裕事，自吹算无遗策，只因诸将违背节度，以致造成败局，并非用兵的过错云云。桓玄只顾覃思著述，却把御敌大事抛到了九霄之外。起居注写成后，派人宣示远近。四月，桓玄一行逃到江陵，荆州刺史桓石康迎入帐内。喘息未定，即忙着派人在城南搭造帐篷作为临时宫室，重新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又大兴刑罚，借以在大败之余重树个人威权，震慑百官将士。大臣殷仲文力谏，桓玄怒气冲冲地说：“汉高祖、魏武帝用兵多次战败，那只是诸将的过失。现今天文对我不利，所以把都城迁回荆楚。而小人愚昧，妄生是非，乱发议论，正应该凶猛一点，哪能施行宽政？”荆州各郡的郡太守们得知桓玄流亡，有人赶紧献媚取宠，派人上表敬问起居，桓玄一概不接受，命令重新上表，庆贺迁徙新都。荆楚毕竟是桓玄的老巢，不出一月，桓玄收集兵众二万和大批的楼船、器械，又开始得意起来，自负地对左右说：“你们都是从清显的仕途上跟随我的，京都那帮窃权盗位的人将要谢罪军门，到时看着你们凯旋进入石头城，这与神仙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就在桓玄得意时，刘裕派遣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率兵追至湓口，桑落洲一战，大败江州刺史郭昶之、游击将军何澹之、江夏太守桓道恭等人，进军寻阳。寻阳上控荆楚，下制建康，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势在必争。五月，桓玄自江陵急率舟师东下，双方大战于武昌附近的峥嵘州。恒玄所率将士数万，对方不满万人，但却担心吃败仗，常常在座舰旁边停着几艘快船，以备败走，全军毫无斗志。刘毅紧紧抓住战机，乘风纵火，率军奋勇出击，大获全胜。桓玄命人烧毁辎重，连夜狼狈逃去。

桓玄再次逃回江陵城，众人见大势已去，人心惶惶，虽令不行，城内一片混乱。桓玄走投无路，打算逃往汉中投奔梁州刺史桓希。一天深夜，收拾停当，遂率亲近心腹数百人骑马出城西走，刚刚到达城门，左右于黑暗中挥刀向桓玄砍去，没有砍中，秩序顿时大乱，左右心腹互相砍杀，死尸交横于路。桓玄心惊胆颤，勉强逃到船上。恰在这时，益州刺史毛璩派从孙毛祐之。参军费恬率领二百人护送弟弟毛璠的灵柩来江陵安葬，毛璩之侄毛脩之时为桓玄屯骑校尉，趁机骗诱桓玄入蜀，桓玄无计可施，只好同意。船行至江陵城西的枚回洲，毛祐之、费恬突然向桓玄开弓放箭，矢如雨下，幸臣丁仙期、万盖等人急忙用身子挡住，都被射死，桓玄受了轻伤。益州都护冯迁随着抽刀砍来，桓玄从头上拔下一枚玉导送给他，心惊肉跳地质问：“你是什么人？敢杀天子！”冯迁回答说：“我杀天子的贼罢了！”说完，手起刀落，人头坠地。同时被杀的还有桓石康、桓脩等人，桓昇被执，斩于江陵城。

桓玄篡晋，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尾声。这个短命政权终于被刘裕推翻。桓玄从称帝到兵败出逃，共经八十天；从称帝到被杀，前后不到半年，死时年三十六。桓玄死后，堂兄桓谦、桓石绥等人仍坚持抗争达五、六年之久，直至晋安帝义熙六年（410）才宣告全部失败，桓氏家族彻底覆灭。

第二节 孙恩、卢循①

孙恩（？—402）字灵秀，琅琊人。卢循（？—411）字于光，小名元龙，范阳涿人（今河北涿县）。

孙恩起兵于海岛孙恩早年事迹史无明载，父祖官爵、姓名亦阙如，但知其出自孙秀之族。孙秀出身寒微，因倖幸而见宠于西晋赵王伦，在赵王伦辅政篡权时出谋划策，助纣为虐，封以大郡，官至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专执朝权。后与赵王伦俱被诛。秀死而族衰，子孙从此仕宦无途，大约在两晋之际由琅琊移居三吴，世奉五斗米道，社会地位不高。

卢循是西晋司空从事中郎卢湛之曾孙。卢湛虽是“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但却因中原丧乱而“沦陷非所”，“显于石氏”，在石赵官至侍中、中书监，于石赵末年被冉闵所杀。所以，至早在公元350年，卢循的父祖才投奔东晋，属于晚渡江者。卢湛仕赵及子孙晚渡，使在西晋时曾是高门甲族的范阳卢氏在东晋沦为“婚宦失类”者，故卢循及其父祖三世无官爵，卢循也不得不娶孙恩妹为妻，与地位较低的琅琊孙氏结成姻亲。在婚宦等级界限严明的情况下，孙卢两族的婚宦状况表明他们均属于低等士族。

东晋一朝，门阀世族垄断各级政权，低等士族往往因此仕宦受阻。卢循为人聪敏，“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具有典型的士人气质，却因家族位遇不高而身无一官半职。他对此心怀不满。时有“鉴裁”的沙门慧远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

孙恩家族状况比卢循稍好一些。琅琊孙氏世奉五斗米道。孝武帝时，孙恩权父孙泰，拜有秘术的钱塘富人杜子恭为师。子恭死，孙泰传其术。他利用五斗米道在浙东广为流传的条件，积极扩大家族力量。孙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同时交结太子少傅王雅。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某些门阀世族的不安。王导子王恂进言于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将孙泰流放到广州。孙泰在广州仍传道惑众，“南越亦归之”。后孙泰赖于王雅之助，被孝武帝召回，任为辅国将军，新安太守。他因“知养性之方”而颇得一些信奉五斗米道的门阀世族的赏识。王雅与其“交厚”，“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咨议周勰等皆敬事之。孙泰通过传道，形成了以琅琊孙氏为核心的，上有某些统治阶级头面人物为靠山，下有敬之如神的“百姓”为基础的地方势力。

隆安二年（398），王恭起兵叛乱。孙泰在三吴召集义兵数千人以讨恭。

在天下兵起，门阀世族之间矛盾激化的形势下，孙泰认为“晋祚将终”，低等士族出头之日已到，“遂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以孙泰为代表的三吴地区低等士族的政治动向，引起门阀世族的极大恐慌，“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为维护门阀世族的根本利益，朝廷诱斩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孙恩幸免于难，逃入海岛。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孙恩传》及《卢循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由于孙泰聚兵图谋反晋仍属于低等士族反对当权的门阀世族的统治阶级内争，他的被杀并未在东土引起太大的动乱。当时一些五斗米道的信徒不信孙泰真的死了，认为他是“蝉脱登仙”，所以纷纷到海岛投奔孙恩，并给孙恩馈赠资财。尽管如此。孙恩也不过在岛上聚集了百余名坚决拥戴自己的五斗米道信徒，只好等待时机，以便举兵反晋，为叔父孙泰报仇。卢循此时可能也在海岛，《晋书·卢循传》称及“恩作乱，与循通谋”。卢循是孙恩的主要谋士。

三吴地区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总爆发，为孙恩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东晋初以来，经百余年的开发，三吴地区成为江南的重要政治中心。

这里不仅是门阀世族的聚居之地，而且亦是东晋政权的赋税徭役渊薮。在封建王朝和门阀世族的双重剥削压迫下，居住在三吴地区的国家编户农民生活悲惨，一年“殆无三日休停”。而且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广大农民肩负的徭役赋税有增无减。东晋末年，荆扬之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王恭、杨佺期、殷仲堪、桓玄占据上游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专擅赋税，不事朝廷。东晋王朝所能控制的仅有扬州而已。为对付上游的威胁，时操掌朝政的司马元显在加重赋税征收的同时，有鉴于北府兵不听指挥的现状，野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军。

但东晋政权兵源枯竭，司马元显不得已，只得强制性地征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的壮丁，集中于京师建康，担任兵役。这些人被称之为“乐属”。这一措施引起地主阶级中下层以及免奴为客者的强烈不满。地主阶级一般均役使奴婢，这些奴婢即使放免为客，也仍依附于他们。征发免奴为客者为“乐属”，等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手；而免奴为客的农民，本已从奴隶地位上升到拥有自己的经济的半自耕农的地位，却被征发为地位低下的士兵，自然亦不情愿。因此这一命令一颁布，就搞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①孙恩以此为契机，于隆安三年（399）十月，从海岛率百余众登陆，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杀上虞县令。又挥军攻破距上虞县东南百余里的会稽郡治山阴。部众在短期内骤然扩大到几万人。于是乎，东土会稽（今浙江绍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永嘉）、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兴（今浙江淳安）、吴（今江苏吴县）、吴兴（今浙江吴兴）、义兴（今江苏宜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由孙恩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正式揭开了战幕。

义军兵败浙东孙恩以宗教形式发动起义，目的在于报个人私仇。但随着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到起义之中，起义遂突破了以是否信奉五斗米道划分敌我的界限，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和东晋皇朝。会稽内史王凝之，琅琊王氏后嗣，世奉天师道，却不免与诸子俱被起义军诛杀。起义军还诛杀了世族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而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秦王王崇、①《晋书会稽王道子传》。

义兴太守魏隐都弃郡逃走，各郡县兵亦望风奔溃，史称“八郡皆为恩有”。在建康周围的王畿诸县，起义也“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整个东晋皇朝为之大震，“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不得不实行内外戒严。①孙恩以会稽郡治山阴县为农民起义军的指挥活动中心。受其阶级局限和皇权思想的影响，他并没有建立政权，而是自称“征东将军”，称其部下为“长生人”。同时上表晋安帝，历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罪，请诛二人以谢天下。对属于地主阶级的所谓“人士”，孙恩或是因他们随自己起兵而加以重用，如任吴郡陆瑰为吴郡太守，吴兴丘尩为吴兴太守；或是听从卢循劝谏，多不诛杀，“人士多赖以济免”，被任为孙恩的官属。由于起义军成份不一，流品驳杂，纪律松弛，无明确的战略战术目标。孙恩本人又残忍酷烈，起义军向会稽进军时，军中因有妇婴，行动不便，孙恩即命将婴儿投水溺淹，说什么“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他又陶醉于一时的胜利，没有对东晋王朝的军事反攻进行任何物质和精神准备，认为大功告成，对其部属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这样，起义军只是局限于进行掠夺财物，焚烧房屋仓廪、毁林塞井一类的破坏性军事活动，并没有充分利用胜利局面扩大自己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且也没有给东晋军事力量以任何有力的打击。

东晋皇朝却没有对孙恩打开建康城门。相反，东晋任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命令世族头面人物，徐州刺史、卫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兼督吴兴、义兴军事，率军东征。北府兵著名将领，南徐、南兖二州刺史刘牢之，也从京口发兵。起义军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猝然应战，首战即告失利，谢琰于隆年三年（399）十二月攻下义兴，杀害义军将领许允之；接着又攻破吴兴，起义军将领丘尩被迫后撤。谢琰与刘牢之步步紧逼，所征必克。谢琰为稳妥起见，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二十五里），遣司马高素率兵配合已攻克吴郡的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

孙恩闻讯，既不组织反攻，又未积极设防。他寄希望于钱塘江天险，企图仿效越王勾践，保有会稽，割据江东。结果刘牢之很快就率军渡江。孙恩马上就作出放弃浙东根据地的决定，并用曹操被周瑜击败后所说的“孤不羞走”的话为自己的指挥无能开脱。起义军和家属二十余万人仓促东撤，不得不丢掉大量辎重、宝器和女子。追击的官军竞相争夺宝物和女子，孙恩因而幸免于全军覆灭，率众登船逃到海岛。起义军却丧失了浙东地区，留守的义军将领陆瑰、丘尩、沈穆夫等均遇害。刘牢之纵军烧杀抢掠，致使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这样，旬日间占有八郡，人数达数十万的起义军，在晋军的进攻下，几乎未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被击溃。起义军所取得的大好局面也几乎丧失殆尽。究其因，与孙恩的骄傲轻敌，无战略眼光和指挥失误不无关系。

孙恩撤回海岛，重整军事，“伺人形便”。东晋王朝担心他再次登陆，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将吏戍守浙东沿海地区。谢琰凭借资望，骄奢淫逸，无“绥抚之能”，又“不为武备”（《晋书·谢琰传》）。因此，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率军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一举登陆成功，直指余姚，攻破上虞，进至距山阴县以北仅三十五里的邢浦。谢琰派参军刘宣之拒战，义军失利。数日后，义①《资治通鉴》卷一一一安帝隆安三年。

军再攻邢浦，打败上党太守张虔硕，乘胜向山阴进军。谢琰亲自出战。在山阴之役中，孙恩首次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抓住谢琰骄傲自持、急于求胜的心理，诱敌深入到狭隘的塘路，使官军不得不鱼贯而进，难以发挥步骑优势。义军则可充分发挥擅长水战的特点，在兵舰上发箭猛射，切断官军的进退之路，继而加以围歼。结果官军大败，谢琰和其二子均死于阵中。山阴之战的胜利，使起义军士气大振，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皇朝的统治。

东晋皇朝为了防止“郡民复应恩”，加紧了对起义军的镇压活动。吴兴太守庾桓残杀男女数千人，以削弱起义军在吴兴的群众基础，迫使孙恩转攻临海。朝廷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围攻堵截。五月至十月，两军相峙，不分胜负。十一月孙恩在余姚击败高雅之。高雅之丧众十之六七，退守山阴。朝廷任命刘牢之为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率军征讨。孙恩避开强敌，又撤回海岛。刘牢之屯兵于会稽上虞，派部将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今上海市），以备孙恩。浙东又重新被官军所控制。

由于义军在富庶的浙东地区未有立足之地，不仅人员和物资补充发生困难，而且其影响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孙恩为改变这一局面，于隆安五年（401）二月再次出浃口，攻句章。刘裕带领守军拼死抵抗，刘牢之及时增兵解围，孙恩复撤回海岛。三月，孙恩又北上海盐（今江苏海盐）。刘裕亦沿海岸线北上，于海盐筑城。孙恩轻举攻城，失利，部将孙盛被杀。刘裕寡众，恐久战难支，遂空城设伏。孙恩中计，大败于海盐，不得不转攻沪渎。刘裕也弃海盐，追踪北上，与义军纠缠。孙恩为摆脱刘裕牵制，猛攻裕军，全歼其先锋，刘裕所部亦死伤且尽，损失惨重，一时无力再与义军对抗。

孙恩摆脱刘裕羁绊后，北上攻破沪渎垒，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消灭官军四千余人，取得了自山阴之战以来的又一重大胜利。乘此余威，六月，孙恩率楼船千余艘，战士十余万，从沪渎逆江而上，直逼建康。朝廷骇惧，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遣将戍守石头城、秦淮河入江口以及南岸和白石等要塞，以备不虞。同时召刘牢之自山阴引兵堵截孙恩。刘牢之大军行动迟缓，乃派部将刘裕率精锐千人，日夜兼程，与义军同时到达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丹徒镇）。

孙恩登岸，占领城西的蒜山。刘裕不顾远涉疲劳，乘孙恩立足未稳而发起突袭。孙恩军溃，撤回船上，率船队继续向京师进军。孙恩擅长水战，途中多次打败后将军司马元显的东晋水军。司马道子在义军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惶惶不安，日夜在建康附近的蒋侯庙祷告求灵，无它谋略。

孙恩原打算乘京师兵力分散，各地官军未能及时增援京师时，攻其不备，迅速占领建康。但不料因逆水逆风而行，高大的楼船舰队前进迟缓，从丹徒至白石花费了数日时间。这时，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已率精锐步骑到达建康，屯驻积弩堂，刘牢之亦领北府兵赴京，镇守在建康以西江中的新洲。孙恩见攻其不备的战略目标已难实现，遂“不敢进而去”。在途中曾派兵攻陷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消灭官军三千人，又亲率水军浮海攻下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生擒东晋将军高雅之，但并未给东晋皇朝造成致命的打击。

东晋既解京师之难，派遣镇压农民起义有方的刘裕为下邳太守，赴郁洲讨伐。刘裕数战数捷，孙恩难以在郁洲立足，沿海南下。刘裕锲而不舍，率步骑亦南下。隆安五年（401）十一月，刘裕在沪渎、海盐地区追及孙恩，大败起义军。史称刘裕“俘斩几万数”。孙恩无力扭转败局，又登船自浃口退守海岛，从此一蹶不振。在以后的四个月中，东晋皇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荆扬之争已兵戈相见。镇守荆州的桓玄与把持朝权的司马道子父子发生火并，北府兵也卷入到这场厮杀之中。孙恩隐居海岛，坐失官军无暇东顾的良机，毫无军事建树。直至桓玄占领京师，操持朝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缓和后，在元兴元年（402）三月，他才率军进攻临海。但时过境迁，东晋皇朝已早有所备。在与临海太守辛景的作战中，孙恩失利。随同他起义的“三吴男女，死亡殆尽”。他在暂时受挫的情况下，完全丧失了继续斗争的信心。“自奔败之后，徒旅渐散，惧见生获，乃于临海投水死。”（《宋书·武帝纪》）他的家属和部属受宗教观念的支配，在孙恩投水自尽后，都认为他变成了水仙，随同他一起投水者，有一百多人。

从隆安三年（399）十月至元兴元年（402）三月，十七个月中，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整个浙东地区。孙恩利用宗教作为发动起义的手段，但在起义过程中又突破了宗教形式的限制。他虽出身低等士族，但因参加起义的群众多半是奴婢佃客，所以为满足起义群众的要求，他也采取了无情打击的方式消灭以王谢为首的门阀地主势力，从而将斗争矛头直指东晋皇朝和当权的门阀世族。在斗争中，他开农民战争战略战术上未有之前例，依靠舰船与敌人进行水战。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一些烧杀抢掠、残害无辜、杀戮妇婴的活动，败坏了起义军的声望，模糊了起义的目标。孙恩为人苛忍而又怯懦，无雄图大略，非将帅之材，少临阵决断；他不注重陆战，仅满足于溯回江河湖海之间，而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致于大小数十战，胜者屈指可数；初起兵时，男女二十余万，但最后“裁数千人存”，使浙东农民起义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

卢循占据广州孙恩死后，起义军余众数千人推举孙恩妹夫卢循为领袖继续斗争。

桓玄在最初控制朝权时，“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初备，京师欣然”（《晋书·桓玄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虽暂时得到缓和，但浙东诸郡的阶级矛盾却仍在继续发展。时“会稽饥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稆”，“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十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加上桓玄执政后不久，即“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晋书·桓玄传》）在这种情况下，桓玄因暂时无法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只好以招抚的方式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亦出于义军受挫，重整旗鼓尚须一定时间的考虑，而受命上任。但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桓玄节制。史称“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桓玄在招抚卢循的同时，又于元兴元年（402）五月派遣起义军的老对手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屯驻浙东，以牵制卢循，防备不虞。卢循则屯军于临海郡，休整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以自己的姊夫徐道覆为司马，典掌军事，为重新崛起而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当时，刘裕和卢循之间并没有什么军事行动。

元兴二年（403）春正月，卢循在休整军事力量方面已基本就绪后，遂重新打出了反晋的旗帜。他派遣徐道覆率兵攻占东阳。刘裕立即做出反应，急赴东阳，打败徐道覆。卢循率全军进攻永嘉，又与刘裕发生激战，结果失利，卢循部将大帅张士道阵亡。卢循不得已，又向晋安撤退。刘裕咄咄逼人，紧迫不舍。卢循因连战失利，无法在浙东立足，遂率军登船向广州方向转移。广州地处岭南，偏僻荒远，东晋皇朝的统治在这里相对薄弱一些。而且孙泰在流放广州时，又曾传播五斗米道，在当地人民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广州对保存和发展反晋力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元兴元年七月，卢循舰船至南海，登陆进攻广州州治番禺。东晋广州刺史吴隐之拒守百余日，因无援而兵疲。十月，卢循夜袭番禺而克之，杀守城军民三万余人，生俘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又派遣徐道覆攻占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执东晋始兴相阮腆之，初步建立了以番禺和始兴为中心的根据地。

卢循占领广州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厮杀。桓玄禅代称帝，诛黜宰辅，肆行无道；刘裕自京口起兵，击败桓玄，重新迎立晋安帝。在这场历时一年多的动乱中，卢循安居广州，毫无作为。当刘裕掌握朝政后，在义熙元年（405年）四月，卢循又遣使建康，贡献礼品，以示臣服。刘裕因朝廷新定，无暇征讨，于是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和徐道覆亦受命。但这种任命和受命不过是双方的权宜之计而已。卢循在受命后，遣使刘裕，赠所谓“益智粽”，名为奉献，实为贬戏。刘裕亦反唇相讥，还送“续命汤”，暗示兵机。

但卢循却没有与东晋皇朝断绝联系、独树一帜的决心。他希慕官位，贪图安逸，只想在朝廷内讧混战中割据岭南一隅，毫无北伐之意，他纵欲享乐，妓妾成群。为了表明他对朝廷之款诚，他对门阀世族持优柔政策。卢循在俘广州刺史吴隐之后，自己不对如何处置吴隐之作出决定，反却“表朝廷，以隐之党附桓玄，宜加裁戮”，当“诏不许”时，卢循亦未违命，而遣还了吴隐之。（《晋书·吴隐之传》）前琅琊内史，琅琊大族王诞被桓玄流于岭南。卢循破广州，王诞被俘，卢循任命王诞为平南长史，“甚宾礼之”。王诞无意服事卢循，遂对卢循说：“下官流远在此，被蒙殊眷，实思报答。本非戎族，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即刘裕）所识，情味不浅，必蒙任寄，公私际会，思报厚恩。”卢循“甚然之”。结果王诞回去后，对刘裕“尽心归奉，日夜不懈”，不仅未报卢循“厚恩”，反而为刘裕征讨卢循出谋划策。（《宋书·王诞传》）

在卢循军将领中，徐道覆比较富于远见，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在攻取始兴后，就派起义军将士去南康山（大庾岭地区）砍伐了大量的船木，运到始兴，以低价出售，居民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这样，“船木大积而人不疑”，为以后进行北伐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卢循安居广州，对东晋王朝一时未构成太大的威胁，刘裕因此而得以对北方少数族政权用兵，义熙五年（409）四月，刘裕率军自建康出发，北伐盘踞于青兖地区的南燕政权。

刘裕出征，造成了东晋统治中心地区防守薄弱的局面。这时，徐道覆先派人劝卢循乘虚北伐，夺取建康。卢循迟疑不决。徐道覆又亲自去番禺，进一步劝卢循说：“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之。君若不同，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在这种情况下，卢循虽“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但这时刘裕已出师近十个月，并攻占了南燕首都广固城，生擒慕容超。徐道覆所期望的刘裕顿兵坚城之下，无法分兵回援京师的局面，因卢循犹豫不决而成为泡影。

一旦确定了北伐的战略目标，徐道覆马上依据原先卖给居民船木的卖券收购木料，日夜赶造船舰。北伐准备工作“旬日而办。”

北伐功败垂成义熙六年（401）二月，卢循和徐道覆会合于始兴，然后兵分两路，大举北伐。卢循军的将士，不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就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安帝义熙六年），又经过五年的休整，所以士气旺盛，战斗力极强。出师不久，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卢循指挥的西路军队，顺湘水而下，进攻湘中诸郡，在长沙（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市）打败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刘裕之弟），又攻克洞庭湖口的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切断了荆扬二州的水路交通。徐道覆率领东路军队，顺赣水而下，连下南康（郡治赣，今江西赣州市）、庐陵（治石阳，今江西吉水北）、豫章（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三郡。刘裕闻讯，立即放弃原来“停镇下邳、清荡河洛”的计划，班师回援京师，至下邳弃船载辎重，自率精锐兵骑归。

徐道覆的东路军克豫章后，“舟舰大盛”，顺流直向江州州治寻阳。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听部将守城待援的劝告，率舟师迎战徐道覆。义军乘风顺流，大舰逼之，强弩劲射，何无忌军溃兵败。义军包围何无忌指挥船登船者数十人，斩杀何无忌，占领寻阳。“于是中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既而知贼未至，乃止。”（《资治通鉴》安帝义熙六年）

刘裕至山阳时，听到何无忌死讯，马上自带数十人，“卷甲兼行”，于四月赶回京师，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藻、并州刺史刘道怜也各领兵入卫建康。北府名将刘毅，于五月率水军二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大有一举摧抑义军之势。

卢循占领巴陵后，原打算西征军事重镇江陵，完全据有上游。徐道覆听到刘毅发兵的消息，驰使报卢循曰：“毅兵众甚盛，成败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卢循听从了这一建议，“即日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宋书·武帝纪》）。遂大败刘毅于寻阳东北的桑落洲，刘毅与数百人弃船上岸：“仅而获免”，“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卢循军在接连打败北府兵名将何无忌和刘毅，消灭大批敌人有生力量后，声威大振。史称“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称其雄盛。”而东晋朝廷内外汹扰，人心惶惶。“于时北师始还，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尽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卢循听到老对手刘裕已返京的消息，仍“相视失色”，“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荆江）两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因争之。疑议多日，乃见从”（《宋书·武帝纪》）。卢循军遂向建康进军。

在卢循迟疑不决的同时，刘裕排除了诸葛长民和尚书左仆射孟昶的奉天子过江，或东走广陵，或西据历阳的异议，以为“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遂宣布内外戒严，发居民修筑工事，沿江置栅筑垒。又将可堪战斗的士兵全部集中在石头城，使“众力不分”，“随宜应赴”。等到起义军舰船抵达淮口（秦淮河入江口，今南京市西北）时，建康城已守备粗具。但卢循军仍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有利战机。时徐道覆建议利用优势兵力实施强攻，即从新亭（南京市西南）至白石（南京市西北）登陆，焚烧船舰，背水一战，分数路占领石头城，进而拿下建康。卢循初从此计，命舰队使向新亭。刘裕登城瞭望，不由得大惊失色。可见这是一个对建康守军极有威胁的作战方案。但卢循“多疑少决，每欲以万全为虑”，在面临与敌决战的关头畏缩退却。他以尚书左仆射孟昶绝望自尽为由，认为东晋王朝“当即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宋书·武帝纪上》）。于是回泊蔡洲（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江中）。“道覆犹欲上，循禁之”（同上）。道覆以循无断，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乘卢循顿兵城下之机，刘裕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从容调军设防，在守备薄弱的淮北至新亭的各军事据点皆“守以实众”（《宋书·武帝纪上》），又“栅石头，断查浦（今南京清凉山南），以拒之”。同时，江淮入卫的军队亦陆续开到，其中有千余名精锐强悍的鲜卑具装虎斑突骑。直至建康固若金汤，卢循仍“冀京邑及三吴有应之者”，而迟迟不发动进攻。刘裕设防完毕，卢循见无侥幸取胜之机，遂遣舰十余艘欲拔石头栅障，因守军弩箭齐发，“乃止不复攻栅”（《宋书·武帝纪》）。于是设伏兵于南岸，派老弱不堪战者悉乘舟舰，攻白石。刘裕中计，亲率主力赴白石堵截。卢循遂焚烧查浦登陆，打败了戍守秦淮河南岸的刘裕参军徐赤特，以数万军队屯驻在南岸的丹杨郡。刘裕见中计，率军驰归，分兵戍守石头城，又选汉、鲜卑步勇千余人渡过秦淮河，突陷卢循在南岸的列阵。卢循军不能支，遂转攻京口及建康附近诸县。但因刘裕实行以守待疲、坚壁清野的原则，故义军“无所得”。

至七月初，卢循仍顿兵建康城下。此时，距他陈泊蔡洲已时逾两月。义军师老病疲，粮食给养都发生困难。他认为士气不可能复振，所以决定从建康北师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但此举非但未能复振士气，反而使东晋政权获得了重振旗鼓以全力镇压卢循军的机会。刘裕一方面派遣军队尾随义军，一方面鉴于卢军擅长水战的特点，“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宋书·武帝纪》），他又派建威将军孙处率军三千，自海道袭番禺，欲“倾其巢窟，使彼走无所归”（同上），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鲜卑骑兵增援荆州。起义军已面临两面受敌，退路可能被切断的被动处境。

卢循并未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主动地位。他声言要夺取荆州，据上游与东晋政权抗争，实际上却举棋不定。他没有趁东晋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尚未恢复，卢军又在寻阳附近打败荆州增援建康的军队的有利时机，率主力攻取江陵，而只是派兵阻击增援荆州的索邈，遣为人“愚懦，无他奇计”的部将苟林象征性的进攻江陵，并声言徐道覆已攻克建康，企图取得不战即胜的效果。荆州刺史刘道规与雍州刺史鲁宗之通力合作，坚守设防，主动出击，轻而易举地在九月份打败势单力薄、又无后援的苟林。苟林亦被杀。十月，卢循又遣徐道覆率众三万进攻江陵，被刘道规打败，义军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灭。江陵战役的失败，是卢循军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标志。十月，刘裕“治兵大办”，遂率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等舟师攻伐义军。十一月，攻占彭蠡湖口的南陵，对义军由汉水南归广州的咽喉要地形成威胁。卢军损失舟舰百余，士卒五千。与此同时，孙处率水军至番禺城下，利用卢军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防之机，纵火烧焚义军舟舰，乘大雾“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孙处又“抚其旧民，戮其亲党，勒兵谨守”（《宋书·武帝纪》）。卢循军丧失了广州根据地，致使“无所归投”。

在这种情况下，卢循不得不考虑与刘裕所率领的舟师展开会战。他在“治兵旅舟船，设诸攻备”的同时，扬言不攻屯驻在雷池（今龙感湖，安徽望江以东）内的刘裕，只是想顺江而下，以迷惑对方。但刘裕并未受惑，他进驻位于雷池入江口处的大雷戍（今安徽望江），又遣部将王仲德以水舰二百艘戍守下游的吉阳，设置二道防线，以防止起义军顺江入海。

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众数万人自寻阳出发，“方舰而下，前后相抗，莫见舳舻之际”（《宋书·武帝纪》）。在大雷附近，与刘裕展开激战。刘裕在西岸设置大量步骑，又以“轻利斗舰”，“万钧神弩”向义军水师发起进攻，迫使义军舟舰在风水之势下，不得不“悉泊西岸”。这时，刘裕设置的岸上步骑，“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卢循回守寻阳。他见刘裕军盛，遂决定顺赣水向广州撤退。他在左里（今鄱阳湖口）设置木栅以阻刘裕，使大军顺利南下。但刘裕亲率水师，悉力攻栅而进，卢循军虽“殊死战，弗能禁”，遂大败于彭蠡湖（今鄱阳湖），义军损失达万余人。卢循收散卒数千人，向广州撤退，徐道覆退守始兴。义熙七年（411）二月，追讨卢军的兖州刺史刘藩等到达岭南。刘藩部将孟怀玉围攻始兴，“身当矢石，旬月乃陷”（《宋书·孟怀玉传》），徐道覆遇害。三月，卢循在追兵未到时，围攻孙处镇守的番禺，双方相持二十余日，久攻而城未下。刘藩在击败徐道覆后，派沈田子引兵救授番禺，败卢循于番禺城下，义军损失万余人。卢循向南撤退，攻克合浦（广东合浦东北）。孙处、沈田子摄踪而来，卢循弃合浦而撤往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领州府文武拒循，循兵败。循率余众三千，与晋叛将原九真太守李逊的余部李脱汇合，又集俚獠族五千余人，登舟至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与杜慧度再战。杜慧度用步军于两岸夹射，又投掷雉尾炬焚烧其舰。卢循军败。他见大势已去，鸩杀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伺者？”妓妾多不愿从命，只有少数人愿与同死。于是卢循先杀了那些不愿自杀者，然后投水自尽。

卢循在孙恩死后，重整旗鼓，建广州根据地，率浩荡舰队，纵横溯洄于湘赣二水，东征西战于大江上下，大败何、刘等北府名将，几乎置刘裕于必死之地，给予东晋皇朝以沉重打击。但他缺乏远大的战略目标，意志薄弱，指挥无方，作战无力。他两次受命于东晋皇朝，安居广州，无意北进；多次贻误战机，临阵少决，不能采纳部属正确的意见，无会战克敌，力争胜利的决心和勇气。终于导致变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最后竟全军覆没，一败涂地。

第十二章 谯周、陈寿、裴秀

第一节 谯周①

谯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人。蜀汉地区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直言劝谏的学者谯周的父亲谯賆是一位学者。他学识宏富，尤善《尚书》，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皆遭拒绝。后不得已，谯岍应州府之召，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

在谯周的幼年时期，谯岍不幸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他酷爱读书，家中虽然经济困难，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学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虽然为人聪慧，而不善言辞表达，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

谯周的青少年时期，益州地区的形势一直不够安定。先有刘璋与汉中张鲁的争斗，后又发生刘备入蜀，陷成都，逐刘璋，建立蜀汉政权的变故。章武三年（223），刘备在夷陵败后病死，其子刘禅嗣位，是为后主。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总揽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这样，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故，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等事。这一年，谯周三十三岁。

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其子刘璿为太子。谯周与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同时被选调到太子府任职。他先为仆，后转为家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诸葛亮在世期间，他慑于乃父遗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诸葛亮面前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因有所约束，未出过大错。诸葛亮死后，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择民女，以供玩乐。但由于受到蒋琬、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也未尽如意。延熙九年（246），蒋琬、董允相继去世。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操弄权柄。对于后主刘禅，陈祗、黄皓阿意顺从，百般迎合。刘禅遂如释重负，肆意胡为起来。于是，他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非常反感。这一年，他上疏进行劝谏。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他说，王莽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败后，群雄扰攘，豪杰蜂起，都想夺得政权。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游猎享受，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终因丧失人心，遭到失败。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广纳众谏，注意理冤狱，力节俭，施仁政，遵法度。这些作法深得人心，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由弱变强，兼并诸雄，成就帝业。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敬贤任才，力修内政，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延熙十六年（253），主持朝政的费祎被人刺杀。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延熙二十年（257），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

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在汉代，光禄大夫主顾问应对，无常事，是一种名义上地位很高，而实际上并无任何权力的荣誉官职。从此，谯周被排斥出参政的行列，“不与朝政”。因为他在学界极有声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见礼”，但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

极力倡言降魏景耀六年（263），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这年冬，他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

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

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这个说，吴蜀两国是联盟，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那个讲，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南下或许死而复生。争争吵吵，议论纷纷，举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谯周别树一帜，提出降魏的主张。他认为，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至于南下，也不是好办法。首先，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再说，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

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泰始六年（270），他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九岁。

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蜀国是不会灭亡的。

突出的学术成就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

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

《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

第二节 陈寿①

陈寿（232—297），字承祚，又名长寿②，巴西安阳（今四川南充）人。西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

才高而命蹇陈寿出生在三国鼎立时期的蜀国，少年时期受学于同郡的经史大师谯周。谯周潜研古史，著述甚多，尤以专为《史记》纠谬的《古史考》有名于世。在谯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陈寿自幼精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史，对史书的体裁和编纂方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幼时的努力为他以后所取得史学成就准备了条件。在谯周的学生中，陈寿是较为突出的一位，时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罗宪并列为谯门四大弟子。陈寿博闻强识，文思敏捷，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是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子游、子夏。

益州的学者重视对于地方史的编撰。从东汉以来，蜀郡的郑伯邑、刘彦信，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的王文表先后有巴、蜀《耆旧传》传世。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谯周撰写的史书中有一部名为《三巴记》的地方志。陈寿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写史也是先从地方志做起。他不满意前辈的著作，认为他们只是局限巴蜀一隅，很多乡邦人物没有被网罗进去。于是，他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①，将范围扩大到益州的全部，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此外，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非常可惜的是，陈寿的这两部书都先后亡佚了。

陈寿性格偏质直，不拘小节，对人不会曲意附和。谯周了解自己的学生，充分肯定他的才学，知道他将来一定能够因此成名。但也为陈寿的为人担忧，估计会有很多的不幸与挫折，甚至影响到一生的仕途。陈寿后来的遭遇果真为谯周所言中。陈寿成年后，先后在蜀汉政权内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和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务。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专制弄权，把持朝政。许多臣僚为巩固自己的禄位，都向黄皓阿谀献媚，只有陈寿鄙夷这种世风，不肯同流合污。黄皓十分嫉恨他，屡次借故进行谴黜。偏偏陈寿又不愿受世俗藩篱的约束，极易为人抓住把柄。在居父丧间，他因为有病，使用侍女侍奉丸药，结果触犯了礼教，受到舆论的贬责，遂沉废累年不被任用。

炎兴元年（263）魏兵攻入益州，后主刘禅投降。蜀亡之后，曹魏政府把刘禅连同大批臣僚迁到京师，三十一岁的陈寿也随之到达了中原地区。二年后，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受到乐于延誉后进的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被举荐为孝廉、佐著作郎，不久出补平阳侯相。这期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委托他撰述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274），陈寿编《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学文立又把《益部耆老传》呈献给晋武帝司马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陈寿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②《隋书·经籍志二》载《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为陈寿著，而《经籍四》又载其为陈长寿撰。《华阳国志》载《益部耆旧传》为陈寿撰，《隋志》载著者为陈长寿。由此可证，陈寿又名陈长寿。①《隋书·经籍志》载十四卷。

炎。司马炎十分赞赏陈寿的才能，提升他为著作郎，并兼领本郡中正的职务。别具一格的史著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从而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状况，中国重归统一。这一年，陈寿四十八岁。他着手整理三国的史实，不久便写成了魏、蜀、吴三书，总其名为《三国志》。这套书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终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吴国灭亡。计《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

在《三国志》成书之前，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书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两种，前一种如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后一种如鱼豢的《魏略》等等。这些书籍都为陈寿撰写《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写作《蜀书》时，陈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后主传评》）。蜀汉的史实全靠陈寿自己动手搜集，好在他是蜀人，对故国的史实比较了解，又曾写过地方志和整理过诸葛亮的材料。所以经过努力，《蜀书》所收虽不及魏、吴两书丰足，但也毕竟独立成书了。

《三国志》的成就较大，其质量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人撰写的三国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被人誉为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的成就，首先是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历史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自从司马迁建立以帝纪为纲的体系以来，后世的史家莫不因相祖述。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春秋》、郭颂的《魏晋春秋》，把叙述大一统历史的史书体裁生搬过来，只承认魏国为正统，视蜀、吴两国为偏安割据的“僭伪”，未能正确地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寿则把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分写成三部书，视三方为互相独立的国家。由于生活在继魏之后统治中国的晋政权之下，他不得不采取以魏主为纪，以吴蜀两国之主为传的名目，“然皆编年纪事，以史家之例，实亦纪也”（《义门续书记·三国志》）。故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

其次，《三国志》的成就是结构清晰，全书前后贯穿，事无重复。在全局安排上，陈寿颇费匠心，几乎所有的选题都紧密围绕着一个对三国历史的总看法处理的。他以曹操等人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的大事；分立三书以叙述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和终结。他通过各个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记述了黄巾起义后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的天下无敌，赤壁战后的三国并立，夷陵战后蜀吴两国的合作和南北对立；他还交待出魏明帝之后以幼主继位和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猜忌好杀埋伏下了东吴败亡的危机。陈寿作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能代表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人物，无不网罗无遗。但在具体行文上，陈寿并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据重要程度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全书剪裁得当，表面上有似传记的汇编，实际上却服从于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的弊病。这种简洁不仅表现为文字上的精炼，而且表现为取材的审慎。如当时关于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很多，《魏书·武帝纪》一概不取。汉魏禅代之际的表奏册诏，仅《三国志注》就载有二十余篇，而陈寿只选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册命，即将这一重要的史实表述清楚了。他写《诸葛亮传》更是审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述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初相识，都是讲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而陈寿则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自述，采用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另外，他还舍弃了许多经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纵孟获、阳平关设空城计等等。陈寿不录《后出师表》，不只是因为它出自吴人张俨的《默记》，主要还是文章所叙的史实与思想都和诸葛亮其人的风格不大合拍。

陈寿不仅叙事简要、取材精审，而且议论也有见地。纪传后面的评，集中反映了他的意见。如他评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其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些评论，褒贬适当，值得肯定。

有关《三国志》的是是非非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寿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笔和有所回护。唐人刘知几和清人赵翼分别在《史通·直笔》和《廿二史札记》卷六中，列举事例证明《三国志》有为魏晋两朝当权者隐恶溢美的地方。确实，曹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在陈寿的笔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强行所为，而是汉献帝的感恩报德。以后的司马懿为丞相，司马师加黄钺，司马昭封晋公，司马炎受禅即帝位，也像是出于魏朝皇帝的赏功酬谢。魏君曹芳被废，本是司马师的秘密行为，太后事先毫无所知，《魏略》对此记述十分详尽。但帝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不孝当废；魏君曹髦惨遭司马昭毒手，陈寿但书其“卒”，绝口不谈被杀之迹。曹爽从小以谨慎稳重为魏明帝所信赖，在反对司马氏的政变中不幸失败，成了晋朝否定的人物。陈寿作传时，对曹爽的阴暗面也写得多了一些。当然，陈寿的这种笔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为晋臣，处境很难，不敢不为晋讳。陈寿的性格固然刚直，但屡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许多不与晋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惨下场，这使得他不能不对直笔如弦的后果有所考虑。陈寿对统治者比较敏感的某些史实委婉其辞，很明显是企图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同样是有成就的史家，陈寿与不畏强暴、勇于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马迁相比，则大为逊色了。但是，陈寿并不甘心，还是想尽办法，在字里行间努力透露出一些历史的真象，体现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国志》虽然存在曲笔和回护的弱点，但陈寿的史德并不像《晋书·陈寿传》记载的那样差。关于陈寿索米不得遂不为丁仪兄弟立传以及因父受刑而极力贬低诸葛亮的两件事，纯属毫无根据的流言。后世学者对此历来持怀疑态度，清人王鸣盛、赵翼极力为陈寿辨诬，基本已经证明陈寿修史从不以私人恩怨而施褒贬，两种流言不足为信。

陈寿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国志》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态度。

他相信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在《武帝纪》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绍五十年前出现的黄星，是曹魏代汉的天象预兆。以后曹丕称帝时，黄龙见于谯县，同样是天意的反映。陈寿写刘备称帝，所列举的符瑞图谶多达十几项。对孙权称帝也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吴中的童谣。晋魏禅代，他认为是魏家“天禄永终，历数在晋”，同样符合天命。陈寿推崇周群、杜琼、谯周几位方士化的学者，通过他们的传记宣扬皇权神授的观点。如他把谯周所说的“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受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的说法同蜀亡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谯周预言的应验，陈寿完全继承了老师的历史观。除了天命论外，他还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如他认为诸葛亮的奇策对三国鼎立起着重要作用。当人力与天命发生矛盾时，陈寿主张天命是无敌的，所谓“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诸葛亮传》）。这些方面，都是《三国志》的糟粕。

同《史记》、《汉书》相比较，《三国志》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没有志和表。后世的学者多把原因解释为陈寿手头资料不足所致。

尽管《三国志》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所以此书一成，凡是见过稿本的人都赞不绝口，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更把陈寿比作是司马迁和班固，并表示愿意把修晋史的任务交给他来作。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书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已没有意义，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由于《三国志》是陈寿私人的撰述，所以当时它没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直到陈寿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写。书稿抄好后被藏在内阁保存了起来。《三国志》并非人人喜欢，权臣荀勖读到陈寿的书后，心情十分不快。原来他在魏时是由曹爽征辟出来作官的，陈寿的《魏书》对曹爽有所诋毁，故有失他的意旨。再加上荀勖与张华有矛盾，张华喜欢陈寿，自然也成了陈寿的罪过。荀勖不愿陈寿在内廷为官，借故把他排挤到长广去作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有病，迟迟不肯去长广上任。经过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推荐，朝廷改任陈寿为御史治书。不久，遇到母亲去世，他遵照遗嘱葬母于洛阳，这在当时也是违礼的行为。结果，陈寿不以母丧归葬入蜀，又引起舆论大哗。清议谴责他有悖伦常，遂再受废辱。数年之后，他被重新录用，起为太子中庶子，终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职，便病故了。这一年是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六十五岁。陈寿一生仕途蹉跌，很不得志。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位望不充其才，时人冤之”。陈寿去世后一百余年，南朝人裴松之为补救《三国志》文字过于简略和没有表志的缺陷，特地为之作注。裴注字数和陈书字数相当，遂使《三国志》一书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后人研究《三国志》的著作还有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六卷，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钱大昭的《三国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钱仪吉的《三国志证闻》三卷等。属于补志的书有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三国艺文志》，陶元珍的《补三国食货志》，王欣夫的《补三国兵志》。补表的有洪贻孙的《三国职官表》，黄大华的《三国三公宰辅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年表》，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等。民国时期，湖北人卢弼集合各家学者的成就，加之自己的校勘工作，作成《三国志集解》一书。卢书既注陈寿原文，又注裴注，引征繁富，颇益后学。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陈寿的著作还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今不存。

第三节 裴秀①

生平与著作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卒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终年四十八岁。他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曾任东汉尚书令，父亲裴潜任曹魏尚书令。裴秀少年时代聪敏好学，“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八岁能写文章，才德闻名乡里，人们认为他不仅有颜回那样的品德，而且有甘罗那样的才华，被时人称为“后进领袖”。意思是青少年的领袖。二十来岁时，曹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掌管辅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爽即任命裴秀为掾，并袭父亲的爵位清阳亭侯。嘉平元年（249）裴秀二十五岁，升任黄门侍郎。司马懿诛曹爽后，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部下，自然受到牵连，被免官。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为大将军掌国政。起用裴秀任廷尉正。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为大将军，掌国政，裴秀为之出谋划策，提了许多有关军政大事的建议，大多为司马昭采纳，于是司马昭命裴秀为散骑常侍。甘露二年（257），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去寿春（今安徽寿县）征讨诸葛诞，参与谋略，胜利而归。由于裴秀立了功，被升任尚书，进封鲁阳乡侯。甘露五年（260）元帝曹奂即位，裴秀因为参与议定策略有功，进爵县侯，迁尚书仆射。咸熙初（264），裴秀替司马昭改革官制，议五等之爵，于是被封为济川（今山东桓台）侯。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为相国、晋王。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退位，自称皇帝，改国号晋，就是晋武帝。由于裴秀在司马昭立嗣问题上替司马炎说了好话，所以司马炎为晋王后，升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司马炎称帝后，又让裴秀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今河北宁晋）公。有人曾向武帝反映骑都府刘向替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武帝为之辩护，说裴秀有功于王室，只问刘向的罪，不追究裴秀。泰始四年（268）正月，以秀为司空①，又“职在地官”，这个职位对裴秀在地图学上作出贡献有很大关系。泰始七年（271），裴秀因病服用寒食散时，误饮冷酒而中毒身亡。著作有《易论》，《乐论》和《冀州记》①，地图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图》②。《盟会图》和《典治官制》没有完成③。《禹贡地域图》后来藏于秘府，但早已失传。其它著作也失传了。仅有《禹贡地域图序》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流传至今。地图学成就与贡献从《禹贡地域图序》中，得知当时秘书府年没有收藏古地图，也没有西汉萧何收集的秦国图籍，仅有汉朝的《舆地图》及《括地图》这类杂图。这些杂图没有比例尺，方位也不准确，连名山大川都记不齐备。虽然略具粗形，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裴秀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晋书·武帝记》。

①《史记·封禅书》注，司马贞《史记索引》。

②虞世南：《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③《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二）。

但很不精确，不可作为依据使用。甚至还有荒诞不合事实的地方，更不可取。魏灭蜀后，司马昭又为灭吴作准备，命有司撰访吴地图。裴秀则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报朝廷。图的内容为上自夏禹下至西晋的历代政治沿革图，图上绘有政区界线，标上州、郡、国、县、邑名称，古盟会地名，主要道路和航路等。裴秀针对汉代各种杂图不设比例尺，方位不准的缺点，在《禹贡地域图》上使用了比例尺。据隋朝宇文恺说法，“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④，即1∶900万。方位也比较准确，历代的名山大川都一一表示清楚。这样他可能用了一些图例。由此可见，《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开创了以区域沿革为主体和古今地名对照的绘图方法。

裴秀任司空时，曾主持把一幅不便观览而又有差错的《旧天下大图》缩制成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旧天下大图》用了八十匹绢才绘成，可能过大，所以不便放置，也不便观览。《方丈图》则小多了，“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图上“备载名山都邑”①可能是一般政区图。

从《禹贡地域图序》中，我们还知道裴秀提出了著名的绘制地图的六大原则，即“制图六体”。这是他在中国地图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制图理论的肇端，它影响中国地图学达一千五百多年。由于裴秀有这项杰出成就，因此西方学者赞誉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完全可以和欧洲古代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tusclaudius，121—151年）相提并论”②。

“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裴秀写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③制图的原则有六条，第一条叫做分率。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作用是用来确定地图图幅的大小。地图图幅大小与该地区的实际面积大小有严格的比例关系。明白了这种比例关系，就可以从地图上量算出两个地点的距离，或是某个地区的面积，用起来很方便。比例尺又好比是画家的缩放尺，它可以把地图按照需要放大或缩小。“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第二条原则叫准望，准望就是方位，用来确定地图上地形地物彼此的位置关系。汉初已从古代的八个方位发展到十二个方位，不久又发展到二十四个方位，测量方位的仪器在战国对代有司南，汉代有方地盘，指南针发明以后才有罗盘。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第三条原则叫道里，就是人行道的距离，从甲地到乙地有多少里路。人行道的距离比较复杂，一般不能拿来直接制图，因为制图所用的距离是两地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假如人行道距离不是水平直线距离，则需先将人行道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方可制图。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第四条叫高下，第五条叫方邪，第六条叫迂直。这三条连在一起，彼此关系密切，是将人行道距离变成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演算方法。所谓“高”，④《隋书·宇文恺传》。

①《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108页，115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中译本。③有关制图引文用《晋书·裴秀传》、《文艺类聚》六，《初学记》五校勘过。是指人行道为一条起伏的曲线，“下”指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必须将人行道起伏的曲线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就是将“高”变为“下”。所谓“方”，是指人行道碰到障碍，不能走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而要绕到第三点，由第三点再到目的地。这样人行道的距离就成了三点之间的两个线段。而原来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则叫做“邪”，制图时，必须将三点之间的折线距离换算成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即将“方”变成“邪”。所谓“迂”，就是迁回曲折。人走路时如果两个地点之间碰到了好几重障碍，则要经过多次迂回曲折才能到达。此时人行道的距离是多次迂回的曲线距离。“直’指两个地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要将迂回多次的曲线距离换算成水平直线距离，即将“迂”变为“直”，这三条原则强调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从实际出发，分清情况，然后再进行换算，校正因地形夷险而造成的距离上的差异。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是讲六条原则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假如绘制的地图不是按一定的比例尺，那么从这种图上无法确定地物之间的距离大小；有了比例尺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位从某一方面看可能是对的，但从其他方面看就不对了；只有方位而无道里，那么碰到有山有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如何绘图了，整个地图的地形地物就无法连贯相通；光有人行道距离而没有地面高低起伏和曲直的校正，那么人行道距离就不能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样绘出来的图与实际相违背，而且还会影响方位的准确性，所以在绘地图时，这六条原则要综合考虑，缺一不可，只有把这六条原则都考虑到了，才能做到图幅大小取决于比例尺，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位置，决定于方位；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远近取决于人行道距离，水平直线距离取决于高变下，方变邪、迂变直的运算。这样，即使有高山巨海相隔，有异域远方情况的不同，有高低曲折各种复杂因素，都可以按照制图者的需要加以确定。制图原则一旦确定，那么无论怎样复杂的地区都可以绘成地图。

“制图六体”产生以后，历代著名地图学家如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等人，都把它当作绘制地图的规范而予以接受。在明末清初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它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所遵循的规范。即使在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以后，直至清末，它仍然是制图学家的规范。由此可见，“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裴秀作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地图学家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第十三章 王羲之、顾恺之、陶潜

第一节 王羲之①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会稽郡属扬州管辖，扬州刺史王述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与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难他，王羲之深以为耻。永和十一年（355），他以生病为由，辞去了会稽内史的官职。

辞官后，王羲之举家定居会稽，不再返回建康。在到会稽之初，王羲之就对富饶的浙东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老死这里的打算。公务之余，他经常与好友谢安等人游视这里的大海名山。去官后，更“与东土之人尽山水之游”。王氏属于南渡的北方士族，原籍田地已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在南方占取大量土地。太湖流域是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为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北来大族的触角则转向了浙东。王羲之的山水之游，固然有游乐的成分，但主要目的还是求田问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全晋文》卷24中保留有王羲之向朋友索还田产的杂帖，足以证明王羲之对扩张土地的热衷。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他是个划时代的巨匠。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受到人们的尊崇，有“书圣”之誉。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能备精诸体，集当时书法之大成。更在于他能自成一家，开创了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

汉魏之际，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人们在汉隶、章草两种书体之外，又创新了行书和楷书。此后，一些著名的书家钟繇、梁皓、韦诞、卫觊、索靖等人应运而出，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楷书。钟繇的书法风靡魏晋，在书苑中居统治地位。王羲之的家族以善书著称，王导于丧乱之际，犹携钟繇的《宣示帖》自随。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

这种时代与家风，使王羲之自幼受到薰陶。他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即是叔父王廙。王廙工章楷，笔力效法钟繇。十一岁时，王羲之在父亲的枕中发现前代人写的笔论，私下里取出阅读。父亲知道后，告诉他说：“现在你年纪还小，不能理解运笔的法则。等到长大以后，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为然，他说：“我愿意早一点知道，若等长大，那就迟了。”父亲只大致地给他讲解了笔论的要点，而王羲之却已心领神会，从此学力日进。著名的书家卫夫人看到他的字，感叹地说：“这孩子一定是学过《用笔诀》的。我看他的笔法，十分老成，将来一定能超过我的。”卫夫人名铄，名书家卫瓘之女，李矩妻。卫铄师法钟繇，声誉极高。由于喜爱王羲之，卫铄把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为徒。

王羲之长大以后，阅历渐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遂改变初学，博采众家之长，试图另辟蹊径，创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最初，他的字并不是最好的，庾翼的字就远胜于他。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用心钻研，他终于熔各家于一炉，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到中晚年时期，一变质朴的书风，创造出一种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的华贵书体，一跃成为一代宗师。

东晋时期，隶、草、行、楷各体均已大备，比较而言，行、楷因是后出，尚未成熟。王羲之把它们向前推进变化，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羲之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当时诸体俱全，或以继承为主，不变旧法，仍以隶法写楷，即是所谓隶楷（今隶）；或是推陈出新，发展草楷结合的行书。王羲之选择的是后一种。它符合书法发展规律，便捷易识，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的完美性的结合，并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第二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书法是一种形象艺术，如果平板少变就会丧失生命力。王羲之备精诸体，娴熟各家笔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性的程式笔法进行改革，使其绚丽异常、丰富多采。他以不断变化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了千篇一律。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惊叹“羲之万字不同”，确实发现了王氏变化多端的书法特点。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作制，给予王羲之的书法极高评价。他写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运连；夙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王羲之的书法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喜爱，逐渐取代钟书而大行于世。庾翼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给其兄的信，深为折服，叹息不已，亲自写信给他，说：“我过去有草圣大家张芝的十张章草帖，南渡时丢失了，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字了。看到你的章草，写得如此神采动人，使我感觉旧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王羲之的书帖墨迹逐渐被人们视为珍宝。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门生设佳馔招待他。王羲之想以书相报，见室内有一棐木几，非常滑净，于是提笔便写。其书真草相半，潇洒飘逸，门生欣喜若狂。为感酬先生，门生亲送王羲之回郡。回来的时候，门生发现王羲之的书迹已被父亲刮掉。他懊恨之极，为此难过了很长的时间。另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看见一位卖扇子的老妇人生意清淡。他走近扇子摊，在一些扇子上面写了点字。看到老妇人面现愠色，王羲之笑着解释说：“你说这是王右军的字，每把扇一百钱。”老妇人半信半疑，照着办了，果然被众人一抢而光。王羲之生性爱鹅。他听说一家养的鹅极善鸣叫，便兴致勃勃地去看。不料，那家人为得到王羲之的字，竟然把鹅杀掉做成了款待他的菜，搞得他哭笑不得。山阴县一位道士也有几只好鹅，王羲之来求购，道士对他说：“我的鹅不卖，如果你肯为抄篇《道德经》，这群鹅便白送给你。”

王羲之对于自己的书法也很自负。自称：“我的字与钟繇不相上下，而张芝则要在我之后了。”他写信给别人说：“张芝学书墨池，我也这样下功夫，怎么会落在他的后面？”

王羲之的真迹没有能保留到现在。存世的主要是他书迹的刻本。他所写的楷书，以《黄庭经》、《乐毅帖》等最有名，行书以《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

《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邀请了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子侄，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亭进行修禊活动。修禊是古代的一种风俗，临水而祭，据说可以消除不祥。这一天，与会者兴致很好，宴饮赋诗，留下大批诗作。王羲之为宴集挥毫作序，是为《兰亭集序》。据《法书要录》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书用茧蚕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自古以来，《兰亭集序》被人称作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之作。这一名迹后被唐太宗所得，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及近臣。而它的真迹，传说则随太宗遗骸而殉葬昭陵了。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的墨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在石刻本中，以唐太宗时刻在学士院后流落在定武的拓本为上品。①王羲之还是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与诗赋都写得很好。《晋书》本①对于传世的《兰亭集序》帖，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真伪的争论。清人赵魏于乾隆年间，首先从字体的源流方面对序帖提出怀疑。他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十五年，广东人李文田全面否定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他认为序文与《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此文，从篇名到文字上都有区别。他也从字体上论述了序帖是“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近年来关于序帖真伪的争论，始于郭沫若1965年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文以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发挥了李文田的论点，否定序文为王羲之原作，帖文为王羲之所书。郭文认定序帖为隋代僧人智永的作品。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1972年郭沫若又发表《新疆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重新提出旧说。时至今日，争论还在继续，很多意见是不赞成序帖为后人伪托这一说法的。1977年文物出版社将两种意见汇集成《兰亭论辨》一书。1982年，刘汉屏又发表《论兰亭书体》一书。关于争论双方的观点，只要查阅两书，备知矣。

传收录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和《遗谢安书》等文都有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情真意切的长处。《兰亭集序》更是一篇记事、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它真实地反映出王羲之热爱生活而又慨叹人生短促的复杂感情。王羲之传世的诗作主要有《用笔赋》。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失为一篇优秀的书法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书家写字比拟成一场严肃的军事活动：“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比喻贴切，用意颇深。他指出构思布局是书法的要领，“夫欲书者，先研乾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侣，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讲述了书家前辈宋翼和自己学书的坎坷经历，并对隶、真、行、草各个书体的用笔立意，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了总结。该文被清人严可均辑录于《全晋文》中。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琅邪王氏世代笃信天师教。王羲之的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种迷信思想的羁绊。晚年，他与道士许迈过从甚密，经常炼丹采药，共修服食。丹药的中毒很可能损害了王羲之的健康，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病死时，仅五十八岁。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他们都喜爱书法，其中幼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他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号称“二王”。

第二节 顾恺之①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

多才多艺的名士顾恺之出身于江南的土著士族家庭。根据《无锡顾氏宗谱》记载，顾氏祖上先后有多人出仕过孙吴和西晋政权。祖父顾毗，字子治，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父亲顾悦之，字君叔，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顾恺之的生卒时间，史籍缺载。根据有关史料进行考证，生年约在晋康帝建元二年到晋穆帝永和二年（344—346）之间，卒年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到三年（405—407）之间。

顾恺之的仕途并不顺利。最初，他在桓温的大司马府担任参军。桓温死后，他转而依附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府的参军。殷仲堪被桓玄杀死后，顾恺之改投在桓玄的门下。直到晚年，他才进入中央政府任散骑常侍，不过很快也就去世了。

他的官职虽然一直不高，但颇有名气。时人都传颂顾恺之有三绝，即痴绝、才绝和画绝。所谓痴绝，是说他为人性格率真、通脱、喜欢谐谑，并带有痴呆的傻气。才绝是称赞他博学多艺擅长诗文，有才气。画绝则是肯定他的绘画技艺的。

《晋书》本传记载了很多有关他的“痴”的故事。有些人常常为此捉弄和侮辱他。顾恺之曾把一橱珍存的画委托桓玄保存。他知道桓玄性贪，为防止桓玄做手脚，特意将橱门封个严严实实。桓玄没有动橱前的糊题，而是撬开画橱的后板，将画尽数盗走后，重新钉好。待顾恺之取橱的时候，发现画已全部丢失，他没有发火，只是说：“我的这些画大约能通灵气，好像人们能修炼成仙一样，变化而去了。”有一次，桓玄把一片柳叶说成是隐身宝。顾恺之接到后，桓玄就往他身上撒尿，并说宝器显灵看不见他。顾恺之只好承认是个宝。其实，顾恺之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桓玄捣的鬼，只是不敢认真计较。当时，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相当激烈。桓玄权倾内外，阴险狠毒，顾恺之寄食门下，势单力薄，根本不是桓玄的对手。所以他不得不装痴卖傻，宁可受点委屈，也不在争强斗胜中做了无谓的牺牲品。桓温看出顾恺之的痴里有黠，曾说他一半是痴，一半是黠，合起来是个正常人。

顾恺之的文学作品传世的并不多。能够反映他文学成就的主要是《观涛赋》和《筝赋》。《观涛赋》文为：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洪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并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雕■采介，特种奇名。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模兹涛之为体，亦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期必来而知信。势刚凌以周威，质柔弱而协顺。

《筝赋》文为：其为器也，则端方修直，天隆地平；华文素质，烂蔚波成。君子嘉其斌丽，知音伟其含清。罄虚中以扬德，正律度而仪形。良工成妙，轻缛璘彬。元漆缄响，庆云被身。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顾恺之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顾恺之对于自己的文学才能十分自负。他曾说：“我作的《筝赋》可以和嵇康的《琴赋》相比。不会欣赏的人，一定会因它后出而加以抛弃；有深刻理解力的人，就会因它的高奇而加以珍贵。”我们从记载他平时生活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顾恺之的文学修养是极深的。桓温死后，他拜谒其墓，当场赋诗说：“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别人问会稽地区的山水风景，他随口答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晋书》本传讲他曾与谢瞻在月下长咏，诗作到兴头，忘掉了疲倦。谢瞻睡觉去了，换个人替代他，顾恺之竟一点也没察觉。

顾恺之的书法也很出色。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顾长康，亦善书。”他的书迹遗留下来的只有《女史箴图》的楷书箴文。明人董其昌认为顾恺之的书法水平与王献之相当，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即是师承他的笔意。

改造画风的巨匠顾恺之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绘画艺术。他是至今能够见到画迹的我国最早著名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顾恺之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改造画风的巨匠。在继承和发展先人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他一扫古拙呆滞的画法，用自己的画笔开拓了周瞻完美、生动活泼的一代新风。

顾恺之是晋初著名画师卫协的弟子。大约二十岁的时候，他推出独特风格的作品而一鸣惊人。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录》中，引述了顾恺之兴宁时期（363—365）为京城瓦棺寺作画的一件趣闻。当时，瓦棺寺初建，僧众设会，邀请有影响的士大夫们来寺内鸣钟击鼓，为佛寺扬名。同时僧众还请求名士们打刹注疏，也就是为佛寺捐款。人们捐款数额皆不足十万钱，而轮到顾恺之，他提笔注疏百万钱。大家都知道他很穷，认为这个青年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要闹笑话。到勾疏的时候，顾恺之选中寺内一殿，要求僧众空出一壁归他处理。他闭门一月有余，画得维摩居士像一幅，只是没有点睛。顾恺之对僧众讲：“我点好眼睛后，你们打开殿门。第一日来观看的人，每人交钱十万；第二日每人五万；第三日随便给钱。”僧众打开殿门后，画像光彩照人，一殿生辉，参观者拥挤不动，当天就收钱百万以上。

顾恺之一生作品，数额甚巨。唐人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一书录有《谢安像》、《列仙像》、《庐山图》、《虎豹杂鸷鸟图》等作品十七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录有《异兽古人图》、《中朝名士图》、《笋图》、《荡舟图》等作品二十九件，三十八幅；《宣和画谱》收录其《女史箴图》、《斫琴图》等九件；此外散见众书的作品名目还有《列女仁智图》等二十一件。实际数目，当然远不止这些。桓玄盗去的一厨画，则很难计其数额了。从全部作品的名目来看，顾恺之创作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有人物肖像、道释世俗故事，还包括山水、花卉、飞禽、走兽、游鱼等等。所以把他称作是我国山水画、花卉画的远祖，古代画家中的全能画圣并非过誉。顾恺之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他画人物善于注意表现对象的气度和性格。为裴楷造像时，他借助细节的点缀，在颊上加上三笔毛，使人像栩栩如生。他把谢鲲画在岩石中间，用背景衬托人物豁达而又坚毅的性格。他强调描绘眼睛是画人物像的重要环节，因此对点睛非常慎重，常说传神写照，全在眼睛上了。他还讲：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由于时代久远，他的作品大部分都丧失了，流传下来只剩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斫琴图》和《列女仁智图》。这些作品，大多是后人的摹本。能够反映顾恺之艺术风格和水平的作品当属《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了。

《洛神赋图》是以三国时期著名诗人曹植的《洛神赋》为主题绘制而成的。曹植这首哀怨婉转、撕人心碎的名篇反映了一对封建贵族青年男女在恋爱生活上所受的重压和挫折。顾恺之在画卷中巧妙地把诗作的意境在造型艺术上面加以具体化，取得了感人的效果。该图现存五个摹本，两本藏在故宫博物院，一本在东北博物馆，一本被人盗卖至美国，一本下落不明。其中故宫第一本风趣朴直，比较接近顾恺之的真迹。画卷从诗人初见洛神宓妃起，以一系列鲜明的形象，展开了一幅幅悲怨缠绵的连环画。画家以生动洗练的线条刻划出女神“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睛，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的情态。到宓妃驾云车的场面，画家则用六龙齐首，鲸鲵夹毂，水禽翔卫，旌旗飞扬创造出一种雄浑壮观的气氛。卷尾用诗人呆坐洛水，茫然若失，然后乘车归去，盘桓怅望，留恋不舍的一组画面煞住。这一画卷充分体现了顾恺之善于捕捉人物心理活动并能真实地把他们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

《女史箴图》画卷长三四九厘米，宽二十五厘米，绢地横幅，分九图。

它以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为画题。张华诗原有三百三十六字，是以宫廷妇女的道德规范，婉转劝戒专横淫恣的惠帝皇后贾氏的。画卷只存一百一十四字。今人考证研究，认为原画为十二段，可能因破损而被后人截取三段。这幅作品被很多人认定为原本真迹。可惜的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这一稀世国宝竟为英国侵略者抢走，现存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是中国古代宫廷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画家巧妙地抓着了箴文的精髓，绘制了这组连续的风俗画片。第一段“玄熊攀槛”，描写当熊而立，以身遮护汉元帝的冯昭仪临危不惧，富于自我牺牲的神态，与汉元帝惊慌失措、左右贵人惊走形成强烈对比。第二段画班婕妤不与汉成帝同载的故事，突出班氏的温良正直和成帝的尴尬难堪，并刻划出重压在舆辇之下的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挣扎。第四段是全卷修补最少的部分，顾恺之以醇雅娴熟的笔致，描绘出临镜梳装的古代妇女纤丽淑婉的姿态。整个画卷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动态中保持着美的均衡，给人以和谐的享受。难怪远至宋代米芾，近到明清诸家都称赞它画品高古端丽，笔彩生动，气韵绝伦了。

对画学理论的贡献顾恺之不但是技艺高超的绘画大师，而且还是我国第一个画学理论家。

他的画学理论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三篇，都收录在《历代名画记》中。因为传抄脱错，现在已很难通读。除上述三篇较为完整的论文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画论材料。概括起来说，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顾恺之主张画家必须有见识，有修养，“必贵观于明识”（《论画》），尤其是要理解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内心世界。他批评那些只注意追求外形美，而不注意表现对象生命力的作品。顾恺之要求画家“迁想妙得”，把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形写神”，活灵活现地去刻划它们。

第二，他认为画家只有掌握熟练的技术，才能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合乎玄赏的作品来。他在《论画》中说：“美丽之形（即掌握物体外形变化），尺寸之制（即掌握远近比例的布置）。阴阳之数（即掌握阴阳虚实的配合），纤妙之迹（即掌握笔墨色彩的表达），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他还认为画家功夫不到家，“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魏晋胜流画赞》）。

第三，顾恺之要求画家“巧密于精思”（《论画》），应该郑重地精密构思，然后才可下笔。他讲究画面的布置，《画云台山记》即是他作云台山图前，研究云台山图布置的一篇计划文章。

第四，顾恺之把骨法、气势、神情、韵味作为作画及鉴赏的标准。四者之中，尤推神情。另外，他还主张“奇变”、“天趣”等等。

顾恺之的绘画理论和实践对后世影响极大。南朝著名画家陆探微师其画法。此后，张僧繇、孙尚子、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展子虔以至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周昉等，无不摹写顾恺之的画迹，受到他的影响。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顾恺之生平撰述还有《启疑记》三卷，《文集》二十卷，今不存。顾恺之另一部著作《启蒙注》，在《三国志》裴注中保有少许内容。

第三节 陶潜①

家世和经历

陶潜，又名陶渊明，字元亮，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死于宋元嘉四年（427），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潜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当过安城太守。

陶潜八岁死了父亲，跟随母亲和五岁庶出的妹妹一起生活。十二岁时，家中除僮仆之外，仅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陶潜的祖上留下一些产业，到他父亲手里，逐渐败落下来，但仍有几处果园。父亲去世后，家道更为衰落。陶潜在二十九岁那年出任州祭酒，但不堪吏职，不久就辞职而去。嗣后，在柴桑住了六、七年，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在孟氏母亲去世后，陶潜奔丧归里，守制二年。四十一岁时，他当上了彭泽令。这时，刚好有监察权的督邮要来巡视。吏人告诉他，要束带见之。他叹口气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解印绶，回归故里。他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自此，陶潜隐居乡里，不再出仕。四十四岁那年，陶潜家遭火灾，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到六十三岁时，他就去世了。陶潜所撰《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是他的自传。在这里，他把自己描写为“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基本上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故历来为人所重视，称之为“实录”。

陶潜死后，人称之为“靖节先生”。

思想和风度陶潜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宗教思想弥漫的时期。这时，围绕着生死富贵的问题，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佛教中有人认为神不灭，就是说人的形体不存在了，他的精神还是可以永存的。道教中有人认为炼丹制药，可以白日飞升，化为神仙。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陶潜就这些问题写了三首诗，题为《形影神三首》。第一首是《形赠影》，诗曰：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第二首是《影答形》，诗曰：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此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第三首是《神释》，诗曰：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隐逸·陶潜传》、《晋书·隐逸·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所引诗文见王尧编注本《陶渊明集》。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令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三首诗词意尚不能尽解，但大致说来，是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说法，提出了对生死应有的认识以及如何活着的问题。

诗的第一首是形对影的诉苦。它说，天地山川，都是永存的。草木霜露，每年都按季节出现。人是最灵智的，却不能像它们一样，刚才还在世上活动，一下子走了就不再来。要现实一点，只要有酒喝，就不必推辞了。这是及时行乐的思想，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当然是不足取的。诗的第二首是影对形的回答，说，长生不可信，学仙的路走不通。我与你相遇之后，总是共同地悲哀和喜悦。在树荫下好像有暂时离别，在阳光下总是在一起的。这种共存也不是长久的，一下子就都消灭了。身子没有，名声也完了。还是干点善事，可以留下遗爱，这不比喝酒好吗？！这种观点以立善代替第一首诗中所说的及时行乐，有所不同，但二者却同样不能正确解答当时所提出的问题。诗的第三首，是陶潜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婉转地、不指名地批评神不灭论和修炼成仙的不可信，以及立善求名是脱离实际的，醉酒或可忘忧，却伤害身体。陶潜提出了有生必有死，一切都有自然的安排，要把自己解脱出来，纵深大化浪潮中，不喜也不怒，不要想得太多了。陶潜对生死问题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也可说多少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彩，但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落入命定论的牢笼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代替了另外一种唯心主义。命定论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悠久的发展过程。子夏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曾为陶潜所引用，也可以说是陶潜命定论思想的概括。在陶潜的诗文集中，随时可以发现这种思想的流露。陶潜的名著《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等文对这种思想表现得更为显著。应当指出，陶潜的命定论思想并不是认为人在世上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人不把得失成败放在心上，做好应作的事。因此，他给人以豁达的印象，有时还使人感到他清高。长期以来，他一直受人尊重，固然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同时还是因为他的作风好，给人留下了一个好的风度。

理想社会陶潜对当时的社会是很不满意的。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陶潜在这里指出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而士人不遇只是其中的一种现象。陶潜辞官归田和他的饮酒无度都是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消极抗争。陶潜的命定论思想也是社会情况在思想意识上的曲折反映。

陶潜有自己的理想社会，具体地与在《桃花源记》里。文章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按照文章所说，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武陵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到了这个地方，但在离开这个地方后，再去寻找，就找不到了。在生活上，桃花源居民自给自足，无论小孩或老人，都能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没有说到官吏、兵丁，也没有说到收税人、商业和学校。像这样一种设想要求并不高，也附合农民的愿望，但这和社会现实就不知有多大距离了。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再让武陵人和其他的人再到那里去了，这实际上是陶潜对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信心，反映了他对改革现实的绝望。

陶潜的理想社会显然是受了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

辞官归田在彭泽的辞官归田，对陶潜来说，在政治上、生活上以及诗的创作上，都是一件大事。在这个问题上，陶潜是有思想斗争的。陶潜在回家后，特写了一篇《归去来辞》，表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有关的生活情况。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来生活道路的问题。当时读书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作官和归田。对陶潜来说，在这二者之间，是有思想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是田园思想占了上风。《归去来辞》是顺着这条思路发展下去的。文章说：“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说的就是他为这问题而思想斗争的情况。他为此曾有过独悲，有过悟，有过知，终于是思想上明确了归田的道路，于是就觉得“今是而昨非”了。《归去来辞》中的大部分是表述他归田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包含上路后的愉快心情、家庭生活的亲切、欣赏大自然的悠闲自得。这是以身在农村，与官场中的人交往断绝了。在乡里中还是可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随后，他还是不能掩盖自己的悲观情绪。文章中写道：“羡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亡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机时，易不委心任去留。”这好像是说还能再活几时，随他去吧，为什么还要慌慌张张追求什么呢？他自述他的生活情调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乐，尽夫天命复奚疑。”对于将来怎么办，作者把它推到命定论的方面去了。

田园诗陶潜是晋、宋间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内容，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留下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田园诗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

陶潜归田后，写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的内容也往往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联。他在归田之初，写了《归园田居》五首。其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是说他归田的喜悦心情。归田是他长期的愿望，而今达到了，好像是在樊笼里回到了自然。其第二首：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首诗是说村中的寂静，大家忙于农务的情景。其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写他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对农业劳动的实践，他对农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像这样的内容，是在其他诗人作品中很难找到的。

但陶潜究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交游环境，这些都可说是旧习。陶潜并不讳言，并行之于辞文。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饮酒是陶潜的一种嗜好，但又不简单的是一种嗜好，而有一定的心理因素。《饮酒》二十首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这种心情与当初归田之想法不免有些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诗人能把它写出来，却也可见他率真的态度。

陶潜的诗，平淡自然，在当时讲究辞藻的诗坛中，独具特色。诗人感情的真挚也为人们所乐于接受。陶潜的诗能够吸引众多的读者，是有其原因的。《隋书·经籍志》著录《陶潜集》9卷。《四库全书》有《陶渊明集》8卷。《四库丛刊》收有宋刊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10卷。今人王尧编著《陶渊明集》可供参考。

第十四章 葛洪、陶弘景

第一节 葛洪

生平和著述

葛洪（283—343），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西晋太康四年（283）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卢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输吴将军等要职。父葛悌，仕吴为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评，中护军，五郡赴惊等，入晋后，又任郎中，大中大夫，大中正，肥县令，吴王郎中令，后升迁为邵陵太守，卒于官所。葛洪为第三子。早年受父母娇宠，生活懒散，好学而未苦读。十三岁丧父，又逢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社会动荡，家乡屡遭兵火，不仅先人传留的书籍烧毁一空，而且家境也每况愈下，以致饥寒困顿，生计艰难。家境的变迁使葛洪受到极大的震动，并促使他振奋起来，刻苦学习，力求上进。无书可读，他便背着书箱四处求借。他常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由于家贫，每得到一张纸都备加珍惜，在正反两面反复抄写，直到无法利用为止。后来，为寻书问义，他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到十五六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小有文名，所作诗赋杂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葛洪十六岁始读《孝经》、《论语》、《诗经》和《易经》等儒家经典，但他自知“才非政事”，无意仕途，于是立志成为精研经史百家，专事著书立说的儒家学者。这是他早期的奋斗目标。葛洪从祖葛玄，字孝先，受业于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左元放），精于炼丹术，世称葛仙公，又称太极仙翁。其术传弟子郑隐（郑思远）。葛洪大约在十八九岁时曾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郑隐为师，并做他的助手，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受到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郑隐还将一些道家秘籍传授给葛洪，让他归家继续钻研。葛洪在二十岁左右就因儒道兼通学识渊博而远近知名，并且决心“立一家之言”①，开始撰写《抱朴子》，但不久即因战乱而中辍。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张昌领导的农民起义。葛洪小时候学过骑射，略知武功，这时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出任将兵都尉，募集数百人，参与了镇压义军石冰部的行动，并因战功升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立即投戈释甲，径往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学识，这一时期已天下大乱，北道不通，归途阻塞，于是周游于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对于道教及方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晋惠帝光熙元年（306），葛洪24岁，其友人嵇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请他去作参军。他感到这虽非所愿，但可避地南土，所以还是接受下来，并受命先行催兵来到广州。不料嵇含半途遇害，葛洪仍留广州多年，但无意再任官职，地方官员屡次邀用皆被辞却。在此期间，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鲍太玄）为师，学习神仙方术，使丹法、医道更为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给他。鲍姑，名潜光，懂医术，尤擅长针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于记载的女针灸医家。她曾亲自参加葛洪的炼丹和医疗活①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动，帮助葛洪编撰医学著作，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还载有她的艾灸法等。约在三十岁左右，葛洪携家眷返归故里，潜心著述十余年，作品多达六百余卷。他在整理和续写《抱朴子》旧稿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约于建武元年（317）三十五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这两部书合称《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经典之作，葛洪也因之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道教学者，此外，他在这时期完成的著作还有《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碑颂诗赋100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卷，抄录五经七史、百家之言、方技杂事310卷，《玉函方》100卷，《肘后备急方》3卷等。其间，葛洪曾担任为期不长的掾，州主簿，司徒掾，咨议参军等官职，并受封关内侯。后来，其挚友干宝推荐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约在葛洪五十岁左右，他因年事已高，打算亲自炼丹以求长寿，又听说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南部）出产丹砂，于是上书请为勾漏（今广西北流）令。成帝因其资历高不可低就而未准。葛洪解释说，他去勾漏并非贪求荣耀，而是为了炼丹。在说服成帝之后，他与子侄同行又赴广州。在广州为刺史邓岳劝阻，遂隐居于罗浮山。邓岳曾上表补授他为东官太守，他仍婉辞不就。葛洪在罗浮山多年，从事著述，修道炼丹，过起了“丹鼎神仙”的优游生活。南粤名山属二樵，罗浮山即其中的东樵，为道教“第七洞天”所在地，现在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辞世，享年六十一岁①。葛洪一生著述宏富，但多已失传。《正统道藏》所收归于葛洪名下的著作共19种，主要有《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肘后备急方》8卷，《神仙传》10卷，《太清玉碑子》1卷，《大丹问答》1卷，《还丹肘后诀》3卷，《抱朴子养生论》1卷，《稚川真人校正术》1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经》3卷，《元始上经众仙记》1卷，《汉武内传》1卷等。其中除前四种外，余者大部分为托名之作。史籍有载《西京杂记》6卷为葛洪托名西汉刘歆所作，尚无确据。葛洪佚著除前文录而不存者外，尚有《玉函方》100卷，《神仙服食药方》10卷，《太清神仙服食经》5卷，《序房内秘术》1卷，《胎息术》1卷，《五金龙虎歌》1卷，《周易杂占》1卷，《五岳真形图文》1卷，《良吏传》10卷，《集异传》10卷，《抱朴子军术》、《浑天论》、《潮说》等，其中有些作品是否确为葛洪所作，亦难以断定。

葛洪和道教自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魏晋之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股宗教力量和社会思潮。葛洪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为道教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受到历代道家和道教徒的尊崇。葛洪的道教思想十分庞杂。他继承和发挥先秦及秦汉道家的哲学理论，并对道家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神秘化的解释，才得以建立起来道教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思想有①关于葛洪卒年说法不一。《太平寰宇记》卷160引袁彦伯《罗浮记》称葛洪卒时，年六十一，而《晋书·葛洪传》、《太平御览》卷664引《晋中兴书》等，均谓其卒时，年八十一。《晋书·葛洪传》提到，广州刺史邓岳曾去看望葛洪，但洪已卒，遂不及见。按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邓岳卒于康帝建元二年（344）葛洪卒年当在此之前，故此《太平寰宇记》谓洪卒年六十一之说较为可信。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葛洪所著《抱朴子》自叙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①。他还明确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②，“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③，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和理论，为后世道教所袭用和发挥，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在封建社会长期盛行。但是，葛洪的思想仍然是以道家为主体的，他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④，以道术修身与以儒术应世并不能摆在同等的地位。在葛洪的道教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道”、“玄”和“一”。他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⑤，把“道”描述成一种涵盖天地万物，影响其运动变化，但又无可捉摸，难以认识的神秘力量，而如果将任何事物“强名为道”，那么就“已失其真”了。他还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把“玄”说成是产生天地万物及造成物质多样性的本源。“一”则是象征天地人，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⑥的人格化的神物。就人而论，“一”存在于上中下三丹田之中，甚至有姓名、有大小、有固定的穿着，只是道家秘相传授绝不对外说出来而已。从“道”、“玄”、“一”出发，葛洪进而宣扬，如果人们能够“得道”，“通玄”，就会具有无限的超自然的力量，就能成为超自然的存在，从人变成长生不老随意上云霄入川海的神仙。要想“得道”当然就要“修道”，修道要在内修与外养两方面下功夫。内修主要是“守一”，并且还有“守真一”与“守玄一”的不同，“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守一存真，乃能通神”①。但是，内修“守一”，行气导引，只能益寿延年，最多也不过是“通神”，还不能达到长生不老的地步，因此还需要外养。外养主要是服食金丹，所谓“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②，“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③。炼丹术是炼制丹药的方法，只有掌握这些方法才能获得金丹。炼丹术还有一项内容就是炼制金银，实际上是伪金和伪银。服食金丹可以长生，炼制金银可以致富，都是很有诱惑力的事情，所以历代道教信徒为了追求长寿永生、得道成仙或者发财致富，一直对炼丹术十分重视，并且进行了无计其数的炼丹活动。葛洪是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也是道教中“丹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左慈、葛玄、郑隐传承的丹经和炼丹经验，而且周游四方，访道问贤，广泛收集各种丹书丹法。在此基础上，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对于各种丹药丹方和炼制方法，服食方法等，都作了翔实的记述，并且还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对于自西汉到东晋时期中国早期炼丹实践及其成就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总结，同时也为中国炼丹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④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⑤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篇》。

⑥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引《黄帝九鼎神丹经》。

葛洪和炼丹术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也是世界炼丹术史和化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炼丹术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丹》、《仙药》和《黄白》三篇。《金丹篇》主要论述各种金丹的炼制和服食方法。《仙药篇》主要论述五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胡麻等所谓仙药的特征、性质、产地、采集、加工及服食方法。《黄白篇》主要论述伪金和伪银的炼制方法。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国炼丹化学的概貌。

葛洪认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①，他以高山为渊、深谷为陵、阳燧取火、方诸得水、铅丹制炼等种种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还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②，可是一般人并不相信，还要说水精本来是自然之物，玉石之类，这正是由于“所见少，则所怪多”③的缘故。葛洪通过对炼丹术的体验以及对其他事物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已经朴素地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一切物质都可以变，只要“心诚”，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掌握适当的方法，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物质制炼出宝贵的仙丹神药和黄金白银。这是葛洪关于炼丹术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共同信念。关于服食金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老，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他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试图以当时还无法正确解释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并通过简单类比的方法，来说明金丹和黄金可使人长生的功效。葛洪关于物质变化，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服食药品可以健身益寿等等思想，都含有可贵的真理成分，然而他把这些加以引申，例如把黄金的稳定性转化为生命的恒久性，把物质的可变性转化为炼制仙丹的可行性，并以此来论证人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那就变成了真正的谬误。当然，道教徒和炼丹家的这类想法是十分荒唐的，他们所追求的虚幻目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炼丹家基于这种信念，为了炼制幻想中的仙丹神药，进行了长期的甚至可说是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们通过采集和加工药品，接触大自然，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探索，以及亲身参加炼丹实践，进行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许多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观察到众多的化学变化，制取了不少化学制剂和其他的人工产品，并且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实验操作规程。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不仅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促进了医药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中国化学史上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黄白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制作伪黄金、伪白银的方技。其中包括利用某些点化药剂与锡、铅、汞、铜等合炼，使之成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合金。方士们把这种伪金伪银称为“药金”、“药银”，认为服之可令人长生不老。①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在《黄白篇》中，葛洪叙述了多种用丹砂、雄黄等点化锡、铅、汞、铜为人造“金”、“银”的方法。例如他所记载的炼制黄色铜砷合金的大致程序是：先在一个赤土釜（坩锅）中按一定比例放入混有牛胆汁的雄黄粉、石胆、戎盐和炭末，然后再扣上一个赤土釜，外面用掺有戎盐的泥封固。这种混合物经加热，戎盐（NaCl）起助熔作用，雄黄（As4S4）和石胆（CuSO4·5H2O）被还原而生成组织不均匀的铜砷合金。接着将此合金铸成小筒，筒中盛“丹砂水”[丹砂（HgS）、石胆、消石（KNO3）、稀醋酸的混合液]，再置釜中封闭加热。如此精炼两次，可以得到组织较均匀的黄色铜砷合金。最后将合金捣碎，加入生丹砂和汞，再行冶炼，即可得到组织很均匀的金黄色的铜砷合金（砷黄铜）。在此过程中，丹砂水、生丹砂受热都产生汞，与直接加入汞一样，能起到溶解金属形成汞齐的作用，有利于炼制出组织均匀的铜砷合金。葛洪的这一记述是中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砷黄铜炼制法的最早记载。

葛洪在《黄白篇》中还明确地记载了炼制彩色金（SnS2）的秘密。其炼制过程大意是：先作赤盐，将寒盐（即戎盐，NaCl），寒水石[芒硝（Na2SO4·10H2O）与石膏（CaSO4·2H2O），或硫酸镁、硫酸钾及硫酸钙等的复盐]，寒羽涅（FeS2）和白矾[即明矾，化学成分为K2SO4·Al2（SO4）3·24H2O]，按一定比例置入铁器内，以炭火加热，待溶解且变成红色后即可使用。然后，将赤盐与石灰水拌和成泥，遍涂在一些锻成的方形锡锭上，再将这些锡锭迭放在赤土釜中，封固加热。经过30日，开釜检视，锡中悉如灰状，按葛洪所说“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赤盐”的成分应为氧化铁（Fe2O3）、硫黄、寒盐等的混合物。金属锡与“赤盐”作用，在有寒盐、石灰等助熔剂存在的情形下，加热即可得到彩色金（SnS2），其反应过程如下：葛洪的这一记载来源于金楼先生受自青林子的“作黄金法”。青林子和金楼先生是西汉初的炼丹家，可见中国古代制取彩色金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葛洪提到的这种方法则是世界上关于制取彩色金的现存最早的记载。中国炼丹术发展到魏晋时期，历来为方士们所推崇的神丹大药就是“还丹”、“金液”。葛洪在《金丹篇》中说，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何为“还丹”，如何炼制，《金丹篇》中并无明确记载。葛洪曾提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是炼制水银的原料。将丹砂锻烧，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将汞加以烧炼，会生成氧化汞，而氧化汞加热后又可以游离出汞。这个过程实际是以下的反应：HgS＋O2＝Hg＋SO2，2Hg＋O22HgO，说明炼丹家对于合成反应、分解反应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有了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反应式中出现的氧化汞（HgO），颜色鲜红，葛洪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区分氧化汞和硫化汞，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丹砂。葛洪还提到“九转九变”，而这里出现了汞与氧化汞的可逆反应，有些符合“还丹”的含意，但如果说经多次反应制得的氧化汞就是“还丹”，则显得过于简单。《金丹篇》中的“金液”方，是难以破译的丹方之一。例如书中说，“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光石、丹砂，封之成水”，无须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应矣”。据推测，这可能是使金的溶解度有所增加（以铁盐为氧化剂，氯化物为络合剂，有反应发生），然后被有机酸还原为胶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过程所得到的胶态金，则与国外炼金术中的“金液”（potablegold）是很类似的①。

在葛洪所推崇的“仙药”中，雄黄（AS4S4）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记述了服食雄黄的六种方法：“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②，其中列举的第六法所说的“三物”，即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或猪脂）和松脂。用这三种东西按不同组合顺序处理雄黄，可分别得到单质砷或氧化砷。这些化学反应已经为模拟实验所证实③，并在实验中观察到三物炼雄黄需要控制温度，否则超过一定温度就要起火爆炸。因此在古代既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失败的记录，而后一情况则是原始火药的萌芽。在以上第六法中，“三物”与雄黄合炼的产物“白如冰”，一般来说是砒霜（氧化砷，As2O3）。葛洪的这段文字是我国人工制取纯净砒霜的最早记录，在制药化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铅的化学变化，葛洪在《黄白篇》中也有较生动的记述。他明确指出胡粉

对于铅与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白（胡粉，白色的碱式碳酸铅）之间这些化学变化的认识，显然是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到的结论。

从炼丹实践中，人们早已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就已提到“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2CuCO3·Cu（OH）2]是天然的硫酸铜，它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时，铁能从中置换出铜而生成铁盐。葛洪在《黄白篇》的记述则更为细致，他引用郑隐的话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由于是在铁的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置换反应仅在铁的表面上进行，所以才“外变而内不化”。这一反应过程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它奠定了宋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葛洪《抱朴子》有关炼丹术的论述，多是科学精华与迷信糟粕并存，其中许多内容隐晦难懂，充满了神秘色彩，因此还有必要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葛洪和医药学葛洪不仅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医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他可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创见最多的医学家。葛洪说：“古①王奎克：《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第7期，1960年。②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篇》。

③郑同、袁书玉：《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2期，1982年。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①，他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②。因此，他在研究炼丹术的同时，对于医药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博采前人医方和注意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撰成《玉函方》100卷（《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③，对于“贫家野店”来说，是难以立办的，因而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由于该书选方精良，用药也多价廉易得之品，正如葛洪自序所说，方中“卒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其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非常可贵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经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整理修订，并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明洪武年间，赵宜真（原阳子）又将外科医方增入杨氏附方内。全书后被收入《道藏》，名为《肘后备急方》，8卷。

《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体例大体上是先简略叙述病源，再较详细地介绍病症，以便对照症候即可处方用药。葛洪在《肘后方》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和非常突出的，特别是他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他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例如关于天花，葛洪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发病时，先在头面和身上出疮，很快遍及全身，状如火疮，疮头上戴白浆，流出来后又产生脓浆。如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大多死亡。治好以后，留有紫黑色瘢痕，要一年多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用煮葵菜拌蒜末服下可治。大家都说在永嘉四年（310）此病由西方向东方流行起来，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曾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病，于是又叫“虏疮”。对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的症状、传染性质、治疗及预后等整个过程，都作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这一记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天花的明确记录。又如关于恙虫病，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黍米粟粒，用手摸之其痛如刺。三天后，全身骨节剧痛，发烧，以后皮肤上的病变结痂，严重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发病经过，均与恙虫病相同。《肘后方》中还提出了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的措施。恙虫病一般认为是日本桥本伯寿于1810年最早报道的，但较葛洪的描述已晚了千年以上。葛洪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疾病治疗学方面，对于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来说，这些贡献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③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年。

例如在治疗狂犬咬伤时，他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杀死狂犬，用狂犬脑髓外敷被咬伤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这些方法是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思想提出来的，是否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未证实，但其中所包含的免疫思想的萌芽却是十分可贵的。在免疫学史上，16世纪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19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狂犬病疫苗，20世纪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防治恙虫病疫苗，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保护人类健康，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①。追本溯源，葛洪早在公元4世纪就已提出的创见和记述，就不能不更令人备加赞叹。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中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多首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有精彩的和很有价值的记载。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的药物。欧洲直到17世纪才有治疗脚气病的办法。他所强调的灸法，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简便有效，至今仍是在医院里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葛洪在医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疠气”概念，指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由于《肘后方》重在医方，并非论述医理，所以他并未对“疠气”概念有所发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所有热性传染病都归入伤寒，并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已成为葛洪之前的经典观点。“疠气”并不是“寒邪”。这一概念连同“鬼毒”、“相注”（传染），在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突破了“伤寒”的藩篱，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先声。

葛洪的科学工作除化学和医学外，还涉及了一些别的领域，例如，他注意研究过天文学，支持浑天学派的观点，并撰有《浑天论》；他还探讨过潮汐涨落的问题，撰有《潮说》；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篇》中还记述了一种叫做“飞车”的飞行器。他写道：“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由于这种“飞车”能升上空中，所以这段文字是螺旋浆和直升飞机发明以前，中国有关利用空气反作用力托升重物的最早历史记载。①①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①参见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期，1984年。该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第二节 陶弘景

生平与著述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世称陶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生于刘宋孝建三年（456），卒于萧梁大同二年（536）①。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有养生之志。及长，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二十岁时，得南齐高帝之器重，引为诸王侍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永明十年（492）辞官，于句容之句曲山隐居，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此期，他遍历名山，寻访仙药。东阳郡守沈约高其志节，每书邀之不至。永元初（499），于隐居处更建楼三层，自居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只家僮可侍其旁，几与世事隔绝。然性好著述，尚奇异，惜光景，老而弥笃。对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尤有研讨。梁武帝萧衍与弘景素有交往，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一时誉之为“山中宰相”。天监四年（505）移居积金，更以辟谷导引之法求养生长寿为好。卒年八十一岁，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②陶弘景从小即迷恋于葛洪的神仙、炼丹之术，但观其一生之学术研究，前半生或即隐居前，其著述多为古书之诠释以及天文、地理、历算之类；而后半生或即隐居后，则更侧重于医药学研究和炼丹、导引养生等。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绩也多在其后半生。

化学、医药学及其他科技成就陶弘景在炼丹术中积累和认识了许多化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陶氏的炼丹生涯深受葛洪的影响，有许多可贵记述都与葛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继承其法，或弘扬其术，或发展其长，或获新的认识，几乎无不息息相关。例如：葛氏明确指出：胡粉和黄丹（四氧化三铅）都是“化铅所作”①。陶弘景则进而特别指出：黄丹是“熬铅所作”，胡粉是“化铅所作”②，说明这两种铅化合物都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人工制造的。又如：葛氏通过炼丹实验，观察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③。陶弘景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认识范围，他进而指出：“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④，使葛氏在铁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使铁表面与铜发生置换反应的方法扩大，而且不只限于此，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⑤。

我国战国时已发现有鎏金器物，据检验有残汞，可能使用了金汞齐。汞齐的制作也是炼丹术中一项重要内容。陶弘景的记述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指①李鼎：《陶弘景的生卒年份考》，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63年4期。②姚思廉：《梁书》卷51《陶弘景传》。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③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④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⑤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出：“水银有生熟..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⑥。说明当时金汞齐、银汞齐已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钢铁冶炼技术，也在陶弘景的炼丹实践中涉及并有所论述：“铁落是染皂铁浆，生铁是不破鑐（音柔），■（音铮）、釜之类，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⑦。这是中国科技史上最早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灌钢）的文献资料，说明我国在汉代炒钢和百炼钢的基础上，南北朝时期制钢技术已出现了新的突破①。通过炼丹活动，陶弘景还在石灰的烧制及硝石的鉴别技术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如所记述：“石垩。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②。说明他不但对石灰的原料已有正确认识，而且对石灰的烧制技术和方法观察细致，记述确切可信。在硝石（硝酸钾）的鉴别方法上，他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强调：“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使用燃烧的方法来鉴别硝石，开了近代化学用火焰法鉴别钾盐的先河。陶氏在制造浑天象、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的昏明等天文、历算的研究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且多有专门著作。

陶弘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医药学的研究上，上述化学乃至炼钢技术成就，都记述在他的药学著作里。他在医药学方面的贡献，约可分为药物学研究、老年保健及医疗方剂整理等三个方面。

编著《本草经集注》：陶氏自序云：“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魏晋已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后，可贻诸知音尔”①。考之《神农本草经》诸家辑本和《神农本草经集注》残卷之研究，陶氏对药物学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首先，他淡化了方士服石炼丹以求长生不老术给予编撰《神农本草经》的影响，改变其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创造性采用药物自然来源和性质，将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等七大类。陶氏新的药物分类法，在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新修本草》、宋《经史证类本草》、明《本草纲目》等等，其分类法几乎无不采用此法或仅加调整充实而已。在分类法上，陶氏还创用了根据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分类法，即“诸病通用药”。这是将若干有相同作用的药物集中在一起以便临床选用之参考的分类法，显然这一分类法较之前者又是一个进步。正如陶氏自己所讲“谨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亦有偏著。立方之日，或致疑混，复恐单行径用，⑥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朱砂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版。

⑦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铁精条，宋曹孝忠校勘本。①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石灰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版。

①参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草经集注甲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赴急抄撮，不必皆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药名，仍可于此处治，若欲的寻，亦兼易解。”②这种按药物的临床功用进行的分类法为医学家们学习和临床治病处方用药提供了许多寻检和记忆的便利条件。陶氏在《神农本草经》仅365种药物的基础上又增加药物365种，使中国药物发展到730种，据研究陶氏所加虽然来自《名医别录》（有人认为该书亦系陶氏所作），但陶氏在辑录梁以前药物学成就以补充《神农本草经》之不足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集注得到梁武帝的关注和支持，所以现代本草学家赵燏黄认为《神农本草经集注》应该是我国第一部“药典”①。此外，临床用药之剂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国历代度量衡多有变迁，如不很好掌握，在学习古人医疗经验和处方用药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过错。陶氏关于古今度量衡的考订也是很有成就的，他研究认为：“古称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又说：“但古称皆复，今南称是也。晋称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称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称，若用古称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称，悉用今者耳”。他的考证不但是研究古今度量衡的重要参考，更是历代医学家包括现代医学家必须了解的历史实际。陶氏对丸、散、膏、丹的制备以及各种药物入汤之工艺、生药加工炮制等，也都作了规范化要求，而且十分严格细致具体，其内容十分丰富。例如药物过筛即有多种要求：“凡筛丸药，用重密绢令细”，“若筛散草药，用轻疏绢”，“凡筛丸散药竟，皆更合于臼中，以杵研之数百过，现色理和同为佳”。

在编辑方面，陶氏采用朱、墨分书加注法，严格忠实资料之依据和原始出处。他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一书中，凡《神农本草经》之原文，皆用朱书，凡引用《名医别录》之内容，则用墨书。凡属陶弘景之发挥或注释，则用子注。这一方法沿用了数百年。本草书由抄写改为刻印后，则改为前者用阴文，后者用阳文，陶弘景注文作陶弘景云字样以区别之。该书于《七录》中已有著录，是唐《新修本草》的主要依据。现有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908年敦煌写本（718）和古抄本残卷。

编撰《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不单在炼丹上受葛洪影响很大，在医学上也以弘扬葛氏学说为己任，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葛洪《肘后救卒方》的研究和补充阐发。葛洪《肘后救卒方》，一名《肘后备急方》，是一部颇富声望和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撰写完成后即得到医学界的肯定评价，言其“贫家野店，所能立办”，“卷帙不多，可挂肘后，以随行也”。其内容也十分丰富且多富有科学性，在许多疾病的认识上也明显高于前代。陶弘景曰：“抱朴此制，贵为深益，然尚阙漏未尽，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①他将葛氏原有之86首并为79首，然后再加入自己补阙之22首，成101首，取佛教四大各一百一病之说而命名，使葛氏书更富盛名。

《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论述养生养性以求健康长寿的专门著作，也是总结梁以前中国延年益寿经验的重要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教诫、食诫、杂诫、祈禳之类，下卷则论服气疗病、导引按摩等，其吐纳咽液、行气②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参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文。

①赵燏黄《回顾历代本草沿革概况与研究国产生药的意见》，《医药学》1951年第6期。①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自序，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版。攻病以及叩齿、握固、乾浴等气功导引要领和方法，均对其后有着较大的影响。书末所附华佗五禽戏，更是现存最早的五禽戏动作要领的文献。这些内容至今仍是人们锻炼身体和防治老年病的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陶弘景虽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终生执着追求神仙之术，但在其终生从事的炼丹研究，药物学的广泛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整理校勘，以及尽心为群众疾苦而总结编撰医疗方书方面，作出了许多可贵的贡献，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医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评陶书“颇有裨益”，同时指出“亦多谬误”。而其谬误是因“南北隔绝”，“陶隐居不详北药”的关系。

第十五章 祖冲之、范缜、郦道元

第一节 祖冲之

家世与生平

祖冲之（429—500），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发明家。字文远，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人，刘宋元嘉六年（429）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曾祖父祖台之，东晋时曾任侍中、光禄大夫等要职。祖父祖昌任刘宋大匠卿，是主管土木工程的官员。父亲祖朔之为奉朝请，学识渊博，很受时人敬重。祖氏家庭的历代成员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大都对数学和天文历法有所研究。祖冲之自幼受到科学气氛的薰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曾到华林学省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后来步入仕途，先后在刘宋朝和南齐朝担任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江苏昆山）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任职期间，曾写过《安边论》等讨论屯田、垦殖等方面应采取的政策的政论性文章。晚年，齐明帝曾令他巡行四方，兴造大业，以利百姓，但因发生战争而作罢。这时他已是风烛残年，老死将至，不久后即于南齐永元二年（500）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祖冲之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对数学和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专功数术，搜炼古今”，广泛收集从上古时代起直到6世纪他生活的时代止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还“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公余之暇坚持进行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积累了大量的新资料。经过深入研究，他终于在数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交通工具等领域，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新成果，攀登上了他生活时代的科学技术高峰。

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确定了相当精确的圆周率值。中国古代最初采用的圆周率是“周三径一”，也就是说，π＝3。这个数值与当时文化发达的其他国家所用的圆周率相同。但这个数值非常粗疏，用它计算会造成很大的误差。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π＝3就越来越不能满足精确计算的要求。因此，中外数学家都开始探索圆周率的算法和推求比较精确的圆周率值。在中国，据公元1世纪初制造的新莽嘉量斛（亦称律嘉量斛，王莽铜斛，是一种圆柱形标准量器，现存）推算，它所取的圆周率是。世纪初，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取用π＝3.15472730232≈，又在球体积计算中取用π＝≈。三国时东吴天文学3.14663.162210家王蕃在浑仪论说中取用π＝≈。以上这些圆周率近似值，比起142453.1556古率“周三径一”，精确度有所提高，其中π＝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但这些数值大多是经验结果，并没有可靠10的理论依据。在这方面最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魏晋之际的数学家刘徽。他在《九章算术注》中创立了“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建立起相当严密的理论和完善的算法。他所得到的圆周率值π＝＝与π＝15750392712503.14＝3.1416，都很精确，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至今仍在经常使用。继刘徽之后，祖冲之则将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7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116F.Vita15401603))）和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è，—）所超过。关于他得到这两个数值的方法，史无明载，一般认为是基于刘徽割圆术。通过现代计算验证，如果按照割圆术计算，要得到小数7位准确的圆周率值，必须求出圆内接正12288边形的边长和24576边形的面积，这样，就要对9位数进行上百次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还要选择适当的有效数字，保证准确的误差范围。对于用算筹计算的古代数学家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有掌握纯熟的理论和技巧，并具备踏踏实实和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才能取得这样的杰出成就。祖冲之的这项记录在中国也保持了一千多年。中国古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还往往用分数表示常量的近似值。为此，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π＝227≈，密率π＝≈。这两个数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3.143.1415929355113中约率，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及古希腊阿基米德等都已用到过。密率227355113是π的分母小于的最佳近似分数，则为祖冲之首创。关于密率10000355113是如何得到的，今人有“调日法”术，连分数法，解同余式或不定方程，割圆术等种种推测，迄今尚无定论。在欧洲，π＝是世纪由35511316德国数学家奥托（V.Otto，1550（？）—1605）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A.Anthonisz，1527—1607）分别得到，后通称“安托尼兹率”，但这已是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自从我国古代灿烂的科学文化逐渐得到世界公认以来，一些学者就建议把π＝称为“祖率”，以纪念祖冲之355113的杰出贡献。

关于球的体积公式及其证明祖冲之的另一项重要数学成就是关于球的体积公式及其证明。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是古代几何学中的基本内容。《九章算术》商功章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棱柱、棱锥、棱台和圆柱、圆锥、圆台等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问题。但球体积的计算比较复杂，《九章算术》中的球体积公式相当于＝Vd9163（d为球的直径），是一个误差很大的近似公式。东汉科学家张衡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先求出球与外切正方体的体积之比然后再来计算球体积，但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魏晋时的刘徽则将球体积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指出，《九章算术》少广章所说球与其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π∶4，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并且说明球与外切于球的“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才是π∶4（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称为“牟合方盖”，好像两把扣在一起且上下对称的正方形的伞）。因此，只要求出牟合方盖体积，就可推算出球体积。然而，刘徽始终未能求出牟合方盖体积，所以也未能解决球体积问题。他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的注释中说，“欲陋形措意，惧失正理，敢不阙疑，以俟能言者”，实事求是的提出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表现了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虚心和慎重的科学态度。以后又经过近200年，祖冲之及其子祖暅才对于这一问题取得了突破。祖冲之父子通过对牟合方盖水平截面面积的分析，判定它的体积等于正方体与两个正方锥的体积之差，从而推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23d3（为球的直径长度），并进一步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π，dVd316完全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由于当时用圆周率，所以他们的球体227积公式为＝。祖氏父子在推导球体积公式过程中，还明确地提出了V11213d一个重要原理：“幂势不同，则积不容异”①，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的面积相等，则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这个原理现常被称为“祖氏公理”。在西方，这个原理也是一千年后才由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F.B.Cavalieri，1598—1647）提出来的，并被称为“卡瓦列里公理”。这个原理很重要，它是后来创立微积分学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隋书·律历志》在叙述祖冲之圆周率之后说他，“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①。据考证，这可能是指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法，即解一般形式的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其中各项系数可正可负，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要解决这类问题都是比较困难的。但因祖冲之的解法早已失传，现已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祖冲之及其子祖暅的数学成就总结在《缀术》一书中。唐显庆元年（656）国子监添设算学馆，规定《缀术》为必读的“十部算经”之一，学习期限为四年，是数学书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一种。《缀术》还曾传入朝鲜和日本，被选作数学教育的教材。可惜的是祖冲之的这部数学专著早已失传，其具体内容已无法详知了。

对天文历法的研究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研究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反复推算，他发现当时行用的何承天《元嘉历》已经与实际天象不合。例如按《元嘉历》算出的冬至时太阳所在位置与实测结果已差3度，冬①《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

①“负”字原著为“员”，此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校改。

至和夏至时刻已差1天，五星出没时间差40天，等等。这种情况显然是必须加以改变的。因此，他着手编制了一部新的历法，即后世所称的《大明历》。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大都包含在《大明历》和为《大明历》所写的“驳议”之中。按祖冲之的自述，《大明历》“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三”。所谓“改易”是指在历法计算中引进岁差和对闰周的改革，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设法”是指推算上元积年时增加了一些条件，如甲子年，十一月初一为甲子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这在数学上对于同余式解法的研究有所推动，但对于历法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重要贡献是在历法计算中首先考虑了岁差的影响。

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做冬至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最初认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从冬至点开始经过一个回归年又回到原来的冬至点，也就是说，冬至点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星空中有极缓慢的移动，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差。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家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如当时行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其冬至点距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1度。西汉末年刘歆发现当时的冬至点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东汉天文学家贾逵、编、李梵、刘洪等，通过实际观测和推算，进一步肯定了冬至点位置的变化，并指出当时的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附近，而是在斗21度。但他们并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对于历法计算的影响。魏晋以后，天文观测日趋精密，对岁差现象的探讨也有所前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东晋天文学家虞喜。虞喜认识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而是“每岁渐差”，明确指出了岁差现象，并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观点。他还给出了50年差1度的岁差值。其后何承天又给出了100年差1度的岁差值。但虞喜和何承天还都没有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祖冲之不仅肯定了岁差现象的存在，指出“冬至所在，岁岁微差”，而且最早把岁差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应用到历法计算中去，这对于提高所编制的历法的精度，是有重要作用的，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经实测确定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15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2度，因而定岁差为45年11月差1度，并用于历法计算。根据现代观测，冬至点大约每年沿黄道西移50.2秒，换算成赤经则为大约78年西移1°，由此可知，虞喜、何承天与祖冲之的岁差值与实际值相比，还有较大的误差。尽管如此，岁差现象的发现，将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与反映四季变化周期的回归年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并将岁差应用到编制历法中去，仍是中国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

祖冲之《大明历》中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关于闰周的改革。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长期采用19年7闰的闰法，用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的关系。北凉天文学家赵■首先提出600年间置入221个闰月的新闰周。但直到南朝何承天编制《元嘉历》时，仍未能接受改革闺周的新思想。祖冲之认为19年7闰确实不够精密，因而在他所编制的《大明历》中大胆地采用了改革闰周的思想，提出391年置入144个闰月的新闺周，突破了已经沿袭千年的闰法。祖冲之的这一数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诸家历法中最好的结果。除引进岁差和采用新闰周外，祖冲之在《大明历》中还提出了交点月的概念并给出了交点月的数值。交点月的发现对于推算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和位置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大明历》的数据推算，其交点月长度为27.21223日，与今测值27.21222日仅差十万分之一日。祖冲之还改进了前代关于木星公转周期的数值，得出木星（当时叫岁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这相当于求出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与今测值相同。他所采用的其他天文数据也都是相当精确的，如近点月为27.554688日，与今测值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日，与今测值只差万分之六日；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很精确，其中误差最大的火星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一日，误差最小的水星已经接近与今测值相合。此外，他还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为后世长期采用。

《大明历》中有很多创造性的贡献，是当时最优秀的一部历法。祖冲之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请求对新历进行讨论，予以颁行。但因遭到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反对，参与讨论的人又畏惧戴法兴的权势，多所附合，所以尽管祖冲之写了一篇有理有据的辩驳文章，事情仍然拖了下来。等到大明八年，孝武帝打算于次年改元颁用新历时，却因孝武帝的去世而作罢。南齐武帝时，文惠太子萧长懋见到祖冲之《大明历》，曾建议齐武帝施行，后又因文惠太子的去世而被搁置起来。直到祖冲之去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天监三年、天监八年和九年三次上书，请求梁朝政府颁行。经过实际观测检验，证实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才在梁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但这已是祖冲之死后10年，《上大明历表》以后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在祖冲之上书请求颁行《大明历》后，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曾对祖冲之和《大明历》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思想保守的戴法兴认为，历法中的传统方法是“古人制章”，“万世不易”①的，他责骂祖冲之引进岁差，改革闰周等都违背了儒家经典，是“削闰坏章”，“诬天背经”，宣扬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祖冲之则针锋相对地写出了一篇辩驳的奏章（现称“驳议”，亦有些学者称之为“驳戴法兴奏章”）。在“驳议”中，祖冲之用观测事实证明，由于岁差，当时所见的天象确实已和儒家经典中所反映的春秋以前的情况不同，而回归年的长度也的确比《四分历》要小。这类天文事实“非出神怪”，都是“有形可验、有数可推”的，只要进行精密的观测和研究，完全可以掌握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艺之兴因代而推移”，前代天文学家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符合实际情况，得到人们的赞同。那么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累功而求密”，因此，不应该“虚推古人”，“信古而疑今”，假如“古法虽疏，永当循用”，那还成什么道理！他在“驳议”中还写下了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辞虚贬，窃非所惧”。为了明辨是非，他愿意彼此拿出明显的证据来相互讨论，至于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贬斥，他丝毫也不惧怕。“驳议”是科学史上的名篇。这篇理直气壮，语句铿锵和才华横溢的论文，充分显示了祖冲之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以及实事求是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科学精神。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戴法兴虽然是骄纵专断的权臣，但他也是颇知古今的好学之士，因此他的看法也有一些可取之处。祖冲之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但他也有缺点。①此段引文均见《宋书·律历志下》。

例如关于上元积年问题，杨伟《景初历》和何承天《元嘉历》都有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可是祖冲之却把诸如近点月、交点月以及五星运动周期等都列入了他的上元积年的考虑因素之内，以至把过去已经很复杂的上元积年计算搞得更复杂，所得数据也格外庞大。戴法兴的批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要“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

对多种机械的研究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对于各种机械也有研究。他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类似于木牛流马的陆上运输工具。他还设计制造过漏壶（计时器）和巧妙的欹器。此外，祖冲之也精通音律，还写过小说《述异记》10卷。祖冲之著述很多，《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议》，《安边论》，《述异记》，《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等。但其中绝大部分著作都已失传，现在仅能见到《上大明历表》、《大明历》、《驳议》、《开立圆术》等有限的几篇，《太平御览》中还收有《述异记》的片断。为了纪念和表彰祖冲之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355113“祖冲之星”，莫斯科大学里刻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雕像，其中就有祖冲之的雕像，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许多博物馆都有祖冲之的雕像或画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祖冲之之子祖暅，字景烁，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任梁朝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官职。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祖暅的生活很不安定也不顺利，甚至坐过监狱，当过俘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工作。祖暅是祖冲之科学事业的继承者。在数学方面，他与父亲共同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并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原理，现在称为“祖氏公理”或“祖暅公理”。数学名著《缀术》很可能是这父子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三次上书梁朝政府建议改用《大明历》，终于被采纳颁行。他还曾亲自监造八尺铜表，测量日影长度，并发现北极星与北天极不动处相差1度有余，纠正了北极星就是北天极的错误观点。出于研究天文和准确计时的需要，他还研究与改进过当时通用的计时器漏壶，并撰有《漏刻经》1卷，现已失传。晚年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负责天文、星占、图纬等方面的古籍。他还著有《天文录》30卷，也已失传，仅存若干片断，散见于唐瞿昙悉达修撰的《开元占经》等书中。祖暅之子祖皓，少传家业，也精通数学和天文学。梁朝时曾任江都令，广陵太守，深受百姓爱戴。侯景之乱时被俘，惨遭杀害。这个世代相传成绩卓著的科技世家至此也就无以为继了。

第二节 范缜①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人，六世祖汪，移居江南。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无神论者。青年时期范缜出身于士族家庭，为东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南阳范氏进入南朝后开始衰落，几乎无人有高官显爵。祖父范璩之，刘宋时官至中书郎。父范璩，宋奉朝请，在范缜生下后不久就病故，故范缜自幼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谨闻名。他刻苦勤学，十几岁时，听说名儒大师沛国刘正招收学生讲学，就离家投师门下。他学业优异，卓越不群，刘因而十分锺爱他，亲自为二十岁的范缜行加冠礼。刘在当时学术地位很高，门生大多是所谓“车马贵游”的权势子弟，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缜在从学的数年中，经常穿布衣草鞋，上下学都是步行，但却并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强耿直，不肯向权贵低头，敢于发表“危言高论”，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众人的疏远和冷落。他成人后，博通经术，对于《三礼》有特殊的造诣。在诸多的士人中，他只与外弟萧琛情投意合，结为好友。萧琛以能言善辩闻名，也每每为范缜的言简意明、通达要旨的议论所折服。但是在刘宋时期，范缜却很不得志，他的聪明才智和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怀才不遇的痛苦无时无刻地煎熬着他，使他未老先衰，在二十九岁时就已白发皤然，遂写下了《伤暮诗》、《白发咏》，以抒发内心的愤愤不平，寄托自己不屈服厄运的志向。

萧齐禅代刘宋后，范缜的命运有了转机。他当上了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萧齐与北魏和亲通好，范缜曾作为使者出访北魏，他渊博的知识和思想的机智敏捷，博得了北魏朝野的尊重和赞叹。

《神灭论》及主要思想范缜生活的时代，是南朝佛教兴盛的时代。灵魂不死、轮回报应的宗教迷信的毒雾弥漫于朝野，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曾生动地勾画出当时佞佛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无数颗灵魂受到佛教的毒害，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佛寺僧塔的修建之中。统治阶级中一些上层人物，不仅把佛教当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自己也沉溺于对佛教的笃信中，以求得充实空虚的灵魂。齐竟陵王萧子良，狂热地迷信佛教，他在府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佞佛盛况，自东晋以来所未有。他甚至不惜有失宰相的身份，亲自为僧侣端茶上菜。萧子良还有交游宾客，聚会文学名士的雅好。他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礼贤纳士，萧衍（即梁武帝）、沈约等“八友”，以及范缜等士人，都游于其门。但在这些名士中，几乎多是佛门信徒。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不灭，灵魂不因人的死亡而消失，而是转移于其他活人的肉体中；又笃信因果报应，认为前世、今世所行的善或恶，在来世必然要分别得到富贵或贫贱的报应。唯有范缜对这套荒谬的说法嗤之以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儒林·范缜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鼻，他大唱反调，盛称无佛。结果，在齐永明七年（489），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一天，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报应说，那么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说：“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不能驳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无言以对，心里却对范缜深为不满。

经过这一次交锋，范缜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无神论的观点加以系统阐述，他遂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今天所见的设宾主形式的《神灭论》并非初稿，是范缜在梁时的修订稿）。他以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即形与神之间的关系，将有神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范缜在《神灭论》一开始就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说：“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缜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在范缜看来，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即两者“名殊而体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缜在“形神相即”，“不得相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即认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分离。他打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就是说，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刀刃与刀刃的锋利之间的关系，锋利指的不是刀刃，刀刃指的也不是锋利。然而，离开刀刃也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锋利也就无所谓刀刃。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怎么能说肉体死亡后而精神还能存在呢？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精神对形体的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

范缜对“质”和“用”的范畴也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论证。他提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而且精神作用只是活人的特有属性，宣扬佛教的人以树木和人为例，说人和树木同是质体，但人有知觉，树木则没有，可见树木只有一种性质，人有两种性质，所以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范缜反驳说：“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所以，质的不同，决定了人的“有知”和木的“无知”，即特定的质体具有其特定的作用，不可混为一谈。同时，范缜还从发展、变化的观点阐述了质与用、形与神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驳斥了佛教徒对“生形”与“死形”、“荣木”与“枯木”之间区别的故意混淆，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人从生到死，木从荣到枯，形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质的作用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随着人的死亡，精神活动也停止消失了。这样，佛教鼓吹的灵魂不死的谬说，即“神不灭论”便不攻自破了。

范缜不仅指出了“用”随“质”变，而且辩证地认为物体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如人的生死，必是先生后死；木的荣枯，必是先荣后枯，顺序不可颠倒。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有突变和渐变两种形式。突然发生的事物，如暴风骤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必然逐渐消灭。故他总结说：“有欻有渐，物之理也。”认为突变和渐变是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

范缜在对形神关系作深入探讨时，还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互相连接的两个阶段，把人的生理器官看作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所谓精神活动的两个阶段，即一是“痛痒之知”（感觉），二是“是非之知”（思维）；两者的区别是“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两者又是属于一个人的精神活动的整体之中，即“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变有异，亦总为一神矣。”他认为，口、眼、耳、鼻、手足担负着不同的感知职能；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他还不了解大脑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是非之虑”由“心器所主”。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论述也揭穿了佛教徒的“虑体元本”，即思维活动没有自身的物质基础，精神可以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的谬论。对轮回说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范缜在神灭论的最后部分，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他写道：“佛教损害了国政，僧尼败坏了民俗。佞佛如同骤起的狂风迷雾，弛荡不休。我有感于这一弊端，渴望拯救沉溺于佛教的人们。为什么人们都要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而不肯去接济亲友、抚恤贫困呢？这是由于佛教重于利己而轻于济世。所以佞佛之人在穷亲贫友相求时，都不肯解囊相助，而是斤斤计较，吝啬已极，但却将千万资财贡献佛寺，献媚求欢于僧尼。岂不是在于从僧侣那儿可以捞取好处，而在亲友身上却无油水可榨；加上拜佛虽破费钱财，还可以获得周急积善的美名。人们又受到佛教种种虚诞说教的迷惑、引诱、恫吓和欺骗，纷纷摈废礼教而遵从佛法，家家不讲孝悌，人人不行慈爱。致使兵源短缺，官府缺少办事的官吏，土地荒芜，粮食乏匮，而僧寺佛塔却耗费了无数钱财，奸佞不法之徒层出不穷，人们仍粉饰太平。正由于这样，佛教的危害和弊端是无限的。我认为人们应禀承自然天性，行自我修养，于有若无，来者不拒，无亦不求，人人各守其职，各安天命。小人甘愿躬耕于田亩，君子保其恬和朴素的本性。这样，种田打粮，粮食将取之不尽；养蚕织衣，衣服将用之不竭；百姓用衣食之余奉献君主，君主以无为而治天下。欲使人民昌盛，国家强大，君主权重，必须采用此道。”

范缜的思想受时代以及其所属阶级的局限，是有缺陷的。例如把“圣人”视为生来就具有特殊的体质，因而具有“圣人之神”，而“凡人之形”则决定了“凡人之神”，不免陷入到物质结构的机械论。此外，他又以儒家的宿命论和天性论，以及儒家经典中的神道设教的学说，去反对佛教，即用唯心主义去反对唯心主义，难免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说服力。

决不卖论取官《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它一问世，士林争相传抄，朝野为之喧哗。竟陵王萧子良凭借宰相的权力，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但由于他们讲不出象样的道理，尽管人多势众，也没有压倒坚持真理的范缜。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讲究孝道为武器，撰文立著，企图一下子封住范缜的口，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呜呼！范子，你怎么竟连自己的祖先在哪里都不知道！”但范缜当即反唇相讥说：“呜呼！王子，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杀身去追随它们呢？”王琰哑口无言，败下阵来。萧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加以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说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坚持己见，恐怕会有伤名教。以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何愁官至中书郎。而你为什么要违背众人的信仰，自讨身败名裂呢？”范缜听后哈哈大笑，回答说：“倘若我范缜肯于出卖人格，背叛信仰去捞取官位，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尚书仆射一类的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又岂在话下！”

范缜的刚直不阿的可贵品德，以及决不“卖论取官”的原则立场，在当时只能增加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他出尚书省，迁领军长史。又被出为宜都太守。他仍坚持神灭论，不信鬼神。当时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当地人笃信三庙有神灵，经常祭祀。范缜在任期间，下令严禁祭祀活动。不久后，范缜的母亲去世，他因此辞官守丧，自此至梁初，他一直未出仕任官，居住在南州。坎坷的后半生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范缜虽在守丧，仍身穿丧服去迎接梁武帝。梁武帝与范缜曾在南齐时共游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关系不错，见了范缜后畅叙友情，非常尽兴。梁武帝平建康，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四年，清廉节俭，除了俸禄以外一无所取。天监四年（505），朝廷任命范缜为尚书左丞。范缜离任回京前，所有财产未给亲戚，而是都赠与了前尚书令王亮。王亮是王导六世孙，范缜曾与他在南齐时同为尚书殿中郎，结为好友。齐梁之际，王亮拥立萧衍有功，任尚书令，后因在天监二年（503）对梁武帝大不敬，削爵废为庶人。当时范缜念及旧日友情，对王亮十分同情，仍经常去王亮家看望他，两人过往密切。

范缜刚任尚书左丞，一天，梁武帝设宴招待群臣。梁武帝志得意满，对群臣说：“朕终日听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你们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望畅所欲言。”范缜为人耿直，站起来说：“司徒谢胐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擅长治国，陛下却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梁武帝听了这番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厉声说：“你还可以更改你所说的话。”范缜固执己见，并无惧色，梁武帝恼羞成怒，宴会不欢而散。

事后，御史中丞任昉遂上奏弹劾范缜，罗织罪名，说他不遵士操，弄口鸣舌，拨弄是非；指责范缜在居丧时拥立武帝，目的是想要位居台辅，而一旦未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二人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因此，建议免去范缜所居官，收付廷尉治罪，委之狱官，以法制从事。

梁武帝对任昉奏书表示赞同，并亲自写玺书责诘范缜，列举了王亮的十大罪状后，气急败坏地问范缜：“对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竟敢妄自喊冤鸣不平！你要对我所说的王亮十大罪状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范缜自知有口难辩，对武帝所诘王亮十大罪状，只是支支吾吾，搪塞而已。但仍未能免除惩罚，被流放到广州。

梁朝时，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天监三年（504）下诏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这道诏令，无异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一时朝野上下，佞佛成风。但也就在诏令颁发后不久，范缜不顾他被流放的不利处境，将《神灭论》充实完善，修订定稿，并在亲友中传播，再一次向佛教发出了挑战。

为了不让范缜的《神灭论》在更大的范围流传，当时最高的僧官大僧正法云上书给梁武帝说：“范缜所著《神灭论》，群僚尚不知道它的观点，先以奏闻。”提醒梁武帝萧衍用皇帝的威严压服范缜。萧衍欲崇尚佛教，当然也必须搬开《神灭论》这块绊脚石。但为了表示他的宽宏大量，他首先解除了对范缜的流放，将他召回京师建康，并授以中书郎和国子博士的官衔。紧接着，梁武帝又布置了对范缜的围攻。为了确保一举成功，他颁布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为这次围攻的总动员令。他在诏书中首先定了神不灭的调子。诏书说：“观三圣设教，皆云神不灭。”同时，训斥范缜“不求他意，妄作异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并引经据典，说灵魂不灭在儒家经典里是有记载的。据《礼记·祭义》说，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亲人享受祭品。《礼记·礼运》说，如果在祭祀前三天进行斋戒沐浴，就能见到所祭祀的鬼神。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以势压人，梁武帝又虚伪地把这次围攻加上学术讨论的装潢，他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长短，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见《弘明集》卷十）所谓“设宾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问答体论文体；所谓“就佛理以屈佛理”，言外之意是让范缜放弃真理。

范缜对此毫不示弱，他坚持真理，绝不妥协，勇敢地接受了梁武帝萧衍以及众僧名士的挑战，并将《神灭论》改写成有宾有主、一问一答的文体，共设三十一个问答。萧衍见范缜不肯就范，于是唆使光禄寺大僧正法云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发动朝野僧俗，一齐上阵，轮番向范缜展开进攻。先后参加围攻的有六十四人，共拼凑了七十五篇文章。可是，他们多是无真才实学的御用文人，才华、文笔、思辨能力距范缜相去甚远，只能以谩骂代替争论。他们指责范缜“欺天罔上”、“伤化败俗”，叫嚣取缔“妨政实多”的《神灭论》。范缜从容自若，沉着应战，据理驳斥，史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当然，围攻者中也不乏辩士。东官舍人曹思文，能言善辩，笔力不凡，接连写了《难神灭论》和《重难神灭论》，但与范缜交锋后，亦一筹莫展，不得不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在这场论战中，范缜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被载入史册。梁武帝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既不贬黜，也不升擢范缜，让他位居国子博士，直至死。《神灭论》也未予以取缔。

大约天监十四年（515），范缜病逝，终年约六十五岁。他有文集十五卷。范缜有一子，名胥，字长才。他继承父志，传父业，亦有口才。官为国子博士。

范缜一生坎坷，然而他生性耿直，为人正派，为坚持真理，不怕威胁利诱，不惜放弃高官厚禄，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展开斗争，写下了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作品——《神灭论》。他在形神关系的论证上，他的思想深度和逻辑的严谨不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他那种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勇气，更是难能可贵。李延寿在《南史·范缜传》的论中，曾对此作出了中肯恰当的评价：“缜婞直之节，著于始终，其以王亮为尤，亦不足非也。”

第三节 郦道元

家世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生年据后人推算，可能在北魏和平六年（466）或延兴二年（472）①，卒于孝昌三年（527）十月。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出生在封建官宦世家。曾祖郦绍，原是后燕慕容宝的濮阳太守。

祖父郦蒿曾任天水太守。父亲郦范，在拓跋焘时曾“给事东宫”，赐永宁男爵，以后晋为子爵、侯爵，封冠军将军，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等职。郦道元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他父亲任青州刺史期间度过的。郦范死后，道元袭爵永宁侯，按惯例降为伯爵，任尚书主客郎中。太和十八年（494）随孝文帝北巡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四镇。太和十九年（495）任治书侍御史。景明中（500—503）任冀州东府（治信都，今河北冀县）长史。景明末，任颍川（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太守，永平中（508—511）任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太守。延昌末，任东荆州（治比阳县，今河南泌阳县）刺史。正光五年（524）任河南（今河南洛阳市）尹。孝昌元年（525）以后，授官安南将军、御史中尉。孝昌三年（527）十月，道元和弟弟道峻以及两个儿子被萧宝夤的部下杀死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主要著作有《水经注》40卷，《本志》13篇和《七聘》诸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水经注》一种，其余均已失传。

《水经注》三国魏人写的《水经》，记述河流137条，郦道元从小就喜爱读它。此外，他还喜欢读《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他觉得这些书写的不够周详和完备。他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现象与古代地理书籍对照，发现地理现象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发展的。上古的情况已很渺茫，因为部族的迁徙，城市的衰亡，河道的变迁，名称的更异，都是十分复杂的。如果不把这些变化了的地理现象及时记录下来，后人就无法弄明白。由此他认识到，把经常变化的地理现象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他决定选取《水经》为蓝本，为之作注。他以水道为纲，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古迹等作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从而达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①的目的。这样一来，《水经注》在内容和文字上都大大超过《水经》，河流数目由《水经》的137条增加到1252条①，而文字则三十倍于《水经》，达到31万多字，成为当时一部内容空前丰富的地理巨著，是北魏以前中国地理的总结②。它在地理学上①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禹贡》半月刊，7卷1—3期，1937年。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中提出生于455年。

①王先谦：《水经注合校》序。

①《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

②侯仁之、黄盛璋《<水经注>选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63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四项，分述如下。

一、《水经注》在水文地理上的成就《水经注》讲的是陆地上河流、湖泊的水文特征。全书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名称有河、江、水、川、溪、渠、渎、沟、涧、伏流、峡、谷、瀑布等，并按次序描述其发源、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流程、方向以及水量的季节变化，河水的含沙量，河流的冰期等。在给河流命名时，它有一定的指标，如河流的干支关系，长短大小，独流入海还是汇入大河等。如经水的指标是：“水出山而流入海者”；枝水是：“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川水是：“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③。在描述河流的发源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紧紧抓住各个河源的自然地理特点作仔细描述。如卷九《清水》、《沁水》和《淇水》三篇中，所记三条河流都发源在太行山东麓或黄土高原，但在郦道元的笔下，这三个河源具有各不相同的河源类型。清水是一条以山麓分布的诸陂散泉为水源的河流，“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沁水是一条以山涧小溪为源流的河流，“三源奇注，迳泻一隍，又南会三水，历落出左右近溪，参差翼注之也”。淇水则是一条以山崖断层瀑布为水源的河流，“水出山侧，颓波崩注，冲击横山，山上合下开，可减六、七十步，巨石磊砢，交积隍涧，倾澜漭荡，势同雷转，激水散氛，暖若雾合”。汝水的发源地，郦道元还对照地图和地方志，亲自进行野外查勘，然后写入注文。

黄河的流域范围和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郦道元大都引用历史文献予以说明，少数是他亲自调查的结果。如黄河支流白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浊，停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①，这是道元调查以后的记录。

《水经注》中有不少运河和农田水利的记载。把先秦、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状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以陂来说，共记载109个陂，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28项。象都江堰、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积渠、郑国渠、六门碣等，都是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

《水经注》不仅记载有水河道，而且还注意记载无水旧河道。所记“今无水”的旧河道约24条。它可以为今天寻找地下水提供线索。

《水经注》记载的洪水，不仅有当时的，也有历史上的。这些历史水文资料是道元经过实地考察收集来的，非常宝贵。如穀水在魏太和四年（480）发大水，“暴水流高三丈”。道元进一步考察，发现穀水千金堨的石人记载了“太始七年（361）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②。在伊阙左壁上，道元也发现了测水石铭上的记录：“黄初四年（223）六月二十四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比已下”③。

郦道元非常重视收集历代河水和泉水颜色的资料，水色不同，反映河水的所含物质有差异。黄河水色黄浊，因为水中含黄泥多，达到“一石水六斗泥”的程度。黄河、渭水的水色有时变赤，可能是含有大量氧化铁。有的河水呈黑色，有的呈绿色，而庐陵郡（今江西吉水县）南城中有一口井“其水③《水经·河水注》卷一。

①《水经·河水注》卷五。

②《水经·榖水注》。

③《水经·伊水注》。

色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饮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①。

《水经注》共记伏流30余处②，其名称有伏流、潜水、重源。但书中对黄河重源说的传播，对济水三伏三见的讹传，则是《水经注》的不足。所记30余处伏流，大部分是可靠的。道元还把有些伏流周围的岩溶地貌作一番描述。有的伏流，道元还记有长度。

对我国北方河流的冰期，《水经注》也有记载，如黄河孟津河段的冰层厚度是：“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③《水经注》记载的湖泊类型名称有14个，即湖、泽、海、坈、陂、浦、渊、潭、池、薮、渚、塘、淀、沼等。其中有非排水湖，如蒲昌海、卑禾羌海（青海湖）等；有排水湖，如彭蠡泽、洞庭湖、叶榆泽等；有的是人工湖，如芍陂、长湖等。有的湖泊记载了面积大小，大的如洞庭湖，“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④，小的如华池“池方三百六十步”⑤。《水经注》记载的湖泊，反映了分布不均的特点。广大朔北地区只有屠申泽；而在河南汝河流域的平舆县，安徽淮河流域的新息县则湖泊分布比较稠密，有湖陂27处。此外还记载了季节湖和沿海泻湖。

郦道元多次记载排水湖与河流之间的水文关系，表明湖泊可以调节河流水量。洪水期，河流将洪水排入湖泊；旱季，湖泊又把湖水补给河流。

二、《水经注》在地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阐述的关于流水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的见解，在中国古代地质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长期观察，确认水的侵蚀力量很强，“水非石凿而能入石”①，“触石成井”②。他不仅解开了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城角下面出现成堆积木之谜，而且体现出他具有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思想。书中写道：“余考记稽疑，盖城（指安喜县城）地当初，山水漭荡，漂沦巨栰，阜积于斯，沙息壤加，渐以成地。板筑既兴，物固能久耳。”③秦氏建元中（374年前后）又发大水，冲崩两岸，安喜城也崩了一角，露出了古代沉积下来的积木。这就是积木的来历。郦道元的分析判断很正确，运用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原理，解释了积木的来历，很了不起。这个卓越的思想，为流水地形成因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古代地质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水经注》中记载了许多化石，包括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如会稽有古脊椎动物残骸化石，渭水上游成纪县（今甘肃庄浪县）僵人峡有人类化石，湖南湘江流域石燕山有腕足动物壳体化石，湖南湘乡有鱼化石。

郦道元很注意收集矿物、岩石资料，所记矿物有20余种，岩石19种。

如盐矿，不仅记载种类，池盐、井盐、岩盐、海盐、戎盐，而且所记产地很广，西到天竺，东至海，北到黄河流域，南及长江流域。

①《水经·赣水注》。

②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4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水经·河水注》卷一。

④《水经·湘水注》。

⑤《水经·河水注》卷四。

①《水经·河水注》卷四。

②《水经·滱水注》。

③《水经·滱水注》。

《水经注》中记载温泉31个，其中可供治病的12个。有的温泉“赴集者常有百数”①。各地温泉水温差异很大，有的暖、有的热；有的炎热特甚，可燖鸡豚；有的炎热倍甚，下足便烂；有的炎势奇毒，可以熟米。从低温到高温有五个等级。在当时无温度计的条件下，作者能用不同程度的词汇作出区别，很不容易。它为我国地热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此外，道元还记载了温泉中的矿物质和生物，以及用温泉种稻等。

《水经注》中有丰富的地貌学内容。就地貌类型说，有31种，如山、岭、原、丘、坂、阜、洞穴、沙漠等。有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水经注》记载了岩溶洞穴46个，按洞穴结构、性状特点取不同名称。描述内容有洞穴大小，洞穴结构，洞穴气候，洞穴水文，洞穴利用，洞穴生物等。

三、《水经注》在生物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全书所记植物品种大约140余种②，不算多，但各地的植被状况却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如“林木茂密”、“多木无草”、“无木多草”、“少草木”、“无草木”、“无树木”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林木茂密”和“无草木”两种。书中记载了植物分布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记载了我国东部湿润地区的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也记载了我国西部干燥地区的草原和荒漠植被。对植被垂直分布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是“由地迥多风所致”①。书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大约有100多种②，很有特点：第一，明确记载了动物的分布界线，说“瞿塘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③。第二，记载了各地的特种动物，如伊水的鲵鱼，若水的象、犀、钩蛇，叶榆河的猩猩、髯蛇，吊鸟山的候鸟，沔水的猴猿、野牛、野羊，长江的鳄鱼，■道县的犹猢，瞿塘峡的猿等。第三，多次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习性，是世界上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最早文献。

四、《水经注》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中有关农业地理的内容很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狩猎业。其中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种植业占了很大比重，全国几个有系统灌溉工程的大型农业区均作了重点记述。对边疆地区的农业，如轮台以东广饶水草的绿洲农业，西南地区温水流域的“火耨耕艺”原始农业也有记载。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水经注》的记载也很有特色。如湖泊的开发利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湖泊的灌溉效益；2.湖泊的资源开发；3.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工业地理方面，《水经注》记载的门类有采矿、冶金、造纸、食品、纺织等，其中以屈茨的冶铁工业的记载最出色，是一项完整的工业地理文献。在这个冶铁基地上，既有就地开发的原料和燃料，同时也有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是一个十分理想，具有很高经济效益的冶铁工场。此外还记载了铜、铁、金、银、锡等多处冶炼工场以及冶炼设备，全国各地大小盐场18处。介绍了池盐、井盐、石油、天然气、金、雄黄等矿物的开采技术和运销范围。①《水经·沔水注》上。

②陈桥驿：《郦道元与水经注》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①《水经·渐江水注》。

②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124页。

③《水经·江水注》一。

《水经注》中有关运输地理的内容包括水上运输和陆上运输。河道中的滩、堆、峡、濑常被作为航运条件加以评价。水位的季节变化也结合航运问题介绍，如“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①。陆上运输方面，郦道元广泛搜罗了各地桥梁和津渡的资料。全书提到的各种桥梁超过90座，津渡有90余处②。桥的种类按材料性质分有藤桥、木桥、竹篾桥、石桥；按桥的结构形式分有悬索桥、平面桥、浮桥、石拱桥。

民族地理方面：《水经注》提到的民族有13个以上，分别介绍了他们的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指明了某些民族的地理分布，叙述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彼此交流等。

沿革地理和地名学方面，《水经注》也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全书出现地名约17756个，有全面地名阐释的达2134条③。全书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墟、堡等居民点数目接近4000个④。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和居民点，大部分都记载了历史沿革。有的地名，除了叙述沿革外，还常常进行地名学的考证。

《水经注》是一座异常丰富的文化宝库，除了地理学的成就外，还在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碑版学、语言学等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后世学者纷纷从中吸取营养，进行广泛的研究。经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叫做“郦学”，其中又形成了学派，如考据派，词章派，地理派。“郦学”不仅在中国发展、壮大，而且在国外有所发展，出现一些著名的“郦学”专家，如伯希和（PaulPellict）、费琅（G.Ferrend）、沙畹（E.Chavannes）、马伯乐（H·Maspero）、森鹿三等①。

①《水经·泗水注》。

②《水经注研究》第17页。

③刘盛佳：《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水经注>》，《华中师院学报》（自然版）1983年1期。④《水经注研究》第17页。

①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第1—1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十六章 慕容廆、苻坚、王猛、姚兴

第一节 慕容廆①

兴起于辽西

慕容廆（268—333），昌黎棘城人，鲜卑贵族首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诸部由鲜卑山（年蒙古呼伦贝尔盟）入居辽西地区。景初二年（238）莫护跋助司马懿征讨辽东太守公孙文懿有功，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辽宁义县西）之北。慕容姓氏的由来有二说，一说是莫护跋好戴步摇冠，步摇的音讹为慕容；一说是莫护跋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二说无论孰是，均是鲜卑族趋向汉化的反映。

慕容廆祖慕容木延是左贤王。父慕容涉归西晋时因保全柳城（今辽宁朝阳地区）之功，被封为鲜卑单于，由棘城迁至汉族聚居的辽东北，于是更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

慕容廆年少时就长得仪表堂堂，身高八尺，雄杰而有大度。他曾去拜见安北将军张华。张华素有识人之鉴，看到慕容廆之后赞叹不已，对廆说：“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代豪杰，肩负起匡难救时的重任。”因此将自己的帽子送给廆，结为忘年之交。

慕容涉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耐篡夺了鲜卑单于之位，又企图杀害廆。

慕容廆被迫出逃以避祸。后来部族内部的人诛杀慕容耐，迎立廆为鲜卑单于。慕容涉归在世时，就因求讨宇文鲜卑未被晋武帝所允许而与西晋产生矛盾，并于太康二年（281）侵掠辽西，但多次都被西晋军队所击败，慕容廆继位后，每年都侵扰辽东或辽西，亦经常受挫。为了掠夺劳动人手和财富，他又于太康六年（285）东伐扶余国。扶余王依虑自杀，其子弟走保它方。慕容廆屠杀扶余国居民，又掠虏万余人而归。扶余后王依罗求援于西晋。太康六年，西晋护东夷校尉何龛遣督邮贾沈率兵护送依罗归国。慕容廆于半路截击，反而被晋军击败。依罗复国后，慕容廆仍不断掠虏扶余人，然后卖往中原地区。晋武帝采取相应对策，一方面以官物赎还扶余奴婢，一方面则下诏司冀二州，禁止买卖扶余生口。

在与西晋的战争中，慕容廆胜少败多，居于下风。他感到得不偿失，遂与部族人商量说：“我们的祖先世代事奉中原王朝，况且华夷风俗章制不同，强弱对比悬殊，我们怎么能够与晋朝长期抗衡呢？为什么一定要因双方不和而使我们的百姓蒙难呢？”众人表示赞同。于是廆遣使西晋求和。晋武帝对此表示赞赏，封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又身穿士人服饰，到东夷府拜访。东夷校尉何龛列兵引见。廆见此状，遂改服戎衣入府。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主人不以士大夫之礼相待，宾客为什么要以礼相见呢？”何龛事后得知此话，惭愧不已，对慕容廆愈加敬重，不敢怠慢。但慕容廆并不恃强凌弱。东胡宇文鲜卑、段部因廆威德越来越大，担心自己被慕容部吞并，因此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经常侵扰慕容部。慕容廆非但没以牙还牙，兵戎相见，反而卑词厚币对其加以安抚。

太康十年（289），慕容廆率部由辽东北迁往辽西的青山。元康四年（294），①本节主要依据《晋书·慕容廆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他又移居至所谓颛项之墟的大棘城。在这里，他对所属诸部劝以农桑，实行与西晋一样的法制，大大推进了慕容鲜卑的封建化。永宁中（301—302），幽州发大水，廆开仓赈给灾民，幽州得以渡过灾年。由此可见慕容部已以农耕为其生产形式。为了嘉奖慕容廆，朝廷特褒赐命服。

太安初（302—303），慕容部与宇文部又发生摩擦。宇文部首领宇文莫圭遣弟屈云侵扰边城，屈云的副帅素廷攻掠诸郡。慕容廆亲自率军迎战，首战告捷。素廷大怒，纠集十万余众将慕容廆团团围在棘城中。守城将士惊恐万分，兵无斗志。慕容廆勉励众人说：“素廷虽人多势众，但军无法制。我已有败敌之计，愿诸君力战杀敌，不必忧虑。”然后廆身着甲胄，跃上战马，率骑兵飞驰出击。素廷大败，溃不成军。廆率军追杀败敌，行程百余里，俘斩万余人。

乱中偏安幽州八王之乱和刘渊起兵，使得中原鼎沸，海内涂炭。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亦卷入到内战之中。如鲜卑拓跋部、段部、宇文部，都依附于东海王越势力，与成都王颖以及刘渊、石勒为敌。白部鲜卑则依附于刘渊，与西晋王朝相对立。在内乱初期，慕容廆则采取观望中立政策，既未党同某一派系势力，也未独树一帜，趁火打劫。只是在永嘉元年（307），他自称鲜卑大单于，但也未公开与晋朝分庭抗礼。

这期间，幽州局势亦动荡不安。辽东太守庞本以私仇杀东夷校尉李臻，结果塞外的鲜卑素连、木津二部借口为李臻报仇，连年寇掠，使得辽东百姓流离失所，归附慕容部以求庇护者日月相继。太守袁谦连战失利，东夷校尉封释欲求和于素连等。在这种情况下，廆子翰劝他说：“求助于诸侯不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无不以此成就功业。现在素连、木津跋扈，王师败覆，苍生涂炭，局势的确十分严重。素连等人以诛庞本为名，实则叛乱为寇。封释欲诛庞本请和，其后果不堪设想。辽东倾没，至今已有二年；中原兵乱，王师屡败，故勤王仗义，时在今日。望单于出师救倒悬之命，发义兵以诛素连、木津等叛逆。这样，上可以兴复辽邦，下可以吞并二部；外可得忠义之名，内则尽收私利，同时为我们的部族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最终必将得志于诸侯。”慕容廆接受了这一建议，率骑兵征讨素连、木津，皆斩之。二部降廆，徙居于棘城。廆复立辽东郡，又返回辽西。

平定辽东后，慕容廆声望大增，成为幽州地区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他奉行勤王和不受制于他人的政策，积极发展个人势力。洛阳陷落后，冀州刺史王濬承制，任命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企图将廆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建兴中，廆接受了晋愍帝的任命，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愍帝被俘后，晋元帝又遣使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本想拒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劝说道：“今两京陷落，天子蒙尘。琅邪王睿在江东承制，终将继晋朝正统。今明公雄据辽左，跨总一方，而诸部仍聚众称兵，不遵从明公，原因就在于您官非朝廷任命。而今宜通使琅邪王，劝其称帝，然后宣敷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廆认为鲁昌言之有理，遂遣其长史王济从海路到建康，并在建武元年（317）六月，与并州刺史刘琨、幽州刺史段匹c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司马睿劝进。司马睿称帝后，复遣谒者陶辽到廆处重申前一次任命，廆受之，固辞公封。

慕容廆受命，并不表明他甘为晋臣，只是因他的势力尚未强大到建国称帝的程度而已。他常说：“我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建武二年（318），世子皝得子，廆见了后，高兴地说：“此儿骨相不凡，必然为我家夺得天下。”为了替子孙奠定得天下的基础，他虚怀引纳，法政修明。他认为：“刑狱关系到人命，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是国家的脊梁，不可以不敬。农耕是国家之本，不可以不急。酒色宠佞是乱德之甚，不可以不戒。”又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训诫子孙。

慕容廆所实行的清明政治，使他所控制的辽左地区在二京倾覆、幽冀沦陷的情况下，成为中原流亡士庶的归宿之一。慕容廆遂立郡以统流民，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当时流寓士人见廆草创大业，都怀有去就之心。河东闻喜名士裴嶷首先以廆为主，确定双方的名分，为群士作出表率。廆非常高兴，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为稳定人心，招揽人才，廆还在流民中推举贤才，委以政务。他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平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虎、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精通儒学，任为东庠祭酒，以教授世子皝和其他鲜卑贵族子弟。慕容廆有余暇时，还常常亲临太学听刘赞授业，以示重视儒学。于是博得汉族士人的赞誉，在辽左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胡汉结合的地方政权。当时晋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认为出身名门望族，流亡士人必然会投奔他，结果事与愿违。他猜疑是廆拘留了流亡士人，遂暗地里勾结高句丽、鲜卑宇文部及段部，企图借用三者的力量攻灭廆并分割其地。太兴二年（319），三国伐廆。廆轻蔑地说：“三国相信了崔毖的谎言，为了一时之利，乌合而来罢了。既无统一指挥，又互不服气，此敌被我所破是必然的。然而敌人刚刚会师，锋芒毕露，希望与我们速战速决。如果迎战，正中其下怀。不如固守待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互相猜忌防备。一是可能怀疑我们与崔毖私订密约，诱其攻伐而欲削弱三国的实力；二则可能怀疑三国中有与我们相通者。等到敌人人情沮丧，然后进攻，必定会大获全胜。”于是在三国合攻棘城时，廆一方面闭门不战，一方面遣使送牛酒以犒劳宇文部。同时又故意在城墙上大声对将士们说：“崔毖昨天遣使至我方。”果然高句丽和段部中计，以为宇文部与慕容廆私下相通，遂撤军归国。

宇文部首领悉独官仗着人多势众，说：“二国虽然撤军，我却可以独自兼并慕容部，何必非要别人助攻！”遂率军围城，连营三十里。守城将士生惧，内外骚动。慕容廆向长史裴嶷征求对策。裴嶷说：“悉独官虽然兵多势众，但军无号令，兵无部阵。如果挑选精兵，攻其不备，必将取胜。”廆遂挑选精锐步兵由世子慕容皝率领，为前锋；又让其子慕容翰领精锐骑兵为奇兵，从旁门出，直冲敌营；他亲自率方阵军队为后援。悉独官自恃兵众而未设防，直至廆军出击，才慌忙率军应战。两军刚一交锋，侧翼慕容翰所指挥的骑兵已攻入敌营，四处纵火。宇文部军心顿时大乱，悉独官束手无策。慕容廆乘势猛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悉独官只身逃脱。

崔毖闻讯，担心慕容廆识破自己在幕后所搞的诡计，派兄子崔焘前往廆处致贺。恰好三国使者也来廆处请和。使者都说：“攻伐并非我们的本意，是崔毖挑唆的结果。”慕容廆于是领着崔焘来到大破悉独官的战场，并布置了戒备森严的军队，对崔焘说：“你的叔父指使三国攻打我，为什么你还来虚伪相贺！”崔焘十分恐惧，在事实面前狼狈不堪，不得不低头认罪。廆遂放了崔焘，让他捎口信给崔毖说：“投降是上策，逃走是下策。”随即发兵伐毖。崔毖无力抵抗，只好丢弃家室，带领数十骑投奔高句丽。慕容廆收降崔毖部众。崔毖的谋主高瞻，英爽而有俊才，慕容廆很敬重他，使他与崔焘一起迁往棘城，待以宾礼。又任命他为将军，瞻称病不起。慕容廆几次去高瞻住处探视，指着高瞻的心意味深长地说：“你的病在此而已。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崩，苍生涂炭，流离失所。我愿与诸位匡复帝室，消灭叛逆于洛阳、长安，迎天子于江南。澄清天下，建立殊勋，这就是我的心愿。你是中州大族，冠冕后裔，应痛心疾首于局势，为兴复帝业而枕戈待旦，为什么要以华夷之别而与我心怀芥蒂呢？况且大禹出自西羌，周文王生于东夷。所以看人应以其志略如何来判断，怎么能因为族俗不同而不肯与之共事呢？”高瞻仍然称病不起，慕容廆极为不满。而宋该与瞻早有矛盾，遂劝廆除掉高瞻。高瞻风闻此事，恐惧不安，忧郁身亡。

太兴三年（320），高句丽又派兵侵扰辽东，慕容廆发兵击退了这次进攻。接受东晋官爵慕容廆在打败悉独官时，于敌营获得三枚皇帝玉玺。为了表示自己虽逐崔毖却并无分立之意，遣长史裴嶷去建康献玺。过去，东晋王朝认为慕容廆盘据荒远燕地，所以并不平等相待，而视之为边地少数族酋豪。裴嶷到了建康后，四处游说，赞誉廆具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举贤任能，使人们改变了对廆的成见。晋元帝欲留裴嶷于建康任官，裴嶷婉言谢绝说：“在四海分崩的形势下，龙骧将军慕容廆虽地处边陲，仍能效忠王室。其忠义之心，感动天地。慕容将军为了恢复中原，奉迎皇帝回归洛京的大业，才派遣我为使臣，不远万里，表示其诚心。现在若留臣不返，必然会使慕容将军认为朝廷不能理解他的一片丹心，遗弃他于僻陋之地，而怠懈其忠义之心。”晋元帝说：“你说的对。”遂遣使者任命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不久后又加使持节、都督幽平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置官司，置平州守宰。

慕容廆既然得到了东晋王朝的任命，遂以燕地霸主身份出现，征伐那些不肯顺从听命的部族。鲜卑段氏刚刚易主，武备未修，廆遂遣皝趁虚攻之，掠夺名马宝物而还。石勒遣使通和，廆严辞拒绝，并送其使于建康。石勒大怒，派遣宇文部的乞得龟伐廆。廆先派慕容皝拒敌，又以裴嶷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以少子慕容仁为左翼，攻乞得龟，大败其军。遂乘胜攻克宇文部国城，掠得财物数以亿计，又徙其人数万户于辽西地区。

晋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进。

慕容廆对东晋王朝苟安江表、无意北伐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致笺于太尉陶侃，“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借古喻今，指斥“吴土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嘲笑“今之江表为贤俊匿智，藏其勇略”。他认为，只要“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可惜的是东晋王朝并未重视慕容廆的建议。

东晋王朝的腐败无能，使慕容廆十分失望，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雄据中原、独占天下的欲望。咸和中，宋该等人建议廆向东晋王朝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慕容廆欣然采纳，命令群僚博议。众人都表示赞同。只有韩恒表示异议，认为当务之急是整治军队，积蓄力量，一有机会则出兵中原，平定四海。功成之后，九锡不求自至。而要挟君主以求爵位，不符合为臣之义。廆十分不满，出恒为新昌令。

于是慕容廆授意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上疏太尉陶侃，陈述廆忠于王室、诛讨大逆之功，以为“廆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要求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陶侃收到封抽等人上疏后，回书表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说自己无权对此做出决定，其进爵可否和快慢，都决定于朝廷。结果朝议议而不决，一直拖到慕容廆死，遂按下不提。

咸和八年（333）五月，慕容廆卒。时年六十五岁。晋成帝遣使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

慕容廆死后，子皝嗣辽东郡公，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慕容廆生前授兵权于诸子，又宠皝庶兄建武将军慕容翰，皝母弟征虏将军慕容仁、广武将军慕容昭。廆死，皝杀弟昭，翰出奔段辽。仁据有辽左之地，自立为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后于咸康初年为皝所杀。

皝嗣位后，东晋王朝只是于咸和九年（334）承认皝可以继任廆生前的官爵，而仍未封其为燕王。皝认为任重位轻，于咸康三年（337）自称燕王，追谥慕容廆为武宣皇帝。正式建立了十六国前期的又一少数民族政权——前燕。

前燕政权虽成于燕王慕容皝，但其实际的开国者则是慕容廆。慕容廆雄才大略，是十六国前期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中不可多见的佼佼者。他向往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明智地终止了与中原汉族的敌对状态；他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促进了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进程；他安抚流亡，刑狱修明，提倡儒学，举贤任能，在中原动乱之时，使汉文化在其统辖区内得以保存和发展；他为人恪守忠信，虚心纳谏，赢得了胡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当然，他亦曾多次恃强凌弱，攻伐劫掠，但毕竟瑕不蔽瑜，不应苛求。

第二节 苻坚、王猛

政变夺权

苻坚（338—385），字永固，又名文玉，氐族人。祖父苻洪原是氐族酋长，乘永嘉之乱起兵，继后赵之后建立政权，史称前秦。伯父苻健嗣位，率部攻入关中，定都长安。父亲苻雄是苻洪的少子，辅弼苻健，以功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封东海王。

苻坚聪敏好学，从小得到祖父的喜爱。八岁时要求读书，苻洪很高兴地说：“你是戎狄族人，戎狄世代只知道饮酒，你却知道读书呀！”于是特地为他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十三岁，苻健授以龙骧将军之号；其父战死后，又袭爵为东海王。

苻健传位苻生。苻生是个有名的暴君，性残忍，峻刑极罚，恣意屠戮大臣，上台不足二年，已经把前秦拖到崩溃的边缘。

这时，一场政变在悄悄地酝酿着，主角就是苻坚。史称他“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①。侍中、尚书吕婆楼，特进、光禄大夫强汪，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是他的羽翼；薛缵、权翼二人是他的心腹，宫中侍从也不乏他的耳目。

薛缵、权翼见朝政混乱、危机四伏，建议苻坚起来推翻苻生的腐朽统治。他们说：“如今主上昏庸暴虐，君臣离心离德。继承国家大业者，非殿下莫属！愿大王效法汤、武，上应天道，下顺人心。”苻坚密召吕婆楼商议，吕婆楼向他推荐了汉族寒士王猛。苻坚和王猛一见如故，大有相识恨晚之概。“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苻坚大喜说：“我遇见你，就象是刘玄德遇见诸葛孔明了！”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县）人，后来移家魏郡。他出身贫寒，小时候曾经以贩畚为业。长大以后，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一班庸俗轻浮的士族子弟瞧不起他，他也不屑与他们为伍。桓温入关的时候，王猛披着一件破旧的短衣去求见，一边捉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面无愧色，旁若无人。桓温见他与众不同，就问道：“我奉天子诏命，率领精兵十万，为百姓除害，可是三秦的豪杰都避而不见，这是什么原因？”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如今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百姓不知明公有什么打算，所以不来。”桓温一时语塞，沉吟半晌，才慢慢说：“江东无人可以与卿相比呀！”于是授予军谋祭酒之职。桓温准备撤兵，更拜他为高官督护，邀请他一同南下。王猛知道东晋容不下自己这样的寒士，坚决地拒绝了。三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苻坚的赏识。前秦寿光二年（357）六月的一个深夜，苻坚接到由苻生侍婢传出来的密报说，天明以后苻生要对他和他的庶兄、清河王、后将军苻法下毒手了。事变在即，不容稍有迟疑，苻坚兄弟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于是，苻法与梁平老、强汪率领数百名壮士潜入云龙门，苻坚与吕婆楼率领部下三百余人鼓噪前进。宫廷宿卫将士不愿替暴君卖命，纷纷倒戈。苻坚顺利攻入宫中，把还在昏醉中的苻生处死了。

政变以后，苻坚以嫡嗣即位，去皇帝号，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

①《晋书·苻坚载记》，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加注。

打击豪强有一天，苻坚带着群臣游龙门。他站在龙门山上，极目远眺，感慨地说：“这险固的山河多么好啊！娄敬说过，‘关中四塞之国’，不是没有根据的。”给事黄门侍郎权翼和中书侍郎薛缵回答说：“臣听说夏、商的都城并非不险要，周、秦的兵众并非不多，但它们终于败亡，是因为不修德政的缘故。吴起说，‘在德不在险。’山河再险固也是靠不住的。”苻坚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立志干一番事业，非常赞赏这些话，高兴地笑了。

他在德治上大作文章，劝课农桑，兴办学校，开山泽之利，偃甲息兵，与民休息，减收部分地区的田租等等。

但是，在前秦社会中，氐族贵族豪强飞扬跋扈，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危害极大。当时始平县的氐族豪强，大多是跟随苻洪在枋头起兵的旧人，他们自恃有功，在乡里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苻坚起初用王猛为中书侍郎，委以机密，这时不得不把他派到始平去担任县令，整顿社会秩序。王猛到任后不畏强暴，执法严明，鞭杀了一名为非作歹的县吏。这下惹翻了氐族豪强，他们联名上书诬告王猛滥杀无辜百姓。上司偏袒氐族豪强，将王猛押解还京，投入狱中。苻坚亲自提审王猛，他说：“处理政务的根本是要把德化放在首位，而你上任不久就滥杀无辜，未免太残酷了！”王猛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臣听说国家安定的时候实行礼治，国家混乱的时候就要实行法治，陛下不嫌弃我，派我去治理混乱的地方，为陛下翦除歹徒。如今我才杀了一个奸吏，该杀的还有很多。陛下如果责备我不能杀尽那些坏人，我甘受法律制裁；但如果加以酷政的罪名，我实在不能接受。”苻坚顿时醒悟过来，原来一味实行德政行不通，他对群臣说：“王景略诚然是管仲、子产一流的人物！”下令释放王猛，委任他为尚书左丞，管理尚书文案，监督朝廷百官；稍顷，又以他兼咸阳内史。

王猛日益受到苻坚的信任，“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朝中宗戚勋旧非常眼红，妒火中烧。特进樊世是一个立有大功的氐族贵族，他愤愤不平，当众羞辱王猛说：“我们曾经和先帝共创大业，却不能参预朝政；你没有汗马功劳，凭什么担当大任？这是我们种地让你吃白食呀！”王猛针锋相对地说：“还正要让你去当屠夫呢，那里只让你种地！”樊世听了大为冒火，声色俱厉地喊道：“我一定得把你的脑袋挂到长安城门上去，不然我誓不为人！”王猛把樊世的无端挑衅报告苻坚，苻坚非常生气说：“必须杀了这个老氐，文武百官才能有规矩。”一会儿，樊世入朝奏事，听见苻坚问王猛说：“我准备让杨璧和公主成婚，不知杨璧人品怎样？”他一时勃然大怒说：“杨璧是臣的女婿，已经定婚很久了，陛下怎么可以让他和公主结婚呢！”王猛叱责樊世说：“陛下贵为帝王，拥有四海，你胆大到竟敢与陛下争夺婚姻，这简直成了两个天子，哪里还有尊卑上下！”樊世暴跳如雷，站起要打王猛，侍卫赶忙制止，樊世就破口大骂，闹得不成体统。苻坚忍无可忍了，下令将樊世推出去斩首。这时，殿上的氐族贵族闹得更凶了，竞相攻击王猛。苻坚气坏了，也不顾帝王的尊严，骂不绝口，又把肇事者打了一顿。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官吏没有不害怕王猛的。

甘露元年（359）八月，苻坚擢升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族权贵聚居的地区，不好治理。特进强德是苻健妻弟，他经常酗酒滋事，作恶多端，在光天化日之下掠人财货子女。老百姓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王猛一上任就派人把他逮起来，强太后找苻坚说情，苻坚无奈，只得下诏赦免，使者驰马赶来，只见强德已经被陈尸示众了。御史中丞邓羌性刚直，与王猛同心协力惩治豪强，数旬之内，他们诛杀了贵戚豪强二十多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社会风气大有好转。

在苻坚的支持下，王猛法治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效地抑制了氐族贵族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前秦的中央集权。苻坚感喟地说：“现在我才知道有法的作用，才知道天子的尊严！”

这年十月，王猛迁任吏部尚书，再迁太子詹事；十一月，晋升左仆射，侍中、中书令如故；十二月，加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并以骑都尉居禁中宿卫。王猛上疏辞让，推荐苻融、任群、朱肜代替自己，苻坚不许，另给苻融等人安排了职务。王猛时年三十六岁，一年中凡五迁，荣宠无比，权倾内外。虽然氐族贵族屡次造谣中伤，但苻坚始终对他深信不疑。

苻坚十分重视统治阶级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广置学官，从郡国学生中挑选精通一部经书以上者充任，教授公卿以下官吏的子孙。他亲临太学主持考试，评定学生优劣。他经常提一些《五经》中的问题同博士讨论，博士们大多回答不了。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个月三次到太学，亲行赏罚，不敢稍有懈怠，也许周、孔学说不至于失传，汉代二武帝的盛世可以赶上吧！”从此，他每月到太学巡视一次。他还下令表彰在孝悌、力田、廉直、文学、政事等方面成绩卓著的优秀人才，选拔他们当官，并规定官吏举人得当者受赏，推荐失实者受罚，即使是宗室外戚，没有才干也不能做官。因此各级官吏不敢妄举，基本刹住了请托贿官的歪风。

苻坚当政五年，据说“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史籍的记载难免溢美夸张，但当时生产有所恢复，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则是可以肯定的了。

平定外患内乱在割据势力林立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割据政权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建元元年（365），前秦和平宁静的局面被破坏了。

前燕太宰慕容恪从东晋手中夺取洛阳后，兴兵西进，占领崤山、渑池，威逼前秦东境。消息传来，关中大震，苻坚率领大军驻守陕城。

不久，原来归附前秦的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举兵叛变，率领二万人马进攻杏城以南的郡县，而鲜卑部落首领乌延也起兵与匈奴相呼应。苻坚乃亲率大军出征，前锋都督杨安、毛盛在同官川大败曹毂部，杀死四千余人。曹毂请降，苻坚迁徙其酋豪六千余户到长安。苻坚击斩乌延，另派将领邓羌讨刘卫辰部，在木根山活捉了刘卫辰。接着，苻坚进兵到朔方，安抚匈奴降众，封刘卫辰为夏阳公、曹毂为雁门公，统率旧部。

建元二年（366），略阳羌族首领敛歧叛变投靠李俨，而李俨则是前凉的叛将。次年二月前秦派王猛、姜衡、姚襄、邓羌讨敛歧，前凉张天锡也同时出兵讨李俨。敛歧不战而降，王猛遂克略阳；李俨兵败于张天锡，向王猛求救。苻坚增派杨安等部将带领二万骑兵驰援。秦、凉二军大战于枹罕以东，王猛大胜，俘斩一万七千余人。但王猛审时度势，不想和张天锡继续纠缠，写信对他说：“我受诏命救李俨，没有与凉州交战的使命。现在准备坚壁高垒，等待命令。这样旷日持久下去，恐怕双方都要受到损失，不是好办法。如果将军退兵，迁徙民众西归；我押送李俨东还，不是很好吗！”张天锡果然撤回凉州。这时李俨存心反悔，关紧枹罕城门不出来投降。王猛心生一计，便服乘车，只带随从几十人，请与李俨会面。李俨开了城门，没想到埋伏在附近的秦军将士蜂拥而入，捉住了李俨。李俨被送到长安以后，苻坚任之为光禄勋，赐爵归安侯。

外患方平，内乱骤起。建元三年（367）十月，晋公苻柳、赵公苻双、魏公苻庾、燕公苻武合谋作乱。早在甘露六年（364）和建元元年（365），前秦宗室前后发动两次未遂军事政变。第一次政变后，王猛建议将苻生的五个兄弟（所谓“五公”）一网打尽，铲除后患，但苻坚不从。第二次政变中，不仅苻生弟苻柳陷进去了，苻坚胞弟苻双也陷进去了，苻坚仍然不闻不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一再宽容、姑息，终于招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并州牧苻柳占据蒲阪、秦州刺史苻双占据上邽、洛州刺史苻庾占据陕地、雍州刺史苻武占据安定，同时起兵，苻坚派遣使者宣喻，都遭到拒绝。

平定内乱的战争打了整整一年。苻坚以杨成世、毛嵩分别攻打上邽、安定，以王猛、邓羌进兵蒲阪，杨安、张蚝进兵陕城。杨成世和毛嵩吃了败仗，苻坚再派王鉴、吕光诸将率领三万人迎战，斩苻双、苻武于上邽。蒲、陕二军奉命坚壁不出，苻柳多次挑战，王猛都不予理睬，苻柳以为王猛怯阵，留长子苻良守蒲阪，而亲自领兵二万直趋长安。当苻柳刚走出一百多里地，王猛派邓羌以精骑七千乘夜袭击；苻柳引军返回，王猛又在半路上截击，大获全胜，苻柳只剩下数百骑兵逃回蒲阪城中，终于城破被杀。苻庾尚未交手，就献陕城给前燕，请求前燕发兵，他写信给前燕吴王慕容垂等说：“苻坚、王猛都是人杰，早就阴谋灭燕，今日不乘机进取，他日燕国君臣后悔也就晚了。”但前燕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王猛派邓羌、王鉴攻陷陕城，俘获了苻庾。苻庾被送到长安，为苻坚所杀。

统一北方从建元五年（369）起，前秦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是，前秦政局日趋稳定，实力日益雄厚；另一方面是，前秦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继走向没落，其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这就是说，由前秦重新统一中国北方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时候，苻坚不失时机地发动统一战争，“取乱侮亡”，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由于东晋大司马桓温北伐军抵达枋头，前燕朝野一片混乱。燕主慕容和太傅慕容评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因慕容垂的反对才勉强出兵应战。慕容又派遣使者向前秦求救，答应割让虎牢城以西的土地给前秦。苻坚召集群臣商议，大家都说：“过去桓温进攻我们，兵临灞上，而燕国在一旁袖手旁观；如今桓温讨伐燕国，我们为什么要救它？”王猛不同意这种看法，私下里对苻坚说：“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评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桓温拿下关东，进屯洛阳，网罗幽、冀兵众，倚仗并、冀粮草，然后攻击崤山、渑池，那时，陛下统一大业就付之东流了。现在不如暂时与燕联合打退桓温，等到桓温退兵，燕国也精疲力尽了，那时再乘势取燕，不是很好嘛！”苻坚采纳王猛的意见，派将领苟池率领步骑二万援救前燕。

这年八月，王猛升任尚书令。

桓温在枋头滞留了两个多月，连战失利，粮食又供应不上，只得撤兵，一路上遭到前燕慕容垂、前秦苟池的沉重打击，狼狈逃回淮南。

但是，战争的胜利反而加深了前燕的危机。太傅慕容评妒贤忌能，暗中与太后谋杀功臣慕容垂。慕容垂走投无路，带着子侄投降前秦。苻坚大喜过望，亲自迎到郊外，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天生贤人俊杰，必然让他们共建大功。朕要与卿一起平定天下，上泰山封禅，然后送卿回到本国，世代封为幽州。”慕容垂及其子侄受到优厚的礼遇，使王猛感到忧虑。他对苻坚说：“慕容垂父子象龙虎一样，不是可以驯服的，要是遇到风云际会，就无法驾驭，不如及早除掉他们。”苻坚不以为然，说：“我正要收揽英雄，统一天下，怎么能杀他们？而且他们刚到的时候，我已经表示了我的诚意，匹夫还不能言而无信，何况是万乘之主呢！”于是，任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任慕容垂侄慕容楷为积弩将军。

这年十二月，秦、燕战争爆发了，导火线是前燕拒绝割让虎牢城以西的土地。前燕使者说：“过去的使者传错了话，两国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救授，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割让土地呢？”苻坚找到了一个进攻前燕的口实，他派王猛、梁成、邓羌诸将统率步骑三万伐燕。大军出发前，王猛去拜会慕容垂，慕容垂为他饯行。王猛一副依依惜别的神态，叹说：“这次远别，不知何日能再见将军，将军是否送我点什么作为纪念，使我睹物思人！”慕容垂很受感动，顺手解下佩刀相赠。

王猛请慕容垂长子慕容令为参军，充当向导。大军直趋洛阳，发起强攻。慕容派慕容臧领精兵十万救解洛阳之围，但是在荥阳遭到秦军的伏击。王猛写信敦促洛阳守将慕容筑投降，信上说：“我军已经堵塞成皋险要，切断盟津通道。现在御驾百万雄兵，从轵关直取邺都。洛阳外无援兵，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围城大军，难道是你三百名残兵弱卒所能抵挡的吗？”慕容筑恐惧万分，只得开城门投降。

王猛对慕容垂一直耿耿于怀，但苻坚不听劝谏，于是他设下一个圈套。

攻下洛阳后，他买通慕容垂的心腹金熙，金熙带着慕容垂送给王猛的佩剑，装着偷偷摸摸的样子找到慕容令，假传慕容垂的口信说：“我父子逃命到秦，但王猛一直把我们看成仇人，他诬蔑我们的坏话越来越多。秦王表面上待我们很好，只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大丈夫为了逃命而终不免于一死，将会被天下人所耻笑。而且我听说主上和太后都幡然悔悟了，所以我决心回到东边去，你也要赶紧想办法离开。”慕容令感到有些可疑，但见到父亲随身佩带的短剑，又不能不信，于是伪装出猎，投奔前燕石门守将慕容臧。王猛立刻上表弹劾慕容令叛逃，慕容垂一听吓坏了，只得骑马逃跑，刚逃到蓝田，被苻坚派来的骑兵追获。不过苻坚并没有责备慕容垂，反而安慰他说：“卿在困难的时候投奔我，是对我的信任。贤子不忘本，也情有可原，不必怪他，只可惜他白白地送入虎口而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必害怕到这种地步呢！”尽管慕容垂父子都上了王猛的圈套，但苻坚还是不杀慕容垂。

次年（370），前秦大举进攻前燕。六月，王猛奉命督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员将领，以步骑六万伐燕。苻坚到灞上送行，再三叮嘱王猛说：“今日委任卿担负关东重任，你首先要攻下壶关，平定上党，然后长驱直入，夺取邺城，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我将亲自领兵继发，在邺城同你们胜利会师。”王猛充满信心地回答说：“臣凭借陛下威名，尊奉陛下决策，扫平残胡，一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愿不用惊动銮驾，陛下要预先准备房舍，好接待鲜卑俘虏。”

王猛兵分两路：一路攻晋阳，由杨安指挥；一路攻壶关，他亲自指挥。

他指挥的这一路进兵神速，不几天就拿下壶关，俘获前燕上党太守慕容越，而附近的郡县也都望风降附。杨安指挥的那一路久攻晋阳不下，王猛急忙引兵增援。他下令挖掘通到晋阳城内的地道，挑选壮士数百名从地道潜入城中打开城门，秦军随即涌进城去，俘虏了前燕并州刺史慕容庄。

慕容评率领四十多万军队救壶关、晋阳二城。他贪生怕死，屯兵潞川，不敢继续北上。王猛也进军潞川，与慕容评相持。王猛派将军徐成出去侦察敌情，限定中午回来报告，可是徐成直到傍晚才回来。王猛大怒，下令将徐成斩首。将军邓羌向王猛求情说：“如今贼众我寡，立刻就要打仗，徐成是一员大将，还是饶了他吧！”王猛说：“不杀徐成，还有军法吗？”邓羌再次请求说：“徐成原来是我的府君，虽然超过期限应当斩首，但我愿意和徐成效力疆场，将功折罪。”王猛仍然不许。邓羌发怒，回营集合兵众，准备攻打王猛，气冲冲地说：“我奉诏讨伐远贼，今天出了近贼，自相残杀，我要先除掉他！”一时军营里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王猛权衡利害后派人告诉邓羌说：“将军不要动武，我立刻赦免他。”徐成被释放以后，邓羌向王猛谢罪，王猛拉着他的手，笑着说：“我不过试一试将军而已，将军对府君尚且这样义气，何况对国家呢！我不必担忧消灭不了敌人了。”

慕容评贪财如命，霸占山水，士兵砍柴汲水都得花钱买，军中怨声载道，士兵毫无斗志。王猛听说，高兴地说：“慕容评真是十足的守财奴，这种人即使手下有千百万人也不可怕，何况几十万人！”他派将军郭庆率领五千骑兵从小路迂回到慕容评军营的背后，纵火烧毁燕军的粮草辎重。刹时烈焰腾空，映红了半边天，远在邺城的燕主慕容望见火光大为恐惧，派人训斥慕容评，命其速战。

两军在潞源进行一场决战。王猛激励将士说：“我王景略受国家厚恩，任兼内外要职，今天和大家深入敌后，一定要拚死向前，有进无退，共立大功，报效国家。来日我们在朝廷上接受明君爵赏，在家里与父母同庆，那该有多么荣耀呀！”全军将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涨，纷纷破釜弃粮，准备与燕军决一死战。

但是，燕军的人数毕竟比秦军多几倍，王猛心中有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首先必须挫败敌人的锐气。他对勇敢善战的邓羌说：“今天决战，没有将军就不能击败这支劲敌。成败的关键，就在此一举。”没料到邓羌竟说：“如果能让我当司隶校尉，那末明公就可以放心了。”王猛为难地说：“这不是我能办到的事，不过我可以举荐你担任安定太守，封万户侯。”邓羌一言不发，悻悻然地走了。一会儿，两军交兵，王猛召唤邓羌，邓羌故意不来。战场上瞬息万变，在这关系到全局命运的决战的关键时刻，王猛不再迟疑，亲自找到邓羌，答应他的要求。邓羌这才高高兴兴地与张蚝、徐成诸将跃马扬刀，驰赴敌阵。他们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杀死杀伤敌人数百人。燕军士兵本来就无心打仗，见秦军来势凶猛，纷纷败退，到中午时分，燕军全线崩溃，损失五万余人。秦军乘胜追击，又杀伤俘获十余万人。燕军统帅慕容评弃军逃走，单骑回到了邺城。

《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说：“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预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①三天之后，秦军包围了邺城。王猛治军严明，军纪整肃，而法简政宽。

秦军占领区的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各安其业。王猛上疏报捷说：“臣在甲子日大歼敌寇，奉行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知不觉中换了新君，只要不是执迷不悟、违抗命令的人都没有受到损害。”苻坚下诏王猛说：“将军出征不到三个月，大败敌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勋。朕即日亲自统帅六军，风驰电掣，奔赴前线。将军暂且休养将士，等待朕到达之后，再行攻城。”苻坚率领十万精锐部队到达安阳的时候，王猛暗地里到安阳谒见苻坚。

苻坚问：“从前周亚夫不出军门迎接汉文帝，而将军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之时远离军队呢？”王猛回答说：“周亚夫不朝见皇上，是为了沽名钓誉，臣瞧不起这种人。况且前燕是垂死的敌人，像是釜中之鱼，不必过虑。臣担心的是太子年幼而大驾远出，倘使京城发生不测，就追悔莫及了。陛下难道忘记臣在灞上说过的话吗？”

诚如王猛所说，前燕已经像釜中之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苻坚大军兵临城下，城内顷刻土崩瓦解，前燕散骑郎余蔚领着留在邺城的各地人质五百多人造反，夜里打开邺城北门接应秦军，前燕君臣见大势已去，争相逃命而走。慕容逃到高阳，被苻坚派来的追兵抓获；慕容评跑得快，投奔高句丽，但高句丽不敢接纳，押送他交给追到龙城的前秦将军郭庆。邺城失陷以后，关东诸州郡及少数民族首领都悉数投降前秦，前燕就这样灭亡了。

苻坚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邺宫，接管了前燕户藉帐册。根据这些帐册记载，前秦凡得郡一百五十七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九个，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口九百九十八万多。

灭燕之后，苻坚为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任命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守邺城；迁徙慕容

和燕王妃、王公、百官及鲜卑族人四万多户至长安；次年又迁徙关东豪强和其他少数民族十五万户至关中，安置乌桓族在冯翊、北地一带，丁零族在新安、渑池一带。

苻坚委托王猛全权处理关东六州事务，听其自行选任六州的太守、县令。王猛上疏辞让说：“六州责任重大，不是我所能胜任，应当改授亲贤。如今徐州刚刚归服，淮、汝方面的防守至关重要，都督之任不可久旷，望陛下早日派人赴任。”苻坚写信给王猛说：“我同卿名义上是君臣，实际比骨肉还亲。只有把六州托付给你，我才能免去东顾之忧；这并非为了优待你，而是我自求安逸之计。攻取固然不易，防守同样艰难，如果因为用人不当，出了意外，不仅是我的忧虑，也是你的责任。所以我宁可空着朝廷的职位，而把关东重任放在前面。你不能理解我的用心，就太使我失望了。”苻坚又派侍中到邺城当面劝说王猛，王猛才出来理事。

接着，前秦对周边连续用兵。建元七年（371），前秦攻仇池，仇池氐帅杨纂出降；九年（373），前秦攻取东晋的梁、益二州，而邛、莋、夜郎等小国也降附了前秦；十二年（376），前秦发步骑十三万进兵姑臧，前凉主张天锡兵败投降，苻坚迁徙前凉豪右七千多户至关中；同年，前秦灭代，解散鲜卑部落，安置在北部边陲，设立尉、监管理，督课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征发一部分人当兵，宣布免收三年租税。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五年。

鼎盛时代苻坚对被征服的上层分子一概采取优容政策，封官拜爵，委以要职。慕容为尚书、新兴侯，慕容评为给事中，慕容冲为平阳太守，张天锡为北部尚书、归义侯，唯拓跋什翼犍因不懂礼仪，苻坚送他入太学学习。苻坚这一政策，表现出他具有不寻常的气魄和志在统一天下的抱负，但也暴露了他在屡战屡胜之后的骄傲情绪。在灭前凉与代之后，他下诏称：“我消灭二凶，用不了一年，俘降百万，辟土九千，是五帝之所未能宾服，周、汉之所未能到达者。”苻坚的政策引起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的恐慌和忧虑，当时，太史令张孟说：“慕容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现在却布满朝廷，使人十分担忧。”他甚至以天象变化为理由劝苻坚除掉慕容氏，苻坚不听。苻坚爱弟、阳平公苻融也上疏说：“臣以为虎狼不能驯养，陛下应该留心才是。”苻坚回答说：“对百姓要安抚，对夷狄要友好。我既然要统天下为一家，也就应当把夷狄当作这家里的孩子，你不必多心了！”

至此，前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它的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①。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六十二国，都派遣使者和前秦建立了友好关系。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苻坚在内政方面也有不少建树。为了抵御旱灾，他在关中推广区种法，他征发官僚贵族和豪富之家的僮隶三万人，在泾水上游凿山筑坝，修建渠道，灌溉地势较高的贫瘠土地，使百姓受益不小。他节省宫廷的生活费用，降低百官俸禄，屡次派遣使者巡行四方，整顿吏治，抚恤孤寡。他规定禁卫、军人和后宫都要读书，拔擢优等太学生八十三人当官，贬黜不通一部经书的官吏。他还禁止老、庄、图谶之学。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歇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至少可以相信，这是魏晋以来难得的清明政治了。

建元八年（372）六月，苻坚征王猛入输大政，任以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王猛车驾刚回到长安，又诏加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王猛四上章表辞让，苻坚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朕正要致力统一天下，除了你无人可以当此重任，你不能推辞宰相之职，就像我不能推却天下的责任一样。”在王猛执政期间，“（苻）坚端拱于上，百官总己于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②苻坚对王猛说：“卿孜孜不倦，日夜操劳国家大事，我像是周文王得了姜太公，才能优哉游哉过日子。”王猛说：“陛下太过奖了，我那能与古人相比。”苻坚经常嘱咐太子苻宏和诸子要像奉事自己一样奉事王猛。

建元十一年（375），正值盛年的王猛一病不起，苻坚又是为他祈祷，又是宣布大赦天下。王猛料想自己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上疏说：“古人说，善作者不一定善成，善始者不一定善终。过去的贤君哲王因为深知建功立业不①《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三《晋纪》二十五，晋简文帝咸安二年。

易，所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果陛下也能这样，那就是普天下的幸运。”苻坚读着奏疏，十分悲痛。七月，苻坚亲自到病榻前探视王猛，临终前，王猛语重心长地说：“晋朝虽然处在江南偏僻之地，但乃历代相承的王朝，且上下和睦。臣死之后，愿陛下不要对它用兵。鲜卑、西羌才是我们的敌人，终究要闹事，应当逐渐清除它们，以利于国家安全。”言罢而逝，时年五十一岁。苻坚为之失声痛哭。在王猛尸体入敛的时候，苻坚又三次亲临吊唁，难过地对太子说：“老天难道不让我统一天下，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王景略呢！”

在前秦鼎盛时代的下面，潜伏着社会危机。王猛死后不久，前秦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出来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阳平国常侍慕容绍觉察到这种变化，对其兄慕容楷说：“秦自恃强大，连年对外用兵，既要北戍云中，又要南守蜀、汉，万里转输，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士兵在外贫苦不堪，百姓在内日益穷困，可见危亡已经临近了。冠军叔父（慕容垂）智慧过人，一定能够恢复燕国社稷，我们要善自珍重，等待时机。”秦王苻坚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种变化，他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热衷于制造表面的繁荣强盛。后赵将作功曹熊邈经常在他的面前炫耀石氏宫室如何富丽堂皇，奇珍异宝如何丰富精美，被他提拔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于是大修船舰，制造兵器，都用金银为饰，穷极华丽。这时，慕容农悄悄对父亲慕容垂说：“自从王猛死后，秦的法制日益毁坏，如今又追求奢侈，祸乱就要来了。大王应结交英雄豪杰，顺承天意，这个大好时机不能错过。”

苻坚发动对东晋的战争，不断加深了前秦的社会危机。建元十四年（378）二月，苻坚首先挑起秦晋冲突。他派遣尚书令苻丕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与武卫将军苟长、尚书慕容率领步骑七万进攻襄阳；又派遣荆州刺史杨安为前锋，征虏将军石越领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杨武将军姚苌领兵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等领兵四万出武当，三路并进，会攻襄阳。四月，秦军到达沔水北岸，东晋襄阳守将、梁州刺史朱序麻痹轻敌，认为秦军既无舟楫，不能插翅飞渡，因此也不加强防守。当秦将石越指挥五千骑兵泅渡过江的时候，朱序慌忙退守襄阳中城。石越占领外城，缴获了一百多艘船，接引苻丕的大军过江，秦军团团包围了中城。苻丕准备发起强攻，苟苌建议说：“我军是敌人的十倍，粮食堆积如山，只要把汉、沔的人民迁徙到许、洛，堵住粮道，断绝援兵，襄阳可以不攻自溃，何必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呢！”苻丕认为有理，于是对襄阳采取围而不攻之势。

七月，前秦兖州刺史彭越请求攻击东晋彭城和淮南诸城，苻坚即以他任都督东讨诸军事，攻彭城；以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率领步骑七万进攻淮阴、盱眙，从而开辟了秦晋战争的东部战场。

苻丕大军滞留襄阳外城半年多，毫无进展。御史中丞李柔弹劾说：“长乐公苻丕与诸将拥十万之众，日费万金，围攻一座小城，竟久攻不克，请征下廷尉治罪。”苻坚也很恼火地说：“苻丕等人广费军资，一无所成，实在应加贬黜，但出师已久，不可半途而废，故特予宽恕，责成他们将功折罪。”于是派黄门郎持节训诫苻丕等诸将，并带给苻丕一把剑，说：“如果来年春天不能获胜，你可自杀，不必活着回来见我。”苻丕和诸将接到诏命，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全力进攻襄阳。苻坚准备亲自下襄阳，诏命阳平公苻融率领关东六州兵众会师寿春，梁熙带领河西兵众为后继。苻融不赞成，上疏劝谏说：“陛下如果准备夺取江南，就应当深思熟虑，不能仓促上阵；如果只是为了夺取襄阳，大可不必亲自出征。”梁熙也说：“晋主的残暴，还没有达到孙皓的程度，江东山高水险，易守难攻。”苻坚这才没有发兵。次年（379）二月，苻丕攻陷襄阳，俘虏了朱序。朱序被送到长安，苻坚任以度支尚书。西部战场的秦军拖延了近一年才攻下襄阳，东部战场的秦军起初进展顺利，在连克彭城、盱眙、淮阴、魏兴之后，六万秦兵把东晋幽州刺史田洛包围于三阿。三阿距离东晋江防重镇广陵只有百里之遥，三阿告急，建康大震。东晋宰相谢安派兖州刺史谢玄带领刚刚组建不久的新军（后被称为“北府兵”）救三阿之围，从此东部战场的局面为之一变。秦将俱难、彭超节节败退，一个月里，秦军丢失了盱眙、淮阴，一直逃到淮北。谢玄与手下将领追到君川，两军在君川决战，俱、彭全军覆灭，二人落荒而逃。苻坚大怒，追究俱、彭的责任，彭越自杀，俱难也被罢了官。

建元十六年（380），前秦再度发生内乱。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膂力过人，勇猛异常，因苻坚对他不信任，一直充任边州刺史。在灭代战争中，苻洛立了大功，要求加开府仪同三司之号，苻坚又不许。这年三月，苻坚迁苻洛为使持节、都督宁、益、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令其从伊阙出发，经襄阳，沿汉水西上成都。苻洛接到诏命，愤怒地说：“我是帝室至亲，不能入朝为将相，常常被摈弃边鄙之地；今天又发配我到西南边境，还不准经过京师，其中必有阴谋，是要叫梁成把我淹死在汉水里！”于是，他在和龙举七万众叛乱。镇北大将军苻重，苻洛之兄在豫州刺史任上，曾因谋反，被长史吕光收捕，苻坚赦免了他，这时刚刚出镇蓟城，立刻举兵响应苻洛。

苻坚召集群臣谋议，步兵校尉吕光说：“苻洛是宗室至亲，竟谋叛逆，天下都切齿痛恨。请让我带领步骑五万进讨，消灭他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苻坚说：“苻重、苻洛兄弟占据东北，兵精粮足，不可轻视。”苻坚先派遣使者劝告苻洛说：“天下尚未统一，你我兄弟，不比他人，为什么还要反叛？你如回到和龙去，我一定把幽州作为你世世代代的封地。”苻洛狂妄地回答说：“你回去转告东海王吧！说幽州太狭小又太偏僻了，容不下万乘之尊。我需要君临咸阳，继承高祖大业。如果他能够到潼关接驾，可以居上公之位，还他原来的封爵。”苻坚这才派遣左将军窦冲和吕光率步骑四万进讨，派遣右将军都贵发冀州兵三万为前锋，又以苻融为征讨大都督，节度诸军。窦冲在中山大败叛军，苻洛被俘：苻重逃到幽州，被吕光追兵所杀；石越从海道奔袭和龙，消灭了苻洛余党。苻洛被送到长安后，苻坚没有杀掉他，只把他迁徙到凉州。

司马光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行险侥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对氐族豪强，苻坚敢于严厉打击；对宗室至亲，他却心慈手软，他企图维系血亲关系，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基于这种思想，苻坚决定分封宗室子弟和亲信出镇关东为诸侯，他对群臣说：“我们族类的后代枝叶繁茂，我准备把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地十五万户分配到各地重镇，结成磐石一样牢固的关系，你们以为如何？”大家都说：“这正是周朝长达八百年的原因，对国家大有好处呀！”七月，苻坚以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城，领氐族三千户；以仇池氐帅杨膺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左司马，领氐族一千五百户：以九嵕氐族部落贵族齐午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右司马，同样领氐族一千五百户；杨膺、齐午就成为苻丕长乐公封地的世卿。杨膺是苻丕的妻兄，齐午又是杨膺的岳父。八月，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梁谠为幽州刺史，镇蓟城；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河州刺史，镇枹罕；王腾为并州刺史，镇晋阳。毛兴、王腾都是苻氐的姻亲，各领氐族三千户。又以平原公苻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巨鹿公苻叡为雍州刺史，镇蒲阪，各领氐族三千二百户。

苻坚送苻丕到坝上，氐族父老也来送别自己的亲人。坝上哭声不绝于耳，一幅生离死别的惨象。在苻坚举行的送别宴会上，侍臣赵整弹琴而歌：“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苻坚虽然明白其中的讽谏之意，但笑而不纳。

从建元十七年（381）冬到十九年（383）五月，秦晋在淮上接壤的地带比较平静，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但荆州一线先后发生了几次局部的摩擦。建元十七年十一月，前秦荆州刺史都贵遣将进犯东晋竟陵，被东晋荆州刺史桓冲挫败，损失一万七千人。次年，桓冲也遣将攻打襄阳，焚烧、践踏前秦沔北屯田，掠六百多民户而归。

淝水惨败秦晋之间的一场大战在酝酿着。

兼并东晋，统一全国，是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统一北方后，他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了。

建元十八年（382）十月，苻坚在太极殿大会群臣，商讨伐晋大计。他踌躇满志地说：“自我继承大业，至今已经近三十年。现在四方大体平安，唯有东南一隅不肯归降。每当想起天下尚未统一，我饭都吃不下去。估计我们现有兵力，大约有九十七万，我准备亲自领兵伐晋，大家意下如何？”秘书监朱彤立即随声应和道：“陛下应乎天道，顺乎时势，恭行天罚，叱咤则五岳摧毁，呼吸则江海绝流，如果百万大军齐发，必然有征无战，晋主不望风投降，只有逃亡江海。中州之民，得以返归桑梓。然后陛下大驾东巡，封禅泰山，这真乃千载一时之功。”苻坚听了大喜，说：“这就是我的志向呀！”这时，尚书左仆射权翼出来反对说：“臣以为不能伐晋。如今晋国虽然微弱，但未有大恶，谢安、桓冲是江左大才，其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因此，目前还不是伐晋的时候。”苻坚沉默半晌，才说：“那么大家各抒己见吧！”太子左卫率石越说：“现在岁星、镇星守于斗牛，福运在晋一方；而夷夏的人情，也还向往晋主。他们有长江的天险，无分裂的气象，臣认为我们只能保境养兵，等待时机。”苻坚立刻反驳说：“听说当年武王伐纣逆岁星，却取得胜利；夫差、孙皓凭借天险，却不免灭亡。现在我有如此之众，投鞭足以断流，有什么险要可以依恃的呢！”廷议中，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苻坚不耐烦地说：“这是所谓路边盖房子，你说这不对，他说那不好，房子怎么盖也不成。我只能自己决断了。”

群臣散后，苻坚留下苻融，对他说：“自古以来，决定大事只一、二人而已，我和你来作出决定。”半年前，苻融就任征南大将军，这是苻坚为伐晋所做的人事安排，但苻融也不同意伐晋之举，他说：“现在出兵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无隙，三是我军数战疲惫，有畏敌情绪。所以主张不伐晋才是上策，希望陛下加以采纳。”苻坚一听勃然变色，叱道：“你竟也这样，我还有谁可以商量！如今我强兵百万，粮草器仗如山，我虽不敢自称明主，但也决非昏庸，乘连战连胜之势，攻击垂死之国，还担心不能攻克吗！难道我们还要留下它，使它成为国家的祸患？”苻融哭谏道：“晋不可伐是很明显的。大举出兵，只能徒劳往返。但臣的忧虑还不只是这个。陛下优待鲜卑、羌、羯族人，让他们遍布于京城附近；而我们的同族旧人，反而迁徙远方。当陛下举国南下，只有太子监国和数万孱兵弱卒留守京师，一旦风烟突起，情况紧急，后悔莫及呀！”

苻坚本来还是比较能够纳谏的，但在伐晋这个问题上，变得异常固执，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后来，虽然太子苻宏、释道安、宠妃张夫人、爱子苻诜以及朝中许多大臣都一再进谏，但苻坚主意既定，不为所动。朝臣中，惟有慕容垂有意迎合苻坚狂妄自大的心理状态，积极支持伐晋，他对苻坚说：“强以并弱，大以并小，这是势所必然，不准理解的。陛下神明英武，威加海外，雄兵百万，良将满朝，岂能容忍江南蕞尔小国，独抗王命！陛下只要下定决心就够了，不必询问众人意见。”苻坚高兴地说：“与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卿一人而已。”

司马光曾经引用古人的话评论说：“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在主骄民疲基础上作出进攻东晋的决策，使苻坚一步步地陷入覆亡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建元十九年（383）一月，苻坚派遣都督西讨诸军事吕光从长安出发，以定西域，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窴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作为吕光的向导。

同年七月，苻坚颁布进攻东晋命令，规定百姓每十人抽一人当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上有武艺者为羽林郎，得三万余骑。以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征调各州公私马匹，一律充作军马。八月，苻坚从长安出发，戎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龙骧将军姚苌督益、梁诸军事为另一路。当苻坚抵达项城时，凉州兵才到咸阳，蜀、汉兵才顺流而下，而幽、冀兵到彭城，东西万里。前秦大军表面上声势浩大，旷古未闻，实际上面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分散了力量。十月，前锋苻融军攻克寿阳、郧城，晋军退保硖石，苻融原是反对伐晋最坚决的一人，寿阳初战告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派人驰告苻坚，说：“敌人很少，容易降服，但恐怕他们逃遁，诸军应该火速南下。”苻坚求胜心切，得到报告后只率领轻骑八千，日夜兼程赶到了寿阳。

苻坚派尚书朱序到东晋军中劝降。朱序本为东晋襄阳守将，兵败被俘，前秦任以度支尚书。朱序向东晋征讨大都督谢石献策说：“如果秦百万大军俱来，的确难与为敌。现在乘诸军尚夫到达，必须迅速出击，只要打败其前锋，挫其锐气，就可以战而胜之。”十一月，晋将谢玄派刘牢之领精兵五千，攻击洛涧秦军，斩梁成、王咏，秦兵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晋军水陆并进。当苻坚和前秦将领登上寿阳城头，只见晋军阵容整齐，气势不凡，遥望八公山上影影绰绰的草木，像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军队。苻坚顿时面有惧色，回头对苻融说：“这明明是劲敌，怎么说少呢！”

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隔河对峙。晋军要求秦军稍稍退却，以便渡河决一胜负。秦军将领都认为，敌少我众，只要遏守淝水，不让晋军渡河，就能万无一失。但苻坚不听，认为不如将计就计，在晋军渡到河中间时，出其不意用骑兵突袭，于是下令全军稍向后撤。秦军刚刚撤退，朱序突然在阵后大声疾呼：“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面的秦军不明真象，吓得撒腿就跑，后面的秦军也跟着狂奔起来，阵脚大乱。谢玄、谢琰、桓伊等晋将乘机挥师渡过淝水，奋勇冲杀。苻融见大势不妙，想拦住秦兵，重新整顿队伍，但逃兵如潮，挤垮他的坐骑，他跌落马下，被追兵所杀。秦军大败，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侥幸逃脱者丢盔弃甲、日夜逃窜，听见风声鹤唳，都以为追兵到了。这些人风餐露宿，挨饿受冻，大半也丧生了。

苻坚被流箭射伤，单骑逃至淮北。想到半生心血，一时付诸东流，他潸然泪下，哽咽地对张夫人说：“如今我还有什么脸面治理天下啊！”

前秦灭亡前秦王朝是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上的，一旦它的军事力量被摧毁，王朝立刻濒临瓦解的境地。

这时，苻坚手下只有千余骑，他带着这千余骑奔赴慕容垂部。淝水之战中唯有慕容垂统领的三万人马安然无恙，慕容垂的子弟和亲党都主张以此作为复国的资本，要求杀掉苻坚。出于感恩，慕容垂没有下手，相反地把军队悉数交给了苻坚。苻坚沿途收集逃散的士卒，到洛阳时，已有十余万众，“百官、仪物、军容粗备”，元气略有些恢复。

但是，慕容垂终于找借口走了。在返回长安途经渑池时，慕容垂请求抚慰北境、归祭祖先陵墓，苻坚答允了。对此，权翼提醒苻坚说：“慕容垂智勇过人，其先世称雄东夏，他为了避祸才来，他的本心岂是当一个冠军将军。譬如养鹰，不让它吃饱，它才能依恋于人。而每当风暴到来，它就想凌云而去。因此要加固鸟笼，那能放纵和随其所欲呢！”苻坚说：“卿说得有理，但朕已经答应了，匹夫尚且不可食言，何况是万乘之主！”权翼痛心地说：“陛下这样做是重小信而轻国家，臣看他是有去无回，关东之乱，从此开始了！”

诚如权翼所料，苻坚放走慕容垂这一重大失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虽然苻坚后来派骁骑将军石越领三千兵戍守邺城，骠骑将军张蚝率五千羽林戍守并州，镇军将军毛当率四千兵戍守洛阳，以防范慕容垂。但诸将兵力单薄，无济于事。建元二十年（384）初，慕容垂与丁零翟斌相呼应，重新树起燕国旗帜，引丁零、乌丸众二十余万长驱进攻邺城，关东六州的郡县大多送任子向燕国请降。不久，原北地郡长史慕容泓聚数千鲜卑族人，驻屯华阴，打败秦将强永，势力渐盛。原平阳太守慕容冲也起兵平阴，率众二万进攻蒲坂。继慕容鲜卑而起的是羌族姚苌。苻坚无力顾及关东，只想全力保住关中，他以苻熙为雍州刺史，镇蒲坂；以苻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配兵五万，进讨慕容泓。龙骧将军姚苌充任司马，随苻叡出征。苻叡好大喜功，有勇无谋。姚苌建议采取驱赶慕容泓出关的策略，苻叡却不以为然，领兵截击，结果败死在华泽。打了败仗后，姚苌派遣参佐谢罪，不意被苻坚怒杀。姚苌惧罪，逃奔渭北纠集羌人五万余家，自称万年秦王。姚苌的背叛，是羌族贵族与前秦王朝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而苻坚处置不当则是直接因素。在危难之际，姚苌倒戈使前秦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困境。

苻坚亲领步骑二万攻姚苌，起初获得小胜，而后姚苌军越战越强，发展到七万多人，俘虏前秦将吏杨璧、徐成等数十人。与此同时，慕容泓谋士高盖杀泓，奉战败来奔的慕容冲为主。为了共同对付前秦，姚苌与慕容冲联合，苻坚则不得不两面作战，东奔西跑。慕容冲占据阿房宫，进逼长安。长安城内鲜卑人策划为内应，慕容以其子新婚为名大摆宴席，准备请苻坚赴宴，而在宴席上杀死他。恰巧那天下雨，苻坚没有去成。后来有人告密，苻坚大怒，下令杀慕容及其宗族，城内的鲜卑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斩尽杀绝。

建元二十一年（385），长安断粮，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防守更加困难了。苻坚顽强抵抗，虽也打过两次胜仗，但在白渠战役中，苻坚被燕兵包围，几乎丧命。五月，城中流传谶书《古符传贾录》，书中说：“帝出五将久长得。”当时苻坚刚刚失去骁将杨定，对前景十分悲观，遂信以为真。他匆匆嘱咐太子苻宏说：“上天或者要引导我，你慎守城池，不要与敌人高下，我当然会从陇中征兵运粮支援你。”然后带着几百骑兵并张夫人、子女数人遁入五将山中。确如胡三省所说：“秦王坚始也禁人学谶，及丧败之极，乃欲用谶书，奔五将山以求免，其颠倒错缪甚矣，盖死期将至也”①。七月，姚苌遣将领吴忠进五将山围捕苻坚。秦兵四散逃窜，只剩下侍从十余人留在苻坚身旁，苻坚神色自若，端坐地上进食。不一会儿，吴忠领兵到，捕送苻坚至新平。八月，姚苌索取传国玺，苻坚横目怒骂。姚苌又求举行禅代仪式，苻坚仍骂声不绝，以求速死。姚苌令于新平佛寺中缢杀苻坚。

苻坚出奔一个多月后，慕容冲攻进长安，苻宏投奔武都氐豪强熙，又辗转归降东晋，历位辅国将军，义熙元年（405）谋叛被诛。

①《资治通鉴》卷一○六，《晋纪二十八》孝武帝太元十年注。

第三节 姚兴②

姚兴（366—416），字子略，羌族，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人。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王朝后秦皇帝。

受任于艰难之境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最早约有一百五十余种部族。姚兴祖上的烧当羌（又名研种羌）属于其中较大的一种。公元二世纪初，烧当羌为东汉政府击破，由河曲（今青海东南境河曲之地）被徙至汉阳（今甘肃甘谷县）、安定（今甘肃镇原县南）、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一带。西晋永嘉年间，居住在陇西赤亭的一支烧当羌人在姚兴祖父姚弋仲的率领下，从赤亭徙居隃糜（今陕西千阳县东）。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后赵的统治者徙关中豪族及氐羌十万余户以实关东。姚弋仲被石虎封为西羌大都督，率数万羌人移居清河滠头（今河北枣强县东北）。在后赵时期，姚弋仲先后出任侍中、征西大将军、右丞相等职。后赵灭亡，他又接受东晋政府的封号，历任六夷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等职。姚弋仲死后，姚兴的伯父姚襄背叛东晋，在山桑（今安徽蒙城北）打败扬州刺史殷浩，屯兵盱眙（今江苏盱眙北），招集流人，初步建立政权。不久，姚襄率领部众返回关中，途中被前秦军队击杀，其弟姚苌率余部投降。

姚苌，字景茂，是姚兴的父亲。降前秦后，姚苌因累立大功，先后被授以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扬威将军，步兵校尉等职。淝水战后，遭受失败的前秦王国开始分崩离析。太元九年（384），姚苌得到关中羌人和西北豪族的支持，在渭北马牧正式脱离前秦，重建政权，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姚苌的力量发展很快，陆续归附他的各族人口有十几万户。前秦皇帝苻坚曾几次派大军进攻姚苌，都未能取胜。次年七月，困守在长安孤城的苻坚突破鲜卑慕容人的包围到达五将山（今陕西岐山东北），被姚苌活促杀死。太元十一年（386），鲜卑慕容人放弃长安东走，姚苌乘机占据长安，称帝建元，建国号为大秦，史称后秦。后秦虽然打败周围的一些割据势力，基本上控制着关中，但占据陇西的苻登坚持与姚苌为敌，使它不得安宁。苻登是苻坚的族孙。苻坚、苻丕父子死后，他继立为帝，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姚苌及其弟姚硕德多次与苻登攻战，始终未能将其消灭。太元十八年十二月（394年1月），姚苌病死，其子姚兴嗣立，苻登仍是后秦王朝的强大威胁。

姚兴为姚苌的长子，后秦建国时被封为皇太子，嗣位时年仅二十四岁。

前秦时期，姚兴曾作过苻坚的太子舍人。姚苌马牧起兵，姚兴时在长安，闻讯后冒险出逃，投奔父亲。后秦建国后，姚苌经常外出与苻登作战，姚兴以皇太子身分镇守长安，统理政事。这期间，姚兴同一些汉族的儒家学者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同时受到了他们的很多影响。太元十七年（392）三月，姚苌在前线患病，急召姚兴到安定行营，准备安排后事。临行前，姚兴担心原属苻秦的几位降将不易驾驭，果断地将他们全部除掉。到达安定后，姚苌病势缓和，姚兴随之被留在军中。第二年五月，苻登政权内部发生内讧，其②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姚兴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右丞相窦冲脱离苻登，自立为秦王。七月，窦冲被围，转而向姚苌求援。后秦的谋臣尹纬建议姚苌派姚兴前往，以使太子有个实际参加战斗的机会，增加今后的应变能力。姚兴第一次统率军队指挥战斗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战斗中，他巧妙地避开与苻登大军正面决战，采用直接偷袭对方老巢的战术，结果用极小的代价给敌人以重创，顺利地完成了救援计划。姚苌对于儿子的统兵治国的才能比较满意。在临终前，辅政大臣姚晃追问攻灭苻登的打算，姚苌回答说：“这一大业马上即可成功。姚兴的才智足可以办到，你们不必问我了。”

姚苌初死，落在姚兴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不仅要对付苻登，还要防范后秦政权内部的各种势力。因此，姚兴没有马上发丧。他害怕掌握后秦重兵的三位将领闻讯会发动兵变。这就是分镇安定、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的叔父姚绪、姚硕德和戍卫长安的弟弟姚崇。三人之中，以姚硕德威望最高、兵力最强，对姚兴的威胁最大。但姚硕德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不愿在苻登未灭的时候，自寻干戈，授首与人。为打消姚兴的顾虑，他很快来到长安表明态度，承认姚兴的领袖地位，从而缓和了后秦国内的紧张气氛。姚兴以诚相待，优礼有加。

苻登听到姚苌死去的消息，非常高兴。他调动大军，全力东进，准备一举消灭后秦。苻登先后攻占姚奴、帛蒲二镇，到达始平附近的废桥。始平（今陕西户县西）处于渭水之滨，距长安不足百里。后秦咸阳太守刘忌奴又乘乱反叛。形势对姚兴十分不利。

为减少因名号问题而引起的纷扰，姚兴决定暂不称帝。他自号为大将军，以辅政大臣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整顿军队迎击苻登。姚兴临危不乱，从容镇定。首先以奇兵突袭咸阳，将刘忌奴擒获，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亲率大军赶赴废桥，解救始平。

先行到达始平的尹纬，接受始平太守姚详的建议，在废桥与苻登对峙。

尹纬命令军队据守要塞，消耗敌人，并切断敌人的水源。苻登的人马缺水，渴死不少，因此频频对废桥发动攻势。尹纬认为摧毁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全线反攻。姚兴担心苻登的力量太强，急忙进行劝阻。尹纬解释说：“现在的形势很不稳定，如果不鼓足勇气打败敌人，我们就要完了。”

太元十九年（294）夏初，两军在废桥展开决战。这一战，后秦大获全胜。苻登的军队彻底崩溃，他本人狼狈地逃到平凉（今甘肃平凉西），躲进马毛山里去了。

废桥一役是决定姚兴命运的一次重要战争。它为后秦最后消灭苻登、称霸关陇奠定了基础，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姚兴的威望，巩固了他的地位。废桥战后，姚兴正式为姚苌发丧，并在始平附近的槐里即位称帝。通过这次战争，姚兴加深对尹纬的了解，他们之间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君臣关系。尹氏是天水大族，前秦时期受到苻坚的禁锢，尹纬只当到尚书令史。姚苌对他也不甚重视，而姚兴却很倚重尹纬，先后委任他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等重要职务。

当年七月，姚兴一面命人堵劫乞伏乾归救援苻登的军队，一面亲自率军攻打马毛山。在那里，姚兴一鼓作气击溃苻登，把他擒获后杀死。为了根绝隐患，姚兴解散苻登的部众，安排他们重新进行农业生产。姚兴还把三万户民户从阴密迁到长安，以充实由于氐人、鲜卑慕容人外徙而显得人力不足的京畿地区。他将自己直接管辖的大营一分为四，由四军分别统领这些民户。回师长安不久，姚兴又消灭了盘踞在武功（今陕西旧武功）的割据势力窦冲。经过这些努力，后秦终于控制了陇东地区。

外拓疆土，内修政事太元二十一年（396），姚兴先后占取成纪、上邽（两地皆在甘肃天水市西），势力达到天水郡。姚兴委任有将帅之才的羌族著名军事家姚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守上邦，为全面夺取陇西作准备。

同年年底，姚兴派叔父姚绪东渡黄河，攻占了原属西燕的河东地区。两年前，西燕被后燕慕容垂灭亡，河东地区遂为西燕大将柳恭控制。柳恭阻河自固，姚绪几次攻打都未能得手。直到借助汾阴大族薛氏的帮助，姚绪才在龙门偷渡成功。后秦大军一举拿下蒲陂，柳恭被迫而降。姚兴把河东划归并、冀二州，以姚绪为二州牧，镇守蒲陂。

第二年九月，姚兴之弟姚崇攻击鲜卑薛勃部，把后秦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鱼河堡）一带。

隆安三年（399），姚兴开始蚕食东晋领土。当时坐在东晋国君宝座上的安帝是个有名的白痴，朝廷大权由昏庸荒唐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把持，政治异常腐败。几个强大的方镇觊觎着中央的权力，多次举兵内向，兵车屡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姚兴乘东晋衰乱，一再发兵东进，先是逼迫东晋的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太守、华山（今陕西华县）太守俯首称臣，进一步占据上洛（今陕西商县）。在扫清一些障碍之后，姚兴命令其弟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攻取中原古都洛阳。后秦的军队在金塘城下遭到东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的顽强抵抗，未能取得战果。金墉在洛阳的西北角，城小而固，是攻战戍守、保卫洛阳的要地。姚崇久攻不下，转而向东扫平柏谷（今河南偃师东南），并将周围一带的百姓二万余户尽数迁到关中。之后，后秦大军再度包围洛阳，指挥攻城的将军仍是姚崇和杨佛嵩。这时，东晋的河南太守已经易人，新任太守辛恭靖一面婴城固守，一面派人向雍州刺史杨佺期求救。杨佺期请求初入中原兵力正强的北魏政府出兵解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辛恭靖坚守百余天。然而北魏的救兵始终没有出现。两个月后，洛阳城被后秦攻破。洛阳城破，影响很大，淮河、汉水以北的许多地方势力都归附了姚兴。

在动乱的十六国时期，姚兴是一位有作为的少数民族君主。在前期，他留心政事，比较好地处理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军事上，姚兴信任和使用两位能征善战的叔叔姚绪和姚硕德；政治上，他依靠的是足智多谋的尹纬。他能够倾听臣下的意见，注意提拔一些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官职。攻占洛阳后，姚兴命令百官为朝廷荐举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的臣下曾抱怨世间人才太少，姚兴反驳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帝王使用人才，既不能找先贤，也不能等后人，他们随时选拔人才都能取得成功。你自己没有识人之明，怎么能说天下没有人才呢？”兵部郎边熙认为军令烦苛，姚兴根据他的建议删削了过滥过重的部分。城门校尉王满聪不满意姚兴出游晚归，以天黑不辨奸良，不开城门。姚兴只好从别门而入。第二天，为了嘉奖王满聪尽忠职守，姚兴特意提升了他的官职。

为澄清吏治，姚兴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贪官污吏。对于比较清廉的臣属，他不仅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还下书表彰，越级提拔他们的职务。后秦在长安办有律学，学员都是地方郡县的闲散官吏。经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学习之后，学有成绩的人被派回原地负责司法。姚兴规定，凡州郡县地方政府不易判定的案例，一律报请中央政府裁决。他本人经常在咨议堂，旁听判决，尽量避免冤狱的发生。

姚兴还曾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释放因灾荒贫困而自卖为奴的百姓；禁止百姓制造锦绣和过多地进行宗教祭祀；安葬阵亡的将士和抚恤他们的家属等等。此外，他本人以身作则，厉行节俭，从不用金银装饰的车马器物。在姚兴的带动之下，后秦上下崇尚清素，达官贵人也不敢肆意奢侈浪费。这些措施，对于阶级矛盾的缓和和关陇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姚兴继承姚苌的政策，大力提倡儒学，兴办学校。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云集长安，讲学授徒，各有弟子门生数百人，远道而来的求学者竟达上万人。洛阳城内的凉州硕儒胡辨，弟子千余人，关中不少青年人慕名前去就学。姚兴特别指示各地关卡，对来往的儒生，一律放行，不许刁难。姚兴素以精通典籍声闻遐迩，政务之暇，经常在内宫召见学者，和他们一起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其中一些善于为文的人，被姚兴安排在身边，参管机密，起草诏书。姚兴提倡儒学意在维护统治，但在客观上为保存和发扬汉族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姚兴比较注意军纪。史书上讲，他的军队“军令齐整，秋毫无犯，祭先贤，礼儒哲”。由于能够作到“军无私掠”，后秦的军队，最初的名声还是比较好的。

后秦的西邻是一个乞伏鲜卑人建立的国家。它的国号也叫作秦，史称西秦。乞伏鲜卑人原居漠北，西晋时期开始迁徙到陇西。淝水战后，其部落酋长乞伏国仁招集诸部，拥兵自立，有众十余万人，逐渐割据陇西。乞伏国仁曾依附于苻登，受封为苑川王。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改称河南王，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苻登败死后，乞伏乾归击杀仇池王杨定，尽有陇西、巴西之地。后来，乞伏乾归连续战胜后凉和吐谷浑，获取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乞伏乾归本来就是后秦统一关陇、进军河西的障碍。西秦国力日强，特别是隆安四年（400）乞伏乾归把首都从金城东移至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更使姚兴感到不安。这年五月，姚兴命令姚硕德将兵五万，由南安峡进击西秦。乞伏乾归亲自从苑川赶到前线，两军在陇西城（今甘肃陇西南）下形成对峙。由于深入敌境，人地生疏，樵道又被切断，后秦军队逐渐陷入困境。姚兴得到报告，立即封锁消息，远程跋涉，亲自增援姚硕德。乞伏乾归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准备一举歼灭后秦主力。他预先将精锐的中军两万人埋伏在伯阳川，并在侯辰谷安排四万人的外军作为后继。然后，他带领几千骑兵迎候姚兴，以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但是，交战时恰遇灾害性天气，大风昏雾，遮天蔽日，乞伏乾归迷失道路，与中军断绝联系，误入外军阵地。作战计划不能照常执行，西秦军队措手不及，被姚兴打败。乞伏乾归丢弃大军，轻骑遁回苑川。失去主帅的西秦军队三万六千人皆放弃武器，投降后秦。后乞伏乾归一度依附南凉，经过辗转反复，最终还是归属了姚兴。征服陇西之后，姚兴的兵马越过黄河继续西进，先后消灭后凉，逼降南凉、北凉和西凉，占据西方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这样，后秦的疆域“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读史方舆纪要》），成为十六国后期国力仅次于后燕的强盛王朝。

与魏战争，接连受挫就在后秦势力顺利到达河西的时候，它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却遭到了北魏军队的攻击。北魏是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拓跋鲜卑人原起大兴安岭，后不断南下。淝水战后，其部落酋长拓跋珪纠合部众建立起以“代”为名号的雏型国家。在打败和消灭周围的一些部落后，拓跋珪基本上控制了代北地区。太元二十一年（396）十月，拓跋珪进击中原，战胜了强大的后燕。两年后，拓跋珪定都平城，称帝建元，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和后秦互相接壤，都有吞并对方的欲望。早在太元十七年（392），姚苌因收纳反叛拓跋鲜卑的没弈干部落，而与代结怨。姚兴即位后，重用逃亡到没弈干处的赫连勃勃，更激怒了拓跋珪。赫连勃勃是拓跋鲜卑人世仇匈奴种的铁弗部酋长刘卫辰的儿子。刘卫辰及其部落被拓跋珪诛灭，赫连勃勃劫后余生投奔没弈干。姚兴封他为安远将军，使其助没弈干戍守后秦的重镇高平（今宁夏固原县），并把三城（今陕西延安）、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杂夷及铁弗余众三万人，归其统领。赫连勃勃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北魏的西部边害。隆安五年十二月（公元402年1月），北魏以五万大军攻陷高平，没弈干与赫连勃勃南逃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军将高平的府库积蓄及所有牲畜洗劫一空，并将这里的百姓也尽数徙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同时，北魏的平阳太守又发兵侵入河东，从东部威胁后秦。还有一支北魏军队打败了西秦的附庸国黜弗、素古延等部。数路魏军一齐攻击，兵锋所及，一片废墟。后秦举国震动，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关中地区的很多城堡白天也不敢把城门打开。

姚兴不甘示弱，决定回击北魏。元兴元年（402）五月，姚兴以大将姚平、狄伯支为前锋，带兵四万进攻北魏的并州（今山西地区）。他自己亲率四万七千人的后继部队，担任支援。两个月后，姚平等人拿下了并州的要塞乾壁。但是，拓跋珪的反应很快，立即倾兵来救，迅速将姚平反围在汾水东岸的柴壁（今山西襄汾南）。不久，拓跋珪又在蒙坑将救助柴壁的姚兴大军击溃。姚平身陷重围，逐渐矢尽粮绝。十月里的一天深夜，姚平准备突围与列兵汾西的姚兴会合，然而两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仅有呐喊，而无接近敌人的实际行动。突围不成，姚平投水自杀。于是，两万大军敛手就擒。对岸的秦军坐视这场败亡，力不能救，皆哀号恸哭，声震山谷。姚兴向拓跋珪求和，遭到拒绝。魏军企图乘胜拿下蒲陂，取得河东。只是由于柔然突然骚扰北方，拓跋珪才被迫撤走。柴壁一战是对姚兴的一次重大打击，从此后秦再也无力东进与北魏抗争，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夺取中原的希望。

元兴二年（403），后秦向南方扩张领土，取得成效。当时东晋王朝内部发生变乱，荆州刺史桓玄从上游起兵，长驱攻入建康。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于己，改国号为楚。桓玄之变，加剧了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一些不满桓玄统治的官吏北上投降后秦。他们为姚兴提供了南方社会虚弊的真实情况，加强了他南下用兵的信心。这一年，姚兴先后攻取了东晋的南乡、顺阳、新野等十二郡土地。

同年，后秦的军队还重创了仇池（今甘肃成县西）的割据政权，迫使仇池王杨盛送子为质，接受姚兴的封号。

佞佛贪利，多所失误义熙元年（405），姚兴在长安开辟逍遥园，以此处作为僧人鸠摩罗什的译经场。鸠摩罗什之父为天竺人，娶龟兹女生罗什。七岁时，罗什随母出家。青少年时期，他曾游学罽宾、月氏等国，初学小乘，并旁通婆罗门哲学；后改学大乘，精研《由论》、《十二门论》等经典，称誉西域诸国。吕光平西域，携罗什至凉州。隆安五年（401），姚兴出兵破后凉，迎罗什到长安。鸠摩罗什至长安，时年五十八岁。初住草堂寺，收纳僧徒三千人。姚兴待罗什以国师之礼，尊崇备至，常亲率群臣及僧众听他讲经。罗什在凉州十八年，因此通晓汉文。他发现汉文译经与梵文原经出入甚大，遂向姚兴建议重新译经。姚兴除为罗什开辟译经场外，还选名僧僧略、僧迁等八百余人为其助译。姚兴不但为罗什译经提供种种方便，有时还亲自参与翻译。他让罗什持梵文经本译成汉文，自己对照汉文原书，综合理义，进行考校。《广弘明集》中至今保留有姚兴同罗什等人探研经义的一些材料。经罗什之手，前后译经共有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译经是件大事。龙树中观宗大乘学说的主要经典，由罗什最终译完；他还对小乘成实宗经典的翻译，作出了大量贡献。鸠摩罗什译经的态度比较严肃，力求译文典雅而又不失原意。从这个意义说，他的译经活动不但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而且奠定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

在姚兴的提倡和鼓励之下，后秦举国上下崇信佛教，一时寺院佛塔林立，仅长安一地的僧人就有五千多人，各地事佛的人达到“十室而九”的地步。姚兴倡导的佞佛之风，耗费大量物质财富，弄得储用殚竭，人民疲弊，严重影响关陇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后秦的国力开始衰退，走上下坡路。消灭南凉、占据姑臧以后，后秦在河西地区的统治遇到一定的困难。由于这一带从来不是羌人活动的地区，姚兴为保住姑臧，每年都得投入大量的兵力。除有一支三千人的常驻军外，大将齐难统率的四万步骑主要也是戍卫这里的。兵力紧张，再加上表面接受后秦封号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和南凉国主秃发傉檀都觊觎着这座要塞，姚兴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到义熙二年（406），他已有意放弃姑臧。但是姚兴忽略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凉州刺史王尚到任五年，政绩突出。在远离长安，困守孤城的困难条件下，他轻身率下，躬俭节用，努力发展生产，安定人心，受到凉州各族人民的拥护。后秦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统治正在日趋巩固。

这年六月，秃发傉檀为了讨好姚兴，特地献上三千匹战马和三万头羊只。姚兴认为在诸凉的国主中，唯有秃发傉檀最忠于自己。于是，他下令将王尚调回长安，改任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消息传到姑臧，许多凉州人表示反对。他们派遣凉州主簿胡威赶到长安，请求姚兴撤回成命，留住王尚。胡威埋怨姚兴因贪恋小利而舍弃一方土地。指出秃发傉檀心怀叵测，将河西五郡拱手送他，不但要给凉州百姓带来直接的损害，而且对后秦本土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姚兴意识到自己的失策，急忙派人纠正，但来不及了。秃发傉檀用在姑臧城南驻扎的三万大军，迫走了王尚。随着姑臧的丧失，后秦的势力逐渐退出河西，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是对诸凉名义上的领属关系。

同年，姚兴的另一重大失误是将南乡十二郡归还东晋，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收容勃勃，养成大患义熙三年（407），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突然崛起在后秦的北方，成为姚兴无法摆脱的威胁和灾难。赫连勃勃被拓跋圭打垮后一文不名，毫无力量。自接受后秦的封号、统领旧部以来，他的羽翼才日渐丰满起来。秦魏战后，姚兴为对付北魏，改任赫连勃勃镇朔方，并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拨他管辖。赫连勃勃实力大增，遂决定叛秦自立。义熙二年（206），他把柔然可汗社献给姚兴的八千匹战马劫获，并以射猎的名义袭杀了岳父没弈干，并其部众。次年六月，他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国号为大夏。在陆续打败一些部落和割据势力之后，赫连勃勃开始骚扰姚兴。十月，他连陷后秦的北部诸戍。有的部下建议他定都高平，赫连勃勃不同意。他认为专固一城，不能发挥骑兵高速度作战的特点。他要采取是倏来忽往的突袭战术，使姚兴疲于奔命，防不胜防。赫连勃勃的作法，果然奏效。在铁弗骑兵的袭击下，后秦岭北地区的城镇整天处于紧张状态，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

义熙四年（408），赫连勃勃又在青石原大败后秦军队，俘获和斩杀五千余人。姚兴不能容忍赫连勃勃的一再挑衅，开始筹划反攻。他首先改善了同赫连勃勃宿敌拓跋圭的关系，然后，命令大将齐难率领两万骑兵寻找铁弗人的踪迹，准备大战赫连勃勃。

后秦的兵力有限，姚兴本应全力对付主要敌人赫连勃勃。但是，在派兵北上的同时，他又派出以姚弼为主帅的三万步骑进攻河西，这就使得兵力过于分散。

姚兴有个侥幸心理：秃发傉檀一年前被赫连勃勃勃战败，名臣勇将消耗掉十分之六七，之后内乱频生，国力大衰。姚兴认为这是个打败秃发傉檀，重返河西的极好机会。为麻痹对方，姚兴声称姚弼的大军不针对南凉，它是配合齐难大军作战、防范赫连勃勃西逃而部署的。

姚弼到达金城，有个部下建议乘秃发傉檀犹豫不定，轻骑突进，掩袭姑臧，但是未被采纳。等到后秦兵至姑臧时，秃发傉檀已完全明白姚兴的意图，作好了设防。秃发傉檀把许多牛羊赶到野地，引诱后秦军队进行略抢。结果，秦将敛成中计，被打得大败，部下死亡七千多人。姚弼被南凉人围困在姑臧的西苑，水源断绝，形势危难。幸亏姚兴派去增援的姚显及时赶到，才避免全军覆没。姚显好言抚慰秃发傉檀，得以安全退兵。从此，秃发傉檀不再畏惧后秦，是年重新称王，大赦改元，设置百官，与后秦完全脱离领属关系。北线作战的秦军遭到比河西更大的损失。赫连勃勃避开来势汹汹的齐难，将大军撤到朔方东北的河曲，然后利用后秦军队纵兵野掠的机会，潜师杀回。齐难猝不及防，败退途中被夏兵活捉，全军覆没。这一仗使后秦声威大降，岭北地区原附属于姚兴的部落和割据政权，纷纷转依赫连勃勃。

义熙五年（409）正月，姚兴重新调整兵力，派出以其弟姚冲为主帅、大将狄伯支为副帅的四万骑兵袭击赫连勃勃。不料，事情中途有变，姚冲企图回兵长安，夺取政权。狄伯支拒绝参与阴谋，被姚冲毒死。事变虽被姚兴迅速平息，但是预期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三个月后，赫连勃勃却成功地袭击了后秦的平凉，抢虏人口七千余户，并进屯平凉以南的依力川。

九月，姚兴倾兵来到依力川附近的贰城，要与赫连勃勃决一死战。赫连勃勃先发制人，乘后秦人马尚未完成集结，猛地袭击贰城的姚兴老营。姚兴面对如潮似涌的大夏铁骑，一时懵头转向，竟然准备丢下大军，逃到担负粮运的后军那里。在群臣的苦谏之下，姚兴没有走成，但他的举动已铸成大错。秦军本来就惧怕大夏铁骑，主帅的临阵惊慌，更加重了恐怖情绪，结果又被赫连勃勃打败。在姚文宗等勇将的死战之下，姚兴得以败还长安，幸免罹难。夏军乘胜洗劫了周围的郡县，将当地七千余户北徙到大城（今内蒙杭锦旗东南）。

赫连勃勃把南下骚扰姚兴作为既定国策，导致后秦与大夏间的战争频繁发生。此后一直到姚兴病死，在双方的战斗中，后秦很少有获胜的机会，而骁骑风驰的夏人却使平凉、杏城、定阳（今陕西延长县南）等重镇几度易手，先后消灭秦军近十万人，抢掠人口两万多户，牲畜财产不计其数①。一而再的战争失利和姚硕德、姚绪、尹纬等著名文臣武将的相继去世，使姚兴的处境日益困难。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口落入赫连勃勃的手里，姚兴将数千户边镇居民安置到内地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为了集中兵力，他将增援南燕的军队撤回；为了弥补国用不足，他增加在关津渡口的商税，甚至对盐竹山木，也巧立名目扩大税收。姚兴的这些措施，并没有帮助他摆脱困境。撤回援燕的军队，造成东晋迅速攻灭南燕，转而威胁后秦；增加税目，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姚兴饮鸩解渴、杀鸡取卵，为自己酿成了新的苦酒。

义熙八年（412），后秦颍川太守向姚兴报告说，东晋在边境附近的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一带屯兵，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姚兴认为，东晋积弱，不敢轻开边衅，所以虽然与臣下讨论了有关烧粮掠野的防御措施，实际上却没有执行。他低估了刘裕收拾政局的能力，更没有想到对方在灭掉南燕后，已有吞并关陇的设想。

这一年，原附属于后秦的仇池王杨盛派兵侵扰祁山。姚兴派出四路大军，分别从鹫峡、羊头峡、洴城出发，反击杨盛。姚兴本人亲自带领五千骑兵，从雍县奔赴陇口与诸军会师。在战斗中，由于一位将领畏懦不进，其他军队失去配合，结果被杨盛击败，姚兴无功而还。有位臣下把这次失败解释为杨盛占了地势险固的便宜，其实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后秦国力的衰败和军纪的涣散。

死于危机四伏之中义熙十年（414）五月，姚兴突患重病。后秦皇室内部发生权力之争，几乎演成大规模的内战。

乱子是由皇子姚弼谋夺皇太子姚泓之位引起的。在姚兴的诸子中，皇长子姚泓并不受宠。这主要因为姚泓性格宽和、才能平庸，且又体弱多病。早在元兴元年（402）立太子时，姚兴对他就颇为犹豫。姚兴喜爱皇子姚弼，认为他是比较理想的继承人，因此平素格外宠信。野心很大的姚弼逐渐滋生夺嫡的欲望。他原以雍州刺史之职，镇守安定，经过买通姚兴的左右，义熙七年（411）调入中央，任尚书令、侍中等职务。姚弼取得相权后，努力结纳党羽，积极制造舆论，企图击败皇太子。但大多数朝臣对他比较反感。为了使别人不敢反对他，姚弼给倾向于姚泓的大臣姚文宗罗织了许多罪名，激怒父亲将姚文宗杀死。他还苦心积虑地在姚兴身边安插亲信，广树爪牙，逐渐控制一些中枢机要部门。姚兴对姚弼的活动，采取纵容的态度。有人提醒姚兴①以上数字是根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有关材料进行计算的。

注意事态发展的危险后果，他假装糊涂，不予理睬。对于姚弼的夺嫡阴谋，皇太子姚泓已有戒备。这次姚兴生病，姚泓一面亲自到内宫侍疾，一面在皇宫内安排下重兵，以防不测。许多忠于太子的要臣分别统领禁军，宿卫大内。姚泓并非过虑，姚弼在府第里已埋伏下数千甲士，准备一旦姚兴去世，立即武力夺权。其他皇子也不甘示弱，在京城的皇子姚裕给镇守蒲陂的哥哥姚懿送去密信，要他串连在外典管重兵的诸皇子，以讨伐姚弼的名义，举兵内向。姚懿得讯，立即动员军队，赦免囚徒，建牙誓众，开赴长安。姚洸、姚谌等人也分别起兵于洛阳、雍县。一时剑拔弩张、烽烟滚滚，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幸亏姚兴大病不死，紧张的形势才得以缓和下来。姚兴虽对姚弼恃宠不虔，阻兵怀贰的罪行有所认识，但仍偏爱姚弼的才气，不忍加刑，只是免去了姚弼的尚书令职务。姚懿等人罢兵还镇后，专程进京面谏姚兴，要求惩办姚弼。姚兴把他们搪塞了过去。

在进京面谏的皇子中，以姚宣抨击姚弼的措词最为激烈，姚弼十分痛恨他。第二年三月，姚弼诬陷姚宣，姚兴信以为真，派人到杏城将姚宣逮捕下狱。赫连勃勃乘机攻打杏城，后秦守军临战易帅，战斗力大减，遂兵败城陷。这时，姚兴已完全恢复了对姚弼的信任，并将三万大军交给他，由他负责镇守秦州。臣下尹昭反对姚弼掌握强兵，批评姚兴为后秦制造隐患，但姚兴不以为然。

不久，姚兴再度患病。姚弼故伎重演，称疾不朝，又开始在府第聚兵。

姚兴气得发昏，在处决姚弼的几个党羽之后，召集群臣商讨逮捕和惩治姚弼的办法。然而姚兴只是一时之怒，到火气一消，爱子心切，故数日议而不决。消息走漏，姚弼的党羽磨刀霍霍，十分活跃。姚兴害怕兵变，被迫下令逮捕姚弼，但又暗示姚泓出面来说情，并以此为词将姚弼赦免。

义熙十二年（416）二月，姚兴病势转重，自知不久人世，遂下令太子监国。姚弼的党羽在谋杀姚泓和劫持姚兴的计划未逞后，开始策划入宫作乱。姚兴终于下令收缴姚弼的武装，逮捕姚弼。姚弼的死党姚洸误信姚兴已死的谣传，带兵攻打端门，皇城内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姚兴勉强支撑病体，被人扶到殿前，宣布处死姚弼。乱军失去斗志，溃散而去。事变平息的第二天，姚兴病发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姚兴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他出色地解决了父亲遗留下来的难题，既避免了内乱，又击败了宿敌苻登，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建立起一个相当强盛的后秦帝国。他制定的一些旨在安定社会，强大国力的措施，确实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作用，继前秦之后，使关陇地区再现了“俗阜年丰，远安迩辑”的繁荣景象。姚兴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但是在他的后期，几次重大的失误，使后秦先后失去河西五郡和南乡十二郡，极力卵翼扶植起来的赫连勃勃，成为对后秦威胁最大的敌人。佞佛、增税的作法加剧了社会财富的消耗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尤为失当的是，姚兴没有妥善地处理好皇位继承问题，这就为他生前死后内乱不断，埋下祸根。

姚兴死后，太子姚泓继立。后秦四面受敌，处境岌岌可危。最初是西秦的军队攻破上邽；然后杨盛骚扰祁山，进逼秦州；赫连勃勃陷阴密，据雍县，掠郿城（今陕西眉县东北），甚至长驱直入到达长安附近的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东晋的权臣刘裕则兵发五路，大举伐秦。刘裕沿途破关斩将，所向皆捷，并占据洛阳。而在这时，镇守蒲陂的姚懿突然举兵称帝，祸起萧墙。姚泓调集重兵，刚刚将其平定，姚恢又于安定起兵。姚泓被迫撤回防守潼关的军队，全力对付内乱。东晋的军队乘势拿下潼关，进入关中。义熙十三年（417）八月，长安城破，姚泓出降，被送至建康处斩，后秦亡国。时距姚兴去世仅有一年。

第十七章 拓跋圭、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

第一节 拓跋圭

拓跋圭（371—409），字涉圭。南朝人又称其为拓跋开。史称北魏道武帝。鲜卑族拓跋部人。北魏王朝的创建者。

备尝辛苦的早年经历拓跋圭生于东晋废帝司马奕太和六年（371）的七月。母亲贺氏，匈奴族贺兰部人。

祖父什翼犍是一个以西晋封号“代”为名目的庞大的拓跋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力量一度相当强大，“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但到拓跋圭降生的时候，联盟却面临危机。什翼犍不断采取措施推进联盟向国家的转变，引起联盟内部旧贵族势力的不满。就在拓跋圭出生前的几个月，什翼犍刚刚平息一场内乱。刺杀什翼犍的凶手长孙斤虽然被擒杀，拓跋圭的父亲拓跋实却也在格斗中受伤丧生。此外，什翼犍还受到外敌的严重威胁。拓跋部的西方，在黄河西部的朔方一带有一支原为匈奴种的铁弗部落，骠悍凶猛。它对拓跋部频繁骚扰，是拓跋部的宿敌。三十年前，铁弗部被什翼犍击败，曾加入联盟，后转而依附苻坚的前秦。强大的前秦一直企图扫平代北地区。在370年灭掉前燕后，前秦的统治区域由黄河中上游扩展到中下游地区，拓跋代完全暴露在苻秦的兵刃面前。

376年十月，前秦在陷益州，灭前凉后，兵不留行，以刘卫辰为向导分兵几路大举入侵拓跋部。十一月，秦、代两军在石子岭决战，代人大败。之后秦军又迫降独孤部首领刘库仁的十万骑兵。什翼犍逃遁到阴山一带，原来附属于拓跋部的高车人反戈一击，大肆抄掠。联盟残部无法刍牧，遂分崩离析。动乱中，什翼犍被儿子实君杀死①。拓跋代灭亡。拓跋圭随母亲贺氏逃至贺兰部避难。这一年，拓跋圭六岁。

苻坚吞并拓跋部后，将他们分散安置在云中、定襄、雁门、五原四郡，“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苻坚把什翼犍原控制的区域一分为二，“自河以西属之（刘）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

独孤部原为匈奴人的一支，因与拓跋部世代相婚，关系很深，是拓跋联盟的重要成员。代亡后，独孤部和铁弗部互相争夺。刘库仁终于击败刘卫辰，“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尽收其众”。这样，在什翼犍之后独孤部成为代北控制区域最大，力量最强的部族。为了寻求庇护，拓跋圭的母亲又带着他由贺兰部来到独孤部，依附刘库仁。

六年后，也就是383年，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淝水一役，苻坚被东晋战败。前秦政权土崩瓦解。臣附于秦的各派势力纷纷举兵反叛。不久，苻坚被羌人姚苌杀死。北部中国重新陷于分裂，出现了不相宾属彼此攻杀的许多割据政权。

①代亡后，什翼犍下落各书记载不一。《晋书·苻坚载记》载其为秦人俘至长安。这里采《魏书·序纪》说。

385年，拓跋圭寄居的独孤部发生内乱。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杀死独孤部的新首领刘眷。两年前，刘库仁因支持苻坚被属下杀害，首领席位由其弟刘眷继承。刘显杀死叔父后统领独孤部。他雄心勃勃，欲称雄代北。刘显把寄居在这里的什翼犍之孙拓跋圭看成是最大的隐患。

在一次公事活动中，十五岁的拓跋圭险遭刘显的暗算。由于暗杀计划被人泄露，拓跋圭及时离去，才保住性命。当夜，拓跋圭在什翼犍旧属的护卫之下逃到贺兰部。

贺兰部活动在拓跋部的北方，原也是什翼犍联盟的成员。代亡后，首领贺讷同刘库仁、刘卫辰一样接受苻坚的封号，臣属于前秦。苻坚的垮台，给贺兰部发展造成机会，贺兰部逐渐成为这一区域势力仅次于独孤部的大部族。

不久，原什翼犍联盟的许多部族首领陆续汇集到贺兰部，很多人是背叛刘显投奔而来的。拓跋圭的舅父贺讷听从他们的劝告，决定支持重建联盟和推举拓跋圭为联盟首领。386年正月，参加联盟的各部落南下，在牛川（今内蒙呼市东南）召开大会，拓跋圭被推立为代王。新建的联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所谓“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这八姓是拓跋邻时形成的拓跋氏和它的七个血缘部族；其次是宗室八姓以外的其他部族，力量比较强的有贺兰部、丘穆陵部等；第三是一些汉人，其中张衮、许谦等人较有影响。拓跋圭即位仪式带有浓厚的氏族贵族民主制的风尚。宗室八姓的其他七族的首领用黑毡蒙头同拓跋圭一起西向拜天。这表明在拓跋圭即位之初，联盟的权力是多元的，代王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拓跋圭仿照汉人改元的习惯，把这一年称做登国元年。重建的联盟设置的机构基本承袭什翼犍时期的体制。比较重要的职务是管理联盟日常事务的四部大人和管理来附的外族人口的南北二部大人。

羽翼渐丰登国元年四月，拓跋圭放弃原来西晋的封号，改称魏王。七月，建都盛乐。

八月，拓跋圭的首领地位遇到严重的挑战。刘显拥立窟咄和拓跋圭争夺王位。窟咄是什翼犍的少子。代亡后，苻坚迁之于长安。淝水战后，长安变乱。窟咄随慕容永东迁，慕容永封窟咄为新兴太守。是时，刘显处境困难。为防备拓跋圭偷袭，他已将部族从善无（山西右玉县）撤到马邑（朔县）。刘显企图抬出窟咄，一举粉碎拓跋圭。

窟咄带领着一部分独孤部人马进犯拓跋魏的南境。窟咄的出现，引起联盟内部骚动。莫那娄族首领莫题送箭给窟咄表示效忠。勿忸于族首领于桓与部人策划活捉拓跋圭以应窟咄。为了最终消灭窟咄，拓跋圭在安定了内部之后，带领联盟各部穿越阴山，迂回到贺兰部那里，避免与来势汹汹的独孤部人马立即交锋。同时他命人去后燕请求救援。

后燕是淝水战后鲜卑慕容部人建立的政权。这时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幽、冀、平三州，其都城设在中山（今定县）。386年，后燕国主慕容垂称帝。在拓跋圭和窟咄的角逐中，慕容垂坚决支持拓跋圭。第一、拓跋圭与慕容垂有亲缘关系（拓跋圭的祖母即是慕容垂的姑母），感情上比较亲近些。第二、窟咄是依附西燕的。西燕国主慕容永是原前燕王的支属。慕容永占据长子后，无意东归，下令诛杀慕容垂弟兄子孙，称帝改元建立政权，与后燕遂为雠仇敌国。

慕容垂派其子慕容麟统帅步骑六千余人援助拓跋圭。由于燕魏的通道已被独孤部封锁，拓跋部得不到救兵的消息。贺讷的弟弟贺染干勾结窟咄，率领一部分族人从北方攻击拓跋部。在南北夹击之下，联盟各部惊骇不定。北部大人叔孙普洛与一部分乌桓人亡奔铁弗部。慕容麟闻讯，急忙派人冒险赶到联盟报信，各部人心才安定下来。

十月，拓跋圭从弩山返师牛川。他和慕容麟分兵合击驻扎在高柳（今阳高）的窟咄。双方在高柳激战，高柳一役改变了拓跋圭的被动局面，窟咄几乎全军覆没。窟咄逃到铁弗部，被刘卫辰杀死。

窟咄的失败造成独孤部内讧，刘显同几个兄弟发生火并。拓跋圭听从谋主张兗的意见，乘独孤部内乱，联合燕军，准备彻底击溃刘显。

登国二年（387）七月，刘显抢走了铁弗部献给慕容垂的大批良马。慕容垂大怒，派慕容楷、慕容麟二支大军进击刘显。独孤部在马邑被燕魏联军打得大败，向南溃散到弥泽，又为重兵包围。刘显丢下部众，西奔慕容永。独孤部部众悉为魏燕所获，各类牲畜数万头也尽归联军。

击破窟咄和刘显，对于拓跋圭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两次战争。首先，这使得新建的联盟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从此，拓跋圭不但在云中站稳了脚根，而且将活动范围向南推进到了雁门、代郡一带。其次，两次战争都虏获大量人口、牲畜和财物。拓跋圭实行按战功分赏战利品的制度，促进了联盟各部畜牧业和奴隶制因素的发展，有效地抵御了联盟组织内部的离心势力。战争加强了维护王权的力量，拓跋圭的个人权力得到了巩固。

从登国三年（388）到登国九年（394），拓跋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好战集团。六年间，它不停顿地向四周各部落进行战争，先后征服或者击溃了阿拉木伦河一带的鲜卑宇文种的库莫奚部、嫩江流域的解如部、漠北的高车诸部、意辛山以北的叱突邻部、纥奚部、西方的柔然、西南的铁弗以及毗邻的贺兰部①等等。这些征服战争为拓跋圭将来进击中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也减少了他的后顾之忧。登国六年（391）打散铁弗部是上述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

刘卫辰被刘库仁击败，一直蛰伏朔方代来城（又名悦跋城）。刘库仁死后，铁弗部力量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士马强盛，“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刘卫辰先后接受西燕和后秦的官爵、封号，又向后燕献马求好。登国六年冬，刘卫辰命其子直子鞮率众八九万由南部攻击拓跋魏。拓跋圭猝不及防，为其所围，身边只有五六千人。他临危不惧，以兵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反败为胜，终于在铁歧山大破直力鞮。直力鞮单骑遁走。拓跋圭乘胜追击，自五原金津南渡黄河，径入代来城，铁弗部奔溃四散。刘卫辰仓皇出走，为部下杀死。拓跋圭籍其珍宝畜产，获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分赏诸部首领。刘卫辰的子弟之中，只有第三子勃勃逃走，其余宗党五千余人皆被拓跋圭擒拿诛杀。这一战后，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带也置于拓跋魏的控制之下。拓跋联盟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畜牧业。受汉人影响，登国元年拓跋珪开始在盛乐息众课农。登国九年（394），他命令拓跋仪带领一部分部众从五原到稒杨塞外进行农业生产。

①贺兰部于登国四年背叛联盟。次年贺讷请降，拓跋圭徙贺讷及诸弟于东界。魏燕交恶随着拓跋部的迅速强大，魏和后燕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并日益扩大。

登国十年（395），双方矛盾激化，终以兵戎相见。

魏燕冲突大约始于登国六年（391）。慕容垂曾多次投入兵力援救拓跋圭。后燕的援军确实对魏的帮助极大，但援魏战争也给后燕自身带来巨大的好处。击败刘显，慕容麟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虏获物，还强徙八千余落于燕都中山。慕容垂以征服者的资格立刘显弟刘可泥为乌桓王统领独孤部余众。以后后燕不请自到，多次介入拓跋魏对四周部落的战争。这些行动引起了拓跋圭与日俱增的反感。登国六年六月，慕容麟在赤城打败贺兰部，擒获贺讷，降其部众数万。拓跋圭引兵救授贺讷，燕魏战争一触即发。慕容垂考虑到战马来源于代北，不愿马上同拓跋圭闹翻，遂归还贺讷部众。慕容垂扣留出使中山的拓跋圭之弟拓跋觚为人质，向魏索求战马，遭到拒绝，魏、燕绝交。拓跋圭转而遣使通好于慕容永。

登国六年的魏燕绝交尚未导致双方的战争。原因是各自的后方都不安定。当时后燕还有两个宿敌未灭，一是翟魏，一是西燕。翟魏是丁零人在黄河南岸滑台建立的政权，它以河为固，“反复三国（东晋、后燕，西燕）之间”，经常骚扰进攻后燕的南部边疆。392年慕容垂分兵二路渡过黄河，灭掉翟魏。之后，慕容垂立即调集兵力准备进击西燕。393年十一月，慕容垂三路大军集中在太行山东麓，破台壁，取晋阳，围长子，势若击卵。次年五月，长子城陷，杀慕容永，亡西燕。至此，西燕所统的上党八郡和翟魏控制的东平四郡尽归于后燕。与此同时，拓跋圭也在全力巩固后方。393年三月，魏军西渡苦水，大破侯吕邻部。七月，南攻收容铁弗勃勃的薛干部。次年十月，拓跋圭命人逐杀从云中西走的柔然部落。这些西部柔然是前几年被强徙到云中来的。被逐杀的柔然人只有万余人逃到漠北。拓跋魏成为塞北唯一强大的势力。

登国十年（395）五月，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伐魏主帅，命慕容农、慕容麟率众八万为主力，自五原郡袭击拓跋圭。慕容德、慕容绍各将步骑一万八千余众殿后。后燕将士自恃势众力强，非常骄横轻敌。拓跋圭听从张衮的意见，悉徙部落畜产西渡黄河，避开敌军的锋芒。后燕军队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五原，将在这一带垦荒植田的拓跋别部三万余家俘获。燕军到达黄河岸边，建造船只准备渡水。隔岸相望的拓跋圭沿河构筑了许多台告津，重兵把守，警惕防卫。他一面派人去后秦姚兴那里寻求救兵，一面调兵遣将。命令拓跋虔率骑五万东去，绝断燕军左路；又令拓跋仪率骑五万屯守朔方，以承燕军后路；拓跋遵率骑七万堵截燕军南去的归路。

九月，燕军的渡船造好，慕容宝率军渡河。船至中游，忽然暴风骤起，燕军船队大乱。数十只船被风吹到对岸，为魏军所俘。燕军渡河不成，反而损失三百余人。这时，阵中又传出了慕容垂病死的消息，燕军人心浮动。原来慕容宝发兵之时，慕容垂身染重疴。拓跋圭切断了去中山的道路，传递消息的后燕使者尽数为魏军抓获，慕容宝已好久不知其父病情。拓跋圭强迫燕使喊叫慕容垂已死的消息，慕容宝信以为真。他与慕容麟因争夺皇位，互相猜忌，无心恋战。冬十月，慕容宝下令烧船撤军。拓跋圭乘黄河封冻，引兵济河，抛下辎重，选取精锐二万余骑穷追不舍。

十一月间，燕军行至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营于陂东。魏军晨夜兼行，暮至陂西。拓跋圭连夜部分诸将，掩袭燕营。燕军忽遭惊扰，大乱。人马相腾蹑，压溺而死的有近万人。埋伏在附近的拓跋遵闻讯赶来在前阻截。前后夹攻，燕军胆丧，四五万人全部放下武器，敛手就擒。随慕容宝等人突围出去的燕军不过几千人。拓跋圭听信部将王建的主张只从燕军中选挑了一些有才能的汉人如贾闰、晁崇等，其余的俘虏尽数坑杀。参合陂一仗，改变了燕魏力量对比。燕军精锐损失大半。魏军获得“兵甲粮货以巨万计”。但是拓跋圭滥杀降俘的严重失策给他以后进取中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十二月，慕容宝回到中山，耻于参合陂之败，请求父亲再度发兵击魏。

慕容垂命令慕容隆的平州龙城兵和慕容盛的蓟州兵会集中山，期以明年雪耻复仇。次年正月，精锐的龙城兵开入中山，燕人士气大振。蓟州兵也陆续会齐。三月，慕容垂命慕容德留守中山，带病亲率大军，秘密出发。经天门，逾恒岭，凿山通路，出魏不意直指云中。时拓跋圭东巡善无北陂，平城守城拓跋虔麻痹大意，素无设防。燕军先锋猝至，拓跋虔仓促应战，败死。燕人陷平城，尽收守城部落三万余家。拓跋圭震动，一时不知所适。慕容垂大军进师平城，路过参合陂，见路边积骸如山，将士皆恸哭号啕，声震山谷。慕容垂惭愤呕血，由是发疾。燕军驻在平城西北三十里，不能行动。慕容垂病势日益沉重，被迫退师中山。四月，燕军至上谷沮阳（今河北怀来），慕容垂病死。慕容宝即位。

据有中原燕军退师后，拓跋圭旋即光复平城。得知燕国易主，他决计进击中原。

六月，拓跋圭派王建取广宁，杀太守独孤部首领刘可泥，徙其部落于平城。同月，魏军取燕郡上谷。七月，拓跋圭改元皇始。八月，他以李栗将骑五万为前驱，亲勒四十余万大军南出马邑，逾于句注，进军并州。别遣将军封真等从东道出军都，袭燕幽州。燕并州刺史慕容农战败后逃回中山，并州遂为魏有。十月，魏军出井陉，至真定，拔常山。一时魏军气盛，所向披靡。后燕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自常山以东皆附于魏。中原地区只有中山、邺、信都三座孤城还在后燕手中。

十一月，拓跋圭命拓跋仪攻邺，王建、李栗攻信都，并亲自引骑围中山。守中山城的是后燕名将慕容隆。他坚守不出，拓跋圭急攻则伤士，久守又费粮，几十万大军顿于坚城之下，无可奈何。在这一段时间里，各个战场的魏军战况不佳。袭幽州的军队攻蓟城不胜已退守渔阳。王建等攻信都六十余日未下，伤亡惨重。围攻邺城的魏军反而被慕容德击破。魏军苦战不胜，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拓跋魏内部不够稳定。南下的魏军有很多是新被拓跋部征服的部族，他们对为拓跋魏作战，不感兴趣，有的尚存贰心。如别部大人没根阵中反水，带领亲兵数万降燕，又夜袭魏营直至中帐，连拓跋圭本人也几乎被他杀死。不久，没根兄子丑提又率所部族众还云中作乱。柏肆之役，拓跋圭一度失利，魏境流言四起，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尼物，纥奚部帅比根等聚部阴馆造反。另外联盟内部也不甚协调。邺城之败是主将拓跋仪与贺兰部帅贺赖卢内讧酿成。拓跋圭族弟拓跋顺留守云中，闻魏军败讯，欲自立为主。内部斗争牵制了拓跋圭的很多精力和兵力。

第二，后燕的军队虽然减少太半又屡遭重创，但仍然保存了一定的实力。慕容宝据守中山，栢肆一役尚可调发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慕容宝又以珍宝宫人招募郡县，扩充新军，仅中山一地就募兵万余人。特别是幽州兵，平州龙城兵，兵精甲坚，没有受过重大的打击。

第三，参合陂诛杀降卒引起了后燕地区人民，尤其是鲜卑慕容部人对拓跋魏的极端仇恨。魏兵每到一地，燕民深沟高垒，清野对抗。被围之城，将士泣血踊跃，奋战不降。慕容宝弃中山而走，“中山城内无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结盟，人自为战”。拓跋圭临城劝降，得到的回答是：“恐复如参合之众，故苟延旬月之命耳。”

挫折教训了拓跋圭，迫使他修正错误的政策，从而逐步扭转了困局。首先，他深悔参合之诛，极力抚慰新附。他黜免一些杀戮过多的首领，“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下令魏军上下“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其次，他大量收纳和启用汉族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参与军政要务，以适应中原地区的新形势。史言他“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比较突出的是，他任用了北方著名的士族领袖崔宏。崔宏与张衮对掌机要，创立制度。崔逞为尚书，录三十六曹。屈遵为中书令，出纳号令，兼总文诰。在这些汉族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帮助下，拓跋魏加快了由联盟向国家的转变步伐。它制定了能够与先进的封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政策，其中包括保留了中原地区原有的租税赋役制度。不久，魏军感染时疫，粮草又供应不足，饥疫并臻，人马牛多死。联盟的许多首领咸言北归。拓跋圭表示：“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这些人不敢复言归事。这说明随着政策的变化，他个人的权力进一步强化，联盟内的离心力量相应减弱，对于统治中原地区他已充满了信心。第三，拓跋圭改变战略布局，重新配备了兵力。皇始二年（397）正月下旬，他撤军中山，集中力量先取信都。拓跋圭自攻信都，只三日，燕守将慕容凤支持不住，弃城奔走，信都遂降。

拓跋圭取信都后，旋即回师中山。在曲阳柏肆，魏军被后燕夜袭大营，吃了一亏。但很快拓跋圭便镇定下来，在营外鸣鼓收兵，选择时机纵骑冲击，反败为胜。第二天，慕容宝丢弃大军奔还中山。当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燕军被风雪冻死者相枕于路。拓跋圭俘获大批燕军将士，收得兵器数十万件。三月，慕容宝向魏求和，请以常山以西属魏，中山以东归燕，并答应送还拓跋觚。不久慕容宝悔约，拓跋圭重新用大兵包围中山城。

后燕统治集团矛盾重重，突出的问题是兄弟争位。慕容麟拥有重兵为慕容宝所嫉。慕容麟素轻慕容宝昏庸无能，时欲取而代之。魏军围城的当夜，慕容麟图谋杀兄自立，事发，出奔西山。慕容宝害怕他先据龙城，遂带着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弃城北走。魏军追至范阳，不及而还。中山城内拥立慕容详为主，仍扼守不降。拓跋圭把拓跋仪从邺城前线调来负责粮运，继续围城。不久，慕容麟返回中山，杀慕容详自立。九月，中山城粮绝。慕容麟率三万人去新市找粮，与拓跋圭在义台坞会战，魏军大获全胜，斩杀九千余人。慕容麟单骑逃至邺城，被慕容德杀死。中山城无主，守将张骧、李沈等献城投降，随之而降的各级官吏士卒二万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较量，拓跋圭终于攻占了燕都中山城。守邺的慕容德得知中山失陷，次年正月弃邺，南下滑台阻河拒守。这样，原属后燕的黄河以北的广大的关东地区遂归魏有。由联盟转变成国家拓跋联盟进入汉族长期聚居的中原地区，受到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强烈冲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急剧的变化。天兴元年（398），二十八岁的拓跋圭最终完成了拓跋国家的建立。

平定中原后，拓跋圭下令“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拓跋氏族部落组织的解体在什翼犍死后已经开始，拓跋圭重建联盟也曾“散诸部落”，但大规模地瓦解部落组织，用地域性的国家组织代替血缘关系，还是在平燕以后。拓跋圭强迫部落大人和普通的氏族成员脱离统领关系，要求原来的“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兰部首领贺讷是拓跋圭的舅父，这次也被解除了对部众的统领权力。

拓跋圭建立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拓跋圭模仿汉族统治者的传统形式建立了一整套政权机构。天兴元年六月，拓跋圭议定国号为“魏”，历史上称之为北魏。七月，从盛乐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又命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宏）总而裁之。”十二月，他正式称帝，改元。在此之前，他还设置了刺史、太守、令长等外职官员。并在中原地区设立了八个军府，在北方边境设立了镇戍，区分了中军和外军，当时北魏“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

第三，“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根据中原和代北的不同特点，拓跋圭规定了相应的租税赋役制度。天兴元年正月，他重申维持旧燕旧土的租赋制度。在平城及其周围设置八部帅，其职责是对分土定居的氏族成员“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同年，拓跋圭从中原地区迁徙大量被征服的人口到京城，“诏给内徙新民耕田，计口授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代北地区有了发展，国家按比例对定居从事农业劳动的国人和徙民考课，为北魏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保障。

拓跋圭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奴隶制特点，但决定其社会性质的因素基本上是属于封建制的，只不过尚未成熟而已。

北魏政权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地位比较稳定的，统治时期比较长的封建王朝。它最终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长期混战、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北部中国。它促进了各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使南北政权的对立逐步丧失了民族矛盾的色彩，为以后全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拓跋圭所建立的封建国家还是很不健全的，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和过渡性。南朝人称北魏政权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魏书·礼志》也承认“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这种浓重的氏族残余，首先表现在官制上。部落联盟时期，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诸部大人议事。诸部大人议事有个常设机构负责处理联盟的日常事务，它最早叫做四部大人。拓跋圭建国后，这个机构被扩大为八部大夫，并比附汉人官制“以拟八座”。他们执掌朝柄，权极重。天兴二年（399），拓跋圭“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管理诸方杂人的机构”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北魏的刺史、太守、令长皆置三人，“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这种多元政体都是军事民主制度在国家机构中的遗留。另外氏族残余还表现在兵制上。北魏初期的兵带有部落兵的特征，一道离散部落的命令很难割断血缘的纽带，将领和士兵之间不仅是统属关系，而且有亲缘关系。部落首领在军队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影响。

上述特点使得旧部落贵族在北魏初期的国家政权中保持着重要的势力。

这种势力是拓跋圭强化皇权的严重障碍。因而，拓跋圭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关系相当紧张。但另一方面，拓跋圭的建国是通过对周围各族和中原汉族的征服战争实现的。在压迫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上，拓跋鲜卑上层分子之间态度完全一致。因而，部落贵族们又是拓跋圭对外开疆拓地，对内实行统治的中坚。这使得拓跋圭陷于极度的矛盾之中。

同时，拓跋圭还有一个矛盾不能解决，这就是如何对待汉族地主阶级的问题。野蛮落后的拓跋族统治者对于封建的典章文物制度毫无所知，如果不依靠富于政治统治经验的汉族地主阶级上层人物的帮助，拓跋圭既不能建立和完善他的国家，更不能在中原地区长治长安。但当时拓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上层分子合流伊始，猜忌心理和敌对情绪尚未完全排除。拓跋圭在任用汉族士人的时候，常常表现出疑虑和戒备。

创立强大的北魏帝国，完成拓跋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这是拓跋圭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此后，他越来越为无法解脱的矛盾所缠绕，显得步履艰难了。

举步维艰的暮年生涯天兴二年（399）正月，拓跋圭分命诸将北袭高车。拓跋仪率三军从东道出长川。乐真率七军从西道出牛川，拓跋圭本人亲率大军从中道自駮髯河向西北。二月，三路大军会同，大破高车三十余部，获取了大批牲畜、人口。七月，拓跋圭与一大批汉族官僚发生冲突。起因是拓跋圭认为东晋雍州刺史郗恢的来信对他不恭，命令张兗、崔逞写信侮辱东晋皇帝，而张、崔二人没有完全遂从他的意愿。恰巧这年，拓跋圭委任的汉族官吏中山太守仇儒、清河太守傅世聚众反魏，张兗荐举的河间太守卢溥接受龙城后燕残余政权的爵命，占据渔阳数郡，攻杀了魏幽州刺史封沓干。崔逞留在冀州的妻子和四个儿子也南奔慕容德去了。这些事大大激怒了拓跋圭，加上崔逞平素对他态度侮慢，于是便下令诛杀崔逞，废黜张兗、封懿等人。

但不久，拓跋圭发现给他造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汉族官僚，而是那些拥有重兵、执掌权柄的部落贵族。

天兴三年（400），拓跋圭接受一个叫公孙表的人上的韩非书，开始加强君权，以法制统御臣下。拓跋圭借口将军李栗对他舒放下肃，咳唾任情，下令处死。诛杀李栗，举朝震动。拓跋圭趁势下诏警告“不义而求非望者”，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第二天，他又下诏诫告群臣不许贪名争位。但不久仍然发生了拓跋仪勾结穆崇谋杀他的政变活动。拓跋仪是拓跋圭的同祖弟。立穆陵部首领穆崇是早年护卫拓跋圭逃离独孤部的旧属。二人追随拓跋圭东征西讨，屡立大功。中山平，拓跋仪以丞相入辅。他们合谋在皇宫周围埋伏武士伺机杀掉拓跋圭，以夺取皇位。阴谋被人告发，拓跋圭考虑两人持有军权，党羽甚重，如予追究，牵引太多，不好收场。而这时西部战事已起，用人之际，不宜大兴杀戮，所以暂时没有惩办他们。

拓跋圭消灭刘卫辰时，刘卫辰的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不久，勃勃又转依没弈干。西秦国主姚兴封他为安远将军，使其助没弈干镇高平。并把义城、朔方杂夷及铁弗余众三万人归其统领。铁弗勃勃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北魏西部边害。天兴四年（401）十二月，拓跋圭派拓跋遵、和跋率领五万军队袭击高平。次年正月，没弈干放弃高平与勃勃跑到上邦。魏军很快占领高平，将其民徙往平城。同时，拓跋圭派遣的由和突统帅的另一支军队也击溃了黜弗、素古延等部。黜弗等都是西秦的附庸，由是秦、魏两国交恶。拓跋圭命令邻秦的并州诸郡在乾壁积谷，防备西秦的进犯。五月，西秦国主姚兴命令姚平、狄伯支等人率步骑四万人攻击北魏，姚兴统兵殿后。经过二个月的战斗，秦军占领乾壁。拓跋圭闻讯，命拓跋顺等人为前锋，亲自带领大军赶来救授。很快，魏军在柴壁将攻魏的秦军团团围住。不久，拓跋圭分兵在蒙坑将救援的秦军击溃。柴壁的秦军粮竭矢尽，突围不成，统帅姚平赴水而死。于是，二万秦军敛手就擒。姚兴遣使求和，拓跋圭不许，乘胜进攻蒲陂。因为遇到与秦交好的柔然前来骚扰，拓跋圭才怏怏撤兵而去。柴壁之战是北魏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战争。

天兴六年（403），北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重新激化。拓跋圭削除了曾在柏肆之役图谋自立的拓跋顺的职务。同年，他以“好修虚誉”的罪名处死将军和跋，并诛灭他的全家。次年，拓跋圭设立候官，以刺探臣下的活动。天赐四年（407），他以“醉乱失礼”的名目斩杀战功赫赫的拓跋遵。借助候官的告发，他又捕杀了将军庾岳。宿有积怨的莫题也被拓跋圭嘲弄后族灭。天赐年间，拓跋圭与部落贵族的争杀白炽化。恐惧、不安和过度的紧张使得拓跋圭精神变态。他常常几夜不睡，几天不吃，自言自语。他迷信道士，喜食道士为其煮炼的仙丹。药物中毒更使他性情躁扰，忿怒无常。他认为所有的臣子都不可相信，找一个借口就将怀疑的对象杀掉。他猜疑心重，发现这个人脸色紧张，那个人呼吸不对；这个人走路姿势异常，那个人言语对答失措，便亲手砍死，然后将尸体陈列在宫殿的前面示众。拓跋圭的反常行为引起朝内人心惶惶，许多并无野心的官吏害怕被杀，也不敢接近他。拓跋圭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

天赐六年（409），在穆崇死后感到势单力孤的拓跋仪单骑逃遁。拓跋圭命人追捕，很快将这个夺位的劲敌消灭。之后，拓跋圭又借口这年“天文多变”，准备杀死与拓跋仪有牵连的诸王子弟三十余人。

这一年十月的一天，拓跋圭准备将妃子贺氏处死。贺氏秘密通信给儿子拓跋绍，要他来救。深夜，拓跋绍带领着私人卫队，由宦官引路跳越宫墙闯入拓跋圭的卧室。睡梦中的拓跋圭惊醒，没有找到自卫的武器，便被儿子拓跋绍乱刀砍死。拓跋圭终年只有三十九岁。

第二节 拓跋焘

拓跋焘（408—452），字佛貍，代（今山西外长城以南大同、左云一带）人，北魏皇帝，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史称魏太武帝。在拓跋焘统治期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拓跋焘生于魏道武帝天赐五年（408），为太宗明元皇帝长子。母杜氏，魏郡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人，太宗即位，封贵嫔，泰常五年（420）卒。泰常七年（422）四月，拓跋焘受封为泰平王，是年，因明元帝长期服用寒食散染疾，难理朝事，拓跋焘遂以皇太子身份临朝听政，成为摄政王。明年，太宗病故，十一月，拓跋焘正式即位称帝。

其时，北魏王朝经拓跋圭、嗣父子两代的经营，统一大漠，东破库莫奚，西败高车，大胜后燕慕容氏，尽取黄河以北山西、河北之地，隔河与南朝刘宋政权相峙。处于上升阶段的拓跋氏正雄心勃勃，力图统一北方，进击南朝。然而整个北方地区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赫连夏称雄关中，匈奴别种卢水胡建立的北凉盘踞河西，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割占陇右，辽东则有冯跋建立的后燕，北方的柔然更是不断犯界侵扰，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强硬的对手。同时，南方的刘宋政权亦虎视眈眈，公元424年，刘义隆即位，是为宋文帝。他一面改革内政，整顿吏治，督课农桑，在南方出现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小康局面，史称“元嘉之治”。一面积极筹划北伐，力图收复武帝刘裕北伐时所丢失的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河南之地，形成对北魏王朝的又一个威胁。因此，拓跋焘即位后，戎车屡动，频频征讨，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北伐柔然，西征大夏拓跋焘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柔然。柔然，《魏书》称蠕蠕，是鲜卑族的一个分支，约在五世纪初，建立起一个东起外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南到大沙漠，北包贝加尔湖的强大游牧国家，成为拓跋族在北方的一个劲敌。北魏建立之初，柔然便不断侵扰，蠕蠕犯塞”的记载史不绝书。始光元年（424），拓跋焘即位不久，柔然汉纥升盖可汗大檀就率领六万骑兵攻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掠吏民，抢劫财物，攻陷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故都。拓跋焘率轻骑讨之，亦陷入重围，全赖殊死拼战，才使柔然兵退。柔然的侵扰牵制了北魏力量，使其无力进一步征服其他割据政权，更无力南进，与刘宋王朝争强。拓跋焘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如果不先征服柔然，就会腹背受敌，陷于困境。他不顾太后和众多大臣的反对，在崔浩等支持下，决定北征柔然。

始光元年（424）九月，拓跋焘大集士卒，治兵于东郊，准备北征。十二月，拓跋焘亲征，以平阳王长孙翰率军出参合（今内蒙古凉城东北），自领一军进屯柞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与阿伏干率领的柔然骑兵相遇，斩首数千，获马万余匹，大胜而归。明年十月，拓跋焘再次治兵于西郊，大举北伐，东西五道并进，大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带十五日粮越大沙漠进攻，柔然可汗大檀惊慌失措，率众北遁。这两次北伐虽然并没有使柔然受到致命打击，但使得柔然对北魏的侵扰有所缓和。

始光二年（425），夏主赫连勃勃死，子昌继位。先是，赫连勃勃立太子赫连璝，后欲废璝而立幼子酒泉公赫连伦，璝于是攻杀伦，三子太原公昌又率兵攻杀璝，勃勃即以昌为太子，及勃勃死，昌遂得继位。拓跋焘闻知勃勃诸子相攻，关中大乱，遂乘机西伐。始光三年（426）九月，以司空奚斤领一军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东），宋兵将军周几领一军袭陕城（今河南陕县西），进逼关中重镇长安。十月，亲领大军奔袭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行至君子津（今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北九十公里黄河处），天气暴寒，河水冰冻，拓跋焘遂帅轻骑二万从冰上渡河，兵至黑水（今陕西横山西北长城外无定河北岸的支流淖泥河），离统万城仅三十余里，正是冬至日，赫连昌在宫中大宴群臣，突闻消息，上下惊恐。赫连昌匆促领兵迎战，大败而退，城门未及关闭，魏军乘势攻入西门。赫连昌退入宫内，紧闭大门，拓跋焘见一时难以攻下，遂于第二天分兵四掠，获牛马十余万头，徙民户万余家而归。与此同时，另两路魏军亦先后占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蒲坂、长安。

始光四年（427）春，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领兵二万向长安，力图夺回这一关中重镇，魏兵固守，双方相持于长安城郊。拓跋焘闻报后，遂伐木阴山，大造攻城器具，准备再度伐夏。五月，分部诸将，以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等领骑兵三万为前都，常山王拓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等领步兵三万为后援，南阳王优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等领步兵三万部送攻具，将军贺多罗领精骑三千为前候。大军到拔邻山（在黑水东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魏军舍弃辎重，拓跋焘领轻骑三万奔袭，至于黑水，魏军在周围山谷分兵设伏，拓跋焘领一军直趋统万城。赫连昌本欲坚守，待在关中的赫连定回师援救，然赫连定正与长安魏军胶着不下，拓跋焘又故意示之以弱，令士兵采集野菜为食。于是，赫连昌引步骑三万出城迎战，魏军伪退，夏兵鼓噪追击，魏军突然反击，夏兵不及防备，大溃而奔，魏军乘胜攻入统万城内，赫连昌逃奔上邦（今甘肃天水），长孙翰领军追至高平（今宁夏固原），不及而还。正在长安城外的赫连定闻统万已破，军心大乱，亦收众退奔上邽。明年二月，平北将军尉眷领兵攻占上邽，赫连昌退保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不久，被魏兵所擒。赫连定收拾余众，保据平凉，即皇帝位。

当拓跋焘大举攻夏之际，柔然见魏军方有事于西方，又屡屡侵扰边界，神麔元年（428），柔然骑兵万余攻入塞内，大掠边民而走。因此，拓跋焘决定再行北伐柔然。神麔二年（429）四月，拓跋焘治兵于南郊，分军遣将，平阳王长孙翰领军自西道向大娥山，拓跋焘领军自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同会于柔然可汗庭（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五月，东道魏军到达漠南，舍弃辎重，轻骑奔袭。兵至粟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部之翁金河），柔然可汗大檀闻听北魏大军来到，不及设备，只得携其家族，焚毁屋舍西遁，部落四散，畜产布野，无人收视。大檀弟匹黎先闻有魏军来攻，帅众欲来救援，恰遇西道魏军到达，被魏军击溃。拓跋焘率魏军沿粟水西行，六月，到达离平城三千七百余里的菟园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之推河），魏军分兵搜讨，东至瀚海（今蒙古高原东北境），西至张掖水（今纳林河），北越燕然山（今杭爱山），原来受柔然控制的高车诸部也趁机摆脱柔然，先后归附北魏者有三十余万落之多，所获牛马百余万匹。七月，拓跋焘引兵东还，回到漠南，闻东部高车屯驻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人畜甚众，遂遣左仆射安原等领骑兵往攻之，招降东部高车数十万落，将他们劫往漠南北魏控制地区。十月，魏军凯旋回到平城。

柔然的强盛，本来是靠高车部落的依附，一旦高车挣脱统治，柔然汗国的势力，便骤然削弱，可汗大檀以部落衰弱，恚恨发病而死。此后，拓跋焘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和十年（449）又两次亲征，击败柔然，使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消除了北部边境的威胁。

击败柔然后，拓跋焘整顿了北边的镇戍。北魏在北部边境设置镇戍，起于道武帝拓跋圭时，其时，拓跋族正步入中原，为免除柔然入侵带来的后顾之忧，在边境地区设置镇戍，配备镇兵御边。明元帝拓跋嗣时，又进一步增设镇戍，在西起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东至赤城（今河北赤城），绵延二千多里的边境上筑长城，配置镇戍。拓跋焘在征服柔然后，对北边镇戍加以完善，使之制度化，西暨五原、东至濡源（今河北东北部滦河），三千多里的边境上，分设六镇，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居之，各镇设置府司，增置吏员。不久，又诏令数有战功，兼悉北境地形的来大千巡抚六镇，经略布置。这样，就使原来仅仅为了御边而设置的镇戍成为边境一级地方政权，兼理军民政务。此后，这一套镇戍制度便相沿传至北魏末，直到六镇起义后，才改镇为州。

南抗刘宋，西灭赫连夏神麔三年（430），刘宋北伐，欲收复河南失地，右将军到彦之率兵五万自清水（今济水）入河，溯流西行；骁骑将军段宏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豫州刺史刘德武领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七月，到彦之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须城镇西北），拓跋焘以河南四镇戍兵人少，命各镇悉收众北渡，于是，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古洛阳城西北角）、虎牢、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四镇尽落于宋军之手。宋军进屯灵昌津（今河南延津西北），列守南岸，司、兖二州都在宋军控制之下。

八月，拓跋焘遣冠军将军安颉督领诸军，击到彦之，彦之令神将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今河南孟县西南），与颉战，宋兵大败，死者甚众。十月，安颉自委粟津（今山东范县东）渡黄河，攻金墉，宋军守将杜骥弃城南走；安颉连下金墉、洛阳。于是，魏诸军俱会于七女津（今山东东平西北岸），准备渡河，到彦之为阻止魏兵渡河，遣裨将王蟠龙溯流夺船，被魏军斩首。安颉率兵再攻虎牢，宋军守将尹冲和荥阳太守崔模投降。到彦之闻讯后，弃滑台奔退，焚舟弃甲，步趋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文帝派檀道济前往援救，已经来不及了。神四年（公元431年）二月，魏军攻取滑台，檀道济转战至历城（今山东济南西），被魏军焚毁粮草，宋兵乏粮，只得退师，刘宋的北伐，终以失败告结。

当宋兵攻魏之对，据守平凉的赫连定亦乘势而出，遣使刘宋，相约合兵灭魂，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在崔浩的建议下，拓跋焘领兵攻平凉，先招降赫连昌，未下，拓跋焘遂令安西将军古弼领兵趣安定（今甘肃泾川北）。赫连定正领兵出安定，欲救平凉，被古弼所领魏军战败，遂亡走鹑觚原（今甘肃灵台东北）。魏军围之，断其水道，夏兵饥渴难忍，只得突围，魏军乘势击之，夏兵大溃。赫连定亦受重伤，单骑脱走，收余部西保上邽，安定。平凉相继为魏占领。明年六月，赫连定在攻打北凉途中，遭吐谷浑袭击而被俘，送至平城斩首。赫连夏立国二十五年而亡。

消灭北燕、北凉延和元年（432）夏，拓跋焘治兵于南郊，谋攻北燕。前年，北燕主冯跋死，其弟冯弘，尽杀跋诸子，自立为燕天王，国内动乱，于是魏军乘机伐之。七月，拓跋焘率军至濡水（今滦河），令安东将军奚斤征幽州民及密云（今北京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相会于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冯弘闻魏军至，婴城固守，石城（今辽宁建昌西）太守李崇等降魏。八月，冯弘遣军出战，被魏军击败，营丘（今辽宁锦县）、带方（今辽宁盖县西南）、玄菟（今辽宁沈阳东）等六郡皆降。拓跋焘见和龙城一时难以攻克，遂于九月间徙六郡民三万余户而归。此后，魏军又连续出兵伐燕，冯弘数度求和遭到拒绝，太延二年（436），拓跋焘又以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领精骑一万攻燕，冯弘见情形急迫，亡走高丽，魏兵占领和龙，至此，北燕立国二十八年而亡。

北燕亡后，北方割据政权仅剩下河西地区的北凉了，太延五年（439）五月，拓跋焘治兵于西郊，准备西征，七月，拓跋焘率大军从云中渡黄河，到达上郡属国城（今陕西榆林北），留辎重，部分诸军，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刘洁领一军，常山王素领一军，二道并进为前锋；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八月，魏军到达姑臧（今甘肃武威），沮渠牧犍力图一战，遣弟董来领兵万人拒战于城南，然凉军望风而溃，魏军迅速包围姑臧城，牧犍兄子祖、万年等先后出城降魏，牧犍虽曾一度想求救于柔然，然见大势已去，难以久持，九月，帅其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出城投降。这样，黄河流域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灭亡，西晋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北方地区重新统一。十月，魏军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是岁，西域鄯善、龟兹、疏勒、焉耆等国并遣使朝贡，北魏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从太延元年（435）起，拓跋焘多次遣使者出使西域，有效地行使了统治。

推行封建化措施拓跋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随着黄河流域的重新统一，自拓跋圭时就已开始的封建化进程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飞跃。

拓跋族封建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汉族士人相结合，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思想、经验和政治制度。早在拓跋圭统治时，就十分注意收罗汉族士人，凡有士大夫求见者，无论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凡有才能者，咸蒙叙用。太平登国十年（395），拓跋圭大破后燕军，于俘虏中耀拔了汉族士人贾彝、贾闰、晁崇等，参议政事，开始了与汉族士人的合作。拓跋焘统治时，将这种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通过兼并战争，将各个割据政权中有才识的汉族士人搜罗一空。始光四年（426），魏军攻克夏都统万，拓跋焘便将在赫连昌政权中任职的汉族士人毛修之、赵逸、胡方回、张渊、徐辨等人请入北魏政府任职。太延五年（439）平凉之后，更是将凉州境内著名的儒家学者搜罗一空，皆礼而用之。另一方面，又频频下诏州郡，礼请各地著名的汉族士人入仕北魏，仅神四年（431）一次就征请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数百名汉族士人，根据才能学识，分别委用，勃海高允晚年写有《高士颂》一文，颂扬了拓跋焘对汉族士人的重用，描绘了当时北魏政府中“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的盛况。

拓跋焘统治时期大批汉族士人入仕北魏政权，标志着从拓跋圭时开始的拓跋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基本完成，从而意味着拓跋族的封建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上，拓跋焘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

秦汉以来，举凡是有所作为的汉族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吏治，因为吏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危及社会的治乱，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的统治经验，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着力整顿吏治。

北魏初，百官无俸禄制度，各级官吏侵夺公私财物的现象十分严重。地方官吏求欲无厌，截没官物入于私囊；武将盗没军资，纵兵掠抢。官吏的贪婪聚敛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之一，拓跋焘对此采取了严厉措施。一方面多次下诏令严厉制止官吏的贪残行为，并规定百姓可以告发地方官吏不守法者，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检举督察；另一方面通过巡行察访了解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处之以法。征西将军皮豹子侵没官财，被免职流徙统万；镇西将军王斤任意调发，民不堪受，拓跋焘调查确实后，处以斩刑；大臣丘堆借口军粮缺乏，纵兵掠夺，亦被斩首。始光四年（427），拓跋焘巡行中山（今河北内长城以南，保定以西，唐县以东和滹沱河以北地区）时，一次就罢免地方官有贪污劣迹者十数人。由于处置严厉，大臣犯法，无所宽假，因此，拓跋焘统治时期不少官吏勤于政事，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北魏初，虽也有律令，但十分原始，带有奴隶制法律的残酷性。拓跋圭时，随着拓跋族步入中原，开始吸取汉族封建律令。拓跋焘继位后，进一步修订律令，征用汉族士人崔浩、游雅、高允等先后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汉族律令条文，使之更适合汉族情况。

鼓励进谏。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手握太阿，生杀任性，至高无上，一切听凭皇帝个人意志处理，臣下只能唯命是从，顺旨照办。但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皇帝，能兼听纳谏，拓跋焘在这方面也较为注意。如尚书令古弼秦请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贫民无田，可缩减宫廷苑囿土地以赐民，正逢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在下棋，显出不愿听古弼陈奏的样子。于是，古弼就上去抓住刘树的头，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用手揪刘树的耳朵，用拳头捶刘树的背，骂道：“朝廷不治，就是你的罪！”拓跋焘一看此种情景，马上放下棋子对古弼说：“不听奏事，实在是我的错。”并同意将苑囿占用土地的一半分给贫民。拓跋焘的纳谏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唐太宗，但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也可算是佼佼者了。

从上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拓跋焘在统治手段和制度上都较多地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做法，从而标志着拓跋族封建化在政治上的加深。

经济上，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劝课农桑，崇尚节俭。

拓跋族原是草原游牧部落，对农业生产方式较为陌生，入主中原后，面临的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而历代汉族政权也都是把劝课农桑作为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拓跋族完成对北方的统一，也越来越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拓跋焘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劝课农桑。一方面沿用魏晋以来的封建赋税制度户调式，凡有征发，由县宰召集乡邑三长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另一方面又沿用历代汉族政权的做法，将劝课农桑作为衡量地方牧守政绩的主要标准，由刺史明考优劣，以确定官吏的升降臧否，对那些烦扰百姓，妄加征发，损害了农业生产的官吏轻者罢免，重者给以法律处分。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政府中出现了不少勤于职守的地方官吏，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逐步得到了恢复。

崇尚节俭。拓跋焘在生活上是比较节制的，衣食车马，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不仅自己如此，对后宫嫔妃也要求如此。当群臣建议大修平城宫室时，拓跋焘明确表示：财者军国之本，不应轻费，国家兴衰在德不在城，拒绝了大臣们的建议。由于统治阶级崇尚节俭，使老百姓的赋役负担相应减轻，也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思想上，拓跋焘也象汉族封建政权一样，倡导儒学，崇尚文教。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通过尊奉儒学，崇尚文教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北魏初，忙于征战，对此是很不注意的，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开始把崇尚文教作为其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焘发布宣文教令，认为此前因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规定自王公至于卿土，其子息皆得诣太学受学。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兴办学校，选拔儒家学者讲学，如敦煌学者索敞，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专门从事贵族子弟的教育，笃勤训授十余年，其学生中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常爽，置学馆于温水（今南盘江）之右，教授学生七百余人，不少人后来位居要职。通过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北魏的教育事业走到了正轨，京师学业，翕然复兴。

整理经籍。晋末动乱，随之又是一百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中原儒家经籍的散失十分严重，拓跋焘统治时期，任用一批儒家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索敞撰编的《丧服要记》，将儒家经典中有关丧礼的篇章辑成一册，为拓跋族继承和吸取儒家丧仪礼节提供了根据和方便。他如《易》、《乐》、《诗》诸经也都组织人力加以注释整理。

修编国史。修史本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殷商以来，政府中就设有专职史官，但北魏初，这一工作却停顿了。拓跋焘在平凉之后，根据司徒崔浩的建议，招集了段承根、阴仲达等一批河西学者，编修国史，从而使绵延数千年的修史传统在北魏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拓跋焘采取的崇尚文教政策，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快地为拓跋族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司马光和胡三省都说：北魏自平凉后，儒风始振。尤值一提的是，随着学校的建立，教育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整理刊行，提高了拓跋族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拓跋族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以后孝文帝改制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因此，拓跋焘的崇尚文教政策为后来的太和改制起了奠基作用。

镇压盖吴起义拓跋焘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中所推行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对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都起有积极作用，也加速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但是，拓跋焘毕竟是封建帝王，他没有摆脱民族的界限，更没有停止过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激烈，太平真君六年（445），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屠各等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加之十六国时，匈奴、氐、鲜卑等少数民族曾在这里建立过政权，因此关中地区更成为各族人民交错居住区。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强行迁徙到京师平城，以加强控制，被迁徙者一路颠沛流离，死于途中者往往十之三四。有的则被充作各种府营杂户，供封建国家各部门驱使奴役。更有甚者，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充当肉篱，如正平元年（451），拓跋焘率军进攻刘宋盱眙（今江苏盱眙）城时，写信给守将臧质说：今所遣攻城士卒，皆非拓跋族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人，城南是秦陇一带的氐、羌人。如果你杀死丁零族士兵，正可以减少常山（治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赵郡（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的反抗力量；胡族士兵死了，正可减少并州（今山西汾水中游地区，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反抗力量；氐、羌士兵死了，则可减少关中的反抗力量。因此无论你杀死哪部分士兵，对我都是有利的！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拓跋焘迫害其他各族人民的手段是十分毒辣与残忍的。再加上拓跋焘用兵西北，关中首当其冲，这里的人民承受的赋役负担尤重。因此，关中地区的反抗斗争也就特别激烈，屡有发生，到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

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自东汉以来聚居于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其后渐分布于秦、陇，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就是渭北卢水胡的聚居区，拓跋氏平定关中后，在这里设置军镇，加强对卢水胡的控制，因此，盖吴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

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路由白广平率领向西南攻取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临泾）；一路向东南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南），从东面威逼长安；盖吴自领一军攻取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北），直插渭北，准备进攻长安。拓跋焘急忙调发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骑兵赶赴长安，又令将军长孙拔调集并、秦、雍三州之兵屯守渭北。与此同时，聚居于河、汾间的河东蜀在薛永宗领导下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袭击北魏在河东的牧场，夺取马匹，组织了一支三千余人的骑兵，在汾曲（今山西新绛附近）发动起义。盖吴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联系，薛永宗接受盖吴的任命为秦州刺史，先后攻取闻喜（今山西闻喜）、弘农（今河南灵宝），逼近潼关，队伍亦发展到五万余人。

两支起义军连衡相应，结成犄角之势，声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兰州），东及河东，以陕西中部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起义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盖吴派使臣赵绾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河、陕，形成对北魏南北夹攻的态势。

在关中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由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自领主力进攻薛永宗。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大军兵临汾曲，利用当地豪强建立壁垒，隔断薛永宗和盖吴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这支起义军。二月，拓跋焘率军渡过黄河，至洛水桥（今陕西大荔境内）。盖吴闻讯后北撤，在杏城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再次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援救，但未能如愿，八月，盖吴被叛徒所杀，起义军被镇压。不久，活动在甘肃东部的白广平也遭失败。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

灭佛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在大臣崔浩的建议下，下诏灭佛。拓跋族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敷导民俗，因此，从拓跋圭开始，北魏统治者大都敬礼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的发展，也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和影响。

佛教势力的发展，佛教徒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控制的户口相应减少，拓跋焘在位时，东征西讨，南北设防，尤需大量人力；佛教所宣扬的理论虽然从本质上讲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但个别僧侣的夸诞大言也会超越封建政治轨道，使得王法废而不行；尤其是北魏初承汉代遗风，谶纬方术流行，无论朝廷民间都笃信不疑，拓跋焘也是如此，军政大事往往先予卜问，一些佛教徒也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其影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拓跋焘皇权的加强。太延四年（438），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其随从牧马到一寺院，发现内藏武器，遂报告拓跋焘，经搜查后又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不法证据。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是年，拓跋焘发出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将灭佛推向了高潮。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浚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晚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二月，拓跋焘亲领步骑十万攻宋，连下南顿（治今河南项城西）、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二郡，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宋军守城之人虽不满千人，但拼力固守，拓跋焘攻城四十二天不克，刘宋援军已到，只得退兵。

是年，司徒崔浩修撰国史，实书拓跋氏祖先事迹，并刻之于石，列于衢路，引起拓跋贵族的不满，拓跋焘诏令诛浩及参与修史的宋钦、段承根等人，共一百二十八人，皆灭五族，与崔氏为姻亲者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未能幸免，并皆灭族。崔浩之诛成为北魏时期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是年七月，刘宋大举伐魏，青、冀二州刺史肖斌率军攻济州；臧质、王方回领军直趋许、洛；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攻汧、陇；徐、兖二州刺史刘骏和豫州刺史刘铄东西并举，太尉刘义恭总统各军。一开始，宋军进展顺利，连克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乐安（今山东博兴西南）、长社（今河南长葛东）等，进围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九月，拓跋焘领兵救滑台，大破宋军。随后，魏军分道并进，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尚书长孙真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南），楚王建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拓跋焘自领中路大军，十一月到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刘宋鲁郡太守降，拓跋焘遣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十二月，兵临淮河，魏军割芦苇编筏渡河，盱眙（今江苏盱眙）守将臧质闭城坚守，刘宋遣将军胡崇之领军二万援救，途中被魏军击败，于是淮南皆降。与此同时，其他几路魏军也相继攻克悬瓠（今河南汝南县）、项城（今河南沈丘县），占领淮西（今皖北豫东淮河北岸地区）。魏军大步推进，拓跋焘率军进至瓜步山（今江苏六合东南），高凉王那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准备渡江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朝廷上下震恐，内外戒严，尽发民丁，王公子弟皆从役，才建立起一道防线。拓跋焘看到刘宋戒备森严，无力攻取建康，遂于次年正月，焚烧庐舍，掠民户五万余家而去。这次进攻，使刘宋受到严重损失，国力大削，元嘉之治，自此而衰矣。

正平元年（451），太子晃卒。先是，拓跋焘出征在外，以太子监国，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行不法，与太子宠臣仇尼道盛、任平城等有隙，恐受其害，遂于拓跋焘前诬告道盛等，拓跋焘诛杀道盛、任平城，东宫官属亦多诛连坐死，太子拓跋晃忧郁而死。事后，拓跋焘频有追悔之意，宗爱恐受诛，遂于正平二年（452）三月杀拓跋焘于宫中。时拓跋焘年四十五，葬于云中金陵，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拓跋焘在位期间，戎车四出，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廓定四表，统一北方，为北魏武功鼎盛时期。他广泛搜罗汉族士人，整肃吏治，修订律令，督课农桑，崇尚儒学，推动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旧史称其：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于北魏诸帝而论，此言亦不为过也。

第三节 北魏孝文帝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圭立国，传六代、五帝，历八十五年而至著名的孝文帝。

冯后用事，孝文垂拱孝文皇帝（467—499）讳宏，献文帝拓跋弘之长子，皇兴元年八月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紫宫。母亲李夫人，中山大族李惠之女。宏未生之时，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及宏降生，太后乃归政，亲加抚养。

皇兴三年初，宏不满二岁，李夫人依旧例赐死①；六月，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八月，献文帝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延兴元年（471），时年五岁。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总揽朝政。是时，北方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延兴元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二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三年二月，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480）的十年之中，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

承明元年（476）六月，孝文帝刚满十岁时，太上皇帝被冯太后毒死，太后乃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八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九年、十年，她又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内容详见冯太后本传。孝文帝自幼在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又谨慎，自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太后旨意。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年满二十三岁，这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年九月，太后不幸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①北魏初，道武帝拓跋圭立制，凡后宫产男将立为储君，其母皆赐死，以防母后临朝，外戚干政，是后数世而不改，遂成制度。孝文帝始革此弊制。

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

迁都洛阳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①，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刑（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他先让掌管宗庙祭祀、礼乐仪制的太常卿王谌占卜吉凶，一见卜得《革卦》，便高兴地说：“《革卦》的彖辞讲‘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没有什么卦比它更吉利啊！”群臣见状，不敢多言。任城王澄站出来反对，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想要阻挠用兵么？”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为陛下所有，但我是国家大臣，知道用兵危险，怎能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孝文帝才消了气，说：“各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也没什么关系。”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赞同地答道：“陛下要迁居中原以经略四海，百姓知道这件事应当大庆才是。”孝文帝又担心地询问道：“北方鲜卑人的习俗好依恋旧土，如果①五行之次，即“五德终始说”，系战国时齐国阴阳家邹衍所造，它认为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土、金、水、木互为终始，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各个相袭的朝代也按此顺序进行统治。迁都，必将惊惶不安，为之奈何？”澄果断地答道：“非常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只要陛下拿定主意，他们还会有什么能为？”孝文帝一听，兴奋地说：“任城，你真是我的张良啊！”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子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否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临行之际，太尉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九月底抵达洛阳。

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孝文帝则冒雨巡视洛阳故宫旧址，可眼前呈现的却是一派断坦残壁、杂草丛生的破败景象，他感慨系之地对侍臣说：“晋室不修功德，宗庙社稷倾于一旦，荒毁成这个样子，朕实在感到痛心。”说完，潸然泪下，吟诵起《黍离》诗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①吟到伤心处，侍臣们也跟着流起了眼泪。接着，观洛桥，临太学，观石经。在洛阳稍事休整后，又诏令六军继续南进。孝文帝身着戎装，手执马鞭，策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群臣们经长途行军跋涉，疲惫不堪，都不愿冒雨继续前进，于是纷纷跪于御马之前，磕头泣谏，请停南伐。孝文帝故意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将继续前进，你们还啰嗦些什么？”尚书李冲等人谏道：“此次举动，天下人都不愿意，唯独陛下要这样做；臣不知陛下违众南伐，究竟是为了什么？臣等敢以死相请。”孝文帝大怒道：“我方要经营天下，统一全国。你们这批儒生，屡屡阻疑大计。若再胡言，当以军法从事。”安定王休等人又再三哭谏，孝文帝余怒未息，乃晓谕群臣说：“这次兴师动众，规模不小，动而无成，拿什么向后世表示？如果就这样班师，怎能垂名千载！若不南征，即当迁都于此，机不可失，诸位王公大臣以为如何？计议已定，不得旋踵。想迁都的站到左边，不想迁都的都站到右边。”话音刚落，安定王休等人一齐站到了右边。南安王桢等人见势不妙，赶紧进言道：“古人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若停南伐之谋，迁都洛阳，这才是臣等的愿望、百姓们的一大喜事啊！”群臣齐呼“万岁！”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李冲上言说：“陛下将定鼎洛邑，宗庙宫室不能坐在马上游行等待。愿陛下暂还平城，待臣下经营竣工，然后准备文物，御驾光临。”孝文帝果断地答道：“朕将巡察州郡，至邺城小停，开春即回，不宜返归旧都。”乃派任城王澄回平城，将迁都之事告谕留守百官，并意味深长地勉励他说：“今①《黍离》诗是《诗经·王风》中的一首诗。西周亡后，东周大夫过镐京，见到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不胜感慨，因作此诗。全诗共三段，这里仅录其一，大意是说镐京的故宗庙宫室旧基上长满了茂盛的禾黍，诗人从这里缓步走过，心神不定，像是寻找什么，极为伤感。指斥了周幽王等统治者残暴无道，导致亡国的罪恶。

日真是所谓‘革’啊。王要尽力而为！”

孝文帝深知，群臣对迁都一事备有异同。一次，他问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爱卿意下如何？”于烈直率地答道：“陛下深谋远虑，非愚浅之人所能测。若说句心里话，乐迁与恋旧，不过一半对一半罢了。”孝文帝说：“你既然不表示异议，那就等于赞同，就是对迁都的支持。朕派你还镇平城，留台政事一一托附给你。”

洛阳久经战乱，旧时宫室残破不堪，孝文帝驻跸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

城西有王南寺，一有闲暇，常亲诣寺内，与僧侣讲论佛义。城东北有上商里，殷顽民昔日所居之处，孝文帝改名闻义里，命朝士居处其中；朝士们迭相讥刺，不久竟纷纷离去。这年十月初，下诏征召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臣董爵共同负责营建新都洛阳；随后，率众北巡，自金墉西入河南，经虎牢城（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在滑台城东设坛祭庙，把迁都的事情告诉祖宗。又命安定王休率领从官赴平城迎取眷属。十一月，徙居邺城行宫。

任城王澄至平城，留守百官始知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迁都史实，多方开导，细加解说，众人无不折服。澄遂驰马南还邺城，孝文帝得到奏报，十分高兴地说：“若非任城，朕迁都大业难以成功。”

正在这时，南齐秘书丞王肃自建邺降魏。王肃，东晋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尤其通晓旧事。孝文帝闻王肃至邺，亲切引见，备问周至。王肃辞义敏捷，对答如流，又不失君臣之礼；当言及为国之道，乃引经据典，陈说治乱，侃侃而谈，深合孝文帝心意。孝文帝细心听纳，不断点头嗟叹，言谈之间，不觉促席近前，丝毫不感到疲倦。王肃遂趁机言及萧齐危亡之兆、可乘之机，力劝大举南伐。自此以后，孝文帝南进之心转甚，对王肃也礼遇日隆，亲贵旧臣莫能相间，每每屏退左右与王肃单独谈论，有时谈至深夜而不罢。王肃也尽忠竭诚，无所隐避。自是君臣相得，如刘备之与孔明。时孝文帝方欲大兴礼乐，变革旧俗，凡朝仪文物，多由王肃主持制定。孝文帝十分器重这位汉族大臣，亲切地呼他为“王生”。

太和十八年（494）一月，孝文帝回到洛阳。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说：“听说陛下今夏将巡视中山。去冬陛下驻■邺城，正当农隙之时，犹比屋供奉，百姓不胜劳费；况夏月正是收蚕割麦季节，农事极忙，百姓将何以堪命！且六军于酷暑中行军，恐生疾疫。臣愿陛下早还平城，既省各州供张之苦，又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早日完成洛都营缮工程。”又说：“洛阳宫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早有人讥讽他太奢华。现今营缮，宜加裁减。又近年以来，平城官宦富室，竞起第宅，以豪华相尚，宜因迁徙之机，设立制度，加以节制。”孝文帝看罢表章，连声道好，多所采纳。

三月，孝文帝北巡至平城，临太极殿，引见留守百官大议迁都。他晓谕群臣说：“朕将迁都洛阳，诸位大臣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燕州刺史穆罴首先出班跪奏道：“迁都事大，依臣愚见，不宜迁都。”孝文帝平心静气地问道：“你就讲讲不能迁都的理由吧！”穆罴振振有词地说：“国家北有柔然之冠，南有荆扬（指南齐政权）未曾宾服，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能平定，国家尚待统一。以此相推，所以不可。况征讨四方，需要大量戎马，如果没有马，怎能取得胜利？”孝文帝反驳说：“马常出北方，牧场设在代郡，何必担心无马？今代郡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正因这个缘故，所以要迁都中原。”穆罴仍不服气，接着非难道：“臣听说黄帝都于涿鹿。以此说来，古代圣王不必都要定都中原。”孝文帝应声答道：“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也迁都河南。”尚书于果接着奏道：“臣不以为代郡胜过伊、洛之美，但自先帝以来，久居此地，百姓已安，一旦南迁，众人未必乐意。”平阳公丕以老臣自居，也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陛下去年亲率六军南讨萧氏，到了洛阳，派任城王澄至平城宣旨，命臣等议论迁洛。初奉恩旨，心中惶惑。迁都大事，应当讯问卜筮，审定是否大吉，然后定夺。”孝文帝耐心地回答道：“周公、召公是古代圣贤，乃能卜居相宅，往营洛邑。今日没有这样的圣贤，占卜又有什么益处！况且《左传》上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占卜不成功，贤哲天老也说是‘吉’，黄帝听从了他的话，终至昌盛吉利，这样，具有全德的人预计未来就比龟卜还正确。作帝王的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哪能常居一地！朕的远祖，世代居于塞外荒凉之地；平文皇帝开始都于东木根山，昭成皇帝营建盛乐（今内蒙呼和浩特市）新城，道武皇帝又迁都平城，朕为什么就不能迁都中原？”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文恩等虽仍抱着顽固态度，也都辞屈而退。第二天，孝文帝亲临朝堂，宣布诏令，部分迁都洛阳。

秋七月，孝文帝离平城继续北巡，临朔州，登阴山，观云川，视察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军事重镇。所过之处，问民疾苦，贫窘、孤老之人分别赐以粟帛。九月中旬，返归平城宫，喘息未定，又颁行三载考绩之诏，临朝堂亲自黜陟百官，尚书令陆叡、左仆射元赞、尚书于果、散骑常侍元景、中庶子游肇等十余人，因不能尽职尽能、犯颜直谏，或解任、或降官、或削夺俸禄，并当面列举他们的过失，依法而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居功骄傲，也被解除少保之任。孝文帝又意味深长地对陆叡说：“鲜卑人每每讲‘鲜卑习俗质朴粗鲁，何用知书！’朕听到这样的话，心中真不是滋味。现今知书的人很多，岂能都是圣人，就看他学不学啊！朕亲政九年，对百官实行三载考绩，复兴礼乐，志在移风易俗，开导亿万百姓。朕为天子，何必要迁居中原！正是想让你们的子孙后代逐渐接受好的风俗、博见多闻。若是永居代北，再碰上不好文的帝王，那就不免要面墙啊！”陆叡假惺惺地答道：“确实如圣上所言。匈奴人金日c不入汉朝作官，怎能七世知名。”孝文帝听罢甚为高兴。

十月，以太尉、平阳公丕为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平城。孝文帝拜辞太庙，奉迁祖宗牌位，从平城出发，经邺城，于十一月下旬回到洛阳。为清定流品，他以清河大族、尚书崔亮为吏部郎，负责选举；为解决迁洛后战马缺乏的问题，他命后军将军宇文福巡视牧地，选定洛阳稍北的河南孟县一带作为新牧场，取名河阳牧场，每年从河西走廊的河西牧场将大批牲畜先徙牧并州（今山西一带），再步步南迁到河阳，这样可使牲畜渐习水土，不至死伤。河阳牧场常年畜养戎马十万匹，杂畜无数，以宇文福为司卫监，专事管理，致使牲畜蕃滋，略无耗失。

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代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

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刘昶、王肃众号二十万，并力围攻义阳，结果遭到齐军的内外夹击，被迫解围而去。锺离也久攻不下，魏士卒死伤严重，其他几路人马也先后受挫。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返抵彭城时，从平城传来冯熙病逝的噩耗。冯熙，冯皇后之父，孝文帝之岳丈，官拜太师。不愿迁都的太傅、录尚书事拓跋丕与尚书令陆叡急忙派人送来表章，请孝文帝回平城奔丧。孝文帝十分气恼地说：“开天辟地以来，哪有天子从远方为舅①奔丧的事！现在刚开始经营洛阳，岂宜妄相诱引，陷君不义！留台令、仆以下，可付御史贬官。”他下令就地为冯熙举哀，派人迎冯熙灵柩，南葬洛阳。四月下旬，孝文帝入鲁城（今山东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在孔氏宗族中选取一人封崇圣侯，并命兗州修复孔子墓，重新树碑勒铭。离开鲁城，北入碻磝（今山东茌平古黄河南岸），命掌管礼仪的谒者仆射成淹准备舟楫，打算从泗水入黄河，沿河溯流西上还洛。成淹谏道：“河水凶猛湍急，陛下不宜乘船。”孝文帝回答说：“因为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人民贫困。现今迁都洛阳，将使四方运路畅达，而黄河急浚，人们都感到难以涉渡。朕这样做，正是为了开导百姓之心。知卿一片诚意，而今天却不能接受你的建议。”太和十九年（495）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他问群臣道：“你们想使魏朝与殷、周比美，还是想让汉、晋独自超越前代？”咸阳王禧答道：“群臣愿陛下超越前代圣王。”孝文帝又问：“然则应当变风易俗，还是继续因循守旧呢？”禧答道：“愿圣上政治日新。”孝文帝接着问：“仅仅为了自身，还是想传给子孙后代呢？”禧答道：“愿传之百世。”孝文帝说：“如果这样，那就必须改革，你们就不得违令了。”继而向百官宣布道：“从今以后要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族语言，一律使用华语。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或许难以骤然改变；三十以下，凡朝廷中一切人等，不得使用旧语。若明知故犯，则降爵黜官，各人宜深以为戒！”并当众严厉斥责尚书左仆射李冲说：“朕曾与李冲议论此事，李冲却说什么‘四方之人，言语不同，不知当以谁为是？帝王说的，即是标准语言。’李冲这番话，罪行当死！”因而又面对李冲数落道：“你辜负了国家，应当令御史牵下治罪！”吓得李冲赶紧脱下官帽，连连叩头请罪。接着，孝文帝又严厉谴责留守官员说：“昨日望见妇女仍然①古人称妻的父亲为外舅，也简称舅。

穿着夹领小袖，你们为何不遵前诏？朕的话如果不对，你们应当廷争。如何入则顺旨，出则不从呢？”众官员一齐请罪。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①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尽力伊、，人急其务，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

是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一天，孝文帝在侍臣的陪同下，游览宫内的华林园，观赏昔日的景阳山，这两处名胜都是曹魏明帝所修，一度奢华无比，后因长期的兵燹战乱而残破。黄门侍郎郭祚进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应该把它们重新修复。”孝文帝触景生情，慨叹道：“魏明帝以奢侈而失于前，朕岂可因袭于后啊！”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是月，皇弟高阳王雍出任相州刺史，临行之际，孝文帝告诫说：“作牧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难。你要以此为戒。”

魏晋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孝文帝加以仿效。这年十二月初一，他在光极殿引见群臣，当众宣布九品法令，准备大选百官。并对群臣说：“国家向来有一事可叹：这就是臣下都不肯公开指出君主得失。人君所忧虑的是不能纳谏，人臣所忧虑的是不能尽忠。自今以后，朕举荐一人，如有不可，你们要直言我的过失；若有才能之士而朕不能察知，你们也应当举荐。如能这样，得人的有赏，不说的有罪，你们应当知悉。”十二月三十日，大会群臣于光极殿，颁赐官帽朝服，改易胡服，百官列位，朱紫满座，好不热闹。

北魏初至太和以来，未尝用钱，公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商品货币经济趋于停滞状态。这一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亦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求钱币质量，精益求精，不能杂以它物。新币铸成后，下令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五铢钱很快通行北方各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禧聘故颍川太守陕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①《魏书·高祖纪》。

王勰聘廷尉卿陕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

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他在诏书中说：“代郡人原先都没有姓族，虽是功臣贤人的后代，也都分别不清。”他把功劳的大小和官爵的高低作为制定姓族的唯一标准。姓高于族，符合规定的称郡姓，郡姓之中又按上述标准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称为四姓。诏文中规定得很具体：除帝室元氏及与帝室同宗的长孙、叔孙、奚氏等以外，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道武帝拓跋圭以来，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故居鲜卑各姓之首，与汉族郡姓中的四姓①比肩，不得授以低官或浊官，只能做正员郎以上的清官。而原来是部落大人，从皇始（拓跋圭入主中原后所改的年号，即396—397）以来，三世官位在给事以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的为姓；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位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位的也为姓。虽属部落大人的后代而官位不显赫的为族；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官位显赫的也为族。并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人按上述规定详加审定，列出簿帐，奏报皇上核准。与此同时，又诏令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等人条定各州汉人士族，分为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对原有门第等级作了很大变动。

有一次，孝文帝与朝臣们共论海内姓族及人物，许多大臣认为薛氏应为河东大族。孝文帝反对说：“薛氏是蜀人，岂能入郡姓！”当时担任禁卫的直阁将军薛宗起执戟站立殿下，闻听此言，愤愤不平，出列奏道：“臣的远祖广德，一生在汉朝作官，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经二代后，薛家又迁回河东，至今六代相承，不是蜀人了！陛下是黄帝后代，受封北土，难道也可以说成是胡人吗？今日不能入郡姓，臣就不活了！”说完，恨恨地把戟摔在地上，砸得粉碎。孝文帝看到这种情况慢慢地说：“那么，朕为甲姓，你为乙姓，怎么样！”于是乃以薛氏入郡姓，然后幽默地说：“你不是‘宗起’，而是‘起宗’了！”

又有一次，孝文帝与群臣共论选举事，他问臣下说：“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这事果真如此吗？”李冲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不知自古以来，设官列位，是为高门大族的子弟，还是为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孝文帝回答说：“当然是想使国家得到治理。”李冲又问：“如果这样的话，陛下今日为何专崇门品，而不发布选拔贤才的诏令？”孝文帝不以为然地说：“假如有超人的贤才，不怕不知道。然而那些门第高贵的君子，即使无治世之才，也会有很好的德行，朕所以要重用他们。”李冲有点激动地说：“傅说起于版筑，吕望起于屠钓，这样的贤才怎能按门第得到！”孝文帝随口答道：“非常之人，世上也只有一二个罢了。”著作佐郎韩显宗也带着几分不满的口气说：“陛下岂能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孝文帝赶忙分辩道：“真正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的人，朕也不拘此制。”过了几天，大将军刘昶自彭城入朝，孝文帝向他抱怨道：“有人讲只重才能，不拘门第，朕以为不能①此处四姓是指魏晋以来的汉族地区依据官爵、门第高低而划分的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不是指具体的某四个姓。

这样。为什么？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等级无别，这怎么行呢？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等；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又有七等。若有贤才，可起家作三公。正因为担心人才难得，不可只为一人而乱了我的制度。”于是，诏令诸郡中正，分别按门第高低，列出本地姓族作为选举格，取名“方司格”，吏部必须依据门第等级来选拔官吏，这样就正式确立了北朝的门阀制度。

同年三月的一天，孝文帝于华林园大宴群臣。盛宴之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和鲜卑人喜好的羊肉酪粥，君臣们共庆改革的胜利。豫州刺史王肃初入北魏之时，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常吃饭食鱼，尤好饮茶，京师士子说王肃一饮一斗，给他送个外号叫“漏卮”。但这次王肃却吃了很多的羊肉酪粥，孝文帝奇怪地问道：“你喜中原口味，羊肉比鱼汤怎样？饮茶比酪浆如何？”王肃幽默地回答说：“羊肉是陆产之最，鱼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都是珍品，从味道说，各有千秋。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唯茶不中，与酪作奴。”孝文帝大笑，兴致盎然地设了一个字谜作酒令，让群臣自猜，只见他高举酒杯道：“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锺。”御史中尉李彪聪明多智，应声答道：“沽酒老妪瓮注瓨，①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接着答道：“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元勰也大声地说：“臣猜它是个‘习’字。”三人都猜对了，只是李彪、甄琛答得含蓄，而且语句对仗、押韵，紧扣谜面，又富有文采，孝文帝高兴地把金锺赐给了首先猜对的李彪。孝文帝设‘习’字谜为酒令，用心良苦，暗示臣僚们不要再留恋旧都、反对汉化，习惯就好了，也不要把汉化的责任推到王肃等汉族大臣身上。

镇压反对改革的叛乱然而，事隔不到半年，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①瓮，wěng，一种口较大的陶制器皿，可盛水、酒等物；瓨，róng，一种长颈陶器，口小。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功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①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劳问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二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因此，于烈更加①《魏书·彭城王勰传》。

受到孝文帝的器重，后来被提升为领军将军。

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御驾南伐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就在这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穆泰通谋一事败露，虽在大赦之后，仍被削官爵为民；罴弟司空穆亮也被迫辞职。

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勰辞谢说：“亲疏并用，古人之道。臣是何等样人，屡蒙陛下宠授！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求自试率兵攻吴蜀，而得不到允许，今日我不请而授以征伐重任，怎么差别这样远啊！”孝文帝听后大笑，拉着元勰的手，亲热地说：“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你只要克己复礼，何必再管其他事情。”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内城拒守，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这次要荡平南方，统一全国，不像以前那样冬来春去，没有克获，决不还北。你这座城池首当其冲，不得不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斩首示众，事在顷刻之间，宜加三思。”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在宫中引见大臣，他面带怒容地责问任城王澄说：“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旧俗多少有些改变不？”元澄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圣上教化日新。”孝文帝斥责说：“朕昨日入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头戴帽子、身着小袄，怎能说得上日新！若是如此，你等为何不加查看？”戴帽、穿小袄，是鲜卑妇女旧服，故被责问。元澄解释说：“穿旧服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一听，心中十分不快，继而说道：“太奇怪了！任城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这不就叫做一言可以丧邦吗？可令史官记下。”元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一齐脱帽请罪。

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孝文帝十分忧虑地与任城王澄计议道：“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马就无法制伏他。”

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元勰乘间劝谏，多所匡救。于是以元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统领全军。元勰辞谢说：“臣侍候疾病，苦无空闲，怎能治军？愿更选一王，总管军权，臣得以专心侍奉医药。”孝文帝感慨地说：“侍疾、治军都要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恐怕不行了。安六军、保社稷，除了你还能有谁！怎能更选他人以违推心相托之意呢？”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为北魏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

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对元勰说：“我的病日益严重，只怕难以再起。这次虽然摧破了陈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你。过去霍光、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之命，何况你是亲兄弟，且有贤德，能不努力！”元勰哭着回答说：“臣以至亲，久参机要，职位显赫，海内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辞，正依恃陛下明如日月，请宽恕臣不知退避的过失。今又委任首辅，总握机政；震主之威，必然取罪啊！如此，虽则陛下爱臣，却又未尽始终之美。”孝文帝默默无言，考虑了很久，说：“详细思虑你的话，确实有道理。”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祥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元禧，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共同辅政。临终，遗命众宰辅说：“..迁都洛阳，定鼎河湹，期望荡平南方，复礼万国，上可光耀祖宗，下可普济苍生。怎奈病魔缠身，早离人世，大志难遂。诸位公卿大臣要好好辅佐继子，兴我魏室，不也很好么？大家尽力吧！”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

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秘密商议，恐凶讯外露，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将凶讯密告留守于烈。太子至鲁阳，乃发丧，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

五月，葬孝文帝于长陵（洛阳湹水以西），庙号高祖。

评价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刑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器重，不吝爵赏，如对元澄、李冲、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

孝文七子孝文帝有七子：林皇后生废太子恂。文昭高皇后生宣武帝恪、广平文穆王怀。袁贵人生京兆王愉。罗夫人生清河文献王怿、汝南文宣王悦。郑充华嫔生皇子恌，未封王，早夭。

元恂，字元道，孝文帝长子。生而母死，冯太后亲自抚养，常置左右。

太和十七年七月，立为皇太子；二十年，改字宣道，十二月被废；次年四月赐死河阳，年十五。内容详见前文。

宣武帝元恪，孝文帝第二子。太和七年闰四月生于平城，二十一年正月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即皇帝位于鲁阳。在位十六年，延昌四年（515）正月卒，时年三十三，葬于景陵，庙号世宗。

元愉，字宣德，孝文帝第三子。太和二十一年封京兆王。愉好文章，喜诗赋，接引才人，广招儒学宾客，置于馆舍之中，颇加优礼。所得谷帛，多用于散施。又崇信佛道，布施不资。然性奢侈，贪纵不法，出为冀州刺史。因不满外戚高肇擅权，永平元年（508）八月于冀州起兵谋逆，自称皇帝，兵败被执送京师，途中绝气而死，年二十一。

元怀，孝文帝第四子，封广平王。史籍缺载，事迹不详。

元怿，字宣仁，孝文帝第五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怿有才学，长于为政，明于决断，判事甚有条理，名声著于远近。魏明帝世，灵太后临朝，权臣当道，宦官干政，政治腐败。元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对领军元叉等人裁之以法，引起元叉的忌恨。正光元年（520）七月，元叉与宦官刘腾逼迫明帝，幽闭灵太后，囚禁元怿，诬怿罪状，遂害之，时年三十四。

汝南王悦，孝文帝第六子，好读佛经，浏览书史，为性放荡，清狂莫测。好左道，合服仙药松术等物，常外出采药，宿于城外小人之所；又不与妃妾同居，而更好男色。及清河王怿为元叉所害，悦了无仇恨之意，反而奉承元叉。叉大喜，以悦为侍中、太尉。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大诛元氏宗室，悦南奔梁，梁武帝厚相资待，立为魏主，置于境上。及高欢诛尔朱荣，以悦为孝文帝之子，乃征入朝，欲立之。悦既至，清狂如故，多罪失，故不得立。孝武帝初年，遭忌被杀。

第四节 文明太后冯氏

临朝听政

在北魏历史上，文明太后冯氏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杰出女政治家。

冯氏（442？—490），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祖父冯弘，北燕末代国王。北魏兵临和龙，冯弘弃城奔高丽；其子冯朗、冯邈降魏。后来，冯朗官至北魏秦、雍二州刺史，封西郡公。冯氏是冯朗之女，生于长安。

当冯氏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的时候，晴天里一个霹雳，其父冯朗突然罹难被杀，顿时家破人亡了。冯氏受到株连，被没入平城皇宫，幸好她的姑母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她入宫后得到姑母的照顾。

冯氏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抚养教育下，不仅粗通文字，而且见识大有长进。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冯氏被选为贵人，当时她只有十四岁。四年后，她被立为皇后。

北魏前期，黄河流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凋敝，民不聊生。许多农民不得不投靠大族豪强，沦为荫附户。“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①。荫附户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其负担必然要转嫁到其他劳动人民的身上；大族豪强对荫附户实行残酷剥削，荫附户也痛苦不堪，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史称“世祖（拓跋焘）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②，这就是文成帝继位时面临的社会现实。文成帝曾经采取了一些补偏救弊的措施，他派出二十多批官员巡视州郡，检查地方垦田、徭赋、吏治和刑法；他五次发诏惩治贪官污吏，并一度减轻赋税，免收相当于常赋一半的杂调。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收效甚微。

文成帝还没来得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二十六岁上死去了。冯氏痛不欲生，在举行焚烧文成帝生前衣物的仪式上，她哭喊着纵身跳入火堆，左右侍从慌忙把她拉了出来。她昏迷良久，方才苏醒过来。

和平六年（465），文成帝长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小皇帝刚刚十二岁，朝政大权操在车骑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心怀叵测，矫诏诛杀异己，先后杀害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和平原王陆丽等人。四十多天内，他由车骑大将军而太尉、录尚书事，而丞相，凡三迁，位居诸王之上。

冯氏是个精明的妇人，果敢干练。十多年的宫廷政治生活，使她更加敏锐机智了。她没有沉浸在悲哀中，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周围事变。当她觉察到乙浑心术不正，谋危帝室时，便密定大计，突然以谋反罪杀掉了乙浑，然后宣布亲自临朝听政，控制北魏政治大权。

皇兴三年（469）八月，拓跋宏被立为太子。“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①。冯氏亲自抚育还在襁褓中的太子，宣称自此不听政事，还政于献文帝。据说献文帝“幼而神武，聪睿机悟”②，年纪虽小，却很有主①《魏书·食货志》。

②《魏书·高宗纪》史臣语。

①《魏书·道武皇后刘氏传》。

②《北史·献文帝纪》。

意。于是乎在皇帝和太后之间出现了一场微妙的斗争。宫闱秘闻，难以尽知；史官避讳，史事遗落，如今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而已。大概由于太后经常干预和掣肘，献文帝不能自主，但又不愿当傀儡，渐渐心灰意懒，不想过问政事了，这就是他所谓“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③。后来，献文帝干脆准备禅位给他的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只是迫于冯氏的压力和群臣的反对，才传位给太子。

孝文帝拓跋宏即位的时候，还不满九岁；献文帝则为太上皇帝。冯氏为太皇太后。献文帝虽然禅位了，但是，太上皇与太皇太后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在逐步加深。当时，冯太后憎恶侍臣薛虎子，出之为枋头镇将，以后又借故贬黜他当镇门士。献文南巡，薛虎子候在道旁哭诉，自称横遭非罪。献文甚是同情，带他随从视察，一路上访以政事，又重新任命他当了镇将。冯太后宠幸李奕，献文却偏偏罗织罪名杀了李敷、李奕兄弟，他们的许多亲戚也受到株连。这件事激化了帝、后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了承明元年（476）六月献文的暴死。甲子日，“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④。京师如临大敌，形势非常紧张。显然，这是冯太后为了对付献文而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六天后，献文暴死。史称“显祖（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①。冯氏害死献文，决非捕风捉影之说。在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中，冯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献文死后，冯氏称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从此，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直到太和十四年（490）九月病死的时候为止。

锐意改革当时，北魏的政治局面很不景气，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俸禄，官吏贪赃枉法，侵削黎民百姓者比比皆是。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从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北魏的统治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太后。她所接受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历年的政治斗争也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北魏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

首先是实行均田制。

针对牛疫流行，耕牛死伤过半，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状况，太和元年（477），冯太后采取临时措施，下令各地抓紧耕垦，限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②。但是，耕垦要有可供耕垦的土地，要有耕垦土地——哪怕是荒地的权利。农民没有地种，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一点，冯太后后来逐渐意识到了。

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是个有识之士，他首创均田之议。他在上疏中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子孙既立①，始③《北史·献文帝纪》。

④《魏书·高祖纪上》。

①《魏书·文成皇后冯氏传》。

②《魏书·高祖纪上》。

①“子孙既立”句，《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原文为“三长既立”，此据《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违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②。李安世的建议不但切中时弊，而且切实可行，深得冯太后的赏识。虽然有不少代表大族豪强利益的官僚权贵不赞成，认为均田“无益”③，但都不能动摇冯太后的决心。太和九年（485）十月，冯太后颁布均田诏令。诏令说：“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而贫弱者无栖身之地，导致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丝毫积蓄。有的人为争地畔而身死，有的人因饥馑而流亡，这样下去，希望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达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牧太守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土地的还、受以生死为界限，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

均田从“方割”京畿及京城国有土地开始④，“方割”者，就是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均田令规定：授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又授予男子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过六十，露田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不还。许多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新返回家园，大片荒芜的土地被开恳出来，残破不堪的农村渐渐有了生气。

后来，大约在太和十一二年（487、488）的时候，有一次，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冯氏引见王公大臣，孝文帝问：“前几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田地给百姓，很有些好处吧？”南部尚书公孙邃回答说：“自从方割以来，种种赋税的征收容易多了，实在大有好处。”文明太后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了。”

统治者最关心的是赋税的征收，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他们就认为大有好处。因为他们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这毫不奇怪。不过赋税容易征收，不也说明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吗？

均田令虽然对大族豪强兼并土地有一定的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均田令规定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耕牛也可以受田，四头以内，每头受田三十亩。这就保证他们可以占有比平民百姓多得多的土地。政府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土地分给百姓，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风波。

其次是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荫附户的问题非常突出，北魏“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①，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制将进行不下去，国家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于是，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初，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李冲说：“应该效五《邦计部·田制门》径改。

②《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

③《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④《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①《魏书·李冲传》。

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太后一面读奏疏，一面叫好。

冯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建立三长制问题。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三长制，他们说：“李冲要求设立三长，目的在统一法令。他的意见似乎可用，其实难以实行。”郑羲甚至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可以试行，等待失败以后，就可以知道臣说得不错。”太尉拓跋丕支持改革，他说：“臣以为如果实行三长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多数人对实行新制虽然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课调期间去清理户口，新旧未分，容易引起民众不满，不如过了秋天，等到冬闲季节进行为好。这时，李冲说：“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趁发调建立三长，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清查户口的麻烦，而看不到徭役公平、赋税减轻的好处，才会产生不满情绪。所以，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反对新租调制，他说：“九品征调的办法实行已久，一旦轻率变更，恐怕要引起骚动。”

冯太后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说：“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分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这年二月，冯太后下诏说：“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她还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豪强大族抵制和反对实行三长制，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多数农民拥护新制度，新制度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于是海内安之”①。

再次是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北魏早期的统治者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而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下来，致使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再三整顿吏治，但收效甚微。太和九年（485），冯太后制定俸禄制度，并规定实行俸禄制度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太和十三年（489），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和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污受贿受到弹劾，许多王公大臣都替他们说情。冯太后气愤地说：“他们不遵奉法度，贪赃聚敛，按照他们所犯论罪，应当处死。你们大家以为应该保护亲人废弃法令，还是应该大义灭亲维护法令呢？”后来二王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削除官爵、禁锢终身的处罚。直到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才重新起用拓跋桢。

此外，冯太后还主持制定了一些汉化政策。她重视儒家教育，最早在地①《魏书·食货志》。

方上设立乡学，每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以后大郡增置助教二人，学生增加到一百人；小郡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些，都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治事苛严，厉行节俭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很严，她要求孝文帝身旁的内侍十天内要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不汇报则加以责罚。有的内侍搬弄是非，因此孝文帝每每挨打，有时被杖责几十下，虽然受了委屈，也默不作声。冯太后还曾经有意废孝文而另立咸阳王禧，因拓跋丕、穆泰、李冲等人固谏才作罢。“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①。即使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了，也是如此。孝文不参决干预大政，而冯太后常常独断，事情办了也不告诉孝文一声。这固然与冯太后对孝文严苛管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孝文对祖母心悦诚服，衷心钦佩，因为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继承了冯太后制定的政策。

冯太后以女主临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她不能不对可能动摇其地位的人实行严厉制裁，直至诛戮。因此，她是严苛的。她还利用宦官和受宠者来加强集权统治，给他们很大权力，很厚的赏赐，但即使对这些人，她“亦无所纵”，所以他们中大多数比较规矩，并无大的过失。冯太后用人颇具政治眼光，她宠幸李冲，更器重李冲的见识才干，当时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的擘划。她给游明根、高闾特殊礼遇，是因为这两人“儒老学业”①，博综经史。

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冯太后还是比较朴素的，她不喜欢金银饰物，穿的衣服，用的被褥都是一些素色的缯帛而已。她吃饭的小桌子，只有一尺宽，饭菜数量比过去少了十分之八。她生前预先对自己的丧葬作了安排，一切从俭，坟墓不过三十步，内室一丈见方，棺椁很普通，不用随葬器物，甚至一般的素帐、陶瓷也不要。后来坟墓、内室扩大一倍，是孝文擅改的。

冯太后不愧是北魏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人物，她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成了北魏封建化道路上的里程碑，而且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①《魏书·游明根传》。

第十八章 宋武帝、梁武帝、侯景

第一节 宋武帝①

宋武帝刘裕（363—422），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在位时间仅短短的两年。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壬交的后代。《宋书·武帝本纪》还十分详尽地列举了他家族显赫的世系表，不过这里面的可信程度怎样，尚待考证。刘裕幼年时，家境已十分贫困。他年轻时，干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出门做些小买卖，赚钱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也常受人欺负。当时，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因为有钱有势，鱼肉乡里，被称为“京口之蠹”。有一次，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结果输了，刘裕还不起赌债，竟被刁家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寒人掌权”。

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刘裕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他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十分腐败和昏暗。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这时，刘裕正在东晋将领刘牢之军中。

起义爆发后，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裕此时已因有勇有谋受到刘牢之的赏识。刘裕在交战中善于用计。安帝隆安五年时（401）刘裕率部与起义军相持于海盐城。当时，刘裕守城，兵力薄弱，起义军则人多势强。刘裕见此情景，心生一计。他选了数百精壮人员组成了敢死队，一律脱去甲胄，手执武器。鼓噪而出。起义军一时没有戒备，又不知刘裕真实意图，纷纷撤离，并在混乱中损失了大帅姚盛。就这样刘裕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天。最后刘裕怕相持太久，就又想了个计谋。一天深夜，他下令部下偃旗匿众，装出撤离的态式。第二天一大早，就让几个老弱病残登城上镇守。起义军不知刘裕底细，就向刘裕部下打听刘裕情况。部下故意回答说：“刘将军已趁黑夜逃出城了。”起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登城。刘裕趁其不备，率精锐猛击登城起义军，结果起义军受损惨重。由此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刘裕虽然有勇有谋，又死心塌地地效忠东晋统治者。但他毕竟出身寒微，因此要想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晋时代崭露头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恩起义军败退海岛后，东晋统治者仍不放心，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率徐州部众，镇守东土。谢琰是东晋著名大族，孝武帝马司曜时宰相谢安的儿子。淝水之战中，他因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和其从兄谢玄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望蔡公。朝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晋书·谢安传》）。将帅们都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武帝本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令速就戮耳。”（同上）众人见他执意不听，也就不再进言了。谁知后来孙恩果然又重振旗鼓，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战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离山阴北只有三十五里之遥。谢琰这才慌忙派参军刘牢之攻打孙恩。不久上党太守张虔硕也战败，起义军越战越勇，琰部下不能阻挡，谢琰只好亲自出战，大败，被自己部下张猛害死。谢琰的失败意味着东晋士族已无力控制局面。从此，北府兵权尽入刘牢之、刘裕这些原来被人瞧不起的寒族出身的武将手中。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谢琰死后，东晋又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刘牢之自己屯驻上虞，派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慈溪境）以抗拒起义军。

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从海上复出，直奔丹徒，这时起义军已有十余万众。刘牢之命令刘裕前去阻击，刘裕日夜兼程，与起义军大战于蒜山。刘裕战胜，孙恩只好返回船上，转攻建康。孙恩因楼船高大，又是逆风行驶，速度无法加快，走了很多天才赶到白石。孙恩这时听说刘牢之已赶至京口，朝廷已严加防备，料想不易取胜，只好转奔郁洲（今连云港市之东）。八月，朝廷以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率领水军赶到郁洲，双方交战，刘裕又占了上风。孙恩部众只好南还海上，刘裕却紧追不放，连战几个回合，屡屡获胜。起义军元气大伤，加上“饥馑疾疫，死者大半”，基本上再也无力与刘裕相抗了。

孙恩败后，其妹夫卢循又高举义旗，继续战斗。元兴二年（403）正月，卢循部徐道覆进攻东阳，以后又攻永嘉，都被刘裕打败。在永嘉交战中，卢循大帅张士道被杀。后来起义军转向晋安，刘裕仍然穷追不舍，卢循只好逃往海上。六月，刘裕被封为彭城内史，日益受到朝廷重视。

义熙年中，刘裕伐慕容超，一时无暇它顾。卢循的妹夫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他认为“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刘裕）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晋书·卢循传》）卢循深以为然。

不久，卢循率所部由广州北向，进攻湘中诸郡；徐道覆则由始兴向南康、庐陵、豫章等郡进攻。一路进展顺利，东晋“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拒之，结果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卢循率部沿湘水北上，在长沙打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并准备进攻江陵。这时，徐道覆听说北府兵三大主力之一的刘毅（三大主力为刘裕、刘毅、何无忌）将至，便急告卢循，先放弃进攻江陵的计划，转而东下，一同进攻刘毅。

刘毅与徐、卢部在桑落州（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决战，结果刘毅“败绩，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起义军连挫何、刘部，一时间声势大振，史称其盛况为“戎卒十万，舳舻千计”（《晋书·卢循传》）。

朝廷见况大为惊恐，赶紧召回正在北伐的刘裕。刘裕“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徐道覆听说刘裕急还，便劝卢循“于新亭至白石（南京市西沿江一带），焚舟而上，数道攻之。”谁知卢循这个人多谋少决，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没有听从，失去了战机。徐道覆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后来，刘裕也心有余悸地谈起这事，认为当时起义军“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卢循失去战机后，攻战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晋书·卢循传》）。于是又转攻京口，亦无所获。只好从蔡州南走，重又占据寻阳。刘裕穷追不放，大败卢循于雷池。卢循准备逃往豫章，故在左口（鄱阳湖口）做栅，刘裕命令全力攻栅，起义军虽奋力抵挡，也不能守住。刘裕乘胜击之，卢循只落得单舸而走，后来收散卒余勇千余人退守广州。徐道覆则败退始兴。

义熙七年（411）二月，卢循到达番禺。被晋军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徐道覆亦被刘裕部下刘藩、孟怀玉斩杀于始兴。不久，卢循攻广州二十余日不得下，转奔交州，为交州刺史杜慧度所败，最后绝望自杀。

坚持了十余年，影响甚大的孙恩、卢循起义终于被东晋统治集团扑灭了。在起义军将士的血泊之中，刘裕建功立业，获取了政治资本，为他日后步步高升，直到当上宋代的开国皇帝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平定桓玄之乱除了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外，刘裕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东晋统治者平定了桓玄之乱。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一生跋扈，位极人臣。桓玄长大后，也“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晋书·桓玄传》）。因为朝廷忌恨桓家势力过大，故一直疑而未用。桓玄二十三岁时，才拜为太子洗马。太元末年，出补义兴太守。为此桓玄常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有一次，他登上高处感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弃官而去。后来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桓玄逐渐崭露头角，地位日趋显赫。他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桓玄又上疏固争江州，于是都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这以后，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孙恩起义后，桓玄又想借讨伐之机，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屡次上疏求讨孙恩。朝廷看出他有野心，“诏辄不许”。后来孙恩逼近建康，桓玄又“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晋书·桓玄传》）。他乘机控制了长江上游大部地区，而东晋朝廷辖地却不出三吴，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粰橡。”（《晋书·简文三子传》）至此，桓玄开始自命不凡，“自谓三分有二，知势适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晋书·桓玄传》）。

元兴元年（402），朝廷以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并以北府兵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讨伐桓玄。桓玄甚为惊恐，欲保江陵，后来他听了长史卞范之的计谋，留其兄伟守江陵，自己率众至寻阳，反而“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结果变不利为有利，大败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直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刘牢之背叛朝廷，降于桓玄。第二年，桓玄称帝，国号楚。

桓玄称帝后，“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晋书·桓玄传》）。刘裕看清了局势，与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反桓之事。从此，拉开了平定桓玄之乱的序幕。

桓玄始欲叛晋时，他的从兄卫将军谦曾讨问刘裕的口信，刘裕当时已经“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主意要起兵反玄。

桓玄称帝后，有一次见到刘裕，便对左右的人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以后每次游集，都对刘裕态度优礼有加，赠赐甚厚，想借此笼络裕心，可是刘裕反心却更加坚决。也有人看出刘裕不会久居人下，劝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桓玄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反而更加褒奖刘裕，下诏说：“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铎。汎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桓玄以为用这种怀柔政策可以打消刘裕的不满情绪，但刘裕却暗中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加紧了叛玄的步伐。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田演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在京口、广陵杀死了桓修和桓弘。桓修被杀后，刘裕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表示要厚葬桓修。刘裕部初克建康时，桓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前来救援。刘裕登上城楼对他说：“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刁弘被他唬住，只好收众而退。不久刘毅率部众赶到，刘裕急命他杀了刁弘。

刘毅的兄弟刘迈原来也在建康。刘裕起兵讨玄后不几天，曾派遣同谋周安穆前去通报刘迈，要他为内应。刘迈为人胆小怕事，他表面敷衍周安穆，内心却不敢应允。周安穆看破了他的心事，心中懊悔，害怕事情会因此泄露，于是急忙赶回报告刘裕。

这时，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准备船只走马赴任。一天夜里，刘迈接到了一封桓玄给他的信。信中问道“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刘迈阅信后惊恐万分，以为桓玄已经知道刘裕的阴谋了。第二天一早就把事情全盘托出。桓玄这才如梦方醒，封刘迈为重安侯，既而一想，刘迈不抓住周安穆，使周得以逃出，于是又把刘迈给杀了。并连忙召桓谦、卞范之等共谋对付刘裕。桓谦认为应马上出兵攻击刘裕。桓玄听了不同意，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于是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

桓玄自从刘裕起兵后，天天忧惧不安。有人宽慰他说：“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桓玄听了不同意，在他看来，“刘裕是为一世之雄”（事见《宋书·武帝本纪》）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与吴甫之会战于江乘。吴甫之是桓玄手下一名勇将，“其兵甚锐”，刘裕手执长刀，大声呼叫着，先身士卒，结果吴甫之被杀。接着，双方军队又战于罗落桥，桓玄部下皇甫敷率数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刘裕各率一队人马，檀凭之战败被杀，其部众纷纷逃散。刘裕却愈战愈勇，前后奋击，所向披靡，最后皇甫敷兵败被斩。

桓玄听说皇甫敷战败，更加恐惧。慌忙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双方兵力约有二万余众。不久，刘裕部饱食之后，将所有余粮全部扔掉，轻装上阵，进到覆舟山东，遍插旗帜在周围山上，作疑兵之计。桓玄又增派武骑将军庾祎之前往增援，庾祎之部兵精器利，局势开始对刘裕不利。刘裕面对强敌却镇定自若，他总是冲杀在最前阵，士兵受他鼓舞，也无不殊死奋战，一以当百，呼喊声惊天动地，士气十分旺盛。当时，天公作美，东北风刮得很大，刘裕急令纵火，火烟张天铺地，“鼓噪之音震京邑”。桓玄部很快崩溃瓦解。桓玄见大势已去，只好留下领军将军殷仲文守住石头城，自己率子弟沿长江南下。

刘裕在石头城立留台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重立晋新主在太庙中，以示自己是东晋的救世主。并派诸将帅追击桓玄。

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尚书王嘏率百官迎接刘裕，众人都推举刘裕领扬州，刘裕心不在此，辞不肯受。于是大家又推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一下重权在握，这才遂了心愿，答应下来。

刘裕此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桓玄当权时，接下来的是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史称当时“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刘裕时就不然了，百废俱兴，众望听归，他“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在刘裕主持下，朝廷内外确实有振兴气象。

当时，也有一些人瞧不起刘裕，认为他出身布衣，地位卑贱，例如尚书左仆射王愉的儿子王绥，本是江左冠族。王绥少有重名，他对刘裕颇不服气，对这一类人，刘裕都想方设法一一予以铲除。

后来，刘裕派人追击苟延残喘的桓玄，在峥嵘洲大败之。义熙元年正月（405），刘毅等到达江津，破桓谦、桓振，收复了江陵。晋安帝司马德宗也到达江陵，下诏历数桓玄罪状，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中所立下的功绩，并封刘裕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这样一来，刘裕的权力大大增强，很有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味了。

北伐南燕刘裕很狡猾，故意作出谦让姿态，他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职，要求归藩。晋安帝当然不许，又是让百官奉劝，又是亲自到刘裕家中说服，刘裕还是拿定主意不干。结果晋安帝只好让他镇守丹徒，“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兗州刺史”。其实，刘裕这时已掌有实权，声望也很高，皇帝只是傀儡了。不过，刘裕心里明白，要想取而代之，自己来当皇帝，仅仅靠立功于东晋境内还不足以服众，要树立更高的威信只有北伐。

东晋历史上，北伐向来是权臣立功业的好机会，除祖逖北伐没有私心，一心只想收复失地，统一河山外，其余的庾亮、庾翼和殷浩、桓温的北伐都带有借此建功立业，扩大势力影响的意图，刘裕当然也不例外。

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都被其抓去，数千家百姓被掳掠，边境再次告急。

刘裕正想出师北伐，于是上表皇帝，主张北伐，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

四月间，北伐军从淮入泗，五月就到了下邳。

听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慕容超慌忙会见群臣，商讨对策。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当时主掌朝政的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指东晋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兗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晋书·慕容超传》）公孙五楼这几条建议都是知己知彼的可行之策，可是慕容超没有接受，他逐一驳斥了公孙五楼的建议，他认为自己“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只要“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超的狂妄自大，导致了南燕军的失败。

这年夏天，刘裕军抵达东莞。慕容超恰恰采取了公孙五楼所说的下策，派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领率步骑五万，进据临朐，而让刘裕军轻易地长驱直入，过了岘。刘裕入岘后，心中不免得意，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派公孙五楼小广宁王贺赖抢先占领了临朐城。待刘裕大军压境，便只留老弱兵力守住广固，其余兵力全部用来抵抗刘裕大军。临朐城旁有巨蔑河，离城大约有四十里地。慕容超警告公孙五楼说：“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觉得有理，急忙向巨蔑水进发，谁知晋军龙骧将军孟龙符已抢先一步，占据了此要害之地。

晋军有车四千辆，分成左右两翼，车上都一律用布遮挡，御车者手中都持着长矛，又以轻骑作为游军。晋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还没等晋军抵达临朐城时，南燕军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急忙命令兗州刺史刘藩、参军刘怀玉、索邈等，合力奋击，同时又命令谘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檀韶率建威将军向弥急驰临朐，当日陷城。斩慕容超部牙旗，获辎重。慕容超听说临朐已被晋军攻下，只好率残部逃走。刘裕亲自击响战鼓，鼓声咚咚，慕容超部众溃散奔逃。慕容超逃往广固。良马、辇车、玉玺、豹尾等皆被晋军缴获，送往京师。

第二天，晋军赶至广固，克之。慕容超退保小城，在城周边设长围以防守。围高三丈，外设三重堑。

七月间，刘裕被朝廷任命为青、冀二州刺史。人心更加归向，连慕容超的大将垣遵、垣苗也率众前来归顺。刘裕心中很是得意。不料有人讽刺他说：“你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张纲是慕容超的尚书郎，“其人有巧思”。刘裕进攻慕容超时，他被派往姚兴处，以称藩为条件，乞求姚兴出兵援救。姚兴表面上表示愿助一臂之力，而实际上却畏惧刘裕，根本不敢发兵。张纲无奈，只好返回，在半路上被泰山太守申宣抓住送给了刘裕。刘裕把张纲囚在车中，让慕容超守城的将士看，结果城内守军莫不惊慌失色。

刘裕命令张纲加紧制造攻城的器械，慕容超求救姚兴不得，反使张纲被俘，于是心灰意冷，失去了与刘裕抗衡的信心。他提出向东晋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千匹良马以讲和，刘裕当然不答应，更加日夜加紧攻城，河北人民也荷戈负粮，纷纷前来援助晋军。

不久，张纲攻城器械制造成功，“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

义熙六年（410）二月，广固城终于被晋军攻下。慕容超逃跑时被抓，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王公以下数千人被俘，南燕灭亡。

刘裕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灭掉称霸一时的南燕，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是：南燕政治状况不好，史称“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晋书·慕容超传》）。慕容超为人也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意见。公孙五楼对于东晋北伐的几条对策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可他却根本不愿采纳。另外，刘裕北伐却是顺应了民心，刘裕攻广固城时，河北民众前来援助，日以千计。民心所向对于这次击败南燕起了很大作用。加上东晋军队素质尚可，士气高涨，武器精良，供给充足。主观原因是，刘裕本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比较有谋略，他攻广固城时，姚兴托人带话给他说：“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接到口信后处之泰然，说：“告诉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结果，旁人都替刘裕担心，害怕会激怒姚兴，刘裕宽慰他们说：“此是兵机，非你们所了解。兵贵神速，如果姚兴真要来救慕容超，一定会怕我先知道有所准备。现在他故意派人告诉我，不过是见我伐燕，心怀畏惧，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其次，刘裕每次作战都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甚至亲自鸣击战鼓，一个将帅能做到这些，对鼓舞士气当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再次，刘裕能听取他人意见。刘穆之才华谋略不及刘裕，但他间或有可取意见时，刘裕都能采用。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刘裕当然是必胜无疑了。

北伐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又一次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兵分五路。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趋许、洛；建威将军傅弘之、振武将军沈田子趋武关；冀州刺史王仲德，由巨野入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自汴入河；九月，刘裕自己率所部驻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各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史称“望风降服”。十月，众军到达洛阳，包围了金墉，姚泓弟弟平南将军姚洸归降。晋军修复晋王陵，置守卫。

这时刘裕认为自己功劳甚高，便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纪》）。这时，刘裕的心腹刘穆之正在建康掌留任，看见刘裕居然如此无赖，感到为他羞愧，因之发病而死。这年十二月，朝廷见刘裕功高难治，只好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刘裕原先让王弘还建康求九锡用意大概是想探探朝廷态度，现朝廷果然能如他的意，他反倒感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所以没有敢接受朝廷之封。

义熙十三年正月，刘裕以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自己则率水军入河。北魏步骑十万，占据河津，刘裕命诸军渡河击之。七月，刘裕由洛阳到达陕城。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也攻占了长安，活捉了姚泓。九月，刘裕也到了长安。当时长安城内物资丰富，币藏盈积。刘裕将一部分浑仪、土圭等献给朝廷，其余珍宝珠玉则分给将帅，他还在长安谒汉高祖刘邦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很有些以光复故土的救世主自居。本来，刘裕完全可以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疆域，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宁愿功亏一篑，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却匆匆返回建康。

刘裕停止北伐，虎头蛇尾，使关中父老非常失望，因为长安自316年被匈奴人刘曜占领，人们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多年了。因此，当时“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对刘裕的心事，有人倒看得明白，认为刘裕将“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事实的确如此，刘裕之所以匆匆南归，是因为刘穆之病死，他怕此时朝廷会有人趁机夺权，所以急忙赶回建康。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废晋建宋这时，整个东晋王朝可与刘裕对抗的几乎没有谁了。比如刘毅，与刘裕同时起兵反对桓玄，被称为北府兵三强（刘裕、刘毅、何无忌）之一，刘毅“自谓京口、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指刘裕）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刘裕既知刘毅不肯俯就在自己门下，“终为异端”，于是“密图之”。刘毅假装病重，上表求以从弟刘藩为自己的副职，刘裕亦假意允许。九月，刘藩入朝，刘裕下令将刘藩及刘毅的追随者尚书仆射谢混抓入狱中赐死。然后亲自率军讨伐刘毅。不出一个多月，刘毅就兵败被杀。

除了刘毅敢与刘裕抗衡外，还有一个叫诸葛长民的人，他也是与刘裕一同起兵抗击桓玄的，所以在北府将官中，资格不低。刘毅被杀后，诸葛长民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对自己左右感慨道：“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于是开始“将谋作乱”，刘裕召他到建康，他每每托故不行。后来刘裕设计骗来诸葛长民，将他和弟弟诸葛黎民一块杀死，算是解除了自己又一隐患。

刘裕既铲除了异己，而且东晋朝廷这时也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刘裕威望、权势与日俱增，连北魏崔浩也认为“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刘裕不仅以武功显赫于当时，而且在一些政治措施上，他也很有建树，这些为他日后称帝打下了基础。

比如，当时东晋“山湖川泽，皆为豪强作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刘裕认为这对百姓不利，于是“禁断之”。这些措施，使刘裕在普通民众心中，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受封为相国、宋公。这一次，他没有推辞，因为刘裕认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目光早已盯上皇帝的宝座。义熙十四年底，刘裕缢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一年半后，刘裕又迫使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定都建康，史称宋武帝。

刘裕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当上了皇帝，他深知帝位来之不易，所以即位后，尚能勤勉于政事，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刘裕即位后，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能多少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也能及时制止，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刘裕虽然是行伍出身，却能注重学校教育。他认为东晋末年以来，“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于是下诏要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振兴学校教育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全社会注重学校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结果。

刘裕个人品质也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车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有一次，宁州地方官吏献上一个虎魄枕，非常精致美观。刘裕听说琥珀可以治刀剑创伤，马上命令左右把它捣碎分给将士。刘裕平定关中，得姚兴从女，刘裕对她非常宠爱，几乎误了政事。后来有人谏说此事，他马上就把这个从女赶走了。宋台建好后，有人上奏要把东西堂施局脚床，钉银涂钉，刘裕听了认为太浪费，只同意用直脚床，钉铁钉。刘裕衣着简朴，常常拖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散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他的儿子早晨向他请安，也不拘于礼，常穿着平常衣服。他睡的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帐子，墙壁上挂着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拂灰扫把。他的儿子孝武帝很看不上老子这般穷酸样，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刘裕一生戎战，当了皇帝却不到两年就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统治政策，终于出现了南北朝历史上第一个小康局面——元嘉之治。

第二节 梁武帝①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名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他是梁王朝开国皇帝南北朝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称梁武帝。

以军功起家萧衍虽出身于南朝时王、谢、袁、萧四姓望族之一的萧氏，又相传是汉相国萧何后裔，但据史书记载，其祖先于魏晋时期官位不显，或为地方守令，或为州郡僚佐。其祖父萧道赐，官至刘宋南台治书侍御史。到了其父萧顺之时，萧氏方有起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两人从小就十分要好，相随左右。萧道成发迹后，萧顺之亦出任其重要僚属，出谋划策，时人誉之文武兼资，有德有行。萧道成代宋自立，萧顺之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萧道成曾欲授其扬州刺史职以酬殊勋。不巧的是萧道成不久后死去，而即位的齐武帝萧赜又对萧顺之怀有猜忌，故萧顺之未居台辅。但也仍以参预佐命功，封临湘县侯，历位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死后，赠镇北将军，谥曰懿。

萧衍于刘宋大明八年（464）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他自幼好学，文武之道兼而习之。长大后，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好出谋划策，受到当时名流的赞许。

萧齐时，他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参军，后迁卫将军王俭东閤祭酒。王俭十分器重他，任为户曹掾，又对人说：“萧郎三十岁内将官至侍中，以后则贵不可言。”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于西邸，吟诗赋文，是为著名的“八友”。“八友”之一王融出身琅邪王氏，善于品评人物，识鉴过人。他很敬佩萧衍，常对亲友说：“统治天下者，必在此人。”萧衍又转随王镇西谘议参军，上任后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去职服丧，居建康，他有感父亲在官场上的不得志，遂决心干出番事业来，以出人头地。

恰值此时，天赐良机。齐武帝死后，其子郁林王萧昭业即位，他昏庸无能，政刑失措，辅政的尚书令萧鸾（萧道成兄子）欲谋废立。萧衍抓住这一机会，全力帮助萧鸾，欲尽废齐武帝后裔，以雪父耻。萧鸾也深知萧衍的用心，于是两人常常在一起密谋废立之计。时齐武帝子随王萧子隆任荆州刺史，齐武帝亲信王敬则镇守会稽，对京师建康形成钳制威胁。萧鸾问计于萧衍。萧衍说：“随王虽有美名，不过是平庸之辈，手下又无智谋之士，其重要僚佐都唯利是图，如果授以显职，则将不为其所用，制服随王，只需一纸诏书即可。王敬则贪图富贵，声色狗马，苟安江东，宜选美女加以收买。”萧鸾言听计从，先任随王亲信为京官，然后召随王至京，任命为中军大将军，剥夺了其实权。

当时，豫州刺史崔慧景也是齐武帝的旧臣，萧鸾为了稳妥起见，在萧衍仍服丧时，仍起用他为宁朔将军，镇寿阳，名为备魏，实防慧景，萧衍率军尚未至镇，崔慧景知抵抗无济于事，遂白服前来迎接，萧衍安抚了慧景后，并未治罪。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困惑不解地问：“崔慧景反心昭彰，实是逆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武帝本纪》、《南史·梁武帝本纪》，下引两传者，不另作注。贼，我等将军，如同猎鹰，您一声令下，即可将其擒获，为什么放了他呢？”萧衍微微一笑说：“他不过是手中的婴儿，杀了反而有损武夫声誉。”于是对崔慧景好言相劝，晓之以利害，崔慧景遂安下心来，不再有举兵反叛的打算。萧衍亦因此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又迁黄门侍郎，典掌机要，出纳王命。建武元年（494），萧鸾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连废萧昭业、萧昭文两帝而自立，是为齐明帝。齐明帝萧鸾一上台，即大开杀戒，尽诛齐武帝诸子。萧衍是否直接参与了这场骨肉相残的屠杀，史阙无载。但他因父亲受到压抑而对齐武帝及其诸子怀有成见或仇恨，则是可以肯定的。早在齐武帝病重时，王融等人就欲废昏立明，以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即位称帝。向萧衍征询意见时，衍竭力反对，以废立“必待非常之人”，“忧国须是周公”一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沮丧众志，并且袖手旁观，坐视王融被诛。而当德才皆无却非齐武帝嫡统的萧鸾欲谋废立时，萧衍则异常积极，并以“预萧谌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萧谌为人凶险，废立之日，禁止齐武诸王与外界联系，并领兵先入后宫。萧衍与之通谋，他在这场同室操戈的内争中的作用似可推测而知。

建武二年（495），北魏军队在将军刘昶、王肃等人的指挥下进攻司州。

萧衍出为冠军将军、军主，隶属左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广之，为偏师，救援司州刺史萧诞。行至离萧诞固守的义阳（今河南信阳市）百里之处，众军见北魏军容强盛，畏缩不前。萧衍为了振奋军心，对诸将说：“我们应屯军于下梁城，在凿岘天险设防，据守雉脚之路，占据贤首山，以便打开通往西关之路，兵临敌人营盘，形成三方犄角之势，击败敌人是不成问题的。”王广之等未从此计。萧衍则派部将徐玄庆占据贤首山。魏军切断了通往贤首山的粮道，众将都不敢前往增援，只有萧衍请求率兵解围。王广之拨给萧衍精兵。他遂率众连夜登上贤首山。魏军攻城，他坚壁不出。当时魏将王肃指挥进攻，因攻城难下，遂一鼓而退兵，使刘昶产生怀疑。萧衍乘机捎信给刘昶，挑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魏军顿兵城下，士气受挫，主帅之间又不和，萧衍抓住战机，发起总攻。他下令军中：“望麾而进，听鼓而动。”他亲自扬麾，鼓声连天，威振山谷。敢死士兵，手持短兵直攻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敌营；持长枪长戟的步兵，从两翼包抄，配合敢死队。一时群情振奋，锐不可当。义阳城内守军见势，开城门出击。魏军腹背受敌，军心大乱，遂溃退。这场战役，杀敌数千。破敌营后，从王肃、刘昶遗留下的巾箱中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敕书。上面写道：“听说萧衍善于用兵，勿轻易与其交锋，待我至。若能俘获此人，则江南将为我所有。”

萧衍因功任司州刺史，在任期间，威望日高。曾有人赠送马匹，萧衍不肯接受，赠马人遂偷偷地将马栓在衍房前的柱子上。萧衍出门看到了马，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栓在马头上，叫人将马赶出城外，希望其主人认领。不料不久后，马又被人送到府下。但是，萧衍却因其威望而受到齐明帝的猜忌，将他召回京师任太子中庶子，又出镇石头城。萧衍为了解除齐明帝的疑虑，将自己的部曲遣散回家，又常乘折角小牛车以示清心寡欲。齐明帝因此十分高兴，常常称赞萧衍为人清俭，希望朝臣都仿效他。

建武四年（497），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雍州，围雍州刺史曹虎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曹虎是齐武帝的腹心，齐明帝欲除而未遂，于是打算借刀杀人。齐明帝内定萧衍为雍州刺史，口授密旨，名为出兵增援，实为观望曹虎成败。萧衍与随后来援的五兵尚书崔慧景等人顿兵于邓城，不料不知内情的孝文帝率十余万骑兵前来打援。崔慧景慌忙撤兵，萧衍劝阻无效，兵遂大败。萧衍率众且战且退，又为北魏军将宇文福所破，伤亡惨重，损失二万余人。

萧衍虽然兵败，但不久就接替曹虎，先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永泰元年（498），又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郑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

禅代称帝齐明帝死，其子萧宝卷即位。当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流值内省，分日帖敕，号称“六贵”。此外又有佞幸小人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世称“八要”，以及中书舍人王咺之等四十多人，都擅权专政。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萧衍对其从舅录事参军张弘策说：“《诗经》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且今天国有六贵八要，怎么可能指望稳定呢！政出多门，必生动乱。如果权贵们互相猜忌，彼此诛杀，那么雍州之地就是最好的避祸场所了。只要多施仁义，即可称雄西方。但是我的兄弟们都在京都，恐怕他们将无法避祸，要图大业，还应与我的哥哥萧懿商量。”

恰值萧懿卸任益州刺史，行郢州事。萧衍派张弘策前往郢，陈计于萧懿，认为应在猜防未生之时，召诸弟离京聚集于雍郢，然后以雍郢为基地，“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此为万全之策。萧懿拒绝了这一建议。但萧衍仍在永元元年（499），从京城接回了弟弟萧伟和萧憺。于是以襄阳为中心，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秘密制造各种器械，大量砍伐竹木，沉于檀溪，以便以后修造舰船。同时，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什么樊城是王气所在，萧衍住所上空有五色回转，状如蟠龙，为其起兵提供祥瑞。

不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辅政大臣相继被诛，各种政治势力相互火并，萧齐皇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永元二年（500）十月，东昏侯萧宝卷又诛杀萧衍的哥哥尚书令萧懿，又遣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刘山阳西上，名为之郡，实欲攻袭萧衍。萧衍立即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攻曹史吉士瞻等人商量起兵大事。既定，在十一月遂召集全体僚佐，宣布起兵的决定，对大家说：“现在昏君当朝，穷凶极恶，诛杀朝贤，黎民涂炭。上天命我讨伐之。望你们疾恶如仇，与我共同举义。成事之日，将以功勋分别任命公卿将相，我决不食言。”于是建牙，招集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又尽出檀溪竹木安装舰船。

但是萧衍还不具备立即顺江东征的条件。当时，南康王萧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为行府州事，握有实权。荆州军事地位重要，又位于雍州和扬州之间，故其归属与否对萧衍和萧宝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萧宝卷派遣刘山阳西上，目的也是联合萧颖胄共同进攻萧衍。萧颖胄虽对朝廷滥杀大臣颇感不安，但尚无起兵反抗的打算。而萧衍则认为：“荆州人向来害怕剽悍的襄阳人，加上荆雍二州可谓唇亡齿寒，荆州必将归附于我。若以雍荆二州之兵取建康，易如反掌。”于是他派与萧颖胄有亲戚关系的参军王天虎去江陵，捎给颖胄及其僚属每人一封信，诈称刘山阳打算袭击雍荆二州。萧颖胄对此半信半疑，一时下不了决心。等到刘山阳到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萧衍再次派王天虎赴江陵。天虎走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次派天虎去江陵，我只捎二封信给萧颖胄和萧颖达兄弟，信上又说‘天虎口述’，而未给别人书函。我略施小计，并未对天虎面授机宜。等到颖胄兄弟询问天虎，天虎将无言以对。但天虎是萧颖胄的亲戚，所以荆州府的僚佐必然因此认为萧颖胄与王天虎合谋，共同向他们隐瞒真情，遂产生怀疑。消息传到刘山阳那儿，他将对萧颖胄存有戒心。这样，萧颖胄进退两难，则不得不归附于我，这是用两封空函安定一州。”

刘山阳进至江安（湖北公安市西北），闻讯后果然中计，迟疑十几天不肯进入江陵。萧颖胄无计可施，只好归属萧衍。王天虎愿以性命成萧衍大业，萧颖胄遂用王天虎首级诱斩刘山阳，送首萧衍，并建议选择吉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在第二年（501）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回答说：“今聚甲兵十万，举兵起事，所凭借的不过是众人一时激愤之情。如顿兵百日，不仅粮草自竭，而且必沮众志，难成大业。今大计已定，岂可中途而废！？”时萧衍部将又劝萧衍迎立萧宝融于襄阳，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然后再发兵东征。萧衍坚决予以拒绝，说：“如果大业不成，将自取灭亡；如功成业就，威振四海，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那时怎么可能受制于人呢？”

十二月，萧衍上表以萧宝融为相国。永元三年（501）一月，萧衍自任征东将军，以弟伟、憺留守襄阳，发檄文于京师，指斥萧宝卷悖德乱政，梅虫儿、茹法珍擅权专杀，声称替天行罚，废昏立明，遂率雍、荆、梁等数州之兵顺江而下。二月，军至汉口，初战失利，众将欲强攻郢、西阳、武昌等数城，萧衍加以制止。他采取了分割包围的战术，将几城团团围住，一方面等待江陵和湘中的后继部队，一方面准备粮草，以逸待劳，收卧取天下之效。三月，安康王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车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

七月，萧衍指挥军队在巴口大破由建康前来增援郢州守军的十三军。于战俘中得江州刺史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派他去招降陈伯之。萧衍对众将说：“征讨不一定非要凭借实力，主要靠声威而已。今我大败十三军，陈伯之闻讯必然大惊失色。江州一纸檄文即可平定。”陈伯之遣苏隆之求萧衍不要进军江州。萧衍说：“陈伯之首鼠两端，可趁其犹豫时逼迫就范。”于是发兵江州。陈伯之不得不束甲投降。

同月，郢城及鲁山等地守敌因长期被围，不堪饥馑疾病，开城求降。萧衍命令对守城军民加以抚卹，死者均给棺材安葬。

九月，萧衍率军东取建康。一路风卷残云，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久受萧宝卷之苦的建康士庶纷纷出城迎接义师。萧宝卷驱逼二十余万人入台城，企图固守顽抗。但守城将士兵无斗志，先后请降。十二月，宫内禁卫军兵变，杀萧宝卷。萧衍兵不血刃，占领建康。他废萧宝卷为东昏侯，又斩王咺之等四十八个奸佞小人。他因功受录尚书事、大司马、扬州刺史等职，又封建安郡公，位极人臣。

但萧衍起兵的目的是代齐为帝。他根据所谓前代禅让故事，经过一系列合法程序，于中兴二年（502）四月，于建康即皇帝位。国号为梁，改元天监。萧衍时年三十八岁，是为梁武帝。

巩固统治的内外政策萧衍既然建立梁朝，遂贬齐和帝萧宝融为巴陵王，又打算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尚书仆射沈约进言，称：“魏武帝曾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深以为然，派亲信郑伯禽杀了萧宝融。又以自幼残疾、口不能言的齐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尽管如此，梁武帝对齐宗室仍很宽容，未像前朝一样尽诛之。他曾对齐宗室萧子恪和萧子范说：“凭借武力并不能得天下，如果没有期运，虽有项羽之力终将败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滥杀无辜，然而未被猜疑的人终于成为后患。齐武帝认为湘东王萧鸾庸愚而不疑，其子孙最终却死于萧鸾之手。所以有天命的人将不能为人所害。我攻下建康时，人们都劝我杀了你们以除后患，当时如果这样做了，谁敢说个不字！之所以未杀你们，是因为有鉴于东晋以来禅代之际，必然相互屠杀，有伤和气，使国祚不能长久。另外，梁代齐虽是革命，但毕竟与前事有所不同。我与你们虽非五服之宗，但仍是宗属，加上我的父亲又于齐初参预佐命，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怎么可以在现在视你们如同路人？！你们兄弟二人若有天命，非我所能诛杀；若无无命，又何必杀之！只能表明我没度量而已。况且齐明帝萧鸾诛杀高帝、武帝子孙，我起义兵，不仅仅是为了自雪门耻，而且还是为了你们报仇。你们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怎能不释戈拥戴呢？我是从齐明帝家取得天下，并非夺天下于卿家。你们仍是梁朝宗室，我将坦诚相待，你们也不要怀有见外之心。”萧衍虽然竭力掩饰他协助齐明帝上台的行为，但毕竟还是履行了他不滥杀的许诺。萧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其中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梁武帝萧衍统治初期，尚能留心政务，对宋齐以来的种种弊端有所纠正。他上台伊始，除了将宫女二千赐与将士外，又下诏将凡属后宫、乐府、西解等处的妇女全部放遣。又废止东昏侯设立的淫刑乱役，禁绝除习礼乐、缮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费，提倡节俭。他身体力行，经常只穿布衣，食菜蔬。又虚己待下，采纳众议。他诏令公东府置木、石函各一，规定如果对在位者所未注意的政事欲加议论，可投谤木函；如果以功劳、才能、冤枉未为人所知，投石函。他曾以东昏侯的余妃为后宫，颇妨政事。范云劝谏而萧衍仍无改变。范云又与王茂共同进谏。范云说：“过去刘邦入关中，不沉湎女色，范增因此而对其远大志向感到畏惧。现在明公刚刚平定建康，天下都在拭目以待，为什么要因袭败亡之迹，因女色而失人心呢？”王茂起拜说：“范云言之有理。望明公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再因女色而妨政务。”萧衍默然无语。范云乘机请萧衍将余氏赏赐给王茂。萧衍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也同意了。第二天，他又赐范云、王茂钱各百万。

萧衍还注重整肃吏治，每当选择长吏，都尽量做到廉平；凡被擢举者，亦亲自召见，训以政道。他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又著令：“小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大县县令，大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二千石。”并付诸实施，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为宣城太守，对于吏治清明起到了促进作用。

萧衍即位后，为了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他以弟憺代萧颖胄为荆州刺史。又以邓元起代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以王茂代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刘季连、陈伯之并不受命，举兵反抗，皆被讨平。梁武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不仅曲赦江、益二州，而且对叛乱头目亦加宽恕。刘季连被俘送往京城，入东掖门，数步一跪拜，来到梁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说：“你想要仿效刘备割据益州，又没有公孙述不肯降汉的骨气，是不是因没有像孔明那样的谋臣才失败啊！”于是赦刘季连为庶人。陈伯之兵败后降魏，武帝不记前嫌，数年后招降，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专政，虽立国百年而皇权衰落；宋齐以来，皇权虽有加强，但由于诸王、门阀世族、武将寒人等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政局动荡，国运短暂。为了调和这一矛盾，使封建皇权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状态下得以长期稳定地行使最高权力，梁武帝绞尽脑汁，尽可能地在不危及皇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政治势力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他尽量予以实权，或出任方面，或位居台辅。他取消了宋齐以来为防范诸王的典签制，使出镇方面的诸王成为地方政权的实际分掌者。诸王中虽有勤于政务者，如梁武帝的弟弟萧憺在任荆州刺史时，厉精图治，广屯田，省力役，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供给贫困民屯，使荆州长期维持稳定局面，但也不乏奢侈纵欲，贪赃枉法者。对这些人，只要他们无反叛之心，梁武帝都予以纵容，充其量训以家教，以避免骨肉相残的局面出现。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巧取豪夺的老手，住宅内有库房百余间。有人揭发他打算谋反。梁武帝亲临萧宏住宅，逐屋查看。库房内藏钺三亿，布绢丝棉不计其数。萧宏以为大祸临头，惶恐不安。不料梁武帝因未发现兵器，十分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很富有呵！”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

对门阀世族，梁武帝改变了宋齐二朝对其压抑的作法，尽可能地恢复他们尊崇的地位。下诏命令“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特意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共计州望二十三人，郡宗三百五十人，乡豪数千人（当时有县一千二十二，乡数不详），安置士人，并让他们负责推荐东晋以来湮灭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在当时，东晋初的百家士族重新得到重视。梁武帝以熟悉《百家谱》的东海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在写给朝臣的文告中，都要避其家讳，以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萧衍对于宋齐以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命令吏部依据东晋之制，设立选簿，使选举“应在贯鱼，自有铨次”，避免“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之弊，以维护门阀世族的政治利益。尽管如此，萧衍也并不是无条件地赋予百家士族以政治实权。一般说，凡是萧衍的亲故或有功劳的百家士族均可获得礼遇优厚的高官，但他们能否有实权，则决定于其才能和操行。如对尚书省长官的人选即是如此。大族名士谢胐与萧衍关系密切，但生性不堪繁琐，不省职事，萧衍遂以其为侍中、司徒、尚书令，徒有尚书省长官之名，而实权则在同是大族名士却效忠萧衍、熟悉政务的尚书右仆射、侍中范云，以及尚书左丞徐勉手中。范云死后，众人都认为尚书左仆射、大族名士沈约当接替范云，典掌枢要。沈约与萧衍曾同为“八友”，萧衍禅代之际又立有功劳，但萧衍认为沈约为人轻浮，不如尚书左丞徐勉那样稳重忠厚，于是舍沈约不用而以徐勉典掌枢要，与右卫将军大族名士周舍同参国政，使其掌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大权。徐勉和周舍事君谨慎，决无疏漏。二人曾与别人不住嘴地聊了一整天，但机要之事竟一无所露，众人都非常钦佩。

可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的腐朽却使得在他们中间像徐勉一类的人如同凤毛麟角。梁武帝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注意在实际政务中发挥寒人的作用。他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的原则，认为对才华超众的人不以其“居皂隶而见抑”，对生性凶险的人则应“虽处鼎族而宜甄。”天监四年（505），萧衍下诏设立招收寒门子弟的五馆，每馆有生员数百人，由国家供给食宿。只要生员能通一经，策实后即可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此外，萧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选官年令限制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宽，下诏规定对寒门中有卓越才能者，选官勿限年次。这些措施为寒门阶层进一步打开了通往中下层官吏的仕途，适应了寒门势力日益崛起的形势。

萧衍是军人出身，靠武力取得天下，所以他对那些拥戴自己的武将功臣优宠备至。武将多是寒门出身。萧衍通过委以高官，封赐显爵的方式，使他们成为新的权贵，时“草泽底下，悉化为贵人”（《粱书·陈伯之传》）。如吕僧珍，起自寒贱，于禅代之际立有殊勋，遂封侯，官至领军将军、散骑常侍，萧衍任其为心膂，“恩遇隆密，莫与为比”。其余如张弘策、曹景宗、陈庆之等人，亦因萧衍称帝而骤富暴贵，或享受甲族权益，或任总方面，或权倾朝野。梁武帝萧衍也尽可能地满足这些人的政治、经济要求，使之成为自己可靠的支柱。

为安排旧族、新贵、寒士，梁武帝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武将内外之班达五十六，有名号二百四十八个。除此之外，梁武帝还不断增置州郡县，以满足门阀世族和寒门素士对官位的需求。

梁武帝优容皇族子弟和权贵后裔以及官吏，他们犯法，全然不受法律的制裁。梁武帝侄子萧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人纠集恶少年公开杀人，劫人财物，梁武帝并不加以处分。御史中丞任昉弹奏曹景宗犯法，梁武帝以其是功臣，按下不治。他优容权贵，却刻于百姓，如果罪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要被罚作苦役。天监十年（511），梁武帝到南郊祭天，途中一老人拦住他的车，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若能改变，对天下是一大幸事！”梁武帝听后，对百姓用法稍有宽缓。

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梁武帝即位后就大兴儒学，制礼作乐。天监元年（502），素善锺律的萧衍，自制四种弦乐器，名‘通’，又制十二笛，辅以锺器，厘正雅乐。天监四年（505），设五馆讲授儒学，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学。他经常亲临国学，讲授经籍，策试生员。天监十一年（512），又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萧衍自己就是个无所不通的名士，他文思钦明，自幼笃学，博通儒玄。当了皇帝后，虽日理万机，仍学而不止，常常在烛光旁卷不释手，直至深夜。他著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凡二百余卷，或阐述儒学大义，或以玄学来补充儒学的不足。朝臣对其论点不同意者，都可以奉表质疑，他也一一为其解释断疑。

萧衍博通文史。他钦令编《通史》六百卷，亲自撰写赞序。他才思敏捷，文笔华丽，往往落笔成章。所作的千赋百诗，多是一气呵成，而且尚可文质彬彬，其中也不乏名作，例如“洛阳女儿名莫愁”的诗句到后世还在传诵。他多才多艺，“六艺备闲，棊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梁朝五礼俱备，雅乐和谐，儒学大兴，文史并茂，东晋以来二百余年，“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北方士族中不少人南望羡慕，认为江南是正朔所在，文化渊薮，想来投奔。梁武帝因此亦十分得意。

萧衍当了皇帝后，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冬天四更天时就点起蜡烛批阅文件，手坼裂了也毫不在乎。他多自己起草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戕、奏诸文，合成在一起，共一百二十卷。他常常因政务繁忙而顾不上饮食。这在封建皇帝里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亲理万机，但往往却因用人不当和自身无能而不收实效，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萧衍即位之初，北魏政治已呈现日趋腐朽的状态。梁与北魏在天监初年经常发生小规模战争，互有胜负，边境十分不安定。梁武帝萧衍遂在天监四年（505）大举伐魏。他任命六弟、懦性无能的临川王萧宏为主帅。当时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有”（《梁书太祖五王传》）。军次洛口（今安徽省洛河镇），萧宏畏敌不进。一天夜里，突降暴风雨，军营出现骚乱，以为魏军前来袭营。萧宏慌忙率数骑弃军逃跑。全军将士既无主帅，纷纷离散，弃甲投戈，填满水陆，置老幼病残于不顾。结果梁军损失近五万人。魏军乘势大举进攻淮南地区，幸赖守军死战，名将韦睿等率大军及时援救，才扭转了岌岌可危的败局。此后，梁魏僵持于两淮地区。梁武帝为阻止敌军南下，于天监十三年（514），发二十万人筑浮山堰（安徽凤阳县境），企图壅遏淮水以灌淹北魏的寿阳城。淮河中沙土轻浮，难以成堰，武帝不听劝谏，靡费千万，役人死伤无数，花费了二年时间，堰勉强建成。初成见效，淮河流域数百里地，并成泽国，北魏军不得不撤退。但不久后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沿淮河所有城戍和居民近十余万口，都被洪水吞没。不久后，北魏发生六镇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急剧激化。萧衍见有机可乘，欲取乱侮亡，统一北方。大通二年（528），他以来降的魏宗室元颢为魏王，命令大将陈庆之率众七千，配合元颢北伐。元颢和陈庆之进展顺利，先攻下北魏首都洛阳，又连下三十二城。但元颢入洛后，与陈庆之发生矛盾，欲脱离梁朝自立。梁武帝也没有再派大军去支援陈庆之。结果尔朱荣反攻洛阳，杀元颢，陈庆之全军覆没，只身一人化装成僧侣逃回江南。梁武帝自天监四年所开始的北伐事业也告结束。

梁武帝在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政策，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造就了相对的繁荣局面，但也埋下了内忧外难的隐患。连年劳民伤财、无果而终的对魏战争，严重削弱了梁朝的国力，加重了统治危机。对宗室、权贵、门阀世族的优容放纵，使得构成梁朝统治支柱的政治势力日益腐朽透顶。颜之推曾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各级官吏无不专事盘剥，不恤百姓，所以各种矛盾逐渐激化，梁朝统治也开始由盛向衰转化。

晚年昏庸随着功成业就，年事增高，梁武帝本人也开始由有为向无为，由开明向昏庸转化。但他与一般昏庸皇帝有所不同。从个人生活看，他似乎无可指责。他身着布衣，木绵早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好酒色，自五十岁起不再娶后宫；提倡后宫节俭，不衣锦绮。又始终以正人君子的标准约束自己。他注意服装仪表整洁，即使是在盛夏季节，也照样衣冠楚楚，决不袒胸露臂；服饰不整不与人相见，哪怕是见内竖小臣也如会见重要宾客一样，正冠整衣。可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他那虚伪、贪婪、猜忌和利己的本性。相反，梁武帝越步入晚年，这些丑恶的东西就表现得越为明显。

萧衍信佛。他称帝后就于建康锺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在皇宫内立至敬等殿。他还组织群臣对宣扬“神灭论”的范缜进行围攻，并借口范缜与王亮相通谋而将其流徙广州。但当时他并未达到疯狂笃信的程度。但随着梁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佛教遂成为他用以麻醉自己、欺骗他人的鸦片。他不仅潜心佛经，著解释佛典的义记数百卷，而且经常亲自于重光殿和同泰寺向万余人讲说，他创立了三教同源说，说孔子、老子是佛的学生；佛教是日，儒道是众星，即三教之中，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以苦行僧自居，早晚都去佛寺礼拜，屡次设救苦斋，四部无遮会、无碍会，宣称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到了晚年，他往往一天只吃一顿饭，饭菜也不过豆羹和粗米饭而已。但他的所谓素食，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一个瓜可以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可以做出几十种味道。他所谓的为百姓求福，不过是招祸而已。普通八年（527），他首次舍身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呆了四天才回宫。大通三年（529），他再次舍身，群臣出钱一亿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546），他第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钱二亿才将其赎回。第二年，他舍身念头又发作，结果在寺里呆了三十七天，群臣又花了一亿才将其赎回。不巧，刚刚赎身回宫，同泰寺的塔就烧毁了。他遂下诏，说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一定会有障碍，应大兴土木，新塔应比旧塔增高一倍。于是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四次赎身，一次造塔，既为自己捞得美名，也为佛寺骗得大量财力和人力。结果倒霉的是百姓。

萧衍至晚年，既已老眼昏花，怠于政事，又沉溺佛教，每当判决重罪时，往往一天也难下决断。临贺王萧正德父子欲谋反逆，他发觉后，对其声泪俱下地训诫后，就宥赦之。史称：“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因此王侯益加骄横，或者白天公然于都城大街上杀人，或者在晚上打家劫舍。有的罪犯藏匿于王侯之家，有司知道而不敢搜捕。武帝对此并非不了解，只因都是亲朋故旧，不加以禁止罢了。而黎民百姓，却动辄得咎。当时梁全国编户不过五百万口，百姓每年因犯法而被判二年以上徒刑的，达五千人之多。萧衍还刚愎自用，忌讳别人揭短。史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有人对他披露了真情，他就暴跳如雷；有人粉饰太平，他则兴高采烈。他自恃才高，不允许有人在他之上。沈约曾恰当地评价他说：“此公好面子，不让着他就会恼羞成怒。”中大同元年（546），名士贺琛上书指出当时弊政有四：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不公；其四，大兴土木，民不聊生。梁武帝看后勃然大怒，叫来主书，口授敕书责骂贺琛，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开脱。敕书大意是：“你说什么‘上书不为朝廷所用’，为何不列举出犯法官吏的姓名？你说什么‘奢侈无度’，我与此无关。我除了公宴外，从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如此；凡所兴土木，都不费公家一砖一木，不过是靠雇人借资而已。你说‘宜导之以节俭’，我不沾酒色，居室不过一席之地，宫中无雕饰之物。昼夜操劳，日进一餐，逐渐消瘦，还不是为了国家！你说话要负责。所说的弊端乱政和营建的轻重缓急，都要举出具体事例；所谓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如此，则是欺罔朝廷。”贺琛因此不敢再说话，只有谢罪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侯景之乱是不足为怪的。

亡国于侯景之乱侯景是鲜卑化的羯族人。他与东魏皇帝高欢关系密切，曾任东魏河南道大行台，将兵十万，专制河南达十四年之久。高欢死，侯景因不肯受继任皇帝高澄节制，以河南十三州降西魏。西魏又欲夺其兵权。侯景在东西夹击的情况下，于太清元年（547）向梁武帝接洽投降，请求派兵援助。

梁武帝当了四十六年皇帝，一直在北伐事业中没有丝毫进展。他听说侯景来降，十分高兴。他贪图河南十三州之地，又想统一中原，于是任命侯景为河南王。又派他的侄子萧渊明率五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牵制东魏，支援侯景。梁军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主帅萧渊明怯懦畏敌，无实战经验，结果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的寒山堰一带，被东魏军队击败，萧渊明被俘，梁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报信的人到建康，正值梁武帝睡午觉。宦官告诉梁武帝说侍中朱异有急事相告，武帝预感大事不妙，急忙起床来到文德殿。朱异说：“寒山堰我军大败。”武帝惊恐万状，几乎从床上掉下来。宦官急忙扶他就坐。武帝长叹道：“看来我要重蹈晋家覆辙，被夷狄所亡了。”

梁军败后，东魏集中兵力进攻侯景。侯景率四万军队拼死抵抗，几次击败魏军，双方相持数月之久。梁朝因而得到喘息时间，调兵遣将，弥补防务漏洞。侯景因力不能支，被魏军打败，率步骑八百投奔南朝，到达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出于对侯景的感激，正式委任他为南豫州刺史，戍守寿阳。还赐给他青布万段，兵仗若干。双方因利害关系结成暂时的同盟。东魏为了离间这种同盟，对梁武帝展开了外交攻势。让被俘的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武帝消灭侯景，北朝即可释放萧渊明和其他战俘。梁武帝贪图小便宜，立即同意和议，回信说：“只要萧渊明放回，就立即送回侯景。”侯景虽反对和议，但并未将和议看得很重要。他公然对人说，我取河北不成，夺江南还是有把握的。梁武帝虽有出卖侯景的打算，可是又不考虑其后果，对侯景并不防范。侯景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利用萧衍与侄子萧正德之间的矛盾，寻找内应。萧正德在萧衍无子时过继给他，但萧统的出生却打破了萧正德继承皇位的美梦。萧正德因此心怀不满。侯景派人与萧正德联系，答应事成后拥立他为皇帝。萧正德喜出望外，成为侯景内应。

太清二年（548）八月初十，侯景于寿阳起兵，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朱异以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疾；其他三人以苛刻为务，号为“三蠹”。故其起兵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梁武帝以萧正德防守长江，正中侯景下怀。十月二十二日，侯景顺利渡江。初渡江时，他只有兵八千，马数百匹。渡江后，兵势大振，遂立即进攻建康。防守宣阳门的萧正德又开城门迎侯景入城。梁武帝慌忙领男女十几万人，甲士二万入台城戍守。太子萧纲见情况紧急，全副武装去见梁武帝，征求对策。梁武帝心灰意懒，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何必来问我！内外军事指挥，都由你负责吧！”

侯景急攻台城，太子萧纲与良将羊侃拼死抵抗，打退侯景多次进攻，侯景无奈，只好一边胁迫民众为兵，一方面展开攻心战。他发檄文于城内，说：“梁自近岁以来，权倖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檄文切中时弊，守城将士为之心动。故虽梁军多于侯景军队，却难以组织反击。

当时台城内只有粮四十万斛，不能支持太长时间。梁武帝欲斩朱异等人以退侯景，被太子萧纲劝阻。他又寄希望于城外勤王援军。但怎知城外梁军二、三十万，在他的子孙带领下，都顿兵不前，专事抢掠。这时，侯景以深受压迫的奴隶为兵，军力增强，又开始攻城。在太清三年（549）三月十二日，台城被围一百三十多天后，侯景攻入台城。

侯景虚伪地派人送呈于梁武帝，写道：“陛下为奸佞所蔽，故臣领众入朝，惊动圣体，今诣阙待罪。”梁武帝问：“侯景在什么地方？让他来。”侯景拜见武帝于太极东堂。武帝故作镇静，问：“你在军队中时间很久了，有什么功劳？”侯景一时慑于皇威，汗颜无语。武帝又问：“你是哪儿的人，而敢到此地！妻子还在北方吗？”景又不回答。别人代为答道：“侯景妻子皆为高澄所杀，只以一人归附陛下。”武帝又问：“刚过江时你有多少兵马？”景回答说：“千人”。“围城有多少人？”答道：“十万”。“那么现在有多少人？”答道：“普天都为我所有。”梁武帝听后，低头无语。

侯景为了收买人心，废黜只当了一百多天皇帝的萧正德，仍奉梁武帝为皇帝。他迫使梁武帝下诏遣还勤王之军，又任命自己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他囚禁梁武帝于太极东堂。梁武帝萧衍受侯景摆布，内心愤愤不平。侯景欲用亲信为司空，武帝说：“调和阴阳，要司空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侯景又请以其两个亲信为便殿主帅，武帝还是不同意。侯景十分不满。太子萧纲哭着劝谏武帝不要过于逞强，武帝大怒说：“是谁让你来的！如果社稷有灵，还能重复大业；如若不然，哭亦无济于事！”侯景又让士兵驱赶马匹，带着刀箭在皇宫内出出进进。梁武帝觉得十分奇怪，问左右其中奥妙。有人答道：“这是侯丞相的甲士。”武帝大怒，叱骂道：“是侯景，不是什么丞相！”左右都大惊失色。从此，武帝的要求多不被满足，饮食也为守卫所裁节，遂忧愤饥饿成疾。五月的一天，他病卧于净居殿，觉得口苦，向看守要蜜吃，遭到拒绝。他连叫二声：“荷！荷！”就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萧衍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不久后又杀之。侯景专门从事烧杀掳掠，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康，几乎荡然无遗；江南赤地千里，人烟罕见，白骨成堆；梁朝宗室诸王互相厮杀，骨肉相残，不久后同归于尽，政权落入到陈霸先手中。如此结局，不能不归咎于梁武帝萧衍的昏庸无能和养寇贻患。

第三节 侯景

从尔朱荣到高欢麾下

侯景（503—552），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鲜卑化羯人。少年时深受边镇剽悍好武风习影响，行为不拘，善骑射，骁勇好斗，有膂力，深为乡里所惮。被选为怀朔镇兵，曾任功曹史、外兵史等低级官职。北魏末年边镇各族人民大起义飚起，鸣鼓角、树旗帜者不计其数。侯景与怀抱澄清天下之志的怀朔镇队主高欢甚相友好，同图建勋立业。武泰元年（528）四月，秀容川契胡酋帅尔朱荣乘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之机，举兵入洛，发动河阴之变，攫取北魏军政大权。尔朱荣权势熏炙，各地豪强纷纷投奔，侯景亦率私兵归尔朱荣。为开辟前程，又向尔朱荣麾下名将慕容绍宗学习兵法。由于机警敏捷，侯景迅速提高了作战指挥能力。“未几绍宗每询问焉”，甚得尔朱荣器重。

六镇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河北起义军势力又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建义元年（528）八月，义军首领葛荣率军围邺，众号百万。尔朱荣受诏讨葛荣，任侯景为前锋，同率精骑七万①，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与葛荣决战。葛荣自诩久历戎阵，威行河北，己众敌寡，胜券在操。他骄傲轻敌，在数十里平野上箕张平推迎战，分散了兵力。尔朱荣与侯景利用了葛荣的严重错误，腹背夹攻，突破薄弱处，大败义军、生擒葛荣。河北起义军从极盛而一战败亡。侯景战功卓著，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崭现头角。

永熙二年（533），高欢消灭了尔朱荣集团，掌握了魏孝武帝。侯景见高欢势盛，遂率所领之众依附高欢，再图发展。永熙三年（534），因君相矛盾激化，孝武帝奔关中依宇文泰。高欢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见为孝静帝，东西魏分立。宇文泰据关中与高氏抗衡，南有萧梁，天下三分之势遽成。侯景在高欢重用下跃马横枪，驰骋疆场，成为东魏重要将领。

侯景悍勇能战，驭军有法，特别注意以厚利抚纳笼络士卒。每战胜后，辄将所掠财宝分与手下将士，故得部众拥戴，“咸为之用”。他精于韬略，机诈权变，有“颇习行阵”①、“多诡诈”②之称。由于善挟巧诈，作战多捷，侯景对东魏雄勇冠一时的猛将高昂、彭乐等亦不屑一顾，嗤此辈“似豕突尔，势何所至”，而自视甚高，桀骜不驯。

经略河南东魏迁都于邺后，高欢置重兵于河北，自居晋阳，全力对付西魏和北方的柔然，对与梁接境的河南一带鞭长莫及。河南古称“四战之地”，战略地位重要。高欢选中久涉行阵、善谋多诈的侯景，经略河南。天平元年（534），侯景受命攻荆州都督贺拔胜，开始苦心经营。他先后在荆州败走贺拔胜、独孤信、史宁等西魏骁将。天平三年（536），侵梁楚州，又获梁刺史桓和。屡屡获胜，战绩斐然。久居河南，侯景对南朝梁廷腐败状况了解得非常深切。①尔朱荣率兵数各书记载不一，此从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史卷》第251页。①《册府元龟》卷442《将帅部》。

②《太平御览》卷313引《三国典略》。

他藐视梁武帝萧衍妄敦戒素、佞佛昏谬，曾踌躇满志地夸口，愿请兵“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骄矜自负溢于言表。

天平四年（537），高欢大举伐西魏，任侯景为西道大行台，“经略关西”。侯景建议兵多力有余，宜分前后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高欢不纳此万全之计，十月，在沙苑战败。嗣后，侯景向高欢请劲兵数万，言称追击宇文泰骄胜之兵，实则想乘机入关割据，被高欢妃娄氏识破，未行。

沙苑战败后，西魏军东进洛阳，河南诸郡多降。为争回此战略要地，元象元年（538）二月，侯景率卢勇等将收复广州。南汾州、颍州、豫州亦复入东魏。秋七月，侯景与司徒公高敖曹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城，宇文泰亲提大军急趋救援。侯景布阵坚固，北据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南依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与西魏军搏战，几乎阵擒宇文泰。只因西魏援军继至，兵势复振，宇文泰方反败为胜。此次河桥之战中，侯景善于因机制变、因形用权的特长引人注目。战后，侯景更邀宠睐。高欢对之“仗任若己之半体”，益加倚重。

兴和三年（541）秋八月，东魏任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兼为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使领军十万，专制河南，“随机防讨”。既以备梁、西魏，又使讨叛贰，侯景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河南“殷实富强”①，人口百万②，侯景在此经营多年中，早与当地豪族紧密勾结，③逐渐发展成与中央不相协调的强大地方势力，初步具备了割据的经济、政治诸条件。如今获得“与神武（高欢）相亚”的显赫地位和权力，更是如虎添翼，专兵尾大势成。武定元年（543），东、西魏在邙山大战，东魏获得大胜。侯景也因用计赚取虎牢城，连收北豫州和洛州，功迁司空；武定三年（545）改授司徒。侯景官运亨通、权柄在握，土广人众，实力雄厚，久酝于怀的“飞扬跋扈志”难免时时流露。他轻视高欢之子高澄，对东魏将领司马子如口出大言：“王（高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因被高澄视为肘腋之患，也引起了高欢的疑忌和防范。

叛魏降梁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疾笃。高澄先发制人，书召侯景入京。侯景自知一旦入朝，脱离根本，就如虎兕在柙，不仅威权尽失，性命也难保无虞，于是公开据兵反叛。河南诸州刺史、守、令也多与侯景合流。东魏在上年的玉璧之战中损失惨重，高欢新死引起朝野振动，侯景反叛使东魏西、南两面受敌，形势更加严峻。为尽快平叛，高澄对侯景许以种种优厚条件诱降，同时遣重兵昼夜兼行，企图包围侯景，一举歼灭之。侯景仓促难敌，急举河南①《玉海》、《邺侯家传》：“东魏河北、河南三道殷实富强”。

②据《魏书·地形志》上中二卷所录东魏武定年间（543—550）户口数统计：东魏总口数7，591，654。侯景所辖十三州中，除缺阳、西扬、东荆、襄四州户口数外，其余豫、广、颍、洛、北荆、东豫、南兖、西兖、齐九州共764，399口，十三州总口数当在百万左右，约占东魏人口总数13％。③《通典》卷三《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曰：“瀛冀诸州，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如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六州降西魏请援。旋学狡兔三窟，二月，又遣行台郎中丁和上表萧衍，倾河南全境豫、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和齐十三州降梁求援。谋援举地数量的不同，透露出侯景对西魏心存疑虑，投降乃是解急权宜之计；而对萧梁则无所顾忌，暗蓄有全力斡旋，伺机攘权的险恶用心。梁廷众僚惴惴，皆请拒之。但梁武帝不久前曾夜梦中原牧守以地降梁，权臣朱异为邀宠，释此梦为宇内方一之征。恰值侯景来降，萧衍矜然自得，谓己梦通神，竟利令智昏，引狼入室，欲藉侯景扩土北进。纳降并封之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五月，东魏韩轨领重兵围侯景于颍川，窘困中侯景再割东荆、鲁阳、长社、北兖四城向西魏请救。宇文泰深谋远虑，既不愿放过此稍纵即逝的东进良机，又审慎冷静地注意防范诈谖叵测的侯景危过翻异。他决意相机行事，纳降后乘势进取河南。遣兵前往颍川解危，又派荆州刺史王思政抓紧接收降地七州十二镇。东魏兵退，侯景出屯悬瓠。喘息未定，宇文泰召其入朝，企图虚委重任，实去其权。侯景深谙此谋，自然不入宇文之彀。他公然宣称“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指宇文泰）”，决计马首南向，染指萧梁。

萧衍纳降后即派兵运粮应接侯景。太清元年（547年）八月，贞阳侯萧渊明受命率十万大军屯寒山，与侯景犄角，大举北伐。十一月，东魏慕容绍宗大败梁军，俘渊明，再回师扑击侯景。两军于涡阳（今安徽蒙城）对垒。侯景命战士皆被短甲、执短刃、入阵砍人胫马足，大败慕容绍宗。绍宗裨将斛律光狼狈逃走，张恃显落马被擒。绍宗慨叹“未见如（侯）景之难克者也”，遂定计深沟固垒。两军相持数月后，侯军粮尽。太清二年（548）春正月，侯景部将暴显等降绍宗。侯景收散卒步骑八百，奔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叛梁作乱东魏乘胜收复失地，即令萧渊明遣使述高澄欲“更申和睦”之意，企图离间梁、侯，坐收渔利。此时侯景亡师失地，身价大减。太清二年二月，梁与东魏间开始协商议和事宜。侯景慑于南北复通，“不免高氏之手”，驰启固谏数次，未纳；又向萧衍求与南朝高门王、谢结婚，被梁主拒绝。侯景恨怨，反心更炽。为摸清萧衍真实态度，他诈作东魏书信，言以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堕计，复信“贞阳旦至，侯景夕反”，弃卖侯景。既已进退失据，侯景遂破釜沉舟，在寿阳募军聚众，更新军械，秣马潜戈，侍机反梁。并暗结早就觊觎皇位的梁临贺王萧正德，密约事成后拥正德为帝。准备就绪后，八月，侯景以诛长期沆瀣一气、奸佞骄贪、蔽主弄权而为时人所疾的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等“三蠹”为名，在寿阳起兵反梁。梁后期，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诸方面，早已危机四伏。因北魏东西分裂，无暇顾及江淮，萧衍见边境安宁，囊弓戢矢。政躬多暇，竟溺陷释教，废弛朝纲。士大夫上行下效，争尚空谈，不习武事，文恬武嬉，奄无生气。武帝长斋事佛，自奉仁慈，对王侯官吏多有宽纵。他们作恶有恃无恐，乃至白昼杀人越货，劫道行凶。地方官贪赎横行，残民以逞，直至搜刮净尽方肯罢休。大同十一年（545），梁散骑常侍贺琛启陈时弊，言户口减落，长吏贪残，风俗侈靡，官场窳败，经济凋敝。他言辞直切，武帝恼羞成怒，严辞诘责，而又无可如何。梁朝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自大通元年（527年）至侯景叛乱的二十二年中，梁朝农民多次揭竿而起，参加者万人以上的较大规模起义就高达八次。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此起彼伏①。萧梁已酿成“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国有累卵之危，俗有土崩之势”的岌岌可危局面②。侯景起兵，及时准确地抓住了梁朝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症结。他传布檄文，直斥梁朝“割剥齐民，以供嗜欲”，疾呼“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陈词慷慨激昂，颇具煽动性。且起兵之初约束军纪，不使扰民，故而得到北兖州等地城人响应。

梁宗室诸王见武帝年老、朝多秕政，也不免隐生雄心。又见武帝舍嫡立庶，更激起诸王觊觎帝位。侯景南下正好提供了他们借勤王之机勒兵观变的机会。

侯景连下谯州（今安徽滁县）、历阳（今安徽和县），兵临长江。梁都官尚书羊侃建议据采石，袭寿春，迫使侯景进退失据，自然瓦解。但萧衍闭目塞听，盲信天险长江；麻痹轻敌，拒绝这一正确建议，放弃了主动攻击、消灭侯景的最佳战机。萧衍更万万没想到前太子临贺王萧正德会勾结侯景，里应外合，竟委任正德负责建康防务。梁军布防混乱，疏于戒备，给侯景造成了可趁之机。十月下旬，萧正德派船数十艘，假借运荻草，自横江偷渡侯景及所部兵八千，马数百匹到采石。侯景轻越天险，直掩建康。江南承平岁久，罕见兵甲。侯军猝然出现，公私骇震，一片慌乱。两天后，侯军抵建康朱雀桁南，建康守将庾信、王质、萧大春、谢禧等均不战弃阵而逃。侯景未遇激战，连下东府城、石头城，屯军皇宫所在地台城之下。自此，水火兼用，在三十余万陆续集结的梁援军环视下，连续攻城一百二十余日。

围逼既久，台城内粮尽疫行，军士煮弩熏鼠捕雀而食。饥疫死者“横尸满路”，“烂汁满沟洫”，后来仅剩二三千羸弱死守。侯景也渐粮饷不支，又闻梁荆州精锐援军将到，遂谲诈求和以却援足粮。太清二年二月，与梁武帝歃血为盟停战。萧衍接受侯景的戢兵条件，割江右四州之地（南豫、西豫、合州、光州）予侯景，遣诸路援军返师，台城守卫也尽收兵甲。侯景及时补充军粮，缮修器械，休整军队。十余日后，毁盟重开战幕，悉力猛攻。三月十二日台城陷落。萧衍沦为阶下囚，五月饿死。侯景虚立梁简文帝。梁名存实亡。

侯景自寿阳起兵，奇袭建康至攻陷台城，历时仅七个月。他率不善水战的少量北军，越过长江，长驱直入，短期内一举摧毁梁朝，实属惊人。他的成功与萧衍昏谬愚瞽密不可分，但也反映出侯景战术灵活，判断准确、工于心计的指挥才能。侯景所以敢以处于劣势的少量军队，大胆攻敌，关键在于善于用奇。他料敌正确，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抓住宗室伪饰勤王、顿兵不战和援军将帅惧战自保、互相猜忌，梁军士气泄沓、没有正面打硬仗的战斗力等有利条件，集精兵锐卒，攻敌要害，速战速决，化弱为强，未战已先胜敌一筹。

为达到奇袭目的，侯景巧辟蹊径。起兵前，先暗结萧正德作内应，故能悄无声阒，拱手越过长江，萧梁也因此失去最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心理优势。即使已兵扼建康咫尺的板桥，侯景还假惺惺地宣称起兵仅为诛权佞，无意问①据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五卷《萧梁》部分统计，时间迄萧衍死时为止。并参阅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99页。

②《文苑英华》卷七五四·梁典总论。

鼎，以麻痹萧衍。梁布军尚未停当，侯景已轻骑简从，飞袭建康。萧梁猝不及防，受创凛然。

对陆续赴援的三十余万勤王梁师，侯景也从冷静的分析出发，决定自己的战术。他根据“外援虽多，各各乖张，无有总制，更相妒忌”；将不威严，兵不整肃；或游疑观望，或闻风而逃；指挥系统紊乱不灵，嫌隙颇深实力大减等情况，断定梁王侯、诸将，无有敢撄锋铦，“竭力致死”，与己争一胜负者。大胆积极进攻，先发制人，挫敌锐气。太清二年十一月，侯景陈兵于建康覆舟山北，与绍陵王萧纶对阵。萧纶畏葸不战。日暮，侯景更约次日会战，佯退。安南侯萧骏麾军追击，侯景出其不意，陡然回师反扑，乘胜击破赵伯起等军。诸军皆溃，萧纶奔逃。侯景悉收辎重，生擒西丰公萧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主帅霍俊等。梁军夺气、胆寒。太清三年正月，侯景再次主动出击。在青塘消灭了援军中坚韦灿军队，再一鼓作气与援军统帅柳仲礼决战。柳仲礼受伤，战败气馁，诸军愈加仓皇。侯景不失时机暗贿金镮，自此柳仲礼闭营不战，敛势冷观。援军戎幕清闲，掠民财产。侯景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凌厉攻击台城。

军事强攻的同时，侯景双管齐下，成功地运用了政治攻心的战术。台城守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朝贵族官僚的奴隶。奴隶素居社会最底层，被视为生口，等同牛马。他们深仇蕴蓄，犹如满弩紧弓，一旦找到了爆发的契机，就会转化成强大的战斗力。侯景在攻城中，宣布放免在南方沦为奴隶的北人为良，并不次任用，以重赏招引他们从军。朱异家奴逾城投景，侯景封为仪同，并令乘良马，披锦袍，往来城下，炫耀城内说：“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仕侯王，已为仪同。”奴隶鱼贯偷出，趋降侯景，感激私恩，愿为效死。故胡三省以为，萧梁虐奴，咎由自取①。显然，侯景诱募和抚纳奴隶，巧妙地分化和动摇了台城的抵抗力，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攻台城藉此而收意外之效。

太清三年二月末，侯景再施诳诈，又获成功。他利用萧衍久困疲怠，急欲偃兵的心理，投其所好，提出停战为盟。诱使梁军撤援弛备，自己抓紧储粮筹辎。然后骤然变计，劲卒精甲蓦然猛攻，昼夜不停，一举破台城亡梁。建康之战充分体现了侯景战术灵活、用兵诡谲的特点。

入城后，侯景自为大都督、录尚书事、使持节、大丞相、王如故。掌握梁廷大权。他废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六月，杀萧正德。欲除梁诸藩后篡位，派叛军东进浙东州郡。太清三年（549）十二月，侯军陷会稽，尽有三吴。大保元年（550），侯景自为相国、汉王；十月，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梁简文帝成其砧上之俎，萧梁有名无实。

侯景出身行伍，志大识。在久膺疆寄的戎军生涯中，养成了“反覆猜忍”，酷虐凶狡的性格。他有野心而无政干，生性暴戾嗜杀，不能真正收取民心，难于在南方站稳脚跟。故军虽锐勇，不能持久。

侯景初至建康，军令尚严，士卒不敢侵暴。及久攻不下，人心渐散，粮仓将罄，乃纵兵掠民。无论金帛菽粟，恣意劫夺。他令民筑土山攻城，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捶，疲羸者杀以填山，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城破后，将病人与死尸聚而焚之，惨不忍睹。还在石头城立大舂碓，刑人或加杀，或断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肠；他封箝民口，禁人偶语，犯则刑及外族。①《资治通鉴》卷一六一。

遣军攻浙东，他鼓励诸将破栅平城尽屠毋赦，以扬威名，故其将领专务焚掠，杀人如芥。南方人民创痛巨深，仇恨侯军暴虐荼毒，“虽死不从之”。啸聚筑垒，亟起抗暴。南方土豪酋帅亦趁国土板荡，朝廷倾覆，风云际会，异军突起。他们凭藉私人武装，参与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成了后来平定侯景的主力，登上了南朝政治舞台。

侯景横逆衄践，江南经济文化遭巨大损失。梁都建康所在地扬州和邻近的东扬州向来富庶繁荣，为南朝财政所本。亟经摧燎，这一带的社会经济一落千丈。建康城焚掠后满目疮痍，残如荒郊。“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由于战争中不能正常生产，大宝元年（550）又旱蝗相继，江南发生特大饥荒。百姓流入山谷江湖，以草根木实果腹，草木垂尽，饿殍遍野。就连富室豪家亦皆乏食，鸠形鹄面，坐怀金玉，奄奄待毙。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堆，高如邱陇，凋残颓废，一二十年后犹未克复。

萧梁文人学士逢此乱离，备历屯蹇而丧命者甚多，大量藏书亦于战火中毁佚。南朝文化受到空前浩劫，但部分文士北逃避乱，客观上给南北文化交流和北齐文化发展以一定推动①。

江南士族自东晋末开始衰落，至梁末已呈沉淫沉弱，生机殆尽之态。他们大多麇集于建康和扬州，因而在侯景暴风骤雨般的扫荡中，被屠戮略尽。皇室萧氏更是难逃灭顶之灾。侥幸身免的士族逃往江陵投靠荆州刺史萧绎，喘息未定，遽遭西掳入关，没为仆隶，耕田养马。南朝士族自此一蹶不振，成为强弩之末了。

侯景凭凌南土，东魏乘梁危迫中不遑顾及淮南，派辛术招携安抚，侵蚀入己。不费一矢，坐得全淮。西魏争城掠地也不甘示弱，先取襄樊，再占益梁，长江上游入其畛域。在军事、经济力量上优势陡增，以后北周灭北齐，隋统一南北的契机遂萌。

侯军在建康和浙东肆虐，长江中上游萧梁荆、郢、雍、湘、益诸方镇却火并正盛。湘东王萧绎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结西魏翦除兄弟子侄，为自立清道。宗室自相鱼肉，无异是代侯景行师。大宝二年（551）闰三月，侯景遣军乘机西上。从此时起，侯景在战术上犯了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严重错误。荆、郢虽交通便利，但多为水路，侯军不善水战，难于利用；侯景早已尽失民心，脱离建康根本，骤然难于驻足。他本应水、步两道，鼓行西上，直指江陵；或是身顿长沙、徇地零、桂，积聚兵粮，荆、郢皆可入其掌。但他自恃兵多将广，屡战屡胜，轻视梁荆州精锐。兵分五千守夏首，再分一万趋巴陵，另有一路指叩江陵。兵分势散，各路又未能协同默契。当前锋任约军与梁徐文盛军相接后，萧绎抽兵驰救，任约窘急。侯景率兵援任约，四月，在西阳被长于水战的徐军打败。梁军一味逃窜惧战的颓势开始扭转。侯景急遣轻骑三百袭陷郢州，擒刺史萧方诸。徐文盛等军心大乱，奔归江陵。梁将王僧辩受命拒侯景，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沉船靡旗，伪装将遁。侯景中计，昼夜猛攻巴陵、数旬不克。锐士尽于坚城，士卒饥于米菽，军中疾疫蔓延，死伤大半，侯军战斗力大损。六月，赤亭大战中，梁将胡僧祐和陆法和败擒任约，断侯景一臂。侯景只得放弃经略江汉，退走建康。梁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须邀击侯景，破其后军。梁军士气大振，转入战略反攻。因利乘便，沿流进讨。侯景丧师失将奔逃，船只前后不接。

①参阅缪钺《颜之推年谱》，见《读史存稿》1982年版。

回到建康后，侯景自恐不能久存，欲早逞为帝之心。八月，幽禁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栋，改元天正。九月，杀简文帝及其诸子。十一月，废萧栋自立，改元太始，国号汉。

承圣元年（552）三月，梁江州刺史王僧辩军、东扬州刺史陈霸先军与侯景在姑孰和石头城北激战。侯景情穷势绌，率部下数十人遁逃。四月，在沪渎下海，北逃途中被随行羊鹍所杀。

第十九章 高欢、宇文泰、北周武帝

第一节 高欢

高欢（496—547），字贺六浑，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东）人。东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

从队主到晋州刺史高欢自称是河北大族渤海高氏的后裔①。六世祖高隐曾任西晋玄菟太守，以后三世又有人在鲜卑慕容人所建立的前燕、后燕政权里为官。拓跋珪灭后燕，曾祖高湖降魏，为右将军。祖父高谧仕魏，官至侍御史，因犯法依律徙居怀朔镇，降为兵户。

怀朔在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是北魏边塞六镇之一。这一地区的镇兵和镇民以鲜卑人为主，也有被迫徙居这里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由于长期的民族杂居，后者多已鲜卑化了。高欢就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

北魏后期兵户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半自由人。他们只有在立下战功以后，由政府赦免才能与一般国家编户的地位相等。高欢的早年生活充满了贫困和屈辱。母亲死后，他一直被寄养在姐夫尉景的家里。长大以后，靠着娶上有钱的老婆，高欢才买到马，被镇将提拔为队主，后改任函使。函使主要负责由边镇往首都洛阳传递信件，是一种职务低贱的小军官，受人鄙视。有一次仅因为坐着吃饭，高欢便遭到上司的一顿痛打。

高欢当函使共有六年，其时正值宣武帝末年到孝明帝初年。北魏政权已十分腐败，最高统治阶层穷奢极欲、佞佛成风；朝中权贵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更是拚命聚敛财富。劳动人民在沉重的租税赋役压迫之下，大量地破产、流亡，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函使的生活，打开了高欢的眼界，许多社会问题迫使他去思考。高欢预感到北魏的统治在走向绝路，天下将要大乱。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觉得时机快要到来了。神龟二年（519）二月，洛阳城内发生皇宫卫队的武士们聚众闹事的乱子。千余名羽林、虎贲集会，抗议政府排抑武人，先在尚书省诟骂，继而闯入征西将军张彝的私第，殴伤主人，烧死其子。事后，北魏政府只惩办几个头目，其余的人一概赦免不问。高欢在洛阳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回到怀朔，他对家人说：“政府腐败无能到这种程度，前途可想而知。天下大乱，钱财能够保得住吗？”于是，他有意识地用钱财去交结那些有志造反的朋友。慢慢地，在高欢的周围聚拢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

北魏末年，北方边镇地区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里的镇兵、镇民受到的压迫最深，痛苦最大，动摇北魏统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也首先从这里爆发并向全国波及。高欢和他的一伙，先后参加过两支由六镇兵民为主体的河北义军。高欢参加起义，是带着个人野心来寻找出路的。所以在杜洛周义军，他曾制造过谋杀事件，企图夺取义军的领导权。改投葛荣后不久，他又叛降义①关于高欢的族属，《魏书·高湖传》、《北齐书·神武帝纪》皆记其世系出于渤海名门高氏。清人王鸣盛最早提出怀疑。周一良教授推论高欢本非汉人，王仲荦教授也持此说。缪钺教授更认为高欢乃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谭其骧教授则考证出高欢的族属出于高丽。军的死敌尔朱荣。

尔朱荣是塞上北秀容川（今山西保德县朱家川一带）契胡族酋长，拥有部落八千余家。北魏内乱，他乘机大肆招纳兵勇，发展武装力量。北魏政府授予尔朱荣车骑将军及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的职务，利用他的兵力镇压起义。尔朱荣兵势日盛，野心逐渐膨胀。高欢迎合他的心理，建议举兵内向，通过武力控制北魏政权。由此高欢深得尔朱荣的信任，被任命为亲信都督（卫队长）。武泰元年（528）二月，尔朱荣以高欢为先锋，长驱下洛，通过血腥的屠杀，制服了北魏朝廷，把持了大权。当年九月，尔朱荣出兵镇压葛荣。高欢利用旧日与河北义军的关系，进行分化瓦解，诱使七个称王的义军首领脱离葛荣，导致河北义军的最后失败。之后，高欢又参与镇压山东的羊侃、邢杲起义，以功累迁为第三镇人酋长、晋州刺史等职，成为尔朱荣最得力的部将。尔朱荣认为，在他的下属中，只有高欢可以代替他统军，是个帅才。

移军河北，另立门户永安三年（530）北魏孝庄帝不甘心作傀儡，用计将尔朱荣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统领余众，从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赴洛为叔父报仇。临行前，尔朱兆要高欢与他同行。高欢以汾晋地区的山蜀作乱为借口，滞留晋州（今山西临汾地区）不动。在尔朱氏家族中，高欢只敬畏尔朱荣一人，认为尔朱兆粗鄙狂愚，成就不了大业，不愿意附属于他。尔朱兆兵陷洛阳以后，高欢警告他不要对皇帝下手，否则将会十分被动。然而尔朱兆置之不理，仍将孝庄帝弄到晋阳缢死。这使高欢决意脱离尔朱氏，另立门户。

当年十月，河西牧子费也头部纥豆陵步藩率众南下，在秀容川大破尔朱兆，进逼晋阳。尔朱兆向高欢告急。高欢一面答应救援，一面借口无桥渡河，逗留缓行。当时他的内心十分矛盾，既希望尔朱兆被费也头消灭，又害怕费也头兵势太强，日后难除。经过再三犹豫，才在尔朱兆反复求援后，与之联兵合击，将费也头打败。

在打败费也头的当天夜里，尔朱兆兴致勃勃地来到高欢的营寨，要来个通夜宴饮。席间，尔朱兆向高欢请教治理他辖下的二十万六镇降户的办法。所谓六镇降户，就是参加河北起义的六镇兵民残余力量。起义失败后，尔朱荣把他们强徙到山西的并州（今山西太原地区），肆州（今山西忻县地区）一带。由于受到契胡军人的欺凌，无法生活，六镇降户经常起来反抗，前后二十六次造反。尔朱荣、尔朱兆杀死了很多人，但是骚乱仍然不断发生。所以这些六镇降户成了尔朱兆最头疼的问题。而高欢却对他们很感兴趣。他要与尔朱氏分手，苦于兵力不足，而六镇降户正是他所需要的力量。他知道凭借自己同六镇的特殊关系，不但有能力控制他们，而且能把他们训练成一支驰骋天下的劲旅。于是，高欢对尔朱兆说：“二十多万人，怎么能都杀死呢？你应该选个可靠的人把他们编制和统率起来，再有人闹事，你就惩罚这个将领。有人认真管，闹事的人自然会少了。”尔朱兆说：“好主意！可让谁来管呢？”高欢还没有说话，他的一个下属抢着提名高欢。高欢一拳打掉那个下属的牙齿，还要求尔朱兆处死他。高欢演出的苦肉计，居然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尔朱兆把统率六镇降户的权力移交给他。高欢害怕尔朱兆酒醒后反悔，立即出营向六镇降户宣布尔朱兆的任命，并命令他们到汾水以东的阳曲川集合。六镇降户向来痛恨尔朱兆而对高欢有一定的好感，所以能够比较服从他的调遣。

高欢为摆脱尔朱兆的控制，借口并肆地区频岁霜旱，缺少粮食，要求带领六镇降户到太行山以东的今河北地区就食。因为事先买通了尔朱兆的左右，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

在东去的路上，高欢将尔朱荣妻子从洛阳带来的三百匹战马劫走，还杀死了尔朱兆派遣统领降户家眷的部将。这些作法，不但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且进一步得到了降户们的拥护。

普泰元年（531）二月，高欢率军经上党（今山西长治北）穿大王山，到达河北的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石鼓山），驻扎下来。

当时，河北地区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尔朱氏集团和他们的反对派争夺异常激烈。尔朱氏的亲信刘诞和侯渊分别据有相州（今河北临漳县地区）和定州（今河北定县地区），控制殷州（今河北隆尧地区）大权的则是尔朱氏家族的成员尔朱羽生。反尔朱氏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幽州和冀州：幽州（今北京地区）刺史刘灵助自称燕王，声言要为孝庄帝复仇。占据冀州（今河北冀县地区）的河北大族封隆之、高乾、高昂兄弟更与尔朱氏势不两立。他们杀死尔朱兆派来的监军白鹞，并将前来偷袭的尔朱羽生打败。此外还有很多坞堡势力也拒绝与尔朱氏合作。

高欢要实现在河北站稳脚根，最终同尔朱氏决裂的计划，就必须同反尔朱氏的河北大族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一面自称与高乾、高昂兄弟同宗，一面放出进攻冀州治所信都的口信。由于高欢尚未脱离尔朱氏集团，河北大族搞不清楚他的真实用意。高乾特意来到滏口摸底，他劝说高欢与尔朱氏决裂，并邀请他进据冀州。这时，赵郡大族李元忠也赶到滏口。李元忠是殷州西山的大坞堡主，统领堡户多达数千家。他表示有能力控制殷州的局面，并同意归附高欢。同时尔朱氏也想拉拢高欢，通过他们操纵下的北魏政府进封他为渤海王、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等职务。

高欢占据冀州后，开始着手对六镇降户的控制和改造。高欢极意笼络他们，自称是鲜卑人，同他们讲话也一律用鲜卑语。他还千方百计地加深六镇降户对尔朱兆的仇恨。高欢故意散布消息说，尔朱兆要把他们弄到并州去当奴仆，还要征发他们去打仗。一时间，六镇降户人心惶惶，无不切齿痛恨尔朱兆。他们表示拥戴高欢作首领，并决心跟高欢起来造反。高欢看到时机成熟，便向他们讲：“你们这些人不懂得纪律。一个军队，人数再多，没有法度迟早要垮台的。我当统帅，首先要立下纪律，不许欺负汉族人，不许违犯我的军令。”高欢说完，六镇降户全都跪倒在地，高喊道：“不管生死，一切全听将军的安排。”

高欢为什么向他所统率的六镇军队提出不许欺负汉人的问题呢？原来，自孝文帝从代北平城迁都洛阳以后，北魏政府对六镇鲜卑采取歧视政策，这就形成了六镇人对汉化和汉人的仇视心理和报复情绪。河北是汉人居住区，高欢要在河北立足，必须解决鲜卑人与汉人的矛盾。所以，高欢经常劝说鲜卑人要加强纪律，尊重汉人。他对鲜卑军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婢，男人为你们种地，女人为你们织布，让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要欺负他们？”他自己以身作则，行军路过汉人农田的时候，都要牵着马，步行而过，不让军马踏坏庄稼。高欢还规定，汉族老百姓家的东西，一概不许侵犯。

在当时战乱的年代里，象高欢这样能注意申明纪律、约束军队的统帅，可谓是凤毛麟角了。由于高欢治军严明，他的军队的名声最初还是比较好的。同时，高欢还努力加强同河北大族的关系。他称高乾为叔父，并和自己的儿子以子孙之礼拜见他们。高欢注意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凡是高氏兄弟在场，他同军队讲话都改用汉语，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为消除对鲜卑军人的对立情绪，他对汉族老百姓讲：“鲜卑人接受你们的粮食和布匹，是受你们雇佣，替你们来打仗，让你们能过上安宁日子的。你们不要恨他们。”这种缓解民族矛盾的做法比较得人心。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高欢在河北立足已稳，遂与尔朱氏彻底决裂。这年六月，高欢授意李元忠攻打殷州城，同时派高乾以救援为名，将尔朱羽生诱出城外杀死。高欢委任李元忠为殷州刺史，并上表宣布尔朱氏罪恶。不久，他在信都拥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行台等职，公开和尔朱氏操纵下的洛阳政府相对抗。

韩陵之役大捷高欢的突然反戈，极大地激怒了尔朱氏一家。八月，尔朱兆亲率大军攻打殷州，李元忠支持不住，败退信都。尔朱兆进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与自徐兗进屯阳平（今山东馆陶）的尔朱仲远大军形成对冀州犄角之势。高欢了解尔朱氏家族内部矛盾重重，巧施离间计，使尔朱仲远不战而还。他乘机在广阿大破尔朱兆，俘获甲士五千余人。接着，又连陷殷州、相州，生擒刘诞，迁都城于邺（今河南临漳县西南）。

高欢的节节胜利，迫使迭相猜贰的尔朱氏一家暂时一致起来。在掌握朝政的尔朱世隆策划之下，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仲远等人分别从晋阳、关中、徐兗等地调集大军，气势汹汹地扑向邺城，准备一举消灭高欢。

普泰二年（532）闰三月，集结在洹河南岸的各路尔朱氏军达二十万人。

形势对高欢十分不利，尔朱氏军队不但数量多，而且以剽悍雄健的契胡族骑兵为主。而高欢的军队则是步骑交杂，全军战马尚凑不足二千匹，步卒也不满三万人。双方实力悬殊。

面对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高欢采取了集中兵力、破釜沉舟的战术。他留下少量军队守护邺城，把大部队调到邺城东南方的韩陵山下、摆成一个圆阵。他命令将士用绳索把许多牛、驴牲畜系好，连结在一起，将去往邺城的归路堵死。高欢的部署用意十分明显，向全军将士表明：现在背靠大山，又没有退路，只有决一死战，战胜敌人才能生存。

战斗开始后，高欢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中路冲向敌阵。河北大族高昂率领三千名由他的乡里部曲组成的私兵担任左翼部队，高昂的弟弟高岳指挥右翼部队。尔朱军仗着兵多将众，从四面包抄过来。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高欢的中军，企图活捉或杀死高欢。这样，高昂和高岳的左右两军受到压力反而不大。高岳发现受到敌人重点攻击的中军形势危急，当机立断，马上从右军中抽调五百名精锐的六镇鲜卑铁骑，对准敌军前驱部队的主帅尔朱兆猛扑过去。高昂也亲率一千名汉人骑兵，横击尔朱军的左右翼。高欢手下的另一将领斛律敦乘机绕到敌后，攻击敌人的后应部队。骄傲轻敌的各路尔朱军想不到会突然同时受敌，一时懵头转向，不知所措，纷纷溃败逃跑。高欢看见敌军阵角大乱，立即抓着战机，指挥军队迅猛冲杀。尔朱军抵挡不住，很快土崩瓦解。几个尔朱军的将领干脆放下武器投降了。尔朱兆见大势已去，勉强收拾起残兵败将，狼狈地窜回晋阳。他的几个叔叔、兄弟也抛下军队各自逃生去了。在决定命运的韩陵之战中，高欢靠智慧和勇敢打败了敌人。

韩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高欢以三万之众打败了七倍于己的敌人，这和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分不开的。首先，高欢知己知彼。他在尔朱氏的军队中生活过，对于这个军队内情十分熟悉。尔朱军不但内部矛盾尖锐，而且麻痹轻敌。而自己军队中的鲜卑人既对尔朱氏的军队有着刻骨的仇恨，又英勇善战。根据敌我双方的这些情况，高欢制定了一个正确的作战方案。他以断绝自己军队退路、破釜沉舟的办法，激发将士以死拚搏的斗志。这是高欢以少胜多的第二个原因。最后，高欢比较好地处理了内部关系。他尽量调和和消除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矛盾。在战争开始之前，高欢曾担心高昂率领的汉族军队战斗力不强，想派一千名鲜卑兵协助他们。但是高昂认为两族人在一起不便指挥，拒绝了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欢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高昂心情比较舒畅，战斗中十分勇敢，还能与其他各部注意配合，互相支援。

韩陵战后，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尔朱氏各派势力很快被高欢消灭了。除晋阳的尔朱兆尚在苟延残喘外，其余的人不是被杀，就是逃到南朝去了。这年四月，高欢进入洛阳，废杀尔朱氏拥立的节闵帝元恭及原来的傀儡元朗（只因他是魏宗室的疏属），另立元修为皇帝，是为北魏孝武帝。高欢自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等职，把北魏政府的实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七月，高欢兵发三路，亲率十万大军杀向晋阳。尔朱兆仓皇舍弃晋阳，退到北秀容。次年正月，尔朱兆兵败自缢而死。

建立东魏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高欢集中精力对他的军队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和改编。他发现晋阳一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四周崇山峻岭，易守难攻，是个极好的屯兵之地。于是，高欢在晋阳建置大丞相府，长期住在那里，遥控洛阳。他还把手下的鲜卑人从河北迁到了并州、汾州一带，并分别在秀容郡（今山西原平县）、寿阳城（今山西寿阳西）、受阳县（今山西文水东）设置恒、燕、云三州侨州政府；又把六镇改为朔、显、蔚三州，分别在六壁城（今山西孝义西南）、邬县（今山西平遥西北）等地设置侨州政府。侨州政府不受当地政府管辖，直属大丞相府。高欢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六镇鲜卑很多特殊的照顾，规定他们以打仗为主要职业，不从事生产，衣食供给都仰承于汉族人民。六州鲜卑拱卫在晋阳的四周，既有利于高欢对军队的调发和使用，又成为他重要的兵源。

永熙三年（534）五月，魏孝武帝下诏调发河南诸州兵，声言要亲自进攻南方的萧梁王朝，而实际上是想突袭晋阳，搞掉高欢。

魏孝武帝同高欢关系紧张，发生在一年以前。几个对高欢专权不满的朝臣向孝武帝建议加强禁卫军，以防备晋阳。本来就不愿受高欢摆布的孝武帝，很快按照他们的意见设置了都督部曲，并大量选拔骁勇，增允武直，还把一部分军国大权转移到高欢的反对派手里。同时，他还秘密地和拥兵关陇的贺拔岳建立联系，任用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都督荆州等七州的军事。不久，孝武帝杀死在朝中任司空官职的高乾，撤销高欢亲信韩贤建州刺史的职务，将高欢安插在洛阳的党羽一一地清除掉。

高欢识破孝武帝的用心，立即调集二十四万大军，声称应诏南讨，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七月，高欢引军渡河，迫使孝武帝丢弃洛阳，亡命长安，投奔到贺拔岳的继任者宇文泰那里。八月，高欢占据洛阳，大肆屠杀反对派。但孝武帝的西走，也使高欢失去了政治资本。他前后写过四十多封信件，请求孝武帝东还，均遭拒绝。十月，高欢改立年仅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帝，是为魏孝静帝。不久，他以洛阳处以四战之地，难以为都，下令北迁邺城。高欢命令下达后三天，洛阳城民四十万户被驱出家园狼狈就道。高欢留在洛阳处理后事，事毕还晋阳，从此军国大权一概归入相府。北魏被一分为二，以邺城为都的北魏王朝居于宇文泰制下的北魏长安王朝的东方，故史称东魏。东西对峙，败多胜少天平二年（535），高欢镇压了并、汾地区的刘蠡升起义。孝昌年间（525—527），受六镇起义的影响，居住在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泾川）以东广大山区的稽胡族人民不堪政府压迫，在刘蠡升领导下举行起义。刘蠡升自称天子，在汾州境内的云阳谷一带建立政权。刘蠡升力量日益发展，对以并汾为基地的高欢造成严重威胁。高欢先后三次发重兵进行讨伐，甚至不惜采取欺诈手段，终于将义军战败。赵蠡升被杀，五万多户胡汉人口被高欢俘获。

魏孝武帝逃到长安后不久，与宇文泰发生矛盾，被毒死。宇文泰改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宇文泰以丞相的职务控制大权。西魏同东魏比较，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高欢建立东魏后，有志消灭西魏统一北方，开始频繁地向西部用兵。

天平三年（536）正月，高欢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袭击西魏的夏州（今内蒙乌审旗南），逼降其刺史斛拔俄弥突。不久，高欢又派兵将准备投降的西魏灵州刺史曹泥、凉州刺史刘丰解救到东魏。两次战争高欢共虏获西魏一万多户人口。

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是关中地区的大灾年，“人相食，死者什六八”（《资治通鉴》卷一五七）。高欢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当年年底大举进攻宇文泰。他以大都督窦泰趋潼关，以司徒曹昂包抄蓝田，自己亲率主力进屯蒲坂。次年正月，宇文泰抓着东魏军队骄傲轻敌的弱点，潜军出小关，突袭窦泰。攻潼关的东魏军没有防备，结果全军覆没，窦泰兵败自杀。高欢听到窦泰的败讯，急忙拆掉为渡河而建置的浮桥，撤军而还。不久，高昂也身受重伤，返回东魏。

天平四年（537）九月，高欢不甘心小关的失败，选择宇文泰东出潼关到恒农（今河南灵宝北）“就谷”之机，一面派高昂围攻恒农，截断宇文泰的归路，一面亲率十万大军，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而西，先后渡过黄河、洛水，屯军许原，准备一举攻陷长安，消灭西魏政权。但是，高欢没有想到，宇文泰会很快摆脱高昂，引兵入关，又轻骑渡渭，将大军隐蔽在渭曲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一带。高欢的部将由于地理环境不熟，且又麻痹轻敌、纪律涣散，结果二十万之众竟然被不足一万的西魏人马打败。这一战是高欢统兵历史上所遭遇的最惨重的失败，全军将士死伤八万余人，各类武器、铠甲损失十八万多件。

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在关中陇上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高欢逐渐丧失对西魏的战略优势，靠东魏的力量统一北方的目标已很难实现。东西魏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高欢退军后，西魏乘胜攻占了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元象元年（538）七月，高欢得知宇文泰与魏文帝要来洛阳祭拜园陵，遂命令侯景、高昂率军反攻金墉城，自己亲率大军担任后继部队。宇文泰亲自赶来救援守城的西魏军队，在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被侯景打败，几乎被俘。但西魏大军及时赶到，反败为胜。高昂全军覆没，本人为追兵所杀。河桥一役，东魏将士被俘一万五千余人，落水而死的近万人。

高欢在同西魏的几次大战中连续告败，具体原因因战争而异，各不相同，但都是次要的原因。政治上的逐渐腐败，官吏贪污成风，东魏境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东魏立国之初，高欢也想对北魏末年泛滥成灾的腐败吏治予以廓清。天平二年（535），他为在邺城的文武百官规定了给禄标准，并派人检查各州郡县政府官吏执法的情况。但是，随从高欢起家的鲜卑族权贵不顾禁令，依然肆意贪污，高欢无可奈何。有个叫杜弼的行台郎中实在看不过去了，要求高欢惩办贪官污吏。高欢对他说了实话：“官场上贪污的风气，由来已久。武将中有很多人因家眷在关中，受到宇文泰的招诱，去留未定。江南的萧衍专搞礼乐制度，对汉族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如果对他们过分强调纲纪，不予宽容的话，一旦都离我而去，我怎样立国呀？”等到杜弼再来提建议时，高欢则翻了脸。他命令士兵把弓拉开，刀竖起来，让杜弼从刀锋箭头中间钻过去，然后对杜弼说：“箭也不射你，刀也不砍你，你还害怕。我的军人们却是真刀真枪，百死一生，功劳这么大，贪污点算什么！”高欢以放纵贪污立国，使东魏的吏治、官风腐败到了极点。

这时，原已缓和的民族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天平四年（537），治河的民伕死去不少，鲜卑贵族竟讲：“一钱不值的汉人，随他们死去吧。”一个汉族将领听到后气坏了，准备杀死他。汉族、鲜卑族将领之间常因民族关系紧张而发生火并。高昂之死也是由于东魏鲜卑族将领见死不救造成的。

武定元年（543）月，东魏与西魏再次发生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叛降西魏。宇文泰亲至洛阳接应，用兵包围了河桥。高欢匆匆从晋阳赶到黄河北岸，在挫败西魏烧桥的船队后，渡河占据了邙山。两军合战，宇文泰战败，险些被擒。这一仗，西魏军损伤三万余众。第二天，两军又发生战争，宇文泰仍未能取胜，只好引兵入关。这次战争，史称邙山之战。

邙山之战虽以高欢的胜利而告终，但也暴露了东魏内部的许多问题。部将的贪财好利，军纪败坏，严重地损耗了军队的战斗力，一度干扰了高欢的军事部署。当时宇文泰兵败几乎遭擒，大将彭乐接受一口袋黄金的贿赂，竟然将敌军主帅放跑了。

由于平素对下属放纵惯了，高欢感觉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局面。他开始采用扶植儿子高澄的办法，试图对不法权贵稍加约束。武定二年（544）三月，高欢把高澄的职务从吏部尚书提升到大将军、领中书监，并将掌管机要的权力从门下省转归中书省。高欢企图以此削弱邺中四贵的权力。邺中四贵，是高欢原来安插在邺城控制东魏朝政的孙腾、司马子如等四人。他们凭借权势，专恣骄贪，成为不法权贵的领袖人物。高澄起用汉族士人崔季舒为中书侍郎，崔暹为御史中尉，授意他们对司马子如等人进行弹劾。高澄下令将司马子如下狱、免职，并当众羞辱孙腾，同时还处死、黜免一大批贪赃枉法的贵族官僚。一时满朝肃然，颇有成效。事后，高欢出面极力安抚司马子如等人，并下书给邺城诸贵说：“崔暹等人居宪台，象司马子如这样同我亲密的人，我都不能救。请你们大家谨慎小心一些。”

为了扩大剥削对象，增加租税赋役收入。高欢在统治区域内多次清查户籍，搜括人口。早在元象元年（538），他曾下令禁止各地牧守令长擅立佛寺，以防止大量国家编户成为免除租税赋役的僧尼。武定元年（543），高欢亲自巡行冀、定二州，校对核实河北地区的户口。次年十月，他又派遣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前后共清查出无籍人口六十多万户，并强迫大量流离、侨寓人口返回本乡。

北魏末年，原本已衰落下去的柔然汗国，由于参与镇压六镇起义遂渐强盛起来。东西魏分裂以后，高欢和宇文泰无暇北顾，竞相与柔然通好，遂使柔然可汗阿那瑰称雄漠南，势力无故。武定四年（546），西魏与柔然合谋连兵进攻东魏。高欢得知后，一面在幽、安、定三州的北边险要关口修建防御工事，一面派臣下出使柔然为儿子高澄求婚。柔然可汗拒绝将女儿嫁与高澄，强迫高欢自娶。高欢被迫将其妻匹娄氏处于别居，纳柔然公主为正室。高欢屈辱妥协讨好柔然，以换取北边的和平，全力对付西魏。

这年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玉壁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处于汾水的下游。西魏设在这里的要塞对东魏的晋州威胁很大。高欢命令士兵昼夜攻城，企图拔掉这个钉子。但是他遇到了西魏守将韦孝宽的顽强抵抗。东魏军队苦攻五十余日，士卒死病七万余人，始终未能破城。高欢智力皆尽，在身染重病之后，解围退军。

高欢回到晋阳后，一病不起，武定五年（547）正月死去，终年五十二岁。北齐建立后，高欢被追谥为献武帝，后改谥为神武帝。

高欢的一生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从出身低贱的兵户之子成为一名统帅，并建立了强大的东魏王朝。他擅长分析和把握客观形势，并能作出决断。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但是在他的后期，由于没有勇气对其营垒中的腐败风气进行斗争，他徒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也终未能有大的建树。在东西魏长期的战争中，高欢占据着实力上的优势。东魏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另外，高欢明知下属侯景专兵一方，不易驾驭，却又不在生前及时处理，导致侯景在他死后作乱，使东魏丧失河南四州之地，国力大伤。高欢诸子高欢共有十五子。

长子高澄（521—549），字子惠。十一岁时被封为渤海王世子，次年加封侍中等职。东魏建立后，先后为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京畿大都督、吏部尚书等职。武定二年（544）以大将军、中书监之职居邺，受父命控制朝政。高欢死后，继任大丞相，专擅东魏大权。河南大行台侯景将兵十万反叛东魏。高澄派慕容绍宗等人南下镇压，大破侯景。武定七年（549）高澄完成夺取东魏皇位的准备工作，突然为邺城“膳奴”蓝京杀死，时年二十九岁。北齐建立后，追谥为文襄帝。

次子高洋（529—559），字子进。父兄执东魏朝政期间，先后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等职。高澄被杀后，进爵为齐王，受封为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等职。武定八年（550）废东魏皇帝自立，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位期间，重用汉族官僚杨愔等人，删削律令，并省州郡县，减少冗官，严禁贪污，注意肃清吏治；前后筑长城四千里，置边镇二十五所，屡次打败柔然、突厥、契丹，出击萧齐，拓地至淮南。后期以功业自矜，纵欲酗酒，残暴滥杀，大兴土木，赏费无度，遂国势转衰。天保十年（559）病死，时年三十一岁。谥号为文宣帝。

六子高演（535—561），字延安。兄高洋在位期间，封常山王，历任并省尚书令、司空、大司马、录尚书事等职。高洋死，子高殷嗣位。乾明元年（560）三月，高演在鲜卑权贵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汉族大臣杨愔等人，自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管朝廷大权。八月废高殷，称帝改元。次年马惊坠地，伤肋而死，年二十七岁。谥号为孝昭帝。

九子高湛（537—569），兄高洋、高演在位期间，封长广王，历任尚书令、司徒、太尉、并州刺史、京畿大都督、大傅、录尚书事、右丞相等职。高演死，大宁元年（561）十一月即皇帝位。在位期间，督修律令，成《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颁行新的均田令和租调法，并对三长免役特权作出新的调整。清河四年（565）四月，禅位于子高纬，称太上皇。天统四年十二月（569年1月）病死，年三十二。谥号为武成帝。

第二节 宇文泰

宇文泰（507—556），字黑獭，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鲜卑族属，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西魏禅周后，追尊为文王，庙号太祖，武成元年（559），追尊为文皇帝。

边镇武吏宇文泰的先世是东胡族宇文部的酋长，东汉末年，宇文部加入鲜卑檀石槐部落联盟，遂亦鲜卑化，游牧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西晋末年，部落强盛，自称单于，从阴山南迁，居于辽西。四世纪中期，被鲜卑慕容部所灭，慕容皝迁宇文部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朝阳市），一些宇文部贵族遂先后入仕前燕、后燕政权，宇文泰高祖陵即仕于后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皇始元年（396）八月，北魏太祖拓跋珪领军进攻燕都中山（今河北定县），燕军大败，次年十月，魏军克中山，后燕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宇文陵亦率甲骑五百降魏，拜都牧主。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北魏徙六州二十二郡豪杰于代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以加强控制，宇文陵也随之迁武川，遂世居武川。

正光五年（524），破六韩拔陵领导的边镇起义在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爆发，随后，起义军大将卫可孤攻下武川镇。不久，武川镇中下级军官贺拔岳父子，宇文泰父宇文肱等袭杀卫可孤，投降政府。其时，北魏王朝向柔然借兵镇压起义军，柔然骑兵在攻下六镇后，大肆掠夺破坏，致使六镇饥荒严重，北魏政府只得移饥民于河北就食。宇文泰和其父、兄也被徙到河北博陵（今河北安平）。孝昌二年（526）正月，怀朔镇镇兵鲜于修礼率领北镇流民于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起义，宇文一家亦参加了起义队伍。但在前往左人城途中，被政府军击败，宇文肱及其长子、次子阵亡，宇文泰与其兄洛生幸免于难，入鲜于修礼军中。及修礼死，又入葛荣军中，被任为将帅。葛荣失败后，尔失荣惧宇文兄弟有异心，遂托以他罪，诛洛生，宇文泰慷慨陈述，才释去尔朱荣对他的戒心，免遭其难。由于宇文泰与尔朱荣的部将贺拔岳有旧，岳亦是武川军人，与泰父肱关系甚密，因此，宇文泰被收编在贺拔岳部下。

永安三年（530）春，尔朱荣以尔朱天光为主帅，贺拔岳和侯莫陈悦为副帅，率兵前往镇压关陇起义军。宇文泰以步兵校尉的身份随岳入关，因镇压起义军有功累迁至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在镇压关陇起义的过程中，宇文泰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对吏民施以恩惠，羸得了不少人的好感。是年九月，孝庄帝诛杀尔朱荣，但大权仍操在握有大军的尔朱氏手中。中兴二年（532）月，尔朱天光领兵东返，不久，尔朱氏败灭，天光亦被杀。先是，天光东返，留弟显寿镇守长安，贺拔岳用宇文泰计，袭取长安，泰帅轻骑为先锋，倍道兼行，显寿闻报，弃城东走，至华阴（今陕西大荔），被泰军追及擒获。及天光死，关中只剩下贺拔岳与侯莫陈悦两个军事集团。同年，魏帝授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岳以宇文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事无巨细，皆委之于泰。

尔朱荣之败，高欢之力也，高欢亦由此而位居丞相，秉掌大权。孝武帝对这种政由旁出的局面很不满意，密与贺拔岳相结，想依凭岳在关中的实力来牵制高欢。初，贺拔岳遣行台郎冯景诣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见高欢，欢与景歃血为誓，约与岳结为兄弟，景还，告诉贺拔岳，高欢奸诈有余，不可轻信。时为府司马的宇文泰自请使晋阳，以观察高欢为人，既至，与高欢口答应对，敏捷雄辩，欢欲留泰为己用，泰固辞而返。宇文泰回到长安，对贺拔岳分析了当时形势：“高欢决不甘于为臣下者，他之所以还没有篡夺皇位，是惮于你们兄弟二人。至于侯莫陈悦其人，不过是个庸人，只是碰上了好机会，才得以居高位，其既无忧国之心，也就不为高欢所排忌，只要早作准备，取之不难。如今河西费也头有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拥兵三千，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拔利也各拥部众，心怀异望。因此，今如引军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兵马，充实我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这正是当年齐桓、晋文之举也。”贺拔岳听了非常佩服，遂派宇文泰到洛阳见孝武帝，密陈其打算，孝武帝听后大喜，加宇文泰为武卫将军。

永熙二年（533）八月，孝武帝授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岳以牧马为名，引兵西屯平凉（今甘肃华亭西），除灵州刺史曹泥依附于高欢外，费也头万俟受洛干、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皆归附于岳，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也来到平凉，受岳节度。是年，贺拔岳以夏州（治岩绿，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边塞要地，欲派得力之人为刺史，在众人的极力推举下，以宇文泰为使持节、武卫将军、夏州刺史。宇文泰到州后，抚慰流民，结好少数民族，很快控制了夏州局势。接替贺拔岳为统帅永熙三年（534）春正月，贺拔岳准备讨伐曹泥，遣都督赵贵到夏州与宇文泰商议此事，宇文泰认为：曹泥虽然依附高欢，但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不过孤城一座，未足为忧，值得担心的是侯莫陈悦，贪而无信，必然为患，应尽早谋取之。贺拔岳没有听从宇文泰的意见，坚持己见，与侯莫陈悦共同出兵伐曹泥。然悦早已受高欢密旨，出兵途中，借口商议军事，诱岳入营杀之。

贺拔岳死后，军中无人统帅，人心离散，在大都督赵贵的建议下，众人共推宇文泰为统帅，派杜朔周星夜奔夏州告之。宇文泰闻讯，即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为防事变，令杜朔周帅众先据弹筝峡（今甘肃平凉西北）。宇文泰行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正遇高欢派来招抚贺拔岳部众的侯景，宇文泰以言语折之，辞气俱下，侯景不敢前往平凉，中途而归。先是，孝武帝正将谋取高欢，闻贺拔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为使前往宣旨抚慰，并调岳所领部众还洛阳，及元毗到平凉，宇文泰已被众将推为统帅。

宇文泰统领岳军后，一面命诸军戒严，准备进讨侯莫陈悦，一面上表孝武帝，并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相约共扶王室，孝武帝遂下诏以宇文泰为大都督，统领岳所部人马。

宇文泰得到孝武帝的正式承认后，立即准备进攻侯莫陈悦。先是，原州（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刺史史归，素为贺拔岳所亲信，及贺拔岳死，竟反投于悦，悦遣王伯和、成次安领兵二千助史归镇守原州。因此，宇文泰首先派都督侯莫陈崇帅轻骑一千奔袭原州，擒史归、王伯和及成次安等，缚送平凉。永熙三年（534）三月，宇文泰调发诸军，毕集原州，准备攻悦。四月，军出木狭关（今宁夏固原西南），正逢大雨雪，平地积雪二尺，宇文泰知悦怯而多猜，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扑悦之大本营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东南）。悦闻泰军至，留万人守水洛城，自领大军退保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镇）。宇文泰军到水洛，守军出降，泰即率轻骑数百奔略阳，悦又退保上邽（今甘肃天水）。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中，见悦败势已定，乃暗中派使者诣泰，请为内应。其夜，悦弃城出，军中惊溃，士卒纷纷来降，宇文泰纵兵奋击，大破悦军，悦仅与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灵州，宇文泰急令镇守原州的宇文导在前面堵击，又以都督贺拔颖领一军尾追，至牵屯山（今宁夏固原西）追及，侯莫陈悦自杀于野。随后，宇文泰又遣都督刘亮攻取盘踞豳州（治定安，今甘肃宁县）的悦党孙定儿，克之。又以重兵威逼，迫使氐王杨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十一月，遣李虎、李弼等讨伐曹泥，明年，曹泥降，灵州遂平，宇文泰徙其豪强置于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以加强控制。

宇文泰平定秦、陇后，实力增强，孝武帝以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成为仅次于高欢的有力人物。

建立西魏永熙三年（534）五月，孝武帝欲起兵伐高欢，事泄，高欢有所戒备，中军将军王思政对孝武帝说：“高欢的篡逆之心，已昭然若揭，洛阳非用武之地，一旦遭到进攻，难以守御，宇文泰心存王室，不如前往关中，凭借宇文泰的力量与高欢抗衡。”孝武帝深以为然。先是，秦、陇刚平，夏州长史于谨曾劝宇文泰上书孝武帝，徙都关中，效曹操之举，挟天子以令诸侯，宇文泰接受了这一意见，将高欢结好自己的书信都封交孝武帝，以示忠于王室之心。及孝武帝欲伐高欢，又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屯于黄河、渭水合口处，以为声援，令秦州刺史骆超率轻骑一千入洛阳，不久，又遣大都督李贤领精骑一千赴洛阳。因此，当孝武帝向大臣征询徙都关中的意见时，上下几乎都表示同意。七月，孝武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迁都长安，加授宇文泰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军国之政，皆由泰定。是年十月，高欢另立元善见称帝，徙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北魏分裂。

初，孝武帝与高欢有隙，畏欢权重，欲结援宇文泰，借泰之力量击欢，及徙都长安，政由泰出，仍受制于人，心中不悦，与宇文泰渐生嫌隙，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永熙三年（534）十二月，宇文泰以毒酒害死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明年正月，文帝于长安城西即位，改元大统，宇文泰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军政大事尽出于泰手。从此，北魏分为东西，高欢与宇文泰皆居相位，军国大事总属相府，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元氏皇帝不过是傀儡而已。

西魏立国后，形势极为险峻，其时，天下三分，东有高欢大军压境，南有萧梁不时构衅。尤其是高欢，视西魏为劲敌，急欲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东西魏力量对比又十分悬殊，东魏地广国富，人口逾二千万，兵强马壮，高欢能调动的军队不下二十万；西魏地狭国贫，人口不满千万，宇文泰直接掌握的军队不过三万余人。同时，西魏立国之初，关中即遭大饥，人心浮动。宇文泰也看到了这种形势，大统元年（535）三月，他命各衙署斟酌古今以来的治国经验，且可以用于现实者，制订颁行了二十四条新制。并提拔了武功大姓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拟订治国大纲，革新政治。

创建府兵宇文泰首先进行的是改革军制，建立府兵制度。

大统三年（537），宇文泰开始整军。先是，东魏连年入侵，永熙三年（524）八月，高欢帅师攻克潼关，进逼华阴（今陕西华阴西南）；大统元年（525）春正月，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军再攻潼关，见宇文泰已有准备，遂挥师攻华州（治华山，今陕西华县），赖着刺史王罴的拚力死战，才打退了东魏进攻；大统二年三月，高欢又亲率万骑袭取夏州，徙五千户而归。不久，又袭取灵州，徙五千户而归；大统三年正月，高欢又领军屯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于黄河上架设浮桥，准备渡河攻潼关。高欢恃戎马之强，年年进攻西魏，虽然未曾得手，但宇文泰知道，长此下去，实力处于劣势的西魏必然难以支持，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开拓兵源，扩充军队。

大统三年七月，宇文泰集诸军于咸阳，八月，率之于潼关整军，宣布军法军规，不得贪财轻敌，不得作威于百姓，与敌作战，用命则赏之，逃脱皆戮之。通过这次整顿，西魏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不久，高欢率二十万大军入侵，西魏以少胜多，在沙苑（今陕西华阴县境内）大败高欢，俘敌八万余人。

随着军队素质的提高，宇文泰又进一步扩充军队，壮大军事力量。初，宇文泰在接受贺拔岳的以武川兵户为骨干的军团时，这一军团人数不过数千人，击败侯莫陈悦后，其大将李弼拥众万人来归，以后，跟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由鲜卑族人组成的北魏宿卫禁旅也有近万人，合起来，宇文泰掌握的军队约有近三万人，分别由十二个将军率领。沙苑之役后，又通过收编降军等不断补充，人数渐渐增多，到大统八年（542）三月，正式建立六军，时已有兵约十万人。

大统九年（543）二月，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今河南洛阳西北）列阵，宇文泰领军击之，战于邙山，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人，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不可能再大量补充军队，因此，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开始从汉族中间吸收兵员，三月，宣布征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武装。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乡兵，东西魏分立后，这些地主武装并没有解散，仍然控制在豪强手中。宇文泰通过广募豪强以充军旅这一措施，把这些分散的乡兵武装变成中央军队的一部分，由政府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统领，从而，既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魏末以来的地方势力，又促进了武川军人集团与关陇地主的联合。此后，到大统十六年（550），又进一步把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的均田户，这样，西魏军队中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同时，宇文泰又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改革，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之制，立八柱国。除宇文泰自己在大统三年（537）由西魏文帝任命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为西魏军队的实际统帅外，又在大统十四年（548）任命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为柱国大将军，但仅挂虚名，并无实权，另任命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六人为柱国大将军，实际统率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有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一个仪同领兵约千人，一个开府领兵两千，一个大将军领兵四千，一个柱国大将军领兵八千，六柱国合计有兵四万八千人左右，这支军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府兵。府兵的前身，由贺拔岳的武川军团、侯莫陈悦军团中的李弼军团以及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宿卫禁旅这三部分组成，这些军队都是鲜卑化的军队，尤其是武川军团，前身是六镇鲜卑，大都是拓跋族成员，随着拓跋族的封建化，他们的地位下降，因此，他们参加了六镇起义和河北起义；但是，他们又错误地认为是汉化导致他们的地位下降，而看不到汉化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竭力想回复到原来的氏族部落关系中去，宇文泰出身武川军团，对这种心理十分了解。因此，在建立府兵时，就采用了鲜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即八部之制，作为编制新军的蓝本。在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关系上，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西魏恭帝元年（554），又以有功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除有的将领本来就用鲜卑复姓的不予更动外，那些已经在太和改制时将复姓改为单姓的将领则重新改为复姓，已采用汉姓或本来就是汉姓的，则赐以鲜卑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赵贵赐姓乙弗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凡所统领的士兵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的姓氏。

宇文泰借用氏族部落的血缘纽带来组织府兵，使官兵之间蒙上了一层宗族的亲密色彩，以搞好将领和士兵间的结合，提高府兵的战斗力。事实上，府兵的组成，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倒退到氏族关系中去，但由于这种兵制多少带有一些过去部落兵制的色彩，因此从那些曾经沦落为兵户的六镇鲜卑来看，身份提高了，地位改善了，从而使府兵的战斗力也增强了。

六条诏书与革新政治大统七年（541）九月，宇文泰颁行了由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十一月，又颁布了十二条新制，和大统元年（535）三月颁布的二十四条新制合在一起，共三十六条。六条诏书和这些新制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并据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政治上宇文泰奉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这些儒家道德规范。同时又向人民灌输孝悌、仁顺、礼义，用这些儒家伦理纲常观念束缚人们思想，以心和志静，邪僻之念不生，稳定统治秩序。

在用人上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只要德才兼备，那怕出身微贱，亦可身居卿相。宇文泰的这一选官思想体现了打破门阀传统的新精神，保证了西魏吏治较为清明，也为大批汉族士人进入西魏政权开辟了道路。

在这一选人思想的指导下，宇文泰将来自不同方面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如李弼原是侯莫陈悦帐下大都督，且互为姻亲，后倒戈归附，宇文泰毫无戒备之心，予以重用，成为统率府兵的八柱国大将军之一。柳敏原是东魏河东郡丞，宇文泰克河东后得之，当即拜为丞相府参军事，后来成为帮助宇文泰制定国策的核心人物。再如武功大姓苏绰，宇文泰对之推心委任而无闲言，如有外出，常常预署空纸授绰，若须有处分，苏绰可以随事施行，事后启告一下即可。正因为宇文泰能唯贤是举，用而不疑，因此西魏政府上下协力，内部团结，保证了各项政策措施的顺利执行。

宇文泰还比较注意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勇于纳谏。早在大统五年（539），他就下令置纸笔于京城阳武门外，以访求得失。当丞相府记室柳虯提出纳忠谠之言的建议时，宇文泰欣然采纳，并要求史官记事，须得失无隐。宇文泰的这种做法，有助于西魏吏治的清明。

在法律上，宇文泰主张不苛不暴，既要“法不阿贵”，官吏犯法一视同仁，如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州县，结果被赐死。位至大将军的郑伟不遵法度，结果被免职。另一方面又要求断案者慎罚，力戒楚毒之下，自痛自诬，尽量减少冤假错案。大统十三年（552），宇文泰又下令废止流传了二千余年的宫刑。

宇文泰在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积极劝课农桑，奖励耕植，并相应地制定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就是将被破坏了的均田制恢复起来，使那些由于土地兼并、战乱、天灾而丧失土地，流落他乡的农民和土地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提供了条件。西魏均田制的授田、租调和北魏虽有差异，但变化不大，在役制上却变动较多，对服役年龄、时间、人数都作了重新规定。服役年龄从北魏时的十五岁改为十八岁；服役时间则根据年成丰歉而定，丰年不超过一月，中年不超过二旬，下年不超过十天，使役期大为缩短；人数上则规定每户农家服役者限于一人，避免过多地动用民力，妨碍农业生产。同时，宇文泰还颁行了户籍制度和计帐制度，即预定次年徭役概数的计帐之法，以求赋役的征发较为合理，还对绢的长度作了统一规定，以四十尺为一匹。

宇文泰除了制定颁行上述经济政策外，还明确规定了地方官吏在发展生产方面的职责。每到岁首，州县长官必须督促百姓，无论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务必不失农时。对于那些游手怠惰，好逸恶劳，不事生产者给以处罚。由于宇文泰衡量牧守政绩的标准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因此地方官吏大都重视农桑生产，经济逐渐发展，到宇文泰死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仓廪充实的小康局面。

在思想文化上宇文泰雅好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去除鲜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和摒弃当时思想领域中风靡一时的空谈玄理、崇佛论道一类的腐朽风习。在京师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士，作为政权的支柱。还根据先秦典籍《尚书》中的《大诰》一文的格式，制定《大诰》一篇，作为文章的样式，于大统十一年（545）宣示群臣，明令自今后文章须皆依此体，力图以此矫正浮华文风。

六条诏书颁行后，宇文泰令各级官吏学习背诵，规定凡不通六条及计帐之法者，都不能为官，保证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刷新了西魏一代政治。

开疆拓土大统十二年（546）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游的这个钉子。西魏并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玉壁，顽强抵抗，高欢先后采用断水道、火攻、挖地道等战术，围城五十余日，士卒死亡七万多人，未能攻下玉壁，最后高欢染疾，只得解围而去。玉壁之战，高欢倾力而出，攻一孤城五十余天不下，智力皆困，以至愤恚成疾，明年正月，发病而死。自此，西魏扭转了过去的劣势，和东魏势均力敌了。

高欢死后，子澄即位，高澄与手握重兵的侯景不和，畏景权重，欲夺其兵权，侯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同时又对机诈权变的侯景十分谨慎，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所占土地，并示意景交出军队，入朝长安。其时，高澄在侯景叛变后，也派大军进逼，于是，侯景转而投归萧梁，酿成了一场侯景之乱。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萧氏兄弟争夺帝位，相互残杀，宇文泰乘机略取土地，夺得汉东、益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控制了长江上游和汉水。

大统十七年（552），侯景败亡，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绎在侯景未平前，曾称臣于西魏，与西魏订立盟约；西魏以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南），梁以安陆（今湖北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既称帝后便不再称臣，宇文泰派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向宇文仁恕表示，梁已统一，西魏应将所占梁、益、襄阳等地归还梁朝。宇文仁恕还告宇文泰后，泰认为既已取得梁、益，就应进一步规取江汉，恰巧此时萧绎侄萧詧入朝西魏，请求出兵击绎。于是西魏恭帝元年（554）九月，宇文泰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进攻江陵。十一月，城破，梁元帝被处死，魏军挑选江陵百姓男女十余万口，驱归关中，只把一座空城留给萧詧，同时又将原来梁朝控制的雍州诸郡收归西魏作郡县，这样，西魏的疆域扩展到了今四川、湖北一带。

公元554年正月，宇文泰废杀废帝元钦。初，西魏文帝元宝炬病死，子元钦继位，是为废帝。元氏宗室想从宇文泰手中夺回大权，尚书元烈阴谋发动政变，事泄，宇文泰杀元烈。废帝对元烈之死深感同情，对宇文泰十分不满，密谋诛之，谋泄，于是宇文泰废之，立元钦之弟廓即位，是为恭帝，重新恢复旧姓拓跋。宇文泰始终把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西魏恭帝三年（556）正月，宇文泰又推出了一套由汉族士人苏绰、卢辩依据《周礼》制定的新官制。这套新官制抛弃了魏晋以来的官职名号，仿《周礼》设立六官：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余官称号也都仿《周礼》，但并不是将秦汉官制一概废除，而是参照使用，尤其是地方官职仍行秦汉旧法而不变。在官制改革前，宇文泰又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即将官吏的等级分为十八命，正九命和九命。命数多者官高，如柱国大将军为正九命，骠骑、车骑大将军为九命。命实际上就是品，不过，品以正一品为最高官，命以正九命为最高官。同时，宇文泰在改革官制之际，将地方官吏任免之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

宇文泰改革官制也和建立府兵制度一样，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只不过前者是从汉族古代社会寻找依据，后者是从鲜卑族的部落时代得到启发。宇文泰通过这种托古改制，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正统的外衣，以向人们显示，宇文氏政权并非僭伪，取消民族间的心理隔阂。而在府兵制中，则通过鲜卑化，照顾鲜卑民族的感情，泯灭府兵中的民族界限。宇文泰通过这些改革，巩固了统治基础。

为了全力对付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亲政策。北魏末年，内部动乱，柔然势力复盛，屡屡侵扰边境。西魏建立后，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瓌弟塔寒，后又劝西魏文帝纳阿那瓌女郁久闾氏为皇后，以结好柔然。对突厥亦然，大统十一年（545），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联系，大统十七年（551），以长乐公主嫁给突厥主阿史那土门，突厥也经常派使者访问西魏，赠送礼物，如大统十七年（553），突厥向西魏献马五万匹。

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采取的和亲政策，保证了边鄙无虞，也加强了和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起了民族修好的作用。

西魏恭帝三年（556）四月，宇文泰北巡，八月，渡北河（今内蒙古境内乌加河），九月，还至牵屯山（今宁夏固原县西）染疾。宇文泰知自己病重，派人急招侄儿宇文护，宇文护赶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宇文泰已经病危，托孤于宇文护：“我的儿子都还年幼，今外寇方强，国家之事，由你决定，宜努力以完成我的志向。”不久，卒于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年五十岁，葬于成陵（今陕西富平县北），谥号文公。

是年十月，泰子觉嗣位，为太师、大冢宰，宇文护辅政。次年，宇文觉称帝，是为孝闵帝，北周开始。

宇文泰一生，正处在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点，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观时而变，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终至取威定霸，转弱为强，南清江汉，西克巴蜀，北控沙漠，奠定了北周王朝之基础。他在位时所颁行的兵制、选官之法等等更是开隋唐政治制度之渊源，宇文泰的功业可谓盛矣，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继孝文帝元宏之后的又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人物。

第三节 北周武帝①

诛杀宇文护北周

武帝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鲜卑族人，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北史·周本纪》下第十）。宇文泰因此很喜欢他，常对人说：“成吾志者，此儿也。”青少年时代的宇文邕，前途平坦，十二岁时就被封为辅城郡公。后来孝闵帝即位，他又被拜为大将军，出镇同州。明帝即位，宇文邕“迁柱国，授蒲州刺史，入为大司空，行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见亲爱，参议朝廷大事”。宇文邕性格沉稳，不爱多说话，但如果有事问他，他总能说到点子上，所以明帝曾感慨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同上）

武成二年四月（560）北周明帝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时，北周政局十分不稳，关键原因就在于宇文护垄断了北周实权。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郑重地对宇文护说：“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宇文护表面许诺下来。第二年，他拥立宇文觉为帝，建立了北周政权。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资治通鉴》卷一六七《陈纪》一）。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就把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不过短短四年之久，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

周武帝深知宇文护势力已经长成，所以刚开始时，他不敢暴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有这样一件事说明了他的谨慎和精明。有一次，周梁躁公侯莫陈崇随周武帝一同到原州，夜里，他执意回到长安去。众人都认为这件事有些奇怪。陈崇自以为聪明，便对自己周围亲近的人说：“吾比闻术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乎夜还，不过晋公死耳。”有人把陈崇的话传了出去。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召诸公于大德殿，当着众人的面责骂陈崇，陈崇惶恐谢罪。就在这一天夜里，宇文护派兵冲进陈崇住所，迫使他自杀了。周武帝这样做，起到了表明自己对宇文护决无二心的作用。不久，周武帝又用韬晦之计表彰宇文护，诏称：“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

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母子分离三十五年，后来北齐将她放回，周武帝对她也竭力奉承，“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用此来博得宇文护的欢心。

由于周武帝表面上的尊重、曲从，宇文护没有像对宇文觉、宇文毓那样对待他。然而在暗中，宇文护还是时时要挟周武帝，专横跋扈，总想取而代之。

公元572年，周武帝决心铲除宇文护。一天，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周武帝便与他一同来见太后，周武帝一边走，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春秋①本节引文见《周书·武帝本纪》者，不另作注。

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一篇《酒诰》交给宇文护，让他以此劝说太后。宇文护进到太后居处，果然听从周武帝所言，对太后读起了《酒诰》。他正读着，周武帝举起玉珽在他脑袋上猛地一击。宇文护跌倒在地，周武帝忙令宦官何泉用刀砍杀宇文护，泉心慌手颤，连砍几刀都没有击中要害。这时，躲在一旁的周武帝母亲的弟弟卫公直跑了出来，帮忙杀死了宇文护。诛宇文护，是北周武帝一生中的大事。它使周武帝避免了走短命皇帝的老路，把北周从内乱倾轧中解救出来。

宇文护被杀后，北周的大权才真正开始掌握在北周武帝手中。周武帝除去了心头之患，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在父亲宇文泰所建立的基础上，终于使原来弱于北齐的北周，转弱为强。

灭佛北周武帝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灭佛。

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中国传布兴旺起来，有人上书警告最为佞佛的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庙占去了一半。北朝佛教的影响更大，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以上。北齐佛风更炽，境内佛寺四万多所，僧众二百万。僧侣不仅干涉政治而且干涉经济，寺院经济日益发展，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互相争夺土地和人民，大量的壮劳力投入佛门，国家因此而失去兵源。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冲击，不亚于洪水猛兽。一些统治者虽说也感受到了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但他们却不愿对佛教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佛教能欺骗和麻痹广大穷苦大众，封建统治者正是看中了佛教的这一作用。所以宋文帝说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正因为如此，南北朝的统治者对于佛教一般都是采取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支持的政策。比如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几次舍身到同泰寺去当“寺奴”。因此，在当时灭佛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北周武帝之前，魏太武帝也曾灭佛，魏太武帝灭佛主要采取武力，而北周武帝灭佛主要采取和平的方式，所以效果更好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卫元嵩本是四川的一个和尚，为了哗众取宠，他听从自己老师的建议，故意装疯卖傻。后来，他到了长安，一方面与当朝权贵结交，一方面玩弄故伎，让大家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奇人，他对周武帝鼓吹灭佛，也本是出于这一目的。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卫元嵩的建议正符合急于求治的周武帝的心意，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虑，周武帝决定灭佛。

不久，周武帝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召集百官、道、僧聚集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灭佛。尽管周武帝灭佛之意已很明显，但讨论进行了四次之多，仍无结果。因为当时佛教已深入人心，扭转世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当时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是宇文护，宇文护是虔诚的佛教徒，灭佛之事，阻力首先来自于他。所以，当时灭佛的条件远未成熟。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广弘明集》卷24《周释昙积》《谏周高祖沙汰僧表》）。

僧侣的讥讽、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对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历代三宝记》）。

建德六年（577）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齐国有一个叫熊安生的国子博士，博通五经，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扫门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周武帝就亲自来拜见他了。周武帝给了这个儒生很高规格的礼遇，“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纪》七）。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叙废佛的理由。僧人慧远以地狱来威胁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佛教事》）周武帝没有惧怕所谓死后下地狱的警告，下令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历史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周武帝不顾世俗偏见，从公元574年到578年，他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很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百滞惑解》）。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灭北齐统一北方周武帝一生中第三件大事，就是灭北齐，统一北方。长期以来，北周和北齐的关系主要是战争关系，双方互有胜负，力量大体均衡。但是自从北周武帝亲政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经过灭佛，国家经济势力增长；二是吸收均田上广大汉族农民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队伍，军事优势形成；三是北与突厥和亲，南和陈朝通好，外交策略上的成功。而北齐，却处于“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周书·韦孝宽传》）的状况。

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不爱说话，胆子又小，因此不愿意接见大臣。大臣向他奏事时，都不敢抬头看他，往往是把要讲的事撮其大要，略略一说就慌忙退出了。高纬对理政全无兴致，日常生活却十分奢侈，“后宫皆宝衣玉食，一裙之费，至直万匹，竞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宫苑，穷极壮丽，所好不常，数毁又复。百工土木，无时休息，夜则然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凿晋阳西山大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中”（《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纪》六）。高纬整日里和一些宠臣、美姬鬼混，自弹琵琶，唱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齐朝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雅号，称为无愁天子。高纬还随意封官，连他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北齐的政治一团漆黑。

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齐混乱的局势，决定出兵伐齐。公元575年七月，周武帝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琼、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杨坚、薛迥、李穆等率军分道并进。周武帝自率大军六万，直指河阴。周军进入北齐境内，纪律严明，“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颇得民心。不久，周武帝所部顺利攻下了河阴城（今河南孟津县东）。齐王宪部拔武济，进围洛口，攻下了东、西二城。周军包围中■城（今河南孟县西南）达二十天，久攻不下。周武帝自率所部攻金墉城不克。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大军援救河阳，周武帝得了急病，只得退兵。

第二年（576）十月，北周再次出兵伐齐。此次伐齐，周武帝集中了十四万五千兵力，改变了前次进军路线，亲自率部直攻晋州。他对群臣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纪》六）。周军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宝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十月下旬，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暠等投降。平阳为晋阳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周武帝接受了上次伐齐失败的教训，派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守平阳城。

北齐后主高纬在周军进攻平阳的时候，正带领妃子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从早晨到中午飞马传送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居然不去报告高纬，理由是：“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一直到晚上，信使来说：“平阳已陷。”高阿那肱才上奏高纬战事情况，冯淑妃却要求高纬“更杀一围”。高纬竟然置如此紧急的战局而不顾，又和冯淑妃尽兴打起猎来。唐诗人李商隐《北齐二首》诗云：“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就是讽刺此事的。

十一月初，北齐后主率齐军主力十万到达平阳，开始将平阳城包围，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城墙完好处不过数仞而已。齐周双方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周外援不至，守城将士有些惊慌，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周军奋勇争先，无不一以当百。齐军稍退，梁士彦立即命令城中军民乃至妇女，昼夜修城，三日就把城墙修好了。齐军挖地道攻城，城坍陷了一处，将士乘虚而入，可就在这紧急关头，高纬突然命令将士暂停攻城。原来传说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遗迹，高纬要和冯淑妃同去观看，冯淑妃涂脂抹粉，耽误了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这期间，周军早已抢时间用木板把缺口挡住了。高纬又恐城中射出的弩矢伤了冯淑妃，特抽出攻城的木料，筑造远桥。这样一折腾，齐军失去了攻城的有利时机。

十二月，周武帝从长安赶赴平阳，周军其他各路也聚集平阳，约有八万兵力，周军临城而阵，东西长达二十余里。起先，齐军怕周军猝然而至，曾想出一个办法，在城南穿堑，从乔山至于汾水，齐王高纬见周军到来，便下令齐兵在堑北布阵。周武帝命齐王宪前去探看虚实，齐王宪回来很有信心地对周武帝说：“请破之而后食。”周武帝听了十分高兴说：“如汝言，吾无忧矣！”周武帝乘着马，巡视周军，一边走，一边高声读出各军主帅姓名以示慰勉，将士喜于被知，精神更加振奋。

高纬对高阿那肱说：“是战好呢，还是不战好？”高阿那肱回答说：“吾兵虽多，堪战者不过十万..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指高欢）时邪！不如勿战。”也有人主张与周战，如有一个叫安吐根的说：“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著汾水中耳！”高纬主意不定。齐的群臣中又有人提出一条可笑的意见说：“彼亦天子（指周武帝），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高纬对这条意见很赞赏，认为“此言是也”。于是下令填堑。

本来，周武帝一直想进攻齐军，却苦于被堑阻挡，现见齐军主动把堑填平，不禁大喜，连忙下令进攻齐军。

两军交战，实力不相上下，后来齐军略略后退，冯淑妃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齐军败啦！齐军败啦！”齐录尚书城阳王穆提婆急忙对高纬说：“赶快走，赶快走呀！”高纬带着冯淑妃慌忙向高梁桥逃去。齐师君主一逃，顿时军心大乱，连战皆溃，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平阳之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高纬逃回晋阳，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进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晋阳城，群百纷纷逃离，连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也转而投奔周武帝去了。

齐后主高纬逃到邺城，企图重整军容，斛律孝卿请他接见将士，并为他事先准备好讲稿，告诉他要“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高纬走到将士面前，突然记不起该要讲的话，于是大笑起来。见高纬笑，左右随从也禁不住跟着大笑。将士们见此情景，都非常气愤，纷纷说：“你皇帝都不着急，我们还急什么！”于是皆无战心。

高纬在邺，还搞了一个禅位的把戏，将皇帝位子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起太上皇来。公元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破邺城，高纬于先一日逃往济州，又从济州逃往青州，准备投奔陈朝，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长安，第二年被杀。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北周北齐的统一，就没有后来南北朝的统一。

历史功绩周武帝一生，致力于改革。他在父亲宇文泰励精图治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元573年，周武帝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吸收均田上的汉族农民充当府兵。当兵本人可以免除租调和徭役，他们的家庭在三年内也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原来为地方豪强大族所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朝廷所掌握。这是周武帝对府兵制所作的一项重大改革内容。灭齐以后，他把改革扩展到了整个北方。就在灭齐的这年八月，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十一月，又规定“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田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次年，又下令释放豆卢宁攻打江南武陵等地所俘“民庶为人奴婢者”成为百姓。他还注重广辟农田，兴修水利，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周武帝在“六条诏书”的基础上，制定了“刑书要制”。“要制”在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对豪强地主隐没土地和人口也同样施以重典。如规定正、长隐没户口五户和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的处死刑。此外，他还颁发了统一的度量衡，便利于商业交往。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和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陈”，故“能得士卒死力”。

周武帝一生，勤于政事，生活简朴，平居常穿布衣，盖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前宇文护掌权时所建宫室，“悉令毁撤，雕斲之物，并赐贫民”。连《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也不止一处谈到他“性节俭”，称赞说：“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周武帝不愧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不幸于出征前夕病逝。

第二十章 范晔、裴松之、沈约、刘勰、钟嵘

第一节 范晔

范晔（398—446），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县），永嘉之乱后移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后汉书》的作者。

家世与早年经历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兗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晋安帝义熙十年（414），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五），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分。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

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范晔后来讲：“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一年，他三十五岁。《后汉书》的杰出成就《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搜撰完毕，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范晔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汉高祖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范晔首创《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第三，《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炼，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在《胡广传》中，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赞曰：“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除此之外，《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确实有刘知几所说的“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的长处。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像《卓茂传》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勋等五人的事迹，《来历传》则附录了与来历一起反对废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迹。

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后汉书》里，他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虚妄。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西域传》论中。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虽然佛教“好仁恶杀，蠲敝崇善”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尤其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更使通达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晔还在《襄楷传》和《桓帝纪》论中，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范晔反对天命论。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张衡引述大量史实，论证了图谶的欺伪，范晔对此记载甚详，表明了赞同的态度。有趣的是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可是，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后汉书》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后汉书》反映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窦武、何进传》中，他把窦、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的看法。《后汉书》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特别是在《方术传》中，他把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天下真有仙术。这都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宣扬了异端思想，如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大胆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说，残暴的君主看见大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总以为自己的统治非常巩固。于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把“饿狼”“饥虎”一样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结果“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这些文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说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还认为，某些君臣关系是臣虏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范晔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外，在《窦宪传》论中则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煨尘者，亦何支哉！”《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融进了作者的感情。遗憾的是，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范晔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对于《后汉书》的文章，他自己评价很高。

确实，范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为史学名著，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晔过于重文，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如司马彪《续汉书》载：“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户数万，人足家给，一郡无事。”“下辩东三十余里许，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汪溺之患。”史料详实生动，但到了范晔的笔下只剩下“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和“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的几句了。

《后汉书》是范晔私人著述，又尚未彻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影响不大。

杀身只为性太直刘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袭在晋时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约在永嘉十五年（438），范晔离开宣城，调任为长沙王镇军长史，并领衔为宁朔将军。

次年，范晔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时，其兄范暠在宜都担任太守。父亲去世后，嫡母一直随暠在官。按照礼教的规定，范晔应该即刻启程奔丧。但他对嫡母素无感情，故迟迟不肯上路，被迫动身后，又携带妻小自随。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弹劾。宋文帝比较欣赏范晔的才能，没有将他治罪。

此后，从元嘉十七年（440）到二十一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范晔的仕途一直比较顺利。他先后担任过始兴王后军长史，并领南下邳太守。始兴王由豫州调至建康（今南京）为扬州刺史，范晔随行入京。不久，他升任为统领一部分禁军的左卫将军和职务相当于尚书令的太子詹事。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迎合最高统治者。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假装糊涂，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在一次宴会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晔请求说：“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吗？”话说得这份上，范晔只得奉旨弹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弹一曲。

担任朝廷要职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晔得到皇帝的宠信。范晔虽然不巴结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当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同僚从来对他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排挤、打击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不久，范晔识破了同僚们的阴贼险恶，写了一篇《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他把他们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钝”的“枣膏”；有的比作是“虚燥”的“灵藿”、“粘湿”的“詹唐”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为同僚所不容。在充满陷阱的官场上，范晔不懂得保护自己，终于引出了杀身大祸。

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徙刘义康的亲信刘湛、刘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将他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刘义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败，遂加紧活动准备夺权。

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康的几位心腹筹划政变。由于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拉拢范晔，刘义康也因宣城之贬向他频致歉意。最初，范晔不同意参与，对方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范晔终于参加进来。他们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刘义康的党羽孔熙先兄弟俩事先写好檄文，并要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起草政变宣言。由于种种原因，政变未能如期举行。这年十一月，刘义康的一个党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声称范晔是政变的主谋。于是，范晔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466年1月）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八岁。范晔在临刑前，仍然坚持自己的无神论主张，对那些相信佛教并对他投石下井的同僚进行了不妥协的抗争。他说：“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

一些后话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为唐高宗太子李贤所注。司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刘昭。刘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书及司马志，李贤的注即是以此为基础，参照其他各书增删而成的。李贤以志非范书，故不注，刘注作为补阙才与李注一并流传下来了。清人注释《后汉书》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栋的《补注》为最好。后来王先谦采集众注合成《集解》一书，更为后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后汉书》外，范晔的遗著尚有集十五卷，录一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俱见《隋书·经籍志》）。据《旧唐志》记载，范晔还著有《百官阶次》一卷。上述各书，今皆不存。今存者有《双鹤诗序》一篇，见《艺文类聚》卷90；《乐游应诏诗》一首，见《文选》卷2。

范晔被处决时，其子范蔼、范遥、范叔蒌同时遇害。后人中只有范蔼子范鲁连，因其母为公主之女，得全性命。其侄孙范缜、范云有名于齐、梁之世。范缜继承与完善了范晔的无神论的思想，范晔生前一直未能完成的无鬼论，则为范缜所著的神灭论——这部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唯物主义论文——填补了。

第二节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为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永嘉南迁后移居江南。东晋刘宋之际的史学家，《三国志注》的作者。

仕宦生活裴松之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亲裴珪，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欢读书，八岁的时候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长大以后，他博览各种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选拔一批名门士族子弟入宫侍卫，参与顾问咨询事宜。由于门第和本人的学识，裴松之被选中，担任殿中将军的职务。与裴松之同时入选的琅邪王望之、会稽谢輶都是名门望族。这一年，裴松之二十岁。

晋安帝初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强藩举兵威胁中央的战争频繁发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变失败后，庾楷投奔占据夏口的桓玄，被委任为武昌太守。庾楷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此行风险太大，迟迟不肯动身。果然不久，西部几个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犹豫未行，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和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由于他在故鄣县政绩突出，被升调回中央，改任尚书祠部郎的职务。

在尚书祠部任官期间，裴松之曾上书要求禁断私碑。东晋承汉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盗名之风甚盛。他们生前竞相饰情标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华文丽藻，为其铭石勒碑。裴松之是个严肃的学者。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传记必须与事实相符，而现在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这种恶习的同时，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对于修史和鉴别史料的某些观点。

义熙十二年（416），执掌朝政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北伐过程中，裴松之始终总领府事，参与幕府机要。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的才干，称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一俟晋军攻占洛阳，刘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为自己封国的世子洗马。这时，裴松之已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刘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这次的巡视，以裴松之的任务完成为最好，因而受到了舆论的赞扬。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

奉诏精注《三国志》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对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不太满意。他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宋文帝看过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说：“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业。”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岁。

裴松之随注书呈给宋文帝一份《上三国志注表》，这是他对注书工作的总结。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陈寿的著作。认为它叙事清晰，取材审正，是当时的一部“嘉史”。同时，他指出陈书有过于简略、以至脱漏很多重要史实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陈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导思想，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类型。

“补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凡陈书所不记载的，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补阙大致分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陈书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书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陈寿对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王弼的生平记载也过于疏略，只在《钟会传》后附记“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为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补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三国志》对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也未作专篇叙述，仅于《乌丸传》、《鲜卑传》等文中略作交待。裴注则引《魏略》对氐、匈奴、羌、西域各国、大秦及大秦属国予以重点叙述，其中关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瞻。在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时还说明补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吴质传》注引《魏略》之《魏太子与吴质书》后，写道：“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又在《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前讲：“《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第二，对于陈寿记载遗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资料，给予添补。《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条下，裴注增加一个“令”（后人题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五十五岁以前生平抱负的变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传。在《武帝纪》末，裴松之注引《魏书》、《傅子》诸书，综述曹操的为人，并补充了曹操援剑割发、多疑滥杀、生性节俭等方面的史实，都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马钧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科技发明家，陈书对马钧其人其事，只字未提。裴松之除在《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述其制作外，还在《杜夔传》注引傅玄序文，将马钧生平事迹及其创造发明，用洋洋一千二百余字叙述清楚，遂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免遭淹没无闻的悲剧。《孙皓传》注中所引《晋阳秋》，讲到孙皓降于王濬，“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这是吴亡时全面情况，是研究经济史难得的宝贵数字。

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

经过比较鉴别，对于这类文字，能够作出判断的，裴松之都写出结论，但对那些不易判断谁是谁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入，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判，这就是“备异”。在封建官僚中，能有这种实事求是学风的人还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欢用“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处理备异类材料。如《武帝纪》注引郭颁《魏晋世语》所载魏讽事迹后，写道：“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荀攸传》载袁绍有个大将韩■，裴松之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张邈传》注引《献帝春秋》后讲：“案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高柔传》载高干为高柔从兄，裴松之案曰：“《陈留耆旧传》及谢承《（后汉）书》，干应为柔从兄；未知何者为误。”裴松之对备异类材料有时加的是“与本传不同”或“与本传违”等案语。此外，裴松之还把大致同意某一种说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诸葛恪入宫前与滕胤问答之辞，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引孙盛之语说明自己的观点：“《吴历》为长。”

所谓“惩妄”，是指对陈书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松之引举事实所进行的纠谬。“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书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明帝纪》载魏明帝死年三十六，裴注批驳说：“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为三十五，不得三十六也。”《向朗传》记载：“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对说：“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裴松之的“论辩”包括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松之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里体现了裴松之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陈书的同时，也批评了陈寿的“小失”。这种“小失”有属于记事不当的。如对官渡之战记“兵不满万”文，评论说：“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鲁肃传》和《诸葛亮传》关于孙吴合力抗曹的记载互相矛盾，前者称“皆肃之本谋”，后者讲“此计始出于亮。”裴松之批评说：“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竟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有的“小失”属于编撰问题。如裴松之反对陈寿将贾诩与荀彧、荀攸合传，认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他还认为董允应附于其父董和传后，不应当分别立传。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是袁术灭亡的关键。裴松之除批评陈寿的论点不当外，还对他的遣词用字有所指责。裴松之在引述其他史家的著述时也对他们进行评论。在《高贵乡公纪》注中，裴松之对晋代的几位史家张璠、虞溥、郭颁等人分别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张璠的《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虞溥的《江表传》“粗有条贯”，唯对郭颁的《魏晋世语》嗤之以鼻，说它“最为鄙劣”。他还说张骘的《文士传》“虚伪妄作”，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这些评价是裴松之根据诸家史的叙事水平和议论能力得出的。

除了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书的内容，即文学的训诂、名物的铨释、书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释《文帝纪》中的“款塞内附”说：“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对《孙权传》中的“鄱阳言白虎仁”，解释说：“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对于《徐晃传》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说：“案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属于注释名物的有《齐王芳纪》注中引述《异物志》、《傅子》、《搜神记》等书解释“火浣布”，《诸葛亮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释“连弩”等。此外，裴注还有注释地理、典故的内容。

《三国志注》的价值与不足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从广辑资料，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的意义来看，《三国志注》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余种，除去诠解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尚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籍收入到《隋书·经籍志》中的不过四分之三，到唐、宋以后，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的材料不但面广，而且首尾完整，不似其他引书那样割裂翦裁，断章取义，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说：“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国志注》的不朽还在于它开创了史注新法。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增加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名目，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而且这些史料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解历史真象。无疑，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应以达事为主，叙事不清，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称赞裴松之注书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除注家精通原书外，还要熟悉其他史籍，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有综合、分析、考据的能力。后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如宋人王暤的《唐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约和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有关。

后人对《三国志注》的批评，主要是指斥它的“烦芜”。这些指责虽有偏激之处，但裴注的杂采之弊确实存在。尤其是将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凭空阑入，把注文弄成非驴非马，不伦不类。如《明帝纪》在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下，裴注引《世语》曰“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又引《博物志》说：“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又引《傅子》说：“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

裴注虽以博详称著，但仍有不少遗漏之处。清人赵翼曾列举了一些例证，说明陈书失载的一些重要史实，裴注也未补入。另外，陈书中还有六十一篇本传或附传，通篇无注，甚至包括不少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

在写成《三国志注》以后，裴松之先后出仕过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裴松之六十五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后进位于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五年（447），参与修撰本朝历史的著名学者何承天病故，宋文帝命令裴松之继续何承天的工作。到元嘉二十八年（451），他尚未动笔，却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岁。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裴氏家传》四卷、《集注丧服经传》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都是他的著作。此外，《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又讲他还写过《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这是元嘉十二年（435）开始奉命修撰的著作。

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官至南中郎参军，著有《史记集解》一书，为现存《史记》三家注中最早的一种。曾孙裴子野，翦裁刘宋一代史料，写成编年体的《宋略》一书，曾得到刘知几的赞赏。

第三节 沈约

沈约（441—513），字体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以诗、文、史学称于世，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看作梁朝人。在宋、齐两朝的经历沈约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祖沈林子，仕宋官至谘议参军、建威将军、河东太守，卒于永初三年（422），追赠征虏将军。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内部斗争中被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所杀，时年三十八。自此，沈约家世一度中衰。少年时代的沈约是在“流寓孤贫”中度过的。他曾乞求于宗族乡党的帮助，得米数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约在孤贫之中却能“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他的读书方法是“昼之所读，夜则诵之”。他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有伤身体，常以减少灯油、息灭炭火的办法来限制他的夜间读书。沈约后来自述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①他深知父亲死于皇室纷争之中，自己一时难得仕进，但并不因此而荒废学业。经过刻苦读书，他“博通群籍”，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沈约在二十几岁时，常常想到“晋氏一代，竟无全书”，产生了撰写晋史的意图。宋明帝即位初，他得到征西将军蔡兴宗的帮助，代为启奏，明帝敕许他撰写晋史，并让他做了奉朝请这样的散官。后蔡兴宗外任郢州刺史、荆州刺史，皆以沈约为记室参军。蔡兴宗很器重沈约，曾对其诸子说：“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明帝泰豫元年（472），蔡兴宗卒于官。此后，沈约先后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属官和尚书度支郎。

入齐以后，沈约仕途畅达。齐初，为文惠太子属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断升迁，至齐武帝时官至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这期间，沈约曾有机会校阅皇家所藏四部图书，这对他的撰述晋史大有裨益。他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晋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晋书》120卷，自谓“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并在永明初年丢失了第五帙。可他从齐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国史，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实已不能专心于晋史的撰述。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奉诏撰《宋书》，次年二月撰成纪、传70卷。这20年左右，是沈约的史学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

沈约有浓厚的门阀意识。永明八年（490），他因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一事，上书奏弹王源，认为：王源虽然“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他建议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锢终身”①，即永远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士庶与门第之别，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这是门阀时代的社会特点。沈约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特点。

齐明帝时，沈约任国子祭酒。齐末，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他跟萧①以上见《梁书》卷一三《沈约传》、《宋书》卷一○○《自序》，以下凡引此，不另注。①沈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40。

衍过往甚密，被引荐为骠骑司马，所任将军如故，做了萧衍的属官。

宣扬“神不灭论”

齐、梁更迭之际，沈约是萧衍谋取帝位的主要策划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应“天心”、下符“人情”，当作天子。

萧衍称帝（即梁武帝）后，沈约始终受到重视，不断升迁。天监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后又赠特进，地位显赫。沈约在齐永明六年（488）上《宋书》表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说明《宋书》的志当时还没有完成。《宋书》志的撰写，是又经过十几年至梁初才最后完成的①，它有八篇三十卷。

齐、梁之际，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一次“神灭”和“神不灭”的激烈的论争。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

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确信“天下决无佛鬼”②。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还进一步批评佛教的“因果”论，阐述他的“无佛”思想，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③此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范缜还表示绝不“卖论取官”。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①。沈约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他在《神不灭论》中辩解说：“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沈约用寿、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谬之论。但他说的“神不灭论”却又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①《宋书·符瑞志》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称“顺”为“从”，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这说明《宋书》志的撰写是经过齐末而定稿于梁武帝即位以后。参见《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说明”（1974年版）。②《宋书》卷69《范晔传》。

③《梁书》卷48《儒林·范缜传》，并见《南史》卷57《范云传》附《范缜传》。①见《广弘明集》卷22，严可均校辑《全梁文》卷28至卷30，二书在篇名上稍有不同。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沈约所撰的《内典序》、《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宋书》的成就与局限沈约撰《宋书》，是在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而成的。

前人著述所得，主要包括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和徐爰的述作。早在宋文帝时，科学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写国史，写出了一部分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后来，有山谦之、苏宝生相继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续作宋史，撰成65卷，上起东晋之末，下迄大明年间，奠定了《宋书》纪、传的基础。沈约对《宋书》纪、传的整理、补充，一是确定了“立传之方”，对晋宋之际的人物入传有所取舍；二是补叙了宋前废帝永光以后十余年史事。

《宋书》本纪十卷，记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八朝共五十九年史事。它的上限，从东晋隆安三年（399）写起，下限写到萧齐建元元年（479）顺帝之死，时间跨度首尾达到八十年。《武帝纪》占了三卷，是本纪中记载最详尽的。它称赞宋武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认为这是他“光有天下，克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它又从东晋的“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政治局面，分析了宋武帝成功的必然之势①。《文帝纪》称赞宋文帝统治时期“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这些评论，说明了作者能够从政治得失的一些重要方面来看待刘宋的统治。

《宋书》的传共六十卷，其中杂传四十九卷，类传有《后妃传》、《孝义传》、《良吏传》、《隐逸传》、《恩倖传》，此外还有《索虏传》、《鲜卑吐谷浑传》、《夷蛮传》、《氐胡传》、《二凶传》以及作者《自序》。《宋书》的传开创了家传的形式，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以往的“正史”，于列传中一般很少附记传主的后人和亲属。《宋书》一改此例，首开以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之传的风气。如卷42《刘穆子传》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传记；卷77《沈庆之传》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兄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子从弟法系”等人的传记。这种家传的传记形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崇尚家族之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撰上的反映。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说明他的家族地位的显赫。沈约为《宋书》确定“立传之方”，这是主要的一点。《宋书》的类传首创《孝义传》，标榜“孝行”、“孝廉”。《孝义传》的序和后论说：“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这里表面是讲忠、孝，但《宋书·孝义传》本身却是撇开了“忠”而大讲“孝义”。这一方面反映出来在门阀地主统治时代，门阀家族的利益往往是摆在皇室利益之上；另一①《宋书》卷3《武帝纪下》后论。

方面，魏晋以来，“禅代”频繁，统治者讳言其“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孝义传》正是继承了这种遗风。即使如此，沈约站在门阀地主的立场上，对于忠义之风的衰败也发出了感叹，《孝义传》后论末了说，“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立孝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可以说，这是沈约不自觉地揭露了门阀地主提倡忠孝的虚伪。《宋书》作者蔑视北魏皇朝，为它立《索虏传》，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民族观和正统观，及作者的时代局限。但《索虏传》记载了北魏史事以及南北间的战争、通好、互市，大致写出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其后论，还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以上这几点，是《宋书》列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宋书》的志比起《宋书》的传，在史学上的价值要突出一些，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继司马彪《续汉书》志之后的重要撰述。《宋书》志包含律历三卷、礼五卷、乐四卷、天文四卷、符瑞三卷、五行五卷、州郡四卷、百官二卷，共八篇三十卷。志之首有《志序》一篇，略述志的由来和演变，交代《宋书》志之所本及补撰的情况，反映了6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撰述的重要性已逐步发展到具有一定的总结性的理论认识。《志序》最后写道：“[宋]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书》志跟司马彪《续汉书》志以至《史记》八书、《汉书》十志的联系，反映了作者贯穿古今的自觉要求和撰述思想。其《律历志》、《礼志》、《天文志》、《五行志》、《州郡志》，都叙自曹魏；《乐志》从秦汉讲起；《符瑞志》为其首创，上溯于上古；《百官志》通叙秦汉魏晋至刘宋官制沿革流变。这样，它基本上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和好评。宋人叶适评论说：“迁、固为书志，论述前代旧章以经纬当世，而汉事自多阙略。蔡邕、胡广始有纂辑，陈寿、蔚宗废不复著。至沈约比次汉魏以来，最为详悉，唐人取之以补《晋记》，然后历代故实可得而推。”①近人余嘉锡称赞《宋书》志的撰述方法是“史家之良规”②。

具体说来，《宋书》志包含不少具有科学史价值、社会史价值的记载。

它的《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以及祖冲之同戴法兴的长篇论难，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的宝贵文献。《乐志》以“乐随世改”的撰述思想，叙述了歌舞乐器的起源和演变，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一些乐章、歌词、舞曲，有独创的风格，为前史乐志所不及。《州郡志》更是一篇力作，其烦难程度如《志序》所说：“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兗，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它记载了汉魏以来区域建置的变①《宋书》卷11。

①《习学记言序目》卷31。

②《四库提要辨证》卷3。

动，写出了东晋以后北方人口南迁的趋势和侨置郡县设置的具体情况，是反映晋宋之际人口迁移、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地理文献。其他各志，大多也写得丰满而有序。《宋书》志在文字份量上占了将近全书一半，在各“正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

《宋书》在历史思想上的突出特点，是在许多地方宣扬天命、佛教、谶语。《符瑞志》申言：“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王玄谟传》记载：诵观音经千遍，即可免灾，证明佛教的灵验。前文所引“行中水，作天子”的谶语，以证萧衍即将为帝的说法，等等，反映了沈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天命、佛教、谶语的结合，是他的唯心史观的主要特征。

沈约同时代人中，还有不少史家：江淹、吴均、刘昭、裴子野、萧子显等，都各有撰述。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①《宋略》已佚，北宋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采用了它的十余首史论。萧子显因所撰《南齐书》传世，得与沈约齐名，同为南朝萧梁时有影响的史家。

长于文学，拙于政事《宋书》修成之时，沈约已是花甲之年了。由于他在齐、梁“禅代”中的作用，梁武帝即位后，即任他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邑千户；他母亲被封为建昌国太夫人，“朝野以为荣”。他母亲去世时，“舆驾亲出临吊”。天监九年（510）以前，官至侍中、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天监九年，转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如故。这是沈约在仕途上的高峰。沈约长期居于宰相位置，“有志台司”，很想更多地直接参与、掌管具体政务，旁人也认为他能够胜任，但梁武帝始终不把朝政实权交给他，只是给了他很高的虚衔。沈约要求“外出”，到地方做官，也不曾得到梁武帝的允许。他同梁武帝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使他感到抑郁。他致书同僚徐勉，请其在梁武帝面前代他“乞归老之秩”，再次遭到梁武帝的拒绝，只是给他“加鼓吹而已”。沈约在政事方面，终于无所建树。他撰有一篇《郊居赋》，说史言志，以寄情怀，长达二千余字，末了几句是：“惟以天地之恩不报，书事之官靡述；徒重于高门之地，不载于良史之笔。长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旧史说他“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其中自有深层的原因。

沈约在政事上的失意，并未妨碍他在诗文上的成就。梁昭明太子萧统纂辑《文选》，收入沈约各种诗、文13首，足见其文才为时人所重视①。《梁书》说他“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又说：“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沈]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陈朝史官姚察称赞他“高才博学，名亚迁、董”。这些评价，也都肯定了沈约在文学上的地位。沈约为谢灵运作传，录其《撰征赋》和《山居赋》，传文将近万字。此传后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反映出了沈约的文学思想。他对于骈俪之文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①《梁书》卷30《裴子野传》。

①见《文选》卷20、22、27、30、40、50、59。

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②他把韵文的写作，提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而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反倒被忽视了。沈约一派的文人，对中国古代韵文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忽视文章思想内容所造成的不良文风，确也有消极的一面。唐初史家已指出这一点：“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①《文选》卷50《史论下》中选了《宋书·谢灵运传》后论，正说明了沈约的文学主张在当时的影响。

沈约一生著述很多，除《宋书》100卷外，还有《晋书》120卷、《齐纪》20卷、《高祖纪》14卷、《迩言》10卷、《谥例》10卷、《宋文章志》30卷、文集100卷。他还撰有《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而梁武帝却“雅不好焉”。他问旁人：“何谓四声？”被问的人回答说：“‘天子圣旨’是也。”梁武帝仍不以为然。沈约所著书，只有《宋书》流传至今。

沈约还是一位藏书家，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

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沈约于病中命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他想以此来祈求上天的保祐，梁武帝闻而大怒，几次命人予以谴责。沈约病惧交加，就在这一年死去，时年73岁。有司上谥号曰“文”，梁武帝亲自改谥，说：“怀情不尽曰‘隐’。”

沈约因“禅代”之事而得志，也因“禅代”之事而病死，他在梁皇朝的十几年政治生涯，恐怕也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②《宋书》卷67《谢灵运传》后论。

①《梁书》卷49《文学上·庾于陵传》附《庾肩吾传》。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第288至2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

第四节 刘勰、钟嵘

刘勰

刘勰（465？—539？），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因刘勰入梁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之职，后世因称他为刘舍人。关于刘勰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关于出生时间，说法较为一致，认为生于宋泰始初年（465），而卒年则歧说甚多。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推定卒于梁普通元、二年（520、521）。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推定约卒于梁大同四、五年（538、539）间。

刘勰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很早去世。由于家境清贫，刘勰一生未婚，早年入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佑生活，与之居处十余年。刘勰笃志好学，这一时期，他深研佛理，博通经论，参加了整理佛经的工作。定林寺的经藏，就是他撰定的。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起家为奉朝请，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他与昭明太子萧统关系很好，深得器重，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

《文心雕龙》大约是作者三十多岁时的作品，约完成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之间。其时刘勰还寄身佛寺，声名未显。书成后，不被时流所重视。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文坛上也富于声誉，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背着自己的《文心雕龙》文稿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他拦住了车，样子像卖书的一样。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

中大通三年（531）四月，梁昭明太子萧统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在上定林寺撰经。经成以后，刘勰上表要求弃官为僧，并焚烧头发自誓。得到允准后，便在上定林寺出家，法名慧地，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据《梁书》卷五十刘勰本传，“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传。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石城寺石像碑》（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六）和《灭惑论》（见《弘明集》卷八）二篇散文。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要求一切都应本之于道，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奉统”（《文心雕龙·序志》）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

《文心雕龙》初步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在《时序篇》中，刘勰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兴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他论建安文学就指出“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而分析西晋文学，则把“晋虽不文，人才实盛”的现象，归咎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尽管刘勰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不可能不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文学兴衰原因的探索，也过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在文学理论上强调要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仍然是杰出的。在《通变篇》中，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关系。他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而讹，弥近弥淡。何则？竟今疏古，风末力衰也。”基乎此，他要求作家要大胆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认为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学创作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心雕龙·物色》）。但刘勰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则不乏”。他说：“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文心雕龙·风骨》）。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文学创作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刘勰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首先，他认为“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其次，他认为创作是作家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交融，升华的过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创作时则“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刘勰非常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文心雕龙·总术》），剪裁是“设情以位体”（《文心雕龙·镕裁》）。甚至作品的整个体裁、风格、语言，也无不由真挚而强烈的情感所主宰。这一认识深刻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规律。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指艺术才能）、气（指性格气质）、学（指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方面。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从而形成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独特的风格。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和清晰的结构条理。他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辞采失鲜，负声无力”（《文心雕龙·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风貌的专用术语，刘勰特别标举“风骨”，并强调它作为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是针对南朝绮靡偏重形式的文风而发的具有积极的战斗作用。“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文心雕龙》还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等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和批评标准。他慨叹文学批评之难，认为人们常常囿于成见，不是“贵古贱今”，就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说“知音其难成”！他认为批评虽然不易，却不是不能做到公平正确的。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那么怎样才能使批评公允呢？他认为，首先批评者要具有丰富的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若饶矣”（《文心雕龙·知音》）。为了使批评正确，他提出了考察作品优劣的六个方面：“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文心雕龙·知音》）。这六个方面，既包括了作品的内容，也包括了作品的形式，既注意了思想性，也注意了艺术性。刘勰关于文学批评的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在现时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对文章体制的异同提出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上述文章均已散佚无存。而刘勰《文心雕龙》从第五篇《辨骚》至第二十五篇《书记》，则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论述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像《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变化的概括，《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盛况的描绘和说明，都有着相当中肯而精辟的见解。

《文心雕龙》虽然也有某些道家思想，特别是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是儒家思想。刘勰在《序志篇》中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他写《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是为了纠正当时“言贵浮诡”，“将遂讹滥”的文风，而且也是为了阐述儒家正统的文学观点。刘勰认为“文”是来源于“道”的，而“道”是被圣人发现，通过圣人之手来完成的。“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认为文学的职能在于阐述六经中所蕴含的“圣道”。由于刘勰受儒家思想的束缚过深，《文心雕龙》也就具有某些理论上的缺憾。比如在论到文学起源时，他对“文”和“道”关系的阐述，就有神秘的经学色彩；对文学史上富于浪漫色彩的作家作品评价往往不够正确，《诸子篇》对《庄子》等书中某些大胆想象的寓言故事，他斥为“蹖驳之类”，《史传篇》对司马迁的评论，颇受班彪的影响，认为司马迁有“爱奇反经之尤”。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虽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体都设有专题论述，而对正在形成的小说却不屑一顾。尽管如此，《文心雕龙》仍不失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专著，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宝贵遗产，也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文心雕龙》最早的写本为唐代写本残卷（原为敦煌莫高窟旧物，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最早版本为元代至正乙未年嘉禾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通行本则为清人黄叔琳辑注本。今人研究《文心雕龙》较著名者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钟嵘钟嵘（约468—约518），南朝梁人，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

人。晋侍中钟雅七世孙。父亲钟蹈在齐朝做过中军参军。

钟嵘和他的弟弟钟岏、钟屿都笃志好学，善于思考问题。齐永明（488年左右）中，钟嵘为国子监生，因通晓《周易》，深得卫将军王俭的赏识。当时王俭兼任国子监祭酒，多次接见钟嵘，加以褒赞。后钟嵘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

建武初年，钟嵘任南康王的侍郎。当时齐明帝对国家的大小事务都亲自过问，而郡县及六署九府的日常事务，官员们也都争着向皇帝报告，专等着皇帝的指令办事。皇帝忙于日常琐事，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反而无暇顾及。鉴于这种情况，钟嵘上疏齐明帝说：“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己。”劝齐明帝不要陷在事务堆中。齐明帝看了钟嵘的疏言，非常不高兴，对太中大夫顾皓说：“钟嵘是什么人，竟敢干涉我的事情！你认识这个人吗？”顾皓回答说：“钟嵘虽然官位很低，也没有名气，但他所说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况且那些繁琐的事务，各自都有主管部门负责。现在您亲自去过问处理，那么您会更加忙累而有关官吏则更加闲散。这是越俎代庖和为大匠斫轮的事呵！”齐明帝听了这话，当然也不高兴，但也没有深究。永元末年，钟嵘被任命为司徒行参军。梁武帝天监初年（502），鉴于当时官爵冒滥，钟嵘上书梁武帝，要求改革。他说：“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居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梁武帝听从了钟嵘的建议，把这封疏交给尚书省去办理。但入梁之后，钟嵘官位依然不高，只做过衡阳王萧元简和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的记室。所以后人称为“钟记室”。钟嵘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是《诗品》，是他在梁天监十二年（513）之后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王公搢绅们谈论起诗歌来，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为了纠正当时诗坛上“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混乱状况，钟嵘仿照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

《诗品》，原又名《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对作家作品的优劣进行了评论。《隋书·经籍志》即以《诗评》著录此书。《诗品》所论范围只限于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接触到当时许多重要的创作问题。首先，他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片面追求声律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坚决反对用典。他在《诗品序》中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也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认为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就钟嵘主张诗歌应该“口吻调利”，反对过分拘忌于声律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沈约等人对声律的探讨，使诗歌格律更为完美，永明体的出现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钟嵘一概加以抹杀，就不免有些偏激了。

其次，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以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但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理论批评界在诗歌形式问题上却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诗歌在诗坛上应有的地位。钟嵘在《诗品》中却倡言四言诗的形式已经过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认为五言诗却正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等方面“最为详切”。这就为五言诗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作了探讨，虽其中有不确之处，却不乏精到的见解。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典。例如他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评左思的诗是“得讽谕之致”，说张华的诗是“兴托不奇”，都着眼于比兴寄托；二是论风骨和词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例如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都是风骨和词采并提，内容和形式并重；三是重视诗的“滋味”。他认为诗应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而不应该“淡乎寡味”。论述具体作家时，他一则说张协的诗“使人味之舋不倦”，再则说应璩诗“华靡可味”，也都强调了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是好诗；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诗品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的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的这一作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断章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五是从作家和作品风格特点着眼，钟嵘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这种论述方法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由于钟嵘在论述历代诗人的继承关系上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也不曾周密地考虑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个方面的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异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风格流派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往往引起后世的訾议。

钟嵘《诗品》虽然是反对齐梁淫靡诗风的产物，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诗风的某些弊病，却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偏见的拘囿。他一方面强调文质并重，但在多数场合下，还是更强调辞藻的华美。如评价太康作家，他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话比起刘勰针对同一时期而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的评语，就后退了一步。他对“玄言诗”的批评，说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也远不如刘勰所指斥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那样能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着眼。具体到对一些作家的评论，他过分强调辞藻的倾向就更为显著。如他把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渊明、鲍照之上，划分品级时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不仅不公允，也与他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风骨与词采并重的观点不符。此外，《诗品》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上、中、下的办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尽管《诗品》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影响。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无论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

第二十一章 崔浩、魏收

第一节 崔浩①

锋芒初露

崔浩（381—450）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

人。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诸子百家无不披阅，精研义理，时人望尘莫及。年十八、九岁入为直郎。天兴（398—403）中，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侍从于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当药性发作，便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宫省左右多因小过获罪，弄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令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夸赞讲得好，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故常常参与谋划军国大事，颇受宠信。

神瑞二年（415），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搬出谶书上的话：“国家当治邺，大乐五十年”，劝明元帝迁都邺城。明元帝问崔浩，崔浩回答说：“迁都邺城，虽可救今年饥荒，但非长久之计。”他列举了不宜迁都的三大理由：一是鲜卑族人数少，迁都以后，族人散布于东部各州郡，会暴露自己的实力，被四方所轻视；二是不服水土，疫病死伤必多，百姓沮丧；三是迁都后，平城守兵减少，赫连勃勃、柔然会乘机举兵入侵，朝廷无法远救，云中、平城就十分危险了。他建议国家应克服暂时困难，待来年春草复生、有了乳酪，兼以菜果，就足以维持到秋天，若碰上好收成，事情就好办了。明元帝接受了建议，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浩妾一人，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明元帝准备起兵征讨河西胡刘虎，问计于群臣。

崔浩分析说：“河西胡人数虽多，但无良将统率，终不能成为大患。”他提议派一名有威望的将领率兵前往镇摄，必能取胜。明元帝以相州刺史叔孙建为中领军，统兵进发，不出一月，大破河西胡，杀刘虎，斩首万余级，俘敌十余万。

同年秋，东晋太尉刘裕率师北伐姚泓，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沿途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舟师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入黄河，准备溯流西上。为了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计议，内外大①本节材料主要见于《魏书·崔浩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臣怀疑刘裕“扬言西伐，意在北进”，会危及北魏的利益，要求派兵截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入。崔浩力排众议，反对说：“这不是上策。”他认为，刘裕早有灭秦之心，今姚兴已死，子泓懦弱无能，国内多难，刘裕乘危讨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如果截断黄河上流，刘裕发起火来，便会不顾一切，必然登岸北侵，我将代秦受敌；而且柔然不断骚扰北境，百姓粮食匮乏，若再与刘裕为敌，南北受到夹击就很危险了，还不如借给刘裕一条水道，放他西进，然后发兵断绝晋军东归之路，这才是合适的计策。明元帝担心吃亏上当，听信了大臣们的话，命司徒长孙嵩率兵十余万屯驻黄河北岸，阻止晋军前进，结果被打得大败，死伤惨重。明元帝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第二年五月，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书献计，称刘裕驻兵洛阳，应发兵切断晋军后路，可以不战而克。崔浩正在给明元帝讲书传，明元帝得报，问崔浩：“刘裕伐姚泓，当真能取胜吗？”崔浩回答说：“刘裕乘姚氏民衰危而伐之，兵精将勇，臣以为一定能够取胜。”明元帝又问：“刘裕的军事才能比慕容垂如何？”崔浩答道：“刘裕才能高。慕容垂凭借父兄之业，生而尊贵。归附他的人，如夜蛾赴火之多。他只要稍加依仗，便能立功。刘裕出身寒微，无尺土可依，无一兵一卒可用，崛起行伍，振臂一呼而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晋室衰微，遂掌朝政大权。”崔浩进一步分析说：“刘裕如果平定姚氏而还，必定篡主自立，这是势所必然。至于秦地，戎夷混杂，刘裕攻取也不能固守。因为风俗不同，人情难变，如果想把荆扬的教化行之于三秦之地，犹如无羽而欲飞，无足而欲走，是办不到的。吾自可练兵备战，休息民众，等待刘裕南归，秦地终当为国家所有。”明元帝提出要趁刘裕入关、进退两难之机，调遣精骑直捣彭城、寿春。崔浩说：“如今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临指挥，兵众虽盛，而将领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以为再等一等，亦不为晚。”明元帝笑说：“卿思虑得周密。”崔浩又纵论当世人物，他推崇忠诚辅佐苻坚治国的王猛，比为齐之管仲；赞扬不负顾命委寄维护前燕的慕容恪，比为汉之霍光；贬斥平定桓玄之乱的刘裕，比为汉末曹操。这一番话曲折表示对明元帝的忠心，可谓用心良苦。明元帝则问他：“卿认为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在管中观察天际，如何能看到宇宙的广大呢！虽然如此，臣见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下中原，移风易俗，化被四海，当然与伏栖、神农同列，岂是臣所能评论的。”崔浩还说，赫连屈丐残暴，必将灭亡。明元帝很高兴，不觉与崔浩谈到深夜，赐给崔浩御用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意味深长地说：“朕品味卿的话，好比这些盐酒，所以与卿共享它们的美味。”

泰常三年（418），彗星出天汉，入太微，经北斗，绕紫微，经过八十多天才消失。按照古人的说法，彗星主祸殃，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会降临人间。明元帝见到彗星出现，害怕大难临头，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询问，众人一齐推举崔浩解答。崔浩说：“古人有言，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罪孽，妖不自作。我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晋室衰微，主弱臣强，亡在旦夕，故桓玄篡夺，刘裕秉权。彗星出现，乃恶气之所生，是刘裕篡位，晋室将亡的征兆。”过了两年，刘裕代晋称帝，明元帝正在东南澙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到报告，特意派驿使把崔浩召来，对他说：“卿往年的话果真应验了，朕今日才相信天道。”这一年，崔浩父崔宏卒，他袭爵白马公。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经年。泰常七年（422）五月，他秘密派遣中使问身后之计于崔浩。崔浩建议早立太子，令入则总领万机，出则统率军队，监国抚军。这样，将来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可以免除后患。他认为长皇子拓跋焘聪明睿智，性情温和，应该及时登储副之位。于是，明元帝当即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九月，南朝宋武帝刘裕死讯传来，明元帝准备进攻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崔浩表示反对说：“陛下不因刘裕突起，纳其使贡，刘裕亦敬事陛下。今不幸而死，乘人之丧讨伐，即便获胜亦不值得称道。今我国家尚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当遣使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信义之风于天下。况且刘裕新死，党与未散，不如暂缓。待其强臣争权，然后命将扬威，可以不劳士卒，而收复淮北之地。”崔浩一再谏诤，明元帝大怒不从，派奚斤领兵南伐。在议论南伐策略时，崔浩又反对奚斤攻城为先的意见，主张略地为先，但仍然未被采纳。十一月，魏军克滑台，次年元月，又克洛阳，至自四月，始克虎牢。

崔浩精心研究儒家经典，留心各项典章制度及法律，但不喜欢《老子》、《庄子》，每次读上几十行，就把它们丢在一边，说：“尽是矫诬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熟悉周礼，孔子曾拜之为师，怎能写些败坏法度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教化。“他尤其不信佛法，曾说：“为何要侍奉这个胡神！”其妻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将纸灰抛洒到厕所中。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即使在粪土之中，见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地方叩头跪拜这个胡神！”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

左右忌惮崔浩正直，一齐诋毁排斥他。太武帝出于舆论压力，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以公归第；但深知崔浩有能耐，每当遇到疑难事，仍要召他进宫求教。崔浩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机敏通达，长于计谋，每每自比张良，自谓稽考古事还略胜一筹。离职以后，以修服食养性之术为事。这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来到平城，向太武帝进献《箓图真经》等道书。当时，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独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向他学习道术，而且上书朝廷，大加赞扬。太武帝看了崔浩的上书，十分高兴，随即派人带着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于天下，又在平城东南修建起高五层的天师道坛。

辅佐太武始光三年（426），崔浩重新入朝，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这时，太武帝以大夏主赫连勃勃死后关中大乱，准备乘机伐夏。长孙嵩等大臣都不同意，唯有崔浩赞成。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天道与人事相呼应，机不可失。”十月，太武帝指挥三路人马直趋关中，大败赫连昌，杀获数万人，夺得牛马十万余头。第二年，太武帝再次西伐，一直攻到夏都统万城下。太武帝佯装撤退，夏主赫连昌率步骑三万，分两翼鼓噪而前。突然，风雨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暴风雨向魏军迎面袭来。宦官赵倪进言，以为风雨迎面而来，是天不助人，劝太武帝收兵回避，来日再战。崔浩斥责说：“这是什么话！我军千里制胜，岂能因风雨而轻易改变计划。敌人贪利冒进，后援断绝，我应分军隐蔽疾进，前后夹击，出奇制胜。风势在于人如何去利用，哪能一成不变！”太武帝依计而行，率军奋勇出击，夏兵大败，赫连昌狼狈逃窜。魏军攻破统万城，俘获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上万，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珍宝财物不可胜数。

早在道武帝之世，尚书郎邓渊奉命撰著本朝史，名《国记》，写了十余卷，尚未完成。太武帝命崔浩及其弟崔览、邓渊子邓颖等人续写。神二年（429），他们终于编定《国书》三十卷。同年四月，太武帝准备北伐柔然①，内外大臣一致反对，保太后也坚决不同意，只有崔浩支持。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徐二人说：“天文不利，北伐必败。”群臣齐声附和。太武帝心中十分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辩论。崔浩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又说：“张渊等不过是庸俗儒生，见识短浅，牵制于小数，而不通达大体，难以与他们深谋大计。臣观察天象，数年以来，月之运行掩蔽昴星，至今仍然如此。据臣所占，三年内，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就是旄头之众。愿陛下不要迟疑。”张、徐羞愧难言，忙辩解说：“蠕蠕地处偏远，得其地不能耕种，得其民不能臣服役使；况且他们轻疾无常，难得制服，何必急于兴师动众而使士马劳顿！”崔浩指斥张渊所说不过是老生常谈，不合时宜。他说：“蠕蠕本是国家北边臣隶，中间叛去，现在要惩罚元恶，夺回善民，恢复他们的旧役，并非无用。漠北地势高峻，气候凉爽，不生蚊虫，水草肥美，可以耕田放牧，不是得其地不能耕。蠕蠕子弟归降，贵者娶公主为妻，贱者担任将军、大夫，列居满朝。又高车号称名骑，并非不可臣服役使。如果以南方人追击蠕蠕，则担心蠕蠕轻疾；于我国兵则不然。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他们相进退，并非难制。况且今夏若不乘虚进击，破灭其国，至秋天他们再来，国家将不得安宁。自太宗（明元帝）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因蠕蠕进犯而震怒，如何能不急呢！”崔浩咄咄逼人，使张渊、徐辩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太武帝高兴异常，对公卿大臣说：“朕决心已定了！”

罢朝后，有人埋怨崔浩，说：“南贼正在入侵，丢开不管而去北伐。千里行师，谁不知难。倘若柔然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将如何对待？”崔浩说，“未必如此。若不先破柔然，则无法抵御南贼。自从国家攻克统万以来，南贼恐惧，故扬言兴师保卫淮北。等到我们击败柔然，往返之间，南人必不敢动。而且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南往；他们疲困，我们却不劳累。今主上英俊，士马强盛，如果他们敢来，好比用马驹去喂虎口，有什么可怕的？柔然依恃险远，以为国家无力制服，自己宽慰自己，为日已久，故夏天则散众放牧，秋天牛马肥壮才集中，避寒就温，南来寇掠。今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必然望风惊散，可一举而灭，这乃是一劳永逸，利益长久的大事。既然皇上决心已定，你们为何还要阻止？这些浅陋的公卿呀！”

太武帝指挥东西两路大军旋风般直扑漠北，柔然纥升盖可汗毫无戒备，民畜布满原野，见魏军突然袭来，无不惊慌失措，四散奔逃。魏军四散分讨，获战马百余万匹，畜产、车辆、毡帐数百万，柔然、高车数十万人归降。纥升盖可汗仅逃得性命，不久忧郁而死。及魏军班师而还，南朝竟然没有出兵，果不出崔浩所料。

①《魏书·蠕蠕传》云：“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后世祖（太武帝）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可知蠕蠕系太武帝对柔然所加蔑称。以下文中或用“蠕蠕”，以存历史原貌。北伐大捷，使崔浩的威望与日俱增，赢得了太武帝的无比信赖。太武帝亲自亲临崔浩府第，问以异事，有时还品尝他家一些饭菜。为了表彰崔浩的谋划之功，给他加官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领他出入内寝，备加宠幸。太武帝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侍奉朕祖父、父亲，至今三世，忠诚莫二，朕故委以亲近之职。卿应当尽忠规谏，匡正辅弼朕躬，不要有所顾虑。朕虽然有时发怒，不采用卿的意见，但总是反复深思卿所说的话。”有一次，太武帝召见新归降的高车首领时，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此人，清瘦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然而脑中所藏，过于甲兵威力。朕虽有征伐之志，但往往拿不定主意，前后有功，都是此人指点的结果。”又命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要先征求崔浩的意见，然后再执行。”太武帝还特意命歌工谱写歌词，颂扬有功大臣，歌词写道：“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长孙道生官拜司空，封上党王，为官清廉，所以也得到赞颂。

神三年（430）三月，北魏南边诸将上表告急，称刘宋正调兵遣将，将入侵河南，请求增兵三万抢先下手，主动出击；同时，请求杀戮在南境上的河北流民，以绝宋军响导。太武帝命公卿大臣商议，众人表示同意。崔浩反对说：“此议不可从。南方土地潮湿，入夏以后，雨水增多，草木茂盛，气候闷热，易生疾病，非出师之时，且敌人早有准备，城守必固。若屯兵攻城，时间一久则粮草接济不上；分兵讨伐，则力量分散而无法应敌，未必有利可图。如敌人果然出兵，也应等到秋凉马肥、敌军劳倦之时，因敌取食，然后慢慢进击，这才是万全之策。”他还说：“这几年来，朝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北破柔然，多获美女、珍宝，牛马成群。南边诸将得知，个个垂涎三尺，也想在南边抄掠，以取资财。他们心存私计，给国家惹事生非，断不可从。”太武帝采纳崔浩之议。不久，南边诸将又上表告急，说南寇已至，请求增兵造船，迎击来犯之敌。众公卿一齐鼓动太武帝出兵，尽管崔浩苦苦规劝，反复争论，但太武帝难违众议，于是下令造船三千艘，调集重兵屯驻黄河北岸。这时，宋军也步步逼进，进占河南碻磝、洛阳、虎牢、滑台四镇，魏大将长孙道生屯兵黄河北岸御敌。

正当宋魏交兵之际，夏主赫连定进攻鄜城。太武帝聚集兵力，准备征讨赫连定。众公卿担心宋军会乘虚而入，丢失东部州郡，都不同意这样做。太武帝犹豫不决，问计于崔浩。崔浩分析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呼应、虚张声势，彼此唱和，窥伺大国。刘义隆指望赫连定出兵，赫连定期待刘义隆出师，谁都不肯先入，有似连鸡，不得齐飞，不能造成祸害。臣原以为刘义隆出兵，先屯驻黄河中游，然后两路北进，东路攻冀州，西路攻邺城。如此则陛下当亲自率军讨伐，不能拖延。如今则不然，其军东西排列两千里，一处不过数千人，势分力弱，只望固河自守，并无北渡之意。赫连定不过是残余势力，容易摧毁，稍推即倒。取胜之后，我军东出潼关，席卷向前，则威震南方，江淮以北必望风披靡。愿陛下西行，毋须疑虑。”不出数月，魏军攻破平凉城，赫连定落荒而逃。太武帝大排筵宴，拉着崔浩的手对河西王沮渠蒙逊的使臣说：“你所闻的崔公，就是此人。才略之美，举世无双；预知成败，若合符契，从未有过失误。朕的进止都要征询他的意见。”神四年（431），太武帝回到平城，冠军将军安颉从南部前线归来报告说：“宋军驻扎在彭城一带，并没有往北推进。”情况正好和崔浩预料的一样。太武帝得到报告，狠狠地教训了公卿一番，说：“诸卿以前说朕用崔浩的计策错了，吓得要死，一再进谏。那些所谓的常胜将军，开始都自吹超过别人，到头来却不如人家。”于是，擢升崔浩为司徒。

太武帝早就有意统一凉州。太延五年（439）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嫂李氏和牧犍姐对远嫁牧犍的魏公主下毒。太武帝命令牧犍交出李氏，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多罗返回平城后，说牧犍外修臣礼，内实悖逆。太武帝决定兴兵征讨，先向崔浩问计。崔浩回答说：“牧犍叛逆之心已经暴露，不可不诛。我军出其不意，他必惊慌失措，擒获他势所必然。”太武帝点头说：“好！吾意亦以为如此。”太武帝又命令公卿大臣计议，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反对出兵，说当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到达，不能久留。他们必然环城固守，如果攻之不下，而野又无食，十分危险。而尚书古弼、李顺也说姑臧依赖冬雪消融，引以灌溉。离姑臧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牲畜为何繁多？况且汉人绝不会在无水草的地方筑城廓、立郡县。如果仅靠雪水融化来灌溉，又怎能通渠引漕，灌溉数百万顷土地？”李顺等又辩解说：“耳闻不如目见，吾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可与大家辩论？”原来，李顺出使凉州时，凉王沮渠蒙逊时有傲慢之语，唯恐李顺报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金宝贿赂他，他也就隐瞒了实情。崔浩听说后，向太武帝密告，太武帝正宠待李顺，并不相信。这时，崔浩气忿地揭露说：“你受人金钱，想替人游说，以为我没有亲眼看见便可欺骗吗？”隐蔽在后面的太武帝听到这里，转身出来，声色俱厉地斥责奚斤等人，众公卿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唯唯诺诺，这年八月，太武帝率军进抵北凉都城姑臧，见城外水草丰盛，兴奋地对崔浩说：“卿所说的果然是事实。”

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关中一带爆发了以盖吴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反抗拓跋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军事征服。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出征途中驻■长安，发现一佛寺中藏有许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作乱，下令将佛寺中的僧侣全部杀死。在清寺院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大量财物；同时，还搜出僧侣藏匿妇女以恣淫乐的地下窟室。信道抑佛的崔浩趁机劝太武帝杀尽天下僧侣，焚毁全部佛经、佛像。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话，下令在全国灭佛。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教，预先走漏消息，使许多僧侣得以逃脱，大批佛经、佛像得以保留。

国史冤狱崔浩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竭尽心力，为拓跋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大功。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①，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工于书法，经常为别人书见《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所以，明元、太武帝越来越宠爱和信任他。但是，当时鲜卑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皇帝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崔浩对鲜卑贵族也不客气，在讨论军国大计时，与他们分庭抗礼，有时说话还很尖刻；他还①《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云：“道武、太武暴戾甚于刘（聪）、（石）虎。”企图恢复汉人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②。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立制度、建立事业，都各有其时，乐意去做的能有几人！应当三思而后行。”崔浩不从，便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即大酒糟鼻子，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③。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曾经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前征召的人士，也都是州郡上乘之选，任职已久，他们的勤劳尚未得到应有的酬答，应该先补为郡守县令，而刚刚征召的人士则应该先代替他们担任郎吏。况且郡守县令治理民众，必须任用有经验的人。”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士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高允知道后说：“崔公恐怕不能幸免了！”事情的结局竟然被高允不幸而言中。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他在给崔浩的诏书中说：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己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子龙川，讨孽竖于凉城。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大小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在续修国史中，《太祖纪》仍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主要是高允手笔，崔浩作为主编，“综务处多，总裁而已”①。崔浩“不长属文”，亲自动笔不多，但还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这部续修的国史命名为《国记》。

《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很快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不加避讳；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非常气愤，争相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①。太武帝大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被杀。当他被囚在槛车中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②《魏书·卢玄传》。

③《魏书·王慧龙传》。

①《魏书·高允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②。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立有大功，本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崔浩被诛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②《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

第二节 魏收

北魂“三才”之一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以文才和史学知名，是北朝有成就的史学家。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魏收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据他后来自称，其家本是西汉初年魏无知的后裔。祖父悦，北魏时官至太守。父子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出任东益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刺史。魏收自幼读书，十五岁时学习作文。随父赴边后，恰值四方多事，他转而“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①。有个叫魏伯的人看他习武没有多大进展，故意问他：“魏郎弄戟多少？”魏收很惭愧，也因此受到启发，就坚定了用功读书的志向。即使在夏日，他“坐板床，随树阴讽诵”，苦读不止。年复一年，板床磨损得很厉害，他从不怠惰。经过这一番用功读书，魏收学业大进，他写的文章也渐为世人所重。

魏收二十一岁时，父亲被召回洛阳，他因父功而做了太学博士，讲授儒家经典。不久，因吏部尚书李神儶的推荐而成为司徒杨椿的记室参军。孝庄帝永安三年（530），被授予北主客郎中之职，掌藩国朝聘之事。次年，节闵帝要选拔近侍，诏试魏收撰《封禅书》。魏收不作草稿，下笔成章，将近千言而所改无几。黄门郎贾思同报告节闵帝说：“即使是三国时的曹植七步成诗之才，也没有魏收这样才思敏捷呵！”于是，魏收被授予散骑侍郎之职。继而改任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魏收开始跟史学有了联系，这年他二十六岁。

这时，北魏政治上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权臣高欢率兵进入洛阳，废节闵帝，另立平阳王元脩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有个亲信崔■，很多人都巴结他。魏收没有主动登门拜访崔■，又恃才挑剔崔■的文章，因而受到崔■的排挤，险遭弹劾，因得辛雄为之周旋，乃免。魏收因撰《南狩赋》，“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深为孝武帝所褒美。郑伯对魏收说：“卿不遇老夫，犹应逐免。”既有崔■的排挤，又有孝武帝在授予高欢相国称号上的犹豫使人难测“主相之意”，魏收便辞去了职务。一年后，魏收被起用为孝武帝兄之子广平王元赞的属官，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这时，魏收已有很大才名，他同温子昇、邢子才被世人号为“三才”。这时，孝武帝同高欢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魏收称病辞职。其舅崔孝芬问他为什么辞官，他说：“惧有晋阳之甲。”当年有尔朱荣发兵晋阳之举，而今高欢的大丞相府亦建于晋阳，魏收是语出双关。永熙三年（534），高欢果然率兵南下，孝武帝逃往长安，在宇文泰控制下继续维持魏政权，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今属河南安阳辖境），史称东魏。这是魏收经历的又一次政治上的重大变动。

在东魏时期的政治经历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魏收应召赴邺，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①以上见《魏书》卷104《自序》、《北齐书》卷37《魏收传》，下引二文，不另注。为使臣王昕之副出使梁朝。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为梁武帝君臣所重。在他们之前，李谐、卢元明于天平四年（537）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为梁所重①。所以梁武帝称赞说：“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当时南北一度通好，互派使臣；使臣人选，极重才器、文辞，以显本朝人才之盛。魏收在仕途上沉默多年，此次复出，实与南北通好有关。然魏收使粱时，买吴婢入馆。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故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以后的四、五年中，魏收因司马子如的推荐，来到高欢父子控制的晋阳，任中外府主簿。司马子如还曾当面向高欢说，魏收是“一国大才”，望其重用。魏收也因此转为丞相府属官，然终未受到高欢重视。魏收通过崔暹请求修国史。崔暹向高欢长子高澄建议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果为所动，推荐魏收做了兼散骑常侍，修国史。于是他又回到邺。武定二年（544），他升任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这是他第二次担任皇家史职，这年他三十三岁。这期间，恰值高欢入朝，魏收奉命替他写了一篇辞让相国称号的上书。高欢阅后，很满意，指着魏收对高澄说：“此人当复为崔光。”崔光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时的名臣，官至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孝文帝曾称赞崔光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①。高欢这样看重魏收，是魏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转折，从此他结束了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武定四年（546），高欢在西门豹祠宴请众官。席间，高欢对司马子如说：“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说完，彼此大笑不止。高欢又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武定八年（550），高欢次子高洋以齐代魏，建元天保。这是魏收一生中经历的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这次事变，他是直接参加者之一，凡“禅代诏册诸文”，都出于魏收之手。事变的当年，他被高洋授予中书令兼著作郎的职务。

在北齐：《魏书》的撰写和改正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成了魏收在事业上真正转向史学的一个契机。文宣帝曾命群臣各言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文宣帝果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天保四年（553），又诏命魏收专在史阁撰史，不必参与行政事务。高洋还鼓励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①当时，负责监修的高隆之，不过挂名而已。参加撰述的还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魏收等人参考了邓渊的《代记》，崔浩的编年体魏史，李彪的纪、表、志、传魏书体例，邢峦、崔鸿、王遵业等陆续撰成的孝文帝至孝明帝的起居注，以及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和当时残存的大族谱牒、家传，还有南朝史书②。他们“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于天保五年（554）三月，撰成纪12卷，传92卷，合110卷（含子卷），“表而上闻之”。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4卷，《地形》3卷，《律历》2卷，《礼乐》4卷，《食①参见《魏书》卷12《孝静纪》。

①《魏书》卷67《崔光传》。

①魏太武诛史官，即崔浩国史案，事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参见《魏书》卷35《崔浩传》。②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84页《魏收袭用南朝史书》条，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货》1卷，《刑罚》1卷，《灵征》2卷，《官氏》2卷，《释老》1卷，凡20卷，续于纪传，合130卷（如不计子卷，合114卷）。据《魏书·自序》说：“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

《魏书》撰成后，在北齐统治集团中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还有人指斥《魏书》“妄有非毁”，在“群口沸腾”中，《魏书》被这些人号为“秽史”。文宣帝诏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据说前后投诉百有余人。继尔文宣帝又亲自诘责了一些投诉者，太原王松年、范阳卢斐、顿丘李庶等皆获罪，或因以致死。最后文宣帝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而投诉者相次，魏收无以抗之。当时，因左、右仆射杨愔、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尚书陆操从整体上看待《魏书》，认为：“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杨愔对魏收说：“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魏收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他们的谈话，已部分地涉及到“众口喧然”的原因。

《魏书》撰成当年，魏收被授予梁州刺史之职。天保八年（557），任太子少傅、监国史，参议律令。这一年，邢子才写了一首诗赠给魏收，题目是《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说明这期间魏收对于史事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史馆”之见于历史记载，这是最早的。天保十年（560），除仪同三司。这年，文宣帝死；孝昭帝高演即位，改元皇建，魏收任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监史如故。文宣帝的谥号、庙号、陵名，都是魏收所议。孝昭帝考虑到魏史尚未正式行世，诏命魏收“更加研审”，魏收也“颇有改正”。旋诏行魏史，一本置秘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这是《魏书》的第一次修改、行世。

武成帝高湛时，魏收于大宁元年（561）加开府，河清二年（563）兼右仆射，还有诏于玄洲苑阁上为其画像。当时，邢子才被疏出，温子昇已死，魏收大被任用，独步一时。当初“三才”并世，常相訾毁，各有朋党。魏收每每贬损邢文。邢子才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听到后就说：“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不谐，也透露出当时南北文化上的联系。

河清四年（565），武成帝传位后主高纬，他以三十二岁的盛年去当太上皇了。后主天统二年（566），仍有“群臣多言魏史不实”的情况，武成帝“复敕更审”，魏收又做了“回换”，凡所更改，涉及到列传中的个别体例、史文四五事。这是《魏书》撰成后12年中的第二次修改。经过这次修改后，《魏书》就一直流传下来。

魏收从北魏孝明帝时入仕，经过三个皇朝，历事九个君主，至北齐后主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达到了他四十多年宦途的顶峰。这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武平三年（572），六十六岁的魏收，在大致了却了《魏书》一案后的六年就死去了。后主追赠他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魏收娶其舅之女为妻，无子，有一女。晚年，以子侄辈年少，申以戒厉，著有《枕中篇》，具见《北齐书》本传。他曾就《齐书》起元事，同李德林有过书信往还，事见《隋书·李德林传》。除《魏书》以外，魏收有集70卷，已佚。

《魏书》的得失《魏书》的“三十五例”，因例目已佚，无由考察；“二十五序”，俱存，见《皇后传》、诸类传及“十志”之序；“九十四论”，今存九十三论①，以卷74《尔朱荣传》后论篇幅最长，有400多字；“二表”皆佚，“一启”即《前上十志启》，今存，编于志首。上述例、序、论、表、启，“皆独出于收”②。

《魏书》记事起于北魏拓跋珪（太祖道武皇帝）登国元年（386），并以《序纪》的形式追叙拓跋珪先世历史至二十七代；迄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四月，“诏归帝位于齐国”。它主要记述了北魏148年、东魏16年合计164年的历史，也从一个方面记述了北魏、东魏同东晋后期及宋、齐、梁几朝南北关系的历史。

《魏书》首创《序纪》，叙拓跋氏的由来及北魏统治者历代祖先的历史，虽未可尽为信史看待，但它大致阐述了北魏皇朝的历史渊源，记述魏晋时期拓跋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它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说明北魏皇朝建立的合理性。《魏书》的纪称东晋是“僭晋”，表明北魏才是正统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把它们视为“自拟王者”的地方势力；以“私署”、“自称”的口气记张寔、鲜卑乞伏国仁等史事，是表明他们并没有得到北魏的策命和认可。“僭伪”、“岛夷”、“自署”等不同的书法，都是从政治上明确表明北魏是正统皇朝的继承者。《魏书》中还处处渗透了一种文化观念，有一种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姿态。它评论东晋皇朝说：“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③它论桓玄、刘裕等人则谓“其夷、楚之常性乎？”④夷夏之辨，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由《魏书》提出来，其含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这里有对立、贬损对方的用意，它毕竟反映了以鲜卑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步。政治上标榜正统，文化上标榜先进，《魏书》作者的这两点撰述思想，是对北魏皇朝作为民族迁移及重新组合之重要历史阶段的新认识。

《魏书》的纪，以《世租纪》和《高祖纪》篇幅最长。《世祖纪》写出了太武皇帝拓跋焘“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的武功；《高祖纪》记载了文明太后、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变法的诏书和措施，所谓“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这两篇纪，在记武功、文治上，各有特色，它们反映了北魏历史发展上的两个重要阶段。《魏书》的纪写得零散而没有文采，惟其每于帝纪之后所补叙的史事往往有生动的记载。《高祖纪》后补记孝文帝数事，说他“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孝静纪》后补记孝静帝“禅①中华书局《魏书》点校本于卷88、92、93、94之末，均标明“史臣曰”，并注以“阙”字，与今存之数合计，不符。

②《北史》卷56《魏收传》。

③《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

④《魏书》卷97后论。

位”的情景，写道：“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又写他至后宫诀别：“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云尤门，王公百僚衣冠拜辞，帝曰：‘今日不减常道乡公、汉献帝。’众皆悲怆，[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泣洒。”这两段补叙，分别写出了开拓之君的心志和亡国之主的悲戚。

《魏书》的传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具有突出的家传色彩。上引杨愔的话，说是在《魏书》中“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如卷27《穆崇传》列举传主家族66人，卷36《李顺传》列举59人，卷39《李宝传》列举50人等。以往的纪传体史书，也有多人合传的情形，但主要是对人物行事有密切关联者合而为传，最多也只限于数人。家传式的合传完全改变了本来意义上的合传的体例和性质，也起不到合传应有的作用，但这样的家传式合传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阀时代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有广泛的反映。卷96至卷99，依次写了刘聪、石勒、刘虎、慕容廆、苻健、姚苌、吕光，司马睿、李雄、桓玄、冯跋、刘裕、萧道成、萧衍、张寔、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等人，包含了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建立的政权，东晋、宋、齐、梁四朝，以及没有进入中原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这几篇传，写出了当时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卷100至卷103，还写到了东北、北方、西北许多民族和外域的情况。它们反映了北魏、东魏在民族交往、中外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魏书》作者在这方面的历史见识。

《魏书》的志显示出特有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它首创《官氏志》，先叙官制，后叙族姓，卷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关于“制定姓族”、“决姓族之首末”的诏书，是反映北魏统治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过程中的重要文献。《魏书》还首创《释老志》，这篇长达13000字的志文，记述了佛、道二教跟社会的关系，尤其是详载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以及它在北魏的兴衰史。所记所论，主要在于阐明佛教和皇权、教化的关系以及佛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作者最后写道：“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重姓族，崇佛教，这是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强调这两篇志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认识所达到的高度。《魏书》的《地形志》、《刑罚志》、《官氏志》，或追叙秦、汉、魏、晋沿革，或以秦、汉、魏、晋制度为依据，以证“魏氏承百王之末”①；同时，也承认“及交好南夏，颇有改创”②的历史事实。这表明了作者对于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联系的尊重。《魏书》的《食货志》、《礼志》中保存有极重要的历史文献。《食货志》载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均田诏书，是关系到古代土地制度改革的大事。《礼志一》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①《魏书》卷111《刑罚志》序。

②《魏书》卷113《官氏志》序。

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下略）。..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魏书》卷100《乌洛侯国传》记：“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又《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四年（443）三月，“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这件事，纪、传、志都有记载，说明它的重要性非同寻常。三处记载虽详略不同，但都吻合无误，有相互补充的作用。《魏书》所记此事，已在1980年为考古工作者的发现所证实：石室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称嘎仙洞，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石室壁上所刻祝文，跟《礼志一》所记完全吻合，所署“太平真君癸未岁七月廿五日”也符合乌洛国朝贡时间的间隔，可补史书记载之所未详。上引《礼志一》所记及石室祝文的发现，可证《史记·匈奴列传》关于东胡史事的记载，以及《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所引《魏书》关于鲜卑史事的记载，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魏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记载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核心的封建皇朝的历史，它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和走向封建化、门阀化的历史过程，反映了4至6世纪北部中国的历史面貌和社会特点，是一部有很高价值的皇朝史。

《魏书》在历史观上却是明显地宣扬“天命”、星占、灾异与人事相关和佛道的灵验。其《序纪》记拓跋氏先人诘芬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序纪》后论还说：“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纪》载：献明贺皇后“梦日出室内，寐而见光自牖属天，歘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而“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这都是以神话、传说和自然现象来编■“天命”可信的故事。《天象志》序称：天象变化，“或皇灵降临，示谴以戒下，或王化有亏，感达于天路”，“今以在天诸异咸入《天象》，其应征符合，随而条载”，这是十分明确地宣扬天人感应。它记：太平真君十年（449），“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占曰‘相将诛’。十一年六月己亥，诛司徒崔浩”。和平三年（462），“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占曰‘有白衣之会’。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这样的记载，充斥于《天象志》。《灵征志》所记灾祥，也都与人事丝丝相扣，旨在宣扬“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神祇眷顾，告示祸福”①。《释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但它也宣扬了非佛致祸和名道寇谦之预言的灵验。这些，都反映了魏收在历史观点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和特点。

《魏书》在有的史事的处置和评价上有失实之处，这引起后人中有一派意见的激烈批评，以致把它称为“秽史”。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提出魏收曾因得阳休之之助而为其父阳固作佳传、于《尔朱荣传》“减其恶而增其善”数事；以《北史》同传较之，李延寿对《尔朱荣传》颇有改正，说明李百药的批评是对的，而《阳固传》则无原则性改动，说明李延寿并不赞成李百药的批评。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13有《魏书多曲笔》条，列举数事证明《魏书》对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而《北史》凡此多不载，又说《魏书·孝静纪》末载孝静帝终以遇酖而死，疑系后人以《北史》所补，①《魏书》卷112上《灵征志》序。

非《魏书》本文所有等，都证明《魏书》确有曲笔处。但自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借“诸家子孙”之口把《魏书》号为“秽史”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刘攽、刘恕等人所撰《魏书目录叙》，则把因《魏书》所记“诸家子孙”的先人、家世失实而引起的争论，说成是关于《魏书》“党齐毁魏”的争论，把“诸家子孙”之称《魏书》为“秽史”，说成是“世薄其书”、“时论以为不平”而“号为‘秽史’”，都已离开《魏书》引起争论的真象。后来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和上引赵翼的话，似都没有详察其中原委、变化，沿袭《魏书》是“秽史”之说。至于隋文帝说魏收《魏书》“失实”，那是出于“正统”观念的考虑，他命魏澹等人重撰《魏书》，“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就是明证。唐太宗集群臣讨论撰写前朝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①，事实上已对二家《魏书》作了肯定。李延寿撰《北史》，对《魏书》中的曲笔多有改正，又在《北史·魏收传》中批评魏收在《魏书》事件中依仗权势打击“谤史”者的行为，但他还是肯定了《魏书》的成就，说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这个评价褒之过高，但可以说明众议“已为详备”的意见的存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5论《魏收魏书》条指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修改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这实际上是对于《魏书》“被谤”的质疑。清四库馆臣也持近似的看法，指出：“魏、齐近世，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②《魏书》竭力反映门阀的家史而又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它在当时招致“群口沸腾”的原因。“秽史”说由“诸家子孙”的“众口喧然”而起，千余年中而改变了原样，是应当重新加以认识的。

《魏书》是一部有价值的皇朝史，它有一些明显的缺点，把它完全否定为“秽史”是没有根据的。

①《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45《魏书》提要。

第二十二章 道安、慧远、法显

第一节 道安

行履道安（314—385）①，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为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位名僧。他的行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出家——游学时期。

道安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像貌虽然拙陋，为人却很聪敏。他七岁（据说，道安自幼失去父母）开始念书，读两遍便能背诵，可见他的记忆力之强。道安十二岁出家，起初，他的剃度师父以貌取人，对他并不器重，而是让他从事田间劳作。少年道安，奉命唯谨，并无怨言。过了几年，道安方才向他的师父要求阅读佛经，师父随便给了他一卷约五千来字的《辨意经》（亦即《辨意长者经》），道安利用田间劳作的休息时间，读了这部经，而且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以经还师，要求另换一部。师父责问他：昨天给了你一部经，你还没有读完，怎么又要再换一部经？道安回答道：昨天给的那部经，他已经背诵下来了！他师父虽然并不怎么相信，却还是又给了他一部近万字的《成具光明经》，道安仍用田间休息时间阅读，并且也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将经还师，他师父感到有些意外，并且当面让道安背诵一遍，果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这才发现：他的这位“其貌不扬”、为人诚实的徒弟，原来是很不寻常的。于是，他便“刮目相看”这位徒弟了。不久，他为道安授“具戒”，使道安成为一名正式僧人；接着，就让道安外出游学，冀以深造。从此，道安就开始了他出家以后的游学生涯。

道安到了邺都（今河南临漳），在中寺遇见神僧佛图澄，遂师事之。佛图澄对道安深为器重。众人见道安容貌不扬，颇轻鄙之，佛图澄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不要瞧不起道安，他的见识，可比你们这些人高明得多呢！而且，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要道安为大家再复述一遍，道安辞锋锐利，屡挫群疑，众人这才大为叹服。于是遂有“漆道人，惊四邻”的赞语。

后来，道安又到了泠泽（今山西晋县境）。不久，又与同学竺法汰（亦佛图澄弟子）来到河北的飞龙山；又到太行、恒山，并在这里创立寺塔（慧远就在这时从道安出家）。于是，“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①《僧传》之言，虽不无夸张，但于此也可以想见，这时的道安，已经是相当知名的了。道安四十五岁时，又回到邺都（《僧传》作“北部”，误），住受都寺，徒众已有数百人。这时，石虎已死，冉闵作乱，河北一带，甚不安定。道安乃西适牵口山（在邺之西北）；不久，又率众到了王屋、女林山（今属山西）。从佛图澄死（348）后的十五年（349—364）间，道安（及其徒众）一直辗转活动于河北、山西一带，边禅修，边讲学。后来，他又避乱渡河而到了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木食，修学”。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过：“盖安公..恰逢世乱，其在河北，移居九次，其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之情，可以想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①此据陈著《释氏疑年录》。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则谓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①见梁《僧传》卷五《道安传》，下引此传，不另注。

以下简称汤《史》）则道安在北方的游学时期，实在也就是颠沛流离的时期。但是，尽管这个时期的道安，颠沛流离，不遑宁处，而他仍能于荒乱中寻求宁静，于奔波中聚众讲学。这个时期，追随道安、从之受学的门弟子，已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于此可以想见，这时的道安，虽然居处不定，而道安门下，确已成为佛教重镇。

二、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陆浑不久，起自北方的慕容氏（一说慕容，一说慕容恪）略掠河南，安乃率众南下，行至新野，道安对他的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弟子们表示愿听老师的吩咐。于是，道安便在新野作了第一次“分张徒众”的安排：“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而道安本人，则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南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是在这次行色匆匆的南下途中提出来的。关于让法汰去扬州，《世说新语·赏誉》（下）“竺法汰”条下，刘孝标注里也曾言及之：“（释道安）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梁《僧传》卷五《竺法汰传》里，也记载了这件事：“竺法汰，东莞人，少与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之岁寒耳。’于是分手，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壹、昙贰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关于法和入蜀，梁《僧传》卷五《法和传》说：“释法和，荥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因石氏（按：应为慕容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后来，道安到了长安，法和也自蜀入关中，助安弘化。

道安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到达襄阳，“既达襄阳，复宣佛法”；“四方学士，竞往师之”。从此，道安开始了他行履中的第二个时期——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达襄阳后，征西将军桓豁①，镇守江陵，邀安移住江陵；及朱序②西镇襄阳，又请道安回住襄阳。朱序称赞道安为“道学之津梁，澄治之v肆”。道安先住襄阳白马寺，旋因该寺狭窄，难以容众，乃在官僚、豪富们的赞助之下，另外创建了一所有四百多间僧舍的枟溪寺（同时还修建了一座五层之高的佛塔）。从此，道安结束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相当优裕的环境中定居了下来。

襄阳名士习凿齿③，早在道安还在北方时，就已与之致书通好，并且恳切表示希望道安能到南方来。道安到了襄阳，习当即前往拜访道安；不久，并致书谢安，称誉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数百）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吾由来所未见。..①桓豁，字朗子，东晋成帝——孝武帝（326—396）时人。先为“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督沔中七郡军事”，后迁“征西将军”、“征西大将军、开府”（附见《晋书》卷74《桓彝传》）。②朱序，字次伦，死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孝武帝宁康（373—375）初，“拜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襄阳。”（详见《晋书》卷81《朱序传》）。③《晋书》卷82《习凿齿传》：“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

恨足下不同日而见！”习氏认为：道安既不靠幻术惑众，又不靠权势压人，而门徒数百人之所以能够“洋洋济济”，“自相尊敬”，靠的全是道安本人道德学问的感化。于此可以想见，道安是多么的见重于当时。

高平郗超①，“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同上）之意。

道安到了襄阳之后，不仅受到了桓豁、朱序、郗超之流的达官贵人以及习凿齿这些豪富名士们的推崇、礼敬，而且还受到了东晋皇帝的礼遇。据梁《僧传·道安传》的记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特下诏书说：道“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德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济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出家僧人，竟能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可谓荣崇之至！

由于环境安定，条件优越，道安在长达十五年（365—379）的襄阳时期（《道安传》所谓“安在樊沔十五载”），是他最有建树的时期。在这十五年中，他不仅每年要讲两遍长达二十卷的《放光般若经》，从不废阙，而且还从事于注述等等其他的各种宗教学术活动，且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完全可以这样说：道安在襄阳（樊沔）的时期，是他一生中业绩卓著的时期。

三、长安时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二月，秦将苻丕攻陷襄阳，道安（与守将朱序等人一起）被致之长安。根据梁《僧传》卷六《慧远传》的记载，道安在离开襄阳之前，又一次“分张徒众”：“秦将苻丕寇并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后来，慧远定居庐山，名振一时。

道安到了长安后，秦主苻坚高兴地对他的仆射权翼说：我以十万之众攻取襄阳，结果止得了一个半人。权翼问他谁是一人，谁是半人？他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一天，苻坚出游，要道安与他同辇，权翼认为：道安乃“毁形贱士”，岂能与天子同辇。苻坚则很生气地说：与道安同辇，这并不是安公的光荣，而是他这位大秦皇帝的光荣。并要权翼“扶安升辇”（详见梁《僧传·道安传》及《晋书》卷114《载记·苻坚下》）。于此可以想见，苻坚对于道安，是多么的推崇备至。

道安住在有僧众几千人的五重（级）寺。由于受到苻秦的崇敬，所以道安在长安的生活环境，也还是相当优越的。道安则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弘化事业。

首先，道安到长安后，便致力于译经事业。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卷十五《道安传》说：“安笃志经典，务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①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道安还“常与沙门法和铨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同上）。

其次，在组织、赞助译经的同时，道安仍还致力于讲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在襄阳，每年要讲两遍《放光般若》；到长安，每年仍要讲两遍《放光般若》。于此，不仅可以看出道安的为法之殷，而且还可以看出道安对于《般若》经①郄超，字景兴，一字嘉宾。“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官至中书侍郎、宣威将军。事迹附见《晋书》卷67《郄鉴传》。

①上述三人，《祐录》卷十三和梁《僧传》卷一《译经上》，均有《传》，可以参阅。典的兴趣之浓。

由于道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以致“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赋诗者，皆依附致誉”（《祐录·道安传》）。苻坚且“敕学士内外有疑（者），皆师于安”，以致“京兆为之（谚）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于此可见，道安不仅在佛教界具有影响，而且在当时长安的知识界也具有相当影响。

道安死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2月8日①，终年七十二岁②。道安在他的《增一阿含经序》（《祐录》卷九）里说：“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文业③求令出焉。佛念传译，昙嵩笔受，岁在甲申（按：即建元二十年——384）夏出，至来年（按：即建元二十一年——385）春乃讫。..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四十日乃了。”死于是年二月八日的道安，既参与了《增一阿含》的翻译，又为这部新译经典撰写序文，道安为法的殷勤，于此当可想见。孙绰撰写《名德沙门论》，称誉道安“博物多才，通经名（按：名，或为“明”之误）理。”又为之赞说：“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备，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道安之见重于当时，于此可以想见。

思想要探索道安的思想，必然要涉及道安的著述。梁《僧传·道安传》说道安有各种经注“凡二十二卷”。据《祐录》的记载，道安有经注、经序等方面的著述共四十三种，除《经序》外，都早已佚失。道安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般若》思想。

虽然道安的研究范围很广，思想不拘一格，但是，他所侧重的却是《般若》。他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每年都要宣讲两遍《放光般若》，足见他对于《般若》的兴趣之浓与用心之专，因而道安思想的主要方面，必然也就在于《般若》。

道安在《道行经序》里说：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谟，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高卑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祐录》卷七）

虽然语言是非常《老》、《庄》化的，但颂扬“智度”（般若）之深意，仍非常明显的表现了出来。“万圣资通，咸宗以成”，“般若”之为义，真①此据《祐录》、《僧传》。汤用彤先生则认为：“安公之死，当在二月八日以后。”（汤《史》上册，第141页）

②此据《僧传》。汤用彤先生和吕澂先生，则均认为道安终年“七十四岁”（312—385）。卒年相同，生年上推两年（分别见于汤《史》上册第140页和吕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55页）。③赵政（政，一作“整”），字文业，亦曾参与关中译事。致使时人把他与道安并称谓“使知释、赵为法之至”（《祐录》卷十、“未详作者”的《僧伽罗刹集经后记》）。“释”，即“沙门释道安”。“赵”即“朝贤赵文业”。赵后出家，法名道整。

可谓大矣哉！其“执道御有、高卑有差”者，仍都囿于“有为之域”，而尚未入乎“无为”之境；只有“据真如、游法性”而臻于“冥然无名”之境者，方才算是升入“智度之奥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道安所谓的“据真如，游法性”。“真如”而可以“据”之，表明道安所理解的“真如”，并不全同于《般若》之“性空”，倒是有点近乎大乘有宗的“真如”。至于所谓“游法性”，则亦即大乘有宗通常所说的优游于“真如性海”（“法性”和“真如”，原是含义相同而称谓小异的词汇），其意义与《般若》空宗的“性空”，也有所不同。

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今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祐录》卷七：《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

“般若波罗蜜”，为“无上正真道之根”（“无上正真道”，亦即“无上菩提”），可见“般若”是多么的重要。这里，道安又提出了“法身”、“如’、“真际”这样的三个逻辑范畴。

道安以“尔”训“如”，所谓“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正是所谓“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绵绵常存”、“悠然无寄”的释义。既谓“绵绵常存”，自非空无所有。正因为“绵绵常存”，所以才有“真如”可“据”。

道安以“一”和“常净”来训释“法身”；而且说，“皎然不缁”、洁然“常净”的“法身”，是“常道也”。可见道安所谓的“法身”，也非空无所有的。本来，在佛教思想史上，“法身”一词的含义，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起初，小乘佛教，有时也讲“法身”，那指的是佛陀遗教，即以“法”为“身”（这里，“身”，依止义）；它和后来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有宗）所讲的“法身”，含义迥然不同。大乘空宗所讲的“法身”，和他们所讲的“真如”一样，指的就是“性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是空宗最高的逻辑范畴。但是，空宗所讲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宇宙万有，只有假象，都无实体，所谓“缘起有，自性空”。论现象，是“缘起有”；论本体，是“自性空”。所以，空宗所谓的“法身”，同“性空”一词是同义语。而大乘有宗的“法身”，含义却又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指“性空”，而是和“真如”一样，指的是一种宇宙实体、世界本原的最高存在；而作为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之一的“法身”，则又不仅是一种神格化了的理性，而且简直是人格化了的天神（比如“大日如来”）！可见，“法身”之义，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变化是很大的。两晋之际，“法身”，曾经是佛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人们关于“法身”的议论，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道安以“皎然不缁”的“常道”来训释“法身”，则道安所理解的“法身”，应该说是更接近于大乘有宗的含义。

道安以“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来训释“真际”（其实，“真际”和“如”、“法身”，只不过是含义相同的不同称谓而已），其命意也很接近于大乘有宗的观点。

道安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一直致力于《般若》学的研究，用力最勤，智解甚深，而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道安在相当程度上是从“有”的角度来理解《般若》的。推究起来，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主观方面，道安虽然也是世家出身，而且生逢乱世，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但是，道安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人，在他的头脑里，“世纪末”的幻灭感，并不怎么严重，因此，《般若》经典所宣扬的那种彻底幻灭的“一切皆空”的思想，对于道安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因而他也就不大容易“如实”地去接受它。其二，客观方面，在罗什①还未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即所谓《三论》（如果加上《大智度论》，则称《四论》）之前，人们是很难只从《般若》类经典中去完全理解“一切皆空”的真义的。而在这方面，道安自也很难例外。道安的《般若》思想之所以并不完全同《般若》经义相符合，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映。于此也就可以想见，过去人们把道安说成是《般若》学说“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的首创者，确乎是不大符合史实的。说道安有“性空”思想，是可能的，而说他有“本无”思想，就很有问题。

二、禅观思想。

对于道安来说，《般若》是重要的，禅观也是重要的。道安，可说是解在《般若》，行在禅观。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无往不因；德之所寓，无往不托。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也。..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夫执寂以御有，策本以动末，有何难也。（《祐录》卷六：《安般注序》）

“安般”，就是“数息”观，是初入门的禅观（以数出入息而收心致定）。“四禅”，则是较高级一些的禅定（禅分初、二、三、四级，故总称“四禅”）。“数息”、“四禅”，均属世间禅定，而在这里，道安却把它们拔高到如此神奇的地步。这，明显地反映出了道安是多么地看重禅观。

以大寂为至乐，五音不能聋其耳矣；以无为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其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此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关路。（《祐录》卷六：《阴持入经序》）

可是，颇为遗憾的是：于斯晋土，禅观弛废，学徒虽兴，蔑有尽漏。何者？禅思守玄，练微入寂，在取何道，犹觇于掌；堕替斯要而悕见证，不亦难乎？（同上）

禅观，是“大乘舟楫”、“泥洹关路”，可惜在“晋土”这里，却“弛废”不兴。表面看来，学禅的人虽还不少，而实际上，却没有一个能够断烦恼（“尽漏”）得解脱的。所以，要想“入寂”、“见证”，实在是太难了。邪正则无往而不恬，止鉴则无往而不愉。无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无往而不恬，故能神变应会。神变应会，则疾而不速；洞照傍通，则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无弃人；不疾而速，故无遗物。物之不遗，人之不弃，斯禅智之由也。故经曰：道从禅智，得近泥洹。岂虚言哉！..安每览斯文，欲疲不能。（《祐录》卷六：《人本欲生经序》）“每览斯文，欲疲不能。”足见道安对于禅观用心之殷，用力之勤。有了禅观，就能“无弃人”，“无遗物”，禅观之为用，仍被拔高了。

十二门者，要定之目号，六双之关径也。定有三焉：禅也，等也，空也。用疗三毒，绸缪重病，婴斯幽厄，其日深矣。贪囹、恚圄、痴城至固，世人游此，犹春登台，①罗什于姚秦弘始三年（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十二月二十日（当是公元400年的一、二月间了），达到长安，距道安去世（385），已十六七年。

甘处欣欣；如居花殿，嬉乐自娱。蔑知为苦，尝酸速祸，困惫五道。夫唯正觉，乃识其谬耳。哀倒见之苦，伤蓬流之痛，为设方便，防萌塞渐，辟兹慧定，令自瀚涤。..行者挹禅海之深醴，溉昏迷之盛火，激空净之渊流，荡痴尘之秽垢，则皎然成大素矣。（《祐录》卷六：《十二门经序》）

“十二门”，就是十二种禅定：四禅（初、二、三、四禅），四无量心（道安称为“四等”，即慈、悲、喜、舍），四空定（亦称“四无色定”，即“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人们有贪、瞋、痴“三毒”，修此三四一十二种禅定以治疗之：修四禅定以破“贪囹”，修四无量心以除“恚圄”，修四空定以摧“痴城”。“三毒”既除，即得解脱。所以，这“十二门”禅：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发迹，逮于无漏，靡不周而复始习兹定也。行者欲崇德广业而不进斯法者，其犹无柯而求伐，不饭而徇饱，难以获矣。醒寤之士得闻要定，不亦妙乎？..每惜兹邦，禅业替废..（同上）

道安从信仰主义的角度，强调“十二门”禅对于修行者的极端重要性。

认为这些禅定，乃是“三乘之大路”，对“十二门”禅，可谓推崇备至。根立而道生，觉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门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体？）也。..默动异刹，必先正受，明夫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祐录》卷六：《十二门经序》）道安之于“十二门”禅，真可谓“叹观止矣”！

道安的《般若》思想，反映了他在佛学理论上的见解；而道安的禅观思想，则反映了他在佛教修持上的践履。原来，佛教的信仰者，不管他是属于小乘还是大乘，也不管他是属于空宗还是有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出世解脱的追求：小乘人企求涅槃，是为了这一目标；大乘人企求菩提，同样是为了这一目标。而为了能够得到解脱，就需要修行解脱之道。佛教认为，障碍人们得解脱、致使人们轮回不息的祸根，是各种烦恼（根本的烦恼，是贪、瞋、痴“三毒”——而最根本的，则是“无明”（痴））；因此，要想获得解脱，就必须断除烦恼。而只有智慧，才能断除烦恼；只有禅定，才能引发智慧，即所谓“定能发慧”（定，则又是由戒所引生，即所谓“戒能生定”。此之谓戒、定、慧“三学”）。于此可见，在佛教徒的宗教践履上，禅定是何等的重要！道安的禅观思想，正反映了他对于这种践履的重视。当然，从上述资料中，还只能看出道安对于禅观的看法，对于修习禅观的重视程度；至于道安在修习禅观上的造诣如何，则文献不足，无法评介。三、重视戒律。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尽于此。（《祐录》卷十一：《比立大戒序》）

佛教“三学”，“戒”列第一，足见戒律之于佛教徒，是何等的重要。

道安以过去曾一度“未及检戒”、“不尽于此”而“每以怏怏”，足见道安对于戒律又是多么的重视。梁《僧传·道安传》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①、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①“布萨”，义为“净住”、“善宿”。佛教律制：出家僧尼，每半月（初一、十五、或十五、三十——月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创制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的“僧尼轨范，佛教宪章”，遂使“天下寺舍”，“则而从之”。于此可知，道安乃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定立寺院规制的人。道安对于佛教，可算得上是一位身体力行者。由于道安自律甚严，所以他的弟子们，亦多奉法唯谨。梁《僧传》卷五《法遇传》里，有如下的记载：释法遇，不知何许人。弱年好学，笃志墳素，而任性夸诞，谓傍若无人。后与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许道，事安为师。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谦虚成德。..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有一僧饮酒，夕废烧香，遇止罚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箴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简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简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简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厉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尚（按：指道安）虽隔在异域（按：时道安在苻秦长安，而遇在晋境，故称“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

于此可以想见道安道风之谨严与其影响之深远。

四、求生“兜率净土”。

道安高足、庐山慧远，提倡往生“西方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而道安本人，却愿往生“兜率净土”。梁《僧传·道安传》说：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

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义为“慈氏”。又称“阿逸多”，义为“无能胜”），乃“补处”（候补）菩萨，也就是佛位的“候补”者，释迦的“接班”人；将来，他要继承释迦之后来到人间“成佛”，所以也称他为“未来佛”（佛教一般习称“弥勒佛”①）。现在，他住在兜率天上。本来，兜率天，乃“欲界六天”②之一，仍在“三界”③之内，“六道”④之中。但佛教却说，兜率天，有“内”、“外”两院，“外院”，属“欲界”六天，“内院”，却是“佛国净土”。佛教宣称：人间四百年，等于兜率天一天，则该天的一年（按三百六十天计算），相当于人间的十四万四千年。该天寿命，为四千岁，即等于人间的五十七亿六百万年！可见，能生此天（特别是“内院”），“天福”实在非浅。生在兜率“内院”，过了天上时间的“四千岁”之后，弥勒下生“成佛”时，还可随同弥勒，由天上的“佛国净土”，再下生到人间的“佛国净土”。关于“兜率净土”的美妙情况，在刘宋沮渠京声译出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里，是这样描绘的：小，则为二十九）一次，集众诵戒，让大家各自检点，安住戒法。所以，所谓“布萨”，其实就是集众诵戒。

①现在，一般寺院里所供奉的“大肚子弥勒佛”，实际上是五代时（梁）明州（宁波）奉化的一个和尚（他自称“契此”，又自号“长汀子”），他大腹便便，身背一个布袋，疯疯癫癫，嘻嘻哈哈，到处募化，人称“布袋和尚”。临死时，他暗示自己是弥勒菩萨“转世”，于是，在一般佛教徒中，他就被看成了“弥勒佛”。

②即：1.四王天，2.忉利天，3.夜摩天，4.兜率天，5.化乐天，6.他化自在天。③即：1.“欲界”——有男女情欲；2.“色界”——但有男性色身（已无女性）；3.“无色界”——连形体也没有了的游魂世界。

④即：天、人、阿修罗（非天——有“天福”而无“天德”的恶天）、地狱、饿鬼、畜生——亦称“六趣”。尔时兜率天上，有..五百亿宝宫，一一宝宫有七重垣，一一垣七宝：①所成..一一宝色有五百亿闫浮枟光，一一闫浮枟金光中出百五亿诸天宝女，一一宝女住立树下，执百亿宝无数璎珞，出妙音乐。..一一垣墙高六十二由旬，厚四十由旬②，五百亿龙王围绕此垣，一一龙王雨五百亿七宝行树，庄严垣上。..四十九重微妙宝宫，一一栏枟万亿梵摩尼宝所共合成；诸栏枟间自然化生九亿天子，五百亿天女..诸女自然执众乐器，竞起歌舞。..佛告伏波离③；此名兜率陀天十善报应胜妙福处。..若有比立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闫浮提④，第一闻法。

“兜率净土”是如此的妙不可言；往生兜率，又是如此的优越无比。道安虽然还不曾看到过上述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描绘，但却看到了如下的同样是想入非非的描写：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咸行..夜雨香花，昼则清和..每向人民寝寐之后，除去秽恶诸不净者，常以香汁而洒其地，极为香净。..尔时闫浮提地，东西南北千万由旬，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四大海水，各减一万（万，有本作“方”）。时闫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时，地自然开，事讫之后，地便还合。尔时闫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马脑、真珠、虎珀，散在地，无人省录。..时闫浮地内，自然树上生衣，极细柔软，人取著之。..尔时人寿极长，无有诸患，皆八万四千岁；女人年满五百，然后出嫡。..尔时弥勒..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当其夜半，弥勒出家，即于其夜，成无上道。..尔时弥勒与诸弟子说法..令得尽有漏，心得解脱。（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①）

这就是弥勒将来下生“成佛”时的“佛国净土”的美妙境界（简直和“西方极乐世界”不相上下）。这对于处在两晋时代苦难深重的人们说来，具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呵！而道安之誓愿往生“兜率净土”，不也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反映吗？更何况，不管道安是多么的博学，而他终究是一位僧侣主义者；而僧侣主义者，在其自认为还没有完全获得解脱之前，总是要向往一种“佛国净土”，以便“往生”到那里之后，既可以摆脱苦难，又可以得到一种必将获得完全解脱的“保险”。只不过，道安所愿“往生”的“佛国净土”，不是“他方世界”（例如“西方极乐世界”）的，而仍是“此方”世界的（虽然是在“此方”世界的“天上”）。其所以如此，大概就如《上生经》里所说的那样：“不厌生死，乐生天者。”人们知道，往生“西方净土”的一个①佛教所谓的“七宝”，其说不一，据《弥勒下生经》的说法，是：金，银，珍宝、车璖，马脑，真珠，虎珀。

②“由旬”，亦称“由延”、“踰缮那”等，为古代印度计算里程的单位（传说为帝王一日行军的路程），义近中国古代的驿站。具体里数有十六里、三十里、四十里等不同的说法。③人名，释迦的“十大弟子”之一，号称“持律第一”；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很讲究“修行”的人。④“闫浮”，新译“赡部”，树名；“提”，全称“提鞁波”，义译为“洲”。“闫浮提”，即“赡部洲”；因在“须弥山”（实即喜玛拉雅山）之南，故一般又称“南赡部洲”。即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①《祐录》卷二竺法护译经录里著录了法护译出的两部有关弥勒的经，即《弥勒成佛经》和《弥勒本愿经》（各一卷）。前者注明“与罗什所出异本”；后者注谓或云《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这里所引的《弥勒下生经》，或者就是《弥勒成佛经》。（罗什除译有《弥勒经》之外，还译有《弥勒下生经》——唐义净也译有《弥勒下生成佛经》）

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极端地“厌离”这个“娑婆世界”①的“生死”之苦。而《上生经》里，却提出了“不厌生死，乐生天者”，只要发“菩提心”、“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就能“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表明愿生“兜率净土”的，还不都是那种极端的消极厌世者。道安之所以愿生“兜率”，大概也是这类思想状况的一种反映吧。

不过，在以后的中国佛教史上，除了以唐玄奘为代表的唯识宗人，仍以“兜率内院”为“净土”而心向往之之外，其他的各个宗派，凡是愿生“净土”的，都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由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在庐山）倡始，到了唐代，还开创了以往生“西方净土”为宗旨的“净土宗”，而很少再有愿意往生“兜率”的了。这，大概是因为，“兜率内院”，不管经中把它描绘得多么神妙，可是，它终究还是“地处世间”，终究还在“三界”之内，“六道”之中；而远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却是纯粹的“佛国净土”，较之“兜率内院”来，那可就更加神奇得多、优胜得多了。

对佛教的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对于佛教是有重大贡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总结译经。

自汉至晋，译经日多，译人日众，而由于时代条件各异，译人水平不同，译经质量参差不齐，更没有人能够对译经进行总结，提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论点以资后来者遵循。到了道安，条件成熟，于是他便对译经总结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失、三不易”的论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悦？）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说，或作“检”）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圣必因时，时俗有异，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①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道安的这一总结，对于以后的佛经翻译产生了深远影响。僧叡在参与罗什译经时，就曾慨乎言及之：..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①“娑婆”，义为“堪忍”。意思是说，这个世界，苦难重重，居处这个世界的“众生”（主要应指人类），堪能忍受各种苦难（另有一种说法，是：“菩萨”们为了“救度”这个世界里的“罪孽深重”的“众生”，要能忍受各种怨毒、苦难），所以叫做“娑婆世界”。

①“六通”，乃佛教所谓的六种神通，即：一、天眼通（无所不见——能见未来），二、天耳通（无所不闻），三、他心通（能知他人心思），四、宿命通（能知过去），五、神足通（能腾云驾雾），六、漏尽通（断尽烦恼）。佛教宣称：证“阿罗汉”果者，得六种神通。所以，所谓“五百六通”，也就是“五百阿罗汉”。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祐录》卷八：《大品经序》）僧叡的这些话，可说是反映了一般忠实的译人们的想法和心情。经过道安的这一总结，使得以后的译人，对于译经，减少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所以，道安虽然还不算是重要译人，但他却把握了译经的重要关键，因而他对于佛教译经事业的贡献，也是很不一般的。

二、撰写《经录》。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又，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道安以前，“传经之人，名字弗记”，那时，也还没有撰写《译经后记》的习惯，因此，时间久了，就很难知道哪部经是何人、何时、何地译出的，都有哪些人参与译事。长此以往，也就无法了解译经史了。有鉴于此，道安创撰《经录》①，为以后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者，提供了一部可信、可据的译经史料书，即所谓《安录》（一般称为《综理众经目录》）。据《祐录》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的记载，一卷《安录》，起自东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迄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包括了“近二百载”的译经记录①。现在，《安录》原本，虽然早已佚失，但《安录》资料，基本上都被《祐录》保存了下来。

自从《安录》问世之后，以后撰写《经录》者，便代不乏人。就现存的各种《经录》来说，自梁、隋以至唐、宋，代代都有《经录》（而且有的朝代，例如隋、唐，还有多种《经录》）问世。于此可见《安录》的撰写，对于后世佛教的影响之深。

三、注经。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道安之前，康僧会虽已曾作过经注，但会的经注，早已佚失（连僧祐都不曾看到过），所以僧祐（还有慧皎）才认为经注之作，“自安始也”。经注的出现，对于以后佛教的传播，影响尤其深远。道安之前，“旧译时谬”，“深义隐没”，致使讲经者只能略“叙大意”、或仅只“转读”而已。这种情况，对于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当然是很不利的。因为，讲经者既然仅能略叙“大意”（甚至只是“转读”），则听经者自然是更加茫然。自既“昏昏”，当然难以使人“昭昭”。长此下去，对于佛教的传播，不仅要受到很大限制，而且还容易使人对佛教义理产生误解甚至曲解。有鉴于此，道安在经过一番“穷览经典，钩深致远”的功夫之后，决定对于某些经典进行注释。由于道安的经注“序致渊富，妙尽玄旨”，依之讲经者，就能“文理会通，经义克①有说道安以前，已有《经录》，且被称为《旧录》。但是，这种《旧录》，谁也不曾见过，是否真有，也很难说（据说，道安以前，曾有《支敏度录》）。所以，佛教史上，一般还是公认《经录》的撰写始于道安。

①《祐录》谓：“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宁康（原文误作“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今有。”明”。尤其重要的是，道安的长达“二十二卷”的经注，为以后的佛教研究者们树立了楷模，作出了范例，他们也可仿而效之，注释佛经。情况也正是这样。自南北朝之后，特别是隋、唐，出现了大批的注释佛经的著作家——诸如天台、三论、唯识、贤首等各宗的创立者，除玄奘（他是一位杰出的佛典翻译家）之外，都同时又是佛典的注释名家；而佛经注述，也就日益繁多。虽然（特别是赵宋）以后的佛经注释，越来越枝蔓，越来越浮浅，但是，道安注经的首创之功，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来，毕竟是不可磨灭的。

同时，与注经有关的，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那就是佛经的“三分”法：每部佛经（不管是卷帙浩繁的大部头的佛经，还是字数很少的小部头的佛经），都分为“序分”（叙述“佛说”该部佛经的缘起部分）、“正宗分”（宣说该部佛经的中心思想、亦即该部佛经的主体部分）和“流通分”（该部佛经的“咐嘱”流通的结尾部分）的三个部分。据说，这一分法，也是由道安创始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一直影响着以后历代的佛经注释家。在以后的佛经注释中，“科判”（分判大小科目）不管是多么的繁琐，而在总的方面，却都是在遵循着这种“三分”法的。于此也可以想见，这一分判佛经的作法，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①。

四、为寺院立规制。

上文已经讲过，道安曾为佛教寺院制定条例，作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而且在当时即已产生了很大影响。另据《祐录》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的《经呗导师集》（共二十一篇）里，著录的有《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第二十一）。虽然道安《三科》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知晓，但从僧祐《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如下的一些话里，可以大致地想见道安《三科》的性质：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道（同“导”）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于是检阅事缘，计其根本，遂缀翰墨，以藉所好，庶辩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至于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虽事寄形迹，而勋遍法界。..是故记录旧事，以彰胜缘；条例丛杂，故谓之《法苑》。（《祐录》卷十二）一则说：“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再则说：“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可见僧祐之集《法苑》，乃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而为之立规矩，定律条。而道安之《三科》亦被选录，可见《三科》之作，必然也是为了“法门常务”、“僧众恒仪”而制立轨范者。佛教史上，一向说是“百丈立清规”（实则只是为禅寺立清规），仿佛百丈怀海（720—814）乃是寺院清规的首创者，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道安（314～385）就已为寺院定立规制了。所以，实在地说起来，道安才是佛教史上创立“清规”的第一人。五、划一僧尼姓氏。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

①后来，唐玄奘译出了长达七卷的《佛地经论》，果然有“三分”之说：一、“教起因缘分”（即“序分”），二、“圣所说分”（即“正宗分”），三、“依教奉行分”（即“流通分”）。道安的“三分”法，与之“不谋而合”（而且，道安“三分”的立名，更加简明）。于此可见，道安是多么地具有远见。于是，其师来自天竺者，师姓“竺”，弟子也姓“竺”；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也姓“支”；其师来自安息者，师姓“安”，弟子也姓“安”..如此等等，“姓各不一”。

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

道安以为：“本师”既是释迦世尊，佛的出家弟子，即当以“释”为姓。于是他便主张：出家僧尼，均应一律姓“释”。

后获《增一阿含经》，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①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后来，昙摩难提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385—亦即道安逝世的一年）初译出了长达五十一卷的《增一阿含》（道安本人也曾参与译事，并为该经作《序》——详见上文），果然有“四姓”出家，“皆称释种”之说。道安的主张既“悬与经符”，于是僧尼一律姓“释”，便成为出家僧尼们应该永远遵守的规则。这一情况，在中国汉族僧尼中，迄今未变。于此可见道安划一僧尼姓氏的这一主张，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上述的五个方面（当然，道安对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上述五项，只是概括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来，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都给予了以后的佛教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自汉末世高、支谶分别传译禅经、《般若》以来，佛教即分为禅学和《般若》学的两大系统，前者重禅观，后者重义解。而道安的治学，则实兼二者而有之。这，不仅反映出道安佛教学问的渊博以及解、行并重的特点，而且表现了道安的视野宏远，胸怀广阔。如道安者，真可谓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仅有的智解深邃、敢于创新、超越时辈、卓然不群的人了。

①“四姓”，为古印度的四种族性，即：1.刹帝利——贵族、武士，政权的掌握者；2.婆罗门——（婆罗门教的）僧侣，神权的掌握者。上述两姓，构成了古印度的统治阶级。3.吠舍——商人，自由民。以上三姓，都属雅利安人，被称为“再生族”，即除从父母那里获得肉体的生命之外，还能从神（大梵）那里得到“灵魂”的“生命”，亦即有信仰宗教（婆罗门教）的权利。4.首陀罗——从事农业等生产的劳动者，乃印度原来的土著人民，被称为“一生族”即只有肉体的生命，而没有“灵魂”的“生命”，亦即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这完全是被压迫阶级。

第二节 慧远

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一个大师。他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中国传统学术的时期，他在学习儒学之余，也探讨玄学，为以后接受佛教思想作好准备。具体时间，可以订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至穆帝永和九年（353）之间。第二阶段，是在道安门下，学习道安的般若学、禅观和佛教仪规的时期。时间从永和十年（354）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前后二十五年。第三段，是在庐山传教的时期，自从和道安分手之后，由襄阳辗转来到庐山，驻锡于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间从太元四年（379）到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前后三十八年。他的主要活动都在第三阶段，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世俗之学到佛学慧远（334～416？）雁门楼烦人，俗姓贾，家世冠族，幼年喜欢读书。

十三岁时，随同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洛，二十一岁时，企图渡江，投奔范宣子（即范宣，豫章人，东晋著名经学家）学习。所以十三岁到二十一岁以前，是他学习世俗学问的时期。《高僧传》卷六本传云：“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这是对他学问、性格、风度的评价。又云：“（慧）远少与（卢）循父嘏同为书生。”这是记他的社会关系。按：卢嘏是范阳大族卢谌之孙，卢谌仕于石虎，官至中书监。后仕于冉魏，冉闵为燕、赵联军所败，卢谌临阵被杀，时在永和七年（351。此据《资治通鉴》，《晋书》卷44《卢钦传》附传作永和六年）。当时后赵虽经营洛阳，修复宫殿，而其首都实在邺而不在洛阳。由慧远和卢嘏的关系来看，慧远实有可能到过邺下。因为许昌、洛阳并不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卢嘏也没有必要到许、洛就读。但是无论许、洛和邺下都不是久驻之地。永和五年（349），石虎死去，冉闵反胡，屠杀胡羯死者至二十余万。中原大乱。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氏入据蓟城，前秦苻氏西据长安。永和八年（352），冉魏灭于前燕，邺中人相食。先是，永和七年（351），冉魏豫州牧张遇以许昌，平南将军高崇等以洛州降晋，八年（352）张遇据许昌叛晋，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投降前秦。未几，秦将苻雄略地关东，击败晋军，把张遇部下以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迁于关中。同年，晋军又攻克许昌。稍后又收复洛阳。永和十年（354），洛阳又被冉魏降将周成攻陷。根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慧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最初，他也想南下豫章，后因道路不通，然后北上恒山，拜道安为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早年在邺从佛图澄出家，后来应赵王石遵之请，入居华林园。冉闵反胡以后，他辗转各地，后在恒山立寺，慧远及其弟慧持从他出家。时在永和十年（354），慧远年二十一，慧持年十八，道安年四十二。楼烦（今山西宁武）距离恒山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五六十里，交通不算困难，可以想见，他是从许、洛等地回乡以后，才去恒山的。慧远见了道安之后，“一面致敬，以为真吾师也！”确定了师徒关系。听到道安讲解大乘的《般若经》，深受启发，得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的结论。这是慧远信仰佛教之始。慧远最初服膺儒术，长于丧服礼、毛诗，学习玄学之后发现了儒学之不足，接触了佛教之后，又体会了玄学之不足。他能够接受佛教，原来是有思想基础的。关于这一段过程，慧远晚年致刘遗民书中，曾有追述云：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见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31）这几句话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由儒学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教，层次异常清楚。应该指出，慧远所拳拳服膺的学术是郑玄的三礼之学和王弼、何晏、郭象的玄学。这些学术和两汉的传统经学有很大差异。郑玄虽继承经古文家的系统，但亦参照今文家言，有其自己的特点。王、何诸人则以老、庄解释《易经》，或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建立魏晋的玄学。王弼说：“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又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均见《老子注》）这种主张，虽然仍为一种唯心论，但已经摆脱无人感应说的束缚，尤其是“得意忘言”的主张，对于解放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晏对于无的解释，接近王弼。向秀、郭象则在王、何的基础上，竭力调和名教（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与自然（道家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关系。玄学的兴起，为般若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道安同时的竺法雅、康法朗等人利用“格义”的方法解释佛经，说穿了就是老、庄思想与佛经相比傅。当时佛经输入不久，中国人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理解不深，用老庄思想互相沟通，有助于理解。慧远在二十四岁时，开始传教，在批判“实相义”时，反复讨论，听者并不理解，引用《庄子》解释之后，听者立即了然。所以道安特别允许慧远学习“俗书”（指佛教以外的书）。慧远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深厚的造诣，进而研讨当时方兴未艾的佛学，为佛教的中国化初步奠定基础，成为一代宗师，是绝非偶然的。慧远出家以后，以振兴佛教为己任。在道安的培育下，“精思讽持，以夜续昼”。很显然，般若学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道安所倡导的毗昙学对慧远有深远的影响。道安所制定的戒律也是慧远所坚决执行的。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对佛经有很深的体会。道安对他非常器重，认为“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他果然没有辜负道安的期待。

由于北方战乱的关系，道安及其徒众屡次迁徙。晋兴宁三年（365），前燕慕容恪向河南进攻，道安率众南奔襄阳。行及新野，派遣竺法汰等人往扬州，这是教团的第一次疏散。走到襄阳以后，在晋太元三年（378）秦将苻丕进攻襄阳，情况紧急。由于刺史朱序的挽留，道安难以脱身，这时又把他的一部分徒众派遣到南方各地去。这是教团的第二次疏散。分手之际，道安对他们都再三叮嘱，惟独对于慧远却什么都没有说。为此，慧远下跪，请求师傅的指教。道安说：“如汝者，岂复相忧！”这句话，反映了道安对慧远的信赖。当时慧远年四十五岁。道安年六十六岁。从此，师徒二人各在一方，再未相见，但都为佛教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第二年，秦军攻下襄阳，道安被苻坚接到长安，成为一代国师。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佛经的翻译，训练了一大批翻译人材。由于道安的推荐，苻坚在对西域用兵之际，把鸠摩罗什接到中原，使佛经的翻译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慧远在庐山，对于佛教也作出非凡的贡献。

在慧远定居庐山之前，佛教的中心多在各国首都。洛阳、邺下、建康，先后因为这种原因聚集着众多的胡汉僧侣，从事译经、传教。后赵许可汉人出家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信徒增加了，寺院也随之增加，这时也出现新的佛教中心。庐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还算方便，但是它毕竟摆脱了行政中心，既不是全国首都，又不是地方首府。超然物外，独树一帜。利用当时中央政权的相对微弱，地方势力的强大，努力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扩大佛教的影响，积极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这就是庐山佛教的特点。

慧远辞别道安之后，偕同弟子数十人，由襄阳来到荆州，住在上明寺。

原来应同门慧永的邀请，打算到罗浮山隐居。慧永行到浔阳，被郡人陶范（陶侃之子）挽留，定居于庐山的西林寺。太元六年（381），慧远来到庐山，看到这里环境幽胜，就驻锡于龙泉精舍。经过刺史桓伊的赞助，又在山的东面，营建了东林寺。据《高僧传》的描述，这里的景物是：卻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在叠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既有丘壑之美，再加上人工的点缀，形成一个习静安禅的好地方。慧远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山三十余年，自年六十以来不再出山。但是却与国内国外的佛教界以及当权人士声息相闻，他的教团也在不断发展，人们从四面八方相继而来。名副其实地，庐山是东晋后期的南方佛教中心，而慧远当然是东晋的佛教领袖。

与王公贵族的交往道安曾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高僧传》卷五本传）就是说宣传佛教有两种办法，一是依仗帝王的政治力量为护符，一是要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争取更多的群众。他自己是这样作的，慧远也是这样作的。只是由于条件不完全相同，多少有些差异。和慧远来往较多的显贵，首先是地方的当权派。历任的江州刺史、荆州刺史，多数与之有来往。江州刺史桓伊，曾为之兴建寺院。王凝之也出资，赞助僧伽提婆翻译佛经。何无忌亲自到庐山访问慧远，并与慧远有书信来往，讨论佛教问题。荆州刺史殷仲堪，赴任途中曾访问慧远，共同讨论《周易》，后来殷仲堪赞赏慧远，以为“识信深明，实难为度”。这些地方当权派，多半是寺院的直接施主。

其次，是当时的权臣和农民军领袖。桓玄、卢循、刘裕，都和慧远有过来往。桓玄和殷仲堪交兵之前，途经庐山，亲自入山相见，谈到打仗的事，慧远不答。桓玄又问有何愿望？慧远说：“愿檀越安隐，使彼亦复无他。”桓玄出山对左右说：“实乃生所未见。”后来桓玄消灭了殷仲堪，都督八郡，挟震主之威，要胁慧远还俗，慧远严词拒绝。后来，桓玄入建康，独揽朝权，下令沙汰僧众，慧远向桓玄提出建议，桓玄也都采纳了。桓玄要求沙门礼拜王者，慧远表示反对，桓玄称帝之后终于收回成命。

卢循是反叛朝廷的，刘裕是镇压义军的。慧远对他们一视同仁。卢循送给他东西，他不但收下，还回信致谢。卢循由赣江北上，进军江州时，到庐山访问慧远，慧远见循“欢然道旧”。有的弟子认为和卢循交往，恐怕被朝廷怀疑。慧远以为“佛法中情无取舍，”应该为“识者”所谅解。后来刘裕追击卢循，进军桑尾一带，有人谈到慧远和卢循的关系。刘裕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于是派遣使者赍书致敬，又赠送了钱米等物。这些事例说明人们对于慧远的崇敬和信任。

复次，是和各国帝王间的交往。后秦主姚兴和东晋安帝都和慧远有过来往。姚兴是佞佛著名的国君，敬仰慧远的“名德”，赞叹他的才思，远道致书殷勤问候，曾赠以龟兹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慧远的弟子昙邕也为慧远致书姚兴和鸠摩罗什，前后多次。这种境外之交，从来也未受干扰。晋安帝从江陵东归之际，企图会见慧远，何无忌劝慧远去迎接，慧远称疾不往，安帝特派使者致意，慧远也不免答谢一番。

最后，是与东晋朝士名流的交往。公卿如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名士如谢灵运、戴逵都和慧远有关系。王谧诸人并没有到庐山，就遥致师敬。谢灵运恃才傲物，对于别人很少推崇。看到慧远之后，却“肃然心服”，慧远于庐山立台绘制佛像，特嘱灵运制铭，刻之于石。慧远卒后，灵运又为之作诔，表彰慧远的业绩。艺术家戴逵也曾与慧远讨论果报问题。世传慧远成立白莲社，欲网罗陶渊明入社。根据陶渊明的作品来看，其事也不尽属子虚（见后）。和这些人士的来往，当然壮大了教团的声势，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助长了人们对佛教的信心，使慧远更加具备佛教领袖的形象。

佛经的翻译、搜集与流通慧远到庐山之后，对于佛经的翻译、流通、搜集和宣传，不遗余力，取得丰硕成果。

一、《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的翻译。

阿毗昙属于小乘论部。早于苻秦后期，在道安的主持下，由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从事翻译。由于战乱仓促定稿，质量不够理想。后来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691）来到庐山，在慧远的主持下，他重译了《阿毗昙心论》四卷，又译了《三法度论》若干卷。前者是阿毗昙论的概说，对于阿毗昙的法相的解释，条理清楚，能够概括小乘佛教的纲领，容易使人接受。后者是《四阿含经》的提要，内容简单明了。把二百卷的《阿含经》，归纳为“九品四十六叶”，文约而义丰，也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两部书的翻译，体现了慧远在佛学研究上兼收并包的精神。虽然这些著作属于小乘佛教，但慧远创立自己的佛教哲学也从中吸取营养，而不加以排击。据吕澂研究，前者是《九分毗昙》的提要，后者是犊子系贤胄部的著作，和大乘般若学派的性空说存在不少分歧。经过慧远的提倡，毗昙学盛于江南。隆安元年（397）提婆东游京师，参与了《中阿含经》的翻译，又在卫军王珣家讲毗昙，王珣弟王僧弥听了一半之后，自己就能讲。

二、《达磨多罗禅经》的翻译。

佛教的禅法最初盛于北方，而江南好尚，偏重智慧。约在西晋末年，罽宾禅师佛大先（即佛陀斯那）以深明禅法著称于西域，号为人中师子。罽宾沙门佛陀跋陀罗（又名觉贤）传佛大先的衣钵，是禅学的专家。在禅学方面的造诣超过鸠摩罗什。他在长安，大弘禅法，但他对罗什不够尊重，他曾对罗什说：“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见《高僧传》卷二本传）使罗什感到难堪。不久便遭罗什一派僧侣的排挤，离开长安。“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慧远久闻其名，一见如故。于见派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调节其被摈的事。然后又请他译出禅数诸经，即《达磨多罗禅法》。佛大先系统能在江南流行，慧远起了很大的作用。佛陀跋陀罗后来义熙十四年（418）在建康译出《华严经》前分三万六千偈，这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

三、戒律的搜求。

佛教初入中国，戒律很不完备。道安曾制定僧尼规范，共为三项。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条例，大约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见得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但是在习凿齿的眼里已经觉得与众不同。他在致谢安书中谈到他的印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虽然如此，道安在世时仍在寻求戒律，并请人翻译了《十诵戒本》等书，并亲自作序以广其传。

慧远对于戒律也十分关心，曾因“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使其弟子法净、法领等拿到西域访求梵本。姚兴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在长安诵出《十诵律》，由鸠摩罗什从事翻译，未及竣功，而多罗逝世。弘始七年（405）著名律师昙摩流支到长安。慧远闻讯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译完《十诵律》，“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怀参胜业者，日月弥朗”。对他寄与了很大的希望。（见《高僧传》卷二《昙摩流支传》）后来翻译工作得到姚兴的支持，流支和罗什两人终于译完了这部书，弥补了律藏的残缺。不久这部译本也流传到江南一带。

慧远教团向来重视戒律的执行。桓玄沙汰僧众时，使不合格的佛教徒一律还俗，当时规定：“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而慧远本人对于戒律是严格遵守，决不含糊的。本传记载，慧远在其病势垂危之际，“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否，卷未半而终”。即其最为生动的一例。

四、加强与鸠摩罗什的联系，吸收并推广其所翻译的成果。

鸠摩罗什以隆安元年（401）入长安。至义熙元年（405）左右，慧远接到姚左军（即姚嵩）书，第二年乃致书通好。当时庐山僧人道生、慧观等访问关中，向罗什学习。罗什接到慧远的信，即时答复，书中称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又说慧远具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五种优点，对之倾倒备至。后来传闻罗什亟于回国，慧远又致书劝勉，并提出问题数十条，请为批释。罗什一一答复，今存十八章，即《大乘大义章》。书中讨论的问题很多，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法身”问题，二是“色法”和“有为四相”等问题，三是“实相”、“法性”问题，就中法身问题讨论的最多。这本书是研究慧远和罗什思想的重要材料。从二人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可以进一步讨论二家的异同，罗什在世之际，庐山诸僧入关者不少。罗什既逝，竺道生等先后南下，把罗什所译的经典带到南方。从此《成实论》、《十诵律》、《三论》（指《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书）、《法华经》在江南盛行一时。这些事情，都与慧远的倡导有关。《高僧传》云：“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当时的佛教史家已经作出公允的评价。鸠摩罗什容不了佛陀跋多罗，而慧远却能使佛陀跋多罗从容地发挥他的能力。如果没有他的《华严经》的译本，就不会有以后的华严宗。慧远这种兼收并包的精神，显然非罗什所及。

佛教与时政的较量一、教权与政权的较量。

东晋时期佛教已经相当流行。在门阀士族和一般人民之中都有很多信徒，在社会上形成一大势力。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同属统治阶级，在对于人民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之间互相利用。因为宗教可以补充政教之不足。另外，他们也有其矛盾的一面。一是因为广大劳动人民为了躲避租税兵役徭役的征发，往往投靠寺院寻求荫庇的场所，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民伕的来源。一是因为剃度出家，和传统以忠孝为中心的名教观念相抵触，不大合乎当时的国情。东晋本是门阀士族的极盛时期，凡是属于士族的人们无不享有荫客荫亲属的特权，把政府领民变为私家的佃客，使自耕农越来越少。寺院地主出现之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桓温当政时期，曾经实行过庚申土断，对于士族垄断人口的现实作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桓玄当政以后，为了显示新政权的尊严，他先后提出沙汰僧众和沙门礼拜王者的要求。

桓玄下令沙汰僧众，事在元兴元年（402）。他所沙汰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所有僧众当中，除对慧远僧团特别关照外，他认为只有三种人可以继续出家。即1.“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2.“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3.“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桓玄的意图是尽量缩减僧尼的人数，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针对桓玄的命令，慧远也发表意见，他表面上同意桓玄的措施，但其意图是尽量少缩减僧尼的人数。桓玄提出三条标准，他也提出三条标准。即1.“禅思入微”；2.“讽味遗典”；3.“兴建福业”。一二两项实际上包括了桓玄所说的三种人，而且扩大了。他认为能够诵经，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已年老，“而体性贞正不犯大非者”，都不应该淘汰，至于第三项是桓玄不曾提到的，因为能兴建塔寺，也不在还俗之例。以上是讨价还价，争取放宽尺度。最后又要求许可本非役门的族姓子弟（指士族子弟）自由出家。桓玄答应了他的要求。（见《弘明集》卷十二）这样沙汰的结果，表面上僧侣的人数比过去少了一些。似乎在俗权的压力下后退了一步，实际上经过这番沙汰，僧侣的阵营更加纯粹，特别是争取士族子弟的出家实际上是强化了佛教的影响，使其社会根基更为深厚。这一次较量，实际上是以慧远的胜利告终。

沙门应该礼拜王者，在东晋首先是由庾冰提出的。当时因为何充等人反对，庾冰未能将其主张贯彻下去。桓玄当政之后，再次提出这种主张。庾冰从名教的角度出发，认为沙门既为晋民，就应该对皇帝致敬。何充等人反驳庾冰的主张，大致从两方面来谈，一是自从汉魏以来从无礼拜帝王的规定，现在也没有必要制定这种法令。二是佛教有助于王化，佛教徒烧香咒愿，必先国家，“奉上崇顺，出于自然”。因此，“不令致拜，于法无亏”。桓玄的意见和王谧的反驳，大体上重复着庾冰和何充的老调。（见《弘明集》卷十二）

慧远的文章，总结了前人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坚持出家与处俗的区别，主张名教只能约束“处俗”的“顺化之民”，不适用于出家的“方外之宾”。一方面又强调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互相补充。佛教与名教相辅相成。

慧远为了说明问题，把在家信佛和出家信佛的人，区别对待。他说：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故不可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也。

这里也提出礼和敬，说明在家信佛的人要尊重名教敬奉君亲，服从教化。可见佛教有助于名教和王化的。至于出家信佛的人则与此不同。既然与世俗的教化生养无关，也就完全摆脱了名教的制约。他说：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

出家的僧侣，与在家的信徒不同。根据佛教的教义，出家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生死，达到涅槃的境界。慧远云：“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人们解决不了的生死问题，佛教家把它完全包下来，不但讲得头头是道，而且搞了一整套禅说工夫，可以使人深信不疑。这样的问题，不是世俗的权力能够左右的，任何伟大的帝王对之亦无能为力。所以慧远又说：如今一夫全德，则道洽六象，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

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这就是说，一人得道，可以使别人都受到好处，虽然不在王侯之位，同样能够协助帝王治理人民。虽然没有侍奉父母，实际上也是尽了孝；没有对君王礼拜，实际上也是尽了敬。所以佛法和名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佛教和儒教殊途而同归，这就是慧远的结论。（引文均见《沙门不礼王者论》）

为了使佛教适合中国的需要，慧远不顾佛教的实际，竟说“忠孝之义，表于经文”（《答桓太尉书》，见《弘明集》卷一二），为了强调僧侣出家“变俗”、“隐居”的合理，也用佛教的教义改变了中国的某些传统。其作法是调和佛教与名教之间的矛盾，其目的是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继续对社会扩大影响。虽然，中国的寺院没有成为西洋教会那样强大的社会势力，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寺院受到朝野的重视，佛教大师广泛得到王公贵人的尊礼，僧侣大众在北朝后期超过几百万，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在教权和政权的较量中，慧远的态度明朗，信心十足，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南方中央势力的微弱，另外也可以看出同情者的广泛存在，佛教势力已不可侮。

二、净土信仰的念佛结社。

慧远的宗教活动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是净土信仰的念佛结社。这个在后世称为白莲社，慧远因此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开山之祖。这种结社始于元兴元年（402）七月，在慧远的主持下，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同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举行斋会，发誓往生西方，由刘遗民撰写发愿文。其文云：惟岁在摄提（摄提指寅年）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弘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

当慧远等人结社的时候，正是东晋灭亡的前夕，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在进行，桓玄乘机攻下建康，控制了中央政权。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兵败赴海死，卢循代为领袖，五月又引兵进攻东阳。在长江下游军事倥偬之际，庐山一带还算相对平静。但是与会诸人的心情并不轻松。发愿文中间就明确指出：“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他们既没有旋乾转坤的能力，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慧远借着这个机会进行宣传，效果当然突出。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始见于《阿弥陀经》，经文中把它描写得淋漓尽致，什么七宝合成，什么八功德水，真是世外的乌托邦。但是去到那里并不难，只要通过念佛习禅，达到七日一心不乱，就可以达到目的。在发愿文中把西方净土称为“神界”，把达到“神界”的状态叫作“太息”（即“涅槃”的别译）。涅槃本是超越生死的不生不死的境界，但是发愿文中充满了悲观的情调，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刘遗民等人都是隐居山林的在家居士，他们和慧远都有很深的交谊，常有往来。在发愿文中所举，除刘遗民以外，还有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现在就其可知者，介绍于下：刘遗民（352～410），原名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坟典百家，靡不周览，尤好佛理。曾为宜昌、柴桑二县令，丧母后隐居庐山，于西山涧北别立禅坊，与宗炳、张野、周续之、雷次宗等交好。他从事般若之学，著有《释心无义》，盖承袭支愍度的说法，后来看到僧肇的《般若无知论》，专破心无义，大为倾倒。认为“不意方袍，乃有平叔”（按：平叔，何晏字），并拿这篇文章和慧远一同欣赏。后来他又致书僧肇商讨疑义。慧远曾给他去信，劝他于六斋日，“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这封信当写在结社之前。他隐居之后，改名遗民。在结社诸人中，他和慧远关系最深，资格最老，所以列名榜首。遗民死后，慧远曾为之作传，见释元康《肇论疏》，诸家辑本《慧远集》均失收。

雷次宗（386～448），字仲伦，豫章南昌人，少入庐山。师事慧远，尤明三礼毛诗。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征，皆不就。他在与子侄书中，自述治学经过云：吾少婴羸患，事锺养疾。..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可见他不仅专学坟典（儒家经典），还要“务训弘道”。正是儒释兼综，也是释道安以来不废“外学”的传统。当时他已二十岁。后来因为通经的缘故，受到朝廷的重视，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应诏入建康，于鸡笼山开馆授徒，有弟子百余人，晚年又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著有《略注丧服经传》一卷，《毛诗序义》一卷。（见《宋书·隐逸传》）

周续之（377～423），字道祖，雁门广武人，生于豫章建昌县，十二岁时从太守范宁受业，几年光景，精通五经及纬候。后来又习《老子》和《易经》，入庐山事慧远。他与刘遗民、陶渊明都不应征辟，时人称为庐山三隐。刘裕北伐，世子留守建康，曾迎他入京讲礼，刘裕称帝以后，又把他请去，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皇帝亲临学馆，提问《礼记》疑义三条。（见《宋书·隐逸传》）

宗炳（375～443），字少文，南阳涅阳人，寄寓荆州。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刘裕破刘毅，自领荆州，辟宗炳为主簿。炳不应命。他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乃入庐山，就慧远考寻文义。刘裕即位前后，屡次征辟皆不就。（见《宋书·隐逸传》）

《高僧传》载，慧远在庐山，“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尚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亦云：“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序录部分云：“宋征士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并为诗序义。”又云：“[周续之]及雷次宗俱事庐山慧远法师。”）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雷次宗、宗炳和周续之的经学渊源。宗炳著《明佛论》，宣传神不灭的思想，自称是受到慧远的影响。文中谈到“昔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听五旬”。

张野（350～418），字莱民，张诠（359～423）字季硕，均为南阳宛人，师事慧远。张野与陶渊明有姻亲关系。慧远卒，他作《远法师铭》，记慧远的生平，与高僧传略同，当是该书的蓝本（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二张的事迹，见《庐山记》所引《十八高贤传》。

《十八高贤传》中，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慧永、道生、慧持、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慧叡、昙顺、昙恒、道昺、道敬、昙诜等人。另外，不入社诸贤传，列有陶渊明、谢灵运、范宁三人。自汤用彤、任继愈，以至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镰田茂雄等人，均指出其矛盾之处，总算事出有因。但如陶渊明问题，却不能算差无故实。陶渊明《和刘柴桑》诗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禾忍言索居。”正是渊明婉言谢绝刘遗民的援引而作。因为莲社诸人都相信慧远的形尽神不灭之说，而陶渊明却是地道的神灭论者，他的名作《形影神》三首诗，正是针对慧远的议论进行的批判，当然亦涉及道教的长生久视之说。《莲社高贤传》云：“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它说明“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亡友逯钦立先生著《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关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考订此事颇为详核，可为定论。

佛教思想体系（甲）慧远学习佛教，由般若入手，以后曾自讲实相义，在荆州驳斥了心无义，说明他对般若学有一定造诣。后来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事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关中诸僧，互相推谢，不敢作序，姚兴远书赍书，求慧远作序。慧远又因《大智度论》文字繁重，乃摘要为二十卷，名为《大智度论抄》。其序有云：其为要也，发轸中衢，启惑智门，以无当为实，无照为宗。无当，则神凝于所趣；无照，则智寂于所行。寂以行智，则群邪草虑，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则二谛同轨，玄辙一焉。

这是通过《大智度论》表达自己的认识。“中衢”指“中道”。“无当”指无确定而实在的对象。“无照”指无主观着意的认识活动。这就是说，如果认识到对象是虚无所有的，主观上又无着意的活动，那么，一切邪念和是非观念就息灭了。世谛和俗谛就可以统一起来。慧远用二谛的统一解释中道，与《大智度论》般若性空的说法本无不合，但他把“智”与“神”统一起来，又把“神”当作般若认识的主体，却与《大智度论》不合。序又云：生途兆于无始之境，变化构于倚伏之场，咸生于未有而有，灭于既无而无。推而尽之，则知有无回谢于一法，相待而非源，生灭两行于一化，映空而无主。于是乃即之以成观，反鉴以求宗。鉴明则尘累不止而仪象可睹，观深则悟彻入微，而名实俱玄。将寻其要，必先无此。然后非有非无之谈，方可得而言。

这里说，有无都不是究竟义，必须找到超越于“有无”的“非有非无”。这就是所谓“缘起性空”。在《大乘大义章》中，鸠摩罗什驳斥了以“有无”为空，而以“不有不无”为实的慧远主张，而慧远在这里所解释的缘起性空，只相当于《大智度论》的“般若初门”。慧远对于“空”的理解，始终没有达到“法空”的程度。序又云：有而在有者，有于有者也。无而在无者，无于无者也。有有则非有，无无则非无。何以知其然？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性，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犹火传而不息。夫然，则法无异趣，始末论虚，毕竟同争，有无交会矣。这里，慧远阐明“有”为世界的最后本性，也就是他的“法性”论。他否定了以有为有和以无为无，承认其非有非无，也就是“无性之性”，或“法性无性”。这些地方，和《大智度论》所说本无不同。但是慧远主张的非有非无或无性之性，并不限于此。它除了对缘生法有否定之义以外，还以为在缘生法以外存在着一个“非绝有”的“常无”境界。用以说明这种境界的实存，仍是那个火薪之喻。慧远在形式上接受龙树中观派的言论，骨子里还是“形尽神不灭”的主张。从思想渊源上说，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固然存在，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魏晋玄学本体论，使之对于中观派的虚无教义不能全盘接受。

（乙）慧远的思想当中，最基本的就是神不灭论，用慧远的话来说，就是“形尽神不灭。”佛教宣传果报轮回，庄子有薪尽火传（见《人间世》），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慧远却把它等同起来。本来因果轮回之说，是佛教的基本观点，释迦牟尼的十二因缘，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慧远本人，作为一个佛教徒，也是随时宣讲的。《高僧传》卷12《法镜传论》云：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原来佛法最初传来的时候，僧人集合在一起，只限于宣唱佛名，到中宵疲极、人困马乏之时，才别请有名大师升座说法，内容本不固定。到了慧远传教庐山，才改为“广明三世因果”，以后就沿袭下来，把它固定化了。这段记录说明慧远抓住了佛教中的关键学说，有意识地进行宣传，因为它容易被人们接受。

为了宣传这种宗教观点，慧远作了三篇文章，一是形尽神不灭论，是《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五论之一，二是《三报论》，三是《明报应论》。

关于形尽神不灭，慧远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谓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

慧远的这种说法，和佛教的十二因缘的哲理并不完全符合。因为佛经译文当中也出现过“中阴”、“识神”等等名词，但它们都是有情有识，变化不已的，只能处于三界五道的世间范围，不能作为出世间的主体。慧远认为形可以变，而神不能变，于是就把“神”看作“法性”。他的著名论文《法性论》的名句云：“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就说明了这种道理。法性可以解释不变的涅槃，但它却不等于大乘佛经中的“法身”。《周易系辞上传》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把“神”描绘得不可捉摸。支遁也曾向往着这种境界。这种用中国思想改造过的有神论，是慧远的一个创造。它既可以解释出世的涅槃，又可以解释世间的生死轮回。对于佛教的中国化，显然作出自己的贡献。

因果报应的说法，印度的佛教有，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有。《尚书·皋陶谟》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尚书》、《周易》、《老子》所宣扬的这套果报思想，把主宰祸福应报主体归之于天。而佛教则不然，它认为因果报应是由于个人身、口、意三业（行为，或善恶行为）。业分善、恶、无记三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记是不善不恶的行为，不在业报之例。这种说法，认为自家作业，自家得果，在自我之外，没有赏善罚恶的主宰者。慧远是佛教徒，他继承佛教的传统，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在《明报应论》中指出：然则祸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

他把报应的主宰者由“天”转移到作业者的“心”，把受报的主体，也局限在作业者本身。这种说法是印度的而不是中国的。他否定了天的作用，不承认家与个人的关系。这既是用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宗教思想的批判，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在《三报论》又说：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这又是纯粹的佛教说法，它肯定了报的必然性。它的是非姑不必论，但是它对祈福和诅咒等传统宗教思想也是公然的挑战。《左传》昭公二十年云：“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这种说法，显然是《三报论》批判的对象。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作好事不一定得好报，作坏事也不一定得恶报。这是屡见不鲜的。司马迁以伯夷、叔齐“积仁絜（洁）行”不免饿死，颜渊好学，“而卒蚤夭”，因而大发牢骚，对天道提出“是邪非邪”的疑问（见《史记·伯夷列传》）。和慧远同时的雕塑家戴逵，也因为自己品德无亏，“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遭际不幸，“一生艰楚，荼毒备经”，写信向慧远诉苦，表示对果报思想的怀疑（见《广弘明集》卷18）。对此，慧远在《三报论》中予以明确的回答。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种说法是纯粹印度式的思惟。按照这种说法，戴逵只考虑今生的苦果，没有考虑前生的恶业。因为“（祸福）倚伏之契，定于在昔”，所以就难免出现“积善之无庆，积不善之无殃”。但是你也不必忧愁，今生作了好事，何忧来世不得好报。慧远把中国的宿命论和佛教的三报结合起来，就初步解决了这种矛盾。

慧远所处的时代，正是大乘般若学派极端得势的时代，对于不少佛教徒来说，性空假有之说已是家喻户晓，对于报应说往往将信将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慧远写了《明报应论》，它的宗旨是针对佛教内部的疑惑而作的回答。

怀疑的人认为，人的形体由地、水、火、风“四大”合成，成为精神的住宅。消灭形体就和破坏地、水、火、风一样，不等于犯杀生之罪，因此不应该进地狱，受报应。对于这种议论，慧远并不立即反驳，而是说：若彼我同得，心无两对，游刃则泯一玄观，交兵则莫逆相遇，伤之岂唯无害于神，固亦无生可杀。..虽功被犹无赏，何罪罚之有邪？

这段话表面上承认反驳的合理，但是有条件的，不是全面肯定。接着，他就把“无明”、“贪爱”的佛教老调搬出来，解释引起报应的根源。

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无明掩其照，故情想凝于外物，贪爱流其性，故四大结而成形。形结则彼我有封，情滞则善恶有主。有封于彼我，则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于善恶，则恋其生而生不绝。于是甘寝大梦，昏于同迷，抱疑长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祸福相袭，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

这些话没有多少新东西，都是佛教的老生常谈。就是说有了无明、贪爱才能四大成形，有了生命，有了彼我的界限，成为善恶的主体。这样就避免不了轮回，不能脱离苦海，就永远脱离不了作坏事受惩罚的地狱。

实际上，慧远是把人分成两类，对于极少数的圣人贤人可以宣传“无生”（超越生死）的境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不妨讲点佛教最基本的道理，使他们改恶从善，懂得广积福德的佛教报应论。

慧远的报应说，对于社会各阶层都起作用，统治阶级可能由于畏惧而有所收敛，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则只能起麻痹作用，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安于现实，而把渺茫的希望，寄于不可知的来世。

庐山教团与佛教的传播慧远的教团中，包括慧远的同学慧永、慧安、慧静、弟弟慧持，及其弟子，这是教团的核心。其弟子之知名者，据汤用彤所考，有慧观（见《高僧传》卷7）、僧济、法安、昙邕、道祖（均见《高僧传）卷6）、僧迁、道流、慧要、昙顺、昙诜（均附见《道祖传》）、僧彻（见《高僧传》卷4）、道汪、道温（均见《高僧传》卷5）、法庄、昙翼（均见《高僧传》卷14）、慧宝、法净、法领（均见《慧远传》）、道秉（见谢灵运《佛影铭序》）、昙恒（见《十八高贤传》）、道敬（见《广弘明集》）等。道祖传又言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余人，《佛祖统纪》卷二六所载庐山僧，别有慧恭等数人，或亦为慧远弟子。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到庐山亲聆慧远的教诲。此外，也有当时的社会名流，如白莲社诸人，他们是教团的外围。

教团中人对于佛教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并不株守庐山一隅，而是四出传教。所到之处，都吸引了一些信徒。根据当时情况，他们的活动地区，遍及长江流域。下游的建康、吴郡、会稽，中游的豫章、江陵、新阳，上游的成都，都有他们的足迹。而且，他们是流动地进行传教，这样就可以使信徒不断增加。

建康是东晋的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佛教中心。道安的师弟法汰，从襄阳来到这里传教，得到简文帝的敬重，名声远布，讲经之日，听经者有僧侣、有士人，有一般老百姓，“三吴负袠至者千数”，领军王洽、东亭王珣、太傅谢安，都对他非常崇拜。（见《高僧传》卷五本传）后来慧持、道温、慧观、道祖、法庄，先后到建康传教。慧持善文史，巧才制，遍受群经，受到王珣的器重。道祖在瓦官寺讲经，桓玄每诣观听，认为他“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慧观“妙善佛理，探究老庄，又精通十诵，博采诸部，故求法问道者日不空筵。”他和刘裕、刘义隆夙有渊源，又和王僧达、何尚之有来往。法庄十岁出家，为慧远弟子，晚游关中，从叡公禀学，宋文帝元嘉中到建康，他擅长《大涅槃》、《法华》、《净名》等经。道祖本为吴人，在台寺出家，后来到庐山从慧远学习，在建康住了一个时期，桓玄欲使沙门礼拜王者，他就辞归吴下。他和同门道流合撰《诸经目》一书。

会稽是浙东重镇，佛法很盛。昙翼依慧远修学，晚适关中，又以罗什为师，经律数论并皆参涉，又诵《法华》一部，后来回到会稽秦望山，建法华精舍，得到会稽太守孔f和富春人陈载的赞助。僧敬是王羲之的曾孙，先从慧远剃度，又肄业华右，“罗什既亡，远公沈世”之后，他归隐若耶山。他的情况与昙翼类似，大约也曾师事罗什。事迹详见张畅《若耶山敬法师诔》。（见《广弘明集》卷26）

江陵是荆州首府，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佛教重镇。道安的师弟法汰赴建康途中曾在这里暂停，得到刺史桓温的照料。虽然行色匆匆，但他得知沙门道恒的心无义大行荆土时，立即组织大型讨论会，大集名僧进行讨论，连续论辩了两天，终于被他驳倒。心无之义，由此而息。慧观是慧远弟子，后又入关从罗什学习。昙顺本黄龙（今辽宁朝阳）人，少受业什公，后还师（慧）远。他们都受学于当时的两位佛学大师。慧观的学风是访核异同，详辩新旧，富于研究精神。他写了《法华宗要序》给罗什看，罗什说，“善男子所论甚快”，对他非常赏识，劝他到江汉之间，以弘通为务。罗什死后，他来到荆州，得到刺史司马休之的支持，在荆州建立高悝寺，宣扬佛教，据说“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文中所说的邪，大约指的是五斗米道。昙顺本在庐山，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从慧远请人主持，慧远就把他派去了。僧彻从慧远受业，遍学众经，尤精般若。二十四岁时，慧远令他讲小品般若，时辈未之许，但他登座之后，讲得头头是道，由是门人推服。慧远死后，他南游荆州，彭城王刘义康、仪同萧思话，都从他受戒。昙邕是前秦的武将，淝水战后从道安出家，道安死后他到庐山，事慧远为师，“内外经书，多所综涉”，为了佛教事业不辞辛苦，他为慧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有专对的才能。慧远死后，他来到荆州，卒于竹林寺。

慧远弟子的传教，对于偏僻地区也不放过。晋义熙中，新阳县（今湖南宁乡）老虎为灾，咬死上百人。慧远弟子法安利用这个机会，到新阳县大社树下神座附近，“通夜坐禅”，据说他“为（虎）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这事的真假姑不必论，总之，是老虎没有吃他。从此县里的“士庶”都信奉他，拆了神庙，改建佛寺，请他主持，同时“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有了寺院，有了田园，当然要有许多人出家，许多人种地，也要有许多檀越供养，这都不在话下。

庐山附近，是慧远教团布教的重点。慧持从建康回来以后，豫章太守范宁请他讲《法华》、《毗昙》，听讲的人很多，出现“四方云聚，千里遥集”的盛况。当时朝中名流王珣给范宁来书问“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贤弟也。”兗州刺史王恭给沙门僧俭写信，问“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然，信有道风矣。”鸠摩罗什也“遥相饮敬，致书通好，结为善友。”但是，慧远教团的传教活动，实不以大城镇为限，他们也注意小的城镇。僧济于晋太元中入庐山，从远公受学，通习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刚至三十岁，“便出邑开讲，历当元匠”，就是担当讲经的主角。慧远也经常和他说：“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高僧传》中这项记录虽然不多，但是教团的弘法活动，决不限于上层，却是显而易见的。

巴蜀地区地处长江中上游，而且和吐谷浑毗连，是当时西域交通要路河南道必经之地。慧远教团对此也不放过。慧持听说成都地沃民丰，立志到那里传教，顺便也想观瞻峨嵋胜景，遂于晋隆安三年（399）与慧远告辞，慧远苦留不住，兄弟挥泪而别。途经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欣重，桓玄时在荆州，尤叹是今古无比，大欲结欢。尽管殷、桓二人苦欲留之，他终于留书告别，走到成都。他在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他的信徒大有人在。刺史毛璩，对之非常崇拜。当地的高僧惠岩、僧恭等，也望风推服。谯纵起兵占据巴蜀地区，杀死刺史毛璩，又杀掉与毛璩有关系的惠岩，气势非常嚣张。慧持也到陴县寺院中避难，谯纵的从子谯道福，领着兵马到陴县，闯到庙里，人马身上都有血迹，吓得许多和尚纷纷逃跑。慧持正在房前盥洗，神色不变。谯道福一直走到他的身边，观看动静。慧持“弹指漉水，淡然自若”，态度非常冷静。道福也感到惭愧，出了寺门对他的左右说，“大人故与众异”。乱事平静以后，他又回到龙渊寺，从事传教活动，老而愈笃。后来，他把在“东间”（指庐山）经籍，交付弟子道泓。“西间”（指成都）法典交给弟子昙兰，前者业行清敏，后者神悟天发，都能够继承他的事业。

慧远教团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不少人。慧皎在道祖传中说：“又有弟子昙顺、昙诜，并义学致誉。顺..蔬食有德行。..诜亦清雅有风则。注维摩及著穷通论等。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余人，或义解深明，或匡拯众事，或戒行清高，或禅思深入，并振名当世，传业于今。”

综观慧远教团中人物，所以受后人崇敬，历久不衰，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除了精研佛理之外，教团中人对于儒家经典老庄哲学也往往有甚深的造诣。不但能够理解各种典籍的精义，而且不少人能够形于文字，著书立说，或形于歌咏。僧彻传称，“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扳松而啸。”这些人和当时的文士相较，可以说没有什么逊色。教团当中又有科学家。如慧远弟子慧要，亦解经律而尤长巧思。“山中无漏刻，乃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晷影无差焉。”这是利用水力创制的计时工具，在日晷和铜壶滴漏之外别具一格。“亦尝作木鸢飞数百步”，这又是近世飞机的先驱。墨子曾经作过，王莽时又有人作过，至此而三。可惜都没有保留下来。

慧远教团中人，在《高僧传》中多数列于义解，只有少数列于兴福。说明他们长于习禅讲经。魏晋以来的清谈，从玄学开始，以佛教结束。慧远及其弟子在这方面也不落后，这也是他们受人崇敬的原因之一。

但是，他们决没有忘记广大的下层群众。白莲社的结成，广泛宣传念佛超生，实际上是向广大人民发售廉价的天国门票，这一点绝对不应该忽视。结语一、慧远是一位具有高度传统文化修养，又精通佛教的一代宗师。他通过玄学儒道钻研般若思想，然后又用佛教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学思想，他调和佛教和儒家名教思想的矛盾，宣传形尽神不灭，创立念佛结社，为佛教的中国化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二、慧远以庐山为中心，和国内外有关方面广泛取得联系，利用其在佛教中的地位，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他超然物外，从不陷入政治旋涡，但又决不脱离政治。他利用当时地方势力强大，中央实力微弱的时机，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创造条件，扩大影响，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沙门不礼王者的主张，即为其集中表现。

三、慧远继承了道安的衣钵，在般若学、毗昙学、禅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关中佛教的引进也不遗余力。为佛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慧远自己博学能文，长于辩论。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素养精娴佛理的接班人；又随时接触东来的西域高僧，如佛陀跋多罗之流，使之从事译经、传教，加深对佛教的理解与体会，同时也利用沙汰僧众的机会，使佛教的队伍更为纯洁，并且设法扩大信徒的来源，接纳真正的信徒。在佛教事业的发展上，慧远从多方面进行了努力。

五、慧远的佛教活动及其哲学思想的出现，与东晋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情况是分不开的。没有社会的动乱，佛教事业就没有活动的温床，没有中央政权势力的微弱，就不会出现沙门不礼王者的主张，没有玄学的高度发展，就不会有般若学的昌盛。这一切都深刻地带着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时代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在评价宗教家慧远其人时更不要忘记宗教的消极作用。

第三节 法显

晋宋时期佛教发展情况

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16），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

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页）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

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我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后缩为50，352c）

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50，353b）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

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法显的生平和活动只有了解了上述的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我现在先谈法显的生平。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一）《法显传》，法显撰述。

（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

（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三《法显传》。

（四）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

（五）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

（六）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

（七）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八）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

（九）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

我的办法不是根据上列的典籍叙述法显的一生，而是从中选出一个最古的本子，分段照录其原文，然后同其他的本子对勘比较，解决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作一些必要的注释。我没有选《法显传》，因为它只讲西行求法，没有讲法显的一生。我选的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关于法显的一段。在确定法显在西域、印度、南海等地的年代时，我参考了《法显传》，因为这一本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它详细记录了每年的“夏坐”，为其他僧人游记所无。

一、幼年时期《祐录》原文：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母欲见之不能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既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君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加以解释。首先是他的籍贯。《祐录》、《高僧传》、《古今译经图纪》、《开元录》等书都说他是平阳武阳人。《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则只说是“平阳沙门”。按当时只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后者的说法是正确的。平阳县城故址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页2）

第二是他的生年。《祐录》没有说，其他书亦然。我们只能根据目前能掌握的资料加以推断。法显生年大概是公元342年，壬寅，晋咸康八年。（参阅章巽同上书，页1—2）

第三关于“三岁便度为沙弥”的问题。小孩子常生病送入空门以求长寿的事情，屡见于中国载籍。法显时代竟已经如此。可见此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了。

第四关于法显和同学刈稻的问题。在印度，佛教并不提倡僧人劳动。直到今天，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小乘国家的僧侣仍然靠乞食度日。在中国法显时代，寺院经济早已形成，寺院多有田地，除了靠雇工耕种外，小和尚也参加劳动。住持等大和尚是地主阶级，是不参加劳动的。《道安传》中也有劳动的记载。

二、西行求法的目的。

《祐录》原文：常慨经律舛缺，誓志寻求。

《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这里虽然经律并提，然而重点在律。

《古今译经图纪》也抄录了《祐录》原文，《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然。《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有另外一个提法：“求晋所无众经律论”。这提法太空泛，没有说到点子上。法显自己的话当然最有权威性。《法显传》第一句话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这里只提律藏，没有提经论。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同法显差不多同时的弗若多罗专精律部，来华后受到欢迎。在《梁高僧传》卷二《弗若多罗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50，333a；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页580—582）法显之所以万里投荒，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印度佛教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

三、出发时间。

《祐录》原文：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

晋隆安三年相当于公元399年，后秦弘始元年。《法显传》作“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今传世各本《法显传》皆作“弘始二年”，乃弘始元年之误。《高僧传》卷三、《历代三宝记》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三、《古今译经图纪》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三，皆作“东晋隆安三年”，是正确的。此时道安已经死去十余年，罗什到长安二年。

四、西域行程。

《祐录》原文：西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种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同《法显传》比较起来，这里的记述简略多了。在我上面列举的有关法显生平的九种书中，其他七种都可以归入简略一类，有的同《祐录》差不多，有的比它还要简略，都不及《法显传》之详审。我现在根据《法显传》补充法显在西域的活动。

法显离开长安，度陇，到了乾归国。乾归国指的是西秦乞伏乾归的都城金城，在今甘肃兰州市西。他在这里“夏坐”。所谓“夏坐”指的是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庙里安居三个月。这是法显离开长安后第一次夏坐，时间是399年。夏坐完毕，他又前进至耨檀国，是南凉的都城，可能即今青海西宁市。从这里度养栖山至张掖镇。又在这里夏坐，这是400年的夏坐。从这里走到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祐录》讲的也就是这个沙河，指的是自敦煌西至鄯善国间的大沙漠。过了沙河，来到了鄯善国，即古楼兰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即《汉书·西域传》之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在这里住二月余日，蒙苻公孙供给，得以前进。又经过一段沙漠，“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到了于阗，相当于今天新疆和阗县。这里“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法显在这里停三月日，看了行像。既过四月行像，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相当于今新疆叶城县。留此十五日，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在于麾国安居。于麾国可能在今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这是法显的第三次夏坐（安居），时间是401年。安居后，行二十五日，到竭义国。竭义国穷在何处，为研究《法显传》的一大难题。（请参阅章巽前引书21—22页）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认为竭义国即疏勒国。法显等在这里看到了五年大会。他们看了佛唾壶。此国当葱岭之中。“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这里有竹子和甘蔗，值得注意。法显等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

五、在印度的活动。

《祐录》原文：未至王舍城三十余里，有一寺，逼暮仍停。明旦，显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险，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宁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中，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汝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去。”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反，路穷幽深，榛木荒梗，禽兽交横，正有一径通行而已。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气俊远。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须臾前进，逢一年少道人。显问：“向逢一老道人，是谁耶！”答曰：“头陀弟子大迦叶也。”显方惋慨良久。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横塞室口，遂不得入。显乃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施国，精舍里有白耳龙，与众僧约，令国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日，龙辄化作一小虵，两耳悉白。众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于其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辄一出，显亦亲见此龙。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毘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等经。显留三年，学梵书梵语，躬自书写。《祐录》篇幅比较大。《高僧传》基本上抄《祐录》，间或加上几句自己的话。对法显在印度的活动记述得都很不够。其他书更是异常简短。在印度的活动是法显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法显传》主要篇幅写的都是印度。我现在先根据《法显传》对《祐录》作一些必要的补充，然后再对一些重要问题加以阐述。

到了北天竺，法显第一个到的国家是陀历，相当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丽尔（Darel）。这里和尚都是小乘。有一个木雕的弥勒像，同佛教传入中亚和中国有联系。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也记载了这一件事。

度河到了乌苌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这里的和尚信奉小乘，有佛的足迹。法显在这里夏坐，是公元402年。

夏坐后，南下，到了宿呵多国，相当于今斯瓦脱河两岸地区。这里有如来佛割肉贸鸽处，信徒起塔纪念。

从此东下，走了五天，到了犍陀卫国，其故地在今斯瓦脱河注入喀布尔河附近地带。国人多小乘学。有佛以眼施人的遗迹。是古代阿育王子法益统治之处。

自此东行七日，到了竺刹尸罗国，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尔品第西北的沙汉台里地区。佛为菩萨时，在这里以头施人，投身饲虎，这两处都起了大塔。

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了弗楼沙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公元一二世纪的贵霜王迦腻邑迦曾统治此地。这里有大塔，有佛钵。

西行十六由延，到了那竭国界醯罗城。由延，印度长度名。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的说法，是“圣王一日单行”。但是并不固定，有四十里、三十里、十六里等说。醯罗城，今贾拉拉巴德城南之醯达村。这里有如来佛顶骨精舍。这个精舍名声广被，《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卷二等都有记载。从此北行一由延，来到那揭国城，故址在今贾拉拉巴德城西。这里有菩萨以五茎花供养定光佛处。城中还有佛齿塔。城东北有佛锡杖精舍。城南有佛留影处。

法显等在这里住了冬天三个月，然后南度小雪山，慧景病死。这件事《祐录》有记载。但是有一件事颇值得注意。《祐录》认为从此进入北天竺；但是《法显传》却认为，到了陀历国，已进入北天竺。

过岭以后，南到罗夷国。有三千和尚，大小乘都有。法显在这里夏坐，这是他西行后第五年，公元403年。

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国，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Bannu）。这里有三千小乘僧。

从此东行三日，复渡新头河，到了毗荼，今旁遮普。佛法兴盛，大小乘都有。

从此东南行，经过了很多寺院，进入了中天竺。先到摩头罗国，即今印度北方邦之马土腊。遥捕那河流经此处，即今之朱木拿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

从这以南，名为中国。法显在这里写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到了僧伽拖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之劫比他。至于相当于今天什么地方，学者间意见有分歧，总之是在今北方邦西部。此地佛教遗迹颇多，有佛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处。下来时，地上化出三道宝阶，后来又没于地，余有七级现，阿育王于其上起精舍。佛在天上受天食，身作天香，于此处沐浴，浴室犹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塔。此处有僧尼千人，杂大小乘学。这里有一个白耳龙。《祐录》也记载了这一件事，称之为迦施国，但是次序有些混乱。寺北五十由延有火境寺。别有佛塔，鬼神常来洒扫，不须人工。有一僧伽蓝，可六七百僧。法显住龙精舍夏坐，这是他西行第六年的夏坐，时为公元404年。

夏坐完毕，东南行七由延，到了罽饶夷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羯若鞠阇国曲女城，今之北方邦卡瑙季城。有二僧伽蓝，尽小乘学。

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了沙祇大国，即今北方邦中部之阿约底。有佛嚼杨枝长出来的大树。

从此北行八由延，到了拘萨罗国舍卫城，今北方邦北部腊普提河南岸之沙海脱—马海脱。这里佛教遗迹很多：有大爱道故精舍、须达长者井壁、鸯掘魔得道、般泥洹、烧身处。出城南门千二百步，有须达精舍，即所谓祇洹精舍。这里有牛头栴檀佛像。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精舍东北六七里，有毗舍佉母精舍。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门，一东向，一北向，这里就是须达长者布金满园买地之处。出东门，北行七十步，有外道女伪装怀孕谤佛处，又有调达生入地狱处。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只能世尊精舍影映外道寺，而外道寺则决不能影映精舍。绕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蓝，除一处外，都住有和尚。在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各有徒众。《法显传》在这里有几句话：“调达亦有众在，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佛灭度后一千多年，似乎已经被他打倒在地的对手调达（提婆达多）居然还有徒众，不能不说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城西五十里，有一邑，名都维，有迦叶如来遗迹。东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邑，有拘楼秦佛遗迹。从此北行，不到一由延，有拘那舍牟尼佛遗迹。从此东行，不到一由延，到了迦维罗卫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劫比罗伐窣堵国，在今尼泊尔境内，与印度北方邦毗邻。这里是释迦牟尼诞生之地，古迹特多。佛传中少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这里留有痕迹。城东五十里有王园论民，佛就在这里降生。论民在今尼泊尔境内腊明地（Rummindei）。法显到的时候，此城已空荒颓败，白象、狮子横行。

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到了蓝莫国，今尼泊尔达马里附近。这里有蓝莫塔，荒芜已久，原来没有僧人，群象以鼻取水洒地，折花供养。后来有道人还作沙弥，至今仍以沙弥为寺主。从此东行三由延，有太子遣还车匿塔。再东行四由延，有炭塔。

复东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拘广那揭罗国。此城故址何在，学者意见分歧。很可能即在今尼泊尔南境小腊普提河和干达克河合流处之南。（参阅章巽前引书，89—91页）城北双树间，希连河边，是世尊般涅槃处。因而在佛教史上成为著名胜地。

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了诸犁车欲逐佛般泥洹处。

自此东行五由延，到毗舍离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吠舍厘国，都城故址在今比哈尔邦北部木札法普尔地区之比沙尔。这里如来佛遗迹也特别多。有佛住处、阿难半身塔、庵婆罗女为佛起的塔，有庵婆罗园，有放弓仗塔，有毗舍离结集或七百结集的塔。

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有阿难般涅槃塔。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即《大唐西域记》卷八、卷九之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这里有一个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沃私婆迷，为国王所敬奉。据《祐录》卷十五《智猛传》智猛在法显后不久也来到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在这里遇到一个“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宗，从他家里得到《泥洹》胡本一部，又寻得《摩诃僧祇律》一部及余经。罗沃私婆迷与罗阅宗是一个人。巴连弗邑是该国最大的城，人民富盛，每年行像，倾城参与。这里原是阿育王都城，他的遗迹很多。

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有塔。

从此西行一由延，至王舍新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九之易罗阇姞利呬城，故址在今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西南的腊季吉尔。出城南四里，入谷到了■沙王旧城。这里有不少佛教遗迹。再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这就是有名的灵鹫峰。下面就接上了《祐录》。

以上是根据《法显传》对《祐录》的补充。补充得这样多，可见《祐录》记载不够全面。《祐录》还有一个特点：一进北天竺，就讲王舍城，紧接着又是耆阇崛山，法显在这里见到了如来大弟子大迦叶。但是在《法显传》中，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耆阇崛山，而是在鸡足山。这件事下面再谈。现在仍根据《法显传》补上《祐录》所缺部分。

出旧城北行三百余步，到了迦兰陀竹园精舍。这里还有不少佛教遗址。

佛教史上著名的五百结集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从此西行回由延，到了伽耶城，今比哈尔邦之伽雅城。这是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圣地，因为这里是释迦牟尼成道之处。佛传上讲到的那一些与如来成道有关的地方，都在伽耶城，比如六年苦行处、村女奉佛乳糜处、静坐的石窟等等。如来坐于其下悟道的贝多树，也就是所谓的菩提树，当然也在这里。阿育王作地狱，残酷杀人，后又悔过，敬信三宝，经常来贝多树下礼佛。从此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住。《祐录》在这里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法显遇到大迦叶的情景，见上面《祐录》原文，兹不赘。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讲与大迦叶有关的这个传说的意义。大迦叶是如来佛大弟子，可能实有其人。他生活在公元前六、五世纪，为什么要住在鸡足山洞窟内能够同一千年后公元五世纪初的法显见面而又再隐入山内还要住下去呢？这只能从印度佛教的发展方面来加以解释。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佛教自己宣称，有朝一日，它也会消亡的，还没有一个未来佛的想法。后来随着教义的发展，想法逐渐改变，开始有了三世诸佛的说法，有了未来佛的想法。未来佛就是弥勒。弥勒，大小乘都有，小乘只不过是滥觞；到了大乘才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弥勒信仰曾广泛流行于印度、中亚；在中国新疆和内地也同样盛行。今天寺庙中那一个大肚子佛就是弥勒。《祐录》绘形绘色描绘法显遇到大迦叶的情景，但是《法显传》却讲得不那么清楚。在这两处都没有讲到弥勒。可是大迦叶之所以住在鸡足山中却与弥勒有关。这种关系始于何时，还不清楚。不过佛教典籍确实明确讲到过。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五（49，170bc）；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49，496c—497a）；明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一（49，952bc），等等，都记载了这个传说。这些都是中国僧人的撰述，当然是根据印度佛典的。印度佛典记述这个传说的也不少，我举一个例子。西晋（265—317）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四《摩诃迦叶涅槃因缘》（50，114a—116b）写道：于是尊者迦叶至鸡脚山三岳中，坐草敷上，加趺而坐，作是念言：“我今此身著佛所与粪扫衣，自持己钵，乃至弥勒令不朽坏，使弥勒弟子皆见我身而生厌恶。”..弥勒出时，当将徒众九十六亿至此山上见于迦叶。

可见至迟在公元三四世纪，有关大迦叶住鸡足山中等候未来佛弥勒的传说，在印度已经流行了。为什么晚起的未来佛弥勒的传说一定要同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大迦叶联系在一起呢？原因可能是，印度佛教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有了在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的传说。我认为，这个传说隐含着佛教长存的想法，是对最早的佛教也要消亡说的纠正或者发展。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公案。《法显传》和《祐录》都记载了这一件事，自有其重要性的。

下面接着谈法显的行踪。

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十由延，到了旷野精舍。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了迦尸国波罗■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婆罗■斯，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祐录》称之为迦施国。这里佛教遗迹也很多。有名的仙人鹿野苑精舍，是佛初转法轮的地方，就在这里。此外还有弥勒受记处，翳罗钵龙精舍，《祐录》中的白耳龙就是这一条龙。

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到拘晱弥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赏弥，今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散（Kosm）。

《祐录》中的“后至中天竺”，疑有误，法显所有的上述活动都在中天竺，用不着“后至”了。

从此南行二百由延，有达嚫国，即平常所谓南■萨罗国，相当今印度中都马哈纳迪河及哥达瓦里河上游一带地区。这里有伽叶佛僧伽蓝。但是，此国道路艰难，法显没有能亲身去，只是听本地人说到，故记入《法显传》中。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亲自抄写戒律。因为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不得不躬亲抄写了。他在这里住了三年，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法显西行后的第七年——第九年，即义熙元年——三年（405—407）。

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有瞻波大国，今比哈尔邦东部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

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是海口，即《大唐西域记》卷十之耽摩栗底国，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此当为义熙四年及五年（408、409）。法显在印度的活动到此结束。

六、在师子国。

《祐录》原文：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法显传》比较详细，其他几种书都很简略。我现在根据《法显传》作一些补充。师子国，《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称之为僧迦罗国，一意译，一音译，即今之斯里兰卡。据说这里原来没有人，后来商人贪图这里的宝石，于是遂成大国。这里有纪念佛来此化恶龙的大塔。有无畏山僧伽蓝，法显见故国白扇而流泪就在这座寺院里。有前王从印度中国取来的贝多树，有声名远扬的佛牙。在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跋提精舍，有二千和尚。城南七里有摩诃毗诃罗精舍，和尚三千人。这里的国王笃信佛法，因此佛教非常兴盛。法显在这里听到天竺道人诵经，内容讲的是佛钵。他想写这一部经，但是道人说，只是口诵，因此没有能写成。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当为义熙六年及七年（410、411）。

七、浮海东还。

《祐录》原文：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入水，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举帆月余日，中夜忽遇大风，举舶震惧。众共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欲推弃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g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法显就是这样又回到了祖国。《祐录》记载已极细致生动，《法显传》也不过如此，用不着再作什么补充了。八、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卒年。

《祐录》原文：即乘小舶入浦寻村，遇猎者二人，显问：“此何地耶？”猎人曰：“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时刺史请留过久，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六卷泥洹》、《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綖经》、《杂阿毗昙心》，未及译者，垂有百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杨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众咸恸惜。其所闻见风俗，别有传记。《高僧传》几乎完全抄《祐录》。《法显传》比《祐录》详细，再根据它作一点补充。上岸以后，商人又乘船还向扬州。法显受到了李嶷的款待以后，由陆路南下，道过彭城，受青兖刺史刘道怜之请，住了一冬一夏，在这里夏坐，时间是义熙九年（413）。关于这个问题，足立喜六（见前引书，291页）认为，法显随商人航海南至扬州。汤用彤（见所著《往日杂稿》26—30页；参阅章巽前引书，175页）不同意足立喜六意见。

法显本来想到长安去，未果，便转向建康（今南京），在这里翻译佛经。除了上面《祐录》中提到的那些佛经外，还写了一部《法显传》（此书名称繁多，参阅章巽前引书，13—24页）。后来死在荆州新寺。年龄《祐录》说是八十二，《高僧传》为八十六。

结语上面简略地叙述了法显一生的活动情况。在这个结语里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第二个是《法显传》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

一、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上面已经谈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

根据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见《高僧传》卷四；于法兰，见同上书、卷；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慧常、进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慧叡，见《高僧传》卷七；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九；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法勇、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见《名僧传抄》；僧表，见同上书；法维；道普。

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

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见50，337c和55，507c）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显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寻求正法，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显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80页）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法显以后，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

（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确实寻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四）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

我们认为，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只简单地说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一般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和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必须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在不影响满足宗教需要的情况下，竭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专就印度佛教而论，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换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社会就不能存在。这是绝对不行的。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然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

但是提倡顿悟学说是并不容易的。首倡者为竺道生。在他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集大成者是竺道生。他那“一阐提皆有佛性”是非常著名的论断。“一阐提”是梵文icchantika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连这种人都有佛性，其余的人就不必说了。法显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他从印度带回来并且翻译了的《六卷泥洹》中就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见《祐录》此书的《出经后记》）道生倡顿悟义，不知始自何年。据《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50，366c，《祐录》文字稍异，55，111a）

这里明说，竺道生受到了法显《六卷泥洹》的影响。此说一出，守旧的和尚群起而攻之，他们都认为道生之说为异端邪说。不久，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其中果有此说（见12，393b），于是众僧咸服。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列了法显在中国佛教史的突出地位。可能还有别的方面，这里不再讨论了。

二、《法显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请参阅《祐录》卷二以及其他经录，这里不再胪列。但是他写的《法显传》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法显传》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名称固繁，版本亦多（请参阅章巽前引书，页13—24）。《法显传》在国际上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根据章巽的统计（见同上书，页30），共有英译本三，译者为SamuelBeal（1869）、James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译本三，译者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1935）、《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1940）和长泽和俊（1970）。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在这里专门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关于《法显传》对印度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兹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印度学者高善必是优秀的数学家，同时又是最优秀的史学家。他在印度古代史方面著述宏富，而且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历史问题，时有石破天惊之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的代表作是《印度史研究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dianHistory，Bombay，1956）。本书第九章讨论的主题是“自上而下的封建主义”。讲到早期封建制的发展时，他引用了《法显传》关于中天竺的一段文字：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贸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猪师卖肉耳。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这一段文字异常重要，它把印度公元400年左右在笈多王朝月护二世（超日王）统治下的中国描绘得具体而生动。高善必根据这一段文字做了如下的分析。官吏们还没有得到封建权利和权力。中国以外的土地一定要缴纳租税的，一般是收获粮食的六分之一。大概是这个帝国中心地带受到的特别优惠，赋税比较少。在农村中一定有酿酒人和负贩。农民可以来去自由，表明没有农奴制。至于供给僧众田宅、园圃、民户、牛犊等东西，怎样解释？还是一个问题。外文翻译者各有各的理解。从标准的土地馈赠来判断，馈赠的只是收租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见上引书，页278—279）。

除了高善必以外，所有研究印度古代史特别是笈多王朝时代的历史的学者，不管是印度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没有一个不引用《法显传》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印度史学家LalmaniJoshi的《印度佛教文化之研究》（StudiesintheBuddhisticCultureofIndia，MotilalBanarsidass，Delhi，Varanasi，patna，secondreveseded.1977）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书。著者在本书中许多地方都引用了《法显传》。比如，在页13和页258讲到弥勒崇拜和乌苌国的首都时，都引用此书关于陀历国的记载。在页298—299讲到佛教在印度衰微时，引用此书关于摩头罗国的记载：“有遥捕那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佛法转盛。”他又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关于秣菟罗国的记载：“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同一个地方，相隔几百年之后，伽蓝的数目没有变，僧人却减少了一千人，衰微的情况清晰可见。这样的例子，著者还举了一些。从上面几个简略的例子里可以看出，《法显传》对研究印度中世纪佛教，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还想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当代著名的史学家R.S.Sharma的《古代印度的首陀罗》（SudrasinAncientIndia，MotilalBanarsidass，1958）这是一部颇为著名的书，得到印度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赞誉。在本书第七章讲农民阶级与宗教权利时，著者在四处引用了《法显传》，都是上面高善必引用的那一段。页286，引用“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页290—291，引用“旃荼罗潜入城市，则击木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第二个例子是BardwellL.SmithEssaysonGuptaCulture（《笈多文化论集》MotilalBanar-sidass，1983）。这是一部论文集，著者不是一个人，讨论的题目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几篇文章引用了《法显传》。页7，A.L.Basham在序言中讲到旃荼罗入城市击木自异的情况。页38，A.K.Narain在《古代印度特别是笈多时期的宗教政策和宽容》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当时佛教兴隆的情况。页130、132、133等，B.G.Gokhale在《笈多时期的佛教》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月护王（376—414）时期的印度佛教状况，特别是佛教寺院中研究经、律、论的情形。

除了以上四本书以外，引用《法显传》的书籍还多得很，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了。

我在上面先介绍了晋宋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情况，然后介绍了法显的生平和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总起来可以这样说，法显活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之一。他留下的佛典译文，特别是他的《法显传》，到现在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活力，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他对促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传统友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法显传·跋》中有几句话：“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法显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他，印度人民也不会忘掉他。

第二十三章 数学

秦汉时期《九章算术》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又有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数学书不下数十种，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就有二十余种。其中如赵爽《周髀算经注》，刘徽《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数术记遗》等，都是重要的数学典籍，后被收入有名的“算经十书”而一直流传至今。南北朝时祖冲之所著《缀术》，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数学专著，可惜已经失传。这些数学著作记载了这一时期数学家在勾股算术、重差术、割圆术、圆周率、球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二次和三次方程解法、同余式和不定方程解法等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充实和发展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刘徽在魏陈留王景元四年（263）作《九章算术注》。他在注释中对于《九章算术》的大部分数学方法作出了相当严密的论证，对于一些概念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为中国古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所提出的许多新的思想、方法、原理和获得的新成果，对后世数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和深远的影响。祖冲之是刘徽以后又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圆周率值，是举世公认的重大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继两汉之后的又一个高潮。

第一节 勾股定理和重差术

勾股定理是中国古代几何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定理。在中国古代，勾股定理的一般形式a2+b2=c2（a、b、c表示直角三角形的三边），最早见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则进一步给出计算勾股数的一组公式：abcmnmnmn∶∶∶∶=-+12122222()()其中m∶n=（c+a）∶b，这是整数论的重要成果。但是，这两部书的共同缺欠是仅有公式而没有证明。据现有记载，首先对有关勾股问题给出证明的是三国时孙吴数学家赵爽。赵爽，字君卿，约生活于公元3世纪初，生平不详。曾为《周髀算经》撰序作注，对于书中阐述的盖天学说和四分历法作了较详尽的注释。赵爽《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六幅插图（原图已失传，现传本《周髀》中的图是后人所补）。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就，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形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例如利用弦图证明公式c2=2ab+（b-a）2，利用面积换算证明由勾弦差（c-a）与股弦差（c-b）求勾、股、弦的公式等。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更明确地提出“出入相补，各从其类”的出入相补原理。这个原理的内容是几何图形经分合移补所拼凑成的新图形，其面积（或体积）不变。刘徽根据出入相补原理证明了勾股定理，改进了勾股数的计算公式，并将其广泛应用于解决勾股容方、勾股容圆和立体体积等各种几何问题。这种简明直观具有独特风格的几何证明方法，与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勾股测量是勾股定理的一项重要实际应用。《九章算术》中的例题表明，勾股测量是解决一些简单测量问题的有效手段。这种测量方法起源很早，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了。在《周髀算经》和张衡《灵宪》中也都有所论述。《周髀算经》里记载的陈子测日法，通过两次测量结果进行推算，发展了勾股测量方法。这实质上就是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创立的重差术。把重差术用于测算太阳的高度和距离，当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但是，如果用于测量和推算远处目标的高度、深度、宽度和距离，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赵爽在《周髀算经注》的《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的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刘徽在《海岛算经》中通过九个实例，对于重差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提出根据三次和四次测量结果的推算公式，用以解决复杂的测量问题。重差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用于测量的数学方法。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期帛画地图，其精确程度就已令人叹服，后来又有所进步，这与测量数学有较高水平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 割圆术和圆周率

中国在两汉之前，一般采用的圆周率是“周三径一”，即π=3。这个数值与文化发达较早的其他国家所用的圆周率相同。但是，这个数值误差很大，后来的数学家不断努力去探求更精确的结果。据公元1世纪初制造的新莽嘉量斛（一种圆柱形标准量器）推算，其圆周率值应是。世纪初，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分别取用π3.15472=730232≈和π≈。三国时东吴王蕃取π＝≈3.1466=3.1622142451031556..其中最突出的是魏晋之际的杰出数学家刘徽。刘徽生活在魏晋时期，生平不详，曾作《九章算术注》九卷，另撰《重差》一卷附于《九章》之后，两者并为十卷。唐初以后《重差》另本单行，被称为《海岛算经》。此外，他还撰有《九章重差图》一卷，已失传。刘徽是中国传统数学理论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九章算术注》中创造了“割圆术”，为圆周率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算法。刘徽割圆术的基本思想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逼近圆周长和圆面积。逼近的最终结果，正如他所指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①，即极限情形是两者完全重合。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一直到求出圆内接正96边形边长和正192边形的面积得到π继续求出圆内接正边形的面积得到π,,,=15750=3.143072=39271250=3.1416。这两个结果是比较好的，现在还经常使用，其计算程序也比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类似方法简便得多。继刘徽之后，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祖冲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发明家，本编别有传。祖冲之著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安边论》、《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述异记》等，《隋书·经籍志》还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卷，但大部分已失传。他的数学专著《缀术》，唐代收入《十部算经》，立于学官，要学习四年，并曾传到朝鲜、日本，但也已失传。关于圆周率问题，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求出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并确定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七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所超过。至于他得到这两个数值的方法，一般认为是基于刘徽割圆术。祖冲之还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π≈，=2273.14密率π≈。这两个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中约率=3551133.1415929227早已为阿基米德和何承天所知，密率则是祖冲之首创。密率355113355113是如何得到的，有调日法术，连分数法，解同余式或不定方程，割圆术等多①《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种推测，迄今尚无定论。在欧洲，π是世纪由德国数学家奥=35511316托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分别得到的，并通称为“安托尼兹率”。但这已是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为了纪念祖冲之在科学上的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355113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祖冲之星”，莫斯科大学里刻有祖冲之的雕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第三节 球体积公式

球体积的计算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九章算术》中，球的体积公式相当于（是球的直径）。这是一个近似公式，误差很大。张衡曾V=916dd3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刘徽发现了《九章算术》少广章所说的球与其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π∶4的结论是错误的，并正确指出球与“牟合方盖”（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称为“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才是π∶4，把对于球体积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他没有能够解决牟合方盖体积的计算问题。二百年后，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祖暅，字景烁，曾任梁朝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也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著有《漏刻经》一卷，《天文录》三十卷等，均已失传。有的文献记载说《缀术》也是他所著，说他还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祖冲之父子推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从而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233dV=16d=3π，彻底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由于当时用圆周率π，227因此他们的球体积公式为。祖氏父子在推导牟合方盖体积公式的V=11213d过程中，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的面积相等，则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的原理。现在一般把这个原理称为“祖暅原理”。在西方，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重新提出这个原理，即被称为“卡瓦列里公理”，这个原理成为后来创立微积分学的重要的一步。

第四节 同余式和不定方程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孙子算经》卷下的“物不知数问题”和《张丘建算经》卷下的“百鸡问题”，是世界著名的数学问题。《孙子算经》三卷，作者不详，约成书于公元400年前后，《张丘建算经》三卷，作者张丘建，清河（今河北清河）人，生平不详，约成书于公元466至485年之间。这两部著作都被收入唐代《十部算经》，立于学官，并流传至今。“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大意是：有物不知其数，三个一数余二，五个一数余三，七个一数余二，问该物总数共有多少？这个问题应该求解一次同余组：N=2（mod3）=3（mod5）=2（mod7），答案是N＝70×2+21×3+15×2-2×105=23。后来，孙子问题成为广泛流传的一种数学游戏，被称为“韩信点兵”等，并且还编有一首“孙子歌”：“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便得知”，这首歌诀暗示出问题的解法。但这不是同余式的一般解法。“孙子问题”与古代历法中推算上元积年有关，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创造“大衍求一术”，完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所得到的一次同余组解法公式，现被称为“孙子剩余定理”。

“百鸡问题”的大意是：公鸡1只，值钱5文；母鸡1只值钱3文；小鸡3只，值钱1文。今有100文钱买鸡100只，问可买公鸡、母鸡和小鸡各多少只？此题有三个未知数，仅能列出两个方程，属于不定方程问题。《张丘建算经》给出三组答案，并有一段说明文字。但是由于其中没有具体解法，因而引起种种猜测。对于中国古代如何解不定方程，至今众说纷坛，尚无定论，不定方程问题最早见于《九章算术》方程章的“五家共井”题，但术文简略，暗含限制条件，没有一般解法。北周甄鸾《数术记遗》也收录了百鸡问题，但数据与《张丘建算经》有所不同。该题应有两组答案，但他仅给出一组，并说明这类问题“不用算筹，宜以心计”，即采用试算的办法去解决。南宋杨辉《续古摘奇算法》引述了《辩古根源》（已失传）中的“百桔问题”，该题应有四组答案，书中仅列出一种，是不完全的。直到19世纪，清代数学家才把这种类型的问题和求一术（一次同余组问题）联系起来，获得了比较完善的解法。晚于《九章算术》时代的公元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对不定方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的“百禽问题”，与“张丘建算经”的“百鸡问题”非常类似，很有可能受到中国数学的影响。

第五节 解线性方程组和解二次、三次方程

《九章算术》方程章方程术，是关于线性方程组解法的重要成就。这种方法是用直除法消元，直到每行只剩下一个未知数，即可求得方程的解。但是这种方法比较繁琐，刘徽认为“举率以相减，不害余数之课”①，于是创立新术，采取相应各行系数互乘后再消元的方法。刘徽的互乘相消法已和现在所用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基本上一致。

在中国古代，把开各次方和解二次以上的方程，统称为“开方”。《九章算术》中已经给出了完整的开平方法和开立方法，而正系数二次和三次方程的解法，就是在开平方和开立方法的基础上自然引伸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解二次和三次方程又有了新的进展。如赵爽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其中＞，＞）的求根公式＝－。-x+ax=Aa0A0xa-a4A2212()《隋书·律历志》在叙述祖冲之圆周率后，又说“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②，据考证，这可能是指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法，即解一般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也就是容许方程中有负数项。在当时，解决这类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①《九章算术》方程章，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第89—90页，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第六节 实用算术和其他成就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中，还讲述了一些切合当时民生日用并且解题方法浅近易晓的实用算术知识。如《孙子算经》系统记载了算筹记数制度，筹算乘除法则和度量衡的单位名称及进制。甄鸾字叔遵，无极（今河北无极）人，曾任北周司隶大夫，汉中郡守。信佛教，尝撰《笑道论》。通天文历法，撰《天和历》，于天和元年（566）颁行。所撰数学著作《五曹算经》，分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卷，是为地方行政官员编写的应用算术书；《五经算术》则是对儒家经籍及其古注中有关数字计算的解释；《数学记遗》题汉徐岳撰，可能是甄鸾伪托之作，其中记载了十进、万进和数穷则变的大数进位法。《数术记遗》还列举了积算、太乙、两仪、三才、五行、八卦、九宫、运筹、了知、成数、把头、龟算、珠算、计数，共14种记数方法和相应的记数工具，多不实用，但也反映了人们改革计算工具的尝试，其中的珠算虽和后世的珠算不同，但也可能对珠算术的产生起过某种启发作用。

这一时期除上述成就外，诸如刘徽的求弓形面积方法，阳马术的证明，开方不尽求微数的十进小数思想，以及张丘建的等差级数求和、求公差及项数公式，最小公倍数的概念和应用等等，都是很有创见的贡献。

第七节 刘徽的极限思想

刘徽为证明《九章算术》中的各种公式，提出了“析理以辞，解体用图”的要求，并创立了对许多问题行之有效的图验法和棋验法。但是有些问题并非仅仅用棋用图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具备相当清楚的极限思想。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已有了极限思想的萌芽，如名家就提出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但先秦诸子的这类思想大多带有思辨性质，而刘徽则把极限思想和极限概念运用于解决实际的数学问题，这是极为重要的。刘徽创立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逼近圆面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周长逼近圆周长，解决了推求圆周率精确值问题，是他应用极限思想的成功事例。他对阳马术（四棱锥体积公式）的证明也是很精彩的。这个问题虽然相当困难，但刘徽运用极限方法完满地证明了阳马（四棱锥）与鳖臑（三棱锥，亦即四面体）的体积之比为2∶1，从而由堑堵（楔形）体积公式推导出阳马体积的正确公式。他处理弧田术（弓形面积公式）的作法，开方不尽时求微数的思想，以及对两立体截面积与体积关系的认识，无不与极限和无穷小分割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数学内涵，并且是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现代数学方法的基础。刘徽在那样早的时代就产生了这些思想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确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和难能可贵的。

第二十四章 天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天文学非常活跃的时期，不仅产生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新发现，而且在恒星观测、历法计算和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从而为中国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研究

日月五星运动规律需要建立参考体系，制作浑象需要将星象缀刻在仪器上，因此天体运动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研制，要求加强恒星观测工作并提供一种含星较多的星官体系。先秦典籍和甲骨卜辞中已记载有不少星官名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图案，说明在公元前433年以前已经形成了北斗二十八宿这一星官体系。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综合以前各星占学派使用的星官，建立起一个有五宫二十八宿共计558颗星的星官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星官与西方天文学中的星座大同而小异。星座是指许多恒星组成的视觉图案，星官则有两个以上恒星组成的组合，也有单个的恒星，所以星官一般比星座小。在此以后，史籍中还有一些关于天文图籍和星官的零星记载，但总的说来，汉代以前对全天恒星系统的认识仅限于二十八宿及其外的某些星组。此外，社会上使用星官最多的是天文星占家。但长时间形成的不同星占学派，由于对星空的认识和占卜方法的不同，因而各自有常用的星官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大家，于是也就有甘、石、巫咸三派星官体系。《史记·天官书》不区分三家星，在实用中不完全适合不同流派星占家的需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社会需要和在前人成就基础上，对全天星名、星数进行一次总结，建立一种既能区分三家星又是统一体的新星官体系，已是必要的和条件成熟的工作。这项工作由三朝太史令陈卓完成了。陈卓大约生活在3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初，年轻时任孙吴太史令，曾作《浑天论》，其观点与王蕃大致相同。晋灭吴后，他由吴都建邺（今南京）到洛阳，任晋太史令，后因年迈离职。316年西晋亡，陈卓重返江东，次年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复为太史令。据《晋书·天文志》载，“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陈卓把当时主要的三家星汇集在一起，并同存异，编成283官、1464颗星的星表，并绘制出总括三家星官的全天星图，还写了占赞文字。陈卓的成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他所总结的全天星官名数一直是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依据，在我国历史上沿用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见到的星图和星表，如著名的敦煌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常熟石刻天文图等，其所收星官数都未超过陈卓星图，直到明末西方星图和星表知识传入后才有所突破。另据记载，刘宋元嘉年间太史令钱乐之两次铸造浑象，将全天恒星标在浑象上，他所用的就是陈卓所定283官1464星，并用朱、白、黑和黄、白、黑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三家星。陈卓也是一位大星占家，不仅为星图加注占赞词语，而且撰有《天官星占》10卷、《万氏星经》7卷等星占著作。陈卓的星表、星图和著作均已失传，但仍有不少材料为他人所引用，如《开元占经》中收有许多陈卓占语，在敦煌写本中还发现一首反映他的星官体系的《玄象诗》。写有《玄象诗》的敦煌卷子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2512和P3589号，P2512抄于唐武德四年（621），P3589卷末有“太史令陈卓撰”，可知此诗系陈卓所写。这首诗分别按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段吟诵三家星，最后一段专写紫微垣。《玄象诗》是研究魏晋时期星官体系的重要资料。唐代学者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也介绍了陈卓所总结的星官体系。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

据今所知，三国时期，蜀、魏都没有制作天文仪器的记录，而孙吴则在制作仪象方面很有成就，如王蕃依据张衡旧制制成一台小型浑象，葛衡也制造一台浑象，其特点为“使地居于中，以机动之，天转而地止，以上应晷度”①。天文学家陆绩还制造了一台卵形浑象。

西晋末年，中原匈奴族政权前赵制成测量用浑仪。此仪由史官丞南阳孔挺设计制作，成于刘曜光初六年（323）。这台仪器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在此以前使用过的浑仪，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孔挺浑仪则是第一台留下详细资料的仪器，通过它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浑仪的基本结构。据《隋书·天文志》所载，孔挺浑仪系铜制、由内外两重组成，外重由三个相交的大圆环构成浑仪的骨架，并由四柱支撑着外重骨架；内重是用轴固定在骨架上的可转动的双环，双环直径八尺，双环之间夹置一具可以俯仰的望筒①，也长八尺。由于年重的转动轴一为天北极，另一为天南极，所以这架仪器可以方便地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在孔挺以前时间最近的同类仪器当属东汉永元十五年（103）左中郎将贾逵的黄道铜议，由于该仪加有黄道，所以必为三重结构，比较繁杂，且不易使用②。孔挺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将自己的仪器改为两重结构，去掉了黄道环。

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宋高祖刘裕于咸阳之战后，得到孔挺所制浑仪，并在称帝后，将其运至首都建康（今南京）。刘宋元嘉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颇好历数的宋太祖刘义隆认为这台浑仪虽然很好，但在仪器上着不到日月五星和恒星星象③，是个缺欠，因而诏令太史令钱乐之制作新仪。钱乐之于元嘉十三年（436）铸成有别于浑仪的浑象。他的新浑象继承和发展了东吴的浑象制作技术，特别是受到葛衡仪器的影响，其结构与张衡的仪器有所不同。新浑象将地平置于球内，地平面将大圆球一分为二，半覆地上，半没地下。在球上缀以星象，在黄道上布以日月五星①，以水力推动，昏明中星与天相应。为了与地平放在球外的浑象区别，按宋代苏颂等人的称呼可称之为浑天象②。元嘉十七年（440），钱乐之又制成一台小型的浑天象，直径只有二尺二寸，便于搬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浑天象与浑象功能相同，本质上是一回事，但由于结构变化，工艺要求更高一些。球内地平表示人居住的大地，如果要在球外能看到球内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装饰，这就要求球必须有相当的透明度。其具体制作方法，现在已难于查考，可能在铸好的骨架上蒙上细铜丝编成的铜网，做成透明网球；也可能蒙上纺成的细纱，再缀以星体。总之制作难度较大，这也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提高。

浑天象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天包着地，所以它比浑象更形象①见《隋书·天文志》。

①《隋书·天文志》：“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得南北低仰。..其仪至梁尚存，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是也。”②《后汉书·律历志》：“黄道与度数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③《宋书·天文志》：“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①《宋书·天文志》：“诏乐之更铸浑仪..地在天内..规二十八宿..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以水转仪。”

②见苏颂《进仪象状》。

地演示出浑天说的精髓，更符合浑天说者的原话。据《隋书·天文志》载，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论浑天象体就说过“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何承天观察了仪器演示后对天体浑圆，有了新的领悟，但他仍相信盖天说的观点，把地说成中间高四周低的弧面。浑天象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演示仪器，它也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的有力工具。根据实际观测得到的七曜相对于周围恒星的位置，可以较准确地将其分别安置在黄道的不同部位，然后通过不断观测，可以了解它们相对于恒星的运动规律，从而测算出行星的会合周期。钱乐之的仪器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据《宋书·天文志》说，那台小浑天象“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而大浑天象，则用朱、白、黑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甘、石、巫咸三家星。显然，他将陈卓的星官体系固化到了仪器上，尽管后来陈卓的图录失佚，但钱乐之的仪器却历经宋、齐、梁、陈、隋五个朝代，为陈卓星官体系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宋以后梁代也制作过浑象，《隋书·天文志》载“梁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这是一台大型浑象。在大木球外匡以地平圆环，所以它与钱乐之的浑天象地平在内结构不同。这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天文知识的进步。

在南朝热衷于制造各种浑象的时候，与南朝对峙的北魏却对制造浑仪极为热心。北魏天兴初年（398）太祖拓跋珪命太史令晁崇制作浑仪。仪器完成后晁崇升迁为中书侍郎令，可惜后来又为拓跋珪所杀害。永兴四年（412）明元帝拓跋嗣又诏造太史候部铁仪，由鲜卑族天文学家都匠斛兰铸成铁浑仪，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钦制浑仪。《隋书·天文志》说它分内外两重，“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永兴铁浑仪的基本结构与前赵孔挺浑仪大致相同，但又有新创造。如在底座上铸有十字形水槽，以便注水校准水平，这是在仪器设备上利用水准器的开端。后魏铁制浑仪是一台质量很高的仪器，北魏灭亡后，历经北齐、后周、隋、唐几个朝代一直使用了二百多年，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天文学家瞿昙悉达还奉敕修葺此仪，可见其使用寿命之长。

除浑仪和浑象的研究和改进外，公元5世纪北魏道士李兰还发明了秤漏，在改革计时装置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秤漏的原理是用渴乌（虹吸管）将漏壶中的水引入权器，然后称量水的重量以确定时间，“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①。秤漏简易、灵敏，可测量很短的时间间隔，并且可随时开始和结束，测量任意的时间区间，因此在隋唐时曾风行一时。

①见《初学记》。

第三节 岁差的发现

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冬至点。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历法家们就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②，意思是冬至点离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一度（古1°相当于今0.986°）。公元前104年制定太初历时，认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三统历》认为经过一元后，日月五星“进退于牵牛前四度五分”。这说明汉代的实测证明冬至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对于这一观察事实，思想保守的刘歆并没有在计算中使用，三统历中日月起算点仍采用牵牛初度。东汉贾逵测出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而是在斗二十一度③，明确肯定了冬至点的改变。但他只是想到冬至点位置应予改正，而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东晋天文学家虞喜（281—356），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毕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虞喜是一位相信天体运动遵从某种规律的天文学家。他注意到冬至点的改变，并且想到仅仅改正冬至点的位置，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中国上古时代，天文学家利用夜半、黄昏或拂晓时处于正南方的恒星来推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就是历史上的昏旦中星方法。虞喜考察了历史上的观测记录并发现，唐尧时冬至日黄昏是昴星在正南方①，而他那个时代（约公元330年），却移到了壁宿。两宿之间相距很远，不可能用观测误差来解释，因此，他领悟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应该“每岁渐差”。所以他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概念。由此他估算从尧到东晋已历2700多年，从昴到壁有53度，并得出结论，天周与岁终岁岁微差，每50年会差一度，名为岁差。岁差现象是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天文新发现之一，它使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和四季变化的周期——回归年（即太阳在黄道上从冬至点运行至下一个冬至点的时间间隔）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对于历法推算和恒星位置的测定都有重大的作用。

②例如战国时期使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定立春时刻太阳在营室五度。按古度太阳每日移动一度，立春前四十五日是冬至，可知立春太阳距冬至点45°，又根据阜阳出土式盘可知古度营室与牵牛宿度相差50°，可见太阳距牵牛初度为50°-5°=45°，即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

③《后汉书·律历志》：“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

①《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第四节 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这一历史时期又一最重要的天文发现。这一发现是公元6世纪天文观测家张子信作出的。张子信，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北魏、北齐时代，清河（今河北清河）人。据《隋书·天文志》记载，他“学艺博通，尤精术数，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在海岛上坚持了三十多年的观测，“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从而发现“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即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现象。张子信使用的仪器是浑象还是浑仪，史无明确记载。根据当时北方长于造浑仪，南方长于造浑象的情况判断，使用测量用浑仪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拥有实用的仪器，并进行了长期的观测，他的研究课题、手段和成果都处在当时一流的水平上。汉代天文学家发现月行有迟疾，刘洪还把关于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乾象历》。由于月亮移动快，又有背景恒星作参照，相对来说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而太阳一天只移动大约一度，又无恒星直接参照，观测远为困难，所以张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难度要大得多。月行迟疾的发现导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导致定气法的提出，这对历法改革，特别是对日月合朔的计算和日月交食的预报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张子信还发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和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他的三大发现在历法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并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刘孝孙历、皇极历、大业历等历法中去。

第五节 历法的进步

三国时蜀汉一直沿用后汉《四分历》，吴用《乾象历》，曹魏于景初元年（237）颁用《景初历》。晋改《景初历》为《泰始历》继续使用，后秦使用姜岌《三纪历》，北凉用赵■《元始历》。南朝刘宋于元嘉二十二年（445）颁用何承天《元嘉历》，南齐《建元历》实为《元嘉历》。梁天监九年（510）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陈继续使用到南朝亡。北魏自颁的历法有李业兴为主编制的《正光历》，东魏时用过李业兴新编《兴和历》，北齐颁用《天保历》，北周颁用过《天和历》和《大象历》。

在以上提到的历法中，刘洪的《乾象历》以引进月行迟疾为其创新，在计算日月交食时，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位置代替平均位置；杨伟的《景初历》也论述了月离运动不均匀，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赵■的《元始历》改变了一直使用的十九年七闰法，提出章岁600年设置221个闰月的新闰周，但其中最好的历法当数《元嘉历》和《大明历》。

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任刘宋衡阳内史、著作左郎、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少时曾随舅父徐广学习天文历算。徐广坚持对日月五星的观测长达40年，他去世后，何承天又坚持观测40年，积前后80年的实测资料而编《元嘉历》，可见该历有较好的观测基础。《元嘉历》的改革和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日月食确定日度，这个方法是后秦姜岌发明的，何承天加以应用和推广，成为后世历法普遍采用的方法；根据实测中星和历史资料，推得岁差每百年差一度，改进了虞喜的岁差值，元嘉历采用回归年长度为365.2467日，优于汉代以来颁用过的各种历法；特别是何承天创用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实际位置相符，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记载，何承天还创立了调日法的算法，在数学史上和历法计算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是第一部将岁差引入历法的创新历法，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祖冲之经实测定出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十五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二度，因而定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他也认为十九年七闰不够精密，应该采用新闰周。他提出的新闰周是391年144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为27.21223日，与今测值27.21222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点月为27.554688日，与今测值27.554550日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大明历定回归年长为365.2428日，与今测值只差万之六日，朔望月长为29.53059日。《大明历》采用的其他一些数据也都是当时最好的数据。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献上《大明历》，但因遭到宠臣戴法兴的反对而未能颁行。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梁天监三年（504）和天监八年、九年三次上书，要求采用《大明历》。经实测检验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所以有“天周岁终”的说法。虞喜发现冬至点每岁都西移一小段距离，则太阳在黄道上经过一年到达下一个冬至点，需要再运行一小段距离才能回到原出发点，于是一周天就不等于一岁了。

第六节 宇宙论

有关天地结构的讨论

在南北朝时代也是相当活跃的。汉代之前基本上有三家，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南北朝时期又提出三种看法：“昕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前二种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论”。它的作者就是发现岁差的虞喜。“安天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宣夜说提出的观点难以接受，产生了一些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

东晋张湛为之作注的《列子·天瑞》篇载，有一位杞国人听到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就害怕天会掉下来，而地也会崩坏，于是，终日寝食不安，身无所寄。懂事的人解释说，日月星辰是积气所致，不会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地是积块而成，到处都塞满了，人们仅仅在地上行走，怎么也踩不坏的。这则故事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地的一种看法。虞喜的“安天论”发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思想，认为天高没有边际，地深无法勘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止的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天圆地方的说法是不对的。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就象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止一样（见《晋书·天文志》）。除了上述看法，还有一派可称作“浑盖合一”派。北齐的信都芳和南朝梁代的崔灵恩都属这一派，他们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仰观，一个俯观，观测角度不同而已。浑天说和盖天说是人们对天地结构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的认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各种学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以取得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认识。但是，采取掩饰矛盾的作法甚至迁就错误的观点，将两种对立的看法。勉强地合而为一，则是不正确的。

第二十五章 物理学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物理学中，虽然总的说来没有取得如先秦和秦汉时期那样多的丰硕成果，但在力学、声学、光学、电和磁学等知识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新的进展。

第一节 力学知识

力系的平衡

三国时期，人们已研究了系统的力的平衡问题。魏明帝（226—230）时关于凌云台的修造和倾倒情况是很突出的例子。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木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①这一段话是说，在建造凌云台之前，预先做出精密的设计，建台时又“先称平众木轻重”，这样建成的楼台，便“无锱铢相负”，因而尽管高台常随风摇动，但仍保持了力系的平衡而不致倾倒。后来魏明帝令用大材扶持，反而使楼台颓坏。当时的人就议论说，此台之所以颓坏，是由于“轻重力偏”所引起的后果。这一事例反映了我国当时建筑师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较高的力系平衡的知识。

辘轳的新用途除了用辘轳打水或提举重物外，魏时还以辘轳举人。《世说新语》载：“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子孙无复学书。”梁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又引卫桓《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凌霄观，误先订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①《世说新语》说韦诞是“登梯题之”，而《四体书势》则谓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看来后者或较可信。因匾额高于地面达二十五丈，安梯登梯都相当困难。

水浮力的巧妙利用在先秦、秦汉造舟技术以及浮囊渡江等知识的基础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舟量物”的好办法。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三国志·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用可分解称量的重物（如一堆石头）代替不可分解的巨象，在船的吃水线（水痕）相同的情况下，算出巨象的重量，这确是巧妙的办法。近人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系佛教故事流传中国后比附而成的①，季羡林亦持此说①，这或许有可能。中印文化交流甚早，公元前242①《隋书·律历志》。

①刘义庆：《新语世说》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161页。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人曾携带梵本经籍到过咸阳。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②。但是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前279年在位，此时佛教故事或未传入中国，那么浮舟量豕之事可说是中国之发明。然而《符子》原书已佚，且系汉晋时人追叙春秋遗事，难以为据。不过，以舟量物之事不论是否由印度传入（抑或由中国传至印度），从《三国志》所载，可知我国魏晋时期已经拥有利用水浮力称量重物的知识了。

除以舟量物外，水浮力还广泛利用于农事选种上。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洮（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③又说：“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①水浮法选种虽初见于《齐民要术》，但其渊源应当更早。

对大气压力和浮力的进一步认识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关尹子》载：“瓶有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不升则不降；井虽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则不升。”②这是一个关于大气压力的实验。所谓不升不降或不降不升之说，即是人们从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知识。当瓶倒覆之时，二孔之中，只有其一孔进入空气，另一孔才可出水；若闭其一孔，即不让空气进入瓶内（不升），则另一孔的孔面就会被空气所阻，水也不会流出（不降）。井筒汲水，气从筒外降至井之水面，则水可从筒汲上；若气不降（例如井盖严密封闭，空气无由出入），则井水亦不被汲上（不升）。当时人们虽没有明确的“大气压力”的概念，但业已知道空气具有阻遏水的流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浮托水孔中的水的能力。魏晋时期人们还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制成飞行器具。葛洪（284—363）

在《抱朴子》中说：“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故也。”③飞车是类似竹蜻蜓之类的玩具，状如现在的电风扇，其叶片从轴心按一定方向顺次斜插，可借助空气的浮力升空。其中所谓“剑”，即是通过牛革绳以旋动轴心的拉弓。近人王振铎对此飞车作了精审的考证和复原①。《抱朴子》的作者指出，太清之中，罡气能托起人（胜人），并说鸢飞高空，虽不复扇翅，仍可渐乘此罡气而自进，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空气浮力有较深的理解。晋人郭璞（276—324）注《山海经》时，也谈到“飞车”。《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条下郭璞注：“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②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2页。③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①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收种第二》。

②同上卷二《水稻第十一》。

③《关尹子》卷下，《九药篇》。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卷第十五。

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谴之。”②类似的文字也见于晋张华（232—300）《博物志》中③。

②王振铎：《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科技史料》第6卷第1期（1985年）。③《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

第二节 声学知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声学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和对音律的研究两个方面。

律管气柱振动问题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是由乐器的以管定音引起的。汉代京房发现律管的音高与管长不协，提出“竹声不可以度调”，因而创设以弦定音的弦准“均钟”。但弦线对湿度要求较高，季节变化对“准”的影响较大。晋代荀勖（？—289）另辟蹊径，研究律管的音高和管长关系，解决了以管定音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就是律管的气柱振动问题。一支开口的律管，管内的气柱振动要越出管端，即气柱的长度要比律管稍长。长出部分的数值正好等于律管长度与另一较高四律的律管长度之差，这个差数即是所谓“管口校正数”④。荀勖是通过对音高的辨别，得出这个校正数的。《晋书·律历志》载：“荀勖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肆弹击，必合律吕。”也就是说，荀勖利用这一管口校正数制出十二支笛管，以应十二律。笛管上所开各孔，合于音阶各音。以黄钟笛为例：荀勖当时黄钟的长度为9寸，折合今尺为20.7798厘米，而较高四律的姑洗长度为7寸1分1厘强，合今尺为16.4186厘米，相差4.3612厘米，这就是黄钟笛上的管口校正数，亦等于黄钟笛的气柱长度同该笛宫音孔位至吹口距离的差数。荀勖以此差数（即管口校正数），用三分损益法精确地定出了黄钟笛上宫商徵羽各孔位置，制成了音高准确的管乐器。这种对管内空气振动的研究和对律管发音规律的探讨以及管口校正数的得出，是中国古代律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音律研究的新成果汉京房为求旋宫转调，在十二律的基础上，用三分损益法定出六十律，这种作法虽然繁琐且并未解决旋相回宫的问题，但其积极探求真理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律制的研究。南北朝时刘宋太史钱乐之对京房六十律加以引伸，在宋元嘉年间推出三百六十律，以附会周年360日。这类引伸没有多大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同时代人何承天（370—447）则摈弃京、钱之法，只在十二律内进行各律长度的调整，使得最后一律能回到出发律上。以黄钟律为例，黄钟律长9寸，生律第11次得仲吕长6.66寸，再生律一次，即用三分损益法求得律长4.44寸。移低八度，得倍长8.88寸，比出发律（黄钟）短0.12寸。何承天将此差数0.12寸适当地分作12份，分别加在各律上，形成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初步使十二律周而复始，近似地达到了旋相回宫的目的。①共振现象的研究④张华：《博物志》卷二，《外国》。

①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130页。共振现象在声学中即是共鸣现象。这一现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就已被观察到了。《庄子》和《易传》中都曾有所记载。魏晋时期人们除了认识共振现象外，还掌握了消除共振的方法。刘宋刘敬叔（390—470）在《异苑》中有两条记载涉及共振现象：“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晋中朝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之。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①前一条记的是共鸣现象。张华认为，魏殿大钟是因蜀郡铜山崩毁而引起大鸣的。但蜀郡与魏都洛阳遥遥相距，其铜山崩能否引起洛钟大鸣，值得怀疑。然而张华作出这样的解释，说明他对共鸣现象早有观察并具有一定知识，因而当洛钟无故大鸣时能断定它是共鸣现象。后一条记的是共鸣消除法。张华不但具有共鸣的知识，而且还知道如何消除共鸣的办法。从现代科学观点看，共鸣是因振动体的固有频率同周期性作用的外力的频率相等或相接近而引起振动体振幅的剧增。张华叫人把铜澡盆（振动体）磨掉一些，是为了使其重量变轻，改变其固有频率，这样，铜澡盆就不会同洛钟发生共振，共鸣现象自然就消除了。

①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23页。

第三节 光学知识对视差和大气消光问题的认识

我国在战国秦汉之间就提出了对人眼所观察到的远处物体距离远近的判断问题，其中“小儿辨日”的故事尤为著名。《列子·汤问》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①日初出时远还是日中时远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光学问题，它涉及到视差和大气的消光等因素。这个问题从汉代就开始讨论了。东汉初年桓谭（前？—56）在《新论》中提到：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目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旁近”①。东汉王充（27—约79）则把日中时的距离看作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而把日出入时的距离看作是斜边，从而断定“日中近而日出入远”；至于日中近为什么反而看起来小则是由于亮度对视觉影响的结果（“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②。西晋束晳则认为日中与日出入同人的距离相等（“旁方与上方等”）。他先从生理上找原因，认为人们习惯于平视，对于同大的物体，仰视时总觉其小（“旁视则天体存在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又从亮度上分析人们视白小，视赤大（“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还从比衬的角度分析，认为有比较则觉其大，无所比较则觉其小（“且夫置器广庭，则函中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因此，他认为“物有惑心，形有乱目”，“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总之，束晳从生理、亮度、比衬三个方面解答了日出日中的视差问题③。后秦姜岌赞同日出日中与人距离相等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日出日入时所呈现的赤色是由于“地有游气”作用的结果（“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视日为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在这里，姜岌用“游气”已对日出入时的赤色作了科学的解释，实际上他所认识的是关于大气的吸收与消光问题④。

关于多面平面镜成象和凸透镜取火的认识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用多面平面镜进行成象实验。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者，照之时，前①刘敬叔：《异苑》卷二。

①《列子·汤问》。

②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

③王充：《论衡·说日》。

④王锦光等：《中国光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8—129页。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①用两个平面镜或用四个平面镜照人，可得到众多的人像，“所见来神甚多”即指此。这是葛洪的实验所得。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万毕术》载有削冰令圆以取火的方法。晋张华也提到此事，而且他更进一步提到用珠取火。他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说者，此未试。”②这是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用珠取火的记载，说明当时人已有以珠聚焦取火的知识。当然，这里所说的珠，应该是相当大的水晶球、琉璃球或玻璃球。关于以珠取火，在晋王嘉所撰的《拾遗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糜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③王嘉认为这是因“阳隧旱燥”起燃，但文中提到“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所以也有因珠聚焦起火的可能性。

①薛道远：《大气吸收、消光和蒙气差现象在我国的发现》，载《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77—78页。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③张华：《博物志》卷四《戏术》。

第四节 电磁学知识

我国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并创制了磁性指向器——司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观察研究仍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关于静电现象的进一步发现汉以前人们已知玳瑁、琥珀等物体经过摩擦可以吸取草芥等一类轻小物体。至三国时期，人们又发现发霉以后的腐芥不被吸引。《三国志·吴书》载：“虞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①从现代科学观点看，草芥要能被琥珀吸引，必须干燥，在带静电的琥珀作用下，草芥表面也形成带相反极性的静电层，因而能被琥珀所吸引。而腐芥则含有水份，本身已成为导体，自然不能被琥珀吸引。年仅十二的虞翻，闻知琥珀不取腐芥，说明时人已经有此经验知识。

南北朝时期，人们还通过能否拾芥的试验来判断琥珀的真伪。刘宋雷教在《雷公炮炙论》中写道，“琥珀如血色，熟于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②可见此时对于琥珀拾芥现象的认识已相当普遍了。

关于尖端放电及导电现象的记载汉时已发现“矛端生火”的尖端放电现象。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亦载，“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①此处的“戟锋皆有火光”等语，亦应是一种尖端放电现象。

雷击是自古常见的现象。南北朝时期人们对雷击现象有了新的发现。《南齐书》载：“永明八年（490）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而窗户不异也。”②保林寺塔顶由金属为之，佛面也由金粉涂刷，这些都成为导体，当雷暴之时，高能量的雷电使塔顶及佛面形成瞬时电流，从而导致熔化，而木质窗户则不受影响。

静磁现象的进一步认识和利用上文提到虞翻已知“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此处的“曲针”

当是与钢（铁）针相对的由较软金属（如金、银、铜等）制成的容易弯曲的针。三国魏曹植（192—232）在他的一首诗《矫志》中说：“磁石引铁，于金不连。”此处的“金”是与铁相对提的，可见也是指铁以外的金属。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用磁石对铁及其他金属做过实验，从而知道磁石只能引铁，其①王嘉：《拾遗记》卷八《蜀》。

②《三国志·吴书第十二》卷五十七，注[1]。

①雷教：《雷公炮炙论·琥珀》，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②干宝：《搜神记》卷七。

他金属都不能被吸引。

雷敩还用磁石吸铁的特性来判别磁石的优劣。《雷公炮炙论》云：“夫欲验者，一斤磁石，四面只吸铁一斤者，此名延年沙；四面只吸得铁八两者，名曰续未石；四面只吸得五两已来者，号曰磁石。”③从雷敩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他对磁石的吸铁性是做过多次实验的。

磁石吸铁的特性还被应用于医疗上。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治小儿误吞针：用磁石如枣核大，磨令光，钻作窍，丝穿，令含，针自出。”①这种治疗小儿误吞针的方法后世多有采用。

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的解释对于习见的静电、静磁现象，我国古人曾试图加以解释。晋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说：“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②郭璞认为磁石和铁、琥珀和芥的这种物物相投的现象是很奇妙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两种物体均有“气”的“潜通”的缘故。他认为这种气的潜感是物体的本性，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数亦冥会”）。事实上，郭璞的这种观点是对先秦元气学说的发展和具体运用，这是很可贵的。此种“气”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学术的发展。

③《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

①《雷公炮炙论·磁石》，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②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六。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既继承了秦汉的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如裴秀的制图理论，葛洪的“沧海桑田”地壳变动思想，利用信风航海的最早文献《法显传》，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杰出的地理著作《水经注》等。这些新的地理学成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显著特点。

第一节 地志和地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主要指史书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等。

这是继承《汉书·地理志》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却有所倒退。例如，《晋书·地理志》，它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内容比《汉书·地理志》少，只有户数，无人口数。除地名较丰富外，其他地理内容都很贫乏。《宋书·州郡志》虽然有户数和人口数，但记载简略，地理内容贫乏。新的内容是增加了侨州郡县的记载。《南齐书·州郡志》比《宋书·州郡志》更简单，仅有地名沿革，其余一概不录。《魏书·地形志》比上述三种书有进步，除了有户数、人口数外，还记载了地貌类型、墓、冢、陵、碑的资料，所记地名数目也超过了《汉书·地理志》。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对《汉书·地理志》的传统继承得不好，把应该继承的东西丢掉了或是淡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地志，其价值都不如《汉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虽然都不如《汉志》，但地记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个重要地区都有“风俗记”或“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此外，记山水还有“水道记”、”山水记”。如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顾启期的《娄地志》、韦昭的《三吴郡国志》、顾夷的《吴郡记》、郭璞的《临安志》、朱育的《会稽土地记》、周处的《风土记》等。这个时期由于地记的数量很多，且卷数少，不便于保存和流传，因此，南齐陆澄（425—494）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记著作，按地区编成《地理书》149卷，目录1卷。梁人任昉（460—508）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八十四家著作，编成《地记》252卷。可惜这些著作都失传了。直到清代，才有人作辑佚工作。如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使久佚的地记著作略见端倪。

第二节 常璩与《华阳国志》

常璩（生卒年不详）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出生于世家大族。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常璩劝李势降桓温，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今南京市）。常璩的著作有《华阳国志》、《汉之书》（后改名为《蜀李书》）。今存《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成书于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间。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全书12卷，约十一万字。卷1—4，讲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情况，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其他各卷讲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和列传。《华阳国志》开创了地方志综合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地理、科技等各项史实的先例，资料非常丰富。比如关于使用天然气煮盐和凿井采盐的记载很具体，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文献。关于李冰开发蜀地经济所作的贡献，也以此书记载最详细。此外，还有温泉、盐池、矿冶、纺织等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的记载。

第三节 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取得了四项比较大的成就：第一，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提出了“东海三变为桑田”的地壳变动思想，后来演变出“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它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海陆变迁思想，在地质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二，梁代出现了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原书已佚，现在只能从后人的引文中看到部分内容。主要观点是把地表植物与地下矿藏联系起来，开创了地植物找矿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如“山有葱，下有银”，“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等。它的理论是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肇端。

第三，梁代陶弘景（452—536）对某些矿物的鉴别方法很科学，如硝石和朴消，他用观察燃烧时冒不冒紫青烟来区别。硝石即KNO3，染火焰成呈紫色，所以陶弘景说：“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①。朴消即芒硝（Na2SO4·10H2O），火烧无紫色。

第四，矿物知识。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是讲炼丹的，其中说到炼丹矿物原料有汞、硫、铅丹、雄黄、雌黄、丹砂、石胆（硫酸铜），消石（硝酸钾）、赤石脂（赤铁矿）、矾石（白明矾）、寒羽涅等，对多数矿物原料进行了解释，说明它们的特点、产地、性能和功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矿物43种，大部分矿物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如雌黄、云母、硫黄、钟乳、白垩、石灰、水银、消石、芒硝、滑石、紫石英、白石英、慈石、石膏、理石、方解石等。此外，书中记载的化石（琥珀）成因说也是比较早的。裴秀、郦道元、法显在地理学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中如裴秀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影响。本编对于他们都分别立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①郭璞：《山海经图赞·北山经》，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生物学有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多种依一定分类系统，记载动、植物名称（通名或异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动植物志。与此同时，对昆虫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节 分类学的发展

在前一卷的叙述中已经提到，《尔雅》中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尔雅》不仅著录了590种动物和植物，指出他们的名称和别名，而且还根据他们的形态特征分别纳入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中。《尔雅》成为后人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典籍。东汉对有个名叫窦攸的官员，由于能根据《尔雅》记载，识别各种动、植物，因而受到汉光武帝赐给万匹帛的奖赏。汉光武帝还号召群臣，要他们的子弟向窦攸学习《尔雅》。自汉代以后有许多学者研究《尔雅》所载之动、植物，其中以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最为重要。

郭璞（267—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在注释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尔雅》视为研究动、植物的入门书，在《尔雅注》的序中说：“若乃可以博物而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也。”郭璞遵循《尔雅》原有的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对所记载的动、植物，首先用他生活时代人们通行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鸤鸠、鴶鵴”。郭璞注则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指出，鸤鸠、鴶鵴，就是当时人们常见的布谷鸟，江东人也叫它“获谷”。郭璞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动、植物的正名和别名，而且还根据自己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知识，对许多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对于桑天牛，《尔雅·释虫》只是著录了它的古老名称，“蠰，啮桑”。而郭璞注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桑天牛的形态和生活习性。郭璞还为《尔雅》所载动、植物绘图，使用了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隋书》记载，他著有《尔雅图》十卷。但原图早已失传。现在大家能见到的《尔雅音图》是清嘉庆六年（108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的《尔雅图》。郭璞的研究和注释，使《尔雅》中所包含的动、植物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更为鲜明。《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参考书。

比郭璞早些时候的三国吴人陆玑，字无恪，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所提到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注释和描述的专著。原著已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陆玑显然也是按照草、木、虫、鱼、鸟、兽进行动植物分类的。这部著作今有罗振玉辑本，分上、下两卷，共载动、植物154种，其中草类54种，木类36种，鸟类23种，兽类12种，虫鱼类29种（各家统计数字略有不同）。陆玑联系实际，对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态、产地和用途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他们的异名、今名。书中对芄兰是这样描述的：“芄兰，一名萝摩，幽州谓之雀瓢。蔓生，叶青绿色而厚，断之有白汁。鬻为茹，滑美。其子长数寸，如瓠子。”这样的描述抓住了蔓生的萝藦科植物的特点，使人很容易就和今天所称的植物萝藦（Meteplexisjaponica）对应起来。根据生态特点，陆玑将“鹭”和“鹈”都归为“水鸟”。他说：“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舂鉏。辽东乐浪吴扬人皆谓之白鹭。大小如鸱，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鹰尾，喙长三寸许，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甚好。将欲取鱼时则弭之。”这里对白鹭的形态特征和不同地区的称谓，都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首次对我国珍禽“鹤”作了形态和分类描述：“鹤，形状大如鹅，长三尺，脚青黑，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三尺余。多纯白，亦有苍色。苍色者，人谓之赤颊。常夜半鸣。..其鸣高亮，闻八九里，雌者声差下。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我国常用的鹤类有五六种，这里所描述的是我国最常见的白鹤即丹顶鹤（Gruschinensis）和赤颊鹤（Grusleucauchen）。对于莎鸡，陆玑指出：“沙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中飞而振羽，素索作声，幽州人谓之蒲错。”这些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和观察，是写不出来的。上述事例说明，《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对动、植物的分类描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陆玑所记载的动、植物的分布地区，已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发展，新发现的药用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加。陶弘景（452—536）编著《神农本草经集注》时，他所著录的药物已增至730种。陶弘景打破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方法。就所著录的药用动、植物而论，他基本上将动、植物纳入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五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再分上、中、下三品。很明显地已将三品分类放在很次要的地位。这一改进，对后来本草动、植物分类有很大影响。这部著作在动、植物形态鉴别描述方面也更为细致。例如说：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作桠，根甜少膏；赤术叶细无桠，根少苦多膏，区分得很清楚。

这个时期在分类学方面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随着我国南方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对南方动、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先后产生了二十多种“志”、“状”、“记”等形式的著作，著录并描述我国南方的动物和植物。早在东汉时就有杨孚《异物志》（又称《南裔异物志》）问世。原书已佚，从后人征引中还可以看到有关翠鸟、鸬鹚、孔雀、荔枝、龙眼、..等有关南方动、植物的描述。晋初沈莹所撰《临海异物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我国江南沿海地区草木禽兽、矿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其中记述了约六十种鱼，四十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二十多种鸟类和二十多种植物。《南方草木状》，旧题永兴元年（304）嵇含撰（关于该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至今尚无定论）。这是专述南方植物的专著，颇类当今之地方植物志。全书著录华南植物八十种，分草、木、果、竹四大类，系统完整，描述典雅。《南方草物状》是东晋徐衷所撰，原著已佚，从后人所征引的内容来看，至少记有植物五十种，鸟、兽、鱼、蚌、贝等动物十七仲。此外还有《广州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志”、“状”、“记”一类著作，所载之南方动、植物不少于235种，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中国动、植物种类的知识。

第二节 生态知识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学知识，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就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发展的影响及生物之间各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分布的影响。秦汉前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论述。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在《南方草木状》和《南方草物状》等著作中记述了各种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我国南北植物分布的分界线思想。如指出芜青不能生长于南岭以南，即使种植到南岭以南，也要发生变异。戴凯之《竹谱》记述竹类数十种，指出由于气候寒冷，所以黄河以北竹类很少，而南方竹类却非常茂盛。他所记述的各种竹类分布状况，大致上将淮河、秦岭作为竹类植物分布的北界。在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个别耐寒竹种才能良好生长。

温度对昆虫发育的影响，亦被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发现。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在开发利用动物资源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显著例子之一。在长期养蚕生产中，不断积累了关于蚕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众所周知，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一化性蚕一年只能孵化一次，二化性蚕，一年能孵化两次。即使当时温度很高，二蚕卵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孵化，这在昆虫学上称为“滞育”。在晋代人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用低温催青蚕卵，就可以中断滞育，使二蚕卵在当年就能继续孵化。据郑辑之《永嘉郡记》（公元4世纪）记载，当时浙江温州地方蚕农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所产的卵，放在低温环境中（如山间冷泉），“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经低温而孵化出来的蚕，其所产的卵，在当年就会继续孵化。当时蚕农利用低温影响家蚕发育的方法，实现利用二化性蚕，在一年内孵化多次，以便饲养多批蚕。关于昆虫寄生现象的发现，在中国传统生物学史上，也颇具重要意义。

《诗经》中有“螟岭有子，蜾蠃负之”的诗句。螟岭是鳞翅目昆虫，蜾蠃即细腰蜂。螟岭的幼虫被一种细腰蜂掳走，这本是一种自然界常见的现象。但在汉代以前，人们还不了解这种现象的自然本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认为，蜾蠃掳走已经死亡的幼虫，是为将它咒成为蜾蠃。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如许慎、陆玑等都相信这种说法。陶弘景最早揭开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秘密。他通过实际观察发现，细腰蜂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色黑、腰很细、含泥作窠，并产下如粟米大小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窠内，作为子代成长时的食物。他说，另外还有一种，是在芦竹内作窠，它捕取青虫作为子代食物。根据这些发现，他正确地指出，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成己子”的说法是错误的。陶弘景的发现，对后人进一步研究昆虫的生活是很有启发的。

在古代养蚕中，人们也发现了蚕蛆蝇的寄生现象。蚕蛆蝇在古代称为“蚃”，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尔雅·释虫》。郭璞在《尔雅》注中指出，“蚃”，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蛹虫”。蚃为什么叫“蛹虫”，我们从宋代陆佃《埤雅》记载中得到了解答。《埤雅》：“蚃，旧说蝇于蚕身上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蚃子，入土为蝇。”原来蚕蛆蝇是家蚕害虫，它在家蚕幼虫体上产卵，待蚕化蛹成茧时，蚕蛆蝇卵便孵化为蝇蛆，蝇蛆咬穿蚕茧，钻入土中，不久便化为蚕蛆蝇。因为人们主要是在蚕蛹身上发现蚕蛆蝇幼虫，所以就称它为蛹虫。蚕蛆蝇寄生现象的发现，为防治这种家蚕害虫提供了依据。

害虫天敌的发现，是对园艺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我国南方果农已经知道利用一种“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来防治柑桔害虫。南方柑桔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所谓“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即现今的黄猄蚁（Oecophyllasmaragdina），又称红树蚁，常于柑桔树上网丝筑巢，“其巢如薄絮”，能吞食柑桔害虫。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当时已有专门收集和贩卖黄猄蚁的商贩。他们以“席囊”或“布袋”贮蚁，售给果农，放养于果树上，以捕食害虫。这种利用捕食性昆虫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很先进的。

第三节 微生物知识

我国很早就对微生物的活动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到公元6世纪，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历代在利用微生物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书中有关制曲酿酒、作酱、制醋（酢）、作豉、制乳酪等论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在认识利用微生物发酵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制酒一般包括制曲和酿酒两个步骤，制曲就是在酿酒前先培养微生物菌种。《齐民要术》酒曲分为两大类，即笨曲和神曲，这相当于现在的大曲和小曲。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用神曲酿酒，“一斗杀米三石”，即用曲量只需原料总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酿酒，“一斗杀米六斗”，用曲量也仅占原料总量的七分之一。可见当时我国酿酒发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显提高。在制曲过程中，要掺入生料，这起到了接种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时，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都提出了相当周到的措施，并把“五色衣成”作为制成曲的标准，可见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在酿酒发酵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曲势”。所谓“曲势”就是现在所说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根据“曲势”来分批投料。

我国传统的酿醋法，通常是淀粉糖化、酒精发酵和醋酸形成三个过程在同一醪液中进行的。北魏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醋酸的形成与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关。《齐民要术》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称之为衣生。他说：“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动，挠搅之。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这里已将“衣生”和“衣沉”与醋酸的形成联系起来，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醋酸生成是与某种生命物质的作用有关。

第四节 戴凯之与《竹谱》

《竹谱》（公元5世纪中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植物专著。作者戴凯之，字庆预，南朝刘宋时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为南康（今江西赣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谱》，亦为韵语。

中国有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南部地区，不仅竹资源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我们祖先很早就已对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开发和利用。《诗经》、《禹贡》、《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竹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关竹类的记述也就更多了。沈莹《临海异物志》就记述竹六种，《南方草木状》亦描述了六种竹。戴凯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有关竹类的知识。《竹谱》全书以韵文为纲，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解释。书之开头，是对竹类植物特点的概括，指出竹体“既刚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里的一个大类。“竹”就是这一大类植物的总称。植物界中有竹，犹如动物界中，有“虫”、“鱼”、“鸟”、“兽”一样。《竹谱》指出，虽然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关于竹类的分布特点，《竹谱》说，竹“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竹类不耐严寒，因此，其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竹谱》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如《竹谱》是这样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纵横相承如掺车，一名笆竹”。根据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它和秆粗质厚，节上有刺，地下茎为合轴型的箣竹属植物对应起来。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所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种。所记竹种类之多，是空前的。

《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思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二十八章 医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则是内容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无论医学之基础理论，或是治疗经验，都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第一节 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

《内经》的整理研究

《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已历近千年之流传，除文字古奥难懂外，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已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急需予以整理训解。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曾任太医侍郎，对《内经》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该书虽然在南宋时已佚，但其内容由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医术高明，故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①。

《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晋代王叔和对仲景书颇为重视，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之辨证论治，后者专述一般杂病之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有人认为王氏可能是张仲景的学生，或曾见过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士妥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①。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孙奇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①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②但也有指责者，如明清学者主要批评王叔和于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以及在编次、序例中多有谬误等③。但对这些批评意见，有更多医学家为王叔和辩护，如清代徐灵胎强调：“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④可见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发展仲景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脉学和中医诊断术王叔和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切脉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门重要学科，也是中医学术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晋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说今山东济宁）人。性沉静，博通经史，医术精良，尤擅切脉，集《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之脉法，结合个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脉经》10卷。《脉经》之卓越贡献有：1.总结前人经验，确定24种脉象，使①《本草经集注》。

①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据《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①皇甫谧：《黄帝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重版。②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③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④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285—28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2.列举八项相类的脉象，可为切脉鉴别之依据；3.系统论述了脉学理论知识和切脉诊断的部位和方法；4.详论各种脉象之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之辨别；5.叙述了人体脏腑之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证之间的关系；6.对各种疾病之脉证、妇人脉证以及小儿脉证等均加以记述。《脉经》对中医诊断学之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但推动了中医学的进步，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元八九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0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鼎立的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而丰富发展起来的。《脉经》不但为阿拉伯医学所引进，而且早在6世纪已传至朝鲜、日本。公元17世纪后还被译成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⑤。在脉学诊断之外，此期还出现了病理解剖诊断技术，如《南史·顾恺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告诉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惨遭杀害，刚兴起的求实精神就这样被泯灭了。《庾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之预后吉凶。此举虽不符合卫生要求，然而我国诊断糖尿病以小便甜为依据即源于此，从而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针灸学之整理与提高晋人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此期针灸学发展承先启后的代表作。皇甫谧（215—282）字士妥，幼名静，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境）人。幼年家贫，务农为生，从坦席学儒。中年因病风痹，肢体活动受限，始钻研医学。为人沉静寡欲，好学博览，专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玄宴春秋》等。魏晋时，多次谢绝当局而不仕，一心致力于学术和医学研究。在针灸学发展上，他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有关内容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学名家的有关论述和经验，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12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氏在编撰过程中遵循“删浮词、除重复、论精要”的原则，使前世针灸学得到明显的提高。《针灸甲乙经》共128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使中国针灸之穴位总数达654处，其中单穴48处，其他则为双穴，分布于全身14个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之为经外奇穴。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经验及理论也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是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针灸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法文等译本在欧洲流传。因此，皇甫谧在医学界并不以文学、史学闻名，而以其针灸学上之卓越贡献为历代医学家所推崇而闻名于世。

⑤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第二节 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

丰富多采的医疗方剂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亦甚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录，此期医学家医药方书约有百种，其中在当代及后世有着明显影响者，如：陈延之撰《小品方》12卷，范东阳撰《范汪方》176卷，姚僧垣撰《集验方》10卷，徐叔响撰《杂疗方》22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佳作。这些医方著作一般多真实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较广泛地流传着。例如：《小品方》曾流传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曾被列入医学院校教材而广为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之综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这些医方书籍几乎全部散佚，但由于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窥其梗概。

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之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传授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政府也很强调医学籍贯，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所以“世医”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505—572），字士茂，世医出身，祖籍东莞（今山东莒县），迁居丹阳（今江苏镇江）。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之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曾任南齐政权的兰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后因战乱被俘至北魏，封西阳王。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对《雷公药对》及《药对》等书详加修订，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譬如他总结和发挥中医学之“七方十剂”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濇、燥、湿。由于他阐发了经典，总结了新经验，故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譬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结合陶弘景“诸病通用药”，从而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之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徐之才除发展了中医方剂学外，对妇产科学也研究有素，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很有见地。他还撰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等。徐氏历代以医传家，学贯南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

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后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10卷而流传于世。据龚氏序，刘涓子晋末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据其序，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疗伤，“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各种化脓性感染、疥癣，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140多个。所有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更有价值的是该书提倡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在此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俗称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外医药学交流公元519年，扶南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密、香附、诃黎勒、雌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此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状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公元541年，朝鲜请中国医生治病，公元552年，我国以《针经》赠送日本，又有吴人知聪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160卷赴日传播中医学。尽管中国尚不统一，战争不断，但医药之与国外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葛洪和陶弘景是这一时期的医学的大家，本编已分别为他们立传，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九章 妇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妇女的记录慢慢地多起来。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梁武帝女《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又著录有“《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妇人集抄》二卷”。这些都是妇女自己写的书。《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杂文》六十卷”，原注称：“为妇人作”。又著录“《女鉴》一卷，梁有《女训》十六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训》一卷，冯少胄撰。《贞顺志》一卷”。这些大概都是男性作者为妇女而写，可能主要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以上所著录的这些书，当是了解当时妇女情况的重要资料，可惜都失传了。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都有《列女传》，而其中可用的资料不多。现在，只能就各书所见零碎的材料，取其有突出成就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汇成本篇。

第一节 女诗人蔡琰①

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文学家蔡邕之女。她博学有才辩，妙通音律。

《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曰：“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蔡琰在音律方面的才能，在幼年已有所表现。

蔡琰初嫁江东卫仲道。仲道早死，琰回娘家居住。兴平年间（193—195），天下混乱，琰为胡骑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惜蔡邕无嗣，以重金将琰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董祀犯法当死，琰蓬首徒行，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旨甚酸哀，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满一堂，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你的情况我很同情，可是定罪的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便把文状追回。因问蔡琰，听说夫人原先藏书很多，不知还能记忆不。蔡琰回答说，原来先父留下的书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把能回忆的各篇亲自写出后与曹操藏书核对，没有错误和遗漏。

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诗二章。其中一章为五言《悲愤诗》。诗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己。有客自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夏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咤靡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首诗包括三段。第一段是说董卓的残暴和篡汉的野心。第二段是说她在胡地所感到生活的困难，听到中原有使者来迎接她回去时的喜悦以及她不忍离开子女的依恋心情。第三段是说她回到中原后所看到的依然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从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生活上的安定。全诗感情充沛，写出乱离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感人至深，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三国初期文学上的杰作。近人认为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并列。诗长五百四十字，也是前所未有的。

蔡琰所著还有另一《悲愤诗》，见《后汉书·列女传》，有《东征赋》，见《昭明文选》。相传《胡笳十八拍》①也是蔡琰所作，但有不同的见解。《胡笳十八拍》的内容及其艺术成就与《悲愤诗》相类似，但还不能据此论定十八拍为蔡琰所作。

①本节材料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第二节 刘兰芝抗婚①

刘兰芝，据说是建安年间庐江府吏焦仲卿的妻子。她聪明、美丽、能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受过较高的教养。十七岁出嫁到婆家，与丈夫恩爱，又致力于家庭纺织。她每天从鸡鸣开始织布，夜夜不得休息，只用三天就织出了五匹布。而婆婆却嫌织得太慢，百般加以挑剔。兰芝实在做不下去了。

焦仲卿了解了情况后，上堂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情。他说，儿子的骨相不好，幸亏娶了这个媳妇，可以长久相处。现在我们一起生活才二、三年，时间不算长，并没有什么斜歪之事，不知她如何不好？焦母说，你的心眼太小了。媳妇不懂礼节，举止随便，我久已不满，岂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们东邻有贤惠女子，长得也很漂亮，我可以替你求婚。你快把这媳妇打发了吧！仲卿长跪乞求说，若是休了她，我决不再娶。焦母听后大怒，说，你好大胆！竟敢替老婆说话。我已跟她没有情意可言，不会答应你了。

焦仲卿回到自己房中，看见妻子，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说，这是母亲强迫她离去，不是自己的意思。他请兰芝暂时回娘家暂住，等他把府里的公事办完，再去接兰芝回来，请兰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兰芝说：不要再找麻烦了。自从嫁到你家后，事事顺奉公婆，进退那敢自专，昼夜辛劳，孤孤单单，总觉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原想准备奉养老人到底。哪想到这样做还是被驱遣！又说：我有生光的绣腰襦，有垂香囊的红罗帐，还有箱帘六七十个，各物都有它的特点。人贱了，东西也算不了什么，留着送人吧！时时安慰自己，久久不要相忘！

天亮了，兰芝离开焦家的时间到了。她认真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上堂辞行，焦母毫无挽留之意。兰芝又与小姑告别，小姑泪落如珠。

焦仲卿骑着马送兰芝到了路口，下马对兰芝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兰芝说：我很感激你的诚意，希望你不久来接我。她把仲卿比作磐石，把自己比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只是兰芝担心自己的兄长性情暴躁，由不得自己。俩人依恋不舍地分手了。

到了娘家，兰芝进退两难。母亲见到她回来，感到意外，拍着手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教你学了许多本事，想你不会不守婆家的规法，你今天没有过错，怎么倒自己回来了？兰芝说，儿愧对母亲，但儿实在没有罪过。母亲听了大为悲痛。

兰芝回家不多日，便有媒人来说亲。媒人是为县令的第三郎说亲，据说这位年青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母亲要兰芝答应了这门亲事，兰芝噙泪说：府吏和我结誓永不别离，今日违约，恐不合适。母亲便回绝了媒人。

隔了几日，太守遣府丞来求亲，说是他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兰芝的母亲再次谢绝了媒人，她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兰芝的哥哥听说此事后，却颇不以为然。他对妹妹说：做事何不掂量掂量！你先嫁府吏，后嫁郎君，这是天地之别，够你享受了。有郎君不嫁，你还想去哪里？兰芝仰着头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在家事夫婿，中①见《乐府诗集》。

途回兄门，由你安排吧，我哪能自己决定。虽然我与府吏有约，但怕是日后却永无相聚之时了。这时，兰芝所处的境况已经是若不改嫁，就无家可归。她答复哥哥的话，只能说是她已作了采取最后步骤的思想准备。

结婚的日期很快定了下来。男方的聘礼十分丰厚，据说是“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兰芝对这一切视若不见，只是遵照母亲的嘱咐，含泪作嫁衣。

焦仲卿听说后，立即告假回家。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马儿嘶叫起来。兰芝听见了熟悉的马嘶声，慌忙出来相迎，远远地看见了焦仲卿。兰芝上前拍着马鞍对仲卿说，自从分别后，事情变化很大，如我所言，我的亲父母兄弟逼我嫁给他人，你没有什么指望了。焦仲卿故意挖苦兰芝说：贺你高迁！磐石可保持千年不变，而蒲苇只是一时的纫劲。你当荣华富贵，我却要独赴黄泉！兰芝说：你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都是被逼迫所为。你被逼离婚、而我也是被逼嫁人。黄泉下相见，不要违背今日的诺言！俩人约定后，各自回家。

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轿子把兰芝抬走了。兰芝好容易熬过了一天。夜深人静了，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提起衣裙，脱去丝鞋，投水自尽。焦仲卿知道后，也在树下自缢而死。人们痛惜他们二人的死，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后来有人为刘兰芝写了《孔雀东南飞》的长诗，流传后世。

今案刘兰芝不慕权势，不爱金钱、财物、玩好，也不追逐贞妇烈女的名声。她是为了维护夫妻恩爱的纯洁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她在中国妇女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反映了中国妇女中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 谢道韫的才辩②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谢道韫是在这个风气影响之下的一个才女。

她的父亲是晋安西将军谢奕，丈夫是江州刺史王凝之。她自幼聪识，有才辩。叔父谢安曾问《毛诗》中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青风，仲山甫永怀，以谓其心。”谢安说她有雅人深致。

一次，家人们聚在一起，天上下起雪来。谢安便问大家，这雪象什么？

有人回答说，象在空中撒盐。道韫说，不对，象柳絮迎风起。谢安听了很是高兴。

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让婢女告知献之说，欲为小郎解围。她施青绫步鄣自蔽，参与谈议，客不能屈。

晚年，道韫嫠居会稽。太守刘柳久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刘柳之名，也不推辞。她“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韫丰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刘柳大为叹服，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使人心服的人。

一千多年来，谢道韫和蔡文姬一直是流传很广的人物。

道韫著有诗赋诔讼，《隋书·经籍志》录有《谢道韫集》二卷。

②见《玉台新咏·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节 苏蕙巧织回文图诗

苏蕙，字若兰，苻秦时期始平（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晋书·列女传》有传，但所记过于简略。依《烈女传》所记和有关记载考证，苏蕙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善属文。窦滔因事徙流沙，苏蕙未相从而去。窦滔违背夫妻告别时的诺言，在外再娶。苏蕙非常伤感，织成回文诗，以赠滔。回文诗或称璇玑图诗，共八百余言，上下左右，婉转读之，皆成章句。原图五色相宣，用以区别三五七言诗句，后来变五色为黑色，诗句便不可读。约在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康万民增读其诗四千二百零六首。两家合计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存以为艺林之玩可矣。”《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苏蕙作为回文图诗的创始人，其运思之巧，也是可以肯定的。

第六卷 隋唐时期（上下册）

图版目次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正史《三国志》

第二节 正史以外的史料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遗址

第二节 魏晋十六国墓葬

第三节 北朝墓葬

第四节 六朝墓葬

第五节 高句丽城址和墓葬

第六节 瓷窑和瓷器

第七节 早期石窟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三国的鼎立

第一节 曹操稳占中原

第二节 三国局面的形成

第三节 取益州和争荆州

第四节 曹魏政局的发展

第五节 诸葛亮治蜀及其后的政局

第六节 孙吴对江南的开发

第二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

第一节 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第二节 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第三节 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

第四节 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

第五节 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

第六节 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

第七节 东晋的衰亡

第三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一节 北魏建国的历程

第二节 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

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第四节 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

第五节 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第四章 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

第一节 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

第二节 东、西魏的战争

第三节 梁朝的衰亡

第四节 北齐北周间国力的升降和突厥的兴起

第五节 隋代周，灭陈，统一南北

第五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门阀世族的形成

第二节 寺院经济的兴盛

第三节 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

第四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总形势

第一节 玄学和儒学

第二节 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

第三节 史学

第四节 文学

第五节 艺术

第六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发展的形势

第二节 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第三节 农作制的发展

第四节 农作物

第五节 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

第六节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第二章 手工业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工具

第八节 兵器

第九节 造纸

第十节 陶瓷

第十一节 石油天然气

第三章 门阀制度

第一节 门阀制度的萌芽

第二节 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第三节 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第四节 门阀制度的衰落

第五节 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章 户籍制度

第一节 户口数的历史记载

第二节 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

第三节 特殊民户的户籍：白籍

第四节 资簿

第五节 西凉建初十二年户籍残卷

第六节 计帐户籍制度

第七节 特殊民户多种

第八节 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第五章 赋役制度

第一节 三国赋役制度

第二节 西晋赋役制度

第三节 十六国赋役制度

第四节 东晋赋役制度

第五节 南朝赋役制度

第六节 北朝赋役制度

第六章 法制

第一节 法典

第二节 刑法

第三节 诉讼法

第四节 法律思想与律学的发展

第五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制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第七章 兵制

第一节 东汉末的集兵方式

第二节 世兵制度的形成

第三节 魏、吴世兵制的异同

第四节 蜀汉未实行世兵制

第五节 集兵制度的演变

第六节 世兵制度的衰落

第七节 江左的征兵和募兵

第八节 三国两晋南朝的少数族兵

第九节 北方少数族政权的集兵制度

第十节 府兵制度的形成

第十一节 骑兵战术

第十二节 克制骑兵的战术发展

第十三节 水战战术的发展

第十四节 兵器

丁编传记

第一章 袁绍、曹操

第一节 袁绍①

第二节 曹操

第二章 刘备、诸葛亮①

第一节 刘备的早年

第二节 诸葛亮出山，蜀汉的建立

第三节 刘备称帝后的蜀汉

第三章 孙权、周瑜、鲁肃、陆逊

第一节 孙权①

第二节 周瑜③

第三节 鲁肃①

第四节 陆逊①

第四章 司马懿、邓艾、钟会

第一节 司马懿①

第二节 邓艾、钟会

第五章 晋武帝、张华、羊祜、杜预

第一节 晋武帝①

第二节 张华①

第三节 羊祜

第四节 杜预①

第六章 曹植、阮籍、陆机、陆云

第一节 曹植

第二节 阮籍

第三节 陆机、陆云①

第七章 刘渊、石勒、祖逖、刘琨

第一节 刘渊①

第二节 石勒①

第三节 祖逖 刘琨①

第八章 晋元帝、王导、谢安

第一节 晋元帝①

第二节 王导①

第三节 谢安②

第九章 刁协、刘隗、郗鉴、温峤

第一节 刁协、刘隗①

第二节 郗鉴、温峤①

第十章 庾亮、陶侃、桓温

第一节 庾亮①

第二节 陶侃①

第三节 桓温

第十一章 桓玄、孙恩、卢循

第一节 桓玄①

第二节 孙恩、卢循①

第十二章 谯周、陈寿、裴秀

第一节 谯周①

第二节 陈寿①

第三节 裴秀①

第十三章 王羲之、顾恺之、陶潜

第一节 王羲之①

第二节 顾恺之①

第三节 陶潜①

第十四章 葛洪、陶弘景

第一节 葛洪

第二节 陶弘景

第十五章 祖冲之、范缜、郦道元

第一节 祖冲之

第二节 范缜①

第三节 郦道元

第十六章 慕容廆、苻坚、王猛、姚兴

第一节 慕容廆①

第二节 苻坚、王猛

第三节 姚兴②

第十七章 拓跋圭、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

第一节 拓跋圭

第二节 拓跋焘

第三节 北魏孝文帝

第四节 文明太后冯氏

第十八章 宋武帝、梁武帝、侯景

第一节 宋武帝①

第二节 梁武帝①

第三节 侯景

第十九章 高欢、宇文泰、北周武帝

第一节 高欢

第二节 宇文泰

第三节 北周武帝①

第二十章 范晔、裴松之、沈约、刘勰、钟嵘

第一节 范晔

第二节 裴松之

第三节 沈约

第四节 刘勰、钟嵘

第二十一章 崔浩、魏收

第一节 崔浩①

第二节 魏收

第二十二章 道安、慧远、法显

第一节 道安

第二节 慧远

第三节 法显

第二十三章 数学

第一节 勾股定理和重差术

第二节 割圆术和圆周率

第三节 球体积公式

第四节 同余式和不定方程

第五节 解线性方程组和解二次、三次方程

第六节 实用算术和其他成就

第七节 刘徽的极限思想

第二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研究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

第三节 岁差的发现

第四节 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第五节 历法的进步

第六节 宇宙论

第二十五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声学知识

第三节 光学知识对视差和大气消光问题的认识

第四节 电磁学知识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志和地记

第二节 常璩与《华阳国志》

第三节 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分类学的发展

第二节 生态知识的发展

第三节 微生物知识

第四节 戴凯之与《竹谱》

第二十八章 医学

第一节 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

第二节 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

第二十九章 妇女

第一节 女诗人蔡琰①

第二节 刘兰芝抗婚①

第三节 谢道韫的才辩②

第四节 苏蕙巧织回文图诗

题记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六卷，论述了隋开皇元年（581）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的历史。这是中国中古时代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后期的历史。

本卷上册由史念海同志主编，下册由陈光崇同志主编。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陆县人，生于191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1—5）、《中国的运河》、《中国疆域沿革史》（与人合作）、《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人合作）、《方志刍议》（与人合作）等著作。他撰写了本卷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

陈光崇同志，1918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历任湖南大学、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等校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辽宁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史学史论丛》、《史学研究辑存》、《资治通鉴选读》、《象山文丛》、《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部分）、《简明中国古代史》（主编并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撰写宋辽金元部分）。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三十七章。

本卷的撰稿人依其在卷中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齐东方同志，生于1955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73年毕业于吉林省舒兰师范学校美术专业。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三国至隋唐考古和中西交通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已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并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等。他与张静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张静同志，生于1957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肄业。她与齐东方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赵望秦同志，生于1953年，陕西省临潼县人。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发表有《唐方镇年表辨误》、《释韩十四》、《独孤及年谱》、《思陵集于支辨误》、《思陵集史料价值述略》、《陆贽年谱》、《唐文献有关陆贽事迹之考辨六则》等论文多篇，并与人合作出版《水经注选译》等多种著作。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十四章。

牛致功同志，生于1928年，河南省偃师县人。1956年毕业于陕西西安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后，先后在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唐史研究所教授。现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李渊建唐史略》、《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隋唐人物述评》（合著）等，并发表有关论文九十余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典志部分的第十二章。

马弛同志，生于1941年，河南省鲁山县人。196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著有《唐代蕃将》，与人合编藏族史料多种，并发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章第二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她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崔春华同志，生于1923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此后，在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和辽宁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辽宁省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古代史》（合著）、《简明中国古代史》（合著）、《夷俗记校注》等，发表论文多篇。他曾参加本书第一卷的撰写工作，并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十五章。

华觉明同志、张柏春同志，分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典志部分共同撰写了第四章的第一、三、五、六、七、九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二、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九章。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的第八、十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赵文润同志，生于1936年，辽宁省大连市人，满族。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影视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主编有《中国古代史新编》、《隋唐文化》等书，并发表有关隋唐经济的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五章。

谢元鲁同志，生于1949年，四川省成都市人。1978年考入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1979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地理专业，1982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年在厦门大学获隋唐史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著有《唐代中央政权史策研究》、《唐德宗顺宗传》等书，发表有关唐史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十章。

廖德清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第四卷主编之一，他偕子廖晓晴同志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他还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廖晓晴同志，1958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历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辽宁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编辑，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杜佑与通典》等论文多篇。阴法鲁同志，生于1915年，山东省肥城市人。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毕业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又考入设立于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研究生毕业。历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华中大学（武昌迁滇）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他与汪绍楹先后两次校点《隋书》，主编有《古文观止译注》、《中国古代文化史》（合作），并撰有《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孔子论音乐》、《古代诗歌中的“反唱和”形式》、《试论<乐记>》、《我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活动与乐舞文化交流》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三章。

金秋鹏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一节。

田廷柱同志，生于1943年，河南省范县人。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辽宁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唐明皇》、《隋唐士族》、《东观奏记》（校点）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第四十六章。

曾贻芬同志，1941年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历史文献学教研室主任，著有《文史英华·典志选》，并撰有《论<通典>自注》、《唐人注释名著三种》等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二节。

赵俊同志，1955年生，辽宁省铁岭市人。1981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8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章。

张新清同志，生于1941年，辽宁省营口市人。196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教育名人志》（合著），撰有《中国历史名人结局研究》、《唐代马球场》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

纪志纲同志，江苏徐州师范学院师资工作办公室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

郑怀林同志，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二节。

李春光同志，1944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辽宁大学硕士学位。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古籍丛书论述》、《评译通鉴纪事本末》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二节、第三十四章。

王荣彬同志，西北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廖仲安同志，1925年生于四川西昌。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专修科、北京大学中文系。解放初任北京市文教机关干部。1956年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现为中文系教授。著有《陶渊明》、《反刍集》等。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二节。

刘曼春同志，1935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任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发表隋唐史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十六章、第四十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八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一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

以上撰稿人共38位。此外，何绍庚同志主持了有关科技部分的集稿、定稿工作。刘雪英同志在本卷中做了校对、选图、标目、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曹尔琴同志参与了撰写工作。宫伟同志、栾敬同志参与了摄图工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田制、税制、官制、军制、法制、选举制度、行政区域的划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民族的重新组合、社会阶级、阶层所发生的新的变化，都是应当予以阐明的历史性重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政治家如高颎、唐太宗、魏徵、长孙无忌等，军事家如李靖、郭子仪等，史学家如刘知幾，吴兢、杜佑等，经学家如孔颖达、颜师古、陆德明等，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僧如玄奘等，还有书法家、画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医药学家等。这样的盛况，在其他历史时期是很难见到的。我们要写好一部唐史，必须有深厚的功底、高屋建瓴的历史见识、简练生动的表述。当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长期不断积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于一人之身，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的。在本卷的编写中，有名家的精品，也有水平一般的作品，这是现阶段的正常现象，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有所改变。

本卷所重视的是，我们写的隋唐史，要写成中国通史的隋唐史。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这也还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老一辈的文学家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向达、贺昌群、唐长孺，还有其他同志，都在隋唐史研究上做出贡献，对于这一点也都有认识，都在起步或准备起步阶段。本书其他卷也多有类似的情形，就不一一再说了。

本卷的编撰前后经历十二年，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全稿。

我和念海、光崇都是八十岁上下的高龄了，这次学术上的合作，十分珍贵。我和念海相识六十年，更别有一番历史上的意义。

唐长孺同志和韩国磐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这里我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6年12月12日于北京

甲编序说

第一章 基本史料历代

皇朝多重视史书的撰修，设置史官，专董其事。隋唐两代亦因前代，从事踵修。贞观以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在其初年，皆曾为前代修史，稍后则专重本朝。隋时所修的前代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魏彦深的《后魏书》、牛弘的《周史》、崔子发的《齐纪》、王劭的《齐志》，《隋志》未载李德林所撰的《齐史》，殆以其子李百药沿其旧作另撰《北齐书》，可是两《唐书》则于《北齐书》外，均以李德林的《北齐未修书》列于著录之中。

唐初承隋之旧，亦为前朝修史，于是姚思廉等撰《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撰《周书》，魏徵等撰《隋书》。此五代史皆仅有纪、传而无志，故稍后又别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撰者多人，仍由魏徵领衔撰修。史志本为别行，自成一书，其后附于《隋书》，实非其旧。当时亦撰有《晋书》，虽亦出于众家之手，以唐太宗曾经执笔，为陆机、王羲之两传撰论，因称全书为御撰。今传世尚有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亦为唐代初年所撰定。其时张大素亦撰有《后魏书》、《北齐书》和《隋书》，惜皆未传世。隋唐两代对于前代史书犹如此重视，为之补撰，则对于其当朝史事，自当特为保存和撰修，为后世治史者遗留下珍贵的史料，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节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所著录的

隋唐人所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

隋唐两代诸史家对于其有关当代史事的撰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例皆予以著录，而且分门别类，示人以规矩。隋祚短促，虽有作者，为数势难甚多，《隋书·经籍志》皆备为搜罗，靡有遗阙。唐代史家先后辈出，络绎不绝，官私撰述，均称丰硕。然《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大体以开元为断。其序文中就曾经说过：“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只有《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最为详赡。这里就据以立论。其中偶有阙遗，则当略为补苴，以见一代的规模。

《隋书》、《北史》和《南史》隋代历年虽甚短促，已有其本朝史籍的撰修。王劭于《齐志》之外，就另著有《隋书》，虽为未成之作，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隋书·王劭传》说：其所撰《隋书》，“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不闻”。唐初撰集前代史书，《隋书》与《梁》、《陈》、《周》、《齐》诸史，皆同时草创。王劭所撰，即令已经杀青，恐尚难以之入选。《隋书》撰修经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隋书》，谓为魏徵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则《隋书》与《志》连言，而谓为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与（令狐）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撰。四库馆臣据刘知幾《史通》所载，以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并谓他书尚有不同记载。至宋时仍不能划一。宋仁宗天圣时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魏徵与长孙无忌。今本则统称魏徵等撰，不再作详细题名。

《隋书》诸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后，仿佛仅记有隋一代。诸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门。分门虽多，却是各朝分记。《地理志》虽以隋时疆域为主，而附其他四朝沿革于下，然总称“九州”，亦非隋时定制。《经籍志》综载前代，却因时而先后排列，次序井然，不稍紊乱。当时按四部分类，不仅为后来两《唐书》的《经籍》和《艺文》两志所遵循，而且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相沿未变。

这里还应提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李延寿尝参预《五代史志》的撰修。李延寿，两《唐书》皆有传。所撰的《北史》中，实包括隋代史事在内。《南史》之本也参有隋事。其所论述的史事，全用《隋书》的旧文，仅有少许删改处。殆以当朝撰修的《隋书》，不便多事笔削的缘故。

《大唐创业起居注》与《顺宗实录》历代撰述本朝史事，率先从事于起居注和实录。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后来者有所依据。隋时已有《开皇起居注》，唐初温大雅始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新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开元起居注》，其他殆无所闻。隋时未有实录的撰述，炀帝即位未久，天下即告云扰，殆已无暇及此。唐初自其高祖即已撰有《实录》，其后至于武宗，相继连绵，尚无断阙。惟迄今多已亡佚，所存者仅《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诸人所撰的《顺宗实录》。《顺宗实录》则以编入《昌黎先生外集》，得以保全至今，亦难能可贵之事。撰述《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温大雅，为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自唐高祖起兵之初，即被引为记室参军，处于帷幄之中，故能悉记其所闻见。所记自其所谓义旗初举之时，至于即位称帝之际，故以创业为名。其中间有与两《唐书》不尽相合处。《四库全书总目》谓所叙兴师本议起于高祖，与两《唐书》本纪所谓举事由秦王说不合。盖当时秦王尚未为太子，故未着重渲染，有以然也。其他不尽相合处，似亦当以温大雅所说为正。盖用兵征伐，虽千头万绪，殆不容稍有参差。随事属笔，当亦不容间或出入。撰起居注本为帝王当朝后的措施，武德之前尚不容有此，大雅以此名撰述，正可显示其用功的细腻，当不至多所讹误。顺宗以永贞纪年，前后不足一载。然以与宦寺有关，故当时多有议论，甚至谓韩愈撰史，叙事拙于取舍，以致繁简不当。盖以所记诸事多为北司所不喜，故议论横生，且多有修改之说。《新唐书·路隋传》曾记其中一些曲折，并说文宗时，“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文宗上去永贞已久，余波始告平息。若非所记大率翔实，何至使宦寺积恨若此。

《通历》唐人在已有当代起居注和实录的基础上，亦曾撰修其时的纪传体史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唐书》100卷，又130卷，为吴兢，韦述等所撰，又有《国史》106卷，又113卷，则不著撰人。别有刘芳《唐历》、韦澳等《续唐历》和吴兢、韦述，陆长源三家各自所撰的《唐春秋》，还有陈岳《唐统计》和焦璐《唐朝年代记》，均已亡佚。所能流传于今世的，则为马摠《通历》。马摠，两《唐书》皆有传，为扶风（今属陕西）人。《新唐书》称“摠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通历》盖其中一种。此书曾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其所叙肇自远古，仅迄于隋代，并未稍及于其当代史事。

《大唐新语》、《国史补》及《传载》《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杂史甚多，唐人所撰当代的史书亦殊不少，惟率多佚失，今所存者为刘肃《大唐新语》等十种。或涉及一代，或仅叙一时，自难得一致。刘肃《大唐新语》及李肇《国史补》，不著撰人的《传载》，论篇幅皆不甚过多，《传载》一书，仅有一卷，其所涉及，却相当广泛，可以相提并论。撰述《大唐新语》的刘肃，《艺文志》于其目下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然本书结衔，则为“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若无后人窜改明证，自当以此书为正。其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是书曾为明人窜改名称，以之作为《唐世说》，此固是明人的妄为，亦是其书上承《世说新语》的体例，遂为所窃改。明人不仅窜改其书的名称，且曾擅动其中的条目，有劳四库馆臣为其重订，恢复原貌。所谓条目共有三十篇，如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大都有裨于劝戒。撰者自称：“昔荀奭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几前修”。四库馆臣以为这是《新唐书·艺文志》以此书列于《杂史类》的缘由。可是四库馆臣却以此书“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核实而论，以唐人记唐代史实，平直之处，此书有足多者，其中所记往往有轶出于两《唐书》之外者，考核唐史，多可以取证，且唐人所撰小说，亦往往可资证史，并非置之《小说家类》，就可削减其应有的分量。四库馆臣未免多所取舍。《艺文志》于李肇《国史补》目下注云：“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本书结衔作“尚书左司郎中”。李肇亦尝撰《翰林志》，其结衔则又为“翰林学士左补阙”。前后未能一致。诸家论著于此多所议论考核。仕官升降乃是常事，李肇当亦未能免此，似不必为此多费笔墨。只是其里籍竟亦湮失不传，也是一宗憾事。李肇于其书首撰有自序，序中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立意如此，自然会有助于考核史事。全书虽仅3卷，所叙述的却有三百零八条事，可见其所记事相当扼要。其中多记典章制度以及官吏名人轶事。有些轶事就是始见于此书因而流传后世的，“李白脱靴”就是一端。亦兼载社会风俗，如扬州王四舅和俞大娘航船等，就多为近来治唐史者所引用。今书题名为《唐国史补》，与《艺文志》所著录的，稍有不同。至于不著撰人的《传载》，《艺文志》列于林恩《补国史》之后，而《补国史》则又列于李肇《国史补》之后。林恩《补国史》不传于世，可能所补的就是李肇之书。《艺文志》于《补国史》之下注为“僖宗时进士”，则《传载》的撰者亦当是晚唐时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也著录此书，仍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有不著撰人《大唐传载》，当系此书。李肇《国史补》，后来称为《唐国史补》，与此同例，《传载》亦可称为《大唐传载》，因易代之后，历年久远，仅以《传载》为名，就颇不易得其真谛所在。是书前有自序，谓“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四库馆臣还曾指出：此书“所录唐公卿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可见诙谐谈谑的记载，唐人著述中多未能全免。并非小说家言即不复能为史家所采用。此书既为撰者泷舟所记，自当多系传闻之辞，故也难免有与他书有冲突及不相符合处，是用之者须斟酌的。

《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广陵妖乱志》、《次柳氏旧闻》《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诸书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郑处诲《明皇杂录》、郑棨《开天传信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和《次柳氏旧闻》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如《大唐新语》等被列入于《小说家类》，盖以所载并非尽是实录。郑处诲为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郑棨当为郑綮之误，其人曾相昭宗，所谓“歇后郑五为宰相，时事可知”，即是其人。两人上去开天时皆已久远，得之传闻之辞，不能谓其必无讹误。两书皆多记明皇时宫廷细事兼及当朝人物，就是社会杂闻亦皆信笔书载，殊有裨于唐史，惟《开天传信记》中间杂有神异之说，稍嫌病疵。郑处诲别撰有《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为吕用之所惑，导致一方乱离事。此书另有罗隐所撰本。罗隐于僖宗时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其节度判官，论年晚于郑处诲，上去广陵乱离已稍远，然犹以之见于撰述，可知吕用之为祸的惨烈，广陵蒙难的严重。《次柳氏旧闻》是得之于史官柳芳的传述，李德裕因撰次其说，故以次柳氏旧闻相称。柳芳曾因获罪被窜于黔中，其时高力士亦被流放于巫州（治今湖南黔阳西南），因相与周旋，得悉以前禁中诸事，皆芳所不能知者。柳芳以其所闻，撰成《问高力士》一书，不久即亡佚。后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孙柳冕俱被谪东出，复得获闻柳冕所道及由其祖处所得的旧事，李德裕因加以录集，遂传于世。这是李德裕为是书所撰的序文所说的，应该是确实的。然其书中多荒诞不经之谈，仿佛与辗转传授之迹不尽相符合，可能有后人羼入的地方，不能即以之为实录。虽然如此，明皇时的旧史能有这些书籍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往事是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的。

《安禄山事迹》撰述《安禄山事迹》的姚汝能，仕履无考，仅知其曾为华县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此见于著录。是书记安禄山一生始末，兼及安庆绪、史思明父子事。记述虽稍嫌琐杂，亦近于详赡。说者谓《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可能取材于是书，如果这样说法果属确实，则姚汝能的撰述自当有一定的价值。

《奉天录》《艺文志》著录诸家所撰《奉天录》，今传世本为赵元一撰著。是书记载唐德宗为其叛臣朱泚所逼，逃避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复受厄于李怀光，再播迁于梁州（今陕西汉中）事。据书中自序说：“起自建中四年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返神都。”盖德宗辗转迁徙时，撰者皆扈从其役，目睹耳闻，备悉全部历程，故所记颇为详赡。德宗播迁，虽肇因于朱泚和李怀光，山东藩镇亦尝措手于其间。德宗的得返长安，固是由于朱泚、李怀光的先后破灭，也是唐朝廷和山东藩镇妥协的结果。据赵元一此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曲折究竟。

《贞观政要》和《东观奏记》《艺文志》于此还著录了吴兢《贞观政要》和裴廷裕《东观奏记》。吴兢曾参与撰修《唐书》和《则天实录》，熟谙唐初史事，因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和其大臣之间的言论。贞观之治颇为后世所称道，故此书也相应为后世所推崇。裴廷裕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艺文志》于此目下注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其具体内容，也不外如此。

《六典》《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所著录诸书，唐人的撰述居其大半。其中最值得称道而又流传于今世的，厥为《六典》。《六典》今称《唐六典》或《大唐六典》，若推本溯源，当以《六典》为正。《艺文志》详述某撰述的经过：“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这是说全书是按照当时的官制从事叙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门下）、尚书令共议国政，也就是宰相之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唐更因前代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位于三省之上。故《六典》的叙述，最先是三师、三公，接着才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执行朝命，事务较繁，其所辖六部就分别依次叙述，再其次则是所谓台、寺、监、卫、府。各分别论述其员数和职掌。其中一些职掌涉及到全国各处，因而就可以略觇全貌。就如刑部尚书属下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务，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所管辖的关共有二十六所，就分布于全国各地。《六典》不仅为当时官方正式的撰述，且多出于名家之手，论一代典章制度，皆应有所取法。此书撰于开元二十六年，自难包括其后至于天宝年间的新制，不能以玄宗一朝的规矩视之。天宝以后更无从涉及了。户部郎中所掌有十道的贡赋，《六典》于此就分叙十道所辖的州数。其山南道所辖的州中竟然还有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本来是隶属于河南道，至德以后始割属山南道。开元时撰修《六典》诸家如何能知至德后事？这显然是后来窜入的。

《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及其他有关的撰述《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鷟《朝野佥载》、封演《封氏闻见记》和李绰《尚书故实》四种，皆传于今世。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鷟，其生平事迹，两《唐书》皆附见于其孙张荐传首。生当武后之时，下及开元中年，故其所记诸事以武后时为多。盖耳闻目染，随笔记载，也是难得的。《旧唐书》谓其“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谓其“浮艳少致理，其论著率诋诮芜猥”。张鷟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国朝传记》和《传记》《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大法，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奭，民国曹元忠，今人贺次君皆有辑本。其他各书，皆为王谟所辑，王仁俊亦辑有《十道志》和《郡国县道记》。王谟尚辑有不著撰人的《并州记》和陆广微《吴地记》。两书皆不见两《唐志》著录。《并州记》当如《冀州图经》等书。《吴地记》亦是方志撰著。王谟等人所辑自是零篇断简，然亦可借以略知各书的概况。

《两京新记》《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第二节 《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所著录

的隋唐时人所撰述并流传于今世的史料

隋唐时人所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于其乙部诸书之中，甲丙两部诸书中亦有可考核隋唐史事的撰述，也一并加以论述。

《教坊记》、《乐府杂录》和《羯鼓录》《艺文志·乐类》著录仍流传于今世的撰述，就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所论述的教坊，为唐代所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初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伎”。崔令钦此书就是记述开元时教坊的制度、轶闻及乐曲的内容或其起源。《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于《小说家类》，并谓崔令钦仕历已无可考。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于隋时有恒农太守崔玄度者，其后人有国子司业崔令钦，当是撰《教坊记》者。《全唐文》收有《教坊记·序》，并为之撰小传说：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其序中说：“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俸禄，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书中除教坊制度外，附载有当时流行各种歌曲，约三百有余。唐玄宗最嗜音乐，唐代音乐亦以开元天宝间最为繁盛。得崔令钦所记，当时盛况亦可借以略觇其梗概。

《艺文志》于著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时，注安节为文昌孙。《新唐书·段志玄传》说：“成式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而未言及其撰《乐府杂录》事。安节自序其书说：“洎从乱离，礼寺隳颓，簨虡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舞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可以看到，《乐府杂录》对《教坊记》有所补缀，可能所辑录曲调较为周详。《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首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优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由此足觇其所记载的丰硕。《总目》又说：“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亦互有同异。盖茂倩书备载古题之目，灼书上溯宋词之源，而此书所列，则当时被之管弦者，详略不同，职是故也。”安节书作于离乱之后，礼寺隳颓之际，自难求其完备。郭王后来补缀，较前有所增多，也是事理的必然，大不足作相互的较量，惟彼此参照，使有唐一代的乐曲，多能仍现原貌，亦是难能可贵的事例。

撰《羯鼓录》的南卓，两《唐书》皆无传。《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其所撰《唐朝纲领图》，并注明其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段安节《乐府杂录》亦称之为黔帅，其生平可以略知。羯鼓，如其名称所示，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说：“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唐明皇最喜击羯鼓，故在当时社会上成为一种风尚。《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四年。前录首叙羯鼓源流，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其中有篇末文不相属处。四库馆臣因之就说：“乐工专门授受，犹得其传，文士不谙歌法，循文生解，转至于穿凿而不可通也。”这不仅《羯鼓录》如此，即如《教坊记》和《乐府杂录》所传诸曲调，恐也难免有同样的归宿，盖曲调极易失传，曲调失传，文字记载也只能领会其意。作为史事记载，正不必肆意求其能被诸管弦也。

《艺文志·甲部》著录诸书可以作为隋唐时史料的，大体如斯。

《魏郑公谏录》《艺文志·丙部》首列儒家类。其中著录有魏徵《谏事》。《旧唐书·魏徵传》：“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则所谓谏诤言辞并未撰著成书。今传本《魏郑公谏录》，所记即魏徵谏诤言辞。魏徵曾受封为郑国公，殁后谥“文贞”，故书名如此。是书撰人为王方庆。方庆名王綝，以字行，两《唐书》皆有传，曾相武后。本传称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书凡二百余卷，惟未一道及撰《魏郑公谏录》事。《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又《杂传记类》著录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皆与《谏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并说：“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盖先有是书传本，而后确定其撰述者，期其能与各种记载相吻合。两《唐书·王方庆传》虽未能备举所撰述的书名，然就所撰《文贞公事录》和《魏文贞故事》，亦可略知其对魏徵崇敬的情绪，故以此书为方庆所撰，当得其实。魏徵谏诤为唐初朝中盛事，见誉于当时后世，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所记载。两《唐书·魏徵传》所述，可能亦多出自此二书。四库馆臣说：“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所说应是持平之论。今传世尚有《魏郑公谏录续集》，为元翟思忠所撰集。四库馆臣谓其“捃拾旧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虽有这样的小疵，其续补之功，还是可以称道的。

《历代三宝记》和《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艺文志·儒家类》之后，当数到“道家类”的释氏。这里可得论述的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道宣《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晖《法苑珠林集》、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续大唐内典录》等。

费长房为隋时人。《历代三宝记》亦见《隋书·经籍志》中杂家类的著录。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目录的总集。不仅集录历代的译经，并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所译的经目之后，还将每部经的年代逐一交代清楚，使阅者能以备知有关的情况。是录虽远至东汉之时，却也集录了隋时诸经。据其所记，自东汉至于隋时，译述之人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所翻译撰述共两千一百七十部，其中隋时为十九人和七十五部书。由此可以了解隋时佛教的承受及其发展的过程。其后至于唐代，道宣所撰集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集的《续大唐内典录》也起到同样的功效。《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仅于其下注西明寺僧撰，道宣曾为西明寺上座，故《艺文志》称其书为西明寺僧撰。《大唐内典录》撰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故智昇为之续撰。智升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难总括有唐一代。智昇还曾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不见于《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虽以大唐为名，其实也如《历代三宝记》一样，兼列前代，甚至照抄《历代三宝记》。《续大唐内典录》以续为名，自是续麟德以新增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虽亦以开元为名，却是著录从东汉以至开元年间的经书。书中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其存佚现况，末列小传，各详其人的生平始末。其后半为别录，分别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落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入藏录。这应是对当时译经的再整理，可以据之了解隋唐两代佛教流行的盛况。

《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道宣的撰述很富。《广弘明集》最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梁释僧佑曾撰集《弘明集》，辑存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述佛法的文章。《广弘明集》实为《弘明集》的续编，不过体例稍有不同。其中共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分别辑集帝王、僧俗论述弘扬佛法的文章，以见佛法的无边。如《广弘明集》之例，《续高僧传》自亦是续前人之作。梁慧皎曾撰述《高僧传》。道宣所作即系续慧皎之书。其中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篇。大体遵循慧皎体例，而间有所变动。其中有正传，且有附传。据近人统计，见于正传者为四百九十八人，见于附传者二百二十九人。其中隋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六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二人。唐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八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七人。皆远超于前代。①《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下注：“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645）。然本书《昙光传》叙昙光逝世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已在贞观之后。《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之后，接着又著录其《后集续高僧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并著道宣《续高僧传》两种，一作20卷，一作30卷。当如《艺文志》所著录，而省去“后集”二字。可能后来两本相合，成为一本，因而就有贞观以后的记载。如所记载的麟德二年，尚在唐初，已有如许高僧，可知其时佛教发展的盛况。《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和《后集续高僧传》之外，还著录僧道宗《续高僧传》。不仅重出，而且还是误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法师传》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义净为与玄奘先后皆往印度求法，又同享①《中国佛教》第四册，苏晋仁《续高僧传》。

盛名的高僧。当时中土僧众前往印度求法者络绎不绝于道，蔚然成为风气，其中获有成就的高僧，为数不少，义净以其亲身经历，就其所见所闻，撰为是书，使当时顶礼膜拜的僧徒，见于记载，也是难得的盛事。在印度求法的高僧，自以中土为主，也间有朝鲜、越南的僧众，更有来自中亚细亚的。据其所记，中土的高僧有玄照、道希、师鞭、道方、道生等四十四人，朝鲜阿离耶跋摩、慧业等八人，越南运期、木叉提婆等六人，还有中亚细亚的两人。每人一传，记各人的乡里籍贯，西行所经的道路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的情况。义净还撰有《南海寄归法师传》，《艺文志》未见著录。义净赴西域求法，来往俱取道海上，中途多在室利佛逝（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住。此书即撰著于室利佛逝，故称《南海寄归法师传》。书中多记载印度和南海各地僧徒日常行事的法式，间及中土僧徒践行的违异处，可以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参阅。

《法苑珠林集》《法苑珠林集》，《艺文志》著录撰人为玄晖，今本作道世撰。玄晖为道世的字，以避唐太宗讳，故以字相称。曾参预玄奘的译场工作。道世所撰，初为《诸经集要》，顾名思义，应是据佛经钞撮而成，其后因扩充成为《法苑珠林集》。其书每篇前各有序文，称为述意。子目前有的也有述意，有的则付阙如，体例似非一律，皆按佛经故实分类排列，尚便于参考引用。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艺文志》于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兼著录辨机《大唐西域志》。不仅书名相同，即卷数亦均为12卷。《艺文志》于玄奘条下注：“姓陈氏，缑氏人。”玄奘，《旧唐书》有《传》，《传》作洛州偃师人。偃师和缑氏邻县，今皆为河南偃师县。《传》称：“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皆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其时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曾助玄奘译经，不应于玄奘所撰之外别撰《大唐西域志》。《艺文志》所著录，当是重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当是其时撰述的具体情况。今传世慧立和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云的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是书未见《艺文志》著录，以编入《大藏经》而得流传于世。是书记载玄奘生平，由载诞于缑氏起，至玉华宫舍化止。中间对于玄奘的远游西域各国及归来译经诸事，皆缕缕叙述，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以之与《大唐西域记》参照，更可略见其壮志与毅力。《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时，日本国僧徒真人元开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样，《艺文志》对真人元开和圆仁的著作也未著录。当时西行求经，渡流沙，攀高山，途中皆历经艰险，而越海至扶桑，波涛汹涌，其艰险亦当不下于流沙和高山，且其所记殊有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可不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鉴真渡海传法事。鉴真自幼即入扬州大云寺为僧，曾至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三藏，钻讨律学，成为江淮一带闻名的授戒大师。他发愿东去日本传法，先后五次起程，历经挫折，未能如愿。直至第六次始得安抵东土。《东征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详叙其浮海历程。当时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水路的曲折及风波的艰险，显示无遗；书中兼叙其在日本传法的事迹，为研究中日之间的交往者所不可或阙的撰述。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为日本平安初期的僧侣。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浮海入唐，在中土留居十载，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去。书中按日记体裁记其所见所闻的经历，不仅记其中土各处的山川、道路，人情、风俗，甚至生活琐事亦在记载之中。圆仁久居长安，于都城中的寺院、佛法所记尤多。圆仁居于长安时，正值会昌毁佛，为了避难，易俗服外逃，因而归国。毁佛在国史并非仅此一次，其他各次由于无具体记载，不易备知详情。会昌毁佛，由圆仁所记可知其首尾经历的全部过程，也是难得的际遇。

《刊误》和《资暇》《艺文志》于子部诸书中，特有《小说家类》。虽说是小说，其中可资证史的亦殊不少。如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苏鹗《杜阳杂编》和《演义》、韦绚《刘公嘉话录》、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高彦休《阙史》、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桂苑丛谭》、《玉泉子见闻真录》等十一种。

撰《刊误》的李涪，《艺文志》无说，两《唐书》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结衔所称的国子祭酒考核，亦未得确证，大约为唐末之人。四库馆臣说：“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亦颇资博识。”还说：“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人，亦可谓学有根柢者。”这样说来，李涪在当时应为有心之人，故其书亦颇资参证。撰《资暇》的李匡文，《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当为李匡义，字济翁，其说诚是。《读书志》谓其序文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谭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今本序文已佚，亦不著三篇之目。然其叙述仍仿佛序文所云。其中论述虽间多非其本朝事故，亦可有助于唐史的论证。今本作《资暇集》，盖后来所增益的。

《杜阳杂编》和《演义》撰《杜阳杂编》的苏鹗，《艺文志》于其注说：“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家住武功杜阳川，杂录广德以至咸通事”。《艺文志》又著录苏鹗所撰的《演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是书，并以之与李涪《刊误》、李匡文（义）《资暇集》、丘光庭《兼明书》同列，谓“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李涪、李匡义的撰述，如上所说，是颇有可取之处的。陈振孙以苏鹗书与之并列，足证其气味的相同。《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总目》虽称道是书，却对于《杜阳杂编》稍有微辞。除指出其若干舛迕处，并说：“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

《刘公嘉话录》和《因话录》《艺文志》于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时，并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是书，并说：“（韦绚）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书首有韦绚自序，谓是撰于大中十年，其时绚正为江陵少尹。并叙述其于长庆元年从刘禹锡问学的经过，据说：“（刘公）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仅由这篇序文，也就可以略知是书的轻重。《艺文志》于著录赵璘《因话录》时注说：“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本书结衔却说是“员外郎赵璘”。撰述的体例是以宫、商，角、徵、羽分部。宫部记载有关帝王诸事。因此指出“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角部所记载的为人凡不仕者。徵部所记载的为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这是说记事，因为徵为事的缘故。至于羽部，所涉及的事物不能附于以上诸部的皆入此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由于璘家世显贵，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可资考证，在唐人说部中犹足以称为善本。

《酉阳杂俎》和《阙史》《艺文志》著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段成式为穆宗宰相段文昌之子，两《唐书》有传，皆附载于文昌传后。成式自序其书说：“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记故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尸穸》之类”。《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成式所记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也不尽属怪异不经之说，其中《寺塔记》就足以作为证明，其中所记，自大兴善寺以下共有十六寺，寺中雕塑、绘画以及舍利塔皆详细记载，迄今能知当时寺院的盛况，端赖此书，未可以其杂有怪异而摒之不足相数。《艺文志》著录是书30卷，未曾说到有续集。今传本有前集20卷，又有续集10卷，合为30卷，与《艺文志》所著录的不同。可能是后来有人辑佚补缀，因而前后参差不一。《新唐书·艺文志》于所著录的《阙史》仅说为高彦休所撰，别无其他说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高彦休自号参寥子，乾符中人。《四库全书总目》谓高彦休应为五代时人，五代时人的撰述何以能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是书虽著录于《小说家类》中，于唐代后期掌故轶事多所记载，不尽作玄怪之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云溪友议》和《幽闲鼓吹》《艺文志》著录诸书中有范摅《三溪友议》，并注：“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记唐开元以后事”。并说：“摅，五溪人，故以名书。”《四库全书总目》曾举出其中属于委巷流传，失于考证的若干条，并谓其颂于頔的宽仁，诋李绅的狂悖，毁誉不免失当，然亦不能不承认其中所说诗话，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艺文志》著录张固《幽闲鼓吹》，别无他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张固为懿僖间人，所纪唐二十余事（按：此为袁本所说，衢本则作“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按其所记，虽篇帙寥寥，然上起开天之际，涉及元和、会昌年间，下至宣宗大中之时，其间轶闻琐事，颇见叙述，也是相当广泛的。

《桂苑丛谭》和《玉泉子见闻真录》《艺文志》还著录有《桂苑丛谭》，其下注冯翊子子休，当是撰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以之入于《杂史类》，并说：“杂记唐朝杂事，僖昭时。当是五代人。邯郸云，姓严。”所谓邯郸云，当是李淑《邯郸书目》。按是书中甘露寺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其时为昭宗天复二年，杨行密于这一年始封吴王，故书中有这样的称道，撰者有这样的记载，当是由唐入于五代，不必即因此而谓其人为五代人。所记虽多为僖昭朝杂事，然亦有涉及前代的。治唐末史事，不失为可资参考之作。《艺文志》接着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不著名氏的《玉泉笔端》，并说：“有序，中和三年作。末有跋云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也。即故淮海相公孙。又称黄巢陷洛之明年跋，亦不知何人。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所谓别本《玉泉子》自当与《玉泉笔端》有关，出自一人之手。《玉泉子》虽无序跋，《玉泉笔端》的序跋却已明示中和三年和黄巢陷洛之明年，则当为僖宗时人，所记亦当以唐代后期事为多。《四库提要》谓今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

《茶经》和《耒耜经》《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还著录了陆羽《茶经》。陆羽《茶经》如何能著录于《小说家类》？这显示出《艺文志》的分类并非完全恰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杂艺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似均未妥。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农家类》，颇得其宜。因是书“载产茶之地、造作器具、古今故事”。书中所记，以造作器具和古今故事为多。陆羽立意，自以品茶为主，可是也不能不讲求茶的产地。唐人嗜茶，茶税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论唐代经济史的不能舍茶而不论，故陆羽的书仍未可偏废。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陆龟蒙《耒耜经》。是书虽记载江东的农业，未能兼及全国。唐人有关农业著述不多，是书亦未为《艺文志》所著录，与陆羽《茶经》相比照，似未能偏废。

《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艺文志》的《杂艺术类》著录当时名画很多，足见当时对于此道的重视。其中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彦远又撰有《法书要录》，著录于《艺文志·小学类》。《小学类》并注彦远为弘靖孙，乾符初大理卿。《新唐书》弘靖即附见于其祖《张嘉贞传》中。《传》称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彦远能撰成这两书，当与其家世有关。故其自序说：“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彦远既能面对真迹，所言或不虚妄。《书法要录》虽是集古人论书的言辞，且远及于东汉，然其下则迄于元和，所述唐代书家仍居有相当重要部分。《历代名画记》自亦论述远古，然唐代画家就有二百零七人，远超于以前各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唐代颇重宗教，寺观画壁率出名家手笔，能有详细记载，洵属难能可贵的盛事。

《书断》和《唐画断》《艺文志》著录《书断》于《甲部·小学类》，今移于此，与《唐画断》比类论述。《书断》为张怀瓘所撰。《艺文志》著录此书时并注：“开元中翰林院供奉”。书中论述各种书体，如古文、大篆等，也是远征前代，兼及当世。唐太宗以下的书家也都在叙述之列。《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书法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张彦远及张怀瓘所述，皆兼及前代，其专论有唐的则有朱景玄《唐画断》。《唐画断》也见于《艺文志·杂艺术类》的著录。《艺文志》并说朱景玄为会昌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唐朝画断》一书，并说：“唐翰林学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画录》。前有目录，后有天圣三年商宗儒后序，与《画断》大同小异。”《书录解题》原来是以《唐朝名画记》另作一目，《唐朝画断》条所说的“一名《唐朝名画录》”以下数语，本在另一目《唐朝名画录》条内，乃为后人所移动，遂改写于《唐朝画断》下，而《唐朝名画录》一目并未删去，仿佛另是一书。书中以神、妙、能、逸四品分论当代画家，共一百二十人，当时能手当皆荟萃于此了。

《艺文类聚》和《北堂书钞》《艺文志》的《类书类》所著录的书，著名的是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初学记》，杜佑《通典》和《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著录《艺文类聚》时，并注：“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修。”《旧唐书·孝友·赵弘智传》说：“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据《旧唐书·儒学·欧阳询传》，同修者尚有裴矩、陈叔达。其他则尚待考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后”。所分门类共有四十八部，州郡、帝王、后妃、储宫、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祥瑞、灾异等皆在其中。是书撰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自不能具载当时史事，不过隋世旧史仍可据以参考。其中间杂武德以后诗人的篇什，当为后来所窜入，不能以之为小疵。

《北堂书钞》的撰者虞世南，两《唐书》均有传。虞世南于隋大业时累迁秘书郎。北堂为秘书省的后堂，世南当年撰述就在北堂，故其书以《北堂书钞》为名。诸家著录皆称唐虞世南撰。虞世南由隋入唐，其事业主要为唐时的成就，不过是书撰述却在隋时。《隋书·经籍志》著录不著撰人《书钞》，当是虞世南所撰述的。《隋志》作74卷，两《唐志》皆作73卷，若不是一书，何至卷数竟尽乎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分八十部八百一类。其中曾杂有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等项。是书虽多记前代，然撰述于大业年间，上距隋的开国已经稍久，自易间杂隋初诸事。今传本为明人陈禹谟所删补，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真。这些都和撰书的年代显然不同，是容易区分的。

《初学记》《艺文志》于所著录的《初学记》下加注：“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所谓张说类集要事，就是《艺文志》于《初学记》之前所著录的《玄宗事类》。是书本是玄宗教子学文，因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故以《初学记》为名。此事见于刘肃所撰的《大唐新语》的《著作》篇中，应是实录。今按其编制体例，每篇先为《叙事》，次为《事对》，再次则为《诗》、《赋》、《赞》、《颂》、《文》等，皆是便于初学的取次。是书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其中有天、地、州郡、帝王、职官、礼、乐、政理、文、武、道释、居处等部，皆不乏可作史事参考的材料。

《通典》撰述《通典》的杜佑，为唐德宗、宪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传》说：“（佑）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传》还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杜佑虽因刘秩的书而另撰新著，并未遵守刘秩成规，两书因而并传于世。《艺文志》也就一并著录。《政典》久已不传于世，可能就是由于《通典》的大传于时因而佚失的。《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杜佑此书说：“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四库馆臣这样的称道，其实并未中肯。杜佑这部书，固然是上肇始于黄帝唐虞三代，然其下限并非至于南北朝以及隋时，而是迄于天宝之末。这是刘秩《政典》原来的规模。杜佑既是广刘秩的书，是不会缩短其所记载的年代的。按照杜佑的本意虽是迄于天宝，可是肃、代以后，间有沿革，还是一并附注的。从其书叙述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略古详今，隋唐两代是不容偏废的。考唐以前之掌故者，以是编为渊海，就是探索隋唐两代的史事的，同样也要以是编为渊海。二百卷的《通典》共分九门，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每门各有子目若干。杜佑自序说：“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可以说是治国的要务都全面顾及到了。后来两《唐书》的撰修，所立各志，大体也皆和《通典》的八门相仿佛，而间有出入。可是《通典》所论述的，并未全为两《唐书》各志所采撷。唐代各项仓粮，为国计军糈所倚赖，而义仓所储更为备荒的要政。两《唐书》虽皆有所论述，诸仓储蓄总数，却均未道及。《通典》则详细列举天宝八载（749）仓储，备见全国的确数。书中分别举出这一年关内、河东、河西、陇右和籴的石数，也举出北仓、太仓、含嘉、太原、永丰、龙门诸仓储粮的石数，更分别举出全国各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储的石数。这些仓粮的石数，后来都为郑樵、马端临所引用，载入《通志》和《文献通考》之中，可见是相当重要的。若仅依两《唐书》，就难免有误。

《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所著录的《白氏经史事类》下注：“白居易撰，一名《六帖》。”今传本作《白氏六帖事类集》。今传世又有称为《白孔六帖》的，盖宋时孔传亦曾撰《后六帖》，后人因合刊为一书，另取此名。白居易，两《唐书》均有传。《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此书，并说：“以天地事物分门类为对偶，而不载所出书。”又说：“世传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名目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内，倒取之，钞录成书，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饾饤，又出其下”。既与《北堂书钞》有相同的体例，作为类书，还是可以备翻检的。

第三节 《新唐书·艺文志》丁部所著录的

唐人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

隋唐时代的文集相当繁多，凡能文和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士，莫不各有其文集。诸家身世不同，经历各异，文笔亦有差别，因之其所撰文集就各有风采，难得一律。不过当时人士于身没之后，其子孙多为之树碑立传，延请能文的人为之撰墓志铭，竟成为社会风气。诸家文集中殆无不备录其所撰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既列叙墓主的生平功绩，兼及其交游过从，其中不乏与史料有关的事迹，为治史者所珍视。按照这样的说法，则所有的文集都应视为史料，也非过份。只是在这里逐一论述，却似嫌繁多，因而就不把有关墓志铭的部分包括在内。

《王勃集》、《盈川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初文士以“四杰”最为著名，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各有文集，《艺文志》著录《骆宾王集》、《卢照邻集》、又《幽忧子》、杨炯《盈川集》和《王勃集》。四人者，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在《文苑传》中，《新唐书》在《文艺传》中。《骆宾王集》，《四库全书总目》作《骆丞集》。当系骆宾王曾为临海丞，故有是称。今两本并行于世。《卢照邻集》，《艺文志》兼著录《幽忧子》，幽忧子为照邻号，兼著录两本，显示两本各不相同。《崇文总目》仅著录《幽忧子》，遗掉《卢照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作《卢昇之集》。昇之为照邻字。名号不同，书名也就有了差异。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集，并行于世。杨炯曾为盈川令，故其文集以盈川为名。今亦有直称《杨炯集》者。王勃字子安，其文集亦称《王子安集》。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承六朝之后，以骈体撰文，多为后来人所非议，杜甫且直斥四人的轻薄为文。不过骆宾王以曾参与徐敬业征讨武则天的战事，所撰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与高宗武则天之际的史事就颇有关系。由其他三人的集中也可略知唐初有关的史事，就史论史，倒不必专论其文章的体裁。

《陈子昂集》陈子昂，两《唐书》皆有传。子昂字伯玉，曾官右拾遗，故其文集亦称《陈伯玉集》或《陈拾遗集》。其所撰《谏灵驾入京书》，两《唐书》皆已采入本传。书中论当时关中灾荒事，皆得其实。《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论安抚金山十姓，于同城权置安北府以及巩固甘州诸事，皆为当时北边防的要务。《上蜀川安危事》和《上蜀川军事》，论减少蜀川输粮于边事，《上军国机要事》，论宜重视突厥、吐蕃，不宜多与契丹较量事，亦切中时弊。其外尚有他篇，皆可与史文相对照，也许还可以补史文疏略之处。

《张说集》张说，两《唐书》皆有传，为玄宗宰相，受封燕国公，其文章典丽弘赡，与受封为许国公的苏■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作《张说集》。今本或作《张燕公集》，从其封号；或作《张说之文集》，说之为张说的字。张说既以文章著称，又在朝中，故所撰文多与时政有关。其所撰《谏避暑三阳宫疏》，即为两《唐书》本传所采撷。《谏泼寒胡戏疏》，指出由西域传入的泼寒胡戏在长安中所起的不良影响。当时由西域传入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张说还为玄奘《大唐西域记》撰序，可知其对西域文化不至于有所反感。泼寒胡戏使他特疏请求禁止，显示外来文化并非皆是尽善尽美，甚至与中土文化格格不入者。唐代前期，朝野上下皆重文事，然武功亦并未稍懈，边兵驻屯，东西弥望无际，而决胜于疆场之间，尤有赖于骑兵。骑兵所恃惟马，自唐初起，即重视养马，而陇右尤为养马的适宜场所。张说所撰《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对于自唐初以来陇右养马的成就，娓娓论述，可见一代的典制。《四库全书总目》说：“（说所撰）《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称万年县令郑国忠状，六月十三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而《唐书·武后传》载此事乃作新丰县，皆与史传颇有异同。然说在当时，必无讹误，知《唐书》之疏失多矣。”

《张九龄集》张九龄，亦为唐玄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作《张九龄集》。今传本或如《艺文志》之旧，作《张九龄集》，或作《张曲江集》、或作《曲江集》、或作《张子寿集》。九龄为韶州曲江人，字子寿，集名殆即因此而稍有歧异。九龄为相久，制诰多出其手，所撰制诏大体编入集中。尤多关于周边各部落和镇抚边庭的将帅，可以见当时边防的策略。《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他诏命亦可多与史传相参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核之《唐书·外国传》所载奚事，自开元以后，仅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婆固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允可以补史之阙。”集中有《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失利送戮京师批》，谓禄山不宜免死。两《唐书》本传皆引用此批，并明白指出出于张九龄之手，而不为玄宗所采用，其后遂酿成大乱。可知这道批文实为当时关键所在。《王维集》开元、天宝间，王维以工草隶，善画有名于当时。两《唐书》皆有传。

《艺文志》著录有《王维集》。今传本除称《王维集》外，又有《王摩诘集》和《王右丞集》。摩诘为王维的字，故以之名集。王维曾为尚书右丞，称为《王右丞集》，就是以官名相称。王维佞佛，其集中多存有和佛教有关的文章。集中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洛阳郑少府与两省遗补宴韦司户南亭序》。唐时韦杜两家为长安城南望族，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指他们说的。既是世家望族，庭园别墅皆以华丽为人所瞩目。这两篇序文就可略见当时豪奢的景况。

《高适集》高适，两《唐书》皆有传。其集《崇文总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见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却未予著录。高适官终左散骑常侍，故今本亦有作《高常侍集》。所撰《陈潼关败亡形势疏》，显示当时军令的不统一，监军的不恤军务，焉有不败之理。《唐书》虽亦有所记载，似不如此的明显。《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指出，当时河西驻军犹仰江淮运来的粮饷，而皇朝却在河西和籴。其间隐情，《序》文自不便明言，这是很值得研讨的。《李白草堂集》和《杜甫集》唐代诗人以李白、杜甫最为名家。两《唐书》皆有传，各分别在《文苑传》和《文艺传》中，《新唐书·艺文志》中自亦著录其全集。李白为《李白草堂集》。《艺文志》并说：“李阳冰录”。《杜甫集》后还著录《小集》，也并说：“润州刺史樊晃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李翰林集》、《杜甫集》和《集外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李翰林集》和《杜工部集》。李白曾待诏翰林，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故皆以名其集。《书录解题》谓王洙合《唐志》所著录的《杜甫集》和《小集》，遂为定本。今传世作《李翰林集》、《李太白集》和《杜甫集》、《杜工部集》。李杜二人皆为诗家。诗家歌辞亦多与史事有关。杜甫的“三吏”、“三别”皆可显示出乱离之时人民的痛苦，而《丽人行》更显示皇室贵戚的穷极奢侈。李白所撰《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谓兖州为郡有十一县，任城县有户超过一万七千。这可与《旧唐书·地理志》相较，以见所记的兖州各县人户相差至为悬殊。杜甫所撰《东西两川说》论当时两川防守治乱，可以和史籍相参证。《岑参集》岑参生平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曾为嘉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岑嘉州集》。岑参于天宝年间先后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北庭都护封常清幕中，因得远历西域各地，所赋诗多能描述西域风物。《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开篇就说：“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以见唐时疆域的广阔。

《元结文编》《艺文志》著录《元结文编》。元结，《新唐书》有传。其字次山，号漫叟，曾为道州刺史。今传本有《唐元次山文集》、《元次山诗集》、《唐漫叟文集》。元结为刺史时，道州曾为“西原蛮”所攻破。所撰《奏免科率状》和《奏免科率等状》，《新唐书》曾采撷入本传中。所撰《道州刺史厅壁记》，当系道州尚未为“西原蛮”残破时的作品。其中记所谓前辈刺史贪婪害民事，“不觉涕下”。这样的记载为以前所少见。《新唐书》不以之叙入本传中，当属阙失。

《刘长卿集》《艺文志》录《刘长卿集》特别叙述刘长卿生平，直至其终于随州刺史。今传本就直称《刘随州集》。长卿文章不多，诗篇不少。长卿以诗名于上元、宝应间，其时上去安史乱离已稍远，社会残破仍多未恢复。《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税苗充为官俸钱》有句说：“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丘，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新息道中》说：“古木苍苍乱离后，几家同处一孤城。”这样的描述在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颜鲁公集》安史之乱时，颜杲卿、真卿兄弟最受人称道。杲卿殉国，真卿其后为皇朝重臣。两《唐书》皆为其兄弟立传。真卿撰述丰富。《艺文志》著录所撰《吴兴集》、《庐陵集》和《临川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北宋时都已亡佚，其时有吴兴沈氏和宋敏求所编本，南宋时皆已漫漶不完，别有留元刚所编本传世。颜真卿曾受封为鲁郡公，殁后谥为文忠，故今传世有《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诗集》和《文忠集》。所撰《论百官奏事疏》，两《唐书》皆已采撷入于本传中。所撰李光弼神道碑，以之校两《唐书·李光弼传》，其中多有为传文所未载者。即此已可补史籍之阙。真卿练达世事，其文可补史阙的，也就不仅李光弼神道碑一文。

《毗陵集》《艺文志》著录有独孤及《毗陵集》。独孤及，两《唐书》皆有传。独孤及官至常州刺史。常州旧为毗陵郡，故其集以毗陵为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作《常州集》，当是因毗陵改称的。今传本仍作《毗陵集》。所撰《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叙天宝时征南诏募兵事。所说的相国卫公指的就是杨国忠。所召募的为燕赵少年和韩魏劲卒，凡万八千人。《旧唐书·杨国忠传》仅说“其征发皆中国利兵”。《新唐书·兵志》曾说过“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而未说远征军士的来源，独孤及所说就可为之充实。

《欧阳詹集》欧阳詹，《新唐书·文艺传》有传。其字行周，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

今传本作《欧阳行周文集》，或作《唐欧阳四门集》、《欧阳行周集》。其所撰《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指出当时全国县的等次，其赤、畿、望、紧、上五等县的首县，分别为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和韩城。所记和《新唐书》大略相同，而与《大唐六典》颇有差异，这当是后来的更改。一代制度，前后未能尽属一致，欧阳行周所记，就是具体的例证。

《吕温集》吕温，两《唐书》皆有传。吕温为八司马之一。王叔文受贬时，温出使吐蕃，得免于难，其后官至衡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吕衡州集》。吕温字和叔，因又称《吕和叔集》。今皆有传本。所撰《简获隐户奏》，记为衡州刺史搜括隐户事。当地不税户竟超过差科户一倍有余。唐代前期，户口逃亡已成为严重问题。开元时，宇文融以搜括逃户，颇著功勋。全国十道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平均算计，一道也只是八万余户。吕温在衡州竟括得一万六千余户，论情形当更较开元时为严重。为什么逃户如此的众多，是应该探索的。吕温说：“（逃户所在），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可见虽是逃户，仍难逃避剥削。

《权德舆集》《艺文志》著录权德舆《童蒙集》10卷，《集》50卷和《制集》50卷。权德舆，字载之，曾相宪宗，谥为文公，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说：“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不言《童蒙集》和《制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权德舆集》50卷，并说：“尝自撰《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权丞相集》50卷，并说：“杨嗣复为序。..序又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是《制集》亡逸已久。诸家皆不著录《童蒙集》，可能并未传世。今传本有作《权德舆集》的，也有作《权文公集》和《权载之集》的。元和年间，宪宗对于藩镇不再姑息，不时挞伐镇抚，德舆亲历其间，曾多所建白，所撰《请置防御军状》、《徐州事宜奏》、《淮西招讨事宜状》、《昭义军事宜状》、《恒州招讨事宜状》、《山东行营事宜状》，虽是当朝议论，实可与史籍相互比证，不容舍置不论。

《韩愈集》和《柳宗元集》《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和《柳宗元集》。韩柳文章不惟有声当时，就在后世，其声誉也未稍减。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两《唐书》皆有传。柳宗元文，《崇文总目》著录作《柳子厚集》。今传本除作《柳宗元集》外，还有作《柳先生集》、《柳河东集》、《柳柳州集》、《河东先生集》，也有径作“柳文”的。韩愈文今传本为《韩昌黎集》、《韩吏部集》、《韩文公集》、《昌黎先生集》，也有径作“韩文”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皆以文章有名于当世，其中不乏和史事有关的篇章。况且其时有些大事都是他们所亲历的，所撰写的文章更为史家所重视。唐宪宗佞佛，自凤翔迎佛骨至长安。韩愈上《论佛骨表》，愈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两《唐书》皆采撷入《韩愈传》。在此以前，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据说此碑未多叙李愬功，愬诉于禁中，诏令磨韩愈所撰文，别命段文昌重撰。此事载于《旧唐书·韩愈传》中，《新唐书·韩愈传》未予记载，《资治通鉴》也未有一言涉及。可知宋祁和司马光等仍然重视韩愈的碑文。柳宗元以曾为王叔文所引用，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撰《捕蛇者说》，以具体事例论述当时的苛政，可知唐代后期民不聊生的原因。所撰《段太尉逸事状》，记段秀实事三则。他说：“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这应是确实无误的撰述。《旧唐书·段秀实传》竟未稍加引用。《新唐书·殷秀实传》采撷所记在邠州折制郭子仪的儿子郭晞所部士兵不法事和在泾州代农民偿还泾大将焦令谌田租事，遂使传文更为生动。另一事为不受朱泚馈赠，《新传》未为引用，则这篇记事状仍当为治史者所乐读。

《刘禹锡集》和《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元氏长庆集》及《小集》、《白氏长庆集》。并于《小集》注为元稹，《白氏长庆集》下注为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游，时称“元白”。后又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元稹，字微之，曾相穆宗。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字梦得，曾为太子宾客。两《唐书》皆有传。元、白两家文集皆编于长庆年间，故均以《长庆集》相称。刘禹锡以曾为太子宾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刘宾客集》，且有《外集》。陈振孙于所著录《白氏长庆集》下说：“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五十七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今传本，元氏所撰作《元氏长庆集》，或《元稹集》。白氏所撰作《白氏长庆集》，或作《白香山集》、《白乐天文集》、《白氏文集》、《白居易集》。刘禹锡所撰作《刘禹锡集》，或作《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集》。元稹所撰《同州均田状》，显示同州虽行两税，而非两税田亩竟有各色各等，甚至还有左神策军军田，田亩之外，税钱更多。同州还是畿辅之地，尚且若此，其他偏远的州县，恐多有负担。所撰《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到明州每年所进奉的海味三石，运送到京，约计需九千六百余人，这也应是一宗苛政。若不是见于文字记载，是不会明了其间的真象的。白居易所撰的《新乐府》，其中有些篇什都是对于当政的讽刺。《杜陵叟》有句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卖炭翁》有句说：“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同样显示生民的疾苦。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记修筑自散关至剑阁千一百里的驿路。蜀道难行，旅人视为畏途，历来多有修凿，得有文字记载其修筑经过，也可以补史籍的阙文。

《李翱集》和《皇甫湜集》李翱，两《唐书》皆有传。翱字习之，殁后谥曰文，今传本文集或作《李文公集》，或作《习之先生全集录》。皇甫湜，字持正，《新唐书》有传。今本文集称《皇甫持正集》。李翱曾累次上疏，对朝政有所匡正。其《疏改税法》就提出建中年间推行的两税法，本以便民，当时绢重钱轻，税户纳绢米不多，即可完税。可是后来粟帛日贱，虽税额不变，民间已不堪负荷。因此，李翱疏中就要求“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两《唐书·食货志》皆再载元和十五年改税法事，仅说中书门下据群官杨於陵等议。两《唐书·杨於陵传》亦未一道及此事。杨於陵当时为户部侍郎，当是依例转奏。始创这种意见的可能就是李翱。这篇疏文很可以补史籍的阙文。皇甫湜不轻行文，故所撰不多，其《论进奉书》亦切中当时的弊病。当时藩镇及地方官吏欲求恩宠，就借口地方财政间有羡余，以之进奉到皇室的内藏。皇甫湜在这里特别指出：“凡诸州府，必有羡余，不归于王廷，必没于私室。”因之他请求藩镇或地方官罢使或卸任之后，一定要说明羡余的数目，妥事收管，以作地方上非常的用项。皇甫湜的建议是难于为皇室所接受的，可是这确实是当时民间共同的愿望。

《会昌一品集》《艺文志》著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姑臧集》、《穷愁志》和《杂赋》。李德裕，字文饶，封卫国公，两《唐书》皆有传。武宗会昌时，兼守司徒，故其集称《会昌一品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为著录，并著录所撰《平泉诗》和《别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会昌一品集》和《别集》、《外集》。并说：“《一品集》者，皆会昌在相位制诰、诏册、表疏之类也；《别集》诗赋、杂著；《外集》则《穷愁志》也。”《直斋书录解题》另著录有《李卫公备录》，其中有《姑臧集》、《献替记》、《辨谤略》诸书。并说：“《姑臧集》者，兵部员外郎段令纬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门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贡图》及歌诗数篇。其曰‘姑臧’，未详。”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有《跋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三跋书录解题》说：“十六国之吕光据姑臧，其地为今凉州，德裕为剑州西川节度使，当是取其地之相近者以名集也。”这样羌无故实的言辞，是难得取信于人的。今传本除用《会昌一品集》外，又有《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李卫公文集》、《李文饶公文集》等名称，皆兼有《别集》、《外集》等，有的还有《补遗》。李德裕于穆宗朝即已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会昌时独柄国事，前后六年，文集中所载诏诰尤为繁多，这都是治唐史者应作为资料的。

《樊川集》和《沈亚之集》《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和《沈亚之集》。杜牧，两《唐书》皆有传。唐时，都城南韦、杜两家皆为望族，杜家所居即在樊川，故杜牧以樊川为集名。今传本仍作《樊川集》。沈亚之，字下贤，今传本即作《沈下贤集》。杜牧《樊川集》中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叙述当时江贼以其劫掠的所得，入山博茶，得茶之后，便出为平人，可以到处贩卖，不畏人吏。据说：“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这竟然是长江下游南北普遍情形。史籍是难得看到记载的。杜牧久官江左，所言当得其实。沈亚之为吴兴人，曾游历西北边地，所撰《临泾城碑》，记郝玼兴筑临城事。自临泾筑城，吐蕃内侵，不敢再过其地。两《唐书》虽皆为郝玼立传，所记至为简略。沈亚之这篇碑文相当详赡。据其自述：“余西道塞，历岐陇，而边人无幼老，尽能诵郝玼之功”，故为之记。有了这篇碑文，两《唐书·郝玼传》就更为生动。沈亚之所撰《陇州刺史厅记》，也可以说明在与吐蕃的争战中陇州的重要地位。

《文泉子》《艺文志》著录刘蜕《文泉子》，并注：“字复愚，咸通中书舍人。”

曾为左拾遗。文泉子盖其自号。今传本作《文泉子集》，亦有作《刘拾遗集》的。今传本已非旧帙，其首篇为《论令狐滈不宜为左拾遗疏》。令狐滈之父为令狐绹，其时方为当朝宰相。刘蜕慷慨陈辞，令狐滈终于改官，而刘蜕亦被贬为华阴令。此事两《唐书·令狐楚传附令狐滈传》中皆有记载，当非细事。《令狐滈传》皆作右拾遗，当依刘蜕疏以左拾遗为正。

《经纬集》《艺文志》著录孙樵《经纬集》，并注：“字可之，大中进士第。”今传本或作《孙樵集》，或作《经纬集》，亦有作《孙可之集》的。集中于晚唐政事多所议论，《复佛寺奏》直指大中初年恢复佛法的非是，《寓汴观察判官书》斥责汴军所侵州县者，反逾东西军，皆能切中时弊。《兴元新路记》记沿途道里，曲折尽致，文中并说：“郿多美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籍东西军，居民百一系县。”可知当时生民的不易。

《一鸣集》《艺文志》著录司空图《一鸣集》。司空图，字表圣，两《唐书》皆有传。司空图生当唐末乱世，曾营别墅于中条山王官谷，并撰有《山居记》以记其事。记中说，所居有濯缨亭，一鸣牕。集以一鸣为名，当是这一缘故。今传本皆作《司空表圣集》。《四库全书总目》举《集》内的《韩建德政碑》说：“《五代史》谓乾宁三年昭宗幸华州所立，还朝乃封建颍川郡王。而碑称为乾宁元年立，已书建为颍川郡王，盖史之误。”这样称道是不错的。所撰还有《复安南碑》，记高骈征安南事。此事两《唐书》皆有记载。而史文简略，司空图的碑文，亦可有所补益。

《樊南甲集、乙集》《艺文志》著录李商隐《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李商隐，字义山，两《唐书》皆有传，分别列于《文苑传》和《文艺传》中。商隐撰著不少，著录于《艺文志》的尚有《玉溪生诗》及《赋》、《文》。今传世有《李义山文集》、《李义山诗集》以及《樊南文集》。商隐名位不达，多为入幕之宾。其集中所录的以代幕主所写文书为主，虽非出自己意，亦多与史事有关。其中有《代仆射濮阳公遗表》。所谓濮阳公即镇守河阳的王茂元。茂元曾为吕元膺留守东都判官，李师道潜谋洛邑之役，茂元以幕僚首膺其锋，表中所说“蓝衫不脱，竹简仍持，因为麾兵，虏其元帅”，亦是纪实之笔。此事《旧唐书·王茂元传》中未见记载，《新唐书·王茂元传》所记与《遗表》略同，可以互相对勘。集中又有《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这是因卢龙张仲武大破奚寇而进的贺表。表中备载是役诛杀数目。《新唐书·奚传》亦备载是役所获，与遗表所言略同。《旧唐书·奚传》则说：自至德之后，奚、契丹亦少为寇，何也？

《翰苑集》《艺文志》著录陆贽《论议表疏集》12卷和《翰苑集》10卷，并于《翰苑集》下注“韦处厚撰”。陆贽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门下平章事，殁后谥为宣公。两《唐书》皆有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翰苑集》22卷，并说：“自南宋以后，已合议论表疏为一集，而总题以翰苑之名。”今传本仍作《翰苑集》，亦有题为《唐陆宣公翰苑集》。唐德宗为李怀光所逼，南幸兴元，情势相当危急，德宗下诏罪己，所下的诏书即为陆贽所撰，为《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据说这道诏书颁布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陆贽所撰诏诰很多，两《唐书》本传间有采撷。所撰《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尤能显示当时社会不安的因素，治史者皆不宜忽略。

《论事集》《论事集》为李绛撰。李绛曾相宪宗，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著录此书，并注：“蒋偕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作李绛《论谏集》，并说：“其甥夏侯孜所编，大中史官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司空论事》，并说：“唐大中史官蒋偕录。司空者，李绛深之，元和宰相也。”《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李相国论事集》，并说：“旧本题曰《李深之文集》。”今传本亦作《李相国论事集》。《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此书说：“遗闻旧事，纪录颇详，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参考。”还说：“王楙《野客丛书》引其救郑絪一条，谓足补《唐书》之疏。叶梦得《避暑录话》引其论吐突豕璀安南寺碑楼一条，订《唐书》之误，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证矣。”这是有益史学的撰述，也是值得重视的。

《桂苑笔耕》唐代人士有关其当代史事的撰著，有崔致远《桂苑笔耕》。《艺文志》著录崔致远撰著，并称崔为高丽人，宾从及第，曾为高骈淮南从事。自《崇文总目》以下，诸家多不著录。书中所记晚唐史事，多能和史籍相参证，是不该弃置的。所撰《奏请叛卒鹿晏弘授兴元节度使状》就是一例。《旧唐书·僖宗纪》：“中和三年六月，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头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十二月，忠武大将鹿晏弘陷兴元，逐节度使牛勖，自为留后。”崔致远的文章却说是“陈许军溃散，节级鹿晏弘领兵马二万余人，打破金、洋等州，突入兴元府”。崔致远的奏状请求即授节钺。《旧唐书·僖宗纪》于中和四年九月记载：“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讨”，则显然已不是留后。《旧唐书》有关的记载，显得隐隐约约，似仍为唐皇室讳，得崔致远所撰文，就可稍稍明了其中的究竟。

《本事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孟启《本事诗》，列于总集诸书中。孟启，当为孟棨，盖因形似而误。孟棨，两《唐书》无传。王定保《唐摭言》曾道及其人的生平，《四库全书总目》据之，并据书中有关记载，谓此书作于唐僖宗避难于兴元之时。《总目》还指出，书中所记惟乐昌公主及宋武帝二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人。所记间有失实处，然唐代诗人的轶闻琐事颇赖以保存流传。

《浣花集》《浣花集》为韦庄所撰。韦庄，生当唐代末季，后入仕前蜀王建处，两《唐书》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著录所撰书。《浣花集》所录韦庄的诗篇，亦如其他所赋，多为感兴之作，殊不足以之作为当代史料。《浣花集》中未编入所作《秦妇吟》。此诗描述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城中乱离的现象，兼叙此妇经由汴河辗转入蜀途中艰苦的经历，为史籍所不易叙及的事迹。其中对起义军多所诋毁，但也暴露唐军的一些罪行。据说此诗写成后，颇为时人所惊讶，韦庄因而亦自讳言，故亦未收于《浣花集》中。清末始于敦煌所藏唐五代写本中发现。近年重印《浣花集》，因以补入，有裨于唐代末年的史事研究。

第四节 隋唐以后有关隋唐史事的撰述

唐人素重史事，其初年创业始定，就开始撰修“五代史”，《隋书》就是其中之一部。接着又撰修起居注和实录，列为定制。稍后更撰修纪传体的《唐书》和《国史》。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书》及《国史》，共有四种。其中130卷本下注：“（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崇文总目》作了较为详备的记载，据说：“原释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军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既有著录，又作较详的论述，是当时这部原始的《唐书》依然存在。《崇文总目》还著录有唐各帝实录，自唐高祖至于武宗。武宗以后，虽仍续有撰修，由于乱离频仍，难得都能保存下来。就是《武宗实录》也有阙损。《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武宗实录》为30卷，《崇文总目》仅著录1卷，可知佚失很多。后晋时曾颁下诏令，搜求武宗及其以后各帝实录，可能并无所获，《崇文总目》的著录，就是具体的证明。

今传世的《唐书》有两种，就是《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以“旧”相称，是因为有了《新唐书》，易于区别，才添字改称的。

两《唐书》的修撰《旧唐书》的撰者，从《崇文总目》起，就作为刘煦等。其实刘煦只是以宰相监修国史，并非执笔撰修者。《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于开运二年（945）六月记载：“监修国史刘煦、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刘煦于开元元年七月始以宰相监修国史，前后亦只一年①，何能有若此作为？石晋撰修《唐书》，起意于天福元年（936），其时赵莹即以宰相监修国史①。其后至天福六年（941），又复下诏，命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由赵莹以宰相监修②。《五代会要》还特地采录赵莹于这一年的奏文，一则要求下诏征求旧史，举凡武宗与其以后各帝实录，以及自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传记和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诰册书等，再则陈述撰修帝纪、列传、十志的意见③。可知撰修工作是这一年才正式开始的。

撰修《唐书》，赵莹虽是最初的监修者，发其端者却是贾纬。《旧五代史·晋书·贾纬传》曾明白记其间的经过。传文中还说：“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而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这是①《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纪》。

①《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

②《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纪》。

③《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为撰修《唐书》所作的准备工作。有人说，当时李崧也曾参预撰修，其实这是不确实的。当贾纬提出应该从事撰修时，李崧还曾经反对过。《旧五代史》李崧本传也没有记载，显然是靠不住的。

刘煦等撰修《旧唐书》时，是能够获致较为有利的条件的。当时上距唐天祐倾覆之际，只不过三数十年，尚非过久，故老旧人仍有存者，可以据以搜访往事。而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和唐代诸帝的实录大都还未佚失，可供采撷修补。《武宗实录》既多所散佚，宣宗以后诸帝的实录又复不存，也就是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史事多有阙略，好在贾纬的《唐年补录》或可稍供补缀。正是由于有这些较为有利的因素，《旧唐书》还能保存许多原始的史料。经前人考校核实，代宗以前的数朝纪传，就是多钞实录国史原文。其中且有直言今上者。所谓今上是史臣对当时皇帝的称谓，正显示所录并是旧史原文①。然而还有更为明显的，当时执笔史臣的姓名，也还有依然未能改正。《顺宗纪》后的“史臣韩愈曰”，《宪宗纪》后的“史臣蒋系曰”，就都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其他仅著史臣而未称姓名的尤非鲜见②。能够保存如许的原始史料，就是值得称道的所在。

当然，像这样有200卷的史书，也并非就毫无疵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就曾经指责过：“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漏阙，又是非失实，甚至以韩愈文为大纰缪。”《四库全书总目》也说：“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旧唐书》的撰修正当五代乱离之时，四郊多垒，戎马倥偬，能够撰修成书，实为难得。书成未久，契丹已攻陷汴京，未遭佚失，也是一宗幸事。

《旧唐书》撰成后，到了北宋仁宗时，又有《新唐书》的撰修。旧籍俱在，为什么又要另撰新书？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文中，曾经有所说明。表文以为有唐几三百年的史事，应该“粲然著在简册”，可是由于“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才不能不另行撰修。这显然都是对于《旧唐书》的指责。前面曾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于《旧唐书》的批评，晁公武由所批评的言辞，得出结论说：“故仁宗时删改盖不得已焉。”《新唐书》的撰修人为欧阳修和宋祁。其实当时参预撰修的还有他人。

曾公亮的进《（新）唐书》表中曾列举有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述《新唐书》撰修的经过说：“初，庆历中，诏王尧臣、张方平等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为纪、志，祁为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同编修。”也有人说，欧阳修只撰修了帝纪，至于志和表，则是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诸人分别撰修的①。曾公亮当时是提举编修，故书成后，得以领衔进上。

曾公亮的进书表中，对《新唐书》的成就曾作概括的评述，表中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依据。”这事增文省的说法，自来几乎成了对《新唐书》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②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一章《隋唐五代学术》。

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的定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旧唐书》撰修于乱离之世，文献记载，多有丧失，虽曾下诏访求佚书，所得并非甚多。《旧唐书》循《隋书》成例，也撰成一篇《经籍志》，以著录前代旧籍和唐人新著。志中所载天宝以后的撰述，实甚稀少，几乎寥若晨星。这应是当时皇朝的庋藏，也应是撰史诸人所能见到的图书。这样稀少的图书，而欲求所撰修的史籍了无漏遗，实在是戛戛乎难哉！《新唐书》撰修的时候，上距宋朝的开国，已经将近一百年了。长期的承平使散佚的文献，陆续逐渐出世。成书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的《崇文总目》所著录的撰述，即远较《旧唐书·经籍志》为繁多，《新唐书》撰成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距庆历元年才二十年，《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群籍，已有尚未见之于《崇文总目》的。史料丰富若此，怎么能不使所记载的史事较前有所增加？还应该指出，《旧唐书》撰修时，晚唐史事所可作为凭借的，只有贾纬的《唐年补录》。《新唐书》撰修时，宋人对于唐史的论著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举其著者，如孙甫《唐史记》、赵瞻《唐春秋》、陈彭年《唐纪》，而赵邻还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参预撰修《新唐书》的宋敏求，亦补撰唐武宗以下六帝实录①，而胡旦也撰有《唐乘》②。撰修《新唐书》诸家自可利用这些新得的成就，从事补缀刊正。因而所谓事增自然是必然的趋势。以《新唐书》和《旧唐书》相比较，综计《新唐书》删去《旧唐书》的传61篇，增添的新传三百三十一篇，另外还增添了两篇志和四篇表。这不仅是事增，而且所增加的还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列传和志表的总的篇数，至于列传中具体增添的事例，那当然就更为繁多了。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特列了《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一目，罗列所增的与史事有关的文句，如《代宗沈后传》，《旧唐书》仅说：“陷贼后，不知所在。”《新唐书》则于其下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其非，具言其情，诏贷之。”这样的增添，共有九十七传。有的传所增添的还不仅一事，合起来算计，当然就更多了。赵翼于此还另立一目为《〈新书〉立传独详处》。据说：“《新书》诸传，较《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惟刘晏、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所增的段落，这里就不必一一征引。可以说所谓事增，确系事实，并非称道者的过誉。

《新唐书》在事增的同时，还显得文省。《旧唐书》的一些芜词就多被删去，还有一些骈文，或者被删去，或者被改动，自然会减少篇幅。《旧唐书》200卷，《新唐书》225卷。卷数增多，是事增的表现。据说《旧唐书》全书共为三百零九万字。《新唐书》全书共为三百六十九万字。《新唐书》卷数增多了，字数相应也有所增多。其间差别并不是很大，可能是《新唐书》要稍多些。不过应该指出，《新唐书》在纪传和志之外，还有《宰相世系表》等四种表。表是不应和纪传在字数方面相提并论的。如果实际算起来，《新唐书》的字数也许还要少些。这应该是文省的具体例证。

曾公亮自诩的这种优越之处，也遭到一些非议。《四库全书总目》就曾说过：“是书本以补正刘煦之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新唐书》；《宋史》卷二○三《艺文志》。②《宋史》卷四三三《胡且传》。

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祟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所言大致可说是较为公允的。像这样一部巨著，欲求了无瑕疵，也是难于避免的。

应该说，《新唐书》可以称道的篇章也还是不少的。《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较之《旧唐书》，可谓是独辟蹊径。史籍有表，肇源甚早，司马迁和班固相继制作，就颇受人称道。陈寿、范晔及其后来的撰述者皆未能追踪前贤，显然有所不足。《新唐书》能够补苴这样的遗阙，就不能置而不论。《宰相表》略同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就有数员，有时更代频繁，专列一表，自有其可取的地方。唐中叶后，方藩兴起，几遍全国，若不为之列表，是不易知其起伏曲折的。唐代承南北朝之后，崇尚门第，《宰相世系表》的制作也是自有其社会的因素，不过其间亦借以保存若干和宰相有关人物的名字，为后世治史者提供考核的方便，并非毫无作用。《新唐书》撰修时，吕夏卿曾参预其事。夏卿通谱学，世系表的编制就是出于夏卿之手，《宋史》称他“于《新书》最有功”①。可知《新唐书》诸表能够见称于世，不是没有来由的。

《旧唐书》初撰修时，赵莹就提出建议，谓于纪传之外别撰十志②。其后书成，却撰修了十一志。多寡虽少有不同，篇目则仍因袭前代旧规，并未稍事溢出。《新唐书》有所增加，成了十三志。新增的为《选举志》和《兵志》。唐代以科目取士，虽是因隋旧制，科目繁多，却远超于隋时。这是一代的大政，专列成一志，是有必要的。唐代始建皇朝，强兵猛将，实为当时主要的凭借，中叶以后，反为兵事所困，列志论述，和《选举志》有同样的必要。其中容有记载不尽属实的地方，这就有待于后来的考核了。还应该称道的是《地理志》论述的详备。《地理志》不仅记载州县沿革、人口、贡赋和矿产，还特别记载各地的农田水利，这不仅超过《旧唐书》，而且也是以前各史的《地理志》中少有的。有了这样的记载可以显示一代农业的规模，对于治史者也是别开生面的助力。

有关《隋书》、两《唐书》的考核、订正和补苴的撰述《新唐书》的创修是因为《旧唐书》的卑弱浅陋，未符众意；可是《新唐书》撰成之后，也招致了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得臣《麈史》，谓吕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别撰纪志，因谓同局且私心不满。其实也未必见得就是如此。据晁公武所记，吕夏卿曾戒其子弟勿妄传出所撰《兵志》事，当系所撰未为同撰修者所通过，而又未忍抛弃，故“自秘之”。很可能是始撰时，分工未能明确，以致有这样一些事故，不应认为是私心不满。虽然如此，也并非就了无异议。稍后的吴缜就别撰《<新唐书>①《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②《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纠谬》。吴缜指责撰修《新唐书》有八失，并以所提出的谬误之处，归纳为二十门，每门之中各举出具体的事例。今按其所述，多有中肯之处，也有不免过于求疵的地方。像《新唐书》这样出于众手的巨著，也不能说其中就没有牴牾踳驳的记载。就是到现在，这样的考核订正还是不少见的。吴缜还撰《五代史记纂误》。这是继《新唐书纠谬》之后，继续订正欧阳修撰史的作品。如前所言，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追循《春秋》笔法，侧重于褒贬，于史事的考核稍欠功力，故吴缜得以抉出其中的阙误。这对于研治唐史，还是有所裨益的。

两《唐书》先后撰成，并行于世。这充分显示有唐一代史料的丰富。两《唐书》合计，共有225卷，翻检起来，就难免有些麻烦。还是在宋时，已有《新唐书略》的编撰。此书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陈振孙说：“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采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理者也。”这样说来，当时相似的编撰应不只吕祖谦这一部书，可能是吕祖谦名重一时，故特见于著录。元明两代未见有这样的编撰，《明史·艺文志》著录梁寅《宋史略》和《元史略》，性质可能相同，只是转移到《宋史》和《元史》。迄于清时，才有沈炳震所撰的《新旧唐书合钞》。吕祖谦的书仅以《新唐书》为主，沈书则兼取两《唐书》。既兼取两书，篇幅就会相应增多，不过两书合计，删去的还是不少。纪传皆以《旧唐书》为主，诸志则以《新唐书》为主。这不仅是由于《新唐书》诸志的记载较为详备，而且还增添了《选举志》和《兵志》，如皆以《旧唐书》为主，这两志就将无所附丽。所谓为主者，则是纪传各篇皆以《旧唐书》作为正文，而以《新唐书》所载不同于《旧唐书》的作为注文，附于其下。至于诸志的编撰，亦同此理，就是以《新唐书》为正文，而附注《旧唐书》的歧异记载。其间互相违异之处，也曾略作考核，不过只是以本书参证，或两书互证，而未多所涉及，显得较为局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丁子复《唐书合钞补正》，当是匡正沈炳震之书的。

对于所说的两《唐书》互相违异之处，也还有人继续考核。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就是其中的一种。此书不若沈炳震书的备录原文，仅摘录其违异之处，而论证其间的是非。核实来说，是以《旧唐书》论证《新唐书》的谬误处，与吴缜《新唐书纠谬》稍有不同。书中多引用吴缜旧说，也可以略见其绍递的痕迹。《清史稿·艺文志》于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后，还著录张道《旧唐书疑义》和罗士林等《旧唐书校勘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更著录岑建功《旧唐书佚文》，虽未获读其书，当亦属于考核校订补佚之作，惟已不以《新唐书》为限，而转着眼于《旧唐书》了。

作为两《唐书》的考核订正，还应该提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并著有《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著有《陔余丛考》，王鸣盛亦著有《蛾术篇》，可以一并论及。《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如书名所示，所论述的皆系多种史籍，不过论述唐史，在其书中仍各占有相当地位，不应以其不专论一史而稍事忽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追踪《春秋》，以褒贬为主。其实这在《新唐书》中已稍露端倪。钱大昕因此就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①王鸣盛也评论《新唐书》过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于简略，并举例证说：“德宗出奔奉天，全赖陆贽草诏罪己，以激厉将士，而新纪尽削不载，贽本传载奏议甚详，而语令不便入之，所谓武人悍卒感动流涕者竟不一见于史，此其失也。”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尤多论述两《唐书》和两《五代史》的撰修经过及其各自之间的相互比较，文辞精湛，论证详确，不仅论证彼此的互异和谬误处，而且还涉及传世版本的脱误处。这些论证都能有助于对唐代史料的利用和探索。

清代学者治史，多以其所得撰为札记，并以之流传于当时和后世。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家都以史名其书，故得以综论如上。其他虽不以史名其名，书中也不乏有关史事的论述。顾炎武《日知录》就是具体的例证。《日知录》中就有专论《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条目。而论《新唐书》尤为繁多。其中说到“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并说这都是宋祁不喜对偶文字，因而取去失中。所说也不是毫无理由的。顾炎武以后，这样的论述更是不乏其人，阎若璩《潜丘札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都有有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纪传体的史书起自《史记》，就是以前所称的正史。《史记》成书后，陆续有为之作注释，迄今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犹附《史记》并传于世。其后《汉书》及《后汉书》亦皆有注。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后，这种作注风气就暂衰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樊先生《注唐纪》，和窦苹《唐书音训》，后来不复再见著录，当是早已佚亡。直至清末，始有唐景崇者撰《唐书注》，行于世的仅为所注本纪部分。书以注《唐书》为名，其实只是《新唐书》。所注多所采撷，不限于以本书纠正本书，或两《唐书》互证。惟志、传部分尚未面世，显得有所不足。

一代史书所涉及的岁月，往往相当悠长，所记载的史事就难免有不周之处。鸿博加班固的《汉书》，其中志表就有人为之疏证校补。而《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南北诸史的疏记校补尤为繁多。《隋书》和两《唐书》也就都是少不了的。对于《隋书》的疏证校补，也是集中在志表两个方面。所补的表为万斯同《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和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自梁陈以迄隋时诸表，皆取之于《历代史表》。诸王表因当时受封者究属有限，表中所列，易于了然。将相大臣年表乃是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旧规，以显示一代当朝的人物。举凡三师、三公、尚书令、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监、诸部尚书皆列入表中，能够起到和《汉书·百官公卿表》相似的作用。《隋唐之际月表》所记更为详赡。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有首义的农民，有地方官吏，还有一方豪俊。据所统计，不下一百二十余人，自大业七年（611）王薄、窦建德等起兵，至贞观时次第为唐所削平，其间十余年，纷扰无宁日，其间兴亡一一列之于表，检阅就会相当方便，是可以称道的。

至于对志的疏证校补，则集中于《地理志》和《经籍志》两志。前面说过，《隋书》各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中，并不限于有隋一代。《地理志》以隋时疆域为主，附载梁、陈、周、齐的沿革于各州县之下。南北朝的疆域沿革至为杂乱，梁、陈、周、齐当南北朝的后期，承其余绪，建置更为繁多，《志》文简略，所记就不易周详。杨守敬《隋书地理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新旧唐书二》。

志考证附补遗》也辑录于《廿五史补编》中。书中随文考证，更能显示个中曲折。《隋书·地理志》记长安城东、西、南面各有三门，仅举各门的名称，而未备载各门的具体位置。杨守敬书据《长安志》谓东面三门，北为通化门，中为春明门，南为延兴门。其西、南两面各三门也准此。又如《隋书·地理志》于东莱郡观阳县下说：“开皇十六年分置牟州”，杨守敬书则说：“《元和志》，开皇三年置牟州，《寰宇记》同，非分置也。”这就不仅限于疏证了。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较之《地理志》，更为丰硕，所著录各书，不仅限于五代，其上可以直追《汉书·艺文志》。清代为其补苴考证者三家。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仅就《隋书》列传中所载有关的撰述，补其所未及著录各书。章宗源和姚振宗皆撰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对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各书，逐一加以考证。姚振宗书后出，往往引用章宗源书，并时加以订正。章宗源书亦广事征引，所论述率多以阐明各书的渊源，而且兼及其内容，有的还加以是正补苴。姚振宗书则于涉及著录之书的有关文献，率皆尽量征引，显得更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书》115卷，并注：“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章宗源考证说：“今存颜师古注本，较应劭本多五卷。《唐志》两本并存，而脱‘应劭集解’四字。”姚振宗于《隋书·经籍志》本条之下加注说：“应劭当作蔡谟”。接着就依次征引《太平御览》、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和《列女·班昭传》、《史通·六家篇》和《正史篇》以及《玉海·艺文篇》，以见班固及班昭撰史的经过，接着又引《晋书·蔡谟传》和颜师古《汉书叙例》，以见蔡谟确曾为《汉书》作过《集解》。接着更引《唐日本国见在书目》、《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和《四库简明书目》，以见《汉书》之有颜师古注。最后征引章氏《考证》，并加按语说：“章氏以此为应劭本，不知实蔡谟本也。”这样的考证确实显得渊博，却也不免失之繁琐。

对于两《唐书》，补苴订正的尤多。首先赓续隋代，万斯同《历代史表》中又复制有唐表，计有《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唐边镇年表》、《唐宦官封爵表》、《武氏诸王表》、《唐诸蕃君长世表》，黄大华亦撰有《唐藩镇年表》，唐代历年悠久，皇朝将相名称时有变更，武德初年，三公之外，仅有中书、门下、侍中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阃外之事则仅有一西讨元帅。贞观初年，朝内有了吏部侍郎参预朝政，阃外又有行军总管。贞观后期更有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变更改革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盐铁使和观军容使，都成了中枢的大员。这样繁多的名称和执掌，能够列于表上，一目了然，也是方便的。其他一些表也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撰《新旧唐书合钞》的沈炳震也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这不是补苴，而是如书名所示的从事于订讹。沈炳震说：“《新书·宰相世系表》舛讹特甚。其小疵则以孙为子，以弟为兄，甚则以甥舅为父子，合二氏为一族。”沈炳震还提出更为严厉的指责，甚至说到“举可废也”。前面曾提当时参预《新唐书》撰修的吕夏卿。吕夏卿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以当时公认精于谱学的名家，制成《宰相世系表》，竟受到这样的指责，可见谱学是不易讲的。

诸家补表之外，劳经原也撰有《唐折冲府考》。折冲府为唐代前期有关府兵的设置。唐代前期兵力的强盛，得力于实行府兵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以及《庸六典》和《通典》都有记载。就是后来《文献通考》、《玉海》等也都有论述。劳经原皆总为汇集，列于篇首。《新唐书·兵志》仅举十道折冲府的数目，而未详其确地。《地理志》虽于有关府州举出若干折冲府的名称，阙佚者甚多。《唐折冲府考》主要是补苴这些府名及其所在地。在论述关内道之初，先举出有府的数目，接着发凡起例说：“今补十五府。”如果说是补苴，应该是补《新唐书·地理志》的不足处。

《资治通鉴》的《隋纪》、《唐纪》及其有关的撰述以编年体记载隋唐两代史事的，有司马光撰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本来仅称《通鉴》，后来宋神宗为之写序，改称《资治通鉴》，并且说：“贤于荀悦《汉纪》。”以资治为名，是因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的缘故。当时襄佐司马光撰修的为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南北朝部分的主持者为刘恕，唐五代部分则为范祖禹所主持。其中《隋纪》8卷，《唐纪》81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前的几年，则见于《陈纪》之中。

《资治通鉴》网罗各方面有关的史料，剪裁考订，汇为一书，博大精深，历来都受治史论政者的推崇。可是其中名物训诂并非尽为世人所了解，因而多有为之撰注者，不过传世的仅胡三省一家。胡三省的注文当其最初撰述时，本是依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别为《广注》单行。后经乱离，原稿散失，再次补撰，因以注文散入《资治通鉴》有关各条之下，就是现在所见的传本。《资治通鉴》既已弘博深邃，无所不包，注文也就随之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举凡天文、历法、礼乐、庶政皆都有所注释。胡三省尤精于地理，注文也以此见长。例如河西九曲的得失和唐与吐蕃的强弱很有关系，得胡三省的注解，其地所在就更为明了。河西九曲本为唐朝的疆土，由于金城公主的下嫁，吐藩才以金城公主汤沐邑的名义，取得其地。两《唐书·睿宗纪》皆失载此事，仅于《吐蕃传》略一涉及。两《唐书·吐蕃传》亦未指明九曲的所在。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时，陇右尽失，故也难说到九曲，仿佛已成化外。胡三省在这里特为注明：“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济、大漠门等城以守之。”像这样的注释，散见于《资治通鉴》各纪文下，使读者能多所了解。司马光曾经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有了胡三省的注文，是应该好一点的。到了清代，更有专论胡三省注文的撰述，《清史稿·艺文志》就著录有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钱大昕《通鉴胡注辨正》和赵绍祖《通鉴注商》三书。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同时又撰《资治通鉴考异》和《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撰修时，曾经搜罗当时的古今史籍，据说，除正史之外，杂史多至三百二十二种。各种史籍不尽相同，且有极为抵牾的。这些不同的记载当然不能并载于《资治通鉴》之中。《资治通鉴》所载的乃是经过司马光详细的考核，而著其所认为正确的结果。《资治通鉴考异》本是单行成书的，这种单行成书的版本今仍有传世。另一种则是附于《资治通鉴》相应的本文之下，这是胡三省所附入的。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曾说过：“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这样和《资治通鉴》同书并行，对于阅读的人们是有很大的方便的。由于所考证的条目很多，在现在通行本《资治通鉴》中随处可见。如安禄山乱事初起时，唐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诬告，遂于潼关斩封常清和高仙芝，其时封常清曾有表文奉上，《明皇幸蜀记》、《安禄山事迹》和《旧唐书·封常清传》都不相同。司马光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并说明其所采用的原由。其他条目大致都是这样。这是显示他的撰修史书认真的态度，也是对后学的示范。

《资治通鉴》为294卷的大著，上起战国，下终五季，历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欲求一目了然，却也并非易事。《资治通鉴目录》的撰述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就曾说过：“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资治通鉴》是按年撰述的，目录当然也是按年撰述。这和《史记》、《汉书》的年表差相仿佛。胡三省在所撰《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可见和一般目录的作用不尽相同。后来到南宋时，吕祖谦别撰《大事记》，就以《史记》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以后事。这样的撰述和《资治通鉴目录》差相仿佛。《大事记》仅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再未接续撰述下去。其实已有《资治通鉴目录》，《大事记》也就不必撰述下去。目录之中仅记大事，由目录以概括全文，也由目录可以了解重要事故，用以检阅《资治通鉴》，应该是很方便的。司马光有关的撰述，尚有《通鉴释例》，乃是撰述《资治通鉴》时，所定的凡例。此书未与《资治通鉴》同时进奉传世，南宋时始为世人所知。当时传世的尚有《通鉴释文》，分别为司马康和史照所撰，皆多乖剌处。胡三省因之别撰《资治通鉴释文辨误》指正两书的讹误。《释文辨误》援据精核，有助于阅读《资治通鉴》本书。

《资治通鉴》以编年叙事，一宗史事往往不是一年之中就能具见始末，而一年之中，可资记载的史事又不仅一宗，这样兼容并载，自不易得到头绪。袁枢所撰的《通鉴纪事本末》恰能解决这样的困难。这是分钞《资治通鉴》的原文，以事为类，各自另立标题，自成起讫。虽皆为《资治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体例极为精审，在当时已为史家所称道，后来梁启超也是盛加赞赏，以为善钞书者亦可成书。其实只是钞撮之功，于隋庸史料并无所增益。《资治通鉴》所涉及的事物至为广泛，普遍钻研自是正理，专攻其中一端，也有其必要的意义。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如书名所示，就是专就地理而言的。其中首列《历代州域总叙》，隋州郡、唐十道、十五道、二十四都督、十节度、六都护、河北二十四郡都在论述之中，更特列《十道山川考》和《唐三州七关十一州考》，隋唐地理亦可据以粗得其轮廓。

范祖禹《唐鉴》则依《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重要史事再加以论断。范祖禹曾参预撰修《资治通鉴》，分掌唐史，因以其所得，撰成《唐鉴》。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每于得失兴亡重要关节处，以“臣光曰”开端发为议论。范祖禹的《唐鉴》也应是按照司马光的旧规，发抒其个人的政治见解。范祖禹在《唐鉴》的序文中说：“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唐之事虽不能遍举，而其大略可以睹矣。”据说范祖禹此书曾进呈宋仁宗，并为当时所重视，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张端义撰《贵耳集》，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可见当时重视之一斑。

南宋时，朱熹撰《通鉴纲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并说：“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益》。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其实朱熹并未亲自撰述。《四库全书总目》就曾明白指出：“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就是这样一部书，经过康熙皇帝的批览，遂成为《御批通鉴纲目》。其实朱熹当时撰写这样的凡例，并着人编撰，也只是想使作资治的《通鉴》，更能发挥资治的作用，并不是对史事多所补益。这和范祖禹的《唐鉴》一样，虽然都受到一时重视，都难得说到在史料方面的价值。康熙皇帝的批览也当不是从其史料方面着眼。其时吴乘权撰《纲鉴易知录》，也许如其名称所示，只是便于初学，虽曾为人所习知，是说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意义的。

《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宋敏求撰。《宋史》有其传，附于其父宋绶传后。他曾参预撰修《新唐书》，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是谙熟唐代史事的史家。《唐大诏令集》是搜集和编撰唐代帝王所颁的诏令而成的。宋敏求自序说：“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旧唐书》多采撷诏令，以入史文，但汇集到这样多的篇目，却是少有的成就。其中政事类共包括三十八项，自礼乐、刑法以至于讨伐、平乱，涉及到全国许多方面；蕃夷类也包括绥抚、盟文等十项，都关系到皇朝的大政，是唐代史事的重要部分。其余帝王、皇太子、诸王、公主、大臣等类，也都包括为数不同的项目，皆可以用之核证史文，不可或缺。

诏令既是当时皇朝颁布的正式文书，所涉及的人物、官制、地名以及相关的史事，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一代史书其中的不少部分就是依据这些诏令撰修而成的，辗转采撷引用，就难免出现若干讹误。因而再以诏令核对史书，就可有所校正。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曾有人指出过，这里还可再列举一二。《唐大诏令集》的《蕃夷类》中收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这是玄宗开元四年（716）颁下的诏令，可是两《唐书·薛讷传》皆未道及。《旧唐书·玄宗纪》却说：“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新唐书·玄宗纪》更说：“大武军子将郝灵俭杀突厥默啜。”皆不载此制诏，仿佛和薛讷无关。《唐大诏令集》的《政事类》中收有开元十三年（725）颁下的《改丹水为怀水敕》。丹水在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敕》中更明白指出：“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可是《新唐书·地理志》却说：“泽州高平，有泫水，一曰丹水。..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泽州属府五，首为丹川府，也并没有改为怀仁府。《新唐书·地理志》素以详赡见称，有关丹水和丹川府的记载，当是依据开元十三年以前的册籍转录，仿佛并无改称事。《敕》文于“改丹水府为怀仁府”下，接着还说：“其乡里名号，亦仰州长官随事改易。”《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杀谷改为省冤谷事，当是依据《敕》文改正的。杀谷既已因《敕》改正，奈何丹水和丹川府尚存旧名，这就不能不说是预修《新唐书》的人采访未周了。宋敏求之后，再未见有续作辑录补苴，看来并非易事。赖有《唐大诏令集》原书具在，史家就藉以考核唐史，订正讹误。钱大昕《诸史拾遗》就不乏例证之作。钱大昕曾据懿宗咸通九年（862）颁布的《分岭南为东西道敕》所说的：“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宜割桂州管内龚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以证明《新唐书·方镇表》咸通九年下所说的：“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增领蒙州”的蒙州应为象州之误。这样的以《唐大诏令集》参证唐史，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代及以后诸代，为唐人作传的并非多见，有之，当推元时辛文房《唐才子传》。辛文房为西域人，以能诗著名。《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由《永乐大典》辑出。原本10卷，总三百九十七人（当为九十八人）。中间有散佚处，经过补苴，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是书国内虽有散佚，日本却保存有完帙，刊于《佚存丛书》中。列传二百七十八人，附见者百二十人，与原本相符。所列诸人中见于《新唐书》的约百余人。此百余人传记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虽有异说，殆皆置之不论。如《陈子昂传》记其于圣历初解官归里事，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则未涉及此事。其间斟酌去取，对《新唐书》也多有是正。《新唐书》以陈子昂举进士在文明初。文明元年（684）为唐高宗崩逝的次年，恐亦无暇开科取士，《唐才子传》以之置于开耀二年（682），似较为合理。徐松《登科记考》亦从其说。然其书往往来撷当时传记或小说家言，不免有夸大失实的地方。《唐才子传》以论诗为主，诗人的生平事迹虽稍有穿凿傅会和不尽真实之处，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新唐书·艺文志》的《杂传记类》著录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奕《唐登科记》，今皆佚失不存。唐代重科举，而进士尤为重要。每次所取进士的名额并非很多，然名列榜上的率能获致高位，为世所重。诸家所撰的《登科记》所记自是科举的盛事。崔氏所撰以年代标书名，可知当时撰述者甚多，不仅所著录的三种。到了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由有关的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记载中广为搜罗采撷，撰集成书。全书30卷，前24卷，按年记载，当时有关的文诰政令，考题，答卷，进士姓名，而且兼及进士以外的其他各科。其后两卷则叙五代诸朝事。另有附考和别录数卷。附考叙未有确实年代的进士、明经、制科、诸科登第者的姓名。别录则摘录有关科举的各种记载。这样的撰述，对于一代科学取士的制度、措施、科目、登第者的姓名，皆备加论列，而考证又皆精辟，是值得称道的科举史料的汇编。

由《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有关隋唐史籍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于乙部史录的《刑法类》之后列有《目录类》，所著录各书，今皆亡佚。《宋史·艺文志》踵其旧迹，继有撰述，所著录的亦复不少。然多已亡佚。今传世习见的为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秘书省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有袁本和衢本，两本间有差异，未能尽同。今传世尚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惟未为《宋史》所著录。宋以后，撰述的尤多，《四库全书总目》后出，著录的亦复不少。这些目录撰述，有的仅列书名，有的则作题解。题解亦有繁简差别。《四库全书总目》则每书皆有提要，于著者姓氏，书的版本以及有关评论，多能详为陈说。各家书目均备录所见各书，隋唐史书自亦包罗在内，随时翻检，有关史料的存佚就可具知，其中记载亦可稍悉其崖略。

有关隋唐史料的金石文字撰述《宋史·艺文志·小学类》中著录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如隋唐诸史《经籍志》和《艺文志》的体例，可是在《目录类》中又再加著录。以金石证史，为史家重要功夫，似以列入《目录类》为宜。

《集古录》为欧阳修所撰，录其所藏金石的跋尾。今传本共有四百余跋，分为10卷，与其初本的篇数不尽相合。或其间有所增益。10卷之中，有关隋唐时跋尾为5卷，最后一卷中尚有数篇。隋碑仅有14篇，不足与唐碑相比。欧阳修在《自序》中说：“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其子棐在所撰《录目记》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可知其搜集遗物撰述整理的意义所在。以金石证史，跋文中殊不少见。《隋陈茂碑》所载陈茂仕官履历，曲折详尽，跋文因说：“《隋书·列传》载茂事尤多阙缪”，并说：“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阙。”《唐张九龄碑》所载与《唐书》时有违异处，甚至年寿官爵亦不相同。跋文就指出：“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缪，当以碑为是也。”

《金石录》，宋赵明诚撰。是书上承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著录其所藏的从上古三代至于隋唐五季以来的钟鼎铭文和碑铭墓志的金石文字，有的还作有跋尾。赵明诚在其所撰的序文中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因考其异同，参以他书，撰成是书。书中所著录金石碑刻共有二千，其中属于隋代的八十四件，属于唐代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件。就是五代也有十五件。跋尾，属于隋代的九篇，属于唐代的多至一百六十七篇，可说是相当丰硕的。

后来到了清代，金石证史更为学人所重视，撰述者前后相继，钱大昕就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传在《清史稿·儒林传》中。大昕著述宏富，有《潜研堂文集》行世。此金石文字跋尾不在其集中。《跋尾》涉猎广泛，所跋唐人碑刻墓志亦非少数，且多能与史文相对勘。《九成宫碑》为欧阳询所书，欧阳询结衔称兼太子率更令。称兼是唐初制度，并非以他官再兼率更令，而是欠一级的称谓。这种称谓得到这样的解释，可为了解唐初制度略得助力。《李抱真德政碑》结衔中有礠州，而两《唐书·地理志》、《五代职方考》皆作磁州。钱大昕因此指出：“州县之名当从其时本称，史臣秉笔，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决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于史学也。”与钱大昕同时的王昶亦撰有《金石萃编》。其所搜罗更为丰富。王昶在自序中曾谓其收集金石的不易，历经种种困难，“而后自三代至宋末辽金始有一千五百余通之存。”全书160卷，其中隋时3卷，唐时78卷，两相合计已超过一半，如果加上五代4卷，就更为繁多。书中不仅备列金石上所刻的文字，而且还附载各家的题跋，如其序中所说：“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就全书稽考，自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后，各家撰述，殆无阙失。各篇之后，又多为按语，对于前人所说，每加匡正，可以说，乃其时集大成之作。其按语中，多有以金石证史的论证，可以说明论史是少不了金石的。

王昶于《金石萃编》著录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所刻的《郎官石柱题名》。所谓郎官指的是唐尚书省所领的二十四司的长官，即郎中和员外郎。二十四司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管全国的政务，故其地位相当重要。《题名》由吏部郎中起，温彦博、杨纂皆在其列，而温彦博前尚有郑元敏等七人，可知题名始于唐初。温彦博和杨纂，两《唐书》皆有传，传中均未记载任郎中事，则《题名》可补传文的阙遗。大中以前郎官姓名多见于此，其重要意义不言可知。王昶于著录《题名》后，复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其后赵钺和劳格又撰《郎官石柱题名考》，较王昶所撰更为详赡。王昶说：“今所题名只左丞一柱，拓亦不全，存者只七面，内多泐字，计其姓名可见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除去姓名不全者二百七十七人，其全者有二千九百十五人。内姓名再见者五百四十七人，三见者一百四十人，四见者二十六人，五见者六人，通共重见者七百十九人。”王昶据两《唐书》列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考核，可考者仅得五百七十六人，无考者一千六百廿四人。赵钺和劳格所考，收获殊多，无考者仅一百九十余人。各部补遗得六百三十四人，补辑礼膳两部共得二百十一人，著录郎官总数四千一百五十余人。不仅超过王昶所考，而且远溢于《郎官石柱题名》之外。

王昶于《金石萃编》中又著录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的《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御史台为唐代掌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的机构。精舍本为僧侣讲道之所，御史台有台狱，建此精舍当是借以起感化的作用。在这样的精舍立碑，却题各级御史的姓名，因而也成为重要的刻石。王昶仅著录此碑铭，未再作考核。赵钺和劳格则撰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王昶著录此碑时，曾加按语说：“碑阴题名：上截凡侍御史并内供奉一百二十二人，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四百九十七人；下截及左右棱不书官位者一百一十九人；中间搀入‘郑韬会二十七日寓直’一行；左侧题一百三十三人，右侧题侍御史兼殿中一百三十八人；碑额题监察御史四十二人；碑阴额题知杂事御史五十一人。”并指出：“碑阴题名重复，自再见以至三见四见者不一而足，或由前后屡任则屡书之，然亦不尽符合者。”赵钺和劳格则另加考核，举出其人的籍贯、出身、经历，并注明出处，共得八百三十一人，已超过题名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成就也是可以称道的。

王昶撰《金石萃编》之后，后续者仍颇不乏人，据《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就有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陆耀遹《金石续编》、王言《金石萃编补略》、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等，亦皆有刊本传世，惟搜罗较为丰硕的，当推陆徵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是书以补正为名，就是用以补《金石萃编》成书后新发现的各刻，并正其未是处。所补的据说有两千余种，成书130卷。其中隋代5卷，唐代50卷，如果加上五代的3卷，共有58卷，将及全书的半数。亦如王昶旧例，附载有关各家跋尾，惟上距王昶为时并非过久，所附跋尾就不如王昶的繁多。可是王昶以后新撰而又未能广为流行的有关著述，如严可均的《平津馆金石萃编》、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皆以能见诸征引，而多为世人所知。然亦有为《金石萃编》所不应阙的，如唐《巂州都督姚懿碑》，已见《金石录》和《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姚懿为姚崇之父，既赵、钱两家皆已著录，《金石萃编》奈何竟然遗之，又隋《梁州使君陈茂碑》，为开皇十八年所立，《金石萃编》作十四年，《补正》为之指出，确是能以正之。惟两书皆备列《陈茂碑》文，《补正》后出，反不若《金石萃编》的详尽，而不详尽的地方，又未指出其所阙字，复未作出说明，仅引《平津馆读碑记》说：“茂，《隋书》有传，以碑校之，传所载官阶多阙。”如按所录碑文参证，则《隋书》所载官阶诚有阙少处，却不能指责为多阙。可能是当时撰集时，未能细加核对，致有此不符处。则引用是书，还应细加斟酌，不宜炫其丰硕，而尽相信其偶有不符处。

还可以提到的则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张弨《昭陵六骏赞辨》和孙三锡《昭陵碑考》，皆为《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昭陵碑刻虽仅分布于其陵园之内，然实关系唐代初年的史事，考核辨正，当能充实其时的史料。唐人年谱的撰述唐时谱牒最为盛行，华族名门无不有其家谱。到了宋代，更有年谱之作。年谱按谱主的生平经历，按年记述，虽亦可溯源于家谱，流派却各异其趣。宋人洪兴祖撰有《昌黎先生年谱》，记韩愈的行事。鲁訔亦撰有《杜工部年谱》，鲁訔之前，吕大防已撰《杜工部年谱》，惟亡佚不存。《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赵子栎《杜工部年谱》，惟谓“其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迄至清时，撰年谱之风大为盛行，为唐人所撰的却殊不多见。见于《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仅有丁晏《陆宣公年谱》，与《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年谱》合编。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的亦仅江榕所辑《陆宣公年谱辑略》一种。

记载隋唐地理的图书地理撰述可以上承贾耽《十道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当数到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乐史撰述此书，也就是参酌贾耽和李吉甫的旧规，再作考核，而且也增加了新的项目。书中征引繁博，前人撰述的地志、杂记、诗赋、文集，在所不遗。许多佚失已久的记载，还能略见其梗概。贾耽《郡国县道四夷述》，宋初犹存，《太平寰宇记》就多所引用。清人王谟辑佚，共得五十四条。其中出自《太平御览》的仅有七条，而出自《太平寰宇记》的就有四十七条。唐代其他著作也多赖以保存。此书撰于宋初，即依宋时疆域区划分别撰述。其时尚未改行路制，仍存道名，惟已分为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右、岭南十三道，不尽与唐时相同，但所改易的并非多数，各道府州仍多因唐旧，论及隋唐地理亦相当详赡，可与《元和郡县图志》相互参证。

其专论隋唐两代全国地理的，则有清代末年杨守敬所撰的《历代舆地图》中的《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杨守敬于历代地理志用力最深，前曾述及其所撰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分别据《隋书·地理志》和两《唐书》的《地理志》绘制，有助于《隋书》和两《唐书》的钻研。

隋时仍以长安为都，惟于龙首原下另建新城，唐代因之不改。绵延久长，几三百年。长安于宋时已废不为都，却仍为世人所重视。宋敏求就曾撰述《长安志》。《长安志》虽泛及周秦往事和建都于长安的皇朝，隋唐旧迹实为其主要论述所在。唐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叙述长安和洛阳的城郭里坊，惟不免疏略。宋敏求依其所述，更为周备。举凡城郭、宫室、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寺院、道观，莫不毕具。尤其对于坊巷、住宅、肆市、园林等更是纤悉无遗，为研究隋唐都城史事不可或缺的撰述。今《两京新记》已残缺不全，《长安志》就弥足珍贵。

宋敏求还撰述《河南志》。《河南志》的撰述还在《长安志》之前。《长安志》的体例当是遵循《河南志》的旧规。其后元人再撰《河南志》，即多移录宋志原文。宋志遗佚已久，仍可于《元河南志》觇其本来面目。

对于长安旧迹的记载，应该提到张礼的《游城南记》。张礼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撰成此书，记其在长安城南的游踪。其时上距唐末都城东迁已逾百年。长安外郭城早已拆毁罄尽，惟樊川风物尚依旧可观。张礼所记举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以及前贤遗迹见于记载的，皆据其耳闻目见详加描述，使读者按图索骥，仿佛就在目前。书中间有续注，无注者姓氏，详其文义，当是出于金时人的手笔，可见是书见重于世，为时已久。

更推而广之，则为《雍录》。《雍录》为南宋程大昌所撰述。其时长安久已为金人所据有，程大昌自难亲历其地，因而就只能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于关中古迹悉加考订，尤着意于周秦汉隋唐五代的都城，于唐代更为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虽指出其体例丛杂和未免疏漏，然亦不能不称许其搜罗既富，辩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

下至元代，李好文复撰有《长安志图》。北宋时即已有《长安图记》，吕大防称之为《长安故图》，并为之说。此图旧有碑刻，在西安碑林，今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说：“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泾渠沿革制度皆在焉。总为图二十有二。”然今本实有图二十，与所说不同。此二十幅图中，唐代宫殿陵墓图就有七幅。今本题河滨渔者编类图说。必中达为其《泾渠图》作序，称其人为李惟中。惟中即李好文之字，河滨渔者盖其别号。

元代骆天骧还撰有《类编长安志》。如书名所示，是就宋敏求的《长安志》分类辑出。骆天骧在其自序中说：“每患《旧志》散漫，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所谓《旧志》即指《长安志》而言。他还说：“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全书分为京城、宫殿室庭等三十一目，可谓详赡，惟间有排比杂错，遗漏重复之处。书中列有石刻一目，备载当地的碑碣。由于在当地撰述，易于发现，如《杨玚先庙碑》、《李晟先庙碑》，当时仍立于原处，故能为所载及。《金石录》未能加以著录，盖赵明诚未能涉足关中故也。

迄至清代，徐松又撰《唐两京城坊考》。徐松在其自序中说：他在纂辑唐文时，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为宋敏求旧帙，与《长安志》相配合。因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作《唐两京城坊考》。此书5卷，前4卷叙长安，后1卷叙洛阳。叙其间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皇宫、苑囿、渠道等，并附绘制有关舆图。因为是依据《长安志》和《河南志》撰述的，即因两志之旧，而加以佐证和补阙。《长安志》于朱雀门街东三街由北向南第十一坊昭国坊内载有裴子余、郑絪、庾敬休、李寰、崔琯五家宅。《唐两京城坊考》据《独异志》补前进士李蒙宅，据《唐语林》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郑余庆宅，据《乐府杂录》补将军韦青宅，据《白氏长庆集》补刑部尚书白居易宅，据温宪《程公墓志》补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宅，据《酉阳杂俎》补泾原节度使段祐宅。像这样佐证和补阙，在其两京的叙述中，是随处可见的。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唐晏《渤海国志》，又著录黄维翰《渤海国志》。《渤海国志》论述唐代位于粟末水（今松花江）上的渤海国。这是对于唐代周边各国少见的论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这两部撰述于《史部载记类》中。载记为记载非正统者事迹的史书，《晋书》记载刘元海、石勒事，即称为“载记”。渤海国不能与前赵、后赵相等，如何也入于“载记类”中？《新唐书·艺文志》以张建章《渤海国记》著录于《地理类》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自应遵从旧规，不宜自标新奇。

记述唐代掌故轶事的小说首先应提到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崇文总目》以下各家目录皆著录于“小说类”中。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书共分六十三门，然今本实为一百五门。岂晁公武所见本与今本不同，其间曾有所颠倒？唐代重科举，科目相当繁多，有明经、俊士、明法、进士等五十八科。而进士最为当世所重视。由《唐摭言》所记载的掌故、轶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风气。书中虽多载掌故、轶事，亦可以补《新唐书·选举志》的不足。唐初，贡士由吏部策试，主其事者为考功员外郎。其后改归礼部。这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转折。《选举志》记其间经过，仅说：“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这样简单的言辞，不足以见其间的过程，《唐摭言》的《进士归礼部》篇，记载相当详赡，有助于了解。《选举志》还提到曲江会和题名席，而未稍作说明。《唐摭言》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也都作了详赡的记载。

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其中）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国悬绝矣。”这样的评论，也颇公允。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题《金华子杂编》。

当时曾仕于荆南高氏的孙光宪，亦撰有《北梦琐言》。《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并加著录。《郡斋读书志》还说：“记唐至五代及十国杂事”。孙光宪曾劝高继冲以三州地归宋，为宋朝所重。《宋史》有传。所记相当广泛，于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文士、僧道皆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虽讥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然亦不能不认为“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

入宋以后，犹有相似的撰述，钱易的《南部新书》即其中的一种。钱易之父俶为吴越王，《宋史》有传。钱易撰述丰富，《传》中备载《南部新书》及其他撰述。《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仅说是记唐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是所记多唐遗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多录逸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北宋后期，王谠复撰《唐语林》。《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为王谠所撰。谠为徽宗时人，已在北宋后期。《四库全书总目》颇称道此书，谓“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撰集的《太平广记》为当时的古今小说集大成之作。主其事者为李昉、扈蒙等十余人。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太平广记》为名。撰集此书时，于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皆广为搜罗，据近人统计，所引书共四百七十五种。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篇幅虽然浩瀚，却也易于翻检。所采用各书，由汉代以迄宋初，唐人所撰，为数殊为不少。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陈鸿《长恨传》皆在其中。唐人撰述诸书多有亡佚，幸赖此巨著得以流传。

《唐会要》唐代史籍有一种新的体例，称为会要。会要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史籍，分门别类，易于翻检，也记载周边各族和国家。会要的撰述，始于苏冕。《旧唐书·儒学·苏弁传》后附有传称“冕缵国朝攻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艺文志·类书类》亦著录苏冕《会要》和《续会要》。《续会要》修撰官除杨绍复、崔瑑诸人外，还有裴德融、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可是《唐会要》却说：“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①然《旧唐书·苏弁传》只说其聚书事，而以撰《会要》为其兄苏冕事，与《唐会要》所说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续冕书。“晁公武也没有道及苏弁，则苏冕撰书事应是确实的。

①《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①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②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①《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②《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隋唐城址

隋唐长安城

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①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①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①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①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①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②。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①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①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①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①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②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③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①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①参见第103页注①。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②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③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②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①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②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①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第二节 唐代的重要遗址

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①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①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①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①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

第三节 隋唐帝陵

隋文帝泰陵

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①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①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①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①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①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②。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昞之墓称兴宁陵，位于陕西咸阳，封土圆形，前有石雕两排，有天禄、石马、石狮。陵园已为耕地，不能辨其形制③。此外，河北省隆尧县还有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②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③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 隋唐墓葬

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譔、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譔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譔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①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①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①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②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③①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②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③《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

隋唐壁画墓

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①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①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 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

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 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

金银器

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①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①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②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①

第三章 研究概况

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 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

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 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

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等，∩婕澳谌菁ü悖贾ぃ交岬胤教ǘ唷Ｓ*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①。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①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②。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①。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②。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③。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从诗看史”，而且更上一层楼，又能“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诗篇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加以分析，不仅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确凿的论证，而且对唐代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新乐府”的体裁、“古文”与“小说”的关系等，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也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④。书中的批注之语都是他研读两《唐书》的心得，虽多为寥寥数语，却能以小见大，显出真知灼见。批注的内容还十分广泛，除文字校误、史实考订、人物评价、旧说辨证等方面外，对产生历史现象的一些社会经济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财政收入、估价、水运、转输、义仓、赋役、外贸、盐茶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每每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或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岑仲勉的研究成果岑仲勉是史学界一位成果累累的专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隋唐史及隋唐文献的研究多有创见，成就最大。《隋唐史》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全面论述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①。在史事的编排上，凡有时序或重点可依循的，仍按先后叙述，并补通史所略，例如北周、北齐相争，都交结突厥；突厥可汗摄图为北周复仇，几路兵马并进，隋文帝疲于奔命；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加速隋朝的灭亡；突厥可汗颉利被擒，开创唐太宗之大业，等等，都与突厥的活动有关。如果仅立突厥一节来叙述突厥之事，就无法说明某个时代彼此之间的联系。书中还特别重视对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研究，如在《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一节中，就专门以当时的世界史为背景来论述隋朝的丝绸贸易问题。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北齐每年馈送的丝绸，不适合自己使用，便要谋取专利而转卖给波斯，波斯不应，又远求之于东罗马，于是发生了突厥、波斯之间的战争。书中的注释尤多精辟之处，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的见解主张，则既有剖析辩驳，也有独抒己见，如在《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一节的有关注释中，针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萧颖士等数人之倡导及‘安史变乱之刺激反应”的说法，认为这“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于是详加辨正，一一指陈。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闵、李德裕无党》一节的注释文字竟超过正文，力证传统说法的错误，缕述个人独特的观点。《唐史余沈》是岑仲勉研究考证唐史的一部力作。书中研讨的范围，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金石、诗文以及近代新发现的各种史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依据别史来③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包敬第、王永兴等辑录：《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①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补充正史；依据正史来考证别史；依据唐史来考论唐朝有关制度，如“守”条专谈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与贯”条撮录两《唐书》中郡望、籍贯交相互见的记载，用来说明望与贯的逐渐分离；依据唐史来考证它书之误，如“杨仲宣条”纠正《唐文粹》中年号的错误，辨正诗文中典故沿袭的讹误，如“司空见惯”条关于苏州刺史问题；驳斥吴缜、钱大昕等人旧说的错误①。严密考订，相互印证，立论确凿，既廓清了许多史事上的旧错误，又发掘出不少史料的新价值。《府兵制度研究》是岑仲勉研究北魏至隋唐时期兵制的专著，在第一章中对唐长孺的南北同源说提出质疑；在第二章中总述了西魏府兵制，立国初期的军队编制和北魏没什么区别，但是只就西魏来说，“兵农各籍”还是真的；在第三章中论证了东魏也实行府兵制，而北齐不是兵农合一；在第四章中论证了八丁兵和府兵制无关，强调府兵编入民籍这件事是隋朝府兵的重大变革，考证隋朝的强盛是因为依靠了府兵；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府兵的最高领导、直系官制、征发差遣及折冲府数目等一些问题；在第六章中对府兵制与西周东周、契丹和蒙古兵制进行比较，并论述了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在第七章中指出唐朝募兵制盛行，府兵便完全被替代；在第八章中指出中唐人和宋朝人所认为的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乃是一种错觉，同时论述了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与废除府兵有无关系的问题；在第九章中对府兵制作了总的评价。①岑仲勉曾对古代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历时甚久，获得两大成果：《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前者是把古代史籍、文集、杂著、笔记和碑志中有关突厥的资料一一摘录出来，按系年先后和类别编排，运用突厥文物与资料互证的方法，详尽考释突厥时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以及突厥与隋唐王朝的相互关系等。另外，还附录论文十五篇，除其他人译的两篇外，其余都是他本人多年研究突厥史的学术成果，如在《突厥各朝传略》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突厥的种族起源及其各个时代的历史；又如在《敕勒与铁勒、高车与回纥之别》一文中指出铁勒是通名，高车、敕勒充其量只能是铁勒的一部分，而回纥对高车只是一时臣属，高车不是回纥的祖先。②后者是补正冯承钧翻译法国学者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关于中文资料部分的缺略，把中国史书，碑志中涉及西突厥的时间性资料，除去《隋书》、《通典》及两《唐书》中的西突厥专传外，都一一采录，编附于适当的或相近的年份；补缺部分遇有疑难的地方，便就所见附加考证，而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则别作专文探讨，例如在《西突厥以何时分立》一文中考定西突厥的完全分立，应以隋炀帝大业六、七年间的射匮可汗继位之时为标准，而沙畹认为的东、西突厥之分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土门可汗、室点密可汗之时开始，以及政治分立在公元582年摄图可汗之时完成，则是不妥当的说法。①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研究突厥史学者的重视，称誉他对中国的突厥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岑仲勉致力最勤、造诣最深、成绩最大的还是对隋唐史事的研究及文献整理上。《元和姓纂四校记》是一部有着很高学术价值的唐史研究工具书，①岑仲勉：《唐史余沈》，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①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①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

是岑仲勉在四库馆臣、孙星衍、罗振玉对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已作了三次校订的基础上，再作第四次校订而成的。全书近二百万字，洋洋大观，博采年谱碑志典籍，征引各家考证，进行刊误、拾遗、正本、辨误四个方面的深入细致的校订增补，②为唐史及谱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献。《隋书求是》是一部工具性质的资料著述。先对《隋书》85卷中的各种错误按照顺序逐条进行校正，考订的文字长则上千，短则三五句。其次，对《隋书》传中未见诸人，以碑志为据，撮录成七个人的事略。再次，是把隋朝的三百四十四个州郡编列成表，依时间先后填记刺史太守的姓名和任免，兼有考订。最后是辑录隋朝石刻目录。③《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是一部考史之作，“侧重在比事方面”，即用有关的典籍文献、碑刻文字与《资治通鉴》的隋唐纪部分进行“比读”勘验，以订正《通鉴》原文的讹误，主要集中在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如遇不能断定的问题，则审慎地只记异同。④可以作为研读隋唐史的参考之用。唐人写作诗文，都喜欢用行第相称，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习惯，可对后人来说却是很费思量的事，往往会导致对诗文的误读误解。所以，岑仲勉穷二十多年之心力，从《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唐人文集、笔记以及敦煌文书、出土墓志中辑录出使用行第称呼的例子，并对其行辈、官职、经历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求考索，作成一部深受唐代文史研究者所欢迎的必备工具书——《唐人行第录》。①另外，岑仲勉还有两部主要利用石刻资料考证唐史的学术专集——《金石论丛》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前者由《金石证史》，《贞石证史》、《读贞石证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等二十一篇考证文章组成，解决了唐史研究中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②后者包括正篇《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一种及附录《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三种，对有关的唐代石刻文献及史籍文献所作的订误、补缺、考异、释疑，多超出了前人的研究，创获甚丰。③岑仲勉在对隋唐文献的研究考证上，“虽间或有琐碎繁杂的弊端，可商之处亦不少”，但是，“国内外的史学评论都以先生（岑仲勉）著作材料的丰富，以及考证的缜密而感到获益不浅”④。

吕思勉、向达、金毓黻等对隋唐史的研究吕思勉通读二十四史三遍，具有非常深厚的史学修养，所以，很早就写了一部高水平的《白话本国史》①，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写出另一部《中国通史》②。这两部书都设专门章节论述隋唐历史，而且有些论点对史学界的影②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③岑仲勉：《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④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①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④陈达超：《岑仲勉》，《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2期。

①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②吕思勉：《中国通史》，开明书店，上册1940年版，下册1945年版。响很大，如认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与此前的全盛时有显著的不同，于是把秦以前称为“上古”，唐朝全盛时期以前称为“中古”，安史之乱以后称为“近古”。后来他又用十年精力写就《隋唐五代史》。此书上册为政治史，叙述了隋朝兴亡，分析了唐朝盛世的因果，说明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变化，同时对重要人物作了评述。下册叙述社会组织、等级、人民生计、实业、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以及学术、宗教等内容，资料十分丰富。如有关各种制度的史料原来很分散，经过一番搜集、排比和考订，就具有了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书中除了分析促成隋唐时期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原因以外，也注意君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并能运用比较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贤主”像隋文帝、唐太宗等，也是具有两面性的。③另外，吕思勉还写下了大量的读史札记，总汇为《吕思勉读史札记》，以甲、乙、丙、丁、戊分次。丁帙《隋唐以下》含读《隋书》、两《唐书》等史籍的心得若干条，戊帙《通代》也有论及隋唐史的。其中所论，多有新见，如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中说：“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④这里用人种族别来解释隋唐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问题，就是颇为新颖的见解。

向达对于唐代中外文化关系，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文献典籍以及敦煌文书等方面都有研究，其研究成果大致汇编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①。在这本学术论文集里，除了少部分论著是关于佛教石刻及目录学的以外，大部分是有关唐史的，既有论述唐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及文化关系的文章，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也有研究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章，提出了很少为人注意的南诏史上与民族、文化及史料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关于唐代胡乐、佛曲和俗讲、变文等方面的文章，则属于开创性研究。集子里的文章，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独具创见，至今仍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向达对唐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有很大贡献。《记现存的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②一文，对各种版本的流传演变作了系统〉目际停8玫乩谜獠抗偶醋鲇泄匮芯刻峁┝艘谰荨！堵樾Ｗⅰ肥窃诙阅馅纷髁艘幌盗醒芯恐笳矶傻*③，除对唐人樊绰记述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南诏历史的《蛮书》本文作了精密的校勘注释外，还附录了有关南诏的其他文献资料，制成有关南诏的大事年表和三幅地图，成为今天研究南诏史以至云南古代史地必备的参考书。

金毓黻著有《中国史学史》一书④，其中有关唐代史学的专章论述，以及另外发表的关于唐朝修史制度和刘知幾《史通》的专篇论文①，都是研究唐代史学的重要成果。而他在古代东北史地和唐朝东北少数民族及所建地方政权③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④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②向达：《记现存的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载《文物》1962年第1期。③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①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论<史通>之渊源及其流别》，《制言半月刊》1939年第54期。*的研究上，更负盛名。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因史料贫乏，难以展开研究。民国建立以后，在东北地区发现和发掘出一批渤海国的遗物和遗址，给了解渤海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也使沉寂千年之久的渤海国史研究活跃起来。在中外学者取得廓清渤海国史迷雾的探索性成果时，金毓黻推出了后来居上的重大成果——《渤海国志长编》②。“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出版，对于渤海国族的研究，可说已登峰造极，所引我国书籍八十六种，朝鲜书十三种，日本书三十九种，确是一部伟著，只是体例上考证上还不免有可议之处，而史料的搜辑上还不免有疏漏的地方”③。此后，金毓黻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仍在继续，并结合新出资料作进一步探讨，学术价值显著提高，为研究唐代民族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前代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将隋唐史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时期，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全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包括隋唐史在内的古代史发展规律及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①。今天看来，尽管其中有个别问题的论述还欠妥当，但对问题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至于那些正确的论断，则对此后深入研究隋唐历史问题有着积极影响。

贺昌群的隋唐史研究，早年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上，发表论著十余篇。后来转向包括隋唐二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前期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有专著两种。②他认为从汉武帝到唐玄宗的九百年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一条红线贯穿着，是公田制即封建国有土地制占主导地位，均田、屯田、占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规定，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兵制、赋税也和封建国有土地制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上层建筑——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无论直接间接也都脱离不了国有土地制这个支配力量的影响。这段时期各朝代的历史发展虽有差异，但封建国有土地形式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两税法的施行逐渐改变或缩小了它的形态。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都不是唐朝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隋的一个长时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而三者的形成都以生产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其枢纽。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土地所有制作理论分析和综合研究，突破了以往诠释史料式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对隋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②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本，1931年。

③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最早撰写于1940年，并在延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第3版。隋唐部分在修订本第三编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最早撰成于1941年，在重庆出版；下册完成于1948年，第二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新版。隋唐部分在新版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②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汪篯毕生从事隋唐史的研究，多有建树，而《汪篯隋唐史论稿》就是他有关隋唐史的文稿和札记的结集。其中的《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推定唐玄宗天宝时期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大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①。这一说法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已被史学界所采用。他的另一研究成果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把唐太宗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放在隋末唐初社会的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评述，并根据时事形势论述了贞观之治的由来②。史论结合得很好，对唐初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唐长孺对唐史研究的贡献，以军事制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条理不清，史实也不相符。事实上，彍骑在唐朝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方镇的士兵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唐长孺解决了这个长期不清楚的问题③。他认为《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并不全部正确，也多缺略”，于是按照《新唐书·兵志》的顺序而援引其原文，一是找出兵志的史料来源，勘对其间的差异；二是根据原始的资料，纠正兵志的错误。如《新唐书·兵志》记：武德“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他在《唐书兵志笺证》中先笺出《唐会要》的《京城诸军》条：武德“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及《通典》的《将军总叙》条：武德“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然后指出《通典》的“纪年与《兵志》，《会要》不合”。再引用《资治通鉴》武德六年二月所记“废参旗等十二军”，武德八年四月所记“复置十二军”，同时考辨说：“四月甲子朔，无辛亥。五月甲午朔，辛亥则十八日也。《通鉴》辛亥上脱五月二字，与《会要》纪年相同。”则《通典》所记“七年”是错误的。又考证说：“五年正当刘黑闼起事，山东大扰，至六年正月始平，安得谓天下已定。”由此可知《通典》所记“五年”也是错误的①。全书既笺注兵志的史源，也辨证史料的错误，还补其疏略，从而以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成为阅读《新唐书·兵志》和研究唐朝军事制度必备的学术参考书。此外，《山居存稿》汇集了多篇他有关隋唐史研究的精心之作②。

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资料丰富，论据翔实。又因晚出，可以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史料。所以，这部专著既代表着个人对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如认为均田和府兵两种制度未在南方出现，只能在北方形成，因它们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地区，将其原有的村社残余带到北方，出现了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这对隋唐均田制、府兵制的研究极有学术参考价值。这部专著在写作上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注文的形式征引丰富的资料，作为叙事的依据，而且引录敦①汪■：《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汪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③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期，1948年。①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特别多，有不少注文与正文的篇幅几乎相当，如第三章第二节《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的注文，引用的材料就多达一万余字①。另外，全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隋唐五代的文化思想及文学艺术，这也是高出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

《唐律疏议》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不仅是研究唐史必须稽考的文献，而且国际上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还把它与《罗马法》相提并论，从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研究课题。杨廷福研究唐史多年，颇多创获，所撰《唐律初探》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史论结合地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一大成果。书中所论，既有对旧问题的重新研究，也有对新课题的独到探索。如历来认为《唐律疏议》是对高宗永徽四年修撰的《永徽律》的律疏，可日本学者先是提出怀疑和否定的论断，后又进一步考定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此说曾轰动了国际的历史学界”，而中国学者也颇“附和之”，“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于是，杨廷福在本书《〈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章中，先详细罗列日本学者的论据论点及考证经过，尔后征引大量史料，进行细密的考证，对其作了一一驳正，仍“考定其为《永徽律疏》”，令人信服。另外对唐律反映的阶级关系和对法律产生于皇权、司法隶属于行政、法律与伦理结合、礼治与法治互为表里，家族法并入法律体系、司法官责任制度等唐朝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入探讨上，以及在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对唐朝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社会性所作的阐述上，都包含着新的见解。《唐律初探》是对唐律深入研究的结果，为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谷霁光对古代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事的探索，也有对制度的考释，主要反映在《史林漫拾》这部论文集中①。其中又以隋唐兵制的研究最为突出。他早年即撰有《唐折冲府考校补》一书，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墓志等石刻资料校补前人考证折冲府之未备，并附以总结性的“折冲府志略”，受到好评。而《府兵制度考释》，是以三十年的功夫研究北朝隋唐府兵制的重大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府兵制的由来、演变、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这是一本好书，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分析细致深入，处处有新义”②。如对府兵制的渊源问题、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的看法，要比陈寅恪的意见更全面。对唐朝府兵制演变的勾画也十分清晰，太宗贞观十年以后进入全盛时期，高宗、武则天以后趋于破坏，到玄宗开元元年为第一阶段，天宝八年前为第二阶段，此后名存实亡达三十年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对进一步研究唐朝兵制是很有帮助的。对兵农合一、折冲府数目、折冲府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府兵制是不是唯一的兵制和府兵是不是唯一的禁军，唐朝府兵制对宋朝兵制的影响等问题所作的探讨，也都有明确而独到的见解。另外，“书中对府兵制度提出了一些可供讨论的新问题”，如军府上面冠以地名，本来是很细小的问题，可是从它的演变中却能窥见到，那原是防守冲要的驻屯军队，逐渐变成了随时能够调遣的常备军，又进而构成为经常性的封建军事学校。这对进一步研究隋唐兵制，既是新的启示，也是新的问题。韩国磐的隋唐史研究范围很广①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杨廷福：《唐律初探·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谷霁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何兹全：《读〈府兵制度考释〉书后》，《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泛，举凡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史、农民战争史、文化交流史、文学艺术史以及敦煌学都有涉及，发表的论著也很多。《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即其数十年间研究隋唐五代史的主要成果①，还有几部专论性的研究著作②。这些论著既有对一般史实的清晰叙述，也有对重点问题的深入探讨，资料丰富，立论翔实，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

史念海对隋唐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隋唐历史地理是史念海进行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了校理两《唐书》地理志的论著，为阅读和利用唐代地理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之后，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且多创见。如在《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指出关中地区在人口、军队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下，粮食的消费与日俱增，但调运粮食又很艰难，因而唐朝廷便大力兴修水利，力求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注意在西北边地屯田，以解决军需，由此缓和粮食的供应问题。随后指出黄河中下游在隋朝和唐朝中期以前担负着接济关中粮食的重要任务，因此，隋唐统治者很注意发展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建造水利设施，开凿运输通道，使之日益富庶起来。于是到了天宝初年，各道粮食的储备就大为增加，从而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①又如在《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农业在前期虽有所发展，但仍比不上北方地区，至天宝后，从人口的增加和水利兴建的进步上显示出江南农业生产有了快速发展。②另外，他撰文指出隋朝和唐朝前期的关中以东地区农业发达，经济富庶，而陇右的半农半牧地区可以养马，作为军用，这样好的两大地区列置在都城长安的东西，好似朝廷的左右臂，所以能够获得强盛太平；安史之乱以后，关中以东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则可替代它，而朝廷的左臂尚在；陇右半农半牧地区的丧失，却使得朝廷缺了条右臂，自然会导致唐朝国力大大减弱③。这都是从隋唐历史地理的具体变化来论证问题，辨析精审，很有说服力。此外，对唐代的社会及文化，史念海也有所涉及④。

①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②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隋炀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②《河山集》。

③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

④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三节 隋唐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

唐太宗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即便今天，他仍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人物，研究成果很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①，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上还有分歧。

一、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②。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③。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④。事实上，唐高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①。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是否真的篡改过国史还需深入研究，而且必须肯定他在建唐中的首创之功②。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唐太宗“策动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事，或者认为由于他称帝后史书被改动，他不是唯一的主谋者，但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唐太宗是原谋者之一”③。

二、关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玄武门之变属于唐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具体而言，有的说是“争夺皇位的斗争”④，有的说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的斗争”⑤，有的说是因“储位之争”而导致的“家庭变故”⑥，还有的说是“杀兄逼父”的行为⑦。但也有些学者把玄武门之变看作一种社会政治斗争，说是“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的“行动”⑧，又说是“改革”势力战胜“保守”势力的斗争⑨。还说是主要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谋臣猛将”组成的李①万钧：《唐太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徐连达、仲富兰：《唐太宗首谋晋阳起兵吗？——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复旦学报》1981年第2期。

①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何敦铧：《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杨希义：《大唐创业，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③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④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⑦江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1965年版。

⑨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1979年版。

世民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⑩。另有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争权夺利的，但唐太宗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既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全面肯定①。

三、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已发表的研究唐太宗的大多数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问题，认为唐太宗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掠夺少数民族，还用分化离间少数民族关系的手段来达到使他们相互牵制的目的②。

武则天评价如果说对唐太宗的评价，由于是在总体肯定前提下的一些小争论而显得像和风细雨，那么，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评价，则因争论激烈而显得像暴风骤雨。归纳起来，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说主要有三种：一是肯定，二是否定，三是毁誉参半。武则天在其身后的千余年间，主要是受批判和责难的，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才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她。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妇女们要求权利、争取解放的呼声很高，故社会各界对武则天的评价也很高③。到了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发表专论性文章，驳斥封建地主文人对武则天的种种诬蔑，高度肯定武则天的作为①。六十年初，郭沫若正面描写武则天的历史剧《武则天》上演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对武则天的讨论，其中持肯定观点的居多数②。在七十年代前期，武则天研究被套上了影射史学的框子，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吹捧，完全丧失了学术意义。八十年代后，从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的角度对武则天作肯定评价的观点仍然有，如有的学者认为武则天在掌管军国大事的五十年间，“不单没有使唐朝衰落，而且有胆有识，放手选才，治国有方，文武听命，促使唐朝继续向前发展”。“她为人正派，德才兼备，得到了各阶层的爱戴和尊敬。”“她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伟大政治家。”③这几乎是全面赞誉。也有学者对武则天持否定态度，甚至出现了全面贬抑的观点。如早先就有些学者说武则天是“暴主”，并对旧史家称道武则天“能用人”等好评加以指斥④；“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⑤后来，又有些学者对武则天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提出的有关问题既尖锐又重要。如⑩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宋家钰《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10期。②胡如雷：《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③振之：《我国女权运动者——武曌》，《妇女杂志》第15卷第12期，1929；邵冲霄：《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妇女月刊》第3卷第1期，1943。

①罗元贞：《武则天批判》，1951年9月22日《光明日报》。

②《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1961年3月9日《人民日报》。③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1985年总第3期。④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⑤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认为武则天的家庭出身不是庶族地主，而是士族中的新贵；武则天及其集团是唐初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武则天一生靠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夺取了政权；武则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倒退的反动的，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呈现了全面的倒退，是历史的一次逆转。⑥又如认为“唐朝的全盛时期的到来比两汉、明、清都要推迟了三、五十年”，与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有关①。与前两种看法既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是第三种看法，即对武则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肯定她的历史功绩，也否定她的消极行为，在评价上显得较公允，从而在史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史中杰出的女政治家，但某些缺点也相当严重，像推举酷吏、奖励告密、崇信佛教、劳民伤财，任用庸儒武家而削弱国防力量等类问题便是②。有人认为武则天有两点做法在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应受到充分肯定，“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可是，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和太宗时还是不能相比的”，遗留下一些突出问题③。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个有才能和政治野心的人”，既注意选拔贤才，使其管理国家大事，也亲近一些奸佞小人，任用酷吏制造冤狱，但又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她掌权的半个世纪里，李唐的皇权一度受到很大损害，但李世民开创的政治局面并未终止，社会经济还是继续发展的。”④其他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都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

均田制问题均田制一直是隋唐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经长时期广泛的探讨争论，并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分歧的意见。

首先，均田制的施行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土地制度在隋唐时期是实施了的。陈寅恪说隋、唐“俱有均田之制”①。谷霁光说：“唐代继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代之后施行均田制度。”②韩国磐说隋唐皇朝不仅颁布过均田令，如《唐律疏议》就有详细的记述，而且都作过具体的均田工作，地方官也能对豪强占田作一定限制，敦煌吐鲁番文书关于户口和受田、退田的记载更可证明均田制推行过③。胡寄窗说：“隋帝国的均田制以北齐的制度为基础”，“唐帝国接受了隋代的均田思想，在建国后第七年（武德七年即公元六二四年）又颁布均田法令。”④胡如雷说：“唐太宗利用隋末农民战争打击⑥熊德基：《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魏良弢：《论武则天》，《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合期。

②缪钺：《关于武则天评价的问题》，1961年5月8日《四川日报》。③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成果，更有效地推行均田制。”⑤翁俊雄经过一番稽考后指出隋王朝不仅颁布过新均田令，而且内容上还比较丰富⑥。另外，贺昌群、吴枫、王仲荦等也持同样的观点①。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如邓广铭就认为唐初没有施行均田制，均田制只是“纸上空文”。他说像唐人杜佑《通典》这样重要的典制之作竟未记载武德七年均田令；应为均田制施行重点的潼关以东、黄河南北地区，直到贞观六年还荒凉不堪，关东地区也没有实施均田迹象；敦煌残卷所载各户之田也与均田制原则相违背。所以，唐初宣布的所谓均田令，只是把全国民户私有土地更换一下名称罢了②。又如傅筑夫认为隋朝只是承认一下北齐的均田令，并没有颁布新令，也没有认真推行。而唐朝的均田制度仅为有名无实的空文，对豪强兼并土地未起什么阻止作用，只可看作土地占有形式的一种变化③。还有一种略区别于此的看法，认为即使在推行均田制的时期和地区，大土地所有制仍占极大比重，所以，均田制从未照规定执行过④。其次，关于均田制实施程度和推行范围的问题。虽然众多的史学家主张隋唐施行均田制，但对其实施程度的高低和推行范围的大小却颇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⑤。有的认为唐初在一定限度内，以高低不等的程度在不同地区施行均田制⑥。有的认为隋朝的均田制在“长江以南地方未必正式实施”①。有的认为唐朝推行均田制的范围主要在畿内②。有的认为唐初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故在人口稀少而田地宽广的地方实施的程度就高③。有的认为唐初不仅在关中地区推行均田制，就是在关中以外也有相当广泛的推行，只是“江南地区似没有实行”④。有的认为均田制在唐朝的“关中、河东、陇右诸道”大力推行了，而在江南地区“不过徒有其名”，至于“岭南诸州”，则“没有推行过均田制”⑤。有的认为“唐朝实行均田制的时间最长、地域最广”⑥。有的认为唐朝的均田制并不拘限关中、河西、河东、河南和淮南等地域内，而且将它推广到山南、江南和剑南等道⑦。

第三，关于均田制的性质问题。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较多，分歧也较大，其中主要的说法有四种：一是封建国有土地说。如李必忠认为封建国⑤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⑥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①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让1988年版。②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③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④钱君晔：《论唐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⑥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③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⑦霍俊江：《关于唐代均田区域问题的札记》，《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家把土地分给贵族、官吏和农民，他们只有占有权，所有权则属于封建国家，因此均田制是国家土地所有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种土地制度⑧。又如韩国磐认为在均田制下，“不仅农民就是官吏对土地也没有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是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⑨。再如杨际平认为“隋唐的均田制，无疑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制度”①。二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说。如胡寄窗说：“即使在均田制大力推行的时候，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仍然是当时最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②又如田泽滨认为唐朝前期均田制，实际上是通过授田形式有秩序地肯定封建式的私有，确保地主对土地的“安定的垄断”③。再如王仲荦认为“均田制是带有村社残余性质的一种”“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④。三是私有制和国有制并存而又以私有为主说。如胡如雷说：“在均田制实行的范围内，桑田和永业田基本上是私有土地，露田和口分田的国有性质超过了私有性质”，而土地私有制相对土地国有制来说，是居于支配地位的⑤。又如唐耕耦认为均田制实行时期既存在国有土地，又存在私有土地，但占支配地位的是地主土地私有制⑥。再如王永兴说：“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期（自武德初至大历末），全国土地大别两类：一为官田，即国家所有土地，亦可称之为国家土地所有制；二为私田，其一为地主的土地，亦可称之为大土地（因亩数多面积大）所有制，其二为自耕农民的小块土地，亦可称之为小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所有制中，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主要的。”⑦四是国家所有制说。如金宝祥认为隋唐时期的均田制，乃是“以地主所有制为前提、小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国家所有制”①。

第四，关于均田制破坏的问题。史学界对于把均田制破坏的时间定在唐朝中期，是没有分歧意见的，但对于破坏的原因却有不同理解。一般认为：一是因为封建国家掌握的官田荒地越来越少，二是因为私人田产的存在，三是因为土地自由买卖而使土地的兼并越来越厉害，于是均田制便无可挽回地废弛了。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有的认为只讲土地兼并而不讲也是国家佃农依附关系减轻的过程，没有将问题说透，应当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为主要特征加以分析②。还有的认为官田荒地的减少，只能影响“授田”数量的多少，不会使均田法令根本弛坏，而私人田产的存在和土地的买卖也不是唐朝特有的历史现象。所以，“均田”法令弛坏的根本原因，是唐初的统治者没有制定出能适应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土地政策③。

⑧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⑨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①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田泽滨：《唐中叶前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④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⑥唐耕耦：《唐代均田制的性质》，《历史论丛》第2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⑦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①②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③郭庠林：《试论“均田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第3期。士庶问题士族庶族早已成为研究隋唐史的一个重点问题，涉及到隋唐史的众多方面，诸如隋唐皇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力量的消长嬗变，以及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官私谱学、党派集团、科举制度、社会变革等，所以在史学界受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较多，但分歧也较大。至今仍有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大体上可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概念的内涵。通行的看法是把门阀势族看作士族，而把寒门出身的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看作庶族。唐长孺、周一良等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认为由现代学者提出的唐代庶族与魏晋南北朝庶族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后者是相对于皇室而言的，是士庶自称的说法，两者不应混淆。

所以，有人据此提出可以考虑不用庶族这一概念来表述唐代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①。有的认为用士族和庶族概括唐朝地主阶级并不全面，可以把唐朝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和普通地主这样四个阶层②。有的认为可将他们分为地主阶级在朝派和在野派③。有的则反对用士族、庶族来划分唐代的地主阶级，认为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所谓士族、庶族的记载虽仍见于史籍，但已失去往日那种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封建特权上的士、庶之别④。

第二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问题。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到了唐朝，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衰落了，对此，史学界没有异议。但衰落到什么程度，即对其势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之估计，史学界存有不少歧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士族仍有较强的势力。如杨志玖说士族势力和门阀观念在隋唐时期都曾受到打击，但没能解决，直至五代才完全消除⑤。又如王仲荦说门阀士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其政治，经济势力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全盛局面来，确实减小了，但并不是说世家大族自此便一蹶不振，所以，对隋唐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不能低估的”①。再如韩国磐说：“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②第二种意见认为士族已基本消亡或完全消亡。如吴枫说长期左右政局和统治人民的门阀士族，“到七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③。又如何汝泉说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士族地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④。第三种意见认为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在隋唐时期已经失去，其残余势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如吴宗国说：“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代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①②③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④张国刚、叶振华：《关于唐代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⑤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王仲荦：《〈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辑。②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③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④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把山东士族从北魏以来，特别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失去的特权，用法律形式予以废除。”⑤又如胡如雷说：“士族在唐初索取‘陪门财’，既反映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反映出没落的一面。”⑥第四种意见认为士族、庶族已经合流。如乌廷玉对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了六个方面的比较区别，说：“唐朝根本没有南北朝那种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之人。”①又如张泽咸说唐代士族不再享有世袭特权，并且由于科举制度盛行，从而使士庶合流了②。

第三个方面是唐皇朝对士族、庶族的政策。唐朝前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官修氏族志来表明和体现他们对待士族、庶族的态度和政策，学者们对此无异议，但对这种做法的目的却有异议。关于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有的认为这是对山东旧士族的一种“压抑政策”③；有的认为这是有意树立以关陇贵族的主要家庭为轴心、当朝大臣为外围的新门阀④；有的认为这是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⑤；有的认为其目的在于严士、庶之辨，既压抑了一部分旧士族，又提拔了一部分新进士族，为世家大族和当代勋贵服务⑥；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打击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门阀士族，开了唐朝士、庶合流之滥觞⑦。关于武则天以唐高宗的名义下令改编《氏族志》为《姓氏录》，有的认为这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当权派的势力，提拔“以文词为清流仕进”的“新兴统治阶级”⑧；有的认为这是“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和打击李唐军事封建贵族集团的势力”⑨；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提拔了庶族地主，但在主观上，武则天并没有扬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愿望①。

第四个方面是隋唐士庶与关陇集团、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论断由陈寅恪提出，认为隋唐皇室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它是以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汉族豪强地主组成的，历北周、隋朝至唐初，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②。此说对隋唐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中就产生了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是不是士族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关陇集团属于士族。韩国磐说隋文帝以“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身份建立了隋朝，唐朝“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骨干的王朝”③。晏金铭说隋朝的统治是关陇士族集团成⑤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⑥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乌廷玉：《论唐朝士族与南北朝士族的差别》，《历史教学》1987年第4期。②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3辑，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④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⑥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辑。⑦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⑧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⑨《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李必忠、陈贤华：《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员，其政权是魏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④。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从西魏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唐初掌握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所以，它应是唐代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王仲荦很同意唐人柳芳把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分为五个地域性的大地主集团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了“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集团”。而由这两大集团“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则自应属于士族了⑥。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并非士族。陈寅恪虽未明说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抑或庶族，但他却说当时人对士、庶的认识是以“礼法门风”为分界，不用“高官厚禄”来判断，则关陇集团当乃新贵而非士族①。汪篯说：“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做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关陇集团虽“自以为贵”，却“并不算清”，当非士族②。邓文宽说关陇集团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不是唐朝的“士族”③。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④。“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⑤。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⑥；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⑦。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⑧。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②。④晏金铭：《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⑤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洭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④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⑤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⑥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⑧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1932年版；《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①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③。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1978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发展。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发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①。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在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唐初社会发展、贞观之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中，主要流行的是让步政策论，吴枫等就持这种观点②。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论的观点，于是引起了争论③。至七十年代末，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又引起更大的争论。倪正太仍坚持让步政策论，认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对农民退让，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而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不例外地逼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所以，“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④。李斌城认为唐太宗确实推行了让步政策，这在客观上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故出现了贞观“盛世”。但也应看到这一政策的阶级实质，不应赞美它⑤。苏双碧不同意把唐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说成是“反攻倒算”或“让步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表现①。朱伯康认为唐朝经济发展和繁荣，最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重新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大融合这两个历史条件②。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直接的作用是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的腐朽势力，间接的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对“反攻倒算”的说③漆侠：《隋末农民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赵俪生：《王仙芝和黄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宁可：《黄巢起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万绳楠：《隋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61年版；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①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年版；李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同上；陶懋炳：《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俞兆鹏：《黄巢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③《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五篇《隋唐五代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④倪正太：《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⑤李斌城：《“让步”政策与“贞观之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苏双碧：《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历史教学》1979年第8期。②朱伯康：《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法表示反对③。徐连达也对反攻倒算论发表了反对意见，并强调了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隋末农民战争大大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至唐初阶级对抗基本结束，土地矛盾大为缓和，出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使绝大多数农民对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生产地位”抱有希望，因此，他们的“勤于耕稼”就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④。二、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首先争议的是认为唐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平均主义口号所依据的史料是否真实。五十年代的史学界都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提出过平均主义口号，依据就是王仙芝自称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至六十年代又有人另把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作为依据，而且逐渐流行开来，越来越被当作信史看待。后来有人对后者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述史事颠倒、错讹、虚拟，而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就是此书作者凭空杜撰的①。但也没有被认作定论，至今在有关的唐史论著中仍引用它。其次争议的是唐末农民起义军所提出“均平”的含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分土地。如侯外庐说这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②；达人说黄巢大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③；赖家度说黄巢起义军的“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④。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平财产赋税。如唐森说黄巢提出的“均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粮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⑤；王大华说这种均平的经济内容是以杀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平均产品分配权，不是均田，而是均税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思想反映。如林烨卿说王仙芝的称号是表示“要率同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代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⑦；赵国华说王仙芝的“均平”反映了广大农民变革社会、实现平等的革命要求，而黄巢则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冲天”、“均平”纲领，要冲垮地主阶级天下，“均世上贫富的不平”①。

三、关于李密评价的问题。王丹岑曾评说李密是“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②。张戈扬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李密参加并领导瓦③赵文润：《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公式》，《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

④徐连达：《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学术月刊》1979年第10期。

①宋家钰：《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③达人：《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1961年4月12日《光明日报》。④赖家度：《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1964年第9期。⑤唐森：《“均平”与黄巢起义》，《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⑥王大华：《论均平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见《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⑦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①赵国华：《黄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2年版。

岗军与隋皇朝作殊死斗争，是农民起义领袖③。于是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密的争论。如段文渊认为李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并且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又出卖了瓦岗寨义军。另外，李密也没有主动帮助唐皇朝完成统一④。又如江克厚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是翟让代表群众推举的义军领袖⑤。而韩国磐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⑥。谷祖英则进一步认为翟让虽发动起义五、六年而不能有所发展，李密仅加入一年而“瓦岗军却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所以对李密应该给予公允而正确的评价⑦。至八十年代，史学界又兴起一次有关李密评价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李密虽出身贵族，但不应以唯成分论来代替阶级分析；李密参加瓦岗义军后，为翟让出谋划策，对这支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密不是通过玩弄阴谋获得领导大权，而是翟让自己交出的；翟让死后，李密领导的瓦岗义军在政治路线、纲领上没有改变；李密暂降唐皇朝不失为一种革命策略，不可看作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背叛；李密说服许多支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到瓦岗寨聚义，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李密是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家；不能为了抬高李密而贬低翟让。

把瓦岗军起义的胜利及其发展壮大，一概归因于李密的看法是不对的；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出身于贵族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是另有打算的，也就是要攫取农民革命的果实②。

四、关于朱温评价的问题。过去在一般的隋唐五代史论著中，朱温常被写成可耻的叛徒，认为在农民起义军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叛变投降了唐皇朝，不但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是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傅衣凌、周宝珠认为朱温的变节降唐似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降唐在朱温一生中并不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倒是由他完成了③。而胡如雷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把朱温的降唐归因于他和孟楷的矛盾恐不符合当时情况，他降唐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手中掌握的起义军武装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④。黄朴民、马丁则对朱温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那种把朱温斥为叛徒的说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他在降唐后的作为不仅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有所贡献，而且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③张戈扬：《关于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1953年7月11日《光明日报》。④⑤《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1953年9月19日《光明日报》。

⑥韩国磐：《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1953年11月1日《光明日报》。⑦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1953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①陈建国：《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陈瑞德：《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1985年第9期；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傅衣凌：《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周宝珠：《朱温叛变与黄巢起义失败的关系》，《史学月刊》1960年第9期。

④胡如雷：《关于朱温的评价问题》，1959年9月17日《光明日报》。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较开明统治体现出来①。王仲荦认为朱温“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②。

①黄朴民、马丁：《论朱温》，《温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四节 敦煌

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价值今甘肃省的敦煌在唐朝属于沙州，是内地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唐朝佛教非常兴盛，敦煌这个远处边陲之地也不例外，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寺群。1899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其中一座小石窟中发现了大批古写本经籍残卷，内中大部分是佛经，小部分是儒家经典、子书、史传、杂记、地志、图经、账簿、户籍、契约，以及诗文、信札等，时间从晋到宋都有，以唐朝的为最多，总数在四万件以上，被人们称为敦煌文书，或称为敦煌遗书。随后，这批珍贵文书的大部分被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等国的所谓“探险家”劫掠到国外，只有一小部分留存于国内，顾颉刚和姜亮夫对其流散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③。

今新疆的吐鲁番在唐时属于西州，是气候特别干燥的地方。

所以，人们从这里的古代墓葬中掘出大量记有文字的纸文书，虽经一千多年而仍未腐烂，多是官方文书，其余为私人文书，还有少量古籍抄本残页，年代从晋到唐都有，被人们统称为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中有少量是作为随葬品被完整地放在墓里的，如随葬衣物疏、功德录、告身抄件、契券等，而绝大多数则是作为废纸利用的，如剪成衣、帽、靴等穿戴在死者身上，又做成被褥等服饰，甚至还有用文书糊成纸棺材的，所以大部分已残损不全。1949年以前掘出的文书大部分被盗劫到德国、日本等国，此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文书大都入藏新疆博物馆。

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对于唐史研究来说尤多资助，史料价值不仅很高，而且很丰富。这里面除大量宗教经卷是研究宗教的上好材料外，其他的可大体分成七个门类。一是法令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律令、刑法，以及约束官吏的法纪、奖惩制度等情况。二是地理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西部边陲及西域的地形、交通、水利、物产和社会组织等情况。三是公私籍帐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兵役制度、劳役制度以及人口分布、社会生产、财物分配等情况。四是公私契约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阶级关系、社会风俗、民间经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五是公文档案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行政制度、馆驿烽燧、屯田马政以及公文写作格式、递送程序等情况。六是诗文，不仅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文学，而且从这些诗文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唐朝社会生活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生活习尚、人情风俗、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七是典籍抄本，虽然大都是缺损不全的，但仍可用来对唐朝的已佚或已残文献典籍作辑佚和补缺，即使今存者，亦可资校勘。

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尽管已大量流散到海外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很早就开展了抢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①。

③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

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罗振玉在1909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遗书》，1913年整理影印了《鸣沙石室佚书》，1924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碎金》。其中所收文书有许多是研究唐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如《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敦煌录》等，对于研究考订唐朝的地理提供了新资料，而对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校勘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的西部地理尤为详赡，涉及建置、城址、山形、河流、水渠、湖泊、学校、祠庙、关塞、古迹、祥瑞、风俗、歌谣等。还有对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及规模的记述，是研究敦煌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是一部涉及中外的游记，可用来研究唐时的中亚南亚地理、宗教、物产、民风及中外关系。再如《沙州文录》、《张延绶别传》等传记碑文，对研究补证唐代人物、史事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水部式》、《职官书》、《太公家教》、《食疗本草》，可用作研究唐朝的职官、海运、教育、医药等方面的上好史料。罗振玉还利用这些资料撰成《高昌麹氏年表》1卷、《瓜沙曹氏年表》1卷、《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为唐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王仁俊编撰并于1911年由国粹堂出版《敦煌石室真迹录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影写敦煌卷子本《开元律疏名例》一种的原文，下卷是对此件文书内容所作的校勘研究，从资料上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

法国人伯希和把窃取的敦煌文书藏入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在法国期间，从这些文书中抄录整理出一百零四件，然后分类排比，分为三辑，编成《敦煌掇琐》一书，于1925年刊刻问世。上辑是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下辑是语言文字。蔡元培在序言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有关唐朝的资料不少，至今为唐史研究者所引用。

当伯希和将劫掠的敦煌文书携至北京展示时，“罗振玉、李盛铎等吁请学部，将所余敦煌卷子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此项残存，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复由胡鸣盛先生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①并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此书著录极详，唐史研究者可从中查寻有关的资料。

许国霖整理并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九千多号敦煌文书中抄出的资料，胡适在序言中有高度评价。其中属于唐朝的多是民间通俗之作，而尤以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为研究唐史的宝贵史料。契牒有典儿契、卖地契、贷丝契、雇人力契、雇牲畜契、借麦种牒等种类，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唐朝的社会关系。《贞观氏族志》仅残存六十余郡、二百余姓及后记，但对研究唐初士族、庶族问题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①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黄文弼在三十年代前后曾数次随中外考察团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撰写了多份考察报告。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刊印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后所写考察报告的整理本，分为考察经过、遗物说明、遗物图版三部分。其中所收三十多件古文书，大都是唐朝前期统治西州时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唐朝西部边地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并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1辑，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部分加以整理汇编，为研究唐朝的均田、赋税、户等、兵役、徭役、高利贷、租佃契约关系和寺院经济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仍被唐史研究者所经常引用。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古籍抄本残卷，所以，自1909年起，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撰写题跋，如王国维、刘师培、罗振玉、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1925年后，报刊上又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论文。这些题跋、论文多是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王重民就将其中有关经、史、子、集部分收集起来而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并于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不少记述唐朝典籍的资料，可为唐史研究者所利用。

从1959年至1975年，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剌和卓两大墓葬区先后进行科学发掘十三次，共清理自晋至唐古墓近四百座，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汉文文书。此后，在唐长孺的主持下，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并编辑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年开始分册出版。从第四册起，就基本属于唐时的文书，其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约，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帐、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古代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以研究唐史的成果最为突出。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陈寅恪除在他的论著中一再引用敦煌文书资料外，还曾使用《常府君碑》、《大云经疏》、《秦妇吟》等，撰成多篇颇具创见的专文①。向达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文化及中外交通而获得重大成果②。金毓黻则用敦煌文书对唐朝官制有所考论③。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上的收获更是得益于敦煌文书④。

建国以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五六十年代，学者在研究隋唐五代史中除使用敦煌文书外，又开始利用吐鲁番文书，并取得长足进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史，如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其成果除反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②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③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3。④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怎样叫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

映在几部已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专著中外，就是王永兴、唐长孺、韩国磐、唐耕耦等人的重要论文①；孙达人、沙知等探讨唐五代租佃关系的文章也很有学术价值②。二是文化艺术史，如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俗文学、曲子词、语言文字等，除向达和王重民继续对俗讲、变文等作更深入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外③，又有其他几位敦煌学家的重要专著问世，研究曲子词的有《敦煌曲校录》④，研究语言文字的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⑤，进行综合研究的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⑥。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论文散见于报刊杂志上，如《敦煌古写本丛谈》、《敦煌遗书概述》等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部分是汉文文书，也有一小部分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如吐鲁番文文书、回鹘文文书等。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研究汉文文书的同时，也开始对它们进行整理研究，如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即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所谓“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就是记载唐初著名僧人玄奘一生事迹的汉文典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这本被译成回鹘文的传记可能是从吐鲁番出土的，并在三十年代初被牟利者撕为几部分出卖给西方“探险家”和中国学者，于是分散藏在中国、法国、前苏联和德国四处①。冯家升整理和研究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一部分。这份珍贵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对了解唐代回鹘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对了解唐代西域地区的佛教、玄奘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及其生平事迹都是有参考价值的②。

七十年代，在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的情况下，文物工作者及部分唐史学家仍能坚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10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以及《文物》1975年第10期的《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为唐史学界提供了一大批新出土的珍贵文书，而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它们写出了研究唐史有关问题的学术文章①。

八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进入了一个新时①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②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③王重民等辑：《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任二兆：《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

⑤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⑦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1963年第3期；史树青：《敦煌遗书概述》，《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

①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1期。②冯家升：《回鹘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集刊》丙种第一号（1953）。①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文物》1973年第5期；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1975年第7期。

期，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过去主要局限在几个狭窄领域内的研究被很大地突破了，范围扩大到职官制度、公私诉讼、门阀氏族、人口、马政、粮仓制度、馆驿制度、烽燧制度、西域政局变化、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唐王朝对西部边地的管辖、农民反抗斗争、古籍残卷年代考订、文字校释、版本流传等，大大丰富了隋唐史的内容，填补了许多空白。而且，不只在面上有突破，原有领域的研究也有质的飞跃，出版了多种专著及论文集。较为重要的专著有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杨际平《均田制新探》等。较为重要的个人论文专集有唐长孺《山居存稿》、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②。专业性论文合集有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沙知、孔祥星合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中国敦煌学会编辑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等。还有数以百计的单篇论文散见于报刊上。

另外，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蕃文、回鹘文等文书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如王尧、陈践对吐蕃文文书的整理很有成绩①，又如耿世民、黄盛璋对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也有收获②，这对进一步研究唐代民族史及唐史的其他问题都有裨益。

②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①王尧、陈践：《敦煌木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②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1980年；黄盛璋：《回鹘文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

第四章 本卷编写旨趣

本卷是《中国通史》第六卷，即隋唐史卷。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较之秦汉还尤过之。以前史家以汉唐疆域相比较，谓唐时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是指开元、天宝之际来说的。其时唐代东疆不渡辽河，不如汉时尚有辽东和玄菟两郡。其实早在唐高宗时，东占高丽和百济，不仅东渡辽河，而且已过鸭绿江了。唐时于西疆设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所辖的四镇并不以葱岭为限，而所设的羁縻州竟远至于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其后波斯王卑路斯为大食所迫，尚归老于长安，这也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这样广土众民的皇朝，为史书所少见。

自西晋永嘉乱离之后，民族间的纷扰和冲突，仿佛无有已时。不过由纷扰而逐渐重新组合，却也是势所必然的趋向。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重新组合已成定局。既已重新组合，就会发出新的力量。隋代历年虽甚短促，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有所显现。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见。唐朝中枢大员，不必细考其个人的生平履历，仅从姓名之间就可略见其时的风尚。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曾为平章事。元稹殁后，白居易为制挽诗，有句说“元魏帝孙唐宰相”。至于边庭将帅，尤其是无间华夷。重新组合并处，得以各尽所力，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样泱泱大国中，如何普及中枢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误朝夕，就必须讲究交通。隋唐时期承前代之旧，交通道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唐时驿道的设置，为当代后世所艳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初始定鼎，为高昌所轻。高昌所恃者，是所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而碛路艰险，唐兵难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速达到碛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缚。唐初驿道初创还是如此，其后更加完备。

由隋初至于天宝年间，可以说是隋唐时期的承平盛世。中间虽有大业末叶的乱离，创痛并非细小，唐初休养生息，也就得到恢复。由于承平日久，封建经济就会得到发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调制度，在当时说来，还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时期，应该说是好一些。虽然在开元年间逃户还成了问题。封建社会是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也就相应地兴旺起来。黄河流域丝织业的兴盛可以说超迈前代。丝绸之路虽不创始于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就会显得富庶。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社会富庶显示国家的强盛，也是强盛的基础。唐代前期不时对外用兵，这是府兵制度的优越处，而一再出兵远征，并未引起经济的困窘，也是实际的情形。

由于国力的强大，也使文化昌盛起来。隋唐以前，由于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体系，隋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相应融为一体。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随俱来，特别是西域文化更特别为当时人所喜爱。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隋唐时期就是具体的例证。中华民族固然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吝于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中华声教被于四方，也显示出强盛皇朝的气派。这样的盛世丰采，强盛的显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本卷对于这一特色反复作了说明，使这一特色更易为世人所知。

隋唐时期也和其他皇朝一样，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的还流传下来，为后世所遵用，有过若干影响。隋唐两代都以尚书省总绾全国政务，省内各设六部，各有专责。部的名称前后不尽相同，唐时始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样的制度一直为后来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数才不断增多起来。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踪于《周礼》六官。但即令当时已有这样的制度，后来却未延续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实所谓《周官》六官之说，不过是隋时创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渊源的所自。虽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确是启后，对后来还是有影响的。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还应数到科举。隋初废除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取士的旧制，改为科举。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进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获升高位，主持皇朝大计。后来各代皆遵循这样的制度，科目名称虽不免有所改变，总的体制却是一脉相承，未离旧轨。直至清代末年，兴办学校，才行停止。

就是赋税制度也相仿佛。唐初定制，以租庸调法作为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用这样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养兵士。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户籍不整，田亩卖易，遂使租庸调法难以继续运用。中叶以后，改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此法施行后，为后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创一条鞭法，始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样一些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能说和当时国力强盛没有关系，法制紊乱和不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难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遇到了转折点。盛极而衰，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当然其间的因素和过程也还不尽相同。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的前后迥然而异。安史之乱虽告平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而藩镇跋扈，外而强邻侵略，再加上朝臣朋党，将帅离心，几乎成了遍地荆棘，步履维艰。从安史之乱开始，就是皇帝也难于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后避难到过成都，代宗避难到过陕州，德宗避难到过梁州，狼狈匆促，仿佛不可终日。当然还不免发生过农民起义。黄巢虽然没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数了。唐代的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一样，是难于避免的规律，却自有其前因后果，不能一概而论。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强盛转向衰弱的标志，因此，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期的分期线。主张唐史三段论的学者，也并没有改变安史之乱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过程中，也促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说，全国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的下游，这时南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这对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后的历史演变影响更为巨大，不能漠然视之。这种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唐代以前就不断在发展之中，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所受的摧残，至为惨酷，促成人口的大量南迁，其后藩镇割据，征发无厌，竟使中原经济难于稍有恢复，更说不上重心所在如旧复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经济本来远不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相比较，由于在不断发展中，相差已非过多，安史乱时，人口突然增多，发展就更显得迅速，因而就凌驾于黄河中下游之上了。对于当时皇朝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漕粮的供给。隋唐皆都于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虽以富庶见称，但皇朝所需的粮食，还是须由关东漕运而来。运输漕粮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没有指望过江淮之间及其以南的地方。安史之乱中原遭到破坏，乱后也无从恢复，皇朝所需的漕粮就不能不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东南八道。这是说，由江淮之间一直伸到南岭的北麓了。由东南八道运输漕粮达到长安，主要依靠一条汴河，唐代后期，皇朝为了和跋扈藩镇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曾经费了偌大的心力。

自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决都城所在的粮食问题，不能足食，就难以足兵。在那个时期，要想足兵，还须豢养马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队的装备问题，有兵源而无马匹，也是无济于事的。隋及唐代前期，养马是一项要政。陇右道就是最为适合的养马地区。唐代前期兵力所向无敌，就是不仅有兵源，还有最好的马匹。安史乱时，吐蕃乘机东侵，夺去了陇右道，这不仅使长安受到威胁，养马之地也随着完全失去。皇朝自己没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势力的摆布了。

应该说，经济重心的南移，还不仅是漕粮运输的问题，经济是基础，是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的。因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文化方面更为明显。随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达，文化也就随着昌盛，这在唐代后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唐代，唐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隋唐时期的这些历史特点，都应在本卷的论述之列，这些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虽缺欠雄健的史笔，但也要尽其所能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乙编综述

第一章 年代与历法

第一节 历史年代

公元581年，总揽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迫使周静帝宇文阐（即宇文衍）让位，建立隋朝，年号开皇。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分裂局面。

武德元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在长安逼隋代王杨侑退位，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称唐，年号武德。天祐元年（904），朱全忠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不久，朱全忠杀昭宗，另立昭宗子李祚（即李柷）为帝，是为哀帝。开平元年（907），朱全忠废哀帝，自立为帝，另建梁朝，遂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隋自公元581年建立，到618年灭亡，历时凡三十七年。唐自公元618年取代隋朝，到907年灭亡，历时凡二百八十九年。

第二节 历法

隋唐两代制定的历法很多，隋有《开皇历》、《皇极历》，唐有《戊寅历》、《麟德历》、《光宅历》、《景龙历》、《大衍历》、《至德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等。其中以《皇极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的科学价值较高，也有较大的影响。

皇极历《皇极历》为隋刘焯所制定。刘焯，信都（今河北冀县）人，他聪明好学，是个博学之士，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①。他写《历书》10卷，所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的创见很多，例如，他算出的岁差数值最精确。什么是岁差数值？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准确地说，这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冬至点在黄道（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实际上地球绕太阳一圈，人们看到的太阳移动路线就叫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秒，就71年8个月差一度。这种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数值。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325—342在位）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0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首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年11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先进的。

刘焯的另一贡献，是在《皇极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针对平朔而言。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当月亮运行到近地点时速度最快，到远地点时速度最慢。由于运行的速度有变化，由这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时长达29天19小时多，有时则仅有29天6小时多，其平均长度为29天12小时44分03秒。根据这个平均数来决定朔日即为平朔。当然，古代并没有把数字推算得如此准确。

朔日这一天的特点，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也就是日、月几乎是同时出没。用平朔法决定朔日和这种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于是，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撰《元嘉历》就主张用定朔法决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黄经相等时，即日、月同时出没这一天定为朔日。但由于定朔法可能导致四个大月相连和三个小月相连的情况，遂遭人反对而未实行。

刘焯继承了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先进思想，制定《皇极历》时采用了定朔法，考虑了祖冲之的岁差法。同时，还创用一种内插法，也就是计算定朔的校正数的方法。

刘焯的各种成就，使《皇极历》的科学程度大有提高，虽因太史令张胄玄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戊寅历①《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戊寅历》为道士傅仁均所制定。傅仁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人。因他“善历算、推步之术”①，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被高祖召令改修旧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旧历的缺点很多。例如，日蚀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蚀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后，不在望日。还有月末月亮在东，朔日月亮在西。这都是采用平朔法制历的结果。为改正这些缺点，他用定朔法制定《戊寅历》。他的历书，虽然遭到中书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孙、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最后公布实行。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朝廷颁布的采用定朔法的历法。采用定朔法，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没有解决，贞观十九年（645），还连续出现四个大月。于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665），高宗又颁行了《麟德历》。

麟德历《麟德历》为李淳风所制定。李淳风，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十五年（641）为太常博士，不久又为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648）迁太史令。他参与过《晋书》及《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写，其中的《天文》、《律历》、《五行志》，都是他撰写的。②贞观十九年（645）以后，由于《戊寅历》中存在的问题不易解决，另外制定新历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龙朔年间（661—663），李淳风参考刘焯的《皇极历》，另撰新历，于麟德二年（665）颁布施行，故称《麟德历》。《麟德历》也采用定朔法，但李淳风用变通调整的办法，解决了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连续出现的问题。例如，把朔日提前一天，使第四个大月成为小月；把朔日推迟一天，使第三个小月成为大月。这样一来，反对派就失去了指责定朔法的口实。这种变通调整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元朝。

在计算方法方面，李淳风简化了计算过程。他废除了古历中用章（19年7闰月为一章）、蔀（四章为一蔀）、纪（二十蔀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计算，并以1340为各种天体运动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分母，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同时，还废除了闰周（闰月的周期），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

《麟德历》在当时得到了好评，被认为是较精密的历法。从此以后，定朔法一直在历法中沿用下来。

大衍历《大衍历》为僧人一行所制定。一行，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他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的高足颜回相提并论，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其学行，想与其交友，他遂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后来，又到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玄宗强征其至京，“访以安国抚人之道”。由于①《旧唐书》卷七九《傅仁均传》。

②《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麟德历》在行用过程中常有误差，故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命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①。一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大衍历》的。一行为编制新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较，有了相当的变化。于是，他废除了沿用八百多年的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重新测定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这样，必然提高新历的精确程度。

为了取得可信的资料，他在全国选择了几个观测点，利用他发明的测量仪器“复矩图”进行测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白马（今河南滑县）、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等四个地方的测量最重要。这四个地方相距不远，大体上处于南北一条线上，这里的测量取得了重要成果。一行还测量了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根据实测，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相当于今制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就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在实测所得数一度长111.2公里比较，虽然还有差距，但在世界上他最早用科学方法测量子午线。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修成，年仅四十五岁的一行于当年去世，玄宗赐谥曰大慧禅师。开元十七年（729），根据《大衍历》编纂的历书颁行全国。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传入日本。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并加以发展。例如，他指出刘焯对于太阳运动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刘焯认为：春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慢；秋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快。一行指出“其说非是”。一行认为：冬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夏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这是“自然之数也”①。事实证明，一行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纠正了刘焯的错误。

《大衍历》颁行后，曾遭到天竺历数家瞿昙罗的反对。瞿昙罗在高宗时曾制定经纬历，与《麟德历》参照实行；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由于他未能参与《大衍历》的制定，心怀不满，遂上疏玄宗，指责《大衍历》沿袭了他从天竺介绍到中国来的《九执历》，而且还不完备。经过太史令的认真比较，《大衍历》优于《九执历》。这说明《大衍历》的科学水平是很高的。宋代史学家认为：“自太初（前104—前101）至麟德（664—665），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②。这个评价，也说明《大衍历》是有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①《新唐书》卷二七下《历志》三下。

②《新唐书》卷二七上《历志》三上。

第二章 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变迁

隋唐两代幅员广大，皆为前世所少有。这样广大的版图，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隋唐两代如何能够在这里建立它们的皇朝？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世之治史者一般皆置之不论，殆以自然环境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观今就可以知古，无容再琐琐道及。殊不知自然环境也时时在变化之中，参以人为的力量，当更加速这样的变化。隋唐两代固与其前后各时期不同，就是在其统治的三百多年中，前后亦多未能一致。这虽然没有政治权力变化那样明显易见，却是不能稍加忽视的。现在全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地，可是隋代及唐代天宝以前，都城所需的漕粮却主要来自太行山以东和黄河下游各地，这就不能用现代的现象作解释了。因此，对于隋唐时期全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加以说明，对于研治这一时期的史事也许还不至于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一节 长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网的形成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都城建在长安，自有其关于对内对外的策略处，而地理的因素实居于主要的地位。如何利用当地的河流水道，使其有助于都城形势和促进都城的繁荣，实为当时不可或缺的要务。这里仅就长安周围的水道略事论述。

长安城内外诸引水渠道长安城外的八水远在汉代即已有名于当世①。这是指泾，渭，潏，涝，丰，鄗，灞，浐而言的。泾水发源于六盘山（今宁夏南部）东麓，东南流至长安城东北入于渭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今甘肃渭源）下，东流经长安城北，合泾水东流，入于黄河。其余六水皆出于秦岭。涝水和丰水皆流经长安城西，北入渭水。潏、鄗两水皆流经长安城南，再折而经长安城西，入于渭水。灞、浐两水皆流经长安城东，浐水流入灞水，灞水再流入渭水。隋唐时期，鄗水下流虽已堵塞，其上源却以交水相称，注入丰水，不复独流入渭②。这八条河流分别流经长安城四周，形成“八水绕长安”的形势。这样的形势为隋唐时期前后各皇朝的都城所未曾有过。隋唐时期正是善于利用这样特有的自然环境，使长安城更为繁荣和壮丽。

隋皇朝始建基业，首先就考虑到都城的问题，废弃了已有将近八百年建城历史的汉长安城，迁都于旧城东南的龙首原下，其中一个原因乃是汉代故城中的水已经咸卤，不适于饮用。新都建成后，城内用水主要就是引用八水中的交水、潏水和浐水。引水的渠道分别是永安渠、清明渠和龙首渠①。永安渠亦称交渠②，所引用的就是交水。清明渠引用的为潏水，清明渠入城的地方在外郭城南面西侧的安化门西，永安渠更在其西，两渠之间只隔一个坊，永安渠直向北流，流到城外，入于渭水。清明渠则由外郭城，流经皇城，再入宫城，潴为西海、南海和北海③。龙首渠引用的是城东的浐水，因此也称浐水渠。这条渠道由外郭城东面北侧的通化门南流入城中，再经皇城流入宫城，潴为东海。另有一支，绕外郭城东北角外，流入禁苑。④这里应该提到的是隋文帝引用渭水所开凿的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并非为了供应城内的用水，而是作为运输关东的粮食的渠道，一直向东通到潼关和渭水相汇合。这条渠道引用渭水是在长安城西，如何通过长安城再向东流，自来没有详细的记载。核实来说，它是由外郭城西面三座城门中间的金光门入城，经过西市，曲折流经皇城之东，再流经大明宫含元殿之北，绝浐、灞①司马长卿：《上林赋》，《文选》卷八。

②《水经·渭水注》：“鄗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是鄗池为鄗水源头。鄗池湮塞，鄗水也就断流。鄗池为一蓄水池泊，如何能为鄗水源头？昆明池为汉武时所凿，池水主要引自交水。在昆明池未开凿前，交水当就是鄗水的上源。

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②《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③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

④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卷九《唐京城》三。

两水向东流去⑤。广通渠在唐时称为漕渠，所引用的渭水中含沙量大，有时候就堵塞不通，还需要不断疏凿。唐玄宗天宝二年（714），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⑥。这次引水实际是疏导广通渠的故道，说者不明究竟，以为引渭水入长安是不可能的，韩朝宗所引的应该是潏水，不是渭水⑦。这样的说法是不明白长安周围的地形。如果不能引用渭水，那么，隋时广通渠是怎样开凿成功的？韩朝宗之后，接着到了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黎幹自南山开漕渠抵景风、延喜门，入于禁苑以漕薪炭①。景风门和延喜门是皇城东面的两门，这是说漕渠是由皇城之东向北流去。其实黎幹所开的漕渠，是引潏水直流到金光门外，与广通渠会合。现在这条漕渠仍然存在，是由当时的金光门北再向北流，流入渭水。当时由金光门流到长安城这一段，据说也是黎幹开凿的，渠道开成后，唐代宗也曾亲自前来观看，可见是一宗大事。这条水渠在长安城内所流经的地方，都是一些重要街道和里坊，如果不是旧有的渠道。怎么能为运输木炭而动这样的大工？可能是原来渠道久湮，已不引人注意，因而使黎幹以此显名。这条广通渠故道，到唐文宗太和（827—835）初，还曾彻底修过一次，由渭水旁的兴成堰修起，直到潼关的永丰仓。这样的疏浚完全是为了漕运②，漕道当然还是穿过长安城的。

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引水灌溉，促进农业的发展。秦汉以来的郑国渠、白渠和成国渠都得到继续维修，发挥其已有的效益。唐时所谓三辅渠③、郑白渠《和刘公渠④，都是郑国渠和白渠的继续和发展。唐初在修治成国渠时，并加引韦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以增加水量，又一再修复六门堰⑤，都显出一定的成就。就在长安城附近也还有贺兰渠和清渠。贺兰渠也称丰水渠，是引丰水至交水的渠道⑥，清渠自鄠县（今为户县）引用丰水，由长安城的西北城角外流入渭水①。就是引水入长安城内诸渠，在供给都城用水之外，也有部分用于灌溉。唐文宗开成年间，就曾以引浐水入城的龙首渠水的十分之九用于灌溉②。龙首渠如此，其他各渠也应都有余水可以用作灌溉的。流入曲江的黄渠就有一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③。这些渠道修凿成功，就使环绕长安的八水，实际上组成一个相当广大的水利网。这个水利网是以长安城为中心，层层加密，不仅保证长安城中的用水供给，也使关中农田得到灌溉。变干旱地区为水乡，更增加了长安城作为两代都城的重要性。

这些水道的分布显示出如下的一些情况。当时环绕长安的八水，其流量⑤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一八《韩朝宗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⑦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漕渠》。

①《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四五《黎幹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

④《旧唐书》卷九五《宣惠太子业传》，卷一一八《王缙传》。

⑤《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⑥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四《兴平》引李石记。

①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引《括地志》。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西安府》。③《旧唐书》卷一七七《崔珙传》。

都比较洪大，水流也比较清澈，就是河床也不至于过深。前面说到唐代宗时黎幹曾引潏水入城。开凿漕渠是为了把南山的木炭运输到长安城里。这是说漕渠可以行船，而且行船到长安城里。这是其以前的人所不敢想象的事情。无怪乎连唐代宗也都要亲自观看。建国之后，还曾在长安县西温国堡潏水河床中发掘出一只沉船，更是真确的物证。应该指出，在黎幹开凿这条漕渠之前，已经有一条清明渠引潏水入城。虽然有了这两条渠道，并没有使潏水为之断流。不仅潏水如此，就是丰水也是一样的。就在温国堡发掘出沉船的前后，丰水河床中也有沉船发掘出来。可见能行船的不仅是一条潏水。

环绕长安的八水中，泾渭两水之外都是出自长安的南山。发源于南山的河流，流量都很大。当时南山的森林相当茂密。茂密的森林可以涵育更多的水源。这就促成源出南山的河流都有相当大的流量，所以当时能充分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还可普遍进行灌溉，使长安城内外具有特异的景色。现在潏水的水流不仅难于行船，甚至还可以徒涉，其他各水夏日有的往往干涸无水，又怎能组成水利网呢？

广通渠的开凿和漕粮的运输广通渠和引入长安城中的其他渠道不同。它不是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而是用来从事运输关东的漕粮的。广通渠在唐时一般称为漕渠。这条渠道的开凿和湮塞关系到长安城的粮食供给，因而再作论述。

广通渠是隋初开凿的。开凿之初，隋文帝曾颁布了一封诏书。诏书中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④渭水多沙，对于航行船只自有一定的影响，但在隋时充其量只是“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也就是说，船只受到阻阂，延误时日，还不到不能航行的地步。虽然如此，隋文帝还是特意开凿了这条渠道。这不仅泽及当世，就是唐朝也受其遗惠。唐朝虽也受到遗惠，却并未完全解决漕运的困难。因为唐朝重视不够，漕渠就不免时有湮塞。漕渠湮塞了，漕粮运输仍旧仰仗于渭水，甚而还要陆运，长安城中缺粮问题就无法解决，浸假还演变成为危机。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长安缺粮，关辅宿兵斗米千钱，太仓供天子和六宫的膳食，连十天都难以支持。关东运来的漕粮积储在华阴的永丰仓中，竟难以借渭水转运，只好采取陆运的办法，陆运的牛几乎都死完了①。再后到文宗太和初年，由于天旱，渭水水小，漕舟只好掊沙而进。在兴成堰再事疏浚之前，仍然依赖陆运，由于需牛过多，影响了关中的农耕①。隋文帝颁布如上的诏书是在开皇四年（584），由那时至唐德宗贞元元年为一百九十一年，由贞元元年至太和元年，又为四十二年。两百年上下，渭水中的泥沙竟多到这样的程度。长安附近农田灌溉面积的减少，还不至于引起过分的焦虑，经过渭水运输的漕粮不能按时到达，举朝都会为之惶惶不安。

④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第二节 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

黄河下游的河道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长安居于关中富庶的农业地区，如上所说，由于泾、渭等八水的环绕，成为水利网的中心，产粮自来是有名的。由于都城的设立，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关东运输漕粮。这在秦汉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汉时期关东漕粮的取给主要是在鸿沟系统诸水的上游和济水流域以迄于东海之滨。隋唐时期主要则是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当时的黄河下游流经荥泽（今荥阳东北）、原武和阳武（今原阳）、新乡（今新乡）、汲（今汲县）、酸枣（今延津西）、灵昌（今滑县西南）、白马（今滑县东）、临河（今濮阳西）、濮阳（今濮阳南）、清丰（今清丰西）、顿丘（今清丰西南）、鄄城（今鄄城北）、临黄（今范县南）、朝城（今范县东北）、武水（今聊城西南）、阳谷（今阳谷东北）、聊城（今聊城东北）、高唐（今高唐）、平阴（今平阴）、平原（今平原）、安德（今陵县）、长清（今长清）、临邑（今临邑南）、滳河（今商河）、临济（今章丘北）、邹平（今邹平北）、厌次（今惠民南）、蒲台（今滨县东北）等县境②。这条黄河在现在黄河之北，也在原来的济水之北。荥泽、原武、阳武、酸枣、灵昌、白马、濮阳、鄄城、阳谷、平阴、长清、临邑、临济、邹平、蒲台诸县，当时属河南道，其余诸县属河北道。清丰以上属今河南省，鄄城以下属今山东省。

黄河下游及其两侧的富庶地区隋代及唐代前期，最为广大的富庶地区首推黄河下游及其南北一些州郡，由隋时的荥阳郡，也就是唐时的郑州（治所皆在今河南郑州）起，直至东海之滨，都包括在内①。黄河以北，直至隋时的河间和博陵两郡，也就是唐时的瀛州和定州（治所分别在今河北河间和定州），黄河以南还可达到隋时的汝阴郡和东海郡，也就是唐时的颍州和海州（治所分别在今安徽阜阳和江苏连云港），其中不包括隋时鲁郡和琅邪郡，也就是唐时的兖州和沂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兖州和沂州）之间的山地，用今天的地理来说，就是沂蒙山区。

这个地区用唐代的地理来说，包括了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也包括了河南道的绝大部分，除东都洛阳附近各州和兖、沂两州的山区外，都包括在内。在这黄河下游南北一望无垠的平原上，从隋文帝开皇年间起一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都是皇朝主要财赋取给的地区。唐玄宗在所颁布的诏书中，曾经说过：“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②就是当时的臣下也多以此为言，张守圭说：“河南河北，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县②《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①《元和郡县图志》七、八、十、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各卷。

②《隋书》卷三○、三一《地理志》，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雄剧，人物昌阜。”①这些称道并不是泛泛的言辞，当时各道的存储的仓粮数就是最充分的证明。现在可以考见的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河南道正仓所储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为全国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仓所储为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仓所储和关内道相同，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超过关内道②。这些称道之辞和仓粮所储虽皆系开元天宝年事，往前回溯，至于开皇年间，前后百余年，都应该是仿佛的，不然就无以说明自隋初以来转输关东粮食接济长安的道理了。

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较为富庶？应该说这里的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而且还能够进而改造自然。这个地区的富庶显现在农业的经营具有明显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为当时皇朝财赋和粮食主要取给的地区。农业能够得到发展，需有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难得一样。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地域辽阔，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现在科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十分繁杂。就在古代，简单区分，也有差别。古代按地区分别土壤的厥为《尚书·禹贡篇》。这篇成于战国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为五州，黄河以北为冀州，黄河以南为豫州。豫州以东为兖州，兖州以东迄于东海为青州，青州以南为徐州。据其中所说，冀州的土壤为白壤。太行山东近海，故土壤多含盐碱，因而呈显白色。近海之地还有青州。青州不仅“厥土白坟”，而且海滨还是“广潟”。这是说海潮激荡，比盐碱地还要加重一些。在《禹贡》作者看来，青州的白坟论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于冀州的白壤。青州的盐碱地可能不是很严重，因为秦汉时期，齐鲁桑麻的富饶已见称于世人。而东海之滨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为之流连忘返。河南的豫、兖两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过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两汉之时，黄河累次决口泛滥，洪水大都流向东南，在当时，豫、兖、徐成为黄水横流的地区，受害最为严重。洪水过后，所挟带的泥沙随处淤积，也使泛区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农作物生产的能力，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差别。《隋书·地理志》对这些地方农业的盛加称道，就是具体的证明。两汉时期黄河的决口泛滥，《禹贡》所说的冀州东部，也就是太行山东至于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不免也受到冲蚀，所受的灾难较轻，在当时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挟带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积，土壤未能多所改变，特别是所谓白壤的盐碱地还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时期的继续改造。

说到对于太行山东黄河以北盐碱地的改造，远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尽力，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就。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都致力于兴修水利。盐碱地经过流水的冲洗，盐碱就可以相应减轻，使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田园。当时人歌颂邺的引漳水灌溉的成就说：“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可见改造盐碱地是当地发展农业的重要前提。西门豹和史起所致力的仅是邺的周围。在太行山东来说，这实在是一隅之地。西汉时在邺的东北，设有斥丘和斥章两县。分别在今河北魏县之①唐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全唐文》卷三一。

②张守圭：《请河北遭水涝准式折免表》，《全唐文》卷二六九。

西和曲周县之南。县以“斥”为名，是说当地斥卤，也就是多盐碱地。以盐碱地作为县名，足见当地盐碱的严重。既以斥卤名县，却未见到再有人在这方面致力，这样的困难等待隋唐时期来克服。

隋唐时期由太行山东直到渤海之滨，盐碱地都是十分严重的。隋渤海郡有盐山县。渤海郡唐时改称沧州，盐山县沿置未改。唐初在盐山县还置有东盐州。沧州今仍为沧州，今仍有盐山县。这濒海之地可能更为特殊，不能一概而论。沧州西南隔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为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州所辖清阳县，在永济渠东，距渠尚远。唐武后永昌元年（689）以旧城久积咸卤，遂移于永济渠之东。玄宗开元年间，又移于永济渠之西③。盐碱地竟使当地县城不能不为之迁徙，可见其严重的程度。甚至太行山下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所辖的钜鹿县（今河北钜鹿）大陆泽畔尚有一处咸泉。可以煮而成盐①。盐碱地不仅严重，分布的地区也相当广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的经营。

唐代为了改造盐碱地确实是费了很多心力。改造盐碱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门豹、史起的旧规，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具体说来，就是用流水冲洗盐碱。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瘿陶县（今宁晋）有一条称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间，引洨水入城，流经十余里，沿途皆是盐碱地，经过渠水冲刷改造，都成了丰壤，人民所需的粮食得到充分的供应①。其他渠道虽未见具体说明，开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仿佛。唐时开渠最多的当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为首，有安阳（今安阳）的高平渠，邺县的金凤渠，尧城（今安阳东）的万金渠，临漳的菊花渠和利物渠。尧城县还有北齐时的都领渠。较长的为临漳县的菊花渠，屈曲经三十里。

临漳县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阳（今河北磁县东）引来的，滏阳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应该就是滏水。这条渠一直引到成安县（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内最长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阳水（今洹水），其万金渠则引用漳水。相州境内三条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还有一条天平渠，未见出处，可是金凤渠和菊花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则这条天平渠也应该在漳水之北②。相州所辖六县，仅林虑（今河南林州）和汤阴（今河南汤阴）两县未有渠道。林虑县在太行山上，自无渠道可言。汤阴有汤水，也是应该有渠道的。相州所属的邺县，就是史起、西门豹原来开渠的地方。唐时开渠的规模，远较西门豹、史起为宏大。唐时相州号称富庶，当地盐碱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东最长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县（今河北获鹿），可是它是由平山县（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县（今石家庄西南）的，鹿泉县只是渠道流经的地方。这条渠道流到石邑县后，又再向东南流了四十三里，才汇入太白渠。就是不计算平山县至鹿泉县一段，仅石邑县中的渠长已经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还要长。大唐渠是在平山县由太白渠引出来的。平山县有由太行山西流来③《通典》卷十二《食货》。

①《太平寰宇记》卷五八《贝州》。

①《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②《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志》中说“上元中”。唐代有两上元，一为高宗年号，一为肃宗年号。肃宗上元年间，安禄山反唐起兵未久，河北各处多沦为战场，焉有余力开渠引水，故此上元应为高宗之时。的绵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县入于滹沱河。太白渠当是由绵曼水引出来的。大唐渠既在石邑县入于太白渠，则太白渠是流经石邑县的。太白渠流经的地方，并不以恒州一州为限。恒州之南为赵州，赵州治所在平棘县（今河北赵县），平棘县城东二里有广润陂，就是引用太白渠潴积的。这是说有了太白渠，才开凿广润陂，太白渠最后流到什么地方，未见记载。仅就恒、赵两州来说，也应该是少有的，至少较大唐渠还长出许多。恒州有没有盐碱地，难于肯定，赵州的盐碱地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仅就这一条长渠来说，当时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确实是费了不少心机的。相、恒两州和赵州之外，魏、贝、洺、冀、沧、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县、沧州、东光、河间诸县市）、德诸州，皆有水利设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还有可以称道的地方③。

黄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当的农田水利设施，只是不如黄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黄河下游以南各地盐碱化并不像黄河下游以北那样严重，凿渠灌溉主要是为了防备干旱。当然这都有助于农业的发达，有助于当地的富庶。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设的成就，有的还是隋时的旧绩①，可知这样富庶地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隋书·地理志》论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时，曾特别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可是在论述黄河以南的荥阳、梁郡等八郡和黄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时，都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这黄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于像河东、绛郡等六郡那样的瘠薄。这样的记载很可以证明当时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就有许多都先后破坏，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的农田水利设施本来以改造盐碱地为目的，农田水利设施破坏，盐碱地自然又会成灾。据宋时记载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①这里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关各州也应该是相仿佛的，也许是其他有关各州稍显得轻微些。这样的演变对黄河以南各处也不能没有影响。唐代后期，黄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区已难保持其旧日的规模，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经营农业方面是尽地利，和农业最有关系的还有天时。说到天时，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全国性的，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也难得独有例外，不过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有的。气候是不时有变化的，自远古以来都是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和物候显现，隋唐两代和其前的三国两晋诸朝，气候都较为寒冷。气候寒冷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有所影响。唐代前期曾经有过陨霜杀稼的记载，大都是在黄河的中上游，甚至还有江南个别州郡，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遭遇，至于水旱灾患还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时都曾经有过大水或大旱，灾区较为狭小的灾患更为习见，不③《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陈州西华县（今河南西华）的邓门陂，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时旧绩，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过比起黄河中上游来还不算大多，特别是旱灾方面更是如此②。这样的天灾大都是人力所难于克服的，不能说对于农事耕耘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还不至于因此而过分减低当地的富庶程度。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得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都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①。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①，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③，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②，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692）④。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6）⑤，济州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⑥；博州一次，在开元十年（722）⑦；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⑧；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6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⑨。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699）（11），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决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灾害最大。河决魏州那一次，怀、卫、郑、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汴、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诸州人不能安居，或构巢于树，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计⑩。长寿年间，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坏民居二千余家①。灾害虽说不小，较之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很大的，况且未久即已安澜，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溢决次数不多，也未形成严重的灾害和影响，因而它的南北两侧地区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扰，通济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济渠能够开凿成功，而且长期畅通无阻，就是借着这样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太行山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仁宗天圣四年。这里所征引的为馆陶王沿上疏言北边御敌事中所说的话。王沿请修漳水诸渠，故其他渠道皆未涉及。

①《新唐书》卷三五、三六《五行志》。

①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②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⑤《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

⑥《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⑦《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郓州》。

⑧《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⑩《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11）《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①《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上流下的而现在归入海河水系诸水，也因黄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响。唐代河北道南部农田水利灌溉最为发达，就是这样的缘故。

正是由于黄河下游南北各处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唐代后期的河患及人为的决河唐代后期，黄河的灾患显得较前减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②和德宗建中元年（780）③，曾经有两次河溢，都未有详细记载，不易知其发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发生在黄河中游：宪宗元和七年（812），河溢振武军，毁东受降城④，次年，河溢天德军，其治所西受降城毁坏较多⑤。昭宗大顺二年（891），河溢河阳①。这三次出事地点皆距黄河下游悬远，可以置之不论。黄河下游这一时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滑县。宪宗元和八年（813）②、文宗开成三年（838）③和懿宗咸通中（约864—867）④，先后发过三次，其中两次都促使当地改移了黄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发生于棣州的河决，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厌次县境内向东北流去，冲出了一条新河道⑤。这里距海已经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长，灾患也不是太大，总算是一次改道，结束了八百年来黄河安流的时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则是这一时期竟然发生了人为决河的事情。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⑥。长清、禹城二县皆为齐州属县，今仍为山东长清县和禹城县。此次人为决河的结果和影响，除使禹城县城沦溺外，其他未见记载。后来到昭宗乾宁三年（896），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因决其堤，遂为二河，散漫千余里⑦。后来到五代时，这种人工决河的事例竟然频繁出现。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谢彦章攻杨刘，因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⑧。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⑨。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应该说这种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后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乱发生后，黄河下游的南北两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特别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乱后，就未见到有若何建树。唐代亡后，历五代和北宋，黄河的溃决泛②《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③《新唐书》卷六《代宗纪》。

④《新唐书》卷七《德宗纪》。

⑤《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②《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③《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④《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⑤《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倣传》。

⑥《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按：滨州置于后周时，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往属。⑦《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齐州》。

⑧《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资治通鉴》卷二七○，均王贞明四年。

滥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节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

长江流域富庶的农业地区

长江流域有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区域。成都平原的富庶远在秦汉时期即已有名于当世。自李冰开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里的富庶农业地区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虽然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过楚国和吴国，然而更为世人所重，则在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宋书》，对此曾有过评论：“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成了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也是当时皇朝财赋主要取给的地方。这不仅见于当时人士的议论，甚而见于皇朝所颁布的敕令。唐宪宗在为他上尊号时所颁布的赦书中就明白说过：“军国费用，取资江南。”①其实江南只是泛泛的说法，所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核心所在，实为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当然江南其他各处，也都在“取资”的地区之中，这是因为黄河下游原来被称为富庶的地区，这时已经残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显出优势，为黄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更显得突出，故颇为当时人士所称道。唐朝后期繁重的皇朝财政负担也就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富庶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皇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优越，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还能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促成当地农耕的发展。

促成农耕的发展，最主要的条件是土壤的肥沃。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还被列为下下等②，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西汉初年，发生了所谓“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吴王濞敢于反对当时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强将勇之外，还有海陵之仓，粮饷得以充足③。直到东晋偏安之时，海陵还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渔”①。海陵之地于今为江苏泰州市，濒于江岸，农耕仍为人所称道。渡过长江，更为优越。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也可见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秦汉时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于《隋书》。《地理志》于宣城、①《资冶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

①《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

②《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全唐文》卷六六○。

③《尚书·禹贡》。

①《汉书》卷五一《枚乘传》。

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颇加称道，谓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这六郡中，毗陵即唐时的常州，吴郡即唐时的苏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常州市和苏州市，皆濒于太湖。宣城郡为唐时的宣州，余杭郡为唐时的杭州，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虽皆不濒于太湖，相距并非过远，这里就附带提及。如《地理志》所说的，环太湖周围的土壤都是相当肥沃的。唐时人解释常州得名的缘由，说其地“居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称”②。现在浙江嘉兴县，宋时为嘉禾郡③。嘉禾的命名至为明显，用不着再作解释。“粳稻之乡，土膏沃饶”，就在宋时已有人这样的称道④，嘉禾郡于唐为苏州属县（今嘉兴），可以证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是确实的。北宋时，范仲淹更称道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庚。”⑤这样肥沃的土壤到宋时还少有改变。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自来是以水乡泽国见称于世的。太湖为其西山地高岗流下的许多河流所汇集，并以所储分支排注于长江。这就显得河道纵横，遍于各处。如前所说，环绕长安的八水，经过人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网，太湖区域就自然形成河网化。这就远远超过了关中地域，显出其优异的自然环境，使发展农业具备有利的基础。可是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设法扩大其效果。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对于农田水利的设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对于黄河下游，特别是在太行山东的平原有关农田水利的建树，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对于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的农田水利已经有所开发，唐代后期成就更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间，润州金坛县就已置有南、北谢塘，用以溉田。南北谢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复。太宗贞观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也开渠引雷塘水，并筑勾城塘，溉田八百顷。高宗麟德年间，升州句容县为绛岩湖筑堤引水。武后证圣年间，楚州安宜县（今宝应）开白水塘和羡塘，置屯田⑥。武后圣历年间，湖州安吉县开邸阁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顷。玄宗开元年间，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开凿沟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顷。唐代后期，设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间，润州丹阳县的练塘也得到疏治。练塘是一处大塘，周围八十里，涉及丹阳、金坛、延陵（今丹阳西南延陵镇）三县。经过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县都能受益①。大历年间，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使瘠卤处的屯田，岁收十倍②。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设置新塘，周回百里，开田万顷。宣州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也开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顷。德宗贞元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引爱敬陂水以通漕运，同时夹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长城县重新修复，溉田三千顷。和州乌江县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继续发生效力。宪宗元和年间，宣州南陵县（今安徽南陵）的大农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顷。常州武进县开孟渎，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运，从而使渎旁的四千顷农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时，无锡县也引泰伯渎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泰州》引《吴陵志》所引的《晋中兴书》。③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

④《宋史》卷四一《地理志》。

⑤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引《题名记》。

⑥《范文正公集》卷九。湖、秀二州皆是由苏州分出设置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秀州即嘉禾郡。①《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

②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全唐文》卷三一四。

通到蠡湖，同样也能用以溉田。而扬州高邮县的堤塘溉田达到数千顷之多。湖州乌程县（今湖州）也开有官池。官池虽以池为名，当时湖州刺史范传正督工开凿，应该是有相当的规模的。穆宗长庆年间，苏州海盐县开古泾三百零一处，以御水旱。楚州淮阴县（今清江西南）也开了棠梨泾。宝应县（本为安苴，后改名）本来有一座白水塘，武后时曾经开过，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到了长庆年间，为了在白水塘屯田，就发青、徐、扬三州的民夫重新开凿，其附近的徐州泾、青州泾、大府泾也一并得到开凿。徐州泾和青州泾的得名，可能与这次大举兴工，动用徐州和青州的人力有关。这次工程相当巨大，就是宝应城北的竹子泾也得到开凿。敬宗宝历年间，湖州乌程县还增开了县东的凌波塘和县北的蒲帆塘。蒲帆塘的得名是因为开塘时发掘出蒲帆的缘故，可见这个塘本来是很大的。后来到了文宗太和年间，苏州海盐县还增开了一座汉塘③。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一些荦荦大端，一般较小的设施就不必细举了。

这里所说的虽是一些荦荦大端，但这样逐一涉及，显得相当繁琐。如果按照有关的州县来说，也许稍稍明确些。太湖周围本来只有湖、宣、常、苏四州①，唐代后期又增了一个升州②。湖州所辖五县，按照上面所列举的，有水利设施的就有乌程、长城、安吉三县，其中乌程一县还曾两次兴工。宣州所辖八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宣城、南陵两县。常州所辖五县，有水利设施的有武进、无锡两县。苏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有海盐一县，就是这一县之地，也曾两次兴工。升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也有句容一县，同样是两次兴工。江北的扬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的为江都、高邮两县，而江都的设施为独多。和州所辖三县，有水利设施的为乌江一县。楚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山阳、宝应、淮阴三县。显然可见，有关各州都有水利设施，而湖、常、楚三州有水利设施的县，居所辖的县的半数，或超过半数，这在当时全国之中是少有的。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得水之利，诚然可以冠于全国。却也有一些水患。长江下游近海，可能会有海潮，损害一方农田，太湖地区低凹，排水就不免困难，也影响到农事的操作。前面提到楚州的常丰堰，就是为了防御海潮而修筑的。这条常丰堰虽说是修筑在山阳县，实际上其南已到了盐城县。盐城县也是楚州的所辖县。山阳县东距海岸不远，盐城县更近在海边。修堰防潮自然都是必要的。这条常丰堰为唐代宗大历年间黜陟使李承所修的，在当时很受人称道。楚州南邻扬州、高邮、海陵诸县同样濒海。常丰堰是否向南修到扬州境内，未见记载。后来到北宋时，范仲淹也曾到这里海滨修堤，就是所谓范公堤。范公堤至少可以说是继续常丰堰修成的。

太湖区域的排水困难，当时是不易解决的。前面提到唐穆宗时，苏州海盐县为了防御水旱之灾，修筑三百零一处古泾，应该起到排水的作用。不过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排水依然困难。唐代后期，苏州吴县人陆龟蒙居于松江甫里。当时松江尚未设县，可能就在吴县境内。松江地卑下，雨潦时艰于排水，仿佛就与江相通，许多田地的积水都连成一片，不能辨别谁家的田地，农事自然受到影响。陆龟蒙有田数百亩，耕夫十余人，可是还经常苦饥①。这③《旧唐书》卷一一五《李承传》。

①以上所列举的设施皆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①②《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样的遭遇当不仅陆龟蒙一家而已。这样的困难不仅唐时不易克服，就是后来两宋时依然难于彻底解决。

虽然还有这样不易克服的自然环境的缺陷，其他优越的因素都还能充分加以利用，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人口的增加，有助于对自然的利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备受摧残，才使唐代中枢的财政及粮食皆仰给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黄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迁，其中许多人都移徙到长江下游太湖区域。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增加了大量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黄河流域一些先进的设施和经验，更促进了当地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下迄唐代灭亡，这样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趋势仍然继续不断，在以后的皇朝中都能居于重要的地位。

第四节 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变化

隋唐两代的半农半牧地区隋唐两代都有广大的版图，也各有若干臣附的属国。隋唐两代直接统治并设有州（郡）县的地方，都是在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当时和它们邻国相争执的地方，大半都是在这半农半牧的地区。一些邻国也曾侵入到隋唐两代统治下的农业地区，那只能说是偶然的事件，因为侵入到农业地区的邻国，也未企图在那里久居下去。隋唐两代也曾经进入到相邻的游牧地区，除设过一些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外，也都随即撤出，不在那里设置州（郡）县。隋炀帝固曾在青海以西设置过西海郡和且末郡，隋不久就告灭亡，这些新郡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隋唐时期的半农半牧地区，主要是在西北各处。具体说来，相当于现在甘肃全省，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狼山以南，以及陕西省和山西省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回溯远古时期的历史，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游牧地区，西汉时司马迁分划当时国内的经济区时，曾经列出一条界线，由龙门至于碣石，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由今陕西和山西两省间的龙门山，斜向东北，达到今河北省昌黎县南的碣石山。这应是最早的游牧地区的南界。此后这个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的变迁。大抵每当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统治这些地区时，这里就成了草原。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时，这里就成了半农半牧的地区。因为根据自然的条件来说，无论是土壤还是气候，这里都是可农可牧的，所以在不同民族统治的时期，就各因其所习，为农为牧了。如果是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这样的地区时，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和防御外来的侵略，就必须争取完全控制着整个半农半牧的地区，而且也不能过分超越半农半牧地区之外。因为从事农业生涯的人们不可能长期在游牧地区居住下去。如何防止从事游牧的民族侵入半农半牧地区，这就不能不寻求一些有利的自然形势作为固守的凭借。北陲的阴山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的祁连山，大雪山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及河北的燕山皆可资利用。而这样一些高山恰都是游牧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都迥然不同，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可农可牧也是不一样的。在游牧地区不能说就绝对不可耕耘，实际上都是不足以称道的。武后圣历元年（698），突厥默啜请求赐予农器种子并索要原住于丰、胜、灵、夏、朔、代的突厥降户。武后因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件以与之。据说默啜由此寖强①。默啜由此富强是事实，但似与所得的种子农器无若何关系。即令突厥能播种这样多的种子，也不是马上都可能得到丰收的。

隋唐两代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半农半牧地区是可农可牧的。隋唐两代正可借此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隋及唐代前期都有强大的军力，其中骑兵居有重要的地位。唐代更重视养马，养马的地区跨有陇右（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金城（即兰州，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平凉（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天①《旧唐书》卷一九六《陆龟蒙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全唐文》卷八○一。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四郡，幅员已达千里，犹为隘狭不足以容纳，因扩展到河曲①。寻又扩展到岐（治所在今陕西凤翔）、豳（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四州，再后又扩展到盐州（治所在陕西定边）和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这样的一再扩展，显示出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善为利用。后来吐蕃势力强大，陇右失陷，养马地区只好内移到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襄州置有临汉监。蔡州置有龙陂监。两监才有牧马三千二百匹，费田就有四万顷①。原来牧马于渭、兰、原、秦四州，牧场幅员千里，并未显得与农业争地，襄、蔡两州的牧场只有四万顷，就感到是一项负担，不久就被废省。

半农半牧地区遭受游牧民族的侵夺半农半牧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是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分界线的。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还不能用人为的力量从事改移。但是一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却常常企图越过这样的自然分界线，侵入半农半牧地区，甚或是农业地区。唐与吐蕃的争执其肇因多属于这一方面。陇右道的祁连山和大雪山，还有更南的日月山，都曾经被利用为唐代防御吐蕃的屏障，有了这样的可资利用的天然地势，还需要重兵控制。安史之乱爆发，陇右驻兵皆东撤勤王，吐蕃就得寸进尺，步步相逼，陇右道陆续陷落。吐蕃既侵占了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更企图向农业地区进扰。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会盟，划定一条新的国界，这条新界中间通过陇山之西和六盘山之东②。六盘山东还是半农半牧地区，陇山之东就已经是农业地区了。新界虽已划定，争执却未暂缓。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后，吐蕃内部内乱，唐朝才能乘机逐渐取得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②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①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张说之文集》卷一二。②《新唐书》卷五一《兵志》。

第五节 长江口外的海岸及扬州的繁荣

隋唐两代的海岸

隋唐两代幅员广大，东南临海，海岸亦相当邈长。唐代初期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也就是现在朝鲜的平壤，平壤城濒浿水（今为大同江），则当时海岸的北端当从浿水入海口算起，唐代的安南都护府设于交州，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安南都护府所辖州县，更远及于今越南的中部，那里当是唐代海岸的南端。

唐代海岸的变迁海岸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时时在变化之中，所以就有与现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江苏连云港市于唐时为海州东海县。海州治所为朐山县，东海县西去州治水路九十里。这段水路不是通常的河流，而是海道。东海县所在地，俗谓郁州，也就是田横岛①。县城设在岛上，故到州治当须越海而行。现在郁州早已和陆地相连，再不必渡海。唐时苏州属县有海盐县，今仍为浙江海盐县。县名依旧，县境有许多地方都已崩坍入海①。这都是明显的例证。海岸变化的原因不一，不过海波冲刷和内地流来的河流所挟带的泥沙的堆积，都是寻常可见的因素。海盐县海岸的崩坍就是因为当地海波冲刷过甚。由内地流入海中的河流，随着所挟泥沙的多少，可以估计出河口附近海岸伸出的速度。黄河、长江、滦河、辽水以及淮水和郁水（今为珠江支流西江）的河口附近都有这样的现象。唐时，沧州长芦县（今河北沧州）东距海九十里②，棣州蒲台县（今山东高青东北）距海一百一十四里③，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东北距海一百二十里④，泗州涟水县（今江苏涟水）东北距海一百零四里⑤。现在这些地方的海岸，较唐时有了更多的差距，而且有的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这样的情形在北宋初年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宋时蒲台县距海已改为一百四十里⑥，涟水县距海也已为一百四十里⑦，都较唐时为多。也有没有什么变化的，如北海县距海里数仍为一百二十里⑧。

与海岸有关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和出发点。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曾考究从边地入四夷的道路，据他所列举的凡有七条，五条在陆上，两条为海道。这两条海道一是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再一是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通海夷道⑨。贾耽还记载了一条安南通天竺①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海州》。

②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三引《嘉禾志》。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沧州》。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棣州》。

⑤《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青州》。

⑥《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泗州》。

⑦《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

⑧《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涟水军》。

⑨《太平寰宇记》卷十八《潍州》。

道。安南即安南都护府，在今越南河内，天竺为现在的印度。由安南至印度，海陆两道皆可成行，贾耽所记却是分成两路，一路经由南诏、骠国（今缅甸国）而至天竺；一路由交州南行，经文单国（今老挝万象），再经真腊（今柬埔寨），然后取海道西行。其实由安南亦可直接浮海，而廉州的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和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县）亦可作为海港①。

扬州的繁荣和海舶的往来贾耽所记似遗漏了扬州。扬州不仅为国内最为有名的经济都会，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肃宗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入扬州，大掠百姓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②。这些商胡波斯可能是由广州越南岭而至于扬州的，也可能是由西域经长安而来的。然由扬州直接乘海舶前往域外的，或由域外直达扬州都大有人在。玄宗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东渡就是由扬州起碇的③。文宗开成三年（838），日僧圆仁莅中国求法，也是首先到达扬州的①。玄宗天宝十载（751），广陵郡大风，架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②。广陵郡就是扬州，乃天宝时所更的新名，扬州城下能有数千艘船只停泊，可知港口的宏大。这些船只中是否杂有海舶不可具知。扬州为邗沟（即唐时的漕渠）的起点，由邗沟北上，经过通济渠（即唐时的汴水）达到长安。如由广州登陆，前往长安，还须越过南岭，先至扬州，才能去到长安。所以同为贸易港口，扬州终要稍胜一筹。

扬州能够成为当时的和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是和它的位置距海不远分不开的。当时不仅扬州距海不远，长江口南北各地的海岸，也较今天为近。前面曾经提到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李承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新唐书·地理志》以常丰堰系于楚州山阳县下，山阳县今为淮安县，其地距海已远，无置堰必要。此堰至宋时经范仲淹修理过，改称范公堤。当时筑堤以捍海，可知这几县之东就是海岸，而海安县就在扬州之东。

日僧圆仁于唐文宗时莅临中土。据其所记，开成三年七月二日，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再由江口北行十五里到淮南镇。后来由掘港庭登岸。淮南镇故地今已无闻。今如皋县东南有白蒲镇③，未知是否即白潮镇的讹文。掘港庭当即今之掘港镇。在如皋县东，今已设为如东县。圆仁既由掘港庭登陆，则其地应为当时的海岸。当时江口有胡逗洲，在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④。海陵县今为泰州市。胡逗洲今为南通市和南通县地，当时应为近海的岛屿。成书于北宋神宗时的《元丰九域志》，于两浙①《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著目有贾耽《皇华四达记》十卷。入四夷的道路当出于是书的记载。又《旧唐书》一三八《贾耽传》，耽于德宗贞元九年（793）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者前后十三年，是书之作当在贞元九年之后。《皇华四达记》久已佚失，这里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的征引。

②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六章。

③《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

①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②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泰州如皋县已有白蒲镇。

路苏州下记载这一州的地理，指出州治东至海二百二十里，北至海一百八十里，东北至海一百八十里。其时通州已经置州，州治所在的静海县犹有江口一镇，故苏州之北为海，也在情理之中。

扬州距海口既近，海舶可以直达城下，故能成为对外贸易口岸。扬州又有运河可北通长安，南通杭州，更促进这一贸易口岸的发展。今天上海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是隋唐时期却难以语此。上海成陆较晚，八世纪初的海岸，虽已退至黄浦江东①，当地仍为一片草莱，宋时以海舶辐辏，始有镇的设置，设县在元时，故在隋唐时期，长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扬州。

可是到了唐代后期，扬州城下的海舶却逐渐在减少，这不是长江口外海岸有了新的变化，而是扬州和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之间长江水道有了变化。这两个州城的距离约为七十里，江水北抵扬州城下，南至北固山麓。而北固山就在润州城北。江面是相当宽阔的，江中有沙洲，其大者就是所谓瓜洲。瓜州横峙江中，南北往来船只要绕行一段江路。可是瓜洲北侧那条江汊后来淤塞成陆，运输相当困难，开元时润州刺史在瓜洲上开凿一条伊娄河，南北交通才显得便利。瓜洲北侧那条江汊淤塞成陆，显示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原来海潮可以直通扬州郭内，可是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潮汛就已不通。海潮既已不再通到扬州郭内，海舶也就不易再到扬州城下。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颁布的《疾愈德音》，要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的节度使存问蕃客，不过这时扬州的蕃客并不一定是由海道直接达到的了。②全国的自然环境是包括许多方面的，这里仅论述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变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一些都会的繁荣和萧条，一些地区的富庶和贫困都和自然环境变化的迟速有关，隋唐都城在长安，漕粮能否正常供给，关系一时的国本，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仰赖于黄河下游和太湖区域。这些地区和长安的距离相当的遥远，维护运道的安全，在当时竟成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尤其是和相邻诸国的疆界，也不能不争取适应自然的条件。自然环境虽是习见的现象，却也不宜忽视。

①《太平寰宇记》一三○《泰州》。

②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发展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

第三章 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变迁

第一节 疆域的轮廓

隋唐两代的版图都相当广大。隋代盛时，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①。隋且末郡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也就是说，其西超玉门、阳关之外，而北达阴山之上。唐初平高昌、灭突厥后，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①。焉耆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林州南境当在今越南高尚之南。自颉利可汗被擒后，薛延陀固曾南下牧马，实仅限于碛北②。这是说唐初疆域已经超过隋代。唐代以开元天宝之际最为盛世，其时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③。安东、安西为东西两都护府，其治所皆数经移徙。开元时安东都护府治平州，在今河北卢龙县，天宝时又移置辽西郡故城，在今辽宁义县东南④。安西都护府于开元天宝之际，治所在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⑤。唐时日南为县，属爱州①，其地在今越南清化县北。唐爱州之南，尚有欢、林诸州，则其南界当不止于日南县。汉时日南郡的辖地，兼有唐欢、林诸州，是所说的日南当指汉郡而言。单于府就是单于都护府，开元天宝之际，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②。三都护府皆统有羁縻州。安西都护府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属波斯都督府，于今为伊朗国地④。与安东都护府同置的有营州都督。营州都督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为黑水都督府，已在乌苏里江之东，黑龙江的下游。单于都护府与安北都护府屡有分合。天宝以后单于都护府就再和安北都护府相合，即以安北为号③。安北都护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为坚昆和幽陵二都督府，前者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者则在今石勒喀河的上游鄂嫩河等处⑤。这样广大的疆土实远迈秦汉诸代⑥。①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③《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④《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⑤《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④《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②《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③《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⑤《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

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第二节 疆域的盈缩变迁

西陲疆域的盈缩变迁

隋祚短促，其疆域大体是因周、齐及陈的规模。炀帝嗣位，南征林邑，分其地置荡、农、冲三州，寻改为比景、海阴、林邑三郡⑦。林邑故地就是现在越南的南部，更在两汉日南郡之南。炀帝后来更远征吐谷浑，取得西海（今青海省青海湖）以西地，而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吐屯设等又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①，隋的疆域不仅奄有今青海省昆仑山脉以北各地，而且远及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尔羌河之西。

唐代历年悠久，疆域变化也就相当频繁，和隋时颇有不同。尤其是西陲各处更为显著。唐初西陲仍如隋时之旧，仅至于伊吾和且末。太宗时平高昌，即以其地置西州，稍后，又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庭州②。西州治于高昌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庭州治于金满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

唐代安西都护府统有龟兹、毗沙、疏勒、焉耆四镇。这四镇本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国。四国先后内附，各自的王位皆未断绝，和内地的州县完全不同。唐代于四国分设都督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羁縻州府。不过这四镇乃是边防的军事重镇，和一般羁縻州府又复不同。这四镇中还曾一度以碎叶代焉耆③，碎叶在当时为役属于突厥的商胡杂居地④，并非如龟兹等国尚各有其王。唐人对于一般羁縻州并不过问其内部的庶政，可是于四镇周围附近却分置了若干军镇和守捉城⑤。碎叶本自有城，城周六七里①，可是唐代却在这个故城的基础上，另建新城，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②。这四镇于高宗咸亨元年（670）为吐蕃所陷③。武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才又收复了故土④。武则天对此事特别重视，她曾说过：“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⑤可见当时唐的西境，不以西州、庭州为限，也不限于葱岭，而是远在今伊塞克湖以西。伊塞克湖唐时名热海，于碎叶筑城的安西都护王方翼就曾与西突厥十姓阿史那车簿战于⑦《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序》论开元天宝之际唐的疆域，谓“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按：其时安东都护府先后徙治平州和辽西郡故城，辽水以东殆非唐朝势力所及，故《新唐书·地理志序》所言如此。然高宗时灭高丽，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并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其后平百济，又以其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其规模当不在汉世之下。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⑤《大唐西域记》卷一。

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大唐西域记》卷一。

③⑦《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

④《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⑤《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热海之上，并擒其首领突骑施等数百人，遂定西域⑦。如果加上安西都护府所统的各羁縻州，则其西陲还应远达于今伊朗国东部的托博勒。因为当时所置的波斯都督府所治的疾陵城故地，就在今的托博勒。高宗龙朔元年（661），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所置的十六都督府，波斯都督府就是最远的一所⑥，也是唐代声威在西陲达到最远的地方。

唐代虽在西陲臣服了许多小国，但还有些劲敌，吐蕃和大食就是其中最为雄傲的，而吐蕃对于唐的压力却更甚于大食。吐蕃与唐的战争，时有起伏，疆场之间一此一彼，也是时有所闻的。四镇的争夺就是其中的一点。天宝末年，安禄山乱事猝起，河西、陇右两节度使麾下的兵力皆东归勤王，边圉不固，疆土陆续丧失，甚至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还攻入都城长安。直至德宗建中四年（783），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划定两国新的疆界。盟约中具体指出：“今国家所守：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⑧盟约中所说的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弹筝峡在六盘山东麓，也就是泾河上源流经的地方。陇州治所在今陕西陇县，清水县当时隶于陇州，稍在陇坻之西。凤州治所在今陕西凤县，其所属同谷县，则在今甘肃成县。大渡水今仍为大渡河，磨些蛮即磨些诏，亦即越析诏，为六诏之一。越析诏以居于越析州得名。越析州在今云南省宾川县。磨些蛮的居地当分布到其北的金沙江上下，故唐时金沙江亦称磨些江①。盟约中提到磨些蛮，盖因其在大渡水之西的缘故。新泉军在会州②，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新泉军当在今靖远县以北黄河北岸。骆驼岭虽未能确指其地，自当是贺兰山上较为显著的山岭。这样说来，清水会盟所划定的唐与吐蕃的新界，当是由贺兰山直北达到大碛，由贺兰山南向，经过位于今甘肃靖远县北的新泉军，再折向东南，经六盘山的弹筝峡，又经今甘肃清水、成县两县，而西南抵于大渡河畔和磨些蛮居地之东。不仅陇右道的东部尽为吐蕃所据有，就是关内道的西北隅亦皆沦陷。然吐蕃并未因此而稍戢其气焰，又复夺取盐（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夏（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二州，而泾、邠（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诸州的西门甚至都不敢轻易开启。这样边陲多难的局面，直延续到宣宗时。宣宗大中三年（849），由于吐蕃内乱，唐才乘机收复陇右道东部诸州③，五年，沙州人张义潮又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①，懿宗咸通二年（861），张义潮又取得凉州③，于是除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外，陇右道就完全归于唐的版图。张义潮死后，甘州为回鹘所攻取，沙州附近各城也相继沦没④，唐的西疆仅及于凉州，其西已难于过问了。

东陲疆域的盈缩变迁⑥《新唐书》卷一一一《王孝杰传》。

⑧《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①《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②樊绰：《蛮书》卷三《六诏》及向达《校注》。

③《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①③④《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唐代的东陲和西陲略有不同。不过高丽也曾经相当强盛过。隋炀帝倾全国之力，东向侵伐，不仅无功，反引起国内的乱离，隋社稷竟因之崩毁。唐太宗继之，虽亦战胜克取，终未能竟全功。下至高宗时，才灭了高丽，并于其都城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高丽的国土是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而北接于靺鞨②。唐代不仅灭了高丽，而且还曾灭了百济，于其地设立熊津都督府。

《新唐书·地理志·序》论开元天宝之际唐的疆域说：“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如上所说，唐既灭高丽，克百济，于高丽都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而平壤就是汉乐浪郡的治所，这应该是超过了汉代，为什么还说东不及呢？这不是错简而是另有原因。安东都护府始置于高宗总章元年（668），至上元三年（676）移于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市），次年又移于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北），武后圣历元年（698）改为安东都督府，中宗神龙元年（705）复故名。玄宗开元二年（714）移于平州（今河北卢龙），天室二年（743）又移于辽西郡故城（今辽宁义县东南），肃宗至德（756—758）复废⑤。这样一些置废移徙的年代正可说明唐代东陲疆土伸缩的变化。总章二年设置安东都护府之后，当地并未完全厎定，仍继续有军事行动，致使平壤城都为之痍残，安东都护府的徙置辽东故城，显然是受到平壤痍残的影响①。辽东故城在今太子河之北，新城在今浑河之南，相距临迩，安东都护府虽有一度迁移，于东陲全局似无若何影响。不过有一事殊值得注意：当安东都护府始置之时，曾以高丽降户分为十四州和九府，作为其属下的羁縻州②。其中辽城都督府就设在辽东故城，新城州都督府就设在新城。后来仅存十州和四府。其余各州府皆不易知其所在，可能都是在鸭绿水以南。就是所存这十四州府，其中绝大部分就在辽河以东。这十四州府并无城池，乃是高丽降户散居之地④。在高丽被灭之后，东陲暂无强敌，散居各地的降户为数又不甚多，可知安东都护府的再经移徙，所起的作用并非很大。所以在证圣元年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之后，狄仁杰就坚请废去这个重镇。狄仁杰指出：“辽东所守，已是石田；遐方，更为鸡肋，弱枝强干，有国通规。”③根据狄仁杰的说法，安东镇的设置实际成了累赘。安东镇虽并未因狄仁杰的建议而废掉，而且还在经过七年之后，又恢复了安东都护府的旧名，实际上却由幽州都督兼领都护。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距离辽河以东就更为悬远。开元天宝之际，安东都护府一移于平州，再移于辽西郡故城，都还是在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大概是不闻不问了。《新唐书·地理志·序》所说的唐的疆域东不及汉时之盛，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北陲疆域的稳定唐代北陲超逾阴山，这是上承隋代的旧规。隋时疆域北至五原，五原郡就设在阴山南麓，其北界自在阴山以北。这样的疆域不仅隋唐两代，就是秦②《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⑤《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①④《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②《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汉也是如此。这是自然形势所决定的。这些皇朝不过争取以人为的疆界符合自然形势而已。如果隋唐诸朝不能守住阴山，则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论其为突厥，或者就是回纥，都会长驱南下，牧马于关中都城的附近。突厥或回纥其强盛时也和吐蕃相仿佛，隋唐两代都未曾为其所屈，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条险要的自然疆界的缘故。阴山只不过是隋唐北陲的一个主要段落，其西的贺兰山和其东的燕山都起到相同的作用。贺兰山西还有一段较为悠长的疆界，由于沙漠的弥漫，隔断了突厥或回纥南下的道路。不过发源于祁连山上的张掖河（今弱水）和马城河（今石河）的河谷却无异辟成两条南下的通道。隋唐两代对于这两条河谷的防守，不异于防守阴山和贺兰山。这两条通道偶尔也有被冲破时，好在防守得力，还无妨于大局。燕山东北的白狼水（今大凌河）为通向辽河流域的要道，当时对于这条通道的防守也不遗余力。正是有这样的凭借，隋唐两代的北陲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西南边陲的曲折隋时于西南边陲承梁及北周之旧，置有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和嶲州（北周为严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隋亦置有嶲州（治所在今贵州瓮安北）①。三州之南，又有南宁州（治所在今云南曲靖）①和昆州（治所在今云南昆明）②。这两州皆以当地土民为刺史，这应是唐代羁縻州的先河。唐时于戎、嶲两州之南，更置姚州（治所在今云南姚安）。三州各领有若干羁縻州，戎州所领最多，竟有九十二州③。当时西南边圉远至今云南保山、双柏、蒙自诸县之南。

唐代中叶，南诏崛起，西南疆域遂发生较为显著的蹙缩。南诏为乌蛮别种，蛮部以王为诏，唐初有蒙嶲、越析、浪穹、邆睒、施浪、蒙舍等六诏，环洱海聚居。姚州都督府所属的野共州，就是邆睒诏境内的野共川④。邆睒诏就在洱海的西北。邆睒诏的哗罗波曾自为邆睒州刺史，浪穹诏的铎逻登亦为浪穹州刺史，而越析诏就在越析州⑤。这三州皆未见于姚州都督府所属诸羁縻州中，既皆以州为名，而又有刺史之官，当为唐人的旧规。更何况越析诏所在的越析州，复以旧州相称。开元末年，蒙舍诏兼并其他五诏，以大和城为都。由于难以忍受唐边地官吏的欺凌，遂间附吐蕃，频繁内犯。文宗太和三年（829）的一次，就曾攻陷戎、嶲、邛（治所在今四川邛徕），并侵入成都。当他们退归时，南过大渡河，谓所俘唐人说：“从此以南，是南诏的国境。”①实际上，从那时以后，唐代的版图就再未伸到大渡河以南。

①《唐会要》卷七三《安东都护府》。

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隋书》卷三七《梁睿传》。

③《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④《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樊绰：《蛮书》卷三《六诏》。

①邆睒州，《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作《邆川州》。

第三节 行政区划及其有关制度

隋时对于前代旧规的改革和实施

我国的地方区划制度是不断有所变化和演进的。其中郡县制度历时相当悠久。郡县制度起始于春秋战国之时。秦始皇统一六国，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由于郡的设置逐渐增多，朝廷感到不易具体管理，汉武帝时就在郡上更设立州一级，这样就成为以州察郡，以郡辖县的三级制度。自此以后，州的长吏称号及其职权大小有时亦曾有所变化，三级的名称却长期未闻改易。

不过这期间却有一种并非偶然的趋势。就是州郡的设置不断在增多，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更为显著，职方记载亦往往难于备述。沈约撰《宋书·地理志》，就曾经感慨道：“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西汉中叶初立州制时，全国仅有十三个州和一个司隶校尉部，还有一百零二个郡国②。后来到梁武帝天监十年（511），仅南朝境内就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梁武帝大同年中（535—545），也已有州一百零七。陈国的疆土于南朝中最为狭小，实际上不出原来荆、扬两州的范围，却有州四十二，郡一百零九。北朝齐周两代都经过一番并省，可是到北齐亡时，竟有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北齐已经灭亡，南方仅有陈和后梁，疆土都已相当狭小，可是这时的北周境内，通计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①。当时后梁只有荆州和基平、鄀三州⑤，再加上陈国的九十七州，三国共有三百一十二州。后梁的每州所辖的郡数不可知。周齐二国每州平均所辖皆两郡稍多一点，这也就是说，每一位刺史仅能领导两位太守，最多亦不能超过三位，真可以说是十羊九牧了。这就导致了隋统一后的改革。文帝开皇三年（583），遂废诸郡，直接以州统县。炀帝时再经省并，又改州为郡。迄于末年，共有一百九十郡④。

为了统辖这一百九十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⑤。炀帝时定制，以谒者、司隶、御史为三台。三台与五省、五监并为朝廷要职。司隶台置大夫一人，掌诸巡察。别驾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轺车巡郡县，十月入奏③。当时如此规定，别驾二人的职掌是分察京师和东都，这是十分明确的。至于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从事如何巡察这除京师所在的京兆郡和东都所在的河南郡以外的一百八十八郡，却没有见到具体的规定。《隋书》中三卷《地理志》的叙述，是按照《禹贡》所说的九州排列的，是不是炀帝改州为郡后，又恢复了《禹贡》九州的州制？如果恢复了《禹贡》九州的州制，为什么却要派遣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从事去巡察？这些人员又如何分别去巡察这九个州？这就是相应而引起的问题。固然《隋书·百官志》还曾经说过：炀帝后来又罢去司隶台，而留司隶从事。从事之名，不为常员，临时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

①西汉一代共有百三郡国。其中金城郡为昭帝时所置，故武帝时实有一百零二个郡国。⑤《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③《周书》卷四八《萧詧传》。

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这是说临时选派清明的京官，以司隶从事的名义巡察各郡。既然是临时派遣的，就未必每次都是九人。实际上，《禹贡》九州和隋时的地方区划制度并没有关系。这不过是唐初的史臣为了便于叙述，只是以《禹贡》九州为线索来贯穿隋时的一百九十个郡而已。

唐代州郡名称互相改易及府的制度隋灭唐兴，地方区划和有关的制度也相应地有些改动。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戎马倥偬，为了羁縻一些地方势力，酬庸若干有功的将士，因而就权置了许多州郡。后来虽稍作调整，然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定簿，犹有州府三百五十八①。就是到了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也还有州府三百二十有八②，较之隋代犹超过了一半。这是隋唐两代疆域区划制度差异的一点。隋初调整南北朝时的旧制，曾省去郡的一级，仅存州制，炀帝大业时改州为郡。唐初高祖武德元年（618）又改郡为州，天宝元年（742）复改州为郡①，肃宗乾元元年（758），再改郡为州②。到了这一时期，为州为郡其实都是一样的，州郡名称互相改易，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第二点。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府的制度的建立。这是唐代异于前代的制度。本来府的名称在周隋间已经有了。那时曾经设置过一些总管府或都督府。不过这些都是有关军事的设置。唐代也还有都督府和都护府的设置，仍是周隋以来的旧规。这里所说的府乃是设立于都城的府，属于地方行政的范围，和纯军事性质的府不同。唐代建都较多，故设府亦不少。唐初循隋之旧，以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都。其后陆续建置，也时有废省。自初年以长安为京都③、洛阳为东都④后，又以太原为北都⑤，河中为中都⑥，凤翔为西京⑦，江陵为南都⑧，成都为南京⑨。其中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建都年代均较为长久。肃宗宝应元年（762）曾颁布五都之号，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⑩。然亦为时非久，即复罢去。此五都与河中、成都先后共为七都，先后分别设为京兆、河南、凤翔、江陵、太原、河中、成都七府。这七府以京兆府设置最早，是开元元年（713）设置的，应该说，开元元年是唐代府制最初形成的一年。唐代后期，国内多事，就是皇帝也往往不遑宁处，而行在之地就和都城一样，得到府的建制。其间以梁州改建为兴元府①，以陕①《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②《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按：贞观时尚未设府，此以州府连称，当系误文。①《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②《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

③《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

④长安自唐初即为京都，其后又曾有西京、中京、上京等称号，见《新唐书·地理志》。以下各都同此。⑤洛阳自唐初即为东都，其后又曾有神都、东京等称号。

⑥太原于武后天授元年（690）为北都，其后又曾称为北京。

⑦《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开元八年置中都，是年罢都”。

⑧《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凤翔府，至德二年号西京，上元二年罢去；元年曰西都，未几罢去”。⑨《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江陵府，肃宗上元元年号南都，二年罢都，是年又号南都，寻罢”。⑩《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成都府，至德二载曰南京，上元元年罢”。①《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唐都》。

州改建为兴唐府②，有唐一代先后共设置了这九府。

道的制度的创建及其区划唐代最重要的设置却是道的制度的创建和区划的划分。道的名称隋时已经有了。隋文帝时就曾置过河北道行台和河南道行台③，隋炀帝为晋王时，就曾做过河北道行台和淮南道行台的尚书令④。炀帝伐高丽曾经分兵二十四道出师⑤，而炀帝亲祠恒岳时，河北道郡守毕集⑥。尚书令为中枢重要官职，而当时中枢重要衙署则以台相称，文帝时有御史台和都水台。炀帝时以谒者、司隶、御史合称三台，殿内、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合称五省，其重要性可见一斑⑦。地方置行台，而行台由尚书令领导，可见这是中枢的驻外部分，与地方区划无关。炀帝伐高丽的二十四道，自是军事组织。其时鱼俱罗为碣石道军将①，而薛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②，是亦有一定的驻地。至于炀帝的亲祠北岳，遂招致河北道的郡守，毕集于岳下，则所谓的河北道就应有具体的地区。只是这样的具体地区已经难知其究竟。就是其他各处是否也有和河北道相同的区划，也不易清楚了解。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始因山河形便，分全国为十道③。这十道的道名和今地如下：1.关内道。辖境东距河，西抵陇板，南据终南之山，北边沙漠④，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北，甘肃祖厉河流域以东，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阴山狼山以南各地。

2.河南道。辖境东尽于海，西距函谷，南濒于淮，北薄于河，相当于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南，安徽、江苏两省淮河以北，西至汝河流域以西，东渐于海。

3.河东道。辖境东距恒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大行，北边匈奴，相当于今山西全省和河北省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各地。

4.河北道。辖境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全部，河北和辽宁两省的大部，南至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北各地。

5.山南道。辖境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据商华之山，相当于今陕西秦岭、甘肃西秦岭、河南伏牛山以南，四川重庆市和湖北嘉鱼县之间长江以北，四川嘉陵江流域以东，河南白河流域及湖北涢水以西各地。6.陇右道。辖境东接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西逾流沙，南连蜀及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③《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④《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⑤《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⑥《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⑦《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①《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②《隋书》卷六四《鱼俱罗传》。

③《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

④《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吐蕃，北界朔漠，有关内道和山南道以西的今甘肃省全部，兼有今青海湖以东的青海省一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部各地。

7.淮南道。辖境东临海，西抵汉，南距江，北据淮，相当于今湖北省涢水以东至于东海的江淮之间各地。

8.江南道。辖境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相当于今浙江、江西、湖南三省全部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四省长江以南，兼有贵州省东部和广西省西北部各地。

9.剑南道。辖境东连牂柯，西界吐蕃，南接群蛮，北通剑阁，北起今甘肃南部自水江流域，南至今云南沅江流域，西起今四川大渡河和雅砻江下游以东和云南澜沧江、哀牢山以东，东至今四川涪江流域和贵州省仁怀、六盘水、兴义等地。

10.岭南道。辖境东南际海，西极群蛮，北抵五岭，相当于今广东省全部、广西省大部、云南省东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重新作了调整，在原来十道的基础上，另行划分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这十五道的治所和区划如下：1.京畿道，治京师城内，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关中平原。

2.都畿道，治东都城内，辖洛阳附近各地。

3.关内道，以京官遥领，辖境除划归京畿道以外的原关内道各地。

4.河南道，治汴州，今河南开封，辖境除划归都畿道以外的原河南道各地。

5.河东道，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城，辖境依旧。

6.河北道，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辖境依旧。

7.陇右道，治鄯州，今青海乐都，辖境依旧。

8.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

9.山南西道，治梁州，今陕西汉中府。山南东西道是就原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部分。其分界线当在今陕西石泉和洋县之间，四川云阳和开县之间，丰都和涪陵之间。

10.剑南道，治益州，今四川成都，辖境依旧。

11.淮南道，治扬州，今江苏扬州，辖境依旧。

12.江南东道，治苏州，今江苏苏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两省，江苏长江以南和安徽歙县、祁门，江西婺源等县。

13.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辖境有今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分，安徽、湖北两省长江以南一部分。

14.黔中道，治黔州，今四川彭水县，辖境有今湖南省西部、贵州省东部、广西省西北部和湖北、四川两省长江以南一部分。

15.岭南道，治广州，今广东广州，辖境依旧。

开元时于十五道设采访使，是为了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⑤，如果这是新设，那么，开元以前的十道又将设置些什么官吏？那时为十道置使的有武后天授二年（691）的存抚使，中宗神龙二年（706）的巡察使，景龙三年（709）的按察使②。天授时的存抚使未知其职能如何。神龙时的巡察使则是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①。按察使则置废频繁，自景龙三年置后，玄宗开元元年⑤《唐六典》卷三《户部》，此下九道同此。

①②《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713）废去，二年复置，四年又罢，八年再置①。其外则有贞观八年（634）的十六道黜陟大使，贞观十八年（644）的十七道巡察使，武后垂拱元年（685）的九道大使②。贞观八年的十六道黜陟大使实际上只派出了十三人③。这样看来，道制创建之初，规模还未曾齐备，至少由太宗至武后时是如此，当时虽根据山河形势的便利，分全国为十道，并不是每道都有固定的人选，分别检察。

后来设置了按察使，并不久居其地，故也无一定的治所。

开元二十一年重新划分十五道时，明确规定治所，视之为永式。其实也并非尽然。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就曾经指出：“其后有以边镇节度领采访使者，则关中道固不拘京官，诸道采访使治所亦难概拘以定所。”④如果只是采访使的治所倒还不至于若何关系，问题乃是所置采访使的多寡和当时的道数能否完全符合。《唐大诏令集》保存有开元二十一年的《处分朝集使敕》和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的《置十道采访使敕》。两敕都出自张九龄之手。《处分朝集使敕》开篇曾说：“敕十道及朝集使”。而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书更明白指出是为了置十道采访使而颁布的敕书。张九龄任职中书侍郎时，以丁母丧归乡里，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其在相位时，曾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⑤。这两道敕书当是九龄在相位时的手笔。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旧史未能记载是在哪一月规定的。《资治通鉴》列于这一年张九龄为相之后，而特别著明“是岁”，这是说并非就在十二月。既然张九龄为相时已经划分成十五道，为什么张九龄还是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这两道敕书已经颁布，就是说已经得到玄宗的批准。全国已划分成十五道，十五道中都设有采访使的治所，这十道采访使到地方之后如何适从？这都成了问题。天宝五载（746）正月还颁布了《席建侯等巡行诸道敕》，敕中说：“建侯巡河北道，鉷巡京畿关内及河东道，隐之巡东畿及河南道，见素巡山南东、江南、黔中、岭南等道，鳞巡河西、陇西、碛西等道，翘巡剑南及山南西道，光誊巡淮南及山南东道。”①这些道名中河西、碛西两道不在十五道数内。河西道是睿宗景云二年（711）分陇右道黄河以西建置的②。虽不在十五道中，却还时相沿用，《旧唐书·地理志》就曾为这个道作专题叙述。碛西道却不为一般人所习用。这些情形都可以说明当时中枢派遣官吏到地方巡察采访，并不都以十五道为准，而是因时制置，不尽相同。

其实，就是采访使的制度也未能沿用许久。肃宗乾元元年（758）便改成观察处置使，实际上逐渐成了节度使的兼衔。

节度使的设置①《唐大诏令集》卷一○三《遣十使巡察风俗制》。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一一、二一二，玄宗开元元年、开元二年、开元四年、开元八年。③《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八年。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①《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

②《唐大诏令集》卷一○四《按察》下。

节度使的设置是唐代重要制度之一。始设于睿宗景云二年（711）。本来是设置于沿边各地，有利于捍御外来的强敌，保障边陲的安全。迄于玄宗开元年间，全国亦只有安西（驻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北庭（驻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河西（驻地在今甘肃武威）、朔方（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河东（驻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驻地在今北京）、平卢（驻地在今辽宁朝阳）、陇右（驻地在今青海乐都）、剑南（驻地在今四川成都）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驻地在今广东广州）。这显然和当时的行政区划没有什么关系。

安史之乱爆发，西北防边的军力皆相继内撤，参预平定乱事。因为勘乱的需要，立有军功的将帅，也都授与节度使的称号。争战既在内地进行，征发调用也就和有关的地区多所牵连，涉及行政事务。肃宗乾元元年（756）颁布的诏书说：“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征发及文牒兼使命往来，州县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烦扰，其采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后当有处分。”也就是在这一年改成观察处置使③。实际上这样的使号已逐渐成了节度使的兼衔。《旧唐书·地理志·序》更说得具体：“至德以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寇盗稍息，则易观察之号。”这样说来，节度使所辖的地区竟可与道相混淆了。就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道的制度并未明令废除。由于节度使的辖地大小不一，因而各道之中，节度使的数目也多少不等。也有一些节度使的辖地伸入邻近的另一道之中，参差不一是可以想见的。节度使的置废分合也多所变更，难得一致，兹参照有关的记载，以宪宗元和八年（813）为准，列举如下：关内道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泾原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泾川；邠宁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彬县；鄜坊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富县；灵武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夏绥银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振武节度使，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丰州都防御使，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北；陇右经略使，治所在今陕西陇县；丹州防御使，治所在今陕西宜川。

河南道陕虢观察使，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汴宋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郑滑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陈许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徐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蔡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兼有淮南道的申、光两州地；淄青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北。

河东道③《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河中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城；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泽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兼有河北道邢、洺、磁三州地。

河北道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北；魏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恒冀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易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沧景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卢龙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

山南道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荆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沙市北；金商都防御使，治所在今陕西安康。

淮南道淮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寿州团练使，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江南道浙西观察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浙东观察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鄂岳观察使，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兼有淮南道的安、黄、蕲三州；江西观察使，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宣歙观察使，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湖南观察使，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福建观察使，治所在今福建福州；黔州观察使，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兼有山南西道涪州地。

剑南道西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成都；东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三台。

岭南道岭南节度使，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邕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容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容县；安南都护节度使，治所在今越南河内。①唐代节度使的辖区因其力量的强弱和作用的大小，经常发生变化。元和以后，变化益加频繁，史家早已有“禹迹九州，瓜分脔剖，或并或析，不可备书”的叹息。不过陇右道还应再加论述。陇右道于安史乱后，即为吐蕃所据有。吐蕃虽未尝效法唐朝，在其国内划州设县，但在据有唐的疆土后，却仍遵循唐朝旧贯，并未稍有改置，唐朝恢复版图，仍是原来的州县设置。宣宗大中三年（849），唐始得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原、安乐（治所分别①《唐会要》卷七八《采访处置使》。

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和同心东北）三州，其后张议潮又以瓜、沙、伊、肃、甘（治所依次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敦煌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甘肃酒泉、张掖）等十一州归国，寻又取得淳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陇右道大部皆已恢复，因在其地设置秦州节度使（治秦州）、凉州节度使（治凉州）和瓜沙节度使（治瓜州），与其东各道相仿佛。

节度使辖区虽是军事设置，节度使兼领采访、观察等官衔，其所辖的区域也就和道相仿佛了。而且有些节度使辖区就沿用道的名称，山南东道节度使和山南西道节度使就是具体的例证。不仅名称相同，就是节度使的驻地和道的治所，也都还是同一地方。因而两者就容易混而为一。宪宗元和三年（807），“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①。这是当时正式文书，又见于史书的记载，应该是了无讹误的。可见节度使辖区和原来的道已混为一谈，也可以说元和三年这一年，全国共有四十八道。而元和八年则为四十七道。

①史仓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五章《统一的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四节 唐代的羁縻州制度及渤海、南诏的疆域区划

羁縻州制度的创立及其设置的地区

隋唐两代，周边各族种类既多，分布地区亦广。各族情况不尽相同，其所设施，亦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大抵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皆随畜迁徙，居处靡常。有的虽有城郭庐舍，也往往未能经常居处①，与以农耕为生涯的民族迥异。这些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也曾分部落治理其疆土。如突厥就有别部①，契丹分其国人为八部②，靺鞨亦有数十部③。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因而难于备悉其中的具体区分。

唐时，这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在内降之后，唐朝就按照内地久已通行的制度，在它们的疆土上设置州县，并设置都督府以统辖所设的州县。当时在回（回）纥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六府七州④，在党项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四州⑤，都是具体的例证。这样设置的都督府和州县，一般都用本部落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这是和内地的州县不相同的，为了互相区别，这样的设置一般称为羁縻州。这是唐代特有的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论羁縻州的设置，谓始于太宗平突厥之时。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破灭，唐因分其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⑥。可是在《地理志》中就有不同的记载。《地理志》中所载的以奚族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鲜州和崇州，以契丹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威州和慎州，皆谓在武德时就已经建立。并谓鲜州和崇州乃是由饶乐都督府析置的。而饶乐部督府始置于唐初，中间曾经废止过，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复置。如所言无讹，则羁縻州制度自唐初即已有之。核实而论，若追溯其渊源，还应上及隋时。唐戎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宜宾）所属的“诸蛮州”中，就有昆州、协州和曲州。这三州都是隋时所置，隋末乱离时废除，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开南中复置。可能当时尚无此羁縻州的名称，故不为人所重视。按照唐时的规定，羁縻州制度有都督府和州县的不同等级。都督府有领州的，也有不领州的。州也有领县和不领县的分别。这都是斟酌当地具体情形而有增损的。都督、刺史、县令不仅以其本部落人为之，而且皆可以世袭。举凡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皆有羁縻州。关内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诸部设立的，分隶于单于、安北二都护府和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四都督府。河北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的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诸部设立的，分隶于安东都护府和营（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幽（治所在今北京）二州都督府。陇右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的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①《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

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②《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

⑤《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⑥《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吐火罗等十六国设立的，分隶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和凉（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临（治所在今甘肃临洮）、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四州都督府。剑南道的羁縻州是以羌、蛮诸部设立的，分隶于松（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茂（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嶲（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雅（治所在今四川雅安）、黎（治所在今四川汉源）、戎（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姚（治所在今云南姚安）、泸（治所在今四川泸州）诸州都督府。江南道的羁縻州是以蛮部设立的，皆隶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都督府。岭南道的羁縻州也是以蛮部设立的，分隶于安南都护府和桂（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邕（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峰（治所在今越南越池东南红河之南）三州都督府⑦。

应该指出，这些羁縻州最初都是设立在周边各民族的疆土上。如为回纥所置的瀚海、燕然、金徽、幽陵、龟林、卢山六府，即分别设于回纥、多览、仆骨、拔野古、同罗、思结诸部①。可是到后来有很多的羁縻州竟然侨置在唐朝的版图中，贞观初年为突厥诸部所置的定襄和云中两都督府，后来就分别侨置于宁朔县和朔方郡②。宁朔县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当时属于夏州，而朔方郡就是夏州。这仅是当时侨置羁縻州的一例，当时像这样的侨置实甚繁多，殆不胜枚举。这显示着唐代的力量己难以控制有关民族的疆土。至于西域吐火罗等十六国所置的羁縻州，则已随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的失陷和陇右交通的阻塞，而无由闻问。当时未在吐蕃境内设置羁縻州。对于吐蕃的疆域及其间的区划，唐人亦鲜有记载，详情无由知悉。

渤海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人习定居，有城郭邑聚，故能仿照隋唐皇朝的典章，划土分州，以相治理。高昌远在西域，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犹有其故城遗址。迄高昌亡时，其地共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③。高昌亡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9）。其时唐已恢复州制。高昌犹沿袭隋时旧规，故仍以郡相称。高昌曲氏传国九世，历时一百三十四年②。大体皆在隋唐以前，入唐后仅有二十余年，即告灭亡，未能据以觇唐代的影响。其时在疆域制度方面最受唐代的影响的，当推渤海和南诏。渤海在唐的东北，南诏在唐的西南。南北虽各不同，所受的影响都相当巨大。

渤海盛时，其国土有今吉林、辽宁两省的东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南有今朝鲜的北部，东有今乌苏里江以东迄于日本海。其国内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京各领一府，府皆领州，领州多寡，则因地而异，不尽相同。最多可以领到九州，少者亦可有二州。上京龙泉府，乃肃镇故地，府治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上京之南为中京显德府，府治在今吉林敦化北。东京龙原府，亦曰栅城府，为■貊故地，府治在今吉林珲春。南京南海府，为沃沮故地，府治在今朝鲜咸兴。西京鸭渌府，为高丽故地，府治在今朝鲜慈城东北鸭绿江南岸。五京所领诸府之外的府为长岭府（治所在今吉林桦甸⑦《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旧唐书》巷一九五《回纥传》。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南）、扶余府（治所在今吉林四平）、鄚颉府（治所在今黑龙江阿城）、定理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苏城）、安边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奥耳加）、率宾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双城子）、东平府（治所在今黑龙江密山东兴凯湖畔）、铁利府（治所在今黑龙江依兰）、怀远府（治所在今黑龙江同江）、安远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伊曼），另外还有郢、铜、涑等三个独奏州①。独奏州犹如现在的直辖州，这是隋唐两代都少见的。

南诏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南诏的疆土据《新唐书·南诏传》所载，乃是居于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永昌在今云南省保山县。姚州在今云南省姚安县。铁桥城据说在剑川北三日程③。剑川今为云南剑川县。依此推求，铁桥城当在今云南维西县东北金沙江畔。唐时，爨有西爨和东爨，亦即白蛮和乌蛮。两爨虽各有居地，大要在曲靖和宣城之间①。曲靖即今云南省曲靖县。宣城之地虽无考，亦当在今云南省东部。摩伽陀未知确地，据樊绰所记，南诏之西有大秦婆罗门国和小婆罗门国，未见涉及摩伽陀②。按唐时安南通往域外的道路，其中一途经过南诏的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再至于摩揭陀国③。摩揭陀即摩伽陀④。然此国在今印度境内，恒河之南，距南诏甚远，不当与南诏毗邻。大秦婆罗门国当为大婆罗门国之讹。其国在永昌北，弥诺国江西，小婆罗门国当在今印度阿萨密南部，自阿萨密北部以西至于恒河流域，应为大婆罗门国⑤。阿萨密和恒河距南诏皆仍属过远，亦难据以为言。然大婆罗门国在弥诺国江之西，弥诺国江当即弥诺江，此江为今缅甸境内的亲敦江⑥，当为南诏的西界。南诏西南的骠国，为今缅甸。南诏之南的女王国当为后来的八百媳妇⑦。而八百媳妇的故地则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又按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曾攻入成都，及其南归，至大渡河，谓此河为南诏境界①。所谓南诏疆域北抵益州，就是止于大渡河畔。综合这些地方来说，南诏盛时的疆域，北至于今云南维西县北，东北达到大渡河畔，东臻于今云南、贵州两省之间，西抵缅甸境内的亲敦江，南部当已伸入缅甸的东部以及老挝和泰国的境内。南诏以羊苴咩为都，其地在今云南大理县。其别都在善阐府，为今云南昆明市。于其境内分设节度、都督和睑。南诏盛时已在唐代后期，其时唐代各地皆设有节度使，南诏亦以节度统治各地，应在情理之中。都督也是唐代的旧称，仅睑为当地土语，实际上就是州的意思。南诏盛时，共有六节度、①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新唐书》卷二一九《勃海传》。

①《蛮书》卷六《云南城镇》。

②《蛮书》卷四《名类》。

③《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

④《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

⑥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⑦《蛮书》卷二《山川江源》；[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十七。①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二都督和十睑。六节度为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两都督为会川、通海。十睑为云南、白涯（亦称勃弄）、品澹、登川、蒙舍、大厘（亦称史睑）、苴咩（亦称阳睑）、蒙秦、矣和、赵川②。都城羊苴咩周围自成一个区域，不隶属于节度或都督。弄栋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姚安县，永昌节度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银生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景东县，剑川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剑川县，拓东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昆明市，丽水节度治所在今缅甸密支那南恩梅开江畔，会川都督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县，通海都督治所在今云南通海县。至于十睑的治所就不必在此琐陈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隋唐两代疆域的广大。隋祚短促，尚无若何变化。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安禄山乱事的影响，版图颇有削减。吐蕃强大，不仅陇右一道大部沦陷，而西域道阻，安西、北庭两都护所辖土地，亦无由闻问。西南的南诏也称雄一方，大渡河南皆成化外。后来虽能乘吐蕃内部多事，相继收复陇右各处，然国力衰弱，是不可与天宝以前相比拟的。

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对于疆域制度多所厘正。最为显著的是改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两级制。这是因当时州和郡几乎相差无几，不能不加以改革。隋唐两代州郡两个名称曾更迭代用，其实还是一样的。唐代更创立府制和道制，也是一时的新猷。道制到宋代改成路制，府制却递相因袭，至于清代末年。

隋唐两代亦如其以前各皇朝，其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对于周边各族都有一定的影响。疆域区划也不例外。周边各族如突厥、回纥等习于游牧生涯，往来无恒居，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州县设施。唐代虽在各族疆土中设立羁縻州县，还难以起到和内地相同的作用。可是像渤海、南诏等从事农业生涯的民族，习于定居，有城郭邑聚，因而在其版图内设官置吏，分疆治理，俨然和中原相同，虽一些名称设施稍有违异，那是无损于整个趋势的。

②《新唐书》卷二二一中《南诏传》下。

第四章 隋唐各民族的分布及迁徙

第一节 突厥民族起源与突厥汗国建立

突厥可汗自称与“九姓回纥”同族，而回纥族出铁勒。铁勒于战国、秦汉时称“丁零”，因民俗喜乘高轮车，所以北魏时亦号“高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③。突厥既与回纥同源，则亦应源自铁勒。隋唐之际，突厥强悍，役使铁勒诸部为种族奴隶，遂模糊了其族出铁勒的真相。

突厥的最初活动地在准噶尔盆地之北，约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移到高昌的山北。公元五世纪中叶，柔然攻占高昌，由是突厥沦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迁徙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世为柔然“锻奴”（突厥人工于锻铁）。①“金山状兜鍪（即战盔），俗呼兜鍪为突厥”，因而这支定居于金山之阳的铁勒部落，遂以突厥为族号②。西魏大统十二年（545），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降铁勒五千余户，由之部落强大，为中原皇朝刮目，西魏文帝遂于大统十七年（551）以长乐公主妻之。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大败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突厥汗国于漠北地带。土门死，子科罗（乙息记可汗）、俟斤（木杆可汗）先后继立。木杆可汗在位时（553—572），灭柔然，破■哒，走契丹，并契骨，威震塞外，“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③。

突厥汗国的分裂北齐后主天统三年（567），伊利可汗（即土门）弟阿史那室点密灭亡■哒（又称滑国，建都于今阿富汗之北巴里黑城），击败波斯，自立为西面可汗。室点密征西域时，其下“有十大首领”，且“有兵十万众”，及平西域诸国和自为可汗后，号其部为“十姓部落”①。达头可汗（室点密子）时，因“兵强而位下”，遂与东面沙钵罗可汗（即乙息记可汗之子阿史那摄图）争战。时隋根据长孙晟建议，对突厥东、西可汗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反间政策②，更加深了突厥内部的裂痕。于是，达头联合阿波可汗（即木杆可汗子阿史那大逻便）及贪汗可汗等离心于沙钵略的势力，于隋文帝开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上。《蛮书》六《云南城镇》：“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则当时所置为八节度。《南诏野史》上，则亦谓南诏有八节度，然其名称不尽与《新唐书》和《蛮书》相同。除其中有六个节度之名同于《新唐书》外，另有东川、通海两节度。又《蛮书》五《六睑》：“太和谓之大和睑，羊苴咩谓之阳睑，大厘谓之史睑，邆川谓之睒睑，蒙舍谓之蒙舍睑，白涯谓之勃弄睑。”亦与《新唐书》不同。此处从《新唐书》之说。

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突厥传》上。

②林斡：《突厥史》第三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①《周书》卷五○《突厥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皇三年（583）正式独立。自是突厥一分为二。西突厥“居乌孙之故地，东至（东）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③。即尽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地区。而东突厥于启民可汗（沙钵罗子阿史那染干）时，为西突厥达头可汗所迫而南迁臣降于隋。开皇十九年（599），文帝命长孙晟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以安置启民及其部众。不久，因启民部落“归者日众”，天子又采纳长孙晟意见，“于夏、胜二州之间（今陕西靖边及内蒙准噶尔旗地带），东西至河（黄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①在此前后，突厥自漠北“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在今呼和浩特西北）”，接踵降隋者数十万众。文帝仁寿三年（603），窃居漠北的达头可汗，由于铁勒诸部造反，达头遁走吐谷浑，其漠北部众复归启民可汗。炀帝大业五年（609），启民卒，其子阿史那咄吉继立，是为始毕可汗。始毕乘隋末中原大乱，不惟使其族摆脱了隋朝统治，且将东突厥推向极盛阶段：“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②西突厥处罗可汗率部内属炀帝大业初年，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即达头曾孙阿史那达漫）因“抚御无道”，致“其国多叛”，又“大为铁勒所败”。朝廷因处罗生母向氏（汉人）居留京师，遂以向氏之命招降处罗。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令处罗会于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东南甘、青二省交界扁都口隘路），处罗辞以他故不至。炀帝大怒，从裴矩之策，鼓动处罗叔父阿史那射匮攻之。处罗大败后率数千骑东走高昌，并于大业七年（611）降隋。炀帝对内徙处罗部众分三处安置：使处罗弟阙度设统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特勤（即王子）阿史那大奈将余众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命处罗将五百骑扈从天子巡幸，并赐号“曷萨那可汗”③。后来，李渊起兵太原，阿史那大奈“提其众隶麾下”①。阙度设于隋末自称吐乌过拔阙可汗，后为割据武威的李轨所灭。曷萨那可汗则于唐武德初年，被始毕可汗使者所杀。②东突厥破亡后部众的迁徙和分布武德二年（619），东突厥始毕可汗卒，其弟俟利弗设继立，是为处罗可汗。次年，处罗卒，更立其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颉利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土。贞观三年（629），太宗乘其内外交困和频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生擒颉利，俘突厥人十余万口。“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③《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卷八四《突厥传》。

①《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又据《隋书·西突厥传》，其与东突厥以郁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之北山）为界。

②《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九年。

③《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

①《隋书》卷八四《西突阙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②《新唐书》卷一一○《史大奈传》。

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③。此后，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破薛延陀，高宗于永徽元年（650）擒建牙帐于金山之北的东突厥别部酋长车鼻可汗。至此，东突厥“尽为封疆之臣”④。

朝廷对破亡后的东突厥降人颇为优待，而这种优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突厥人的地理分布。

其一，约半数的东突厥降人入居京师。

降唐的东突厥酋帅有大批人留于朝中任职，“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此，其部众“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⑤。按，最初降唐者约十万口，以每家五口计，入居长安者约为东突厥降户的半数。这种情况给长安居民的社会生活以颇大影响，突厥习尚不仅渗透民间，连上层社会亦为所染。

其二，即其部落，广置突厥府州。

为了安置东突厥降人，太宗在东自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带，主要以突利可汗（颉利侄）过去所统部落，置顺（今北京顺义）、祐（今宁夏境）、化（今陕西横山北）、长（今内蒙古红柳河上游西部地区）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过去统治的漠南地区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今陕西靖边东北），右设云中都督府（侨治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各以降酋为都督刺史，以统东突厥部众。①其三，复立突厥汗国和舍利，苏农等州的设置。

贞观十三年（639），发生突厥降将阿史结社率等行刺太宗的未遂事件，于是朝中哗然，多云突厥居留黄河以南不便。太宗遂册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令率突厥和胡人渡河，返归漠南故地。十五年（641），思摩于定襄故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可汗牙帐，东突厥返还者三万户，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分布于“南至大河（黄河），北至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以北”的今内蒙河套以北、以东地区②。但这次大迁徙历时不久就因薛延陀南下侵逼和思摩不能抚御其众，突厥人“悉弃俟利苾（即思摩）南渡河，请处于胜（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夏（治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之间”①。朝廷为管理这两州的突厥民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十月，以舍利吐利等部置舍利等五州，并隶云中都督府，以苏农等部置苏农等六州，并隶定襄都督府。②其四，完善和发展东突厥行政建置。

高宗永徽元年（650），朝廷将车鼻可汗降部安置于郁督军山（今阿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支）一带，设狼山都督府（在今阿尔泰山北）以统领之。并于漠北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都护府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即擢酋领为都督、刺史”。至是，东突厥“尽为封疆臣”，“凡三十年北③《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⑤《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①《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阙传》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①《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方无戎马警”③。

贺鲁破灭后的西突厥及其原役属民族的分布阿史那贺鲁，室点密可汗五世孙，原为西突厥叶护（突厥一等大臣，或别部大首领），居多逻斯川（今新疆额尔齐斯河），领处月、处蜜、姑苏、葛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贞观二十二年（648），贺鲁为乙毗射匮可汗逼逐，遂率众内属。次年，以讨伐龟兹功，被太宗擢瑶池府都督，领其部居于庭州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自是贺鲁密招离散，部众益盛。高宗永徽二年（651），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建牙于双河（今新疆博乐西）和千泉（今中亚塔什干北），自称沙钵罗可汗，并统一西突厥十姓部落和胁迫西域诸胡国多归属之。当贺鲁羽毛丰满后，遂公开叛唐，入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东南旧奇台城），杀掠唐边民数千人。

对拥有胜兵数十万和不断侵扰唐西境的阿史那贺鲁，自永徽三年（652）

起，朝廷数遣师征讨，并于显庆二年（657）彻底平定了叛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④。

“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①。

以西突厥十姓部落所置都督府主要有：处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部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洁山都督府；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莎部督府。以上六都督府分布于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我国新疆的广大地带。又于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濛池都护府，擢贞观中降唐并在讨贺鲁中立功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十姓中的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十姓中的五弩失毕部落。高宗还授权于弥射、步真等根据降者“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②。降唐的五咄陆部落为：处木昆律部（活动于今新疆塔尔巴哈台一带）；胡禄屋阙部（活动于今新疆乌鲁木齐西北马纳斯河西）；摄舍提暾部（活动于今新疆博乐西博乐塔拉河流域）；突骑施贺逻施部（活动于今伊犁河下游北岸）；鼠尼施处半部（活动于今新疆焉耆西北裕勒都斯河流域）；五弩失毕部落为：阿悉结阙部；哥舒阙部；拔塞干暾沙钵部；阿悉结泥孰部；哥舒处半部③。

史称五咄陆部居于碎叶（在今中亚楚河南岸楚伊斯阔叶附近）以东。五③《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④《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②《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③《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弩失毕部分布的具体方位史籍缺载，其大致范围应为：东北与五咄陆部相接，西跨药杀水（今中亚锡尔河），南邻昭武九姓国（今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

十姓之外，西突厥的诸多别部也先后附唐，朝廷亦即其部落设置羁縻府州：葛逻禄谋落部（分布于今宰桑湖东额尔齐斯河南岸），显庆二年（658）

置阴山州都督府；葛逻禄炽俟部（分布于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南乌伦河下游地带），显庆三年（659）置大漠州都督府。后又析其部置金附州都督府；葛逻禄踏实力部（分布于今宰桑湖西南地区），显庆三年置玄池州都督府；咽面部（分布于今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带），置咽面州，长安二年（702）

升都督府；处月部（分布于今乌鲁木齐东北），永徽五年（654）置金满州，龙朔二年（662）升都督府；沙陀部（分布于今新疆巴里坤湖东），置沙陀州都督府。

其他诸部如莫贺达干部、都摩支部、处密部（分布于今乌鲁木齐西北）、伊吾部（分布于今新疆哈密地区）、易萨部（分布于今里海一带）等亦当置有羁縻府州。以上诸府州及二都护府，皆隶于安西都护府。①贺鲁既平，“其所役属诸国”，亦“皆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两都护府”①。龙朔三年（661）六月，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吐火道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②。这些府州的民族和城邦国家主要是：吐火罗（今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哒（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西）、诃达罗支（今阿富汗加兹尼）、解苏（在今塔吉克境）、骨咄施（今塔吉克境）、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河北）、帆延（今阿富汗巴米安），石汗那（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护时犍（今阿富汗北境希巴尔干南）、怛没（今乌兹别克捷尔梅兹西北）、乌拉喝（今阿富汗北境）、多勒建（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流域）、俱密（今中亚苏尔哈布河流域）、护密多（今阿富汗东北伊什卡什姆）、久越得犍（今塔吉克境卡菲尔尼甘河下游库巴的安）、波斯（今伊朗札博勒）。③此前，西域其他诸族和城邦置府州的主要有：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还有昭武九姓胡之康（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何（撒马尔罕西北）、石（今乌兹别克塔什干）、米（今乌兹别克朱马巴札尔）、安（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东安（今布哈拉东北）、史（今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拔汗那（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东南）等国也都置有羁縻府州。①又有以“杂戎胡部落”置、“寄于北庭府界内”、隶于北庭都护府（治①《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①《通典》卷一九九，《新唐书》卷四三下、卷二一五下，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林干：《突厥史》，薛宗正：《突厥史》等。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③《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按：《通鉴》、《新唐书》等与《会要》所载府州数不完全一致。①《唐会要》卷七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的诸府州。如盐禄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以及玄池、哥系、金附、孤舒、西盐、东盐、叱勒、迦瑟等州。②此外，以“河西内属诸胡”置而府州难于确定今地的，还有很多。③从以上唐在西部疆域的蕃州设置，可大体知道以西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的分布情况：西起今里海，逾咸海，溯锡尔河，涉楚河，东至我国新疆北部地区，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别部游牧栖息地带；今中亚两河（锡尔、阿姆河）流域，为昭武九姓和吐火罗道十六国诸民族的城邦分布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北、西边缘地带为传统的城邦民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定居处。

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散亡及迁徙贺鲁破灭后的数十年间，因十姓二可汗内讧、后突厥汗国的寇侵和西突厥别部突骑施的崛起，十姓部落散亡殆尽。其间，有部分种落徙居内地。兴昔亡可汗兼崑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的族弟，早在贞观六年（632），步真就因弥射被唐太宗册为可汗而不服，为取而代之，遂谋杀弥射弟侄二十余人，弥射被迫率部落入朝。步真自立为叶护后，因部落离弃，步弥射后尘，亦携家属入朝。及至唐高宗册二人为可汗，步真又伺机陷害弥射。龙朔二年（662），弥射、步真从■海道大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为找借口兼并弥射部落，遂向行营主帅苏海政诬弥射“欲造反”，海政竟为其惑假传圣旨收斩弥射及五咄陆诸首领。乾封中（666—667），步真亦死。由是“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离散”④。

调露元年（679），东突厥24州叛唐，数年后，一个强大的后突厥汗国兴起于颉利故地。其可汗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那默啜在屡寇唐境的同时，竭力向西扩张，“自垂拱（685—688）已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①。

在十姓多年无主的情况下，西突厥突骑施部兴起。其酋长乌质勒、苏禄等善于抚循其下，由是为十姓和附近诸胡所归附。在西突厥有了新主的形势下，朝廷却频遣弥射步真子孙入西突厥袭兴昔亡、继往绝可汗。由之遭到了突骑施等部的强烈抵制。故被册立者或被拒之门外，或勉强回到本蕃，又终因突骑施“强狠不能制”，而不得不返归长安。更惨者如为玄宗所册立的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步真曾孙），在半道就为突骑施可汗莫贺达干所杀。自是，“西突厥遂亡”②。

在西突厥衰亡过程中，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内徙。一为武周天授元年（690）十月的阿史那斛瑟罗的率众内迁。斛瑟罗为步真之子，原为在朝供职的右玉钤卫将军。垂拱三年（686），册为可汗。在其还蕃治理五弩失毕期间，屡遭后突厥侵掠，致部众“散亡略尽”。为回避寇扰，斛瑟罗于天授元年（690）②《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③《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④《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②《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

十月“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①。另一次大的内徙发生于玄宗开元二年（714）九月至次年四月。这次内徙，是因统治西突厥旧部的突骑施可汗娑葛为后突厥可汗默啜擒杀，致十姓及别部某些首领率众内附以求庇护。据《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载，先后有葛逻禄三姓部落、五咄陆胡禄屋阙等部、五弩失毕诸部二万余帐（户），分别诣凉州、北庭内属。玄宗为安抚来归者，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等接援；下制“皆以河南处之”②。又，“寄在凉州界内”有“兴昔部落”，且置有隶于凉州都督府的“兴昔都督府”③，当为斛瑟罗前次或此次五咄陆内徙者。

此外，居于“金娑山（今新疆尼赤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西突厥沙陀部，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因不堪吐蕃压迫，亦悉众内迁。其部先被置于盐州，后移众于定襄川至神武川一带。④后突厥的灭亡和迁徙高宗永淳元年（682）至玄宗天宝三载（744），为东突厥民族复兴时期。颉利族人阿史那骨咄禄等尽复东突厥汗国故地，建立了强大的后突厥汗国。但这个靠征服和镇压维系的多民族政权，终因内乱和回纥等族的叛离而灭亡。天宝四载（745），被玄宗册封的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了后突厥最后一个君长白眉可汗，立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遂寿终正寝。后突厥破亡，其部众或依附回纥并最终为回纥所同化，或南徙降唐，或西迁中亚，其在中国境内，基本上不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

由于回纥“尽有突厥故地”①，后突厥余部大部归化于回纥。如“本突厥之族”的葛逻禄“在乌德犍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者”，以及突厥拔悉密部徙嗢昆河（今蒙古阿尔浑河）流域者，就率先加入回纥民族，成为回纥十一姓部落的重要构成。②后突厥附唐者不少于万余帐。天宝元年（742），后突厥贵族“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宰相康阿义屈达干以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驱驼马牛羊二十余万，款塞归朝，玄宗“赋诗用纪其事”③。事实上，这批降人远不止五千余帐。据《通典》等载，仅阿布思部落就有万余帐投唐。玄宗将这些降户安置于“朔方河南之地给其廪食，每岁仍费缯絮数十万段，其河曲郡县仓廪为之空虚”①。而南迁的突厥又不只被“处之朔方河南之地”，如宰相康阿义屈达干投唐后，曾被安禄山密奏为部落部督并兼范阳藩镇先锋使②，可知降部中当至少有一支被安置于河北道一带。安史之乱中的胁从如康阿①《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玄宗开元三年。

④《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①《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③《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唐会要》卷九八《回纥》、卷一○○《葛逻禄》。①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②《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同罗》。

义屈达干、阿史那承庆等，当为徙入河北地区的突厥部酋。又，从安禄山反者还有阿史那从礼所率突厥、同罗、仆骨五千骑，后自长安遁归朔方，其中之突厥骑士，即为南徙“朔方河南之地”后突厥部。此后史籍中只有一些有关突厥的零星记载，据《通鉴》等透露，开成二年（837）居于振武的突厥有一百五十帐反叛，“剽掠营田”，但很快被击破。③此外，后突厥在散亡中，走依吐蕃、突骑施、中亚诸国者也大有其人。

如西迁中亚、西亚的突厥人，其后裔在阿富汗、土耳其等地曾建立过政权。④③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碑》。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开成二年。

第二节 铁勒族类及早期分布

铁勒，战国秦汉时称“丁零”，为匈奴所役使，故史称其“本匈奴别种”⑤，或讹为“匈奴之苗裔”①。北魏时号“高车部”，或称“勅勒”，后讹为“特勒”、“铁勒”。

其种类最多，“自西海（今咸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③。分布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以北的有仆骨、同罗、韦纥（即唐代的回纥，韦纥、袁纥、乌护、乌纥均为初称）、拔也古、覆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部；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今天山），则有契弊（即契苾）、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讙、纥骨、也咥、于尼讙[护]等部；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奚等部；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拨忽、比干[千]、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谒]达等部；得嶷海（今里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萨忽等部；拂林（即东罗马帝国）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部；北海（今贝加尔湖）南则有都波等部。诸部分隶于东西突厥；自突厥立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②。

铁勒种类如此之多，早期分布如是之广，很难认为其诸部来自同一源流。契苾、薛延陀的崛起和迁徙隋文帝开皇末年，晋王杨广北征，时占据漠北的西突厥步迦可汗（即达头）被隋军击破，臣隶于西突厥的铁勒漠北诸部亦因此多有离散。大业元年（605），西突厥击金山、白山等地带的铁勒，并滥诛薛延陀等部魁帅数百人，因而激起铁勒反抗，共拒处罗，推契苾部酋长俟利发俟斤契苾哥楞为易勿施莫何可汗，建牙帐于贪汗山（今新疆博格多山），并立薛延陀酋长乙失钵为小可汗。“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④。不久，哥楞慑于西突厥强大，去可汗号，复隶于突厥。隋末，徙部于热海（今中亚伊克塞湖）附近。

唐高祖武德初年，薛延、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仆固、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十五部，“散布碛北”。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者，隶于东突厥始毕可汗，薛延陀等在金山者，西臣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①贞观二年（628），西突厥大乱。薛延陀乙失钵之孙夷男，率七万帐东依颉利可汗。时值东突厥衰落，夷男反攻颉利大胜，铁勒共推夷男为主。三年（629），唐太宗为联合铁勒夹击颉利，遂册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建牙郁督山下。四年（630），东突厥破灭，朔塞空虚，夷男继续东迁，据有颉利⑤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③《隋书》卷八四《铁勒传》。

④《北史》卷九九《铁勒传》，《隋书》卷八四《铁勒传》，《通典》卷一九九。①《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强盛》。

故地，徙牙帐于独乐水之阴（今土拉河南）。至是，薛延陀有胜兵二十万，辖境东至室韦（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金山，南至东突厥降唐部落，北抵瀚海（今贝加尔湖）。②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等“诸大部落皆属焉”④。

铁勒诸部“并为州郡”

自贞观十五年（641）起，薛延陀数南下入寇。十九年（645），夷男死，其子拔灼引兵寇河南，唐将执失思力大败拔灼于夏州，俘其众数万，拔灼轻骑遁走，第二年被回纥攻杀。继立之伊特勿失可汗降于唐大将李绩。至是，薛延陀破灭。

因薛延陀破亡，“铁勒百余万户”，“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③。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太宗即其部落设置十三个羁縻府州：瀚海府（在今蒙古朱尔马台河畔），以回纥部置；金微府（在今蒙古肯特省一带），以仆固部置；燕然府（在今年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以多览葛部置；幽陵府（在今蒙古东方省一带），以拔野古部置；龟林府（在今蒙古格勒河流域），以同罗部置；卢山府（在今蒙古杭爱山东南一带），以思结部置；皋兰州（在今蒙古土拉河东），以浑部置；高阙州（在多览葛、同罗北），以斛薛部置；鸡鹿州（在同罗东北），以奚结部置；鸡田州（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北），以阿跌部置；榆溪州（在今蒙古中戈壁省），以契苾部置；■林州（初在今内蒙境，后侨治凉州），以思结部置；置颜州（在今内蒙大兴安岭西南至蒙古东方省一带），以白霫部置。①随后内属的铁勒其他部落，也都先后设置羁縻府州：以骨利干部置玄阙州（在今贝加尔湖一带）；以结骨部置坚昆府（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带）；以俱罗勃部置烛龙州（在今西伯利亚赤塔东）；以薛延陀余部置溪弹州（在今阿尔泰山东南）；分薛延陀余部置祁连州（在今宁夏境）；以薛延陀南徙部落置达浑都督府（侨治宁朔县，在今陕西靖边东北），以领溪弹等五州；以白霫别部置居延州（在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北）。

羁縻府州是即蕃人部落而设，故从以上铁勒州府分布可知诸部落所在。

后突厥汗国建立后，在漠北的铁勒诸部不堪突厥的奴役，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中主支率先度碛，徙于甘、凉二州之间。同罗、霫等继至，诏置大武军（在今山西朔州）北。由之在内地沿边州县出现了大批铁勒侨治羁②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③《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附《薛延陀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縻府州：多览葛所置燕然州都督府，侨治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奚结所置鸡鹿州，侨治回乐县；浑部所置东皋兰州，侨治鸣沙县（今宁夏青铜峡西南丰安故城）；掘罗勿部所置烛龙州，侨治温池县（今宁夏盐池西南）；仆骨部所置金微府改称仆固都督府，侨治朔方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回纥瀚海府、契苾贺兰府、思结卢山府、浑皋兰州，侨治凉州境。①等等。

回纥的兴衰及其民族的迁徙铁勒回纥部，汉时称“乌揭”。南北朝时游牧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以北者称“袁纥”，为东部“高车六部之一”；散处于伊吾以西、焉耆以北者称“乌护”。至隋曰“韦纥”。唐武德初年以后，称“迥（回）纥”。至元和四年（809），其可汗改称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①薛延陀破灭后，回纥一跃而为铁勒最大部落。贞观二十一年（647），其酋长药罗葛吐迷度被太宗委任为怀化大将军和世袭瀚海府都督，又“自称可汗”，“一似突厥”，自是回纥日渐兴盛。天宝三载（744），回纥击破后突厥后，其领袖药罗葛骨力裴罗被玄宗册为怀仁可汗，遂借大唐声势，统一漠北，强大的回纥汗国由是崛起。

回纥汗国在与唐修好、联姻、受唐册封的同时，并综合了部分突厥民族和东部铁勒诸部。回纥本部，原有九大姓氏，一曰药罗葛，二曰胡咄葛，三曰啒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爱]邪勿，号为回纥“内九姓”。后破突厥拔悉密、葛逻禄，遂“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②。其实，后突厥其他余部留居故地者，亦应为回纥所融合，这从留居者罕见于史籍记载可以推知。①又，唐初散居漠北的铁勒至少有十三部，玄宗之后，除少数部酋（如浑部酋长浑释之、浑瑊父子，阿跌部酋长阿跌良臣、阿跌光进父子等）入居内地为官，因而演变为“蕃将世家”外，多数人则与回纥融为一体，并有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恐等八部同回纥组成“回纥外九姓”。还有未列入“外九姓”的■跌（即阿跌）部，其都督世为回纥宰相，且于贞元十一年（795）后，取代药罗葛氏为回纥可汗。这种铁勒诸部回纥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唐后期罕有铁勒民族的记载；史籍中偶尔出现的铁勒诸姓部人，在讲其族属时，每冠以“回纥（鹘）”出身。其他民族归化回纥者，如突厥、昭武九姓人，乃至汉人，也无不如此。如是大规模地综合西北诸民族的情况，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①《新唐书》卷四三下《羁縻州》、卷一一○《契苾何力传》、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旧唐书》卷一○三《王君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白霫国》，《全唐文》卷一八七《契苾明碑》等。②《北史》卷九九、《隋书》卷八四、《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并见两《唐书》回纥传等。又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唐前期已有称回纥为“迴鹘”（贞观二十二年）、“回鹘”（天宝四载）者，这里姑且存疑。

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

致使回纥汗国时期（744—840）的回纥民族分布范围极为宽广：西起伊丽河（今伊犁河）流域，东到东可敦城（今蒙古乔巴山市西）东；北至小海（今贝加尔湖）以北，南与唐接；可汗牙帐置于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东端，即今蒙古鄂尔浑河畔，可汗行宫建在剑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即今俄罗斯沙戈纳尔。

文宗开成四年（839），由于上层内讧和自然灾害，回鹘②急剧衰落。第二年，黠戛斯（即结骨）十万铁骑攻破回鹘都城（即牙帐所在），杀其可汗，诛其宰相，立国百年的回鹘政权至是灭亡。其民族也由是分五支南下、西迁。南下者两支：一为特勤嗢没斯等所率残部；另一支为新立之乌介可汗所统部众。

嗢没斯系被黠戛斯所杀的厔馺可汗的兄弟，开成五年（840），与宰相赤心、仆固和特勤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在今年蒙五原县境）塞下，请求内属。朝廷一方面要求边将不得邀功生事，另一方面运粮二万斛赈济温没斯所领饥民。次年三月，嗢没斯约天德军使田牟诱杀“桀黠难知”的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赤心部众七千帐东走横水（在今内蒙杭锦旗西北），后来在东窥幽州（今北京）时，被节度使张仲武击破，尽收其众数万人，分遣于诸道节度使下听用。而嗢没斯则于同年四月率其国特勤、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降唐。不久嗢没斯入朝，天子以其部为归义军，授嗢没斯归义军使。嗢没斯请置家太原（今山西太原），与诸弟为唐捍边。八月，皇上赐嗢没斯姓名曰李思忠。后来李思忠与归义军副使爱弘顺（爱邪勿赐名）等统回纥、契苾、吐谷浑、沙陀兵讨击乌介，所至立功。其后人于唐末五代附李克用父子，复置家太原，思忠孙彦图官拜太原少尹。①乌介可汗本名乌希，王子出身，于会昌元年（841）被部众拥立为可汗后，南下保错子山（在今内蒙杭锦后旗乌加河北三百余里处）。由于乌介骚扰唐朝边民，侵逼振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军镇，并劫持和亲公主，遂遭至唐军讨击，杀胡山（又称黑山，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一战，大败乌介，斩首万级，收降两万余人。乌介仅统三千多人遁走黑车子（室韦）。会昌六年（846），乌介为其宰相所杀，其弟遏捻继立，复有五千多人。宣宗大中初年，又为张仲武和黠戛斯所破，其众或降，或为黠戛斯收归碛北，或散匿山林②。

据上述材料，回鹘南下两支十余万众，多数降唐，并被配隶诸道。唐末五代时，河东、河北地区的一些回鹘出身的节度使和大将，即为南迁回鹘的后人。

多数回鹘人则分三支西迁。《旧唐书·迴纥传》称：宰相馺职“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新唐书·回鹘传》则认为，投奔吐蕃、安西的两支为回鹘“残众”，这就是说，西迁主支为入葛逻禄的十五部。

应指出的是，这里的葛逻禄与回鹘十一部中的葛逻禄不同。十一部中的葛逻禄是指原隶于东突厥车鼻可汗、永徽元年（650）被高宗迁入郁督军山者。②突厥见于中晚唐、五代、宋初文献的，只有一些零星记载，这里不赘。①元和四年（809）回纥改称回鹘，以下均称回鹘。

②两《唐书·迴（回）纥（鹘）传》，《册府元龟》卷九四六《外臣部·褒异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四八。

而庞特勤十五部主支徙入之葛逻禄，则是未曾东迁者。西部葛逻禄先隶于西突厥、突骑施，尔后于肃宗至德中（756—757）寖盛，徙入西突厥十姓故地，并“与回纥争强”。因其同回纥为夙敌，故庞特勤徙入时，势当有很大纷争。由于史籍缺载，我们很难确知其详。近年学者考证，迁入葛逻禄的回鹘后裔，曾于十世纪中叶在葱岭以西建立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其辖境包括中亚的怛逻斯、讹打喇和我国新疆的喀什、莎车、于田、和田等广大地区。喀喇汗王朝汗族因自己原为中国漠北民族出身，故常以“桃花石”（即中国）名其国家，并自称“桃花石汗”。①关于庞特勤十五部中的“残众”迁入吐蕃，实际上主要是指迁入处于吐蕃统治之下的河西走廊地区。据《新唐书·回鹘传》载：宣宗大中（847—859）时，庞特勤“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数城”，且同唐互有使者往来，天子册封庞特勤为“怀建可汗”。按：早在武周时代，就曾有漠北回纥徙入甘、凉二州，所以庞特勤部人的到来，如鱼得水，并乘吐蕃之衰，遂以甘州为中心，将势力扩展到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凉、兰（今甘肃兰州）、秦（今甘肃秦安西北）等州①。而此地的世家大族（如瓜、沙二州的张、曹家族），慑于甘州（或称河西）回鹘的强大，都不得不以附庸地位隶于可汗。甘州回鹘自大中年间立国，相继传袭十汗，政权延续近两百年。

西迁安西者，是指徙入安西部护府所辖西州（治高昌）等地，贞观十四年（640）至显庆三年（658）的安西部护府治所就置于此。回鹘“残众”迁至后，曾于此建国，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然而，《新唐书·回鹘传》谓：“有特庞勒（按，即庞特勤）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岭（今阿尔泰山），众至二十万。”这就是说，这支回鹘最初的政治中心在原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其部众分布虽广，但西州并不为其所有。懿宗咸通七年（866）二月，归义军（在沙州）节度使张议潮奏报朝廷说：北庭回鹘大酋仆固俊击吐蕃，“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②这条史料清楚地表明庞特勤将政治中心自焉耆移于西州，则是在其部众西迁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其部称“高昌回鹘”，也只能是在这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史阙五代时的“西州回鹘”与中原皇朝的具体交流记载，仅云其人“尝见中国”①。综上，西迁三支回鹘，根据最后定居地域的差异，入葛逻禄者，因活动于葱岭西楚河一带，被称为葱岭西回鹘；入安西、北庭境者，最后形成高昌（或西州）回鹘；入河西走廊者，因建牙甘州，史称甘州（或河西）回鹘。而这三支回鹘的奠基人，从诸史籍记载看，都集庞特勤于一身：或云庞特勤率十五部奔葛逻禄，或称其为叶护居焉耆，或讲他称可汗居甘州；这说明庞特勤不仅是回鹘西迁行动的组织者，且是西迁后形成的三地区回鹘的共主。①两《唐书·迴（回）纥（鹘）传》，《册府元龟》卷九四六《外臣部·褒异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四八。

①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名称》（《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并见林幹《突厥史》第二章。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传》、《回鹘传》；林幹：《突厥史》。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七年。

第三节 吐蕃的昌盛和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内徙

吐蕃的兴起和扩张

吐蕃是今天我国藏族的祖先，又是公元七至九世纪于青藏高原建立的受唐册封的古藏人的政权名。

早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上就有人类居住。东汉时，诸多西羌部落，如越巂羌（即牦牛部）、发羌、唐旄羌等先后徙入今西藏地区，并逐渐同当地土著居民孟族融合。至隋时，在今西藏和青海西南等地分布着苏毗（在今藏北和青海西南）、羊同（在今藏西北）、女国（在今藏西、葱岭南）、附国（在今川西和西藏昌都地区）、牦牛部（在今西藏山南地区）等羌人部落和政权。其中，以牦牛部落建立的吐蕃政权实力最强。约在隋末唐初，吐蕃赞普（即国王）朗日论赞兼并了苏毗。其子松赞干布即位后（629—650年在位），又征服了羊同，进而统一了西藏高原，定都逻些城（今拉萨）。贞观八年（634），遣使与唐通好。十五年（641），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出嫁赞普。自是唐蕃结甥舅之好，“和同为一家”。两百年间，新赞普继位，必得请唐天子“册命”，否则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君王。②然而，吐蕃在接受唐朝册封的同时，并未稍减向外扩张的势头，不仅破灭与其接壤的诸羌胡政权，而且入侵唐朝边州和羁縻府州。

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唐宗女，诺曷钵妻）引残部遁走凉州。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切吉平原）一战，唐军大败，吐蕃“遂灭吐谷浑”①，并进而攻占唐以党项等羌所置羁縻州三十和龟兹拨换城（又称威戎城，即今新疆阿克苏），致使唐“安西四镇并废”②。由于不断对外侵伐，吐蕃版图日益壮阔，至永隆元年（680），“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③“安史之乱”中，朝廷尽征河西、陇右、朔方诸镇兵入靖国难。因此，乾元（758—759）以后，吐蕃乘唐西北边防无备，遂攻占唐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数十州之地。乃至广德元年（763）一度攻入长安。建中四年（783），双方约和，于清水会盟中正式划界：泾州以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唐界；兰、渭、原、会四州为吐蕃守镇；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河西南，为吐蕃界。又在黄河以北、故新泉军以北至大碛、以南至贺兰山骆驼岭置“闲田”，作为唐蕃在北段边界和缓冲地。①简言之，这条唐、蕃新界，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即北起贺兰山以北，沿贺兰山南行，经六盘山和今甘肃清水、成县，再西南至大渡河，东为大唐，西则吐蕃。

唐、蕃新界划分，表明吐蕃民族的分布，早已超越了其初兴时的青藏高原的局限，不仅拥有唐前期的西域地区，而且扩张到唐帝国的关内道到剑南②《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

①《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二年。②《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亡灭》。

③《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①《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西川一带。

晚唐时期，吐蕃内讧势衰，唐朝乘机收复了河西陇右的一些“陷蕃百余年”的失地。但其昌盛时北徙东迁的吐蕃居民并没有完全返归故土，如今甘肃天祝县的藏胞自称“蕃蕃”，疑即唐代吐蕃民族之余绪。

吐谷浑亡国前后的民族分布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初年，游牧于今辽宁锦县西北一带。约在西晋武帝太康四至十年（283—289），酋长吐谷浑因与弟慕容廆争牧场结怨，遂愤而率部千余家西走。②初徙今内蒙阴山地区，“永嘉之乱”时（291—306），“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今青海西宁）已西[东]甘松之界（即今甘南一带），[已西]极乎白兰数千里（今青海都兰一带）”①。其孙叶延时，“自谓‘曾祖奕洛韩（即慕容涉归）始封昌黎公，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②。自是吐谷浑既为族称，亦为政权称号。叶延六传至阿豺时（417—426年在位），“兼并羌狄，号为强国”③。阿豺又九传至夸吕（535—591年在位），“始称可汗”，“地兼鄯善、且末”，建都伏俟城④。大约在夸吕时，以鲜卑和诸羌为主体，综合境内其他民族，基本上形成了吐谷浑民族。

隋开皇十一年（591），夸吕卒，子世伏、伏允先后继立，并复以慕容为姓。炀帝以吐谷浑阻遏西域通道，遂于大业五年（609）

的西巡中，一举击破吐谷浑，伏允遁走党项，“部落来降者十余万口”，“其故地皆空”。于是吐谷浑民族分布地“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今祁连山）以南，雪山（今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⑥。吐谷浑亡国不久，就值隋末大乱，慕容伏允乘机复国，“悉收故地”⑤。唐建立后，伏允一面贡使不绝，一面连年内寇。贞观九年（639），太宗派李靖等大破吐谷浑，伏允遁走中自尽。其子顺降唐后不久，又为臣下所弑。太宗册立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并以宗女弘化公主妻之。诺曷钵事唐恭谨，同唐建立了极为亲密的依附关系。而强邻吐蕃，因赞普尚文成公主，亦同吐谷浑通好共处。

高宗永徽元年（650），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卒，其孙以幼年即位，大权旁落大论（宰相）禄东赞之手。禄东赞极力奉行对外扩张政策。显庆元年（656）出兵击败白兰羌（分布于今柴达木盆地）。龙朔三年（663），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逃吐蕃，泄漏吐谷浑虚实。于是，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诺曷钵偕公主率数千帐弃国走凉州，“请徙居内地”。

吐谷浑既亡，故地尽没于吐蕃。其族除部分内徙，多数则为吐蕃役属。

②《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

①吐谷浑西迁时间，说法不一，此据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②《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③《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

④⑥《通典》卷一九○《边防六·吐谷浑》。

⑤《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

吐蕃为统治该族，立吐谷浑王子为王，并以吐蕃公主嫁之。①吐谷浑王及臣民则要向吐蕃履行交纳苛重的贡赋和服兵役的义务。作为吐蕃的附庸，只领有今青海湖西和柴达木盆地的部分荒凉地带。后来，吐谷浑族屡有迁徙，留下来的或归化于吐蕃族，或同其他民族组合为今天的土族。

内徙的吐谷浑，分布区域极为宽广，西自河西走廊，中经灵、丰、夏、延、朔、蔚、潞、岚等州，均有吐谷浑人的活动足迹。其基本情况如下：其一、唐高宗置安乐等州以处吐谷浑王室。

诺曷钵奔凉州后，一度图谋复国，因而于咸亨三年（672）在唐援助下，徙居鄯州浩门河（今青海大通河）南。可是终非吐蕃对手，不久即退至灵州。高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②后因部众增多，又增置长乐州。诺曷钵的后人如慕容复等袭该州刺史直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以后。①而袭安乐州刺史也有八十余年，直到安史乱后，“吐蕃复取安乐州”，残部再东迁至朔方（今陕西靖边）、河东（今山西），其族称也发生变化，“语谬为‘退浑’”②。

其二、武则天以归德等州安置后至吐谷浑降人。

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吐蕃大相论钦陵（禄东赞子）为赞普所攻，兵败自杀。钦陵弟赞婆率部千余人内降，则天命他领众镇守洪源谷（在今甘肃武威东南、古浪西北）。钦陵子论弓仁亦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接踵又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③弓仁等所领近万户吐谷浑落脚何处，史籍语焉不详。但《拨川郡王碑》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拨川郡王乃论弓仁卒后追封爵号。碑云“自公拔身向化，首变华风；泽、潞之间，始见戎州矣。..开元五年（717），兼归德州都督”④。碑文说明圣历二年的吐谷浑降户被安置于河东道的泽、潞二州之间和关内道的党项归德州。按，归德州侨治于银州。论弓仁降后，于银州、长安两处置家，故其子孙“因家”于“自银州至于京兆”⑤。弓仁之所以置家于银州，当因其所统吐谷浑部落的多数被安置于此。又，银州还是内徙党项的集中居地，归德州初置，就是为内迁党项而设。论弓仁既为归德州都督，正说明其所统吐谷浑降人至少有一部分被安置于此。归德州为羁縻州，而羁縻州的都督刺史均为世袭，故论弓仁的孙子论惟清就曾世袭归德州都督府都督。⑥安史之乱爆发后，论氏家族曾率部落兵自银州等地南下勤王。①至于安置于泽、潞一带的吐谷浑部落，从晚唐时期泽潞节度使刘从谏（825—843年在镇）一次就屠杀吐谷浑豪族三百余家②，可知徙居该地的吐谷浑人亦不在少数。除归德州外，还至少有两个羁縻州系为内徙吐谷浑而设。一曰浑州，为高宗仪凤中（676—679）以自凉州而至的吐谷浑所置，①《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②王尧、陈践：《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咸亨三年。

②《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

③《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④《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二年。

⑤张说：《拨川郡王碑》，《全唐文》卷二二七。

⑥吕元膺：《论惟贤碑》，《全唐文》卷四七九。

①常衮：《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全唐文》卷四一三。

②《论弓仁传》附《论惟贞传》，并见《论惟贤碑》，《新唐书》卷一一○。侨治于延州金明县（今陕西安塞东南旧安塞）西境，且设有以“羌部落”、“閤门”为名的两个军府（即折冲府）③。二曰宁朔州，以代宗时（762—779）内属之吐谷浑部置，侨治于朔方县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有户三百七十四④。后来郭子仪将宁朔州吐谷浑徙于夏州以西地区。⑤吐谷浑内徙者，一般是先至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沙等州，再陆续迁往内地。对同一支年徙者的多次安置，侦朝廷不胜其烦。因此，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曾采纳凉州都督郭元振的意见，诏使吐谷浑降附“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⑥。故凉、瓜、沙、甘、肃诸州多有吐谷浑部落，并置有隶于凉州都督的吐谷浑羁縻州——閤门州都督府。⑦此外，吐谷浑部落中还有先奔后突厥复又投唐者。如开元三年（715），吐谷浑大首领慕容道奴与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跌都督■跌思泰等，“合万余帐”，相继自后突厥远来附唐，玄宗“诏内之河南”（今河套南），并授道奴左威卫将军兼刺史、封云中郡开国公①。道奴既擢部落刺史，表明朝廷当即其部落置羁縻州。其部落既被置于河套以南地带，其州亦应在该处。

其三、吐谷浑赫连铎等部与代北沙陀的争夺。

文宗开成元年（836），生退浑（谓新附的吐谷浑）赫连部三百帐诣丰州内属，文宗命振武节度使刘沔以善地处之。后沔徙镇太原，赫连部又迁至云州境。时云州浑河川和蔚、朔、岚、石等州及以西的振武、天德军、夏、银、绥等州均散处有吐谷浑部落。赫连部进入这一带后，如鱼归渊，很快形成此地区强大的吐谷浑实力集团，并同本地区的沙陀李国昌、李克用集团发生正面冲突。酋长赫连铎在朝廷的支持下，一度于广明元年（880）大败沙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遁走鞑靼。鞑靼原为突厥统治下的部落，唐末游牧于漠南一带。李克用等既被逐出，赫连铎遂以朝命为大同军节度使，称雄代北。参预讨沙陀的吐谷浑另一酋长白义诚亦授蔚州刺史。但不久，李克用东山再起，中和三年（883），以镇压黄巢起义、收复长安殊功拜河东节度使。于是，两支蕃人势力争霸代北的战火重又点燃。自昭宗大顺元年（890）至乾宁元年（894），彼此攻战历时四载，李克用“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②。自是赫连部衰微，残众散处蔚州地区。

五代时的吐谷浑，处并、镇、蔚、忻、代等州，先后被后唐、契丹役属。后汉刘知远杀其首领白承福及大姓赫连海龙、白可久、白铁匮等，“其羊马赀财巨万计，皆籍没之”，“吐谷浑遂微，不复见”①。

此外，晚唐时因吐蕃政权瓦解，分布于柴达木盆地的吐谷浑获得了自立的机会，而侨居河西走廊的吐谷浑由是有迁归故土者②。又，党项拓跋（李）氏、折氏于唐末五代兴起于夏、绥、银、府等州，在这些州同党项杂处的吐③《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

④《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⑥《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⑦《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①《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②《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一》。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乾宁元年。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

谷浑人，则融合于当地统治民族——党项之中。

党项的内属、迁徙和分布党项，“三苗之裔”，“西羌之别种”③。魏晋时，其族微弱，及北周灭宕昌、邓至等羌，“党项始强”④。

隋时，党项分布地“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⑤。

唐时，党项东界扩及松州。⑦党项的种族，隋时有宕昌、白狼等羌，“皆自称猕猴种”⑧。按，吐蕃亦自谓猕猴种，可见党项与吐蕃同源。唐和五代时的党项，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出若干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不相统一。其著姓有细封、费听、往利、颇超、野辞、房当、米禽、拓跋、折氏等，“而拓跋最强”⑥。从其种族包容宕昌、白兰诸羌，而且“以姓别为部”和“不能相统”的情况，可知党项羌为隋唐时西羌之总称。党项诸羌初臣于吐谷浑，后为吐蕃役使。自贞观元年（627）始，党项诸部相继内属，朝廷即其部落设置为放极多的羁縻府州，并擢其部酋为世袭都督刺史。这些府州主要有：轨州都督府（在今四川阿坝附近），贞观三年（629）以细封步赖部置。

领县四。①崌、奉、岩、远州（在今四川松潘西），贞观元年（627）至五年置。②河曲（今青海东南黄河曲流处）十六州，贞观五年（631）以内属河曲党项三十万口置。③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在今四川若尔盖与南坪交界处岷山一带），为贞观初和以后陆续置。并设西戎州都督府，以拓跋赤辞为都督，领懿等三十二州。④以上二府五十二州皆隶边州松州都督府。但实际上，松州都督所领党项府州远不只这些。据《新唐书·羁縻州》载，唐前期松州都督管党项州多达七十一个。然而这个数字仍不确切，据天宝十二载（753）的版籍所记，松州府有党项州一百零四，“其二十五州有额户口，余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无州县户口，但羁縻统之”⑤。此外，陇右道的秦、成二州山谷地带置有马邑州（开元二十七年置）；临州有保塞州；洮州有党项密恭县；叠州有党项安化、和同县，又有宕、津、序、壹、枯[祐]、嶂、王、盖、立[位]、桥等党项州，并隶于叠州都督府。此外，剑南道西部白兰[狗]羌于武德六年（623）内属，第二年，以其地置维、恭二州；高宗永徽五年（654），特浪③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④《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⑤⑦《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⑥⑧《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①《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②《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④《册府元龟》卷九一七《外臣部·降附》。

⑤《唐会要》卷九八《党项传》。

生羌卜楼部和冻就部内属，以其地为剑州，于此前后，这一地区还置有西雅、娥、拱等羁縻州。①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频繁出击吐谷浑和党项诸羌。显庆元年（656），侵占白兰羌地（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又破吐谷浑国、白狗、舂桑（在今青海果洛、四川阿坝一带）等羌，“并为吐蕃所破”②。至永隆元年（680），“尽收羊同、党项及清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③。由之，导致大量的党项羌州的废弃和诸多党项羌人的内徙。如乾封二年（667）至咸亨二年（671），因吐蕃入寇，隶于松州府的都、流、厥、调、湊、般、匐、器、迩、锽、率、差、蚕、黎等十四个党项州被迫废弃。安史之乱后，吐蕃陷河陇，松、叠二州以南的懿、盖、嵯、诺、嶂、祐、台、桥、浮、宝、玉、位、儒、归、恤诸州及西戎、西沧、乐容等州府，“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④。内徙党项大都被安置于灵、庆、银、夏四州境内。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七载，侨治于以上四州的党项州共五十一，府十五：兰池州都督府。神龙二年（706），改六胡州置，后为宥州，处党项拓拔部，唐末拓拔思恭勃起于此。初隶灵州都督府。

相兴州都督府。初隶庆州都督府，后隶灵州都督府。

永平、旭定、清远、忠顺、宁保、静塞、万吉等七都督府。永泰元年（765）置。隶灵州都督府。

乐容都督府。领东夏州。隶灵州都督府。

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以拓拔部置，初在陇右，天授三年（692）后侨治庆州境，复侨治银州。领布、北夏、思义、思乐、昌塞、吴、朝，归、浮、祐、卑、西归、嶂、■、开元、归顺、淳、乌笼、恤、嵯、悦、盖、迴乐、乌掌、诺等二十五小州。徙银州后，领小州十八。隶灵州都督府。

芳池州都督府。以野利部置。初侨治庆州怀安县（今甘肃华池西北怀安镇），后徙绥（今陕西绥德）、延（今陕西延安）。领宁静、种、玉、濮、林、尹、位、长、宝等九小州。

宜定州都督府。本安定州，后更名。以拓拔、野利等部置。初侨治庆州，后于代宗时与芳池州并徙绥、延二州。领党、桥、乌、西戎、野利、米、还等小州。

安化州都督府。以拓拔部置。侨治庆州境。领永利、威、旭、莫、西沧、琮、儒等七小州。⑤又，宝应元年（763）十二月，党项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朝凤等十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①。希让奏报朝廷，并满足了这些部落的要求。日本学者有人认为，这十州是指天授三年（692）所置朝、吴、浮、归等州。①国内学者中则有人认为，十州指长寿元年（692）二月由吐蕃境内党项部落万余人内①《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②《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③《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传》。

④《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⑤《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卷二二一上《党项传》。①《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附置，并考证这十州置于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地区，且由之得出结论：党项州并非只徙于灵、庆、银、夏之境。②因羁縻府州是就蕃人部落所置，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府州伴随着部落迁徙而流动，故被人称“行州”，因此羁縻府州的所在地就一定有部落的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凡有蕃人部落分布的地方就必有羁縻州之设。

值得注意的是，内徙党项的人数极多。如武周天授三年（692），党项“内附户凡二十万”，“散居灵、夏间”；肃宗上元元年（760）前，徙处泾、陇二州的党项有十万众。③又，党项在故土时，诸部落间“不相统一”，可是内迁后，由于互相依存，逐渐形成三大部落集团：其一，由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梅悉等部落组成“六府部落”；其二，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其三，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④。后来平夏部酋拓跋（李）氏统一了党项诸部，并于宋代建立了强大的西夏政权。

②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东方史论丛》第1卷，养德社，昭和二十二年。③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第四节 东北诸族

契丹的分布和崛起

契丹和奚同属东胡民族，最初居于漠北，后为匈奴所破，分别保鲜卑山（在今内蒙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和乌桓山（在今辽宁阿鲁科尔沁旗以北）。故二族之先民应为鲜卑、乌桓部落。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初年，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俱窜于松、漠之间”⑤登国三年（388），拓跋圭亲征二族并“大破之”，契丹和奚遂于“逃迸”后“分住”①。契丹分布于潢水流域的东部，奚则居其西边。

隋时，契丹部落渐众，依托纥臣水（今老哈河）游牧，在“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的范围内活动②。唐初，其族兴起，“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北至室韦”，“地方二千里”③。其君长大贺氏，有胜兵四万，统八个部落，虽臣于东突厥，受其“俟斤”之号，但一有机会，就试图摆脱突厥役属。早在隋开皇五年（885）就曾“悉其众款塞”。开皇末，又有“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附隋⑤。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内稽部落投唐，天子为置威州以处之。后来，威州侨治营州城中，复又南徙，寄治幽州良乡县④。二年后，别部酋帅孙敖曹求内附，“诏令当州（按，谓营州）城旁安置”⑥。太宗贞观二年（628），酋长摩会率部内属，致使颉利可汗恐惧不安。自是契丹彻底挣脱了突厥的控制，其松漠、乙失革、曲据（即李去闾）等部落相继附唐，太宗特置玄州（侨治范阳鲁泊村）、昌州（侨治昌平清水店）以安之。

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君长“举部内属”。太宗为置府州，以羁縻之：松漠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内蒙巴林右旗南、西拉木伦河北岸）。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

峭落州，以达稽部置。

弹汗州，以纥便部置。

无逢州，以独活部置。

羽陵州，以芬问部置。

日连川，以突便部置。

徒河川，以芮奚部置。

万丹州，以坠斤部置。

匹黎、赤山二州，以伏部置。①十州刺史则以契丹诸辱纥主（即部酋）充任。松漠府所统十州之地，“在柳城郡之北”②，即今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支流老哈河中、下游一带。后来，武则天又于载初元年（689）析昌州置沃州（后侨治蓟县南之回城），⑤《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①《魏书》卷一○○《库莫奚传》、《契丹传》。

②《北史》卷九四《奚传》、《契丹传》。

③⑤《隋书》卷八四《契丹传》。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万岁通天元年（696）以乙失活部置信州（侨治范阳境）。睿宗景云元年（710）析玄州置青山州（侨治范阳水门村）。玄宗开元四年（716），更名弹汗州为归顺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归化郡。③以上契丹府州，“皆隶营州都督”②。万岁通天元年（696），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孙）与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孙敖曹孙），因愤于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遂举兵杀文翙，陷营州。朝廷为削弱反叛者的社会基础，遂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玄州曲据部徙徐州（今江苏徐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地区；威州内稽部徙幽州（今北京）境；昌、师、带、信诸州的松漠、乙失革、乙失活等部徙青州（今山东益都）。中宗神龙初年（705），因契丹之乱平息，遂又将南迁诸部徙还，“皆隶幽州都督府”②。

又，神功元年（697），契丹大将李楷固、骆务整等率部降，武则天命楷固等平息契丹余叛，因而酬功拜楷同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③久视元年（700），楷固婿李楷洛亦率部投降。④从楷固子承悦任檀州（今北京密云东北）刺史、密云军使，孙景略“以门荫补幽州功曹”⑤，可推知其部落当被置于檀州，隶幽州都督府。而楷洛子名将李光弼，《碑》称“京兆万年（今西安东部）人”⑥，则表明李楷洛及其族人降后定居长安。

再，开元二十年（732），奚酋李诗琐高率奚众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帐降唐，玄宗置归义州（侨治良乡县，今北京房山）以处降人。唐后期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等，即出自内徙之契丹怒皆部落。⑦河北的“胡化”与割据，多与此辈有关。

唐末五代，契丹崛起，在其领袖耶律阿保机（872—926）领导下统一契丹八部，东灭靺鞨所建渤海郡国，西控室韦等族，南与中原皇朝争雄，其子德光更割取后晋燕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民族遍布于大半个中国，乃至于域外人以契丹为中国之代称。

奚族游牧地和侨州奚族原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而同类”①。隋唐时的奚族，“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今大凌河），北至霫国（今内蒙乌兰浩特至巴林左旗一带），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以至其国”②。贞观二十二年（648），酋长可度者率部内属，太宗即其部设饶乐都督府（治今内蒙宁城境），以可度者为饶乐都督，赐姓李氏。并设五州以隶饶乐都督府：弱水州，以阿会部置；祁黎州，以处和部置；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胡三省注”。

②《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④《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

⑤《全唐文》卷四二二杨炎《李楷洛碑》。

⑥《旧唐书》卷一五二《李景略传》。

⑦颜真卿：《李光弼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①《旧唐书》卷一四二、《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

②《隋书》卷八四《奚传》、《契丹传》。

洛瓌州，以奥失部置；太鲁州，以度稽部置；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③。

以上五州大致分布于今辽宁朝阳以西老哈河上游和河北承德西北地带。

此外，自高祖武德年始，不断有奚人南徙，故有诸多奚人侨州建置：鲜州，武德五年（622）置，侨治潞县古县城（今河北三河西南）。

崇州，武德五年置。贞观三年（629）更名北黎州。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后侨治潞县古县城。

顺化州，侨治幽州境。

归义州，开元二十年（732）以奚酋李诗琐高所率奚、契丹内附部落五千帐（户）置。④万岁通天中（696），契丹反，奚亦叛附后突厥，与契丹“常为表里，号为两蕃”①。朝廷为隔离饶乐府五州部落与内徙部间的联系，遂一度徙鲜州于青州境，崇州于淄、青二州。③唐末五代，契丹势盛，“室韦、奚、霫皆服”。奚王苦于契丹统治者酷虐，“以别部西徙妫州”，称为“西奚”，而居琵琶川的“东奚”，则被“契丹所并，不复能自见”②。

靺鞨族的分布和渤海国的建立靺鞨是五代以后的女真族的先民。先秦西汉时称“肃慎”，东汉魏晋时又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

靺鞨族部类繁多，大部有七：一曰粟末部，“依粟末水以居”；二曰汩[伯]咄部，居粟末之北，相当于今天吉林省舒兰和黑龙江省五常一带；三曰安车骨部，居伯咄东北，即今黑龙江宁安、牡丹江地带的牡丹江流域；四曰拂涅部，居伯咄部东，即今兴凯湖一带；五曰号室部，居拂涅东，分布于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六曰黑水部，居安车骨东北，即今黑龙江下游地区；七曰白山部，分布于粟末东南，即今吉林朝鲜族延边自治州。④地处最北的黑水部，又由十六个部落组成：其中思慕部居今俄罗斯共青城一带；郡利部居黑龙江入海处；窟说部在库页岛（萨哈林岛）；莫曳皆部在今鞑靼海峡西部沿岸一带；虞娄部在今俄罗斯境捷尔内伊、奥尔加沿海地带；越喜部在今黑龙江富锦、饶河一带；铁利部分布于今黑龙江佳木斯以南地区。地处最南的粟末部与最北的黑水部最为强大。

粟末靺鞨的突地稽部和渤海部由于接近隋唐边州，因此同朝廷的关系最为密切；前者以内徙和受天子优礼著称，后者以建立受唐册封的渤海郡国闻名。

突地稽为粟末酋帅，大业八年（612），炀帝初征高丽，突地稽与兄瞒咄率部至营州内属。瞒咄死，突地稽代总其众，被炀帝拜右光禄大夫、辽西太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

①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唐会要》卷九六《奚传》。

④《新五代史》卷七四《奚传》。

守，封扶余侯。突地稽悦中原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宠之”。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遣使朝贡。四年（621），与契丹孙敖曹请内附。①朝廷遂以寄治于营州的隋辽西郡为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六年（623），率部内徙于幽州昌平城（今北京昌平西南）。侨居幽州地区的突地稽部，天宝有二千零四十五户，一万一千六百零三口。突地稽后人世为酋长，“门擅英豪，代承恩宠”。其子李谨行累迁营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燕国，陪葬乾陵。谨行子李秀《碑》称族出“范阳李氏”，“范阳李者，其先出自陇西”②。说明这支南迁之粟末靺鞨，至第三代业已汉化，并与汉族高门“陇西李氏”认同。

粟末靺鞨的另一支于武后圣历元年（698）建立以大氏为王的地方政权。

先天二年（713），唐封其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部为忽汗州，以大祚荣为都督。其政权初称振（震）国，至是改称渤海国。渤海国于辽太祖天显二年（926）为辽所灭，先后传袭十五王，历二百二十九年。渤海国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并有高丽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但其王室则应为突厥人①。其国初建时，“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②。至二世国王大武艺（719—737年在位），“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皆畏臣之”③。约在三世国王大钦茂时（738—794年在位），仿照内地建置，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行政管理体制，标志着渤海国进入其全盛阶段。当其时，“南与新罗、与唐为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五千里”④。即包有今吉林、黑龙江、辽宁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咸镜北、南道、两江道、慈江道、平安北道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室韦民族的分布室韦，亦作“失韦”，契丹之别种，“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北魏时始见记载。室韦初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等五大部落，分布于今嫩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北岸地区。五部“不相总一”，“并无君长”，“突厥常以三吐屯（突厥达官之一）总领之”⑤。唐代关于室韦居处的记载更为具体：其族“居■越河北”，“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海”；①有九大部落，其中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小如者室韦、婆芭[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等八部“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距郡）近者二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八部之北曰大室韦，傍望建河而居，并延伸到今外兴安岭以北，至于海；又有乌素固部、移塞没部、塞曷支部、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达姤部、①《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新唐书》卷二一九《黑水靺鞨传》；王承礼：《渤海国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隋书》卷八一《靺鞨》；《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七。

①《新唐书》卷一一○《李谨行传》；乾陵博物馆馆藏《李谨行墓志》；《李秀碑》，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谓大氏，“本高丽别种”，但《新唐书·渤海传》称大祚荣父为舍利乞乞仲象，即应为突厥舍利部人，是乞乞仲象应为居于高丽、粟末靺鞨人中间的突厥人。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国传》。

⑤金毓黻：《东北通史》，社科战线出版社1981年版。

①《隋书》卷八四《室韦传》。

乌丸部、蒙兀部、西室韦、东室韦，等等。②室韦诸部臣隶于唐，朝廷置室韦都督府以统之。室韦乌罗护部落有内徙者，如以讨安史之乱闻名的乌承恩、承泚兄弟，即出此族。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

第五节 蛮僚诸族

岭南俚族洗、冯家族

俚族即今海南黎族先民。其族源于百越，东汉时称“里人”，至隋始曰“俚”，唐时则有称“黎”者。因其为古越人后裔，故隋唐史籍对居于岭南（今五岭以南）诸郡的俚人亦称“越族”或“南越”人。自南朝梁、陈迄隋、唐，俚族在首领洗氏及其汉人冯氏子孙的领导下，据有数千里河山，成为岭南地区的第一大政治势力。

俚族女酋洗氏，高凉郡（治今广东阳江西）电白（今广东电白）人③，“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由于善抚俚众，“海南（今海南北部）、儋耳（今海南西部）归附者千余洞”①。梁大同（535—545）初，洗氏嫁于罗州（今广东化州）刺史冯融之子高凉太守冯宝为妻。融为汉人，祖父业自北燕浮海归宋，“三世为守牧”。因“他乡羁旅，号令不行”，为使“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遂有洗冯两大俚汉家族联姻。③“侯景之乱”中，洗氏与冯宝协助高要郡（治今广东高要）太守陈霸先平叛，由之他们又成为陈朝的开国功臣。其子冯仆因而被擢阳春郡（治今广东阳春）太守，洗氏被拜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亡后，岭南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④。及隋遣使安抚，洗氏又不失时机地依附新朝，被文帝册为谯国夫人。时其夫冯宝、子冯仆已卒，则拜其长孙冯魂为仪同三司、次孙冯暄为罗州刺史、幼孙冯盎为高州（治今广东阳江西）刺史。自是冯家在洗氏的荫庇下，据有今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省的大部土地，威力所及，达于今广东珠江三角洲、西江一带和广西东南部分地区，成为岭南越族的最大首领。②隋亡，“南越一隅，未有行定”，冯盎“克平五岭二十六州”，并于武德五年（622）以岭南数千里附唐。唐高祖析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越国公。盎子智戴拜春州刺史、智戣拜东合州刺史。①冯盎有子三十人，如智玑、智戣、智式等亦次第拜授刺史。直到武周时代，岭南冯、洗家族才门庭败落，冯盎孙君衡以“谋反”罪名被诛，君衡子冯元一（即高力士）被净身入宫。②分布极广的僚族僚族，“盖南蛮之别种”。原居今陕南至川南一带，“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③。魏晋以降，今黔、滇、桂、湘、粤诸省区的某些蛮族亦泛称僚人。其族人数众多，十六国时，仅巴西等地造反的诸僚就有十余万落（户）。北魏时，巴州隆城镇所管僚民多达二十万。

隋唐时的僚人，不只分布广，而且名号甚多。一日南平僚。分布于今四③《唐会要》卷九六《室韦传》。

①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③④《隋书》卷八○《谯国夫人传》。

①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

②《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一一○《冯盎传》。

③《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川巴县一带，“部落四千余户”。其酋朱姓，“号为剑荔王”。贞观二年（628），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④。南平僚徙入岭南者，则有宁氏家族，自陈至唐，世袭钦州都督、刺史，实力同俚族洗、冯家族相埒。①二曰山南西道诸僚。巴、洋、集、壁等州均有山僚分布。三曰剑南诸僚。邛、眉、益、雅、嘉、纳等州均有僚民分布于山地。又，戎、泸二州间有称“葛僚”者，“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③。四曰黔中僚。琰、明、巫等州亦为僚人居地。五曰岭南诸僚。除钦州宁氏为南平僚分支，还有罗窦洞僚、龚州东西五洞僚、桂州山僚等。④此外，其他地方如秦、陇等州亦都有僚人居住。④今天的仡佬族当与隋唐僚族有渊源关系。

谢蛮谢蛮为今苗族先民之一。隋唐时散布于今贵州等地。以其首长多为谢姓，故称谢蛮。其族类有牂牁蛮、东谢蛮、南谢蛮等。

牂牁蛮地处“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南至交州，西至昆明九百里”⑤。相当于今黔东、中南部地带。首领谢龙羽，于隋末据有其地，拥胜兵数万人。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其族内属，因复置牂州，以龙羽为刺史，封夜郎郡公。开元二十五年（737），“乃以赵氏为酋长”。天宝中，酋长赵国珍以功授黔州都督，“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⑥。

东谢蛮分布于贵州东北部，“地方千里”，“散在山谷，依树为居”①。贞观三年（629），酋领谢元深入朝，朝廷以其地置应州，授元深刺史。

南谢蛮分布于今贵州贵阳以南地带。其首领谢强曾与谢元深同至长安，太宗以其地置南寿州，授强刺史。②西谢蛮，与南谢邻接。④又有蛮州蛮，以宋氏世袭刺史。因其“州接牂牁”③，当亦为谢蛮族类。此外功州蛮，也以谢姓为世袭功州刺史。⑥西赵蛮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即今黔东地区。其境“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赵氏代为酋长，有万余户。”⑥贞观三年（629），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授酋长赵磨为刺史。

五溪蛮④《魏书》卷一○一《蛮传》。

①《旧唐书》卷一九七《南平僚传》。

④《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平僚传》。

⑤《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⑥《旧唐书》卷一九七《牂牁蛮传》。

①《旧唐书》卷一一五《赵国珍传》。

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东谢蛮传》。

③《旧唐书》卷一九七《东谢蛮传》。

⑥《唐会要》卷九九《东谢蛮传》。

又称武陵蛮。分布于今湖南西部和黔、川、鄂邻接处的沅水上游地区，由沅水源头的雄、■、酉、沃、辰五条溪流得名。五溪为群蛮荟萃之地，唐末诸蛮于此攻城略地，朝廷无力镇压，遂授诸蛮酋为刺史。⑦西原蛮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①。因唐初于其地置西原州而得名。其族分布约相当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部广南、富宁县一带。这一带属于岭南南平僚宁氏的势力范围，但直接统治该蛮诸部的则为黄、韦、周、侬、莫、廖等本族大姓，其中尤以黄氏为最强。黄氏与韦、侬等氏“相唇齿”，“据十余州”。唐后期，西原蛮在其豪姓大族黄乾曜、黄少卿、黄昌沔等三代首领组织下，多次反抗唐朝的统治，参加造反的动辄二十万，岭南桂州经略使等所管十八州都被卷入。③西原蛮当属岭南僚、俚，并当为今壮族先民之一。

南诏蛮隋唐时，在今滇、川南、黔西，分布乌蛮、白蛮等民族。其中乌蛮别种六诏部落之蒙舍诏（即南诏）最强大。其首领细奴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在巍山建立以大蒙为号的地方政权。后来，其王皮逻阁在玄宗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并兼并乌蛮、白蛮等其他部落，据有今云南全境和川南、黔西以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其王姓蒙氏，玄宗赐皮逻阁名曰“归义”，册封为云南王。贞元十年（794），即蒙归义曾孙异牟寻时，德宗册异牟寻为南诏王。

南诏原为六诏之一。六诏为：蒙嶲诏，分布于今云南巍山北境；越析诏，居今云南宾川境；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境；邆赕诏，居今云南剑川境；施浪诏，在今洱源东；蒙舍诏，又称蒙氏蛮，因地处最南，故又名南诏。

南诏“本乌蛮之别种也”，“自言哀牢之后”。乌蛮主要分布于“东爨”境域；“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③。白蛮主要分布于“西爨”地区；“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东爨。”②两爨大致以今云南大关（或谓曲靖）至建水一线为界，界东为东爨，界西为西爨。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两爨蛮，以首领姓爨而得名。早在南朝梁元帝时，西爨首领爨瓒就已“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②。唐高祖武德中，授其孙弘达为昆州刺史。此后诸帝又于其地广置羁縻府州，隶于南宁州都督。南诏崛兴后，蒙归义等通过联姻和武力征服等手段，将两爨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南诏在兼并两爨的同时，还对云南境内外的其他诸蛮用兵。被其征服的主要民族有：⑦《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西赵蛮》。

①《新唐书》卷一八六《邓处纳传》。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西原蛮传》。

②《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河蛮。又称洱蛮、西洱河蛮，属白蛮种类。原居西洱河（今洱海）一带城邑，为蒙归义击败后，北迁依附浪穹诏。贞元十年（794），浪穹诏为南诏破，“复徙于云南东北拓东以居”③。

独锦蛮。乌蛮族类。分布于“秦藏川南，去安宁两日程”②。其酋同南诏王室世为婚姻。

弄栋蛮。白蛮族类。因原处弄栋县而得名，后部分人北徙，“散居于磨些江侧”的剑川等地。贞元十年（794），被异牟寻迁于永昌。②青岭蛮。白蛮种类。“本青岭县部落”。天宝中，其首领尹氏率族人投靠南诏。后来的南诏清平官多出自该蛮。④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居铁桥城北。贞元十年（794），异牟寻破吐蕃铁桥城，获汉裳蛮数千户，被徙于云南东北诸川地。⑤长裤蛮。乌蛮种类。原居剑川，后为南诏徙今丽江塔城东。⑤施蛮。乌蛮种类。居铁桥城西北大小施赕和剑寻赕。贞元十一年（795），南诏攻破施蛮并虏其王。⑥顺蛮。乌蛮种类。初与施蛮杂处于剑、共诸川。蒙归义败施浪诏、浪穹诏，二浪北走中逐施、顺二蛮，二蛮遂散处铁桥城一带。贞元十一年（795）异牟寻虏其王，其部散隶东北诸川。⑧磨些蛮。乌蛮种类。散居铁桥城、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川。南诏破其部后，有万户人被“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滇池附近）”⑨。朴子蛮。哀牢夷后人，今崩龙族先民。开南城、银生府、永昌府、寻传、铁桥城西北等处，均有朴子蛮分布。朴子蛮隶于南诏永昌、丽水等节度使。⑨寻传蛮。本嶲州羌人部落，分布于今宁安河、雅砻江与金沙江合流处，后迁至今云南宏州以西地区，同朴子蛮杂处。寻传蛮为今阿昌族先民。③裸形蛮。又称“野蛮”。分布于今高黎贡山和腾冲以西，与朴子、寻传蛮杂处。南诏阁罗凤平定寻传蛮后，令裸形蛮散处山谷，并于大赕（今缅甸迈立开江上游地区）中筑城，“管制野蛮”③。裸形蛮为今景颇族先民。浪稽等蛮。六诏北有浪稽、罗哥谷蛮；东有婆秋、乌皮蛮；南有离东、锅锉蛮。浪稽等蛮出自哀牢夷，锅锉蛮当为今拉祜族和苦聪族先民。②金齿等蛮。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诸蛮，“并在永昌、开南”④。金齿等蛮为今傣族先民。

芒蛮。分布于自今保山南部经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拉祜佤族自治县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芒蛮为今傣族先民之一。⑤穿鼻等蛮。穿鼻、长鬃、栋峰等蛮“并在拓东（今昆明）南”⑦。

和蛮。乌蛮种类。今哈尼族先民。分布于今云南境内的红河流域。南诏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②《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⑤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蛮传》，并见《云南志校释》卷四。

⑥《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

⑨《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云南志校释》卷四。

③《云南志校释》卷二《山川江源》。

②《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4页。

④《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诏蛮传》。

⑤《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兴起后，开其地为郡。⑧望蛮。分布于今澜沧江以西地区，佤族先民。“其人勇捷”，打仗时，南诏令望蛮为前驱，时呼勇士为“苴子”，故其族又称“望苴子蛮”。望蛮有外喻部，居永昌西北。⑧东蛮。乌蛮族类。有勿邓、丰琶、两林等部落，散处嶲州泸水以东地区，故称东蛮。其西昆明、昌明一带之磨些等族，谓之西蛮。“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为白蛮，五姓为乌蛮。又有初裹五姓，“居邛部、台登之间”。属于勿邓部落的还有东钦、粟、雷、梦诸小部。两林部落在勿邓部落以南的今四川喜德县东部地带，有十低、阿屯、亏望等小部。丰琶部落在两林部落南，有阿诺等小部。东蛮诸部推两林首领为酋长，“号都大鬼主”①。东蛮先后臣隶唐、吐蕃、南诏。东蛮为彝族先民之一。

昆明蛮。分布于今云南东北和贵州普定一带。⑤松外蛮。白蛮族类。北自松外城（即今四川盐边），南至西洱河（今洱海）地区的民族，泛称“松外诸蛮”。松外蛮“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③。贞观中，唐将梁建方讨松外诸蛮，“谕降者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署首领蒙和为县令”⑤。后羁属南诏剑川节度使。

唐于诸蛮的羁縻州之设唐朝羁縻府州，“皆傍塞外，或寓名夷落”④。因此，从诸道蛮州之设，亦可知诸蛮分布的大概。

剑南道（治今四川成都）置蛮州百余，“皆无城邑”，寓州名于部落，“羁縻而已”。其中雅州都督府管押以“生羌”、“生僚”所置十九州；黎州都督府统制“徼外生僚”五十四州；泸州都督府管押“夷僚”十州；戎州都督府管押诸蛮州六十四；嶲州都督府统领思亮等十六蛮州；姚州都督府统押曾隶戎州的十六蛮州。⑥黔中道（治今四川彭水）置蛮州五十一，均隶黔州都督府，“皆寄治山谷”②。

岭南道（治今广州）置蛮州九十二。其中内纡、归思等七州隶桂州都督府；椳、归顺等二十六州隶邕州都督府；德化、郎茫等四十一州隶安南都护；爨蛮州十八隶峰州都督府。③

⑧《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页。

①《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页。

⑤《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③《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④《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松外诸蛮》。

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第五章 隋的统一

第一节 隋的建立

隋的建立者是文帝杨坚。杨坚父名杨忠，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时，杨忠又任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隋国公。后来，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周武帝统一北齐后，杨坚为定州总管，后又任亳州总管。宣帝即位，因杨坚系皇后的父亲，内调上柱国、大司马，掌握军权。静帝大象二年（580），宣帝死，静帝年仅八岁，不能亲理政事，杨坚遂乘机总理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

杨坚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怕周室诸王发动兵变，遂以千金公主（赵王宇文招女）将嫁突厥为借口，征赵、陈、越、代、滕诸王入朝。由于周室诸王想发动政变，杨坚又正想除掉他们，于是，杨坚就以各种借口把他们先后杀死。后来，杨坚又接受虞庆则的建议，尽灭宇文氏，在朝廷排除了一切敌对势力。

除了一些阴谋发动政变者之外，还有公开举兵反抗者。最早起兵反对杨坚的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总管尉迟迥。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统治原北齐之地，权力很大。杨坚欲派韦孝宽代替他的职务，于是，尉迟迥于大象二年（580）六月起兵反坚。七月，荥州刺史宇文胄、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等，都纷纷起兵，响应尉迟迥，反对杨坚。尉迟迥拥兵数十万之众，对杨坚形成很大威胁。

在长江流域响应尉迟迥的，还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原来的北齐之地及今湖北、四川一带，都为杨坚的敌对势力所有了。

杨坚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派韦孝宽为行军元帅，不久又加派高颎为监军，东讨尉迟迥。韦孝宽进军至永桥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虹桥，当时桥旁有城），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率十万大军沿沁水布阵。尉迟惇欲乘韦孝宽军东渡沁水之际进行袭击，故稍作退却。由于退军未作周密布置，故稍退阵地即发生动摇。韦孝宽抓紧有利时机，鸣鼓进军，致使尉迟惇全军溃乱，败退邺城。韦孝宽乘胜进逼邺城，尉迟迥倾其所有十三万人，列阵城南。韦孝宽初战不利，继又发动攻势，迫使迥军退守邺城。韦孝宽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历时仅六十八天。接着，席毗罗、宇文胄也先后战败被杀，关东地区的兵变均被平定。

与此同时，杨坚又以王谊为行军元帅，进讨司马消难。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投降陈朝，陈宣帝乘机攻取了沿江一些城镇。王谊继续南进，司马消难逃奔陈朝，这场兵变又被平定。

在西南方面，杨坚任命梁睿为行军元帅，出兵二十万，自剑阁进逼成都。王谦亲率精兵五万，迎击梁睿，结果战败被杀，杨坚又取得胜利。

从大象二年六月尉迟迥起兵，到王谦于这年十月失败，总共不到四个月时间。既然周室诸王已除，三方面的战争又胜利结束，杨坚就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遂于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代周称帝，国号隋，并改大定元年为开皇元年。不久，又杀周静帝，历时二十四年的北周退出历史舞台了。

第二节 隋的统一

隋文帝的改革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开皇元年，杨坚刚做了皇帝，就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在朝廷废除北周模仿《周礼》所建立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吏、礼、兵、都官（刑）、度支（民）、工等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制度，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因为同时几个宰相执政，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以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开皇三年（583），在地方职官方面，又采纳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把齐、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于是，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①。杨坚根据这一建议，废去郡一级机构，裁减了冗员，节省了国家开支，加强了统治机器。

开皇元年与三年，隋文帝先后两次派高颎、郑译、杨素与苏威、牛弘等人修订齐、周以来的法律。修订成的新律就是《开皇律》。《开皇律》与前代法律相比，有不少进步的地方。例如“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不仅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法，而且还准许有冤者上诉。律文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第二次修订的结果，又前进了一步，“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同时还规定：“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②由此可见，《开皇律》比前代的法律对人民的压迫是有所减轻的。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尽管它较《北齐律》有所进步，但它的阶级实质是依然如故的。例如，“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所定“十恶之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正是从各方面维护封建秩序，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反之，统治阶级则有各种特权。例如，凡在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还有七品以上官员，犯罪者都可以“例减一等”③。九品以上官员犯罪者可以铜赎罪。更为甚者，是统治者可以抛开法律条文，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隋文帝不仅根据自己的喜怒每于殿廷打人、杀人，甚至还规定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或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死。可见，隋朝的法律所表现的阶级压迫也是极为残酷的。

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均田的办法，大抵沿袭北齐。按照这种办法，农民虽然受田不足，而官僚地主却能占永业田多者一百顷，少者四十亩。不过，这种制度多少也可使无地农民得①《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长城公至德元年。

②《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到一些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欲望稍稍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按北周制度，民年十八岁成丁，今改为二十一岁成丁，开始服役的时间推迟了三年。北周丁男每年服役一月，今改为二十天。调绢一匹原来是四丈，现改为二丈，减少了一半。开皇十年（590），又规定民年五十岁者，可以庸代役。减少农民赋役的负担，既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朝廷对地主豪强争夺劳动人手。

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为了增加赋役的来源，从事户口整顿。南北朝时，豪强地主把大量的朝廷编户变为依附佃客，还有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的负担，诈老诈小，使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山东地区，特别严重。因此，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就是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结果，朝廷的户籍当年就增加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另外，还根据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就是朝廷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每年正月，地方官负责在乡里挨户依照标准定等，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的依据。这样，不仅使户籍制度更加完善，同时也使一些脱籍逃亡的农民加入朝廷的户籍，从而扩大了国家赋役的来源。

其他方面，隋文帝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和巩固隋朝政权。

开皇三年，为了从经济上充实都城长安，从河东与中原一带向长安大量运米，并在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把关东、汾晋一带的粮食陆续运到长安。由于渭水沙多，深浅不常，影响潼关至长安的运粮，隋文帝又于开皇四年（584）利用渭水开广通渠三百余里，更加方便了粮食的运输。

开皇五年（585），隋廷又在各地设置义仓。就是要百姓与军人都要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后来，关中大旱，关东水灾，义仓都发挥了赈济的作用。

隋朝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社会经济，使隋朝很快富强起来。

统一全国与此相反，正当隋朝日益富强的时候，陈朝则每况愈下，正在走向衰亡。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陈叔宝。由于他荒淫奢侈，无所作为，所以：“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①，这样，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以致民不聊生，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本来，从东晋到宋、齐、梁、陈，以陈的疆域最小，再加上政治腐败，对农民的剥削严重，迫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朝廷户籍，所以，朝廷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到陈亡时则只有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可见陈朝已经是一片没落气象了。

实现全国统一，是历史前进的要求。根据隋与陈的实际情况对比，隋灭①《陈书》卷六《后主纪》。

陈是必然的。

隋在灭陈之前，先统一了后梁。后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衍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开皇八年（588）十月，隋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①。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又告统一了。

隋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晋以后，分裂局面的出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所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包含着民族矛盾的内容。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以后，在先进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必然要与先进的民族组合在一起。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方式，由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很快地进入封建社会。在这种封建化的过程中，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逐步与汉族接近而一致。这样一来，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民族矛盾也就随之而不存在了。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南方人民支持南朝政权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意义。随着民族矛盾的消失，南朝政权又日益腐败，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致使南方人民不再支持南朝政权。这就意味着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唐朝初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与《北史》，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进行统一。李延寿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①不难看出，李大师、李延寿撰史的动机，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其次是从体例上消除各个断代史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正是人们从思想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反映。长期以来，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隋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利用这种条件，进行各种改革，使隋朝在政治上强于南方，军事①《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祯明二年。

①《北史》卷一○○《序传》。

上超过南方，形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必然之势。由此可见，隋的统一，是隋文帝在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人为作用的结果。

第六章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

隋朝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建立，到炀帝大业十四年（618）灭亡。共三十七年的历史。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同时，还采取了多种措施，巩固并发展了封建国家，致使隋朝出现了富强繁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三十多年，唐就取隋而代之了。这主要是隋炀帝倒行逆施。推行了一系列暴政，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结果。

第一节 隋炀帝的暴政

穷奢极欲，纵情声色

隋文帝时，虽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但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也在发展。由于长期以来，未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地主、官僚占有大量土地的情况，没有得到缓和，如大贵族杨素，除按官品占有永业田和职分田外，还曾两次得到赐田一百三十顷。这样一来，就使许多农民不能按均田制的规定得到土地，隋朝均田制规定，一夫受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露田，但实际上有些“狭乡”每丁只能有田二十亩。这种根本问题的存在，决定阶级矛盾必然逐步激化。隋文帝虽然以“节俭”被史书所称道，但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这只能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仍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开皇十三年（593），杨素给他修仁寿宫，由于工程大，时间短，劳动者死亡上万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对杨素大加称赞，并赏钱百万，锦绢三千段。同时，隋文帝还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任意杀人。如前所说，甚至规定凡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以及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以死刑，这些都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因素。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等，也无不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魏徵说：“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①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说隋文帝时阶级矛盾正在发展，那末，隋炀帝的各种倒行逆施的暴政就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

隋炀帝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开始了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的腐化生活。

首先，他不满足于京师的物质享受。仁寿四年（604）七月做了皇帝，十一月他就东赴洛阳，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说修建要“务从简约”②，但事实则完全相反，第二年修建东都时，“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①。所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彫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竟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②。同时，还派人“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如果说修建东都是为了把政治中心东移，减少每年大量向京师运粮的困难，即使有些浪费，也还算做了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隋炀帝在位总共不到十四年的时间，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大部分时间是四处巡游，不在洛阳。大约统计，隋炀帝在洛阳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不过四年左右。在京师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一切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到哪里，也就是政治中心到那里了。况且，隋炀帝每次游幸，都兴师动众，“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③。由此可见，在隋炀帝外出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期间，大批国家官吏与军队都不在洛阳，洛阳既未真正起到政治中心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肯定他修建东都的积极意义了。其实，营建东都只不过是隋炀帝“无日不治宫室”的一个方面。尽管“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①。因此，很多宫殿，遍布各地。他每次到各地宫殿游幸，都极奢侈豪华。最突出的是南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②。游幸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而且如此阔气排场，均为前所未有。

其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难以数计的人力和财力。大业二年（606），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③。大业六年（610）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④。隋炀帝就是这样，把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

至于隋炀帝贪恋声色的糜烂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临末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收敛。

徭役繁多，破坏生产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莫过于隋炀帝劳民伤财，破坏生产。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停止劳动生产，人们就会因冻饿而死，这个国家或民族自然就要灭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正是这种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隋炀帝却置若罔闻。他既想要得到劳动人民的各种生产成果，却又例行逆施，把大量的劳动力用于非生产方面，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肆征发劳动人民服役，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仁寿四年年底，隋炀帝刚刚即位，就“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①。大业元年，杨素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②。同时，又征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二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在这年游江都时，仅揽船工就用了八万余人。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③。七月，又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丁男不足，妇女也被征发了。七月，又征发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把这样多的民力用于非生产方面，必然导致生产停滞，不能发展。

当然，运河的开凿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与其他劳民伤财的工程相提并论似乎不甚妥当。其实，认真分析一下，也并无不妥之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开凿运河的客观效果。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需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去从事保证人类生存的农业生产。隋炀帝强迫农业劳动者去从事远远超出劳动者的负担能力的巨大工程，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用大量劳动者的生命去满足自己游幸的需要，即使客观效果有好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去歌颂发号施令者的功绩。抛开大量劳动者的伤亡，生产的中断，去侈谈长远的效果，就是割断历史。如果不是农民战争推翻隋炀帝政权，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开辟道路，运河的客观效果是不能显示出来的。由此可见，严重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劳动者走投无路、被迫造反。反之，如果隋炀帝不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社会财富会更加丰富。在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劳动者的负担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用较长的时间去开凿运河，无疑会促进历史的前进。

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是进攻高丽。从大业八年（612）到大业十年（614），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大业七年（611）为了准备进攻高丽，派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站于水中昼夜劳动，腰以下溃烂生蛆，死亡什之三四。又征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命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为了转运军粮，“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①。

大业八年，第一次进攻高丽，动用军队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给养的比军队还多一倍。萨水（在今朝鲜平壤北）战败，致使三十万五千作战部队仅剩下二千七百人。至于第二、第三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也同样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隋朝最盛时，全国人口是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仅进攻高丽的战争，直接、间接参加的就有三四百万，各种频繁的徭役，更是难以计算。但可以肯定，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都离开了生产岗位，这是对生产力最严重的破坏。“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②，正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实际情况。《隋书·食货志》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不仅如此，更加“重③《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以致“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③。这就是说，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劳动人民为了不被冻饿而死，只有相聚起义，高举农民革命的大旗了。

第二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王薄首举义旗

首举起义大旗的是王薄。王薄是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大业七年，他首先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他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先知先觉者。同时，他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沉重的灾难。

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革命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与王薄起义的同时，翟让也在瓦岗发动了起义。另外，孙安祖在高鸡泊，张金称在蓨县，高士达在蓨县，刘霸道在豆子■也先后起义。

大业九年（613），又有孟海公在济阴周桥、孟让在齐郡、郭方预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封建史籍所谓“群盗蜂起，不可胜数”①，正说明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

杨玄感起兵在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影响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充分暴露了。

大业九年，正当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时候，隋朝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是隋炀帝的亲信，他曾帮助隋炀帝夺取了帝位。杨玄感因其父有功而位至柱国，又迁礼部尚书。第二次进攻高丽时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认为有机可乘，遂起兵叛隋。他举兵南下，进攻东都，顺利到达洛阳城下，众至十余万人。杨玄感进军顺利，迅速发展壮大了势力，正是他的行动迎合了广大人民反对隋炀帝的要求。所以，杨玄感虽然因进攻高丽的军队南下，使其腹背受敌而失败，但也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是一触即发的。

在杨玄感起兵的影响下，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高涨了。大业九年七月，刘元进在余杭拥众数万人，响应杨玄感。八月，吴郡朱燮起义，“民苦役者赴之如归”①；管崇在晋陵起义，众至十万人。正当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梁郡韩相国也举兵响应起义，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杨玄感于八月失败，九月就有东海彭孝才起义，有众数万人；十月，吕明星进攻东郡，十二月，扶风向海明起义。众至数万。另外，还有杜伏威、辅公祏、苗海潮等人在各地起义。这些起义军，虽然没有直接打起响应杨玄感的旗号，但在杨玄感狠狠打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之后，至少说是对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困难，增加了有利因素的。由此可见，杨玄感起兵对隋末农民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起义军的不断发展，使隋炀帝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长安、洛阳、江都，都成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走向集中，原来遍布各地的起义军，逐步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农民军队伍。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九年。

窦建德是清河郡漳南县人，由于他同情穷苦农民，肯帮助别人，所以在当地的威信很高。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征发农民，进攻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他的同乡孙安祖也被选为征士。孙安祖因家遭水灾，妻子饿死，不愿前往，遂遭县令怒笞。孙安祖刺杀了县令，去找窦建德。窦建德表示：“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①要他到高鸡泊中去聚众起义。孙安祖接受这个建议，带着窦建德给他招募的几百人，到高鸡泊正式起义了。由于起义军不断打击着隋朝的黑暗统治，地方官就到处搜捕与起义军有关的群众，窦建德也是搜捕的对象。窦建德在全家被杀后，忍无可忍，聚集了二百多人，参加了高士达的起义军。

窦建德参加起义军后，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并且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于是，威望越来越高，很快就由一个小头目成为一支大规模起义军的领袖了。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于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乐寿建立政权，窦建德称长乐王，第二年，又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这支起义军首建功绩，是打败隋朝涿郡通守郭绚。

大业十二年，郭绚率领一万多人进攻高士达。高士达命窦建德负责指挥作战，自己守卫辎重。窦建德率七千精兵，假称投降，麻痹郭绚。待郭绚松懈以后，窦建德突然出击，大败隋军，杀其数千人，得马千匹。郭绚带数十骑逃走，又被窦建德追上斩首。隋军闻风丧胆。自此以后，窦建德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不久，高士达在与隋军作战中牺牲，窦建德就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当然领袖了。

河北起义军的第二次重要战绩，是大败隋涿郡留守薛世雄。薛世雄是很受隋炀帝赏识的隋军将领，三次进攻高丽，他都参加了。进攻高丽失败归来，他当了涿郡留守。大业十三年，瓦岗军逼近东都，隋炀帝命他率军三万人南下，镇压沿途的起义军，并解东都之围。这时，窦建德刚于乐寿县称长乐王，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薛世雄南下，河北起义军首当其冲。

薛世雄兵行至河间七里井，窦建德一面将重兵埋伏起来，一面声称要远去豆子■。薛世雄误认为窦建德逃跑，于是麻痹大意起来。窦建德认为时机已到，亲率敢死队一千人，向隋军猛烈进攻，隋军措手不及，全军溃乱，死一万余人。薛世雄逃入河间城内，忧郁成疾，回到涿郡，就郁郁而死了。隋朝在北方的这支主力军被消灭，加速了隋炀帝政权的灭亡，壮大了农民军的声威。

河北起义军的再次战功，是消灭以宇文化及为首的隋军残余势力。

宇文化及本为隋右屯卫将军，在江都缢杀了隋炀帝，立秦王浩为帝，率领十余万隋军沿通济渠北归。由于瓦岗军的阻击，不能在中原立足，遂转向北去，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就在这穷途末路的时候，宇文化及又杀了傀儡皇帝杨浩，自己当了皇帝，国号许，建元天寿。窦建德闻讯，立即进攻魏县。宇文化及战败，退往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起义军又跟踪追击，攻破聊城，活捉宇文化及，彻底消灭了这支跟随隋炀帝多年的基本队伍。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炀帝的黑暗统治过程中，功绩卓著，①《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大业七年（611），东郡法曹翟让因犯罪而被下狱，狱吏黄君汉私自释放了他。于是，他逃亡瓦岗（今河南滑县东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都前往参加。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①，起义队伍逐步扩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616），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投奔瓦岗军。李密较有政治眼光，他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重视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

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而且已逼近东都洛阳。可见，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可奈何，隋炀帝特派“号为名将”、“威振东夏”的张须陁为荥阳通守，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陁勇而无谋，遂建议翟让与张须陁正面接战，佯败而北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陁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林间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围。张须陁本来掉以轻心，更加突如其来的强兵，使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这次失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①。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是对隋炀帝政权的沉重打击。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瓦岗军攻取洛口仓，并开仓济贫。贫苦农民大量参加起义军。隋朝在洛阳的越王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军二万五千人前往镇压。翟让、李密预先侦知了隋军的动向，作了周密的部署。刘长恭对瓦岗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表面看到瓦岗军的人数不多，遂麻痹大意起来，瓦岗军乘隋军初来乍到，饿饥疲惫之时，大举进攻，隋军大败，死者十之五六。刘长恭仓皇逃回东都。瓦岗军得到大量的辎重器甲，力量壮大，声威大振。四月，瓦岗军逼近东都城郊，攻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致使东都粮食缺乏，陷入困境。九月，瓦岗军又攻破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东南），开仓济贫，起义军增加了二十多万。这时，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控制了中原广大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瓦岗军还公开宣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要推翻隋炀帝政权了。

正当瓦岗军日益强大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了。由于李密在屡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其威望也就越来越高，翟让遂主动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后来，翟让的哥哥翟弘以及王儒信等人又劝翟让夺回领导权，这样一来，矛盾日益激化，以致最后李密杀了翟让。

瓦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武德元年（618）六月，宇文化及率江都隋军北上，瓦岗军虽然对宇文化及作战取得胜利，但也损失严重。九月，东都隋军乘机发动进攻，瓦岗军全面失败，李密走投无路，于十月奔赴长安，向新建的唐朝投降了。

瓦岗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在中原消灭了大量的隋军，割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①《隋书》卷七一《张须陁传》。

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江都孤岛，不能控制全国。最后虽然也走向失败，但仅有的洛阳隋军残余势力也已面临末日了。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杜伏威、辅公祏起义是在大业九年（613）年底。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由于其“家贫无以自给”，遂和有“刎颈之交”的辅公祏聚众起义。在和官军作战时，他非常勇敢，“出则居前，入则殿后”①，从而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很自然的成了领袖人物。

杜伏威起义后，先入长白山，加入左君行领导的起义军。后来，由于和左君行意见不合，离开长白山，转战到淮南去了。这时，在下邳有一支苗海潮领导的起义军。杜伏威为了壮大力量，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苗海潮率众加入自己的队伍。另外，还有海陵赵破阵领导的起义军也被并入了他的队伍。这支起义军的力量因此就更加可观了。

正当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发展壮大的时候，隋朝的校尉宋颢率军前来镇压。起义军与隋军稍一接触，即佯败后退，诱隋军入葭芦中，然后纵火焚烧，使隋军全军覆没。

大业十三年（617），隋炀帝又派右御卫将军陈稜带精锐部队八千人进攻起义军。陈稜慑于杜伏威军的威力，不敢正面进攻。杜伏威为了激怒陈稜，派人送他一套妇女衣服并致书称他“陈姥”。陈稜恼羞成怒，倾巢而出。杜伏威身先士卒，农民军奋力冲杀，隋军全线溃乱，陈稜仅以身免。杜伏威乘胜攻破高邮，占据历阳，在历阳自称总管，同时，还派遣所部分别取得附近许多地方。在这种形势下，江淮之间许多小股起义军纷纷加入这支队伍，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就成了江淮一带力量最强大的起义队伍了。

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以后，杜伏威向洛阳的越王侗上表称臣。越王侗命他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不过，当时隋朝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越王侗并不能支配杜伏威，所以，事实上杜伏威的起义军仍然是一支独立活动的力量。武德二年（619）八月，杜伏威又向唐朝投降。唐高祖命他为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以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武德五年（622）七月，杜伏威到了长安。第二年八月，辅公祏又举兵反唐，并于丹阳（南京）称帝，国号为宋。唐高祖命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齐州总管李世勣等，分别进军淮南，镇压辅公祏。武德七年（624）三月，唐军攻破丹阳，辅公祏战败，出走途中被俘。辅公祏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但是，在长期战争之后，社会生产急待恢复，经济的发展，刻不容缓。所以人心思安，希望能有安定的环境。正因为这样，辅公祏起义就不能像王薄起义那样，点燃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因此，它不能像隋末农民起义那样，迅猛异常，势不可当，而是很快失败了。由此可见，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能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所允可的范围。

①《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

第三节 唐朝的建立

李渊建立唐朝

唐朝的建立者是李渊。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隋炀帝分道扬镳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长安，迎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

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缢杀了隋炀帝。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高祖。

统一全国李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颇有远见，不像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那样，满足于割据一方，做中国的一隅之主；而是要做全中国的皇帝。因此，他在做皇帝的同时，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事业。

李渊统一事业的第一步是平定薛举与李轨。

薛举原是隋朝金城府（在今甘肃兰州）校尉。隋末，陇右一带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薛举乘机发展势力，割据一方，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大业十三年七月，薛举又在金城称帝。薛举先后占领鄯罕鄯州、廓州、秦州等地，还东进扶风，欲攻长安，号称三十万众。这对李渊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威胁。武德元年（618）七月，薛举又进兵豳州、岐州一带，李世民所率唐军与其初战失败，薛举也因病死，而未能东进。

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果）继承其帝位，住在折墌城，继续与唐为敌。八月，李世民又率军西进。十一月，唐兵至高墌，薛仁杲多次挑战，唐军坚壁不出，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杲军粮用完，其部将梁胡郎又向唐军投降，李世民认为时机已到，遂即发动进攻，直逼折墌城下。薛仁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举城投降。

李轨原是隋朝武威鹰扬府司马，薛举在金城割据称雄以后，他感到随时有被进攻的可能，遂于大业十三年七月自称河西大凉王，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十一月，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

当李渊对薛举作战时，曾派人联络过李轨，李轨的态度反复无常，时而欲降，时而拒降。武德二年五月，李渊派安兴贵去劝李轨降唐，安兴贵是李轨部将安修仁之兄，当安兴贵劝李轨降唐无效时，遂与安修仁密谋，发动兵变，围攻李轨。这时，李轨内部矛盾重重，互不谐调，从而很快分崩离析，李轨被俘。至此，唐朝又平定了河西，向东进军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第二步是大败刘武周，巩固太原。

刘武周原是隋朝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二月，他杀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自己做了太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突厥始毕可汗进行贿赂，突厥遂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刘武周也就自命不凡，以皇帝自居了。

武德二年（619）四月以后，刘武周勾结突厥，逐步扩张势力，逼近太原。九月，刘武周兵临太原城下。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刘武周占据太原后，又派宋金刚攻陷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进逼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直捣龙门。宋金刚长驱直入，直达黄河岸上，长安大为震动。十一月，李世民率唐军渡河，十二月，于美良川（在今山西夏县北）大败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又败宋金刚部。唐军乘胜北进，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在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与霍县之间）再败宋金刚。刘武周闻讯，惊恐万状，放弃太原，北走突厥，后被突厥所杀。宋金刚看到残局不可收拾，也想逃奔突厥，结果也被突厥所杀了。原来刘武周所控制的州县，全都归唐所有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更重要一步，是镇压河北农民军，攻取洛阳。

隋炀帝时，洛阳逐步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大业十二年（616）七月，隋炀帝最后一次离开洛阳到了江都。由于农民起义军遍地而起，他无法再回到洛阳。从此以后，洛阳就成为隋军残余势力的据点。

大业十三年初，瓦岗军逼近洛阳，越王侗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遂派江都郡丞王世充率部增援洛阳。王世充到了洛阳，虽然多次进攻瓦岗军，但始终没有改变洛阳隋军被围的困境。隋炀帝被杀后，越王侗也在洛阳做了皇帝，但实际大权都掌握在王世充手中。武德元年（618）九月，瓦岗军打败宇文化及后，自己也损失严重，“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①。王世充乘机打败瓦岗军，加强了自己在洛阳隋军中的地位。武德二年四月，他强迫越王侗让位，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郑，成为洛阳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了。

武德三年六月，唐军平定了刘武周，七月，李世民就奉命东进洛阳。王世充率军三万人与唐军在慈涧（在河南洛阳西）交战。经过激战，王世充败退城内。李世民命行军总管史万宝由宜阳进据龙门（在今河南洛阳南），命将军刘德威围攻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沁阳），命怀州总管黄君汉进攻回洛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命王君廓至洛口（今河南巩县），断绝王世充的粮道，主力军屯驻于洛阳北的邙山，对洛阳形成了包围的形势。

唐军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时，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唐和王世充都曾派人去争取窦建德。窦建德一面表示愿和唐军联合，同时请求唐罢围洛阳之兵；一面又向王世充表示愿意派兵相助。

当时，唐高祖要统一全国是不可动摇的方针。所以，唐军首先严辞拒绝王世充“息兵讲好”的请求，接着，又拒绝窦建德“退军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的建议，同时又威胁窦建德说：增援王世充“良非上策”，望择①《资治通鉴》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善而从，否则，“恐虽悔难追”①。这样软硬兼施，阻止他增援王世充。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率军十余万，号称三十万，增援王世充。窦建德进军至成皋（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的东原，通知王世充，希望能够东西夹击唐军。

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李世民与将佐认真研究了形势。李世民认为：“世充兵摧粮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情，吾据武（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②窦建德若入虎牢关，与王世充很快合兵一处，就难对付了。于是，他使屈突通等辅佐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亲率精锐部队东赴虎牢关。几次交锋，唐军都取得了胜利。

五月初二这一天，窦建德全力以赴，发动进攻。北距黄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南北二十里（即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县至黄河沿汜水一带），鼓行西进。唐军以逸待劳，坚守不出，自早至午，农民军饥倦疲惫，正争饮水时，唐军突然出击。窦建德措手不及，战败受伤，退至牛口渚（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东北），被唐军所俘。窦建德失败，王世充所属的偃师（今河南偃师）、巩县（今河南巩县）等地官吏相继投降唐军，王世充看到大势已去，也只得举城投降。

从此以后，中原、河北一带，基本上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时为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他乘农民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自称梁王，次年，又称皇帝，以江陵为中心，逐步发展力量，以至“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①。

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猝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至此，长江中游与岭南一带也全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七年（624），唐军镇压了辅公祏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这时，除了仍然割据于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梁师都（贞观二年被统一）以外，全国又复统一起来了。

附表：隋世系表（一）文帝杨坚——（二）炀帝杨广（581—604）（604—618）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 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618）到开元二十九年（741）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专制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节 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

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618—626），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①，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②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③。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①《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②《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①。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12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①《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①，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②贞观六年（6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①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②“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③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①《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①《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②《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②《帝范·君体篇》。

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⑤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⑥。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⑦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6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6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①。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①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④⑥《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⑦《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①《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③。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626）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④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①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纳谏，是唐太宗从另一方面笼络人才的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唐太宗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徵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谏两百余事，使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③另如，唐太宗与裴矩也是这样。裴矩佐隋炀帝时虽居高位，却“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④。投唐以后，则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同意的，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极力劝阻，从而颇受唐太宗的赞赏。这都说明，纳谏是皇帝发挥臣僚作用、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难怪司马光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⑤看来，君臣关系的改变关键在于君。唐太宗在这方面是有所认识的。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①。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①《帝范·审官篇》。

②《论语·八佾》。

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④《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利可汗。贞观八年（6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②。贞观二十一年（6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③。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6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④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②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③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第二节 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

贞观遗风与改立皇后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文德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竭力称赞晋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为太子。高宗即位以后，颇有所作为，非常重视解决民的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还“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①。另外，他还注意纳谏，不计较进谏者的言辞是否妥当。永徽五年（654）十月，雇雍州四万多人筑长安外郭城，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谏道：“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认为薛景宣出言不逊，请高宗杀之。高宗则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②遂不加追究。这种豁达大度的作风，必然有利于下情上达，便于处理政事。

唐太宗虽然是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样，有面临末日之感，总想求取长生不死药，妄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6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来，带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长生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数，使合长生药”。同时，还派人到处寻求制药的原料。由于药未制成，方士被放还。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来长安，年轻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谈怪论，命他回去。当王玄策又极力推荐的时候，高宗果断地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进一步提供证据道：这个方士再来的时候，“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①后来，娑婆寐死于长安，证实长生不死是荒唐的梦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宗与太宗截然不同。他没有太宗晚年那种悲观情绪，而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充分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颇有朝气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为，还表现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本来，废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仅与皇后本人直接相关，而且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从而使废立皇后的问题成为政治斗争。

废立皇后的问题是因武则天引起的。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是木材商人，曾帮助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于是，就从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也是开国功臣。武士彟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娶杨氏，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贞观十一年（637），当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为太子时，曾和武则天有过接触。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将她接到宫中。

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

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

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开国功臣，又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起了关键作用。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①“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②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

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658），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659）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武则天执政显庆五年（660）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

在排除异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支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此事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笼络人才，组织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设置北门学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另外，武则天还根据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门学士为其编撰必要的书文。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他们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规》、《百僚新诫》、《乐书》等一千多卷。武则天编撰书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则天对太子李贤不满，遂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少阳指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孝子传》以赐太子。李贤接受这种必读之物，惶恐不安，可见，北门学士所撰的书文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政治助手。

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南衙”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所在地，武则天于朝廷之外另立办事中心，当然是与宰相分庭抗礼。

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6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条建议：（1）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6）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皆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1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684），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武则天立即同意。这些事实，说明武则天要进行改朝换代了。

武则天随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胁李氏家族的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武则天。首先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李（徐）敬业。李敬业是李（徐）勣孙，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后被武则天贬为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还有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贬官处分。光宅元年（684），这些人会集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公开讨伐武则天。

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很有文采。该文指责武则天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也赞不绝口，认为文章精采。当她知道这是骆宾王所为时，感叹地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①看来，武则天确有政治家的风度，她对敌对势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贬低，而是称赞，并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业起兵，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况且，扬州是交通枢纽，经济意义非常重要，于是，立即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镇压李敬业。同时，又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

李敬业起兵后，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不能抓紧有利时机，主动进攻，而是在李孝逸军逼近时才被迫应战，结果，李敬业全军溃败，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杀。这场反对武则天的战争，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结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唐宗室诸王。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为了迎合武则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献上一块白石，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①。武则天欣喜万分，命白石曰“宝图”。后又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就更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武则天得寸进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们于七月开始酝酿起兵反对武则天。参与这次反武斗争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刺史黄公李譔（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刺史琅邪王李冲（李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冲开始募兵，同时，分别通知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越王贞等，立即起兵，共趋神都。武则天针锋相对，速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统兵进讨。

李冲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武本县令闭门拒守，李冲力攻不下，七日而败。李贞于豫州举兵响应李冲，武则天派兵十万前往镇压，李贞仅有数千人，也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本来，诸王相约起兵，共同行动。但尚未准备充分，约定发动日期，李冲即仓猝起兵，只有李贞响应，其他诸王均未发兵，故而声势不大，力量不强，致使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接着，武则天又迫使李元嘉、李灵夔、李譔、常乐公主（高祖女）等自杀，其亲党皆受牵连而死。李元轨被贬黔州，于途中死去。武则天为改朝换代进一步削弱了阻力，减少了障碍。以后，又陆续有宗室诸王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杀。仅天授元年（690）八月，一次就杀唐宗室十二人，同时又鞭杀李贤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岭南，还诛其亲党数百家。不难看出，武则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①《旧唐书》卷六七《李敬业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690）九月，侍御史傅游艺联合九百余人上表，请求改唐为周。接着，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上表，支持傅游艺的请求，睿宗也自请赐姓武氏。武则天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遂改唐为周。自己又加尊号称“圣神皇帝”，把睿宗改称皇嗣，赐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武则天开创先例，成为女皇帝了。

封建社会的帝位继承制度，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既是武则天称帝的思想障碍，也是政治上的强大阻力。要改变旧的制度，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所以，武则天除了武力镇压公开的敌对势力以外，还需要从政治上打击反对者。她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谋造反，非常重视告密。特别是镇压了徐敬业以后，她十分清楚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她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故而大开告密之门。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不论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对告密满意者，加官褒奖；无事实根据者不加追究。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则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巩固武氏政权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使一些官吏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宰相名娄师德，当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时，他告诫其弟说：为了保持荣宠富贵，即使有人“唾汝面”，也“当笑而受之”①。还有一个苏味道，当宰相数年，“依阿取容”，办事不明确表示意见，总是模棱两可，被人称为“苏模棱”。②宰相们逃避政治斗争的态度，正说明武则天时期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

本来，武则天做皇帝就是困难重重，做了皇帝，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视夫族为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到洛阳，从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仅有两年住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并把东都改为神都。实际上这是另起炉灶，企图削弱李氏的影响。但在夫权思想的束缚下，她不能像刘邦代秦，李渊代隋那样，与前一皇朝彻底决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当作反面人物，以此说明改朝换代是合理的。因而，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级地爬上皇帝的宝座，而且与李氏皇族藕断丝连，不能彻底否定唐朝。她虽然在洛阳立了武氏七庙，但并没有改变长安唐太庙的地位。武则天以周代唐，是不能与历史上的其他改朝换代相提并论的。

外来的压力，女皇帝本身的弱点，都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武则天晚年，不断有人劝她传位于儿子，她都犹豫不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狐假虎威，独断专行。反对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复位，就只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参与宫廷政变的主要成员，有宰相张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彦范、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晖。这些人经过密谋策划，拥兵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传位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复国号曰“唐”，改神都为东都，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元年。

短暂的武周政权寿终正寝了。

从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权结束，共五十六年，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武德、贞观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唐朝仍然沿着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高宗、武则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高宗颇有作为，但由于他实际执政时间不长，所以，武则天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武则天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必然碰到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决定当时的政治斗争必然通过这一问题反映出来。武则天的各项措施也都无不与此有关。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倾向，就是打击反对她执政的元老派与门阀地主。所谓元老派，就是对建立唐朝有功的旧贵族，他们是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关陇集团。这股势力，既区别于东汉以来的士族门阀地主，同时，两者也有一致之处。例如，唐太宗刚做了皇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①看来，唐太宗是以关中人自居的。贞观十二年（638），他为了反对“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①，不与别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唐太宗既反对旧的门第观念，又树立新的门第观念，正是关陇贵族与旧士族有区别又一致的标志。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指责武则天不是天下“令族”，骆宾王斥武则天“地实寒微”，都说明旧的士族门阀地主与关陇贵族都是武则天的敌对势力。

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皇帝可以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还开创了武举，选拔军人；新办自举，招求贤人。尽管也有一些滥竽充数者，但还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罗了不少人才。有人认为：“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②这种评论，颇有见地。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确实选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许敬宗等人因《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而请求改为《姓氏录》，也是为了讨好武则天，其目的也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这一切说明，武则天一方面尽力打击门阀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面又促使庶族地主势力的增长。这种总的政治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门第或先辈的权势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会的实际，能够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武则天的各项措施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当然，武则天也没有彻底抛开门第观念，修《姓氏录》就是为了抬高武氏的门第。正因为如此，过高地估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第三节 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

平息宫廷政变

中宗重新即位以后，政治上毫无抱负，武则天虽然退位，国号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由于中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就乘机参与政事，妄图效法武则天，独掌政权。武三思（武则天侄）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韦后嫁女安乐公主于武三思子武崇训。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狼狈为奸，千方百计想左右政局。

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的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虽然暂时掌权，但由于武韦集团对他们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消灭武氏势力，中宗都置若罔闻。反之，武三思、韦后诬称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①，中宗却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见，表面上封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为博陵王，以示对其尊宠，实际上解除了张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职务。武三思、韦后为了争取民心，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议天下士庶为出母（被父休弃的生母）服丧三年，百姓年二十三岁为丁（原二十一岁成丁），五十九岁免役（原六十岁免役）。中宗都表示赞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张柬之等五王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龙二年（706）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诬告五王参与了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害武三思的活动，于是，朗州刺史敬晖被贬为崖州司马，亳州刺史桓彦范被贬为泷州司马，襄州刺史张柬之被贬为新州司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贬为白州司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废韦后，与安乐公主内外配合，加罪于五王，中宗又流五王于岭南。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赴岭南，杀害五王。这时，张柬之、崔玄■已死，桓彦范、袁恕己、敬晖被杀。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无忌惮，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①安乐公主也更为恃宠骄恣，甚至卖官鬻狱。因为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都经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竟然要求废皇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祚被杀，太子走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太子的失败，韦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安乐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们互相勾结，卖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方49里。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值钱一亿。针对这些腐败情况，中宗不仅未表示反对，反而还加以纵容。如安乐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把掠民为奴婢者逮捕入狱，安乐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释放。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①《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二年。

制敕，掩其文要中宗签字，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中宗如此昏庸无能，还不能满足韦后临朝执政，安乐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于是，景云元年（710）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中宗。

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预，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目的仍未达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殇帝），尊韦后为皇太后。武韦集团并不甘心，中书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等，力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害殇帝，另立国号，但他们又惧怕太平公主与相王（即睿宗，中宗复位后被封为相王）从中阻挠，故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712）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实行改革，促成开元盛世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阴谋废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13—741），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②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1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时，“罢两京织锦坊。”③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②《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得以金银为饰。”①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②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③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④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腐败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①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16），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腐败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②，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三年（715）到四年（716），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③。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1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16）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①《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①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②开元二年（71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①，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②。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③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①《新唐书》卷三九、四○、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③《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①。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②，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③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②《通典》卷十二。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第八章 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节 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

边兵尾大不掉

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①。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淫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①《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①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②。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①。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②。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①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②。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③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③《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第二节 安史之乱

安禄山叛唐

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④。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④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①。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6）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祐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①。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61）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6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①。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第三节 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

藩镇林立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6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①。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①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支持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①。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①。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①《新唐书》卷五○《兵志》。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 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

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败，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②。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①。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61）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①。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②。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①《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②《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 “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③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閺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①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①《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论》。

第九章 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

唐末农民大起义

宪宗以后，藩镇林立与宦官专政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另外，又增加了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斗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面对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束手无策，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唐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 唐皇朝的没落

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就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由于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都被贬官。这可以说是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死，其子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

朋党之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有机会，他们就互相攻击。长庆元年（821），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以书要求照顾与自己有关者，结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极力攻击礼部所取进士都没有才学。李德裕支持他们的攻击。牛党的李宗闵因其婿苏巢被取，也成为被攻击者。

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副使悉怛谋率众奔赴成都，向唐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其降，并派兵占据维州。但宰相牛僧孺却极力反对，迫使李德裕交还维州，送回悉怛谋，致使悉怛谋及所有降唐者均遭吐蕃残杀。

李德裕是因其父李吉甫为宰相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所以，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反之，他又认为通过科举入仕者，主司与门生之间有“谢恩”、“答拜”等烦琐的礼节，还有曲江会、雁塔题名等各种活动，都没有必要，应该罢去。他明确表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①勿庸置疑，这是把矛头指向李宗闵、牛僧孺等通过科举入仕者的。

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都曾多次为相，互有胜负，但不管哪一家胜利，都没有改变唐朝每况愈下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衙北司的对立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立。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王叔文无可奈何，只得吟杜甫的《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①《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求自我安慰。

文宗很想有所作为，他“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①。敬宗时每月视朝一二次，他每逢单日就视朝，以致群臣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这就决定他对宦官专政的局面必然不能容忍。

文宗想利用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的力量，打击宦官。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于紫宸殿上朝，在百官站定以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报告，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率百官向文宗祝贺出现了吉祥之兆，并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派宰相前往察看，李训看后向文宗奏道，不一定是真甘露。文宗遂派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仇士良发现韩约有脸色异常而流汗的表情，还发现有执兵器的伏兵，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十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兵奋战中随文宗进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五百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①。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贾■等，不管是否参与此事，均遭逮捕被杀。你死我活的所谓“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为腐败了。

朋党之争、南衙北司的对立、宦官专政等各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唐末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在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虽然也有个别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想有所作为，但也孤掌难鸣，无济于事。就整体上说，统治集团的腐败有增无减。政治上的腐败，又在进一步加深社会危机。

敬宗“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①。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了要求恢复他失去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向大宦官王守澄送钱十万缗。敬宗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虽然谏官屡争，但敬宗置之不理。

有些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诱使皇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会昌三年（843）六月，大宦官仇士良年老离职，其同党送其还私第，他向同党传授政治权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他就是这样“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的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庸庸碌碌的皇帝自然更加玩物丧志了。

由于佛教的盛行，寺院财产的增加，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武宗曾经灭佛。但宣宗就反其道而行之，又修复寺院，增加僧尼。懿宗更加崇佛，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他派人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多有谏阻，甚至有人①《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元年。

把宪宗之死和迎佛骨联系起来，也无济于事。他很有决心地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他“广造浮图、宝帐、香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到京师以后，“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先将佛骨迎入禁中，三日后又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①。

朝廷的各级官吏也贪污贿赂成风，很多人用钱买官，“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②。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这就必然促使阶级矛盾的激化。

封建社会固有的土地兼并问题，到唐后期更为严重，“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正反映了尖锐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逃亡户口的队伍，朝廷把逃亡农民原负担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亡的农民头上，这样就更促使逃亡户口的增加。恶性循环的结果，形成“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③。这就是说，广大农民已经极其穷困，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唐皇朝已经断绝了税收来源，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能不铤而走险，公开推翻唐朝政权了。

①《新唐书》卷二○七《仇士良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懿宗咸通十四年。

③《全唐文》卷八四六《崔烈论》。

第二节 农民大起义

浙东裘甫起义

唐后期的农民反抗斗争，不断有所发展，由零星的分散的反抗斗争逐步走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裘甫起义拉开了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序幕，庞勋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唐朝的反动统治，黄巢起义使唐朝名存实亡，唐朝终于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唐朝后期，江淮一带是朝廷主要的财政来源地。由于封建皇朝的横征暴敛，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很多被迫破产逃亡，这正是促使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农民裘甫率领一百来人发动起义，首先攻下象山（今浙江象山），继又屡败官军，致使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地方官惊慌失措，白天也紧闭城门。咸通元年（860）正月，裘甫起义军与官军大战于天台山桐柏观（在今浙江天台境内），官军大败，裘甫乘胜攻破剡县（今浙江嵊县）。浙东观察使郑祇德重新组织力量，卷土重来。义军又在剡县两边山谷拦塞溪水，诱敌深入，出其不意放水，唐军被水淹没。这次胜利，大长起义军的声威，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废弃唐朝皇帝的年号，改元“罗平”，铸印“天平”，建立了农民政权。接着，义军又破唐兴，夺上虞，下余姚，进慈溪，占奉化，还据有诸暨、宁海，官军接连败退，毫无招架之力。

面对这种形势，懿宗派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取代郑祇德。王式要求增加军队，有的宦官认为增加军队就要加大费用。王式反驳道：兵多可以迅速取胜，实际上是减少费用。如果拖延时日，起义军势力发展，国家就会失去财政的来源地江淮一带。懿宗接受王式的意见，下诏发忠武、义成、淮南诸道兵赶往浙东。

王式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统治集团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起义军对他的到来也很重视。王式到达浙东后，一面开仓济贫，收买人心，一面又整饬军纪，加强戒备，清除内部与义军有来往的官员。另外，还招募在江淮一带的吐蕃、回纥人充当骑兵，又调集“土团”（地主武装）与官军进行配合，共同镇压起义军。

在对付官军的策略上，起义军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刘暀认为，应西进浙西，北取扬州，占据石头城，再南取福建，把东南一带富庶之地都据为己有，就可抗拒官军。王辂则认为，像孙权那样割据于东南一带，是天下大乱时的情况，现在是国家统一，割据难以成功，不如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①。裘甫犹豫不决，实际上放弃了刘暀积极进取的意见，摆出了被动挨打的架势。

咸通元年（860）五月，官军对义军发动大举进攻，攻克宁海后，占据海口，阻挡义军逃往海上。六月，官军进攻义军最后的据点剡县。官军打算断绝义军的水源，义军竭力反攻，三日八十三战，义军虽然失利，官军也损失惨重。最后经过决战，裘甫等突围未成，刘暀、刘庆等战死，裘甫被俘送往京师斩首。历时七个月的浙东农民起义，在统治者剿抚兼施的进逼下，最后失败了。

①《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

庞勋起义由于南诏的威胁，唐廷于咸通三年（862）从徐州、泗州募兵二千人到邕州防守，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原定三年调换，但过六年后，唐廷还不准他们还乡，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派人前往替换。戍兵不能容忍，遂杀死都将王仲甫，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违命北归。

咸通九年（868）七月，庞勋率戍兵北进，朝廷表面上赦其罪，实际上又准备镇压。庞勋兵行至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唐监军就打算设计解除他们的武装。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密布阵，准备消灭他们。这时，庞勋才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没有和敌人决战，而是从湖南沿江东下，经浙西进入淮南。

庞勋沿途吸收贫苦农民和逃亡士卒，扩大起义军队伍，同时，制造兵器，加强军备，准备和唐军作战。十月，庞勋攻陷宿州（治所在今安徽宿州），庞勋把所得财货分给众人，取得了宿州百姓的支持，参加庞勋队伍者数千人。接着，庞勋兵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城内百姓盼望庞勋攻城，推草车堵塞城门然后焚之，庞勋很快攻破彭城，崔彦曾被俘，城中参加庞勋队伍者一万余人。庞勋募兵，农民踊跃应募，“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①。在这种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庞勋不是勇往直前，推翻唐朝，反而对朝廷抱有幻想，上表要求皇帝授以节钺。

十一月，懿宗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共同进攻庞勋义军。康承训还要求沙陀、吐谷浑、鞑靼、契苾诸酋长率众随同前往，懿宗也表示同意。

十月，戴可师率官军三万人与义军战于都梁城（今江苏盱眙东南）。起义军先放弃城池，继又乘官军得空城立足未稳，在大雾天气突然反攻，官军大败，戴可师被杀，传首徐州。义军的胜利，震动很大，淮南的地主官吏纷纷向江南逃跑。庞勋则自认为无敌于天下，骄而轻敌，一些与庞勋同在桂州起义的老兵也自认为功大资格老，不守军纪，影响和群众的关系。淮南节度使令狐綯为了不受攻击，表示愿为奏请节钺。庞勋又发生动摇，对朝廷寄托希望，希望能够得到节度使的官职，像其他藩镇一样割据于徐州，有一个合法的地盘。

咸通十年（869）正月，康承训率唐军七万余人屯徐州西南的柳子（今河南永城东南）之西，从新兴（河南永城西南）到鹿塘（河南永城南）三十里，布阵备战，对徐州形成威胁。二月，义军将领王弘立率军三万人夜袭鹿塘寨，由于王弘立轻敌，准备不足，结果损失极为惨重，牺牲两万余人，王弘立仅以身免。三月，康承训又与义军在柳子数十战，义军都未取得胜利。在此情况下，庞勋才对朝廷放弃幻想，彻底决裂，杀了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温庭皓等所俘唐官员。同时告其众曰：“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①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庞勋，又有三万人参加义军队①《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九年。

伍。

庞勋留其父庞举直与许佶留守徐州，自己率军西击康承训。由于康承训事先得到消息，早有准备，致使庞勋又遭重大损失，牺牲数万人，被迫退回徐州。咸通十年（869）八月，唐军进攻宿州，驻守宿州的义军将领张玄稔是唐军的降将，这时又背叛义军降唐。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庞勋再次留庞举直、许佶守徐州，自己引兵而西，袭击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又南袭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都没有取得胜利。庞勋打算再回徐州，不料徐州已被唐军攻陷，庞举直、许佶已经牺牲。同时，唐军对庞勋也穷追不舍，最后在蕲县（安徽宿州南）一战，庞勋战死，义军失败。

庞勋起兵，其初只是唐军的兵变，但它具有农民反对服兵役的内容。后来，随着大量农民的参加，兵变逐步转化为农民起义，成为唐末社会危机的反映。唐朝虽然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更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桂林”①，正说明后来的黄巢大起义与庞勋起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庞勋起义对唐朝统治者的冲击，为进一步大规模农民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勋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也为后来的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借鉴。

王仙芝起义唐军虽然镇压了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但各种社会矛盾都没有解决，潜在的社会危机仍在日益加深。乾符元年（874）正月，翰林学士卢攜向僖宗上表道：“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斋；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他要求停征欠税，再加赈济。僖宗虽然接受意见，但所发诏令，“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①。由此可见，僖宗根本无力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僖宗束手无策。所以，“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的问题必然更加速社会危机的发展。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又“无所控诉”的时候，“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乾符二年（875）五月，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东北）人王仙芝于濮阳（河南濮阳西南）聚众数千人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并发布檄文，指责官吏贪污者很多，赋税很重，赏罚不平，号召广大农民起来造反。六月，王仙芝及其同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众至数万人。冤句（曹州西）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王仙芝与黄巢都曾以贩卖私盐为业。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在他看到唐朝政治腐败，面临末日的时候，遂放弃进入仕途的念头，与其本族兄弟八人，还有其外甥林言等，参加王仙芝的起义军队伍。由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十年。

①《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下·赞》。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

于起义军的反压迫斗争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②。

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③。面对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僖宗慌忙下诏，命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军节度使和监军，对义军采用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既实行军事镇压，也兼及招抚。十二月，王仙芝进攻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平卢节度使宋威主动要求讨伐王仙芝，僖宗当然同意，遂命他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并赐禁军三千人，甲骑五百名，同时指挥河南地区藩镇参加镇压起义军的军队。

乾符三年（876）七月，宋威与王仙芝战于沂州城下，王仙芝因作战失利而远离沂州，宋威找不到王仙芝，遂向皇帝奏称王仙芝已死，并遣散各地军队，自己回到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西北）。正当朝廷庆贺胜利的时候，王仙芝又突然出现，一如既往地在各地活动。八月，王仙芝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直接威胁东都洛阳。接着，王仙芝又进逼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更接近洛阳。统治集团惊恐万状，僖宗急忙调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镇压，并命昭义节度使曹翔保卫东都宫、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守东都，还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守汝、邓要路，又调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守陕州、潼关。可见，京师长安也受到震动了。

九月，王仙芝攻陷汝州，生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③。有产之家也都“挈家逃出城”。僖宗感到形势严重，遂下诏“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①。但王仙芝不如理睬，很快又攻陷阳武，继攻郑州。因在中牟遭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的袭击，遂又南攻唐州、邓州。十一月，又攻陷郢州、复州。十二月，又先后攻克申州、光州、寿州、庐州、舒州、蕲州等地。淮南节度使刘邺束手无策，请求救兵，僖宗命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人前往增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王仙芝起义军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广大地区，所向无敌，使唐朝统治者上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最初自告奋勇与起义军为敌的宋威，也失去昔日的勇气，他总结康承训镇压庞勋的教训说：“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②这种对起义军的观望态度，遭到宰相郑畋的猛烈抨击，僖宗不得不罢了他的官。

王仙芝进攻蕲州时，朝廷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僖宗最后批准蕲州刺史裴偓的建议，对王仙芝实行招降。王仙芝率黄巢等三十余人入城，朝廷派宦官授王仙芝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并赠予大量财货。在王仙芝甚为喜悦的时候，黄巢等人却甚为不满。黄巢怒不可遏地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同时还打伤王仙芝，“其众喧噪不已”①。王仙芝感到众怒难犯，未敢受命，但从此王仙芝与黄巢分道扬镳，各自行动了。

乾符四年（877）正月，王仙芝攻破鄂州。七月，王仙芝、黄巢共攻宋州，因作战失利而撤围远去。八月，王仙芝又先后攻下安州、随州，生俘随州刺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史崔休徵。接着，又转战于复州、郢州等地。十一月，驻兵于邓州的唐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对王仙芝再次招降，王仙芝遣尚君长前往接洽，又被唐朝廷起用的宋威于中途劫取了尚君长。十二月，宋威向僖宗奏称是在颍州作战时生俘的尚君长，杨复光又揭穿了宋威的谎言。二人争功求赏心切，互不相让，僖宗派人查处，也难明真相，结果尚君长被杀，迫使王仙芝继续与唐军进行战斗。

乾符五年（878）二月，唐招讨使曾元裕于黄梅和王仙芝义军进行决战，结果王仙芝战败被杀，余众在尚让率领下参加了黄巢的队伍。

王仙芝是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发起人，他主张“均平”，对动员群众反抗唐朝的黑暗统治起了推动作用，他是唐末农民战争初期的领袖人物。但由于他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经不起高官厚禄的引诱，一再动摇，影响内部的团结，致使起义军分裂，最后战败牺牲，延缓了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推迟了唐朝统治的灭亡。

黄巢起义乾符三年（876）十二月，黄巢与王仙芝分兵行动以后，第二年二月即攻克郓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攻陷沂州。七月，又与王仙芝共攻宋州，在作战失利后，又单独南进蕲州、黄州，因受唐军阻击，于十一月又北进匡城、濮州，僖宗命颍州刺史张自勉率诸道兵镇压起义军。

乾符五年（878）二月，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附黄巢后，称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废唐僖宗年号，改元王霸，设置官署，建立了农民政权。这时，僖宗又用招降的办法，以黄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黄巢置之不理。三月，黄巢自滑州进攻宋州、汴州，继又攻卫南，接着，又攻叶、阳翟，使东都受到威胁。僖宗急忙调河阳兵千人赶赴东都，又调驻兵荆、襄的曾元裕速到东都，还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应援防遏使，统率河阳、宣武、昭义三镇兵守卫洛阳。同时，还加强洛阳外围重要据点的守备。

黄巢没有强攻洛阳，使统治者出乎意料地突然挥戈南下，横渡长江，相继攻下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等地。八月，黄巢兵向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受阻后转进浙东，开辟了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十二月，巢军攻下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乾符六年九月，黄巢攻克广州，俘虏广州节度使李迢。在广州期间，因起义军多是北方人，不能适应广州的气候，因病而死者不少。黄巢根据部下建议，转进桂州，然后沿湘江而上。在取得潭州全歼守敌的胜利以后，尚让乘胜进逼江陵。面对号称五十万众的起义大军，江陵的唐军不满万人。荆南节度使王铎不敢交战，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己率众走襄阳。王铎去后，“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②。十几天后，起义军才到江陵。由此可见，唐军在镇压起义军的同时，还在继续残害百姓，激化阶级矛盾。

乾符六年（879）十一月，起义军兵向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联兵于荆门阻击。刘巨容伏兵于林中，曹全晸出兵迎战，佯败而退，诱起义军至伏兵处，起义军突然遭到袭击，损失惨重。黄巢与尚让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整顿队伍，渡江东走。有人劝刘巨容穷追黄巢，刘巨容则认为起义军被镇压后他就无处发挥作用，从而不被重用；若使起义军继续存在，他还可以有用武之地，有求富贵的机会。于是，黄巢军从容东去。由此可见，在阶级矛盾全面爆发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仍然有增无减。

黄巢过江后，先后转战于鄂州、饶州、信州、池州、宣州、歙州、杭州等15州之地，众至二十万人。

广明元年（880）五月，黄巢屯兵信州，淮南节度使高骈又用招降的办法，表示愿为黄巢求请节钺，欲使黄巢归附于他。这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都已到达淮南，高骈不愿他们分享其功，遂向朝廷反映，他很快即可平定起义军，请求其他各军返回原地。僖宗同意他的意见。黄巢知道各军离开淮南后，立即和高骈开战，高骈大败，黄巢又一次声势大振。七月，黄巢自采石北渡长江，进击天长、六合。高骈自认为势单力薄，不敢出战。故在严加防备的同时，又上表朝廷告急。十月，巢军攻陷申州，又相继转战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所到之处，官僚地主四处逃亡。十一月，黄巢破汝州，自称“天补大将军”，并向官军宣称：“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①显然这是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僖宗，意欲分化瓦解唐朝廷与地方的力量。

面对黄巢逼近东都，僖宗急忙召宰相商讨对策，当有人提起要重视安禄山入关，迫使玄宗入川的教训时，僖宗极不愉快，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命观军容使田令孜、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等人，负责防守潼关。黄巢很快攻陷东都，挥戈西向。

张承范等人所率的神策军，多是平时募集起来的长安富豪子弟，他们往往贿赂宦官，取得军籍，以求厚赐。现在出征打仗，都与家人相聚哭泣，许多人以金帛雇贫人代行。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战斗力。十二月初，张承范率二千人赶赴潼关，黄巢军也已抵关下。张承范与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共守潼关。齐克让初战失利，败退关内。黄巢乘胜破关，兵向长安。巢军逼近长安，僖宗在田令孜所率五百神策兵的保护下，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

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黄巢于霸上，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市民夹道聚观。尚让向市民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①。起义军碰到贫者，往往赠与财物；对唐朝的官吏则多杀之，特别是唐宗室更是得之者皆杀。

黄巢在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改元金统。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衔者，复其官”②。但宰相豆卢瑑、崔沆，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等人，拒不从命，均被义军捕杀。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仇视起义军又无可奈何，只得举家自杀。张直方表面投降，暗中又与唐官吏过从甚密，也被黄巢杀死。

中和元年（881）正月，僖宗到达成都。二月就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宰相兼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是坚决与起义军为敌的死硬派，僖宗南逃后，关中各地还有唐军数万人，他派人到处联络，想把这些军队组织起来，对抗黄巢。他还约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共同讨伐黄巢军。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当黄巢派人对他进行招降的时候，他又杀了黄巢的使者，以示决不投降。四月，唐各路大军逼近长安，黄巢主动放弃长安，移军霸上。唐军入城后，肆意抢掠，秩序混乱，黄巢乘机反攻入城，唐军溃不成军，死者十之八九，程宗楚、唐弘夫均被义军所杀。这次胜利，又大长了起义军的声威。黄巢再克长安后，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彻底消灭唐军残余势力，而是仍然仅据有以长安为中心的部分地区。这样，势必不能持久下去。

中和二年（882）四月，以中书令兼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首的各路唐军又逼近长安，起义军所辖地区仅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一带。由于人口增多，生产也受战争的影响，粮价大幅度上涨，斗米值三十缗钱。九月，黄巢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向唐投降，更增加了大齐政权的困难。十二月，沙陀首领李克用率军四万人自河中渡河，到关中同州。中和三年（883）二月，李克用与其他唐军和起义军将领尚让十五万之众大战于乾阬、梁田陂一带，结果起义军失利，损失数万人。在东西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李克用又不断派人潜入长安在暗中捣乱。黄巢感到形势颇为不利，遂发兵三万人，扼守蓝田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

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与李克用等唐军在长安激战以后，撤出长安，经蓝田、商州东去。五月，黄巢军名将孟楷进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接着，又攻陈州。由于陈州刺史赵犨早有准备，加强城防，存积粮草，多募勇士，大大提高了陈州的防御能力，故而起义军初战不利，孟楷牺牲。十二月，赵犨求援于邻道，许州节度使周岌、武宁节度使时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即朱温，他降唐后，僖宗赐名全忠），都出兵增援。这些援军仍然不及黄巢军力强大，他们又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中和四年（884）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人自陕、河中渡河而东，向陈州进发。

李克用会许、汴、徐、兖各路唐军，于四月攻克黄巢在陈州以北的据点太康，又攻陷黄巢在陈州以西的据点西华，黄巢被迫退军故阳里。陈州也就解围了。五月，黄巢向大梁转进，朱全忠向李克用求援，在中牟北一战，起义军战败，尚让向时溥投降。黄巢余众不足千人，东向兖州。六月，黄巢与少数义军到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自感势单力薄，难有东山再起的可能，遂自刎而死。黄巢死后，虽然还有他的侄子黄浩领导其余部继续进行反唐斗争，但也为时不久，最后失败。

轰轰烈烈的黄巢大起义，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实攻虚，走遍今天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广大地区，动摇了唐朝的黑暗统治。但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稳定的后方，起义军始终在战争中生存，缺乏经济上的保障和群众基础，故而很难持久下去。就唐朝来说，僖宗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然得到各地方势力的支持。由于黄巢得此失彼，朝东暮西，故没有彻底摧毁唐地方政权与军事力量，仍然是唐政权存在的土壤；同时，还有沙陀李克用等军队的支持以及在关键时刻朱温等义军将领的投降等，都促使起义军最后失败。

黄巢起义失败了，但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黑暗统治，在很多地方惩罚了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地主官僚，大长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志气，大灭了地主官吏的威风。唐朝政权虽然继续存在，但已名存实亡，实际上成了藩镇手中的傀儡。

王仙芝、黄巢起义，是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两个阶段。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虽然不是把“平均”当作革命口号，但它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的愿望。因为封建社会的财产占有不均和赋役负担不均，都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虽然是通过起义军领袖的称号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农民要求，也是极为重要的，它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斗争前进了一步。黄巢起义军持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也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这说明不管从深度或广度上，唐末农民起义军都对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②附表：唐世系表■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第十章 封建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阶级关系的变化

隋代的士族门阀

隋唐时期的阶级关系，主要还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

地主阶级包括皇室、贵族，还有士族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两个阶层。这一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士族门阀的衰落及其退出历史舞台。

隋代的士族门阀是魏晋士族门阀的继续和发展。自东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士族门阀，到了东晋，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北朝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隋唐时期，是士族门阀的最后阶段。

隋代的士族门阀，在社会上仍然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隋朝的建立者杨坚，是在多数士族的支持下取得政权的。

杨坚是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关中的望族之一。他的父亲杨忠是随周太祖宇文泰进据关中的功臣。因宇文氏在北魏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要，故而他不得不依靠关中士族，还有陆续进入关中的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隋文帝正是在这些士族的支持下取周而代之的。隋文帝在和皇太子的对话中明显地透露了这个问题。怀州刺史卢贲，因居功自傲，使隋文帝颇为不满。皇太子杨勇道：“此辈并有佐命之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隋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①隋文帝提到的这些人，郑译、卢贲是山东郡姓，柳裘、韦謩（与柳裘等共助隋文帝夺取政权者）是关中大姓。皇甫绩的外祖是韦孝宽，韦孝宽是关中大姓，皇甫绩也不会例外。至于刘昉，虽非名门士族，但据其家世，也不会是寒门。隋文帝在这些人犯罪的时候还多加迁就，可见他们和隋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隋文帝说若非这些人支持他不至于做皇帝，确是肺腑之言。

在隋朝政权中，士族官员也有重要地位。开皇年间，被称为“四贵”的杨雄、高颎、虞庆则、苏威，都是士族。高颎是世代公卿之后，渤海名门望族；苏威是关中大姓；按虞庆则的家世，至少也应当是士族中的低门；杨雄是皇族。这说明开皇年间的士族，在政治上还是举足轻重的。

另外，作为关中郡姓首望的杨素，更是家世显贵，权大位尊。隋南伐陈时，他为行军元帅，因功封越国公。后又为宰相，很受隋文帝重用，故而他的政治地位崇高，经济实力也十分雄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颇能左右时局。大业年间，虏姓士族的宇文述，关中郡姓的裴矩，江南士族的虞世基等，都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由此可见，隋朝政权中的士族门阀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由于士族势力的强大，门第观念也影响深远。元孝矩是虏姓士族首望，隋文帝“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妃”①。后来房陵王杨勇做了太子，当然①农民起义部分的编写，参考了李斌城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有关部分。还对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有所借鉴。

①《隋书》卷三八《户贲传》。

元孝矩女就是太子妃了。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的崔儦，因其“世为著姓”，越国公杨素“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①。这些都是门第观念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

更有甚者，在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还有些人不敢冲破门第观念的束缚。大业十三年（617）十月，巴陵（郡治在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人，眼看隋炀帝政权朝不保夕，欲起兵反隋。大家共推董景珍为主。董景珍推辞道：“吾素寒贱，不为众所服。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②后来，果然是萧铣做了首领。萧铣是侨姓士族。在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人们的门第观念还如此浓厚，唐代士族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的士族门阀隋代的士族势力虽然还相当强大，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遭到削弱。例如，杨素权大位显，独揽朝政，致遭隋炀帝猜忌。杨素重病在身，隋炀帝唯恐他不死。其子杨玄感也“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③。后来，乘进攻高丽之机，起兵反隋，因失败而遭灭门之祸。在这种此伏彼起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必然有一部分士族势力遭到削弱。另外，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也使一部分士族受到打击。不过，多数士族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延续下来了。例如，李密、窦建德这两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都笼络了不少士族官僚，还有很多士族官僚归顺了唐朝。这就是说，唐朝建立后，士族门阀势力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非常重视门第，他曾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帝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唐德宗时的苏冕更具体地说：“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④显而易见，唐初统治集团自以出身显贵而洋洋得意，直到德宗时统治集团还以此而感到自豪。从这些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唐初政权中士族力量的强大。

宰相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成员。从武德、贞观年间成员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士族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武德年间（618—626），前后任宰相的是：裴寂、刘文静、萧璃、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这些人都来自士族。可①《隋书》卷五○《元孝矩传》。

②《隋书》卷七六《崔贲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④《隋书》卷七○《杨玄感传》。

见武德年间的政权，士族门阀是其骨干力量。

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实际上这是李世民组织的智囊团。这些人中，除了孔颖达、盖文达、颜相时三人外，其他十五人都来自士族。

贞观年间（627—649），先后曾任宰相的二十八人。其中曾有六人（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原是武德年间的宰相。另外，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高季辅、李靖、王珪、温彦博、杨师道、褚遂良、许敬宗等十一人也是士族出身。非常明显，贞观年间的宰相中，士族势力仍占绝对优势。

从发展的趋势看，贞观年间的士族势力比武德年间稍有削弱。这主要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并不是唯看门第，而是颇重人才。例如，魏徵被唐太宗视为一面镜子。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①可见魏徵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可比拟的。另如马周，因偶然的机会被太宗所重用，官至中书令，使太宗须臾不能离开。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①还有刘洎，每有所谏，都得到太宗的重视。这些人都出身寒门。这说明贞观年间的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已不是舍我无他了。

在士族内部，也存在差别，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士族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太宗针对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诸族的自恃门第最高，批评他们“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遂指定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等编撰《氏族志》。但高士廉等仍以崔民幹为第一。太宗甚为不满地说：“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他规定必须遵照“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的原则，重新修订。这样的结果，就出现了新的“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①的谱系。

太宗修《氏族志》，是调整士族门阀内部的社会地位。但客观上却起了削弱士族势力的作用。因为他主张“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也就是“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②。这样一来，由寒门出身的官僚当然也可跻身士族，这就使魏晋以来那种严格的门阀制度出现了缺口；对崔、卢、李、郑等高层士族无疑是一次打击。

高宗、武则天时，士族势力进一步遭到削弱。高宗为立武则天为皇后，①《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曾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褚遂良也说：“陛下必欲以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后来，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在骆宾王的讨武檄文中也指责武则天“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这都是说武则天出身寒门不配被立为皇后。另外，还有来济也曾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③。士族门阀素以儒家的礼教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幽闲令淑”是名门大家理想的小姐。这又是说武则天不符合士族门阀的标准。既然如此，武则天必然对传统的门第观念十分反感。

武则天执政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甚至不明确表态的于志宁都削官被贬，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杀。还有些做了宰相的士族，也有被贬被杀者。裴炎因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又劝武则天归政于子而被杀。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因遭人诬陷而被流放岭南。另外，还有韦巨源被贬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北），苏味道被贬集州（治所在今四川南江），陆元方被贬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总之，武则天在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严重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在打击士族势力的同时，武则天又通过科举考试、试官等各种途径提拔中下层人士充任各级官吏。甚至连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也做了朝散大夫、侍御史；被人视为“素无行”的王弘义也做了殿中侍御史。④更为甚者，凡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当时人称这种现象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怨脱校书郎。”这样“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实际上武则天有她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①。这就是说，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有利于她夺取政权，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和士族标榜门第，鄙视寒门的门阀观念格格不入。大量中下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必然削弱士族的势力。

当然，武则天并不是有意站在庶族人士的立场上，打击士族门阀，而是为了打击政敌而在无意中削弱了士族。武则天及其走卒也想抬高自己的门第，于是，他们就想修改贞观时期的《氏族志》。《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经孔志约、杨仁卿等修改的结果：“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②这就是《姓氏录》。尽管武则天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修《姓氏录》，但其结果使“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可加入士族，无形之中就使以往的士族门阀制度难以维持了。

玄宗用人也不重视出身。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欲以他为①《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尚书。宰相张九龄反对道：“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玄宗怒形于色道：“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答曰：“臣岭海孤贱（张九龄是韶州曲江即今广东韶关人），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牛仙客是泾州鹑觚即今甘肃灵台人）；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对此，李林甫也发表意见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③由此看来，玄宗、张九龄、李林甫等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都不赞成按门阀的标准用人。

从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看，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也有不少士族宰相，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宰相大多不是士族。例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都是玄宗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士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时候，从景龙元年（707）到开元二年（714），中宗又命柳冲、魏元忠、张锡、徐坚等人修改《氏族志》，最后，由柳冲、魏知古、陆象先、徐坚、刘子玄、吴兢等人撰成《姓族系录》（《唐会要》称《姓族录》，《新唐书》称《姓系录》）。为什么要修撰《姓族系录》呢？《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柳冲传》说：“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近百年间，虽然曾经有过高宗显庆年间的《姓氏录》，对《氏族志》有过修改，但由于中宗复辟后，为了表明他的正统地位，立即改周为唐，同时，“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①也就是所谓“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①政治形势的变化，修改《姓氏录》而为《姓族系录》也就十分必要了。

《姓族系录》是因为士族诸姓“至有兴替”而修撰，开元二年（714）成书的结果是“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藩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②。也就是说，在《姓族系录》中地位的高低不决定于原有的门第，甚至“夷藩酋长袭冠带者”也可占一席之地。这和玄宗的用人标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自唐初至玄宗时，士族门阀的地位每况愈下，庶族势力日益增长，士庶合流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了。

安史之乱以后，士庶合流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又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旧的士族门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东汉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到五代就寿终正寝了。《新唐书》的作者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汩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土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③宋朝人这样叙述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大体上符合事实。唐代士族门阀的特点③《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景龙元年。

③《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唐代的士族门阀在演变过程中显示了三个特点。

其一，与其经济势力的强弱和其官品的高低密切相关。从《氏族志》、《姓氏录》到《姓族系录》，反映了唐代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士族门阀的社会地位逐步和官品的高低融合为一体。按照唐代均田制度：“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各级官吏都有“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④的永业田。这些永业田，都免课役。显而易见，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一致的。随着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消长的士族门阀势力，必然也从经济上和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均田制破坏以后，各级官吏还可以通过赏赐、兼并等途径得到大量土地，各级官吏和士族门阀势力在经济上的融合还继续有所发展。

其二，士族门阀的地位和官品的高下相一致，促进了士族门阀制度的没落。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更加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重才轻门第的用人标准，使很多庶族人士跻入士流，从而打破了原有士族门阀不可逾越的鸿沟。原有的士族，虽然在武德年间还在政治上保有绝对优势，但贞观以后，由于士族成分的变化，士庶合流的倾向已日益明显，遂使士族门阀制度江河日下，以至退出历史舞台。

其三，士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受到皇帝的削弱。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针对一些士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但还有“新官之辈”，“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情况，下诏“禁卖婚”。显庆四年（659），高宗针对李义府向士族求婚不成事，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玄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①这些措施，再加上《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等，不断调整士族内部各姓的地位，加速士庶合流的进展，都促使士族门阀制度日益衰落。尽管旧的士族也曾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地位，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到了五代，士族门阀制度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簿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①这种论述，符合实际情况。②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客户、佃民等。自耕农就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先后按照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向朝廷交纳赋税。这个阶层，始终处于分化④《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赞》。

①《通典》卷二《食货》二。

①《唐会要》八三《嫁娶》。

②《通志·氏族略》。

状态中，其中的少部分可能上升为地主或官僚地主，但大部分则受天灾人祸的影响，仅可勉强维持生活，甚至破产流亡，成为客户或佃民。

客户是指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劳动者。他们之中有的成为流民，有的成为佃客、佃家、佃户等佃民。历代统治者为了争取更多的剥削对象，都非常重视客户的问题。隋高颎制定输籍法，就是用轻税的办法使很多客户成为国家编户的。唐后期实行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③，也是要把客户改为朝廷的编户，以便成为朝廷的纳税对象。朝廷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客户为摆脱朝廷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背井离乡，逃亡他乡去做私家的佃户，或者带着自己少量的土地成为私家的荫附户口。这样一来，朝廷的税源大大减少。因此，封建朝廷和各种地主之间也常常为此而发生矛盾。地主阶级内部这种争夺劳动人手的矛盾，正说明客户的数量很多，同时，更说明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及其政权都是靠剥削劳动者而存在的。

各种佃种土地的劳动者，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租种私人土地的佃户，一类是租种封建国家的职田、公廨田、营田的佃民。他们没有土地，佃种地主或官府的土地，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私家的佃户，对地主虽有相当的依附关系，但可以自立户籍，和南北朝时相比是松弛多了。佃种官田和逃户田的承佃尸，最初课税轻些，以后有可能发展成类似自耕农的编户。在屯田（营田）耕作的除了士兵以外，还有召募来的客户。这些客户也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他们和自耕农是农民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主要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国家的政策不断演变。

隋文帝实行了各种改革措施，隋初的自耕农民数量增多，也就是农民占有土地相对多一些，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生产有所发展。大业年间，隋炀帝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致使土地荒芜，生产停滞，故而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唐朝初年，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实行均田制，使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还有天灾人祸的影响，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断处于分化状态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向地主手中转移，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客户和流民，这就必然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正当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唐统治集团内部也有重大变化，从武德到开元初年那种注意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玄宗骄奢淫逸，沉湎酒色，致使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同时，均田制的破坏，安史之乱的爆发，边防战争的频繁，也都是激化阶级矛盾的因素。因此，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尽管也采取过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如德宗时实行两税法，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宪宗时削弱藩镇势力等等，但都没有改变阶级矛盾逐步激化的趋势。同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等各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也促使阶级矛盾有增无减。正是这些原因，唐后期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宣宗时的浙东裘甫起义、懿宗时的庞勋起义、僖宗时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等等，终于使唐朝走向灭亡。由此可见，隋唐两代一样，其建立、兴盛和衰落，都是受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制约的。

③本节参考了田廷柱著《隋唐士族》。

第二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河陇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早在隋唐以前，这一地区就已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如统治高昌的麹氏，本是金城郡榆中（今属甘肃）人；就是高昌人民，很多也是从内地迁徙去的，所谓“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①。唐太宗攻灭高昌，改置为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后又击败西突厥，将西域置于唐朝的统治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一批粟特人迁入河陇地区。此后，唐朝又将归降的诸族人陆续迁入，如陈子昂在安北都护府时，曾上奏朝廷说：“窃见碛北归降突厥已有五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①开元十一年（723），“吐谷浑率其众诣沙州内属，诏张敬忠安存之”②。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又有大批吐蕃人随之迁入。回鹘被黠戛斯击破后，大批回鹘人西迁，居于西州的称高昌回鹘，居于甘州（治今甘肃张掖）的称甘州回鹘。据考证在高昌回鹘境内的民族主要有：回鹘、汉族、吐蕃、吐火罗、高车、■哒、突厥、众熨（一作仲云）、黠戛斯等③。这种人口迁徙的活动直至五代时期仍在继续进行。长期的人口迁徙，使得河陇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杂居民族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众多的民族杂居于同一地区，诸种文化、经济得以互相交流，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诸族人民逐渐组合，共同发展，向封建化过渡。所谓封建化，是指社会制度的封建性质，而社会制度的性质却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通过研究这一时期河陇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可清楚地看到诸杂居民族逐渐向封建化过渡的轨迹。

高昌早在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①。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在麹氏统治时期，高昌的土地大体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官田除屯田外，也有出租现象。“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②。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也有交纳粟麦的现象。民田出租必须向田主交纳田租，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属于麹氏统治时期的租佃契约就有十七件③。说明早在隋唐以前这里就已经存在着封建生产关系。唐朝改置为西州以后，在这里普遍推行了均田制，随着土地关系的变化，租佃制更加发达，租佃契约更加盛行，这一切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都有大量的反映。高昌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也深受中原皇朝的影响。麹氏高昌“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④，“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学校设置亦仿中原，“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①《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①《北史》卷九七《高昌传》。

②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全唐文》卷二一一。

③《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①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史中一些基本问题论证》，《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②《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

③《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④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至5册。

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⑤。“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①。其郡县行政制度包括乡里组织和内地也相一致②。说明高昌已经建立了和其经济基础相符合的封建上层建筑。回鹘本是游牧民族，安史之乱后，和唐朝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唐的影响下，阶级分化加快，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回鹘迁居高昌后，利用当地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过起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正是这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大大地加速了高昌回鹘的封建化。他们建立了一套从都护、宰相、枢密使、于尔齐、断事官到各级大小伯克的官制，构成了当地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产生了卡朗奇、伊得如、库瓦克、图图克、卡达施等各种农民或农奴，属于被统治阶级③。回鹘人包括融合当地已有的汉人、吐蕃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印度人等，除了主要经营农业外，兼营一部分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有较大发展。从已发现的吐鲁番回鹘寺庙壁画看，回鹘人男的着唐式衣冠，穿半长靴，女的穿唐草纹样的大襟衣服④。说明直到这个时期，中原文化对他们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河陇地区的农业，以河西走廊、湟水流域自然条件最好。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较好，唐廷在这里兴置了大量的屯田、营田。“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⑤。其他州郡亦有不少自然条件较好，如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大田多稼，人和岁丰，■军廪师，处勤余裕”，唐高宗也说：“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①经过唐朝一百几十年的发展，到天宝十二载（753）时，“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②。由于河陇地区西连吐蕃，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又是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加之农业生产发达，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唐朝对迁入这里的胡族极少置侨州县，大多令其散居。在有些地方也采取与内地一致的基层乡里制进行安置，如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为安置粟特人而专门设置的。从已发现的敦煌文书看，入迁胡族同汉人一样授田，并负担赋役。这样就使入迁河陇地区的胡族原有的部落结构自然解体，血缘纽带联系被斩断，经过一段时间与汉族的杂居，完全变成了唐朝的编户齐民。由于河陇地区的杂居民族封建化比较彻底，诸族人世居于此，以至于他们以当地为自己的本籍。如昭武九姓人石崇俊“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③。其以甘州而不以粟特本土为籍，说明他们早就居于此地并仿汉俗为籍，然后东向进入长安。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在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推行部落制，征收赋税及商品交换不用钱币，加之丝路堵塞，中西贸易中断，商品经济停滞不前。在土地制度上，推行带有国有性质的计口授田制；在社会结⑤《北史》卷九七《高昌传》。

①《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④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⑤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①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全唐文》卷二○九。

②张说：《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全唐文》卷二二八。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构上，出现了奴婢与各种依附农民数量的增多和僧尼人数增加的变化。④河陇其他州郡情况，由于均为吐蕃统治，大致和沙州相同。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倒退，生产关系逆转的现象。唐宣宗时期，唐朝收复河陇地区，马上着手恢复封建制度，下诏曰：“其秦、威、原并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以后已量定户籍，便任为永业。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囚徒，自今已后，一切配十处收管。温池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闻奏。..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李玼与刘皋即使度计闻奏。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其官健父兄子弟，通传家信，关司并亦不得邀诘阻滞，如要垦辟种田，依百姓例处分。三州七关，如少器械，长吏与量据所申闻奏。”①与此同时，张议潮在沙州也开始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恢复农业生产。重新进行户口和田地登记，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土地调整、清射和均割，赋税制度也相应作了改变。②这样就在河陇地区再次恢复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使得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后，唐末五代的高昌回鹘、沙州曹氏、甘州回鹘等政权，都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并和中原皇朝保持了较密切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灵、夏、朔、代、幽、蓟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周边诸族内附，在隋朝尚不多见，从唐初以来，诸族纷纷归附。为安置降附的诸族人，唐朝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各族原居住地设羁縻府州安置，另一种是在唐朝原边界州内设置侨置州县，以管理内迁各族人口。前一种府州对民族的迁徙影响不大，后一种由于内迁到唐朝原边州内，形成民族杂居局面，促使内迁民族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及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唐朝在关内道的灵（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庆（治今甘肃庆阳）、银（治今陕西横山东北）、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四州境内，共设置侨州府一百零二个，用来安置内迁的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粟特（昭武九姓）等族。在河北道的幽（治今北京西南）、蓟（治今天津蓟县）、营（治今辽宁朝阳）三州境内，共置侨州二十个。营州被契丹攻陷后，即迁原属侨州于幽州境内，用来安置突厥、靺鞨、奚、契丹、室韦、新罗等族归附人口③。此外，唐朝在灵、夏二州南境设置了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合称“六胡州”，用以安置内迁的粟特九姓人和突厥人。开元十一年（723），废六胡州，迁六州胡人于河南、江淮地。开元二十六年（738），迁还六州胡人，置宥州（治今年蒙鄂托克旗南）安置，宥州遂成为唐朝的“正州”，不再属于侨置州。太宗时，粟特九姓人安胐汗率众五千人内附，其孙安思慕曾经任鲁④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页。

①参见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唐大诏令集》卷一三○《收复河湟德音》。

③参见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州刺史①。这里的鲁州即指六胡州之一的鲁州。河东道的朔（治今山西朔县）、代（治今山西代县）二州一带虽无置侨州县，也安置了不少内迁胡族。唐朝廷在这些侨府州内安置了大批的内迁民族人口，如贞观十年（636），阿史那社尔率突厥一万余众内属，唐朝“处其部于灵州”②。贞观十三年，李思摩奉命率突厥部众渡河出塞，“几十万，胜兵四万”，“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诏许之”①。高宗时，“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开元三年（715），十姓突厥“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于河南”②。再如吐谷浑，“咸亨三年二月，徙吐谷浑于灵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③。灵、庆、夏及延（治今陕西延安北）、盐（治今陕西定边）等州，都有其部众分布。其后“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④。太宗、高宗、武则天时期铁勒诸部曾大规模入迁，多置于灵、庆一带。开元初，回纥、同罗、仆固、拔曳固等部再次大规模南下，唐廷将其安置到大同军（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天宝初年，同罗万余帐来降，唐廷“处之朔方河南之地”⑤。党项早于唐初就开始内迁，贞观“五年诏，开河曲地为十六州。是年党项等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余万口”⑥。天授三年（692），党项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⑦。到唐武宗时，据李德裕言，党项人口还有增长，“缘党项自麟、府、鄜、坊至于太原，遍居河曲，种落实蕃”⑧。其居住已经靠近关中及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沙陀原附吐蕃，元和三年（808），归降唐朝，“诏处其部盐州”。不久，奉命迁往河东，安置于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①。唐僖宗时，沙陀首领李克用召募鞑靼万余人充实其部，开赴关中镇压黄巢义军，有功，唐朝授以河东节度使之职，这些鞑靼人也就留居河东了。幽州境内的胡族人口在天宝中（742—755）可考的有两万多户②，分属于八个民族。其实并不止于此数，史籍漏计的当不在少数。

周边诸族除粟特人等一些民族外，大多都从事畜牧业，兼以狩猎为生，极少从事农业。内迁以后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大都改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这一方面是唐皇朝有意引导，另一方面是面对内地以农业为主的新的生活环境，受汉族影响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唐初击败突厥后，面对大量内迁的突厥人，中书令温彦博就极力主张“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③。唐太宗听取了这个主张。从此唐朝廷基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李至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三五。

①《新唐书》卷一一○《阿史那社尔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④《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⑥《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

⑦《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⑧《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

①李德裕：《请先降使至党项屯集处状》，《全唐文》卷七○二。

②《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③《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本上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安置内迁诸族。张俭任代州都督时，对境内胡族，“劝其营田，每年丰熟”④。开元八年（720），为了安置关内、河东、河西新附胡族，唐廷下诏说：“部落有疾苦，使量给药物，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⑤。唐宣宗时，对降附党项“令就夏、银界内指一空闲田地居住”，要求其“各守生业，自兹必令永戴恩信，长被华风”⑥。唐朝廷在安置内迁胡族时，虽允其聚居，但却不是举族而居，往往分割为若干个小聚落，与汉族交错杂居。如河北境内的契丹族，就分属昌州（领龙山县，侨治安次县常道城，今河北安次西）、威州（领威化县，侨治良乡县石窟堡，今北京周口店北）、师州（领阳师县，侨治良乡县故东闾城，今北京房山境内）、青山州（领青山县，侨治范阳水门村，今河北涿县境内）等八州，天宝时所领户口多者不过千余户，少者只有百余户，大多为数百户。名为州县，实则相当于内地州县中乡的规模。关内道的侨置州府大体也是如此，如夏州境内突厥，分属于十六个侨治州，共领二千三百一十九户，每州的户口数也是很少的①。唐朝廷的这种政策，虽有便于控制内迁胡族之意，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②。尽管内迁胡族封建化的道路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这项政策的推行对改变胡族生产结构却是比较显著的。贞观十二年（638），唐廷在对突厥首领李思摩的诏书中就说：“今岁以来，年谷屡登，种粟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③。武则天时，突厥“又请粟田种十万斛，农器三千具，铁数万斤”④。说明他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开始耕织生产了。

在行政管理上，唐朝对内迁胡族允其首领任侨置府州的都督、刺史，享有固定的俸禄，但必须接受当地军政官员的管辖，所谓“诸道军城，例管夷落”⑤。对其人口按内附时间长短分为“熟户”和“新降”。“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①，即是“熟户”。“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②。可见从内迁胡族的第二代起，就同当地百姓一样，完全成为唐朝的编户齐民了。如“兰池胡久从编附，皆是淳柔百姓，乃同华夏四人（民）”③。在唐代虽然侨置州县曾几次发生反唐起义，其原因多是当地官吏、军帅残酷剥削压迫而引起的，所谓“困于诛求，起为盗贼”④，“无故杀伤，致令怨恨”⑤。其性质是反对阶级压迫和封建剥削。

侨置州县的人口既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其户口自然是要上报户部的。从④《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⑤《旧唐书》卷八三《张俭传》。

⑥《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赐入朝新降蕃酋敕》。

①《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②以上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卷三九《地理志》一。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④《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突厥李思摩为可汗诏》。

⑤《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②《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③《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④《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⑤《元稹集》卷四八《王元琬银州刺史制》。

《旧唐书·地理志》中列有的天宝年间灵、夏、幽、蓟等州境内的数十个侨置州的户口统计数看，是向朝廷申报了户口的，这有别于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的普通羁縻州府。同时也要承担赋税徭役，唐朝规定：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⑥。内迁胡族的第二代就要按汉族百姓的标准承担赋税徭役。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凡是内迁较久的胡族人户基本上都已变为封建制下的编户齐民。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的情况和社会环境不同，内迁人口封建化的进程也不相同，甚至有反复现象出现，然封建化和民族组合的趋势却是不可扭转的。

长安、洛阳及内地诸州杂居民族的封建化隋唐时期周边民族及外国人口入居中国内地的很多。在隋代朝廷有意识迁徙人口入内地还不多见，在唐朝统治时期就不断地把周边胡族人口迁往内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唐太宗进攻高丽，“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⑦。总章二年（669），“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①。从代宗大历（766—779）年以来，唐朝在战争中每俘获吐蕃人，“亦令中官部统，徙之江岭”②。会昌三年（843），“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③。唐宣宗时，“突厥居特峨者千二百人”降附，河中节度使徐商“因请从齐、鲁之间隙地以居之，编籍为耕民”④。镇海节度使李锜叛唐，浙东观察使王式镇压裘甫起义，都曾征集境内胡族人入军，说明散居于江淮地区的内迁胡族人口数量不少。在唐朝居住的外国商人也是很多的，如上元元年（760），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刘展作乱时，“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⑤。乾符五年（878），黄巢义军攻下广州（治今广东广州），据说波斯、大食商人被杀者“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①。新罗、百济人在中国居住的也很多，楚州城内（治今江苏淮安）和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就有新罗人聚居的“新罗坊”②。隋唐时期在中国各地居住或经商的外国人，还有天竺（印度）、罗马、日本、高丽、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狮子国（斯里兰卡）、尼婆罗（尼泊尔）、固失密（克什米尔）等国人。由于在华外国人的增多，以至于沿海及内地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不少外国人聚居的“蕃坊”，并有蕃长专门⑥《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⑦《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①房玄龄：《谏伐高丽表》，《全唐文》卷一三七。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

③《唐会要》卷九七《吐蕃》。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⑤李骘：《徐襄州碑》，《全唐文》卷七二四。

①《旧唐书》卷一一○《邓景山传》。

②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上册第258页。

负责管理坊内事务和对官方交涉③。

长安、洛阳作为隋唐两朝首都与陪都，也有大批的胡族与外国人居住、学习和经商。隋炀帝营建洛阳后，就有大批的诸族、诸国人入居经商，到了唐代人数有增无减。长安在唐太宗时，突厥人“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④。“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⑤。“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者皆归之”⑥。在长安、洛阳居住和生活的胡族人并不仅此，还有党项、粟特九姓人、契丹、奚、吐蕃、靺鞨、同罗、室韦、铁勒、南诏等族以及大批的外国人。吐蕃攻陷河陇后，仅西域诸族、诸国使者，就有大批人阻滞不归，留居长安，仰靠鸿胪寺供给，给唐朝廷造成很大负担。贞元三年（787），宰相“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而胡客“无一人愿归者”⑦，全都成为唐朝臣民，可见长安居住的胡族和外国人之多。当时长安的胡商也很多。唐文宗时曾下诏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①。如此多阶层的人向胡商借债，说明在长安的胡商人数确实不少。从“岁月稍深”一句，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多年居住在长安。此外在长安学习的胡族和外国人也非常多。早在唐朝初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②。指国子监所辖诸学及弘文馆、崇文馆的中外学生总数。龙朔二年（662），洛阳置国子监，学生中也有不少胡族和外国人。日本先后多次公派留学生入唐学习，也有自费入唐学习的。至开成二年（837），新罗在长安诸学中留学的学生已达二百一十六人③，为诸国遣唐留学生之最。周边诸族中入学的人数，唐初以吐蕃最多，后以渤海人为多，其他如粟特九姓、南诏、契丹、突厥等族人，都有子弟入国学学习。

众多的胡族和外国人迁入内地诸州和长安、洛阳，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与汉族杂居，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之中，经济文化互相交流，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杂居内地的胡族，往往转营农业并迅速地封建化。从上述入迁胡族在内地“买田宅”、“殖资产”的行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说明胡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杂居后，在汪洋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中，接受当地的生产方式是必然的趋势。

杂居民族在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共同语言，通常是以多数人的语言为共同语。同时，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也逐渐改变，慢慢地趋向一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先进的经济、文化，这是一条数千年来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在唐代，胡族内迁后，往往“服改毡裘，语兼中夏”。不少人“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觌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③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④参见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⑤《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

⑥《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⑦《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

②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全唐文》卷七二。

③《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今”④。受汉族文化熏染已经到相当深的程度。外国商人久居不归者，也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其中有些还颇有造诣，能赋诗作文，如波斯商人李珣就著有《海药本草》，其诗歌有数首见于《全唐诗》卷七六○。外国留学生大都有较深中国文化造诣，其中不少人考中过进士。《东文选》八四《送奉使李中文还朝序》载：“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杠师礼榜。由此以至天祐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大中元年（847），大食人李彦升赴长安，“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①。外国人科举及第后，可以入朝做官。唐制：“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②连外国侨僧都要登记户口，那么商人、留学生、使者等各类外国人，数年不归者自然也要入籍，如居留不归，就成为具有唐朝国籍的人口了。有一点需要说明，文化、风俗的影响是相互的，民族杂居地区尤其如此。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等，在唐代汉族人中一度风行。经过长时间的吸收消化后，诸种文化渐趋一致，到唐末五代时期，对这些文化现象也就极少区分“胡”、“汉”，而成为同一地域的共同文化。

内地各族相互通婚，促使了各族体征差别的消失，最终使民族意识逐渐消失，完全组合为同一民族。在组合中，总是先进的、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性，而人口较少、较落后的民族则较少保留民族特征。唐人陈鸿祖撰《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即使诸国诸族使者，唐朝法律也允许他们娶汉族妇女，只是不准带走③，故其多在当地定居安家。远在岭南，情况也是如此，“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①。对发展岭南经济、文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久居内地，与汉族人世代通婚的胡族人非常普遍，如铁勒人契苾何力，娶唐宗室女临洮县主，生三子，其子契苾明又娶李孝义之女，生三子。其后世的汉族母系血统反倒多于胡人父系血统。诸族互相通婚，繁衍出大量的混血子孙，在改造着汉族民族构成的同时，也推动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继走上封建化的道路，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既深且广的影响。

④《唐会要》卷三六《附学读书》。

①薛登：《请止四夷入侍疏》，《全唐文》卷二八一。

②陈黯：《华心》，《全唐文》卷七六七。

③《唐会要》卷四九《僧籍》。

①《唐会要》卷一○○《杂录》。

第三节 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远在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乃在河济之间，按现在的地理来说，是在黄河下游。由于黄河的不时决口泛滥，也由于黄河流域累次发生战争，社会不安，原来经济重心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甚至显得经济萧条。在这期间，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经济却有所发展，见重于世。三国时的吴国以一隅之地与中原的曹魏相抗衡，东晋和南朝也都以半壁江山和北方诸政权相较量，正是由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发展中的经济的支撑，才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下去。

这种局面到隋统一南北之后，才有所扭转，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得以再现。不过南移的趋势并未完全消泯，到后来还是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去了。

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乱离与经济萧条黄河下游能够发展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是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我国的气候自古迄今虽不时有所变化，但在黄河下游大体还是温和时较多，适于农业的经营。而雨量又多适中，间有亢旱，也并非过于频繁，尤其可以称道的是土壤较为肥沃。在无垠的平原旷野里，纵横的河流更可资利用，如果能够开渠引水，随处灌溉，就可不虑旱魃的为虐。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社会里，只要是不起兵革，社会较为安定，农民安心处于畎亩之中，经济还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在隋统一南北以前，黄河流域的争战相当频繁。且不说较远的汉魏之际，由西晋末年肇始的十六国起伏的乱离，黄河流域就已残破不堪，汉魏以迄西晋的都城洛阳竟成为废墟，无一霸主愿在其地再建都城。这样乱世一直延长到北魏统一黄河以北各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灭掉后秦和南燕，与北魏隔着黄河相互对峙。当然黄河侧畔仍为争战的场所。其后南风不竞，起先还是防河，逐渐变为防淮，最后只能防江。这是说在南朝转变为防淮之时，黄河下游已经平静下来，可以渐次恢复生产了。虽然北魏分裂之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之间仍时有兵争，所涉及的地区并非过于广大，到了北齐的邺都时候，已经近于尾声了。

经济地区人户的增多经济地区的发展，固在于有优良的自然条件，尤在于有充足的人力，从事经营。我国最初的完整户口的记载，始见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其时共有户超过了一千万②。魏晋以后，战乱频仍，户口大为减少。隋代统一南北，顿告升平，人户就显著增多，其最盛之时，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①，虽不及两汉之时，较之南北朝时增益确是很多了。《隋书·地理志》依《禹贡》九州之制，综记全国各郡、各州的人户超过百万的仅雍、豫、冀三州，而冀州且超过两百万。这三州恰又都在黄河流域。当然各州广②《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

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狭不一，属郡多寡又复不尽相同，未可一概而论。若按各郡所属的每县平均户数来说，则最多的为恒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每县有户二万二千，其次为清河郡（治所在今河北清河），每县平均为二万一千户，再其次为襄国（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济阴（治所在今山东定陶）、武阳（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河东（治所在今山西运城）、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荥阳（治所在今河南郑州）、信都（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武安（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面）、襄城（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汝阴（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河间（治所在今河北河间）诸郡。多者有户一方六千，少者亦不下一万三千户。②这些郡大都在黄河流域，更多聚集在黄河下游，仅襄城和汝阴两郡在汝河流域，不过襄城郡就在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和荥阳郡之南，与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牵连的。隋唐之间的乱离，促使全国人口都有所缩减，贞观中，仅得三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与隋代盛时比较，相差殊甚。当时十道中各州的每县平均户数，只有京兆府和汴州为一万一千户，其他各州殆皆不及万户，已难侈言经济重心的所在①。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②，天宝元年（742），有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③，已与隋时差相仿佛。天宝十四载（755）有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④，则较之隋世略有增益。

天宝十四载各州的具体户数已无由得知。两《唐书·地理志》皆记载天宝元年的户口数，这一年黄河流域各府郡中，每县平均户数最多郡当推河间郡，具体户数为一万九千。其次有一万八千户的为京兆府和陈留郡。陈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再次景城郡（即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隋为渤海郡）有一万七千户。济阴郡和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隋为魏郡）皆有户一万六千。广平郡（即洺州，隋为武安郡），有户一万五千，平原郡有户一万三千。这些郡中，京兆、陈留、景城、邺郡、广平诸郡的户数较之隋时，皆有增多。当然还有一些郡有所减少。不过能够有所增加，也并非易事。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的开发人户众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人力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取得农作物的丰收，还有赖于农田水利的开发。隋时重视开凿运河，而且获致相当的成就，可是对于农田水利，竟未多所致力。唐时在这方面的经营远远超过隋代。唐时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为数不少，关中和太行山东尤为繁多。关中本是郑白渠灌溉的旧地，唐时有所谓三白渠⑤，②《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总序》。《志》中各郡户数总和，实为九百零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一户。①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2《隋各州郡户数及每县平均数》。②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4《唐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③《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④《通典》卷七《食货》七。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6《唐天宝元年各道郡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则作八百九十七万三千六百三十四。

⑤《通典》卷七《食货》七。

其在高陵县界的各渠段，其中最短促就有三十里，最长的可达四十里①。当时长安城中的用水，是开凿渠道引用由南山流下的浐河和潏河等河道的水流。其中有的渠水就可用来灌溉。引自义谷水开凿的黄渠，就有一条分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②。关中土地素称肥沃，灌溉所及的地区应是当时粮食的主要产地。

然而最应称道的则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唐代前期，河北道不少的州县都有农田水利的设置，这是当时其他地区所少有的。灌溉地区范围的广大和相关的灌溉地区的密集，也是其他各地所少有的。太行山下相州属县中有邺县，远在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引漳河水灌田，有声当时，泽及后世，这是史起、西门豹措置得宜，也是当地的地势宜于引水。唐时相州所属六县，其中安阳县（为相州治所）有高平渠，邺县有金凤渠，尧城（在今安阳东）有万金渠，临漳有菊花渠、利物渠。而天平渠兼灌邺县和临漳两县的农田，仅临漳县境这条渠道就屈曲流经三十里，实为巨大的工程。就是渤海岸旁的沧州也是一样的。沧州的清池县（为沧州治所）就有引浮水流注毛氏河的渠道和流注漳河的渠道，另外还开凿有无棣河和阳通河。相州、沧州之间的冀州（即隋信都郡）和贝州（即隋清河郡）的农田水利也都可以称道。冀州所治的信都县有葛荣陂，南宫县有通利渠；衡水县（今河北衡水）有羊令渠，堂阳县（今河北新河）的渠则自邢州（即隋襄国郡）巨鹿县流来，下游流入南宫县，应该不是短促的。贝州的清河也有一条张甲河，同样用于灌溉③。这里所举的只是部分例证，应该说太行山东各州像这样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是很多的。

人户增多，农田水利有了具体措施，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的因素，再加上社会稳定，不虞猝起兵革，农业就会得到发展。关中虽亦号称富庶，然以都城所在，仓廪就不易丰登。还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为此颁下诏书，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充实京师①。汾、晋两州（治所分别在今山西汾阳和临汾）在汾河流域，关东自是泛指黄河下游而言。征集漕粮众多的地方，其经济应该是相当发达的。

唐初都城长安用度不广，水陆漕运，一岁不过二十万石，这是容易取给的②。这样的现象并未能较为长久地显现下去。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主持漕政的时候，遂益漕晋、绛（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魏（隋武阳郡）、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邢（隋襄国郡）、贝、济、博（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和聊城）的租赋①。这几州除晋、绛两州外，其余全在黄河下游。开元时的规定较之开皇时更为明显。这是说，黄河下游在当时仍然是皇朝漕粮主要的取给地区，是其他各处所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产绢之州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府》。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七《高陵》。

③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隋唐时期，田土所出，粮食而外，兼重桑麻，而桑尤为重要。

隋时征调，桑土以绢絁，麻土以布②。唐时亦有蚕乡和非蚕乡之分③。其调绢、絁、布，各随乡土所出④。绢絁虽同为户调的主要物品，而绢尤见重于当世。因为绢还可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唐时虽曾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合皆通用。”⑤而绢尤为习见，不与其他诸种相同。这样的规定始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只是以皇朝的制诰，明确久已流行于民间的惯例。绢有精粗的分别，实际价值亦当有所差别。据《大唐六典》所载，全国所产的绢共分八等。一等为宋、亳两州；二等为郑、汴、曹、怀四州；三等为滑、魏、陈、卫、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十四州；四等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十五州；五等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十四州。六等至八等还有三十八州⑥。当时全国列入等第的产绢之州共八十七州，其中位于黄河流域的为三十二州，居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当时蒲州的常贡绫绢，虽未列入等第，也是蚕桑的地区①。这样众多的产绢之州，而质量都属上等，其他各道是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都会《隋书·地理志》的撰者遵循《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旧规，于各州的后序中也曾提到都会。其所称的一都之会有太原、京口、南海、交趾，还有蜀郡等所谓“蜀之旧域”。能够称为一都之会的不外乎当地人物殷庶，货物杂凑等原因。《隋书·地理志》没有提到长江下游的扬州，至于黄河下游则更未有所涉及。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主要的原因应是羡慕扬州的繁荣，并欲亲临其地。扬州与京口隔江相对，可能其繁荣程度尚不及京口，故未见道及，京口于当时隶属丹阳郡。丹阳为东晋南朝的旧京。隋初平陈，曾拆毁殆尽，然为时未久，市廛列肆，即已埒于二京②，也就是说和长安、洛阳相比拟了。北周灭北齐时，也曾摧毁了邺都，并迁其人户于安阳，因为人户尽迁，邺都遂未能像丹阳那样，复现其繁荣的景况。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助长了扬州的繁荣。由于通济渠的畅通，也促成其沿岸都会的兴起。隋炀帝还开凿了永济渠，同样取得了效果。通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汴州和宋州（治所为今河南商丘），永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魏州和贝州。宋州为隋梁郡。魏州和贝州为隋武阳郡和清河郡。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汴州为唐时所设置，其治所浚仪县于隋时为荥阳郡的属县。可知当时通济渠和永济渠虽已凿通，这几处都会尚未都能繁荣起来，所以《隋书·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会相称道。

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③《通典》卷五《食货》五。《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作“麻土以布绢”。绢字当系衍文。④《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通典》卷六《食货》六。

⑥《通典》卷九《食货》九。

①《唐六典》卷二○《太府寺》。

②《通典》卷六《食货》六。

这几处都会于唐代前期都相当繁荣。唐人称道汴州，曾说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③，大梁就是汴州的旧称。称道宋州的话是“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①。陈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这是说，宋州的繁荣仅次于汴州，和贝、魏两州并驾齐驱了。贝州在当时曾被称为“天下北库”，因为江淮州郡输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运储到清河郡②，而魏州的繁荣也是能通江淮之货③。前面说过：邺都自北齐灭亡后，即遭到拆毁，未能再恢复起来。这固然是人户尽行迁走，无力恢复，也是由于邺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沟随着邺都的被毁而湮塞了。永济渠的开凿代替了白沟，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邺都繁荣起来。

由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的畅通，沿岸兴起的都会不仅汴、宋、魏、贝四州，不过像这几州都在黄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悬远，还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书·地理志》所提出的几个“一都之会”，和长安、洛阳东西两京，黄河流域的都会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就人口较为稠密的州郡的众多，粮食较为富饶的产地的广大，绢类丝织产品的精良，以至于繁荣都会的集中而论，都可以说明其时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而且是在黄河的下游。这样的重心由隋初开始形成，中间一再发展，直至唐代，规模就更为具备。事物是经常在变化，这样经济重心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到后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使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不过远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有了南移的趋势，就是没有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心还是会向南移徙的。

如前所说，唐代前期由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黄河下游各州的人户大都皆有所增加，有些州增加的更多，宋州和曹州就都增加了十倍，相、贝、沧、洺、魏各州亦依次增加九、八、七、六、五倍。汴州增加较少，所增加的还不到一倍，当然还有不如汴州的。在相同的环境下，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一些州也在增加，江南道的婺（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宣（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常、润（治所分别在今江苏常州和镇江）四州天宝元年的户数都在十万以上。婺州有十四万四千零八十六户，宣州有十二万一千二百零四户，常州有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七户，润州有十万二千零二十三户。与贞观十三年的户数相较，宣州和常州都增加了五倍，婺州和润州也都增加了四倍。就是江北的扬州，天宝元年有户七万七千一百零五，也较贞观十三年增加了三倍。这样的增加倍数虽然不能和黄河下游人户稠密的州相比较，却还不至于不如作为通济渠畔都会的汴州。这就说明了黄河下游的经济有了发展，长江下游也有可能在后面紧紧追随，已经逐渐可以攀比得上了。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是有利于农业经营的。当地河道纵横，本已易于引水以灌溉农田。就在唐朝前期还不断有农田水利的兴修。③《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①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全唐文》卷七四○。

②杜甫：《遣怀》，《全唐诗》卷二二二。

③殷亮：《颜鲁公行状》，《全唐文》卷五一四。

见于记载的就有昇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湖州和杭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和杭州）以及扬州，其附近各州也都有所兴修④，因而相得益彰，促成农业的发展。唐代初年，踵行隋时旧规，漕运租米，主要取给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州，并未多仰赖于江淮各处。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始陈漕政，以江南户口多，可以多送租、庸、调物。并陈阶级转运的方法。当其总绾漕政之时，虽是更多地漕运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的租输，如前文所曾陈述过的，然重视江淮租米，却是超越其前人的见识。当然，如果江淮农业没有发展，也是难得有这样见识的。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聚江南诸郡船只于长安广运潭中，陈列各郡所产的宝货诸奇物，然船中皆有米，足证漕粮还是大宗。这一年漕山东粮食四百万石，江南租米应有相当多的数量。①韦坚所陈列于船上的宝物诸奇物，绫锦等物实为其主要的部分。广陵（即扬州）、丹阳（即润州）、晋陵（即常州）、会稽（即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吴郡（即苏州）诸郡的船只都有所装载。绫锦在当时虽不如绢的贵重，韦坚以之奉陈于唐玄宗之前，足证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杜甫诗中有句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②越罗和楚练能够和东吴的稉稻一同由海上转输到渔阳，而且舆台之人都能用上，应非等闲的物品。

这里还应该提到扬州作为都会的繁荣。唐代称道扬州的繁荣，说是“扬一益二”。这是说：扬州的繁荣居全国第一，其次才是益州。这是唐代后期人士的口头禅，不过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扬州的繁荣已见重于当世。前面曾经提到隋炀帝的开凿通济渠，就是迷恋扬州的繁荣。扬州的繁荣在隋代以前已经有声望于当世，通济渠的开凿成功，更促进扬州的繁荣。天宝初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扬州近旁广陵、丹阳、晋陵、吴郡、会稽等郡的船舶，还有更远的南海（即广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宣城（即宣州）诸郡的船舶。这些船舶都是经过扬州城下，再北进入邗沟，广通渠才能够达到长安的。这是说扬州的交通不仅借邗沟和通济渠达到长安和洛阳东西二京，还可借长江及其支流赣江和湘江，达到长江中上游和岭南各地，有这样广泛的交通网络，扬州当然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也带动了扬州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发展，再加上人户的滋长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就显得蒸蒸日上，与前不同。扬州既地冲要，自多富商大贾，也多珠翠珍奇的货物，因而出任当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罗致数万，偶有清廉者还受到称誉①，这也可以显示扬州繁荣的具体情况。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发展，乃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乱起，中原板荡，人户南迁，促成这样的发展，浸假代替黄河下游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间的渊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已为其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容漠视的。当时人户南迁，固多趋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迁往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的也非少数。据说：“自④《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①《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昇州本润州的江宁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置州，后废，唐末复置。②《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

①杜甫：《后出塞》，《全唐诗》卷二一八。

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升邑，十倍其初。”①可是后来经济重心的所在，并非移徙到荆南江湘等处，其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①《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

第十一章 学术文化的发展

隋唐两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隋朝国祚短促，但承继南北朝学术发展余波，学人辈出，为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人在经学、史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

第一节 经学的一统和发展

经学的一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②，“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①。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③，“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④。“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彦之、刘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①，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之于仁义，莫若儒”②，因而，武德二年即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置生员传习经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设文学馆，广引南北硕学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赡给丰足，轮番供值；即位之后，又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讨政事。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请入国子学随名儒晓习经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学问家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张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礼遇。唐朝境内习儒谙经蔚为风气。

但是，经过南北朝经学的南北浪淘沙，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这些人长期传习儒经各有心得，而颜氏所作五经《定本》，多尊从其祖颜子推《颜氏家训》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颜师古依据“南学”经疏训校五经，故受到“北学”儒士的责难，虽则如此，颜师古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③。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②《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②《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③《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④《隋书》卷七五《褚辉传》。

①《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②《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③《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180卷（其中《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6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①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②，“至相讥诋”③。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6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④。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①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徵、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加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③。陆氏还著有《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并行于世。

学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①《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②《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③《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

④《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页。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页。

③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穀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①。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②。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③，著有《集注春秋》20卷，《类礼》20卷，《君臣图翼》25卷，《春秋集传纂例》10卷，《春秋微指》3卷，《春秋集传辨疑》10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①。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②，主张加强朝廷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③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匄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④。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匄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⑤。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五经总义类》。

②《新唐书》卷二○○《啖助传》。

③《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

①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1979版，第515页。

②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③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

④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⑤《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稽古守正”①，“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④。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④，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③。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④《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

③《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郑覃传》。

第二节 史学的发展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⑤，“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③。史馆的得名，起自北齐④，当时邢子才作诗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馆”之句。唐朝建立后，因袭隋朝制度，置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佐郎四人组成。太宗贞观初，简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属门下省。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至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大明宫筑成后，史馆移至门下省南面⑤。同年，唐朝开始大规模的撰修“五代史”，这样，《梁书》、《陈书》、《隋书》、《周书》、《北齐书》以及《南史》、《北史》、《晋书》经数年相继修成。

中国史学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见史载，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承继己业，司马迁铭记父志，历经艰难，百折不挠，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著《史记》；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潜精研思，欲就其业”⑥，历经二十余年，修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初唐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不仅保证了史书编撰的权威和质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书编撰的突出特点。

《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①。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魏徵虽⑤《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②令狐德棻：《请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

③《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

⑤《唐六典》卷九《史馆》。

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

①《后汉书》卷四○《班彪附班固传》。

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②。十年（636）奏上。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③《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属文，辞核而理畅”④。隋文帝开皇初受命撰《齐史》，书未成即病终。李百药贞观初官中书舍人，贞观元年太宗敕令撰《齐书》。他遵循其父的编纂意旨，并详加考论，于贞观十年撰成《北齐书》（区别于萧子显《南齐书》）50卷。宋人对《北齐书》多有评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北齐书》多用当时俗语就颇为推崇。另外，《北齐书》到北宋时就散佚不全，后经宋代史家校勘辑佚，才得以传流至今，如许多纪传即兼采《北史》，“今《北齐书》各纪各列传凡称神武、文宣及无论赞者，皆非百药作，皆《北史》也”①。《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对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的状况甚为关注，因而“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②，即编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师分别于隋末和武德九年（626）两次撰修此书，“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④。李延寿贞观中曾奉诏参与撰修《晋书》、《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终先志”，将齐、梁、陈五代旧事他书未载的条目，昼夜抄录。这样，从贞观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寿终于完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的撰写。接着，他将撰就的史书交与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详加勘正，“许令闻奏”，又“遍谘宰相”⑤，然后书《上南北史表》奏上。显庆四年（659），《南史》、《北史》获唐朝廷批准传布，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传③。《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的单一片面性，以统一国家的姿态撰述史事，体现了统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书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同时，《南史》、《北史》开启了唐朝编撰通史的先河。

贞观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这五部史书原是一部书，即称为《五代史》。虽则《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别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和魏徵，但总负责人却是魏徵。魏徵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而且撰写了梁、陈、周、齐诸史的总论和《隋书》的序、论。这种修史体制的完善，既便于对史书体例等的统筹规划，又可发挥撰修者各自所长，《晋书》、《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这样。

《晋书》题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参加撰修的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②《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③《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

①《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五。

③④⑤《北史》卷一○○《序传》。

李义府、薛元超、辛玄驭、刘裔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在此之前，有关晋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晋书，是因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①。撰修者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他史著，“分功撰录，莫不传考前文，旁求逸蔓，举其精要”②。同时，著名史家令狐德棻等人“详其条例，重加考正”④，经数年撰修，至贞观二十年三月书成奏上，总10帝纪、10志、70列传、30载记，共130卷。后世对《晋书》多有评说③，但从总体来说，《晋书》的编撰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载记部分，天文、律历、五行诸志的撰修，皆堪称观采，特别是唐太宗御撰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更增加了《晋书》的权威性。由于《晋书》的广泛流传，此后十八家《晋书》多失传。

《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①。贞观十年（636），《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30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幾私修的《史通》20卷，贞元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200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①。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12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②，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①《北史》卷前说明。

②《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

③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

②《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隋书》卷七五《儒林传》。

②《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重”③，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④。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珽，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⑤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30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⑥，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⑦；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20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②。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①。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③《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

④《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⑤《旧唐书》卷一八九《敬播传》。

⑥《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

⑦《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李善传》。

①《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

②《旧唐书》卷一八九《王玄感传》。

①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1978年版。

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②。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幹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③。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100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幹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④。

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①，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②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搢绅大夫多以入选为耻，称此书为“勋格”。从《氏族志》到《姓氏录》，唐政权内等级门阀的覆盖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门阀以此为耻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③，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幾、陆象先、刘知幾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200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10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20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10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有：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撰《王氏家牒》15卷、《家谱》20卷；四门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实论》10卷。史家刘知幾撰《刘②《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③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08页。

④《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①《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②《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③《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氏家史》15卷、《谱考》3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④；开元时左散骑常侍韦述“好谱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①；天宝时集贤校理萧颖士，“通百家谱系”②，著《梁萧史谱》20卷；孔至著《姓氏杂录》1卷。唐代著名的谱学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间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时称“肉谱”③，即活的人物典。武则天时太子司仪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记》20卷、《衣冠谱》60卷。此后的谱学家，如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韦述、萧颖士、柳芳，虽“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④，柳芳自己更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足见路敬淳对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

④《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①《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②《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③《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

④《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图版目次

一、河北赵县安济桥隋二、彩绘陶乐俑群隋河南安阳出土三、簪花仕女图（局部）唐周昉四、马球图（壁画）唐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五、彩绘载物骆驼及牵驼俑唐陕西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六、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张萱北宋赵佶摹本七、步辇图唐阎立本八、彩塑一铺唐敦煌石窟第328窟九、劳动泥俑群唐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十、兽形玛瑙杯陕西西安唐代窖藏出土十一、舞马衔杯银壶唐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十二、牵驼纹“胡王”字锦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三、狩猎纹印花绢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唐陕西周至县出土十五、东罗马金币（右背面）波斯银币（右背面）日本和同开珍银币（正面）陕西西安出土十六、庸调布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七、怀集庸调银饼唐陕西西安出土十八、史天济请取永业田辞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十九、伊吾军屯田文书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二十、《论语》郑玄注写本残卷唐新疆吐鲁番县出土二十一、维吾尔族诗人坎曼尔抄白居易《卖炭翁》残页唐新疆若羌县米兰故城出土二十二、卜商帖唐欧阳询清乾隆拓本二十三、倪宽赞唐褚遂良清乾隆拓本二十四、颜真卿自书告身唐清乾隆拓本二十五、神策军碑唐柳公权北京图书馆藏宋装裱本二十六、论书帖唐怀素清乾隆拓本以上图版共二十六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十三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图版十四至二十六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图版一，系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照片。图版二，选自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文物》。图版三、图版六，图版四、图版五、图版十一、图版十四，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丛书之三《辽宁省博物馆》和丛书之一《陕西省博物馆》。图版七，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一集。图版八，图版九、图版十二、图版十三、图版十六，图版十八、图版十九、图版二十一，图版十五、图版十七、图版二十，图版二十五，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彩塑》、《新疆出土文物》、《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北京图书馆藏宋代装裱《唐神策军碑》简装本。图版二十二至图版二十四、图版二十六，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

丁编传记

第一章 隋文帝

第一节 谋取北周政权

隋文帝（541—604）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县（今属陕西）人。父亲杨忠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母亲吕苦桃，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生坚于冯翊般若寺。及长，“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①。凭借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才能，由成纪县公、大兴郡公而继承了随国公的爵位。建德五年（576），杨坚为右三军总管，从北周武帝伐齐，破邺城，进位柱国。又与宇文宪击灭了北齐最后的反抗势力任城王高湝，以功除定州总管。

宣政元年（578），北周宣帝继位，立杨坚的长女丽华为皇后。以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不久又迁升为大前疑。宣帝每次出巡，常命外戚杨坚留守京城，因此位望日隆。

北周宣帝是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他恣情声乐，“多聚美女，以实后宫”。立了五个皇后。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群臣，内至宫女，被杖打、诛杀的人很多，以致“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①。这种情况对杨坚夺取政权自然极为有利。

本来鲜卑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族士人的力量。

杨坚系出弘农杨氏，是士族中的高门，拥有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他在政治上是有一番打算的，曾经对密友郭荣说过“吾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②的话。他做定州总管的时候，庞晃就曾向他建议：“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③杨坚觉得这样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但所结纳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治集团。刘昉、郑译、高颎、李德林等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大象二年（580），周宣帝死了，八岁的儿子宇文阐做了皇帝。于是以杨坚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便乘机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的策划下，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同时，以赵王宇文招将嫁女于突厥为名，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反抗。这样，杨坚便以左大丞相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

但这时反对杨坚集团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立即发动了武装对抗。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尉迟迥以北周重臣，据形胜之地，众至数十万。“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①，声势至为浩大。杨坚派韦孝宽率重兵进攻相州，并以王谊、梁睿分别进击郧、益两地。这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久已厌乱的人民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尉迟迥“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①《周书》卷七《宣帝纪》。

②《隋书》卷五○《郭荣传》。

③《隋书》卷五○《庞晃传》。

①《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

下者，非有匡合之才”，而“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②，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的向背。加以在军事上的措置得宜，三处的反抗武装，很快就被击破。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南逃于陈朝，王谦也被杀死。杨坚的这一胜利，稳定了内部的统治秩序。接着便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毕王宇文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同时又拉拢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部分鲜卑贵族。这样就使杨坚集团改朝换代的计划，不再受到任何阻碍。大定元年（581）二月，由随国公晋封随王，“位在诸侯王上”的杨坚，经过一番“禅让”之后，便正式做了皇帝，国号隋③，改元开皇，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从此，隋文帝便以汉人天子取代了长期统治北中国的胡人政权。

②《隋书》卷六六《柳庄传》。

③隋文帝建国后，恶随字带辶，辶训为走，故去辶为隋。其建国以前所称随公、随王，仍应作随。说见殿本《隋书目录考证》。

第二节 改革政治制度

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①。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②。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首先改革行政制度，以加强朝廷的权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综合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事无不总，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二人。内史省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在地方，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③的情形。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的建议，废除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①。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②，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③，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刺史④，“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高祖纪》作“吏”）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⑤。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③《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

①《隋书》卷七五《刘炫传》。

②《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

③《隋书》卷七三《柳俭传》。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衷，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轘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因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①。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②，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③，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⑤。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⑥。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⑦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⑧。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①。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②。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①②《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③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87页。④《北史》卷六○《李弼等传论》。

⑤《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⑥叶适：《习学记言》卷三九《唐书表志》条。

⑦《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⑧《新唐书》卷五○《兵志》。

①《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

②韩国磐：《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三节 处置民族关系

隋文帝建国之初，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每每劫掠边疆，严重地威胁着隋朝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统一，隋文帝采取了武装防御的措施，以求得边疆的安定。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木干可汗时，势力极盛，“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③，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北周与北齐对峙时，争与突厥结姻好，输财物以求援。北周末年，曾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嫁与沙钵略可汗。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时，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宝宁合谋，进拢边地，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千金公主又极力劝说沙钵略替她娘家北周报仇，于是突厥大举进攻。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遭到严重的抄掠杀伤，弄得“六畜咸尽”①。面对突厥的侵犯，隋文帝坚决进行了还击。他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迎击突厥，打败了沙钵略的进攻。于是隋文帝一面加强防御工事，兴筑长城和沿边的城堡，一面采取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②的建议，利用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结果，阿波可汗投归建牙葱岭以西千泉（怛罗斯河畔）地方的达头可汗。此后达头可汗也正式从沙钵略大可汗的统属之下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于是突厥便分为东西两部分。沙钵略在西突厥和契丹东西两面威胁之下，便在开皇四年上表称臣，愿意“永为藩附”③。从此保持了边境的和平。吐谷浑，本为羌族，据有今青海和新疆南部。其首领则为鲜卑人，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于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隋文帝初立时，吐谷浑统治者吕夸也乘机进扰，致使隋文帝一度废弃弘州，给隋朝很大的威胁。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出击，吕夸战败逃走。但不久又来寇边。开皇三年，汶州总管梁远又大败吐谷浑。到隋统一南北后，势力强盛，吕夸才不敢再来骚扰。开皇十一年，吕夸死，子世伏立，隋把光化公主嫁给他。世伏为部下所杀，弟伏允立，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是朝贡岁至”①，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地处东北的契丹、靺鞨等族，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隋文帝对他们都作了妥善的处置。

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使各族人民赢得了一个“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②的生活和生产的安定环境，为隋代统一南北，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③《北史》卷九九《突厥传》。

①《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②《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

③《隋书》卷八五《突厥传》。

①《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

②《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第四节 平定南方

由于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晋室南移，北方各族统治者互争雄长，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北方经济发展和民族组合的进程。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由于北方人民不断南迁，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南方经济也得到了发展。这就使得南北分裂，不但失去了民族斗争的意义，而且徒然给南北人民造成战争威胁，并且阻碍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实现统一便成为当时南北人民一致的要求。

隋文帝取代北周以后，便有并吞江南之志，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今安徽合肥），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当时群臣竞献平陈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书：“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今江苏六合）、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湖北巴东）、襄、荆、基（今湖北钟祥）、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①隋文帝看了非常高兴，从此确立了平陈的方略。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因萧琮入朝，遂灭后梁。梁宗室萧岩、萧奔陈。晋州刺史皇甫绩进言陈有三可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②于是隋文帝便以陈国纳萧岩为借口，发动对陈国的战争。

开皇八年三月下诏伐陈，并且宣布了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十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河南潢川）誓师，以要必胜。

正当隋军分道进发的时候，消息传到陈朝，施文庆、沈客卿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③。及闻隋军临江，陈后主还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①孔范也说隋军决无渡江之理。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在末日已经降临的顷刻之暇，还“奏伎纵酒，作诗不辍”②。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

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进拔姑孰（今安徽当涂）。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隋军直入朱雀门，城内文武百官纷纷逃散，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躲到景阳宫内枯井中，为隋军所获。

①《隋书》卷六○《崔仲方传》。

②《隋书》卷三八《皇甫绩传》。

③《陈书》卷六《后主纪》。

①②《南史》卷十《陈后主纪》。

杨素与刘仁恩率水军下三峡，大破陈将吕忠肃，乘胜至汉口，与杨俊相会。时建康已破，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洗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

隋文帝的这一巨大胜利，使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不久，又镇压了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等豪强地主的叛乱，并下令销毁“人间甲仗”，对于江南诸州私造的大船，也“悉括入官”③，进一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③《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第五节 发展经济

隋文帝在发展经济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魏、周以来的均田制。除授予贵族官僚大量土地外，农民一夫一妇规定授田一百四十亩。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宽乡农民可以得到足数的土地，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但无地少地的农民终究得到了一些土地。隋文帝又把北周岁役一月的十二番法，减为岁役二十日。又改定服役年限，由北周规定的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改为二十一岁至五十岁。裁减了服役年限，并缩短了每年的役期。隋文帝还加意农田水利的兴修。①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针对北齐以来，“豪党兼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②的情况，隋文帝进行了户籍整理，以扩大租调收入。他首先制定了保闾制度，畿内以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畿外保上为里，设里正；里上为党，设党长。由保长、闾正、族正、里正、党长等办理均田、征税与户籍。开皇五年（585），“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③。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户口检查。在检查中，奖励人民互相举发，凡亲属自“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④。这次检查的结果，得到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为了进一步防止户口隐漏，高颎又建“输（租赋）籍（户籍）之法”，由朝廷制作“输籍定样”，下令各州县依样确定户等上下，减轻税额。“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自此“奸无所容”⑤。这样就使隋廷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户口也迅速地增加起来。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以长安城“凋残日久”，在城东南龙首山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叫大兴城。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系国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①，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隋文帝鉴于前此币制的混乱，铸造标准的五铢钱，禁用古钱和杂钱。五铢钱“所在流布，百姓便之”②，使货币得到统一。开皇时，又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采冀州刺史赵煛所定的“铜斗铁尺”③，颁行全国，度量衡也统一起来了。至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④，这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由于隋初以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隋书》称：“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⑤这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谓“开皇之治”的实际情况。

①参见胡如雷：《隋文帝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②③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③《隋书》卷四六《赵煚传》。

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隋书》卷二《高祖纪论》。

第六节 隋文帝与独孤后

隋文帝在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中，是一个比较重视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之初，就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⑥。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氈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谴责”⑦。史称：“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①生活特别俭约。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553—602），是北周功臣独孤信的女儿。十四岁嫁给隋文帝，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幽州总管阴寿报告一个情况，在与突厥的互市中，有一箧价值八百万的明珠，劝她买了。独孤后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②可见她的识见非同一般，文帝因此也很敬畏她，许多事情都听取她的意见。文帝临朝时，独孤后一同前去，坐在阁内，派宦官打听情况，“政有所失，随则匡谏”③。因此宫中称为“二圣”。

开皇十三年（593），下诏建仁寿宫于岐州之北，使杨素监造。平山填谷，以建宫殿，规模很大。因督役严急，丁夫死者以万数。开皇十五年，仁寿宫修成。文帝到了那里，看到宫殿十分壮丽，大怒道：“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④杨素听了，很怕受处分。但独孤后对这所离宫感到很满意，文帝的态度也就变了。第二天召见杨素，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

独孤后生性嫉妒，后宫不敢进御。尉迟迥的孙女有美色，文帝很喜爱她，在仁寿宫得幸。独孤后伺帝上朝，暗地把她杀死。文帝得知后，大为愤怒，从苑中单骑出走，入山谷二十多里。高颎、杨素慌忙追去，扣马苦谏。文帝叹息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⑤好容易把文帝劝回宫中。后来皇后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心怀愧恨，便常在文帝面前短毁他，高颎终于被陷害而除名为民。

太子杨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他曾经把蜀人所做的精美的铠甲，再加装饰，文帝看了很不高兴，告诫他“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①。后来遇到冬至节日，百官都到太子宫，太子张灯奏乐来庆贺。文帝大不以为然，下诏责难太子，从此父子便生猜忌。独孤后又因太子妃元氏无宠，遇心疾而死，疑有他故，颇为不平，乃派人伺察太子过恶。而晋王杨广则矫情饰诈，内谄母后，外结朝士，特别是拉拢权臣杨素，积极进行夺取太子地位的活动。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废黜了“抚军监国几二十年”的太子杨勇②，立杨广为太子。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卧病在床，一次看到宠姬宣华夫人仓促从外面⑥《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⑦《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②《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③《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五年。

⑤《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九，文帝开皇二十年。

②《隋书》卷四五《文四子传》。

进来，神色有异，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不觉流泪说：“太子无礼！”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③便叫柳述、元岩，让他们草诏召回杨勇。杨素得知，立刻告诉太子，矫诏逮捕了柳、元二人，派亲信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把宫人全部赶走。隔不多久，隋文帝就死了，时年六十四。《隋书》作者在列举了隋文帝的主要政绩以后，称赞他为“近代之良主”。并且指出他素无学术，诛废功臣，听信谗言，用法严峻等缺点④，虽不失为持平之论，但未说明隋文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范文澜则有一个很恰当的评价：“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①③《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第二章 隋炀帝

第一节 称帝以前

“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隋炀帝（569—618），姓杨，名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开皇元年（581）封为晋王，任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总管，时年十三。次年，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文帝特选项城公王韶为行台右仆射①，齐安公李彻总晋王府军事②，作为他的辅佐。王韶性情刚直，杨广遇事则向他请教，因而得免违背法度。

开皇六年（586），杨广改任雍州（治今陕西西安）牧、内史令，掌管出纳王命的内史省和京城地区的行政事务。过了两年，他被调往寿春（今安徽寿县）担任淮南道行台省尚书令，主管伐陈的战事。他以行军元帅，在长史高颎、司马王韶的辅佐下，统领兵马五十一万八千人，进攻江南。开皇九年（589）春，攻下建康，灭亡陈朝。杨广下令处死了施文庆、沈客卿等一批邪恶的官吏，又派人收集图书，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因此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

杨广得胜回朝，进位太尉，再次出任并州总管。不久，隋文帝鉴于江南豪强势力高智慧等人的叛乱，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派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每年入朝一次。开皇十四年冬，以武候大将军从文帝东祀泰山，事毕归藩。开皇二十年夏，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西突厥大败，杨广胜利班师。这时他三十二岁，已经是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声名籍甚，冠于诸王”①，因而也就不断滋长了他的政治野心——阴谋夺取太子杨勇的地位。

弑父诛兄，夺取帝位隋文帝有五个儿子，杨勇最长，开皇元年立为太子。以次为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他们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杨勇为人率意任情，无所矫饰。曾因“文饰蜀铠”，为文帝所不喜，告诫他不要奢华。后遇冬至节，杨勇穿法服，陈音乐，在东宫受百官朝贺。文帝认为这事违反了君臣礼制，更加生气，下令禁止，从此对杨勇逐渐产生疑忌。杨勇还很好色，专宠爱姬云昭训，却不爱嫡妃元氏。开皇十一年（591），元氏突然得病死亡，独孤后怀疑她被暗害，很不满意杨勇；对云昭训专擅东宫，更为不平。经常派人侦察杨勇的过失。杨广得知这些情况，特别矫饰自己的言行，表面上装作只与萧妃相处，不近其他女色。每次入朝，车马侍从也很俭约，又虚情假意地讨得父母欢心，说他不知何故得罪太子，太子有意加害于他。独孤后听了忿然说：“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①杨广探知皇后已有废立之意，①此据《隋书》卷六二《王韶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及《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均误作“项城公歆”。

②此据《隋书》卷五四《李彻传》。《炀帝纪》上作“安道公才李彻”，安道公乃李彻后来封号，“才”字为衍文。

①《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①《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更是积极进行活动。那时反对废立的高颎已经失势，而杨素则大权在握，可以左右朝政。他便派人联络杨素，取得杨素的支持。杨素一面向独孤后称誉杨广，诋毁太子，与宫内联成一气；一面又在外廷中大肆活动，说太子的坏话，连太史令袁充也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时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探听太子的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太子的过失便在宫廷内外传开了。隋文帝本来对太子不满，因此更加恼怒，开皇二十年，下令废杨勇为庶人，杨广终于夺取了皇太子的地位。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卧病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西），杨广随侍宫中。他写信问杨素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同时，杨广又无礼于文帝的宠姬宣华夫人，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立刻令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起草诏书，要召见杨勇付托后事。杨素闻知，立刻告诉杨广。广矫诏执柳述、元岩下狱，派亲信张衡杀害了隋文帝，又派人杀死杨勇。在这年七月杨广登上帝位，改元大业。

第二节 兴东都，开运河，频繁巡游

兴建东都

杨广席丰履厚，奢侈无度。即位之初，就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据诏书说，营建东都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洛阳地处中原，“水陆通，贡赋等”，漕运较便，可以解决粮食、物资供应的困难。二是“南服遐远，东夏殷大”①，洛阳地位适中，可以照顾全局。他的根本意图，在于进一步巩固隋政权对全国的统治。

在营建东都之前，隋炀帝下令调发丁男数十万，自龙门（今山西河津西）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属河南），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挖了一条长达两千多里的弧形壕沟，沿沟设置关防，作为保护长安、洛阳地区的重要防线。接着在大业元年（605）的春天，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为东都。新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洛水横贯城中。周围有七十三里多。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修，十个月就建成了。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那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营建东都的同时，又在洛阳城西修建显仁宫和西苑。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周围十余里。崇峦曲涧，异草奇花，极园林之胜。西苑周围两百里。苑内有称海的人工湖，海上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岛），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分布其间，掩映生姿。海的北面有龙鳞渠，迂回曲折，流注海内。沿小渠立十六院，每院设一个四品夫人的妃子以主管院事。苑中楼堂花木，穷极华丽。隋炀帝最喜乘月夜，携宫女数千，跨马来游，往往弦歌达旦。

开通运河隋炀帝兴建的又一巨大工程是南北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四段：第一段是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谷、洛二水相会处）引谷（即涧水）、洛水入黄河，从板渚（今河南成皋东北）引黄河水入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引汴水以达淮河，至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这段河道主要是就旧有的浪荡渠（又名鸿沟，在成皋附近）及其下游的汴河加以疏浚而成。

第二段是山阳渎。从山阳起，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故道，加以疏浚扩大，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全渠广四十步，两旁均筑御道，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第三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又发河北军民一百余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西南郊）。由于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丁男不供，始役妇人”①。可见徭役的特别繁重。

第四段是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又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入于钱塘江。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在短短的六年中，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源郡，南至余杭，长达四千八百多里的大运河开通了。在开凿过程中，几百万劳动人民栉风沐雨，忍饥耐劳，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他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终于完成了这项举世罕见的伟大工程。

大运河的开通与隋炀帝巡游享乐的动机，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南北经济特别是江淮、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北物资的交流成为迫切的需要，大运河就是适应这种历史情况而出现的。它一方面通过漕运，交流南北物资，一方面在军事上有利于加强对东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频繁的巡游与这些兴建相伴而来的，是隋炀帝的到处巡游。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就坐船游江都；三年，北巡榆林（今年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四年，到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出塞，巡视长城；五年，西巡河右（即河西）；六年，再游江都；七年至十年，三次东征高丽；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十二年，第三次游江都，直至十四年被杀。通计他居京时间不到一年。每次出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①。还按照州县官吏供献的多少，加以奖罚，“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②。因此官吏都拚命地剥削人民，借供献以饱私囊，无不“家累千金”，而广大人民却要遭到“逆折十年之租”的惨祸③。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①《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③《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三节 政治措施

隋炀帝对开皇时所定的各种制度作了一些修改，有的出于复古，有的意存改进，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官制方面，大业三年，改内侍省为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并为五省。尚书省各曹原有侍郎三十六人，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副尚书。其余诸曹改称为司，侍郎改称为郎。又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下设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后并为织染）、铠甲、弓弩（后废此二署）、掌冶等署，专管各项手工业。唐朝的六部侍郎和少府监，即沿此而来。

隋文帝时废郡留州，实行州县两级制。炀帝复古，改州为郡，郡置太守，成为郡县两级制。又设司隶台，派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每年二月出巡，十月入奏，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有所发展。

法律方面，大业二年，炀帝因“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①。次年由牛弘等撰成新律，即《大业律》，凡十八篇，五百条。在某些地方虽较前有所减轻，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便“生杀任情，不复依例”②，法律不过具文而已。

经济方面，炀帝即位之初，因府库盈溢，下令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年二十二成丁，对赋役略有减轻。大业五年，又下诏“天下均田”③，继续推行均田制。又以户口多漏，用民部侍郎裴蕴建议，仍用以前“大索貌阅”的办法，普遍检查户口。于是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用这种争取劳动人手的政策，来加强官府的经济力量。文化方面，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601）废除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只留国子学，不久又改国子学为太学。炀帝即位，恢复国子监，依旧置国子祭酒，并加置司业一人。四门学和州、县学也恢复了。

文帝时曾采牛弘建议，搜访遗书及平陈朝所得，经籍渐备。藏在宫中及秘阁的书籍，有三万多卷，合重复本共八万卷。隋炀帝命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经）、乙（史）两部，西厢藏丙（子）、丁（集）两部。殿后起二台，分藏魏晋以来法书名画。还在内道场聚集道经和佛经，分别编写目录。对历代藏书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所以《旧唐书》说：“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④这些书后来虽有损失，但大多为唐朝所得了。

炀帝所推行的这些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在大业五年以前，国家尚在承平之时，后来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严重，也就无暇顾此了。

①《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②《唐六典》卷六《刑部尚书》。

③《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④《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

第四节 穷兵黩武

隋炀帝自恃国富兵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①。即位之后，就对周边各族不断进行各种军事、外交活动，进一步扩张隋朝的国势。

大业元年（605），契丹侵扰营州（今辽宁朝阳），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进击契丹。韦云起率突厥骑兵二万，诈称往柳城（治所营州）与高丽交易，乘机偷袭，俘获契丹男女四万和许多畜产。韦云起以功升为治书侍御史。由此加强了东北边防。

大业三年（607），炀帝北巡，到达榆林（今属陕西），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示威，炀帝出动了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②。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炀帝在大帐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表演“百戏”为乐。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使突厥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③。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炀帝志得意满地写诗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④但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掉了性命。

西突厥，隋文帝时已经来归。炀帝西巡河右时，曾遣使召处罗可汗来会，处罗不至。于是用裴矩之议，离间西突厥内部，使处罗部下射匮可汗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东走高昌。大业七年（611），处罗朝炀帝于涿郡临朔宫，炀帝大喜，“接以殊礼”①。西突厥的归附，有利于发展对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西部边疆的吐谷浑，正当通往西域诸国的要道。大业四年（608），炀帝采纳裴矩的建议，利用突厥铁勒部打败吐谷浑。又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等乘机进击，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率众退保覆袁川（今青海湖东北）。五年（609），炀帝西巡河右，命内史元寿等率兵围攻，伏允逃走，部众多归降，故地尽为隋有。于是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相率来朝。一时焚香奏乐，歌舞喧噪。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局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②。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命卫尉卿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兴海一带），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在南方，大业元年，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军进攻林邑（今越南境），连战皆胜，进至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刘方班师，梵志遣使通好，从此林邑和中国贡使往来不绝。但在这次战争中，兵员损失也很大。

大业三年，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往使赤土（在马来西亚南部）。从南海郡乘船出发，走了二十多天，将要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条船来迎接，并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招待使者。常骏等回国时，赤土派使者携带厚札，随同来华报聘。后来婆利（北婆罗洲）、真腊（柬埔寨）等国，也都遣使入贡，因而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①《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五年。

在东方，最重要的是通使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业三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第二年，又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①。后来，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船队、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前往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②。可见台湾与祖国大陆早已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开拓了疆域，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高丽进行的三次战争，遭到失败，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以后，乘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侵扰辽西，遭到隋军的反击，遣使谢罪而罢。

隋炀帝为欲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③。因此借口高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以供水军之用。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辆，以供军需运输之用。大业八年（612年），大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二十四军出发，炀帝自率六军殿后。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绵亘，一千余里，直奔辽东。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守御，顽强抵抗。水军登陆后虽有小胜，但在平壤城下大败而退。宇文述等率领陆军三十多万人进攻平壤，面对坚城，亦因粮尽引还。高丽军四面抄击，隋军大败于萨水（清川江）。士兵战死逃散，回到辽东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①。

隋炀帝并不甘心失败，大业九年，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进攻。正当陆军进抵辽东作战，水军刚要出海的时候，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围攻东都。炀帝闻讯，立即撤军回救洛阳，平息内难。高丽军尾随追击，军资器械，损失甚重。

大业十年，隋炀帝仍以“拔海移山”之志，第三次进攻高丽。来护儿军至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打败高丽军，正要进攻平壤，高丽亦因困敝不堪，遣使乞降，囚送叛将斛斯政。炀帝看到国内形势不佳，便借此班师，转而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

①《隋书》卷八一《流求国传》。

②《隋书》卷六四《陈稜传》。

③《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第五节 隋的灭亡

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无穷的欲壑，大兴土木，广事征调，到处巡游，挥霍浪费，以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②。又加连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山东、河北一带为出兵高丽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南），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用兵高丽。于是义军蜂起，刘霸道起于平原豆子■（今山东商河、惠民境），孙安祖、窦建德起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亦各在境内起义。隋炀帝一开始就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下令为盗者随获随杀，甚至抄没全家。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不顾廷臣的劝谏，第三次南巡江都。他写诗留别宫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面对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却说得如此轻松！他在江都一年多的时间里，生活更加荒淫。自知末日快到，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饮耳！”又对镜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惊问其故，他笑道：“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①这些话表现出他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狼狈不堪的情景。

大业十三年（617），农民起义有了巨大的发展。齐郡杜伏威率众渡淮，攻占历阳郡城（今安徽和县）；渤海窦建德据有河北，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李密据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南）称魏公，威胁洛阳。隋炀帝见中原大乱，不敢北归，谋建丹阳宫，保据江东。但随从的骁果卫士多是关中人，怀念家乡，时有逃散。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閤裴虔通等，利用骁果的不满情绪，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把炀帝用腰带勒死，时年五十。历时三十八年的隋朝统治到此便告结束了。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三章 高颎 宇文恺

第一节 高颎

隋代第一名臣

号称“真宰相”的高颎（541—607），是隋代的第一名臣。他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落（今河北景县）人。父宾，仕东魏，因避谗奔西魏，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颎少时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辞令。年十七，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由内史上士，迁下大夫。以平齐有功，拜开府。宣帝即位，隰州稽胡为乱，颎从越王宇文盛讨平之，开始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

北周末，杨坚为左大丞相，总揽朝政，阴图禅代。素知高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想要用他为辅佐，派杨惠前往示意。高颎欣然承命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①。这样他就做了相府司录，成为杨坚的心腹。就在这时，相州总管尉迟迥发动了反对杨坚的战争。杨坚派名将韦孝宽等出击，军至武陟（今属河南），与敌军隔沁水为阵，相持不进。杨坚以诸将不一，恐生变故，要派心腹一人前往监军。先叫少内史崔仲方去，仲方以父在山东为辞。又叫刘昉、郑译去，刘昉说他没有带兵打过仗，郑译说他母老不便远行。杨坚正在感到棘手的时候，高颎却挺身而出，自请前往，杨坚非常高兴地应允了。高颎奉命以后，连母亲也来不及辞别，便立即出发。他到了前线，在沁水上架桥，渡过军队以后，便下令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于是韦孝宽率军奋击，大破敌军，敌将尉迟惇（迥子）单骑逃走。韦孝宽乘胜前进，追至邺下（今河南安阳），尉迟迥全力拒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高颎与大将宇文忻、李询等设计破之，遂平尉迟迥。因此高颎更加得到杨坚的信任，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杨坚称帝，以颎为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一时贵宠，“朝臣莫与为比”。在这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颎辅佐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581），高颎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①，制定新律，奏请颁行。新律废除了枭首、轘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一些“楚毒备至”的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之类。对旧律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开皇二年，隋文帝以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凋残日久，在苏威、高颎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在龙首原创建新都，以高颎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他行政、官制等各种制度，也大都在高颎的主持下，斟酌损益，建立新的制度，巩固了隋朝的统一局面。

在经济方面，自北齐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贫苦农民很多被迫沦为豪强的荫户，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高颎建议采用“输籍定样”的措施，“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于是“烝庶怀惠，奸无所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杜佑在①《隋书》卷四一《高颎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通典》中评论道：“设轻税之法，浮客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①。开皇八年，高颎认为“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者，官人禄力，恒出随近之州”，不大合理，奏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②，也较妥善地解决了这部分官吏的俸禄问题。

在军事方面，高颎的表现也很突出。开皇二年，他就参与伐陈之役，因陈宣帝去世，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于是隋文帝向高颎询问取陈之策，高颎建议，每值江南秋收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既收之后，“密遣行人，因风纵火”，烧其“储积”，“由是陈人益敝”。开皇九年，隋军大举伐陈。晋王杨广等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颎“区处支度，无所凝滞”③。及陈叔宝被俘，高颎先入建康，杨广派人驰告，令留陈叔宝宠妃张丽华。高颎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便把她杀了。杨广得知，立刻脸色大变地说：“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④从此对高颎怀恨在心。高颎又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次战争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高颎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隋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文帝曾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文帝大笑，赞扬他有谦让的美德。

高颎在反击突厥的战争中，也屡立功勋。隋初突厥势力极盛，屡次寇掠边境。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大举出击，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分道出塞。沙钵略可汗战败逃走。颎还，赐马百余匹，牛羊以千计。

沙钵略后来归附隋朝，维持了一段时期的边境和平。后来都兰可汗又为边患，开皇十九年，诏以汉王杨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大举攻击都兰。高颎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至乞伏泊，又破之，虏获生口、杂畜甚多。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坚持了五天。高颎率领大军赶到，合力进击，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而还。①杨素也打败了达头可汗，因而大获全胜。

高颎不但才能出众，而且善于识拔人才。隋朝有名的文武大臣，几乎都出于他的引荐。《隋书》称：“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已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高颎还敢于保护人才。隋文帝尝因事欲杀大将史万岁，颎为请求道：“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①万岁因此免于一死，后来在出击突厥时建立了殊功。高颎忠于隋文帝，论臣节在封建社会里也是少有的。遇事发言献策，深①《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九年。

①《隋书》卷七四《赵仲卿传》。

①《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中肯綮，得到文帝的采纳。他也敢于进谏，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当隋文帝有意要废太子杨勇，另立晋王杨广为太子的时候，对高颎说：“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颎长跪而言道：“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文帝听了默不作声。但已深深引起独孤皇后的猜忌。开皇十八年，高丽一度入寇辽西，隋文帝要出兵讨伐，高颎坚决请求不要用兵。但是文帝不听，以汉王杨谅和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率水陆大军三十万伐高丽，而且派高颎作汉王长史，实际上主持军事工作。高颎还是服从文帝的决定，应命出征。不料陆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发生疾疫；水军自东莱（今山东掖县）泛海，遇大风，船多漂没。士卒死亡十之八九，结果无功而还。

从失宠到被杀长期以来，隋文帝对高颎十分信任和倚重。高颎深避权势，一再辞让官爵。文帝下诏说：“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维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这番话充分表示了他们君臣相得之深。尽管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右卫将军庞晃、将军卢贲等，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结果反被“疏黜”。文帝因此对高颎说：“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①开皇十年，文帝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命高颎居守。及回京，赐缣五千匹，又赐行宫一所以为庄舍。高颎的妻子卧病，文帝遣使询问，络绎不绝。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娶太子勇的女儿为妻，与皇室结亲，赏赐不可胜计。

但是“天性沉猜，素无学术”的隋文帝，对高颎的信任并不能保持始终。这与皇室内部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隋文帝有宠姬尉迟氏被独孤皇后杀了，文帝愤而出走山谷中，高颎追上，扣马苦谏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②独孤后本以高颎是她父亲的家客，甚见亲礼。这时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的话，便心怀不满。那时隋文帝夫妇正想废掉太子勇，另立晋王广为太子。高颎表示反对，独孤后便想暗地把他除掉。等到高颎的妻子死了，独孤后对文帝说：“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文帝把这话告知高颎。高颎流泪致谢道：“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文帝因此作罢。不久，高颎的爱妾生个男孩，文帝得知很高兴，皇后却不喜欢。文帝问她是什么缘故，独孤后说：“陛下当复信高颎耶？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文帝听信妇言，也就开始疏远高颎了。

征伐高丽的战争，高颎本来不同意，结果师出无功，独孤后便对文帝说：“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隋文帝又以元帅汉王杨谅年少，专委军事于高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杨谅因此对高颎很不满意，回京后，哭诉于皇后道：“儿幸免高颎所杀。”文帝听了这话，很为不平。

开皇十九年，凉州总管王世积因事被杀。当审讯时，有宫中秘事，说是从高颎处得知，文帝极为惊异。法司又奏高颎曾与王世积交通，收受他赠送①按高颎父宾曾赐姓独孤氏，隋文帝对颎“每呼为独孤而不名”。

②《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的名马。高颎因此而被问罪。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都证明高颎无罪，隋文帝更加激怒，把他们统统拘留起来，从此朝臣中没有再敢为高颎说话的人。这年八月高颎罢官，以齐公就第。

不久，文帝在秦王杨俊府中召高颎侍宴。颎欷歔感叹，悲不自胜，左右的人都为流泪。文帝却对高颎说：“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并且指责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紧接着高颎的国令上书揭发他的阴事，说高颎的儿子表仁对他说：“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文帝大怒，把高颎囚禁起来加以审讯。法司又奏称：沙门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也说：“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文帝听了更加恼火，当着群臣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法司请斩高颎。文帝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高颎初作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宜慎之！”高颎从此常恐发生祸变。及得为民，欢然无悔恨之色。

开皇二十年，也就是高颎被黜后的第二年，在杨素、杨广等阴谋策划下，太子杨勇被废，杨广当了太子。又过了四年，杨广谋害隋文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炀帝。高颎被起用为太常卿。那时突厥启民可汗将入朝，炀帝要以富乐相夸。下诏征集周、齐乐家子弟及天下散乐。高颎上奏道：“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炀帝不悦。高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颎又以炀帝于启民可汗礼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把这些话告知炀帝，炀帝认为高颎诽谤朝政，便下令把他杀了。时在大业三年（607），颎年六十七岁。

高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隋代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唐初史家在所修《隋书》中评论他说：“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杜佑纵观历代名相，作了这样的评论：“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①又说：“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②可见，高颎的业绩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①《通典》卷十二《食货·总论》。

②《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第二节 宇文恺

蜚声中外的唐代都城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鲜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生于长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其父宇文贵。据《周书》本传说，“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后来从军，屡建军功，地位也扶摇直上。北魏时，即爵封革融县侯，官拜武卫将军，閤内大都督。西魏时，进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兴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时，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封许国公，历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职。北周天和二年（567）卒，赠太傅，谥曰穆。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上柱国。二兄宇文忻，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拜仪同三司，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国，进爵英国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隋书》本传说“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

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二年（580），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①。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世界第一城——大兴城的营建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②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下诏：“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①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七，冬官府第十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

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①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②。“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③。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颎”④，“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⑤。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⑥。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①：（1）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年建，面积84.1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年建，面积约73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年建，面积60.2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年建，面积50平方公里；（5）隋唐东京（洛阳城），605年建，面积45.2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年建，面积43平方公里；（7）汉长安（内城），建于公元前202年，面积35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年建，面积30.44平方公里；（9）罗马，300年建，面积13.68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年建，面积11.99平方公里。

从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①②《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高龙叉，宋敏求《长安志》作尚龙义。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宣帝太建十四年。

④《隋书》卷四一《高颎传》。

⑤《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⑥《长安志》卷六。

①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是一大创新。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①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不含掖庭宫），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②，实测东西长2820.3米（含掖庭宫）③，南北宽1492.1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兴宫，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是皇帝起居、听政的场所。东部为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西部为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皇城（又称子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④，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1843.6米。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⑤。

郭城，又称罗城、京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①，实测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②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6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③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六。

③参见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④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⑤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①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②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十二街”指东西向大街，不包括两条顺城街。③王建：《早青五月西望诗》。

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①，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②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

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东京洛阳城的营建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开皇四年（584）

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①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②。

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③。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④，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⑤，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①唐骈：《剧谈录》。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至德二年。

②③《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④⑤《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将作少监⑥。

仁寿二年（602）八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①。

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②，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③。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④。

东京一名东都，又谓“新都”⑤。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①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陪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②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12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6138米，西城墙长6776米，总计周长27516米，合55里。平⑥《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①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⑤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②《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

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①。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②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③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④。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隄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196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①。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②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③《大业杂记》卷六○。

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七十步”②，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1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③。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晚年的建筑活动大业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①。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②，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恺创制的三项活动性建筑物为：1.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2.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②《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③《隋书》卷三○《地理志》。

①《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作“二旬而罢”，《资治通鉴》卷一八○作“二旬而毕”，《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作“一旬而罢”，今从《北史》所载。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3.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①。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①。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②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①《礼记正义·明堂位第十四》。

②《古乐府·木兰诗》。

①②《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③。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①。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②。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1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大业八年（61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现在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开凿广通渠，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尤其是宫殿建筑，不顾劳民伤财，取悦帝王。如营造仁寿宫时，“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①。营建东京时，他“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②。“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③。长城之役，“死者十五六”④。建仁寿宫和东京的工程，宇文恺虽挂的是副职，但他是实际的负责者，因此功过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

③《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②《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②《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④《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第四章 李密 窦建德 杜伏威

第一节 李密

李密（582—618），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先世自北魏、北周以来都做大官。父亲李宽为隋上柱国、蒲山公，“骁勇善战，干略过人”①，号为名将。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他生得“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②。隋炀帝见了，对许公字文述说：“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宇文述答道：“蒲山公李宽子密也。”炀帝说：“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③宇文述因此便劝李密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④李密听了很高兴，便辞去宿卫，专以读书为事。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刎颈之交。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再伐高丽，征兵调粮，海内骚然，人心思乱。

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为谋主。密献三计，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计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计是就近进攻东都，顿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隋炀帝回师攻打杨玄感，杨玄感败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时炀帝在高阳，李密等在解送途中，用计逃脱。自此数年，密辗转于平原、淮阳间，过着亡命的生活，十分潦倒。

大业十二年（616）各地农民起义军有了很大的发展。韦城（今河南滑县）法曹翟让据有瓦岗寨，李密因翟让的部将王伯当之荐，走投翟让。他为翟让画策，自往游说邻近的小股义军，所至皆附，因此得到翟让的信任。李密对翟让说：“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敝，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趋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可与人争利。”翟让采纳了这个意见，引兵攻破要塞金隄关（今河南滑县南）和几个县城。荥阳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隋炀帝派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带精兵两万前往镇压。翟让曾经屡次被张须陀打败，听说他又来了，有些害怕，想引军退避。李密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禽。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翟让不得已，勒兵将战，李密分兵千余人埋伏在大海寺北丛林中。翟让与战不利，稍向后退，伏军突然从敌后杀出，张须陀陷入重围，兵败身亡，瓦岗军第一次获得全歼敌军的大胜。

由于李密作战有功，翟让叫他建立牙帐，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密又躬行俭素，所得财宝都赏给部众，因此很得军心。这时李密又提出袭取兴洛仓（一名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境内）的建议，说：“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大业十三年（617）春，李密与翟让率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翻越方山，从罗口袭取①《隋书》卷七○《李密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

③④《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①兴洛仓为东都粮食所取给，东都留守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进攻瓦岗军。双方隔石子河而阵。李密亲率勇士埋伏在横岭下，翟让接战不利，密设伏兵横冲隋军，隋军大败，“士卒死者什六七”，瓦岗军“尽收其辎重器甲，威声大振”②。

在瓦岗军的胜利发展中，李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军中有了很高的威望，于是翟让就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大业十三年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南设坛即位，自称为永平元年，开始建立政权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有差。风声所至，赵魏以南，江淮以北，义军首领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李文相等，都归附李密。密各给官爵，“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③。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密使仁基与孟让率兵三万余人袭破回洛仓（河南洛阳隋故城北七里），入东都，烧天津桥，为东都兵所败。李密乃亲自率兵三万，再次攻下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李密又用徐世勣建议，派世勣率兵五千自原武渡河，会郝孝德、李文相等军袭破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①。这时窦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密为海内豪杰共推盟主”②。

在这一形势下，李密移檄四方，声讨隋炀帝十大罪状，如云：“广立池台，多营宫观，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科税繁猥，不知纪极，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年年历览，处处登临，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恃众怙力，强兵黩武，义夫切齿，壮扼腕；”“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总之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③号召各地起义军同心戮力，推翻隋朝的统治。

正当李密兵锋甚锐，威逼东都的时候，隋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军将关内兵，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增援东都。东都驻军十余万人都由王世充指挥，进击李密于洛口，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由于李密的势力日益强大，他和翟让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李密虽为翟让所推，但也心存戒备，平日“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密又仪形吵小，让弗之忌”④。及密建蒲山公①《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祖君彦：《为李密与袁子干书》，《全唐文》卷一三二。

③《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④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

营，“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陵辱，以威约有素，不敢报也”①。李密既为魏公，威权日高。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他自己作冢宰，执掌大权，翟让不从。兄翟弘又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②翟让大笑，不以为意。李密得知后却很不高兴。翟让又对左长史房彦藻说：“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③这就不免引起李密左右的疑惧，他们劝李密说：“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李密虽然表示：“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④但经不起他们的一再怂恿，终于同意采取行动。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在石子河击败王世充之后，李密置酒宴请翟让。席间房彦藻将翟让随从引开，密出良弓，请翟让试射。翟让刚刚拉开弓弦，李密部将蔡建德突然举刀从后面砍杀翟让。翟让大吼一声，倒了下去。让兄弘、侄摩侯、亲信王儒信等同时被杀。徐世勣仓皇走出，被守门的兵士砍伤了脖子。单雄信叩头求活。其余随从人员一时惊扰，不知所措。李密大声说：“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⑤翟让部众都想散去，李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又单骑入营中加以安抚。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领其众。这样，混乱的形势虽得稳定，“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⑥。

翟让被害之后，王世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偷袭仓城。李密事先从王世充降卒口中，探知敌情，有所准备，命郝孝德、王伯当等分兵屯于仓城之侧以待之。那天夜里王世充兵果然来了，诸军齐发，王世充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余人。世充移营洛北，越王侗加拨七万兵给他。王世充又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水进攻李密。密初战不利，世充进迫城下。李密选锐卒数百人，分三队出击。王世充又被打败，争桥溺死者万余人，诸将杨威、王辩、霍世举、刘长恭等皆死于阵。世充逃往河阳。李密乘胜取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东），修金镛城（今洛阳东北）以居之。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奉表劝进，部属裴仁基等也劝李密称皇帝。李密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①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引兵十余万西进，因李密占据巩、洛，便取东郡（大业初改兖州为东郡），攻黎阳。李密率步骑二万壁于清淇（今河南浚县西），命徐世勣退保仓城，宇文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少食，利在速战，既不与交锋，又断其归路。假意言和，还送给他粮食，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后知中计，化及与李密大战于卫州童山（即同山，在今河南浚县西南）下，打了一整天，密中流矢，堕马闷绝，左右奔散，赖秦叔宝捍卫，得免于难。叔宝复收兵与化及力战，把他打退了。化及力竭粮尽，部将陈智略、张章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化及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

当宇文化及由江都北上的时候，东都君巨大为震惧，越王侗遣使“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⑤《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高祖武德元年。

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李密为解除后顾之忧，接受了东都的封号，因得奋力击败化及。李密将要入朝，行至温县，得知东都已发生兵变，王世充夺取大权，原来主张联合李密的大臣元文都、卢楚等被杀，因此返回金镛。

李密见东都兵屡被击败，将相间又自相残杀，以为东都旦夕可平。不料王世充掌权之后，厚赏将士，缮治器械，积极准备进攻李密。这时李密虽破宇文化及，而“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①。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简练精锐两万余人，马二千匹，出击李密。李密留王伯当守金镛，亲率精兵出偃师迎敌。当时密车内部对于作战方案意见不一，裴仁基主张扼守要路，阻止世充东进，同时分兵三万，乘虚以逼东都，迫使敌军回救。彼救则我守，彼攻则我逼，如此反复，使之疲于奔命，一定可操胜算。李密也认为东都兵锐不可当，“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②。但是单雄信、陈智略等却轻视王世充兵力，力主迎战。李密“惑于众议”，于是双方展开决战。第一天接战时，就遭到失利，裴行俨、程咬金等骁将十余人都受重伤。李密又恃傲轻敌，不设壁垒，敌军乘夜潜伏溪谷中。第二天正当激战时，王世充把事先准备好一个形貌类似李密的人，牵过阵前，大呼“已获李密矣”！敌军士气倍增，伏兵又乘高而下，奔向密营，纵火焚其庐舍。密军大溃，部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密与万余人弛向洛口。守卫洛口仓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军入城，单雄信坐视不救，投降王世充。李密直奔虎牢，将往黎阳依徐世勣。有人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疮犹未复，其心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镛，保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李密便往河阳会王伯当。他对王伯当说：“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身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部众都流泪不止。于是李密提议“共归关中”，投奔唐朝。随从李密入关的还有两万人。

李密西行途中，唐派遣迎劳的使者相望于道。密喜道：“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比于窦融，功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长安，礼数渐薄，唐以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封邢国公。执政者又来求贿，意颇不平。过了不久，李密向唐高祖建议，愿往关东招抚旧部，以图报效。高祖令与王伯当同行，分其部众半留华州（今陕西华县），半随李密出关。密至稠桑驿（今河南灵宝北），唐高祖改变了主意，驿召李密回京，更受节度。李密早就听说有人反对他出关，因此大为疑惧，不听王伯当等的劝告，杀了来使，袭破桃林县（今河南灵宝北老城），打算投奔故将伊州刺史张善相，以图再举。中途为唐军截击，李密被杀，时年三十七岁。徐世勣表请收葬于黎阳山南，坟高七仞。《旧唐书》评论李密：密“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给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趋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至于天命有归，大事已去，比陈涉有余矣！”①由此可见，李密在组织群众，摧毁暴隋，扫除虐政方面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①《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二节 窦建德

窦建德（573—621），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人。他家世代务农。他有胆气，有勇力，在乡里有点名声。他当过里长，曾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回家。父死，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一概不收。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募兵伐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时县人孙安祖因家中贫苦，不愿应征，县官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安祖一怒之下杀死了县官，投奔到窦建德家。建德对他说：“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①因劝安祖往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众起事。高鸡泊在漳南附近，宽广数百里，港汊交错，芦苇丛生，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孙安祖的同意下，窦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让孙安祖率领往高鸡泊去了。

这时鄃（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纠集百来人，在河阻中起义，蓨（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界中起义。由于这些起义军不侵犯窦建德的家乡，官府怀疑建德和他们有交结，把建德的家属全杀了。建德在外听到这个消息，便带领所部两百人投奔高鸡泊的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后来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部众数千人归附建德，建德从此发展到一万多人。建德能“与士卒均执勤苦”，很得部众的拥护。

大业十二年冬，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便以建德为军司马，让他指挥战斗。建德选拔精兵七千，假称和高士达有仇怨，向郭绚投降，引郭至长河地界相会，共图士达。郭绚信以为真，“益懈而不备”。于是建德发起突然袭击，大破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并追斩逃跑的郭绚。

就在这时，隋将杨义臣消灭了张金称，乘胜至平原（今山东陵县），将进攻高鸡泊。窦建德看到隋军锐气方盛，劝高士达暂时退却，使杨义臣“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高士达不听建德的话，让他留守，亲自率兵迎战。获得小胜，就“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建德得知道：“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过了五天，杨义臣果然大破高士达，并斩士达于阵，乘势追击建德。建德寡不敌众，带了百余骑后撤。杨义臣以为高鸡泊的起义军已经解决，便把军队撤走了。窦建德乘机攻占饶阳（今属河北），收编余部，为士达发丧成礼，安葬阵亡将士，士气复振，开始自称将军。由于他不杀隋官，隋朝的郡县长吏也有以城降附他的，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

大业十三年春，窦建德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①建德率兵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这年七月，隋炀帝命左翊卫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兵三万，驰援东都，①《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建德称长乐王的年代，《旧唐书·高祖纪》作武德元年，此据《隋书·炀帝纪》、《旧唐书·窦建德传》及《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所过盗贼，随便诛剪”①。当薛世雄军进抵河间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的时候，窦建德预先选拔了精兵数千，埋伏在水泊里边，故意撤走各路军队，扬言要撤往豆子■（在今山东商河、惠民北）去。薛世雄果然“以为建德畏己，乃不设备”。建德侦察好了敌情，率勇士一千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突然袭击隋军兵营。隋军顿时大乱，“军不成列，皆腾栅而走”②，自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一万多人。薛世雄只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涿郡。窦建德乘胜出击，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县。

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乐寿出现了五只大鸟，还有几万只相从的鸟，窦建德以为祥瑞，改元五凤。又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说：“昔夏膺箓，天赐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于是改国号为夏，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这时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已由江都北上，称帝于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窦建德对宋正本、孔德绍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也。请与诸公讨之，何如？”孔德绍也认为宇文化及“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此而不诛，安用盟主！”武德二年春，建德举兵进讨化及，连战连胜。化及保据聊城，建德以撞车抛石，四面急攻，打进城内，擒杀了宇文化及。

起初一些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窦建德却“每获士人，必加恩遇”。他得到饶阳县长宋正本就引为谋主。河间郡丞王琮投降以后，建德部下因王琮守郡时杀伤起义军很多，要将他处死。窦建德却认为王琮是“义士”，并称从前在高鸡泊可以“恣意杀人”，现在要“安百姓以定天下”，就不能那样做了。他即日叫王琮做瀛州刺史。景城户曹张玄素被俘以后，建德让他做治书侍御史，他坚辞不干，直到炀帝被杀，才接受黄门侍郎的任命。建德歼灭宇文化及之后，俘获了大批的隋官，一一加以任用。以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崔君肃为侍中，何稠为工部尚书，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其余也都随才授任，委以政事。建德立国以后，文物法度未备，裴矩替他“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建德大悦，每咨访焉”①。建德自奉俭约，布衣蔬食。妻曹氏不穿丝绸。在战斗中缴获的财物，都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取。家中使唤的婢妾很少，得隋宫人以千数，一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也听任散去。

这年八月，建德攻占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在这里筑万春宫，作为新的都城。“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言诏”。隋义成公主先嫁突厥，遣使迎接萧皇后（隋炀帝之后），建德遣千余骑送萧后往突厥。“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太平寰宇记》载贝州清河县枯下渠称：“大业十三年，窦建德于广平郡又疏此水入柳沟，遂与永济合流。”可见窦建德早已注重水利的兴修，这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而“境内无盗，商旅野宿”②。

正当窦建德雄踞河北的时候，王世充击溃李密，在洛阳自称郑帝，成为河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李渊已在长安建唐称帝，决心东向争夺中原之地，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

①《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实现全国统一。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带兵出关，攻打洛阳，河南郡县大半归唐，洛阳成了孤城。王世充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开始不予理睬，想在唐、郑斗争中坐收渔人之利。十一月，窦建德率军渡河南下，攻打济阴孟海公。次年二月，克周桥（今山东定陶），虏孟海公，遂并其众。这时洛阳的形势日趋危急。中书舍人刘斌建议：“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唐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喜，认为这是“良策”，决定援救王世充。三月，亲率大军十余万，向洛阳进发。一路攻城掠地，直抵荥阳，泛舟运粮，水陆并进，驻军成皋（今荥阳西北汜水镇）的东原，筑宫于板渚（今荥阳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以示必战。建德一面派人通知王世充，内外相应；一面致书李世民，要求唐军退至潼关，把侵占的地方还给王世充。唐军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人主张退守新安（今属河南，在洛阳西），等待时机，再图进取。李世民认为，王世充士卒精疲力竭，粮食已尽，上下离心，不须大力进攻，就可取胜。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并不可怕，只要扼守虎牢（今荥阳汜水镇），使敌军无法西进，世充很快就会崩溃。那时城破兵强，气势自倍，就可收到“一举两克”的奇功。于是李世民一面分兵围困洛阳，一面亲自率军据守虎牢，阻击夏军。

窦建德迫于虎牢之险，不能西进，而且和唐军相持月余，数战不利，人心思归。粮运又被唐军抄袭，大将张青特被俘，形势更为不利。国子祭酒凌敬建议：渡河攻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然后越太行山而入汾、晋，趣蒲津（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如此，一则师出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窦建德本想接受这个意见，但因部将收受了王世充使者的贿赂，都把凌敬的建议，说成“书生”之见，窦建德因此不予采纳。其妻曹氏又向建德说：“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之道，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虎）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建德说：“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窦建德一心决战，不听别人的劝告。

这时窦建德想乘唐军刍草已尽、牧马河北的时机，袭击虎牢。李世民侦悉这一情况，于五月一日渡河，察看敌情，当晚回营。留马匹千余，放牧河边，引诱夏军。第二天早晨，窦建德果然全军出动，自板渚出牛口（今荥阳西北）布阵，北拒大河，西薄汜水（今荥阳县东北），南连鹊山（今荥阳西南），长达二十里。李世民登高瞭望，对诸将说，窦军“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①。

夏军士兵等到中午，不见唐军出战，又疲劳，又饥饿，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滩上去取水喝。李世民看到夏军显得疲乏，阵势已经松动，认为时机已到，就命令将士渡过汜水，向夏军发动猛烈攻击。这时窦建德正在举行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朝会，仓猝应战，阵势大乱。李世民率领精骑插入夏军阵后，树起唐军的大旗。夏军将士回头一看，以为唐军占领了大营，无心再战，纷纷逃散。建德在混战中被刺伤，退至牛口渚，为唐军所俘。李世民将窦建德等解至洛阳城下，令与王世充相见，王世充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唐军。

建德妻曹氏及左仆射齐善行带领几百名骑兵逃回洺州，余众要立建德养子为主，继续抗争。善行主张“不如委心请命，无为塗炭生人”。便将府库财物分给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与裴矩、曹旦及建德妻等率官属举山东之地投降唐朝。七月，窦建德解至长安被害，时年四十九。

窦建德自起兵至败亡，首尾共历十一年。①旧史评论道：“建德义伏乡闾，盗据河朔，抚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之亡灭，鲜克有终矣。”旧史指出窦建德的失败在于“愎谏”，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但窦建德的遗爱，仍然长期存留在河北人民的心中。河北大名县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大和三年（829），魏州书佐殷侔有感于其事，特在庙中立了一块纪念碑。

①两《唐书》本传说他自起兵至灭亡凡六年，不确。

第三节 杜伏威

杜伏威（？—624），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少时落拓不羁，不事生产，家境极为贫困。他与临济（今山东章丘西北）人辅公祏为刎颈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为业，公祏屡次暗地送羊给伏威。姑家因此举报他们偷盗的事，官府缉捕很急，伏威与公祏便逃亡在外，聚众起义。这时伏威才十六岁。杜伏威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每次战役，“出则居前，入则殿后”①。所以部众都很佩服他，推他做首领。

当时山东人民苦于隋炀帝的征役，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西南会仙山）。大业九年（613），杜伏威率众往投左君行，没有得到左君行的重视，便离开长白山南下，辗转到达淮南，自称将军。当时下邳（今江苏宿迁东南）有苗海潮部起义军，杜伏威派辅公祏前去对海潮说：“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海潮不敢抗，便率众归附伏威。接着，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领兵攻击伏威，伏威佯为败走，将隋军诱入芦苇丛中，顺风纵火，使陷入沼泽中的隋军全部烧死。海陵（今江苏泰州）义军首领赵破陈听说伏威兵少，有些轻视他。派人要求伏威合并过去。伏威叫辅公祏领兵在外待变，自己带了十来个人抬着牛酒去见赵破陈，破陈很高兴，把伏威请进营帐中，召集所有头领，纵酒高会。伏威突然在席上杀死了赵破陈，在座的人惊慌不及救，伏威又杀了几十个人，辅公祏的兵及时赶到，便把赵破陈的部众合并过来，共有几万人，势力更强了。

大业十一年，起义军李子通部一万来人，也从长白山到达淮南，和杜伏威部联合。伏威选军中壮士养为假子，凡三十余人，以王雄诞、阚稜最为强勇。不久，李子通谋杀杜伏威，派兵袭击他。杜伏威受了重伤，掉下马来，王雄诞背负他逃到芦苇丛中，收集散兵，重整旗鼓。隋将来整乘机进攻，黄花轮一战，伏威大败，又被重创。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王氏，勇而多力，背负伏威逃走。王雄诞率壮士十余人随行保卫，与隋兵力战，才得脱脸。伏威收集余兵得八千人，在盐城（今属江苏）歼灭了隋将公孙上哲的军队。

大业十三年，隋炀帝派右御卫将军陈稜以精兵进攻杜伏威，时伏威屯六合（今属江苏），率众抵御。陈稜闭壁不战，伏威送他一身妇人衣服，称他为“陈姥”，以此激怒隋军。陈稜果然出战，伏威挥军奋击，冲进敌阵中，把隋军打得大败，陈稜狼狈逃跑了。伏威乘胜破高邮（今江苏高邮西北），引兵渡淮，据有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分遣诸将掠取属县，江淮间义军纷纷归附。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称为“上募”，待遇优厚，与同甘苦。每有攻战，使上募先击。战斗完了，查看背上受伤的就杀掉，因为这种人是“退而被击”的。所获资财，都赏给战士。士卒有战死的，把他的妻子殉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宇文化及既杀隋炀帝，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于东都，皇泰帝（即越王侗）以伏威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武德二年（619）九月，唐高祖遣使招抚杜伏威，伏威请降。唐以伏威为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①《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令，封楚王。①逾年又以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大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

这时大江南北，沈法兴据毗陵（今江苏常州），杜伏威据历阳，陈稜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彼此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武德三年，陈稜、沈法兴既已为李子通击溃，杜伏威遣辅公祏将卒数千攻李子通。公祏渡江攻下丹阳（今江苏南京），进屯溧水（今属江苏），大败李子通。子通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阳，从此“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采取了一些强化政权，安定社会的措施。武德四年冬，杜伏威遣王雄诞进攻李子通，子通迎战于苏州，大败，退保杭州。雄诞追败子通于城下，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送长安。雄诞又破汪华于歙州（今属安徽），于是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成为南方最大的力量。

唐高祖既平河南、河北，武德五年遣使征伏威入朝。伏威“俯首应诏，不悦于躬”①。时李世民新平刘黑闼，进攻徐圆朗，声震淮泗，伏威心怀畏惧，又经李百药等劝说，终于西行入朝。唐拜伏威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居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以示尊宠。

杜伏威“崇尚佛理”②，尤信道教，“好神仙长年术”③，服食云母中毒，于武德七年二月暴卒。时辅公祏在丹阳起兵反唐，诈称伏威之命，以蒙蔽部众。唐将李孝恭既平公祏，把公祏的反书送给唐廷，高祖信以为真，乃夺伏威官爵，没入家产。唐太宗即位，知道伏威蒙受冤屈，恢复了他的官爵，并以公礼成葬。

①《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①《续高僧传》卷十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頵传》。

②《续高僧传》卷十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頵传》。

③《新唐书》卷九二《杜伏威传》。

第五章 李勣 魏徵

第一节 李勣

瓦岗起义

李勣（594—669），他本姓徐，名世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

人。唐高祖赐姓李，又避太宗讳，遂单名勣。李勣出身于土豪，“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他为人慷慨，仗义疏财，与他父亲“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①。大业十二年（616），翟让在瓦岗（今河南滑县南）聚众起义。这时，十七岁的李勣也前来参加。他劝告翟让说：“东郡于公与勣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翟让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军西进，很快攻入二郡境内，掠取公私商船，因而“资用丰给，附者益众”②，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瓦岗军的发展与壮大，引起了隋皇朝的恐惧与不安，立即派荥阳通守张须陀率军前来镇压。翟让用李密的计谋，于荥阳大海寺附近同张须陀交战，李勣与李密将隋兵团团围住，经过浴血奋战，杀死张须陀，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

李勣见李密的才干胜过翟让，便与王伯当共同劝说翟让推李密为主，于是李密被尊为魏公，成为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不久，李勣以奇计于洛水大破隋将王世充军，因功封为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饿殍满野，隋炀帝虽命令开黎阳仓救灾，但由于政令紊乱，仓吏又不能及时散发，致使每天饿死数万人。李勣遂向李密献计说：“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李密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他率本部五千人马向黎阳仓进发，在其他义军的配合下，当天即攻占了黎阳仓，并迅速开仓济贫，任民所取，因而博得了饥民的热烈拥护，纷纷加入了起义军，“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从而迅速地壮大了队伍，开创了起义军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义宁元年（617），瓦岗军发生内讧，李密设计杀死翟让，李勣也被门卫砍伤。李密将李勣扶入帐内，亲自为他上药，并让李勣与单雄信等人统率翟让旧部，“中外遂定”①。

事后，李密骄傲自大，又不抚恤士兵，仓粮虽多，但府库无钱帛，战斗获胜，又无所赏赐，兵士不满。李勣见军心不稳，一再提醒李密，指出他的失误。李密很不高兴，遂命他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②。

宇文化及于江都缢杀隋炀帝后，率十万大军北上，奔东都洛阳而来。越王杨侗刚即帝位，自度抵挡不住，遂诱降李密，命他讨伐宇文化及。李勣奉命守仓城，于城外掘深沟，加强守备。宇文化及来势汹汹，架设攻具，四面攻城，但受深沟所阻，不能到达城下。李勣又于沟中挖地道，出击敌人，宇文化及大败而去。

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李勣仍据守黎阳等十①《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郡之地，未有归属。后听从魏徵的劝说，决定归唐。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于是派人至长安献于李密。使者初到京城，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唯有给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奏明了李勣的本意，高祖十分高兴，并称赞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即诏授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加右武候大将军，封曹国公，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其父李盖也受到了封赏。并令李勣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不久，李密叛唐被杀。李勣崇尚义气，上表请准其收葬。高祖归还了李密尸体，李勣备君臣之礼，“大具威仪，三军缟素”，安葬于黎阳山。礼毕，才与将士脱下丧服。他的这种“事君以忠”的举动，再次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朝野义之”①。

投唐立功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率大军南下，与李勣的巡逻部队遭遇，混战一场。建德进攻黎阳，一举破城，俘获了淮安王李神通、魏徵与李勣父李盖，唯李勣率百余骑突围而出。但因其父被俘，又返回来投降窦建德，授任左骁骑将军，仍守黎阳。②李勣虽投降了窦建德，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想脱身归唐，又怕其父受到连累，便与郭孝恪定计，先立功效以取信窦建德，然后再寻机脱身。于是他主动出击王世充，攻破获嘉城，俘获很多；接着又袭击新乡，俘虏其骑将刘黑闼，都献给窦建德。李勣屡建战功，得到了窦建德的信用，使防范松弛，遂于武德三年（620）正月归唐。有人劝窦建德杀死李盖，他说：“世勣，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①遂舍而不杀。

李勣归唐后，仍任总管。不久，随从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大获全胜。接着，又参加了平定王世充的战斗。这年九月，唐军于邙山击败王世充军，进逼洛阳，其管州总管杨庆请求投降。杨庆原李密旧将，李世民派李勣率军赴轘辕道安抚其众，于是，荥、汴、淆、豫九州相继来降。②这时，王世充子玄应镇守虎牢，屯军于荥阳、汴州之间，闻知管州降唐，欲率军收复管州，被李勣击退。接着，李勣让郭孝恪致书荥州刺史魏陆，魏陆降唐，并擒获了王玄应的四员大将。翌年二月，李勣进军虎牢，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暗中投降，并做内应，遂一举攻占虎牢，活捉了刺史荆王王行本。王世充一面死守洛阳孤城，一面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以为唇亡齿寒，遂率大军南下救援，相继攻占了管州、荥阳。李世民与李勣扼守虎牢，以阻止窦建德军西进。三月，李世民与李勣等在虎牢东观察窦建德营垒，与其游兵相遇，窦建德立即派出五六千骑兵追击。李勣率伏兵奋力冲杀，大破敌兵，斩首三百余级，并活捉其二员骁将，凯旋而归。①唐军很快俘虏了窦建德，平定了王世充，胜利返回长安。在这次东征中①《贞观政要》卷二。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②《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论功行赏，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李勣以自己的骁勇善战位居诸将之首，与秦王都身披黄金甲，乘戎辂，向太庙告捷。

李勣很重义气。他在瓦岗时曾与单雄信结拜为兄弟，誓同生死。后李密兵败，单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单雄信作战勇猛过人，在唐军围攻洛阳时，他驰骋沙场，挥枪几中齐王李元吉。平定洛阳后，单雄信被俘，将要处死。李勣请以自己的官爵赎雄信之罪，李世民不准，他哭着对雄信说：“平生誓共为灰土，岂敢念生，但以身许国，义不两遂。虽死之，顾兄妻子何如？”因用刀割下一块股肉，请雄信吃下，说：“示无忘前誓。”②在处死窦建德不久，唐高祖又征调窦建德旧将入长安，原旧将惊惧不安，于是刘黑闼又串通李密旧将兖州总管徐圆朗起兵反唐。河北各地窦建德旧将及豪右多杀官吏响应，一时发展到数万人，声势浩大。刘黑闼攻陷了冀州，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时李勣任黎州总管，屯守宗城，抵挡不住，欲退保洺州，途中遭黑闼追击，步兵五千人，皆没于阵，李勣幸免于难。李世民奉命讨伐刘黑闼，双方对峙于洺水城。李勣率兵逼近黑闼勇将高雅贤营垒，杀高雅贤，攻破其营。在平定刘黑闼后，李勣又奉命进击徐圆朗。唐军乘胜而进，徐圆朗连战失利，最后弃城夜逃，为人所杀，“其地悉平”③。

武德六年（623），李勣又随从李孝恭、李靖讨伐辅公祏。他率步兵一万人，渡过淮水，一举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县）。公拓之将陈正通率兵十万驻守梁山，派其大将冯惠亮率水军十万，把大舰锁连江中，以阻断水路，还于江西筑造营垒，分守水陆要道，以阻止官军。李勣率军攻破其营垒，惠亮单舟逃走。李勣乘胜进击，正通兵溃，逃回丹阳（今江苏南京）。辅公祏见全线崩溃，遂丢弃丹阳城，连夜逃去。李勣“纵骑追之于武康，江南悉定。”镇守并州，进击高丽武德八年（625），东突厥颉利可汗屡次掳掠并州一带，高祖命李勣为并州行军总管，以抵御突厥。唐太宗即位后，拜为并州都督（治太原）。并州是唐朝的发祥地，又是北方的门户，军事要地。从此由李勣开始经营，独当一面。

李勣知人善任，举贤荐能。早在瓦岗时，常与魏徵、高季辅、杜正伦等才能之士交往频繁，他一旦发现人才，“即加礼敬，引入卧内，谈谑忘倦，”经他引荐的，后多位至通显，当时人称其有“知人之鉴”。在他镇守并州初年，张文瓘以孝悌闻名，明经及第，补为并州参军。李勣见文瓘一表人才，曾称赞他为“今之管（仲）、萧（何）”。一次李勣入朝，文瓘与同僚二人为他饯行，李勣分别赠给那二个同僚佩刀与玉带，而对文瓘却一无所赠，文瓘不解其意，心中疑惑，李勣遂解释说：“子无为嫌。若某，冗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①因极力引荐，高宗朝张文瓘位至宰相。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突厥再次入寇河西。诏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几万大军出击，以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从云中进军，②《隋唐嘉话》卷上。

③《旧唐书》卷五五《徐圆朗传》。

①《新唐书》卷一一三《张文瓘传》。

在白道与突厥颉利可汗兵遭遇，大败突厥兵。颉利可汗派使者请和，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出使突厥。李勣与李靖一起议论军事，认为颉利可汗虽然兵败，人马尚多，若进入碛中，与九姓互保，道路险阻，难以追及。今唐俭在那里，防备松弛，我军若迅速出击，突厥必不战而降。这一策略正和李靖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公之此言，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果然，李靖袭击颉利可汗牙帐，颉利可汗欲逃入碛中，李勣早已屯军碛口。颉利可汗前进受阻，后有追兵，其大酋长率其部落一并投降了李勣。李勣俘虏五万多人，胜利而归。李勣镇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宾服，号为称职。贞观十五年（641），征为兵部尚书，封英国公。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①李勣尚未赴京就任，薛延陀真珠可汗乘唐太宗君臣东封泰山之机，纠合同罗、回纥等族军队二十万，穿过漠南，袭击已归降的突厥，俟利苾可汗抵御不住，率部落进入长城内，派使者告急。太宗立即调兵遣将，反击薛延陀。新任兵部尚书的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兵六万，骑兵二千屯守羽方。②十二月，薛延陀可汗之子大度设率三万骑兵逼近长城，适遇李勣率唐军赶到。大度设见尘埃冲天，兵威强盛，望而生畏，遂率其众从赤柯泺北逃。李勣从部下及突厥兵中选精骑六千，由直道拦击。他越过白道川，于青山与薛延陀军相遇。大度设整军迎战，列阵长达十里。突厥兵先出战，结果败下阵来。大度设乘胜追击，恰好李勣率军赶到。薛延陀万箭齐射，唐军马伤亡很大。李勣命骑兵下马，手执长槊，一直朝前猛冲，薛延陀溃不成军。这时，副总管薛万徹又及时赶到，夺取了薛延陀战马，唐兵合力冲杀，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狼狈北逃，到了漠北，又遇上了特大暴风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①。

唐军反击薛延陀大获全胜，其使臣回国时，唐太宗教训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②战事结束后，李勣入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的才干与忠贞，博得了唐太宗的亲重和殊遇。一次李勣患有暴病，药方说胡须灰可以治疗，太宗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胡须剪下，为他调药。李勣感动得涕泪交流，在入谢时顿首出血。翌年，李治立为太子，太宗让他辅佐太子，因转任太子詹事，加官特进，仍知政事。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对李勣说：“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③李勣流泪辞谢，噬指流血。不一会儿，李勣喝醉了酒，太宗脱下御服，亲自披在他的身上。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将进击高丽，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兵、骑兵及兰、河二州归降的胡兵计六万人，向辽东进发。第二年三月，李勣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出师，先虚张声势，给人以出击怀远镇的假象，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羽方，《新唐书》本传作“朔州”。①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③《贞观政要》卷二。

而暗中进军甬道。四月，从通定镇渡过辽水，抵达玄菟（今辽宁铁岭南）。高丽惊慌失措，关闭城门自守。接着李勣攻占了盖牟城（今辽宁抚顺），俘虏了二万余人，缴获粮食十几万石。李勣又乘胜进军，兵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①李勣开始攻城，唐太宗也率一万甲骑赶到。高丽害怕唐军抛石车，乃于城上积木筑战楼，以抵御抛石。李勣把抛石车排列在城下，抛石击城，块块巨石飞射城上，无坚不摧；另一方面又用撞车撞其楼阁，所撞之处，无不倾倒。这时又刮起了南风，李勣乘机纵火，点着了城西南楼。大火迅即蔓延到城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全城立时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城内一片混乱。唐军一举攻克了辽东城，烧死俘虏高丽兵万余人。②在攻占辽东城后，唐军乘胜围攻白岩城（今辽阳东南）。白岩城靠山临水，四面险绝难攻。李勣以撞车撞城，又用抛石车飞石击城，飞石流矢雨点般射向城中。高丽守将孙代文抵挡不住，遂举城请求投降。③于是，唐军又攻占了白岩城。

贞观二十年（646），刚从辽东班师不久，薛延陀部发生了内乱，李勣奉命率兵讨乱，在乌德鞬山大破其军，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投降，咄摩支可汗向南逃往荒谷之中。李勣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去招降，其部落犹首鼠两端，李勣遂派兵进击，前后斩首五千级，俘虏三万余人。④唐太宗十分欣赏李勣的军事才干，又钦佩他的忠诚。贞观二十三年（649），在临终前，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将他出任为叠州都督，并向太子面授机宜，说：“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后，可亲任之。若迟疑顾望，便当杀之。”李勣似明白唐太宗的心意，奉诏之后，“不及家而去”①。

密表劝请，支持废立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召回李勣，授任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他惧怕盈满，遂于永徽元年（650）上表，请求解除了左仆射职务，但仍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知政事。四年，又被册为司空。早在贞观年间，李勣以勋庸图形于凌烟阁，至此，高宗又命人为他画像，并亲自为他写序。②永徽六年（655），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此事在朝臣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以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坚决反对，李义府、许敬宗等政治上的失意者却极力支持。李勣在表面上同意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意见，而暗中却赞成此事。他曾与许敬宗等人“密表劝请”③。这年九月，一天退朝后，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再次商议废立皇后之事。褚遂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表示誓死力争。李勣见此情形，却“称疾不入”，巧妙地回避了，而褚遂良因死力相争，几乎招致杀头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②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①《唐语林》卷五。

②《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③《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

之祸。过了几天，高宗私下向李勣表示：自己愿立武昭仪为皇后，顾命大臣坚决反对，自己感到棘手难办。李勣不以为然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李勣虽未明言支持立武昭仪，但他劝高宗把此事看作家事，不必理会外廷的意见，实际上是支持高宗废立皇后的举动，因此，“上意遂决”①。在李勣的暗中支持下，唐高宗不顾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决定立武则天为皇后。这年十一月初一日，高宗临轩，李勣奉命赍玺绶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在废立皇后一事的激烈政争中，决定了朝臣的沉浮。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派，先后被贬到地方，有的自缢身死，有的被治罪。支持者李义府等人则飞黄腾达，李勣也格外受到亲重。在高宗东封泰山时，他任封禅大使。在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勣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

褚遂良、韩瑗因极谏而遭杀身之祸，此后群臣多缄默不言。一天高宗与侍臣议政，谈及了隋炀帝，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顺口阿谀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②再击高丽，陪葬昭陵乾封元年（666），唐朝再次出兵高丽。十二月，高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总管分水、陆两军出发。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军风采不减当年，能谋善断，指挥若定。翌年二月，李勣率军渡过辽水，抵达新城（今辽宁铁岭南），他对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遂至城西南，依山筑栅，围困新城。城中窘迫，遂开门投降。由于攻克了新城，进军很顺利，“自此所向克捷”，接连攻下十六城。①总章元年（668）二月，李勣攻下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高丽王子泉男建派五万兵前来救援，在薛贺水与唐军相遇。李勣军奋力冲杀，大破高丽兵，斩获三万余人，接着挥师南下，九月，攻克了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南），唐军诸路人马与李勣会师，进至鸭绿栅，再破高丽兵，追击二百余里，攻下了辱夷城，进而包围了平壤城（今朝鲜平壤）。高丽王高藏派王子泉男产率九十八人打着白旗投降。李勣又活捉了泉男建，于是“高丽悉平”②。李勣胜利归来，在到达京师近郊时，高宗先命把高藏献于昭陵，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唐太宗；然后具备盛大的军容仪式，高奏凯歌，进入京城。为了嘉奖李勣的赫然战功，加封太子太师，增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

总章二年（669）十一月，李勣患病，且病情逐渐加剧。高宗及太子屡赐良药，又召回其在外地的子弟侍臣。子弟请医治病，李勣不许进门，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

李勣见房玄龄、杜如晦辛苦创家立业，但后来被不肖子孙倾家荡产，深感痛心，他自以为病体难愈，遂把子孙们召来，当面向其弟李弼嘱托后事说：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二年。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元年。

“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①十二月三日，李勣病卒，享年七十六。②高宗悲痛地流着眼泪说：“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性廉慎，不立产业。今亡，当无赢资。有司其厚赗卹之。”③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并赠官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陪葬昭陵。在安葬那一天，高宗于未央古城楼哭着送丧，还诏令百官送丧至故城西北。所造坟墓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故事，形似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表他破突厥、薛延陀之功。这座形似三山的坟墓至今仍矗立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之下，成为其功绩的历史见证。

李勣在其戎马生涯中，能谋善断，有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每次行军作战，“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因而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丽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太宗曾极口称赞他“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④。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⑤。

李勣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在隋末天下“同苦隋政”之时，他踊跃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为发展、壮大瓦岗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推翻隋皇朝的残暴统治发挥了作用。在唐皇朝平定天下、维护国家的统一中也建有功勋。尤其在维护边境的安定与和平上更是战功赫然。唐太宗曾高度评价他说：“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①①《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

②李勣享年，《旧唐书》本传云七十六，《新唐书》本传云八十六，按《金石萃编》卷五九李勣碑亦云“春秋七十有六”，今从《旧唐书》本传与碑志。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④《贞观政要》卷三。

⑤《新唐书》卷五《礼乐志》五①《唐大诏令集》卷六二。

第二节 魏徵

备经丧乱，仕途坎坷

魏徵（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长贤曾仕北齐为屯留令。魏徵少年时父亲即去世，家道中衰，陷于贫困境地。但他“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曾出家做过道士。从小爱好读书，多所涉猎。时值隋末，天下渐乱，他“尤属意纵横之说”②。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反隋，以响应李密，召魏徵为典书记。从此，他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义宁元年（617）九月，元宝藏受李密封爵，命魏徵写信致谢。李密因喜爱魏徵的文辞，特召请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从此，魏徵即在李密属下任职。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又出兵洛口，欲乘机歼灭李密军。李密召集众将商议，多主张应战，魏徵却劝告长史郑颋说：“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魏徵知己知彼，提出了十分正确的建议，郑颋不但听不进去，反蔑视为“老生之常谈”。他生气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遂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徵所料，交战之后，李密军全线溃败，死伤大半，郑颋等将佐被俘，李密走投无路，遂入关降唐。

魏徵随李密归降了唐朝，久久不被任用，便自请安辑山东，于是被授任为秘书丞，乘驿传到达黎阳。这时，李密旧将李勣仍拥兵据守，魏徵致书李勣，认为李密拥兵数十万，一蹶不振，已归降唐朝；今黎阳为兵家必争之地，宜早归降，以免后患。李勣得魏徵信后，遂决意降唐，并开仓运粮，支援淮安王李神通军。①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徵，任其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徵再次归唐。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声，引荐他任太子洗马。从此，魏徵成为东宫的座上宾。

魏徵事奉皇太子，竭智尽力。他见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夺宗之志，为提高太子声望，稳固储君地位，便与太子中允王珪劝告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①太子依从其建议，奏请了高祖，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以讨伐刘黑闼。魏徵随太子远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东南）连破黑闼军。鉴于以前的高压政策，致使窦建德余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议说：“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由，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获俘皆抚遣②《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之，百姓欣悦”②。因此，刘黑闼也很快束手就擒，从而结束了河北一带动荡不安的局面。

魏徵见秦王功勋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严重威胁着太子地位，常常劝说太子快想对策，李世民也风闻此事。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事变，秦王诛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召来魏徵，责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他却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秦王听了虽一时很气愤，但一向器重他的才干与耿直，仍以礼相待，引荐他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徵任谏议大夫。原太子及齐王之党羽散亡在民间，虽有赦令，犹不自安，有的人还告捕以邀赏，闹得人情不安，于是派魏徵宣慰山东，并允许以便宜行事。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他说：“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③遂当即命令全部释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徵不顾嫌疑、忠心奉国深为敬佩。

极言直谏，一代诤臣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①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②。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②《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①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②。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①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①《魏郑公谏录》卷一。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①《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

人主安得而治之！”①魏徵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②。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反叛，太宗将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讨伐。魏徵立刻上谏说：“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认为冯盎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依从了他的意见，不动一兵一卒，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①遂赐绢五百匹。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太宗听了，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②。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遂停止了东封活动。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太宗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③。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

太宗曾让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④太宗在位既久，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②《贞观政要》卷八。

①《贞观政要》卷九。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③《贞观政要》卷六。

④《魏郑公谏录》卷一。

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①。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②兼听广纳，君臣共理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虞，“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③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①。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②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6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③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①《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②《魏郑公谏录》卷五。

③《贞观政要》卷一。

①《魏郑公谏录》卷五。

②《贞观政要》卷一。

③《贞观政要》卷三。

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①。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②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①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②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③。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①《贞观政要》卷三。

②《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②③《贞观政要》卷三。

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①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③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④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①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②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③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②《贞观政要》卷三。

③《贞观政要》卷三。

④《魏郑公谏录》卷一。

①《魏郑公谏录》卷二。

②《贞观政要》卷一。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④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①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①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②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③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④《贞观政要》卷一。

①《贞观政要》卷一。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一年。

③《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助成文治，名垂后世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已成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助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

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近来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①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时年六十四。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安葬时，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以布车载着灵柩。太宗悲恸之极，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②太宗论定功臣，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曰：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③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经魂徵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诛，因指摘魏徵有朋党；又扬言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遂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①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②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③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七年。

①《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十九年。

③《魏郑公谏录》卷五。

第六章 唐高祖

第一节 晋阳起兵

唐高祖（566—635）是唐朝的开国君主，姓李，名渊。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①，其后屡经迁徙，至渊高祖李熙、曾祖李天赐均居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尧）②。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拜柱国大将军，与宇文泰、独孤信等为著名的“八柱国家”③，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

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初李渊为千牛备身，得到独孤皇后的关爱，累转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大业初，为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掌管宫廷禁卫事，开始由文官转任武职。隋炀帝第二次征辽时，派李渊往怀远镇（今辽宁辽中附近）负责督运。杨玄感起兵反隋，又命李渊往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大业十一年夏，炀帝巡视太原，看到山西一带农民纷纷起义，便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①。李渊留家河东，率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打败了毋端儿部的起义军。又代樊子盖进攻绛郡起义军敬盘陀、柴保昌部。樊子盖在军，焚毁村坞，坑杀降人，“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②。李渊一反樊子盖所为，软硬兼施，对降人往往“引置左右”，于是降者“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③。大业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这年十二月任太原留守。

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尤其是大河南北和江淮地区的农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越来越猜忌文武大臣。先后杀害了宿将鱼俱罗和董纯，逼死了名将吐万绪。又以郕国公李浑名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杀了他一家三十二人，因此使得人人自危。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对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并且指出炀帝“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④。李渊“深然其言”。及任太原留守，他便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①这表明了李渊起兵的意图和策略。所以他到任以后，首先带兵在雀鼠谷击溃了活动于太原以南的历山飞别将甄翟儿部，稳定了山西的局势。①此据《旧唐书·高祖纪》，《新唐书》作陇西成纪（甘肃静宁西南）人。历来对李唐先世的说法不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考证，可参考。

②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③《周书》卷十六“史臣曰”。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

④《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①②③④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但在对突厥入侵的防御战中，前时虽曾获胜，这次派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作战，却遭到失败。炀帝下令系渊而斩王仁恭。李渊对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弟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②过了不久，炀帝又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职。李渊高兴地对世民说：“天其以此使促吾，吾当见机而作。”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③。经过这次事故，李渊便加速了举兵反隋的活动。

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④。他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早就授意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次子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建成兄弟“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⑤。当时晋阳令刘文静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及刘文静坐与李密联姻系狱，李世民前往探视，共商大计。刘文静根据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主张“驱驾取之”。并且指出，招集大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⑥。大业十三年二月，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马邑，进据汾阳宫，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李渊乘机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募集兵员，“旬日间众且一万”①。又暗中派人往蒲州召儿子建成、元吉至晋阳，准备起事。副留守高君雅、王威对李渊颇怀疑惧，将为不利。五月甲子，李渊借口高、王二人“潜引突厥入寇”，把他们杀了，正式起兵。

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对始毕可汗说：“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②突厥可汗复书说，如李渊自为天子，愿以兵马相助。六月己卯，建成、元吉自河东到达晋阳，裴寂等乃因建成兄弟，请“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③。李渊完全照办了。西河郡不肯从命，李渊使建成、世民将兵攻破郡城，斩郡丞高德儒。自此李渊自称大将军，署置府僚，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官员，随才授任。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等，各置官属。又“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④。遂定入关之计。

⑥《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

①《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④《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二节 进取关中，建立大唐

炀帝大业十三年（恭帝义宁元年）七月壬子，李渊以四子元吉为太原留守，委以后事。第二天，李渊自率甲士三万誓师，由晋阳出发，沿着汾河谷道南下河东。表面上打着“志在尊隋”①的旗号，宣布尊立代王为帝。始毕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突厥阿史那大奈也率兵相助。渊军行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代王侑（炀帝孙）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霍邑（今属山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阻击渊军南下。这时正值秋雨连绵，道途泥泞，渊军不得前进，军粮也感匮乏。外间还谣传突厥将与刘武周乘虚掩袭晋阳，因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不知虚实。李渊召集将佐商议对策。裴寂等主张“还救根本，更图后举”②。建成、世民则力主进军。他们认为：“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再者，“今来禾菽蔽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③李渊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作出了继续进军的决定。八月己卯，雨止天晴，军粮也从太原运来了，李渊便率军进攻霍邑。先以轻骑挑战，宋老生统兵三万由东门、南门出而迎战，渊兵少却，宋老生以为李渊畏惧，引兵前进，离城里余而阵。殷开山率步兵抵挡宋老生，建成、世民绕向宋老生阵后，分别屯守东门和南门，断其归路。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李渊派人高呼“已斩宋老生”。宋老生部众听了，阵势大乱，纷纷往回逃走，渊兵所向奋击，打得敌军“血流蔽地，僵尸相枕”④，宋老生也被杀死了。李渊乘胜挥兵登城，攻克霍邑。进军临汾（今山西临汾南），克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龙门县（今山西河津）。这时刘文静从突厥赶到，同来的还有突厥大将康鞘利所带的兵士五百、马匹二千。沿河守臣也纷纷来降。李渊以书招降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及渊进军壶口（今山西吉县西南黄河畔），孙华渡河来见，渊以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赏赐甚厚，仍使回河西接应。又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等将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以待大军。李渊自率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固守。渊见城坚不易攻取，意欲引兵西往长安，与将佐商议。裴寂说：“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李世民则持相反意见，他说：“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①李渊综合两种意见，扬长避短，决定留兵围困河东，自统主力军西进。遂自壶口渡河，舍于朝邑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②。李渊分军两路，命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数万人屯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扼守潼关，以备东方援敌；命李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对长安采取钳形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③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攻势。

李渊在关中的亲属，听到渊军到来的消息，纷纷响应。他的女儿（柴绍之妻，开国后封为平阳公主）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别墅散家财，招集南山亡命，得数百人。又遣家人马三宝说降邻近的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众至数千。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也在鄠县起兵，众至数千。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起兵，有众万余。其中平阳公主的势力最大，招集诸部攻下盩厔（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县，众至七万人，号称“娘子军”。李世民一路西进，所到之处，“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①。及至泾阳（今属陕西），胜兵九万，与“娘子军”相会，声势大张。李渊乃命建成率永丰仓精兵，自新丰西进长乐宫，世民回师北屯长安故城。李渊引军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十月辛巳，渊至长安，驻营春明门（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一）外。合军二十余万，大修战具，围攻京城。十一月丙辰，发起攻势，一时“云梯竞耸，楼橦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②。军头雷永吉等先登，守军溃散，遂克长安。李渊入城，迎代王侑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渊还居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③。杀隋大臣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等，余无所问。于是文武将佐请李渊即帝位，李渊不听，仍在观望和等待时机。王戌，迎立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渊自长乐宫入长安。隋恭帝授渊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视事于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偏）。“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任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④。置丞相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纲为司录。李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

义宁二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等所杀，消息传到长安，隋恭帝被迫让位，李渊便在文武官吏一片劝进声中，于五月甲子正式做了皇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其余官属，自相国府长史裴寂以下，均进位有差。李渊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正好费了一年的时间。

①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第三节 削平群雄，统一全国

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北方边境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江淮之间，有杜伏威、李子通、陈稜；江南一带，有沈法兴、林士弘、萧铣。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

以上邦（今甘肃天水）为都城，雄踞陇右，自称秦帝的薛举，当李渊攻占长安之后，即令其子薛仁果（一作杲）率兵进攻扶风郡城（今陕西凤翔），被唐军打退。武德元年（618）六月，薛举亲自统军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高墌（今陕西长武西北）一战，唐将刘文静等以轻敌失败，薛举方欲乘胜前进，突然病死军中。其子仁果继位，居于折墌城（今泾川东北）。李世民乘机进军高墌，与秦将宗罗■相持两月有余，乘仁果粮尽、将士离心之际，在浅水原大败宗罗■，进围折墌，薛仁果穷蹙降唐。

平定薛仁果之后，唐军便把锋芒指向河西的李轨。除联络吐谷浑以孤立李轨外，主要用分化手段来瓦解李轨集团。武德二年五月，唐高祖派安兴贵至姑臧（今甘肃武威），招抚号称凉帝的李轨，轨不从。安兴贵乃与其弟安修仁引胡人发动兵变，颠覆了李轨的政权，河西五郡并入唐的版图。

正当唐廷经营西北的时候，代北的刘武周大举进攻太原，唐军战败，太原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南下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兵势直达夏县、蒲坂，关中震骇。唐高祖“悉发关中兵”①，命李世民统领抵御。世民自龙门渡河，驻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部僵持五个月之久，到武德三年四月，唐军乘宋金刚军粮匮乏，向北撤退的时机，迅猛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介休（今属山西）一带，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把宋金刚打得大败。宋金刚和刘武周一起逃往突厥，后来都被突厥杀死。唐军完全占领了山西地区。这样就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这时关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遭到洛阳王世充的沉重打击，已经失败降唐，后来又因图谋东山再起被杀。据有河北地区的窦建德，击溃了由江都北上的宇文化及统率的隋军残部，又渡河消灭了占据周桥（今山东定陶）的孟海公。王世充则在洛阳自称郑帝，雄踞河南，与河北的窦建德遥相对峙。江淮之间，杜伏威在与李子通、陈稜等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统一了这个地区。长江中游仍有萧铣割据称王。

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奉命率领大军出关，进攻王世充。世民屯军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指挥各军对洛阳采取大规模的包围形势。洛阳虽有坚城利器，但围困既久，粮食短缺，死者相属。王世充面对强敌，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建德起初颇存观望，意图坐收渔人之利。后来看到洛阳十分危急，认为“郑亡则夏不能独立”①。于是乘战胜孟海公的余威，在武德四年三月率兵援救洛阳。李世民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对战守的利害进行了剖析，决定采取“围郑击夏”的策略。亲率精锐，驰往武牢，据险御敌。窦建德迫于武牢之险，无法前进。留屯累月，军心懈怠，竟为唐军所败，建德被①《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唐军。李世民一举消灭了窦、王两大劲敌，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唐廷既杀窦建德，对他的旧部多加迫害，并下令征召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等赴长安，范愿等畏祸，共推刘黑闼为首，起兵漳南，各地纷纷响应。不到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窦建德的故地。黑闼自称汉东王，仍都洺州。旧时官员，“半复本位”②。武德五年初，李世民再度出兵，打败刘黑闼，黑闼逃奔突厥。这次唐军虽然赢得了战争，仍然没有赢得河北的人心。过了两个月，刘黑闼在突厥骑兵的掩护下又回到河北，仍然得到旧部曹湛、董康买等的支持，“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③。旬日之间，刘黑闼就完全占领了以前失去的旧境，并拥兵南下，“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④。这次唐高祖派太子建成率军攻打刘黑闼，并对俘虏宽大处理，以安定人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刘黑闼在被唐军打败退却途中，为部将诸葛德威所执，被送洺州杀害。

还在唐高祖攻克长安时，就派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击破朱粲。自金川（今陕西安康）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①。孝恭被拜信州（旋改夔州）都督。大治舟舰，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武德四年九月，唐以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今属湖北）、自称梁帝的萧铣。铣将文士弘拒战失败，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了荆湖地区。淮南的杜伏威，已于武德二年归附于唐。中原既定，伏威奉诏入朝，留输公祏据守。武德六年，公祏“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②，遂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唐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率诸将水陆并进，以讨公祏。七年三月公祏败死，江南全部平定。

武德七年，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金树以地降唐。同年，唐将李世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②《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旧唐书》卷五五《辅公祏传》。

第四节 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长子建成立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艺不凡，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高祖第四子齐王元吉一直支持李建成。

还在武德二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①。指的就是对李世民的猜忌，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矛盾就更深了。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提醒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因结山东英俊”②。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建成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拉拢后宫妃嫔，特别是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毁世民。还联合元吉多次策划谋害李世民。至于李世民呢，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③这并非妄测之辞。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他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④。他的妻子长孙氏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⑤，以争取后宫的支持，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⑥，矛盾更加尖锐了。七年六月，唐高祖避暑仁智宫（今陕西宜君西南），建成乘居守之机，私下叫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⑦。这事被揭发后，高祖大怒，召建成至宫究问，又令世民前往讨伐举兵反叛的杨文干，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①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高祖在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府的臣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后来，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酖之，世民心痛吐血，高祖因此对他说：“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②建成、元吉认为放走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高祖陈说利害，高祖遂罢此议。这时建成加紧活动，翦除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房玄龄、杜如晦皆以谗言被逐出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等成为收买的对象，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长孙无忌、尉迟①《旧唐书》卷六二《李纲传》。

②③《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④《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⑤《旧唐书》卷五一《太穆皇后窦氏传》。

⑥《贞观政要》卷五。

⑦《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①②《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③，世民犹豫未决。恰在这时突厥入寇，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④。率更丞王晊又向世民告密，说建成将乘为元吉饯行时暗害世民，并尽坑敬德等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世民便与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听了很惊讶，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⑤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杀死了建成、元吉。高祖方泛舟海池，尉迟敬德戎服入见，高祖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时裴寂、陈叔达等均在，高祖对裴寂等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①高祖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过了六天，高祖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②到了八月间，便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高祖晚年亲见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有一次在未央宫为高级官员举行的宴会中，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使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祖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③太宗举杯上寿道：“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袵，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④高祖欢喜极了，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罢。贞观九年（635）五月庚子，唐高祖病卒，年七十，葬于献陵（在今陕西三原）。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⑤《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③④《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七章 唐太宗

第一节 从起兵到即位

唐太宗（599—649），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今属陕西）别馆。李世民生长在军事贵族家庭，从小就娴习武艺，很会骑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①。他也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豪爽有识见，“临机果断，不拘小节”②，具有进取向上的性格。

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十八岁的李世民应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认为始毕可汗“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猝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③。第一次表现了李世民根据敌我力量采取对策的军事才能。十二年，李渊与农民军甄翟儿在雀鼠谷作战，李世民率领骑兵冲破义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了胜利。开始表现出李世民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英勇战斗精神。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军占领长安，李渊以丞相辅政，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武德元年（618），高祖即位，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以击溃陇右的薛举集团的功勋，拜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时刘武周侵占并州，世民统军出击，大破刘军，收复并州，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世民旋即率军东征，一举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劲敌，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武德四年六月，唐军凯旋，世民“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于太庙”①。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②，加号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东出，打败窦建德余党刘黑闼于河北，黑闼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③。以武功见称的李世民，从此也很重视文事了。

由于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双方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唐高祖虽然重视有功的次子世民，但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赏之惧”，便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建成、元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就传位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①《酉阳杂俎》卷一。

②③《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②《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③《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第二节 “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627—649），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艳称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特别是贞观前期的主要业绩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

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唐太宗对三省长官要求很严，他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①后来太宗又一次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①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旧制，凡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抒己见，并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后，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复奏以后，然后施行。“由是鲜有败事”②。唐初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设刺史和令为州、县长官。地方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休戚。唐太宗很重视地方官的人选，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③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对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由于马周建议朝廷不可独重内臣，而轻视刺史、县令，太宗宣布：“刺史朕当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质。贞观年间，各地循吏辈出，如邓州刺史陈君宾“储仓充羡”，通、巴二州刺史李桐客“治尚清平”，沧州刺史薛大鼎、瀛州刺史郑德本、冀州刺史贾敦颐“皆有治名”，河北人民称道他们为“铛脚刺史”⑤。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初为改变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制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为准”⑥，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⑦的精神，重加删定。贞观十一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一曰名例，①《贞观政要》卷一。

①《贞观政要》卷一。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③④《贞观政要》卷三。

⑤《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传》。铛有三脚，故以为喻。

⑥《唐会要》卷三九。

⑦《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

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改革后的《贞观律》成为唐律的定本，对后世封建法律起过重要影响。第二，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武德末期颁行的均田制。贞观初，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②。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暴雨成灾，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大水户”③。这说明当时确实给农民分配过土地。不过这种土地除没官及官地外，大多为“荒闲无主之田”④。因此荒地较少的“狭乡”，农民受田往往不足规定的数量，所以贞观初“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⑤。贞观十一年新颁唐律规定，宽乡占田违限不以违令论处。原因是“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得虽多，律不与罪”⑥。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今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村落偪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太宗因忧授田不足便“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⑦。均田制的推行，使贫困的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他告诫使者到达州县时，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①。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②。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有利于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

唐太宗还很重视水利建设，除朝廷设置专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外，各地兴修水利，颇著成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虢州弘农渠，太原晋渠、栅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垆渠、马鞍坞渠，冀州葛荣渠，陕州利人渠，瀛州长丰渠、滹沱渠，沧州无棣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诸泉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回清塘，绵州折脚塘、云门堰、洛水堰，资州百枝池，扬州雷塘、勾城塘，杭州阳陂湖等，不下二十余处，其他不见记载的可能更多。水利的兴修，自然使“百姓获其利”。

贞观时期，由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不断发展。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③。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④。八年九年，“频至丰①《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②《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⑤《旧唐书》卷一九一《崔善为传》。

⑥《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

⑦《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①《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

②《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

③《贞观政要》卷一。

④《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⑤。这就是所谓“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

第三，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尊崇儒学，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①因为儒家之道，是“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②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贞观二年始以孔子为先圣，在国学中设置庙堂，以备祀典，并下令各州县都置孔子庙。

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人，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立国子监，下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收教各级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两馆，专为皇亲国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设。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但主要是州、县两级学校。这些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来说，都比前代为进步。特别是专科性质学校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太宗的崇儒，引起了对经学的重视。贞观四年，他以经籍流传已久，文字颇多讹谬，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传家业，尤长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据晋、宋以来经籍古本，悉心校正，完成了《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定本，于贞观七年颁行全国。是为统一经学的第一步。不久，太宗又以儒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书成，凡180卷，名曰《五经正义》。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二十多人。书成以后，由于博士马嘉运提出许多批评意见，至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裁定，明令颁行。《五经正义》的编撰，实现了前此未有的经学思想的统一。

唐太宗还很重视历史对政治的借鉴作用。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贞观时期，在史书编纂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贞观三年，太宗诏修齐、周、隋、梁、陈五代史，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司其事。由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以房玄龄、魏徵为总监。贞观十年五代纪传修成。计《周书》50卷，《齐书》50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隋书》55卷。为与五代纪传相配合，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令狐德棻等纂修《五代史志》，历时十五年，成书30卷，编入《隋书》，故《隋书》共85卷。贞观二十年，有诏重修《晋书》，先后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参加编纂的有令狐德棻、李淳风、李延寿等十八人。逾二年成书，凡130卷。以上六史均系官修，那时史家李延寿又私撰《南史》80卷，《北史》100卷，统称为唐初“八史”。

在修撰前代史的同时，也开始修撰国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①。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体的国史，粗成30卷，嗣后续有修撰。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要观看国史，要求房玄龄“撰以闻”。“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②。从⑤《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②《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

①《唐六典》卷九《史馆》。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七年。

此，除纪传体的国史外，又创立了编年体的实录，历朝相继纂修不辍。由此可见，贞观时史学盛极一时的情况。

第三节 求贤和纳谏

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善于求贤和纳谏。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①。即位之前，已收罗了不少文武贤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②这说明人才无时不有，关键是在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③强调宰相的职责在于举用贤才。这年夏天，因天旱下诏求言，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深切时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将，怎能写出这样的好奏章呢？问知是出于他的门客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见马周，留置门下省供事，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太宗用人，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马周、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有来自敌方的屈突通、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有出身贵族的萧瑀、陈叔达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韦挺等。因此史家称赞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④。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别注意了解官吏的优缺点。贞观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参加的宴会上，太宗让“识鉴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①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②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徹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徹非大胜则大败。”③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①《贞观政要》卷七。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④《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①。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②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③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④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①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③《贞观政要》卷一。

④《贞观政要》卷十。

①《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第四节 统一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

贞观初期，边疆上存在着两个威胁力量，一是北部的突厥，一是西部的吐谷浑，而突厥对唐的威胁尤为严重。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②，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③。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④，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治大利，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穷蹙被俘，东突厥灭亡。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举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唐初，吐谷浑虽一度与唐通好，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九年（635），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经行了上千里的无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窜中为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降唐。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①，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②③《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四年。

西州刺史。

贞观十八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向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去了内地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①。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趍辽东。第二年，李世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将其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①。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①。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民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②。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③。“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④。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地“资于戎狄，杂畜被野”⑤，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困难。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地，并被普遍采用。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①《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③《唐律疏议》卷四《名例》。

④《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八年。

第五节 太宗晚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一诗句对唐太宗来说不太适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贤君。但他晚年的行事，也确实不如早年的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这样就引起人们对他前后期政治的不同观感。贞观前期，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遂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曾经自鸣得意地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①这种自满情绪使唐太宗在政治上产生了前后不同的变化。贞观十一年，魏徵上疏说：“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顷年则“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这是说纳谏不如以前了。魏徵又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②这是说用法不如以前了。就在这一年，马周也上疏说：“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誌。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这是说徭役比以前繁重了，繁重到“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③这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营建宫殿。从贞观八年，太宗断然不顾群议，修复洛阳宫后，接连在洛阳修飞山宫，在汝州修襄城宫，在长安修翠微宫，在宜君修玉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次是对边疆的用兵不戢，贞观末年，西取龟兹，东击高丽。为准备再次征辽，大量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既役民力，复征“船庸”，因此“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④。激起了雅（四川雅安）、邛（四川邛崃）、眉（四川眉山）三州僚人的反抗。

贞观后期，唐廷还出现了废立太子之争。太子承乾放荡不羁，不近正士，不听规谏，甚至纠集党羽，密谋为变，终于贞观十七年谋泄被废。太宗原想立魏王泰取代承乾，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对。承乾被废后，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推戴下，太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立晋王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太宗少娴骑射，驰骋疆场，长习文事，优游翰墨，身体本来很好。但早年曾患气疾，累年不愈。在征辽的归途中，得过癰疾。贞观二十一年，又得风疾。由于疾病缠身，就在这年前后已“饵金石”①。所谓金石，大概就是丹药。次年，有个印度方士那罗迩娑婆，“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①《贞观政要》卷十。

②《贞观政要》卷五。

③《贞观政要》卷六。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但是“药成，服竟无效”②。实际上太宗服食此药，不但无效，而且是中毒暴亡。高宗时的郝处俊和宪宗时的李藩都谈到这件事，李藩说：“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③因为他时代较后，忌讳较少，所以说得很坦率。唐太宗卒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时年五十二。葬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九嵕山）。

唐太宗论其私德虽有不足，但他作为一个历史的巨人，则光照简册。他少娴军事，能征善战。自晋阳起兵，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轻扫刘黑闼，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即位以后，他吸取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和隋末农民战争的深刻教训，励精图治，明于知人，善于纳谏，厘改政治制度，发展社会经济，提倡学术文化，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贞观之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他既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罕有的英明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②《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③《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

第八章 长孙无忌 房玄龄

第一节 长孙无忌

戚里右族，秦王腹心

长孙无忌（？—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出自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祖父长孙兕仕北周，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平原公。父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从小爱好读书，因而“该博文史”①，通达颖悟，富有谋略。其妹十三岁“嫔于太宗”，即唐太宗文德皇后。隋义宁元年（617）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向长安进发。九月，渡过黄河，进入朝邑（今陕西大荔东）长春宫，长孙无忌即前来进见。李渊见他有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从此，长孙无忌常随从李世民征战，成为他的心腹人物。后因功擢任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时屡建大功，位望隆重，从而威胁着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于是他们兄弟之间围绕着储位暗中角逐，并逐渐表面化了。武德九年（626），太子建成以反击突厥侵犯为名，欲乘机调出秦王府精兵猛将，并与齐王元吉谋杀秦王。长孙无忌见形势十分危急，极力劝说秦王先下手为强，杀掉太子。他说：“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哉？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于草泽，不得居王左右。”①六月三日，秦王命长孙无忌等将房玄龄、杜如晦召入王府，共商对策。经过筹划后，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四日凌晨，长孙无忌等随秦王伏兵于玄武门。当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早朝路经此门时，发动了突然袭击，成功地杀死了太子与齐王。事变后，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无忌任太子左庶子。

贞观佐命元勋唐太宗即位后，无忌迁升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627），再迁任吏部尚书。唐太宗论定佐命功臣，以无忌为第一等大功，又进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无忌身为佐命元勋，又为皇后兄长，受到唐太宗的特殊礼遇，并得以经常出入太宗卧室。很快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开始执掌朝政。

这一年，东突厥内乱，不少大臣上言欲乘机攻灭突厥。唐太宗感到：突厥君臣昏乱，不出兵则坐失了良机；出兵又违背了同盟之义。他犹豫不定，一时难以决断，便召问宰相。萧瑀以为“兼弱攻昧，击之为善”。而无忌却主张：“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他主张休养生息，反对穷兵黩武，显然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因而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同。

唐太宗非常亲重长孙无忌。贞观二年（628）在南郊祭祀完毕，即命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同乘金辂。裴寂推辞，太宗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①于是三人同乘而归。

有人上表说长孙无忌权宠太盛，对长孙无忌深信不疑的唐太宗手持奏表①《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

①《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

对他说：“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并转而对群臣说：“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②尽管太宗对他毫无嫌疑，而无忌却自惧盈满，请求辞职，长孙皇后也屡次劝说。太宗不得已，遂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授任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七年（633）十月，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位居三公。无忌再三推辞，太宗总是不允。他又让高士廉上奏说：“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仍然不答应，并说，任官必择才行，若无才行，即是至亲，也不虚授，任用无忌是取其才行，“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亲自上表辞让，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由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赡，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

唐太宗追思创业之艰难及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力，于是作《威凤赋》赐与他。太宗在赋中把无忌比喻成一只威凤，“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以颂扬其功。

长孙无忌认为，治理好国家在于君臣同心同德，孜孜于治。贞观十一年（637）春，唐太宗巡幸洛阳宫时，曾谈及隋朝的灭亡。无忌奏说：“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深以为然，当即表示说：“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①这年六月，唐太宗以为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分封了诸王之后又要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长孙无忌认为实行分封有害无益，遂与房玄龄联名上《请罢功臣袭封表》，以规谏太宗。他们的上表，首先陈述了历史上的变迁，时代变了，不应墨守成规。他说：“臣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维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迨夫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无益之文，覃及万方，不易之礼，有逾千载。”接着又分析了世袭刺史的弊病，指出了四不可：一是“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二是或“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搞世袭是“重裂山河，愈彰滥赏”；三是“孩童嗣联，义乖师佥之方”，他们专擅地方，就可能“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夷灭”；四是“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如行世袭，“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①。上表极陈世袭刺史于国、于民、于功臣之弊，剖析事理颇深。太宗见了上表，又发现功臣多不愿世牧外州，遂停止了分封功臣的做法。显而易见，无忌等反对分封世袭，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防止分裂割据形势的出现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贞观十六年（642），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翌年，唐太宗于凌烟阁为②《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①《贞观政要》卷十。

①《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功臣图像，他身居二十四功臣之首。

就在这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又有夺宗之心。有的大臣也赞成立魏王为太子，太宗一时尚举棋不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大臣支持立晋王李治。当太宗表示要立晋王时，无忌当即表示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询问他朝臣对立晋王的意见如何时，他又果断地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陛下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在无忌等人的大力赞助下，晋王李治终于被立为太子。同时，他也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以辅佐太子。

事后不久，唐太宗感到太子仁厚懦弱，似不尽称心如意。他又感到吴王李恪英明果断，类似太宗本人，想改立吴王为太子。当太宗向长孙无忌说明了这一意思后，他马上劝谏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诫，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惟陛下审思之。”②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

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也许是念舅甥之情，无忌是极力拥戴李治为太子的。之后他又不时称道太子的功德。贞观十八年（644），苑西监穆裕不知因什么激怒了唐太宗，太宗大发雷霆，命令于朝堂上将穆裕斩首。皇太子见此情景，马上犯颜规谏，最后使太宗息了怒。无忌便乘机称赞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①。从此以后，唐太宗不再有更立太子的想法了。

长孙无忌位高权重，但他对朝廷的失误很少犯颜直谏，唐太宗对此似不太满意。一天，太宗曾对无忌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他听后却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不喜欢他的阿谀之辞，当面批评他说：“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于是看着无忌说：“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太宗对无忌的评论，既有褒扬，也带有批评之意。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出兵讨伐高丽。起初，高丽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太宗不欲诉诸武力，长孙无忌也说：“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慰之，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②可是高丽又与百济联兵进攻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又不听唐朝的一再警告，于是太宗决定亲自东征高丽，令长孙无忌代理侍中职务。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患了重病，在生命垂危之际，将长孙无忌召入含风殿。君臣相遇三十余年，一旦离去，感到不胜悲痛。太宗摸着他的面颊，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太宗又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善辅导之！”又转而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他还嘱托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①可见，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生前最宠信的大臣。

②《册府元龟》卷三二七《宰辅部》。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忠信获罪，无名受戮唐高宗即位后，进封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知门下、尚书二省事。无忌坚决辞去知尚书省事，高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年间（650—655），无忌为顾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为元舅，倍受高宗尊宠和倚重。洛阳人李弘泰曾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诏令立时处斩。无忌与褚遂良悉心辅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听，“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②。

永徽二年（651），由长孙无忌监修国史。唐高宗曾广开献书之路，以从中发现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虽多，却都没有价值，不足采用，心中不太高兴。无忌劝高宗说：“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

永徽三年（652），驸马都尉薛万徹遭贬后不满，遂与房遗爱、司徒荆王李元景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奉命审理此案，查清了罪状，高宗诏令将遗爱、万徹等斩首，赐李元景及公主自尽。吴王李恪名望高，素为无忌所忌恨，也因房遗爱诬与同谋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时与无忌、褚遂良不和，因与房遗爱有来往而受株连，被流放于岭南。

尽管唐高宗在处理军国政事时非常尊重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但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并由此导致君臣关系由疏远而至最终破裂，从而决定了长孙无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约在永徽二年，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早在贞观年间，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以她的妩媚打动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据说两人关系暧昧。这次武则天入宫后很快拜为昭仪，倍受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萧淑妃也因而相继失宠，于是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唐高宗心里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昭仪带着重礼亲自到无忌家里拜访。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当面封无忌宠妃所生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之后，高宗流露了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意思。尽管无忌接受了厚礼与封赏，但却“对以他语，竟不顺旨”。高宗与武昭仪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昭仪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到无忌府上“屡有祈请”①，均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尽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执拗不从，但在李勣、许敬宗等朝臣的支持下，高宗仍然废掉了王皇后，并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支持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于是便让新擢任中书令的许敬宗乘隙陷害他。显庆四年（659）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搞朋党，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今事觉，故自杀”①。由于废立皇后问题舅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已渐渐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似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只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于是自叹“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许敬宗又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能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见称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例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①唐高宗被许敬宗这些危言耸听弄得昏头昏脑，在他的一再劝说下，竟不召见长孙无忌，仅凭许敬宗的一面之辞，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诛贬相继。或许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

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勣、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无忌谋反罪状。他一到黔州，则逼迫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②。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674）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并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该博经史，制律定礼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由于他爱好读书，该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①《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②《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①。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了贞观《式》30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与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18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7卷。《散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②《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又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①。这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637），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100卷，其中《吉礼》60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6篇，《国恤》5篇，总130篇。显庆三年（6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130卷，削掉了《国恤》，定著299篇。②时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651），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③。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656）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①。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无忌戚里右族，英冠①《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②《册府元龟》卷六一二。

①《唐律疏议》附录《进律疏表》。

②《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③《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始终不逾。”②②《旧唐书》卷六五“史臣曰”。

第二节 房玄龄

秦府十年

房玄龄（579—648），字乔松③，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房熊，任州主簿。父房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

玄龄少年时就很聪敏，又喜欢读书，因而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他曾随父亲到了长安，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以为隋祚久长，而善于见微而知著的房玄龄却看出了将乱的征兆，悄悄地对他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①房彦谦虽然不让玄龄明说此事，但心里却也同意他的见解。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仅十八岁的房玄龄即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这时，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了他的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②后来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地近太原，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农民反隋浪涛汹涌澎湃，隋皇朝在风雨中飘摇。这时，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隋义宁元年（617），李渊挥师进据京师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他走马投身于世民麾下。两人一见如故，即授任渭北行军记室参军。从此，便随从李世民转战南北。房玄龄的忠诚及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赏识，他很快成为秦王府的心腹及决策人物。

房玄龄喜遇知己之主，他对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他尤其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③。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④。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①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常主典管记，遇有军书表奏，他总是“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③房玄龄名字诸史书记载歧异，今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碑，参见《容斋随笔》卷十二《房玄龄名字》条。

①《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③《贞观政要》卷二。

④《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①《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善于审时度势的房玄龄极力赞助李世民的武力夺宗斗争，并劝世民先发制人。他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的老谋深算及李世民的亲遇，遭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忌恨，遂乘机诬告于唐高祖，正在他与李世民加紧策划之际，高祖下令将他与杜如晦一起驱逐出秦王府，不得事奉秦王。

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为了防止他人发现，他穿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决定翌日凌晨伏兵于玄武门，乘太子早朝时突然袭击。结果一举射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助成了李世民夺宗的成功，由此擢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贞观良相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①贞观三年（629），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是认真负责，对省中的公牒、狱讼都亲自披阅，予以妥善处理，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勤苦，对他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于是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②。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军国大事。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一次在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①玄龄还认识到，创业之主历经艰险，了解民情，精勤于治，一般说国家治理得较好，而子孙却易骄奢败亡。在他回答太宗的“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②可见，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①《贞观政要》卷三。

②《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②④《贞观政要》卷三。

又是治国之要道。一次与唐太宗论治，曾谈及了隋朝名相高颎的公平正直，他颇有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③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④。唐太宗依从其议。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①，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

修定朝章国典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②。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在修定律令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唐太宗即位不久，他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条，又诏令玄龄与弘献重加审定。房玄龄认为，古代有五刑，其中一为刖刑。及肉刑废除后，现以笞、杖、徒、流、死为刑，而又刖足，这样即为六刑，比古代尚繁。根据房玄龄的意见，“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③。旧令规定，兄弟分居，荫不相及，但是连坐俱处以死刑。唐太宗对此提出异议。房玄龄等人又议论，认为“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改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④房玄龄与法司撰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分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这次制定的律令，删繁就简，务求宽平，史称“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既简化了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③《贞观政要》卷五。

①《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②《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

③④《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①②《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法。

房玄龄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分为13卷。贞观十一年（637），正式颁行天下。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删削二千三百余条，定留七百条，分为18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贞观格》也是“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②。

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尽管作为法律来说，唐律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依据，但它比较宽简，较隋律有所减轻，人民总比生活在摇手触禁、动辄得咎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下要好一些。

房玄龄对封建的礼仪也颇为精通。早在武德二年（619），诏命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高祖释奠时，又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配。贞观二年，房玄龄认为此做法不符合礼教，遂与博士朱子奢建议说：“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于是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罢去了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①在唐太宗平定突厥后，五谷丰登，群臣曾请封泰山。唐太宗命秘书少监颜师古等人召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封禅的仪式，但久议而不决。太宗又命房玄龄与魏徵等人博采众议奏上，对于坛之大小，玉牒、玉检的尺寸等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②。

房玄龄奉诏与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138篇，分为100卷，名为《大唐新礼》。另外，房玄龄还与礼官一起，对不合时宜的旧礼作了改定。他认为，“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天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对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农隙讲武，天子上陵、朝庙等礼仪，“皆周、隋所缺，凡增多二十九条”。其余的也都依准古礼，稽考历代，择善而从。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可，遂“颁于内外行焉”③。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④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忠肃恭懿，更得殊遇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又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唐太宗诏令回报他说：①《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②《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志》四。

③《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④《新唐书》卷一○二《令狐德棻传》。

“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不得已，他只得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欲行拜见师傅之礼，并准备好了仪卫，以等待房玄龄的到来。但房玄龄得知此事后，“深自卑损”，不敢谒见太子，悄悄回到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贞观十六年（642），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

他已居端揆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①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贞观十七年（643），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三千匹。当时，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从了玄龄的意见，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①遂决定与其和亲。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②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十九年（6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军粮器械，军伍行留，由玄龄“悉裁总之”③。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倚重，特命他“得以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来到留台，声称有密告。玄龄问密告何人，那人回答说告房玄龄本人，他听说二话没讲，即命乘驿将告者递送太宗所在。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马上料到是诬告房玄龄，不由怒气冲天，命左右执长刀而后接见他，问密告何人，回答说是房玄龄。果然不出太宗所料，立即喝令腰斩，并玺书告谕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又再次重申：“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①由于房玄龄知人善任，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贞观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③《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二十一年（647），太宗幸翠微宫时，曾擢任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这时房玄龄正留守京城。适遇一官吏从京师来翠微宫，太宗便问他房玄龄听说任李纬为尚书有何意见时，那人回答说：“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②太宗听后，即将李纬改授洛州刺史。

房玄龄事奉唐太宗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但缺乏像魏徵那样面折廷诤的骨鲠品质，遇到太宗处事失误之处，不敢极言谏诤。贞观五年，（631），相州人李好德因患有疯癫病，言涉妖妄。大理丞张蕴古上言，说好德患病，不当判罪，太宗将宥免他。但蕴古却将此事秘密地告诉他，还与他博戏。此事被人弹奏。唐太宗一怒之下，将蕴古斩首于东市。事后，太宗又非常后悔，即批评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③批评了房玄龄不能直言规谏，以致使其处事出现了失误。

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

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尊宠使他感激万分，这使得他对唐太宗一再扬言东征高丽一事的过失再也不能缄默不言了。他对诸子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拖着沉重的病体，上表劝谏。上表说：“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唐太宗看完上表，十分感动，对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①房玄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唐太宗为便于探病，遂凿通苑墙，特开一门，频频派中使候问。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太宗又亲临病榻，与玄龄握手话别，悲痛难忍，还诏令皇太子与他诀别，并当面将其子房遗爱擢为右卫中郎将，遗直为中散大夫。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七十岁。为了深切悼念他，唐太宗特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给房玄龄办理丧事，特赐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陪葬昭陵。

房玄龄生前极力辅佐唐太宗治理军国大政，同时也善于料理家事。他早年服事父母以孝而闻名。父亲曾身染重病，卧病十旬，他尽心料理药品与膳食，百余天“未尝解衣交睫”。父死后，他悲痛万分，五天不食不饮。他事奉继母也是“恭谨过人”。母亲病了，每逢请的医人来到家门，他“必迎拜②《贞观政要》卷三。

③《贞观政要》卷八。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垂泣”。在他守母丧期间，“尤甚柴毁”。唐太宗特命散骑常侍刘洎前去安慰，并赐与寝床、粥食、盐菜等物。①房玄龄对其妻也以礼相待，恩爱很深。在他年轻时，病得将死，便对其妻托以后事说：“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由于夫妻感情笃厚，其妻卢氏听了二话没说，哭泣着进入帷帐中，用刀自剜一目，以向玄龄表示誓无二心。玄龄病愈后，“礼之终身”②。

房玄龄治家也有法度，尝告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特意搜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并对他们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还说：“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只是到了高宗时，次子遗爱所尚高阳公主疾恨遗直居嫡，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事情败露后，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也除名为庶人，把房玄龄辛苦经营的家业荡涤一空。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与杜如晦一起被称为唐初贤相。

①《贞观政要》卷五。

②《新唐书》卷二○五《房玄龄妻卢氏传》。

第九章 李靖

第一节 才识与胆气

李靖（571—649），字药师①，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②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③大业（605—61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皇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①《旧唐书·李靖传》云“本名药师”，按《新唐书》本传、《宰相世系表》、《金石萃编》卷五一李靖碑皆作“字药师”，今从《新唐书》传、表及碑。

②《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二节 平定江南

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

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逗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①。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四年。

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①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②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支持，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③。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①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②，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6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勣等七总管东下讨伐。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①②《册府元龟》卷三九七《将帅部》。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三节 北灭突厥

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支持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长驱直入，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勣、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徹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①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②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勣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①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四节 西击吐谷浑

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6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①。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九年。

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①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①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②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①《唐语林》卷五。

②《大唐新语》卷七。

第五节 杰出的军事家

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①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

《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②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①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①参见蓝永蔚：《李靖问对伪辩》，《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②《通典》卷一四九《兵典》二。

①《通典》卷一五八《兵典》一一。

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②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①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①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②。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③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①《太平御览》卷二九三。

①《太平御览》卷三二三。

②《通典》卷一五七《兵典》十二。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形状，“以旌殊绩”④。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⑤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④《贞观政要》卷二。

⑤《加李靖特进制》，《全唐文》卷四。

第十章 弃宗弄赞 文成公主

弃宗弄赞（617—650），又号为松赞干布，是我国古代吐蕃王国第三十二世赞普。在他一生中，承继父祖基业，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创建统一的吐蕃王国，并发展经济，对沟通汉藏文化友好关系，有过重大贡献，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第一节 吐蕃的兴起

吐蕃王国是羌族的一支（今藏族）所建。羌族是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所居地是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早在战国初期，其中氂牛部率众向南迁徙，居留在越巂（今四川西昌）一带，称为越巂羌。这些部落迁徙无常，以后进入西藏。到公元五世纪，在西藏高原散布许多羌族部落，其中以氂牛部势力最强，分为六个兄弟部落。酋豪弃聂弃自称为天神之子，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琼结一带），成为六氂牛部的王。后来弃聂弃自立一部，降服其余六部，六部酋长被称为父王六臣，另外有三个通婚部落，称为母后三臣。这时羌族部落已处于氏族社会末期，部落中已有等级分化，有立君长的需要，弃聂弃被称为赞普，意为雄强的丈夫。①以后其子孙世袭赞普称号。到第七代支弓赞普时，发生内乱，赞普被他臣下罗阿木所杀。以后其子集结同族消灭了罗阿木势力，被拥为赞普，即第八世布岱巩甲赞普。这时吐蕃居住在琼巴地方。吐蕃人已会冶炼银、铜、铁，制造犁具，引水灌溉，从事农耕。到了第十五世赞普提肖烈时，建立琼巴堡寨（今西藏山南琼结，汉文史籍称为疋播城，跋布川）。到十七世赞普时，出现了政权机构，在政权机构中，设置大论②辅助赞普统理国事。吐著从二十六代赞普弃脱赞（又称为瘕悉董摩）起，才有赞普世系的记载。到第三十世赞普达布聂西（又称讵素若）时，吐蕃开始强盛，“侵伐不息，土宇渐广”，经济文化逐渐发展，统一邻近各部，初步形成为国家。

在公元六世纪，西藏高原上，小邦林立，堡寨遍布，由于奴隶制的发展，各邦贵族间相互攻伐，强者兼并弱者。在互相争夺中，吐蕃、苏毗以及西部的羊同，先后发展成为西藏高原上三个最强的国家。尤其苏毗，北接于阗，东邻多弥（居住在青海通天河一带的部落），南至吐蕃，统辖着雅鲁藏布江以北直至昆仑山脉广大地区的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比吐蕃更为强盛。苏毗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于年卡宁波（今西藏日喀则一带），小女王弃邦孙，驻在儒那堡寨（今拉萨）。苏毗发生内乱，贵族年纪颂纳波杀死女王，立弃邦孙为国王，吞并了达甲瓦的领地，引起一些贵族的不服，以綝·臧古和巴·鱼泽布为首的贵族，暗中与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勾结，先遣使通款输诚，然后又潜至疋播城和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共立盟誓，密谋叛变，共同反对苏毗。

大约在619年，达布聂西病死，论赞弄囊继为赞普，綝·臧古、巴·鱼泽布等苏毗贵族再和他订立盟约。大约在620年，经过一番准备，论赞弄囊便亲率精兵万人渡过雅鲁藏布江进攻苏毗，在苏毗贵族的内应下，很快攻下儒那堡塞，杀了弃邦孙和权臣念氏，苏毗王子逃往西突厥，占有了苏毗的领土和吉曲河流域的一些地方。论赞弄囊发布命令，把吉曲河流域原名岩波，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云：“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②吐蕃王廷的宰相称为大论，副相称为小论，唐人译为宰相平章国事。

改名为彭域。原苏毗贵族和当地庶民向他进上赞普尊号，称颂他“政比天高，盔比山坚”，号为朗日论赞。论赞弄囊也按功行赏，把原来苏毗贵族所占城堡、土地和奴隶封赐给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哲蚌·纳生，这四个原苏毗的大贵族，由于助吐蕃有功，都成为吐蕃的新贵族，吐蕃赞普的重要大臣。苏毗领主琼波·邦色也杀了藏博小邦主马尔门，率藏博二万户归附吐蕃，论赞弄囊即将二万户赐给邦色，以后达波贵族叛乱，企图脱离吐蕃，论赞弄囊领兵平定了叛乱，并征服达波全境，从此西藏高原主要地区都为吐蕃所有。

第二节 弃宗弄赞的少年时代

弃宗弄赞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在公元617年他出生于吐蕃旧都亚隆札对园的降巴木决岭王宫。他父亲朗日论赞是吐蕃的赞普，母名萨颓格姆。藏族传说他从小聪慧，沉毅，多才多艺，故其臣僚奉以尊号松赞干布。一些史书记载也都称赞他“为人慷慨才雄”，“骁武绝人”，“多英略”，“通达工艺、历算、武技”，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英雄。弃宗弄赞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是与他的家庭和所受的熏陶、教育分不开的。他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吐蕃赞普的合法继承者，家庭和吐蕃臣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和发展。从幼年起他就在骑射、击剑、武术等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十岁以后已经成为武艺超群的勇士。在文化修养方面，他能背诵赞普的世系，十分熟悉历史英雄传说。他喜欢吐蕃民歌，长于诗歌创作，常常在宴会上即兴赋诗，他的作品是现在流传的吐蕃文学作品中最早的。

朗日论赞十分关心对弃宗弄赞在品德方面的培养。为他选择的朋友，都是道德品质好、行为端正、诚实谨慎的人，如吐蕃著名的大相尚囊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一同骑射、游猎、唱歌、跳舞，也喜欢做陆博、围棋等游戏。弃宗弄赞虽是王子，他对待朋友都是推心置腹，以诚相见，性格豪爽而无骄贵习气，因而深得人心。

弃宗弄赞出生以后，就过着宫廷豪华优越的生活。当时的琼巴，不仅是政治中心，经济也十分繁荣，商贾云集，远方的食盐、布帛、以及松耳石、珠翠等装饰品，珍奇的物品，也都运到这里，王宫的仓库中收储着各类珍宝和特产，供给王室的需要，弃宗弄赞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度过他的童年。弃宗弄赞是在吐蕃势力蒸蒸日上的年代成长起来的，所以从幼年起就立志光大祖先的事业，把吐蕃蓬勃发展的形势推向前进，对于未来充满信心。

第三节 嗣位和平叛

朗日论赞征服苏毗，平定达波以后，西藏高原得到统一，吐蕃王朝一时出现了升平的景象。但是在这和平的景象中却蕴藏着危机。

朗日论赞依靠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等原苏毗贵族的力量兼并了吉曲河流域等地，赐给他们领地和奴隶，使他们成为效忠于自己的新贵族，凡事都与他们商议，并且任命綝·臧古的儿子尚囊为大论。这样新贵族的地位就超越了旧贵族，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权因此大为增强。朗日论赞的重用新臣，却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吐蕃旧臣（主要是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的不满，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在征服苏毗过程中分享到一土一民，而且原有的地位反而降低，因之心怀怨恨，阴谋叛乱。公元629年的一天，朗日论赞吃了有毒食品突然死去。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等贵族一起举兵进行叛乱，达波、工布、娘波等地区都被叛乱者所据，吐蕃西部的羊同、敌国苏毗也与旧贵族内外呼应，苏毗王子回到藏博乘机进行“复国”活动，他们与苏毗旧贵族结合，起兵驱逐琼波·邦色的官吏和驻军，发兵攻打吐蕃，新建的吐蕃王国面临新的危机。

这时，弃宗弄赞年仅十二岁，在这突如其来的危机时刻，在他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亲信的大臣拥戴下，登上赞普宝座。他一方面坚守山南琼结、泽当一带，一方面追查阴谋毒害他父亲的人，经过一番追查，查出为首的几个人，消灭了许多旧贵族，并消灭了在宫廷内部的敌对势力，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旧贵族力量逐渐削弱，羊同的进攻也被在年楚河地区的娘氏力量所抵制。

松赞干布在局势稳定以后，便亲自渡过雅鲁藏布江到吉曲河谷地区进行巡视，受到逻些贵族和庶民的欢迎和拥戴。彭域地区人们向他进献贡品，并表示对他效忠，北方地区得到巩固。弃宗弄赞见到支持他的人很广泛，对重新统一吐蕃增强了信心。有些大贵族看到弃宗弄赞年幼，表现十分自负，弃宗弄赞为了招集和训练士卒，与他们曲意周旋。他作为王子的骄贵任情，受到压抑，性格变成沉默寡言，少年老成，更符合“松赞干布”的尊号。藏语“松赞”是端庄尊严的意思，“干布”是深邃沉宏之意。松赞干布在此结托中小贵族，深入民间，问民疾苦，厚赏士卒，经过三年，军队十分精锐，大约在632年，开始出兵平定叛乱。在人心归服，将士用命的情况下，很快平定了叛乱，攻占了叛乱者所占地方，旧贵族兵败投降。这样，松赞干布把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民众和军队完全收归赞普统辖之下，吐蕃的统一又得到恢复。旧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他们丧失了原有的特权。

第四节 迁都逻些，统一西藏

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便产生了迁都的想法。他北巡彭域时，曾到逻些地区，这里的险要地理形势，秀美的原野，雄峙的布达拉山，令他十分喜爱。在他平叛之前，曾在这里招集士卒，训练军队，与这里的部落首领及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得到他们的拥戴，他平定叛乱的武力，都是这里的部落成员，如果想控制着这支兵力，就不能远离这个地区。山南的琼结、泽当一带，虽然是吐蕃的发祥地，那里有祖先的坟墓，但由于朗日论赞的被害，他始终对那里的旧贵族心存疑虑。与小而窄的雅隆河谷相比，吉曲河谷地域更为广阔，逻些（今西藏拉萨）地处吉曲河下游，是彭域的中心，曾是苏毗的根据地，具有西藏高原政治中心的地位。逻些北有念青唐古拉山作屏障，东连娘波、工布等地，西邻羊同，南依雅隆河谷，位置适中。迁都逻些，更有利于防御北面的苏毗和西方的羊同。由于以上各种考虑，在平定叛乱后，弃宗弄赞和大相尚囊等人相度形势，决定迁都到逻些。

633年，适应形势，弃宗弄赞把都城从山南琼结，迁到逻些。随着都城的迁徙，许多依山而居的部落也纷纷迁到平原中居住，更多的人从事农耕，过去的游牧也改变为定居放牧，促进生产的发展。迁都逻些，使吐蕃真正据有西藏高原心腹地区，可以居中控制四方，为吐蕃的发展与强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迁都以后，平原出现了大片农田，牛羊遍野，马匹肥壮。

吐蕃国力日益强盛，弃宗弄赞开始他统一西藏高原的计划。当时吐蕃北面的诸羌中，最大的是苏毗，平叛以后，虽然苏毗的进攻被遏止，但其威胁仍然存在。所以弃宗弄赞决定派具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宰相尚囊出征苏毗。尚囊在打败苏毗的抵抗后，采取招抚的办法，宣传松赞干布接纳归附者的政策，对苏毗庶民与吐蕃本部民户一样对待，使之安居乐业；允许苏毗贵族保留自己领地，按规定缴纳贡赋，所以很快就招降了苏毗各部，从此吐蕃的国土扩展到青海南部。收复苏毗后，东部的多弥、白兰、党项等部也相继臣服。在吐蕃西南，和田之南有羊同（又称象雄），朗日论赞时，曾与吐蕃联姻。平叛以后，弃宗弄赞亲自征讨羊同，羊同因而再次臣服吐蕃。弃宗弄赞将妹妹赛玛噶嫁给羊同王为妃，对他进行笼络。公元638年，弃宗弄赞攻打吐谷浑进兵唐边境时，羊同也出兵随征，也曾与吐蕃使臣朝见唐太宗。但羊同王不甘心役属于吐蕃，对征调财物深为怨恨，屡次进行反吐蕃活动并发生军事冲突。羊同王对赛玛噶疏远，宠爱原有王妃，赛玛噶也决意消灭羊同王。公元644年，弃宗弄赞发兵攻入羊同，杀了羊同王，羊同部众都归附吐蕃，收为编民。这样，弃宗弄赞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以后羊同人和吐蕃境内人民经济文化关系更加密切，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藏族，使我国西部边疆得到开发。

在迁都逻些以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泥波罗（尼泊尔）国也开始与吐蕃通聘。泥波罗当时已进入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国王鸯输伐摩于630年开始摄政，实行重商政策，极力开展对外贸易。泥波罗的工艺品极为精巧，其雕刻、绘画、建筑等都达到很高水平，为了向吐蕃推销手工艺品，与吐蕃进行贸易，主动派使者到吐蕃通聘。弃宗弄赞为了建设都城，需要泥波罗人帮助，便立即答聘。在修建布达拉山顶的红宫时，招聘不少泥波罗工匠。在638年松赞干布向泥波罗求婚。639年，鸯输伐摩国王把他女儿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同年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吞米等去泥波罗迎娶尺尊公主。尺尊公主入藏时带来释迦佛像、琉璃宝钵、珍宝绫罗、男女仆从等。尺尊公主的入藏，使吐蕃和泥波罗的关系更为亲密。

第五节 文成公主与唐蕃联姻

文成公主是唐宗室之女，可能是唐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李道宗随从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又助太宗剿灭群雄而定天下，以后又讨伐突厥、吐谷浑，功勋卓著，位极尊隆。所以当唐太宗许婚弃宗弄赞时，为了在政治上结托吐蕃，而选中了他的女儿。文成公主是皇室宗女，出生皇家，自幼就受过良好教育。她熟读经史诗文，通达礼仪。由于当时唐朝佛教盛行，因而使她虔诚信仰佛教，诵读过不少佛教经典，还通晓占卜之术。文成公主是一个有才识而端庄的女子，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她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作出很大贡献。

吐蕃与唐联姻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吐蕃各部很早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在朗日论赞时，中原的医药、历算等书籍就已传入吐蕃。唐朝是中原的大国，地域辽阔，政治修明，典籍丰富，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声威远播于西域。自从629年，唐太宗击败东突厥，统一漠南地区，薛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和奚、契丹、室韦等部，都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吐蕃东北的党项、白兰等也都归附于唐。各国君主和首领，都以娶得大唐公主为荣，并可借此倚大国之威以服其众。弃宗弄赞做了赞普以后，对于中原文明就十分仰慕，因此在634年，征服苏毗、羊同之后，便遣使者到唐朝通好。唐太宗对吐蕃首次通使很为重视，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因之便立即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报聘。弃宗弄赞隆重地接待了冯德遐，见到唐朝使者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雍容优雅的态度，更加喜欢和汉族亲近。从唐朝赠送的礼物，具体体验了唐朝丰富多采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对中原文明更加羡慕，立即决定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品随同冯德遐一起到唐朝，向唐皇室求婚。当时边疆民族的国王和首领有很多向唐朝请求婚配公主，把唐朝公主下嫁看成是了不起的特殊恩典，等于得到唐朝的信任和支持，是一种殊荣。如636年，唐太宗把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这些都使弃宗弄赞加深了他要和唐朝结亲的急切心情。弃宗弄赞第一次派使求婚，由于唐太宗从各方面慎重考虑，并未轻易答应，婉言拒绝了弃宗弄赞的请求。

吐蕃使者回去后，由于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又不能直说唐朝不许婚，恐怕伤了弃宗弄赞的自尊心，恰好他出使唐朝时吐谷浑的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因此便编造谎言对弃宗弄赞说，初至唐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头上。弃宗弄赞听了后，很是恼怒，吐谷浑王能配公主，只有自己遭到拒绝，这有损自己在各族中的威望。于是立即征调境内和羊同的军队，进攻吐谷浑。诺曷钵不能抵抗，逃到青海湖以北，牲畜和人民多为吐蕃所掠。以后弃宗弄赞转兵东向，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公元638年，弃宗弄赞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唐都督韩威领兵抵抗被打败。原已归顺的阔州、诺州的党项部落也叛唐归附吐蕃。弃宗弄赞用兵的目的主要是对吐谷浑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向唐炫耀武力，迫唐许婚。吐蕃进攻松州后，于638年八月，唐太宗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右领军将军刘兰，率步骑兵五万人分四路出击吐蕃，大败吐蕃兵。弃宗弄赞以武力求婚未能如愿，一些吐蕃大臣纷纷劝他罢兵回国，他不接受，有八个大臣因气愤先后自杀。直到在松州失败后，乃觉悟到这种做法的失策，引兵而回。

弃宗弄赞回到逻些后，派大论禄东赞为使入唐谢罪，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唐太宗考虑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宽恕了他的侵犯，允许他的请求。使者回到吐蕃，向弃宗弄赞报告了唐朝许婚。弃宗弄赞十分欢喜，立即准备了丰厚的聘礼，黄金五千两，珠宝珍玩数百件，命大论禄东赞到长安纳聘。贞观十四年（640）十月，禄东赞到达长安，朝见了唐太宗，向唐太宗述说弃宗弄赞仰慕大国，殷切请求结亲的愿望和诚意，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下诏准其所请，决定以文成公主下嫁弃宗弄赞。

为了等候公主赴藏，禄东赞在长安逗留了三个多月，目睹中原风物，京城雄伟气派的建筑，皇宫的庄严壮丽，居民之多和街市的繁华，甚为赞叹。在逗留期间，唐太宗和文成公主曾多次召见了他。唐太宗见他机智聪敏，精通谋略，非常喜欢，给他优厚礼遇，想把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他为妻，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他的深明礼义，忠于职守的品格，颇为唐太宗和群臣所赞赏。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确定由唐太宗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前往护送。入吐蕃的行程，事先也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吐谷浑边境修筑了行馆，作为公主和随从人员中途作较长时间的休息，熟悉高原的气候。约定文成公主在进入吐蕃时弃宗弄赞率兵到河源亲迎。订婚以后，文成公主并没有沉湎在远离家园和父母的哀伤之中，而是悉心筹划到吐蕃后如何迎接新生活、如何从事高原的建设。她召见禄东赞了解吐蕃地方的物产、风土人情各个方面，准备了妆奁和各种物资。在她的妆奁中，有大量金银、绸帛、珍宝；还有大批书籍，除了儒家经典、史书、名家诗文、佛经外，还有种树、医药、历法、工艺技术等书籍。还准备了耐寒抗旱的芜菁、各种谷物的种子，准备到吐蕃试种和推广，并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科技知识介绍给吐蕃人民。

除了一些物质准备外，还组织一支人数众多的随从公主到吐蕃去服侍和服役的队伍，其中有公主奶母一家，官属和他们的家属、侍女、卫士，制造日用品的工匠和厨役等。为了公主的安全，李道宗挑选了一支工队，人马精悍，装备整齐，衣甲鲜明。这是最早进入西藏高原的汉族人，他们对汉藏民族友谊和西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次年（641）一月，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择日启程。临行前唐太宗为禄东赞等吐蕃使臣设置了丰盛的宴会，为之饯行。启程之日，载着珠宝、绫罗、衣服、饰物、书籍等妆奁的马骡骆驼列成大队前行，还另备洁车载着释迦牟尼佛像。衣甲鲜明的卫队前后护卫着文成公主所乘的绣车，一些侍婢、官属随从人员也各乘车马，浩浩荡荡地离开长安。朝中文武百官也到郊外欢送。文成公主等行进到大城鄯城（今西宁）时，大队作了停留，然后前行两百余里到险峻的赤岭，下车换乘马，进入吐谷浑境内，文成公主第一次经历了高原的风霜后，受到河源郡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的热烈欢迎，住在早已建成的行馆。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解除旅途疲劳以后，又继续西行。在吐谷浑和吐蕃边界柏海（今青海扎陵湖）地方，弃宗弄赞带着禁卫军按约早已到此等候迎接。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会见，对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十分爱慕，对于随从人员的众多，妆奁的丰厚，繁缛的礼节，都感到新奇。见到前来护送的李道宗，非常恭敬，执子婿礼。弃宗弄赞陪同公主观览河源风光，见到侍女们华丽衣着，珠宝饰物，隆重的亲迎仪式，尤其是文成公主的学识、风度，盛赞中原服饰之美，礼仪之盛，不胜羡慕。行过亲迎礼后，李道宗告别公主和弃宗弄赞回朝复命。因为道路险阻，弃宗弄赞先启程回逻些，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也先行出发，和吐蕃人民一起为公主平整道路，设立驿馆，开辟一条联系唐蕃的驿道。禄东赞和吐蕃大臣共同护送公主缓慢前行。文成公主在路过的农业区，安装碾硙，留下芜菁种子和各种谷物种子，教导吐蕃人民各种种植方法。

文成公主到达逻些以后，吐蕃人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庆祝赞普的婚礼。弃宗弄赞为公主举行盛大的宴会，婚礼十分奢华，热闹。弃宗弄赞对亲近的大臣说：我祖上从来没有与中原上国通婚的先例，现在我能娶大唐公主，实在太幸福了，应当为公主筑一座城，以夸示子孙后代。吐蕃人的习俗，人们都以赭色涂面，公主看了很不习惯。弃宗弄赞立即下令停止这种习俗。弃宗弄赞在他和公主相处时，都脱去毡裘，穿着唐朝所赐的华贵汉装。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结婚时年二十五岁。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弃宗弄赞便大兴土木进行沼泽的平整，修筑逻些市街，建筑神殿。文成公主到逻些后，根据公主的心愿先后修建了小昭寺和十二座神殿，也为泥波罗尺尊公主修筑了大昭寺。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一尊觉阿佛像，供奉在小昭寺内。为了纪念和公主结婚，弃宗弄赞在公主经过的道路上建筑一座城寨，如中原的雕楼，气魄雄伟，十分壮观。

吐蕃的习俗，王室冬天住在逻些王宫中，到了夏季，便移居琼结，在原野里建起巨大帐幕，用于居住，官吏也在此处理公事。山南泽当一带，柳林茂密，翠色宜人，文成公主喜欢这里的景色类似中原，也到这里定居，命令她所带来的随从人员和工匠，向当地人民传授整地开畦等耕作方法，安装水硙等技术。命侍女们教授当地人民纺织、刺绣，吐蕃人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技术，对于吐蕃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弃宗弄赞非常赞赏工匠的技巧，下令免除他们的差役。并且派使者到唐朝要求赠送蚕种，派遣酿酒、碾硙、建筑等各种技术工匠到吐蕃，帮助建设，唐朝满足了他这个要求。

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弃宗弄赞派遣很多贵族子弟到唐朝国学学习诗书，还聘请中原儒者为他掌管文书奏章，加强唐蕃文化的交流。文成公主的出嫁，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增强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第六节 立法建制，发展文化

在朗日论赞时期，吐蕃虽然已形成国家，实际上仍是一个贵族的军事联盟，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机构，各贵族独立统治自己的领地，拥有自己的家臣和军队，赞普只是联盟的最高首领。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国后，深深体会到要想巩固国家统一，必须加强王权，建立集中的统治机构，制定法律和各项制度。在他继位为赞普以后，就极力从事政权的建设，决定把唐的政治制度作为借鉴。

吐蕃王廷官制，原来专设大论（宰相）一人，统领内政外交，权力极大，往往难以控制。弃宗弄赞深感改革的必要，乃仿效唐朝制度，在大论以外，增设宰相多人，其中有小论（副相）、兵马都元帅宰相同平章事、副元帅同平章事，统领全国军队。此外，还有掌管民政的四个最高长官，都称为“宰相同平章事”，他们与大论共掌国政，一切重大国事都由宰相会议研究决定，报请赞普批准后执行。在宰相之下设置各类官员，分掌各种政务。其中有曩论（内相），掌管官员升迁调补等内政，相当于吏部尚书。纰论（外相），相当于鸿胪寺卿，掌管外国使臣的接待等外政事务。“岸奔”（度支使），分掌财政。资悉波折逋（大会计官），掌管征收赋税。喻塞波掣逋（断事官长），又称“整事大相”，掌管刑政，相当于刑部尚书。此外还有掌管宣发诏令的给事中等官员，合称宰相僚属。在上述诸官中，大论最尊，总揽政务，事无大小，必须由他批准。上述的官职都由贵族担任，父死子代，世袭其职。这样国家政治、军事等各项政务由王廷统一管理，贵族就不能各行其是，加强了王廷权力。

弃宗弄赞在官吏制度上还仿效唐朝，制定了官阶品级制度，向各级官员颁发告身（一种章饰），分六种，各有大小二等，共十二等。最上等为瑟瑟，次为金、银、镀金、铜、铁。

在兵制和地方官制方面，弃宗弄赞把地方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把吐蕃全国分成四个如：伍如（中翼），辖以逻些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约如（右翼），辖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叶如（左翼），辖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之地；拉如（后翼），辖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北之地。征服苏毗后又设一孙波如。“如”有“翼”、“旗”的意思，是吐蕃的大军事区和行政区。每如分为上下两个分如，共八个分如，每个分如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又各有一个下千户所，四如共有三十二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另外，还有四个禁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上各有不同颜色，作为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帅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夫所有各约万人左右，统率二十个大五百，以后称为万户府或万夫长。各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同时也是原来的贵族领地。大将以下各级官员，都是由当地的大小贵族担任，世袭其职，但须经王廷的任命。所有士兵都登记造册，由朝廷掌管，全国军队由兵马都元帅统率，调动以赞普的金箭为凭。

随着吐蕃国家制度的完善，在统治上也有加强法制的需要，弃宗弄赞继为赞普以后，积极学习文字，制定和颁布法律。据吐蕃史书说“松赞干布在位，以臣民于君前忿教争竞，无礼无仪，乃创十善法律，使善者有所劝，恶者知所戒”。据记载当时颁布的律文有二十条，其主要内容在于：“令行善者劝，作恶者惩，强梁者以律绳之，贫弱者以法扶之，设四兵以为禁卫”。“定度量衡之法，设阡陌之制。教民习书，为马装备，创兴礼义。”这都是说的立法的意义。至于法律律文，有“争斗者罚金，杀人者依其大小抵偿。盗窃财物者，罚赔八倍，并原物为九。通奸者，断肢体而流之。诳语者，割舌”（刘立千译《史鉴》）。各种记载不同，有的说弃宗弄赞有“十善法律”，有的说有“德行诫命十八条”，多为道德训条，有些是出于后世附加的。根据史籍记载弃宗弄赞时制定法律，用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史书记载说吐蕃“用政严酷，人无敢违”。“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数）；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制定这样落后的刑罚，也完全符合奴隶制度的情况。

弃宗弄赞为了改变吐蕃的落后情况，一方面吸取各国的先进文化，同时也积极从事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他和文成公主结婚后，加强了唐蕃的文化交流，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积极地引进唐朝的生产和工艺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开启学习唐朝文化的风气，造就许多兼通汉藏文化的人才。让汉族医生帮助吐蕃医生翻译医学典籍，发展藏医学。

弃宗弄赞在文化上突出的建树，就是创造吐蕃文字。吐蕃原来没有文字，“其吏治，..结绳齿木为约”。公元633年（？），弃宗弄赞派遣吞米·桑布札等十六名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在克什米尔向大婆罗门李敬学习文字学，学成回到吐蕃以后，吞米·桑布札等把梵文与西域各国文字，特别是和阗文互相比较，采取笔画简单易于书写不同形体，制定了三十个藏文字母，这三十个字母都是辅音，利用辅音重叠或在辅音上加上符号的方法构成复辅音，另外又制定四个元音符号，加在字母上下，用以拼写藏语。桑布札又著《文法三十韵》，作为藏文学习的书籍。藏文创造以后，弃宗弄赞大力提倡，他专心学习了四年，强制贵族子弟学习，号召大臣们学习，采取了许多奖励学习的办法，这样很快得到推广和应用。从此，朝廷的公文、法令，军队和人民的册籍都使用藏文记录，还用藏文翻译汉文医书和梵文佛经，创作文学、史学等作品，对于吐蕃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藏文的创造，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文成公主带了许多医书，汉医韩信杭帮助吐蕃人哈律马哈德娃和德日马郭吉两人翻译成藏文。韩信杭和印度医生巴惹多札、大食医生朵利诺波共同研究，合著《无畏之武器》医书。在汉医学的影响下，藏医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和处方等都有了发展。

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弃宗弄赞的提倡和推广，文学、算学、历法、历史等，都有所发展。无论是大食、突厥、印度、泥波罗各国的先进事物，弃宗弄赞都积极学习，兼收并蓄，在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影响下，结合吐蕃固有文化的改造，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吐蕃文化。

弃宗弄赞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对佛教也采取保护的政策。吐蕃人原来信奉苯教。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役使鬼神等为主要活动。苯教首领在朝廷中有较高地位。后来佛教徒进入吐蕃传教，当时苯教势力较大，并未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因此吐蕃不仅没有佛教徒，也没有佛殿和佛像。弃宗弄赞先娶泥波罗尺尊公主为妃，后又娶文成公主为妃。泥波罗是著名的佛教国家，唐朝佛教也盛行，两位公主都信仰佛教，她们都把佛像、佛经、法物等带到吐蕃。吞米·桑布札从印度留学回来也带来佛经，并译成藏文，从此佛教在吐蕃开始流传。在两位公主影响之下，弃宗弄赞也接受了佛教，并为尺尊公主、文成公主修筑了大昭寺、小昭寺，弃宗弄赞又建立了十二座寺庙，这样佛教和苯教同样在吐蕃国内传播开来。弃宗弄赞曾迎请天竺、泥波罗和唐朝僧人到逻些兴佛法，资助翻译佛经，据说译出的佛经有二十五部之多。但终弃宗弄赞之世，吐蕃人没有出家的。

第七节 吐蕃和唐朝的友好关系

在朗日论赞时，吐蕃与唐朝就有经济、文化的交流，两族人民之间就有交往。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后，吐蕃和唐朝成为“甥舅之国”，汉藏两族人民间的亲密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弃宗弄赞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各方面，都得到唐朝的支援与帮助，两国人员往来频繁，互相援助。以前两国间时有边境冲突，自从和唐朝联姻以后，十余年边境相安无事，弃宗弄赞一直以唐朝的子婿自居。在公元644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回朝，弃宗弄赞派遣大论禄东赞奉表庆贺，其表说：“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渡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向唐太宗献上金制的七尺高金鹅，可盛酒三斛。

648年，唐朝使臣出使印度（天竺）。中天竺阿罗那顺劫夺诸国贡献的名贵贡物，使者王玄策战败逃至吐蕃，弃宗弄赞立即派出一千多精兵与泥波罗七千多骑兵，随从王玄策攻讨劫贼，擒了阿罗那顺，然后遣使向唐献捷。649年，唐太宗崩，高宗即位，授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

弃宗弄赞接受唐朝官爵封号，深以为荣，以臣礼自居，致书给唐顾命大臣、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表示愿尽臣属的义务。同时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奠祭于唐太宗灵座之前，表示对唐太宗深切哀悼和怀念之情。唐高宗对弃宗弄赞的忠诚友好，非常赞赏，于是晋封他为宝王，并在唐太宗陵前竖立他的石刻像。弃宗弄赞向唐朝请求蚕种、造酒、碾硙、纸、墨的匠人，唐高宗允其所请，选派优秀工匠去吐蕃传授技术，帮助吐蕃建设。

649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患病，居住在彭玉色莫冈别墅养病，于650年春季逝世，把遗体安置在琼瓦，文成公主派使者到唐朝报丧，夏五月到达长安后，高宗派遣武卫将军鲜于匡济赍玺书赴吐蕃进行吊唁。弃宗弄赞逝世时，他的嫡子贡日贡赞早已亡故，他的儿子贡日贡赞与昆交芒木杰赤噶生子芒伦芒赞。在他逝世后，其大臣拥立他的孙子芒伦芒赞继位为赞普。弃宗弄赞逝世以前，泥波罗尺尊公主已故世，除文成公主以外，弃宗弄赞又娶象雄妃、如羊妃、木聂妃三人，但均未生子。

弃宗弄赞娶文成公主后，九年中和公主共同生活有三年之久。弃宗弄赞逝世，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继续留在吐蕃生活了三十年，直至680年，文成公主逝世。唐高宗又派使者吊祭。在这期间，她仍热爱吐蕃人民，关心生产和人民生活，得到吐蕃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唐朝和吐蕃两国间曾一度失和，进行战争，但吐蕃人民对她敬爱如故。她逝世时吐蕃为文成公主举行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这是吐蕃以前都没有的。吐蕃人对文成公主十分怀念，在人民中流传着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诗歌歌颂文成公主，戏剧、舞蹈都纪念文成公主，说明吐蕃人民对文成公主有十分深切的感情。

第十一章 陆德明 颜师古 孔颖达

第一节 陆德明

陆德明，名元朗，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约生于梁末陈初，历仕陈、隋、唐三代。青年时代，随从梁、陈时代知名人士周弘正学习，善于谈论老、庄和《周易》。陈宣帝太建年间，太子陈叔宝即后来的陈后主召集全国各地名儒，在建康皇宫的承光殿举行一次关于儒家经学的讨论会。那时，陆德明年方二十，应邀前往参加，坐在最末的席位上。由德高望重的国子监祭酒徐孝克①主讲儒经经义，他依仗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趾高气扬，旁若无人，与会的名儒们在这个权威的面前甘拜下风，谁也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唯独叨陪末坐的年轻人陆德明敢于起来同他争辩，多次指出徐孝克讲解中的弱点，深中要害，博得满座的赞赏，也受到陈后主的重视。从此，名声大震，步入陈朝名士之林。陈朝朝廷任命他当始兴王王国的左常侍，后升迁为国子监助教。陈朝灭亡以后，回到故乡吴县。

隋炀帝即位后，搜罗南朝著名学者到长安任职，陆德明被任命为秘书省学士。炀帝大业年间，下诏召集京城及各地通晓儒经的名士到长安讲学，命陆德明同名儒鲁达、孔褒同到门下省会合诸儒讲授经义，互相诘难，互相争辩，谁也没有辩论过他。于是加授他为国子助教。不久，礼部侍郎许善心推举陆德明和徐文远、包恺、褚徽、鲁达等为学官，授陆德明和包恺、鲁达、褚徽为太学博士，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当时人评论陆德明讲《易》、徐文远讲《左传》、褚徽讲《礼》、鲁达讲《诗》，都是高水平的。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后，隋朝东都留守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为帝，号皇泰主。杨侗任命陆德明为国子监司业，命他进殿中讲授经书。不久，王世充废黜杨侗，自立为帝，封自己儿子王玄恕为汉王，任命陆德明为散骑侍郎，充当汉王师傅。充当王世充儿子的师傅一事，陆德明自认为是莫大的耻辱，但又深知王世充为人残忍，不便当面拒绝，便想了一条苦肉计来推辞这件差使。就在举行拜师礼的前一天，他服用一剂喝了要腹泻的巴豆散。第二天他卧床在东墙壁下。王玄恕到来后，跪在床前向他大礼参拜，他竟然当面腹泻起来，装着病势十分沉重的样子，既不回礼，也不答话。王玄恕无奈只得以师傅得痢疾向王世充禀告。然后陆德明以养病为名，移居洛阳以东的成皋县，同一切人断绝往来。

不久，唐秦王李世民率兵攻克洛阳，平定王世充，派遣使者征召陆德明到长安，任命他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命长子中山王李承乾随从他学习经书。秦王对他十分敬重，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书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①不久，补授太学博士。后来唐高祖亲自到太学祭奠先哲先圣，祭奠后，召开了一次儒、佛、道三家经义讲习会，由大儒徐文远主讲《孝经》，高僧惠乘主讲《波若经》，著名道士刘进喜主讲《老子》。讲授完毕后，由陆德明先依据各家经义，分析其要旨；然后提出问题请这三位名流回答，他们都给难住了，最后还是由陆德明把问题一一解说清楚。高祖叹赏说：这三位大儒、高道、名僧学问渊博，能言善辩，但都被陆德明问①徐孝克，《旧唐书》卷一八九上《陆德明传》作徐克。

①《大唐新语》卷三。

得哑口无言，他真是一位学术精深的贤才啊！赏赐他丝帛五十匹。太宗贞观初年升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不久病故。他生平著作颇多，主要有《经典释文》30卷，《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流传当代。后来太宗阅读《经典释文》，对陆德明学识的渊博善辩甚为嘉奖，赏赐其家布帛二百段。陆德明的儿子陆敦信，唐高宗龙朔、麟德年间历任门下省左侍极、同东西台三品、检校右相等职，封嘉兴县子，后任大司成，因年老多病致仕归家。

第二节 颜师古青出于蓝

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②，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唐初，师古拜为燉煌公府文学，后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由于他办事机敏，谙熟国家政事，又正逢军国事务繁多之时，诏令一概出自他手，所写册奏无人能及。太宗即位，师古备受重用，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后又因公事获罪免官。贞观七年，师古拜为秘书少监，专司刊正之事，对那些令人困惑的奇书难字，他都能原原本本地将疑难剖析明晰。当时秘书监引入很多后进之士任校雠，担任秘书少监的颜师古却压制清贫寒士，而优先任用勋贵权势之人，就连富商大贾之流亦混迹其中，舆论称师古收受贿赂，于是被贬为郴州刺史。赴任前，太宗怜惜师古的才华，责备他“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所授，卿自取之”。希望他“宜深自戒励也”①。于是仍留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太宗尝“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贞观年间，颜师古还参与了《五礼》的修撰①，十一年，《五礼》撰成，颜师古进封为子爵。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颜师古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解释翔实明晰，深受时人称许，誉其为班孟坚忠臣。太子将《汉书注》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十五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②于是将此著交付公卿定其可否，多赞同其说，但祭泰山事终未成行。不久，颜师古调职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②此据《旧唐书》本传。《新唐书》则曰名师古，字籀。

①《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①即《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大唐新礼》，《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大唐仪抢瘛贰*②《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年，随太宗东巡，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颜师古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又有文集40卷传世③。永徽三年，其子颜扬庭将其遗作整理成《匡谬正俗》8篇奏于朝廷。保留至今者有《汉书注》及《匡谬正俗》。

汉书功臣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对此清人王先谦有个总结。

他说：“颜监以前注本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①这五本中有集注本，如晋灼就在服、应二氏之外，又增伏俨、刘德等十四家，而臣瓒又增刘宝一家，总共有二十家，其中不乏像应劭、服虔、韦昭这样的名家。但颜师古《汉书注》一出即受到时人的称道，显然因其有魅力。他自称注《汉书》的宗旨：“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释，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②。颜师古明确反对借注《汉书》攻击《汉书》，进而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一遵轨辙”，即依照《汉书》原文客观地注《汉书》，“翼赞旧书”也只是为了正确地解释《汉书》。从此出发，他注《汉书》，首先要订正《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脱漏，恢复《汉书》的原貌，其次要阐明由于时代的推移所出现的语音、词义的变化，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不同等问题。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归其真正”，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不仅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为以后的校勘树立了典范。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③《新唐书·艺文志》作60卷。

①《前汉书补注序例》，见《汉书补注》卷首。

②《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取焉”①。而“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②。如卷五一《邹阳传》“有白头如新”，其下只有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而颜师古不置一辞。但不是所有注都能如此简单地全取、全舍，有的注“指趣略举，结约未伸”③，颜师古则“衍而通之，使皆备悉”④。如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下引应劭注：“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此注把难解的词都分别解释了，但对此句的意思仍不甚了了，于是颜师古注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这样此句的内在含义就很清楚了。还有的注则“诡文僻见，越理乱真”，这样的注本可不采，但是它们已经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汉书》原文，对这些错误的注释，必须“匡而矫之，以祛惑蔽”①。如卷七《昭帝纪》“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下引文颖注：“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注：“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则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汉书注》是一部《汉书》的新注，颜师古根据新注的需要利用旧注，但这还不够，因为“旧所阙漏，未尝解说”②，颜师古作新注，“普更详释，无不洽通”③，并且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④。这样，颜师古所作新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引据确凿，有很强的说服力。颜师古注中有关注音、解词、辨古今字的内容较多，有人称颜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汉书》多用古音、古字，到唐代已有古今之隔，这是注释《汉书》必须做的。为了疏通《汉书》文句，颜师古不仅注音解词，而且还串讲语句，指出词句由何演化而来。如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下注曰：“天功，天下之功业也。《虞书·舜典》曰‘钦哉，惟时亮天功也’”。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根据《汉书》是史书的特点，非常重视时间、地点、史实的补充和注释。如卷三六《楚元王传》“大雨雹”，下注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又如卷二五上《郊祀志》“兵车之会三”，注曰：“谓庄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六年代郑围新城也。”颜师古反对考辨正文，但注中也存有异说，如卷五五《卫青传》“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下注曰：“言众寡不敌，以其坚战无有退心，故士卒丧尽也。一说，若建耻败而不自归，则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这样兼容并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解释，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决无“多引杂说”哗众取宠之意。另外，《叙例》有这样一条耐人寻味，“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如卷二二《礼乐志》记“高祖说而叹曰”，下注：“说读曰悦。”下段记文帝事，“天子说焉”，亦注：“说读曰悦。”这不仅表明颜师古深感难字、假借字是读懂《汉书》的主要障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会因“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而影响正确理解原文。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语言大家《匡谬正俗》是颜师古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8卷，一百八十二条，前四卷五十五条，主要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七条，则博及诸书，以论诸书字义、字音与俗语相承之异为主。《匡谬正俗》是一部未完稿，结构亦不完备，但就其具体条目而言，则引征丰富，论述中肯，尤其是颜师古能指出某些解释的谬误是因音读的差别造成的，从而推出同音假借之说，更有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

《匡谬正俗》主要探求造成解释谬误与读音的关系，而这关系往往有古今之别、雅俗之异。我国南北方语言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加之南北朝时南北长期隔绝，难以交流，造成不少读音、字义的不同。对此，颜之推已有所察觉，在《颜氏家训》的《书证》、《音辞》两篇中有所论述，并表示出寻求异音相承关系的意向。颜师古从此得到启发，把字音与字义的解释自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很多难以理解的字义迎刃而解，这不仅使颜之推寻求异音间相承关系的意向付诸实践，而且创后世叶音之说，为注释又开新径。《论语》、《尚书》、《史记》作为《匡谬正俗》的条目并不辨正某些词语的解释，而是涉及书的思想、某一体例的运用及流传中的一些情况。如《史记》条追溯《太史公自叙》与《尚书序》的相承关系，以及后人对《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的曲解等等。这类以书名为题的条目虽为数不多，却反映出颜师古对具体词汇的解释是建筑在对全书的统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汉书注》也是如此。

颜师古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物、制度、习俗有了改变，与其相应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或是损益、或是消亡、或是与原意相反，而这类词汇变化的来龙去脉，是解释词汇时必须说明的。如卷五解“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唐代学者不明郎署自汉至唐，内涵已有损益，以唐郎署解汉郎署当然不免失之远矣。

《匡谬正俗》的宗旨是纠正诸经、诸书部分音读、注释的错误，并对出错的原因加以探讨。如卷一“甲”条，颜师古认为甲有狎音，不是假借为字，而是因甲训为狎，后世把甲训为狎误认为假借，故使甲有狎音。这说明音读讹误的原因之一，是将释义词的读音与被释词读音相混（包括字义相同读音相混），同时也澄清了假借的概念，假借是指因甲乙二字同音，即可互为代替，这与因二字义同，即将二字读如一音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另外，由于读音造成解释错误或障碍，在典籍中也屡见不鲜。而出现这些不同的读音，或因古今音，或因方言，或因俗语，颜师古在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说明。

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不少音读、注释的错误，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典籍在流传中因口传、笔抄出现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随着时间的延续，已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流传。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正是为防止谬误继续蔓延，贻误后人。颜师古纠正典籍音读、注释的错误，不是简单地标其正误，而是征引大量资料，阐明其产生谬误的前因后果，这样不仅使其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客观上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颜师古从诸多谬误原因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传》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苟不明练，岂宜臆说，以误将来。”①此可谓整理古代文献的千古不易箴言，值得遵循。

第三节 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②，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祖父孔硕，北魏时任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州治今山东益都）法曹参军。他八岁入学，非常勤奋，每天能背诵书本一千余言。成年以后，遂贯通经史，尤其是对于汉儒服虔所注《春秋传》、郑玄所注《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较深的造诣，并擅长文学，通晓算术历法。同郡大儒刘焯是知名学者，孔颖达慕名前去拜访，刘焯见他年轻，态度有些傲慢，后通过言谈议论，问难答疑，才知道后生才识不凡，不觉肃然起敬，非常佩服。

隋炀帝大业初年，改州为郡，下诏各郡推举通晓经书的贤良文学，孔颖达被本州推举，朝廷授以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一带）博士职。当时炀帝征召各郡儒官在东都洛阳集会，命国子监、秘书省所属各学士同他们一起讨论经义，互相问难。孔颖达出类拔萃的学识崭露头角，使那些以前辈自居的著名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因为在辩论中被这个年轻人驳倒而感到羞惭，也因为他一举成名而妒火中烧，竟然不择手段雇了一名刺客去刺杀他，幸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藏在家中，得免于难。不久补授太学助教。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孔颖达避乱迁居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唐太宗平定洛阳王世充后，搜罗文学之士，授孔颖达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调任给事中。当时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留心政事，以孔颖达屡次进忠言规谏，对他更加亲信。太宗曾经问他：《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的话。意思是说：自己虽然有能力，并不妄自尊大，仍然向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询问自己不会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多，还以为不足，仍然向那些才艺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更求集思广益。自己虽然有智谋，切勿锋芒外露。自己虽然有真才实学，仍须态度谦虚。不仅匹夫庶民应当这样，就是有的君王也应如此。凡是有德的帝王内心虽然蕴藏着神明，但外表必须沉默不露，使人不能测知其深浅。所以《周易》说：长上教化百姓必须用启发蒙童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德性；又说：君上有神明之德必须隐晦不露，使臣民潜移默化。①如果身居帝王高位，好炫耀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才智凌驾于臣民之上，从而掩饰自己的缺点，拒绝接受群臣的谏诤，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阂，君臣大义也就荡然无存，自古以来灭国亡身，都是由此引起的。唐太宗听了，深以①《匡谬正俗》卷五《隄》条。

②《旧唐书》、《新唐书》俱作“字仲达”，《旧唐书》校勘记根据于志宁《曲阜宪公孔公碑铭》改作“字冲远”。

①易经：“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见《易传》蒙第四，明夷第三十六。为然。

贞观六年，太宗任用孔颖达为国子司业。一年余，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论历法、明堂各项事宜，多按孔颖达的意见议定。又同魏徵撰成《隋史》，以论撰功劳，加授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他又同朝臣修定《五礼》，遇有疑难，都向他咨询决定，书成后，进爵为子，赐帛三百段。皇太子李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②，他针对太子过失，在文中借题发挥，多方规劝。太宗知他在东宫屡次进谏，赐他和左庶子于志宁每人黄金一斤，绢一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在东宫侍讲。贞观十四年，太宗到国子学参加释奠典礼，命孔颖达宣讲《孝经》，宣讲完毕后，他上《释奠颂》，太宗亲写诏书嘉奖。后来太子承乾不遵守法令制度，他多次进谏，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对他说：太子已长大成人，不应当面数说他的过失。他回答说：我受国家厚恩，应当进谏，虽死不辞。进谏次数更多，言词也更为恳切，太子未能采纳，后来终于因过失被废黜为庶民。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语说：“道先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主要是称赞他在弘扬儒学经典上的功绩。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常卿，谥曰宪，并赐予陪葬昭陵的恩典。

孔颖达死后，其子孔志继承父业，官至国子司业。后来孙子孔惠元也继承父祖当过司业之职，官至太子谕德。他们祖孙父子三代相继任国子司业，时人传为美谈。

孔颖达是唐代著名儒家大师之一。贞观年间，他奉诏命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号称《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7卷，因为孔颖达是主要撰稿人和纂稿人，所以这几部书都署名孔颖达撰。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并赐孔颖达帛三百段。《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不少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对此一一驳正。太宗下诏加以修改裁定，没有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令中书、门下西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这部经学名著的编成，对于后世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②《旧唐书》作《孝经义疏》，《新唐书》作《孝经章句》。

第十二章 姚思廉 李百药 令狐德棻 李延寿

第一节 姚思廉

文史世家

姚思廉（？—637），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①。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②。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③。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①，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②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还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

这样的家学传统，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少年时就喜好史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学习，除了读书，再没有其他嗜好，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三朝仕宦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①《周书》卷四七《姚僧垣传》。

②③《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①《册府元龟·总录部·赐书·聚书》。

②《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①。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②。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撰梁、陈二史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①。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①《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②《新唐书》卷一○二《姚思廉传》。

①《史通·古今正史》。

（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①。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①著者或作萧大圜、萧圆肃。

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①。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

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①，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①《梁书》卷五六史论。

②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③。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④。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②《梁书》卷三史论。

③《陈书》卷九史论。

④《陈书》卷五史论。

第二节 李百药

隋唐间的政治遭遇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就为他取名“百药”，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辅，学问渊博，名重于时，在北齐、北周、隋都做过高官，负责起草诏令和重要文件。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①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①《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论》和《赞道赋》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①。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①《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②。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①《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

①②《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①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

撰写《北齐书》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卷②，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卷，又撰纪传体《齐书》100卷。①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0卷。②百药治史有几个特点。首先，《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高洋对杨愔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传》：“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

卷五○《高阿那肱传》记北周军进攻北齐，齐将安吐根在齐后主面前夸口说：“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幾赞扬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由于《齐志》为百药所参考，所以《北齐书》采用不少口语，大约是受了王劭的影响。其次，《北齐书》保存多方面珍贵史料。

一是有关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东魏、北齐时期，农民起义也接连不断。李百药尽管主观上不能意识到农民起义的①《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②此据《史通·古今正史》。又，《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云李德林北齐末修书24卷。①《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②《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重要历史意义，但他为了表现高氏统治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发迹过程和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还是对农民起义作了一些记载，这在同时所修的几部正史中是较突出的。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

二是有关生产科技。李百药比一般封建文人及士大夫有见识之处，表现在他不轻视生产技术和发明创造。他在《北齐书》中立《方伎列传》，记载了当时著名科技人物的事迹。

数学家信都芳，河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就擅长算术，在州里很有名声。他专心致志研究问题时，往往废寝忘食，走路时也看不见坑坎。撰《器准》一书，将历来的浑天仪、地动仪、欹器、漏刻等科学仪器作了具体记述，并且附有图。他还私撰历书，名为《灵宪历》，一年中分大月、小月，天象记载很符合实际。

《方伎列传》还记载了医学家马嗣明的事迹。马嗣明熟悉医家经典，如《甲乙》、《素问》、《明堂》、《本草》，并且能融会贯通。他为人治病，能在一年前预知病人生死。他很擅长治痈肿，烧石取屑，然后加醋调匀，涂患处，“无不愈”。他针灸也敢于创新，取穴往往与《明堂》不同。

记述较详的还有一位冶炼专家綦毋怀文。他善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百药还指出其方法流传后世，“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

三是有关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百药较详细记载了杜弼与邢劭“共论名理”的一场辩论。邢劭认为，人死之后，不会复生，也没有灵魂存在，“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杜弼则认为灵魂和人体可以分离，既不是一同产生的，也不能一同消灭，“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此次辩论是两人在扈从东山途中进行的，以后他们又以书信形式继续辩论，“前后往复再三”①，可见思想斗争之激烈。李百药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看待这场辩论，但毕竟记载保存了邢劭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魏收传》内容详赡、文笔精采，是一篇很出色的人物传。此传简述魏收袒籍、少时经历、在魏时修史事迹及出使梁朝事，着重记述北齐建立后魏收如何撰魏史，并追述在魏收之前关于魏史的撰述情况，如著作名称、卷数、撰人，加以简要说明。对于魏收修史过程中用人多非史才、纳贿受金及《魏书》成后“众口喧然”的激烈反应，都记载生动具体。对于魏收的评价，既赞其“硕学大才”，又指出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这些记载对于后人了解此期史学史是很有帮助的。

《文苑列传》序，述有齐一代文学发展概况，实际形同北齐文学小史。

①《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百药《北齐书》第三个特点是，较多暴露统治集团的丑行恶事。

在唐初修成上进的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中，《北齐书》的这个特点是较突出的。如卷九《皇后列传》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禅，尊为文襄皇后，..文宣渐致昏狂..曰：‘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于前。”宫闱中的禽兽之行代代相传。武成（高湛）即位后，又逼文宣皇后李氏淫乱，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卷八《幼主高恒纪》的记载反映出北齐灭亡之必然。后主高纬“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所任佞臣“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宫宛”外，“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惊人。卷二二《卢中传附子宗道传》载，卢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①。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②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③。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蝟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①《北齐书》卷六史论。

②③《北齐书》卷八史论。

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①。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②。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①《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②《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第三节 令狐德棻

一生荣华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①。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甚见亲密”②，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66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6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①。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②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③。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①《周书》卷三六《令狐整传》。

②《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下引两《唐书》本传，不另加注。①《唐会要·宏文馆》。

②《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旧唐书》卷一九○上《崔行功传》。③《唐会要·经籍》。

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参与八史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④，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这段话从史学和政治两个角度，十分扼要地强调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从史学上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从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①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④此时间据《唐会要·史馆》。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①。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实在是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国史、实录及其他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656）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①。

永徽元年（650），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卷。②显庆四年（659），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1卷，《皇帝封禅仪》6卷，《令狐德棻集》30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①《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据《唐会要·史馆》，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

②《唐会要·史馆》。

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6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1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6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100卷。③贞观十二年（6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100卷。①永徽元年（6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12卷，令30卷，式40卷，颁行全国。②令狐德棻勤奋一生，“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周书》的特点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贞观元年（6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旧唐书》本传称：“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但《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北周自公元557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①《旧唐书·太宗纪》称130卷。

②《唐会要·定格令》。

用，博矣”。①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②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66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①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①。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②。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①《周书》卷四七《艺术传·史臣曰》。

②《贞观政要·文史》。

①以上均见《广弘明集》卷二五。

①②《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①。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②。《艺术传序》说：“茂雅、元华、许奭，史失其传。”在卷末又简略提及蜀郡卫元嵩，“史失其事，故不为传”。这明确说明有些资料遗佚，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并在周时”的李唐“二祖功业”是尽力宣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③德棻既出身于阀阅之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

①赵翼：《陔余丛考》卷七。

②《周书》卷三九《杜杲传》。

③《周书》卷十六卷末。

第四节 李延寿

先世

李延寿，字遐龄。有关他生平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两《唐书》中仅在令狐德棻传后有附传。甚至没有记载他的年龄情况。李延寿自撰的《北史·序传》，为后人了解他的家世、生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其先人原是陇西的名门大户，后迁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待他出生时，家居相州已有数代了。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①，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大师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学生涯李延寿承继家学，专意治史。大师去世后第二年，即贞观三年（629），延寿就正式成为一名史官，在颜师古、孔颖达督导下编撰《隋书》。从此，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修史中度过的。

延寿参加贞观三年至十年的“五代史”修撰工作后，于贞观十五年（641），又参加了编写《五代史志》，同修的还有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①《北史》卷一○○《序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仁。这次修志费时达十六年，成书30卷，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由长孙无忌奏进。贞观二十年（646）诏修《晋书》，李延寿也是撰人之一，两年后修成。

李延寿也参加了本朝史的修撰。显庆元年（656）七月三日由长孙无忌等奏进国史81卷，起于义宁，尽于贞观末。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棻、李义府、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

值得称道的是，延寿还撰《太宗政典》30卷。在他去世后，唐高宗看到了这部书，大为赞赏，诏赐延寿家属绢五十匹，诏书中称延寿“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虽其人已亡，功有可录”①。评价是很高的。还命将《太宗政典》详细刊正，抄录三部，交秘书省存二部，赐皇太子一部。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从名称上看属于政书。学者一般以刘秩《政典》为政书之始，但延寿的《太宗政典》则更早数十年。中唐又有杜佑《通典》。这一段时期，三部政书相继诞生，说明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政书的出现。李延寿在政书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南史》与《北史》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

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①《高宗皇帝赐李延寿家物诏》，《全唐文》卷十三。

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卷，加上杂史1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180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

他从贞观十七年（6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6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

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李延寿欲以南、北二史代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史，气魄雄心之大是勿庸赘言的，那么他在编纂上下了哪几方面的功夫呢？

一、“编次别代，共为部秩”。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应用于国史。①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②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二、“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幾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①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三、“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66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180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100卷，《魏书》更达130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

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①《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正史类·北史》。

②《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

①《史通》卷十《杂述》。

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四、“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

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

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团结、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两史比较，《北史》比《南史》写得更好，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因此，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详明。

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写，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来，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诵习，所以时间愈久，八史阙佚愈严重。这说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后晋人所作《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①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来补足了，可见，南、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

①《旧唐书》卷七三“史臣曰”。

①司马光：《与刘道元书》，《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二。

第十三章 欧阳询 虞世南 褚遂良

第一节 欧阳询

生平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属湖南）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祖欧阳頠，陈初任大司空。父欧阳纥，陈宣帝时为广州刺史，征召为左卫将军，不应召，举兵反，被宣帝诛杀。按照当时刑律，欧阳询应当处死，有人把他隐藏起来，幸免于难。陈朝尚书令江总同欧阳纥非常友好，便私下收养欧阳询，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虽相貌丑陋，却聪明过人，读书一目数行，于是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成为学问渊博的名儒。隋朝建立后，搜罗各地才学之士，他以贯通儒经，被任用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渊在隋朝任职时，也同他交游，招他为唐公府宾客。李渊即位后，任他为官，经过多次升迁，官至给事中。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命欧阳询和裴矩、陈叔达同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成之后，上奏朝廷，高祖赐以丝帛二百段。太宗贞观初年，欧阳询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之职，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641）卒，享年八十五。

书法成就欧阳询擅长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誉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①独自成为“欧体”，所写的碑帖书信，遂成人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他写的字不仅誉满当时，也流行国外。高丽就几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欧阳询的书法，高祖叹赏说：“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欧阳询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天资聪明外，主要是他长期勤学苦练结成的硕果。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碑帖，非常赞赏，看后很久才离去，但走了几步，觉得留恋不舍，又回转仔细鉴赏，站立久了，又坐下来看，直到把这幅碑帖的长处领会才悄然离去。

后代书法评论家对欧阳询的书法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辑有唐人张怀瓘所著《书断》说：欧阳询“八体②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③，亦别为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④，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⑤，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又说：欧阳询的“飞白、隶、行、草入妙；大令小篆、章草入能。”意思是说，欧阳询的①《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欧阳询传》。

②八体：指书法上八种主要书体，如宋周越所说：“自仓、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

③大令，指东晋王献之。

④智永，王羲之七代孙，陈朝著名书法家。

⑤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

书法技巧非常全面，对于各种书体都很有造诣，不仅精于篆书、飞白书，而且擅长正书（楷书）、行书、草书，虽然笔法出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最初摹仿二王，但能有所发展，自成一体，超出了著名书法家智永，可以同当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相比拟。其隶书也被《书断》列为妙品。

宋人《宣和书谱》亦称：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墨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誉也。”但是该书佚名作者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应以他的正书为最，为其“翰墨之冠”。他说：“然询以书得名，实在正书，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宝，笔者虽尽力不能到也。而张怀瓘又称其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盖亦各具一家之见。然而询虽以正书为翰墨之冠，而至于行字，又复变态百出，当是正书之亚，此得其行字为多焉。”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说：“欧（阳询）《皇甫》、《虞公》二碑是一条路，是自成一家时，其用笔用意，折处是险，峭处是险。”他的《详书帖》也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笔险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可见险劲二字足以代表欧字的风格面貌。清人冯武编著的《书法正传》辑录了欧阳询关于书法理论的论述：一是欧阳询《用笔论》：“莹神静虑，临池志逸。虚拳直腕，指齐掌虚，意在笔前，文向思后。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勿使伤于软弱，不须怒降为奇。调匀点画，上下均平，递相顾揖，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易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为不可也。”强调写字时必须精神贯注，注意执笔手法、和墨浓淡、字体肥瘦、调匀点画、上下对称等各方面。

二是欧阳询八法：“丶，如高峰之坠石；乚，如长空之新月；一，如千里之阵云；丨，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岩；，如万钧之弩发；丿，如利剑断犀角；丶，一波常三过笔。”这是指点笔画的具体写法。三是欧阳询付善奴诀：“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妙要处。”这一练字秘诀从强调秉笔运神开始，然后指出关键之处在于考虑每个字的形体和态势对其笔画的四面八边结构作出妥当安排，即“四面停匀，八边俱备”。如本书编著者冯武所说：“此即方法，此八字惟欧公独妙，他人不能也。”此外，对于笔画的短长、粗细、疏密、斜正也必须适中，下笔时不可忙，也不可缓，不可瘦也不可肥。他认为这些都是写字的奥妙之处。他的书法论著尚有《三十六法》，但近人考证不大可信。他的书法和书法理论对于后代书法都有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墨迹传世者颇多，据宋人《宣和书谱》称御府所藏欧阳询笔迹有四十品，流传至今的，行书主要有《卜商请书帖》、《张翰帖》、《梦奠帖》等，正书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以及隶书《唐宗圣观记碑》等。

小欧阳欧阳通也是著名书法家，他是欧阳询晚年得的幼子，人称小欧阳。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亲的书法，恐怕他不勤奋，经常命他拿钱到市上书肆购买父亲写的字帖，“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①。故唐人《述书赋》云：“学有大小夏侯，书有大小欧阳。”但欧阳通的字体“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胡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②。“然行草得询之险劲，盘结分布，意态则有所未及，亦不失其为名书也”③。欧阳通历仕太宗、高宗、武后三朝，高宗仪凤年间，官居中书舍人之职。武后垂拱年间，升迁殿中监，天授年间，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不久，因不同意立武承嗣为太子，被酷吏来俊臣诬告杀害。《宣和书谱》称其“风节学艺，父子表见，一时为唐名臣，亦已美哉！”

①《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

②《朝野佥载》。

③《宣和书谱》卷八。

第二节 虞世南

早期生活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他是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祖虞检，萧梁时，任始兴王府咨议，父虞荔，陈朝时，任太子中庶子，均为知名之士。他继承家学，少年时，同兄长虞世基受业于吴郡名儒顾野王名下，勤奋好学，精思不倦，对经学、文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在文学上仿效当时名家徐陵，徐陵称赞他的文风深得自己的旨趣，由此知名。同郡人智永禅师，继承其先祖王羲之书法，在当时负有盛名，虞世南又拜他为师，得到他的真传，并有所创新，擅长书法之名更超过了文学。陈文帝天嘉年间，征召虞世南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后主至德年间，转调西阳王友。

陈朝灭亡后，虞世南、虞世基兄弟从建康到了长安，都以擅长文学获得声誉，当时人把他们比作西晋时代的二陆。那时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听说虞氏兄弟很有才学，同他的兄弟秦王杨俊争着聘任他们为王府属官，结果晋王依仗权势把他们招致门下。炀帝大业年间，任用虞世南为秘书郎，后转起居舍人。炀帝虽然爱重他的才学，但由于他为人正直，不善于逢迎，所以不肯重用，十年之久仍然是七品官。虞世基却因善于阿谀奉承，得到宠信，官至内史侍郎，颇有权势。虞世南素来勤俭清廉，过着清贫生活。隋末，虞世基随同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虞世南则随宇文化及到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后他被窦建德擒获，任用为黄门侍郎。

归唐以后窦建德所建农民政权覆灭后，虞世南归唐，被任用为秦王府参军，不久，转任记室，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秦府文书。秦王为太子后，升任他为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后，转著作郎，仍兼弘文馆学士。虞世南以年老，多次请求致仕，太宗不许，升迁为太子右庶子，辞谢不就，转秘书省少监，贞观七年，升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八年，晋爵县公。太宗器重虞世南学识的广博，每逢处理政事后有闲暇时间，便同他共观经史，互相议论。他虽是一个体弱多病容貌儒雅的文人，但是秉性刚正不挠，每当太宗向他询问时事，或同他议论古代帝王政事的得失时，他都能直言敢谏，因势利导，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意见。贞观八年，陇右地区山崩，各地多次出现大蛇，山东和长江、淮河流域相继发生水灾，太宗感到忧虑不安，向虞世南征求意见。世南举出历史上一些山崩地震，洪水泛滥，大蛇出现的例子。说明深山大泽是龙蛇所居，出现大蛇，不足为怪；山崩、洪水等自然灾害，只要实行德政，“施惠于天下”，“修德可以销变”，太宗采纳他的意见，派使者到各地赈济灾民，平反冤狱，从而减轻了人民的疾苦。

太宗喜好宫体诗，写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进谏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①太宗嘉奖他的直谏，赐绢50匹。太宗颇好畋猎，虞世南多次规谏，①《大唐新语》卷三。

都被采纳，史称其“有犯无隐，多类此也”①。

虞世南的直言规谏，深受唐太宗的器重，“太宗尝谓侍士曰：‘朕固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②“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③唐人《隋唐嘉话》亦称“兼是五善，一人而已”。他的直言敢谏，为官清正，对于促成“贞观之治”是有影响的，不仅是书法、文学见长而已。

博学与文采虞世南在陈、隋、唐三朝都以博学文采著名当世。据《隋唐嘉话》记载：“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④，称奉则以尊，言赐则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⑤称饷’，遂从之。太宗常出行，有司请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令虞监写烈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虞世南的生平著作，除有文集30卷外，尚有《北堂书钞》。据《大唐新语》所载：“太宗顾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列，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可惜他的著作大部散失。

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因年老多病再次请求致仕，得到朝廷准许，不久病逝，终年八十一岁。虞世南逝世后，太宗对他十分悼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陪葬昭陵。贞观十七年，太宗下诏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虞世南即其中之一。他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书法成就虞世南书法渊源于王羲之父子，幼年从智永禅师学书。智永笔法又来自家传，故唐人《云仙杂记》称：“虞世南书冠当时，人谓其有（王）羲之鬼”。宋人《宣和书谱》谓：“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虞世南作品之佳者可同王羲之相比。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对虞世南书法艺术也有很高评价：“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徐浩，皆第一等书也。”①虞世南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虞出自王氏嫡传，欧阳询则从王氏脱体另树风格；欧擅长各种书体，比虞全面，虞则专精正行草书，较欧严谨；虞书内含刚柔，欧书筋骨外露，各具特色。在唐太宗君臣珍惜王氏父子书法的影响下，出自王氏嫡传的虞氏当然更受重视，因而唐代书法评论家自张怀瓘开始以欧书外露筋骨，虞书内含刚柔为名，引用“君子藏器”①②《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③《新唐书》卷一○二《虞世南传》。

④隋恭帝杨侑禅位后，唐封之为酅国公。

⑤齐和帝刘准禅位后，梁封之为巴陵王。

①引自清人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第一》。

的说法。

虞世南在书法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有唐人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中所录《书旨述》，清人冯武编著的《法书正传》中辑录的《虞永兴笔髓》。其中《笔髓》一篇影响较大。

虞世南书法真迹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其中最受推崇也较可信的代表作当为《孔子庙堂碑》，凡四十行，三千余字，碑成于贞观七年，为虞氏晚年作品。“用笔俊朗圆腴，外柔内刚，字形稍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象。然端观之，其中每一波法，无不一过而三折；每一浮鹅，无不调锋而再三；其一纵一横，无不平铺而直过者；乃至每一点划无不精思俯会，如见其血脉之流动”①。除《孔子庙堂碑》外，其他尚有《昭仁寺碑》、《破邪论序》、《汝南公主墓志》以及散见于刻帖的《大运帖》、《用笔赋》、《书指述》、《演连珠》、《景纬成象》、《孔有新制帖》、《积时帖》、《朝会帖》、《瘦朽帖》、《临乐毅论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滞帖》等。这些碑帖中，有些是伪作，有些是集碑文钩摹而成，可信的为数甚少。

①汪谷兴：《虞世南的书法》，《书法》1985年第1期。

第三节 褚遂良

贞观诤臣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②，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父褚亮，历仕陈、隋、唐三朝。隋末贬官凉州西海郡（今青海青海湖西）司户。薛举称帝割据凉州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唐平定凉州后，授秦王府文学。太宗贞观年间，官至散骑常侍。褚遂良隋末被薛举任为通事舍人。后随父归唐，被任命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事务。太宗贞观初，升迁至起居郎。他博览文史，擅长书法，尤工隶书楷书。自从虞世南死后，太宗常常叹息说：“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①魏徵推荐褚遂良精通书法，令其谒见，果然非凡，于是太宗命他充当侍书。太宗深爱王羲之书法，当时正好下令广泛收购王羲之墨迹，各地纷纷进献，但是真假难辨，于是命褚遂良加以鉴定。他接过这些法帖，精心挑选，去伪存真，指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论据充分，令人信服，经过反复验证，他的鉴定完全正确无误。从此，他逐渐得到太宗的信任，君臣之间谈论的内容，也逐渐从论书转移到论政，而他又以直言敢谏著名于贞观、永徽之际。太宗曾说：“朕始得魏徵，朝夕进谏，徵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②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准备效法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到泰山祭祀天地，命群臣扈从，从长安到了洛阳，这时天上出现彗星。褚遂良以为封禅泰山，劳民伤财，便假借彗星出现，进谏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辄见，此天意有所未合。”③太宗采纳他的意见，下诏停止封禅。不久，升任谏议大夫，仍兼知起居事。太宗问他：“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他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他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①太宗阅览古书所载：“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深感奇怪，认为区区小物，何必如此？褚遂良进谏说：“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漆器不止，必金为之。金又不止，必玉为之，故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及夫横流，则无复事矣。”②认为这些不是小事，人的欲望是逐渐升级的，一旦奢侈成风，就无法制止了。太宗听了他这番治国必须防微杜渐的议论，非常赞叹。

唐初，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种特殊的惯例，即皇帝的子弟不论年纪长幼一律充当各州都督、刺史。褚遂良上书进谏说：“今州县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诚以至亲捍四方。”③并指出各州刺史是亲民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任用是否得人，对于人民生活，国家安宁至关重要，所以必须革除以年幼皇子充当州刺史这一荒唐可笑的弊政。经过褚遂良的直言规谏，太宗翻然醒悟，立即表示采纳。

②一说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①《新唐书》卷一○五《虞世南传》。

②《新唐书》卷九九《刘洎传》。

③《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①②③④《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太宗晚年，锐意经营四方，他为了安抚在平定突厥中起过支援作用的薛延陀，曾经答应以公主下嫁薛部可汗，并已接纳其聘礼，后来又后悔，宣布断绝婚姻关系。褚遂良进谏劝太宗对边疆藩属部落首领要守信义，以免挑起边患。由于太宗有灭薛延陀的打算，所以没有采纳。后太宗准备伐高丽，平辽东。褚遂良又规劝：“一不胜，师必再兴；再兴，为忿兵。兵忿者，胜负不可必。”④太宗表示采纳谏言，后因李勣极力反对褚遂良计策，遂决心东征。遂良感到畏惧，又上言劝阻。太宗虽没有听从他的谏阻，但还是嘉奖他的忠谏，升迁他为黄门侍郎，掌管机要，参与朝政。不久，因父亲褚亮去世，在家服丧罢官，服丧期满，拜中书令。

受命托孤，反对废后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见褚遂良、长孙无忌，命为顾命大臣，对他们说：“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而（尔）毋忧。”①因命褚遂良草拟太子继位遗诏。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封河南县公，晋升郡公。不久，因事牵连出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第二年，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监修国史，兼任太子宾客。不久，进职尚书右仆射，主持尚书省政务。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宗将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宣召大臣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入宫。事前，他们都已知道这个消息。有人以为赵公长孙无忌德高望重，又是皇亲国戚，应当先谏，褚遂良说：“太尉，国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亲之讥。”又有人以为英公李勣劳苦功高，又为皇上敬重，应先进言，褚遂良还是认为不可，他说：“司空，国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遗诏，若不尽愚，无以下见先帝。”进言以后，高宗说：“罪莫大于绝嗣，皇后无子，今欲立昭仪，谓何？”褚遂良进谏说：“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它过，不可废。”高宗听了，很不高兴。当天，未作出决定。次日，再议，褚遂良直言不讳说：“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高宗羞愧不言。遂良把手中所持朝笏放在金殿台阶上，叩头流血，说：“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高宗大怒，命人把他牵出金殿。武昭仪从金殿后的帷帐中高声呼喊：“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启奏说：“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这时李勣提出异议，认为废立皇后是皇帝家事，大臣不能干预，遂立武昭仪为后，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调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不久，又贬爱州（属岭南道，今越南北部）刺史。褚遂良心中忧惧，恐怕死在爱州，而高宗不了解自己的拥立功劳，死后不能自明，遂上表启奏，希望能迁徙内地，但高宗畏惧武后，对他的奏章置之不理。显庆三年（658），褚遂良死于爱州，终年六十三岁。死后二年，许敬宗、李义府诬奏褚遂良煽动长孙无忌谋反，高宗下诏削去他的官爵。他的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不久被杀。中宗复唐后，以遂良忠于唐室，下诏恢复其官爵。

①《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书品与书迹褚遂良擅长书法，颇负盛名，为唐初四大名家之一。

历代书法评论家对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都有较高评价，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唐人李嗣真《书后品》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因而把他的书法列为上品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所辑张怀瓘《书断》称褚遂良“善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说褚遂良的正书不在欧、虞之下，行书草书则在其下；并把他的隶书、行书列入妙品。清人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引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说：“褚书如熟战御马，举动随人意，而别有一种骄色。”今人杨仁恺《中国书画》评褚书说：“他的书法融欧、虞为一，方圆兼备，波势自然，结体较方，比欧、虞舒展，用笔强调虚实变化，节奏感较强，晚年益发丰艳流动，变化多姿。唐人评其书风‘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①褚遂良书迹流传后世的，碑刻主要有《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随清损墓志》；碑刻以外墨迹，主要有：楷书《倪宽赞》、《赐观帖》、《大字阴符经》，小楷《小字阴符经》、《灵符度人经》、《千字文》；行书《枯树赋》、《帝京篇》、《文皇哀册》、《千字文》、临王羲之《兰亭集序》；草书《阴符经》等。其中《雁塔圣教序》原石仍在西安。最早宋拓本曾为赵世骏藏，已佚，此碑行笔瘦劲，风华宛转，为褚书杰作。

①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第十四章 玄奘 义净 鉴真

第一节 玄奘

释门千里之驹

玄奘，俗姓陈，名祎，法号玄奘。生于开皇二十年（600），一说生于仁寿二年（602）。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人①。

他的曾祖陈钦，做过北魏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做过北齐的国子博士，父陈惠，在隋朝时一度任江陵（今属湖北）县令，以后回到故乡，过着且耕且读生活。陈惠对于儒家经术很有研究，又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有四个儿子，玄奘最小。当时佛教盛行，玄奘的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长捷。受兄影响，幼年的陈祎常去寺内，对佛学产生强烈兴趣，十一岁时即能“诵《维摩》、《法华》”。十三岁时也在洛阳出家②。他天资聪颖，专心致志研究佛学，很快就掌握了《涅槃论》等佛教基本经典。隋末天下大乱，僧众纷纷西游，玄奘随兄入川受学，数载钻研，学业大进。为追求更高的目标，他不顾二兄的劝阻，毅然顺长江东下，先后在荆州、赵州、相州等地遍访名师，广涉佛经。贞观元年（627），他移住长安大寺院庄严寺，从道岳学《俱舍论》，又从法常、僧辩“二大德”学习。二十八岁时，由于玄奘超群的智力和刻苦的求学精神并达到一定的水平，受到“二大德”的称赞，被誉为“释门千里之驹”而驰名长安①。玄奘在苦心钻研佛学中，发现当时国内佛教经论的体系杂乱，有些问题各家说法颇多分歧，部分经典的翻译又差错较多。尽管他已深研国内主要经典，遍访名师，但对佛家经典依然“莫知适从”②。贞观元年十二月，印度学者波颇蜜多罗来到长安，该僧对《瑜伽师地论》备极推崇。玄奘听说天竺（古印度）地方有很多佛经，于是决心西游，“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③。《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该经为大乘瑜伽学的要典。弄清《瑜伽师地论》的真义，是玄奘誓游西方的重要原因。玄奘深知西行的艰难，所以除了积极学习梵文外，还有意经受各种痛苦的磨练，创造西行的条件。

西行求法唐朝初年，西突厥势力很大，西北边塞局势不稳，玄奘邀集西行的僧侣虽一再申请西行，都未被批准。同行者纷纷退出了西行行列，但玄奘依然不改初衷。贞观三年（629）月间④，长安闹饥荒，朝廷同意僧侣外出就食，玄奘乘机离开长安，私自跟一些商人向西进发，来到边塞重镇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为执行朝廷禁止私自出塞的规定，逼令玄奘返回长安。幸得当地高僧慧远的帮助，玄奘昼伏夜行，经过张掖抵达瓜州。这时，朝廷的访牒也到了瓜州，通令玄奘返京。瓜州州吏李昌为玄奘这种立志求经、勇往直前的精①《续高僧传》卷五。

②《续高僧传》卷四。

①②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④出长安时间另据《新唐书》作贞观元年。

神所感动，毅然放行。

途中玄奘碰到一位熟悉西行地理情况的老翁。老翁告诉他：“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①玄奘则表示自己不到天竺不东返，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后悔。老人深为所动，便将一匹往返伊吾（哈密）国十五次的老马送给他。

唐初，西行之路出玉门关后分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过葱岭，南路由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玄奘选择了北路，他与向导乘夜出发，但不久向导借故离他而去，玄奘独自一人继续赶路。茫茫荒野上，玄奘靠着一堆堆驼马粪和骸骨的痕迹前进，过了四座烽火台，便踏上了莫贺延碛（意为大戈壁，即今安西至哈密一段沙漠）。碛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险途莫测。入沙漠后，玄奘便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马泉，匆忙中又弄翻了水袋，沙漠中没有水，就等于没有生命，玄奘打算回返取水，走了十余里，想起自己的誓言，宁可西行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便又重新西进。四五天后，由于没有滴水入喉，他浑身热燥，眼睛也睁不开了，最后昏到在黄沙之中。半夜里昏迷中的玄奘被凉风吹醒，他又振作精神，继续前进。幸而老马识途，终于在附近找到了水泉，玄奘得救了。

出了大沙漠，玄奘经伊吾（今哈密）来到高昌国（今吐鲁番）。高昌国王麹文泰笃信佛教，他久闻玄奘大名，热情挽留，竟给玄奘造成了意外的困难。因玄奘拒绝留居高昌，高昌国王采取强硬措施，坚决不许玄奘离开高昌。玄奘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以绝食表示决心。到第四天，高昌国王终于同意放行，条件是玄奘为高昌臣民讲经一个月，取经回来先在高昌讲经三年。①玄奘继续西行，经阿耆尼（焉耆）、层支（库车）而进入凌山（一名冰达板，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素尔岭）。凌山高入云天，山顶冰雪不化，登攀极为不易，特别是食宿困难，只能“悬釜而饮，席冰而寝”。玄奘转道中亚地区，再爬过艰难程度超过凌山的大雪山（即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翻越黑岭（兴都库什山南面的大岭），终于在夏末进入北印度。玄奘从高昌国到这里，经过了大小二十多个国家，从离开长安那天到这时，跋涉了将近一年。

天竺求学与讲学当时的天竺分为五部。玄奘进入北印度后，即瞻仰佛教圣迹并随处求学，足迹遍及北印度、中印度的四十余国。贞观五年（631），他进入中印度到达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即前往著名的那烂陀寺（一名施无庆寺）学习。那烂陀寺建寺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和文化中心。该寺除讲习佛经外，对因明（逻辑学）、声明（音韵学）、婆罗门经典乃至医术等也都有研究，僧众人数常在万人以上。寺院的经费由政府负责供给，并支持该寺的各种活动，所以那烂陀寺久盛不衰。寺内学徒勤学苦练，学风严谨，学术思想自由活跃，经常举办各种讲学、辩论活动。主持法师戒贤这时已年逾百岁，学问、道德为人所景仰，大家尊称他为“正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法藏”。戒贤之外，还有不少精通佛学的高僧。戒贤在问明玄奘西行的目的后十分感动，表示欢迎，并在生活上给玄奘以上宾的待遇。那烂陀寺内达到上宾待遇的，包括玄奘在内只有十人。戒贤法师因年事已高，多年不讲学了，这次破例主讲大乘佛教“瑜伽”学派主要经典《瑜伽论》等，从听者达千余人。至此玄奘求学《瑜伽师地论》的目的经过几年的努力达到了。还听了戒贤主讲《顺正理论》、《显扬》以及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学问。他不时地提出学习经典时所存在的疑问。其间玄奘的梵文、婆罗门文的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五年后，玄奘又到南印度等地考察学习。六年后再次返回那烂陀寺。这时的玄奘学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戒贤对玄奘也极为钦佩，安排玄奘以留学生身份主持讲席，为全体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等。这两论是属于那烂陀寺以外的体系，戒贤让玄奘主讲，足见该寺学术空气的活跃。

寺内有个戒贤的高徒师子光，专讲“中观”法门中的主要经典《中观论》、《百论》，而对“瑜伽”学说颇有非难之词。这是由于他存在偏见，不能融会贯通。玄奘为了团结他，消除彼此误会，就以梵文著《会宗论》三千颂，说明大乘佛教中“瑜伽”和“中观”两大派并不相悖的道理，戒贤以及寺中僧众看了交口称赞，把它刊布流通。

师子光愤然离去，从东印度请来高僧旃陀罗僧诃，怂恿他前去辩论，想借此驳倒玄奘。谁料该僧来到后听了玄奘讲论的佛经，心悦诚服，不敢再出面辩论。这样一来，玄奘的声誉益发远扬。

玄奘刻苦钻研印度各种佛教经典的成就，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尊敬和重视。在印度大、小乘纷争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各国国王都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玄奘身上。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遣使邀请玄奘赴该国讲授大乘教义。戒贤本已同意殷切思归的玄奘返回唐朝，因而尽管使者往返说明还是拒绝了鸠摩罗的请求。不意鸠摩罗求请玄奘心切，见被拒绝便以武力相胁，如果不答应，“必当整理象军，云萃于彼，踏那烂陀寺，使碎如尘”。戒贤只好同意玄奘前往讲学。北印度羯若鞠阇国雄主戒日王听说玄奘在鸠摩罗处讲学，便遣使请鸠摩罗急送玄奘来该国。两王为此发生纷争，差一点就动了武。最后双方协商，决定在曲女城召开学术辩论大会，请玄奘主讲。

曲女城在羯若鞠阇国的首府，即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贞观十六年（642），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印度的十八个国家的国王，通晓大小乘的僧人三千余人，婆罗门等二千余人。那烂陀寺也去了千余人，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曲女城大会成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学术盛会。会议开始，戒日王、玄奘先入宝座，后依次是十八国国王，各国名僧及婆罗门等，其余道俗僧尼在会场门外。玄奘以主持的身份宣讲自己所撰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阐发大乘精义。玄奘宣讲后，由明坚法师宣读全文，并抄写一份悬于会场门口，征求辩论。在场数千僧众，仅少数偶尔提出疑问，一经解释又深表折服，此后再无人提出问题。这样十八天过去了，无人能难倒玄奘。大会结束后，戒日王按印度传统请玄奘坐在饰有锦幢的大象背上，由高贵的大臣陪同巡游。他们掀着玄奘的袈裟，向周围观众宣扬：“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当时万众欢呼，群情悦服。从此，玄奘博学名声，传遍印度。

归国译经玄奘在印度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并未改变玄奘学成归国的初衷。贞观十七年（643）春，玄奘带上多年搜集的佛经佛像，离印度返回祖国。戒日王的赠赐十分丰厚，玄奘仅留下路上所需，其余婉言谢绝。他改走从葱岭南端越过大山，经于阗回国。沿途由于有戒日王的文书，所以顺利地到达于阗。在得到唐太宗的诏书之后，玄奘继续向长安进发。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玄奘到洛阳朝见准备东征高丽的唐太宗。玄奘归国成为唐朝举国上下共闻的盛事。

玄奘冒险西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求取包括《瑜伽师地论》在内的佛教经典。此次从印度带回的佛经有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三个月后，玄奘谢绝了唐太宗的召用，全神贯注地从事译经。由于取经印度在唐朝引起强烈反响，人事交往成为译经的严重障碍，为了能有个安静的环境，玄奘向唐太宗提出到幽静的少林寺译经的请求，太宗没有答应，而将为其母亲修建的位于长安的弘福寺选为译场，并指令守卫者严加把守。除弘福寺外，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地都先后成为翻译场所。十九年间，玄奘孜孜不倦地译出梵文经典七十四部①，共1335卷。比我国早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人翻译的总和还多600多卷。玄奘译著数量惊人，质量也很高。唐代以前佛经的翻译已有一段历史，出现过鸠摩罗什、真谛等著名译家。他们虽然精通梵文，但对汉语却不在行。他们翻译时是“手执胡本，口宣秦言”，再由助手笔录，这样“则校竟终日，卒无所成”①，他们只能意译，经助手笔录润色，文章固然流畅又富文学色彩，但译出的文章却“虽得大意，殊隔文体”②，常出现辞不达意或错译的情况。而一些精通汉文的中国僧人，则对梵文又缺乏了解，译成的作品也是“终隔圆通”③。玄奘兼通汉梵语，水平也极高。在去印度之前，他既“广求诸蕃，遍学书语”④，到印度后又集中精力学习婆罗门《声明记论》，了解其音韵变化，达到了能以梵文著书立说的熟练程度。在印度各地“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议接对，不待译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⑤。因此在翻译时达到了出口成章、下笔即是的程度。尽管有优越的条件，但玄奘对翻译工作仍十分认真。在他主持下，建立了效率很高的翻译机构。译场由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个环节组成，彼此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玄奘选拔了像灵润、法祥、辩机、道宣等一流学者有二十余人，因此助译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后又有文学大臣参加，更是锦上添花。

为了保证译著的质量，玄奘审选版本，往往“备详众梵本”，“殷勤省覆、方乃著文”，遇到疑义，便校多本以定。如《大般若经》即是通过三个版本翻译的。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玄奘突破了鸠摩罗什以来的意译局限，不拘泥于直译或意译的框框，以直译配合意译，坚持既不违原意，又便于中国①《大唐内典录》卷五作六十七部，冥祥《行状》作七十五部，均不确，以《慈恩传》卷十的七十四部为据。

①《出三藏记集》卷十。

②《高僧传》卷三。

③《出三藏记集》卷一。

④⑤《续高僧传》卷四。

读者阅读的原则，达到了文从字顺和文义切合。例如“印度”一词的翻译即是明证。《大唐西域记》记载：“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这个准确称呼就是玄奘时定下来的。玄奘的译文语言精练，切合原著，形成了鲜明、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

除了将梵文译成汉文外，玄奘还将汉文译成梵文，如老子《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玄奘的翻译事业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大唐西域记》玄奘到印度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数万里，历尽艰辛。他计划把自己旅行的情况记述下来，以了解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情况，并教育后人。他与弟子辩机合作，据他的口述，辩机笔录，将西行经过撰成《大唐西域记》共12卷。弟子慧立、彦悰也据玄奘事迹撰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书从不同角度记述玄奘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玄奘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以及传闻听说的二十八国的详细情况。《大唐西域记》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具体是地理环境、山川走向、气候物产、城市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民情，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等。这些记载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古代历史以及当时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如关于千泉的介绍：“素叶水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①。对其他地区的介绍也是方位准确，距离清楚。如阿旃陀石窟和那烂陀寺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得以确认。至今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碎叶城和怛罗斯城是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名城，碎叶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怛罗斯以发生唐军与大食军队的激战而闻名。唐朝的史书对两城的介绍甚略，而《大唐西域记》则记述颇详：“清池（咸海）西北行五百里，至素叶水城（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桃”。“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怛罗斯），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②。这两条记载是研究这两城和唐朝与中亚地区交往的重要史料。

在中印关系史上的影响玄奘去印度取经的过程，直接沟通了唐朝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友好关系。唐朝以前中印之间虽有往来，但限于复杂的地理条件，除了佛教事务之外，交往不多。随着玄奘西行取经，交往迅速发展。“初，玄奘在印度，声扬五天，称述支那（中国）人物为盛”，引起了印度僧俗的强烈兴趣。东印度的鸠摩罗王听说后，便遣使表示“弟子愿见支①《大唐西域记·跋》。

①②《大唐西域记》卷一。

那大德，愿师发遣，慰此钦思”①。戒日王思玄奘更切，点名要鸠摩罗“急送支那僧来”！他们“思闻此国（中国），为日久矣”。所以才这样要见玄奘。戒日王见到玄奘时问及中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是谈到舞蹈，他说：“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②玄奘盛赞了唐太宗统一中国、周边少数民族臣服的功绩，戒日王当即表示：“我当东面朝之”③。玄奘回唐朝后，双方“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贞观十五年（641）摩伽陀王遣使上书，唐太宗令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后又有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活动，中印来往进一步加强了。直到今天，中印人民仍共同认为玄奘是中印友好的象征。

业绩垂千古麟德元年（644），玄奘在长安郊外玉华寺圆寂。玄奘在印度求学时就得到“三藏法师”的称号，这是对精通包括《经藏》、《律藏》、《论藏》在内佛学经典的大师称号。他归国之后，唐太宗亲自撰写了一篇长七百八十一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文中称赞玄奘“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足见评价之高。唐高宗得到玄奘病危的消息，即时派多名御医救治。玄奘逝世后，高宗哀恸伤感，为之罢朝，反复叨念“朕失国宝矣”①。

直到近现代，人们依然对玄奘业绩和精神难以忘怀。近代学者梁启超说：“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决不居第二流以下。”②印度著名学者柏乐天教授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来，玄奘也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在中国以外没有过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的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这么伟大的翻译家。”③①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③《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传》。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六章。

③《翻译通报》第2卷第6期。

第二节 义净

立意西行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一说齐州（今山东济南）④。义净七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善遇法师博学多能，精通佛经，对六艺、天文、地理、阴阳、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禅师研习《法华经》数十年，造诣极深。在他们的教导下，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二十年（646），善遇法师去世，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①。贞观二十二年，义净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为僧。数载勤学，义净学业大进。慧智见他天资聪颖，前途无量，遂劝他出外求学。义净辞别土窟寺，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

在东都洛阳，义净修习《对法》、《摄论》诸经，佛学水平又有提高。

但其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故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于是他又来到长安，学习了《俱舍》、《唯识》等经，但胸中疑问不减。为祛蔽解疑，义净认为必须赴印度取经求法。咸亨元年（670），他在长安结识了并州的处一法师、莱州的弘祎法师，众人志同道合，相约赴印度取经。当时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条，陆上的“丝绸之路”因西域动乱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则不仅道路艰险而且常受唐蕃关系的影响。相对而言，海路较为通畅。唐朝强大富庶，南亚、西亚诸国纷纷前来贸易，海舶云集广州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经成为义净诸人的一致选择。计议已定，遂相约离京东下，处一因母年高而罢，弘祎至江宁而止。义净等途经丹阳时，又有玄逵加入。咸亨二年（671），义净坐夏扬州。秋，接受龚州（今广西平南）冯孝诠的邀请，同达广州。冯孝诠及其家人皆笃信佛教且家资雄厚，他们敬佩义净西天取经的志向，遂资助西行费用，冯孝诠并与波斯船主商定，许义净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时的广州，万商云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着婆罗门、波斯、狮子国、大食等国的船只，这些海船一般形体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遂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向慧智禅师等故乡师友告别。再回广州，同行者唯有门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罢退。

取经求法海船出广州后，经二十天左右，义净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义净在此地居住半年，学习声明（音韵学）。其间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无法前行，被迫回国。义净只身继续前行，于咸亨三年（672）五、六月间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④关于义净的原籍，《宋高僧传》卷一作范阳，《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开元释教录》卷九作山东齐州。

①《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

国。由末罗瑜再经羯荼国，到达裸人国，西北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①。耽摩立底为东天竺的南界，义净在此居住一年有余，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大乘灯原籍爱州（今越南清化），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后出家，到长安从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经耽摩立底时被强盗劫掠，被迫滞留十二年。耽摩立底虽距中天竺的那烂陀寺不很远，但途中常有强人出没，很不安全。他们等到一个机会，随同几百名商人结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义净途中染病，“身体疲羸”、“孤步险隘”，落在众人后面，又遭强人打劫，受尽凌辱，几乎丧命，但义净还是坚持到底，赶上了大队，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烂陀寺。

到达那烂陀寺后，义净又北行至毗舍离国①，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②，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东北的鹿苑鸡岭，此后重回那烂陀寺，向著名僧人宝师子和智月等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前后十一年，兢兢业业，锐意进取。大约在垂拱元年（685），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垂拱三年，他到达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余，专心从事翻译和著作。为了得到纸和笔，曾于永昌元年（689）随商船回到广州，得到贞固律师等人的帮助后，又于当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691），义净派遣大津将著作及新译的佛经送回国。武周证圣元年（695），义净与弟子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回国。

译经事业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不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东京福先寺、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先天二年（713）正月，在长安荐福寺经院圆寂，享年七十九岁。葬于洛阳北原上，建有灵塔。乾元元年（758），以塔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则天久视元年（700）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①义净的翻译活动得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等二十部佛经时，印度沙门阿儞真那，中国僧人波仑、复礼、慧表、智枳、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分别为证梵文义、笔受、证义，朝廷的成均（即国子监）和太学助教许观监护，译文经缮写后进呈朝廷。武则天十分高兴，亲制《圣教序》，对义净的功业大加称赞。中宗神龙元年（705），义净在东都洛阳翻译《孔雀王经》、在大福①耽摩立底国，法显《佛国记》中作多摩梨国，玄奘《大唐西域记》作耽摩栗底国。①毗舍离国，《大唐西域记》作吠舍厘。

②拘彝那竭，义净译为俱尸国。

①义净所译佛经，《开元录》作239卷，《贞元录》作289卷，《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作428卷。先寺译《胜光天子》等经时，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景云元年（710），义净在大荐福寺译《浴象功德经》等二十余部佛经时，吐火罗（今阿富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沙门达磨难陀、居士东印度伊舍罗、沙门惠积、文纲、惠诏、利贞、胜庄、爱同、思恒、玄伞、智枳等中外僧人为证梵文、证梵本、读梵本、证义、笔受、证译，而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又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711），在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时，太常卿薛崇嗣监护。②中外名僧参加助译、朝廷名臣润色，使得翻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义净发挥了关键作用。义净不仅精通汉、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而且又经过试译、助译的实践锻炼，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坚持直译的特点，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学术贡献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①。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他很赏识的有崇庆、崇勋、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随身边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远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

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今尼泊尔）多有记载，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七②《宋高僧传》卷一。

①《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八医”，并指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①，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

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第三节 鉴真

“独秀无伦，道俗归心”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扬州）人。

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他“总丱俊明，器度宏博”①。十四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二十二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弘景②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文纲、道岸、弘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已很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研究的是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①，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文纲、道岸、弘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13），二十六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开元二十一年（733），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②。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四十五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四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

六次东渡①《宋高僧传》卷十四。

②《宋高僧传》卷五作恒景。

①《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附录将多种记录鉴真事迹的文字搜罗于一处。下引本传及附录文字，不另加注。

②《宋高僧传》卷十四。

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①，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而且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②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回国途中，他们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大明寺，想听鉴真的意见。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也就动心了。他想起关于中国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的传说，以及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亲赠袈裟给中国僧人的故事。自己虽已五十四岁，但为了弘扬佛法，不惜生命危险，也要前往。鉴真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问他们谁愿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①祥彦的话并不夸张，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遣唐和归途中为风涛吞没。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①《续日本纪》卷十二，天平九年九月。

②《续日本纪》卷七，元正天皇养老元年。

①《续日本纪》卷二四，天平宝字七年五月。

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由于鉴真一行没有出国证明——过所，他们便假称到天台上国清寺参加供奉活动，而秘密准备去日本的物资。又通过道航的关系，得到当朝宰相李林甫哥哥李林宗的介绍信，便在扬州打造海船。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适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议他留下。如海不满，跑到采访厅诬告道航勾联海盗准备造反，采访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荣睿、普照等。后经道航解释并出示李林宗介绍信得以无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第一次东渡失败了。

不久，鉴真个人出钱八十贯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不料即遇大风，第二次东渡又失败。

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决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发，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鉴真在从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

前四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他在扬州继续准备东渡物资。

天宝七载（748）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三十人在扬州出发。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在风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十一月间，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十四天，终于靠了岸。上岸后才知道，他们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他们留居一年有余。鉴真在那里修寺造佛，登坛授戒。后决定重返扬州，他们从振州出发，经广西、广东的返途中，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行至韶州（今曲江）时，普照离鉴真北去。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第五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感受暑热，眼睛渐渐模糊起来，虽经医治未见好转。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祥彦又因病去世。祥彦是鉴真最得力的优秀弟子，他最先表态支持东渡，一直追随其左右。如今祥彦的死使六十三岁的鉴真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东渡的决心更坚定了。天宝十载（751）春，鉴真回到扬州，又着手筹备第六次东渡。

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从长安返回日本途中经扬州，到延光寺拜访鉴真。藤原清河将邀请鉴真和唐玄宗拒绝鉴真出国一事告诉了鉴真，并希望他自己决定。鉴真当即表示愿意同行，经商量后决定在十月十九日出发。

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

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又发生了麻烦。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离去的普照也闻讯从阿育王寺赶来。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第一号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号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吕，第三号船是副使吉备真备，第四号船是判官布势入主。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十四人及女尼智首等三人。

十一月十六日，四船出发，一路顺风。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平胜宝五年，即753年初），经四十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几经绝境。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祸和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弘法日本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天宝十三载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吕的报告，知道鉴真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至难波国师乡（今属大阪府）时，受到了先期到达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师行基弟子法义的热情款待。后住在藤原鱼名的官厅，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来迎接慰问，催促鉴真入京。二月四日，向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市）进发。京城僧侣和政府官员早已等候在南闾门前，政府使臣正四位安宿王代表日本政府慰问欢迎。鉴真在众人的簇拥下，穿过市区来到东大寺安歇。东大寺是日本最著名的佛寺，此前一年仿唐建造了一尊五丈三尺高的大佛像。

三月的一天，吉备真备代表政府再一次慰问鉴真一行，并传达了圣武太上皇的决定：“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又授“传灯大师”及“大僧正”的称号。四月初，在鉴真的指导下，东大寺大佛像前筑起了一座戒坛，成为日本举行受戒仪式的主要地点。鉴真首先为天皇授菩萨戒。接着皇后、皇太子登坛受戒。以后澄修等四百余沙弥受菩萨戒。日本名僧灵福、贤璟等八十余僧也重新受具足戒，开创了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的仪式。从此，无论什么人，如果没有经过指定的戒坛受戒，就不能取得僧籍。

由于日本僧众要求到东大寺学习的人数日益增多，佛院的经费又不足，有些来者不得不失望而返。天皇知道后，便把备前国（今冈山县）垦田一百町（一町即一公顷）赐给鉴真，后又加赠新田部亲王的一处旧宅。鉴真就在这块宅地上建起了一座新寺院，叫做唐招提寺。原备前国垦田由招提寺经营作为经费。

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搬进居住。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上东征传》。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在寺后面的松林中。

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化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鉴真所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的东渡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

鉴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艺术上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鉴真随船带有佛像，在日本又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像等。这种夹纻法我国早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到唐朝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武则天时用夹纻法塑造的大佛高达九百尺。鉴真及弟子将这种雕塑艺术在日本推广并发扬光大。鉴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于漆夹纻法制作了一尊高八十点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对这位中国高僧的纪念。鉴真结跏趺坐，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它不仅再现了鉴真的真实形象，而且着意刻画了精神气质，温和中流露出刚毅，安详中凝聚着严肃，微笑中体现出沉思。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

鉴真随船带到日本的还有绣像、画像、书帖等，其中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迹，后来成为日本书法的准绳，对日本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相传唐招提寺的匾额即为孝廉女帝仿王羲之体而写成。

鉴真在扬州时曾对医药学很有研究。他到日本后亲自为日本光明太后治疗顽疾，使其病情大有好转。由于鉴真双目失明，便以鼻嗅、口尝、手摸、牙咬、耳闻之法鉴别药物，传授中草药知识，留下了一卷《鉴真上人秘方》。鉴真在日本医学界是位备受尊敬的先师。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第十五章 李淳风 孙思邈

第一节 李淳风

天算世家

李淳风，岐州雍（治今陕西凤翔①）人。其父李播在隋朝任高唐尉，因“秩卑不得志，弃官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②。对天文学多有研究，写过《天文大象赋》③，注释《老子》，撰《方志图》，有文集10卷行于世。李淳风自幼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等学问。《旧唐书·李淳风传》言李淳风年六十九卒，未及生卒年月。今据其所著《乙巳占》中“余于大业九年在江都，时年十三”之句④，考得李淳风生于隋仁寿二年（602），卒于唐咸亨元年（670）。

唐贞观（627—649）初年，傅仁均所造《戊寅元历》预报日食屡出误差，李淳风上疏驳傅仁均历，所论十八条意见，经过辩论和检验，其中七条被采纳，由此得到唐太宗赏识。“授将仕郎，直太史局”。贞观七年（633），制造浑仪，并著《法象志》七卷奏呈唐太宗，“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贞观十五年升为太常博士，后转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出任太史令。显庆元年（656），因修订国史有功，被封为昌乐县男。龙朔二年（662）改授秘阁郎中，咸亨（670—673）初，唐官制复旧，李淳风还为太史令。①李淳风的学术研究涉及到天文、数学、历法、星占、气象、仪器制造各个方面。他对浑仪作出重大改革；编制《麟德历》，撰写《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主持编定与注释十部算经。他的著作还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法象志》、《乾坤变异录》，并演《齐民要术》等凡十余部。

十部算经的整理李淳风在数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编定和注释著名的十部算经。这十部算经后被用作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数学教材。《隋书·百官志》记载：“国子寺祭酒..统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等员。”这是国家专门数学教育的开始，唐代在隋的基础上继续举办数学教育，并以算取士。②显庆元年（656）于国子监内设算学馆，同时着手选编算学教科书。据《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载：“先是，太史监侯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唐会要》卷一六称：“显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①乾隆《岐山县志》：唐昌乐县男李淳风墓在县东北五里，墓旁有祠。

②《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③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天文大象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④李淳风：《乙巳占》卷二。

①《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②《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于志宁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

十部算经又称算经十书，是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这十部数学著作。它们是唐代以前的主要数学著作，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成就。

传本《周髀算经》，有赵爽注、甄鸾注等，当时虽被称为“算经”，但原文与赵爽、甄鸾的注文都有不尽完美之处。李淳风的工作纠正了这部书存在的缺点，使这部书趋近于完美。李淳风的注释指出了《周髀》中的三点重要错误：一是《周髀》作者以为南北相去一千里，日中测量八尺高标竿的影子常相差一寸，并以此作为算法的根据，这是脱离实际的；二是赵爽用等差级数插值法，来推算二十四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的结果；三是甄鸾对赵爽的“勾股圆方图说”有种种误解。李淳风对以上错误逐条加以校正，并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更为重要的是，李淳风在批评《周髀》中的日高公式与“盖天说”不相符合的同时，重新依斜面大地的假设进行修正，从而成功地将不同高度上的重差测望问题转化为平面上一般的日高公式去处理，并且首次使中算典籍中出现了一般相似形问题，发展了刘徽的重差理论，使得“盖天说”的数学模型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接近“完善”①。并在《麟德历》中重新测定二十四气日中影长，首次引入二次内插算法，以计算每日影长①。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是以刘徽的注本为底本的，但李淳风与刘徽作注的背景、环境都不相同。李注的目的是为明算科提供适当的教科书，注释以初学者为对象，重点在于解说题意与算法，对于刘徽注文中意义很明确的地方，就不再补注。如盈不足、方程两章就没有他的注文。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后人抄书残缺所致，如南宋鲍澣之说：“李淳风之注见于唐志凡九卷，而今之盈不足、方程之篇咸阙淳风注文。意者，此书岁久传录，不无错漏。”②李淳风等在注释《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时，引用了祖暅提出的球体积的正确计算公式，介绍了球体积公式的理论基础，即“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这就是著名的“祖暅原理”。在《缀术》失传之后，祖冲之父子的这一出色研究成果靠李淳风的征引，才得以流传至今。

《海岛算经》是刘徽数学研究的独创成果，但刘徽著作的原文、解题方法和文字非常简括，颇难理解。李淳风等人的注释详细列出了演算步骤，从而给初学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淳风等对“算经十书”的注释也有不足之处。如在理解圆周率时，轻视了刘徽割圆术的伟大意义，是不公正的。

十部算经成为唐以后各朝代的数学教科书，对唐朝以后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为宋元时期数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十部算经以后，唐朝的《韩延算术》、宋朝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杨辉的《九章算术纂类》、秦九韶的《数书九章》等，都引用了十部算经中的问题，并在十部算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后人对李淳风编定和注释①曲安京：《李淳风等人盖天说日高公式修正案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93），第42—51页。

①纪志刚：《麟德历晷影计算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16—325页。②鲍澣之：《〈九章算术〉后序》，《宋刻算经六种》。

十部算经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就说过：“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①《麟德历》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颁行了傅仁均的《戊寅元历》。《戊寅元历》首次采用定朔，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在《戊寅元历》之前，历法都用平朔，即用日月相合周期的平均数值来定朔望月。《戊寅元历》首先考虑月行迟疾，用日月相合的真实时刻来定朔日，从而定朔望月，要求做到“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眺”。由于《戊寅元历》的一些计算方法有问题，颁行一年后，对日月食就屡报不准。武德六年，由吏部郎中祖孝孙“略去尤疏阔者”，后又经大理卿崔善为与算历博士王孝通加以校正。贞观初年，李淳风上疏论《戊寅元历》十有八事。唐太宗诏崔善为考核二家得失，结果李淳风的七条意见被采纳。②李淳风为改进《戊寅元历》作出贡献，被授予将仕郎。贞观十四年（640），李淳风上言：《戊寅元历》术“减余稍多”，合朔时刻较实际提前了，建议加以改正，这个意见又被采纳。贞观十八年，李淳风又指出：《戊寅元历》规定月有三大、三小，但按傅仁均的算法，贞观十九年九月以后，会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认为这是历法上不应有的现象。于是唐太宗不得不下诏恢复平朔。改用平朔后，《戊寅元历》的问题更多，改革势在必行。

李淳风根据他对天文历法的多年研究和长期观测，于麟德二年（665）编成新的历法。经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国子祭酒孔颖达参议推荐①，唐高宗下诏颁行，并命名为《麟德历》②。《麟德历》的主要贡献有二：第一，在我国历法史上首次废除章蔀纪元之法，立“总法”1340作为计算各种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近点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我国古历的“日”从夜半算起，“月”以朔日为始，而“岁”以冬至为始。古历把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周期叫做“章”，把合朔与冬至交节时刻同在一日之夜半的周期叫做“蔀”。古历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纪年、日，如果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夜半，纪日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纪”；如果连纪年的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元”。古代制历都要计算这些周期，但这些周期对历法计算并非必要，反而成为历法的累赘，李淳风毅然把它废除了。《麟德历》以前的各种历法都用分母各不相同的分数来表示各种周期的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这些周期，如期周（回归年）、月法（朔望月）、月周法（近点月）、交周法（交点月）等，都是历法计算必须预先测定和推算的重要数据。因为这些周期参差不齐，计算十分繁琐，比较各种数据也很不方便，李淳风就立“总法”1340作为各种周期奇零部分①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Ⅲ，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9.②《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贞观初，直太史李淳风又上疏论十有八事，复诏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

①《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②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颁行麟德历诏》：“昔落下闳造汉历云：‘后八百载，当有圣人定之。’自火德洎我，年将八百，事合当仁，朕亦何让！宜即宣布，永为昭范。可名曰《麟德历》，起来年行之。”的公共分母，这样，数字计算就比以前的历法简便得多。《畴人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盖会通其理，固与古不殊，而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蔀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其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①第二，重新采用定朔。《戊寅元历》虽首次采用定朔，但因为有关的计算方法未完全解决，又倒退到用平朔。为了使定朔法能站得住脚，《麟德历》改进了推算定朔的方法。李淳风早年仔细地研究过隋朝刘焯的《皇极历》，并撰写皇极历又一卷。刘焯在北齐张子信关于日行盈缩的观测结果的基础上，创造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招差术”，即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李淳风总结了刘焯的内插公式，用它来推算月行迟疾、日行盈缩的校正数，从而推算定朔时刻的校正数。为了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他还创造了“进朔迁就”的方法。《新唐书》卷二六所载的《麟德历经》说：“定朔日名与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这里日名指纪日干支中的“干”。还规定：“其元日有交、加时应见者，消息前后一两个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弦、望亦随消息。”消息是消减与增长的意思。按这一规定，就可以做到“月朔盈朒之极，不过频三。其或过者，观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这就是说，用改变一月中未满一日的分数（即小余）的进位方法，来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小月。但应指出，这种“进朔”法是为了避免历书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而人为迁就之法，并不是日月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按近代的推算方法，采用定朔就有可能连续出现四个大月。

《麟德历》为完成中国历史上采用定朔这一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精数者，皆以淳风、一行之法，历千古而无差，后人更之，要立异耳，无逾其精密也”①。此说虽有溢美之辞，但由此可见《麟德历》对后世历法的重大影响。它作为唐代优秀历法之一，行用达六十四年（665年至728年）之久。《麟德历》还曾东传日本，并于天武天皇五年（667）被采用，改称为《仪凤历》。

《麟德历》的最大缺点是不考虑岁差。晋代虞喜发现岁差后，祖冲之首先把它用于制历，大大提高了历法的精密度。此后，隋朝张胄玄的《大业历》、刘焯的《皇极历》、唐初傅仁均《戊寅元历》都考虑了岁差。但李淳风却利用《尧典》四仲中星的内在矛盾，根本否认岁差存在。他与数学家王孝通一起责难《戊寅元历》考虑岁差，致使“岁差之术，由此不行”。后在728年张遂（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才重新考虑岁差。

改革浑仪浑仪是古代观测天体位置和运动的重要仪器。据考，最迟在公元前360年就已制成“先秦浑仪”②。西汉落下闳、耿寿昌与东汉贾逵、张衡都制造过浑仪。前赵光初六年（323），孔挺对浑仪作了重大改革，他创造的浑仪由两重规环，即李淳风所称的六合仪与四游仪组成。北魏时，晁崇、斛兰用铁铸①《畴人传》卷十二《李淳风》。

①《旧唐书》卷三三《历志一》。

②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4—47页。

造浑仪，其结构与孔挺的大体相同。这些浑仪都是赤道式装置，仅贾逵的黄道铜仪是在赤道装置上增设黄道环。

唐太宗贞观初年，李淳风指出：现在灵台所用的观测仪器，“疏漏实多”，“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①在历法计算中，要按黄道度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才能既简便又精确地算出朔的时刻、回归年长度等重要数据，于是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建议制造按黄道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浑仪。

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制造李淳风所设计的浑仪。贞观七年（633），此仪制成。据《新唐书》卷三一记载，该浑仪是铜制的，基本结构是：“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浑仪的十字形“准基”是一种校正仪器平准的装置，它是根据后魏晁崇、斛兰发明的浑仪上的“十字水平”制造的，采用这一装置可以提高仪器的观测精度。浑仪三重中的外重叫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即子午环、地平环、外赤道环，上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内重叫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可见四游仪包括一个可绕赤极轴旋转的四游环和一个望筒（即玉衡），望筒能随四游环东西旋转，又能南北旋转，可指向天空任一位置，测定星体的赤道坐标。这两重的基本结构在孔挺的浑仪上已经有了。李淳风对浑仪的重大改革在于：在外重六合仪与内重四游仪之间，嵌入了新的一重——三辰仪。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璿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天宿距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六合之内”。北宋沈括说：“所谓璿玑者，黄赤道属焉。”①可见三辰仪中有黄道环、内赤道环，还有白道规，即表示月球轨道的规环。三辰仪也能旋转，它是为了实现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而加上的。李淳风的浑仪仍然是一个赤道式装置，它除了可测得去极度、入宿度（即赤经差）、昏旦夜半中星外，还能测得黄经差和月球的经度差等，只是测得的黄道度不准确，所以它只能部分地解决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的问题。

李淳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浑仪分为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三重，其影响相当深远。唐开元十一年（721），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制作了一科黄道浑仪，也是三重之制。虽然一行说李淳风的浑仪“用法颇杂，其术竟寝”②，但正如沈括所指出的，梁令瓒他们是“因淳风之法而稍附新意”③。北宋周琮、苏易简、于渊制作的“皇祐浑仪”（1050），也基本上是按李淳风的设计制造的。北宋末，苏颂、韩公廉制作了一架包括浑仪、浑象、报时装置三大部分的天文仪器（1096），其浑仪部分也与李淳风的浑仪大体相同。李淳风的浑仪虽有其优点，但过于复杂，其规环达十一个之多，这些规环要保证同心十分困难，因而难免产生中心差；规环太多，观测时常常互相遮蔽视线，很不方便。北宋以后，浑仪就逐步由繁向简发展了。

①《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①《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②《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③《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预修《五代史志》贞观十五年（641），李淳风受诏“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①。《五代史》为梁、陈、周、齐、隋五代的历史，后来其中的“十志”并入《隋书》，所以《五代史志》就是《隋书》中的“志”。

李淳风撰写天文、律历志时，对自魏晋至隋朝这段历史时期天文、历法与数学的重要成就，作了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隋书·律历志上·备数》有云：“事物糅见，御之以率，则不乖其本，故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率”，是中国古算所研究的最基本的数量“关系”，它在算术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是中算许多理论的基础和算法的源泉。李淳风首次将“率”载入官修正史而赋予其显赫的地位，足见李淳风对中算理论真谛的深刻认识。对此李淳风进一步阐述如下：“夫所谓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畴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质变易；三曰衰分，以御贵贱廪税；四曰少广，以御积幂方圆；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六曰均输，以御远近劳费；七曰盈朒，以御隐杂互见；八曰方程，以御错糅正负；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广远。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齐同以通之，今有以贯之，则算数之方，尽于斯矣。”①《隋书·律历志上·备数》一节还有如下记述：“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这是我国现在史书中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最早记载。用现代数学语言表达，就是祖冲之求出：3.1415926＜π＜3.1415927，圆周密率为，约率为。祖冲之的圆周率已准确到小数点下第七位，他的335113227“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数，欧洲人在一千一百多年后才得到这一结果。祖冲之所著的《缀术》早已失传，他的这一光辉成就因被李淳风编入史书，才得以流传至今。

在《晋书·律历志》中，李淳风详细地记述了刘洪撰的《乾象历》法。

刘洪实测月行迟疾之率，创立了推算定朔、定望的一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测出黄白交角为五度多，测定近点月为27.55336日，与今测值相近，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就。刘洪的《乾象历》是《四分历》以后历法改革的关键性阶段，可是在《晋书》之前撰成的梁朝沈约的《宋书》，却出于偏见，略而不载，对刘洪的科学成就只字未提。李淳风则在《晋书·律历志》中，原原本本地详细记述了刘洪的科学成就。

在《天文志》中，李淳风创立了一种格式，在这一格式下，包罗了古代天文学的各个方面：说明天文学的重要性和历代传统，介绍有关天地结构的理论研究、天文仪器、恒星及其测量、各种天象记事等。在介绍言天各家理论时，简要说明其理论，多引原话而不转述，写出作者简介及与其争论者的①《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①《隋书》卷十一《律历志》上。

名字、观点，使后人对当时探讨天地结构的论争得到清晰的概念。

六世纪中叶，北齐张子信积三十余年的天文观测，终于发现了太阳与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李淳风在《隋书·天文志》中记述了这一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在《隋书·律历志》里，还记载了隋朝刘焯的《皇极历》法，其中有刘焯创立的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和刘焯最先提出的“黄道岁差”的概念及相当精确的黄道岁差数据。《皇极历》法包含了刘焯首创的定气法、定朔法和躔衰（即日行盈缩之差）法，还有以前历法所没有的推算日月食位置、食的始终、食分多少及应食不食、不应食而食等方法，推算五星也比以前的历法精密。《皇极历》是一部优秀的历法，“术士咸称其妙”，对后世历法有重大影响，可是，由于种种阻挠而未能颁用。李淳风通过比较研究看出《皇极历》实为隋历之冠，将其详细记入《律历志》，成为中国历法史上唯一被正史记载而未颁行的历法。

《隋书·天文志》还记述了前赵孔挺制作的浑仪的结构和用途，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关于浑仪具体结构的确切记载。同一卷里还记述了从汉魏至隋朝的浑仪、浑象、刻漏的发展情况，以及姜岌关于大气吸收和消光作用与何承天、张胄玄关于蒙气差的发现。《晋书》、《隋书》天文志对那时期的日月食、流星、陨星、客星（新星）、彗星及其他天象记录，也“搜罗至富，记载甚详”。因此，它们被誉为“天文学知识的宝库”①。

《乙巳占》《乙巳占》10卷，是李淳风的一部重要的星占学著作。

星占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天文学共生同在，可谓英华与糟粕混杂，科学与迷信并存。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涉猎星占。受其父的影响，李淳风“幼纂斯文，颇经研习”②。他相信“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③，故于天文、星占情有独钟，《乙巳占》即是李淳风“集其所记，以类相聚，编而次之”④所成。李淳风于书中“采摭英华，删除繁伪”⑤，全面总结了唐贞观以前各派星占学说，经过综合之后，保留各派较一致的星占术，摈弃相互矛盾部分，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星占体系，对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星占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清代学者陆心源对《乙巳占》另有独到的见解：“夫灾异占候之说，原不足凭。然《易》言天垂象见吉凶，《周礼》保章氏以日月星辰、五云十二风。辨吉凶祲祥丰荒，其所由来者久矣。淳风虽以方技名，修德篇屡引经传，以改过迁善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纳谏远佞，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⑥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史典籍，《乙巳占》中除去星占方法和应验情况外，还保留许多科学史料。如天象的记录，天象的描述，当时分至点的位置，浑仪的部件及结构，岁差的计算值，等等。《乙巳占》卷一以《天象》为第一，①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Ⅲ，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9.②《乙巳占序》。

③《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

④《乙巳占序》。

⑤《乙巳占序》。

列举八家言天体象者而独取浑天。在《天数第二》一节中给出了关于天球度数、黄道、赤道位置、地理纬度（北极出地）及其相应的计算公式。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没有采用岁差，而被后人叹之为“智者千虑之失”①。但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却明确地论述岁差的存在。如，“淳风按：王蕃所论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度交道所在，并据刘洪乾象所说，今则并差矣！黄道与日相隋而交，据今正（贞）观三年己丑岁，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十五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日在轸十五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矣。”②另有一条：“日行一度，即是日法一千三百四十分、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三百二十八，每岁不周天十三分矣。”③《乙巳占》成于前（约645），《麟德历》撰于后，李淳风为何在《麟德历》中否定岁差的存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对奇异天象的描述很有特色。如按字义猜，今人会把飞星、流星当成同一天象的两种说法，李淳风则清楚地说明了它们的区别，书中写道：“有尾迹光为流星，无尾迹者为飞星，至地者为坠星。”④《乙巳占》对彗孛也给出了清楚的差别：“长星状如帚，孛星圆如粉絮，孛，孛然。”⑤虽说飞流与彗孛各是流星与彗星，但一字之差却带出了形态之别，对于了解流、彗星运动方向和物理状态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天文占之外，《乙巳占》中的气象占和候风法还记下了重要的气象现象。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两种风向器。一种是“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羽盖），属于竿上，以候风”①。另一种是：“可于竿首做盘，盘上作木乌三足，两足连上，而升立一足（古代神话相传太阳中有三足乌）系羽下而内转，风来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②这两种风向器，与汉代史籍中记载的“伣”（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乌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③和“相风铜乌”（乌状铜质的候风仪）④非常相似。

李淳风对气象学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风的观测和研究方面。在封建社会初期，对风的观测已比过去更为详细了。由风的4个方位发展到了8个方位，因之有八风之名。李淳风在观测研究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风向明确定为24个。他还根据树木受风影响而带来的变化和损坏程度，创制了八级风力标准，即：“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砂石，拔大树和根。”⑤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过了一千多年后，英国人蒲福（FrancisBeaufort，1774—1857）于1805年才把风力定为12级共13个①陈久金、杜昇云：《天文历数》，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②《乙巳占》卷一《天数》第二。

③《乙巳占》卷一《天占》第三。

④《乙巳占》卷七《流星占》。

①《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②《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③《淮南子·齐俗》。

④《三辅黄图》。

⑤《乙巳占》卷十《占风远近法》。

等别。以后又几经修改，风力等级自1946年以来已增加到18级。

《乙巳占》中还保留了重要的历法数据，已有学者据此考证出李淳风早年撰写的另一部历法《乙巳元历》和《历象志》。①①刘金沂：《李淳风的〈历象志〉和<乙巳元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87），第157—163页。

第二节 孙思邈

生平

孙思邈（581—682）②，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原）人。他自幼天资聪慧，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晓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子、庄子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称为“圣童”。

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缺而弗论”③。孙思邈目睹民众缺医少药，回顾自己幼遭风冷之疾，屡造医门，为治病而罄尽家产的痛苦经历，遂志学做一名“苍生大医”，毅然放弃仕途。他以历代名医为榜样，刻苦钻研医药典籍。对于诊疗疾病的方法，采药和制药的法度，养生保健之术，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在他二十岁左右时，便打下了一定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

据《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但他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我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活人的事。唐太宗即位以后，特将孙思邈召诣京师，准备授以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此次进京，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长安医家，阅览各类医药书籍。孙思邈与甄权甄立言兄弟关系密切。他推崇甄权的针法。深州刺史成君绰患急症，颈部肿胀，喉中闭塞，滴水不下已三日，求治于孙思邈，孙思邈请甄权会诊，由甄权针刺而愈。①他还记录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汤方，指出该方有良效。②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注重实践。他遍历关中的山川，并在贞观年间南下到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沿途施诊。此行丰富了他的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他曾在峨眉山道士处得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江津县）治愈前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中江县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在此期间，他亲自为六百多麻疯病人作过治疗，治愈者达十分之一。归途上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获效，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头经服药后自行脱出。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遂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②关于孙思邈生年，据李经纬考定为581年。还有509、514、518—519和541年等不同说法。③孙思邈：《千金要方序》。

①《千金翼方·针灸》。

②《千金要方·心脏》。

于永徽三年（652）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①故以“千金”两字命名。该书较系统地总结我国自古以来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②。故被医家和学者所尊崇。

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他辞谢不受。

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问世。这次应诏孙思邈在长安达十六年之久，其间曾随从唐高宗到避暑的胜地麟游九重宫等地。上元元年（674），孙思邈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朝廷赐以良马代步，又将京城光德坊一所旧宅赐给他居住。于是孙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来。当时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皆以孙思邈为师尊，请教学问。

孙思邈晚年回到故乡，住在罄玉山。这里山势巍峨，古柏茂密，胜迹颇多。他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③之意，藉以对三十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作一总结。

永淳元年（682），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须宰杀牛羊来举行祭祀活动。但他“功在生民，则民祀之”①。人们为了纪念孙思邈，尊其为“药王”，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的习俗。

孙思邈终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卷、《会三教论》1卷、《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1卷、《龟经》1卷等。

德识才学孙思邈学识渊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论述了作为“苍生大医”的两个基本条件：“精”、“诚”。

所谓“精”，是指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他在《大医习业》中指出：凡想学医并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首先必须熟读古代的医药典籍、熟记医学理论和各家的学术经验。如对《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书；对人体十二经脉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脉学理论、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药物学，也要了如指掌；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名医的著作也要精读，细心领悟奥妙。同时，又须妙解阴阳、五行、《周易》、相法等数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大医”。不然犹如“无目夜行”，“动致颠殒”。其次是读医书当寻思妙理，留意钻研，这样才有探讨并与人切磋学术的起码条件。另外，还须涉猎群书，必须具备除医学之外的哲学、文学、史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使自己在医学上精益求精。如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尤为推崇。在写《千金要方》时，他未能看到该书全本而感遗憾。后①《千金要方·自序》。

②《新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序》。

③《千金翼方·自序》。

①陕西耀县孙家原《真人祠重修碑记》。

经过几十年的搜寻，终于在晚年时觅得。他在医疗实践中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等研究方法。

所谓“诚”，就是对病家、对同道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讲了医德问题，《大医精诚》论述了医德与医术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九候，动数发息，不满五拾，短期未知决诊，九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此皆医之深戒。”①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有从医的资格，否则，虚而损之，盈而益之，热而温之，寒而冷之，只会使病情加重。所以孙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②孙思邈回顾自己初学医时，对治狂犬病无把握，治疗辄不效验。“自此锐意学之，一解已来，治者皆愈，方知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此言非虚。故将来学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须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①。他反对这种学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学风，认为这是“识悟非深”②的表现。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私心杂念，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人们的疾病伤痛。假如遇到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或人所恶见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关于大医之风度仪表，孙思邈认为：须得端庄，望之俨然，度量宽宏，从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养性。诊断疾病，专心致志，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方用药，或施针刺，不得有误。遇到危重急症，要须临事不惑，应当审谛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来夸耀自己，去追求虚名。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绫罗满目，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音乐、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况病人正在痛苦之中，医生怎能分心去享乐呢？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短长，炫耀自己，恶语攻击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为了不起。这些都是医家特别要注意的道德问题。

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邈还指出：即使医生处于条件优越或简陋的条件下，都应恪守医德、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学有所得，不应当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孙思邈还列举古代医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医令李醯妒贤嫉能，派刺客杀害了在秦国行医的名医秦越人（扁鹊）。以此告诫医林中人，“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①。他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医德的重要性，指出：“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灭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为世无良医为其解释。”①《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①《千金要方·备急》。

②《千金翼方·禁经上》。

①《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孙思邈更进一步又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医学与社会的高度来评述，认为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③学术成就孙思邈对医药学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继承前代医药各家学派，发扬光大，通过实践而注入新的学术内容。

医经学派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医学基础理论如何指导临床实践的。孙思邈对此非常重视，在《千金要方》中系统地记载并论述了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从卷一一至卷二○为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膀胱腑，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学术渊源既遵循《黄帝内经》、《难经》、《中藏经》和谢士泰的《删繁论》，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方药，以便实用。他把咽归于肝胆，这与《内经》的说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倾向。在脏腑病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注重脏腑辨证和八纲辨证，在疾病症型分类和治疗方面，自成系统。

经方学派在汉唐之际主要是研究经验方，稍后也包括对张仲景经论方的研究。孙思邈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择其善者，或经验证后著录。他说：“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①于是，孙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类医方，仅《千金要方》就载方六千三百余首。这些方剂都是他采诸群经、删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简要实用，有些来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当代，有些采自太医院或皇室档案中，相当多的方剂来自民间，如齐州荣姥方、韩光治疗肿方等等。孙思邈认为：“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劳者，其弊万端，宜应随病增减。”②他在筛选治痢方时说：“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③对少数民族有效的方剂，予以推广，对外来的方剂，使之中国化，为国人所接受并应用。孙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说：“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拔摩来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主使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护德法师主矩师笔译出。”④特别是那些一方治多病的效验方剂如阿伽陀圆（丸），可用于内、外、妇、儿等科五十余种病症的治疗，孙思邈尤为推崇。孙思邈目睹当时伤寒病流行，而时医又多不解疗，或乱投药物或囿于经论，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不良医风，尽力搜集张仲景方论，直到撰《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论》全本，遂创分类研究经论方之先例。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将妇科列于各科之首，认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难②《千金要方·诊候》。

③《千金要方·诊候》。

①《千金要方·自序》。

②《千金要方·处方》。

③《千金要方·脾藏下》。

④《千金翼方·养性》。

疗”①。并希望人们掌握有关妇女卫生保健的知识，教子女学习“妇人方”，令其精晓，以便实用。“产育者，妇女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于此，则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②。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妇人方”有3卷，在《千金翼方》中载“妇人方”4卷，收载了大量的医论及方药，论述了妇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点，探讨了有关月经病、崩中带下、求嗣种子、妊娠诸病、养胎宜忌、难产、产后诸病及妇科杂病。指出不孕症当为男女双方或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责之于女方，在治疗上男女皆治，则无不见效。同时还引述转录了前人关于妇科的方论，列举了有关绝育、引产的方药与灸疗法。孙思邈的医著从排列体例上，体现了“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③的原则。认为“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④。将小儿科分为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疠、杂病等门类。在序例中对小儿的发育、哺育、卫生及母病对小儿健康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小儿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⑤。但他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最早提出抢救新生儿窒息，防止新生儿肺炎、破伤风、脐部感染等措施。重视小儿营养和消化、皮肤、五官科诸疾，对不同年龄的小儿采用不同的药剂，给药途径有内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儿科病症防治方面的应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使小儿科学有了独立的学科内容，为儿科学家所遵循。

在内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脏腑病症逐一论述，这是孙思邈对内科学的一大贡献。将神经和脑血管病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进行诊治。记载了神经病人在认识、情感、思维、语言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在治疗上按病症分类用药，如惊痫药品、失魂魄药品及其他疗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节制饮酒、房事、咸食及含糖较高的食品。在治疗上不要使用针灸，以防外伤成疮久不痊愈；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要用饮食疗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记述了数十种内科急症，如癫痫、惊厥、眩晕、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诊治抢救。广泛地使用黄连、苦参、白头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疟。认为霍乱等传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饮食不节不洁所生。对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孙思邈主张用药物、饮食、运动等调养方法。用含碘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靥）及海藻、昆布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用地肤子、决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车前子、枸杞子来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用谷白皮、麻黄、防风、防己、羌活、吴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来防治维生素B1缺乏症。

对于骨伤科病患，孙思邈提倡首先当复苏、止痛，可用大麻根叶止痛、热土熨等物理疗法。重危创伤用烧烙法处理伤口，用蒲黄、阿胶、当归、大黄、侧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内伤出血。用补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伤昏厥症。推广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复位法。创用葱管导尿法。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为弹丸，一线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异物。用瞿麦丸内服治疗箭镞入骨肉不出，从而免除了手术之苦。孙思邈还将疔疮归纳分类为十三种，要求及早诊治，并广泛采用单验方。他认为常见的疔肿，多由外邪侵入人体，①②《千金要方·妇人方上》。

③④⑤《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

或人体抵抗力不强，致使病邪顿折皮肤、流注于经脉，使腠理拥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泄，变成为痈疽、疔毒恶疮诸肿。同时又指出发背的原因，多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单纯服钟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遗传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发病的诸种因素，是减少疔疮痈疽病的重要环节。

《千金要方》专列“备急”，记载了魇、中恶、自缢、中暑、溺水、冻烂疮、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动物所伤，从高坠下、竹木刺、恶刺、生漆引起的过敏疮伤，金疮、烧伤、烫伤、毒箭伤，诸种救急方药和疗法，特别提到上述许多伤病是完全有可能预防的。孙思邈把目、口、舌、唇、齿、喉、耳、面的疾病，统称为“七窍病”，系统地总结了《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对七窍病认识和防治经验之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例如对眼病病因的认识，认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热饮食、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过多”①。对预防近视、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据。列举了“洗眼汤”、滴眼药水方、眼药粉、眼药膏、湿敷法、药枕等，均有较好的疗效。采用中药冲洗剂治疗鼻炎、用油膏药治鼻部干燥、用蔷薇根治口疮、用汤药漱口治齿痛，同时还用外科手术治疗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防治面部色素沉着、面上风、面无光泽、面皮粗涩、皱、■、粉滓、■疮、热毒恶疮等病的面药，如散剂、丸剂、汤剂、膏剂、泥糊剂、澡豆、散粉剂、挺（丹）剂、胶剂、酒浸剂等二百余首，分为内服、外用、热冷熨各种给药途径。孙思邈还呼吁医界，希望公开秘传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①。

爱清洁、讲卫生，孙思邈对此竭力宣传倡导。他要求人们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多栽植树木花草和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效果的药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黄精、牛蒡子、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栀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携带备急药，养成不随地唾痰的习惯。要安不忘危，用调气、导引、饮食诸法来增进健康、预防疾病。许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而针灸之功，往往过于汤药。

在针灸学术上，孙思邈参考了隋唐名医甄权的明堂人形图，绘制了三幅经络腧穴彩图，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标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侧面一百七十四穴，这对于针灸的形象教学和针灸学术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阐发腧穴名称涵意，使人们能够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时所采用的形象、意会、解剖、医学的方法，便于记忆穴名。还创用“指寸法”以确定人体穴位，对民间针灸经验进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对法”，以利临床实用。

对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鉴别，孙思邈有许多精辟见解，认为：“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脉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所以善为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具体列述了脏腑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病人肤色、目色、脉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脉色。掌握诊①《千金要方·七窍病》。

①《千金翼方·妇人》。

断法还须会在临床上应用。有的医生不懂得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如“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①。因此，特别要求学医者和经验不多的医生，要细细鉴别，慎重诊治，万无一失。对有些疾患，医生应该详细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诊治，例如“脚弱”之病，自古至晋代少有，从永嘉之乱，北方人南迁之后，才开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齐间释门深师、仰道人、支法存等医家留心经方，偏善治脚弱之疾，多获全济，而魏周之际的《姚公集验方》、《徐王选录》对此病语焉不详，关西河北的医生当时不识此病。孙思邈认为自然与社会情况都在变化、医家应重视诊疗新出现的病，不能总是用老一套方法诊治复杂的疾病。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在广泛深入地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经常到药源丰富的山区去考察、采集标本和地道药材，及时吸收外来药物。他强调采药的时节性，指出采药若“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其法虽具大经，学者寻览，造次难得，是以甄别，即日可知耳”②。他对两百多种最常用的药物的采集都有论述。其次，论及炮炙，如乌头、附子等有毒性的药物，通过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对地黄，则分生、熟两种，经过蒸制之后，可以改变生地黄的寒性为甘平，变平宣功效为温补，并详载蒸大黄的工艺过程。他强调干燥和封闭对贮藏与保管药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药房建筑都有较完整的设计。对药物的煎服很讲究，要求用井华水煎药，然后绞去药滓，可尽取药效，须注意服药的时间、药量、禁忌和药后的护理。在研究药物的基础上，孙思邈更重视对方剂的收集、研究、化裁与创新。在两部《千金方》中约载方八千余首，包罗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为前世所罕有。孙思邈善于用炼丹术来增进方药的研制，最早用砒霜来治疗疟疾，为了防止中毒，改用枣泥合药。他还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劝诫世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术、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绩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①《千金要方·平脉》。

②《千金翼方·药录纂要》。

第十六章 吕才 傅奕

第一节 吕才

蜚声乐坛，博学多能

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①在公卿大臣的大力举荐下，太宗遂征用吕才，令直弘文馆。

有一次，太宗披阅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曾做过此戏，太宗召来问他，允恭也因停废年久，遗忘殆尽，于是又召问吕才。吕才回去研究，“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看过吕才的图解以后，“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这样旷废多年，无人知晓的《三局象经》戏经吕才图解后又起死回生了，吕才也由此蜚声乐坛。此后，吕才被擢任为起居郎。

贞观六年（632）九月，太宗驾临庆善宫。庆善宫本太宗降诞之所，因此在宫里与从臣举行盛大宴会，并赏赐闾里。太宗非常高兴，即席吟诗作赋，起居郎吕才又和以管弦之乐，取名为《功成庆善乐》。并播之乐府，用64名儿童进行演练，“冠以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履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①。之后，每逢享宴及国家大庆之日，即进行表演。

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过去的《秦王破阵乐》制成舞图，其形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吕才依照舞图，以乐工128人“披甲执戟而习之”。此舞有三个变化，每次变为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之象，动作与《秦王破阵乐》节拍相应，不几天即演习成功。后来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词，并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观者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列将一起上前祝贺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②于是群臣皆称万岁。

吕才亲自教练而成的《九功舞》、《七德舞》获得了成功。自此，每年元旦、冬至朝会庆贺时，两舞都在廷中演奏，成为唐初的名舞。这表现了吕才的精湛技艺与卓越才识。不久他又被擢为太常博士。

贞观十七年（643）前后，唐太宗计划亲征高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事先特命吕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博学多才的吕才对四方疆域①《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唐会要》卷三三《庆善乐》。

②《唐会要》卷三三；《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

及阵法也很精通，所绘制的地图及阵法图“皆称旨”，因摧授太常丞。

显庆年间（656—660），唐高宗以为有名的古琴曲《白雪》至唐时似已绝迹，遂命太常增修旧曲。不久，吕才上《进白雪歌奏》，以他在音律的渊博学识，对《白雪》琴曲的原始本末作了详尽的说明，指出《白雪》琴曲“未宜和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楚国宋玉以来千余年，未有能歌《白雪》曲的人。尽管湮废已达千年之久，这位精通音律的学者仍“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吕才在考察古今的乐府时发现，凡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于是又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经过演习证明，“并皆合韵”。高宗十分高兴，又作了《白雪歌辞》十六首，交付太常，以编于乐府。

吕才还参与编修工作，曾与右仆射高士廉等人奉诏共同编修《文思博要》，全书1200卷，目录12卷。他还精通谱牒，与中书令许敬宗等人撰成显庆《姓氏录》，全书200卷，重新品定氏族门第的高下。后来右监门长史苏敬上奏高宗，说陶弘景所撰《本草》药书，“事多舛谬”，于是高宗又诏命吕才与中书令许敬宗等官员及诸名医，增损旧本，并由司空李勣总监定。经过刊正以后，改正了旧书的舛谬，并图合成54卷，“大行于代”，可见，吕才在医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另外，吕才还精通史学，自撰《隋记》20卷，流传于当时。

无神论思想吕才的博学多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无神论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到他所奉命刊正削存的阴阳书中。

在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掺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用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唯心论与神学的思想体系。传世的阴阳书，荒诞怪迂，甚至连唐太宗也不能容忍，称所传阴阳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于是命吕才及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

在刊正阴阳书的过程中，吕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①。吕才的无神论思想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并不拘泥，“以经谊推处其验术”，他批驳了阴阳书中的宗教迷信，用儒家思想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体系。

尽管吕才刊正削存的百余卷阴阳书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并诏颁天下，但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仅存《叙宅经》、《叙禄命》及《叙葬书》三篇残文。

在《叙宅经》篇中，吕才首先援引《易经》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至殷、周时，始有卜宅以定吉凶的说法。师巫“更加五姓之说”。五姓是指宫、商、角、徵、羽等，认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以此为法”。可见，《宅经》的有神论思想在于“五姓之说”。因此，吕才重点揭露与批判了五姓之说的虚妄。

首先，吕才指出五姓“配属”方法是自相矛盾的。他说：“至如张、王①《新唐书》卷一○七《吕才传》。

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以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他从矛盾律原理出发，指出“五姓之说”违背了逻辑规律，难以自圆其说。其次，他稽考经典，古代本无五姓之说，诸阴阳书，也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指出乃“近代师巫”的无知妄说，不足为训。最后，他从姓氏起源来考察，指出五姓之说的荒诞不经。在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至多”。至如管、蔡、郕、霍等十六姓，“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等八姓，“并是子姓苗裔”。至于其他无不如此。他大量地列举了姓氏，并分别指出它们“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吕才还稽考了《春秋》一书，其中以陈、卫、秦并同“水姓”，齐、郑、宋皆为“火姓”，其姓之来源，“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羽、徵，共相管摄”。他得出结论说：“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辟者也。”吕才详明地叙述了姓氏的源流以后，五姓之说的迷信思想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叙禄命》篇中，吕才首先考察了禄命之说的源流。在《史记》中记载有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的故事，出于卜筮之口。“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王充的《论衡》也称“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由于禄命之说行之既久，又“多言式中”，于是人们遂信以为真了。吕才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禄命书说秦始皇“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吕才据《史记》记载，指出秦始皇是“有始无终，老而弥凶”，结果活了不过五十岁。他还考察汉武帝、魏孝文帝、南朝宋高祖等人的生平，说明禄命法也同样不验，从而揭穿所谓“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完全是虚伪与骗人。

在《叙葬书》中，吕才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首先考察了丧葬的原始情况。据《易》、《礼》等书记载，“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来才有“圣人易之以棺椁”。“葬”字的原义，“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到了后来，才有阴阳葬法。由于阴阳家和巫者一再宣扬迷信思想，遂使葬术一时颇为流行，致有一百二十家之多，他们“各说吉凶，拘而多忌”。

为了揭穿丧葬中的吉凶、禁忌等迷信，吕才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情况，说明丧葬只不过有“贵贱不同，礼亦异数”，但都“葬有定期”，因而得出了葬“不择年月”的结论。葬书中所谓“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及“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等说法，都是“巫者诈其吉凶，愚人以徼幸”。至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地以规财禄”，均为无识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诈诳谝。

吕才以大量历史事实和深刻的推理分析，揭露了宅经、禄命、葬书的荒诞虚伪，充分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价值。但是，他“以经谊推处其验术”，时时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立论根据，而对儒家经典中的一些迷信思想失去了批判能力。如在《叙宅经》中，对《堪舆论》记载“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这本是五姓之说的源头，他却避而不谈；在《叙禄命》中，在谈到人生禄食运数时未否定“天命”，说：“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实。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表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是不彻底的。

尽管吕才的无神论思想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阴阳迷信充斥、“举世相惑”的时代，他对《宅经》、《禄命》、《葬书》的深刻批判，仍然放射出唯物论思想光辉。

第二节 傅奕

富有革新精神

傅奕（555—639），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从小博学，聪敏善辩，谈吐流畅。他素不信佛，轻视僧尼，别人崇拜佛像，他却不以为然，认为“石象为砖瓦之用”①。

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②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刻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①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①。

①《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傅奕》。

②《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新唐书》卷一○七《傅奕传》。

①《新唐书》卷一○七《傅奕传》。

反佛思想及活动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鉴于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①。从这上表中，可见他是在竭力捍卫儒家传统思想及老子道家学说，以维护封建政权的利益。

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时，将经书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来，附载于表后，虽非完篇，仍可窥其一斑。这十一条摘要如下：一是青壮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减损户口。这是“违天地之化，背阴阳之道”，“请僧尼六十以下简令作丁，则兵强农劝”，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西域诸国兵员虽少，“皆得绍其王业，据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国”，今大唐丁壮僧尼二十多万，“其结胡法，足得人心”，应防其不测。三是佛教“广致精舍，甲第当衢，虚费金帛”，请求诸州县“减省寺塔，则民安国治”。并请将寺舍分给“孤老贫民，无宅义士”，规定三万户的州设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经像”，并销毁铜铁像，不得更铸，以保证泉货不再损毁，“益国利人，兴家多福”。四是让僧尼“衣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者”，不让僧尼挥霍浪费。五是禁止僧尼拥有过多的财产，“断僧尼崌贮则百姓丰满，将士皆富，礼佛不得尊豪，设斋不得富贵”。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则“大治、年长”，信佛则“虐政、祚短”。七是建议将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传。八是视佛经为邪说，称其为“家鬼”。认为，“佐世治民，惟《孝经》一卷，《老子》二篇，不须广读佛经”。九是“隐（稳）农安近，市廛度中，国富民饶”。十是“帝王受命皆革前政”。十一是“直言忠谏，古来出口，祸及其身”，要君主虚心纳谏。②傅奕所上的“益国利民”十一条，大部分是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表述他的经国治世的政治见解。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说的虚妄。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①《请废佛法表》，《全唐文》卷一三三。

②《请废佛法表》附注。

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偏向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傅奕据理反驳说：“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被傅奕批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下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规定“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缺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①。诏令下达以后，唐高祖即传位于唐太宗，因此这一诏令未能实行。

在玄武门之变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唐高祖把状交给了李世民。平素“虽究阴阳术数之书，而并不之信”的傅奕却诡称天意，显然在宫廷的政争中，他是倾向李世民的。

一次唐太宗临朝，曾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贞观十三年（639），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僧传》10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①。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三年。

第十七章 武则天

第一节 家世

武则天，名曌，原籍并州文水（今属山西）。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祖先在北朝魏、齐和隋朝当过中下级官吏，据《新唐书·后妃传》载：五世祖武克己任北魏散骑常侍，高祖武居常任北齐殷州司马，曾祖武俭任北齐永昌王咨议参军，祖父武华任隋朝东郡丞。父亲武士彠凭借先世富厚的家财经商致富，结交贵官，招揽宾客。隋末，唐公李渊奉命到并州管理军队屯田事务，经常住宿武士彠家。后来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委任武士彠为府中掌管兵甲的铠曹参军。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后，又任用他为大将军府铠曹参军，随同唐兵平定长安。唐朝建立后，升授光禄大夫，封义原郡公；经过多次调迁，授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后又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荆州（今湖北江陵）都督。武士彠之所以能从一个庶族地主出身的豪商平步青云，贵为三品以上的高官，封为国公，正如李渊对他说的：“以能罢系刘弘基等，其意可录；且尝礼我，故酬汝以官。”①原来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时，武士彠是没有参与密谋的；但在起兵前李氏父子派亲信刘弘基、长孙顺德募兵的过程中，引起隋将王威的怀疑，准备逮捕他们，幸亏武士彠向王威进言，才免予追究，因此李渊给他记下这笔功劳。另外，还记起他在家殷勤款待自己的厚情，所以一再重用提拔。李唐统治者对于庶族出身的功臣不仅予以高官厚爵，而且还提高他们的门第地位，钦赐为士族。唐太宗为了打击山东门阀士族，提高功臣的社会地位，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规定评定士族，“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为等级”①。按照武士彠的官阶爵位来说，应该是属于新升的高级士族了。所以武则天已不是出自庶族地主官僚家庭，而是出自由庶族地主官僚上升的士族官僚家庭。

①《新唐书》卷二○六《武士彟传》。

①《新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第二节 从才人到皇后

武则天是武士彠的次女，自幼聪慧，有才智。武士彠病故时，她才十二岁。不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十四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后宫，充当才人。临行时，生母杨氏痛哭不已，她却安静如常，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②进宫叩见太宗后，赐号“武媚”。高宗当太子时，经常到父皇宫中问安，受到武才人的殷勤接待，一见倾心。太宗逝世后，凡未生育的妃嫔均要出家为尼，武才人亦不例外，到长安感业寺落发。这时，高宗的王皇后多年没有生育，又对高宗宠爱萧淑妃深为不满。有一天，高宗到感业寺上香，遇见武才人，才人悲哀啼哭，高宗很受感动，回宫后心神不宁。王皇后探知情况，暗中派人把武才人接进宫来，侍奉高宗，图谋使萧淑妃失宠。武才人进宫之初，十分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取得王皇后的欢心，王皇后多次向高宗称誉她，因而进宫不久，便从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武昭仪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夺去萧淑妃的宠爱以后，便积极设计取代王皇后的地位。她利用王皇后性格稳重而倨傲，对上不肯奉承、对下又不体贴的弱点，用皇上赏赐的财物结交宫中内监女官，特别是对王皇后不满意的人，恩情更厚，让她们刺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言语行动，有过失立即上报；但并未发现有重大过失。于是，武昭仪便采取诬告手段，诬告王皇后扼杀她的女儿，又诬王皇后同她的母亲柳夫人用巫术诅咒皇上，高宗信以为真，遂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等都认为王皇后没有重大过失，不应废黜，高宗不肯采纳他们的谏诤。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揣知高宗旨意，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面对反对、赞成两种不同意见，高宗犹豫不决。有一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①永徽六年（655），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

②《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第三节 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

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②，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不同于一般居深宫的后妃。她城府很深，真情很少外露，为了成就大事，能屈能伸，在未立为后时，尚能屈己待人，因此高宗误认为她日后能顺从自己，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立她为后。但到了地位巩固之后，她便逐渐干预政事，利用高宗庸懦无能，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于是不久权势遂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①，想要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产生了废黜武后之心。麟德元年（664），武后秘密召道士郭行真入宫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向高宗报告，高宗大怒，派人把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如何处置武后？上官仪以为武后跋扈专横，使天下臣民失望，莫如把她废黜，与高宗意见不谋而合，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草拟废黜武后诏书。高宗身旁内监急忙告知武后，武后立即赶来申诉。高宗见武后突然来到，十分狼狈，既羞愧，又害怕，反而怕武后生气，安慰她说：“是皆上官仪教我！”②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后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伙同废太子李忠谋反，处以死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③。从此，朝廷政事，武后俱参与裁决。

上元元年（674），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地位。上元二年，高宗患风眩症，欲禅位于天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①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他的意见，高宗才作罢。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

第四节 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

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无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②。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②。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③。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④。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②《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②《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④《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①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②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③。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④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⑤“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⑥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①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②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③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隐私，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④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⑤《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②圣神皇指武则天。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④，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①；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②。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③。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④。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⑤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⑥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①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②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③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④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④《资治通鉴》卷二○七。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七。

③《新唐书》卷二○九《来俊臣传》。

④《新唐书》卷二○九《索元礼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②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③《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⑤。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③。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④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⑤。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①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②，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③；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④；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⑤《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永徽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⑤《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①《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③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⑤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①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①，“泛延谠议，时礼正人”②，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③；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⑤《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①《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③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④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腐败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第十八章 王勃 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

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后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代诗坛的佼佼者，号称“初唐四杰”。

第一节 王勃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王勃自幼聪明过人，六岁时就能作文章，构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以评论，表现了少年老成的不凡胆识。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664）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他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时王勃才十四岁。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10篇，沛王对他非常爱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高宗得知，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670）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676）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寿命很短暂，但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有很大影响。《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①。这是很出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承袭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辞藻华美，却能推陈出新，写出前人未能道及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656—660）年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修建了一处滕王阁。后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676）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借此在众宾客面前夸耀女婿的才华。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路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开始，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知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一点也没有谦辞，接过纸笔满怀信心地写了起来。阎公因精心安排被打乱，非常生气。①《新唐书》卷二○一《王勃传》。

借口更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不放心，遣人窥探王勃所撰之文，并一一汇报。起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沉吟不语。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矍然而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①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与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不同，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描写了眼前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极为简练优美又富有情趣。其中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精绝，成为千古名句。

王勃还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自己仕途屡遭坎坷，但不甘自弃，仍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著作不少，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①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②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腾王阁》。如《滕王阁》写道：滕王高阁临汪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了物存人亡，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6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①辛文房：《唐才子传》。

①万曼：《唐集叙录》。

②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第二节 杨炯

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幼年时聪明好学，善于作诗文。显庆四年（659），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67）应制举，授校书郎，掌管校勘书籍之事。

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永隆二年（681）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后又改任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由于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686）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任满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690）杨炯回到洛阳，在习艺馆任教。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擅长诗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忌。他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言词极为尖刻，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忌恨。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6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初唐时人称王、杨、卢、骆为“四杰”，杨炯听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觉得此言有理。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认为“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①。杨炯有文集30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汸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10卷，有诗30余首，文40余篇。

杨炯善写五言律诗，《夜送赵纵》、《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名篇。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写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从军行》为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①《旧唐书》卷一九○《杨炯传》。

这首诗描述了战事的紧急和边塞的激战场面。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序、赞、碑铭等，用骈文写成。辞采华丽，文风与王勃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此文旁征博引，论辩有力，为人所重。他所写的《王勃集序》谈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华而不实文风，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必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唐初文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 卢照邻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生于贞观中期。自幼好学，十余岁跟随文字学家曹宪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所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654）卢照邻不及二十岁，被授任为邓王府典签。据《朝野佥载》所记，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①乾封三年（66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6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痉挛，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②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③。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6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①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②卢照邻：《释疾文》。

③《旧唐书》卷一九○《卢照邻传》。

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骆宾王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6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66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66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6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6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6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6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6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6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①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①辛文房：《唐才子传》。

第十九章 陈子昂

上书论政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①，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6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6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①。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①《旧唐书》卷一○五《陈子昂传》。

①《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6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①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①《陈子昂集》卷一。

第二十章 唐玄宗（附杨贵妃）

第一节 少年时代

唐玄宗（685—76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①。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691）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①。长寿二年（6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②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6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1—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6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6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693年一月。

第二节 从平王到初登大宝

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①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1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①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11）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①《全唐诗》卷三。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1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②。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1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先天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 除旧布新，开元之治

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①。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①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②。这样，①《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唐会要》卷八一。

②《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②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③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④。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①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①《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②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①。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②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③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④。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⑤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②《全唐诗》卷三。

③《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④《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①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②。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③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①，凡书4816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②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③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①《开天传信记》。

②《松窗杂录》。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五年。

①《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

②《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

③《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①。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合今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②。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111.3公里）相近，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③。

总之，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自开远门（长安城西边北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至，人情欣欣然”①。这是唐代文人所勾画的“开元盛世”图景。

①《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

②《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③《新唐书》卷二七《历志》。

①《开天传信记》。

第四节 骄侈怠政，盛世转衰

拒谏饰非

玄宗在励精图治，取得成就以后，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过去焚锦绣毁珠玉，矢志俭朴的作风被抛在一边，在生活上渐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越来越崇道好仙，以为可以安享太平了。

玄宗的骄惰荒政大致发端于开元后期。开元二十一年（733），守正不阿的韩休为相，玄宗“小有过差”，他即据理力谏，弄得玄宗“殊瘦于旧”，玄宗虽然口头上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②，但内心却很厌恶，因此韩休只做了七个月宰相，即被赶下台去。开元二十四年（736），要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极力劝谏，玄宗对张九龄的谔谔之言更是不耐烦，勃然大怒：“事皆由卿邪？”③张九龄也被罢免相职。

宠信奸佞、宦官玄宗在拒谏饰非的同时，却提拔重用奸佞之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因善于迎合而擢任宰相。李林甫惯于耍阴谋。为了自专大权，他威吓谏官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①一些朝臣明哲保身，钳口不言。这样的奸佞人物却深得玄宗信任。天宝三载（744），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经高力士劝谏而止。②在李林甫当权时期，排斥了李适之、韦见素等贤能大臣，制造了韦坚、杜有邻、杨慎矜等冤狱。因此，他在相位十九年，朝政乌烟瘴气，致使天下大乱。

王鉷原任户部郎中，他见玄宗用度奢侈，遂投其所好，敲剥百姓，每年于租调之外征敛巨亿万，供天子私用。玄宗却以为王鉷有富国之术，宠遇日厚，遂擢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又兼任二十余使职，宠任仅次于李林甫。他在居第旁建大院办公，“文书丛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赐遗相望，声焰薰灼”③。

杨国忠是个奸邪小人，因远房堂妹杨贵妃的专宠而屡被擢用。他先是趋附李林甫，以监察御史兼领十五余使职。后来代林甫为相，“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至此，凡领四十余使职①。玄宗在重用奸佞之臣的同时，还懒懒散散，把大部分政事交给宦官去处理。他打破了唐太宗“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成命，对称心如意的宦官往往授任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穿朱紫之服的高级宦官竟多达千余人。这时的宦官已不再是宫中受人驱使的家奴，已开始干预政事了。

在诸宦官中，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物。高力士善于骑射，在诛灭韦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三载。

③《新唐书》卷一三四《王鉷传》。

①《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

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党羽时曾建有大功，因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对他深信不疑，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安。”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送高力士，力士除了大事上奏玄宗，一般事则自行处理，几乎成了玄宗的代理人。因此，李林甫、王鉷、安禄山等多“因之而取得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②。

纵情声色，追求享受玄宗把军国大事交付李林甫之手，左右又有宦官代理，从此便怠于政事，追求享受。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终日闷闷不乐。高力士献殷勤，说玄宗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姿色冠代”，玄宗一见钟情。开元二十八年（740），先以女道士之名召入宫中，后又册为贵妃。杨贵妃时年二十一岁，不仅“姿质丰艳”，还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智算警颖，迎意辄悟”③。这正中玄宗心怀，遂“三千宠爱在一身”，终日沉醉于声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①。对于军国大政，他已无心过问了。玄宗还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大造离宫别馆，开元二十六年冬，在两京建行宫、殿宇各千余间。他每次进餐，“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他还鼓励公主进食，为此还特命宦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②每次外出，都由杨贵妃姊妹随从，其奢侈豪华，无不惊人。

为了益寿延年，玄宗崇道好仙。开元二十二年，把“自言有仙术”的张果迎入宫中；开元二十九年（741）他梦见玄元皇帝，把老子画像迎置在兴庆宫。此后，一些投其所好的奸人或诡称见到玄元皇帝真容，或扬言听到玄元皇帝谈话，他也不辨真假，一律给予奖拔。这就更加荒废了朝政。

②《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③《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①《长恨歌》。

②《明皇杂录·补遗》。

第五节 天宝之乱

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后期，政乱刑淫，封建统治渐趋腐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朝廷是奸臣当道，上层的内部矛盾斗争也很激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诬告他与人谋反，因而剥夺了其官爵，清洗了其党羽。杨国忠与安禄山也势若水火，他奏请哥舒翰为河西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均田制已破坏，官僚、商人大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开元之季，天宝之末，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帝）之间”③。为了防御外敌，曾在沿边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全国拥有57万多军队，而分布在军镇的就多达49万①。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再加上玄宗贪求边功，有“吞四夷之志”，穷兵黩武，因而民族矛盾也有所激化。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开元末年曾在幽州藩帅张守珪部下任捉生将，后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等职。他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意，屡次挑起边事，以邀功赏，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先后担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安禄山见玄宗春秋渐高，不理政事，纲纪废毁，精兵悍将多集中在边镇，朝廷力量空虚，于是便蓄有政治野心。他罗致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于范阳筑造雄武城，贮藏了大量兵器，又从同罗、奚、契丹人中精选了八千强健者，作为他的“假子”②。当他准备就绪后，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率十余万大军南下，以诛杨国忠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由于承平岁久，中原武备松弛，兵不习战，叛军一路势如破竹，至十二月十三日即攻陷了东都洛阳。

“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时沉湎于声色中的玄宗如大梦初醒，顿时慌了手脚，匆忙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东京募兵；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率兵东征。同时还起用在京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让他率大军讨伐安禄山。

各地军民奋起抵抗叛军。河北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组织河北军民抗战，有力地打击了叛军，一时失陷的各城纷纷脱离了叛军；唐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连下数城，与颜真卿遥相呼应，严重地威胁着叛军的后方。张巡率兵扼守睢阳，与叛军血战数百次，阻止叛军不得南下江淮。哥舒翰也镇守潼关，叛军不能西进。这样使叛军一时处于困境之中。

但在至德元载（756）六月，昏庸的玄宗被叛军的假象所迷惑，屡次催促哥舒翰出关收复失地；杨国忠因害怕哥舒翰图谋自己，也极力赞成此事。结果在灵宝一战，唐军溃败，潼关失守，玄宗连夜仓皇出逃。在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的祸国殃民，发生了哗变，射杀了杨国忠，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这才平息了众怒，才得以逃往成都。京都长安也很快落入叛军之手。

安禄山的叛乱，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繁华的都市变为废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③《通典》卷二。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元年。

②《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

唐朝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第六节 忧郁孤凄度残年

在玄宗起驾马嵬驿，逃往成都之时，太子李亨在一些人的支持下与玄宗分道北上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这时中原群龙无首，在军民的拥戴下，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

肃宗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又调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军队，灵武一时军威强盛。接着又任命了朝官与将帅，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系统，对抗击叛军也作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来精锐骑兵助战。这时又适遇叛军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部下不服，战斗力也随之削弱，形势急转直下。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十二月，玄宗被迎回京城，安置在兴庆宫。

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居住在兴庆宫，偶尔也去大明宫。侍卫他的仍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另有玄宗的亲妹玉真公主与旧时宫女、梨园弟子为他娱乐。

玄宗对杨贵妃之死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从成都回来后，即派人去祭悼她；后来又想改葬，遭宦官李辅国反对而停止，却密令宦官将贵妃遗体移葬他所。宦官献上了贵妃的香囊，玄宗把它珍藏在衣袖里。又让画工画了贵妃的肖像，张挂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欷歔焉”①。

上元元年（760），宦官李辅国为了立功以固其恩宠，上奏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喻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这年七月，李辅国乘肃宗患病之机，矫诏强行把玄宗迁居西内。在途经夹城时，李辅国又率射生将五百骑，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地拦住去路。玄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玄宗才安全地迁居甘露殿。事后，肃宗没责怪李辅国，反倒安慰他几句。②不几天，玄宗的几个亲信也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观。剩下玄宗只身一人，茕茕独处，形影相吊，好不凄惨。之后，肃宗另选后宫百余人，到西内以备洒扫。①宝应元年（762）四月，唐玄宗在郁闷中，溘然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葬于金粟山，名为泰陵。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曾锐意改革，使唐朝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骄惰怠政，奢侈淫靡，酿成了天宝之乱，从明主堕落为昏君。正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但也给人以深刻的反思。

①《杨太真外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第七节 杨贵妃

杨贵妃（719—756），小字玉环，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后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父杨玄琰任蜀州司户，故出生于成都。她幼年丧父，后寄养在叔父玄璬家。杨玄璬时任河南府士曹，她是在洛阳长大的。杨贵妃从小学得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娴熟各种器乐。开元二十三年（735），她十七岁那年被选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妃子。②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悼惜不已，后宫数千人，在他看来竟无一人中意。高力士深知主子的心思，遂外出寻觅，终于发现寿王妃杨玉环是最理想的人选。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玄宗行幸骊山温泉宫，经高力士引荐，命人从寿王邸召来了杨玉环，玄宗十分满意，马上别赐汤沐。沐浴之后的杨玉环在进奏《霓裳羽衣曲》时，舞姿翩翩。玄宗十分高兴，当晚即赠给她金钗钿合，为定情信物；还到梳妆间亲自给她戴上了金首饰。①杨玉环毕竟是唐玄宗的儿媳，为掩人耳目，玄宗命杨玉环自己乞请为女官，号“太真”，正式与寿王离异，住进了内太真宫。不到一年，其宠遇如同武惠妃，宫中称她为“娘子”，仪礼如同皇后。

天宝四载（745）七月，玄宗特诏册立左卫勋二府右郎将韦昭训的次女为寿王妃子；八月，即于凤凰园册立杨玉环为贵妃，位在诸妃之首，地位仅次于皇后。②杨玉环册为贵妃后，杨氏家族的人个个飞黄腾达。其亡父玄琰被追赠为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父玄珪擢为光禄卿；家族的兄长杨铦擢为鸿胪卿，杨锜为侍御史。贵妃的三个姐姐也被迎接到长安，赐给良第，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被封为虢国夫人，八姐被封为秦国夫人，玄宗并称为姨。

杨贵妃的远房哥哥杨国忠本是一个不学无术、嫖赌无行的小人，一向不为宗族所齿，也由贵妃姊妹荐引，被任为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不到一年，即兼领十五余使职。后代李林甫为相，执掌了国政。

玄宗得到杨贵妃后，曾对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为此，他还特意谱写了一支《得宝子》的曲子。从此与杨贵妃形影不离。

在《霓裳羽衣曲》中，贵妃舒展广袖，翩翩起舞，使得玄宗龙颜大悦。

贵妃又善弹琵琶，诸王、郡主、贵妃的姊妹都拜她为师，称为“琵琶弟子”。每弹奏一曲，大家都献给她许多金宝珍玩。她所用的琵琶精美别致，是用逻逤檀木做成，木质“湿润如玉，光采照人”，上有金缕红纹，绘成双凤。所用琴弦，是末诃罗国贡献的，用渌水蚕丝做成，“光莹如贯珠瑟瑟。”贵妃还善于击磐，“拊搏之声泠泠然，多新声”，即使梨园弟子也都望尘莫及。玄宗特命采用蓝田绿玉，琢磨成磬。磬架和穗子用金钿珠翠加以装饰，又专门造了两个金狮子，以做磬座，其豪华奇丽，“一时无比”①。

杨贵妃极度奢侈。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女工多达七百余人，为她雕②《唐大诏令集》卷四○《册寿王杨妃文》。

①陈鸿：《长恨歌传》。

②《杨太真外传》卷上，《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①《杨太真外传》卷上。

刻熔造者又数百人。她的奇服秘玩，变化无穷。四方争先进贡珍奇之物，达到“动骇耳目”的程度。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求良工精制奇器异服，都加官晋爵，擢居显位。杨贵妃小时长在四川，喜欢吃荔枝。岭南的荔枝果肉晶莹如玉，浆液酸甜如酪。但荔枝色味易变，玄宗不惜千里迢迢，每年命岭南驰驿传送，即使盛夏酷暑，送到长安后也色味不变。②杨贵妃善于迎合玄宗的心意，整天与他戏谑调情。每至酒酣兴奋之时，常自统宫妓百余人，玄宗统小宦官百余人，在掖庭中排成两队，称为“风流阵”。双方用彩锦做旗帜，互相攻击打斗，败者要罚喝十大杯酒，以相戏笑。③偶尔杨贵妃也有惹玄宗发怒。天宝五载（746）七月，玄宗以她“妒悍不逊”而大发雷霆，把她遣送宫外杨铦家里。诸姊及铦以为大祸将临，吓得聚在一起抱头大哭。玄宗虽因一时之怒赶走了贵妃，却感到异常空虚、无聊，到了日中，即使山珍海味也不想吃。他心中烦躁不安，左右宦官时而横遭捶楚。乖觉的高力士熟谙主子的心意，请求将贵妃院中的供帐、器玩百余车送给贵妃。当晚又奏请贵妃归院，玄宗命打开兴安坊门，接回了贵妃。杨贵妃一见玄宗，立时哭泣着伏地请罪，玄宗十分高兴。“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①。

天宝九载（750）二月，杨贵妃因偷吹了宁王的紫玉笛，玄宗一时感到不快，再次将她遣送宫外。杨国忠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便向户部郎中吉温问计。吉温答应劝玄宗回心转意，遂入奏说：“妃，妇人，无智识。有忤圣颜，罪当死。既尝蒙恩宠，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之就戮？安忍取辱于外乎？”玄宗本来就有些懊悔，听了吉温的话，遂停止用餐，马上派宦官张韬光把御食分赐给贵妃。杨贵妃见到韬光，哭泣着说：“请奏：妾罪合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惟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说着用刀剪下一缕秀发，以留诀别。玄宗闻奏以后大惊失色，立即把她接回，恩宠依然如故。②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也都深得玄宗的欢心，“每入宫，移晷方出”。玄宗赐给虢国夫人的照夜玑，秦国夫人的七叶冠，杨国忠的锁子帐，都是希世珍宝。③每年给韩、虢、秦三夫人的胭脂钱，就多达一千贯。杨铦任三品、上柱国，并于私第立戟。她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住宅华丽，每建造一堂，费用以千万计。如见到有的楼堂馆舍，其规模宏伟要超过自己的，又马上拆毁重建，毫不珍惜，土木之工，昼夜不停。玄宗每次赏赐及天下贡献，五家一样，史称“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①。

玄宗每次出游行幸，贵妃姊妹昆仲都要随从。贵妃要是乘马，则由高力士执辔授鞭。在每年十月幸华清宫时，贵妃姊妹昆仲五家竞相豪华，每家各为一队，穿一色服装，鲜艳夺目，五家若合为一队，则“映照如百花之焕发，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

③《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

②《杨太真外传》卷上，《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③《杨太真外传》卷上。

①②《旧唐书》卷五一《杨贵妃传》。

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②。

杨氏家族贵盛，权势凌人。天宝十载（751）正月十五上元节，杨氏五家夜游，在西市门与广宁公主相遇，为争先出门，杨氏家奴气势汹汹，挥鞭乱抽，一鞭把广宁公主打下马去，驸马程昌裔去扶，也挨了数挝。事后，公主向玄宗哭诉此事，玄宗仅诏令把杨氏家奴一人处死，公主虽为受害者，其夫程昌裔却被停官。玄宗还诏令为贵妃父玄琰立家庙，并亲笔书写碑文。诸王子孙凡是婚嫁，必先贿赂韩、虢国二夫人，由她俩奏请玄宗。凡经她俩奏请的，玄宗无不应允。因此，有的王孙竟以数百千金相酬谢。

安禄山因有边功，倍受玄宗恩宠。在他初次入朝时，玄宗让他与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叙为兄弟。大概安禄山看到杨贵妃在朝廷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了求恩固宠，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五岁，却请求做杨贵妃的养子。每次朝见时，安禄山总是先拜贵妃，玄宗感到奇怪，问是什么缘故，他故意装作傻呆的样子说：“胡人先母而后父。”①逗得玄宗一阵大笑。

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生日那天，玄宗与贵妃赏赐给他许多金银宝器衣物。第三天，例行为儿沐浴，将安禄山召入宫中，贵妃用锦绣做了大襁褓包着他，宫人还用采舆抬着，戏谑声、欢呼声动地，声彻宫外。玄宗听到后宫欢笑声，问其原因，左右回答说，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所以欢笑。玄宗兴致勃勃地去观看，赏赐了贵妃洗儿金银钱，又厚厚赏赐了安禄山。从此，宫中皆称禄山为禄儿，他随便出入宫掖，“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②。

安禄山对杨贵妃百般恭维驯服，但却不把平庸的宰相杨国忠放在眼里。

杨国忠几次试图拉拢这个手握重兵的藩帅，都未能成功。因此杨国忠在清除了李林甫在朝廷的势力后，矛头对准了安禄山，屡次奏说安禄山有反状。后来安禄山反叛朝廷时，以诛杨国忠为名，从而也导致了杨贵妃的悲惨下场。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蓄谋已久的安禄山于范阳起兵，挥师南下，金鼓声打破了天下的太平。在玄宗派出将帅反击安禄山失利后，年已古稀的玄宗表示要率师亲征，使太子监国。太子一向憎恨杨国忠的专权，他监国后势必给杨氏带来厄运。杨国忠惊恐万状，马上找韩、虢、秦三夫人商议对策，他们聚在一起大哭，之后，决定由三夫人去劝说贵妃，由贵妃亲自出面，“衔土请命于上”，玄宗遂取消了亲征的行动计划。③杨氏家族也暂时渡过了这一难关。

至德元载（756）六月，由于玄宗指挥失误，潼关失守，通往长安的大门被打开了。玄宗与杨贵妃等连夜逃离京师。当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一路风餐露宿，疲惫不堪，怨恨杨国忠的乱政误国招致了这次动乱，于是怒不可遏的六军将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杨国忠及其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秦国夫人也同时遇害。之后，余怒未息的将士包围了驿站。玄宗走到驿门，慰劳军士，命令收兵，军士却屹立不动。派高力士前去询问，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玄宗听后，依杖垂首而立，迟迟不表态。最后经京兆司录韦谔与高力士苦苦相劝，再三陈述利害关系，玄宗迫不得已，强忍着内心的巨大痛苦，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载；《安禄山事迹》卷七。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走进行宫，扶着贵妃出厅门，至马道北墙口与她诀别。贵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最后说：“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玄宗说：“愿妃子善地受生。”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经六军将士验明已死后，将尸体埋在西郭外一里多远的道路北坎下。时年三十八岁。①杨贵妃在她十几年的宫廷生活中，受玄宗宠极一时，唐代政治家曾指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②奸佞杨国忠利用了这一裙带关系，得以平步青云，执掌国政，蠹政害民，促成了天宝之乱。因此，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杨贵妃，但仍可以说她是天宝之乱的一个罪人。

①《杨太真外传》卷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②《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第二十一章 姚崇 张说

第一节 姚崇

武周贤相

姚崇（651—721），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因突厥叱利元崇叛逆，忌有大臣与其同名，故命以字行①。后又避唐玄宗开元年号，遂改名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父姚懿在贞观年间（627—649）任■州都督，因对唐有功，死后赠幽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姚崇在十二岁时成为孤儿②。他少年时代为人豪爽，崇尚义气，但不知读书。约在咸亨元年（670），他二十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做了孝敬挽郎。由于他才华横溢，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制举③，授官濮州司仓参军，后调任郑州。几年后又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天授年间（690），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唐宗室和公卿大臣不少人被无辜杀害，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大臣每次上朝，都是提心吊胆，闹得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罗织罪名和滥用刑法，因而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①不久，即升任为夏官（兵部）员外郎、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北方的契丹大举侵扰河北一带，连续攻陷了数州。当时军务繁多，各州司檄书雪片般飞来，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②。武则天十分赏识他的军事才干，因由郎中擢为夏官侍郎。不久，又擢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元年（698）九月，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时，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则直言不讳地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为了防止残害朝臣的悲剧重演，他竟以自身和全家百余口性命向武则天担保：“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后很高兴，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③当即赐银千两，以表奖姚崇的忠贞。

长安元年（701）三月，姚崇任凤阁侍郎。四月，姚崇赴并州以北检校各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不久兼知夏官尚书。当时，武则天男宠①《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张说《梁国公姚崇神道碑》均言姚崇“字元之”。《旧唐书》本传言“改为元之”，当误。

②《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载姚懿卒于龙朔二年（662），时姚崇当十二岁。③徐松：《登科记考》卷二。

①《梁国公姚崇神道碑》云：“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四。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③《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张易之飞扬跋扈，目无法纪，擅自把京城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以充实私置的寺院，僧人表示反对，因而上诉，由姚崇断停。张易之又屡次说情，均遭到姚崇的拒绝。因此，张易之极力在武则天面前诽谤姚崇。长安四年（704）九月，姚崇被贬为司仆卿，出为灵武道大总管。后改任安抚大使。姚崇即将离京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姚崇认为张柬之沈厚有谋，能决断大事，且已年迈，请武则天立即提拔重用。同年十月，年近八十岁的秋官（刑部）待郎张柬之，得以任命为相。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患病，宰相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五人欲乘机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张易之、张昌宗，拥护中宗复辟。这时恰好姚崇也从灵武道回到京城，张柬之高兴地说：“事济矣！”遂把其计谋密告了姚崇。姚崇参与了密谋计划。张柬之等成功地杀死了张易之及其党羽，迫使武则天退位。姚崇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①武则天被迁往上阳宫，中宗上朝听政，文武百官无不喜庆雀跃，唯独姚崇却呜呜咽咽，流涕不止。桓彦范、张柬之见此情景，不以为然，对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则回答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②张柬之等人听了不太满意，当日姚崇即出为毫州刺史。后又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

辅佐睿宗景云元年（710）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专擅朝政，并欲步武则天之后尘。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唐睿宗一向熟知姚崇的政治才干，即位后立即把他从许州召回，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辅佐睿宗，与当时宰相宋璟齐心合力，“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①。

早在中宗时期，安乐公主等人卖官鬻爵，又大搞“斜封官”。宰相萧至忠上疏中宗，指出当时冗员倍多，且与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②。为了整肃吏治，精减冗官，姚崇与宋璟于同年八月向唐睿宗建议：请把以前的“斜封官”一律罢免。由于睿宗的优柔寡断，这项正确建议未能施行。太平公主身为皇妹，在诛灭韦氏集团时又有大功，于是她结党营私，干扰朝政。诸王也手握兵权，威胁着皇太子的地位。景云二年（711）正月，他和宋璟密奏睿宗，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政局动乱不安的因素，请将睿宗的长子宋王、高宗的长孙豳王等出为刺史；罢免岐王、薛王的左、右羽林军职务，改任太子左、右率，以侍奉太子；并请把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迁居东都，以免干扰朝政。姚、宋的建议，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局，但睿宗却把此事泄露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十分恼火，并严厉责怪太子。太子李隆基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遂奏称姚崇等“离间”姑兄关系。于同年二月，姚崇被罢免宰①《资治通鉴》卷二○七，中宗神龙元年；《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②《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②《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

相，贬为申州刺史。宋璟也同时被贬。“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①。此后，姚崇又历任徐州、潞州刺史，迁为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等职，后又迁同州刺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政法简肃，吏治较为清明，人们曾为他建立德政碑，颂扬功德。在他离任时，“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诏美焉”②。可见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

“救时之相”

开元元年（713）七月，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就想到姚崇是个人才。十月，乘在新丰进行讲武检阅军队之机，召姚崇入朝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大意是：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租赋外的贡献，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要以礼相待，纳谏从善，杜绝营造佛道的寺观，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等③。唐玄宗听完这十项建议，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当宰相后，没有辜负唐玄宗对他的信任。他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伤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张说与姚崇有私怨，他曾试图阻止姚崇入相，未能得逞。姚崇为相后，张说心里不安，就私自到岐王家“申款”，以求内助。在一次退朝时，姚崇诈称有足病，行动缓慢；当玄宗询问病由时，他又说心中有忧虑，痛不在足。接着便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②唐玄宗忌讳宰臣与诸王交通，恐谋不轨，遂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滥度人为僧尼。有些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借以逃避国家徭役。开元二年（714）正月，姚崇上奏提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的办法，得到唐玄宗的支持。还俗者共一万二千多人。接着，又下令禁止滥造佛寺，规定自今以后“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诸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③。这就抑制了中宗以来滥度僧人和大肆营建佛寺的弊风。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他撰有《五诫》，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其中在《持称诫》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称那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辞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二年。

②《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语林》卷一。两书皆云此事在荆州任职时。但考姚崇生平，并未在荆州任职。《大唐新语》卷六载：“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当为扬州。

③《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司马光以为天下事“须因事启沃，岂可一旦可邀”，“难以尽信”。故《资治通鉴》不取。王鸣盛等认为“此乃所谓新书滥采小说不可信则非”。见《十七史商榷》卷八七。按姚崇前已两任宰相，明了社会弊端，建言十事，似无不可。

①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金诫》中，他极口称赞了“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的为政廉慎的高贵品质，要求官吏廉洁：“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他告诫官吏贪赃受贿必将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壶诫》中，他赞扬了冰清玉洁、表里如一的为政者，抨击了“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鄙龌龊行径，并规劝官吏说：“在位禄厚官尊，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冰壶是对，炯诫犹存。”①姚崇主张行法公正，不避权贵。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骄横不法，仗势欺压百姓，遭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李业闻讯后，立即到唐玄宗那里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亲，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旨在宽免。姚崇知道后，与另一宰相卢怀慎联名上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姚崇坚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亲、近臣犯罪，也决不宽贷。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治，“由是贵戚束手”②。

另一件事是申王李成义私自把本府中的录事（流外官，从九品）阎楚珪破格提拔为府中参军（正七品上），唐玄宗已批准。姚崇和卢怀慎闻讯后，即刻上奏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姚崇坚持任人唯贤，终于迫使玄宗收回成命，“由是请谒不行”③。

五月，姚崇又以荒年为口实，赞助唐玄宗罢免了中宗以来的“斜封官”，如员外、试、检校官等一律免职；并规定自今以后，非有战功及别敕，不得注官。由于大力整顿吏治，结束了长期以来任官驳杂、冗官滥吏充斥官府的局面。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因居闲职而有怨言，唐玄宗命紫微省下狱审讯，刘幽求表示不服。姚崇等人对玄宗说：“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①玄宗听了姚崇等人的建议，停止下狱审查。不久，把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也因同党被贬为泽州刺史。姚崇既保全了功臣的名誉，又抑制了功臣的权势，对于稳定政局，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五月，黄门监魏知古因与姚崇有私憾，在知东都选举时，向唐玄宗告发了他的两个儿子受人馈赠，搞私人请托，干扰选举之事。在一次朝会时，玄宗问姚崇儿子的才德如何。姚崇马上揣测出玄宗的意思，回答说：“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唐玄宗满以为姚崇会袒护自己的儿子，没想到他却毫不隐讳。姚崇又解释说：“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玄宗听后，反倒以为姚崇大公无私，而魏知古却忘恩负义，于是要罢免他。姚崇又坚决请求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②在姚崇的一再请求①《五诫》包括《冰壶诫》、《执镜诫》、《持称诫》、《辞金诫》、《弹琴诫》。全文载《文苑英华》卷三六八或《全唐文》卷二○六。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下，玄宗这才应允。

开元初年，唐玄宗的兄弟们仍然主典禁军。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也分掌左、右羽林军。因此姚崇等人上奏，请将诸王出刺外州。玄宗等人依从了姚崇等人的奏议，次年六月，命宋王兼岐州刺史，申王兼豳州刺史，豳王兼虢州刺史。后又命岐王兼绛州刺史，薛王兼同州刺史。①同时还规定：诸王赴任后，只是总领大纲，其余州务，皆委州上佐主持。此后，凡是诸王兼都护、都督、刺史的，一律照此行事。从此，诸王被解除了政务与兵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把柄，消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不稳的隐患。

十月，唐军与吐蕃军在武街展开了激战，大败吐蕃军。姚崇与卢怀慎上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姚崇等人维护唐朝疆域完整的奏议，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②开元三年（715）正月，姚崇遇有子丧，请假十几天，结果案牍积压。宰相卢怀慎迟迟不能处理，心里有些害怕，就到唐玄宗那里谢罪。玄宗听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姚崇假满复职，十几天积压的政事，不一会即裁决完毕，自觉很得意，对紫微舍人齐澣说：“余为相，可比何人？”齐澣一时没有回答。姚崇又说：“何如管（仲）晏（子）？”齐澣听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便更之，似不及也。”稍停了片刻又说：“公可谓救时之相耳。”③可见当时人对姚崇明于吏道，“剖断若流”的推崇。

捕蝗救农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他又提出了灭蝗办法，“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①他建议派遣御史，名为“捕蝗使”，分头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众口一词蝗虫是天灾不宜捕，唐玄宗也一时犹豫不定。

姚崇力排众议批评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噉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按诸王出刺外州，此处说是群臣所请，未明言姚崇。汪篯考定说：姚崇在睿宗时曾建议诸王外刺，又诸王外刺恰好在姚崇当权用事时实行，当是姚崇协助玄宗。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今从其说。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最后，姚崇还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之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②玄宗也认为，蝗虫是天灾，“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姚崇则回答：“捕蝗之术，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玄宗听了才下决心，高兴地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①姚崇虽然说服了唐玄宗，但是公卿百官中的许多人仍疑惧不安。卢怀慎担心他捕蝗不成，反会丢了官爵，就私下劝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则毫不动摇地说：“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②姚崇忧国忧民，他的治蝗行动受到人们钦佩，评价他说：“姚元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③开元四年（716）四月间，山东再次发生严重蝗灾。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灾。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尝捕埋之，为害益甚。”因此对抗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听到此事后，不胜愤慨，立即牒报倪若水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警告他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其无德致然！”倪若水见牒以后，十分恐惧，不敢抗拒，只好乖乖地照令行事。五月，姚祟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①。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把蝗灾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晚年恩遇优渥开元四年（716）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病卒，姚崇也患了疟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居第僻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让他迁居罔极寺，每天派使者数十人，前去探望病情。每有军国大事，都令宰相源乾曜去征求姚崇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时，凡是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也。”有时不合乎他的旨意，则说：“何不与姚崇议之？”为了咨询方便，源乾曜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往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华丽宽大，且有不少簿书，不是病人应住的地方，坚决推辞。唐玄宗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郑棨：《开天传信记》。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③《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②不久，姚崇辞去了宰相职务。辞职原因一是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广交宾客，一再接受别人馈赠的财物，招致了人们的非议；二是中书省主书赵诲为姚崇所亲信，他接受了蕃人的贿赂，事情揭发后，唐玄宗亲自审讯，被捕入狱，定为死罪，姚崇又设法营救，玄宗很不满意。正赶上曲赦京城罪犯，敕令中特别标名赵诲，“杖之一百，流岭南”。于是，姚崇忧惧不安，以为自己不宜再做宰相，数次申请，要求回避相位。最后，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根据他的举荐，由宋璟取代了宰相职务，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他的举荐，颇受史家好评。

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①宋璟继任为辅相，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

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将巡幸东都，却突然发生了太庙崩坏的事件。当时的宰臣附会阴阳灾异之说，妄加解释说：“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说得唐玄宗六神无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又询问姚崇：“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姚崇客观地分析太庙崩坏的原因，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他还建议说：“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玄宗听后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②遂赐绢二百匹。

此后，唐玄宗命姚崇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的军国之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开元八年（720），又授官太子少保。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故，终年七十一岁①。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②。

姚崇临终前，曾先把家里的田园资产分成几份，让他的儿子、侄儿各守其分，以免死后儿子们发生争执。并且作了遗令，告诫子孙不要厚葬。遗令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须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生前反对佛教，在遗令中不惮其烦地列举了北齐、梁武帝、胡太后、中宗韦皇后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的历史事实，告诫子孙不得迷信佛教，“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③。严禁为他“追福”而挥霍大量财物。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6），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琯为将时，他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①洪迈：《容斋随笔》卷五。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两《唐书》本传皆说姚崇享年七十二岁，而张说《姚崇神道碑》说“七十有一”。此从碑文。②两《唐书》本传皆说“谥曰文献”，碑文作“文贞”。今从碑文。

③《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他的“宏才远略”④。

④《大唐新语》卷八；《新唐书》卷二二三《李林甫传》略同。

第二节 张说

历仕四朝

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祖籍范阳，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后迁居洛阳。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①，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长安初年（701），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唯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②。书修成后，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后又擢任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女皇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称此是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了。当上廷作证时，再次威胁他，张说却慷慨陈词，对女皇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最后并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理正词严，揭露了张昌宗的非法行为，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不分是非曲直，反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再次鞫审，最后竟被无辜流放于岭外。①唐中宗复位后，张说入为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景龙年间（707—709），遇母丧离职，服丧未满，中宗欲起复授黄门侍郎，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②，张说却推辞不受，颇受有识之士的称赞。服丧期满，复授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景云元年（710），唐睿宗即位，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这年秋天，谯王李重福潜入东都，欲谋夺皇位。兵败后，东都留守捕获了其党羽数百人，审讯多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获了谯王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状，其余误捕下狱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张说办事干练，深受睿宗的嘉奖，称赞他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时，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张说为侍读，备受亲近礼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结朝臣，朋比为奸，干预朝政，图谋废掉太子。这年二月，唐睿宗曾对待臣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侍臣们明白，此事显然是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觑，①《登科记考》卷三，《大唐新语》卷八。

②《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三年。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下引本传及《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不另加注。不知说什么好。张说则直言不讳地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听后十分高兴，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虽然退居为太上皇，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权势继续干预政事，变本加厉地谋害玄宗。她恨张说不趋附自己，便奏请睿宗，将他贬为尚书左丞，并出为东都留守。张说洞知太平公主之党暗中怀有异谋，遂遣使者献给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断行事，以铲除太平公主之党。故史称“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之后，玄宗即召张说拜中书令，封燕国公。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姚崇告发此事，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①边防建树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苏颋擢任宰相，张说以与其父苏瓖为故交，撰《五君咏》献苏颋，其中一则是记苏瓖事。苏颋读后很感动，上奏称张说为“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开元六年（718）二月，张说迁任荆州长史①。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幽州地与奚、契丹接壤，为北方重镇。这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死，大臣可突于争权，发生了内乱。唐朝派兵镇压，结果失利。张说上表，陈述利害，说：“臣熟知幽州兵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因此，他请求加强战备，以防止边患。②在此期间，张说考虑到“国储未赡，边军未息”，为了“静人业农”，他上表情求屯田：“臣闻求人安者莫过于足食，求国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备知川泽。窃见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河漕通流，易于转运，此百代之利也”③。屯田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项很有益的措施。

开元七年（719），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他再次上表论奏边事，主张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用兵不过是迫不得已的。④后可突于终于立李失活的族弟郁于为国主，并遣使请罪。玄宗即册立郁于，唐与契丹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了。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①《明皇杂录》卷下，参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

②《幽州论戎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③《请置屯田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六。

④《并州论边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开元八年（720）秋，朔方大使王晙密奏原突厥降户勾引突厥，谋陷军城，因诛杀殆尽。此事引起了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的恐惧不安。为了平息事端，张说只率二十从骑，持节去各部安抚，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拔曳固、同罗诸部听到后深为感动，“由是遂安”①。

开元九年（721）四月，原突厥降将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反叛，一时攻陷了兰池六州。诏令王晙率兵讨伐，并令张说知经略。康待宾暗中与党项通谋，攻破了银城、连谷，还占据了粮仓。张说率马步兵一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袭击，康待宾等大败而逃。张说率军乘胜追击，当追到骆驼堰时，党项部反戈。张说招抚党项流散人员，使各安其业。讨击大使阿史那献以为党项反复无常，请全部诛杀。张说制止了这一滥杀的做法，说：“王者之师，当讨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即奏请设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②。同年九月，召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十年（722），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这时，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康愿子反叛，自立为可汗，劫掠牧马，西渡黄河出塞。张说率兵追讨，至木盘山擒获了康愿子，并俘虏三千人。为了防止这一带的突厥降户再次骚乱，于是议请将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户五万余人强行迁往中原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这样，朔方之地，空荡无人。张说因功赐实封二百户。

张说历经边镇数年，熟知边防事宜。当时沿边镇兵多达六十余万，他以时无强敌，奏请精减兵员，罢免二十余万。玄宗对裁减三分之一有些犹豫。张说解释说：“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防农务。”

张说还着手对府兵进行了改造。当时诸卫府兵，成丁入伍，六十岁免役，其家又不蠲免杂徭，渐渐贫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虽然有所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实际上徒有此令，并未能付诸实施。因此这时府兵之法日渐破坏，番役更替多不按时，卫士逃匿，宿卫之士无法得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玄宗同意募兵，不过十几天，即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①。张说的精减边兵、改革府兵，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王夫之评论说：“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彍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②政改与文治开元十一年（723），张说进为中书令。在政治制度上所进行的重要改革是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在唐初设于门下省，为宰相议政之所。贞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八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九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年；《新唐书》卷五○《兵志》。②《读通鉴论》卷二二。

观之后，中书省权力渐重。武周时裴炎由侍中改任中书令，为便于政务推行，迁政事堂于中书省，但仍是宰相议政之所。张说任中书令后，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同时，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①。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由宰相议政之所变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唐玄宗统治前期，经济繁荣，政治升平，进入盛世。好大喜功的玄宗粉饰文治，特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领其事。由于文学之士受到宠遇，对其供给也十分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他们“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上奏罢免学士。张说反驳其言，说：“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玄宗听到后，“重说而薄坚”②。

开元十三年（725），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为学士知院事。他虽然地位显赫，却很谦逊。玄宗欲授任张说为大学士，他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后来在集贤院举行宴会，照旧例，官位高者先举杯，张说欲打破陈规，便对诸士子说：“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众学士一起举杯同饮，一时传为佳话。张说雅重词学之士，善于用人之长。当时，在文学上有造诣、有名声的韦述、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羲、孙逖、王翰等“常游其门”，赵冬羲兄弟六人，韦述兄弟六人并词学登科，张说极口称赞：“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①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是当代无人能企及的。他一生著作宏富，除了参与修撰《三教珠英》、主持改撰《开元五礼仪注》以外，还主持编撰了《大唐六典》。又奉玄宗之命，与他人一起类集要事，为诸王子习读而编写了《初学记》30卷。后人收集他的诗词、文赋、表奏、碑文、墓志，总成文集30卷。

积怨虽多，宠遇不衰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好受人贿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他不通文学，遂奏请拟任金吾大将军；前殿中崔月用与张说关系密切，便推荐他为御史大夫。玄宗拒绝了他的意见，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心里怨望张说。②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这时，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凡有论奏，张说又极力抑止，“于是铨选失序”。宇文融愤怒已极，即联合崔隐甫、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说他招引①《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册府元龟》卷三○八。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

①《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术士王庆则“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人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其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张说权势，“市权招赂”，又擅自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言辞“丑惨”。玄宗十分恼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于御史台鞫审张说。

源乾曜奉诏鞫审张说，罪状多属实，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张说，见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罚忧惧”。高力士将此情况回报玄宗，并说：“说往纳忠，于国有功。”玄宗听后也很怜悯他，仅罢去中书令职务，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只诛杀王庆则等人，受株连者十余人。

开元十五年（727）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与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进用张说，一再上言诋毁他。于是“各为朋党”，相互攻讦。玄宗疾恨朝臣朋比为奸，因命张说致仕，隐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为魏州刺史。①开元十六年（728）二月，以尚书右丞相致仕的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罢知政事，专文史之任，但玄宗对他的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②，以征询张说的意见。

开元十七年（729），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又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帐，奏音乐，具酒馔，并作御诗一篇以叙此事，仪式热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谒陵仪注有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730），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张说曾三任宰弼，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颇有武略，可谓文武兼资。他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五年。

第二十二章 一行

第一节 身世

一行（683—727），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祖父张公谨是唐代开国功臣，被封为郯国公。父亲张擅为武功县令。

他“少聪敏，博览经史”，常到藏书丰富的长安城南玄都观去看书，颇受观主尹崇赏识。一次，他从尹崇处借得西汉扬雄《太玄经》，此书意旨深奥，尹崇自称研读数年尚不能晓，张遂仅数日就读完，并能究其义而撰《大衍玄图》一卷。尹崇大惊，对人说：“此后生颜子也。”年轻的张遂成了长安城里的知名学者。

时值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任春官尚书，封为梁王。武三思有权有势，但没有才学，想与张遂结交。张遂为逃避纠缠，到嵩山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一行。

一行不仅道学功底深厚，也刻苦钻研天文学和数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在今浙江天台）投师学算。开元五年（717），一行被唐皇朝强征回京，由于他不愿做官，被安置在长安城内的华严寺编译佛经。开元九年（721），“太史频奏日食不效”。当时所用《麟德历》行用了五十多年，误差渐大，已需改革历法。于是，唐玄宗诏令一行负责主持制订新历。

一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从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五年（721—727），为了编制新历法，在一行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天象观测工作。为适应实测的需要，又必须首先创制一些新的科学仪器，如“覆矩”、“黄道游仪”和“水运浑象”等。最后，在大量新的实测数据的基础上，编制出《开元大衍历法》即《大衍历》。

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草成，就在这年，一行在随驾去洛阳的途中死于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年仅四十五岁。一行去世后，唐玄宗诏张说与历官陈玄景写定《大衍历》，分为《历术》（又称历经）7篇、《略例》1篇、《历议》10篇，到第二年完成，开元十七年（729）起正式颁行。一行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在天文仪器制造、大地测量、编制《大衍历》三个方面。尤其是《大衍历》受到世人的称颂。如道士邢和璞称赞一行说：“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①可见当时人们对一行贡献的崇敬。

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第二节 在仪器制造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成就

天文仪器制造

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天文观测的新成果。一行十分重视天文实测工作。

他受命改治新历，首先就策划为配合改历所需的一系列实测工作。他奏请朝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①但是，当时太史局所用测候星度的浑仪上没有黄道环，不能直接测出天体的黄道入宿度②。于是，一行提出要制造一架新的仪器，并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先用木料做了一件黄道游仪的模型，后于开元十一年（723）制成了铜仪。一行、梁令瓒所制的黄道游仪的结构为三重环组。最外一重有三个环，包括地平、子午和卯酉环。其中卯酉环为过天顶和正东、西方向的一个圆环，这一重环组是固定不动的，起骨架作用。最里一重环组是夹有窥管的四游环，它的外圆周是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即以四分弧长为角的一度。中间的一重与李淳风的三辰仪相当，所不同的是在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打一个洞，使黄道环能沿赤道环移动，以适应古人所理解的冬至点沿赤道退行的岁差现象。这是浑仪发展过程的一个创举，第一次在仪器上体现了岁差现象。同时，这也是黄道游仪的名称由来。由于黄道和白道的交点也是在不断移动的，因而也在黄道上每隔一度穿一个孔，过一定时间后，就把白道环移动一孔。

此外，为了能更方便地进行中天观测，黄道游仪中的四根支柱安放在四个斜角方向。

一行用黄道游仪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有月亮的运动和恒星的黄、赤道度数（即经度）及去极度（相当于纬度）的测定。其中月亮运动的观测对《大衍历》的制定有很大意义，特别是为交食计算的准确性提供了基础。而在恒星观测中则发现了恒星位置和南北朝以来的星图、浑象所标的位置已经有所不同。①根据这些实测结果，《大衍历》革除了沿用了数百年的陈旧数据，取而代之以新的观测数值。一行在恒星观测方面是成绩卓著的。

一行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的第二件创作，是他与梁令瓒及诸术士合作制造的一台名叫“水运浑天俯视图”的浑天象。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运行，而且立了两个木人，按刻击鼓，按辰撞钟，集浑天象与自鸣钟于一体。《旧唐书》对此台仪器的结构有详细的记载：“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全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平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当时共称①《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李淳风于贞观七年（633）制成一架浑天黄道仪，这架仪器有三重环组，中间一重环组由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组成，称为三辰仪。它不仅能直接测得天体的入宿度，而且还可以区别黄道度与白道度。但是，李淳风制造的这架仪器被放在宫内，皇家天文机构所用的浑仪仍然是后魏制造的铁仪。①这些变化经研究都可以解释为由岁差原因所引起。见席泽宗：《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天文学报》第4卷第2期（1936），第212—217页。

其妙。”①一行还创造了一种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即所测地的地理纬度）的专用新仪器——“覆矩”（又叫“覆矩图”）。关于覆矩的式样，史料没有详细记载。研究者猜想它可能如图1所示的形式②。

根据我们的考证，“矩”在我国古代天算典籍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形似木工曲尺的平面区域，即所谓的“积矩”；一是勾股形中的勾边加股边夹一直角构成的直角折线，即所谓的“矩线”③。“覆矩”当理解为将积矩开口向下。《旧唐书·天文志》有“以覆矩斜视，北极出地”多少度的记载，又说：“以图（即覆矩图）校安南，日在天顶北二度四分”。这说明一行的覆矩是一种用“角度”表示地平高度的测量工具。如图1所示，在覆矩的直角顶点系以重锤，在两直角边间安装一个0到91.31度（因我国古代历法多取圆周为365.25度，故直角当为91.31度）的量角器。使用时，把覆矩的一个特定边指向北极，使此边恰好在人眼和北极的连线上，则重锤线即能在量角器上直接读出北极的地平高度。

一行发明的覆矩是一种简便的测量北极高度的仪器，它在一行领导的开元年间天文大地测量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子午线测量一行受诏改历后组织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用实测数据彻底地否定了历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错误理论，提供了相当精确的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

一行发起这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我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理论：“日影一寸，地差千里。”①刘宋时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据当时在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的测量数据，开始对此提出了怀疑，但长期未能得到证实。隋朝天算家刘焯则提出了用实测结果来否定这一错误说法的具体计划，他说：“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他建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①但这个建议在隋朝没有被采纳。一行的测量则实现了这一计划。其二，当时发现，观测地点不同，日食发生的时刻和所见食象都不同，各节气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也不相同。这种现象是过去的历法所没有考虑到的。这就需要到各地进行实地测量。

这次测量过程中，由太史监南宫说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分赴各地，“测①《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1959年第2期，第144—149页。③李继闵：《商高定理辨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93），第29—41页。①《周髀算经》、《尚书纬·考灵曜》等书里都有记载说，南北相距千里，夏至日中午，高八尺的竿子的影长就相差一寸。

①《隋书》卷二六《天文志》。

候日影，回日奏闻”。而一行“则以南北日影较量，用勾股法算之”②。可见，一行不仅负责组织领导了这次测量工作，而且亲自承担了测量数据的分析计算工作。

当时测量的范围很广，北到北纬51度左右的铁勒回纥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约北纬18度的林邑（今越南的中部）等十三处，超出了现在中国南北的陆地疆界③。这样的规模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南宫说亲自率领的测量队，按刘焯的计划在黄河两岸平原地区测量的四个点，由北向南有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汴州浚仪太岳台（今开封西北）、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豫州上蔡武津馆（今河南上蔡）。其中白马在黄河北，其他三点都在黄河以南。它们均介于东经114.2—114.5度之间，差不多在同一经度上（即刘焯所说的“南北使正”）。总计白马至上蔡526里270步，北极高度相差1.5度，从而得出大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这实际上给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

由于对唐尺数值的大小，人们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故评价一行这次子午线测量的精度受到限制。初步的估计结果是，一行的测量值与现代值相比，相对误差大约为11.8％。

国外最早的子午线实测是在公元814年，由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米（约783—850）参与组织，在幼发拉底河平原进行了一次大地测量，测算结果得出子午线一度长为111.815公里（现代理论值为110.6公里），相当精确。但这已在一行之后九十年了。

②《通典》卷二六《职官典·秘书监》。

③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1959年第2期，第144—149页。

第三节 《大衍历》的九服晷影算法及其正切函数表

我国古代历法从东汉《四分历》开始，就有各节气初日晷影长度和太阳去极度的观测记录，漏刻、晷影成为古代历法的重要计算项目。隋朝刘焯发明二次等间距插值法之后，李淳风首先将二次插值法引入到漏刻计算中，由每气初日的漏刻、晷影长度数求该气各日的漏刻、晷影数。但是，各历法中所记载和计算的漏刻和晷影大多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的数值。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通过观测知道，随去极度变化的影长，又因地方而异，但同太阳的天顶距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行在《大衍历》中发明了求任何地方每日影长和去极度的计算方法，叫做“九服晷影”。

古人把阳城作为测影的标准地点，即所谓的地中。如图2所示，若NP为阳城的北极高度，S1、S2、S3..为阳城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阳上中天位置，则PS1、PS2、PS3..为阳城夏至、小暑、大暑..诸气太阳的去极度，取α1＝PS2－PS1、α2＝PS3－PS2..，则α1、α2分别为阳城夏至到小暑、小暑到大暑的去极度差数，也是太阳天顶距的差数。且这个差数对任何地点的相应季节都是相等的。

设有某地北极高度为NP′，则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阳上中天位置为S′1、S′2、S′3..。显然，有α1＝PS′2－PS′1，α2＝PS′3－PS′2。

阳城夏至、小暑、大暑太阳天顶距为ZS1、ZS2、ZS3等，故α1＝ZS2－ZS1，α2＝ZS3－ZS2，同样，有α1＝ZS′2－ZS′1，α2＝ZS′3－ZS′2。

历法中已给出阳城各气初日的太阳去极度，则各气的去极度差即为已知，同样各气的太阳天顶距差亦为已知，而这个差数对于任一地点都是相等的。这样一来，对于任一地方，只要知道某一节气（如夏至）的太阳天顶距，其他各气的太阳天顶距都可以通过加减这个差数求出。剩下还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如何求某地夏至（或冬至）的太阳天顶距；其二，已知天顶距如何换算出晷影长。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影长与太阳天顶距的对应数表来解决。

如果列出一张以天顶距为引数，每隔一度的影长的数值表，则以上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先在所测地测出（冬）夏至晷影长度（在一行领导的大地测量中，在每处都进行了这样的测量），由影长查表得出太阳天顶距，再加减一个如前所述的差数αi即可求出该地各气的天顶距，返回再查表得影长。一行在《大衍历》“步晷漏术”中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从0度到80度的每度影长与太阳天顶距对应数表，这是世界数学史上最早的一张正切函数表。①在国外，大约920年左右，阿拉伯学者阿尔·巴坦尼（al-Battani，约858—929）根据影长与太阳仰角之间的关系，编制了0度—90度每隔一度时12尺竿子的影长表，这实际上是一个12ctgα的数表。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阿①刘金沂、赵澄秋：《唐代一行编成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4期（1986），第298—309页。

尔·威发（Abul-Wafa，940—998）在980年左右编成了正切和余切函数表，每隔15度和10度给出一个值。他还首次引进了正割和余割函数。②一行和阿尔·巴坦尼差不多沿着相同的途径编成正切和余切函数表。一行用太阳天顶距，阿尔·巴坦尼用太阳仰角，两者互为余角，所以他们两人的发现是相同的。而一行的正切函数表比阿尔·巴坦尼的余切函数表早近两百年，比阿尔·威发的正切表要早二百五十年。尽管一行的正切函数表只从0度到80度，误差也相应大一些，但它毕竟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

②参见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D.E.Smith，HistoryofMathematics，Vol.2。

第四节 《大衍历》的插值算法

今天常用的牛顿插值公式，其不等间距的形式比等间距的形式要复杂得多。天算史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中国古代，唐朝天文学家、数学家一行在其《大衍历》中发明了二次不等间距插值法，且一行还有意识地应用了三次差内插法近似公式①。因此，一行在插值法方面的贡献备受中外天算史研究者的关注。

我国古代非线性插值法，是刘焯在其《皇极历》（604）中考虑到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为计算太阳行度改正值时首创的。有关中国古代插值法的算理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的造术原理建立在源于《九章算术》描述匀变速运动的模型基础之上，认为太阳每日的运行速度之值构成一等差数列。质言之，所用数学方法就是构造一等差数列并求其前若干项和。一行的插值法并没有人们所想象那样的推广意义。就插值算法本身，一行算法与刘焯算法实质完全相同②。所不同的是，《皇极历》是在以平气为间隔的日躔表基础上插值。而《大衍历》是在以定气为间隔的日躔表上插值。

《太初历》以后，各历都以平分一回归年365.25日为24等份而得每节气长15.22日，这样规定的二十四气称为“常气”，或叫“平气”。张子信指出“日行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于是刘焯造《皇极历》时体会到二十四气皆应有“定日”，他说：“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但刘焯并没有搞清楚太阳速度的加减和季节的关系，他的日躔表是把秋分定日后到春分定日前平均分为12段，每气14.54日；春分定日后到秋分定日前也平分为12段，每气15.45日。这显然不是“定气”。一行则认为，太阳在一回归年365.2444日中共行365.2444度，每气行15.2185度。冬至附近日行速度最急，故二气间所需运行时间最短，夏至附近日行速度最缓，故二气间的时间最长。实际上，《大衍历》这里首先提出了平分黄道为24等份，以太阳实际走完每个等份的时间长度为各节气长度，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定气”概念。一行提出正确的定气概念以后，在计算太阳改正时自然就以定气为插值间隔。至于插值法本身则完全是沿用刘焯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刘焯在日躔表中规定太阳视运动一年内的变化规律是：冬至最快，冬至后渐慢，到立春时开始加快，春分时又达到最快，冬至到春分这段时间内日速比平均速度快。春分后太阳视运动的速度突变为最慢，之后逐渐加快，到立夏时又开始减慢，夏至达到最慢。春分到夏至时段内比平均速度慢。夏至以后的变化情况以夏至处为镜面对称，如图3所示。

《大衍历》盈缩分一年内的变化趋势则如图4所示。盈缩分在冬至附近最大，以后逐渐变小，夏至时最小，之后又逐渐增大。这相当于把冬至作为太阳视运动的近日点，夏至为远日点。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而《皇极历》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①严敦杰：《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科技史文集》（第1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②王荣彬：《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构建原理》，见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317页。

说一行有意识地应用了三次差内插法的近似公式，是指《大衍历》的月亮极黄纬算法和五星中心差改正算法中所用的插值法。当对我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的构造原理有了深入的认识之后，研究者进一步通过将这两处插值法的有关术文与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的术文进行对比研究，证明两者在实质上也是相同的。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大衍历》使用了三次差插值法，是因为《大衍历》在上述两种算法的插值法中都引入了“中差”概念的缘故。但实际上一行引入“中差”的原因在于，刘焯日躔表中的各气陟降率之差是相等的，而《大衍历》月亮极黄纬等数表相邻两栏的差一般不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一行受命改历时作了大量天文观测的结果。若仍照搬《皇极历》的做法，就会出现同一点处有可能得到两个不同的值的现象，这就迫使一行必须在计算方法上进行一点细节上的调整。

第二十三章 刘知幾 吴兢

第一节 刘知幾①

好学少年，博览史籍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父亲刘藏器在唐高宗时任侍御史。善于词章，文史很有造诣。有三个儿子，知幾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幾学《尚书》，由于深奥难懂，学习不专心，常常被父亲责打。一天，知幾看见父亲给哥哥们讲《左传》，就放下手里的《尚书》，偷偷跑去听，听了几次，对《左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还讲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比起类似文件汇编的《尚书》，显然好懂易学。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功课，不禁叹息说：“书如是，儿何怠！”这话传到刘藏器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知幾学完《左传》，这时刚十二岁。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仍感到不满足。他的志向并不在于仅仅了解一些历史事实，而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他读史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十七岁时，已广泛涉猎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包括唐朝皇帝实录。这些书多数是借阅的，有的部帙残缺。通过勤奋苦读，刘知幾不但获得了大量历史知识，而且也对各种史书的思想观点、叙事体例、文字特点，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读这些史书时，刘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写西汉一代之史，就不应有《古今人表》（班固《汉书》中的《古今人表》所收录人物起自远古的太昊伏羲氏，止于秦末陈胜、吴广等，未收录西汉人物）；谢承的《后汉书》应该为西汉末起义军所立的更始皇帝（刘玄）立“本纪”。当时听到刘知幾这番议论的人，都责备他不该这般议论前辈大学者。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自己许多看法有与前人不谋而合之处。这极大增强了刘知幾在钻研学问上的自信心。从此，刘知幾更加活跃地独立思考，在钻研史书过程中，一有创见就随手写成札记。日子久了，学问就越来越渊博，为后来撰写《史通》打下了基础。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刘知幾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这时刚二十岁。有了官职之后，他面临两条发展道路：一是以声名继续词章之学，以利于仕途发展，求名利双收；二是重新钻研历代史书，但此不为时人所重，影响个人的声望和升迁。他选择了后者，把精力投向史学。有一段时间，他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从官方和私家广泛借阅史书，尽情披阅。

①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卷六三《史馆上》、卷六九四《史馆下》、《史通》、《全唐文》卷二七四。刘知幾虽然对史学异常执著，但对政治也并非漠不关心。他在任获嘉主簿期间，曾多次上书皇帝，表达革新政治的意见。当时正值武则天当政。武则天一方面严厉打击长期把持政权的贵族集团，一方面不拘常规大量提拔下层地主阶级成员。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荐当官，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这样一些有才干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刘知幾上书请求淘汰不称职的官员。证圣元年（695），刘知幾再次上书，他指出：“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说：“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可以看出，刘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较敏锐的。他所指出的问题，触及到当时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武则天见到刘知幾的几次上书，虽然很赞赏他的直率敢言，但却未采用。当时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滥；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网严密。很多官员每天上朝前，与家人别离就像生死诀别一样。每任命一个官员，仆役们窃窃私语：“又来了一个鬼。”不到十天一月，可能就被满门抄斩。刘知幾深感置身官场祸福无常，于是作了一篇《思慎赋》放在案头，警戒自己时时保持小心谨慎。这时刘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奋发有为地干一番事业，又担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的牺牲品。刘知幾很不善于在官场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欢心，任获嘉县主簿一连十九年不能升迁。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刘知幾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原来北齐时祖珽等编有《修文殿御览》360卷，唐初高士廉等编有《文思博要》1200卷。武则天认为这两部类书还不够完备，于是命张昌宗、李峤、徐彦伯等二十余人编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类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亲属、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选来的编修者多是天下饱学之士，这是刘知幾第一次同全国著名学者们共事。无疑，在两年多的修书过程中，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学识也被别的学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岁的刘知幾终于正式成为国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写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顾说：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愚俗，采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见，刘知幾在进入史馆之前，以孔子自勉，对史学有一番宏伟抱负。

刘知幾从四十二岁起，到六十一岁逝世，绝大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未担任史职，所以他晚年自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东观，是东汉时官藏图书之处，并在此组织集体修史，因而后来成为史馆的代称。

刘知幾当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的创见，往往要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或者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他在入史馆的第二年奉诏和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吴兢等编写《唐书》，即修撰本朝纪传体国史。领衔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不学无术，只会争权夺势。由他来领导修史，怎么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呢？更何况是写和当时政局、人物有密切关联的史事。史馆监修常以迂腐的见解干扰史官的写作。如刘知幾被分配写《李义琰传》，根据李义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乐已经居住三代的事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这本无可非议，但监修一见则大笑，认为李义琰的祖先原是从陇西（今甘肃陇西）迁过来的，应改为陇西人。知幾无可奈何，只好改写。但后来在《史通》中说明了这件事，并指出：写人物的家乡籍贯应依据父祖以来的实际居住地，而不应依照先祖的发源地。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追溯过远就失去了记籍贯的意义。

刘知幾在史馆参加集体编修的史书，除《唐书》成书80卷外，还有《高宗实录》20卷、《中宗实录》20卷、《则天皇后实录》30卷、《睿宗实录》20卷。所谓实录，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皇帝在位时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兴嗣编修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萧衍之事。以后也出现几种皇帝实录，但直到唐贞观年间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史官编写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实录成为定例。实录的编写主要根据起居注，再参考其他朝廷档案文件。实录记载史事较详细具体，是编写纪传体正史的基础。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使史官在编写实录时受到很大干扰。因为对每个人物的评价和对每件大事的记载，都可能成为官场倾轧的材料。监修实录的大臣和史官有时凭个人的好恶，对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写，实录不实是常见现象。刘知幾在编写实录时，感到处处受牵制。

唐初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表明皇帝对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强，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监修大臣的严格监督。史馆监修往往把如何记载史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担任了史官。刘知幾是有独立见解的人，自然对史官所受的束缚更加敏感。

刘知幾在史馆无法充分发挥才能，渐渐产生了脱离史馆的念头。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中宗李显率百官护送武则天灵柩由洛阳回长安，刘知幾请求留在洛阳，在那里闭门治学。过了三年，有人报告朝廷，说刘知幾身为史官，不为国事尽力，取乐于园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石回京城。这时史馆的情况更复杂了，竟同时有五个宰相监修国史。长官多，意见又不一致。如记载某件史事，监修杨再思说必须如实书写。另一监修宗楚客说应该隐讳真情。这使刘知幾无所适从，难以下笔。这时，又有一个监修萧至忠几次责备他编写史书没有成绩。刘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然写出辞职信交给萧至忠。信中，刘知幾尖锐批评了史馆现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观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记一件事、一句话，都互相观望，迟迟不写，所以等到头发变白也写不出史书。

其二，资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种史料汇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采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门支持，困难重重。

其三，权贵干涉。史馆人多嘴杂，保密很难。一个史官要是记载某人恶事，著述未完，内容已传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惧权贵的干涉报复。

其四，监修牵制。史官修史要处处秉承监修意见，而监修多，意见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无所适从。

其五，职责不明。监修不定具体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写作无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诿，坐等时光流逝。

由于刘知幾久居史职，对史馆里的弊病洞若观火，因而所言皆击中要害。萧至忠见信后大为惭愧，实在无言以对，但又舍不得刘知幾这个人才，于是不批准他辞职。而其他监修则对刘知幾的批评大为恼怒，这样一来，刘知幾受到的排挤更加严重，处境愈发艰难。

发愤著作《史通》刘知幾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初次成书是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后又作修改。他写此书时，就有人嘲笑他愚。书成后，由于臧否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因而又引来各种指责。唯独集贤院学士徐坚深知此书的价值，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幾的著作很多，如《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子玄集》30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传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幾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幾感到不平，上书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将他贬职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六十一岁的老人，经不住长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愤，很快就病逝了。刘知幾的一生虽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却为他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对过去的史学作出批判性的、建设性的全面总结。刘知幾依照流派和体例，将众多史书概括为“六家”和“二体”。所谓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所谓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由于当时二体中，纪传体占优势，其编纂技术也更为复杂，所以《史通》对纪传体的分析较多。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专门探讨纪传体各个组成部分，《论赞》、《序例》、《序传》则兼论纪传体与编年体共有的部分。刘知幾评析史书体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该体例之渊源，然后述其流变，再归纳一个简洁的定义，接着便用此定义去检讨相关史书的违例之处。

例如，关于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以此衡量，《史记》就有毛病，因为陈胜起义称王仅六个月就兵败身死，子孙未嗣，封地亦无，“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因而《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名实无准”。另外，世家之作应区别诸侯和大夫，“家国本别”，但《史记》竟将一些大夫记入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刘知幾还认为，世家应记“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者，而汉代的诸侯王和古代诸侯有很大不同，“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应入列传。而《史记》将汉代诸侯与先秦诸侯并列世家，“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刘知幾对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均用类似方法评论。其优点是严整了史书体例，循名责实，促进了历史编纂技术的提高。但缺点是有时过于拘泥体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见。如指责《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陈胜列入世家，既表现出比司马迁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未通史书变例之义。

刘知幾对于史书编写方法的探讨是相当细致的。如关于史书结构编排，《载言》篇谈到如何处置辞章、诰令、章表的问题。《断限》篇谈到收载史事的起讫时间问题。《编次》篇谈到纪、传区分和纪元采用等问题。《品藻》篇谈到对史书所记人物的品评分类问题。

关于史书内容取舍，《书事》篇谈到取舍的标准，即在荀悦所说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三科。《人物》篇谈到史书应记“恶可以惩世”，“善可以示后”之人，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刘知幾甚至还费了不少笔墨探讨史书行文的技巧、风格等问题。《因习》、《模拟》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记事方式和言辞，不要“貌同而心异”的模拟，而要“貌异而心同”的模拟。他又进一步展开论述了史书“叙事”的三个要点，即“尚简”、“用晦”、“戒妄饰”。此外，《采撰》篇具体论述了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判断一个史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还要看他的史学观及史学思想。刘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长”论和“一家独断”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不小的影响。

所谓史家“三长”，即“才”、“学”、“识”。《史通》的《核才》、《鉴识》、《杂述》等篇，对“三长”分别有论述，但较详细的说明还是他和礼部尚书郑惟忠的一段对话，见于《旧唐书·刘子玄传》。

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刘知幾回答道：“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由此看来，史识，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史才，指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这“三长”，是对优秀史家的标准的恰当而贴切的说明，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和发挥。

刘知幾长期任职于史馆，强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家自主性的压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独断”的主张，他在批评史馆的种种弊病后，说：“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这是当时史学领域里官方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刘知幾不愿向史馆中的恶势力低头的坚定信念。史馆之积弊在修史中的最坏影响，莫过于“曲笔”。刘知幾对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实的“曲笔”现象给予了愤怒的批判，鲜明地提出了“直笔”论。他认为，直笔，象征一个史家的气节，是史家最可贵的道德表现，“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称颂历史上敢于奋笔直书的史家为“壮夫”、“烈士”，“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

曲笔和直书，一虚一实，一恶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为何世间还是多曲笔而少直书？刘知幾指出，曲笔的总根子在统治者身上，“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曲笔》）。说真话要招来灾祸，说假话却可安然无事。当然，刘知幾不可能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将主直反曲的观点贯彻到底，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

此外，“疑古”、“惑经”论表现出刘知幾史学思想上的一些进步因素。他指出：《尚书》、《春秋》虽经孔子编定，为史书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轻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真伪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刘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经”，是由于他认为孔子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存在谬误，非加以纠正不可。这些错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体例不一而给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很完美，“善无不备”，会愈加以讹传讹，所以他要大胆批评，纠正错误。

隋唐时代，史学批评进入繁荣阶段。刘知幾集前代史学批评之大成，撰成近九万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史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表明史家已能够对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的审视。《史通》对于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代史家无不从《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营养。封建史家虽然多指责刘知幾“侮圣”，“离经”，为“名教罪人”，“工诃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但是对于《史通》的成就也给予肯定。宋人黄庭坚把《史通》与《文心雕龙》视为史学、文学领域之双璧，“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

刘知幾的许多合理意见为后人所采纳和发挥，促进了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刘知幾认为，在纪传体史书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这一意见为宋代史家郑樵所采纳，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清代考史名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举出了《史通》启发后人的几个例子：“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指刘知幾）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为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刘知幾对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章著《文史通义》对《史通》的许多观点都有明确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节 吴兢

一代诤臣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的长安年间（701—704），吴兢被举荐“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从此吴兢步入仕途。他为史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保存至今的吴兢几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迹，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对当时政治局势较有影响之作。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无力驾驭全局，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阴谋之事连接不断。一时朝中人人自危，气氛恐怖。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说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谋，是一场阴谋。他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由于吴兢奏表颇有影响力，加上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终于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相王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负面影响。群臣面对玄宗不敢大胆进谏。吴兢感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劝玄宗对进谏者有所区别，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如进谏者“所言是”，则“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吴兢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还特别赞扬了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

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谏十铨试人表》即是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皇帝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吴兢很反对，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强调的是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变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从上述事例，说明吴兢在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史坛骁将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

《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①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吴兢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唐会要》，《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八、二○九。

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幾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幾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别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特色之二：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吴兢所撰的本朝国史，实质就是当代史。他奏表上说所撰国史上限为隋大业十三年（617），一直写到他上奏表的开元十四年（726）。显然，这部当代史中的人物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家眷子孙在世，或是至友下属当政，甚至本人也还活着。吴兢以“善恶必书”的直笔进行褒贬，判定每个人物的是非功过，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也会揭开某些人的疮疤，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秉笔直书，就必然会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权贵。但是吴兢坦然处之，表现出铮铮铁骨。

可是，吴兢的秉笔直书使他遭致不少排挤和报复。吴兢自开元十四年公开披露私撰国史，并请求朝廷派楷书手缮写之后，私撰之史就成公开之史，私室之贬斥就变成公开之揭露。不久，开元十七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究竟吴兢因记述何事而闯下大祸，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逐吴兢出史馆，将他由京官贬为地方小官来看，处分是严重的。所谓“书事不当”，即“书”了“不当”“书”之“事”，换言之，记载了权势者不愿被如此记载的事。

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两《唐书》中《吴兢传》、《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16种，计216卷，与人合撰有8种，计725卷。

独撰有《梁史》10卷，《齐史》10卷，《周史》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唐书》100卷（或作98卷），《唐书备阙记》10卷，《唐春秋》30卷，《贞观政要》10卷，《太宗勋史》1卷，《开元升平源》1卷，《开元名臣奏》3卷，《吴氏西斋书目》1卷，《乐府古题要解》1卷（或作2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论应象》1卷。

合撰有《唐书》130卷（与韦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国史》106卷，《唐高宗实录》19卷，《睿宗实录》20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姓族系录》200卷（与柳冲、徐坚、魏知古、刘知幾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卷（与马怀素、元行冲、韦述等编）。千古名著《贞观政要》一部《贞观政要》，足以使吴兢千古留名。

吴兢在《<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会到唐代已进入繁盛期，统治阶级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并在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对统治制度、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反思了。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首。《君道》是全书的纲，各篇无论反映哪方面内容，都要归结到君王之意向指归。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兼听”，“慎守成”等原则。《政体》篇则对朝廷机构（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的运转程序和政坛规范进行载录。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反映的是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论证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观点。对于共同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个人小传，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客观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与臣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阐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关注的是皇朝继承人问题。吴兢特立四篇从不同侧面细致地论证接班人问题。强调对太子、诸王要“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尊嫡卑庶”，“陈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书，娱以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伦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问题，记录了太宗非常重视仁义忠孝观念的实用价值。

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9篇，揭示统治者的个性修养对于致治的影响。吴兢特别称颂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记录了唐太宗改变厚葬陋俗的诏书，提出“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指责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宜为惩革”。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贞观君臣的有关议论很多，如，选拔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第八卷有《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5篇，反映的是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唐太宗以重农为基本国策的认识很明确：“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并指出“人君”对保证农民依时劳作负有特殊责任：“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静无为，不穷兵黩武，不徭役无度。

关于刑法，吴兢主张“用法务在宽简”，对于死刑判决，要建立“覆奏”制度。同时，必须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功臣犯法当与百姓同罪。量刑之轻重亦当以法为标准，不依执法者的喜怒好恶而变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篇，关注的是军事问题，也含有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吴兢记录唐太宗认真总结借鉴前代对外用兵之经验，“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进行的两项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灾祥和晚年问题。从吴兢选择的史料来看，他的观点是君王行幸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内容。祥瑞灾异历来是帝王和侍臣津津乐道、百般揣摩的话题。吴兢看来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灾祥》篇首录唐太宗之语：“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但吴兢显然很欣赏灾异对君主的示警作用，如录唐太宗所云：“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所以，如果对灾变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未尝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说：“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全书40篇，以《慎终》居末，与开篇《君道》呼应，颇具匠心，饶有深意。篇中录魏徵谏唐太宗《十渐疏》，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指出唐太宗“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故强调“战胜易，守胜难”，“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由开元初而至开元末，其时也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趋安逸奢侈之时。因而《慎终》篇又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元和四年（8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14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第二十四章 王维 吴道子 周昉

第一节 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祈（今属山西）人。因父处廉终官汾州司马，徙家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遂为河东人。从小天资聪明，九岁时即能写文章，十七岁时写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脍炙人口，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②这首诗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显示了王维超群的才华。

青少年时的王维不仅以文章知名，还擅长音乐，尤善弹琵琶。据传开元九年（721）春，岐王把他引荐到公主家，在公主面前用琵琶弹奏一曲，名《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大受公主称赏。又进诗若干首，都是人们素所诵读的诗篇，更令公主称奇。公主遂召试官至第，举荐他为解头，一举进士登第。③王维同唐室亲王交往较多，并很被看重。宁王李宪乃玄宗长兄，曾让太子位给玄宗，倍受玄宗尊宠，一时贵盛。一次宁王见一卖饼者之妇，长得“纤白明媚”，十分喜欢她，便给饼师很多钱，把她纳为妾，宠爱无比。过了一年多，宁王问她还想念饼师吗？并接来了饼师。她见了饼师后，“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在座的十几个宾客，皆是有名文士，见此“无不凄异”。宁王让大家赋诗，王维才思敏捷，最先赋成，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诗以春秋时代息夫人的故事来讽咏眼前这位无人身自由的妇女的遭遇，于是宁王乃将她归还饼师，“使终其志”①。王维通过吏部释褐试，授官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后因擅自令舞黄狮子而被出。黄狮子舞是天子所用乐舞，王维擅自令舞是越格，被出为济州司仓参军。

开元十四年（726年）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时韦抗知选事，见王维才学过人，遂辟举他到朝廷任职。②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维献诗《上张令公》、《献始公》二首，受张九龄汲引，拜官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737）转为监察御史，出使河西。翌年秋，回到长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曾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事。天宝三至四载（744—745）任左补阙，迁库部郎中。这时，其母崔氏病故。王维平时以孝闻名，在居丧期间，他“柴毁骨立，殆不胜丧”。除服后，拜吏部郎中。天宝末年，为给事中。③至德元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获。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一次安禄山于凝碧宫宴会群伪官，召梨园弟子奏乐。时国破沦丧，梨园弟子个个哀叹流泪不止，无心奏乐。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恼怒，①本节材料凡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②《唐诗纪事》卷十六。

③《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①《唐诗纪事》卷十六。

②参见王勋成《王维谪济州参军年月及行踪考》，《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③参见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西北师范学院报》，1986年第1期。把他绑在戏马殿前支解而死。王维听到此事后很悲恻，便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①表达了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

至德二载（757）十月，官军收复了东都。王维以受伪官与郑虔等皆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宰相崔圆知王维等三人善画，遂召王维等三人于其私第作壁画数幅。当时崔圆功勋很大，王维等人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②。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受安禄山伪官者，据情节不同，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嘉奖他的忠诚。其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又请求以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乾元中（758—759）迁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不久再迁给事中，转尚书右丞。③王维以弟王缙久任蜀州刺史，不能入为京官，于是上表朝廷说：“己有五短，缙有五长，臣在省户，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朝廷没有怪罪他，过了很久，才召王缙为左散骑常侍。

王维兄弟都奉事佛道，平时常吃蔬食，不吃荤腥。到了晚年，则长年吃素食，不穿文彩锦绣衣服。他曾得宋之问的蓝田别墅，在辋口（在今陕西蓝田县境），绿树环绕房舍，为风景胜地，有华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诸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成编，号《辋川集》。王维在京师多与名僧来往，每日施舍给几个名僧饭食，“以玄谈为乐”。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三十多年，也不再续娶，又无子女，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上元二年（761），王维病卒。终年六十一岁。在临终之时，王维忽然索求笔墨，写信与在凤翔的王缙诀别，还与平生亲故写了数张诀别书信，其中内容“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写完搁笔而死。

王维卒后不久，唐代宗因爱好文学，对宰相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上奏说：“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于是将王维诗篇上奏。

王维多才多艺，又工草隶书法，尤其以诗画著称。他是盛唐诗人的代表。王维长年在京师做官，又多与亲王贵主交接往来，文名盛极一时，被公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宗。①他擅长五言诗，又因他精通音乐，故其所作五言诗容易合乐，传播既广，声名亦高。王维写的近体诗，严守声律，意态豪放，他写的风景诗多是情景并胜。殷璠评价他的诗说：“维诗辞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②王维在写诗的技巧上有着很高的成就，但由于他有消极遁世的思想，在其不少诗篇中，含有逃避现①《明皇杂录·补遗》。

②《新唐书》卷二○二《郑虔传》；《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③《旧唐书》卷一九○下《王维传》。两《唐书》本传皆云迁太子中庶子，按唐制分左、右庶子，无中庶子之官名。中疑为左或右之误。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87页。

②《唐诗纪事》卷十六。

实的消极因素。因此，在文学史上称他与孟浩然同为“隐逸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爱慕他人诗文中的佳句，往往直接引入自己的诗文中，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文苑英华》集中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又是李嘉之祐诗句，故有人称“王维好取人嘉句”①。唐代宗对王维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经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到了唐朝末年，梨园弟子仍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其影响之深。

王维在绘画上也很有成就。他首创破墨山水画之体，务求淡雅。其画的山水松石“■似吴生，而风标特出”。他在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的掩障上作了两幅画，一画枫戍，二图辋川，画的“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栩栩如生，妙笔传神。他对自己的绘画非常自负，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又在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作一壁画，时号“三绝”。他还在庾右丞住宅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山水画兼题记，“其山水松石，妙上上品”②。王维所创作的富有诗意的“文人画”，以后从者渐多，对他的评价也更高。宋代名家苏轼说：“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像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称为南宗（文人画）之祖。

王维不仅有丰富的绘画知识，还精通乐律。有人在长安照国坊庾敬休的屋壁上画了一幅奏乐图，王维仔细看完之后，不觉笑了起来。有人问他为何发笑，他说：“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第一拍。”人们还不尽相信，好事者召集乐工验证，“一无差谬”①。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风雨图》中对王维的诗与画评论说：“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②这确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维诗画的艺术成就和造诣。

①李肇：《国史补》卷上。

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一引《唐画断》。

①《唐国史补》卷上。

②《东坡题跋》卷五。

第二节 吴道子

吴道子，又名道玄（玄宗召入禁中后所改），东京阳翟（今河南禹县）

人。盛唐时期的杰出画家，生卒年不详。少年时孤苦穷困，起初曾从书法大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未能成功，后遂发愤改攻绘画，渐渐掌握了绘画的妙法。③由于他的刻苦好学，年未弱冠之时，已“穷丹青之妙”④。

景龙三年（709），韦嗣立擢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逍遥公。

这时吴道子在其属下任小吏。他“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⑤。后来，又任瑕丘（今山东兖州）县尉。约在开元初年，吴道子不再做官，开始“浪迹东洛”。由于他能“穷丹青之妙”，在画坛上有些名气，不久即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长安，入内供奉，充任内教博士，并命他“非有诏不得画”。后官至“宁王友”①。

吴道子入内供奉之后，多在宫中作画，有时也随从玄宗巡游各地。一次，他随驾去东都洛阳，会见了将军裴旻和书法家张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绝技：裴旻善于舞剑，当即舞剑一曲；张旭长于草书，挥毫泼墨，作书一壁；吴道子也奋笔作画，“俄顷而就，有若神助”。洛阳士庶，一时大饱眼福，人们都高兴地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②。后来，裴旻将军居母丧，请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像数壁，“以资冥助”。吴道子回答说：“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灵。”裴旻听了，遂脱去缞服，如平时装束，走马如飞，剑在手中“左旋右抽”，忽地将剑抛向高空，距地面有数十丈，落地如电光下射。裴旻举起剑鞘，不左不右，正好插入鞘内。观者数千人，齐声喝彩。吴道子看了裴旻的舞剑英姿，一时灵感大兴，遂挥毫作画，“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这是吴道子一生的杰作，“得意无出于此”③。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东封泰山，吴道子陪同前往。事后还至潞州（今山西长治），车驾过金桥，御路“曲折萦转”。玄宗见数千里间“旗■鲜洁，羽卫整肃”，心中非常兴奋，对左右侍从说：“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呼万岁。于是召来吴道子、韦无忝、陈闳等，命他们三人共同绘制《金桥图》。陈闳主画玄宗真容及所乘照夜白马，韦无忝主画狗马、骡驴、牛羊等动物之类，而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等主题部分则由吴道子主画。《金桥图》绘成后，“时谓三绝”①。

天宝年间（742—755），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蜀中嘉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横生，遂命吴道子乘驿传赴嘉陵江去写生。到了嘉陵江，吴道子漫游江上，纵目远眺，此地好山好水，一幕一景地掠过，当时的体会与感受，便深深铭记在心上，并没有绘制一张草图。当吴道子游览了嘉陵江的山山水水之后回③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十二。

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⑤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①《图绘宝鉴》卷十二。

②《唐朝名画录》。

③《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郑棨：《开天传信记》。

到长安，玄宗问他绘画的情况时，他回答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玄宗命他在大同殿壁上绘画。吴道子不是将嘉陵江山水表面罗列一番，而是把握住嘉陵江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引人入胜的境界，即把这一带的山川壮丽优美与自然特色作了高度的概括，凝神挥笔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跃然纸上，玄宗看了啧啧称赞。在此之前，大画家李将军（思训）擅长山水画，也曾在大同殿壁上画嘉陵江山水，虽然画得也十分奇妙，但却“数月方毕”，不如吴道玄画得又快又好。因此，玄宗颇为感慨地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②可见吴道子画技高超，笔法娴熟。吴道子不仅善于画山水画，画动物也颇能传神。他在大同殿上曾画了五条龙，“麟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真是生龙活现。《卢氏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吴道子去访问某僧人，欲讨杯茶喝，但此僧对他不太礼貌。他很气愤，即请来笔砚，迅即在僧房墙壁上画了一头驴，然后离去。不料一天晚上，他画的驴变成了真驴，恼怒异常，满屋地尥蹶子，把僧房的家具等物都给践踏得乱七八糟，十分狼藉。这僧人知道是吴道子所画的驴在作怪，只好去恳求他，请他把壁上画涂抹掉。①以后则相安无事了。画上的驴变成了真的，固然是一种神奇的传说，但却反映了吴道子画动物具有传神之笔。

乾元年间（758—759），吴道子尚健在。卢稜伽是吴道子的门生，“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后又在庄严寺三门绘画，“锐思张开，颇臻其妙”。一天吴道子见了卢稜伽的绘画，觉得他有很大的长进，酷似自己的笔法，于是惊叹说：“此子笔力，当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②由于卢稜伽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地绘画，过了一个来月，即离开了人世。由此可知，乾元年间，吴道子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至于以后吴道子的生平仕履，因史籍失载，也就无从考证了。

吴道子长于山水画，他主画的《金桥图》令人拍手称绝。在他独自画《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的过程中，其绘画技艺更有所创新。唐人张彦远高度评价说：“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其书迹似薛少保（稷）。”③陈怀瓘也称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④。

吴道子酷爱绘画，具有巨大的创作热情，一生所作的壁画，仅在长安和洛阳就有三百余间，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段成式的《京洛寺塔记》等记载统计，总数也有百壁以上。在卷轴画方面，见于历代著录的有《明皇教授箓图》、《十指钟馗图》、《金桥图》、《朱云析槛图》、《群驴图》、《天王送子图》等一百五十多幅，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唐代佛教、道教都十分流行，宗教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吴道子的佛画艺术有很高的成就。他在东、西两京寺观作壁画四十（一作四百）余间，而且“人相诡状，无一同者”。西京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及西面降魔盘龙、小殿前面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②《益州名画录》。

③《历代名画记》。

④《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中三门两神等，“皆妙绝当时”。吴道子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而成。坊市老幼，每日有数百人“竞候观之”；及其下笔之时，“望者如堵”，只见他“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围观的人群见他画技如此高明，“喧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①。他画的人物，使人感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②。可见，他画的人物形象鲜明，真切感人。他画人物，人体各部分比例十分精确。

吴道子所画的《地狱变相》是其代表之作。《东观余论》记吴道子在景云寺所画《地狱变相》时说：“视今寺刹所图，殊弗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房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慄。”既然画中无“刀林、沸镬”的恐怖的直觉形象来辅助画面的“阴惨”，那么作品中当然要有比神灵鬼怪等更能强烈地感动人心的力量。据景云寺的老僧玄纵说：“吴生（道子）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③其艺术效果如此惊人，足见吴道子在佛画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吴道子在绘画艺术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于他刻意求新，勇于创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他这样两句话：“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由此可见他在绘画艺术上不落俗套，大胆创新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成为画师们所学习的楷模，绘画作品称为“吴家样”。故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品评了唐朝诸画家“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探微）、顾（恺之）。”①吴道子还弘扬绘画艺术，悉心教授弟子，把自己高超的技艺传给下一代，使绘画艺术后继有人。据《图绘宝鉴》和《历代名画记》记载，他的弟子很多，其中较知名的有卢稜伽、李生、张藏、韩虬、朱繇、翟琰等。韩虬“以丹青自污，学吴道玄，尤长于道释”。朱繇从师于吴道玄，也“妙得道玄笔意”。吴道子对弟子言传身带，不是让弟子们背诵口诀、研色等，就是让弟子们临摹他的画稿，或者依照他的吩咐去填染色彩。《历代名画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吴生（道子）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翟琰）与张藏布色。”有时，吴道子作壁画时只描一个大概，其余便让弟子来完成，在洛阳敬爱寺中，吴道子所描的“日藏月藏经变”即由翟琰完成的。吴道子的绘画艺术对唐代的绘画有着深刻影响，他被画工尊为“师祖”、“画圣”。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②《历代名画记》。

③《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全唐文》卷七六三。

第三节 周昉

周昉字景玄（一字仲朗），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生活于中唐时期。出身于“传家阀阅”之门，父祖曾任藩镇节制。长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风气的影响，善于骑马射箭，随从名将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战役中，骁勇善战立了军功，因授任执金吾。①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发生在天宝八载（749年）六月，这时周皓的年龄当在二十岁以上。周皓是周昉的长兄，若以此来推测，周昉约生于开元（713—741）末年。

周昉自幼不尚武功，性好属文，尤其酷爱绘画。他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穷丹青之妙”。张萱是唐代著名的人物画家，以画贵妇人见称，而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②。可见，他学绘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临摹，而是在绘画实践中有所变化。

周昉何时进入仕宦生涯，尚不清楚。据史载，大历（766—779）中，他任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长史，郭子仪听说周昉善于写真，请他为其女婿赵纵侍郎画肖像。赵纵于大历元年十二月任工部侍郎，由此看来，大历初年周昉已官至越州长史了。③之后，周昉又任宣州别驾。据《新唐书·百官志》四载，上州别驾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复置，德宗在位时（780—804）再次省去。可见，周昉任宣州别驾的时间是在上元二年至建中元年（780）之间。

唐德宗修造章敬寺，闻知周昉善画，命周皓再次召请周昉画章敬寺神像。时间大概是贞元年间（785—803）④。

至于以后的仕履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昉的绘画艺术造诣很深，技法精湛。他以善画仕女著称，又以画佛像见长。朱景玄曾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说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①。

周昉创作的仕女画，被人誉为“古今冠绝”。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御府共收藏了周昉的七十二幅作品，仕女画计二十八件，约占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写武后真》、《明皇斗鸡射鸟图》、《杨妃出浴图》、《妃子教鹦鹉图》、《纨扇仕女图》、《烹茶仕女图》、《吹箫仕女图》等，既描绘了统治阶级上层如唐明皇、杨贵妃等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下层侍女的生活情景，这些题材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饱食终日，闲散无聊的生活本质。他的这些绘画作品，都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终于成为一个卓越的仕女画家。宋代诗人黄庭坚看了他所画的《美人图》后题诗云：丹青有神艺，周郎能独兼。

图画绝世人，真态不可添。

这可以说是恰切真实的赞美了。②①《图绘宝鉴》卷二、《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②《历代名画记》卷二。

③《唐朝名画录》、《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④参见金维诺《周昉》，《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

①《唐朝名画录》。

②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纨扇仕女图》是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作。在这幅仕女画长卷里，通过几组人物的活动，刻画了宫廷生活的某些侧面。

其中有一组为四人，坐着的妃子现出了日长慵困的情景，一女侍轻轻摇扇，二女侍已为她准备好了梳洗妆具。这里所表现的是那妃子午睡初醒的一刹那情景，似乎妃子还在追忆着梦幻里的情景。那情态会使你浮想联翩：华贵的服饰，娇柔艳丽的风采，显示出她的恩宠；森严的宫禁消磨着她的青春，这只能使她依靠回忆、睡梦来消蚀她心头的郁闷。周昉不是简单地用愁苦的面孔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而是用初醒犹凝神深思的一刹那，表现了妃子的郁闷心情，耐人寻味，这正是他颇具匠心的艺术手法所在。

周昉所画的仕女，是以体态丰厚，装束艳丽为特征的。张彦远说他的绘画“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采色柔丽”①。元人汤垕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肥，有富贵气。”这种艺术风格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至为相关的。

周昉出生于开元末年，成长于天宝年间，出身于世代官宦人家的贵游子弟，经常出入于卿相之门，所接触的大都是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很少接触闾里下层人物，这对他的艺术风格势必产生极大的影响，遂使他的艺术作品形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宋代人也作过这样的分析：“世谓（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弊。此无他，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不画瘦马同意。”②这种评论无疑是很中肯的。

画佛像，也尤为周幹所长。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兴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观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绘画艺术以反映宗教的内容居多。但这时候的绘画与过去的明显区别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了，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这方面的艺术创造更为典型。①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②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水月体。这种水月体是在上都有观自在菩萨画像中表现出来的，以笔法柔丽、形象端严而闻名，故后人称作水月观。张彦远说：“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③①《历代名画记》卷十。

②《宣和画谱》。

①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

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二。

③《历代名画记》卷十。

周昉的人物画也十分出色，写实技巧相当高。他的作品气韵生动，妙于以形传神，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大历（766—779）初年，尚书令郭子仪请人为他的女婿赵纵侍郎画像，先请著名画师韩幹，画完之后，大家都以为形象逼真，赞不绝口。又请长史周昉画了一张，大家又齐声称妙。二人当时都颇有名气，郭令公将两张画像并挂于墙壁上，反复比较，一时难以决定二者的优劣。这时正好赵夫人回家探亲，令公问她此画何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赵郎。再问她哪一幅画得逼真，她说两画都相似，后画者为佳。又问其所以，赵夫人说：“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仪才决定了以周昉画为优，当日送给锦彩数百匹。①这个故事说明，在人物写真上，韩幹只得其形似，而周昉却能得其精神姿质，画技更高一筹。它反映了周昉能够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灵世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周昉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一丝不苟的。在创作时，他反复琢磨，冥思苦想，“精意至于感通梦寐，示现相仪，传诸心匠，殆非积习所能致。故俗画摹临莫克仿佛”②。传说他任宣州别驾时，在禅定寺画北方天王，连日凝思，“常于梦中见其形象”，他的功力很深，故能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也正因为他的人物画独具匠心，其他画师临摹他的作品，都难以相仿。

周昉虽然画技超群，名气很大，但他并不自以为是，而是虚怀若谷、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贞元年间（785—804），唐德宗召请他画章敬寺神。周昉初落笔时，撤去帷幕，任凭过往行人观看。章敬寺在长安都城通化门外，行人颇多，贤愚混杂。观众有的称赞他的妙处，有的指摘某处还似欠缺，七嘴八舌地评论其得失。周昉严肃地对待群众的评议，“随所闻改定，月余，是非语绝，遂下笔成之，无复瑕类，当时推为第一”③。章敬寺神像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和他谦逊诚恳地对待群众的意见是密不可分的。

周昉还教授了一批弟子，传授自己的绘画技艺，培养和造就了一些造诣较深的绘画人才。太原人王朏，官至荆州刺史，从小喜欢绘画，师从周昉学画，与赵博文都是周昉的高才弟子。程修己也是周昉的得意门生。周昉任越州长史时，程即拜他为师，从周昉学了二十年。周昉呕心沥血，悉心传授绘画技巧，“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师。唐文宗好古，召程修己于文思殿画竹障。他画的竹子栩栩如生，跃然障上，文宗啧啧赞叹，赐诗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①程修己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正是周昉心血的结晶。

周昉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国内颇负盛名，而且蜚声国外，对东方某些国家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受到了新罗人的喜爱。贞元末年，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据说，至今日本还保留有周昉风格的仕女画。可见周昉的绘画艺术在国外影响之大。

周昉的绘画对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绘画者学习的楷模。后来善于画佛画的吴筠，“天王笔法师周昉，颇臻其妙”，因其天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宣和画谱》②③《宣和画谱》卷六。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王画能传神，到了元代，他的绘画别的已湮没不闻，“独天王传于世”②。善画仕女画的杜霄，也“得周昉笔法为多，尤工蜂蜨及曲眉丰脸之态，非风流蕴藉，有王孙贵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③。他也承继了周昉画仕女健壮丰肥的绘画风格。

周昉在绘画史上盛誉流播，往往见于名士诗篇中。晚唐诗人杜牧的《屏风绝句》云：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饶。①周昉的绘画艺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宋代米芾在其《画史》中把他与晋代的名家顾恺之、南朝的陆探微、唐代的吴道子三人并称为人物画的四大家。

②③《图绘宝鉴》卷二。

①《樊川文集》卷三。

第二十五章 李白 杜甫

第一节 李白①

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701—76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书为新旧唐书本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本）和《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资料，不再一一作注。

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

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之书，也等于“毛遂自荐”。李白年少气豪，积极求仕，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此篇类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此文有云：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篇文章，不仅年少气盛，而且吐辞命意，颇似战国纵横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投书干谒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的笔下，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写于这时之诗，与其干谒之文同一格调。例如《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之在战国，号称高士，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赏。李白景仰其人，引为同调，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用世，却不恋荣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现实的，在他这段生涯中，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并未见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将进酒》、《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倾泻了他的满腔愤闷之情。《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见用而发的牢骚；《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罍”。也是借酒销愁的愤辞。

“醉饮狂歌”，放浪江湖李白待诏翰林之时，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又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

《宫中行乐词》数首，据《本事诗》所载，即应玄宗诏命之作。其遣词造语，显与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时当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末代庸主。此时有识者已在忧时念乱，但李白初进宫廷，所见尚浅，应诏随笔，便写出了这类歌咏升平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同样的作品。当然，李白虽处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柔媚的词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情感。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便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隐而求仕，仕而后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道路。虽在“幸陪鸾辇”、“身骑飞龙”、“直上青云”之时，他也没有忘怀归隐。

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时期，由于对朝廷和官场有了一些认识，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阅历仍浅，却已看到世事之艰难。《古风》和《行路难》中的许多篇章，都比较深沉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情感，诗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古风》第24首云：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像这样的内容，在李白过去的诗中不曾有过。他不仅揭露了中贵人、斗鸡者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且指斥了当朝天子。“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锋芒所向，显然在最高统治者，这样的语言，是很有深度的。

与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风》第二首。其中有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上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这样的诗中充溢着不平和失望，与前期某些抱着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时写得更为慷慨激昂的诗，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中有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诗不仅更充分地抒发了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激和不平，而且讲到李北海、裴尚书之含冤被害，最后表达了决心与官方决裂的态度。“董龙更是何鸡狗”，“见此弥将钟鼎疏”，如此云云，说明李白此时对于朝廷、世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比从前所作，显然也更有深度了。李白在此后漫游的过程中，写出了大量的“醉饮狂歌”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里，“昨日之日”的豪情壮志，“今日之日”的愤激忧愁，对比之下，已无法排遣，于是放浪江湖，也就成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过去的诗中，虽然也曾讲过“功成身退”的话，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赏；而此时此刻，则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烦意乱，愤而远游了。

李白退居庐山之时，又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求仙学道，在过去的作品中，曾经不断出现；而在这首诗中，也比过去更为现实，成了解脱苦闷的唯一的出路。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来看，李白此时颇似真有遗世不顾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终于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为终身之憾。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经抱有幻想，这时他又以谢安自比，以鲁连自期。《永王东巡歌》之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里以谢安自比，虽然拟非其伦，但李白的“大济苍生”之志，始终不渝，亦于此可见。

更能表明李白此时思想的，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诗：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旂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这里称永王李璘之受诏出师为“英王受庙略”，说自己之被征入幕为“如登黄金台”，篇末且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之语，李白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感在这里表露无余了。当然，“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而身退，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对于当时统治上层的矛盾似乎一无所知，对于前途的估计过于乐观。

但为时不久，李璘兵败，李白入狱，随后又被流谪夜郎。他这时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叙事抒怀，沉痛之至。其中有云：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这里说的“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与前面讲的“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是事实。“辞官不受赏”的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此诗最后又云：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被赦放还，李白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此时不仅庆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关怀国家安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他的忧虑还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还之日，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其中说到“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这话似较为清醒。其中又说到“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对于进用不抱希望，对于仕途亦有戒心，则弃剑而学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诗中不再讲功成身退的话，此亦李白诗歌内容的新的变化。

对于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评论，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对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梦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辜受累，而名传千秋万岁，这话不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当的。

宋人诗话之评李白者，于其晚年，毁誉参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所论，较为持平。其言曰：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这里对于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富，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万：《李翰林集序》）。其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亦赖此而得传。

第二节 杜甫

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家世和早年壮游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河北），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遂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712）生于巩县。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是注释《春秋左氏传》的学者。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闲曾任兖州司马，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谓“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看来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不是吹牛。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所谓“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杜甫从二十岁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经三次出游。第一次是南游吴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发他无限想象。开元二十四年（736），他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了，于是他又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与苏源明等一起，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大概这时他父亲正在兖州做司马，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適。这是第三次漫游。他的《遣怀》诗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滔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天宝四载，他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困守长安的十年天宝五载（746），杜甫“西归到咸阳”了。这时长安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他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这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名的李林甫。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以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结果，这一年的科试中，布衣之士，无有第者，李林甫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劣行径，又表贺皇帝“野无遗贤”。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也无由仕进了。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也难免饥寒交迫。明知干谒可耻，也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乞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天宝十载（751），玄宗在正月内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三个盛典，杜甫觉得这是展现他诗赋才华的机会，献了《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哪知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天宝十四载（755），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他不乐就职，又赐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虽然备受饥寒疾病之折磨，却使他认清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贵族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在揭露穷兵黩武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兵车行》里，他愤怒地指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讽刺杨氏兄妹奢侈荒淫生活的《丽人行》里，他鲜明地点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一生忧乐爱憎的基本倾向。所以当他中夜离京城，凌晨过骊山，听见君臣们通宵达旦的歌舞的声音，便向那些享有“赐浴”、“与宴”特权的达官贵族们，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向那些享受着轻歌曼舞、珍肴美味的“神仙”们，大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后他自己的那个“十口隔风雪”的家庭也发生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悲剧。这时他还不知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的消息，却给大唐皇朝的政局画出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弃官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十二月攻下东京洛阳，次年六月，攻下潼关，玄宗匆匆奔蜀，长安沦陷。这个时候，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及时安顿了家属，就“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被驱赶回长安。他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

当杜甫从旁探知房琯所帅的官军在陈陶斜战败的消息，写了《悲陈陶》，记载了“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的景象。《月夜》一诗中，他留给我们千古难忘的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写出了千古以来战争中妻离子散的悲哀。他还写了人人都熟悉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到凤翔，见到了唐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任命他为左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心里是非常激动的。“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自己致肃宗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出来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他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北征》是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杰出长诗，全文七百字。杜甫从凤翔出发，在黄土高原上大概走了十天半月，开始是“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末了又是“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更使人惊讶的是写他到家与妻子儿女相见后那段最真实的素描，把一系列家庭生活的小镜头，插在万方多难的时代画卷里。《羌村三首》是与《北征》互相映照，互相补充的名作。其中写邻居父老持酒来慰问自己的动人场面：“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皇朝的官军和回纥的骑兵，在郭子仪率领下，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还长安，十一月杜甫也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之职。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杜甫等。所以乾元元年春天，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不料当诗人们唱酬之声犹在耳边时，贾至就首先被贬出朝做汝州刺史去了。六月，肃宗就下诏贬房琯为鄜州刺史，刘秩为阆州刺史，严武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洗兵马》，开端写出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结尾又描绘“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鼓励前线战士迅速攻下邺城，退伍还乡，帮助妻子春耕播种。诗人在喜胜利、颂中兴、望太平的时候，又特别语重心长地加上“独任朔方无限功”的建议，针对肃宗命九节度出师之时没有立元帅，唯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的错误，有所规谏。此外，他还怀着重重的隐忧：“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表面是称颂肃宗对太上皇克尽孝道，实际上是针对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离间玄宗、肃宗父子的阴谋敲起警钟。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候，在乾元二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没有统帅，在邺城外围遭到了一次奇耻大辱的大溃败。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

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伕，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老百姓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这个小官也一筹莫展，这年七月，他只得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他弃官的原因不止是逃荒。从九节度之师溃败以来，他早已看出肃宗小朝廷已经无法容纳正言谠论，纲纪已乱，“庸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居留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例如：“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民有万家。”（《秦州杂诗》）“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寓目》）到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了。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一个多月，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前段十二首记述陇西到陇南山川中，《青阳峡》的高峰深谷最为突出。而后段十二首写跨越陇、秦、蜀三省的奇山大川，更胜前段。写同谷东南的《木皮岭》，他惊叹：“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到嘉陵江上的《水会渡》，则见：“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而汉中略阳县的《飞仙阁》，竟是：“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到川陕交界的《五盘》：“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入川以后，更见《剑门》：“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塘倚，刻画城阁状。一夫怒临夫，百万未可傍。”显出了无比雄奇的山势。

回顾这一年，《发同谷》诗里有一句总结：“一岁四行役”，赵次公注说：“一岁之中，自东都而趋华，自华而居秦，而赴同谷，自同谷而赴剑南。为四度行役也。”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更是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在关辅饥荒，中原再乱的年代，成都以“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繁华都市面目呈现在杜甫面前。他全家初到成都，是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了。《卜居》诗：“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蜒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沈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五月，他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柟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卷我屋上三重茅”，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年十二月，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62）春夏，杜甫和严武往来互相访问不止一二次，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兵阻出不了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適镇压下去，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中原战局这时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大胜敌军。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了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他“平生第一快诗”，末两句尤其写出他当时归心似箭的激情。但是，当时他全家逃难在梓州，要回乡谈何容易，这一年在他诗集中只见他送朋友一个个“下峡”，“归京”，“入朝”；也仍然“自怜犹不归”。这一年高適任剑南节度使。吐蕃兵入大震关，代宗出奔河南陕州，高適率兵临吐蕃南境，欲牵制其主力，师出无功，致松、维等州相继陷没。朝廷不得已，只得重派严武入蜀。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64）春天，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三月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回到草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公来练武士，欲夺天边城”。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了《军城早秋》的诗，九月，杜甫写了和诗，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他在幕府半年，“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于是在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四月严武病卒，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有《去蜀》诗：“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六月到戎州、渝州，七月到忠州，秋天到云安。他的消渴病，又兼疟疠犯了，遂馆于严明府之水阁，过了一冬春。大历元年（766）移居夔州白帝城。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他“频分月俸”，又不时派园官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八九椽”，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在不到两年时间中，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高潮，诗的内容形式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他说：“天地则创痍，朝廷当正臣。异才复间出，周道日维新。”读了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以后无比激动：“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稍安可待矣。”赞美做梁州刺史的李勉：“■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肃然。”再读他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观，眼光独到，胸怀博大，他对同时代人的评论与新旧唐书史臣的见解大有出入。他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三峡景物正如他的两句诗：“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不仅一年四季的多变，就是雨、雪、雷、火、月，甚至八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的月他都有不同的观察和感受。人民生活方面，不仅注意“打鼓发船”、“负盐出井”的劳动男女，他甚至关心到儿童教育：“小儿学问止论语。”柏茂林派来供他驱使的“獠奴”为他“伐木”，“修水筒”，“修果树枝蔓”的种种劳动过程，他也用亲切感激的心情作了记录。对诗歌艺术，更用尽苦心。“陶冶性灵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了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他努力尝试了“拗格”这种既有较大难度，又有新的韵律的诗体十几首，有的又自注：“强戏为吴体”。他又有目的地写了三组组诗，扩大七律的题材领域。《咏怀古迹五首》融咏怀与咏史怀古为一体，七律中前所未有。《诸将五首》，环顾了西部、北部、中原、岭南、西南五个地区的国防形势，虽笔有褒贬，但深重的忧患意识仍是全组诗的基调。这是诗史，更是现实性很强的政论。至于传诵更广的《秋兴八首》，虽然可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两句概括他怀念旧国旧都的一般主题，但他思念的内容之深广繁复，举凡人事之兴衰，景物之变换，都让人觉得难以数言说尽。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大历三年（768）正月，当“雪篱梅可折，风榭柳微舒”的早春季节，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下水船走得很快，“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融入山水的神话和历史，像一系列朦胧的意象，匆匆地在眼前消失了，新建为南都的江陵府就到了。江陵本来有郑审、李之芳和他比较亲近，郑任江陵少尹，李原任太子宾客，现任尚书，在夔州时就有诗歌互赠，杜集中那首最长的千字排律就是寄给郑、李俩人的。但是到江陵后，只见他们和杜甫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他的家眷却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又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社稷缠妖氛，干戈送老儒”，只得南下公安，也只暂住了两个月，年底又漂泊到岳阳，写下了他的名作《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写出“潇湘洞庭白雪中”，那些为“割慈忍受还租庸”而卖儿卖女的哭声，还有那些被私铸的铅锡假钱所欺骗的百姓的怒声和骂声。大历四年春天他又解缆南征，三月到潭州（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高兴地游岳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是他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后，韦又调任潭州刺史，与他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春天，也是杜甫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適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適，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这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占据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

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想去郴州投靠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江水大涨，无法前进，在此挨了五天的饿。耒阳县令听到消息，派人给他们送来牛肉白酒，算是没有饿死。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来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船既无法南行，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诸诗都表明了他的小船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此后，直到冬天，老杜又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他卧病舟中，苦力挣扎，写成的一首绝笔之作。诗的发端以轩辕、虞舜将休止制律弹琴，比喻自己将停止写诗；诗的末尾以葛洪尸解、许靖难任，比喻自己将死于道路，无力远行；这些都是将死的哀音。“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说明诗人在舟中最后看到的正是岳阳洞庭湖边冬雨中的景物。“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更清楚地说明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的冬天。“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说明诗人此时还在关心着战乱中的祖国和人民。此诗写成后不久，他就死在这条船上了。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元稹在墓志中高度评价了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第二十六章 安禄山 田承嗣

第一节 安禄山①

家世和得宠

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相传，其母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尊扎荦山为战斗之神），遂于长安三年（703）正月初一感应生子②，故名扎荦山。其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延偃。开元初年，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孝节，安波注子思顺、文贞一起逃离突厥，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名禄山。③安禄山长大以后，性情残忍，狡诈多智，善于揣度人意，开始任诸市牙郎，史称他懂得九种民族语言。开元二十年（732），张守珪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因盗羊，遭追捕者围打，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守珪见其言貌不凡，乃释放他，令其与同乡人史思明同为捉生将。安禄山骁勇过人，又熟谙山川形势，故每次出击，都能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后因功擢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深受张守珪喜欢，被收为养子，并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①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此前安禄山入朝奏事，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作战失利，他遂提笔批示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玄宗看了批文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终未准奏。②开元二十八年（73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百计谀媚”，又多出金钱贿赂其手下人，以结私恩。于是，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暗中都加以贿赂，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臣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以为他对己忠诚无二，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受了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合。三人又都是①本节资料凡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②参杨志玖：《安禄山、史思明生年考辨》，《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③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①②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①。在安禄山离京还范阳时，玄宗特命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等群官于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殊遇。

天宝四载（745），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以前，唐分别把公主嫁与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至此，各杀公主叛唐。安禄山进击契丹回军后上奏：称梦见先朝名将李靖、李勣“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取悦玄宗。时李林甫恐怕儒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蕃人目不识丁，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蕃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玄宗正有吞并四夷之志，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故帝宠禄山益牢”。天宝六载，安禄山入朝。曾因内宴承欢时，上奏玄宗说：“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才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命杨铦、杨锜、杨贵妃与禄山以兄弟相称，而禄山见贵妃宠冠六宫，与她搞好关系对自己十分有利，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八岁，却甘心做她的养儿。从此，安禄山侍奉杨贵妃如母，因而得以随意出入禁中，有时与贵妃对面而食，有时在宫中通宵达旦，外面流传着不少丑闻。安禄山媚事杨贵妃，对太子却另眼相看。一次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禄山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①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安禄山身体特别肥胖，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为三百斤。他每次走路，由左右抬挽其身才能迈步。他乘驿马入朝，每驿中专筑一台为他换马用，称为“大夫换马台”，不然，驿马往往要累死。驿站还专门为他选用骏马，凡驮得五石土袋的马才能使用。鞍前特装一小鞍，以承其腹。玄宗见他如此肥胖，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逗得玄宗哈哈大笑。尽管他身体肥胖蠢笨，但是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②。逆谋反叛安禄山表面上装得呆头呆脑，其内心则狡黠异常。他命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或有应上的笺表，骆谷也代作上通。他每年除献俘以外，所献杂畜、奇禽、异兽等珍玩之物相望于道，“郡县疲于递运”③，安禄山却以之博得玄宗的恩宠。

其时天下承平岁久，玄宗春秋渐高，嬖幸艳妃，骄情荒政，李林甫独专大权，纲纪大乱。安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于是安禄山表面上对玄宗忠诚无二，暗中作谋反准备。他以防御敌寇为名，在范阳城北筑了雄武城，里面储藏了不少兵器和粮食。为了兼并西北的雄兵劲旅，他奏请让陇右、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三载。

①《安禄山事迹》卷上。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朔方、河东、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率兵前来助役，欲乘机留下其精兵猛将。也许是王忠嗣识破了他的醉翁之意，故“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①。并上奏禄山有谋反之意。安禄山欲兼并西北劲旅的阴谋破产了。

天宝十载（751），玄宗命在长安亲仁坊为安禄山建造新宅，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厨厩之物也都用金银装饰，其奢侈华丽，“虽宫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安禄山进入新宅时，玄宗特意停止了击毬游戏，命诸宰相前来贺乔迁之喜。

此时，安禄山已身兼数职，既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又兼任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左羽林大将军，封东平郡王，又请求任河东节度使，玄宗把河东节度使韩休珉征为左羽林大将军，以安禄山代之。安禄山母及祖母皆赐封为国夫人，他的十一个儿子皆由玄宗赐名，长子庆宗为卫尉少卿，加授秘书监，尚荣义郡主；次子庆绪为鸿胪少卿兼广阳郡太守。玄宗给安禄山一家人的加官晋爵，反倒使得他踌躇满志，更加骄恣。他招降纳叛，极力扩充实力。他延用了一批有才学的文臣如高尚、严庄等为幕僚，成为自己的心腹。同时又从行伍中提拔了一些智勇兼备的将校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为自己的爪牙，委以重任。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文臣武将。

安禄山还从同罗、奚、契丹降者中选拔精壮八千余人，称为“曳罗河”

（壮士之意），又养家僮百余人，人人皆骁勇善战，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不可当。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还派遣商胡去各地贩卖，每年交纳珍货数百万，同时还私下做了数以万计的绯紫袍、鱼袋，以备后用。

这一年秋，安禄山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数万进击契丹，并以二千奚兵作向导。军至土护真河（在今内蒙赤峰东），他对部下说：“道虽远，我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固矣。”乃下令兵士每人持一条绳，以备捆契丹人之用。于是昼夜急行军三百里，至契丹牙帐，适遇大雨，弓弛矢脱不可用，兵士也疲惫不堪，安禄山拒绝了大将何思德让兵士略为休息的建议，促令进兵，结果被契丹兵打败，奚兵也叛唐，与契丹兵合力夹击唐军，杀伤略尽。安禄山中了流矢，只领数十人走山路而逃，慌乱中又连人带马跌进坑里，安庆绪与孙孝哲好容易才把他拖出来，遂连夜逃奔平卢。①天宝十一载三月，安禄山调动蕃、汉步骑二十万击契丹，欲雪去秋之耻。他还奏请朝廷命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助战。阿布思部下有同罗精兵数万，人人能征惯战，又与安禄山不和。安禄山欲借其助战之机兼并其精锐部队。阿布思识破了他包藏的祸心，拒不助战，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率数万骑兵叛逃漠北。安禄山也按兵不动。第二年，阿布思部被回纥兵击溃，安禄山又用重金诱降了阿布思骑兵，“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①。

安禄山招兵买马，极力扩军备战，其不臣之迹自然难以掩饰。这时宰相杨国忠屡次奏告玄宗，说安禄山有“反状”，但玄宗却不以为然。杨国忠之所以屡奏安禄山有“反状”，也许是发现了他的叛乱迹象，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两人之间矛盾冲突所致。在杨国忠入相前，本与安禄山关系十分密切。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两《唐书》将此事记于天宝十一载，今从《安禄山事迹》、《资治通鉴》作十载。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皆出外远迎，视如贵宾。当时他任御史中丞，正承恩用事，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要亲自搀扶他。这是杨国忠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他能作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但是，安禄山惧怕阴狠毒辣、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对才能平庸的宰相杨国忠却“视之蔑如也”②。这不能不使他十分恼火，故屡奏安禄山谋反，欲将他置于死地。

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与宰相杨国忠先后上告安禄山谋反，起初玄宗并不相信，因为他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这时皇太子似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也上奏说他欲反。玄宗虽然仍不太相信，却也不可一听了之，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十几万精兵，如有不测，祸乱非小。所以他听信了杨国忠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的建议。

杨国忠原以为安禄山必不敢来京。也许是安禄山揣知了玄宗的真实意图，当他接到玄宗要他入朝的手诏后，却出人意料地迅即飞驰入京。安禄山的这一举动，使得杨国忠很难堪，玄宗也难以相信杨国忠说安禄山谋反的话了。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安禄山入见玄宗，他向玄宗哭诉说：“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玄宗好言安慰劝解，并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①玄宗还欲加授安禄山同平章事，已命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后即上谏说：“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遂中止。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遂乘机求兼领闲厩、群牧；玄宗即任命他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他又求兼总监，玄宗又任命他兼知总监事。安禄山利用职权之便，密派其亲信选健马能战者数千匹，另加饲养。安禄山还奏请玄宗，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

三月一日，安禄山告辞玄宗将回范阳。玄宗亲临望春亭给他饯行。临别时，还把御衣脱下赐给他，同时又派高力士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他饯行。从此，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安史之乱安禄山这次来京如闯龙潭虎穴，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宰相、太子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灭顶之灾。因此一旦允许他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疾驱出关，然后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嫌船慢，又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①安禄山虽平安返回范阳，仍心有余悸。这时已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早在天宝元年，他所控制的三镇兵力约十九万，占当时边兵的40％，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后来又兼并了阿布思的数万精兵，总兵力将有二十多①《安禄山事迹》卷中。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

万，在军事上是举足轻重的。杜佑说：“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叛。

天宝十四载（755）正月，安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朝廷，请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玄宗命中使宣付中书门下，即日便写告身交付千年。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奏言玄宗，认为安禄山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明矣”，但玄宗虽不相信，他听从了宰相加封安禄山带左仆射平章事衔，追赴朝廷的建议，却将起草制书留而未发，暗中遣中使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去范阳观察安禄山动静。不料璆琳受安禄山贿赂，回来后不据实以报，反大谈安禄山竭忠奉国之事，玄宗信以为真，遂烧掉了制书草稿。③安禄山决定反叛后，对朝廷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对朝廷来的使者一般称病不出迎，会见时，也是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四月，玄宗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至范阳后过了二十多天，在武士的挟持下安禄山才召见了他，根本没有臣子的礼节，士淹回来后却“不敢言”。

杨国忠屡奏安禄山谋反而玄宗不听，他决定采取更加露骨的做法以激怒安禄山。他让京兆尹包围其住宅，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其门客李超等，送御史台缢杀。禄山闻讯后，心中恐惧。六月，玄宗为安庆宗与荣义郡主完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病不至。可是到了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有二人护送，并由二十二名蕃将押送。河南尹达奚珣疑禄山其中必有阴谋，建议推迟至冬天再献，并由官府给马夫。这时，玄宗始怀疑安禄山别有用心，正巧辅璆琳受贿事泄露，借故把他处死，即派中使冯神威持手诏告谕安禄山冬天献马，并说：为卿新作一汤池，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冯神威至范阳宣旨，安禄山坐在床上微微起动身体，也不下拜，听了诏书后淡淡地说：“圣人安稳。”又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之后即把他置于馆舍，不再见他。冯神威受到如此冷遇，回京后向玄宗哭着说：“臣几不得见大家”。①安禄山虽已决计发动武装叛乱，但并没有立即亮出反唐旗号，他行动仍然十分诡秘，只与他的几个心腹密谋过此事，知其内情的也只有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三人，其余将佐尚一概不知。从八月起，安禄山常常犒劳士卒，秣马厉兵，似战前的准备工作，不知内情的人还感到十分奇怪。十一月六日，安禄山突然召集大将们举行宴会，在酒酣耳热之时，拿出了事前绘制好的地图给大家看，图上标明了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向将领暗示了他的进军路线。宴会结束时，向每人赏赐了金帛，并授予一张地图。

安禄山叛乱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十一月八日，恰巧奏事官从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很快伪造了诏书，立即召集诸将，把假诏书展示给诸将看，并说：“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诸将听后，面面相觑，没有一人敢有异议。接着，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其余将领皆随他出战。除调动本部兵马外，又征调了部分同罗、奚、契丹、室韦人马，总计十五万，号②《通典》卷一四八《兵典·序》。

③《安禄山事迹》卷中。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称二十万，连夜出发。次日凌晨，安禄山出蓟城南，检阅了军队，并举行誓师，以讨杨国忠为名，并于军中张榜说：“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挥师南下。安禄山乘铁甲战车，“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事前，安禄山已命其将何千年、高邈等率二十名奚族骑兵，以献射生手为名，于十日抵达太原城下，北京（唐以太原为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被何千年劫持而去。安禄山责备他依附杨国忠，斩首示众。太原及东受降城先后上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①唐玄宗确认安禄山反叛之后，匆忙部署军队平叛。先命特进毕思琛赴东都，金吾将军程千里赴河东，各自招募数万人以抵御叛军；接着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赴东都募兵，加强洛阳守备。过了几天，玄宗杀死安庆宗，罢免了安思顺朔方节度使职务，并命荣王李琬、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正、副元帅，率数万兵出潼关东征，还在各地新设节度使、防御使，以阻止叛军。

安禄山率十五万大军南下。当时，天下承平岁久，以致百姓不识兵革。

因此当突然听到范阳起兵的消息，不少官吏吓得魂飞魄散，弃城四逃。叛军所过州县，有的望风瓦解，有的开城出降，一路上所向披靡，进兵迅速，至十二月三日即抵达河南道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第二天，过了冰冻的黄河，进入河南道境内。

安禄山指挥叛军进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上任不几天，守城兵士未经沙场，一听到叛军号角鼓噪之声，吓得“授甲不得，气已夺矣”。故叛军一到，立刻土崩瓦解，张介然被俘，兵士降者近万人。安禄山见河南道张贴悬赏购其首的榜文，又听说安庆宗被杀，遂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张介然及上万降卒接连倒在叛军的屠刀之下，“流血如川”①。安禄山乘胜西进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波登城拒战，守城兵士一听见鼓角声，纷纷“自坠如雨”，于是崔无波及官将“尽为贼所虏”②。

安禄山杀了崔无波，留其将武令珣守荥阳，兵锋指向洛阳。封常清奋力抵抗，但其兵士都是新召募的佣人或商贩，未经训练，经叛军铁骑一冲，即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封常清三战败北，只得丢弃洛阳，西奔陕郡，与高仙芝退守潼关。安禄山命其将崔乾祐屯兵陕城，窥视潼关，而弘农、临汝、濮阳、济阳和云中等郡相继陷于叛军之手。

安禄山从范阳起兵，长驱直入，至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其时，唐廷从各道征集的兵马尚未赶到长安，京师守备空虚。但是安禄山进入洛阳后，忙于做登基称帝的准备，减弱了攻势，这给唐廷以喘息机会，各道援兵渐渐云集长安，加强了守备。

至德元载（756）正月一日，安禄山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元年，设置丞相等朝官，封其子庆绪为晋王，庆和为郑王，达奚珣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为东都。

安禄山命史思明、蔡希德等攻略河北各地。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与常山太守颜杲卿东西联兵抗敌，杀死了叛将李钦凑、高邈，活捉了何千年，打开了土门，河北十七郡又先后归顺了唐廷。安禄山率军进攻潼关，行至新安，听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①《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张介然传》。

②《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崔无波传》。

说河北形势吃紧，马上返回洛阳，命蔡希德率万余人增援河北，杀颜杲卿，河北各郡又相继陷落。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仪先后出兵井陉，大败叛军，斩敌四万人，“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①。

安禄山命张通晤和杨朝宗向东攻城略地，东平太守嗣吴王李祗、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抗拒，单父县尉贾贲率吏民杀张通晤，真源令张巡守雍丘，与叛将令狐潮、李怀仙等数万叛军浴血奋战，巧妙周旋，阻止叛军南下江淮。安禄山命其将武令珣等率兵南下攻略南阳各郡，南阳节度使鲁炅、虢王李巨扼守南阳，屡败叛军，使叛军不得南下江汉。

五月，安禄山西进潼关受阻，东不过雍丘，南又兵阻南阳，北路也几乎断绝，除了老巢范阳之外，只不过局限于河南西部一隅之地，一时陷入困境。安禄山有些害怕，召来高尚、严庄骂道：“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高尚、严庄也束手无策，数日不敢面见安禄山。安禄山见形势紧迫，“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①。

在安禄山进退维谷之时，昏庸的唐玄宗与奸相杨国忠下令哥舒翰出关作战。此前，高仙芝守潼关，遭宦官边令诚诬陷致死，遂启用在京养病的哥舒翰代守潼关。六月四日，哥舒翰被迫出关作战，结果十七八万官军一战士崩瓦解，潼关失守，哥舒翰被缚到洛阳，投降了安禄山。

潼关失守，长安已无险可守，唐玄宗率部分朝官仓皇逃往成都。安禄山没想到玄宗会如此之快地逃离长安，他先曾命崔乾祐兵留潼关，十天之后，才命其将孙孝哲进入长安，并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使安守志率兵驻扎苑内，以监关中诸将。叛军进入长安以后，以为大功告成，遂“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不想西出追击，故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②。

安禄山命孙孝哲对未逃离长安的皇室成员、百官家属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先于崇仁坊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剖其腹，用其心脏祭祀安庆宗。凡是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平时所厌恶者皆处死，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使人惨不忍睹。接着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后来，安禄山听说长安百姓乘乱盗窃府库财物，又命在长安大肆搜索三日，翻箱倒柜，不论是府库财物，还是个人私物，一概搜掠殆尽。同时还令府县追查，“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①。安禄山又令搜求玄宗的歌舞、杂技、舞马、犀牛，把搜掠的宫嫔、乐工、骑士以兵仗护送到洛阳，获得梨园弟子数百人，在东都禁苑凝碧宫奏乐，宴会众伪官。

安禄山派其将高嵩持书信、备缯彩赴西北，以诱降河西、陇右将士，但被大震关使郭英乂所擒获，计未成功。郭子仪、李光弼听说潼关失守，玄宗西逃，遂撤兵守井陉，河北大部分郡县再次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派兵攻颍川，太守薛愿、长史庞坚奋力拒守，坚持了一年。十二月，又使叛将阿史那承庆率兵急攻，薛愿等浴血苦战十五日，城破被俘，被执送洛阳。安禄山把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他捆在洛水冰上，被活活冻死。

安禄山之死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载（757）正月五日夜，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由严庄。”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卒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①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安庆绪虽然杀父篡位，但他本性昏暗懦弱，语无伦次，严庄恐诸将不服，不让面见。庆绪每日纵酒为乐，不理政事，称严庄为兄，加授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皆取决焉”②。

安禄山狡黠多智，善于迎合唐玄宗心意，投其所好，因而格外受到宠遇，一再加官晋爵，专任方面。在玄宗骄惰荒政、朝纲隳紊之时发动了武装叛乱，把鼎盛一时的唐皇朝推向了战乱的深渊。

①《安禄山事迹》卷下。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第二节 田承嗣

叛军骁将

田承嗣（705—779）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出生于一个行伍家庭。

祖父田璟，为郑州司马。父田守义，官至安东副都护，以豪侠闻名于辽左。开元末年，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前锋兵马使，屡次擒杀奚、契丹人，因功补为左清道率，迁武卫将军。他治军严整，在任兵马使时，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巡视各军营，刚走进田承嗣军营，营内寂静无声，若无一人。但进入营内检阅士籍，又无一人不在营内。因此深受安禄山器重。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叛于范阳，率十五万大军南下，田承嗣为其主将之一。当时，天下承平岁久，唐廷内部防务空虚，因此叛军所过州县，多望风瓦解。叛军连破蒿城，陷灵昌，下荥阳，势如破竹。在攻占荥阳郡后，安禄山命田承嗣与安忠志、张孝忠三人为前锋，向唐东都洛阳挺进。田承嗣骁勇善战，在洛阳东郊一战，把唐将封常清新召募的数万官兵打得丢盔弃甲，落花流水。于是叛军攻占了洛阳。至德元载（756）正月，安禄山于洛阳自称大燕皇帝。

安禄山叛军以洛阳为基地，分兵四处，攻略唐郡县。唐将鲁炅坚守南阳（今属河南），叛将武令珣久攻不下。至德二载五月，田承嗣奉命率军攻南阳。南阳城已被叛军围困数月，城中兵粮奇缺，一只老鼠即卖四百钱，死者相枕。田承嗣乘其危难之际，一举而攻破南阳。鲁炅突围而出，退守襄阳（今湖北襄樊），田承嗣穷迫不舍，又转战二天，见襄阳一时难以攻下，即班师而还。接着，田承嗣又率军东进，将庸将来瑱围困于颍川（今河南许昌）。来瑱善于抚循士卒，田承嗣久攻不下。

十月，官军大力反击，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陈留人又杀叛将尹子奇，叛军主谋严庄也投降了唐朝，安庆绪只率三百从骑，狼狈退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形势急转直下。这时，田承嗣从颍川遣使者向郭子仪请降，在还没有得到回复时，他又变了卦，遂撤离颍川，与守南阳的武令珣合军，有数万人，即北上驰援相州。

乾元元年（758）十月，唐将郭子仪率兵包围了卫州（今河南汲县），安庆绪发兵救援，分为三军，崔乾祐率上军，田承嗣率下军，安庆绪率中军，直奔卫州，遭郭子仪迎头痛击，叛军被迫退守相州。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步骑六十多万，把相州城围得水泄不通。

乾元二年二月，史思明自范阳率十三万大军南下，攻破了魏州，以救安庆绪。三月，在安阳河北交战。官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没有统帅统一指挥，难以协同作战，结果官军一溃不可遏止，各节度使逃还本镇。叛军转危为安，声势复振。史思明杀安庆绪，率兵返回范阳。

九月，史思明再次从范阳率军南下，兵分四路，向唐军发起了巨大攻势。田承嗣为史朝义军前锋，再次攻陷洛阳，授伪魏州刺史。上元二年（760）十一月，史思明派田承嗣攻略淮西，攻占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后任伪睢阳节度使。

宝应元年（762）十月，回纥再次出兵，与官军一起对叛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很快收复了洛阳。史朝义节节败退，逃至卫州。十一月，田承嗣从睢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阳率四万大军前来救援。唐将仆固玚击败史朝义，叛军退至漳水。田承嗣见无船渡河，遂请环车为营，让妇女坐在车内，辎重陈列于车旁，并埋伏了兵士以待官兵。官军追至漳水，与叛军交战，田承嗣诈败退走，官军争抢财宝，队伍大乱，叛军回头冲杀，伏兵也乘机杀去，官军措手不及，败退了数十里，才稳住阵脚。史朝义退守莫州，官军也很快追至城下，多次出战，皆被官军所击败。

降唐自保广德元年（763）正月，田承嗣见官军已收复大部分州郡，伪大燕政权已分崩离析，士气低落，又知史朝义不肯投降，便欺骗他说：“不如身将骁锐还幽州，因（李）怀仙悉兵五万还战，声势外张，胜可万全。臣请坚守，虽玚之强，不遽下。”史朝义信以为真，依从了田承嗣的建议，握住他的手，以“存亡为托”，他也“顿首流涕”，表示奉命。可是当史朝义夜间刚刚突围出城，他马上召集诸将，声言过去曾“发人冢墓，焚人室庐，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以表示悔悟，如今降唐，“能改往修今，是转危即安矣”①。将士们一致赞同，遂将史朝义老母及其妻子执送仆固玚营中，向官军投降。并多用金帛离间仆固玚将领。仆固玚本不愿接受他的投降，因担心部下发生不测之乱，遂约定日期受降。田承嗣怕不能保全自身，便诈称有病不出。仆固玚欲驰入城内擒捉他，他又在身旁排列着许多刀斧手，无从下手。最后，田承嗣又以重金行贿，仆固玚才算罢休。后来，田承嗣与旧将张忠志、李怀仙、薛嵩等前往唐主将仆固怀恩营内谢罪，表示愿执鞭随蹬，以效犬马之劳。

时承大乱之后，城邑残破，人口流亡。唐肃宗务在“禁暴戢兵”，屡次赦宥，安、史旧将多既往不咎。仆固怀恩又自诩功高，“虑贼平宠衰，欲留贼将为援”，遂奏请田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因而原安、史降将又受到重用，专方面之任。

割据称雄唐廷为防止田承嗣等降将再生事端，对他们实行了笼络政策，屡屡加官晋爵，自广德元年（763）闰正月授任田承嗣为莫州刺史起，至大历八年（773）九月为止，在这十年之间，田承嗣先后迁任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雁门郡王。唐代宗还将其女永乐公主下嫁给田承嗣之子田华，以示恩宠，欲结其心。

田承嗣“生于朔野，志性凶逆”，多年随从安禄山，素以戎马为事，“不习教义”。皇帝的频频恩宠，只能使他志得意满。而他一旦得志以后，便肆行其意。他“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他还专擅管内政治、经济、财力，“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使得魏博镇很快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田承嗣还召募军中骠悍的子弟置于部下，作为自己的侍卫，号称牙军。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朝义传》。

平日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牙兵“父子世袭，姻党盘互，骄悍不顾法令”。当时有句谚语说：“长安天子，魏府牙军。”①这支强悍的牙军，成为田承嗣割据称雄的马前卒。

田承嗣还同任河北各藩镇节度使的安、史旧将胶固朋比，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赐名张忠志）、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结为婚姻，互相表里”；同时还招降纳叛，网罗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②。

大历八年（773）九月，田承嗣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自己管内分别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并尊称为“四圣”。安史之乱，祸国殃民，早已为人们所唾弃与切齿，但田承嗣却明目张胆地为其主子扬幡招魂，还尊为“圣人”，足见其狼子野心不死。对于这一严重事件，唐代宗并没有大张挞伐，只是让内侍孙知古因出使魏博之时，劝谕他毁掉。之后还应其所请，于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以示褒奖。

田承嗣对皇帝的恩宠无动于衷，朝廷的姑息也只能是养虎遗患。在他戴上大唐辅相的桂冠之时，他的分裂割据活动也悄悄开始了。

相卫节度使薛嵩死，朝廷以其弟薛崿知留后。田承嗣诱使昭义镇将吏作乱。大历十年（775）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出兵驱逐了留后薛崿，归附魏博。田承嗣乘机出兵，声言救援，其实是欲袭相州，并很快攻占了相州。战事发生以后，朝廷立即选用与薛嵩同族的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同时还派魏（一作孙）知古赴魏州告谕田承嗣等，“使各守封疆”，不越雷池。但田承嗣却拒不奉诏，仍然派大将卢子期攻取洺州，杨光朝攻取卫州。在耀武扬威的同时，还诱使卫州刺史薛雄归附自己，薛雄不从，即暗中派人将其妻子老小屠杀以尽。于是，田承嗣一举“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①。从而扩大了他的地盘，增强了实力。为了名正言顺，他还胁迫魏知古与他一同巡视磁、相二州，而暗中却使其侄田悦劝说诸将割耳剺面，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到中使那里去请求以田承嗣为帅，使者畏惧而不敢追究。

唐廷讨伐田承嗣终以武力夺取了相、卫四州之地，说明了唐廷对藩帅的笼络与姑息政策的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唐廷才不得不用武力征讨。这年四月，唐代宗下诏，暴露田承嗣劫夺州郡、对抗朝廷的罪状，将他“贬永州刺史，仍许一幼男女从行”，同时还诏命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幽州节度留后朱滔、昭义节度李承昭、淄青节度李正己等八节度使，合力讨伐田承嗣。

本来田承嗣与河北藩帅同为安、史旧将，气味相投，兼以婚姻关系，朋比为奸。但由于他平日一向轻慢李宝臣、李正己，又逢李宝臣之弟李宝正（田承嗣女婿）在魏州击马球时，因马受惊撞死了田承嗣之子田维而被田承嗣所杖杀，由此两镇关系恶化。这时，二李主动请求讨伐田承嗣。再加上朱滔方恭顺皇室，因此河北诸藩帅一时还都为朝廷效力。

①《新唐书》卷二一○《罗绍威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朝廷讨伐田承嗣的诏命下达以后，各藩帅很快行动起来。朱滔、李宝臣与河东节度使薛兼训率军从北面进击，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从其南侧进击，一时大兵压境。讨伐战争进展很快，魏博军连吃败仗。五月，田承嗣将领霍荣国举磁州之地投降，接着李正己也攻破了德州，李忠臣率步骑四万包围了卫州。但田承嗣并不甘心束手待毙，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六月，派其将裴志清进攻冀州，不料裴志清却投降了李宝臣。田承嗣亲自率兵进围冀州，也被李宝臣击败，烧毁了辎重，只得狼狈逃回。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田承嗣见各道兵马渐渐围拢，部将也多叛逃，余下的也多惶恐不安，再难以相持，遂于八月上表，“请束身归朝”。但是，他的“请束身归朝”并不是真心俯首认罪，而是缓兵之计。事过不几天，即派其将卢子期进犯磁州。①九月，李宝臣与李正己合力进围贝州，田承嗣率兵去救。因朝廷对二李两军赏赐各有厚薄，士卒有怨言，恐怕发生事变，二李遂自行撤军。接着，李宝臣与朱滔进攻沧州，因田承嗣堂弟田庭玠固守，一时也未能攻克。

北线虽暂时稳住了阵脚，南线形势却十分紧张。卢子期进攻磁州，眼看州城即破，大功垂成，不料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率援兵赶到，内外攻击，卢子期兵败被俘，斩于长安。与此同时，在河南诸将的攻击下，田悦的军队在陈留也吃了大败仗。这使得田承嗣心里着实恐惧与不安。

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田承嗣施用了奸谋诡计，首先是尽力与李正己恢复友好关系。原先李正己派往魏州的使者，被他囚禁起来，至此，田承嗣一反常态，对使者礼遇崇隆，他把管内户口、甲兵、谷帛之籍簿送与李正己，并对他说：“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他跪拜于使者面前，亲自奉予簿书。同时又在大厅里悬挂了李正已的画像，如尊神一样，“焚香事之”。田承嗣的甜言蜜语与假情假意，使得李正己为之陶醉，遂按兵不动。“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①。

田承嗣在取悦于李正己、稳住了南线的阵脚以后，又挑拨离间北线藩帅的关系。他得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乡里在范阳，小时在乡里成长，常欲得到故乡之地，便雕刻一石，上书两句谶语：“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暗中使人把它埋在李宝臣故乡之地，又使望气者声称那里有王气，李宝臣派人去挖掘，果然得到一石。之后，田承嗣又令说客劝他说：“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李宝臣被他说得神魂颠倒，大喜过望，又以此事和“谶语”相符，“遂与承嗣通谋，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②时范阳节度留后朱滔驻军瓦桥，李室臣选精锐骑兵二千，夜间急驰三百多里，直趋瓦桥。因两军平索一直相处友睦，当朱滔军遭到李宝臣骑兵突然袭击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毫无准备，仓皇出战，结果大败。李宝臣欲乘胜攻取范阳，但朱滔已使雄武军使刘怦严加守卫，李宝臣知有防备，不敢贸然进军。田承嗣得知李宝臣中了圈套，两军已经交战，无暇他顾，遂率兵南下，并派使者告诉李宝臣说：“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耳！”①李宝臣这才如梦初醒，既恼怒又羞愧，但悔之已晚，只好退兵。北线也相安无事了。

故伎重演唐廷调动了八个藩镇的兵力进讨魏博镇，战争打了近一年，始终未能取得多大进展，双方相持不下。这时，田承嗣曾两次上表，请求入朝谢罪；李正己也屡次上表为他说情，请朝廷允许他改过自新。大历十一年（776）二月，唐代宗下诏，赦免其罪，恢复其官爵，准许与家属一起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问”②。

田承嗣的再次请求入朝，不过是故伎重演。虽然获得了朝廷的再次赦免，恢复了官爵，并准许入朝，但他并非诚心归顺朝廷，因此逗留不朝。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再次挑起了战端。同年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死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并勾结田承嗣为外援，欲专擅汴、宋。但朝廷却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以李灵曜为濮州刺史。李灵曜以有田承嗣在背后撑腰，拒不奉行诏命。朝廷无亲，即改命李灵曜为汴宋留后，并派遣使者前往汴宋宣慰。田承嗣为了表示支持李灵曜，不久即出兵攻略滑州，击败了永平节度使李勉。

有田承嗣为靠山，李灵曜虽被任为汴宋留后，却得陇望蜀，欲望更大。

他仿效河北诸镇，擅自把自己的党羽分别任为八州刺史和县令。对于李灵曜的骄横不法，朝廷不得不兴师动众。九月，诏命淮西、永平、河阳三城、淮南、淄青五镇出兵讨伐李灵曜。五镇进兵神速，其势难当，李灵曜连战失利。十月，即被诸镇兵围困于汴州城内。田承嗣见李灵曜危在旦夕，即派田悦率兵火速救援。田悦率兵南下，于匡城击败永平、淄青两镇兵，并乘胜向汴州挺进。不料在汴州城北安营后，夜间遭淮西裨将李重倩率轻骑数百袭击，“纵横贯穿”，大杀一阵，营内惶恐不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河阳三城使马燧乘机“鼓噪而入”，田悦军不战而溃，“将士死者相枕藉，不可胜数”。李灵曜绝望无救，连夜出逃，逃跑中被俘，被送往京师处斩。①田承嗣始终不入朝，再加上助李灵曜作乱，又激怒了朝廷，于是唐代宗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再次诏令讨伐。这次颁行的讨伐诏令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田承嗣又一次上表谢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朝廷又很快“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②。

这时，田承嗣已据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拥有军队十多万人，成为河北三镇中的强者。他与其他藩帅“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专擅官爵、甲兵、租赋与刑杀之权，在境内筑垒、缮兵，因此，“虽在中国名为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③。

遗患后世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一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一年、十二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大历十四年（779）二月，田承嗣卒①。时年七十五。田承嗣虽有十一个儿子，但他更喜爱的是勇冠三军的侄子田悦，及其临终时，遂命田悦知军事，让诸子辅佐。自田承嗣专擅魏博镇以后，四世传袭，历时四十九年。

田承嗣是安史之乱中的干将，他骁勇善战，又狡诘多算，反复无常。降唐后，又桀骜不驯，悍然劫夺他州郡，与朝廷分庭抗礼，首开河北三镇割据称雄之肇端，致使河北三镇，“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②。田承嗣则是其罪魁祸首。

①田承嗣卒年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本传作“大历十三年九月”，今从《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本传。

②《新唐书》卷二一○《藩镇魏博序》。

第二十七章 唐代宗

第一节 率军平叛，收复两京

唐代宗（726—779）初名俶，肃宗长子，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十五岁时封为广平王。玄宗诸孙百余个，只有李俶为嫡皇孙，相貌又与诸孙不同，故玄宗格外喜欢他。他从小好学，专攻《周礼》与《易经》，学习儒家经典，仁孝温恭，言谈举止皆符合礼仪，器宇度量弘深，宽厚能断，喜怒往往不见于外表。

至德元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李俶从肃宗、玄宗逃往成都，在马嵬驿事变后，他与弟建宁王李倓劝说肃宗北上灵武。肃宗于灵武即位后，组建朝廷，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归他指挥调度。时李泌为元帅行军长史，元帅府置于禁中，广平王与李泌朝夕计议，以处理军机之事。当时朝廷草创，临时召募的兵员少，又没有战斗力。广平王“推心示信，招怀流散”，及随肃宗到达彭原后，“兵众数万”。

至德二载（757）正月，狡猾阴险的宦官李辅国附会肃宗宠幸张良娣，互相唱合。建宁王李倓屡次向肃宗奏言此事，李辅国与张良娣反诬奏建宁王“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①。肃宗一怒之下，赐死建宁王。广平王李俶为此有些内怕，欲谋杀李辅国和张良娣，经李泌劝说而止。

宰相房琯进击叛军失败，郭子仪奉命回军凤翔时在途中又遭叛军重创，因此叛军一时气焰嚣张，屡次袭扰凤翔，广平王“选求勇干，频挫其锋”，肃宗朝廷安宁，“士心大振”。

九月，广平王李俶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东讨叛军。广平王与回纥叶护结为兄弟，叶护大喜。官军进至长安西，于香积寺北大破叛军，斩敌六万人，叛将张通儒弃城逃走，官军一战收复长安。回纥军欲入长安，大肆抢掠。原来肃宗曾与回纥约定：攻克两都之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因此回纥欲按约定行事。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说：“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立即跳下马答拜，跪下捧着王足，说：“当为殿下径往东京。”百姓、军士、胡兵见广平王下拜，皆感动流泪说：“广平王真华、夷之主！”肃宗听到此事后，也高兴地说：“朕不及也！”②官军整队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广平王在长安停留了三天，安抚士庶，休养将士，之后以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自己率大军东追叛军。

广平王进至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安庆绪尽征洛阳守兵十五万人，于新店抗击官军。官军与回纥军夹击，叛军再次大败，死尸遍野。广平王胜利进入陕城（今河南三门峡西），接着收复了东都。广平王进入东都后，原投降安禄山父子的官员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身穿素服，哭泣着请罪。广平王遵照肃宗旨意，皆释而不问，命他们赴西京听候处理。

肃宗返回长安后，大赦天下，李俶改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三月，又改封为成王。四月，立为皇太子，并改名为豫。上元二年（761）末，肃宗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纪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肃宗至德二载。

患重病，不理朝政，即命太子监国。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去世，肃宗病危。张皇后惧太子“功高难制”，暗中把越王李係召至宫中，阴谋废立太子。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知其密谋，遂发动禁兵收捕越王李係，将张皇后幽闭于别殿。接着肃宗驾崩，太子即位，是为代宗。

第二节 平定安史之乱

代宗即位时，叛军再度攻陷了洛阳，大难未平。因此，他颁下诏书说：“国之大事，戎马为先，朝有旧章，亲贤是属。故求诸必当，用制于中权，存乎至公，岂惭于内举。特进、奉节郡王适可天下兵马元帅。”李辅国因有翊戴之功，由兵部尚书、判元帅行军司马、闲厩使进号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程元振进为右监门将军。

李辅国居功自傲，骄横狂妄。他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愤然不平。六月，即解除了他的兵部尚书、元帅行军司马之职，并出居宫外。不久，又派人暗中将他杀死，消除了这一祸害。①十月，代宗将对叛军发起强大攻势，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由于程元振、鱼朝恩从中作梗而止，只得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为雍王之副，会合回纥骑兵进击洛阳叛军，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也率军参战。官军于洛阳北横水大破叛军，斩敌六万人，俘虏二万人，遂收复了东都。史朝义节节败退，官军乘胜追击。河北叛军各节度使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官军投降。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见四面楚歌，遂逃至温泉栅（今河北卢龙境，走投无路，被迫在林中自缢而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终于平定了。

第三节 藩镇割据的祸端

经仆固怀恩奏请，代宗分别任命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其时，河北诸州皆已投降，薛嵩皆迎拜于仆固怀恩马前，“乞行间自效”，如果将安、史旧将调往他地任职是轻而易举的，这将可以避免出现藩镇独立割据的局面。但是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请田承嗣等分帅河北，“自为党援”。唐代宗也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①。这一决策，铸成了河北三镇独立的大错，开唐代藩镇割据称雄的先河。

唐西北边防军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但由于大都陆续调入中原平叛，吐蕃遂乘虚而入，先后蚕食了河西、陇右之地。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军大举入寇，边将再三告急，程元振皆抑而不报。十月，投降吐蕃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过洺州，寇掠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逼近京师。代宗获悉此事后，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御敌。但为时已晚，代宗匆促逃离京城，到陕州避难。幸亏郭子仪巧妙与敌周旋，迫使吐蕃退出长安，代宗才于十二月返回长安宫。百官论奏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了军机，代宗遂罢免了程元振官爵，放归乡里，后又流配于江陵①。

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为河东节度使辛云京等人激反，勾引回纥、吐蕃三十万军马进逼奉天，代宗命郭子仪率兵抵御。怀恩得暴病死于途中。仆固怀恩两次勾引胡寇，成为国家的大患，但代宗前后所发制敕，未曾说他反叛，及听到他暴死的消息，还对侍从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②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代宗广德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第四节 崇信佛教，宠任宦官

代宗崇信佛教，相信因果报应之说，每有边患，则令僧人念《仁王经》以禳灾。永泰元年（765）九月，吐蕃军进至奉天，京师戒严，代宗命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于资圣、西明二寺，在每寺内设百尺高座，由僧人高声诵读，直至吐蕃军逼近京师，才停止这一活动。十月，吐蕃军至邠州，代宗再次命僧人于资圣寺讲《仁王经》。

大历二年（767）六月，鱼朝恩奏请以先赐庄为章敬寺，用以为章敬太后冥福。修造得极其宏伟壮丽。都市的木材不够用，又奏请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取其木材用。进士高郢上书说：“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材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①代宗仍置之不理。

代宗尝于禁中供养一百多个僧人，胡僧不空官至卿监，还封为国公，出入禁中，势如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代宗还下令，不许箠曳僧尼。在五台上造金阁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宰相王缙尤为佞佛，他见代宗闲暇时，则多谈论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②。代宗优宠宦官。凡宦官奉命出使四方，从不禁止其所求取，即使奉命恩赐妃族，回来后也问宦官所得多少。如果给宦官的财物少，代宗则以为轻慢天子使者，“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常贮钱于阁中，每逢中使来赐一物，宣一旨，从未有空手回去的。若宦官出使州县，传送文书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倍受尊宠，权势甚至超过宰臣。但是，代宗也能惩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先后遭诛贬。大历五年（770）三月，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宠幸无比，势倾朝野，凌辱宰相。朝廷政事要是没有他参预，他则愤怒地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代宗知群臣皆怨恨他，便与宰相元载密谋，一次禁中宴会，会后将他留下，侍卫把他缢死，对外则声称“朝恩受诏乃自缢”。①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五年。

第五节 理财和用人

代宗在位时期虽平定了安史之乱，但所面临的是经济残破，户口流散，农桑失业，财赋收入锐减的局面。再加上抵御吐蕃的进犯，兵革岁动，军费增大，财政更是拮据。在这种情况下，他重用了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先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与程元振有涉，罢知政事，不久又以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后再次进为吏部尚书，领使职如故。刘晏掌管全国财赋十几年，他兴利除弊，改革漕运和榷盐中的弊端，使江南财赋源源运进关中，“民不加赋，而国富饶”，有力地支持了平叛与对外防御战争。代宗始终重用刘晏，在代宗晚年，宰相常衮欲夺其实权，奏任尚书左仆射，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代其任者难其人”②，仍然让他兼领使务。

代宗还重用了名将郭子仪。代宗即位初期，曾屡次欲起用郭子仪，由于遭大宦官鱼朝恩、程元振、李辅国的反对而未能如愿。自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来犯开始，以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抵御起，此后又让其兼任河中、朔方等节度使，进为司徒、中书令，封汾阳王，对他一直深信不疑。代宗女升平公主下嫁子仪子郭暖，一次两人发生了口角，郭暖说：“汝依乃父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怒告其父，代宗听了却毫不见怪，对公主说：“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子岂汝家所有邪！”郭子仪因儿子说了这样犯上作乱的话，马上囚禁了郭暖，并入朝谢罪。代宗并未将他治罪，反安慰他说：“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①代宗的宠信，使郭子仪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干，在维护国家的安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代宗也有用非其人之处。就他任用的宰相而言，先任用的宰相元载，专擅朝政，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晚年又以宰相常衮当国，虽杜绝贿赂，用人却无所鉴别，贤愚同滞。故有人评论说：“代宗惑释氏业报轻重之说，政事托于宰相，而元载专权乱国，事以货成。及常衮为相，虽货贿不行，而介僻自专，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进拟稍繁，则谓之濌伯。”因此，京师人编了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也指责朝政说：“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政。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岂所以裨政耶？”②这不能不说是唐代宗用人的失误之处。

代宗任用安、史旧将为河北藩帅更是他的重大失误。首肇祸端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先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还尊为“四圣”，并向朝廷求任宰相。这分明是为叛逆之首扬幡招魂，说明其叛乱之心不死。代宗却不敢大张挞伐，只令内侍孙知古讽劝他毁掉祠堂，并加平章事，以满足其奢望。大历十年（775），田承嗣唆使昭义镇将吏作乱，然后他以救援为名，出兵攻取了相州。接着又暗杀了卫州刺史薛雄，乘机兼并其地。代宗曾调发藩镇征伐，当田承嗣见形势于己不利时，则上表谢罪，并请入朝，代宗赦免其罪。但不久，田承嗣又故伎重演，攻掠其他州县。翌年五月，田承嗣助汴宋留后李灵曜作乱，朝廷下令讨伐，当李灵曜兵败，形势于田承嗣不利，他又上表谢罪，代宗“亦②《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二年。

②《唐语林》卷三。

无如之何”，并“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①由于代宗对田承嗣的独立割据无力讨伐，姑息养奸，至代宗末年，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基本上形成。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据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在平定李灵曜之乱时，又兼并了曹、濮、徐、兖、郓五州，拥兵十万，雄踞东方。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深、冀、沧七州，各拥兵五万。他们“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如果朝廷建造一城，增一兵，他们则有怨言，往往猜忌，而在自己境内则大肆筑垒缮兵。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②。终唐之世，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也未能改变。

代宗处理政事有时还很认真。大历十二年（777）十月，京兆尹黎干奏说水灾损害农田三万一千顷，而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却说损害不多。兼渭南令刘藻曲附韩滉，也声称部内土地未受水灾。代宗派御史赵计检查渭南受灾情况，他又曲附韩滉说未受灾。代宗说：“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独免。”于是再命御史朱敖去复查，上奏说渭南受灾面积为三千顷。代宗感叹说：“县令职在字人，不损亦宜称损，损而不闻，岂有恤隐之意耶！”遂将刘藻、赵计贬官。

代宗对皇亲国戚要求尚严，不容戚属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七月，皇姨弟薛华因酒色私忿杀死了三人，并将尸体丢在井下，以掩盖其罪恶。事发后，代宗将皇姨弟拘捕入狱，诏令赐其自尽。并为此还特意颁下一道诏书。大历十三年（778）正月，泾水流域百姓上诉说，泾水为水硙所阻塞，不能灌溉土地，京兆尹黎干为民请命，代宗诏令撤去泾水所置水硙，放水与民灌溉土地。正巧升平公主及其夫郭暖家皆立硙于水上，公主入见父皇，请予保留。代宗说：“吾为苍生，若可为诸戚唱！”升平公主听了，即日与郭暖家将水硙拆毁，“由是废者八十所”①。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三日，代宗患了重病。二十一日制命皇太子监国，当晚晏驾于紫宸殿之内殿。时年五十四。十月葬于元陵，庙号代宗。

唐代宗早年曾指挥了平叛战争，收复了两都，即位后平定了安、史之乱。由于决策失误，任用安、史旧将分帅河北，加上国力不足以平定跋扈的藩帅，遂姑息养奸，终于促成了河北三镇独立割据的局面。他优宠宦官，但又能惩治作恶多端的大宦官，没有出现宦官之祸。代宗在位十八年，内忧外患连绵不断，但他信用刘晏与郭子仪，才艰难地维持其统治地位。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二年。

①《新唐书》卷八三《升平公主传》。

第二十八章 郭子仪

第一节 力战叛军，克复两京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敬之，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赠太保，追封祁国公。子仪长得体貌出众，始以武举高等补为左卫长史，历任诸军使。天宝八载（749），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754）又因该地偏僻不能耕种，遂迁于永清栅北（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北），改横塞为天德军，以子仪为军使，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翌年，安禄山反叛于范阳，在艰苦的平叛战争中，他立下了卓越的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干和尽忠报国的思想。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安禄山发动了武装叛乱，十一月即攻占了东都洛阳。玄宗任命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并命他率军东征。子仪迅即率军出单于府（今内蒙和林格尔北），收编了静边军，杀叛将周万顷，又于河曲击败叛将高秀岩，进而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开通了东陉（今山西代县东），为官军进军河北扫清了道路，因功加官御史大夫。

至德元载（756）正月，叛将蔡希德攻陷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被俘，河北大部分郡县失守。李光弼受郭子仪举荐，出任河东节度使，先进军河北，收复了常山。四月，郭子仪率朔方精兵出井陉，与李光弼合军，于九门县城南大败史思明军，接着又南攻赵郡（今河北赵县），俘虏四千人。郭子仪与李光弼回师常山，史思明又收集散兵数万尾随其后。子仪选骁骑轮番挑战，乘叛军疲惫之机，于沙河大败之。安禄山听说河北失利，急派精兵数万增援。当官军至恒阳后，叛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也随之而至。郭子仪一方面坚壁固守，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的灵活机动战术，使叛军昼夜不得休息。至六月，子仪见叛军疲惫不堪，遂与李光弼出军，于嘉山大败叛军，斩敌四万人，活捉五千，缴获战马五千匹，史思明露发跣足狼狈逃往博陵，“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守者以迎王师”，官军声威大振。

这时，叛军西面受阻，南进不得，形势有利于官军。郭子仪与李光弼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①但由于玄宗的昏庸，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致使二十万大军一战而瓦解，潼关失守，玄宗逃往成都，太子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也只得退守河东。

肃宗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平叛。八月，郭子仪与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开赴灵武，时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朔方节度使。肃宗阅兵之后，大军南下彭原，逼近长安。宰相房琯自请讨伐叛军，反为叛军击败，丧师近万人。肃宗惨淡经营的军队损失过半，“唯依朔方军为根本”。十一月，叛将阿史那从礼率同罗、仆骨部五千骑兵出塞，诱使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人，欲袭击肃宗所在地。郭子仪与回纥首领葛罗支联兵进击，斩获数万人，遂平定了河曲，解除了朝廷的后顾之忧。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至德二载（757）三月，郭子仪率兵进攻潼关，叛将崔乾祐退保蒲津。原陷入叛军的唐官吏赵复等四人为官军做内应，郭子仪进攻蒲州时，内外呼应，叛军大败，崔乾祐逃往安邑。子仪进兵永丰仓，击败叛将安守忠，遂收复了陕郡永丰仓，“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抄”。

其时，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即伪帝位，众叛将不服。唐肃宗欲发动攻势，以收复两京。四月，遂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命他率兵赴凤翔（今陕西凤翔）肃宗所在地。子仪奉命率军西进，行至长安西清渠，遭叛将安守忠、李归仁阻截，相持七日，官军不能前进。五月，叛军以退兵引诱官军追击，设长蛇阵，分首尾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军资器械尽弃之”①。子仪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因清渠之败，引咎自贬，为尚书左仆射。

九月，肃宗请回纥出兵助战，以收复两京，怀仁可汗子叶护率精骑四千至凤翔。临行前，肃宗对副元帅郭子仪说，事情成败，在此一举，子仪表示说：“此行不捷，臣必死之”②。决心为收复两京以尽死力。十二日，郭子仪与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出师凤翔，东取长安。二十七日，进至长安西，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摆开阵势，郭子仪为中军，叛将李归仁率十万之众迎战，两军激战，回纥兵从叛军背后出战，前后夹击，战至傍晚，叛军全线溃败，伤亡六万多人，余众逃入城内，叛将张通儒当晚弃城逃往陕州。官军一战收复了长安。郭子仪率蕃、汉兵乘胜追击，至潼关，连克华阴、弘农二郡。

十月，安庆绪命严庄尽调洛阳之兵十万增援陕州，与张通儒共拒官军，屯驻陕城之西，依山为阵。郭子仪率大军从正面进攻，回纥军从背后袭击。回纥军登山时，因搜捕伏兵，交战稍晚，官军初战不利。当回纥军在叛军背后出现时，叛军立即溃败，死尸满山遍野。严庄、张通儒丢弃陕州逃回洛阳，又很快与安庆绪逃往河北相州。子仪奉广平王进入东都，并于天津桥南陈兵侍卫。此时，河东、河西、河南的失地大部已收复，子仪因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不久，郭子仪入朝，肃宗命以兵仪军容于灞上迎接，并慰劳他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十二月，郭子仪又返回东都，奉命经营北讨安庆绪事。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第二节 宦官谗毁，失权无怨

乾元元年（758）七月，郭子仪于黄河之上击败叛军，并擒获叛将安守忠上献，遂入朝京师。肃宗诏令百官于长乐驿迎接，并亲自于望春楼等待子仪，进为中书令。不久，肃宗诏命九节度使合力讨伐安庆绪，以郭子仪、李光弼皆为元勋，难相统属，只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却不设立元帅。十月，郭子仪率兵从杏园渡过黄河，军至获嘉（今属河南），击败安太清军，斩四千人，俘五百人。安太清逃往卫州（治今河南汲县），据城而守。子仪遂乘胜进围卫州，鲁炅等节度使也相继来到卫州城下。安庆绪闻讯，调动相州之兵七万，并亲自南下救卫州。子仪先使射手三千人埋伏于营垣之内，并告诫他们说：“我退，贼必逐我，汝乃登垒，鼓噪而射之。”两军交战不久，子仪假装兵败，退至垒下，伏兵立刻登上垒垣，乱箭齐发，箭如雨下，叛军纷纷中箭，只得退走，子仪遂回军追击，安庆绪大败而逃，其弟安庆和被俘处死。郭子仪一战而攻克了卫州，并乘胜追击，直指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其他各节度使也先后率兵抵达相州。安庆绪困兽犹斗，收拾散兵败将于城西愁思岗负隅顽抗，又被官军击败。此战前后斩三万人，俘获千余人。安庆绪黔驴技穷，龟缩在城内，派人向史思明乞救。官军遂包围了邺城①。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困相州，筑壁垒两道，挖了三道壕沟，把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官军还堵截漳水，引河水灌城，城内井泉溢水，人们“构栈而居”，粮草俱尽，州城危在旦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久攻不下，官军懈怠，“上下解体”。乾元二年（759）三月，史思明以为时机成熟，亲率精兵五万于安阳河北与官军决战。时官军多达六十万，李光弼军等先与叛军交锋，“杀伤相半”，郭子仪尚未布好阵势，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大树连根拔起，霎时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两军大惊而溃。官军因无统一号令，诸节度使各自逃归本镇。郭子仪军退向河阳，毁河阳桥，以保东都。这次兵溃，朔方军战马万匹，只存三千；甲仗十万件，遗弃殆尽，损失极为严重。而且东都士民惊骇，纷纷逃往山谷躲避。①郭子仪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兵士相惊，又奔缺门（今河南新息东），诸将相继而至，将士仍有数万人。子仪依从了都虞候张用济的建议，以守河阳有利，即派都游弈使韩游瓖将五百骑兵急趋河阳，张用济率步兵五千人继之。官军刚至河阳，叛将周挚也随之赶到，见有官军守卫，即自行撤走。各节度使因相州兵败而上表请罪，肃宗皆释而不问，还任命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都留守。

相州之败，肃宗未责怪诸节度使，身为观军容宣慰使、实际上起统率九节度使作用的鱼朝恩不但不引咎自责，反因忌害郭子仪军功，把相州之败的责任都推到子仪的身上，并在肃宗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七月，肃宗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命赵王李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李光弼为副帅，代领朔方节度使，从而剥夺了郭子仪的兵权。但他却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

当时，东都再次陷入叛军之手，史思明率军于河阳同官军猛烈交战，并数次西攻陕州，气焰嚣张。同时，党项也乘机侵扰边城。在这种情况下，百①《资治通鉴》卷二二○，肃宗乾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官多认为不应该把郭子仪置于散地，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上元元年（760）正月，以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却不让赴镇，仍留在京师，不过“假其威名以镇之”。直到九月八日，在朝官的强烈呼吁下，才命郭子仪出镇邠州（今陕西彬县）。党项素闻郭子仪威名，听说郭子仪已赴镇，遂撤兵而去。二十一日，肃宗又颁下制书，命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回师平定河北，并征调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这一作战方案，李泌早已向肃宗建议过，不失为英明决策。如果能付诸实施的话，史思明有后顾之忧，而且郭子仪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必将会加快平叛进程。但是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制书已颁下十来天，“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①。

宝应元年（762）二月，河东节度使为乱军所杀，推立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绛州突将王元振也作乱，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朝廷担心太原乱军与绛州合纵联合叛军，不是一般将领所能镇服的，遂封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子仪辞行时，肃宗正患重病，将他召入卧室，付以重托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叛军见河东兵乱，有机可乘，史朝义派兵包围泽州。郭子仪调定国军前去救援，叛军听说援军将到，即撤围而去。郭子仪至行营，王元振自以为有功。原来朔方将士不喜李国贞治军严厉，皆思子仪治军宽厚，故王元振乘机作乱。但郭子仪不徇私情，斥责他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耶！”五月，收捕王元振及其同谋者四十人，皆处以死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知郭子仪惩治了乱将，也处死作乱者数十人，“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②唐代宗即位后，宦官穆元振专权用事，自以为有翊戴之功，忌妒宿将大臣，以郭子仪功高难制，极力从中挑拨离间，于是又罢免了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加实封七百户，充肃宗山陵使。郭子仪怕谗言坏了大事，为了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无二，以消除新即位皇帝对自己的猜疑之心，遂将自灵武出师以来肃宗前后所赐手敕、诏书千余件，汇编成二十卷，上奏代宗。代宗看过之后，下诏书答谢说：“肤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以好言好语来安慰郭子仪。

七月，再次任命郭子仪知朔方、河东、北庭、泽、潞、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八月，郭子仪自河东入朝，程元振忌妒子仪功高任重，屡次在代宗面前诋毁他。子仪心中忧虑不安，上表请解除副元帅、节度使职务，代宗安慰他一番，遂留其在京师。时承李光弼邙山新败，官军受挫，叛军谋攻陕州。十月，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雍王刚过弱冠之年，不熟悉军旅之事，代宗欲以历经战阵的老将郭子仪为副元帅，佐雍王平定乱军，再次遭到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的阻挠而止。

大历二年（767）十二月，郭子仪父亲之墓被人盗掘，官府未能捕获盗墓人。人们都以为鱼朝恩一向妒嫉郭子仪，怀疑是他指使人干的，子仪也深知其原由。盗掘祖坟，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污辱。当郭子仪入朝时，人们都以为会喋血京师，公卿大臣也深感不安。可是当代宗向他讲述了此事，他却哭泣着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郭子仪宽厚待人，犯而不校尽力把大事化小，朝廷上下才相安无事。

尽管鱼朝恩一再诋毁、离间，坏事做绝，郭子仪对他仍是以诚相待。大历四年（769）正月，郭子仪入朝时，鱼朝恩邀他去章敬寺，宰相元载暗中使人告诉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将士们请内衣甲三百人随从侍卫，他又不允，说：“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遂以家僮数人随从前往。朝恩亲来迎接，见其随从甚少，很感惊讶，子仪把所听到的事如实相告，并且说：“恐烦公经营耳。”朝恩听了很受感动，抚膺捧手，流着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①郭子仪英勇绝伦，功高盖世，因此屡遭宦官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忌妒，多次失掉兵权，但他为人宽厚，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心奉国，殊不介意。他前后“遭罹悻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四年。

第三节 御敌边关，安定社稷

自安史之乱以来，西北的精兵猛将多调入中原参加平叛战争，而留下的多老弱病残，不堪战斗，吐蕃遂乘虚而入，几年间，西北各州相继沦陷，而且吐蕃势力还渐向内地延伸。因此，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廷又面临着边患问题。在平叛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子仪已近古稀之年，又马不停蹄，投入了抵御边患的战斗中。

广德元年（763）四月，叛首史朝义刚传首京师，被置于闲散之地的郭子仪屡次向代宗奏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①这位老将军已经洞察出吐蕃、党项等对唐朝的严重威胁，再三提请代宗予以高度重视。七月，吐蕃军大举进攻，边将频频告急，大宦官程元振皆扣压不报，代宗一无所知。到了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刺史高晖举城投降，又为吐蕃作向导，因此吐蕃军很快下邠州，进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动。代宗这才知道吐蕃军已逼近京畿，急忙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并火速出镇凤翔，以抵御吐蕃。

时郭子仪闲废日久，手下部曲离散，至此召募，仅有二十骑。刚行至咸阳，吐蕃会同吐谷浑、党项、氐、羌等二十余万人，弥漫数十里，已从司竹园（今陕西周至）渡过渭水，循山东进。郭子仪兵马甚少，无法应敌，急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请增加兵马，但却遭程元振拒绝。

代宗方调兵遣将，吐蕃军已过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措手不及，便仓皇逃往陕州，六军逃散。郭子仪急忙从咸阳回长安，及至长安，代宗已渡过浐水。时射生将王献忠叛唐，率四百骑兵进入长安，胁迫丰王李珙等十王西降吐蕃。至城西开远门时恰遇郭子仪，郭子仪责备了丰王之后，便派人将丰王一行押送到代宗处。

吐蕃军进入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郭子仪循南山至商州（今陕西商县），收得武关防兵及六军散卒四千人，军势渐振。代宗恐吐蕃军东出潼关，命他赴陕州。子仪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②随即命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兵出蓝田以观察吐蕃情况。全绪与前光禄卿殷仲卿率守蓝田兵千余人渡过浐水，吐蕃一时不知虚实，有些畏惧。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纠集数百少年，夜间在朱雀街击鼓呐喊，吐蕃军遂惊惶逃出。吐蕃军占领长安仅十三天。代宗以郭子仪为西京留守。

自代宗狼狈东逃，百官都归咎于程元振，谏官频论此事。程元振心里害怕，又以郭子仪新立大功，不想还京，劝说代宗以洛阳为都。代宗应允，迁都的诏书已颁下数日，郭子仪闻知后，迅即上表论奏此事，认为长安地势险要，东都久陷于叛军，残破不堪，表示愿练兵御敌，再造邦家。代宗阅完奏表，感动流泪，对侍臣说：“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十一月，代宗驾还长安宫，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停车慰劳他说：“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遂赐以铁券，并图子仪像于凌烟阁。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唐廷于各地多置节度使以制要冲之地。郭子仪认为现在平叛战争已经结束，而诸道节度使仍拥有重兵，“耗蠹百姓”，且易于割据称雄，于朝廷不利，遂上表请罢免诸道节度使。为使这项工作能顺利进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代宗广德元年。

行，请首先从他自身开始。广德二年（764）六月，罢免了郭子仪河中节度使的职务，子仪又请解除自己的关内副元帅之职，代宗未能同意。尽管郭子仪率先请罢免自己兼任的河中节度使职务，但由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基本形成，阻力很大，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卓著，但由于各种矛盾的斗争，最终走上了叛唐的道路。并勾结回纥、吐蕃军进攻东都。代宗召问郭子仪御敌方略，子仪胸有成竹地说：“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也。”代宗遂命郭子仪出镇奉天御敌。十月，回纥与吐蕃军进逼奉天，诸将请战，子仪不同意，他说：“敌军深入吾地，利于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①第二天夜里，子仪于乾陵之南布阵。翌日未明，敌军大队人马赶到，原以为郭子仪毫无准备，欲袭击奉天，忽见大军阵列，一时惊慌失措，遂不战而退。子仪使裨将李怀光率五千骑兵追击。敌军至邠州，又攻不下，于是便渡过泾水而逃。十二月，代宗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子仪以太宗曾任此官，坚决推辞不受。不久还镇河中。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假称代宗晏驾，郭子仪也死，再次勾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率三十万大军深入唐朝内地，在掳掠了泾州、邠州后进入礼泉（今陕西礼泉北）、奉天县境。唐代宗即忙命郭子仪屯兵泾阳（今属陕西），并亲自率兵驻扎于苑中。

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兵将才一万人。刚到泾阳，回纥、吐蕃数十万骑兵已经从四方云合，把泾阳城围困起来。在强敌面前，郭子仪沉着镇静，一面使部将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各当一面，而自己率甲骑二千人出入于阵中。回纥原以为郭子仪去世，代宗晏驾，才与吐蕃军联合进犯。至此听说郭子仪健在，知道上了仆固怀恩的当。郭子仪派使者告谕回纥首领说：“昔回纥涉万里，勘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回纥首领动心，欲面见子仪，子仪将往，左右劝谏说，戎狄不讲信用，不可深入虎穴。子仪为了社稷安全，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对大家说：“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左右请以铁骑五百护行，子仪又不答应，只以数十骑相随前往。回纥军见郭子仪走近，个个剑拔弩张。子仪摘下头盔，面见回纥首领，对他说：“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回纥兵皆放下兵器，下马而拜。子仪又与首领共同饮酒，赠送锦彩联欢，誓结友好。子仪还乘机劝他们说：“吐蕃本吾舅甥国，无负而来，弃亲也。马牛被数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俯取一芥，是谓天赐，不可失。且逐戎得利，与我继好，不两善乎？”回纥首领应允了。吐蕃军见郭子仪独与回纥相来往，心中猜疑，遂连夜退走。郭子仪先派部将白元光与回纥军追击，自己率大军继之而行，在灵台西原（今甘肃泾川境）击败吐蕃军。郭子仪冒险与回纥首领面晤，以诚相待，使回纥军反戈一击，大破吐蕃军，化险为夷，为保卫唐朝的安全再建大功，加实封二百户。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第四节 威镇天下，功盖一代

郭子仪威镇中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飞扬跋扈，屡次侵扰他镇，对朝廷傲狠无礼。郭子仪派其使者至魏州，田承嗣朝西跪拜迎接，他指着自己的两膝对使者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李灵曜作乱，窃据了汴州，凡过往其境的公私财赋，一概扣留不放，运河交通阻断，唯郭子仪封币过其境时，不但不敢扣留分文，还令人武装护送。诸藩帅畏惧如此。

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人，“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如部曲然”，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表现了他的取士得才，知人善任。他赏罚分明。郭子仪禁止无故在军营中走马。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了禁令，被都虞候杖罚致死，诸子向子仪哭诉，并说都虞候专横，被子仪斥退。第二天，他将此事告诉了幕僚，并叹息说：“子仪之子，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①但郭子仪处事也偶有失误之处。大历十三年（778），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情刚正直率，子仪却以为他是武人轻视自己，心里怨恨他。孔目官吴曜正为子仪所信任，便乘机构陷他，子仪便诬奏张昙“扇动军众”，将他处死。掌书记高郢极力为张昙分辩，子仪执意不从，又上奏朝廷，将他贬为猗氏县丞。其僚佐见他处事如此不公，多称病请求离去。这时郭子仪才翻然悔悟，把求去的僚佐都向朝廷加以推荐，并说：“吴曜误我。”遂将吴曜从军中逐去。②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德宗即位。时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兼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观察等使，集多职于一身。代宗尝因他“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欲分其权又感到为难，经久不决。闰五月十五日，德宗诏令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罢免了其副元帅与诸使之职，以其裨将李怀光等人分领其任。③建中二年（781）夏，郭子仪患了重病，德宗命舒王李谊去郭府传达诏旨，表示慰问。六月十四日卒，时年八十五岁。德宗听到噩耗，为之震悼，废朝五日，并特下诏书，颂扬了郭子仪在平定内乱、安定社稷及保卫国家、“柱石四朝”的丰功伟绩，赠官太师，陪葬建陵。丧葬费用，皆由官府供给。百官依次前去吊哭。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德宗特恩准将其坟墓再加高十尺。在送葬那天，德宗亲至安福门，临哭送丧，百官陪位哭泣。谥曰忠武，配享代宗庙庭。

郭子仪家族贵盛，宅居长安亲仁里，占其四分之一。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甚至不能识别。每年俸禄收入二十四万缗，尚不计其他私财在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不胜纪”。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他为人宽厚大度，对国家赤胆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虽屡遭幸臣诋毁、失去兵柄而毫不介意。唐代史臣裴垍称赞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

第二十九章 李光弼 高仙芝

第一节 李光弼

进军河北，初战告捷

李光弼（708—764），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父李楷洛，原为契丹族酋长，武则天时归附唐朝，先后任左羽林大将军、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善战闻名，在一次反击吐蕃的战斗后，死于归途中，赠营州都督，谥曰忠烈。李光弼从小为人严肃，深沉而刚毅，喜欢读班固的《汉书》。开始入军旅任左卫郎，以后累迁左清率兼安北都护。天宝五载（746），得到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青睐，补为兵马使，充任赤水军使。王忠嗣特别器重他，常说：“光弼必居我位。”天宝十三载（754），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

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李光弼在艰难的平叛战争中得以发挥其军事才干，因而使他成为“中兴名将”。

唐玄宗晚年荒怠朝政，政治日趋腐败，对安禄山叛乱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军事防御，因此，安禄山自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于范阳起兵南下，所过州县，多望风瓦解，势如破竹，只用了三十多天的时间，即迅速攻占了河北、河南大部，东都洛阳也陷于叛军之手。玄宗一面命哥舒翰率十几万大军驻守潼关，阻止叛军西进，另一方面下令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率兵赶赴京师。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又加任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等职。至德元载（756）二月，率蕃、汉步骑万余人及太原弓弩手三千人东出井陉，以收复常山郡。

常山郡（治今河北正定）是河北的军事要地，其“地控燕、蓟，路通河、洛”，西有井陉之险，是叛军南北的咽喉之地。李光弼率军进至常山，郡内团练兵（地方部队）立即响应，捆绑叛将安思义出降。李光弼由大西北刚到河北，人地两生，便亲自为他解绑，好言劝降了他，并询问他一些军事情况。安思义很受感动，遂向李光弼出谋划策说：“大夫士马远来疲敝，猝遇大敌，恐未易当；不如移军入城，早为备御，先料胜负，然后出兵。胡骑虽锐，不能持重，苟不获利，气沮心离，于时乃可图矣。思明今在饶阳，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书已去，计其先锋来晨必至，而大军继之，不可不留意也。”李光弼觉得他言之有理，遂将军队开进城中待敌。①史思明闻报常山失守，立刻停止围攻饶阳，迅速率大军赶来。第二天黎明，先头骑兵即奔至常山城下，史思明也随之而到，共有二万多骑兵，直压城下。李光弼命五千名步兵从东城门出战，叛军却堵住城门不肯后退，唐军不得出。李光弼遂命五百名弓弩手于城上齐射，叛军只得后退；李光弼又把弓弩手一千人分为四队，轮番射敌，叛军招架不住，史思明收军于道北。李光弼又出兵五千人，于道南组成枪城，夹滹沱水布阵；思明屡次以骑兵搏战，唐军弓弩手乱箭齐射，叛军纷纷落马，人马中箭者过半。史思明见只用骑兵难以取胜，暂时退下阵去，等步兵赶到再行决战。

这时，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叛军步兵五千人从饶阳来，昼夜行军一百七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注出。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肃宗至德元载。

十里，如今正在九门南逢壁（今正定县东）休息。李光弼闻报，立刻派出数千轻骑，偃旗息鼓，悄悄奔至逢壁，此时，叛军正在吃饭，唐骑兵一阵冲杀，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几乎斩尽杀绝。史思明失去步兵，势孤力单，只好退守九门县。李光弼初战告捷，河北军民受到鼓舞，常山郡所属九县，唯九门、蒿城尚为叛军据守，其余七县重又归唐。

河北大部分郡县仍为叛军占据，李光弼虽收复常山郡大部，但由于孤军深入叛军腹地，史思明又常用骑兵断绝粮道，因此其处境一时仍十分困难。这年四月，郭子仪亦率大军至常山，与李光弼会师，蕃、汉步骑计十余万，官军力量大为增强。李光弼与郭子仪进击史思明，于九门城南大败叛军。叛将史思明逃奔赵郡（今河北赵县），蔡希德逃往洛阳向安禄山求援。李光弼又乘胜进攻赵郡，一战破城，史思明又逃往博陵（今河北定县）。李光弼军纪严明，当攻破赵郡后，他坐在城门上，每逢见到抢劫了财物的士兵，立命归还原主，城中百姓大悦。于是“景城、河间、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皆结营自守，以附光弼”。

五月，李光弼与郭子仪回师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数万尾随其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先选骁骑轮番挑战，持续了三天，弄得叛军人困马乏，迫使史思明退军，官军又乘机追杀，于沙河大败叛军。这时，安禄山使蔡希德率步骑二万北上，加入史思明军；又使牛廷珍从范阳等郡发兵万余人增援。这样史思明军又猛增至五万余人，其中同罗、曳落河（即壮士）占五分之一。因此，叛军一时声势大振，遂鼓噪而来。李光弼与郭子仪一面“深沟高垒”，一面又采取了“贼来则守，去则追之，昼则耀兵，夜斫其营”的灵活机动的战术①，叛军日夜不得休息。数日之后，叛军锐气尽挫，李光弼则与郭子仪抓住战机，与叛军在嘉山决战，大破叛军，斩首四万级，俘虏千余人。在混战中，史思明跌下战马，丢失了头盔与靴子，露出发髻，光着脚，拿着折断的半截枪，至日暮才狼狈逃回军营。他感到军营难以坚守，遂弃营逃往博陵，李光弼随即包围了博陵。

李光弼、郭子仪的嘉山之战，是平定安史之乱中的首次大捷，它沉重地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河北军民的抗敌斗争，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相继归唐，叛军从范阳至洛阳的南北通路再次受阻，叛军“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②。

固守太原，痛歼叛军李光弼与郭子仪在常山站稳脚跟后，便上言玄宗，请求率兵北击范阳，以捣毁叛军巢穴。这时，叛军西部受阻于潼关，南部受阻于睢阳，北路又几乎断绝。在安禄山一筹莫展的时候，唐玄宗却错误地决定让镇守潼关的哥舒翰出关作战，致使哥舒翰十几万大军一战而溃，潼关失守。接着玄宗逃往成都，西京长安也沦陷了。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李光弼与郭子仪不得不撤兵西守井陉，以阻止叛军西进河东。

不久，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肃宗组成了新朝廷，又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肃宗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唐称太原为北京）留守、同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中书门下平章事，率景城、河间郡兵五千人开赴太原。

在李光弼开赴太原前，原节度使王承业军政荒乱，玄宗命侍御史崔众代其职务。崔众为人骄横，轻侮兵将，李光弼就任时又不肯即时交出兵权，光弼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敕来拜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执法如山，不理会敕令，并斩钉截铁地对使者说：“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使者畏惧不敢宣制。翌日，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

至德二载（757）正月，叛军已攻占了绕阳、赵郡、常山数郡，河北全境落入叛军之手，这时叛将史思明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阳，四路军马计十几万人，同时向太原进发，来势凶猛。史思明对诸将说：“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企图在攻克太原后，长驱直入，以攻占唐西北重地。光弼先经河北苦战，后赴灵武时精兵皆已留下，如今手下只有团练兵等乌合之众尚不满万人，众寡悬殊。一听说叛军十几万鼓行而来，部将们莫不大惊失色，纷纷建议军民一起动手加固城防。李光弼则不以为然，他说：“太原城周四十里，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先自困也。”于是亲自率士兵与百姓在外城掘壕以自固，并做土坯数十万块，将士们都不知有何用。当叛军兵临太原城下后，猛烈攻城于外，光弼则令士卒用土坯增垒于内，坏辄补之。李光弼又制作抛石车，从城上飞射巨石，一发则击毙叛军二十多人。叛军一时伤亡很大，被迫退后距城几十步远。①史思明率十几万大军围攻太原，满以为能马到成功，不料一个多月也未能攻克。他开始改变战术，选骁骑组成游兵，并约定说，我攻其城北，你们则奔城南，我攻城东你们则奔城西，利用一切空隙攻城。但史思明这一声东击西的战术未能奏效，因为李光弼军令严整，虽不见叛军来攻城，警戒巡逻未曾松懈。叛军在城下大声辱骂，以激官军出城作战，李光弼则选用善挖地道者从城内向外挖地道。叛军只顾仰着脸辱骂，忽然被唐军拖入地道，然后押到城上斩首示众。从此，叛军行走时，提心吊胆，往往低头看地，唯恐被拖入地道中去。叛军又用云梯攻城，还修筑土山，光弼则挖地道，一靠近城，云梯与土山则陷入地道中，梯毁人亡。

恼羞成怒的史思明命叛军拼死攻城，李光弼诈降，派人与史思明约定某日出降，却暗中把地道挖到叛军营内，营房底下几乎挖空，先用木头支撑着。至约定投降这一天，先派裨将数千人出城，装作投降的样子，叛军将士拭目相看，不设防备。忽然轰隆一声，营中地陷，死伤千余人，叛军惊乱喊叫，乱成一团。李光弼乘机鼓噪而出，斩首与俘虏万余人。

当史思明围攻太原处于进退维谷之际，叛军发生了内讧，安庆绪杀死了安禄山，自立为皇帝，下令史思明归守范阳，留下蔡希德仍围攻太原。这时，叛军上下离心，李光弼及时抓住这一战机，率敢死士出击，大破叛军，斩首七万余级，蔡希德夺路逃命，军资器械，全都抛弃不管了。自此，遂解除了叛军对太原的包围。

李光弼的唐军不满万人，却以一当十，同十余万叛军巧妙周旋了五十多天，歼灭了七万多人。在此期间，他在城东南隅设一幕帐，早晚即在帐里处理军务，从未回府，与将士同甘共苦。他有时路过府门，也不回顾。解围三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天后，军务处理完毕，才回府第。李光弼以少胜多，转弱为强，成功地坚守太原，不仅守住了河东的这座军事、政治要地，而且打破了叛军进犯西北的军事计划，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并从容组织力量平定安史之乱。

激战河阳，力挫敌锋乾元元年（758）十月，郭子仪与广平王李俶率军收复了东、西两都，并与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军六十万将安庆绪围困于邺城（今河南安阳），史思明率十三万大军从范阳南下，以救安庆绪。第二年三月，双方大战于安阳河之北。由于唐军缺乏统一指挥，步调不一。加上一交战，忽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霎时天昏地暗，虽近在咫尺却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一溃遂不可收拾，其他诸军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整勒队伍，全军以归”①。这年七月，郭子仪遭宦官鱼朝恩谗毁而解职，李光弼代其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之职，并知诸节度行营。李光弼奉命离开太原，走马赴东都上任。不久，史思明分四路南下，兵临汴州（治今河南开封）。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未能遵照李光弼坚守的指示行事，一战失利，投降了叛军，致使东都无险可守。李光弼认为叛军乘胜而来，利在坚守，不利速战。洛阳之北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北连泽、潞两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叛军不得西进。于是他整军退守河阳。史思明进入洛阳时，已人走城空，一无所获，他又怕李光弼从背后袭击，不敢居洛阳宫，退驻白马寺南，并于河阳南筑造月城，与李光弼军南北对峙。

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于河南岸洗马，以示其多。李光弼于诸营搜罗牝马五百匹，当史思明的良马来到水边时，群牝马嘶鸣不止，史思明战马闻牝马叫声，皆浮河水而来，被唐军抓获赶到城内，史思明千余匹良马一时丧失殆尽。史思明欲断绝唐军粮道，李光弼驻军野水渡设防。傍晚回河阳城，留下部将雍希颢率千余人守栅寨，并对他说：“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则勿战，降则俱来。”诸将莫明其妙，有的还觉得好笑。这天，史思明果然召来李日越，让他引兵至野水渡，袭劫光弼军营。最后还告诉他说：“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李日越率骑兵于凌晨突至野水渡唐军营，方知李光弼已回城，怕回去被史思明杀害，遂投降，与雍希颢一同来拜见。将士们无不佩服李光弼料事如神。①得此消息，史思明气极败坏，列战船数百艘，前面是火船，欲顺流烧毁河上浮桥。李光弼事先制造了数百根百尺长竿，后边以巨木支撑着，竿头装用毡包着的铁叉，以阻止火船。由于火船不能靠近浮桥，不一会自焚而灭。光弼军又于桥上发射炮石，叛军战船多被击中而沉入水中。最后史思明损兵折将，狼狈败逃。①史思明重整旗鼓，再次进攻河阳。河阳有南、北、中三城。李光弼命骁将李抱玉守南城，自己据守中城，兼顾北城。史思明与伪宰相周挚先攻南城，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元年。

①《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李抱玉血战两天，杀伤甚多，史思明攻不下，改命周挚攻中城。李光弼先于城外设置木栅，栅外挖壕，深、宽各二丈，由大将索元礼据守。周挚依仗人多势众，直逼木栅。又用车运土填壕，并开栅为门。当叛军刚进栅门，立脚未稳时，索元礼率敢死士突然冲出，奋勇杀敌，大败叛军。

周挚收兵，整军布阵，猛攻北城。李光弼立即率军进入北城。这是一场殊死战。李光弼命其将郝廷玉率三百名骑兵攻击敌阵西北角，又命论惟贞率二百名铁骑攻击东南角，其余将士进击中部。他与诸将约定：要视麾旗作战，如麾旗挥动缓慢，任你们自由冲杀；如连挥三下触地，则万众齐入，拼死冲杀，少退者格杀勿论。他常把短刀置入靴中，这时对诸将说：“战，危事，吾国之三公，不可死贼手，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于敌，我自刎于此，不令诸君独死也。”表示誓与诸将同生共死。部署已毕，诸将率军冲入敌阵。经过一阵厮杀后，李光弼见时机成熟，连挥三下，麾旗触地。唐军立时奋勇百倍，呼声震天动地，一起拼命冲杀，叛军抵挡不住，溃不成军。这一仗，叛军被斩首千余级，俘虏五百人，溺水而死者又千余人。叛军大将徐璜玉、李秦授被俘。周挚率数骑逃去。史思明不知周挚军全线溃败，仍在攻南城，李光弼出示俘囚，史思明才知周挚败退，只得垂首丧气退回。①河阳大战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挫折了史思明叛军的锐气，也阻止了叛军的西进，保全了西京长安，使关中地区免遭叛军的再次蹂躏。李光弼劳苦功高，肃宗加授他为太尉兼中书令，并诏令褒奖其赫赫战功。诏令说：“自狂胡构祸，寰宇未清，义勇竭于臣心，勋庸著于王室。顷者余孽，尚稽天讨，蚊蚋相依，仍侵河外，是用仗其深略，为我长城，有穰苴之法令，亚夫之威略，远能挫群凶之锐，全百胜之师，为庙堂之宗臣，成军国之重任。”②邙山之败，愧恨而卒李光弼于河阳同史思明大战数月，成功地阻止了叛军的西进，同时又收复了河阳之北的重镇怀州（今河南沁阳），改变了腹背受敌的局面。这时有人传言：驻守洛阳的叛军都是燕地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如果出击，可一战破敌。毫无军事经验的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信以为真，屡次上言肃宗，请进攻洛阳。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唐肃宗又犯了当年玄宗迫使哥舒翰出关作战的错误，命令李光弼立即进取东都洛阳。深谙敌情的李光弼上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这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于是，唐肃宗促使李光弼进取洛阳的使者相继于道。李光弼迫不得已，命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遂与仆固怀恩率兵并会同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

上元二年（761）二月，唐军在洛阳之北邙山摆开阵势。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而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①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乘唐军布阵未定之际，挥师冲杀过来，唐军阵脚大乱，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遗弃殆尽。李光弼、仆固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②《唐大诏令集》卷六○。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

怀恩渡过黄河，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鱼朝恩、卫伯玉也逃回陕州。李抱玉听到邙山溃败的消息惊慌失措，丢弃河阳而逃。邙山一战，官军损兵折将，河阳、怀州这两个军事要地皆拱手让给了叛军。叛军乘胜西进，惊恐不安的唐廷急忙增兵陕州，以阻止叛军西进。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轻信宦官鱼朝恩的无知妄言而作出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但身为副元帅的李光弼却引咎责躬，一再请求贬职，肃宗只得罢免了他的副元帅、太尉之职，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

叛将史朝义乘邙山之捷率军南下，进攻申、光等十三州。唐肃宗不得不再次启用深孚众望的李光弼，任命他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等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治今江苏盱眙）。李光弼奉命，即刻带病开赴临淮，而监军却以为兵少，请退保扬州，以避敌锋。李光弼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朝廷以安危寄我，贼安知吾众寡？若出不意，当自溃。”遂一路疾驱进入徐州，然后挥师西进，一举收复许州，斩敌千余人，并活捉了二十二名叛将。史朝义分兵攻宋州，李光弼又击败其军。宝应元年（762），李光弼进封临淮王，并图像于凌烟阁，给以功臣殊誉。

安史之乱已持续了七年之久，关中、河北、河南连遭兵燹，唐朝的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八道，人民负担日渐加重，于是在翁山（今舟山群岛）爆发了以袁晁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了台州（今浙江临海）、信州（今江西上饶）等郡，一时发展到二十万人。李光弼遂命部将张伯仪进攻衙州，击败了袁晁义军。至广德元年（763），张伯仪擒获了袁晁，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宦官鱼朝恩因建议肃宗进取洛阳，致有邙山之败，他在羞愧之余，反迁怒于李光弼。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程元振嫉贤害能，也深忌李光弼的战功。肃宗末年，二人专权用事，一再中伤李光弼。自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遭程元振谗言被诛，李光弼深自不安。这年十月，吐蕃军进犯京师，即位不久的唐代宗仓皇逃至陕州，诏令李光弼勤王。他虽拥有重兵，但因惧怕遭鱼朝恩等宦官的陷害，迁延不敢赴援。代宗返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其意向。李光弼又以就江、淮运粮为由，领兵返回徐州，拒不就任。代宗将其母迎至京师，供给优厚，以解嫌疑。

由于李光弼处危疑之地，拥兵不朝，诸将田神功等举止轻慢，李光弼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他抑郁成疾，于广德二年（764）八月卒于徐州。享年五十七岁。赠官太保，谥曰武穆。

李光弼足智多谋，在其戎马生涯中，善于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他治军威严而有方，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后，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改，而当他号令后，军威更加威严。被誉为“自艰难已来，唯光弼行军治戎，沉毅有筹略，将帅中第一”①。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史家称他“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①《册府元龟》卷三九三《将帅部》。

第二节 高仙芝

征小勃律国告捷

高仙芝（？—755年）本是高丽人。出身于将门之家。父名舍鸡，起初在河西军做事，后立军功，官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少年时随父至安西，因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到了二十余岁时即拜为将军，并与父班秩相同。他先在节度使田仁琬、盖加运手下任职，未受到重用。后夫蒙灵詧发现了他的才干，一再提拔重用。到了开元末，即升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原为唐属国，又是吐蕃通往四镇的交通要道，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国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因此“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中断了对唐朝的贡献，“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③。天宝六载（747），唐玄宗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步骑一万进讨小勃律。当时步兵皆有私马相随，于是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经过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进入握瑟德（今新疆巴楚东北），再经过疏勒（今新疆喀什），翻过葱岭（今帕米尔），过播密川，抵达小勃律特勒满川。高仙芝一路跋山涉水，行军百余日。至此，他分兵三路：命疏勒赵崇玭从北谷道，拨换贾崇瓘自赤佛道，高仙芝与监军边令诚一起从护密道，约定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连云堡南面依山，北临婆勒川。堡内有兵千余人驻守，城南又因山为栅，栅内有九千多兵士据守。当唐军进至婆勒川时正是早晨，河水低缓。高仙芝命兵士每人自备三天干粮，迅速涉过了婆勒川。仙芝对边令诚说：“向吾方涉，贼击我，我无类矣。今既济而阵，天以贼赐我也。”连云堡守兵连做梦也不曾想到唐军会突然自天而降，遂惊慌依山拒战，炮石檑木如雨。高仙芝下令说：“不及日中，决须破虏。”郎将李嗣业为陌刀将，手持一旗，领陌刀手自险处先登，奋力杀去，未到中午即攻占其城，斩五千人，活捉千人，获得战马千余匹，衣资器甲数以万计。高仙芝欲乘胜深入小勃律内地，监军边令诚畏惧而不肯行。仙芝只好留下老弱兵二千人，让边令诚领着守城，自己率兵继续深入。高仙芝率军南行三日，将至坦驹岭（今克什米尔北部德尔果德山口）。

山岭险峻，多悬崖峭壁，岭长四十里，下岭即阿弩越城。他料到兵士惧怕险阻不敢下岭，即暗中先派出二十名骑兵，穿阿弩越城着胡服，假称阿弩越城人前来迎接，以消除兵士的惧怕心理。当大军将下岭时，兵士果然恐惧不肯下，并对仙芝说：“公驱我何去？”话未说完，其事先派出的二十人恰巧从岭下赶到，并说：“阿弩越城胡来迎，已断娑夷桥矣。”娑夷桥是一座藤制桥，是小勃律通往吐蕃的唯一之路，断桥则吐蕃不能入援。兵士听了，畏惧心理顿消，高兴地下岭。下岭不久，果然有胡人来迎。第二天即顺利进入阿弩越城。高仙芝命将军席元庆率精骑一千先行，让他先告诉小勃律国王说：“不窥若城，吾假道趋大勃律耳。”城中有五六个酋领，皆死心塌地投靠吐蕃。仙芝又与元庆约定说：“若酋领逃者，递出诏书呼之，赐以缯彩，至，皆缚以待我。”元庆按他的命令行事。当高仙芝到达时，席元庆已缚住了那五六个酋领，命将斩首。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已逃入山洞，仙芝招谕，才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③《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小勃律传》。

肯出降，“遂平其国”。仙芝急令席元庆砍断娑夷桥。当天傍晚，吐蕃入援大军赶到，但桥已砍断。这座藤桥长有一箭之地，修复需要一年的时间。吐蕃虽心急如焚，却坐视不能相救。九月，高仙芝押着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经赤佛堂路回到连云堡，与边令诚会师后，班师回安西。自平定了小勃律国之后，“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九月末，高仙芝回军至播密川，即令刘单起草捷报，并派中使判官王廷芳进京告捷。由于事前未告诉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招致了他的妬嫉与怨恨。当高仙芝一行人回到河西时，他不派一人前来迎接慰劳，反以“噉狗肠”、“噉狗屎高丽奴”等污言秽语把高仙芝骂得狗血淋头，认为高仙芝经自己举荐才步步高升，今天却不告知自己而擅奏捷报，是忘恩弃义。最后又训斥他说：“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高仙芝忧惧不安。监军边令诚感到夫蒙灵詧对待此事殊不公正，遂将此事上奏朝廷。其年十二月，朝廷为嘉奖高仙芝的赫赫战功，制授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詧为四镇节度使，并征调夫蒙灵詧入朝。

高仙芝虽擢任为安西四镇节度使，见了夫蒙灵詧仍是“趋走如故”，毫无报复之意，这倒使他心里不安。副都护程千里、大将军毕思琛、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也曾在夫蒙灵詧面前诋毁过高仙芝，他领节度使后批评程千里说：“公面似男儿，心如妇人，何也？”又责备毕思琛过去凭借威福，擅夺他城东一千石种子庄，最后还对思琛说：“我欲不言，恐汝怀忧，言了无事矣。”又把王滔等叫到面前，命拉下去将笞打，过了一会又都释放。由于高仙芝把过去彼此之间结下的怨隙一一挑明，并予以宽免，使军将们消除了顾虑，“由是军情不惧”。

天宝八载（749）十一月，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叶护失里伽罗上表唐廷说，朅师国（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奇特拉尔）王亲附吐蕃，受小勃律镇军困苦，运粮受阻，欲发兵击破朅师国，请求唐朝调发安西兵助战，来年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进至大勃律。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奉命出军，遂于翌年二月击破朅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三月，唐廷册立勃特没之兄素迦为朅师王。①怛逻斯战役之败天宝八载十二月，高仙芝上奏石国（昭武九姓之一）无蕃礼节，请求进讨。经唐廷允许后，遂发兵进攻石国。高仙芝派人先与石国约和，然后乘其不备，出兵掩袭，遂俘虏石国王及其部众，胜利而归，并尽杀其老弱。高仙芝为人贪婪，掠得石国瑟瑟（碧珠）十余斛，黄金五六骆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②。

天宝十载（751）正月，高仙芝入朝，献其所俘获的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玄宗以其功勋卓著，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任命他为武威太守，并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由于安思顺讽劝部下“割耳剺面”苦苦相留，此令未能实行。遂改任右羽林大将军。

高仙芝以欺诈的手段攻破了石国，并大肆杀掠，石国王子将此遍告昭武诸胡，激起了他们的愤慨，便暗中联合大食国共同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获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知此事后，遂于其年四月亲率蕃、汉兵数万进攻大食，深入其境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军遭遇，双方激战五日，未见胜负。在双方相持的重要时刻，唐军中的葛罗禄部众突然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夜间逃跑。由于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又在前面挡住去路，人马壅塞道路，幸亏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奋起大棒，为他杀开一条血路，才得以逃脱。这次战役，“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千余人”。①枉死于宦官的屠刀下天宝十四载（755），高仙芝封为密云郡公。十一月，安禄山叛反于范阳，挥师南下。唐玄宗在派出封常清东讨叛军之后，又以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统率飞骑、彍骑及朔方等兵，又出禁中钱召募了关辅新兵，计五万人。十二月一日，高仙芝从长安出发，玄宗亲自在勤政楼为荣王、高仙芝举行宴会，又到望春亭为他们送行，并命边令诚为监军。

高仙芝率军进驻陕郡（今河南三门峡西）。由于天下承平岁久，兵不习战，再加上中原地区防务空虚，安禄山叛军迅速逼近东都，把封常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狼狈逃往陕郡。不久前曾夸口“挑马箠度河，计日取逆胡首以献阙下”的封常清这才认识到叛军锐不可当，劝高仙芝退守潼关，以阻止叛军西进。高仙芝依从了封常清的建议，急忙打开太原仓，把库中的缯布全部分赐给将士，放火焚烧了仓库，率兵向潼关方面撤退，中途被叛军追及，官军一触即溃，“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官军退入潼关后，高仙芝马上整顿部伍，缮修守备，士气也渐渐振作起来。叛军前锋很快兵临关下，攻关不下，只得退走。

潼关是长安的东大门，潼关以西，长安已无险可守。官军扼守潼关，完全能阻止叛军西进关中，高仙芝退守潼关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监军边令诚常常以私人相请托，遭到高仙芝的拒绝，因而怀恨在心。在他入朝奏事时，具言仙芝、常清的所谓逗留桡败的情状，并诬奏高仙芝“盗减军士粮赐”。昏庸的玄宗听信宦官的一面之辞，误以为真，十分恼怒，敕令将二人处以死刑。

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手持敕书到了潼关，先杀了封常清，暴尸于芦苇之上。这时高仙芝恰好回到厅上，边令诚调来一百多名陌刀手作为侍卫，然后来到厅上对仙芝说：“大夫亦有恩命。”接着宣布了高仙芝的罪状，并处以斩首。仙芝听了感到十分冤枉，极力分辩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他回头对麾下说：“我募若辈，本欲破贼取重赏，而贼势方锐，故迁延至此，亦以固关也。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于是军中遂异口同声，高呼“枉！”其声震天动地。①尽管如此，不以大局为重，执意以私害公的边令诚并不顾忌这些，高仙芝终于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高仙芝是唐玄宗时期的名将。他镇守安西，为维护唐西陲的安全、加强与西域的联系作出了贡献。他退守潼关，暂避敌锋，有利于阻止叛军西进长安。但由于宦官的诬陷，唐玄宗的偏听偏信，遂致身死，令人惋惜。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第三十章 唐德宗

唐德宗，名李适（742—805），代宗之子。广德元年（763）代宗即位，史朝义占据东都洛阳，代宗任命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晋封鲁王，后又改封雍王，率军讨代史朝义。不久河北平定。李适被任为尚书令。广德二年（764）被立为太子。大历十四年（779）李适即位。时为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一心想使唐中兴。

第一节 讨伐藩镇，指挥失当

安史之乱后，唐朝内忧外患重重，政治危机四伏，最使统治者感到烦恼的就是藩镇割据。河北、淮西的割据势力最为强大，“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他们拥有大量军队，修筑城堡，自设文武官吏，自己征收赋税，不向国家缴纳贡赋，同时互相勾结抗拒朝廷。唐肃宗、代宗时期由于统治者无能为力，对藩镇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政策。德宗即位后，藩镇势力有增无减，德宗再也不能容忍，一心想要平定藩镇。建中元年（780）他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讨伐藩镇提供了军费。

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成为唐讨伐藩镇的重要契机。在此之前，李宝臣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相互串通，力图在藩镇内实行父传子的世袭制。因而在大历十四年（779）田承嗣死时，李宝臣极力向朝廷请求，立田悦为魏博节度使，得到了唐代宗的准许。所以到此时田悦接连为李宝臣之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继任节度使，德宗正想革除以前的弊病，没有答应。有人劝谏德宗说：“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德宗说：“李惟岳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德宗终究没有准许。于是田悦与李正己等派遣使者暗中谋划，联合起来对抗朝廷。

建中二年（781）五月，魏博镇田悦进攻邢州和临洺县，挑起了战端。德宗下令任命李晟为神策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联合授救临洺。六月，由于梁崇义据有襄、汉七州，不听招抚，顽固抗拒朝命，德宗授予李希烈南平郡王的爵位，加任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统领各道兵讨伐梁崇义。杨炎劝谏德宗，指出李希烈为人心狠，不讲情义，其曾为董秦（李忠臣）养子，董秦对他信任无比，而他最终却驱逐了董秦取而代之。其人“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德宗没有听从劝告。

七月，唐官军将领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在临洺大败田悦军，同时唐将又在徐州大败魏博、淄青军。当时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已死，他的儿子李纳擅自统领军务，被唐军击败后，退回濮州，接着唐德宗命令卢龙节度使朱滔攻打成德李惟岳，李惟岳战败逃回恒州。这时藩镇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李惟岳的部下王武俊杀死了李惟岳，投降了唐朝。在此之前的建中二年八月，李希烈攻打襄、汉，取得了胜利，梁崇义兵败自杀。德宗对于一时取得的胜利缺乏清醒的估计，对藩镇的割据形势、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认真的分析，因而采取了一些失当的措施，使平定藩镇的斗争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祸。

当时德宗任命成德镇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另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将德、棣二州分给朱滔，目的是在给降将和有功之臣赏赐的同时，分散和削弱藩镇的力量。结果，王武俊认为自己功劳大，地位反而比张孝忠低，和康日知并列，很不服气，拒绝接受朝廷的任命。朱滔想要取得深州，已经屯兵据守，不想交给康日知，对朝廷这样的安排也很不满。于是这一纸任命促使朱滔、王武俊反倒与田悦、李纳相互勾结，共同反抗朝廷，使藩镇战争进一步扩大。朱滔又写密信给他的哥哥凤翔节度使朱泚，约定共同谋反，信被马燧查获，唐德宗就将朱泚召到长安，进行监视。同时又派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协助马燧攻打河北三镇，李怀光先胜而后败，唐军与叛军处于相持状态。这样叛军各将帅就相约称王，明目张胆地与朝廷对抗。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拥立朱滔为盟主。李希烈在击败梁崇义后就已不听朝命，叛军各将乘机劝李希烈称帝，以相互声援。

建中三年（782）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兵强粮足，势力最强。他派兵四处抢掠，并包围郑州，威胁洛阳，李希烈的反叛使战火由河北扩大到河南。建中四年（783）八月，李希烈率领三万兵包围襄城，攻打哥舒曜。九月，宣武节度使李勉派遣部将唐汉臣率兵一万援救襄城，德宗派刘德信率军助战。李勉奏称：“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①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积极建议，但是李勉派遣二将奔往许州，未到数十里，德宗就派遣中使责备李勉违背诏令，将二将追回，结果遭到许州叛军的拦击，官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希烈的军队掠夺到伊阙，李勉派四千人加强防守东都洛阳，被李希烈断绝后路。宣武军从此士气不振，襄阳城处境更加危急。这些都是德宗指挥失当的恶果，不仅错过了战机，而且使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第二节 泾原兵变

建中四年（783）九月，德宗征发泾原等各道兵马援救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来到长安，士兵们冒着雨，天气寒冷，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优厚赏赐，结果一无所得。士兵们出发到了浐水，德宗下诏，命令京兆尹王翔犒赏军队。王翔只给粗饭素食，引起了士兵的不满，导致哗变。士兵们扬言：“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于是击鼓呐喊，攻入京城。姚令言正入朝辞行，听说后急忙赶来劝解士兵们说：“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②士兵们不听，用兵器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德宗急忙命令每人赏赐布帛二匹，众人更加愤怒，用箭射中使，德宗又令中使安抚士兵们，可是乱军已到了通化门北，中使一出城门便被乱兵所杀。德宗又命令拿出二十车金帛赏赐给士兵，这时乱军已经入城，不可阻挡，德宗带领部分皇妃、太子、诸王等人仓皇出逃。

自从鱼朝恩被杀后，宦官不再掌管军队，此时，曾在东宫服侍过德宗的两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统领宦官及左右的人仅一百人随从，让普王李谊为前导，太子殿后。司农卿郭曙正领家兵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听说德宗出行，也立即随从，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射箭，得知消息后也率领部下四百人从行。翰林学士姜公辅拦在马前提醒德宗说：“朱泚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①但德宗逃命要紧，哪还顾得上听从他的话。德宗经由咸阳到了奉天，下诏征发附近各道的兵马入援，左金吾大将军浑瑊来到奉天。由于浑瑊平素很有威望，众人心里才逐渐安定。

乱军进入皇宫后，大声喧哗呼喊，争相进入府库夺取金帛。姚令言与乱军商量，认为众人没有主帅，难以持久。于是从私宅中迎接朱泚入宫，拥立为主帅。当时一些朝官劝朱泚迎接皇上车驾回宫，朱泚不听。光禄卿源休劝朱泚称帝，赋闲而居的李忠臣、张光晟等人也支持朱泚叛乱，凤翔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也率兵从襄城投奔而来，朱泚认为是众望所归，决心反叛。于是与河北各藩镇相呼应，并准备进军奉天。

当时有人告诉德宗说：“朱泚被乱兵拥立为帅，将要攻城，要做好防守准备。宰相卢杞咬牙切齿地说：“朱泚忠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从乱，伤大臣心，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德宗也认为朱泚不会背叛，又听说各大臣劝朱泚奉迎他回宫，就下诏给各道来到的援军，让他们都安营在三十里外。姜公辅劝谏说：“今宿卫军寡，防虑不可不深，若（朱）泚竭忠奉迎，何惮于兵多；如其不然，有备无患。”德宗才把全部援兵招入城内。朱泚果然派泾原兵马使韩旻率兵三千人，谎称迎接皇上车驾，然而在段秀实等人的拚力阻止下，阴谋没能得逞。

德宗刚到奉天时，嫌奉天地方狭小，想移驾凤翔。户部尚书萧复听说后，急忙朝见德宗说：“陛下大误，凤翔将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与之同恶者。臣尚忧张镒不能久，岂得以銮舆蹈不测之渊乎？”德宗说：“吾行计已决，试为卿留一日。”第二天，果然听说凤翔部将李楚琳作乱，杀节度使张①《旧唐书》卷一三八《姜公辅传》。

镒，投降了朱泚。德宗总算幸免不测。右龙武将军李观率领一千多卫兵跟随德宗在奉天。德宗命他召募军队，几天之内召集到五千多人，列队在交通要道，旗鼓严整，使城内的人精神为之一振。

此时，朱泚从白华殿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自设文武官吏，公开亮出了反唐的旗号。同时，朱泚写信给朱滔说“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当与卿会于洛阳”。表明要与河北藩镇势力联合推翻唐朝。朱泚称帝，打破了德宗的幻想，他向魏县行营告急，李怀光率领朔方军前来救援，李晟也沿路收编士卒回救，浑瑊坚守奉天。朱泚则加紧进攻奉天，亲自督战，围攻了一个月，形势极为危急。奉天城内的财物、粮食都已耗尽。德宗派人出城侦察敌情，由于天气寒冷，这些人跪着奏请给短袄、套裤各一件，德宗为他们到处寻求，竟无所获。

朱泚忧虑长安内部局势不稳，就更加紧攻击奉天，并制造了大型云梯、轒辒车等攻城器具，集中进攻城的西北角，箭石如雨而下，城内死伤的人不可胜数。叛军已经有登上城的人，德宗和浑瑊相对而哭，群臣只有抬头向天祷告。德宗拿出了从御史大夫、食实封五百户以下的空名告身一千多通给浑瑊，让他召募敢死勇士抵抗。城内敢死士击鼓呐喊，努力奋战，烧毁云梯，叛军大败。此时，又得到李怀光援军即将来到的消息，城内军民一时士气大增。紧接着李怀光又在礼泉击败朱瑊的军队，朱瑊感到害怕，领兵退守长安，奉天城转危为安。

第三节 李怀光之叛

奉天解围后，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直言不讳地向德宗指出：“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未艾也！”①事情果不其然，由于德宗的昏庸，没有给予李怀光以适当的安抚，却一味地听从卢杞的意见，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招来李怀光叛乱。

李怀光性格粗略，多疑，他从山东赶来奔赴国难，多次对人说卢杞、赵赞、白忠贞三人奸诈、谄媚。并且说天下之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见了皇上，应当请求处死他们。奉天之围解脱后，李怀光居功自傲，认为德宗一定会以极高的礼仪迎接他。有人传告赵赞说：“怀光缘道愤叹，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犒赐刻薄，致乘舆播迁者，三臣之罪也。今怀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诚，询访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王翃、赵赞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卢杞，卢杞心里害怕，就很狡猾地对德宗说：“怀光勋业，宗社是赖。臣闻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举破贼；今若许其朝觐，则必赐宴，赐宴则留连，使贼得京城，则从容完备，恐难图之。不如使怀光乘胜进取京城，破竹之势，不可失也。”①德宗认为有理，遂令李怀光直接率领军队驻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按规定日期一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自以为行走数千里，竭尽诚心，奔赴国难，击败朱泚，解开重围，而近在咫尺之间，不能见到天子，心中非常不满。说：“吾今以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于是领兵屯驻咸阳，而不进兵。又多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众人也议论纷纷，指责卢杞。德宗不得已，在十二月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李怀光胁迫朝廷驱逐了卢杞等人后，自己内心感到不安，遂萌背叛朝廷的意图，又厌恶李晟独当一面，担心他讨伐叛军取得成功。就奏请与李晟合为一军，企图乘机并吞，朝廷不明真相，下诏同意两军联营。但由于李怀光心怀鬼胎，作战计划总是和李晟不一致，相互之间很不协调，李怀光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德宗多次派中使催促他。李怀光借口士兵疲惫，抵制朝命。暗中却与朱泚相互勾结，阴谋逐渐暴露。兴元元年（784）二月，李晟上奏朝廷要求移军东渭桥，最后终于脱离了李怀光。

李晟认为李怀光谋反的迹象已经明显，形势危急，上奏德宗应该有所防备，通往蜀、汉的道路不能阻塞，请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领兵五百人驻守，以防患于未然，德宗犹豫不决，未能采纳。德宗想要亲自带领禁兵到咸阳，以安抚慰劳为名，督促各将进兵征讨。有人告诉李怀光说，这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李怀光大为惊恐，谋反的想法更加强烈。德宗将要出发到咸阳，李怀光言词更加无礼，德宗还怀疑被坏人所离间，就加任李怀光为太尉，来进行笼络，并且赐予铁券。使者宣布圣旨，李怀光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地上说：“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于是奉天开始严守门关，加强防备。加任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继而又加任为同平章事，把挽救唐朝的危机寄托在他的身上。

李怀光利用夜间袭击了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及神策行营兵马使杨惠元的军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①《旧唐书》卷一三五《卢杞传》。

队，夺取了他们的军队。并且宣布：“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且当远避。”①公开亮出了反叛的旗号。李怀光派他的部将赵升鸾进入奉天，约定晚间派遣别将放火烧乾陵，让赵升鸾作内应，威胁皇上车驾。赵升鸾将此事告诉了浑瑊。浑瑊告诉了朝廷，请德宗到梁州。朝臣及将士随德宗而行，情形非常狼狈。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第四节 收复长安，藩镇得势

李怀光的反叛，使唐朝刚缓和的局势又转恶化，不少唐官投降了朱泚。

甚至马燧也感到绝望，撤回了救兵。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李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力挽狂澜，表现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当时李怀光、朱泚两股反叛势力联同一气，李晟以孤军处在两个强敌之间，内无粮食，外无救兵，仅仅以忠义激励将士们，虽然势单力薄，但锐气不衰。

而李怀光的部下有许多人不愿意跟随其反叛。他的部将李景略劝他“取长安，杀朱泚，散军还诸道，单骑诣行在，如此，臣节亦未亏，功名犹可保”。他最终没能听从，内部很不稳定。后来朱泚对他态度很傲慢，彼此之间产生了隔阂，还有的将士逃离了他而投降了李晟。李怀光内忧部下兵变，外怕李晟袭击，于是领兵向东投奔河中。

李晟“修城隍、缮甲兵”，征收渭北粮草，做好了进攻长安的物质准备，同时，骆元光的华州军、尚可孤的神策军、戴休颜的奉天军，韩游瓖的邠宁军等相继来到，都接受李晟指挥，军势为之大振。

德宗到梁州后，由于山南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自安史之乱以来遭到盗贼的抢掠，户口减少了一大半，虽然控制十五州，租赋不如中原的几个县。当德宗的车驾一到，粮食供应出现困难。因而德宗想要西去成都。朝臣严震奏告德宗说：“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以为声援。若幸西川，则晟未有收复之期也。”众人议论不决，适逢李晟上奏表指出，陛下驻扎在汉中，可以维系众人之心，形成消灭叛贼的有利形势。“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①德宗去成都的想法才作罢。严震则千方百计征收财赋，使百姓不至于贫困而供应又能得到保证。

兴元元年四月，加任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五月，李晟大规模列兵，向将士们宣布要收复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和皇城的完好无损，李晟制定了从宫苑北部进攻，直捣叛军腹心的策略。五月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击败朱泚的叛军，五月二十五日夜间，李晟把军队从东渭桥转移到光泰门外，逼近京城。大批叛军攻上前来，被官军打得大败，李晟军乘胜进入光泰门，斩杀叛军数以千计。五月二十八日，李晟派遣牙前将史万顷率领步兵直抵苑墙，已开苑墙二百步，叛军树栅栏堵住，官军不能前进，后史万顷率军拔去栅栏而入，骑兵随后进击，叛军大败。追击到白华门，朱泚、姚令言率领一万多叛军逃跑。李晟收复了京城，官军号令严明，秋毫无犯，长安秩序安定。与此同时，浑瑊与戴休颜也在咸阳击败叛军三千，韩游瓖则率军追击朱泚到泾州。六月，李晟将收复京城的文告送到梁州，进呈给德宗。德宗感激涕零，群臣表示祝贺。德宗加任李晟为司徒，兼中书令。朱泚、姚令言逃往泾州，泾州田希鉴闭门不纳，姚令言被士卒所杀。朱泚后又逃往彭原，被其部将韩旻所杀，把首级传送到梁州。七月，德宗车驾回到长安，至此，历时九个月的朱泚之乱才告平息。

李怀光到河中后，无所施展。德宗回到长安后，李怀光曾派他的儿子向朝廷表示谢罪，请束身归朝。德宗考虑到他有奉天解围之功，想要赦免他的罪过。于是下诏授予李怀光太子太保的官爵，允许他从其部下中选择功劳大的一人统领他的部众。德宗派遣给事中孔巢父前往河中宣布诏令，但李怀光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不接受诏令，孔巢父也被他的部下杀害。德宗就派浑瑊、马燧围攻河中，贞元元年（785）八月，李怀光兵败自杀。

由于泾原兵变、朱泚叛乱，唐与河北藩镇的矛盾居于次要地位。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则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劝说王武俊归顺朝廷。德宗在奉天被围困时，派人向田悦、王武俊、李纳说明，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过，并给以优厚的官爵，使他们归顺朝廷。三人看到割据的地位可以得到承认，就秘密向朝廷表示归顺的诚心。兴元元年（784）春，德宗下罪己诏，宣布大赦天下。诏令中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咸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除朱泚之外，“并从原宥”。这个诏书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藩镇割据的状况，但对于缓和与河北各藩镇的矛盾，把矛头集中指向朱泚、消灭朱泚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早已为魏博节度使，此时，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朱滔因与朱泚相呼应，出兵南下，和田悦发生矛盾，而攻打魏博，后被李抱真和王武俊击败而一蹶不振，退回幽州。贞元元年（785）朱滔病死，将士们拥立刘怦为主帅，朝廷就任命刘怦为幽州、平卢节度使。贞元二年（786）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归降朝廷，朝廷任命他为淮西节度使。后来吴少诚又杀死了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就又任命他为淮西留后。德宗对藩镇的战争，最后以承认藩镇既得利益的妥协政策而宣告结束。

第五节 起用李泌，通好回纥

兴元元年（784），德宗从奉天逃往汉中后，征召了曾侍奉过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老臣李泌。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李泌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目光敏锐，善于洞察事物，又足智多谋。他对德宗的弱点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善于劝谏，对德宗的后期统治具有不可忽视的辅佐作用。在朱泚叛乱之际，德宗曾约定吐蕃出兵援助，许诺割让安西、北庭作为代价。后朱泚大败，吐蕃虽然出兵但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援助，大掠武功而回，长安平定后，吐蕃请按约定取得安西、北庭二镇。昏庸的德宗竟然想割给两地。李泌劝阻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①并指出：“两镇之人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于是德宗拒绝了吐蕃的要求。

贞元元年（785），李泌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贞元三年，又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德宗对他更加信任，李泌则以他的聪明才智对德宗的错误思想进行疏导，取得了很大成效。

德宗曾与李泌论及即位以来的各个宰相。说：“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李泌说：“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德宗说：“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问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李泌立即反驳说：“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政刑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德宗说：“朕好与人较量事理..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也。”李泌指出：“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①由于李晟、马燧久战沙场，屡建大功，受到了德宗的猜忌，李晟、马燧感到疑虑不安。贞元三年（7s7），李泌初任宰相，即与李、马二人一同朝见德宗，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愿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今晟、燧富贵已足，而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国家有事则出从征伐，无事则入奉朝请，何乐如之！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了李泌的剖析，深感这是关系国家安危之大计，表示接受，一席话消除了君臣之间猜疑。德宗对李泌的劝谏总是感到说理深透，心悦诚服，不能不从。它如对李勉失守大梁的处理，韩滉聚兵修石头城的疑虑，在李泌的开导之下也都使德宗慎重处之。李泌对德宗贞元时期的内政外交，作了许多有益的事。贞元三年，回纥①《新唐书》卷一三○《李泌传》。

①《旧唐书》卷一三○《李泌传》。

合骨咄禄可汗，多次要求和好，并提出和亲。李泌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地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来对付吐蕃的方针。但由于德宗在以前回纥援助唐朝平定叛乱时曾受到回纥可汗的侮辱，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当回纥要求和好时坚决反对，说：“朕于卿言皆听之矣，至于回纥，宜待子孙，于朕之时，则固不可！”李泌以极大的耐心，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德宗进行了十五次劝谏，指出“回纥不可怨”。说明回纥可汗已经杀死曾侮辱过德宗的牟羽可汗，回纥人有两次收复京城的功劳，有什么罪过呢？而吐蕃则对唐国幸灾乐祸，乘机攻占了河陇地区数千里的土地，又领兵进入京城，使先帝流亡陕州，蒙受耻辱，这才是百代必报的仇恨。“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耳。”德宗说：“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李泌回答说：“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安有复相拒乎！”又指出与回纥和好之后，可使唐朝“威加北荒旁慑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德宗终于听从了他的意见。

过了不久，回纥可汗称臣，与唐和好，德宗极为高兴。问李泌与回纥和好后，对云南、大食、天竺采取什么对策。李泌回答说：“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白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唐朝又答应将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贞元四年（788）回纥合骨咄禄可汗遣使迎娶公主，极为隆重。并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①于是回纥与吐蕃断绝关系。

贞元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为了劝说南诏归唐作了长时间的努力，多次遣使抚慰。贞元九年（793）云南王异牟寻分三路派遣使者向唐朝表示归顺的忠心。贞元十年派使者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求恢复南诏国号，表示脱离吐蕃归唐。贞元以来吐蕃经常对唐的西北边境进行骚扰，并曾以会盟为名，对唐进行了袭击。至此，吐蕃的两个与国成为敌国，形势大变。吐蕃处境困难，对唐朝的威胁得以解除，李泌的对周边各族的策略取得了成效。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德宗贞元四年。

第六节 贞元年间的其他弊政

比起建中时期（780—783）的大规模动乱，相对而言，贞元时期虽然也不安宁，但总的来说比较平稳，各藩镇割据势力的要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朝廷得到名义上的尊奉。这是唐朝廷和地方割据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

在这个时期，由于德宗多少还能听一些谏臣们的正确意见，避免了一些政治失误。但由于德宗的昏庸，还有许多弊政给唐朝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宦官掌兵权是此时的一大弊政。唐朝自从鱼朝恩处死以后，宦官不再典兵。但这种情况到了德宗时期发生了变化，德宗即位后本来也不信用宦官，泾原兵变时，由于情况紧急，曾在东宫侍奉过德宗的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就率领宦官及左右的一百人随从，使窦、霍二人得以掌管禁卫之军。以前德宗把禁卫军全部交给神策军使白志贞统管，白志贞多接受富人的贿赂把他们补为禁军，“名在军籍受给赐，而居市廛为贩鬻”。司农卿段秀实上奏说：“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①德宗不听。致使泾原之变时，竟无一人出来抵御乱兵。到了奉天后，德宗将白志贞贬斥，把左右军交给窦文场、霍仙鸣统领。兴元初年，任命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宦官才开始典兵。德宗回到长安后，对于一些宿将颇为疑忌，凡是掌管许多兵马的人，全予罢免，而诏令窦、霍二人掌管左右神策军。贞元十二年（796）特设立护军中尉两人、中护军两人率领禁军，于是任命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军中尉，神策军扩大到十五万人，使“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②。为唐后期宦门挟持兵权，专掌朝政，废立皇帝埋下了祸根。

收取进奉，兴办宫市是此时的又一大弊政。为了满足德宗的贪欲，节度使以进奉为名，巧立各种名目，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贞元年间，宫中还以宦官为使，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称之为宫市。他们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场所设置了数百东西张望的人，称为“白望”，他们察看人们出卖的物品，人们不敢询问他们的由来及讲论价钱的高低。一般是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来换取价值几千的物品。他们用破旧的衣服布帛染上红紫色，按照尺寸付给卖主，还要勒索脚价钱。名为宫市，实为强夺。所以“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汁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可见宫市给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

崇信奸臣是德宗一朝致命的弱点，给他的统治增添了浓重的阴暗色彩。

在建中年间他崇信卢杞，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身受其害，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乱。一直到贞元年间，他又宠任奸臣裴延令掌管财政，裴延令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德宗的贪欲，不顾百姓贫困，大肆聚敛财物。宰相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②《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陆贽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令奸诈欺妄，不可信任，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将会招致祸乱，言语极为深切。但德宗却不听忠告，反而贬斥陆贽等人。

贞元十五年（799）德宗任命常州刺史李鉤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鉤以刻剥百姓，专事进奉、贡献，来取悦德宗。李鉤恃宠骄纵，无所顾忌，以致盗取国库财物。浙西的平民崔善贞来到京城密奏李鉤不法之事，德宗看到后，很不高兴，将他用枷锁拘禁送给李鉤。李鉤即将崔善贞连同枷锁一齐活埋在道旁，远近的人听说了，不寒而栗。可见德宗愚妄到什么程度。由于德宗的纵容，致使李鉤成为宪宗时地方割据势力的一大祸患。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终年六十四岁。德宗在位二十五年，自称励精治道，但没有玄宗开元盛世那样辉煌业绩，却有天宝之乱那样动荡不安。

第三十一章 陆贽

第一节 政治经历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十八岁登进士第，任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可谓少年得志。后又任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唐德宗当太子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陆贽被召为翰林学士，参与机谋。陆贽一心想报效恩遇，锐意于治，“政或有缺，巨细必陈”，为德宗所看重。

当时，德宗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之弊，政局混乱，在即位的第二年，因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继位，德宗不准而引起藩镇连兵。继而在建中四年（783）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进攻襄城（今属河南），九月德宗调发泾州、原州（今甘肃镇原、固原）之兵五千人前往援救，因接济不周，引起士兵哗变，攻入长安城，拥立朱泚为帝。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陆贽也从驾在左右。

当时天下大乱，机务繁忙，千头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而陆贽才思敏捷，一挥而就。“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并且又通俗易懂，人人可晓。同僚都很佩服他的才能。陆贽继而被任为考功郎中，掌管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德宗与他经常形影不离，在南奔梁州（今陕西汉中）的途中，由于路险，德宗“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①。可见尊崇之深。

德宗是个“昧于经国之务”的君主，陆贽以敏锐的政治目光，从大局出发，及时对德宗的过失进行劝谏。

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献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试官给予嘉奖，陆贽加以劝阻说：“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用。”如果滥施赏罚：“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使献瓜果的人比冲杀在疆场不顾生死的将士获得的奖赏还高，就难以劝勉臣下了。

泾原兵变后，群臣有给德宗上尊号之举，陆贽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使德宗以改兴元年号而作罢。并在改元的同时接受陆贽的建议，下大赦令。兴元元年（784）一月，王武俊田悦、李纳接受朝廷赦令，去掉王号，上表谢罪，局势略有缓和。

在奉天，陆贽还对德宗处在危难之中，要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以贮存四方贡物”，不敦行俭约，流露出骄奢之情，加以谏止。

在当时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陆贽能够洞察形势，进行分析，作出正确决策。在平定朱泚之乱的过程中，李怀光心怀异志，不全力追讨叛军，逗留不前，陆贽多次上奏李怀光反状已萌，促使犹豫不决的德宗同意李晟移军东渭桥，以防止被李怀光所吞并。又向德宗指出李建徽、阳惠元二节度使之军也将为李怀光所并吞，并说：“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敦促德宗采取果断措施，防患于未然。但德宗迟疑不决。在李晟移军东渭桥不久的兴元元年二月，李怀光果然和朱泚通谋叛唐，夺得李、阳二节度之兵，迫使德宗又从奉天逃亡梁州。《旧唐书》说陆贽“练达①本章材料依据旧、新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注出。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兵机，率如此类”。

德宗在奉天、梁州的危机重重的时期里，虽有宰相，可是大小之事，都由陆贽出谋画策，因而陆贽有“内相”之称。由于一些权臣的嫉妒和谮毁，又由于陆贽过于骾直，德宗虽很看重他，却久久不任他为宰相。在梁州时他被任为谏议大夫。兴元元年七月，平定了朱泚之乱，德宗回到长安，仅授以中书舍人之职。但陆贽仍一如既往，“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贞元七年（791）任为兵部侍郎知贡举。贞元八年，反对陆贽的宰相窦参受到贬斥，于是陆贽任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当了宰相。

陆贽从政之时，由于藩镇割据，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又复杂，政治斗争已发展为直接的军事对抗。李贽从维护唐朝的封建统治出发，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疏，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

第二节 政治思想

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①。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②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③。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①，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②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③。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所谓“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这就必须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适当地考虑一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①，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可能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

为了取得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贞元八年（892）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的时候，他劝德宗给予抚恤，并说：“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②为了取得人心，陆贽提出国家必须要用度有节，躬行俭约，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以弭民怨。他要求“均节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取得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诏书中还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诏书下，“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感泣”。后来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陆贽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收到了一些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顾瞻观望的势力能够倾向于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立国之权，居重驭轻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大量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能制”①。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②。显然李唐皇朝要想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认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为此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够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地武备放松，地方的节度使权力日益扩大，关中实力日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八年。

①《新唐书》卷二一二《李怀仙传》。

②《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

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这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则“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会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①的方针。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求才贵广，考课贵精”

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②。又往往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说“汉高禀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弟四，对于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第六，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为了能够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①的重要原则。所谓“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认为“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才能通过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则天那样：“弘委任之意，开汲引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说：“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认为“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②。他反对“以一言忤犯，一事过差，遂从弃捐”，终身而不复用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并指出：“贬降之辈，其中甚有可称者”，也应该录用，何况其中有些是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③的人，只有做到这样广泛地搜罗人才，才能使“人无滞用，朝无乏才”。为了广开才路，在陆贽的协助下，唐德宗又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招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材，以满足封建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所谓“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四。

①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七。

③《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四。

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地主阶级的官吏。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八计听吏治”，有以下八个方面：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在考课的过程中他强调不能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不能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实。因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①。通过实践检验是非优劣。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考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他认为“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授当其力则行”②。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处非所宜，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材，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这是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的。

为了使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陆贽还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③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

广开言路，改过求治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①。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②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③，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①③《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一。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二○。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③《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是因为：上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①，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第三节 经济思想

陆贽不仅是一个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思想家。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均节赋税”、“养人资国”等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改良措施。

“均节赋税”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难以实施。由于长期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庞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①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舂，农民不堪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得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仍然难以维持生计。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过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②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许多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出现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养人资国”

关于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陆贽认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指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所谓“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因此，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认为“当今之务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成永厚也”。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等以厚生之业”。“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吋。”只有这样才能使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才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保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一。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证，达到“养人以资国”的目的。

为此陆贽主张采取以下一些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凡所占田，约为田限”。实行轻徭薄赋，要“量人之力”征收赋税，降低剥削率，十分取一，“裁减租价，务利贫人”。适当缩小“贪富悬绝”的巨大差别。“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使“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节约国家开支，“量入以为出”，使用度有节。认为“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为了“啬用节财”，他提出“窒侈欲以荡其贪风，息冗费以纾其厚敛”①。这些措施总的指导原则是“安富恤穷”，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这一方面表现出陆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他兼顾农民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对限制统治阶级的无节制的聚敛，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加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意义的。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第四节 军事思想

陆贽是个多才多能的人，对于军事方面也非常重视，他认为要想治国，“未尝不文武并兴，农战兼务”②。只有这样才能足食足兵，平息暴乱，安定国家，进而提倡政教风化，把加强军事看作是治国之本。

在当时复杂的军事斗争中，唐廷如何加强军事力量，发挥对内讨伐藩镇，对外保卫边疆的作用，是一个关系到唐政权能否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朱泚之乱平息之后，西北边防空虚的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陆贽对加强边防，建立一支统一指挥、训练有素、供养充足的军队极为关心。指出：“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治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①因此围绕着如何治军，保证衣食供给这两个问题，对唐廷存在的弊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治军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乏训练，不能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战斗力的情况，陆贽建议：选派士兵“必量其习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使之思想稳定，才能发挥战斗力。做到“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于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按原来军队人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部分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以供给之；一部分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种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这样“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耕”②。军事力量必然增强，粮食供给必然充足，避免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善择将帅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还担心权分力散。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陆贽认为这样：“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①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兵马；一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六。

①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放权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①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当然这样的将帅必须称职。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奖惩分明由于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出现违反法纪现象，互相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长期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足，常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丰厚，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

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②，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贮积军粮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德宗时，军粮的供应非常紧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不断，“倾财用而竭物力”，仍然满足不了供应的需要。陆贽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备寇。戎至而无粮，守必不固。”当时吐蕃侵扰边地，朔方、五原相继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军粮，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敛导无方、筹划不当。所以他建议采取“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①《陆宣公苑翰集》卷十六。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以劝农”，对于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如果能付诸实施，可以说是长久之计。

陆贽又对于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歉，不知各地谷价的贵贱，不能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味地按照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如关辅一带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农桑；江淮一带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结果宜籴之处无钱，宜粜之处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以所余”。乖于事理，浪费又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然后将所余之钱以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不劳人，不加赋税，不费官钱”。惟于漕运一事，稍权轻重所宜，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可以使成百万石粮食“坐实边鄙”；又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筹划颇为精细。①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八。

第五节 “可为后世法”

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家，陆贽的政治遭遇是很不理想的。他的政治才能没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难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显著成效。从整个历史趋势来看唐朝已经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后的分裂混乱状态，到德宗时已持续了二三十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病入膏盲，积重难返，非一般改良所能解决。其次，唐德宗有时虽能采用陆贽的建议，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于陆贽的许多重要主张“虽嘉之”而“不能用”，“爱重其言”而“不从”，有时“虽貌从”而“心颇不悦”，“所用才什一”。这样，尽管陆贽后来身居宰相之位，也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政治作用。第三，腐朽邪恶势力裴延龄等“以聚敛为长策”，虽然引起社会的不满，但“独幸于天子”，他们结党作恶，“朝廷无敢言其短”，而陆贽“独身当之”，与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后来裴延龄等造谣中伤，以不实之词进行诬陷，结果唐德宗听信谗言，移陆贽为忠州别驾。陆贽直至去世，十年之内未能发挥政治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实际上，陆贽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唐书》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可为后世法”。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陆宣公文集》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中是罕见的，可见陆贽言论“资治”作用之大。苏轼则说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当朝皇帝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而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治乱之龟鉴。”①南宋也有人把陆宣公的奏议进呈给皇帝，说：“斯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希望皇帝把它“置坐之隅”②，以引为鉴戒。直到明清，一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对陆贽仍然颂声不绝。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称“陆贽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这个评价是当之无愧的。①苏轼：《进呈奏札子》。

②《进呈唐陆宣公奏议表》，见《陆宣公翰苑集》卷首。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

第三十二章 颜真卿 柳公权 怀素

第一节 颜真卿

出身名门，为官刚正

颜真卿（708—785），字清臣，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是北朝著名学者颜之推的后代，唐初学者颜师古的五世从孙。颜真卿少年勤学，知识广博，善写文章，尤擅长书法。开元年间考中进士，曾为礼泉尉，据《云溪友议》所载，又曾任临川内史，使“浇风莫竞，文政大行”，颇受赞誉。后提升为监察御史。一次出使到河陇地区，当时五原有冤狱，很长时间没能作出判决，适逢天正早，颜真卿作出裁决后，天下了雨，五原郡的人称之为“御史雨”。以后，颜真卿又相继担任殿中侍御史、东都畿采访判官、武部员外郎等职。由于杨国忠怨恨他不归附自己，把他调出京城，担任平原太守。当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颜真卿以预防连绵大雨为由，修缮城防，召集壮丁，贮备粮食，而对外却仍会集宾客文士，泛舟饮酒、赋诗，以免安禄山疑心。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朔一带全部沦陷，唯独平原城防守完备。在唐玄宗刚刚听说爆发叛乱时，曾感叹地说：“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等听到平原派来的使者奏报后，极为高兴，对左右的人说：“朕不知颜真卿形状如何，所为得如此！”

安禄山攻陷了洛阳后，杀死洛阳留守李澄、御史中丞卢亦、判官蒋清，派使者段子光将三人的首级向河北宣示，颜真卿恐怕人心动摇，就哄骗各位将领说：“我识此三人，首皆非也。”就腰斩了段子光，秘密收藏了三个人的首级。几天后，用草结成他们的身体安葬，并设立灵位，大声痛哭，他的部下更加拥护他。颜真卿召募勇士，十天内共得一万人，向他们宣布举兵讨伐安禄山。颜真卿为国家遭逢祸难失声痛哭，勇士们都为之感动。安禄山派遣他的部将李钦凑、高邈、何千年等人把守土门。颜真卿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用计谋杀死了李钦凑、高邈，活捉了何千年，送往京师。攻破土门之后，河北十七郡归顺了朝廷，共同推举颜真卿为主帅，聚集了兵马二十多万，横向贯穿在燕赵之间，阻绝安禄山的叛军。朝廷任命颜真卿为户部尚书，仍为平原太守，不久又加任为河北招讨采访使。

当时清河太守派使者李萼来向颜真卿请求援兵，颜真卿为他发兵六千，并征求他抵抗叛军的意见。李萼出谋划策说：“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将出■口，为贼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斩袁志泰，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分兵开■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十万之众徇洛阳，分兵而制其冲。计王师亦不下十万，公当坚壁，无与挑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①颜真卿表示赞同。于是传令清河等郡，派遣大将李择交、副将范东馥、和琳、徐浩等人进兵，与清河、博平五千人联兵驻扎在堂邑。叛军袁知泰派其部将率二万人前来交战，被打得大败，斩首一万多人。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颜真卿多次派使者奏报情况。肃宗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当时军费枯竭，李萼建议他收景城盐利，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旧唐书·颜真卿传》。

“使各郡相输，用度遂不乏”。

安禄山乘虚派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各郡再次被叛军攻陷，唯独平原、博平、清河三郡依然固守，但人心动摇不安，形势危急，局面难以挽回。至德元年（756）十月，颜真卿只得弃城率众渡过黄河，经过江、淮、荆襄辗转来到凤翔，朝见肃宗。肃宗下诏任命他为宪部（刑部）尚书，不久，又加任御史大夫。在任官期间，颜真卿对于一些不守礼法的官吏加以弹劾。“军国之事，知无不言”，因而受到宰相的忌恨，被从朝廷排挤出去，任冯翊太守，后改任为蒲州刺史，又被御史唐旻所诬陷，贬为饶州刺史。

乾元二年（759）颜真卿任浙西节度使。当时淮南节度使刘展将要谋反，颜真卿预作防备。都统李峘认为这是制造事端，进行非议。朝廷就征召颜真卿为刑部尚书。后来，刘展果然谋反，而李峘则逃奔到江西。

颜真卿到朝廷后，宦官李辅国假传诏令将玄宗迁到西宫，颜真卿率领百官上表请问起居，为李辅国所痛恨，被贬为蓬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任命颜真卿为利州刺史，未上任，旋又改任为吏部侍郎。

后又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没有上任，改任为尚书右丞。代宗从陕州回到长安，颜真卿请先拜谒陵庙而后还宫，宰相元载对此有所非议。颜真卿气愤地说：“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岂堪相公再破除邪！”元载因此对他深加怀恨。没多久颜真卿改任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封为鲁郡公。当时元载援引私党，害怕朝臣论奏他的过失。就请百官凡是要论事先告诉长官，长官再告知宰相，然后上奏皇帝。颜真卿就此上书给代宗，指出：“今陛下欲自屏其耳，使不聪明，则天下何望焉？”认为：“今天下疮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岂得不博闻谠言，以广视听，而塞绝忠谏乎？..今宰相宣进止，御史台作条目，不得直进，从此人不奏事矣。陛下闻见，止于数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便谓无事可论，岂知惧而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臣谓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林甫、国忠犹不敢公为之。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悔无及矣。”言词非常激切，于是中人抄写内本，传播于朝廷内外。后来颜真卿掌管太庙时，指出祭器不整齐，元载认为是诽谤。大历元年（766）被贬为峡州别驾，继而改任吉州司马，后又提升为抚、湖二州刺史。

元载被处死后，在杨绾的推荐下，代宗召回颜真卿，任他为刑部尚书。

代宗去世时，被任命为礼仪使。德宗即位后，杨炎为宰相，因颜真卿耿直而厌恨他，改任为太子少傅，仍为礼仪使，表面上给予尊宠，实际上是夺取了他的实权。

“忠至灭身”，三军痛哭卢杞专权时，忌恨他的耿直，改任他为太子太师，免去了礼仪使之职，并想把他排挤出朝廷，安排到方镇。颜真卿对卢杞说：“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窜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卢杞之父）传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卢杞惶恐四顾，起身下拜，但对颜真卿更加怀恨在心。

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后，攻占了汝州。德宗向卢杞问计。卢杞回答说：“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进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①德宗表示赞同，于是命令颜真卿到许州安抚李希烈，诏令下达后，整个朝廷都大为震惊。李勉听说后，认为失去一位元老会给朝廷带来耻辱，秘密上表，请求留下颜真卿，又派人拦路截留他，没有来得及。颜真卿乘驿车来到东都洛阳，河南尹郑叔则认为此去难免一死，劝他稍作停留，等待朝廷后发的命令，颜真卿认为君命不能回避，毅然前往。

刚到许州时，颜真卿要宣布诏旨，李希烈指使养子一千人环绕着他谩骂。并拔出刀剑对着他，作出要分割他、吞食他的恣态。颜真卿纹丝不动，面色不变。李希烈急忙上前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颜真卿，喝令众人退下。把颜真卿安排在馆舍中以礼相待，但逼迫他上表朝廷，洗刷自己的罪过，颜真卿没有听从。

当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河北藩领主帅各自称王，他们派遣使者向李希烈称臣，劝他称帝。李希烈就召颜真卿来看，说：“今四王遣使见推，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颜真卿反驳道：“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李希烈听了很不高兴。过了几天，李希烈又让他与四镇的使者一同参加宴会，四位使者说：“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李希烈）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颜真卿斥责他们说：“是何宰相耶！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四镇使者不敢再说话。李希烈于是将颜真卿拘禁起来，命令十名士兵看守馆舍，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扬言要活埋他。颜真卿泰然自若，见到李希烈说：“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李希烈只是向颜真卿谢罪。

建中四年（783）三月，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在安州被李希烈击败，失去旌节。李希烈派人把旌节和俘虏带给颜真卿看。颜真卿见后号啕大哭，跌倒在地，气绝而复苏，从此不与人说话。后来李希烈的大将周曾等人谋划袭击汝州杀死李希烈，尊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事情泄露，李希烈将颜真卿拘送到蔡州，颜真卿考虑必死无疑，于是写好了遗书、墓志、祭文。李希烈僭越称帝时，派人问他称帝的仪式。颜真卿回答说：“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

兴元元年（784），唐军重振，李希烈担心蔡州发生变故，就派他的部将辛景臻、安华来到颜真卿所住之处，在院庭中堆满了柴草，浇上油，对颜真卿说：“不能屈节，当自烧。”颜真卿起身投向火中，辛景臻等人急忙制止了他。七月，德宗车驾回到了长安，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由于参与了朱泚的叛乱，被处死。李希烈听说后极为愤怒，就在八月三日，派中使与辛景臻等人将颜真卿缢死，时年七十七岁。

颜真卿的被害，在朝野引起了很大反响，三军为之痛哭，德宗停止朝见五日，谥号为文忠，下诏称他：“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新唐书》称他“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书法上的卓越成就颜真卿以造诣超群的书法艺术名高天下，他善写正书、行书，“自篆籀分隶而下同为一律号书之大雅”。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吸取了前代和同时著名书家的长处，陆羽称他的字体得王羲之之筋骨心肺，他的笔法还师承了唐代书法家张旭，并请教过僧人怀素。他对笔法很有研究，《广川书跋》称“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曾作笔法十二意。他以善写正书而名垂后世。字形具有蚕头燕尾的特点。“论者谓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此其大概也，至其千变万化，各具一体。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庄重，《仙坛记》之秀颖，《元鲁山铭》之深厚，又种种有不同者，盖自有早年书《千佛寺碑》已与欧、虞、徐、沈暮年之笔相上下，及中兴以后笔力迥与前异，亦其所得者愈老也。”①他的书法遗迹一直为人们所珍爱，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宋代欧阳修得其断碑题跋说：“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阙不忍弃也。”又说颜真卿“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先后传世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遗迹，故今处处有之，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为最多。”①明代学者陈继儒得到颜真卿所写的朱巨川告身墨迹，就将其书房命名为“宝颜堂”。总之，他的高超书法和他的高尚品格一样，可以并传而不朽。

①佚名：《宣和书谱》。

①欧阳修：《六一题跋》。

第二节 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为唐朝名臣柳公绰之弟。少年时好学，十二岁时能写辞赋，他博通经书，元和初年，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守夏州时，征召他为掌书记。他通晓音律，擅长书法，精于正楷，初学王羲之，后又遍阅近代各家笔法，而主要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两大书家，笔力遒劲刚健，结构谨严，自成一家，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说，是对后来影响很大的书法家。穆宗即位时，柳公权入朝上奏，穆宗召见他说：“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当天就任命他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后又提升为右补阙、司封员外郎。当时穆宗荒淫、放纵，不务政事，曾问柳公权用笔之法，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脸色为之一变，知道柳公权是以笔法为喻进行劝谏。

柳公权经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在宫廷之中作为侍书。他的哥哥柳公绰在太原任官，就写信给宰相李宗闵，说明家弟本来有志于专研儒学，却以侍书之职为朝廷所用，和卜筮之官颇为相近，心里感到耻辱，请求更换一散官。于是改任为右司郎中，后又改任为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等职。

但文宗对他很思念，又重新召他为侍书，并提升为谏议大夫，不久又改任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书诏学士，文宗曾夜间召对柳公权，蜡烛已经燃烧尽而话没有说完，宫人就把蜡液粘在纸上继续用来照明。一次从幸到未央宫，停下车驾，文宗对柳公权说：“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纥。”柳公权上前表示祝贺。文宗说：“单贺未了，卿可贺以诗。”柳公权随即应声说：“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文宗非常高兴，称赞道：“子建七步，尔乃三焉。”

还有一次与其他六位学士在便殿问对，文宗谈及汉文帝节俭，随即举起自己的衣袖说：“此澣濯者三矣。”学士们都赞誉文宗节俭的美德，唯独柳公权默然不语，文宗就把他留下问他为何不语。柳公权说：“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澣濯之衣，乃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文宗对柳公权说：“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采，却授谏议大夫。”第二天，下诏任命他为谏议知制诰，学士之职依然。

开成三年（838），柳公权被任为工部侍郎。一次，文宗召见他询问政治得失，柳公权回答说：“自郭旼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文宗说：“旼是尚父（郭子仪）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柳公权说：“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文宗说：“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柳公权说：“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并引用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使文宗随即将二女送还郭旼。柳公权以忠言来匡正当时的弊政，大多类此。以后又晋升为学士承旨。

武宗即位后，柳公权被罢学士承旨之职，任为右散骑常侍，后宰相崔珙引荐为集贤殿学士，掌管院事。李德裕平时对柳公权很优厚，但因为崔珙所引荐，心中很不高兴，将其降职为太子詹事，改任为太子宾客。后又接连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等官爵，食邑二千户。后又重新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注出。

任命为左常侍。有一次，武宗重新召见一失宠的宫嫔，对柳公权说：“朕怪此人，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就把面前的数十张蜀笺给了他，柳公权略加思考，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①武宗看后极为高兴，命令宫嫔上前拜谢柳公权。以后又先后担任国子祭酒，工部尚书等职。咸通初年，为太子少师，咸通六年（865）柳公权去世，终年八十八岁。追赠为太子太师。

柳公权在当时以书法名扬天下，上自皇帝以至公卿、大夫及来入贡的外国人无不喜爱他的墨迹。一次，文宗在夏天与学士联句。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接着说：“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其他几位学士也都相继联句，文宗唯独吟咏柳公权所续两句，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就让柳公权题写在殿阁的墙壁上。字方圆五寸，文宗看后赞叹地说：“钟（繇）、王（羲之）复生，无以加焉！”宣宗尤为珍爱柳公权的墨宝，曾召柳公权到殿前，由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着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拿着笔，柳公权用真书在一张纸上写了“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十字；用行书在一张纸上写了“永禅寺真草千字文得家法”十一字；用草书在一张纸上写了“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八字。宣宗赏给他锦彩及瓶盘等银器。又让他自写谢状，不拘真书、草书。当时公卿大臣之家的碑志，不是出自柳公权的手笔，别人就会认为子孙不孝。外国人入贡专门准备钱财来购买柳公权写的字。柳公权曾写京兆西明寺《金刚经》，具有钟、王、欧、虞、褚、陆各家的笔法，为其得意之作。其流传的书碑很多，以《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著名，书迹有《送梨帖题跋》。

①《唐诗纪事》。

第三节 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后为京兆（长安）僧人，法号怀素。早年致力研究佛法，性格粗放，不拘小节，酷爱书法，据唐人陆羽《怀素传》所载：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由于家贫无纸练字，曾在家乡种芭蕉以供挥笔练字，所居号称“绿天庵”。但仍然满足不了他练字的需要，就漆一盘练习写字，又漆一木板练习写字，因为用力勤奋，不断摹写，使盘板都被磨破。“然恨未能远睹古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①到长安后，吏部尚书韦陟看到他的书法极为赞赏，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说：“此沙门札翰，当震宇宙大名。”怀素感到“学无师授，如不由户而出。”于是拜金吾兵曹邬彤为师，学习笔法。邬彤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怀素连声说：“得之矣！”经过了一年多，怀素告辞而去。邬彤在他临行之前对他说：“万里之别，无以为赠，吾有一宝，割而相与。先时人传彤有右军恶溪小王骚劳三帖，拟此书课，以一本相付。”①这些对于怀素书法的进步是很有益的。怀素还与书法大家颜真卿多有来往，两人切磋琢磨，相互探讨，对笔法的理解更深刻了。怀素潜心于书法，颇有悟性。一天晚上观看夏天的云彩随风而动，变化无常，“顿悟笔法，自谓得草书三昧”。他练字下了很大功夫，以致秃笔成塚，他以擅长草书而闻名，尤其狂草最为人们所赞叹，论者称他的狂草如“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当时的文士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等人都曾写诗赞美他的狂草。李白的《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说他的字“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交战。”在此之前，唐人张旭的草书享有盛名，号称“张颠”；而怀素的草书则称为狂，说他是“以狂继颠”②。

怀素晚年的字更臻化境，字字如同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传世的字帖有《自叙帖》、《苦笋帖》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山高水深帖》题跋中称：“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后人作草，皆随俗缴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此卷是素师肺腑中流出，寻常所见，皆不能及之也。”①这不仅是对《山高水深帖》的评价，也是对怀素书法的高度评价。

①《唐文拾遗》怀素《自叙帖》。

①陆羽：《怀素传》。

②佚名：《宣和书谱》。

①《三希堂法帖》第五册。

第三十三章 刘晏 杨炎

第一节 刘晏

幼有神童之誉

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十岁的刘晏献上《东封书》，玄宗读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遂命宰相张说试其才能。张说测试后，大为称奇，对玄宗说：“国瑞也。”即授任秘书省正字，从此号为神童，“名震一时”。

一次，玄宗于勤政楼前盛设乐舞和百伎杂耍。时教坊有个叫王大娘的女妓，善戴百尺高竿，竿上装有木山，状似瀛洲、方丈等仙山，还有一小童在上面钻来钻去，歌舞不停。玄宗把小小的刘晏召到楼上帘下，贵妃很喜欢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玄宗问他：“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回答说：“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贵妃让他咏王大娘戴竿，刘晏才思敏捷，应声而出，诗云：“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贵妃与诸嫔妃乐得哈哈大笑，遂赐给他牙笏及黄纹袍。①行政干才天宝年间（742—755），刘晏累授夏县（今属山西）令，以干练闻名，虽未曾督责赋税，却“输无逋期”。又举贤良方正科，补为温县（今属河南）令。政绩卓著，“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安禄山叛乱后，刘晏避难于襄阳（今湖北襄樊）。永王李璘欲任他为官，他坚决推辞。时肃宗在灵武组建朝廷，刘晏致书宰相房琯，论今日的分封与古制不同，认为“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齐桓公）、文（晋文公）功，不可致”。主张加强皇权。肃宗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刘晏赴任至吴郡，正遇永王李璘起兵叛乱，沿江东下，刘晏遂与采访使李希言计议抗拒。刘晏守余杭（今浙江杭州西），李希言交战失利，败归刘晏。刘晏乃调发义兵坚守壁垒。永王兵败后，欲转而攻略州县，听说刘晏早有防备，遂从他道逃去。不久，肃宗诏拜他为彭原（今陕西镇原东）太守，转任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不久又兼京兆尹。他“总大体不苛，号称职。”后遭司农卿敬羽诬劾他泄漏禁中事，宰相萧华又忌其才干，遂贬为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于宝应元年（762）六月，刘晏再次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饯、租庸使。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刘晏举荐他代己为户部侍郎，改国子祭酒，又将京兆尹一职让于严武。翌年正月，擢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然兼任诸使职。广德二年（764）正月，因与宦官程元振交通的罪名，仅做了一年宰相的刘晏被贬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明皇杂录》卷上。按此贵妃非杨贵妃。

改革漕运自安、史之乱以来，潼关、洛阳一带受阻，江、淮财赋溯长江入汉水，抵达梁州、洋州，迂险劳费，汴渠也堙废不治。广德二年三月，关中米每斗涨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①。在这种情况下，代宗又擢刘晏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以发展漕运，增加财赋收入。

刘晏受命以后，以转运为己任，为了弄清多年漕运的利弊，或坐船，或乘马，亲自对过去漕运沿线进行实地考察。他坐船由淮水经泗水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黄河。他到过河阴、巩县和洛阳，考察了宇文恺建造的梁公堰，分黄河水流入通济渠，又视察了大夫李杰新堤。他驱马陕郡城郊，右循砥柱、硖石，察看了三门渠津遗迹。经过他长途跋山涉水，实地调查研究漕运情况，“尽得其病利”。他要治理漕运，又担心受别人牵制，其治理方案难以推行，为了得到当政宰相的有力支持，他致书元载，具体陈述了漕运中的“四利”“四病”。其四利为：一是京师三辅之民徭赋繁重，江、淮粟至，可减少其一半徭赋；二是东都凋残，人口流亡，漕路流通，村落人口从此滋多；三是在边诸将，外虏入侵，听说江、淮贡赋增至，军食丰足，可以震耀夷夏；四是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云集，可追复贞观、永徽之盛。其四病为：一是从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人烟稀少，百姓穷困，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二是黄河、汴水自天下乱离以来，河岸崩塌，所在淤塞，“涉泗千里，如网水行舟”；三是东垣、砥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多不安全；四是从淮阴至蒲坂，长达三千里，屯戍相望，常言衣食不足，挽漕所至，船到便留，“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刘晏所陈述的四利四弊，既指出了开通漕运利国利民，可以振兴经济，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困难，如不解决这些难题，漕运仍然是纸上谈兵。元载正独揽朝政，看了刘晏的书信，极力赞成其事，因此刘晏“得尽其才”。从此，江、淮财赋才得以运至关中，代宗很高兴，派卫士备鼓吹于东渭桥迎接刘晏，还派使者慰劳他说：“卿，朕酂侯（萧何）也”。大凡每年运至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刘晏恢复了旷废日久的漕运事业，使江、淮财赋源源运进关中，缓解了关中财政紧张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改革漕运的结果。他从漕船的制造，水手的雇用与训练，到督航、护航等环节都改变了旧法，漕运由朝廷直接经管。

为使船坚固耐用，保证运输途中安全无损，刘晏于扬子设十场造船，每艘船给千缯钱，要比一般的船价高出一倍多。有人不太理解，认为“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则解释说：“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刘晏洞察了官场之弊，多给船费，宁可给“执事者”以“私用”之钱，以求免得官吏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影响船的质量。后至唐末，有司计费付钱，无有富余，因此“船益脆薄易坏，漕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运遂废矣”。①实践证明了刘晏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在漕运中，刘晏也改变了旧法。旧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刘晏改用口袋装米而以舟运送，可减费钱十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一百二十，刘晏做“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派军将部送至河阴、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每斗减钱九十。他调来巴、蜀、襄、汉地麻竹筱作绹挽舟，以朽索府材代薪，“物无弃者”。他还采用分段漕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把江南漕运的货物存放在扬州，汴河漕运的存放在河阴，黄河漕运之物存放在渭口，渭船漕运之物进入太仓。②过去漕运关东之谷进入长安，因河流湍急，一斛能运至八斗的“则为成劳，受优赏”。刘晏因地制宜，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训练漕卒，使其识水性，分段漕运，“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石，无斗升沉覆者”③。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和减少了损失。刘晏所用篙工，也改变了旧法。过去，州县多取富人督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自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刘晏改用“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他从经营的盐业中出钱雇用船工，从江淮至渭桥，大抵漕运十万斛用傭钱七千缗，并补纲吏督运。因此，他主管的漕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①。

改革榷盐法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东，皆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盐区，坚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营原则，同时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只在产盐之乡“因旧监置吏”，负责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对盐商则“纵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在距产盐区较远的江、岭地区，则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结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于是他“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因此，在吴、越、扬、楚州等地“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每年得盐税为百余万缗，约等于百余州的赋税收入。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商人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营利，刘晏奏罢诸道对盐船过境，州县收税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盐船所行畅通无阻。同时，又于淮北十三处如扬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刘晏这种“官督民产商销”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盐法代替了过去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天下之赋，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盐利过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①。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河北魏博藩帅田承嗣兴兵作乱，吐蕃等也不时侵扰，兵革连年，军费支出庞杂，第五琦始榷盐以助军旅，刘晏代之以后，“法益密，利无遗入”。汴宋都虞候李灵曜北连田承嗣反叛后，河南藩帅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征收赋税，州县税收减少，刘晏却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人们无不称赞其能。大历末年，每岁赋税收入一千二百万缗，而榷盐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师盐价暴贵，诏令刘晏漕运三万斛盐以济关中，盐船从扬州出发，四十天即迅速运至京师，“人以为神”。改革常平法刘晏对常平法也进行了改革。广德二年（764），他兼领常平使。大历元年（766）他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由刘晏兼领。他利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常平的营利效能。此前，常平业务由各州自办，由于政局的动荡，各州常平营利不多，现改由朝廷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刘晏于诸道设巡院，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为便于掌握各地市场行情，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这样四方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虽极远不过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见钱流地上”。

举贤任能，廉洁奉公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觉得“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所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①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对于一些权贵豪门如以亲戚相请托，刘晏虽也给予安排闲散职务，俸禄给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满足其要求，“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刘晏卒后二十余年，掌管国家财赋的大臣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

刘晏本人也十分勤奋，孜孜不倦。每次早朝，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挥动马鞭计算财赋收入情况。每天天刚亮即开始料理事务，夜半方止，“虽休澣不废”。而且处理事务迅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晏虽掌管天下财赋，位高势盛，经手的钱物数不胜数，却为官廉洁，不谋私利。他治家以俭约著称，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常说：“居屋安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①《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稳便，不务毛色。”①人们无不钦佩他的廉洁简朴。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爱民为先”。他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基础之上的。他的做法是：每月把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报告给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祟”，使老百姓不至挨饿流散。各知院官见到歉收的迹象，也先将情况上报，某月须蠲免赋税多少，某月须救济多少。到期以后，刘晏不待州县申请即上奏朝廷，因此往往能应民之急，未曾失时，不等农民困弊、流亡，即及时赈济，“由是民得安其居，户口蕃息”。刘晏初兼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不过二百万，其末年乃增至三百余万。故史称“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被诬致死，“天下以为冤”

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再次擢任吏部尚书，知三铨事。他明于吏治，有识鉴能力，故“推处最殿分明，下皆慑伏”②。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以宰相元载专横，多纳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也贪赃枉法，遂命刘晏审理。刘晏以元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经奏请代宗，又命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与刘晏同治此案。经过审查，元载与王缙伏罪。在处死元载以后，刘晏认为王缙与元载有主从之别，罪恶轻重不同，欲复奏朝廷，区别处理。遂对李涵等人说：“重刑再复，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复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李涵等依从其议，遂复奏朝廷，代宗乃免王缙死罪，贬为栝州刺史，“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大历十三年（778）十二月，宰臣常衮专政，以刘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担忧他的“公望日崇，上心有属”。因而妒嫉他，奏称刘晏为“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应擢任左仆射。表面上尊崇他，而实际上剥夺他的实权。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又难以找到代替其职务的合适人选，故虽擢任左仆射之后，仍使他兼领使务，知三铨事。

当时，江淮特产茶与柑桔，刘晏常与本道分别入贡，而刘晏所贡往往早于地方州府，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另外，刘晏常馈送四方名士，对一些爱说长论短的人“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人们议论刘晏有意固宠保位。在大历年间，军国费用皆依赖刘晏，故未曾对此检查。德宗即位后，一些人屡次上言请罢其使职，刘晏也一再推辞，德宗不但不允许，反又加授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不久，道州司马杨炎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前元载为宰相时，杨炎为吏部侍郎，因文学才望颇受元载亲重，但与吏部尚书刘晏关系不洽。刘晏奉命治罪元载，杨炎也遭外贬。这时杨炎为当政宰相，衔恨旧怨，并欲为元载报仇。当时传言代宗宠爱独孤妃，又喜爱其子韩王李迥，刘晏曾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尽管并无确凿根据，杨炎却如获至宝，上奏德宗说：“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幹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于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他涕泗交流，煞有介事。另一宰相崔祐甫表示反对，他说：“此事暧①《唐语林》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带有宰相职衔的朱泚、崔宁也从旁救解，当时，虽未对刘晏治罪，但德宗对刘晏遂生嫌隙，终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罢免了其转运、租庸、盐铁等使。二月，又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刘晏虽已外贬，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与刘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荆南节度使。庾准按照杨炎的意图，诬奏刘晏曾致书朱泚，语言怨望，并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胁迫诏使，阴谋作乱，杨炎还出庭作证。德宗并未详察，遂于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缢杀刘晏。时年六十六岁。过了十九天，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公布其所谓罪恶。家属发配岭南，受株连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杨炎兼删定使，提议要籍没其家，但遭到群臣的反对，被迫停止。当时簿录其家财产，仅有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刘晏的无辜被杀，天下人都以为冤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朝廷，以为“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求召还其远流的妻子。但德宗尚不悔悟，见表未有表示。直到兴元（784）初，德宗才渐渐悔悟，允许归葬。贞元五年（789），德宗还擢任刘晏一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另一子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以其父冤死，无所赠谥，请求退还己官，求追命其父，于是才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时承安、史之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民生窘迫。他掌管财赋以后，革故鼎新，兴利除弊，“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他的“民不加赋，而国丰饶”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管（仲）、萧（何）之亚”，表现了他治理财赋方面的卓越才干。

第二节 杨炎

才能和缺点

杨炎（721—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词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刚入仕途，被任为河西节度掌书记。杨炎的报复心很强，神乌令李太简曾因醉酒侮辱过杨炎，杨炎后借机报复，令人将李太简反绑，用铁棒拷打几乎致死。当时，因节度使吕崇贲爱惜杨炎的才干，才没有处他罪。李光弼奏请杨炎为判官，他没有接受。朝廷征召他为起居舍人，他也坚决推辞。服丧满后，被任为司勋员外郎，又改任为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为中书舍人。他与常■共同掌管起草诏书，常衮擅长起草授官诏令，杨炎善于起草恩诏。由于他们两人起草的诏书文字优美，时并称为“常、杨”。

杨炎以荐举贤能为己任，所以许多士人都愿意归附他。代宗时，元载为宰相，因杨炎与元载是同乡，且有才干，元载就引荐他作为自己的亲信。由于元载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侈僭无度、专横跋扈、多为不法，因而被代宗处死，杨炎也受到牵连，贬职为道州司马。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①本节材料依据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①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①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报恩复仇，终罹杀身之祸杨炎作为一个被贬之官，起用为相后，仅几个月，以自己的政见开导德宗，给予有力的辅佐，很有政绩，一时受到朝廷内外赞誉为“贤相”，寄予很大希望。不久，因崔祐甫患有疾病，不能处理政事，另一宰相乔琳也被免职，使杨炎得以独揽大权。杨炎心胸狭隘，专权不久，便开始专意报恩复仇。杨炎由于对元载感恩戴德，总想有所报答。建中二年（781）二月，他先奏请实施元载生前提出的在原州修筑城堡的规划。德宗就派遣中使询问泾原节度使段秀实此举的利弊。段秀实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杨炎听说后大怒，认为段秀实是在遏制自己。于是解除了段秀实节度使的职务，征召为司农卿。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转移到原州驻扎，派遣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崔宁各统领士兵万人作为他的羽翼，同时下诏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①《陆宣公集》卷二二。

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为朔方军帅，法令严苛，接连杀死大将，泾州副将刘文喜就利用人们怨恨的心情，拒不接受朝命，上奏疏要求段秀实重新担任主帅，如不用段秀实就请用朱泚为帅，于是朝廷任命朱泚代替李怀光。可是刘文喜又不接受诏命。泾州有强兵二万，刘文喜以此拥兵自守，并请求吐蕃援助，当时天热干旱，人心不安，许多朝臣请求赦免刘文喜，德宗不听，命令朱泚、李怀光等军进攻。幸好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杀了刘文喜，否则必然会产生边患。这些都是由于杨炎以个人喜怒撤换主帅所造成的后果。

杨炎还构陷了著名理财家刘晏的冤案。早先，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担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后元载之案，主要由刘晏审理，元载被杀，作为其余党，杨炎也受到连累被贬，因此他对刘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后，由于刘晏长期掌管财政大权，许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书说转运使可以罢免，德宗又风闻刘晏秘密上奏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任宰相后，一心想要为元载报仇，就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幹、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又建议“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以便剥夺刘晏的财权。于是德宗罢免了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建中元年（780）初，杨炎又以刘晏奏事不实为由，贬其为忠州刺史。当时司农卿庾准也与刘晏不和，杨炎就任命庾准为荆南节度使。不久，庾准迎合杨炎的意图，诬告忠州刺史刘晏写信给朱泚请求营救，言语多有不满，又诬告刘晏召补州兵，想要抗拒朝命。杨炎作证说明确有其事，德宗信以为真。七月就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杀死刘晏，然后下诏赐死。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冤枉。

节度使李正己多次上表朝廷，询问刘晏何罪被杀，讥讽斥责朝廷。杨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镇，将过错推给德宗。德宗知道后，派宦官到李正己那里核实情况，果然如此，自此产生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当时隐而未发。就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但不再专任杨炎了。

杨炎与卢杞二人同时执政，卢杞相貌丑陋，又无文学才干，杨炎对他很轻视，往往假托有病不和他在一起共事，议事又多有不合，卢杞因此怀恨在心。卢杞为人狡诈，为了发展自己个人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对于不依附自己的人必欲置之于死地。于是荐引太常博士裴延令为集贤殿学士作为自己的羽翼，来图谋异己势力。

梁崇义自代宗即位以来，就据有襄、汉七州之地，拥兵自守。德宗即位后，对他进行招抚，但他态度顽固，抗拒朝命。建中二年（781）六月，德宗任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领各军讨伐梁崇义。杨炎劝谏说：“希烈为董秦（即李忠臣）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杨炎坚持己见，争议再三，德宗不听。在此之前，杨炎回归朝廷时，路经襄、汉，努力劝说梁崇义入朝，梁崇义没有听从，已经图谋反叛。不久，杨炎又派自己的党羽李舟去劝说梁崇义，梁崇义顽固不听，最后终于反叛。议论的人都归罪于杨炎，认为是他促成梁崇义反叛的。此时，杨炎劝德宗不用李希烈，德宗对他更加不满。德宗又曾询问宰相，大臣之中谁可担当大任，卢杞推荐张镒、严郢，而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德宗认为杨炎议论疏阔，于是罢免杨炎宰相之职，为左仆射。过了几天，杨炎入朝谢恩，在延英殿问对后，急弛而归，没有到中书省与卢杞见面，卢杞对杨炎更加怒恨。不久卢杞引荐严郢为御史大夫。以前严郢担任京兆尹时，不依附杨炎，杨炎对他很不满，就指使御史张著弹劾严郢，罢免严郢京兆尹之职为御史中丞。杨炎又提拔了与严郢有矛盾的源休为京兆尹。严郢后来又因犯有度田不实之罪，改任为大理卿，当时人们感到惋惜。此时，卢杞则迎合众人的要求，又利用严郢与杨炎有积怨，故意引荐他为御史大夫。杨炎的儿子杨弘业很不成才，常违法犯禁，又接受别人的贿赂和请托，后严郢审理此案，便不遗余力，并查出了杨炎的其他罪行。

先前杨炎为修建家庙，就请河南尹赵惠伯为他出卖东都的私宅，赵惠伯就把此宅买来作为官署。严郢审理后，认为赵惠伯是“贵估其宅”，杨炎得到不少余利。卢杞召请大理正田晋处理此案。田晋认为：获取余利，以索取论罪，应该剥夺他的官职。卢杞对这样判处很不满意，就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而召请其他官吏重新议罪，后判为：“监主自盗，罪绞。”此外，又有流言蜚语说：杨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庙，“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德宗听说后更加愤怒，等到台司把审讯结果呈上，下诏三司重加覆按。于是在建中二年（781）十月下诏宣布：尚书左仆射杨炎凭借他文学才艺多次位居要职，但“不思竭诚，敢为奸蠢，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为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司马。诏书下达后，杨炎踏上了流放的路途，途经鬼门关，他似乎已预感到前景不妙，写诗感叹：“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在走到离崖州百里的地方，德宗又下诏赐死，终年五十五岁。

杨炎追随元载，被贬起用为相后从个人恩怨出发，打击报复，并陷害刘晏，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遂使卢杞得以施展奸计而罹杀身之祸。

第三十四章 李晟

第一节 勇猛善战，名闻河西

李晟（727—792）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是陇右的裨将。李晟性强劲刚烈，善于骑射，喜欢读孙子兵书。十八岁从军，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他勇敢超群，名闻河西，一次随军攻打吐蕃，有一吐蕃猛将守城抵抗，使唐军伤亡很大，王忠嗣大怒，召军中善射的人射他。李晟应召，引弓而射，一发而将蕃将射死，三军为之欢呼、振奋。王忠嗣抚摸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后又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取得了胜利，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在代宗广德初年，因攻打党项有功，授予特进、试太常卿。

李晟作战勇敢，很有谋略，在征战中常常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大历四年（769），吐蕃进犯灵州，当时李抱玉镇守凤翔，任命李晟为右军都将，李抱玉让他率领五千士兵抵抗吐蕃。李晟说：“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于是请率领一千士兵，迅速从大震关出击，直奔临洮，扫平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钟而还”。吐蕃军解除对灵州的包围而去。李晟因战功卓著，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官位，兼右金吾大将军，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

李晟不但勇猛善战，而且敢于除暴安良，公正廉洁。据《金石萃编》录《李晟碑》所载，他客居武都时，有一不法豪酋作乱，杀掠平民百姓，李晟见义勇为，“与所从十数驰而射之，殪其为魁者，余党遂遁，寇所虏获积如丘山”。李晟一无所取，“椎椎牛酾酒享士而去”。不久，节度使马璘在盐仓与吐蕃军交战失败，李晟率领所属士兵，救出马璘，因有功被封为合川郡王。

李晟的早年军事生涯主要在河西、凤翔一带，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唐朝的西北边防作出了贡献。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第二节 入神策军，讨伐河北叛军

大历年间，李晟入京朝见，代宗把他留在京城宿卫，任为右神策军都将。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此军原为陇右的一支边军，广德元年（763），吐蕃攻陷京城长安，代宗逃到陕州，神策军由陕州护驾入京，驻守京城，才成为禁军。后又经过扩充，吸收了西北和其他军镇的地方武装，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神策军为保卫唐皇朝，镇压各地叛乱发挥了很大作用。李晟进入神策军后军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并扩大了他的政治影响。

德宗即位时，吐蕃进犯剑南，蜀中大为震惊。德宗下诏命令李晟率领神策军前往援救，李晟“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击退吐蕃，保卫了唐的西南边防、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由于德宗决心要扫平藩镇，没有对他的儿子李惟岳的继任给予承认，而导致了对河北三镇的战争。当时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与成德李惟岳相互勾结，抗拒朝廷。田悦率军包围了临洺和邢州，德宗下令任命李晟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联合援救临洺。在战争中，河东、昭义两军在临洺南攻打田悦部将杨朝光，李晟与河东骑将李自良、李奉国在双冈攻打田悦军，阵斩了杨朝光。接着在临洺与田悦军进行激战，田悦全力顽抗，唐各军都退却了，而李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济，横击悦军”，使唐军重新振作起来。建中三年（782）一月，在洹水交战，将田悦军打得大败，解除了对临洺、邢州的包围，继而向魏博进军，使魏博的处境极为艰难，唐军形势较为有利。

这时，由于德宗对各军奖赏失当，引起了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他们两人与田悦相互勾结，背叛了朝廷，率军包围了赵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把守邢州，加强防范。结果引起了李、马二人的不和，马燧于是想领兵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燧领兵而回，就会导致唐军内部的崩溃，但李晟从大局出发，及时地对马燧进行劝解，指出：“李尚书（李抱真）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①使马燧顿时感到心悦诚服。于是他单人匹马来到李抱真军营中相互抛弃前嫌，结为友好。李晟的军队先是隶属于李抱真，又向朝廷请求兼属于马燧，以表示李抱真、马燧两人之间的协力合作，德宗都听从了他的安排。这样就弥合了唐军内部的矛盾，共同对付叛军。表现了李晟顾全大局的非凡气度。但由于京城长安突发事变，李晟讨伐河北叛军的行动不得不半途而废。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第三节 平定朱泚之乱，收复长安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之变发生，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乱军拥立朱泚为主帅，围攻奉天，形势紧急。消息传到魏博行营，李晟接到求援诏书，立即奔赴国难，从河北战场回到关中，昼夜兼程而行，到代州时被任为神策行营节度使。又从浦津渡过黄河，驻扎在东渭桥。李晟在路上，一边行军，一边招集士兵，开始时仅有士兵四千，由于李晟善于抚慰，能与士卒共甘苦，人们都乐意归附他，旬月之间，发展到一万多人。

此时，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也率领五万士兵从河北战场撤回赴援，来到长安附近，并在礼泉击败了朱泚的叛军，其他各路援军也都分别相继来到，奉天的包围已被瓦解，朱泚只好退守长安，危局有所扭转。兴元元年（784）春，由于德宗听信卢杞的话，没有给李怀光恰当的礼遇和进行安抚，使李怀光心怀疑忌，以致和朱泚彼此勾结，背叛朝廷，使刚刚好转的局势，又开始恶化。

在这危难之际，李晟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挽狂澜于既倒，使唐皇朝度过了这一危机四伏的艰难时期。

当时李怀光驻守在咸阳，背叛朝廷的面目还没有公开暴露，为了吞并李晟之军，他曾奏请朝廷与李晟合为一军，朝廷不明真相，竟同意了他的要求。李晟与李怀光两军联营，营垒还没有修筑完毕，朱泚的大批军队已经来到。李晟认为战机已到，对李怀光说：“贼若固守宫苑，或旷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战，此天以贼赐明公，不可失。”但李怀光借口“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不同意匆忙出战。李晟的军队军纪严明，其军每次与李怀光军一同出征，李怀光的士兵往往抢掠百姓的牛马，李晟的士兵则秋毫不犯。李怀光的士兵厌恶李晟的士兵不和自己一样抢掠，就将其所得分给李晟的士兵，李晟的士兵始终不敢接受。李怀光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德宗多次派遣中使催促他出战。李怀光借口士兵疲惫，应该休息观察时机再行动。李晟也派人诚恳地劝说李怀光说：“贼据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进，虽晟不肖，愿为公先驱，死且不悔。”李怀光不听，暗中却与朱泚串通，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李晟很机警，多次上奏德宗，忧虑李怀光会反叛，要求将军队移驻东渭桥，以免被吞并，但德宗仍寄希望于李怀光。而李怀光却企图在各军之间制造矛盾，以激怒士兵，上奏称：“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德宗感到为难，就派翰林学士陆贽到李怀光军营中进行安抚，并召见李晟一同商讨军粮供给之事。李怀光想要李晟自己请求减少粮食的供给，使他失去士兵的拥护，以达到破坏和阻止他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目的。于是说：“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力？”陆贽没有说话，多次用眼色暗示李晟，李晟就非常巧妙地回答说：“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李怀光沉默不语，无言以对，只好作罢。接着李晟以有诏令移军为名，“结阵而行，归东渭桥”，脱离了李怀光。而不久与李怀光联营的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二军都为李怀光所并吞。

李晟认为李怀光叛变的阴谋已经明显暴露，上奏德宗，指出：“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铣为洋州刺史、唐良臣为利州刺史、张彧为剑州刺史，各率军五百以防患于未然。德宗没有采纳。李怀光并吞李、杨二军亮出谋反旗号后，德宗仓皇逃奔到梁州，感叹地说：“早用李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又担心地问浑瑊，李晟之军在叛贼腹心，兵力孤绝，能否取胜。浑瑊回答说：“晟秉义挺忠，卒然不可夺，臣策之，必破贼。”德宗才安下心来。于是任命李晟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加任为河中、同绛节度使。挽救唐朝命运的重任落在了李晟的肩上。李晟“治城隍，缮甲兵”，做收复京城长安的准备。当时李怀光、朱泚联合，气势极为嚣张，车驾南奔，人心惊慌，李晟率领孤军处在两股反叛势力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处境极为险恶，在这紧要关头，他临危不惧、充满信心，以忠义激励全军，顽强、机智地与叛军周旋。李晟为了从思想上瓦解叛军，对他们进行了攻心战，他写信给李怀光“谕以祸福，劝之立功补过，故怀光惭恧，未忍击之”①。又任命判官张彧为代理京兆尹，征收渭北的粮草，不到十天就充足有余，做好了进攻长安的物质方面的准备。同时，骆元光统领的华州军，尚可孤统领的神策军，以及戴休颜统领的奉天军，韩游统领的邠宁军，都接受李晟指挥，甚至连李怀光的部将也率众投奔李晟，军势为之大振。而李怀光军内部则离心离德，势力逐渐削弱，李怀光又与朱泚产生了矛盾，他内忧部下哗变，外恐李晟袭击，只好率军回奔河中。不久，李晟又兼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

德宗到梁州后，粮食供应困难，想要西往成都，朝臣议论不决。李晟立即上表说：“陛下驻跸汉中，所以系亿兆之心，成灭贼之势。若规小舍大，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虎谋臣，无所施矣。”①德宗去成都的想法才作罢。

兴元元年（784）四月，又加任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

五月三日，李晟大规模列兵，向将士们宣布要收复京城长安，并领兵来到长安的通化门外，叛军已经丧失了锐气，不敢出击。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和皇城的完好无损，李晟召集各位将领询问他们如何攻取长安。将领们都要求“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李晟认为“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拢，策之上者也”②。各位将领都表示赞同，就与各军约定日期会集在长安城下。

五月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击败朱泚叛军。二十五日夜间，李晟把军队从东渭桥转移到光泰门外米仓村，逼近京城，李晟占据高处指挥。二十六日，朱泚的猛将张庭芝、李希倩率领大批士兵来到，李晟说：“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命令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人发兵攻击。当时华州军营在北边，兵少，叛军集中兵力进攻，李晟命令牙前将李演、孟华率领精兵去援救。李演等人努力奋战，叛军败走，李演等人乘胜进入光泰门。

五月二十七日，李晟再次出兵，各位将领请求等西部军队来到夹攻，李晟说：“贼数败，已破胆，不乘胜取之，使其成备，非计也。”①叛军又出战，官军多次取胜。二十八日，李晟列阵在长安光华门外，派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佖率领骑兵、派牙前将史万顷率领步兵直抵苑墙神■村。在此之前，李晟已先派人在夜间打开苑墙有二百多步长，等到李演等人来到，叛军已经树立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

了栅栏堵住。他们从栅栏中刺射官军，官军不能前进。李晟愤怒，叱责各位将领说：“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史万顷害怕，率领其部众首先冲进，拔栅栏而入，王佖、李演带领骑兵跟随其后进击，叛军大败。官军分路前进，姚令言率领叛军仍在顽抗。李晟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率领步骑兵进逼，且战且前，搏斗几十余合，叛军不能支持。到了白华门，叛军有数千骑兵出现在官军的后面，李晟率领一百多骑兵回身抵御，左右的人呼喊：“相公（李晟）来了！”叛军都惊恐逃散。朱泚率领败兵逃离长安，李晟派遣兵马使田子奇追击。其余叛军相继投降。

李晟驻军在含元殿前，住在左金吾仗（含元殿东），下令各军说：“最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并对居民进行了安抚。李晟的大将私取叛贼妓女，尚可孤的士兵擅取叛贼马匹，都被李晟按军令斩杀。军队号令严明，“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②。李晟率军在渭桥时，曾出现了“荧惑守岁”的星象，过了很久才消失，宾客们都祝贺说：“荧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进兵。”李晟认为“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攻取长安后，才对部下说明，以前并非不信你们，听说五星的主客变化无常。“万一复来守岁，吾军不战自溃矣！”大家都佩服地说：“非所及也。”

六月四日，李晟让掌书记丁公异起草文告送到梁州，进呈给德宗，说明已经肃清了宫禁、宗庙，建筑、钟磐等设施完好无损。群臣都表示祝贺，奏称：“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德宗也感动地说：“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

朱泚逃到彭原西城被部将杀死。七月，德宗回驾长安，这样历时九个月的朱泚之乱完全平息了。李晟被任为司徒、兼中书令，实封二千户。为表彰李晟的功勋，德宗下令立纪功碑于东渭桥。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第四节 治理泾州，防御吐蕃

收复长安后，李晟考虑到泾州临近边界，且为军事重镇，然此地治理不善，多次发生兵祸，为此，他主动奏请前往泾州。于是，德宗任命李晟兼为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为西平郡王，进驻泾州。当时，泾原之变中，凤翔发生军乱，杀主帅张镒，立部将李楚琳。泾州兵杀死主帅冯诃清，立别将田希鉴。八月，李晟来到凤翔，治杀死张镒之罪，斩杀王斌等十多人。泾原节度使田希鉴，感到疑惧，就派使者到凤翔进行观察，摸清虚实。李晟说：“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把情况报告给田希鉴，田希鉴果然请求援兵，李晟就派心腹将领彭会英等戍守泾州。过了不久，李晟假托巡视边防来到泾州，田希鉴出来迎接，李晟和他并驾齐驱入城，两人叙说旧情，结为友好。田希鉴不再起疑。李晟设宴，田希鉴与他的部将都来到了李晟军营。李晟在外廊埋伏了士兵。正喝得酒酣耳热，彭令英带领泾州各将来到堂下，李晟说：“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知参与叛乱的石奇等三十余人，李晟责备他们说：“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全部将他们斩杀。李晟对田希鉴说：“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①于是亦将田希鉴缢杀。李晟进入田希鉴的军营，说明杀死田希鉴的原委，众人都胆战心惊，没有人敢动。李晟将情况报告了朝廷。德宗感慨地说：“泾州乱逆泉蔽，非晟莫能理之。”李晟归还军镇后，表荐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李晟尝说：“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转东徙，自弃之耳。且土无丝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岂有已乎！”就拿出自家的钱财来赏赐投降的人，进行怀柔，有一酋帅浪息壤投降，李晟奏请封他为王，每当吐蕃使者来到，李晟必安排就坐，穿着锦袍，佩有金带，以示尊崇，使吐蕃人感到羡慕。

吐蕃对李晟极为畏惧，吐蕃相尚结赞尤为厌恨李晟。他们认为唐朝的名将只不过是李晟、马燧、浑瑊三人而已，“不去三人，必为我忧。”于是实施反间之计，派遣使者通过马燧请和，请和之后就进行会盟，再通过会盟之际劫虏浑瑊，来出卖马燧。贞元二年（786）九月，吐蕃用尚结赞之计，兴师动众进犯陇州，抵达凤翔，无所掠夺，并且说：“召我来，何不以牛酒犒劳？”然后慢慢退去，以此来离间李晟。李晟先派衙将王佖率领精兵三千人埋伏在汧阳，告诫他说：“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王佖按着他所指示指挥，将吐蕃击败，因士兵不认识尚结赞，使其得以逃脱。十月，李晟派步骑兵五千袭击吐蕃摧沙堡，遇吐蕃军二万，吐蕃军大败，李晟军乘胜追击，攻占摧沙堡，烧毁吐蕃军资蓄积而还。自此尚结赞多次遣使求和。十二月，李晟到长安朝见，上奏说：“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支持李晟的意见，请求调发军粮供给李晟，命令率兵攻击吐蕃。德宗正厌战，疑心将帅生事以获取功劳。适逢韩滉去世，张延赏执政，与李晟不和，多次在德宗面前诋毁李晟，说不能让李晟长时间掌管兵权，想用刘玄佐、李抱真主持西北边事，让他们立功来压制李晟。德宗竟然采纳了张延赏的意见，削去李晟的兵权。在贞元三年（787）三月，册封李晟为太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尉、中书令，只是按时朝见而已，没有实权。这一年闰五月，浑瑊与尚结赞结盟，果然被吐蕃所劫，六月，罢免了马燧的河东节度使之职，这些都中了尚结赞的计谋。

第五节 失兵权而忠心不贰

李晟虽然失去了兵权，但对唐朝始终如一。曾有通王府的长史丁琼，也被张延赏所排挤，心怀怨恨，就求见李晟，说：“太尉功业至大，犹罢兵权，自古功高，无有保全者，国家倘有变故，琼愿备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图之？”李晟愤怒地说：“尔安得不祥之言。”急忙将其捉获奏报朝廷。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并把他作为自己的楷模。在凤翔时，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搢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李晟做宰相时，皇上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李晟性格沉静、治军严谨、善于明察，对部下功劳大小、能力如何了如指掌，憎恨部下结为朋党，嫉恶好善，治家也很有礼法。

贞元九年（793）八月李晟去世，终年六十七岁。德宗亲临吊祭，废朝五日，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赠为太师。

李晟戎马一生，既勇敢善战，又能深谋远虑，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为平定朱泚之乱，挽救唐朝的命运，保卫西北边防，抵御吐蕃作出了贡献。

第三十五章 异牟寻

第一节 南诏同唐的关系

异牟寻（？—808），南诏第七世国王。其父凤迦异曾入唐宿卫，拜为鸿胪卿。母是独锦蛮之女。他继王位后，致力于南诏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南诏本为哀牢夷中的乌蛮族。诏为蛮语王的意思。南诏部落最先有六个渠帅，号称“六诏”。蒙■诏、越析诏、浪穹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六诏势力大致相等，不相臣服。其中蒙舍诏地处诸部最南方，所以称为南诏。南诏国王姓蒙，其始祖名舍尨，因避仇家从哀牢（今云南保山）迁居到蒙舍川（今巍山蒙化坝），耕于巍山（今巍山城南巍宝山）之麓，经营二十余年，据有巍山以北蒙舍川的土地。舍尨子名独逻，又名细奴逻。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南诏王细奴逻派遣其子逻盛炎入朝，高宗赐给锦袍，并授给细奴逻巍州刺史之职。从此唐朝与南诏建立了联系。武则天时期，逻盛炎继位为南诏王，亲自入唐朝见，当时他妻子正怀孕，在他走到姚州时，听说他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非常高兴。逻盛炎在长安受到武则天热诚款待，还赐予锦袍、金带等物。所生的是第二个儿子，名盛逻皮。逻盛炎死后，其长子炎阁立为南诏王。唐开元年间炎阁死，盛逻皮继南诏王位。盛逻皮之子皮逻阁，后继位为南诏国王，唐玄宗授为特进，封为台登郡王。当时五诏与河蛮部落，在吐蕃的威胁下，经常依附吐蕃而不臣服唐朝，只有南诏始终依附唐朝。在唐朝支持下，南诏势力逐渐强大，而其他五诏势力微弱。开元末年（737），皮逻阁出兵进攻河蛮，攻取大和城（今云南大理），又袭大釐城。由于皮逻阁征讨洱河诸部有功，唐玄宗下诏赐皮逻阁名蒙归义，特加礼遇，派遣使者驰往南诏，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给他锦袍、金钿带等。皮逻阁这时谋划乘胜兼并五诏，派他的谋臣请求唐剑南节度使王昱，代为向朝廷请求合并六诏为一。当时唐朝和吐蕃争夺安戎城，进行激烈战争，攻取五诏有牵制吐蕃作用，便允其所请，并派中使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很快统一六诏，在西洱河地区建立统一的南诏国。开元三十九年（739），皮逻阁把都城迁到大和城。

天宝四载（745），皮逻阁派遣他的孙子凤迦异入朝宿卫，唐玄宗拜他为鸿胪卿，特别恩宠，赐给他许多文物，还有胡部、龟兹两个乐队。从此南诏和唐朝较长时期都保持友好关系。到了天宝七载（748），皮逻阁死，其子阁逻凤继位为南诏国王，以他儿子凤伽异为阳瓜州刺史。到天宝末年，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性急躁，不懂方略。南诏王谒见都督，往往都带妻子一同来。天宝九载，阁逻凤来谒见都督时，路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侮辱同来的妇女，并勒索贿赂，阁逻凤不答应，张虔陀派人进行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的罪过，引起阁逻凤的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了张虔陀，夺取羁縻州三十二州。

天宝十载，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大军讨伐南诏，南诏王阁逻凤派遣使者谢罪，请求归还俘掠而去。并且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不许和，我将归附吐蕃，云南就非唐所有。”鲜于仲通仗恃兵多，不许请和，囚禁南诏使者，进军至西洱河，被阁逻凤打败，唐军士卒死六万多人，鲜于仲通只身逃脱。南诏本贫弱之国，必依附大国，既与唐关系破裂，只好归附吐蕃。翌年，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锺（蛮语称弟为锺）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吐蕃给他金印，号“东帝”。阁逻凤在国门刻立石碑，即南诏德化碑，申明他叛唐是出于不得已，并对臣下说：我世世奉事唐朝，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知我的背叛非我本意。天宝十三载（754），唐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进攻南诏，到大和城，被打得大败，士卒死有十分之八。

第二节 异牟寻归唐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南诏王阁逻凤死，其子凤迦异早死，其孙异牟寻继立为南诏王。同年十月，南诏与吐蕃联合用十万大军，分三路进犯：一路出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一路出扶州（今四川南坪）、文州（今甘肃文县），一路出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连连攻陷州、县，刺史弃城逃走，士民们逃走隐藏在山谷中。这时唐德宗即位，对此深以为忧。杨炎上奏建议发禁卫军和幽州军与山南兵合击南诏军，德宗乃发禁卫军四千人，让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统帅，并发邠宁、陇右二镇及范阳兵五千，命金吾大将军曲环统帅，联合当地兵，从东川出兵，从江油向白坝（今四川江油北），与山南兵联合进击吐蕃、南诏军，大破南诏军，范阳兵追赶到七盘（今四川旺苍东南），又破南诏、吐蕃军，遂收复维、茂二州。李晟军追击于大渡河外，又打败敌军，斩首六千多，俘虏杀伤的也很多，吐蕃、南诏兵饥寒交迫，堕入崖谷死的有八九万人。吐蕃人后悔又愤怒，把引导来的使者杀死。异牟寻也很恐惧，迁徙到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筑城居住，把城扩大十五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南诏归附吐蕃以后，吐蕃向南诏征收繁重的赋税，把南诏地势险峻的地方都夺去设立兵营和哨所，每年向南诏征兵，鉴于这些情况，异牟寻甚为苦恼。当时有清平官郑回，原是唐朝的西沪县令，阁逻凤攻破隽州时，把他俘虏到南诏。阁逻凤对郑回的学问和人品很是看重，赐他称号为蛮利，让他教王室子弟读书，授权可以责罚学生，郑回很有威望，南诏国人对他很敬畏。后来他当上清平官，深得国王信任。他见异牟寻由于吐蕃的求索而苦恼，便劝异牟寻说：“中国是礼义之邦，对邻国很少求索财物，如果归附唐朝，就可免去出兵帮助吐蕃战守，利莫大于此。”异牟寻听从了他的意见，暗中谋划归唐，然而不敢公开反对吐蕃。

南诏王异牟寻想内附唐朝，但不敢自己派使者去唐朝，便先派遣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唐，到唐后，唐德宗在麟德殿设宴，款待他们，给他们很多赏赐，封骠旁为和义王、苴梦冲为怀化王、苴乌星为顺政王，并授给他们印鉴，送他们回南诏。

德宗贞元四年（788），吐蕃屡次派人到南诏去，引诱和胁迫南诏。正值唐剑南节度使韦皋安抚各蛮族有恩惠，得到各蛮族的信任，各蛮族把异牟寻欲归附唐朝的话，告诉了韦皋。韦皋于贞元五年（789）二月，派密使写信给异牟寻，信中说：回鹘屡次请求天子一同灭吐蕃，王不早日定计，一旦被回鹘抢在前面，则王累代的功名都白白抛弃。况且云南久受吐蕃的屈辱，现在不乘这个机会依靠大国的势力来报仇雪恨，后悔就来不及了。韦皋给异牟寻去信，吐蕃得知后甚为怀疑，因此让南诏派大臣子弟到吐蕃为质，这使异牟寻更为怨恨。

唐剑南节度使韦皋修书招南诏王异牟寻后，经过几年没有得到答复。然而吐蕃每次征发南诏兵，南诏都派去很少。韦皋知道异牟寻有心归附唐朝。韦皋的讨击副使段忠义，本来是阁逻凤的使者。在这一年六月，韦皋派遣段忠义回南诏，并写信给异牟寻敦促告谕于他。吐蕃知道韦皋使者在云南，派使者指责异牟寻，南诏王异牟寻骗他说：唐使本是蛮族人，韦皋听从他的要求让他回来，没有什么阴谋。因而便把段忠义送往吐蕃。吐蕃多取南诏大臣之子为质，使异牟寻更是怨恨。

南诏勿邓部酋长苴梦冲，暗中与吐蕃勾结，煽动诱惑各蛮族，隔断南诏使者去唐通路。韦皋派遣三部落总管苏峞领兵到琵琶川，于贞元八年春二月，捉住苴梦冲，数说他的罪恶并把他斩了，往云南的道路才得畅通。从此吐蕃和南诏之间更是日益猜疑，每次南诏兵到边境上，吐蕃也发兵，声称互相响应，实际上是加以防御。贞元八年（792）十一月，韦皋又派人致书给南诏王，表示欲和他共同袭击吐蕃，把吐蕃驱逐到云岭以外，把吐蕃的城堡全平定，并助南诏在境上修筑大城，设置军队互相守卫，永远成为一家。

贞元九年（793），异牟寻决心归附唐朝，派出三个使者，分三路，一出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出黔州（今四川彭水），一出安南（今广西西部），都携带生金和丹砂，去成都见韦皋，以金表示坚定，丹砂表示忠心赤诚，把韦皋给他的信分为三，各带一份，最后都到了成都。给韦皋的信中说：异牟寻世为唐臣，过去由于张虔陀的侮辱，而中国使者到后，又不为澄清昭雪，所以产生了异心，鲜于仲通前次出兵，想改过自新而没有因由，后来吐蕃欺侮使我背约。..曾祖时曾得先帝恩宠，以后继承者都蒙恩袭承王位，人所以知道礼义，都是受唐的风情教化，..异牟寻愿竭尽忠诚日新，归附亲近天子，请求增加剑南、西山、泾原等州的戍守兵力，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力分散，不能为强，这西南边隅地区，不烦劳天兵，可以立功。于是上表请求归附唐朝。韦皋送南诏使者到长安，韦皋上表祝贺。德宗赐以诏书，对异牟寻加以嘉勉，并命韦皋遣使者持牒加以慰抚。

贞元九年（793）十月，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带着诏书去南诏，并且自己也以帛书给异牟寻。崔佐时到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当时有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南诏。这时郑回暗中接见崔佐时并介绍了南诏情况。崔佐时劝异牟寻把吐蕃使者全杀掉，去掉吐蕃所立的封号，恢复南诏原来的名号，异牟寻一一听从。乃率领他的儿子寻梦湊和清平官与崔佐时一起到点苍山神祠进行盟誓，修载书四，一藏在神祠石室，一沉在西洱水，一放置在祖庙，一进献给唐天子。并把吐蕃使者全部杀掉，刻金契以献，又派遣曹长段南逻、赵伽宽随崔佐时入朝。

最初，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进行大战，死伤很多人，便向南诏征调万人，异牟寻想要袭击吐蕃，表示国小人少，请求发兵三千人，吐蕃嫌人少，最后增至五千人，吐蕃允许了。异牟寻表面表示寡弱，在派出五千人以后，自己率领数万人跟在后边，昼夜兼程，袭击吐蕃，在神川和吐蕃展开大战，大破吐蕃兵，截断了铁桥，淹死吐蕃兵一万多人，俘虏其五王，降伏吐蕃士卒十余万，派使臣到唐朝献捷。

贞元十年（794）六月，南诏王异牟寻派遣他弟弟湊罗栋和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朝献地图、土贡和吐蕃所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称号。德宗加以赏赐，拜尹仇宽为散骑常侍，封为高溪郡王。为了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成都少尹庞颀为副使，崔佐时为判官，俱文珍为宣慰使，刘幽宕为刺官。赐银窠金印，印文是“贞元册南诏印”。袁滋一行至大和城，异牟寻派其兄蒙细罗勿等用良马六十匹进行迎接，奏金钟玉珂，兵士振铎夹道列阵，异牟寻身披金甲、蒙虎皮、手执双铎■，千人执长矛保卫，有十二大象在前导引，骑兵、步兵也依次排列。到黎明时，进行册封，异牟寻率领官吏北面而立，宣慰使面向东方，册封使南向，宣读诏书册封。司仪者引导异牟寻离位，跪下受册封，异牟寻叩头再拜，又接受所赐服装备物。退下后说：“开元、天宝中期，曾祖和祖父都蒙册封袭承王位，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去旧痕录取功绩，又赐给爵命，子子孙孙永远为唐臣。”并设宴招待使者，宴会上，异牟寻拿出玄宗所赐的银平脱马头盘两个，对袁滋说：这是天宝时期先君凤伽异以鸿胪少卿入京宿卫时，皇帝赐给的。又指头发垂白的老笛工、歌女对袁滋说：这是先君回国时，皇帝赐给胡部、龟兹乐二列，今天已经丧亡略尽，就这二人还在。袁滋回京，异牟寻又派遣清平官尹辅酋等七人答谢天子，献上铎■、浪剑、郁刀、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纺丝、象、犀、越睒统伦马等物。

第三节 联合唐军，屡破吐蕃

贞元十一年（795）十一月，异牟寻进攻吐蕃，攻取昆明城（今云南盐源彝族自治县），取得食盐池。又攻破施蛮、顺蛮，并俘虏其王，置白厓城；因之定磨些蛮，隶属昆山西爨故地；又攻破茫蛮，掠弄栋蛮、汉裳蛮，充实到云南东北部。

贞元十五年（799），异牟寻谋划出击吐蕃，以邆川、宁北等城正当进路，乃凿山挖深沟进行作战准备，德宗答应出兵相助。异牟寻请求韦皋派大臣子弟到剑南为质，韦皋推辞，异牟寻坚决要求派子弟为质，韦皋无奈答应到成都来住，都遣他们读书就学。异牟寻对韦皋说：“昆明、隽州与吐蕃接壤，不先出兵，就为威胁，反而成为我们的祸患。”请求韦皋出兵进攻吐蕃。当时唐军屯于京西、朔方、大峙的粮食，想在南北一齐进攻故地时用，然而南方的粮转运延迟时期，士兵不能全部聚集。这年夏季，吐蕃麦未成熟，又发生瘟疫，赞普死，新赞普刚立，韦皋揣度吐蕃不敢出动，所以劝异牟寻暂缓出兵比较安全，比速而无功为好，现在边境上的兵比往年要多十倍，而且行营都在隽州，扼住西沪吐蕃的道路，昆明、弄栋可以无患。异牟寻遂约定他年。

吐蕃大臣认为岁在辰，宜于出兵，谋划袭取南诏。乃检阅士卒整治运路，将在十月围攻隽州，在昆明屯兵八万，准备一年粮草。吐蕃赞普以其舅攘鄀罗为都统，派遣尚乞力、欺徐滥铄屯兵在西贡川。异牟寻和韦皋得到情报后，韦皋命部将武免率领三千弓箭手前往，命亢荣朝率万人屯驻黎州，韦良金率二万五千人屯驻隽州，和南诏约定，紧急时一起出兵。吐蕃率领五万兵自曩贡川分二军进攻南诏，一军从诺济城进攻隽州。异牟寻害怕东蛮、磨些蛮为吐蕃作向导，想先用兵进击，韦皋告知说：“隽州实为往来通道，可以捍卫掩护几个州，敌人屡次窥探，所以用兵严加防守，屯兵和壁垒互相监视，粮食器械处处都有，东蛮岂敢怀有二心。”异牟寻乃通知东蛮、磨些诸蛮把粮食收入城中，不然全部烧掉。这时，吐蕃颙城将领杨万波来约投降，事情泄露，吐蕃用五千兵进行守卫，韦皋派兵击破。韦皋大将扶忠义又攻取末恭城，俘获牛羊以千计。吐蕃大将既煎让律在离十贡川一舍之地屯兵，其国师马定德率领种落出来投降唐军。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也投降扶忠义军。吐蕃欺徐滥铄到铁桥，南诏军在水中下毒，吐蕃军人多被毒死，因而迁徙到纳川，坚壁防守。这一年吐蕃境内霜雪下得早，出兵不捷便速退去。吐蕃苦于唐和南诏联合进军，因而不敢进攻南诏，韦皋命令武免在隽州按兵镇守，在南诏边境也加以屯戍。

到贞元十七年（801），因剑南节度使韦皋和南诏王异牟寻配合作战，屡破吐蕃，转战千里，攻克城池七座，军镇五，焚烧敌堡一百五十多所，斩首万余级，俘虏六千，降户三千，德宗为韦皋加官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在对吐蕃交战中攻其腹心，俘获尤多，德宗特遣中人尹偕到南诏进行慰问和安抚。

在南诏西南有骠国，国王摩罗思那听说南诏异牟寻内附于唐，非常羡慕。因而请异牟寻引荐，派他儿子悉利移入朝进贡，献其音乐。异牟寻每年都向唐朝献纳地方产品，唐德宗对他尤加礼遇。

南诏的各项制度，都是在阁逻凤时建立的，异牟寻基本上是承袭这些制度。

元和三年（808），异牟寻死，他的儿子寻阁劝继位为南诏王。寻阁劝又称梦湊，自称骠信。异牟寻死，唐宪宗诏令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到南诏去进行吊祭。异牟寻从公元779年即王位到公元808年死，在位三十年，建立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为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第三十六章 唐宪宗

第一节 重用人才

唐宪宗（778—820），名李纯，顺宗长子，母庄宪皇后，琅邪人。

宪宗自幼受到继承皇统的教育。六七岁时，其祖父德宗抱置膝上，问曰：“汝谁子，在吾怀？”对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异而怜之。贞元四年（788）封广陵王，永贞元年（805）四月，册为皇太子，七月乙未，“权勾当军国政事”。八年庚子即皇帝位。次年改年号元和。

唐宪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削平了藩镇，加强了皇权，为唐后期的中兴奠定了基础。

唐宪宗将“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能用忠谋，不惑群议”，他先后任用了一批进士出身，年轻有为，忠谠有才干，力主削藩，反对宦官干扰军政的宰相。

宰相李吉甫，反对宦官操纵朝政，力谏取淮西。

宰相杜黄裳，坚决主张讨刘辟，以法度整肃诸侯，铲平藩镇。

宰相裴，请贬宪宗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罢其军权。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裴垍总机务，甚称中旨。裴垍在翰林，举李绛、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宰相李绛，运筹分化河北，不战收魏博。主张京西北神策军割隶当道节度使以防吐蕃。朝臣柳公绰、白居易等人为奸人所排陷遭贬黜，绛每密疏申论，皆获宽宥。

宰相武元衡，坚决削除割据的藩镇李琦，主淮西用兵，被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

宰相裴度，坚决支持宪宗讨淮西，亲自挂帅督战平淮西。在淮西决战阶段，废除监军制，兵权归将帅，取得胜利。

宰相崔群，在翰林，说言正论闻于时。

宪宗周围还有一批极言直谏，维护政治清明的大臣，如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反对宦官吐突承璀挂帅出征，主张国家征战责成将帅；东台御史元稹纠劾不法，与中使抗争；刑部侍郎韩愈，谏止宪宗迎佛骨佞佛等。

①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纪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 财政上的困难和缓解

宪宗朝的财政形势宪宗朝的财政形势，虽比肃、代、德宗时有所改善，但仍是困难的。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呈宪宗资治。当时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藩镇割据，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依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江南人民负担沉重。而且，当时天下养兵八十三万，大率二户资一兵。

元和六年（811）元月，中书门下奏：“国家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今内外官给俸料者不下一万余员。..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县，故有一邑之地，虚设群司，一乡之甿，徒分县职，伏请州县可并合者并合之。”①藩镇割据，庞大的军队，以及庞大的官僚队伍，给宪宗朝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财政上的缓解唐宪宗任用裴垍为相，采取措施，减轻江淮人民的赋税负担。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裴垍责令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州以自给，不足部分征收所属州的税。由是江淮人民稍苏息。

唐宪宗又任用李绛为相，绛在北边营田养兵，减轻财政开支。元和七年（812）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释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宪宗准奏。李绛命度支使卢坦经略，四年时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

宪宗还委任了一批理财的宰相，如元和元年（806）以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巽充使一年征课所入达到刘晏征收最高年份，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阳，久不盈此数，唯巽三年登焉。”①元和四年（809）李巽上奏章荐举彬州司马（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扬子留后，宪宗准许。程异复为扬子留后、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元和四年（809）三月，以河东节度使李鄘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元和六年（811）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钱者。元和七年（812）四月，盐铁转运使王布奏：六年（811）卖盐铁计收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三百贯。

元和年间，由于宪宗任人得当，财政危机稍得纾缓。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六年。

①《旧唐书》卷一二三《李巽传》。

第三节 削平藩镇讨刘辟，除李琦

宪宗施政图治，“志平潜叛”，削平藩镇。

永贞元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阻兵自守，并要求朝廷同意他兼领三川（即西川、东川、山南西道）。宪宗不许。刘辟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对抗朝廷。宪宗旋即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高崇文克成都，擒刘辟，解至长安并族党诛之。既平辟，宰臣入贺，宪宗目示杜黄裳说：“此卿之功也！”杜黄裳是坚决主张讨刘辟、削平藩镇的。

铲除镇海李琦。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①，镇海节度使李琦亦不自安，请求入朝。宪宗下诏征调，拜右仆射。会入朝，李琦又称疾不至。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武元衡主张削藩，以为不可放纵。宪宗也认为应行威令。冬十月，诏征李琦为尚书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琦不受征，宪宗削除李琦宦爵及属籍（淮安王神通后代），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执李琦，械送京师，乃并其子师回腰斩之。并籍没李琦资财，赐浙西百姓，代当年租赋。

收魏博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依故事，立其子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怀谏十一岁，不能主军，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等人。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宪宗欲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控制魏博。宰相李绛建议利用藩镇自身的矛盾收魏博：“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军府大权必有所归，..彼不依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粉矣。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宪宗称善。既而，魏博兵变，牙内兵马使田兴早晨入军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绕田兴而拜，请求田兴为留后，田兴惊讶地仆倒在地，众人仍不散，久之，田兴见势不可免，乃谓众人说：“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田兴部署：“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田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①冬十月，魏博监军将这种状况向朝廷作了报告，宪宗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李绛又建议：“魏博五十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魏、博、见、卫、澶、相）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宪宗即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免租赋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

魏博归朝廷，引起河北、山东、淮西等强藩的巨大震惊。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七年。

平淮西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也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以父病闻于朝，自领军务。

宪宗自平蜀，即欲取淮西。宰相李吉甫也力主取淮西，“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宿存数十万兵以备之。失今不取，复难图矣”①。宪宗先礼后兵，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吴元济不迎敕使，发兵四出，屠舜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李君何不得入而还。宪宗决意讨淮西，冬十月，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吴元济，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又笼络强藩，十年（815）春正月，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命宣武等十六道讨吴元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

淮西战事连着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纵兵抗衡，王承宗、李师道暗中配合，给予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淮西之役，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于是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免吴元济。宪宗不答应，李师道遣大将率二千人趋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在军事上制肘官军。李师道又派刺客数十人，发盗数十人攻河阳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于是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不许罢兵。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宪宗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裴度还朝，分析了淮西必胜的形势，并推荐李光颜为将。不久，李光颜败淮西兵于时曲（陈州殷水县西南），淮西兵大溃。李师道又派出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和裴度。结果，武元衡被刺死，裴度头受伤坠沟中，因毡帽厚，得不死。京城因此大骇。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早朝，宪宗在御殿久等，班犹未齐。诏中外所在搜捕，于是京城大索。朝臣有的请求罢裴度的官，表示退让，以安恒、郓之心，宪宗愤怒地说：“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①裴度伤好以后，宪宗召裴度入宫对话，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裴度向宪宗进策：“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②宪宗与裴度在削藩见解上完全一致。

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讨淮西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多劝宪宗罢兵，宪宗却坚定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当时举朝皆言罢兵，只有裴度“言贼不可赦”，宪宗于是独用裴度之言。

元和十二年，官军讨淮蔡，四年不克，“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宪宗也很惆怅，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宪宗问裴度，度回答：“臣请自往督战。”宪宗亲自为裴度送行，以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以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度驰赴前线，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当时，诸道军中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九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宪宗元和十年。

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去监军，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复有功。裴度治军，“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③。十月十四日，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祐、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前锋，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出军东行，直奔吴元济营垒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李愬冒着风雪，率军日夜兼行，于十五日“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①。官军从天而降，迅速攻下蔡州城，吴元济穷蹙请降。吴元济被槛车送往京师，十一月斩首。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复归唐皇朝统治。

进讨李师道淮西平，宪宗削藩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朝廷处于优势，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

十三年（81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发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情益恐惧怨恨。终于发生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宪宗削藩获得很大胜利，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赋税，至此，尽遵朝廷约束。

③《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节 晚好神仙，宠任宦官

淮西既平，宪宗渐骄侈。宪宗统治后期，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诏柳泌居兴唐观炼药（丹）。元和十五年（820）春，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宪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吏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后期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宪宗以削藩为己任，却不以铲除宦官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维护宦官神策军中尉的军权。宪宗削藩胜利，却败死于宦官专权。

第三十七章 杜佑

第一节 一生为官，政绩斐然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谙边事，为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留后，在任边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绩。擢升鸿胪卿，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766），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①。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②，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③，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十三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三十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五十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①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②③《通典》卷四《职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第二节 《通典》的编纂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①。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0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首，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①，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②。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①《通典》卷七《食货论》。

①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③。《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①。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①；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②。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③。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①《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①③《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②《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①。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陆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②，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③。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④，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⑤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⑥；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①。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发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④《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①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②见《全三国文》卷二○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陆机《五等论》。③《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④《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⑤《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⑥《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①《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②。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②《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第三节 “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806），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默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1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第三十八章 韩愈 柳宗元

第一节 韩愈①

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①。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②。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①本节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下引是书，不另作注。

①《新唐书》卷二○三《欧阳詹传》。

②皇甫湜：《神道碑》。

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

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1），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发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向陆■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这样的思想内容，与安史之乱前后元结、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脉相承。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诗发端有云：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第二节 柳宗元

家世和生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陆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01）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0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缘故。首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发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发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首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超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超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发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发，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首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里已经可以概见。其次，宗元在这篇逸事叙述之外，还附有呈给史馆的一段文字。其中说道：“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这段文字可以看作状文的继续，其用心命笔都似有意追随司马迁。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据事实，并非徒事文字模拟，这是不同于后人那种形式主义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笔还表现于几篇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等。还有，虽然非人却也与人同类的《■蝂传》，亦体现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传》写的是个“长安西部药市人”。此人卖药致富，然非唯利是图者，更不趋炎附势。宗元认为，宋清虽“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总的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以学到。特别是在金元明清几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笃于行道而又能破传统者亦少，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封建统治、文化专制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桐城派之尊韩抑柳，不是无缘无故的。

诗风如文风：迁客骚人之音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所言甚是。

又如《别舍弟宗一》诗云：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第三十九章 白居易

第一节 以诗得罪权豪，累遭贬谪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迁居下邽（今属陕西渭南）。父亲季庚，历任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观光上国，袖文一编，投谒著作郎顾况。况为人倨傲，对后进少所许可，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其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

贞元十六年（800），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十八年（802）又应书判拔萃科，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制举考试。其年四月，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厓县尉。

居易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元和二年（807），召为翰林学士，翌年，拜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谕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即得罪了上层统治者。

元和五年（810），居易任满改官，出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旋丁母忧而归下邽。

元和八年（813）再度入朝，为左赞善大夫。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居易愤而上书，“急请捕贼”，权臣嫌其越职言事，且诬其作诗“甚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820），除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但这时天子荒纵，执政亦非其人。居易上书言事，天子终不能用，于是居易乃求外任。长庆二年（822），除杭州刺史。其后，又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唐才子传》卷六云：“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莫。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846）卒，年七十五。新旧《唐书》并有传。著作有《白氏长庆集》。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白氏长庆集》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 思想气质与其诗作

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但他也与许多同代作者一样，曾经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取舍，自有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学者出处进退，类皆如此，居易自不能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亦颇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有所剖析：“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都，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书白乐天集后二首》）

因为政治上未能得志，抱负不得实现，故居易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故其身居谏官之日，启奏之外，亦不废诗。

居易之被贬斥，主要因为越职言事，但也因为写了讽谕之诗。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故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但居易虽以诗得罪，亦以诗得名。《与元九书》又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时俗所重”之诗，并非都是居易自己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一曰讽谕，二曰闲适，三曰感伤，四曰杂律。从上面这些话看来，他自己最得意的诗，一是讽谕，二是闲适。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两重志趣。

居易的讽谕诗主要写于入仕的前期。《与元九书》云：“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这类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指摘时弊，为民请命。例如《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又如《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剥洞庭桔，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这两首诗中，平民百姓之疾苦，达官贵人之骄奢，都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世之际，这是十分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自有诗人以来，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如此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此广泛地关切民间疾苦，在居易之前，不曾有过。

与白居易同时写作“新乐府”的诗人，还有元稹。在元、白两人影响之下，又涌现了一些后进作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云：“乐府..别创时事新题，杜甫始之，元、白继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陆之徒，相继有作，风流益盛。”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七爱诗》）日休生当唐末，朝廷政治更加腐败，平民百姓更加困苦，庶族文人也更无出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章碣诗）。诗人对于现实之不满，也更甚于居易在世之时。日休此时特爱居易的乐府诸诗，是不难理解的。

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影响也是不小的。其中最为世称者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居易自己对于《长恨歌》这样的作品也是颇自称道的。

《长恨歌》在居易作品中，属于“感伤”一类，但非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发端二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世之论者因而以为居易此诗开宗明义即在讽刺玄宗，寓有“女人祸国”之诫。其实不然。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未必尽得其实，但诗人对于玄宗处境之同情，却是相当深切的。

居易对于玄宗既如此同情，对于杨贵妃也无贬意。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是十分惋惜的：“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样的描述，亦沉痛之至。

当然，历来描写玄宗杨贵妃事迹而表同情者，在居易之前，已有先例。

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这样的情深之语，是与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完全一致的。

从杜甫到白居易，对于玄宗、杨贵妃的悲剧如此寄以深情，不是无缘无故，并非诗人“重色”而忽视了“倾国”，乃是诗人抛弃了“女人祸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居易此诗之同情杨妃，亦如此后欧阳修之同情昭君，“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妃亦是“玉颜”之“为身累”者。

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行”亦作“引”）。

此诗写于迁谪九江之时，其中自有迁客身世之悲，骚人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于倡女之寂寞生涯，亦感同身受，不胜浩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唐宋诗醇》卷二二云：“《琵琶引》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琵琶行》抒写的虽有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商妇身世之苦，尤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直令读者同声一哭。

在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但《琵琶歌》虽亦“谪官得闲”之作，而“其旨似嫌庸浅”；《泰娘歌》虽“以遗妾比逐臣”，与《琵琶行》亦有不同者（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

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云：“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又《叙洛诗》云：“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从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这类作品为世传诵者也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居易所谓“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在这类作品中可以概见。

第三节 文名为诗名所掩

白居易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名为诗名所掩，但他的文章亦有特征。其诗有讽谕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其直言极谏之文，《论制科人状》可以为例，其中有云：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诳妄，斥而遂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观感，不为耸动之辞，不发过高之论，指事造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徵、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相沿而下，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居易此文，有所继承；质朴温厚，是其特征。

居易的抒情述志之文，多存于书札和记叙。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其中有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此文称司马之职，乃“吏隐”之最佳位置。无功，无罪，无责，无忧，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居易以直言被黜，中心自然不平，不平而言“知命”，当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与此文同类的文章还有一篇《草堂记》。其中有云：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乐天身为迁客，随遇而安，出处行止，得之自然。这样的作品，颇有个性特点。

居易抒情述志之文，见于书札者，亦颇见个性特征。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传诵。其《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如云：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鄠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知足保和、闲适而不返者，乃是积愤太深、决心不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其中有云：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历代多有，居易此文，亦率意为之。

第四十章 裴度

第一节 早年的政治生涯

裴度（763—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贞元五年（789），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辞科，补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不久，升为监察御史，因疏论权幸，言辞激烈忤旨，遂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节度府书记。又召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11），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不久转本司郎中。

裴度是晚唐重臣，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他在宪宗朝时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叛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①本章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二四○，韩愈《平淮西碑》。

第二节 “横身讨贼，为中兴宗臣”

淮西的形势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形成藩镇割据局势，到宪宗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宪宗即位后，先后派兵讨平了占据成都进行叛乱的刘辟，平定了在镇江一带叛乱的李琦，并直接派出了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宪宗立志削平藩镇，而平定淮西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则是削藩成败的关键之战。彰义节度使领有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三州，原任节度使为吴少阳。元和九年（814），吴少阳死，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未经奏报朝廷，便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出抄掠。翌年，宪宗削去元济官爵，并调集大军前去讨伐。因统帅不得力，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

淮西的平定裴度是朝廷中力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唐元和七年（812），他以知制诰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安抚河北魏博镇田兴（弘正）势力，使之归顺朝廷，得到了宪宗的嘉奖，拜中书舍人。元和十年（815）五月，因讨吴诸军久未有功，他又以中丞的身份受命赴蔡州行营宣慰，了解军情。回朝后，他向宪宗详细地述说了淮西之现状，并推荐了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兵，说他“勇而知义，必能立功”。宪宗听后，非常高兴。李光颜统兵后不久，便大破吴军于陈州溵水县西南之时曲。消息传来，宪宗更是赞叹裴度的知人善用。

在平定淮西问题上，裴度面临的难度是很大的。朝廷中，罢兵、阻兵的势力很强。而藩镇割据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抗拒。元和十年三月，吴元济因连遭败绩，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王、李两人表面上支持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支持吴元济，派人焚烧各路军储，阴谋缓解蔡兵。这年五月，他们又派人刺杀坚决主张讨平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裴度。武元衡被刺身死，裴度伤首，坠入沟中，幸免于难。事发之后，朝廷中有人向宪宗献计罢去裴度的官职，以此来安抚恒、郓二镇。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至此，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也以平淮为己任。伤好之后，与宪宗计议。裴度对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赞同。裴度又向宪宗请求，为了讨平吴元济，请允许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贤才，集思广益。宪宗也允许了。而此前，宰相是不敢在家中召见宾客的。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自萧陂进至文城栅，遇伏而败，仅以身免。这次败仗，给京城上下的震动很大。于是朝臣多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纷纷对策延英殿，想借此劝阻宪宗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他说：“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之兵不合败，则自古何难于用兵，累圣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惟须要害处置。策，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于是宰臣不敢再言罢兵，这样，裴度平淮之计得以推行。

从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朝廷已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顽寇相持不下。宪宗先以严绶为讨吴诸军督军，严绶到军后，将累年之积，一朝而尽，他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兵自重而无尺寸之功。后又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而韩弘乐于自擅，想倚赖吴元济的力量自重，不愿淮西速平。因此，虽用兵数年，淮西仍不得平定。宪宗也感到局面困难。宰相李逢吉、王涯等又向宪宗述劳师敝赋的利害，意欲罢兵。只有裴度无言。宪宗征询他的意见，他表示：“臣请身自督战。”第二天，延英殿议政后，宪宗将裴度单独留下，对他说：“卿必能为朕行乎？”裴度流着泪说：“臣誓不与此贼偕全。”接着，裴度分析了淮西的形势，认为：吴元济昨天送来乞降表，“料此逆贼，势实窘蹙”，但因诸将心不齐，不协力同心，又没有统一指挥，因此未能逼迫吴元济投降。“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当此削藩成败的关键时刻，宪宗再一次倚重裴度，委以重任，并言听计从，以之不疑，对于讨淮西的胜利，不能不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受命，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前往淮西。临行前，裴度誓师，“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宪宗亲至通化门送行，并赐以犀带，行元帅事。

裴度到达郾城后，立即巡抚诸军，宣达圣旨，士气倍增。当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战胜则先使献捷，偶创则凌挫百端”。裴度又罢中使监军，归兵权于将帅，颇得军心。由于裴度军法严肃，号令划一，因此捷报连传。裴度派使者入蔡州劝降，吴元济拒降。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破悬瓠城，擒吴元济。

裴度入蔡州后，对吴元济旧将量罪判刑，除旧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蔡人大悦。史书载“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这样，申州、光州也随之平定。十一月，宪宗受降，斩吴元济。至此，淮西战事终告结束。

裴度平定淮西，回朝后，宪宗为嘉奖他，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又诏刑部侍郎韩愈撰《平淮西碑》，以示纪念。其中有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淮西的平定，极大地震慑了山东、河北诸藩镇。

裴度在宪宗朝为相，直言极谏，抑制宦官中使于政，维护宰相、朝臣的政治权力，发挥三省的作用。他执性不回，特别是对宦官于攻的指斥，使宪宗感到不悦。元和十四年（819），迁裴度为河东节度使。

第三节 避祸东都，以诗酒自娱

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当道，其虽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天子所用，所以并无多大作为。为避宦官当政，他退居东都洛阳，立第于集贤里，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开成三年（838）冬，因病乞还东都，翌年去世。裴度死后，册赠太傅。裴度有子五人。长子裴识，以荫授上柱国，袭晋国公，宣宗时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其他四子也都声名显赫，多有作为，时“兄弟并列方镇，时人荣之”。

裴度“始自书生，以辞策中科选，数年之间，翔泳清切”，又能奋命决策，横身讨逆，成为中兴宗臣。史家对裴度的功德多加以肯定。《旧唐书·裴度传》说他“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并赞他“以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訏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诚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新唐书》本传也称他“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

第四十一章 贾耽 李吉甫

第一节 贾耽

官至宰辅，潜心研究地理

贾耽（730—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属河北）人。先祖后魏时居长乐（今河南安阳东）。七世祖贾元楷因避葛荣之乱，迁居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祖父贾知义曾任沁源（今属山西）主簿，赠扬州大都督。父亲贾炎之，赐尚书左仆射②。

贾耽从小就喜欢读地理书籍，喜爱骑马射猎。步入中年以后，十分重视地理研究工作。“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天宝十载（751），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明经登第。乾元中（约759年）授贝州临清（今河北清河）县尉，以后续任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尉、检校膳部员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检校礼部郎中、节度副使、汾州刺史等职。由于他才华出众，政绩茂异，又被提升为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掌管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大历十四年（779）任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朝仪大夫、山南西道（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节度使，封广川男。当时守臣梁崇义恃汉水岘山之险，反叛唐朝，贾耽奉命带兵东讨，降均州，屯谷城，所向皆捷，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建中三年（782），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今河南、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地区）节度使，东都留守，东畿、汝南防御使等。贞元二年（786）改检校右仆射，兼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贞元九年（793）入觐，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七年（801）封魏国公。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贾耽任检校司空、左仆射。十月一日卒于长安，享年七十六岁，赠太傅，谥曰元靖。

贾耽一生为官四十七年，其中居相位十三年，事务繁忙，政绩茂异。与此同时，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结合政治、军事研究地理，考察地理。“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了较丰富的地理著作，绘制了多卷地图。地图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海内华夷图》一轴，《地图》10卷①。书有：《皇华四达记》1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吐蕃黄河录》4卷，《贞元十道录》4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唐七圣历》1卷②。贾耽研究并绘制地图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像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那样用米堆积立体地理模型供军事行动之用，像西汉萧何那样搜集秦国地图帮助刘邦夺天下。他羡慕前哲，绘制地图，要为唐朝的政治、军事服务。贾耽年轻时正值“安史之乱”，政治不稳定，人民赋税很重，生活困难，国力衰弱，没有足够的力量确保边疆安全，河西陇右（今河西走廊）一带被吐蕃所占。对此，贾耽深为忧虑，为了收复失地，他根据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的原理以及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郑余庆：《左仆射贾耽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七八。

①《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史部·地理类》。

②《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五行类》。

自己采访的材料，绘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图的范围主要是陇右，兼及关中等毗邻地区。图中绘有交通路线、军事要塞、行政区、关隘、山川等，很有实用价值。此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边患，且可用于军事行动，体现了贾耽可贵的爱国心。

《海内华夷图》贾耽在地图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海内华夷图》上。绘此图的目的是力图要把唐代统一强大的面貌表现出来，因而图幅很大，“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为了绘制此图，他花了三十多年时间阅读文献，调查采访，认真选取资料。贞元十七年（801）图成，献给朝廷。此图今已佚，但据贾耽写的献图表文及有关记载尚可得知此图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幅大型地图，其地理范围除唐朝所辖行政区外，还有四邻一些国家，可以说是一幅小范围的亚洲地图，比例尺为一寸折百里，相当于1∶180万。图的面积约10平方丈，比裴秀的方丈图大得多。图的内容包括唐朝疆域沿革、行政区划、古今郡县、山川名称、方位、交通道路等。这既是一幅历史地图，又是当时的形势图。无论体例、内容都较古图充实，反映了贾耽具有丰富知识和高超的制图水平。

第二、在制图技术上首创墨朱殊文制图法。此图不仅采用了计里画方的先进方法，而且首创“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的历史地图绘制方法。即用两种不同的色彩填写地名，古地名用黑色，今地名用红色。贾耽的这种方法影响久远，为后来的历史地图学家所遵循。如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形势图》，都采用这种方法。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形式上是《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实际上是地志。“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即班固《汉书·地理志》）发源，郡县记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凡诸疏舛，悉从厘正”。如“前地理书以黔州属西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可见他对历代地理沿革，边防及城镇都会的变迁、各地人口增减的考订，大大超过前人。对当时政治地理、物产、经济状况的叙述，也比较完备。此书已初具方志规模，对后世地方志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贞元十道录》4卷，为《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缩写本。此书已佚，清人王谟编《汉唐地理书钞》中有辑本。敦煌有发现《贞元十道录》写本残页。所谓十道，指唐贞观元年依自然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贞元年间，十道已不存在，贾耽之所以仍用十道，是表示他渴望收复失地，国家统一。书的第一卷叙述州郡变化、道的划分与作用、四方贡赋之名产、疆域盈缩、镇戍险要的设置、河流变迁、边徼概况等。又以节度、观察、防御、经略诸使，附于卷末。其余三卷则以十道为准，县距州，州距西部（指长安）的道里数目，四邻地界等。每卷有图，与文字相对应，开卷尽在，披图朗然。在《贞元十道录》中，贾耽还提出了“若护单于并马邑而北理榆林关外，宜隶河东；乐安自乾元后河流改道，宜隶河南。合州七郡，北与陇坻，南与庸、蜀，回远不相应，宜于武都建府以恢边备”①等十二条订正意见。由此可见，缩本的地理内容也非常丰富。两《唐书》的《地理志》从中引用了许多关于边州及四夷的材料。说明贾耽在边疆和域外地理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超过了前人。

《皇华四达记》《皇华四达记》十卷，原书已佚。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此书的大概内容。如记载唐朝“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七条交通路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②在谈交通路线时，也谈到边疆和域外若干城镇的地理位置、自然面貌等地理内容。如“广州通海夷道”，不仅记载了这条交通路线上的航程和航行日数，同时也记载了这条交通线上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方位、山川、民情风俗等。比如马六甲海峡，写道：“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加里曼丹），南中洲之最大者”。关于这条航线上设置的灯塔，它写道：“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位于今伊朗波斯湾沿岸），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①这种“夜置炬其上”的“华表”，是指引船舶夜航的标记，即今天的灯塔。唐朝在广州港口也修筑了十数丈的高塔，入夜在塔上置灯火，又叫光灯。因此“广州通海夷道”是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献。《皇华四达记》则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

贞元十四年（798），贾耽完成了以黄河命名的著作——《吐蕃黄河录》10卷，这是《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的文字说明，包括《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卷和《吐蕃黄河录》或称《河西戎之录》4卷。此书图文并茂，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惜其书和图均已失传，现已无法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

可见，贾耽不仅是中唐重要的政治家，也是重要的地理学家。他在地图学、地理学、方志学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

①权德舆：《贞元十道录》序，《权载之文集》。

②《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第二节 李吉甫

善读书的宰相

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父亲李栖筠曾任给事中、工部侍郎、常州刺史、浙西观察使等职，喜欢读书，“为文劲迅有体要”①。这种家庭环境对其子（李吉甫）、孙（李德裕）都有影响。李吉甫从小好学，能写文章。二十岁以荫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后迁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陆贽为相时，怀疑李吉甫结党，让他去明州（今浙江宁波）为长史。后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郴州（今湖南郴县）刺史、饶州（今江西波阳）刺史。

元和元年（806）宪宗即位，李吉甫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变，宪宗主张讨伐，李吉甫“密赞其谋”，献计献策，宪宗予以采纳。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海节度使李锜拒不执行朝廷命令，李吉甫多次给宪宗出谋划策，讨伐李锜，也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李吉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调换了三十六镇节度使。由于李吉甫为政有功，受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

元和三年（808）九月，李吉甫辞宰相职，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淮南节度使，在任三年，于高邮县修筑了平津堰。元和六年（811）正月，李吉甫复为宰相，授金紫光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建议省并州县，裁减冗员，宪宗采纳。结果精减冗官八百员，吏一千四百员。元和九年（814）冬，李吉甫暴病死，终年五十七岁。其论著有《六代略》30卷，《元和郡县图志》①54卷，《国计簿》10卷，《百司举要》1卷。此外还有《十道图》10卷；《删水经》10卷，《古今地名》3卷。今仅存《元和郡县图志》残本，缺19、20、23、24、35、36六卷，卷18也不全，有的缺个别县。如卷1京兆府缺昭应县；卷9蔡州缺汝南县；卷33绵州缺罗江县等②。其余著作全都失传。

《元和郡县图志》的学术价值《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巨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书成于元和八年（813），次年又作了补充。全书首起京兆府，末尽陇右道，共四十七镇。每镇篇首有图，故称《元和郡国图》或《元和郡县图志》。南宋时，图已亡佚，故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勤奋好学，学识渊博，精通史地，人称“唐宰相之善读书者，吉甫为第一人矣”③。他认识到地理对于治①《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

①此书名称有多种，《旧唐书·李吉甫传》作《元和郡国图》，李吉甫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作《元和郡县图志》，南宋称《元和郡县志》，1983年中华书局校点本称《元和郡县图志》。卷数也不一，《旧唐书·李吉甫传》作54卷，《旧唐书·宪宗纪》作30卷，《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作42卷，《直斋书录解题》作40卷。

②王文楚、邹逸麟：《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理》创刊号，1981年。③孙星衍：《〈元和郡县图志*理国家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到兴衰安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皇权，李吉甫一改过去地理学家厚古薄今，传疑失实，莫切根要的毛病，而以厚今薄古，实事求是，讲求实用的原则来编著《元和郡县图志》。全书以四十七个方镇为纲，叙述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以备唐宪宗制驭各方藩镇之用。

《元和郡县图志》虽然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但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从五个方面来看它的科学价值：1.疆域政区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反映了唐朝当时的疆域范围。写作此书时，陇右虽然已经被吐蕃占领，但他站在唐朝的立场上，仍将陇右列入记述范围，表示不忘故土。贞观元年（627），依名山大川的自然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关内置京畿道，分河南置都畿道，分山南为东、西二道，分江南为东、西和黔中三道，共15道。每道置采访使，有固定治所，实为监察区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各霸一方，方镇成了实际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元和郡县图志》为了体现当时实际情况，以十道作为大区，道以下列出除两京州县以外的四十七镇作为一级政区来划分府州，这样既体现了唐初以来的传统区划，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在记述政区沿革时，除了唐代的沿革外，还追溯周秦以来各代的沿革，特别是东晋南北朝的政区沿革，历史地理资料相当重要。道以下为府、州，分别叙述其治所、等级、户额、领乡、垦田、沿革、府（州）境、八到、贡赋、管县等项内容。府、州之下为县，重点叙述其山川河流、形势险要、农田水利、物产矿藏等。关于府、州、县等级，唐开元时曾规定天下除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以外，各州均有等级。划分等级的依据是地理位置、辖境、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级名称也不一样，近畿的华、同等四州称四辅。处于冲要地区的州，分别为雄、望、紧。又有上、中、下三等。以人口而论，超过四万户的州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县的等级秩序是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关于府州与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相邻府州的距离，即八到的记述，是李吉甫的创造，为以后地方志所效法。

2.自然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按县分别记述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余条，湖泽陂池一百三十多个。从这些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出唐代河流湖泊分布的基本状况，而且可以据以与《水经注》的资料相比较，看出三百年内河流湖泊变迁的情况，是研究自然地理的珍贵资料。书中还非常重视记述那些形势险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如记述关中地区“自汉至今，常为王者奥区”，“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辟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①。襄阳则“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襄阳去江陵陆道五百里，势同辅车，无襄阳则江陵受敌”②。

3.经济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在每州之下记有“贡赋”，分别开列开元时期和元和时期的贡与赋。唐代贡品多为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如北方的雕翎、麝香，岭南的孔雀尾、龙须席、白瓷等。赋则多为绵、绢、麻、布等。从征收贡赋的物品中，可以看出唐代各地的生产状况。从开元、元和两个时代贡赋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唐代生产品种的变化和生产部门的变化。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

关于矿藏的开采，《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颇为详细。初步统计共有矿产二十六种，产地三百二十六处。其中盐井一百九十处，盐池三十七处，铁二十二处、铜十六处、金十六处、银九处、锡六处，其余不足五处的有石油、石墨、玉、紫石英、丹砂、铅、雄黄、雌黄、云母、化石、天然气、滑石等。此外，《元和郡县图志》还有“垦田”一项，据考证，各府州原来都有垦田数目。但现今传本所记二百六十六个府州中，仅江南道润州有垦田数六千七百二十七顷，其余均缺佚。

4.人口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分别开列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既反映了唐代户口的分布，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卷五至卷九所载河南道十八个府、州的户额看，其中只有濠州略有增加，即开元为二万零五百五十二户，元和为二万零七百零二户，仅增加一百五十户。其余十七州，户额均大幅度减少。其中汴、宋、亳、许、陈、徐六州，元和时户额不到开元时的十分之一，而申州仅为三十四分之一。户口剧烈下降，反映了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的破坏极为严重。而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江南道二十六州的情况是：润、常、杭、湖等二十一州人口有所下降；苏、鄂、洪、饶、吉五州人口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鄂州增长一倍，饶州增长了两倍。说明南方有些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①。当然，也应该看到，《元和郡县图志》对户口的记载不完备，大部分府州有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目。可是其中有六十一个州只有开元户数，十二个州仅有元和户数，一个州是贞观户数。它虽然有此缺点，但不影响全书的科学价值。

5.体例方面，《元和郡县图志》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图记、图经的优良体例传统，对各项地理内容作了翔实的记载。又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项内容，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没有的，是李吉甫的独创。这个创新为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效法。如新、旧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设有“贡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一统志》都设有“四至八到”、“土产”、“土贡”等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是历代地方志中“体例最善”的作品，实不为过。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著作，在体例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另外，《元和郡县图志》引用的书籍和碑记多达一百多种，这些文献大多数已失传，仅仅因为《元和郡县图志》的引用才留下一点片断。这也是李吉甫的一个贡献，不可忽视。

①何珍如：《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第四十二章 李训 郑注

第一节 李训

李训和郑注都是晚唐“甘露之变”中的重要人物。

李训（？—835）字子垂，初名仲言，后入侍唐文宗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故改名为训。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穆宗长庆三年（823），进士及第，始补为太学助教，又辟为河阳节度府幕僚。敬宗宝历元年（825），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相，与另一相李程不合。当时，石州刺史武昭罢为袁王府长史，怨恨执政。李程同族人李仍叔诡称李程曾欲授武昭官职，中遭李逢吉阻止。武昭信以为真，对左金吾兵曹茅彙说要谋刺李逢吉，此事被人告发，逮捕入狱。时为河阳掌书记的李训，胁迫茅彙诬陷李程与武昭合谋，结果事情败露，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

太和元年（827），文宗即位，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后遭母丧，居住在东都洛阳。时郑注得到大宦官王守澄的宠遇。李训叹息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太和七年他备厚礼进入京师，去见郑注，两人一见如故。郑注引荐于王守澄，又以李训善讲《周易》推荐入宫。文宗将召见李训，时李训正为母服丧，难入禁中，就换了一套民服，号王山人，两次入含元殿，回答了文宗提出的问题。文宗见他仪表堂堂，善于辩论，又多权数，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太和八年八月，李训除服以后，文宗欲授任为谏官，宰相李德裕认为他是小人，先为流人，不可做近侍。文宗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①因此不顾宰臣的反对，授其为四门助教。同年十月，李德裕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训则拜为翰林侍讲学士。

唐文宗嫉恶宦官飞扬跋扈，继为祸患，见元和末年杀害宪宗的凶徒尚未受到惩治，虽表面上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不堪忍受，“思欲芟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早在太和五年，曾与侍讲学士宋申锡谋除宦官，由于“谋之不臧，几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但是文宗并不甘心，仍在暗中物色人选。一次文宗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时，问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耶？”康佐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回答；后来又知文宗欲内谋剪除宦官，遂假称有病，罢为兵部侍郎②。朝臣多如许康佐，畏惧宦官，不敢参与文宗的密谋活动，文宗也因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而苦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训逐渐受到文宗亲信的。一次文宗坐蓬莱殿读书，召问李训，说许康佐所进《春秋》列国经传，我已读过不少，战国时事，已历历明白。我曾问康佐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杀吴子余祭，阍是什么？康佐说“穷究未精”，你以为如何？李训回答说：“吴人伐越获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谓生口也。不杀下蚕室肉刑，古谓阍寺，即今之中使也。吴子是吴国君长。余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余祭往观之，为中使所杀。”李训不仅详尽地解释了吴子和阍的原始本末，而且还引以为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①《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②《新唐书》卷二○○《许康佐传》。

鉴戒说：“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轻死之道也。吴子远贤良，亲刑臣，而有斯祸。鲁史书之，以垂鉴戒。”李训讲得绘声绘色，又感愤申重，文宗听了深受启迪，他说：“左右密近刑臣多矣，余祭之祸，安得不虑？”李训又当即对文宗表示说：“陛下睿圣，留意于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愿遵圣算。累圣知之而不能远，恶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①李训讲《周易》微言大意，颇中文宗心意，时方盛夏，遂命左右取出水玉腰带及避暑犀如意赐给李训，并说：“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②唐文宗见李训才辩纵横，可与他谋划大事；同时，李训、郑注皆为王守澄所引进，也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遂与他密谋剪灭宦竖。李训、郑注富有政治见解，能洞察时弊之症结所在，胸有导致天下太平的宏图，诛灭宦官只不过是第一步。史称“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这一“太平之策”，也是切中晚唐弊病要害的，他们欲先诛灭宦官，再收复河、湟失地，然后再清除河北藩镇，这种由内而外的策略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于是，李训与郑注在宫内朝夕计议，密图大计。文宗怕引起宦官的猜疑，乃“疏《易》五义示群臣”，使朝内外都知道文宗以师臣对待李训，以此来掩人耳目。

李训受到文宗的倚重，官职一再升迁。太和九年（835）七月，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如故；到了九月，又擢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仍命李训三二日入翰林讲《周易》。李训位至宰相后，“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

李训秉政以后，即赞助唐文宗整顿朝纲。太和年间，是党争最激烈的时期。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由于文宗苦于朋党之争，故太和七年以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①。像裴度、令狐楚、郑覃等，皆“累朝耆俊”，却受到了当政者的倾轧，“置之散地”而不用，李训则“皆引居崇秩”，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令狐楚由北都留守入为太仆卿、守尚书左仆射，郑覃也由刑部尚书迁升为尚书右仆射。因此，就连一向否定李训的史家司马光也写道：“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

为了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李训还遵照文宗用人的意图，擢用了一些“新进孤立无党之士”，如王涯、舒元舆、贾■，他们皆受提拔重用，位至宰辅；将水火不相容、党争激烈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贬出朝廷，其朋党不少人也受到了牵连，因而引起了众朝官的不安。为了稳定人心，李训劝文宗下诏书，凡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除前已贬逐之外，余皆不问，于是“人情稍安”。

李训赞助文宗剪除宦官，开始时采用了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使其自相靡肉，这一做法曾获得了成功。如：太和九年（835）五月，因仇士良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压抑，未得显官。李训、郑注遂奏用士良任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守澄之权，于是“守①《唐语林》卷六。

②《杜阳杂编》卷中。

①《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澄不悦，两相矛盾”①。

同年六月，原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与郑注又将元素、承和、践言分别出为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这又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到了八月，又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贿遗”为罪名，将承和贬往驩州，元素贬象州，践言贬恩州，并“令所在锢送”。不久，又分别将三人赐死。时崔潭峻已死，也“剖棺鞭尸”。

当时，人们传闻唐宪宗之死，是由宦官陈弘志所弑，而弘志时任山南东道监军。九月，李训为文宗定策，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

宦官头子王守澄尚任右神策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禁军。李训为相时，又任命他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是李训与郑注为文宗制定的策略，“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在此期间，因王守澄厌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等，李训、郑注又乘机分别派遣他们去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之后又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作诏书，颁下六州，命将他们杀死。但因诏书颁下不久，甘露事变失败，六州虽然得到诏书，“皆废而不行”。

李训、郑注对宦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功地诛杀与贬逐了一些大宦官后，王守澄已成为瓮中之鳖。李训见时机成熟，就秘密上言文宗，请除去王守澄，遂于这年十月，文宗遣中使李好古往守澄私第赐鸩。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头子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掉了。“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由于李训等人在谋剪宦官中取得了某些成功，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此后，李训即与郑注密谋，欲一举诛灭宦官。他们看到宦官手中握有军权，要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为此，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组织军队，以为外援。李训特为郑注“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即精心选用有名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他的幕僚。同时，还“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以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任京兆尹，韩约为金吾将军，李孝本权任御史中丞，并且还暗中要王璠、郭行余多召募兵士及金吾台府卒。

李训与郑注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下葬于浐水时，奏令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使无遗类”。但是后来李训私心发作，为了独占其功，中途改变了计划，决定用郭行余、王璠石募的部曲及金吾、府台吏卒，提前诛杀宦官。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不报平安，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百官也相次称贺这一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于是文宗乘软舆出紫辰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别站立在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文宗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回来后，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再次命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①《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宦官走出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此时，王璠、郭行余召募的兵健正站立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传呼：“两镇军入受诏旨！”唯王璠军闻讯而入，邠宁兵却按兵未动。当仇士良等诸宦官来到左仗时，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产生了狐疑；又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诸宦官跑回含元殿，急欲挟持文宗入内，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这时，罗立言、李孝本率四百名兵士由东、西两阶上殿，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也被逮捕下狱，遭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在押送到昆明池时，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酷辱，说服了押送者，斩其首级送往神策军。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将李训首级悬挂于兴安门外，李训弟仲景、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也同时遇害。李训、郑注的“宗娅宾客悉收逮，讯报苛惨”，幸赖中书令裴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①。

事后，文宗颇悼念李训，屡次对宰相李石、郑覃称赞其才说：“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文宗无以制服，“居常忽忽不怿，每游燕，虽倡乐杂沓，未尝欢，颜惨不展，往往瞋目独语，或裴回眺望，赋诗以见情”②。文宗抑郁成疾，于开成五年（840）离开人世。

在甘露事变中，虽然唐文宗已明言“训不反”，但在宦官的胁迫下，仍不得不违心地下诏，宣告李训等人的所谓“谋逆”之罪，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3年），昭宗大赦时，才“明（王）涯、（李）训之冤，追复爵位，官其后裔”①。尽管如此，以后旧史家编撰的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仍给李训等人罗列了不少罪状，视他们为乱臣贼子、沾沾小人，这是很不公正的。后来有王鸣盛和岑仲勉等学者为其辩诬，指摘当时记载失实。

在宦官当道、强藩割据的晚唐时期，李训居危不苟且偷安，佐助文宗锐①《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

②《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①《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意求治，提出了内诛宦官、外削强藩的“太平之策”，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在谋剪宦官的斗争中，虽然一度打击了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但他对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严重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最后终于失败。

第二节 郑注

郑注（？—835），绛州翼城（今属山西）人。出身寒微，本姓鱼，后冒姓郑氏，故时称鱼郑。他长得身材短小，双目下视，不能看远，但却“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③。早年以行医为业，周游天下。

元和十三年（818），郑注到了襄阳。时襄阳节度使李愬患有痿病，郑注使用偏方，为李愬“煮黄金，服一刀圭”，李愬服用后，十分见效，因而厚遇之，署其为节度衙推。后李愬移镇徐州，郑注也随同前往，又任以职事，凡军政之事，李愬都与他参决。他也很有才干，“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郑注因医术受到李愬的重用，故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说他“专作威福”。时宦官王守澄为徐州监军，闻知此事后也怨恨郑注，便告诉李愬，欲除掉他。李愬回答说：“彼虽如此，实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不如旨，去未为晚。”李愬即令郑注拜见监军。起初，王守澄还有些勉强，可是一与郑注交谈后，见他“机辩纵衡”，尽中己意，于是马上把他请入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第二天，王守澄即对李愬说：“诚如公言，实奇士也。”从此，郑注经常出入王守澄门下，关系很融洽。李愬又署他为巡官，得以列于宾席之中。

元和十五年，王守澄调任内职，郑注也随之到了京师。不久，王守澄与陈弘志等宦官弑宪宗，擅立李恒为帝，即穆宗。王守澄专枢密使之职，并将郑注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王守澄非常器重郑注，两人常常是“言必通夕”①。郑注依靠王守澄的权势，交结朝臣，“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湊其门”。后，他又在山东、京西诸军做幕僚，历任卫佐、评事、御史，又检校库部郎中，为昭义节度副使。

文宗即位后，王守澄有翊戴之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太和五年（831），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剪宦官，京兆尹王璠将密谋泄露给郑注，守澄也因获悉此谋，即令军吏豆卢著诬告申锡与漳王谋反，因此，宋申锡被贬，致使文宗谋除宦官的计划也破产了。

太和七年（833）九月，侍御史李款见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遂于阁内弹奏郑注罪行。守澄将郑注匿于右军，保护起来。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与守澄不和，厌恶郑注，左军将李弘楚与韦元素定计：诈称中尉有病，召郑注前来治病，乘机擒而杖杀。可是郑注来后，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韦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再三示意，元素皆不理睬，最后“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宰相王涯也扣压了李款的奏疏，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①同年十二月，文宗患了风疾，口不能言。经王守澄引荐，郑注得以给文宗治病。文宗服了郑注调制的药剂，很见效，于是，郑注得到了文宗的宠幸。太和八年（834）九月，郑注总结了自己治病的经验，奏上《药方》一卷。文宗于浴堂门召见郑注，还咨询富国之术，郑注建议恢复榷茶政策。榷茶是一种征收茶税、管制茶叶生产、取得专利的措施，其方法是“以江湖百姓茶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③《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①《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

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当时饮茶盛行，茶叶生产有很大的发展，郑注建议通过榷茶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文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宰相王涯兼榷茶使，并赐给郑注锦彩若干。

太和九年（835）正月，郑注上言秦中有灾，应兴工役以禳灾。文宗喜欢诗文，曾读杜甫诗《哀江头》，其中有“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诗句，知道天宝以前曲江沿岸有楼台行宫府署等，心里很羡慕。经郑注上言，即命左、右神策军差人疏浚曲江、昆明池，并修造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四月，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受任以后，遂举荐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原来的职务。虽然李款以前曾弹劾过郑注的罪过，但他不计较个人恩怨，认为“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①。

李宗闵在任吏部侍郎时，曾通过驸马都尉沈■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使杨承和，由于二人的内助，遂进为宰相。这年六月，牛党成员京兆尹杨虞卿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李宗闵极力营救。文宗以李宗闵朋比为奸，遂贬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七月，郑注揭发了李宗闵勾结沈■、宋若宪之事，内官杨承和、韦元素、沈■及若宪“姻党坐贬者十余人”，又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②九月，郑注擢为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文宗亲自于九仙门召见，并当面赐以告身。从此，郑注得以充任近侍，深受文宗倚重。时文宗嫉恶宦官专权，欲尽诛宦竖，但此事又难与将相明言。郑注深知文宗的心意，并“屡见密计”，还引荐李训相助。文宗以为郑注、李训皆经王守澄所引荐，与他俩谋事不至于引起宦官的怀疑，遂推心置腹，担心事密告于郑注。于是他俩“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两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烜赫”，外人也只知郑注与李训“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③。

郑注与李训密谋剪灭宦官，先是利用了宦官内部的派别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承和等，又设计酖杀了宦官头子王守澄。为了将宦官一网打尽，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凤翔地近京师，京兆三辅之一，是一个军事要镇。

郑注赴镇前，曾与李训约定：到镇后即选拔数百名勇士，人人手持白梃，怀揣利斧，作为亲兵。李训与郑注约定，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在浐水附近下葬时，由李训奏令宦官中尉以下都去浐水送葬，郑注即奏请以亲兵护丧，届时命亲兵以斧砍杀宦官，“使无遗类”①。但此事因李训私自改变了计划而未成。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了“甘露之变”，在凤翔镇的郑注闻知李训已开始了行动，随即率五百名亲兵火速赶往京师援助。当郑注一行人马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经失败，即返回凤翔。

仇士良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令杀死郑注及其羽翼。张仲清心里恐惧，不知所措。押衙李叔和为他献计，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屏去其随从亲兵，然后一举杀死。郑注率其卫兵前来议事，李叔和把其卫兵留在外边，只容数人随从入内。郑注举杯饮茶之际，被李叔和抽刀杀死，其亲兵也全部①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②《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被杀。接着郑注全家老幼被诛灭，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郑注幕僚也全部遇难，“死者千余人”。张仲清派军将郑注首级入献京师，枭于兴安门。②在宦官的胁迫下，文宗下诏给郑注冠以“谋逆”的罪名。

郑注等人被杀后，宦官更是甚嚣尘上，唐文宗完全受宦官的掣肘，心情抑郁，“上或登临游幸，虽百戏列于前，未尝少悦，往往瞠目独语，左右不敢进问”。他无限伤感，题诗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①郑注虽由宦官引进，但他与李训执政后，不是为虎作伥与宦官同流合污，而是佐助文宗锐意革除时弊，极力谋除宦官，以恢复皇权。清人尚宛甫说：“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②尽管郑注同李训一样，对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政治形势缺乏深刻认识，但他们敢于同腐朽的宦官势力作斗争，举动是正义的、积极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也无可厚非。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得好：“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③①《唐语林》卷四。

②转引自《柳文指要》下卷二《永贞一瞥》。

第四十三章 高力士 鱼朝恩 仇士良

第一节 高力士

家世与宦历

高力士（684—762）本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曾祖冯盎为广、韶十八州总管，祖父冯智■为潘州刺史。父冯君衡因罪被“裂于冠冕，籍没其家”②。因此，他幼年时即与母失散。圣历（698—699）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他阉了以后送入皇宫内。高力士从小聪慧，办事机敏，则天女皇很喜欢他，命他在左右侍奉。后因事触怒了武则天，被责打以后赶出宫去，由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姓高。高延福原为武三思家奴，与武三思关系密切，高力士因此常出入武家。一年后高力士得以再次入宫，隶属司宫台。到了成年，他已长到六尺多高，体力强健，做事小心谨慎，善于传达诏令，擢授宫闱丞，掌管宫内门禁。

唐中宗末年，韦武集团图谋不轨，临淄王李隆基暗中结交才勇之士，以匡救皇室。高力士善观时变，遂“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李隆基也十分需要宫内宦官作内援，便深相结交。从此，高力士的命运便和李隆基紧紧连在一起了。

唐隆元年（710），李隆基发动羽林军平定了韦武之乱，恢复了睿宗帝位，因功被立为皇太子。他奏请高力士隶属内坊，在左右侍奉，并授以朝散大夫，内给事。高力士开始成为李隆基的一个亲信。

高力士的政治地位渐渐提高了，他对皇太子李隆基更是忠心耿耿，殷勤备至，因而深受信用。在此期间，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一再危害皇太子的地位。玄宗即位后，开元元年（713）七月，即与高力士等亲信粉碎了太平公主的阴谋政变，高力士因功擢授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这时，高力士已是三品将军，便负责传达诏命，开始介入政事。“宦官之盛自此始”①。介入政事开元元年十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奏请进用郎吏，他再三论奏，玄宗始终仰视殿廷，置之不理，姚崇有些害怕，匆忙离开殿廷。高力士见此情景，以为玄宗处事不当，罢朝后，即上谏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向他解释说，大事可以奏闻，进用郎吏之事则宰相完全可自行裁决，不必奏闻。事后，高力士去省中向宰相传达诏命时，便将玄宗的话对姚崇说了一遍，姚崇既消除了疑虑，又钦佩玄宗“识君人之体”①。

高力士自幼与母麦氏失散，他贵显后，岭南节度使探听到麦氏的下落，于是将麦氏从泷州迎接到长安。玄宗封麦氏为越国夫人，追赠力士亡父为广州大都督。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②见《高公（力士）神道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开元十四年（726），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弹劾中书令张说，说他引术士占卜及贪赃受贿，玄宗敕宰相源乾曜等人审讯。两天之后，玄宗派高力士去看望张说。高力士同情张说，回奏说：“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俱之甚。”高力士发现玄宗有怜悯之意后，马上奏说：“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②由是玄宗赦免了张说。

开元十七年（729），高力士随玄宗谒拜桥陵和昭陵。他在太宗昭陵寝宫发现一个小梳妆箱，内有一个柞木梳，一个黑角篦和一把草根刷子，慨叹说：“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即把此事上奏了玄宗，玄宗来到寝宫，询问太宗遗物，力士立即跪下献上，玄宗接过遗物，肃然起敬，说：“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以喻此，曾何足言！”③扩张宦官势力玄宗时宦官势力日渐扩张。高力士、杨思勖皆为三品将军，门施棨戟。

杨思勖屡次率兵出外征战，高力士则居内侍卫，尤为贵幸。但身为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的王毛仲因养马有功，倍受恩宠，常凌辱宦官，高力士等宦官嫉妒他受宠，但又不敢明说。开元十八年（730），王毛仲欲求做兵部尚书，玄宗不太满意。后王毛仲妻生子，玄宗派高力士去赠送金帛，并授新婴儿为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后，绘声绘色地说王毛仲对授他婴儿五品官颇有怨言，以激怒玄宗；又进而奏说：“北门奴官皆毛仲所与，不除之，必起大患。”①恰在这时，玄宗又听说王毛仲派人去太原索取甲仗，于是，即疑他作乱，遂于翌年正月将王毛仲贬为瀼州别驾，并诏令于途中缢死，其四子皆贬为远州参军，受株连者数十人。

除掉了王毛仲一派势力之后，宦官势力遂进一步扩大。唐玄宗对高力士特别宠信，竟说：“力士上直，吾寝则安。”因此，高力士常留在殿侧簾帷中休息，很少回私第。百官的奏表，皆先呈送高力士，然后再上奏，有些小事则他自行处理。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瀛州吕玄晤之女有国姝之姿，高力士娶为妻子。玄晤被擢为少卿，其子弟也皆任王傅之职。

这时，权势炙手可热的高力士已成为风云人物，朝臣“若附会者，想望风采，以冀吹嘘，竭肝胆者多矣”。诸如宇文融、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等，皆“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唐宗室成员也都怕他三分，太子与他称兄道弟，诸王、公主称为“阿翁”；至于驸马之辈，皆称他为“爷”。

高力士地位的尊宠，使宦官在政治上也空前活跃起来，如黎敬仁、牛仙童、王承恩、边令诚等十几个宦官，并为内供奉，有的任监军使、功德使、市鸟兽使，出使回来后，一个个成为爆发户，“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他们的宠遇几乎与高力士相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③《高力士外传》。

①《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

干预朝政高力士虽然权大势盛，但对皇帝依然是小心谨慎，他自称：“供扫洒之余，遂蒙侍从之顾，扶戴明皇，逼畏艰难，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诚，事必记心，言无漏口，日慎一日，将二十年。”①故有的史书称他“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②。这种为人处事作风，不仅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也是由他的品行所决定的。高力士干预朝政，在不少事情上并不附会权臣奸相。有的事还很有见地。开元二十六年（738），太子李瑛及其两个兄弟受武惠妃和李林甫陷害，被废并赐死。玄宗以忠王李玙年长，且仁孝恭谨，欲立他为太子，但奸相李林甫却比附武惠妃，极力主张立惠妃所生寿王李瑁为太子，由此玄宗犹豫长达一年之久。又因三子一同诛死，心中闷闷不乐，寝食不安。高力士见此情景，便问其究竟。当他揣知玄宗的心病时便说：“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③在高力士的赞助下，玄宗遂决意立忠王李玙为太子。自开元末年，唐玄宗日渐怠于政事。杨贵妃入宫后，他更是沉湎于声色之中，久居深宫，十几年不外出巡幸。宰相李林甫探知其意，遂与牛仙客谋划，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之法，以充实关中。不几年，京畿蓄积殷富，这更助长了玄宗退隐想法。一天，玄宗于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士感到玄宗受李林甫迷惑很深，便极口规谏玄宗：“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他还进一步指出：“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玄宗听后一时感到十分不快，但还是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着就改变了态度，说：“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并命左右马上置酒为乐。①天宝十三载（754）六月，剑南留后李宓进攻南诏，丧师二十多万，杨国忠隐匿不报，玄宗被蒙在鼓里。一天，玄宗却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立即提醒他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对时局的看法给昏头昏脑的玄宗敲了一下警钟，引起了警觉，当即表示：“卿勿言，朕徐思之。”②高力士的谔谔之言并未能使玄宗改过，依然宠信宰相和边将。这年秋天，大雨连下六十多天，玄宗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告，私下对高力士说：“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①《为高力士祭父文》，《文苑英华》卷九九○。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七载。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①《高力士外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三载略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

力士即回奏说：“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省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轸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再次批评了玄宗不理朝政，宠信奸相的错误做法。①唐玄宗晚年的腐朽统治，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致使他逃往成都避难。

当他闻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时，似乎很得意，对高力士说：“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高力士听后，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高力士指明了局势的严峻，委婉地批评了玄宗的盲目乐观思想。权势显赫玄宗屡次为高力士加官晋爵，先加授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载（748），又加授骠骑大将军。后又进封齐国公。高力士资产殷富，不是一般王侯所能比拟的。他信奉佛道，自费于长安来庭坊修造宝寿佛寺，于兴宁坊又造了华封道士观，其“宝殿珍台，侔于国力”。当宝寿寺的大钟造成之日，力士举行了斋庆，满朝文武都闻讯来到，“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高力士从中牟取暴利，以肥私囊。他还在京城西拦截沣水，设置了水动石碾，有五个轮子同时转动，每天可碾麦三百斛，收益颇大。

高力士权势灼灼，有时也排斥异己，或因私愤而杜塞贤路。天宝初年，李白受诏供奉翰林院，作《清平乐词》三首奉献玄宗，其中有一首写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词意婉丽清新，杨贵妃特别喜欢吟唱。一次李白醉卧殿上，使高力士为他脱靴，身份高贵的力士深感蒙受耻辱。一天，高力士见杨贵妃吟唱李白写的词，就趁机播弄是非，诬称李白以赵飞燕影射她，是有意污辱她。杨贵妃信以为真，遂怨恨李白。以致玄宗“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①使李白抑郁不得志而抱恨终生。

华州人吴筠，通经史，又善于文辞，但却未能考中进士。他性情高雅骾直，不随波逐流，入道士籍，拜嵩山潘师正为师。玄宗闻其名，召至京师，使待诏翰林院。吴筠常以名教世务、微言大意讽劝玄宗，受到了重视。群僧见他受玄宗宠遇，非常嫉妒。高力士平素也事奉佛教，遂与众僧一起在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在高力士等人的排斥下，吴筠不得不离开了翰林院。②至德二载（757），唐肃宗收复两京，高力士随同玄宗回到长安，住在兴庆宫。因有扈从之功，加封力士为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实封五百户。

晚年遭遇①《高力士外传》。

①《杨太真外传》。

②《新唐书》卷一九六《吴筠传》。

上元元年（760）六月，以拥戴肃宗有功的大宦官李辅国乘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诬奏玄宗与高力士“日与外人交通”，强行把玄宗迁往西内。玄宗迁入西内之后，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在左右。①依附于唐玄宗的高力士，也随之失势了。十几天后，高力士因患疟疾在功臣阁下避疟。接着又以“潜通逆党，曲附凶徒”的罪名，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至巫州时，随从不过十几人，所余衣粮，仅够数月之用。②翌年，第五琦也谪至夷州，与高力士萍水相逢，两人饮酒叙谈。高力士回顾往事，无限伤感，即席赋诗曰：“烟薰眼落膜，瘴染面朱虞。”之后，对左右说：“宰相犹如此，余何以堪！”左右听了，无不涕泗交流。③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玄宗和肃宗相继去世。李豫即位是为代宗，改元大赦天下。流放于巫州的高力士遇赦回京。六月，他得到玄宗去世的噩耗，“号天叩地，悲不自胜”，每一号恸，数回气绝。七月，到朗州（今湖南常德）时由于哀毁过度，哽咽成疾。他对左右说：“吾年已七十九，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所恨者二圣升遐，攀号不逮；孤魂旅榇，飘泊何依？”八月十八日在朗州开元寺的西院去世。①代宗以高力士为前朝耆旧，保护先帝有功，遂诏令恢复他过去的官爵，并赠扬州大都督，许配葬玄宗的泰陵。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②③《高力士外传》。

①《高力士外传》。

第二节 鱼朝恩②

攫取军权

鱼朝恩，沪州泸川（今属四川）人。家世不详。天宝末年进入内侍省，起初为品官，后于黄门供职。他狡黠聪慧，又通达文字与筹算。至德初年，在李光进的军中任监军。唐肃宗收复两京，任三宫检责使，并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从此，成为宦官中的显赫人物。

乾元元年（758），唐九节度使将安庆绪围于相州。唐肃宗不置元帅，而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成了九节度使的统帅。时史思明从范阳率军南下救安庆绪，攻下魏州后按兵不动，以待时机。李光弼请进击魏州，以阻止史思明救援，但遭鱼朝恩反对而止。鱼朝恩既无军事才干，又刚愎自用，不能协调诸军统一行动，各军都是独立作战，致使交战失利，六十万官军顷刻土崩瓦解，整个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官军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了加强东都的防守，唐肃宗诏命郭子仪留守东都，任他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恩妒嫉郭子仪军功，把相州之败归咎于郭子仪。肃宗听信了他的谗言，不久把郭子仪调到京师，解除了他的职务。上元元年（760），鱼朝恩仍任观军容使，驻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这时，史思明已攻占了洛阳，并与李光弼军对峙于河阳。有人建议说：郭子仪有军事才干，又有社稷大功，今余孽未除，不应置之散地而不用。肃宗即以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命他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以攻取邠宁、朔方，最后直捣叛军巢穴范阳。诏令下达十几天之后，“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①。

上元二年（761）二月，有人传言，说洛中将士皆幽州、朔方人，思乡心切，兵无战心。鱼朝恩却信以为真，屡次上言肃宗，请命李光弼率军攻取洛阳。李光弼熟悉敌情，认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迫于肃宗的催逼，只得出战。结果邙山之战，官军大败，河阳、怀州失守，鱼朝恩也狼狈逃回陕州。②宝应元年（762），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集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兵十余万于陕州，以进讨史思明。并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结果又遭鱼朝恩等人“沮之而止”。由于鱼朝恩多次从中作梗，致使杰出的军事家郭子仪久久得不到重用，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官军于横水大破叛军，接连收复洛阳、汴州等地。时鱼朝恩与郭英义殿后，因“不能戢军”，官军与回纥兵大肆抢掠，东都大乱，还“延及郑、汝（州），闾井至无烟”③。平定洛阳后，加授鱼朝恩为开府仪同三司，封凤翔郡公。

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不久逼近京师，唐代宗逃往陕州。当时禁军离散，仓猝之际，一时难以召集，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军威方振。因此，代宗对鱼朝恩倍加宠信，任他为天下观军容、处置、宣慰使，专典神策军，时常出入禁中，权宠无比。

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①《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

③《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附朝义传》。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军进犯奉天，唐代宗下制要亲征。鱼朝恩则请大索城中，搜刮士民私马以充军用，命城中男子皆穿皂服，团结为民，城门每边只开一门。给果“士民大骇，逾垣凿窦而逃者甚众”。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府，以避吐蕃，又担心大臣议论不一。一天百官上朝，立班已久，J门未开，朝恩与禁军十余人，持刀突出，宣言：“吐蕃数犯郊畿，车驾欲幸河中，何如？”公卿一时惊愕，不知如何是好，唯刘给事出班大声质问说：“敕使反邪！今屯军如云，不戮力扜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惧沮丧而退，“事遂寝”。①自上次代宗出逃到陕州，鱼朝恩调动驻陕州之师与神策军奉迎，及回京之后，他把原驻陕州之师统归属禁军，由自己指挥。这次吐蕃再次迸犯京畿，朝恩率神策军扈从，屯居苑中。至此，禁军分为左、右厢，位居北门六军之上，军势更盛。

恃宠骄纵大历元年（766年），唐代宗于国子监举行释典仪式，宰相帅常参官听讲。鱼朝恩也帅六军诸将前往听讲，子弟皆穿朱紫之服为诸生。朝恩不学无术，但也装模作样地学经讲文，执笔辨章句，还恬不知耻地“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与之抗”①。

就在这一年，代宗以开府仪同三司、右监门卫大将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兵马使、上柱国、冯翊郡开国公鱼朝恩加内寺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进封郑国公。②诏令下达以后，中书舍人常衮上表反对，代宗置之不理，却命宰相以下官员送朝恩就职。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时，京兆府供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排在监内廓庑下，赐钱万贯，放贷取息以供秩饭。鱼朝恩骄恣，“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必充为度，幸臣未有其比”。

凡诏令群臣商讨国家大事时，鱼朝恩自恃贵宠，常以虚诞之辞挫辱位在其上的朝臣，宰相元载虽然善于辩说也拱默不语，唯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敢于反复诘难，未曾屈服，朝恩心中不乐，欲伺机黜退他两人。朝恩图谋更替执政者，借以威慑朝廷。他把百官召集到都堂，威逼宰相说：“宰相者，和元气，辑群生，今水旱不时，屯军数十万，馈运困竭，天子坐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默默尚何赖乎？”宰臣个个低首不语，满座文武大臣莫不大惊失色。这时，相里造离开座位，质问鱼朝恩说：“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又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鱼朝恩被他抢白一通，无言以对，又羞又恼，拂衣而去，并扬言：“南衙朋党，且害我。”

大历二年（767），鱼朝恩献出通化门外所赐庄宅修造章敬寺，以为章敬太后求福。章敬寺修得穷极壮丽，城中的木材不够用，乃拆毁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百司行廨以及将相没官的住宅，用其木材，“土木之役，仅逾万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元年。

②《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亿”。

鱼朝恩还在宦官中网罗亲信，为所欲为。刘希暹雄健善射，仰朝恩鼻息行事，遂以太仆卿封交河郡王。兵马使王驾鹤为人谨厚，亦封徐国公。他们劝朝恩于北军私设监狱，唆使坊市恶少年诬告城内富人大户违法，然后捕入狱中，残酷拷问，敲榨勒索，逼迫他们将私产没入军中。市民深受其害，号为“入地牢”。他们肆无忌惮，目无国法，却无人敢于过问。

鱼朝恩飞扬跋扈，威慑朝廷，甚至连公卿也不敢仰视。一旦宰臣决定了政事，假如他没参与，则大发雷霆，说什么“天下事岂不由我乎？”他的养子令徽，年仅十四岁，就开始在内殿供职，代宗特赐绿服。一天，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位在其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令徽马上跑回向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受人欺负。朝恩听后怒气冲冲，即上奏代宗说：“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还未等代宗许可，即令人捧来了紫服，令徽穿上后谢恩，代宗心里很不满意，但还是强笑着说：“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①不久，还把碰撞了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

骄横致祸鱼朝恩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使得唐代宗难以容忍。诸宰臣多次受到凌辱，也恨之入骨。这终于促成了代宗和朝臣协力除掉鱼朝恩这一祸害。大历五年（770），宰相元载首先密奏请除掉鱼朝恩，在得到代宗的许可之后，即以重金贿赂鱼朝恩亲信将领周皓和皇甫温两人，暗中深相交结，以随时掌握鱼朝恩的活动情况。

接着，元载将凤翔尹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以皇甫温代理凤翔节度，以示宠信。不久，元载又建议析凤翔镇的扶风、天兴二郡隶属神策军，“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为虞也”。而元载把皇甫温暂留京师，与周皓约定诛杀鱼朝恩。元载一切准备就绪后，即把谋杀朝恩之事密奏代宗，代宗说：“善图之，勿反受祸！”

三月寒食节这天，禁中举行宴会，元载坐守中书省，以备非常之事。宴会结束后，鱼朝恩将要回营，代宗诏令他留下议事。他身体肥胖，常乘小车出入宫省。代宗在宫内听到车声，正襟端坐以待。鱼朝恩一到，代宗当即责备他图谋不轨，他自我辩解，态度仍狂悖傲慢，不知死将临头。这时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他，遂缢杀而死，时年四十九岁。由于宫闱事秘，鱼朝恩之死，外人一无所知。代宗隐而不宣，下诏罢免了他的观军容使等职，只保留了内侍监一职，增实封六百户。后诈称鱼朝恩“既奉诏，乃投缢”，将尸体归还其家，并赐钱六百万以作丧葬费用。

在处死鱼朝恩之后，代宗怕此事会引起禁军的骚乱，将原来他的亲信刘希暹、王驾鹤并擢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京畿囚犯，全部释放鱼朝恩党羽，并宣称：“北军将士，皆朕爪牙，并宜仍旧，朕今亲御禁旅，勿有忧惧。”众心稍安，唯刘希暹过去罪恶满盈，常常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遂赐死。

①《杜阳杂编》卷上。

第三节 仇士良①

恃宠作威福

仇士良（781—843）字巨美，循州兴宁（今属广东）人。出身世代宦官之家。曾祖父官至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绯鱼袋。祖父为朝议大夫，内常侍，赐紫金鱼袋。到了父辈，家道中衰，后因仇士良贵显，才追赠特进、左监门卫将军。②唐顺宗时，仇士良进入太子宫做宦者。后授掖庭局宫教博士，赐绯鱼袋。元和初年，以旧恩新宠，加宣徽供奉官，赐紫金鱼袋。而他更是“检身极敬，奉辇施劳，励自牧于谦，表无私于应对”。因而又很快转朝散大夫，内侍省内给事，依然兼任宣徽供奉官。③不久，又迁任内常侍。

仇士良因恃唐宪宗的恩宠，开始作威作福。元和五年（810）正月，他奉命出使，夜间到了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东台御史元稹回京师，先至驿站，已占据了上厅，仇士良蛮横无理，踢开厅门，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元稹上奏朝廷后，宪宗不听大臣规谏，不分曲直，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自元和十年（815）至宝历二年（826），仇士良以太中大夫、内侍省年常侍的身份先后出任平卢监军使、淮西行营宣慰使、凤翔监军使，又曾任右监门卫将军、充内外五坊使等职。他飞扬跋扈，“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

宝历二年，仇士良由凤翔监军使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十二月，宦官苏佐明弑唐敬宗，并与刘克明矫称上旨，“以绛王悟权勾当国事”，并欲黜陟内侍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宦官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文宗，并杀刘克明等，绛王也为乱兵所杀。仇士良虽然也参加了这次宫廷政变，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的压抑，数年不能升迁，并出为鄂岳监军使。①仇士良受王守澄的压抑，在政治上不得志，虽于太和元年（827）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转内坊，典内侍省，但仍是“秩清事简，优逸自娱”，直至太和六年（832）才真拜内侍，知省事②，由此，他才成为宦官中的头面人物。得势于甘露之变唐文宗倚信李训、郑注，欲谋剪宦官，因仇士良与王守澄有隙，遂于太和九年（835）五月擢任他为左神策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以分守澄的权势。文宗君臣所采取的分化瓦解的策略，曾成功地剪除了王守澄等大宦官，但同时却也把仇士良推上了政治舞台，使他掌握了禁军大权，他同王守澄一样，一旦得志，也十分猖狂。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了甘露之变。当仇士良等宦官奉命去左金吾仗下观察甘露时，察觉了事变，立即仓皇返回含元殿，欲挟制文宗入内宫。仇士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注出。

②③《仇士良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九三二《碑》。

①②《仇士良神道碑》；《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良在与李训搏斗时跌倒在地，李训拔刀欲刺时，士良被其他宦官救起，最后终于挟持文宗入宫。

接着，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五百名禁兵，杀气腾腾地冲出阁门，逢人便杀，两省及金吾吏卒六百余人及未能逃脱者都被杀死。仇士良还分兵关闭诸宫门，搜索各司官吏，死亡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①。整个皇宫被搅得天翻地覆，长安城街坊也遭受了一场血腥洗劫。

二十三日，百官早朝，直至日出，才开大明宫右侧福建门。禁兵仍手执兵器，个个如凶神一般。受仇士良胁迫，文宗违心地宣称宰相李训、王涯等“谋反”，左仆射、参决机务的令狐楚起草制书时，叙王涯等“反事浮泛”，引起了仇士良的不满，“由是不得为相”。当时，“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②。仇士良气焰嚣张，“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③。事情平息后，宦官都成为有功之臣，仇士良加官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其他宦官如鱼弘志也擢任上将军等职。

当时，经过宦官的滥杀之后，京师死者狼藉，宰相王涯等皆暴尸街头，无人敢于收殓，后经令狐楚建议，文宗才命京兆尹薛元赏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赐袭衣。仇士良对他们恨之入骨，暗中使人掘其坟墓，将尸骨投之于渭水，以解心头之恨。④仇士良滥杀公卿大臣的暴行招致了昭义镇藩帅刘从谏的强烈不满，他四次遣使者上表，请说明王涯等人的所谓罪行，并暴扬仇士良的罪恶。士良等宦官有些害怕，其嚣张气焰也略有收敛。因此，宰相李石、郑覃方能“粗秉朝政”，文宗似也倚之以自强。①挟天子擅朝政甘露事变后，宦官骄横，人情惶恐不安。宰相李石为人忠正，常面折仇士良，故纲纪还能粗略维持。士良非常忌恨他。开成三年（838）正月，一天李石早朝，士良在途中埋伏凶手，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道，被凶手射伤，随从惊散，马因受惊奔回私第。李石伏在马上跑到坊门时，再次遭凶手袭击，砍断了马尾，而李石却幸免于难。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屡次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知其故，对仇士良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②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唐文宗完全受制于宦官。一次上朝后，文宗退居思政殿，对当直学士周摨自叹处境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并说：“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他无限伤感，不禁凄然泪下，遂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使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成美（陈王）监国。仇士良与鱼弘志矫诏于十六王宅迎立皇太弟颍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①《旧唐书》卷一六一《刘从谏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开成三年。

王李炎，是为武宗。①文宗病故后，仇士良犹追怨文宗不已，凡文宗生前亲幸者，诛贬相继。

文宗生前宠幸杨贤妃，曾请立亲生子安王李溶为皇太子，仇士良为了炫耀自己翊戴武宗之功，揭发此事，并劝说武宗赐杨贤妃、安王李溶与陈王成美死。不久，宰相李珏被罢免职务，枢密使刘弘逸等被诛。仇士良因功迁任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实封户三百。又封开府仪同三司、右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虽名为阉宦，却有妻室子女。他的妻子是安定胡氏，乃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并生子五人②。开成五年十月，遂以开府仪的名义请荫其子为千牛，正直不阿的给事中李忠敏批驳说：“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一时弄得仇士良面红耳赤，又羞又恼。不久，将李忠敏出为婺州刺史。③罪有应得唐武宗即位后，对仇士良又屡有加官晋爵。会昌元年（841）二月，赐予他纪功碑，并诏令右仆射李程为他撰写碑文；八月，加授观军容使。但是武宗并不甘心于受宦竖所掣肘，“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他倚信宰相李德裕，君臣和衷共济，朝廷一时颇有振兴之势，宦官的权势受到抑制，这使得曾不可一世的宦官头子仇士良感到恐惧不安。会昌二年（842）四月，武宗将受尊号，登丹凤楼宣布赦令。仇士良扬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他还怂恿禁军兵士说：“审有是，楼前可争。”企图唆使禁军乘机作乱。李德裕明察善断，将此事奏知武宗，揭露仇士良的阴谋。武宗立即命使者告谕神策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神策军士乃不敢轻举妄动。仇士良的阴谋破了产，“惶惑不自安”。

仇士良完全察觉了武宗对自己外示尊宠，内实忌恶，他有点黔驴技穷了。会昌三年（843）四月，遂以老病为由请改任散职，武宗同意他的请求，诏令他以左卫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①到了六月，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身份致仕。当宦官送他回私第时，他仍是贼心不死，向宦官面授机宜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②他向诸宦官传授自己的经验，企图借以达到长期专擅朝政的目的。

仇士良回家不几天，即故世。诏赠扬州大都督。翌年六月，有宦官在他私第发现了私藏兵器数千件，再加上他过去的罪行，武宗颁下诏书，追削仇士良先授官爵及赠官，并将其家财产籍没入官。③至此，罪恶多端的仇士良得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①《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②《仇士良神道碑》。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开成五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③《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第四十四章 李德裕 牛僧孺

第一节 李德裕①

高门弟子，门荫入仕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山东世家大族，其宗族“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祖父李栖筠，德宗朝官至御史大夫。父吉甫，宪宗朝两任宰相，极力赞助宪宗削藩，封赵国公，赠官司空，谥曰忠懿。

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苦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受宪宗喜爱。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在家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此事后，责问他为何不回答，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②大家听到此事后，无不称奇。

李德裕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却不乐意参加科举考试。父亲劝勉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①似不屑与士子同流。后来遂以门荫入仕，补官校书郎。当时因父任宰辅，为了避嫌，他不在台省任职，几次被辟为诸府幕僚。元和十一年（816），张弘靖罢相出镇太原，辟李德裕为掌书记。三年之后，李德裕又随张弘靖入朝，任监察御史。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后，李德裕被召入翰林院充学士，朝廷的诏制典册，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在思政殿召对时，被赐以金紫之服，不久改任屯田员外郎。

唐穆宗不持政道，亲戚多所请托，干涉朝政。长庆元年（821）正月，李德裕上疏说：过去规定，驸马不与朝廷要官相来往，玄宗开元年间禁止尤严。近日驸马常至宰相与要官私第，有时泄露机密，交结内外，这是很大的弊病。“伏乞宣示宰臣，其驸马诸亲，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请不令诣私第。”李德裕的上疏切中时弊，得到了穆宗的赞同。不久，李德裕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翌年二月，转中书舍人，依然兼任学士。

当时，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私自以女婿苏巢相请托，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告发选举不公。穆宗向诸学士询问有关情况，李德裕等人回答说：“诚如文昌言。”于是穆宗下令复试，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也由此被贬为剑州刺史。早在元和初年对策时，牛僧孺与李宗闵抨击时政，已与李德裕父子结下私怨，至此，结怨愈深，“更相倾轧，垂四十年”②。这时李德裕已很有名气，与牛僧孺都有入相的希望。但宰相李逢吉不喜李德裕，长庆二年（822）九月，将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并引荐牛僧孺做了宰相。

历任牧守，政绩卓著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②《唐语林》卷三。

①《北梦琐言》卷六。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一，穆宗长庆二年。

浙西观察使驻润州（今江苏镇江）。李德裕赴任时，正值润州镇将王国清兵乱之后。前任观察使窦易直竭尽府库，把财物分赏给将士，致使军士渐渐骄横，府库财用拮据，境遇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躬身俭约，尽量减少开支，把节余的财物“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他竭力求治，尽心革除对人民有害的陈规陋习。当时，江南崇尚巫祝，迷信鬼神，若有父母、兄弟一人得了疫病，全家都弃而不顾。李德裕选择一些德望高的长老，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加以教化，然后再让他们回去说服民众，并对不接受教育的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李德裕还针对当地祠堂多而滥，下令将方志记载的前代“名臣贤后”祠堂加以保存，其余四郡淫祠一千一十所全部拆毁。同时又拆毁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处。结果“人乐其政，优诏嘉之”。

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病故，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年少，却奢侈无度，虽曾敕令各地不准贡献，但时过不久，派往各地征收贡品的使者却络绎不绝。这年七月，诏令浙西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上进皇宫，共需用银二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上进贡品，对地方官来说是取得皇帝欢心、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但李德裕考虑到所用金银数量很大，当时财政困难，向下面摊派，又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人情不安。为此，他上奏朝廷说，浙西“数年已来，灾旱相继，罄竭微虑，粗免流亡，物力之间，尚未完复”。为了“不困疲人，不敛物怨”，请求朝廷罢造银盝子妆具。不久，朝廷又诏令浙西上进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李德裕以其“文彩珍奇”，“费用至多”，再次上疏朝廷，以太宗命李大亮停献名鹰、玄宗禁止在江南捕鴶诸鸟的故事为鉴戒，极力劝谏敬宗要以太宗、玄宗为榜样，学汉文帝简朴的风尚，请求停进缭绫。

李德裕两次上疏，不谄媚朝廷以求进身，唯以减轻百姓负担为虑，为官正直清廉。敬宗看了上疏后，回心转意，“优诏报之。其缭绫罢进”。

敬宗游幸无常，朝政荒废，贤能大臣遭逐贬，奸佞之臣却被进用。李德裕虽身在浙西，却十分关心朝政，遂于宝历元年（825）二月，献《丹扆六箴》。箴在古代是一种文体名，专以规戒为主题。他以《丹扆六箴》讽谏敬宗，一是《宵衣箴》，说古代帝王勤于听政，无未亮即等待上朝，以讽谏敬宗上朝晚而少。二是《正服箴》，说圣人作服装，足以效法，虽是游宴，也服装严整，以讽喻敬宗服御不合常法。三是《罢献箴》，借用汉文帝拒收千里马的故事，以讽谏敬宗征求珍玩，奢侈无度。四是《纳诲箴》，以古代帝王“从善如流，乃能成功”为例，劝敬宗要嘉纳忠言。五是《辨邪箴》，劝敬宗不要被谄奸蒙蔽聪明，要善于辨别忠奸。六是《防微箴》，劝敬宗要防微杜渐。李德裕的《丹扆六箴》使敬宗深受感动，他亲笔作诏书，称赞李德裕“三复规谏，累文称嗟。置之座隅，用比韦弦之益；铭诸心腑，何啻药石之功？卿既以投诚，朕每怀开谏。苟有过举，无忘密陈。”对李德裕的两次上疏及《丹扆六箴》作了高度的评价。

太和三年（829）八月，李德裕被召至京城，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裴度很欣赏他的才干，举荐他做宰相，但吏部侍郎李宗闵因得宦官的内助，却抢先做了宰相，他感到李德裕在朝做官，威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引荐牛僧孺为相，共同排斥李德裕，将他出为义成节度使。翌年十月，又转任西川节度使。

西川节度使驻成都（今属四川）。在李德裕来此之前，这里刚刚遭到一次战争的洗劫。杜元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他不懂军事，又不抚恤士卒，只知敲榨财物。后南诏贵族很快攻占了戎、邛二州，并攻破了成都，掠去了大批人口和财物，西川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李德裕到任后，便立即着手收拾残局，医治战争创伤。

首先是整顿边防。李德裕从调查研究入手，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对当地的山川、城邑、道路、关隘都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绘制了与南诏、吐蕃有关的军事地图，然后大力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他认为边防军不在多，而在于精。他精减了老弱病残，选用善战而适应当地环境的士卒；同时又从当地每二百户中抽调一人作为民兵，免除其人的赋役，在农闲时习武，有事打仗，无事务农，称为“雄边子弟”。他又感到蜀地工匠造的兵器注重装饰，华丽而不适用，因而改用安定人造的盔甲，河中人造的弓，浙西人造的弩，很快地组织了一支装备精良、能攻善守的边防军。又在与南诏、吐蕃交界的险要之处分别修筑了杖义城和御侮城等城防，以西拒吐蕃，南拒南诏。为了改善供应，他改变了运粮的时间。过去，从内地运粮供应黎、巂州，常在炎热的夏季送到，“地苦瘴毒，辇夫多死”。李德裕改为十月出发，盛夏之前粮食即可运到，“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这样既保证了车夫的安全，又能保证粮食的供应。

李德裕还采取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明令蠲免苛役重赋，鼓励树艺畜牧。他下令把僧尼的私人庐舍全部拆掉，把占用的土地归还给农民耕种。当时蜀地河中小洲渚田有千余顷，都是肥沃的良田，原来由农民零星垦种，后被豪强兼并。李德裕“至则均其耕垦，首及贫弱，俾其利而一其征”①。同时还着手改革弊风。当时蜀地很多人私卖女儿，使做富人妾，受人奴役。李德裕下令，凡买的妾，年龄在十三岁以上的，在夫家可役使三年；十三岁以下的役使五年。期满以后，要归还本人父母，严令限制买卖人口。

经过李德裕几年的惨淡经营，西川增强了边防，发展了生产，社会也渐渐安定下来，“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从此西川的形势有了显著的好转，吐蕃、南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在太和五年（831）五月，南诏还主动放还了以前所掳掠的四千人；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还率部下到成都投降，李德裕一面上奏朝廷，同时派兵迅速入据其城，使沦丧四十年之久的维州城，不费一兵一卒，又重新归还了唐朝。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怀有私怨，嫉妒他的功高，以“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作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随从执送与吐蕃。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战略要地维州又拱手送给吐蕃，吐蕃将悉怛谋及其从者“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②。

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因此于太和六年（832）十月，再次入为兵部尚书。李宗闵见唐文宗亲信李德裕，唯恐他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在翌年二月，李德裕仍以本官同平章事，进封赞皇县伯，食封七百户。这时，朝中党争激烈，李宗闵、杨虞卿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文宗甚是厌恶，曾和李德裕议论朋党一事，他回答说：“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不久，文宗将给事中杨虞卿、中书舍人张元夫分别贬为州刺史，再次与大臣议论朋党事。李宗闵却做贼心虚地说：“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立①贾鋉：《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全唐文》卷七三一。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即反唇相讥，说：“给（事中）、舍（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①李宗闵无言以对，十分窘迫。不久，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

旧制，郎官非因公事不得私自谒见宰相。李宗闵为相时，往往交通宾客。李听为太子太傅，招所友善载酒到宗闵阁，喝得大醉方离去。李德裕任相后，告诉御史，无事不得随便去宰相所在阁。又罢去京兆筑沙堤、两街上朝卫兵，并向文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辞皆若可听，愿审所取舍。不然，二者并进，虽圣贤经营，无由成功。”

太和八年（834），文宗患病，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受到亲重；郑注又引荐李训给文宗讲《周易》，颇中文宗心意。八月，文宗要授任李训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邪小人，表示坚决反对；当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他官时，李德裕又摇手制止，文宗很不满意。王守澄、郑注也怨恨李德裕，于是召回李宗闵辅政。同年十一月，李德裕被罢为镇海节度使，后又转任浙西观察使。开成二年（837），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开成五年（840）初，唐武宗即位。九月，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文宗去世时，宰相杨嗣复、李珏根据文宗的旨意，要立敬宗子陈王为太子，但宦官仇士良矫诏拥立了武宗，又在武宗面前说了前宰相的坏话，于是武宗将杨嗣复、李珏贬出朝外。会昌元年（841）三月，又遣使者要将二人处死。李德裕认为武宗刚即位，诛杀大臣会导致人情不安，尽管杨、李二人一向是牛党骨干，他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连上三状，极力论救。他在状中申明，杨、李二人和自己并无私人情谊，所考虑的是社稷安宁，并说：“臣若苟务于偷安，不敢冒死陈奏。”并一再请求武宗开延英，“当面论奏”①。当武宗开延英时，德裕又“泣涕极言”，说明利害关系。武宗曾三次命李德裕就坐，他却固执地说：“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在李德裕等人的苦苦相劝下，武宗终于同意赦免杨嗣复、李珏二人之死，并下令追还使者，李德裕等这才“跃下阶舞蹈”②。

武宗即位之初，屡次出猎游幸，至深夜方还宫，不理朝政。李德裕上疏规谏说：“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息。传曰：‘君就房有常节。’惟深察古谊，毋继以夜。侧闻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诗曰：‘敬天之渝，不敢驰驱。’愿节田游，承天意。”不久，册拜李德裕为司空。

同年四月，李德裕奏请改撰《宪宗实录》。在修改过程中，史官郑亚根据李德裕的意思，削除了李吉甫在元和年间不善的事迹，招致了人们的非议。早在开成年间，回鹘曾被黠戛斯打败，此后，他们分散在各地。八月，回鹘中的一支嗢没斯部脱离了乌介可汗，前来天德军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贪求边功，想乘势出击，朝臣也多赞成。李德裕则竭力反对。他认为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

①《论救杨嗣复、李珏、裴夷直三状》，见《李文饶文集》卷十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元年。

回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这次嗢没斯率部下来降，秋毫无犯，应予以安抚。即使需要出击的话，天德军兵力不足，一旦交战失利，城池必然陷落。如果他们骚扰边境，即可调动各道兵马讨伐。于是朝廷采纳了李德裕的建议，赐给嗢没斯部粮食二万斛。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皇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又不听唐朝的警告，一再到边境剽掠。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牛僧孺等主张“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李德裕详细地分析了回鹘的情况，说：“以回鹘所恃者嗢没、赤心耳，今已离散，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犷悍，不顾成败，以失二将，乘忿入侵，出师急击，破之必矣。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赞同李德裕的主张。于是分别调集许、蔡、汴、滑等六镇兵马增援；以刘沔为回鹘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面招讨使，诸路军马在太原会师。

会昌三年（843）正月，乌介可汗率兵进犯振武，李德裕亲自为刘沔制定了奇袭乌介可汗、夺回唐公主的策略。刘沔按照李德裕的战略部置进兵，他先以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三千骑兵为先锋，自己率大军继后。石雄率军到了振武，晚上开地道出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乌介可汗牙帐。乌介可汗措手不及，身受重伤，只率百余骑仓皇出逃。回鹘兵因失去主帅，乱成一窝蜂。刘沔又率大军赶到，在杀胡山大破回鹘军，“降其部落二万余人”①，并向朝廷奏捷。

这次对回鹘的反击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它维护了唐朝北方边境的安全，基本上解除了威胁。

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会昌元年（841）九月，卢龙军乱，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武宗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放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②果然不出德裕所料，军中杀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武宗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武宗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①《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武宗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①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谕令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要为朝廷立功，为后代造福，二镇表示奉诏。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①。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武宗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②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还有人扬言刘从谏在世时，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动摇。李德裕则坚定不移地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武宗听后，当即对宰相们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③于是朝官们遂安定下来。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武宗，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武宗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①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会昌四年（844）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①《论河阳事宜状》，载《李文饶文集》卷十五。

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召榆社本道兵，“诛杨弁以闻”。杨弁的兵变失败了，从而也坚定了百官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其年闰七月，李德裕听取了镇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见，曾有效地对付了叛军的“偷兵术”，并令镇、魏兵“进营据其要害”；他还听取了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洺州守将王钊的建议，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识破了郭谊等人的策略，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是罪魁祸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惩治恶人？武宗赞同他意见，命石雄进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节钺的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

李德裕老谋深算，发纵指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讨伐昭义镇的战争胜利结束了。武宗因李德裕劳苦功高，进封太尉、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李德裕一再上表推辞，武宗说：“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①李德裕赞助唐武宗反击回鹘和讨伐叛镇都取得了成功，但他又担心武宗会由此穷兵赎武，不能戢止。因此他上奏武宗，援引了曹操于官渡，不追奔，“自谓所获已多，恐伤威重”；养由基善射，“不如少息，若弓拔矢钩，前功皆弃”的典故，劝武宗“征伐无不得所欲，愿以兵为戒，乃可保成功”。武宗听了，“嘉纳其言”。

十二月，武宗曾与宰相议论选举，武宗认为抑制公卿子弟不宜过分，李德裕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他还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因为他们从小熟悉朝廷仪范、班行准则，而寒士本不熟悉，“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②。李德裕看到进士和考官关系密切，恐怕由此会导致进士只考虑考官的私惠，忘记了国家教化的恩德，又可能“树党背公”，朋比勾结。因此他奏请武宗，进士及第后只允许一次参见有司，以后不得“聚集参谒”，不许去私第设宴，并请求罢去耗费很大的曲江大会。③君臣协力，禁断佛教唐武宗崇道反佛，道士赵归真很受武宗亲信。谏官担心他干扰朝政，纷纷上疏规谏。在延英殿议事时，李德裕也劝谏武宗禁止赵归真出入禁中，武宗不以为然。李德裕进一步指出说：“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①在对待道士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

②《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四年。

的问题上，君臣意见不合，但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君臣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李德裕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就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给敬宗祝贺诞辰，获敬宗恩准，于泗州置戒坛，度僧求福。自宪宗元和以来，已敕禁度人为僧尼，此禁一开，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江、淮地区来的人最多，只要交二千钱，即可落发为僧尼。其实王智兴以为天子求福为名，自己从中牟取厚利是实。李德裕知道后，立即奏状以论其奸：“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意欲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访泗州坛次，凡髡夫到，人纳二千，给牒即回，别无法事。”他进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六十万丁”。状奏朝廷，敬宗下诏禁止。②此后不久，僧人又谣传毫州出现了“圣水”，说病人喝了即病愈。江南一带去求取“圣水”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雇一人去取，一斗水卖钱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面在关津设卡，劝阻制止去取“圣水”的人群，一面奏状朝廷，认为此事“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臣于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绝无益于黎甿”。并向朝廷建议，“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①。时裴度任辅相，闻状后下令填塞所谓圣水，从而打击了“妖僧诳惑，狡计丐钱”的不法行为。到了会昌年间，李德裕位居宰辅，倍受武宗亲重，因此，君臣协力，大力禁断佛教。

李德裕辅政不久，就逐渐开始了禁佛。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

大张旗鼓地禁断佛教则是在会昌五年。

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私置庄田，并下令调查天下寺院奴婢和财产的占有情况。从四月起，下令凡五十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官照，都勒令还俗，并遣送原籍。

七月，下令并省天下佛寺，大力沙汰僧尼。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毁佛运动。以李德裕为首的中书门下奏请：“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并废。其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武宗敕令：“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李德裕又奏请将所废佛寺铜佛像、钟磬交付盐铁使铸钱，铁佛像则交付本州用以制造农具，另将金、银、玉石佛像销毁后交付度支。另外还下令，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佛像，自敕令颁布②《李文饶文集》卷五。

①《李文饶文集·别集》卷五。

之日起，限一月之内交付官府，如违抗不交，将依禁铜法处分。①武宗一一准奏。毁佛的诏令下达之后，李德裕奉制力行，并派出御史乘驿去各地督促检查。

在会昌禁佛中，李德裕的态度坚定而严厉。有的官员认为毁佛太过火，指责非难。主客郎中韦博“言令太暴，宜近中”②，李德裕把他出为灵州道节度副使，打击了反对派，从而保证了禁佛运动的顺利进行。

有些僧徒四处躲避，拒绝还俗。当李德裕得知五台山僧人多逃奔幽州时，马上召来幽州进奏官说：“汝趋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于是张仲武乃封二刀交付居庸关守将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③使拒绝还俗的僧人无所躲藏。

八月，武宗颁发诏书，陈述了佛教的弊病，并高度评价了李德裕及中书门下的奏议，诏书说：“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从所请。诚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物利众，予不让焉。”①会昌禁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德裕在《贺废毁诸寺德音》中说：“臣某等奉今日制，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人，得良田数千（十）万顷。其僧隶主客，大秦穆祆二千余人，并令还俗。”②会昌禁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对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后来长芦颐师写诗哀叹：“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③它沉重地打击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经济，解放了劳动力，也符合人民的愿望。当毁佛的诏令一下，天下闻风而动，派出的“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及屋基耕而刓之”④。杜牧很赞赏李德裕毁佛的举动。

功成北阙，骨葬南溟为了储备物资，加强边防，会昌五年（845）九月，经李德裕建议而设置了“备边库”，要户部每年从赋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从盐铁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进奉的助军财货也一概储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武宗曾与李德裕论及朋党一事，李德裕列举了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合计国家大事，是“同心图国，不为党也”等事指出：“今所谓党者，诬善蔽忠，附下罔上，车马驰驱，以趋权势，昼夜合谋，美官要选，悉引其党为之，否则抑压以退。”李德裕性情孤峭，不肯与势门相来往，一向厌恶朋党，在他执政期间，“绝于附会，门无宾客”①。

①《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②《新唐书》卷一七七《韦博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

①《唐会要》卷四七。

②《李文饶文集》卷二○。其中“千”当为“十”字之误。

③《困学纪闻》卷二○。

④杜牧：《樊川文集》卷十。

①《北梦琐言》卷三，又见《玉泉子》。

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早在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武宗很愤慨，马上召左、右神策军说明并无此事。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不久仇士良谢病去职。在他死的第二年，便被追夺官爵、籍没财产。王夫之评论说：“李德裕之相也，首请政事皆出中书，中竖之不得专权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②宦官们对此大为不满，在武宗面前一再诋毁李德裕，诬蔑他专权。牛党之中的白敏中之徒也乘机唆使韦弘质上疏，说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应由相府兼领。宰相论奏说，大臣是国家的股肱，钱谷是国家的根本，应由宰相兼领，并说韦弘质上疏，与朋党有关。韦弘质遂被贬官。③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病故，由李德裕摄冢宰。宦官拥立皇太叔光王李忱，是为宣宗。宣宗也以李德裕勋业素高，权重而专。在即位之日，李德裕在太极殿奉册。事后，宣宗对左右说：“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④四月，在宣宗听政的第二天，李德裕被贬出朝，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李德裕执政多年，位重功高，众官见他被罢斥如此之快，莫不惊骇。五月，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他做了宰相之后，牛僧孺、李宗闵等五人同日升迁。九月，李德裕又被解除平章事，贬做东都留守。接着白敏中党徒李威又检举李德裕辅政时的过失，不久，又贬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大中元年（847）九月，吴汝纳到京城诉讼李德裕，称李绅诬奏其弟吴湘赃罪，李德裕枉法附会李绅。原来在会昌五年正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奏说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又强取颜悦女为妻，据此奏为死罪。有人认为冤枉，朝廷派监察御史崔元藻等人复审，结果是盗程粮钱属实，娶妇一事与前案不同。李德裕以为不当，贬崔元藻为端州司户，依李绅议处死吴湘。①李德裕失势了，吴汝纳乘机诉冤。宣宗令复审此案，白敏中以李德裕谬断刑狱，翌年冬，把他贬为潮州司户。

大中三年（849），李德裕自洛阳由水路南行，赶赴潮州。当船行至泪水时，想到屈原对楚怀王赤胆忠心，却因谗言被流放，怀恨投汨水而死，他吊古怀今，无限伤感，当即赋诗一首，其诗云：“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以寄情怀。②当年九月，到达潮州不久，又贬为崖州司户。

李德裕执政时，疾恶朝中朋党，奖拔孤立无援的寒素之士，士人对他颇有好感。当李德裕谪贬崖州的消息传开，不少士人吟诗作赋，致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的诗句③，表现了士人对他的怀念之情。

大中四年（850）正月，李德裕抵达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他心情忧郁，独自一人登上崖州城楼，举目四望，只见青山环绕，一片荒凉，不由得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七。

③《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元年。

②《李文饶文集·补》。

③《唐语林》卷七。

触目神伤。又想到自己远离朝廷，心情怆然。于是感而有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所欲留人在，百匝千遭绕郡城。”①同年十二月，李德裕郁郁而死。时年六十四岁。

咸通元年（860），唐懿宗从延资库（即备边库）路过，见锦帛堆积如山，问左右，有人回答说：“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岁度支备用之余，尽实于此。自是以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当知道李德裕以吴湘狱贬死崖州时，懿宗说：“有如此功，微罪岂合诛谴！”②右拾遗刘邺又上表盛赞李德裕的功绩，于是懿宗下诏恢复李德裕原太子少保、卫国公的官爵，并赠官左仆射。

李德裕虽位至宰辅，而读书却从未间断。他爱好著述，善写文章，析理透彻，文词动人。武宗常以翰林学士起草诏书，言词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意思，多命李德裕执笔。在那多事之秋，表奏云合，发往各地的诏书、制诰频频相仍。李德裕在长安私第特建一起草院，院中有精思亭。他奉诏之后，独自一人，“凝然握笔”，挥笔而就。后郑亚将他在会昌年间起草的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加以整理，综合在一起，计二十卷，题名《会昌一品制集》，并亲自写了序言。③后来又汇总他的诗、赋、表状、论，编为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合称《李文饶文集》（或《李卫公文集》），流传至今。①李德裕历仕宪、穆、敬、文、武、宣宗六朝，他兴利除弊，锐意进取，多所建树。可惜一代名相却因朋党倾轧而“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①《李文饶文集·别集》卷四。

②《唐语林》卷三。

③《李文饶文集·序》。

①万曼：《唐集叙录》。

第二节 牛僧孺②

党争的由来

牛僧孺（780—848）字思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祖父牛绍，官至太常博士。父牛幼闻，仕宦不显，仅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牛僧孺幼时随父客居郑县，六岁因父亲病故，遂就养于庐陵禾川（今江西吉安）外家周氏。十五岁时，始迁寓于长安城下杜樊乡（今陕西长安县境）祖业。③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从此他孜孜矻矻，学业日有长进。永贞元年（805），受到宰相韦执谊的青睐，举进士，得上第④，时年二十六岁。释褐任伊阙尉。元和三年（808），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与李宗闵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骨骾正直，不避宰相，遂署为上第。时李吉甫为宰相，憎恶牛僧孺等人抨击时政，向宪宗哭诉此事，于是诸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人的官职也久久不得迁转，“各从辟于藩府”①。

这元和三年的对策案，史书记载有歧异。有人认为，牛僧孺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他所竭力抨击的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②。但李吉甫时以宰相当国，抨击时政自然不能与他无涉。牛僧孺长期不得迁转，也必然会对李吉甫耿耿于怀，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

秉公执法，廉洁自律元和年间，牛僧孺历任监察御史、考功员外郎等职。元和十五年（820）

正月，穆宗即位，他被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十一月，改御史中丞。翌年五月，他以“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于是条列诸事，上奏穆宗。其中规定：凡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结案，申奏刑部，限三十日上奏。中事、小事各递减五天。同时，还规定了大、中、小事的具体内容”③。这样加快了审理狱案的时间，改变了旧时狱案滞留，长期不得结案的拖沓现象。牛僧孺秉公执法，对于一些“人多冤抑”的刑狱，他“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当判为死刑，又暗中行贿中官，由宦官出面为之申理减罪，牛僧孺坚决回绝。穆宗也出面为李直臣说情，说直臣虽然犯赃罪，但却有经度才能，可调他到边远之地任职，以宽免其罪。牛僧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穆宗说：“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穆宗欣赏他的严于执法，当面赐以金紫之服。长庆二年（823），牛僧孺由侍御史迁为户部侍郎。

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③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八。④《登科记考》卷十五。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三年。

②参唐长孺：《〈旧唐书>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版。③《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此前，宣武节度使韩弘之子公武任右骁卫将军，为了维护其父的权位，曾用财货行贿于内外权臣。韩公武卒后，韩弘也继之于长庆三年二月而卒。有人将公武行贿事诉讼于御史府。穆宗可怜其孤孙年幼，尽取韩弘财簿亲自查看，见其中注明中外权臣多收受贿赂，唯独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钦佩牛僧孺的廉洁正直，将此簿出示给左右侍臣，高兴地说：“果然，吾不缪知人！”①于是迁拜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牛僧孺进为中书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县子。不久，又进为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敬宗荒淫无度，宦官用事，大臣又朋比为奸，朝纲隳紊。牛僧孺感到有些畏惧，又束手无策，乃数次上表求任外职，予以回避。宝历元年（825）正月，他以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牛僧孺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见江夏城“风土散恶，难以垣墉”，每年都加板筑，并征收菁茆加以苫盖。有些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鱼肉百姓，“蠹弊绵岁”，百姓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他计算了每年茆苫板筑的费用，约十余万钱，用以做成砖坯垒墙，取代过去的板筑苫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他又感到所属沔州与鄂州只有一江之隔，虚设官吏，应废除沔州，于是上奏朝廷，得到应允后遂废掉了沔州的设置。这样裁减了官员，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李党争太和三年（829），李宗闵辅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于是四年（830）正月，召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时李德裕在浙西任职八年，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重任。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由于牛僧孺、李宗闵从中作梗，李德裕又被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从此“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两人又怨恨裴度举荐李德裕，遂使其丢了相位，并出为兴元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赫于天下”。

太和五年（831）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率其徒举兵作乱，莫州刺史被杀，监军李载义与其子仓皇逃往易州。此事上奏朝廷，文宗召诸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聪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对于牛僧孺这种不分是非、漠然处之的态度，宋代史臣司马光给予了严厉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①不久，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王守澄获知其谋，遂诬奏宋申锡谋反，欲立漳王李湊。文宗一时不明事情真象，将杀宋申锡。牛僧孺为他申辩，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①在牛僧孺的申辩下，申锡才幸免一死。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九月，吐蕃遣使者来表示愿请和休兵。恰在这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其众奔成都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遂发兵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以为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今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文宗将此事交付廷议，朝臣皆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唯独牛僧孺以“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为由，命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拱手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于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悉怛谋等惨遭杀害。牛僧孺妒嫉李德裕的功劳，以私害功，确实为一严重失策，故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太和六年（832）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使，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事不当。文宗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不安。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朝以后，他又对宰相们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此地耶？”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表，请罢相职。遂于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飞扬跋扈的强藩，战事连年，赋敛日益加重，牛僧孺却称之为小康，岂不是欺人之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批评他说：“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莫大焉！”①太和九年（835）发生了甘露之变，宰相及朝官多人被杀，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屡次上表朝廷，未得准许，故在淮南任职六年。至开成二年（837）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他赴东都就任后，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从此，他“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又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告身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由于他坚持不任朝官，遂于翌年八月又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会昌元年（841）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辅政，因牛僧孺治水不力，被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乌介可汗又一再剽掠边郡。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六年。

等地。武宗以回鹘军入寇，渐进内地，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对策。牛僧孺奏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而宰相李德裕却认为“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采纳了李德裕主动出击的建议，反击回鹘取得了成功。

十二月，牛僧孺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以其奏请行事②。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①。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843），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翌年九月，在平定了昭义镇刘稹反叛朝廷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会昌六年（846）春，武宗病逝，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八月，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②。时年六十九岁。赠太尉，谥曰文贞③。

牛僧孺生当宦官专权、藩帅跋扈、唐皇室日渐衰败之时，他以“方正敢言”进身，但当权以后，却苟且偷安，又与李宗闵“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①《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②《唐会要》卷六○。

①《唐会要》卷五五。

②《牛僧孺神道碑》。而《牛僧孺墓志铭》记为十月二十七日，未知孰是。③牛僧孺谥号《新唐书》本传作“文简”。今从《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八○。

第四十五章 张议潮①

第一节 驱逐吐蕃，收复河西

张议潮（？—872），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②，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③。张议潮曾率领沙州各族人民起义，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

安史之乱使唐朝国势渐趋衰落，边防力量虚弱，于是吐蕃乘隙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至大历十一年（776），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当吐蕃军最后攻取沙州时，虽然沙州与唐朝的联系中断，但城中军民却顽强抗击。沙州刺史周鼎一边撄城固守，一边向回鹘求救。但救兵经年不至。周鼎召集诸将商议，欲焚毁城郭，率众东奔。部众都不同意，都知兵马使阎朝便缢杀了周鼎，自领州事，继续抗击吐蕃军。当时沙州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最后，“粮械皆竭”。为了保护城内兵民，阎朝与蕃将绮心儿相约，“苟毋徙佗（他）境，请以城降”。在绮心儿许诺不将沙州人民外迁的前提下，遂于建中二年（781）出城投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①。沙州军民同吐蕃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陷落后的河西人民惨遭吐蕃的蹂躏，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②。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日夜思归唐皇朝。开成年间（836—840），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③。即使几十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念念不忘唐皇朝。

会昌年间（841—846），吐蕃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吐蕃内部尚婢婢和尚恐热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厮杀，一时大乱，吐蕃势力衰落。大中（847—859）初年，唐皇朝乘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三州（原州、乐州、秦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和萧关）。④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争。

不久，吐蕃尚恐热率五千骑兵来到瓜州，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不仅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且使他的部下怨望不平，“皆欲图之”①。原陷于吐蕃的沙州首领张议潮，暗中结交豪俊，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见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①两《唐书》、《通鉴》均作“张义潮”，敦煌石室文卷原作“议潮”，盖归义后改作“义潮”。②《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言：“沙州陷落后，有张氏世为州将者”，此指张议潮家族无疑。③巴黎藏石室本张景球撰《归义军节度使张府君墓志铭》云张淮深祖曰谦逸，工部尚书，考曰议潭。议潭与议潮为兄弟，据此可知。

①《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据《元和郡县志》载沙州失陷时间为建中二年。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③《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尚恐热作“论恐热”，《新唐书·吐蕃传》作尚恐热，今从《新唐书》。

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②。张议潮等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了沙州，即派遣使者，赴京师告捷。当时，凉州等地仍控制在吐蕃手中，东道受阻，张议潮的使者，不得不迂道东北的天德城，至大中四年正月，才因天德军“防御使李丕以闻”③。接着，张议潮又“缮甲兵，耕且战”，又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大中五年（849）八月，复派其兄张议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并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④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

唐宣宗特下诏令，大力褒奖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⑤。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拜明达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吴安正等亦授官武卫有差。十一月，唐朝令于沙州置归义军，统领沙、甘、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以张议潮为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①咸通二年（861）三月，张议潮命其侄张淮深率蕃、汉兵七千人克复陷于吐蕃的最后一州凉州，并表奏朝廷②。至此，陷没百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咸通四年（863），唐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使贞元初年失守而废置的凉州军镇又得以恢复。③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对于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河西人民热忱赞颂张议潮的英雄业绩说：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④②③《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将光复沙州事记于大中五年，向达引证石室本《沙州志》认定为大中二年，今从其说。详见《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④《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⑤杜牧：《樊川文集》卷二○《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向达考证此制时间当在大中五年十月。

①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

②《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

③《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新五代史》卷七《吐蕃传》。

④《张淮深变文》，见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上。

第二节 加强守备，发展生产，重振河西

唐宣宗时，由于政治腐败，国力衰微，除置军设使以官爵羁縻张议潮以外，已没有经营河西的能力。因此“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⑤。张议潮身兼节度、管内观察、营田支度等使，掌握河西军事、行政、财经大权，经营河西地区的重任自然由他承担了。他继续推行耕战政策，大力加强守备，保卫胜利成果；同时还发展生产，以稳定河西局势。张议潮领导河西军民，多次击退了吐蕃军的进攻。居住在河陇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东面的党项、北面的回鹘、西南的吐浑残部等，都曾臣服于吐蕃。另外，吐蕃的奴部嗢末，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①。他们纠结在一起，常常大肆劫掠，但均遭到张议潮的沉重打击。有一次，哨探得知吐浑欲来劫掠沙州，于是星夜报知张议潮说：“吐浑王集诸川蕃人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张议潮得知此事后，随即调兵遣将，主动出击。当他率军进至西同附近，遇到了吐浑军。吐浑军不敢交战，狼狈逃归。张议潮挥师追击一千多里，一直深入到吐浑境内，活捉其宰相三人，当场斩首示众。这一战大获全胜，俘虏三百多人，收夺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凯旋而归。②在沙州北约一千里远的伊州城西，有纳职县（今新疆哈密西北），这里聚集着回鹘及吐蕃残部，频频劫掠伊州，俘虏人民，抢夺牲畜，闹得民无宁日。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大中十年（856）六月，张议潮又亲率甲兵，进击纳职的回鹘部族。兵行不过旬日，进至纳职附近。回鹘一时无备，措手不及，张议潮指挥大军四面围攻，奋勇冲杀，“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杀）戮横尸遍野”，回鹘大败，“各自苍黄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劳（牢）而守”。这次战役，张议潮大胜，收夺驼马之类一万头（匹），凯旋而归。③张议潮打败回鹘以后，仍然“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顽，不曾暂暇”①。由于他加强战备，积极防御，兼之富有军事才干，足智多谋，屡次击败吐蕃军，稳定了河西的政治局势。人们给予高度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犴，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②在武力保卫河西的同时，张议潮还积极治理，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河西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有的务农，有的放牧，还有的经商。张议潮着手恢复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当时沙州修建了许多沟渠，每一沟渠还没有“渠头”、“升门”等专门管理人员。③由于水利灌溉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当时人们赞颂说：三光昨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

⑤《新唐书》卷四○《地理志》。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三年。

②《张议潮变文》。孙楷第认为变文可弥补正史不足，参《敦煌变文论文录》下。①《张议潮变文》。

②《张氏勋德记》，巴黎藏石室本p2762号。

③齐陈骏：《略述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大起义》，《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四期。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脂。

□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渠。

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④张议潮还大力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轨俗一变。”⑤使河西地区的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化。他能团结各族人民，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大中四年（850），张议潮收复伊州，“因沙州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①，使他们和睦地杂居在一起。这对于稳定河西地区的政治局势，发展生产，无疑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咸通七年（866）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②。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③。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④。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张议潮收复瓜、沙十一州和凉州后，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路阻萧关雁信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咸通七年七月，张议潮曾向朝廷进甘峻山青骹鹰四联、延庆节马二匹，另有奴婢等。⑤经过张议潮的惨淡经营，河西地区的局势已稳定，生产得到了发展。咸通八年（867）二月，张议潮入觐长安，朝廷任命他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并于宣阳坊赐第一区⑥。还晋升为司徒⑦。

张议潮入朝后，尚遥领河西节度，而以其侄张淮深知留后。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张议潮卒于京师，赠官太保。

④《张议潮变文》附录一。

⑤《张氏勋德记》。

①敦煌出土光启元年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

②④《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七年。

③《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唐会要》卷九七。

⑤《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唐方镇年表》卷五。

⑥《唐方镇年表》卷五注引《长安志》，但记于咸通七年。

⑦孙楷第据变文中“自从司徒归阙后”说，认为他已为司徒，见《张淮深变文跋》。

第三节 张氏后裔

经理河西

张议潮入朝时，把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其侄张淮深，令守藩垣。张淮深之父议潭，曾先质于朝，卒于京师。他嗣父职为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因经营河西有政绩，加授御史中丞，不久又授官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张议潮卒后，以户部尚书充河西节度使，又授兵部尚书。后又加太仆、侍中（或中书令）。①此后，安西的回鹘再次叛唐，引兵进犯肃州、酒泉、西桐地区。张淮深率河西军民英勇反击，活捉回鹘首领，俘获士卒千余人，并表奏朝廷。朝廷派遣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等上下九使，诏赐淮深，兼重赐金银器皿、锦绣琼珍。

张淮深继张议潮后尽力经营河西，多次打退了各族对河西地区的进犯，其文治武功，不下张议潮。当地人民热情讴歌他说：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

□节河西理五州，德化恩沾及飞走。

天生神将□英谋，南破西戎北扫胡。

万里能令烽火灭，百城黔首贺来苏。②大顺元年（890），张议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勋发动了政变。由于变生肘腋，张淮深兄弟猝不及防，于是“兄亡弟丧，社稷倾沦”①。索勋遂自立为节度使。景福元年（892），唐廷正式承认他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

后来，张议潮第十四女（即李明振之妻）对索勋诛杀张淮深兄弟、武力夺取河西大权甚为不满，率将士诛杀索勋，“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②。李氏拥立议潮之孙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祚，因而复振。光化三年（900）八月，唐昭宗下诏，追认了既成事实，诏令说：“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③张承奉至天复年间（901—903）犹为河西节度使，奉唐正朔，终唐之世，始终为唐经理河西，亦可谓不忝祖德。天祐（904—907）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群雄逐鹿中原，唐朝名存实亡。天祐二年，张承奉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后来归降了回鹘。④①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文中引《张氏勋德记》和变文论述甚详。《资治通鉴》称张议潮卒后，“曹义全代领军府”，不合史实。孙楷第已有考辨，今从其说。

②《张淮深变文》。

①巴黎藏石室本张景球撰《归义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李氏再修功德记》。见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

②《李氏再修功德记》。至于李氏何时发动政变，无明文记载。向达据伦敦藏石室本S4470卷子一面为乾宁二年有“归义军节度张承奉副使李弘愿施物疏”等推测，疑最迟亦当在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详见向达的补正。

③《旧唐书》卷二○《昭宗纪》。

第四十六章 黄巢①

唐朝末年，相继爆发了裘甫、庞勋与黄巢等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的当首推黄巢农民大起义了。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第一节 投身义师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出身于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小时候曾读过一些经典与传述之书，能言善辩。宋人张端义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其父与一老人以菊花为题作联句，那老人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其父怪他不礼貌，欲教训他一通，那老人劝止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又应声咏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②这首诗反映了他从小有变革现状的要求，表现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

黄巢长大以后，曾与同乡人王仙芝以贩卖私盐为业。在同官府缉私的斗争中，他练就了一身武功，善于骑射，并负气仗义，好抱打不平。后来，他曾几次应试进士科，但皆名落孙山，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其诗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①当时，唐朝统治腐败，内有宦官专权，外有强藩割据，纲纪隳紊，政治危机日渐加深。翰林学士刘允章曾上书直谏，说“国有九破”和“民有八苦”，揭露了“权豪奢僭”、“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均的弊政，指出了农民在“官吏苛刻”、“赋税繁多”的残酷剥削下，“冻无衣，饥无食”，“号哭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悲惨处境②。僖宗乾符元年（874），河南又连年发生了水旱灾，“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但自懿宗以来“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各州县又不上言灾情，致使“百姓流殍，无处控诉”。于是王仙芝与尚君长等聚众数千人，于长垣（今属河南）揭竿而起。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斥责唐朝吏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罪恶。乾符二年（875）六月，王仙芝等攻陷了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这时黄巢与族兄弟子侄黄存、黄揆、黄思邺及外甥林言等八人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各地饥饿的农民争先加入起义军。“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③。

在此之前，各地曾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如今曹州已被农民军攻陷，应验了民谣，向人们预示着农民造反的风暴将在全国兴起，这既大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争士气，也极大地震撼了唐朝统治者。②《贵耳集》卷下，《全唐诗》卷七三三转载。

①《全唐诗》卷七三三。

②《全唐文》卷八○四。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二年。

第二节 纵横中原

唐廷见王仙芝与黄巢起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诏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节度使进击义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王仙芝与黄巢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率军进围沂州（治今山东临沂）。乾符三年（876）七月，天平节度使宋威在沂州城下击败了义军，并上奏说王仙芝已死，遣散了诸道兵。王仙芝、黄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便转战河南，迅速攻占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等八县之地。接着，农民军又攻陷了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威震东都洛阳。唐廷软硬兼施，一面下令赦免王仙芝等人，一面又频频调动各地官军镇压农民军。王仙芝在攻占阳武之后，攻郑州不下，于同年十二月接连进攻申、光、庐、寿、舒、通州等地，逼近扬州，淮南节度使多次向朝廷告急。

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唐各地州官多闻风丧胆。当王仙芝、黄巢进攻蕲州（治今湖北蕲春）时，该州刺史裴偓诱降义军领袖，请唐廷授任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思想有了动摇，欲放弃斗争，接受唐的官职。黄巢大怒，斥责王仙芝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①这时群情激愤，责骂不已，怒不可遏的黄巢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在这场冲突之后，黄巢率领二千人马向北进发，与王仙芝分道扬镳了。

乾符四年（877）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郓州（治今山东郓城），杀节度使薛崇。三月，又攻陷了沂州。黄巢虽连下二州，但仍是孤军作战，势单力薄。这时王仙芝部将尚让屯兵嵖岈山（今河南遂平西），黄巢便与尚让会合，共保嵖岈山。黄巢与王仙芝再次合兵不久，即进攻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由于唐廷调来大批援军，农民军作战失利。于是王仙芝率原班人马南下，再次与黄巢分裂。

黄巢率本部人马在蕲、黄一带迂回作战，由于作战失利，不得不北返中原，连下匡城（河南封丘东北）、濮州。乾符五年（878）二月，转而进攻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在此期间，王仙芝相继攻克了安、随二州后，再次为唐廷诱降动心，派尚君长等人前去联络，却为唐将所杀。王仙芝知道上当受骗，遂进兵荆南，不久在黄梅兵败战死。余众一部分南下，活动于江浙一带；另一部分则由尚让率领北上，与黄巢会师于亳州。

王仙芝既死，众将便推黄巢为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不久，在黄巢率军袭破了沂、濮二州之后，形势又一度逆转。唐廷命右卫上将军张自勉为东北行营招讨使，督兵进剿农民军。黄巢欲进兵襄邑、雍丘，为滑州节度使李峄所阻。在各地活动的义军也多被官军击溃。黄巢欲进攻东都，唐廷又迅速派来大批援军。这时，唐廷再一次诱降，诏命黄巢为右卫将军，但黄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仍拒绝投降唐朝。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第三节 转战南北

乾符五年（878）三月，黄巢率军进攻汴、宋二州，唐廷以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阻止义军。黄巢转攻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北）、叶（河南叶县）、阳翟（河南禹县），唐廷又诏命河阳兵千人开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守卫宫阙，还征调义成兵三千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武牢等地，以增强东都的防御力量。黄巢见河南一带官军势力强大，难以取胜，而江南则力量相对薄弱；而王仙芝旧将王重隐又攻陷了洪州（治今江西南昌），转战于湖南，于是便率军渡江南下，与王重隐部相呼应，接连攻下了虔、吉、饶、信等州。八月，黄巢军进攻宣州，在南陵为官军所败，于是又进入浙东，经婺州至衢州（今属浙江），然后披荆斩棘，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同年十二月，义军攻下了福州（今属福建）。

在农民军中曾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其意是遇到儒者则杀，军队必然要覆灭。大概是黄巢屡试进士不第，对儒者颇为同情，因此当农民军进入福建后烧官府、杀官吏，但凡自称为儒者的皆释而不问。当义军经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门前时即下令说：“此儒者，灭炬弗焚。”

乾符六年（879）正月，黄巢军遭藩帅高骈部将张璘、梁缵的袭击，一再失利，遂进入广南，包围了广州（今属广东）。在此期间，黄巢曾致书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求为天平节度使。二人惧怕黄巢威势，极力申奏，但朝廷不许；黄巢自己上书，求为广州节度使，却只授予率府率。黄巢恼怒，大骂执政，便急攻广州，遂于九月占领了岭南的这个重镇，杀节度使李迢，并进而攻占岭南一些州县。

黄巢在广州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朝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檄文所说，史称“皆当时极敝”。

黄巢军已转战各地多年，这次占领广州，“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作为反抗唐朝统治的根据地。但在这一年，从春至夏，疫病大为流行，不少义军将士染上了疫病，“死者十三四”，部下又多“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见在广州难以持久，于是决定杀回中原地区。

同年十月，黄巢率军离开广州，向西北进发，攻取了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恰遇湘江水暴涨，义军便乘数十只大木筏顺流而下，经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攻占了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之后，尚让乘胜进攻江陵（今属湖北），号称五十万。荆南节度使王铎见义军声势浩大，诸道兵又未赶到，以为江陵兵少难以固守，便退守襄阳。尚让攻克了江陵后即与黄巢合兵进攻襄阳，但在荆门中了埋伏，被官军击败，损失甚大。黄巢收集余众，稍加休整，遂渡过长江进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攻破了外城。之后，又转而进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这时黄巢军又得以发展，“众至二十万”①。

黄巢在江浙一带的胜利进军再次震撼了唐廷，唐僖宗一面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命他迅速进攻义军，同时征调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兵南下，与高骈协力作战。广明元年（880）三月，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南下，黄巢军连战失利，退守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张璘又乘胜进军，五月，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

黄巢又退守信州（治今江西上饶）。这时北方诸道军已兵临淮南，张璘又率兵追击甚急，而信州又恰遇疫病流行，义军士卒多死，元气大伤。在义军处境十分危急的时刻，黄巢巧施缓兵之计：一方面用重金贿赂张璘，使其减慢进军；另一方面又致书高骈，表示“投降”。高骈中了黄巢圈套，以为大功告成，遂上奏朝廷，声称义军“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当黄巢获悉诸道兵已经北渡淮河，散归其镇，而且义军也恢复了作战能力，即抓住时机，一举杀死张璘，大败淮南兵，并乘胜攻占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同年七月，黄巢率军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北渡长江，进围天长、六合等县，义军一时兵势甚盛。这时，高骈见诸道兵已经北归，张璘又战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同时又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义军六十万，距扬州已不足五十里。之后“遂称风痹，不复出战”①。

唐廷本对高骈寄以厚望，这时见高骈告急，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诏命河南调动各道兵驻守溵水（今河南商水西南），以阻止黄巢军北进。九月，义军击败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官军，又遇溵水官军内讧，各自散归本镇，于是义军全部渡过淮河。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队伍“自淮以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②。义军攻陷申州（治今河南信阳）之后，长驱进入颍、宋、徐、兖等州，所到之处，官吏四处逃散。

起初，义军将北渡淮河时，宰相豆卢瑑曾议请授黄巢为天平节度使，待其到镇时再发兵除掉他。另一宰相卢携执意不从，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义军不能入关，必还掠江、淮，便无能为力。不久义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遂惶愧称病不出，京师也充满了恐怖气氛。十一月，义军进入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并传檄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①这时朝廷乱作一团，有人主张调发关内诸镇兵扼守潼关，大宦官田令孜还自请率两神策军弓弩手去守关；有人则认为义军拥有六十万之众，潼关又无重兵，难以坚守。但僖宗还是决定让田令孜率兵东守潼关。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进抵洛阳城下，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留守刘允章则率众出城迎接黄巢入城。义军纪律严明，只是“供顿而去，坊市晏然”②。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广明元年。

②《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②《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纪日则从《资治通鉴》。

第四节 建立大齐政权

黄巢军进占洛阳不几日，即向关中挺进。十一月二十一日，僖宗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就在这一天，黄巢率军西进，攻占了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并警告拒守潼关的官军说：“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

田令孜虽名为汝、洛诸州都统，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却派左军马军将张承范等率神策军前往拒战。当时，神策军士皆是长安豪富子弟，只是为了厚得供给和赏赐才贿赂宦官挂名军籍的，平日高车大马，悠然自得，未尝经历战阵。所以一旦听说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相哭，为了逃避战事，多以金帛雇商贩与贫民代行。十二月一日，黄巢大军进至潼关，唐守关将士断炊，士气低落。义军奋力攻关，而尚让又从被称为“禁坑”的关旁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前后夹攻，官军溃退，博野乱军直奔长安，大肆劫掠。

黄巢一举破关，又乘胜攻克了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留部将乔钤驻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捣长安。十二月五日，百官刚刚退朝，传闻博野乱兵入城，即各自逃匿，僖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只有很少人从行，文武百官及诸王、妃多不知皇帝去向。当天下午，黄巢前锋柴存未受到任何抵抗即顺利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至灞上迎接。黄巢乘坐金色肩舆，其将士皆披发，束以红绫，身穿锦袍，手执兵器，簇拥黄巢而行。义军浩浩荡荡，“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黄巢终于实现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黄巢军意气洋洋地进入长安城，长安市民夹道观看，尚让一再告谕市民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在街道上每遇到贫民，“往往施与之”①。

十二月十二日，黄巢进入太清宫。翌日，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并大赦天下。黄巢封其妻为皇后，尚让、赵璋等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俦等为尚书，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等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黄巢下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可见，大齐是由农民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农民军憎恨官吏，对唐宗室、公卿士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等藏匿民间，被义军搜出后“皆杀之”，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拒不投降，“举家自杀”。投降黄巢的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因匿公卿于夹壁墙中，事发后被杀。①农民军给唐宗室、公卿士族以巨大的打击，“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②。韦庄的这些诗句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大齐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黄巢农民军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昔日威令天下的公卿贵族已被打翻在地，而备遭欺压凌辱的贫苦农民如今却堂而皇之地做了大齐皇帝，扬眉吐气，这无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时有人写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②韦庄：《秦妇吟》。

诗道：“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虀..”③作者虽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讥讽农民政权，却也无法掩盖这一历史巨变的事实。

黄巢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却没有出台什么改革措施，稳定人心。也没有及时追击望风而逃的僖宗朝廷，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所以僖宗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大力围剿农民军。当僖宗逃至兴元时，即诏令诸道各出军收复京师。中和元年（881）正月，诏令镇东、太原、代州等藩帅各发本道兵并赴京师讨伐义军。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秦州、鄜延、夏州等节度使“同盟起兵，传檄天下”。七月，又以宰相王铎兼滑州刺史，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征兵赴关内”①。僖宗调兵遣将，各路军马陆续向京师进发。

黄巢称帝后，曾遣使调发河中（今山西永济西）粮饷，唐河中将王重荣拒战，缴获粮饷四十余船。广明元年三月，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陷了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以阻止荆、襄官军北上。接着又遣尚让、王播率军进攻凤翔（今陕西宝鸡）。尚让以为郑畋乃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麻痹轻敌，中了埋伏，大败而归，损失二万多人。原已投降义军的唐夏绥节度使诸葛爽这时也背叛了义军。四月，黄巢任命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为唐将所攻杀。这时部分官军已分别进至长安附近的渭北、沙苑、渭桥、武功和盩厔（今陕西周至），渐渐逼进长安。黄巢误以为唐大军赶到，急忙率军出城东走。唐军入城大肆劫掠，乱不成军。黄巢夜宿灞上，听说官军已乱，又无援军，回师攻城，官军大败，“死者什八九”，义军收复了长安。②这时，义军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钤）、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已撤离长安，也慌忙弃城而走。稍遇风吹草动，黄巢及其将则弃城而走，这一事实说明大齐政权还是很不稳固的。

黄巢再次进驻长安后，也极力想打开局面。中和元年（881）六月，遣其将王播围攻兴平（今属陕西），击败了唐邠宁节度使朱玫。八月，黄巢将李详击败唐昭义节度使高浔，乘胜收复华州。十一月，孟楷、朱温进军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唐邠、夏二军败归本道。中和二年（882）二月，朱温再次攻占了同州。

黄巢军虽然四处作战，或胜或败，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黄巢“号令所行，不出同（今陕西大荔）、华（陕西华县）”，基本上仍局限于长安一隅之地。一些地主武装多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①。兼之义军又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即使在其势力十分强大时也往往是攻下一城，不久又丢弃，像东都洛阳这样的经济、军事重地也不留一兵一卒驻守。由于长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充足的供给，长安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将士或以树皮充饥。因此，当唐诸路大军云集长安，向义军发起总攻时，形势便急转直下，历时三年的大齐政权也就很快崩溃了。

③何光远：《鉴诫录》卷一《金统事》。

①《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二年。

第五节 败死狼虎谷

中和二年（882）九月，朱温变节降唐。李详也欲投降，被黄巢所杀。黄巢任命黄思邺为华州刺史，但到了十一月，即被李详旧卒逐出。中和三年（883）正月，沙陀李克用率兵五万进至沙苑，击败了黄揆。二月，黄巢见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将吃光，便“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搤蓝田道”②，为撤离长安做好准备。

同年四月，唐诸镇兵从四面八方会集京师。李克用与河中、忠武镇将率先出战。黄巢率大军于渭桥迎战，一日三战，连战失利，其他诸道兵也乘机发起攻击，义军大败。四月十四日，李克用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遂连夜撤离长安。这时义军尚有十五万。黄巢扬言奔徐州，实际上却经蓝田关进入了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在撤退中，义军把辎重珍货遗弃于道路，官军在长安大肆抢掠之后，又在路上争先拾取财物，不再追击，故黄巢“得整军而去”。

五月，黄巢骁将孟楷率万人奔袭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迎战败北，遂归顺了义军。接着孟楷又进攻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陈州刺史赵犨早有防备，乘机袭杀了孟楷。六月，黄巢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黄巢还在州城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①。在黄巢围攻陈州时，唐廷不断调动军队，以围剿农民军。七月，朱全忠（温）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加东面招讨使。九月，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东面兵马都统。十二月，陈州被围困日久，即向邻道求救。于是忠武镇周岌与时溥、朱全忠等皆率兵前来救援。

中和四年（884）正月，黄巢军仍是势力强大，周岌等诸路救兵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招架不住，不得不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前来增援。黄巢围攻陈州数百天，却始终未能攻克。这时李克用会同许、汴、徐、兖等州军马向陈州进发，先击败了驻守陈州北的太康尚让军，又击败了陈州西的西华黄思邺军，于是黄巢从陈州周围撤军，退至陈州北的故阳里。五月，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黄巢军营为水所漂，又听说李克用大军将至，遂奔向汴州。当黄巢军从中牟（今河南中牟）北汴河王满渡口渡河时，李克用乘势袭击，义军大败，死伤万余人，尚让率其部下投降了时溥，别将李谠等人投降了朱全忠。义军损失惨重，黄巢率残兵败将向东北逃去，李克用又追杀到封丘（今河南封丘）。这时又遇大雨，黄巢只收集散兵近千人，冒雨东奔兖州。

六月十五日，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至瑕丘（今山东兖州），黄巢与唐军“殊死战，其众殆尽”，与其外甥林言走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今山东莱芜西南）。这时，林言见大势已去，“惧追至并命”，于是便乘机杀了黄巢及其兄弟妻子。①林言持黄巢等人首级欲向时溥献功，在路上却遇到沙陀博野军，他们杀了林言，将林言及黄巢等人首级一并献于时溥。

黄巢从揭竿而起至失败身亡，历时十年之久。他的活动北起山东，南至广东，西至陕西，转战南北，纵横全国十二省，推动了各地的农民斗争，沉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

①《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僖宗中和四年。重地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黄巢打着“天补平均大将军”的旗帜，表明了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这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四十七章 数学

隋唐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编制历法、开凿大运河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实际需要，数学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数学著作已明显增多，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27种，宋初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35种。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李淳风等对于十部算经的整理和注释、王孝通《缉古算经》关于三次方程的工作、二次内插法的创立、实用算术的发展和计算技术的革新，以及数学知识的普及、中外数学交流的扩大等等，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数学教育

据历史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数”作为“六艺”之一，成为贵族子弟必修的一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当时还有世代相传掌管天文历法和通晓数学的所谓“畴人”。但是数学知识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依靠私授家传。如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就称得上是数学世家。隋唐时期，在数学教育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国子监内设立算学馆，并相应地在科学考试中设有明算科。如隋朝国子寺设立“算学”，置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招收学生八十人，进行数学教育。唐沿隋制，国子监亦设置“算学”，但其设于何时则有两种说法。一说为贞观二年（628），“是岁大收天下儒士..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①。《唐会要》也有类似记载，并且提到唐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视察，“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另一说则称，“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②。从唐初百废待兴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总体情况来看，大致应是，贞观初设“算学”，后曾一度撤销，而在显庆元年（656）又在国子监内重新添设算学馆。

唐代算学馆由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③，共招收学生三十人，分为两组，学制均为七年。学习内容主要是十部算经，其中一组十五人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和《五经算术》，另一组十五人学习《缀术》和《缉古算经》。按当时规定，《孙子》和《五曹》共限习一年，《九章》和《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此外还要兼习《数术记遗》和《三等数》。

与此相应科举取士还设置了明算科，考试内容主要从十部算经中选题，考试合格者可分配从九品以下的官职。然而，终唐之世数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于数学教育兴废无常，算学馆有时设置有时停办，隶属关系也常有改变，有时属于国子监，有时又属于秘书局或太史局，如显庆元年（656）设算学馆，仅过两年多，于显庆三年（658），因算学等“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①，取消了算学馆，并把算学博士以下人员转属太史局。龙朔二年（662）又重设算学馆，而学生人数减为十人，翌年再使“算学隶秘书局”②。此后，“算学”仍时有兴废，大约在晚唐时，明算科考试也被取消了。这种情况当然对数学发展是不利的。隋唐以后在国子监创设算学馆，进行专业数学教育，科举考试中设立明算科选拔数学人才，这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重经史轻理工的风气长期盛行，因而数学教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唐代国子监中，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其中国子学有学生三百人，太学、四门各有学生五百人，而算学仅有学生三十人，后来又减为十人，并且只招收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家的子弟。明算科科举及第以及学数学的人又只能得到很低的官职，如国子博士是正五品上，而算学博士却是品位最低的从九品下，算学博①《贞观政要》卷七。

②《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③《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

①②《唐会要》卷六六。

士与助教也只能拿到最低的月俸，因此“士族所趋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③，“明经”和“进士”仍然是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③《通典》卷十三《选举》。

第二节 算经十书

唐代国子监算学馆采用的教材，是由国家统一编订的。据《旧唐书·李淳风传》载：初唐时，“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①。《唐会要》广文馆条则称，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②。李淳风曾任朝议大夫、将士郎、承务郎、轻车都尉、太史丞、太史令、秘阁郎中等官职，著有《晋书》和《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以及《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法象志》等。

据新旧《唐书》和《宋史》等史籍记载，李淳风等编订和注释的十部算经，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和《缉古算经》，后世称为“算经十书”。后来北宋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刻印算书时，《缀术》已经失传，因而只刻印了九部，并且据考证，其中《夏侯阳算经》并非原著，而是唐代中期的《韩延算术》。由于此书卷上第一章引用了夏侯阳的一句话而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南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在福建汀州学校主持翻刻北宋本九部算经时，又补入从杭州七宝山宁寿观所藏道书中发现的徐岳《数术记遗》一卷，并且辗转流传到现在。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

现在有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一页上都题有“唐朝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敕注释”字样，实际上只有《周髀》、《九章》、《海岛》、《张丘建》和《五经算术》五种还保留有李淳风等的注释，并且已非全貌，其他几种都已失传了。在李淳风等关于算经十书的校订和注释工作中，就天算内容而言，其《周髀算经注》水平较高，特别是修正了经文和赵爽、甄鸾注中的一些缺陷，作出了较大贡献。例如，根据实际观测，指出《周髀》等古代天算家认为南北相距千里、日影长度相差一寸的传统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据此推算得出的天文数据自然也是错误的；提出用两根标竿（古人称为“表”）测量时，应根据地势高低不同对日高公式作适当的修正并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指出赵爽所修改的二十四节气八尺高表的日影长度，用等差级数计算也与实际不合；逐条校正了甄鸾对赵爽《勾股圆方图注》的种种误解，这对于后世读者有很大帮助。

李淳风等对其他算经的注释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如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中，引用了祖暅关于球体积计算的研究成果，保存了珍贵的史料。《缀术》失传之后，幸有李淳风等的记述，才使后人能够了解到祖氏父子的球体积公式和祖暅公理等中国数学史上的重要成就。对《海岛算经》的注解，则详细指明了解题中的演算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及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例如，赞扬祖冲之圆周率“更开密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刘徽割圆术的重要意义，认①《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②《唐会要》卷六五。

为“徽虽出斯二法，终不能究其纤毫也”①；在《九章算术》有关圆面积的问题答案下，添加“按密率”计算所得答案，结果使后来不少人误认为“约率”22/7是祖冲之的“密率”；总的来说，李淳风等人对算经十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注释，这些算书又被采用为数学教材，从而使这些反映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情形的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得以流传至今。

①《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李淳风等注。

第三节 《缉古算经》与三次方程

唐代立于学官的十部算经中，王孝通《缉古算经》是唯一的一部由唐代学者撰写的。王孝通主要活动于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他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隋朝时以历算入仕，入唐后被留用，唐朝初年做过算学博士（亦称算历博士），后升任通直郎、太史丞。毕生从事数学和天文工作。唐武德六年（623），因行用的傅仁均《戊寅元历》推算日月食与实际天象不合，与吏部郎中祖孝孙受命研究傅仁均历存在的问题，武德九年（626）又与大理卿崔善为奉诏校勘傅仁均历，驳正术错三十余处，并付太史施行。王孝通所著《缉古算术》，被用作国子监算学馆数学教材，奉为数学经典，故后人称为《缉古算经》。全书一卷（新、旧《唐书》称四卷，但由于一卷的题数与王孝通自述相符，因此可能在卷次分法上有所不同）共二十题。第一题为推求月球赤纬度数，属于天文历法方面的计算问题，第二题至十四题是修造观象台、修筑堤坝、开挖沟渠，以及建造仓廪和地窖等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施工计算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题是勾股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土木和水利工程施工计算的实际需要。

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伏寻《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间同欹邪之用。斯乃圆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昼思夜想，临书浩叹，恐一旦瞑目，将来莫睹。遂于平地之余，续狭邪之法，凡二十术，名曰《缉古》。”①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和研究成果。《缉古算经》涉及到立体体积计算、勾股计算、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x3＋ax2＋bx＝A（a、b和A，非负），建立和求解双二次方程x4＋ax2＝A（a、A，为正，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四次方程）等数学内容。这类问题与解法大多相当复杂，就当时数学水平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国子监算学馆要学习三年，学习年限仅次于祖氏父子的《缀术》。例如该书第三题，假如从甲、乙、丙、丁四县征派民工修筑河堤，这段河堤的横截面是等腰梯形，已知两端上下底之差，两端高度差，一端上底与高度差，一端高度与堤长之差，且已知各县出工人数，每人每日平均取土量、隔山渡水取土距离、负重运输效率和筑堤土方量，以及完工时间等，求每人每日可完成的土方量，整段河堤的土方量（即河堤体积）和这段河堤的长度、两端高度、两端上下底宽度，以及各县完成的堤段长度等。前两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算术问题，后两个问题则要经过较复杂的推导和几何变换归结为建立和求解形如x3＋ax2＋bx＝A的三次方程。在《缉古算经》第十五题至二十题等属于勾股算术的问题中，王孝通还创造性地把勾股问题引向三次方程，并与代数方法结合起来，扩大了勾股算术的范围，发展了勾股问题的解题方法。在中国数学史上，《缉古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介绍开带从立方法的算书，它集中体现了中国数学家早在公元七世纪在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西方，虽然很早就已知道三次方程，但最初解三次方程是利用圆锥曲线的图解法，一直到十三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菲波那契才有了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这比王孝通晚了六百多年。王孝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得意。他在《上缉古算经表》中批①王孝通：《上缉古算经表》，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评时人称之精妙的《缀术》，“曾不觉方邑进行之术全错不通，刍甍方亭之问于理未尽”，由于《缀术》已经失传，王孝通的说法是否正确，已无从查考，但想来恐有失偏颇。他还宣称，“请访能算之人考论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谢以千金”，这又未免有些过于自信。以后，宋元数学家创立了天元术、四元术和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第四节 二次插值法

二次插值法（又称二次内插法）的创立，是隋唐数学的又一项重大成就。插值法是根据两个自变量的已知函数值求这两个自变量之间各自变量对应函数值的近似计算方法。这种方法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例如，在天文观测中，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进行观测，因此只能得到日月五星某些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利用这些观测记录推算日月五星在其他时刻的位置，就要用到插值法，这对于天文计算特别是日月交食的推算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在《周髀》和《九章》中就已有了一次插值（或称线性插值）公式。东汉末天文学家刘洪制订《乾象历》，为计算月球在近地点后n＋s日的共行度数，采用了一次插值公式：f（n＋s）＝f（n）＋s△，其中n为月球在近地点后运行的整日数，f（n）为对应的月球位置函数，0＜s＜1，△＝f（n＋1）－f（n）。此后，曹魏杨伟、姚秦姜岌、刘宋何承天、南齐祖冲之等各家历法计算月行度数时也都采用了这种算法。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观测精度的提高，天文学家不仅发现了月球视运动的不均匀性，而且也发现了太阳和五星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也就是说，日月五星的视运动并非是时间的一次函数。为了编制更好的历法，特别是为了精确计算合朔和交食时刻，何承天、祖冲之以前所长期采用的一次插值法，误差太大，已经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中国天算家开始了新的探索。

隋开皇二十年（600），天文学家刘焯在他所编制的《皇极历》中，在推算日月五星视运动度数时，首先创用了等间距二次插值公式：fnlsfnlslslsl()()()()(),+=++++--2212122212△△△△△△其中l为相等的时间间隔，求太阳视行度数时，l是一个节气的平均日数，求月行度数时，l为一日，0＜s＜l，f（t）是时间t的函数，表示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当l＝1时，上式可化为：fnsfnsssl()()(),+=++-△△22其中△＝△1，△2＝△2为各时间点上相应的一级差分和二级差分。这个公式实际上就是后来著名的牛顿插值公式的前三项。这种方法比以前所用的一次插值法精密，利用这个公式计算所得到的历法精确度也有所提高。可惜的是刘焯《皇极历》这部较先进的历法当时并未颁行，直到唐代李淳风才将其计算方法引入《麟德历》中。

由于各个节气之间的时间长短实际上并不相等，即历法中的各个节气是不等间距的，日月五星的视运动也不是匀变速运动，因此用刘焯公式计算的结果仍然存在较大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提高历法的精确度，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又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大衍历》（727）中创立了不等间距二次插值公式：ffsftsllsllsllll()()()+=++++--+-.è...÷△△△△△△121211222121122其中f（t）为已知值，l1，l2表示不同的时间间隔。此外，有些学者认为一行还提出了等间距三次差插值法的近似公式①，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就插值算法本身而言，一行算法与刘焯算法实质完全相同，其分别仅在于以平气或定气为时间间隔的不同②。这些看法究竟是否合适，尚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刘焯和一行的二次插值法影响很大，并且继续有所发展，如晚唐天文学家徐昂编制《宣明历》，在推算太阳和月亮行度时提出了更为简便的插值公式，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一行和刘焯的结果。后来宋元数学家又相继创立三次插值法和高次插值法（招差术），在公式内容与形式上已与牛顿插值公式完全一致，更加圆满地解决了与之相关的数学和天文计算问题。

①严敦杰：《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科技史文集》（第1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②王荣彬：《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构建原理》，见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五节 实用算术的发展与敦煌算书

唐代中期以后，普遍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经济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此相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进行计算的机会大量增加，从而产生改进和简化筹算算法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实用算术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以《夏侯阳算经》名义流传至今的《韩延算术》，是一部可供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学习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的实用算术书。全书共三卷八十三题，书中收集和征引各家算法及当时法令，保存了宝贵的数学史料。其中记载有将筹算多位数乘除转变为单位数乘除的算法，把要摆放上中下三层的筹算简化为在一个横列里演算。如乘数为35，就可以先乘5，然后乘7。除数为12，可以先折半，然后再除以6。当乘数首位是1时，又可以“以加代乘”。如乘数是14，可用“身外添四”法，即被乘数不动（这相当于该数乘以10），然后再退一位加上该数的4倍；乘数是102，可用“隔位加二”法，除数是12，可用“身外减二”法，等等，都在被乘数或被除数筹式本身上进行演算。对于更多位数的乘除，可用类似的方法去处理。如果乘数或除数的首位数不是1，还能采用各种方法将它化为1，然后再来计算。这种算法叫做“求一”或“得一”算法，当时曾受到不少数学家的关注。据史籍记载，晚唐天文学家边冈“用算巧，能驰骋反复于乘除间。由是简捷、超径、等接之术兴，而经制、远大、衰序之法废矣”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学者在简化数字计算方面的成果及其影响。中唐以后乃至宋元时期，改革和简化筹算算法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着，并且不断有所进展，其中许多成果还被后来的珠算术所吸收，直到珠算完全代替筹算，这一工作方告结束。涉及筹算改革的专门书籍，除《韩延算术》外，还有陈从运《得一算经》七卷，“其术以因折而成，取损益之道，且变而通之，皆合于数”①，江本《一位算法》2卷，龙受益《算法》2卷、《求一算术化零歌》1卷、《新易一法算范要诀》1卷等，但可惜的是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了。

据史籍记载，庸宋之际数学著作为数不少，而传留至今者则不多。十九世纪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历史文献。在这批文献中包含有四种写本算经②：《算经（并序）》1卷、《算书》和《算表》，这三种现藏法国国立巴黎图书馆；另两部《算经（并序）》1卷，其内容与巴黎藏本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同一本书，此外还有《立成算经》一卷，这三部书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以上四种算书大致说来可能成书于中晚唐或五代时期，是研究这一时期数学的重要史料。《算经》序中提到“凡算者正身端坐”，“盖意明情乐者，安有不成哉”，等等，在战乱时期一般不会有如此平和的心境，书中还有“又据大唐令文”字样，关于大数记法和度量衡制度与《孙子算经》相同，另外此书有三个抄本，可见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因此《算经（并序）》有可能是唐中期的作品。《算表》标明是五代时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写本。《算书》载有男丁给米，养马给粟，造袍用绵，城楼用兵，石车钩弩，领军出征等问题，显然适应于军事计算的需要，因此这部书可能①《新唐书》卷二八《历志》。

①《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宋史·律历志》。

②详见李俨：《中国古代数学史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版。以下敦煌算书引文，均转引自此书。写于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立成算经》关于大数记法和度量衡制度趋于简约，与《孙子算经》和《算经（并序）》有所不同，所列算法表也很简明扼要，便于查索，因此可能也是五代时的作品。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这四种算书所包含的数学内容主要有算筹记数法、大数记法、度量衡制，以及乘法口诀、四则运算、面积、体积计算和算表等，其中所载算题及乘法、乘方、累加和田亩等计算用表，有些很有实用价值，为唐以前算书所未见。这些来自民间的算书，反映了唐宋之际民间数学教育和数学知识应用的真实情况。

第六节 中外数学交流

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流传，印度的一些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也传入中国，并且有了中文译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算法》3卷，《婆罗门阴阳算历》1卷，《婆罗门算经》3卷，但这些书早就失传了，现已无法查考其具体内容。唐代还有一些印度天文学家在当时的司天监工作，主要有瞿昙、迦叶和俱摩罗三家，尤以瞿昙家族的成就最为突出。如著名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曾担任过太史监等官职，编撰有《开元占经》120卷。在这部书所收的《九执历》中，他所介绍的印度数学知识有印度数码，如用9个数码符号表示9个数字，用点表示空位或零，但该书仅用方框表示而没有写出这9个数码的具体写法，以致印度数码未能在中国流传下来。印度数码亦于中世纪传入阿拉伯国家，后又传入欧洲，经过书写形式上的演变，从而形成了现在世界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瞿昙悉达介绍的印度数学知识还有圆弧量法、间隔为3°45′的正弦函数表等。其圆弧量法是把圆周分为360度，每度分为60分，与古希腊人的弧度量法相同，而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分为度不同。但是，这些较先进的印度天36514文算法，与中国传统的算法体系难以协调，中国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其算皆以字书（笔算），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辩也”①。因而这些内容都没有被中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所采用。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后来仅有大数记法与小数记法，对中国数学有所影响，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算学启蒙》中的“极”、“恒河沙”、“无量数”、“虚”、“空”、“弹指”等大数与小数名称，都来自佛教经典。另一方面，在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中，列举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四则运算、分数、三率法、弓形面积与球体积、联立一次方程组、负数、勾股问题、圆周率、重差术、一次同余组、不定方程问题、开方法和正弦表的造法等14项数学内容，用以说明有些与中国数学极其相似的问题和算法，后来又出现在印度的数学著作中，因此印度数学的这些内容很可能受到了中国数学的影响。当然这还需要寻找更确切的证据，中印数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数学是朝、日两国早期数学发展的基础，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朝鲜，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早在七至八世纪，便曾在“国学”（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内设立算学科，置“算学博士若助教一人，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①。其中所说《缀经》，当是祖冲之《缀术》，《九章》即《九章算术》，而《三开》、《六章》为何书则在我国古籍中未见记载。总的来说，其数学教育制度与所用教材，均与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相类似。十至十四世纪的高丽王朝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他们还多次派人来华采购各种书籍，其中也包括数学书籍。在日本，早在公元三世纪，日本就开始吸收中国的数学知识，而从六七世纪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起，中国的历法和数学就更多地直接或经由朝鲜间接地传入日本。日本于八世纪初设立学校，讲授数①《新唐书》卷二八《历志》四下。

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八《职官》上。

学，据日本养老二年（718）公布的《养老令》及其释义书《令义解》（833）记载，可知当时所用教材有《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六章》、《缀术》、《三开》、《重差》、《周髀》、《九司》等十部算书。其教职人员的设置、学生人数、学习内容和考试方法等也与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的制度相类似。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佐世奉敕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记录了当时在日本可以见到的各种书籍。在其中的“历数家”一门中，除记载了《周髀》、《九章》等秦汉以来的算书外，还记录了《六章》、《三开》等见于朝鲜书目的算书，此外也还有一些中国和朝鲜厉代书目都未载而仅见于日本的算书，如《九章私记》、《六章私记》、《新集算例》、《元嘉算术》、《要用算例》、《五行算术》等。这些著作中有些是中国人的作品，有些则可能是日本数学家在中国数学影响下而自行创作的作品。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接行用中国历法，如《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等，这些历法中所包含的数学方法加二次插值法等自然也相应地传入了日本。

第四十八章 天文学

隋唐时期出现的大一统，有利于中国天文学继续发展。人才与资料集中于朝廷，国家财力雄厚，天文学家们能够利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文新发现，推动历法的进步。他们还利用占有的大量资料，系统编纂出古代天文资料精粹汇编，写出许多新的天文学著作。另一方面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天文学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功能空前完善的新的大型天文仪器，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柳宗元的《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则在宇宙本原、宇宙生成和宇宙演化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论和自然观。隋唐时期天文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天文学体系，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走向成熟的风貌。

第一节 隋代的历法

杨坚在夺取北周政权的时候，“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在为他积极制造改朝换代舆论、宣扬符命征象的人士中，有一位略知历法的道士张宾。隋皇朝建立以后，最初沿用北周的《大象历》。为满足新朝改历的政治需要，张宾献上了对何承天《元嘉历》略加修改而成的《开皇历》，于开皇四年（584）颁行天下。但是曾担任过北齐历官的刘孝孙，以及名重一时的经学家和天文学家刘焯等都不赞成使用《开皇历》。他们清楚地看出《开皇历》的缺陷，如该历糟粕较多、术意不清、推算不准，特别是并未吸取《元嘉历》的优点，制历者不懂岁差，也不知道定朔，而这些问题早已分别为南朝的祖冲之和何承天所解决，因此，其历术明显地落后于当时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张宾倚仗皇帝的宠信，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攻击二刘“非毁天历，率意迂怪”，“妄相扶证，惑乱时人”，并将他们逐出京城。张宾死后，刘孝孙带着自己编的一部历法再次上京谋求改历，可是又受到与张宾一党的太史令刘晖的压制，后刘孝孙虽然进入司天监，却“累年不调，寓宿观台”，无法出头。后来孝孙抱书扶棺冒死上奏，于是引起隋文帝的注意，并命人经过实测比较后再决定是否改历。开皇十四年（594），经实测证明，刘孝孙的历法和参与实测的另一部张胄玄的历法，都比《开皇历》优越，孝孙提出先斩阻碍改历的刘晖，再议改历，但杨坚不肯，也不采用他的历法。不久后，刘孝孙去世。开皇十七年颁用了张胄玄的新历。

曾经看过孝孙历术的刘焯，对张胄玄的历法提出许多批评，指出其术文不少是抄袭刘孝孙的，历法也比较粗疏。他于开皇二十年（600）编成一部新的历法《皇极历》，希望能得到颁用。但张胄玄与太史令袁充编造了所谓“日长之瑞”的假天象，深得皇帝宠信，刘焯得不到支持，于大业四年（608）抱憾而终。大业六年，张胄玄修改了自己历法中的许多数据，颁布于世，为《大业历》。大业历的回归年长日，朔望月长日，采3651036342640296071144用破章法，在410年中设置151个闰月，定岁差为83年冬至点西行一度，考虑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和月球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其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十分精确，例如所定金星的数值是583.922日，与今采用值相同，并将原定冬至点起虚五度改为起虚七度，使《大业历》成为隋代一部比较好的历法。事实上，没有得到颁行的刘焯的《皇极历》，是隋代出现的最好的一部历法。刘焯（544—610）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县）人，是隋初著名学者和杰出的天文学家，著有论述历家同异的《稽极》10卷，《历书》10卷和《五经述议》等。他所创制的《皇极历》将张子信发现的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历法，并提出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数学方法，解决了采用定气法的计算问题。《皇极历》计算定朔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同时考虑日、月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定朔法。《皇极历》采用的天文数据也相当精确，如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454日，朔望月长度29.530596日，采用破章法，在676年中设置249个闰月。又如定岁差率约76.5年相差一度，与今采用值接近。行星会合周期也很准确，如水星采用值115.878日与今值相同。由于皇极历成就突出，《隋书》打破只收颁行过的历法的框框，破例将该历收入《隋书》的《律历志》中。

第二节 中国星官体系的完善

三国两晋时期，陈卓建立起一个有283个星官、1464颗星的星官体系，是一个既能区分甘、石、巫三家星，又按二十八宿划分的中国星座体系。此后南朝的宋、梁、陈等，都曾制造过按陈卓星官体系标示的浑天象；北朝孙僧化、庾季才等也有星象著述。隋文帝平陈以后将南朝的浑仪、浑天象及天文图籍都集中于长安，北周的庾季才、陈国的周坟等天文学家也入隋为官，他们又奉杨坚之命，参照各家星官，绘成星图。周坟与袁充等人还在太史局教授太史观生，学习星象知识。隋末唐初，又有李播写成《天文大象赋》，用诗赋描述全天星官。当时星官体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三家星的区分，使星空划分成为二元体系，而到了唐代已不像前代那样重视三家星的划分；另一个问题是在拱极区与黄道星空之间，还有两个区域比较空白，命名的星不够多，显得整个星空分布不够均匀。

开元年间王希明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他的著名作品《丹元子步天歌》既是认星歌诀，也是一个星空划分的新体系。《步天歌》一改既分三家星又分二十八宿的二元划分法，只按二十八宿划分星空，有时还用黑色表示甘氏星，黄色表示巫咸氏星，不加颜色说明的就是石氏星，从而醒目明了，但减弱了对三家星的强调。他又明确划分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并充实了围在三垣内的恒星的命名，使《步天歌》成为开创三垣二十八宿新体系的代表作。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将全部星空划分成三十一个天区，是一种星官分布比较均匀、可分区认星的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一直沿用到近代。《步天歌》七言有韵，介绍星官名称、星数和位置等，简明通俗，便于记忆，是后来天文学家初学天文时的必读之书，古人称誉它“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约或丰，无余无失”。例如关于柳宿的歌诀为：“八星曲头垂似柳，近上三星号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将柳宿的星数、外形、周围星官的名称及星数都说得非常清楚。

星官体系的完善带来了星象知识的进一步普及。流传至今的唐代二十八宿铜镜，是星象知识在用具装饰中的应用，并赋予其一种神秘的色彩。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星图抄本，是当时人们重视星象知识的证明。敦煌星图，一说绘于八世纪初，一说绘于十世纪中。图上有1350多颗星，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且星数最多的一份星图，现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①。除这些绘制有所依据的星图外，唐代还有许多表意性星图，如贞观四年（630）的李寿墓以及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等墓，都有墓室天象图，图中绘有日月、银河及星象。甚至在远距长安的新疆吐鲁番，也有唐墓星图，但与长安的那几幅星图比较，少了表意性，多了装饰性，并且二十八宿图案经过艺术化处理。五代时期留存的吴越国墓室星图，更优越于上述星图，其二十八宿连同辅官附座有180多颗星，且星象相对位置比较符合实际天象。

①席泽宗：《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第三期。

第三节 天文仪器的复杂化和功能综合化

隋唐时期天文仪器有许多新的创造。如隋文帝时耿询根据张衡制作过水运浑象的记载，重新制成一台不用人力的水运浑象，他还发明了马上刻漏，以作在行进中计时之用，世称其妙。他与宇文恺合作仿照北魏道士李兰的作品制作了称水漏器，这种称漏后来在唐代曾风行一时。

贞观年间天文学家李淳风制造出一台浑天黄道仪，这是一台很复杂的浑仪。这台仪器有三重环组，即六合仪、三辰仪和四游仪，李淳风的创造主要为其中的三辰仪。为了更好地测算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仪器上安装了黄道环与白道环。而增加两个圆环，就要解决仪器上的黄道与天空黄道在观测时刻的平行问题，要解决岁差改变黄道与赤道的交点问题，还要解决黄道与白道的相对位置和黄白交点移动的问题等等，所以这是一台大大复杂化了的仪器。浑天黄道仪于贞观七年（633）制成并为世所称赞，后将该仪置放在皇宫内的凝晖阁。

开元十一年（723），一行为改历实测天象，与梁令瓒研制了新的天文仪器，叫做黄道游仪。顾名思义，这是一台黄道环能在赤道环内游动的仪器。其基本原理与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相同，不同的是，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有一孔，用以固定黄道环，使黄道环能模仿古人所理解的岁差现象，不断沿赤道退行。一行用黄道游仪作了许多观测工作，为修订大衍历、推算交食等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数据。通过这台仪器对二十八宿天体位置测量的结果，还发现了恒星位置与古代测量值不相同。这种现象反映了岁差对测定天体位置的影响。

一行还和梁令瓒合作制造了一台水运浑天俯视图。据《旧唐书·天文志》所载，它的主体是一个缀有星象、赤道和刻度的铜球，铜球有轴可以转动，球外设置两个圆环，是为黄道与白道，环上分别有太阳与月球，日月可与铜球同时运行。该仪装在木柜中，并以木柜为地平，仪器半在地下，其运转以水为动力“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这台仪器除表演天象外还能报时，地平之上立有二木人，每刻自动击鼓，每辰自动撞钟，从而使这台仪器成为具有钟表和表演给定时刻的星象及日月位置功能的多功能综合天文仪器。水运浑天俯视图展现了盛唐时期天文仪器的风貌与特点，北宋苏颂、韩公廉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创新，创制出举世闻名的水运仪象台。

第四节 一行的大地测量创举

古籍《周礼》说：在地中测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周髀》将它发挥为“日影千里差一寸”。隋代刘焯就怀疑《周髀》的说法未经实测，不一定可靠，很希望用实测结果加以检验。他曾说：“参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也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他提出的检验办法是：“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超前显圣，效象除凝。”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唐开元九年（721），一行受命制定新历，他考虑到由于全国各地昼夜的长短不同，看到同一交食的食分也不相同，这些具体数据都需要经过实测才能确定，日影是否千里差一寸，也是需要检验的。于是，他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其最南方的测点选在林邑（今越南中部），最北方的测点选在铁勒（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其间再设多个测量点，在各测量点上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和二分二至时正午八尺表的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由一行领导、南宫说等人主持的、在河南四个测量点的测量结果最为重要。这四个点分别是白马（今河南滑县，地理纬度35°3′）、浚仪（开封西北，地理纬度34°8′）、扶沟（纬度34°3′）和上蔡（纬度33°8′），它们差不多在一条经度线上，测量的北极高度差实际上就是这四个地点的地理纬度差。由于丈量了四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得到南北相距526里270步，北极高度相差1.5度，同一时刻日影相差2.1寸，这一实测结果否定了《周髀》“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同时，由于这一说法以前曾长期作为计算天地远近和天体大小的基本数据，因此，新的测量结果实际上也否定了过去奢谈宇宙大小的各种计算，从而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行还从实测中得出了南北两地“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①的结论。从现代测量学的理论看，他实际上已经测量出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由当时的数据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可知一行测出的数值是子午线1°的长度为123.7千米，虽然这比今测值110.6千米有较大误差，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地球子午线的实测，是重大的创举。一行所取得的测量结果，本可作为地球是球形的证明，但他没有深究这一测量对地球形状认识的意义，可以说他走到了通过实测证明大地是球形的重大发现的边缘，却未能迈出这重要的一步。

①《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

第五节 唐代的历法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至唐代走向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历法进一步规范，历术进步，发现历法与实际天象出现较大误差后能及时编造新历，并出现了许多很有特色的历法。

李渊建唐之初，沿用隋《大业历》。武德二年（619）又颁用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朔法的历法。该历关于日行盈缩、月行迟疾等计算方法，与大业历大致相同。但采用定朔法可能会出现连大月或连小月的特殊现象，如贞观十九年（645）出现了四个连大月，因而《戊寅元历》受到攻击，不得已又改用平朔，失去了其历法的特征。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起，颁用李淳风编造的《麟德历》。《麟德历》是一部著名的历法，有不少创新，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历再次采用定朔并独创了一种进朔法，即根据朔日小余数据的具体情况，将朔日上退一日或下推一日，使相应大月变成小月或小月变成大月，从而解决了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的违反日常习惯的问题。《麟德历》还采用“总法”1340作为各天文数据的统一分母，立法巧捷，为后世历家所遵用。《麟德历》的又一创举是正式废除沿袭已久的章蔀纪元之法，不用闰周而直接以无中气之月置闰。由于该历是以《皇极历》为基础而编制的，在推算五星运动时考虑到日月五星的不均匀运动，并吸取了《皇极历》的先进计算方法，且所得数据更为精确。《麟德历》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在历法中考虑岁差。这部历法虽然是比较好的历法，但毕竟存在误差。《麟德历》用到开元九年（721）已显疏漏，于是唐玄宗诏令一行编撰新历，于开元十五年编成《大衍历》。这年十月，一行随玄宗巡幸途中病逝。开元十七年（729），《大衍历》正式颁行全国。

《大衍历》分“历议”和“历术”两大部分，历议论述编历的原理，历术则又细分为步中朔术、发敛术、步日躔术、步月离术、步轨漏术、步交会术和步五星术等，这些是说明计算日月五星位置、运动、时刻和日月交食的方法。为了取得制历的数据，一行组织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研制了新的天文仪器，测量了二十八宿距星及许多恒星的位置，对日月五星进行了大量的新的观测，从而使《大衍历》有了深厚的观测基础。通过观测，一行发现：“日南至，日行最急，急而渐损，至春分及中，而后迟。至北日至，其行最舒，而渐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后益急”，也就是说冬至时日行最急，夏至时日行最缓。这是对太阳周年视运动比较正确的认识，改正了刘焯以春分前一日日行最急，后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后一日最急的错误说法。《大衍历》的重要成就还有在计算太阳运动时创用定气法，发明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数学方法，用以计算太阳的位置等。与《皇极历》相比，《大衍历》在计算日食的时候，不但考虑了不同地理纬度对日食的影响，还考虑了季节的影响，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等，并提出判别日食亏起方位角的方法。《大衍历》也吸收了《麟德历》的数学技巧，以30401=36574330401=2910133040为通法，从而得到：回归年日；朔望月日；周天＝度的基本数据。《大衍历》完善的体系为1365779.753040以后各制历家所效仿。

公元762年，因《大衍历》未报代宗宝应元年六月望的月食，改颁郭献之编修的《五纪历》。建中四年（783），又以《正元历》替代了《五纪历》。821年起颁行徐昂编撰的《宣明历》。《宣明历》有一些新发现和新成就，如在日食计算中引出时差、气差和刻差三差，所用近点月与交点月的数值与今采用值相同，是一部较好的历法。唐代最后使用的一部历法是边冈编撰的《崇玄历》，昭宗景福二年（893）颁行。

第六节 古代天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

唐《开元占经》是唐代收集整理古代天文文献资料的一大成就，主编为瞿昙悉达，其祖父原是天竺（今印度）婆罗门僧人，于隋代携全家来中国定居。其父瞿昙罗曾向唐太宗献上《经纬历》，武周圣历元年（698）又献上自编新历《光宅历》。瞿昙悉达供职太史监，担任过太史令。约在开元二年（714）奉旨领导编纂《开元占经》，约历时十年完成了这部有120卷之多的巨著。《开元占经》前两卷辑录了古代天文学家的宇宙理论，从第3卷到第90卷辑录的是对各种天象的占法，第91卷到第102卷辑录了气象占，第103卷为《麟德历经》，104卷为《九执历》，105卷为先秦至开元期间29种历法的基本数据，106至110卷记星图中的星位，最后10卷是杂占。

《开元占经》所集古代天文星占著作不下七八十种，明代程明善曾称赞此书的收录“可谓无遗珠矣”。面对浩瀚的素材，该书的编辑是十分成功的。他采用的方法是先编目录纲要，按照对天地的认识，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及与之相关的占语，星占理论基础（分野和星官），偶见天体及相关的占语，历法，杂占等的顺序，将各家有关的论述纳入相应的章节，使这部书成为经过系统编辑的天文星占资料精粹汇编。《开元占经》直接节录原著原文，未经编者改写，因而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得以传世，其中许多珍贵资料是仅见于此书的，这是这部书的一项重要贡献。《开元占经》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恒星观测记录，甘、石、巫三家星表的星名和星数，前人历法的主要天文数据，《麟德历》全部内容，《九执历》，历代天文学家对宇宙结构和天体运动的论述以及各种纬书等，也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另外一部著名的作品是李淳风的《乙巳占》。与《开元占经》相同的是，两者都对大量古代天文星占材料进行了整理，不同的是，《乙巳占》是一部编著而成的作品，是作者综合各家之说并参以经传子史及发挥己见写成的书。全书共10卷，介绍了甘德、唐昧、梓慎、裨灶、箕子、张衡、陈卓、刘表、郗萌、庾季才、袁充、郭璞等近30位星占家的观点，主要内容是分类载述日月五星占、列宿占、彗孛流陨占和气象占等，此外还有候风法，以及适应唐代郡县划分的分野理论，天象记录，天文仪器结构等内容。

经李淳风整理编撰而成的《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也是整理前代天文史料的典范，其所作的概括和总结，内容全面，体系完整，反映了作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的观点。

第七节 中外天文学交流

无论是从天文历法、天文星占看，还是从天象观测、天文仪器看，隋唐时期都表现出它的成熟，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历法与星占服务于皇帝的体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历法的研究和编历技巧也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同时，隋唐时期与域外的天文学交流也得到加强，在中外天文学交流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

前面提到的来自印度定居中国的瞿昙悉达，其一家有四代人在唐代从事过天文工作：其父瞿昙罗曾任太史令，其子瞿昙譔曾任司天监，其孙瞿昙晏曾任司天台冬官正。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瞿昙家族自身的文化素质高，既掌握印度天文历法，又通晓中国的天文学，世代相传，影响至深；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重视的是人才，不因其来自异域而受到岐视。

瞿昙悉达不仅主持过天文仪器的修复，编纂过《开元占经》，而且他还于开元六年（718）奉旨译成《九执历》。“九执”就是“九曜”。《新唐书·历志》说：“《九执历》者，出于西域。”这部先于《大衍历》完成的历法其全文后来收入《开元占经》第一○四卷，此外还有《九执历》立成算法2卷，收入张说、陈玄景根据一行的《大衍历草》编成的书中作为附录。《唐会要》卷四二记载说：“洎十五年（727）一行定草，诏说成之。因编以勒成一部：经章十卷，长历五卷，历议十卷，立成算法天竺《九执历》二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瞿昙悉达自己也说：“《九执历》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习传授”，说明它出自印度，是从精通印度历法的人那里学习来的。据研究，《九执历》是根据几部印度历法编译而成的一部历法。正如他在按语中所说：“今削除繁冗，开明法要，修仍旧贯，缉缀新经，备述算术，具算如左”，从而将印度古代历法较系统地传入中国。《九执历》引进了印度天文学中的一些先进的内容，如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方法，黄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阳远地点位置、黄白交点运动周期等比汉历精确的数据。其中七曜值日次法，如该历所载：“又置积日，以七除，弃之余，从荧惑月命得之七曜直日次，其七曜直用事法，别具本占”，也是以前汉历所没有的。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并未将《九执历》中的先进内容学到手，吸取到汉历中来。这部历法只是“与《大衍历》相互参奉”，作为参证大衍历的一种方法。

另一部含有七曜内容的历法是《符天历》。《新五代史·司天考》载：“唐建中时，术者曹士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号《符天历》。世谓之小历，只行于民间。重绩乃用以为法，遂施于朝廷。赐号调元历。”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曹士《符天历》包含的内容并没有超出传统历法的框架，只是废除上元积年，简化历法计算，故为民间历所取用。后来得到颁行的马重绩的《调元历》，实际上用的也是《符天历》术。但是日本学者从保存在日本的于1765年编撰的《天文秘书》卷六四中，发现了《符天历经日躔差立成》的抄本。经研究，《符天历》各年历书中，每月都载有九曜的运行方位。九曜就是日月五星这七曜再加上罗■、计都（罗■、计都是印度天文学家推想的两个看不见的天体，实际上指的是黄道与白道的开交点和降交点）。这些内容表明《符天历》确实“本天竺历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唐代中国同朝鲜、日本的天文学交流也十分频繁。当时的新罗、日本曾派遣很多留学生来学习中国文化，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中国的天文历法成就和书籍大量传入朝鲜和日本。如朝鲜刻于672年的一幅石刻星图，其绘制方法就是中国的盖图法。据记载，传入日本的天文学著作，就有四百六十一卷。唐代的《麟德历》、《大衍历》、《宣明历》等都在日本行用过。因此，中国天文学对朝鲜、日本天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八节 气象知识的进步

隋唐时期，对气象气候不论在实际观测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有所进步。关于气象气候的观测资料在《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五行志》中有记载。此外，在农书和方志中也有不少涉及雨、雪、雹、霜、雾、气温异常、大风、干旱等天气现象的记录。

这一时期对气象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在观风和观雨等方面都有所进展。如李淳风对风就很有研究，在《乙巳占》中有专论风的候风法、占风远近法、推风声五音法等。其中候风法专门介绍了相风旗、羽葆和木乌等测风仪器。在另一部著作《观象玩占》中，按子、癸、丑、离、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艮、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将风向定为24个，其中子、午、卯、酉分别表示北、南、东、西四个方向。他在该书卷四八中还写道：“凡风发，初迟后疾者，其来远；初急后缓者，其来近。动叶十里，鸣条百里，摇枝二百里，落叶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飞砂走石千里，拔大根三千里。凡鸣条以上，皆百里风也。”《乙巳占》卷十《占风远近法》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一记载对风力大小和形成风的范围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用树木动态作标准来判断风力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十九世纪初英国人蒲福提出的风力分级法类似，但比蒲福早一千一百多年。

邵谔的《望气经》，对于各种云的区别，如颜色和形状的差异等有相当仔细的观察和记述。关于雨的预兆，《开元占经》卷九八中有：“虹蜺见，雨即晴，旱即雨。”“久雨虹见即晴，久旱蜺见即雨也。”唐代黄子发的《相雨书》可说是一部关于降雨的气象学专著。该书主要内容有：（1）观云，从云的形状、颜色、所处地理位置、云行速度等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及雨量大小，如“清晨云如海涛者，即时风雨兴也”①。（2）候气，如“视日出，气正白，日入，气正赤者，皆走石飞砂”。（3）看虹，如“晚有断虹占，半夜有雨达日中”。（4）看雾，如“日始出，南方有雾者，辰刻雨”。该书还有关于风雨云气等气象占的内容和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农谚。《说郛》所收的《相雨书》内容不多，仅有十条。元朝大德八年（1304）刊本方回序的《相雨书》则有二十多条。从方回的序言可知，《相雨书》共有十篇、一百六十九条。现存者已非原书面貌。

①引自大德八年刊本《相雨书》，下同。该书现藏北京图书馆。

第四十九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志

隋朝统治时间短，地理著作不多。由于“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其余记注甚众”①。

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命臣下编纂的《区宇图志》，卷首有图，“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②。这是一部大型全国图志，今已失传。

裴矩的《西域图记》也已失传，在《隋书·裴矩传》中存有此书的序。

由序文知道，裴矩于大业初在张掖掌管互市，从书传及向西域商人采访中，搜集到我国新疆及中亚、西亚各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资料，“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又“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书中不仅有地图，而且有彩色人物服饰图像。序文还记载了自敦煌通中亚诸国直至地中海的三条交通要道，可补史籍缺佚。

唐代由于政治、经济强盛，统治时间长，地理著作的数量比隋朝显著增多。从《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中知道唐代曾有五十多州修有图经，这些图经已亡佚。现存图经仅有《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

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地理志》和《外国列传》，是隋唐重要地理文献。如《隋书·外国列传》记载了高丽、真腊等二十四个国家的面积、城市、文化、风俗、物产、气候、交通等。《新唐书·地理志》的内容比《旧唐书·地理志》丰富，所记矿物产地、水利设施尤其详细。书后附载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记述当时中国与四邻的几条交通要道，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唐代著名的地志有《括地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元和郡县图志》、《两京新记》、《吴地记》、《云南志》、《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等。

《括地志》是贞观年间魏王李泰命臣僚纂修的，以《贞观十三年大簿》划分的政区为纲，全面叙述十道、三百六十个州（包括四十一个都督府）、一千五百五十七个县的建置沿革，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和人物故实。它是盛唐时期的疆域志，唐宋人又称其为“贞观地志”①。《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是贾耽《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以详于考证古今地理为特点。后来贾耽又把它简缩为《贞元十道录》4卷，但都失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贞元十道录》残本，成为现存总地志中最早的写本②。

《元和郡县志》是李吉甫撰写的，原有42卷，宋以后缺8卷。内容相当丰富，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即疆域政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①《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

②《太平御览》卷六○二引《隋大业拾遗》。

①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第19页注（35），香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和历史地理。

唐代记载云南地理的书不下六种，其中以《云南志》最好，也只有它幸存。作者樊绰在写《云南志》时，由于有亲身经历和调查材料，又有《云南记》、《云南行记》作参考，所以所记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重要山川湖泊、城邑、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生产技术、风俗习惯、物产、南诏的历史、军事组织、四邻各国的地理都很详细，是保存至今唯一一部记载云南地理最早最详细和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①。

《两京新记》是韦述撰写的城市地理著作，原书5卷，现仅存1卷。它是按方位依次记载长安、洛阳两个城市中设于各里坊的政府机构、文化单位、寺庙建筑及其历史，很有特色。

①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二节 地图

唐代最有名的地图学家是贾耽，他继承裴秀“制图六体”的法则，于贞元十七年（801）撰成《海内华夷图》。具体做法是：“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②他创造了用红、黑两种颜色标注地名的新方法，以此区别古今地名，一目了然。原图已佚，但他的方法却为后世所沿用。

贾耽晚年还完成了《地图》10卷，已失传。

唐代除了贾耽的地图外，还有许多地图。以《十道图》来说，就有三种：（1）长安四年（704）《十道图》13卷；（2）开元三年（715）《十道图》10卷；（3）李吉甫的《十道图》10卷①。李吉甫的图有文字说明。“首载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俸科”②。这些《十道图》是在各州府造送的地图基础上编绘的。最初唐朝政府规定，“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③建中元年（780）以后，改为每五年造送一次。“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④。

唐代由于漕运发展，出现了漕运图。元和八年（813）王播进《供陈许琵琶沟年三运图》。长庆二年（822）王播又进《新开颍口图》⑤。长兴三年（932）赵德钧献《新开东南河图》。

广陵人李该画的五色《地志图》，是别具一格的地图。据见过此图的人吕温说：“观其粉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气剖判，成乎笔端；任土之毛，有生之类，大钧变化，不出其意。然后列以城郭，罗乎陬落，内自五侯九佰，外自要荒蛮貊，禹迹之所穷，汉驿之所通，五色相宣，万邦错峙。毫厘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当乎分野。”⑥从这段话中知道，图中绘有山川地形、物产、城邑、古迹、疆域险要、交通道路等，并以彩色分别。惜图已失传。

唐代还有军事设险图。唐中宗时全军统帅魏元忠（637—707）“撰《九州设险图》，备载古今用兵成败之事”①。唐宪宗时，李吉甫绘制了一幅包括黄河以北所有军事要地和设防地点的《河北险要图》，宪宗把它挂在室内，每天查阅②。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在父亲影响下，也很重视军事设险图的绘制。在他建造的“筹边楼”里，左壁绘有通往南蛮道路上的山川险要图；右壁绘有通往吐蕃道路上的山川险要图。每当军事演习时，召集众将在图前“指②《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①《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

②《直斋书录解题》八。

③《唐六典》卷五“职方郎中”条。

④《唐会要》卷五九“职方员外郎”。

⑤《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

⑥《吕和叔文集》卷三“地志图序”。

①《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

②《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

画商讨，凡虏之情为尽知之”③。

隋、唐两代的测量技术有很大发展。刘焯反对传统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错误说法，提出了新的测量方法。他上书给隋炀帝说：“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因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④他的方法很正确，可惜隋炀帝没有采纳。到唐开元十二年（724），在僧一行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平原上的滑县、浚仪、扶沟、上蔡四个地方以水准绳墨引度距离，测量太阳影子。结果“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⑤。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在测量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现在才知道，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的实地测量。南宫说测得在河南一带，子午线一度的长度为123.7公里，比现在的测量结果110.6公里相差13.1公里，相对误差约11.8％①。

在李筌撰的兵书《太白阴经》卷四中，记载了当时用于测量地势的一套工具：“水平”（即水准仪）、“照板”、“度竿”以及它们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同样的内容，在杜佑《通典》、曾公亮《武经总要》、李诫《营造法式》中都有转载。

③《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

④《隋书》卷十九《天文志》。

⑤《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一》。

①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页。

第三节 旅行家和游记

唐代最著名的旅行家是玄奘（596—664）②，他于隋末出家，熟读佛经典籍，深究理义，发现佛教内部派别争论很多，理论上不统一，影响了佛教的发展。为了寻找权威佛教经典，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出发，冒险偷偷地跟着商人越过国境，由西域去天竺（今印度）。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今天山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伊塞克湖）南岸往西到货利习弥迦国（今卡拉卡尔巴克），又折往东南，出铁门（今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他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印度东南沿海地区，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敦煌，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前后花了十六年，跋涉五万余里，备受艰难。回国后，唐太宗要玄奘把旅行见闻写出来。贞观二十年（646），《大唐西域记》写成。此书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共12卷，约十余万字，记录玄奘亲自游过的一百十个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是唐代杰出的地理著作，主要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1.新的地理内容。我国自汉代起，就把昆仑山脉西部高山地区称作葱岭。《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有波谜罗川的地名，指出这是葱岭的一部分，“其地最高”。这是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首次提到帕米尔（波谜罗）这个名称和地理概念①。

2.对中亚、印度等国地理环境的详细描述，超过了以前的任何著作。

3.对某个地区的描述，既有自然地理的内容，又有经济地理内容。是今天研究中亚、印度一带的历史地理所必需的文献。

4.《大唐西域记》除去首尾两卷有中国地理内容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外国地理，是我国古代外国地理专著之一。

《大唐西域记》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陆续被译成法文、英文和日文。

王玄策也是著名旅行家。他于贞观十七年（643）、贞观二十一年（647）、显庆二年（657）三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传》②一书，今失传。部分内容见于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卷二四引《西国行传》记载尼泊尔著名的阿耆婆弥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的记载详细。可见，《西域行传》的价值当不减《大唐西域记》③。

我国第一个到过埃及并留下著作的旅行家是唐朝的杜瓖。他于天宝十载（751）随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中亚江布尔）与大食军作战时被俘。此后，随大食军队西行，遍历阿拉伯各地，过了近十年的俘虏生活。后来，他获得了旅游非洲某些国家的机会，并于宝应初年（762）乘商船回国。归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今失传，仅有一千五百余字保存在《通典》中。此书是中国最早记载伊斯兰教义，记录中国工匠在大食传播生产技术，记载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的书籍，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②玄奘生卒年有几种说法，此据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①郦隶彬：《大唐西域记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西城行传》有多种异名，如《王玄策行传》、《西国行传》等，均见《法苑珠林》。③《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9页。

有关部分已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唐代由水路去印度求法的旅行家是义净。咸亨二年（671），他从广州出发，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部）至印度。在印度求法十年，又由海道至室利佛逝，停留六年，于永昌元年（689）回到广州。同年冬又去室利佛逝，六年后回到洛阳。义净前后在外旅行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在回国途中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求法高僧传》，这是唐代记述南海最详细的著作，是研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十九世纪末即被译成法文和日文。

元和四年（809），李翱去广州任职，从洛阳出发，循洛水入黄河，转汴渠，接山阳渎，经扬州，沿江南运河过苏州、杭州，又溯钱塘江转信江，渡鄱阳湖入赣江，越大庾岭，循浈水和北江南下，直达广州。全程走了一百二十四天。他用日记体裁记录了这次旅途经过，取名《来南录》①。全文八百四十六字，有较高的地理价值。

①《李文公集》卷十八。

第四节 水文著作

唐代在广德二年（764）以后，在长江上游已出现了记录长江枯水水位的题刻。

贾耽非常关心黄河上游的情况，于贞元十四年（798）完成了我国历史上以黄河命名的第一部著作——《吐蕃黄河录》。此书有文有图，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①，10卷，今不传。

唐朝人对海洋潮汐的认识水平比前代有了提高。宝应、大历年间（762—779），出现了一部研究海洋潮汐的专著——窦叔蒙的《海涛志》，又叫《海峤志》。窦叔蒙，浙东人②，是一位民间科学家，其生平事迹不详。《海涛志》是我国现存的比较系统的第一部潮汐学专著，全书分六章，讨论了海洋潮汐的成因，海洋潮汐运动的规律，计算了相当长时期内的潮汐循环次数，对高低潮时的推算创立了一种科学的独步一时的图表方法，对一个朔望月里潮汐与月亮的对应变化作了生动的描述，指出了潮汐周月不等现象等等。

与窦叔蒙几乎同时代的封演，在《闻见记》中准确地记载了潮水涨落的逐日推迟③。封演和窦叔蒙在不同的正规半日潮地区进行着同样的观测项目，所得结果完全一样。

卢肇在《海潮赋》中提出了潮汐与太阳有关的论点，也是一个进步。但他过分夸大太阳在潮汐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可取的。

①《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②③《全唐文》卷四四○。

第五节 地质矿物著作

隋唐两代的矿物及矿产地，在《新唐书·地理志》及其他志书中有一部分记载，共有矿物约三十七种。《道藏》中记载炼丹原料的有梅彪的《石药尔雅》和佚名的《金石簿五九数诀》。在本草著作中有矿物药，这些都是隋唐主要矿物文献。

《石药尔雅》大约是元和元年（806）的著作①，约五千字，讲炼丹原料并解释许多炼丹药物的隐名，如水银（澒）的隐名就有姹女、青龙、流珠、元水、铅精等二十多个。全书记载矿物五十多种，隐名却达三百三十五个以上。

《金石簿五九数诀》，约在麟德元年（664）成书②，记炼丹用矿物四十五种，每种矿物下面又记产地及辨认方法，全书约二千五百余字。

苏敬等人纂修的《新修本草》54卷，唐显庆四年（659）由政府颁行，收矿物药一百零九种。原书宋以后散佚，现残存12卷半。

地质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以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最有名。他在今江西省南城县麻姑山发现螺蚌壳化石，认为这是沧海变桑田的遗迹。

①袁翰青：《化学通报》1954年7月号。

②李仲均：《地球科学主要著作系年》，1984年油印稿。

第六节 沿革地理著作

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和《边防典》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专篇①。它打破历代正史地理志只记本朝的局限性，将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沿革由近及远地向上追溯，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体裁是杜佑的创造，继起者不少，以至形成了“十通”著作系列。

在《州郡典》的末尾，杜佑首次力辨黄河伏流重源说的错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边防典》16卷，把历史上中国四邻的部落和国家进行综合叙述，突出边防上的作用，显示出地理形势，给后来研究国防史的人提供了方便。

①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页。

第七节 堪舆著作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个迷信派别——堪舆学开始盛行。隋代有僧令仙之术，唐初已有“五音姓利”说。唐太宗时，地理学家吕才按照太宗旨意，主持刊定阴阳书。在序言中，他批判了堪舆学中的迷信思想，指出禄命不可靠，丧葬和子孙的贫富、贵贱、寿数无关。吕才虽然对堪舆学作了批判，但社会上并不因为有人批判而减少信徒，新的堪舆著作不断问世。李淳风有《九星龙穴图》，丘延翰有《天机素书》4卷。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破长安，国师杨益，号筠松，仕至金紫光禄大夫，职掌灵台地理，乘世乱之机，窃取内府堪舆书籍逃奔江西，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禹及其甥赖文进（一作俊）①。杨益一面授徒，一面著书。主要著作有《撼龙经》2卷，《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青囊序》各1卷，《天玉经》4卷，《都天宝照经》2卷，《地理枢要》4卷，《记师口诀节文》1卷。

①宋濂：《葬书释注叙》，载《琳瑯秘室丛书》一函。

第五十章 生物学

中国古代生物学基本上处于生物学知识的收集和积累阶段。某主要成就大多体现在对于动植物形态、生态和生命活动规律的实际观察与直观描述的范围之内，而较为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虽然如此，这种观察与描述的深度和广度仍在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使中国生物学呈现出令人叹服的多彩面貌。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复兴和医药学及农学的进步，人们对生物世界的认识更加扩大和深入，生物学知识日益丰富，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也有显著进展，从而为宋元时期传统生物学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本草学与生物学

中国历代本草学著作

大多包含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翔实记载，具有很高的生物学价值。隋唐以前，南朝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共收录药物七百三十种，是当时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但由于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局处江南，“闻见阙于殊方”，再加上个人著述，“铨释拘于独学”，其见闻与看法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谬误之处也为数不少。隋唐两代，国家统一，中外、南北、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新发现的和海外传入的药物大为增加，用药经验也有了更多的积累，从而为编修一部较完善的本草著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右监门府长史苏恭（原名苏敬）上表建议修订本草，唐政府随即指派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以及许敬宗、孔志约、许孝崇、李淳风等二十二人与苏恭一起进行编修新本草的工作。同时，唐政府还明令征集全国各地所产药物，要求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显庆四年（659），苏恭等人将《新修本草》编撰完成，并由政府颁行全国。这部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

《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共54卷，分为本草、药图和图经三部分，收录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其中比《本草经集注》新增药物一百十四种，考辨和订正载录有误的药物四百多种。在这八百多种药物中，“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①，包含有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等生物药近六百种。在新增补的一百多种药物中，则有生物药九十多种，如薄荷、蒲公英、独行根（马兜铃根）、蓖麻子，外来药安息香、阿魏、龙脑香、胡椒、底野迦（鸦片制品）等。由此可见，《新修本草》中生物药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药物的性味、产地、形态、采集时间、炮制方法、功效和主治等，有丰富的生物学内容。《新修本草》如同后人所说“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②，编有药图25卷，图经7卷，其中绘有相当精确的各地动植物标本图样，以之作为按形态特征鉴别药物的依据。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所说的动植物园谱，在生物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动植物形态图的出现，可说是中国古代生物形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新修本草》约在北宋末年佚失，敦煌曾出土残卷二片，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另外日本仁和寺藏有日本天平年间的抄本。光绪十五年（1889），傅云龙在日本将当时仅存的十多卷书抄录下来，后刻入《纂喜庐丛书》，此即现今可见的《唐本草》，遗憾的是图录已无存。

《新修本草》问世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本草著作，如孟诜《食疗本草》，王方庆《新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海药本草》等。其中唐玄宗时（八世纪）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对《新修本草》遗漏的药物进行增补，补录药物达数百种，有许多是南方民众习用的草药，为中国古代药用植物学知识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孟诜是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弟子，所著《食疗本草》，据今人辑本，其中已有一百六十多种关于植物类食物的记述，基本上包括了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粮油果蔬等栽培植物。例如当时刚刚作为普通蔬菜的牛蒡子、苋菜等，新引进的蔬菜白苣、菠菜、小茴香等，这①孔志约：《唐本序》，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②苏颂：《本草图经序》，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些蔬菜新品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在培育和引种驯化栽培植物方面的进展①。《海药本草》是一部记述国外引进药物的著作，其中如瓶香、宜男草、藤黄、师子草、海蚕、郎君子等药物，均为以前典籍所未载，使人们增长了许多新的药用动植物知识。该书记述的青木香、阿魏、肉豆蔻、瓶香、龙脑、安息香、诃梨勒、胡椒等，都含有挥发油，显示了唐代在认识与开发芳香植物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①。

①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①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节 地区性和园林动植物著作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开发，出现了对某一地区动植物的专门记述，这对于了解该地区动植物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其中较著名的有房千里《南方异物志》、《投荒杂录》，段公路《北户录》和刘恂《岭表录异》。房千里的著作已失传，仅在《太平广记》、《说郛》等书中存有片段，可略知其含有很多关于南方动植物的内容。后两部书则主要是记载岭南地区的动植物。段公路为著名学者段成式之子或侄，所著《北户录》3卷，书中记载的动植物近五十种，如动物有犀、鹧鸪、蚊母、孔雀、绯猨、红蛇、红蝙蝠、蛤蚧、水母、红虾等，植物有桄榔、芜菁、甘蕉、枸橼、都念子、睡莲、水韭、无核荔枝、偏核桃、鹤子草、越王竹、指甲花等。刘恂在唐昭宗时曾任广州司马，后留居该地，所著《岭表录异》3卷，内容涉及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的风俗物产，书中记载的动植物有八十多种，如动物有蚊母鸟、鸺鹠、韩朋鸟、鹧鸪、黄蜡鱼、竹鱼、鹿子鱼、魵鱼、石首鱼、比目鱼、石矩、蛤蚧、水母、两头蛇等，植物有鹤子草、野葛、山姜、竹、沙摩竹、倒捻子、榕树、桄榔、波斯枣、偏核桃、橄榄、枸橼子、龙眼子、椰子树等。这两部书重点描述了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活习性、产地及用途，都是重要的地区性动植物著作。

隋唐时期，园林建造非常兴旺，许多皇家和私家园林都很有名，其中搜集了大量观赏植物和珍稀动物，并且出现了王方庆《庭园草木疏》、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等专记园林植物的著作。如据《平泉山居草木记》记载，在李德裕平泉庄中有金松琪树、海棠、榧、桧、红桔、厚朴、香柽木、青神凤集、月桂、青飕、杨梅、山桔、温树、珠柏、栾荆、杜鹃、山桃、侧柏、南烛、椰柏、红豆、山樱、栗、梨、龙柏、重台莲、白莲、芳荪、罗浮桂、山茶、紫丁香、百叶木芙蓉、真红桔、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牡桂、杜石、山楠、药树、天蓼、青柏、黄心栳子、朱杉、龙骨、笔树、楠木、椎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木堆、山姜、碧百合等①。这些植物大多是采自江浙和湖广一带的园林珍品，“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其间”②。园林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们深入观察和认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在积累动植物引种驯化经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著名学者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也是一部涉及大量生物学内容的重要著作。其中“广动植”、“支动”、“支植”等篇记载了许多动植物的异名、产地、源流，并对其形态特征等，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该书所记植物近二百种，特别是还记有唐代传入我国的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无花果、齐墩树（油橄榄）、波斯皂荚、■祗（水仙）、婆郍娑树、毗尸沙花、金钱花等原产外国的植物，并明确说明毗尸沙花和金钱花分别是在梁大同一年（535）和大同二年（536）传入我国的。《酉阳杂俎》中关于园林植物源流的考证，关于古代植物学术语的解释等，对研究古代生物学也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②张柏：《贾氏谈录》。

第三节 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隋唐时期在植物形态和生态方面的知识积累是相当丰富的。如刘恂《岭表录异》载：“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弹丸。其实金色而叶绿”；“龙眼子，树如荔枝，叶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坚，肉白带浆，其甘如蜜”；朱槿（即扶桑），“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但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作者对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才能作出准确和精彩的描述。

植物与其生长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陆龟蒙《苔赋》提到：“高有瓦松，卑有泽葵”，明确指出了旱生植物的瓦松和湿生植物的葵，生长环境是不相同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水韭生于水湄”①，说的是睡莲是水生植物，水韭是水边生长的植物。此书还记载“地钱，叶圆茎细，有蔓，生溪涧边”②，地钱多生长在阴湿而富含有机质的地方。苏敬在《唐本草》中也指出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环境，如杜蘅“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等③。上面提到的植物有水生的、低湿生的及旱生的，说明不同的植物对水有不同的要求。

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现代植物学证实，小麦发育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后才能达到生育期。如果不经过低温阶段，小麦将停留在生长阶段而不能开花结实。这里说的地热，指的是广州气温高，冬天也很温暖，因而缺少小麦生长所需的低温。刘恂所述说明当时已观察到小麦在广州不能抽穗结实是由于地热的缘故，这是关于小麦生长规律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结果。著名诗人白居易提到：“忠州（今四川忠县）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①白居易还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他在《浔阳三题·湓浦竹》一诗中说：“浔阳（南方）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北方）间，竹少重如玉”。由于海拔高度和地区南北的差异，气温有较大变化，因而植物的开花也有迟早，上面的记述表明，人们对这一现象已有清楚的认识。

对植物生态有影响的生物因子，主要是杂草、病、虫等。这一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如晚唐时的农书《四时纂要·二月》记载：“种谷，是月上旬为上时。凡春种欲深，遇小雨，接湿种；遇大雨，待草生，先除草而后下子。”②这里强调了种谷，二月上旬为“上时”，遇大雨后要等杂草萌生时，先将杂草锄去再播种。这样做，一方面除去了田间杂草，另一方面这时播种的种子极易萌发，并且生长迅速，等杂草经过一些时间又滋生出来的时候，谷苗已经长得相当高了，在田间占有优势，从而使作物长势良好。嫩芽期的杂草竞争不过谷苗，生长受到抑制。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活习性已有一定的了解，并将其用于农业实践。对于农业害虫及其天敌，这一时①②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

③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213页。①《大唐传载》，见《守山阁丛书》。

②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0页。期也有不少记载。例如《酉阳杂俎》记有“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①，指出了害虫为害及其天敌除害的良好作用。《岭南录异》所载饲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则是古代生物防治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之一。此书所载广南人养枭捕鼠，稻田里放养草鱼以除草肥田等，也都是基于对生物习性的认识而采取的防害增产的有效措施。

①②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

第四节 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隋唐时期关于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也有丰富多采的记载。在动物形态方面，如《酉阳杂俎》提到：牛“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齿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②。指明了牛齿的生长情况。由于牛龄与牛的经济价值有关，而查看牛齿可简便地了解牛龄，所以至今仍以牛齿的生长情况和形态变化作为鉴定牛的年龄的主要依据。唐代兽医学著作《司牧安骥集》载，“大抵相马之法，当以形骨为先，旋毛排其一端耳”。书中将毛色分为十四类六十一种，并按旋毛的部位各定其专名，至今解剖学上也是以部位定名的。唐代《相牛心镜要览》列举了十多种不同的水牛角名称，如“龙门角”、“顺风角”等，并认为长有这类角的水牛均属良种水牛。《酉阳杂俎》记载：“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①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鲤鱼从脊当中数至尾，无（论）大小，皆有三十六鳞”②，已细致地观察到鲤鱼的侧线鳞，并指出有三十六片，这是正确的，也是很不简单的。此书又指出：“海獭生海中，似獭大如犬。脚下有皮如人胼拇，毛著水不濡。”③《本草拾遗》还较早记载“鲳鱼生南海，状如鲫，身正圆，无硬骨，作炙食至美”；“海马出南海，形如马，长五六寸”④等，指明鲳鱼和海马的形态和产地。鲸类属于胎生哺乳类动物，唐代已有认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鲸，“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雌雄阴阳类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⑤。“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⑥，关于某些地区特产动物的这些记述，也很易于引起人们的兴趣。

动物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态习性。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已观察到潮区动物与潮汐运动的关系。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数丸（一种小蟹），形如蟛蜞，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⑦，这种现象是很有趣的。牡蛎固着生活，对于它利用潮水摄食的习性，古代学者早有观察和描述。如《岭表录异》记载：“蚝，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蚝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蚝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①，将牡蛎摄食方式与潮水的关系作了非常明确的描述。

关于动物的共栖现象，如“鸟鼠同穴”等，在《尚书》、《尔雅》等古代典籍中，早已有所记载。在唐代则对海洋动物共栖现象有较详细的描述。如《岭表录异》载，水母与虾共栖现象，水母“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②。对这种现象在段公路《北户录》及陈藏器《本草拾遗》等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此①⑦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②转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419页。③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374页。④引自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四。

⑤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⑥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①②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外，唐代一些著作还提到窗贝与蟹的共生和蟹与螺类动物的共生。螺与蟹的共生体至今还可以从沿海地区采集到③。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适应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乌贼遇到危险释放黑墨是为了防卫的需要，《酉阳杂俎》写道，乌贼“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④。该书又论述动物保护色说，“凡禽兽必藏若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这里指出动物界普遍存在着保护色，使动物便于进攻捕食或避免天敌，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段成式的这一论述是相当精辟的。

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有些动物会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反常行为，其奥秘也许还有待于人们长期的探索。例如鲸鱼“自杀”就是这种至今仍使科学家们感到困惑的动物异常现象。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了鲸鱼“自杀”现象。从《汉书》、《南齐书》到《新唐书》的五行志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都有关于长数丈乃至数十丈的“大鱼”在海滩上搁浅死亡的明确记载。至于鲸鱼为什么会“自杀”，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给出了一个很朴实的解释。他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提到：“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澥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①这段话把鲸鱼“自杀”现象说成是由于追捕食物，“贪而不能止”所造成的结果，这虽然不无可能，但也有些过于简单。然而在今天的科学家也还难以作出确切解释的情况下，柳宗元在一千多年前就有此一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隋唐时期的古生物知识也有所进展。这一时期关于古生物化石有不少记载，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颜真卿所说，南城县麻姑山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②。这里已含有这些化石是由于海陆变迁的作用而形成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这种认识，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③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①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四。参见汪子春《动物生态知识的发展》，载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

②颜真卿：《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颜鲁公文集》卷五。

第五节 生物学的其他成就

隋唐时期的生物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如作为植物无性繁殖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时期对嫁接技术的认识和应用也有新的发展。这在韩鄂《四时纂要》一书中有所反映。该书《正月·接树》记载：“接树，有取树本如斧柯大及臂大者，皆可接，谓之树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则地力大壮矣，夹杀所接之木。稍小，即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则地气难应”，“插了，令与砧皮齐切，令宽急得所。宽即阳气不应，急即力大夹杀，全在细意酌度”，插枝后，“别取本色树皮一片，阔半寸，缠所接树砧缘疮口，恐雨入”，“其实内子相类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栎砧上，皆活，盖是类也”①。在上述引文中提出了接树和树砧的名称，并指出砧木大小与嫁接部位的关系，即稍大的树留砧可以稍高，如离地近则地方太盛，会夹杀所接的树枝，树小要截得矮些，否则地气供应不上。这里已注意到砧木的生长发育与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及水分（即地力、地气和阳光）的情况，以及嫁接方式对其成活的影响。此外还特别提出要用本色树皮扎伤口，以减少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所谓“其实内子相类者”，实际上是指明了嫁接时要以树木的“类”为标准，这不仅在嫁接技术方面有了提高，而且从理论上总结出接树的原理，即亲缘关系相近的树都可以嫁接。这个结论为种间嫁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四时纂要》关于同类的树都可以嫁接的记载，发展了《齐民要术·插梨》所载梨及柿的两种嫁接法，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一些重要农书如《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等都曾引用过《四时纂要》中有关嫁接的论述。

隋唐时期在大型真菌人工栽培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隋书》记有《种神芝书》1卷，显然是有关真菌人工栽培的著作，但可惜早已失传。韩鄂《四时纂要》详细记载了两种栽培构树菌的方法，一种是“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浇令湿，两三日即生”①，另一种是“畦中下烂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磓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②。这两种方法是真菌段木栽培法的雏形，是在充分了解真菌生长条件等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关于人工栽培食用菌方法的记载。唐代以后，食用菌的人工栽培更为发展，至元代王祯《农书》又提出了我国首创的香蕈断木栽培法。

生物防治是一种成本低、效益高，并且无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防治农林植物病虫害的极好方法。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唐代段公路《酉阳杂俎》都记载我国南方有一种蚁，比普通蚂蚁大，在柑桔上结窠，可防止柑桔为群蠹所伤。刘恂《岭表录异》明确记载：“岭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都市者，蚁窠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窠而卖。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都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也。”③据有关专家考证，这种蚁应为黄猄蚁。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桔树病虫害确实非常有效，至今仍为广东、福建一些地方的果农所采用。在生物①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①②引自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③刘恂：《岭表录异》。

学史和农学史上，黄猄蚁的利用是生物防治害虫的一个最古老和最著名的例子。国内外学者公认我国古代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最早，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第五十一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关于物体的位置、运动及参照物

我国自先秦时代已经有关于物体的位置及运动的讨论。《吕氏春秋》中著名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①这位楚人只考虑剑坠入水时剑与船的相对位置，“从其所契者入水”，当然他不可能找到坠入江中的剑。而《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则正确地指出，“舟已行矣，而剑不行”。船在运动，因此落入水中的剑相对于船的位置时时在变化。在不考虑河水的冲力作用时，剑相对于河岸是静止的。显然，故事的编纂者是知道如何能找到剑的。从物理学意义上说，这里的问题是，要选择恰当的参照物，才能正确确定物体的位置和描述其运动的状态。

古籍中后来有许多讨论或论述运动的记载。晋人葛洪有“见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的论述①。束晳又说：“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②这就是说，以云作为参照物，月亮是运动的；以船作为参照物，则河水是运动的。《隋书》的这段记载肯定了束晳的看法。隋唐时期，人们对于运动的相对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重心与平衡我国古籍记载，先秦时期就有了一种叫做“欹器”或“宥坐之器”的器物，当注水于这种器物时，“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③。欹器的制造一直流传到隋唐以后。隋代，耿询就曾制造和进献欹器④。唐代，马待封制造了盛酒的欹器⑤。李皋也制造过，“皋尝自创意为欹器，以髤木上出五觚，下锐圆，为盂形，所容二斗。少则水弱，多则强，中则水器力均，虽动摇，乃不覆云”⑥。这里以盛水多少表现出的水的力量的强弱，来描述其底锐圆的欹器盛水后的状态。“少则水弱”，即水少其重力不足以倾覆器物；“多则强”，即水多其重力强大以致倾覆器物；“中则水器力均”，即欹器年盛水适中时，水的重力与器物本身保持平衡。试图探究欹器盛水之后状态的原因，说明唐代人们对力和力的作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被中香炉”是我国古代能工巧匠充分运用重心及平衡等物理学知识创制的。成书于晋代的《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时期“长安巧工丁缓者..又①《吕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览·贵因篇》。

①《抱朴子》内篇卷七《塞难》。

②《隋书》卷十九《天文志》。

③《荀子》“宥坐”。

④《隋书》卷十九《天文志》、卷七八《耿询传》。

⑤《太平广记》卷二二六《伎巧二》。

⑥《新唐书》卷八○《李皋传》。

为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①。它的结构特点是，“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这实际上是一常平架装置，“机环”由回转轴线相互垂直并交于一点的三个金属环构成，内环轴上悬挂炉体。由于各环转轴彼此制约以及炉体本身重心的影响，任何情况下炉体都不会倾倒。因此若在炉体内点燃薰香，香炉可置于被中，而不必担心香灰倾覆烧毁被褥。根据史籍记载可知，被中香炉至迟在西汉时已经发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陕西西安唐代遗址中曾出土制作精美的被中香炉和银熏球②。除被中香炉外，历代制作的类似装置亦用于取暖、娱乐等用途。而这种常平架装置，对后世航海和航空中不可或缺的仪器陀螺仪的发明，有重要启示。

对空气阻力、升举力和大气压力（压强）的认识唐代王冰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中指出：“以物投井，及叶坠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气所碍也。”此处所述表明，当时人们已了解，物体在空气中运动时，受到空气阻力及气流的升举力的作用。王冰的注接着指出：“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观之，升无所不降，降无所不升，无出则不入，无入则不出。”①他做了两个实验：一是把水灌进一根管子里，上口封闭并悬挂起，这时水不会从下口流出。二是要想把水很快地注入小口的瓶子里，是不可能的。可见王冰对管子和瓶子中水的出入以及水与气之间的升降关系进行了仔细的实验观察，并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这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说明了大气压力的存在。

唐代杜佑对利用虹吸现象“隔山取水”有详细的叙述：“渴乌隔山取水，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干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②大气压强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虹吸现象来灌溉农田。尽管当时对虹吸的物理原理并无深刻认识，但是，密封竹筒、在筒尾烧干草、把水从低处引上来并且使水翻越过山，显然是总结了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结果。

测定液体的浓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用水浮法选种的记载。唐代，段成式写到关于莲子在水中的沉浮状态：“莲实，莲入水必沉，唯煎盐咸卤能浮之。”③因莲子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故入水必沉。但盐卤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且盐卤愈浓其比重愈大。虽然当时人们不可能有关于比重与浓度等明确的科学概念，但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懂得，根据莲子在盐卤中的沉浮情况就①《西京杂记》卷一。

②参阅史树青：《古代科技事物四考》，载《文物》1962年第3期，第47—52页；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载《文物》1964年第6期，第30—32页。①《黄帝内经·素问》卷十九《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②《通典》卷一五七《兵十·隔山取水》。

③《酉阳杂俎》卷十九。

可以知道盐卤的浓度。由于盐业生产在我国历来备受重视，所以检测盐卤的浓度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力学知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隋唐时期，工程技术中常常要应用力学知识。在许多大型的木构建筑如宫殿、佛塔的建造中，在大型铸件的吊装及天文仪器的制造安装中，在桥梁（如隋代建造的著名的安济桥）和舟船的建造中，无一不应用力学知识。可惜当时没有系统叙述或总结这方面知识的著作。

第二节 热学知识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述及秦汉时期宫中曾有宝物“青玉灯”①。唐代有一种很可能与“青玉灯”类似的，叫做“仙音烛”的器物。宋代陶穀在《清异录》中说到：“（唐朝）同昌公主薨，帝伤悼不已，以仙音烛赐安国寺，冀追冥福。其状如高层露台，杂宝为之，花鸟皆玲珑。台上安烛，既燃点，则玲珑皆动，丁当清妙。烛尽绝响，莫测其理。”②此处所述，显然是因为蜡烛点燃后产生热气流，推动玲珑的花鸟模型转动，并发出叮当之声；蜡烛燃尽后，不再有热气流生成，模型停止了转动，声音也没有了。唐代人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科学道理，故而把这些器物视为至宝。而这些器物之所以奥妙，也正是因为它们符合科学原理，它们能在距今一千多年前设计制造出来，确实令我们赞叹。

①《酉阳杂俎》卷十。

②《清异录》卷下。

第三节 声学知识

振动、传声和共振

人们久已注意到振动和声的各种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墨家就在战争中利用声学效应进行侦察。《墨子》“备穴”篇中记载了通过监听埋在地下的陶瓮中的响声，可以判断敌人挖洞攻城的位置和方向。

这种利用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的方法，在历代一直被用于战争侦探。唐代，人们使用称为“地听”的装置。李筌在兵书《太白阴经》中记载：“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辩方所远近。”①杜佑亦有记载：“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②唐代，人们还懂得消除声共振即共鸣的方法。有一个关于唐开元年间太乐令曹绍夔的故事：“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夔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①我们知道，当振动体的固有频率与周期性变化的外力的频率很接近或相等时，振动体的振幅会急剧增大，这就产生共振或共鸣现象。僧房中磬的固有频率与斋钟的振动频率很相近，因此当敲击斋钟时，磬便发生共鸣。在磬被锉过之后，质量发生了改变，因而固有频率也发生了改变，磬就不再与钟发生共鸣了。

音律学由于文化的繁荣和中外交流的密切，乐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亦愈加精良和广泛。因此，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继续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探讨音律学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旋宫转调的问题。隋代刘焯、五代王朴等都作出过努力。王朴的新律是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一个音阶内其他各律的数值，使得清黄钟和黄钟的音高比值为二。这个方法实际上并未脱出三分损益法的框架，只是其结果在数值上与明代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很接近。

①《太白阴经》卷四《战具类·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②《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附》。

①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又见于王说：《唐语林》卷五补遗。

第四节 光学知识

反射和折射

隋唐时期，对于利用多枚平面镜多次反射成像的现象进行了许多讨论。

唐初，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注解《庄子》“天下”篇时指出：“鉴以鉴影，而鉴亦有影，两鉴相鉴，则重影无穷。”可以看出，当时对两枚平面镜之间的反复成像已有充分认识。至五代南唐时，谭峭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以一镜照形，以余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相传。不变冠剑之状，不夺黼黻之色。是形也，与影无殊；是影也，与形无异。乃知形以非实，影以非虚，无实无虚，可与道俱。”①这里谭峭不仅指出了“影”（即像）可在镜中再次成像，因而“影影相传”，会有无穷多的像生成；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平面镜所成之像与物完全相同，“形”“与影无殊”、“影”“与形无异”，因而无穷多个像也是完全相同的。

谭峭所撰《化书》中还有一段话：“小人常有四镜：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视者大；珠，视者小；砥，视者正；盂，视者倒。观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无大小，无短长，无妍丑，无美恶。”②这段话无疑也与光学成像有关。目前对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所说的“四镜”是四种面镜，叙述的是人或物经这四种面镜反射后所生成像的情况。圭为凹面柱状镜，得到放大的虚像；珠为凸球面镜，得到缩小的虚像；砥为平面镜，生成正立的像；盂为凹球面镜，生成倒立的像。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四镜”是四种透镜，圭、珠、砥、盂分别为双凹、双凸、平凹、平凸透镜，叙述的是人或物经这四种透镜折射后所生成像的情况。②色散与虹从古代起人们就注意到自然界的色散现象，如虹，并试图解释其成因。

到了隋唐时期，这方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唐初，孔颖达的《〈礼记〉注疏》中写道：“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可见当时对虹生成的情况已经观察得极为细致，结论十分科学，粗略地揭示出虹的成因。这种认识很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常见诸于唐代的诗赋题咏中，如“日影化为虹”（陈润：《赋得浦外虹》）；“日照虹霓似”（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等。唐代张志和在《玄真子》中，除明确指出“雨色映日而为虹”之外，还写到“背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③。这是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日光色散实验，它直接模拟了虹霓现象，表明了当时人们已了解虹霓现象人为产生的方法。①《化书》卷一《道化·形影》。

②《化书》卷一《道化·四镜》。

①参阅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第100—10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版。②参阅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4，PartI，P.117。③《玄真子》涛之灵。

第五节 静电知识

晋代张华曾仔细观察到：“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①类似的情况也为唐代人们观察到。唐代段成式则记载，人们若在黑暗之中，对黑猫“逆循其毛，即若火星”②。此处所述的黑暗之中及黑色的猫，无非是为了看得更加明显而已。

①《博物志》卷二。

②《酉阳杂俎》续集卷八。

第五十二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的兴盛

隋唐两代以至北宋是中国炼丹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唐代，由于皇室姓李，便附托老子李聃为始祖，尊之为玄元皇帝，并把道教奉为国教。唐代帝王多宠信方士，迷信神仙方术，炼丹术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同时，许多文人学者热衷于问道寻仙，炼丹制药，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炼丹家和内容丰富的炼丹著作。于是，中国炼丹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火法炼丹与水法炼丹都有很多新的成就；用药品种大为增加，所用植物药料开始增多；实验操作更为复杂，炼丹工具和设备从两汉所用比较简陋的土釜竹筒等发展到特制的铁质上下釜、水火鼎、铜桶等；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了一批炼丹药物和用具，从中可见这些药物和用具是相当精制和考究的；在理论上也趋于系统和完整，但失去了两汉时期那种较朴实的面貌，而更多地染上玄奥隐晦的神秘主义色彩①。据梅彪撰《石药尔雅》记载，当时“有法可营造”的长生丹药就有九十八种，收录论述炼丹服食的书目则有九十七部。又据《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收录的《神仙养道术》记载，当时流行的药金达十五种。以上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炼丹术的兴盛情况。

炼丹家炼制的所谓“仙丹”，大多是含汞、铅、硫、砷的剧毒物质，吃了非但不能长生，反而会致人于死地。汉代诗人就有“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①的感叹，以后不断有人对此发出警告，但服食受害者仍屡见不鲜。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载，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皇帝如此，何况臣民百姓。当时一些大臣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等也都是因服食丹药中毒致死。白居易《思归》诗云：“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玄亮）夸药力，终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炼丹术的兴盛带来了不尽的悲哀。但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在当时和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炼丹家和炼丹著作。如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陈少微、张果、玄真子、清虚子、楚泽先生、独孤滔等，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们或亲自进行炼丹实践，或着意收录前人经验汇编成书，从而在探索自然现象、认识自然规律、制备新的物质和保存原始文献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化学和药物学的进展。

孙思邈（581—682），其著述以医学为主，今存《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其炼丹著作多已失散，现仅存《太清丹经要诀》等。此书记有不少化学上的重要成果，如《伏雌雄二黄用锡法》一条，非常明确地介绍了用雄黄、金属锡制作彩色金（SnS2）的方法：雄黄十两，末之，锡三两，“铛中合熔，出之。入皮袋中揉使碎，入坩埚中，火之。其坩埚中安药了，以盖合之。密固，入风炉吹之。令锅同火色，寒之。开，黄色似金”①。①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页。

①《古诗十九首》，见南朝梁萧统《文选》。

①《太清丹经要诀》“伏雄黄用锡法”，见《云笈七签》卷七一。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制得二硫化锡的明确和详实的记载。今人的模拟实验表明，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方案。用此法制彩色金也较后世阿拉伯和西欧炼金家采用硫磺、硇砂的方法简便。因此它无疑是世界古代化学史中的一项卓越成就。②陈少微，也是著名炼丹家，生平不详，有学者推测是玄宗时人③。他所撰写的《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和《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砂妙诀》，是两部重要的炼丹著作。《九还金砂妙诀》详细记述了丹砂的产地，第一乃至第七返的各种灵砂的制法。书中所载竹筒式抽砂炼汞（即从丹砂制水银）的方法尤其别致。这种方法是“先取筋竹为筒，节密处全留三节。上节开孔，可弹丸许粗，中节开小孔，如筋头许大，容汞溜下处，先铺厚蜡纸两重，致（置）中节之上。次取丹砂研细，入于筒中，以麻紧缚其筒，蒸之一日。然后以黄泥裹之，可厚三分，埋入土中，令筒与地平。筒四面紧筑，莫令漏泄其气。便积薪烧其上，一复，令火透其筒上节，汞即流出于下节之中。”这段文字清楚地叙述了这种操作简便、效率较高而成本很低的竹筒式炼汞装置和抽汞过程。陈少微在此书中提到的“销汞”法（即用水银和硫磺制取丹砂的方法）及其他一些丹法也相当详细。如在销汞法中，关于汞硫用量、火候掌握、操作程序、出现的现象，以至最后汞“化为紫砂，分毫无欠”的结果等，都有准确、细致的记载。从一定意义上说，把这些内容誉之为很有价值的化学试验记录并不为过。①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在制取红色硫化汞时所达到的高度工艺水平。

同时代的著名炼丹家还有张果，就是民间所传“八仙”中的张果老，玄宗时人，大约生活在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中期，生平不详。他著有《神仙得道灵药经》、《丹砂诀》和《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等。《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记述丹砂的产地、形状、性质都非常详细，其中提到用“汞一斤，硫黄三两”制成紫砂，其内容与陈少微《九还金丹妙诀》相类似。这里汞、硫两物的重量比为100∶19。而根据丹砂（硫化汞，HgS）的组成计算，汞、硫重量比是100∶16。②陈张二人把硫磺的量加多，是因为硫磺容易燃烧而遭到损失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说明当时制造丹砂确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太清石壁记》，作者楚泽先生，事迹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此书为隋开皇时著名炼丹家苏元明撰，唐肃宗乾元年间剑州司马编纂。书中记载的“艮雪丹方”，即为锡汞齐制法。此外还记载有制“水银霜法”，其飞炼要诀中所用药物为水银、盐、朴硝、太阴玄精和敦煌矾石。经模拟实验判明，如此飞炼所得的“水银霜”是升汞（HgCl2）或甘汞（氯化亚汞，Hg2Cl2）与升汞的混合物。③这是我国现存古籍中制得升汞的最早记录。有些学者认为用这一方法制炼出来的水银霜是亚汞而不是高汞，因此应把水银霜改为水银粉（轻粉）才符合事实①。另外，唐代水银霜是常用的内服药，并用作化妆品，②赵匡华、张惠珍：《中国金丹术中的“彩色金”及其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③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①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

②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

③赵匡华、吴琅宇：《关于中国炼丹木和医药化学中制轻粉、粉霜诸方的实验研究》，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②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所以不可能是有剧毒和腐蚀性的升汞，孙思邈《千金翼方》所载《飞水银霜法》的制品，也只能是氯化亚汞（甘汞）②。王焘《外台秘要》所收西晋《崔氏方》“造水银霜法”时代更早，也确有可能制得氯化高汞，但因制炼条件较为复杂，能否实现，尚有待研究。

《黄帝九鼎神丹诀》是唐代一部重要的炼丹著作，书中含有丰富的化学知识。例如详细记述丹砂、雄黄、空青、矾石、朴硝等药物的产地及鉴别质量好坏的方法；记载了利用物质不同的溶解度来制取药物的方法，如利用朴硝和芒硝溶解度的差别来提取结晶硫酸钾等等，这种方法是前所未见的，是一项新的发明。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的“假别药作石胆法”，非常详实地记载了石胆的人工合成法：“青矾石二斤，黄矾一斤，白山脂一斤。大铁器销铄使沸，即下真曾青末二斤，急投搅，泻出做铤，成好石胆。看矾石等刚溶不尽，即投曾青末和苦水使相得，泻著矾石中消溶。泻出作铤亦得也。”这个方法利用了绿矾（黄矾）与曾青之间的复分解反应，其实质与现代无机化学合成方法，几乎完全一致，也是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一项很出色的成果。

唐肃宗乾元年间（一说武后至玄宗时），金陵子撰《龙虎还丹诀》上下两卷。金陵子的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从他的道号来看，可能是今江苏人。《龙虎还丹诀》中对用砒霜点化白铜制取砷白铜的技术作了详尽具体的叙述。这是我国古代炼丹家的一项重要贡献。《龙虎还丹诀》还记述了十五种由各种铜化合物中提取“红银”（即红铜）的方法，甚至作了定量的研究。“炼红银法”的操作要领是：将水银及少量水放在磨光的铁锅中，并投入石胆或曾青、白青等矿物原料，然后用文火加热到微沸，这时铁锅的铁将铜盐中的铜置换出来，通过搅动，铜与水银生成铜汞齐逐步固化而结成红银“砂子”，从而使铁锅不断裸露出新的表面。将红银砂子放在炼丹炉中加热，水银蒸发后就得到了红银（红铜）。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水法炼铜的方法。

除上述外，唐代还有不少炼丹著作，大多收入《道藏》洞神部众术类中，如《金石簿五九数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真元妙道要略》、《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修炼大丹要旨》、《太虚丹经》、《灵宝众真丹诀》、《涌泉匮法》等。其中也载有不少关于中国古代炼丹化学成就的珍贵资料，有的书如《金石簿五九数诀》还可能是翻译外国的或者由外国人撰写的作品。可惜的是对许多炼丹著作迄今尚缺少甚至无人进行深入的研究。

此外，唐代的医学和本草学著作中也记录了有化学意义的一些重要成就，其中有些与炼丹术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孙思邈的“飞水银霜法”，又如《唐本草》记载的“银膏”制法：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这是世界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补牙合金。此书还叙述了氯化铜的制法：“以光明盐、硇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其制银粉法，也很神妙，大致过程是用汞把银箔化成银汞齐，再加入硝酸钾、食盐并研成粉末，加热后汞即升华，再用水淘洗便得到了银粉。另一方面，通过炼丹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医学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其中有些丹药具有提毒、拔脓、杀菌、消炎等显著功效，有些则是治疗疥癣、湿疹等皮肤病的良药，现在仍然应用于临床，这也是炼丹术的重要贡献。

第二节 火药的发明

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最伟大的发明和最杰出的贡献。火药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火药的基本成分是硝、硫和炭。而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质则是古代炼丹家所常用的药物。其中硝石是火药的关键原料，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利用硝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的医方里已有硝石，西汉司马迁《史记》亦载名医淳于意曾用消石（即硝石）治病，在《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为上品药。硝石也是一种主要的炼丹药剂。早期丹经《三十六水法》就着重介绍了硝石在水溶液中对丹砂、雄黄、云母、石英等矿物的化学作用。中国使用硫磺大约始于西汉。《神农本草经》将硫磺列为中品药，说它“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早期炼丹术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和《三十六水法》，已用到硫磺，称之为“石亭脂”。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开始从焙烧黄铁矿制取绿矾的窑顶上收集冷凝成液的硫磺。①至于炭类，更是古代常常接触的物质。中国炼丹家对于硝、硫、炭类物质性质的认识和应用，为火药发明创造了条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常常使用硝石、硫磺、雄黄、雌黄和含碳物质等药料。而如果将这些药料混在一起加热，就有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甚至爆炸现象。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中的“饵雄黄方”就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配方。另外，炼丹家们还有一种“伏火法”。在古代炼丹术语中，“伏”的含意和目的还不是很清楚的，但大致上说，“伏”是驯伏，即降低某种物质的毒性或使不稳定的物质变得稳定，便于控制，以及制得相关的产品等。例如对硝石、硫磺、雄黄的伏火法，就可能是试图将它们通过加热或其他手段处理，以改变其易燃易爆的剧烈性质。唐代丹经中有不少这类伏火法。其中《诸家神品丹法》所引《孙真人丹经》内“伏火硫磺法”，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孙真人即孙思邈，其法是：“硫磺硝石各二两，令研。右用销银锅或砂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炕内，与地平，四周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段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①其中“皂角子烧令存性”，实际上是生成炭。这个配方包含了硝、硫和炭这三种黑色火药的基本成分。也有学者认为这段话并非《孙真人丹经》的内容。②唐元和三年（808）清虚子撰《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载有“伏火矾法”。其内容为：“硫六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这是与《诸家神品丹法》所录同类的实验。有人认为这才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火药配方。在中唐时期托名晋郑思远所撰的丹经《真元妙道要略》中提到：“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并告诫说：硝石，“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蜜”加热易成炭，“三①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3页。

①《道藏》洞神部众术类《诸家神品丹法》。

②郭正谊：《火药发明史料的一点探讨》，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黄”，指硫磺、雄黄和雌黄，在火药发展史上，这两条材料尤为重要。因为前面提到的关于火药配方的两条记载，只是说明该配方中含有硝、硫、炭三种成分，并没有说明会不会引起燃烧或爆炸，而在古代炼丹实践中，丹炉起火或爆炸的事件是时有发生的，只不过未把所含药物记录下来而已。在以上两条记载中，实际上已经把硝石、硫磺和炭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物就是原始的黑色火药。这两条记载也说明，至迟在中唐时期，中国炼丹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火药有剧烈燃烧和爆炸的性质，这已是炼丹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当然，这一阶段关于火药只停留在对其性质的认识和对其危险性的防避上，至多不过在医药上有所应用。直到晚唐五代时期，火药才被作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研究对象，从炼丹家的丹房里传入军事家手中，成为战争中威力强大的重要工具。从此之后，关于火药乃至火药武器的研制才真正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

第五十三章 医学

隋唐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系统全面整理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出现了若干大型专著；二是与国际之医药交流，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突出发展；三是朝廷的关心支持，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第一节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

隋唐时期，无论朝廷或医学家们都对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例如：隋代统治者组织医药学专家集体编撰大型医方著作《四海类聚方》达一千六百卷之巨，还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专门论述病因、病理、症候的巨著《诸病源候论》。是书列载病症一千七百余条，分述各科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体征与症候等。由于这部书之宗旨是论述诸病源候的，所以一般均不涉及治疗之原则和方法。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病症例外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和手术治疗问题。这部专著不满足于传统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病因学说，而是更加重视实际观察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对传染病共性的认识和不同传染病的特点的描述，对疾病之分类或某些疾病的特点的记载，以及对医疗技术创造发明的重视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论述。例如：强调疥疮治疗要“虫除病愈”，条虫病因是生吃牛肉所得，漆疮因个体素质关系，外伤肠断必须进行肠吻合术治疗等等，学术水平都明显超过了前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中国医学乃至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作为重要的中医典籍而得到广泛的引证和发挥。

关于《黄帝内经·素问》的研究，在隋唐时期也有新的重要进展。如王冰继南朝梁代全元起注释《内经》之后，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使其难懂的文辞和欠明了的医理，得到注释和阐发，从而扩大了《内经》的影响及其在医学上的推动作用。此后一千多年来的数百家《素问》研究者和注家，都是以王冰次注本为蓝本的。

第二节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

隋唐以来，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外来药物使用经验日益丰富，而旧本草“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鈆锡莫辨，橙柚不分”①等，存在的错误相当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药也十分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医药学家苏恭（原名苏敬）在个人修订本草的基础上，于高宗显庆二年（657）上书请求朝廷详定本草。苏恭的请求得到唐高宗的赞同，于是征召医药科技等名家二十二人进行本草学的修订。为了编好这部书，朝廷命令天下郡县将所产地道药材按实物绘描成图，与标本一并送上。同时制定了统一收录删节的原则，即：“《内经》虽阙，有验必录；《（名医）别录》虽存，无稽必正。”此外，还要求“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征询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于显庆四年（659）完成了修订任务，定书名为《新修本草》。全书共五十四卷，包括正经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别立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目录一卷。共收药八百五十种，分药物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书成后颁布全国。这是我国由政府主持，动员全国力量编撰，并由政府颁行全国的第一部药典。其时代远早于国外的药典颁行年代。

《新修本草》也称《唐本草》，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本草之大成，完成后除颁行全国作为医学用药的准绳外，并列为国家太医署的教科书。本书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迅即受到国外重视，日本、朝鲜的医药学教育也都以此为课本。这部著作不仅广征博引，而且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成就，如：记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成齿科汞合金填充剂等，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①孔志约：《新修本草·序》，见《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第三节 孙思邈和《千金方》

孙思邈《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是我国早期的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幼年多病，为筹汤药之资而家产罄尽，但攻读经史百家著述和研习医药之志不改。自谓“青衿之岁，高尚药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在医药学的钻研上，更是坚毅刻苦严肃认真，“至于切脉、诊候、采药..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志学之岁，驰百金百徇经方”。因此，孙氏终于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发展中国医药学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博极医原，精勤不倦；广采众方，百年不懈。先后撰成《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孙氏尝谓人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①故以“千金”命名自己的著作。《千金要方》分二百二十三门，列医方五千三百余首，按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针灸等分科叙述，有理论，有经验，内容十分丰富。《千金翼方》完成在《千金要方》后三十年，是孙氏为补充“要方”之不足而编撰的，是《千金要方》的姐妹篇，所以二者的体例基本相同。后世医家认为孙氏的两部《千金方》是我国早期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这是很有道理的。譬如：重视妇幼保健，以丰富的经验总结和在理论上强调并促进妇产、小儿独立设科，重视按各科每一种疾病逐一叙述对本病的理论认识和各家治疗经验等，在许许多多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上明显超过了前人。如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夜盲症、糖尿病、急性黄色肝萎缩、营养缺乏症以及免疫技术、咽部异物剔除技术、正骨技术、针灸技术等等，均为现代研究者所称道。《千金方》成书后，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国外如古今日本、朝鲜和现代的美、德、法等国，也很重视孙思邈学术思想和医疗道德的研究和继承发扬。

①孙思邈：《千金要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

第四节 王焘与《外台秘要》

王焘（约670—755），宰相王珪的重孙。王焘青少年时期多病，常与当时名医交往，逐渐对医学产生兴趣。后任职弘文馆，管理国家图书达二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努力攻读医药书籍，心得体会也日益增多。尤其是他深刻认识到以前中医学的重要缺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此外，他在认真攻读医药书籍的过程中，每每摘录要义却苦于其书不注明出处而很难确知时代与作者。因而，他立志要改变上述缺陷，于是更加勤奋刻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其间，他虽然被迫离开弘文馆，贬守房陵，但其整理医药学文献，促进医学发展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仍编撰医书，终于在天宝十一载（752）实现了心愿，将秘密枢要之方，编撰成书，命名为《外台秘要》。该书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门皆以《诸病源候论》、《内经》或张仲景学说之理论贯其首，并分卷别类收载各种病症治疗医方六千余首，有着明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其次，凡他所攻读的五、六十家之古方，或数千卷新撰，只要《外台秘要》引用者，皆一一注明出处。这是我国医学文献强调详注引文出处之始。因此，他被誉为我国古代整理医学文献的大师。由于王氏治学严谨，并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医学著作多已散佚不存，所以《外台秘要》成为现代医学家研究唐代以前医学和据以辑佚、校勘古医籍的重要参考书。

第五节 蔺道人与正骨医术

蔺道人，已不知其名。九世纪中，唐统治者推行废止寺院以促进僧侣还俗从事耕织的政策，蔺道人也由长安流落江西，隐名埋术，过着半自耕的生活。后来由于帮他耕种的彭姓老人之子，因打柴多处骨折筋断，又求医不愈之际，他用埋没多年的正骨医术为病人治愈了折伤，并由此名闻乡里。此后，他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这位彭老人，并以《理伤续断方》相赠，不辞而别。彭老人称蔺道人为仙，故将所得之书名之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理伤续断方》是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书，内容比较丰富，并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反映出我国在九世纪前骨伤科理论和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总论”中所叙述的诊断治疗方法和步骤，强调运用麻醉、拔伸之牵引，收入骨、捺正之复位，夹缚之小夹板固定，外敷内服药物及早期之全身和局部活动等，已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实验研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

第六节 太医署和医学教育

我国医学教育历来是以师带徒的传统进行的。六朝创始而隋唐继之兴办了医科学校教育，而且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唐太医署实际上是一座国家医科大学。其规模之大，学制之健全，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高，考核制度之严，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太医署属太常寺领导，除设太医署令、丞以及府、史、医监、医正等行政、教学管理人员外，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以及药园等五个系。在医科之下，又分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理疗科）等五个临床治疗学科。教师则根据不同水平分有博士、助教、医师、医工等职务，博士、助教负责授课，医师、医工则多承担临床治疗教学的辅佐工作。当时在校师生员工等达到近四百人之多。在学制以及考核晋升方面，其规定也是很严格的。例如：医科系之体疗是七年制，疮肿、少小是五年制，耳目口齿是三年制；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月考由博士负责，季考由太医署令主持，年终或毕业考试则由太常寺丞主考。品学皆优者可提前分配任职，若不及格者则要降级且不得超过两年，否则则予除名。

在课程设置和分科重点教学方面，其制度也是比较严谨的。例如：各科学生均须学习的医学基础课《明堂》、《素问》、《针经》、《本草》、《脉经》等，要求“皆使精熟”。在共同学完基础课之后，则分专科重点教学，即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在分业教习上，各科均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和明确的培养方法和目标。如药园在京师有良田三百亩，栽培种植药材以适应联系实际进行各科学生教学和培养药园师之需要。“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石骨肉之类及有毒无毒、阴乾采造时月皆分别焉”，使学生能“辨药形，识药性”等。唐代除朝廷之国家医科大学外，地方也多办有医学校，其规模当然比朝廷要小，师生最多者二十人，并强调：“各于当界巡疗”，“掌州境巡疗”，“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从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衡量，此等地方医学教育更有进步意义。

第七节 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

如上所述，中医学在隋唐时期已居于世界先进之列。但是，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医药学仍较落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交通的发展，中原与边远地区在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繁荣。例如，与西藏地区，随着汉藏关系的改善和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之结亲，中医学大量传入西藏，并有多种中医典籍先后被译为藏文。松赞干布等还命令藏医、中医、印度医、阿拉伯医等编撰藏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宇陀·元丹贡布等编撰的《四部医典》，约成书于公元八世纪。是书内容丰富，是藏医、汉医和印度医学等在西藏综合发展的一次总结。是书被全译或节译为蒙汉文外，还有俄、英等文字，影响广泛，为世界藏学家较关注的一部藏医古典著作。在四川、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区，也由于与内地的交流，使原来“只知卜巫，不晓医药”和“杖头挂食，遥以哺之”的落后习俗得到了改变。在北部和西北部，这种医药交流随着丝绸之路也繁盛起来。中医学和中医相继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得到发展，这些地区的医疗经验和药物也更多地传到内地，并为内地医家撰著所采用，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宝库。

隋唐时期国际医药交流更为广泛。隋唐以前，中国与国外的医药交流，特别是中医对国外的影响主要在日本、朝鲜，从隋唐时代起则与印度、阿拉伯等有了更广泛的往来。在繁荣的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医学仍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此期日本大量引进中国医学。他们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医药学，大量输入中国医药书籍，甚至将中国兴办的医学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几乎原样搬到日本，并以《大宝律令》的形式形成制度。在此时期朝鲜医学也经历了与日本大致相似的情况，即朝鲜化的中国医学在朝鲜卫生保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佛教从印度大量传入我国以及广泛传布，印度医学也不断传入，并在隋唐医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汉译的印度医学著作，仅《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艺文志》等所收录者就有十余种之多。与此同时，在隋唐医学家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引用了印度医学的理论和方药等，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中医学同时也传播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印度等所谓的“神州上药”即指中药而言。

中国医学与阿拉伯医学在隋唐时期也有着较广泛的交流。一方面是阿拉伯国家所产的许多药物和香料药物大量运进中国，并为中国医药学家所接受和发展运用。另一方面是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医疗经验被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有脉学、中药学等，也为阿拉伯医学家的著作所引用。据统计，此期与中国有医药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约有二十多个，这对促进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第八节 隋唐时医学家的批判精神

隋唐时中医学所以取得较大的发展，与医学家们不泥古和讲求实际效果、敢于批评前人的错误是分不开的。例如：服石求仙之风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盛极一时，隋唐时期在士大夫和统治者当中仍甚风行。如唐太宗、唐高宗、唐宪宗均迷信盲从、妄求长生之术，但坚决反对者亦复不少，如有人敢于当着唐太宗之面揭穿西域僧“能咒人使立死，复咒即生”的骗局①，有人敢于现身说法，力劝高宗取消“合炼黄白”的念头等②。有的医学家观察到因服石中毒引起大量死亡和“石发”病等，所以更是积极地予以批判。巢元方批判了“寒食”（即服石）的流弊，孙思邈对于服石则坚决否定，指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而且要求“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③。在学术上，孙思邈虽然十分崇敬张仲景，但他并不因循张仲景“六经辨证”的学说，易之为“方证辨证”；陈藏器虽然尊崇《神农本草经》，但他对“食姜能使人愚”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甚至唐廷在官修本草中对《内经》等也公然提出：“无稽必正”的原则。这些，对医学的发展有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在古代，统治阶级迫害医学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如扁鹊为李醯所杀，华佗被曹操所害，虽然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愚昧和残暴，但并未有公开之反抗。隋唐时期，被无辜杀害的医学家大多仍不敢申诉，但已能引起大臣们的同情和为之舍命反抗。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因病久治无效而死亡，唐懿宗竟以为医药有问题，而将翰林医官韩宗绍、康仲殷处死，并将韩、康两家宗族枝蔓三百余人下狱。宰相刘瞻令谏官温璋上疏，以为刑法太过，不料竟遭贬斥。刘瞻又亲自上疏指出：“公主久患危疾，医工无不尽其方术”，“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平人而结冤，此皆安不思危，忿不顾难者也”④。懿宗竟大怒，罢刘瞻相位。“璋叹曰：‘生不逢时..’是夜自缢而卒。”①虽然还缺少资料证明因唐顺宗之死迫害过医学家，但从唐顺宗之母病死时遗命“侍医无加罪”，或可证明顺宗死亡时曾迫害过，而社会舆论则在后来为改变这种暴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①参见《旧唐书》傅奕、叶法善、裴潾等传。

②《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

③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四，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

④《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并见《旧唐书》卷一七七《刘瞻传》。①《旧唐书》卷一六五《温璋传》。

第五十四章 妇女

第一节 洗夫人

洗夫人是广东南部越族人。梁武帝天监十一年（512）生于高凉郡洗氏家中。相传她本名阿英。隋时封为谯国夫人。《隋书》记载她家“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慧，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①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②。

梁大同元年（535），洗夫人二十四岁，与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结为夫妻。冯氏原为北燕苗裔，不为高凉人所信服。夫人来到后，诫约本族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她与冯宝处理诉讼案时，对本族犯法的人，也是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这样，冯氏在当地的威信建立起来，“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梁太清二年（548），投降了梁朝的东魏大将侯景复又背叛梁朝，进攻梁都建康，围困台城。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助解围，高州刺史李迁仕称疾不肯前往，却派人召冯宝。冯宝欲往，被夫人阻止。洗夫人说：“刺史无故不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不久，李迁仕果然举兵反梁。洗夫人设计，请冯宝遣使传信李迁仕，说自己“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李迁仕信以为真，便不加防备。洗夫人便亲率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前往大皋口。至灨石，突然出击，获大胜。李迁仕败走保于宁都。洗夫人与长城侯陈霸先的部队会合。出征回来后，她对冯宝说；陈霸先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人，我看他定能平定叛乱，你应该多多帮助他才是！这些见解，显示了洗夫人的善识时务和军事才智。

梁敬帝太平二年（557），陈霸先废梁，自立为帝，建国号陈。这时，岭南地区政局大乱。洗夫人安抚百越各部，并派自己的儿子，年方九岁的冯仆率百越首领去丹阳。陈武帝拜冯仆为阳春郡（今广东阳江一带）太守。

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把冯仆召至高安，企图拉他一同反陈。冯仆派人告知母亲。洗夫人得知后说：“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率百越诸部与陈朝派来征讨的将领章昭达内外夹击，使欧阳纥军溃被擒。冯仆因洗夫人助平欧阳纥之功，被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治在今广东化州东北）太守。洗夫人被陈朝册封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幰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后在陈至德年间（583—586），冯仆卒。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师攻陷建康，陈朝亡。此时岭南一带未有归属，当地共奉洗夫人为“圣母”，以保境安民。隋文帝派江州总管韦洸安抚岭南，被陈将徐璒阻于南康。在广东，有陈东衡州（州治在今广东始兴县）刺史王勇“征兵据守”①。因此，韦洸兵至岭下，“逡巡不敢进”。统帅隋师①岭表，即岭南，指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之南。

②《隋书》卷八○《谯国夫人传》。

①《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曇朗传》。

的晋王杨广命令被俘的陈后主写信给洗夫人，“谕以国亡”，让洗夫人归顺隋朝。随信还有洗夫人当年所献犀杖及兵符为证。夫人见后，确知陈亡，于是她“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由于儿子冯仆已去世，决定派孙冯魂率部迎韦洸入广州。至此，岭南悉定。冯魂因被隋朝封为仪同三司，洗夫人被册为宋康郡夫人，隋文帝后来曾对大臣高颎、杨素说“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②。可见洗夫人的决断对全局影响之大。

隋开皇十一年（591），番禺将领王仲宣举兵反隋，围韦洸于广州，驻军衡岭。洗夫人派另一个孙子冯暄前去救围。冯暄因与王仲宣的部将、泷水（今广东罗定）豪门陈佛智关系亲密，迟迟按兵不动，贻误了军机。夫人发现后，大义凛然地将冯暄问罪下牢，改派另一孙子冯盎出讨叛军，与隋官军鹿愿会师，共败王仲宣。平息后，洗夫人披甲乘马，亲自护卫隋招抚专使裴矩巡抚各州，岭南遂定。这时，她已届八十高龄了。隋文帝为洗夫人的举动赞叹，特降敕书慰劳。独孤皇后也赐她一批贵重服饰。其孙冯盎因协助隋军平叛有功，拜为高州刺史，次孙冯暄也被赦，拜为罗州刺史。冯宝被追赠为广州总管、谯国公，洗夫人则被册封为谯国夫人。同时，“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番州（即广州）总管赵讷贪虐害民，岭南诸部多有亡叛。洗夫人上书朝廷，予以揭发，使赵讷得到制裁。文帝降勅委托洗夫人招慰亡叛。她以九十高龄亲载诏书历十余州，宣述圣旨，抚慰当地民众。朝廷因洗夫人揭发赵讷及安抚民众有功，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

洗夫人把梁、陈、隋三朝所赠礼品，分三库保管，每逢过年过节，她总要取出展示在庭中。并对子孙们说：“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仁寿二年（602），洗夫人卒，享年九十一岁。谥曰诚敬夫人。

在《隋书》、《北史》中，均有谯国夫人专传。今人王兴瑞有《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对有关事迹多所考订。

②《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十年。

第二节 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嫁给柴绍为妻。隋大业十三年（617）

李渊起兵反隋，密约柴绍到太原相会。柴绍感到偕妻子同行，有些困难。妻子说，您尽管走路，我自有办法。她送走柴绍后，就奔赴鄠县（在今陕西户县北），把在那里的庄田处理掉，散家财用以招募勇士，得到数百人响应。那时，鄠县一带有几支胡人队伍，各数千人。她派家奴马三宝一一说服，使他们都归顺入伍，后发展至七万人，声势大振，时称娘子军。柴绍与她各率部队，与唐军李世民的队伍在渭北会师。李渊称帝后，平阳公主多次因功受赏。

武德六年（623），平阳公主去世。唐高祖想以鼓吹送葬，主管人不同意，说这有违古俗，从来没有妇女用鼓吹送葬的。唐高祖却认为公主亲身经过多次战事，这难道是以前的妇女所有的吗？鼓吹是军礼，有何不可！平阳公主的葬礼最终还是使用了军礼。《旧唐书·柴绍传》有平阳公主的附传，《新唐书·诸公主传》也有她的传记。

第三节 妇女书和宋氏姊妹

妇女书，是指妇女写的作品和有关论述妇女的著作。隋唐时期，妇女书远较前代为盛，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妇人书仪》8卷，《妇人集》20卷，《妇人集抄》2卷，《杂文》16卷为妇人作，《女鉴》1卷，《妇人训诫集》11卷，《贞顺志》1卷，均不著年代。《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有妇女作品及有关妇女的著作多种，主要有：《述圣记》，1卷，大圣天后撰。《高宗实录》，100卷，大圣天后撰。《圣母神皇实录》，18卷，宗秦客撰。《则天皇后实录》，20卷，魏元忠等撰，刘知几、吴兢删正。《列女传》，100卷，大圣天后撰。《保傅乳母传》，1卷，天后撰。《玄览》，100卷，天后撰。《妇人方》，10卷。《女则要录》，10卷，长孙皇后撰。《列女传》，7卷，魏徵撰。《孝女传》，20卷。《古今内范》，100卷。《内范要略》，10卷。《王氏女记》，10卷。《王嫔传》，5卷。《尚宫朱氏女论语》，10篇。《训记杂载》，10卷，武后撰。《维城典训》，20卷。《紫枢要录》，10卷，大圣天后撰。《百寮新诫》，4卷，天后撰。《青宫记要》，30卷，天后撰。《少阳正范》，20卷，天后撰。《臣轨》2卷，天后撰等。

这些书大部分是武则天以“大圣天后”名义编写的书。其修书工作都是武则天个人权力的表现，既不反映当时妇女在文化上的要求，也无助于妇女在文化上的提高，所以尽管撰写数量很大，由于没有社会上需要的基础，几乎无一流传下来。唐代妇女著作传世者，仅有两种：一是女道士鱼玄机的诗集，流传也不广，今有中华书局聚珍版行世。另一是宋若莘著、宋若昭注的《女论语》，这是一部流行较广的书，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

若莘、若昭是贝州清阳（今河北清河东）人。父亲宋庭芬，世为儒学。

庭芬有才华，生五女，分别取名为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都很聪明。宋庭芬教授她们学习经史和诗赋。不及成年，五个女儿均能书写文章。若莘、若昭的文章尤其清丽淡雅，不追时尚。她们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得以扬名。大姐若莘教导四个妹妹非常严格。她仿效《论语》，著《女论语》十篇，内容皆以妇女所尚。妹妹若昭加以注解，甚有条理。

贞元四年（788），昭义①节度使李抱真表荐宋氏五姐妹。德宗将她们召入宫内，加试诗赋，并考问经史大义，深为赞叹。德宗能诗，每与侍臣作诗唱和，都要宋氏姊妹出席，德宗“高其风操，不以妾侍”，称呼她们为学士、先生。她们的父亲因此而授官，有俸料。

元和末年（约820—821），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若莘自贞元七年（791）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记注、簿籍。她去世后，穆宗又令若昭接管，并拜若昭为尚宫。宋家五姐妹中，若昭最通晓人事，宪宗、穆宗、敬宗三帝都称她为先生，六宫嫔媛和诸王公主驸马也都以礼相待，十分尊重她。后被进封为梁国夫人。宝历初年（825），若昭卒。

若昭故世后，敬宗又令若宪代管宫籍。若宪排行第四，她不但善文章，①唐方镇名，辖境屡有变迁，建中初年（780）辖地相当于今河北内丘、隆尧以南，巨鹿、丘县、肥乡以西，涉县、邯郸市以北，山西浊漳、丹河流域和沁水、阳城两县地。

且有论议奏对之能，因在敬宗后，又深受文宗的重视。太和中（约830），若宪遭诬陷，被赐死。

宋氏姐妹在新、旧《唐书》中皆有传，被列入后妃传中。不同的是，在《旧唐书·后妃传》中，称“女学士尚宫宋氏”，在《新唐书·后妃传》中，则附在《宣懿韦太后》后，称“尚宫宋若昭”。

第七卷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下册）

题 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五代十国史料

第二节 辽代史料《焚椒录》及其他辽人著作

第三节 宋代史料《宋史》、《东都事略》

第四节　西夏史料

第五节　金代史料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城址与界壕

第二节 手工业遗迹和遗物

第三节 陵墓

第四节　宗教遗迹和遗物

第五节　中外交流遗迹和遗物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代史研究概况

第二节 辽史研究概况

第三节 宋史研究概况

第四节　西夏史研究概况

第五节　金史研究概况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

第一节 五代兴亡

第二节 十国割据

第三节 契丹的崛起

第二章 辽的发展与灭亡

第一节 景宗中兴与初期的辽宋战争

第二节 圣宗盛世

第三节 走向衰亡的辽朝

第三章 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

第一节 宋的建立

第二节 消灭割据

第三节 争夺燕云的宋辽之战

第四章 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

第一节 宋初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概况

第二节 王小波、李顺起义与王均兵变

第五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

第一节 “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

第二节 庆历新政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

第六章 北宋中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

第一节 宋学——新儒学

第二节 宋学中的三个学派——新学、蜀学、理学

第三节 文学、绘画、书法的革新

第七章 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宋江、方腊起义

第一节 “更化”与“绍述”

第二节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第八章 金的兴起与宋的南迁

第一节 女真族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金灭辽

第三节 宋的南迁

第九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第一节 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

第二节 绍兴和议

第三节 隆兴和议

第十章 南宋中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 孝宗中兴

第二节 开禧北伐与嘉定议和

第三节 南宋后期的政局

第十一章 南宋的灭亡

第一节 蒙古侵宋

第二节 南宋的灭亡

第三节 张世杰、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第十二章 金的发展与灭亡

第一节 社会制度的发展

第二节 金在北方的统治

第三节 金末红袄军起义

第四节　金朝的灭亡

第十三章 西夏

第一节 党项的兴起及与宋、辽的关系

第二节 夏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形势

第三节 西夏的盛世

第四节　西夏的衰落

第五节　西夏的灭亡

第十四章 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

第一节 奚族

第二节 鞑靼

第三节 回鹘（附喀喇汗王朝）

第四节　吐蕃分裂

第五节　唃厮啰（青唐羌）

第六节　大理

第七节　壮族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农业

第二节 宋代的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三节 五代、宋的监牧

第四节　以租佃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第五节　辽的牧业与农业

第六节　西夏的农业和牧业

第七节　金的农业和牧业

第二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

第二节 辽的手工业

第三节 西夏的手工业

第四节　金的手工业

第三章 手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

第八节　造纸

第九节　印刷

第四章 商业与货币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商业

第二节 宋代的商业

第三节 宋代的货币

第四节　辽代的商业与货币

第五节　西夏的商业与货币

第六节　金代的商业与货币

第五章 城市和镇市

第一节 五代、宋的城市

第二节 五代、宋的城市制度

第三节 五代、宋的镇、市

第四节　辽代的城、镇

第五节　西夏都城兴庆府

第六节　金代的城市与镇市

第六章 交通与邮传

第一节 五代、宋的水上交通与漕运

第二节 五代、宋的陆上交通与“驿站”

第三节 五代、宋的邮传（递铺）

第四节　辽代的交通交通工具

第五节　西夏的交通

第六节　金代的交通

第七章 赋税和役法

第一节 五代、宋的田赋（两税）

第二节 五代、宋的商税

第三节 五代、宋的役法

第四节　辽代的赋税和役法

第五节　西夏的赋税与徭役

第六节　金代的赋税和役法

第八章 政治制度

第一节 五代政制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朝廷政制

第三节 北宋中期的元丰官制改革

第四节　北宋后期与南宋的朝廷政制

第五节　宋代的地方政制

第六节　辽代的北面官和南面官

第七节　西夏官制

第八节　金代官制

第九章 军制

第一节 五代十国军制

第二节 宋代军事制度

第三节 宋代禁军、厢军、乡兵（民兵）

第四节　南宋“大军”

第五节　辽朝的军制

第六节　西夏的兵制

第七节　金代猛安谋克制度

第十章 法律

第一节 五代的法律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法律

第三节 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时期的法律司法机构

第四节　辽代的法律

第五节　西夏的法律

第六节　金代的法律

第十一章 科举与教育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科举制度

第二节 宋代的科举制度

第三节 宋代教育

第四节　辽代的科举与学校

第五节　西夏的科举与学校

第六节　金代的科举与学校

第十二章 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一节 五代、宋的社会风俗

第二节 五代、宋的宗教

第三节 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婚姻、姓氏

第四节　西夏的社会风俗和宗教服饰与发式

第五节　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饮食

第十三章 学术、文化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文化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

第三节 “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第四节　辽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第五节　西夏的文化艺术“西夏文”

第六节　金代的文化艺术

丁编传记

第一章 后梁太祖

第一节 朱温起家

第二节 灭唐建梁 围攻凤翔

第三节 朱温之死

第二章 敬翔 张全义 王彦章

第一节 敬翔

第二节 张全义

第三节 王彦章

第三章 李克用 后唐庄宗明宗

第一节 李克用

第二节 后唐庄宗李存勗

第三节 明宗李嗣源

第四章 郭崇韬 周德威

第一节 郭崇韬

第二节 周德威①

第五章 后晋高祖 后汉高祖

第一节 后晋高祖

第二节 后汉高祖刘知远

第六章 后周太祖世宗

第一节 后周太祖

第二节 世宗柴荣①

第七章 冯道 王朴

第一节 冯道

第二节 王朴“平边策”

第八章 杨行密 李昪（徐知诰）

第一节 杨行密

第二节 李璠（徐知诰）

第九章 钱镠 王审知

第一节 钱镠

第二节 王审知（附留从效）

第十章 刘 刘旻

第一节 刘

第二节 刘旻

第十一章 马殷 高季兴

第一节 马殷经营湖南

第二节 高季兴

第十二章 王建 孟知祥

第一节 王建节度永平军

第二节 孟知祥奉命镇蜀

第十三章 李璟 李煜 韦庄 欧阳迥 顾闳中 董源

第一节 李璟 李煜

第二节 韦庄 欧阳迥

第三节 顾闳中 董源

第十四章 辽太祖 述律后

第一节 耶律阿保机

第二节 述律后

第十五章 辽太宗

第一节 排挤政敌，巩固权位

第二节 继续争战

第三节 奠定统治基础

第四节 学习汉文化，总结和积累治国经验

第十六章 耶律曷鲁 耶律屋质

第一节 耶律曷鲁

第二节 耶律屋质

第十七章 韩氏家族

第一节 玉田韩氏家族

第二节 幽州韩氏家族

第十八章 承天太后 辽圣宗

第一节 选拔人才，整顿吏治

第二节 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税，发展生产

第三节 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

第四节 与宋的争战与和好

第十九章 耶律斜轸 耶律休哥 萧挞凛

第一节 耶律斜轸

第二节 耶律休哥

第三节 萧挞凛

第二十章 萧韩家奴 耶律仁 先王鼎

第一节 萧韩家奴

第二节 耶律仁先

第三节 王鼎

第二十一章 耶律重元 耶律乙辛

第一节 耶律重元

第二节 耶律乙辛

第二十二章 辽天祚帝

第一节 邪正不辨，任人唯亲

第二节 边备松弛，对女真事务处理失当

第三节 偏听偏信，众叛亲离

第二十三章 宋太祖

第一节 灭周建宋

第二节 加强皇权 亲征平乱

第二十四章 范质 王溥 魏仁浦

第一节 范质

第二节 王溥 魏仁浦

第二十五章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李继勋 刘廷让

第一节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第二节 李继勋 刘廷让（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

第二十六章 高怀德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罗彦瓌 王彦昇

第一节 高怀德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第二节 罗彦瓌 王彦昇

第二十七章 赵普 沈义伦 吕馀庆 刘熙古

第一节 赵普 沈义伦

第二节 吕馀庆（附吕端）

第二十八章 杨业 杨延昭 杨文广

第一节 杨业（附杨重勋）

第二节 杨延昭 杨文广 杨延昭（延朗）

第二十九章 寇準

第一节 理政爱民，刚直不阿

第二节 安邦定国，河北退兵

第三节 宦途险恶，远窜南荒

第三十章 范仲淹

第一节 先天下之忧而忧

第二节 庆历新政

第三节 一世之师

第三十一章 韩琦 富弼 文彦博

第一节 韩琦①

第二节 富弼②

第三节 文彦博①

第三十二章 包拯

第一节 身世

第二节 政绩

第三节 清官“阎罗包老”

第三十三章 狄青 郭逵

第一节 狄青

第二节 郭逵

第三十四章 欧阳修

第一节 生平与政绩

第二节 “蓄道德而能文章”

第三节 博古通今之学

第四节 “余事作诗人”

第三十五章 曾巩

第一节 生平政事

第二节 文学成就

第三十六章 宋神宗

第一节 起用新人，推行新政

第二节 新政维艰，元丰改制

第三十七章 王安石 章惇

第一节 王安石（附吕惠卿）

第二节 章惇（附曾布）

第三十八章 司马光 吕公著

第一节 司马光

第二节 吕公著

第三十九章 沈括

第一节 生平

第二节 科学成就

第三节 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第四节 多方面的贡献

第四十章 苏洵 苏轼 苏辙

第一节 苏洵

第二节 苏轼

第三节 苏辙

第四十一章 周敦颐 程颢 程颐

第一节 周敦颐

第二节 程颢 程颐

第四十二章 邵雍 张载

第一节 邵雍

第二节 张载

第四十三章 苏颂

第一节 历仕五朝，学究天人

第二节 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

第四十四章 毕昇 李诫 王惟一

第一节 毕昇

第二节 李诫

第三节 王惟一

第四十五章 柳永 周邦彦

第一节 柳永

第二节 周邦彦

第四十六章 蔡京 童贯

第一节 蔡京（附王黼）

第二节 童贯（附梁师成、朱■、李彦）

第四十七章 宋高宗 秦桧

第一节 宋高宗

第二节 秦桧

第四十八章 李纲 宗泽

第一节 李纲

第二节 宗泽

第四十九章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 刘锜

第一节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附杨沂中）

第二节 刘锜（附李显忠、魏胜）

第五十章 岳飞

第一节 岳飞早年的抗金活动

第二节 岳云 张宪 岳云①

第五十一章 吴玠 吴璘

第一节 吴玠（附郭浩、杨政、吴拱）

第二节 吴璘（附吴挺、吴曦）

第五十二章 宋孝宗 虞允文

第一节 宋孝宗

第二节 虞允文

第五十三章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

第一节 朱熹

第二节 陆九渊

第三节 吕祖谦

第五十四章 陈亮 叶適

第一节 陈亮

第二节 叶適

第五十五章 李清照 朱淑真

第一节 李清照

第二节 朱淑真

第五十六章 陆游 辛弃疾

第一节 陆游

第二节 辛弃疾

第五十七章 姜夔 吴文英

第一节 姜夔

第二节 吴文英

第五十八章 郑樵 马端临

第一节 郑樵

第二节 马端临

第五十九章 李焘 李心传 徐梦莘

第一节 李焘

第三节 徐梦莘

第六十章 晁公武 赵希弁 陈振孙

第一节 晁公武

第二节 赵希弁

第三节 陈振孙

第六十一章 秦九韶

第一节 经历和为人

第二节 对数学的贡献：《数书九章》

第六十二章 张浚 韩侂胄

第一节 张浚（附张栻）

第二节 韩侂胄

第六十三章 史弥远 贾似道

第一节 史弥远

第二节 贾似道

第六十四章 真德秀 魏了翁 刘克庄

第一节 真德秀 魏了翁

第二节 刘克庄

第六十五章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孟珙 余玠 王坚 李庭芝 张珏

第一节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第二节 孟珙 余玠 王坚（附孟宗政、王安节）

第三节 李庭芝 张珏

第六十六章 文天祥 张世杰

第一节 文天祥

第二节 张世杰①

第六十七章 李继迁 张浦

第一节 李继迁

第二节 张浦

第六十八章 李德明

第一节 嗣位西平王

第二节 奠定建国基础

第六十九章 夏景宗

第一节 志在王霸

第二节 为帝图皇宋

第三节 称帝建国

第四节 千秋功罪

第七十章 夏毅宗没藏讹庞

第一节 夏毅宗

第二节 没藏讹庞

第七十一章 夏惠宗 惠宗梁太后

第一节 夏惠宗

第二节 惠宗梁太后

第七十二章 夏崇宗 崇宗梁太后

第一节 夏崇宗

第二节 崇宗梁太后

第七十三章 夏仁宗 任得敬

第一节 夏仁宗

第二节 任得敬

第七十四章 夏桓宗 夏襄宗

第一节 夏桓宗

第二节 夏襄宗

第七十五章 夏神宗 夏献宗 夏末帝

第一节 夏神宗

第二节 夏献宗

第三节 夏末帝

第七十六章 金太祖①

第一节 起兵反辽

第二节 建金破辽

第七十七章 完颜宗翰 完颜宗望 完颜昌

第一节 完颜宗翰

第二节 完颜宗望

第三节 完颜昌

第七十八章 金太宗①

第一节 灭辽、灭北宋、攻南宋

第二节 政治经济政策

第七十九章 金熙宗

第一节 官制与文化改革

第二节 锐意革新的统治前期

第三节 统治末年的荒政与被害

第八十章 完颜宗弼 完颜希尹 韩企先①

第一节 完颜宗弼

第二节 完颜希尹

第三节 韩企先

第八十一章 海陵王

第一节 弑君夺位

第二节 巩固政权，进行改革

第三节 发动侵宋战争与被杀

第八十二章 金世宗

第一节 统治初期

第二节 金代“治世”

第三节 完颜允济 完颜允恭

第八十三章 金章宗 金宣宗 金哀宗①

第一节 金章宗

第二节 金宣宗（附术虎高琪）

第三节 金哀宗

第八十四章 完颜陈和尚 郭蝦■①

第一节 完颜陈和尚

第二节郭蝦■

第八十五章 李全 武仙 崔立①

第一节 李全

第二节 武仙

第三节 崔立

第八十六章 蒲鲜万奴

第一节 金末辽东统帅

第二节 东夏国的兴亡

第八十七章 元好问

第一节 名震京师“元才子”

第二节 崔立碑事

第三节 战俘生涯

第四节 北方文坛盟主

第八十八章 数学

第一节 贾宪三角

第二节 增乘开方法

第三节 大衍求一术

第四节 垛积术

第五节 会圆术

第六节 纵横图

第七节 筹算算法的发展

第八节 数学教育

第八十九章 天文学

第一节 珍贵的天象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制造

第三节 恒星测量与星图

第四节 历法

第五节 气象知识

第六节 辽、夏、金的天文学

第九十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

第二节 热学

第三节 声学

第四节 光学

第五节 电和磁静电、静磁及物体的导电性

第九十一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

第二节 药物化学

第三节 冶金化学

第四节 蒸馏酒

第九十二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方志

第二节 测量和制图的成就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水文学

第四节 旅行家及其游记

第五节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第六节 沿革地理

第九十三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动植物专著

第二节 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第三节 遗传与变异

第四节 对大型真菌与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

第九十四章 医药学

第一节 人体解剖的新进步

第二节 官修本草

第三节 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

第四节 创设校正医书局

第五节 临床医学的进展

第六节 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

题 记

本卷论述公元906年至公元1279年的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时期的历史，也是中国各民族又一次重新组合时期的历史。汉族地区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海贸易的畅通，边疆民族地区封建化的加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学术文化方面，文、史、哲、理均有巨著，且树新声。我们应该看到这时期有关的各民族在政治上都应有他们平等的地位，都各有他们对历史的贡献，而汉族在历史发展中则应保持他的主体民族的地位。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旧说简单地认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混乱、分裂时期的历史，只能是皮相之谈，是不足取的。

本卷创议于1984年。这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编写会议，讨论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建立了领导组织。在会议上，邓广铭同志指出，宋史研究，尤其是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多年来受传统观点影响较深，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在宋朝之前，顺序本应是辽宋夏金，然而总是排为宋辽夏金，而且辽夏金史在中国通史中所占的比重过少。现在我们把顺序摆正，对辽夏金史也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不仅符合历史，也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还强调了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王静如同志指出，写书与写论文的体例不同。在史料中，辽宋夏金有他们本民族的史料，但大量的还是汉文史料。他指出，国与族要分开。辽夏金国境内的居民仍然是以汉人为多数。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意见一直是本卷编写的指导思想，但我们做得还不够。

程溯洛同志就本卷中不同民族的分写合写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分写基本上按照传统的写法，辽、宋、夏、金一个一个地写。合写是按各民族内部联系和时代发展的顺序写，这是比较好的写法，但编写时会遇到较多的困难。讨论结果，还是采用了后者。现在，我们是把这一时期的历史分为十四章，四个部分。第一章是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这是乙编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七章，这是乙编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辽宋及二者之间的矛盾，第八章至第十二章是乙编的第三部分，主要是讲南宋、金及二者间的矛盾。第十三章至十四章是乙编的第四部分，论述西夏及其他民族。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清楚，对读者比较方便。

会议成立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本卷的编写工作。编委会由陈述、程溯洛、陈振三位同志组成，陈振同志任主编，编委会下设编写组，由王静如、陈述、程溯洛、陈振等七位同志组成。

王静如同志，1903年生于河北深泽。1927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29年毕业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赴英、法、德等进行语言学、历史学及古代欧洲社会经济史、艺术史研究。1936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的研究员、导师、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学术上涉猎广泛，对古汉语、语言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秦汉史、民族史、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1932—1933年撰著的《西夏研究》第1—3辑为其代表作，曾荣获1936年法国院士会东方学“茹莲（S·Jvjen）”奖金。是我国杰出的西夏学专家。他对中国古代民族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字的研究也都有重要贡献。陈述同志，1911年生于河北乐亭。1929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35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攻辽金史。1939年晋升为研究员。此后先后受聘为东北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1949年以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首届）。主要著作有《契丹史论证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契丹政治史稿》、《金史拾补五种》、《辽史补注》，辑校《全辽文》，主编《辽金史论集》1—5集。

程溯洛同志，1913年生于浙江温州，从1935年起，相继就读于东吴大学和光华大学。1938年入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1年毕业后又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向达、姚从吾先生学史。1944年进入设在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宋、辽、金史的研究，1946年返北平。1949年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宋史与维吾尔族史研究。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事维吾尔族史与宋辽金元史的教学与研究。早期著作有《论拐子马与铁浮图》、《北宋联金攻辽始末》等。在50年代与冯家昇、穆广文合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成为我国维吾尔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70年代以后，历十年之功撰写《维吾尔族简史》一书的古代部分，晚年主要著作有《唐宋回鹘史论集》。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九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五节、第十四章第三节（回鹘）、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

王静如、陈述、程溯洛同志先后去世后，本卷编写工作的重担，就全部由陈振同志担当起来。

本卷主编陈振同志（曾用名沈继宏、陈高生），1931年生，江苏海门人。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宋史专段）毕业，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专事宋史研究。1980年为副研究员，1987年为研究员。历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师大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著作有《简明宋史》（为两主编之一）等，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为辽宋西夏金史副主编之一）。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论保马法》、《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论宋代的县尉》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一、三节，第三章第一、三节和第四章；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十章和第八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二、三节，第十四章第四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二、五、六目）、第三节，第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第五章第一、二、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节，第七章第一、二、三节，第八章第一、二、三、四、五节，第九章第一、二、三、四节，第十章第一、二、三节，第十一章第一、二、三节，第十二章第一、二节，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章和第六十五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还有下列同志，依所写章节顺序介绍如下：李桂芝同志，1941年生于辽宁黑山。1965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辽、金、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辽金简史》、《新编中国通史》（合著）、《中国历史大事本末》（合著）等，主要论文有《五户丝制述略》、《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营卫志>考辨》、《契丹郎君考》等。她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二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第八章第六节、第十章第四节、第十一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三章第四节；丁编传记的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二章。

白滨同志，1936年生于山西平定。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研究工作。现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夏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参加《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合著有《文海研究》、《西夏文物》、《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译注》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乙编综述的第十三章第一、二、三、四节；丙编典志的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七节、第九章第六节、第十章第五节、第十一章第五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五节；丁编传记的第六十七章至第七十五章。

张博泉同志，满族，1926年生于辽宁辽阳。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及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东北地方史稿》、《金史简编》、《金代经济史略》、《金史论稿》（合著，第一、二卷）、《女真新论》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第一、二、三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八节、第九章第七节、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第六节、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十三章第六节。

俞永炳同志，1963年生于浙江萧山。1984年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1987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汉唐考古研究工作。曾参加了山西南部地区西周墓葬的发掘与研究；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测绘研究；河南、河北地区定窑、汝窑遗址调查；浙江南部三国—宋元时期窑址调查；浙江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发掘与调查；江苏扬州古城发掘与调查等。199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访问韩国、日本，其间参加了六次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1993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山丝路奖学金”，赴英国、法国、德国等学术访问，并从事唐宋宗教遗物研究。主要论文有《江苏扬州宋三城发掘与勘探》、《丝绸之路上的杨州唐城》、《宋辽金纪年墓葬塔基出土的瓷器》等，有《扬州古城发掘报告》、《中国古代文物典》等，翻译学术著作多篇。1994年调至外经贸部国际经贸消息报社工作，现任副总编兼新闻部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孟古托力同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一节。

余大钧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二节。

魏良弢同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三节（喀喇汗王朝）。

祝启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五节。

尤中同志，云南大学档案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六节。

莫俊卿同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七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二节（三、四、七、八目）。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三、五、六、七、八、十节，周卫荣同志还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四章第二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二、四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九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八十八章，并审阅了本卷全部有关科技部分的稿件。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十一节、丁编传记部分第九十一章。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十二节。

凌光同志、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十三节。

关树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五节。

许春在同志，1938年生于浙江奉化。1961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和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一章至第十三章。

吴怀祺同志，1938年生于贵州贵阳。1961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导师白寿彝先生攻读史学史，1981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及《郑樵评传》等，发表史学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百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五十三章第一和二节、第五十四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张菁同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第四十八章。

余敏辉同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一章、第六十六章第二节。

范荧同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五章第一节、第五十五章第一节、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

崔文印同志，1941年生于河北乐亭，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中华书局编审。70年代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参与整理出版了《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等，发表有关历史文献学史的研究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三章、第四十五章第二节、第五十三章第三节、第五十五章第二节。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四十章、第六十六章第一节。

周少川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史学所在读博士研究生。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第六十章。

关培红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编辑，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

管成学同志，长春师范学院苏颂研究室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张秀民同志，北京图书馆印刷史专家。韩琦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第一节。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第三节、第九十四章。

陈继宏同志，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五章第三节。

汪晓勤同志，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讲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程妮娜同志，195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七十六章至第八十七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八十九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选图、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加了本卷图版的拍摄工作。

全卷文清如水，骨架分明。

邓广铭同志和杨翼骧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我们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8.9.12.中国通史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五代十国史料

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旧五代史》，150卷，宋薛居正监修，开宝七年（974）成书，主要依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修撰，称《五代史》，也称《五代书》。后欧阳修以《五代史》不合“春秋笔法”，遂于皇祐五年（1053）撰成《五代史记》74卷。史称前者为《旧五代史》，后者为《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流行渐稀，明初以后绝版。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他书所引文字补充重编，其史料价值高于《新五代史》，《新五代史》亦有少数记载较详，但都略于“十国”。至于清陈鳣《续唐书》，是以后唐、南唐为正统的纪传体五代十国史，史料价值不高。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自卷266至294，为五代十国编年史，共29卷。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条理明晰，便于检索，卷37至42的27目，专叙五代十国事。

《五代会要》、《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宋初王溥监修，30卷。分类记载五代典章制度。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等编纂，1000卷，31部1004门，保存了许多五代史料，部总序、门小序又常对五代各种典章制度进行概括性的论述，可补《五代会要》之不足。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亦有五代典制的记载。“十国”史料宋代记载“十国”的史书，以南唐为最多，如史虚白《钓矶立谈》、龙衮《江南野史》、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佚名《江南余载》等，而以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为著。

记载前、后蜀的有句延庆纂《锦里耆旧传》、张唐英撰《蜀梼杌》，记载吴越的有题范坰、林禹撰《吴越备史》。

综合性的有周羽翀《三楚新录》，记载荆南、楚、湖南事迹。佚名《五国故事》，记吴、南唐、前后蜀、南汉、闽“五国”，实为六国事。路振《九国志》原记九国事，张唐英补北楚（荆南），遂成十国史。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纪传体（有表无志）“十国”史；清梁廷枏《南汉书》，纪传体（无志、表）南汉史，两书汇集了有关史料，便于使用。文集、笔记史料五代有少量文集传世，如闽人黄滔《黄御史集》，吴越罗隐《罗昭谏集》，后蜀杜光庭《广成集》，以及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徐公文集·骑省集》，多有诏旨碑传等原始史料。笔记小说，主要有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孙光宪《北梦琐言》、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钱易《南部新书》等，也有有关五代十国的史料。

清代所编《全唐文》、《全唐诗》，都收录五代十国作者的诗文，便于检索有关史料。

第二节 辽代史料《焚椒录》及其他辽人著作

同中原历代皇朝一样，辽朝也重视国史的撰修。辽太祖时，曾置监修国史。圣宗时，设修史机构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和修起居注、日历等史官。“对其国史之努力，固不少逊金人，其成绩亦有足述者”①。但以世事沧桑，朝代更迭，战争频繁，官私著述，流散殆尽。流传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

自太祖以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以来，历太宗至兴宗先后编修了《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统和实录》、《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又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①同时编著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乃命置局编修国史，至大安元年（1085），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已具。天祚乾统三年（1103），复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皇朝实录》70卷，是金、元撰修《辽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尚有私家著述《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辽四京记》、《契丹地理图》、《疆宇图》、《大辽对境图》、《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等，惜今只有目而无书。

辽朝契丹、汉臣多有诗文集，如辽道宗《清宁集》、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穆《宝老集》、杨佶《登瀛集》、李瀚《丁年集》等，都已不存。今存者有进士王鼎的《焚椒录》，记录了辽道宗皇后被诬致死的情况，为研究道宗朝政事和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人著述流传至今者，尚有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鉴》和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对研究辽朝的社会和宗教也不无裨益。《契丹国志》及其他宋人著作中的史料与辽为兄弟之国的宋人著作中，专记或涉及辽事者，为数颇多，为研究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专记辽事者首推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全书27卷，包括帝纪12卷，后妃、诸王、外戚、群臣列传7卷，书、表、语录、杂记等8卷。记录了契丹初兴、建国始末，搜集了与后晋、宋、西夏交往文书，今有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又有节本名《辽志》，摘取书中有关契丹初兴、部落、族姓、制度和风俗等内容，不分卷。

南宋李焘所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编年体北宋史，其中涉及辽事也多有记载，可考订《辽史》的舛误和补充《辽史》的不足。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卷，记事起自宋政和七年（1117），终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记宋金和战事时，对辽末形势，北辽和辽、①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①《辽史·文学·耶律孟简传》。

宋、金三方交往事也有较多记载。

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有契丹专传可资参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契丹人的早期活动、辽的建立和辽与中原五代各政权的交往以及辽朝某些制度的记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宋大诏令集》、《文献通考》、《通志》、《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以及宋人使辽语录、宋人行记、宋人文集、诸臣章奏等也多有关于辽朝史事的专门或零星记录。近年，贾敬颜教授对宋人使辽行程录作了整理、疏证，有《宋元人行记十一种疏证稿》（油印本），搜集了胡峤、晋出帝、王曾、薛映、宋绶、沈括等人的使辽行程录，所记为宋使所亲见，对研究辽代地理、风俗、军政制度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辽史》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后继的朝代应为前朝撰修史书，以记录其君臣行事，政事得失。金朝曾两次撰修《辽史》，第一次在熙宗时，以耶律固主持纂修。后其徒萧永祺纂成75卷，未及刊行。章宗时，再次置局编修，以移剌履、党怀英等提控、编修，陈大任继成之，称陈大任《辽史》，仍未及刊行。陈大任《辽史》中当使用了大量辽时著述，时“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①。元修《辽史》时，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尚存，是元修《辽史》的重要依据，今亦不存，有关资料赖元修《辽史》得以保存。

《辽史》是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顺帝时宰相脱脱奉敕撰，116卷，其中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1卷。在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已佚的今天，它是所能见到的保存辽代史料最为丰富的史籍，是研究和学习辽史的主要文献。《辽史》中的部分志、表为其独创，内容相当丰富。如《营卫志》中记载了契丹人的部落族帐、斡鲁朵和行营捺钵；《百官志》记录了辽朝的北、南面官；《礼志》记载了汉礼和契丹礼仪；《仪卫志》记载了“国舆”、“汉舆”，“国服”、“汉服”，“国仗”、“渤海仗”、“汉仗”，不但保存了辽朝的大量典制，而且为研究契丹民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清人赵翼称“《辽史》立表最善”②，所列《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可补纪传之失，并可与纪传相互校勘；《游幸表》更体现了辽朝行国的特征。

金朝虽曾两次撰修《辽史》，终因体例未定，未能刊行。及至元朝修撰《辽史》时，屡经朝代更迭，文献散失已多，可资参考的资料已感匮乏。而《辽史》自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局编修，次年三月成书，历时仅11个月。时间短促，缺乏周密安排和详审考订，因而疏失、遗漏、重复、抵误之处所在多有，如纪年错误，记事矛盾、疏失，史事错误，译名混乱，一人两传等，因而使用时应与其他文献互证。《辽史》元刻本已失传，现有明、清和民国时数种版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辽史》标点校勘本，为目前通行的较好版本。

高丽曾为辽朝属国，与辽交往也很密切。明代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①《金史·文艺·党怀英传》。

②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中也有大量关于辽朝和辽与高丽交往的史料。此外，明人杨循吉还著有《辽小史》，主要记叙辽政权的建立、更迭、西迁和帝位争夺，颇简略。

第三节 宋代史料《宋史》、《东都事略》

《宋史》元脱脱奉敕撰，496卷，至正五年（1345）成书，主要依据宋朝国史、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删削增补而成，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南宋后期尤疏略，向以粗疏芜杂著称，但保存史料丰富。

《宋史翼》40卷，清末陆心源以宋人文集、史书以及年谱、方志资料，辑补《宋史》未立传人物，补传781人（附传64人），可补《宋史》之不足。

《东都事略》130卷，南宋王称撰，纪传体北宋史，无志表，时称“信而有征”，少数史料为《宋史》所无或可纠《宋史》失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南宋李焘据国史、实录、家传、野记等修撰，淳熙十年（1183）成书，广征博引，考证异同，保存大量史料，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重编分卷，已佚徽宗、钦宗两朝以及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各一部分。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南宋杨仲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编撰，按朝各分事目，虽太祖、太宗、哲宗、徽宗四朝共佚8卷，另2卷亦残缺，仍保存了许多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南宋李心传撰，高宗一朝编年史，据国史、日历、文集、碑传等修撰，约于嘉定元年（1208）成书，保存了南宋初期及宋金战争史料。

《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南宋徐梦莘编撰，绍熙五年（1194）成书，具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战史料，全录或节录原文，尤为珍贵。《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会要辑稿》宋代至宁宗朝历朝修撰会要皆已成书，久佚。清嘉庆时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出，后经多人整理未能完成。1936年据整理稿影印出版，为200册；1957年再缩版影印，为八大册。分为17门，门下分目收录大量诏令、法令、奏议，虽多有残缺，但保存了大量宋代典章制度史料。陈智超将本书整理时的复文或误作复文而被删落的遗文约八十万字，整理为《宋会要辑稿补编》，1988年影印出版，为一大册。

《文献通考》348卷，马端临编撰，元大德十一年（1307）成书，分为24门，门下分目，为典制通史，下迄南宋宁宗朝，对宋代典制记载尤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南宋李心传撰，分甲、乙两集，各20卷，甲集分13门，乙集分12门，体例类同会要，分类记载嘉定以前典制、事迹。南宋李攸《宋朝事实》20卷，记北宋典制，体例亦近会要。

《宋大诏令集》、《庆元条法事类》《宋大诏令集》原为240卷，今存196卷，1962年中华书局校印出版。传宋绶后人于南宋初编辑。存17门，分类辑录北宋八朝（无钦宗朝）诏令3600余篇。

《庆元条法事类》存36卷，南宋谢深甫等奉诏编集，嘉泰二年（1202）

编成，为当时现行法令汇编，也保留一些已不实行的北宋法令，存16门，门下分类，排列敕、令、格、式、申明，“申明”载有时间，自元祐七年（1092）至嘉泰元年。

《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诸臣奏议》150卷，南宋赵汝愚辑，为北宋奏议分类选集，分12门114目，每篇奏议附有时间。

《历代名臣奏议》350卷，明黄淮、杨士奇辑。分64门，分类辑录，其中宋代奏议约占十分之七，许多为他书所未载。1989年据邓广铭先生藏明永乐刊本影印，附有篇名目录和作者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传记类史料《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南宋杜大珪编，共录碑传文254篇，传主221人，极大部分为北宋人。1938年，燕京大学将其中《实录》附传27篇及已佚宋人文集的碑传文53篇，编为《琬琰集删存》。

《伊洛渊源录》14卷，南宋朱熹撰，录宋代理学人物27人的行状、墓志、家传或小传及有关文章、言行录，末卷为“无征述文字者”20人，大多有小传。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共58卷，南宋岳珂编，收集大量有关岳飞的原始资料和时人有关著作。王曾瑜的校注本征引书籍近两百种，更丰富了本书内容（中华书局1989年版）。

《宋名臣言行录》共75卷，南宋朱熹、李幼武纂集，分前（即《五朝名臣言行录》）、后（即《三朝名臣言行录》，以上朱熹编纂）、续、别、外五集，共收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人物225人，列有简介或小传及言行等。此外，尚有南宋刘宰《京口耆旧传》9卷，记镇江（今属江苏）府属县25人传记；元初佚名《昭忠录》1卷，记宋末近五十年间（宋元战争）死难人物130人；元吴师道《敬乡录》14卷，辑婺州（今浙江金华）属县人物，有宋人近40人；明初宋濂《浦阳（今浙江浦江）人物记》2卷，有宋人16人，都保存了不少史料。

《宋元学案》100卷，清黄宗羲、全祖望编撰，立宋代学案、党案、学略84案（略），涉及约2000人，记述师承、传授，选录传记、著作、论述，汇集了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史料。

编年类史料《宋史全文》有《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等多种书名，36卷，宋元之际佚名编撰，编年体宋史。附佚名《宋季朝事实》2卷，保存了南宋后期的部分史料。

《宋太宗实录》80卷，存20卷，宋钱若水等奉敕撰，咸平元年（998）

成书，是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实录。

此外，宋陈均《宋九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记北宋事；李■《皇宋十朝纲要》25卷，记北宋及南宋高宗朝事；汪藻（一作佚名）《靖康要录》16卷，记宋钦宗朝事；熊克《中兴小纪》40卷，记宋高宗一朝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64卷（佚30至45卷），记南宋高宗、孝宗两朝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5卷，记南宋高、孝、光、宁宗四朝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16卷，记南宋光、宁宗两朝事；元初佚名《宋季三朝政要》6卷，记南宋理宗、度宗及少帝（恭帝）时事，卷6系南宋末陈仲微《二王（广王、端宗和益王、末帝）首末》。

传世的宋人编年谱谱主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周敦颐、朱熹等多种，后人修撰的宋人年谱更多，其中以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为最著，汇集众多史料为王安石辩诬。

政书类史料《职官分纪》50卷，宋孙逢吉撰，官制通志，分官列职，下迄哲宗元祐年间，尤详于宋代政制。此外，南宋末许月卿《百官箴》，分曹列职，载当时政制。

《武经总要》前后两集，各20卷，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庆历四年（1044）成书，为军事通志，分制度、边防、故事（战例）、占候四部，尤详于北宋前期，介绍兵法、条令、战术、战阵、训练、编制、装备，附有武器、战阵等插图，介绍了三种火药配方。

此外，记载宰辅的，有宋徐自明《宋宰铺编年录》20卷，编至嘉定八年（1215）。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26卷，续至祥兴二年（1279）。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合二书为一。

记载北宋三馆、秘阁及秘书省制度的有程俱《麟台故事》，记载南宋秘书省制度的有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佚名《续录》。

记载翰林学士院制度、典故的有南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

记载州县地方官从政及注意事项的，有北宋末李元弼《作邑自箴》，南宋佚名《州县提纲》，胡太初《昼帘绪论》。南宋董煟《救荒活命书》，则载自古至宋孝宗政令及救荒之策等，供地方官从政参考。

南宋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分类编辑南宋宁宗、理宗二朝地方官的诉讼判语及少量有关公文，许多为他书未载史料。

地理类史料总志有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存197卷半），王存《元丰九域志》10卷，欧阳忞《舆地广记》38卷。南宋有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存169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

地方志现存的宋代地方志近30种，元代亦有近10种，几乎覆盖今苏南、上海和浙江的杭、嘉、湖及宁绍平原。如今江苏南京（《建康志》）、镇江、常州（《毗陵志》）、无锡、苏州（《吴郡志》）、昆山（《玉峰志》）、常熟（《琴川志》），上海松江（《云间志》），浙江杭州（《临安志》）、嘉兴（《嘉禾志》）、海盐澉浦镇（《澉水志》）、吴兴、绍兴（《会稽志》）、宁波（《四明志》）。此外，浙江定海（《昌国志》）、临海（《赤城志》）、建德（《严州志》）、嵊县（《剡录》），福建福州（《三山志》）、仙游（《仙溪志》）、长汀（《临汀志》）①，以及安徽歙县（《新安志》）等皆有志，其中北宋仅《吴郡图经续记》1种，北方亦仅元《齐乘》（山东志）1种。

城市志记载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今河南开封）的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首都临安的有吴自牧《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两城经济、文化、风俗等史料。此外，王瓘《北道刊误志》，记有北宋开封及大名（今属河北）城的史料。类书、文集、笔记中的史料宋代分类辑录的诸书保存了许多散佚史料。著名的有章如愚《山堂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王应麟《玉海》等，皆通录历代而详于宋代，而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专录北宋神宗朝以前事。

著名历史人物如范仲淹、韩琦、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沈括、二程、李纲、朱熹、陈亮、陆九渊、陆游、真德秀、文天祥等等，都有文集传世，宋人文集多达400种以上，保存着大量书、信、奏议、制诏、碑传，以及许多诗文都属史料。吕祖谦编《宋文鉴》，选录北宋各体诗文2600篇，部分史料不见于他书。

宋代数百种笔记中，保存着大量史料。著名的如司马光《涑水纪闻》、陆游《老学庵笔记》、王明清《挥麈录》、赵昇《朝野类要》、岳珂《愧郯录》、周密《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等等，大多记载史事、典制、见闻、佚事。沈括《梦溪笔谈》则还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记载，而洪迈除《容斋随笔》外，还有记载神怪的《夷坚志》，其中有反映当时市民生活的社会史料。

专门著作中的史料宋代还有数以百计的各种专门著作，门类庞杂，数量众多，保存了各个方面的史料。如机械有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建筑有李诫《营造法式》，数学有秦九韶《数书九章》，医学有《政和本草》、《和剂局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董汲《脚气治法总要》，法医有宋慈《洗冤集录》。

农业和园艺有陈旉《农书》，桐、荔枝、橘、菌、竹、笋等经济作物，①《永乐大典》卷7889—7985，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其他宋元方志，辑入《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影印本。

牡丹、芍药、海棠、梅、兰、菊等观赏植物，无不有专著，陈景沂《全芳备祖》，备载各种花、草、果、木、蔬、笋、木耳、菌、茶、药材及五谷、桑、麻等。

此外，茶、酒、糖、蟹、香料，以及琴、棋、书、画、体育、游艺、杂剧、小说（话本）、笔、墨、纸、砚、藏书目录等等，也无不有专门著作，提供了各方面的史料。

今人编辑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五册（宋辽金部分）邓广铭主编，辑录125种著作，全面系统地分类选编最基本的史料原文，校点注释，信实可据。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编，收人物400多，辑自500多种著作原文，但引文常有误。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何竹淇编，从380多部著作中，以事件分别辑录原文，大体齐备，间有考订。

《宋辽金画家史料》陈高华编，收录宋辽金画家87人（内辽3人、金6人）（清厉鹗《南宋院画录》所录画家，大部分未收入本书），以人分编辑录史料。

《宋代吐蕃史料集》汤开建、刘建丽辑校，除《宋史》外，辑录各种史籍、文集、笔记、方志的史料。

第四节　西夏史料

西夏有专设的史官与修史机构。据夏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规定，夏国“史院”位列三品（中品）①。仁宗时担任蕃汉教授的大臣斡道冲，世代掌国史②。天盛十三年（1161），设立翰林学士院，任命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修撰李氏实录。

西夏所修实录、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史载西夏献宗时，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③，未见传世。西夏末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入西夏后，收其“遗书”，其中当有西夏的实录、国史等史籍。据明人姚士粦《见只编》记载：“兰溪魏某，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又清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近人柯劭忞为戴锡章《西夏纪》所作序中有：“犹忆光绪辛巳（1881），予与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据以上记载，西夏的史籍是逐渐散失亡佚的。

佚失的宋人所著西夏史籍，据今所知有孙巽《夏国枢要》2卷，记西夏“兵屯会要，土地肥硗，井泉涌涸，谷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与夫城池之完缺，风俗之所尚”①。元修《宋史·夏国传》所述帝王谥号、庙号、陵名等，都采自此书。刘温润曾任鄜延都监，驻守延州（今陕西延安），著有《西夏须知》1卷，记载西夏境内杂事，凡15条目②。这两部书大约在清中叶时尚存残本③。此外，宋元人著作的西夏史书尚有存目而无撰者姓名的，有《西夏杂记》④、《西夏事实》、《西夏事宜》等。⑤宋人著作中的西夏史料由于现存的西夏史料极少，今日研究西夏历史，主要依靠宋人所编的史书中与西夏史事有关的著作。此类著作很多。记载西夏史料最为丰富的，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后人编辑的西夏史书多取材于此，如果将其中有关的西夏史事摘录成编，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西夏编年史。其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最重要的一种，特别是其中《兵》、《方域》、《蕃夷》等门类，保存了丰富的西夏史料。托名曾巩撰的《隆平集》、王称《东都事略》，都是宋人著作为夏国作传者，采撷史料较早，且“信而①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原件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

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③《金史》卷134《西夏传赞》；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

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

②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下，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③《西夏书事》，周郁滨序。

④尤袤：《遂初堂书目》。

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

有征”⑥，前者多记载西夏习俗和制度，后者专述西夏立国前后至北宋末与宋朝有关的史事。此外，大量的宋人文集、笔记小说中都有不少的西夏史料，尤其是那些出任过西北边疆或参与处理西夏问题的大臣的文集、笔记，时有珍贵记述，如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张方平《乐全集》、余靖《武溪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司马光《涑水纪闻》、魏泰《东轩笔录》、陈师道《后山谈丛》、田况《儒林公议》、曾布《曾公遗录》等。类书如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政书有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及宋人编的《宋大诏令集》等，都含有各种不同的西夏史料。西夏与辽、金并存，关系密切，辽、金的史籍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归潜志》、《闲闲老人滏水文集》，都有涉及西夏史事的记载。

宋、辽、金三史及其他史书、文集中的西夏史料元代脱脱主持修撰宋、辽、金三史，各有《夏国传》或《西夏记》、《西夏传》，是与本朝有关的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西夏史事记载。“三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主要取材于宋、辽、金三朝的国史、实录、日历及当代著作，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失传，因此“三史”保存的资料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三史”中以《宋史·夏国传》最为详细，内容也较丰富。《辽史·西夏外记》最为简略，内容基本是本纪中有关西夏史事的摘录。《金史·西夏传》主要依据金代历朝实录。此外，“三史”的本纪、志、表、列传中也包含有相关的西夏史事。

西夏建国前的党项族，早在唐末已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党项族的兴起与建国前的历史，主要见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党项传》，《五代会要》的《党项羌传》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西夏灭亡后，元代西夏人（唐兀氏）的活动主要见于《元史》及大量的元人文集与有关著作中①。

汉文史书中的西夏史料，一般说来都是从本朝角度出发，记录与西夏发生关系的史事，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聘、交往和冲突时期的仇杀、战争。对西夏的政治制度、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方面，记载很少，或语焉不详，这是利用汉文史籍中西夏史料时感到的最大不足。

西夏文史料西夏在元昊建国前夕创制了西夏文字，汉文史书称为“蕃书”。西夏文创制后，元昊“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②。西夏文文献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少。1908年至1909年，沙俄军官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西夏文书，其中有官私文书、法律文献、语文著作、⑥《东都事略》洪迈序。

①除《元史》外，较重要者如《蒙古秘史》，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邵远平《元史类编》，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虞集《道园学古录》，余阙《青阳文集》等著作和文集。②《西夏书事》卷12。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箓，教国人纪事悉用蕃书。”

文学作品、历史、医卜、佛经以及译自汉文或编译成书的汉籍译著③，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西夏史料。

政治、法律史料法律著作有六七种，其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章，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制定的法典，它规定了西夏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国家政治机构及国家各阶层所应遵循的准则①。西夏神宗光定年间（1211—1222）还制定了《新法》和《猪年新法》。军事法典有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制定的《贞观玉镜统》。职官制度的记载，有一份《西夏官阶封号表》，列举西夏官阶七品，以及皇后、公主、嫔妃、诸王、国师、文武大臣的封号②。这些都提供了研究西夏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社会经济史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中列有国家设立的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机构司、院有七八种以上。

西夏文韵书《文海》，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要集》，词书《圣立义海》、《义同一类》③，记载西夏时期的各类词语，反映了当时的生产与生活，都可当作史料来利用。西夏文书《瓜州审判记录》④、《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⑤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典籍西夏文献中属于文化方面的典籍最为丰富。字（词）典中除上列几种外，还有《音同》、《五声切韵》，分类词语《三才杂字》，历史著作《太祖继迁文》，诗文集《三世属明言文集》、《贤智集》，诗歌《新集金碎掌直文》，故事《新集慈孝记》，格言集《圣立义海》，谚语集《新集锦合辞》等。还有宗教咒语《魔断要语》，法术图《谨■》以及历书、乐器图等①。

西夏时期曾从汉文或藏文翻译佛教经典，现存的西夏文佛经十分丰富。

佛经中译经图及其序跋如实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景、组织、规模；列举了译经的时代，译、校者及译经缘起②，是研究西夏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③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汉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以下简称《西夏文写本和刊本》。①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

②《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③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著：《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西夏]骨勒茂才编：《蕃汉合时掌中珠》，载《嘉草轩丛刊》；又见《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④《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0年版。

⑤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②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五节　金代史料

金朝重视文化的发展，崇尚文治，“典章法度几及汉、唐”③。金仿辽、宋设官修史，由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属下的著作局掌修日历，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金史》卷13《卫绍王纪·赞》载，元初王鹗奉诏修金史时，采摭杨云翼《日录》40条、陈老《日录》30条。日录当如唐、宋宰相的时政记或与日历相类④。实录有《先朝实录》3卷，记始祖以下十帝事迹。从太祖至宣宗（包括睿宗、显宗）均有实录，只缺卫绍王，但有《卫王事迹》而无实录，哀宗实录亦缺，金代实录早已亡佚。

至今保存下来的最基本的金代史料是《金史》、《大金国志》。

此外尚有金、宋、元人的著述。金代文人辈出，著述亦丰，惜多已失传。元时刘因《金太子允恭墨竹》诗：“百年图籍有萧相，一代英雄惟蔡公。策书纷纷少颜色，空山夜哭遗山翁。”①所幸有元好问、刘祁、王鹗诸士为存金朝史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金史》、《大金国志》《金史》元脱脱奉敕撰。全书135卷，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近百万字，是全面记载金朝兴亡的一部史书。

在元脱脱修《金史》前，致力于写金朝史的有二人，一是金元之际的大文学家元好问，晚年以“国亡史作，己所当任”②，欲据实录撰写金史。《静修先生文集》卷5记载：“汴亡，张蔡公以金实录归，遗山尝就公誊录。”但因乐夔所阻，以实录为基础撰写金史的计划未能实现。于是“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③。著有《遗山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其著述多为纂修金史所本。二是王鹗，金实录在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失陷时，张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④。于元中统二年（1261）将实录献上，王鹗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命国史院修辽、金二史。王鹗为修金史，搜集和采访史事，得故金部令史窦祥所忆旧事20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16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5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40条，陈老《日录》30条。⑤元好问《壬辰杂编》亦于此时搜得，并藏在史馆。王鹗的金史编写目录至今保存在王恽《玉堂嘉话》中。王鹗《金史》成为后来修金史的底本。

元灭金后，于中统二年因王鹗奏请，而修辽、金二史，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又命修辽、宋、金三史，但由于正统之争，体例不能确定而中止。到③《金史》卷126《元好问传》。

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08页。

①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5。

②③《金史》卷126《元好问传》。

④《元史》卷147《张柔传》。

⑤《金史》卷13《卫绍王纪·赞》。

顺帝至正三年（1343），方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①，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成。时脱脱已罢相，由丞相阿鲁图继任为都总裁，并上《进金史表》。

《金史》所据资料较为丰富，既有实录、国史，复有王鹗的《金史》为底本，元好问、刘祁生前即有意识抢救史料和著述，均为金史的编写奠定良好的基础。《金史》在三史中，一直评价很高，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称：“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

《金史》体例多仿《新唐书》，其创例处是在“本纪”之前列“世纪”，“本纪”之后复有“世纪补”。“世纪”是仿《魏书》之《帝纪序》而创例。《金史》创立《交聘表》，是金与宋、西夏、高丽使臣交往的记载。《金史》于西京路列部族节度使八、详稳九处、群牧十二，打破了只以府州县为地理内容的传统观点。《金史》虽称最善，但亦存在许多缺点，清人亦多有论列。《大金国志》是仅次于《金史》的一部较为完整的金朝史。全书40卷，纪26卷，开国功臣传1卷，文学翰苑传2卷，杂录3卷，杂载制度7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1卷。托名宇文懋昭撰，载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进书表一通。元苏天爵曾提及此书，其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元中期。《大金国志》不是以金实录、国史为资料的主要来源，而是以抄撮宋、元人请记载，间以野闻俚说而成书。此书虽多有错误，但保存了部分难以得到的史料，且大部分记载可与他书相互印证或补他书之不足。因此，《大金国志》仍不失为研究金朝史的基本史料。

《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金人（包括由金入元的人）撰述，有佚撰者姓名的《大金吊伐录》，是一部难得的有关金宋关系的文书资料汇编。此书是荟萃朝廷案籍编纂而成，起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金宋交割燕云，迄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立刘豫，宋高宗南渡。收录金宋往来国书、誓诏、册表、谢表、文状、指挥、牒檄等161篇。其中49篇见于《三朝北盟会编》，详略互异，足资校用，而此书所录都是原文，作为研究金史的资料，更是可贵。

《大金集礼》40卷，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礼部尚书张■等进，是我国古代被保存下来的礼志的重要文献之一。《金史》卷28《礼志》：“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故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此《集礼》若干卷，即张■之《大金集礼》。是书依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舆服等门类编次而成，为元修金史的《礼志》、《仪卫志》、《舆服志》等所本。此书可据以补订金史诸志，是金朝掌故的总汇。

金人文集、史书诗文集、志、遗事保存至今的，有王寂《拙轩集》6卷，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王若虚《滹南遗老集》45卷，王庭筠《黄华集》8卷，①权衡：《庚申外史》。

蔡松年《明秀集》3卷，段克己、段成己《二妙集》8卷，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40卷、《中州集》10卷，李俊民《庄靖集》10卷，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14卷。志有王寂《鸭江行部志》、《辽东行部志》，刘祁《归潜志》4卷，元好问《续夷坚志》4卷。遗事有王鹗《汝南遗事》。其中有的是由金入元之人，有的非写于金时，但多记有金事或多存金时某一方面的史事，是研究金史所必备的。

宋人著作中的金朝史料宋人撰述，涉及金事者颇多。主要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此书是载金代女真、社会、金宋关系以存录金代史事最为丰富的一部史书，其资料多为他书所不载。熊克《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金朝史事亦不少，亦足资参用。宋人使金所写的书有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正续各1卷、楼钥《北行日录》2卷、范成大《揽辔录》1卷、周煇《北辕录》1卷。诸书有关金代女真、金朝杂事、史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记载，是对金史研究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在宋人的文集、笔记中亦多有关于金朝史事的记载，如洪皓的《鄱阳集》、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密的《齐东野语》、岳珂的《桯史》等等，不胜枚举。元人著作中的金朝史料元继金、南宋之后而统一全国，元初多承金制，而金人入元及金源文物保留于元者颇多，因此在元人撰述中有不少关于金代史事的记载，散见于各书之中。文集方面有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其中不少碑、记涉及金代史事，特别是金末战乱的情况，文集最后的《玉堂嘉话》，是研究金朝文献及史事的重要资料。在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中，有些轶事和宫室制度为《金史》所不及。郝经《陵川集》，其中碑、记、序及诗，亦有不少涉及金代史事。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刘因《静修文集》、魏初《青崖集》、苏天爵《滋溪文稿》、虞集《道园学古录》、姚燧《牧庵集》、许有壬《至正集》等，均是研究金史所必须参用的。陶宗仪《辍耕录》亦有关于金朝的记事。从《元典章》中可以探求金《泰和律》的逸文。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城址与界壕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各类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布局也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封闭式的坊市首次被开放式的街巷所取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变革，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是皇权至上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反映。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发展及其规划起了促进作用。至于辽金两朝前后期都城布局的变化，则反映了契丹和女真族接受汉文化的过程。

都城开封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都城开封城遗址位于今河南开封市。由于黄河泛滥，故城已深埋地下，使考古工作十分困难。初步探明整个外城的轮廓和部分城门，并进行了部分解剖试掘①。故城为三套城墙，东西略短，南北稍长，平面形状为不十分方正的矩形。

中心为皇城，即宫殿所在地，原为唐宣武节度使衙，后梁建为宫城，北宋初扩建，形制略作东西短、南北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500米。皇城为砖砌城墙，四面开6门，其中南墙开3门。这与宫城居中的布局有关，与唐长安城不同。这种方式也影响了金中都及元大都的规划。南面正门宣德门是城市中轴线的起点。考古勘探已发现南墙的两处门址。

第二重为里城，主要用作商业和居民区，也是官署、寺观等的集中区。

原唐汴州城，后梁建都，升为开封府。遗址相当于今开封市区，形制略呈正方形，周长约25华里。文献载有12门，每壁各有3门，城门的旧名表示它联系的地区，如宋门通宋州（商丘）、曹门通曹州、郑门通郑州。这也说明当时城市与周围地区在交通及经济上的联系较密切。各城门皆有瓮城，通御路的4个门，有门3重，各城门正对，其他城门有门4重，各门不正对。现有各城门位置与文献记载的相对位置基本上相同。

最外一重为外城，也称罗城，始建于后周显德年间（954—960）。北宋定都开封后，曾多次在后周外城的基础上重修和扩筑。外城经考古勘探试掘，已发表了平面实测图，共有水旱门20个，其中水门7个。除北壁为4个城门外，余均为3门，城垣平面形状并不十分规则。城门位置与里城城门相对。勘探实测表明，外城与今开封保存的明清城壁基本平行，东墙距今墙最近为1.4公里，最远的西墙距今墙2公里。实测东墙长7660米，西墙7590米，南墙6990米，北墙6940米，全城周围长29公里余（合29120米），与文献所记元丰年间扩修后的长度基本相符（据宋太府尺计算应为28250.21米）。城墙夯筑，现均深埋在地下，一般距地表3米左右，其中保存较好的西墙，宽度为10—20米。已探出旱水门缺口10处，疑为6处旱门和4处水门的遗①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第12期；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址，其中南墙的南薰门为一瓮城门，略呈长方形。遗址东西长130米、南北宽80米，瓮门在瓮圈中部，宽达70余米，与城内探出古州桥遗址及宋皇宫遗址所在——龙亭呈一南北直线，从而证明今开封市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即是宋东京开封城内的中心大道——御街。西墙的新郑门规模较南薰门还大，门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门缺口宽达30米，是已发现诸门中保存最好的一处，试掘发现瓮门和门道间的路土和几条明显的车辙印。外城里外都是版筑的夯土墙，西城墙经解剖现存高度为8.7米，顶部残宽4米，底部宽34.2米。城墙夯土层次分明，多采用梅花夯筑法。夯土中杂有“天圣”、“治平”年号的宋钱，并有多次修补痕迹。另外，城墙外侧发现了专为减缓水的下冲力设置的泄水槽，这说明筑城技法到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里城及外城墙外均有宽城壕，城内河道较多，号称“四水贯都”，汴河两岸是繁盛的街市所在。城内御街横跨汴河的重要桥梁之一——州桥遗址也已被发掘，桥面宽度达30米，河流对城市布局及其发展有一定影响。

城市干道系统以宫城为中心，正对各城门，形成纵横有序的方格网。其他一般道路及巷道也多呈方格形，或有丁字形相交的，但不见坊里划分。在里城和外城间尚有数条斜街，这显然与唐代两京严整的方格型道路网不同。住宅和店铺、作坊等都面临街道建造，有些街道已成为各行各业集中的地段。临安五代吴越国都城杭州和南宋临安城与现代浙江杭州城基本重合，调查发掘困难很大。文献载杭州城为隋杨素所筑，周36华里。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垣是在五代吴越城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由宫城和大城两重，旱门13、水门5座，成不规则形。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临安城的考察。1983年吴越捍海塘的发掘，不仅查明了海塘的走向及构筑技术，也为南宋宫城方位的界定勘察做了必要的准备①。

宫城在城南凤凰山东，原为吴越时王府所在的子城。周围9里，南北各开1门，规模较小，宫殿和官署分布其内。考古探明了宫城的北城墙、东城墙和城内若干夯土基址，同时配合基建发掘了与德寿宫及六部遗址有关的道路或建筑基址。

全城市肆密布，据载多达440个，主要街道与商业大街结合在一起。大运河在城市北门外，为主要运输线。城市中河道很多，商业点主要依据河道而列。

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为辽代五京之一。辽太祖神策三年（918）开始筑城，天显元年（926）扩建，天显十三年改称上京，并设立临潢府。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在此挖掘。1962年重新进行了勘测，基本上搞清了皇城内的平面布局和部分汉城内的遗迹分布状况②。

辽上京由皇城和汉城两大部分组成，城墙由黄土版筑而成，周围约6400米。皇城在北，是契丹族居住的区域，残墙最高达9米，现存有南、西、北3座门址。门外都加筑瓮城，东、西、北三面墙上还保留有“马面”遗迹。城内东、南一带建筑遗迹很多，有的还残存院墙痕迹，应为官署、府第、庙宇和作坊。自皇城南墙正中向北，有一条大道直通“大内”，各组建筑物间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亦有不规则的道路相连接。城内西部的小山上有寺庙和窑址，窑址出土匣钵、支钉等窑具及大量的白瓷片，器型以碗、盘等食具为主，盆、罐等容具次之。城内北部为空旷地带，不见建筑遗址，应是搭设毡帐的地区。大内位于皇城的中部，是宫廷所在，四周有围墙，残墙高仅1米多，南墙遗迹已很不明显。主殿基址在城中部最高处，原是天然石丘，经平整后兴建宫殿，殿后有排列整齐的小型建筑台基。

汉城在南面，是汉、渤海、回鹘等族居住的地方，其北墙即皇城的南墙，现存有4座门址。城内除少数官署庙宇外，多为民用住宅和工匠作坊，并有少量市楼建筑遗迹。由于白音戈洛河河床逐渐北移到皇城南墙附近，城内遗迹受洪水冲刷，仅保存了北部中央的部分。

辽中京遗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名）城，1959—1960年间进行了全面勘测和重点发掘①。全城有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城墙全用黄土版筑，残迹最高约4米。

外城南北长约3500米，东西宽约4200米，周长共约15400米。内城在外城中央稍偏北，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2000米，与外城构成回字形平面，墙上有“马面”无角楼。皇城在内城的正中偏北，仅筑有东、南、西三墙，其北墙即内城北墙，每面长约1000米，四角有角楼基址。外城的朱夏门、内城的阳德门和皇城的阊阖门、左右掖门的遗址已被发现。皇城正门阊阖门有3个门道，自朱夏门经阳德门至阊阖门以内的中轴大道也已钻探清楚。外城部分路宽约64米，内城部分路宽约40米，用黄土、灰土及砂子铺垫。路面中央略凸起，剖面呈弧形，路两侧有排水沟，沟上盖木板或石板。中轴大路两旁各有南北纵街3条，东西横街5条，宽者达15米，窄者约4米，东西两侧对称布局，次序井然。外城南部为坊市所在，北部还发掘了官署、庙宇及廊舍遗址。廊舍在中轴大道之西，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柱础和夯土台基尚存。在外城西南隅土山顶上发掘了寺院遗址中的一座佛殿基址，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皆为5间，殿内用方砖铺地，中央有佛坛。内城阳德门至阊阖门之间的大路宽约40米，两旁无建筑遗迹。皇城阊阖门内的大路宽约8米，东西掖门也有道路通往武功、文华两门。武功、文华两个殿址也已被发现，布局上均属汉式传统木构架建筑。辽中京城比辽代初期所建的上京城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

金上京遗址位于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为金代初期的都城遗址。金太宗时称会宁府，熙宗天眷元年（1138）称上京。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中都，削上京之号。正隆二年（1157）毁上京宫殿、宗庙及诸大族邸第等建筑，夷为耕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复称上京，为陪都。大定二十一年（1181）陆续修复宫殿、城垣。

金上京分为南北二城，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8米，两城之间筑隔墙，有门相通。全城现有9个可能是城门址的豁口。夯土城墙和角楼、马面、瓮城等遗迹尚存。南城西北部有皇城，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皇城午门外有土阙，午门内的中轴线上有5个宫殿台基，两侧有左右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近年在上京遗址内外常发现金代遗物，如上京路的官印、腰牌，打有“上①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年第9期；李作智：《论辽上京城的形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京翟家记”戳子的银镯、银锭，凿有“上京警巡院”等验记的铜镜，还发现窖藏的铜钱、银器等①。

金中都位于今北京旧城外城的西南部，为金代都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在辽燕京城（又称南京城，即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扩建，并重建宫城。贞元元年（1153）新宫告成，从上京迁都于此，改名为中都。1959年曾对城垣遗址作过调查，1965—1966年又对外城城垣、宫殿和街道等遗址进行了重新勘测②。

金中都外郭城的东南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凤凰嘴村南和马连道附近的地面上，尚保存有南垣和西垣的夯土残壁。外郭城东、西、南各开3个城门，北城垣据《金史》记载有4个城门，总计13个城门。宫城位于全城的中央，平面呈长方形。前朝是大安殿，遗址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南路西侧，经钻探得知面阔为11间，与文献记载相符。宫城正南门应天门、皇城正南门宣阳门和外郭城正南门丰宜门在同一条轴线上。丰宜门内大街、端礼门内大街、会城门内大街，以及丰宜门和端礼门之间东西向横排的街巷，都已被勘查出来。已发掘的一处夯土遗迹，南北长60米，东西残长60米，夯土厚近5米，参照文献记载，该遗址很可能就是金中都大安殿遗址，是在辽代宫殿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水关遗址位于今右安门西南，距现地表5.1米，呈南北向，入水口东南两“摆手”呈倒“八”字排列，石板构筑，并以铁锭固定。摆手残高1.5米，摆手前排有密集的、起保护作用的圆柏木桩。水关主体呈长方形，流水面平铺石板，石板下衬有粗大的方形横木，即衬石枋；地面上靠近入水口的石板，还用大铁钉固定在衬石枋上。衬石枋之下是成排的地钉，两者用榫卯结构垂直相接。水关遗址是目前所知金中都城址内保存最大的一处遗址①。

据考古复原研究，金中都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的街道，仍保存着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扩展的部分，则改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两种不同形式的城市街道共处于一个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规划的特点。

地方城市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别是工商业的发达，对地方城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根据考古调查和分析，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布局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中原北方地区流行方形十字街式，南方地区则流行长方形纵街横巷式，一些典型的商业城市则自发形成不规则狭长形城市。

扬州宋城位于今江苏扬州，为现代城所叠压。宋代扬州城是由三个互不相属而又关系密切的城圈组成，自南而北分别为大城、夹城和堡城，分布范围大体与唐代扬州城相同。南北全长5600米，总体平面布局略呈“吕”字形①。

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年第4期。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①《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①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江苏扬州宋三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1990年第1期、第宋大城即州城，约当唐代罗城东南部分，为南北向长方形，建于五代，南北长2900米、东西宽2200米，今四周城壕犹存。城墙以黄粘土夯筑，外包砌青砖，大量城砖有“武锋军”戳记。其四垣城门经发掘或钻探已得确定，其中南门门址直接叠压在唐城门址上。城内主要大街、河道都沿袭了唐城的规划。宋大城实测周长10110米，与《宋会要辑稿》记载相近。

堡城是由唐代的子城改筑而成，西、南城墙和北城墙的大部分都沿用了唐代城墙，实测周长5000米。四垣各设一门，其中南门沿用了唐代子城南门。夹城位于堡城和大城之间，为南北向长方形，周长2700米。四面城壕依然存在，夹城东墙和北墙中部各发现城门遗址一处。

宋扬州三城城内均开十字形大道并与四面城门相连。宋大城南北大街西侧并行一条市河，与南北水门通。大城内的东西向街皆互相平行，间距300—350米，其间又平行分布三条东西小巷，巷口通往南北街道上。探明东西向主干大道共有三条。南北大街两侧为开放式的街巷。这种纵街横巷式的布局常见于我国南方宋城。大街傍临河道则是扬州宋城的特点。扬州宋三城的出现和历次增筑，均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平江城位于今江苏苏州的宋代平江城，考古工作虽然做得不多，但南宋绍定二年（1229）刻成的现存宋代城市图中最详密的图碑——平江图碑，翔实地记录了宋代平江城的平面布局。

平江城有外城、子城两重城墙。外城呈南北长的矩形，城内外均有壕，北、南、西三面各一城门，东面二门。每门均水门、旱门并列，除南门外均无城楼。各城门均不相对，无穿城直街。街道均取南北或东西正方向，呈丁字或十字相交。北半部为居民区，采取南北街和东西巷的布置。街巷多与河并行，组成水陆交通网。住宅多面街背河。城的南半部官署、学校、寺观较多。全城共有357座桥，65座跨街而建的牌坊。

子城在城内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内为府衙，仅南、西两面有城门。南门以内于轴线上建府衙，前设厅，后为“王”字形平面的宅堂。两侧为府属各厅。

平江城不同于古代北方城市平面那样的规则方正，这与水网地区河道纵横的自然地形有关。平江城居民区小巷横列、跨街建坊等布局为后代城市所仿效，为坊市制度废除后宋代城市规划发展的新形式。

辽金地方城市东北地区的辽代城址发现很多，周长在4公里以上的都属府城或节度使州州城，刺史州州城一般不足3公里，比较小的城址则应为当时的县城。吉林省境内的城址保存较好，有清楚的城垣，夯土版筑，形制整齐，均有瓮城、角楼、马面等设施。城内出土有辽地生产的铁器、陶瓷器，也有中原地区制作的瓷器、钱币等。

辽代在东北地区兴筑的五国部之一奥里米故城，经考古勘查，在今黑龙江绥滨。该城南墙被河流冲毁，北墙保存完整，全长912米，夯筑，高3—4米，附有马面18个，墙外有壕。城正南北向，近方形，全城周长约2200余米。城内土丘起伏，排列有序，其上遍布瓦砾、陶瓷片，应为建筑遗址①。位于今黑龙江克东的金代蒲峪路故城，1975—1979年曾两次被发掘，发现的遗迹有瓮门、官衙址等，这是我国首次进行的金代城市考古。城为椭圆7期。

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松花江下游奥里米故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群》，《考古》1977年第4期。形，实测周长2892米，南北瓮门各一，该城城墙外表的砖砌技术，官署区与手工业居民区分设的城市布局，以及室内外先进建筑技术的应用，都是难得的研究金代城市史的资料②。

西夏地方城市西夏建国前，1024年李德明在定州建省嵬城。遗址在今宁夏石嘴山市东庙，1964—1965年曾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城略作方形，城墙夯筑，未用砖包砌。东门遗址保存有两壁下部的基础条石和排叉柱洞的痕迹③。

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治达赖湖波镇东南，遗址为早、晚两座城址压在一起，外围大城为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小城位于大城东北隅，为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小城呈正方形，边长约238米，正南设城门，有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20世纪初以来出土了大量西夏文书④。

金代界壕遗迹金代北部边界遗迹——界壕，东北起嫩江右岸，西南抵大青山之北，全长约2500公里，界壕在金初由泰州都统婆卢火开始建筑，代有增修，至金章宗承安一年至二年（1196—1197）全部告竣。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作过多次调查，已基本搞清楚了它的分布和形制①，全线除东西两端为单线外，中间地段还分为内、中、外线和一些支线。东北的起点在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治尼尔基镇北8公里的七家子附近，沿大兴安岭东南麓，经扎兰屯、扎赉特旗等地，至科右前旗西南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突泉北部，在科右中旗北部穿越兴安岭，进入锡林郭勒草原，经东乌珠穆沁旗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又于阿巴嘎旗北部进入我国内蒙古境内，再经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至四子王旗；南线从科右前旗西南经突泉、科右中旗、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克什克腾旗，在达尔泊西南入锡林郭勒草原，然后再经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向西南经过商都县和苏尼特右旗境内，再经察右后旗，在四子王旗的查干脑包与北线会合。会合后的界壕，自四子王旗西以东北—西南方向经达茂旗境内至武川境内，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

界壕遗址以东北路北段保存最好，一般都有主墙和副墙。主墙基宽10米，墙外即为壕沟，壕宽2.5米，自壕底至墙顶高约4—5米。主墙上每隔80—100米设一墩台。主墙外侧20—30米外筑与主墙平行的副墙，个别地方设两道副墙。在主墙之内约数百米处设150米见方的边堡，边堡之间相距约10公里。在约200公里长的界壕上设有19个边堡和3座城堡。边堡中出土有铁镞、铁马具、铁铲、铡刀、石磨和陶器等遗物，反映了金代屯驻在边堡上戍卒的生活情况。界壕西部和中部南线的形制与东北路的形制相同，但中部分叉处南北两线大不相同，北线无副墙，南线不仅有副墙，且每隔数十米筑有一马面。界壕和边堡工程浩大，它不仅反映了当时这一带蒙金对峙的激②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发掘》，《考古》1987年第2期。③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年第7期。①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年第5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烈形势，也显示了金代北部地区的经济水平①。

①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2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近十年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二节 手工业遗迹和遗物

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民营手工业蓬勃兴起。

全国范围内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发现很多，经考古发掘或系统调查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主要是瓷窑遗址。此外，也发现了一些冶铸、煤矿遗迹等。手工业遗物除各地遗址、墓葬中大量出土外，还有作为财富或遇战事埋藏地下的各类窖藏出土的精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已不再仅仅是生活用品，更是当时商品交流的产物，因而其分布范围更广，品种更为多样，甚至出现了宣传产品及其产销者的商标铭记等，其丰富的内涵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矿冶遗址包括冶铁铸造遗址和煤矿遗迹。冶铁铸造遗址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龙江阿城和河南荥阳、林县、安阳，福建同安，山东莱芜等地均有发现。林县铁牛沟冶铁遗址有炼铁炉11座，均依山坡建炉以使炉体坚固。火膛内径0.9—2.6米，在坡上平台装料便于运输，下面平台鼓风、出铁、出渣、操作。这种利用地形建炉的方法，节省人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①。

邢台朱庄至綦村一带，在北宋以前即有冶铁，皇祐五年（1053）开始置官，所铸造的铁斧上印有“丰明”二字。繁昌的冶铁作坊就设立在矿山附近，范围甚广，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岩作熔剂，只炼铁块，不造成品，是单纯的采矿冶炼作坊②。

1960年在河南鹤壁矿区发现的宋代煤矿遗迹，是一处重要的采矿史迹③。根据遗迹内出土的鹤壁集窑瓷器，推测矿井的年代属于北宋晚期。竖井矿口直径2.5米，深6米。依煤层伸延开掘长达500余米的巷道4条。从煤矿区的分布看，当时已动用了先内后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煤方法。巷道通向采煤区，采煤区与矿口的距离自10—100米不等。在遗址中部有排除地下水的排水井和弃置的木制辘轳。巷道西壁和采掘区的壁面，有密布的灯龛和灯盏，还有矿工休憩之所及其日用器皿。

河南禹县神垕镇梨园煤矿发现的北宋煤矿遗址，由管理区和矿井两部分组成，面积约6万平方米。已查明井口11个，其中2个竖井的深度分别为54米和66米。由今煤矿巷道中可以看到古巷道的遗迹①。

瓷窑遗址和瓷器这一时期制瓷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窑址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占全部古窑址数量的75％。经发掘的有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越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建窑、德化窑、灵武窑等遗址。瓷器①北京钢铁学院等：《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②唐云明：《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①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现》，《考古》1989年第8期。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成为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因而不仅出现了制瓷手工业作坊和城镇，各地窑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名窑在烧造技术、装饰技法、釉色变化上，都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并为其他民窑所效仿，从而形成不同的瓷窑体系。一般可分为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等六大窑系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辽瓷、西夏瓷等。

就布局而言，多以大规模的窑群形式出现，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专业化程度较高。宋代的定窑，仅涧磁村窑址范围即达117万平方米；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号称十里窑场；浙江的龙泉窑址在龙泉大窑地区就发现宋代窑址24处，每个窑址包括许多瓷窑。在瓷器生产的布局上也比以前更均匀合理。其次，瓷窑设置不仅注意瓷土、燃料、水源，更注重交通运输。特别是大作坊都建在河流或陆路交通干线附近，窑场向交通干道、商业集镇靠近。一个瓷窑的产品在社会上赢得声誉，很快便有小作坊在其附近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逐渐形成艺术风格相近的窑系，甚至在地域上跨越州的范围。

再次，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地区瓷业发展特别迅速。通往海外的海港城市已不仅仅是瓷器的集散地，更是窑群林立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以广州为中心的潮州窑、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等，以泉州为中心的德化窑、同安窑、建阳窑等。沿海地区瓷业发展已远远超过内陆地区，表明瓷器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性和瓷器本身的商品性已明显增强。从海外考古发现看，当时瓷器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乃至地中海和欧洲。

从纪年资料看，中原地区的定窑白瓷和南方地区的景德镇影青瓷明显垄断了当时的国内市场，以淮河为界的中原和南方始终有其独立的市场。晋冀豫地区是定窑白瓷的产销中心，而长江下游则是影青瓷的势力范围。中原产品偶有进入南方市场，而南方生产的各种瓷器则几乎不见于中原地区。定窑白瓷、景德镇影青瓷及越窑精品在长城以北的大量存在，反映了当时密切的宋辽关系。其他窑系产品分布范围相对较小，大都集中在产地附近，在纪年墓葬、塔基中出土较少。辽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当地产品不见于宋朝版图内①。西夏瓷器则主要分布于今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青海部分地区。

定窑是中原地区最著名的窑场①。北宋时期是定窑的最盛期，不仅产量大，而且已形成自己的特点。窑址中的宋代地层内普遍发现煤渣，说明已用煤作燃料。在作坊遗迹中有搅拌瓷泥的砖砌长方形槽，有印花用模子、匣钵和大量专为覆烧用的支圈。北宋中期创造了覆烧的方法，提高了产量，是装烧工艺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与此相应的是大量采用印花装饰，器型趋于单一。窑址中出土的瓷器，以碗盘居多，都是白瓷，胎土细腻，釉色润泽，白中略闪青黄或灰黄，口沿因覆烧而不挂釉，即所谓的“芒口”。流行器内壁印花、刻花和划花，花纹图案布局繁复而严谨，层次分明，并以各种花卉图案和各种动物形象为主。当时还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遗址中发现有刻划“官”、“尚食局”、“尚药局”和“五王府”等款的瓷片，为宫廷烧造的瓷器上的花纹多为龙凤图案。另外，在窑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的黑釉、酱釉和绿釉瓷片，即文献中所称的“黑定”、“紫定”、“绿定”。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了百余件定窑白瓷，其中有20件刻有“官”字款。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①俞永炳：《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1年第1期。①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设想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陵出土的37件定瓷中，“官”款器多达16件。这些瓷器胎薄釉润，造型优美，是定窑的上乘之作。

磁州窑是宋金时期北方著名的民窑，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②。产品以碗盘为主，也烧造大型罐盆之类的日用器皿，印有“张家造”戳记的瓷枕就是观台的产品。磁州窑瓷器用绘花、划花和剔花等技法，绘制黑、褐两彩的花卉禽鱼等图案，以明快流畅充满生活气息的构图著称。属于磁州窑系的窑场很多，分布于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带。除观台以外，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址和汤阴鹤壁集窑址也很重要。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专烧青瓷的民窑①，产品种类很多，釉色沉稳，装饰花纹与定窑相似。

钧窑钧窑瓷器也属于青瓷但其釉色却是一种蓝色的乳光釉，深的作天蓝色，浅的如天青色，最淡的似月白色。在蓝色釉中利用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烧出了红色，红蓝釉互相融合又出现了紫色。北宋钧窑有各式花盆、盆托，以及洗、炉、尊、钵等器，有些是专为宫廷烧造的②。

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制瓷业停顿，北方的制瓷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诸窑的发展。南方诸窑中最重要的是景德镇窑和龙泉窑。

景德镇窑在宋代烧造青白釉瓷器，以湖田窑的产品质量最高。由于采用并改进了定窑的覆烧工艺，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的产量有很大提高，器型以碗、盘、洗、盒为最多。装饰手法早期以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后流行印花装饰。

龙泉窑是继越窑而起的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分布于今浙江南部诸县中，而以龙泉县为中心。经过多年对龙泉窑址大规模的发掘，对窑床结构、工场作坊的规模、烧制原料、燃料、水源、制作工艺等都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窑床都是依山而建的长达数十米的“龙窑”，工作间、晾坯间和淘洗池等均在龙窑附近的开阔平地上。龙泉窑在北宋尚处于初期阶段，受越窑影响较深。到南宋中期以后有较大的进步，烧成了代表龙泉特色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并成功地仿烧南宋官窑“紫口铁足”产品。

建窑窑址在福建建阳，以烧造黑瓷著称，产品以碗盏为主，在漆黑色的釉上有闪银光的细条纹，状如“兔毫”；也有闪银光的圆点纹，状如“油滴”。考古发掘表明，宋代建窑窑炉结构先进，有的龙窑长达百余米，为其他窑系所罕见。

吉州窑也是南宋时期才发展起来的窑场，窑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

它多仿其他名窑，但又有创意，如仿建窑黑瓷时，能烧出黑、黄色混合如海龟壳似的釉色，称为玳瑁；又将民间剪纸的花样作为纹饰移植到瓷器上，成为吉州窑的独特风格。

广东、福建窑广东广州、福建德化及晋江、厦门等地，在宋代兴起了大批窑群，以生产外销瓷为主。德化窑采用分室龙窑①，更易控制窑内温度和气氛，烧制的产品质量更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产品专供外销，国内出土不多。西村窑产品分粗、细两类，一个窑场生产多达40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第6期。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黄堡耀州窑》，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②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

①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样的型款和釉色，这在宋窑中是较为突出的。西村窑产品在国内很少流传，在东南亚地区屡有出土。

官窑宋代名窑中的官窑专门生产宫廷用瓷，其产品并非商品，但官窑的工匠却来自民窑，汝州官窑的前身可能是民窑。南宋官窑是宋室南迁后在杭州烧制仿照北宋官窑产品的窑场，窑址位于今杭州市南郊，已被全部揭露，发现龙窑两座以及作坊遗址和大量遗物。官窑产品素面无纹，以紫胎、粉青或灰青釉、开片为特征，有支烧和垫烧两类产品，后者具“紫口铁足”特征，胎薄釉厚，是官窑产品的代表作，曾为龙泉窑所仿效。

辽代制瓷业是在唐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窑场和产品分布主要在今辽西、内蒙古东部和北京一带。已发现的赤峰缸瓦窑址，出有“官”字款窑具，是比较重要的辽代窑址。其产品受北宋中原地区瓷窑的影响。如白瓷印花装饰明显受定窑的影响，剔刻花纹受磁州窑系同类装饰的影响。

辽代瓷器有独特的造型和釉色，如鸡冠壶、黄釉瓷壶和造型别致的三彩盘碟。但因窑温较低，釉层烧结不佳，较易脱落。

西夏灵武窑位于今宁夏灵武，1984—1986年对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①，揭示了西夏窑址的特点以及西夏瓷器的工艺水平。三次发掘共发现窑炉4座、作坊遗址7处。出土遗物有日常生活用品、雕塑品、娱乐品、建筑材料、窑具等。窑作南北向马蹄形，窑址出土的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类，青釉瓷有素面和刻花两种，其他三类均有素面、刻花、剔花和点花4种。器类以日用碗、盘为主，以剔花瓷和白瓷最为精致。西夏瓷受到定窑和磁州窑的强烈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其产品主要分布于今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青海等地。

金代制瓷业是在大定（1161—1189）以后恢复起来的，北宋以来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都仍在烧造。耀州窑的发现主要是金代的遗迹，发现马蹄形的窑炉、晾坯场和工作间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徐淮地区的萧窑，风格近似定窑，是北方制瓷工匠南迁后新开辟的窑场。

金银器这一时期金银器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间金银作坊的大发展，富庶人家日常生活用品也较为常见。器物的制作一是更加华丽、精细，一是趋于素朴、简洁，适应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北宋以后，出现了可能是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作品，有些器物的形制、纹样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而产地和店铺却不同；出土于各地的小口银瓶、心形银饰、银丝盒等十分相像，表明这时金银制造行业的产品已有一些固定样式，各地工匠的作品基本相同。不少器物胎体轻薄、制作简洁、小巧玲珑，是商品化后的必然结果。器形和纹样多为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民间格调浓厚，还出现了金银与漆、木、瓷器合璧的产品。

宋代金银器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中，特别是窖藏中常有大批发现，多是遇战乱时作为财宝埋藏起来的。

已发现的地点多在南方地区，除江苏等传统的金银器生产地区外，江西、四川、福建等以往少有金银器出土的地区也有大量的发现。主要地点有：江①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

西的遂川、彭泽、波阳、乐安，江苏的南京、江浦、吴县、溧阳、镇江，四川的德阳、崇庆，福建的邵武故县，湖北的黄石、蕲春，浙江的宁波、永嘉、衢州，河北的定县，安徽的无为、六安等。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出土的140余件、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出土的36件、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的50余件、江西乐安窖藏中出土的100件、四川德阳窖藏中出土的117件、湖北黄石窖藏出土的292件等，为较重要的发现。

宋代金银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1)造型富于变化，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的种类。器皿流行端庄秀美的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福建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莲花杯、菊花碗、菊花盘、梅花杯、梅花盘和鎏金八角碗、双鱼盅、八角碟等①，大都不见于唐代金银器中。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仅银盏一类，器体及口沿便分为四曲、五曲、六曲、十二曲等，许多器物成套使用②。唐代的银盘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和少量不规则形，但入宋以后出现的八角和六角形盘，棱角分明，庄重沉稳，多角形金银器应是唐以后新流行的器物形制。浙江宁波天封塔南宋地宫中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和造型各异的银牌③，是以前没有的器形。

(2)构图别致、题材广泛。以寓意繁荣幸福和美好吉祥的纹样内容最为盛行，如瑞果、鱼藻、牡丹、童子戏球等。纹样不再是图案化的装饰，更具写实性，包括飞鸟、菊花、缠枝牡丹、荷莲、团花等等，有的装饰花纹生活情趣浓厚。当时流行的鱼藻图，主要饰于盆、盘上，因多采用浮雕、高浮雕的作法，器物盛水后，水波荡漾，游鱼追逐，生动逼真。双狮跳跃戏球图案等也与唐代同类题材有较大的区别。有的还带有具体的内容，有特定的故事情节。

(3)器类大众化、日常用品增多。宋代金银器多是成套用具，而且同类器物大量重复。山东莒南南宋窖藏出土的22件银器中有荷叶盏10件、莲蓬盏6件。江西乐安南宋窖藏一百多件银器中①，有双鱼盘38件、匙22件、箸23双、杯20件，可以看出这时金银器已有批量生产，以满足更大的日常生活需求。妇女的梳妆用具、首饰类出土很多，安徽六安宋末元初墓葬中出土的银奁，内装银制的粉盒、胭脂碟、粉盂、粉缸、胭脂罐等。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鎏金银钗28件、鎏金银簪16件、双箍面银钏2件、麒麟形鎏金银饰1件、蝴蝶形鎏金银饰3件、花形鎏金银饰1件、银钗杆8件②。这些物品的形制和装饰内容反映了当时市民生活情趣和社会风俗。

(4)工艺制作有新成就。器物采用双层（即带夹层）、重瓣、高浮雕等新颖的工艺，充分显示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器皿做成双层是两宋时期比较流行的工艺，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碗，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的乳钉纹鎏金银盏、双兽耳乳钉纹鎏金银盏等，都是有内、外壁的夹层器物。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银丝盒，内外两层是在薄银片外焊以银丝编成的网纹③。重瓣的作法别具一格，溧阳窖藏中的各种银盏，整体如花形，盏心有一层或①王振镛、何圣庠：《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②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1986年第5期。③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6期。①杨后礼：《江西省乐安县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②金柏东、林鞍钢：《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1984年第5期。③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发现南宋窖藏》，《考古》1983年第9期。多层花瓣；邵武故县窖藏银器的主要装饰特征即为重瓣作品。高浮雕是北宋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颇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溧阳窖藏中的瑞果图鎏金银盘、狮子戏球图鎏金银盘和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杯、鎏金八角盘都是这种高浮雕装饰技法的代表作。镂空技术更加精致，并与其他技法结合使用，如江苏南京幕府山北宋墓出土的心形金饰①，由两个椭圆形的金片合成，镂空的纹样再施以錾刻、掐丝，使饰物玲珑剔透；浙江永嘉发现的叶形龙纹银簪，在镂空的缠枝细花上压印一条高凸的蛟龙，龙的颈、腹、尾部又分别錾刻一朵菊花，边缘线刻细珠纹，精美绝伦。

(5)仿古制品出现。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一件乳钉纹鎏金银盏，造型如同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所饰的乳钉、雷纹也类似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江西乐安窖藏银器中的乳钉纹凸花杯，外观具有青铜礼器的浑厚凝重感，古色古香，具有独特的时代特色，是当时社会上下崇古仿古风习的反映。

(6)佛教用品较多。唐代一些塔基如法门寺塔地宫中也出有放置舍利的金银棺椁、金银器，但纯属寺院用具的不多。两宋时期不仅塔基中出土的金银棺椁较多，还出现了银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筑模型、舍利瓶、葫芦瓶、净瓶等。山东长清舍利塔地宫出土的9件银罗汉和1件银供养人，是佛教信徒所施的供养物，也是北宋时期银器的精品。

(7)流行文字刻铭。两宋金银器物流行文字刻铭，内容与唐代不同，纪年款识很少，而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增多，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以文字刻铭维护商品信誉。如江西彭泽易氏八娘墓中的银梳刻有“江州打作”铭，安徽六安南宋墓出土的银勺、银胭脂碟上压印“顾玉郎”款。四川德阳孝泉镇窖藏和福建邵武故县窖藏出土的器物中也有类似的刻铭。浙江永嘉窖藏银器的“京溪供铺记”、“京溪供铺工夫”、“冯将士工夫”等刻铭中，至少可以看出有三个店铺和九个工匠的名字。湖北黄石窖藏银锭上刻铸有解银者的官职姓名、银锭重量和铸银工匠的姓名，也有刻记银锭来源和用途的①。而江苏溧阳平桥南宋窖藏出土的银锭上的“真花银”、“京销银”等字样，则带有宣传产品的意味。湖北蕲春罗州城出土的窖藏金首饰中，有精雕细刻的花纹和大量的戳记或砸记，是研究宋代金饰加工业的重要资料②。此外，还有精心刻出的文学作品，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一件鎏金八角银碗，内底刻《踏莎行》词一首，10行共61字，外壁饰人物、建筑和卷草等，融词、书、画为一体，极富观赏性。江西乐安南宋窖藏中的两块银牌，分别刻有宋代文学名作《黄州竹楼记》和《醉翁亭记》两文，是罕见的文学遗物。

辽代金银器契丹民族日常生活喜用金银制品，死后也常以金银制品随葬，因此考古发现的辽代金银物品较多，大都出土于墓葬中。主要有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敖汉旗李家营子两座辽代早期墓、哲盟辽陈国公主墓，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等③，在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还①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3期。①程欣人：《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发现大批宋代银锭》，《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②蕲春县李时珍墓文物保管所：《湖北蕲春县罗州城村发现宋代金首饰》，《考古》1987年第11期。③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翁牛特旗文化馆等：《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发现了辽代的银器窖藏④。李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件鎏金银盘，盘心锤揲出一猞猁状兽；还有一件银执壶，口部有流，壶柄和口沿相接处饰一鎏金胡人头像，底部外缘饰一周联珠纹，这些都具有波斯萨珊式银壶的特征①。

辽代金银器主要包括葬具、首饰、生活用品和服饰件几大类。其与唐、宋金银器最大的区别是有较多的面具、尸体网络等葬具和马具（包括鎏金器物）。辽代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按死者体形、性别制成的金、银面具和裹在尸身上的银丝网络，是契丹族特有的葬具。而银冠、枕、鞋等也是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遗物。辽代器皿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原金银器物的影响，如巴林右旗出土的柳斗形银杯、荷叶形敞口银杯、覆瓣仰莲纹银杯、海棠形錾花银盘和赤峰洞后村窖藏中出土的提梁鱼形银壶都与唐代银器的形制、纹样有相似之处②。辽代后期的金银器物则受到北宋的影响，部分器皿的造型采用多角形做法，转折清晰，棱角分明。

另一部分如银鸡冠壶等是北方游牧民族有代表性的器形，巴林右旗出土的八角錾花银壶、八角银碗也是独具特色的器物。金银器中装饰品也很发达，辽宁朝阳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大带，由数件方形银片组成，每片以缠枝纹为地，饰高浮雕的童子游乐图，构图生动，制作精细。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银器是已知辽代金银器中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该墓共出土金器31件、银器147件③。主要有金面具、八曲金盒、镂雕金荷包、錾花金针筒、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戒指、金球饰、鎏金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金花银枕、金花银靴、金花银盒、金花银钵、银长盘、银唾盂、银托盏、银壶、小银罐、银粉盒、银器盖、银刀、银锥、银勺、银丝网络、银马具和金银带等。所有金银器共用金约1700余克，用银约1万余克。金器经鉴定，含金量达95—98％。

这批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是辽代金银器中罕见的发现。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金面具两件、银丝网络两套，是完整的殡葬服饰，体现了契丹大贵族的丧葬习俗和等级制度。金银带饰保留了原状也极为难得，银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

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中出土的银高足杯、鎏金龙纹银碗、银壶、银托盏、银筷子、银匙、银锁、银马具、金带饰和各种金银饰件，皆出自当地工匠之手，器物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设计，为辽代所特有的器物形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叶茂台7号墓所出银鎏金镂花捍腰①，锤錾五个塔式建筑，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錾鸾凤纹。这种多层錾刻技术是唐代金银细工的发展。

西夏金银器宁夏灵武石坝出土一批包括碗、盒、发饰等的西夏银器，有的碗在内底以浅线錾刻卧牛图案，有的器物墨书意为“三两”、“三两半”的西夏文字，是有关西夏衡制的重要发现②。位于银川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④巴右文、成顺：《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文物》1980年第5期。①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②项春松：《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文物》1985年第2期。

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①辽宁省博物馆等：《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②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8年第12期。八号帝陵，出土有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金扣边、金鞍饰、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鎏金兽面形银饰、银片饰、圆形带钉银片饰等。金带饰正面为高浮雕式凸起的葡萄纹；鎏金银饰作花朵形，花蕊镶嵌绿松石①。内蒙古临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除碗、盏托和大量饰件外，甚至还有一件纯金坐佛像②。金代金银器实物发现不多，已知的少量器物，工艺与辽、宋金银工艺有密切的关系，但制造较为简洁粗糙。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饰件多达20件（套），其中的金丝玛瑙管项饰用12件金丝管和16件玛瑙管分为3组交错相串而成。该地还曾出土过“翟家记”银锭等金代遗物③。北京通县金墓出土有银簪、镶宝石金坠饰、金箔片等④。

玻璃器宋代玻璃器在数量、品种上较前增加，形制多样，工艺技术全面，用途更广泛。中国自产玻璃器已成为主流产品，输入的主要为伊斯兰玻璃器。发现与分布出土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保存完好的多发现于寺院的塔基中。说明玻璃器仍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或是为佛教寺院特制的器物。保存较好的宋代玻璃器，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碗、葫芦瓶等10件，北宋净众院塔基出土的四联瓶、细颈瓶、碗、葫芦瓶等30余件，江苏连云港海清寺出土的北宋葫芦瓶3件，甘肃灵台北宋舍利石函内出土的葫芦瓶3件，浙江宁波南宋天封塔出土瓶2件，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北宋地宫出土瓶2件，河南邓州福胜寺地宫出土的北宋瓶、紫红色葫芦瓶、葫芦瓶4件，以及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余件等。辽代玻璃器出土数量不多，绝大部分是伊斯兰生产的外来玻璃器皿。

静志寺塔基和净众院塔基出土两批玻璃器共达70余件，是这一时期玻璃器考古的重大发现①。经部分测试可分两类：一类是中国自产的高铅玻璃，另一类为产于伊斯兰的钠钙玻璃。其中数量最多的葫芦瓶经X荧光分析者均为自产高铅玻璃，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余件玻璃器，从造型和个别测试标本看，多是中国自产的玻璃制品②，数量多，形制多样，展现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器类与器形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样，种类繁多，每类器物还有不同的样式。以玻璃瓶数量最多，式样最繁复。瓶的尺寸较小，有葫芦瓶、长颈瓶、四联瓶、胆形瓶等多种造型，而尤以葫芦瓶的数量最多，如静志寺塔基出土8件，净众院塔基则多达33件，其他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亦以葫芦瓶为主。由于这种瓶中有不少内装小沙粒状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专门用来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开盖后散发出香气，原为装香料之用。除碗、壶、玻璃①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②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③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1989年第10期。

④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①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②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珠、蛋形器等外，还新出现玻璃簪、壶形鼎、鸟形器等。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与战国、西汉、东汉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时期的玻璃果，但制作更为精致，酷似葡萄粒，其充分利用玻璃半透明的质感和色彩变幻的特性，使珠饰光彩夺目，晶莹可爱。

制作工艺大都是无模吹制而成，器壁较薄。经X荧光分析、化学定量分析者，都属铅玻璃，为中国自己生产。密县塔基出土的鼎形壶，先吹制出短颈圆球形的器体，再拉出玻璃条加热粘贴于器腹下部为足。鸟形器的制法与鼎形壶相同，但工艺更为复杂，包括吹制、拉玻璃条、粘贴等多种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艺中难得的精品。宋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玻璃及其制造工艺的描述，出土实物使我们对当时的玻璃工艺有了形象的了解。新疆若羌瓦石峡遗址发现的大量玻璃残片，经拼对多为长颈瓶，种类较单一，还有一些似为玻璃废料，显然是一处玻璃作坊，属于宋元时期，为中国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遗址①。

纺织品宋代是我国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宋代纺织品遗留至今的，主要有福建福州黄昇墓的纺织品和衣物300余件、江苏金坛周瑀墓衣物50余件、江苏武进宋墓衣物残片、湖南衡阳宋墓和宁夏西夏陵区108号墓丝麻织品、浙江兰溪棉毯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丝织衣裙等。以罗居多，尤以花罗最有特色，此外还有绫、缎、印花及彩绘丝织品等。

丝麻织品湖南衡阳县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丝麻织物①，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块），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质地有绫、罗、绢、纱、麻等。纹样丰富，在花纱、花罗、花绫的纹样装饰上，有大、小两种提花织物，小提花织物纹样主要由回纹、菱形纹、锯齿纹、连钱纹、几何纹组成，花纹单位较小，还遗留着汉唐提花织物以细小规矩纹为图案的装饰风格。大提花织物纹样构图复杂，生动流畅，多以动、植物（狮子、仙鹤、菊花、牡丹）为主题，用缠枝藤花、童子为陪衬，并点缀吉祥文字，与宋代建筑、瓷器和铜镜上的装饰作风极为相似，在纱、罗衣襟残片上，还发现圆扣和麻花形扣眼。这丰富了对北宋时期装饰工艺的认识，为研究北宋时期纺织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福建福州出土南宋黄昇墓中的遗物多达480件②，有长袍短衣64件，裤23件，裙子20件，鞋6双，袜16双，被衾5条等，还有大量的丝织品衣物，另有成幅织物134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纺织工业水平和优秀的传统纺织技艺，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7个品种，以罗居多，近200件。绢和绫次之，纱和绉纱数量较少。罗和绫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①黄小江：《若羌县文物调查简况》，《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①湖南省博物馆、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陈国安：《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1984年第12期。

②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其他花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这种写实题材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绢和纱则为素织。出土的褐黄色梅花璎珞绫，长1104厘米，幅宽56厘米，匹端墨书“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可能是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该墓还首次出土了六枚纹纬松竹梅提花缎。

江南地区南宋墓中，丝织品多成批出土，江苏金坛南宋末年周瑀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①，质料包括纱、罗、绢、绸、绮、绫等6种，反映出宋代镇江织造业的发展水平，还出土一轴绢本牒文。福州北郊南宋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多达100多件。江西德安发现的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丝织衣裙百余件②。

印染品宋代已发展成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等多种印花支柱。黄昇墓中出土的印花与彩绘丝织品，花色品种十分齐全。如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有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或彩绘的花边。印出的花纹底纹或金色轮廓再描绘敷彩，最后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叶缘。纹饰变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鸾凤、鹿寿、狮球、蝶恋芍药、飞鹤彩云等动物纹，有印花人物花边。在敷彩的大叶子上，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还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出土时为灰绿、灰蓝、褐、桔红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贴金印花者，有的在贴金的纹廓内再敷彩而成贴金印花敷彩的纹饰。花纹上的金箔连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显出金光灿烂的装饰效果。印花丝织品采用了镂空版印花的四种工艺，即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和洒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艺，前者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后者则是将镂空花版上涂上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待色胶未干时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抖去多余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纹相比，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棉织品宋代的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

浙江兰溪南宋墓内除丝织的单衣夹衣外，还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①。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毯长2.51米，宽1.15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棉毯是独幅的，从而证明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

辽代丝织品近年来辽墓中出土有大量丝织品。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和缂丝共六类90多个品种规格。其中有首次发现的辽、宋时期丝织品用金的标本多件，有片金缂丝、描金、捻金等数种。该墓出土的一件长约2米的缂丝袷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是早期缂丝的典型标本。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一批织锦、绫、罗、刺绣中，有用“夹缬”和“蜡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这两批织物，一部分属于契丹人特有的服饰样式，可确认为辽地产品。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第6号墓女尸面具下衬垫的丝绵、棉纸、中絮丝绵的粗罗、花色绢；网络内穿的丝绵长袍、短袄、短衫、裙、背心、手套等①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②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①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年第6期。多层丝织品葬服，以及裹尸用的深褐色粗罗，是研究契丹丝织业的重要资料①。

西夏丝织品史籍记载西夏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的丝织品，自己也有织绢院织作丝绸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织物中，有素罗、纹罗，纤细轻柔，透明飘逸；工字绫、异向绫，工字套叠合榫，富有民族风格，是在传统的唐绫织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别致纬线显花法，其表面还残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可见原来应有斑斓绚丽的色彩；特别是茂花闪色锦，色调层次丰富，闪色效果好，又是我国首次出土，尤为珍贵②。

金代丝织品黑龙江阿城市金齐国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丝织品服饰和棺盖板上的团龙卷草纹织金丝织品，是金代服饰的重大发现。丝织物主要是男女服饰，分为绵、夹、单类共计30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服饰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此外还采用印、绘、绣等技法，特别是绣法，针法灵巧多变，可分为辫绣、打籽绣、贴补绣、盘香绣、平针、接针、套针、钉线、铺线、圈金等10余种。颜色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纹。袍、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为研究宋、金时期的缫丝技术、纺织技法、印染工艺、织机种类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漆器两宋时期小商品生产很发达，其中制漆业是发展较早的重要行业之一，当时的制漆作坊多设在城市，产品往往带有产地等商标铭记。考古发现的宋代漆器绝大部分在江南地区，它们主要是温州、四明、杭州（临安）、苏州、江宁、襄州等地制造的，其中温州漆器最负盛名。

江苏淮安北宋杨氏墓群中发现的75件漆器，大部分为木胎，以黑漆为主，也有酱红色和外黑内红的，都属饮食用器，其中数件题有铭记，如“戊申温州孔三叔上牢”、“江宁府烧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吴□上牢”①。在无锡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发现带铭记的漆器②，都标明了制造者的姓氏或商铺的字号。武进南宋墓中出土的温州漆器最为精美，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戗金花卉人物奁、五马钟念二郎造戗金长方盒、丁字桥巷廨七叔造戗金细钩填漆长方盒，以及满雕云纹的剔犀牛镜盒等。戗金朱漆莲瓣式奁盖面戗划园林仕女，奁壁为折枝花卉；朱漆地长方盒戗划沽酒老人；黑地长方盒盖面戗划池塘水景，花纹之外，密布用钻眼做成的斑纹地，在一幅画面上有两种髹饰技法，说明有纹饰的漆器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宋代①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9期。②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108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1978年第8期。①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1963年第5期。

②朱江：《无锡宋墓清理纪要》、蒋赞初：《谈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1957年第7期。

温州的制漆工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①。浙江杭州北大桥发现的单砖室宋墓，棺内出土碗、盒、唾壶等漆器10余件，其中曲木圈叠胎制作的唾壶，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书铭文，可知它们也是温州产品②。这些日用小商品的突出发展，是这个时期民营手工业的特色。

无锡北宋墓中发现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长度与巩县、石家庄宋墓出土的铁尺相同。以往宋尺实物较少，仅见木尺、铁尺两种质地，此漆尺为宋尺增添了新品类。常州宋墓出土的苏州产金银胎漆器夹罗漆片等，证实了苏州与杭州、温州等地一样是当时漆器的重要产地③。武进前南村宋墓也出土有漆器。

武汉市郊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19件，全为木胎，旋制，容器一般为内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有朱书文字，分别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骀马巷谢家上□（牢）□□”、“己丑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字样④。根据同出遗物，上述干支纪年当是北宋崇宁五年到大观三年，可见襄阳为漆器生产中心之一。

苏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窖穴中瘗埋着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珍珠舍利宝幢，幢全高122.6厘米，分别以木胎和夹苎胎的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则是用稠漆堆塑的①。福州南宋末年（1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件犀皮漆盒，非常珍贵②。

①陈晶：《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文物》1979年第3期。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文物》1988年第11期。③陈晶：《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1984年第8期。④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武汉市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①苏州市文管会等：《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②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第三节 陵墓

这一时期的陵墓，规模、气势都不如前代；各种类型的墓葬，等级制度比较松弛，随葬品较少，但墓室结构比较复杂，更多地模仿了当时的地面建筑。辽金墓葬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区域特色，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接受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

“十国”、宋代帝王陵“十国”帝王陵五代时期五代十国帝王陵中前蜀王建的永陵、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南汉刘晟的昭陵和南唐李昇、李璟的钦陵、顺陵等，以及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墓等，都经发掘清理。孟知祥夫妇合葬的墓室构造颇为别致，为三个并列穹窿顶圆形墓室，中间主室较大，两侧耳室较小，全部用青石叠砌，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墓门旁有彩绘人像，已脱落残缺①。钱元瓘墓的石刻星图，其二十八宿星图绘制的正确性，是对世界天文史的杰出贡献②。北宋帝陵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代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陵墓，位于今河南巩县境内嵩山、洛河间丘陵上。陵区以荥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北宋皇陵按地望可分作4区，依次为：(1)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2)真宗永定陵；(3)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4)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结构完整，陵前列石大致齐备。20世纪60年代初曾进行过全面调查③。

宋陵面嵩山而背洛水，地势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勘舆术的要求，而与前代帝陵有很大的不同。8座皇陵所在地位并无长幼次序，依同一制度营造，布局基本一致，沿袭了唐代积土为陵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每陵皆有兆域、上宫和下宫。兆域四周植棘枳为标记。兆域内除皇陵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宫即陵丘四面所筑陵垣以内部分，陵丘居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边长约230米。陵垣四面各设一门，四隅有角阙。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一对。南门系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一对，门外置石雕武士、奔狮各一对。南为神道石刻，夹神道建鹊台、乳台各一对。乳台以北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为望柱、象及象奴、瑞禽、角端、仗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60件。陵丘前南神门内为南殿，即所谓“上宫”。“下宫”乃日常奉飨之所，建于皇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但规模缩小一倍，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永定、永昭、永厚、永裕诸后陵北面，永熙后陵南面皆有面南蹲狮一对，是仅存的下宫遗迹。

宋陵地面石刻仅列于帝后陵前者，即有550多件，加上陪葬之亲王、大臣墓者，总数可达千件以上。其布置均仿照唐陵的格局，仅内容、类别、数量稍有变化。从形态和装饰上比较可分作三期：前期相当于10世纪末到11①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等，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②浙江省文管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

③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

世纪初的永安、永昌、永熙、永定四陵，各类人物造型较粗壮，带有晚唐遗风。中期约当11世纪前半叶的永昭、永厚二陵，人物造型由粗壮渐趋于修长，文臣静雅、武士也有“儒将”风度。晚期约当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初的永裕、永泰二陵，人物皆作修长体态，瑞兽图案失去了活泼神情，腹部两侧增设了云朵及水波纹，着意渲染其神秘色彩。有七座帝陵前置石刻客使和驭象人，含义已与唐陵不同，不含有征服、鄙视的意味，而是平等相处、友好往来的象征。

永熙陵三处后陵之最南一陵，为元德后李氏陵，早年被盗。1984—1985年间发掘，是第一座经科学发掘的宋代帝后陵墓①。地面存有灵台、石象生和部分阙台，砖砌地宫为近圆形的多边形，南向、有券门、穹窿顶。室内影作出角柱、斗栱、昂、耍头以及枋、椽、望板、檐瓦等，栱眼壁墨线勾勒盆花图案，室顶涂青灰色苍穹，其上以白粉绘出银河及星辰。周壁用平砖砌筑，雕有桌、椅、衣架和门窗等装饰。倚柱上置仿木构单昂四铺作斗栱，上承屋檐。墓室内绘有建筑、云朵等彩画，可辨认的具体建筑形式有版门、直棂窗、挟屋、四注屋顶和鸱尾等，是已发掘的北宋纪年墓中饰有仿木构砖雕和壁画年代最早的一例（时为宋咸平三年，1000）。

开采皇陵用石的遗迹位于今河南偃师南部前罗山前的山沟里，长约数里，沟壁满是采石留下的凹坑和錾凿痕迹，沟底散布着厚厚的一层废石料。石壁上保存着元符三年（1100）为永泰陵采石工程中导泉的题记，山崖上找到一处埋葬死难工匠的石龛，这是一项过去尚未发现过的古代遗址。采石场宋人题记，记载了北宋禁军参与采石工程的史实，证实了北宋帝、后陵墓采石碑记所列使用工匠、兵士的数字。

南宋六陵攒宫在今浙江绍兴，为南宋六帝的临时安厝地。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地面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看也有“上宫”、“下宫”，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

辽、夏、金帝陵辽陵辽代十帝的陵墓，分为五个区域：(1)太祖祖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2)太宗怀陵在今巴林右旗境内，穆宗祔葬于怀陵。(3)显陵在今辽宁北镇医巫闾山中，为世宗父东丹人皇王陵，世宗也葬显陵西山。(4)景宗乾陵在今北镇西南，天祚帝于金皇统五年（1145）祔葬于乾陵旁。(5)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合称庆陵，在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北面的大兴安岭中。辽代帝陵多依山为陵，陵前建献殿。各区帝陵皆置奉陵邑和守陵户。祖陵的祖州、怀陵的怀州、显陵的显州、乾陵的乾州、庆陵的庆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怀、庆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诸陵中庆陵的考古工作较为全面系统，辽太祖的祖陵位置也得到考定①。

庆陵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钦爱皇后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后的永兴陵以及辽道宗耶律弘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的总称。依山南麓东西排列，间距约2公里，统称为东陵、中陵和西陵，有陵门、享殿和神道，面朝东南，遗迹多残毁。中陵享殿西南方残存石刻陀罗尼经幢1座。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①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1966年第5期。地宫均有前、中、后室及4个侧室，用沟纹砖和石灰浆砌筑，四壁用砖三层，顶用二层。内壁抹石灰，再彩绘壁画。东陵保存较好，前室平面方形，其余各室呈圆形，各室间有长甬道相连。地宫全长21.2米，最宽15.5米，最高约6.5米，曾出土有枋、椽、斗栱等小木作结构，但原有结构情况不明。中陵和西陵均已遭毁，地宫多为八角形，前室呈十字通道状。

三陵均有壁画，现仅东陵保存了摹本和照片资料，内容有装饰图案、人物和山水等。墓门及墓内砖砌仿木结构上饰红、绿彩，墓门上鸱吻饰黄褐彩。仿木结构细部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是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的。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侧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彩绘与真人等高的人物70余个：墓道两壁为15个戴圆帽、穿圆领窄袖长衫、执骨朵的仪卫和1匹备有鞍辔的马。前室南甬道与中室南甬道绘有同样的仪卫。前室前半部分两壁各绘6人乐队，均戴有脚幞头、穿黑袍。其余40个人物大多是男像，多数髡发，少数戴圆帽，均着圆窄袖衫，腰围革带，拱手或叉手侍立。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最有特色的壁画，是中室四壁所绘的四季风光山水画，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应是描绘辽皇室四时捺钵之所的景色。从墓室的形制和壁画的内容看，辽代的帝陵应是象征当时以牙帐为居处的捺钵行宫。

庆陵早年遭盗掘，出土遗物多已散失，仅存部分石刻哀册，有汉文哀册5合，契丹小字哀册2合和榜题，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契丹小字资料，它首次证实了契丹文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①。

西夏陵在今宁夏银川市西2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整个陵区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10公里。李继迁的裕陵和李德明的嘉陵为元昊称帝后追尊的陵名。见于《宋史·夏国传》的有元昊的泰陵、谅祚的安陵、秉常的献陵、乾顺的显陵、仁孝的寿陵、纯祐的庄陵、安全的康陵，遵顼以后陵名为史所不载。陵园占地面积有的达10万平方米以上，按陵区地形可分为三区：南区二陵，中区四陵，北区三陵。帝陵多居于近山地势较高的一侧，陪葬墓大都是在地势较低的东侧，南北两区诸陵靠得很紧，陪葬墓较少；中区诸陵相距较远，陪葬墓较多。陵区北部偏东，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很可能是陵区管理机构所在地。从1972年开始，重点调查并发掘了第8号陵，并清理了两处帝陵碑亭。

第8号陵在陵园正南立双阙、阙间辟神道。双阙以北神道两侧各立一座碑亭，碑亭北为外神墙、月城和内城。月城内沿神道两侧立石象生。内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83米，南北宽134米，四角建角楼，四面正中各开1门。南门有3门洞，门内为献殿。地宫在内城西北隅，地面上有平面为八角形的塔式灵台，从残留的7级夯土台基来推测，原应是一座八角形塔式建筑。在陵园最外一周的四角各建一角台。西夏帝陵与巩县宋陵的平面布局颇不相同，特别是内城呈长方形，内城前加月城以及地宫偏处内城西北隅、地上建塔式建筑等，皆为北宋诸陵所不见。

西夏陵园的地面建筑都已成为废墟，文物遗存尚见大量建筑材料、石象生、碑亭等。第8号陵园北端的建筑“孛王庙”遗址已经发掘，面积约6万平方米，现存各类建筑遗迹10余处，外围为一周夯筑土垣，南西两面各开一门，西门外筑有瓮城。围墙内建筑可分三部分：南部为东西对称的两个四合①刘凤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院；中部为3个四合院组成的凸字形建筑群；北部为一座殿堂基址。发掘部分属于中部建筑群的东南部，清理出过殿一座、挟屋两座、厢房一座以及墙基、踏道、柱础等，出土大量陶质或琉璃质建筑材料以及瓷器、泥塑等。发掘者认为这组建筑为西夏祖庙遗址，它在继承中原汉式建筑传统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

第8号陵的地宫也已经发掘，地宫基本形制与汉族地区汉唐时期流行的土洞墓大体相同，主室呈扁长方形，南北5.6米、东西6.8—7.8米。前有甬道，甬道壁上画有武士等壁画，主室两侧各有一配室。由于早年遭破坏性的发掘，地宫的结构已不清楚，在残存的底部仅发现了一些残缺的金银饰件、铜甲片、铁器和陶瓷片等。根据碑石残块所记的材料推测，此陵可能是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陵，葬于西夏乾定四年（1226）。该陵斜坡墓道底铺设横木，甬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有护墙板。多层宝塔式灵台位于墓室后部地上，实际不同于封土堆等等，显示了西夏独特的葬制①。

另外还清理了第2号陵的碑亭，出土汉文残碑石511块、西夏文残碑石1265块。复原出一块篆体西夏文“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额，证实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寿的寿陵②。

金陵位于今北京房山区，是金代帝王和诸王的兆域，方圆约60公里，因其在明代即遭破坏，布局不清。考古勘查工作始自1986年，周口店睿宗景陵石碑的发现，为探索陵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还发现一段保存原貌的御道及两侧的石雕象生、石阶等。御道东西宽5.4米，南北残长3米多，展示了当年拾阶而上直通主陵的一条神道，为勘查金陵地域范围、确定具体陵位，提供了重要依据③。

五代、宋墓葬五代墓中原地区发掘的很少，今河南洛阳、伊川的后晋墓，墓室和遗物都较简陋。江南各地发掘的墓葬稍多，如湖南长沙1960年前即发掘300多座，出土了不少瓷器等①。

宋墓发掘较多，不少带有纪年。墓葬形制较为复杂，各地墓葬由于自然地理和埋葬习俗的不同，在形制、随葬品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墓葬规模及随葬品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为五区：中原北方地区北宋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大体上以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界。前期多土坑墓，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精美的瓷器。后期流行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河南禹县白沙宋墓的仿木建筑最复杂，壁画以表现墓主人夫妇家居“开芳宴”为主要题材，墓中随葬品稀少。砖室墓中也有平面长方形券顶的，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的日用器皿随葬。河南方城宣和元年（1119）强氏墓中出土了100多件石雕的家具、生活用品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②李范文：《二号陵残碑的碑额》，《文物》1978年第8期。

③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①周世荣：《略谈长沙的五代两宋墓》，《文物》1960年第3期。

模型和男女仆侍俑，是中原宋墓中罕见的特例②。

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北宋墓葬以竖穴土坑为主，也有平面长方形的砖室墓，随葬品较中原北方地区者为多，都以实用器皿随葬，有瓷器、漆器和铜镜等装饰品，瓷器以影青瓷器为主。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且多两室并列夫妇合葬墓——“同坟而异葬”。湖北地区还出现了砖石混合墓和仿木结构砖室墓。南宋墓随葬品中出现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

湖广地区（湖南、广东和广西）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坛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广东宋墓除砖壁石顶的砖石结构和石椁墓外，还有较多的火葬墓。墓葬中盛骨灰的陶坛种类较多，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闽赣地区（福建和江西）除砖室墓外还有用石板条石砌筑的石椁墓。

福建龙溪、将乐和江西乐平一带的宋墓，墓壁流行壁画装饰，墓室结构简单，与中原北方地区复杂的仿木结构建筑壁画墓不同。壁画以表现墓主人起居生活为主。北宋至南宋中期墓葬中，特别盛行陶瓷俑的陪葬，俑分两类：一类是现实人像俑，另一类是神煞偶像俑。南宋中期以后，俑类日渐减少，明器神煞中的四神、十二生肖多塑在常见的堆塑瓶上。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

川贵地区（四川、重庆和贵州乌江北岸地区）四川宋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方形的砖室墓，集中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很少发现陶俑；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以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1174—1189）以后俑上施釉，嘉定（1208—1224）以后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有前后两室。室内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近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刻妇人启门状，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贵州乌江北岸也发现此类宋墓，遵义宋墓的后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辽代墓葬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②河南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文物》1958年第11期。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①。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

秦晋国大长公主墓①，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②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③。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①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冯永谦：《金刘元德墓志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

①张平一：《平泉县发现辽代壁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②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③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第3期。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④。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①。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②。

西夏墓葬在各个西夏帝陵附近，罗列着70余座陪葬墓。陪葬墓按规模和形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规模较大，与帝陵形制近似，但没有献殿、角台和阙。另一类较小，没有外神墙，碑亭也只一座，位于门外东侧。灵台或呈截顶锥形，或作圆柱形或馒头形。陪葬墓制度体现了西夏的封建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已发掘的3座陪葬墓墓道呈阶梯或斜坡形，土洞单室，墓门用木板封闭。随葬品中有铜牛、石马、石狗、丝织品等。第101号墓是11世纪中叶一名显赫贵族的墓葬，墓内共葬1男3女，这种夫妻同穴合葬的情况在西夏墓中尚属首次发现，证明党项族确实实行着一夫多妻制。该墓出土的鎏金铜牛重达188千克、长1.2米、高0.45米，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铸造技艺①。甘肃武威有西夏纪年的汉人火葬墓，骨灰葬在小木塔中，塔身上写满梵文咒语，墓壁下有男女侍者和武士的板画以代替壁画，为中原地区所不见②。

金代墓葬金代墓葬一方面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吉林舒兰小城子一带是包括完颜希尹墓在内的金代早期贵族墓地。整个墓地占地13万平方米，绵延近4公里，共分5个墓区。墓前多有石雕的文臣武将、石虎石羊等，可以看出宋代统治阶级埋葬风习对女真贵族的影响。扶余发现的墓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①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8期。②郑隆：《昭乌达盟辽尚■墓清理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妇合葬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①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1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②宁笃学：《武威西郊发现西夏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葬占地广阔，象生布列，随葬大量铁工具，使我们对金代早期女真贵族的葬制有了具体的了解。墓中出土的镂花金帽顶和磨制精细的金扣白玉带，代表了金朝初年相当精湛的工艺水平③。

大定以后的金代墓葬发现较多，其中圆形或方形单室砖墓，多仿木建筑，彩绘有建筑细部及日用家具，随葬物多为明器，如内蒙古宁城大明城西城外及小榆树林子金墓、巴林左旗砖室墓等。黑龙江绥滨、吉林镇赉的平民墓葬，用羊距骨、羊肢骨和桦皮箭筒随葬，尚保持着地方民族习俗。

1973年在黑龙江畔发掘绥滨中兴金代墓群时，出土了较多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铜钱、铁器等，其中精美的丝织品和名窑瓷器（定、耀、磁）可以肯定为中原产品；“飞天玉雕”是受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墓中出土一枚带有汉字“郎”

的私人石印。“郎”是女真人女奚烈氏改的汉姓，可见女真人改汉姓不只限于进入中原的，就连其故乡黑龙江流域也出现改用汉姓的社会现象①。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区也各有特点。北京、河北地区的金墓，正隆以前者皆为土葬，大定以后普遍实行火葬，时有精美瓷器出土。河北新城时立爱父子墓和井陉柿庄6号墓均为金代初年壁画墓，都系多室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彩绘。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附圆形耳室，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河北兴隆萧仲恭墓墓志甚至用契丹文字书写②。山西地区的金代墓葬注重营造墓室，流行雕砖墓，仿木结构及墓壁装饰基本上与北宋后期者相同，随葬品较少。

仿木建筑结构墓室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墓葬，最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墓室结构在10世纪中叶的辽代汉人墓中即已出现，如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辽代中、后期和金代墓葬中则更为流行。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

墓室内仿木结构的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类：一是以雕砖为主的仿木结构砖墓，另一种则是以壁画为主的仿木结构壁画墓。有的墓内同时以壁画和雕砖作装饰，周壁饰以桌椅家具及主仆侍从、戏剧人物等。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为砖筑画彩仿木结构。墓门正面是仿木建筑门楼，上砌斗栱、檐椽和瓦脊。墓内各壁亦砌出柱和斗栱，斗栱为单抄单昂重栱五铺作。前室和过道作宝盖式盝顶藻井，后室作宝盖式截头六瓣攒尖顶，仿木建筑上均绘有彩画①。

③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年第4期。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62年第12期1973年第5期。

①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徐苹芳：《白沙宋墓中的杂剧雕砖》，《考古》1960年甘肃陇西南宋建炎二年（1128）李泽夫妇合葬壁画墓，仿木雕绘出柱、础、梁、枋、斗栱、椽、檐、门、窗等，极似一座装饰华丽的木构小院落建筑①。

金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一般都在多边形墓室转角处砌有角柱、枋额和单抄四铺作斗栱，并施以转角铺作和补间铺作，有的则为复杂的单抄单下昂五铺作计心造斗栱，有的在仿木结构部分施以彩画。墓顶多呈八角叠涩攒尖顶，山西侯马董氏墓则利用转角铺作和补间铺作的手法将墓室顶部砌成八角形②。

墓室浮雕砖壁浮雕石室墓数量不多，砖室墓较为普遍，并且盛行雕砖。其手法不同于南北朝的模制，而是以汉画像石式直接雕为浮雕。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人夫妇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启门”雕砖。

金代雕砖墓雕砖内容基本上与白沙宋墓相似，采用雕砖和壁画互为补充的手法。中原地区北宋中期以后形成定制的内容，如墓主人“开芳宴”、“妇人启门”等在金墓中也成为一种定制流传，表现手法更为细腻而逼真，特别是杂剧雕砖和孝子故事雕砖方面，水平大大超过前代。金代中晚期墓葬中砌筑雕砖杂剧舞台内容也已成为一种定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雕饰内容繁缛华丽，作场杂剧角色多立体圆雕或半浮雕。

宋代北方杂剧雕砖内容在长江以南表现为瓷质俑群，多见于江西地区。

江西鄱阳南宋石椁墓中随葬无釉彩绘瓷俑30多件，其中有21件是属于杂剧表演俑，除女演员2人梳双髻、饰鬓花，一着圆领长袍，腰系锦带，足穿尖头靴；一戴遮面幞头，着宽袖长袍，腰系锦带外，其他男演员19人多为披风幞头，着窄袖袍，或扬臂作势，或拱手胸前，或以袖掩口，或躬身施礼，或作笑容，或现愁颜，神态各异，显然是表现正在演唱中的各种姿态，具有朴实的民间艺术气息①。

石壁浮雕宋代以石壁浮雕装饰墓室之风流行甚广。长江流域的四川，出土宋墓以砖筑为多，但在川北广元地区也出土有一座石壁浮雕墓，墓主夫妇分室而葬，两室的左右壁、前部用竖石条砌成，雕为护墓武士的浮雕；后部则是在横石条面浮雕为4组不同的生活故事。两墓的石壁也各浮雕与男女墓主人生活相近的场面，即男墓浮雕桌上满摆酒食的宴饮图景，女墓则雕为主妇正在念佛祈求幸福平安的图景②。

宋代的石棺雕刻以洛阳出土北宋宣和五年（1123）石棺具代表性，一反汉唐流行的“四神”图，而改为忠臣孝子等历史人物。

第9期。

①陈贤儒：《甘肃陇西县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②山西文管会侯马站：《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简报》、《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考古》1961年第12期、《文物》1959年第6期。

①唐山：《江西鄱阳发现宋代戏剧俑》，《文物》1979年第4期。

②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6期。辽宁辽阳、锦州等地出土的石壁浮雕墓，墓室平面多为八角形，周壁都以石板镶成。石壁浮雕形式多为铲地平剔，除墓主人宴饮生活外，多数为孝行人物故事，侍从舞伎多为契丹装束，头戴毡帽，长袍系带，足蹬长靴。其他墓壁多雕出历史传说中的贤孝故事，如“王密舍子救弟”、“茅蓉杀鸡奉母”等等。由于石壁面积大，所雕人物小，并少有配景，显得空旷疏散，不够紧凑①。

1973年清理的河南焦作金墓，墓室用170多块青石条砌成平面八角形，周壁石条面分别线刻伎乐舞蹈、墓主人夫妇生活及历史人物故事等共12图，其中以乐舞和墓主夫妇的梳妆、煮茶等生活场面富有生活情趣。所有人物（除二舞伎外）多着官服，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另一石所刻为墓主梳妆，除主妇头戴花冠斜坐在靠背椅上，左顾右盼，正指使着周围的6个或持镜或捧奁盒的侍女为她梳妆外，右为男仆3人围立在炉灶旁，有的扇火，有的把壶煮茶，年无老幼，各有所司，围绕着主人的需要而忙碌②。

墓室壁画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多发现于以下三个地区：中原及北方地区如河南的禹县、郑州、洛阳，河北井陉，山东济南，甘肃陇西以及湖北荆门，江苏淮安等地。墓葬壁画多与墓室仿木结构建筑互补，或在雕砖上施彩，或是雕砖和壁画相结合，构成完整的主题，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是其代表作。

白沙宋墓甬道两壁画身背钱串和手持铜囊、酒瓶，以及牵马的侍者。前室墓门两侧画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11人，西壁雕画墓主人夫妇对坐宴饮像。后室北壁砌妇女启板门状，西北、东北两壁砌格子棂窗，西南壁画对镜戴冠妇人，东南壁画持物侍奉的男女婢仆，表现墓主人内宅的生活情景。桌椅器物和墓主夫妇用砖雕绘，而背后侍从人物和帷幕等背景陪衬，则全用壁画，主题突出。侍女启板门雕像是宋墓、砖塔等最多见的世俗化题材之一，风习遍及河南、山西、甘肃以至贵州各地。偃师宋墓还雕有妇女劳作如烹茶、洗涤、剖鱼、梳发、戏鸟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世俗化艺术的特点①。陇西南宋墓雕砖彩绘护神、鞍马、马夫、车轿、轿夫、厨夫、家犬、桌、椅、侍女煮茶、进食等场面，是这一时期世俗化艺术的典型。

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尤其集中在辽宁法库、内蒙古库伦等地。

墓葬壁画也多与墓室砖雕相结合，有属于契丹衣冠习俗的髡发、架鹰、毡车等形象，也有摹仿北宋墓中的宴饮、伎乐等场面。库伦1号墓在墓门、天井、墓道两壁均绘有壁画。墓门绘门神、侍女、凤、鹤、祥云，天井绘山石树木、湖石牡丹、竹林仙鹤、虎鹿相搏、男仆女侍，墓道北壁画墓主人出行、南壁画墓主人归来。墓道壁画全长22米，画有契丹、汉族人物53个，气势宏大，神态生动江西、福建地区多集中在福建龙溪、南平、将乐和江西乐平等地。①王增新：《辽宁辽阳县金厂辽画像石墓》，《考古》1960年第2期。②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①徐苹芳：《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1960年第5期；董祥：《偃师县酒流水库宋墓》，《文物》1959年第9期。

②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壁画多为表现与墓主有关的人物活动场面，还有屋楼亭台、动物禽畜等，福建壁画墓中还有较多以四神、十二生肖为表现题材的壁画。尤溪潘山宋墓墓中顶部绘有头戴展脚幞头、身着圆领袍服、执笏而立的墓主形象，墓室左右两壁各绘对应排列的6个人物；梅仙坪寨1号墓、一中宋墓等均绘有墓主的寝室卧榻及捧物侍女①。

①杨琮、林玉芯：《闽赣宋墓壁画比较研究》，《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第四节　宗教遗迹和遗物

这个时期的宗教建筑遗留很多，主要包括佛教建筑和祠庙两大类，其中佛教建筑包括石窟、塔寺和经幢等。

石窟属于宋代的佛教石窟，除陕北遗留有一些小型窟群以外，以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四川安岳和浙江杭州等地较为发达。属于辽、金两代的佛教石窟，数量远比宋代为少。有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的辽代石窟群，陕北富县可能有属于金代的石窟，在敦煌莫高窟和邻近的安西万佛峡，也还有属于西夏时代开凿的石窟。

敦煌莫高窟除了开凿少量大窟，多是改建、重绘前代旧窟。新开的大窟平面均为方形，窟内中部置方形佛坛，坛上置塑像。佛坛后部有连至窟顶的背屏。窟顶作覆斗形，其下端四角处凿出圆拱形的凹龛，画四大天王像。窟门甬道顶部均作梯形。在下层的大窟前面，曾有建于台基之上的木构殿堂建筑，构成前殿后窟的格局。窟前建筑分砖包台基殿堂和土石基结构两种，前者规模一般都较大。塑像和壁画的内容和组合多沿袭唐代，突出了供养人位置和形象。西夏时期莫高窟开窟极少，多是改建旧窟、改塑或妆錾前代塑像，很难指出典型的窟形和塑像。第491窟发现的女供养人塑像，为前代所少见。宋代是四川、重庆地区石窟造像大发展阶段，石窟集中在广元、大足一带。以佛教造像为主，也有少量儒、道教的造像。大足石刻现存5万余躯，分布于40多处，主要为两宋作品，多为平顶方窟，有的还有纪年刻铭。造像富于现实感，人物个性鲜明，体态匀称健美，衣饰华丽典雅。多样的题材中出现了弥勒下生经变、地狱变、观音经变等经变雕刻，还有十殿、十二殿阎君和六圆觉菩萨等。其中，孔雀明王窟中一面四臂、骑孔雀的主像立于窟中央，满壁雕千佛，巧妙地把塔柱式石窟结构与密宗题材结合起来。南宋初年开凿的心神车窟，八躯菩萨高约2米，颇具女性的妩媚多姿，是宋代雕刻的精品。

各种佛教题材不拘经典仪轨，表现方式多样化、世俗化，是这一时期石窟造像的最大特点。麦积山第165窟宋塑侍女像和供养像，尤其是正壁龛中塑出的两个供养侍女，可以说是宋代一般妇女的真实写照。大足北山第125窟石刻“数珠观音”的妩媚、宝顶山“养鸡妇女”的纯朴等，都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时期其他造型艺术所表现的多方面追求现实，着意反映世俗生活的特点是一致的。

自宋代以来，佛教已离开单一的形式而与儒、道等相混合，反映到石窟艺术上，重庆大足宝顶大佛湾内的“父母恩重经变”，就是儒、佛思想的混合作品；大足境内的石门山是儒、道混合的窟群，而道山的三清洞和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则是典型的道教艺术。

寺庙建筑现存的寺庙建筑大都在中原北方地区，尤以辽、金建筑为多，主要有平顺的五代大云院、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和山门、大同华严寺辽金殿阁、正定隆兴寺、应县木塔、定县开元寺塔、晋祠圣母殿与献殿等，以及南方的浙江宁波保国寺、西藏萨迦寺等。

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重要实例。山门内为一长方形院子，钟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遗址尚存，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及其前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最后是一座弥陀殿。佛香阁和弥陀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现存高约33米的歇山顶佛香阁，是这一时期高型佛寺建筑的杰作①。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面阔3间，为单檐歇山顶，兼有宋式厅堂型和殿堂型构架的特点，是北宋和辽时特有的构架形式。

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是现存的古代单檐木建筑中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则是辽代小木作的重要遗存。大同善化寺的辽、金建筑，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是现存辽、金佛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②。

塔和塔基塔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平面作八角形，塔身外观5层6檐，八角攒尖顶，通高达67.31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塔①。

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存留的石塔形式多样，构造先进。

大型砖石塔的形式，大致可分为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其中楼阁式塔结构多样，有塔身砖造，外围木结构的，如苏州报恩寺塔；有全用砖石砌造而形似楼阁式木塔的，如苏州虎丘塔、泉州开元寺双塔；有砖石砌筑成简化楼阁式木塔形的，如河北定州宋开元寺塔（料敌塔），高84米，建成于至和二年（1055），是我国现存最高砖塔；河南开封宋开宝寺砖塔，因用铁色琉璃砖建成，俗称铁塔。

这时期密檐塔盛行于北方，其中盛行于辽而为金代沿用的多角形密檐式塔是这个时期新的创造。辽、金地区盛行砖石建造的多层密檐塔，平面多为八角形，少数为方形，塔身仿木构。现存年代确切而保存较好者为辽大安五年（1089）建造的山西灵丘觉山寺塔。

塔基佛教舍利塔基的发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一时期佛教塔基不仅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出土遗物丰富，而且大都带有绝对纪年。已发现的纪年塔基都属北宋和辽代的，主要有：河南郑州宋开元寺塔基（976）、河北定州宋静志寺塔基（977）、净众院塔基（995）、河南密县宋法海寺塔基（999）、北京顺义辽净光寺塔基（1013）、河南邓州宋福胜寺塔基（1032）、安徽无为宋代塔基（1036）、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基（1043）、①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

②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①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1966年版。

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浙江金华宋万佛塔塔基（1062）、江苏镇江宋甘露寺塔基（1078）、浙江宁波宋天封塔地宫（1144）等。

宋代塔基中时代最早的是郑州开元寺塔基①，平面为八角形，用石条砌筑。塔基内再砌方形地宫，顶用石条抹角叠砌7层，内收成八角形藻井，上有刻莲花的顶石。地宫门南向，半圆形门楣上刻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门内外刻天王、力士像。地宫后部砌棺床，上置石棺。棺下四角雕出力士扛顶的棺座，棺座四周的壶门内雕出伎乐和狮子。石棺前后刻版门和天王、力士，棺两侧刻佛涅槃后佛的十大弟子痛哭悲伤之状，情态各异，极为传神。棺盖上刻纪年和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还刻着施舍物品的名称。与开元寺塔基时代相近的是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②，它们的地宫四壁都画有壁画，又都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定窑白瓷器和玻璃器，是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静志寺塔基的地宫平面呈方形，砖筑，四壁上都砌出仿木建筑斗栱，并绘彩画，顶部上收为盝顶，其中盖一歇山式石屋顶。地宫四壁绘壁画，南壁门两侧绘天王，东壁绘梵王，西壁绘帝释，北壁中央绘“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灵牌，两旁绘佛的十大弟子。而净众院塔基地宫所绘的壁画，则在北壁画佛涅槃像，并画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号的情景，东西两壁画伎乐。壁画的画面虽然不同，但主题都是表现佛涅槃后的事。福胜寺塔基地宫则为平面六边形①，六角攒尖顶，顶心嵌一铜镜。这一时期塔基中开始流行放置塔幢和各种佛像。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琉璃塔②，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的石幢、金涂塔和60余件铜佛像③，都是很重要的佛教遗物。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制作异常精美，屋面、屋脊、柱础等都与当时建筑规定的制度相合，银塔的制作也十分精细，均为研究当时建筑、特别是南方江浙一带建筑制度和样式的重要标本。瑞安仙岩寺塔基出土的泗州大圣木雕像，则反映了宋代民间信仰的情况④。

在内蒙古和辽宁、北京等都曾发现过辽代塔基，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⑤，地宫未经扰乱，各种供养法器齐全。地宫平面方形，砖筑，叠涩顶。中央置石函，函内装石涅槃像，以及拣舍利用的银匙、银筋，还有银幡、银花、银碗、银碟、瓷碟和水晶串珠等。在地宫的石板盖顶上立3.12米高的陀罗尼经石幢一座。宋辽时期的塔内，除塔基中瘗埋舍利外，还往往在各层塔身中也瘗埋着塔幢、佛像、写经和其他财物。

宗教雕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开窟造像之风的衰退，寺庙造像在这时起逐渐替代了以往石窟造像的地位而成为宗教雕塑的主流。其中大量出现的罗汉塑像具有真实生动、神情活现、体格合理，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刻画、富①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②河北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培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①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等：《邓县福胜寺塔地宫出土一批稀世珍宝》，《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②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③《金华万佛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④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第1期。⑤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第2期。有人间生活情感等特点，是佛教艺术世俗化的集中体现。罗汉像除木雕、石雕、夹纻髹漆外，大量属于泥塑。罗汉群像组合有十六、十八、四十、五百不等，他们是佛教徒对过去宣传佛教人物的创造。其他寺庙雕塑在今山西、河北保存较多，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中铜铸四十二臂观音立像，高达24米，为北宋开宝四年（971）建阁时所铸，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像。像身比例匀称，衣纹流畅。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中央佛坛上高达16米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则是现存最高的古代泥塑立像。山西大同华严寺大殿内的31躯塑像，均为辽代塑制，十分精美。太原晋祠北宋天圣年间所建圣母殿，殿内42尊侍女塑像，形象逼真，各具性格。

第五节　中外交流遗迹和遗物

这一时期的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北方地区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流，则主要活跃于11世纪以前。有关中外交流的遗迹遗物时有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上述丝绸之路沿线。

泉州港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南门外和法石、后渚等地，常发现有古船的桅杆、船索、船板、船钉以及石砌建筑基址和石塔等物，结合附近的大量石刻资料，可以确定这是一处宋代海港遗址。1973年发现于泉州湾后渚港的沉船，出土时仅存底部，上部结构已损毁无存，残长24.2米、残宽7.15米，海船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状。底有龙骨，由两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长17.65米。连接龙骨的艏柱用樟木制成，长约4.5米。船板用柳杉制成，舷侧板为三重木板结构，总厚度为18厘米。船板相接处大多采用榫合的方法，缝隙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铁钉钉合。船体用12道隔板，隔成13个互不渗水的船舱，最深的舱达1.98米，最浅的为1.5米。船上还有为了竖立前桅杆和中桅杆的底座，以及尾部为设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还出土有一些构件和附属工具如绞盘、船浆等。有人据出土木船进行复原研究，认为船的排水量为370吨左右。船中所载的货物有湿重达2350千克的香料木，还有航行人员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藤器等，并有宋代货币504枚。又有上系细绳的木签牌96件，原来当系在货物上。泉州海船结构坚固、稳定性好，适宜远洋航行，是研究当时航海技术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①。

1982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于船体前、中部为建筑物所压，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后部的4个舱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遗物①。这是一艘底部装有松木龙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单层松木，舱隔板用杂木，与上述后渚古船相比，船体造型、结构、工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发现了大片系有绳索的竹编，从其厚度和折叠状况看，当是竹帆的残存（而不是用于遮盖的竹篷）。文献中提到船帆时常将帆、席并举，法石宋船证明了这一点。竹帆的发现，补充了文献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外来宗教也十分活跃。广州、泉州、扬州等开放港口都遗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种文字的碑刻最为著名。泉州伊斯兰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顶石和石墓，以及礼拜寺内壁龛石刻等。墓碑发现较多，有两种形制，一是竖直的长方形碑，顶部多作双重弧曲的尖拱状，除碑文外多无雕饰。碑文多为阴刻的阿拉伯文，少数在碑阴刻有汉文。①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①《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2期，1983年。另一种碑体作横长方形，上下缘刻纹饰带，碑体下有莲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长方形，下设须弥座式基座，其上依层内收，呈阶梯状，常多达5层，最上一层为尖拱状顶，前端雕云月图案，顶下一层侧面为阴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顶石两种，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叙利亚文，并多在碑额处刻云朵或莲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两侧还雕有带翼天使。墓顶石多尖拱状，浮雕有莲花承托的十字架。

现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属于建筑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上的浮雕图像，其中有不少题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传说①。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150余年间，举行海舶祈风典礼的铭记，是海外贸易发达的明证。从石刻中的官职题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宋朝廷在这里设置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抽收关税，直接干预海外贸易。伊斯兰玻璃器这一时期的外来玻璃器，数量较多，主要是产于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

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器的传统，到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品如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1020）、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②、朝阳北塔等辽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无为北宋塔基（1036）③、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1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们多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较典型的产品。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与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兰玻璃工艺东传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陈国公主墓出土的7件伊斯兰玻璃制品，包括2件带把杯、1件刻花瓶、1件乳钉纹瓶、l件乳钉纹盘和2件高颈瓶，其造型装饰常见于伊斯兰玻璃制品中。静志寺塔基、无为塔基、瑞安塔基及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10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辽宁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这些玻璃器均属钠钙玻璃，质量较高。

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一时期伊斯兰玻璃器输入中国大约有两条路线，静志寺塔基、独乐寺白塔、陈国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从陆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在辽地成批出土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繁荣。由于这些器物上可见到8至11世纪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玻璃器的特征，而且时代下限明确，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从这些器皿中，可以了解到外来玻璃器制造中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和描金等诸多工艺，有的堪称稀世绝品。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乳钉纹玻璃盘，腹壁所饰一周28枚小四棱锥状乳钉，系采用①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③《安徽无为宋塔》，《文物》1972年第l期。

砂轮手工打磨而成，盘壁、圈足也经过砂轮打磨，器壁又经抛光处理。其装饰特征在西方萨珊、拜占庭玻璃制品中曾有发现，而其器形则为国内外所罕见。

宋代外销瓷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成为当时数量最大的外贸产品，因而由当时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通向海外的海上航线已被习称为“陶瓷之路”。为了适应当时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各地如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窑业蓬勃兴起，不少新兴窑场专门生产外销瓷器，国内出土很少，而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如广州的西村窑产品。

自从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外销货物，广州便是主要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产品多是从这里输出的。广州外销瓷器的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等地。

泉州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涨海声中万国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盛况。从这里输出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浙江的龙泉青瓷，以及以德化窑、建窑为代表的当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据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泉州输出的瓷器远销24个地方。

根据国外陶瓷考古发现，宋代瓷器在亚洲的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甚至远到津巴布韦都有不等数量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最多①。

日本许多地方发现了宋代外销瓷器，最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历代旧港博多及其附近、京都和内海旧港福冈。宋代瓷器不仅在非常特殊的遗址中出土，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城址、寺庙和神龛遗址、墓葬甚至乡村遗址中也常有发现。绝大多数出土标本属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出土瓷器以青白瓷、青瓷为主，此外还有黑釉、褐釉及低温绿釉三彩等。

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不计其数，菲律宾出土的主要为龙泉窑青瓷，泉州、德化窑刻花青白瓷以及建窑黑瓷等；马来西亚出土者多为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窑的青白瓷，福建、浙江地区生产的青瓷、黑瓷以及磁州窑刻花瓷器。

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出土有很多中国瓷器，其中宋代瓷器以龙泉青瓷为主。

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是一处陶瓷地下博物馆，中国瓷器数以万计，其中宋代的有龙泉窑青瓷，福建、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及定窑系白瓷等。非洲其他各地出土的宋代瓷器，也以龙泉、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产品为主。

①[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代史研究概况

20世纪上半叶的五代史研究自20世纪初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通常都认为是隋唐史的延续，五代史通常也附属于隋唐史，专门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著较少，但许多论著的题目虽只为隋唐或唐宋，实际上大多也论及五代史，更多的题为隋唐五代、唐五代、唐末（或晚唐）五代的论著，虽以唐史为主，也无不或多或少讨论了五代史，如1935年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等等。

1915年丁谦《<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1923年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是20世纪最早以五代史为题的论著。到30年代，五代十国史的新史学论文才稍稍多起来，其中较重要的如嵇文甫《朱梁的农村复兴热》，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刘樊《五代的钱币》、《五代的幕府》，聂家裕《五季农村破坏之经过》，戴希震《五季的军阀官僚与商业土地》，刘石农《五代州县表》。发表多篇五代史论文的戴振辉有《五代货币制度》、《五代农村的残破与恢复》、《周世宗之统一中国》、《五代的游幕》、《五代的刻书与藏书》。卢逮曾也发表了多篇研究五代的文史论文，其中《五代十国正赋苛捐考》，是首篇全面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文，而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是探讨五代十国与辽关系的首篇论文。

综观3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文，涉及到五代史的诸多方面。而40年代专题研究五代史的论著，数量既少，涉及面也不广，较重要的有钱穆《五代时之书院》、傅振伦《五代之瓷器》、谢再善《五代时边民与中原的关系》以及罗伯昭《南汉钱史》等，而姚兆胜等《纷乱的五代十国》，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介绍五代十国史的著作。

1949年以来的五代史研究50至7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著仍不多，有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卞孝萱《五代十国的阶级斗争》、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价》等，而评价人物的论文相对地较多，对朱温、石敬瑭、柴荣、钱磐等人物多所评介，还有韩国磐的著作《柴荣（周世宗）》。

80年代以来，五代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隋唐五代史》分册（已分条编入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有张泽咸《五代十国》概述性条目；分类条目中分国介绍了五代十国和五代各创建者朱温、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和前蜀、南唐、吴越的创建者王建、李昇、钱镠，其他历史人物如张全义、王彦章、桑维翰、冯道、王朴，以及历史地理的“开封”、“五代十国都城”、“幽蓟十六州”等，都有专条介绍，其他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则在隋唐史的有关条目中叙述。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杨志玖、吴枫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对五代十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史事、人物都有专条介绍。

1983年出版的沈起炜《五代史话》，是20世纪第二本介绍五代十国历史的著作。1985年出版卞孝萱、郑学檬的《五代史话》，则主要介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两种书各有侧重。

主要从事五代史研究的陶懋炳于1985年出版的《五代史略》，另一位研究五代史的郑学檬，1991年出版《五代十国史研究》，则主要介绍政治、军事、法律、科举及经济制度。张其凡主要研究宋初史兼及五代史，1993年出版《五代禁军初探》。上述三种专著的出版，以及一批论文的相继刊出，标志着五代十国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信息本卷为五代、辽、宋、西夏、金史卷，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内地学者有关的研究概况。内地学者的论文，分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宋辽金元史》分册，并附有同时期未收论文目录，《中国史研究动态》每年刊出前一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宋史研究概况》，每年或隔年刊出前一或二年的《辽金史研究概况》，并对有关的研究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概况，有台湾学者王台林《近六十年来国人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台《史学汇刊》第4期，1971年12月）作了介绍。宋史方面则有宋晞《宋史研究的发展》、《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更有宋史座谈会编辑的《宋史研究集》的不定期出版，已出至24辑，汇集了台湾宋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其他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另一些史学杂志，亦常刊载有关论文，宋史学者如宋晞、王德毅、黄宽重等均有专著、论文集出版。

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研究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的情况，80年代出版山根幸夫等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有关部分作了介绍，而日本《史学杂志》每年5月刊载的前一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五代、宋、元部分（《中国史研究动态》定期刊出汉文译文）。了解其他外国学者的论文则可查阅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每年出版的《东洋学文献类目》及参考宋晞1981年的《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①。

①均见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前两文对海峡两岸宋史研究情况均作介绍。

第二节 辽史研究概况

清人对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清人对辽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遗补缺，考证异同，成果颇丰。遍搜群籍，以致力于补充《辽史》之不足，成果可称者首推乾隆时人厉鹗，他“以《辽史》缺略太甚，毕终生之业，详注而辨证之”，编纂《辽史拾遗》24卷，参考、征引各类书籍三百余种，仿《三国志》裴松之注例，“自本纪外，志、表、列传、国语，凡有援引，随事补缀”①。新增者另立条目，史文与补文异同者，悉加考证、按语。此后，杨复吉又据厉鹗所未及见的《旧五代史》，成《辽史拾遗补》5卷，对厉鹗书中遗漏失检之处加以补订，辑录400余条。清朝学术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视对辽史的研究，乾嘉时人赵翼在其《甘二史札记》中，考察了《辽史》的编纂情况，并将《辽史》所载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其歧互与疏漏处。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妄改辽、金二史人名、官称，造成了辽金史译名混乱，使后学者难于尽悉。《廿二史札记》著后又有补遗1卷，辑录了辽、金、元三史中的译名，“以旧名在前，今名在后，使人知旧本如此，今本如此，读史者可不迷于检阅焉”②。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汪远孙的《辽史纪年表》、《西辽纪年表》，万斯同的《辽诸帝统系图》、《辽大臣年表》，李慎儒的《辽史地理志考》，汪辉祖的《辽金元三史同名录》；近人陈汉章的《辽史索引》，丁谦的《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吴廷燮的《辽方镇年表》，罗福颐的《辽汉臣世系表》等，或考证诸书记载异同，或补著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对名物制度加以研究探讨归纳，或对相关地理沿革加以考察。

清末，李有棠编纂的《辽史纪事本末》，“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均以正史为主”，同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考异》散入各条下的体例，“博采各书，考证异同”①，附载于《考异》中。此为辽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大量工作是对《辽史》本身的考察、注释和补充，为深入研究辽史奠定了基础。

近人对辽代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最早辑录辽人著述者为署名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12卷②，未及出版。近人缪荃孙又搜集辽人诏令、奏疏、策问、表、文、诗、谣谚、铭、记、碑、墓志、杂著等，辑为《辽文存》6卷。同时编著《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附于书后。王仁俊也从事辽人著述的搜辑、整理，采辑历代史文、方志①《辽史拾遗·序》、《自序》。

②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将辽、金、元三史旧名，“悉按国语改正，其旧名仍注于下，以资参考”。赵翼为检索方便，于《补遗》中列旧名于前，以新名注于下，独具匠心。参见《廿二史札记补遗》。①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杨家骆：《辽史汇编·序》称最早辑录辽文献者为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共12卷，钞本在“中央图书馆”善本馆。敬亭山人，王姓，清嘉庆时人。

和行记等，编辑《辽文萃》14卷。《辽文存》问世后，王仁俊将其未收的诏敕、策表、奏疏、诗文、碑铭等汇为5卷出版。《辽文萃》后附《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卷，对缪书多所补益。此外黄任恒的《辽痕五种》即《辽代年表》、《辽代文学考》、《补辽史艺文志》、《辽文补录》、《辽代金石录》，倪灿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金文诏的《补三史艺文志》和王仁俊的《辽史艺文志补证》，周春的《辽诗话》，罗福颐的《辽文续拾》等，对辽朝及后人有关辽代史事的记录整理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1936年，陈述在缪荃孙等人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补以碑志铭文，辑成《辽文汇》12卷。1980年，再增新发现和出土碑志铭文，以《全辽文》为名出版，仍为12卷，补遗1卷。包括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书状、对、议论、文、牒、札子、檄、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和杂著27类，分别编成类目索引，附于书后，以便检索。并附作者索引及事迹考。

台湾学者杨家骆在编纂《中华大辞典》时，广搜群籍，其中涉及辽事者，“可疏释补正《辽史》原文者，不期竟达350余万言”①，遂辑为《辽史汇编》11册。分为辽史史文、辽史纂修有关论著、辽史拾遗校读、辽史表志注补、辽文献、记辽史他史、辽史论文和西文论著八大类。搜检甚丰。

20世纪20年代以后，辽史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自王国维始，在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同时，兼及辽朝史事，著有《辽金时蒙古考》和《鞑靼考》。此外，方壮猷的《契丹民族考》、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柳翼谋的《契丹大小字考》、尹克明的《契丹汉化考略》和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等，或以契丹民族为考察对象，或对辽朝的某一社会问题进行考察，或在考察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和蒙古先民的情况时，兼及辽朝。此后，以辽史为重点进行研究且成就突出者有冯家昇、傅乐焕和陈述。

冯家昇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和与美国学者魏特夫合著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的《辽代社会史》等著作，以及《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丹考》和《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等论文。他对《辽史》和辽朝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关辽史研究著作大多已收入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集《冯家昇论著辑粹》中。与魏特夫合著的《辽代社会史》的资料汇编部分，为冯家昇辑注，“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是一部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①。

傅乐焕有《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和《辽史复文举例》等，对辽朝特有的制度、辽宋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辽史研究文献的校勘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研究专集《辽史丛考》。

1934年，梁园东翻译和注释俄国学者布莱资须纳德的《西辽史》，所注内容丰富，为原著补充了大量资料，推进了西辽史的研究。

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毓黻的《宋辽金史》。

1948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出版，对契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契丹民族的来源、部落组织，辽朝的建立与统治等作了全面考察。

①《辽史汇编·序》。

①夏鼐：《<冯家昇论著辑粹>跋》。

1949年以后的辽史研究成果1963年出版的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从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形式、农牧业经济、城镇建设、商业发展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辽朝的社会经济及其特点。

70年代以后，辽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两部通史对辽史有专章叙述。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对辽代的国号、年号、行政建置、官制、军制、法制、社会经济制度、人物、事件、史迹、文化典籍、宗教等方面皆有专条。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亦列有辽史方面诸多条目。此外，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也相继面世。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正明的《契丹史略》，该书简明地叙述契丹民族的起源、发展、建国，辽朝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是全面、扼要介绍契丹和辽朝历史的著作。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树森的《辽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焚的《辽史稿》。《辽史稿》比以往的同类著作叙述更详尽、更全面，对契丹人的部落组织、契丹社会的奴隶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对文献记载的某些歧异也做了必要的考察，并提出作者的看法，书中还附有契丹人各个时期的部落、州县和机构等各种图表21幅。陈述又在《契丹史论证稿》的基础上，出版《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桂芝的《辽金简史》，这是国家教委统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一种，该书除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发展状况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叙述外，又适当地增加社会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相关内容。对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也提出作者的观点，“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①。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1991年，是辽史专题研究成果丰收的一年，三部专著同时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若薇的《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这是对辽朝的行政制度、军事制度特别是契丹特有的斡鲁朵、行宫和糺军等的专题研究和全面考察，“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②。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良弢的《西辽史纲》，它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西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疆域、纪年及其对中亚社会的影响的一部专著，“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言他人未尽之言。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空白”③。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锡厚的《耶律阿保机传》，它是由民族史学家史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一种，该书“首次较具体地将耶律阿保机的事迹呈献给读者”④，全面叙述辽朝开国皇帝、契丹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耶律阿保机的一生及其对北方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贾敬颜教授的《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和《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中①王钟翰：《辽金简史·序》。

②邓广铭：《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③魏良弢：《西辽史纲·内容简介》。

④《耶律阿保机传·内容提要》。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教授勤于文献的考索和校订，尤邃于北方民族史，他知识面宽，“经史之外，涉猎诸子百家”①。他“爬梳故籍，钩沉索隐”②，将多年的读书笔记和考证所得汇成两书，“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③。其中多有涉及契丹民族史和辽代地理、民族等内容者，也是学习和研究契丹民族史有价值的参考书。1994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这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④。

此外，台湾学者陶晋生的《宋辽关系史研究》、杨树藩的《辽金中央政治制度》等，也是研究辽史的专题著作。

辽朝作为游牧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也统治了辽东和燕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和渤海人。辽史的研究既属于中国断代史的范畴，也属于民族史的范畴。在民族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和不断取得新成果的今天，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硕果累累。

自1964年蔡美彪发表《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⑤以来，嵇训杰、李桂芝相继发表了研究契丹人部落组织的论文⑥；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李锡厚、杨若薇、王曾瑜、唐统天等都有论文或专著进行研究①；蔡美彪、贾敬颜、杨若薇、李锡厚、关树东等也都有论文研究辽朝的军事制度和糺军问题②，此外，对辽朝的经济和二税户、转户，文化和科举制度，契丹人的婚姻制度和礼俗，辽朝统治下的民族和契丹文字等都有大量论文加以研究论述。

日本学者对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爱宕松男的《契丹古史研究》，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津田左右吉的《辽制度之二重体系》，若城久治郎的《关于辽的枢密院》，箭内亘的《辽金时代糺军之研究》，岛田正郎的《辽代社会史研究》等，分别对契丹古史和辽朝的军政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若城久治郎编辑了《辽史》中人名、地名、官称和名物制度的词语索引《辽史索引》，梅原郁等编辑了《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为研究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

①王钟翰：《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序》。

②《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内容提要》。

③姚大力：《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研究·辽金元》，1992年。

④李锡厚、王曾瑜：《评<辽夏金经济史>》，《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⑤《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

⑥嵇训杰：《关于契丹族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李桂芝：《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营卫志考辨>》等。

①杨若薇除《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外，尚有多篇论文论述了辽朝北南面官制；李锡厚有《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关于辽朝的参知政事》、《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等论文；唐统天有《辽代尚书省研究》、《由石刻补考辽代王府与公主邑司官制》和《契丹于越考》等；王曾瑜有《辽朝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等。

②蔡美彪：《糺与糺军之演变》、杨若薇：《辽朝“糺”之探讨》、李锡厚：《辽朝的汉军》、关树东：《辽朝的中央宿卫军》等。

第三节 宋史研究概况

明清两代对《宋史》的重修

自元末至正五年（1345）修成《宋史》以后，历代学者以其粗疏错漏、繁冗芜杂，纷纷重修《宋史》。元末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就曾想重修。明正统（1436—1449）末年，其曾孙南京侍读学士周叙奏请许自撰《宋史》，进行了数年，书未成而病死。正德年间（1506—1521），王洙撰成《宋史质》100卷。明朝廷也准备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严嵩主持，后亦无成。柯维骐历时20年，修成《宋史新编》200卷。万历年间（1573—1620）王惟俭修《宋史记》250卷，明末钱士升成《南宋书》60卷等，其中以柯维骐《宋史新编》最著名。此外，王思义、王昂、汤显祖、刘同升、归有光、邵经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书。明修《宋史》，无不是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又都只是删节元修《宋史》成书，并无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数订误，也无多大学术价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汤显祖《宋史》旧本，拟加扩修，亦未成书。乾隆二十年（1755）陈黄中成《宋史稿》219卷，仍是未定稿。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准备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后再修《宋史》，章学诚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书。仅有蒋伯超《南宋书》（不分卷）成书，传记只73人，至清末，学者终于放弃重修《宋史》之举，陆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补《宋史》之缺①。朝鲜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宋史》，将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统，历时20余年，1791年成《宋史筌》148卷。由外国学者重修《宋史》，这在古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明清两代不少学者编撰《资治通鉴》的续编，明初陈■首先修撰《通鉴续编》24卷，体例实同《通鉴纲目》；成化年间（1465—1487），又有商略等《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27卷，其后薛应旂以该书为蓝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资治通鉴》157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64卷，但都很疏略。

清初徐乾学主修《资治通鉴后编》184卷（缺第11卷），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前175卷（当是传世的太祖至英宗五朝节本），并得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参与，较明修诸书为详，但因四库馆尚未开，《永乐大典》所收有关史书尚未辑出而未能参阅，因而仍较疏略，尤以南宋宁宗嘉定以后为甚。

清乾隆（1736—1795）后期，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220卷，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参加修撰，又得以参考四库馆辑自《永乐大典》诸史书，采取节录诸史原文，详略适度，对不同记载进行考订，是明清两代同类书中最佳者。明中叶冯琦想以纪事本末体裁编次宋史，而沈越亦有以同样体裁编撰宋①顾吉辰对《宋史》进行考订，有《<宋史>比事质疑》、《<宋史>考证》。史的《事纪》，但均未成书，冯琦门生刘曰梧请陈邦瞻将两书未成稿合编增补，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成《宋史纪事本末》28卷109篇，明末改为以篇为卷（为109卷），虽史料价值不高，但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简明扼要。明清时期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当推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修撰的《宋元学案》100卷，自清康熙中叶，黄宗羲开始修撰，死后由子黄百家续修，远未成稿，其后由全祖望续修，基本完成，后来又有所散失，道光年间（1821—1850）王梓材、冯云濠补充完成，历时一个半世纪。

在清人所撰的众多宋人年谱中，以清嘉庆九年（1804）成书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成就最大。此外，还有清初王夫之的史评名著《宋论》。20世纪初的宋史研究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为中国学者认识与运用。世纪之初，宋史研究的论文很少，而王国维有1910年《宋大曲考》和1913年《宋元乐曲》、《宋吕本杂戏段数》、《宋之小说杂剧》、《宋之滑稽戏》等宋代文化史的系列优秀论文。

20年代，研究宋史的论著才逐渐增多，1922年胡适《南宋白话词》，1923年陈正漠《张横渠的哲学的研究》，1924年鲁迅《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5年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盛郎西《宋元书院讲学制》、胡云翼《词人辛弃疾》，1926年吴其昌《南宋历数天文考》、盛郎西《宋代之大学教育》、陈东原《宋儒对妇女的观念》，1927年吴其昌《宋代地理学史》、王桐龄《宋辽关系》、陈延杰《宋诗之派别》，1928年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钟敬文《宋代民歌一班》，1929年黎锦熙《宋元话本之研究》、郑振铎《北宋词人、南宋词人》，等等。此时，还有不少宋史著作问世，王国维1916年有《<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1917年有《清真先生（周邦彦）遗事》，1927年有《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五代两宋监本考》等宋代文化史系列专著。1916年谢无量《朱子学派》，1928年吕思勉《理学纲要》。孙毓修1917年有《朱子》、1924年有《苏轼》、1925年又有《文天祥》。1918年沈宗元《东坡遗事》、1929年胡怀琛《东坡生活》等，还有一些其他宋人年谱。

这一时期的宋史论著中虽有许多属于介绍性的，但也有不少是高水平的。作者中不少在当时已是或后来也成为名家，但还没有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而且几乎全是文化思想方面的论著，只有个别论著属于政治、军事方面的。

“宋史”断代史研究的形成从30年代开始，不仅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高水平的论著有较大的增加，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各个断代史的专家学者，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所说：（中国）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正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正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①顾先生在文中介绍了各个断代史的主要专家学者在该断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地位。顾先生的评介虽是一家之言，但大体反映了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叶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情况。关于宋史研究的评介摘录如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这里先叙述宋史研究的成绩。《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餍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正》，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其论文有：《南宋亡国史补》、《<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

两位学者实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关于邓广铭，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其后不久，也说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①。邓广铭的重要论文，已收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张荫麟的宋史论文有30多篇，已编入《张荫麟文集》。

除顾先生提到的两位学者外，三四十年代宋史专家还有蒙文通、陈乐素、聂崇岐、张家驹等学者。

聂崇岐除有力作《宋史地理志考异》于1934年问世，三四十年代还有《宋代制度考略》、《宋词科考》、《宋辽交聘考》、《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一系列论文，已汇编为《宋史丛考》。

陈乐素自1933年发表首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随后又相继刊出力作《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以及《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等经济史论文。陈乐素兼及隋唐、明清、中外关系史而侧重于宋代文化史、目录学史的研究，他的重要宋史论文已汇入《求是集》。

蒙文通30年代有《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其学术涉及经、史、诸子、理学、佛、道诸方面，而侧重于宋代理学，对二程、朱嘉、陆九渊等皆曾论及。

张家驹30年代有《宋代分路考》、《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40年代有《靖康之乱与北宋人口的南迁》以及专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等。

如同20世纪初叶一样，不少并非以宋史研究为主，当时已是著名学者或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在三四十年代也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宋史研究论文，如讨论政治军事史的，有钱穆、金毓黻、缪凤林、谷霁光、王毓铨、李文治、吴天墀等，讨论社会经济史的有全汉升、陶希圣、王毓铨、何兹全、鞠清远①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第72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①《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等，讨论思想文化史的有钱穆、冯友兰、季羡林、白寿彝、贺麟、李俨等，这里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来在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代宋史专家，在40年代发表了宋史研究论著，如（按姓氏笔画序）李埏《北宋楮币起源考》、宋埏《北宋商税在国计中的地位与监税官》、徐规《陈傅良之宽民力说》、漆侠《摧兼并（王荆公新法精神之一）》（重要宋史论文已汇编入《求是集》、《知困集》）等，还有其他宋史专家及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面的宋史学者，不一一列举。

1949年以来的宋史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在对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城市经济、土地关系、租佃关系以及农民起义等方面，所讨论的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在农业方面，漆侠、张家驹、薛培元、宁可等讨论了农业水利的问题，杨志玖、袁震撰文讨论宋代的户口问题。

宋代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白寿彝等《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将宋代官手工业放在中国古代官手工业史中进行考察。季子涯《宋代手工业简况》讨论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形态，华山《宋代的矿冶工业》认为不论在产量还是生产技术上宋代都高于唐代并分析了南宋矿冶业衰落的原因，史宏达《南宋闽广地区的棉纺织生产》探讨宋代南方的棉纺织生产，宋代的制盐业、造船业、丝织业、银矿业等也有专文讨论。

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认为北宋时期已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已经产生；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周北彤《宋代造船业的社会性质》等文则持不同观点，讨论促进了对宋代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杨德泉《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等文，讨论了宋代的都市和商税问题。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论述了宋代南方城市经济。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中，认为北宋时期庄园制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则提出商榷，认为唐宋庄园制说不能成立；对此，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认为唐宋时期存在庄园制。讨论土地所有制的，还有杨国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文。张维华《宋代的地租形态》认为地租与地权关系日益密切；华山《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认为是南宋地租中已有为数不多的货币地租，还在《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等文中，讨论客户与佃户的异同、客户的数量、客户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依时间及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以及南宋末年江南农民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等问题。

丁则良、赵俪生、蒋逸人、张政烺、吴天墀、华山、陈守忠等讨论了王小波、李顺、王则、宋江、方腊、钟相、杨么、范汝为等起义及兵变。60年代初期，重点讨论的是宋代农民起义的性质、特点，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义等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专著，有方诗铭《方腊起义》、刘知渐《王则起义》，云川、齐治平、白钢等亦有论述方腊起义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变法的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漆侠《王安石变法》。此外，有杨向奎《论王安石变法》、关履权《关于王安石变法》、周良霄《有关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几个问题》等文。这些论著虽然在王安石变法的具体问题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变法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性质，变法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

对宋太祖、杨业、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沈括、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讨论较多。不仅有不少论文，而且大多有传记著作，其中仅辛弃疾便有六种著作，岳飞、陆游、文天祥等亦有多种专著。王安石、朱熹、张载、叶适等人的哲学思想，主要在哲学史界展开了讨论，侯外庐、邱汉生《唯物主义者王安石》，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

对宋代的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矿冶技术等进行了多方面讨论的，有自然科学史、考古学的专家竺可桢、茅以升、严敦杰、刘敦桢、钱宝琮、宿白、李涛等。宋代的史学也受到重视，有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徐规《李焘年表》及《补正》等文。

对外贸易方面，有卢韦《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林家劲《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张家驹《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吴晗《阵图和宋辽战争》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响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宋代的官制、区域经济、民情风俗等，很少有文章讨论。此外，有些文章资料发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够。

宋史研究的新进展1978年开始，学术界重新活跃起来，宋史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发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陈乐素教授分任正副会长；以及后来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朱熹等研究会先后成立，定期举行年会，交流学术。十多年来，宋史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较大的飞跃。宋史的研究论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时甚至更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不断涌现，宋史研究室相继建立，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多种《中国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继出版，如原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写）、原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宋代部分由郦家驹、陈智超等撰写）、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宋代部分由邓广铭撰写）、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宋代部分由方贵龄撰稿）等；50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了修订本。宋史断代史也有了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辞书方面，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有宋史方面的诸多条目。1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邓广铭、程应镠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其中对宋代的年号、官制、军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问题列有条目叙述。

经济史方面，漆侠《宋代经济史》全面探讨了宋代经济问题；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学者的重视，有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贾大泉《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商业经济的发展》、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还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论著，填补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许多空白。

部门经济的研究更为活跃，不仅有不少论文，如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周荔《宋代的茶叶生产》、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陶绪《宋代麻纺织业的发展》、颜惠崇《宋代陶瓷业兴盛的原因》、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于安义《宋代官吏经商盛因及其社会影响》、雷家宏《宋代农民经商问题略论》、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刘秋根《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初探》等文；还有多种专著，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姜锡东《宋商业信用研究》、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等，这些论著不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货币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郭正忠《宋代川峡铁钱研究》、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贾大泉《论交子的产生》等文，田黎瑛《称提之说——南宋纸币管理理论》对南宋纸币管理进行专门讨论，而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认为内库已粗具银行功能；刘森《宋金纸币史》是首部全面研究宋、金两代纸币的专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宋史学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贾大泉、葛金芳、顾蓉等认为，宋代某些行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确已产生。多数学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认为当时雇佣制关系已逐步发展，但还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宋代雇佣制关系已为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宋代城镇史也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城市史方面有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等文，周宝珠、吴涛、林正秋等有研究开封或临安的著作。杨立武《北宋东京城市结构论略》、胡建华《宋代城市副食品供应初探》、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结构、货物供应、商业行会等领域。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则从新的视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等。草市、镇史方面有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专著，对宋代的镇、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等文，再次对唐宋封建庄园制度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后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庄园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宋代盛行租佃制。

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认为劳役地租已为实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几种形式》认为宋代地租实质是劳役租。关于宋代地租形态问题，亦有较多争论，漆侠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包伟民则认为这种出现在官田的是“折钱租”，还不能说是货币地租。

宋代人口问题也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袁震50年代的《宋代户口》提出质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浅谈》认为宋代户口统计与实际人数存在明显差别，穆朝庆、王青济主张男口说，与30年代日本宫崎市定说法类似；何忠礼则主张丁口说，地方统计的是男口，朝廷统计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卫乔推算军人数与总丁数之比，也主张丁口说；王通明通过考察最高垦田数及亩产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达1亿；葛剑雄认为户数统计比较正确，据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达1亿，南宋、金合计超过1亿。

关于宋代的赋役，许多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差役的性质等虽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宋代赋役负担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龄、贾大泉、王瑞明、漆侠、王棣、魏天安等，对宋代的赋税、役法、免行钱等分别进行了讨论。高树林《宋元赋役制度之比较》，认为整体而言宋代是进步的，元代则后退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通向征兵制的桥梁以逐步废除募兵制，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从变法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上肯定其积极意义，陈振《论保马法》论述熙宁保马法、户马法和元丰保马法的区别等，漆侠、郭东旭、周良霄、王瑞明、杨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则认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变法强兵的目的也未达到；顾全芳、胡昭曦、何忠礼、程念祺、季平、杨国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从一个侧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对于宋代社会的综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一书综合研究经济、阶级结构、土地占有和租佃制，以及政治、军事、哲学等问题。而王曾瑜的专著《宋朝阶级结构》，则深入研究了农民、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奴婢等各阶层的情况。

关于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继位问题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顾吉辰等认为宋太祖确是为太宗所杀，唐兆梅认为“金匮之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刘洪涛则认为太祖并非遇害而是病死。邓广铭从《宋史·孝宗纪》的潜台词论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继位，而宋太宗篡位后仓猝命人撰写，后又命人删改的继位诏书，则是企图进一步掩盖弑篡痕迹。侯杨方、何冠环、王育济等则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匮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继位。

1979年，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指出一些论著将北宋前期“中书门下（政事堂）”简称的“中书”，混同于三省的中书省。80年代初以来，宋代官制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学者的注意，陈振探讨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况；并对有些论著因对宋代官制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些结论性错误，以及对台湾杨树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一书中的问题分别进行商榷。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渊源》、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傅礼白《北宋三司使与相权》、姜锡东《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柯昌基《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认为知制诰是皇帝政治秘书、代言人，陈振《关于宋代知制诰和翰林学士》指出其将翰林学士的加衔知制诰也误认为是代行中书舍人职务的知制诰，杨果、朱锡光、龚延明亦撰文讨论翰林学士、学士院等。此外，曾小华讨论了荐举制度，白文固阐述了祠禄制度，丁凌华论述了寄禄官制度，陈振、张邦炜、苗书梅等讨论了回避制度，金圆、贾玉英、季盛清、吴晓萍、萧建新、江晓敏等阐述了监察制度。郑世刚讨论了北宋转运使制度、王文楚则论述转运使的治所、汪圣铎认为转运司是路级政权和地方财政的双生体现者，此外，还有姜汉椿《北宋转运使路考略》等文。汪圣铎认为通判只有监察权、王世民则认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监察官。陈振《论宋代县尉》指出重设县尉初期只管乡村，后管全县而乡村主要是巡检负责，南宋时乡村则由县尉、巡检分区负责。邓小南有多篇论文研究宋代的磨勘制度、循资制度、任官制度、考课制度等，她的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科举制度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30年代有陈东原《宋代科举与教育》、聂崇岐《宋代科举考略》与《宋词科考》等文。80年代初以来，有关履权《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和地主阶级》、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与《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穆朝庆《试论宋代科举中的类省试》，以及徐规和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和封弥制》等文，讨论了科举制的内容、方法、特点及影响等；刘复生则讨论了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则进而讨论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问题，认为既促进了诗文革新，又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文学的发展。

关于兵制，40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实》；80年代初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对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认为造成大批劳力脱离生产又加重人民赋税负担，以及军事上的无能和形成积贫积弱；他还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王育济则撰文认为募兵制虽有弊端，但使生产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厢军分担劳役，也使农民得以精耕细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性质》。王云海、张德宗《宋代邮递铺兵》认为招募铺兵传递邮件反映了宋代募兵制改革中的一个侧面，张德宗还对北宋的禁兵、厢兵、乡兵等制度进行讨论。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乡兵，任树民则探讨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刘东社《北宋骑兵简论》、李昌宪《宋代将兵驻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是首部系统研究宋代兵制的专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1929年杨鸿烈《宋代的法律》和1942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面研究宋代法律的论文；1949年邓广铭《宋史刑法志考正》，则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础之作。此外，有张荫麟《北宋关于家庭制度的法令》、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鹏《唐宋继承法研究》，是1949年前仅有的部门法制论文；唐志炯《南宋的医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仅有的宋代法律论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年代末以后逐渐活跃，季怀银对宋代法官制度、刑讯制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专题论文，他还与王云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制度》一书。郭东旭有宋代的财产继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宋代法制研究》。戴建国则研究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狱政制度及公证机构“书铺”等。此外，还有杨廷福、钱元凯《宋朝民事诉讼制度述略》，赵晓耕《试论宋代有关民事法律的规范》，张邦炜《宋代官吏经济违法问题考察》，董家骏《宋代商业立法述略》，殷啸虎《北宋前期司法监察考察》等文，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赵胜《宋代的印刷禁令》，顾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矿冶法令及政策》，方宝璋《宋代的财政监督法》，安国楼《宋代笞杖刑制度论略》，王永贞《宋朝预防官吏经济犯罪的法律措施》，总的来说研究宋代法制史的学者及论著数量较多，虽涉及面较宽，但许多问题大多还只有一二篇文章。

农民起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侯外庐、王曾瑜、王瑞明、漆侠、关履权、何竹淇、张志康、郑世贤、夏露、顾吉辰、张其凡等人，都有综合研究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此外，对宋代各次农民起义的论文数量也不少，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发表后，在宋江受招安问题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腊的问题仍有争论，对其他农民起义的具体问题也有许多讨论。自80年代中叶开始，已很少有讨论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

此外，讨论宋与辽、金、西夏、蒙古（元）关系的论文较少，胡昭曦主编的《宋蒙（元）关系史》是迄今这方面唯一的专著。讨论对外贸易的论文稍多，还有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

文化领域一直是主要由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宋史学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对人物以及史学史的研究。文化领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学史，自20世纪初以来，仅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就多达一百多种，小说史也有一二十种，文学批评史、诗史、词史亦有多种，都有论述宋代的篇、章，而以1963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著。有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和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宋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宋词研究，主要学者有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等。宋史学者研究宋词著名的只有邓广铭，所著《稼轩（辛弃疾）词编年笺注》虽是名著，却是他研究宋史“走弯路”的作品。

哲学史、思想史的讨论，20世纪之初起就受到学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学史学者的广泛注意，章太炎、钱穆、冯友兰、白寿彝、贺麟、陈钟凡、邱汉生、张岱年、李泽厚等，都有论著讨论宋代理学，论著多达数百篇、部，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专著也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为最著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以50万字的篇幅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宋代理学思想与理学家，是50年代以来开创性的专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学思想及理学家的论著数量很多，不一一介绍。

理学研究也引起宋史学者的重视，邓广铭1984年在《略谈宋学》中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宋学的一个学派，理学形成一个大学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指出宋学形成后王安石新学派占主导地位，理学在宋高宗时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成为主导地位的学派。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认为直至理宗前期，新学、理学二派是主导学派，理学派的独尊是在理宗后期开始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学家的重视，40年代金毓黻、魏应麒、傅振伦等均有中国史学史著作问世。宋代史学发达，宋代史学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垣、翦伯赞、白寿彝、聂崇岐等众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其次是对欧阳修、郑樵、马端临等史学家的研究，柴德赓、陈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欧阳修史学的论文。关于郑樵，有顾颉刚《郑樵传》等文、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等文；吴怀祺有多篇研究郑樵的论文，郭虚中、杨国桢等亦撰文讨论。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是首篇论述马端临史学思想的论文，陈光崇、陶懋炳、张孟伦等亦有文论述。对于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刘恕、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袁枢等，亦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是对宋代史学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学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学史的首部专著。

宋代文化领域的其他学科，如小说、戏曲、音乐、绘画、书法等，自然科学的天文、数学、化学、建筑、农学、水利、医药学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社会风俗等，参与讨论的学者和论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数部通史，而专门研究宋代的专史则极少，仅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程毅中《宋元话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数种。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宋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王安石及其变法，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新著）等。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专著有宋衍申《司马光传》、季平《司马光新论》等，而季平、顾全芳不同意将司马光作为保守派代表。

对岳飞的研究仅次于王安石，不仅有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还有王曾瑜《岳飞新传》及其他数种；此外，1977年以来的论文就有一百多篇，《满江红》词的真伪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自1937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满江红》词始见于明弘治十一、十二年（1498、1499）间，1961年夏承焘的《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更进一步说《满江红》词作于弘治十一年，是出于战胜鞑靼的王越一辈将帅或幕府文士之手。1981年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指出《满江红》词在景泰二至三年（1451、1452）间即已编入《精忠录》，当来源于南宋或元人著作，并肯定是岳飞真作，此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其他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赵普、杨业、范仲淹、柳永、欧阳修、包拯、苏轼、沈括、苏颂、二程、韩侂胄、朱熹、陆九渊、李焘、李心传、陆游、辛弃疾、马端临、文天祥等，其中大多数已有传记，有的还有数部传记著作。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新传”系列，已出版的宋人新传有程应镠《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王曾瑜《岳飞新传》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家丛书”中的宋人画家，已有周积寅《董源、巨然》（五代、宋），张安治《郭熙》，沈迈士《王诜》，周芜《李公麟》，孙祖白《米芾、米友仁》，邓白《赵佶》，刘兴珍《李嵩》等。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传记中有28部属于宋人传记，另有附传6人，传主共34人。如：姜国柱《李觏评传》，梁绍辉《周敦颐评传》，龚杰《张载评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评传》），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张义德《叶适评传》，以及《刘徽评传》所附的《秦九韶评传》和《杨辉评传》等。

上述三个系列传记的出版，扩大了宋人传主的范围，推动了对宋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促进了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台湾、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自50年代起，尤其是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5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姚从吾倡议成立“宋史研究会”，并由台湾师范大学蒋复璁、赵铁寒，台湾大学方豪共同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1963年他们又与屈万里一起重新成立“宋史座谈会”，定期进行学术座谈，已达100多次；继续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版24辑，除早期数辑刊载少数1949年以前的旧作，极大多数是台、港宋史学者的新作。台、港地区各大学大多开设“宋史”课程，推动了宋史研究的发展。

学术交流方面，1981年5月，东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和新亚研究所，联合举行“宋史研讨会”，并推举宋晞、林天蔚等为香港“宋史研讨会”联络人。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出席的有美、德、澳大利亚诸国以及香港地区、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20多人。

1985年7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中古史国际研究会”，出席的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40多人，其中有宋史学者，1987年出版会议论文集《唐宋史研究》。

1988年6月，台北召开“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百余人参加。

1988年6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等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美、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50多人参加，促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与交流。

姚从吾的宋史论文已编入《东北史论丛》、《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他学者出版宋史论集的有蒋复璁《宋史新探》、宋晞《宋史研究论丛》、陶晋生《宋辽金史新论》、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林天蔚《宋代史试析》与《宋代史事质疑》、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黄启方《两宋文史论丛》、王明荪《宋辽金元史论文稿》等。

中国的宋史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宋晞曾作过概略的统计，在他60年代所著《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计收论文1744篇，书籍237种；至1981年，宋史论文已达6100多篇，专书也有500多种；1982—1988年期间，宋史研究的论文又达4300多篇，专书140多种。至1988年，“研究成果经初步估计，论文超过一万篇，专书约有六百五十多种”①。

①宋晞：《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

第四节　西夏史研究概况

清人对西夏史料的编纂

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史料方面颇有成绩，常见的西夏史籍有以下三种：《西夏书》15卷，周春撰②。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最早的纪传体西夏史书。在取材上，“是编大致根据各正史益以宋人书数种，采摭颇略”①，但在体例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分析上，都独具见解②，今仅存传抄残本10卷。

《西夏书事》42卷，吴广成撰，大约成书于道光初（1821），编年体史书。本书采唐以下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记事，排比成书。起唐中和元年（881），迄于宋绍定四年（1231），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1826）丁晏跋云：“吴西斋书，备详本末，附考异同，虽编年系月，举纲分目，意仿《宋史》例，实则杨氏长编纪事本末体耳。罗荟蓬萃，不谓无功，惟表明书法，几几居卷帙之半，事既近迂，书复夺主，从来无此体例也。然记载西夏事迹者，世无更详于此者。”本书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是最大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及1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纪事本末》36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图和职方表，张鉴撰。鉴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殁于道光三十年，是书初刊于道光五年。本书辑录宋、辽、金、元诸史中有关西夏史料，自西夏兴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但叙事前详后略。间有考辨，多欠精审。有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光绪十一年金陵刻本。

仅有存目未见传本的有洪亮吉《西夏国志》16卷，秦恩复《西夏书》20卷，无名氏《西夏志略》不载卷数，王云《西夏书》4册，徐松《西夏书》、《西夏地理考》，陈昆《西夏事略》16卷等。

清末民初集西夏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锡章《西夏纪》28卷，编年体史书。是书以陈昆《西夏事略》为本，辅以吴广成、张鉴、周春等书，采撷宋元以来有关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征引文献300余种。引文多有出处，使用方便。有1924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本。戴氏另有《西夏丛刊》10余卷，未刊①。

史料辑录考订，有张澍《西夏姓氏录》1卷，有清雪堂丛刻本。罗福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14卷，有待时轩丛刊本。

书目与搜遗有王仁俊《西夏艺文志》1卷，《西夏文缀》2卷，有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罗福颐《西夏文存》1卷，外编1卷，有罗氏石印本。清代学者对西夏史料的编纂，与单纯辑录史料者不同，也是西夏历史的研究之作。如上面提到的周春的《西夏书》、吴广成的《西夏书事》等，在②原书15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残本10卷，钞本。

①胡玉缙：《西夏书》“书后”。

②李蔚：《周春<西夏书>评价》，《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①以上均见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期；参阅吴天墀《西夏史稿·西夏文献目录》（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体例上不无新颖之处，且重视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分析。

近现代的西夏史研究近代的西夏史研究，首先是同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发现和判别西夏文字的清代考据学家张澍（1776—1847）②，曾著有《夏书》一书，可惜被毁，仅留下分量不多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两种③。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西夏文书的发现，推动了西夏学术的研究。在西夏文字研究中颇有成效的罗振玉与子罗福成、罗福苌及罗福颐兄弟，在研究著作中多涉及与西夏史有关的问题。罗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中，据实物以考究西夏历史纪年。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住》一书。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在三辑巨著《西夏研究》（1932）与其他著作中，也包含了对西夏历史、文物、国名、宗教等问题的研究①。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韩儒林、向达、邓少琴及贾敬颜等人，也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民族、文物、典籍方面的研究文章②。

西夏史专著，至70年代中，内地尚属空白。1975年香港出版的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搜罗宏富，但仍脱不开旧的史料编纂学的窠臼。1979年初，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在通史著作中首次把夏与辽、金放在同等地位，并对西夏的兴起，夏国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翔实的论述。同年底宁夏出版种侃等著的《西夏简史》，是简明通俗的西夏专史。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增订再版）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③。是书编排合理，繁简得当，贯彻民族平等原则，阐明西夏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附有大量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对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十分有益。

80年代，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西夏史论文已达百余篇，并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史研究论集、专题研究、资料集。西夏史方面有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史金波《西夏文化》、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87）等。文物研究有《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官印汇考》、《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①。西夏语文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②，史料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等。辞书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②白滨：《略论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考定》，《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③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评<文海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①《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

②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以上均载入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贾敬颜：《关于西夏国名二、三事》，《天津益世报》，1948年4月27日。③参见金汇海、吴长显《评<西夏史稿>》，《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3年第1期；蔡美彪：《<西夏史稿>读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①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罗福颐辑，李范文释文，纪宏章拓款：《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西夏史。我国西夏史研究人员与机构也在不断壮大发展。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都有专人从事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不断有新作发表③。

西夏史料整理的新成果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2册），收录了隋初到元末“正史”、各类史籍、文集、金石史料中有关党项与西夏资料，分传记、人物传和散见史料编年三部分。所录史料考其来源、异同，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夏史料汇编。

近年来有关史料校勘、订讹和史籍评介的文章较多，如对党项与西夏人名、姓氏、官号、地理、人物、历史事件的考订、辨误①；对明刊《宋西事案》②、佚名《西夏志略》③的考证介绍，对周春《西夏书》、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内容的评介④。

近年来，流失国外的黑水城西夏文书陆续介绍到国内。前苏联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书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及有关文献著作也为国人所知，一些较重要的西夏文著作、文献得到新的译介，并应用在西夏史的研究中。1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璋、李伟国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克恰诺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①，出版后必将对西夏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西夏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时期内取得的成绩却比较显著。研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除已介绍香港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外，还有台湾林瑞翰写的《西夏史》文章，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以及王民信、龚煌城关于西夏文字文献、语言文字的论文。

①主要有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西夏史琐谈》，《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顾吉辰：《<宋史>西夏纪事辨误》，《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读<西夏史稿>札记五条》，《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②李范文：《一部国内罕见的西夏史书——<宋西事案>》，《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白滨：《<宋西事案>考》，《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张翼之：《读<宋西事案>质疑》，《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③房建昌：《关于日本所藏<西夏志略>》，《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白滨：《<西夏志略>考》，《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④李蔚：《周春<西夏书>评介》，《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蕃汉合时掌中珠>初探》，《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①史金波：《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究的问题比较广泛，又因史料不足，往往使研究难以深入。以下就西夏史研究中主要问题的进展和争论，作概括性介绍。

一、关于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历史上已存在两种说法：据《隋书》及新旧《唐书》，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党项八部之一的拓跋氏无疑属羌族一系；②另一说拓跋氏源出鲜卑族系，是根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中关于西夏王室的记述，称先世“本魏拓跋氏后”③。二说至今仍然存在，但讨论已逐步深入。较多的论著中对鲜卑族系说提出较详细的论证：第一，用比较充分的史料证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虽然还无材料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裔，但西夏拓跋氏与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无疑义。第二，原居于我国东北大鲜卑山一带的拓跋鲜卑一支，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进入了河西，并有一部分归附或进入吐谷浑部族，成为其中的一个部落。到隋末即脱离吐谷浑统治，形成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即党项八部。第三，拓跋鲜卑流入羌部形成党项拓跋氏，史书所称“党项羌”，表明了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表明了历史上统驭诸羌的鲜卑人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党项羌的统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历史命运①。有的论著还从历史记载中党项拓跋氏与被统治的羌族在称谓上表现的对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风俗，以及族称、语言系属等方面来论证西夏王族拓跋氏与被统治的“党项人民”分属于不同族属②。

二、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分期。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使党项社会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即由部落社会向部落联盟过渡。从宋初李继迁到李元昊建国，党项社会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转化时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国家③。第二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后，进入宋朝统治时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立了“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第三种意见认为，党项羌从公元6世纪左右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从7世纪末内迁后，在定居内地二三百年的过程中，党项社会跨入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从五代宋初起特别是从李继迁时期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领主制，乾顺以后，进入封建地主制（吴天墀《西夏史稿》）。三种意见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一是西夏社会的发展是否经过奴隶制问题。对后一点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会“奴隶”的存在与否及其身份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说建国前党项社会存在着有奴隶身份的“奴隶”的话，②《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党项，西羌之遗种。”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①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②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又《论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1981年宁夏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吴天墀：《西夏史稿》。③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西夏建国后，靠对外战争俘虏奴隶而建立的奴隶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西夏对外掳掠战争直至西夏灭国前夕都在发生。奴隶制的存在要靠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来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外掳掠必须以奴隶制为其归宿①。

三、西夏的官制问题。今人的西夏史论著在谈到西夏官制时，都认为存在着“蕃官”与“汉官”两套官制，两个系统②。对“蕃官制度”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种意见认为两套官制之设始于元昊建国，“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立”（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两套官制论者认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党项贵族在政府里的主导地位，同时又适应汉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就像辽王朝设南北面朝官一样（吴天墀《西夏史稿》）。

两套官制之说本于吴广成《西夏书事》，有关记载说，元昊建国“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卷11）。至毅宗时“备官制”，又有“汉设..等官；蕃增..诸号”（卷20）云云。争论的关键是对吴广成的记述有不同理解：“蕃号”是否就是“蕃官系统”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设有蕃官系统者，首先考察所谓“蕃官”名称的“蕃号”出现的特定环境与历史背景，认为所谓“蕃号”，不过是西夏官制名称的西夏文字译名，它仅出现于出使宋朝的夏国使臣的本官称谓中，这是由于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因而留载于史籍。我们在西夏同辽、金两国的交往中还找不到这种例子。这种职官名称与“蕃号”的对译，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①。此外，从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汉文有关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两套官制的记载②。更多的事例说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国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汉人为之”的①，因此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评价。对西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李继迁、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评价上。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奠基者，史学界着重强调他在反对民族压迫、统一党项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项族的发展，促进党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李继迁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突出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为党项族的杰出领袖②。对夏国创建人李元昊的评价，着重强调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①张广志：《党项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②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钟侃等著《西夏简史》；吴天墀著《西夏史稿》。①《西夏书事》卷21：“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号也。”据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枢密”西夏文”，音“领卢”。

②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等。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②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徐庄、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③。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①。

五、战争性质问题。在上述论著中主要涉及到李继迁和李元昊时期对宋战争的性质问题。在评价李继迁领导的长达22年的反宋战争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具有民族起义性质②。与此相反，有的看法是：首先，宋初，对西北各民族实行恩抚羁縻政策，对党项族及其首领尤甚，因而否认宋朝对党项族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其次，李继捧向宋朝献银、夏等五州，与宋太宗收复五州之地是与当时统一的大势相吻合的，是历史的进步，对党项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统一都是一件好事。李继迁的反宋战争，代表了顽固坚持割据的党项贵族阶层的利益，战争给双方人民都没有带来半点福音，而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因此李继迁发动的反宋战争是一场不义之战③。关于元昊对宋战争的性质，多数的意见认为，元昊在十余年中同宋朝进行过40多次大小战争，主要是侵略性的掠夺战争。战争不仅破坏了被侵犯地区宋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夏国包括党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与经济发展也起了破坏作用④。也有人认为，宋夏之间的战争包括元昊与宋朝的战争，“两者的战争之端大都是宋方挑起的”，因此强加给西夏的“叛宋”、“寇边”、“掳掠”的种种罪名，应予推翻（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

六、关于西夏后裔问题。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元灭西夏，元代称西夏人为唐兀氏，列为色目人，他们多在原居地，或被派往南北各地做官，也有相当数量的唐兀军被派到各地戍守或屯田。这些人后来的下落如何，史料记载是不足的①，近年来许多新的发现与实地调查，使这个问题逐步明晰与充实起来。如甘肃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汉、回鹘文合璧），记述一个党项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继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③刘建丽：《元昊》，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吴光跃：《赵元昊》，《历史教学》1983年第4期；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①罗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

②吴天墀：《西夏史稿》；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③汤开建：《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吗？》，《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

④汤开建：《西夏元昊反宋战争性质探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①见《元史》中有关唐兀氏人物传及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参见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相延六世的职官、世系及活动②。又如河南濮阳市郊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杨氏族谱，证明了当地十余个自然村中的杨姓居民3500余人均为西夏遗民后裔③。对元末殉职的唐兀氏余阙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的调查，并从《余氏宗谱》得知，余阙之后代延27世至今仍生活在安徽④；据记载还有王氏一族的西夏后裔居住在安徽⑤。河北保定韩庄西什寺遗址新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石刻，记录了明中叶有近百名党项人在此的活动①，这个发现也把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延长到明代中期②。关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遗民南徙四川木雅（属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地区建立小邦的问题，早在1949年以前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作过实地考察③。近年来国内也有人作过调查④，有的论著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吴天墀《西夏史稿》）。

除上述问题外，由于新的资料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少文章还对诸如西夏国名，监军司的数量与驻所，钱币的铸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刻印，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有新的进展⑤。

国外研究简况国外对西夏史的研究以日本和原苏联为主，时间长，成绩也比较突出。

日本的著名学者白鸟库吉、中岛敏、宫崎市定、长部和雄、小林照道等人，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与文化的文章①。较早专门从事西夏语文研究的石滨纯②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③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④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⑤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①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②过去所知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是元代至正八年（1348）莫高窟所建速来蛮西宁王六字真言碑中的西夏字。保定经幢刻于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比原来下限延长150年，西夏文字从创制后到使用有460多年历史。

③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单行本1945年。国外学者考察后所发表的文章有巴波尔（E.C.Baber）：《中国内地的旅行与考察》，1882年等。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范文等曾亲赴调查。李范文有《西夏遗民调查记》一文，收入其所著《西夏研究论集》一书中。

⑤主要文章有：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炳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6年第5期；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年第1期；《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分别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1983年第3期。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李范文：《论西夏与宋的关系》，收入其《西夏研究论集》中。白滨：《论西夏与辽的关系》，《民族史论丛》，1988年。刘建丽、汤开建：《金夏关系述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①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第9编，11—12号，1898年。中岛敏：《关于西夏铜铁钱的铸造》，《东洋学报》（东京）第7册，1935年；《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东太郎及其后继者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语言学家，在其西夏语文的专著中也多涉及西夏历史问题②。日本主要从事西夏史研究的首推冈崎精郎，从1947年发表《唐代党项的发展》一文起，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夏史的研究文章。1972年，他综合自己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已发表的一系列单篇论文为基础，撰作《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第27）一书。是书论述从唐、五代到宋初西夏建国前李继迁与李德明时代党项历史及党项与河西回鹘关系等，并附论西夏的民族信仰、西夏习惯法及法典等问题。史料丰富，考释详尽，是一部有分量的西夏古代史著作。50年代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前田正名、田村实造、山本澄子、长泽和俊、松田政一等，也都发表有关西夏历史研究的论文①。1964年出版的前田正名著《河西历史地理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在第五、六两章中，比较详细地研究10至11世纪河西历史地理问题，即探讨这个时期西夏对河西的统治、军镇配置以及有关战争问题。日本后起的青年学者松泽博（野村博），从事西夏文字文献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多种西夏文佛经、文书等的研究文章，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②。

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苏联的“西夏学”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这是由于苏联拥有柯兹洛夫于我国黑水城遗址所获（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批西夏文书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研究这批西夏文书的有伊凤阁、鄂登堡。自20年代起，又有龙果夫、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④。成绩昭著者为聂历山，苏联1960年出版的两卷本《西夏语文学》（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是他编著的西夏文字典遗稿，卷首收集了他在西夏语文、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从50年代以后，苏联从事“西夏学”研究的有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格列克、卡津、孟什科夫、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柯萍、科洛科洛夫、鲁勃·列斯尼钦科等人。与此同时，研究重点也从研究语言文字为主，转向全面探讨西夏历史、文化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专著已达上百种方学报》第6册，1936年。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东亚经济研究》，18∶2，1934年。长部和雄：《西夏纪年考》，《史林》18卷3—4号，1933年。小林照道：《关于西夏佛教研究》，《支那佛史》2—3，1938年。

②石滨纯太郎：《西夏学小记》，《中国学》1—3，1920年；3—2，1922年。《西夏国名考补正》，《龙谷大学论丛》3—5，1933年。西田龙雄：《关于西夏的佛教》，《南部佛教》22卷，1969年。《西夏王国的性格与文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卷，1970年。

①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史林》第42卷第1号，1959年。田村实造：《辽与西夏的政治关系史》，《东亚学》第9册，1944年。山本澄子：《关于唐代党项的移居》，《史观》第26、27期；《五代宋初的党项民族及其与西夏建国的关系》，《东洋学报》第33卷第1号，1950年。长泽和俊：《西夏的进入河西与东西交通》，《东方学》第26册，1963年。松田政一：《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东方学》第19册，1950年。

②《西夏语译经史研究》，《佛教史研究》第19卷2号，1977年；《西夏文土地买卖文书书式（1）（2）》，《东洋史苑》14、15号，1979年；《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龙谷史坛》第77号，1979年。③[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与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

④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1932年；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其中以研究西夏历史著称的学者是克恰诺夫，1960年6月以《西夏国（982—1227）》为题的学位论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64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1970年获史学博士学位。从1959年起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整理西夏文书档案工作，同时开始学习西夏语文，近三十年来发表以西夏史研究为主的论文著作40余种，曾多次在国际学术会上宣读关于西夏史的学术论文①。其代表作为1968年出版的《西夏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共分九章，分别叙述党项的兴起、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时期的政治与战争形势，发生的起义，文化事业，西夏的灭亡。本书采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与西夏文史料，其重大价值在于首次大量引用了世人罕见的珍贵的西夏文史料，不足之处则在于对汉文史料以及西夏文史料译读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史事的错误评断。作者研究西夏历史的方法及观点，如对西夏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估价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近年来，克恰诺夫主要从事西夏文法典以及格言、谚语、诗歌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对深入研究西夏史十分重要。

国外研究西夏史的学者还有法国的史泰安，美国的陆宽田、R·丹尼尔，匈牙利的玛利亚·范凌思，韩国的申采湜等，他们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史的研究论著①。

①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①[美]宽登编：《西夏学论文目录》。邓如萍（R.Dunnell）：TangutsandtheTangutstateTaHsia，1983。[匈]玛利亚·范凌思：《中国史学所见的西夏国家构成》等。其余著作可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所附之文献目录。

第五节　金史研究概况

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金灭之后，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文学家元好问晚年为撰写金史曾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编有《中州集》。虽然他未能实现其志愿，但却有利于后来的编写工作。与元好问编《中州集》的同时，另有冯青搜集金代文章数百卷。王鹗为写金史也搜集采访和整理了不少史料。明杨循吉撰《金小史》。

对金史研究最有成就的还是清代。清代由于考据之学风行，很重视史料的整理工作。清代对金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上：遗书钞录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开四库全书馆，诸儒臣辑《永乐大典》散见之书，金人编的《大金吊伐录》及王寂的《拙轩集》、《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过整理，诸书得以流传。

遗文辑录主要是将金代的文章、诗词、碑刻等整理汇集成书。

《全金诗》74卷，郭元釬康熙五十七年（1718）奉旨编辑。此书是在元好问《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所收诗约6000首，作者近500人。有康熙刻本和乾隆西爽阁重修本。

《金源纪事诗》，汤运泰编辑，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

《金文雅》16卷，庄仲方编辑。此书是从文集、正史、《元文类》、《玉堂嘉话》和几种地方志中所辑出的金人诗文，按赋、诗、诏令等文体进行分类编排。辑录不广。有光绪十七年（1891）江苏书局刊本。

《金文最》120卷，张金吾编辑。此书只收文不收诗。除采集自《金史》、《大金集礼》、《大金吊伐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之外，凡山经地志、金石碑版以及医书、谱录、杂家小说，旁及外国史书，无不甄录，并合之《拙轩集》等五文集，分类编次。此书搜罗至广，因多有难以查到者，便于初学金史者翻阅，是一部颇有实用价值的史料丛编。有光绪七年广雅书局本。通行者为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60卷本，删去了《金文雅》已著录诸篇。

诸书辑录其要者有石莲盦汇刊之九《金人集》，吴重熹辑，有清光绪中海丰吴氏刊本。内辑《拙轩集》6卷，《补遗》1卷，金王寂撰，光绪二十年信阳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附札记2卷、附录1卷，金赵秉文撰，札记、附录为吴重熹所撰，光绪二十九年湖北刊；《滹南遗老王先生集》45卷，续1卷，金王若虚撰，光绪十六年开封刊；《元遗山先生集》40卷，附录1卷，补载1卷，金元好问撰，清张穆校，光绪三十年灵山杨氏刊，载有施国祁、凌廷堪、翁方纲撰《元遗山先生年谱》；《新乐府》5卷，补遗1卷，金元好问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续夷坚志》4卷，元好问撰；《萧闲老人明秀集注》6卷（原缺卷4—卷6），补遗1卷，金蔡松年撰，金魏明道注，光绪三十年江宁刊；《二妙集》8卷，逸文1卷，金段成己、段克己撰，光绪三十二年江宁刊；《天籁集》2卷，摭遗1卷，元白朴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

《金史》补遗清时做了不少史料的补遗工作，其中包括对史书、文集、书目的补遗。杭世骏仿厉鹗《辽史拾遗》例，编《金史补遗》，全书拟为百卷而未能完成，只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传钞本5卷，收入《满蒙丛书》第2卷。钱大昕有《辽金元三史拾遗》5卷，清广雅书局刊。卢文弨有《金史礼志补脱》、《补辽金元艺文志》，收入《廿五史补编》第六册。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1卷，收入《昭代丛书庚集》。

校勘注释清代对史料考异、校勘、注释极为重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其中有关于《金史》部分。《续资治通鉴》、《金史纪事本末》皆附考异，可资对史事鉴别。缪荃孙《大金集礼校勘记》，见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大金集礼》附录。

对《金史》进行校勘、注释而取得卓著成绩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10卷。施国祁原是布店掌柜，他用二十余年功夫读《金史》十余遍，写成此书。《金史详校》根据《金史》各种版本互校，同时也用其他书校勘《金史》，订正了不少版本及史实方面的讹误，校注齐备，是读《金史》所必备的参考书。有光绪八年会稽章氏刻本。

除上述的史料整理外，清代学者如万斯同、钱大昕、赵翼等对金史都有所研究，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52卷，虽无新资料，但备一体。

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虽很薄弱，但仍是留至今日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近代以来对金史的整理与研究从辛亥革命至今八十余年间，金史的研究经过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911年到1931年20年间，是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开始脱离了清代研究的老路子，把对金史的研究向现代史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王国维把考据学的方法运用到金史的研究上来，写过《辽金时蒙古考》、《金界壕考》等重要著作，开史学研究的新生面。此间，对金史研究还有吴廷燮的《金方镇年表》。

从1931年至1949年的近20年间，是金史研究进入开拓时期，有向广深发展的趋向。金毓黻从黄侃治音韵训诂学，他继承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接受近代史学研究给予他的影响，重视考古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运用，写了《东北通史》和《宋辽金史》。随着对金史研究的开展，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史地、文学艺术、宗教、女真族及其文字、金宋关系、民族关系、人物及考古等各方面。此间有陈述的《金史氏族序例》、《金史氏族表例言》、《金史氏族表初稿》、《契丹、女真姓氏考》等。罗福颐对女真国书碑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朱希祖《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等。曾资生对金代经济、科举、乡里、举荐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姚从吾探讨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毛汶将已发表文章辑成《辽金国事史论文集》（开封，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从1949年到1978年，是金史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期。1949年以来，对金史研究的特点，是更广泛地吸引了各相关的学科参加，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民族文字学、考古学、医学、科学等，都有人就本专业进行研究。这个时期，出版了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是对金史研究的一个新转折的开端。

1979年以后，对金史的研究转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转变应以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册以《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发展》为开端，第一次以金朝的断代史规范出现在通史之中。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辽金史论文集》，是1949年以来研究成果的总汇。金启孮先后出版其所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和《女真辞典》。考古界出版了金代壁画和官印的专集。张博泉先后出版《金代经济史略》、《金史简编》、《金史论稿》第1卷。对女真先世渤海的研究也出现崭新的情况，出版王承礼《渤海简史》和朱国忱、魏国忠的《渤海史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后推动了对辽金史的研究，已编辑出版《辽金史论集》多期。有的杂志专为渤海史、金史研究开辟专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金史，它们的出版推动了金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台湾省对金史的研究也成果显著，出版多种专著。

此外，对金史的史料整理，也有不少成就。继清人之后，今人对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有孙德让的《全金词》，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孙德让还辑有《金源七家文集补遗》一书。朱希祖有《伪齐录校补》一册，独立出版社1944年刊。郑文焯编《金史补艺文志》1卷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陈述为金史补《氏族志》，还辑有《辽金闻见汇录》。罗福颐是对女真文字研究最有贡献者之一，辑有《满洲金石志》3卷，其中有不少金代金石资料。

陈述著《金史拾遗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此书包括总序、《金史氏族表》6卷、《女真汉姓考》2卷、《金赐姓表》2卷、《金史同姓名表》1卷、《金史异名表》1卷，附录索引、征引书目略。《金史氏族表》，系搜集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中有关金代氏族的史料，按族系谱；《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具体表明金代各族融合的史实；《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可助读《金史》者识别有关人物。本书不仅是读《金史》也是治民族史所必备的参考书。

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新点校本《金史》，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1931年据元至正初刻本，配补元覆刻本影印）为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多有新意，还参考《大金国志》等书以及残存的《永乐大典》有关部分加以订正，附有校勘记，充分地吸收了前人校勘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标点和分段，是最适于应用的崭新的标点本。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共收录金元两代282位词家作品7293首。详录《道藏》中金、元道士词，以供研究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典演变的参考。征引书达200余种，其中金代词人70人，词3572首。此书所录都以善本、足本为据，加以标点、校勘、考订，仿《中州集》例，作者皆有小传，体例乃从《全宋词》。

史料的整理，无疑对金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外金史研究简况国外对金史的研究，主要是日本、苏联和欧美等国家。

日本研究金史从20世纪初开始。起初主要是从历史地理、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接着对金代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金朝历史的过程、政治、文化，对经济的研究则不多。最后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辑出几部大的著作。日本过去研究金史的特点是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和在华的统治配合的。在日本其主要著作有池内宏《金史世纪的研究》，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和《金史研究》三册，外山军治的《金朝史研究》，田村实造的《金朝通史》（《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金代刑法考》（《东洋史研究》1—1.2，1934年，《中国法制史研究》），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野川秀美的《金史语汇集成》等。

苏联对汉学的研究可上溯到沙俄时代。他们从考古地理入手，1923—1924年，托尔马乔夫先后两次考察金上京——白城故址，并绘出金代上京最早的一张平面实测图。金史的研究著作有1964年出版B.E.拉里切夫的《女真史（10—11世纪）》，1968年又出版《女真人的金帝国》（《西伯利亚史》第1卷），1975年出版M.Y.沃罗弗叶夫的《女真族与金国》。

欧美研究金史的有美、德、法、匈牙利等。德国福赫伯教授于1978年发表了《蒙古侵占前夕的北中国：金朝的经济与社会（1113—1234）》，并组织研究金史的规划，曾作过《金代社会结构》、《金代经济与财政》的讲演。美籍华人陈学霖教授，现正从事《金史》的翻译，著有《金史研究》、《金史纂修考》、《金史三种》等。加拿大籍华人何炳棣撰有《金代人口的估计》。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五代、辽、宋、夏（西夏）、金时期，习惯上常把五代作为隋唐时期的一个部分，称为隋唐五代时期，而把其他四个王朝作为一个时期，多称为宋或宋辽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则按朝代建立早晚为序，称为辽宋金或辽宋夏（或西夏）金时期。

唐天祐四年（907），曾经是统一强盛的唐朝灭亡，梁（后梁）建立，几乎同时公开或实际上与后梁分庭抗礼的，就有9个汉族割据政权，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自秦统一以来的，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时期，在随后的50多年内，中原地区相继更迭为唐、晋、汉、周，而其间先后并存而时间较长的有10个汉族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通常认为是唐朝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史称隋唐五代时期。

后梁建立的第十年，贞明二年（916），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建立了辽（契丹），与五代对峙为南北朝。

后周显德七年（960），宋朝（北宋）代周，而与辽对峙为南北朝。宋经过20年的时间，消灭了汉族割据政权，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的，中国境内当时还有西南的大理，西北的党项、唃厮啰，以及甘州、高昌、于阗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北宋宝元元年（1038），西北的党项族建立夏（西夏），大体形成辽、宋、夏鼎立的形势。

辽天庆五年（1115），辽东部的女真族建立金，金天会三年（1125）灭辽，五年灭宋（北宋），同年宋朝重建（南宋）随后南迁，形成金、宋、夏鼎立，主要是宋金对峙的政局。金天会九年，辽宗室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重建辽朝（西辽）。

金泰和六年（1206），金北部的蒙古族建立蒙古国，公元1218年灭西辽，西夏于宝义二年（1227）被蒙古所灭，金于天兴三年（1234）为蒙、宋联军所灭，形成蒙（元）、宋对峙形势。公元1247年乌思藏纳里（今西藏）归附蒙古，蒙古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元。宋德祐二年（1276）恭帝降元，祥兴二年（1279）南宋为元朝所灭，元朝是唐朝之后又一个统一而强盛的朝代。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正是处于唐、元两个统一皇朝之际的分裂时期，本卷叙述的正是这一分裂时期37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本卷起自五代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分裂与战乱，虽然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是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相互之间交往的加强，为新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辽、宋、夏、金诸皇朝，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各皇朝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契丹、党项、女真族，迅速由原始社会末期，经过短暂的奴隶制时期进入封建社会，都制定了相应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创造了本民族文字，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积贫积弱”的宋朝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科学技术、医学等的发展水平，城市已由封闭型发展为开放型甚至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镇市发展为开放型的乡村经济中心，都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并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就宋代的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的总体水平来说也是超越前代的，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

本卷要论述的这370余年，是内容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众多而各有贡献，南宋屈尊臣服而仍不失为主体民族的地位，变乱现象遮盖着许多进步的事物。本卷希望就有关问题作出平实的论述。

乙编综述

第一章 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

第一节 五代兴亡

公元907年，在长时期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唐朝，终于为后梁政权所取代。从此，到960年宋朝建立的53年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为五代。

后梁的建立后梁的建立者朱全忠，本名朱温，原是唐末黄巢起义军将领，降唐后赐名全忠，任宣武军节度使，盘踞汴州（今河南开封），扩展势力，终于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受封为梁王。天祐元年（904）闰四月，他将唐昭宗李晔自西京长安劫持到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八月，加以杀害，另立年仅13岁的李柷为帝，是为哀帝，作为傀儡，并想消灭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仁恭，以震慑其他割据势力。天祐三年，朱全忠未能攻下沧州（今属河北），刘仁恭又求救于晋王李克用，李克用遂攻占朱全忠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朱全忠被迫从沧州退兵。朱全忠害怕从此内外离心，更加快了篡夺皇位的步伐。

唐天祐四年四月十八日（907年6月1日），朱全忠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梁，建元开平，史称后梁，是为后梁太祖。改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作为都城，以唐东都洛阳府为西都，作为陪都。唐哀帝李柷被降封为济阴王，软禁于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次年二月被害死。

唐朝末年，实际上早已是藩镇分裂割据，但还维持了名义上的统一，后梁建立后，各地藩镇遂公然分庭抗礼。

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弘农郡王（吴王）杨渥、蜀王王建等，不承认梁朝，仍用唐年号；次年，王建也称帝，建立前蜀政权。其他割据势力则大都表示归顺梁朝，后梁即晋封湖南马殷为楚王、两浙钱镠为吴越王、广东刘隐为大彭王、福建王审知为闽王。幽州刘守光不久也称帝，建立燕国。连同后梁，同时并存的共有十个割据政权。

后梁直接统治区是五个中原王朝中最小的一个，辖地只有今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陕西、湖北大部，河北、宁夏、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后梁虽是五代中历时最长的政权，前后共17年，但自建立之年起，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勗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甚至一年数战，直至亡国。

后梁建立后立即发兵8万，企图收复被晋王李克用占领的潞州，但围攻半年仍未攻下。次年初李克用死，李存勗继为晋王，亲率晋军进击围攻潞州的梁军，大获全胜，梁军溃不成军，这给新建立的后梁以当头棒喝。

梁太祖疑忌功臣，迫使镇州（今河北正定）王鎔和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于开平四年（910）起兵反梁，并向晋王求援。乾化元年（911）初，①本章以及以下各章据《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等撰写，不一一具注。李存勗亲率大军进击梁军于柏乡（今属河北），激战一日，梁军大败，积尸遍野。晋军追奔150余里，直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后又连克澶州（今河南濮阳）、新乡（今属河南）等地，梁太祖只得率亲军前往洛阳城北设防。柏乡之战梁军主力损失惨重，梁晋战争中梁军从此处于劣势。

燕王刘守光见后梁势力被晋军逐出河北，晋王李存勗、赵王王鎔又对他假意推崇，自以为兵强马壮，独步天下，遂于同年八月称帝，并率军进攻定州，王处直即向晋王求援。次年初，晋王遣名将周德威率军攻燕，晋、赵、定州三方联军攻城略地，直抵幽州城下，刘守光只得向梁求救。梁太祖自柏乡之败，一直想复仇，此时虽有病仍亲自率军北上，号称50万大军，昼夜兼行，至下博（今河北深县南），率军5万转攻蓨县（今景县）。其时晋军主力正北攻幽州，南方空虚，驻守赵州（今河北赵县）的晋军以小部队骚扰梁军，又派数百骑兵伪装为梁军，夜袭梁太祖驻地，加上被晋军释放归来的梁军士兵，传言晋王李存勗亲率大军来攻，梁太祖惊惶失措，烧营夜遁，梁军因而溃散。梁太祖事后才知道受骗，羞愤交加，病情转重。后梁从此一蹶不振。

乾化二年（912）五月，梁太祖退到洛阳，病势垂危。六月，为次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即帝位后局势更加恶化，乾化三年二月朱友珪又为禁兵所杀，后梁太祖四子朱友贞即帝位于东都开封府，是为末帝。后梁内乱相继，自顾不暇，只有大将杨师厚率军与晋、赵周旋于河北。同年十月，晋王李存勗督军攻占幽州，燕帝刘守光出逃后被擒，燕国灭亡。

贞明元年（915）春，杨师厚病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军士遂叛降于晋，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东出太行黄泽岭（今山西左权东南），到魏州后又派军袭取德州（今属山东）、澶州，梁将刘■连战皆败。次年春，梁末帝命王檀率军3万北上，经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直奔太原（今太原西南），企图袭取晋军基地以挽救败局，但又为守城晋军击败。

贞明四年（918）八月，晋王李存勗聚兵六七万号称10万由魏州南下，企图一举灭梁，与梁军相拒于濮州一带。十二月下旬，晋王李存勗率军进至胡柳陂（今濮阳西南），贺瓌率梁军跟踪而至，两军激战，梁骑军王彦章部先败，西逃时冲散了晋军的西线军队，晋军名将周德威战死，晋王李存勗夺取土山以自保，梁军骑兵已西逃，只有步兵包围土山，晋将李嗣昭、王建及率骑兵冲击山下的后梁步兵，后梁步兵大败，死亡近3万人。后梁败军逃回都城开封，扬言晋军即将前来，后梁末帝曾想逃往洛阳，但晋军也终因此战而元气大伤，无力南下攻梁，梁晋战争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

龙德元年（921）春，晋王李存勗在平定河北后正拟称帝之时，镇州王鎔为部将张文礼所杀，张文礼表面上仍臣附于晋，暗中却勾结后梁与契丹，后梁虽无力北援镇州，但当晋军攻占赵州进而围攻镇州时，梁军即乘机袭击晋军，却反为晋军所败，死伤2万多人，梁军再次遭受重大挫折。

同年末，契丹应张文礼之邀，南下攻晋，没能攻下幽州，转而攻占涿州（今属河北），进抵定州城下。晋王李存勗率铁骑5000还击于新城（今新乐南）北，契丹军北退，双方大战于望都（今属河北），契丹军大败后退回契丹。

梁、唐兴替后梁龙德三年四月二十五日（923年5月13日），晋王李存勗在击败契丹军、平定河北的情况下，即帝位于魏州，国号大唐，史称后唐，建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后改邺都），作为都城，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作为陪都。

同年闰四月末，后唐乘后梁西攻泽州（今山西晋城）之际，派名将李嗣源率精骑5000奔袭郓州（今山东东平），一昼夜驱驰200余里，次日清晨袭占郓州。

郓州失守后，后梁急忙重新启用勇将王彦章为帅，段凝为副帅，调集所有精兵10万北讨后唐。庄宗亲率唐军与梁军苦战于杨刘（今东阿北），后梁决黄河以阻挡唐军，但梁军主力6万余人也被隔在决河以北。王彦章进攻郓州时又为唐将李嗣源所败，十月初王彦章于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兵败被俘斩。后梁降将康延孝先已向庄宗建议分兵攻取梁都开封，此时再次要求进军开封。后唐诸将中只有李嗣源赞成此议，并提出乘后梁段凝所率主力远隔在决河以北，开封守卫空虚，唐军应连夜奔袭开封。庄宗即派李嗣源率前军于当夜进发，第六天（十月九日，923年11月19日）清晨到达开封城下后立即攻城，开封随即降唐，后梁亡。庄宗同日也到达开封，后梁末帝已于前一日自杀。

后唐灭梁后，迁都于洛京，后改称东都洛阳。以太原为北都，以唐代首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西都，作为陪都。降后梁都城开封府为汴州。后梁时独立并一直与后梁作战的岐王李茂贞也向后唐称臣，被封为秦王。不久又放弃割据，凤翔（今属陕西）成为后唐的直接统治区。

但后梁的荆南（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节度使高季昌，虽也归附后唐，并为避唐讳改名高季兴，受封为南平王，但实际上却是割据一方。

后唐灭后梁，原先臣附于后梁的楚、吴越、南汉、闽诸国，转而臣附后唐，但前蜀和吴拒不称臣。后唐庄宗遂决定对前蜀和吴用兵。同光三年（925）九月，后唐以郭崇韬统兵6万讨伐前蜀，同年十一月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统治有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等省市的大部，甘肃、宁夏、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由于后唐庄宗宠信伶官，平蜀主帅郭崇韬被谋害，在首都洛阳又诛杀郭崇韬党羽，致使文臣武将惊恐不安，故消灭前蜀以后无力南下攻吴。不久，后唐国势动乱。次年春，河北戍兵首先起兵，焚掠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占领邺都，河朔州县相继叛乱。名将李嗣源奉命征讨，但为部属劫持，河北相继归附李嗣源。庄宗亲自率军讨伐李嗣源，李嗣源进而占领汴州。四月，庄宗所率诸军离散，只得退回洛阳，亲军继又叛乱，煊赫一时的后唐庄宗中箭身亡。李嗣源到洛阳登位，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灭前蜀后，原前蜀统治区逐渐为后唐西川（治成都府，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孟知祥控制，明宗封孟知祥为蜀王。荆南高氏虽曾反唐，但随后即表示臣附，明宗也承认其割据如故。明宗虽对南方诸国大体采取和好相处的方针，但对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则加强皇权统治。

盘踞定州已近十年的节度使王都，名义上虽然臣附于后唐，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明宗即位后略加制裁，王都即向契丹求援并准备与河北诸镇联合抗拒，以图重演唐代末年藩镇世袭割据状态。天成三年（928）五月，明宗命将征讨，首先攻占定州西关，继又大败王都与契丹联军于曲阳（今属河北）城南。七月，又大破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大清河上游之一）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契丹军遂退走。次年正月，后唐攻克定州，制止了王都的分裂割据，加强了皇权。由于明宗时期局势稳定，很少发生战争，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连年丰收，加上明宗统治比较清明，是五代有名的“小康”时期。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死，子李从厚即位，养子李从珂又起兵逐李从厚，登上皇位，是为后唐末帝。

晋、汉更迭后唐自明宗死后，内乱迭起，末帝虽夺得帝位，但藩镇强横，财政困难，国势日危。末帝想削弱和消除最强大的藩镇、明宗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于清泰三年（936）五月，改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即起兵反唐，并向契丹求援，遣使奉表称臣，尊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同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八月，契丹帝率军南下。九月，后唐军主力为石敬瑭与契丹联军所败，被围困于太原城西南的晋安寨。十月，契丹帝封石敬瑭为晋王。十一月十二日（11月28日），又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元天福，以太原为都城，是为后晋高祖。此后，契丹帝又制止石敬瑭称臣，而令其自称“儿皇帝”。

闰十一月上旬末，被围在晋安寨近三个月始终不降的唐军主帅张敬达为副帅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5万多唐军降晋，晋军随即南下攻唐，再败唐军于团柏（今山西太谷西南），直奔唐京洛阳，同月二十六日（937年1月11日），后唐末帝于后晋兵临城下之际自焚而死。石敬瑭于当日晚进入洛阳，后唐亡。

后晋于天福三年（938）十月，迁首都于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作为陪都。

后晋建立后，叛乱相继，石敬瑭对于藩镇，只要不叛乱，即使对后晋抗命也一律采取安抚政策。后晋大部分文武官员对石敬瑭向契丹帝称臣称儿，大为不满，成德军（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尤耻于臣属契丹，契丹使臣过境必遭谩骂，甚至被暗杀，还上表诋斥石敬瑭当儿皇帝。天福六年（941）十一月，安重荣得知南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于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起兵反晋，也于十二月反晋，但都先后兵败身亡。

次年六月石敬瑭死，侄石重贵即位，是为少帝（出帝）。少帝耻于向契丹帝称臣，导致契丹军于后晋开运元年（944）春、冬两次大规模南侵，都由于后晋军民的抗击，契丹军战败后退兵。

后晋两次大败契丹军，少帝因而产生轻敌思想，信任亲贵，罢免重臣桑维翰的宰相职务，稍有好转的朝政重又坏乱。后晋与契丹多次作战，虽然取胜，但损失也很大，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轻信冯玉、李崧、杜威、李守贞等的建议，竟于开运三年十月，命杜威、李守贞统军北伐，以图收复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幽州地区。契丹军乘机再次南下，与晋军相持于恒州（镇州）城南滹沱河两岸。契丹军袭击晋军粮道，致使晋军粮尽援绝，契丹帝伪许晋军统帅杜威充当傀儡皇帝，诱降杜威后契丹军长驱南下。十二月十七日（947年1月11日）清晨，契丹军前锋攻入开封，后晋少帝自杀未果后投降，后晋亡。次年正月元旦，契丹帝进入开封城，降封少帝为负义侯，少帝及家属等被押赴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安置，后移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少帝死于辽应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964）。

契丹天会十年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契丹帝耶律德光以汉族仪式接受群臣朝贺，并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升镇州（恒州）为中京，此前已降东京开封府为汴州。

契丹军占领开封后，放纵其军“打草谷”，大肆劫掠，黄河南北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三月，耶律德光率军北归，任命外戚萧翰为宣武军（汴州）节度使以镇抚中原。四月，耶律德光于北归途中在栾城（今栾城北）境内病死，后谥为辽太宗。五月，萧翰得知刘知远已统兵南下，急于想脱身北归，遂矫诏立后唐明宗幼子李从益为帝后匆匆北上。

当后晋与辽（契丹）争战之际，后晋北平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意存观望，同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步、骑达5万人，成为后晋最强大的藩镇。契丹攻后晋，刘知远并不出兵抗击。相反，当契丹灭后晋以后，还向契丹帝进表祝贺。

耶律德光改国号契丹为辽。不久，二月二十八日（947年3月25日），刘知远即帝位于晋阳（今太原），未改后晋国号，采用后晋的天福年号，以当年为天福十二年。

耶律德光病死于北返途中以后，五月中旬，刘知远率军南出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经晋州（今临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直奔洛阳，各地纷纷迎降。六月初到达洛阳，并准备前往汴州，首先密令处死李从益，中旬初到达汴州。十五日（7月5日），刘知远改国号为汉，次年改元乾祐，史称后汉，是为后汉高祖。并改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都城，洛阳为西京，作为陪都。各地纷纷杀死或驱逐辽官后降汉，后晋邺都留守杜重威降辽后，仍任邺都留守，后汉建立后仍拥重兵据守邺都，并抗拒改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之命。后汉派高行周率军前往镇压。九月，刘知远又亲往督战。十一月，杜重威出降，后汉终于统一北方。统治地区包括今山东、河南二省，山西、陕西二省大部，以及河北、宁夏、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一部分。

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下旬，登上皇帝宝座不满一年的后汉皇帝刘知远病死，子刘承祐即位，是为隐帝。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相继叛乱。后汉派郭威任统帅，节制西征诸军，次年秋、冬，三镇先后平定。后汉隐帝更加骄纵，宠任外戚、伶官，听信谗言，于乾祐三年（950）十一月，杀害开国功臣杨邠，以及大臣史弘肇、王章，并遣密使前往邺都，准备杀害枢密使、邺都留守郭威，杨邠、郭威、史弘肇都是顾命大臣，受遗诏辅佐隐帝，威望很高，却无辜遭杀害或将被杀害，引起朝野不满，当郭威得知消息后，随即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南下，各地纷纷迎降，隐帝亲自督军阻击郭威于开封北郊，又为郭威所败，后汉军纷纷投降，隐帝在逃跑中为乱军所杀。郭威进入开封后，请后汉李太后临朝听政，并议立后汉高祖侄刘赟为帝，作为代汉的阶梯。

后周兴亡乾祐三年（950）十一月，辽军攻陷内丘、饶阳（今皆属河北），郭威奉命率军北上抗辽，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发生兵变，将士撕黄旗被在郭威身上，被拥立为帝。郭威即率军回到首都开封，次年正月五日（951年2月13日），郭威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周，建元广顺，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仍以东京开封为都城，以西京洛阳为陪都。

正等着当皇帝的刘赟随后被杀死于宋州。后汉高祖之弟、刘赟之父、河东节度使刘崇，随即于同月建北汉于太原，依附于辽朝。

后周建国后，首先罢去唐代末年以来的所谓“斗余”、“秤耗”，以及各地进奉朝廷的“羡余”物，并除去苛刑峻法，还罢除以三司军将担任各藩镇的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等官，免除各地贡奉的珍美食物及珍宝等，一改唐末以来的不少积弊，政治上逐渐走向清明。

北汉建立后，以辽军为援，进攻后周边境晋州近两月，后周援军进至晋州以南的蒙坑（今山西曲沃北），辽军久征思归，闻讯后首先烧营夜遁。后周援军进入晋州后，追击北汉军至霍邑（今霍州）。次年，后周太祖又平定泰宁军（今山东衮州）节度使慕容彦超的叛乱，后周统治终于稳固。

权臣王峻身兼枢密使、宰相，并强求兼领重镇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专横跋扈，傲视太祖，广顺三年（953）春终于被贬死。同年冬，郭威病，又杀掌握军权的权臣王殷。显德元年（954）正月，太祖死，养子柴荣即位，是为世宗。

北汉主刘崇认为后周太祖新死，是攻灭后周的最好时机，又请援兵于辽，辽汉联军南下进逼潞州，后周世宗率军前往抵御，两军相遇于高平（今属山西）南的巴公，后周先败后胜。

高平战役后，世宗果断处死临阵率军先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整肃军纪，一改唐末以来对骄将惰卒的姑息政策，士气大振。后周军又乘胜北攻太原，后因阴雨连绵，疫病流行，退兵南归。世宗随即淘汰老弱，招募勇士，亲自阅试，精选士卒。从此，后周兵强马壮，战斗力大增，世宗遂决心削平割据，统一全国，采纳王朴建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次年秋冬，后周派王景、向训率军攻取秦、凤地区，黄花谷（今陕西凤县北）之战，后蜀军大败，秦（今甘肃秦安北）、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三州降周，后周又攻克凤州（今陕西凤县），华北地区终告统一。后周在秦、凤战役尚未结束的十一月初，即派李穀、王彦超率军进攻南唐，后周军渡淮进攻寿州（今安徽寿县）。显德三年（956）春，世宗亲征南唐，南唐将刘彦贞北援寿州，为后周将李重进部击败。后周将赵匡胤攻占滁州（今属安徽），韩令坤袭取扬州、进占泰州（今皆属江苏）。后周军别部又攻占光州（今河南潢川）、舒州（今安徽潜山），南唐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北）降后周，后周军又大败南唐援军2万于六合（今属江苏）。然而，唐将刘仁赡坚守寿州达半年之久，后周军久攻不下，世宗只得暂回开封，同时从扬州、滁州撤军，集中兵力进攻寿州，直至次年三月，在再次大败南唐援军于寿州城南的紫金山后，寿州守将乘主将刘仁赡病重之际，向后周投降。显德五年（958）春，后周军再度攻占扬、滁等州，主力直抵长江北岸。同年三月，终于迫使南唐称臣，划江为界，江北14州、60县遂归后周。

世宗数次亲征南唐，辽军乘机侵扰，世宗即命张永德率军备边，并准备攻辽以取燕京地区。同年十月，以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作伐蜀的准备，制造攻蜀的假象。次年春，世宗以巡幸沧州（今属河北）为名，掩护攻辽的真实意图。四月中旬到达沧州，当日即率军向辽境进发，至五月初一，半月之内辽的宁州（今青县）、莫州（今任丘北）、瀛州（今河间）、益津关（今霸州）、瓦桥关（今雄县）守将官吏，纷纷投降，后周未经战斗，占领关南地区（宋代对上述地区的习称）。

辽穆宗得知后周世宗亲自率军攻辽，一面任命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进行还击；并令北汉军侵扰后周边境，以分后周兵力；穆宗随即亲往南京督战，一场后周与辽的大战即将爆发。

后周军于五月初二日又进据固安（今属河北），当天，世宗生病。第三天，后周又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形势十分有利，但世宗病情不见好转，数日后世宗对新占领地区进行防御部署后返回开封。当辽穆宗赶到南京时，已是五月中旬，见后周牢固地占领了关南地区，且已作好防御准备，也就放弃了攻取关南地区的企图。

周世宗回到开封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于是一面封7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同时部分地调整宰辅及禁军统帅，进行传位的准备。六月中旬，世宗病死，子宗训即位，是为恭帝。显德七年（960）正月初，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皇朝，结束了五代时期。

宋降封后周恭帝为郑王，后出居房州（今湖北房县），开宝六年（973）死。

第二节 十国割据

当公元907年后梁政权取代唐朝后，各地的割据势力，不少与后梁及以后的中原皇朝公开抗衡，其余的虽然表示臣附，但实际上也是割据一方，保境自立，不受中原皇朝的控制，与称帝的割据势力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这两种形式的割据政权，前后共有十多个，其中统治时间较长的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作为这一时期地方割据政权的代表，称为十国，并与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小皇朝，连称为五代十国，是唐、宋两大皇朝之间的分裂割据时代。十国中北汉在北方，其余都在南方，闽、楚灭亡后，还出现了泉南（漳）、湖南两个割据政权，这是闽、楚的某种延续。十国中除前蜀、吴、楚、闽灭亡于五代外，其余都为宋朝所灭。前蜀、后蜀十国中最早称帝的是前蜀的创建者王建，当唐天祐四年（907）三月，后梁建立时，蜀王王建曾想与淮南杨渥联合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会兵讨伐后梁以兴复唐朝，在得不到响应的情况下，王建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11月3日）即帝位，次年建元武成，建都成都，国号大蜀，史称前蜀，是为前蜀高祖。据有今四川、重庆大部及陕南、甘南、鄂西部分地区。

王建宠信养子与家臣，尤其宠信家臣唐道袭，任之为内枢密使。养子王宗佶在前蜀建立前建功最多，王建称帝，王宗佶以中书令任首相，恃功骄横，王建听信唐道袭的谗言，王宗佶于武成元年二月被罢相，三月被杀害。唐道袭又与太子王元膺产生矛盾，遂一度出任节度使，回朝后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永平三年（913）七月，太子在被唐道袭诬告谋乱的情况下杀死唐道袭，但太子也败死。十月，王建又立幼子王宗衍为太子。通正元年（916）二月，前蜀改国号为汉。光天元年（918）正月，又恢复国号为蜀。六月，王建因想改立太子而被太子母徐妃指使宦官毒死。太子王宗衍即位，改单名衍，是为前蜀后主。后主尤为荒淫，饮酒作乐，吟诗作词，游猎巡幸，不理朝政，政事由宦官宋光嗣等专决。

咸康元年（后唐同光三年，925）九月，后主大举巡游青城山（今灌县西南）以及其他名山。十月初，又拒绝群臣谏阻，带兵数万北上，千里游幸秦州（今甘肃天水）。这时后唐已于九月决定出兵攻蜀，后主到达汉州（今四川广汉）时，蜀凤州（今陕西凤县西北）守臣报告唐军南下攻蜀的消息，后主以为是劝阻他出游而不以为意，也不作任何防守措施，仍然吟诗作乐继续北上游幸。当中旬末后主到达利州（今广元）时，北部边境的凤州等已经降后唐，败兵逃到利州，后主这才派兵迎敌，然而后唐军早已攻占兴州（今陕西略阳）、成州（今甘肃成县）。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之战，前蜀军大败，后主闻讯后逃回成都，前蜀各地守将纷纷降后唐。随后逃回成都的后蜀宰相王宗弼，于十一月中旬收禁后主，并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同月二十七日（12月15日），前蜀后主王衍正式降后唐，后唐得64州249县。次年正月，前蜀君臣数千人被押赴后唐都城洛阳（今属河南）。不久，后唐局势大乱。三月，王衍等到达长安（今陕西西安）秦川驿，被后唐庄宗下诏杀死全家。

后蜀建立者孟知祥，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唐末任太原卫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选任为亲卫军使。晋王李存勗时任中门使，后推荐郭崇韬继任为中门使，孟知祥改任马步军都虞候。后唐建立，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尹、北京留守。后唐枢密使、征蜀统帅郭崇韬感激孟知祥前此推荐之恩，在出师前即向庄宗推荐孟知祥在灭蜀以后出任西川（成都）节度使。天成元年（926）正月中，孟知祥到达成都。四月，庄宗死于内乱，明宗即位后，孟知祥就有割据想法，东川（梓州，今四川三台）节度使董璋也有割据意图。长兴元年（930）八月，董璋首先起兵反唐，孟知祥随即与董璋联合抗唐，以保全割据政局。后唐派石敬瑭、夏鲁奇为帅，率军进攻东川，并企图离间孟知祥与董璋的关系，以便逐个击破。西川军于十二月将后唐主力击败于剑州（今剑阁），石敬瑭只得退守新攻占的剑门（剑阁北）。次年正月，西川军又攻占遂州（今遂宁），后唐军副帅夏鲁奇兵败自杀。石敬瑭再攻剑州失利，加上粮运不继，遂于二月退兵。

长兴三年（932）四月，东川节度使董璋企图攻灭西川，发兵攻占汉州（今广汉），孟知祥率军前往抗击，董璋大败后逃归梓州，为部将所杀，东川军纷纷投降，孟知祥遂兼并东川地区，次年二月受后唐明宗封为蜀王。

后唐应顺元年闰正月二十七日（934年3月16日），孟知祥称帝，四月改元明德，也以成都为首都，国号也称蜀，史称后蜀，是为后蜀高祖。不久，后唐的山南西道（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武定军（洋州，今洋县）两镇节度使先后降蜀。

明德元年七月，孟知祥病死，子孟昶即位，是为后主。赵季良、李仁罕等执政，尤以李仁罕恃功骄横，虽然不久即被杀，但其甥张业继续擅权，尤为不法，执政长达十余年，终于也被处死，旧臣王处回、赵廷隐又相继被解职致仕。

广政十年（947）正月，契丹帝耶律德光已灭后晋进入开封（今属河南），各地纷纷抗击契丹。原后晋的雄武军（秦州，今甘肃天水东）节度使何重建杀契丹使者，以秦、成（今成县）、阶（今武都东）三州降于后蜀，四月，凤州（今陕西凤县东）亦归后蜀，后蜀遂拥前蜀全部疆域，达到全盛时期，但为时不长。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秦、凤、阶、成四州又为后周攻占。

前蜀、后蜀虽曾多次北上争夺关中，但境内很少发生战事，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士人为避战乱而来的也不少，成为五代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君臣奢侈糜费，政平军弱，仅能保境自立。吴、南唐吴国创立者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家世业农，早年曾为盗，后应募从军，不久即起兵叛唐，攻占庐州，后转战于扬州（今属江苏）、庐州、宣州（今属安徽）等地，大顺元年（890）三月，被唐任命为宁国军（宣州）节度使。景福元年（892）三月，消灭孙儒后重占扬州，八月，改任淮南（扬州）节度使。乾宁四年（897）冬，击退朱全忠的进攻，成为唐末主要割据者之一。

天复二年（902）三月，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唐昭宗封杨行密为吴王。

次年，杨行密派李神福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在多次击退朱全忠的援军后，于天祐二年（905）二月，攻占鄂州。十一月，杨行密死，长子杨渥继任淮南节度使，受封为弘农郡王。不久，江州（今江西九江）降附，又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杨渥因而更加骄奢淫逸，拒谏专断。后梁建立后，吴王仍用唐天祐年号，与后梁抗衡。天祐五年五月，杨渥被部将徐温等杀死，拥立其弟杨隆演。七月，杨隆演继任淮南节度使、弘农王，大权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徐温掌握。次年六月，盘踞抚州（今属江西）的危全讽进攻洪州，为周本所击败，淮南军乘胜攻占袁州（今宜春）、吉州（今吉安）、饶州（今波阳）、信州（今上饶）等地，疆域达到最盛时期，据有今江西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的一部分。

徐温父子控制朝政，徐温出镇润州（今江苏镇江），后移昇州（今南京），留子徐知训在扬州执掌朝政。徐知训骄纵无礼，时常凌辱杨隆演，为副都统朱瑾所杀，徐温又以养子徐知诰继续执掌朝政。

天祐十六年（后梁贞明五年）四月初一（919年5月3日），杨隆演被拥立为吴国王，建元武义，以江都（扬州）为首府，徐温为大丞相，徐知诰为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同年，与吴越议和，从此休兵息民，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成为五代时期少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武义二年（920）五月，吴主杨隆演死。六月，弟杨溥即位。吴顺义七年（后唐天成二年）十一月初三日（927年11月29日）吴主杨溥称帝，是为睿帝，改元乾贞。其时徐温新死，吴国实权掌握在都督内外诸军事徐知诰（后单名诰）之手。次年，荆南南平王高季兴称臣，受吴封为秦王。

吴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十月，吴帝杨溥被迫禅位于齐王徐诰，吴亡。齐帝尊杨溥为让皇帝，次年五月被幽禁于润州（今镇江）丹阳宫，十一月遇害。

南唐建立者徐诰，吴天祚三年十月初五日（937年11月10日）称帝，国号为齐，建无昇元，建都金陵（后改为江宁，今南京）。

昇元三年（939）二月初七日（2月28日），徐诰复其本姓李，改名昇，并附会自己为唐朝宗室之后，改国号为唐，年号未改，史称南唐，是为南唐烈祖，史称前主。昇元七年（943）二月，南唐前主死，子李璟即位，是为元宗，史称中主。三月，改元保大。七月，南汉张遇贤起义军在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为南汉官军击败后，北上进入南唐境内，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发展至十多万，直奔南唐西南重镇虔州（今江西赣州），“攻陷诸县，再败州兵，城门昼闭”①。百胜军（虔州）“节度使贾浩（一作贾匡浩）闭门登陴不敢出”。张遇贤退回南汉境内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的白云洞②，遣将北上南唐境内攻城略地。十月，南唐从洪州派严恩率所部南下镇压，多次打败起义军，又伐木开道越境，出奇兵于白云洞后，张遇贤为叛徒李台所执，副帅黄伯雄、谋士僧景全等同时被执，后都就义于金陵，五代十国时期最大的农民起义最后失败。

保大三年（闽天德三年，945），闽国内乱，南唐乘机攻闽。八月，南唐军攻克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延政投降，闽国各地相继降南唐，唯有福州据守。次年秋，南唐军攻福州，福州守将向吴越称臣求援。保大五年三月，南唐军大败，福州遂归吴越。留从效乘机割据泉州、南州（即漳州），①《资治通鉴》卷283，后晋天福八年七月。

②陆游：《南唐书》卷5《边镐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91《循州·景物》下。表面上仍臣附于南唐。

保大六年，楚国内乱，马希萼杀楚王马希广自立，称臣于南唐，不久马希萼又为其弟马希崇所废。保大七年十月，南唐出兵灭楚，除南部数州为南汉乘机占有外，楚地全归南唐，南唐疆土达到全盛时期，据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区。但次年十月，楚旧将刘言击败唐军，占有楚国故地。

保大十三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冬，后周进攻南唐，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后周与南唐之战。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三月，南唐终于战败降附于后周并割让江北地区，去帝号改称国主，对后周使用后周年号，对国内可能仍用南唐交泰年号。南唐中主以江北即是后周，决定以洪州为南都南昌（今属江西）府，并准备迁都南昌。宋朝建立后又改国名为江南。

南唐继承吴国，继续执行保境息民政策，中后期虽出兵闽、楚，又和后周作战，但境内比较安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是五代时期少有的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地区。南唐前主李昇时期政治比较清明，所建庐山白鹿洞书院，成为后代著名的书院，中主李昇政治上虽昏庸无能，却是著名词人。

吴越、闽、泉漳吴越的创立者钱镠，唐末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董昌的部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以威海军节度使据越州（今绍兴）称帝，国号罗平。六月，唐以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次年五月，董昌兵败被俘后自杀，钱镠遂据有两浙，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及上海市（除崇明等岛）、江苏省苏州地区。天复二年（902）进封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建立后，钱镠称臣，于当年受封为吴越王。次年，境内使用自己的天宝等年号。

后梁龙德三年二月丁卯（923年3月12日），钱镠受后梁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国。用皇帝仪卫，王府称朝廷，设丞相等官职，以杭州为首府。

宝正七年（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钱镠死，子钱元瓘嗣位，遵遗命去国仪，自列为后唐藩镇，从此改用中原王朝年号，被后唐任为节度使，累封吴王、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受封为吴越国王，重设丞相等。此后新王嗣位，照例名义上自降为节度使列为藩镇，随即受封为吴越国王。天福六年，钱元瓘死，子钱弘佐嗣位。后晋开运三年（946）十月，闽国内乱。南唐侵闽，吴越出兵援闽，与南唐战于福州。次年三月，大败唐军，遂据有福州地区。六月，钱弘佐死，弟弘倧嗣位。同年十二月，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因干预政事受谴责，遂发动兵变，囚禁国王钱弘倧。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迎立其弟弘俶。

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奉命夹击南唐，曾一度攻占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但胜负相当，无大进展。显德五年，南唐向后周称臣议和，吴越也退兵休战。

吴越也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对中原王朝以及攻占开封时期的辽朝，一律称臣。初期对内虽亦曾使用过吴越国的年号，但并不与中原王朝对抗，对邻国的战争也都是适可而止，是五代十国中最为安定的地区之一，辖区内有富饶的太湖平原的大部和宁绍平原，又注意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手工业与对外贸易也获得较大的发展。

闽国早期创立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固始（今属河南）人，唐末任固始县佐，寿州（今属安徽）王绪、刘行全起义，攻占固始，王潮、王审知兄弟参加起义。王绪起义军为秦宗权击败后转而南下，经江西进入福建，攻占漳浦（今属福建）。王绪猜忌部将，刘行全被杀，诸将恐惧，军行至南安（今泉州西北），王潮等发动兵变，王潮遂被推为首领。

唐光启二年（886）八月攻下泉州，后降附于福建观察使陈岩，被任命为泉州刺史。大顺二年（891）陈岩病死，部将范晖自任留后。景福二年（893）五月，王潮攻占福州，自称留后，建州（今建瓯）、汀州（今长汀）等相继归附。九月，唐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三年（896）九月，唐升福建为威武军，即任王潮为节度使，军府设于福州。乾宁四年十二月，王潮病死，弟王审知继任，天祐元年（904）四月受封为琅琊王。

后梁建立，王审知称臣，开平三年（909）四月受封为闽王。后唐代梁，王审知亦称臣。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病死。长子王延翰继任威武节度使，因未封王，遂于天成元年十月六日（926年11月13日）自称闽国王。十二月，王审知养子王延禀发动兵变，王延翰被杀，其弟王延钧自称威武节度留后。后唐任王延钩为节度使，累封琅琊王、闽王。后唐长兴二年（931）四月，王延禀再次发兵进攻福州，兵败被杀。次年，闽王王延钧求封为吴越王未成，遂于长兴四年（933）正月称帝，更名鏻，改福州为长乐府作都城，国号闽，建元龙启，是为惠宗。然以国小力弱，与四邻友好相处，得以偷安于一隅。闽永和元年（935）十月，王鏻被杀，长子王继鹏即位，更名昶，是为康宗。王昶猜忌宗室、大将，已杀多人。闽通文四年（939）闰七月，闽内乱，王昶将杀控鹤军使连重遇而反为所杀，连重遇迎立王昶叔父王延羲。王延羲自称闽王，更名曦。

王曦于永隆三年（后晋天福六年，941）七月称大闽皇，十月称帝，是为景宗。次年，其弟富沙王王延政攻汀州。永隆五年（943）正月，王延政也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建元天德。闽既常为殷所败，求和又不成，王曦遂日夜饮酒，进而滥杀将领。

永隆六年（后晋开运元年，944）三月，连重遇、朱文进杀王曦，朱文进自立为闽王，向后晋称臣。闽国各地纷纷投向殷国，殷军大举进攻福州，朱文进向吴越求救。十二月，后晋封朱文进为闽王，但朱文进、连重遇不久即为部属所杀。天德三年（945）正月，殷天德帝王延政改国号为闽，仍都建州。以福州为南都（一作东都），任命侄王继昌为南都都督、黄仁讽为镇遏使镇守福州。三月，前闽国旧将李仁达勾结黄仁讽杀死王继昌，随后立僧卓岩明为帝，五月，又杀卓岩明自称节度留后，称臣于南唐。南唐乘闽国内乱之际，出兵攻闽，闽军屡战屡败，八月二十四日（945年10月2日），南唐攻占建州，闽主王延政投降，闽亡。王延政后于南唐保大九年（951）以安化军节度使、光山王死于饶州（今江西波阳）。

闽亡后，闽地纷纷降唐，李仁达拒绝南唐的入朝之命，南唐因而进攻福州，李仁达即向吴越称臣求援，吴越兵进入福州抗击南唐军，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三月，吴越兵大败南唐军于福州城下。同年十二月，李仁达又想叛吴越再投向南唐时被杀，福州遂为吴越所有。

后晋开运元年（944）三月，朱文进杀闽主自立为闽王后，任命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程文纬为漳州刺史。十一月，泉州散员指挥使留从效等杀黄绍颇，迎闽宗室王继勋主持郡事，自任统军使并归附于殷国，殷即任王继勋为泉州刺史、留从效等为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永春（今属福建）人。闽亡后泉、漳等州归附南唐，南唐保大四年（946）二月，留从效迫刺史王继勋离职，自领郡务，南唐即以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十月，南唐漳州守将内乱，留从效举兵逐南唐守将，南唐改漳州为南州，任命留从效部将为刺史，泉、南两州实际为留从效控制。保大七年，留从效兄南州副使留从愿毒死刺史而代为刺史，南唐无力干预，遂任留从效为清源军（泉州）节度使，割据泉、南两州，置军府于泉州，后南唐封留从效为晋江王。

楚、湖南、荆南楚国开创者马殷，鄢陵（今属河南）人。唐末为孙儒部将。孙儒南攻扬州（今属江苏）杨行密。景福元年（892）六月孙儒兵败被杀，余众推刘建峰为帅，马殷任先锋指挥使，西进湖南。乾宁元年（894）五月，袭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刘建峰自称节度留后。次年四月，唐任刘建峰为武安军（潭州）节度使，马殷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乾宁三年正月，刘建峰遣马殷讨伐蒋勋于邵州（今邵阳）。四月，刘建峰为亲兵所杀，部属推马殷为节度留后，九月，唐任马殷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开始割据湖南。

光化元年（898）三月，马殷升任武安军节度留后，后又升任节度使。时所属七州，马殷仅占潭、邵二州，随后攻占衡州（今衡阳）、永州（今属湖南）。二年，攻下道州（今道县）、连州（今广东连县）、郴州（今属湖南）。三年九月，又攻下桂州（今广西桂林），宜州（今宜山）、岩州（当在今广西境内）、柳州、象州（今属广西）相继投降。

后梁建立，马殷臣附，开平元年（907）四月，受封为楚王。不久，又大败杨行密部将刘存于浏阳江（今湖南浏阳河），攻下岳州（今岳阳），吉州（今江西吉安）已于上年归降。二年五月，攻克朗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澧县）、辰州（今沅陵）、叙州（今怀化）又相继归降。九月，进攻岭南，击败刘隐，夺得昭州（今广西平乐）、梧州（今属广西）、贺州（今贺县）、蒙州（今蒙山南）、龚州（今平南）、富州（今昭平）。

开平四年六月，马殷受任为天策上将军，开天策府，设左相、右相等官。后唐灭梁，楚臣附于后唐，天成二年六月十七日（927年7月28日）马殷受封为楚国王，改设左、右丞相等官职，改潭州为长沙府作首府。长兴元年（930），马殷死，子希声嗣位，以遗命恢复藩镇地位，任武安、静江（桂州）等军节度使，割据如故。三年，马希声死，弟希范继任武安、武平（朗州）节度使，应顺元年（934）正月，受封为楚王。后晋、后汉时，楚亦臣附。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五月，马希范死，部将假托遗命立希范同母弟希广权军府事。七月，后汉封马希广为武安军节度使、楚王。

后汉乾祐元年（948）十二月，贺州、昭州为南汉攻占。二年八月，希广兄希萼据朗州叛乱，在进攻长沙途中战败后又逃回朗州。三年六月，马希萼再次叛乱，并向南唐称臣以求援。十二月，马希萼攻占长沙，楚王马希广被杀，马希萼自立为楚王，后受南唐封为楚王。但他当政后，报复杀戮，军政紊乱，人心离散。

南唐保大九年（951）九月，楚都指挥使徐威等废马希萼，改立其弟马希崇为节度留后，马希萼被囚于衡山县（今属湖南）。但马希崇荒淫纵酒，人心不附。彭师嵩等又拥立马希萼为衡山王，与马希崇对抗。马希崇害怕部将叛乱，求援于南唐。南唐派边镐率军万人自袁州（今江西宜春）直奔楚首府长沙。十月十四日（11月15日）马希崇等投降，楚亡。马希崇、马希萼等被送往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任马希萼为楚王、江南西道视察使，镇洪州（今江西南昌），次年入朝被留，数年后死于金陵。马希崇被任为永泰军节度使，镇舒州（今安徽潜山），但只闲居于扬州。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一度攻占扬州，马希崇投奔后周，周亡入宋。

楚国全盛时拥有今湖南全省，广西的东及东北大部，贵州东部边境及广东西北一部分。马殷统治时期，人民得到休养生息。马殷死后，马氏内部不断争权夺位，战乱不停，军政不修，终于灭亡。

湖南割据者王逵、周行逢都是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关系密切，原任楚武平军（朗州）节度使马希萼所属静江指挥使、副使，在马希萼攻灭马希广的战争中任先锋。马希萼自立为楚王后，军政腐败，后周广顺元年（951）三月，王逵、周行逢率部众千余人从长沙逃回朗州，并大败楚追兵于朗州城下，先立马光惠为节度使。六月，改而拥立刘言为武平军节度留后，并向南唐、后周称臣，与楚抗衡。十月，南唐灭楚。二年九月，南唐征召刘言遭拒绝。刘言派王逵、周行逢等率军连克沅江、益阳、湘阴（今皆属湖南），直抵潭州城下，南唐守将边镐弃城夜逃，王逵入城，自称武安军（潭州）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南唐湖南守将纷纷逃走，湖南岭北地区全归刘言。三年正月，后周任刘言为武平节度使，节制武安、静江诸军事，设军府于朗州。同时任王逵为武安军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军节度行军司马。

广顺三年（953）六月，王逵率军自潭州远袭朗州，俘刘言，移军府于潭州，仍臣附于后周。显德元年（954）五月，王逵又移军府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为岳州（今岳阳市）团练使。后周显德三年（956），王逵奉后周世宗命，率军攻南唐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二月，潘叔嗣乘机西袭朗州，王逵还军追击，败死于朗州城外，潘叔嗣随后又为周行逢所诱杀，湖南遂归属周行逢。七月，后周任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节制武安、静江诸军事，设军府于朗州。周行逢当政以后留心政事，重视吏治，免除杂赋，休兵安民，生产逐步得到恢复。

荆南创立者高季兴，原名季昌，后唐时避讳改。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早年为朱全忠养子朱友让的养子，改姓朱。唐昭宗末年，历任亲军指挥使、宋州刺史，天复三年（903）任颍州防御使，复姓高。天祐三年（906）十月，任荆南军（江陵，今属湖北）节度观察留后，遂据有荆南。

后梁代唐，即任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荆南为四战之地，属州皆为附近割据势力侵夺，仅剩江陵一府，也是凋敝残破，高季昌招集流民，保境兴复。后梁乾化二年（912）太祖朱晃被杀后，政事日非，高季昌遂割据江陵，后梁无力过问，次年八月，封高季昌为渤海王。此后高氏历代割据者均受任为荆南节度使，故高氏政权史称荆南。

后唐于同光元年（923）十月灭后梁，高季昌避唐讳改名季兴，入朝以示臣服，几乎被庄宗扣留于洛阳，高季兴星夜奔回江陵，并修城聚粮以防后唐进攻。二年三月，受封为南平王，荆南因而亦称南平。

后唐同光三年九月，后唐攻前蜀，以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攻取被前蜀占领的夔（今重庆奉节）、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归（今湖北兴山南归州镇）、峡（今宜昌）五州地作为荆南属地。高季兴率水军溯江西上，但为蜀将张武所败，寸土未得。前蜀亡后，高季兴仍提出上述诸地归属荆南，庄宗已同意，但未及下诏而死。天成元年（926）六月，高季兴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明宗新即位，不得已而同意，但后唐仍任命夔、忠、万三州官吏。二年三月，高季兴要求三州官吏由他任命，并袭取夔州。又夺取后唐沿江而下途经荆南转送洛阳的（原前蜀的）大量财物，导致后唐出兵进攻荆南。后唐军虽攻到江陵城下，却因久雨缺粮，加上疫病流行，只得于五月退兵。但沿江而下的后唐军，六月间大败荆南水军于江中，三州复归后唐，荆南只夺得归、峡两州。此前，楚王马殷派使臣到后唐朝贡后带回所赐的骏马、美人等，途经荆南时也为高季兴所截留，引起天成三年（吴乾贞二年，928）二月楚军的进攻，刘郎洑（今石首境内）水战，荆南大败，在楚军进逼江陵时，荆南请和，归还所截留的人马。六月，荆南臣附于吴，受封为秦王。十二月，高季兴死，子从诲嗣，受吴任为荆南节度使。后唐天成四年，荆南向后唐进赎罪银以求臣附，又受后唐任为荆南节度使，后又受封为渤海王，进封南平王。后唐明宗还追封高季兴为楚王，荆南又属三楚之地，故亦称荆南为北楚，以别于楚王马氏。

后晋建立，荆南臣附。天福六年（941），后晋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节度使安重进叛晋，高从诲奉命出兵助攻，安重进败亡后，即要求将郢州（今钟祥）归属荆南而未成。后汉高祖刘知远起兵太原时，高从诲奉表劝进，又请将郢州归属荆南，刘知远口头允诺。后汉天福十二年（南唐保大五年、后蜀广政十年，947）六月，高从诲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遭拒绝，遂与后汉断绝关系，并于八月乘后汉主力北上攻打杜重威时，出兵进攻襄州、郢州，均被后汉守将击败，荆南转而臣附于南唐、后蜀。此后北方商人不再南来荆南，影响其经济繁荣，又于乾祐元年（948）六月向后汉谢罪后臣附。荆南地小势弱，虽偶与邻境有战事，但基本上保境自立，不仅向中原皇朝称臣，还向南方诸称帝的后蜀、南唐、南汉等国，无不表示臣附，甚至对弱小的闽国也表示臣附，以满足称帝者臣属他国的欲望，荆南则以此获取赐予的金银及物品，甚至夺取他国之间的贡赐物品，受到对方质问或发兵讨伐，随即归还抢夺的物品，诸国对荆南高从诲这种无赖行为很为鄙视，“故诸国皆目为高赖子”①。更重要的因素是荆南与各国基本上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因而成为交通贸易的枢纽，促使荆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南方相邻诸国也以荆南作为缓冲地区，不愿看到荆南被他国吞并，这也是弱小的荆南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

后汉乾祐元年十月，南平王高从诲病死，子高保融嗣为荆南节度使，后累封为南平王，但委政于其弟高保勗，后亦臣附于后周。

南汉、北汉南汉创始者刘隐，祖籍上蔡（今属河南），祖父刘安仁迁居泉州（今属福建），父刘廉唐末任封州（今广东封开南）刺史，刘廉死，刘隐继任刺史。乾宁三年（896），广州（今属广东）将领卢琚、谭弘玘率军抗拒清海军（广州）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刘隐袭杀谭弘玘于端州（今肇庆），并袭取广州，斩卢琚，迎李知柔到任，刘隐被任为行军司马。光化元年（898），刘隐又战胜昭州（今广西平乐）刺史曾衮与广州的内应将领王瓌于广州城下，进①《新五代史》卷69《高从诲世家》。

一步巩固了在广州的势力，后升任节度副使。天复元年（901）十二月，继任节度使徐彦若死时，遗表推荐刘隐为权节度留后，刘隐遂据有广州及岭南东道（除连州——今广东连县被楚占有外），此后即无节度使到任。刘隐依附朱全忠，天祐元年（904）被任为清海军节度使。

后梁建立，刘隐臣附，开平元年（907）受封为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进封南海王，乾化元年（911）三月死。弟刘涉继任节度使，刘涉初名岩，至此又复名岩，后袭封为南海王。除柳州、象州、梧州（今皆属广西）、昭州（今平乐）、桂州（今桂林）、贺州（今贺县）、宜州（今宜山）被楚占有外，岭南西道也被刘隐、刘岩占领。

后梁贞明三年八月十六日（917年9月5日），刘岩称帝（刘岩后改名龚、），国号大越，建元乾亨，次年十一月改国号汉，史称南汉，是为南汉高祖，改广州为兴王府作都城。

南汉大有元年（928）三月，击败楚军于封州，此后楚汉边境相对平静。

三年九月，南汉攻占交州（今越南河内），俘静海军节度使曲承美，遂据有交州，次年爱州（今清化）将领杨廷艺攻占交州并击败南汉援军。十一年十月，交州内乱，节度使皎公羡求救于南汉。南汉想乘机重新占有交州，为已占有交州的吴权所败，从此放弃了占领交州的企图。

十五年四月，南汉高祖刘死，子弘度即位，更名玢，是为南汉殇帝。

高祖后期穷奢极欲，宦官专政，昏乱残暴，殇帝即位后不仅没有革新更化，反而更为荒淫无度，醉生梦死。各地人民早已纷纷起义反抗腐败统治，张遇贤原是博罗县（今属广东）的小吏，其时起义军正群龙无首，遂于光天元年（后晋天福七年，942）七月，拥立张遇贤为中天八国王，建元永乐，意在统一当时分裂的诸国，使广大人民生活于长久和平康乐的社会中。殇帝派其弟越王弘昌、循王弘杲统大军前往镇压，钱帛馆之战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逃回。十月，起义军攻占循州（今龙川西），杀死刺史刘传。应乾元年（南唐保大元年，943）七月，为南汉将领万景忻所败，张遇贤遂率起义军度岭北上，进入南唐境内，攻虔州（今江西赣州）未下，又退回南汉循州北白云洞，指挥起义军作战，次年十月为南唐军越境镇压。

同年三月，殇帝刘玢为其弟弘熙所谋杀。弘熙即位，更名晟，是为南汉中宗，以刑杀立威，诸弟相继被杀。乾和六年（后汉乾祐元年，948）十二月，南汉乘楚内乱，派吴珣等攻占楚贺州，并大败楚援军于贺州城下，继又攻占昭州。九年（南唐保大九年）十月，南汉又乘南唐灭楚之机，出兵攻占桂州，继又攻占宜、连、梧等岭南诸州。十二月，南汉军大败南唐军于义章（今湖南宜章），攻占郴州（今属湖南）。不久，又先后击败南唐进攻桂州及湖南王逵进攻郴州的军队，巩固了北境的统治。十二年（后周显德元年，954）正月，交州统治者吴昌文臣附于南汉。十六年（后周显德五年）八月，刘晟病死，长子刘继兴即位，更名■，是为后主，更为昏庸荒淫。

南汉全盛时，有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湖南南部一部分。南汉统治腐败，税役繁重，宠信宦官宫女，荒淫无度，在割据诸国中最为腐败，由于地处南疆，远离中原，得以偏安于一隅。

北汉建立者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后晋时刘知远任河东（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崇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汉建立后任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后周广顺元年正月十六日（951年2月24日），刘崇于太原登上皇位，改名■，国号仍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史称北汉，是为北汉世祖，依附辽朝，对辽世宗自称侄皇帝，同年六月受辽册封为汉帝。宋人亦称北汉为东汉。

后周太祖代汉时杀刘崇之子刘赟，遂成世仇。北汉刚建立，即于二月进攻后周的晋州（今临汾）、隰州（今隰县），相继败归。臣附辽朝后，十月，汉辽联军南出阴地关（今灵石南关）进攻晋州，后周派王峻率大军救援，大败汉辽联军于晋州北霍邑（今霍县）。此后北汉以守为主，但仍不时侵扰后周边境。

乾祐七年（后周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病死，世宗新即位，北汉认为有机可乘，再次联合辽军大举攻周。三月的高平（今属山西）之战，北汉军又大败，北汉帝刘■仅率百余骑逃回太原。五月，后周军乘胜进围太原，北汉州、县纷纷降周，但因久雨成灾，周军疫病流行而退兵，北汉帝刘■因国势衰弱而忧愤成疾，于十一月病死。子刘承钧即位，改为单名钧，是为北汉睿宗，对辽穆宗自称男，是又一个儿皇帝。

第三节 契丹的崛起

建国前的契丹族

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关于族源，传说“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今西拉木伦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①。主要活动在上述两河流域。

“契丹”之名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契丹族与相邻的库莫奚（奚族）同从鲜卑族宇文部中分离出来。北魏太祖拓跋珪在登国三年（388）征讨库莫奚族的同时或稍后，契丹族也受到打击，遂和库莫奚族分别活动。契丹族分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吐六于、羽真侯等部八个部落，史称古八部，过着游牧生活，各部落与北魏建立朝贡关系。

契丹族日益兴盛，并向南发展。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亲率大军攻击南下的契丹部落，俘获10余万人、数十万头牲畜。契丹部族损失惨重，后又受到突厥的侵扰，因而“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②。隋初又分别臣附于隋朝与突厥，逐渐得到恢复，游牧于辽西地区，诸部落平时各自“逐寒暑，随水草畜牧。

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有时还“诸部相攻击，久不止”①，说明当时还没有建立部落联盟，只是在对外作战期间才统一行动。大业元年（605），契丹族南下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时，又遭到在隋将主使下突厥的袭击，4万人被俘，再次受到重创。

面对新的严峻形势，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重新划分为达稽、纥便、独活、芬问（一作芬阿）、突便、芮奚、坠斤、伏等新的八个部落，史称大贺氏八部。初期的联盟首领权力还不大，主要权力集中在部落联盟会议，“若有征发，诸部皆需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②。唐初向唐朝朝贡，贞观十九年（645），契丹族首领窟哥受封为左武卫将军。贞观二十二年，契丹诸部归附唐朝，唐设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窟哥被任为左领军将军兼都督，封毋极县男③，赐姓李，下设九州，一部一州，其中伏部分为二州，各部落酋长任刺史。万岁通天元年（696），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李尽忠反唐，自称无上可汗，这是历史文献首次记载契丹族首领称为可汗。

唐中叶，契丹族内乱，开元十八年（730），大贺氏最后一位部落联盟首①叶隆礼：《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木叶山当在今内蒙古开鲁西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会合处附近。

②《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

①《隋书》卷84《契丹传》。

②《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

③新旧《唐书·契丹传》皆作“无极县男”，按《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毋极县，万岁通天元年改为无极县”。《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作：“万岁通天二年改毋字为无。”即毋极县改为无极县在公元696年或697年。所以，公元648年受封时应为毋极县男。

领李邵固被部属可突于所杀，大贺氏时期结束，契丹族的原始社会也逐渐解体。

可突于立遥辇氏的首领屈列为洼可汗，契丹族已重新划分为但利皆、乙室活、实（一作室）活、纳尾、频没、纳（一作内）会鸡、集解、奚嗢等八个部落，史称遥辇氏前八部。

洼可汗是遥辇氏部落联盟的第一任首领，但统治还不稳固，开元二十二年，洼可汗与可突于同时被杀。其后不久，辽的始祖雅里拥立遥辇氏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天宝四载（745）初降唐，唐赐姓名李怀节（一作秀），封崇顺王，任松漠都督，其后由于安禄山的挑衅而反唐，依附回纥。当时契丹部落衰败，雅里协助阻午可汗将契丹族的主体部分重新划分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亦作突规、谛居）等八部，史称遥辇氏后八部。会昌二年（842），唐破回纥，契丹重又归附唐朝。

契丹旧制，部落联盟首领可汗及八部酋长夷离堇（也称大人，后称大王），每三年推选一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丹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这种三年一代的旧制也逐渐遭到破坏。

辽（契丹）朝的建立唐末国势衰微，契丹族日益强盛，自选剌部夷离堇、辽的始祖耶律雅里拥立遥辇氏阻午可汗以后，掌握了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大权，迭剌部也成为遥辇氏后八部中最强大的部落。其子孙不仅相继担任本部夷离堇，也一直掌握着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大权。天复元年（901），遥辇氏最后一任可汗痕德堇可汗开始当政时，耶律阿保机也担任迭剌部夷离堇。他在此之前已经屡立战功，当年又连破室韦、奚诸部，随后又被任为总理军政事务的大迭烈府（部）夷离堇。次年攻掠河东、代北，第三年讨伐女真，又劫掠河东、蓟北，契丹日益强大，阿保机也升任为最高官职于越，总知军国事，成为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手下的实际掌权者。此后阿保机又击败唐刘仁恭军，大破室韦，声威大震。天祐二年（905），他与唐河东节度使、割据河东并与朱全忠争夺天下的晋王李克用结盟。次年，积极进行篡位的梁王朱全忠，也派使臣与阿保机互聘，阿保机的声望日益高涨，超越了遥辇氏的痕德堇可汗。阿保机在南征北战中俘掠了大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为奴隶，罪犯家属也常被降为奴隶，契丹的奴隶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反映在政治制度上，部落里的许多官职早已逐渐成为某些家族的世职，接着阿保机破坏了八部酋长三年受代一次的规定而拒绝受代。天祐三年十二月，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日益增高的声望，八部酋长会议罢免了“不任事”的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推选实际掌权的耶律阿保机为新可汗。天祐四年正月十三日（907年2月27日），正式举行即位仪式，从而开始了耶律氏契丹时期。同年四月，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王朝。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后，继续扩展势力，逐渐建立与完善契丹的政治制度，以契丹制（国制）统治契丹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并吸收汉族文化制度，发展农垦，建立州县，以汉制统治汉人，迅速向封建制过渡。

后梁贞明二年二月初一日（916年3月7日），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终于抛弃每三年由八部酋长推选的制度，在“总国事”耶律曷鲁率百官的推戴下，登上皇帝宝座，是为辽太祖。以部族名契丹为国号（为便于行文，通称为辽），建元神册，随后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建立长子继承制。神册三年（918），修建都城，称为皇都（太宗时改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北为皇宫，南为汉城，设有交易市场。

天赞五年（926）正月，攻灭契丹族的世仇、粟末靺鞨为主建立的渤海国，把辽的东方国界扩至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东北至今外兴安岭。为了庆贺胜利，二月即改当年为天显元年，随即将人口300万、地“方五千里”的原渤海国，改名东丹国，作为契丹的封国，任命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史称东丹王。改原渤海国首都忽汗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名为天福城，作为首府，建有自己的年号，官员设置仍沿用汉制（参用唐制的原渤海制），每年贡布15万匹、马千匹。

辽对燕云地区统治的确立与统治中原企图的失败唐末后梁初，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时，契丹帝耶律阿保机已多次侵扰幽州。后梁乾化三年（913）冬，晋王李存勗攻灭刘守光并占领幽州。神册二年（917）二月，契丹接纳晋的新州（今河北涿鹿）叛将卢文进。三月，亲率大军进攻幽州，日夜围攻，自三月初至六月末，晋名将周德威始终积极防守，时值盛暑，加上连日大雨，到处积水，耶律阿保机在攻取无望的情况下北归避暑，留心腹重臣于越耶律曷鲁统军长期围困幽州，八月下旬晋名将李嗣源大败围城的辽军，耶律曷鲁只得撤围北归。

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夏、秋，镇州（今河北正定）张文礼、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名义上虽然降附于晋，暗中却相继求援于辽。十月，晋的新州守将王郁（王处直子）叛降于辽。耶律阿保机再次亲率大军南侵，未能攻取幽州，遂转师南下，攻占涿州（今属河北），并继续南下，在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抗击下，辽军兵败北归。

天赞二年（后梁龙德三年，923）春，耶律阿保机派次子、新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率军进攻幽州。正忙于登基当皇帝的晋王李存勗，立即派名将李存审带病赶往幽州备敌。四月，在幽州攻防战斗激烈进行之际，晋王李存勗按计划在魏州（今大名东北）建立后唐。耶律德光久攻幽州不下，转师南侵，虽然攻占曲阳（今曲阳西）、北平（今完县东南）等地，但幽州仍在坚守，契丹军遂于当年五月退兵北返。

后唐于当年十月灭后梁，次年正月契丹军再次南侵幽州地区，在后唐守将李存审、援军李嗣源的抗击下被迫退兵。

契丹对幽州地区志在必得，在屡攻未得的情况下，耶律阿保机还曾以安置卢文进的名义，“恃其强盛，遣使就帝（后唐庄宗）求幽州”。随后进行的东灭渤海国，也有“契丹主（辽太祖）谋入寇（后唐），恐勃海掎其后”的因素①。

天赞五年（后唐同光四年，926）四月，后唐庄宗死于内乱，明宗李嗣源即位后派姚坤使辽。六月，耶律阿保机接见姚坤时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其后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亦可也。”最后说：“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到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②契丹帝在多次军事进攻未能达到目①《资治通鉴》卷273，同光二年七月。

②《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七月壬申；《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的后，想利用后唐庄宗去世、明宗继位后形势不稳之际，以外交加军事压力达到占领幽州地区的目的。七月，耶律阿保机因病逝世。

契丹耶律阿保机的死，引发了以太子耶律倍为代表、倾向封建化吸收汉文化的一部分契丹贵族，与皇后述律平（月理朵）和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为首、维护与发展奴隶制的大部分贵族之间的矛盾。耶律阿保机病死时，太子耶律倍远在东丹国首府天福城，次子耶律德光也远在铁州（今辽宁盖县东北），皇后述律平称制执政，耶律德光得讯后立即奔归，三日后耶律倍才赶到。述律太后在太祖逝世后，立即利用殉葬风俗杀死太祖亲信，“前后所杀者以百数”①，述律太后在继续执政一年多之后的十一月，按照她的意志改由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的时机已经成熟，太子耶律倍不得已而顺从述律后的意志，违心地与其他大臣拥立其弟耶律德光为帝，是为辽太宗。

天显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耶律德光即位还不到半年，即接纳后唐义成军节度使王都的叛降，并派契丹军前往定州（今属河北）援助王都以抗后唐。后唐将领王晏球大败契丹与王都的联军于嘉山（今定州西北），追杀至定州城门。继而又大败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定州城北）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

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亲率大军进攻后唐以报败军之耻。但是，当时最大的隐患是前皇位继承人耶律倍及其半独立的东丹国，因而当后唐为了安定内部的需要，遣使通好时，耶律德光遂与后唐通和并立即回师。

东丹王耶律倍自太祖去世后，为了减少耶律德光的猜疑，长期住在都城（上京）。但是耶律德光还是不放心，考虑到东丹国首府天福城远处东北千里之外，不易控制，遂下诏迁原天福城居民至距都城较近的东平郡，并升为南京（今辽宁辽阳），作为东丹国的新首府，耶律倍回归新首府后，耶律德光又设置卫士监视其行动。

天显五年（后唐长兴元年，930），耶律德光又立弟耶律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方面是为了讨述律太后的欢心，同时也确定了新的皇位继承人，进一步削弱耶律倍的势力，终于迫使耶律倍于同年十一月，由东丹国经海道逃往后唐，耶律德光随即设中台省于南京，以治理东丹国地区。其时后唐明宗在位，国势强盛，两国边境相安无事。天显八年（后唐长兴四年）十一月，后唐明宗逝世后，契丹即不断出兵南侵，但主要还是以俘掠人民为奴隶的“捉生”为主。

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七月，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遣使降契丹并请出兵以抗后唐。八月，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九月，自雁门（今山西代县）抵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契丹在大败后唐军之后，于同年十一月十二日（11月28日），册立石敬瑭为晋帝，并定为“父子之邦”。从此，石敬瑭称比他小1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耶律德光也要石敬瑭自称为儿皇帝。后晋除岁贡帛30万匹外，还将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属河北）、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武（今山西神池）、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州东北）、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西南）等16州割给契丹，是为幽蓟十六州，宋代及以后习称燕云十六州。不仅耶律德光一直想占有的幽州地区，此时终于由①《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

儿皇帝石敬瑭双手奉上，而且还加奉了云州地区。

耶律德光自天显二年即位后一直延用太祖的天显年号，天显十三年十一月，在接受后晋所上的尊号及正式奉献幽蓟十六州后，即改当年为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938），并定都城皇都为上京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改原南京为东京辽阳府，合称三京。又对官制进行了部分改革与调整，允许契丹人担任汉官者与汉人通婚。

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帝称臣、称子、割让幽蓟十六州之初，即遭到臣下的反对，会同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五月，石敬瑭去世，少帝即位，对契丹的态度有所变化，上表只称孙皇帝而不称臣，引起契丹帝的不满，终于引发了次年十二月开始的历时五年的灭晋之战。契丹帝多次亲征，虽攻城略地，但后晋君臣全力抗击，也曾多次击败辽军。会同九年（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初，后晋主将杜威（杜重威）在小败之后即暗中谋降，契丹帝以杜威当傀儡皇帝为诱饵，诱使杜威率20万晋军投降，辽军遂长驱南下占领后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后晋亡。契丹帝于次年正月初一进入开封，随后发兵押送后晋少帝赴契丹，后又废东京开封府为汴州。

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改契丹国号为辽，改年号为大同，升镇州（今河北正定）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表明了辽太宗直接统治中原的意图。但是，原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随后即帝位于太原，直接与辽对抗。辽太宗也任命耿崇美、高唐英、崔延勋分任昭义军（今山西长治）、昭德军（今河南安阳）、河阳军（今孟县南）节度使，以控扼河东。辽太宗纵兵“打草谷”进行劫掠，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辽太宗随即作北归的准备，任命后族萧翰为宣武军（今开封）节度使镇守中原。四月，辽太宗率部属及后晋降臣北返，并准备日后平定各地，讨伐河东。然而，同月下旬，辽太宗病死于北归途中的栾城（今属河北）。不久，原后晋地区为后汉占有，辽太宗统治中原的企图终于落空。

新旧势力的斗争与皇位更迭契丹对渤海国的占领，特别是儿皇帝石敬瑭奉献幽蓟十六州后，大大增加了契丹的封建化因素，东丹王耶律倍，尤其是耶律德光在灭后晋前后对汉文化的吸收，也促进了封建化进程，但是固有的奴隶制势力还十分强大，他们竭力维护奴隶主利益，两种势力通过争夺皇位进行着斗争。太子东丹王耶律倍的被迫避让，述律太后通过立次子耶律德光为帝斗争的胜利，反映了封建化势力的第一次失败。但是，耶律德光在继承皇位后推行南侵及逐渐封建化的政策，却遭到了述律太后的反对，辽太宗之死引起了又一场帝位之争。前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在出逃后唐时，王妃萧氏及子耶律阮（兀欲）仍留在东丹国，耶律阮后随耶律德光南侵，并于灭后晋后即受封为永康王，当辽太宗死于北归途中时正在军中。从征的辽军将领大多拥护辽太宗的现行政策，同时害怕述律太后在辽太宗继承皇位时诛杀异己势力做法的重演，掌握实力的北院大王耶律洼与南院大王耶律吼，反对述律太后扶立其少子李胡，定策拥立永康王耶律阮。耶律阮则考虑到辽太宗所立的皇太弟耶律李胡，以及辽太宗长子耶律璟（述律）的存在，他们都会得到以述律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支持，因而犹豫不决，即找担任宿卫的耶律安博商议。耶律安博的父亲耶律迭里，就是因为当初反对述律太后立辽太宗，坚持辽太祖所定的嫡长继承制，拥立太子、东丹王耶律倍，被述律太后杀害。耶律安博此时不仅支持并帮助耶律阮坚定继承皇位的决心，而且传播皇太弟耶律李胡已死的谣言，借以坚定北归将士拥立耶律阮的信念。他又作为耶律阮的代表与耶律洼、耶律吼商议对策。他们以辽太宗曾想立耶律阮为继承人作托辞，即于辽太宗死后的次日，拥立耶律阮即帝位于北归途中的镇州，是为辽世宗。

耶律阮之立违反了述律太后要立少子耶律李胡为帝的意志，她即派耶律李胡率军南下攻击，但为辽世宗的前锋军所打败，述律太后又亲率大军与耶律李胡军会师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横渡的北岸，和已抵达南岸的辽世宗大军隔河对峙，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辽世宗上书述律太后以求和平解决冲突，述律太后与惕隐耶律屋质商议对策，耶律屋质劝述律太后承认既成事实以避免互相屠杀，在和谈过程中，辽世宗质问述律太后当初耶律倍当立而改立辽太宗为帝之事，并说明自己作为耶律倍之子而当皇帝是应该的。述律太后虽然推说她扶立辽太宗为帝是辽太祖的遗旨，但与述律太后一起参与和谈的耶律屋质却指出当初立辽太宗为帝，是“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并以“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太宗）之立，尚以为非”①，驳斥了耶律李胡想以弟继兄为帝的意图。述律太后不得已同意辽世宗为帝，横渡和议反映了契丹族封建化的进程，长子继承制在理论上已为契丹贵族所接受并开始付诸实践。世宗随后又追谥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以示世宗继位的正统性。然而守旧势力仍不断企图推翻辽世宗的统治，辽世宗在镇压内部叛乱后，又遣将乃至亲自率军攻掠后汉的河北地区，这时中原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禄五年（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政权。同月，后汉宗室、北京留守刘崇也即帝位于太原，割据河东地区，建立北汉政权，并依附辽朝，自称侄皇帝。

天禄五年（北汉乾祐四年）九月，北汉向辽求援，辽世宗亲自率军南下，到达归化州（今河北宣化）时，祭祀其父耶律倍，宴后酒醉，为耶律察割所害，又一次皇位更迭事件摆在辽朝贵族面前。这时辽太宗长子耶律璟（述律）随行在军中，耶律屋质等又拥立耶律璟为帝，是为辽穆宗。辽穆宗即位后，北汉多次求援，辽穆宗只是派兵遣将，并不亲自出征，这是因为他忙于排斥异己，将当初拥立辽世宗及辽世宗亲信的大臣置于闲地。另一方面是镇压不断发生的谋反事件，为首的人物既有辽世宗之弟耶律娄国，也有辽太宗弟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宛和耶律喜隐，甚至还有辽穆宗自己的二弟耶律罨撒葛、四弟耶律敌烈。不仅发生了那么多的皇室谋反事件，加上辽穆宗游猎无度，歌舞狂饮，通宵达旦，白日睡眠，从不认真处理国事，被辽人称为“睡王”，而且喜怒无常，滥杀无辜，以致亲信近臣们也人人恐惧，辽朝因而国势中衰。当应历四年（后周显德元年，954）二月，应北汉世祖刘崇的请求，辽穆宗派大将耶律敌禄率辽军南下，企图乘后周太祖新死，后周世宗刚即位之际，辽汉联合消灭后周，但遇到的却是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三月的高平之战，辽汉联军败归。应历九年（后周显德六年）初，后周世宗开始攻辽，志在夺取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四月中旬，后周世宗亲率大军进入辽境，辽莫州、瀛州及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雄县西南）、淤口关（今霸州东）守将，纷纷迎降，周军又攻占易州（今易县），辽南京（今北京）留守萧思温惊惶失措，南京居民纷纷逃入西山，萧思温只得要求辽穆宗亲征抵①《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御，当辽穆宗于五月中旬末赶到南京时，后周世宗已因病回开封（今属河南），退兵前又对新占领区作好了防务安排。辽穆帝无心南下夺回被后周占领的地区，辽与后周的边界遂北移至今霸州、雄县以北的白沟河（大体相当于今海河、永定河、北拒马河）为界。

辽穆宗依然醉生梦死，甚至“昼夜酣饮者九日”①，而谋反的事件也仍不断发生，这时南边的北周已为赵宋皇朝所代替，由于宋皇朝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虽也进攻北汉，但对辽采取防御政策，辽宋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辽北方的乌古部，大、小黄室韦部又先后叛乱，经过连年征讨、损兵折将之后才得以平定。辽穆宗依然花天酒地，游猎无度，晚年甚至连饮二十日而不理朝政，经常是乘醉赏罚，甚至多次在醉后随意杀人，终于在应历十九年（969），二月，游猎至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一天晚上酒醉之后为近侍所杀。辽朝又面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非正常的皇位继承。

①《辽史》卷6《穆宗纪》上。

附表一：五代世系表（907—960）

一、后梁（907—923）

（一）太祖朱温（晃）（二）朱友珪三末帝均王瑱友贞()()()ìí.二、后唐（923—936）

李克用一庄宗李存勗二明宗李嗣源三闵帝李从厚四废帝潞王李从珂明宗养子克用养子()()()()()()()ìí.ìí...三、后晋（936—947）

臬捩鸡石敬儒——（二）出帝（齐王）石重贵（一）高祖石敬瑭ìí.四、后汉（947—950）

（一）高祖刘知远——（二）隐帝刘承祐五、后周（951—960）

（一）太祖郭威——（二）世宗柴荣（太祖养子）——（三）恭帝柴宗训表二：十国世系表一、吴（892—937）

（一）太祖杨行密（二）烈祖杨渥（三）高祖杨隆演（四）睿帝杨溥ìí...二、南唐（937—975）

三、吴越（893—978）

（一）武肃王钱镠——（二）文穆王钱元瓘（三）忠献王钱弘佐（四）忠逊王钱弘倧（五）忠懿王钱弘俶ìí...四、楚（896—951）

（一）武穆王马殷（二）衡阳王马希声（三）文昭王马希范（四）废王马希广（五）恭孝王马希萼（后被奉为衡山王）

（六）马希崇ìí.....五、闽（892—946）

()()一王潮二太祖王审知（三）嗣王王延翰（四）惠宗王延钧（鏻）—（五）康宗王昶（继鹏）

（六）景宗王延羲（曦）

（七）天德帝王延政ìí...ìí.......六、南汉（905—971）

刘谦一烈宗刘隐二高祖刘岩（三）殇帝刘玢（四）中宗刘晟—（五）后主刘■()()()ìí.ìí...七、前蜀（891—925）

（一）高祖王建——（二）后主王衍八、后蜀（925—965）

（一）高祖孟知祥——（二）后主孟昶九、荆南（南平）（907—963）

十、北汉（951—979）

（一）世祖刘崇（■）——（二）睿宗刘承钧（钧）

（三）少主刘继恩（承钧养子）

（四）英武帝刘继元继恩同母弟，（承钧养子）

第二章 辽的发展与灭亡

第一节 景宗中兴与初期的辽宋战争

景宗中兴辽世宗于天禄五年（951）遇害时，其子耶律贤年仅4岁。辽穆宗耶律璟末年，耶律贤已长大成人，与韩匡嗣、女里、耶律贤适等过从甚密，对穆宗的败政，时加评论讥讽，但为了避祸，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应历十九年（969）二月，穆宗遇害于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时任飞龙使的女里立即自怀州奔赴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巴林左旗）耶律贤处，并调集禁兵进行保卫。曾任南京留守、参与朝政的萧思温“总汉军事”的高勋与女里，次日清晨率甲骑拥护耶律贤从上京赶至怀州，并随即继位为帝，是为辽景宗。从此，原太子东丹王耶律倍一系确立了在辽朝帝位继承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辽太宗一系自辽穆宗被刺后终于被排斥出帝位继承系列。

辽景宗即位后不久，即娶因定策功晋升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的萧思温之女萧绰（燕燕）为妃，同年五月又立为皇后。萧皇后辅佐景宗中兴，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人物。

辽景宗承穆宗衰乱之余，励精图治，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而且更多地任用汉人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汉人的统治经验。早年投靠辽朝的汉人高勋、郭袭、室昉、韩匡嗣及其子韩德让等，先后得到重用。辽景宗内任萧思温、高勋、耶律贤适，外用耶律斜轸、耶律沙、耶律休哥、韩匡嗣、韩德让，虽仍有反叛事件，但数量很少且都很快平定，与穆宗时期相比，总的来说内部稳定、政治清明、将相协和，牧业兴旺，农业丰收，辽朝开始中兴。史称：“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亦由群臣多贤，左右弼谐之力也。”①辽初对宋的战略辽从建国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北宋争夺中原地区的征战。保宁十一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出兵进攻北汉，辽景宗遣使质问，得到的回答是：“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②辽随即在派遣耶律沙、冀王耶律敌烈、耶律斜轸等率军相继南下援北汉的同时，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防守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三月，耶律敌烈率先锋军在后军未到的情况，间道由白马岭（今山西盂县北）渡涧西进，为宋将郭进大败于石岭关（今沂州南）南，耶律敌烈等战死，从而切断了辽援。五月，北汉为宋所灭。六月，宋太宗乘胜率军转攻辽南京。辽增戍南京的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等率军阻击于北郊沙河，战败后撤往清河，宋军遂围辽南京。辽南京在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新到的援军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等防守下，宋军久攻不下。七月初，耶律沙、耶律休哥、①《辽史》卷79《传论》。

②《辽史》卷9《景宗纪》下。

耶律斜轸等大败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溃败。辽乘胜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南下。十月，为宋将刘延翰、崔翰、李汉琼所部大败于满城（今属河北）后退回。辽大同军（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耶律善补所率西路军，在南下途中也为代州（今代县）宋将折彦赟所败，耶律善补在听到主力败于满城后也北归。

次年三月，宋将杨业击败辽军于雁门北（今代县北），声名大振。十月，辽景宗亲征攻宋，自南京南下，进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大败宋军并追击至莫州（今任丘）后退兵，辽宋边境又暂时趋于平静。

辽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四五月间，辽景宗再次亲征攻宋，发生第二次满城之战，被宋将崔彦进击败后退回。同年九月，辽景宗前往云州，游猎于祥古山（今河北宣化境）时得病，在前往云州途中病死于焦山（今山西大同西北）。

第二节 圣宗盛世

承天太后摄政

辽景宗病死的次日，年仅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遗诏由皇后萧绰（燕燕）摄政。次年，上尊号承天皇太后，并改元统和，又改国号为契丹，开始了长达27年的承天太后摄政时期，继承与发展景宗时开始的中兴步伐，终成盛世。

承天太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重用顾命大臣耶律斜轸、汉人韩德让以及室昉。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掌国政，尤得承天太后的信任。当时辽朝的主要敌手是始终企图夺取燕云地区的宋朝，承天太后摄政后即任命名将、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当皇叔祖南京留守耶律道隐去世后，又接任南京留守，总理边事。以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负责西南边防事务，并节制党项。任命枢密副使耶律抹只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留守，控扼女真、高丽。同时整顿吏治，审理滞狱，减免与调整徭役负担，稳定内部。

正当辽军东讨女真取胜后，并积极准备东征高丽之际，辽宋关系也逐渐紧张。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①，决定乘机攻取燕云地区。派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为东路军，又派米信率军出雄州（今属河北）、田重进率军出飞狐（今涞原北），并派潘美和名将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面对宋军的全面进攻，岐沟关（今新城西北）、涿州（今涿县）、固安（今属河北）、新城（今新城东南）相继失守的形势下，承天太后立即派东征女真时的统帅、宣徽使耶律阿没里（蒲领）为南征都统，作为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的副帅。又命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立即统军南下，征调原准备东征高丽的辽军增援南京，并决定亲赴南京督战。另一方面派名将、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萧挞览（凛）为副帅以代替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抗击宋西路军。五月，耶律休哥、耶律阿没里大败宋东路军曹彬、米信等于岐沟关。当宋东路军败退南逃时，宋西路军在连克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应州（今应县）、云州（今大同）之后继续东进。五月，承天太后在取得岐沟关胜利的情况下，立即派左皮室详稳萧排押统率原辽太祖、太宗所属弘义宫、永兴宫的宫卫军及皮室军等赶往山西。六月，又命耶律休哥派兵增援，而宋西路军也在宋太宗的迁徙云、朔、寰、应四州民至宋境命令之下退兵。八月，宋名将杨业因西路军统帅潘美、监军王侁争功违约，擅离设伏地陈家谷口（今宁武东北），后又望风而逃，退回宋境，杨业为耶律休哥伏兵所败，率残部百余人力战于陈家谷口，子延玉、部将王贵及残部全部阵亡，杨业受伤被俘，不食而死。

承天太后乘胜于当年十二月初率军南下，耶律休哥先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宋雄州守将刘廷让率部分军队抗击辽军于君子馆（今河间西北），虽死伤数万，将领战死或被俘，刘廷让也仅率数骑脱逃，但宋军主力退保乐寿（今献县），而且定州宋将田重进率军进入辽境，并一度攻占燕南重镇岐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沟关（今河北新城西北），南下辽军在攻掠祁（今安国）、深（今深县南）等州后北还。

统和六年（宋端拱元年，988）十月，承天太后再次率辽军攻宋，宋定州守将李继隆、袁继忠出战耶律休哥军，胜负相当，各称战胜。此前，驸马萧勤、勇将萧挞览皆已先后中箭受伤，辽军在攻掠数州县后于次年初北返。承天太后在数次攻宋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虽不与宋议和，但对宋改以防守为主，有时派兵南扰的政策，辽宋边境相对平静的同时，自统和四年开始即接纳与宋对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的降附，授予定难军（银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节度使。李继迁又向辽求婚，以求巩固依附关系。辽在与宋战争的状况下，以部族女耶律汀封义成公主出嫁李继迁，并于统和八年进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以支持并鼓励西夏侵扰宋西北边境。李继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次年（宋淳化二年，991）七月，也向宋降附，受任为银州观察使，并受赐姓名赵保吉。辽对党项主要仍采取安抚政策，后又进封李继迁为西平王，但也加强对党项的控制，于统和十二年任命萧挞览镇抚西部边境。并一直任用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以对抗宋朝，耶律休哥在境内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宋则采取和平相处的安边政策，南京地区成为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萧太后也不时减免税赋、徭役，对地方官采取考任制，进一步实行汉官制，改各部的令稳为节度使，又推行部分汉律，统和六年还开始科举考试，最初虽只录取一二名汉人进士，却开辟了吸收汉族地主通过科举进入仕宦的途径，又在南京设立太学以培养汉族地主进入统治集团，进一步巩固了辽的统治基础。南院枢密使汉人韩德让在辽统治集团内的地位日益提高，统和十二年北府宰相室昉致仕后，韩德让兼任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于统和十七年死后，韩德让再兼知北院枢密使事，不久又升任大丞相，并赐名德昌，成为辽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澶渊之盟前后当辽统和十六年（998）十二月，主张辽宋和平相处的于越、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死后，辽改而采取经常攻扰的政策。次年（宋咸平二年，999）七月，下诏攻宋，辽军虽攻城略地，但在进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时，由于北宋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防守有方，久攻不下，廉良河（当在今保定北）之战也胜负相当，辽军遂退回南京。十九年十月，又以南京留守、皇弟耶律隆庆率前锋军攻宋，与宋前锋军张斌相遇于遂城北长城口，宋军先胜后败退保遂城，辽军虽南进至满城（今属河北），又因积雨泥淖而退回南京。二十年春又派北府宰相萧继先、南京统军使萧挞览攻宋，亦无多大进展。次年四月，再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萧挞览攻宋，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宋将王继忠战败被俘，辽军也退回。

辽在多年攻扰无大进展的情况下，承天太后于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亲征，大举南下，主力进驻望都。宋主将王超率主力于唐河（今定州北）设防，辽军攻击无功后东攻瀛州（今河间）又未下，转而回师攻占祁州（今安国），由于宋将王超不敢出战，辽军主力遂乘虚南下。宋真宗也在宰相寇準力主下，决定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阳）抗辽，宋各地守军都坚守城池，辽军在攻击无功后继续南下。十一月二十日攻占德清军（今清丰），二十二日抵达澶州城北，决战前辽军主将萧挞览在观察地形时为宋军伏弩射中伤重而死，辽军士气受挫。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并渡河登上北城门楼，宋军士气大振，但宋真宗并不真想抗辽，辽承天太后亦由于后方宋军援军聚集，在攻战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和议遂在宋使曹利用与降辽的王继忠之间开始进行。由于宋真宗求和心切，寇準虽力主与辽决战，亦不得已主持议和。十二月，以每年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给辽，宋真宗称辽承天太后为叔母为条件订立和议，澶州郡名澶渊，史称“澶渊之盟”。参与这次南下及和议的韩德昌以功受赐姓耶律，录籍皇族，改封晋王，位亲王之上，权倾朝野。

澶渊之盟开始了辽宋长达一百多年和平相处的对峙政局，辽朝不仅改变了长期对宋作战带来的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每年还可从宋方得到大量岁币，财政状况得到重大改善，人民也能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使得从景宗开始的中兴事业得到继续发展的和平环境。面对新的形势，承天太后、辽圣宗决定将统治中心适当南移，统和二十五年（1007）初，在上京之南两百多公里处营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成为新都，辽帝的常驻地。

侵高丽、征阻卜统和二十七年（1009）十二月，当政近28年的承天太后病逝，圣宗才亲政。耶律德昌继续受到重用，并赐名隆运。二十九年（1011）三月耶律隆运死。次年十一月，改当年为开泰元年（1012），以示政局更新，并改南京幽都府为析津府。

辽圣宗继续推行重用汉人的政策，不仅在亲政之初任用刘晟（慎行）、邢抱质为南院枢密使，还在连年入侵高丽的战争中，于开泰四年（1015）五月一度任命刘晟为主帅，虽以未及时出兵而被免职。开泰六年（1017）五月还曾任命辽宋望都之战中被俘的宋将王继忠为副帅，不久也被任为南院枢密使。科举录取进士也由每次五六人扩展为数十人，扩大了吸收汉族士人加入统治集团的规模。

澶渊之盟是辽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承天太后死后辽圣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和二十八年七月干预高丽内部事务，决定亲征高丽，萧敌烈当时指出：“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①但辽圣宗一意孤行，开始了历时十年征讨高丽之战，高丽因此遭受巨大灾难，于开泰九年（1020）臣附。但辽也劳民伤财，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开泰七年十二月的茶、陀河之战，损失惨重。

辽在东征高丽的同时，又西讨阻卜部的叛乱。统和二十九年六月，为了加强对阻卜的统治，分部设置节度使统治阻卜各部，然而往往任用非才，引起阻卜人民的愤怨，开泰元年十一月，阻卜石烈部酋长阿里底杀节度使以叛，辽派耶律化哥率军进讨，虽不久阿里底即为阻卜部民擒献于辽，“而沿边诸部皆叛”，开始了历时18年的讨伐阻卜的战争。太平六年（1028）八月以后，“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②，直至八年九月阻卜虽相继降①《辽史》卷88《萧敌烈传》。

②附，但其势力已不断壮大。

叛乱相继辽开泰二年（1013）后的数年间，还曾北讨乌古部及敌烈部，乌古部、敌烈部虽遭残酷镇压或被迫降附，但此后仍降叛不常。太平六年辽西讨甘州（今甘肃张掖），连攻三天不克，史称“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③，为辽圣宗时期的两大败仗之一。太平九年八月，原渤海国人民在大延琳率领下，反抗辽朝的苛役杂税，杀死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等，据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不仅辽东地区大多响应，而且南、北女真部族也归附反辽，历时一年。次年八月，由于部将叛降，辽军始得占领东京，大延琳被俘，此乱才逐渐平定。辽圣宗亲政后战争连续不断，几乎与之相始终，大延琳之乱平定后不到一年即病逝。辽圣宗虽然也注意吏治，关心民生，在辽代中世诸帝中亦属明君，但末年战乱不已，国势渐衰。

③《辽史》卷17《圣宗纪》八。

第三节 走向衰亡的辽朝

联夏迫宋

辽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辽圣宗病死的当天，年已16岁的太子耶律宗真即位，改元景福，是为辽兴宗。生母肃妃（耨斤）为擅权自立为皇太后，摄政，并诬陷圣宗皇后萧菩萨哥谋反，萧菩萨哥被囚禁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春被害死。重熙三年（1034）五月，皇太后肃耨斤阴谋废兴宗另立次子耶律重元为帝，由于耶律重元告密而阴谋破产，皇太后被迫归政于辽兴宗，并被囚禁于庆州（今巴林左旗西北）。辽兴宗随后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弟，不久又任命为判北南枢密院使事，这既是赏功，也是为了安抚耶律重元所代表的那部分势力，顺利地处理了这次政治风波，但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任用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萧惠为南院枢密使，辽兴宗初期，承辽圣宗中兴余绪，还注意轻徭薄赋，澄清吏治，“时天下无事，户田蕃息”，“政赋稍平”①。对西夏仍采取安抚与支持的政策。

重熙十年（宋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辽兴宗在萧惠为首的群臣支持下，虽遭萧孝穆反对，仍决定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派耶律重元、萧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并于次年初派使臣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九月，宋为避免两面作战而又不愿割让土地，遂以岁增银、绢各10万匹、两为代价重订和约。不久，萧孝穆死，萧惠继任北院枢密使，成为辽兴宗的宠臣。

征夏失利西夏对辽宋议和不满，认为辽背弃辽夏联合对宋的政策，随后支持和接纳辽西部边境部族的叛降，辽兴宗遣使责问时，夏景宗元昊态度强硬，“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①。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辽兴宗率军西征，以皇太弟耶律重元、萧惠分统诸军，元昊在辽军连续获胜的情况下，一面遣使请和以示弱，一面退守贺兰山，沿途清野，烧光野草，使辽军马无草可吃，当辽军马饥士疲之际发起攻击，辽军大败，辽兴宗“单骑突出，几不得脱”②。西夏在得胜后再度遣使求和，辽兴宗不得已许和。十一月退兵，并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任命北院宣徽使耶律马六为西京留守，以加强对西部边境的统治。辽重熙十七年（1048），西夏元昊死于内乱，未满周岁的稚子谅祚继位，外戚擅权。次年（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七月，辽兴宗决定乘机亲自率军攻夏，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由于萧惠轻敌无备，为西夏击败。只有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所率偏师攻至贺兰山，战胜西夏军并俘获元昊妻及官僚家属。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在两次击败西夏侵边战役之后，三月，派西南招讨使萧蒲奴统军攻夏，西夏采取避让战术，以致“萧①《辽史》卷87《萧孝穆传》。

①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②《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蒲奴等入夏境，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①。一度攻至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境内，并攻破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北）。西夏军多次战败以后，没藏太后遣使要求依旧降附。重熙二十二年（夏福圣承道元年，1053）春，辽、夏重修旧好。

耶律重元叛乱辽兴宗虽立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弟，并在酒后许以继承皇位。但为确保长子耶律洪基继承皇位，不仅于重熙十二年任命为知北南枢密使事，二十一年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参与朝政，二十四年八月辽兴宗病死，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

辽道宗即位之初，为稳住耶律重元为首的势力，不仅随即拜为皇太叔，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子耶律涅鲁古后也被任为知南院枢密使事。然而非但没有满足耶律重元等人的欲望，反而助长了他们叛乱的气焰，以他们父子为首组成庞大的叛乱集团，原计划让耶律重元装病，诱使辽道宗探望，以谋杀夺取皇位。

清宁九年（1063）七月，辽道宗进行秋捺钵于太子山的滦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敦睦宫使耶律良密告耶律重元父子图谋叛乱，道宗用耶律良之计，急忙召见耶律涅鲁古，并命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逮捕耶律重元父子。耶律仁先还未及出发，耶律涅鲁古已因阴谋暴露，提前发动叛乱，纠集党羽四百多人，并诱胁弩手军进攻行宫。耶律仁先等率宿卫军士数千人抵抗，叛党纷纷投降或奔逃，耶律涅鲁古又被射死，耶律重元见大势已去，逃入沙漠后自杀。

耶律乙辛擅权辽道宗吸取耶律重元叛乱的教训，及早确立合法继承人，咸雍元年（1065）正月，年仅8岁的长子耶律浚被立为太子。此前，平定耶律重元叛乱的主要功臣耶律仁先任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任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原是道宗宠臣，此时也任北院枢密使，与耶律仁先共事而权势更大，道宗“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由是“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①。耶律乙辛的恃宠擅权行为，常受到耶律仁先的抑制。同年十二月，耶律仁先被排挤而出任南京留守。从此，耶律乙辛更为骄纵不法。咸雍二年（1066），又改契丹国号为辽，直至辽亡。

大康元年（1075）六月，太子耶律浚总领朝政，从而抑制了耶律乙辛等人的不法行为。耶律乙辛及其党羽为继续控制朝政，首先诬陷太子生母、皇后萧观音与伶官通奸。十一月，皇后被赐死。太康三年，又一再诬陷太子谋反，太子也终于被废并被囚禁于上京，十一月，又被耶律乙辛派人杀害。两案均由耶律乙辛及其主要党羽、北府宰相汉人张孝杰等审实定案。两人深受辽道宗信任，道宗曾说：“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贤智也。朕有孝杰、乙辛①《辽史》卷20《兴宗纪》三。

①《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不在仁先、化葛下，诚为得人。”①张孝杰被赐姓耶律，后再被赐名仁杰。耶律乙辛从此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党羽满布朝野。昏庸无能的道宗，即位之初还算谨慎求治，“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②，复按冤狱，政治尚属清平。及至平定耶律重元叛乱，宠信耶律乙辛等奸佞，排斥忠良，拒纳忠谏，以致丧妻失子而不悟。当大康五年正月道宗进行春捺钵时，耶律乙辛奏留太子的5岁独子耶律延禧，意欲加害，斩草除根，道宗只是在萧兀纳提醒下才带皇孙随行。道宗也亲见随行官员大多舍己而追随耶律乙辛，这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六年，耶律乙辛、张孝杰等先后被排斥出朝廷。八年，耶律乙辛被囚禁，后以叛逃被杀。

耶律乙辛擅权结束后，道宗为太子耶律浚昭雪，并注意培植皇孙耶律延禧为皇位继承人。大安七年（1091），还不满17岁的耶律延禧，即被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使事。但道宗在政治上依然昏庸无能，政事日非，史载：“帝（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耶律）俨尝得胜采，上曰：‘上相之征也。’迁知枢密院事。”③即是典型事例之一。他所宠信并被作为新帝顾命大臣的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就是一个贪赃枉法，被“讥其以金卖国”者①。再加上“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②，辽朝终于走向衰落。

辽的灭亡寿昌七年（1101）正月，辽道宗死，皇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辽末帝天祚皇帝。无独有偶，一年前（宋元符三年）的正月，北宋的徽宗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真是南北辉映，相映成趣，一对昏君，分别断送了辽朝与北宋皇朝。天祚帝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追奉其父耶律浚为皇帝，接着即惩治耶律乙辛余党，由顾命大臣耶律阿思主持，而贪赃枉法的耶律“阿思受赂，多所宽贳”③。天祚帝继承道宗败政，贿赂公行，他自“即位，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④，叛乱相继。乾统二年（1102）十月，首先发生了萧海里劫掠乾州（今辽宁北镇南）武库器甲的暴乱，在辽军的攻击下，逃入女真部落，后为女真所杀。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在上京还发生被称为“剧贼”的赵钟哥，攻入上京皇宫，“劫宫女、御物”，为副留守马人望等所镇压⑤。

正当辽朝在天祚帝腐朽统治下日益衰败之时，东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兴起。辽天庆五年正月（1115年1月），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摆脱辽的统治，即皇帝位，国号金，是为金太祖。为实现灭辽的目标，金太祖与宋联盟，筹划灭辽，先后攻占辽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燕京）。辽天会三①《辽史》卷110《张孝杰传》。

②《辽史》卷21《道宗纪》一。

③《辽史》卷98《耶律俨传》。

①《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②《辽史》卷26《道宗纪·赞》。

③《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范仲熊《北记》。

⑤《辽史》卷105《马人望传》。

年（1125）三月，天祚帝被擒，辽亡。辽灭亡前一年，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在叶窟里（今新疆塔城附近）称帝，号仍称辽，史称西辽。

附表一：辽世系表（916—1125）

表二：西辽世系表（1124—1218）

第三章 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

第一节 宋的建立

陈桥兵变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早年应募从军于后汉的郭威部下，后周时屡立战功，逐渐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后周世宗临终前为防止军事政变，免去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传闻辽军南侵，赵匡胤奉命出征，次日清晨到达黄河南岸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南，在黄河北岸）按照预谋的计划发动兵变，史称“陈桥兵变”。当日即返回开封夺取政权，初五日（960年2月4日）正式建立宋朝，建元建隆，仍都东京开封，以洛阳为西京。真宗时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应天府，仁宗时又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作为陪都。为区别于以后建“行在所”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史称建都开封的宋朝为北宋。赵匡胤是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首先致力于对原后周统治区内藩镇的安抚与镇压。名位高于赵匡胤的李筠、李重进先后叛变。当年四月，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慕容延钊分兵进讨，并亲自前往督战，李筠、北汉联军大败于泽州（今晋城）南，李筠逃入泽州固守。六月初，宋军攻占泽州，李筠自杀，其子李守节亦以潞州降宋。

九月，淮南（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李重进亦反。十月，宋太祖亲征。十一月，宋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杀。

宋太祖迅速平定李筠、李重进，为巩固刚建立的宋政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些虽然心念后周，但势力名位均弱于李筠、李重进的藩镇，不得不对新朝俯首听命。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为了不使宋朝成为后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朝，首先是将那些名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免除军职。建隆二年（961）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两人都出任节度使。

七月，宋太祖又对自己的亲信下手。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向石守信等亲信指明利害关系，次日他们就主动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虽然名义上还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位，但并没有军权。

经过这两次调整，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点检、副都点检，实际上已被取消，而以原来的属官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作为殿前司的长官。侍卫亲军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石守信，不久也辞去这一名义上的兼职。从此，侍卫亲军司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长官，也逐渐被取消，侍卫亲军司的下属机构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成为直属机构，长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任命名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一改原先由重臣名将统领禁军的局面，而且三衙只有管兵权，发兵权则属于通常由文臣担任长官的枢密院，出征作战则临时任命将领统率军队，以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的目的，从制度上稳固了宋朝的统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皇权的加强削弱乃至取消节度使的职权，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从乾德元年（963）攻占荆湘后开始的，将新统治区的各府州直属朝廷，继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给朝廷，编入禁军，而以遗留在地方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以削弱地方，主要是削弱节度使的兵权。同年还命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又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又将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直辖，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进而消除了节度使统治大片地区的局面。不久又将节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使终于成为虚衔。中唐以来危害皇权的节度使，从此只是宗室、将相大臣的荣誉衔。

为了安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以及适应皇权的需要，在保留了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及各寺、监的官称的同时，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另派官员担任实际职务，称为“差遣”，原来的官称只是官品高低、俸禄多少的标志。

政权集中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除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外①，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与中书对称“二府”的枢密院（枢府、西府），则掌握兵权，兵权不归朝廷是宋太祖沿袭五代旧制的决策。宋代又沿袭五代旧制以三司使掌财政，使政、军、财三权分立，互相制约。

对地方上的府、州，则另设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这在宋初对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至道三年（997）又将全国划为15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包括后来设置的提举常平司），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统治。

①通常认为唐代后期以后只有“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才是真宰相，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成为虚衔，不再担任宰相。这个说法欠妥，陈振先后撰写《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两文，证明中书令作为宰相至五代后周冯道，侍中作为宰相则至北宋神宗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为止。

第二节 消灭割据

吞荆、湘

宋朝建立时，政局与五代时相同，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中，不仅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吴越、泉漳、荆南、湖南，还有称帝的后蜀、南汉、北汉，这还不算北方的辽，西北党项李氏、回鹘，以及西南的大理诸政权，仅就汉族聚居区而言，也是九国并存。宋朝在采取巩固统治措施的同时，即继续进行后周世宗未竟的统一事业。

宋朝建立时，荆南节度使高保融随即臣附，同年八月病死，由其弟高保勗继任，建隆三年（962）十一月高保勗病死，由高保融的长子高继冲继任。乾德元年（963）正月，宋朝以应湖南周保权请求的名义，起用宿将慕容延钊率军南下，讨伐湖南的叛将张文表，出兵之际，授权慕容延钊以借道南征的名义，在途经江陵时先灭荆南。二月初九日宋军到达荆门（今属湖北），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前往劳军并探听消息。当夜，慕容延钊采取在欢宴高保寅之际，派数千骑兵偷袭江陵，高继冲闻讯惊慌出迎，宋军迅速占领江陵。初十日（963年3月26日）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得3州17县。高继冲以后任武宁军（徐州）节度使十年，开宝六年（973）十一月病死于徐州（今属江苏）治所。

宋朝建立时，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也臣附，建隆三年（962）九月病死，子周保权继位，年仅11岁。十月，故将张文表据衡州（今衡阳）叛变，袭占潭州（今长沙），自称权留后，并向宋臣附以期获得宋朝的承认。周保权遵照周行逢的遗嘱，命杨师璠率军抗击，同时向荆南及宋朝求援。十二月，宋朝任命周保权为武平军节度使，随后又命张文表入朝。乾德元年正月初，决定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师吞并湖南。

宋军在二月初吞并荆南后，日夜兼程向南进发，这时湖南已将叛将张文表消灭，宋军出师的公开理由已不复存在，但宋军此次南下，志在吞并荆南及湖南，荆南虽已归降，但湖南却派兵抗拒。二月中旬，宋军先锋丁德裕率部到达湖南首府朗州城下，湖南守将张从富采取坚壁清野的防守战略，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下旬，宋军大败湖南军于岳州（今岳阳）城外的三江口并攻占岳州，三月上旬末，宋军到达朗州城下时，城中军民惊恐出逃。初十日（936年4月6日），宋军进入朗州，湖南周保权出逃后被俘。宋得14州1监66县。周保权后长期以环卫官①住在首都开封，太平兴国（976—983）中曾任并州（今山西榆次）知州，雍熙二年（985）死。取后蜀宋军迅速消灭荆南、湖南，使后蜀后主孟昶十分惊恐，企图与北汉联合攻宋，而宋朝也早有灭蜀的意图。

①环卫官，指左、右卫等十二卫（南宋孝宗时增为十六卫）的上将军、大将军等，“号环卫官”，“皆空官无实”（《宋史·职官志》），是享受俸禄的从二、从三品等的闲职，高保权被俘后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即是。以下各俘降国王所授环卫官具体官名不再列举。

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宋乾德二年，964）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密使之一赵彦韬向宋告密，宋遂以此为借口，十一月，即派王全斌率主力由陕西南下，刘光义率偏师沿长江西上，进攻后蜀，后蜀随即派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和赵崇韬统军北上抗击王全斌。

十二月末，王全斌军连克兴州（今陕西略阳）、西县（今勉县西）、三泉（今宁强），俘蜀主将韩保正、李进，宋军进至嘉川（今四川广元），蜀军遂烧栈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军分兵修复栈道，并派小部队出敌背后，与主力合击蜀军，蜀军连战皆败，退守剑门（今剑阁北）。宋东路军刘光义亦连败后蜀水军，蜀守将高彦俦兵败自杀，宋军遂攻占夔州（今奉节），后蜀东部门户首先丢失。

次年（965）正月初，宋军王全斌又以小部队由小路出剑门后，与宋军主力夹击剑门，攻占剑门，并俘蜀军副统帅赵崇韬，接着攻占剑州（今剑阁），又俘蜀军统帅王昭远。后蜀太子孟玄喆率领的援军刚进至绵州（今绵阳），闻讯后随即逃回成都。后主孟昶见大势已去，于正月初七日（2月11日）派使臣前往宋军前奉表投降，初九日（13日）宋军于魏城（今绵阳东北）受降，宋得45州198县。孟昶于五月到开封，受封为秦国公，六月中旬病死。

灭南汉宋朝建立后，南汉不仅不称臣归附，反而出兵进攻已属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宋太祖遂命南唐后主李煜致书南汉后主刘煜，令其向宋称臣并归还在后周时侵占的桂州（今广西桂林）、郴州（今属湖南）等地，遭到拒绝。

宋灭后蜀，南唐后主李煜再次遣使致函南汉后主，劝其归附宋朝“以小事大”，免致讨伐，以保持实际割据的政权。南汉后主不但不听劝告，回函还出言不逊，南唐后主李煜遂将其书送呈宋太祖，说明规劝无效。

开宝三年（南汉大宝十三年，970）九月，宋太祖派湖南驻军将领潘美、尹崇珂统率湖南地方部队讨伐南汉。此时，“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剪灭殆尽，掌兵者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但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腐败不治”①。南汉后主得知宋军南下，派宦官龚澄枢到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措置防务，但当宋军迫近贺州时，龚澄枢立即逃回广州，宋军遂围攻贺州，并在大败伍彦柔的援军后迫使贺州守将投降。南汉后主不得已，只得起用宿将潘崇彻，潘崇彻统兵3万屯防于贺江（今广西、广东境内），而当宋军转而西攻昭州（今广西平陆）时，潘崇彻只是拥兵自保并不出兵救援。十月，宋军连克昭州、桂州；十一月，又克连州（今广东连县）。至此，南汉乘湖南内乱时攻占的原湖南地方已全为宋攻占。十二月，宋军进至韶州（今韶关），南汉都统领李承渥统兵10余万以象兵为前锋，抗击宋军，宋军以强弩射象，象中箭奔回，冲散南汉军，宋军遂攻占韶州。南汉后主慌忙在广州城北郊部署防务。

次年正月，宋军占领英州（今英德）、雄州（今南雄）后，统率重兵的潘崇彻降宋，宋军长驱南下，直至广州城北十里。二月初，宋军以火攻焚毁南汉以竹木筑成的防栅，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见大势已去，纵火焚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烧宫殿、府库。开宝四年二月初五日（971年3月4日），后主出降，南汉亡，宋得60州214县。刘以环卫官居京师，历封侯、郡公，太宗即位后进封卫国公，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死。

平南唐（江南）

南唐在宋朝建立后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璟因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隔江即是宋境，建隆二年二月，迁都南昌（今属江西）。六月，中主死于南昌，子李煜即位于金陵，仍以金陵为都城，是为后主，史称李后主，对宋谨修臣节，两次遣使致函南汉劝其臣附，以期保留割据政局。宋朝平定南汉后，李后主害怕宋军继而攻打南唐，遂于当年不仅加倍进贡，并改国号唐为江南（为便于行文，仍称为南唐），进一步表示为宋朝属国以求保持割据现状。但宋朝消灭割据势力的决心并不因此而动摇，相反更加紧了进攻南唐的准备。南唐的落第进士樊若水，为了寻觅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采石矶附近以钓鱼为名，往返于两岸，用丝绳测量江面宽度，并向宋朝建议造船建浮桥以渡宋军消灭南唐，受到宋太祖采纳。宋派官员前往江陵（今属湖北）督造船只，并派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但是师出无名，遂于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见李后主，李后主害怕被扣留而称病不赴，并表示准备抵抗宋军的进攻。开宝七年十月，宋太祖以曹彬、潘美为帅，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水陆并进，连克长江南岸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芜湖、当涂、采石（今皆属安徽）。十一月中旬初，宋军于采石以船建成浮桥，宋军主力得以渡江长驱南下。南唐以郑彦华、杜真分统水、陆军各万人抗击渡江宋军，杜真与宋军接战，因郑彦华拥兵不救而战败。南唐都城金陵开始戒严，并募民为兵，以神卫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负责防务。

开宝八年年初，宋军进攻金陵，再败城外的南唐守军，南唐又派兵逆流而上图谋夺取采石浮桥，但又被宋军击败。吴越王钱俶受命派兵助攻南唐，南唐常州（今属江苏）守将在吴越军长期围攻后于四月投降，吴越军又进围润州（今镇江）。南唐杀死防守不力而又阴谋降宋的皇甫继勋，并命令镇守湖口（今属江西）的朱令赟统兵十余万东下金陵抗击宋军。九月，朱令赟率舰、筏顺江大举东下，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为宋兵击败而被俘。在此之前，润州守将也已经向吴越投降。金陵自春至冬，屡战屡败，仅能守城，现在又粮尽援绝，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976年元旦），宋军攻占金陵，李后主被迫出降，南唐亡，宋得19州3军108县。李后主以环卫官居住在首都开封，初封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李后主虽无治国之才，但工书画，更长于作词，是五代宋初最有成就的词人，尤以亡国后思念故国之情的词作，开辟了词的新意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李煜被毒死。

泉、漳纳土割据泉、南（漳）两州的泉州（今属福建）节度使留从效，自宋朝建立即表示臣附。建隆三年七月留从效病死。不久，统军使陈洪进推举节度副使张汉思任节度使，自任节度副使并实际掌握政务。陈洪进，仙游（今属福建）人，早年从军以功升副兵马使，为留从效部属，后升任统军使。宋乾德元年四月，废张汉思自立，南唐即任陈洪进为清源军（泉州）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割据泉、南两州。陈洪进又以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事名义向宋表示臣附，次年正月，宋改清源军为平清军，任陈洪进为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又分任其两子为节度副使、南州刺史，正式承认其为宋控制下的割据政权。乾德三年七月又改南州为漳州（今属福建）。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消灭割据的政策。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陈洪进入朝，见宋朝决心消灭割据，主动献出2州14县，史称泉、漳纳土。陈洪进受到宋朝廷的优厚礼遇，被命为使相（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居于首都，奉朝请，不任实职。其弟及诸子也都分任刺史、知州。陈洪进后封岐国公，雍熙二年（985，一作次年）三月病卒。

吴越归地宋朝建立，吴越随即表示臣附，钱弘俶避宋讳改为单名俶，仍受封为吴越王，宋攻南唐时以钱俶为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与宋军主帅曹彬会攻南唐。开宝九年（976）春，入朝宋太祖，备受优遇。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又入朝宋太宗。四月，泉漳割据者陈洪进主动“纳土”后，钱俶提出罢去吴越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解除兵权，要求回吴越，但遭到拒绝。五月初一日（6月9日），钱俶为了避免杀身灭族之祸，被迫献上所属13州1军86县，史称吴越归地。钱俶受到可称为最优厚的礼遇，改封淮海国王，其他官衔也都保留，但长住京师，奉朝请。雍熙四年（987）春，出任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端拱元年（988）八月，宋太宗派最宠信的宦官王继恩等前往邓州祝贺钱俶60寿辰，钱俶在与王继恩等宴饮后的当晚突然死亡。

消灭北汉宋朝建立后，北汉投靠辽朝继续与宋为敌，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宋军虽然胜多败少，但亦无多大进展。宋太祖初年，致力于消灭南方割据政权，开宝元年（北汉天会十二年，968）七月，北汉帝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这时，宋已消灭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南方割据政权，认为刘钧新死正是攻灭北汉的良好时机。八月，即任命李继勋、党进为正副统帅进攻北汉。宋军进入北汉境内时，刘继恩已被杀，刘钧养子刘继元即位。十一月，辽军救援北汉，李继勋等退回宋境，北汉因而侵入宋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新绛）境内。次年正月，宋太祖决定亲征北汉，曹彬、党进率军先行，李继勋率军继发。二月，屯守团柏谷（今祁县东南）的北汉军得知宋军主力到来，立即逃回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宋军遂进抵太原城下。四月、五月，宋军虽然分别击败辽的援军于阳曲（今属山西）北和嘉山（今河北定县西），但北汉军仍坚守太原，并杀死动摇军心的宰相郭无为以稳定民心。围攻太原数月的宋军终因夏雨连绵、疫病流行，辽军又将到来之际，不得不于同年闰五月退兵。此后，宋朝采取了不时侵扰，迫迁北汉民户南下以削弱北汉的政策。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迫使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地”以后，决心消灭北汉，遂于次年正月亲征北汉，任命潘美为主帅。三月，郭进击败辽军于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南，并断绝了北汉与辽的交通以孤立太原。宋军于四月围攻太原，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五日（北汉广运六年，979年6月2日）北汉帝刘继元出降，宋朝终于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得10州1军41县。刘继元被封为彭城郡公，以环卫官居京师。雍熙三年十二月任保康军（房州，今湖北房县）节度使，淳化二年（991）十二月死。

第三节 争夺燕云的宋辽之战

高梁河之战

宋自建国之日起就同辽保持着对峙的局面，辽一直是宋在北方边境上的威胁。

在宋太祖、太宗的心目中，夺取后晋时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才能算是完成统一政局。宋太祖原想储备巨额款项向辽朝赎买，如遭辽朝拒绝即以此巨款作军费，攻取燕、云，但未及进行而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五月灭北汉后，六月即乘势自太原直接进攻辽南京（今北京），宋军随即攻降辽涿州（今属河北）、东易州（今涿州西南），进至辽南京城南。

辽南京原有萧讨古率军驻防，三月间辽出兵救援北汉时，又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前来南京戍守。当宋军进至辽南京城下时，辽军耶律奚底、萧讨古所部与宋军激战于沙河（今北京城北），辽军战败后退屯沙河北。宋军遂四面围攻辽南京城。

七月初，宋辽两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辽军耶律沙部战败退却，宋军乘胜追击，但遭到辽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两部的左右夹击，耶律沙又率部反击，宋军大败，全线溃退，宋太宗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南逃，直到涿州（今属河北）才乘上驴车继续南逃。宋太宗逃到定州（今属河北），才命崔翰守定州、李汉琼守镇州（今正定）、崔彦进守关南（后改为高阳关，今高阳东），以防辽军进攻，然后回首都开封（今属河南），攻辽战争以失败告终。

辽朝为了报复，决定大举南攻宋朝。辽军在稍事休整以后，当年九月即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辽军主力自辽南京南下，另以耶律善补率偏师自大同南下。辽宋东路军大战于满城（今河北满城西），宋军伏兵突起，辽军战败溃逃，耶律善补得知后也退回辽境。

次年十月，辽景宗决定亲征。十一月，辽军围攻瓦桥关（雄州，今雄县），宋军突围南逃，辽军追至莫州（今任丘），宋廷大震，宋太宗出巡北边以稳定军心。辽军耶律休哥部与宋关南守将崔彦进激战，胜负相当，辽军无法取胜，遂又退回辽境。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四月，辽景宗再次亲征，分兵三路南下，主力于满城、唐兴（今安新东南）为宋高阳关守将崔彦进所击败，辽主将奚瓦里战死，耶律斜轸率部救出被围辽军后退回辽境。进攻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府州（今府谷）的西路辽军，也被宋守军击败。辽景宗进行的三次攻宋战争，皆以失败告终，宋守军志在自保，击退辽军进攻已属幸事，未敢进行追击。

同年九月辽景宗病死，子圣宗即位，年仅12岁，母承天太后摄政，对内镇压女真族的反抗，对宋采取防备与小部队侵扰，以破坏宋朝修筑边境城池的活动。宋朝廷依靠边防部队三次击退辽军大举进攻后，决心继续采取防守政策，增筑边防城池，并严禁宋军出境攻辽，宋辽边境暂时相安数年。

岐沟关之战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太宗听信雄州知州贺令图等的进言，认为辽圣宗年幼，承天太后专政，宠臣韩德让掌权，内部不稳，是攻辽的好时机。最初曾议论过由宋太宗亲征，但宋太宗高梁河之战狼狈逃跑的记忆犹新，于是顺水推舟采纳大臣建议，改命曹彬、崔彦进为统帅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等待中、西路军到达后共同会攻辽南京。又以田重进统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占山后（太行山西北）地区。以潘美、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今山西代县）东进。

宋西路军很快就攻下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等地，中路军也攻占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山后要地，东路军则攻占了新城（今新城东）、固安（今属河北）、涿州等地。

辽朝得到宋军进攻的奏报后，立即派耶律抹只统兵驰援南京，承天太后、辽圣宗也亲自赶往督战，并调回正在东方征讨女真的耶律斜轸，命他率辽西路军抗击宋军中、西路军的进攻。

宋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因粮运不继又退回雄州，但是当听到中、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后，重又进占涿州，却又因缺粮只得再次退兵。五月初，辽援军耶律抹只部赶到并与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会合，随即进攻正从涿州南退的宋军于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宋军大败，辽军追击至拒马河（今河北省南拒马河），宋军继续溃退，争向逃遁，无复部伍。宋运粮军民数万人来不及南逃，只得坚守岐沟关，抗击辽军的围攻，辽军不知岐沟关的虚实，加上大战之后元气大伤，需要休整，并防备可能的反攻，遂退回辽境，宋数万运粮军民才得平安南归。

宋太宗得知东路军战败，遂即命令中路军回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

并以在这次战争中未打败仗的田重进为定州路的军事统帅，李继隆为定州知州，镇守北方门户，还起用功高望重但早已罢实职的宿将张永德为沧州（今沧州东南）知州，以及任命宋偓为霸州（今属河北）知州、刘廷让为雄州（今雄县）知州，以镇守边防，防御辽军可能发起的进攻。

宋辽东部战场已经结束，但西部战场的战事仍在进行。八月，宋西路军主帅潘美、监军王侁拒绝副帅杨业的合理战略，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为此要求统帅潘美设伏兵于陈家谷口，准备伏击追击的辽军，杨业与辽军主帅耶律斜轸激战于朔州南，又为辽军萧挞览部伏兵所袭击，当杨业按预定战略退到陈家谷时，潘美、王侁却早已违约率军逃跑，遂使杨业全军覆没，杨业身负重伤后被俘，不食而死。西部战事亦告结束。

宋朝此次攻辽，损失惨重，宋太宗从此放弃攻辽，改而采用防御战略。

但是，辽朝决定进行报复。当年十一月，辽承天太后、圣宗亲征，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于保州（今保定），辽将卢补古临阵脱逃，致使辽军战败。十二月，辽军击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时任瀛州（今河间）主帅的刘廷让主动出击，耶律休哥闻讯后东进截击，两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境内的君子馆，宋军大败，辽军乘胜攻掠邻近州县后于次年正月退兵。

宋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988）九月，辽承天太后、圣宗再度亲征，虽也曾攻占了一些州县，但在唐河（今定县北）北为宋军定州主帅李继隆、监军袁继忠击败后退回，宋军追击至曹河（今徐水南）而回。

宋辽多次战争，辽虽略占优势，但大体相当，辽朝处理对宋军务的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也感到连年战争，燕地人民疲弊不堪，遂长期采取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对平静。

澶渊之盟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战的箭创复发而病死，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次年，辽决定来年攻宋，从此，宋辽战争再次进入高潮。

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冬，承天太后、辽圣宗亲率辽军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名将杨业之子）被围于遂城（今徐水西），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以水浇城墙外侧，次日即冻成冰城，使得辽军不能靠近城墙而无法攻城。辽军虽攻占乐寿（今献县），但战果不大，只得于次年正月退兵，但此后仍连年派兵南侵。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承天太后、辽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宋廷虽也调整和部署了边防的将领，准备抗击辽军，但宋朝君臣对于辽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长驱直入的态势，惊恐万分，副相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则请真宗西逃成都（今属四川）。真宗则犹豫动摇，只是在宰相寇準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北上抗辽的形势下，真宗才不得已而同意亲征，但求和心切，尚未离京，就先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原宋定州路副帅，望都之战被俘后降辽）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但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只是在寇準和禁军统帅高琼说明了如果南逃，辽军必将追杀而不可能逃到金陵的情势下，宋真宗只得继续北上，并在寇準、高琼迫请下渡过黄河，进到澶州（今濮阳）北城，宋军士气因而大振。辽军也早已进至澶州北城下，但辽军主将萧挞览（凛）却被宋军伏弩射伤致死，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因而辽承天太后、圣宗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和议，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以换取和平，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第四章 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

第一节 宋初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概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情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主要反映在阶级关系的变化上。自唐中叶以后，藩镇的割据与战乱，尤其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和清扫了世族地主阶层。土地自由买卖成了地主阶级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宋初的“不立田制”，正是最高统治者承认这种状况的反映。租佃制成为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佃户通常以一半甚至更多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佃户在户籍上主要是客户，这已不是唐代专指外来的人户，而是指没有土地或房产的“客居”之户，对于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城乡居民则称为主户，而不问其是本地户还是外来户。

农村主户分为五等，通常一、二、三等户称为上户，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属于地主阶级；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三等户则既有小地主，也有富裕农民；而五等户则有相当一部分户的财产很少，需要租佃部分土地，其地位与客户相近。客户中极大多数为佃户，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田产，甚至还比较富裕成了佃富农，也有的成为商贩，极少数的户还成了富商。宋代的城镇户口单列，称为坊郭户，也分为主、客户，主要依据有无常产来区分，主户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十等。

主客户在户籍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关系，凡是在封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户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比较大，占近80％至90％的，如江南的苏州、杭州；而封建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常常是主户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仅占25％左右，甚至不到17％，如川中的嘉州（今四川乐山）、昌州（今重庆大足）。虽然宋代总的来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但是，川蜀地区除川西平原以外，许多山区的住户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级关系时期。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各个统治者或想扩张、或图保境，都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而且各国统治者几乎无不称王称帝，大多穷奢极欲。于是纷纷巧立名目，加紧剥削境内人民，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宋朝对于新征服地区，总的来说继承了原统治者的各种剥削制度，被取消的苛捐杂税不多，有的地方还乘机掠夺，促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宋朝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各地就不断发生过农民起义，大多发生在宋朝征服之后不久，新旧政权交替，封建统治相对削弱之际。开宝三年（970）南汉灭亡后，岭南地区农民起义相继发生，到开宝六年才平定。开宝八年南唐灭亡后，宣州（今属安徽）也发生过小股农民起义。太平兴国三年（978）泉漳、吴越归附后，仙游、莆田（今皆属福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也有小股农民起义。

但是，就宋朝整个统治区来说，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的是西南的川蜀地区，中唐以来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没有触及蜀中，成为唐玄宗、僖宗避乱之所。五代时期前蜀、后蜀相继统治达60年之久，蜀中也是相对平静，封建生产关系很少受到重大冲击。和宋朝其他区域相比，川蜀地区除成都（今属四川）附近的川西平原外，封建关系比较落后，尤其是山区，封建农奴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基本上是被称为“旁户”（客户）的佃户，在许多州的总户数中占半数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被称为豪民的地主，往往拥有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上千户“旁户”，而且是世代相承。旁户们不仅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代地主负担本应是地主承担的赋税和徭役。他们在地主的监督下劳动，鞭策驱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全师雄兵变宋朝在灭后蜀时，曾经要诸州报告后蜀苛捐杂税的情况，准备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未及实行。而平蜀的宋军将士居功骄恣，将领们私开府库，侵吞财宝，军校掠夺子女、抢夺钱物。可以说，除个别将领外无不恣意妄为，引起原后蜀军民的怨忿。

乾德三年（965）正月，后蜀亡。二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就发生原后蜀将领上官进率领三千多的军队夜攻州城的事，后被镇压。三月，后蜀降宋的军队在被迁往首都开封（今属河南）的途中，途经绵州（今四川绵阳）时又起兵反宋，推举原后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为帅，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进攻绵州之战虽失败，但很快即攻占彭州（今四川彭县），并一再击败宋军，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署置官吏。同年七月，全师雄连败于新繁（今新都西）、郫县（今属四川），退守灌口寨（今都江堰市）。次年六月，宋军攻占灌口，全师雄退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全师雄病死后，谢行本继续领导兵变部队进行抗击，退往铜山（今中江南），不久，为宋将康延泽所破，这次反宋的兵变终于失败①。乾德五年初，宋太祖虽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剥夺军权降职闲居，但川蜀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而缓和。

宋廷于平定叛乱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物资全部运往开封。又于成都、梓州、蜀州（今崇庆）设立官手工业作坊，制造锦、绮等贵重丝织物，供应皇亲国戚、高官贵妇使用。又将川蜀的田税改以布帛折充，称为“科折”；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宋太宗又设“博买务”，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商人贩运。川蜀地区又是茶叶的重要产区，宋灭蜀后虽然废除了茶叶专卖制度，但对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则完全由官府控制。加上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①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

第二节 王小波、李顺起义与王均兵变

王小波起义

早在开宝六年（973）初，川东渠州（今渠县）就发生过李仙起义，渝（今重庆）、合（今合川）、果（今四川南充）、涪（今重庆涪陵）等州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进入广安军界，李仙为知军朱昂所俘，起义失败①。淳化二年至四年（991—993），昌州、合州、荣州、资州（今四川资中），先后发生过小规模起义，相继为官军所镇压。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今都江堰市南）茶农王小波领导一百多人起义，终于发展成宋初规模最大的起义。王小波针对社会上贫富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均贫富”作为号召，被称为旁户的佃农纷纷响应，随即攻下青城县城，挥军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属四川），杀死贪官、县令齐元振，民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日益增多。北上邛州（今邛崃）、蜀州，所到之处命令富人除留家用外，其余财物调发分给穷人，得到广大穷人的拥护。

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与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所部激战于江原（今崇庆西南），王小波杀死张玘，但此前也被张玘射中头部，伤重而死，起义军推李顺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

同年冬天两川大旱，官府又督催税赋，人民无以谋生，纷纷参加起义。

起义军接连攻下蜀州、邛州，杀死知州、通判、监军等官吏。又与宋巡检使郭允能部战于新津，杀死了郭允能。随后攻占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新津、双流、郫县、温江等川西平原的许多县城，起义军的矛头随即转向成都。李顺起义军“蜀”政权的建立与失败成都知府吴元载因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军而被罢官，淳化五年正月初，新任知府郭载刚到职，起义军已经攻下汉州（今广汉）、彭州，仅剩成都孤城，但不久也被起义军攻占，知府郭载率残兵败将逃往梓州（今三台）。正月十六日（994年3月1日），李顺起义军攻占成都，随即建立政权，国号蜀，李顺称蜀王，建元应运，建官设职，并派兵四出，所向无敌，北至剑门关（今剑阁北），东到巫峡（今重庆、湖北两省市接界处），无不是农民政权势力所及的地区。

李顺起义军在川西平原攻城掠地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即派心腹宦官王继恩率兵攻讨。二月初，宋军还未入川，起义军攻占成都并建立政权的消息又传到开封，宋太宗随即加派王果率军由北路攻蜀，尹元率东路军沿江西上，都受宦官王继恩节制。

此时，杨广正率起义军追击逃往剑门的宋军郭延濬残部，起义军虽小受挫败，仍直奔剑门，以便迅速攻占川北门户剑门关。剑门关原只有监关官上官正所部数百宋军，但成都监军宿翰所率残部已先期逃到剑门关，起义军不知虚实，遂被守关宋军击败，退保剑州（今剑阁）。进攻川东门户夔门（今重庆奉节）的东路起义军，也被阻于夔门之西，起义军夺取剑门、夔门以控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正月己卯。

制川北、川东门户，阻击宋军两路进攻的计划受挫，使宋两路大军得以长驱直入，数十万起义军则陷于长期围攻眉州（今四川眉山）、梓州的战役中，为宋军主力攻蜀提供了有利时机。

四月，北路宋军自剑门关西小剑门南下，击败研石寨（今剑阁北）防守的起义军，攻占剑州。又于柳池驿（今剑阁西南）大败起义军，进而攻占绵州。北路另一支由曹习率领的宋军，由剑门关东的葭萌（今剑阁东）南下，攻占阆州（今阆中）。另路宋军又攻占巴州（今巴中）。尹元所率东路宋军西进至新宁（今开江），虽击败起义军，但被起义军层层阻击于川东的梁山（今重庆梁平）、广安（今属四川）、渠州（今渠县）、果州（今南充北），久久不能继续西进。20万起义军围攻梓州达80多天仍未能攻占，反而为进犯的北路宋军所击溃。宋军遂直扑成都城下，并于五月六日攻占成都，李顺被俘。起义军又推举张余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他们避开宋军主力，顺泯江、长江而下，势如破竹，半个多月连克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渝州（今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忠县）、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并乘胜进攻夔州（今奉节），企图夺取川东门户，阻止宋东路军继续西上。宋东路进蜀的白继赟部生力军赶到夔州，起义军腹背受敌，大败而退，死2万余人，元气大伤，被迫退往云安军（今云阳）。

宋军虽然占领成都已四个月，但四郊仍属于起义军，直至九月，宋军才进攻成都附近的起义军。宋军攻占蜀州、双流等地，起义军分成小股退往山区继续斗争。至道元年（995）二月，起义军首领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兵败就义。次年五月，起义军残部又推举王鸬鹚为邛南王，活跃在邛州（今邛崃）、蜀州一带，又为石普扑灭。散处各地的起义军残部，也相继为当地官府招降或消灭，如坚守西充（今属四川）大木槽山区的何彦忠部起义军，即为果州（今南充北）知州查道所招降。李顺起义军的残部终于相继失败①。王均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宋廷对川蜀地区的政策也作了些调整，减少或减轻了一些税赋徭役，封建生产关系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但阶级矛盾仍然很尖锐，人心未宁，等待时机，准备斗争。加上川蜀的地方军政官员也并未从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李顺起义中吸取教训，依然享乐腐化、刻剥军民，终于激起王均兵变，上距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不过五年。

咸平三年正月元旦（1000年2月8日）戍守益州（成都府改，今成都）

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所部，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王均称帝建元，国号蜀。益州知州牛冕等逃往汉州（今广汉），汉州随即也被王均攻陷，他们又逃往东川（梓州，今三台）。王均即率兵攻打绵州、剑门，企图占据川北门户，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回益州。蜀州知州杨怀忠乘王均北上剑门时，进攻益州，一度攻入城内，但杨怀忠所调集的壮丁中有许多是原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战士，临阵变乱，杨怀忠因而战败，退保江原（今崇庆东）。二月，王均企图向南发展，但又遭到杨怀忠部宋军的阻击。不久，杨怀忠部宋军再次攻入城内，胜负相当，杨怀忠只得退保鸡鸣原（今双流东），王均也闭门守城。①参见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6、39。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乱，随即作出反应，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负责督运粮草、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而担任过益州知州的雷有终，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帅，并抽调抗辽先锋官、也曾担任过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先锋石普为副帅，率步骑八千，立即赶往川蜀镇压，以后又派宦官秦翰率军增援。

王均向外发展先后受挫后，只得困守益州城，因而未能引发广大人民参加斗争，兵变没有能发展为人民起义。王均虽然百计抗击，但是独守孤城，到九月初不得不突围南逃，途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陵州（今仁寿）、荣州（今荣县），直奔富顺监（今富顺县），准备南渡沱江，企图进入当时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徐图发展。十月，王均到达富顺监，正准备南渡沱江，为宋军先锋杨怀忠追及，仓促间未及应战，王均被杀，兵变失败①。川蜀地区又趋平静，宋朝对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①参见《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25《王均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46、47。

第五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

第一节 “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

“天书”与“封禅”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40多年来的敌对状况，开始了大体上和平相处的新局面。宋真宗因此非常钦佩寇準，当初主张南逃的王钦若却称寇準力请真宗亲征是“孤注一掷”，“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景德三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真宗“封禅”以粉饰太平。封禅是秦汉以来帝王建有非常功业，并得到上天所赐的“祥瑞”才能进行的所谓“大功业”。王钦若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角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真宗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四年二月，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十月，又有了赵氏祖先降临延恩殿的闹剧。五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七年正月，真宗又去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还在京城修建宏伟的宫观，祭祀活动更加频繁。

宋真宗自澶渊之盟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无能，还有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同年十月，伪造的“天书”随他一起葬入陵墓才结束。

“纳”、“赐”银绢换取边境安宁真宗晚年多病，皇后刘氏协助处理政事。仁宗即位，皇太后刘氏（后谥章献）垂帘听政达11年之久，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才亲政。

在边境上除辽外，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是对宋的又一威胁势力。

宋太宗时反对降宋的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又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亦表示愿归附宋朝，宋即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为赵保吉，但李继迁仍不断侵扰并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将首府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迁到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子德明嗣位，先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又与宋议和，并受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西北地区因而出现了“有耕无战”的局面。李德明与宋保持相对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势力，修城于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为兴州，作为新首府，并准备称帝，但未及称帝而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去世。子元昊嗣位，并于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年10月31日）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维持30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从宋康定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的三年中，宋夏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之战和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三战皆败，西夏军亦伤亡近半，双方的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重大损失，宋夏终于谋求妥协，于庆历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月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则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趋于缓和。

辽兴宗乘宋与西夏作战无力北顾之机，于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九月以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10县进行要挟，宋仁宗则以每年增“纳”银、绢各10万两、匹为条件换取和平。

“冗官、冗兵、冗费”

宋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宋仁宗庆历初年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官与“差遣”制度，而且官员不问有无才能按年资升迁，加上由于科举及其他途径加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1万余员，皇祐年间（1049—1054）多达2万余员，大量的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

宋初有军队22万，开宝（968—976）时增至37.8万，至道（995—997）时是66.6万，天禧（1017—1021）时为91.2万，到庆历（1041—1048）时竟达到125.9万的最高数额，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110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三冗”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①，等等。

田赋不均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就曾说过：“人言天下税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②这种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官员的重视，企图予以解决，仁宗景祐三、四年（1036—1037）间，郭咨在肥乡县（今属河北）为了解决“田赋不平，岁久莫治”，用“千步方田法”，“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③。窥豹一斑，由此可见宋仁宗亲政初年全国田赋不均的概况，然而得到解决的只是极个别的县份。

①张方平：《论国计事》；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69。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8。

③《宋史》卷326《郭咨传》。

第二节 庆历新政

范仲淹《条陈十事》

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时期，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始亲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右司谏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要求“销冗兵，削冗吏”①，节省费用。后又指斥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降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因支持范仲淹而先后被降职，但是群臣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三年（1048）三月，吕夷简罢相，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西北形势严重，京东、京西地区人民起义时有发生，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遂重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并多次督促。九月，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②，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改变即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一例依资格选任的状况。由朝廷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县知县、县令，不称职者必须随时撤换或降职，政绩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改变原先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官资，刚上任不久并无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绩①，还限制了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担任。继又对“恩荫”制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

同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均公田”）。为使地方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重定数额、等级。但是40多年后产生了多少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举制度（“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集·奏议上》。①指官吏因执行公务不当而犯的“公罪”以外的个人犯罪行为，如贪污等。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

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这年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减少乡村的一耆保可以减少役户十余户，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根本，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

改革失败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遣使告宋并派人前往宋朝河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岢岚军（今岚县北）探测攻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提出辽、夏双方聚兵于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联合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并故意夸大局势的严重性，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兵备敌，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夏竦造谣毁谤可能带来的灾祸，虽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

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借小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人因此被降职或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被他一网打尽，改革终于走上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威胁相继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罢免而出任地方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最后失败。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与兵变“庆历新政”还未开始进行的庆历三年五月，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

的“虎翼”（禁军番号）军卒王伦，率四五十人杀巡检使朱进后起义，因受到都巡检傅永吉的追击，王伦转战南下江淮，发展至数百人，沿途不少州县官吏不敢阻击，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献衣物器甲，或弃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击穷追战略，迫使起义军不停地转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发运使徐的（人名）所部官军阻击，同年七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为傅、徐两军合击而失败。

王伦失败前后，京西张海发动起义，在邓州（今属河南）时还只有60多人。陕西商山（今陕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为王已十年，这时也出山活动。两支起义军迅速壮大，州县地方军队抵挡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军前往镇压，但张海起义军主力数百带甲骑兵，行动迅速，州县地方大多采取听任自由往来，甚至用鼓乐相迎设宴招待，同年底张海兵败牺牲。被先后镇压的还有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几支起义军。“庆历新政”失败后，宋廷更加腐败，各地的小股起义连续不断。

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驻有禁军骑兵骁捷军与步兵宣毅军等，王则为宣毅军小校，利用佛教弥勒派组织起义，在派往大名（今属河北）联络起义的人员被捕后，提前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虽然俘知州，杀通判、县令、主簿，但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统兵治安官员逃出城后据守南关，并控制了驻守城外的禁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立即派兵从大名府北上镇压，同时向朝廷报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进行镇压。高阳关（今高阳东）驻军长官王信得知王则兵变，也立即率本路禁军南下直达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使得王则始终只是困守贝州孤城，未能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宋又派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督率宋军攻城。次年闰正月，宋军挖掘地道攻入城内，兵变失败。王则自东门出逃后被俘，同月被杀于开封。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

变法前的形势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三冗”问题越来越严重，官吏们又纷纷要求改变现状，并认为均税法也遭罢除是失策。皇祐三、四年（1051、1052）间，沧州（今属河北）知州田京、博州（今山东聊城西北）知州蔡挺，都进行过均税。沧州的均田税在至和元年（1054）被明令取消。博州的均税法虽被采纳，推行于全国，实际是不了了之，嘉祐四年（1059）八月，旧事重提，又派孙琳等四人分往诸路均田税，实际上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吏们的议论，并不认真推行。孙琳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用千步方田法均田税，遭到欧阳修的反对，三司判官张田从朝廷财政收支考虑，建议皇帝祭祀活动后给官吏的赏赐应稍有减少，被认为有亏国体而被贬出任地方官。宰相富弼、韩琦，和欧阳修一样也已不再赞成改革。这反映了当初积极支持“庆历新政”的官员，现在大多认为维持现状为好。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死，宗室赵曙入继帝位，是为英宗，因病由仁宗皇后曹氏垂帘听政。英宗病愈后处理的政事，仍须经曹太后复审后才能施行，治平元年（1064）五月中旬，曹太后勉强撤帘还政。英宗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①也关心国家财政及“冗兵”情况，希望改革积弊。然而首相韩琦、副相欧阳修、枢密使富弼都没有支持改革的意向。加上尊奉英宗已故亲生父母的礼仪问题，成为英宗时最重大的事件。直到治平三年九月，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②，并对官员考绩升迁官资的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是，英宗于次年正月去世，他的改革愿望只能留待太子赵顼去进行。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即位前即已关心国家大事，僚属韩维不时将好友王安石的见解告诉神宗。王安石曾于嘉祐四年（1059）上《言事书》，列举时政弊端及改革意见，虽未被采纳，却代表了要求改革者的共同意志，声望日益高涨。神宗即位时，王安石已经独负天下盛名多年，司马光也说大家都认为只要王安石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①。宋神宗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赴京，但王安石引病不赴，神宗即令王安石就在本地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同年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首先创设变法改革的指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枢密副使韩绛兼领，吕惠卿任“检详文字”，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年七月至十一月先后颁布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熙宁三年五月，废“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其职权归中书（宰相府），司农寺成为推行新法的机构，吕惠卿改任判司农寺。同年十二月，王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治平元年四月辛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九月丙辰。

①《司马温公文集》卷60《与王介甫书》。

安石与韩绛同时拜相，变法一直在守旧派的攻击和变法派内部意见不一致的艰难情况下进行。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在实行免行法时，受到神宗和曾布的联合抵制，辞相就任江宁知府，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受到吕惠卿的攻击，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事多不从，加上爱子王雱病死，精神受到重大打击，遂力请辞相。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任判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官闲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四月去世。

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诸新法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无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正如王安石所说：“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①1.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实施的第一个新法，以朝廷的支出所需决定调运的数量，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节省购价及运输费用，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的目的②。

2.青苗法。同年九月推行，也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作本钱，粮价贵时以低于市场价售粮，粮价贱时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并参照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让缺钱粮的农户根据需要向官府借钱，粮食收获后还官，称为青苗钱。熙宁新法以每年正月、五月，由农户自愿向本县官府借贷，各等户都定有限额，粮食收获后随交纳夏、秋税时归还，加息二或三分，遇重灾允许延期归还，以收“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的效果③。3.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颁布。奖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①，由受益民户按户等出工出料兴修。如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向官府借贷；再不足，则由官府劝导富户出借，依例计息，由官府催还。

4.免役法，也称募役法。王安石向神宗说：“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②新法免除了原先民户按户等轮流到官府服差役（旧法称为差役法），改为官府出钱募人充役。官府向原先充役的农村上三等户按户等征收“免役钱”，向城镇上五等户及农村原先不服差役户按户等减半征收的称“助役钱”，还各加征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使用。熙宁二年十二月公布办法征求意见，次年十二月在开封府试行，四年十月才正式向全国推行。

5.市易法，熙宁三年，王韶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古渭寨（今陇西）设市易务，以官钱为本，控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五年初，草泽（平民）魏继宗上书建议在首都开封设市易司，控制首都市场，增加政府收入。同年三月颁布市易法，先在开封设市易务，后在杭州、广州、扬州等地设置，首都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市易机构以官钱作本，收购市上的滞销货物，商贩可以金银产业为抵押向市易机构赊购货物贩卖，半年或一年后归还，加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②《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均输》。

③《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8。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息一分或二分。对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增加官府收入，均有作用。

6.免行法。宋代都城开封的工商行业除纳赋税外，官府所需物品、人工均向各行业摊派。熙宁六年，肉行徐中正等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这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依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后，“与免行户祗应”①，或“官为雇人代役”②。

7.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每年九月县官主持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以肥瘠分为五等作为纳税的依据。以各县旧有税额按土地等级，由各户实际拥有顷亩数平均负担。原先富户隐瞒田产、人口，偷漏田税，以及农户的田产出卖后仍负担田税等田赋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变，官府也增加了税收。

8.将兵法。为了减少军队人数，减少军费开支，改变“更戍法”所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下降的状况。从熙宁二年开始精简军队，压缩编制，到元丰八年（1085）禁、厢军总数减为80万左右，比原先减少30多万。

熙宁七年，为了提高战斗力，首先在华北实行“将兵法”，共设置37将，不久又在西北设置42将，元丰四年又设东南13将，共92将。每将战士多的上万、少的在3000以下，每将设将、副将各一人，选择有作战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担任，东南诸将3000人以下的只设将。“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③。

9.保甲法。改革派赵子幾首先提出，开封府郊县原先曾有民户自相结合组成保甲以维持地方治安。熙宁三年十二月因而颁布《畿县保甲条例》，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后改为只有主户）二丁以上，一人任保丁，置备弓箭，进行训练，每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并实行保内连坐法等。首先在开封地区实行，以后逐渐推行于全国，保丁“教艺既成，更胜正兵”，“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保甲法除了维持地方治安外，还部分地代替军队，达到“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的目的。①10.保马法，是为了解决军马缺乏而令民户养马的新法，全称为保甲养马法，开始于熙宁五年五月实行于开封府属县，次年八月推行于整个华北地区，定额为8000匹，后增至1万匹。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匹，最多二匹，官府供马或自买马官府给钱，每养一匹马每年可免“折变缘纳钱”14400文等优待办法。

王安石辞相以后，元丰三年二月，改行“户马法”，也称“物力户养马法”（养马地区与保马法同）。凡城镇家产每3000贯、农村5000贯（后也改为3000贯）强制养马一匹，最多养三匹，民户自费买马，初定共该养马1.16万多匹。

到元丰七年二月，又令京东、京西两路停止实行户马法，改为每一都保养马50匹，每匹给价钱10贯，另有其他优待办法，以后又有所变化，也称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熙宁六年八月丙申。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③《宋史》卷141《兵》二《将兵》。

①《宋史》卷192《兵》六《保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丁未。保马法，可称之为“都保养马法”，两路共应养马10万匹左右②。

此外，还对科举、教育及军器制造等进行了改革，王安石自熙宁九年辞相后，新法在宋神宗主持下继续进行并有所发展，如元丰年间实行的户马法与都保养马法即是其中之一。而最重要的是元丰五年实行的官制改革，恢复三省六部制，废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左、右仆射分兼门下、中书侍郎为左、右相，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保留枢密院，朝廷文官官名与职务相一致（武官与低级文官的改革宋徽宗时进行），地方官制未进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元丰二年于开封地区实行保甲“集教法”，派禁军教头训练大保长，又行“团教法”，由大保长训练保丁，后推行到华北地区。

开湘西、拓熙河、战西夏、克交趾（阯）

开发湘西。今湖南西部及其边临地区为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原设羁縻州数十，北部称北江，南部称南江，合称两江，由荆湖北路的辰州（今湖南沅陵）管辖。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王安石派新法主将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常平等事为名开发两江地区。同年十一月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新化、安化、武冈地区），设新化县，次年又于临近地区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熙宁七年开发南江，设沅州（今芷江）及卢阳县（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熙宁九年，北江也得到开发，以后又在湘西陆续设置县、镇、寨，湘西地区逐渐得到开发。

经略熙河。王韶曾上书称：“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①熙宁四年八月，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次年五月又设通远军（今甘肃陇西），王韶兼任知军，经略河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八月，占领武胜军，改名镇洮军。十月，升为熙州（今临洮），并设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司，王韶为长官兼知熙州，本路所辖州、军，其时河、岷、洮三州尚未占有。次年三月占河州（今临夏市），军行近两月，千八百里，又占宕（今宕昌）、岷（今岷县）、叠（今迭部）、洮（今临潭）等州，宋复设河、岷、洮州，其余改为城、寨。熙河路辖区终于全部占有，对西夏起到了抑制作用。

对西夏的战事。王安石变法时期宋夏边境虽时有小战事，但相对平静。

元丰四年（夏大安七年，1081），西夏惠宗秉常拟割地与宋议和，被梁太后囚禁。七月，宋乘机出兵，五路攻夏。十一月末，宋将刘昌祚攻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城下，即将攻入城内，为主帅高遵裕嫉功驰使制止，以致贻误战机，久攻不下，反被西夏决河水所淹，宋军被迫退回。李宪率熙河路宋军于九月初二攻占兰州，随即筑城。神宗采纳李宪建议，于次年正月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七月，宋神宗采纳徐禧建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作为攻夏基地，九月初城建成即受到西夏大军进攻，激战十余日后被西夏攻占。宋神宗从此遂放弃攻夏意图。

对交趾（越）的反击战。熙宁八年（越大宁四年，1075）九月，交趾军攻占宋古万寨（今广西扶绥西北），十一月又大举进攻，水路渡海攻占廉州（今合浦）、钦州；陆路于次年正月攻占邕州（今南宁）。九年二月，宋任②参见陈振：《论保马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①《宋史》卷328《王韶传》。

命郭逵、赵■、燕达统兵5万号称10万进行反击，失地相继收复。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宋军攻入交趾境内，击败交趾的象阵，交趾军溃逃，宋军攻占门州（今越南同登）。宋军从山间小道直插富良江（今红河），离交州（今河内）30里，交趾将舰船全部聚集南岸，宋军无法渡河，设伏诱敌，交趾中计渡河出击，宋军伏兵齐发，交趾大败，洪真太子战死。十二月二十一日（1077年1月18日）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宋军统帅郭逵接受降书后班师北返。

第六章 北宋中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

北宋中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的时代。

宋学——新儒学的产生，古文运动，乃至绘画、书法的革新，等等，都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节 宋学——新儒学

儒学的演化

儒学在汉代“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①，史称“汉学”，这种学风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

儒学自东汉末年起逐渐衰微，佛、道盛行，直至唐代后期，韩愈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倡“儒学道统说”。韩愈对孟子特别推崇，在“道统”中将原先被列为上承孔子的颜渊，排斥在主线之外，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并且将儒学研究从章句训诂引导为对经典义理的探求。

史称：“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①。宋祁的这段话，代表着北宋中期“宋学”形成时期学者的认识。

韩愈将《孟子》提高到与《论语》相近的地位，并推崇《大学》，其弟子李翱又推崇《中庸》，都对“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唐代后期的啖助对《春秋》、李景俭对《孟子》所持的批评态度，也对“宋学”产生了影响。宋学先驱与宋祁一起撰写《新唐书》的欧阳修，就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人物，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通常被称为“理学先驱”，其实不只是理学的先驱，而且是整个“宋学”的先驱。其他如晁迥、范仲淹、李觏等人，也都可以列入“宋学”先驱人物之列。他们或以废弃“汉学”专事章句训诂，而“疑经”、撰著“新义”；或发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救时行道”；或在吸纳佛、道等诸家学说、思想，以丰富宋学内涵方面，都对“宋学”的新学、蜀学、理学等各个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学的特征苏轼不仅把欧阳修作为宋学的创导者，而且把他列入韩愈创设的儒家道统中，上承韩愈、孟轲以继孔子的儒学正统。还谈及“通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

①《新唐书》卷176《韩愈传·赞》。

经学古”与“救时行道”，作为宋学的主要特征。

通经学古不是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疑经”是宋学建立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欧阳修景祐四年（1037）的《易或问》，“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回答是“何止乎《系辞》”①。他所著的《毛诗本义》，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年岁略长于欧阳修，主要活动时期也都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期。胡瑗的《周易口义》“其说《易》以义理为宗”②，孙复“讲说多异先儒”③，石介也同样是不取旧说的。

救时行道为宋学另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宋学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不仅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也尤其重视“救时行道”。康定元年（1040）八月，胡瑗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辟为以丹州（今陕西宜川）军事判官而任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史称“君在丹州，建议更阵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土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而且“访边备利害，得以资其帅府。府多武人，初谓君徒能知古书耳，既观君之所为不以异己，翕然称之”。其“后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①。

石介在“庆历新政”时期，更是积极参与，“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②，与“新政”主持者之一富弼关系密切，以致反对新政的夏竦，指使人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书信，借以攻击“新政”，“新政”失败后，石介被指责为“新政”的党羽而被迫自求外任。

吸收佛、道学说为宋学的又一个特征，即所谓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及援法入儒、援诸子百家入儒，吸收各家学说以丰富儒家学说。正如清代戴震所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③。

宋代在这方面进行得最早的人物之一，是北宋前中期的晁迥，史称“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④。他是一个熔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儒学家，为形成中的宋学学术取向的先导。

①《居士集》卷18。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1。

③《宋史》卷432《孙复传》。

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0之2。

②《宋史》卷432《石介传》。

③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附《答彭进士允初书》。

④《宋史》卷305《晁迥传》。

第二节 宋学中的三个学派——新学、蜀学、理学

宋学在发展中形成不少派别，其中在当时或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新学、蜀学、理学等。

学术界通常把宋学（或称之为新儒学）与理学等同。1984年，邓广铭在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并首先指出：“应当把宋学与理学加以区别”，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学术流派①。这是符合宋代学术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

新学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间，著《淮南杂说》，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②。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后推行新政时，与吕惠卿、王雱等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①。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完成并颁于学官，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也称荆公新学。

蜀学蜀学，为苏洵所创，其子苏轼、苏辙继成。苏氏父子为蜀眉山人，史称“蜀学”。嘉祐元年（1056），“闭户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到京师开封应举，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苏氏父子创立的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等，阐述论点，“晚而好《易》”，“作《易传》未成而卒”②。治平三年（1066）苏洵死，“疾革，命公（轼）述其志，泣受命”。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次年初至黄州，筑室东坡，号东坡居士，此后数年间，苏辙亦以其所作的部分《易解》寄给苏轼，苏轼“卒以成书，然后十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易传》可说是苏氏父子三人合作的结晶，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其时当在元丰六七年间。苏轼在黄州期间苏辙还将所著《论语略解》寄给苏轼，苏轼“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③，以后又有《书传》。苏辙也有早年所作的《孟子解》及晚年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等。苏①《略谈宋学》，《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②《郡斋读书志》卷4下《王介甫临川集》。

①《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34《苏洵墓志铭》。

③《栾城集》卷22《苏轼墓志铭》。

轼在《居士集序》中攻击“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而“蜀学”的特征，正是兼容释、老。

理学（洛学、关学）

理学，宋代称为道学，北宋中期主要分为两个学派，洛学与关学。

洛学，由河南程颢、程颐兄弟所创立。学术界通常以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为北宋理学五子，而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二程则师承周敦颐。关于二程师承周敦颐之说，创自南宋初年朱震，经朱熹多方论证并将周敦颐推为理学开山，遂为理学家所接受。但是，在二程自己并不认为其学源自周敦颐，而是“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盖自孟子之后，一人（程颢）而已”①。程颐所述其兄程颢对于理学的开创之功，并无任何直接的师承，邓广铭先生曾著《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论证“二程决非周敦颐的学业传人”，“周敦颐在其时（按指北宋）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②。

程颢，明道元年（1032）生，弟程颐，次年生。程颢，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年26岁。十一年前的庆历六年（1046），其父程珦署理南安军（今江西大余）通判，时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程珦“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①。程颢时年15岁，程颐时年14岁，二人还是少年，而同年冬，周敦颐即因调任郴县（今湖南郴州）令而离开南安军，二程兄弟受业于周敦颐最多也只有半年多。所以，周敦颐至多也只能算是启蒙老师，只是“少年尝从学”，决不是“道德性命”高深学问的传授。程颢此后在“未知其要”，也就是在还不知求“道”门径的情况下，自己“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②。程颢经过近十年的探索而创立的理学，其开始的时间大约在程颢中举前的至和（1054—1056）、嘉祐元年（1056）间。元丰二年（1079）程颢因反对新法被罢职，“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③，直至元丰八年被召用，未赴而卒，史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史称伊川先生，同在洛阳讲学。二程学派的形成，应是这一时期，史称“洛学”。程颢死后，程颐继续著书、讲学，门人渐多，大观元年（1107）死，已是北宋晚期。洛学作为北宋中期形成的理学（道学）的主要派别，但在北宋学术界始终是一个较小的学派，关学的影响更小，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新学”，理学兴起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学派，已是南宋孝宗初年。

关学为张载所创。他于康定元年（1040）上书给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时年21岁，他也经过“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的过程①，他创立理学学说开始①《二程遗书》卷42《明道行状》。

②《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①《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二程遗书》卷42《明道行状》。

③朱熹：《伊洛渊源录》卷2。

①《宋史》卷427《张载传》。

的时期，大致也在至和年间，他也是嘉祐二年中举进入仕途，熙宁三年（1070），因弟张戬被贬而不安，遂辞职回家乡眉县横渠镇（今属陕西），研读“六经”，讲学授徒，世称横渠先生，成为关中士人的宗师，张载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史称“关学”。熙宁九年被荐出任知太常礼院，因病辞归，中途病死。张载死后，门生大多转依洛学，致使北宋中期形成的四个主要学派（新学、蜀学、洛学、关学）之一的关学，逐渐衰落，到南宋初已不复存在，张载后来被朱熹作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

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他不仅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派，而且在当时甚至算不上知名学者，就连极端推崇周敦颐的朱熹也说：“濂溪在当时，..无有知其学者。”周敦颐所著《太极图》、《易通》等，深为朱熹所推崇。周敦颐于景祐三年（1036）荫补入仕。时年20岁。嘉祐六年（1056），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筑室庐山莲华峰下濂溪旁，号濂溪书屋，世称濂溪先生。历任州、县官，熙宁六年（1073）去世。

被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末的邵雍，字尧夫。早年受学于李之才，后长期居住在洛阳，隐居不仕，依靠富弼、司马光等接济为生，熙宁十年（1077）死，后谥康节。著《皇极经世》等书，创象数学体系，但二程对邵雍并不重视，认为“邵尧夫犹空中楼阁”②。但其学说，仍被认为是理学的组成部分，被朱熹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而在南宋理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其从祀孔子的时间，不仅晚于周、张、二程、朱熹20多年，甚至还晚于南宋的张栻、吕祖谦。

②《二程遗书》卷7。

第三节 文学、绘画、书法的革新

古文运动

北宋中期，在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着重大的革新，对后世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北宋初期柳开、穆修、王禹偁提倡的古文（散文），北宋中叶经文坛领袖欧阳修倡导后，名家辈出，“古文运动”才蓬勃发展起来，明白通畅的散文终于成为文坛正统，并为后代所承袭。号称为“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在北宋中叶，欧阳修自己的议论文简洁流畅，写景文形象生动，成为散文作者的典范。王安石尤长于政论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才华横溢的苏轼，各体文章无不才情奔放，挥洒自如，达到了空前的成就。其他三家如曾巩、苏辙、苏洵的散文，也达到相当高的成就。

“古文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诗风的革新，反对西昆体的浮艳晦涩的诗风。欧阳修的诗也平易流畅，但成就不如他的散文。而王安石的诗，尤其是近体诗俊逸平易，其成就超过他的散文，尤其是他的诗涉及了许多社会重大问题，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激愤不平的心情。晚年的写景诗，意境清新，尤为后代所推崇。苏轼诗的内容较他的散文更为丰富，极大多数诗作，不仅极富想象力，而且如他的散文一样，自然奔放的诗风，反映出他极高的才华。豪放派词风的兴起宋初的词风深受唐末五代婉约派词风的影响，连文坛革新领袖欧阳修的词，虽清新明丽，但内容主要仍是风花雪月、情恋相思之类。柳永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创作新调，语言口语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内容上也还是离情别意，灯红酒绿。除范仲淹曾写过边防征战内容的词外，整个词坛都为婉约派所垄断。

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苏轼，在词坛上更是突放异彩，创豪放派词风，把词引向健康、广阔的道路，不仅将词的内容扩大到各个方面，而且不受过分严格词律无原则的束缚，自由抒发情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苏轼写爱情题材的词作，又以婉约见长。词终于取得了与诗同样的地位，使宋词与唐诗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放光芒。

“文人画”画派绘画到了宋代有了重大进步，尤其是被后世称为“文人画”画派在北宋中期的出现，对中国画坛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

“文人画”，时称“士人画”，首先由北宋中期的文同画墨竹开创的。

文同，字与可，皇祐元年（1049）进士，元丰元年（1078）十月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次年正月死于赴任途中，史称文湖州，其画风世称湖州派。文同诗文字画俱佳，以画名世，墨竹画虽起于唐代，而文同的墨竹画成就空前。经文豪苏轼的品题与发展，遂成“文人画”的开山。

苏轼与文同既是亲戚，又是诗朋画友，苏轼在文同死后品题文同所画墨竹时，记文同的著名画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①苏轼不仅用以画竹，更以画古木怪石著称。自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②，与文同抗礼。苏轼还以之画飞禽。作画提倡意似（神似，写意画），自然天成，诗画相通，认为：“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③；“论画以形似（工笔画），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④。《宣和画谱·墨竹叙论》所说的，“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正是文人画从画工画、画院画中独立出来的新流派的写照。由于苏轼在文人画的创作中取得了比文同更大的成就，以及杰出的文人画画论的提出，加上苏轼文坛领袖的影响，文人画很快在文人中传播，对中国画史上文人画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尚意派书法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是书法革新者。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活动时期在仁宗、英宗朝。书法当时号称第一。是宋代书法的开创者。唐人书法“尚法”，宋人书法“尚意”，蔡襄正是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人物，尚法、尚意兼修，楷、行、草、隶无不工。

苏轼虽晚于蔡襄，而列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尤工于行、草，书法讲求自出新意，追求书法的情趣、意境，与他的画论相通，为北宋中期书法革新的领袖人物。

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苏轼门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以诗、书法名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书法尤长于草书，创新的结字法，自成一家。

米芾，字元章，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与黄庭坚大体同时。以书、画名家，画以水墨大写意山水画创文人画山水画派，史称大米。其子米友仁亦长于书、画，世称小米。米芾行书成就最高，新意迭出，超绝尘寰。

四大书法家对书法“尚意”的革新，是北宋中期思想、文化全面革新的标志之一，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苏东坡全集·正集》卷32《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②《苏东坡全集·续集》卷2《憩寂图》。

③《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次韵水官诗》。

④《苏东坡全集·正集》卷16《书鄢陵王主簿所面折枝》。

第七章 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宋江、方腊起义

第一节 “更化”与“绍述”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神宗生前高太后就不赞成变法改革，执政后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司马光用“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遂渐被废除。七月，首先废罢保甲团教，半年之内，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相继被废。元祐元年（1086）初，司马光生病，而新法尚未完全废除，司马光恐自己在世之日不多，因而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①所谓四患，是指新法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将兵法，以及与西夏的和战问题，在加速废除新法的同时，还将废除新法的任务交给吕公著，使废除新法的事不致中断。并随即提出废除免役法，不顾守旧派中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反对仓促废除而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见，仍下诏五日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蔡确、章惇先后被罢左相、知枢密院事而出任地方官，司马光、吕公著先后升任左、右相，并借重年已81岁、已致仕的四朝元老、太师文彦博复出，担任平章军国重事。八月，罢青苗法。

这次被称为“元祐更化”的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的活动，在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后，由右相吕公著独相，继续进行。但守旧派内部因政见、学术见解分歧，加上人事倾轧而互相攻击，分化为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河北人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首组成的朔党，三党皆继承司马光废除新法的遗志，势力很大。程颐得到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而任崇政殿说书，以师道自居，多以古礼训诫哲宗及处理世事，为苏轼所讥讽，而程颐门人亦攻击苏轼，洛、蜀两党势成水火，程颐又因事对宰相吕公著及高太后不满，终于被贬。苏轼后也因受到攻击，自请外任而出知杭州。

元祐三年吕公著以年老辞相，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以吕大防、范纯仁分任左、右相。范纯仁在司马光当政之初，即反对完全废除新法，对于废除免役法认为尤应慎重缓行，此时任右相，对变法派的章惇、邓绾和守旧派的苏轼、韩维等贬官或受攻击，多所维护，元祐四年即因不赞成过分贬逐新党蔡确，为朔党所攻击而被罢相。元祐六年朔党首领刘挚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结变法派蔡确、章惇受到攻击而罢相。废罢新法，贬斥变法派官员；守旧派内部也排斥异己，甚至借口袒护或交结变法派官员进行互相攻击，成为元祐年间的重要政事，而不是同心协力改善政局。

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故，哲宗亲政。哲宗在高太后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作为不满，想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亲政后不久即恢复变法派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寄禄官）、职名。九年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执政苏辙感到政事将变，不同意再行新法。四月，哲宗改年号元祐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多少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祐时制定的法规。元符元年（1098）八月，宰相章惇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哲宗询“问（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取其是者修立”①。反映出章惇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时守旧派那样，对熙宁、元丰时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当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如哲宗亲政的七年，章惇独相，“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②，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打击守旧派官员方面，变法派官员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宰相章惇在当政之初也并不赞成打击过分，曾经“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①，但遭到曾布的反对，司马光、吕公著终于被夺谥毁碑。此外，韩维等30人也被相继贬官，主要是朔党成员，也有一些蜀党成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已被放归田里的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元符元年六月，蹇序辰、安惇相继提出元祐初守旧派设“诉理所”，对变法期间因反对改革而被贬逐的守旧派官逐一审查平反，并对有关的改革派官员进行贬逐。他们请求设“看详诉理文字所”（诉理所），对元祐初的诉理案件进行复查，这将扩大打击守旧派官员，“章惇迟疑未应，（蔡）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不敢对，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②。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祐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落。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元年八月癸酉。

②《宋史》卷471《章惇传》。

①《宋史》卷471《曾布传》。

②《宋史》卷472《蔡卞传》。

第二节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宋江、方腊起义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否则当立长弟申王赵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神宗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赵佖后，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即著名的昏君徽宗，终于将北宋皇朝推上了灭亡的道路。

宋徽宗、蔡京的腐朽统治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在神宗时即是守旧派，当政后随即任命守旧派、韩琦长子韩忠彦为执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相继受攻击，蔡卞首先被贬任知府；同时恢复被贬逐的守旧派官员的名位，守旧派官员接着相继上台。当年七月，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徽宗为帝的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改次年为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绥斯民”②。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邓洵武首创徽宗应绍述神宗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执政温益的支持，为徽宗所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政策，改为崇法熙宁变法。

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旧派攻击而被夺职提举宫观闲居杭州（今属浙江），结交赴杭收集书画的宦官童贯，蔡京以擅长书法逐渐受到可以称之为画家、书法家的宋徽宗的赏识，邓洵武、温益知道徽宗必将重用蔡京，在进呈绍述新法意见时都力荐蔡京，认为徽宗“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①。崇宁元年（1102）五月，左相韩忠彦首先被贬任知府，蔡京升任执政。随后右相曾布也被贬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为左相，独相达三年之久。其后虽曾二次罢相，但又复相或以太师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称少宰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还以太师领三省事掌握朝政。

徽宗时期始终是蔡京及其党羽的天下，他们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作为排斥异己打击反对者的幌子。崇宁元年九月，首先把元祐（1086—1094）及元符三年恢复旧法的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人，称为元祐奸党、元符奸党，刻石于端礼门（文德殿南门）。又复查元符三年三月向太后执政时下诏求直言时应诏所上之书奏，被查者达582人，以赞成绍述新法或反对者分为正等和邪等，将蔡京的党羽列为正等，共41人，纷纷升官重用；其余541人，全部列入邪等，列入奸党及邪等的都分别受到贬逐或降、免官职的处分。崇宁①《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宋大诏令集》卷2《改建中靖国元年御札》。

①《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三年（1104）六月，又将元祐、元符党人与上书邪等者，删去一部分后合并为“元祐党籍”，以司马光为首，共309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有与上述三项无关的改革派章惇、曾布等10余人。并刻石于文德殿门东壁及各州、府。

被当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形成以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蔡京、王黼先后任首相或太师、太傅，依靠宦官童贯、梁师成，以朱勔、李彦为爪牙，控制着整个徽宗时期的朝政，逢迎着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徽宗，使北宋末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腐朽的时期之一。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索”意与贯同），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①。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如和预买，原是官府春季预先出钱预买，民户夏、秋随两税纳绢，自愿进行的钱、绢贸易。后改为硬性分配给民户，预付的钱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徽宗时先是不给盐，后又不给钱，完全成为民户新的赋税。又如盐茶官府专卖，徽宗时改为全面实行钞引通商，连茶笼、盐袋也规定向官合同场购买，除交纳通常的过境税和营业税等，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②。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③，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而是请徽宗亲书后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号称“书杨”，以达到他们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

当蔡京受到群臣攻击而被迫罢官致仕时，王黼继而擅权，虽一方面罢除了蔡京施行的一些苛政，另一方面则更加紧搜刮民财，以供徽宗任意挥霍。蔡京当政时，重用苏州人朱勔主持苏州应奉局、杭州造作局，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当时由十艘左右的船只组成的一个运输船队称一纲，大量的花石竹木由船队经运河运往都城开封称为“花石纲”，由于抢夺来的花石竹木数量之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而部分改用海运。应奉局的官吏在抢夺民间花石竹木时，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拆房毁屋，甚至卖妻鬻子，倾家荡产，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方腊起义。

徽宗初年，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又设“营缮所”，检括公田。后皆并为“西城所”，所有荒地废田都作为公田，强令百姓承佃，交纳公田钱。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宦官李彦继任，更为凶狠残暴，凡民间好田，指使他人诬告为荒田，田主虽有地契也无用，即括为公田，甚至鲁山（今属河南）全县的农田都被①朱弁：《曲洧旧闻》卷10。

②《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

③《宋史》卷472《蔡京传》。

括为公田，原业主即作为佃户，许多投诉者受刑致死。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泺（泊），是济州（今山东巨野）、郓州（今东平）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宋江起义宣和元年（1119）宋江起义于河北路，同年十二月已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朝廷曾下诏进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转战南下京东路，被称为“京东贼”，活动于青、济、郓、濮（今山东鄄城北）诸州境内。这时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发展迅猛，亳州（今属安徽）知州、前执政侯蒙上书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①徽宗即任侯蒙为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安宋江，侯蒙未及到任即病死。南宋时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在这个时期。

其后宋江移军南下，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圆假作同意起义军借道而袭击南下的宋江起义军，起义军遭受较大损失后，“北走龟蒙间”②。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南下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朝廷派官军追击，起义军继续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今淮安）地区，又被称为“淮南盗”。起义军转而北上，途经沭阳时③，遭到县尉王师心邀击，略有损失。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④。而另一种记载是宣和四年夏季，折可存在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①，宋江向何人投降，已无从考证。

李若水在《捕盗偶成》中，记载了宋江投降后的简况：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②宋江起义军的规模虽不大，但战斗力较强，活动的地区离首都开封又较近。起义军的三十六个将领投降后又同日封官，在首都行进时趾高气扬的神情，给居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关于宋江起义军三十六个将领的传说、画像、说唱曲艺、话本小说的传播在南宋时已是名闻遐迩，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更使宋江之名妇孺皆知。方腊起义①《宋史》卷351《侯蒙传》。

②张守：《毗陵集》卷13《蒋圆墓志铭》。

③参见陈振：《宋史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第二节《沭阳之战到底说明了什么？》等，《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④《宋史》卷353《张叔夜传》。

①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折可存墓铭》，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②李若水：《忠愍集》卷2。

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方腊起义军。方腊是两浙路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青溪（今淳安西）西部山区的帮源洞（通峒，指山谷地区）漆园主（一作佣工）③，屡遭“造作局”酷取，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等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为里正发觉，遂杀里正而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起义，次月即建立政权，首先攻占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攻占睦州、歙州，消息传到首都开封，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而起义军差不多与此同时，已攻占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方腊拒绝部属关于北上抢占江宁，控扼长江天险抗击官军渡江的建议，而是主力南下，先后攻占婺州、衢州、处州（今丽水西）等地。

北宋官军于宣和三年正月，受命首先抢占江宁、润州。当正月下旬，北上的东路起义军围攻秀州（今浙江嘉兴）之际，东路官军也到达秀州，起义军在官军的内外夹击下退往杭州，二月中旬官军攻占杭州。北上的西路起义军，先后受挫于旌德、宁国、歙州。三、四月之际，官军又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放弃青溪，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帮源洞在东西两路官军的夹击下，激战数日后起义军战败，二十六日，方腊为官军小军官韩世忠所俘，起义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转战于浙东地区，至八月间，才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往首都开封，于八月下旬被杀害。

北宋朝廷虽然镇压了方腊起义，但并没有吸取教训，革新政局，而是更为黑暗腐败，其时距北宋被金灭掉不过5年左右。

③“佣工”之说，出于清代乾隆、嘉庆时的《方氏宗谱》中元代后期依据方庚后代传说撰写的《方庚传》，不可信。参见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

第八章 金的兴起与宋的南迁

第一节 女真族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

女真先世

女真先世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源出自靺鞨七部中的黑水靺鞨，原居住在今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以下的黑龙江流域的南北地区，后来黑水靺鞨有一部分向南迁徙。当契丹建国后，在译名上始被称为“女真”。在女真始祖函普时，生女真完颜部居住在仆干水（今牡丹江、镜泊湖附近）。函普从今朝鲜的咸镜北道（当是黑水靺鞨一支迁于此者）来到居住在仆干水的完颜部，因他为之立约解决了完颜部与其他部族的哄斗，娶同部与完颜邻寨姓结徙姑丹、名鼻察异酋长的室女为妻。后女真众酋长结盟，函普又被推为首领。从此，完颜部内便出现函普一系的完颜氏（宗室完颜）与其原来同部的完颜氏（异姓完颜），以及与函普有族属关系的疏族（同姓完颜）。后来又出现以完颜等几个著姓为主的包括各姓在内的白姓与黑姓几个婚姻集团。

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军事部落联盟函普时女真已进入父权制的氏族社会末期，到献祖绥可时又迁居到海古水，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开始冶铁、耕垦树艺、修筑房屋、造舟，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阿什河）之侧①。昭祖石鲁在绥可发展的基础上，已由亲属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加扩大和持久的军事部落联盟，稍立条教，部落渐盛，并接受辽赐给的惕隐官职，在氏族内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始以完颜部确立的条教治理诸部。在发展斗争中函普家族一系完颜姓虽已取得军事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而作为军事部落联盟政治辅佐人物则由同部完颜姓中担任。其初是由同部完颜姓的石鲁辅佐昭祖，昭祖称“勇石鲁”，即联盟军事首长；石鲁称“贤石鲁”，即军事首长的政治辅佐，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国相，女真人军事部落联盟内实行的是军事、政治的二府制，后来作为军事首长的政治辅佐称国相，由雅达担任，雅达属同部完颜姓。由此可见，在景祖没有把国相交给本家族肃宗之前，是由同部完颜家族中选任的。实际上是函普一系与同部完颜氏共同管理军政事。

景祖乌古廼时，是女真军事部落联盟组织扩大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景祖继承其父昭祖石鲁的事业，他在其母徙单氏的支持下，在对本氏族的旧势力和同各部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军事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景祖把昭祖所建立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更加扩大和发展，对那些不肯听命的各部加以制服，于是“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①。联盟组织空前扩大和发展起来。景祖被辽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官属、纪纲渐立。所谓官属，只不过是军事联盟内的职掌分①函普、绥可活动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神麓记》及《金史》卷1《世纪》。①《金史》卷1《世纪》。

工的制度化。《金史·百官志·序》：“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其官长，皆曰勃极烈，..其部长曰勃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勃堇出现在始祖时，勃极烈是勃堇的转音，勃极烈与勃堇分职，据此记载则出现在景祖立官属时，即勃极烈成为联盟中最高职掌的官长之称，而勃堇为部长之称。但景祖、世祖身为军事联盟首长，仍称“诸部长”、“众部长”，不称“都勃极烈”，地方的小部落联盟首长亦称“都部长”，直至穆宗由于太祖的建议才取消地方称“都部长”的资格。由诸部长改称为都勃极烈，是联盟的部落长向官职演变的结果，联盟首长已不再是单纯的诸部之长，而成为官长之长，康宗去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②即是这一变化事实的反映。随着这种变化，勃极烈成为联盟内最高官属之称，以他们为主组成官属会议——议事会，而勃堇逐渐演变为一般官吏的称呼。景祖为加强本家族在联盟中的绝对地位，用财物和马匹换取了雅达的国相，由三子颇剌淑（肃宗）担任，从此这个重要职位便由本家族所掌握。景祖凭借着“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命劾者与世祖同居，劾孙与肃宗同居，由劾者、劾孙治家务，世祖、肃宗、穆宗为联盟首长的继承者，从而确立了世袭制，否定了联盟长的世选制。

女真庞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形成于景祖时，但是联盟内部不是团结和十分巩固的。此后主要是围绕联盟首长和国相而发生斗争。跋黑是世祖叔父，不仅不能充当联盟长而且世祖命他为勃堇不许领兵。桓■、散达因其父雅达被夺去国相不满，温都部乌春及纥石烈部腊醅、麻产也与联盟离心，于是联合反抗。肃宗、穆宗时斗争仍在继续，如穆宗袭位之初，诸父之子习烈、斜钵与诸兄反对说：“君相之位，皆渠辈为之，奈何？”同部完颜欢都说：“汝辈若纷争，则吾必不默默但已”①。终未酿成大乱。经过世祖到穆宗的斗争，部落联盟异常巩固，“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②。在发展和巩固联盟中，太祖完颜阿骨打作出重要贡献，如他建议取消地方都部长的称呼，把名称集中到完颜部首领一人身上；他建议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把号令统一到联盟中来。

社会组织结构女真部落联盟发展的层次，最初是把亲近的分散的氏族部落联合起来，出现众多的地方的小联盟，其次是把分散的不持久的小联盟结集成为大的联盟，最后以完颜部为核心，统一为一个巩固持久的庞大的联盟，这样国家就即将产生了。从领地看，由氏族部落的领土发展为地方的小联盟和大联盟的领地，最后统一为一个共同的领地。女真建国前，已非氏族血缘，而是以部族的地缘为主要基础的。建国前，女真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

地域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其突出的表现在以地缘为特点的城堡、村寨组织在各地的普遍出现。在城堡、村寨组织中除由血缘构成的家族外，还②《金史》卷2《太祖纪》。

①《金史》卷68《欢都传》。

②《金史》卷1《世祖纪》。

包括非血缘的居民，在一个家族组织中既包括本家族的成员，也包括来自非本家庭的奴隶（即隶人、奴婢、部曲）或收养的人，通称之为“家人”。这些家族的奴隶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他们还未完全失去人格，尚可随同当兵。一般平民被称为庶人或部民，氏族贵族是指那些“官属”和“耆老”。在女真军事部落联盟时，存在着由氏族贵族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金史·太祖纪》记载：“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这是一次贵族议事会（在内庭）与人民大会（在外庭）同时召开的大会。会议的召集与主持者是康宗，贵族议事会参加者是诸官属，议题是讨论民间逋负与如何还债的问题。先由内庭议事会讨论作出解决方案，然后由太祖在外庭人民大会上宣布。“众皆听令”，即参加大会的民众一致通过，“闻者感泣”，即表示未参加大会的也以感泣之情表示拥护，方案的公布取得了“远近归心”的效果。但随着历史发展的要求，议事会越来越变成官僚的机构，即将由皇帝（原都勃极烈）主持的诸勃极烈（中央的最高统治机构）所代替。

在女真氏族社会的氏族部落中，出现了私人家族的家兵和部落兵——猛安、谋克。开始是非常设的，后来发展为常设的军队，猛安、谋克长成为军职的氏族贵族，并进而演变为生产、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金史·循吏传·序》记载：“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即皇帝位前一年）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由以夫计的军事组织改革为以户计的地方行政组织，标志着这种制度是为建立国家而制定的。

在女真社会中，当时还没有出现私人土地所有制，但家族的占有制已经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最高权限向国家的代表者君主集中，这也是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勃堇与勃极烈成为国家的一般官吏与高级官吏，史称为官人和大官人。勃堇、勃极烈的官制化则与猛安谋克成为社会统治的官（政事）与职（军事）的区别。实际上猛安谋克本身也分为军官、地方官与封爵。

在女真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变革中，对完颜部所确定的新的条教的推行，使女真统一民族的形成以及对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促进了女真各部族制度的统一。女真人由分散的部族发展为统一民族的过程，也就是国家的形成过程，除内部的原因外，也有外部的原因，如辽朝的先进制度对女真的吸引和影响，女真人为了防御契丹保存自己，也加速了女真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时为了反抗辽朝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也加速了其政权建立的过程。

金政权的建立完颜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后，便把反辽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反辽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辽朝加强对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的防御，阿骨打集诸路兵誓师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举起抗辽斗争的义旗。接着攻占辽的宁江州、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的吐什吐）、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咸州（今辽宁开原）。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占领区的扩大和降附者的增多，以及女真社会内部奴隶制的增长，旧的氏族制度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国相撒改派其长子宗翰和欢都长子完颜希尹等劝阿骨打立国称帝，阿骨打弟吴乞买和撒改、辞不失等又劝进，终于在次年（辽天庆五年，宋政和五年）正月初一日（1115年1月28日）即帝位，国号为金，年号为收国，是为金太祖。

金朝诞生在抗辽斗争的凯歌声中，是在氏族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金朝从建国伊始就确定了以农为本，不改易旧俗，发展奴隶制和抗辽灭辽的对内对外的方针。为建设和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把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改称为皇帝，确定皇帝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立储贰，以谙班勃极烈为皇帝继承人，仍保持兄终弟及制。在中央设最高的统治机构，把国相与勃极烈结合起来称国论勃极烈，把原来由官属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改革为由诸国论勃极烈组成的相府。以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并用猛安谋克改编汉人和渤海人等，因地制宜在女真人聚居地方设万户府路，在原辽地方建立都统、军帅司下的路，在个别地区设都勃堇的路。禁止同姓为婚，确定新的法制，刑、赎并行。命完颜希尹创女真文字。

作为女真人国家产生的诸因素已孕育在氏族社会之中，但那只是雏形，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女真族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和确立，但仍残存着氏族制的余痕。

第二节 金灭辽

金朝建立，得到辽东渤海杨朴等人的支持，他帮助建立制度，筹划灭辽，所以金在建立政权之初，就已确定了继续抗辽灭辽和取而代之的方针。但是金与辽的战争前后有变化，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属于抗辽战争的时期，后期则为统一战争的时期。

攻占辽东京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即帝位后，坚持抗辽斗争。抗辽斗争的宗旨是致辽之罪，以义师征伐无道，这诚如在来流水起兵，申告于天地时所说：“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踈，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①收国元年正月，金太祖亲自领兵进攻辽统治东北方女真族的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首先攻下达鲁古城（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塔虎城），九月攻下黄龙府。辽天祚帝闻讯率契丹、汉军10余万向金军进讨，金太祖以2万兵迎战。两军战于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西），辽军大溃，死者相属，天祚帝逃往长春州（今吉林大安西北），辽军主力被击溃，为南下夺取辽东京奠定了基础。

在辽军屡败的情况下，辽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叛变，各族人民起义和士兵厌战的情绪也不断高涨。当时辽国“军中汹汹，迟疑不行”①，溃不成军。辽初对契丹人杀汉人从不加刑，但这时对本族人也不能再信任，“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②。于是辽之军民纷纷向金归附。阿骨打兴师与天祚帝相反，对内则不断论功行赏，对来归附的各族人民也尽力安抚。收国二年正月，下诏：“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③阿骨打在对辽的问题上有作战的长远打算，对所俘附的东京渤海人多行释放或留养，以便日后为其效用。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渤海人等的拥护和支持，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

收国二年闰正月，辽朝的统治进一步分裂，渤海人反辽复国和归顺于金朝的浪潮更加兴起。东京渤海人高永昌据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称大渤海国皇帝，据有辽东50余州，改元隆基。天祚帝派萧韩家奴、张琳等镇压，高永昌向金求援。高永昌的反辽复国，对辽朝来说是民族的分裂，削弱了辽的力量，有利于金朝，但高永昌复国终于要发展为地方的割据势力，对新兴起的金朝来说是所不能允许的，乘机进讨高永昌是金进军抗辽的一个组成部分。四月，太祖以斡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同咸州路都统斡鲁古，合力讨高永昌。辽为阻止金军南下，派军6万攻昭散城（当在今吉林海龙东①《金史》卷2《太祖纪》。

①《契丹国志》卷10《天祚帝纪》。

②洪皓：《松漠纪闻》。

③《金史》卷2《太祖纪》。

南）。金派阿徒罕、乌论石准击辽军，辽军大败，于是斡鲁南下攻沈州（今辽宁沈阳）、东京。五月，高永昌兵败被擒，东京州县尽为金所有，渤海、汉人、易苏馆女真归附，以斡鲁为南路都统。

攻取辽上京天辅元年（辽天庆七年，1117），金军获悉辽在长春州和泰州（今吉林白城东南）方面没有任何准备，奏闻太祖。太祖决定派斜也取长春州，派宗幹、宗雄攻金山县（今黑龙江齐齐哈尔西），然后两路合攻辽西北重镇泰州。宗幹、宗雄所率领的攻取金山县的队伍，行近白鹰林，获辽哨兵七人，纵其一人回县城。县人闻金大军已到，不战自溃，金军顺利地占领金山县。宗雄以兵三千属宗幹，招集尚未降附的诸部。宗幹择选土人之有才干的，以诏书招谕，于是女古、脾室四部及渤海人都降，接着攻下泰州。

同年九月，辽为抵抗金军西进，招募饥民得2万多人，其目的是使这些辽东人报怨于女真，叫做“怨军”，以渤海铁州（今辽宁盖县东北）人郭药师为渠帅。这时在辽统治的境内更加骚动。十二月，金军大举进攻，败辽军于蒺藜山（今北镇、义县之北），拔显（今北镇西）、乾（今北镇南）、懿（今彰武西）、徽（今阜新北）、成（今阜新西北）、川（今北票南）、惠（今建平北）等州。天辅二年正月，辽双州（今铁岭西）节度使张崇降。六月，通（今吉林四平）、祺（今辽宁康平东南）、双、辽（今新民东北）等州800余户来归。这时辽上京已处于被包围之势，辽朝的灭亡大局已定。在这种形势下，引起了金、辽、宋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从辽朝方面看大势已去，派太傅习泥烈来封太祖为“东怀国皇帝”，目的在于缓兵以求喘息；从宋朝方面看，见金势强大，辽即将灭亡，也在此时派使到金，约定与金夹攻辽。金太祖为把握灭辽的目标，同意与宋联盟。

天辅四年，金决意攻取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上京留守挞不野投降。天祚帝逃往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金班师。天祚帝在中京大定府，闻辽军败，“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准备逃跑。他还厚颜无耻地说：假若女真军来时，我怕什么，我有很多日行三百五十里的骏马，又与宋是兄弟，和西夏也是舅甥关系，两处都可以去，到那里也不失一生富贵。但当他又听到金军已班师未来进攻时，却又洋洋得意地说：“威德可加，彼何能为，复自纵肆。”①这是一张令人可憎的丑恶的亡国者脸谱。

金破辽上京，捣毁了辽朝统治的中心，占有辽过半的土地，金抗辽斗争已取得彻底胜利，即将使金对辽的战争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天辅五年（辽保大元年，1121），辽都统耶律余覩来降，得辽虚实。耶律余覩降金，标志着辽契丹贵族内部的分裂，现在的形势已不再是抗辽，而是如何把统一（辽境的）战争进行下去的问题。由金太祖所领导的对辽战争，从此便转向第二个时期的灭辽统一战争。

连克诸京①《契丹国志》卷10《天祚帝纪》上。

金太祖以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完颜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为副，率大军伐辽。下诏：“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又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国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①以前的对辽战争是“重吊伐之义”，与民除害，现在则是“欲中外一统”，得辽神器代而统治之。

天辅六年，金军攻克高（今内蒙古赤峰东）、恩（今赤峰南）、回纥（亦当在今赤峰一带）三城，取中京，进据泽州（今河北平泉南）。天祚帝逃往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斜也与宗翰分道追捕，天祚帝又逃到西京（今山西大同）。金军占领西京后，进而招降了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今土默特左旗东南）、宁边（今准格尔旗东）、东胜（今托克托）等州、军。原奔逃在辽的纥石烈部长阿踈被擒。天祚帝又逃入夹山（今萨拉齐西北）。六月，金太祖从上京出发，追击天祚帝到大鱼泊（当即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湖），天祚帝又逃去。十二月向燕京（辽南京，今北京）进发，此时燕京小朝廷耶律淳已死，萧德妃出奔，燕京降。金占领燕京，一方面履行与宋订的和约，把燕京六州之地与宋。斡鲁、宗望等继续追捕天祚帝。另一方面，由于已占领原辽汉人的燕云地区，在统治制度上不得不适应新的变化作出新的改变，即在原辽汉人地区仍行汉制，由过去较为单纯的推行猛安谋克制，改为南北面的两种制度并存。天辅七年，金太祖以左企弓为枢密使，设枢密院于广宁（营州治所，今河北昌黎）；改平州（今卢龙）为南京，以张觉为留守，后张觉据南京城叛金，杀左企弓。

同年八月，金太祖死，弟吴乞买即位，是为太宗，基本上继承太祖事业，继续平定张觉，张觉叛军被宗望平定，张觉逃奔于宋。张敦固以南京降，复叛，阇母则执杀张敦固。宗望以平州为鉴，奏请不在汉人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保留汉制，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共同裁决大事。

抚夏灭辽金对当时西北的西夏没有出兵，主要是争取其对金称藩。天会二年（西夏元德五年），金太宗命宗翰、宗望与西夏商议割地议和，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的原辽地割给西夏。西夏向金上誓表称臣，接受金朝的主属。

金太宗即位之初，对宋朝守太祖的命令，与西夏议和，这主要是为稳定南京（原平州）的形势以及进一步擒捉辽天祚帝，这是当时灭辽所需要的，也是为巩固金代辽而统治所需要的。金对宋不断派遣使臣通好。

天会二年（辽保大四年）十月，辽天祚帝想逃往天德军，进驻应州西余睹谷。完颜娄室派兵追击。天会三年三月二十日（1125年3月26日），天祚帝被擒，辽亡。金派李用和等充告庆使如宋。金封天祚帝为海滨王，居于长白山东，天会六年（1128）病死①。

金灭辽后，继辽与宋对峙。金与辽不同，是个新兴起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出现和发展使当时南北双方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亦不再是金宋夹攻灭辽，而是金代辽与北宋的和战问题。金代辽而为宗主。

①《金史》卷2《太祖纪》。

①《金史》卷2《太祖纪》。

第三节 宋的南迁

宋金燕云交涉

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宋徽宗、蔡京、童贯统治集团想乘辽朝衰亡之际，采取联金灭辽的战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以建立万世功业。

政和元年（1111），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夜谒童贯献灭辽之策，受到童贯的重视，遂约马植归来，马植到宋首都开封童贯家后，上书给徽宗，献计宋派遣使臣自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可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深受徽宗赏识，赐马植姓名为李良嗣，后又赐姓赵。金朝建立后宋曾遣使渡海，但未能登陆而回。重和元年（金天辅二年，1118）马政使金口头表达宋金联合攻辽及燕、云地区归来，金遣散覩等人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1120）宋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亦数次遣使来宋，双方议定夹攻辽朝，辽燕京由宋军攻取，金军进攻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等地，辽亡后燕云地区归宋朝，宋将原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史称“海上”之盟。

但是，由于宋军腐败，缺乏战斗力，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均被辽守军打败，辽南京还是由金军攻占。宋每年加付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每年的“岁币”交付给金朝，宣和五年四月，金方将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俘往东北作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①，宋设燕山府路统治新得的燕京地区。云州（辽西京）地区，金太祖也表示在宋出犒军费给金的条件下归属宋朝。五月，金已许将朔（今属山西）、武（今山西神池）、蔚（今河北蔚县）三州先归宋，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

金太宗即位之初也是遵守盟约的。天会二年（宋宣和六年，1124），当时的主将宗翰、宗望都反对割山西地与宋，太宗还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②宗翰、宗望反对割山西地，《金史·宗翰传》有一段记述很清楚：“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厚以恩赏。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贯，尝期以月日，约以誓书，一无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据此宋朝亦知求山西地并非失约，因之请加币以求之，金太祖不要宋朝的加币独许之，这是把合法占领的原辽地让给宋，其目的是为和好，其条件是“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宗翰认为宋朝已违反条件的规定，是败约的行为，因此反对再割山西诸镇与宋朝，同时也是从巩固金朝西边的形势出发的。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6，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引《平燕录》。

②《金史》卷3《太宗纪》。

金军侵宋宋宣和五年五月，降金辽将、金南京（平州）留守张觉据平州（今河北卢龙）叛金，六月初，张觉兵败逃往燕山府，为宋朝收纳，招纳叛亡破坏了宋金盟约，“失信于金，必启外侮”①，宋随后虽将张觉处死并将人头函送给金朝，还是成为金太宗侵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三月，金俘辽天祚帝，扫清了除西迁的耶律大石外的辽残余势力。金将宗翰奏“宋数路招纳叛亡”，“斡鲁奏宋不遣岁币户口事，且将渝盟”，“宗翰、宗望俱请伐宋”②，金太宗于同年十月下诏攻宋。

金军兵分两路，西路军以左副元帅宗翰（粘罕）为统帅，自西京大同府（云州）南攻太原（今属山西）。东路军以南京路都统宗望（斡离不）、六部路都统挞懒为主将，自南京（平州）西攻燕山。

十一月，东路金军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二月初，西路金军统帅宗翰首先派使臣前往太原，要童贯“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两路地土，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①。童贯立即逃向开封。宗翰随即自河阴（今山西山阴东南）南下，首先攻占已属宋朝的朔州（今属山西），又克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属山西），遂围太原。同月，东路金军进至三河（今属河北），大败宋军郭药师部于燕山府东之白河（当即今北京通县东潮白河），又败另部宋军于古北口（今属北京），郭药师以燕山府降金。

当金军进围太原，占领燕山府消息传到首都开封，昏君徽宗才下诏“罢浙江诸路花石纲、延福宫、西城租课及内外制造局”，“罢道官，罢大晟府、行幸局”②、应奉局等。在金军大举南下的情况下，徽宗只想逃跑，匆忙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并下诏各地起兵勤王，并企图以太子“监国”名义，将抗金的重任推给太子赵桓。徽宗急于逃往南方，几乎是在吴敏、李纲等人逼迫下，于当年十二月下旬传位给太子，是为宋钦宗。

东路金军在攻打中山、真定两府时，未能攻占，遂越城南下。钦宗即位后，东路金军相继攻占庆源府（今赵县）、信德府（今邢台）。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正月初，东路金军又占领相州、浚州，黄河南岸的守军焚河桥溃逃。初三日消息传到开封，作为太上皇的徽宗立即于当天半夜出逃。东路金军迅即渡河南下，初七日即到达开封城下，开封军民在执政、东京留守李纲的率领下，打退金军的多次进攻。但金使要求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宰相、亲王为质的条件下退兵时，钦宗决定派九弟康王赵构、少宰（次相）张邦昌前往金军中谈判，当二月初宋钦宗直接主使的宋军夜袭金军失败后，却随即将李纲罢职以示求和诚意，并同意割让三镇。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及数万居民群起反对，要求李纲复职领导抗金斗争，钦宗不得已而恢复李纲执政职务兼京城防御使，但继续进行割地求和的活动。当宋朝勤王军兵不断到达开封，西路金军因久攻太原不克而滞留在河东未能前来。在①《宋史》卷22《徽宗纪》。

②《金史》卷74《宗翰传》。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23，宣和七年十二月三日。

②《宋史》卷22《徽宗纪》四。

钦宗同意割让三镇，改以三弟肃王赵枢代替赵构、张邦昌由少宰升太宰（首相）作为人质的条件下，二月九日东路金军从开封退兵。西路金军在太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留部分金兵攻城外，主力转而南下，连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长治），到泽州（今晋城）时，遇到北上的宋割地使后北返。

徽宗逃到镇江后，随即以太上皇帝圣旨，将东南地区的“递角（报告）”、“纲运（物资）”和“勤王”的军队扣留，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经济大权，企图重新上台当皇帝。钦宗为了维护帝位，不仅首先贬逐“六贼”中的王黼、李彦、朱勔，不久又将王黼、李彦、梁师成处死，随后将徽宗身边的童贯、蔡攸，以及南逃的蔡京贬官，并下诏太上皇宋徽宗不得干预政事。徽宗被迫以密信向钦宗表示，愿回开封，“乐处闲寂”，不再“窥伺旧职”（重当皇帝）①，回开封后行动即受到限止。蔡京死于贬途，蔡攸、童贯、朱勔等相继被处死。

虽然宋钦宗下诏割让三镇以求和，但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军民不接受割地诏书，西路金军主将宗翰只得留下部分金军继续攻打太原，自己退回大同。东路金军也在宋将种师中率宋军尾随的情况下，暂时退回燕京。

宋钦宗在李纲等坚持抗金与三镇军民抗拒割地的形势下，二月中旬又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种师中等率军西进增援太原，主力于寿阳与金军遭遇，五战三胜，继续向榆次进发，增援太原。在榆次又与金军相遇，宋军饥困交迫，激战近半日，另两支援军又失期未能到达，种师中部宋军溃败，师中战死，河东其他宋军也连连战败。

八月上旬，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命宗望、宗翰分率东西路军第二次侵宋。王禀率军民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坚守太原长达八个多月之久，终于在九月初被金军攻破，王禀率军巷战兵败后自尽。十月初，重镇真定府以二千宋军抗击东路金军主力围攻近四十天后被攻占，宋将刘翊巷战后兵败自杀，太守张邈被俘不屈被害。两路金军攻城略地迅速南下，宋钦宗又急忙派出康王赵构为使、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前往东路金军统帅宗望军前，再次同意割让三镇。东路金军已经再次渡河南下，金使提出划河为界，宋钦宗立即派出执政官耿南仲、聂昌分使两路金军统帅宗望、宗翰军前，同意划河为界议和，此时赵构、王云才到磁州，王云当即被磁州城人民杀死，康王赵构慌忙退还相州，耿南仲与金使前往卫州，乡兵要杀他们，金使逃走，耿南仲前往相州见康王赵构，相约起兵勤王。聂昌到达绛州，为守军所杀，都未能完成割地议和的使命。

十一月末、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多次攻城，均为开封军民击退，但宋钦宗和右相何■等竟然听信骗子郭京以所谓“六甲神兵”攻打金军。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声称神兵出战而开城门逃跑，金军乘机攻占开封的城墙。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奉上降表，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二月六日（1127年3月20日），金下令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四月初，宗望、宗翰押着徽宗、钦宗二帝“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归。

金太宗已决定灭宋，另设傀儡政权以统治黄河以南原宋统治区。在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后，下诏册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为帝，定都城为金陵（今江苏南京）。张邦昌是宋东光（今属河北）人，宣和元年（1119）①《靖康要录》卷4，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

起在宋朝廷执政。后升任少宰（次相），力主割地求和，并先后副康王赵构、肃王赵枢同为人质，升任太宰（首相）。金在册封他为伪楚皇帝后，于四月初撤军。张邦昌迫于形势，迎哲宗废后孟氏为宋太后，自己为尚书左仆射。金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而设立的伪楚政权，实际上仅历时32天便自行消灭①。

宋的南迁北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中旬，钦宗在开封被攻危急之际，以蜡书诏令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同时任命坚守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孤城已达半年之久的知府陈遘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磁州（今磁县）知州宗泽为副元帅，起兵抗金，入援首都开封。

康王赵构于十二月一日于相州建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此时金军早已攻占开封的城墙，北宋处于存亡危急之际，钦宗再次蜡书诏令赵构入援开封。赵构一面传檄河北各州府起兵会于北京大名府，于中旬派小部队南下汤阴（今属河南）作疑兵，自率近万军队出北门北上，经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踏河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副元帅宗泽率军二千人，信德（今邢台）知府梁显祖率部将张俊、杨沂中及三千军兵，刘光世、韩世忠也率所部，相继到达。副元帅宗泽主张迅速南下援救开封，遭到赵构、汪伯彦的反对。赵构要宗泽打着大元帅赵构的旗号，率数千军兵南下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向开封进发以吸引金军。自己则率大队人马于靖康二年正月初逃到东南方的东平府。二月下旬初，赵构等逃到济州。金军建立伪楚后，在济州的群臣即想奉康王赵构在济州称帝以重建宋朝，赵构采纳了宗泽的建议，前往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兴王之地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然后再即位当皇帝。当金军北撤，伪楚不得不自行消灭以后，垂帘听政的元祐皇后孟氏布告中外，由赵构嗣位当皇帝，张邦昌不仅率在开封百官上表劝进，还赶到南京表明拥戴赵构为帝，并当面认罪。赵构见时机成熟，遂于五月初一日（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建都（行在所）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而称宋太祖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宋为北宋。南宋的建立延续了宋政权的统治生命。

高宗即位后，尊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后改隆祐太后，即孟太后），任命黄潜善为执政、汪伯彦为枢密院长官，分别兼任统兵的御营使和副使，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封原伪楚帝张邦昌为太保、郡王，并参决大事。随后任命主张抗金的名臣李纲为右相，六月，李纲首先参奏张邦昌，张邦昌被贬往潭州（今湖南长沙），李纲随即进行抗金部署，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招抚河北地区抗金义军，岳飞投张所部下为小军官。又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随即升为东京留守、开封尹）整顿首都开封，以备高宗回京。在高宗是回开封坚持抗金斗争，还是南逃的大政方针上，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高宗被迫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①《宋史》卷24《高宗纪》一。《宋史》卷475《张邦昌传》引李纲奏议称“异姓建邦四十余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李纲奏议中确是称张邦昌“异姓建邦四十余日”。当是据金太宗二月二十一日发出册立张邦昌为楚帝之日起计算。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高宗纪》于此处出注（注三）作“此处四字当作三字之误”的校记，欠妥。

都城（开封），可守；虽金贼，可战。”①同时将孟太后、六宫及卫士家属发往东南，作南逃的准备。当八月初孟太后等离开封府到应天府后，高宗已决定逃往江南地区，遂于八月初升黄潜善为右相，李纲虽同时升为左相，但十多天后即因反对逃往东南而罢相，任相仅两个半月，高宗随即令孟太后逃往江宁。九月，金军按照与伪楚的地界划分，逐渐分兵占领河北、河东州县，而被贬的伪楚帝张邦昌也于同月下旬被处死于贬地潭州。为了躲避金军可能的南侵，十月初一，高宗立即从南京应天府乘船南逃，同月末即逃到扬州。南宋的建立、伪楚的消灭与张邦昌被杀，违背了金太宗不立赵氏而立异姓为帝，作为附属国的条件。宋高宗还否定了北宋钦宗割让河北、河东两路并成为金朝属国的承诺，而且任命了河北招抚使与河东经制使以图收复两河地区，公然与金抗衡。金太宗随即于同年十二月下诏进攻南宋，但在战略上是采取会师河北进攻南宋，还是先取陕西，然后进攻南宋，金军将领意见不一。金太宗决定：“康王（赵）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①于是，命娄室率西路金军，作为偏师，以进取陕西；左副元帅宗翰（粘罕）率军会合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于濮阳（今属河南），组成东路金军，作为进攻南宋的主力，发动了南宋建立后金军第一次大规模南侵的军事行动。

附表：北宋世系表（960—1127）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11，建炎元年七月十四日。

①《金史》卷74《宗翰传》。

第九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第一节 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

钟相、杨么起义金军渡江南侵宋高宗即位之初，首先处置了张邦昌，但害怕抗金会招致金可能把徽宗、钦宗二帝送回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帝位，因此决意走避江南。当时东京留守宗泽请高宗回东京开封，主战派宰相李纲提出“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①。但高宗都听不进去，即于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逃到扬州（今属江苏）。

同年十二月，金军开始第一次大举南侵，兵分两路：西路由娄室攻陕窥蜀，次年攻占陕西中部许多州县。主力为东路由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率领，宗弼（兀术）攻陷京东州县，宗翰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渡黄河，克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袭庆府（今济宁）等地。建炎三年正月末，金军由徐、泗（今盱眙北）二州奔袭扬州，二月初金军临近扬州之际，高宗仓皇渡江逃到镇江，喘息未定，又逃往杭州。金军小部队虽到达扬州，但主力仍在徐州，加上渡江有困难，金随即焚扬州北返。高宗于二月中旬逃到杭州后，立足未稳。三月初，将领苗傅、刘正彦即发动兵变，迫使高宗让位给3岁的儿子赵旉，孟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初高宗复位，苗傅、刘正彦后被处死。

高宗决定向金称臣求和，先后派出的两批求和使臣还在途中，金军第二次大规模南侵已经开始。金军仍分东西两路，西路再攻陕以入蜀，东路准备南越长江追击高宗。宋高宗此时正在建康，于是在同年八月间先让孟太后及六宫往洪州（今江西南昌）避难，自己接着于九月间又急忙从建康逃向杭州（升为临安府）。这时，金军宗弼已从京东南下渡淮，分两路南侵，一路从滁、和二州渡江攻江东，另一路从蕲（今属湖北）、黄（今属湖北）二州渡江攻江西。十月上旬，高宗不等金兵来到，随即在风声鹤唳中从临安渡过浙江南逃到越州。当金军宗弼于十一月中旬末渡江进攻建康的消息传来，高宗又于十二月初逃到明州（今宁波），并决定下海以逃避金军追击。金军宗弼随后即由广德军越过天目山，占领临安。高宗则从明州乘船逃到定海（今镇海），随即入海到昌国（今定海），金将阿里也渡浙江追击，取越州。建炎四年正月，金军攻占明州，高宗自昌国南逃台州（今临海）海边，金军阿里入海攻占昌国，并乘海船追击，被宋提领海舟张公裕引大舶击退，高宗又乘船逃往温州。二月初，金军退回临安，宗弼听说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将从江阴截击其后路。于是在二月中旬纵火烧临安城后北返，入平江府。三月，高宗离开温州，由余姚回到越州。宗弼也北返抵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金军渡江不成，沿长江西上，黄天荡（今南京东北）之战，金军大败。建康战役中，宗弼又被宋通泰镇抚使岳飞打败。五月中旬初，金军宗弼自建康渡江北返。

伪齐的建立及灭亡①《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伪齐是金继伪楚被灭后在黄河以南重建的又一个傀儡政权。

金朝进攻南宋的最初目的本想消灭南宋，在黄河以南重建傀儡政权，出兵前，金太宗曾说过：“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①金将宗弼渡江穷追高宗未获，不得不渡江北返，说明消灭南宋的目的在短期内达不到，决定随即在已占领的黄河以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高庆裔乘机献议于金左副元帅宗翰说：“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今河南开封）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无以恩归他人。”②宗翰即向金太宗推荐刘豫，挞懒也力荐刘豫，金太宗遂同意册立刘豫为伪齐皇帝。

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原任宋朝济南知府，金左监军挞懒攻济南，刘豫杀抗金将领关胜降金。任金京东、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子刘麟任济南知府，金将挞懒率军镇抚刘豫控制的地区。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七月二十七日（1130年9月1日），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建都大名（今属河北）府，辖区为原宋朝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九月九日（10月12日），刘豫在大名府正式受金册命为齐帝，为金的子皇帝，以大名府为北京，东平府为东京，汴州（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为汴京，刘豫登基后即仍回东平府，当年仍用金天会八年年号，改次年（金天会九年、宋绍兴元年，1131）为阜昌元年。实际控制区为原北宋的京东、京西两路及淮南路的部分地区，绍兴元年十一月，金又将新占领的陕西诸路划为伪齐辖区。次年四月，刘豫迁都汴京，成为南宋与金之间的缓冲地区。

金朝在伪齐境内驻兵、干涉政治、索要巨额岁币，伪齐在境内又不得民心，宋朝旧臣大多不肯归附，“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由是赋敛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签军只有30万，其余靠从南宋逃来的溃军，如宋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流窜于江淮湖湘的李成，逃离荆湖的孔彦舟等。

绍兴三年，刘豫派兵攻陷南宋河南的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信阳市）以及湖北的襄阳府、郢（今湖北钟祥）随（今属湖北）两州。当年就被岳飞所收复，刘豫因出师不利，乞援于金，于是在次年七月，金、齐联合南侵。伪齐夺民船500艘，运载战具，派徐文取海道声言攻定海（今浙江镇海）；而以刘豫子刘麟率军会合金将宗弼为前军主力，配合挞懒、宗辅分道南侵。步兵从淮北的楚（今江苏淮安）、承（今高邮）南进；骑兵从淮南的泗州（今盱眙南）趋滁州。十月，宋高宗下诏征讨，令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守建康，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镇江渡江。韩世忠用“伏兵四起”的办法打败金兵于扬州大仪镇，别将董旼也再捷于天长县的鸦口（今安徽天长东）。金兵惊溃，宗弼连夜退兵，并命刘麟兄弟退兵，伪齐兵弃辎重亦遁。金兵既退，南宋重新布置防务，由张俊屯盱眙，韩世忠屯楚州，刘光世屯合肥（今属安徽），岳飞屯襄阳。

①《金史》卷74《宗翰传》。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41，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引《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四年四月庚寅。

绍兴六年，伪齐二次分道侵宋，刘麟兄弟窥伺淮南，被宋将杨沂中大败于滁州附近的藕塘镇（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从此即一蹶不振。伪齐不但不能与南宋抗衡，反而常被南宋打败，只是依靠金军的支援，才得苟延残喘，引起金朝许多大臣与将领的不满。加上主张建立赵氏以外的属国，统治原北宋地区的金太宗已去世，首荐建立伪齐的首相宗翰也已去世。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1138年1月1日），在挞懒等人提议下，伪齐终于被废，金设行台尚书省于汴州。刘豫被降封为王，宋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1146）九月死。

宋金对川陕的争夺早在建炎元年冬金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南宋时，除东路由主帅宗翰、宗辅率军追袭宋高宗外，西路由大将娄室率军攻陕窥蜀，当年十二月，占同（今陕西大荔）、华（今华县）二州。建炎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陕大震。建炎三年春，金军又陷延安、鄜州（今富县）。建炎二年春夏之交，高宗正从扬州渡江南逃，惶惶不可终日，大臣中即有人看到川陕和东南关系的密切，知枢密院事张浚首先提出“中兴当自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并自请任川陕之事①。高宗即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于建炎二年七月到任，置幕府于秦州，练兵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用吴玠、吴璘兄弟为统制。南宋与金在关陕展开的争夺战从此开始，自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前后五年中，主要的战争有三次。即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

建炎四年七月，金将宗弼从建康渡江到六合后，即引兵趋陕西与娄室会合，由右副元帅宗辅指挥。九月，张浚合熙河、秦凤、泾原、环庆永兴军五路兵号称40万人、马7万匹，在渭水北富平丘陵地带决战，激战半日，金军先败后胜，关陕大震，史称“富平之战”。张浚从邠州（今彬县）退守秦州，关陕从此不能恢复。金军进驻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张浚再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

绍兴元年十月，金左监军宗弼乘上年秋间富平战胜之势，西进至凤翔府西南的和尚原（今宝鸡市西南）。和尚原西南紧靠秦蜀往来要道的大散关，为军事形势之地。张浚任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扼守于此。时关陇六路已为金占有，南宋只剩秦凤路的阶（今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洮（今甘肃临潭）五郡及凤翔的和尚原、陇州的方山原（今宝鸡西）。所以，吴玠的扼守和尚原是死里求生。他吸取富平战败的教训，收散卒，积粮缮兵，为死守计，以图保蜀。又团结附近凤翔人民，使其夜输刍粟助军。金军自宝鸡攻和尚原。金军自侵宋以来，习于常胜，宗弼合10余万人，造浮桥跨渭水上，隔涧与宋军对峙，进逼宋军，吴玠命诸将坚阵以待，更迭休战，用劲弩分番迭射，矢注如雨，金军稍却则以奇兵绝其粮道，进兵夜击，遂大败金军，史称“和尚原之战”，为南宋在陕西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卫战。

绍兴三年春，金将撒离喝会合伪齐刘麟从商於（今陕西商州至河南内乡一带）攻陷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被动地从河池（今甘肃徽县南）驰①《宋史》卷361《张浚传》。

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北），与金军展开激战，宋军不支溃退，金军遂入兴元府，四川大震，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守河池南的仙人关，筑垒关右，号“杀金坪”，严阵以待。

绍兴四年二月，金将率步骑10万占领和尚原后，进攻仙人关，吴玠、吴璘以万人坚守关右杀金坪堡垒，以长刀大斧砍杀金骑兵得胜，迫使金军退屯凤翔，史称“仙人关之战”。张浚已于绍兴三年调回临安，陕西一地仅赖吴玠兄弟节制兵马，支撑局面，仙人关之战最大的贡献是保全了巴蜀。

两河、两淮抗金义军与“兵匪合一”的“游寇”

正当金军南侵黄河、长江流域，一方面是两河以至两淮人民义军纷起抗击金军，另一方面却是几股流窜骚扰江西、湖北的“游寇”，在宋军追击下，最后投降伪齐。

两河（河北、河东）或三河（加河南）的“忠义巡社”（或简称忠义军），是当时整个华北地区人民的抗金武装组织的统称，人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进行抗金斗争①。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人数多达几十万。南宋初，他们接受南宋朝廷抗战派李纲、宗泽、张所等人的领导，在收复部分失地、截击敌人粮饷等方面，屡建奇勋。

太行山义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太行山脉绵延于两河之间，地处金军南侵途中，有侧击的便利。太行山义军中最著名的是王彦的“八字军”①。八字军以士兵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而得名，有众10余万。其总部设在太行山东麓的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中，势力达到并、汾、相、卫、怀、泽等地区，他们与金军作战数十次，后归属宋东京留守宗泽。

两河红巾军是北宋末年开始的两河人民抗金的组织，以头包红巾为标志。他们联合宋朝抗金将士，“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见有脱身南归者，往往助以衣粮”②。他们曾劫过金朝左副元帅的营寨，几乎全部将其剿灭，可见力量之大。两淮山水寨是两淮人民自己起来武装，依山阻水，据险负固，与金军进行斗争的武装组织总称。时间从建炎三年（1129）金军从江北徐、泗进攻扬州开始，至绍兴四年（1134）金军北还止。在这短短五年的时间中，两淮著名的山水寨有招信军横山寨和泰州缩头湖水寨。

建炎初，刘位“聚乡民保守横山（今江苏盱眙西北），分乡民为军，使诸弟侄各统之。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流移之人，渡淮（原作江，误）入招信（今安徽嘉山东北旧县镇）投横山为乐国”③。张荣原是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南）渔人，两宋之际聚众二三百人于梁山泊，攻击金军，人称张敌万。建炎三年金军南攻扬州时，张荣船队南下至楚州（今淮安）鼍潭湖筑水寨抗金，有众万余人。建炎四年十一月，湖结冰，金军踏冰攻寨，张荣率船队南下通州，转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挞懒在泰州，谋往渡江，欲先破荣水寨，尽载兵于舟，直犯水寨。时荣亦出数十舟”，张荣率军“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或陷于泥淖者不可计。挞懒收余众二千，奔还楚州”①。张荣俘杀金军五千余人。当两河、两淮人民义军抗金的同时，南宋京西、荆湖南北、淮南东西诸路因金兵入侵而引起的溃卒、饥民，被野心家利用，流窜各地，蜂起为盗，多的达十多万人，少的也有几万人，骚扰各地州郡，南宋朝廷称之为“游寇”。其中最大的有流窜于江淮湖湘十余州的李成，盘踞荆湖南北数州的孔彦舟以及由江西经湘南窜道（今湖南道县）、贺（今广西贺县东南）等州的曹成，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卯。

①《宋史》卷368《王彦传》。

②《中兴小纪》卷2。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134，建炎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45，绍兴元年三月二十日。

较小的如据蕲州（今湖北蕲春北）的刘忠，其中除曹成最后归附韩世忠外，其余李成、孔彦舟、刘忠先后投降伪齐，伪齐亡后降金。

李成原为北宋末年的河北、京东捉杀使，建炎二年八月，乘金兵南下而叛乱，攻掠淮东宿州和淮西光州（今河南潢川）。建炎四年，占淮西舒州（今安徽潜山）。绍兴元年春，已据有江淮湖湘十多个郡，有席卷东南之意，又围江东江州（今江西九江），陷江西筠州（今高安）。被宋将杨沂中与张俊夹攻，李成兵败渡江北走，窜入淮西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东南），李成部将马进为追兵所杀，李成北走投降伪齐。

孔彦舟原为南宋初年的东平府兵马钤辖，金军即将到来时，率领所部劫掠财物，渡淮南犯黄州。建炎四年钟相起义时，孔彦舟攻入鼎州（今湖南常德），后又率众移往潭州（今长沙）。绍兴二年，投降伪齐。

曹成原为禁军拱圣军卒，北宋末金军南侵时，参加张用所部，为东京留守宗泽招安，后受杜充攻击后南下，又随马友进荆湖地区，后率军单独活动，绍兴元年冬，经汉阳（今属湖北武汉），继续南向攻下道、贺二州。南宋命岳飞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进讨，曹成奔连州（今广东连县），绍兴二年五月，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部投降。

刘忠，两宋之际起兵于山东，号花面兽。南宋初流窜南下淮西，建炎三年十一月在蕲州为宋军击败后窜入湖南，据岳州（今湖南岳阳）平江县东北的白面山。次年七月，韩世忠进兵岳州，大破刘忠，刘忠北窜淮西。九月，韩世忠部将再次大败刘忠于蕲阳口（今湖北蕲春南），刘忠遂北降伪齐。钟相、杨么起义从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以钟相、杨么为首的农民起义，继承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又加上了要铲除封建等级的“等贵贱”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南宋初年土地剥削进一步加剧和农民起义政治纲领的趋于成熟。

北宋末年，金兵侵宋，北方官僚地主等大族纷纷南逃，湖湘地区当南北交通要冲，州县希旨，备加优容。于是那些显贵大族的随从及亲属，倚势恃强，鱼肉细民，侵占湖沼淤田，筑堤成田，恢复过去的剥削生活；而本地的一些歹徒，投充爪牙，助桀为虐。

两湖地区农民赋税负担特重，南宋初朱胜非曾记载：“自桂岭而来，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①钟相，武陵县（今湖南常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在起义前的二十多年，他利用“左道”（可能是摩尼教）为农民治病，联络群众。他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并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钟相的心腹裴宥、王宗石、刘衡、杨钦、杨么等，吸收当地“困于赋役”的人“入法”。参加者络绎不绝。北宋末，钟相曾派其子钟子昂率领信徒三百人“勤王”，参加抗金，但中途被解散回乡。

建炎四年二月，金军攻陷潭州，大肆掳掠。游寇骚扰荆南（今湖北江陵）、澧州（今湖南澧县）一带，冒充为“钟相民兵”。钟相“因托言拒彦舟以聚众”，决定起兵，抗拒金军和孔彦舟部的侵扰。参加起义的群众，多数为由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绍兴元年二月乙酉。

贫苦农民、渔民与溃散士兵组成的“忠义军民”，还有少数避难来的知识分子。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130年4月1日），钟相即在其故里天子岗（今常德南）筑垒浚壕，建立农民政权，定国号为楚，自称楚王，改元天载（一作战），子钟子昂为太子，“行移称圣旨，补授用黄牒”②。宣布宋朝国法为邪法，夺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称为“均平”。鼎（今常德）、澧两州及荆湖广大地区农民首先参加，起义军势力很快扩充到洞庭湖周围的19个县，起义军发展到40万人，当月攻入桃源县城，杀知县钱景，又攻克澧州，杀知州黄琮。

同年三月，宋朝廷以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使其进入鼎州镇压起义军。

南宋孔彦舟看到起义军力量强大不能以战取胜，故意散布歌谣：“爷（指钟相）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①，暗示可以和钟相停战言和而使其放松警惕，又派出奸细以请求“入法”为名，打入起义军内部。孔彦舟即乘筏夜渡，以奸细为内应，发动总攻击。三月十六日，钟相大败，父子战败被俘，后被杀害。仅有少子钟子仪逃入洞庭湖。

钟相起义失败后，余部杨么（原名太，因年少，楚人呼幼为么，故名）、黄诚、刘衡、周伦、杨钦、夏诚、黄佐、杨华、杨广等继续斗争，起义中心从武陵迁至杨么家乡龙阳（今汉寿），分置栅寨，聚众10余万。其中以杨么、杨钦、杨华的势力最大。

同年六月，宋朝鼎澧路镇抚使程昌寓由水路前往鼎州赴任，对杨么等施行招安。途经鼎江口时，遭起义军攻击，宋军大败，辎重、眷属等全被起义军所俘，只有程昌寓一人幸免，后又逃往公安。

绍兴元年正月，程昌寓升为主管荆湖西路安抚司公事，制造车船，装载水军，犯夏诚寨，被夏诚打得大败，车船也被缴获。绍兴二年十一月，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李纲和刘洪道、解潜会兵，准备围剿起义军。

绍兴三年四月杨么自号“天圣大王”，且用以纪年。拥立钟相少子钟子仪为太子做领袖。随后派起义军2万人奇袭公安县，截断宋军的饷道，以打破由李纲为主的围剿。四月十六日，宋军罗广所部抵鼎州城西时，以军饷不继，引兵北退，潭州将领刘深、鄂州将领颜彦恭也相继引所部从鼎州返回，李纲所策划的四路官军围剿宣告破产。

起义军充分利用“洞庭重湖”的地利，战士陆耕水战，“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作战，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①。

起义军又打造车船，车船以人踩轮，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是水战的主要武器。

绍兴三年六月，宋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会同辛太等，对杨么起义军进行围剿。荆南府制置使王燮总领舟师，十月率兵抵鼎州沅江上游的鼎口，与起义军接战。官军大败，死伤无数，王燮本人为流矢射中，狼狈逃到桥口，率领神武前军万余人，奔返鼎州。王燮随后进兵岳州，想封锁洞庭湖的东口，以②以上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甲午。

①《中兴小纪》卷8。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辛酉；卷90，同年六月癸丑。便“围剿”起义军于洞庭湖中，在岳州之南湘江口的阳武口等处捎泊水军。十一月三日，起义军使用车船进攻，踏车回旋，横冲直撞，将官军战船大小数百艘，尽碾没入水，官军大败。同年十二月，宋廷又派人招安，也都被杀。起义军已扩大到20万人。

绍兴五年二月，南宋朝廷派岳飞前往洞庭湖地区镇压起义军。四月下旬，岳飞率军到达潭州，遣使招降了黄佐。五月中旬，右相张浚到潭州督战。下旬，岳飞移军鼎州。六月二日，岳飞派黄佐潜入杨钦大寨招安，杨钦即率所部战士3000人投降。接着，杨钦又诱全琮、刘铣出降。同时，岳飞又命各州对于起义军投降者多方存恤，首领授官，其余的给以闲田耕种。南宋朝廷又对洞庭湖起义军根据地减免赋税。

岳飞命令诸路官军将紧靠洞庭湖沿岸的各农民军水寨分别包围，同时在环湖周围多筑堡垒，堡堡相连，实行陆地封锁的方针。对于起义军车船的优势，岳飞命令砍伐附近君山上的木头，多打巨筏，以堵拦湖中诸要塞；又以腐木乱草从上流浮下来，使得草木垫积，车船不能行驶。杨钦投降后，岳飞随即派牛皋等进攻杨么水寨，起义军将领陈瑫首先投降，起义军战败，纷纷投降，杨么投水死。十一日（1135年7月23日），岳飞进攻起义军最后据地夏诚寨，夏诚战败被俘，杨么起义终于失败。黄诚随后又斩杨么首级并押钟子仪向官军投降。

第二节 绍兴和议

绍兴初次议和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二月，宋高宗派王伦赴金奉迎宋徽宗棺木，王伦“入辞，帝使伦谓金左副元帅昌（挞懒）曰：‘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王伦九月末到涿州（今属河北），向挞懒转达了南宋愿代替伪齐成为金朝属国以求和的意愿。同年十一月，在挞懒倡议、首相宗磐（蒲鲁虎）等人的支持下，金废伪齐。挞懒随后送王伦回宋，并说：“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又许归河南地”①。十二月下旬，王伦回到南宋向高宗报告后，高宗随即再命王伦使金以求和。宋高宗决意向金投降求和，并于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二月下旬，自建康回到临安后，不想再东奔西跑，遂定都临安，但为了表示还要收复失地，因而名义上的首都，仍是还在金军占领下的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临安府不称京都而称“行在所”，表示只是“行幸”之所；并以建康作为陪都。三月初，即任命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处理投降求和事务。

同年四月，宋使王伦到祁州（今河北安国），向挞懒再次表示，宋高宗愿意代替已被废的伪齐作金属国的求和意愿。七月，挞懒又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不仅得到首相宗磐的赞同，又得到新任右丞相宗隽（讹鲁观）的全力支持。八月，金熙宗终于决定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得到南宋的臣属。并派使臣张通古等与王伦到南宋议和。

十月，当议和的金使即将到来之时，宋高宗首先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罢相，由秦桧独相，主持议和，其他文武大臣不得参与。

十二月下旬，金使张通古到临安，称南宋为“江南”而不称“宋”，用“诏谕”而不称“国书”，并要宋高宗拜接金熙宗诏书，虽遭文武大臣强烈反对，但宋高宗决意投降求和，并对官员们说：“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①但后来还是以宋高宗在居丧（徽宗丧）期间难行吉礼为借口，改由奸相秦桧于二十八日代高宗拜接金诏书，金将原伪齐统治区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南宋以称臣，并“许每岁银、绢五十万”两、匹议和②。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三月中旬，金右副元帅宗弼（兀术）与宋东京留守王伦完成交割河南、陕西地区，金将原在开封的行台尚书省移往大名，后又迁往燕京，宋也随后任命新收回地区的各种官员。

顺昌保卫战与陕西保卫战但是，同年七月，金朝主和的宗磐、宗隽被以谋反罪处死。八月，挞懒也以谋反罪被杀。主战的首相完颜宗幹（斡本）、升任都元帅的宗弼等掌权。绍兴十年五月初，金撕毁和议，决定分兵两路重占已划归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区。宗弼随即率东路金军自黎阳（今河南浚县）南下，河南各地相继投降。①《宋史》卷371《王伦传》。按：当时挞懒还是元帅左监军，同年十月才升为左副元帅。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

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是南宋新收复的地区，年近70的知府陈规到任后即屯粮修城。东京副留守刘锜率以原“八字军”为主的1.8万军队，乘船沿淮北上赴任，五月中旬到达顺昌时，金军已经南下，东京被金军占领，并已占领陈州（今淮阳），距顺昌不足300里，刘锜遂决心与陈规共守顺昌以抗击金军。五月末，金军围攻顺昌，为宋军击败。六月初，金都元帅宗弼率亲军到达顺昌城下，在督率10万金军攻城的前一天，“宗弼见其城陋，谓诸将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来早府治会食”，根本不把刘锜放在眼里。九日晨，金军大举攻城，刘锜取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决定重点攻击宗弼亲统的身穿重甲的亲军，时值盛夏，刘锜采取“早凉则不与战”，到中午过后金军“力疲而气索”时，派精兵5000出南门猛攻宗弼的亲军，“士殊死斗，入敌阵中，斫以刀斧，至有奋手捽之与俱坠于濠者，敌大败，杀其众五千”①。宗弼战败后移指挥部于城西，采取长期围困战略以取顺昌。当晚大雨，平地水深一尺多，刘锜又不断派小部队袭击，两天后宗弼终于支持不住而退往开封。顺昌之战，宋军以少胜多，挡住了金军渡淮南侵的矛头。

在宗弼率东路金军南侵的同时，右监军撒离喝也于五月中旬初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直奔永兴军（今西安），沿途州县纷纷迎降，金军很快占领永兴军，随即西向凤翔，陕西宋军近半数被隔在陕北。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派吴璘率军2万自河池赶往宝鸡，吴璘部将姚仲于凤翔府石壁寨击败金军前锋，金军退屯武功（今武功西）。六月初，吴璘、杨政主动约金将撒离喝会战。宋军击败金军并攻占扶风，又攻击凤翔城西的金军，“萨里干（撤离喝）怒，自战于百通坊，列阵二十余里”，也被吴璘部将姚仲等打败，“杀获尤多”②。吴璘、杨政等布防于渭河两岸，抑制撒离喝南下侵蜀，撒离喝见宋军已有防备，改而想北攻邠州（今彬县），宋军也在北面设防，经多次战斗，青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之战，撒离喝所率北出的金军又被宋军击败，金军又退回凤翔。闰六月中旬，金军又北攻泾州（今泾川北），宋军奋力抗击，金军虽战胜，但伤亡惨重，再次退回凤翔后息兵休战，宋军也撤离河池退保仙人原（今陕西凤县西南），以防金军攻蜀，宋军经过苦战，扼制了金军南侵的锋芒，隔在陕北的宋军也南归蜀地，保存了军力，但陕西已被金军占领。

岳飞北伐与再次和议当绍兴十年五月金军围攻顺昌时，宋高宗首先起用刘光世，驻太平州，节制李显忠、王德两军进援顺昌。六月初，宋高宗接着命韩世忠、张俊、岳飞皆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作全面攻击态势，命张俊进取亳州，韩世忠进取宿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命岳飞以骑兵出陈（今河南淮阳）、许（今许昌）、光（今潢川）、蔡（今汝南）诸州，应援顺昌刘锜。实际上只是为了防备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随即派李若虚前往岳飞军前“计事”，见岳飞于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传达高宗要岳飞退兵的旨意，此时岳飞已作好进军中原的部署，因而不同意退兵，李若虚见岳飞抗金意志坚决，愿意自己承担矫诏之罪，支持岳飞北进。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壬子、己酉。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壬子、己酉。

岳飞军于闰六月中下旬攻占颍昌（今许昌）、陈州、郑州、中牟等地，距金军指挥中心开封只有60多里。七月初，又攻占北宋西京洛阳。金都元帅宗弼亲率精骑1.5万，于七月中旬初奔袭宋军指挥中心郾城，岳飞率少量留守部队奋战，击败金军。金军败退后转而进攻颍昌，也被守城宋军打败①。正当金军准备撤离开封北上，河南地区即将收复之际，宋高宗认为金军南侵的威胁已经消失，即命各路宋军退兵回防，张俊首先退兵，韩世忠接着撤退，只有岳飞仍要求抗金，宋高宗下诏不许深入，还将原守顺昌的刘锜所部宋军调回江南，将顺昌防务也交给岳飞，迫使岳飞如不退兵将面临违抗宋高宗班师的诏令和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不利局面。岳飞只得于七月中旬末奉诏退兵。这是金军侵宋以来唯一的一次宋军主动进攻中原地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局，终于在宋高宗、奸臣秦桧的降金求和中被断送。

绍兴十一年初，金都元帅宗弼又率金军渡淮侵宋，攻占寿春，进至庐州附近，宋军刘锜、杨沂中部奉命进援，并令岳飞东进江州策应，岳飞提出北进中原直接攻击开封，迫使金军退兵的战略，遭到宋高宗、秦桧的拒绝，只令岳飞救援淮西。刘锜率2万宋军赶到庐州，见城池残破，只得退屯东关（今安徽巢湖东南），金军攻占庐州后继续南侵。二月，当金军即将临江之际，王德率宋军渡江北上进驻和州（今和县），宋金两军在和州、含山、巢县，以及昭关（今含山北）、清溪（今含山西南）一带展开激战。金军都元帅宗弼率主力与宋将杨沂中、刘锜等所部决战于柘皋（今巢湖市西北），宋将刘锜率部首先进攻，杨沂中、王德等各率所部继进，金军大败，退守紫金山（柘皋西北）。宋军又败金军于店步，收复庐州。三月，金军于退军途中在濠州（今凤阳西北）设伏，击败宋将杨沂中、王德所部后渡淮北归。

柘皋之战，金军主力10万在宗弼指挥下，仍被南宋次要将领刘锜、杨沂中、王德等所部打得大败，显示了宋金军力强弱转化的态势，改变了此前只有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左右南宋战场形势的局面。宋高宗意识到金军已不可能威胁到南宋的存亡，他又不愿打败金朝，促使金朝放出宋钦宗作为金朝傀儡而威胁自己的帝位，决心向金称臣求和以保留对南方半壁江山的统治。范同向秦桧献计，要达到降金求和的目的，首先要将抗金最坚决的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权收回，于是借赏柘皋之功，召三宣抚使至杭州，随即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到枢密院办公。张俊附和宋高宗、秦桧降金求和国策，随即交出兵权，宋高宗乘势宣布撤消三宣抚司，收回韩世忠、岳飞兵权。秦桧也由右相升为左相。

宋高宗、秦桧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声望最高的韩世忠，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张俊、岳飞带本职前去楚州按阅（韩世忠原部）御前军马”①，随后设枢密行府于镇江。张俊向岳飞暗示宋高宗、秦桧陷害韩世忠的意图，为岳飞所拒绝。因为岳飞没有贯彻宋高宗意图，当七月回到杭州后，又反对罢除名将刘锜的兵权，宋高宗、秦桧接着把矛头转向岳飞，也将岳飞留在杭州，只命张俊前往镇江枢密行府措置军务。八月，岳飞被罢官，随后①《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岳飞此次进军中原，有朱仙镇大破金军的记载，其源出自岳飞孙子岳珂的《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5。邓广铭先生考证后，认为：“所谓朱仙镇之捷，只不过是岳珂所虚构的一次战功而已。”详见《<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文史》第八辑，1980年；《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

被罗织谋反罪状，并于十月与部将张宪同下大理寺狱，与此同时，高宗、秦桧加紧进行降金求和活动，韩世忠在反对无效后辞官。十一月，和议成，南宋称臣，划淮为界，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史称“绍兴和议”。十二月末，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害。

奸相秦桧自绍兴八年独相兼枢密使以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贿赂公行，赃吏恣横，贬斥异己，亲信布满朝廷。绍兴和议后，更是横行不法，遭到军民的普遍反对。其子秦熺升为知枢密院事，秦桧更被吹捧为“圣相”、“元圣”，由少保而太师，封国公，权势熏天，就在秦桧声势煊赫不可一世的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因反对秦桧降金政策，行刺秦桧于上朝途中，被捕后遭杀害，反映了南宋军民反对秦桧降金求和的意向。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下旬病危时，宋高宗才将秦桧进封为郡王而令其致仕，子秦熺也进官致仕，秦桧随即病死。朝廷结束了秦桧长达18年的独相擅权时期，但继任宰相如汤思退等仍是秦桧的党羽。

第三节 隆兴和议

采石之战

当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施全谋刺秦桧未成的前一个月，金皇统九年（1149）十二月，金副相（平章政事）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后夺取帝位（死后降封海陵郡王，本卷行文称完颜亮或海陵王、海陵）。完颜亮在帝位稳固以后，决定破坏“绍兴和议”，企图消灭南宋。金贞元元年（1153）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并积极备战。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以巡狩名义前往南京开封府。

五月中旬，完颜亮遣使赴杭州，直接向宋高宗提出划江为界，且以军事相威胁。南宋被迫作出防御部署，任命吴锜为四川宣抚使守川，侍卫马军司长官成闵率部3万出戍鄂州，任京西、湖北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控扼长江中游。任命名将刘锜为江、淮、浙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自镇江进驻扬州，负责长江下游全面防务。

七月，金迁都南京开封，随即进行侵宋部署，西路军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统兵5万出凤翔，拟取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以扼制宋军出川攻金；中路由刘萼、仆散乌者统兵2万，出蔡州（今河南汝南）进攻长江中游地区；东路为金军主力，由完颜亮自统，拟渡淮取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攻淮西；另派徒单贞统兵2万拟取淮阴以攻淮东；以苏保衡、完颜郑家奴于胶西县（今山东胶州）东南海湾（今青岛西侧胶州湾）率水军由海道南下，直取南宋首都临安。

九月初，金军西线首先出兵攻占大散关后修垒自守。同月下旬，中路金军进攻信阳（今属河南），完颜亮也自开封南下，侵宋战争全面展开。宋高宗于十月初下诏亲征，两淮宋军统帅刘锜扶病自扬州进驻淮阴抗金前线。金军自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大举渡淮，淮西主将王权违背刘锜节制，自庐州南逃昭关（今含山西北），再逃至和州，金军攻占庐州、滁州。刘锜不得已而从淮阴退回扬州。在金军即将到达长江北岸之际，宋高宗准备再次东逃入海，百官也纷纷送家属出城，准备逃亡。在宰相陈康伯等人的反对下，宋高宗决定亲征，遂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任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统一指挥江淮战事，他们还未从临安出发，王权已弃和州逃到江南的东采石（时属当涂县，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金军随即占领和州，完颜亮进抵江北岸的西采石附近的江北渡口杨林渡。另路金军此前已攻占真州（今江苏仪征），并进攻扬州，刘锜等退守瓜洲（今扬州南），扬州为金军占领。时刘锜已病重，奉命渡江退守镇江。

金东路主力虽然取得重大进展，进抵长江北岸，其他各路却进展不大，水军甚至未及出发，即于十月下旬被宋将李宝所率水军自明州千里奔袭，完全消灭于胶西县东南海湾中的陈家岛金水军基地。

当十月初二金军渡淮大举南侵之后数日，金朝后院起火，反对完颜亮穷兵黩武南侵的将领拥立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完颜雍（乌禄）即帝位于东京，是为金世宗，改元大定。一月之内迅速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十一月初二，金帝完颜亮得知消息后，决定立即渡江进攻南宋，于初七日临江誓师，决定次日于西采石渡江南侵。

宋督视军马叶义问初五日才到达建康，当夜免除王权兵权，改任李显忠为都统制，次日即派参谋军事虞允文前往芜湖督促李显忠立即上任，并负责到东采石慰问渡江逃到长江南岸的原王权所部官兵。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形势已十分严重，遥见长江北岸金军大量水军船只已出杨林渡口，虞允文临时部署宋军进行防御，并命当涂县民兵乘海鳅船冲击金水军船队，击败了金军。次日宋将盛新率军乘船防守于长江江心，控制金水军基地杨林河口，不让一艘金军船只出河入江，宋军又以火攻烧毁金水军的大量船只，完颜亮被迫烧毁其余船只，转往扬州。都统制李显忠到达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随即派李捧率军万余人及船只随虞允文前往镇江防守。完颜亮在扬州下令三日内渡江南侵，金军在采石战败后士气已经很低落，接着金在胶西县东南海湾的水军被宋水军全部消灭的消息传来，由于镇江宋军守备严密，金军将领认为渡江南侵必将战败，加上金世宗已控制了金大部地区，促使金都统制耶律元宜（完颜元宜）等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杀死金帝完颜亮于扬州。三十日，完颜元宜以金军都督行牒镇江宋枢密行府，以奉金世宗诏令名义而杀死完颜亮，即将退兵以修旧好。金军随即退兵，十二月中旬初已渡淮北归。

采石之战摧毁了金帝完颜亮渡江南侵的企图，也打击了金军的士气，促使金军将领杀死完颜亮后退兵。

孝宗即位貌似强盛的北宋皇朝在金军进攻下很快就灭亡，南宋建立后风雨飘摇几乎无立足之地，高宗的独子又3岁夭折，而且高宗再未生育子女，使上自孟太后下至低级官员，产生了一个共识，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宋太宗杀太祖夺位所致，只有还帝位于宋太祖后裔，宋朝才能保存。

建炎四年（1130）四月，金军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北退，宋高宗从温州（今属浙江）回到越州（今绍兴）并作为行都。八月，孟太后也到达越州。约在绍兴元年（1131）正月，孟太后以做梦的形式秘密建议高宗选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作为继承人，才能巩固宋朝的统治，“高宗大悟”。此后宰相范宗尹的建议又和孟太后相同，于是高宗决定选太祖后裔一人为安定郡王，实际上作为帝位继承人选，受到执政大臣李回、张守等人的赞许。六月，九品小官上虞县丞娄寅亮公然上书，要高宗“于‘伯’字行内选太祖”后裔作继承人①。宋高宗终于在绍兴二年选中宋太祖的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赵伯琮作继承人选，但始终只作为宗室，直至金军南侵在即的绍兴三十年（1160）才被立为皇子。

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元年，1161）十一月，金将杀死完颜亮后北归，但宋金战争并没有因此停止。当金世宗于十二月中旬到达中都后，下旬即派左监军高忠建为即位报谕使前往南宋。三十二年（1162）正月，当金使即将来临之际，南宋君臣在对金作战还是议和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宋高宗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①，仍坚持对金臣属求和的方针。但是在群臣的建议下，企图重划疆界，收回河南地区改①《宋史》卷33《孝宗纪》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1，绍兴元年元月辛酉；卷45，绍兴元年六月辛巳。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6，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变臣属关系，于是在四月派出贺金世宗即位使洪迈所带的“国书”中提出：“愿划旧疆，宠还敝国，结兄弟无穷之好，垂子孙可久之谋。”②但是，宋高宗深知金朝决不会同意，宋金战争必将大起，再次面临和战不定的政局，决心将责任推给嗣子赵玮（伯琮）。五月末，立赵玮为太子，并改名眘，六月十一日即宣布退位为太上皇，太子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

隆兴和议孝宗即位后，面对的是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而且形势严峻。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已以兵部尚书出任川陕宣谕使，张浚任两淮宣抚使，副相（参知政事）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起用因主张抗金而被贬的官员，以鼓舞抗金斗志。但是，宋孝宗在抗金举措上仍受制于太上皇宋高宗，朝中大臣也大多仍执行太上皇降金求和的意志，因而主张由川陕进取中原的虞允文被罢职。

金世宗于大定二年（1162）九月镇压契丹族移剌窝斡起义后，决定与南宋仍按照“绍兴和议”，要求南宋臣属，索回采石之战前后被宋军攻占的淮北州府，并要南宋依旧每年纳贡银绢，为此于十一月初命右丞相仆散忠义（乌者）兼都元帅统兵攻宋。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三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致书南宋枢密使张浚，要求“凡事一依（金）皇统以来旧约（按指“绍兴和议”）”①，并索取“侵地”和贡赋。南宋关于地位平等和重议划分疆界的要求，遭到金世宗的完全拒绝，宋金之战势所难免。

宋孝宗决定对金作战以改变宋金臣属关系，同年四月，命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督军北伐。五月初，张浚命宋将李显忠、邵宏渊分别自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盱眙（今属江苏）渡淮北攻，李显忠首先攻克灵璧，金河南路都统奚人挞不也（《宋史》作右翼军都统萧琦）战败出逃后降于李显忠。邵宏渊兵围虹县（今泗县），李显忠挥师东进，虹县金守将泗州知州蒲察徒穆等向李显忠投降，都督张浚随即渡江前往濠州督战。中旬，李显忠率军进攻宿州，守城金军不遵守坚壁清野守城待援的军令，出城抗击宋军，被宋军打得大败而逃。李显忠军首先攻下宿州北门，邵宏渊军继进，经过激烈巷战，又杀敌数千，攻占宿州。金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撤等率残军北逃。

宋军攻占淮北重镇宿州，一度使南宋君臣大为振奋，随即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孝宗也下诏亲征。

宋军迅速攻占灵璧、虹县、宿州，也震动了金世宗，随即派中使督战，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撒曷辇）立即率精兵进攻宿州，李显忠率所部主动出击，连日激战，金河南道副统、勇将孛术鲁定方战死，双方伤亡都在万人以上，胜负相当，但邵宏渊不仅按兵不援，而且还制造谣言动摇军心，邵宏渊之子及邵部中军统制等首先乘夜南逃，其他将领也相继南逃，李显忠移军入城后，仍制止不住将领的逃亡。金军加紧攻城，李显忠亲自上城守卫砍杀攻城金兵，邵宏渊仍坐视不援，宋军遂于夜晚撤军南还，诸军溃逃，军资尽失，金军也以伤亡重大而未穷追，宋军遂移军守淮，史称“符离之战”。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四月戊子。

①《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

符离之战，不仅挫折了南宋抗金派的意志，议和活动又开始进行，而且秦桧党羽汤思退重新上台任右相后竭力主和，当南宋遣使议和时，“上皇甚喜，谕上（孝宗）以欲自备一番礼物”，以表示太上皇宋高宗全力支持议和，汤思退随后升为左相。主战的张浚虽升为右相兼都督，竭力反对和议，也得到宋孝宗的支持，但汤思退公然以太上皇宋高宗压制宋孝宗，“请上（孝宗）以社稷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以致宋孝宗很生气地批示：“敌无礼如此，卿犹欲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不若。”但宋孝宗仍下诏称：“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①，而进行议和活动，却仍想以较好的条件才议和。金军渡淮南下以压宋议和，宋孝宗也积极部署抗金防务。十一月，汤思退被罢相（随后死于贬途中）。在与金议和的草约中，表明不再向金称臣，“请正皇帝号，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减十万”①。闰十一月，宋使与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就上述条件初步达成协议。十二月，宋使以正式国书出使金朝。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1165）正月，宋使到达金都面呈金世宗。因和议基本上已于隆兴二年（1164）冬达成，所以史称“隆兴和议”。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宋史》卷371《汤思退传》。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第十章 南宋中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 孝宗中兴

隆兴和议后的军政、经济隆兴和议虽然是宋金达成的和议中最接近于平等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协议，何况宋孝宗的目的是收复中原恢复北宋旧疆。所以，隆兴和议在太上皇宋高宗迫使下虽然达成，但孝宗心中一直愤愤难平，以致多次要宋使向金世宗提出在接受金朝国书时采取平等礼仪，但遭到金朝的拒绝，宋孝宗决心以战争来达到收复中原的目的，以雪国耻。

宋孝宗原先依靠为“长城”的抗金派大臣张浚，已于隆兴二年八月病逝。此后，孝宗转而依靠采石之战的指挥者虞允文，虞允文很快受到重用，由知府历签书枢密院事而参知政事而右相。

乾道七年（1171）三月，宋孝宗将三衙之一的侍卫亲军马军司，迁往陪都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便于将来进军中原时进驻建康以指挥作战。次年二月行宰相新官称时，虞允文又由右仆射、同平章事升为左丞相。宋孝宗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虞允文也决心协助宋孝宗出兵中原，收复旧疆。同年九月，虞允文以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辞别时，孝宗“谕以进取之方，期以某日会河南”。并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①决定与虞允文东西两路出兵攻金。

孝宗决定以受书礼仪不平等作为攻金的理由，次年十月，当金使回国时“别函申议受书之礼”，同时要虞允文积极准备出兵。当同年末金贺年使到来后，孝宗即“以议受书礼不合”，拒绝接受金国书。太上皇宋高宗立即进行干预，孝宗只得“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②，仍以旧仪接受金国书，加上虞允文到四川后，虽经过一年的准备仍因准备不足而未能定出近期出兵之期，又过了不到半年，虞允文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病死于任上，使孝宗两路出兵北伐中原的设想落空。但孝宗仍然注意武备，经常亲自检阅军队，还调阅两浙、福建民兵，一直不忘恢复中原。但得不到如张浚、虞允文那样的大臣支持，大臣们已满足于宋金和平相处的现状，加上太上皇宋高宗随时可能出现的干预。而金世宗也满足于现状，不再考虑侵宋，相反的而是防备南宋北进攻金，所以“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③。所以，尽管宋孝宗不忘攻金雪耻，但直至逝世也终于未能如愿。

宋孝宗在位时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宋孝宗不仅慎选官吏，注意吏治，还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①《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②《宋史》卷34《孝宗纪》二。

③《宋史》卷35《孝宗纪三·赞》。

于民也。”①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职自唐景福二年至后梁乾化三年前后，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兴修水利，预防水旱灾害，发展农业生产，是宋孝宗时期最为重视的事情，也是南宋最为发达的时期，宋孝宗不仅奖励兴修水利，还不断派官员复查兴修后的水利工程，对于质量不好或虚报的还要降官处罚。如淳熙二年十月，孝宗在给江东路有关官员处分时说：“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②但是，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主要是反对朝廷茶叶专卖政策的茶贩，常是数百人成群进行武装贩运私茶，称为“茶寇”，规模较大的是淳熙二年四月，荆南（今湖北江陵）赖文政，率众400人起义，转战入荆湖南路，屡败官军，南下广南时，被广东路提刑林光朝所率摧锋军700多人所阻击，退而东向江西。六月，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督捕“茶寇”，闰九月初，赖文政战败后被辛弃疾所诱杀。

理学的发展政治的相对清明，学术思想比较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带来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兴盛与发展。正如南宋末年的黄震所说：“乾、淳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①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朱熹，就是在此时逐渐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集理学大成的学派。朱熹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都属于福建路，称为闽学派。理学心学学派的创建者陆九渊，江西路金溪人，因而也称江西学派，也是在此期内形成。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两大学者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城（今铅山东南）东北的鹅湖寺，进行的著名哲学辩论会。

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陈亮出生和主要活动在永康（今属浙江），也称永康学派。他倡导功利主义，反对空谈义理。在淳熙九年以后的数年间，与朱熹通过书信展开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叶适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是永嘉学派的代表，其观点和陈亮相近。他们倡导的事功之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相抗衡，鼎足而三。此外，还有张栻为代表的理学湖湘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吕氏婺学派、唐仲友为代表的唐氏婺学派，等等，反映了孝宗时期的学术繁荣。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7，淳熙六年七月丙寅。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①《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卷68《读水心文集》。

文学与教育文学方面，如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主要活动期都在孝宗朝。大诗人陆游创作最多的时期，是乾道六年至淳熙五年期间，后来汇编入《剑南诗稿》，诗人正是在此时获得“诗家三昧”的。而诗人杨万里自称也是“戊戌（淳熙五年）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作诗，忽若有悟”①，从而走上诗歌创新之路，创作出大量清新而雅俗共赏的诗篇。范成大乾道六年出使金朝，不辱使命，还写下了72首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诗篇，后任至副相（参知政事），其所写反映人民生活的田园诗，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典范。尤袤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辛弃疾在孝宗朝历任封疆大吏，所作大量词作，慷慨豪放，是苏轼之后的第一人，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反映时代精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术繁荣也带来了教育的发达，除了国家办的府学、州学、县学，南宋书院大量兴起，也在孝宗时。官员修建的，如乾道元年潭州知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淳熙六年南康（今江西星子）知军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淳熙十二年衡州知州潘时重建石鼓书院等。私人创办的书院更多，著名的有朱熹于淳熙十年在武夷山下创办的武夷精舍，陆九渊于淳熙十三年被免职后回家乡贵溪象山创办的象山书院，婺州城东的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等等。

①杨万里：《诚斋集》卷80《诚斋荆溪集序》。

第二节 开禧北伐与嘉定议和

绍熙政变及禁“伪学”

终生奉行投降求和的太上皇宋高宗在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死去，宋孝宗终于摆脱太上皇的制约，但已是年至花甲的老人，已经损失了进取中原的信心，次年十一月即向丞相表示将传位给太子，退位休养。淳熙十六年二月传位给太子赵惇，是为光宗。光宗初期还注意吏治，但不久即有病，逐渐受制于皇后李凤娘。李后悍妒，不仅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并于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乘光宗郊祀而宿于斋宫之际，杀死光宗宠妃黄贵妃，光宗突闻黄贵妃暴病身亡，受惊病发，朝政遂为李后所制，“自是政治日昏”，“而乾、淳之业衰焉”，南宋终于逐渐衰落。

绍熙五年（1194）六月，宋孝宗在南宋日益走向衰落，子、媳不孝的情况下病逝。李后以光宗有病为由，拒绝主持孝宗丧礼，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高宗吴后以太皇太后主持。丞相留正主张皇子嘉王赵扩监国，丧礼后光宗再复政或禅位，先请立嘉王为太子，光宗批示“历时岁久，念欲退闲”①，只是表示对他们的请求不满，并将难题推给丞相留正。赵汝愚主张利用光宗御批，以太皇太后诏令嘉王即位，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光宗未下建太子诏而立即以嘉王即位不妥，为逃避责任，留正装病出城。赵汝愚遂即请知閤门事、外戚韩侂胄设法面见太皇太后陈述意见，定策即于嘉王临丧时即位，并秘密制作黄袍作嘉王登位之用，赵汝愚又命殿前都指挥使郭杲部署禁军于宫外。七月初，太皇太后即于孝宗灵前下诏，迫使光宗退位为太上皇，李后为太上皇后，由其子嘉王赵扩于重华宫东庑即帝位，是为宁宗。这是由赵汝愚通过韩侂胄等人制造的一次宫廷政变，事过数月，光宗还不知道已被迫退位，宁宗是在孝宗生前退居的重华宫即帝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这里处理政务，称之为“行宫便殿”，这是因为其母李太后以光宗有病，不想让光宗知道已被迫退位而变成太上皇为借口，拒绝宁宗作为皇帝进入皇宫正殿处理政事。以致宁宗曾下诏将原东宫改建为福宁殿，以便作为宁宗居住及处理政务的场所。

这次政变的主要参加者韩侂胄，原期望以“定策”功而获得重大的晋升，但被赵汝愚以：“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①为名而只微升为枢密都承旨，而作为“宗室”的赵汝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由知枢密院事而兼参知政事，升枢密使再升右丞相，且是独相，掌握政权。而韩侂胄则先受新任右正言黄度弹劾，继又受右丞相赵汝愚所荐引的朱熹奏劾，后又受吏部侍郎彭龟年的弹劾，三人虽均被逐出朝廷，但也迫使宁宗免除韩侂胄的具体职务。韩侂胄遂与赵汝愚势不两立，决心排挤赵汝愚。

韩侂胄的祖父是神宗驸马，父亲为立宁宗为帝的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夫（韩侂胄生母可能为侧室或继室），自己又是太皇太后的侄女婿，还是宁宗韩皇后的族叔祖，是世代的皇亲国戚，而且在宁宗即帝位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①《宋史》卷36《光宗纪》。

①《宋史》卷474《韩侂胄传》。

所以宁宗曾说：“（韩）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①因此，韩侂胄在此后的十年中虽由观察使升承宣使，再升节度使，这些都是允许皇亲国戚升迁的官阶，但始终只是提举佑神观的闲职，后虽历少傅、少师、太傅而太师，但都没担任具体职务。然而却通过向宋宁宗荐用亲信、拉拢等而掌握实权。丞相赵汝愚则为宋太宗长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又侈谈自己曾“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以此说明他扶持宁宗登位是先有梦兆。李沭、胡纮等奏劾赵汝愚以宗室而任丞相，又“唱引伪徒，谋为不规，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②，阴谋夺取帝位，引起身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猜疑，庆元元年（1195）二月罢相，后又贬往永州（今属湖南），死于贬所。

赵汝愚及朱熹等人被贬逐，引起朝野的不满，朝臣、太学生等纷纷上书论救并请斥逐有关官员。上书人中大多为理学人士，同年六、七月间，刘德秀、何瞻等遂请考核道学真伪。后称朱熹的道学（理学）为“伪学”，禁止传播。庆元三年十二月，又定以赵汝愚、朱熹为首的朝野文武59人为“伪学”党籍，其重要成员遭贬斥，一般官员“与闲慢差迁”③。至嘉泰二年（1201）初，韩侂胄感到权势已巩固，才解除伪学之禁，列入党籍的人士也逐渐恢复官职。

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金章宗即位后不久，蒙古在西北兴起，金从明昌六年（宋庆元元年）起不断出兵进攻蒙古部族，蒙古日益强盛，金朝兵祸连结。金泰和三年（宋嘉泰三年）秋、冬，金朝境内发生小规模起义，金章宗于九月末下诏猛安、谋克要及时应官府公文出兵镇压。恐南宋趁金内乱迭起而攻金，在沿边屯兵聚粮，并关闭襄阳榷场，禁止金宋边贸。南宋朝廷则以为是金朝准备南侵，驻守襄阳的江陵（今属湖北）副都统郑挺害怕抵挡不住金兵，首先要求内调，宋朝廷改任李奕为江陵副都统兼知襄阳府，任前参知政事张岩为淮东安抚使，前知枢密院事程松为淮西安抚使，全面部署防务，任命丘崈为知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以防金军由海道南侵。但不久南宋朝廷即知道金于沿边聚粮屯兵是防南宋乘金内乱、边患迭起而攻金，于是南宋臣僚也想乘此攻金。宋嘉泰四年正月，终生主张抗金的辛弃疾被召，进见宁宗，也主张出兵攻金以恢复中原。南宋朝廷随后为韩世忠在镇江建庙祭祀，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其后又追夺秦桧的王爵，改谥号忠献为谬丑，为攻金制造气氛。

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出任高于丞相的平章军国事，积极部署攻金。这年冬金使进见宁宗时态度倨慢，引起宁宗及朝臣的不满，次年（金泰和六年）三、四月间，全面部署攻金。四月二十六日，东路宋军不宣而战，宋将毕再遇渡淮一举攻克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宋军又攻克虹县（今安徽泗县）；中路宋军也进占新息（今河南息县）、内乡（今西峡）等地，消息报到临安，韩侂胄认为时机已到，宋宁宗遂于五月初七日下诏“伐金”，史称“开禧北伐”。

面对南宋的进攻形势，确实让金朝君臣紧张了一阵，由于金在河南地区①《宋史》卷393《彭龟年传》。

②《宋史》卷392《赵汝愚传》。

③《两朝纲目备要》卷5。

的兵力不强，随即结集兵力驻防要地，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提出：“不敢无备，乃聚郑、汝、阳翟（今禹州）之兵于昌武（今许昌），以南京（今开封）副留守兼兵马副都总管纥石烈毅统之；聚亳（今属安徽）、陈（今河南淮阳）、襄邑（今睢县）之兵于归德（今商丘南），以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统之，而自以所部兵驻汴（今开封）”，以抵挡南宋军队的进攻。金朝廷（尚书省）还提出，以“山东东、西路军七千付统军纥石烈执中驻大名（今属河北），河北东、西路军万七千屯河南（今河南洛阳）”，而且必须“皆给以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章宗准许尚书省的意见后，又对河南、陕西军事将领进行调整补充，还命副相（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设尚书行省于汴州，统一指挥宋金战争的主战场河南战事，并“尽征诸道籍兵”以抗击宋军。

金章宗于南宋下诏“代金”之后的第五天，五月十一日下诏“征南”攻宋，但金章宗认为南宋军事强盛，河南地区的金军不一定能抵挡住北进的宋军，必须再作更进一步的防御措施，以预防南宋军队可能在占领河南地区后继续北上进攻金都。随即“以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天山（今四王子旗西）之兵万五千，屯真定（今河北正定）、河间（今属河北）、清（今清县）、献（今献县）等以为应”①。这是一条西起今石家庄北，东至今天津南的几百里长的东西防线，也可以进而支援河南金军。

但是，南宋军队远不是金朝君臣想象的那样强大，多数宋军缺乏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战争初期，宋军虽然主动进攻，一遇金军坚守，甚至只有几百名金援军到达，多数宋军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而溃。五、六月间，北进的宋军纷纷自宿州（今属安徽）、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唐河）前线，败退回南宋境内。由于金河南军力单薄，志在守地，因此金军虽胜大多也不追击，宋军西线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中降附于金，求封蜀王，企图割据四川，这使金军西线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主力攻击南宋两淮和襄樊地区。同年十月初，金军主力8万分别自清口（今江苏淮阴西北）、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寿州（今凤台）渡淮南下；另以中路金军2.5万出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西路全军4万分驻川陕六地的千里防线。金军围楚州（今江苏淮阴）、襄阳、和州，攻庐州、六合，宋将毕再遇、田琳、周虎等在保卫六合、庐州、和州的战役中，均击败攻城的金军，四川宋将李好义也抗击了进攻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的金军，尤其是毕再遇的军事才能迅速得到展现，战无不胜。金军虽攻占了淮南、汉水流域及川陕边境的一些州县，许多地方的宋军仍然奋力抗击、坚守城池。

但是，金军抵达长江北岸附近的形势，促使宋朝向金求和，自十一月中旬两淮宣抚使丘崈遣使向金左副元帅仆散揆求和以后，东路金军于十二月中旬开始退兵，至下旬初除尚占据淮河南岸的濠州外，全部退回淮北。下旬末，宋军西线主帅吴曦接受金封的蜀王称号，割关外的凤（今陕西凤县东北）、阶（今甘肃武都东）、成（今成县）、西和（今西和南）四州给金。开禧三年（1207）正月下旬，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国王，割据川蜀。二月末，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李贵率70多人冲入“王宫”内杀死吴曦，宋军随即收复被割让的四州。此后的宋金战争主要在西线进行，宋金议和也在不断进行①《金史》卷12《章宗纪》四。

中。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在与杨皇后密谋下，伪称宁宗密旨伙同参知政事李壁，命殿前司长官夏震秘密杀死韩侂胄，庸君宋宁宗在韩侂胄被杀死后三天，认为韩侂胄还活着。李壁后又以原韩侂胄党羽而被罢官。

奸臣史弥远比之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也杀死金朝要杀的人，而且又传首级给金朝以乞和，还为奸臣秦桧恢复名誉。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三月，宋金达成和议，史称“嘉定和议”。改金宋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岁币由每年银、绢各20万两、匹增为各30万两、匹，比之“绍兴和议”还各多5万两、匹，是宋金和议中“岁币”最多的一次。还有一次性的犒军费（战争赔款）300万贯钱，这是以前和议所没有的。给南宋人民带来最沉重的经济负担。

“开禧北伐”受到辛弃疾、陆游的赞同，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恢复中原，由于奸臣史弥远的乞和窃权，终于断送了北伐事业。辛弃疾在和议达成前赍志以殁，陆游则是在和议之后的次年，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恨辞世。

第三节 南宋后期的政局

庸君宋宁宗从此重用史弥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礼部侍郎，历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而右丞相兼枢密使，号称“更化”。从嘉定元年十二月开始了独相宁宗、理宗两朝，长达25年的奸相史弥远擅权时期，宋朝从此一蹶不振。

嘉定夺储政变史弥远自嘉定元年签订屈辱的宋金“嘉定和议”后，受到杨皇后信任，很快升为丞相掌握政权，庸君宋宁宗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史弥远也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权位。宁宗无子，曾立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后裔赵询为太子，但赵询于嘉定十三年病死。次年六月再立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赵竑为皇子，作为继承人。史弥远为了掌握皇位继承人赵竑的动静，送美女给赵竑，赵竑身边几乎都是史弥远安置的人员，皇位继承人赵竑对史弥远擅权的不满言论，因而都被史弥远掌握。史弥远不断在宋宁宗前进谗言，企图动摇赵竑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未能成功后，随即暗中为夺储政变作准备。

宋光宗二兄魏王赵恺之子沂王赵竑死后无嗣，先立赵均为嗣子，后赐名贵和，赵贵和被立为皇子，赐名竑，作为宁宗嗣子、皇位继承人后，又以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赵贵诚为沂王赵抦的嗣子。奸相史弥远与九品小官国子学录郑清之密谋，以赵贵诚代替皇子赵竑作为皇位继承人，任命郑清之兼任王府教授以培植赵贵诚，并以夺嗣即位事成之后提升为丞相为饵，郑清之遂成为史弥远爪牙与心腹。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病死，奸相史弥远乘夜密召赵贵诚进宫，迫使杨皇后废原皇子赵竑为济王，后被迫迁往湖州（今属浙江）居住。伪造宁宗遗诏，改立赵贵诚为皇子，改名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拥立赵竑为帝，史称“霅川之变”（霅川，即苕溪，今苕溪下游，为湖州别称）。赵竑后虽讨平潘壬，仍被史弥远迫害而死。

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史弥远自开禧三年（1208）杀死主张抗金的权臣韩侂胄，降金乞和，订立屈辱的“嘉定和议”，虽受庸君宋宁宗的重用，很快升任丞相，但是不得人心，包括文臣武将不少人反对史弥远。名将毕再遇随即请求解甲归田以示抗议，史弥远为收买人心，不但没有同意他解除军职，后又升毕再遇为俸禄丰厚与丞相相同的承宣使，最后还升为俸禄最高与三公相同，被称为武臣之最的节度使才致仕。就在毕再遇致仕的嘉定十年（1217），考中武举第二名的毕岳，也反对奸相史弥远降金乞和政策，早在嘉定六年就印卖《北征谠议》、《治安药石》，遭到毁板禁卖。嘉定十四年任为殿前司同正将的毕岳，以“谋去丞相史弥远”而被杀①。

①《宋史》卷455《毕岳传》；《备要》卷16；《宋会要辑稿》选举8之25、刑法2之138。史弥远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不少武将的反对，也受到许多正义文臣的抵制，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对史弥远唯金命是听的投降乞和政策深为不满，真德秀说：“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企图以此改善自己的丑陋形象，真德秀愤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魏了翁在“收召诸贤”之列，“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史弥远当宁宗病死，进行夺嗣政变，废皇子赵竑改立理宗并杀害赵竑，在理宗已经即位的情况下，许多人通过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魏了翁对于“宁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时势忽异”，更是“积忧成疾，三疏求闲”①。真德秀、魏了翁在奏章中对前皇子赵竑被害表示不满，因而于宝庆元年（1225）被以“谤讪”、“诬诋”而被落职闲居。

史弥远的谋士刘爚为其出谋划策，除了“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外，就是提倡理学，他“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朱）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朱）熹《四书集注》刊行之”，竭力把奸臣史弥远装饰成正人君子。史弥远因“推崇”理学有“功”，因而在元代理学信徒们修撰的《宋史》中，逃脱了被列入《奸臣传》的命运。而且称道奸臣史弥远的谋士“刘爚表章朱熹《四书》以备劝讲，卫道之功莫大焉”②。

南宋后期的理学名家们虽然对史弥远的为人不满，但还是赞成提倡理学，嘉定十三年（1220），在魏了翁等人的请求下，追谥北宋周敦颐为“元”，史称周元公；程颢为“纯”，史称程纯公；程颐为“正”，史称程正公；张载为“明”，史称张明公①。为理学走上思想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次追谥非同寻常，赐谥号按规定主要是高级官员的专享礼遇，此四人都不符合赐谥的条件，这次赐谥是特殊的礼遇，大大提高了理学的地位。

宋理宗是由史弥远通过夺嗣政变扶立的，他深知不得人心，推崇理学也成了他改善形象，取悦士大夫的举措之一。宝庆三年下诏称朱熹的《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并追封朱熹信国公，不久进封徽国公。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死，理宗“亲政”，史弥远党羽郑清之在史弥远病危时，升任右丞相，知道史弥远擅权时期不得人心，十一月即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更化”，对史弥远的帮凶，史称“甘为史弥远鹰犬，遗臭万年”的“三凶”李知孝、梁成大、莫泽②，以及“谄附”、“纳赂”史弥远的袁韶、陈晐、郑损等，纷纷贬逐。随后又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10①《宋史》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②《宋史》卷401《刘爚传》及《传论》。

①《宋史》卷427《道学传》作“赐谥曰元公”、纯公、明公、正公等，今诸书论及此数人，也常说赐谥为“纯公”等。按谥法无“公”字，公为尊称。史称此次赐谥是南宋理学家魏了翁奏请的，据《宋史·魏了翁传》称：“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赐爵定谥，..如其请。”《鹤山先生大全集》卷44《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予奉使东川日，建为州（周）程三子易名，先帝（宁宗）下其奏奉常，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纯、曰正。”

②《宋史》卷422《李知孝传》及《传论》。

多位名士，并恢复前皇子赵竑的官爵，竭力改变郑清之是史弥远亲信爪牙的形象。

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蒙古、宋联军攻占金朝行都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哀宗完颜守绪自杀，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开始了蒙古（元）、宋对峙时期，同年八月，宋军企图乘蒙军北退之际攻占河南，九月，宋军战败退回，从此宋蒙古（元）战事不断，直至宋亡。

端平二年正月，又下诏讨论北宋理学家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从祀孔子的问题。三月，又任命真德秀为副相（参知政事），但真德秀已病，四月，辞副相，五月病卒，未及有所作为。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也受到重用，但是，原史弥远的爪牙、左丞相郑清之不愿让魏了翁在朝，因而魏了翁于十一月被任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十二月，又兼任督视江淮军马，肩负长江中下流的全部抗蒙古军事重任，任非其长，力辞不允，开督府于江州，奏陈边防十事，又受到左丞相郑清之等阻难，不到一月，郑清之等又以不宜设立督视府为由把魏了翁召回朝廷，魏了翁知道难以成事，遂以病辞职。

淳祐元年（1241）正月，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集理学大成的朱熹终于被从祀孔庙，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孔子的行列。理宗还下了一道完全是理学家口吻的诏书，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①又亲自祭祀孔子，并撰写《道统十三赞》以赐给国子监向诸生宣示等一系列活动，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下距南宋灭亡只有30多年。庸君理宗因而被修撰《宋史》的元代理学信徒称赞：“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①至于邵雍从祀孔庙并封为新安伯，已是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的事，下距宋恭帝降元已不到10年。

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先后出任执政大臣，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决不是真的要重用他们；包括推崇理学、确立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都是宋理宗、史弥远、郑清之等为了改善他们的丑陋形象而采取措施中的一部分。

嘉定抗金及宋金局势的变化金章宗在“嘉定和议”的当年十一月去世，完颜永济即位，是为金卫绍王，金朝从此迅速走向衰亡。蒙古成吉思汗已在三年前崛起于漠北，与金战，金军屡战屡败，蒙古军兵临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金至宁元年（1213）八月，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杀卫绍王，完颜珣即位，是为金宣宗。在蒙古军多次兵临金都城下，河北大部地区被蒙古军攻占的情况下，金宣宗①《宋史》卷42《理宗纪》二。

①《宋史》卷45《理宗纪·赞》。

于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宋嘉定七年，1214）三月，向蒙古求降乞和后，五月南迁，七月中旬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同月下旬，对“嘉定和议”中关于金朝各项要求“皆承之唯谨”不满、认为“金有必亡之势”②的真德秀奏请后，南宋终于停止了每年给金朝30万两、匹的银绢的“岁币”。宋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宣宗在被蒙古军打得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以南宋不送“岁币”为由，决定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以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率金军南侵襄阳，为宋京湖制置使赵方击败。在赵方的奏请下，五月下旬宋宁宗下诏“伐金”。五月间，宋军渡淮河一度攻占涟水县（今属江苏）。七月，宋军又进围泗州（今盱眙西北）、灵璧（今属安徽）等地。十月，陕西金军完颜赟攻占天水军（今甘肃天水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后又退回，此次宋金之战，规模都不大，胜负相当。金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在蒙古军不断攻击下，遣使赴宋议和，被宋军拒绝入境。次年金朝发动了一次规模稍大、全面进攻的侵宋战争，此后的三年内，东自涟水军，西至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几十处战场，互有胜败。嘉定十二月闰三月，金军进至全椒、来安、天长（今皆属安徽）及六合（今属江苏）县境，游骑数百曾到长江北岸的东采石、杨林渡（皆在今安徽和县东），也使南宋惊恐了一下，但上述各地宋军坚守城池，金军无力攻占，只得退走。至宋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四月，金军退回淮北后，在蒙古军攻击下，已无力南侵，在史弥远当政下的宋朝，也从没有真正攻金的意图，宋金战争“不宣而停”，时停时战，规模都不大。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十二月，金宣宗去世，太子完颜守绪即位，是为金哀宗。金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六月，金哀宗宣布“更不南伐”，宋金终于停战，金朝统治已接近尾声。

②《宋史》卷39《宁宗纪》三，卷437《真德秀传》。

第十一章 南宋的灭亡

第一节 蒙古侵宋

宋与蒙古联合攻金

金朝连年侵宋，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势更加衰弱。与此同时，金的背后已兴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1211年以后，金连续受到蒙古军的打击，已无力招架。这样，蒙古在1226年灭掉西夏后，于宋绍定五年（1232）12月，遣王檝使宋，提议与宋联合攻金，宋遣邹伸之报聘，议定灭金后以河南土地归宋。

宋与蒙古结盟以后，宋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1233）南宋孟珙出兵攻占邓州（今属河南）、唐州（今唐河）等地，击败金将武仙于淅水（汉水支流，今淅川）。金哀宗逃到蔡州后，八月，蒙古都元帅塔察儿使王檝至襄阳，约宋攻蔡，十月，宋将孟珙帅兵万人，携粮50万石，与蒙古将塔察儿合兵围蔡州，蒙古军筑长垒围城。时金尽籍民丁守城，括壮健妇女穿男子衣冠，运大石防御。金哀宗试图突围不果，重又守城。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宋端平元年）正月，蒙古与宋联军急攻蔡州，蔡州城守危急，金哀宗以自己体肥不便骑马奔逃，于正月初十日（1234年2月9日）传位给族人、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是为金末帝。即位仪式刚结束，宋军已攻入南城，金哀宗自缢焚死，蒙古与宋联军攻占蔡州，末帝为乱兵所杀，金亡。

南宋收复三京的失败蒙古和南宋合力灭金后，窝阔台汗违背将河南归宋的诺言，只以陈、蔡东南一隅归宋，同时任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南宋朝廷不得已而接受这一改变后退兵，蒙古军主力也北归。南宋一些官员提出乘河南空虚，出兵守黄河、据潼关（今属陕西）、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南），乘时收复中原。这种不考虑双方实力，破坏已达成的分界新协议，企图乘虚进占三京，迫使蒙古承认既成事实的提议，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但是宋理宗都听不进去，一意收复三京，以建立不世功勋。

宋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六月，金亡刚刚半年，南宋也未经再与蒙古协商，即单方实行收复三京，诏知庐州全子才率淮西兵赴开封，开封蒙古将杀长官崔立降宋。权兵部尚书、荆湖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淮西兵5万经泗州到开封会师，计划先攻洛阳、潼关。七月，宋军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洛阳守御空虚，民众登城投降，宋军遂入城，次日，粮食已竭。蒙古将速不台急由陕州（今三门峡西）返兵洛阳，击败宋军后续部队，洛阳城中宋军出战，胜负相当，但因缺粮只得退兵。赵葵、全子才所收复的州县，大多只是空城，无兵饷接济，加上蒙古军决开黄河水灌开封，宋军多溺死，余众也相率弃城南还，南宋收复河南的行动终于以失败告终。

蒙古侵宋蒙古灭金后，以南宋为用兵的主要对象。宋端平元年十二月，蒙古遣使责问宋破坏盟约出兵河南，作为侵宋的借口。宋也因此进行了部分防御准备。次年正月，南宋孟珙进驻襄阳（今湖北襄樊江南部分），分屯樊城（今襄樊江北部分）、唐、邓间，以防备蒙古军南侵。

六月，蒙古决定侵宋，兵分三路大举南侵。

七月，西路蒙古军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统帅侵蜀。十二月，从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取沔州（今略阳），围宋制置使赵彦呐于蜀北咽喉的青野原，宋利州（今四川广元）守将曹友闻往援，击败蒙古军，既而又败蒙古军于大安军（今陕西宁强），遂引兵扼守凤州西南的仙人关。端平三年，蒙古合兵50万攻入汉中，宋军退守由陕入蜀的诸山隘。同年九月，阔端大败宋曹友闻军于大安军的阳平关（今汉中西南），曹友闻牺牲。蒙古兵遂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府、利州及潼川（今三台）府三路俱陷。西蜀所存，仅夔州一路，以及潼川府路所属的顺庆府（今四川南充）。蒙古的西路军曾遇到宋军的强烈抵抗，阔端兵进围文州（今甘肃文县），知州事刘锐昼夜拒守，搏战逾月，城破后殉难，军民死者数万人。不久，蒙古皇子曲出死，阔端遂暂退兵。宋嘉熙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八月，蒙古将塔海再度率兵入蜀，由蜀取道施（今湖北恩施）、黔（今四川彭水）以达湖湘，宋将孟珙分军屯守湖广西境各要隘，蒙古军不能东出，又败于巴东（今属湖北），宋军遂收复夔州。

中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三年正月南侵，遇到强烈抵抗，但襄阳宋军降蒙。

三月，蒙古军陷随（今属湖北）、郢（今钟祥）两州及荆门军（今荆门）。八月，陷枣阳军（今枣阳）、德安府（今安陆）。十一月，蒙古军中路统帅阔出死于军中。蒙古军副帅忒木■攻江陵（今属湖北）时，宋孟珙来救，攻破蒙古军24砦。宋将孟珙又与蒙古军在信阳（今属河南）和光化军（今湖北丹江口市）展开激战，三战皆胜，遂收复樊城、襄阳。后蒙古将张柔侵宋，也无多大进展。

东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二年六月，由口温不花及察罕等率军南侵江淮。十一月，攻入淮西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潜山）、光（今河南潢川）州，在攻真州（今江苏仪征）时，被宋知州邱岳置炮设伏所败后北还。宋嘉熙元年十月，蒙古将口温不花攻击黄州（今属湖北），被宋将孟珙所率援军击败。蒙古军转攻安丰（今安徽霍邱西），宋将杜杲竭力固守，宋池州（今安徽贵池）都统制吕文德率援军突围入城，合力抵御，蒙古军才退走。次年九月，蒙古将察罕率兵号称80万围庐州，新任庐州守将杜杲百计固守，又用炮击并乘胜出击，蒙古军又败走。

宋淳祐元年（1241）11月，窝阔台病死。蒙古争夺汗位的斗争激烈。直至宋淳祐十一年（1251）初，蒙哥继承汗位后，又不断派军向宋进扰。1253年，皇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攻陷大理。此后，招降吐蕃，控制了西南地区，从西南方面对南宋造成了大包围的形势。

宋宝祐五年（1257）春，蒙哥汗下诏大举侵宋，次年二月，自率西路蒙古军4万号称10万侵蜀，分兵三道。一趋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趋米仓关（今四川南江北），一趋沔州（今陕西略阳）。蒙哥汗所部一路占城夺地，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时宋合州徙治于此，山三面临江，依山筑城，守御甚固），宋知州王坚杀蒙招降使者，坚决抵抗。二月，蒙哥汗亲至钓鱼城下督战，王坚抗击，蒙古军连攻五月不克，伤亡很大。七月下旬，蒙哥汗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①，蒙古军解围。

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率东路军南侵，当年八月才渡淮，入大胜关（今湖北大悟东北），月末进至长江北岸。九月初一日，蒙古西路军所遣使者从合州钓鱼山下到达忽必烈军营，报告蒙哥汗死讯，请忽必烈北归以继承汗位，忽必烈以不可无功而返，决定北归前加紧攻宋以取得重大战果。随后自阳逻堡（今新洲西南）渡江，三道并进，三次击败阻击的宋军后到达南岸，进围鄂州（今武汉），宋军坚守抗击，蒙古军始终未能攻下。

十一月，蒙古军兀良合台部已由云南入广西，破湖南，攻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也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

这时蒙古宗室阴谋夺取汗位，情况紧急，忽必烈妻察必遣使于同月下旬驰至忽必烈军中，请忽必烈立即北返以夺汗位。忽必烈随即回驻长江南岸青山矶（今武汉东北），准备渡江北返，却扬言进军南宋首都临安。

时在鄂州督战的南宋右丞相贾似道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愿意称臣纳贡、割让长江以北土地。蒙古军出发在即，忽必烈命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蒙古使见蒙古军旗动即返回随军北归，蒙古使在鄂州城头与宋谈判正在进行，见蒙古军旗动立即签订密约后返回。兀良合台也奉命北归，鄂、潭两州相继解围。

贾似道隐匿私订和议，而妄称战胜蒙古军，鄂州解围，因而有“再造功”，加官晋爵。

次年（宋景定元年，1260）三月初，忽必烈返抵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蒙古诸大臣劝进，遂即汗位。四月，下即位诏，称帝。并于五月首次建年号中统，遣郝经为国信使来宋告即位，并索取岁币。贾似道怕私自议和的秘密暴露，密令淮东制置使拘留蒙古使郝经等于真州。贾似道既对蒙古、宋双方都进行欺骗，又扣押蒙古使郝经等不遣，也不作防守准备。宋沿边诸将又纷纷无故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罢职或下狱死。宋骁将潼川安抚使刘整，以需要边费为蜀帅俞兴所阻，心益疑惧，遂于次年六月降蒙。七月，忽必烈以宋拘禁使臣郝经为背约，下诏侵宋，但忙于镇压内部叛乱，侵宋战事无大进展。

①关于蒙哥汗死的原因，记载不一：《元史》卷3《宪宗纪》记载六月“帝不豫，七月癸亥，帝崩于钓鱼山”。《重庆记》（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5注引）说他“中飞石而死”。《马可波罗游记》（张星烺译本）第106页作中箭伤而死。《宋史纪事本末》卷102以及邵远平《元史类编·王得臣传》也说“中流矢”。拉施特《史集》（转引自冯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274页下注①）则说蒙哥嗜酒，时军中痢疫流行，因染疾死。

第二节 南宋的灭亡

宋咸淳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以示正统，是为元世祖。次年二月，迁都大都大兴府（今北京）。

早在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刘整“奏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①。如攻占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灭。次年七月，忽必烈命刘整协同阿术围攻襄阳，宋将吕文德艰苦拒守。咸淳五年十二月，吕文德病死后宋军继续抗击。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正月，樊城在被围4年后失陷。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历时5年的襄樊保卫战结束。

元军占领襄阳后，次年六月决定大举伐宋，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并晋升为统帅，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路侵宋。七月，度宗死，子赵■即位，年仅4岁，是为恭帝，理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初，元军已顺流东下，宋沿江城邑纷纷败降。二月，宋相贾似道以战舰2500艘、战士7万，抗击元军于丁家洲（今安徽贵池北），伯颜命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炮声远震百里，宋军大败，贾似道逃往扬州，江东及淮西诸郡相继败降。

同年十一月，伯颜分军三路直奔南宋首都临安，阿剌罕率西路军从建康出广德，东路董文炳率舟师向澉浦（今浙江海盐南）；伯颜从中路节度诸军，定期会于临安。

元军长驱直入，宋将王安节保卫常州达两月之久，十一月中旬常州破，死者无数，邻邑望风奔溃，遂迫临安。次年正月初八日（1276年2月4日），伯颜进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遣使迎降，但还求保留宋朝。次日，勤王抗元的文天祥被宋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命与伯颜交涉，文天祥因坚持不降而被元军扣留。二月初五，南宋恭帝降。五月初，恭帝及生母全太后等被押至大都，6岁的宋恭帝被降封为瀛国公，元至元十九年（1282）被迁往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后为僧，元至治三年（1323）死。

从1235年窝阔台汗对宋用兵至1276年伯颜入临安，南宋恭帝降，共约40年之久。

①《元史》卷6《世祖纪》三。

第三节 张世杰、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元军兵临临安前夕，恭帝的异母兄赵昰被封为益王，判福州；异母弟赵昺被封为广王，判泉州。元兵至皋亭山，驸马都尉杨镇等奉二王走温州，陆秀夫、苏刘义继追及于道，遣人召陈宜中、张世杰。五月初一，益王赵昰即帝位，改当年为景炎元年（1276），是为宋端宗，年仅7岁，母杨太后听政。陈宜中为左丞相，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晋封赵昺为卫王，改福州为安福府。不久，文天祥从被元军押往大都途经镇江时逃回，被任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南宋流亡朝廷继续进行抗元斗争。

时南宋疆域已大部丧失，只有李庭芝、姜才坚守淮东，张钰坚守重庆。

其余仅有闽、广以及浙、赣南部，元兵日逼。李庭芝、姜才、张钰先后战死，浙东、闽、广也相继失守。

七月，元兵三道侵闽。十一月，元军至建宁（今福建建瓯）。陈宜中、张世杰以元兵日迫，奉端宗及卫王、杨太后以下俱航海逃亡，元军占领福州，右丞相文天祥转战于福建、江西、广东等地。

同年十二月，端宗等率舟师到广州港口，被元守兵抗拒不得入，舟还大海，驻师秀山（今东莞西南海中），寻次于惠州（今属广东）的甲子门。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九月，宋水师次于广东路的浅湾（今汕头东北的南澳岛附近），十一月，为元将刘深所攻。张世杰战败，乃奉端宗退保秀山。十二月，至井澳（今中山南海中横琴岛）。三年三月，端宗等驻于■州（今湛江东南硇州岛），四月，端宗病死。

卫王赵昺嗣立，是为宋末帝，时年6岁，杨太后听政，陆秀夫升任左丞相，张世杰升任枢密副使，改当年为祥兴元年。六月，张世杰攻雷州（今海康）失利后移于新会的崖山（今台山东南）。十二月，右丞相文天祥兵败，于五坡岭（今海丰境）被俘。元至元二十年（1283）正月，就义于大都。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以舟师围崖山海口，张世杰结大舶千余驻海中抗击元军，元军切断宋军淡水汲路。二月初六日（1279年3月19日）元军大举进攻，宋军战败，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7岁的南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杨太后亦投海死，南宋亡。

张世杰率部分宋军冲出重围，后遇台风，海船倾覆，张世杰溺水死，宋军残部亦被消灭。

附表：南宋世系表（1127——1279）

第十二章 金的发展与灭亡

金末红袄军起义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联合夹击下灭亡了，从此结束了在中原地区金与宋保持的一个世纪之久的对峙局面，也结束了金在北方统治的120年的历史。

第一节 社会制度的发展

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金朝从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到灭辽，只有11年。两年之后，金又攻克宋的京城东京，迫使宋朝南迁。随着金对宋战争的发展，金的社会制度也在改变，由女真族单一的统治制度发展到多种制度并存，由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

金朝建立后，由金太祖所确定的最基本国策，是抗辽灭辽和在新的占领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起初是把被征服的女真和周邻各族编入女真猛安、谋克，后来占领辽东京（今辽宁辽阳）道时，在咸州（今开原北）设咸州路，置咸州军帅司，在东京设南路，置南路都统司，对汉人以猛安、谋克改编，对渤海编为八猛安。征服奚族时，设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又把契丹遥辇九营改编为九猛安，属六部路都统司统辖。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道和泰州（今吉林白城南）也设都统司。这便是形成金初北面官制的基础。

南面官的汉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情况更加复杂。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由于占领辽南面官制统治的汉人的燕京（今北京）地区，始行南面官汉制，即继承原辽朝统治地区所实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制是女真猛安、谋克制，南面官制是原汉人的州县制。金太宗南下讨宋，在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后不改变宋制，这样南面官制又出现宋制与辽制的区别。金对河南、陕西册立傀儡政权，在金朝管辖之下出现保留宋制的附庸，而南宋也成为以金为宗主的贡纳国，因而在统治的范围内有金制、辽制、宋制的不同。而宋制又有黄河以北金直接统治地区和河南、陕西傀儡政权地区，由继承原辽的南北面制度变成更加复杂的多种制度的并存。

在多种制度并存的历史条件下，金朝所设的最高统治机构仍然是国相勃极烈制，为对南面官制下的汉人不同地区进行统治设元帅府。在元帅府下分燕京枢密院与云中（今山西大同）枢密院，时称东西两朝廷，后燕京枢密院并于云中。多种制度并存，是多种社会发展不平衡暂时均衡的结果，是不利于制度的统一的。由多种制度并存走上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向。金太宗在灭北宋后，即着手制度的统一，并随着南北相持局面即将到来，由对宋的战争转向议和，为了使北方生产转向恢复，便提出从马上取天下而由文治国的方针。在这一历史的变化中，为把原辽、北宋的制度在黄河以北统一起来，设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但北面官制度实行的仍是猛安、谋克，河南、陕西保留着刘豫伪齐的宋制。当时实行的是重北轻南的政策，把黄河以北的汉人分为辽人、宋人，这从选举行“南北选”反映得极为清楚。

金太宗生前，在女真政治家宗幹的主持下，欲废除女真旧俗，整顿朝廷的勃极烈制度，削弱由宗翰（粘罕）等把持的元帅府权力，在全国实行汉官制改革，未及行而死。熙宗即位后，继承了太宗改革的遗志，废除朝廷的国相勃极烈制，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尚书省，由尚书省左、右丞相兼领中书、门下二省，由三师并领三省事。废除刘豫“齐”，设行台尚书省于汴。颁行新官制和“换官格”，实行新的法制《皇统制》，创建猛安、谋克屯田军，实行“计口授地”，基本上完成了金政权封建改革，废除了多种制度并存，而把州县制和女真猛安、谋克制统一在封建政权之下。海陵王于天德二年（1150）下令废除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正隆元年（1156）又废除中书、门下二省及领三省事，只置尚书省，尚书省直属皇帝。仿汉制改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路置节度使路，颁行正隆官制，“南北选”于贞元二年（1154）亦罢，将都城由原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迁于中都（今北京）。

金熙宗与南宋议和，标志着由过去金朝的奴隶制政权与宋对峙，转化为南北两个封建政权的对峙。海陵王发动对南宋的战争，破坏了南北议和，使北方又出现新的不安定的因素，世宗趁势在渤海大族、曷苏馆女真以及反对海陵王的势力支持下，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1161）。金世宗继承熙宗、海陵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对金朝的制度加以新的调整。金世宗继承了熙宗的致治和南北议和、与民休息的思想，定都中都，修订官制，重新增设平章政事官，加速以多民族为核心的统治权力的形成。金世宗继承历史上致治时期的治国方法，拨乱反正，使金朝沿着熙宗、海陵王的事业继续发展。金世宗是个守成者，他只是调整和改变一些不合理的方面，而对社会不作大的根本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其初、中期不过是海陵王天德（1149—1153）小康①的延续。历史发展到金世宗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安定，在女真族奴隶制内部孕育着一次新的革命，即由奴隶制变革为封建制。大定二十年（1180）左右，女真族奴隶制内部变化急剧起来，牛头地制度破坏，随着猛安、谋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计口授地的大家族土地经营向个体家庭的独立经营转化。奴隶主出卖奴隶，扩大私人所有的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女真族的个体经营者转化为国家佃租者和自耕农。金世宗一方面采取措施维护猛安、谋克组织和大家族的奴隶制；另一方面对私人土地出租采取限制的政策，规定他们出租的土地不得超过10顷。

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左右到金章宗明昌（1190—1196）、承安（1196—1200）间，是女真族奴隶制全面崩溃和封建化完成的阶段。从金熙宗开始基本完成封建化时，奴隶制并没有废除，而是采取渐进的方法使奴隶制变革为封建制。到金章宗明昌、承安间，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变革已经成熟，于是从法律上更为彻底地作出解放奴隶的规定，确定猛安、谋克自种和出租土地的合法，把女真族社会同中原统一于一种封建制之中，把金朝的历史发展推向极盛时期。《金史·章宗纪·赞》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此间的小康是海陵王天德小康的全面发展，是金朝发展繁荣的标志。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金章宗时期也是由盛转衰的开始，泰和（1201—1208）后，金朝的发展进入后期之初。《金史·哀宗纪·赞》称：“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章宗没有随着女真族封建化完成，进一步抓住当时社会中的弊政加以新的改革，促进金朝强盛的持续，进而统一全国。他是世宗的继承者，只是从守成出发使当时封建制更加完备，所以在章宗时北宋以来及本朝中的封建弊病，没有得到应有的医治，女真族①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39《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

封建化完成及封建制度更加完备之日，也就是金朝统治走下坡路的开始。金章宗时，随着社会繁荣而来的便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浮食者众，与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人民之需发生矛盾。再加上北对鞑靼和南对宋入侵的战争，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在财政的收支上又发生严重矛盾。金章宗为应付财政困境而滥发纸币。金章宗在政治上也是“秕政日多”。婢妾和近臣擅朝政，统治阶级内部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以及民族矛盾加剧，致使社会不安。至卫绍王时更加腐败，加之蒙古军南下，国势渐微，金朝衰落和灭亡的诸征象已在各方面暴露出来。

金宣宗尚欲有所作为，但只知守世宗的老政策，对摆脱当时的困境和抗击蒙古军的南下，均无根本的良策。金朝中兴已成为不可能，遂走向崩溃的阶段，金宣宗南渡是由衰落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金宣宗南渡后，括地不成，屯田无效，更加动摇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大破坏。有数字可查的，河南军民田总共197万顷有奇，能耕种者只有96万余顷，荒芜一半。南京（今河南开封）一路旧垦田398.5万余顷，兴定（1217—1223）间则“饥民流离者太半”①。叶县（今叶县北）耕地荒废17000亩有奇②。及至哀宗，金朝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①《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②《金史》卷126《刘从益传》。

第二节 金在北方的统治

金初战争和奴隶制对北方地区的破坏

金朝前期之初，一方面继承辽和北宋之末的社会经济残破和已经崩溃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女真族正处奴隶制上升的时期，虽然打着统一战争的旗号南下侵宋，但奴隶制的掠夺性对已经残破的北方社会更加上一层战争的野蛮摧残和破坏，接着的是对北方汉族人民的落后统治。这种战争要比中原改朝换代的战争的破坏性更严重和残酷得多。在金初战争的年代中，金军进入中原大肆烧杀掠夺，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破坏。“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③。金兵所到之地，无不被其害，人口逃散，城市农村都被摧毁。当时北宋都城东京，猫犬残尽，黄河南北，两河、京东和淮南，农村被烧毁；破瓦残垣，田野荒芜。人民有的被掠为奴隶，有的成为驱丁。并强行把女真族的习俗加在汉人的头上，其中突出、为害深的是“薙发易服”，金元帅府下令髡发，禁民汉服，稍不如式，即被斩首。女真统治者以对待奴隶的办法对待北方人民，于诸州郡大起地牢，严刑峻法，视民如草芥。宗翰采用大同尹高庆裔的建议，凡窃盗赃一钱以上的皆处死，甚至在市上拾遗钱和行人拔菜圃的葱皆被处死。金对户籍和人身的控制极严，使北方人民丧失行动自由和阻碍了商业往来。

金初战争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反动的。金朝灭辽后是作为中国北方政权而出现在历史上的，对宋的战争也有统一的问题。但不能以奴隶制统一先进的汉人地区，这样女真族和所建立的政权为适应对全国进行统治的需要，就要用先进的制度改革其自身。金太宗在灭亡北宋后，在统治的制度和政策上相应地有了变化。他为医治战争和初期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创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由于战争还未结束，他下诏抑制游手，使各务本业，“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下诏“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①。实行“南北选”，选拔能吏，招安地主恢复家产，使民归田，悉均辽人士庶赋役，天会十年（1132）社会“小安”②。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熙宗、海陵王时，确定了和平时期以文治国的方针，恢复、发展生产，如《金史·食货志》所述：“熙宗、海陵王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究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彻底废除宗翰掌权时所采取的一切设施，废除刘豫政权的苛政，减轻赋税，史书记载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①。元好问称海陵王天德（1149—1153）为“小康”。海陵王对南宋发动统一战争是失策的，由于战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劳役的负担，又一次破坏生产，加深了民族和阶级的矛盾。世宗的政③《三朝北盟会编》引《赵子崧家传》。

①《金史》卷3《太宗纪》。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金虏图经》：“天会十年，海内小安。”①《金史》卷110《思敬传》。

策主要是恢复了“南北讲好，与民休息”，采取措施发展生产，促进民族合作和社会安宁。金朝为对中原进行统治，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与汉人杂居，其目的是为统治、镇压和监视汉人。到金世宗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②。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当时许多女真奴隶主贵族成为封建地主，这些新兴的地主以他们特殊的权势和贪婪性展开对土地的掠夺，通过各种途径和使用各种手段侵占民田和多占、冒占官田。这样不仅加深了地主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女真贵族地主与各族（包括女真在内）中小地主、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成为金朝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金世宗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既未吸取历史上的可行经验，又无新的良策。他把括地的对象不限于掠夺土地的女真贵族地主，而扩大到一般的民田，结果受害的是一般农民，而从中渔利的是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随着女真贵族地主的兴起，便是贫富变更与赋役不均，金世宗推行“通检推排”之法，他下令：“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①名义上是均赋役，实际上变成国家强行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财物为功，“妄加民产业数倍”，如诉于官府，反遭刑罚，甚至当场被杖死。通检推排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灾祸。

腐朽没落的金后期金朝后期在北方的统治，是前期发展繁荣中已孕育着的诸消极因素的恶性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统治都是不成功的。从经济上看，后期的括地始于章宗，而宣宗时其议尤甚。宣宗南渡，从河北迁到河南的军户，都靠国家供养，因而使河南地区的租赋负担加重，金朝为维持其统治局面，抗击蒙古，欲括河南民地，以处置来自河北的军户。过去在河北、山东括地，“民之茔墓井灶悉为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因此“闻者无不骇愕”。后期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的大破坏，而金朝官府仍是加重剥削和肆意勒索，人民的赋役负担三倍于平时，军国所需都由河南人民担承，“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①，而无法禁止。官吏酷暴，擅括宿藏，怙势营私，官府所得才十分之一。“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②。叶县（今河南叶县北）耕地荒废1.7万亩有奇，而其岁入7万石如故③。自章宗以来的币制紊乱，也成为金后期统治中一大弊端，宣宗贞祐（1213—1217）、兴定（1217—1222）间，屡次更改钞的名目，钞价不断跌落，物价上涨，直接影响是对人民剥削的加重，商旅不行，市肆皆闭，铜钱多外流于宋，经济瘫痪。

金后期的统治，在政治、军事上也表现极为腐败不堪。宣宗后期喜刑罚，把吏治发展为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皇帝为保护其统治地位，以侍御治军。近②《金史》卷8《世宗纪·赞》。

①《金史》卷46《食货志》一。

①《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②《金史》卷105《温迪罕缔达传》。

③《金史》卷126《刘从益传》。

侍擅权，皇帝既被群小包围掣其肘腋，而又轻信谗言，致使奸臣得以专横朝政，政刑大失。刘祁《归潜志》记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则先奔，故师多丧败。”

金自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用事后，风俗为之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④。纥石烈牙吾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他曾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也不敢吱声。矜暴不法，不喜欢文人，僚属有穿长裾的，则以刀裁去，又喜欢凌侮使者，凡朝廷派使者来，他就让喝酒，如果不喝，连吃的都不给，只好饿着肚皮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在他那里，牙吾塔要他饮酒，张以寒疾推辞不饮，牙吾塔笑着说：“此易治耳。”命令左右持艾来，使张卧在床上，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赇，州将的老婆都得远远相迎，号“省差行首”，厚贿之。当时称他为“卢鼓椎”，并用他的名来吓唬哭着的小儿。其子阿里合，同样残暴，世人目之曰“小鼓椎”①。

刘祁《归潜志》从各方面揭露了宣宗南渡后金朝在北方统治的腐败，如当时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完颜讹可也能打球，号板子元帅。完颜定奴，号三脆羹。也有以刚愎残忍号为火燎元帅的。宣宗南渡后，在位者多苛刻，如右丞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当时朝廷宰执已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抑压改革者。近侍权重，以谄谀成事。在位者临事，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号“养相体”。宰执用人，专选无锋芒而软弱易制的，叫做“恐生事”。奖用胥吏，抑压士大夫，凡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军制亦益弊，以任子为兵，士大夫充厮役。

金朝后期的统治，说明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掌握在当时最腐朽的集团手中，但还不能说当时整个封建制度已面临最后崩溃，在末期大乱之中仍有局部的治理与恢复。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经验教训，《金史·食货志》认为没有“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刘祁《归潜志》卷12《辨亡》比较客观地概括了金朝发展的过程，认为其为政之所以不能长久，是由于“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没有“尽行中国法”，只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没有积极的改革措施。金朝因缺少长久、富国之策，所以金朝的发展繁荣受到限制，其贡献也受到影响，但金朝毕竟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

④《金史》卷111《赞》。

①《金史》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

第三节 金末红袄军起义

红袄军大起义

金朝后期的统治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金朝内部孕育着新的大分裂。蒙古军南下，金朝内部分裂为抵抗与投降、逃跑两派。金宣宗屈辱求和，蒙古军暂自中都（今北京）撤退，宣宗弃中都迁汴（今河南开封），金朝从此走上灭亡的道路。中都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失陷，官员、地主纷纷叛金降蒙古或叛金自立。张鲸、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称王，标志着各族以及女真族内部的分裂。蒙古军进入河北、山东，肆意掳掠，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抗金朝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武装起义。《金史·仆散安贞传》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后来把这次人民起义概称为“红袄军起义”。

金末人民起义是一种巨大的群众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起义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金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长期向汉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于权要势家，而剩余的瘠恶土地为汉贫民所有。由于金统治者所造成的土地矛盾和军民间的对立，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据《遗山先生文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贞祐二年（1214），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其中“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便是红袄军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金朝统治失策之所在。金章宗为适应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隶，但他仍保留处于农奴地位的驱丁。金时寺院二税户已沦为奴隶，章宗解放二税户允许其为驱丁，金末良民被掠为驱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末人民起义与反对农奴化的斗争不无关系，这也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当时河北、山东屡遭战争所扰，加上赋敛益横，连年饥馑，地主对佃户的凌辱，不胜其酷，人民只有起义一途，可以求生。

金末红袄军起义，其发展规模与活动地区已相当广大，少者数万人，多者数十万。金末人民起义，可以上溯到金章宗泰和（1201—1208）时期。《大金国志》卷21泰和五年（1205）：“时岁饥，耕猎皆废，河北、河南、山东之民，贫悴饥疲，无力以耕，寇盗蜂起。”当宋对金战争开始，山东人民聚众反金的斗争已拉开序幕。

杨安儿起义杨安儿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本名杨安国，因以贩卖鞍材为业，市人称他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当南宋韩侂胄“开禧北伐”时，山东人民聚众起义，杨安儿从这时起便开始领导反金斗争的活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受金招安，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命为铁瓦敢战军副都统戍边，行至鸡鸣山（今河北宣化东南），中途赶回山东，与张汝楫等共同举起反抗金朝统治的起义大旗。于是“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①。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领导的起义军日益强大，潍州（今山东潍坊）李全也于这年起义，与其兄李福聚众至数千人，在潍州、安丘、临朐一带与杨安儿配合作战。接着刘二祖、彭义斌等也都起义。由杨安儿、刘二祖、李全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起义斗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撤退后，金派最精锐部队“花帽军”，前往山东镇压。杨安儿败于益都城东，转战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军势复振。登州（今蓬莱）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杨安儿遂称帝，置官属，改元天顺。起义军乘胜陷宁海（今牟平），攻潍州，以元帅方郭三守密州（今诸城），略取沂（今临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区）；李全略临朐，据穆陵关（临朐东南），欲取益都。后为仆散安贞等军所败，杨安儿与汲政乘舟渡海，欲走岠嵎山（今栖霞东北），被舟人曲成所击，落水而死。仆散安贞派牙吾塔等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今五莲东北），以集中捕灭刘二祖起义军，刘二祖被擒。杨安儿、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相继失败后，在兖州泗水（今属山东）人郝定领导的起义已结集至6万人。这支起义军接连攻陷滕（今属山东）、兖、单（今单县）诸州及莱芜、新泰（今皆属山东）等10余县。郝定称大汉皇帝，设百官。后被仆散安贞军队所镇压，郝定被擒，送至汴京被杀。

李全、杨妙贞起义军起义军虽先后被镇压而失败，但没有因此而屈服，停止战斗。杨安儿被击败后，其妹杨妙贞（四娘子）勇悍，善骑射，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刘全收集余众，奉妙贞称“姑姑”，至磨旗山（今莒南东北）与李全联合并结成夫妇。刘二祖死后，先后由霍仪、彭义斌率领起义军继续斗争。但红袄军继续作战的条件越来越艰苦，这主要是因为金廷不断加强军事镇压和政治招诱；山东经战火焚毁，皆为赤地，人烟亦绝。起义军面临严重军事进攻和粮荒，致使内部分化，乃至互相火并。

当红袄军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关头，主要是继续坚持抗金和抗蒙古，但南宋对起义军在政治上有相当诱惑力，因此起义军在金、蒙古、宋之间便出现聚结和分化的关系。在金廷的军事镇压与政治的招诱下，有一部分起义军中不坚定分子相继投降金朝。如张汝楫、孙邦佐降金，张汝楫想再次反金，因孙邦佐告变被杀，金以孙邦佐为德州（今陵县）防御使加节度。国用安，淄州（今淄博南）人，是杨安儿、李全的残部。时青，滕阳（今滕州）人，初与其叔父时全俱为红袄军。此二人于杨安儿、刘二祖败后皆降金。后复归宋，不能自立。

李全、石珪、夏全、裴渊等在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1218）后归宋，但李全归宋之初仍坚持高举反金的旗帜，曾分兵袭密州，擒金将黄掴械至楚州城（今江苏淮安）。次年又曾说服张林以青（今属山东）、莒（今莒县）、密、登、莱、潍、淄、滨（今滨州西北）、棣（今惠民）、宁海、济南（今属山东）等12州、府归宋。同时拒绝金宣宗对他的招降，表示：“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①李全在后来发展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由一个农民①《金史》卷102《仆散安贞传》。

①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

起义的首领堕落为一个扩展个人势力唯利是图的罪恶分子。

坚持抗蒙、反金的彭义斌起义军在起义军中也有一部分归宋的人民起义将领，一直坚持抗金的道路，还英勇抗击蒙古，这主要是以彭义斌为代表的起义英雄人物。

南宋朝廷对北方金统治下的红袄军起义，和北宋一样采取的是违反民意的反动政策，并没有把起义军争取过来成为抗金抗蒙的力量。一方面想招诱起义军，授以官号，以联合抗金；但是另一方面，又惧怕起义军，甚至惧怕起义人民比惧怕金朝统治者更厉害。南宋朝廷对南渡归宋的人民，并不妥善收容，相反的，封锁淮水不许南渡，甚至目为“盗贼”，明揭榜示，来者即行剿杀。《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8《奏议》应诏封事云：“而山东、河北、关陕之人，归疆请吏，无岁无之。其在襄阳、蜀口者，号曰约回，而实杀之。惟山东之民蜂屯蚁聚，势力不可却，于是不得已而纳之。”另外，南宋对归顺的北方起义军，则实行对他们分化、削弱的政策。《宋史·贾涉传》记载：“分（石）珪、（陈）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令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所以，当时忠义将校气愤地说：“不若有官者弃官，无官者归山东为百姓。”

起义军之间发生利害冲突与斗争，使斗争的性质和关系更加复杂化。兴定三年，李全自涡口（今安徽蚌埠西北）大捷战胜纥石烈牙吾塔之后，便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的友军季先。四年，暗杀红袄军领袖之一季先，而贾涉也趁势欲收季先的部队，遭到其部下裴渊、宋德珍、孙武正、王义琛、张山、张友等反对。裴渊等乃迎石珪为统帅，贾涉阴谋未成，又企图分化石珪军为六。而李全在合并石珪部众时迫使石珪等投蒙古，造成起义军与宋之间的裂痕与矛盾。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李全又并贾涉等部忠义军，此后又企图火并彭义斌所部等。在李全火并友军时，彭义斌在继续反金抗蒙的同时，又展开反对李全火并友军的斗争。到金哀宗正大二年（宋宝庆元年，1225）五月，彭义斌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说：“不诛逆全，恢复不成。”彭义斌坚持抗蒙，七月，与蒙古军战于内黄五马山（今河南内黄西），兵败被俘。在蒙古统治者向他诱降时，他厉声说：“我大宋臣，且河北、山东皆宋民，义岂为他臣属耶！”①慷慨就义，誓不降敌。

金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金末红袄军起义的特点，其主力是北方的佃户和驱丁，此外还有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少数家奴参加。起义军以各行业、各阶层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红袄为标识，说明起义军有共同的组织行动。起义军一开始即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后来结集，但始终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尚保有北方人民山水寨组织的特点，如周密《齐东野语》称杨安儿为“堡主”。起义军前后期发生很大变化，随着起义军斗争的性质也有不同。金末人民起义直接打击金朝廷和地主阶级，致使地主阶级组织自己的武装，即所谓“义军”、①《宋史》卷476《李全传》。

“乡兵”，直接参加金朝廷镇压起义的罪恶活动。定兴（今属河北）人张柔，在“金贞祐间，河朔扰攘，土寇蜂起，公聚族党数家，壁西山东流埚，选壮士团结队伍以自卫，远近惮之莫敢近。（金）以功授定兴令，累迁清州（今青县）防御使”①。这些大地主一方面与金朝廷合伙镇压起义军，另一方面又趁势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地方势力。当蒙古进入中原后，金朝廷已无力保护他们的权益时，又多降蒙古，充当蒙古灭宋的先锋。由此可见，当时人民起义是在金朝廷和地方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下而失败的。

在封建社会中，当一个皇朝的各项制度及其统治已经极端腐败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挽救社会生产力由枯萎转向新的发展的作用，它冲击社会那些不符合发展要求的旧东西，为新的调整和改革扫清障碍，金末红袄军大起义正是起了这种在历史上所应起的作用。在金朝末年社会丧乱中，对社会发展恢复和有利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还有朝廷上下主张改革，反对对人民残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势力；有从金朝分裂出的地方性的促进社会局部恢复和发展的积极势力，他们都是新皇朝复兴的基础。但这些力量对皇朝的统治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红袄军大起义打击和制止了反动的括地的企图，宣宗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打击下，不得不罢去括地的命令，他说：“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起义不仅打击和震动整个金朝的统治者，也打击了地方统治的反动势力，使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能在一些地方施行某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局部地有所恢复。完颜仲德在陕西，“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①。起义是人民以武力保护被压迫阶级在死中求得生存的一种行动，它一方面能最大可能地保护创造社会财富者自身，另一方面逃避山林水泊，开发生产，或在起义区内冲破封建束缚和限制，得到土地，或把已被官府、地主夺去的财物再夺还，这些都是有利于将来社会有更大发展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与此同时，起义也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在金朝后期某些文人所强调的重民思想和不分华夷的平等思想，不能说与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无关。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6《万户张忠武传》。

①《金史》卷119《完颜仲德传》。

第四节　金朝的灭亡

蒙古侵金

蒙古各部在金初大多臣附于金，随着蒙古各部势力的发展，双方矛盾日益突出，不断发生战争。金世宗时为了削弱蒙古各部的势力，曾采取每三年出兵剿杀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称为“减丁”或“灭丁”，并掳掠蒙古各部人民作奴婢，给蒙古人民带来世代难忘的苦难，引起蒙古各部更大的反抗，金朝虽加强镇压，但叛降不定。大定二十一年（1181）三月，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西北近六百里边境，修整与新建“边堡”数十处，取直列置，作为防御堡寨。承安二年（1197）九月，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颜襄行省于北京（今宁城西），又在临潢府西北部边堡一线前山地，使用人民和军队挖壕筑障数百里，作为边防屏障，抗御蒙古骑兵南侵。

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仍贡岁币于金，金章宗派卫王永济在净州（今四王子旗西北）受贡，成吉思汗对永济不行礼。永济遂请攻蒙古。不久，永济嗣位，是为卫绍王，诏书送到蒙古，成吉思汗得知金朝的新帝是永济，即加以唾骂并骑马北去。卫绍王也定计等成吉思汗下次入贡时加以杀害，成吉思汗得知后遂与金绝交。

金大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五年，1210），金修筑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准备先发攻蒙古。次年春，成吉思汗挥师南下，事出金军意料，乌沙堡未防备，遂被蒙古军攻占。八月，蒙古军向野狐岭（今张家口西北狼窝沟）进发，率军10万驻防于抚州（今张北）的完颜承裕（胡沙）不敢抵抗，退至宣平（今张家口西）并连夜南逃，次日为蒙古军追及于会河堡（今宣平西南），金军全军溃败。九月，蒙古军攻占宣德（今宣化）、德兴府（今涿鹿）、居庸关，直抵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掳掠后退兵。

金崇庆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1212），成吉思汗再克昌（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桓（正蓝旗北部）、抚等州府。

金至宁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1213）七月，成吉思汗攻占宣德、德兴、怀来（今河北怀来东），进至古北口，金兵退保居庸关。成吉思汗出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拔涿、易（今易县）二州，迂回北上，再次攻占居庸关。

八月，在蒙古军兵临城下之际，金廷发生政变，金帝卫绍王被杀。九月，金宣宗即位。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军队围困中都，自率主力肃清河北、河东及山东诸城邑。

金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1214）三月，金献公主、金银、马匹等求和，蒙古退兵。金宣宗因河北残破，于同年五月迁都南京开封，命完颜承晖等辅佐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糺军”以边地部落降蒙古，成吉思汗即派军南下会合并再围中都，金太子逃往开封。贞祐三年二月，金从开封出兵进援中都，三月，进至霸州（今属河北）被蒙古军击溃。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颜承晖自杀，蒙古军占领中都。金宣宗贞祐四年，成吉思汗既得金中都后，即谋取南京。八月，命三摸合率万骑，假道西夏，趋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取潼关，未能攻下，改由小路越过潼关，攻占汝州（今属河南），直达金南京近郊，但遇到金朝从河东开来援兵的抵御。三摸合退向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适冬季黄河冰合，遂渡河北去。

金兴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八月，成吉思汗以木华黎统领蕃汉诸军经略中原，木华黎攻取河北、山东大量州、府，而金统治集团只想用重兵屯驻南京开封以自固。

当金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二月，金宣宗向蒙古求和之际，遣使告宋，请宋早给两年的岁币。七月，金宣宗到开封后遣使通知南宋，宋真德秀看到金已衰弱就奏罢给金的岁币。次年二月，宋向金提出岁币由每年30万两、匹银绢，减为“隆兴和议”规定的各20万两、匹，遭到金朝的拒绝，南宋终于决定完全停给岁币，这对金的经济实力打击很大。金宣宗遂于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分兵攻樊城、围枣阳（今属湖北），西路军攻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东路金军被宋将赵方等打得大败。六月，宋宁宗也下诏讨金。十二月，双方在大散关展开争夺战，次年春，金军烧关退兵。金兴定三年二月，再次侵宋，又被宋击败，宋将赵方、扈再兴再次大败金兵于枣阳，金军从此不敢再窥襄、汉。金元光元年（宋嘉定十五年，1222）二月，命元帅左监军讹可、签书枢密院事时全统三路军马由颖（今安徽阜阳）、寿（今凤台）渡淮侵宋，五月，金军全军覆没。从此，金侵宋战争才停止。金哀宗即位后，于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六月，才正式下诏不再侵宋。金朝连年侵宋，皆以失败告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势更加衰弱。

蒙、宋联合灭金蒙古成吉思汗在临终时曾立下遗嘱，要假道于宋以灭金，金正大七年（蒙古窝阔台汗二年，1230）七月，窝阔台汗自将入金陕西，命四弟拖雷及侄蒙哥率师渡黄河趋凤翔。次年二月，克凤翔，并下洛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诸城。五月，窝阔台汗将大举攻金，命拖雷据守宝鸡，遣速不罕诣宋请假道以捣河南，到沔州（今陕西略阳）被宋统制张宣所诱杀。十二月，攻占金河中府。金天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1232）正月，窝阔台汗渡黄河，拖雷已渡汉水北上，窝阔台汗即诏诸将进发，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州）南三峰山，大败金师10余万，金军精锐损失殆尽，从此金军不能再振。蒙古军遂攻下陕西、河南诸州县，金潼关守将出降，蒙古军长驱进入金南京路。三月，蒙古军围南京，金哀宗百计守城。四月，蒙古军以天热将还师，适金遣使求和，以金帝之侄曹王完颜讹可为人质，并奉献大量金帛，窝阔台汗许和。和议既成，蒙古军解围退师河、洛之间，而留速不台、拔都的3万兵镇守河南。七月，窝阔台汗遣唐庆使金促降，不意金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蒙古使等30余人于馆，而金哀宗下诏赦其罪。由是和议又绝，战争再起。八月，金聚兵20万在郑州（今属河南）以西抗蒙古，但已无济于事。十二月，金京城粮尽，金哀宗率兵6万北渡黄河，企图收复东平（今属山东）、卫州（今河南卫辉）二城，被蒙古军击溃，复渡河南返。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正月，金哀宗逃到归德（今商丘南）。同月，金南京将领崔立兵变降蒙古。四月，崔立将金太后、皇后、宗室500余人押到蒙古军前献纳。六月，归德粮绝，金哀宗又逃到蔡州（今汝南）。南宋因早已接受了蒙古提议的共同攻金之约，派兵与蒙古军合围蔡州。1234年，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

金朝的兴亡，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辽、北宋的衰亡是留给金再建的废墟，而辽、北宋崩溃中孕育着的诸积极因素是金再兴的条件和基础。金朝的崩溃也为元朝的再兴孕育着这种条件和基础。而这些就是历史发展的联系，也就是历史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历史的事实证明，一个后进的民族能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首先必须成为当时先进的一员，与汉族一起共同发展和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国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国，中华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华。

附表：金世系表（1115——1234）

第十三章 西夏

第一节 党项的兴起及与宋、辽的关系

党项的兴起

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中的一支，又称党项羌。南北朝末期，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他们按姓氏结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互不统属。以畜牧为生。没有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历法。其时党项社会大约处于氏族社会的父权制阶段。

隋末唐初，党项羌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东距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叶护（今新疆境），南舂桑、迷桑等羌（今青海南部），北吐谷浑（今青海北部）①的广大地区内，散居着大大小小无数个部落，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后来建立西夏的就是拓跋氏。

隋开皇四年（584）党项羌有千余家归附隋朝。次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内迁到旭州（今甘肃庆阳境），被授予大将军称号。唐贞观三年（629），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落附唐，唐朝在其住地设立轨州（今四川松潘境），授步赖为刺史。同时在其他内附的部落地区，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各以其部落酋长为刺史。到贞观六年，党项居住的河曲一带已设有16州，人户30万口①。贞观九年（635），在唐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也率部落降唐，唐朝在其原居地，分别设立了懿、嵯、麟、可等32个羁縻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

唐玄宗时期，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不断袭击党项诸部，迫于吐蕃的威胁，拓跋部首领请求内徙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党项拓跋部辗转经历了从原居地松州向今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的大迁徙。一支迁到夏州（今陕西靖边境）的部落，被称为平夏部。西夏就是在平夏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末农民大起义时，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帮助唐朝廷镇压黄巢起义，被任为夏州节度使，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建夏州为“定难军”，统辖夏、绥（今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境）、静（今米脂境）五州地区①，①《新唐书》卷221《党项传》。本章叙述参考《隋书·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旧唐书·党项羌传》，新旧《五代史·党项传》，《辽史·西夏传》，《宋史·夏国传》，《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不一一具注。又按党项八部中野利氏，新旧《唐书》称野辞氏；《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作野利氏。野利氏本党项大姓，故野辞或野利之误。

①《册府元龟》卷977；《资治通鉴》卷193。《唐会要·党项羌》：“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②《册府元龟》卷977；《资治通鉴》卷193。《唐会要·党项羌》：“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又《旧唐书》卷196《吐蕃传》：吐蕃从贞观八年（634）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到仪凤三年（678）“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

①《东都事略》卷127、128《西夏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作“四州八县”。从此开始出现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李氏藩镇割据势力。

五代时期，党项夏州李氏僻居西北一隅，充分利用藩镇势力之间的矛盾，增强自己的势力。在这50多年（907—960）中，李氏政权对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及北汉政权，相继保持着“臣属”关系，实际上尽力于摆脱中原皇朝的约束。后唐长兴四年（933），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死，其子彝超继为“留后”，后唐明宗企图用调任延州（今延安东北）节度留后的办法，迫使李彝超离开夏州，以图兼并夏州。遭到了夏州李氏的军事抵抗后被迫妥协②，任命李彝超为节度使。清泰二年（935）李彝超死，李彝殷继任节度使，后周显德元年（954）受封为西平王。随着党项政权政治威望的提高与军事实力的加强，党项羌活动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一些党项部落更进入汉族居住的地区，或入居州城，与汉族杂居，接受汉族的封建文明，被汉人称为“熟户”，与散处于山野、以游牧为生的党项“生户”相对③。吐蕃势力衰微后，“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④，说明党项羌势力进入吐蕃地区，并与回鹘势力接触。“献地”与抗宋宋朝建立后，党项李氏政权处在宋、辽两大政权之间。五代时“向背不常”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这时派族子银州防御使李光睿奉表贺宋太祖即位，并避宋讳改名彝兴。建隆元年（960）三月，受宋太祖诏遣部将李彝玉领兵御北汉兵于麟州（今神木境）。建隆三年，又向宋朝贡马。宋太祖也特别优礼，加太尉，亲遣使赐玉带，死后追封夏王。彝兴子光睿、孙继筠相继为定难军节度使时，曾出兵进攻北汉，声援宋朝，和宋朝保持友好关系。

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政权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矛盾难于解决，新任定难军节度留后李继捧于五月十八日（6月22日）朝见宋太宗时，不得已向宋朝献出所管辖的夏、银等五州地。李继捧族人也被召来京师居住。太宗对李继捧重加赏赐，并晋升官职。宋朝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相承辖的领土。

李继捧归附宋朝，引起了党项内部的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不愿内迁，留居银州。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商议对策。李继迁认为：“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李继冲也认为，不能放弃夏州故土，就像“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一样，主张乘夏州不备，杀宋朝诏使，以绥、银为据点，抵抗宋朝。张浦在分析了双方形势和实力后认为，用兵要能屈能伸，不因小失大，主张“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李继迁采纳了张浦的建议，率部落亲属数十人伪装出逃，在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驻扎，出示祖先拓跋思忠像，号召部族，抗宋自立。

从这时起到雍熙三年（986）是李继迁独立反抗宋朝时期。前后四年，三起三落。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李继迁初攻夏州，闻宋朝援兵来，不战而回。次年五月攻葭芦川（今陕西佳县西北佳芦河），九月又攻三岔口（今靖边北②《旧五代史》卷132《李彝超传》。

③《宋史》卷264《宋琪传》。

④《旧五代史》卷138《吐蕃传》。

内蒙古境内），都遭到失败。宋太宗又下诏令，招抚夏、绥、银等州党项与汉族流民归业，给李继迁造成很大困难。张浦建议攻打富庶而恃有横山之险的宥州，扼险观变，以图光复旧业。十二月，继迁率党项兵2万人进攻宥州，被宥州巡检使李询击退。雍熙元年，李继迁退守地斤泽，派李继冲招诱党项部族。五月，党项咩嵬族与南山诸部族投奔李继迁。七月，李继迁率众进攻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宋军赴援不及，被继迁取胜，俘获万计。

对宋作战的胜利，使李继迁昏了头脑，立刻聚兵万人，令张浦、李大信带领四外出击。被宋知夏州尹宪与都巡检使曹光实探得虚实，乘其不备，夜袭地斤泽，李继迁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其妻与母罔氏被俘。李继迁仅与弟继冲及亲信张浦等几人逃脱，居无常所，靠党项部落的接济，图谋东山再起。李继迁仍以恢复“李氏世有西土”的基业相号召，得到党项部落首领的纷纷响应，聚兵于夏州以北的黄羊坪。野利等族首领还把女儿嫁给继迁。银州党项首领拓跋遇派人来与继迁联络攻取银州。继迁等总结了地斤泽失败的原因，认为“漠北不足以立室家”，遂利用这个时机占领银州。雍熙二年二月，李继迁与其亲信以诈降计诱曹光实出城，于葭芦川设伏，杀死曹光实，利用其旗帜占领银州。

李继迁占据银州后，采纳了张浦的建议，暂不称王。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封张浦、李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为团练使，李延信为行军司马。并预署各部落首领折八军、折罗遇、嵬悉咩、折御乜等为并、代、麟、丰等州刺史。

同年三月，李继迁乘胜攻宋会州（今甘肃靖远）、三族砦，进围抚宁砦（皆在今陕西米脂境）。四月，又与宋閤门使王侁军战于浊轮川（今神木北），大败后撤出银州，其部下党项首领多战死、被俘或投降。六月，联络夏州岌伽、罗腻等14族和吴移、越移等党项部落继续对宋作战，但又多次被击败，党项部落亦溃散或降宋，李继迁又一次陷入势孤力单、无家可归的困境。附辽侵宋经过多次失败，李继迁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己“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即结辽以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二月，遣张浦到辽朝归附，辽圣宗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②；以李继冲为副使。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又向辽求婚，辽圣宗许以宗室女义成公主下嫁。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990）十二月，辽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对李继迁的结盟、通婚、封王也是利用他牵制宋朝。

在这种形势下，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采用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授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令其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①。李继迁则暗中勾结李继捧，于淳化二年（991）七月攻占银、绥二州，宋朝被迫授予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同年（辽统和九年）十月，李继迁策诱李继捧以夏州降辽，辽封李继捧为西平王。淳化四年（993）李继迁向宋索取①《西夏书事》卷4。

②《辽史》卷11《圣宗纪》。

①《宋太宗实录》卷44。

宥、夏等州，又连攻庆、原、环等州。淳化五年三月，宋朝派李继隆进讨李继迁，李继捧闻知后告知李继迁，但反被所图，资用被夺。李继迁在宋军打击下再次避居沙漠。四月，宋朝隳毁夏州城，迫居民内迁，以削弱李继迁。李继捧在遭李继迁袭击后逃回城中即被囚。后以右千牛卫上将军，闲居京师。咸平（998—1003）中，迁右金吾卫上将军，并曾出任岳州（今湖南岳阳）、复州（今湖北天门）地方官，景德元年（1004）六月病死。

至道元年（995），李继迁又上表宋朝乞还夏州，宋太宗不与，并扣留贡使张浦。继迁出兵攻乌白池（今宁夏盐池）、清远军（今银川东）等地，不断邀劫宋军粮草。二年四月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五月又集众数万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并向宋朝索要张浦。宋太宗命李继隆等五路救援，李继迁怕平夏有失，解围而去。三年（辽统和十五年）四月，辽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其时宋太宗已死，真宗即位。李继迁向宋表示臣附并再次索要夏州，真宗妥协退让，同年末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并放还张浦。

李继迁收复“故土”后，不久又连年侵扰宋朝西北沿边各地。咸平五年（1002）三月，在辽朝的鼓动下，李继迁集重兵陷灵州，杀死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六年正月从夏州迁居西平府。

同年十月，李继迁攻取当时在吐蕃首领潘罗支统治下的西凉，潘罗支伪降，乘李继迁无备反击于三十九井（灵州附近）地方，李继迁中箭逃回。景德元年（1004）正月，死于西平①。由其子李德明继位。

倚辽惠宋李德明继位时，正是辽准备继续侵宋前夕，李德明“假北朝威令慑之”，遣使赴辽请求册封以抗宋。同年（辽统和二十二年）七月，辽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议和，宋辽关系缓和。次年六月，李德明为稳定人心，遣使到宋请和，但条件未谈妥，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直到第三年十月，宋也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大量物资，终于议和。

李德明在位的近30年中，基本上同宋朝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所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②，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李德明把主要力量放在对西方的开拓上，以实现李继迁曾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③的战略任务。

李德明即位的当年，景德元年六月，派兵和投附潘罗支的李继迁旧部者龙族迷般嘱及日逋吉罗丹二族，里应外合，杀死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乘胜攻取潘罗支弟厮铎督占据的凉州。吐蕃折逋、游龙钵等部归附李德明。六谷部首领厮铎督继续对抗，李德明于景德四年九月谋出兵攻之，厮铎督结援回鹘为备，李德明则屯兵不出。

①李继迁卒年，史载不一致，如咸平六年（1003）说，月份又各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作十一月；又有景德元年（1004）及二年之说，月份亦不同，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景德元年正月。今采《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法。

②《范文正公集》卷9。

③《西夏书事》卷7。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

回鹘同吐蕃一样，也依附宋朝对抗党项。李继迁在世之时，咸平四年四月，谋攻回鹘，西州回鹘可汗禄胜向宋朝请兵，欲“缚继迁以献”。禄胜又与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多次出兵袭击李继迁。李德明继位后，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至次年十二月，分别四次派张浦等亲信或亲自出击回鹘，但都失败而还。数攻回鹘不利，李德明改派凉州守将苏守信截断甘州回鹘向宋朝进贡的道路，抢掠甘州的贡奉使。大中祥符九年，苏守信死，子罗麻自领府事，十一月，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罗麻逃走，凉州又被回鹘所占，回鹘遂成为对李德明的严重威胁。直到天圣六年（1028），德明派子李元昊一举攻克甘州，夜落隔出逃。八年，瓜州回鹘首领贤顺也率部归附李德明。明道元年（1032）九月，李德明又派元昊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解除了回鹘的威胁。

李德明同时臣服于辽、宋，倚辽之势，得宋实惠；辽、宋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竞相拉拢、争取李德明。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九月，辽进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宋朝也不断为李德明加官。天圣九年（辽景福元年），新即位的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公主归嫁李德明子李元昊。明道元年，宋朝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

在宋、辽两国的竞相鼓励下，助长了李德明称帝的欲望，并在加速地进行称帝建国的各项准备。其时李德明出行时已是“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①。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追尊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称号。天禧四年（1020）于灵州怀远镇修建都城，改名兴州，正式建都。

明道元年十月，李德明病死。李德明虽未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为西夏建国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①《西夏书事》卷9。

第二节 夏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形势

夏国（西夏）的建立

李德明在世之时，其子李元昊对父亲依附宋朝的政策十分不满，他说：“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霸王耳，何锦绮为？”②主张“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③。李德明死，李元昊继立，他按照自己的主张，积极摆脱宋朝的控制。

宋明道元年（辽重熙元年，1032），李元昊嗣位伊始，辽即册封为夏国王。宋朝也派使臣来封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元昊对宋使给以很不礼貌的接待。随即又废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称“兀卒”①。实行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如下令恢复“秃发”风俗②，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③，规定服饰，简化礼乐制度等。另一方面，则又尽力完善封建国家的各项措施。明道二年以避父讳改宋明道为显道，并积极准备称帝建国。首先于次年开始建元开运。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营建宫室殿宇。又仿宋朝官制设官、定朝仪、建蕃学。在实现统一河西走廊之后，更规定兵制，增设新的军种；全国共置左右厢十二监军司，仿宋制立军名，规定驻地；部署兵力与调防办法等④。

元昊在对河西的战争中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德明对回鹘的战争中他崭露头角。元昊继位后，继续向河西用兵。明道二年七月，遣将苏奴儿攻吐蕃唃厮厮啰牦牛城（今青海西宁北），苏奴儿兵败被俘。九月，元昊亲领兵复攻，诈和而克城。夏广运二年（宋景祐二年，1035），十一月，元昊又攻宗哥（今西宁东）、带星岭诸城，进围青唐（今乐都境），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10万大军昼夜奋战二百余日，子罗败，元昊退兵时也遭到暗算，大溃而还。元昊攻占河西后，隔断了吐蕃和宋朝的交通，但始终未能制服唃厮啰。三年七月，元昊再度举兵进攻回鹘，攻占瓜（今甘肃安西）、沙（今敦煌）、肃（今酒泉）三州，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至此，夏国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境土方两万余里①。

元昊在对河西作战的同时，又以防止宋朝入侵为由，在边境上部署兵力、修筑堡寨，并不时对宋朝边地发动小规模进攻。早在夏开运元年（宋景祐元年）二月，元昊开始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接着又攻掠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二州。在宋朝境内筑白豹城与后桥堡。次年七月，元昊又派首领讹遇领兵进攻环、庆。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②《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

③《西夏书事》卷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兀卒（亦译“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兀卒”为西夏文“皇帝”的译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令国人皆秃发。”③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一说为李元昊所创，一说为元昊父德明时期所创。前说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及沈括《梦溪笔谈》卷25；后说见《辽史》卷115《西夏传》。

④《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儒林公议》；《西夏书事》卷12。

①《宋史》卷485、486《夏国传》上、下。

谋进攻宋朝河东路，向宋朝“表请供佛五台山”②，藉此窥探进兵道路，得知河东已有防备。七月，元昊召集各路首领于贺兰山会盟，“约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门砦、赤城路三道并入”③。将要发兵时，有人劝阻元昊，“未建大号，不足以服众”④，于是元昊决定立即称帝建国。

十月间，元昊与大臣野利仁荣、杨守素等谋划称帝事宜。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即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元昊自称世祖皇帝，是为西夏景宗。并改当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大封文武官员，追尊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立子宁明为太子。并于十一月去西凉府祀神。

西夏与宋、辽的战与和元昊建国称帝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宋朝的控制，实现党项政权的独立自主。但是，元昊又希望他的建国称帝能得到宋朝的承认。元昊于建国后不到两个月，即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1039）正月，立刻遣使向宋朝上表，表文主旨是说明自己是“帝胄”，表明称帝的合法性，请求宋朝皇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仁宗见到表章后却于六月间下诏，削夺过去封给元昊的官职爵位，停止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十二月，元昊遣贺永年向宋朝边境投置“嫚书”，指责宋朝背信弃义①，质问宋朝：“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心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王，有何不可！”又警告宋朝说：“倘契丹闻中朝违信嫚言，亦遣全师请罪，西北交困，庙算何施！”②元昊想用“嫚书”激怒宋朝，宋朝著作郎张方平向宋仁宗建议：请“顺适其意，使未有以发”③，再谋对策，但遭到多数大臣的反对。宋朝决计用兵，给元昊造成了进攻宋朝的藉口。

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至五年（宋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1042）元昊对宋朝发动了三次大战。

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声言将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鄜延、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知延州范雍闻讯，惊惧不敢战。元昊祚降，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保安军（今志丹），一举攻克金明砦，进围延州。范雍召部将刘平、石元孙来援，途中与鄜延都监黄德和军集结东进，至三川口（今延安西北），中元昊埋伏，黄德和率后军先逃，宋军遂败，刘平、石元孙被俘。转攻延州七日，适逢天降大雪；元昊亦恐后方有失，遂撤军而去①。史称三川口之战。

四年（宋庆历元年）二月，元昊领兵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

宋新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命部将任福统军迎击。元昊祚败，诱任福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1。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

④《西夏书事》卷12。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

③《宋史》卷318《张方平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1；《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陷入元昊所设的包围圈中，在羊牧隆城（今西吉东南）附近，全歼宋军，任福战死。元昊又一次获得胜利。史称好水川之战。

五年闰九月，元昊又于天都山（今海原南）集左、右厢兵10万，分东西两路合攻镇戎军（今固原）。宋知渭州王沿派部将葛怀敏出击。葛怀敏轻敌冒进，并入保定川寨（今固原西北），被元昊军尾追包围，切断其归路、水源。葛怀敏及部下皆战死，宋军全军覆没。元昊挥师东进，直抵渭州，大掠而回。史称定川寨之战。

元昊并用“诏书”的形式，告谕宋朝关中军民：“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骄狂之态于此可见②。元昊对宋战争虽连续获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③，国内危机重重，想结束战争。宋朝也力图谋求妥协苟安。双方经过交涉，于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1044）十月达成协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朝每年“赐”给夏国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逢节日与元昊生日另“赐”礼物银2万两，银器2千两，绢、帛、衣2.3万匹，茶1万斤。宋、夏恢复贸易往来。

元昊对宋朝作战时，倚辽为援；宋朝也在积极争取辽朝，并以经济利益为钓饵。后来辽朝企图以出卖夏国利益从宋朝得到好处，又发生了辽朝境内党项族投附夏国的事，于是元昊不愿再受辽的约束，使辽、夏关系日趋恶化。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十月，辽兴宗亲率骑兵10万进攻西夏，辽军兵分三路渡过黄河，深入夏境，在贺兰山北与元昊军接战。西夏军初战不利，败退请和，辽将萧惠继续进攻。元昊连续三次退兵近百里，进行坚壁清野，“每退必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因许和”①。元昊待机反攻，大败辽军，俘辽驸马萧胡睹，辽兴宗单骑逃走。元昊在战胜辽军后，立即同辽议和以缓和辽夏矛盾。元昊对宋、辽战争的胜利，显示了西夏的实力，西夏与辽、宋鼎立对峙的局面形成。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元昊在宫廷之乱中被太子宁令哥刺死，太子也被杀。

没藏太后、梁太后和外戚专政元昊死后，相继的谅祚和秉常两代皇帝都是幼年即位，青年早亡，由于母族篡权秉政，在政治上作为不大。

元昊死后子谅祚即位，年仅周岁，是为西夏毅宗。由母舅没藏讹庞拥立。讹庞自任国相，朝政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没藏氏兄妹手中。没藏太后死后，讹庞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谅祚为后，进一步控制国政。奲都三年（1058），谅祚12岁，开始参与国政。讹庞又借故杀害了谅祚的亲信高怀正、毛惟昌。五年，没藏讹庞父子阴谋杀害谅祚，谅祚因与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因而获此消息，随即派大将漫咩擒杀讹庞父子及其家属，又杀没藏后，立梁氏为后，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王巩：《闻见近录》；《宋史》卷485《夏国传》上。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谅祚亲政，以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在摆脱外戚干政的情况下，谅祚虽对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对外仍奉行侵宋政策。但他只活到21岁，当政六年，于拱化五年（1067）十一月病死。由子秉常继位，时年8岁，是为西夏惠宗。太后梁氏执政，以弟梁乙埋为国相，夏国政权又一次落入母党手中。大安二年（1076），16岁的秉常虽开始亲政，但实权仍操在梁氏兄妹手中，秉常仍无所作为。七年（1081）三月，夏将李清劝秉常与宋朝结好，以削弱梁氏，被梁太后得知，召幸臣罔萌讹密谋，杀害李清，囚禁秉常。夏国内乱，宋朝乘机发动大举进攻夏国的战争，在两年战争中，夏国矛盾重重，梁氏为了稳定人心，只好让秉常复位，形同傀儡。大安十一年（1085）梁乙埋与梁太后相继死去，乙埋子乙逋自任国相，与大将仁多保忠分掌兵权，夏国皇族与母族的斗争更加尖锐。一年后，秉常死去，只活到26岁。

谅祚、秉常在位时期，夏国在政治上存在着蕃礼与汉礼的斗争，并与皇权和后权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奲都五年五月，谅祚亲政不久，即派大臣拽浪撩礼与宋朝划定屈野河边界，解决了没藏讹庞执政时期长期存在的侵耕问题。不久双方又恢复了榷场贸易，复通互市。十月，谅祚下令国内停止使用建国以来实行的党项蕃礼，并上表告宋改用汉仪接待宋朝来使。次年，向宋朝表请宋太宗御制诗文、草隶书石本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与宋朝贺仪①；又请大藏经，乞求工匠。提出与宋皇室联姻，请尚公主。改复唐赐李氏汉姓等。宋朝有选择地给以允纳。同年五月，谅祚对元昊设立的十二监军司作了部分更改，增设了新的监军司。又仿宋制在中央官制系统设立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中书学士等官，使夏国的官制更加完备。秉常时期，母党篡权，为了讨好党项贵族与地主阶级，稳定国内局势，他们于乾道二年（1067）七月，以秉常的名义上表宋朝，请求恢复“蕃仪”，并迫害不附梁氏的皇族大臣。秉常亲政后，在皇族支持下，曾下令取消“蕃仪”，恢复汉礼，但因遭到母党势力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秉常的被囚、复位，直至忧愤而死，反映了这个时期皇权与后权的激烈斗争，说明了后权势力的强大。

夏国的对外战争此时也由主动开始转为被动。延嗣宁国元年（辽重熙十八年，1049）七月，辽兴宗乘元昊刚死，谅祚新立，下诏亲征夏国，以报“南壁旧怨”②。九月，没藏讹庞率军重挫辽南路萧惠军。十月，辽北路军推进到贺兰山，俘获元昊妃没■氏及家属，夏军3000被击败。二年二月，夏军主动出击辽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被击败，三月又败于三角川。五月，辽军围攻兴庆府，纵兵掳掠，六月，攻破贺兰山摊粮城，尽发廪积而去。夏军屡次失败，没藏氏被迫遣使赴辽投降，依旧称臣纳贡。夏辽重新议和。终秉常之世，夏国国力衰弱，却又穷兵黩武，所以在对宋战争中就不得不经常求助于辽国的支持。

夏国自元昊与宋朝议和后，基本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局面，到这时又开始发生冲突。拱化元年（宋嘉祐八年，1063）迫于宋朝的压力，西使城（今甘肃定西南）吐蕃首领禹藏花麻降夏。二年（宋治平元年）七月，谅祚乘宋仁宗死，英宗初即位，借口宋朝有意侮辱夏国，出动10万军队，分别进攻宋朝的秦（今天水）、凤（今陕西凤翔）、径（今甘肃泾川北）、原（今宁夏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宋会要辑稿》礼62之40；《宋史》卷485《夏国传》上。②《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固原）等州，掳胁党项熟户归夏。三年正月，又以万人攻庆州（今甘肃庆阳）王官城，三月围顺宁砦，八月再扰泾原，十一月争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外同家堡。四年九月，谅祚亲率军数万又攻庆州，围大顺城，三日不克，谅祚亲临督战，中流矢退走。五年正月，宋朝遣使责问夏国“违誓诏”事，谅祚不得已遣使向宋朝献方物、谢罪，宋夏又复和好。但到十月间，夏国绥州监军司左厢监军嵬名山被宋知清涧城种谔胁迫，以绥州降宋。十一月，谅祚诱杀宋保安军知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遣兵屯守银州，夏宋又面临战争危机。从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1069）四月至第二年八月，秉常母梁氏以宋朝不肯归还绥州为由，向宋朝沿边的绥、环、庆、秦等州发动多次进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①的局面。因有吐蕃董毡的后顾之忧，只好退兵。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熙宁五年，1072）正月至三月，宋夏进行了横山战略要地罗兀城的激烈争夺战，罗兀终为夏军占领。四年七月，夏国梁乙埋同宋将王韶进行争夺吐蕃占领的武胜城，武胜为王韶占领，宋朝控制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境）二州，断西夏右臂。

当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1081）五月秉常被囚时，夏国统军禹藏花麻请求宋朝出兵讨伐梁氏。八月，宋神宗从熙河、鄜延、环庆、泾原、河东五路调兵50万进攻夏国。宋军连连得胜，直抵灵州城下。梁氏采取“坚壁清野”，断宋军粮运，又决黄河水灌宋营，大败宋军。夏国击败宋军五路进攻后，又于第二年九月，由梁氏派遣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等，领兵30万进攻宋朝新筑于银、夏、宥三州界的永乐城，永乐城终被攻陷①。永乐之战后，夏国对宋作战多失利，损失重大。夏国对宋战争，从整体上看，从这时起已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宋会要辑稿》兵8之28。

第三节 西夏的盛世

乾顺亲政

西夏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进入鼎盛时期。政治形势的特点是，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激烈化、表面化。对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辽、宋、金三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表现了依附性。

天安礼定元年（宋元祐元年，辽大安二年，1086），秉常（惠宗）死，乾顺嗣位，年仅3岁，是为崇宗，先后受宋、辽册封为夏国主、夏国王。夏国政权又落入乾顺母梁太后和其兄梁乙逋手中。皇族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虽分掌兵权，但梁乙逋依仗着梁氏“一门二后”的威势，残酷迫害皇族、大臣。他常常对众人夸耀说：“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以此来贬低皇族，抬高自己。甚至也不把梁太后放在眼里，又与太后争夺权力，引起了太后的反感。天祐民安五年（1094），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人制造借口率部众杀死梁乙逋及其全家，但军政大权仍由梁太后掌握。永安二年（辽寿昌五年，1099）正月，乾顺年满16岁，理应主持国政，但梁太后不许，辽国得知后出面干预，派使臣至夏国，用药酒害死梁太后，乾顺在辽国的支持下开始亲政。乾顺亲政后，鉴于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积极采取了巩固皇权的措施。四月，以梁太后之死归罪于大将嵬保没与■结讹遇，将他们处死。贞观四年（1104）二月，又解除了仁多保忠的卓罗监军司统军职务，收回兵权。与此同时，又采用汉人封王的制度，对皇族嵬名氏宗室加封王爵，授以实权。贞观三年（1103）九月，乾顺封弟察哥为晋王，掌管兵权。元德二年（1120）十一月，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

乾顺十分热心于汉文化，亲政之后，采纳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的建议，在蓄学之外，特建“国学”即汉学，设置教授，选派皇亲贵族子弟300人，建养贤务，供给食用。乾顺企图通过儒学来作为巩固皇权统治的手段之一，但提倡汉文化却遭到了党项贵族的反对。党项人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说：“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提醒乾顺“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乾顺不予采用①。乾顺之世，正是外部政治局势极大的动荡变化之时，西夏也适时地变动着自己的对外方针，由依辽抗宋，到援辽抗金，最后臣附于金朝。

依辽抗宋乾顺亲政前的十多年中，梁氏与梁乙逋兄妹，穷兵黩武，连年对宋朝发动战争。天仪治平二年（宋元祐二年，1087）七至九月，梁乙逋两次派统军仁多保忠进攻宋朝泾原路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八月，梁乙逋集十二监军司兵于天都山（今海原东），约吐蕃阿里骨出兵攻宋熙河路，都失败而还。三年，又发兵连攻宋府州（今陕西府谷）、德静（今榆林南）、塞门（今安塞北）、延州及兰州、龛谷（今榆中南）等砦。时国内大旱，点集不应，只好遣使与宋议和，宋夏暂时休战。天祐民安元年（宋元祐五年，1090），①《西夏书事》卷32。

梁乙逋在遣使同宋朝“议疆事”的同时，又出动人马攻毁宋朝的质孤（今榆中北）等堡。二年四月，又以10万大军进攻熙河路通远军（今陇西）、围定西（今属甘肃）。五月之后，连攻泾原路怀远（今宁夏固原西）及土门（今陕西安塞西北）。九月，集兵15万分攻麟（今神木北）、府二州。三年正月，借助于辽兵的声援，又进攻绥德城（今属陕西）。三月，集3万兵于韦州（今宁夏中卫东南）进攻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二州。十月，梁太后又亲率10万大军进攻环州，七日城不下，被宋军包围于洪德寨（今环县北），遭到痛击，梁太后弃帷帐、首饰，改装逃走。

梁乙逋被杀后，梁太后继续对宋作战。天祐民安七年（宋绍圣三年，辽寿昌二年，1096）二月，梁太后发兵从绥德界攻义合砦（今陕西绥德东），三月围塞门，八月攻顺宁砦（今志丹西北），俱出师不利。十月，梁太后同乾顺领兵号称50万三路入鄜延路，攻占金明砦（今安塞南），向辽献俘。八年，宋朝为了控制西夏南侵的要隘，于好水川北筑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第二年，永安元年（宋元符元年，1098）十月，梁太后亲率40万大军向平夏城发动攻势，夏军连营百里，使用高车飞石猛攻，经过十三日的苦战仍未能攻下，夏军粮草渐乏，一天夜里，西北大风骤起，战车折损，夏军溃逃。梁氏兄妹对宋朝的战争依靠辽朝的援助。乾顺凭借辽的力量结束了母党专权的局面。乾顺当政后政治上更加依附于辽。其时宋朝徽宗在位，宰相蔡京与宦官童贯勾结，对外实行开边政策，用武邀功。从西夏贞观四年（宋崇宁三年，1104）到元德元年（宋宣和元年，1119）的十余年中，西夏不断遭到宋朝的攻击。乾顺经常乞援于辽，依靠对辽朝的卑辞厚礼与姻戚关系，由辽的出面斡旋或对宋施加压力，才顶住了宋朝的压力，稳定了政局。

辽亡金兴之际西夏的扩张金兵南下攻辽。西夏元德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三月、五年正月，乾顺两次出兵援辽。元德六年（辽保大四年，金天会二年，1124）三月，乾顺见辽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西夏，即派出使节向金奉表称臣，愿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则把原属辽的西北一带的“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泊之西”地区割让给西夏①。元德八年（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三月，乾顺按照金割地的许诺，乘金攻宋的机会，出兵攻占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土默特左旗东南）、武州（今山西神池）等八馆之地。天德、云内等州旋被金强占。四月至十二月，又攻宋震威城（当在今陕西府谷西北）、西安州（今宁夏海原）、麟州建宁砦（今府谷西北）、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天都寨（今海原东）、兰州等地，宋朝在靠近西夏边境修筑的城堡相继被攻占。正德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三月，金朝把陕西北部约千里之地割给西夏，以河为界，以抵偿占领的天德、云内等地。正德二至三年（宋建炎二年至三年），西夏攻取南宋的定边军（今陕西定边南）、德靖寨（今志丹西南）。大德二年（宋绍兴六年，1136）七月，又攻占南宋的乐州（今青海乐都南）和西宁州（今西宁）。三年（金天会十五年），乾顺又遣使向金朝请求河外诸州，金朝将乐州、积石州（今青海贵德西）、廓州（今尖扎西北）“河外三州赐”给西夏②。乾顺在依附金朝之后，利用①《金史》卷134《西夏传》。

宋、金交战的时机扩张领土，西夏疆域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仁孝盛世大德五年（金天眷二年，1139）六月，乾顺死，子仁孝继位，时年16岁，是为仁宗。

仁孝即位之初，西夏内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辽成安公主的扈从萧合达当时担任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统军，对西夏投附金朝不满，乘仁孝新立，于大庆元年（1140）四月，据夏州起兵，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余部，图谋恢复辽朝。六月，萧合达军包围西平府（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七月又攻陷盐州（今陕西定边），“游骑直逼贺兰，兴州（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大震”《。仁孝命静州（今银川南）统军任得敬迅速平定了萧合达叛军。次年（金皇统元年），仁孝又遣兵捕杀了降金的慕洧、慕濬兄弟。三年，西夏发生饥荒，米价飞涨，升米高至百钱。四年三、四月间，兴庆府和夏州连续发生强烈地震，房舍倒塌，人畜死亡者数以万计。饥荒和地震，使无法生存的西夏人民起而反抗。这一年七月，威州（今同心东北）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今平罗南）的竾浪和富儿等部民纷纷起义，规模大者万余人，小者也有五六千，他们攻打州城，杀掠豪富，震动了西夏。各地纷纷告急，仁孝又派任得敬领兵镇压起义军，这时任得敬以平息萧合达之叛升任西平都统军，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和瓦解威、静等州的起义军，定州竾浪、富儿族的起义队伍在哆讹的领导下，坚持抵抗，但最后也被任得敬偷袭大营，起义领袖哆讹被擒，惨遭杀害。党项部民的起义终于被镇压。

仁孝初期西夏在政治上面临着许多困难，但由于有乾顺奠定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使仁孝度过了难关。加之这个时期外部条件对西夏的发展是有利的，金军南下侵宋，减少了宋金对西夏的威慑，西夏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和时间。仁孝时期，直接统辖的“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①，疆域达到全盛时期。仁孝时期在政治制度上大力模仿宋朝，以适应封建关系发展的要求。天盛年间（1149—1169）编纂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及以后编纂的《新法》①，是这个时期西夏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集，它依据宋代律令内容和体例编纂而成，因而也反映了西夏在政治制度体系上的汉化程度。政治制度方面的另一重大措施，是仿宋制实行科举，改革了任官制度，与此相应，在境内普遍设立学校，设立“太学”、“内学”，“尊孔子为文宣帝”②，尊崇儒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仁孝推崇儒学，重文轻武，对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与抑制豪酋大族的政治特权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统治集团日趋文弱，使外戚、军阀任得敬的步步高升以至篡权分国成为可能。

乾祐元年（金大定十年，1170）五月，以军事起家的外戚、楚王任得敬，公然胁迫仁孝分西夏国之半归他统治，另立楚国。又强迫仁孝为他向金朝请《金史》卷78《刘筈传》①《西夏书事》卷35。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俄］戈尔巴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编《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

求册封，遭到金朝的反对。八月，仁孝“诛（任）得敬及其党与”③，政局恢复正常。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第四节　西夏的衰落

政变迭起

仁孝以后由于皇室日趋腐朽软弱，外部蒙古强敌威胁，因此在短短的34年中，帝位五易，衰落之势不可逆转。

乾祐二十四年（1193），仁孝死，子纯祐继位，时年17岁，是为桓宗。

天庆三年（1196）十二月，仁孝弟越王仁友病死，其子安全请求承袭王爵，纯祐不许，降封安全为镇夷郡王。安全不满，遂生篡夺之心。天庆十三年（1206）正月，镇夷郡王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纯祐，自立为帝④，是为襄宗。皇建二年（1211），西夏又一次发生宫廷政变，七月间，宗室齐王遵顼废安全，继立为帝，是为神宗。遵顼是齐王彦宗子，年少力学，博通群书，以廷试进士第一，袭封齐王，并擢升大都督府主，统领军队。即位时已49岁，实行附蒙古侵金而遭到失败，光定十三年（1223）十二月，在内外交困中，“遵顼自号上皇，传位于其［次］子德旺”，是为献宗①。乾定四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五月，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击中，遵顼病死。七月，德旺也惊吓而死。其弟清平郡王子南平王■继位，是为末帝，西夏已临近灭亡。

从附蒙攻金到联金抗蒙西夏在纯祐时期，基本上仍奉行附金和宋政策。但当北方蒙古势力兴起并向南扩张时，西夏与金的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篡位后，受金册封为夏国王，继续附金以抗蒙古。然而当应天四年（金大安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四年，1209）九月，蒙古军包围夏都中兴府，安全向金朝求援时，金却拒绝出兵，企图借蒙古势力消灭西夏。安全被迫向蒙古求和，并于次年八月，发兵万余骑攻打金朝的葭州（今陕西佳县），夏、金关系正式破裂。

遵顼即位，不再向金朝求封册，反而乘蒙古攻金之机，也向金边境发动攻势，扩张领土，掳掠财物。在遵顼在位的13年中，对金的作战几乎年年都有。遵顼自知实力不强，所以尽量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光定三年（金贞祐元年，1213）十一月，遵顼得知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已被弑，国中大乱，乘机出兵攻打会州（今甘肃靖远南）。次年十一月，又出兵3000援助金叛将程陈僧。后又与程合兵攻金临洮府（今临洮县）。遵顼还曾令吐蕃路招讨使万庆义勇派人到南宋西和州（今西和西），约宋制置使董居谊出兵夹击金朝，遭到南宋拒绝。光定九年（宋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三年，1219）到十年，遵顼又两次遣使入四川，请南宋合兵夹攻金朝，都无结果。金迫于几方面的压力，尽量笼络讨好西夏。如光定二年（金崇庆元年）三月，在遵顼侵金的情况下，金还派使臣来封遵顼为夏国王，遵顼也遣使谢册封，但攻金如故。金遭到西夏的攻击，也不断给予反击，如光定六年十二月，金兵分两路进攻西夏的盐、宥（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夏、威、灵、会诸州，遵顼分兵抵抗，双方势④《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西夏书事》卷39。

均力敌，相持不下。

遵顼的侵金政策，给西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到处是“败卒旁流，饥民四散”②。由于战争，金关闭了向西夏开放的榷场，中断了双方贸易，使西夏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对金战争，也激化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皇室中以太子德任和大臣梁德懿为首的联金抗蒙古派，反对遵顼的侵金政策。光定十三年，德任即因拒不领兵侵金而被废囚禁于灵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疏谏阻，也被罢官。这一年，蒙古军大举攻夏，遵顼在附蒙古侵金政策彻底失败后退位。次子德旺继位后实行联金抗蒙古以挽救危机，采纳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乾定二年（金正大元年，1224）十月，遣使同金朝议和。次年，金、夏又成为“兄弟之国”①，但此时金也已处于灭亡前夕，兵虚财尽，自顾犹不及，更无力量去援西夏抗蒙古了。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42。

第五节　西夏的灭亡

西夏政权仁宗（仁孝）后期，外戚任得敬分裂西夏，后依靠金朝而得以平定，但此后统治集团腐朽没落，内乱不断，日渐衰亡。此时蒙古最强盛的克烈部落也因其内部矛盾，一部落长亦剌合桑昆逃入西夏境内避难，引起蒙古与西夏的矛盾。

西夏北境与漠北蒙古高原上的克烈部与乃蛮部接界，并早有交往。在漠北各部的相互争战中，克烈部首领汪罕联合蒙古部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打败其叔古儿罕，古儿罕曾逃入西夏避难。夏乾祐四年（1193）二月，乃蛮部首领亦难赤进攻克烈部，汪罕逃往河西时曾路经西夏，仁孝馈赠粮饷②。天庆十年（1203）成吉思汗灭克烈部，汪罕之子亦剌合桑昆逃往西夏，后被逐出。西夏一贯支持蒙古部成吉思汗的敌人，成为蒙古决心灭夏的原因之一。后来成吉思汗即以西夏曾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为借口，首先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①。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后，把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对准了金与西夏。西夏在金之西，蒙古之南，成吉思汗想先进攻金，但顾虑金与西夏联合，所以决定攻金之前先攻西夏，解除侧面威胁，采取扫除外围的战略。从天庆十二年（1205）至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的23年中，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②。

蒙古军破力吉里、取斡罗孩、围中兴府西夏天庆十二年（1205），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桑昆”为借口，第一次征西夏③，破力吉里寨（今地不详，当在今甘肃西部），躏瓜（今敦煌西）、沙（安西东南）诸州，以天暑将盛，不敢久留，引兵还，经落思城（一说在河套北）④，大掠西夏人口及牲畜而去。西夏主纯祐先是不敢抗拒，后以蒙古兵退，即修复被破坏诸城，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以示西夏中兴。

西夏应天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年，1207）秋，成吉思汗获悉西夏安全废主自立，于是第二次出兵侵西夏，攻取斡罗孩城（当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西南的龙骨山，与甘肃山丹县接界处）①，四出攻掠，夏帝安全召集右厢诸路兵准备抵抗。成吉思汗见西夏兵势尚盛，未敢再进。逾五月，以粮尽自动退兵。

②《金史》卷134《西夏传》、卷62《交聘表》下；《西夏书事》卷41。①《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8。

②《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9。

③《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41、卷42；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元史》卷150《耶律阿海传》载，成吉思汗首次攻西夏在癸未年（1223），今不取。①落思城：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207页）作克邻罗失城，《新元史》卷2《太祖纪》上作乞邻古撒城，均无落思城；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85页末注①有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应天四年春②，因金朝降蒙古叛臣劝蒙古伐金。成吉思汗恐西夏助金，决意先攻西夏，于是第三次侵西夏。成吉思汗率兵由黑水城（当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喀喇木伦［蒙语“黑水”］河滨）北入侵西夏腹地，夏帝安全遣其子承桢为主将督兵5万抵抗，夏兵大败，副元帅高令公（逸）被俘不屈死。四月，蒙古军攻占兀剌海城（当在今杭锦后旗境），太傅西壁讹答率兵巷战被俘③。蒙军遂进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的外围克夷门（今宁夏石嘴山北），克夷门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极为险要。夏帝遣嵬名令公再率兵5万抵御，相持两月，蒙军设伏以游兵诱嵬名令公，伏发将其擒获，遂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九月，蒙军引黄河水灌城，夏帝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会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遣将筑防，遏水灌城，居民死者无数。十二月，堤决，河水久灌，城将圮，而水势四溃，蒙古军也不能支，将解围退，乃遣原西夏太傅讹答入城谕降。

夏帝安全登城，隔水与成吉思汗相见，面约和好，且请纳女、称臣④。蒙古军始退，西夏从此一蹶不振。

西夏的灭亡西夏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十二月，蒙古第四次进攻西夏，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夏主遵顼出奔西凉（今甘肃武威，或作逃往西京，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①。旋即遣使请降，蒙古兵退。

西夏乾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新即位的夏帝德旺改变降蒙政策，当听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未返，乘机遣使联结漠北诸部，企图联合抗蒙古。次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还，得知西夏阴怀异图，遂自将攻沙州（今甘肃敦煌西），逾月未下后退兵。同年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由东面攻下西夏的银川（今陕西米脂北）。守城主将塔海出战，兵败被俘，死伤数万，被掳掠牲口牛羊数十万，损失惨重。

西夏宝义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正月，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一作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为藉口，发动东西两路夹攻。东路为主力，大军10万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从蒙古草原南向取沙碛古道直捣河西走廊之背，破黑水城，死者数万，进攻贺兰山（今宁夏西北与内蒙古接界处），西夏大将阿沙敢卜战败被擒。西路由将领忽都铁穆儿率领，出兵先破沙州，屠肃州（今甘肃酒泉），东进而下甘州（今张掖）。七月，东西两路会师，合攻西凉府，西夏守将斡札箦力屈投降。成吉思汗率兵越过沙陀进军黄河九曲（皆在今宁夏中卫西南）处，破应里（今中卫）等县。十一月，攻灵州（西京），逼近首都中兴府，新即位的西夏末帝李■遣大将嵬②《西夏书事》卷40。《圣武亲征录》及新旧《元史·太祖纪》的年代及地名同。《元朝秘史》作兀剌孩，拉施特《史集》作额里哈，《多桑蒙古史》作委剌哈。有的学者将斡罗孩城与兀剌海城释作一地，本文释作两地。

③此据《元史》卷1《太祖纪》；《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则作太祖五年（1210）。④《西夏纪》卷26注；按《元史·太祖纪》称太傅西壁氏而无其名，而下文有太傅讹答，当即此人名。①沈曾植注《元朝秘史》卷13：“（西夏）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合的（《元史·后妃表》，第三斡耳朵有察儿皇后，当即此察合女子）献与成吉思汗（中略），遂将本国驼只科敛，直至赶逐不动，送将来了。”名令公领兵10万赴援②，蒙古军渡河邀击，西夏军英勇抵抗，领军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蒙古军遂围中兴府。

次年初，成吉思汗仅留一部分兵力攻西夏，自率大军南下攻金。六月，中兴府被围已半年，西夏末帝力屈投降，末帝举族入蒙古军中，旋即被杀，西夏亡。

蒙古于1227年灭西夏后，又于1234年灭金，于1276年灭南宋。在继续清除了南宋的残余势力后，建成了统一的元皇朝。

附表：西夏世系表（1038—1227）

②《元史》卷1《太祖纪》：“十三年（1218）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遵顼出走西凉。”是将蒙古四次攻西夏事，推迟一年了。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有一解释：“陈■《通鉴续编》、薛应旂《宋元通鉴》皆在前一年（1217）。今按《金史·宣宗纪》，兴定二年（1218）正月，“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大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顼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夏与金相去辽远，而金人于是年正月已传闻知之，则必是前年事，《元纪》误。

第十四章 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

第一节 奚族

奚族源起

奚族，属阿尔泰语系原始蒙古语族，隋朝以前称库莫奚，《魏书》首立其传。

早在东汉时，部分南匈奴人迁到以紫蒙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今辽宁朝阳西北，老哈河上游），与鲜卑人杂居，遂被融合。史称这部人为鲜卑宇文部。公元345年，该部为慕容部所灭，余部窜入松漠间（今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其后逐渐向东发展，其中一部分始以库莫奚见称。北朝时，库莫奚多次越过长城，南下到靠近今河北省中部的地区。其自然条件和接受中原影响等方面，较东北许多民族优越、直接，因此经济发展较快。北魏登国三年（388），道武帝从弱洛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南的四部掠夺了牲畜10余万头。北齐天保三年（552），文宣帝讨西徙于代郡（今山西大同北）的部分奚人，获杂畜10余万头。这两次牲畜数字表明，奚人的剩余产品是相当可观的。登国三年战争后，奚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人口随之增长，明确记载为五个部：辱纥主、莫贺弗、契个、木昆和室得，每部首领称俟斤。为调节内部纠纷、组织战争和抵御灾害等，形成以阿会氏为首的部落联盟，无疑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象征。

唐代前期，除畜牧业外，奚人还掌握了种植、加工和储藏粮食（穄）的技术，制造车辆、武器等手工业也占有一定地位。大量的剩余产品为各级酋长占有，大小酋长成为奴隶主贵族，对广大部曲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唐末光启年间（885—887），契丹对奚人的一次战争就俘虏部曲7000户，可见奚族中处在奴隶地位的部曲是相当多的。唐代前期，部落联盟长就正式以奚王相称，而且又得到“都督”等唐朝的封号。奚王王位早已世选——世袭化。饶乐府（今内蒙古赤峰）及其所属各州机构，实际上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辽代，奚族社会发展深受辽朝影响，为朝廷控制的奚人部曲、俘虏，与奴隶相同。奚王府所辖奚人，辽前期仍维持奴隶制度。是时，奚族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比重逐渐上升。汉人、渤海人相继迁入奚人地区，奚贵族将大量土地租佃给汉族农民。那些输租于地主，又纳课于官的奚人“二税户”，慢慢成为国家编民，于是封建因素逐渐增加，并占有重要地位，但奴隶制度并没有全部退出奚族社会舞台。金代，随着奚族的分散和汉化加深，封建制便更加巩固。

奚族历史始终与中原皇朝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北魏“开辽海、置戍和龙（今辽宁朝阳）”，奚族归服，并入塞贸易。同时还不断南下与安州（今河北隆化）、营州（今辽宁朝阳）民杂居，“并无疑贰”①。6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征服奚族。突厥降隋，奚族与隋朝的往来频繁，隋朝通过营州总管府经略奚族。唐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瓦解。同年八月，大部分奚人内①波斯史料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317页）作50万人，《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作50营。

附。二十二年（648），全部奚人内附。唐朝在奚族地区置饶乐都督府，阿会部置弱水州，处和部置祁黎州，奥失部置洛瑰州，度稽部置太鲁州，元俟折部置渴野州。各部酋长为该州刺史，大酋长可度者持节五州诸军事、饶乐都督。鉴于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均属于羁縻性质的州府。治于柳城（今朝阳）的营州都督府，系代表朝廷直接管辖饶乐等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武则天时，两蕃（奚和契丹）亲突厥势力抬头。万岁通天元年（696），奚族随契丹反唐，唐争取奚、契丹失败。后东突厥可汗默啜（691—716）趁机控制了饶乐地区，营州都督府南撤至渔阳（今天津蓟县）。开元四年（716），奚清降，饶乐府恢复。唐封其首领李大酺为都督，饶乐郡王。翌年，以固安公主嫁大酺。其后，还有两位公主嫁奚王。七年（719），赐奚绢3万匹；二十二年（734），再次赐绢20万匹。应大酺等人之请，营州都督府重治柳城。都督宋庆礼开垦屯田80余所，几年内便“收岁储”，免除从千里之外挽运粮食的旧例。宋庆礼又“集商胡，立邸市”①。开元四年，奚族土特产品进入当时最大国际市场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市。饶乐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政治稳定，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都督李鲁苏任内。

天宝元年（742），平卢节度使直接管辖饶乐地区。安禄山假造奚人“谋反”，多次进行镇压。再以此“战功”取得平卢（今辽宁朝阳）等三大节镇的重权。然后又利用民族矛盾，将数万奚人丁壮编入军中，并成为其主力。安史之乱不仅荼毒北部中国，而且奚人也遭到了巨大伤亡，此后奚族即一蹶不振。

安史之乱后，奚族成为回鹘汗国的属部，但与唐朝仍保持附属关系。唐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契丹、奚两蕃使”。奚王及其各级酋长不断接受唐朝的封官、赐爵、赐姓和赏赉。鉴于奚使往来频仍，于元和十一年（816）规定，奚使团行至幽州（今北京）时，“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①。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灭亡，奚族从中解脱出来。

辽时的奚族唐光启年间（885—887），契丹打败奚王吐勒斯，奚人元气再次挫伤。9至10世纪之交，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对奚族交替使用战争和诱降手段。后梁开平五年（911），契丹终于征服奚族，奚族五部先后纳入契丹统治。

阿保机建国前后，战火连年不熄，相当一部分奚人丁壮编入辽军，从事征战和守边，所以伤亡很大。如辽天显三至四年（928—929），在契丹与后唐的战斗中，奚军万余骑全部战殁。当时契丹初起，尚缺乏管理统治其他民族的经验，竟出现虐待贵族首领的事件。酋长去诸带领部分奚人逃奔妫州（今河北怀来）北山，依附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守光父子，陆续来到这里的有数千帐，史称他们为西部奚，去诸为西部奚王。这支奚人处于契丹与后唐间，并与后唐关系日益密切，不断朝贡往来，后唐庄宗赐第二任西部奚王扫剌国姓李氏，名绍威。但严重影响契丹与奚关系的还是“逐不鲁事件”。逐不鲁系契丹舍利，绍威以其姐为妻。逐不鲁得罪契丹帝，亡奔奚，绍威纳庇。契丹以此为借口，对西部奚发动战争，双方终至决裂。同时西部奚进一步向①《魏书》卷100《库莫奚传》。

①《新唐书》卷130《宋庆礼传》。

后唐靠拢，成为其臣属。后唐清泰三年（939），石敬瑭联合契丹灭后唐，辽得到包括西部奚驻地在内的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16州。西部奚民最终还是归属辽朝，并被强迫迁回本土。

契丹与奚，习俗语言相同，地区毗邻，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因此阿保机早就选定奚族作为自己最好的联盟者。为建立并巩固这种联盟，辽将奚族分成两大部分，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

一、辽朝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

唐天复三年（903），契丹阿保机将所俘奚族7000户编为迭剌迭达部，亦称奚迭剌部。辽神册六年（921），辽太祖阿保机又将另一部分所俘奚族编成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这三个部均列入太祖二十部之中。撒里葛、窈爪和耨盌爪，原为奚族三个营，系著帐子弟，籍于宫分。圣宗将他们各置为部，又置讹仆括部，这四个部都列入圣宗三十四个部之中。上述七个部皆隶南府，直属辽朝廷。因其摆脱了奴隶地位，故与辽朝的对立情绪也就越来越少。他们接受契丹影响较多，各有不同程度的契丹化。

二、奚王府管辖的各部。

辽太祖阿保机毅然保留奚族最高的军政领导机构奚王府。该府除奚王外，至太宗时还加设二宰相、二常衮。二宰相匡辅奚王；诰命大常衮，在奚王左右；副常衮，总知五房族事。奚王均由奚人担任。奚王府管辖遥里、伯德、奥里、楚里和梅只（知）五个部，与唐代的奚五部具有直接对应关系。每部长官为节度使。奚王府与契丹北大王院、南大王院、乙室王府合称四大王府。后三个大王府下的民众，在契丹本族中的地位很高。奚王府能够与三大王府并列，可谓荣宠。奚贵族和朔奴、萧莆奴、萧阳阿、萧韩家奴等入仕辽朝，在朝廷和地方任高官，享厚禄。奚“五王族，世与辽（契丹）人为昏（婚）”①，又多了一层血缘宗亲关系。统和十五年（997），辽圣宗免除奚王府所属各部税贡。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奚贵族与契丹贵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对奚族毕竟存有戒心，担心奚王府壮大而无法驾驭，更害怕他们反戈相向，故不断地采取控制和防范的措施。如辽太祖于天赞二年（923），镇压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便改组奚王府，任命忠于朝廷的奚人贵族勃鲁恩为奚王。其后，奚王一直由朝廷任命。同时清理各部，裁撤奚王府“给役户”，查出大量“隐丁”，再加上起义失败后的“流散”者，由这三部分人组成“堕瑰部”①，于是奚王府统属的五个部变为六个部。奚王对六部的实际权力仅维持到辽中期，圣宗将奚王府对六部的“单线”领导改成由奚王府和朝廷的“双线”领导。统和十二年（994），圣宗对奚六部进行大规模调整，将梅只、堕瑰二部合并到奥里部之中。分奚王府二剋为南剋部和北剋部，从而削减该府常备军。奚王府所属六部军队，由契丹贵族任监军。奚六部秃里太尉，系巡回地方、监理词讼的官员，铁剌之后也一直由契丹人担任。这些措施削弱了奚王府的力量，使其地位和权力不能超出固有的限度。

辽对奚族的基本政策即契丹与奚族结成的政治联盟，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作用，既保证奚贵族的特殊地位，使奚变成第二等级的统治民族；又使得奚族能够就范，更好地为契丹所用。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在辽朝的创业、①《旧唐书》卷199下《奚传》。

①《金史》卷67《奚王回离保传》。

守成和拓疆等过程中，奚族都充当了忠实可靠的助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契丹族许多先天性的不足。

金时的奚族辽金嬗递之际，奚王回离保率部分奚众以迁州（今河北秦皇岛市北）箭笴山为根据地，金天辅七年正月初三（1123年1月31日），建立奚族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权，即大奚国，回离保被拥戴为皇帝，建元天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他们举起“抗金”的旗帜。同年五月中、下旬间，回离保为部下所杀，政权瓦解，余党金臣阿古者坚持抗金，后也战败被俘，奚人先后归附金朝。

金朝对奚族采取笼络上层、分散诸部的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奚族上层人物纷纷进入金朝统治集团。如伯德特离补，天德间（1149—1152）任大理卿、同知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萧恭，天辅间（1117—1122）先后为兴中（今朝阳）尹、兵部尚书。海陵王（完颜亮）时（1149—1161），萧怀忠官至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西北部招讨使。萧肄，有宠于海陵，入相。萧裕，系海陵王心腹，官至中书令。奚人各部多次被拆迁，一部分西徙于数千里之外的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一部分北上临潢（今巴林左旗东南）、咸平（今辽宁彰武西）和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北），还有一部分南下中原。留在原地的奚人不多，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抗金力量。奚人被编置在猛安、谋克中，担负着沉重的兵役。12世纪60年代初，奚人参加了契丹耶律窝斡等人领导的反金大起义。被拆散的奚人，逐渐地与当地民族融合。元代，随着民族融合的迅速发展，也就很难辨认谁是纯粹的奚人。大部分奚人被融合在汉、契丹人之中，女真和蒙古人中也有奚人血统。被契丹、女真人融合的奚人，后来也多半融合在汉人之中。

奚族虽然消失，但是其后人仍以其他民族的身份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这个民族的历史作用应当肯定。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在较长的时间里，奚族保持着畜牧业、农业、狩猎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因此也就突破了单纯游牧民族的文化框框。奚人的马，善于在山岭林莽间奔驰，奚人熟练地掌握了培育、驯养这种良马的技术。辽代，相当一部分奚人由逐水草而居发展到造屋定居，在奚王避暑庄中还建有亭台。奚车早就享有盛名，其特点是不能任重而利于山行。辽代，奚人造车成为专门手工行业，不仅自用而且供应契丹，连造车技术也传给了契丹，甚至辽朝皇帝也经常乘坐奚车。宋代，奚琴已演变为马尾琴，使用马尾弓，成为擦弦乐器。这种乐器，声音悦耳，音色明亮，广泛流传于民间。它是现在二胡、四胡和京胡的前身。由此判定，奚人喜爱歌舞。奚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还出现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辽、金朝尤多。这些成就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大家庭的文化遗产。

第二节 鞑靼

鞑靼诸部

“鞑靼”之名最早见于公元732年突厥文《阙特勤碑》，突厥人把位于其东方的蒙古语族室韦诸部称为“三十姓鞑靼”。

隋唐时室韦诸部分布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及其附近地区，主要从事渔猎业。南部的室韦人由于受靺鞨等邻族的影响，也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其特点是“无羊少马”、“多貂”、“多猪”。

8世纪初，一部分室韦人已西迁。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后，室韦人大量西迁或南迁，进入今蒙古国境内和我国内蒙古西部各盟草原。迁到大草原上或草原、森林交界地区的室韦人，改变原来以渔猎为主、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等生活方式，成为草原游牧部落或半游牧半狩猎部落。这些室韦人在外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大量突厥、回鹘及其他突厥语族人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语言、习俗、生活、种族成分等方面，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突厥化过程；进入漠南的室韦人除吸收突厥、回鹘人外，还吸收了不少党项、吐谷浑、沙陀、汉人等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为颇不同于原室韦人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此外，一部分原室韦人在数世纪中逐渐西迁到今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广大森林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森林狩猎部落。以上这些由原室韦人外迁后形成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就是唐末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鞑靼诸部。

鞑靼即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包括敌烈、乌古、阻卜、梅里急、萌古、斡朗改等部。

一、敌烈，又译敌烈德、迪烈得、迪列子等名，是由八个分部组成的大部落，分布于今中蒙境内的克鲁伦河中、下游和今中蒙边界的贝尔湖及今内蒙古呼伦湖之间，即金代塔塔儿部的前身，主要从事游牧。

二、乌古，又译于厥、羽厥、于厥里、乌古里、妪厥律等名。为人数众多的强大部落集团，分布于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湖、今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以及今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今内蒙古的根河、海拉尔河等地。主要从事游牧。

三、阻卜，又译阻■、术不姑等名，为分布于北起今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南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大草原上的，众多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部落的泛称（见《辽史》萧韩家奴、萧图玉、萧惠等传）。所谓“阻卜诸部”，意为“草原游牧民”、“草原游牧部落”，实为蒙古大草原上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民之自称，转而成为契丹人对蒙古大草原上尚无部落专名的室韦系诸游牧部落之泛称②。

四、萌古，即蒙古，辽时为人数不多的半狩猎、半游牧小部落，分布于今俄、蒙境内的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到辽末金初时逐渐强大起来。五、梅里急，又译密儿纪、蔑儿乞惕，分布于今俄、蒙境内色楞格河的下游一带，为强悍好战的半狩猎、半游牧部落。

六、斡朗改又译嗢娘改，即拉施特《史集》所载森林兀良合惕诸部，分②《辽史》卷33《营卫志》下。

布于今贝加尔湖地区，为辽时该地区森林狩猎部落的总称。

辽时的鞑靼辽初，神册三年（918），斡朗改诸部向辽廷进献挽车人（拉车奴隶），从此开始归属辽朝。次年，辽太祖征服乌古诸部。天赞三年（924），敌烈诸部主动归附辽朝，从此不断向辽廷进贡。

辽朝为统治乌古、敌烈，在乌古部和敌烈部各置节度使或详稳（大部分由契丹人充任），又于其上置乌古敌烈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以统辖之。咸雍四年（1068），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

辽初，阿保机征服了分散于大漠南北的阻卜诸部后，尚未建立牢固的统治。保宁三年（971）起，辽廷委派耶律速撒为阻卜九部都详稳，在漠北招抚诸部，他在任的二十年间对阻卜诸部实施了颇为有效的统治。速撒死后，一些阻卜部落叛辽。统和十二年（994），辽廷派皇太妃（承天太后之姊）统率军队进屯克鲁伦河，并委派萧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协助太妃掌管军事，讨伐阻卜诸部中不服从辽朝统治的部落，加强对阻卜诸部的统治。萧挞凛奏请辽廷在漠北腹地建立三座城以镇抚阻卜诸部。统和二十二年（1004），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此后，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驻镇州（今蒙古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南面），最高长官为招讨使。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统和二十九年（1011），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辽廷同意他的建议，从此向阻卜各部委派节度使进行管辖，阻卜各部酋长也多由招讨使推荐给辽廷正式任命为节度使①。

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辽大康十年（1084）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察剌孩被辽廷封为令稳，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封为详稳。

斡朗改，这些活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的森林狩猎部落，虽从辽初即已归属辽朝，成为辽的属部，但这些森林部落由于居于僻远地区，并不经常向辽廷遣使进贡，《辽史》仅载三次。

受辽朝统辖的乌古、敌烈、阻卜等属部每年必须缴纳大量贡赋。例如，阻卜诸部岁贡马2万匹。除每岁常贡外，属部还须服兵役，自备武器马匹，接受征调，随从出征。

此外，阻卜等属部必须负担各种徭役。圣宗统和年间，在漠北辽军屯驻区，“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①。

由于辽西北边疆地区都详稳、统军使、招讨使等高级官员以及各部节度使，对待阻卜等属部骄横暴虐、征敛无度，阻卜、敌烈、乌古等部在辽代各个时期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①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①《辽史》卷93《萧图玉传》。

应历十四年（964）十二月，乌古部起义，辽详稳僧隐与起义军交战，败死。次年正月，辽廷派枢密使雅里斯等统率军队镇压，经过一年半交战，未能摧毁起义军。后辽廷增派萧幹等征讨乌古部起义，又经过半年，萧幹等人到应历十七年正月才讨平乌古后返回。

开泰二年（1013）正月，阻卜诸部起义，围攻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于镇州（可敦城）。三月，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军来援，萧图玉又遣人诱降诸部，才将这次起义平定。

开泰三年九月，敌烈八部起义，邻近诸部皆响应，攻占巨母古城（今内蒙古满洲里东南）。这次起义延续了半年多，次年四月，才被北院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

太平六年（1026），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统率军队出征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征兵诸部，“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②，于是阻卜诸部起义，攻杀辽都监涅鲁古、国舅帐太保曷不吕等人。这次起义延续了数年，辽军征讨累年，未能成功。后来改用招抚的办法，阻卜诸部才逐渐归顺辽廷。

从辽兴宗时起，分散的阻卜诸部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辽廷为招抚阻卜诸部，封阻卜诸部联盟长屯秃古斯为大王；其弟撒葛里为太尉。重熙十四年（1045），屯秃古斯曾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至辽廷朝觐。重熙二十二年（1053），屯秃古斯又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进贡马匹、骆驼。

辽道宗时，磨古斯担任阻卜诸部联盟长。大安八年（1092），由于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部，磨古斯杀死辽金吾（武官）吐古斯叛辽。何鲁扫古战败，他所统率的二室韦、六院部、宫分等军及特满群牧均陷没。辽廷改任耶律挞不也为西北路招讨使，征讨磨古斯。磨古斯假投降，诱杀挞不也。大安十年（1094），辽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等统率大军讨伐磨古斯，打败磨古斯所率阻卜四部，斩首千余级。磨古斯尽管战败遇挫，但此后六年间继续坚持抗辽斗争，到寿昌六年（1100）才被斡特剌擒获，押回辽廷处死。磨古斯死后，阻卜、乌古、敌烈等部的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以迄辽末，成为对辽朝的严重威胁。

金时的鞑靼在辽朝势力衰落时，尤其是辽亡金兴的过程中，形成了若干较强大的鞑靼部落集团，如克烈（又译客列亦惕，即辽时北阻卜诸部）、蔑儿乞惕、斡亦剌惕、汪古、广吉剌（又译弘吉剌、翁吉剌惕）、塔塔儿、蒙古等等。这些部落集团在12世纪金代时，互相掠夺、争战不休，尚未形成统一的力量。他们大部分对金朝保持某种程度的臣属关系，向金朝纳贡，其首领接受金廷的封号。金朝设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各归属部落，收受贡赋，颁发赏赐，并统军征讨叛部。

与辽代相比，金代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已大为减弱，由于鞑靼诸部的强大，三路招讨司的治所均设在内地，未能设到漠北，如东北路招讨司治所设在泰州（今吉林洮安东），承安三年（1198），迁治所于泰州长春县（今大安南），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西南路招讨司治所在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实际上只能较严格地控制接近内地的各部落如塔塔儿、②《辽史》卷104《耶律昭传》。

汪古等部。

鞑靼诸部反抗金朝统治、侵扰内地的战争不断发生，形成对金朝愈来愈严重的威胁。金朝除采取派遣军队征伐以及利用若干鞑靼部落之间的矛盾，挑动它们互相仇杀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外，在内地与鞑靼诸部分布地区之间开浚界壕、构筑边墙进行防御。早在金熙宗天眷（1138—1140）年间，就曾在东北路开浚界壕；金世宗（1161—1189）时，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全面动工，构成了东北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起，向西南延伸，经今阿巴嘎旗、苏尼特左右旗，以迄今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北部，连绵不断的界壕边墙，这也就是著名的“金长城”。但是13世纪初当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游牧贵族崛起于漠北时，历时数十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开凿构筑起来的金界壕、边墙，并未能阻挡住蒙古铁骑的进攻。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地越过边墙南下，驰骋在华北平原上，开始严重地威胁到金朝的存在。

第三节 回鹘（附喀喇汗王朝）

以甘州回鹘为中心的河西回鹘公元840年，曾左右中亚和东亚形势近百年的回鹘汗国（744—840），在内乱迭起、天灾频仍的情况下，又遭黠戛斯的突袭而溃散，其部族分三支西迁。

早在7世纪末至8世纪20年代（唐武则天时），复兴后的东突厥默啜可汗（691—716）方强，向外扩张，攻取铁勒故地。所以在漠北色楞格河流域时期，回纥汗国中的一部分人，会同其外九部的契苾、思结、浑三部从漠北度碛，首批迁住河西走廊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二州之间，唐朝常取其壮骑参加当时设在凉州的赤水军，这是回鹘人迁往河西的先驱者。唐天宝十四载（755），发生安史之乱，西边空虚，于是吐蕃乘机东向，尽占陇右、河西。所以到唐开成五年（840），回鹘一支西迁河西时，初依吐蕃。唐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达玛被刺，贵族内讧，混战二十余年，于是河西汉人张议潮（原任唐沙州节度使）的政权崛起。张议潮受唐封为归义军（沙州）节度使，节度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伊（今新疆哈密）、肃（今甘肃酒泉）、鄯（今青海乐都）、甘、河（今甘肃东乡西南）、西（今新疆吐鲁番东）、兰（今属甘肃）、岷（今岷县）、廓（今化隆西）等11州。唐大中五年（851），在甘、凉二州的一支回鹘又西向与张议潮联合，以共击东南的吐蕃（时其主要据地在陇右）。五代时吐蕃势衰，回鹘渐强，牙帐设在甘州。

唐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朝长安（今陕西西安），其侄张淮深代行归义军节度使事。十三年，张议潮死于长安，张淮深继任节度使。借唐朝的声威镇抚河西，与各族和睦相处，河西遂成富庶之区。唐中和二年（882），黄巢起义占领长安，唐僖宗出奔，“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①。归义军又卷入当地藩镇（李茂贞）的斗争之中，力量削弱。唐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在内乱中被害。二年后，河西内乱，直至唐光化三年（900），唐昭宗任命张淮深之侄张承奉为节度使，河西内乱始告结束。张承奉建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占据瓜、沙等州。当时甘州回鹘扼河西入唐的孔道，又控制河、兰两州，成为金山国的劲敌，双方战争频仍，最后回鹘打败张承奉，两国议和，张承奉尊称回鹘可汗为父。

张承奉的后嗣到五代后梁贞明年间（915—920）断绝，州人推长史曹义金做首长，他于同光二年（924）受后唐册命任节度使领瓜、沙二州事。曹义金继张承奉之后，仍尊称甘州回鹘为“父大王”，目的是希望通过他能同中原后唐相通。所以事实上，这时瓜、沙二州是依附于甘州回鹘的①。

从五代至北宋，整个河西回鹘的分布，除以甘州为中心外，还有下列各处：一、沙州。上已述及，瓜、沙二州到五代初已依附于甘州回鹘。而曹义①《辽史》卷93《萧惠传》。

①程溯洛：《河西回鹘》，《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①《资治通鉴》卷252，唐咸通十三年八月。

金后人在瓜、沙二州的势力还绵延到北宋景祐、皇祐之间（1034—1053）①。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时，沙州开始为回鹘所控制②。宋庆历二年（1042）、皇祐二年（1050），到宋朝贡骆驼、名马、玉等物。辽开泰三年（1014），到辽朝贡方物。

二、凉州（今甘肃武威）。宋天禧四年（1020）时，凉州回鹘常到北宋贡奉。

三、贺兰山（今宁夏西北边境与内蒙古交界）。宋端拱二年（989）时，这里的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等四族并居贺兰山下。

四、秦州（今甘肃天水）。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那里的回鹘人安密到宋朝献玉带贺祀汾阴，礼成，宋朝封其首领翟符、守荣为神武大将军，安殿民为保顺郎将，余皆赐冠带器币。宋乾兴元年（1022），秦州回鹘赵福献马并银缨钹，自此每年到宋朝朝贡。

五、合罗川（今额济纳河，即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境东河、西河）。宋雍熙四年（987），这里的回鹘族第四次太子遣使到北宋贡鍮石，又回鹘等四族首领也遣使朝贡。

六、肃州。这里连同东面的甘州回鹘合称“黄头回鹘”（即“撒里维吾尔”），人数达1万左右，与蒙古族、汉族杂居，从事游牧。他们原信萨满教，后来又信佛教，但没有受到过伊斯兰教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语言里没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却夹杂有一小部分汉族政治和佛教语汇。

河西回鹘的官制与风俗在官制方面，五代时，甘州回鹘的官号仍用突厥名，如史载后唐庄宗“册仁美为英义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银嗣立”③。据沙勤）。又如后唐清泰二年（935）入朝的“密录都督”，应为Buyruqtutuq，“相温”，似即突厥语借汉语将军的音译①。同时，甘州回鹘这时兼采汉制，有宰相、枢密使的职名，如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左温宰相、何居录越枢密使、翟符守荣等来贡。

在风俗上，甘州回鹘可汗常楼居，其国相“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②。又甘州回鹘的妇女常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的样子，用薄青纱罩面而露其脸。

整个河西回鹘为游牧封建社会，但尚保留有原始氏族社会的残存。如五代时，甘州为整个河西回鹘游牧封建大领主牙帐的所在地。至于合罗川的小部落，每一部落又有分封的小领主，领主有管辖他自己部落——“族帐”的①参见《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载［法］伯希和《巴黎敦煌经卷》，引自《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表》，《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②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考证》，载《雪堂丛刊》。

③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①《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

②［法］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权力。其他散居瓜、沙、凉三州间的回鹘也“各立君长，分领族帐”①。在游牧封建社会中，牧民是固定地依附于其世袭的领主个人。

北宋天圣六年至景祐三年（1028—1036），甘、凉、瓜、沙、肃等州被西夏赵德明父子攻取，河西回鹘变成西夏之属。西夏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西夏又亡于蒙古。

高昌回鹘的形成及政制高昌回鹘，高昌为唐代西州，故亦称西州回鹘②，阿拉伯史家称为“九姓乌古斯”。据《隋书·铁勒传》和《唐会要·结骨国》记载：隋唐时，今新疆哈密（古称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天山（白山），已有乌护（Ohur）或乌纥（Oqhur）。乌护或乌纥与回纥（Uyqhur）即一音之转，实为一族。从此可以证明，从公元6世纪末起，今新疆东部天山附近已有回纥人居住。又《宋史·高昌传》也有记载，在唐安史之乱（755—763）时，高昌一地“颇有回鹘”。此外，《新唐书·回鹘传下》还说在唐代，北庭（今吉木萨尔北）和焉耆之北一带，还有回纥外九部的拔悉密和葛逻禄。到唐开成五年（840），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回鹘汗国政权崩溃，由贵族庞特勤率领，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先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定居，不久分出一部分人东去高昌。唐咸通七年（866），回鹘首领仆固俊从北庭南下，击败吐蕃，收复西州（高昌）、轮台（今乌鲁木齐北）等要地，使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遂安定下来。高昌（广义的指今整个吐鲁番盆地）是当时回鹘人巨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首府高昌（今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外，另在天山北麓唐代北庭的旧址，建设夏都，作为其王室在夏季中避暑及放牧之地。整个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到9世纪后半期即已形成。东起哈密力（今哈密），西至冰达坂（今阿克苏北），北抵赤列河（今伊犁河），南距吐蕃。境内实行双王制，即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分立。

高昌回鹘，从9世纪50年代建立后，历五代、北宋、西辽、元，到14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元朝及察合台汗国之亡而亡。前后存在500多年（龟兹回鹘大约在12世纪初西辽西迁时即消亡）。其政治史略从其王室即亦都护的谱系③，可分为前后两大段：从唐末至北宋、西辽为第一段，其政治倾向是和内地唐朝、北宋往来密切，如唐末其首领仆固俊斩吐蕃大将尚恐热后，传首于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即为明显的例子；又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遣使臣麦索温到宋朝赠送礼物，自称“西州外甥”，追认从前与唐朝的姻亲关系。而稍前即从辽天赞三年（924）开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西征北庭，其势力及于今阿尔泰山，威震西域。从元初至元末为第二阶段，其总的政治趋势，因蒙古兴起，脱离西辽的统治而归附于蒙古，且助成吉思汗西征，有助于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还曾好几代娶元朝皇室公主为可敦。从13世纪亦都护纽林的斤（1308—1318）时起，高昌回鹘一直忠于元朝皇室，与蒙古西北诸王笃哇之乱作战，纽林的斤的长子帖木儿补化曾从其父入元朝备宿卫，后拜中书左丞相，和内地的政治发生极其①《新五代史》卷74《回鹘传》。

②《宋史》卷249《回鹘传》。

③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密切的关系。

在政治制度上，高昌回鹘的最高统治者为“亦都护”（突厥语，意为幸福的君主），他自称为“阿厮兰汗”（意为狮子王），其政治权力是专制和世袭的。其下有宰相和枢密使，再下有“于尔奇”（大臣）、断事官（司法首长）以及大小伯克（存在于首府高昌以及各地方）。被统治阶级主要为农民，分为：卡朗奇（受雇的农民）、伊得如（即燕齐户，近似奴隶）、库瓦克（要向国家和官吏缴纳实物和捐税）、图图克（作为农奴被使用，期满可自由）、卡达篱（在自由民与农奴之间）；其次为奴隶；第三种为萨里，是佛僧的仆人。如果哪一种农民失去土地，那就被迫去租种地主的土地。

高昌回鹘的经济、文化与宗教高昌回鹘在吐鲁番盆地定居以后，其发展起来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都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在漠北时期以游牧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的特点。

在农业生产上，放弃过去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以经营定居的农业为主，地产五谷，产葡萄酒，在种植白■（即棉）并织成布方面有长远的传统，梧桐的树脂称为梧桐泪，可做药用及工业上金属的焊剂。在农业上利用水力，引导天山上的雪水以灌田园，造作水祐硙即水磨，便于粮食加工，因地制宜，用骆驼耕田，也有一部分畜牧业。

在手工业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白■布、绣文花蕊布。矿物中有著名的硇砂，是一种氯化钠，为制皮革不可缺少的原料。铁制品中，回鹘人已有镔铁即钢，当时回鹘人手工业操作的各种器械，许多得用钢铁才能制成。

在商业上，从其和内地商业的往来频仍可以看出商业之发达。回鹘人多到辽南京（今北京）做买卖，善于鉴别珍宝。也常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进行贸易，辽朝特别在上京南城设立”回鹘营“作为居留地。与五代、北宋也进行贸易。向宋的洛阳、开封源源不绝地输送马匹，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元丰八年（1085）将战马约24000匹送抵开封。又如棉布（白■布）一项，后周广顺元年（951），一次运到开封的就达1329段，这也说明当时内地植棉业还很不发达。

高昌人的文化宗教事业也十分发达。

高昌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先信最早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而后信佛教。所以，在今新疆吐鲁番西的木头沟或吐峪沟的墙壁上或废墟内，已发现大量回鹘人的宗教壁画，表现出与波斯文化融合的倾向。高昌回鹘人“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①。高昌壁画中，经常有天堂中跳舞的画面。塔里木盆地的戏剧表演，在汉代已产生，这由20世纪在吐鲁番、哈密发现的译成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写本①，以及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当时戏剧演出的场面和文物可以证明。

19世纪末，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我国敦煌千佛洞发现几百个属于元朝初年回鹘文木刻活字。据研究，这些回鹘文木刻活字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因在敦煌、①程溯洛：《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①《宋史》卷490《高昌传》。

吐鲁番一带大量翻译佛典，就参考同时代王祯那一套汉文活字印书的办法，用于畏兀儿地区所留的痕迹②。在唐代，已从内地传去七曜历，有十二地支及生肖，这由我国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得到的回鹘文历书残页（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可以证明。

在回鹘文书方面，除零星契约及文书外，主要的有回鹘文的《玄奘传》，原译本为10世纪中别失八里回鹘佛僧详古舍利所译，1930年在新疆出土，现已整理。《金光明经》（汉文译者为唐高僧义净）的回鹘文译本（译者同《玄奘传》），是从汉文译本转译的，另从梵文本添译了好多处，成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乌古斯可汗传说》，这是未经1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丁掺入伊斯兰色彩的、维吾尔族最早有关其自己始祖的民间传说。传说写成的时间大约在10世纪，地点在天山南路，为一佚名回鹘人的手稿，现收在拉得洛夫氏的《福乐智慧·导言》之中。

吐鲁番古代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有成熟的医药（如唐代的《西州续命汤》）。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高昌回鹘境内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36人到宋朝献香药。元代畏兀儿人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③。

在宗教信仰方面，高昌回鹘人曾先后信奉摩尼教、佛教和景教，所以回鹘文佛典中有些与摩尼教相混合之处，即将佛教诸神披上摩尼教的神名。至于景教，则与摩尼教几乎同时在高昌流行，但只为少数人所信仰。到元朝时，畏兀儿人景教徒在促使伊利汗国中的蒙古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国王相互往来中作出了贡献。

②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程溯洛：《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蒙古国和元时期回鹘文木刻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的兴亡公元840（唐开成五年），回鹘从漠北分四支外迁，除一支南下，其他三支西迁，其中最大的一支在汗族成员庞特勤和相馺职的率领下西奔葛逻禄（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这支西迁回鹘，建牙于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称之为喀喇斡尔朵。这个王朝，国外史学家有的称为阿弗拉西亚勃王朝，有的称为伊利克汗王朝；中国史学家有的称为黑汗王朝，有的称为黑韩王朝；现在史学界通称之为喀喇汗王朝①。

喀喇汗王朝在七河地区巩固住地位以后，迅速把领域扩大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根据喀喇汗王朝史学家阿布杜·加费尔在公元11世纪写成的《喀什噶尔史》（此书已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杰马尔·卡尔希于14世纪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所记载的传说，喀喇汗王朝创建者的称号为“毗伽阙·卡迪尔汗”。

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古老的习惯法“双王制”，即汗国分为两部分，由汗族中最长者任大可汗，次长者任副可汗，分别统治汗国的一部分。汗位的继承，是传长制，不是嫡承制。大可汗称为阿尔斯兰（突厥语意为“狮子”）喀喇（意为“伟大”、“最高”）可汗，驻巴拉沙衮，以后随着王朝统治民族定居农业文化的发展，多驻喀什噶尔。所以喀什噶尔又称为“斡耳朵坎特”（意为“汗城”）。副可汗称博格拉（意为“公驼”）喀喇可汗，初驻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中迁喀什噶尔，后又迁回怛逻斯。

喀喇汗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的王朝。据史料记载，1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博格拉汗萨图克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汗穆萨·阿布杜·克里木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推行到全境。公元960年（宋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有20万帐游牧民皈依了伊斯兰教。992年（宋淳化三年，辽统和十年），博格拉汗哈桑（哈龙）率军占领萨曼王朝的首都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因染病撤兵，死于返回的途中。999年（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阿尔斯兰伊利克（意为“狮子王”）纳赛尔再度出兵，几乎完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长驱直入蒲华，灭掉萨曼王朝，河中地区被纳入喀喇汗王朝的版图。11世纪初①，卡迪尔汗玉素甫攻下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灭掉于阗李氏王朝，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所谓“圣战”，把喀喇汗王朝的东部疆界扩大到约昌城（今且末南）以东（今若羌境内）。11世纪前期，喀喇汗王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1140年（西辽康国七年），喀喇汗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布里特勤伊卜拉欣脱离东部大可汗的统治而独立，自称桃花石（意为“中国”）·博格拉汗。从此，统一的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部汗国为哈桑支系统治，首府仍是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西部为阿里支系统治，首府最初是乌兹根（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乌支根），不久迁往萨末鞬（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后来，西部汗国的汗位也转到哈桑支系手中①。

①《元史》卷135《月举连赤海牙传》。

①参见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①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李氏的年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诸说不一：992年，1001年，1004年，1006年，1009年。今采1006年说。

喀喇汗王朝实行分封制（“伊克塔”制），这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王位和封地而经常发生内讧和混战，使国力日趋衰弱。1089年（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塞尔柱王朝攻下蒲华，西部喀喇汗王朝从此在政治上成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东部喀喇汗王朝在1130年（西辽耶律大石称帝前一年），也曾一度表示臣服于塞尔柱王朝。1134年（西辽康国元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大可汗伊卜拉欣同葛逻禄首领和康里首领不和，发生冲突，请求西辽王朝出兵支援。西辽趁机占领巴拉沙衮，作为自己的都城，把东部喀喇汗王朝降为附庸，从此东部喀喇汗王朝的辖地只有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1137年西辽在和毡（今塔吉克斯坦的霍占）击溃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军队。1141年九月九日，塞尔柱王朝与西辽王朝在卡特万草原（萨末鞬以北）上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战。西辽以少胜多，塞尔柱王朝惨败，结果退出了河中地区，西部喀喇汗王朝改换宗主，仍以附庸形式保存下来。后来乃蛮部酋长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朝的统治权，放还东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穆罕默德。1211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喀什噶尔的贵族暴动，杀死了这个末代可汗，东部喀喇汗王朝灭亡。次年，即1212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出兵占领萨末鞬，处死西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苏丹奥斯曼，西部喀喇汗王朝也灭亡，河中地区成为花剌子模的疆域。

喀喇汗王朝社会经济与文化喀喇汗王朝时是中亚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回鹘以及一些其他的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封建制度在中亚农业地区得到普遍确立。喀喇汗王朝采取一些促进措施，使封建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社制的残余受到有力的冲击，原来氏族贵族的“迪杭”土地所有制为“米尔克”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这在当时是一种社会进步。喀喇汗王朝的赋税和徭役较其前其后的王朝都要轻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因此，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的繁荣昌盛。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城市的规模扩大，而且一批新的城市建立起来，尤其在七河地区。建筑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蒲华、萨末鞬、喀什噶尔等城兴建了一批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其中一些至今尚完好存在，显示了喀喇汗王朝当年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由于大批突厥语的游牧民转入定居，加快了中亚土著民族突厥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喀喇汗王朝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广大居民在宗教、习尚上也伊斯兰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这种民族相互异化和融合的过程中，科学文化也获得巨大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形成。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作为王朝统治民族的、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回鹘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回鹘学者和诗人，他们写下了一些不朽的著作，如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语言学巨著《突厥语大词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他的劝诫性长诗《福乐智慧》。它们不仅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和哲学—伦理学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研究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科学的珍贵资料。它们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世界文化的瑰宝。它们为今天绚丽多姿的维吾尔文化和突厥语各民族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宋、辽的政治、贸易关系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或“东方与中国之王”，喀喇汗王朝同当时中国的其他几个皇朝都有密切的外交、贸易关系。《宋史·回鹘传》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喀喇汗王朝可汗称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宋史·于阗传》）。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材料，喀喇汗王朝向宋朝派出的使团前后有50多次，他们受到宋朝的礼遇。这些使团实际上多是商队，运往宋朝的货物以乳香为大宗，运回的主要是丝织品、衣服、金银器皿和茶叶。《福乐智慧》写道：“要是［从］中国来的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喀喇汗王朝与辽朝相互聘问相当频繁，并结为姻亲，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贸易往来不断，每当春天，“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的商品”。喀喇汗王朝同高昌回鹘汗国和西夏是近邻，也应有更多的交往，但史籍所留下的记载较少②。

②这里所说的哈桑支系和阿里支系，是前面提到的博格拉汗萨图克的两个孙子——哈桑和阿里——的后裔。

第四节　吐蕃分裂

割据下的吐蕃诸部

强盛的吐蕃王朝末代赞普（王）、反佛教的达磨（也作达玛，俗称郎达玛），于唐会昌二年（842）被佛教僧侣拉隆贝吉多杰刺死后，发生了达磨小妃所生的遗腹子哦松（也作欧松），与冒充为掌权的大妃的亲生子实为领养的云丹（也作永丹，即《新唐书·吐蕃传》“乞离胡”）争夺王位，吐蕃王朝迅速分裂。随后发生了东部多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地区）的韦·科协列东（阔协列登）起义，一直打到逻些（今拉萨）附近；伍如地区（今拉萨西）的韦·洛波洛琼（罗泊罗穷）起义；南部的秦浦（今札囊地区）和逻些城东的工布（今工布江达及以东地区）秦木贡米珠、许布达孜聂（许布岱则）等起义，许布达孜聂起义军，一度攻占历代赞普陵墓所在地秦瓦达则（今琼结），并捣毁了除松赞干布陵以外的所有陵墓。这次从相当于唐末到五代前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爆发在广大地区的奴隶、平民大起义，藏史称为“邦金洛”，意为编氓反上。不仅给奴隶制以毁灭性的打击，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发展，也摧毁了吐蕃王朝，形成了以吐蕃王室后裔为主的，分裂割据的众多封建领主政权。吐蕃王朝云丹后裔据有首府逻些城地区，史称拉萨王系。哦松后裔之一退居纳里（今阿里）地区布让城（今普兰），史称阿里王系；其中一支居于西部麻域（亦作孟域，即拉达克，今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地区，史称拉达克王系；另一支的后裔居于布让东的亚泽（今尼泊尔西部）地区，史称亚泽王系。哦松的另一支后裔在雅隆地区（今地不详，当在今西藏东南部），史称雅隆觉阿王系；其中的一支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活动，史称青唐羌，宋代的唃厮啰，就是青唐羌的著名首领。

除了上述由吐蕃王朝王室后裔建立的各自独立的割据政权外，其他许多封建领主也分别割据一地，各自为政，史称：“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国和元朝统治吐蕃地区为止。

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兴起相当于唐代初年，公元7世纪前期的松赞干布（弃宗弄赞）时期，佛教已传入吐蕃。相当于唐代中叶，公元8世纪后期的赤松德赞（婆悉笼腊赞）时期，佛教成为吐蕃的国教，就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灭佛教之前十多年，吐蕃的达玛（达磨）赞普即位（唐文宗开成三年，828），不久即开始大规模的毁灭佛教，除边远地区外，吐蕃的佛教基本被毁灭。在此之前吐蕃地区的佛教，基本上是印度佛教及其教义、形式的传播，西藏佛教史称之为“前弘期”。

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农奴制经济普遍建立，佛教首先在沿边地区逐步发展，重新兴起的佛教，吸收了吐蕃的原始宗教，①参看魏良弢：《喀喇汗王朝与宋、辽及高昌回鹘的关系》，载《中亚学刊》第1辑，1984年。史称“本教”（“黑教”）的许多特色，因而也缓解了佛教与本教曾经有过的长期斗争，更容易为吐蕃的农奴主和农奴所接受。这种带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的僧侣，被称为喇嘛，意为“上人”、“上师”，因而也称为喇嘛教，这个与其他地区有别的佛教，西藏佛教史上称之为“后弘期”。

吐蕃王朝后裔拉萨王系的意希嘉参（意希坚赞），是山南地区的桑耶寺主、农奴主，在相当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时派人前往多康（今青海西宁地区）学习佛法、求取佛经①，这一年被佛教徒定为后弘期的开始，也是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开始。此后所译的佛经（主要是密宗经籍）称为新译，所以，史亦称后弘期为“新经”时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吐蕃王朝另一支后裔阿里王系的益喜哦（意希沃、松额、智光）是古格地区（今西藏普兰以西）的农奴主、僧侣，他派人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学法，邀请天竺僧侣到吐蕃地区传播佛法。西藏佛教史上称为“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藏史称下路指东部地区，这里是指前往多康取经求法；上路指西部地区，这里是指古格地区派人前往天竺求取佛法。藏传佛教不久就发展出多个派系。

最早的是“噶当派”。“噶”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堆龙（今堆龙德庆）地方的农奴主仲敦巴·甲哇迥乃（仲敦巴嘉迥乃）邀请天竺僧侣阿底峡（阿底厦）大师讲经传法，他主张显教与密教结合，循序渐进，以佛语作为僧侣修行和行为的准则，他死后，仲敦巴作为大弟子继承并传布他的教法，相当于宋嘉祐元年（1056），建造第一座寺院热振寺（今林周北），作为传教的基地，逐渐形成为藏传佛教第一个教派“噶当派”，噶当派发展很快，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最大的教派，但政治实力不如后起的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的庙宇为白色。明代噶当派教徒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因教徒戴黄帽，习称“黄教”，人们因而亦称噶当派为“老黄教”。

相当于宋熙宁六年（1073），自称吐蕃王朝贵族昆（款）氏后裔的贡却杰布（衮乔杰布、宝王）在家乡创建了萨迦寺（在今萨加），萨迦意为灰土，据说其地为灰白色土壤，因而取名。寺主由昆氏家族世袭，其子贡噶宁布（衮噶宁保）继承后形成萨迦派，主要宣扬密宗的喜金刚，寺主称“萨勤”，意为萨迦大喇嘛，是为萨迦始祖。庙宇墙上涂有两小幅红、白颜色，一大幅灰色，象征萨迦无上部本尊喜金刚，外观华丽，汉人称之为“花教”。萨迦派是政治势力最强的教派，萨迦四祖贡噶坚赞（衮噶坚赞、功嘉监藏），知识渊博，通晓“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而被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元史》称为班弥怛），意为萨迦大博士，是吐蕃地区主要的僧俗代表人物。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宋淳祐四年，1244），他受蒙古皇子阔端之召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蒙古贵由汗二年（宋淳祐七年，1247）贡噶坚赞进见阔端表示归附，随后向吐蕃地区僧俗宣布，纳里（今阿里地区）、乌思（今前藏地区）、藏（今后藏地区）皆已降附蒙古。蒙古蒙哥汗元年（宋淳祐十一年，1251）贡噶坚赞死于凉州，其侄罗追坚赞贝尔桑（八思巴）继任为萨迦五祖，蒙古中统元年（宋景定元年，1260）受封为蒙古国师，并开始在吐蕃地区建立了在蒙古统治下的萨迦政权。

噶举派，噶举意是佛语传承、口传，重视师徒口头传授，是藏传佛教中支系最多的教派。噶举派一开始就分为两个传承体系，一个是由琼布南交（琼①《宋史》卷492《吐蕃传》，本节引用本传不一一出注。

波南交）创立的“香巴噶举”，后在香地（今南木林）建寺传教。后又在山南建桑顶寺（桑定寺、桑丁寺），在今浪卡子南羊卓雍湖南。

另一派为“塔布噶举”，创建者塔布拉杰（塔波拉结）原是噶当派僧侣。此前，创始人玛尔巴（玛巴）两赴天竺学习密法回来后传授，弟子米拉日巴（米拉热巴）最为著名，塔布拉杰师从米拉日巴，在相当于宋宣和三年（1121）建造岗布（波）寺（今朗县西北）传教，创立“塔布噶举”派。庙宇为白色，教徒衣服也为白色，汉人称之为“白教”。

他的四个门徒又分别创立四个支派，其中最大的支派，为都松钦巴在噶玛建噶玛丹萨寺（在今类乌齐），因而得名的噶玛噶举（噶玛巴）派。相当于宋淳熙十四年（1187），又在逻些城（今拉萨）西堆龙（今堆龙德庆）建粗朴寺（磋卜寺），成为噶玛噶举派主寺。公元13世纪时，首创了“活佛转世”制度。

蔡巴噶举创建者是向蔡巴，后为逻些城东的农奴主噶氏把持，势力很大，噶氏蔡巴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

拔戎噶举曾在拉堆绛（今昂仁境）建立过较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势力较小。

帕竹（帕主）噶举，帕竹（帕主）是帕木竹巴（帕摩主巴）的简称，创建者即是帕木竹巴·多吉杰布（意为金刚王），在帕木竹（今桑日县境）建寺（即后来的丹萨替寺），为山南地区的农奴主朗氏家族（在今乃东泽当）控制，势力强大，也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帕竹噶举还有八小支派，其中重要的有止贡巴（在今墨竹工卡东北直孔）、达垅巴（在今林周）、雅桑巴（在今乃东亚桑）、主巴等。

藏传佛教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教派，势力不大。而吐蕃原始宗教“本教”

（钵教），俗称“黑教”，主要崇拜天、地、水、火、雪山、湖泊、守护神、祖先等，也在吸收佛教教义、形式，后继续流传在边远地区。前弘期所传的佛教密宗，称为“宁玛”派，因僧侣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宁玛”意为“旧”、“古”，受“本教”影响较多，与后弘期兴起的各教派有明显区别，势力也较小，建造于8世纪的桑耶寺（在今扎囊雅鲁藏布江北岸），后弘期时成为宁玛派的重要寺院。

藏传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方面，有噶举派创建人塔布拉杰（达波拉结，1079—1153）著的《喇嘛格言》，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萨迦班智达，1182—1251）著的《萨迦格言》、《正理藏论》、《三律仪论》等，宣扬教义、教规。还有成书于13世纪，署名为海如嘎所著，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米拉日巴（1040—1123）是噶举派创始人之一，塔布噶举派创建者塔布拉杰的老师。传记通过歌颂米拉日巴，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著名的史诗是《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是吐蕃（藏）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相当于宋仁宗时代。从11世纪以来陆续进行创作，以诗歌形式歌颂格萨尔王。《格萨尔王传》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仅已译成汉文的已达1500多万字。此外还有蒙文译本及英、法、德、俄文节译本。吐蕃交际礼节所用的“哈达”，传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藏医学方面，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建者塔布拉杰和萨迦派四祖贡噶坚赞，都是著名的藏医，贡噶坚赞精通的藏学“五明学”中的“医方明”，就是专门研究藏医学的。塔布拉杰在所著《喇嘛格言》的“十应避”中，有“饮食习惯不合卫生者应避”，反映了普及医学知识的要求。

藏历“胜生”历法也是这个时期建立的，这是吐蕃历法、数学、天文学发展的综合标志，胜生历是从相当于宋天圣五年（1027）开始计年的。

绘画雕塑也有了新的发展，今拉当寺的弥勒佛、哲公寺的智明佛母铜雕佛像，夏鲁寺的舞伎和群神供养的壁画，以及拉当寺的滚噶吉祥、白度母的卷轴画，也是这时期传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①。

①关于意希坚赞（意希嘉参）派人前往多康地区学法取经的时间，藏史说法不一，《安多政教史》有后梁乾化三年（913）说、贞明四年（918）说，以及《青史》的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三种说法。《藏族史略》在注中列举了上述三种说法，采用后梁贞明四年（918）说；《藏族史要》采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未说明出处，也未提及另两种说法。撰者按：意希坚赞为永（云）丹五世孙（《藏族史略》。《藏族史要》作六世孙），永丹为末代赞普达玛死后，以遣腹子身份出现的抱养儿子，达玛死于842年，下距913年计71年、918年为76年、978年为136年。即使依意希坚赞为永丹五世孙说，加永丹为六世，每世平均分别为11年多、12年多和22年多，后者较为可信，今采用此说。

第五节　唃厮啰（青唐羌）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赞普达磨被弑，建国二百数十年的吐蕃王朝解体，后经贵族、边将混战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王朝在各地的统治机器被彻底摧毁。因此，到9世纪晚期至11世纪，无论在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在河陇地区，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农奴制的因素不断增长，奴隶制逐渐为封建农奴制所代替；政治上则是出现了一些僧俗首领割据的地方势力集团。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有赞普后人建立的政权，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就是其中之一。

唃厮啰政权的建立唃厮啰，本名欺南陵温，“绪出赞普之后”①。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也说唃厮啰是吐蕃王朝达磨赞普五世孙赤德的后人。当他12岁时，被大贾何郎业贤带到河州（今甘肃临夏），安置在■心城；不久，又被大户耸昌厮均迁到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即联合各部落首领聚众举事，建立政权组织）。当时“河州人谓佛为‘唃’，谓儿子为‘厮啰’，自此名唃厮啰”，故史称其建立的政权为“唃厮啰”。

吐蕃人有尊崇贵族的传统，被奉为佛的化身的唃厮啰在河湟吐蕃人中有巨大的魅力。因此，宗哥（今青海平安）李立遵、邈川（今乐都）温逋奇等大首领，得知河州有赞普后人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后，旋即以武力将唃厮啰劫持到廓州（今化隆境），立文法，尊之为“赞普”。不久，李立遵将王城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宗哥城，自立为相（论逋），挟“赞普”以令诸部，遂“帐族甚盛，胜兵六七万”①。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李立遵派人到宋朝，号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以自效”，争取宋室的支持。后又上书秦州宋朝守将曹玮，请求朝廷册封其“赞普”号。“朝议以赞普戎王也，立遵居厮啰下，不应妄予”，仅“授立遵保顺军节度使”。对此，李立遵甚为不满。遂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亲率3万余众攻打秦（今甘肃天水）、渭（今平凉）二州一带城寨，与曹玮战于三都谷（今甘谷县境），为宋军所败，落荒而走。

李立遵得势后骄恣好杀，御下严暴。唃厮啰对他的所作所为日渐不满，相互之间嫌隙日深，遂带领亲信及属下部族到邈川。以温逋奇为首的当地首领拥戴唃厮啰为主，自为“论逋”，并派人到宋朝进贡修好，请求封赐。明道元年（1032），宋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邈川大首领，温逋奇为归化将军。后来，温逋奇对唃厮啰的势力增长甚为不安，欲取而代之，于是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唃厮啰。唃厮啰被守卒放出，以“赞普”的地位和威望集部众捕杀温逋奇及其党羽。平息政变后，唃厮啰举族迁徙青唐（今青海西宁）。此后的近百年间，唃厮啰政权遂以青唐为首府，成为这一地区吐蕃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①本节主要参考书目有：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黄奋生（吴均校订）：《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①《宋史》卷492《吐蕃传》。

与宋、辽、夏、金的关系正当唃厮啰刚刚立足青唐，专心经营河湟之时，近邻西夏又继占领甘、凉二州后，把矛头直指唃厮啰。西夏广运二年（1035），元昊亲率大军进入湟水流域，攻城占地，掳掠人畜，吐蕃人甚苦之。唃厮啰指挥吐蕃诸部奋起反击，与之激战二百余日，终以奇计破元昊，大获全胜。唃厮啰抗击元昊之胜利，不仅保卫了新生的政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在吐蕃人中的威望，许多不甘屈服于元昊统治的凉州（今甘萧武威）的六谷部吐蕃人和甘州（今张掖）回鹘人都纷纷南下投奔唃厮啰，进一步壮大了与西夏抗衡的实力。后来，宋、辽、西夏为争夺西北战略要地而互相角逐，唃厮啰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宋室为之大震。宋朝为了牵制西夏南下，不得不重赏在西北地区能为之效力的唯一“同盟者”。十二月，加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次年六月，派左侍禁鲁经带上宋仁宗的诏书和2万匹丝绸的厚礼出使唃厮啰，“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宋康定元年（1040）八月，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到青唐，与唃厮啰商议讨伐西夏事宜，受到隆重接待。唃厮啰并上“誓书及西州地图”②。宋加封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①。唃厮啰与辽国亦有往来，元昊称帝，辽夏关系恶化。辽为了继续牵制西夏，曾西联甘州回鹘、唃厮啰为外援，策划对西夏用兵。为此，辽于清宁四年（1058）以公主（当为宗室女）下嫁唃厮啰子董毡，共图夏国。吐蕃与辽贡使之往来，自李立遵时起皆不乏记载。

宋治平二年（1065）十月唃厮啰卒，次年五月安葬，终年69岁。其第三子董毡继位，史仍称唃厮啰后裔的政权为唃厮啰唃厮啰有三房妻子，前二妻为李立遵之女，各生一子，一为瞎毡，一为磨毡角。李立遵死后皆失宠，各携其子逃出青唐，磨毡角居宗哥；瞎毡居龛谷（今甘肃榆中境），后其子木征迁河州。董毡为乔氏所出，甚为唃厮啰宠爱，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唃厮啰在世时，董毡就已参与军政事务，征战沙场，屡立战功。他即位后，仍继续执行其父的施政措施，与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宋熙宁三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西夏出兵攻宋环（今环县）、庆（今庆阳）二州，董毡提兵助宋，乘西夏西线空虚，沿边抄掠，迫使西夏撤兵，宋军大部分将士遂得生还。但是，这种友好关系在王安石任相后就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幕纱。这时有一个“试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的王韶，向宋朝廷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②。王安石遂命王韶前往秦州主持边事。熙宁五年，又命王韶率大军向唃厮啰政权属下的熙河地区发动了进攻，到次年九月，相继占领熙（今临洮）、河（今东乡西南）、洮（今临潭）、岷（今岷县）、叠（今迭部）、宕（今宕昌）等地，“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①。熙河之役给董毡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宋朝与河湟吐蕃的民族矛盾，从此这一带成为战争频②《文献通考》卷335《吐蕃》。

①《宋史》卷324《刘涣传》。

②《宋大诏令集》卷239《唃厮啰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制》，康定二年正月乙未。①《宋史》卷328《王韶传》。

仍、烽火不灭的地方，给吐蕃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宋军占熙河后，遇到董毡的奋力抵抗。他首先与西夏通好，夏国以公主、秉常妹下嫁董毡子蔺逋叱，结为婚媾，共同对付宋朝。同时派出部将鬼章攻打河州，杀宋将景思立于踏白城。董毡侄河州大酋木征也率部助鬼章围河州宋军，后因军力悬殊而败绩。木征降宋，赐名赵思忠，成为宋朝的命官。熙河之役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董毡和宋朝恢复了中断七年之久的友好关系。熙宁十年十月，董毡派人到宋进贡，宋依旧例回赐。董毡由保顺军节度使改为西平军节度使，后又由常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其他首领则依其实力授团练使、刺史、本族军主、副军主等职。宋神宗接见董毡使者时也称赞“其上书情辞忠智，虽中国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过如此”。

元丰六年（1083）十月，董毡卒，终年51岁。其养子阿里骨继嗣。

《宋史·吐蕃传》记述：“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由于阿里骨非唃氏家族，所以遭到唃厮啰族人的竭力反对，在这种形势下，阿里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一度改变前朝依宋抗夏以自保的政策，欲利用夏国的力量收复被宋占领的熙河地区，并通过战争缓和内部矛盾。遂与西夏相约在对宋的战争中如能取胜，熙、河、岷三州归阿里骨，兰州、定西归西夏。元祐二年（西夏天仪治平元年，1087）四月，阿里骨令鬼章攻洮州，西夏也出兵围河州。后因鬼章被宋军俘获而结束战争，阿里骨收复失地的希望破灭。

阿里骨受挫折后，于次年派人携带厚礼到宋朝上表谢罪，并要求释放鬼章，边界息兵。宋朝同意了阿里骨的请求，亦“依旧许般次往来买卖及上京进奉”，后又加封阿里骨等人官爵②。自此，阿里骨与宋朝的关系重归于好。绍圣三年（1096）九月，阿里骨卒，终年57岁。其子瞎征继承青唐主位。瞎征执政后，唃厮啰家族溪巴温及其后人、各地的部落首领纷纷据地而治，自立为王，整个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瞎征执政之初，宋朝授其为“河西军节度使”。后来看到瞎征不能控制政局，属下各有篡夺之心，窥伺河湟已久的北宋认为进取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符二年（1099）六月命王愍、王赡为正副统军，由河州北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连下宗哥、邈川诸城，直逼青唐。

瞎征和其他首领纷纷往宗哥城降宋。

瞎征出走，青唐无主，大首领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陇拶为主，陇拶不能控制早已造成的残局。遂于同年九月同契丹、西夏、回鹘三公主以及大小首领出城降宋，迎王赡入青唐城①。

宋军占领河湟后，由于遇到吐蕃人的反抗，后方供应不继，于次年开始撤出河湟，当地首领又立溪巴温第三子溪赊罗撒为主。河湟一带“仍旧文法管勾”①。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宋朝授溪赊罗撒为“西平军节度使、邈川首领”②。

蔡京当国后，复主开边事宜，于崇宁二年（1103）六月再次出兵河湟，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22。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壬申；《宋史》卷350《王赡传》，陇拶，《王赡传》作“溪巴温之子”。此据《宋史·吐蕃传》：“陇拶乃木征之子唃厮啰嫡曾孙。”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癸丑。

次年四月取青唐。龟兹公主及诸大首领开青唐城出降，溪赊罗撒走投西夏。北宋在濒临崩溃前夕两度占领河湟。仅维持了20年统治。

北宋宣和七年（1125）以后，金兵大举南下，宋朝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由陕西经制使钱盖寻唃厮啰血统封立，以图为之守边。有益麻党征者，是为陇拶之弟。“素为国人信服”，遂命其为“措置湟鄯事”，赐名赵怀恩，这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1131），金人占河湟。绍兴四年，赵怀恩“弃离部族田宅，驱携老小”来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赵怀恩由熙州观察使改授“鼎州观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至死亦未再回到河湟③。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多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经济、文化唃厮啰政权统治河湟期间，特别是在唃厮啰和董毡时期，在内外施政方面制定了一些较为得体的措施，因此，其经济和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据载，牧业是河湟吐蕃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牧放牲畜是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李远《青唐录》说当地人们善逐水草，“以牧放射猎为主，多不粒食”。又农业比较发达，在湟水、洮河、黄河诸水两岸，宜五谷种植。李远笔下的河湟竟是一派江南村色，邈川一带“川皆活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宗哥川则“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

贸易也是唃厮啰的重要经济支柱。西夏崛起后，传统的“丝绸之路”受到严重威胁，到景祐三年（西夏大庆元年，1036），西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夏人对过境商人十分苛刻，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①。因此，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绕道青唐，改走青海故道。当时，在青唐城东就居住着好几百家往来做生意的于阗、回鹘商人。所以《宋史·吐蕃传》说：“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

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向宋朝上表皆用“蕃字”，时人称之为“蕃书”。“无正朔”，“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古老的本教在民间仍有极大影响。据藏文史籍记载，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的发源地，对藏传佛教在西藏再度弘传起了重要作用。唃厮啰迁青唐后，“尊释氏”，开始在青唐城西建寺院，“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青唐录》）。此外，在河州有“积庆寺”，在青海湖海心山岛上，也有“习禅者赢粮居之”，佛塔则遍及各地。唃厮啰执政者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自己也信奉佛教，“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宫殿旁就供有高数十尺的“金冶佛像”。岷州“广仁禅院碑”，也说广仁禅院之建成与当地吐蕃大首领赵醇忠、包顺、包诚等施财造像有关①，这些都是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③《皇宋十朝纲要》卷16。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42，兵17之2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癸巳。①《西夏书事》卷15。

第六节　大理

大理政权的兴亡

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崩溃之后，白族中的贵族分子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先后起而进行政权的争夺，郑买嗣继南诏之后建立了长和国（902—928）。赵善政推翻郑氏政权，建立天兴国（928—929）。杨干贞取代赵善政，建立义宁国（929—937），及至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乃夺得政权而建立了大理。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后，对南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肯定新兴的白族封建主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为岳侯，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巨桥（今云南普宁）地方为其世袭领地；封董伽罗为宰相，亦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其余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如杨氏家族的封建庄园，也都得到扩大。对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农民，则是在承认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前提下，减轻税粮负担，宽免徭役三年②。对于“凡有罪无子孙者”的奴隶，则一律“赦免”，即加以释放。对于被统治的部族和部落，则解除他们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奴隶性质的徭役①。大理政权终于稳固下来。

大理和南诏一样，仍然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这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为主要统治者。在政权组织方面，则是以段氏封建国王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辅佐来进行统治。白族封建诸侯们各有领地，以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基础。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为府和郡①，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作为各府、郡的长吏来进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诏统治时期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起来的。各府、郡分管的区域内都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由本民族的贵族分子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接受府、郡长吏的统治。

宋绍圣元年（1094），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夺取政权，称“大中国”。两年之后，高升泰的儿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权重新归还段氏，以段正淳为国王，此后或称大理国为“后理国”。大理国后期，段氏国王失去了实际上的控制权力，以高氏家族为首的白族封建领主们，则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区进行封建割据统治；其他被统治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则为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而相互兼并纷争，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宝祐元年，1253），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国境内各民族贵族分子对立纷争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1254年1月2日），蒙古军到达大理首府大理（今属云南）城下，蒙古军入大理城，大理国亡。

②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

①《南诏源流纪要》。

①《南诏野史》。

大理的民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白族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在这里，除了主要城镇中和城镇附近的平坝地区有白族人口之外，其余的小城堡和广大的村落中，则为许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杂居和散居。主要城镇中的白族封建主们，是通过封建的政治、经济组织与大理国王联系起来。并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经济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统辖的府或郡内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统治起来。而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内部，却又分别保持着一套与白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们对于这些被统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保留着，然后通过它们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被统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南诏统治时期相比较，大的范围基本上未曾发生变动。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地带的山区、半山区和少部分平坝区，主要是“乌蛮”（彝族）系统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两岸是么些（纳西）的分布区域；今澜沧江和今怒江上游之间是“卢蛮”（傈僳族）；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带是“金齿百夷”（傣族）、阿昌和孟高棉系统的部落；东南部边境地带则是和泥（哈尼）、僚（壮族）、“白衣”（傣族）等的共同杂居区。部分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居住区域较之南诏时期有所变动。如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中的部分人口，北迁入威远（今云南景谷）、开南（今景东）一带，与“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相杂居②。这里原来就有一部分“金齿百夷”（傣族）人口，至此则“金齿百夷”的人口增多了。又一些民族中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较之南诏时期未变。如今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乌蛮”（彝族）中的邛部、两林、丰琶，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出现在原地①。而一些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却在人口增多、分裂繁衍的情况下，在原来居住的地区或原来居住地区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如西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中，有勐梯（今盈江境）、勐卯（今瑞丽）、勐生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勐生喜（今缅甸南掸邦一带）、勐生威（今缅甸北掸邦一带）②，它们分别联系着附近同族的各个小部落，共同结成一个联盟集体；又如建昌城（今四川西昌）北部“乌蛮”（彝族）中的落兰部（今冕宁南部的泸沽一带），繁衍成为许多小部落；东爨区（今云南楚雄以东）部落分裂繁衍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定时间阶段内，在这里出现了“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但实际上并不止于三十七部。因为，各个部都不断繁衍出一些新的氏族、部落来。如罗伽部（今澄江境）即繁衍出强宗部、步雄部、普舍部等，分散到邻境的其他地方去。三十七部中的各个部，都不断繁衍，不断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各有地界，筑营垒以闭关自守。

各民族中的各个氏族、部落，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聚居的地方，分别从事各种生产。如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的各部落，依旧进行他们的农业②《元史》卷61《地理志》四：“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郡四。”①《元史》卷61《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②《元史》卷61《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威楚府（今楚雄）辖境内则为“杂蛮耕牧之地”③，这里的“乌蛮”（彝族）、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或耕田，或狩猎、畜牧，或半耕半牧，自按其内部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大理国王把各民族的居住区域分别划归各府、郡管辖，或分封给白族诸侯。除了一部分仍然从事更为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的氏族、部落之外，在大部分的氏族、部落中，各个家庭在从村社那里分得一块土地之后，每个居民耕种自己的田地，女人和女儿从事于家庭纺织。而部分“乌蛮”部落中的男子，则在从事耕种之外，也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以其中的一部分交由本民族中的贵族，以贡纳的形式提供给当地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实际供给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的那一份，往往少于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所留下的那一份的数量。所以，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在地方的统治权力，得以世世代代地牢固地承袭下去。这种情况，以“金齿百夷”和“乌蛮”各部中最为突出①。因此，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金齿百夷”（傣族）及一部分“乌蛮”（彝族）、“和泥”（哈尼）等的“村社内部有奴隶制和阀阅制”②，他们中的贵族，一直世袭地统治着他们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区域，与邻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对抗。与宋朝的关系当南诏政权崩溃之后，内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仅五年的时间即趋于瓦解，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中。当时，内地的任何一个小王朝，皆疲于应付纷争，无力顾及云南；云南的郑、赵、杨氏政权，也谋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暇，同样不可能与内地作更多的联系交往。

大理建立之初，内地汉族区仍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中，及至宋朝建立，传统联系也就逐渐恢复。宋乾德三年（965），宋灭后蜀，大理便立即由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派官吏送公文入宋朝廷，祝贺宋朝平定后蜀③。此后，宋开宝元年至宝元元年（968—1038）间，大理曾九次派遣使臣向宋朝廷“入贡”和要求通好。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曾经命令黎州（今汉原北）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贡”①。这种“入贡”，既表示了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也是大理与宋朝之间进行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大理与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此展开。宋政和七年（1117），宋朝廷正式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即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②。然而，大理与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却为当时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所限制。

辽与西夏先后给宋朝以较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西南的大理，宋朝的统治者们也就存在戒心。当宋朝廷对大理国王进行册封而使关系进一步正常化③《宋史》卷496《黎州诸蛮传》。

①马可帛洛：《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②《元史》卷61《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③西双版纳傣文《泐史》（有李拂一编译本，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版），及《元史》卷61《地理志》叙述大理国时期三十七部的情况。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六月引《续锦里耆旧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丁未。

之时，金已兴起于东北，并随即展开与辽的纷争，进而攻宋，政治形势愈来愈趋于复杂化。所以，宋朝廷虽对大理国王进行了正式的册封，而在原来对大理国的戒心并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渐加深，就在对大理国王进行正式册封的当年，便有一部分人要求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进一步与大理国展开互市。宋朝廷命令黎州知州宇文常了解情况之后，再作具体措施，宇文常说：“自孟氏（后蜀孟昶）入朝，艺祖（宋太祖）取舆地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而无西南夷患。今若于（大渡）河外建立城邑，虏情携贰，边隙寖开，非中国之福。”③其实，宋太祖并不曾“划大渡河为境”而拒绝与大理国交往。宇文常所说，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复杂的情况之下，作为拒绝与大理国交往的借口。接着便是建炎元年（1127）宋政权为金所迫而南移，南宋君臣惶惶于自己统治地位的难于巩固，目光也就更多地注意着近在肘腋的大理国。于是，宇文常之说，便普遍成为南宋君臣拒绝与大理国进行政治上接触的借口。

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与大理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始终是频繁的，而且南宋时期胜于北宋时期。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接触，南宋少于北宋。

③《宋史》卷488《大理国传》。

第七节　壮族

五代和宋时期的壮族

五代和宋代时期，壮族分布在今两广及云南部分地区。壮族古称越人，五代和北宋时称俚僚、土僚、侬僚、蛮僚，南宋时一部分始称僮（亦作撞），大部仍称土、僚、侬、越、俚。1950年后统一名称为僮族。1956年改称壮族。五代时，壮族地区大部为刘隐所建的南汉所统治，部分为马殷所建的楚国所据。南汉乾和六年（后汉乾祐元年，948），南汉乘楚内乱，攻取贺州（今广西贺县）。九年（后周门顺元年，951）又乘楚灭亡之际，攻占桂州（今桂林）、宜州（今宜山）、严州（今来宾）、梧州（今属广西）、蒙州（今金秀）等地，壮族地区几乎全部为其所占领。

南汉统治岭南壮族地区，从后梁开平四年（910）封刘隐为南海王算起，到宋开宝四年（971）宋灭南汉，共经60余年。在此期间，中原扰乱，而南汉王朝僻处岭南，便于避乱，于是中朝士人多归之，使壮族地区货宝增加，渐臻富饶。北宋建立（960）后，南汉仍割据岭南，与宋朝抗衡，战事频繁。南汉刘氏统治集团对岭南壮、汉等族人民的统治极为残酷，对所谓“罪人”施以“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令罪人斗虎抵象。又赋敛烦重，邕民（壮族）入城者，人输一钱，琼州（今海南海口）斗米税四、五钱。置媚州都（今广西合浦），定其课，令入海五百尺采珠。所居宫殿以珠、玳瑁饰之”①。不过十数年，就把富饶的岭南变成“芝菌生宫中，野兽触寝门”①，“狐鸣鬼哭”的悲惨之地，很多壮族人民被迫迁往西部山区。

宋朝对壮族的统治宋开宝四年（971），南汉被宋将潘美攻灭，宋朝受到岭南壮、汉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地壮族首领纷纷“率土来归”。如开宝七年（974），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壮族首领莫洪■遣使奉表求内附，宋朝封为南丹州刺史；淳化元年（990），其弟莫洪皓向宋朝进贡银盌、铜鼓、绣真珠红罗襦，诏赐袭南丹州刺史，为宋朝统一岭南作出了贡献。

宋朝统一壮族地区后，根据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把壮族地区划分为两种类型来进行统治：一类，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桂、柳（今属广西）、贺、梧、容（今容县）、浔（今桂平）、象（今属广西）、贵（今贵港）等州，设置一般州县，与内地一样，其民称“齐民”，不以“蛮僚”称之，实际上其中许多是壮族。另一类，在比较边远、交通闭塞的邕州（今南宁）左、右江流域，宜州龙江流域及钦州（今属广西）部分地区，则参照唐朝的“羁縻”制度，“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在邕州辖境）凡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①。对归附宋朝的壮族首领授以知州、权州、①《宋史》卷353《宇文常传》。

①《宋史》卷481《南汉世家》。

①《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

监州、知县、知峒等官职。当时仅邕州就有50余所，宜州有16所，钦州有7所。宋朝又于土州、县、峒之上设寨，作为邕州、宜州和钦州的派出机构，由朝廷委派汉族官员去担任寨官和提举，就近对土官进行监督。这就是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土官”制度，亦称“羁縻”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就是在宋代“土官”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宋朝在壮族地区采用的两种政治制度（一般州县和土州县峒），基本上是同壮族地区当时存在的两种经济形态（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领主经济）相适应的。一般州县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好，交通比较便利，受汉族影响较大较早，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地租剥削占主导地位，宋时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土州、县、峒地区发展较晚，受汉族影响较少，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公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土官手里。由土官把土地分为两大份，把其中好的一份留给自己，作为“自营田”，所谓“知州别得养印田，犹圭田也，权州以下无印田者，得荫免田”。把另一份划分为若干“份地”，而后“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领种“份地”的农奴，以村社为单位与土地一起，服属于一定的土官（主户）。他们用一半时间耕作“份地”，以其收入来维持一家最低的生活，用另一半时间去服与其“份地”名称相同的劳役。例如领耕“伙夫田”的农奴要给土官当伙夫，领耕“挑水田”的农奴要给土官挑水，领耕“看水田”的农奴要给土官看水，领取“割稻田”的农奴要给土官割稻打谷，领耕“粮田”的农奴要替土官耕种粮田，领取“兵田”的农奴要“耕其田而为之甲士”，给土官当兵等等。于是，农奴中就有“提陀”（平民百姓）、“田子甲”，“马前牌”、“家奴”、“家丁”的区别，总谓之“峒民”、“峒丁”或“峒僚”。今壮族地区还有“挑水田”村、“马草田”村、“鼓手田”村等，就是从前那种领主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痕迹。

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两种政治制度，是由当时壮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尚能符合壮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所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面，有利于团结民族上层和联系群众，有利于稳定边疆局势，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壮族地区的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僻居桂西的龙江两岸，北宋时已“种稻似湖湘”。南宋时广西曾一度出现稻米自给有余，贩运广东的米船，首尾相衔，长达数里。壮锦远近闻名，时称“緂布”。“綀子布”为特产，“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一匹值钱千余文②。重要的商业城镇有邕州、横山寨（今田东）、钦州、宜州（今宜山）、柳州、桂州等。

但是，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两种政治制度，又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它必定带有许多消极因素，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它就日益走向腐败和反动，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是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基本原因。

侬智高起义宋朝从建立以来，兵变、民变、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北方受西夏、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篇》。

契丹、女真统治集团的压迫，南方受交趾（阯）的蚕食和威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使庞大的行政、军费开支越来越集中到南方各民族人民的头上。宋朝对壮族土州县峒的压迫剥削也日益残酷，只顾利用两江州峒之民以御“外蛮”，“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①，而对交趾的蚕食、压榨则不闻不问，因此许多壮族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反抗交趾的掠夺，另建政权。邕州“羁縻州”侬峒起义事件，就是其中突出的一起。侬峒起义，亦称侬智高起义，是北宋时广南西路邕州左、右江侬峒地区壮族人民反抗交趾掠夺的重大事件。北宋宝元二年（1039）正月，分布在今左右江上游、地属邕州“羁縻州”的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境内）、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境）、安德州（今靖西安德乡）雷灿峒（今靖西东）等地壮族（总称侬峒）人民，首领侬全福在广源州建立长其国，众推侬全福为昭圣皇帝，封其长子侬智聪为南衙王，抗击交趾。同年，兵败被交趾所执，遇害。庆历元年（1041），侬全福的次子侬智高与其母阿侬在傥犹州建立大历国，继续反抗交趾。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在安德州改称南天国，年号景瑞，拜广州汉族进士黄伟、黄师宓为军师。为交趾所迫，穷无所归，又多次要求宋朝支援而被拒绝，于是，侬智高由拥宋变为反宋，想夺取两广以自存，发兵沿右江而下。皇祐四年五月初一（1052年5月31日），攻占邕州城（今南宁），改称大南国，侬智高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采用宋朝官制任命官员。接着，乘胜沿郁江而下，连克横（今横县）、贵（今贵港）、龚（今平南）、浔（今桂平）、康（广东德庆）、端（今肇庆）等州。围攻广州（今属广东）达57天，不克，旋经清远（今属广东）、连州（今连县）、贺州（今广西贺县），回师邕州。次年正月十五日，宋将狄青率骑兵偷度昆仑关（今宾阳南），大败起义军于归仁铺（今邕宁县三圹）。侬智高战败后与黄伟等投奔大理国。其母阿侬率领一部分军队奔特磨道（今云南广南），收集余众，习骑备战。至和元年（1054），阿侬被宋军所俘，遇害于洛阳（今属河南）。次年四月，大理国为宋朝胁迫，杀侬智高，函其首级献于宋。

①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农业

后梁时农业生产的部分恢复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不仅水利失修，连年的战争使大批被强征入伍的青壮劳力战死疆场，为了逃避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徭役，人民流离失所，耕种失时，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尤为严重。但五代政权及部分地方官府，为了巩固统治及增加赋税收入，尤其是后唐明宗和后周，致力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梁建国前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励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①。说明朱全忠在直辖区内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后梁数十年征战的经济支柱。

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自唐光启三年（887）张全义任河南尹时，“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数年之后，河南府所属二十县“桑麻蔚然，野无旷土”①。后梁建立后，张全义仍任河南尹，继续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后梁朝廷财政的重要基地。洛阳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洛阳城市经济复苏，为后唐建都洛阳奠定了基础。后唐建都洛阳，张全义依旧任河南尹，洛阳地区的农业经济继续得到发展。

后唐、后周对黄河的治理后梁与晋（后唐）连年征战，使河北地区岁无宁日，后梁先后两次决黄河以阻挡晋（后唐）军，致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后唐灭梁后多次修复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境内河堤。尤其是明宗长兴元年（930）张敬询任滑州（今滑县东南）节度使后，“河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①。

后晋末，黄河于观城县（今山东阳谷西南）境再次决堤后，多次决口。

后周时，“黄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显德元年（954）十一月，世宗命宰相“李榖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②。后唐、后周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大大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后唐“营田”

①《桂海虞衡志·志蛮篇》。

①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0《朱梁轻赋》。

①《资治通鉴》卷257，唐光启三年六月壬戌。

②《旧五代史》卷61《张敬询传》。

五代时后唐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需，恢复“营田”。明宗时，利用闲田兴置的军屯，不仅利用兵士，而且还用无地民户耕种，恢复农业生产，在解决军队粮食供应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防止军队抢占民间良田及强迫民户耕种，以及有些民户投靠“营田务”，以致官府税收损失。长兴二年（931）九月规定：“应三京、诸道营田，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③后唐、后周招抚流亡复兴农业的措施为了鼓励逃户归业恢复农业生产，后唐天成三年（928）规定“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的优惠。长兴三年还对因水灾而外逃农户的房屋、树木及“动使什物”，由各村邻居保管，待逃户回乡后归还，春耕时业主还未回来，允许邻户耕种并承担赋税，如业主归来，则等秋收后归还土地。保护原业主的财产并减税以鼓励农民归业，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显德二年（955）时，为鼓励民户耕种荒田并承担赋税，规定本户三年内回来的归还一半，五年内回来的归还三分之一，五年以上才回来的只归还本户的坟地及荒地。临近辽境的州县而被辽军俘走的民户归来的，五年内的归还三分之二，十年内的归还一半，十五年内的归还三分之一，十五年以上的只归还坟地及荒地。而对于“应有坐家破逃人户”（主要是因逃税），则承种户只要承担赋税就不在归还之列，并成为承种户的产业；如承种户不纳赋税则不论年限全部归还原业主①。都是在保证官府税收的前提下，既尽可能维护原业主的利益，又保护新承种户的利益，以鼓励民户归业及承种户恢复农业生产。

南方诸国的农业五代时期十国割据政权中除最晚建立的北汉外，其余诸国都在长江、珠江流域，战争较少，各国大体都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招抚流亡，兴修水利，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农业生产。

南唐、吴越在兴修水利方面很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直到北宋中期之初，相应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未恢复到南唐、吴越时的水平。对此，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原南唐辖区）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原吴越辖区）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①③《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戊戌。

①《五代会要》卷15《户部》。

①《五代会要》卷25《逃户》。

南唐、吴越的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促使两国社会经济兴盛，国力增强。

南唐西平楚、南灭闽，吴越统治扩展至闽北，与南唐争雄，都是五代后期强国。

闽在五代时为小国，王潮于唐末占领闽地后也是“还流亡，定租税”，“劝课农桑”，“保境息民”①，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楚国不仅重视一般的农业生产，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发展也具有特色。据史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马）殷从之”；又“湖南民不事桑蚕，（高）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②，楚国的政策促进了茶叶和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也间接地促使生产方法与品种的改进，如被称为“鸡狗坊卒长”的佚名者，“当马氏时，善种子母蔗，灌莳有法，繁殖蔓衍，遂为湖南圃人冠。蔗凡三种，曰蜡蔗，曰荻蔗，曰赤昆仑蔗，一时称绝盛焉”③。

①《范文正公集·奏议上》。

②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0《闽一·司空世家》。

③《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二年六月；卷274，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

第二节 宋代的农业和农学技术

招抚流亡，开垦荒田

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华北地区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后周时虽有所恢复，但由于“五代以来，常检视见（现）垦田以定岁租”，加上“吏缘为奸，税不均适”。北宋初年，人民流离，土地荒芜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因而新建立的北宋采取对农民的新垦荒田不加赋税的政策，以奖励农民开垦荒田，乾德四年（966）诏：“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用以“招复逋逃，劝课栽植。”④对于新平定的诸国地区，也有类似的专门条令，“淳化元年（990）九月诏：江浙等路李煜、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宜令诸州籍其陇亩之数，均其租，每岁十分减其三，以为定制，仍给复五年，召游民劝其耕种”①。

除了战乱的因素以外，自然灾害也是造成人民流离、土地荒芜的重要原因，北宋又采取使农民开垦荒地即成为其产业并减免赋税的政策，至道元年（995）诏：“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污莱”，“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②，以后历朝还有类似的诏令，鼓励农民开垦荒田。

经过宋代历朝奖励开垦荒田的措施，耕地不断扩大，由北宋初开宝九年（976）的295万多顷，发展到元丰六年（1083）的461万多顷，最高的是天禧五年（1021）524万多顷，最低的则是皇祐三年（1051）的228万余顷。由于“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田赋约之”，而且实际上全国顷亩数也多非实际统计数，如“叙《治平（会计）录》者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所以前列诸朝垦田数字并不确切，但这仍能大体反映出北宋垦田数在不断增加的总趋势。耕地面积的扩大，为北宋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金灭北宋，又侵南宋，“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继五代以来又一次因战争使民户逃亡，从而出现大量荒地。招抚流亡复业及耕垦荒地，成为南宋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绍兴三年（1133）九月诏：“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③这是鼓励战争中被掳民户归业和其他人户垦荒的政策。

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以后，曾经遭受战乱地区的农业有所恢复，但是受战争影响最重的京西、淮南地区，还有许多良田荒废，南宋采取资助因“蜀地狭人稠”自愿前往上述地区开垦的政策，即“愿往之人，给据津发”，而且“官贷种、牛，八年乃偿”；还对边境地区减免赋税，“并边悉免十年④《十国春秋》卷75《楚九·卒长》。

①《宋大诏令集》卷182《劝栽植开垦诏》。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

③《宋大诏令集》卷182《募民耕旷土诏》。

租课，次边半之”，所垦荒地“满三年，与充己业，许行典卖”①。

绍兴末年，金帝完颜亮南侵及随后的南宋北伐战争，再次对淮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议和后，南宋立即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乾道元年（1165）正月，即“诏两淮民户并已复业，宜先劝课农桑，若不稍优其赏，窃虑无缘就绪”，田地“许民户租佃，五年后量立租课，不得科扰”②。这是五年内免税，满五年后轻税的政策，以后又一再采取类似及其他优惠政策，招抚农民耕垦荒田，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农田水利的兴修和建设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南宋陈耆卿曾作了很好的比喻，“水在地中，犹人之有血脉”，“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③。

宋代的有识之士都重视水利的兴修。北宋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为进行改革，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要求：“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兴修水利。“庆历新政”虽然不久即失败，但兴修水利已成为官府的经常性举措，到至和元年（1054）时已是“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①。然而经常性的春天兴修农田水利，仍只限于北方。

熙宁二年（1070）初开始的“王安石变法”，作为改革主要措施之一的“农田水利法”（称为《农田利害条约》）即于当年十一月颁布，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灭南唐、吴越之后，东南地区成为宋朝的财赋之地。到宋仁宗初年，东南地区水利已因年久失修，频频发生水灾，以致“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明道二年（1033），“姑苏之水，逾秋未退”。景祐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后，进行疏导，“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江与海”。“开五河，泄去积水”，到次年“积而未去者犹有二三”，因而请求“增理数道（河）以分其流，使不停壅”，以及开导松江（今吴淞江）的盘龙港加快出水速度，浙西“苏、常、湖、秀，膏腴千里”③的水利初步修复。不久，范仲淹调任京职，浙西水利未能进一步兴修。

熙宁二年（1069），郏亶“言苏州水利，具书与图”，提出“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又因出土以为堤岸”，“要以三年而苏之田毕治”。熙宁五年郏亶任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但郏亶兴役过大过急，遭到当地官民以及吕惠卿的反对，王安石虽然肯定郏亶的方案，也认为“（郏）亶所为仓①《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巳。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42、43。

①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53，陈耆卿：《奏请急水利疏》。②《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94。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85。

卒，又妄违《条约》”。次年被调任京职，水利工程也停止进行①。

元祐七年（1092年）毛渐受命赈灾时，大兴水利，“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又开昆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为患”②。不到十年，又是“在今尤急，如浙右积水，比连震泽（太湖），泛溢浸田庐”。政和六年（1116），赵霖“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已见成绩”③。

宋代农田水利建设，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创建较少，工程质量一般较差。

王安石变法，首重农田水利，成绩算是最好的。如自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全国各府、州、县共修造水利田10793处，溉田36117800亩④，这个数字比唐代兴建农田水利的灌溉面积要少得多。唐末五代时，太湖地区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但北宋时已经残破而未能修复。南宋较为注重太湖水利，在疏浚塘浦，建置堰闸，开通入河渠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不能制止围占湖田破坏水利等原因，成绩也没有赶上吴越时期。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值得提及的有下列几项工程：大观年间（1107—1110）把北宋初被毁坏的泾渠改建为丰利渠，在旧渠之北另行开凿了渠口；引水渠改建为石渠；渠首工程有相当完善的防沙、防洪设备以及横绝溪河的工程设计，水工技术比前代有所进步。北宋比较独特的一项农田水利措施，是为对付辽朝骑兵的侵袭，在河北沿边利用淀泊并挖河渠，曲曲折折形成一条长约900里，各地宽窄不一的水田交错地带，最宽处达150里，最窄处6—7里。因为“利在蓄水，以限［辽］戎马而已”，因而农业生产效果不大。王安石变法时设置“淤田司”，专门从事引浊放淤，则为北宋农田水利的又一独特措施。放淤河流有黄河、汴河、汾河、滹沱河等，地区广及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对肥田和改良盐碱地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全面规划，单纯追求统治阶级的利益，任意决河放水，有时反而造成水害。北宋时，太湖水利很差，水旱灾害严重。水利专家郏亶父子和单锷曾提出全面治理的规划。郏亶强调治水是为了治田，应以蓄水灌溉为主，泄水、送水不是治理的真正目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支分密布的渠网规划，配合圩田体系和农田沟洫，使涝旱兼顾，两获其利。由于朝廷根本没有治好水利的决心和力量，在权臣、地主的反对下，他们的建议无法实现。不过，他们的著作①却成为宋、元、明代议论太湖水利者的经典。

土地的充分利用和地力的维持由于江南“土地迫狭，生籍繁夥”，为了寻求耕地，人们付出了艰辛劳动。王祯《农书》描写宋、元时期人们到处找地种的情景说：“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因而宋代在农田开发，采用多种方式发挥土地效用的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

①《范文正公集》卷9《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五月乙丑。

③《宋史》卷348《毛渐传》。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2、34、37。

①《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梯田，是丘陵地区人们充分利用土地的一种形式。梯田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名称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其中提到，江西袁州“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从《泊宅编》、《海录碎事》、《攻媿集》和《宋会要辑稿》等著作的记载来看，在宋代，南方梯田有迅速的发展。王祯《农书·田制门》讲到修造梯田必须注意的几个技术要点：一是在山多地少的地方，把土山“裁作重蹬”，即修成阶梯状的田块；第二如果有土有石之处，则要垒石包土成田；第三，上有水源可自流灌溉则种植水稻，如无水源只好种粟、麦。在条件不同的地区，梯田的修筑形式和效果是有差别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梯田主要作用是拦截，防止水土流失，而在南方则表现为对水土的高度利用。

南方圩田的修筑，五代时已有相当基础，宋代发展更快更普遍。所谓“圩田”以南宋杨万里《诚斋集》中的《圩丁词十解》注文说得最清楚，“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从历史发展阶段看，“圩田”和“围田”有所区别。“围田”仅是“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的低级阶段；“圩田”则是和灌溉渠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有机结合，即必须通过置闸、开渠以及灌溉、车戽、检修、防护等一系列工程技术和管理措施，才能取得农业生产的好收成。把本来只滋生水草的低洼地改造成为圩田，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一大成就，但乱围乱垦则反招致灾祸。

其他土地利用形式较重要的还有“沙田”。江边湖畔出没不常的沙淤地，农民在其上开沟作渠利用来耕种，称作“沙田”。这种土地，肥沃湿润，耕作及时可保丰收，但受水势影响很大，废复无常。“涂田”，指在滨海地区开造的田。修造这种田的主要技术措施，一是沿海边筑堤挡海水，或立桩橛抵潮汛；再就是田边开沟贮存雨水，称“甜水沟”，旱时用雨水灌溉。此外，柜田、葑田和架田等都是模型式的，田块面积极小，生产量不大，在农业生产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它说明了人们确实是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种植面积，力争多得到一些蔬菜粮食。

“用地与养地结合”，通过耕作、换茬、种植豆科作物和以施肥为主的措施来维持地力的技术，到宋代在实践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理论上也有重要突破和发展。《陈旉农书》的《粪田之宜》针对“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说“土敝气衰”论者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衰何敝之有”？把施用粪肥等以改变土壤质地，维持地力的传统办法提到理论高度是该书的一大贡献。《陈旉农书》还第一次记载了“用粪犹用药”的精辟理论。把农田施肥和看病服药相类比，要根据不同土质、不同作物、不同肥料，采用“对症下药”的不同处置。这比笼统说给田地施粪肥，在质、量和时间上要经济合理得多。该书还强调施肥“得理”，把“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①三者联系起来作为生产上的指导思想。此书在大田作物、蔬菜、桑麻的施肥技术和肥料的积累与保存方面也多有所阐述。

水田的精耕细作技术和江南的多熟种植①郏亶有《吴门水利书》，郏侨有《水利书》，单锷有《吴中水利书》。南宋初的《陈旉农书》对水田种植技术，整地、培育壮秧、掌握适宜秧龄的栽插以及耘田、烤田等都有比较精要的叙述。

整地，可分作秧田整治、冬作田整治和冬闲田整治。秧田整治强调“于秋冬即再三深耕之”，经过冬天“霜雪冻沍，土壤松碎”，开春“又再三耕耙转”①和施有机肥。总之，把秧田整治精熟才能撒种。南方一年二熟，要抓紧时间利用两茬作物之间的空隙来细致整地施肥，因此强调早田收获后，随即耕治、■（晒）垡、用粪，以保证多收一季作物和维持地力。对分布于山区的冬干田和平川地区的冬水田则采取不同的耕翻处理。

培育壮秧是水稻生产的关键环节。要使根苗壮好，必须“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②。朱熹在漳州任内发布的《劝农文》说：“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①强调投入较多劳动和及时管理。总之，这一时期从浸种、播种时间的掌握到秧田水层的管理、播种育秧、插秧等技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随着丘陵坡地利用的发展，农田用水量的增加，耘田和烤田技术随之有新的发展。《陈旉农书》记载了耘田和烤田相结合“旋干旋耘”的方法。具体办法是先于上处收蓄水，接着自下而上，边放水，边耘田，使田面晒得极干；然后再灌水，使干燥泥土很快酥碎，三五天稻株就会缓转过来。此法不仅使田干水暖，草死土肥，而且使水不会白白流失。

南宋时，南方人口激增，如宝庆（1225—1227）《四明志》“奉化志风俗”条称：“右山左海，土狭人稠。”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人们除千方百计增辟耕地外就是设法增加复种指数。在一块土地上每年尽量多种一次，以求多获些产品，这已是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大致趋向。正如《陈旉农书》中《六种之宜篇》所说：“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由于中原农民迁来南方，对麦类需求增加，再加上“参植以防水旱”。稻麦两熟制得以在江南推广，小麦秋种夏收可以缓和农民青黄不接之时粮食匮乏的矛盾。同时种麦较为省力，稻麦轮种可以起“熟土壤而肥沃之”的作用。除稻麦两熟制外，也有在水稻收割后种植其他粮食、蔬菜、油料作物或绿肥作物的。

宋代，江浙一带种植早、晚稻两熟已较普遍，广东由于有更好的水利和气候的条件，水稻种植有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钦州地区一年三次种收水稻，指出那里地暖，“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水稻一年中能安排多次种植与品种的多样化有密切关系，仅嘉泰（1201—1204）《会稽志》中就记述了56个水稻品种。还值得一提的是，“占城稻”的种植推广有重要意义，由于它耐旱、适应性强，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适合各地特点的变异类型，与当地栽培的早、中、晚稻相搭配，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农作物品种的交流①②《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

①《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

由于南北气候、种植习惯等原因，种植着不同的农作物，作物品种的单一，使农民在自然灾害侵袭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宋朝的统一不仅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的政局，也为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端拱元年（988），何承矩知沧州节度副使“实专郡治”，提出“大作稻田以足食”。所属临津县（今东光东南）令福建人黄懋，看到河北良好的水利条件，也上书提出：“今河北州郡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乞兴水田，三五年内必公私大获其利。”何承矩后任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黄懋任判官，“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黄懋提出改种江东路的早稻，淳化四年（993）八月，种稻成功，“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②。这是北宋初年一次大规模南稻北种取得成功的事例，黄懋、何承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一时期，宋太宗下了一道粮食品种南北大交流的诏令。当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宋太宗“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又“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①。这是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又自福建移种于江淮地区。三次大规模的粮食品种交流，不仅提高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如棉花在宋代也不断扩大种植区域，棉花的种植在北宋时主要是在广南东西、福建路，到南宋后期也扩展到两浙、江南东西路，并作为夏税交纳。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四月，专门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②，征收棉布税。其中除湖广、福建是北宋时的棉花老产区，浙东、江东、江西则是南宋时的棉花新产区。上距南宋灭亡仅十多年，元廷设置木棉提举司，说明棉花新产区的产量已相当多。

又如西瓜自辽初由回纥传入辽，金代传入黄河中游的河南绍兴十三年（1143）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他自金朝回南宋“予携［西瓜种］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遂传入江南。宋棉花、西瓜等品种的交流，发展了农业生产，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农业生产工具南宋乾道五年（1169）正月，金朝归宋的“归正人”王琮等402名，被安置在淮南东路宝应（今属江苏）、山阳（今淮安）地区的空闲官田。由于“归正人”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农具，南宋朝廷决定“每名给田一顷，五家结为一甲”，“每种田人二名，给借耕牛一头，犁、杷（耙）各一副，锄、鍬、、镰刀各一件，每牛三头用开荒銐刀一副，每一甲用踏水车一部、石②《朱文公文集》卷100。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1；《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卷273《何承矩传》。②《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辘轴二条、木砺■一具”③。

乾道七年十二月，薛季宣受命行边淮南西路，“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颁屋，以丁颁田，二丁共一牛，犁、杷（耙）、锄、鍬、、镰具，六丁加一錅刀，每甲辘轴二、水车一”①。

两地相距二三千里，反映了宋代江淮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工具可说是完全相同。其中不同的是淮东的“开荒銐刀”与淮西的“錅刀”，銐刀是宋代创造用于开荒的新农具。“錅”与元代王祯《农书》中■刀的“■”是同音同义字，■刀是“辟荒刃也”。又从錅刀与开荒銐刀配置相同的情况看，錅刀也应是开荒用的，宋代的銐刀、錅刀与元代的■刀，应是同一种农具的不同名称，至少是作用相同或相近的同类农具。

缺牛的地区，耕种只能依靠人力，北方通常使用翻地称为“耕”。

宋太宗中叶以前，武允成曾献“踏犁”式，但当时没有使用。淳化五年（994）三月，因宋（今河南商丘南）、陈（今淮阳）、亳（今属安徽）、颍（今阜阳）数州，民户缺耕牛，“至是令搜访，其制犹存”，因命官“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给民”，造数千具给民使用，“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耕之功则倍”。这种创自北宋初年的新农具，景德二年（1006）因河朔地区缺牛，“诏取式付转运司，令询于民间，如可用则造给之”。并说：“淮、楚间，民用踏犁，凡四五人力可以比牛一具”。

南宋建炎二年（1128）三月，再次提出使用踏犁以解决缺牛问题，但已不知式样，“诏令诸路转运司取索以闻”②，踏犁遂在南宋境内流行。周去非于淳熙五年（1178）所写的《岭外代答》卷4《踏犁》中，记载他在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时所见踏犁的形制、操作方法，其功效是“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正和北宋时相同。而且使用相当普遍，在“荆棘费锄之地”，“甚易为功，此法不可以不存”；“若夫无牛之处，则踏犁之法胡可废也”。可见南宋孝宗时踏犁已推行到珠江流域。

1956年，江苏扬州出土的宋代四齿扁齿铁耙①，宋代称为铁搭，王祯《农书》卷13说“铁搭四齿或六齿，其齿锐而微钩”，南方农家以此代牛耕，“尝见数家为朋，工力相助，日可■地数亩”。这是宋代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使用的农具。

苏轼在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这是一种腹如小舟、首尾上翘在水田滑行的插秧时以省体力的农具①。

元代王祯《农书》中记载的农具，在宋代也大多使用，不一一介绍。

③《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之17。

②《吕东莱文集》卷10《薛常州（季宣）墓志铭》，影印《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在卷9，錅刀作锹刀。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甲寅；卷59，景德二年正月戊寅。《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3、164、197。

①蒋缵初：《江苏扬州附近出土的宋代铁农具》，《文物》1959年第1期；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称：“宋代铁搭”，“形制与现代农村的基本相同”。陈振早年在江苏启东家中，有类似宋代铁搭者称为铁耙，圆齿者称钉耙，均为直把。而铁搭则是另一种曲把，四或二圆齿，装上带刃铁片的浅翻地、起垄农具，卸下铁片后称铁拉，为平整土地农具。园艺、畜牧兽医和水产养殖技术由于江南地区农业得到很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城镇大量增加，因而蔬菜、果品、花卉的种植既要供给势家富室的享受和挥霍，也要适应市井平民的最起码需求，园艺业呈现出多样化和技艺日益精巧的态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促进了南方热带、亚热带果树的发展。南宋韩彦直的《橘录》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关柑橘的专著。此书反映出我国久已种植的柑橘栽培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书中对各种品名的柑、橘、橙，注意从树冠形状、枝叶生长状态、果实形状、品味特点、果实成熟期早迟、种植适应地区等方面加以描述。有些技术经验是第一次见于此书记载，如关于土壤、地势的选择，说“宜斥卤之地”；“方种时，高者畦垄，沟以泄水”等。关于柑橘的施肥、嫁接、修剪、防治病虫害、采摘保鲜等技术经验的记述，在此以前也很少见于其他文献。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32个荔枝品种。人们对品种的形成，已注意到“善壤”、“赋生之异”两个方面，还提及春季开花和风雨适时与否的关系，大小年、营养枝和结果枝的情况等等。在北方寒冷地区，人们为栽培果树也竭尽全力。《大金国志》记载说，宁江州地苦寒多果木，“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此法近似现代葡萄枝栽培的一套技艺。②宋代关于花卉栽培的著作有31种，至今尚有15部流传，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全芳备祖》、《菊谱》等都颇负盛名。花卉种植、新品种的培育、栽培管理都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花卉种类的繁多，首推洛阳，《洛阳花木记》一书详列了作者当时所见各种花的名色，其中牡丹有109个名品、芍药41个名品、杂花82个名品、各种果子花147个名品，还有草花、水花、蔓花等100多个名品。人们已注意从嫁接、有性繁殖和植株某部分出现变异的情况据之挑选佳品。上述花谱对种花、接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都有具体、精到的记述。《兰谱》中谈到各种名贵兰品对取用泥沙和灌溉要求很不相同，强调养花要“识物真性”。陆游认为养花“栽接剥治，各有其法”①。另外，盆花、盆景也有许多发展。南宋浙江杭县西马塍的花农对温室栽培技术有重要的提高和发展，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其法：“凡花之早放者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以牛溲，硫黄，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俟熏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花放矣。”被当对人们誉之为“侔造化，通仙灵”的技术。

在畜牧兽医、水产养殖方面，北宋时仅就马的毛皮颜色已将马区分为92种名品，在京城创有收养病畜的兽医院，称之为“牧养上下监”①。另外还设置有兽医药房（药蜜库）、兽医尸体解剖机构（皮剥所）等。这些都是养畜及兽医技术提高的表现。北方辽国以畜牧业为主，也积累有丰富的畜养经验，其养马要诀是：“马遂性则滋生益繁”、“一分喂，十分骑”等②。南方水田②《苏东坡全集·后集》卷4《秧马歌引》。

①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①《天彭牡丹谱·风俗记第三》。

②《宋史》卷189《兵志》十二《马政》。

地区对主要耕畜牛的饲养非常重视，注意饲养喂食、饮水清洁、牛舍卫生以及冬天保温，减少体力消耗。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产之良，人为之助亦多矣。”

家禽的人工孵化和人工换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技术成就。《尔雅翼》和《调燮类编》③有关于鹅和鸭“以牛粪沤而出之”的记载，即利用牛粪发酵产生的热源孵化鹅或鸭卵；此外也有用“汤（温水）■”和“火焙”鸭卵出雏的。以上都属于利用人工热源孵育家禽的人工孵化方法。《调燮类编》还有关于鹅于五、六月产卵，因天热不利孵化，而用人工将其翮羽拔下，延期产卵的记载：“拔去两翅十二翮以停之，积卵腹下，候八月乃下。”这是我国人工换羽控制产卵时间的最早文献记载。

宋代兽医典籍有多部，现存王愈《蕃牧纂验方》收载兽医方剂57个，其中包括有四时调理方，治心、肝、肺、肾等五脏的方剂。《埤雅》“豕”条提及“豕有米肉如星”，指出其肉人不可食。说明对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已有所认识。张舜民《使辽录》中则有辽国利用醇酒醉马，以进行外科手术切除肺部病块的记载。

水产养殖经验不断丰富。周密《癸辛杂识》讲到江州滨水外产鱼苗，还详细叙述了长途运输鱼苗和饲喂幼鱼的技术：一是时常换水供氧；二是除去杂鱼劣鱼；三是不断摇动贮水，便于新鲜空气进入和模仿江湖活水的活动特点，为幼鱼生活创造适宜的条件。淳熙《新安志》中有几种鱼混养，“使相从以长”的经验记载。南宋时，金鱼已经人工畜养，并作为商品售卖。据岳珂《桯史》记载：“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问其术，秘不肯言。”种类繁多，闻名世界的中国金鱼主要来自鲫、鲤，是经过人工挑选色泽金黄的异常类型，并在长期的饲养和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来的。

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北宋和南宋在大多情况下基本上采取了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实行奖励耕种的政策，招徕流民务农；做农业推广工作，如提倡江南参种粟、麦、黍、豆，推广占城稻；天禧四年（1020）又“诏令馆阁校勘镂板颁行”《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二书；地方官员中有人兼管劝农工作；曾一度施行过由民众推选懂得土宜、熟练种植技术的人做地方农师。地方上也不乏倡导农业并作出贡献的官员。宋代文集、笔记中，有不少“劝农文”。“劝农文”的大量出现是值得重视之事。“劝农文”的内容主要是劝勉农桑和宣传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书不同之处是，它比较注意针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文句简练，篇幅短小，带有文告性质，便于普及推广。除“劝农文”外，宋代还采用过绘制耕织图的方式宣传推广耕织技术。元末虞集说，南宋于郡县治所大门东西壁绘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而今罕为之者”。全图为耕图21幅、织图24幅，每图皆配八句五言诗。④“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

宋代私人编著农书开始兴盛，但约有三分之二今已不存。现存宋代农书③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3《契丹马》。

④《调燮类编·鸟畎类》。

中，论及农桑生产的综合性农书只有《陈旉农书》和楼■《耕织图诗》。其他多为专业性农书，如秦湛《蚕书》、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赞宁《笋谱》、陈仁玉《菌谱》、王灼《糖霜谱》、陈翥《桐谱》以及若干部茶书和花卉谱录等。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谱录类图书一般能兼及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陈旉农书》写成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那时他已经74岁。书中所讲农业情况，实代表长江下游较广泛的地区。全书1万多字，分上、中、下3卷。上卷内容主要是土地经营和栽培总论的结合，为全书主体；中卷的牛说，把牛看成事关农业根本，衣食财用所出的关键之一；下卷论述蚕桑。此书篇幅不大，但在我国农学史上有较大贡献。它第一次用专篇来系统讨论土地的利用，总结了丰富的群众创造，提出了“地力常新壮”和“用粪犹用药”的论点。二是该书对水田作业的论述相当精要具体，特别是关于秧苗、耕耨等项。三是特别重视农业生产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如“耕稼盗天时之利”的见解就很富有理论概括性。该书所附秦湛《蚕书》一卷，可补《陈旉农书》下卷之不足。

有关辽、西夏、金的农业科学技术记载文献不多。元初《农桑辑要》所引用的《务本新书》、《蚕桑直说》、《蚕经》、《士农必用》、《种莳直说》、《韩氏直说》等大致都写作于金、元之际，所述内容也都是黄河流域的农事情况。

第三节 五代、宋的监牧

五代、宋代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游牧民族那样的牧业，只有国家牧马监饲养成群的国有马匹，民户通常只饲养少量马、牛等大牲畜，以及羊、猪、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马、牛用于耕地、驾车，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其他家畜、家禽的饲养，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其粪便也是农作物的肥料。

五代、北宋时华北地区稍富裕的农户大多养马供乘骑、拉车、耕地，但五代时战争频繁，公私马匹主要作为战马使用。后唐同光三年（925）攻前蜀，清泰三年（936）抗击石敬瑭与契丹联军，以及后晋天福九年（944）抗击契丹南侵，都曾括取全国公私马匹。

然而，“五代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无复蕃息”。后梁虽沿唐制设飞龙院以飞龙使为长官，但数量不多。后唐庄宗时增设“小马坊”（小坊），以康福为马坊使，同光四年（天成元年，926）三月，李嗣源（明宗）至相州，“掠小坊（即小马坊）马二千匹以益军”①。明宗即位后，同年七月即以飞龙院为左飞龙院，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康福任飞龙使，但所养国马很少。后周时有所扩展，除飞龙院外，于淇水（今河南辉县境）设“牧马监”、原武（今原阳西南）设“马务”、安阳设“马坊”（可能是后唐小马坊所在地）等，但不少仍是“闲厩”，所养国马也很少。

北宋建立之初，对后周的牧监“始务兴葺，遣使岁诣边益市马，自是闲厩始充”，并将后周诸牧监都改称“牧龙坊”，但国马仍不多。重大战争仍强行括马以充军用，宋太宗“阅诸军战骑多缺，将北征，乃诏诸道市所部吏民马，有敢藏匿者死”。至太平兴国四年（979）末、五年初，宋太宗“既平太原，遂观兵范阳，得汾晋、燕蓟之马凡四万二千余匹，国马增多”，内厩马既充溢，“始分置诸州牧养”①景德二年（1005）将各州的“牧龙坊”改为“监”，京城以外的牧监有14处，大名监、广平监（今永年东南）、淇水第一第二两监、洛阳监、原武监、沙苑监（今陕西大荔西南）、安阳监、镇宁监（今河南濮阳境）、安国监（当在今河北任县境）、淳泽监（今河南中牟境）、单镇监（今许昌境），以后又多次省并新置，但养马的效果并不好，“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1069）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

由于牧监所养马不多，除买马外，宋神宗时实行民间养马法以增加马匹的数量，熙宁五年实行“保马法”（保甲养马法）、元丰二年（1079）实行“户马法”（物力户养马法），元丰七年又在京东、西两路实行以都保为单位的保马法（都保养马法），前者（熙宁保马法）至少名义上是自愿的，后两者则都是强制性的。

①《宋会要辑稿》崇儒4之5；《道园学古录》卷30《题楼攻媿（耕）织图》；《攻媿集》卷76《跋扬州伯父耕织图》。

①《新五代史》卷6《明宗纪》作“嗣源行过巨鹿”，按李嗣源自魏县（今魏县东北）南下，不当北上巨鹿。《旧五代史》卷36《明宗纪》一作“至相州”；《资治通鉴》卷274，天成元年三月亦作“自魏县南趣相州”。

牧监自熙宁五年起逐渐废除，到八年时只存沙苑一监，元祐时废罢养马法而恢复诸多牧监，绍圣时再废省为沙苑一监，实行“给地牧马”，以监牧地“授民牧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首先自邢州（今河北邢台）实行（当是安国监牧地）。徽宗时，时行给地牧马，时又恢复牧监，“诸监兴罢不一，而沙苑监独不废”②，不久北宋为金所灭。

南宋“自渡江以来，无复国马”，宋高宗很想重设牧监，也曾在饶州（今江西波阳）、余杭、南荡（当亦在杭州附近）及“郢、鄂之间”等地设置牧监，皆无成效①。

孝宗时也曾在扬州、荆南（今湖北江陵）、汉阳、应城（今属湖北）设牧监，亦无成效。汉阳监只是收养所买川、秦、广押往两浙途中的病马，各地驻军所设马院也只是收养本军的病马。

南宋基本上没有牧监饲养的“国马”，所需马匹均是所买川、秦、广马。宋代发达的农业及众多的监牧，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以及养牛牧马和兽医知识。《陈旉农书》对宋代长江下游农牧经验作了总结。而元代王祯于皇庆二年（1313）撰成的《农书》，其中有很多宋代农业生产的经验。《宋史·艺文志》载有李石《司牧安骥集》，清代《陕西经籍志》称李石为唐人，不知何据。是书已知初刻于伪齐阜昌五年（南宋绍兴五年，1135），明代《新刊校正安骥集》八卷本的第八卷，为宋人王愈所著《蕃牧纂验方》医马的兽医书，包括宋人监牧治马病经验与医疗方法②。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壬午。

①《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马政》。保马法、户马法、都保养马法，参见陈振：《论保马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孳生监牧》。

第四节　以租佃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租佃制生产关系

宋代除边远山区以外的广大地区盛行租佃制①，除私有土地外，还有少量的国有土地、寺观占有的土地，以及职田、学田、屯田、营田等占有土地的形式。

出租土地的地主与承佃土地的佃户之间，订立契约，不仅规定了租佃的年限，还规定了田租为定额租还是分成租，以及交租的形式及其他要求等，用以确定地主与佃户间的法律关系。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诏：诸路（应作道）州民户，或有能勤稼穑而乏子种与土田者，或有土田而少男丁与牛力者，..令农师与本乡里正村耆相度，且述土地所宜，及其（应作某）家见有种子，某户见有（有字衍）缺丁（男），某人见有剩牛，然后分给旷土，召集余夫，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②。这是宋太宗诏令由众民户推举而由官府任命的农师，与里正村耆一起组织上述各类农户，按照民间租佃制的关系订立契约，收成依契约分成，达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目的。

这里提供土地户即是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耕租他人土地户即是佃户，“依契约分”“收成”，即是分成制的租佃关系。

这种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不仅反映在普通的地主与佃户之间，也反映在寺院土地、学田、职田、官田的田主（或官府）与佃户（或屯田兵士）之间。

封建租佃制的地租形态是实物地租，其主要形式为分成制，尤以对半分成制为主；四六制或倒四六制（地主四成佃户六成或地主六成佃户四成），也是常见的分成制地租。官营而招民户或由兵士佃耕的营田内，也实行同样的分成制。绍兴六年（1136）即规定：“缘今岁法行之初，佃户耕种未遍，欲将所收子利不计顷亩，止以今岁实收数，除桩出（即留出，原因是‘借贷种粮’）次年种子外，官中与客户中半均分（原注：谓如实收一石，官中、客户各五斗）。”绍兴十六年“依百姓体例”，官给耕牛及种粮的，“其所收的物斛以十分为率，四分给力耕之人，六分官收”。这是具有“牛租”的倒四六分成制。

除分成制外也有实行定额租制的，如官府实行的定额租也是按照民间的规定，绍兴六年对江南东、西路及镇江府（属浙西路）的“不成片段闲田”，“比民间体例，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召人耕种”①。

①邹介正：《补校司收安骥集》，《农业遗产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②史学界曾对宋代是盛行租佃制还是庄园制，进行过讨论。参见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后，宋代庄园制说已不见于有关论著。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参见《宋大诏令集》卷182《置农师诏》，但文字已经润色。也还有一些以实物折算成货币为主要形式的地租形态。

五代、宋代的广大地区盛行租佃制，但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些农奴制，甚至奴隶制、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关系，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所占比重都很少。

与租佃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租佃制生产关系、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唐代的户籍制度早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种城乡分开、有产户无产户区分的新的户籍制度在北宋前期形成。

唐代没有单独的城市户口，客户指离开本地寄居他处不分贫富的客籍户；“官户”是没有户籍，低于“杂户”，高于奴婢，上番服役，也称“番户”的贱民；而工匠及在官府服杂役的人户称为“杂户”，虽有户籍附于州县，但地位低于普通民户甚至不能与之通婚的贱民；普通民户则依资产多少分为九等纳户税，也称税户，客户（寄庄、寄居户）按贫富依税户七、八、九等纳税，等等，到宋代都发生了变化。

唐代城市居民虽有“坊郭户”之称，但没有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实行城乡分治，在户籍制度上单独设立城镇户口的“坊郭户”户籍，坊郭主户还单独划分为十等，承担赋税与“科配”（属临时性赋税性质）等。

宋代没有“番户”、“杂户”之称，客户也不是寄居户，而是指没有常产的民户，有常产的民户则称为“主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小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为佃户、主户的雇工、佣工等，除川峡山区等少数地区外，佃户与地主之间主要是契约关系，在法律上基本上是平等的。官户则是指品官之家，成为高于普通民户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科配的特权。而官府的杂役由普通民户（主户）轮差担负，工匠则已是有技术而受雇于政府、私人手工业作坊或其他雇主的人。

乡村主户的五等户制五代、宋初仍沿袭唐代的九等户制，但后晋天福七年（942）前为分配“食盐钱”，后周显德三年（956）、宋建隆二年（961）、开宝五年为“课民种树”，都不按九等户制，而是“定民籍为五等”①，说明九等户籍已不适应新的形势。

另一方面，在唐代后期因战乱，居民流动，官府为了税收已不再分土著客户，元和十五年（820）即敕“自今以后，宜准例三年一定两税，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资产差率”①。经过唐末五代的大战乱之后，居民流动更是频繁，税收更不论土著客居。客户原先是指外来户的内涵也逐渐消失，而“浮客”、“牛客”、“小客”等没有常产的贫民、佃户成为“客户”的新含义；主户则是指有常产主要是有田产的民户。开宝四年（971）诏令，要求地方官“子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03、3之2、2之19。

①《五代会要》卷26《盐》；《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宋大诏令集》卷182。（仔）细通检，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开宝九年的全国户口统计就是主客户并列①，这是租佃制生产关系首先在户籍制度上的反映。

由于唐代九等户籍制度是不分贫富都列入户等，宋初虽已将主客户在户籍中分列，但主客户“子细通检”、“尽底通抄”，而新的户等制度还未形成之前，客户列入九等户籍是势所必然的。太平兴国五年（980）程能上言：“差官定（民户）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②。下五等户中极大部分应是客户。

由于缺乏直接的有关史料，因而学者们未论及是否将“客户”也列入乡村九等户中。但城镇坊郭户籍中将客户列入户等则史有明文。在坊郭户至少已实行二十五年之后的庆历四年（1044），坊郭户虽规定只将主户划为十等，但将客户列入户等的却并非个别的城市，如河东路许多州、军，都将坊郭客户列入户等，从中可以看到乡村客户曾列入九等户的影响。不论是后晋的配食盐钱，还是后周、宋初的植树的规定，都是以有产业的民户（即后来的主户）为对象，并划分为五等来分担比较实际可行；以及“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等，都对乡村客户不列入户等，而将乡村主户划分为五等户的乡村新户籍制度产生影响。

新的乡村的五等户制产生的时间，最晚应是与为了城乡分治，而另设城镇户籍“坊郭户”的天禧三年（1019）的同时或相近的时间。

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反映在宋代的乡村户籍与户等上，即乡村主户与客户，以及乡村主户的一、二、三、四、五等户。凡有常产的税户即为主户，否则即是客户，主户按财产多少划分户等，如何计算与计算何种财产，各地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依据家业钱，也称家活、物力、产业钱等，作为划分户等的标准，涉及整个北方地区，以及南方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其次是按交纳田赋的税钱数划分，如江南东西、福建、广南东西、成都府、梓州等路，以及浙东山区的广大南方地区，北宋时基本上以田税划分户等，南宋中期开始，浙东、江南东西、广西等路逐渐改以家业钱多少划分。南方部分地区有按所播种子多少，也有按田亩多少划分户等。

主户中的五等户，宋人常将其分为上户、中户、下户，上户通常指一、二等户，属于地主；但也常将三等户列为上户，称为上三等户，而三等户在多数情况下则被称为中户，属于中小地主及富裕农户，由于各地划分标准不一，有时也将二等户列为中户；四、五等户则称为下户，属于一般农户及少地而需佃种部分土地的农户③。

按官府的规定，两税的支移、折变及和买、科配等应是先富后贫，差（职）役按户等也是上户承担重役而下户承担轻役，赈灾时也是先赈下户或免税等，实际上则常是上户勾结官吏将赋役转嫁给中下户。

一等户中有些特别富有的，被称为“极户”、“无比户”、“高强户”，元祐元年（1086）定为“出等户”；享有一定特权的“官户”，也大都在一等户内；而包括官户以及州县的公吏和乡村政权头目中的上户，称为“形势户”，都是租佃制生产关系中的大、中地主。

①《唐会要》卷85《定户等第》。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1、11之26。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午。

第五节　辽的牧业与农业

畜牧与渔猎业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吉、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有优良的牧场。辽代有发达的牧业经济。《辽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①。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胜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产和生活资料。

乳肉是他们的食品和饮料，皮毛提供衣被，马、骆驼则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后来的北宋之间的交往，羊马等是重要的礼物和商品。因此，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②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国家富强的资本和标准，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他们放牧的黄金季节。冬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后使辽诗》中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三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的诗生动地描述了契丹羊、马生息情况，也如实地反映了辽国畜牧业的发展情况①。

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部民在各自的游牧范围内，逐水草“随阳迁徙”。皇帝的四时捺钵就是契丹人游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国有的群牧当建于辽太祖时，辽太宗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每有战事，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自太祖至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②。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①关于五户等的产生及户等划分，参见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②《辽史》卷59《食货志》上。

①《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十一月。

②参见《苏魏公文集》卷13《后使辽诗·北人牧羊》、《契丹马》诗及序。《契丹马》诗：“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手皮富，湩酪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验检簿籍，以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牲畜数量的增减考察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却也没有放弃渔猎。渔猎仍是契丹诸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经济的必要补充。如果说，契丹统治者平时以渔猎作为习武和娱乐手段，而在战时，或长途行军糗粮不继时，也常常以渔猎所获充军食。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牧业闲暇的冬季，契丹人常常组织围猎，苏颂在使辽途中就亲眼见到了契丹人的围猎场面。宋绶和程大昌也分别记录了契丹人的钩鱼活动①。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①。

渔猎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捕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狩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同后来的蒙古人一样，狩猎时也借助于训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②。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③。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农业的发展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辽太祖灭渤海和辽太宗时燕云十六①《辽史》卷60《食货志》下。

①《苏魏公文集》卷13《后使辽诗·观北人围猎》：“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导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宋绶《契丹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九月甲午引，下称“宋绶《契丹风俗》”）载：“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程大昌《演繁录》载：“北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间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获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从场面如此隆重看，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述虽是皇帝捕鱼的情况，普通契丹人的凿冰捕鱼活动也当类此，只是场面不及而已。直至近代，北方沿江湖地区的民众仍袭用这一方式捕鱼。②《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

③宋绶：《契丹风俗》。

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重要补充；燕云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支持、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因而使历来被视为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将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农民和牧民在辽朝疆域内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之一，也是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发展和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之一。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供给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辽境内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这时联盟中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后期。史称“祖皇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释鲁）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汉人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①。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大名城）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上京地区的农业发展起步较晚，故沈括说当地“谷宜粱麦，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②天显元年（926），上京周围地区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地沃宜种植，水草便游牧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周围成为农牧兼营地区，部分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太宗会同三年（940），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于是将欧堇突吕（欧昆石烈）、乙习本（乙斯勃）、斡纳河剌（温纳何剌、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徙，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①《契丹国志·诸蕃记·室韦国》。

薄。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泰来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1091）石刻，记有47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辽圣宗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萧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15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后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辽朝的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他们中的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②。宋绶也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①。王曾所见“草庵板屋，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②。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自己的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东京（今辽宁辽阳）、西京（今山西大同）和南京（今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渤海灭亡后，太宗于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他们都从事农业，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洪皓《松漠纪闻》载：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可知早在辽代，东京道西北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今河北蔚县）、朔（今属山西）、武（今神池）、归化（今河北宣化）、可汗（今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等州也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③，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①。

但自唐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军民逃②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沈括原文载《永乐大典》卷1087,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奚》。

②宋绶：《契丹风俗》。

③《契丹国志》卷24引《王沂公行程录》。

①《辽史拾遗》卷15。

亡入契丹者为数不少。契丹累年南下俘虏幽、蓟（今天津蓟县）之民北迁，使这一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建国后，多次南下攻掠冀中地区，将所俘人户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南京道的行唐县（今北京密云东南）、平州的安喜（今迁安东北）、望都（今卢龙南）等县，都是以所俘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和定州的行唐（今皆属河北）、安喜（今定州）和望都（今属河北）等地民户设置，仍以其原籍地为县名的。此外，滦（今滦县）、营（今昌黎）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他们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因而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不但没有因契丹人的征服而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而且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太宗会同初，“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织”②，听从诸臣劝谏，不以射猎妨农事。会同六年伐晋时，“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①。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②。景宗乾亨四年（982），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辽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③，使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辽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④。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不仅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而且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⑤。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①。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②。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③。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②《三朝北盟会编》卷20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①《辽史》卷59《食货志》上。

②《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③《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④《辽史拾遗》卷6引《宣府镇志》。

⑤苏辙：《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①《辽史》卷77《耶律挞烈传》。

②《辽史》卷83《耶律学古传》。

③《辽史》卷84《耶律抹只传》。

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④。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不但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而且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辽朝仓廪充实，军民粮用不致多缺，甚至在辽景宗时，就可“以粟二十万斛助汉”。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不曾匮乏。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④《辽史》卷87《萧孝穆传》。

第六节　西夏的农业和牧业

农业

农业是西夏主要的生产部门，西夏设农田司管理农业生产。党项族是在迁居西北地区后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西夏境内河西陇右地区的兴（今宁夏银川）、灵（今灵武西南）、甘（今甘肃张掖北）、凉（今武威）等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唐以来就支引黄河修建了“唐来”、“汉源”等渠。西夏建国前，自李继迁开始就曾役使各族劳动人民兴修水利。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有的书记载，西夏时期有大小渠道68条，灌溉9万顷土地⑤。西夏仁宗时期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专设条文具体规定了水利灌溉事宜。西夏大力发展水利灌溉事业，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为农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西夏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耕稼之事，略与汉同”，即耕作技术和方法和当地汉族都差不多，如使用“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具有犁、铧、镰、锄、锹、耧、耙等，粮食加工器具碌碡、叉、车、碾、碓等。农作物中，粮食作物主要有麦、大麦、荞麦、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等，也有果树的栽培。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西夏境内农业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兴、灵、甘、凉和绥德（今属陕西）无定河以东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发展为西夏的粮食生产基地。所谓“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①，即指兴、灵一带。西夏曾占领的陕北米脂、葭芦一带，有良田不下一二万顷，以盛产粮食著名，有“歇头仓”、“真珠山”、“七宝山”美称，“夏人赖以为国”。这些地区所产粮食除供当地食用外，还常调运西夏其他地区。由于西夏连年战争和灾荒频繁发生，西夏人有藏粮的习惯。西夏时期曾在邻接宋朝的沿边地区建窖或筑仓，贮藏大量的粮食。如德靖镇（今横山北）的“七里平”，桃堆平的“国官窖”，呜沙川的“御仓”，贺兰山的“摊粮城”（今石嘴山西）等地区或库仓中都贮粮上万至百万石。有记载毅宗时曾在西市城（今甘肃定西境）“建造行衙，置仓积谷”①。

西夏粮食生产不能自给，常以畜类和畜产品、青盐等向宋朝换取粮食。

每遇战争或灾年歉收时，劳动人民则要依靠采集野菜、野果、野草充饥。宋人的著作中记载：“其民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②。

牧业⑤《辽史》卷104《耶律昭传》。

①周春：《西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①《西夏书事》卷28。

②戴锡章：《西夏纪》卷13，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畜牧业是西夏的重要生产部门，西夏设群牧司管理牧业生产。党项族有从事畜牧业的丰富经验，西夏境内的夏（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绥（今绥德）、银（今米脂西北）、盐（今宁夏盐池北）、宥（今陕西定边东）诸州③，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带，土地比较瘠贫，不利农耕，仍宜于畜牧。河西走廊地区有广阔的草原，“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甘、凉等州，则水草丰美，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①之称。

西夏牧业的畜类，主要有羊、马、驼、牛、驴、骡、猪、狗等。马匹在牧业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除用于军事和生产外，还作为大宗商品同周边进行贸易，又是对宋、辽、金的主要贡品。西夏境内所产的“党项马”在当时是驰名的良种马，宋朝对外战争所需马匹以“陕右诸州最盛”，多购自西夏。骆驼在西夏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用作高原和沙漠地区的运输工具，阿拉善和额济纳地区是主要养驼地区。羊、牛、猪、狗是西夏农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来源。西夏畜牧业有着较高的生产水平，在史书记载的西夏与宋朝的每次战争中，西夏损失的羊、牛、马、驼等各种畜类，动辄数以万计，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的生产程度。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反映在西夏时期编纂的辞书《文海》中②，对牲畜的分类与观察尤为细致；特别是对马、牛、羊品种的区分，对牲畜的管理、繁殖、饲养、疾病及治疗等，都有独特的方法与一套完善的经验。

③曾巩：《隆平集》卷20。

①关于西夏的今地注为陈振所加，参据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附录二《西夏州名表》，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六册（宋辽金时期）“西夏图”今地注有所不同。如夏州治所在地今地为白城子，《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陕西省”图在陕西、内蒙古边境的陕西一侧，与《西夏史稿》同，而“西夏图”夏州今地标在内蒙古一侧等。②《金史》卷134《西夏传》。

第七节　金的农业和牧业

农业

金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倡不忘稼穑的艰难，所到之处屯种，轻徭薄赋以劝农，特别是金太宗在对宋战争已取得胜利之后，把奖励农桑作为恢复生产的主要政策。从太宗起经熙宗、海陵王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使北方农业逐渐走向恢复、发展和繁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①，“天下治平，四民安居”②，号称“小康”。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和进步。现已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的形制相似，远远超过辽末的水平，继承了北宋中叶以后的发展状况。其种类与北宋相比更为繁多和复杂，有铧、犁碗、趟头、牵引、锄、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文献记载还有耙、水碓等。犁由多种部件配合，铧有形制、大小不同的几种规格，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需要。犁的全部构造与元王祯《农书》所绘形式相同。在今黑龙江最北部爱辉、逊克出土的犁铧是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以适应开垦荒地的需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有銎和钹镰三种形式，还有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且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和矮棵作物的不同需要而制。

农业户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和对土地的开垦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末及金初，北方人口锐减，到金世宗大定初年方恢复到300余万户，二十七年（1187）增至6789449户，44705086口。《金史》没有记载全国的垦田数字，有关于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大定二十三年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迭剌和唐古二部五糺总计垦田数是1690380顷有奇。毕仲衍《中书备对》谓：北宋神宗时全国垦田为4606556顷，减去东南九路田数则北方垦田为1662978顷。金朝仅猛安谋克垦田就浮出北宋垦田307022顷。当然猛安谋克分布区域要远远大于北宋在北方的管辖区域，但在世宗时原北宋地区的垦田也有增长当是事实。赵秉文在《滏水文集》卷11《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记载，当时的“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即可证明这个问题。

农田水利是金代农业发展的命脉，从熙宗时已开始恢复。世宗大定六年，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③。二十八年，卢庸为定平县（今甘肃宁县东南）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①。兴修水利也与当时推广水田种植有关，大定六年，李纶《创修泉池碑》记载，河内（今河南沁阳）郡西北大雄山南数里有唐帝古寺，“数泉出于祠下，南抵于沁，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①。曹（今山东菏泽）、①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②《金史》卷8《世宗纪·赞》。

③王去非：《平阴县清凉院碑》，《金文最》卷69。

①《金史》卷133《张仅言传》。

①《金史》卷92《卢庸传》。

单（今单县）二州以水利为生，虽黄河李固渡决口，所害农田无几。农田发展也促进对原粮水力加工事业的发展，如水碓、水磨等水力加工机械的利用便是。

金代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粟、麦、豆、稻、荞麦、稗等，而以粟麦为大宗，稻次之。由于各地土质不同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农作物分布也因地而异。中都（今北京）、河北、辽东、南京（今河南开封）等路处于领先地位。燕京（即中都）产稻、粱、麦、麻等；南京路产麦、粟、稻；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稻；威平、临潢、泰州等府州农业也较发达。金代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河南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平均亩产一石。河北、山东产量高于河南。水田单位面积产量高陆地数倍，其中河南有亩产五石者。由于农业生产量增多，国家储积粮食也多。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对宰臣说：“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②世宗时设常平仓，到明昌三年（1192）常平仓共有519处，积粟3786.3万余石，可备官兵五年的食用，米810余万石，可备四年的食用。金于大定、明昌间，国家仓廪积粟充足时久，因此采取减税收的办法以减轻积粟和保存的困难。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恐怕积粟时久腐败，请求再减少民间租税，因尚书省议奏应备万一，为防腐败，乃下令诸路以时曝晾，不得使积粟腐坏，违者论如律。史称金代盛时“仓廪有余”当是事实。

金代农业发展也表现在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上。金代在东北农业开发史中是承前启后的，占有重要的一页。金代女真兴起，以其地为“内地”，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以此为中心空前地开发和发展了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经济开发区，南与咸平（今辽宁开原北）、东京（今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连。金代建国之初即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大批地向“内地”移民。太祖天辅六年（1122），把山西诸州人民向上京迁徙以实“内地”。次年取燕京路，又尽迁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金在灭亡北宋的战争中更有数量众多的中原汉人被迁到上京。由于金初的移民政策使这里人口骤然增长，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这里，并适应耕地和农作物种植收割的需要，改进了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在黑龙江省各地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充分说了这点。金代把东北边疆的各族人民都纳入京与路的管辖之下，于各地设猛安谋克。金设上京路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以及上京路管下的胡里改路、蒲与路、恤品路、曷懒路等，路置万户或都勃堇。通过各路的猛安谋克行政机构组织农业生产。《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四年（1193）尚书省奏，当时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有猛安谋克民户17.6万有余，每年收税粟20.5万余石，其每年粮食生产量是可观的。

牧业牧业在女真部族的社会生产中长期占着重要地位。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并由迁徙不常的游牧向较高的定居的牧业发展。生女真在建国前有着相当繁荣的牧业，《金史·世纪》记载：腊醅、麻产时常掠取拉林河及穆宗的牧马，交结诸部，因此两部时常发生战争。辽圣宗统和四年②《金文最》卷68。

（986）讨伐女真所获生口10余万，马20余万及诸物。太平六年（1025），黄翩入女真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数。金占领辽契丹人活动的草原地区，增大了牧业在社会中的成分，对牧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金朝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设官以治之。海陵王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个群牧所，皆因辽时旧名。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和司吏家的余丁及奴隶，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并为他们立蕃息衰耗的刑罚和奖赏制度，后复增群牧所为九。世宗时，置群牧所七。《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有群牧十二处：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1164）改为斡覩只群牧；蒲速斡群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承安三年（1198）改为板底因乌鲁古；耶鲁椀群牧，在武平县（今内蒙古敖汉旗东）、临潢（今巴林左旗南）、泰州（今吉林洮南东）之境；讹里都群牧；糺斡群牧；欧里本群牧，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展群牧；特满群牧，在抚州；驼驼都群牧；讹鲁都群牧；忒恩群牧与蒲鲜群牧，皆承安四年创置。金朝为管理诸群牧，设乌鲁古使和副使，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又设有扫稳脱朵，分掌诸畜，即所谓牛羊群子。明昌四年又在使之上置提控诸乌鲁古。

金大定间为发展牧业，加强了对诸群牧所的规定，如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二十一年又敕诸所，马三岁者要付给女真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并遣使阅实其数，缺少的杖其官，而令牧人赔偿，隐匿其实的监察举觉。到二十八年，牧业经过较长的蕃息，马发展到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是金牧业发展的极盛时期。

第二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十国”中的南方诸国，战乱较少。相对来说，中原地区因破坏严重而生产恢复较慢，南方诸国因破坏较轻而生产有所发展。宋代除了北宋初年及靖康、绍兴之际的战争外，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一定繁荣，生产技术有进步，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手工业经营形式家庭手工业是建立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官府征收的各地“贡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应是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五代役法中的纸户、笔户，负责向官府供应纸、笔，亦应有一部分是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纸、笔，易州（今属河北易县）有不少制墨世家，其中亦当有一部分属家庭手工业。此外，五代赋税中的绢、絁、布（麻布）、绫、罗，宋代赋税中的布、帛、丝、绵绝大部分是由农户在家织成后作为赋税交给官府的。宋代的其他工业品如棉、麻织品，以及许多日用品也大都是家庭手工业产品，其制作者本身是农民，又是工匠，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加工，然后以之交税或自用，有剩余则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失去土地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或是为了增加收入，季节性地或长期出卖劳动力，而又无固定雇主的一部分小手工业者，遂成为流动的手工业工人。北宋时东京开封城内：“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③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沿街的临时工匠，如补锅、修鞋帽、穿珠子、修刀剪、磨镜等匠人，随时可叫唤，大约有数十种①。这种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流动手工业工人，不但是城市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广大的乡村中也甚为流行，成为农村经济的补充。如洪迈说：“吾乡白民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②这种外出为他人做活的流动手工业工人，回家后仍然是农民。季节性的、临时或长期流动的手工业工人，是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一旦在手工业作坊中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手工业作坊的工人。

城市中的民营小手工业作坊已很普遍，从糖果点心到衣服冠帽、家用什物、笔墨纸砚、建筑材料以至妇女装饰品、儿童玩具，无所不有。都设有专门制造的小手工业作坊（作、行、铺、店等），有的还发展为大型作坊。五代的纸户、笔户以及以制墨名家的，有一部分是民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北宋时开封城里的制饼店即已具有这样的规模，如《东京梦华录·饼店》记载：胡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剂（按挤）、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③《金史》卷47《食货志》。

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②吴自牧：《梦粱录》卷13《诸色杂货》。

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制饼手工业已有按挤、卓花、入炉三个分工程序和协作关系。

南宋时杭州城内手工业作坊，共有440行即440家。《梦粱录·铺席》所记的是作坊也是商店，而《梦粱录·团行》所记的则主要是专门的手工业作坊。

五代、宋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从事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其中造纸、制墨和制糖业最为兴盛。五代时的“纸户”中的一部分，以及南唐有名的“澄心堂纸”的生产者，应是小手工业作坊。宋代造纸（麻纸、皮纸）业大部分为民营，有几个中心：一为浙东路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和郯县（今嵊县），二为江东路的徽州（今安徽歙县）和池州（今贵池），三为成都府路的成都（今属四川）及其附近的广都（今双流）。造纸的原料有以商品形式取得的，如浙东会稽一些种植竹笋的农家，由于把这些未长成的笋作为造纸的原料卖给造纸作坊而致富。造纸业作坊的规模一般比较小，但已有简单的分工，如徽州造纸的过程完全用手工操作，并有几十名工匠同时协作完成一个程序，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黟、歙（今皆属安徽）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制墨业大都为民营，且系世传家业。唐末易水（今河北易县）人奚超世代以制墨名家，后与子廷珪逃至歙州，南唐时赐姓李，仍以墨名家。此外，南唐还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赟等世代制墨，至宋代仍有名于世。③北宋精于制墨的工匠有几十人，如陈赡，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此外，还有王迪、潘谷、沈珪、陈相等等，都以制墨名家①。制墨业常常为个人劳动，不需雇工，更便于保守技术的秘密。宋代制墨业的本身也有简单的分工，如和煤、回捣，然后成为硬剂、热剂、熟剂，最后成为丸捍。

茶叶的生产和制作，大部分由种茶山场中的“园户”来劳动，而收购和销售则归官府控制，实行专卖制（榷茶），即民营官卖。按宋代茶叶加工的程序分为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六步，总名“焙工”。也有部分为官营官卖。

民营作坊常雇用季节性的茶工园丁、采工和焙工，给雇钱或给茶叶。建州（今福建建瓯）制造好茶，北宋仁宗时“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②。

宋代的“末茶”销路广，北宋末由官府经营而禁止民营，利用汴河水力的水磨磨制，是茶叶加工的大型作坊，后转为民营。南宋末，江西路制造末茶用“九转连磨”磨制。

宋代糖霜的主要产区有五处：浙东四明（今浙江宁波）、广东番禺（今广东广州）、四川广汉以及遂宁（今均属四川），其中以遂宁所产的质量较③洪迈：《夷坚志·乙志》卷8。

①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②何薳：《春渚纪闻》卷8。

好。其他“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遂宁种糖蔗的中心在涪江东二十里的繖山，那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③。糖霜作坊三百多家，每家多的制作几十瓮，少的一二瓮，称为糖霜户。除用自己生产的蔗糖原料外，并收买其他蔗农的糖水熬制糖霜。附近白水镇农户，虽多种蔗田，但其蔗不能成霜，每年压蔗出糖水卖给山前诸家。制造糖霜，需要复杂的技术与累积的经验，又要置备许多生产工具，如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等，还要配牲畜拉碾，同时要雇用一二十名工匠，制作的分工顺序为削皮、锉蔗、入碾、蒸泊、入榨、釜煎、再蒸泊、入瓮、再煎、再入瓮等。

总之，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仍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经营方式。

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在上述制茶业、制糖业外，还有规模更大、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如矿冶、制盐、丝织、制瓷、印刷、造船等。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手工业已具有手工业工场的性质，但具体的证据不足，还难以说明问题。

宋代的官府手工业宋代同前代一样，一些重要手工业多为国家掌握和垄断。官府手工业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宋朝官府手工业规模都较大，手工业组织也比唐时更加庞大。官府手工业专门从事宫廷的用具、服饰、器物的生产和供应，并涉及军需、营造等事业，属于百工的事务，设有专门机构和职掌的官吏进行管理。根据史籍记载，唐朝廷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工部、少府监、将作监三个系统，下设分支机关管辖各种手工作坊及工匠生产等事务。宋初，工部及将作、军器等监成为闲司，职务归属三司；少府监亦为闲司，另设文思院等制造御用器物，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后，有关机构设置如下：工部，设有尚书、侍郎、掌百工水土之政令，所属工部司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所用财物，按其程式以授有司。

少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分设四案，下辖文思、绫锦、染、裁造、文绣等五院，制造各种御用金、银、玉器、服饰、法物等，以及诸州铸钱监。

将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务等，分设五案，下辖十个附属单位。

军器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分设五案，下辖四个附属单位。

此外，还有都水监、内侍省的后苑造作所、司农寺的都曲院、水磨务、炭场等等。

宋代官手工业组织更加庞大。少府监的一个附设机构——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的，领有：打作梭作钑作镀金作■■作钉子作玉作玳瑁作银泥作碾砑作钉腰带作生色作③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①王灼：《糖霜谱》。

装銮作藤作拔条作■洗作杂钉作场裹作扇子作平画作裹剑作面花作花作犀作结绦作捏塑作旋作牙作销金作镂金作雕木作打鱼作绣作裁缝作真珠作丝鞋作琥珀作弓稍作打弦作拍金作玵金作克丝作共42作①。另外，内侍省里的一个后苑造作所，是“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的，领有：生色作镂金作烧朱作腰带作钑作打造作面花作结条作玉作真珠作犀作琥珀作玳瑁作花作蜡裹作装銮作小木作锯匠作漆作雕木作平拨作■作旋作宝装作缨络作染牙作砑作胎素作竹作旋镂作糊粘作像生作靴作折竹作棱作匙筋作拍金作铁作小炉作错磨作乐器作毯子作抡捧作毯仗作丝鞋作镀金作■洗作牙作梢子作裁缝作拽条作钉子作克丝作绣作织罗作绦作伤裹作藤作打弦作铜碌作绵胭脂作胭脂作桶作杂钉作响铁作油衣作染作戎具作扇子作鞍作冷坠作伞作剑鞘作打线作金线作裹剑作冠子作角衬作浮动作沥水作照子作共81作①。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的产品都不过是皇家日常使用的器物，已经有这样多的作了。土木工程、军器制造、车舆制造、礼器、各种织染、盐、铁等等，还不在内。

官手工业的制成品，除皇家自用及赏赐外，也有以售卖形式处理的。这主要是对盐，有时对于铁也是如此。宋熙宁中“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①。南宋时“福建下州例抑民买盐，以户产高下均卖者曰产盐，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皆出常赋外，久之遂为①参见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1。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72、73。

定赋”②。

五代、宋手工业的发展如前所述，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包括坑冶业，铸钱业、制盐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造船业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比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五代、宋的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闽、蜀、湖、广、江、淮皆有之。坑冶由私人（坑户）经营的，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岁课”。也有朝廷直接经营的，产品的运销全受朝廷的控制。

五代、宋的冶铁业十分发达。五代时，后唐、后晋都曾下诏“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①，宋代冶铁业更发达，如徐州利国监大规模的民营冶铁业。元丰元年（1078）苏轼说：“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百万。..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近者河北转运司类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②可见利国监生产的铁，运销受朝廷控制。

冶铜业因铸造铜钱而有更大的发展，后周显德二年（955）为铸造铜钱而“采铜兴冶”③。宋代铜矿坑冶业分官营和民营，官营的由官府掌握，在铜矿坑冶处设置监、冶、场、务等机构，招集坑户，支给本钱；坑户自雇工匠从事开采，采得矿石后即送到官炉中冶炼，已有采矿、碓磨、淘洗、上炉四道工序，产品则交给官府，不得私有。如南宋绍兴二十年（1142）洪迈说：“信州铅山之铜，..昔系是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即胆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

信州铅山场铜矿还有一种是民营的，“有力之家”向官府的矿场租佃土地自行开采。“信之铅山，..间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财本起创，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检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①。民营的铜矿坑冶受到官府官吏的打击。五代初通行唐钱，后晋天福三年（938）允许“公私”有铜者并许铸钱，次年即“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只官铸”而禁止私铸。后周显德二年“以县官久不铸钱，..乃立监采铜铸钱”②。南唐铸铜钱，饶州（今江西波阳）永平监每年铸铜钱6万贯，南唐后又铸铁钱；吴越、北汉亦自铸铜钱，后蜀、湖南、闽则铸铁钱，铜、铁钱兼用，都是官铸钱，禁止私铸。

宋代铸钱业全是官营的，但私铸亦未能禁绝，铸钱业虽是官营的，但分工、评工办法都是仿照民营作坊，如韶州（今广东韶关）永通监：“即韶置②《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

①《续文献通考》卷19《征榷》二。

②《五代会要》卷26《铁》。

③《苏东坡全集·奏议》卷2《上皇帝书》。

①《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7、23、24。

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以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浸，离局为二，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赀，不徭民籍，而功用成。..韶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③可见宋代冶金工业中已有制模、翻沙、刀错、水浸等工序，分八个作坊，工人是雇用的专业金工，人数“不下十万”。

宋代铜钱还行使于辽、金、西夏等地区，并远销海外。依北宋元丰初年统计，诸路铸铜、铁钱共有26监，其中铸造铜钱的有17监，铸造额为506万贯，铸造铁钱的有9监，铸造额近89万贯。

制盐业中海盐和池盐都由官营榷卖，井盐是民营的，雇用盐工，如四川的井盐经营者只要缴纳“月课税”，就能在西川四路的市场上销售。如北宋文同称井研县（今属四川）“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每一家须没（役字之误）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迭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①。

丝织业除乡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外，有不少是民营的大型作坊。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婺（今金华）、台二处都开设彩帛铺，既是印染作坊又是店铺。朱熹说：“本州（台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除分给其妓弟等人外）其余所染到真红紫物帛，并发归婺州本家彩帛铺货卖”；“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②。这个彩帛铺的规模很大。至于从事印染的工匠，据朱熹说是拘系来的，未知是否可靠。

官营丝织业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之数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制瓷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很大发展。五代后周时，制瓷还原焰烧化学工艺发达，生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郑州柴窑青瓷。北宋时，名窑崛起，除东京的官窑为官营外，还有民营的汝州汝窑、禹州（今皆属河南）钧窑（主要在金朝时期）以及定州（今属河北）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浙东龙泉县（今属浙江）生产断纹青瓷的哥窑等。南宋时，官、民窑更纷纷兴起，如浙西有余杭窑（又名修内司官窑，今杭州西余杭镇）、江西有吉窑（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镇）、福建有建窑（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镇窑（今属江西）。

宋代许多小规模的民窑具有小商品生产的性质，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镇的舒公窑，据清施闰章《蠖斋杂记》记叙：“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瓷诸色，几与哥窑等价。..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舒公③《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①余靖：《武溪集》卷15《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②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窑制瓷仅父女相传，其陶工也保守技术秘密。

据南宋蒋祁《陶记》所记：“景德镇陶首三百余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景德镇属饶州浮梁县）。..窑火既歇，争相取售，..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算。”①南宋时瓷器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别欣赏景德镇的瓷器，荷兰人由泉州贩至欧洲，其价值每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

五代时雕版印书业开始发展，冯道任后唐宰相时，长兴三年（932）二月，“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印卖。先刻完五经，后汉时补刻四经，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后蜀宰相毋昭裔也“请刻板《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①，开封、成都是五代时的两个雕版印书业中心。

宋朝雕版印书业，形成杭州、开封、建阳（今属福建）、眉山（今属四川）四个中心，官营的则由国子监雕板，称为监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启蒙及诸子百家、各种诗词、文集、历书、医药以及工农业技术等各种书籍，还流通到辽、金、西夏等地区。民营印书业，不少是为适应士大夫科举考试的需要，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②宋朝正式发行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以及茶、盐钞引等流通证券，促进了印刷业的发达。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户主持印制发行，天圣元年（1023）改由官办的益州交子务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户也印造“便钱会子”，高宗在位末年，会子务印造官“会子”，工匠有204人，是个不小的纸币生产作坊①。茶、盐引则由榷货务交引库等印造，亦应是个相当规模的证券印刷生产作坊。

造船业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迅速发展。北宋时东京设有造船务，督造“纲船”（漕运船）为主，以及座船（官员坐的船）、战船、马船等类。造船场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赣州）、吉（今吉安）二州与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长沙）、衡（今衡阳）等州，后期则是两浙路的温（今属浙江）、明（今宁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属福建）后跃居首位。当时福建和两浙都使用抵抗风浪能力较强、吃水较深的尖底海船。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属于“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舱数多，容载量为2000料（约合今120吨），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适宜于海上航行。至于广州（今属广东）海上民用的商船，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属“广船型”。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好几丈，船上存贮一年的粮食，并且还酿酒养猪。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纳上千人，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

①《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

①刘新园：《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陶记〉校注》，《文史》第18、19辑，中华书局出版。②《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九；《资治通鉴》卷277、291。

①岳珂：《愧郯录》。

第二节 辽的手工业

矿冶、铸造业

辽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契丹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②。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载：“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手山为今辽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南），上京道的饶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户和4000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龙池冶，营州（今昌黎）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今天津市蓟县），中京道的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严州（今辽宁兴城东南）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①，储量当很可观。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东京和南京道内①。

1981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③辽的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③。东京道河州（当在今吉林中西部）有军②《咸淳临安志》卷9《会子府》，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①《辽史·太祖纪·赞》。

①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③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器坊、显州（今辽宁北镇西）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银、铜丝网络等。其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铸造工艺的水平。辽的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业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区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大盐泊，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①。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①纺织业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是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北票）、锦州（今属辽宁）、霸州（兴中府，今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置的弘政县（今辽宁义县），“民工织衽，多技巧”②，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③。豪欠营契丹墓的发掘，提供了辽朝丝织品实物。契丹女尸身穿衣、裙8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它们反映了辽朝丝织业的水平。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朝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的①《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

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②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③《辽史》卷39《地理志》三。

欢迎，“辽朝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④。

宋真宗曾将宋初辽的织物同圣宗时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今北京）所产。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辽朝纺织业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的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在南京、中京等地都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业辽的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方碟、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的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从罐中贮有骨灰判断，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多是这里烧制的，这一窑场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业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姓名李赞华）所画契丹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①，宋人对辽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①。因此辽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种类不一，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使我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也制造车、船和日用木器家具，奚人和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契④《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①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佚名：《宣和画谱》卷8。

丹人早年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沈括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②。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辽还制造舟船，以及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份提点、监造舟船。现在已经发现的木器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式顶大型木椁等。而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①。

②太平老人：《袖中锦》。

①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节 西夏的手工业

西夏的手工业生产相对较发达，手工业门类也较齐全。夏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规定设立的国家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绢织院、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②。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夏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行业，有纺织、冶炼、金银木器制作、采盐、陶瓷、建筑、砖瓦等。

纺织业西夏建国后，在党项人原有的家庭畜皮毛加工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纺织手工业作坊，考古发现有西夏使用的石纺轮、木刮布刀等生产工具，纺织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粗绢、麻布等。西夏生产的白毡，被时人誉为“世界最丽之毡”③。史书多次记载西夏遣使向宋朝求请丝织工匠，西夏可能有自己设立的绵纺和丝织作坊。

冶炼业与金、银、木器制造业西夏的冶炼业包括采矿、冶炼、金属制造。夏州（今陕西靖边境）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在那里设立“冶铁务”专司采矿炼铁。

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等地有国家设置的锻造作坊，打造兵器或农具等。西夏的冶炼与锻造技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如已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鼓风设备竖式风箱①。在兵器制作方面，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②，“夏人剑”，锋利无比，宋朝人十分喜爱，赞扬为“天下第一”③。出土的西夏的铜铸货币、官印、符牌，工艺制作都十分精致。西夏皇陵出土的一件铸铜牛，表面鎏金，重达188千克，显示了高超的铜铸工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物有钵、碗、盒、金带、鞍具，鎏金、银或镶嵌宝石的饰物，都具有造型美观、图案精美、色泽光莹等特点，堪称稀世珍品。西夏墓葬中还出土了木缘塔、木桌、木瓶、笔架、木碗等，也都造型别具风格，工艺精美。

采盐业采盐是西夏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今宁夏盐池北）、灵州（今灵武西南）等地产盐，乌池、白池的青、白盐品质纯净，价廉物美，最为宋朝边民喜食。西夏朝廷对采盐实行官营，由国家垄断盐产，②《契丹国志》卷23，宋绶：《契丹风俗》。

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①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卷l。

②见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

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并用盐同宋、辽交换货物、粮食。夏景宗时，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要求宋朝每年向西夏购盐10万石。

陶瓷业已发掘的宁夏灵武磁窑堡西夏窑址，发现有多处窑炉和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窑具，如实反映了西夏陶瓷业作坊的规模。灵武磁窑堡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煤矿、瓷土和水源，中原的制瓷匠人给西夏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因此西夏陶瓷业制作技术同中原地区是一脉相承的，仅仅在装饰、烧制工艺等方面，因地区与自然条件不同而具有某些特色。已发现的瓷器品种很多，生活用具有碗、盘、盆、钵、釜、杯、盒、壶、瓶、罐、缸、瓮、灯具、钩等。以高圈足的碗、杯为其特色。瓷器釉色多白釉瓷，黑釉与褐釉的剔刻花壶、瓶等具有代表性。尤以两耳或四系瓷扁壶，骆驼、马、羊、钩、铃及乐器牛头瓷埙等陶瓷制品，表现了游牧民族需用和喜好的特点。④建筑业西夏建国前后，由于皇室大起宫殿、官衙，营造寺庙、陵园，西夏的砖瓦制作作坊兴起，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建筑工匠队伍。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皇陵遗址发掘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如砖石、素面和琉璃瓦当、鸱吻、柱石等。陵区的附近已发现的数十座砖瓦和石灰窑址，从遗存的砖瓦等建筑材料来看与西夏皇陵出土的材料是一致的，说明砖瓦窑场一般建设在建筑物的附近，以便于就地制作提供使用。

④太平老人：《袖中锦》。

第四节　金的手工业

金的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随着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占有辽与北宋的手工业地区后，不断地恢复和发展起来。金代手工业继承和发展了渤海、辽和宋的手工业技术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北宋。

矿冶与金属制造业金代矿冶和金属制造业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金代矿产丰富，大同（今属山西）贡铁，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产青镔铁，大兴府（今北京）产金、银、铁，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产铜、铁。金世宗主张“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①。大定三年（1163）规定，金银矿冶许民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的二十分之一。五年，许百姓“射”银冶。十二年，又“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①。因为金产铜量少，命尚书省遣使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的给予奖励。坟山（今辽宁义县北）西银山的银坑多至116处。大定十三年讨论铸钱，打算由国家直接采金银矿冶，世宗决定当以与民，惟钱不许私铸。

金制造军器的作坊是军器监、利器署（都作院），金银器物制造属少府监的尚方署。铸钱掌握在国家手中，海陵王时中都（今北京）有宝源监、宝丰监，京兆（今陕西西安）有利用监，皆正隆三年（1158）设；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于代州（今山西代县）设阜通监，二十七年（1187）于曲阳县（今属河北）设利通监。

金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甚严，大定十一年（1171）二月规定，除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外，禁止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的一半。当时各府州县和猛安谋克，均有专门管理铸钱的官手工业和机构，铜器制出后均由官府检验，并经有关官署验押后，方可使用。在严防私铸的禁令下，民间金银铜铸造业也有所发展。

煤矿业煤矿业在金代手工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金以前，东北和中原北部，煤的开采与利用已很发达，据近代在辽宁抚顺煤矿的发掘，在旧坑中发现有圆形斜坑，并在此圆形斜坑中发掘出圆形古器，似为用来盛油之用。从采矿方法和器皿证明唐时已被开采经营，辽金以降，久为开采。中原北方多煤，当时烧瓷、炼铁以及南京（今河南开封）城内一般百姓，多以煤作为燃料。

盐业金承辽、北宋之后，很重视对盐业的经营，榷货之目有十，而盐称其首。金世宗置山东、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宝坻（今属天津）、解州（今山①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

①《金史》卷48《食货志》。

西运城西南）、西京（今大同）、辽东、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七盐使司。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迁燕（今北京）后，初设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世宗又仿宋输粟之法，许民以米易盐。金朝已革去随田亩而输两税盐钱旧制，但“乾办盐钱”弊政依然被保存下来，河东北路“乾办盐钱”岁达10万贯。大定二十八年（1188），创置巡捕使，专巡私盐，主要设在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西京，而辽东、北京两路不设。

制瓷业制瓷业，是金较为发达的手工业行业之一。北宋时北方许多名窑，自熙宗后已多恢复和发展起来。在今内蒙古、东北金代遗址中，大量发现定州（今属河北）、磁州（今磁县）、耀州（今陕西耀县）诸窑制成的著名产品。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瓷器，以定瓷为最多，有刻花、画花、印花多种，而以萱草纹、荷花纹较为流行。在黑龙江绥滨发现的磁瓷，黄白釉，绘铁花缠枝牡丹图案，胎质比较细腻，花纹与釉质也都较为典型。现已发现陕西耀州窑三座窑炉，其一处遗址面积达500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且在表面上涂有耐火泥，从窑门和火膛内堆积的煤渣可知，此处烧窑已用煤作燃料。出土的瓷片以青釉为主釉色，比汝窑为淡而薄，略呈姜黄色，也有黑色的，花纹多为印刷，以鱼纹饰为最突出，器型多为饮食用具。钧窑是金代新兴的一个制瓷基址，在当时声名很盛，其产品成为世上佳品。河北观台（今河北磁县西南）窑所烧的白釉瓷器，造型秀丽，胎质轻薄，釉色带青，花纹多刻在器内。又如山东、山西所烧制的白瓷，在釉下施以红绿彩绘，也反映了这些地区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宿州（今属安徽）还出产一种绳纹印饰的白瓷。1954年在安徽萧县出土的淡黄色瓷瓶上，刻划“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奉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1141）三月二十二日造”。奉圣州永兴县（今河北涿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容500人，而且烧瓷技术也不落后于北宋。

造纸与印刷业金的造纸与印刷业有很大发展，山西南部因受战争创伤最轻，生产破坏较少，故造纸与印刷业极为发达，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当地造纸、造墨以及其地多产枣木、梨木有关。金代北方对种植也很重视，设有司竹监。稷山（今属山西）竹纸与平阳麻纸，是当时闻名的产品。金代刻书大约始于熙宗，而盛于世宗、章宗时期，中都、南京、平阳、宁晋（今属河北）是金代刻书的中心。在平阳设有专门出版机构，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金代钞书与刻书之风很盛，《宋史·洪皓传》记载，皓之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赵城藏经（原本藏山西赵城广胜寺），综计全藏应有7183卷，现存4330卷，起皇统八年（1148）至大定三年（1163），前后雕刻历时15年始成。

丝织业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太原（今属山西）、河间（今属河北）、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处设绫锦院，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金史·地理志》记载，平州（今河北卢龙）贡绫，涿州（今属河北）贡罗，河间府产无缝锦，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产绉、縠、绢，相州（今河南安阳）产缬，隰州（今山西隰县）产绿卷子布，辽东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产师姑布。而夸天下一品的定州（今属河北）刻丝大约也有制造。《鸡肋编》卷上记载，河北定州的刻丝极为精巧。燕山府（今北京）在金代时，“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②。

火器制造业火器制造业，完全是在北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技术的发展有胜于北宋。金代火器制造主要是用之于战争的武器，如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此外火药也曾应用于其他方面。世宗末年，太原府阳曲县（今山西太原）郑村中社李姓猎户，把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把药线点着，猛作大声，“用以捕杀狐群”①。金代铁火炮不仅最早见于记载，而且以铁为外壳装制，口小，说明当时已掌握利用火药性能的转化作用，以发挥火炮发射的威力，标志着对火药利用技能的成熟。

造船业金代造船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②，小舟（模型）制出后，诸匠都骇服其“智巧”。海陵王时，还发明一种撞冰船，蔡珪为之写《撞冰行》诗，可说是近代破冰船的先驱。《河防通议》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载重量，约合6吨）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要的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还记载不同材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置量③。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较前有所提高和进步。

②《金史》卷7《世宗纪》。

①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②元好问：《续夷坚志》。

③《金史》卷79《张中彦传》。

第三章 手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建筑

城市建设

宋代的城市由于商业发达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坊（居民区）和市（商业区）的区别逐渐消失，并取消了传统的宵禁制度，使城市的结构和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城市规划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如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中心部位为宫城，另有内城和外城。整个城市方圆五十余里，有城门12座，水门6座。许多店铺、作坊和住宅都临街建造，市井繁华。汴河、蔡河、五丈河和惠通河四条河流流经其间，交通便利。此外，城防工程和消防设施等也都相当完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这座“七朝都会”的都市风貌。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后来金代扩建中都（今北京），其城市布局就是仿效宋东京，甚至连所建宫殿的名称都与宋东京的相同。这一时期，如平江（苏州）、杭州、扬州、成都、辽的南京与金的中都（今北京）、广州、明州（宁波）、泉州等城市也更加繁荣起来，城市建设愈益完备。从现存的南宋平江城（今苏州）图石碑上可以看到，城区内水道密布，住宅和手工作坊前临街巷，后倚河道，交通运输水陆兼用，相当方便，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水乡城市的合理布局。

应县木塔这一时期辽宋夏金都建造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和大型的佛教建筑。

如宋正定隆兴寺建筑群，辽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等，都上承唐制，又有创新，是研究唐宋建筑制度变化的重要实例。在全国各地保留至今的这一时期的高层建筑宝塔也为数不少。如宋塔大多为砖石塔，其中为便于瞭望军情而建造的河北定县开元寺料敌塔，有11层，高达80余米，全用砖砌，至今完好。福建泉州开元寺两座石塔，用石料仿木建筑，高度均在40米以上。河南开封祐国寺塔，则是在砖砌塔身外加砌琉璃面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琉璃塔。辽代佛塔也多为砖砌的密檐塔，如天庆九年（1119）建造的北京天宁寺塔，以及山西灵丘觉山寺塔、河北易县泰宁寺塔等，外观仿木建筑，其柱、梁、斗栱、门窗、檐口等都用砖仿木构件，技艺精湛，有很高的水平。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著名工匠喻皓在修建开宝寺木塔时，为抵御西北风的影响，特使塔身略向西北倾斜，这种大胆、巧妙而又有效的措施，在建筑史上是不多见的。辽清宁二年（1056）建造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塔。应县木塔为楼阁式，全部用木料构筑，五层六檐，高67米，体形高大，结构复杂，轮廓优美，且在建筑技术上有许多创新。如斗栱式样就有60多种，特别是塔的暗层内，在内外槽柱间，使用了斜撑、梁和短柱，由此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以提高其抗弯剪的能力，增加了整个塔身的稳定性。应县木塔经历900多年来多次大风和地震的考验而未损毁，可见其建筑技术之高超。

木构建筑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木构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代要小，而建筑形式总的来说则趋向于轻巧、秀丽和变化。如建筑组群在总平面上加强了进深方向的空间层次①。殿堂屋宇坡度增高，屋顶出现了丁字脊、十字脊，殿堂平面出现了工字形、亚字形等，而斗栱则比唐代缩小。在宋代建筑实物中还出现了减柱的做法。如晋祠圣母殿减中间老檐柱四根，晋城青莲寺大殿减中间前金柱四根等，这种做法，反映了结构布置的灵活性，因而改善和扩大了室内空间①。在金代建筑中，如朔县崇福寺弥陀殿、五台县佛光寺文殊殿等，又进一步发展了减柱和移柱的做法。这一时期的建筑装修和色彩也有很大发展，如一些建筑物的门窗采用各种格子门、格子窗等，改进了采光条件，增加了装饰效果。此外，还装饰有各种雕刻纹饰及“五彩遍装”、“碾玉装”、“丹粉刷饰”等彩画，这些都对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

桥梁建筑辽宋夏金时期在桥梁建筑方面也有创造性的发展。如木结构桥中著名的虹桥，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述，是青州（今属山东）一名牢城废卒所首创。虹桥是一种独特的单跨木拱桥，由巨木相接而成拱状，完全不用支柱，宛如长虹，结构简洁，桥体坚固。东京汴河上也建有这样的虹桥，《清明上河图》相当形象地将其描绘出来。北宋皇祐五年（1053）至嘉祐四年（1059），在福建泉州洛阳江上建造的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也很有特色。洛阳桥桥长360丈，宽1丈5尺，有47个桥孔②。它是在江底铺设长条基石，筑成长500多米，宽20多米的石堤，由蛎房作为胶结材料来固结石块，然后在其上筑墩建桥。这种“筏形基础”的新型桥基，是这一时期的首创。现存的洛阳桥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规模。南宋绍兴八年至二十一年（1138—1151）在福建晋江建造的安平桥，全长811丈，有桥墩361座，是1905年郑州黄河土桥建成前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长桥梁。在北方地区，金代按照隋制安济桥也建造了不少石桥，保存至今的有河北的永通桥、山西的普济桥等。金代桥梁中最著称的是大定二十七年（1187）至明昌三年（1192）在永定河上建造的卢沟桥，卢沟桥桥长212米多，连两端桥堍共265米，宽8米多，共11孔，是石砌的连拱桥，两侧石栏和望柱上雕刻有石狮，造型美观，坚实稳固，现仍基本保持原来面貌。两宋时期的园林建筑也有很大发展，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都很兴盛，其中如宋徽宗营建的“艮岳”，尤为著名。

《营造法式》辽宋夏金时期出现的《木经》和《营造法式》等建筑学专门著作，也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北宋初年著名工匠喻皓所著《木经》，原作已佚，沈括《梦溪笔谈》中有所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木结构各类①见《河防通议》的“造船物料”、“装船斤重”节。

①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构件之间的尺度比例关系，如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为准，阶基的高度以柱高为准等。北宋徽宗时将作监李诫在元符三年（1100）编成、崇宁二年（1103）刊行的《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357篇。其中包括建筑术语考释，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工种的标准做法，功限料例及诸作制度图样，内容极为丰富。这部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和最完整系统的建筑学文献。在《营造法式》中提出的“材分”制，即“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规定了木构建筑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和人工材料定额，这实际上就是以古典模数制为基础的建筑规范，也是当时木构建筑技术基本成熟的表现，其中有些具体标准，仍为后来元、明、清各代所沿用。

第二节 水利

五代较重要的水利工程，应推吴越王钱镠时期修筑的捍海塘。它位于杭州候潮门外，即今杭州六和塔到艮山门一带，是一段竹笼石塘。其作法是“造竹器，积巨石，植以大木”①。从唐代的土塘到五代的竹笼石塘，是我国修筑海塘技术史上一大进步。

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两浙转运使陈尧佐和同知杭州戚纶把黄河河工中的埽工技术引入海塘工程，修筑柴塘，即用一层柴薪一层土，相间夯筑。这种海塘虽然省工节料，提高了抗冲能力，但费柴太多，易朽坏，年年需要维修。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石塘。景祐年间（1034—1038），两浙转运使张夏作石堤12里，自六和塔至东青门。庆历四年（1044）转运使田瑜、知杭州杨偕在原有石堤的基础上，续修2200丈。

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范仲淹、郏亶、郏侨、单锷、赵霖、黄震、苏轼等人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而最有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和单锷。

范仲淹（989—1052）有较丰富的治水经验，曾修过苏北海堤。天圣二年至六年（1024—1028）修成捍海堰150里，后人称为范公堤。他对太湖的情况比较了解，景祐年间（1034—1038）主持了疏浚港浦的工作。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他认为应采用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相结合的工程措施，使除害与兴利相结合，蓄泄兼顾，有利农业生产。①单锷著有《吴中水利书》，书中分析了太湖水患，认为太湖水患原因有三个。针对水患原因，他主张治理太湖应先开吴江塘路，让水泄尽后再筑围垦田。单锷片面强调排泄宜兴洪水的重要，使除害和兴利对立起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农田水利方面，宋熙宁（1068—1077）王安石当政时，大兴农田水利。北方利用河流泥沙进行放淤肥田，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放淤高潮，涉及的河流有黄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等以及山地溪涧。分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淤田数目几近700万亩，②规模不小。

北宋虽然花了很多财力治理黄河，但因治河方针不善，成效不大。宋人提出的治河方针主要有：(1)宽河缓流和遥堤约水说。姚仲孙于庆历元年（1041）提出系统看法。此论的缺点在于只着眼于水而忽视沙，因此，它不仅不能减轻河患，反而使灾害加重。(2)全河分流说。代表人物李垂，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提出一系列分水建议。此说与宽河缓流说一样，只着眼于水，忽视沙，其结果也与前说一样。(3)局部减水说。此说情况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大体来说，作为一种临时分水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作为一种经常的治河方针，到处分流，则有害无益。(4)放任行流说。这是一种消极的方针。(5)疏河减淤说。着眼于泥沙，但实际行动起来不容易。

五代后期，后周始建以东京（今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北宋继续整治，扩大运输能力。北宋以东京为中心的运河，呈放射状，构成错综密集的运河①蔡襄：《万安渡石桥记》。

①《宋史·河渠志》。

②范仲淹：《上宰相书》，载《太湖备考》卷3。

网。北宋末，金兵攻宋，北方四通八达的运河网遭到破坏。南宋时只能在东南一隅维持漕运，在两浙间开凿了若干运河，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东南运河系统。

第三节 纺织

丝织品

宋代纱、罗、绮、绫类织物产量大，质量也很高，如亳州所产轻纱极为轻巧，时人形容它“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①。纱、罗织作也已经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宋代的纱、罗多是以两根或三根经丝为一组相绞再织入一根纬丝而成的。1975年在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丝织品和衣物近400件，在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丝织品和衣物50余件。其中素罗和花罗衣料都是用这种简洁的绞纱方法织成的，具有良好的透明和飘逸的效果，有些花罗还起有生动活泼甚或奇特的花纹，其质量可说是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一种同类产品。辽宋夏金时期的织锦技术较前代也有很大发展，织造工艺进步，花色品种显著增多，纹饰图案更加丰富多采。如宋代用作装裱书画的锦，其品种就达40多种。当时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等都极负盛名。其中宋锦是宋代才开始盛行的纬三重起花的重纬织锦。此外，这一时期回鹘（今维吾尔族）的织金工艺已传播到中原地区，并逐渐流行起来。据传说，著名的壮锦也是起源于宋代。

缂丝创始于隋唐，是一种具有雕镂质感的精美丝织工艺品。五代时缂丝工艺有所进步，如传世的后梁贞明二年（916）缂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达2丈2尺5分，宽9寸1分，但其制作风格仍尚素朴。宋代，定州（河北定县）缂丝非常著名。据庄绰记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①。北宋缂丝的传世之作为数不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缂丝紫天鹿、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缂丝紫鸾鹊、北京双塔寺出土的紫阳荷花等，都是现今可见的著名的北宋缂丝作品。南宋时又创用子母经的缂法，使缂丝工艺更为精湛。这时还开始精心缂制唐宋名家书画，所缂山水、楼台、人物、花鸟等，刻意追求书画家原作笔意，如缂丝《莲塘乳鸭图》、《青绿山水图》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名家辈出，如朱克柔、沈子蕃都是这时著名的缂丝高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朱克柔所作山茶、牡丹小幅两开，工细高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沈子蕃所作《梅鹊图》，惟妙惟肖，这些作品配色富于变化，且具有立体效果，均堪称南宋缂丝中的绝品。据《契丹国志》、《辽史》等史籍记载，辽代也有不少缂丝作品，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多件缂丝实物。洪皓《松漠纪闻》等著作也提到金代所制华丽的缂丝衣袍。由此可见，在当时辽、金的一些地区，也可能掌握了缂丝工艺。

宋代的刺绣工艺也有很高的水平。当时的刺绣作品，受绘画影响很大，常以名家书画为粉本，且广泛运用了戗针、套针、网绣、盘金、钉线等各种针法。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赞叹：“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①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

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喽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①近年新疆哈拉尔、苏州虎丘塔、北京双塔寺及山西等地均有宋代的刺绣出土。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南宋刺绣《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梅竹鹦鹉图》、《金刚经册》等，也都是技艺高超的精美绣品。①麻、毛织品苎麻及葛、大麻织物，在古代总称为布，在很长时期内，是人民大众的主要衣着原料。两宋时期，麻织品生产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尤以广西最为发达，所产柳布、象布等远近驰名。金人生产的麻织细布，也是北方地区的主要衣料。当时麻织品的品种也是很多的，如绍兴十一年，户部裁定市舶司发运至都城（行在所临安）的服物材料就有大布、番青斑布、白熟布、袴布、鞋面布、青花番布、粗黑小布、单青番棋盘小布、番头布、海南青花布、袜面布、小布、青苎布、粗小布、白细布、白苎布、生苎布、海南白布、毛施布、海南棋盘布②。有些著名的麻织品种如郯县强口布、诸暨山后布等还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提高了质量。山后布就是在纺绩过程中将麻纱加以强拈而后织成的，精巧纤密，经久耐用。又如“綀子”是一种精细的苎麻布，虽然秦汉之前就已经有了，但在宋代得到更大的发展。周去非《岭外代答》提到：“邕州左右江溪洞，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者为綀子。暑衣之，轻凉离汗者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綀。则其可贵，自汉而然。有花纹者为花綀，一端四丈余。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厥价不廉，稍细者一端十余缗也。”

这一时期葛布生产已趋于衰落，但在技术处理上仍有值得称道之处。如《格物粗谈》卷下提到：“葛布年久色黑，将葛布洗湿，入烘笼内铺著，用硫黄熏之即色白。”说明当时已掌握用硫黄熏、蒸的漂白技术。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毛纺织业更为发达。唐代已从西域传入山羊。唐宋时期的拔羢褐，揩面如丝帛滑腻，是珍贵的羊绒制品。此外如泾州（今甘肃泾川）“虽小儿皆能撚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③。连小孩都能用茸毛织成这样轻薄和精美的织品，说明当地毛纺织工艺是非常普及和高明的。毛纺织业在西夏是比较普遍的家庭副业，主要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等。马可·波罗曾盛赞他所见到的驼毛毡：“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②棉织品棉花古称“吉贝”等，棉布古称“白叠”、“吉贝布”等。据文献记载，我国海南岛崖州、新疆吐鲁番、云南哀牢山等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已开始①庄绰：《鸡肋编》卷上。

①董其昌：《筠清轩閟录》，转引自朱启钤《丝绣笔记》。

②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2页。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1—23。

进行棉布生产，并能利用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印染出斑斓多彩的花布。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就说海南岛的妇女“衣裙皆吉贝，五色灿然”。从东汉、晋、唐等墓葬的考古发掘中也多有棉布实物出土。这些地区的棉织品还曾通过馈赠、纳贡及贸易往来等多种方式传入内地。

从三国到北宋，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逐渐扩大到闽广地区。如方勺《泊宅编》提到：“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茸然。土人摘取出壳，以铁杖擀尽黑子，徐以小竹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②赵汝适《诸蕃志》卷下也提到：“吉贝，树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或染以杂色，异纹炳然，幅有阔至五六尺者。”从这些记述可见，当时的制棉工具仅有铁杖和小竹弓，制棉技术还是比较简陋的。南宋初年，江南仍重蚕桑，而棉纺织业也还没有推广到这一地区。谢枋得有诗句说：“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①，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木绵”条说：“木绵，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絮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尽管这一时期棉纺织技术进展不大，但这段话却清楚地说明了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业已扩大到江南地区这一重要事实。1966年在浙江兰溪南宋墓中曾出土一条棉毯，长约2.51米，宽约1.16米，重约1600克，平纹组织，双面起绒，绒头丰满厚实，经纬纱相当均匀一致，这表明南宋的棉纺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②。元代以后，棉花种植普遍推广到全国各地，棉纺织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从而使棉布逐渐成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衣着原料。

印染辽宋夏金时期纺织品印染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凸纹版和镂空版等印花型板的制作非常精巧，印浆配制更为合理，颜色印花工艺更臻完美，夹缬和蜡染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如南宋时嘉定及安亭镇生产的药斑布是一种颇受大众欢迎的产品，据载，“嘉泰中有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①。又如蜡染工艺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然后经过浸染再用水煮脱蜡质。这种防染印花方法多用于染制深地浅花或白花，其起源是很早的。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东汉和北朝时期蓝白印花的棉布和毛织物，说明当时的蜡染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南宋时瑶族人生产的“瑶斑布”，则是用镂刻着花纹的两片木板夹住布料，将蜡熔化后灌注到镂空的花纹中去，然后染上蓝色，再煮布去除其蜡，就得到极细的斑花。蜡染布独具特色，深受人们特别是瑶族人民的喜爱。这类产品目前在贵州安顺场②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72章，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①方勺：《泊宅编》卷中。

②赵翼：《陔余丛考》引谢枋得《谢刘纯文惠木棉》诗。

①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年第6期。等地还有生产并远销国内外广大地区。

纺织机械随着对织物数量和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时期的纺织机械也更加完善并有所创新。如秦观《蚕书》所述缫车是在煮茧的锅上装置铜钱，丝通过钱孔粘并到一起，再往上经过鼓轮和作往复运动的络绞装置，缠绕到丝框上。虽然秦汉时手摇缫车已逐步普及，但秦观所述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手摇缫车结构的最早的明确记载。宋代楼■的《耕织图》中描绘有脚踏缫车。脚踏机构应用于缫车，大约出现在唐宋之间。它可以使人的双手解脱出来进行其他操作，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手工缫丝机械方面的重大进步，此外，至迟到宋代脚踏纺车也有了重要进步。如当时已能有效地利用偏心和摆轴动作通过绳弦带动纱锭回转，同时捻纺三个锭子的纱线。著名的元代水转大纱车，实际上很可能在宋代就已出现了。宋代的提花机也已发展得相当完整，如南宋绍兴年间楼■《耕织图》中所绘大型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还有挽花工与织花工的相互配合，这完全可以织造出具有复杂花纹的高级织物。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地区的横州（今横县）用浓醋浸野蚕而擘取其丝，“就醋中引之，一虫可得丝长六七尺，光明如弓琴之弦”②，静江（今桂林）用带有碱性的稻草灰煮苎麻纱，织造前再用滑石粉作上浆处理等方法，也都是这一时期在纺织技术方面值得称道的杰出创造。

②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81《苏州府部》。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利用矿床与围岩的地层关系找矿，宋人已有不少记载。如苏颂以白石（即方解石、石英）作为辰砂矿的矿苗：“丹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①寇宗奭认为，伴金石是金矿的标志，“颗块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定见金也。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其金色深赤黄”②。范成大、周去非皆以铜绿作为铜矿的矿苗。范成大说：“录，铜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铜处，生石中，质如石者名石录。又有一种脆烂如碎土者，名泥录，品最下。”③周去非说：“铜录所在有之..盖铜之苗裔也。”④南宋赵彦卫则正确认识到黑色辉银矿脉乃是银矿的脉路，“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⑤。朱辅则以丝金作为脉金矿床的苗路，说：“丝金，沙中拣金，又出于石。碎石而取者，色视沙金为胜。金有苗路，夫匠识之，名丝金。”①坑采技术孔平仲，北宋治平二年（1065）进士，最初在衡州做官，后因言事得罪上司，被罚到韶州（今广东韶关）。韶州岑水场是有名的铜矿产地，孔平仲对此地开采铜矿的技术作了一些记录：“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②这段话反映了当时采矿业中两大问题：随着矿床上部被开采完毕，很自然地要向深部矿床掘进。由初期的二十丈增加到七八十丈。随之而来的是井下空气流通不畅，出现了有害气体的积贮，伤害矿工生命。当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排除毒气，而只是先试探，后躲避而已。这是最早记载矿井中的有害气体及躲避方法。

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2中，记载了福建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银矿的开采历史、开采技术、矿井中的事故以及坑户生产和生活的悲惨状况等。其中写道：“乾道中（1165—1173），人入穴凿山，忽山合，夹死五十余人，血自石缝中流出”；“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坑户为油烛所熏，不类人形”。

金代坑采技术可以黑龙江阿城五道岭地方的古铁矿井为例说明。在这个古矿遗址中，1958—1962年先后发现十余个坑洞和十余处矿井，坑洞深约40①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②《图经本草》，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3。

③寇宗奭：《本草衍义》卷4。

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金石志》。

⑤周去非：《岭外代答》。

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2。

②朱辅：《溪蛮丛笑》。

余米，最浅的只有7米。坑洞是由山上往下旋转开凿的。当下降到45米深时，还陆续发现古洞。坑道狭窄深长，呈螺旋阶梯式下降，宽约1.5米，高约2米。开凿方向均依矿体走向。斜坡坑道均有台阶，不甚规整。下降至一定深度后，又分出岔洞，至洞底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一个宽敞的采矿作业区，呈椭圆袋状，内部由于依矿脉走向取矿，故不规整③。

井采技术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4），在四川出现了一种新的井采技术——卓筒井。这是一种小口径深盐井。它的出现，为盐井钻凿技术指明了小口深化的正确方向。从此，盐井钻凿工艺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了小口深井阶段，影响所及，遍于全世界。它是当今世界上盛行的深井钻凿技术的先声，其发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卓筒井又叫筒井，明代以后又叫竹井。北宋苏轼第一次对卓筒井作了记载。他写道：“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筒，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①其后文同、陆游也对卓筒井作了记载。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井采技术。

③《谈苑》卷1。

①黑龙江博物馆：《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考古》1965年第3期。

第五节　冶金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连年争战，矿冶业呈凋敝停滞状态，而南方矿冶生产则续有发展，《册府元龟》卷169载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受贡的九炼钢刀剑即来自徐州、江陵等地，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徐州进九炼钢刀剑各一”，后晋天福元年（941），“荆南遣使进..九炼纯钢金花手剑二口”。五代轩辕述所撰《宝藏畅微论》说：“铁铜，以胆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黑坚”，表明其时已知用胆水浸铜，到宋代则得到长足的发展。后周广顺三年（953）所铸著名的沧州大铁狮，长6.3米，高5.4米，宽3米，重达40吨。从狮足至脊部共分15段，依次接铸成型，共用范344块。广州光孝寺铁塔为南汉刘■所建。西塔建于大宝六年（963）。东塔建于大宝十年（967），为现存的最早铁塔，由方座、莲座和七层塔身、塔刹构成，总高7.7米，由17件铸件叠装而成。经分析，所用材质为中磷、木炭、生铁，系亚共晶白口组织。

宋代矿冶业较诸前朝有很大发展。据史籍记载，有宋一代共设有4监，12冶，20务，25场，铁的税额（“岁课”）以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为最高，达824万斤，比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高出约76倍。王安石变法时期，矿冶业最为繁荣，铜、铅、锡在此期间都达到最高税额，分别为1460万斤、919万斤和232万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货币需求量很大。唐代于全盛时期（玄宗年间），全年铸钱额为22万74贯。而宋神宗年间（1068—1085），年铸铜钱500余万贯，铁钱88万余贯，比唐代增长20余倍。宋代的铁主要产自磁州、邢州、兖州和徐州。黄金开采以山东登州、莱州为最著称。其他有色金属产地则多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官营矿冶业的管理相当严格，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当时的铜矿官员要逐日登录下矿人数，采矿、磨矿篓数，淘洗和入炉冶炼的矿石斤数。《宋史·薛奎传》提到，永州“发调兵三百人采铁，而岁入不偿赀。奎听民自采，所输辄倍之”。又，《宋史·梁适传》载：“莱芜冶铁为民病，当役者率破产以偿。适募人为之，自是民不忧冶户，而铁岁溢。”这表明官营矿冶业的腐败和摇役的扰民已严重阻碍矿冶的生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被迫采取“豪户请佃”、“业主开采”等方式，民营坑冶得以有较大发展，如《东坡奏议》卷2即载其时徐州利国监“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每冶有百余人”，李昭圯《乐静集》卷29《吕正臣墓志铭》中记兖州莱芜冶吕氏”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辽夏金对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矿冶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契丹和渤海、室韦诸族原先就都能炼铁。辽立国后，设五冶太师统辖坑冶。《辽史·食货志》记辽阳有铁冶300户。幽蓟等地的冶铁业也都保持一定的规模。女真在立国前也已能烧炭炼铁，其后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矿冶业。黑龙江阿城为金上京会宁府，已发现金代冶铁遗址50余处，出土有大量炼炉、矿石、炼渣和铁块等。陕西榆林窟有西夏时期的冶铁图，其中的木扇形制和中原相类似。历年所出西夏钱币的合金成分和铸造工艺，也和宋钱相同。这些都表明辽、西夏、金的矿冶业是在中原先进技术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传统钢铁技术体系的定型，是唐宋时期金属技术发展最突出的成就。苏颂《图经本草》称：“初炼去矿，用以铸■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作鍱者为鑐铁，亦谓之熟铁。”唐初仍有部分农具用生铁铸就。但到宋代，锄、耙等铁农具如河南白沙、山东临沂、江苏扬州等地所出已均由锻制。农具制作由铸制改为锻制这一历史性转变，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宋代称炼铁炉为蒸矿炉。河南南召县草店、下村、庙后村、朱砂铺发现宋代炼铁竖炉14座，均用耐火石砌筑，炉径2—3米。邯郸矿山村宋代炼铁炉保存较好，炉壁残存高近6米，底径3米。炉体呈鼓形，腹径较底径为大，自炉腹至炉顶逐渐收缩。河南林县铁牛沟宋冶铁遗址有炉址11座。炉的内径自0.9米到2.6米不等，多依山坡修筑，于坡上建平台装料。阿城金代冶铁遗址所出炼铁炉也依山岗修建，炉膛截面略呈梯形。近处并有矿井10余个，最深达40米，井内残存坑木、柳条筐、铁锤、铁钎和陶灯盏等。由上可知，至迟到宋代，炼铁竖炉的内形已略近现代高炉，具有炉腹角和炉身角。这种炉型有利于炉气合理分布，使炉况顺行，炉龄得以延长，是炼铁竖炉的重大改进。苏轼《石炭行》诗中记徐州煤矿云：“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石何劳锻。”河南安阳唐坡出土的9块宋代铁锭，经分析含硫1.075％。对河南登封、新郑、密县等地所出42件宋代铁器所作分析表明，其中大多数含硫较高，应为煤炭所炼。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

传统制钢术以灌钢为最重要和最具特色。沈括《梦溪笔谈》称：“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这是古代文献中首次使用“团钢”、“灌钢”二词。它比东魏、北齐间綦毋怀文的宿铁法减少了灌炼次数，又用封泥造渣和保护，显有改进。百炼钢的制备工艺也首见于《梦溪笔谈》：“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又记载一种独特的制钢术：“（湖南苗族）其俗举子，姻族来劳视者，各持铁投其家水中。逮子长授室，大具牛酒，会其所尝来往者，出铁百炼，尽其铁以取精钢。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类似的制钢术，西班牙西北部的塞尔忒人也使用。

宋代有色金属冶炼的杰出成就首推胆铜法。西汉《淮南万毕术》已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述。《抱朴子》也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可见，古人对铁与铜盐的金属置换作用早有认识。作为提取纯铜的水法冶金工艺，胆铜法在宋代得到很大发展，并成功地用于生产。宋哲宗时（1086—1100），张潜在信州、饶州等地设场用胆水炼铜，并著有《浸铜要略》一书。据《宋会要辑稿》记述，北宋时期用胆水炼铜的冶场有11处，分布于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其中最著名的是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并称三大场。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大观年间（1107—1110）岁收铜660万斤，内有胆铜百万余斤，可知北宋时胆铜产量约占铜总产量的15—20％。南宋的铜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胆铜所占比重更达到85％左右。

用铁浸泡在胆水中置换金属铜，称作浸铜。若胆水不充盈，可用含胆矾的矿土沤泡过滤得到胆水，再置换得铜，称作淋铜。

宋洪咨夔《大冶赋》记述浸铜、淋铜工艺甚详：浸铜段称：“铅山兴利，首鸠僝功”，即浸铜最早由信州铅山场和饶州兴利场实施。“胆随味而不同，青涩苦以居上，黄醯酸而次中”，“泛浮沤而异容，赤间白以为贵，紫夺朱而弗庸”，是说由色泽和味感来辨别胆水质量的高下。“乃破不轑之釜，乃碎不湘之釜”，则指铁片由废弃的铁釜、铁锅破碎得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水法冶金的国家。胆铜法的成熟与推广是宋代矿冶业的重大成就。

在火法炼铜方面，《大冶赋》是最早记述“硫化矿—冰铜—铜”工艺的文献。赋中所载“乌胶”、“金星”、“蔌花”、“丹沙”、“鼠结”、“鸡燋”等矿物，据研究，应分别指黑铜矿（CuO）、黄铜矿（CuFeS2）、辉铜矿（Cu2S）。采矿时，使用火爆法（“宿炎炀而脆解，纷剞劂而巧断”）。矿物含硫高，须经多次焙烧去硫，再反复烹炼，依次得到品位不同的冰铜（锍，铜、铁的硫化物的机械混合体），再经精炼得铜和用灰吹法提取金属银（“銗再炼而粗者消，鈲复烹而精者聚”，“排烧而汕溜倾，吹拂而翻窠露”）。镍白铜是中国古代有色金属冶炼的又一项杰出成就。除此之外，还有砷白铜即铜砷合金的制备。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10记薛驼用砒粉点铜：“其药正白而加光璨，取枣肉为圆，俟熔铜汁成，即投药坩埚中，须臾铜中恶类如铁屎者胶着埚面，以硝搅之，倾槽中，真是烂银。”这一工艺延至明清时期仍广为应用，见于《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典籍。

钱币铸造至北宋达到巅峰，无论在合金配制的规范化、铸钱工艺的定型和钱文的摹写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进展。

近年来，赵匡华、华觉明、戴志强、周卫荣、水上正胜等曾先后分析了近400枚北宋铜钱，绝大多数的铜含量在62—68％之间，铅在22—29％之间，锡在7—12％之间，各年号、各钱监所铸铜钱的成分相当接近；其中，太平通宝、天禧通宝的化学成分又与《宋史·食货志》所载制度相契合。这些都表明北宋时期迄至真宗时（998—1022），铸钱工艺规范的实施是控制得很严格的。钱法大坏是始自徽宗时（1101—1125），由于军事连年失利，经济濒临崩溃，铸钱时以铅充铜、锡，钱质变劣，急剧贬值，这从实物检验也得到了证实。

铸钱工艺早期多用范铸。南北朝以后，未见叠铸钱范及其模具，且唐初已用锡质母钱。因而，学者多认为铸钱工艺从唐代起有重大的变革。就目前资料来看，北宋初年已用母钱翻制砂质铸型，其后成为钱监铸钱的常规工艺，如永通监设有“模沙”作。《宋史·食货志》记大观元年（1106）“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张世南《游宦纪闻》称“（蕲春铁钱监）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等等。《大冶赋》：“液爰泻于兜杓，匣遂明于模印”，说明也是用母钱印制铸型的工艺。“磋之以风车之輣轧，辘之以水轮之砰隐”，则更证实在铸钱作坊中至迟在宋代，就用风力机械和水力机械来磨磋和淘洗钱坯。

铁钱始铸于西汉时期。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铁钱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时期。神宗时，全国有铁钱9监，年铸铁钱88万余贯。夹锡钱则是杂有铅、锡的铁钱，而非有些学者认为的铜钱。这种劣钱本是为防止西夏等用铁钱改铸兵器而施行，在蔡京当政期间一再大量铸造，是北宋末期币政滥恶的又一例证。

隋唐以降，随着金属冶炼业的发展，大型、特大型铸件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古代金属文化的突出标志之一。北宋嘉祐六年（1061）在湖北当阳建造铁塔，共13层，由44件铸铁构件叠装而成，总高18米，用铁近4万斤，经检验属麻口铁，含磷较高。正定铜佛坐落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内。该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五代时，铜佛被焚。宋开宝四年（971），奉赵匡胤之命重建。铜佛以生铁为基座，分7节，由泥型接铸而成，高20米，重达36吨。此外，太原晋祠铁人4尊，各高2米多，其中一尊铸于绍圣四年（1087）。四川峨嵋山圣寿万年寺普贤铜像，高7.4米，重12万斤，铸于太平兴国五年（980）。著名的针灸铜人，铸于天圣五年（1027），周身标明穴位，供习练针灸之用。

宋代研习金石之风大盛，朝廷大量铸作仿古的鼎彝等器。著名的大晟钟即其一例，至今犹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处。赵希鹄《洞天清禄集》首载失蜡法的工艺过程：“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如此器样，又加款识刻画。然后以小桶加大而略宽，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缝微令有丝绒漏处，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浇之，俟干再浇，必令用足遮护。讫，解桶缚，去桶板，急以细黄土，多用盐并纸筋，固济于原澄泥之处，更加黄土三寸，留窍，中以铜汁深入。然一铸未必成，此所以为贵也。”南宋时，杭州姜娘子以铸器精巧著称，用的就是失蜡法。

第六节　机械

宋代机械制造方面最杰出的成就是水运仪象台的创制。它突出地反映了处于巅峰时期的传统机械工程技术的水平。水运仪象台是集天文测量仪器和报时装置于一体的大型天文钟，由水力通过一组齿轮系统予以驱动和运行，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至元祐七年（1092）由苏颂、韩公廉负责设计制造完成。绍圣年间，苏颂著《新仪象法要》详细记述并图示了它的结构和尺寸，使后人得以窥其堂奥。水运仪象台高36.65尺，宽21尺，为截面方形的木结构建筑。其原动轮称作枢轮，边缘有水斗和铁拨子。顶部设杠杆装置，相当于钟表的擒纵机构，可控制枢轮作定速转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擒纵装置，在机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计时装置称作昼夜机轮，经由木人及击钟、击鼓等方式，自动报时。上设浑象和浑仪，用来观测天象和显示天体运行。浑仪所处木屋有可开合的屋面板，与现代望远镜观测的可开启屋顶具有相同的作用。水流系由河车经筒车灌注到天河（受水槽）中，再经铜壶滴漏装置（天池，平水壶）驱动枢轮。昼夜机轮由传动齿轮通过昼夜钟鼓轮、昼夜时初正轮、报刻司辰轮、夜漏金钲轮和夜漏司辰轮来报时。浑象设有天轮，与昼夜机轮轴相接。浑仪设有环状齿轮（天运单环）和名为天毂的小齿轮，从而也可随着水轮运转。全部齿轮系是从6个齿轮的传动到600个齿的运转。王振铎于年据《新仪象法要》对水运仪象台按的比例作了复原，陈列195815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类似的齿轮系在王黼所制名为璇玑玉衡的水力驱动的天文仪器中也予使用。据《宋史·律历志》载，宣和六年（1124）制成玑衡，这种仪器要“注水激轮。其下为机轮四十有三，钩键交错相持，次第运转，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齿，少者五日行一齿。疾徐相远如此，而同发于一机，其密殆与造物者侔焉”。

宋代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另一杰出成就为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创制。《宋史·舆服志》首次详载指南车的结构：“仁宗天圣五年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其法用独辕车，车箱外笼上有重构，立木仙人于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轮九，合齿一百二十。足轮二，高六尺，围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轮二，径二尺四寸，围七尺二寸，出齿各二十四，齿间相去三寸。辕端横木下立小轮二，其径三寸，铁轴贯之。左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出齿十二；右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出齿十二。中心大平轮一，其径四尺八寸，围一丈四尺四寸，出齿四十八，齿间相去三寸。中立贯心轴一，高八尺，径三寸。上刻木为仙人。其车行，木人指南。”其后，吴德仁于大观元年（1107）又献指南车和记里鼓车之制，后者也是利用齿轮传动，由木人击鼓表示车行里程。这两种车辆也由王振铎复原，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第七节　交通运输

陆上运输工具

辽宋夏金时期的主要陆上运输工具是名目繁多的各种车辆，造车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宋时北方一些地区盛行的“太平车”，是一种载货车，有的二轮，有的四轮，由牛、骡和驴等畜力拖动，载重量可达数十石。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绘有由三头牛或四头驴拉的小型太平车。当时还有一种“平头车”，车的双辕前架一横木，由牛颈项负横木拖动。这种车运载量虽然不大，但轻便灵活，如果装置车箱，并前后开门，则可作为轿车，供商旅长途乘用。在宋代，独轮车更为普及，是当时农村应用最多的一种运输工具。独轮车既可载人，又可运货，一般是由一人推动。为了多装载货物，有的还由一人在后面推，一人在前面拉，并套有一头或两头驴，《清明上河图》中绘有多辆这种类型的独轮车。

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是著名的构思巧妙的机械发明，在中国古代多作封建帝王出行的仪仗之用。指南车的指南和记里鼓车的记里，都是利用齿轮系的传动作用配以其他机件而实现的。不少文献记载，黄帝时就有了指南车，不过，这只是一种传说。但至迟在汉代已出现指南车，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三国时马钧创制指南车，则更为可信，此后如魏猛、解飞、令狐生、郭善明、马岳、祖冲之、索驭驎、杨务廉、金公立等都曾试制过，有成功也有失败，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更多的具体资料流传下来①。直到宋代，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工部郎中燕肃和徽宗大观元年（1107）内侍吴德仁又分别制成指南车。燕肃指南车和吴德仁指南车原理相同而形制稍有差异，关于其具体形制与内部机械构造，在《宋史·舆服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王振铎经深入研究，曾据以将燕肃指南车复原，其所制模型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记里鼓车，亦称“大章车”，是一种用木人击鼓击镯自动报知所行里程的特种车辆。此车之名初见于《西京杂记》和《晋书·舆服志》。而其具体形制和内部机械构造，则最早见于岳珂《愧郯录》和《宋史·舆服志》所载天圣五年（1027）卢道隆和大观元年（1107）吴德仁所上造法。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构思巧妙，因而引起国内外不少学者（近代）的兴趣，并对之作了深入的研讨和精心的模制，但由于史籍所载尚不完备，所以见仁见智，多有不同。至于历史上的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究竟真相如何，尚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学术界一般公认的还是王振铎先生的复原成果。

辽金两朝的制车业也比较发达。如辽时设有专门的车舆局，日常运输有毡车及运载货物的大车和小车等，有的车辆还用骆驼拖动。当时还有一种特殊的舟车，《泊宅编》提到：契丹强盛时，“兵马略集，便有百万。多作大舟，安四轮，陆行，以载辎重，遇塘水、黄河，则脱轮以度人马”①。这种水陆两用的大型运输工具是辽代颇为实用的创造。

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①《东坡志林》卷4。

①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指南针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有关于“司南”的记载。“司南”是利用天然磁体指极性而发明的指向装置，可说是指南针的始祖。但由于司南还存在不少缺陷，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装置并未得到广泛应用。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和对指向仪器的需求，至迟到了宋代，人们终于发明了指南针，并使之逐步完善起来。现在已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指南针制法，是曾公亮《武经总要》所载指南鱼。此书提到：指南车世法不传，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①。这是一种利用地磁场的作用使铁片人工磁化而制作指南鱼的方法。人工磁化方法，在指南针发明史和磁学发展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但这种方法只能获得较弱的磁性，还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后来经不断研究与改进，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梦溪笔谈》载：“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①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通过人工传磁，而使钢针磁化的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有效，从而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指南针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

关于磁针的装置，沈括提到了“水浮”、指甲旋定、碗唇旋定以及“缕悬”四种方法。②其中水浮法在当时应用较多。我国考古工作者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河北磁州窑遗址、沉船以及江苏丹徒和辽宁旅大等地的窖藏、墓葬中，陆续发现一些宋元时期磁州窑生产的“王”字瓷碗，碗底圈足内墨书有“针”字，据研究，这很可能就是浮针所用的针碗。此外，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与上述装置有所不同的新型指南鱼和指南龟：“以木刻鱼子，如母指大，开腹一窍，陷好磁石一块子，却以臈添满，用针一半佥从鱼子口中钩入，令没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出”，“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指北，须是钉尾后”。③这是将一块天然磁石安装在木刻的鱼或龟腹内，木鱼置于水中指南，而木龟则在其腹下挖一光滑的小穴，对准安放在顶端尖滑的竹钉上，这样支点处摩擦阻力很小，木龟便可灵活转动以指南。这种装置方法是对指南针的重要改进，通用的旱罗盘，就是由这种指南龟发展而来的。

指南针发明以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朱彧《萍洲可谈》明确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稍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提到“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而南宋咸淳间成书的吴自牧《梦粱录》则说，航海行船“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身鱼腹”。其中提到“针盘”。比之稍早的赵汝适《诸蕃志》也曾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①方勺：《泊宅编》卷10。

①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5。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24。

③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和《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均见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以上引文大体上可以说明，两宋时期的航海，在一般情况下主要依靠天文导航，而在阴晦天，则用浮针作为导航的辅助设备。在南宋中期以后，航海技术继续有所发展，海上行船已主要依靠指南针（罗经）来导航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是对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乃至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造船与航海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业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优良性能的新船型和改进船型，造船能力和造船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如宋代的造船业规模更大，在泉州、虔州（江西赣州）、潭州（湖南长沙）等地设有26处船场，每年造船3000多艘，其中尤以明州（浙江宁波）、温州两处造船量最多。史载：“哲宗元祐五年正月四日诏温州、明州每年造船以六百只为额”①。当时建造的大型海船，如出使高丽的使臣乘坐的“神舟”，载重量可达万石（约600吨）。有的远洋商船也相当大，吴自牧《梦梁录》说：“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这一时期创造的各种新型船，如多桨船、马船、铁壁铧觜海鹘战船、飞虎战船、无底船等，也都很著名，并在当时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朝船工还设计制造了一种“舡头傅铁”的铁头船。这实际上是一种适宜于在北方河道中破冰行驶的船只，造法虽然较为简单，却很实用。又如采用桨轮驱动，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项重要成就。史载唐代李皋曾创制二轮车船，而宋代杨么农民起义军的高宣，又创制大型桨轮战舰，吃水一丈多，有二三层楼，可载千余人，“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①，具有很大的威力，这是对“车船”的改进和发展。

就基本船型而言，宋代有著名的沙船，当时称为“防沙平底船”。沙船是平底的，不怕搁浅，尤其是在风浪中比较安全。而福船则是一种尖底海船，主要行驶于远海和南洋，宋人曾说：“海舟以福建为上。”②1974年，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船身扁阔而尖底，原船通长约34.55米，宽9.9米，深3.27米，排水量达374.4吨。这艘古船，有13个船舱。从龙骨到舷侧共有14行船板，最厚的分为三层叠合共厚18厘米，并混合使用搭接和平接两种方法。用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合艌缝。据研究，该船结构合理，坚固耐用，具有良好的适航与抗沉性能，从中可见宋代海船建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船舶设计制造方面，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创新。如宋熙宁年间（1068—1077），黄怀信凿渠引船将御苑金明池作为大船坞以修理龙舟的方法；绍兴七年（1137）处州知州张觷在造船时，创用“先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①，这种先做模型再放样造船的方法，创造了船模放样的造船技术。金朝正隆年间（1156—1160），张中彦也“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①陈元靓：《事林广记》卷10。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4。

②《宋史·岳飞传》。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76。

尾自相钩带”②。而宋代文献中所说“船样”，可能就是船图和工料定额。如施德操《北窗炙炙录》记载当时造700料船，每船要用铁钉400斤，后来又降为200斤。此外如采用水密隔舱、采用铁锚和平衡舵、有些船增设浮板等，也都是改进船舶性能的重要措施。以上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称得称道的造船技术成就。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辽宋夏金时期的航海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到南海诸国的航线包括了东南亚、阿拉伯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当时海船所到的地区和国家有五六十处，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与此同时，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航海技术方面有三项重要成就：一是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图的绘制，三是指南针用于航海③。如我国唐代可能就已经有了引导船舶航行的航海用图，但据今所知，到了宋代才有关于航海图的明确记载。宣和五年（1123），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到：“谨列夫神舟所往岛、洲、苫、屿而为之图”，但可惜的是现仅存该书文字部分而图已失传。南宋末金履祥曾建议朝廷派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攻打燕京，并详细绘制了一幅海图，备记海船所经岛屿的航路，“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但南宋朝廷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元人得到了金履祥绘制的图和说明，并经实地考察后，据以绘成图本，作为海上漕运的实用海图，元明两代又将其刻印成书，此即著名的《海道经》。航海图是海上航行的重要依据，在西方，直到14世纪才出现为实用目的而绘制的航海图。

②《宋史·张觷传》。

③《金史·张中彦传》。

第八节　造纸

辽宋夏金时期的印刷业极为发达，对于纸张的需求大为增加，因而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是造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获得了全面的提高，尤其是竹纸兴起，其制造技术日臻成熟。此外，还发明了多种造纸新工艺，创制了一些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名纸，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

竹纸竹纸的兴起及其制造技术的成熟，是宋代在造纸方面的重大成就。竹材质地坚密，结构复杂，要将其中的茎秆纤维分离出来作为纸料，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用竹造纸也比较晚。竹纸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东晋和唐两说。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提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增补事类统编》载梁萧子良曾提到张茂作箈纸，据考证，箈即嫩竹，等等。这是主张竹纸始于东晋的基本文献依据。但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认为这些说法并不可靠。唐代关于竹纸则有可信的明确记载，如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有“韶之竹笺”，段公路《北户杂录》提到睦州（今浙江淳安西）所出之“竹膜纸”等。近年一些纸史专著引用北宋苏轼所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或认为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符，或认为这说明竹纸在当时还是一种新事物，对其渊源尚缺乏了解。实际上，苏轼的原话是：“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王逸少竹叶帖，长安水丘氏传宝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见其摹本于雷寿。”①由上下文可见，竹叶帖是在竹叶上书写的，“以竹为纸”当指竹叶，将其解释为竹纸，显然是望文生义而造成的误解。北宋前期竹纸产量也许还不大，但并不鲜见，如有文献记载王安石好用小竹纸，士大夫翕然效之，等等。

北宋初期所造竹纸比较脆弱，质量较差。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蔡襄《文房杂评》也说：“吾尝禁所部不得辄用竹纸，至于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况可存之久远哉！”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竹纸制造技术还不成熟，其生产工艺仍在不断的改进之中。著名书法家米芾曾在《越州竹纸诗》中写道：“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由与池茧”①，说明竹纸质量有所提高，甚至超过了杭郡“由拳”和池州“茧纸”等皮纸。他在《书史》和《评纸帖》中还提到，他在50岁时始用竹纸作书，并曾亲自捶打加工竹纸，“予尝捶越竹，光滑如金版”，“十日数十纸”。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说：“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剡溪竹纸更是名满天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提到：“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三等皆佳”。这些记载表明，南宋时期竹纸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并且制出质量上乘的著名品种，这是我国造纸术的重大①《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①苏轼：《东坡志林》卷9。

进展。当时竹纸的产量也很大，以致超过了其他纸种，成为图书典籍、官府文牍和私家信笺等的主要用纸。

辽宋夏金时期竹纸的主要产地有浙江、福建、四川、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其中尤以杭州、建阳、成都（双流）等地的竹纸生产最为发达。关于竹纸的生产工艺，宋代文献中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南宋陈槱提到：“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为春膏，其色如蜡。”①这段话涉及选取竹料、淋水浸沤、加工捶洗等工序，但其记述较为简略，且非造竹纸的全过程。直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篇才有关于竹纸制造技术的详细记载。

造纸新工艺这一时期的造纸原料，除竹子外，还有树皮、麻、藤、麦秆、稻草等。

以楮、桑等抄造的皮纸在产量上仅次于竹纸，居第二位，藤纸则因资源有限而逐渐被淘汰。此外还有竹、树皮及竹、麻的混料纸，以及利用废旧纸张经处理回槽并掺入新纸浆所造的“还魂纸”等。

这一时期在造纸工艺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明和改进。如元费著《蜀笺谱》提到四川锦江旁以纸为业者说：“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用水碓舂捣纸料可节省人力，提高工效，保证质量，是造纸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在我国，水碓古已有之，一般用于舂米，到元代王祯《农书》还介绍了更为先进的连机碓。上述引文虽出自元人作品，但一些纸史论著认为宋代已用水碓捣纸，这是有道理的。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到我国南方进行调查，发现当时有些地区仍将水碓用于造纸②。

向纸浆中添加某些植物粘液作为造纸悬浮剂，对改进纸张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是反映造纸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新工艺。我国古代曾将这类植物粘液称为“滑水”、“纸药”或“纸药水”。我国何时在造纸过程中使用纸药尚不清楚，对此最早的文献记载则见于宋代。如南宋周密《癸辛杂识》提到：“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由此可见，当时最常用的纸药来自黄蜀葵、杨桃藤等植物。在世界造纸史上，使用植物粘液作为造纸悬浮剂当以中国为最早。

在宋代，巨幅“匹纸”的出现，也表明了当时造纸技术的进步。宋代以前，长卷之类的长幅巨纸，一般是将一张张小幅纸用由楮树汁、面粉和白芨末制成的浆糊粘连起来的。而在宋代已能直接制造长达3丈至5丈的巨幅纸。苏易简提到：“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帘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自尾，匀薄如一。”陈抄造这样大的纸张，需要有相应的巨型纸帘、抄纸槽和烘干设备，还要数十人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其场面也颇为壮观。这充分反映出当时纸工们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这种匹纸产量不高，价格②乾隆《绍兴府志》卷18《物产志》。

陈槱：《负暄野录》卷下。

昂贵，使用者较少，但至今尚有样品传世。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长卷，长达3丈有余，中无接缝，纸面朱地描以泥金云龙纹图案，其制造和加工技巧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各种名纸和加工纸从五代到辽宋夏金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名贵纸张以及加工特制的纸张。这也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

五代时最著名的纸是澄心堂纸。“澄心堂”为南唐烈主李昇任金陵（今南京）节度使时的闲居之所。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沈括《梦溪笔谈》说：“后主（李煜）时，监造澄心堂纸承御，系剡道其人。”这种纸纸面光滑，细密坚韧，质量很好，在南唐时极为贵重，百金难得一枚。梅尧臣在诗中说它“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①。梅尧臣还提到澄心堂纸的造法：“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②这里涉及备料、舂料、抄造和焙干等工序，其中“寒溪浸楮”、“敲冰举帘”则为制造澄心堂纸之类好纸的特殊工艺。据蔡襄《文房四说》记载，澄心堂纸产于“江南池、歙二郡”，即今安徽南部的黄山市地区，然后将原纸运往金陵进行加工。由于澄心堂纸是一种质量上佳的名纸，所以自宋代至清代均曾有人仿制，颇受书画家的欢迎。

宋代最著名的纸当属金粟山藏经纸。浙江海盐西南有金粟山，山下有金粟寺，寺中曾藏有北宋时的大藏经数千轴①，其纸每幅背上有小红印记“金粟山藏经纸”。这种纸多为硬黄类桑皮纸，由数层粘制而成，纸质较厚，无纹理，内外皆蜡，有些类似现在的牛皮纸，而质量远胜之。金粟山藏经纸后来被逐渐盗出，散入民间，剥取为装潢之用，并称为“宋笺”。到了清代，书画家和收藏家多喜用它作为珍贵书画的引首。如周嘉胄《装潢志》说：“余装卷以金粟笺、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

温州蠲纸始于唐而盛于宋，在当时也是一种很有名的高级纸。程棨《三柳轩杂识》说：“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产少。”蠲纸是桑皮纸。明弘治《温州府志》载有加工方法：“其法用糨粉和飞面入朴消，沸汤煎之，俟冷，药酽用之。先以纸过胶矾，干，以大笔刷药，上纸两面。候干，用蜡打如打碑法，粗布缚成块揩磨之。”②这种纸产量不高，但宜书宜画，颇受人们喜爱，《清波别志》说：“蠲纸，今出永嘉，士大夫喜其发越翰墨，争捐善价取之，殆与江南澄心堂纸等。”

除上述者外，他如新安皮纸、四川麻纸、天台玉版等，也都是备受时人赞誉的良纸。

在宋代，对于纸张进行砑光、砑花、涂粉、施胶、加蜡、泥金、染色等加工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加工纸。其中最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页。②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

①梅尧臣：《宛陵集·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

②梅尧臣：《宛陵集·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

著名的为谢公十色笺。谢景初（1019—1084），字师厚，庆历进士，历任余姚知县、成都府路提点刑狱等，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岳父。元代费著《蜀笺谱》说：“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创笺样以便书尺，俗因以为名”，又说“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谢公笺”是谢景初创意制成的艺术信笺，与“薛涛笺”齐名。宋代也曾仿制过薛涛笺。

在宋代还专门创制出一种印书用的椒纸。这种纸也很有特色，尤其是具有良好的防蛀性能。清人叶德辉提到宋版《春秋经传集解》书末有钤记：淳熙三年（1176）四月十七日，秦玉桢等奏闻：“《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①这里所说的“椒纸”，可能是用花椒等芸香科植物果实或其树皮浸水处理过的纸，可以杀虫防蛀。据说，由宋传至清的《埤雅》和《史记表传》两书，因系椒纸所印，数百年间“无一蠹伤虫蛀之处”②。纸制品和纸类论著辽宋夏金时期，随着纸的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纸张除大量用于官私文书和印制书籍外，还用来制作纸衣、纸帐、纸被、纸冠、纸枕、纸鸢、纸瓦、纸牌等丰富多采的纸制品。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纸的一些新的重要用途，如印制纸币和制作霹雳炮等，这两者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变，可说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革命。我国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据考证，早在汉武帝时，我国就创制过“皮币”，唐代又有了类似后世汇票的“飞钱”，说明人们很早就已开始了用其他币种替代金属钱币的尝试。但真正使用纸币，则始于宋代。最早出现的纸币是北宋真宗时四川商民自行印发的“交子”，此后官府又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并禁民私造。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在两宋时，还曾发行“钱引”、“关子”、“会子”等，均为纸币。但后来由于财政危机，滥发纸币的现象非常严重，如南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纸币发行量高达3.2亿多缗（每缗为1000文），通货膨胀，纸币贬值，以致“弃掷燔烧，不复重惜”。此外，金朝也发行过纸币“交钞”，后来元朝也发行了交钞和宝钞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还曾将当时中国通行纸币的情况介绍给欧洲。

这一时期纸的另一新用途是用来制作火器。例如，“霹雳炮”就是一种纸壳爆炸性火器。著名诗人杨万里在《海鳅赋》中介绍了其制作方法①：用纸①亦称有六百函，可能是分别按大藏经装订或存放的不同方式而作出的不同估计，见清张燕昌《金粟笺说》引《金粟寺记》，《金粟寺志》，胡震亨《海盐县图经》等。

②弘治《温州府志》卷7《土产》。

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

卷成管状，里边装入火药和石灰，再加导火装置。这种纸炮类似于爆竹和花炮，爆炸后可伤人或迷人眼目，有较大的威力，并用于宋金战争中。此外，有些“火箭”和“火炮”也都是纸管中装填有火药的管形火器。②造纸业的发展、造纸术的进步，以及纸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宋元时期出现了一些研究纸的专门论著。苏易简（957—995）《文房四谱》（986）中的《纸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纸的专著。《纸谱》分为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部分，记述了纸的源流、名称、制作、加工、用途、特点等，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陈槱《负暄野录》和赵希鹄《洞天清录集》等书，也都有论纸专篇。此外，米芾《书史》和《评纸帖》关于纸的评论，《太平御览》纸都收录的关于纸的事项，周密《癸辛杂识》、程棨《三柳轩杂识》等宋人笔记中关于纸的记述等，都是纸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元代费著《蜀笺谱》和鲜于枢《纸笺谱》等，也是很有价值的纸类专著。但这些著作的内容大多偏重于纸的掌故和诗赋文字，很少涉及具体的造纸方法，对研究造纸技术尚有所不足。

②戴家璋主编：《中国造纸技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第九节　印刷

雕版印刷的盛行

五代是中国印刷史上雕版印刷开始盛行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印刷业有所发展，而且出现了由朝廷提倡和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刻印书籍活动。例如，后唐宰相冯道等奏准刻版印卖儒家群经，作为儒生学用的标准文本。当时，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始据唐《开成石经》校刻《九经》（《易经》、《书经》、《诗经》、《三礼》和《春秋三传》），历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共用二十余年时间方告完成。这“九经”世称《五代监本九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雕印的儒家典籍。五代时在蜀、南唐、吴越、闽等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印刷业也比较发达。如在四川成都，前蜀雕印的贯休《禅月集》，后蜀雕印的增广《唐本草》（《蜀本草》），毋昭裔主持雕印的《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都很著名。在杭州，吴越王钱俶曾雕造《宝箧印经》8.4万卷。从湖州天宁寺、杭州雷峰塔和绍兴城关镇等处发现的钱俶印经来看，其中有些经卷，扉画线条明朗精美，文字清晰悦目，纸质洁白，墨色精良，千年如新，说明吴越的印刷品不但数量多，质量亦臻上乘，可见当时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钱俶出资用绢素印的2万幅24种应现观音像，则是我国最早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①。后来如开封、杭州、成都、建康、福州等都发展成重要的出版中心。

辽宋夏金时期刻书成风，官、私、坊刻均有很大发展，雕版印刷业趋于鼎盛。两宋时，刻书地点已相当普遍，尤其是开封（今属河南），杭州（今属浙江），成都、眉山（今皆属四川），建宁、建阳、福州（今皆属福建），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地都刻印了大量书籍。据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所刻书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道、天算、医药、类书、丛书等，丰富多采，品类齐全。当时最早进行的大规模雕版工程是在成都开雕，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历时12年才雕印完成的《大藏经》（世称《开宝藏》或《蜀藏》），共1076部，5048卷，所雕印板达13万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福州东禅寺刻印《东禅寺大藏》（世称《崇宁藏》或《福藏》）达6434卷。以后刻的福州《毗卢藏》，湖州《圆觉藏》、《资福藏》，平江（今苏州）《碛砂藏》等，也都达五六千卷之多。宋代刻印的几种《道藏》，如《宝文统录》、《大宋天宫宝藏》、《政和万寿宝藏》，也分别有四五千卷。这一系列大型雕印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宋时期雕版印刷的能力和雕印技术的成熟。宋代有不少著名刻工，甚至有妇女参加雕版，刻写精细。宋版书多由善书者书写上版，字体常用名家书体，且纸墨精良，装帧版式美观大方，素被后世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代印刷中心是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所刻《辽藏》和僧人行均的字书《龙龛手镜》都很著名。辽代约在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1031），雕成全部木板《大藏经》，世称《辽藏》或《契丹藏》。这是辽代最大的雕①杨万里：《诚斋集》。

印工程。《辽藏》系据宋藏翻刻，并赠送了5部给高丽。后来高丽显宗王询又曾据《辽藏》和《开宝藏》刻成《高丽藏》。重熙十三年（1044），契丹贵族志智和尚在燕都募钱造经一藏，“以糯米胶破新罗墨，方充印造，白檀木为轴，新罗纸为幖，云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轾霞为绦，■苏枋为函”①。这是一部用高丽纸墨印造，上好材料装裱，白檀木做轴的卷轴本佛经，其中以糯米胶调墨印书，色泽极好，是辽代印工的一项创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其中有辽代刻经、辽版书籍和彩色佛像等，印刷年代最早的是统和八年（990）燕京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1卷。这些发现是研究辽代印刷史的珍贵资料。此外，辽代还有一些汉文书的契丹文译本，但现尚不知是否有契丹文印本。

金代的印刷业也比较发达，其印刷中心主要在中都（今北京）和平水（今山西临汾）。所印书籍有经、史、文集、科技书、医药书、释藏、道藏等。金代监本书和有些坊刻书，刻印精良，可与宋版书相媲美，说明金代的印刷技术也有很高的水平。金代最大的雕印工程是释藏《赵城藏》。据研究，《赵城藏》主要是据宋《开宝藏》翻刻，当有7000余卷，现存近4500卷，其中有不少是其他藏经所未收的。另一项可与之相比的是道藏《大金玄都宝藏》，共6455卷，要比《政和万寿道藏》多近1000卷，可说是最完备的一部《道藏经》。此外，金代还刻印有多种汉文书的女真文译本，但可惜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有何种传留至今。

西夏也很重视印刷业，印刷中心在其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官、私刻书为数不少。据文献记载，最大的印书工程当属西夏文《大藏经》，但是否刻印全藏已难详考。西夏刻书除佛经外，还有用西夏文创作的语文、法律、诗歌、谚语、医术、历书，以及由汉文翻译的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小说、兵书、医书等等。

除印制书籍外，两宋时期印造纸币和茶盐钞引等，是雕版印刷术的又一重要用途。当时所印交子、会子绘有人物图样，北宋徽宗时还特别铸造六颗印记，并饰以花纹图案，以便印行彩色纸币，南宋孝宗时又采用铜版印造会子，这些都为后来印刷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毕昇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两宋时期，虽然雕版印刷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印刷方法费工费时，一套书版只能印一种书，而保存书板又要占用很大空间，因此其缺欠和局限性是很明显的，自有改革的必要。于是，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印刷技术又出现了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①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①关于毕昇的生平事迹，迄今尚未找到更多的确切资料。有些涉及印刷史的论著，根据沈括所说“布衣毕昇”，推测他是出身平民的雕版良匠或雕版刻字工，恐怕不妥。“布衣”一般指平民百姓，特别是未做高官的读书人。毕昇无疑是位平民，但他当是生活在北宋仁宗时的一位对刻印书籍有兴趣并很熟悉雕版印刷技术的知识分子，而不大可能是有些文化的普通工匠。他看到了当时对书籍的大量需要，也看到了雕版印刷的缺欠，因而致力于研究一种节省人工物料且效率较高的新的印刷方法。起初，他试制出木活字，由雕刻木版到制作木活字，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却没有成功。后来，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发明了相当成熟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另外，沈括《梦溪笔谈》卷20还提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一位老锻工毕升。从生活年代和称呼来看，“布衣毕昇”和“老锻工毕升”，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沈括关于毕昇活字印刷术的记述是非常具体翔实的，其中包括制作活字、排版、印刷、拆版、活字存放、检索、补刻冷僻字等完整的活字印刷工序，以及活字印刷的优点及其适宜于大量印制的情况。从沈括的记述看，毫无疑问，毕昇用他创制的胶泥活字印过书，但遗憾的是史缺有间，现在还难以说出他究竟印制过何种书籍。

毕昇之后，特别是由于沈括的记载，活字印刷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例如，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修复过程中，曾发现北宋崇宁二年（1103）前后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不少专家以其中“杂色金刚”的“色”字倒置等为据，推断此《无量寿经》为北宋泥活字印本①。果真如此，则这一印本是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不过，有些学者对此还存有疑义。此外，据有关专家研究，1989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残卷①，及西夏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城西佛塔遗址发现的《维摩诘所说经》5卷（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①，都是西夏文泥活字印本，刊行年代应为12世纪中叶，不迟于13世纪初。南宋绍熙四年（1193），时任观文殿学士兼判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周必大，在给友人程元成的信札中写道：“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台览。尚有十数事俟追记，补段续纳。”①周必大运用沈括所记毕昇活字印刷术，印制《玉堂杂记》，这是现在已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泥活字印本。其中铜板比铁板传热性能好，以之代替铁板，是对泥活字印刷术的改进。

这一时期木活字印刷术也有所发展。毕昇曾试制木活字，但因沾水变形和不易拆版而改用泥活字。如果选用适当木料和改变拼版方式，这两个问题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①即满：《妙行大师行状碑》，见陈述辑校《全辽文》卷10，中华书局1982年版。①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①金柏东：《温州市白象塔出土北宋佛经残页介绍》，《文物》1987年第5期。①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是不难解决的。因此当时一些工匠按照毕昇的技术思想从事木活字实验，并取得了成功。清代以来藏书目录中著录了七八种宋活字本书籍。其中如缪荃孙所藏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刊范祖禹《帝学》，清宫天禄琳琅阁旧藏宋刊《毛诗》等，多认为是宋代木活字本，但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能定论。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典籍《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印本9册，有些汉文数字倒置，经专家鉴定，其刊印于12世纪下半叶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相当于南宋高宗至孝宗时期，为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也是现在已知最早的木活字本②。从其木活字技术和印本装订方式看，显然受到中原的影响。此外如西夏黑水城佛塔发现的西夏文《三代相照言集文》（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卷尾发愿文汉译文有“字活新印者陈集金”，灵武县发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5（现藏日本京都大学）题记汉译文有“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该书卷40（现藏北京图书馆）题记汉译文有“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等③。在西夏文中，“字活”、“碎字”的意思都是汉文中的“活字”，“选字”则为拣字和排字。据研究，这些西夏文文献以及俄藏西夏文《德行集》等，都是木活字印本。西夏的木活字技术是由内地传入的，刊印工作也大多是由党项族工匠和汉族工匠共同完成的。然而在两宋文献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木活字印刷技术的更多记载。到了元代，著名科学家王祯才在《农书》中对于木活字技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有所创新。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出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约在13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16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大约也是在13世纪，活字印刷术经由新疆传入波斯，后来又经过蒙古军西征等不同途径传入欧洲。在这种经济、方便，尤其适用于拼音文字的中国印刷术的直接或间接的启发下，德国谷腾堡于1455年前后发明了用铅、锡等合金制成的金属活字和其他印刷设备，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迅速发展，而大量印行的书籍，又在传播希腊古典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谷腾堡的发明已比毕昇晚了400多年。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

②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③周必大：《周益文忠集》卷198《与程元成给事书》。

第十节制瓷五代时期的瓷业五代时期的瓷业主流仍然是“南青北白”，而制瓷技术则继唐之后有所发展，其中尤以越窑青瓷与定窑白瓷最为著名。吴越国的越窑青瓷，多为贡品，胎质细腻，胎壁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润有光泽，造型和纹饰端整秀丽，反映了越窑瓷器在原料处理、烧造技术和装饰手法等方面的进步。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杯式执壶，流长而微曲，颈部加高，把手也较唐代的形式略长，壶腹近似圆球形，釉色明润，造型秀美，使用轻巧方便。又如浙江嵊县出土的青瓷七子纹盒，盒盖上贴印七个儿童，形象栩栩如生，装饰花纹层次分明，极为精美。这些都可说是越窑的代表性产品①。吴越王钱元瓘墓出土的龙身涂金瓷罂，是当时用金银装饰的所谓“金■越瓷”，是一件难得的珍品。五代越窑制瓷工艺的另一成就，是烧制缸、瓶等大件瓷器，这在成型和烧成技术上都是相当困难的。

唐代白瓷最有名的是邢窑。到了晚唐和五代，河北曲阳定窑的白瓷产品逐渐兴起，其声誉也逐渐超过了邢窑。如河北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器物有碗、盘、灯、碟、罐、盒、瓶、枕及玩具等，胎质一般都很细腻，胎体较薄，釉色也较莹润，说明其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

五代时的柴窑瓷器曾被列为五大名瓷之一。明张应文《清秘藏》、谷应泰《博物要览》都载有关于柴瓷的精彩描述。如张应文提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之如是其真。”②谢肇淛提到柴窑时说：“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①。柴窑的“雨过天青”瓷器受到如此之高的赞誉和推崇，可见当时烧造技术的高超水平。但可惜的是明代人就已见不到柴窑的成器了。而柴窑的具体窑址迄今尚未发现。有人认为柴窑即在后来的钧窑范围之内，也有人认为在郑州，但都缺乏足够的证据。①柴窑仍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宋代制瓷技术的发展辽宋夏金时期的制瓷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名瓷名窑遍布南北，特别是陆续形成的定窑、钧窑、耀州窑、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和建窑等八大窑系，以及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各具特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北方的定州窑，后称“北定”，以烧造白瓷为主。定窑白瓷继承和发展了邢窑白瓷的技术成就。其胎质细薄，釉色滋润、洁白，造型端巧，装饰讲①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②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集》，《文献》1985年第4期。①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轻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①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论窑器第六》。

究，烧造技术已臻完善。根据化验结果，定窑白瓷胎泥中氧化铝和氧化钛含量较高，尤其是氧化铝约在30％以上。瓷釉配方中，以白云石代替石灰石，氧化镁含量也较一般为高，而氧化铁则在1％以下，烧成气氛为氧化焰，烧成温度应高于1100℃。定窑工匠发明的覆烧工艺，是把盘碗之类的器皿倒过来烧，并用较薄的垫圈支垫，以代替过去的匣钵。这种装烧方法，不仅节省窑位，而且节省物料和更充分地利用热效，因此使得产量增加，成本下降，后来得到了普遍的推广。②由于覆烧法制成的器皿，沿上多不施釉，称为“芒口”。有些定瓷芒口处包镶有金、银、铜口，以增强其装饰效果。定瓷在装饰方法上有刻花、划花、印花及浮雕等，纹饰精美，对当时及后世各地瓷窑都有很大的影响。除白瓷外，定窑还烧绿釉、黑釉和酱色釉器等。

汝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汝窑青瓷是北宋青瓷的杰出代表。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釉层较厚，釉色天青。谷应泰《博物要览》和高濂《遵生八笺》称汝窑瓷器“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针”。汝窑青瓷以支钉支烧，对支烧方法有所改进，对铁含量的掌握和还原火焰的控制也都十分准确。

浙江处州章氏兄弟的哥窑和龙泉窑（弟窑）瓷器一向享有盛名，哥窑瓷器制作精巧，胎骨大都为紫黑色或棕黄色，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西哥窑釉为无光釉，色调比较浅淡，有粉青、奶白、米黄等色。釉层极厚，釉面有大小各异的裂纹，俗称“百圾碎”，这是由于胎釉热膨胀系数相差过大的缘故。裂纹的出现原本是一种缺陷，但因其自然美观，遂变病为美，成为一种天然装饰。龙泉青瓷胎骨白色，釉无纹片，釉汁透明，釉色以粉青和梅子青最为著名。粉青釉亦称虾青釉，釉层肥厚，釉表光泽柔和，具有青玉的质感。梅子青釉是青釉的登峰之作，釉层更厚，颜色碧青，柔和淡雅，色调可与翡翠相媲美。

官窑也为宋代著名瓷窑。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烧制。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东京官窑瓷器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名贵青瓷。青釉釉色很淡，光泽晶莹，胎釉很薄，并有冰裂和梅花纹等。但由于较早的文献记载仅有上述一条，北宋官窑官址至今尚未发现，且传世官窑器物釉色和造型与汝窑多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陶瓷史家怀疑北宋官窑是否在开封实有其址，也有人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宋室南迁后，南宋朝廷在杭州置官窑，称为南宋官窑。据文献记载，杭州有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修内司官窑水平很高。《负暄杂录·窑器》说它“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明曹昭《格古要论》也谈到：“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河南禹县的钧窑独树一帜，烧造出丰富多采的彩色瓷器，尤其是创造性地烧制成功铜红釉，以及“钧红”等著名产品，从而突破了传统青瓷的范畴，为后来景德镇釉里红等铜红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分析，“钧红”施用的是一种乳浊釉。“钧红”的红色是由于在1300℃的高温下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红釉的成分中含有少量的铜（氧化铜含量约为33％），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又由于釉中含磷（P2O5）较高，所以釉呈乳浊色。至于钧釉的紫斑则是有意在青蓝色釉上涂上一层铜红而造成的。钧瓷的青色也不②谢肇淛：《五杂俎》卷12。

同于一般的青瓷，浓淡不一，多近于蓝色。蓝色较深的称为天蓝，较淡的称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施用的是一种蓝色乳光釉。但其化学成分及呈色机理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钧窑的窑变，绚丽多彩，形态变化复杂，是窑变中的代表，为当时和后世许多窑场所仿制。在烧造技术方面，钧窑及汝窑、德化窑等还根据需要建有阶梯式窑床，对窑炉做了一些改进。

北宋时景德镇瓷业和制瓷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南宋时期已成为白瓷的主要产地，后称“南定”。当时制品中以青白瓷最负盛名。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这种瓷器的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泛青，其白度和透光度都已接近现代水平，而且胎薄而坚，釉质晶莹，声音清脆，表明影青瓷的瓷质以及当时制瓷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如河北磁县的磁州窑，烧瓷品种有白釉瓷、黑釉瓷等，产品多为盘、碗、盆、罐、瓶、壶、枕等日常生活用品，造型和装饰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有些还有俗称“宋加彩”的彩绘图案（有些学者认为“宋加彩”并非宋代所创而是金代所创）。磁州窑系及其他一些窑系不仅广泛应用化妆土以增加瓷器白度，而且还进一步利用它来剔划出各种花样，形成了不少别致的新品种。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主要烧造青瓷，产品以民用为主，兼烧白釉、黑釉等，其造型、釉色乃至花纹都达到了成熟阶段。尤其是耀州青瓷向以具有优美的地方风格，刻花、划花和印花取材广泛，技巧纯熟而著称于世，对邻近省区的瓷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耀州窑还采用耐火材料砌筑炉栅，并用煤作燃料烧窑，这在制瓷工艺方面也是很先进的。属于建窑的是福建的两处著名窑场：建阳窑和德化窑。建阳窑烧造黑瓷、青白瓷和白瓷，尤以黑瓷最为著名，称为“黑建”或“乌泥建”。这种黑瓷胎泥含铁成分较多，胎色紫黑，胎体厚重，黑釉光亮如漆。其中名品有“兔毫”、“油滴”、“曜变”等，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德化窑主要烧造白瓷，创烧于宋代，后来其烧造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所产白瓷胎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光润明亮，且造型种类繁多，纹饰丰富精美，从而成为明代制瓷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德化白瓷也是我国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之一。

辽、夏、金的制瓷业辽夏金的制瓷业也比较发达。据研究，辽代瓷窑大约出现在辽太宗会同年间至辽世宗一段时间之内（938—950）。其制瓷工艺渊源于中原地区，与邢窑、定窑有密切关系。其造型和纹饰则吸收了中原的传统，又具有民族的特点。从林东辽上京窑、南山窑、白音戈勒窑、赤峰缸瓦屯窑、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大同青瓷窑等处考古发掘结果看，辽瓷大体上可分为高温细胎白釉和黑釉瓷器，高温缸胎茶绿、黑、赭等杂色釉大型瓷器及低温三彩釉陶器三种。在烧造技术方面已有施用化妆土、覆烧法、使用耐火材料等先进工艺。但烧窑所用的燃料为柴草，迄今尚未发现有用煤作燃料的辽瓷窑场。辽代陶瓷的造型和纹饰则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可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后者有长颈瓶、凤首瓶、筩式瓶、穿带壶、注壶、鸡冠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暖盘、三角形碟、方碟等。在装饰手法上，以塑贴花纹最有特色，如塑贴皮条、皮扣、皮穗、皮绳，甚至加以缝线的针迹，仿照契丹人传统的便于携带的皮囊形状，尤为逼真，这也是适应于契丹民族游牧生活的反映。金代前期东北地区的陶瓷产品，绝大多数为日用粗瓷。如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冮官屯窑，都是在辽代基础上继续生产的瓷窑，其产品胎质粗厚，釉面不匀，且多为单色釉，造型不规整，装饰简单，但瓶、壶、罐等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这是前期金瓷较突出的器型特点。金代后期即迁都燕京后在关内广大地区的陶瓷生产，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如金代的定窑，河北磁县观台窑、钧窑、耀州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山西浑源窑，安徽萧县白土镇萧窑、宿州窑与泗州窑等，不仅北宋时的瓷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有所创新。如在造型方面，白釉黑花葫芦形瓶、黑釉桃形壶等，就是金瓷特有的器物。金瓷以实用的生活用瓷居多，花纹装饰趋于简化，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笔绘、塑贴、加彩和纹釉等。其中白釉加彩即先施白釉初烧后再绘上红、绿、黄等彩色低温覆烧，这是金代工匠新创的瓷器品种（但也有人称之为“宋加彩”）。另外，为满足瓷器大量生产的需要，有一部分金代瓷窑不用覆烧法而采用砂圈叠烧工艺。这样烧造出来的器物如碗或盘心一圈无釉，内底出现刮圈露胎的现象。西夏陶瓷业，除少量高级瓷器由宋朝输入外，大部分为自己烧造。所产瓷器，大多胎质比较粗糙，器型单调，工艺技术较为落后，但其中也不乏佳品。如1956年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敏盖村发现的两件酱褐釉剔花瓶，造型凝重大方，瓶身刻有牡丹花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陶瓷工艺所能达到的水平。

第十一节兵器火药与火器辽宋夏金时期，火药随着制法和性能逐步为人们所熟识，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创制出各种类型的火器，从而引起了武器装备和战争形式的重大变革。从此，我国兵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新时代。北宋前期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成燃烧性火器，以作火攻器械。如《宋史·兵志》载，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③。开宝八年，宋军用火箭、火炮与南唐作战。真宗咸平三年（1000），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咸平五年，冀州团练史石普又制成火球、火箭，并应宋真宗之召，当众作了表演①。此外还有许多记载，说明宋代火攻器械的研制和发展是很快的。宋仁宗时，曾公亮、丁度等编著《武经总要》。曾公亮（999—1078），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曾任会稽知县、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相）、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等官职，封鲁国公。他在康定元年（1040）与翰林学士丁度等开始编著的《武经总要》，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共40卷，其内容不仅记述了各种军事制度和史事占候，而且相当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在陆战和水战中所使用的攻守器械，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展现了宋代军事技术的重要成就。在火器方面，《武经总要》较详细地记载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球等三个火药配方。如火球火药方：硫磺14两、窝黄7两、焰消（硝）40两、松脂14两以及砒黄、定粉、黄丹、干漆、竹茹、麻茹、黄蜡、桐油、浓油、清油等。由此可知，宋代火药配方中硝的含量增加了。同时宋代火药中还根据需要加进各种少量辅助性配料，以期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武器有弓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竹火鹞、铁嘴火鹞等十余种，并简要介绍了这些火器的形制、制作和使用方法。如火球是一种特大的火药包；毒药烟球是一种内装砒霜、巴豆、草乌头等有毒药物的毒气弹，火药引燃后，由抛石机抛射出去，可焚烧敌方攻城器械，而散发的毒烟则可使敌方兵马中毒，丧失战斗力；蒺藜火球内装铁蒺藜，火药燃爆后，有刺的铁蒺藜飞散于敌军通道上，用以阻滞敌军兵马前进。

北宋的火器中虽以燃烧性火器为主，但在实战中，对火药的爆炸性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逐渐重视和开始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如霹雳火球是火药拌和瓷片装入长二三节的干竹节，然后用纸壳裹制成的，在燃放的同时能产生出霹雳般声响。北宋后期又制成威力更大的霹雳炮。据《宋史》记载，宋与金战争中就曾多次使用过这种炮。靖康元年（1126）抗金名将李纲在开封（今属河南）就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进攻。北宋灭亡后，金人占领了开封等当时制造火药、火器的中心和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产硝地区，并大量仿制和研制各种火器，发明了更具威力的铁壳火球震天雷和单兵使用③参见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的飞火枪等，为火器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如震天雷是金人约在13世纪初发明的一种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宋人称之为铁火炮）。《金史》描述说：“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大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大兵（蒙古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①。由此可见，震天雷确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杀伤力。

在火器发展史上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可从根本上提高火器发射能力和准确程度的管形火器。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用“火炮药造下长竹杆枪二十余条”②。陈规发明的这种长竹杆火枪，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可喷出火焰，烧毁目标。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我国发明管形火器的最早记载。长竹杆火枪枪身较粗长笨重，须三人使用，一人持枪，一人点放，一人辅助。金末创制的飞火枪则有了较大改进。据记载，其形制构造为，“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①。这是一种携带和使用较轻便的单兵火枪。此外，南宋还曾制造过大量突火筒，可能也是类似的火器。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今安徽寿县）人又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②。《宋史》没有具体说明“子窠”的质料和形状，但以火药点燃后将“子窠”射出的情形不难推知，“子窠”就是一种原始的弹丸。而突火枪则是一种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它已具备了管形射击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管身、火药和弹丸。这一时期出现的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始祖。

普通兵器的发展辽宋夏金时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有不少创新和重要进展，火器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实际作战时，官兵所大量使用的仍然是各种冷兵器。当时的冷兵器种类繁多，样式复杂。如长兵器有长枪、长柄大刀等，短兵器以刀、剑为主，还有蒺藜、蒜头、锏、鞭、棒、椎等杂式兵器。但有些长枪的枪头附近缚上装有火药的纸筒或竹筒，作战时先烧后刺，增强了长枪的攻击力量。许多兵器，工艺精湛，质量很好。如西夏制作的剑非常著名，太平老人《袖中锦》称赞道：契丹鞍、夏国剑等，“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①。又如西夏人经冷锻而制成的铠甲“瘊子甲”，坚滑光莹，强度性能好，“强弩射之不能入”②，是很好的防卫武器。

这一时期的弓弩和抛石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制造的安在床架上①《宋史》卷197《兵志》。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

①《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②陈规：《守城录》卷4。

①《金史》卷116《蒲察官奴传》。

②《宋史》卷197《兵志》。

发射的床子弩（二弓床弩、三弓床弩、■子弩等），最远可射一千步，少者也能射二百步。又如神臂弓、克敌弓等，射程可达三百余步，“能洞重札，最为利器”③。抛石机（时称砲，今作炮），也是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武器，不仅用来发射巨石，而且在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出现后，又用来发射体积和重量较大的火器。如《武经总要》列举的抛石机就有十多种，其中最大的可抛射一百斤重的石弹或火器，射程达五十步以外。据记载，金军所用的抛石机也有很多种，如九梢、七梢、五梢、两梢、独梢、旋风炮、撒星炮、虎蹲炮等，虎蹲炮所发石弹，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撒星炮可并发数石，都具有很大的威力。金军的攻城器械也很先进有效，如陈规说：“城有敌楼而金人用火炮摧击，城外有壕而金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金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①以上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辽宋夏金时期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

③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些史书称宋或北宋太平老人，但从此书书名及内容看，似为明人所著。①沈括：《梦溪笔谈》卷19。

第十二节煤炭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及煤炭开采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秦汉时期。而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则最早记述了煤的地理分布。当时称煤为“石涅”②，该书记载石涅有三处。最早记载煤窑洞穴的是司马迁，见于《史记·外戚世家》，其大意是说：西汉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为人所掠卖，..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夜寒，煤窑工人卧于煤洞内休息，发生了煤洞坍塌事故，一百多人被压死，唯窦广国不死。③由这一记述中可以想见当时的煤炭开采规模已经不小，一个煤洞可容一百余人睡觉，其开采延伸长度当不少于几十米。我国用煤炼铁也很早。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曾出土煤炭，可能当时已试用煤作为炼铁用的燃料。

煤在古代，还称为“石墨”、“石炭”等，大约在南北朝时，“石炭”

这个名称已经通行，但直到明代陆深《燕闲录》才明确指出“石炭”即煤。据陆云《陆士龙集》载，西晋陆云在写给其兄陆机的一封信中提到：“一日上三台（指铜雀、金凤、冰井三台），见曹公（指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冷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见也不？今送二螺。”①从中可见煤产量已相当可观。南北朝时雷次宗《豫章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则已有关于用煤炼铁和取暖炊饭的文字记载。唐代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中提到，太原西门外晋山产石炭，附近的县都去购买，有可能煤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至今仍称煤为“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用煤量日增，煤炭开采规模日益扩大，开采技术不断进步。到宋代，煤炭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发展到一个高潮。

据文献记载，辽宋夏金时期下述各省区的煤炭已进行开发：北京西山地区，江西今高安、萍乡、丰城、玉山，陕西韩城、铜川、旬邑，辽宁抚顺，河北曲阳、观台，河南鹤壁、鲁山、宝丰、渑池、新安、怀州，安徽安庆、淮北，山西太原、洪赵等。

宋代采煤技术相当发达。北宋时代的河南鹤壁古煤矿遗址的发掘，为此提供了证明。1959年鹤壁中新煤矿在掘进中遇到了古煤井巷，并发现许多古瓷器。经河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深入考察，进而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古煤矿遗址一处。尽管古煤矿遗址已残破不全，但从中可大致看出宋元时期的开采技术水平②：(1)开拓方式为圆形竖井，井深46米，井径2.5米。井筒位置选择得合理、准确，说明当时的煤田地层知识比较丰富，手工凿井技术也比较成熟。(2)巷道布置已有主巷和辅巷之分。主要巷道由井底向南北两端开凿，用于连接南北采区。这条残存的主巷，南段长4米，北段长6米，顶高2.1米，巷宽2米。采区辅助巷道共发现4条，全长约500米，自井口向东、西、南②沈括：《梦溪笔谈》卷19。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9引陈规《朝野佥言后序》。

①章鸿钊《石雅》推断“石涅”为煤的古称，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据本草书记载，“石涅”也指石墨。②《史记》原文有“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句，“岸”字费解，故有人认为此处并非指煤窑，有人则据《论衡》等认为“岸”字为“炭”字之误。关于窦广国卧煤窑洞的考证，见《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5页。

三面伸延，通向八个采区。采区巷道一般高1米多，上宽1米，下宽1.4米。可能由于这里的岩层和煤层都比较紧实，顶板压力不大，所以均无顶柱承托。这种情况，在近代山西的土法采煤中还常见到③。

(3)回采工作面共10个，分布在井筒的四周，距井口最近者10米左右，最远者100米。各工作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保留一定的煤柱，以减少工作面的顶板压力。回采方式采用房柱法，回采顺序为“跳格式”，先内后外，逐步后退。回采工作面的形状以狭长的椭圆形及瓢、瓶形为多，很不规则。采空区面积大小不一，最大者长50米，宽30米；最小者长7米，宽2.5米。(4)井下照明采用固定式点灯的方法，在巷道两壁开凿了许多放置油灯的扁圆形和近似长方形的灯龛，高10—17厘米，长13—28厘米，深10—21厘米。灯为瓷碗和瓷盘。巷道中放有贮油的瓷瓶、瓷罐，可以随时为灯添油。(5)鹤壁古煤井下有许多条筐，还有扁担和一个辘轳，说明回采工作面采下的煤先用肩挑至井底附近，再用辘轳提升到地面。遗址中还有一口排水井，位于井筒东南20余米处，近似圆形，直径1米，深5米，井中尚有2米深的积水。说明当时的排水方法是先将矿井内的水引入低洼处的积水井中，然后用辘轳将盛有水的水具提至地面排出。

在鹤壁古煤井中还发现一块长方形石砚和水碗等用具，似是管理者在井下记帐管理的用品。

这一时期采煤业比较发达，是古代煤炭技术长期发展和当时经济一度繁荣发展的结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宋代已开始出现煤砖（古称炭■）、香煤饼和焦炭。金代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记载，有的地区出现了“家家打炭■砲”①的情景。文学家欧阳修关于发香煤饼的故事，曾在文人学士中传为佳话。欧阳修《归田录》卷2载：“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以终日不灭。”

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到宋代已经懂得加工利用焦炭。1957年—1958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观台镇发现了三座宋元时代的炼焦炉遗址①。观台即著名的六河沟煤矿所在地，盛产焦煤，当地居民自古以来以煤为业，传统土法炼焦延续至今。1978年—1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稷山县马村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墓中尸体不用棺椁，直接置于砖床或木床上。两座墓的两床下堆满了煤炭和焦炭，各约五百市斤，“这些焦炭与今之炼焦无异，似当为人工所炼”①。在墓中放置煤焦，似是为了防潮。一座墓中尚且放置这样多的焦炭，由此推测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用焦炭的范围一定相当广泛。

这一时期，煤炭除了用于炊爨烤火、冶铁、烧瓷、殉葬之外，还用来制药。宋张锐的《鸡峰普济方》中记载了用于治疗血脏虚冷、崩中漏下疾患的“补真丹”药方：“禹余粮、乌金石各肆两”②。乌金石即煤炭。金代名医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曾谈到“乌金散”的配制，其主要药物是“乌金石”，③原文“冷”字为“复”，据赵承泽先生之意校改。“螺”可能为“籯”（竹筐）。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①许志群：《山西之煤炭》，《矿业杂志》1卷1期，1917年。

①张子和：《儒门事亲》卷12。

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第6期。书中特别注明：“乌金石，铁炭是也。”③铁炭是宋代对煤的另一称呼，这也反映了当时广泛用煤冶铁的事实。

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第十三节石油天然气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由于民族融合和科技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也为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更雄厚的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技术也逐步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新型凿井技术的产生，石油地质学的萌芽，以及石油粗加工技术的提高和石油、天然气应用范围的扩大等方面。

在地质凿井技术上，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式的凿井方法——卓筒井技术。

卓筒井是指井径仅有“碗口大小”的小口井。这种凿井技术是在隋唐时期大口井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苏轼记载，卓筒井始于庆历年间（1041—1048）④，它是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凿地植竹”的方法①，并在长期以来开凿盐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种凿井技术实际上就是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圜刀”即是近代机械钻井的钻头。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凿井技术，人们还发明井下套管隔水法。它既能防止地层中淡水侵入，又起到固井作用。这在当时世界上实属首创。因为卓筒井“井口绝小”，所以如何将深井内凿碎的岩屑提出，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而当时发明的单向阀装置，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使卓筒井技术更趋于完善。用这种方法开凿的井，深度已达数十丈。卓筒井技术起初用于盐业开采，后来传到西方，发展到近代，成为石油开发初期的重要钻井方法。

在石油地质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要成就。石油地质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发展与地质学、沉积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北宋时的沈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对许多学科均有很深造诣，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开了石油地质学的先河。例如，我们现在所用的“石油”这一名称，就是沈括最早提出来的，也是较为科学的。他根据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之中的特点，为便于与其他油类相区别，所以称之为“石油”。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石油“与泉水相杂”的油水共生性，迄今人们发现的各种类型的油藏都证实了沈括的推断。关于石油的储量，沈括作了大胆的论述。他认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地下石油的蕴藏量非常丰富。这种见解，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沈括还曾用石油作炭黑制墨，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②这一预言用之于石油更为确切。900余年后，石油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工业的血液。以上这些都表明沈括对石油的认识已达到较高水平。

这一时期，人们已掌握石油炼制的初步技术。北宋时期，我国出现“猛火油作”③，这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炼油工厂。所谓“猛火油”是石油经过粗加工的产品。猛火油作是宋朝廷军器监的11个作坊之一。由于猛火油是火攻的重要原料，广泛地用于军事上，因此它的炼制技术是密而不传的。①随着人们对石油性质认识的深入，其用途也愈加广泛。如陕北地区的石④张锐：《鸡峰普济方》卷15。

①张子和：《儒门事亲》卷12。

②《东坡志林》卷4。

③文同：《丹渊集·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①《梦溪笔谈》卷24。

油含蜡量高，人们用它制成“石烛”，“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对于石油燃烧而产生的“石烟”，北宋时也加以利用。沈括在任鄜延路经略使时，亲自用它试制成墨，名之为“延川石液”，“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②。此外，石油还被用来配制成药，用以治疗疥癣等疾病。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记载有用石油制砒霜伏的配方。这是石油加工后入药的最早记录。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战事频繁，石油作为火攻武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派曹彬攻打南唐，后主李煜命朱令赟从湖口发兵御敌，到达皖口时与宋军相遇。朱令赟“先创巨舟，实葭苇，灌膏油，欲顺风纵火，谓之火油机。至此势蹙，乃以火油机前拒，而反风回煽，自焚大筏，水陆诸军不战而溃，令赟投火死”①。这是继酒泉保卫战后，又一次用石油进行火攻的著名战例。此后，据《武经总要》记载，人们又发明使用石油的武器“猛火油拒”、“筒柜”等，并用于攻城和水战。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石油开发利用技术发展最快的阶段，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相应地也有很大发展。仅以四川而论，以后，又在重庆、陵州、泸州等地相继发现了天然气。②由于天然气的广泛发现，人们对天然气的认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如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CH4），此外还混有硫化氢（H2S）等有毒气体，有可能熏人致死。宋仁宗时陵州推官杨佐为修复盐井发明了“雨盘”。这种雨盘是“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③。这样可使有毒气体溶于水滴之中，以避免对人的危害。“雨盘”利用了有些气体可溶于水的性质，对于开采低压天然气及在各种场合解决有毒气体问题，都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辅助工具。

②王得臣：《麈史》。

①王得臣：《麈史》。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24。

③马令：《南唐书》卷17。

第四章 商业与货币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商业

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五代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但通商贸易因适应各方面的需要，故商业在城乡经济中仍占有重要份额；战乱较少的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发展生产，在农业、手工业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为了满足各个小朝廷帝王和权贵们的奢侈欲望，交通不畅形成地区差价带来的高额利润，以及各割据政权为了增加商税而采取鼓励贸易的政策，都促使商业的发展。由于盐、铁、铜、酒等利润丰厚，五代十国时常实行“禁榷”制，即由官府实行专卖以垄断商利。

自五代时都城开封、河南府，到各割据政权的都城、首府，大多进行了复建或扩建，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场所。而唐代的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沿街开店情况的普遍，以及乡村草市、镇市的发展，更促进了城乡商业的发展。后唐长兴二年（931），在复建河南府城的规划中，一再提到“临街堪盖店处”；后周显德二年（955），增建开封外城时，原因之一即是：“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④。钱镠在唐末统治杭州后不久，即于唐乾宁二年（895）扩建杭州城，子城“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苟或侮劫之不意”①，成为扩建七十里罗城的原因之一，不久即成为吴越首府。此外，闽国王审知于唐末、后梁初先后建福州罗城、夹城；荆南高季兴扩建江陵城，吴再建金陵城等，无不是扩大城内的商业区或将城郊的商业区围在新城内，为这些城市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吴越、闽、南汉等沿海诸国，开拓海外贸易，吴越明州（今浙江宁波），闽福州、泉州（今皆属福建），南汉广州（今属广东）等，都是五代时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海外贸易促进了这些城市商业的发展。

各地政权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也有不少人依靠特权经商，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前蜀徐太后、徐太妃在“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后唐、后晋节度使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钜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①，等等。

商业，尤其是过境贸易，对于小国荆南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八月，荆南与后汉绝交以后，不到一年，“即因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被迫于乾祐元年（948）六月“遣使上表谢罪”，臣属于后汉②，以重开南北商旅之途，发展荆南城的商业。

④李昊：《筑成都羊马城记》；乐史：《太平寰宇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王象之：《舆地纪胜》。①《宋史》卷333《杨佐传》。

①《五代会要》卷26《街巷》、《城郭》。

②《十国春秋》卷77《吴越世家》一引《杭州罗城记》。

货币唐末由于现钱缺乏，规定现钱每八十五文作一百文，每贯一千文折成现钱八百五十文，称“省陌”，或单称“省”、“陌”。唐末天祐二年（905）时，虽诏“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但已是“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

五代十国，流通的主要是唐代的铜钱。后唐天成时，已是“市肆买卖所使见（现）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由于铜器价贵，销熔铜钱以铸铜器出售，屡禁而不止；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及辽朝又都使用五代的铜钱，屡禁输出也无效，更促使铜钱缺乏。后唐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将短钱（指每陌少于八十文）转换长钱（折算一百文）”，诏令“并须使八十陌钱”（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于现钱缺乏，后汉乾祐中，“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③。然而现钱缺乏导致现钱增值的情况，直至宋朝，“国初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①，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后汉、后周及“十国”后期的情况。

铜钱缺乏，铸钱以供应需求，五代十国大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后唐长兴元年郭在徽曾建议：“铸造新钱，或一当十，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但被认为“以一当十，真谓将虚作实”而否定②。

钱荒问题日益严重，后晋天福三年十一月，采取“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并规定“十钱重一两”；并允许私人开矿冶炼铜，不收赋税，以供铸钱。次月，又改为不定重量，“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仍“不得入铅并铁”，但商人谋利，民间私造铜钱“以铅锡相参，缺薄小弱”，不得不于次年七月即禁止私铸铜钱，只许官铸钱。这次铸铜钱以缓解钱荒的措施，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采取非常措施，“采铜兴冶，立监铸钱”，“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其他各种铜制品，包括废寺的佛像，全都用来熔铸铜钱③，铜镜等由政府制造出卖，这是五代时规模最大的铸钱活动。

“十国”大都也铸钱，据《文献通考》称：“诸国割据者，江南（南唐）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两浙（吴越）、河东（北汉）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前、后蜀）、湖南（楚）、福建（闽）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福建如唐制”。“十国”所造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于境内流通，“湖南地多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①，地方性货币在某种境况下起到了促进商业的作用。

③《新五代史》卷14《皇后刘氏传》，卷63《前蜀世家·王衍》；《旧五代史》卷90《赵在礼传》。①《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六月乙酉。

②《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旧五代史》卷107《王章传》。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乙未。

①《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

第二节 宋代的商业

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②，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达8.2万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66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万多贯，湖州为3.9万多贯，秀州2.7万多贯，常州2.6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2.5万多贯，以及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1.6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00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00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万多贯。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1.5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为4.8万多贯、绵州（今绵阳）为5.4万多贯、彭州（今彭县）超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1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陆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6000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000多贯，而海上贸易较发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1.9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陆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首都、扬州首府建康②《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商税额也有4.l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6.78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税额只有1.7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万多贯；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000多贯，而路内交通发达的鄂州城为1.4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万多贯；夔州路首府夔州为2.1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1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①。鄂州已发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11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首府。商业发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场贸易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淳化二年（991），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咸平五年（100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①。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①。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①《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5、16、17的商税税额。

①《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①；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1026），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②，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1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①。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116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1）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1087）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祐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111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111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①，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首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首、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①，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適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①“行首”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1073），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②《宋史·食货志》下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102，天圣四年二月庚午；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8；南宋榷场贸易情况见食货38之34至44。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3、6、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祐二年三月乙丑。①《宋史·食货志》下八。

或“官为雇人代役”②。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在元祐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①。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

的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监镇官，“押送邻郡根究”，此监镇官后又依法受到惩办②。

②《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6《米铺》。

①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八月丙申；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第三节 宋代的货币

铜钱、铁钱

宋代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部分地区使用铁钱或铜、铁钱兼用。北宋时，川蜀地区产生并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铁钱、铜钱兼行；南宋时，东南广大地区则是纸币“会子”与铜钱、铁钱兼行。

铜钱作为宋代最主要的货币，每一百文“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通常称为“省陌”或“省”，而一百文仍需实数一百钱的称为“足陌”或“足”。但是“悉用七十七为百”，至少到北宋后期只是“官用”的标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情况：“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到南宋末年，已是“元都市钱陌用七十七陌，近来民间减作五十陌行市通使”③，大体上反映了宋代铜钱流通区内的普遍情况，铁钱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宋平诸国，通常仍听用旧钱，蜀地原是铜、铁钱兼用，后蜀所铸铁钱精好，每一千铁钱相当于铜钱四百，但自宋灭后蜀，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被运往首都开封，而“增铸铁钱易民铜钱”，并禁止铜钱入蜀，后虽不禁止铜钱入蜀，而铁钱只许在蜀地使用，又“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商人争相运铜钱入蜀，铜钱一可得铁钱十四。宋朝廷曾采取多种措施在蜀推行铜钱，提高铁钱币值，但由于铜钱缺乏而无效，遂定以铜钱一当小铁钱十使用。

南唐亦铸铁钱，铜、铁钱兼用。宋自太平兴国二年起采取“于昇（今江苏南京）、鄂（今湖北武汉武昌）、饶（今江西波阳）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及禁止铜钱渡江，待江南地区铜钱日多而“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④，江南不久即不再使用铁钱。太平兴国八年又曾一度令福建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每一千铁钱当铜钱七百七十。不久即停铸铁钱，官私所铸铁钱10万贯，限于本地区使用。

康定元年（1040）宋夏战起，宋朝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运送西蜀小铁钱至陕西作军费，原只使用铜钱的陕西路开始兼用铁钱。庆历元年（1041）在河东路产铁州、军铸大铁钱，晋州（今山西临汾）积铁铸小铁钱；次年又于晋州、泽州（今晋城）铸大铁钱；差不多同时，在江南的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今安徽贵池）、饶州铸造小铁钱，全部运往陕西。陕西的仪州（今甘肃华亭）、虢州（今河南灵宝）也铸造小铁钱。都以大铁钱一当小铁钱十。庆历五年，河东路的晋州、泽州、石州（今山西离石）、威胜军（今沁县）铸造小铁钱，则使用于本路。次年以小铁钱二当小铜钱一，后改为小铁钱三或五当小铜钱一；以后陕西、河东统一为小铁钱三当小铜钱一。

铜钱、铁钱都是大钱一当小钱十，民间盗熔小钱改铸大钱以取暴利，大③《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66、69。

④《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镇行铺状》及注。

钱贬值，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三，盗铸犹能获利，嘉祐四年（1052）又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二，称为当二钱、折二钱，小钱也称小平钱。

由于折二大钱鼓铸精巧，民间盗铸无利可获，币制才稳定，“铁钱、铜钱，市价无二”。吕惠卿在熙宁十年（1077）至元丰三年（1080）任职陕西时，“亲见本路铜、铁钱相兼使用，不闻有轻重之异”。由于铁钱重，“唯有行路，欲将铁钱换铜钱以便赍擎，有每贯（此指一千文足钱）不过加钱二十至五十文”，以后逐渐加多至一千文铜钱换一千四百文铁钱，“至（元祐）八年，始罢铜钱，方加至一贯五百”文，“每欲过铜钱地分者，至用二贯五、六百文方换得铜钱一贯”①。陕西随后即停止使用铜钱，次年十一月又改为铜钱、铁钱兼行。崇宁四年（1105）又诏两广铸小铁钱限两广使用，也成为铜铁钱兼行地区；而陕西于政和起只准使用铁钱。

南宋时，四川地区仍使用铁钱。乾道元年（1165）开始，又在与金朝相邻的两淮、京西、湖北诸路逐渐改为使用铁钱，禁用铜钱，“其铜钱输行在及建康、镇江府”。

宋代除上述地区外都属铜钱使用区，自嘉祐二年改为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二称为折二钱，除京都开封府外都流通折二钱，是仅次于小平钱（小铜钱）的主要的流通铜钱。此外，还有折二、折三、折五铜钱、铁钱。北宋末昏君宋徽宗、奸相蔡京当政，自崇宁二年（1103）开始铸造当五（折五）及当十（折十）大铜钱，民间盗铸日多，又命折十钱在荆湖、江南、两浙诸路作折五钱使用。而且同一类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同，如不久后“荆湖、江南、两浙、淮南，（崇宁）重宝钱（原当十大钱）作当三（即折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作当五”。此后，上述诸路“当十钱仍旧（当十），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以后又行“当十”大钱，蔡京更多次主持铸造推行夹锡铜钱，更增加了钱币制度的混乱。政和元年（1111）才下诏：“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折三），以为定制”①，混乱局面才稍有改善。南宋除铸小平钱外，也铸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的铜、铁钱，南宋末甚至铸当百大钱。

宋初，沿后汉制度铸“宋元通宝”钱。太平兴国时，铸“太平通宝”钱，开始了宋代以年号作钱文。淳化元年（990）五月，“又改铸‘淳化元宝’钱，上（太宗）亲书其文，作真、行、草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形成系列年号钱。仁宗改元宝元（1038），次年三月铸新年号钱，“文当曰宝元元宝”，因钱文重复，改为“皇宋通宝”，以后改元又恢复“冠以年号如旧”①。年号带宝字而钱文不用年号的，还有南宋宝庆时铸“大宋元宝”、宝祐时铸“皇宋元宝”。北宋末建中靖国时，则因建中为唐代年号而铸“圣宋元宝”。

庆历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二）钱文为“庆历重宝”，“重宝”通常只作为大钱的钱文，如崇宁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三）钱文为“崇宁重宝”，南宋的当三大钱“嘉熙重宝”等。“通宝”、“元宝”，原作为小平钱的钱文。北宋中期以后，铜钱、铁钱的大小钱都使用，而南宋嘉定时的铁钱，钱文四字中第三字更有永、兴、安、全等字样。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东京梦华录》卷3《都市钱陌》；《梦粱录》卷13《都市钱会》。①《宋史》卷180《食货志·钱币》。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

自宋太宗时“淳化元宝”以真、行、草三体字分别铸造小平钱后，宋代年号钱大多以篆、楷、行、草体中的两种字体，如行、隶或楷、篆等分别铸造完全相同的一种铜钱或铁钱，俗称“对子钱”。南宋中期以后，只用一种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字”），而且钱背面加铸年数二、十一等，如“淳熙元宝”背文为“十一”，即系淳熙十一年所铸；“绍熙元宝”背文为“二”，即绍熙二年，此钱背文还有“汉”字，是标明为“汉阳监”所铸，不但纪年还纪铸造地。

五代以来的“钱荒”问题。宋代虽然铸钱监不断增多，由初期的7监（铜钱监4监、铁钱监3监）到宋神宗时发展到26监（铜钱监17监，铁钱监9监）。每年所铸铜钱也自太祖时7万贯，逐渐增多，太宗至道时为80万贯，真宗景德末为183万贯，仁宗庆历时为300万贯，到神宗熙宁以后，每年铸铜钱共600余万贯，达到最高峰。但铜钱的钱“荒”问题仍然严重，直至南宋灭亡，始终没能解决，这是由于辽、西夏及后来的金朝，大量以宋朝铜钱作为货币，自铸的数量很少，加上大量铜钱流向海外，主要是流向日本、东南亚，有的还运往西亚、东北非。

最早的纸币：北宋的交子及钱引一、交子交子的起始，史载：“先是，益（今四川成都）、邛（今邛崃）、嘉（今乐山）、眉（今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淳化四年，993），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这是一种具有纸币某些特性而以铁钱为本位的代币券，其开始发行的时间，应是李顺起义完全被平定后的二三年间，即咸平元年（998）前后。但到景德二年（1005）时，已是“奸弊百出，狱讼滋多”。益州知州张詠采取在嘉州、邛州增铸大铁钱，以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与铜钱、小铁钱“相兼行用，民甚便之”。这次因铁钱缺少而由私人发行的交子，可能即因此而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到大中“祥符之辛亥（四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这次则是因铁钱重流通不便，而由私人联合发行的交子，有了具体的记载，是“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其后不几年，即发生“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在官府的干预下，每一贯（一千钱）交子，多的也只得到七八百钱①。这种初期交子票面的数额不定，而且是临时写上的，可以向接受交子的人兑取现钱，最终还可以向发行人兑取现钱。这种铁钱代币券的情况，具有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一些特性，但更近似于现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具备纸币的性质。

大中祥符末，转运使薛田请官置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而未成。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寇瑊任益州知州后，立即采取令交子户“收闭交子铺”，并且不准再设私人交子铺。天圣元年（1023），薛田接任益州知州后，已是“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市肆经营买卖寥索”，直接影响到商业的繁荣。薛田等人认为：“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交子）务，禁①《宋史·食货志·钱币》。

民私造。”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1024年1月12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益州交子务”设立。

这次发行的官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票面可能也是印刷有“屋木人物”的图案，“仍起置簿历”，票面的钱数也是写上的，与以前私人交子是临时“书填”，还是“贯（数）不限多少”所不同的，官交子是预先在“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而且是只有“自一贯至十贯文”固定的票面，再“合用印过上簿封押”，交子制造完成；发行交子还要“备本钱”，即是要有“发行准备金”，已与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发行情况类似。世界历史上首次可称之为“铁钱本位制”纸币的“交子”，印制（票面书写贯数）开始的时间，为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1024年3月19日）起首书”②。

交子印制完成后，“逐旋纳监官处收掌”，等待人户以大、小铁钱来兑换，监官“依例准折”，而且按“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将铁钱收储，“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即成为市场流通的纸币，交子已无实物传世，当与传世的“钱引”相近。

印制交子的纸是用楮树皮制造的，所以也称为“楮币”、“楮券”（包括南宋的“会子”）。纸质虽较好，但仍不适于长时间使用，以及可能为抑制假币，交子是分“界”（分期）发行与使用的，前期是每二年为一界（跨三个年头，因而也常称为三年一界），都在二月开始发行新交子，并收回旧交子，以后每界改为七月发行。熙宁五年（1072）又定为仍是每二年发行一界，每界发行额也仍为125万多贯，但新旧两界交子同时行使，每界行使四年，实际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基本上仍在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内，有时由于朝廷的措施失当，造成交子的贬值。元祐元年（1086），苏辙说：“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头（一贯）有卖一头一百者”，由于“官自买茶”，“近岁（一贯交子）止卖九百以上”①。

交子票面的面额，自宝元二年（1039）起，固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五贯者占总发行量的十分之二，十贯占十分之八。但这两种交子面额的数额过大，实际上大量数额较小的商业贸易，不得不仍使用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将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两种，一贯的占总发行量十分之六，五百文的占十分之四，适应了商业贸易的需要。

熙宁二年，曾设交子务于潞州（今山西长治）推行交子于河东路，因恐“有害入中粮草”及“矾、盐不售”，于次年七月即罢。熙宁四年正月时，交子法已行于陕西，但同年四月亦罢。熙宁七年，又行交子于陕西的永兴军、秦凤两路；到九年时，又因“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而再次罢行。元祐末，四川交子可能又已行用于陕西，以致绍圣元年（1094）时，“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成都府路）乏用，请更印制”。哲宗“诏一界增造十五万缗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淳化元年五月乙未；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丁巳。《宋史·食货志·钱币》。①李攸：《宋朝事实》卷15《财用》；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1《财用门·楮币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及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但《山堂考索》、《宋史·食货志》记此次私人发行交子，是真宗时“张詠镇蜀”期间所为，似误，因张詠自景德四年六月至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任昇州知州。

（贯）”。“是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多缗①。元符元年（1098）又增印48万道（贯），增为每界印制188万贯。到北宋末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1102）至大观元年（1107）数年间增印交子，少则200万，多至1100万，共增印2400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二、钱引崇宁“四年，今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钱引”推行于除福建、两浙、江南、荆湖、广南以外的江北、华北广大地区。只有四川仍称交子，并按原式样印制。但“钱引”“诸路行之不通”，次年即不再印制，而已在“民间者，许贸易”流通，逐渐收回。

“大观元年（110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此后史亦称旧交子为钱引，而新钱引有时亦称为交子。由于大量印制纸币，引起严重贬值，贬值至票面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大观三年，只得从第四十四界起，将发行量限为天圣时的125万多贯，流通地区也限在使用铁钱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同时又对第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数以千万计的钱引，不再换给新钱引。次年，又以500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发行钱引的“本钱”（发行准备金）。当政和元年（1111）发行四十五界钱引时，为减少纸币流通量，决定停止发行四十五界新钱引，如发生流通量不足，则增印一部分四十四界钱引。经过十多年的整顿，至“宣和中，（张）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指限量发行），至今（钱）引价复平”①。数年后，北宋即被金所灭。

南宋时，成都钱引务仍按每二年发行一界钱引，行用于川陕地区，钱引票面面额仍固定为一千和五百钱两种，虽仍以天圣时的发行量为额，但从一开始就增加发行量，少的60多万，多时以千、百万计，大大超过流通量的实际需要，因而不断贬值。庆元时，“每引钱一千，民间直（值）钱七百以上”。嘉定初，“止直铁钱四百以下”。换界之际，有时“仅售百钱”。嘉定元年（1208）、三年，两次收兑九十、九十一界钱引，共2500多万贯（缗），钱“引直（值）遂复如故”。四川钱引通常是二界、三界通使，常是快到界满时才下令延期使用，引起旧钱引价值的波动。淳祐九年（1249），改为每界钱引使用10年。

宝祐四年（1256）南宋朝廷决定四川改行会子，称“四川会子”，咸淳五年（1269）“印造毕功”，“岁以五百万额”，使用新纸币“会子”①。南宋的纸币：“会子”、“关子”

一、关子、公据南宋初，除川陕继续使用纸币“钱引”外，并无其他纸币。绍兴元年（1131）因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要经费，“乃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商人将现钱在婺州换取“见（现）钱关子”后，到设在首都临安的“榷货务”取铜钱或换取盐引、茶引等，性质类似现代的汇票，“见钱关子”不久即扩大至浙西地区。绍兴六年一月，张澄任都①《宋朝事实·财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又学者多以咸平元年前后或大中祥符四年为纸币创始时间，撰者以为票面数额固定是纸币的重要标志，天圣二年才是纸币的创始时间。①《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①《宋史·食货志·会子》；《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督行府“专一措置财用”，请依四川交子法造交子与铜钱并行，同年二月，设“行在交子务”印造30万贯，行用于江淮地区，接着又欲造150万贯作为“和籴本钱”，准备行用于两浙、江东、江西等路广大地区，而大臣们以为没有“本钱”（发行准备金），必然导致物价暴涨等，于是将交子改为关子，这次由朝廷发行纸币“交子”的措施因而失败。绍兴二十九年，面临金军可能南侵，作为军费的一部分，又发行关子、公据，两者性质相同，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万贯，行使三年；淮东称公据，为40万贯，行使二年。票面自十贯至一百贯分为五种，性质都与绍兴元年的关子或北宋早期的交子相同或相近。

至于南宋末景定五年（1264）所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则其性质与“会子”相同，属于纸币①。

二、会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商业的兴盛，纸币已成为时代的需要。绍兴二十九年（1159）发行关子、公据时，首都临安城的富豪已私自发行“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九月初，权户部侍郎钱端礼兼权临安知府，“始夺其利归于官”，临安府印造纸币“会子”，“许于（临安府）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十二月初开始行用“会子”。

次年正月，钱端礼专任权户部侍郎，发行会子遂改由“户部为之”。二月丙辰（1161年3月11日）设“行在会子务”，是由朝廷设置的纸币发行机构。在钱端礼主持下，以10万贯钱为发行准备金发行“会子”，是铜钱本位制纸币，习称“铜钱会子”、“官会”，是由朝廷发行的纸币（此前的交子、钱引、会子都是地方官府发行的）。会子用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一贯（千）、二贯（千）、三贯（千）三种，隆兴元年（1163）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同年还决定在会子上用“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②。会子使用徽州制造的纸币专用纸“会子纸”，后改为成都制造，乾道四年（1168）又在首都临安设会子局制造。“会子纸”是以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称为楮纸，会子因而也称为楮币、楮券或单称楮。

会子的发行，最初未定发行数额，也不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1166）共印过二千八百余万道（贯），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椿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由于“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以致不少商人在外地以低价收买会子，然后到首都支取铜钱，因挤兑而引起喧闹。宋孝宗立即采取“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的措施①。至次年正月初的不到两个月内，已收回会子100多万贯，到六月时，还有490万贯会子未收回，即存留民间流通。

乾道五年正月，诏令会子定界发行，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1000万贯，两界相沓而行，从第二界开始的实际流通量为2000万贯，以后的发行量虽有增加但仍有所节制，且备有较充足的发行准备金，以及遇会子稍有贬值即行“秤提”，以金银及铜钱等回收会子以提高会子的币值。史称孝宗时，“楮（会子）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发行准备金）①《宋史·食货志·会子》；《山堂考索·后集·财用门·楮币类》。又，学者对发行钱引的时间有崇宁四年说与大观元年说，今采崇宁四年说，大观元年为四川交子改钱引时间。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钱引兑监界》；《宋史·食货志·会子》。①《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见前（应作钱）关子》。以给之；楮未至于轻（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发行量）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发行量）之数”。淳熙七年时，“会子与见钱等（值）”，“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①。但自“光（宗）、宁（宗）以来，造（会子）愈多而敝（贬值）愈甚”。李心传在宁宗嘉泰二年（1202）前不久称：“自会子创造至今四十年，遂与见缗并行。”“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开禧时，筹措攻金的军费，不仅改为三界会子并行，总流通量近7000万贯（第七界起每界发行量为2300多万贯），第十三界发行量更增为4700多万贯，引起会子大贬值。嘉定二年（1209）在采取多种措施“秤提”后，会子币值才有所回升，“行在（临安府）会子每千为（铜）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但此后史弥远独相二十多年，会子愈印愈多，至绍定五年（1232）“两界会子已及二亿二千九百余万”贯，达会子初行时的十倍以上，直至史弥远死，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才不得不于会子换界之际用大量金银、铜钱收换旧会子，经过数年收减会子，至淳元年（1241），“楮价粗定，不至折阅”。淳祐七年，又“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以后也不再发行新一界会子以控制流通量，但到景定四年（1263）十月后，“复日增印（十八界）会子一十五万贯”，本已贬值的会子更加贬值①。

三、铜钱关子景定五年初，决定发行新纸币“铜钱关子”，也称金银见（现）钱关子、见钱关子、金银关子，这是一种新的铜钱本位制纸币，其称为金银见钱关子、金银关子，意味着关子的贵重，不同于已经贬值的“铜钱会子”。同年十月，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易十八界会子；随后即诏行用新纸币铜钱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第三天理宗死，度宗即位后于同年十二月诏令重申此旨。但纸币关子的发行，更促使物价暴涨，史称：“关子行，物价顿踊”②，关子发行后只十余年，南宋即为元所灭。

此外，南宋还在与金接界的淮南发行铁钱会子，乾道二年开始发行时称交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票面分为二百、三百、五百、一贯四种，后亦称两淮会子。隆兴元年在西北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安康）、洋州（今洋县），发行票面为一百、二百、三百的三种铁钱会子。隆兴元年还在湖北发行“直便会子”，票面分一贯、五百两种，也称湖北会子。

南宋“银会子”

南宋初，还发行了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银会子”，这是南宋名将吴玠（时任四川宣抚副使）于绍兴七年二月十四日（1137年3月7日）开始发行于驻地河池（今甘肃徽县南），票面分为一钱、半钱两种，每一券称为一纸，“一钱纸”四张或“半钱纸”八张，折合四川“钱引”一贯，一钱纸发行14万纸、半钱纸发行10万纸（折合一钱纸5万纸），当时可能称为“银纸”，银会子应是后来的名称或是“银纸”后来的别称，流通于阶（今①《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

①《宋史》卷33《孝宗纪》；《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乾道三年正月引《大事记》；卷58，淳熙七年九月。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秦（今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兴（今略阳）等州，都在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北）外，因而也称为“关外银会子”，银会子是由吴玠统率的右护军发行的，直到绍兴十年吴玠去世后，才归四川的地方官府发行。银会子每年更易，绍兴十七年七月，改在大安军（今陕西勉县西南）印制发行时，改为“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又增印一钱银券3万纸，并扩大行用于文州（今甘肃文县）。到宁宗初年，“每二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①。银会子的发行，反映了宋代白银货币性能的增强，白银在宋代作为皇帝的赏赐及官员、兵士俸禄的一部分，商业流通中有时也使用白银，但主要还是和黄金、珠宝等一样作为贵金属，并没有真正进入货币行列，银会子流通区域始终只限于关外地区，也反映了白银的货币性能不强。银会子虽是以银为本位，可能是虚的本位制，一钱、半钱只作为银会子的币值的符号，也许并不兑付相应的白银。

①《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二年五月甲寅；《宋史·食货志·会子》。

第四节　辽代的商业与货币

商业牧业经济从来都离不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辽太祖三年（后梁开平三年，909），耶律阿保机“建羊城（今河北沽源西南）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②。随着版图的扩大，经济成分的增加，境内外商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①。据后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汾（今汾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之人为多”①。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者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的回鹘营，为安置回鹘商贩所设，看来上京的商贸活动相当繁盛。

南京（今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②。

东京（今辽宁辽阳）“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③，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①，这当是中京的商业区。“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②。辽在上京、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市场管理；西京、东京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在重要关隘、路口，辽朝也设有征商机构。税收数目，有记录可考者，重熙中“燕京（今北京）出钱三百余万”③；道宗时，贪吏日索东京鞠院官钱2000，其征榷岁入当不少于70万④。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今辽宁北镇南）、辽西（今锦县北）等州，西京道的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今辽宁②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正月；《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6《度宗纪》，《宋史·食货志·会子》。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关外银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乙巳。又，“银纸”系撰者推测之说。

①《辽史·太祖纪》上。

②《辽史·地理志》一。

③《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

①《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②《辽史·地理志》二。

③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④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第三章第二节四“商业”。

朝阳）、锦（今属辽宁）、宜（今义县）、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诸州，南京道的顺（今北京顺义）、营（今河北昌黎）、蓟（今天津蓟县）等州及潞县（今北京通县）、范阳（今河北涿州）等地，还有西京道的儒州（今北京延庆），上京道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索博日嘎）、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哈达英格）等，同样也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今天津宝坻），“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⑤。西京朔州（今属山西）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与五代的贸易辽对外联系相当广泛。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经济往来、物资交流的要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同境外开展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建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在建立政治联系的同时，更积极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今河南开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这时，不少契丹人到后晋境内经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南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马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使者虽以结好相约，实则更重视经济交往。

辽、宋贸易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霸州）、沧（今沧州东南）、静戎军（今徐水）和代州雁门砦（今山西代县西北）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及安肃军（静戎军改）、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⑥。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瓷、犀（角）象（牙）、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米、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辽也严禁马匹、牝羊和粮食入宋。但除榷场贸易外，双方民间私自交易也难以禁绝，辽朝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朝的河北食盐专卖制度；⑤《全辽文》卷8《张绩墓志铭》。

⑥《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而宋朝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朝境内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朝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辽与西夏及其他周边国家、部族的贸易与宋朝榷场贸易之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诸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①。鹰鹘、鹿、细白布也是东北部女真输入辽境的重要商品。夏向辽输入沙狐、鹘、兔、马、驼、毛织品和药材、矿物■石等。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乳香、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与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辽朝的货币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辽太祖时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货币铸造由朝廷统一管理，严禁私铸和外流。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此后，长春州（今吉林乾安北）、平州（今河北卢龙）、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管司事。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秤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①《全辽文》卷6《广济寺佛殿记》。

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房山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通。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①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窖藏钱币，出土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数量远远超过辽朝自铸货币，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①《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第五节　西夏的商业与货币

商业

西夏的商业比较发达，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瓜（今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等州城，都已成了联结内外商业贸易的中心城镇。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095）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凉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描绘了西夏城镇商业贸易的繁盛景象。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出土的西夏文书中，有描绘市镇开设的肉店杀鸡宰鸭、出售羊肉情景的《肉商图》，十分生动。出土的西夏文卜辞残卷，有占卜经商的辞语，如“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未日恶远行，戌日有倍利”①。西夏文文书中，记录瓜州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①。汉文的史书中也有关于西夏国内市场商品物价的零星记载。如夏景宗时，由于宋朝断绝对西夏的“岁赐”和“和市”，西夏国内一时物价飞涨，“尺布可直数百”②，“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①，仁宗时，国内因饥荒，“民间升米百钱”②。

与宋、辽、金等国及其他民族的贸易西夏与宋、辽、金、回鹘、吐蕃等邻国与民族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关系，西夏在与宋、辽、金的边境地带设有共同使用的榷场进行和市，如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吴堡（今陕西吴堡北）、银星；辽、夏边境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呼和浩特西南）等处榷场。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贸易场地和牙人评定货色等级，由双方官府派遣的监督、稽查人员共同管理市场，征收税务。

西夏对外贸易的种类：宋朝“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③，西夏还向宋朝输出池盐、枸杞、大黄等药材，输入粮食、茶叶、丝帛、百货与金、银、铜、锡等金属及其制品。西夏和宋朝的贸易额很大，仅青盐一项，西夏每年向宋朝卖出10万石，成为西夏的重要财政收入。又如宋仁宗曾下诏保安军、镇戎军榷场，每年向西夏“各市马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④。所以宋朝一旦断绝和市，对西夏的影响极大，宋人所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⑤。

①《辽史·食货志》下。

①《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②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参见陈炳应：《西夏商业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

④《西夏书事》卷35。

⑤《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除官设的榷市贸易外，西夏和宋、辽、金民间也通过“私市”进行交易。私市交易的商品则无所不包，民间买卖金属等违禁品主要通过私市进行，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边民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①，但是“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②。此外，西夏出使宋、辽、金等国的使臣，也多兼营商业。西夏使臣入宋朝，自由出人于民间市肆，“纵其为市”，或在馆舍内进行贸易。西夏使节到辽、金时，允许于“馆内贸易”三日，或“许贸易于市二日”③。西夏的货币西夏建国后，为了适应国内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自己也开始铸造货币。据史书记载，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1158）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但根据已发现的西夏钱币，以夏景宗时所铸汉文天授通宝钱为最早，以神宗时汉文光定元宝为最晚，西夏除献宗、末主两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铸钱实例。西夏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以币材分则有铜、铁两种。西夏钱币铸造数量不多，但多铸造精美，轮廓规整，书法秀丽，如天盛、皇建、光定、乾祐诸品俱佳。新出土的钱币中发现有光定元宝篆、真对品钱，尤为珍品。传世的西夏钱币以天盛年号钱居多，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比较发达。根据考古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品种与数量分析，都以宋代钱币为主，说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宋朝钱币，后期也使用金朝钱币，西夏铸天盛钱后，仁宗曾下令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说明西夏自铸钱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是不足的，所以经常使用邻国货币。也使用金、银，或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以钱币作为相互交换的等价尺度。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②《西夏书事》卷20。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

第六节　金代的商业与货币

商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出现一些新的城市，北宋时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也得到恢复，分布在各城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和发展起来。“商旅所集”，“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

金朝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④，在中都（今北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河南开封）、太原（今属山西）等地置“市令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当时城镇有油、面、布、银等行，参加同一行的商人为“行人”，同业商行头人为行头、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以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一般行人除受行头和引领压榨外，还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强市”于商行。金朝接待宋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现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金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及巡察漏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及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大定二年（1162）八月，罢诸路关税。二十年正月，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⑤。大定间，中都税务司每年收税额达164440余贯。

金与宋、夏及其他民族的贸易金朝很重视通过互市加强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经济来往和贸易。金初，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今河北沽源西南），以易北方牲畜。皇统元年（1141）又应西夏之请置榷场。熙宗与南宋议和后，皇统二年五月，金朝同意宋的请求，双方各在沿边地区置榷场。金置于寿（今安徽凤台）、蔡（今河南汝南）、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属河南）、秦（今甘肃天水）、巩（今陇西）、洮（今临潭）、凤翔（今属陕西）；宋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今属湖北）、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盱眙军（今江苏盱眙）。海陵时，由于对宋战争，正隆四年（1159）除泗州一场外，余皆停罢，宋也只留盱眙一场。世宗与宋南北修好，榷场贸易又重新恢复起来。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犀角、乳香、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米等；金向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等。金榷场之法，大约仿宋之制，金对前来北方交易的商人，除征收一般税钱外，尚课入场税。世宗大定间，泗州榷场每岁收入53467贯；秦州西子城榷场每岁收入33656贯。到章宗承安元年（1196），泗州榷场的税收又增加一倍，而秦州西子城榷场税收增加了四倍，大有助于金朝廷的经济收入。在金宋榷场贸易的过程中，因常有私人参加，所以禁私与走私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商人除按规定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

⑤《金史》《章宗纪》一、《礼志》十一、《夏天骥传》。

正常贸易外，还私相交易违禁品。

金代的货币（铜钱）

商品的发展也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金初无钱，占领辽及北宋的地区后，始用辽、宋旧钱。海陵王迁都，把统治的中心南移到中都，为满足商业的发展需要，贞元二年（1154）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三年（1158）始铸金朝自己的铜钱“正隆通宝”，大定十八年（1178）铸“大定通宝”。章宗泰和四年（1204）铸大钱，以一当十，而与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1215），因钞价低落，遂禁止铜钱使用。

金朝铸钱一直受铜来源不足的限制，章宗明昌三年（1192），在官铜数可支十年之用，但到五年已苦铜不足，乃仿唐元和限钱法，定出“官民存留见钱法”①。限钱法的规定与当对官豪之家多积铜钱有关，而多积铜钱又与滥发纸币和铜制品缺乏有关。在北京顺义、陕西耀县、黑龙江省泰来塔子城、张家口下花园等地，都发现金代窖藏铜钱。北京顺义窖藏约5万多枚，耀县窖藏铜钱达3000余斤，最少的下花园也有300余斤。由于金代铜缺乏，加之后来朝廷维持钞价，禁止使用铜钱，铜钱便逐渐为钞所驱逐，银与钞相兼流通。

金代的纸币与银币金代纸币称“交钞”，其发行早于铜币。钞有大钞小钞之别。初依宋先例规定流通期限，以七年为一限界，至七年兑现或换新钞。章宗时始将原定期限一律废除，改为永久流通的货币，这是中国币制史上的一大变革。惟字文磨灭不现者，则可向所属库司换易新钞，是为交钞字昏方换之始。

银在金代交易中作为货币流通已很盛行，在章宗承安二年（1197）以前，银以锭来计算，锭重五十两，价格百贯文。因为银锭的使用还是一种秤量的货币，所以银锭在民间颇有截凿者，其价格亦显见上下。这样从形式、重量以及价格加以规定，铸成为一种法定货币便成为流通所必需。承安二年，朝廷改铸银币，名“承安宝货”。其制：“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两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①由银锭改铸为铸币，这是中国历史上银由流通进入法定货币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用银币的开始。金自“承安宝货”铸造施行后，钱钞的发行如故，且益滥杂。例如钞的名称有四贯值银一两的“通宝”钞，有“兴定宝泉”钞，又有用绫印刷的“元光珍宝”。结果钞名日杂，其价日贱，而银日贵。另外，由于把银作为计算货币之故，伪造随之而起，杂铜而私铸的时有所闻，因而流通渐为滞钝，承安五年十二月遂罢。但民间银之使用，却逐日增加，元光、正大间，民间但以银论价，在各种交易中也只有用银了。

①《金史》卷57《百官志》。

①《金史》卷49《食货志》。

第五章 城市和镇市

唐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促进了城乡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中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的坊市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如首都长安，除原有的两个商业区东市、西市外，部分居民区的“坊”内已有了商业店铺，还有夜市。尽管唐末以后，长安衰落了，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继续向前发展，五代时各地的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唐代后期的城市近郊和农村出现的商业中心被称为草市，南方称为墟市，这是新兴的常设或定期的集市，突破了原先只能在县城以上设“市”进行交易的规定，五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北宋，城市经济向着近代化开放式城市发展，完全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适应新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到南宋末年，部分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只是沿用旧的名称，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宋时已是街、巷的别称、美称，类同现代的城市。

“镇”已由原先带有军事性质的要地，演变为县以下的乡村经济中心；“市”则是未设“镇”的乡村经济中心。

第一节 五代、宋的城市

五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开封（今河南开封），唐代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建为东都开封府，成为都城，除后唐外，晋、汉、周三朝也建都开封。建隆元年（960）正月，北宋代周，仍建都东京开封府，至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军占领开封，北宋亡。

后梁建都开封时，城周20里余，以原宣武节度使牙城为皇城，后周显德三年（956）建外城，城周48里余，形成外城（新城、罗城）、内城（旧城、里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池的格局。宋建隆三年（962）扩展皇城的东北部，并按照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北宋朝廷“中书”（中书门下、政事堂、都堂）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以及一些机要机构，也都设于皇城内的西南部。内城是开封的中心区，不仅大部分朝廷机构设在内城区，而且也是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外城区原是五代时开封城外的草市及乡村，后周修建新城后，居民日渐增多，工商业也更加兴盛。宋朝建立后，新城外又兴起了新的草市，不仅有不少军营设在这里，而且也有不少官员因城内已无空地而建造房屋于新城外，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开封城外的新市区。

北宋开封是11—12世纪时世界上最大城市，史书还保存了11世纪初叶这一大城市户数的具体记载：天禧“五年（1021）正月，..（开封）新旧城里八厢，左军第一厢管二十坊，人户约八千九百五十户..；第二厢管十六坊，人户约万五千九百户..；城南左军厢管七坊，人户约八千二百户..；城东三（应作左）军厢，管九坊，约二万六千八百户..；城北左军厢管九坊，人户约四千户..；右军第一厢管八坊，人户约七千户..；第二厢管南（应作两）坊，人户约七百户..；城南右军厢管十三坊，人户约九千八百户..；城西右军厢管二十六坊，人户约八千五百户..；城北右军厢管十一坊，人户都所（两字误，应作约）七千九百户”①。

开封城内10厢128坊有普通居民97750户。开封城外，由于“都城之外，人户军营甚多，相度合置厢虞候管辖”，早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置了9厢14坊，缺少具体户数记载，以城内每坊平均764户计算，城外新市区14坊约有10696户，全城共约有108446户。即使每户以5口计也有54万多，加上未计入普通户籍的2.3万多僧道（天禧五年，1021），数量不小的皇宫内的人员、至少有数万禁军和厢军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军人家属，还有大量流动人口，11—12世纪的开封城内及城外9厢的人口当有百万左右（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

北宋首都开封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的大街，称为御街（天街），经州桥（天汉桥）、旧城（内城）正南门朱雀门、龙津桥，直至新城（外城）正南门南薰门，是开封最主要的大街，州桥至龙津桥是全城的商业中心，尤其以夜市著名，州桥附近的东西大街、朱雀门外的东西大街、宫城东华门外的①《金史》卷48《食货志》。

南北大街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街，著名的相国寺内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八开放贸易，是著名的“瓦市”，还有许多“瓦子”，进行各种伎艺演出，如说三分（三国）、五代史、神鬼的说书，说诨话、合生的早期相声，小唱、诸宫调、舞旋、散乐等音乐舞蹈，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木偶戏，以及各种杂技等。各种酒楼、茶馆更是热闹异常，许多街市清晨五更就开始营业直至后半夜三更，一些饮食店通宵营业，繁华之情况是唐代所不能比拟的①。

开封自靖康元年（1126）被金军攻占后遭到破坏，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虽然伪楚、伪齐和金后期都建都于此，改称汴京、南京，但已不能恢复旧貌。

吴越西府杭州、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城西府，又是未经唐末战乱破坏的少数城市之一。北宋时，仁宗称赞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①。城西的西湖经唐代白居易主持开修，五代时又多次疏浚，再现西湖的美景，促进了杭州的繁华。北宋欧阳修在嘉祐四年（1059）时，盛赞杭州“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①。说明当时的杭州是座风景如画，居有五六十万人的繁华的外贸港城市。尤其是元祐五年（1090）苏轼主持的大规模的疏浚西湖，是一次带根本性的水利建设，奠定了西湖的基本格局，增添了为后人称美的苏堤及六桥，使西湖景色更为秀美。

南宋初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此后修宫殿，建城池，虽远不能与旧都开封相比，但繁华兴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称之为“行在所”，只是表示“首都”名义上仍是东京开封府而已。

南宋临安府城是在五代吴越国的西府城基础上修建的，北部紧缩而东南部扩大，并改土城为砖城，南北长而东西窄，呈腰鼓形，俗称腰鼓城，城周36里。宫城是原杭州知州的牙城所改建，在临安城内东南部的凤凰山下，前朝后寝，前朝主要宫殿为文德殿，是最主要的大殿，始建于“绍兴和议”签订之际，因用度不同而更易殿牌，文德、紫宸、大庆、集英四殿及明堂，实为一殿；也建有收藏先帝文集的阁，虽有龙图、显文等九阁名，实只一阁，宫城是南宋最辉煌的建筑群。

临安也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御街（天街），由于南宋宫城建在临安城的南部，这条御街因而从宫城的北门“和宁门”开始，首先是南宋朝廷的中枢机构都堂、枢密院、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御道两侧也是商业中心区，茶馆酒楼更是遍布全城各商业街区，每日清晨五更早市开始，直到后半夜三四更才停业，而有一些饮食店更通宵营业，昼夜不停。也有集各种杂技、说①《金史》卷48《食货志》。

①《宋会要辑稿》兵3之3、4，参见同书方域1之2。开封新旧城内原为八厢，因城南、城北两厢分别划分为左、右军厢，遂成10厢。又，关于北宋开封的户口及各种制度，参见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

①北宋首都开封的繁华情况，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唱艺术于一地的瓦子，主要集中在御街两侧及附近地区，有大瓦子（又名上瓦子）、中瓦子、下瓦子（又名北瓦子）、南瓦子等，以北瓦子为最大，有勾栏十三座，有说书、讲史、杂技、乐舞、木偶戏，以及早期杂剧、说唱等，瓦子中或附近通常有大小酒楼，著名的熙春楼在南瓦子，三元楼在中瓦子，日新楼在下瓦子等，城外郊区也有不少瓦子。还有不少专业性的商业街道，供应这百万人口大都市的各种货物，北关外的米市桥、黑桥，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的米市，是供应全城食米的集散地。此外，如炭桥的药市、官巷的花市、融和坊南官巷的珠子市，以及肉市、菜市、布市等等。②华北的主要都市唐代后期的财赋几乎完全依靠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通过运河将江南财赋运往关中，地处运河要津的汴州，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并成为军政要地。后梁建都汴州，改为东都开封府，而以洛阳为陪都建为西都河南府，虽然后唐时改都洛阳，而以长安为陪都，但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都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首都；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作为陪都。长安、洛阳在唐末、五代逐渐衰落，到北宋时才又逐渐繁荣起来，河南府（洛阳）是京西北路首府，是华北仅次于首都开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河东地区的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是唐代的北都，后梁时是晋王李克用父子据有河东时的首府，后唐、后晋、后汉都以此为据地而夺取政权，为兴王之地，建为北都、北京，后周时北汉割据河东，以太原府为都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灭北汉后降太原府为并州，平毁旧城，移治榆次（今属山西）；七年二月，移治阳曲县唐明镇（今太原），后为河东路首府，是河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嘉祐四年（1059）十月又升为太原府。

大名，唐末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东），是魏博节度使驻地，为河北地区重镇，后唐庄宗即帝位于此，建为都城东京兴唐府，灭后梁以后，移都于东都洛阳，魏州改为邺都，作为陪都之一。后晋改为广晋府，后汉改为大名府，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陪都于此，称为邺都，直至后周太祖末年才废。北宋时为河北东路首府和大名府路帅司所在地，庆历二年（1042）建为北京，成为陪都之一，此地地处河北平原南部中心地带，西临黄河，是水陆交通要冲，河北南部的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略次于开封、洛阳。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末为镇州，是成德军节度使驻地，西控井陉，为河东、河北交通门户。后唐初建时，曾以镇州为北都，升为真定府。后晋末，辽太宗攻占中原地区时，曾建为中京，作为攻取河东的基地。北宋时为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府路帅司驻地，是河北中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五代后梁宣武军（后唐改归德军）节度使驻地，为大运河上的重镇，后周疏浚运河后，日益繁荣。它是宋朝的兴王之地，后升为南京应天府，京东路、京东西路首府，是京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著名的应天府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唐代的首都，由于五代、宋代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宋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京兆府在全国的地位下降，后梁改为大安府（一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临安府》。

作雍州），设佑国（后改永平）军节度使，降为地方性城市，后唐时升为西京京兆府（陪都），废节度使军额，再次成为中心城市。后汉、后周虽仍称京兆府，又设节度使军额，已作为地方城市。北宋时为西北地区首要军事重镇，虽称京兆府，但长官只称知永兴军，军事因素远重于经济因素。直至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诏永兴军守臣等衔不用军额，称京兆府”③。北方的军事重镇还有秦州（今甘肃天水）、延州（今陕西延安）、定州（今属河北）等。

南方主要城市扬州（今属江苏），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唐末遭战乱破坏，加上运河北段淤塞，一度衰落。五代时吴国割据淮南、江南地区，建都扬州，改为江都府，经济逐渐恢复。南唐建立，迁都西都江宁，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时占领江都，复称扬州，运河重新修通。北宋时扬州是两淮东路首府，再次成为东南财赋的汇集转运地，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唐代为昇州，五代时吴改为金陵府，南唐建为都城，改为江宁府。自隋灭陈，六朝故都建康被平毁，南唐重建府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宋初又降为昇州，是江南路，江南东路首府，后升为江宁府。南宋时成为陪都，改为建康府，与镇江（今属江苏）同为江防重镇，是江南的重要经济中心。

苏州（今属江苏），五代时属吴越国，宋属两浙西路，北宋末改为平江府，是唐宋时期的东南财赋中心，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北宋末成为外贸商港，南宋时更为繁荣，是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①，说明苏州与杭州的富庶与繁华。而“苏湖熟，天下足”①，又说明以苏州和湖州（今属浙江）为代表的江南农业之发达程度，为苏州等城市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州（今浙江宁波），唐代后期即是外贸港口城市，五代时属吴越国，继续得到发展，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南宋升为庆元府。设有外贸机构市舶司，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与日本、朝鲜友好往来与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与东南亚和广东、福建的贸易也很兴盛，是与广州、泉州并列的三大海港，还是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

泉州（今属福建），自唐代中叶建城后，不久即成为东南沿海的四大外贸海港之一。五代时闽国虽以福州为都城，而海外贸易仍以泉州为主。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漳（今属福建）、泉地区30多年，即以泉州为首府，海外贸易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北宋前期只在广州、明州、杭州设外贸机构市舶司，遂使唐末五代繁华的泉州，不能公开地进行海外贸易。元祐二年（1087）才设立市舶司，外贸得到迅速发展，到南宋后期成为最大的外贸港口，超越了长期占首位的广州。

广州（今属广东），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唐代即设有市舶司，成为③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0《有美堂记》。

①首都临安的繁华情况，参见耐得翁《都城纪胜》、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

①《宋史》卷87《地理志》三。

全国最大商港，五代时为南汉都城兴王府，外贸收入曾是重要财富来源，但后来南汉统治者派兵出海抢劫外商货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广州贸易。北宋灭南汉后，立即在广州设立全国第一个市舶司，直至南宋后期以前，一直是宋朝最大的外贸港口，大量的外商长期居住在广州，熙宁时两次扩建广州城以使蕃汉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促进了广州的繁荣。广州不仅是最主要的外贸海港，而且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宋代是广南东路的首府，成为宋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成都府（今属四川），五代时为前蜀和后蜀的都城，宋灭后蜀，并东西两川为西川路，后分四路，设成都府路，都以成都为首府。宋太宗时虽曾降为益州，终因成都是西南重镇，宋仁宗时重新设府。成都地处富庶的川西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是水陆交通中心，商业繁华，当扬州为江宁所取代，江陵（今湖北荆州）也被鄂州（今武汉武昌）所取代的南宋，成都始终是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鄂州，五代时先后属吴及南唐。其时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为荆南国首府江陵（今属湖北），宋代统一以后，鄂州先属江南道，咸平二年（999）属荆湖北路。南宋绍兴二年（1132），才取代江陵而成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江防重镇。

潭州（今湖南长沙），五代时为马氏楚政权首府，升为长沙府。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灭楚，次年，刘言逐南唐军，王逵、周行逢相继掌湖南政权，都以朗州（今常德）为首府。宋灭湖南周氏后降为潭州，但政治重心实际已移至潭州，至道三年（997）设荆湖南路，以潭州为首府，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其他重要的都市，还有闽国南都长乐府，宋福建路首府福州（今属福建）；南唐南都南昌府，北宋初降为洪州，南宋升为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是宋代江南西路首府，都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京西南路首府襄阳，南宋时成为边防重镇。西南夔州路首府夔州（今重庆奉节）的中心地位，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为本路的重庆府（渝州、恭州，今重庆）所替代，重庆从此成为川东的中心城市。

第二节 五代、宋的城市制度

后梁、后唐时洛阳“坊市制”的破坏

唐代的坊市制度自晚唐以后逐渐破坏，经唐末五代的战乱，坊市制终于被打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交换的兴盛，是坊市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逐渐退出中国城市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后梁时还大体上保留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制”，如开平三年（909）正月，太祖于河南府曾诏令“宜于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①，欢庆上元节。说明当时洛阳的坊、市门，有诏令才能夜晚开门，大体上还是封闭式的“坊市制”。

后唐时的洛阳，坊已成为小的街区名，至少已有不少坊的坊门只是悬挂坊名以表明街区所在而并无围墙。长兴二年（931），诏令河南府“依以前街坊地分，劈画出大街及逐坊界分，各立坊门，兼挂名额”，诏令中提到许多具体要求，但没有再提及坊门开关时间与围墙，说明已无必要。而且不论是“已有居人诸坊曲内”，还是新划定坊区内，“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宜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或“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②，这是政府收买临街可以建房开店营业的田地，而不再提及“市”，说明后唐首都洛阳的坊市制大体上已经破坏，只要有需要就可以临街开店营业，其他记载也常以市肆、街市泛指商业街道。有时虽提及坊、市，这里的市即是市肆、街市而非指围有墙垣、市门定时开关的封闭式的市。

后唐都城河南府的附郭县洛阳、河南两县与城内的坊之间，出现了厢，上述诏令即称洛阳城内“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等，这是厢的早期记载，是宋代“厢坊制”的萌芽。天成三年（928）的“金吾每奏左、右厢并平安”①，是将都城洛阳城内的治安分属左、右厢。

北宋都城开封的“厢坊制”

北宋时，逐渐形成以厢统坊新的城市制度“厢坊制”，这首先是从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城开始的。至道元年（995）十一月，宋“太宗以旧坊名多涉俚俗之言”，“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①。这只是一次模仿唐代首都长安与陪都洛阳坊市制度的形式，划定街区标明各坊区域，建小鼓楼，挂上坊名，却并无围墙，更没有东市、西市之类的市。

但是，仍实行唐代首都附郭县“赤县”统治城内及城外乡村的制度，直到咸平三年（1000），开封府首县浚仪县（后改祥符县）的知县樊证请求调为外任官时，宋真宗还“谓宰臣曰：京师浩穰，赤县（开封、浚仪）最为要①范成大：《吴郡志》卷10。

②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①《旧五代史》卷4《梁太祖纪》四。

①《五代会要》卷26《街巷》。

剧，官得其人，则民事皆理。宜择有操守不畏权豪者为之”②。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又因“京城内外诸厢，比差禁军巡检，盖察寇盗，如闻以觇事为名，取求财物”，京城的县官对此无能为力，所以“宜令开封府侦捕严断”③。开封城内不再由附郭县管而改开封府直接管辖，可能就是在此前后开始的。同年七月，因开封“府事繁剧”，而“诏开封府判官、推官，各增置一员，以狱讼刑法为生事，户口租赋为熟事，分掌之”；当是京城内改由开封府直接管辖后在官制上的反映。当时的开封城内分为旧城内左第一、第二，右第一、第二等四厢，新城内分为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等四厢，共八厢，由开封府管辖，每厢统二坊至二十六坊不等，共一百二十一坊。每厢设厢典、书手、都所由各一人，称为厢吏，下设所由、街子各数人，行官数人至十多人。“厢”相当于今日中国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坊”设坊正，“坊”相当于今日城市的“居民委员会”①。

天禧四年（1020）开封府又改为“推判官止分左、右军厢，无生熟事之别也”②，这实际上是将开封城内划分为左、右军厢两个区，但还不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单位。为了适应新情况，新城内的城南厢划分为“城南左军厢”和“城南右军厢”，城北厢也划分为“城北左军厢”和“城北右军厢”，分属左、右二军厢，左右二军厢各统五个基层厢。

熙宁三年（1070）五月，以京朝官四人“分治开封府新旧城的左、右厢”，当时称“都厢”，相当于今日城市的四个区政府，分别管辖二或三个基层厢。同年十一月，“开封府近许四厢各置官一员，而逐厢决事不多”，于是“止令京朝官两员分领两厢”③，合并为左、右两厢（即合并为两个区），各辖五个基层厢，长官称“管勾左（或右）厢公事”，机构称“左（或右）厢公事所”，城市设区，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创举。

元祐元年（1086）六月，恢复为四个都厢；元祐四年再并为两个都厢，绍圣元年（1094）六月，又恢复为四个都厢。“都厢”公事所，可以处理杖罪六十以下的案件。其他情况大体与县级相当，北宋末年常以“四厢赤县”、“四厢十六县”（开封府属县）并提。

南宋都城临安的“厢坊（巷）制”

南宋首都临安府城内原分为左、右两厢（基层厢），绍兴二年（1032）

高宗驻临安，仿照京城（指开封）之制增为四厢（基层厢），治安方面虽由三衙的马、步军司军士分左、右厢巡警，但没有设置行政机构“都厢”。临安府自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以后，不仅城区日益繁华，而且府城外的草市镇也日益兴盛，“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绍兴十一年五月，首先于城南、城北各设一厢，相当于都厢，称为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罪听决”④。乾道时，②《五代会要》卷12《金吾卫》。

③《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2。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庚午。

②《宋会要辑稿》兵3之1；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诸“厢”作诸“庙”，误。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壬申。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壬申。

在临安城外又设城东厢、城西厢，也就是城郊设四个区。

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初置临安府左、右厢官二员”，“分掌词讼，以京朝官为之”。当时临安城内除宫城厢外还有左一、左二、左三厢，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厢（左一厢后分为左一北厢、左一南厢），分属城内左、右两都厢，即城内分为两个区。但到次年六月，即因都厢主管公事官“徇情曲法人多嗟怨”而被撤消①，仍由临安府直接统辖七个（后为八个）基层厢，每厢辖四至十八坊（巷）。

临安的坊就是街巷，只是在巷口立坊名，大多数坊有坊、巷两个名称，通常坊名文雅而巷名俚俗，如融和坊即肉市巷，而德化坊“旧名木子巷，今在对岸潘阆巷口立”②；有的甚至坊巷同名，如天井坊又称天井巷、修文坊又称修文巷；有少数街巷就没有坊名，如新街、后市街、新开北巷、新开南巷等。

由于临安府城内基本上不设相当于县级的都厢，由临安府直接管辖的“在城八厢”，由吏部派大、小使臣（八、九品武官）担任基层厢（相当于今日城市的“街道办事处”）的厢官，“分治烟火贼盗公事”①，类似今日不设区的市。

城乡分治北宋景德四年（1007）以前，各府、州城内与城外的镇市、乡村，都由府、州治所在地的“附郭县”管辖。这年，开封府城内首先改由开封府管辖城内，城外则仍由附郭县开封、浚仪两县管辖。

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厢，真宗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不久又增为九厢共十四坊②，多数厢仅只一坊。可能是因新城的城门、城墙阻隔的不便，由开封府直接统治只是试行而未能继续执行。尹洙《题祥符县尉厅壁》记载，东京开封府附郭两县之一的祥符“县治都门外，所部多贵臣家”，而且指出“前世赤县治京师，不以城内外为限制，..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复知有赤县，此乃因循仪制，岂前世法哉”③。说明开封城外仍是赤县的县尉主其事。熙宁四年（1071）时，王瓘《北道刊误志》也只将新、旧城内八厢一百二十坊列为开封府直接统治，而将新城外的九厢十五坊分别隶属于开封、祥符两县，说明北宋开封的城乡分治是以城墙为界，这大体上是宋代城乡分治的基本形式。南宋首都临安府则将城外的近郊分设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四个都厢，由临安府直接统治，城乡分治的范围扩大到近郊，远郊才归属钱塘、仁和两个附郭县，这在宋代只是少数城市的统治形式。州、府城的城乡分治在北宋时已普遍推行，北宋末李元弼《作邑自箴·劝谕民庶榜》明确指出：“应原州城下居住人户，不得诣县中陈状”，“此一项唯倚郭县可用”。元至顺《镇江志》卷2：“古无录事司，城内亦隶丹徒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五月庚戌；卷217，十一月丙午。②乾道《临安志》卷2《城南北两厢》。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乙卯；卷177，二十七年六月戊戌。②淳祐《临安志》卷7《坊巷》。

③乾道《临安志》卷2《在城八厢》。

县，宋分为左右厢官以任郡事”。明嘉靖《建宁府志》卷10：“宋分郡城中为四厢，隶本府；郡城外为四乡十二里，隶本县（建安）”，都反映了宋代城乡分治的情况。

县、镇的城乡分治，县城内及镇内的坊巷，由县、镇统辖，县城外及镇辖区内的乡村，则由乡统辖。

城、镇户籍制“坊郭户”

与城乡分治相适应的是城镇户籍制度“坊郭户”的创建，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宋朝廷派员与河南知府“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①，是宋代坊郭户的最早记载之一。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时说：“往时因为臣僚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科差”②。说明宋代坊郭户籍已全面建立。县下的镇内居民，也列入坊郭户籍。

城镇坊郭户以有无常产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以常产（房屋及财产）

多少划分为十等以承担赋税及科配，但不少地方常将客户（浮客）也划分在十等户内，各地户等划分的财产标准不一，通常富裕州县以九、十等户为下户，而贫困州县则以八、九、十等户为下户，也有将七等户列为下户，下户可以免除科配，城镇坊郭户的负担一般比乡村户重。

治安新制度由于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原先以坊市为单位的治安制度已失其作用，为了适应新的城市发展形势，自五代由禁军负责京城治安，演变至宋初在城内设置“巡铺”，也称为“军铺”，这是按一定距离设置的治安巡警所，由禁军马、步军军士充任铺兵，每铺有铺兵数人，负责夜间巡警与收领公事。熙宁元年（1068）对巡铺的设置进行调整，并裁撤巡铺86铺、兵士546人。到北宋末，每三百步设巡铺一所，每铺兵士5人。各厢设巡检，新旧城内各设都巡检，旧城内由侍卫马军司、新城内由侍卫步军司负责治安。其他州、府，每厢亦设巡检负责治安。

南宋首都临安府城，建都前原分左、右两厢，各设巡检，绍兴二年（1132）增为四厢，并仿照开封设巡铺，共设120铺，每铺军兵6人。绍兴二十二年时增为150铺，乾道三年（1167）时临安府城内外共设232铺，每铺军兵4人、押铺1人。由于临安城内基本不设都厢（区），治安系统则以左、右厢各设都巡检，城外东南西北四厢亦各设都巡检，由三衙（殿前、马军、步军①《宋会要辑稿》兵3之l，方域1之12、13。

②《河南先生集》卷4。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一章第二节“巡捕”：引用同一史料称：“在真宗以前，东京城内由禁军大将领兵巡逻‘衢市之民’。..咸平五年以后，巡捕任务委开封府左右军巡执行。”此说欠妥。按尹洙生于咸平四年，天圣二年进士，历任地方官，景祐元年九月至三年五月在京任馆阁校勘，后被贬为地方官，死于庆历七年。尹洙称：“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即是指仁宗时，并非专指“在真宗以前”。又“咸平五年以后，巡捕任务委开封府左右军巡执行”，不知何据。按：“开封府左右军巡”，即是开封府的属官（八品）左右军巡使各一人，沿后唐旧制设置，“掌京城内风火盗贼及推鞫之事”，与禁军之巡捕盗贼是两回事（参见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8）。司）与临安府共同负责治安①。

巡铺与巡检、都巡检治安体系的建立，适应了宋代开放式城市新形势的需要。

消防新制度坊市制的破坏，也使原先以坊或市为单位的消防体系失去作用，形成以治安系统专设的“探火军人”、厢巡检、都巡检负责，行政系统的开封府左、右军巡使及厢吏“所由”等协办的新体系。到北宋晚年，据《东京梦华录·防火》记载：“于高处砖砌望火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这是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南宋前期，首都临安府没有专业的消防组织，而是由治安系统的巡铺，左右厢都巡检及行政系统的厢官、府官共同率军兵灭火，这大体上也是当时及此前各州、府城的消防措施。

南宋中叶，临安开始设置专业消防队“隅”，也称“火隅”。最初在城内设东、西、南、北四隅，随即增上、中、下三隅，这是嘉定四年（1211）时的七隅；十四年，又增府隅；绍定四年（1231）增新隅，淳祐四年（1244）增新南隅、新北隅；九年，又增新上隅，共十二隅，各隅都有兵士百人，相当于近代城市的消防中队，负责本地区的消防任务；又有“潜火”七队，“水军队”、“搭材队”、“亲兵队”，以及“帐前四队”，共近900人，由临安府直接掌握，相当于消防总队，负责全城的消防任务。城外也没有多处“火隅”，因辖区较大，每隅所辖隅兵300至500人，以后城内外又增设“火隅”多处。许多“火隅”设有“望楼”，日夜派人守望，发现火情，白天以旗、夜晚以灯的数量多少表示地区远近，并指示方向，火情在本隅辖区内要立即率隅兵扑救，邻隅发生火情则聚集隅兵等待临安府调遣②。南宋中期以后临安的消防组织与措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织相类似。

城市统治的新制度“隅坊（界、巷）制”

南宋中期以后，各州、府城相继设置消防机构“火隅”。南宋晚期，不少城市的“隅”，逐渐兼有治安、行政职能，实际上是以隅代替厢统辖坊巷，城市统治由厢坊制转变为“隅坊制”的新制度①。

元至顺《镇江志》卷2称：“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又称：“古无录事司，城内亦隶丹徒县，宋分为左右厢官以任郡事，旧志弗载，其详不可得闻。中为七隅，归附后（元初）亦颇仍旧。”“归附之初，每隅设坊官、坊司，皆老胥旧吏为之”。大体上反映了南宋后期开始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2、3。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①宋代首都开封、临安的治安和消防制度，见《宋会要辑稿》兵3之1至12；《东京梦华录》卷3；《梦粱录》卷10。参见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

的城市制度上的变化。多数城市实行隅坊制是在宋元之际或元初，如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府，次年即改城内九厢为四隅录事司。清光绪《兰溪县志》卷1引康熙《兰溪县志》称：“城中之地分为四隅，而隅各有坊”，说明隅统坊（巷）的城市制度为后代所沿袭。

坊在北宋时为街区名，统有数条街巷，到南宋初，许多城市的坊与巷实际是一地两名。南宋嘉泰《吴兴志》卷2载：“旧图经统记坊十有六”，“坊名乡地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今为界十七，分属四厢，南门界、崇节界、飞英界、报恩界[..以上四界左一厢管]..。”说明这里的“坊”、“界”大体相当，是街区名，而嘉定十六年（1223）新定的五十多个坊名，实际已是街巷俗名的改称。这里记载的“坊”先后含义不同，反映了宋代城市制度变化的一个侧面。

第三节 五代、宋的镇、市

五代、宋初的小军事要地“镇”

唐代的镇设于较次的军事要地，是小的军事据点，设镇将、镇副，为六、七品武官，统有500名以下的镇兵驻守。镇的数量不多，设置也不平衡，主要设于边远地区，如嘉州（今四川乐山）有22镇之多，而极大多数内地州、府却没有一镇，社会经济发达的太湖地区十余州、府，仅昇州设石头镇。唐末五代，内地设镇稍多，大多已具有地方政权性质。

五代时，镇受州管辖，相当或略低于县，镇长官称镇将或镇使，南唐称知镇事。镇官的官品高低不一，许多镇官的官品高于县令。后梁开平四年（910）诏：“天下诸州镇使，官秩无高下，在县令之下”，镇的地位因而下降。镇在边远地区主要是作为一级政权，如后唐清泰三年（936）六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奏：“成州元管同谷县，余并是镇，便系征科。今欲取成州西南近便镇，分并入同谷县；其东界四镇，别创一县者。”“州东界有胜仙、泥阳、金沙、栗亭四镇”，“欲并其四镇于栗亭县，其征科委县，捕盗委镇司，从之”。这些镇原是准县级政权，直属成州，现在创设一县，管理民政，而镇司仍保留，只负责治安。由于镇司任务的减少，官吏也相应减少。后汉乾祐三年（950）七月敕：“应诸道州府镇务，只补镇符一员、都虞候一员，余并除废。”①北宋建隆三年（962）复设县尉，诏称：“宜令诸道州府，今后应乡闾盗贼斗讼公事，仍旧却属县司，委令、尉勾当。..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②，进一步将镇将的治安权限于“镇郭”之内。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廷又从藩镇手中收回镇将的任命权，而且主要是以吏任镇将，又降低了镇将的地位。但是，镇将侵犯县令、尉职权的事仍不断发生。以致景德二年（1005）还下诏：“益、梓、利、夔路内镇将，不得捕乡村盗贼及受词讼。”①乡村经济中心“镇”、“市”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镇”作为边远地区小军事要地继续存在的同时，在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作为乡村经济中心的新型的“镇”，反映在制度上，这两类镇的镇官也由镇将改称为“监镇”，有时仍习称为镇将，有时也尊称为镇尹。镇属于县，繁华的大镇有时升为县，小县有时降为镇。庆历四年（1044）五月，省河南府颍阳（今伊川东）、寿安（今宜阳）、偃师（今偃师东南）、缑氏（今偃师南）、河清（今孟县西）五县并为镇，“逐镇令转运司举幕职州县官（选人）、使臣两员，监酒税，仍管勾烟火公①参见淳祐《临安志》卷6《火十二隅》。

②史书所载多为“坊隅”，撰者以为隅统坊，因称为“隅坊制”；如同撰者1964年在开封的学术会议上提出北宋开封的厢统坊制度（厢坊制）。

①《五代会要》卷19《县令》上，卷20《陇右道》，卷24《诸使杂录》。事”②。镇官已由吏改为八、九品文武官员担任，主要负责收税和本镇治安。乡村集市除镇外还有市，有的地方将小于市的乡村集市称为步、阜（两者后世称埠），通常设于沿河湖港口。市不设行政长官，繁华或重要的市，有时有县尉或巡检驻市。市在各地有不同的称呼，一般称市、草市，广南称墟市、西川称亥市，墟市、亥市是定期性集市，隔日或三、五日，甚至十日一次集市。通常是步、阜小于市，市小于镇。

镇、市的税收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市都很小，数量也不多，如庆元四年（1198），广南东、西两路官府收税的墟市只有101处，这年又免除21处，保留80处墟市收税。广南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中下游的广州、惠州、肇庆3州府14县，开禧元年（1205）共有收税墟市83处，因为各墟市很小，税收不多，每年总共只有2.3万贯钱，还不如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镇、市中一个镇、市的税收，因而决定上述83处墟市全部免去税收。尽管这些墟市不大，甚至还有更小的墟市，但对于促进商品贸易，方便居民生活很有作用，所以南宋官员提出：“（广南东、西路）除州县场务差官去处外，其余村疃聚落应有墟市，许民间从便交易，不得收税。”③为官府所采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不但镇、市较多，规模也较大，由于设镇的标准不很具体，不仅要有一定数额的税收，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民户，如绍兴五年（1135），歙县城东的新馆，尽管是商旅聚会，年收税2000多贯钱，但因“本处不满百家，不可为镇”①。不少镇也很小，税额也不多，或因而撤消税收；或因与附近其他税务较近形成重复收税，撤消税收以利于商品流通。

镇通常都设收税官，由监镇兼任，较小或边远地区的镇及市不设专职税收官员，而由大镇或县派人收税，称为栏头，或由当地的豪族“买扑”，即承包税额。较大的镇，监镇只负责治安，而另设税官收税，驻有县尉或巡检的镇以及大的市只设税官。监镇通常只负责一般性的治安责任，诉讼、判案属县官府，但大镇的监镇，可以审理并可判处杖罪一百以下的案件，这样的监镇由京官或朝官担任，更大或更重要的镇的监镇，甚至由宰相府直接任命，称为“堂除”。

②《宋大诏令集》卷160。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62。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

第四节　辽代的城、镇

以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不同于其先前各游牧民族的是重视城市的建设。

辽朝建城始于建国之前，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夷离堇时，曾“兴板筑、置城邑”②，所建当为《辽史》所载的于越王城（即越王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阿保机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长的次年（902），即于潢水之南建龙化州（今开鲁西南），筑开教寺。此后又相继建羊城以通市易。于龙化州增建大广寺、天雄寺等。

上京神册三年（918），辽于西楼地建皇都（今巴林左旗南），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太宗时改名上京。上京周围27里，有南北二城，北城为皇城，皇城北为大内，建有开皇、安德、五鸾三大殿；有东、西、南三门。大内南门外有大街直通皇城南门，街两旁为官署、庙宇、寺观和契丹贵族住宅。皇城南为汉城，有南北大街和东西横街。横街两端有楼遥遥相望，城内分布有市场、作坊和民居，南门之东为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①。在建筑形式上采用晚唐的建筑制度，城墙加筑军事防御设施“马面”，城门外加筑瓮城。中京澶渊之盟后，辽圣宗“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北宋都城开封）之制”②，在土河之滨建中京城（今宁城西大名城）。据路振所见，“外城高丈余，东西有廊，幅员三十里，南门曰朱夏门，凡三门。门有楼阁，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内蒙古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开始，对中京进行了有计划的重点发掘，对城市布局、建筑遗址等作了全面细致地调查勘测，结果与路振的记载相符。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外城四面环绕内城，两者成“回”字形。皇城在内城北部中央，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中京城布局整齐，东西对称，井然有序。自外城南门至内城南门有一条宽64米的中央大道，东西又各有3条与之平行的南北向街道，5条东西向街道。各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城墙下有排水的涵洞。干道两侧的坊市，为商贾贸易场所、作坊和民居。外城内还有官署、寺观和馆驿。中京大明塔是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之一，其规模宏伟壮丽，造型优美，反映了辽代建筑艺术的风格和水平。与上京不同的是中京的宫殿已改为南向，这是辽政权进一步接受汉文化的反映。

东京、南京、西京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21。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2之19。

②《辽史·太祖纪·赞》。

东、南、西三京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葺使用的。东京（今辽宁辽阳），神册六年修葺，天显三年（928）升为南京，重熙十三年（1044）改为东京。幅员30里，八门，有楼橹。宫城在东北隅，大内建二殿。外城为汉城，有南北市。

南京（今北京）幅员25里，东西南北各二门；内城在西南隅，四门。城中有宫殿、衙署、寺庙、馆舍、球场和防御设施楼橹。“居民箕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城中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①，很多坊名仍是唐时旧名。

西京（今山西大同）“广袤二十里”②，四门，道宗时建华严寺安放诸帝石像、铜像。

其他州、镇五京外，由于汉人、渤海人的迁入，草原地区陆续出现了以投下和斡鲁朵的名目建起的居民点，依其人口多少，分别被授以州、县、城的名称。上京道有龙化州、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仪坤州（今翁牛特旗西北）、庆州（今巴林右旗北）、降圣州（今奈曼旗西南）、怀州（今巴林左旗西）、饶州（今巴林右旗西南）等，中京有高（今赤峰东）、惠（今赤峰东南）、恩（今赤峰南）、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等州。为防御的需要，辽朝也在边防重地设置了镇、防、维、招等州（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或西南）边防城。它们的规模虽然无法与中原同级城镇相比，但对以牧业为主的草原地区，它们的出现无疑促进和带动了牧区和整个辽朝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加强和促进民族融合，缩小南北方和农牧业之间的差距都是十分重要的。

东、南、西京三道内的市镇，在辽朝统治时期也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如显（今辽宁北镇西）、乾（今北镇南）、沈（今沈阳）、涿（今属河北）、蓟（今天津蓟县）、易（今河北易县）、蔚（今蔚县）、朔（今属山西）、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等州，它们在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辽史·地理志》一。

②《辽史·地理志》三。

第五节　西夏都城兴庆府

西夏正式建国前，党项首领李继迁曾以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西平府建都。宋天禧四年（1020）李德明迁都怀远镇（今银川），改名兴州。夏显道二年（1033），李元昊继承王位，升兴州为府，改称兴庆，俗称东京。天庆十二年（1205）又改为中兴府。

兴庆府地居宁夏银川平原中心，隋，唐以来，党项、回鹘、吐蕃等民族深入该地区。宋代怀远镇居“河外五镇”之首。其地“北控河朔，南引庆（今甘肃庆阳）、凉（今武威），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①。宜于农牧，“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①。以军事地位论，则“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屏障，形势便利”，四塞险固，可攻可守，具备了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

兴庆府是在怀远镇原有城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德明迁都时遣官“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从夏显道二年起，在原宫室基础上大兴土木，“广宫城，营殿宇”。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046），又“于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①。后来又多次役兵夫数万于贺兰山东“营离宫数十里”。从福圣承道三年（1055）起，历时五年，修建承天寺。兴庆府的建设，从李德明迁都怀远镇起，到夏毅宗谅祚时承天寺建成，前后达三十余年。

据今存明代《宁夏城图》，基本上保存了西夏兴庆府城的轮廓和布局，其城市“周回一十八余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②，长方形的城池，是由于扩建城池时，受南北两方湖群的限制，只能横向发展，并且因迁就地势而呈朝向为南偏西的城市方位。城周围开挖护城河阔10丈，沟通城内外渠沟水系；又从不同方向引渠水入城，作灌汲水源和充盈宫苑水面之用。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在城市建筑上无不借鉴于唐都长安、宋都开封的规划布局。特别是在城市命名、都城事务管理机关、城门和街坊名称上，都有直接渊源或借用之处。城有南北各二门，东西各一门，门上有城楼建筑。城内街坊呈方格形系统，一般居民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作为皇家统治与生活中心，有一定规模的宫城建筑，宫室殿宇，官厅衙署，还有为皇家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及庞大的兵营和仓库。城西北建有避暑宫，西部贺兰山东麓营建离宫、佛祖院、五台山寺、皇帝陵园，城东15里的黄河岸畔建高台寺及诸浮图③兴庆府是西夏最大的城市，是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国内处于十分重要地位。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夏辽战争时，辽兵进攻兴庆府，几乎攻破城池。从应天四年（1209）至宝义二年（1227）蒙古成吉思汗四次围攻兴庆府，城市遭到极大的破坏。蒙古灭西夏后，曾对兴庆府居民大肆屠杀，城市被摧毁。

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契丹》引路振《乘轺录》。

①《辽史·地理志》五。

①《西夏书事》卷7。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

③《西夏书事》卷10、11、18。

第六节　金代的城市与镇市

金朝统治期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商业的活跃，既兴起一些新的城镇，原来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也得到恢复。

上京会宁府金初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城市极为简陋，金熙宗在此营建都城，宫殿建筑渐臻完备，“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中原）”①，附近有冶铁、铸造金银器物以及陶窑等官私手工业作坊。同时也是中原人士往来之地，“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②，会宁府户达3.1万多，成为当时女真内地新兴起的一大都市。

中都大兴府海陵王即位后，“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在燕京大修宫室，是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皇城方圆9里，外城30多里，中都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水陆交通发达，大兴府人口增至22.9万多户，约有百万多人口。《元一统志》记载：旧城四隅有62坊，都是金原中都时的各坊旧名，燕京的修复已极为可观。范成大《揽辔录》记载燕京：“遥望前后宫屋崛起甚多，制度不轻，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大金国志·宣宗帝纪》：“燕京宫阙雄丽，为古今冠。”

南京开封府南京开封原是北宋都城东京，海陵王时曾在这里营建宫室，其宫殿的装饰与规制，也仍尽壮丽之至，遍饰黄金，然后间以五彩，一殿之费以亿万计算。开封府人户达23.5万多户。世宗时，相国寺每逢三、八日开寺，商贩聚此贸易。章宗泰和间，人户已增至74万多户。

其他城市除会宁、燕京、南京等城以外，北方其他一些重要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恢复起来。金朝除先后建过都的上京会宁府、中都大兴府、东京辽阳府和南京开封府等重要京城外，金朝继承辽设五京，诸京城是以京城为中心而设置和发展的地方性中心大城市，与路所在地的府城，构成诸路各都市的地方联络点，并在诸路府城下的府州县地区，出现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都是原辽时的重要的京城所在地，西京大同是金初东西两朝廷的西朝廷，世宗初即位于东京辽阳，金把辽旧京城①嘉靖《宁夏新志》卷1，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参阅汪一鸣、钟侃：《西夏都城兴庆府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的城市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北京大定，成为金在北方统治的重镇，不仅城市建制规模宏大，也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金朝境内达到5万户以上的府州有58个，其中达到10万户以上的府州有中都路的大兴府、涿州（今属河北），山东东路的益都府（今山东青州）、济南府（今济南）、淄州（今淄博南）、滨州（滨州西北），山东西路的东平府（今东平西），河北东路的沧州（今河北沧州西北），河北西路的真定府（今正定），河东南路的平阳府（今山西临汾）、绛州（今新绛）、河中府（今永济西），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今太原），南京路开封府。达到20万户以上的府有大兴府、开封府和济南府。金代重要的手工业发展点，一般地都在5万户以上的府州。河东南路的平阳不仅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城市。有的县也因为工商业的发达而成为“名县”。

镇市随着京、路、府、州、县城的恢复，分布在各城之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起来。据《金史·地理志》统计，金时共有镇513个，分布于各路。其中主要分布在山东东、西路（131个），南京路（98个），河北东、西路（71个），河东南、北路（70个），京兆路（37个），大名路（23个），庆原路（23个），其他如凤翔路、北京路、西京路、中都路、临洮路、鄜延路、东京路、上京路为数极少，总共才60个镇。由此可见，金代商业城镇比较发达地区主要是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广大地区。在金南部与宋相接近地区，虽然实际记载的户数并不多，但这里南北客人来往汇集的并不少。淮安“迩来户口虽增出，主户中间十无一”，而这些客户即“南客北客相经商”①的商人。随着经济恢复，原北宋比较发达的镇，在金代又继续活跃起来，金代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商业经济的繁荣可说明这一点。

①《宋史》卷436《陈亮传》。

第六章 交通与邮传

第一节 五代、宋的水上交通与漕运

五代时期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大体上占有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各国则分别占有长江、珠江流域。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皆通航运，水上交通发达。但淮河主流在五代时，处于五代中原皇朝与吴或南唐的接壤线上，南宋时又与金朝以淮河主流为界，这两个时期的淮河主流，一般情况下都断航。

五代的后唐、后周以及宋代，注意发展人工运河，疏浚、拓宽北方的浅狭河流，与长江、淮河、珠江等自然河流一起，形成十分繁忙的内河航行体系。凡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地区，沿江、沿河的重要港口城镇，设有“驿站”馆舍，以供过往官员等住宿。

五代时南方的吴、南唐、吴越、闽、泉漳等政权，还注意发展海上交通，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发达。

河北水运后唐明宗时注意兴修水利，长兴三年（932）五月，“幽州进呈新开东南河路图，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胜漕船千石”②，可以通航60吨左右的船只，在当时内河航运中这是较大的船只。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区重要漕运河道，自后晋时起本地区属于辽朝。后周显德六年（959）四月，又“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泄洪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州①。同月，后周世宗攻辽时，即自乾宁军乘船北上，经独流口（今天津静海北），折而西进至孟津关（今河北霸州），后因水浅而弃船登岸，后周时河北水运航道至此为止。北宋朝廷很关注河北边防的漕运，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命令疏浚所有通向边境的河道。又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①，解决了边防军需的运输问题。淳化二年（991），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解决了河北前方驻军重地的漕运，后因河道变迁而断航，熙宁时，再次开渠引水注入新河，恢复航运。

咸平五年（1002），又自静戎军（今徐水）东部的鲍河，开渠入顺安军（今高阳东），引入威虏军（今徐水西北），漕运直达边界地区。景德元年（1004），自嘉山（山名，今曲阳北）东开渠，引唐河水至定州（今属河北），向东到蒲阴（今安国）以东，会合沙河，北上经边吴泊（今高阳西），直通宋、辽界河。还开掘或疏浚了一些河道，也都是为了向河北北部运送边防军需。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甲午。各府州户数包括属县。①《中州集》丙集第三，刘迎《淮安行》。

①《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十斗为一石，也称料、斛，约120市斤；南宋末年一斛改为五斗。后世又改为二斗半，四斛为一石。

广济河（五丈河）水运后周显德四年（957）四月，“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显德六年二月，世宗又命“浚五丈渠，东通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②。这是后周时京东地区通向首都开封的重要漕运河道。

但是，五丈河水量较小，不利于通航。宋建隆二年（961）三月，又命自荥阳（今属河南）开渠百余里，引京水、索水到首都开封，再架流水槽于汴河之上，注入五丈河，增加水量以便于航运，每年承担京东地区漕运上供米62万石，成为首都开封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渠道。开宝六年（973）三月，五丈河改名广济河。以后虽不断疏浚，但每遇久旱不雨就断航。以致在元丰五年（1072）将京东的漕运，改由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南）入清河转入淮河、汴河，运到首都开封，但终因路途遥远，运输费用增多。元丰七年，又改为以黄河水注入广济河以增加水量，漕运再次由广济河运抵开封，它是京东地区漕运的主要渠道。

漕运的主渠道：汴河水运汴河是隋、唐运河的黄淮段，隋代称通济渠，唐代改为广济渠，习称汴河。唐末毁于战乱，后周显德二年冬，世宗淮备进攻南唐，依古河堤进行疏导，东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流入淮河。显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北黄河南岸）引黄河水入汴河，“由是江淮舟楫果达于京师”③，这是唐末以来首次疏通汴河。

北宋时，汴河成为漕运的主渠道，“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张方平说：“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惟给太康（今属河南）、咸平（今通许）、尉氏（今属河南）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①所以北宋一直注意汴河的疏浚，但汴河引用黄河水，浑浊易淤积，每年要关闭汴口，以便清淤，修护堤防，一年只有200多天通漕运。

元丰二年（1079）四月，改引洛河水，六月完工，“自任村沙谷（今巩义东北）至河阴（今郑州西北）瓦亭子，并汜水关（今荥阳西北）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引洛河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①。这是一条改引洛河水，沿途设36陂为“水匮”（蓄水池），水少时放水以助航行；天旱缺水时，则从汜水关运河引黄河水补充水量。新汴河因洛水含沙量少而水清，故称“清汴”，清汴畅通时，“波流平缓”，“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②《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四月庚寅、辛卯。

③《宋史》卷95《河渠志》五《河北诸水》。

①《资治通鉴》卷293，显德四年四月乙酉；卷294，显德六年二月甲申。①《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绝”，“公私便之”②。到元祐五年（1090），又因原先直接引黄河水入汴河，可分流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三，黄河可以安流不决。现在主要用洛水，取黄河的水只是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一，导致黄河时常决口为由，同年十月废“清汴”，改引黄河水入汴河，恢复旧汴河的航运。哲宗绍圣四年（1094），再次修复“清汴”通航，直至北宋亡。

京城开封另一条漕运河道是惠民河，起自京西北路的闵水、洧水等，许州、郑州诸水皆汇入，经尉氏到开封，合于蔡河，通官私船运，每年漕运60万石。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

船只经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进入淮河，至楚州（今淮阴）南下，转入真楚运河至扬州、真州，是隋唐运河的江淮段。由于航行于汴河、运河的船舶较小，载重量只有四五百料（约合24至30吨），而淮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楚州北的山阳湾段，常导致航船翻沉。宋雍熙元年（984）在淮河南岸开沙河，自淮阴县（今淮阴西南）磨盘口至楚州末口长60里，避开了淮河山阳湾急流，再折而南下进入真楚运河。皇祐时，又在淮河南岸自淮阴向西至洪泽镇（在今洪泽镇西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开“新河”49里，使过往船舶自洪泽镇由淮河进入新河，下接沙河，再转入真楚运河。元丰六年（1083），再在淮河南岸开龟山运河，长57里，阔15丈，深1丈5尺，起自泗州盱眙龟山镇（今盱眙东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东至洪泽镇与“新河”相接。从此，将真楚运河延长到龟山镇，西接清汴，在淮河中的航程只有二三十里，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内原有河堰堤坝五处以保持水位，但船只过堰时要卸下重载货物，船只过堰后再装船起运，不仅装卸频繁，而且船只容易损坏。天禧元年（1017），开扬州“古河”经由扬州城南连接运河，又拆毁运河中的堰改为水闸（船闸），并掘深河道，船只从此航行无阻。史称“真州乃外江（指长江）纲运会集要口”③，长江中上流的物资，由江船运到真州，转搬上较小船只，进入长江北岸的真楚运河，至扬州后北上运往京城开封，对隋唐运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修整改造。南宋时淮河以北属金朝，真楚运河是运军粮至楚州的漕运航道。

宋代漕运及其他官方物资，通常每十船组成一纲，如五十船即编为五纲之类，称为纲运，如运送粮食的“粮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之类。陆上运输官府物资，也以每若干辆车或若干个挑夫组成一纲，均由官员及兵士押送。

浙西运河（江南运河）与浙东水运五代时，隋唐运河的江南段分属于南唐、吴越两国，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出兵会攻，占领南唐的镇江、常州（今皆属江苏）。宋以南唐辖区为江南东、西路，以吴越辖区为两浙东、西路。江南运河属两浙西路，称“浙西②《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甲寅。

运河”。北宋时，运送两浙路物资北上，经镇江过江至扬州入真楚运河，经汴河直达京城开封。

南宋时，“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自大江（今长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浙西）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临安）”，成为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河航道。首都临安的“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指江南路）、淮（指淮南路）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纲船”“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④，通航能力远大于真楚运河、汴河。

南宋初，又疏浚两浙东路的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梁湖堰（今上虞城南）以东的运河，以及余姚县（今余姚北）境内的运河，东接余姚江通向明州（今宁波）。后又疏浚萧山西兴镇（今萧山西）至大江（今钱塘江）运河，是浙东地区的重要漕运渠道。

灵渠灵渠起自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兴安（今属广西）的离水（今漓江）与湘水（今湘江）之间，自秦代开凿以来，历代成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通航要道，唐代设斗门以通漕船，这是原始的“船闸”，有利于船只的通行。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边翊任广南转运使重修灵渠，嘉祐四年（1059）大举重修，增设斗门，以提高航运能力。南宋时，广西路灵川（今灵川北）、兴安两县知县衔内带“兼管灵渠”，负责随时疏浚以维持航行畅通。灵渠是连接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唯一水道，大量漕运物资由此转运。

长江等河流的航运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真楚运河或浙西运河。南宋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自真州乘载重2000斛（约合120吨）大船西上时，“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陆游到鄂州时，见到税务亭前江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长江航运的繁忙景象。陆游在快到石首县（今属湖北）之前，看到两艘载重2500斛（约合150吨）的大船下行。他乘2000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属湖北），换乘“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①，说明长江航运至少可到达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

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下行至汴口（今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沛河至东京开封。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高陵南）。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海上交通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四月庚寅注。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7之3。

五代时，由于南汉统治者对来广州贸易的番商船只进行掠夺，导致蕃商不敢来广州，海上交通也因而受阻。但闽及泉、漳辖区内的泉州，吴越辖区内的明州、秀州等处，对外贸易发达，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宋朝统一后，海外贸易兴盛，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还有今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埃及、索马里等地，包括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地区①，与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与宋朝东南沿海的诸海港之间进行，宋朝先后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设市舶司进行管理。五代的吴越及宋朝与日本、高丽等东北亚地区海上交通，主要通过明州、临安、秀州与北方胶州湾内的板桥镇（改设胶南县，今山东胶州）诸海港进行，宋朝廷也设市舶司进行管理。

但是，市舶机构只是宋朝外贸管理与税收机构，而宋朝沿海的水上交通无所不达。中外商人因风或有意逃税而不到指定的港口停靠，如被称为“取私贩海者”的“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甚至“擅乘舶自海道入（宋辽）界河（今天津海河），及往高丽、新罗（今朝鲜半岛），登（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界”，向北航行于今黄海、渤海沿岸地区。北宋朝廷曾从真州发“漕米三万石，由海路送潍（今潍坊）、密（今诸城）州”。

航行于今东海、长江下游的海船的增多，促使南宋朝廷继在明州、临安之外，又在海船往来较多的温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设立负责外贸的二级市舶机构“市舶务”，反映了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的兴盛状况。

南海是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海上交通的必经海域，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沿海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南宋时，闽、广、温、台的粮食、钱物运送首都临安时，即由海道运至明州，再转由内河船只运至临安。

航海的“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①。五千料船应是出洋的大海船，一二千料船是沿海及长江航行船只，而“钻风”船则应是近海航行船只。1975年福建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经考证是2000料左右的海船①，属于中型海船。各种海船装有指南针盘（罗盘）导航，促进了宋代海上交通的发展。①《宋史》卷97《河渠志》七《浙西运河》；吴自牧：《梦粱录》卷12《河舟》。①陆游：《渭南文集》卷44至47，《入蜀记》第二至第五。

①《宋史》卷139《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二节 五代、宋的陆上交通与“驿站”

长江、黄河等江河浮桥五代、宋代的陆上交通，尤其是宋代的陆上交通四通八达，驿路、官路通向首都及各路府州县，遇有河流，通常都造有固定的石桥、木桥，而遇大江、大河则主要依靠渡船，宋代则常建浮桥，尤其是在黄河上建有多座永久性的浮桥，淮河、汉水等也建有永久性浮桥，这些都是前代所不多见的；长江下游建的虽是临时性军用浮桥，却是历史上第一座长江浮桥。

长江浮桥宋代称“大江浮梁”、“采石矶浮梁”。宋朝建立后，与南唐（江南）隔长江相峙，南唐落第举子樊若水为了寻找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长江南岸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南）以钓鱼为名，乘小船载丝绳多次往返于长江两岸，暗中测量江面宽度，向宋太祖献计在采石矶造浮桥，作为宋军渡江攻唐的桥梁。宋太祖随后下诏于朗州（今湖南常德）造黄黑龙船数十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絙从荆南（今湖北江陵）顺江而下。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宋军进攻南唐都城金陵，浮桥先试建于石牌口（今安徽安庆西），“诏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师过之，如履平地”①。在宋灭南唐的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江阔水深”难以长期维持，灭南唐后即拆除。

黄河浮桥，首先是著名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浮桥，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亲征至澶州，由南城到北城即是乘辇经浮桥过黄河的。“澶州浮桥计使脚船四十九只”②，原是由温州（今属浙江）制造后运往澶州，但途中历时二三年，自天圣六年（1028）开始，改由本州造脚船。

黄河上主要的浮桥还有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浮桥，桥长461步，北岸为浚州（今浚县），也是南北交通要道。政和五年（1115），在浚州大伾山至居山与滑州汶子山之间，建造连结三山的永久性浮桥，前者称天成桥，后者称圣功桥，合称三山浮桥，然后开挖河道，使黄河改道从三山之间通过，遂移滑州浮桥于此，但由于水势不顺，河流湍激猛暴，以致泛溢成灾。靖康元年（1115）正月，金军南侵，守桥宋军虽放火烧桥，但损坏不大，金军由此渡河南下。其西有河阳（今孟县南）浮桥，为宋西京洛阳北上的要道。还有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浮桥；熙宁六年（1073）十月，又于延州（今陕西延安）永宁关（今延川东南）渡口造浮桥，都是连结黄河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

滹沱河上亦建有浮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的中渡浮桥，熙宁时所建，从元丰五年（1082）起改为每年“八九月易以板桥，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权用船渡”①，成为季节性桥梁，是通向宋辽边境的重要通道。

淮河上主要浮桥为“临淮、寿春浮梁”②，临淮为泗州浮桥，是淮河下游的主要通道，寿春为寿州（今安徽凤台）郡名，寿州浮桥是淮河中游的主要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8，食货46之5、47之16；《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②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附录二，《关于泉州湾出土海船的几个问题》。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一月甲申。

②《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21。

交通要道。

汉水上的襄阳府浮桥，是连接汉水南岸的襄阳与北岸的樊城主要通道，南宋襄阳府地处宋金边防要地，在宋金，宋蒙战争中，对于宋军在保卫襄阳、樊城两城的协防中起了重要作用。

驿路与官路陆上交通分为通驿传的“驿路”与不通驿传而通往州、县城的“官路”，大部分官路即是驿路，因而多数场合的“官路”即是指驿路，驿路也称“驿道”，官路也称“官道”。驿路中的主干线称为“大驿路”或“大路”。后唐天成三年（928），兴元府重修通向关中的“斜谷阁道二千八百余间”，洋州又“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驿”，夔州也“开新路至房州”①，加强了后唐边境与腹地的陆路交通。

宋朝廷重视驿路、官路的维修，如“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沿途桥阁九万多间，每年都进行修整以保证通行，这是被称为“大驿路”的主干线。熙宁七年（1074），在北段开修由金牛驿（今陕西宁强北）向东经褒城县（今汉中西北），再北上经新开的“褒斜新路”武休驿（今留坝南），通向西北的凤州，作为新的“大驿路”。旧“大驿路”北段是由凤州向西经两当（今属甘肃），西南经河池（今徽县），再南下至金牛驿。经多次比较利害后，自元丰元年（1078）冬起又改为重走旧的“大驿路”。

此外，如修整东、西两京（开封、洛阳，今皆属河南）间，“自武牢关至荥阳、巩县”段的驿路，等等。

驿路、官路两旁通常都栽种树木，挖排水沟渠。福建路“八州、军，建·汀·南剑州、邵武军驿路，从来未曾种植，并福州（今属福建）尚有方山北铺亦未栽种，遂致夏秋之间往来行旅冒热而行，多致疾疫”。政和三年（1113）诏令：“遍于驿路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杉、松、冬青、杨柳等木”②，以改善交通条件。

驿站驿站原是兼有官旅（官吏专用旅店）及“邮传”（传递官私文书）两种职能，五代时开始，“邮传”由“递夫”专职递送，后另设“递铺”以承担“邮传”。

驿站通常每隔40里左右设置一所，也有50、60里，甚至70里设置一所驿站的，而70里的驿程通常增设一所驿站。两驿站之间的距离称为一驿程、一驿或一程。驿站建有馆舍，各府、州、县城都建有驿站，乡村的驿站通常设在镇市上，府、州、县城的驿舍，通常称为驿馆。

各府、州、县及设于镇市的驿站馆舍，凡赴任、离任官员和差出的官吏军卒，以及陆上“纲运”押纲官及纲卒，凭“驿券”住宿。一般先到者入住，低官让后到的高官，尤其是有隶属关系的高官；如驿舍不足则自住客店。辽、①《宋史》卷95《河渠志》五《滹沱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九月甲子。

金、西夏等使臣也住驿馆，宋朝皇帝的出巡也常住驿馆。宋代还规定“品官之家及未入官人若校尉，虽不请券，并听入”住①。放宽了入住驿舍的条件，但如有官员入住则迁避。

宋代由于马匹缺乏，陆上运输以牛车为主，驿站通常也不备马匹。凭“走马头子”需乘骑“驿马”者，实际是乘骑“马递铺”的“递马”。

马驿南宋时，设有专为运送四川、广西等地马匹到首都临安府的“纲马”而设的“马驿”，每一所马驿只配有军卒5人，不备马匹，而是备足押运人员及纲马食用的粮食、草料及居住的房舍，以备过往的“纲马”使用，每一纲有马50至55匹、押纲官卒30至60人左右不等。

驿程官员们赴任或离任及差出人员通常每日行一程，即一驿。五代时后梁为了限制“近年文武诸道奉使，皆分外停留”，除了规定各地奉使到京（开封府）官员不同的停留时间外，还特别要求各地奉使官员“往来道路，据里数日行两驿”②。宋代官员赴任，北方多乘骑“递马”，南方则多乘轿，通常日行一程。

驿卒驿站的“驿子”，五代与宋代前期，都是差乡户百姓担任。后周广顺二年（952），还曾下诏：“诸道所差知管驿人，不得于州县别差人户贴助。”①宋天圣六年（1028）九月，晏殊奏：“诸处州县列差乡户百姓充驿子，甚有劳扰。臣前知南京（应天府）日，就差剩员兵士逐季替换，甚以便民。望下诸州军并依此例。诏开封府界依所奏施行。”①从此，军卒逐渐替代乡户担任“驿卒”。

①《五代会要》卷25《道路》。

②《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2、3、4、6。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10《舍驿·驿令》。京城驿馆接待辽、金、西夏等使者。①《五代会要》卷24《诸使杂录》。

第三节 五代、宋的邮传（递铺）

“邮传”原先由驿站承担，五代时，由乡户担任“递夫”，专职担任“邮传”。以后又设专门的“邮传”机构“递铺”，其职能遂从“驿站”中分出。但也承担某些“驿站”的职能，如宋代凭“走马头子”，可乘“马递铺”的“递马”等。“递铺旧法三等，曰急脚、曰马递、曰步递，并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铺。今总谓之‘省铺’”。也有25里设一铺，甚至更长，“铺分地里遥远去处，置‘腰铺’”②。

急脚递铺急脚递铺也称“急递铺”，实际是“快速”步递，是北宋时三种递铺中最机要的递铺，如规定：“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总管司及雄州（今雄县）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文书的内容规定为“事干外界或军机，若朝廷支拨借兑急切备边钱物，或非常盗窃，并入急脚递，日（指一昼夜）行四百里”，最重要的“御前金字牌”，也是由“急脚军士晨夜驰走”传递的③。但是，实际上经常低于规定的速度。急脚递铺只设于少数主要干线。

马递铺马递铺也称马铺，设于驿传干线，备有铺马，也称递马、驿马，铺马由官府将不能作战马，而“稍堪乘骑者支（给）马铺”。如“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宋代驿站不备马，官吏因“差出勾当公事”以及赴任官员，凭枢密院牒“走马头子”，可以逐铺轮换乘骑“递马”，也称为乘驿马、乘传。太平兴国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曾改为“篆书银牌”，因银牌经常丢失又恢复用“走马头子”。咸平三年（1000），改为“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递马（逐铺更换），余不得更乞置借”①。所以，马递铺实际上承担“邮传”与“递马”（驿马）供乘骑的双重任务。

由于宋代马少，马递铺的马匹经常配备不足，而且只是些“稍堪乘骑”

的劣马，官员乘骑只是代步，邮传递件时也难于奔驰。所以，虽有“日行”500里、300里的规定，极大多数远低于此数。通常将规定日行400余里（实际上也达不到此数）的急脚递，作为最快速的邮传。

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递铺，即使在同一城镇时，通常也是分别置铺，承担各自递件的传递。由于马递铺除了递送文书外，还提供乘骑，一直受到重视，诸路常设“提举马递铺”官。南宋时，步、马、急脚三种递铺渐合为一铺，因驿传都属于尚书省兵部的驾部司管辖，故称为“省铺”。通常仍同②《五代会要》卷26《馆驿》。

③《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4。晏殊于天圣五年至六年九月任应天知府。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31，10之24、28。

时保有原先的三种铺名，递件则按性质以三种不同的方法分别递送。在铺兵、递马缺乏时，实际上是待递件积存一定数量后，以“步递”进行递送。

步递铺与递送物品步递铺普遍设置，不仅要递送官方文书，也是唯一允许递送“私家书简”的递铺，但实际上“私家书简”经常进入各种递铺递送。步递铺与马递铺还承担递送小件物品，有些步递铺甚至还承担“纲运”、粮食的递送。有时急脚递铺兵背负物品奔跑，以致大中祥符元年（1008）下诏：“沿路所置急脚递铺，盖令传送文书，如闻有近上臣僚并往来中使，多令赍持（原作特，误）物色负重奔驰，咸不堪命，自非宣敕，并不得应付。”

天禧四年（1020），“遣市小车给凤翔府至绵州递铺”。这是给步递铺兵运送物品之用，因为川路铺兵还承担“纲运”物帛的递送。到北宋末年，“川路诸般（搬）纲运至州、县，缺少铺兵承受”，可以改差其他厢军或雇人运送。

元丰五年（1082），自秦州至熙州“置车子铺二十八”，也属于步递铺，可能也是为了“以便运粮、转送文书”②。

递卒（铺兵）

“先是（五代时）天下邮传，率役平民”。北宋建隆二年（961）五月十七日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北宋时各地厢军的军号中有以“邮传”为名号，“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废”，就是各地的“递铺”兵士；京西、江南、荆湖、广南诸路厢军中，号为“步驿”的军士，即是“步递”铺兵；以及“马递铺役卒”，都属于侍卫步军司。而“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则属于尚书省兵部下属驾部司的职责①。

斥候铺（战况情报铺）

建炎二年（1128）二月，南宋高宗在扬州，因战况不明，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宋高宗仓皇出城渡江南逃。次年二月，杭州知州康允之在奏章中指出：“维扬（扬州）无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由“康允之措置本路（两浙路）冲要控扼去处，摆铺斥候。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候文字。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铺（十里）并限三刻（一昼夜一百刻）承传”，也就是一昼夜递传330多里。以后改为兵士担任铺兵，而且主要干线增为每铺10人。这是新创设的“斥候铺”，专门将前线的军情传送到朝廷，也可以说是一种“战况情报铺”。这里的“摆铺斥候”，虽只是设铺斥候（侦察）之意，但以后有时也称“斥候铺”为“摆铺”，多数记载为“斥候铺”。随后在临近的江南路也设斥候铺，建炎四年，“令江、浙州军日具平安状与探报到事宜，一处入斥候铺飞②《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9，11之9。

①《宋会要辑稿》兵24之20，方域10之18；《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马政》。申枢密院”①。宋金议和划淮为界后，斥候铺仍保留，只存在于首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至江淮之间。

绍兴十九年（1149），兵部员外郎黄敏行“往四川诸路措置递角，敏行增铺益兵”。所增即是斥候铺，“自黄敏行建请江、浙、襄之间，旧无斥候（铺）者，一切增创”，实际只是一种新的快速步行递铺。绍兴二十九年，“将有斥候（铺）去处，应干‘省递’并行减罢，其常程文字每日类聚轮差一人传送”①。“省递”即已合并为“省铺”的步、马、急脚递铺，现在再撤并入斥候铺，以减少铺兵及经费。实际上各地只存在“斥候铺”，以及原先没有斥候铺处的“省铺”。

摆铺（军队递铺）

绍兴三十年（1160），宋金关系因金准备侵宋而再次紧张，南宋又创立一种新的步行递铺，“建炎三年初立‘斥候（铺）’，绍兴三十年又创‘摆铺’。立九里或十里一铺，止许承传军期紧切文字”。与建炎三年设立的，有时也称为“摆铺”的斥候铺不同，这次是由军队设置的军队递铺，常称为“诸军摆铺”。这是“昨缘军兴（指金完颜亮侵宋），斥候铺承传递角滞迟，诸军置立摆铺，专一传送军期”。具体是“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候、急（脚）、马、步递”①。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孝宗已即位），摆铺设置的规定是：“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选不入队少健轻捷军兵五人，每十铺差巡铺‘使臣’（指正八品至从九品武官）一员，往来机察，季一承代。今欲除金字牌日（指一昼夜）行五百里外，余日行三百里。”由各地驻军统帅派员检查督促，有违犯处亦由统帅向皇帝报告原因后处置。

这是西起自今陕甘边境直到东海边的杭州，长达数千公里的军队递铺线，是当时最重要的“军邮”。“隆兴和议”（1163）后，宋金再次和平对峙，摆铺的军事作用削弱，到淳熙十三年（1186）时，“近来摆、斥、省递混而为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决定依旧分别传递，“择少壮有行止人充摆铺，依元来指挥，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候（铺）；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候（铺），常行（文字）并入省递（铺）”②。递角各种递铺传送的文书，称为“递角”，通常装入“递筒”封印后发递，装有奏状的递筒封印后“以千字文号记发”，如“侠字号递筒”之类。各类递铺都登记递件的到发时刻，如有稽迟即行追究责任。递筒的“封头”破损，接收铺就应“经官更究”①。但是，如四川等地至临安，路途遥远，所经承传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9、20、25、26。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8；《宋史》卷189《兵志》三《厢军》，卷163《职官志》三《兵部》。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丁卯；《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43、44、46。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三月甲辰；《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13。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31、17、18。关于“摆铺”设立的时间，除绍兴三十年（1160）之说外，还的递铺很多，发生盗折、藏匿，以致只传递空筒而内无递件，又无法追究。在递铺铺兵缺少的情况下，普通递角常常是积存一定数量后才派人背负或挑担送往下一递铺，甚至由铺兵家属妇女递送，因而也就无法追究是否稽迟。金字牌“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各种传信木牌，也称檄牌，实际是“递匣”，内装递件。其中以金字牌（御前金字牌）为最重要。“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一昼夜）行五百余里”。这种“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金字，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南宋绍兴元年（1131），已增加“鸣铃”，“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收，不得时刻住滞”，实际上最快也只能日（一昼夜）行400里②。金字牌在北宋时入急脚递铺，有时也入马递铺。南宋建炎时，入创设的斥候铺，绍兴末又改入新创的摆铺，以最快速度递送。

白字牌、青字牌、粉字牌、红字牌由于传信牌，包括金字牌都是朱漆的，乾道三年（1167）为了区别于普通的朱漆传信牌，枢密院创制了“黑漆白字（“字”原作“粉”，误）牌”，分发给各屯驻大军及与金接界的沿边州府，专由“摆铺”递传军期紧要文件，日行350里；并制造“雌黄漆青字牌”以备用。淳熙二年（1175），又造“雌黄漆青字牌”，作为尚书省传发紧要文件使用；淳熙八年，尚书省递牌又改为粉字牌。

绍熙四年（1193），又因递铺已将雌黄漆青字牌与普通递角同样对待，改用黑漆牌子递匣，上刻“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填以朱红色的红字牌，日行为300里①。各种传信牌，虽有日行300、350里的规定，实际上大多只日行一二百里。

有李心传的建炎三年（1129）二月丁卯（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于是初置摆铺”（实际是斥候铺）说；“绍兴末，丘宗卿为蜀帅，始创摆铺”（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9《金字牌》，下作《杂记·金字牌》）说；以及《宋史·舆服志·符券》“绍熙末，遂置摆铺焉”说。丘宗卿为丘崈字，任蜀帅在光宗绍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所以，《杂记》的“绍兴末”应是“绍熙末”之误，史志袭自《杂记》或同源。按“绍兴三十年说”，是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军器监（原作兼）主簿、措置诸递角王厚之奏状所说，最为可信。

②《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17、31。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52、23。

第四节　辽代的交通交通工具

马、骆驼、车、船是契丹人和辽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马的用途最广，是游牧、射猎、战争、使节往还等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和装备，契丹男女老幼凡胜任者，都以之为主要运载工具。即宋熙宁间沈括使辽时所见的契丹人行则乘马。辽朝使者出使远方，凡途经沙漠者，还需备有骆驼。骆驼耐饥渴，不但是沙漠中必备的运载工具，而且在长途跋涉无水的紧急情况下，行人可刺驼血作饮料解救危急。车的形制不一，用途各异。《辽史·仪卫志》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女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沈括记载他所见到的契丹车：“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股，材俭易取，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②辽人的绘画作品和辽墓出的壁画，多有契丹车的形象。内蒙古库伦旗辽墓壁画中的车，有螭头，车楼、帷子饰青色帐幔，盖部或四角垂流苏，与沈括的记载完全相符。这种车当是《辽史·仪卫志·国舆》所说的青■车。在对后晋的战争中，辽太宗也曾乘奚车督战，为晋军追击而失车后改乘骆驼。

辽朝境内的奚人，虽“居有毡屋”，也“兼用车为营”①。

宋使至辽境，多乘马以行。老病不堪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

苏辙的《乘驼车》，以诗歌语言描述了契丹车形制①，与沈括所记异曲同工。有的既可陆行，又能用以渡河①。

辽朝的造船技术具有一定水平，曾以海船运输东京（今辽宁辽阳）粮食，疏解南京（今北京）饥荒。

驿馆与驿道辽与宋为兄弟之国，使节往来最为频繁，自澶渊之盟后，宋辽间驿路一直畅通无阻。自白沟以北，辽朝于驿道置馆，接待宋使，车、马、船、运夫及食宿甚至医药供应一无所缺，接伴、送伴使热情接送，沿途为使臣提供一②《宋史》卷154《舆服志》六《符券》；沈括《梦溪笔谈》卷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9，元丰六年九月丁卯；《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48；《杂记·金字牌》。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20、24、28、30、34、39。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金字牌》、《宋史·舆服志·符券》，均只有青字牌、红字牌，青字牌（雌黄青字牌），两书均作“乾道末”。红字牌（黑漆红字牌），《杂记》作“绍兴末，赵子直在枢密”，史志作“淳熙末，赵汝愚在枢管”时。按子直为赵汝愚字，赵汝愚任枢密院正副长官自绍熙四年（1193）三月至五年八月，《杂记》将“绍熙”误作“绍兴”，而史志又误作“淳熙”，《宋会要辑稿》作“绍熙四年十月二日枢密院言..”，是。①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沈括原文载《永乐大典》卷10877，中华书局影印本。

①《旧唐书·北狄·奚》。

切便利。路振所记“自白沟至契丹国（指辽中京）凡二十驿”②。宋使出入辽境，皆自白沟驿（今河北雄县北）渡卢沟河至南京，然后出古北、居庸、松亭或榆关，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巴林左旗南）或广平淀、黑山、长春州诸行宫，朝见辽帝。居庸关、古北口至上京，松亭关至中京再至上京，以及自上京再至诸行宫，“皆有便道”。

五京间各有驿道，西京（今山西大同）可通沙州（今甘肃敦煌西），东京通高丽。而上京、中京、东京又可北至女真、五国等部。

辽朝与西夏、高丽、回鹘、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辖戛斯，甚至中亚的喀喇汗国、哥疾宁王朝等，都有使节和商贸往来。

上京城“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南京城有永宁馆。中京“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③。②《栾城集》卷16《乘驼车·序》载：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戏赠二绝句：“邻国知公未可风，双驼借与两轮红。它年出塞三千骑，卧画辎车也要公。”“高屋宽箱虎豹裀，相逢燕市不相亲。忽闻中有京华语，惊喜开帘笑杀人。”

③《契丹国志》卷25《张舜民使北记·以车渡河》载：过卢沟河，伴使云：“恐乘轿危，莫若车渡极安，且可速济。”南人不晓其法。

第五节　西夏的交通

交通路线

西夏极盛时期，有州郡22个，地跨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五省区，东西数千里。境内地理情况复杂，有高原平川、峻岭大河，还有浩瀚的沙漠。历史上，这个地区由于王朝和民族之间的贡使朝贺、商旅往来和战争攻守，逐渐形成或开辟了相对固定的交通干线。西夏建国前后，由于宋夏战争中军事的需要，又修筑堡寨、运送粮草；西夏和宋、辽等国贡使不绝；商业贸易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新的交通网络形成，并设置了驿站馆舍。西夏时期的交通路线，大致上以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及西平府（灵州，今灵武）、夏州（今陕西靖边）等地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据现存的《西夏地形图》所表示的西夏时期交通地理情况，西夏与邻近各国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一、宋与西夏信使、国书所经由的官道，称国信驿路。主要路线是，从唐、五代至宋初时通往灵州的大道。即由宋庆州（今甘肃庆阳）、环州（今环县），沿白马川，出青岗峡至西夏灵州，亦称青岗峡路。或由宋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入西夏洪州（今靖边南），经盐州（今宁夏盐池）至苦井，过黄河吕渡经静州（今灵武境）至兴庆府。

二、西夏至辽国驿路。夏曾称臣于辽，两国贡使往来频繁，中间须横度沙漠，故设有驿站，《西夏地形图》绘有驿站名称。“自河以东北，有十二驿，而达契丹之境”④。此驿路起自兴庆府，途中不经灵州，即过黄河后，主要跨越今之毛乌素沙漠。

三、自兴庆府经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沙州（今敦煌），出古玉门关至高昌回鹘。四、由夏州往南经石州（今陕西绥德境）、银州（今米脂），沿无定河至宋绥德军（今绥德）。据宋人王延德《使高昌记》所记路线①，即自夏州北出，越沙漠，渡黄河，再向西行，当即沿上述路线至黄河。

五、《西夏地形图》绘有南与兴庆府相连，沿黄河北上河套北鞑靼界路，至黑山威福军；自河套西越沙漠至黑水镇燕军（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除主要交通干线外，西夏境内还有许多联系州、郡之间的路线。如《西夏地形图》所示的，由契丹驿路南向至左厢神勇军（今陕西榆林东南），北向至宋麟州（今陕西神木）、府州（今陕西府谷）界。由西夏灵州西境西出的两条路线：一经天丰仓、鸣沙县（宁夏中宁境）、割踏口、杀牛岭，往永寿保泰军（今甘肃靖远北）；一经钱哥山、灵州界、打冷沟川、八猪岺，至轻啰浪口，南下至萧关与天都山，此两路线为西夏南下侵宋的常经之路①。交通工具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①《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卷39《地理志》三《中京道》。①曾巩：《隆平集》卷20。

西夏的交通工具，陆路主要干线可通行木轮车或畜力车。李德明时出行，“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②。西夏建国后，李元昊“车服仪卫悉如帝制”。史载夏永安元年（1098）崇宗母梁太后领兵攻宋平夏城，曾建造“对垒”战车，可载数百人，“填壕而进”，西夏车乘已用于载人或军事作战。

西夏境内多沙漠，“沙漠之舟”的骆驼是西夏的重要交通工具，马、牛、驴等也是西夏骑乘驮运的主要工具，有河流的地方使用舟船。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条文①，西夏对“桥道”、“渡船与舟”，都规定了管理和使用方法。黄河流经西夏，有的地区水急滩险，行船危险，当地居民利用牛羊皮制成袋子，充气后浮于水面，或连结数只以至数十只拼成皮筏，用以渡河或运送物资，当地称为“浑脱”，是一种十分便利的水上交通工具。

②王延德撰，王国维校：《古行记四种校录》，载《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①参阅黄盛璋、汪前进：《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第六节　金代的交通

陆上交通与驿站

金代交通是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新交通地理的开拓，以及向东北边境地区扩大交通据点的建设，形成一个全国以京城为中心，以地方诸路首府为重点，驾驭国内的交通网。

金代交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交通工具、驿站和漕运三方面。金代交通运输，陆路用车，水路用船。金初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金史·太宗纪》：天会三年（1125），“始自京师到南京，每五十里置驿”。这条由京师通往南京（今北京）长达三千余里的驿道，纵贯东北松辽平原直达幽燕，成为金代东北陆路交通的干线。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其后进取辽及北宋诸京道和路的重要城市，以及满足皇帝的需求也于道路置驿。如《金史·世宗纪》记载，世宗谓宰臣：“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铺递即驿递之意。

金朝不仅注意通往京师的诸路要道的恢复发展，同时注意在各地的冲要地方建立和发展交通城市，沟通和繁荣经济。天会初，耶律怀义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②。上谷成为河东通往山西要道上的商品聚散冲要之地。《中州集》刘迎《上谷》诗中描写上谷：“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

水上交通与漕运金初都会宁，为减轻按出虎水繁重的水运负担，开凿一条从京城附近到今松花江，长约50多公里，下游宽约50米的人工运河，后人称其为金兀术运粮河，河道至今可辨。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今北京城成为金朝统治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为供京师粮米之用，更加重视疏浚开辟水运和提高河道的运输能力。当时通漕运的河有：一是旧黄河，行滑州（今河南滑县）、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恩州（今山东武城东）、景州（今河北东光）、沧州（今沧州东南）、会川（今青县）之境。

二是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今河南辉县）、获嘉、新乡（今皆属河南）、卫州（今卫辉）、浚州（黎阳，今浚县）、卫县（今淇县东）、彰德（今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曲周西南）之馈。

三是衡水，经深州（今深县南），会于滹沱水，以运献州（今献县）、清州（今青县）之饷。

以上三水皆合于信安（今霸州东）海壖，溯流而到通州（今北京通县），然后再由通州靠牲畜、车辆和人驮运到中都（今北京）。金世宗时曾两次想解决由通州到京师（中都）的漕运，第一次是疏浚旧漕渠，以减轻百姓陆运之劳苦。另一次是引永定河水通漕，大定十年（1170）议决，十一年十二月②《西夏书事》卷9。

动工，到十二年三月竣工。这条新辟运道，引永定河水源，“自金口疏导到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但因“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竟不能行而罢”③。到章宗泰和四年（1204），又议修从通州潞水到京师（中都）的闸河，这次改引清水为源，沿河置闸门五六座以节制水量，使金代漕运工程达到一个新水平。

其他如霸州（今属河北）的巨马河，雄州（今雄县）的沙河，山东的北清河，也都是当时的运输河路。从当时对挽漕脚直或佣直的规定看，漕运有水路、陆路和山路三种，还规定一般百姓可射赁官船漕运。水运除河运外，还有海运，如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州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①金朝比较重视开水道运输，海陵正隆年间（1156—1161），张中彦采运关中材木，“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又“作河上浮桥”，造“巨舰”①，以便水运交通。宣宗贞祐四年（1216），从右丞侯挚言，“开沁水以便馈运”；元光元年（1222），又从李复亨之言造大船20艘，船皆容350斛，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运陕西漕粟②。

金代对水源的开发和疏浚水道，不仅使漕运有较大的恢复与发展，也有利于商业水上交通的发展，但往往由于水运管理不善，运河湮塞现象很多，所以经常驱使百姓车挽陆运，而且“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③的弊事是非常严重的。

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①《金史》卷81《耶律怀义传》。

①《金史》卷27《河渠志》。

②《金史》卷27《河渠志》。

③《金史》卷79《张中彦传》。

第七章 赋税和役法

第一节 五代、宋的田赋（两税）

唐代“两税法”所定，田赋“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五代时杂赋增多，后唐初期又提前起征田赋，史称“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④，其实到南宋才达到顶峰。

后唐明宗对征税时间的改革后唐明宗不仅减轻了赋税，天成四年（929）还规定，全境按季节早晚，分别规定几种纳赋期限，自气候比较温暖的黄淮地区，“夏税”自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初一日纳足，最北部的沿边地区，则自六月初十日起征，九月纳足。比唐制晚一至三月，便于税户纳税，这是两税制（田赋）实行以来最重要的改革。

后周显德三年（956），又规定“今后夏税以六月初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初一日起征，永为定制”①，进一步推迟两税的起征时间，但似并未能贯彻，宋初实行的大体上仍是后唐天成四年的制度。

宋代田赋征收时间的变化宋朝将后唐明宗所定，“两税”征收时间不同的制度推向全国，原后周统治区中南部，夏税以五月十五日起征，七月三十日纳毕；北部纳毕的时间则为八月五日，比后唐规定要早得多，这可能不是宋初的新创，而是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沿用后唐天成制度时逐渐改变所成。后周旧统治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后周、宋朝相继征服的淮河、秦岭以南广大地区，夏税起纳时间为五月初一日，七月十五日纳毕，宋初的制度比后唐天成的制度苛刻。秋税起纳时间统一为九月初一日，十二月十五日纳毕，这比唐制秋税不得过十一月，晚了十五日。但实际上夏秋税的纳毕时限还是过紧，端拱元年（988），规定夏、秋税的纳毕时间，均可比上述规定推迟一个月。淳化二年（991），又考虑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九月初一日稻谷还未完全成熟，秋税的起纳时间改为十月初一日。

北宋后来又对部分地区的征收时限作了调整，西北部地区夏税的起征推迟为五月二十五日，纳毕为九月十日。秋税起征，福建推迟为十月十一日，而淮南则提前为九月十五日；纳毕的时限，福建地区推迟为正月三十日，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则均推迟到二月十五日。

夏、秋两税的纳税时限，各分为初、中、末三限，天数大体相等，各限又以本限时日之半，称为半限。当年的夏秋“两税”，通常都要分限送纳，末限的半限时纳足九成，末限满时纳足；积年所欠两税，则分别在中限的半限时纳足七成，末限满时纳足。如遇灾荒年份，可似减或免；也可延期交纳，④《金史》卷27《河渠志》。

①《金史》卷27《河渠志》。

称为展限，也分为三限。宋代田赋交纳时限的法令，比唐、五代更适应农作物的收获季节，也比较完备。

预催“先期而苛敛”，五代时除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时期外，都非常严重。

北宋中期（含）以前和南宋孝宗时期解决得较好，孝宗以后，愈演愈烈，较之五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南宋初已是普遍现象，夏税原规定八月半纳毕，户部决定夏税必须七月底以前送到首都临安，各地就必须六月，甚至五月就要收完夏税。到宋孝宗时，送达临安的时间，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淳熙四年（1177）二月，“刘溥奏：近年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孝宗认为：“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采取动用南库的库金（储备的军费）临时垫交户部，解决当年的朝廷经费，待次年春季田赋解到后拨还南库，以解决田赋“夏税”的预催问题①。但在孝宗以后，预催问题日益严重。

预借提前征收本年度田赋或征收下一年及以后年度的田赋，称为“预借”。

建炎四年（1130），“于浙西民间预借秋料苗米”，是预借当年田赋。绍兴六年，“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绢之半，尽令折米”①，则是预借次年田赋。“绍兴和议”以后，预借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甚至预借第三年的田赋。淳熙五年，有官员指出：“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可见所谓预借，实际是额外增税，其后宋孝宗明令以库金归还，并“委制、总及漕臣考核实数补填。自今后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①，因而有所遏制。

淳祐八年（1248），陈求鲁指出：“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预）借淳祐十四年者矣”①，反映了南宋末年的严重情况。支移、折变（折纳）

民户将田赋由应交纳地点改为输往其他地方，实际是服力役。最初只实行于西、北边境，最远不超过300里，称为支移。元二年（1087），改为一、二等户300里，三、四等户200里，五等户100里，不愿支移的交纳“道里脚钱”，后又在不承担支移的地区也征收道里脚钱，多的达到正赋的三分之一以上。北宋末年，已规定随田赋两税交纳，正式成为田赋的附加税。

将田赋的谷帛折变为钱，或将钱折变为谷帛，或将谷粟与布帛相互折换，①《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赋税》。

①《五代会要》卷25《租税·杂录》。

①《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壬寅；《宋史·食货志·赋税》。甚至先将甲物折变为钱，又将钱折变为乙物，再将乙物折变为钱等等，称为折变（折纳）。朝廷利用抬高或降低“物价”的手段，千方百计变相加赋，以致实际交纳数达正常赋额的二倍以上。折变成了变相加赋的重要手段。绍熙元年（1190）有人指出：“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②，反映了南宋的折变情况。

省耗、雀鼠耗及会州另有加纳十分之一谷粟，称为省耗，后唐明宗取消，后晋时恢复了省耗，并增为加纳十分之二；还增收十分之二的雀鼠耗，宋代沿袭征收。

五代时，田赋夏税收毕，州府官吏调各县有关官员来州、府核查帐目，称为“会州”或“会末”、“会钞”。属县官吏即向州、府官吏行贿，行贿费则向民户征收，又乘机勒索，成为税户的沉重负担。后周显德四年（957）曾明令禁止，宋乾德元年（963）再次下诏禁止，情况才改变。

沿纳宋朝建立后，史称“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③，其实划革的并不多。唐末五代，田赋以外收取各种物品，相继折变为税赋，称“杂变之赋”，也称“沿纳”。明道二年（1033），以类合并，分粗细两类，随田赋两税征收，有省耗、雀鼠耗、仓耗、头子钱等，还有“丁身钱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篙钱、鞋钱等，只有少数得到减免。如开宝四年（971），将南汉原先所用的大斗，改为用标准斗“省斗”（一大斗相当于省斗一斗八升）①；淮南杨行密，在两税外以“借”的名义增加十分之五的税收，直到庆历五年（1045），扬州知州韩琦奏请后才取消；而“江东路（在南唐时）输苗米（两税）一石者率皆纳一石八斗”，至北宋末宣和三年（1121），在官吏奏请后才“改正”；江南西路地区，南唐时的两税增收三成，直到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地方官也只是“乞先将沿纳一项钱米，特免支移、折变”①，而未敢提出废除。原南汉、楚、闽、吴越所收的“丁身钱米”，宋真宗、仁宗时才逐渐免除“丁钱”，而“丁米”仍依旧征收，以后有些地区才有所减少。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仅南唐旧统治区的“沿纳”就有14项，如盐博绢、加耗丝棉、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等，其中如征收酝酒曲钱，原先是允许民户私下造酒；而征收盐博绢、盐博斛斗等，也支付官盐。宋代禁止私人造酒，盐又不再支付，但照旧“沿纳”，完全成为“白取”。

和买（折帛钱）、和籴②《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五《预借》。③《宋史·食货志·赋税》。

①《宋史·食货志·赋税》。

①《宋史·食货志·赋税》。

和买也称预买、和预买，咸平二年（999），朝廷决定在春天借钱给需钱的民户，预买绢匹，绢价也高于市价，民户随夏、秋田赋交纳绢，试行之后，“公私便之”，逐渐推及全国②。仁宗时，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后又变为硬性分配预买绢数，预付的钱又收利息。徽宗时，改盐钞法后，占绢价七分的盐不再给，以后其余三分的钱也不给，完全成为“白著”（白取），变成田赋的附加税，而且绢每匹的重量由12两提高为13两，少1两纳200余文。南宋建炎三年（1129）开始，将田赋绢与“和买”绢，每匹都折钱2贯交纳，称为“折帛钱”，以后增至6贯，甚至10贯，和买绢由实物税演变为货币税，随田赋交纳。

宋代为军需而征购粮草，称为和籴，后改为按户等、家产等强制征购。

南宋时，征购的配额不少地方已与田赋相等甚至更多，支给的“籴本”大多是官告、度牒，部分为纸币，实际上已成为田赋的变相附加税。

②唐代尚书省户部颁布法式，由太府寺所造的标准斗，称为“省斗”。五代、北宋前期仍由太府寺校造，熙宁四年（1071）末开始，改由文思院校造“省斗”。

第二节 五代、宋的商税

五代十国商税

五代十国各地割据者所收税种名目繁杂，如后蜀有鱼膏税、米面税、行铺赁地钱、嫁娶资妆税等。长江沿岸又设“撞岸司”，每艘船靠岸收取100钱至1200钱不等。南汉在码头或渡口，收猪、羊、鹅、鱼和果品税，农村集市出卖柴、米，每人收1钱，有的则收4或5钱，称为“地铺税”，还在各州设立制置务，不属州县管辖，收取商税。“十国”大多对鱼、鸭之类，不论是否出卖，无不收税，甚至只要带盐、米出城门也收税。这些大多在宋代已逐步取消。

宋代商税宋初，在陆续取消五代十国以来苛杂税收的同时，颁布“商税则例”，并不断修订，“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淳化四年（993）又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收税）”，逃税的没收其货物的三分之一③。

商税分为过境税和营业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①。而竹、木等物，则实行“抽解”制，也称“抽分”，抽取十分之一的实物为税。

凡用船运输的物品，除正常纳税外，另据船载量多少加征“力胜”钱，以后车载也征力胜钱。海南岛征收入境货物税，依船的大小分为三等。元丰三年（1080），改为以所载货物价值征税。

民户买卖田地、房屋、牲畜、车船等，凭契约赴官府纳税加盖官印，称为印税，另收牙契税，否则即是无效的白契。此外，商税的附加税还有头子钱、包角钱、席角钱、市例钱等。

税务部门征收过境税后，给付凭证“公引”，绢帛则加盖朱色“税印”。如改变原申报或规定的路线、地点，则另收“翻税”，也称“翻引钱”，税率大体与过境税相当。

盐、茶、酒、醋、铜等专卖与商税五代、宋代的茶、盐等商品，常由官府专卖，即禁榷制。盐、铜、酒、醋、矾、香料等，五代时即行禁榷，茶、铅、锡等则自北宋初开始实行禁榷。少数情况下或部分地区则实行自由通商，官府只征收商税。更多的则是官府控制下的通商制，商人必须用钱、金银、粮食及其他物品，向官府购买有关的钞、引等有价证券，到指定的地方支取商品；如商人运送粮食等到边境后③《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6、42。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咸平二年五月丁酉。

换取钞、引，再贩买有关的商品，称为入中、折中或折博法；商人凭钞、引或直接用钱、物向生产者取得或购得有关商品，再到官办场、务办理手续，支付各项费用，称为贴射法；需要补交钱款才能支取有关商品的，称为贴纳法；都要交纳住税、过税，一次性的事后结算或随时交纳，可概称为钞引通商法。乡村、镇市常实行商人或富户承包销售，称为买扑法。官府专卖与钞引通商经多次反复，北宋政和二年（1112），茶、盐全面实行钞引通商，钞法更严密，茶笼、盐袋都由官办合同场、盐仓、盐场印封，除交纳正常的过税、住税外，都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南宋时大体上沿行。官府专卖的特殊商品，还有酒、醋、矾、铜、铅、锡、香料等。酒，五代即已实行“禁榷”，宋代沿行，但有少数地方允许民间酿造。醋，五代时曾实行“禁榷”。五代末，允许民间酿造。北宋则官榷、民营并行，南宋严禁私自酿造。凡行榷酒处亦榷醋，镇市大多实行买扑法。

矾用于染色，五代、宋都行禁榷，官设矾场、务煎炼出卖，允许商人以金银、钱、帛于京城榷货务请引贩运。以后部分产矾地区改为炼矾的“镬户”，以产品的四分之一作为赋税交纳，其余产品全部卖给官矾务，官设矾场出卖。仁宗时，晋州（今山西临汾）既设官炼矾务，又曾实行商人入纳钱、茶，“算请”生矾自炼熟矾出卖。经神宗时禁榷及元祐时通商的变化，北宋末及南宋，实行商人纳钱于榷货务买矾引，到矾场领矾贩卖，大体与茶、盐钞引通商法相似。

铜，既用于制造日用器物，又是铸钱的主要原料，五代、宋代都严禁销熔铜钱制造铜器。五代初期，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后晋时，允许私人开矿炼铜并免税，但只许自行铸钱或卖入官府。后周初，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显德二年（955）又实行“禁榷”，规定：“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佛寺、道观所用法器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所有铜及其他铜器全部卖入官，严禁私相贸易，铜镜由官府制造在首都设场出卖，允许商人贩卖①。

宋代对铜也实行禁榷，禁止私自开采冶炼铜、铅、锡三种铸钱原料，并禁止通商。日用铜器由官府文思院制造，官“杂卖场”出卖，允许商人凭官“引”贩卖，其他特殊铜器的制造应报官府批准。锡，在产地允许商人纳税后贩卖锡器，非产锡地的锡由官卖，商人可以贩卖及造锡器出卖。

香料是五代、宋代的主要进口商品，实行禁榷，由市舶司“抽解”十分之一，有时多达十分之四的进口税，其余由官府收买后专卖。

宋代的商税务宋代首都设商税院（务），府、州设都商税务，基层收税机构称商税务，不少县设有镇、市、场的商税务，商税务通常只称“税务”或“务”。税额多的专设官员，称为监税；县的商税务如税额较少，由县令或县尉等兼领。镇的商税通常由镇官“监镇”兼领，镇、市的商税也常由驻该地的县尉或巡检等兼管。小的集市或乡、村，常设有“税场”或“税铺”，由商税务派员流动收税，也常由当地豪富“买扑”，承包税额，乘机剥削，有的还私设“税铺”收税。各商税务普遍设置专栏，有拦头、书手等，负责确定应收商税的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7之13。

种类、税额及收税，栏头的妻、女常进入船舱内进行搜检，被称为女栏头。商税务规定只在本处收税，允许在不超过五里的地方拦税，不少税务机构则远在二三十里外，以“发关引”为名进行拦税。甚至将乡村中土产竹木等不必纳税的物品，以“钓税”为名进行收税。有的税务分为几处甚至十多处收税，称为“分额”。同一货物三番五次甚至十多次重复收税，称为“回税”。并将不应收税的货物，巧立名目进行收税，称为“虚喝”。把普通货物作为贵重物品，以一作百称为“花数”。对过往空船并无应交税的货物，照旧以容载量纳税，收取“力胜”税钱。以船上吃用的米麦作为粮食、以穿用的衣被作为绢帛，照样征收商税。商人缺少现金而用货物作价交纳，常常是十文钱的货物只算作二三文钱，称为“折纳”。或因不能满足税务、税场要求，将驾驶船只所用篙、梢作为漏税货物收缴，商人或船主被迫以重金“缴税”赎取。拦税人各带武器截拦，查检货物时还常在船上搭建临时棚屋，称为“排停”，将船上所有人，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产妇，全部驱赶上“排停”，然后入船恣意搜查，还常用七八尺长的铁锥，称为“法锥”，穿插箱笼，以致其中的衣服绢帛多被锥破。商税务中，尤以沿江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雁■、黄州、鄂州为甚，分别被称为大法场、小法场、新法场。淳熙五年（1178），南宋朝廷列出15项非法收税或骚扰商旅的情况，用大字公布于各税务门前，严行禁绝。宋孝宗还颁布了一些其他有关商税的禁令，非法征收商税的现象有所减少。南宋中期以后政事日非，甚至“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大小税务官吏与商人、民户“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①进口商品来自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除香料外，还有铁、硫黄、铜器、药品、棉毛纺织品，以及工艺品，宋初无不全由官府垄断，不久改为除“抽解”以外，官府收购一部分，其余允许出售而征收商税。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陶瓷品、金银铜铁器及各种日常用品，征收商税。禁止铜钱出口，实际流失很严重。宋初禁止华商出海经商，不久改为向“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允许出海贸易，否则没收货物。外商将货物如运向市舶司、务以外的地方贩卖，也要“于市舶司请公凭引目”，“如不出引目”①，即按偷税处理。

北宋商人与辽、西夏的商人，南宋商人与金朝的商人进行贸易，只能在官府设置的榷场进行，征收商税。宋、金榷场贸易，还征收千分之五的榷场交易税，南宋对金急需的货物加征出口税、边境税，如茶每引原价二十二、三贯，茶商贩往临近金朝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盱眙军（今盱眙），“各贴纳番引钱十贯五百文”，属边境商税；如前往淮北金朝地区，“每引更贴纳钱十贯五百文，盱眙军（榷场）每引（还）收回货税钱二贯”，前者系出口商税；后者却是当地增收（不管是否购货回宋），后被免去①。税率高达80—100％。

宋代的杂税与经、总制钱①《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商税》。

①《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36《商税》；《宋史·食货志·商税》。

宋代的杂税名目之多，有如牛毛，朱熹说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②，还不足以概括，杂税中有许多是宋代所新创。杂税在宋代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官员说，“即今财用赋入之利，莫大［于］杂税、茶、盐出纳之间”③。杂税中的很大一部分，已列在北宋末、南宋初相继创设的经制钱、总制钱内，包括茶、盐的许多附加税。“经制、折帛钱为诸州之害，板帐、月桩为诸县之害”①。

北宋宣和三年（1121），陈遘经制东南七路财用，设经制使司于杭州，除移用诸路经费外，陆续增收杂税，总名为经制钱，后又推行京东、京西、河北诸路，靖康元年（1126）废。南宋建炎三年（1129），又征经制钱，所收杂税有：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官员等请俸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合称五色经制钱，北宋时征收的，还有牛畜等契息钱等多种。南宋又新增杂税，如“增添三分白地钱”等，而且在原税目内不断增收，如“添酒钱”每升酒原只收九文钱，现在提刑司、转运司、发运司、提举司、学事司及无额上供钱等都分别加收自一文至十文不等，为原数的数倍，改称“诸色添酒钱”。

南宋绍兴五年（1135），孟庾提领总制司，创总制钱，除一部分系移用其他财政专款外，全是杂税，如勘合米墨钱、省司头子钱、常平司头子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钱、投税印契税钱、（买卖田宅）得产人勘合钱、增添七分商税钱、茶盐司袋息等钱等数十种，许多是新创的杂税。

南宋绍兴三年（1133）四月，开始“计月桩办大军钱物”②，称为月桩钱，原是调拨其他经费，后因有定额而又无从调拨，各县遂“作法以取诸民”，江南、荆湖诸路为害尤重。“其间名色，类多违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酿酒用）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③。

南宋初年，朝廷借印板帐而征收的无名杂税，也称“印板帐钱”，主要行于两浙、福建路，各县有定额，于是“非法妄取”。如交纳田赋时，多收“耗剩”粮的数量；交纳钱、帛时，多收“糜费”的钱、帛数；被偷抢的财物，不归还失主而归板帐钱等，“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①。

此外，宋代重要的杂税还有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等等，真是“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6。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16。

①《朱子语类》卷110。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89。

③叶適：《水心文集》卷4《实谋》。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6，绍兴三年六月乙巳。

第三节 五代、宋的役法

五代役法

五代徭役可分为三类，即夫役、职役和官户役，大多数是继承唐末的役法，也有部分为五代所创设。

夫役也称力役，主要从事修筑城池、官廨，治理河道，维修堤堰、驿路，为军队运送军需物资，等等，普通夫役由民户服役，重大夫役如治河、修城等，则随时征集民户，事毕遣散。如显德四年（957），“诏发近县丁夫城镇淮军（时置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六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②。至于经常性的修缮城池、官舍，维修河堤、道路等，更是不计其数。夫役涉及面广，征役无节制，劳动强度大，服役者主要是中下民户，在三种徭役中最为繁重。

职役，也称吏役，轮差民户担任州县吏职，下至州县役使的杂职、乡村的壮丁等。如后汉隐帝时，“于诸州、府百姓内差散从、亲事官”，其中散从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敕本处团集管系，立节级检校教习，以警备州城”③。亲事官、散从官属州役，由民户轮差。

显德五年，后周进行“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①，每三年进行一次。这是轮差乡村大户担任耆长的职役，属乡役。

五代职役见于记载的不多，宋初继承五代的职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弓手、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县押司、录事以下，州孔目官以下的吏职，各种杂职和虞候、拣子等。

官户役，是由专门的民户负担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常被称为官课户等，而其他服夫役、职役的民户则被称为“散户”。所以，本书称之为“官户役”②。

官户役也和夫役、职役一样，袭自唐制，五代时又有所发展。

如“羊、猪、纸、炭等户，并羊毛、红花、紫草及进奉官月料”等户，“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①。进奉官月料户即是课户，创始于唐贞观十二年（638），“改置胥士七千人，以诸州上户充，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计官员多少分给之”，官员的料钱（官俸外的津贴）由此而出，负担料钱的民户被称为课户。至于官员的俸钱则由俸户负担，唐高宗时“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后屡经变革，后梁开平三年（909）虽曾规定“其百官俸、料，委左藏库依则例全给”②。但从后唐、后汉及后周末年以前的情况来看，地方官的俸、料由朝廷支付的，只是州府长官及高级属官，而州府的其他属官如判官、司户、司法等以及县令等县官的俸、料，②《文献通考》卷19《征榷考》六之《月桩钱》、《板帐钱》。

③《文献通考·征榷考·板帐钱》。

①《旧五代史》卷114、117、119，《世宗纪》一、四、六。

②《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旧五代史》卷103《隐帝纪》下。①《五代会要》卷25《团貌》。

②史学界对此种役法很少涉及，“官户役”名系撰者所定。

则由俸户、课户分担。后汉乾祐三年（950）规定：“诸道州府令、录、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与，俸户逐户每月纳钱五百，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不得差令法直及赴衙参。”③同时规定了由俸户负担的县令、主簿，州府的判官、司户等俸禄数，朝廷的一部分低级官员的俸禄也是由俸户负担的。

由于俸户、课户，以及负担官府猪、羊、炭、纸、笔等的民户，都可以免除各种夫役、职役，其至可以免除两税。所以实际上“并是影占大户”，因而“凡差役者是贫下户”。后周广顺元年，首先在柴荣任镇宁军（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时，将“属州帐内”的羊户、猪户、进奉官月料户等，“并放为散户”，和其他农户一样负担各种夫役、职役。显德五年，制定了县令、主簿，州、府属官，及朝廷的京百司、内诸司的低级文官的俸禄，从显德六年三月起，全改由朝廷支付，“其俸户并停废”。还规定“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望令本州及检田使臣，依前项指挥勒归州县”。“如今后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便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④。周世宗这次全国性的改革，很快得到执行，在宋朝继续贯彻的情况下，官户役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乾德四年（966）七月还曾下诏“给州县官俸户”①。

宋代的夫役北宋建国之初，沿袭后周末年的役法，主要为夫役和职役。北宋初期，民户所服夫役的种类繁多，一如唐末、五代。五代时，常以兵士从事原先由民户负担的夫役。宋代扩大兵士从事夫役的种类，并形成制度。

宋太祖为了巩固皇权，建国之初即改革军制，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选为禁军，而将老弱兵士留作地方军，“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以后逐渐扩大厢军的兵种，“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堰埭”等，都“因事募人”编为厢军，因而设立新的厢军号。诸路厢军的军号多达200以上，其中大部分军号标明了服役的内容，如维修京城的广固军、制造武器的作院军、治理黄河的河清军、维修淮河的静淮军、维护海堤的捍海军等，各州府普遍设置壮城军维修城池，牢城军则是“皆待有罪配隶之人”，从事各项杂役。以及杂作都、梢工都、桥道军、装卸军、船务军、兴造军、窑务军、司牧军、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等军号的厢军②，首都的东西八作司、南北作坊等70多个部门，都有作工匠或服杂役的士兵，也是厢军的一部分。仁宗初年，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神宗也曾说：“置厢军五十余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③其任务即是“擎肩舆、供伎巧、服厮役”。北宋虽曾设教阅厢军，但大部分厢军的性质未变。到南宋时，甚至“今之禁军，送③《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④《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参见《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十一月丙戌。①《文献通考》卷65《禄秩》；《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

②《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原注：“准汉乾祐二年敕”，二应作三。

迎出入番休寓直，与厢军无异”①，担任攻防战守的是屯驻大军。

厢军所从事的杂役，如果发生因役过重或待遇过差，以致厢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籍农民以任其劳”②，说明民户承担的夫役已由厢军担任，在厢军逃亡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再征民户服夫役。

由于厢军承担了原先由民户所负担的日常夫役，因而“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南宋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③虽不无夸张，但大体上反映了宋代的情况。

宋代的普通夫役虽基本上已为厢军所代替，但黄河的治理，却并非厢军的河清军等所能全部承担。乾德“五年（967）正月，帝（太祖）以河堤屡决”，于是“分遣使者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这是宋代“春夫役”

的开始①。至和元年（1054）时，早已扩展为“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并且制定有“差夫条约”。而“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因此，淮南路的仙居（今河南光山西）县令田渊向官府提出，各路也实行每年征调春夫役，兴修农田水利，虽有“诏下三司施行”，但效果不大。熙宁三年（1070），李竦说他以前任淮南路的太湖知县时，堤堰“因循不复修葺，臣因乘其农隙，劝募旁近地主，备工料兴筑”②。太湖与仙居同属淮南路西部，时距田渊建议被采纳已十多年，而太湖县情况依然如故，可见春夫役并未能普遍推行，而仍只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春夫役在正常的春季服役期间调发的（通常需要“正身”服役）夫役，称为“正夫”。如遇黄河决口等紧急调发的夫役，称为“急夫”，一般可以折抵次年春季应服的春夫役，有时还可免去部分税钱，服役时每日官给粮食二升为口食。夫役先“以人丁户口科差”，“元祐令：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皆以丁差”，元祐五年又改为“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

春夫后又分为河防夫、沟河夫两类，河防夫专为治理黄河而差，沟河夫则是进行普通的兴修水利。元祐八年（1093）起，实行新修订的春夫役法，“除逐路沟河夫外，其诸河防春夫，每年以一十万人为额，河北路四万三千人，京东路三万人，京西路二万人，（开封）府界七千人”。民户由每年出夫役，改为“一年起夫，一年免夫”。“去役所有八百里外更不科差，五百里内即起发正夫，八百里内如不愿充夫愿纳免夫钱（每丁免夫钱七千钱）者听”。如果应出春夫地区受重灾等而影响出夫，需要调发八百里以外的夫役时，须要奏明准许后进行，这次改革对春夫役有所减轻与限制。后开封府地区不问远近，愿纳免夫钱的即可免役，其他地区实行上户可以纳免夫钱免役，免夫钱遂成为官府收入的专业款项。到北宋末，已是“河防免夫钱数目至多”，以致可以在“河防免夫钱内预行置办（河防材料梢草等），并优立价直雇夫①《乐全集》卷24《论国计事》；《宋史》卷189《兵志》三《厢兵》。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未；卷221，熙宁四年三月辛丑。③《三朝北盟会编》卷174；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①《景文集》卷26《上三冗三费疏》。

②《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役法》上；《山堂考索·后集·兵制门·州兵》。役使”，直至北宋末，徽宗才废除河防免夫钱③。

北宋在黄河中下游以外地区及南宋时，水利等夫役大都随时征发，事毕遣散。宋代除春夫役外，也常“和雇”民夫，参与治理黄河或兴修其他水利等，但“名为和雇，其实于等第人户上配差”，“每人支官钱二百，..除官钱外，民间尚贴百钱，方雇得一夫”①，大体上反映了宋代“和雇”民夫的情况。

宋代的职役宋代役法中最受重视的是职役，在《宋史·食货志》中近两卷的《役法志》，几乎全是关于职役的记载，而关于夫役的记载极少。职役由于主要是由乡户按户等差派，所以也称差役法。熙宁三年（1070）实行募役法，以后虽有反复，大体差募兼行；南宋又有义役法。

以乡户所服职役的机构区分，可分为州（府）役、县役和乡役。从服役的性质区分，州（府）役、县役还可分为吏役与杂役。

一、州（府）县吏役宋代州（府）、县的朝廷命官不多，日常事务主要由吏承担，边远地区有些县甚至没有朝廷任命的官员，县政全由吏负责。朝廷各部门和路（类似后代的省）级机构，也都有大量的吏处理日常事务，基本上属募役及从州（府）吏中抽差。

这里介绍的是乡户承担的州、县吏役。吏人，亦称人吏，也称职员，是州（府）、县吏役中高层人员的统称。

州（府）的吏人分为职级、前行、后行三等。职级还分为都孔目官、孔目官至粮料押司官，共十阶。都孔目官、孔目官亦称都吏，是吏役中的最高职名。吏人分属州（府）的使院、书表司、刑法司等，办理“狱讼、帐目、遣发”等事务。乾德元年（963），开始招募州（府）的吏人，“募有田产谙公事人充”役。如“不足，则据数均于属县曹司正员内差补”，后曾停止抽差县吏任州（府）吏，允“许以中户以下选差”担任州（府）吏，但由于乡户“不谙书算”，只得重又抽差县吏任州（府）吏。有的州、府因县吏不熟悉州、府公事，而被退回本县，只保留招募的“长名”州吏。元祐时行差役法，绍圣以后又重行募人任州吏。

县的吏人分为押司、录事、前行、后行，押司、录事，宋初从各户等中选通晓吏事者充任。由于“县吏差税户，多不省文书”，庆历元年（1041）起按照招募州吏的方法，“召有产业人投名，不足则差”，从而差募并行，南宋时以募为主。

贴司，乃吏役中低于“吏人”的职役，最初只是朝廷各部门、开封府及路级机构才设置，各州（府）、县只设“私名书手”。景德二年（1005），依各地所用私名书手人数为定额设贴司，由“吏人”保明后充任，属于募役。“吏人”不足时可以临时代行其职，“吏人”有缺额时以次升补为“吏人”。主要担任州（府）、县各案的书算事务，南宋初定为每案不得超过五人。造帐司人吏，掌造转运司、提举司钱帛帐，属州（府）役。最初系抽调③《宋史》卷91《河渠志》一《黄河》上。因史称服役者为“春夫”，撰者因而称之为“春夫役”，以其不同于一般的夫役。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13—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各县“吏人”充任，治平元年（1064），以县吏不熟悉造帐事务而放回本县，而由州（府）吏造帐。熙宁四年（1071），各州（府）募能造帐人充任，元祐时改为由吏人中抽差。

祗候典，亦称知后典，属州（府）役。担任受发文书，原先由属县派吏人中的“后行”到州（府）承领文书，派“解子”送回本县。熙宁十年，创设祗候典，属募役。绍圣时废，改为吏人中的“守缺”担任其职。

乡书手，原属乡役，为第四等户差役，负责文书事务，隶属于耆长。熙宁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废耆长以后乡书手成为县役，基本上以本县乡数设额，地位与县贴司相近而略低，县“吏人”有缺额时也可以补为“吏人”①。州（府）、县吏役以募役为主，只有一部分属差役。除额内吏役（称为正额、正名）之外，还有守缺、习学、私名，如私名贴司之类。州（府）吏的高层“职级”中，年满出职为官或任摄官，其子侄可以替补为吏，成为州（府）吏的重要来源。吏役无俸禄，依靠接受贿赂，不少因之致富。王安石变法时采取支付较丰的吏禄，同时严禁受贿等违法行为。但后来大多不支付吏禄而任其受贿，虽有明文禁受贿赂，形同虚设。南宋陆九渊所说的：“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反映了宋代吏役的基本情况。

州（府）吏、县吏大多掌握地方政权，左右州（府）、县官的意志，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②，正是宋代官吏关系的最好写照。只有少数强干的监司、州、（府）县官，采取有力措施，才能对恶吏的为非作歹有所抑制。然而，“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①，则是普遍现象，至于称为“立地官人”、号为“十虎”的恶吏，决不是少数事例。

二、衙前役宋初，衙前役一如五代，属州（府）吏役。任诸州（府）的吏职，也有担任一些杂役的则类同“公人”。从入役的形式可分为：招募的衙前，称为长名衙前，也称长入或投名衙前；由县役的押司、录事差派的，称为押录衙前；由乡役的里正差派的，称为里正衙前；以及由乡户直接差派的，称为乡户衙前。服役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主官物”，也就是“部送纲运，典领仓库”。此外，经常性的职务，还有“管勾公厨、茶酒、帐设司”，主持馆驿，有些地区还从事管理耕种官庄田地、冶铁、伐木，而边远地区的“州主令佐”，宋初也有“差衙前勾当”的②。

衙前在朝廷，属三司的衙司管辖，元丰改官制，衙司归刑部都官司。诸路、府、州、军、监也设衙司，熙宁四年役法改革以后，曾一度废罢，元丰元年（1078）又复役。三司衙司除主管官外，设都押衙及衙佐等，统衙前大将、军将、守缺军将，合称军大将。地方衙司只设衙前军将以及其他衙吏。衙前的“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承引官），优者曰衙职”，通称衙吏。衙职也称衙职员、职员，有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卷476，元祐七年八月庚申。《宋会要辑稿》方域15之32。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

①《淳熙三山志》卷13；《赤城志》卷17。

②《象山集》卷84《与赵推官》。

教练使、守缺教练使、押衙，都高于衙前军将。“自都知兵马使至第六名教练使，凡十三阶”①。

五代及北宋中叶以前，吏人（职员）及长名衙前还可带“宪衔”，即可以带有散官、检校官、兼官及勋官等官衔，通常带的是所谓“银、酒、监、武”衔，即是一个不入流、没有官品的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可以带有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检校国子祭酒（国子祭酒从三品）、监察御史（属兼官，正八品）、武骑尉（从七品，勋官）四种官衔，这是五代时军官担任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时的制度，北宋中期以前沿袭，因而常常冒充官户以享受特权，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时才废除。

衙前役在北宋初期全是募役，其后由县吏役中抽差役满的押司、录事担任，称押录衙前。又以“里正主催税及予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称里正衙前。并规定押录、里正，“其不历衙前者，虽得替不许归农”②，在得替押录、里正人少的少数州、军，缺人承担衙前役，就直差乡户担任，称为直勾或直差衙前，且无任期，直至破产才更换，但当时官员们注意的焦点是里正衙前。

押录衙前由于押司、录事先已担任县吏役数年，比较熟悉官场。而里正衙前则主要经历的只是乡役里正，有的甚至刚任里正即被送州（府）任衙前，易被官吏欺蒙，以致破家荡产。

至和二年（1055）四月，废罢里正衙前，改为只差乡户衙前。乡户衙前实行五则法，将本州（府）内人户统一按财产从多到少排定，分为五则（五等），再将本州的衙前重难差役也分等，每件重役有十户轮流担任，当时称为“民甚便之”。然而这只是将里正负担的灾难直接转嫁给乡户，乡户衙前同样也纷纷破家荡产，不到十年，官员们再次议论改革设法，“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乡户衙前遂成为王安石变法时役法改革的重点，实行免（募）役法，改衙前差役为募役，元丰三年前后，雇役衙前基本上合并入长名衙前，随后又取消了押录衙前。元丰八年，宋神宗死后恢复差役法，对于衙前实行的实际是差募并行，而且是“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元祐三年即重行募役法，而“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③。南宋也行募役法，甚至役法改革长期未触及的边远地区，如广西路海外四州（今海南省），也于淳熙九年（1182）由差役法改为募役法。

三、州（府）、县杂役宋时被称为公人的，承担各种杂役，基本上属差役。熙宁时，改为差募兼行，以募为主，其后大多恢复为差役。宋时的州府役，有散从官、斗子等。散从官，属州（府）役。有承符、散从官、步奏官，负责“追催公事”；还有“人力”担任“当直”，并差税户或坊郭有“行止”人担任。元丰时将承符、人力合并入散从官。散从官和弓手、手力，还负担迎送到、离任的官员。

院虞候是州府役，一度并入散从官，差乡户担任。任州、府司理院当直听差及所属狱子，役法改革时，因无人投充而差四等户担任。

杂职是州（府）、县役。差乡户担任，负担州（府）、县衙杂事，允许长期担任。

①《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汰去贪庸之官》。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4、98。

③《赤城志》卷17；《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7。

手力，属县役。宋初以第二、三等户差役，负责追催公事和征收城内的赋税。熙宁时，改为募役，元祐后，其地位已降与“杂职”相近。

弓手，属县役。宋初为三等户差役，受县尉统率巡捕盗贼。熙宁时，改为募役，元祐元年（1086）曾以第一等户差充，不足则差次等户，大多数役户雇人代役，其中少数弓手被差充狱子。

解子，属县役。为乡户差役，主要为移送公文，有时代替手力的部分职务，熙宁、绍圣行募役。

医人，属州（府）、县役。于州、府治所在县的医人中轮差，各县于附近乡村医人中抽充，熙宁时给雇钱。

斗子、拣子、库子、秤子、拦头等州（府）、县役。拦头曾招客户担任，后以第五等户差充。其余均以第三、四等户差充，熙宁、元祐时为募役，后以家产五十贯以上人户充。

州（府）、县公吏名称众多，此外还有手分、所由、街子、行官等。手分属吏役，高于贴司，所由等属杂役为投充。南宋有承差人、传贴人，属杂役，为差役或自行雇人代差。

四、乡役宋代乡役，北宋前期为耆长、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熙宁行保甲法后，以保正、保长、保丁、催税甲头代替耆长、壮丁、户长，其后情况较为复杂。

耆长负责治安、承受县司的公事，以及桥梁道路的修治，以第一、二等户差役，间行雇役。熙宁四年（1071）役法改革，以耆长、壮丁为轻役定为差役，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即为保正、保长所代。元丰八年（1085）十月复设耆长，为募役。元祐元年（1086）改为差募兼行，绍圣元年（1094）又以保正、保长代耆长。

保正·副、大·小保长，通常由富户担任，原为差役，后亦常支雇钱。

南宋时，福建路与耆长长期并设，保正、保长负责治安及桥道修治，承受县司公事则由所募耆长负责。江南、两浙等路，初只设保正、保长，不久亦募耆长、户长，由于税赋量大，耆、户长无力完成，南宋朝廷遂责成保正·副督办。而税赋少的福建地方官府也曾仿效，为南宋朝廷所制止。保正·副原本只需负责重大治安事务，其他事务归耆长，而实际上常是“保内事无巨细，一切（原作如，误）责办”①，因而常导致保正·副破产。

里正为第一等户差役，负责税收及担任部分县役，被视为“脂膏”。后以任满里正要差充一任衙前，常导致破产，至和二年罢里正衙前的前后，废里正而增差户长。

户长为第二等户差役，后亦间行雇役，负责征税兼机察盗贼，熙宁四年改为募役，次年罢机察盗贼之责而专负责征税。八年，轮差保丁一人为甲头，代户长催租税、常平钱和免役钱，一税一替，称催税甲头。由于甲头多为中、下户，无力催税，元丰元年重又雇募户长催税；无人应募处，轮差四等户以上保丁催税，一税一替，依催税多少支给雇钱。哲宗时的反复变化与耆长相似，北宋末及南宋，主要是雇募户长或大保长催税，有时又轮差甲头催税。壮丁为四、五等户差役。隶属于耆长，担任受送公文、参与治安。设废及差募与耆长同。罢壮丁时，其机察盗贼事为保丁所接替。

熙宁八年设承帖人，属募役。隶属于保正，接替壮丁主受公文，而实兼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赤城志》卷17。

耆长、户长、壮丁之役。元丰八年十月罢，绍圣元年复设，南宋不设。

宋代对职役法的改革宋代职役的役法重大改革有三次，首先是至和二年的废里正及里正衙前改差乡户衙前，其次是熙宁募役法，最后是南宋的义役法，其中尤以熙宁募役法影响最大。

改差乡户衙前不过几年，家破人亡的惨剧，不仅说明里正衙前改差乡户衙前，只是将灾难由里正转嫁给乡户，而且暴露了整个差役法的弊病，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终于使役法改革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此外，被称为重役的还有承符、散从官、耆长、户长，也有人把弓手视作仅次于衙前的重役。熙宁四年十月颁布募役法，对役法进行全面改革，规定应服役的乡户，按户等出钱可以免服差役，称为免役钱，因而也称免役法。出钱户的户等各地有所不同，如首都开封府规定乡户（分为五等）四等（含）以下、坊郭户（分为十等）六等（含）以下不出钱。一般地区多数是四等乡户也出钱，有些地方连原先不服职役的五等户也出钱。原先免役的官户、寺观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以及坊郭户，则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征收的总数则视各州、县募役所需而定，然后再加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时使用。原先作为衙前役酬奖的酒、税坊场，收归官府，其收入也作为募役之用。

朝廷用上述收入募三等以上户充役，应募衙前役的要以物品或产业作抵押，应募弓手要考试武艺，应募典、吏则考试书计，同时裁减州（府）、县役的人数。另一方面，除初期还保留少量差役，如被认为是轻役的耆长、壮丁外，又创设了新的差役，如保正·副、大·小保长、保丁、催税甲头等。募役法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虽屡经反复，但仍主要行募役法。南宋时，成为役法改革重点的是保正、保长等乡役。

南宋初年，保正·副即因代户长催税，力不胜役，多致破产，改而差催税甲头，又改募户长催税，或由大保长兼户长并给雇钱任催税，等等，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为了应付保正、保长、户长役，民间开始创立“义役”，最早的是绍兴十五（一作十九）年，金华长仙（西山）乡民户汪灌等11户，自动按户等集资，以供应役户，后改为置田百亩，收入作为轮充役户的费用。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吴芾任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时加以肯定，并“劝民义役”，但吴芾次年秋即离任，义役未能推广。义役的实质是由乡民自办的、变相的募役。

范成大于乾道五年（1169）任处州（今丽水）知州时，“松阳县（今遂昌东南）有一二都（乡下分都），自相要约各出田谷以助役户，永为义产，总计为田三千三百余亩”，规模比金华大得多，范成大曾要求推广而未果。乾道七年，范任中书舍人时，再次提出推行于诸路，得到朝廷赞同，遂成为南宋义役的创导者，各地纷纷仿效。乾道九年，李舜臣任德兴（今属江西）知县时，“奉诏举行义役事”，“期年役成，民大便利”①，即是一例。各地的义役略有差异，根据户等、或财产、或土亩、或田赋多少，各出土地或各①《宋史》卷177《役法》上；《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57。

出钱购置土地作为“义产”，以供服役户补助服役所需的费用。通常只由应役户集资，但也有本不服役的下户被迫出钱集资，这是由于担任役首、役主的都是富户，有些役首将负担转嫁给下户所致，少数役首甚至乘机霸占作为义产的役田。在编排轮充差役时，有的役首以上户轮充保正，而将负责夏秋税收的户长或大保长由中下户轮充，以致中下户役重而上户役轻。

义役推行不久即有不同意见，淳熙十一年（1184），在主张推行义役的监察御史谢谔建议下，义役、差役各从“民便”，义役在各地继续实行。刘克庄在淳祐四年（1244）任江东提刑后，曾概括地说，“当职累历郡县，所在义役词讼绝少”，这是他自嘉定二年（1209）入仕后35年来，历任江西、淮东、福建州县地方官后，对义役基本肯定的结论。而对鄱阳（今江西波阳）县的义役，则认为“惟此间义役之讼最多”，接着所说的，“盖义役乃不义之役，而义册乃不义之册，或六文产或三文产不免于差，则役首之罪反甚于乡书手矣”①，则是只就鄱阳县义役而言。所以，他并不是废除鄱阳义役，而是要求处置不公的役首，继续推行义役。

南宋末年，文天祥在为家乡吉水县（今属江西）永昌乡义役所写的序文中，也对义役作了肯定。他指出差役之弊，“民无以相友助，相扶持”。轮派差役，更换被差人户等，听命于官吏乡胥，而“是（义）役之权，不在官与吏与乡胥与奸民与适至之天，而在吾乡里和气间”①。文天祥所言虽不无夸大，但义役相对于差役而言，利多弊少应予肯定，这就是直至南宋灭亡前，义役仍不断在各地兴起的原因所在。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84。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7《处州义役、德兴义役》；《宋史》卷404《李舜臣传》。

第四节　辽代的赋税和役法

辽朝的经济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制阶段以渔猎为主的部落民；以契丹等诸部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和定居经营农业的汉、渤海等民族。因此，辽朝的经济也存在着多种形式、多种成分。辽朝统治者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成分和不同民族，推行不同的赋役制度。

土地所有制及其变化辽朝镜内各民族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不同，对土地的使用、占有方式也不同。一般说来，南京、西京的农业区以私人占有制为主；东京土地私有制受到来自契丹贵族的冲击；中京、上京为牧区与半农半牧区，并有较多的投下州。适应这种经济构成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契丹之初，草居野处，靡有定所”①。遥辇阻午可汗时，涅里整顿部落，才确定了各自的份地，于是契丹各部有了各自固定的游牧范围。国家建立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因此，过去为部落公有的土地，实际上已转化为国有土地，并以分封的形式转为领主占有。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私有制又不断地冲击着国有制，于是上京和中京地区，土地所有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变化关系。

辽朝国家设有群牧，它是为国家提供马匹、牛羊、骆驼的机构。群牧的草场、牲畜均属国家所有。辽朝的群牧多在兴安岭南端西麓。可知者有迪河斡里朵、斡里保（斡里本）、蒲速斡、燕思等。此外，岭东有浑河北马群司，南京道也辟有群牧。群牧官由朝廷委任，司牧者是诸部族富户或品官家子弟、余丁或奴隶。他们在国有的牧场上放牧国有的牲畜，供国家需要。

为了防御的需要，辽朝在西北边境设置州城，屯驻军队。屯军一方面从事耕牧，一方面守卫边境。他们耕种的农田和游牧的草场也属国家所有，生产的谷物、牲畜提供边备所需。这两种土地无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均属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国有土地。

契丹诸部的游牧地，本属部落公有。阿保机建国后，在遥辇诸部落的基础上，重新编组部落并再次确定诸部的游牧范围。这次调整的结果，将上京道中心地区，西起大兴安岭南端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仪坤州（今巴林右旗西南），东到鸭子河流域的长春州（今吉林大安西），北自挞鲁河（今洮儿河），南至中京北界广大地区，全部划归了辽内四部族。其余诸部，则分别被安置在其四周。诸部落的游牧地是由最高统治集团分配确定的，诸部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这类部落使用的土地，其最高支配权仍属于皇帝代表的国家。它是在部落占有制形式下的国有土地。而部落成员因地位不同，对部落公有的牧场在使用上也存在差异。

辽朝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功臣多建有投下军州。从投下户需向国家缴纳的田赋看，诸投下户使用的土地也是国有的。投下军州的主人在这些土地上享受特殊的优待，享有朝廷允许的某些经济实惠。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投下制逐渐衰落，一些投下军州也被收归国家所有。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2《鄱阳县申差甲首事》。

上京诸州由俘虏和移民垦殖的荒地，南京等地区的荒闲土地属国家所有。圣宗时许民开垦的燕乐（今北京密云东北）、密云（今属北京）二县荒地，即属这类土地。这种荒闲土地，朝廷可根据需要划出界线，以为牧场，也可招徕农户垦种，酌情免收租赋数年，这些农户就成了耕种国有土地的官佃户。一些农户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也可立籍缴纳赋税，于是这类荒田就变成了耕种者的私产。朝廷或诸道有时遣使至各地检括荒田，如为人所冒占私耕，或没收入官，或立契定赋。

辽帝各斡鲁朵皆设有提辖司，管理诸宫所属蕃汉户。蕃汉户多从事农业，以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平州（今卢龙）为多，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巴林左旗南）、东京（今辽宁辽阳）也有少量提辖司所属蕃汉户。他们耕种的土地属斡鲁朵所有，实际上就是皇室的庄园。

在诸宫卫大量占有土地的同时，一些契丹贵族、汉族官僚的庄园也有了很大发展。如圣宗时的降臣李知顺，占籍中京，“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驼车马等，卒不能知其数”②。王继忠降辽后，家无奴隶，圣宗一次就赐宫户三十。冯从顺自统和十七年（999）望都之役后入辽，“车乘服玩，台馆园林及臧获之徒，皆国家所给”①。在中京，汉人地主的庄园有了很大发展。这些庄园的所有者，都是辽朝的蕃汉贵族。

辽朝建国前就建有寺庙，中期以后，佛教盛行，境内各地广建寺庙。各寺庙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如义州静安寺，在创建之初，耶律昌允及其妻就施地3000顷。蓟州盘山上方感化寺“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①。景州观鸡寺有庄土3000亩，山林百余顷，果树7000余株。成为与国家、世俗地主一样广占田土的寺院地主，以营佃所入，供僧众衣食。

辽朝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建国后，在被征服的农业区，一般仍采用当地固有的政治制度，也不改变其经济基础。因而，西京和南京原有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在那些地区，地主广有土地，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有的完全没有土地，靠佃种地主土地为生。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宣化（辽西京归化州）发掘了几座辽墓，出土的墓志、随葬品和壁画皆可反映出这一带地主阶级生活的富裕、优越。张世卿在大安年间出粟赈灾，一次就进粟2500斛，得授官右班殿直②。韩师训墓壁画中所绘《饮酒听曲图》、《备装图》，即使不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如实记录，至少也反映了此时汉族地主和富商的生活状况。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富裕的汉人，即使不为官宦，也可以奴役贫苦的契丹人。壁画中的髡发门吏显系契丹人无疑①。

这种情况在中京奚人地区也很普遍，由种种原因流入奚区的汉人，往往以租种奚人上层的土地维持生计。苏颂、苏辙在他们的《使辽诗》中都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②。

②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9《吉水县永昌乡义役序》。

①《辽史·营卫志》中《部族》上。

①《全辽文》卷6《李知顺墓志》。

②《全辽文》卷6《冯从顺墓志铭》。

①《全辽文》卷10《上方感化寺碑》。

②《全辽文》卷11《张世卿墓志铭》。

东京地区隶属斡鲁朵的州县较多，又迁入了大量渤海人，其私有化程度则较南、西两京为低。

封建因素的增长与阶级关系的变化由于土地占有、经济成分、经营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辽朝的阶级关系也呈现着十分复杂的局面，随着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阶级成分和阶级关系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

契丹诸部长官大王、节度使、都监、司徒等，握有管理部落军事、行政、经济的权力，有些家族则世预节度使之选。这些部落长官实际上就是本部份地的领主。因此，契丹人的部落只能是保留着部落组织形式的领主占有制组织机构，与蒙古建国后分封的千户有很多相似之处。

辽朝皇帝的斡鲁朵，占有牧场、农田，有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宫户；诸王、公主、驸马、契丹贵族、官僚，多领有投下军州，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领主。

早期投靠契丹统治者并为辽朝的建立与巩固建有功勋的某些汉人、渤海人上层，也不同程度地占有土地、人户，他们中一些人既有自己的封建庄园，也有出租的土地，因此，既是经营庄园的领主，也是出租土地的地主。圣宗时期的大丞相韩德让，在上京、中京、西京、南京、平州、奉圣州都有提辖司，管理属下各地的庄园。中京内省使、知宫苑司事李知顺，上京户部使冯从顺等，在中京也有庄园。

随着社会的发展，投下制也发生了变化。到圣宗时，领主对属下的控制已日益削弱，国家对投下军州的政治、经济管理职能日益加强，领主占有制逐渐衰落。

太宗时，东丹国中心南移，留居原地的渤海人大批南迁到东京辽阳地区。他们中的富户、贵族多拥有部曲。在迁徙中，一些贫苦无力迁徙者又为富户所收容，故东京地区的渤海贵族、富户也应是拥有属民的领主。随着辽朝封建化程度的提高，东京的领主制也开始向地主制经济转化。

南京、西京的大土地所有者，多以租佃方式经营地产。中京的奚人，也多将土地租给汉人和渤海人耕种，他们或成为地主，或为小土地出租者。寺庙的上层僧侣，是寺庙地产的管理者。由于土地来源不同，他们的佃户既有二税户，也有具有独立自由身份的国家编户。因而，上层僧侣实质上是靠地租生活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宋境，有的甚至成为代表朝廷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晋境，成为辽朝同中原进行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游牧的契丹人，被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他们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份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是部落和国家赋役的主要负担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除部落贵族外，部落民也有贫富之差，富民拥有较多的牲畜，占有较好的牧场。凭借其经济实力，也可转化为贵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他们中既有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也有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他们是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辽朝社会阶层还有宫分人、奴隶和著帐户。宫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民族成分讲，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和乌古敌烈、女真等诸部人。究其来源，汉人、渤海人和各部族人多为战争俘虏，契丹人则或为宫卫建立时析部族所得，或为自愿投附者，或后妃出嫁时的媵户和贵族犯罪没入者。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同，有的享有自由民身份，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出任高官。如宫分人中的八房子弟，是耶律欲稳的后裔。欲稳本为突吕不部人，自其祖父台押时，就与耶律家族关系密切，有保护阿保机父辈之功。阿保机初置宫卫，欲稳率部曲来归，附宫籍，为宫分人。他官至奚迭剌部夷离堇，弟霞里为奚六部秃里，祖台押配享皇室耶律家族祖庙。穆宗朝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虽为宫分人，却与穆宗为布衣交，并占有宫户。景宗、圣宗时的韩德让，以宫分人的身份历任节度使、上京留守、北府宰相，领枢密使兼政事令，直至官拜大丞相，总北南二枢密院事，封王，位极人臣，却一直到统和二十二年才出宫籍，赐国姓，隶季父房，并进而建文忠王府，一跃而成为斡鲁朵主人。他们不但是部曲、奴隶的主人，而且是辽朝的高官，他们的家族属辽朝统治集团行列。

大部分宫分人是只有少量财产的农、牧业劳动者，是领主占有制下的农、牧民，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享有较奴隶为多的自由，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经允许，不得脱离主人。主人却可按自己的意志将他们转送与人。他们承担的赋役，是主人的私人收入，同时按主人的意志提供力役。而他们承担的军役，则是以向主人提供的方式为国家的军事目的服务。这一类宫分人，在地位上与诸部部民相似，而在名分上，前者为私人部曲，且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甚至可以被统称为“奴婢”，后者为隶属于地方组织的国家编户，但比编入国家州县的民户受着较多的控制与约束③。

诸宫和贵族都占有相当数目的奴隶，他们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和供家内驱使。圣宗时的稍瓦、曷术二部，原来即是皇室、贵族的奴隶，他们当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稍瓦、曷术石烈后，由贵族私人奴隶转为国家官奴婢。也有拐骗宋朝人口卖到辽境为奴者①。

著帐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他们是由犯罪被籍没的贵族组成。最早被没入者是杀害遥辇氏联盟于越释鲁的蒲古只三族人，遥辇后期，他们被编入瓦里。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氏将他们编为著帐户。世宗时，放免为良。此后，凡贵族、世官之家犯罪，便被没入，编为著帐户。“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诸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①。他们是宫廷奴隶，皇室占有的奴隶。

③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文物》1992年第6期。①《苏魏公集》卷13《牛山道中》，记录了他在牛山馆（今河北平泉西）道中所见：“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诗称：“农人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边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苏辙在《栾城集》卷16《出山》中，也描述了汉人佃种奚田的情况，诗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①关于宫分人的情况，还可参见李锡厚：《辽代诸宫卫各色人户的身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著帐户的身份并非终身。原有的著帐户不断放免，新的罪犯不断没入，故终辽之世，“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②。

此外，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部落所有的奴隶。而在国家手工业作坊中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处于工奴地位。某些被贬黜的官员，也常被罚入作坊服役。如圣宗朝秘书正字李万因上书“辞涉怨讪”，被处以杖刑后，罚至陷河冶采炼白银。道宗朝北面林牙萧岩寿因反对和揭露耶律乙辛获罪，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作”。

辽朝是在游牧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它在政治制度、经济成分、习俗法规等诸方面，必然还有某些部落联盟时期的残余和痕迹。建国后，统治者不断扩张境土，统治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汉人，又受到了来自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冲击，这就决定了辽朝境内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及文化等方面几种成分并存，且不断发生调整变化的社会进程。

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部落组织形式下存在的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制占主导地位。国家建立后，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部落显贵、开国功臣成为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于是部落内部有了官员、牧主、富裕的牧民和只有少量牲畜的贫苦牧民，部落节度使等既是国家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本部的领主。

自大贺氏联盟时期起，契丹人中已经出现了奴隶，他们当来自贫苦的牧民和战争俘虏。遥辇联盟后期，又出现了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契丹部落贵族。因而契丹社会有相当数目的奴隶存在。但牧业生产不同于农业和手工业，它不适宜大量使用奴隶，因而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一直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建国后，牧业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他们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宫廷服务和手工业生产。随着封建因素的日益增长，从事手工业等专业性生产的奴隶大批得到解放，编为部民①，奴隶制的残余成分日益减少。奴隶主要从事家庭、宫廷服务，供主人日常驱使。

投下及斡鲁朵所属的民户，为领主、贵族的部曲，但早已有了独立身份的自耕农民被长期抑为农奴，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投下是在国家准许的情况下建立的，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国家也不会放弃在投下军州的权利。因而辽朝投下户尽管身份是部曲，而其地位实质上并不完全是领主的私属。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地位。一方面是因投下军州的日益减少，投下户便随之转化为国家州县民户；一方面是对领主依附关系的日益松弛。以投下的变化为先导和动力，牧区的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这种变化自圣宗以来日益显著。进入辽朝统治集团的汉人和渤海人上层，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同时，竟也像契丹贵族一样建立庄园，占有大量部曲、人户，由地主蜕变为领主，成为身兼地主、领主双重身份的辽朝统治集团成员，这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决定的。

在靠近燕、云的奚人地区，租佃制经营方式较为普遍，这首先因为它靠近农业区，有大批被俘和流入的汉人，受到燕、云先进经营方式的影响。同第4期。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

①《辽史·营卫志》上。

时，也与握有政治权势的契丹上层早期没有过多地在这一地区干扰奚人的经济活动有关。

总的来说，除战争期间外，西京、南京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因归入辽朝而受到严重破坏，仍在租佃制经营方式上继续发展。东京地区租佃制、庄园制并存。上京、中京地区变化较大，总的趋势是部落制残余日益减少，封建领主制逐渐向地主制经济过渡。因而整个辽朝境内，早期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成分应该是领主制，与之相适应的辽政权也应是早期封建制政权。圣宗以后，地主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赋役制度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提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于身份、地位不同，他们承担的赋役名目也多种多样。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大抵在辽圣宗时期，便逐渐确定下来。但受契丹社会习俗的影响，辽朝的赋役征集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辽朝的五京各有掌管财赋的机构和官员，上京有盐铁司，设盐铁使；中京为度支使司，设度支使；东京为户部使司，设户部使；南京为三司使司，置三司使；西京为转运使司，置转运使，合称五京计司或五计司。

辽朝的赋役制度主要分为部落民的赋役、农户的赋役和属国属部的贡赋三部分。

一、部落民的赋役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岁输羊为常赋，以供国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输数目，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等第。

常赋之外，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国家有急需、节庆或婚丧等情况，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如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进助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虽自诸宫、贵族、官员进上，而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此外，国家对官员额外加恩，有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②。

贡赋之外，部民还须出力役。诸部的役有力役和兵役两类，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辽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工三十余万”；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①。原隶宫分的奚人三营，圣宗时置部，隶南府，专“备畋猎之役”。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须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其中五院、六院驻守南境备宋；乙室、涅剌驻守西南备西夏、党项和回鹘等；突吕不、品、楮特部镇守西北，防阻卜、乌古敌烈等②《辽史·营卫志》上。

①圣宗时，将由诸宫和横帐大族奴隶组成的稍瓦石烈和曷术石烈改编为部落，置节度使。于是二石烈人摆脱了奴隶制束缚，取得了部民身份。

部。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这种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使大批强壮牧民脱离牧业，不能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屯戍，防备阻卜诸部。东北重点驻守鸭绿江和黄龙府，备御高丽和女真。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远离部落，资费既多，人又劳苦，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

诸部派役，有所谓“补役之法”。初期，“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至兴宗时，“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①，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二、农户的赋役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幽州安次人，曾献在草原安置汉人之策，并被采纳。建国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②，辽朝农户赋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太宗时，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再定赋役制度。从燕云十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后来，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农户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

为均平赋役，辽朝也常括田、括户。

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1000），“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期限。

辽朝的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情免租赋数年。然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移民，为了安抚降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①。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汉人、渤海人，他们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地的汉人则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他们的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他们除向国家缴纳田赋外，还须向领主缴纳“市井之赋”。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①《辽史·萧观音奴传》。

②《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①《辽史·萧韩家奴传》。

②。所谓“纳课给其主”，即《辽史·食货志》所载的，“市井之赋，各归投下，惟酒税赋纳上京”，所以，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燕京地区的赋税，据马扩《燕云奉使录》载，“三百年旧额，每岁出缗钱四十万”，其中二税为大宗，也包括商税、盐税等。辽末社会动乱，经济凋敝，物价暴涨，税钱增至400余万，不能作为考察赋税负担的依据。苏辙认为，辽朝燕云地区农民负担较轻。他说：“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动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此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①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汉人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汉人负担的记录当可信。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自招徕、安抚汉人，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并无大批汉人南逃的事实，也可得到印证。

此外，寺庙的佃户中也有一些二税户。

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多种名目。主要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河、筑路等项工程。徭役的征调，也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今河北新城东南），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往迎来，多役民户。中京松山县（今内蒙古赤峰西南），岁运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官炭，旁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同时，由于法度不明，执行不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天祚帝时，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深患民户徭役之重，遂使民户出钱，官为募役，减轻了役户负担。渔阳（今天津蓟县）定躬冶，每年修桥路役工千数，主者凌逼，役户不堪忍受，往往出高价以庸代役，伤财害民。三河县（今属河北）尹刘瑶上任后，亲为措置，只用百工，桥路工程即告竣，民力得以苏息。又前此役民兴功，经办者多人，“专使交杂，蠹耗乡栅，驱良民如婢使，取私货若己产”。刘瑶去繁整蠹，委专人董役事，“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①。田赋与徭役外，辽朝沿五代旧制，仍有名目不一的杂税，如盐铁税、曲（酒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商业贸易则有关征。田赋之外，盐铁、曲钱和商税，是辽朝收入的大宗。盐、铁、酒贸易，一直由国家控制。故南京设都曲院、商税都点检、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税点检；各州县分别设有商、曲、盐、铁等都监或院使。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诏诸道各州县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粜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振（赈）民。”沿边诸州又有和粜仓，“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②《辽史·韩延徽传》。

①《松漠纪闻》载：“阿保机灭渤海，迁其族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损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当是指东京渤海人的情况。《辽史·圣宗纪》也说：“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也甚宽弛。”

①元好问：《中州集·乙集》。

息二分”②。义仓粟实为田赋的附加税，将国家赈济灾贫的负担转嫁给农户。和粜法或系借鉴于宋。

此外，或为战争所需，或补充群牧，辽朝还不时括富民车马。这种负担，因并非常赋，故无限额，可因人因事随时而定，其扰民之甚，正如苏辙所见。三、属国和属部的贡赋属国、属部随部所出，缴纳贡赋。初期，东丹岁供布15万端，马千匹。后东丹南迁，属东京道，不再为属国。阻卜除马、驼外，岁贡貂皮1万，青鼠皮2.5万。五国、乌惹等部贡马匹、珍珠、胶鱼皮、貂皮和海东青鹘。女真贡弓矢、人参、生金、蜜蜡、珍珠、布帛、海东青和唤鹿、养鹰鹘的奴隶。乌隗乌古部初以貂皮、青鼠为贡，因非本土所产，自圣宗统和六年（988），从其所请，改为只贡牛马。回鹘诸部所贡为玉、珠、犀（角）、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器、斜合里皮和各色毛织品①。西夏进马、驼、锦、药材、皮毛等。高丽以布、铜器、人参、纸、墨、藤造器物、龙须草席和酒、醋等进献。

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②苏辙：《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路振、苏颂记载与此不同。路振说：“虏政苛刻，燕蓟苦之，园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是圣宗时的情况。但《辽史·圣宗纪》中屡见赈灾的记载，可知路振所记，或为个别情况，或得之于传闻，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苏颂说：“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苏颂使辽在道宗咸雍三年（1067）和大康三年（1077），苏辙使辽在大安五年（1089），两人所记同为道宗时情况，而结论却截然不同。苏辙的记载似更接近实情。①《全辽文》卷10《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

第五节　西夏的赋税与徭役

赋税

西夏建国前的党项社会就已进入封建社会，宗族封建制成为西夏的统治基础。西夏的土地制度大体可区分为国家所有制、贵族占有制、寺院和小土地占有制。建国前党项政权统治下同邻境的宋朝相比，赋役已相当繁重。《宋史·党项传》记载，李继迁统治下的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羌部拓跋遇曾向宋朝边吏诉说：“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西夏建国之初，仿宋制建立的皇权机构中，设有“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又设“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等管理和征收农、牧、商、手工各业的赋税。

西夏建国初期，由于对宋朝频繁发动战争，军需粮饷主要靠对宋夏沿边地区的掠夺。宋朝边将田况说：宋朝缘边与西夏“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来入寇，则科率粮糗，多出其间”①。宋朝边帅韩琦也说，西夏进攻宋朝，“军兴之物，悉取国人。而所获不偿所费”②。夏宋经过几年的战争，夏国虽取得多次胜利，“然死亡创痍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①。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也利用权势侵占田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土地，变为私田。夏毅宗时，其国相没藏讹庞霸占宋朝辖境麟州（今神木北）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护耕，“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岁东侵不已，距河仅二十里，宴然以为己田”。■都元年（1057），又屯兵数万人于屈野河，“尽发麟州以北民耕牛、农具，计欲尽耕河西地”②。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赋役制度的规定完备而详尽。在《律令》的第十五至第十七章中关于农业租税条，对夏国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纳租标准、数量、纳租时限、入库，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处罚等都规定至详。如规定无官方谕文，不许擅自收取租户钱物及摊派杂役；农民可在所租土地边上的沼泽、荒地上开垦种植，三年不纳租税。超过三年后，“一亩纳谷物三升”。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也实行局部免税措施。如夏大庆四年（1143）四月，西夏的兴州（今宁夏银川）和夏州（今陕西靖边北）地区，连遭地震，地裂泉涌，灾情严重。仁宗采纳御史大夫苏执礼的建议，下令二州灾区，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③。以上诸种规定与措施，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安定社会极其有利。宋代史籍上多有西夏国家储粮的记载，如“摊粮城”、“御仓”、“粟窖”、“国官窖”、“歇头仓”等，藏粮十数万至百万石。除地租税收外，工商税也是西夏国家税收的大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①《辽史·食货志》上。

②高昌回鹘“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见《挥麈前录》卷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第十八章，对工商业税收有详细的规定。如店铺开业、牲畜乘船、边境贸易、典当，甚至说媒、离婚、求助等，都交纳税金或实物税。西夏实行盐、酒专卖，“三司”设盐铁使专门管理盐铁生产。夏景宗时，“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①，西夏每年至少采盐数十万石，同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盐走私与逃税十分猖獗，《律令》规定，对逃税者一经发现，“偷税几何，当计其税，所逃之税数，以偷盗法判断”。西夏对过境的各族商人，征收高额的过境税，如对回鹘经西夏去宋、辽的商贾，对驼载物品，“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据此可知，夏人对过境商贾征收十分之一的商税，这可能是一种定制。

徭役西夏的徭役，包括兵役和力役。据《宋史·夏国传》所载兵制规定：“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负赡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正军之疲弱者为之。”又据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凡成丁者都要承担兵役：其中分直接担负战斗的“正军”和军中劳役“负赡”。“正军”除国家给予很少的军事装备外，还要自备弓箭、盔甲，承担补充“长生马”、驼。宋朝西北边帅范仲淹说：“西夏建官置兵，不用食禄。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宋朝大臣张方平在给宋仁宗的奏章中也指出：“今羌戎乃汉唐郡县，非以逐水草射猎为生，皆待耕获而食，贼每点集资粮器用，人自为备，须岁年计，乃能大举。”②“点集”作战成为西夏人民的沉重负担，繁重的兵役负担是造成西夏日趋贫困，国势衰颓的原因之一。

西夏时期的劳役是极其繁重的。从党项建国前的李继迁时期到李元昊建国后，西夏都大规模征调民夫修筑黄河水利。历朝皇帝都不惜民力，役民兴修都城、宫室、陵寝、寺庙。史书不乏记载，如李德明时，“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景宗李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大役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①。西夏穷兵黩武，兵役和劳役是压在西夏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

①《西夏书事》卷19。

②《西夏书事》卷35。

①《包拯集·论杨守素》。

第六节　金代的赋税和役法

金代的赋税和役法，因各族社会发展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地税有女真族的牛头税；有中原的两税，都以耕地为征课的对象，但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征课办法与性质也有不同。金代的物力钱，与地税不同，是以丁口和资产总和为征课对象，一切科敷品及徭役均据此而出。此外，尚有其他名类不同的课税，依着征课对象不同而有区别。金代的赋税和役法，在中国赋税和役法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整个中国赋税和役法发展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赋税一、牛头税（牛具税）牛头税是女真族猛安谋克户向国家所承担的一种地税，其征收的基础是牛头税地。牛头税也叫牛具税，其制度是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以民口二十五为限，受土地四顷四亩有奇，按年输粟，官与民占有土地不得超过四十具。在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以前，赋税征收没有定制，根据需要的多少而定。到天会四、五年，牛头税的征收始由无定制发展为定制。

牛头税的征收由土地占有关系的性质而定。分配到牛头地的猛安谋克户，不分贵族与一般平民，都要按规定交纳牛头税，征收额每牛具固定为一石或五斗不等，不分收获多少，都交纳定额的税粟。由猛安谋克户向国家交纳的牛头税额，比起汉族人民负担的两税要轻得多。汉族人民负担的两税为牛头税五斗之四十倍多，为牛头税一石之二十倍多。这不单纯是由于种族的不同所造成，也是由于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和税制的差别所造成。牛头税不是向猛安谋克户中的奴婢口征收，而是向占有土地的猛安谋克户征收，这是金代女真族奴隶制的税制不同于封建制税制的最重要的标志。牛头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储藏而用，并专门设有储藏牛头税的仓廪，以与一般州县的常平仓相区别。牛头税仓廪设在各谋克内，其制由“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①。牛头税设有专门仓廪储藏，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备饥馑”、“备凶年”，如“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②。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猛安谋克牛头税粟，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①。二是作为支付猛安谋克俸给之用。“大定二十年，诏猛安谋克俸给，令运司折支银绢。省臣议：若估粟折支，各路运司储积多寡不均，宜令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如遇凶年尽贷于民，其俸则于钱多路府支放，钱少则支银绢，亦未晚也”②。猛安谋克俸给起初是由牛头税粟支给，这大概是由原始公社把部分贡纳作为部落酋长的日常消费那种关系转化而来的。

女真族牛头税同封建制度下的个体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地税，以及农民向①《历代名臣奏议》卷343。

②《西夏书事》卷9、18。

①《金史》卷47《食货志》。

②《金史》卷47《食货志》。

地主交的地租截然不同。牛头税不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为征课的对象，而是以二十五口为单位从国家分得的一牛具土地为征课的基础。女真族的奴隶制是家族奴隶制，由氏族制变革为奴隶制以后，公社组织以及公社内部土地共有和合产聚种的遗制作为残余而保留下来，族长制和氏族制残余还严重地存在，但这并非与奴隶制的集体经营和以家族的形式占有、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相矛盾，相反，更便于把财产的占有权集中于一人，通过公社内各家族集体耕作以及生产物最终由族长来支配，同时也便于以家族的形式占有和使用奴隶集体生产，以及把家族内成员降于无权的地位。由这种关系而确定的牛头税，是女真族不同于封建制的一种特殊的田税制度。

二、物力钱物力钱是金朝实行的按物力征钱的资产税。在金世宗以前，只有物力，没有物力钱，大定四年始确立物力钱的征税制度。金初为根据物力征赋调，曾实行三年一大比制度。大比，就是每到三年，使天下通检民数和物力，重新进行一次登记，以便征课赋调。到金世宗时，由于猛安谋克内部贫富变易，版籍不实，赋调不均，特别是新的封建关系的增长，一方面为防止猛安谋克内部变化，抑制女真贵族；另一方面为对汉族等人民增加赋敛，因而需要在金的全区域内进行统一的物力钱的征收。物力钱的征收，同金社会经济和货币关系的恢复发展不可分割，是朝廷在正税之外，增加赋敛收入的一种手段。根据《金史·食货志·序》的记载，物力钱征课的对象及其所包括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金制规定“官田曰租，私田曰税”。但在租税之外，同样的土地又被列入物力之内出赋。完颜永元曾面责张弘信说：“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今使者所至，以残酷妄加农民田产，箠击百姓，有至死者。”③刑部郎中路伯达等也说：“民地已纳税，又通检物力，比之浮财所出差役，是为重并也。”④可见金之土地，既是租税所出，又是财产税征课的最重要的内容。其二，金代女真奴隶主贵族乃至官僚、地主的家庭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因为奴婢被视为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物力钱征课的对象和内容之一。

其三，园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均属物力钱征课的对象。

其四，依其贮藏货币多少而定物力钱的征课。

金代物力钱的征收，主要是根据土地、奴婢、园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以及货币等资产征收赋税。因此，户是物力钱征收的根基，所以物力钱的推行必须定版籍，版籍不实就失去了“按籍科差”的基础。确定版籍又主要依据人口和资产两个方面。

金代以户口多寡、富贵轻重定户籍，这一方面是女真“人丁军”和“家户军”征调的根基；另一方面也是定户等征课物力的根基。物力钱的征收，是先由官府勘查出应当征收的总数，然后再按规定的户等来征课。

金代物力钱征课之制，最初源自女真族本身的三年一大比之制，亦即适应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征课的需要，按各户所有牲畜资具多寡随时征发，即所谓“辨物行征之制”。其后，随着女真族进入中原，特别是由统一的皇权制代替了勃极烈制以后，为对其属下的汉户和猛安谋克户实行统一的物力钱的征课，便取宋物力钱的名称和规制，并以唐户税的内容和精神，制定出金代③《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

④《金史》卷58《百官志》。

的物力钱征课制度。因此，金代物力钱征课的内容、范围和方法，多类于唐的户税制度，唐代户税与金代物力钱，均以资产为主要内容，按资产的等第而异税率；均以户等为根基，三年一籍，分课役与不课役之户两种，唐户税规定自王公以下都要负担，金则规定“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①。

金世宗时，正处于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地转化时期。大定二十年后封建制发展特别快，在这种形势下曾对通检推排问题展开争论。其中一部分人主张止验财产多寡分为户等，奴婢孳畜、地土数目不在通检推排之内。另一部分人主张奴婢孳畜、地土数目应在通检推排之内，只有这样“贫富自见”②。在当时占有奴隶生产的是女真奴隶主贵族，把奴婢、牛具等列入通检推排，对奴隶主很不利，相反的，只按财产多寡定户等，不把奴婢、牛具等列入通检推排，对那些把土地都出租，不蓄奴，而又豪富的新兴地主来说又不利。金世宗结果采纳了后一种意见。金世宗通检推排物力的政策，一方面不想改变猛安谋克内“计口授地”制度，强调自种，但力果不足者允许有限制地出租土地；另一方面按猛安谋克户等均赋役，把奴婢等作为物力钱的征课对象。

金世宗通检推排物力，是想“以革前弊”，但前弊未革，后弊复生；是想解决出现的“富贫差发不均”问题，结果是“贫者自贫，富者自富”。在通检推排物力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专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的现象，但也有“称其平允”的，两者成为鲜明对比。《金史·梁肃传》：“（大定）四年，通检东平、大名两路户籍物力，称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为功，百姓诉苦之。朝廷敕诸路以东平、大名通检为准，于是始定。”推排物力的弊病终不得纠正，成为对人民财产的掠夺。至于把逃户的物力钱，抑配给未逃户承担，民不堪命，更是有苦难言。

三、两税金代两税是继五代、辽、宋之后发展而来的，但它与辽、宋旧制比较，并非原封不动的承袭和照搬，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和改进。金代的制度是官地输租，私田输税。关于两税的征收额和限期的规定是：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此外纳秸一束，束15斤。夏税输纳期限，起六月，止八月；秋税输纳期限，起十月，止十二月，分为初、中、末三限，州300里以外，纾其期限一个月。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因为十月民之收获尚未完毕，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又因中都（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辽东、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陕西等地寒冷，农作物成熟期晚，夏税限以七月为初。

金代两税输纳不仅分为夏秋税两季，而且均以田亩作为输税的依据和标准。金代两税征收内容与宋不同，宋之两税中有钱，并且计钱扭折为绢帛之类，金则夏秋两税皆输粟米，无按田亩征税钱并扭折为绢帛之事，绢帛之税另以户调的形式出现，因之金代两税实际上已发展为纯粹的地税的形式。金代两税输纳的期限一般地比北宋晚。北宋夏税起五月止七月（或八月初），金夏税起六月止八月。北宋秋税从九月到十二月，征期为四个月，金秋税从十月到十二月，征期为三个月，泰和五年又改为十一月到翌年正月。①《金史》卷76《完颜永元传》。

②《金史》卷46《食货志》。

同时金朝还规定州300里以外的纾期一个月，并规定初、中、末三限输纳。北宋起期早而征期长，金起期晚而征期短，并分三限输完。

金代两税输送，从规定来看，比过去有改进的地方。

其一，金代规定输送粟米，可依道程之远近递减其税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百姓在运输途中的负担，比宋代以假借“支移”的名称向百姓征脚费的办法不仅不同，而且是个很大的改进。

其二，金代两税输送采取递减税额的办法，也与宋代在田税以外，每斛各输二升谓之“雀鼠耗”，或者强迫人民输二斗谓之“省耗”不同。

其三，金代规定上户输运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这同《魏书·食货志》记载的“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分户等依里程远近输入的精神相似。

金代也有折纳（折变），但与宋略有不同。金代两税征输，重在本色，一般地不许折纳他物，而本色征收又重于当地所产，如虽规定两税要纳粟，因当地产麦，则准许纳麦以便民。金代折纳的原则，首先要注意官府粟米的储数，此外则听百姓从其便折纳。金代两税折纳重在官府实际需要，与宋代假借折纳辗转增加税额不同。

四、户调金朝两税已成为纯粹的地税，物力钱的征课属资产税，同时在两税、物力钱之外有户调的征收制度。金代法律规定，民田必须以其地的十分之三为桑地，猛安谋克田必须以其地的十分之一为桑田，或40亩种桑1亩。除枯补新，严禁毁树木。

金代不仅按制令百姓种桑，同时也有征收丝绵绢税之制。如“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①。“诏免北京课段匹一年”①。元好问《秋蚕》诗：“东家追胥守机杼，有桑有税吾犹汝。官家恰少一絇丝，未到打门先自举。”③金代绢税之制分季输纳，所以有“夏绢”之称。但绢税已从两税分出，它既不随田亩输纳，也不是田亩的附加税。夏绢按户征调，凡纳丈尺的小户，旧例数户合并成全匹输纳②。此按户课绢之制，实即户调，与两税（地税）、物力钱（资产税）不同。

金代赋税负担，一般来说比辽、宋轻。金太祖“诏除辽法，省税赋”③。太宗“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①。“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②。金熙宗废刘豫后，减其旧税三分之一，“民始苏息”③。辽、宋除正税（田赋）之外，尚有许多附加于田赋的各种杂税，到金时，原辽、宋时繁多的田亩附加税名称，大部分已不见记载。金代两税的征收额与北宋相比，北宋秋税中田八升，下田七升四合，金代夏秋两税合在一起为五升三合，比北宋秋税下田所输尚少二升一合。金代两税轻于辽、宋，这是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①《金史》卷46《食货志》。

①《金史》卷46《食货志》。

②《金史》卷6《世宗纪》。

③《元遗山诗笺注》卷3。

①党怀英：《赠正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公墓表》，《金文最》卷89。

②《金史》卷2《太祖纪》。

③《金史》卷47《食货志》。

在金代统治下的农民，由于剥削制度自身对农民的掠夺性，仍不能免遭税赋的额外勒索，如税无科则，一切为上田之税，甚至州县赋民，以牛多寡为差，民匿而不耕；浮收、抑配之弊也较为普遍存在，官吏贪暴，与奸为市，公私对百姓大下其手，无所控告；当时输赋税于官，先经有力者结揽，或者为兼并者所揽，县吏乡胥得以为奸，弊病百出；户减田荒而每年所纳赋税不减，照例征收。

五、商税和其他杂税金代除牛头税、物力钱、两税、户调之外，还有其他诸种课税和杂赋。金代榷货之目有酒、曲（酿酒用）、茶、醋、香、矾、丹、锡、铁、盐，而在此十月中以盐为首。

金设七个盐司，大定间旧课，岁入为6226636贯566文；章宗承安三年（1198），增至10774512贯137文2分。其增入的具体情况如下表：盐司旧课岁入数承安三年盐课岁入数山东2547336贯4334184贯400文沧州1531200贯2766636贯宝坻887558贯600文1348839贯解州814657贯500文1321520贯256文西京100419贯696文280264贯608文辽东131572贯870文376970贯256文北京213892贯500文346151贯617文2分金代榷酤因辽、宋旧制。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361500贯，承安元年增到405133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53467贯588文，承安元年岁获钱107893贯。金由于大定初国用不足而征课醋税，时榷时罢，岁课入钱数没有记载。

金代用茶，一部分来自宋人岁贡，一部分向南宋榷场购得，后来金自己也提倡种茶，在山东淄（今山东淄博西南）、密（今诸城）、宁海（今牟平）以及南京路蔡州（今河南汝南），有官营造茶作坊。金时饮茶之风很盛，市井茶肆相属。河南、陕西50多个郡，每郡日食茶率达20袋，袋直银2两，在一年中所费民银达30万。金之茶课岁入亦无记载。

诸商税见于记载者，城郭有赁房税、地基钱，商旅往来，诸路各有关税。大定二十年（1180）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大定间，中都（今北京）税使司岁获钱164440余贯，承安元年增至214579贯。此外，金代也有各种苛捐杂税，如铺马、军需、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烦琐，不可殚述。特别是在统治者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时，横征暴敛，尤为残酷。海陵大修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等处宫室时，凡所需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各种材料，尽取之于人民。海陵为对南宋发动战争，中都和四方所造军器材用，都赋于民。箭翎一尺贵到千钱，村落间往往是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没有不被其害的。而且海陵时，“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④，章宗时虽一度减轻赋税，但章宗因军需所费甚大，拟依黄河夫钱之例，征收军需钱。宣宗时有“桑皮④《金史》卷3《太宗纪》。

故纸钱”。《金史·食货志·序》记载，金朝末年，“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预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

金承中原旧制有和籴。和籴是朝廷向人民强制购粟的一种官买制度。熙宗皇统二年（1142）十月，命有司增价和籴于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世宗大定二年，命完颜守道就山东、西路和籴，只许民间留户口岁食，余皆纳官，给其直。其后又屡次命令地方在秋熟以后广籴，其病百出，扰民害农。金人假借和籴之名强取于民的还有带籴、帖籴、借籴等名称，两年之间有的竟举行七八次，人民有米的尽被拘括，无米的也按户口多少拟定数目，勒令申纳。与此同时，强行抑配之弊也不断发生。宣宗贞祐三年（1215）八月，施行沿河遮籴法。其法规定：凡商人贩粟渡河，每石官籴其八，并不得私渡；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自贩渡的，杖一百。于是商旅裹足，米价踊贵，沧州（今属河北）等地一斗米直银十余两。至兴定元年（1217），人民已多因和籴而弃业。

役法金代役法包括职役、兵役、力役三项。

一、职役金代职役基本承宋旧制而来。金制：在京府州县郭下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之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300户以上设主首4人，200户以上3人，50户以上2人，以下1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的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1人，所掌与主首相同。寺观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当，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金在京府州县置坊正、里正、主首、壮丁，同宋的里正、户长、壮丁颇同。坊正、里正都由富家出钱雇募，而主首、壮丁也可能由雇募充任。

二、兵役金代女真族的军事组织是猛安谋克，平时生产，战时签壮者为兵，同时也以猛安谋克组织契丹、奚等族人。海陵为南攻宋，命户部尚书梁球、兵部尚书萧德温计女真、契丹、奚三部之众，不限丁数，悉签为兵，凡24万。金也签汉人为兵，至熙宗时已发展为常制，兵役在金时是人民的一种沉重负担。

金代签兵制度，是按人户物力和人户丁力两种方法进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户军，以家产高下定之；一曰人丁军，以丁数多寡定之。”这种签军的办法，实际上把有物力负担的课役户与无物力负担的不课役户，统统作为签发的对象。而且既被签发之后，还要自备衣粮，所以汉人当兵至有远戍十年不归，生死未卜，但家中还要照例每岁送衣服。楼钥《北行日录》上（《攻媿集》卷111）记载，胙城一个父老申诉他的“女婿戍边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家户军的人户既隶于军籍之后，即不问其丁口绝否，或是沦为佣贱，都一样的不能幸免军役。因此当时竟有“持产业契书共告于元帅府，以父子俱阵亡，无可充役，愿尽纳产业于官，以免充役”。其结果是“元帅府怒其沮坏军法，杀之”⑤。

⑤《金史》卷105《范拱传》。

女真人虽然负担比汉人轻得多的田税，但他们往往终身不能摆脱兵役之苦。因长期的战争，他们感于兵役之苦而厌烦战争。当金兵入燕京时，吕颐浩陷敌数日，他就曾了解到：金军士每夜嗟怨，都说和契丹交战十年，而今还要南下，不知何日可以还军。金废刘豫而发兵时，女真人以为要和宋战争，都很恐惧。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与其家属闻得发兵事后痛哭，他杀了一口猪，用斜也自己穿的衣服裹好，埋在后营，并祝告：“斜也已阵亡，葬之矣！”②金人每次签军，都要引起百姓的骚动，嗟怨道路，为害亦甚。刘祁《归潜志》卷7记载金时签军之弊时说：“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祐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军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上知其不可用，免之。”

金代每签兵都派天使。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便执天使杀之。这是当时人民为反抗签兵和避免兵役之苦而做出的一种正义行动。

三、力役在兵役之外，人民还要负担各种繁杂的力役。金时力役也是出钱代役，在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以前，被役雇钱，是向未受役之家征钱给之。后来由于被役者不能得到雇钱，此制遂坏，不得不改为被役者按其所应得雇钱酌免租税及铺马钱来偿还。

金代力役繁重。天会九年（1131），金向漠北的曷董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用兵和天会十四年刘“齐”侵犯宋境时，都先后向河北、山西、京畿、山东等处调集民夫。特别是海陵南侵时，征发民夫制造军器和战船，一次征发竟达40万人，督责苛急，日夜不息，病死的很多。海陵对南宋发动战争，向诸路括马计56万匹，调养马夫役饲养。此外金修筑各种工程，都从诸路调集民夫、工匠。金修燕京宫殿，用时三年，全部工程动员民夫80万，兵夫40万。暑月工役，因疾疫而死者不在少数。修建汴京宫殿，运一木所用费至2000万，牵一车所用人力至500人。全部工程也向诸路调集夫匠和兵夫，每四个月一轮替。近者不下千百里，远者不下数千里，近者北归，往往要经半年时间，远者得回，需年余到家，而且不月余又复起发。其河北人夫死损大半，其岭北西京路人夫七八千人，得归者不过千余人。《金史·世宗纪·赞》记载海陵时“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盻盻，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

金世宗即位后，鉴于海陵时过度把力役负担强加于人民身上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为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便实行一些改革弊制的措施，以巩固社会的安宁，在安宁中求发展。其与力役有关者主要表现在：大定二年（1162）五月作出规定：“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三年下诏：“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二十三年，许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二十七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①。世宗初，把海陵时征发南攻士兵大量裁减还家，也算是减轻兵役负担的一种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和社会矛盾是有利的，但当时的广大人民并不因此而就免除了各种力役的负担。

①《大金国志》卷11《熙宗帝纪》金大定、明昌时是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力役之征有所减轻，被旧史称为金统治的“小康”之世。但随着社会诸矛盾的发展，由盛转衰，特别是金的后期，力役繁重是不多见的。《金史·食货志》载高汝砺言：“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金文最》卷80《单州（今山东单县）乌延太守去思碑》：“军旅之用，飞刍挽粟之役，一出于民。河南最为近边，其间应办，方之余路为多。”在金统治的期间，力役之征有革有循，有减有增，有的是朝廷法定赋役，有的是乱用民力。有的工程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民，如动员兴修水利，金章宗时修建芦沟石桥（今北京西南郊），近三年时间完成。对此等力役之征，史书多有颂声。相反的无益于社会民生，只为统治者的作乐享受，或者是军政腐败，乱用民力以维护其统治的苟延残喘，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痛楚与抨击反抗之声，载于道路。《中州集》卷5赵元《修城去》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金在蒙古军打击之下的腐败和人民修城力役之苦。金朝的腐败统治者在军事来犯之时无振师救国之策，只图保自己，筑城唯恐不高，城高又虑不巩固，在城外重三壕，结果“一锹复一杵，沥尽民脂膏”。城被攻毁，十万人口无保，“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在“百死之余能几人”的情况下，还“鞭背驱行补城缺”。这样的修城之役，不能起保国、保民的益处，所以作者最后发出“君不得一李勣贤长城，莫道世间无李勣”这种动人肺腑的声音。

金代品官免役与宋略同。金制规定遇有差科，必按版籍，其征发的原则是先及富人；如富力相等，再以丁多少分甲乙，以便差科。如遇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少均科。其差科不是一家所能担任，而又不能分任的，则以次户相协助的办法解决。金时品官之家并免杂役，虽免杂役，但仍规定：“验物所当输者，止出雇钱。”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品官之家免役，变法后始令出钱为助役钱，金验物力所当输者出雇钱，其制略与宋同。

综合以上所述，金代的赋税和役法，既有女真本族旧制，又有中原的制度；既接受唐制的影响，又直接承袭辽、宋旧制；其制既有因循，又有某些改变，这是构成金时赋役制度的一个朝代的特点。

第八章 政治制度

第一节 五代政制

朝廷政制

五代沿唐制设三省六部，中书门下（政事堂）为宰相办公处。

五代宰相的职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侍中和中书令，只有少数同平章事的职衔能升改为侍中，少数侍中可升改为中书令。自唐中期以后“唯侍中、中书令及平章事是为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②。“十国”中称帝诸国情况类似，称王诸国其宰相职衔为丞相或左、右丞相，诸国也常以参政事、参知政事作为任相前的过渡，都以帝、王的亲信担任。吴曾设大丞相。诸国称帝后，丞相通常改为同平章事，丞相职衔立即或不久后被取消。

唐代宗设内枢密使，以宦官担任，后设枢密院。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废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院使、判官，后又废判官而设副使，都以外臣担任。传宣诏旨，专行密命，备顾问，预参谋，但并不直接行政事于外朝。乾化二年（912），崇政院使李振以崇政院的“宣”行事，与中书（朝廷）的“敕”并行，开侵夺中书职权之渐。

后唐同光元年（923），重建枢密院。废崇政院，以亲信外臣任枢密使，直接以“宣”行使职权，侵夺了中书的职权。后晋天福四年（939）四月，废枢密院，并其职权于中书，开运元年（944）复设枢密院，后汉、后周沿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使，资浅或临时代理者称知枢密院事或参知枢密院事等。五代枢密使大都为皇帝亲信，军国大事主要是军事，实际形成枢密使主军事，宰相主日常行政事务，尚书省兵部职权几乎全为枢密院所夺。

“十国”中大多亦设枢密使、内枢密使等，职权比“五代”的枢密使低，常由与帝王关系稍次的亲信担任。

唐末设宣徽使、副使，后设南、北院使也由宦官担任。后梁沿设，改由外臣担任，但地位职权远低于崇政院使。后唐废副使，恢复宣徽南院使、北院使，又成为与枢密使相近的官职，此后常兼任枢密副使，“十国”中少数政权亦设宣徽使或承宣使之类。

朱全忠称帝前，设建昌院管理辖区四镇财赋。后梁建立，即以建昌院管理全国财政，设判建昌院事，随即改为建昌宫，设使、副使，常以宰相判建昌宫事。乾化二年（912）改设国计使，不久，又改以宰相分判度支或户部、盐铁、转运等使，又改置租庸使，由宰相兼判，统管财政。

后唐亦设租庸使统领财政。天成元年（926）四月，改由宰相或宣徽使判盐铁、户部、度支。长兴元年（930）八月，明宗决定使用三司使职名，三司使遂成为最高财政官员。后晋建立，又以宰相及他官分判盐铁、转运、户部、度支，不久又以三司使总理财政，或以宰相判三司，后汉、后周沿设。“十国”大多由户部管理财政，亦有设三司使者，常由宰相兼判。

五代沿唐制亦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诏令），中书省中书舍人草拟外制②《大金国志》卷9《熙宗帝纪》。

（中书门下制）。后晋天福五年（940）九月，废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自是舍人昼直者当中书制，夜直者当内制”①。开运元年（944）六月，复设翰林学士拟内制，后汉、后周沿设。“十国”中称帝诸国亦采用此制，称王诸国或设文苑学士、知辞制等草制。

五代沿唐制，设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也作为宰相所兼的职衔。弘文馆于后唐时曾一度改为崇文馆。五代沿唐制设立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长官。天成二年（927）以后，不设御史大夫，遂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为晋、汉、周所沿袭。“十国”中除荆南、楚等外，大多亦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或中丞为台长。

地方政制府、州分为节度使州、防御使州、团练使州、刺史州，州长官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别兼任，单任刺史的较少。节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辖州，称为支郡，上述各类长官几乎都由武将担任。都城、陪都称府，长官称尹，陪都设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设判官、推官为上佐，录事参军掌庶务，户曹、仓曹等分理诸事。

县设县令，下设主簿、县尉分理民事、刑狱，后以镇将理刑狱治安，县尉遂废。

①《金史》卷47《食货志》。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朝廷政制

官、职、差遣

宋初沿五代旧制，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相符，担任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称为“差遣”，但为数较少。不久，另设新机构并扩大“差遣”的范围，实行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以剥夺原机构及“官”的职权。“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①。许多旧机构几乎都成了闲散单位，只办理一些次要事务。

文官通常都具有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也称正官，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的各种官称，如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以前，只作为官员定官位和俸禄高低的官称，称为寄禄官。改制以后，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及各种大夫、郎，以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宋人后亦常称改制前的寄禄官为阶官。

职，也称职名，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实际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朝廷和地方官员所带的修撰、直阁等较低的“职”，称为贴职，除宋初外并不实任其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差遣”有时也称“职”，但大多数“职”专指职名、贴职。

差遣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官”（寄禄官）有时也称“职事官”，但多数“职事官’是指“差遣”。“差遣”本身无品级，以“官（寄禄官）”定品。除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外，“差遣”职务名称前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举、提点、管勾（干）”等字，如判尚书省事、知府等。

官员既可以只升降“差遣”职务，也可只升降“官”级或“职”等，也可以升降三者中的两种，甚至三者都升降。低级文官及受处罚的官员，只有“官”与“差遣”而没有“职”。

朝官、京官、选人与改官宋朝称常参官为朝官，但并不是专指参加朝参的官员，京官也并不专指在京任职的官员，朝官、京官都包括地方官，朝官指从七品以上的高中级文官，京官指八、九品低级文官。

选人已不是唐代所指的候补、候选官员，宋代的选人，也称“幕职、州县官”，原先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属官，如判官、推官、掌书记、支使等，称为幕职官；京府、留守的属官如判官、推官，以及县级的如知县事、县令、主簿、县尉，州、府的属官如司理、司法参军等，称为“州县官”，统称为“幕职、州县官”，共分为七等二、三十级，都作为寄禄官称，用以定官品和俸禄等级，官品自从八品至从九品，与京官官品相近，是京官的“候选”官员，通常即称为“选人”。上述“幕职、州县官”的官①《册府元龟》卷308《宰辅部·总序》。关于唐代后期和五代、北宋的宰相职衔，有人认为只有同平章事才是真宰相，侍中、中书令是虚衔，此说欠妥。参见陈振：《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称，大多又与“差遣”（实职）名称相同，因而容易混淆。

宋代士人入仕，基本上都要经过“选人”阶段，许多人甚至终身是“选人”，只有升改为京官，称为“改官”，才能得到升迁中高级官员的机会。士人考中进士后，通常只有前三至五名的寄禄官称为低级“京官”。第六名（有时是第四名）以下的极大多数进士的寄禄官称，都是“幕职、州县官”，都属“选人”，所有“七阶选人须三任六考，用奏荐及功赏，乃得升改”为京官①。

中书与宰相、副相、使相中书，全称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都堂、政府、东府，设于宫城中（“大内”），为最高行政机构，是宰相和副相办公处，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宋沿晚唐、五代旧制，虽规定以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宰相，但自后周显德元年（954）中书令任宰相的冯道死后，未再任命中书令为宰相，宋代沿袭亦未再任命中书令为宰相。

侍中，只有德高望重或权位隆盛的少数同平章事，才能将宰相的职衔晋升为侍中，元丰改官制前，“国朝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宁，真拜侍中才五人”。“真拜侍中”即是以侍中任宰相，不必带同平章事职衔，这五人是范质、赵普、丁谓、冯拯和韩琦，此外王旦和富弼二人也曾真拜侍中，但他们都以侍中的职衔名位过高而恳辞，仍只以同平章事职衔继续任宰相①。同平章事，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是北宋前期宰相的主要职衔。

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亦以宰相兼领三馆。宰相例兼馆职，初任同平章事即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后升兼监修国史，称史馆相；最后升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为首相、上相。宋太宗时起，初任同平章事大多不兼馆职，以后再升兼馆职。

五代、北宋前期，亦设“使相”，凡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而兼有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衔，称为“使相”，只是荣誉衔。只有乾德二年（964）正月，由于宋太祖过早罢免留用的原后周宰相，以致任命赵普为宰相时，没有现任宰相签署敕令，才牵强附会地以使相（泰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光义有“同平章事”衔，签署任命赵普为相的诏令。

参知政事，为副相，习称为执政，广义的“执政”包括枢密院的正副长官；有时还包括宰相在内，通常则连称为“宰执”。

乾德二年（964）四月，为分同平章事赵普之权，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但“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①，实际上只是宰相的助理。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才升政事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轮流知印、押班、奏事，具备了副相的职权。至道二年（995）七月，寇準罢参知政事后，一度规定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参知政事除了议论军国大事不得升政事堂。不久，除朝会仍由宰相押班外，参知政事的其他职权均恢复。中书五房是中书门下的办事机构，指孔目、吏、户、兵礼、刑房，分理①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翰林学士承旨》引《五代职官志》。

①《宋史》卷161《职官志》一。

①《宋史》卷158《选举志》四。

政务。旧设堂后官十五人分主事务，原由“吏”任职，宋太祖改用士人，太宗时改为六人，一人为提点五房公事。神宗初，增设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以朝官担任。

宋初中书省成为闲散机构，中书舍人成为寄禄官称，除特命外通常不草制。另以其他官员草制（外制、中书制），称知制诰，资浅者称直舍人院（不久停设），临时代理者称权知制诰，其机构称为舍人院。神宗初，复设直舍人院，则属临时代理而非资浅。

枢密院枢密院，宋沿五代旧制设置，侵夺原兵部职权，为最高军事机构，习称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副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以资浅者为“签署枢密院事”任副长官，后又设最低的副长官“同签署枢密院事”。英宗时起因避讳改“签署”为“签书”。淳化二年（991），改知枢密院事为正长官，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此后又改以枢密使为长官，副使等为副长官，枢密使·副使与知·同知枢密院事不并设。北宋时只有庆历二年（1042）至五年与西夏战争期间，枢密使由宰相兼任。

枢密院的办事机构为枢密院承旨司，设承旨、副承旨，后设都承旨、副都承旨，下分设兵、吏、户、礼四房。神宗初，设检详官，增设刑房，又设北面河西房以处理边防事务。

三司宋沿五代旧制设三司，是北宋前期总理财政及工务的机构，侵夺原户部、工部职权。三司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副使，三司使号称为“计相”，太宗曾废三司使而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并各设副使；不久合为三司使；随后罢三司使而设左、右计使，接着增设总计使判左、右计事；又罢左、右计使，再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咸平六年（1003），又合并为三司使，并分设盐铁、度支、户部副使，以后又只设三司副使为副长官。下设二十四案，每案设推官或勾当公事主管，分管全国的商税、户税、盐、铁和百官俸禄，以及各种修造和建筑等。

审官院宋初，新设“差遣”由“中书”直接任命。太宗时设“差遣院”，负责文臣京朝官的考课与任命，后又设“磨勘京朝官院”，专负考课之责。淳化四年（993）改称审官院，同年废差遣院，长官称知、同知审官院，侵夺吏部职权。熙宁三年（1070）五月，审官院改称审官东院；同时将枢密院的部分职权划出，增设审官西院，负责中低级武官，包括诸司使、副使及大使臣的考课与任命。

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淳化二年（991）设审刑院，长官为知、同知审刑院事，为最高司法复审机构，侵夺刑部的部分职权。

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纠察在京刑狱司，长官称纠察在京刑狱或纠察刑狱，负责纠察开封府及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的徒罪以上案件。

礼院与权知贡举宋初沿设太常礼院，简称礼院，长官为知、同知院，侵夺礼部职权。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为制定封禅活动礼仪，设“详定所”；六年，改名“礼仪院”，以执政为判院，另设知、同知院。天圣元年（1023），废并入太常礼院。贡举唐属礼部，以他官任贡举称权知贡举。北宋前期礼部为闲司，沿旧制设权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考试结束即罢。

谏院端拱元年（988），虽改左、右补缺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作为谏官，实际上仍只是寄禄官称。真宗曾下诏不兼他职，专司谏职，但兼他职如故，实际担任谏职的不多。因中书省、门下省本身已成为闲散部门，谏官因而没有专门机构。天禧元年（1017），曾下诏建立谏院，实际建院是在明道元年（1032），长官为判、同判谏院事，司谏、正言明令不兼他职者才任谏职，其他官员任谏职者称为知谏院、同知谏院。但谏官常将矛头指向官员而不是皇帝，情形与御史相似，“（御史）台谏合流”。

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侍御史知杂事为副长官，都以其他官员兼、权，所属御史也以其他官员兼领，御史台下虽有台院（侍御史）、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之名，但御史多缺。太平兴国三年（978），才任命监察御史，资浅者称“里行”，如殿中侍御史里行等。景祐元年（1034），三院御史定为六人。天禧初，一度设“言事御史”，也称言事官、谏官御史，任谏官之职。庆历五年（1045），重设言事御史兼谏职。

元丰三年（1080），依唐制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朝廷各行政机构。六名御史中三人分领六察，三人为言事御史担任谏职，兼监察朝廷其他机构。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宋初还大多保有具体职权，但遂渐成为闲散机构。除刑部、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等，还保留大部分职权外，其他省、部、寺、监只剩下一些次要职权或少量杂务，长官通常称判尚书省之类。

馆阁三馆、秘阁、龙图阁等合称馆阁，所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馆、直集贤院、直阁等，基本上都成为内外文官所带的“职”（贴职），并不实任其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职名。

三馆中弘文馆因避宋讳改称昭文馆，设大学士，史馆设监修国史，集贤院设集贤殿大学士，由宰相兼任以作为上相、次相、末相之序。史馆只修“日历”，“实录”、《册府元龟》等都在别处修撰；国史、会要则另设编修院修撰，修撰官员多从三馆官员中选任，日历后亦归编修院修撰，三馆实际成为国家藏书馆。太平兴国三年（978），修建新馆，总名崇文院。端拱元年（988），又于崇文院中建“秘阁”，藏天文、占候类书籍及其他真本、秘籍、古画、墨迹等。

龙图阁，咸平四年（1001）建，藏宋太宗所撰诗文等，以后历代都建阁，如天章阁（真宗）、宝文阁（仁宗，附英宗）等共11阁，只有太祖、钦宗及南宋度宗（含）以后未建阁。

第三节 北宋中期的元丰官制改革

元丰二年（1079）五月，李清臣上奏指出：“本朝官制踵袭前代陈迹，不究其实，..官与职不相准，差遣与官职又不相准”②，要求进行改革，其后进行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阶官（寄禄官）

元丰三年九月的《以阶易官寄禄新格》，是以原先的“文散官”官称，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及各种大夫、郎，略加调整增补，编成“阶官”，共24阶，作为新的文官寄禄官称，以替代原先的省、部、寺、监官名的旧寄禄官称；并废“使相”原有官称为开府仪同三司（仍习称使相），列为文阶官之首。取消文、武散官。

元丰五年五月一日，宋朝廷文官系统正式实行新官制，恢复三省六部及寺、监的职权，使官名与职务相一致，这是以《唐六典》为蓝图制定的，但只改革了朝廷机构和文官系统京朝官的寄禄官称。

宰相和执政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为宰相，但尚书令、侍中、中书令虚设而不任命，以尚书省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由于取旨拟诏之权在中书省，右相（次相）之权实际上重于左相（首相）。

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右丞为执政（副相）。枢密院以知、同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其他皆废，元祐三年（1088），复设签书枢密院事为低级副长官，均属执政官之列。

对中书（都堂）与三省的改革元丰改制时，“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旧中书门下（中书、都堂）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行，纷然无统纪”①。后改依唐制，定为中书省取旨（草制）、门下省复奏（封驳）、尚书省施行。原“中书门下”的正厅，定为新宰相的办公处兼宰相与执政的议事处，称为“三省都堂”，但仍习称为中书、都堂或政事堂，废原中书五房。

原“中书门下”的东厅，改为门下省，是门下侍郎（执政）处理本省事务的办公处。另在门下省之后建新房，称为门下后省，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十房，设四名给事中分管及任封驳之职。

原“中书门下”的西厅，改为中书省，为中书侍郎（执政）处理本省事务的办公处。也建中书后省，设吏、户、兵、礼、刑、工等八房；由中书舍人四人掌管并草拟六房诏制（外制）。

②《宋史》卷161《职官志》一。参见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长官是左、右仆射为宰相，省务由副长官尚书左丞、右丞（执政）办理。下设左司分管吏、户、礼等房，右司分管兵、刑、工等房，设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治。

对六部、学士院及其他机构的改革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六部各设四司，长官为郎中，资序低的称员外郎。

吏部在唐代只主管文官，现改为通管文武官。高级官员原先由中书（政事堂）任命，现改为三省都堂主管，仍称为“堂除”。吏部所管的实际上只是中、低级官员的任命、考核等。废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主管文臣京、朝官；废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主管武臣的诸司副使以上。废流内铨为侍郎左选，主管文臣的“选人”（幕职州县官）；废三班院为侍郎右选，主管武臣的大、小使臣（内殿承制以下）。户部：废“三司”，其中财政事务归户部尚书及左侍郎；并将变法改革期间，由司农寺主管新法的财政事务，归户部右侍郎，实际上成为“第二户部”，户部尚书不能过问其事。礼部：废太常礼院、贡院，其事务归礼部。兵部：保留枢密院，只管辖厢军、民兵等地方武装和军械、仪仗，以及绘制地图等事。刑部：将“纠察在京刑狱司”及“审刑院”的职权并入。工部原属闲司，现将“三司”中侵夺工部的职权归还。翰林学士原是“差遣”，现定为正三品的正式官位。宋初，翰林学士定员六人，通常少于此数，偶有第七员，号称“员外学士”，以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作学士院长官。也有带翰林学士而任他职的，类同“贴职”。改革前的翰林学士，大多带知制诰衔，只有其寄禄官为中书舍人，则不带知制诰①，改革后的翰林学士全带知制诰衔，一般只称翰林学士。还有直学士院、直翰林院，简称“直院”；权祗应翰林院事、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院、学士院权直、翰林权直，简称“权直”；以及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等。废舍人院入中书后省，并罢废代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直舍人院。元丰改制后废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为谏官，左属门下省（后省），右属中书省（后省）。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废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流行了近4个世纪的宰相所带职名亦被取消，监修国史只作为修史时宰相或执政的“差遣”。其他官员罢带职名，外任官才带直龙图阁等职名。其他如御史台、殿中省及九寺五监等，也都大体恢复相应职权。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己丑。

第四节　北宋后期与南宋的朝廷政制

“选人”等寄禄官称的改革

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奉行元丰新制，但也有变化与补充性改革。由于“选人”的许多寄禄官称与作为“差遣”的官名相同，因而产生两者名称混淆的问题。“有带知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勾）当公事者，有河中司录参军而监楚州盐场者，..淆乱纷错，莫甚于此。谓宜造为新名，因而制禄”①。崇宁二年（1103）遂改为承直郎至将仕郎七等，称为“选人七阶”，后又有增改，连同京朝官共37阶，完成了整个文官体系阶官（寄禄官）名称的改革。政和二年（1112），又改革武官、内侍官和医官等寄禄官称，并都改称为阶官。从而解决了所有寄禄官名与实际官职名称的混淆问题（武官寄禄官称的改革，参见下章《军制》第二节《宋代军事制度》）。

平章军国重事元祐元年（1086），四朝元老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不处理日常政务，地位在宰相之上。元祐三年，吕公著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也不再处理日常政事，均属荣誉衔。

此后，南宋韩侂胄于开禧元年（1205）任平章军国事，乔行简于嘉熙三年（1239）、贾似道于咸淳三年（1267）、王烚爚于德祐元年（1275），都曾任“平章军国重事”，权位也都在宰相之上，是实职而非荣誉衔。

公相政和二年（1112）五月，蔡京以太师任宰相，又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改称为“三公”，由荣誉衔改为实职，“为真相之任”，号称“公相”；王黼也曾以太傅总治三省事，权位皆在宰相之上。以后，又将三公改为荣誉衔，不治政事。

宰相、执政官称的变化政和二年（1112）九月，宋徽宗认为以左、右仆射为左、右相，是“以仆臣之贱，充宰相之任”①。遂改左仆射为太宰（首相）、右仆射为少宰（次相），仍分别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又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均虚设而不任，又罢尚书令。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宰相官衔又恢复元丰官制，宰相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1129）四月，宰相改称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相，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右相，以示左、右相通治三省事。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21。

①关于唐、宋两代的知制诰及翰林学士带知制诰问题，参见陈振：《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乾道八年（1172）二月，又改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并废除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的虚名。

建炎三年四月，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同时废除尚书左、右丞。南宋初年，还曾设“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属执政官之列。

建炎元年（1127）五月，设御营使、副使由宰相、执政分兼，统师南宋军队，枢密院形同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副使，职权归还枢密院，以知枢密院事为长官，由宰相兼任；有时另设知枢密院事主持院务。绍兴七年（1237）正月，重设枢密使为长官，由宰相兼任，以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为副长官，南宋与金、蒙古（元）战争时期，宰相例兼枢密院长官，参知政事也与枢密院副长官互兼。

省并机构建炎三年四月，将中书、门下两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实际上只两省，但行文及习惯仍称为“三省”。

九寺五监经过省并后，只保留太常、大理、太府、宗正、司农五寺及国子、将作、军器三监。鸿胪寺废入礼部，卫尉寺、都水监、少府监废入工部，太仆寺废入兵部，光禄寺废入太常寺。除大理寺、国子监正副长官并置外，太常、太府、宗正、太仆四寺基本上只设副长官少卿，如设长官“卿”，常不设副长官“少卿”。

将作、军器两监，虽正副长官及属官悉置，但实际事务都由工部及首都（行在所）临安府承担，两监“事务稀简，特为储才之所焉”①。

六部除户部保留四司外，采取司级长官兼领他司事务的方式，进行省并。实际上吏部只存吏部、司封（兼司勋）、考功三司，刑部只存刑部和都官（兼比部、司门）二司，礼、兵、工三部都是四司实际上已合为一司，各部长官除吏、户部设尚书、侍郎外，其他四部通常都只设侍郎一人，如设尚书则不设侍郎，各部及寺、监的属官及吏也减少很多。

①《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第五节　宋代的地方政制

路级机构

宋代实行朝廷、府州、县三级政制，在朝廷与府、州间设“路”（类似后代的“省”），作为行政监察区及军区，主要机构有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合称“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此外，还有其他路级机构。

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转运使、副使、判官，寄禄官称高的称都转运使。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①，具有监察官的身份，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

提点刑狱司（宪司）的职权原属转运使司，淳化三年（992）一度设提点刑狱官，次年罢。景德四年（1007），正式设置提点刑狱司，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也有监察官吏之责，成为“监司”之一。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公事），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

熙宁二年（1069）末，诸路设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成为“监司”之一。机构称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是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的机构。元祐元年（1086）时罢废，绍圣元年（1094）复设，遂成定制，南宋初一度并入提点刑狱司。

政和元年（1111）设提举茶盐司，南宋绍兴五年（1135）将提举常平司并入，改称提举茶盐常平司，以后分设再合并后，称提举常平茶盐司，无茶盐地区只设提举常平司。

北宋末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学政。

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提举市舶司，以管理本路对外贸易及税收。

南宋时两浙路一度废提举市舶司入转运使司。

北宋陕西路设“制置解盐司”，以管理解盐生产；另设有“提举出卖解盐司”，管理解盐专卖事务。

府、州、军、监府、州、军、监是直属朝廷的一级地方机构。

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少尹虽设而不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陪都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尹、少尹皆设而不任，长官称知洛阳府事等，简称知府，皆兼留守。崇宁三年（1104），废“权知开封府事”，设牧、尹、少尹，亲王任职称牧，一般官员称尹、少尹。南宋首都临安府称“行在所”，长官称知临安府事，与普通府设官相同。亲王任职称尹，设少尹佐理。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1，政和二年九月癸未。

宋初，各州长官为刺史，而没有节度使的州，以及新征服地区，首先“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①。不久，刺史成为武官的官衔，州长官称为“知州军事”，简称“知州”。又寄禄官（阶官）在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则称判某府、州。

府、州又设通判为副长官。通判先设于新平定的地区，规定“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①，监督其执行政事。以后在武臣任州、府长官时，也派通判。后演变为州、府的副长官，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的州不派，小州如由武臣担任知州时也派通判，边远地区即以通判兼任知州为长官。州级军设于军事要地，州级监设于矿区所在县，通常只辖一、二县，虽与府、州同级而地位较低，长官称知军、知监，通常不设副长官。

县、军、监、尉司在县级政权设置上，除三泉县（在今陕西略阳西南）北宋时直属朝廷外，县都属于州、府及州级军、监，通常以京、朝官任县长官称“知县事”，以“选人”任县长官则称为县令。还设有相当县级的军、监，设置原因及长官与州级的军、监相同，县级“军”则常保留县名，则设军使兼知县。

县级政权还设有丞、主簿、尉，小县只设其中的一或二职而兼任未设职的事务。有些则不设长官，而由县丞或主簿、县尉兼任。

个别县级政权不称县、军、监，而称“尉司”，只设县尉，这和本应设县令，而实际上只任命县尉兼任县令的情况不同。如永泰县被废为镇而隶属于盐亭县（今属四川），熙宁十年（1077）独立，设“尉司”统辖原永泰县地，称“永泰尉司”，只设县尉通管六案、仓库、刑狱等事，后改名安泰尉司。绍兴三十一年（1161），升改为安泰县（今四川盐亭东北）。

宋代的政治制度，处于从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过渡时期，北宋前期的“中书门下”（政事堂）实际上已取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行政效率较高。由于当时官名与职务分离造成的混乱，以及新设政权机构大小不一造成的权责失衡，促成元丰改制而恢复为三省六部制，六部制的恢复协调了朝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金、元、明、清所沿袭，显示其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生命力。但是，三省制的恢复，却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点，虽屡经改进，但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职权集中的朝廷。南宋时，合并中书、门下二省为一省，宰相、执政、枢密院长官合署办公，三省、枢密院实际上只设办事机构等措施，为向元代只设中书省（或尚书省）的一省制奠定了基础。路级机构是元代行省的雏形，以及许多宋代制度和官称为后代所沿用等，这些都是五代和宋代的政治制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

①《宋史》卷165《职官志》五。

①《宋史》卷4《太宗纪》一。

第六节　辽代的北面官和南面官

辽朝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转徒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又有“宫室以居，城郭以治”①的汉人和渤海人。为了有效地治理被征服地区和被统治民族，契丹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和开拓疆域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族上层人士参与治理，吸取他们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使他们的统治方式与各地区人民的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世宗耶律阮（兀欲）时，逐渐形成了适应本国基本情况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穆、景、圣三朝，统治制度逐渐完备，机构逐渐完善。辽朝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②，因而它的统治体制也就同时具有“行国”和“城国”的基本属性。

“因俗而治”的方针，体现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

辽国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北面；“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①，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南面。

朝官体系：北面官和南面官在朝廷，北面官中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北枢密院，也称契丹枢密院。长官为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北院枢密直学士、北院枢密都承旨等，枢密使、副由契丹贵族担任，直学士则多用汉族士人和契丹文学之士。由于契丹贵族是辽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北枢密院同时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辽朝常设的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

总理契丹等各游牧部族军、政和游牧事宜的中央机构是南、北二宰相府。长官为南、北府宰相。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契丹八部就已由二府分领，自公元910年以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后族萧氏世预北府宰相之选。圣宗时，北府统五院、六院、乌隗、涅剌、突吕不等28部；自神册六年（921）以皇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后，宗室世预南府宰相之选。南府统乙室、楮特、突举、品等16部。后期，随着辽朝社会发展、进步，以契丹别部人和汉人、渤海人为两府宰相者，也不乏其人。

敌烈麻都司掌契丹礼仪，犹如南面官的礼部，长官为敌烈麻都，主持契丹传统的祭山仪、拜陵仪、瑟瑟仪和腊仪等。

夷离毕院掌刑狱，长官为夷离毕。夷离毕为遥辇联盟后期所设，除掌政刑外，也兼掌契丹仪式的祭祀，如岁除、祭山、丧葬等仪。

大林牙院掌文翰，修契丹文文告。长官为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北面林牙等。

北面官中还有位居百官之上的大于越。于越一职出现于遥辇氏联盟后①《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17。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7之2。

①《辽史·营卫志·序》。

期，首任此职者是耶律阿保机的伯父耶律释鲁。释鲁在遥辇氏联盟后期的权力斗争中起过关键作用，被授予于越之职，与联盟首领“同知国政”②。此后，耶律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军国事”③，并取代遥辇氏为部落联盟首领，进而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政权。建国后，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①。

大惕隐司掌四帐皇族政教，长官为惕隐，系大宗正之职。“惕隐”的官号可能继自突厥，突厥称“可汗子弟为特勤”，回鹘也有官职“狄银”，它们与“惕隐”和后来元朝时的“的斤”，“皆‘特勤’之异译”②。韩儒林教授考证认为：突厥的“特勤”，除可汗子弟外，异姓也得为之；特勤一号，至少在5世纪下半期嚈哒人业已使用。

皇帝的禁卫、宿值等由殿前都点检司承担，长官为殿前都点检，也称大内都点检。都点检一职出现在辽穆宗时期，当是从后周和北宋学来的，由于辽朝汉人多不管军，来自于中原的这一职务入辽则变成了北面官。

宣徽有南、北二院，长官为南，北院宣徽使，同知南、北院宣徽使事等。掌御前祗应之事，凡册封、朝会、行幸、还京、接见使臣等，掌殿廷礼仪，负责押殿前班，引皇帝上、下殿，宣答，宣赞，请木契，受表等。如册皇太后仪，宣徽使需请木契，唤仗，押班，引皇帝上、下殿。

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称汉人枢密院，是掌定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汉人、渤海人州县事务的朝廷机构。长官有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南院枢密副使、南院枢密直学士和南院枢密都承旨等。南院下设吏、户、兵、刑、厅（即工部）五房，分管各部事，兼有唐代尚书省的职能。

中书省是南面朝官中的又一机构。它的前身是辽太祖时的汉儿司，为初期治理汉人事务的机构。及至南枢密院成立，尚书省职能多归南枢密院，汉儿司改名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称中书省，负责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兼掌礼部事。长官有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南面官中的宰相。但“汉宰相（即南面宰相）必兼枢密使事乃得予闻机事”③。

南面官中也有国史院、御史台、诸寺监等机构，有监修国史、御史大夫、大理正和殿阁大学士、学士，“大理、司农有卿，国子少府有监”。

随着辽朝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中央集权化的倾向逐渐增强，圣宗以后，汉人也不乏任北面官者，如韩德让曾兼北、南院枢密使，大丞相；室昉、刘晟、邢抱质、大康乂，也先后任过南、北府宰相。

捺钵与斡鲁朵制以游牧的契丹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辽政权，虽有五京的建置，皇帝与朝臣却并不常居京城。同部民的“随阳迁徙，岁无宁居”一样，他们每年四季都②《辽史·百官志·序》。

③《辽史·百官志·序》。

①《辽史·逆臣传》上。

②《辽史·太祖纪》。

③《辽史·百官志》一。

巡幸于不同地区，政治中心也随着他们的行踪而转移，于是皇帝“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④。每年两次在夏、冬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傅乐焕先生称之为“大政会议”①。这类大政会议是辽朝的最高决策机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这类“大政会议”上决定的。斡鲁朵与捺钵是辽政权“行国”特色的突出反映。

“捺钵”又作“纳拔”、“纳钵”、“剌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辽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既与契丹人游牧和渔猎经济活动相适应，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辽初，冬、春多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及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剌山（今大兴安岭东南余脉）一带。圣宗前期，因对宋交涉的需要，捺钵也相应南移，春捺钵多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夏、秋在炭山（今河北沽源县境闪电河源头），冬季则多住南京（今北京）。天祚帝末期，东北与女真战事连年局势不稳，被迫将捺钵移向西南鸳鸯泊、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一带。

圣宗后期至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①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子河泊②；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剌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伏虎林；冬捺钵在潢、土二河间的广平淀。

跟随皇帝至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它包括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朝廷的北、南面官员。朝廷的北面官全部随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属百司官员全部随行，枢密院、中书省宰相一人，枢密都、副承旨二人，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一人从行。其他汉官留守中京，办理汉人公务。留守官有权任命县令、录事以下文官，县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权差，等会议行在所取旨后方可给敕正式任命；武官则必须奏准。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鹅。正月中旬起衙帐离开冬捺钵，三月中旬到达。江河尚未解冻，鹅雁未至时，凿冰钩鱼；冰雪融化，鹅雁北归后，放鹰鹘猎捕天鹅。钩得第一尾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互相庆贺。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

四月中旬，行宫集团离开春捺钵进山避暑、赏花。皇帝与北、南面臣僚共议国事，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会议。闲暇时间则从事游猎。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转入秋捺钵，天冷后到冬捺钵避寒，再与北、南面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共议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接见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辽国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④韩儒林：《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

①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

①《辽史·营卫志》上。

②傅乐焕：《辽史丛考·四时捺钵考五篇》，中华书局1984年版。

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①。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知道“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②，并非像宇文懋昭所谓的“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游猎，荒无定所”①。捺钵既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斡鲁朵汉译为“行宫”，是皇帝，个别后妃、亲王个人掌管的政治、经济、军事机构。它有办事的衙署、长官、军队、牧场、州县和从事生产、服务的宫分人。斡鲁朵的经济收入是主人的私产。宫分人“入则居守，出则扈从”②，“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③。皇帝死后，由后妃和子孙继承。辽国共有斡鲁朵十三个，包括九帝、二后（太祖后述律月理朵和景宗后萧绰）、一个皇太弟（圣宗时的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的十二个斡鲁朵和圣宗朝大丞相韩德让所建的文忠王府。

斡鲁朵制创于辽初，耶律阿保机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二部，将宗室分为孟父、仲父、季父三房后，他本人则以建国前的侍卫军腹心部为核心，另建立宫卫“算斡鲁朵”（汉名“弘义宫”）。这是辽国的第一个斡鲁朵，它的主人就是辽的开国皇帝太祖阿保机。

此后，各斡鲁朵是以“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的方式建立的。

斡鲁朵辖有著帐户、宫分户和州县。著帐户是由犯罪的宗室、外戚和大臣家属组成的，他们承担仆役、侍从、警卫等非生产性的祗从之役。宫分人多来源于战争俘虏，后妃的陪嫁者——媵臣和由州县、部族中抽调者。初期还有一定数量的自愿附宫籍者。他们中有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其他部族人。宫分人中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狩猎业。

隶属斡鲁朵的州县人户，由诸宫提辖司管理，不参加四时捺钵活动，但要向斡鲁朵提供徭役和出兵马从征④。

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为都部署司，长官称都部署，也称宫使。宫使掌本斡鲁朵的户口、钱帛、司法和刑狱。同时统领禁卫，既是本斡鲁朵的行政长官，也是军事统帅，直接对本宫主人负责。总领辽国各斡鲁朵军政事务的机构是契丹行宫都部署司和汉儿诸行宫都部署司。长官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和汉人行宫都部署，掌“行在行军斡鲁朵之政令”⑤。汉人行宫都部署管理行宫中的汉人和渤海人事务。

在四时捺钵中，皇帝的斡鲁朵组成小禁围，其他各斡鲁朵跟从在皇帝斡鲁朵附近，组成大禁围，共同保卫皇帝的安全。斡鲁朵的武装力量是宫卫骑军，而平时侍卫有殿前都点检和诸宫都部署所统的武装。

①关于长春州的所在地，有吉林洮南县城四家子古城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虎城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②鸭子河泊有为今月亮泡、黄花稍泊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辽史丛考》。①《辽史·游幸表·序》。

②张舜民：《使辽录》。

③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④《辽史·兵卫志》。

⑤《辽史·营卫志》上。

地方行政机构：部落与州县圣宗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后晋所割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初期，以上京为都城。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辽朝的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它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辽朝盛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①。全国分为五道，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之地置上京道，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之地置东京道，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之地为中京道，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之地为南京道，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为西京道，又置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于中京道，计为五道六府。

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②，是辽内四部族的游牧地。在建国前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南京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基本上都是以部落组织进行治理的。契丹人自古八部时期，部落组织就发挥着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大贺氏联盟与唐朝隶属关系确定后，于契丹游牧地设松漠都督府，部落置州。部落相当于汉地的州级行政机构，部落下属的石烈则相当于县，此制至辽不变①。遥辇氏联盟后期，随着对外征伐的进行，联盟所统人口增加，部落不断扩编，以原遥辇八部为核心，又将被征服的奚、室韦等编部，分别由契丹各部贵族统领。到阿保机建国后，又将强大难治的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形成了“太祖二十部”。而将其伯父的后裔和诸弟所统的人户编为皇族三父房，将与之通婚的后族升为国舅帐，将遥辇氏九任联盟首领的后裔统领的部众升为遥辇九帐，从而达到削弱迭剌部，减轻其对皇权的威胁，使强大的势力互相牵制的目的，即如史家所说的辽太祖“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国舅以偶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②。

关于契丹人的部落，《辽史·营卫志》解释说：“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易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又说：“分镇边圉，谓之部族。”这里既说明了辽代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落，与社会发展史中所讲的部落、氏族含义不同，也交待了辽朝部落组织的部分职能。

前期，除奚六部建王府，由奚六部大王直接管理外，诸部落长官皆称夷离堇①。辽太祖时，改诸部夷离堇为令稳。太宗会同元年（938），升北、南①《文献通考·四裔·契丹》载“十宫各有民户，出兵马”。

②《辽史·百官志》一《北面宫官》。

①《辽史·地理志·序》。

②《辽史·地理志》一。

①《辽史·百官志》一：“石烈，县也。”《辽史·国语解》：“霞濑益石烈，乡名。诸宫下皆有石烈，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设北、南和乙室大王府，长官为大王、都监。圣宗统和中，又改诸部令稳为节度使，设节度使司、详稳司，长官为节度使、详稳②、司徒；遥辇九帐设常衮，二国舅帐则分为大翁帐、小翁帐、大父帐、少父帐详稳司，分别设详稳管理。四帐皇族、二国舅帐和遥辇九帐地位高于其他各部，他们的份地（封地）居于辽朝中心地区。其余各部则“分镇边圉”，主要在上京道，分别统以南、北二宰相府。

辽朝管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行政区划，道以下一般为府州军城与县（城）两级。府有京府、蕃府之分，州有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之分，观察以下诸州或隶属于道，或隶属于府与节度州”①。京府有留守司，设留守行府尹事，又有副留守、知留守事、同知留守事等官；诸府设知府事、同知府事等官。诸州则分别设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或刺史。县有令、丞、尉、主簿。这是辽朝统治汉人、渤海人的行政机构。

除朝廷所辖州县外，辽朝还有由贵族建立的投下（也作“头下”）州，是辽国诸王、公主、外戚、大臣以征伐所得俘虏和奴隶建立的“私城”。诸王、公主、国舅可创立州城，其余则为军、县或堡，州、县名额由朝廷赐与。投下州的官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以下官由投下主以本主部曲充任。投下户主要是本主奴隶和战争俘虏的汉人、奚人、渤海人；后期对外攻伐减少，公主所建投下州，多以陪嫁的媵户设置。初期，辽太祖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②。这是契丹统治者安抚俘虏和降人的方式，也是投下制产生的背景。它对安抚汉人、渤海人，发展辽国的农业、手工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属国和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③。大王、节度使任以契丹贵族或各部族酋长。

此外，诸坊、场、局、冶、牧、厩有太师、都监、使、详稳等官。诸京有财赋官，如钱帛司、计司等。南面官虽沿袭唐、五代和借鉴于宋，但机构和设官皆不甚完备，所谓“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①。

由于《辽史》疏漏，对官制的记载或遗漏，或重复，甚或一官而有多种名号，故对辽朝官制的研究一直为治辽史者所重视。近年来，辽金考古成绩斐然，大量石刻文字中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辽代史料，为辽史研究的进展提供了大量出于当时人的记录，也发现了很多不见于《辽史》的辽朝官职和官称。设官治之。”又“弥里，乡之小者。”案：《辽史·营卫志》将石烈译为营。每部辖石烈多者十四，一般为二至四个。部落既相当于州，置节度使，则石烈似应相当于县，“弥里”相当于“乡”，或许更接近辽朝的实际情况。《国语解》以石烈比附为“乡”，恐不妥。

②《辽史·百官志》一《北面诸帐官》。

①“夷离堇”一词，源于鲜卑、柔然，也作“俟勤”、“俟斤”。契丹首领在依附于突厥期间，接受突厥部落首领的官号“俟斤”。“夷离堇”为其不同音译。初期，契丹人用为部落联盟军事首长、部落首领和石烈首领的官称。

②详稳，又作相温、详衮，元代文献则作鲜昆、桑昆、想昆，韩儒林、蔡美彪认为相当于汉官“将军”，见《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波斯]拉施特主编的《史集》则称：“鲜昆，相当于汉语的相公。”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③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图组编例》。

①《辽史·韩延徽传》。

第七节　西夏官制

建国前后的官制

从唐末党项羌拓跋部崛起，附唐后受唐朝封为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绥（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境）、静（今米脂境）五州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朝藩镇。经五代到宋朝建立，中原王朝多次更迭，党项拓跋氏夏州政权虽割据一方，但在名义上都是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进行统治。其部落与族帐首领分别被授予蕃落使、防御使、团练使、都押牙、指挥使、刺史等官职，实际上在本族部落内部仍行使部落、族帐首领的权限。

李继迁、李德明在位时期，是党项夏州政权积极准备建国的时期。由于党项夏州政权管辖的地区扩大，境内除党项人户外，还包括人数众多的汉人以及吐蕃、回鹘、契丹等族，党项政权松弛的政权形式与名义上的节度使身份，已不能适应新的管理方式的需要。李继迁初起时，即开始模仿宋朝制度设立官职，宋人谓其“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②。雍熙三年（986）二月，李继迁攻占宋朝的银州，准备称王，当时在谋士张浦的劝阻下，决定仍延续旧职，暂代定难军留后，称都知蕃落使。对部下则“设官授职，以定尊卑”，其官职仍沿用中原王朝过去对党项首领所封的官职名称，如左·右都押牙、蕃部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到李继迁子李德明继位后，宋、辽两国都拉拢李德明以牵制对方，争相对其封官进爵。辽封为夏国王，又晋大夏国王；宋先封西平王，后又晋夏王。李德明则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筹备建国称帝。他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行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册立长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母卫慕氏为后。这些措施都为建立独立的西夏王朝作好了准备。

宋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死，李元昊嗣位，立刻加快了立国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青天子）。避其父李德明讳，改称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并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又仿照北宋官制，于显道二年（1033）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制。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这些机构的职掌与官吏委派，按宋朝所行制度大体上可以推知，清代学者吴广成在其所撰《西夏书事》中作如下注释：中书，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属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司谏等官。枢密，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签书、承制等官。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属有正使、副使、盐铁使、度支使等官。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属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开封府，掌尹正畿甸之事，属有六曹、左·右军巡使、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等官。翊卫司，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官有马步都指挥、副都指挥及诸卫上将军、大将②《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

军之号。官计司，司文武职事员阙，注籍应选。受纳司，司仓庾贮积及给受等事。农田司，司仓储委积，平粜利农，属有司农卿、少卿、丞、主簿等官。群牧司，司内外九牧国马，属有制置使、副使、都监等官。飞龙苑，专防护宫城，警捕盗贼，以武干亲信者为之，或以内臣充职。磨勘司，司选叙、磨勘、资任考课。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蕃学与汉学是西夏的教育机关，西夏建国时“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③。

西夏的官制，从元昊建立之后，历朝都有增置改建，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元昊又改革官制，仿宋制设置尚书令，其职掌在“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毅宗谅祚时期，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①。

根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其中在记述西夏所设官职之后，对其官吏的任命是：“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可见在西夏朝廷的各种机构中，无论是党项人或汉人都有资格任职，西夏建立的是一套完整的官制系统。今人在研究西夏官制时，认为西夏官制分汉官和蕃官（党项）两个系统，如辽朝官制之分南北，即以蕃官治党项，以汉官待汉人。这种说法来源于吴广成的《西夏书事》，他认为元昊建国时设立的官制中，有所谓“专授蕃职”，其官“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弩，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西夏■都六年（1062）五月，毅宗谅祚“备官制。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谟个、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弩诸号”①。

考之所谓“专授蕃职”的“蕃官名号”见于宋代史籍的记载，记述宋朝与西夏官方交往聘使中，宋朝对西夏官职名称的称呼，即不以汉官名称称谓，而代之以该官职名称的西夏语译名。如“皇帝”以西夏语译音称“兀卒”，“太后”称“乌尼”，“宁令”称“大王”，“谟宁令”称“天大王”，“枢密”称“领卢”，等等。其意在西夏王朝不能与中原王朝等同，反映了宋朝对西夏民族政权的歧视②。

20世纪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发现了珍贵的西夏文字文献，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这些文献已逐步被解读、利用，其中提供了研究西夏官制的第一手资料。较早被公布于世的是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著的西夏文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在本书的“人事门”中，列举了西夏官制：“中书、枢密、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③《辽史·百官志·序》。又《辽史·百官志·南面》称：“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制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辽史》中的南面官，也只是“凡唐官可考者，列具于篇”。其官名或有因人而设者，或有临时委任者，未必定有其办事机构。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13。

②《西夏书事》卷13、20。

司、御史、皇城司、宣徽、三司、内宿司、巡检司、工院、马院、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大恒历院、农田司、群牧司、受纳司、閤门司、监军司、州主、通判、正听、承旨、都案、案头、司吏、都监”等①。

天盛律令所载官制颁行于西夏仁宗天盛（1149—1169）时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提供了丰富详尽的西夏官制资料，其中第十卷《司序行文门》，是关于国家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诸司的设置与等级；本卷各门还分别列举诸司官员职名与派遣人数。以下列举《司序行文门》规定的上、次、中、下、末五等司与不入司等者的名称：上等司：中书、枢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閤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治源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圣永地居。

下等司：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治司、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开边城；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边中转运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庙山；地边城司：（缺）、真武县、西宁、孤山、魅拒、末监、胜全、边净、信同、应建、争止、龙州、远摄、银州、和乐、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蕃汉乐人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

司等以外：官言过处、执飞禽言过处、秘书监、京师工院为管治者、蕃汉大学院。

西夏诸司官员名称与遣派人数，在天盛律令中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上等司中所遣官职为大人、承旨、都案、案头四种。分别是中书遣派六大人（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六承旨，七都案，四十二案头。枢密遣六大人（南柱、北座、西摄、东拒、副、名入），六承旨，十四都案，四十八案头。次等司中派遣官职有：正、承旨、奏知、副、判、国师、合管、经略、都案、案头等。分别为中兴府、殿前司二司，一律八正、八承旨，其中中兴府都案八、二十六案头。殿前司，十都案、六十案头。御史、大都督府、西凉府三司，一律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御史，三十二案头，其余二司一律六案头。三司，四正、八承旨，八都案，二十案头。内宿司，六承旨、六都案、十四案头。宣徽、皇城司、匦匣司三司，一律四正、四承旨、四都案，分别迁九、十八、十案头。閤门司，四奏知、四都案、四案头。御庖厨司，三大人、三都案、六案头。道士功德司，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二都①《西夏书事》卷21、20。

案、二案头。在家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四副、六判、六承旨、二都案、六案头。出家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六变道言过处、六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府夷州、中府州二州判护司，各遣一正、一副、一同判、一经略、二都案、六案头。中等司中派遣官职有：都磨勘司、农田司、受纳司、大恒历司四司，一律四正、四承旨。其中都磨勘司四都案、二十案头，农田司四都案、十二案头，受纳司三都案、四案头，大恒历司二都案、四案头。都转运司六正、八承旨、八都案、十案头。群牧司、陈告司二司，一律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其中群牧司十四案头，陈告司十七案头。磨勘军案，四正、四都案。鸣沙城司，一城主、一副、一通判、一城守。审刑司二正、二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前宫侍司六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三司，一律二正、二承旨、二都案，其中养贤务六案头，其余二司各三案头。华阳县、治远县二司，一律四大人、二都案、四案头。五原郡一城主、一副、一通判、一城守、二都案。圣永地居一正、一副。东院、五原郡、韦州、大都督府、鸣沙郡、西寿、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沙州、黑水、罗庞岭、官黑山、北院、武斜、南北二地中、石州二十种司中，一律遣刺史一人，其中鸣沙军四都案。京师工院二正、二副、四承旨、四都案。卜算院、医人院二司，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石州、东院、西寿、尝州、卓罗、南院、西院、沙州、罗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十二种监军司，各遣二正、一副、二同判、四习判、三都案。肃州、瓜州、黑水、北地中、南地中五种监军司各一正、一副、二同判、三习判、二都案。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四种军司，各一安抚、一同判、一习判、一行主。下等司中所遣，行宫司四正、二都案、四案头。择人司四承旨、二都案、三案头。南院行宫三司及西院、大都督府两种转运司，一律四正、四承旨、二都案。南院转运司四正、六承旨、二都案。寺庙山、卓罗、肃州、瓜州、沙州、黑水六种转运司，一律二正、二承旨、二都案。北院、南院、肃州三种边工院，各一正、一副、二承旨。西院、沙州两种经治寺，各二大人、二承旨。官黑山转运司，二正、四承旨、二都案。马院司二承旨、二都案、四案头。永便、孤山、魅拒、西宁、边净、末监、胜全、信同、应建、争止、甘州、龙州、远摄、合乐、真武城、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折昌城、开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等二十三种地边城司，各遣一城主、一通判、一城观、一行主。西院城司一城主、一同判、一城守、二都案。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五郡县，一律二城主、二通判、二经判、二都案、三案头。末等司中派遣官职：木工院、砖瓦院、纸工院三种院司，一律四头监。刻字司，织绢院两种司，一律二头监。造房司、制药司、铁工院、作首饰院、蕃乐人院、汉乐人院六种司，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讹尼寨，一寨主、一副。出车院，二小监。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宣德堡、安远堡、夏州、凉州九种，各一寨主、一寨副、一行主。宥州城司，一城主。司等以外所属：官言过处，执飞禽言过处派遣大人不超过二人。

西夏天盛律令中规定诸司官员任职期限，已到时有续、转、赏的各种情况：三年任期已到当续、转；不当续、转和据实情奏报而定等几种。对年事已高，有疾病者，续、转与否当依情奏报实行。对诸司任职官员三年期满后，量其在职期间能忠于职守，无违职者，则按等级品位可得到官赏：升级，赏给锦缎、银两、茶、绢等物。对诸司官员，如大人、承旨、司判、都案、案头、司吏、使人、都监等官，规定赴任期限，超过公文规定的上任期限则按超期日数给予不同处罚。又如职官内区分“官、军、抄”的承袭，其子孙“大姓可袭，小姓不许袭”。对袭官、求官、官家赐官的手续，凡文官呈报中书，武官呈报枢密，然后分别上奏朝廷。天盛律令中规定官司用印的各种区别，依司位官品有四种：金、银、铜涂银、铜。如规定皇太子金印重百两；中书、枢密、经略司及三公诸王用银印，分别重五十、二十五两不等。正统司、次等司、中等司与有及授官中宰相，用铜涂银印分别为二十、十五、十二两不等。下等司、末等司及僧监、副、判、权首领等，用铜印，分别重十一、十、九两不等。用官印尺寸，上等中书、枢密，印长、宽各二寸半；经略司二寸三分；正统、有及授官等二寸二分；次等司二寸一分；中等司及有及御印官等二寸；下等司及有威臣帽主官等一寸九分；末等司一寸八分；僧监副、判、权首领一寸七分②。

西夏《官阶封号表》所载官制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文书中，有一种汉译为《官阶封号表》的重要文书，该文书以列表式表示西夏中央官阶品级与统属关系。此表今存两个残卷，尚保留着主要的官阶品级，是西夏官制的重要史料。在一种表中，中央为纵贯上下的竖格，左右横格。朝廷首列西夏太皇帝，依次为皇帝、皇太子、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六品、七品等10类。自上品至七品，其封号分列左右，计上、次、中三品封号，左右各两种；下品左右各十二种；末品左右各六种；下品左右各十二种；末品左右各六种；六品左右各六种；七品左右各五种。例如上品左横格列封号“赐俱足”，其下用小字释为：“文武法竞孝种能恭敬东南姓官上天柱”。右面横格相对书“大国王”。又如末品左列横格首行三字为“赐忠”，其下并列两行小字为“文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与其并列的五种封号分别是：“义平”、“识睦”、“益盛”、“谋便”、“蔽集”。末品右列横格首行三字“赐茂崖”，其下并列两行小字为：“武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与其并列五种封号分别是：“论予”、“功有”、“友要”、“善定”、“涨满”。从末品、六品、七品横列相对的封号来看，六品左列为“清谨”，下注小字“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原则”；右列“拒斜”，下注小字“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原则”。七品左列“解智”，下注以小字“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院立”；右列“珍卒”，下注以小字“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全立”等。说明西夏封号，左为文官系统，右为武官系统。在另一种封号表中，主要表示皇室后妃为主的系统与所属，表式为中间纵贯的上下竖格，未标文字。左右两边以横格列有相互对应的封号名称，从右向左按顺次相对称的分别是：太后位与皇妃位；太皇太后位与皇太妃位；皇太后位与皇妃位；太后、皇后位与帝女位；妃嫔位与皇女位等。该封号表中以下分别列有诸王位（南、北、西、东四院王），师位（国师、德师），中书、枢密、监军、卜师、巫师等封号。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的封号与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职官名称有的完全相同，如南、北、西、东四院王，德师、国师。天盛律令第十卷《司序行文门》上品中书、枢密二司中有六大主事官，即中书的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枢密的南益、北倚、西摄、东拒、副、入名等称号，与西夏官阶封号表中的称谓是一致的，故可推测官阶封号表所②白滨：《论西夏使臣的“蕃号”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列是属于西夏晚期仁宗天盛时期的官制系统①。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等整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八节　金代官制

金代官制是经过了不断地发展和变革的过程而形成的，有女真本族的官制，也有辽和宋的官制，最后形成为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金代官制始末金代官制的发展和变革，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金代官制确立和急剧地变革时期，也就是由推行女真族的官制到实行中原官制的时期。这个变革是随着军事发展和占领区域的扩大，采取一系列变革的步骤而实现的。金代女真官制，在朝廷是国论勃极烈制，在地方是猛安谋克制。金在征服辽的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的过程中，主要是推行女真族的官制，对当地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等均用猛安谋克改编。在朝廷国论勃极烈下出现都统司、军帅司、万户府、都勃堇等不同类型的路，在诸路以下为猛安谋克的地方行政设置。

金太祖定燕（今北京），占领辽统治的汉人地区后，则不再推行单一的女真官制，踵辽南北面制度，在北面继续实行猛安谋克制，在南面实行中原官制，以统治原辽地区汉人。这样，在南面用中原宰相制度，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今辽宁北镇），而朝廷仍用女真宰相制度。

金太宗灭北宋，占领黄河以北的河北、河东地区后，沿用宋制，于是在同样的汉人地区出现辽制与宋制的不同，同受制于元帅府。天会四年（1126），在斜也、宗幹的主持下，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这次改革主要是统一辽、宋官制，把以中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改为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要将原辽、宋制统一，就必须按新规定的官制进行换授。例如蔡松年归金以后，元帅府辟为令史，在天会中因为辽、宋官制统一，旧有官者都要换授，蔡松年改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判官。天会八年下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随着官制改革，引起统治机构和设置的一再调整。天会六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死，由韩企先代之，两枢密院权集中到云中（今山西大同）；天会七年，分河北为东西路，燕京枢密院划属河北东路。后立刘豫，把河南、陕西地划归刘豫，行宋制，杂女真制，实际上是金尚书省制与宋制在河南、北并存。

天会四年始定官制，是向全国推行中原官制的过渡，随着这种改革，朝廷中的女真勃极烈制也出现向三省制转化的趋向。天会十年，把勃极烈改革为四员，谙班勃极烈为储贰，是皇帝的继承人，国论忽鲁勃极烈为总理，国论左右勃极烈为左右大臣，实是尚书令、左右丞相的前身。天会十二年，在全国实行三省制的条件已成熟，下诏全国，但未及实行，太宗死。金熙宗即位，继承太宗遗愿实行三省制，又废刘豫，置行台尚书省，归属朝廷。天眷元年（1138）颁行新官制，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皇统元年（1141），燕京隶尚书省，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山后诸部族，仍隶都元帅府。到海陵王时，废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不置平章政事，废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正隆元年（1156），颁布“正隆官制”，官制改革至此已臻完成。

第二阶段，主要是对海陵时的官制继承和调整发展的阶段。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十月新定制度，把海陵已废除的平章政事又重新增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为执政官；但领三省事不再置。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中，不仅又扩大宰相的设置，而且汉人参加朝廷任宰相、执政官者增多。据统计在宰相与执政官中，宗室女真人7人、非完颜女真贵族15人、汉人14人、契丹人及渤海人各2人。形成了以女真、汉人为主的多民族的皇权政治核心，但出身女真的宰执依然占着绝对的优势。

到金章宗时，金代官制的发展更加完备。此前，猛安谋克是作为地方政制与州县制并存，但随着女真族社会封建化的完成，作为地方行政组织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从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作为封建的屯田军而继续被保留下来，因而变成封建国家的屯田军户与州县的齐民户并存，由过去奴隶制的组织与封建组织的矛盾变成军户与齐民户的矛盾。

第三个阶段，是金朝后期官制的发展变化，同这个时期的政治变化是分不开的。金到章宗由盛转衰，金朝的经济衰落，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国土日蹙，矛盾重重，官制的机制运转失灵。其一，表现在将相权的离合上，金制枢密院虽主兵，而节制之权在尚书省。金末，此种制度渐改。凡军事，省官不得参与，由枢密院官独任专行，往往败事。到金哀宗天兴间，有鉴于将相之权不宜分开，由省官兼院事，即由宰相兼枢密使，执政兼枢密副使。其二，金原在尚书省下设左司、右司，到天兴间，把左司、右司合一，郎中称“左右司郎中某”。在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乡曾发现与金代形制、字体相同的“主奏司郎中印”。金初置左右司，凡视朝，由执政官亲执奏目，到海陵天德二年（1150），诏以主奏事付左右司官，遂为定制，是主奏事者即左右司官，但印为“左司郎中之印”或“右司郎中之印”，不称“主奏司郎中印”，改左右司为主奏司当在左右司合一后，疑是金末东夏国所为，并合左右司为一，更名为主奏司，而金哀宗天兴时合左右司后仍称“左右司郎中”。其三，金末于各地多置行尚书省、行六部，开后来行省制之端绪。其四，金末近侍官抬头，而宰执、御史台、枢密院之职权旁落。

金代官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由推行女真官制到沿辽南北面制，又由在汉人地区建尚书省到全国建尚书省，由三省制度成一省制，使中原官制在发展中成为金朝的主要官制。金朝是以中原官制为主，兼容各族制度而融合形成了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朝廷官制金代朝廷官制，先是女真族的国论勃极烈制，后行三省制和单一的尚书省制。

金代女真族的官制称勃堇、勃极烈。国论勃极烈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同女真族原始社会末期官属制度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的历史有关。在景祖时出现国相之称，只限一人，他人不得称之。各部的部长称勃堇，部落联盟的首领称都勃堇或都部长，到太祖嗣位始被称为都勃极烈。勃堇与勃极烈在女真语是同一语根，勃堇的本义是部长，后来滋衍出与勃堇含义不同的勃极烈。所以说，其官长皆称勃极烈，其部长曰勃堇。随着勃极烈称谓的提高和部落制的废除，勃堇不仅是部长之称，也成为勃极烈称谓以下的一般官员的统称。国论勃极烈是金初在朝廷设置的最高权力统治机构，它是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贵族议事会（官属会议）转化而来，是女真族的权贵家族联合执政的一种制度。国论勃极烈之称谓义同国相，由过去一人称国相变成多人执政的国相之制。其地位在皇帝之下，并冠以职位和特定的职称，以表示诸勃极烈的地位和职掌不同。

国论勃极烈的权力机构的组成，从家族看是由当时若干个权贵的大家族所组成，其中阿骨打家族是皇权的代表，按规定皇帝是由这个家族的兄弟相传，是勃极烈统治机构中的核心家族。国相撒改家族是宗室家族中地位最高的大家族，其地位仅次于皇族。其他诸家族任勃极烈官职者，有景祖同母弟乌骨出的次子习不失，景祖的第八子阿离合懑，景祖子劾孙之子蒲家奴（昱），景祖次室温迪痕敌本所生漫都诃（与阿离合懑为同母）。国论勃极烈主要是由皇族和宗室中一些显赫家族组成，宗室以外的完颜部和其他姓女真家族都被排斥在外。从官职构成看，有谙班勃极烈，为首席相位，任此职者有太宗、斜也（杲）、亶，是皇位的合法嗣承者。国论忽鲁勃极烈，位在谙班勃极烈下，居第二位，是诸勃极烈之长，任此职者有撒改、斜也、宗磐、宗磐。国论阿买（阿舍）勃极烈是谙班勃极烈的副手，居第三位，任此职者有习不失、漫都诃。国论昃勃极烈是军事主要统帅之一，在太祖时居第四位，任此职者有斜也、蒲家奴。国论乙室（移赉）勃极烈是协理外交事务的大臣，也是议政大臣兼军事统帅，居第五位，任此职者有阿离合懑、宗翰。迭勃极烈之上不冠国论字样是副大臣，即诸国论勃极烈的辅佐。国论勃极烈到太宗天会十年（1132）调整为四员，即谙班勃极烈（磐）、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左勃极烈（宗磐）、国论右勃极烈（宗翰）。

国论勃极烈是由皇族和宗室中最有权势的大家族构成，是国家最高的决策和审议机关，国家的军国大事共同讨论、决定施行，有共同遵守的誓约，皇帝违约，诸大臣有权依约杖之，然后谢罪，诸勃极烈对皇帝有一定约束。其发展的趋向是由多家族发展为皇族与撒改两族，最后权归皇族，并且有向三省制转化的趋向，这主要是从对勃极烈的不断调整表现出来的。国论勃极烈在职掌上有一定分工，设员不定，收国元年（1115）四月为四员（谙班、国论、阿买、昃），后增乙室、迭为六员。天辅五年（1121）闰五月，国论忽鲁勃极烈撒改死，其子宗翰为移赉（乙室）勃极烈。诸勃极烈无固定任职年限，一旦免职则在内部调整，通常是只升不降，一般地死后不再补任，或废或更名，或因在外不再回朝参议军国大事而失其职掌。经过这样的变化，一些家族便从勃极烈中失权。

女真族以勃极烈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中诸大臣的官称，但没有把勃堇的称谓取消，在朝廷任职的“诸酋大人”、“近上官员”均以勃堇称之。宗室子弟称“郎君”。在皇帝主持召开诸勃极烈会议时，常有“郎君”、“诸酋大人”、“近上官员”参加。在地方的官员仍称勃堇，成为一般官员的泛称，后来推行中原官制，勃堇才从历史上取消。

金熙宗即位，废除了女真族的国论勃极烈制，建立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以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领三省事。领三省事的设置及补任，没有一定的规则，亦无一定员额，时多、时少、时有、时无，其地位的不同由三师、三公的地位高下而定。领三省事行之于天会十三年三月至贞元三年（1155）十二月，此后取消。其初领三省事的权力最大，到海陵时权限缩小。金之领三省事的设置，就女真本族的官制变化看，是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左勃极烈宗翰、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三职权限的延长。但从三人已废除国论勃极烈之职为三师，由三师领三省事，又是受北宋末官制的影响。

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下置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位在右丞相下，与左右丞相为宰相。由左丞相兼门下侍中，由右丞相兼中书令。宰相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和执政统称“宰执”。左右司是宰执的秘书和处理省内事、对六部的监督机构。左右司官员为郎中、员外郎、都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在左右司下置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属左司；兵部、刑部、工部属右司。六部官员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

金代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的建立是受宋制的影响。在北宋元丰以前，宰相是同平章事（平章事）；执政是参知政事、枢密使。在元丰以后，宰相是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执政是尚书左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枢密使。金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门下、中书长官由左右丞相兼，将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分别列于宰执之末，而枢密使不与。金至海陵正隆元年（1156）进行官制改革，罢门下、中书二省，不置领三省事、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增员，分为左右参知政事，置尚书令，位在丞相之上，但补任时间并不衔接。到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复置平章政事，分左右平章政事。金初，左右司与六部通署。熙宗天眷三年（1140），左右司与六部分治，六部变成独立机构。到金末哀宗天兴二年（1233），由于当时六部规模缩小，机构简化，把左右司合一，其官称“左右司郎中某”、“左右司员外郎某”、“左右司都事某”。

金代尚书省是朝廷最高权力机构，由皇帝总揽全权，尚书令总领纪纲，仪刑端揆。尚书令只管大事，不管细事，主要权在宰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掌丞天子平章万机，左右丞、参知政事，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宰相与执政的关系是长与次的关系，宰相辅佐皇帝，总天下事，而执政为宰相之助手。国家的重大事，由皇帝向宰执咨询，宰执可向皇帝单独奏请。天子发案，由尚书省规定施行，或尚书省发案，奏请皇帝批示。对皇帝下达的诏、敕、制、册要执行，审判国家重大案件以及对官员进行指导和监督。

金朝为加强皇帝的权力，于朝廷设御史台，御史中丞掌刑狱和重大案件，主要是监察官员活动和处置官员犯法。御史台的附属机关是登闻检院和登闻鼓院，到章宗时登闻鼓院与御史台分立，成为独立机构。

地方官制金代地方官制前后变化很大，金初因辽南北面官制在南面因辽、宋制设官统治，废刘豫后设行台尚书省。金熙宗官制改革，在朝廷统一领导下，在地方仍有汉官制、女真官制及辽制的不同，形成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金于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诏诸将攻宋始置都元帅府。官员有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经历、知事、检法，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左右都监以上主要由女真贵族担任，渤海、契丹、汉人为数甚少，经历以下的一般吏员多有汉人为之。都元帅府本是军事的最高机构，掌征讨之事，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为相所兼，或由皇帝子弟为之。灭北宋以后，都元帅府便成为专管汉人的地方最高的军政组织。左副元帅（天会十年为都元帅）宗翰，在云中；右副元帅（后升为左副元帅）宗望，在燕京（今北京）。又置汉人宰相及枢密院受其统属，时称东朝廷、西朝廷，东、西朝廷的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任用汉人。天会四年，为统一辽、宋制的不同，置尚书省，即改辽以中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为金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天会六年，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死，把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以韩企先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都元帅府在名义上受朝廷节制，实际上已成为权势最大的地方官府。金熙宗在全国实行三省制，把都元帅权力收归朝廷，采取以相位易兵权的办法，把宗翰、完颜希尹、韩企先等安置在朝廷，从此南北面的官制废。

金朝先后废除刘豫“政权”和燕京枢密院以后，于其地设行台尚书省。

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废刘豫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今河南开封），把表面为独立政权的齐废除后，将其辖区置于朝廷之下。后来挞懒与南宋议和，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因将行台尚书省迁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金遂移行台于大名”。又卷129：金以“行台户部尚书冯长宁为东京（今辽宁辽阳）户部使，自大名到东京凡五千里”，而冯长宁“削发左衽而赴任”。《金史·赵元传》记载，后又由大名迁祁州（今河北安国）。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金史·百官志》的记载是：“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陕西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皇统二年（1142），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一等。”实际上废刘豫与废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是两回事，不是将汴行台迁燕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后又由燕迁汴。金在天眷元年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二年三月，金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四月宋遣使谢河南地，不是把河南、陕西地与宋后才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天眷元年是挞懒倡议把河南地与宋之时，而翌年三月才给宋，三月行台已由汴迁大名，后又迁祁州，三年复置于汴，管理长城以南、淮水以北地区。皇统元年，以燕京隶尚书省，而西京（今山西大同）及西京山后诸部隶元帅府。

行台尚书省设领行台尚书省事，如同朝廷设领三省事，位在左右丞相之上。下置行台左右丞相，行台平章政事；行台左右丞，行台参知政事。分左右司，下属六部各司，部各置官员及吏员。行台尚书省由都元帅兼，都元帅府与行台在领导上一元化。行台尚书省是金代在地方设置管理军民的一种特别的地域性组织。其初权限很大，诸州郡的军旅之事，决于元帅府，而民讼钱谷，由行台尚书省治之。到海陵天德初，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监察御史由朝廷派遣，行台的权限因而缩小，并进而废行台尚书省之制。

金朝后期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以适应战争的局面，于各地设行尚书省、行司和行部，以代替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行省是在地方所设的对军民的统治机构，设官大体与朝廷尚书省同，“州民奉行省为领省”①。其制设无定，是一种临时性的设置，但它却为后来元代行省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金于地方设路府州县，由于金是由女真族建立并占有原辽和北宋的一部分地区，因而在统一的路制之下的州县的设置具有区域和民族的特点，其名称与组织系统也不同，由此而构成金一代的地方官制的整体结构。

①《西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段内所载地名甚多，许多已不详今地所在，本段古地名一律不注今地名。金承渤海、辽制，在地方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分镇各地，把金朝统治的全域统一为一个整体。金崛起于按出虎水，称其为“内地”，太宗时以建都升会宁州（今黑龙江阿城南）为府，熙宗天眷元年以其地为上京。金南下灭辽及北宋，原辽及北宋的旧京名被沿称下来，所以熙宗时除上京会宁府，还有辽、宋的旧京，称北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宁城西）、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燕京析京府和汴京开封府，而上京会宁府是全国的政治统治的中心。海陵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改为中都大兴府，成为金朝政治统治的中心，削去原上京之号，此前已先将北京临潢府废去，改中京为北京、汴京为南京，五京之制形成。金于诸京置留守司，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总管府由府尹兼领，诸府置尹。金代诸州分为三级，诸节度州置节度使，诸防御州置防御使，诸刺史州置刺史。县分赤县、次赤县（剧县）、诸县，各置令。在县以下有镇城堡寨，置知镇、知城、知堡、知寨，品级与县令同，从七品，其设公使者与县同，惟验户口置司吏。县以下的最基层组织是村社，置主首。

金代地方官制，在京府之下与州县并存的有女真族猛安谋克。金太祖嗣都勃极烈位的第二年（1114），就“一如郡县置吏之法”①，把原来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改革为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与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的不同，一是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领户，而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领夫；二是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是与地域组织的村寨结合，而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与军队编制结合。在地方猛安谋克之上是路，有万户路、都勃堇路、都统司路和军帅司路的不同。猛安谋克是行政、军事和生产结合的地方组织。熙宗官制改革后，猛安谋克与州县并存，自成系统：猛安相当于防御州，位在节度州之下，谋克相当县。到金章宗时女真族封建化完成，地方猛安谋克转化为地方的封建屯田军组织，猛安谋克便成封建屯田官。

金代地方官制也沿袭了辽制，在西北、西南、东北路设招讨司，“招怀降附，征讨携离”①。于诸部设部族节度使，统制各部，镇抚诸军，其余皆同节度使。官员有节度使、副使、判官、知法各一员，吏有司吏、通事、挞马。设诸乣，官为详稳，职守戍边堡，其余同于谋克。麽忽掌贰详稳。吏有司吏、习尼昆、挞马。诸移里堇司设移里堇一员，分掌部族村寨事宜，吏有司吏、习尼昆、挞马。另外，设诸秃里，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设诸群牧所分掌诸畜。

封爵制封爵是金代官制内容之一，它既与中原的封爵制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也与女真本族及契丹、渤海的影响有关。

《金史·百官志》记载：“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实际在郡王之上尚有王，应是王、郡王、国公三个等级。“正从二品曰郡公，正从三品曰郡侯，正从四品曰郡伯（原注：旧曰县伯，承安二年更）”，实际在郡伯之下尚有郡子、郡男，应是郡公、郡侯、郡伯、郡子、郡男五个等级。“正五①参阅李范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史金波：《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①《金史》卷119《完颜娄室传》。

品曰县子，从五品曰县男”，而县伯于承安二年（1197）更为郡伯。如是则在承安二年前为县伯、县子、县男三个等级，承安二年后为县子、县男两个等级。但实际在承安二年前的世宗大定年间已有郡伯，可见不是更县伯为郡伯，而是取消县伯，存郡伯。这样，金代封爵是王（万户）、郡王（五千户）、国公（三千户）、郡公（二千户）、郡侯（一千户）、郡伯（七百户）、郡子（五百户）、郡男（三百户）。

《金史》记载的封爵，属于章宗明昌、承安年间的官制体系，它已失去最初的实封意义，但只要封建制还存在，它就与封建官制结合着。封爵与食邑、等级制都是联系着的。金代的实封也不是就国，而是实食其户；非实封则是名义的，不真食其户。金代封爵同样是按照位次等级以国郡县名称表示，但不是金当时行政区域的名称，如封郡王不管本人的原籍如何，把本人的姓与历代郡望著姓结合加以封赐。姓王则封为太原郡，姓李则封为陇西郡，姓张则封为清河郡，姓赵则封为天水郡，姓刘则封为彭城郡。金朝同样仿此精神封契丹、渤海及本族人。如契丹萧姓以姓封兰陵，耶律姓封漆水，渤海大氏后裔封神麓，女真封金源，这表明代表不同族的封爵已同一起来，形成金代的封爵制度。金代封爵是以实封和无实封作为基础的，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为实封（实封为一千户至一百户五等）；郡伯、郡子、郡男为非实封，而在食邑户数上则与县伯、县子、县男相等，其品级也是相同的。金代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既是行政和军事组织名称，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称号进行授封。金熙宗皇统五年规定了猛安谋克的等级，“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同时，确定猛安谋克的世袭制度。世宗大定间，定功授世袭猛安谋克，“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①。

《金史·百官志》记载：女真白姓之号完颜等二十六姓，封金源郡；裴满等三十姓，封广平郡；吾古论等二十六姓，封陇西郡。黑姓之号唐括等十六姓，封彭城郡。此与姚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所记互异。其文云：“凡百姓，金源郡三十六，广平郡三十，皆白书；陇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书。”《金史》记载是白姓之号三，黑姓之号一，此则白黑姓之号各二。金女真完颜部色尚白，其属白姓。徒单姓与完颜为同部，不同姓，白姓之号就包括徒单姓在内。白姓之号主要封金源郡和广平郡，封国之制定于熙宗时，封广平郡的三十姓以裴满为首，在徒单之前，当与裴满皇后有关。在封金源郡、广平郡白姓的两个集团间，应封金源郡的则封广平郡；应封广平郡的则封金源郡，而记载中却无黑姓封金源郡和广平郡的，可见白姓之号间兼可互封，而白黑姓之间不能相混。白姓之号与黑姓之号各分两个集团，盖源于原始社会的婚制发展变化而来。金朝把女真白姓、黑姓与封爵制结合，与女真族接受中原影响和封建化是分不开的，形成金朝一体的官制。

金代官制是一个有层次发展变革的过程，它在发展中冲破了原辽的南北面官制，也冲破了过去中外和华夷之分的两重官僚体制，把各地、各族都纳入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中，同时在历史上金朝首先把三省制发展为一省制，对后来官制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①《金史》卷128《循吏传·序》

第九章 军制

第一节 五代十国军制

后梁军制唐末藩镇各自拥有军队，朱全忠（温）虽以身兼21镇而灭唐建后梁，但其直接统辖的主要是原先所领的宣武（汴州，今河南开封）、宣义（滑州，今滑县）、天平（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和护国（蒲州，今山西永济）四镇军队，而以起家的宣武镇兵为基础。

诸军马步都指挥使，简称诸军都指挥使，为后梁军事长官，以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副长官，统辖后梁诸军，实际所统仍只是宣武等四镇之兵。后梁建立，即以元帅府都押牙刘■为诸军马步都指挥使，其后辖兵增多，长官仍以亲信担任。

后梁仿唐制，建六军为皇帝卫士。唐代六军早已不存在，后梁建立，即以原元帅府左右长直、内卫等近卫兵改建，设左右龙虎、羽林、神武、龙骧军；其后又设左右天兴、广胜军等，设统军或军使、六军马步都指挥使等为长官，也以亲信担任。“前朝（唐）置龙虎（武）六军，谓之卫士，至是（开平二年十月）以天武、天威、武英等六军，易其军号而任勋旧焉”②。后期沿唐制以重臣任“判六军诸卫事”，并设“六军诸卫副使”统辖六军。六军称为禁卫军、亲兵，是后梁直属军队的核心部队，皇帝的近卫军。

禁卫军中最为亲近的军队，称为侍卫亲军，这是由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时的“厅子都”亲兵发展起来的，后梁建立时称为“元从亲军”。开平二年（908）夏，改称“侍卫亲军”，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常由六军之一的左或右龙虎军统军兼任，只统皇帝的亲卫军“侍卫亲军”。这是一支不大的军队，但战斗力强又最受皇帝宠信，军号有天兴、控鹤军等，军设军使、指挥使等为长官。

后梁各地节度使所辖的军队，实际上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军队，大体上服从后梁的节制。各地割据势力在称帝、称国王以前，也常以节度使身份对后梁表示臣属，对内则进行割据统治。节度使通常都兼刺史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主管军事的上佐官为行军司马，大多为节度使的亲信，权势很大。其他军事属员有判官、掌书记、推官，掌书记官位虽较低，但主管文书机要，地位很重要。大的藩镇还设有中门使，职责类似朝廷的枢密使。节度使军以牙（衙）内马步都指挥使等为长官。设厅子都以统节度使的亲兵，设亲从指挥使等为长官。

马步军都指挥使下通常分设马军、步军都指挥使或指挥使等，后梁及军队多的节度使，马军或步军之下分设左、右厢，厢下设军，有时还分为左、右军，各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厢下属军以第一军、第二军等排列顺序，朝廷的军通常有“军号”，如后梁所设的左、右控鹤军等，在军号下分设第一军、第二军等，有的在军号下先分为左、右厢，再在厢下设军。

军下为“指挥”，每一指挥人数不等，自二三百人至上千人，大体是马②《金史》卷57《百官志》。

军400人、步军500人左右，设指挥使、副指挥使为长官。较小的节度使在马步军都指挥使下，只分设马、步军指挥使。“指挥”为军队的基层单位，每军辖二三个至十多个指挥不等。

五代沿设都，每都人数自一二百人至上万人不等，甚至更多，设都将，亦称都头。有独立的特种部队，如后来南汉所设的“媚川都”，专以采珠；吴越的“营田都”，专以兴修农田水利。更多的是普通军队中的精锐部队，节度使的亲兵通常称为“厅子都”；后梁天雄军（魏州，今河北大名）节度使杨师厚“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①，类似朝廷的侍卫亲军。“都”的长官称都指挥使、都知兵马使等，都头又是都知兵马使的俗称，而都将又常是都指挥使的俗称，两种俗称有时又互用。

后梁初，又于军中设都，其地位则在“指挥”之下。开平二年十月，“以右天武[军]都头韩瑭为[左]神捷指挥使、左天武[军]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①。都头是都的长官，由都头升为指挥使，指挥下的低级军官还有“十将”。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的军制，为后唐、晋、汉、周及宋代沿袭。唐末天祐三年（906），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将“部内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①，定霸都为军号。朱全忠在称帝前任节度使时，也在兵士面上刺上军号以防逃亡。在兵士面上刺上所在军队的名称，也称涅面、面涅，当上高官后才能以药除字，为五代、宋代所沿袭。刺、涅成为招或强征士兵的代名词，如刺为某军等。

后唐军制后梁废唐代枢密院，建崇政院，以亲信敬翔为崇政院使，权逾宰相。崇政院使虽以军事为重，但崇政院职权实与“中书”（政事堂）相似，是第二“中书”而权更大。

后唐建立后，废崇政院，重建枢密院，任亲信为枢密使。枢密院主军，中书主政。如同光元年（923），因经费缺少决定削减官员，中书在提出文臣裁减措施之后，对于武臣的裁减，即明确提出“其西班上将军已下，仍望宣示枢密院斟酌施行”②。枢密院主军的制度为后晋、汉、周及宋代沿袭。后唐李氏起自沙陀族，军队中少数民族也较多，设蕃汉马步总管为后唐统军长官，或称蕃汉内外马步总管、蕃汉总管等；副总管为副长官，后称总管副使，例以心腹大将担任，周德威、李嗣源（明宗）等身系后唐兴衰的重臣先后任此职。建国前已设此职，建国后权位隆重，远非后梁的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所可比拟。明宗在天成元年（926）即位前，一直任蕃汉总管等职，但在即位后不久即废此职。

后唐沿设六军，其中左、右龙虎也避唐讳而改称左、右龙武。设判六军诸卫事为长官，虽以亲王、重臣担任，但权位在蕃汉总管之下。蕃汉总管停设后，成为后唐最高统军长官，设六军诸卫副使、六军（亦称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长官，属官有判官、推官等。

①《金史》卷44《兵志》。

①《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①《资治通鉴》卷269，后梁贞明元年三月。

②《旧五代史》卷4，后梁《太祖纪》四。

庄宗称帝前，亲近侍卫为银枪效节都，称帝后为金枪、捧日、控鹤等军。明宗即位，以捧圣、严卫军为侍卫军，各设左、右厢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天成二年（927），重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六军诸卫副使兼任，后专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为长官。

后晋、后汉、后周军制后晋、汉、周虽仍沿置六军，但地位日益降低，逐渐形同虚设。而长官判六军诸卫事，仅后晋初年杨光远担任，未再任命他人，此职遂废。侍卫亲军逐渐成为朝廷正规军的名称，长官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位已仅次于宰相、枢密使，相当于此前的蕃汉马步军总管、判六军诸卫事，是最高统军长官。后晋初年所设的判六军诸卫事，其实际职权已低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侍卫亲军司下分设马军、步军，侍卫马军的军号，后唐时先称捧圣，后改彰圣，后晋、汉称护圣，后周改称龙捷。步军的军号，后唐时先称严卫，后改宁卫，后晋、汉称奉国，后周改虎捷。马、步军的军号下分设左、右厢，厢下设军以第一、第二序设。侍卫马军、步军，军号（如护圣等）左右厢或左厢、右厢等，皆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长官，与侍卫亲军司设官相同，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侍卫亲军作为朝廷直属军，已分驻外地以镇守或征讨。

侍卫亲军司既已成为统辖朝廷正规军“禁军”的机构，需要建立新机构以统领侍卫皇帝的诸班、直及亲军，担任宿卫宫城及宫、殿之职，因建殿前司。

朱全忠称帝前即设有长直，称帝后有内直；后唐有从马直、马前直、长直、东西班。后晋设大内都点检，下有内殿直、东西班、控鹤军等。后汉设殿前都部署，其下除诸班、直、控鹤军外，还设有小底军。

后周太祖于广顺二年（952）四月，亲征慕容延超时，以枢密副使郑仁诲兼权大内都点检。七月，设专职的大内都点检，后改设殿前都指挥使，机构称殿前司。此后皇帝亲征离京时，仍以重臣为大内都点检，返京后即撤消。殿前司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长官，显德三年（956）末，设都点检，后又设副都点检，权位在都指挥使之上。殿前司长官的地位虽低于侍卫亲军司的长官，但更为亲要。统内殿直、外殿直、内直、东西班等班、直，小底（后改铁骑）、控鹤等马步军，其下设置略同于侍卫亲军司。

“十国”军制“十国”中称帝诸国大都仿唐制或中原皇朝军制，称国王诸国与称帝诸国略同而稍简，封王的节度使诸国设置则类同于大藩镇，而且记载缺略。除荆南等小国外，“十国”中大多设六军。南唐、前蜀、后蜀、闽等以亲王、重臣为判六军诸卫事。此外，尚有设诸道都统、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诸军都指挥使、牙内都指挥使等，作为最高统兵官，有的则以元帅、判六军诸卫事等兼任，或以都督、判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兵官。

南唐设侍卫诸军都指挥使，由神武统军兼任，下设都虞候等。吴以控鹤军为侍卫，设军使、都虞候等。前蜀初有奉驾等军，设军使等，后以左、右龙武军为亲军，设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后蜀设匡圣、卫圣军等亲卫军，设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吴越有亲卫、内直殿等，设指挥使或都知兵马使。楚设牙内侍卫指挥使、长直都指挥使。闽的侍卫军为拱宸、控鹤二都，还曾设宸卫都，设军使、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北汉实行后汉军制，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为最高统兵官，以亲王兼任；亲卫军亦隶属侍卫亲军司，设置简略，有供奉官、殿直等。

五代乡兵（民兵）

五代、宋代实行募兵制。五代时，偶以征兵制点集乡兵。后晋天福九年（开运元年，994）三月，面临契丹南侵，“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五月，“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开运三年正月，改名天威军。后晋自建乡兵后，“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不久即废罢，同年末后晋亡。后周广顺年间，在“镇州（今河北正定）诸县，十户取材勇者一人为之，余九户资以器甲刍粮”，称为弓箭手；还“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③，这是地方性的乡兵。五代设置地方性乡兵的，还有瀛州（今河北河间）、霸州（今霸县）等地的“强壮”乡兵等，其他割据政权也间或设乡兵，如北汉曾以乡兵参加对后周的战争。

③《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

第二节 宋代军事制度

北宋军制

宋代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①，北宋的二司、三衙是直接管辖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赵匡胤以后周殿前都点检代周建立宋朝，建隆二年（961），罢废都点检、副都点检，以原次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殿前司正副长官。殿前司所统是最亲近的扈从者，号诸班、直，如骑军有内殿直、外殿直、金枪班、东班、西班等，步军有御龙直等，除侍卫外兼有仪仗队的作用，还有专业的茶酒班和钧容直（军乐队）等。

侍卫亲军司，地位在殿前司之上，长官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掌管禁军的大部分，下设马军、步军二司，亦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建隆三年，石守信辞职后侍卫司长官常空缺而不任命，后期也只设长官中权位最低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侍卫亲军司“自（景德二年，1005）王超罢职（马步军都虞候），无复任者，而侍卫司马军、步军遂分为二，并殿前号三衙，而马、步二军始居殿前司之下焉”①。三衙分管全国禁军，还分管首都开封的治安，殿前司管宫城（大内）内，马军司管旧城（里城）内，步军司管新城（外城）内。

内臣，亦称内职，晚唐设枢密使、宣徽使由宦官担任，又设内客省使、皇城使、宫苑使等诸司使，以宦官或将军担任。唐末诛宦官，诸使及殿庭供奉官员等五代时渐以亲信中的低级武官担任。

但自枢密使以下至殿庭供奉官员，仍称为内臣或内职，为宋代所沿袭。

北宋诸司使“初犹有正官充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或领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①。内职官名以后发展为所有中低级武官的寄禄官称，称为“武选官”，担任着与这些内职官称完全不同的军职或地方官。而有些内职仍为实职，另以“检校官”担任。

武官除节度使及“正任”的承宣、观察、防御、团练使和刺史以外，都以武选官称定品级、俸禄高低及担任相应的官职。武选官以品级高低分为横班、东·西班及大·小使臣。

“横班”指内客省使至閤门副使等五、六品的武选官，由于在朝会时横排侍立，因而被称为“横班”或“横行”。

东、西班，亦称诸司使、副使，为七品武选官。皇城司等外殿的诸内侍机构中，皇城、御厨、翰林医官等二十使、副使，朝会时侍立在东边，称为东班，其中只有皇城使、副使为武选官。宫苑、内园、洛苑、供备库等二十使、副使，朝会时侍立于西边，称西班，则全是武选官。武选官改制后称武阶官，史亦以之称原武选官。

武选官中低级的称为“使臣”，其中内殿承制、内殿崇班为正八品，称为大使臣。东·西头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①《旧五代史》卷30，后唐《庄宗纪》四。

①《资治通鉴》卷284，后晋开运元年三月辛卯；《宋史》卷190《兵志》四。①《宋史》卷162《职官志》二《枢密院》。

借职等为从八至从九品，称为小使臣。殿侍为无品的最低武选官。供奉官、侍禁、殿直称为三班，因此，小使臣亦称三班使臣。大使臣以上武选官，除担任相应军职外，还可以担任（通常由文官担任）路级提点刑狱，以及知州、军、监等地方官。

宋代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北宋末改称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及刺史，在宋初都是实际官职。不久，都不再担任与官称相应的具体职务，“节度、承宣、观察、团练、防御、刺史，则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次序”。节度使是武官的最高职衔，“节度使粗人（军人）之极致”①，此外还作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执政的加衔。

除节度使（从二品）只有正任外，其他都有正任和遥郡的区别。所谓“正任”，并不是担任与其官称相应的实职，而是指武官已除去武选官称，并依据承宣等使和刺史的品级（四、五品）领取俸禄，并取得担任相应的中、高级武官实职“差遣”的资格。即所谓“除落阶官（武选官）为正任，未落阶官为遥郡”②，实际上类同武选官。

遥郡，则是指横班、东·西班正使级武选官而带有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的官称，但并没有享受相应品级的待遇，而仍以他们原先的武选官称的品级定俸禄和担任相应的武官实职。

此外，节度、团练等副使，后来只是非经特许，不得管事的从八品闲差，主要用于被贬的文武官员，如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徽宗在政和年间对武选官进行改革，他认为，“武选官称，循沿末世”，是五代旧制，必须“易而新之”①，改称武阶官。将昭宣使系列（主要由宦官担任，部分由武臣担任）中最高的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列入横班的正规系列，置于内客省使之下、客省使之上。横班各正使改称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客省副使至西上閤门副使，改称中亮郎至右武郎；诸司（东、西班）正使改称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诸司副使及大、小使臣改称武功郎至承信郎，后又增设一些大夫、郎，官品自正五品至从九品，又设太尉（正二品）为武阶官之首，共53阶。太尉又是下级军官对高级武官的尊称，并非实任太尉。由于出现了部分郎官在部分大夫之上的现象，南宋初将所有大夫，调整到郎之上。节度使系列未改动，只是将“节度观察留后”改称承宣使，节度使系列仍作为武官升入“横班”以后升迁的官称。

北宋路级（相当后代的“省”级）常设军事机构，军政领导机构为安抚司、经略司，统兵机构为都部署（都总管）司、都钤辖司，管军、监军机构为都监等。

北宋前期，当发生灾荒或用兵时，临时设置安抚司，通常以文官任安抚使，常兼任兵马都钤辖或钤辖，以便提辖本路兵马。设于边境的安抚司，不久即成为兼管军、民，“掌北边戎机交聘之事”，以及“抚绥良民而察其奸究，以肃清一道”的常设机构②。

庆历元年（1041）十月，陕西路正式分为五个军事路（类似近代的省军①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12《官制门·三衙类》。关于王超罢军职时的职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丁卯作“步军都虞候”，前脱“马”字；参见卷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丁卯注。②《宋史》卷169《职官志》九。

①《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十三《刺史》后“按语”；参见《宋史》卷474《贾似道传》。②《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十三《承宣使》。

区），其中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设“安抚使司”，分别由秦州、渭州、庆州和延州知州兼任安抚使。以后永兴军路亦设本路安抚使司，由知永兴军兼任安抚使，河东路也已将安抚司作为常设机构，由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任安抚使。庆历八年四月，又正式将河北划分为大名府路、高阳关路（驻瀛州，后升为河间府，今河间）、真定府路、定州路四个军事路，各设安抚使司，由知州、知府兼任安抚使。皇祐四年（1052）六月，广南东、西两路也设安抚使司，以广州（今属广东）、桂州（今广西桂林）知州兼任安抚使。

南宋建炎元年（1127），因抗金需要，曾于沿黄河、淮河、长江各州府都设本州、府的安抚使司，由知府、知州兼安抚使。绍兴和议前后起，改为各路都设置，成为常设机构，而废罢一般府、州的安抚使司。

经略（使）司，设于边疆，具有“绥御夷狄，抚宁疆圉”，“凡战守之事，即事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权力的常设路级军事机构①，长官通常由文官知州、知府兼安抚使者兼任。

咸平五年（1002）正月，张齐贤任判邠州（今陕西彬县）兼环庆、泾原两路经略使，节制诸将，经略边事，史称专任经略使始于此，但同月即罢。庆历元年十月，分陕西四个军事路时，也分设四个经略司；河东路也设经略司。皇祐四年，又设广南东、西路两个经略司，这是北宋时常设的七路经略司。

南宋时，除广南东、西两路仍常设经略司外，沿边的利州路、湖北路及襄阳府（今湖北襄樊）路也曾设经略司，后废罢。

部署（总管）司是最高的路级常设统兵机构，长官称马步军（或兵马）

都部署，后改称都总管。雍熙三年（986），设高阳关都部署、定州都部署，随后又设雄州（今河北雄县）都部署、镇州都部署、并代都部署等，作为地区防御的重镇。宋太宗末年，设环（今甘肃环县）、庆等州都部署、延州路都部署等。初期都由武将任都部署，以后逐渐改由文官知州（府）兼任，武官则任副都部署。庆历元年，分陕西为五路，八年分河北为四路，以及河东路，共置十个常设的部署司。长官都部署通常由文官知州、知府兼安抚使者兼任，武官担任副都部署，有时还兼任安抚副使。

钤辖司是各路普遍设置的常设统兵机构，仅次于部署司，与部署司职责相同而地位、职权较低，长官为兵马钤辖、都钤辖，是仅次于兵马都部署（总管）的统兵长官。路级钤辖也称“路分钤辖”，通常由各路首府知州（府）兼任，知州（府）已兼任都部署的路另设“路分钤辖”，寄禄官（阶官）官高资深的称为都钤辖，一般的只称钤辖。普通州（府）也有设钤辖的，由知州（府）兼任，后改称副钤辖。

都监（监押）则各路、州、府皆设，是具体管军的长官。路级称“路分都监”；府、州也设。宋初，文武臣都担任，后专以武官担任，有的县、镇、寨也设，寄禄官（阶官）高的称都监，低的称监押。南宋初，曾有部分州（府）由知州（府）兼任，以武官为副都监，不久即罢知州（府）兼任。路分都监（监押）基本上由武官担任，实际上只是掌管治安、消防的武官。

南宋军制①《宋大诏令集》卷163《政事》十六《官制四·改武选官名诏》（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宋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五月建立南宋时，北宋原有的军事体制已瓦解，随即设立“御营使司”，“简称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①，以副相黄潜善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副使。六月，又以宰相李纲兼御营使。御营司遂夺枢密院、三衙之权，集军政、统军于一身，枢密院几同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司，职权归枢密院。南宋枢密院直接管辖全国军队，北宋时枢密院只管军政，而军队由三衙管辖。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南侵。宋高宗“亲征”，任命亲信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事权已与建炎时不同，只是宋高宗的“宿卫”使，并协调各抗金宋军。隆兴元年（1163），孝宗再次任命“杨存中为御营使，节制殿前司军马”，实际上也只是“宿卫”使②。

北宋三衙分统全国禁军（北宋正规军），金灭北宋，京城（开封府）禁军败死溃散，三衙只剩少量班、直，随宋高宗南下。建炎三年十二月，因叛乱而解散。绍兴元年（1131）五月，任命“郭仲荀权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来，三衙实无兵，名存而已”①。南宋三衙不设正长官时，以“主管殿前（马军、步军）司公事”为长官。绍兴五年春，殿前司有兵900多人，马、步军司才各有600多人。九月，以解潜部3000隶马军司；以杨沂中所部神武中军约万人隶属殿前司，颜渐所部隶步军司；又将都督府直辖部队分属三衙，刘锜的亲兵也遥隶步军司，三衙才有了较大的直属部队。绍兴七年三月，又将王彦所部的原“八字军”约万人并入马军司。但南宋主要的军队都不属三衙管辖，这和北宋三衙分管全国军队的性质完全不同。南宋军队由枢密院直接管辖。三衙只是皇帝的三支亲卫军，杨沂中（存中）主管的殿前司兵及刘锜主管的马军司兵，是三衙中两支较强大的军队，先后多次出征，但实际上只是宋军中两支较次要的军队。乾道七年（1171），马军司又移驻陪都（行都）建康府。

北宋咸平三年（1000）六月，初设宣抚使时，只是“访民疾苦，宴犒官吏”，并无军事内容。庆历八年（1048）正月，镇压贝州（今河北清河西）王则兵变，文彦博任河北宣抚使，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宣抚使节制军事成为主要任务，但北宋时都属临时性质，事后即撤消。北宋末，李纲任河北、河东宣抚使统军抗金，李纲“自陈书生不知兵，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②。说明宣抚使早已作为军事统帅。

南宋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任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为辖区；六月，又以杜充为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京西路，这是不冠以地区名称，正、副宣抚使分辖整个抗金地区的军事，职权大于一般的宣抚使。

同年闰八月，刘光世任江东宣抚使，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池州（今贵池），是非执政官的武将任宣抚使之始。宣抚使司通常只称宣抚司。最著名的莫过于绍兴十一年（1141）“绍兴和议”前，手握重兵的韩世忠、张俊、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79。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75。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

②《宋史》卷32《高宗纪》九，卷33《孝宗纪》一，卷367《杨存中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0《官制》一《御营使》。

岳飞的三宣抚使，都不设副职（副使、判官）。

北宋时不设宣抚副使，只设判官为属官。南宋时，宣抚副使有时作为宣抚使的副职，但常单独建司；宣抚判官已不是属官，而是低于副使的副职，有时也单独建司。绍兴十年，杨沂中任淮北宣抚副使、刘锜任宣抚判官，实际上都是资历较低的正职，相互间亦无统属关系。

北宋制置使都属临时性设置，多以武将担任。南宋建炎元年八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部禁旅从太后行，且制置京东诸盗，应江、淮、荆、浙、闽、广诸州皆为所隶”，而且“经制使以下并受节制”。以后所设的制置使司，所辖都是一二路或数州。建炎三年七月，发生江州（今江西九江）知州兼江东、湖北制置使张徵“以便宜竭取属郡之财”，因而同年“诏诸路制置使，惟用兵听从便宜，余悉禁止”。四年五月，“诸路帅臣（安抚使）见带制置使并罢”，“惟统兵官如故”①。制置使遂成为路级专职军事长官，通常也都兼所辖部队的都统制，职权高于安抚使而低于宣抚使，著名将领岳飞、韩世忠、刘锜等在任宣抚使、副使、判官之前，无不先任置制使。

宋又设沿海制置使，通常由明州知州兼任，为常设机构，有一支海军，由正副使分任总领、同总领海船，设总领海船所。平江府知府或绍兴知府，偶亦以沿海制置使为兼衔，沿海制置使有时并入浙东安抚司。设置两个沿海制置使时，分驻明州、平江，副使常以武将担任。武将任沿海制置使时也兼任明州知州，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兼提督海船、两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则不兼地方官。

另有沿江制置使，岳飞于绍兴三年担任的即是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是临时设置的机构。常设的沿江制置使，置司于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由知府兼任，“专一措置水军海船”。也常在鄂州设沿江制置司，有时只设沿江制置副使，单独置司，均由鄂州知州兼任。

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面临金军临江的危急形势，“假权宜以收群盗”，企图利用抗金义军、游寇及部分较小的官军，分地区独立抗击金兵。同年五月，新设镇抚使，每镇辖二三州（府），除茶盐税收仍由提举常平司或茶盐司征收外，其他路级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都撤消，财政收入三年内不上交，但朝廷也不拨钱粮，除知州（府）是镇抚使提名由朝廷任命，其他官员均由镇抚使任命，军事完全由镇抚使处置，“许以能捍御外寇（金）显立大功，特与世袭”。西起利州东路的金州（今陕西安康），东至淮南东路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北至原京西北路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实际在伊阳，今嵩县西南），南至鼎州（今湖南常德）的广大地区设置了20多个镇抚使，先后任镇抚使的，有陈规、解潜、程昌寓、岳飞、王彦、牛皋等近30人。各拥有数量不等的军队，少的二三千人，多的以万计。流寇李成、孔彦舟等虽受命，但叛服无常，先后投降伪齐。不少镇抚使死于抗金、抗伪齐战斗，以及互相攻伐中，有些镇抚使则转为南宋正规军将领或州、府长官。绍兴五年四月，金、均（今湖北郧县东南）、房（今房县南）镇抚使王彦调任荆南（今江陵）知府；并“召荆南镇抚使解潜赴行在”，“于是诸镇抚使尽罢矣”②。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4，绍兴元年五月辛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丁丑；《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2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宣抚使》。

第三节 宋代禁军、厢军、乡兵（民兵）

北宋禁军宋代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南宋“大军”（正规军），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被称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①。宋初，禁军较少，宋太祖将各地地方兵的精锐收编为禁军，仁宗时多达80多万，大多分屯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驻在南方。禁军分为上、中、下三等，殿前司的捧日（马军）、天武（步军），侍卫马军司的龙卫，侍卫步军司的神卫，称为上四军，殿前司的诸班、直从上四军中选补。

宋代禁军的编制大体沿袭五代军制，也在军号（如龙卫等）下设左、右厢，厢下设军，军多者以第一、二编序号，各级长官均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军下为指挥，指挥为基层单位，长官为指挥使、副指挥使。每一指挥规定步军为500人、马军400人，但实际上往往少于此数，有的甚至不到300人。指挥下为都，每都为百人，长官马军为军使、副兵马使，步军为都头、副都头，其下均设十将、将、虞候等，军士面上也刺军号名。北宋实行募兵制，家属居住在军营内。宋太祖创禁军更戍法，轮流更戍他地，更戍以指挥为单位，通常一次以三年为期，家属不得随行，到期回原驻地，拣选精壮士兵补充上一级禁军，淘汰老弱士兵降充下一级禁军或厢军或退役。禁军更戍分为屯驻禁军、驻泊禁军与就粮禁军。

屯驻属正常更戍，大多派往内地州、府，属当地地方长官知州、知府等管辖。地方州、府都设有兵马都监或监押，具体负责屯驻禁军及厢军等的管理、训练、调遣，以及当地的治安及处理军民纠纷等，屯驻禁军带有朝廷派驻地方的治安部队性质。以后禁军大增，大量禁军常驻于外地的某一地方，也依更戍法而被派往其他地方，三年或二年、一年回原驻地。

凡是更戍到边防地区如河北、陕西等地，当地设有驻泊都部署（都总管）或部署（总管），管辖驻泊禁军，带有朝廷派往边境地区的边防军性质，凡是武臣专任的驻泊都部署或部署，对于边防事务可自行处理而不必与知州等地方长官商议。

就粮禁军有三种情况：一、在当地拣选乡兵、厢军中的精壮士兵为禁军，如陕西“保捷”禁军，就是“三边之兵，间因事宜升为禁军者，是为就粮（禁军）”，是长驻当地的禁军。二、如“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是以就粮禁军的名义长驻外地。三、是临时将禁军从缺粮地方移屯粮食丰收地区，情况改变后回原驻地。如“俟将来岁丰，令还京师”①。为了改变原先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宋军战斗力不强的状况，熙宁七年（1074），开始实行“将兵法”，将当地各部分禁军以及有战斗力的厢兵、蕃兵、乡兵等，混合编组为“将”，将下设“指挥”。每“将”自2000多人至1万多人不等，通常为5000人左右，设正、副将为长官。全国编为140多将，北方以路为单位，其下以第一、第二序号编制；东南地区统一编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丑；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己亥；卷29，十一月辛亥。《宋会要辑稿》职官40之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制置使》。

①《宋史》卷167《职官志》七《镇抚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丁未。为13将，3200人以下的只设正将。诸将长官统领并训练本将兵士，以达到将知兵、兵知将，提高战斗力，每将在正、副将下设准备将、部将、队将、训练官、押队、使臣等。将兵多数戍守本路，在本路辖区内更戍，但也有一部分将兵到指定的别路更戍，如河北路差一将的将兵出戍河东，东南十三将中有八将仍依规定的路分轮戍。除了系将禁军以外，没有编入将兵之内的禁军，称为不系将禁军或不隶将兵内禁军。此外，首都开封的禁军称为在京禁军，仍按原禁军编制及更戍制轮戍外地。

北宋厢军宋初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抽调朝廷成为禁军，不及等者留本地作为地方军，虽间或出戍外地，但很少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从事工役或杂役，厢军因而也称“役兵”，地方厢军属各州、府管辖，厢军隶属于宣徽院。厢军的兵籍归枢密院，元丰改制后归兵部。作为地方军的厢军，名义上由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管辖。

首都的厢军，服工役、杂役于首都开封的步驿、诸城门等的，属开封府；服役于朝廷的诸司库务司、东西八作司、金明池杂役、作坊、内酒坊等七八十个部门的，分别隶属于三司、各提举司；元丰改制后，则分属太常、太仆、太府、光禄、司农诸寺和军器、少府等监，以及侍卫步军司、枢密院、兵部等，承担着从造酒到修城等各种工役、杂役。

地方的厢军，大多以其所从事工役作为军号，如桥道、开河、开道、采造、装卸、司牧、作院、水磨、酒务、壮城、牢城等，都是专门的役军。也有以壮武、武捷等众多军号命名的厢军，则主要是作为地方军，需要时也从事杂役、工役。

厢军主要作为役兵，很少进行军事训练。明道二年（1033），“枢密使王曙言：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其中颇有材勇之人，宜渐加训习，以升隶禁军”。是厢军教阅之始，以后教阅过的厢军不断升为禁军。庆历二年（1042）以前，所有经过教阅的厢军都升为禁军，如“河东本城兵士系教阅者，并升为禁军”。差不多同时，又开始专门设置“教阅厢军”，“置福建、广南东·西路诸州教阅澄海军（厢军）各两指挥”。“虽曰厢军，皆予旗鼓训练战守之役”②。以后各地陆续设置，冠以威勇、壮武等军号，按禁军规程训练而免服工役、杂役，成为地方正规军，以后仍不断升为禁军。南宋禁、厢军北宋灭亡，北方的禁军、厢军几乎全都溃散。南方的禁军、厢军大体仍保留，一部分禁、厢军拨隶“大军”（南宋的正规军习称为“大军”）。不仅多数厢军仍是地方军、役兵，多数禁军实际上也沦为地方军、役兵。

宋代乡兵（民兵）

②《宋史》卷187《兵制》一《禁军》。本节及下节，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

北宋初期，各地设置乡兵，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有义兵，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有弩手、土丁，广南有枪手、土丁、壮丁等乡兵。

乡兵通常实行征兵制，如“咸平三年（1000），诏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借库兵（兵器）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寇至悉集守城，寇退营农”。由于征兵制乡兵是强制性的，因循既久，逐渐废罢。仁宗时，乡兵的神锐、忠勇、强壮诸军早已废罢，忠顺、保毅等军也所剩无几。康定元年（1038），下诏陕西、河北、河东建立与补充“强壮”军，成为三个地区主要的乡兵。庆历二年（1042），又下诏选拣其中的十分之七为“义勇”；治平元年（1064），陕西也仿设义勇，当时河北有近15万，河东有近8万，陕西有近14万，“强壮”遂名存实亡，“义勇”成为三路的主要乡兵。

也有一部分乡兵实行募兵制，景德二年（1005），知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曹玮首先在辖区内招募，称为弓箭手，“人给二顷（田），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①。以后鄜延、环庆、泾原和河东四路，也都以田招募弓箭手，弓箭手都是当地人，勇敢强悍，熟悉地理环境，通晓西夏语言，战斗力远较北宋禁军为强，除了发冬服外别无报酬，只是领得一份田地并免除税、役，官府另准备衣甲以备战时之用。庆厉时已发展到192指挥，3.2万多人。以后又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为蕃弓箭手，弓箭手遂有蕃汉之分，实行将兵法后编入诸将下。南宋初，部分汉弓箭手随韩世忠等南下，参与抗金战争。广南的枪手、土丁、峒丁，湖南的弩手和福建的乡丁、枪手等，以后也参照弓箭手办法实行，有的给田，但大多不给田，而是以免除税、役作报酬。乡兵通常称为民兵。

熙宁三年（1070），实行保甲法，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可以自置弓箭等一般武器和学习武艺，每一大保每夜派五名保丁巡夜，维护本地治安，此制逐渐推行到全国，保甲事务由司农寺主管。据熙宁九年（1076）统计，全国的保甲民兵达693万多人。次年，统计经过教阅训练的有56万多人，分属开封府、河北、河东及陕西诸路。此外，河北、河东和陕西诸路，还有义勇24万多人，未编入保甲。经过教阅训练的保甲民兵和义勇隶属于兵部，政令属枢密院。以后，广东、广西的沿海、沿边地区，以及其他各路的山区，也对保甲民兵进行训练，到北宋末年，保甲民兵大多经过教阅训练。元丰四年（1081），将保甲推行到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原实行“义勇”的地区，遇到两种民兵征兵方法不同的问题，因而变通为“保甲，以家联保，以丁联兵，小保长以上缘兵置”①，不同于内地的小保长以上以户数设置的办法。其他原实行各种民兵的地区，大多仍实行原有的民兵制度，只是再按照保甲法的要求，将其中一部分略加编排，即作为保甲民兵。蕃兵、强人①《文献通考》卷152《兵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辛未。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一月己未；卷137，庆历二年九月乙巳、壬子。在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四路和河东路西部地区，编组少数民族的部族兵，称为“蕃兵”。北宋初期，实际上只有一部分与北宋地方官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如“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尝用之以平西羌”①。鄜延路金明县（今陕西安塞北）李士彬世代任北宋的蕃兵首领，抗御西夏，康定元年（1040）为西夏所袭杀。次年，王尧臣提出重组蕃兵后，蕃兵成为宋军的主要兵种之一。陕西四路的蕃兵，分为蕃兵与强人，蕃兵使用官马；而强人使用自备马，称为壮马。治平二年（1065）时，蕃兵集中在鄜延路，计1.4万多人；四路强人计9.1万多人，两者合计10万多人。各路蕃兵设军、城、镇、堡、寨等；其下：秦凤路又有门、大部族、小族、姓之设，鄜延路则分族，泾原路则以族设甲，环庆路则分为若干队，都以部族为基础编排。按部族大小，大首领为都军主，其次有军主、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副兵马使，作为各级蕃兵长官。立功后另授刺史、诸卫将军，及诸司使、副使和承制至殿侍（大小使臣）衔。治平四年，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招募蕃兵弓箭手，蕃兵弓箭手，逐渐成为蕃兵主要形式。熙宁七年（1074），王韶在河州（今临夏）“募蕃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已按照禁、厢军建制组织蕃兵。行“将兵法”，蕃、汉弓箭手又分别编入各将。次年，颁布“蕃兵法”，规定：“并选年二十以上，本户九丁以上取五丁，六丁取四丁，四（《宋史·兵志》作五）丁取三丁，三丁取二丁，二丁取一丁，并刺手背，..每丁十人置一十将，随本族人数及五十人置一副兵马使，..即一族不及五十人者，三十人以上亦置一副兵马使，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①。以及一百人以上，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等的规定，元丰六年（1083），熙河兰会路将蕃兵单独编将，其基层单位仍以部落编制。元祐元年（1086），又推行到陕西其他四路。元符二年（1099）起，除个别地方外，取消蕃兵单独设将的措施，而改为以城、寨为单位编入各将。

①《宋史》卷190《兵志》四《乡兵》一。

①《宋会要辑稿》兵2之23。

第四节　南宋“大军”

南宋“大军”

建炎元年（1127）五月，南宋设御营使司，由宰相、执政兼任御营使、副使，统管为数不多的军队，是南宋正式建立正规军的开始，南宋人习称为“大军”，以区别于已溃散的原北宋正规军“禁军”，南方的禁军除部分编入“大军”外，实际已降为地方军、役兵。

御营使司以王渊任“都统制”为统兵长官，刘光世任“提举一行事务”

为首佐官，下设前、后、左、右、中五军，设“统制”为统兵官，以张俊为前军统制、韩世忠为左军统制等。建炎三年六月，曾定每军1万人，分为10将。建炎三年四月，刘光世升为太尉、御营副使，另设御营副使司，其部属因无所隶属，称为御营副使司军、“太尉兵”。与此同时，韩世忠升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张俊升任右军都统制。七月，任命地位较低的后军统制辛企宗为御营使司都统制，引起两人不满，遂改两人所部为御前左军、右军，御营军仍分为五军，但实际上已降为次要军事力量。

建炎四年六月初，撤消御营使司，兵权归枢密院，御前副使军首先改为御前巡卫军，刘光世任都统制；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御营军为神武副军。又开始将较小的部队及收编的抗金义军及流寇，改编为一二十个镇抚使军。神武军不设总长官，以韩世忠任神武左军都统制、张俊任神武右军都统制，均不设副职；前、中、后三军实力较弱，统帅只称统制。以后中军统制杨沂中兼任提举宿卫亲兵，实际成为亲卫军，其时三衙已名存实亡。实力较小的神武副军，设都统制为长官，下属前、后、中、左、右五军只设统制为长官。

绍兴二年（1132）二月，南宋朝廷又将一些小部队，编为“御前忠锐军”，隶属于名存实亡的侍卫步军司，初建时分为7将，后增为10将，每将兵力最初以原所部为限，大多只有一二千人，御前忠锐军后来主要归并于韩世忠、张俊等部及地方帅司（安抚使司）等，“后独留忠锐第五将在朝廷，余九将拨并。故忠锐第五将至今犹属朝廷也”②。绍兴末，李师民任御前忠锐军正将，刘舜谟曾任忠锐第五副将（原作副将军，军字衍）。徐梦莘所说“至今犹属朝廷”，可能已是光宗绍熙五年（1194）前不久。

绍兴五年，宋廷对军队进行整编。四月，首先撤消镇抚使军。

九月，以最后一个镇抚使解潜所部拨隶马军司；十二月，神武中军拨隶殿前司，以颜渐所部拨隶步军司，组建新的三衙军。王彦所部编为前护副军，不久也拨隶马军司。又以“神武系北齐军号，久欲厘正”为名，改称“行营护军”，改韩世忠所部神武左军（神武前军已先撤消并入神武左军）为前护军，岳飞所部神武后军为后护军，张俊所部神武右军为中护军；同时以刘光世所部御前巡卫军为左护军，四川宣抚副使吴玠所部为右护军，集中了南宋五支最强大的军队。

五护军统帅都任宣抚使、宣抚副使、制置使，唯一级别较低的是京西、湖北制置使岳飞，次年三月升为宣抚副使（后升宣抚使），因此，行营护军②《宋史》卷191《兵志》五《乡兵》二《蕃兵》。

习称宣抚使军。五护军由宣抚使或副使直接统领，设提举一行事务、同提举一行事务，作为首佐官，有时代行主帅职权，指挥各统制作战。而都统制的设置成为特例，刘光世于绍兴七年罢职后，才任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为统军长官。郦琼叛降伪齐后，王德虽隶属淮西宣抚使张俊，但仍称左护军都统制，绍兴十年改任淮西宣抚使司都统制，左护军编制撤消。绍兴九年春，四川宣抚使吴玠病重，才任命吴玠为右护军都统制。吴玠死后，四川宣抚使与右护军各设都统制为统兵官。只有韩世忠、张俊、岳飞仍任宣抚使兼前护军、左护军、后护军的统兵官，史称三宣抚使军。岳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等军，南宋习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杨家军等。

宋金战场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南宋，“柘皋之战”，表明依靠杨沂中、刘锜等次要将领各自所统的二三万部队，已能抵挡住金军主力的南侵。在宋高宗看来，当时宋、金“强弱相当，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①，是向金乞和的最好时机。但是，岳飞、韩世忠坚决抗金的意志，成为乞和的重大障碍，奸相秦桧采纳范同的献计，以贺柘皋之捷对三大将论功行赏为名，乘机夺他们的兵权。同年四月，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三宣抚使司并罢，原前护军、中护军、后护军的编制也被取消，前护军改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称建康都统司；中护军改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称镇江都统司；后护军改为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称鄂州都统司，都称为“屯驻大军”。

绍兴十年五月，起用宿将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次年罢职，其部属后被改编为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置司池州，称池州都统司。是为最早的“御前诸军”四都统司。

绍兴十七年，吴璘部右护军改称御前诸军，称兴州（今陕西略阳）都统司；次年，杨政所部四川宣抚司军也改为御前诸军，称兴元（今汉中）都统司；在此前后，金州（今安康）驻军也改称“御前诸军”，统兵官职位较低，称“节制屯驻御前军马”。

绍兴三十年，金州“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升为都统司；以荆南知府兼节制屯驻御前军马，随后升为都统司；又置江州都统司。九个都统司中，以原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璘所部组建的镇江、建康、鄂州、兴州四都统司所统御前诸军最强大。

乾道九年（1173），鄂州、荆南两都统司合并，置司鄂州。淳熙四年（1177），又采取都统司驻鄂州，称鄂州江陵府都统司，不设副都统制；副都统制驻江陵（原荆南），单独置司，称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司，实际上又分为两司。开禧三年（1207），沔州（兴州改）都统司不设副都统制；另设沔州副都统制司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后改称利州副都统制司，实际上也分为两司。这样形成了共10个由枢密院管辖的都（副都）统司统率的南宋“大军”（正规军）体系。

各屯驻大军都分兵戍守辖区州县，而荆南（江陵）都（副都）统制司所辖七军，春夏三军出戍、秋冬四军出戍襄阳，家属全留荆南（江陵）。淳熙十年（1183）前后，以1万人带家属戍襄阳，而留8000人于江陵。嘉定十年（1217），又将留驻江陵的副都统制和留驻的8000人以及家属也全部调往襄阳，江陵只设留守机构，江陵副都统制司也移驻襄阳，襄阳已成为荆湖北部①《宋史·兵志·乡兵·蕃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壬午。重镇，后在抗击蒙军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南宋还有独立设置的御前水军都统制，沿江各大军设有水军，设统制为长官。

南宋“大军”军制南宋正规军（大军），自御营司军设都统制为最高统兵官起，都统制系列遂成为正式的军官官名；而原先的都指挥使系列只适用于已降为亲卫军的三衙，都总管系列只适用于地方军。都统制下有时设副都统制，偶设同都统制为副长官，下设提举一行事务为首佐官，有时设同提举一行事务为副首佐官，需要时可以代行都统制职权。

南宋“大军”（正规军）的番号先后有御营、御前、神武、行营护军以及三衙军等，都采用前、中、左、右、后五军系列编制，各军（除宣抚使时期外）军队多的设都统制，军队少的只设统制为长官。各军内部以及后来的各屯驻大军，其下也设前、中、左、右、后军，军队多的还增设选锋军、游奕军、摧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有时还有水军等；各大将还设亲兵，如韩世忠、岳飞的背嵬军，刘光世的“亲兵（部落）”，张俊的“银枪亲兵（亲随）”等，均设统制、同统制、副统制为统兵官，有时也设都统制为统兵官，部队少或统兵官职阶低的，只称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或设统制为正长官，统领为副长官。军下设“将”以第一、第二等序列，通常设正将、副将、准备将各一员为统兵官。

各番号军及屯驻大军下的五军等，每军兵力少的只有1000人，而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所部有5700多人，兴州都统制司的中军达7800多人，每军至少辖两将。每将少的只有500人，兴州都统制司右军的三将共辖4300人，平均每将达一千四五百人。

军和将是南宋“大军”编制的基本单位，除“御前忠锐军”直接以“将”作为基本单位外，各番号军及屯驻大军都以军为基本单位，通常只列军数，但也有军、将数都列，如宋孝宗时镇江都统司为七军三十三将4.7万人，其中水军为三将5000人，其余六军各为五将7000人。

将下设队，每队50人，有拥队、押队、旗头等。将与队之间，有的还设“部”，有部将。

第五节　辽朝的军制

军事体制

辽朝皇帝是国家军政的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北枢密院既是北面官系统的宰辅机构，又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它禀承皇帝的旨意，处理军机，统御全国的军事力量。南枢密院虽然是南面官系统的宰辅机构，但并不处理汉地的军务，不领汉军。

北枢密院之下，北、南宰相府具体负责部族的军民事务，诸行宫都部署司掌管各宫卫的军民事务。部族、宫卫都是军政合一的单位。殿前都点检司具体负责宿卫行宫。五京留守司分领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南京（今北京）置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率本地区的汉军。汉地各州的节度使，包括部分刺史，兼掌军民政，统领管内的节镇兵、乡兵，有的还兼领禁军。节度使司下设马、步军指挥使司，专掌节镇兵。

除契丹腹里地区外，辽朝将全国划分成几大边防军区，分置军政机构，统驭本军区所有的蕃汉驻军。

设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边防军政机构称招讨司或统军司（契丹语称详稳司）。西南路招讨司，负责辽夏及本路的辽宋边防，镇遏党项、吐谷浑、突厥等属部。西北路招讨司，负责镇遏漠北阻卜（鞑靼）系统各部，故其长官又称阻卜都详稳。乌古敌烈统军司，掌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乌古、敌烈等属部分布区的防务。东北统军司，负责对女真、五国、达鲁虢等东北部族的防务。东京（今辽宁辽阳）统军司，镇遏渤海、熟女真等族，负责对东部高丽的边防。招讨司、统军司统领军区内驻军及部族，主持边务，稳定边疆，并掌管境内屯田和群牧，其下分置若干兵马司（详稳司），分镇边疆要地。如东北统军司下辖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兵马都部署司、北女真兵马司（别称咸州兵马详稳司）等军政机构，南女真兵马司（别称汤河详稳司）则是东京统军司的下属机构。

负责南面辽宋边防的最高军政机构是南京兵马总管府（兴宗重熙四年，1036，改称都元帅府），一般由南京留守兼任兵马总管（都元帅）。下设南京统军司、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两个统兵机构，前者领契丹、奚、渤海兵，后者领汉军①。在东起涿、易，西跨应、朔等州的辽、宋沿边地区，辽朝置西南面安抚司，专司边务，处理双边交涉。这是仿照宋朝的河北沿边安抚司设置的，初名招安司，澶渊盟好后，改称安抚司。因治所在飞狐（今河北涞源），故又曾称易州飞狐兵马司①。

辽朝的军事指挥权牢固地掌握在契丹贵族手中，各级军政机构、蕃汉军队的中高级将校主要由契丹人担任。少数受到契丹贵族集团赏识的奚、渤海、汉族人，才能领兵为将。虽然汉族官僚在辽朝政权中的作用日渐重要，但除韩德让等个别“胡化”汉人外，汉人长期无权参与军政。直到辽金战争中辽军溃败，天祚帝方起用张琳征调汉军东征，张琳虽身任北面官之南府宰相，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55，绍兴三年九月。是书成于绍熙五年。又李捧军于绍兴三年四月与崔增并受韩世忠节度，据有关资料推测李捧为第五将，李振为第三将。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4，绍兴十一年十月庚午。

仍对“旧制，凡军国大事，汉人不与”，心有余悸①。

朝廷宿卫军辽朝的军队，按其征集和编组系统，大体可分为朝廷宿卫军，部族军，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及属国军四种类型。按其军事职能，包括朝廷行宫宿卫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

辽朝虽然建有五京，但皇帝及朝廷官属并不定居京城，仍然四时逐水草迁徙。皇帝的行在所——捺钵，皇帝起居的毡帐——斡鲁朵（汉译宫帐、御帐、牙帐、行宫），作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和中枢决策地，必须布置重兵宿卫，因而“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反以“毡车为营，硬寨为宫”②。所以，辽朝的朝廷宿卫军有别于中原皇朝式的宫城宿卫，而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且“无日不营，无在不卫”①。

辽朝的宿卫军，前期以左、右皮室军为主，中、后期以宫分军为主。此外，包括护卫、祗候郎君等御帐官。

皮室军的渊源可追溯到辽建国前部落联盟首长的亲兵群，阿保机为夷离堇、于越时，帐下有众多的亲兵。907年，时为后梁开平元年，他即可汗位，进一步扩建侍卫亲兵，建立了御帐亲军——皮室军，时称“腹心部”。《辽史·百官志·北面军官》记载：“皮室军自太祖时已有，即腹心部是也”，“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余人置为腹心部”。从前的亲兵首领耶律曷鲁、萧敌鲁等继续总领腹心部，“典宿卫”②。继他们之后，耶律老古参加平定诸弟之乱，“以功授右皮室详稳，典宿卫”。天显初，耶律颇德“为左皮室详稳，典宿卫”③。由于宿卫任务的加重，皮室军的编制也在扩大。至迟在阿保机建国之初（916），皮室军已分为左、右两部，分掌宿卫。在阿保机战胜反对势力、称帝建国的斗争中，皮室军起了决定性作用。

辽太宗进一步扩编皮室军，“益选天下精锐，置诸爪牙”①。遴选范围超出诸部，州县汉军也在其列。据明代《宣府镇志》载，天显十一年（936），“契丹籍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兵为亲军”（原注：时契丹主选州郡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辽太宗在位期间，皮室军多达3万人。此外，述律太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②，属珊作为她的投下私属户，组成属珊军，盛时达2万人。皮室、属珊并称“御帐亲军”，在辽初政治舞台上充当着重要角色。

左、右皮室军又别称北、南皮室军。《辽史·百官志》将左、右、北、南皮室军并列，实属错误。作为御帐亲军，二皮室军以宿卫行宫为职责。世宗天禄末，耶律察割发动行宫叛乱，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是平息叛乱，迎立穆宗的主要人物。穆宗遇弑，右皮室详稳①余靖：《武溪集》卷8《契丹官仪》。

②《辽史·萧文传》，《辽史·百官志·南面边防官》；《全辽文》卷6《耿延毅墓志铭》。①《辽史·张琳传》。

②《辽史·百官志·北面御帐官》。

③《辽史·兵卫志·序》，《辽史·营卫志·序》。

①《辽史·耶律觌烈传》载，阿保机即汗位，“兄曷鲁典宿卫”。《耶律曷鲁传》谓总领腹心部。②《辽史·耶律老古传》，《辽史·耶律颇德传》。

萧乌里只因为“宿卫不严”被治罪③。皇帝亲征，皮室必随驾从征。神册末年，辽太祖南略燕赵，右皮室详稳耶律老古随征，战死于云碧店。太祖亲征渤海，右皮室详稳耶律朔古从征。

辽中期以来，皮室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这首先体现在频繁执行征伐任务，转为朝廷直辖的机动作战部队。皇帝亲征，皮室军虽然仍屡被命从征，但已经与早期有所不同，它已经不是扈从皇帝的卫兵。如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宋太宗北伐，圣宗母子亲征，左皮室详稳萧排押从征，河北解围后，圣宗“诏遣详稳排押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④，支援枢密使耶律斜轸收复山西失地。外出征战之外，平时皮室军就奉命屯驻于军事要地。道宗咸雍末，辽宋争河东地界，左皮室详稳萧迂鲁奉诏“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遏宋；辽末，皮室军驻防于燕北①。

皮室军久驻边地，其屯戍、生产、生活方式也就开始接近于部族组织，逐渐成为单独的一部，只是它始终由朝廷直辖②。

继皮室军之后，行宫宿卫的任务主要由宫分军承担，宫分军成为真正的御帐亲军。辽兴宗重熙年间三使辽廷的宋人余靖，在其《契丹官仪》中记载：“胡人从行之兵，取宗室中最亲信者为行宫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十宫院人即宫分军。南、北王府即五院、六院部，辽廷视之为二院皇族，多所倚重。但是二部出军宿卫行宫，仅见于此，当续考。

宫分军征集自诸宫分（斡鲁朵）。据《辽史·营卫志》记载，斡鲁朵民户分正户和蕃汉转户两种，每宫丁男也相应被分成正丁、蕃汉转丁，宫分军就由这两类丁男组成。辽朝十二宫一府计有正户8万，蕃汉转户12.3万，共计20.3万户。按每户出二丁估算，约合宫丁40.6万。辽制，丁男皆隶兵籍，所以40.6万宫丁都属于宫分军，其中包括10.1万最精锐的宫卫骑军。宫分军按不同的宫分编制，每宫自成一军。

各宫分设官置府，“各有民户，出兵马”③。官使扈从行宫，率宫分军担负宿卫任务。因而时人称之“掌绾版图、抚绥生齿”，并“兼领禁卫”①，“绾天子之宫廷”②。宫分军“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③。辽中期以来，取代皮室军成为强干弱枝，宿卫行宫的主力。如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皇太叔重元父子发动行宫叛乱，宫分军、宫官在镇压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敦睦宫使耶律良与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知北枢密院事耶律乙辛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之”④。永兴宫使耶律挞不也以平乱有功赐定乱③《辽史·兵卫志·御帐亲军》。

④《辽史·国语解》属珊条。

①《辽史·耶律屋质传》，《辽史·景宗纪》保宁元年二月。

②《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五月，参见《萧排押传》。

③《辽史·萧迂鲁传》。据史愿《亡辽录》载，辽朝南京道诸军有南、北皮室司。又据《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保大二年六月，燕王耶律淳据守南京，四军太师萧幹建议籍“岭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诸部军。

①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三篇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②《文献通考·四裔考·契丹》。

③《全辽文》卷6《韩橁墓志铭》；卷8《耶律仁先墓志铭》，载仁先为崇德宫使，“总辖图般，兼领禁卫”。④《全辽文》卷6《耿延毅墓志铭》，载延毅由昭德军节度入授永兴宫崇德宫都部署，死于宫使任上。卷5功臣，宫分人急里哥、霞抹等因功加上将军。

当然，扈从行宫并不需要动员全体宫分军，只需其中的一部分，一般在万人左右，实行轮番宿卫。其余的宫分军继续在份地内从事生产，并承担守卫先帝陵寝的责任。作为辽朝军队的基本成分之一，宫分军除担负宿卫任务外，还负有出征和屯戍边地之责，《辽史·兵卫志·宫卫骑军》载，“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①。实际上，宫分军毕竟以轮番宿卫行宫为首要任务，并非攻城略地的主力部队，外出征伐还主要靠以五院、六院、乙室、奚部为主力的部族军。皮室军和宫分军，人们往住混为一谈。辽太祖扩充亲兵组织，建立腹心部（皮室军），以及组建弘义宫，均在他即汗位之初。《辽史·兵卫志》记载，弘义宫是在太祖“亲卫缺然”的情况下，“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而建的。《营卫志》又说，弘义宫乃“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所以，人们自然把腹心部（皮室军）与弘义宫等同起来，并进而认为，皮室军就是宫分军，或宫分军包含了皮室军。仅就太祖朝而言，腹心部（皮室军）确属弘义宫分户的一部分，选自各部族，专司宿卫。辽太宗重新组建自己的御帐亲军，于部落、州县精选3万人组成皮室军。此后，皮室军就独立于宫分之外而存在，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后来，皮室军长期屯戍地方，部落化愈趋明显。它与征集自宫分户的宫分军显然是两支不同的武装力量。证诸史实，统和四年（986），萧排押赴援山西，所部兵马同时包括永兴宫分军和左右二皮室军。从领导体制看，皮室军详稳统领皮室军及其家属，而宫分军则由行宫都部署统领，战时或委任诸宫院兵马都部署统率出征的宫分军②。再从军事职能看，辽中期以来，二皮室军长期屯戍边地，宫分军则主要宿卫行宫，只以部分军队承担戍边任务。行宫宿卫军的人数，《辽史·营卫志·行营》的记载是“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这也许是辽圣宗以前或圣宗初年的情况。据圣宗统和年间降宋的辽朝供奉官李信报告，宿卫行宫的卫士是5600余人③。道宗清宁四年（1058），使辽的宋人王易在其《重编燕北录》中记作1万人。在行营地，士兵环绕牙帐，具体的布置是：“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①禁围分大小两重。据王易所见，“小禁围在大禁围外东北角，内有毡帐二三座。大禁围每一面长一百一十步，有毡帐十座，黑毡兵幕七座。大、小禁围外有契丹兵甲一万人，各执枪刀、旗鼓、弓箭等”。小禁围应是御帐的所在，大禁围是其他诸行宫的所在。

执事于御帐内的护卫和祗候郎君，则是皇帝的贴身卫士，二者以契丹贵《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谓延毅“出则分诸侯之戎阃，入则绾天子之宫廷”。①《辽史·兵卫志·宫卫骑军》。

②《辽史·道宗纪》二，清宁九年七月。

③撰者认为，宫分人依其族属，北方游牧民族被编于石烈、瓦里、抹里、闸撒等部落式组织内；而农耕定居的汉、渤海人被安置于堡寨、城郭、州县，由设在各地的诸宫提辖司管理。宫分官也分南北两面官，各宫部族、蕃户，统以北面官，而汉人、渤海人统以南面官。所以说，征兵宫分，光传檄诸宫提辖司还不够，还必须传檄诸宫所辖的石烈、抹里等机构，才能调动起十万宫卫骑军。事实上，宫卫骑军主要出自契丹人和蕃户，汉人宫分军多为步兵。

①据《全辽文》卷5《王悦墓志铭》记载，统和年间，王悦曾任诸宫院兵马副都部署参加南征。族子弟为主，也有奚、汉、渤海贵族、品官子弟。护卫重在保卫安全，更强调护卫能力，在体魄、技艺上要求更高。而祗候郎君重在祗候，负责皇帝行宫的日常生活起居，并执行有关公务。在紧急状态下，自然也承担宿卫之责。地方镇戍军辽朝的地方镇戍军，主要是部族军和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大致而言，辽朝的西北、西南、东北边区，主要由部族军屯戍，兼有少量汉军、渤海军。东京地区以渤海军为主，汉军、部族军为辅。长城沿线北侧的半耕半牧地区，由部族军镇戍，长城以南地区主要以汉军镇戍，也杂有少量部族军。

辽朝各部族“分地而居，合族而处”，集生产、行政、军事职能于一体，部民“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兵民合一，“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②。每个部族就组成一支军队。各部贵族子弟还组成舍利郎君军，担负侦候任务的军士组成拽剌军。各群牧场的牧民组成群牧军，也类似部族军。部族军的军事任务主要是战时出征及平时戍边。辽朝每逢举兵，要从诸道征兵。部族军，尤其是四大部族军，多在选中，且是冲锋陷阵的主力部队。战事结束，遣返各部。

平时，部族军轮番戍边。戍边成为部族军当仁不让的职责，所谓“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部族与斡鲁朵、捺钵并列，成为辽朝“以武立国”的基础。即所谓“有辽始大，设制尤密。

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立国规模莫重于此”①。

每个部落一般分为戍守户（行者）和留后户（居者）两部分，轮番戍边②。戍守户即“边防■户”，包括戍军及其家属的全部或部分，“生生之资，仰给畜牧”，戍边与生产相结合，保持兵民合一的传统。留后户则“番居内地，岁时田牧平莽间”①。各部大王或节度使、都监统帅戍军镇戍边地，司徒负责管理留后户，并为前方戍军提供必要的后勤服务。

根据各部的实际情况及边防的需要，部族的镇戍区有的与份地相近或戍守本部，有的则远离本部戍守境外。前者如薛特部和撒里葛部，二部皆“屯驻本境”。后者如突吕不部，留后户放牧于长春州（隶上京道，今吉林前郭尔罗斯县）西，戍军却隶属于西北路招讨司。奚部的分布区位于中京道，戍区却隶属于东北统军司②。

五院、六院、乙室三大王部自东至西一线排开，戍守于长城以北的半耕半牧区，负责对北宋和西夏的边防。如此布置，既方便了部民的放牧生产，又能在紧急时刻迅速南下执行作战任务。同时当有监视、威慑燕云地区汉军的战略意图。

辽宋澶渊盟好之后，辽廷加强了对漠北民族地区的统治，建立了一系列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宋真宗咸平六年七月。

①《辽史·营卫志·捺钵》。

②《辽史·营卫志·部族》上，《营卫志·序》。

①《辽史·兵卫志·众部族军》，《营卫志·序》。

②《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载：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法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居者、行者显指部落留后户和戍边户。

边防城堡。这些边防城皆“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专用于军事防戍，不作地方行政单位。边防城的戍军主要是部族军，如镇州建安军（今蒙古布尔根省青陶勒盖古城），辽朝“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③。

糺军向为治辽金元史者所重视。在辽朝，糺不过是部落和宫分军的泛称。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保持着部落组织形式，军政合一，兵民合一。辽朝不存在一种由某些人组成或担当某种特殊职能的糺军，金、元时代，糺军的含义发生变化，不再是军和部的泛称①。

辽朝的汉军，其制基本承袭唐末五代的军制，而又有所变通。五京州县民户，男子壮者皆兵，丁籍和兵籍是一致的。丁男或选充禁军或充州县地方兵，未被签发者在乡充乡兵。与中原不同的是，乡兵也隶兵籍。禁军、方镇兵的组织编制与五代、宋代大同小异，亦有厢、军、指挥、都等单位。

五京州县都有汉军禁兵驻防。南京（今北京）城内有汉军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除两衙兵外，其他皆属禁军。约当穆、景之世，耿绍纪为涿州刺史兼左羽林统军②。圣宗统和二年（984），韩倬任应州彰国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辽末征讨女真，曾签中京和燕、云、平等路禁军。汉军以燕、云州县驻防为主，同时对辽宋沿边地区的防守负有主要责任。在塞北也有部分汉军防戍。如耶律元曾任“西北路右神武卫上将军”，道宗曾诏令西京（今山西大同市）炮人、弩手教习西北路汉军③。

辽朝州县还有节镇兵。据《契丹官仪》记载，山后“又有云、应、蔚、朔、奉圣等五节度营兵”。统和四年（986）三月，有奉圣州武定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吕行德，副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叛归宋朝的记载。前述南京城内的“南、北两衙兵”，就是衙内军。圣宗开泰年间，韩橁曾任燕京留守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①。

《契丹官仪》载，辽朝“逐州又有乡兵”。景宗乾亨元年（979），宋师围燕，南京乡兵有归宋者②。辽军每南侵，例“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③。辽末史事中屡见的“武勇军”，征选或召募自乡军，可能就是乡军的代称。

汉军主要征自五京乡丁。收编中原军队也向为辽朝重视，辽宋战争中，所俘宋军有的被并入诸军，有的则单独立营，自成一军，如归圣军、宣力军、四捷军等。辽朝还不断招徕宋境军士北来，将之纳入汉军系统，称“投来南军”④。

辽朝的渤海军也是单独编置的，他们主要屯驻于东京地区，是辽对高丽边防的主力。南京地区也有渤海军数千。朝廷每年签取渤海丁男从军，号称③《辽史·营卫志·部族》上。

①《辽史·兵卫志·众部族军》，参见《辽史·营卫志·部族》。

②《辽史·地理志·上京道》边防城。

③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三篇。

①路振：《乘轺录》；《全辽文·耿延毅墓志铭》。

②《全辽文》卷7《耶律元妻晋国夫人墓志铭》；《辽史·道宗纪》，寿隆元年九月。③《韩橁墓志铭》。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辽》，太平兴国四年七月。

“渤海都”⑤。他们勇敢善战，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誉①。东京渤海军的指挥权严格操纵在皇帝手中。

辽朝还有一支由契丹、奚、汉、渤海军合编组建的军队。他们仍依民族成分分别编组，各设都指挥使司，统领于四军兵马都指挥使司。这是一支集众家之长的联合部队，先后屯驻于辽与宋、高丽边地。

属国属部军也是辽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作战，也常征调属部军参战。然而，诸属部，尤其西北诸部，叛服无常，屡启边衅，实为辽朝边防的重点。最后，辽朝还是亡在其东北属部生女真之手。

军事制度辽朝基本的兵役制度是壮者皆兵的征兵制。辽朝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②，这适用于辽境内的各族民户。

辽朝早期并无户籍，当然也无所谓兵籍，成年的部民亦民亦兵。辽朝建立后，部族也仿州县编制户籍，并根据财产状况，把部民分为上、中、下不同的户等，按户等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和兵役。出征、戍边并不需要动员全体丁男，接到征兵令后，各部一般先“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即依照户籍、户等签发，多丁上户先被签取，依次是中、下户。依户等签发，与军需自给制有关。

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的兵役制度受契丹部族军的影响，也实行普遍征兵制。神册初年，辽太祖攻略山后，吞并了沿边州县的大片土地，遂改当地的募兵制为征兵制，“籍山后民为兵”③，共得17.6万，统以节度使。此后，辽的州县一直沿用太祖确定的征兵制。征发的原则也是依户等签取。辽末出现的诸路州县“计人户家业钱每三百贯自备一军”及“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

现象④，仍体现了这一原则。战事吃紧，及丁男子，因为皆隶兵籍，可以悉征无遗。

在形形色色的封建剥削下，广大农牧民不堪重负，贫困交加，渐趋破产，征兵制趋于崩溃。

辽朝各族人民的兵徭杂役负担极重。如部族军戍边，漫长的行军道路，恶劣的边地环境，加以外族的骚扰，军民往往“只牛单毂，鲜有还者”①，以致“日瘠月损，驯至耗竭”。统和早期，漠北尚未置戍时，西北诸部已苦于烦重的兵徭杂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②。漠北置戍后，部民戍边之苦日益严重，“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辽道宗时，汉地人民负担的“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⑤《辽史·兵卫志·兵制》。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三月；卷176，至和元年二月、四月。②路振：《乘轺录》。

③《契丹国志》卷26《诸蕃记》。

④《辽史·兵卫志·兵制》。

①孙世芳：《宣府镇志》卷21《兵籍考》。

②《契丹国志·天祚皇帝》，天庆四年十月；《辽史·天祚皇帝纪》，天庆六年六月。至破产不能给”③。

其他如战时的征敛、繁重的赋税，加以户等不实、赋役不均，各级官吏、地方豪强巧取豪夺、残害百姓，无不加剧了人民的贫穷破产。辽道宗时期，社会经济恶化，贫穷破产的农牧民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朝廷不得不通过召募补充兵源。清宁四年（1058），“募天德、镇武、东胜勇捷者，籍为军”；咸雍四年（1068），“诏元帅府募军”①。

辽金战争爆发后，辽军接连溃败，兵士亡散殆尽，征兵制终于走到其尽头。朝廷通过大规模的募兵组织对金军的战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怨军。其召募对象为辽东饥民，后因军需困难哗变。又改称常胜军，支持燕王耶律淳称帝南京。不久降宋。另一支较有影响的募军是“瘦军”，其召募对象是战乱中逃亡山泽的部民。他们“侵掠平民，甚于盗贼”②，毫无战斗力可言。常胜军降宋后，将之屠戮殆尽。

在装备给养方面，部族军与汉军差异较大。部族军“驰兵于民”，部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战士，一般不需要专门的军需给养。“马逐水草，人仰湩酪”，繁茂的草原、滋生的牲畜为牧民的衣食服用之源。弓箭、马匹平日是生产资料，战时就是军事装备。遇有征发，部族军自备衣粮器械，每正军一人，自备马三匹，必备的还有“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炒一斗，沙袋、搭钩毡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其他如“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则“视其力”而定③。

契丹还以“打草谷”和“犒军钱”作为战时补充军需的手段。契丹军队中专备“打草谷骑”勾取粮草。辽太宗灭晋后，汉将赵延寿请给契丹兵发放粮饷，太宗答以“吾国无此法”，而仍然“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在被征服地区，契丹贵族还强索“犒军钱”，如辽太宗援立石敬瑭，回师路经新州，命“敛犒军钱十万缗”④。每次战捷后，他们论功行赏，从战利品中分取一小部分赏赐军士，以补充战争的损失。

辽朝的汉军多数驻防于五京州县，脱离生产，不像部族军那样散处族帐，上马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其给养一同中原，有定额的军饷。统和年间使辽的宋人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辽军中“给衣粮者唯汉兵”，南京城内的汉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

辽中期以来，部族军的军需给养制度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推行了军需供给制。乾亨元年（979），辽朝救援北汉，宋朝权知忻州张齐贤俘获辽朝“纳米典吏”，知“契丹能自备军食”①。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辽师伐夏，“战舰粮船绵亘数里”。道宗咸雍五年（1069），讨伐阻卜，“军出，只给五月粮”②。其次，随着疆域的奠定，特别是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善，辽朝发动的纯掠夺性战争越来越少。打草谷供军需日渐淘汰，军需给养中掠夺成分日减，供给部分日增。

③《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

①《辽史·耶律昭传》。

②《辽史·萧韩家奴传》，《辽史·马人望传》。

③《辽史·道宗纪》，清宁四年三月，咸雍四年二月。

④《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保大二年六月。

①《辽史·兵卫志·兵志》。

②《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卷28l，后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辽朝后勤建设中最有成就的当推屯田和群牧。朝廷鼓励戍军屯田自给，建立了“公田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重熙年间，耶律唐古受命“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后来移屯镇州（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③。屯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的生计问题。但是，繁重的戍边任务，频繁的调发，最终还是使戍军疲于奔命，生计日窘。

辽朝特别重视马政。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④，马政的兴衰不仅关系到军事的强弱，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盛衰。群牧机构是辽朝官制系统的重要部分。群牧马印有统一的官印，立有簿册，皇帝常派人核实其数，群牧官员的政绩受到严格的考核。群牧牲畜日益成为战马和军用力役畜的重要来源。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辽朝主要的群牧场，似多分布于沿边地带，如漠北滑水马群太保司、漠南马群太保司、倒塌岭西路群牧司。因而，群牧也起到了实边的作用。

辽朝与行军作战有关的制度包括军事礼仪、符牌制度及将帅的任命、战术规定等。军事礼仪：每凡出兵，皇帝率领蕃汉文武臣僚，宰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并分命近臣祭祀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如果皇帝亲征，要身着戎装祭祀先帝宫庙，或者主祭先帝、道路、军旅（兵）三神。军行前，须用一对牝牡麃祭祀。攻城略地取胜，要及时宰杀黑白羊祭天地。班师之际，要用掳获的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出师、还师都要举行“射鬼箭”，即将死囚或俘虏绑在柱子上，众军士向着军行的方向将其乱箭射死①。

符牌制度及将帅的任命：朝廷铸金鱼符调发军马，用银牌传达命令。调发兵马时，各部闻诏即点集军马、器仗，按兵不动，静待朝廷金鱼符至。合符，由朝廷委派军主，与本司互相监督。皇帝亲点将校，选派勋戚大臣充任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授权行营都统全面指挥各参战部队。

战术规定：辽军作战，骑兵每500—700人为一队，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队、道、面各有主帅。各队轮番冲杀敌阵，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而自己的人马则可以稍事休整。如果敌阵坚固，不强攻，如此轮番冲杀二三天，待敌疲惫，然后派辅助作战部队“打草谷骑”迷惑敌阵，主力部队乘势歼敌。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

④《辽史·萧惠传》，《辽史·萧迂鲁传》。

①《辽史·食货志》，《辽史·耶律唐古传》。

第六节　西夏的兵制

兵役制和军队

西夏建国后的兵役制度，初期仍以党项部族的征兵制为主，以族帐为最小单位。男子年15岁成丁，至60岁止。每家凡二丁取体壮者一人为正军，另一丁为负赡，担任随军杂役，组成为一抄。凡家有四丁的，抽两抄，其余的壮丁都叫做空丁，可不服役，但可以顶替别的丁男当负赡兵，也可以顶替正军之疲弱者担任正军。西夏部族征兵有一定数额，军中正军与负赡都有定员，比例一般是1比1，但在个别部队中，如首都附近兴、灵二州的镇守兵中，比例近于1比3，即一个正军几乎有三个负赡兵②。

部族兵的装备，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棓、粆袋、披毡、浑脱、背索、锹钁、斤斧、箭牌、铁爪篱各一；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箭三百，幕梁一”。

西夏建国初期与宋朝战争频繁，部族征兵的兵员不够，于是扩大征兵范围和人数，甚至实行全民皆兵。西夏大安八年（1082）九月，宋夏永乐之战前，西夏调民为兵，“十丁取九”①。据《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西夏的参战兵员除由官府发给很少的军事装备外，作战时一律自带粮饷。

据汉文史书记载，西夏军队大体上区分为三部分：皇帝侍卫军、国防军和朝廷直属部队。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铁骑三千，分十部”。宋人田况《儒林公议》所记元昊侍卫军十队的队长：“一妹勒、二浪讹遇移、三细赏者埋、四理奴、五杂熟屈则鸠、六隈才浪罗、七细母屈勿、八李讹移岩名，九细母嵬名、十没罗埋布。”西夏宫廷的宿卫制度十分严格，宿卫军佩戴铜质腰牌，上镌“防守待命”、“防守命令”和“后门宫寝待命”等西夏文字。这是皇帝的侍卫军。

监军司驻防军，是西夏军队中人数最多的一种，也是西夏军队主力，是西夏的国防军。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称帝之前即“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左右厢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今陕西榆林东南），曰石州祥祐（今榆林西南）、曰宥州嘉宁（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曰韦州静塞（今陕西榆林东南）、曰西寿保泰（今甘肃靖远东北）、曰卓罗和南（今永登南）、曰右厢朝顺（今内蒙古乌海市西南）、曰甘州甘肃（今甘肃张掖）、曰瓜州西平（今安西东南）、曰黑水镇燕（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曰白马强镇（今阿拉善左旗北吉兰泰）、曰黑山威福（今乌拉特后旗东南）。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其兵力分布与驻防任务是：“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东）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今陕西靖边西南）、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今宁夏中卫南香山）等五万人，以备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镇戎（今宁夏固原）、原（今甘肃镇原）②《辽史·食货志·序》。

①参见《辽史·兵卫志·兵制》、《辽史·礼志·军仪》。

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今陕西富县）、延（今延安）、麟（今神木北）、府（今府谷）；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今宁夏银川西北）驻兵五万、灵州（今灵武西南）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今银川）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

西夏驻守国防军的监军司，后来陆续增置，因此史书上有的记载西夏有十八监军司。如毅宗谅祚继位后，于西平府（原灵州）置翔庆军监军司及中寨、天都二监军司。

卫戍首都的军队，《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军队中有“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资赡”即“负赡”兵。西夏军队中一般一名正军配一名负赡兵，在朝廷直属的都城卫戍军中则每名正军配以近三名负赡兵，可知其为由皇帝掌握调动的精锐部队。

多兵种的部队建制据汉文史书记载，西夏军队已发展为多兵种的部队建制。如骑兵、步兵、炮兵、水兵，及由于作战任务不同而分为擒生军、强弩兵、负赡兵等。

西夏军队以骑兵为主力，骑兵作战能力很强。由党项贵族子弟组成的精锐骑兵称“铁骑”，或称“铁鹞子”。在战斗中“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①。《宋史·兵志》四记载：西夏“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西夏的“铁骑”，见于记载的有著名的元昊侍卫军中的“铁骑三千”，在朝廷直属部队或监军司驻防军中都占有一定比例。史载，宋元祐七年（1092），西夏以数十万兵进攻宋朝环、庆二州，在其中一次战役中西夏军队有“铁鹞子数万迫近洪德寨（今甘肃环县西北）”②。

步兵是西夏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数最多。西夏步兵最精锐的是由“山间部落”丁男组成的，称“步跋子”。《宋史·兵志》四记载：“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之’者，上下山坡，出入溪间，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西夏同宋朝作战时，于“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步跋子”吃苦耐战，特别以由称“山讹”的横山党项羌组成的最为著名，《宋史·夏国传》记载：“苦战倚山讹，山讹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及也。”此外，还有炮兵、水兵、擒生军、强弩军等兵种。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在西夏军队中“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水兵在汉文西夏史料中没有发现记载。宋代史籍间有涉及，宋熙宁三年（1090）河东报称，“西贼水军恐于石州（今山西离石）渡河，令吕公弼过为之备”①。宋元祐六年（1091），宋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称，兰州（今属甘肃）沿边安抚司申报：“有西界水贼数十人俘渡过河，射伤伏①参阅陈炳应：《西夏军队的征选、廪给制度》，《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9，元丰五年九月甲申。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路人，寻斗敌，生擒九人”②。宋政和六年（1116），宋军筑清水河新城，赐名德威城（今甘肃靖远西南），“河北倚卓罗监军地分水贼作过去处”①。从以上记载知西夏于大河沿岸要地都编有一定数量的水军。

擒生军和强弩军都是西夏的特种部队，担负特殊的作战任务。《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军队“别有擒生十万”，可能是在战斗中配合正规战斗部队担负俘掠生口的辅助兵员。据史籍记载，西夏崇宗乾顺时，庶弟察哥建议置强弩军对付宋军，他说：“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遇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标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无敌于天下矣。”②崇宗采纳察哥的建议，建立强弩军。

《贞观玉镜统》所载西夏军制西夏时期的军事制度，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书《贞观玉镜统》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都有系统的记载，尚待进一步的译释研究。

《贞观玉镜统》是一部记载崇宗贞观年间（1102—1114）的军事典籍，今存残卷，内容包括序言、政令、赏功、罚罪、进胜五篇，涉及西夏军事体制的各个方面。在各篇中所见的西夏军队职衔很多，如将分正将、副将、正副行将、正副佐将，还有正首领、小首领。有些部门设帐将、押队、护卫、察军、游监、教监、应监等。这些职衔名称多未见于汉文史籍。西夏文书中的将军、察军、游监、教监、应监，可能即是见于汉文史书记载的统军、监军、巡检、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军职。汉文史籍中常见的首领、正首领、小首领等也都是西夏军队的正式军职职衔。

《贞观玉镜统》第一篇有“共命将职”之语，说明西夏军将是经选拔共同任命，并履行正式、隆重的仪式。“有将信，行文字”，向受命者颁发军印、符牌和任命文书，并按照不同职衔授予旗、鼓、金等指挥用具。据文献记载，西夏军队中除正式军卒和负赡兵以外，还有名为“私人”、“役人”、“虞人”、“刑徒”、“苦役”等几类人，大约都是在军中服劳役者，以供将领与正军驱使。

《贞观玉镜统》现存篇幅主要是对军将官吏的赏功与罚罪部分，赏罚规定十分详尽，军中以十五个官阶为区分等级。赏功的主要内容有：在战斗中杀敌一人以上者都可得赏。杀的人多，赏赐也多。但如果杀了敌人，后又战败的，就不能奖赏；俘获敌军人、马、甲胄、旗、鼓、金，总数在百件以上者，可得赏，俘获越多，赏赐也越多，包括俘获敌方的妇女、儿童。攻城战斗中，先登上敌人城头，破城者；我军打败仗时，能够殿后抗敌，使全军安全撤退者；对于虚报俘获和杀敌数量者能够揭发报告的人；“虞人”带路有功者；将领打败仗，但其护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奖赏办法是按在战争中得及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在功罪相抵之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9，元祐七年十二月壬申附注。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8之27，罗兀城条。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癸丑。

后，功超过罪，分等级奖赏，有的加官，有的赏给不同数量的金、银碗，金、银腰带，衣服，鞍鞯，茶绢等物，以及赏赐荣誉称号。

罚罪的主要内容有：遇战，不敢战而逃者；在战斗中打败仗者；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进军、战斗、会合者；战争中不互相援助者；有战争中弃失本部人、马、甲胄、旗、鼓、金，数量超过一定限度者；虚报俘获量、杀敌量和买卖首级者；察军、司吏徇私舞弊或检查不严，以致出现虚报者；反之，诬告者也要获罪；在战斗中，主将阵亡，或亡失旗、鼓、金时，该部的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都要受到严惩；战斗中，察军擅自离开主将，又对战事不了解者。处罚的手段有：处死，终身监禁，罚作苦役，杖刑和刺字，夺兵权，减、免官职，罚马等③。

③《宋史》卷87《地理志·会州》。

第七节　金代猛安谋克制度

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它产生于女真原始社会的末期，由最初的围猎编制进而发展为军事组织，最后变革为地方的行政组织，具有行政、生产与军事合一的特点。猛安谋克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内容编制不是女真族所特有的，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其他一些民族也可能出现类似的组织，猛安谋克与契丹族的头下军州和满族的八旗制度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但由于民族和时代的不同，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猛安谋克的形成、变革和迁徙猛安谋克是以千夫长、百夫长命名的一种军事组织，它源于原始的狩猎生产组织。在氏族社会中，出围狩猎是一种生产，围猎时要组织氏族部落的人员出动，一般的是按什伍的编制方法组织，作为军事组织就是从这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马扩《茅斋自叙》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说：“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马扩据此推论：“其行军布阵大致如此。”猛安谋克的编制中有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谋克之副蒲里衍（牌子头）、什长（执旗）、伍长（击柝）、士卒（正兵）、士卒之副阿里喜。出猎时，按什伍编制，年壮者为正，矮小者为副，《金国语解》：“阿里喜，围猎也。”这种组织最初是平时射猎，战时则战，还没有出现常设的军事组织。当掠夺其他部落财物的战争成为经常之事，便出现用围猎的编制办法设常备的军队，不仅产生首领，而且逐渐形成世袭制。

猛安谋克军事组织，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时代的产物，因此它在金建国后仍保留同围猎的关系和民主主义的残迹。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确立以后，平时生产，仍以出猎作为训练武艺的重要手段被保留下来，以保持其善射猎的民族风尚。在猛安谋克内军事首领与士卒间，尊卑不严，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至百户，住食穿戴没有特殊的差别。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讨论先自卑者开始，讨论完毕，把灰漫灭。献策、赏功都体现了军事民主精神。

金太祖嗣都勃极烈的第二年（1114），为适应金即将建立和对地方进行统治管理的需要，“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①。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改革。这次改革发生在即将建立金国的前夕，把原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同地域性组织村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原军事组织变革为地方行政组织。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是由原猛安谋克的领夫制变为领户制；由千夫长、百夫长变为千户长、百户长。确立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对氏族制是一次重要革命，打击了旧氏族势力，确立和巩固了新兴奴隶主的势力，奠定了以地域和领户制为特点的国家的基础。军事组织和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族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猛安谋克组织，随着军事向南推移而不断地南迁。当女真族取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的战役的胜利之后，即用猛安谋克改编辽的军队和新降服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占领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广大地区后，在新占领区推①戴锡章：《西夏纪》卷22，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点校本。

行猛安谋克制度。《金史·太祖纪》：“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籍女直皆降。一如本朝之制。”太祖天辅五年（1121），占领了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两道，对被征服的契丹、奚人也都依照辽东渤海例，于其地置千户谋克。

天辅七年，占领辽西京、燕京，又想在平州推行猛安谋克制度，因为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天会二年（1124）便在平州废除对汉人实行猛安谋克的办法。女真族的奴隶制度不能改变汉人地区的封建制，也不能用猛安谋克改编汉人和变州县制为猛安谋克制，这是踵辽南北面统治的历史原因，也决定了金朝只能采取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和与州县制并存的发展方向。随着对北宋战争的胜利，为加强对中原汉人的统治，太宗天会十一年九月，金左副元帅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只有金朝的皇帝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以保留，这是一次大规模地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运动。“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①。这次大迁徙，使中原的区域和民族分布，以及社会形态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熙宗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官制改革，变女真族建立的以奴隶制统治为主的政权为以封建制为主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皇权制，由南北面设制发展为封建中央集权制下的封建制与奴隶制并存。熙宗适应这种变化，始创女真屯田军，实行计口授地制度，把女真、契丹之人都从本部迁居中原，同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①。

海陵时的改革，是对熙宗改革的继承和深化。海陵迁都燕京，标志着对女真族在上京的旧贵族的决裂，是在金朝政治统治中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他为削弱女真旧贵族的势力和加强对汉人地区的统治，便迁女真贵族于中都、山东、北京、河间。这次被迁的猛安和家族，有上京路太祖、辽王宗翰、秦王宗翰的猛安，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古、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阿鲁之族和按答海族属。它比前两次“尽迁本国之土人”和“女真、契丹之人”相比，已把迁徙的重点集中到女真宗室大贵族上，标志着猛安谋克内徙已达到高潮。

把猛安谋克大批向中原迁徙是金朝女真族统治决策的一部分，这种迁徙具有军事部落移民的性质。猛安谋克组织被迁入中原以后，仍保留其原有的名称，实际上是把猛安谋克村寨组织原封不动地迁入内地，使女真的奴隶制与中原封建制在统一的封建皇权制下并存，这就打破了过去分中外、分华夷的“天下一体”为“中华一体”，女真与汉人一家，皆是国人。它的直接后果和发展的趋势是：由于猛安谋克受中原封建制的包围和影响，在女真奴隶制内部不断发生变化，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由奴隶制的组织变革为封建的组织。

猛安谋克的系统与结构猛安谋克的组织系统，包括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和军事组织系统的①参见陈炳应：《西夏兵书<贞观玉镜统>》，《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①《金史》卷128《循吏传·序》。

猛安谋克。

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是由原来的部落氏族组织与地方的村寨组织结合而形成的地方行政组织。金初在猛安谋克之上设路以统猛安谋克，有万户路、都统司路、军帅司路和都勃堇路，形成北面与南面不同的行政设置系统。后来随着全国官制的统一，地方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逐渐被纳入统一的官制之下以与地方的州县制并存。汉人州县系统是：京（留守）—府（府尹）—州（节镇、防御、刺史）—县（县令）—村社（主首）。地方猛安谋克系统是：京（兵马都总管）—府（兵马总管府）—猛安（相当防御州）—谋克（相当县）—村寨（寨使）。猛安谋克在属于地方军事系统的京府都总管和总管府之下，自成一个系统，与州、县互不干涉，猛安的地位在节镇之下，刺史之上，相当于防御使，谋克相当于县令，寨使相当于主首，是金代一个整体的系统官制中的一个系统。

地方的猛安谋克，属于地方行政组织和类型，作为地方官的猛安谋克，被纳入地方行政官制系统与结构之中，在地方行使管理的权力。猛安谋克随着金朝封建化的完成，被纳入金朝统一的官品体系之中，诸猛安从四品，诸谋克从五品。诸猛安的职能是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防捍不虞和御制盗贼，军事、政事、生产治安兼于一身。诸谋克的职能是：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按察所部、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通检推排簿籍等。猛安谋克的职能不仅与女真奴隶制的构成相适应，同时也表现出军事、民事与生产结合的地方组织的特点。

猛安谋克作为地方的机构，是建立在女真族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之上的，土地国有，由奴隶主贵族、平民、奴隶和驱丁构成其阶级的关系。

猛安谋克既是地方行政组织和地方官的名称，同时也是授封女真贵族的尊称，他们以猛安谋克成为女真族的权贵的世袭奴隶主。猛安谋克的授封，有的直接授给其本人，有的是因念其先人功绩而授封，有的还可增授，即一人可授几个猛安谋克。授封给猛安谋克的主要是宗室勋臣之家，常以一家中授猛安谋克的多少作为其家族勋贵与否的一种标志。猛安谋克的袭封制度规定，如袭封者死去，由长男继之，长男已亡或笃废疾者，则由长孙继之，长男及长孙俱死，由次子继之，本支已绝，由兄弟继之，兄弟无，由近亲继之。猛安谋克因为犯罪、犯酒禁、犯赃等可收回，或转授给他人。

除猛安谋克奴隶主贵族以外，还有平民这个阶层。他们多是本族的自由民，户属猛安谋克户，口称正口。他们是金朝兵力的主要来源，壮年被征称正兵，正兵之副称阿里喜。正兵与阿里喜的区别是正与副、修者与矮弱者的区别，阿里喜允许环甲为正军，不是平民与奴隶的区别。平民是可以从国家分得牛头地和向国家出牛头税的自种者，他们有的可能上升为奴隶主或者是沦为奴隶，他们在女真人口中占多数。

奴隶是猛安谋克中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奴隶主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多者上万、上千和上百，少者有数十或数个奴隶。女真奴隶被猛安谋克各家族所占有，以口计而不以户计，被称为奴婢口，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多是由战俘被转化为奴，因犯罪而被没为奴，或者是失约立限典质和鬻身为奴，逃避徭役而依附豪强为奴。奴隶因被放免或与良人通婚，转为隶属于本部的正户。

在猛安谋克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驱丁，他们是作为奴隶主的家族私属而存在，其特点是以丁户计，可以轮差或被签为阿里喜，在金代军制中有驱，是解放原来辽时的奴婢为良人后而编制的。驱丁是介于奴隶和一般编户（良户）之间的一个阶级，其地位相当于农奴。

军事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源于氏族社会的围猎组织，这种组织的出现比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为早，由原始社会末期的常设军发展为建国后国家常备的军事系统。军事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是以军事组织的统属关系确立，而不是以地方的行政组织的统属关系确立。金代猛安谋克组织系统是逐步完善的，其系统构成是：在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在谋克以下的统属系统是蒲辇、正军、阿里喜。有时也称军帅为猛安，而猛安则被称为亲管猛安者。猛安谋克的最高统帅是都统，府称都统府。太宗天会三年（1125），因攻宋立都元帅府，置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海陵天德三年（1151），改元帅府为枢密院，但行兵则复更为元帅府。猛安谋克不仅是作战时的基本组织，而且在平时也是侍卫、驻防和防边的基本组织。

在《金史》中，除一般被称为猛安谋克者外，尚有行军猛安谋克、押军猛安谋克、步军猛安谋克、马军猛安谋克、甲军猛安谋克、权猛安谋克和合扎（亲管）猛安谋克的不同名称，从名称上反映了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构成，以及军事和兵种的类别。

合扎猛安谋克，又称亲管猛安谋克。合扎的本义是“亲近”，所以合扎又被视为“亲军”。至少在太祖天辅初年，随着金代女真兵制已臻完备就出现合扎猛安谋克。合扎猛安谋克是皇室直属的军队，是由皇室、宗室或建有大功的臣下担任。在天辅五年（1121）攻取辽中京时，太祖次子宗峻别领合扎猛安，受金牌，所以称合扎猛安为“太子之猛安”。金熙宗在全国范围内改革官制，皇统八年（1148）七月载有侍卫亲军，海陵时更以太祖、太宗、宗幹、宗翰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由侍卫亲军司统领。后罢亲军司，分别隶属点检司和宣徽院。世宗时又置亲军，属点检司，亲军从世宗直属的合扎猛安谋克中选出，到章宗便从一般猛安谋克中选出，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亲近”之义。

行军猛安谋克，与一般固定官职的猛安谋克不同，是在出征时临时授予的职衔，初见载于太祖收国元年（1115），主要是在太祖和太宗时期。行军猛安谋克被授予此职者，有的原先就是猛安谋克，有的原先不曾是猛安谋克而临时授予他为猛安谋克，授行军猛安谋克者有女真人，也有渤海人、契丹人等。

押军猛安谋克，出现在熙宗以后，当押军猛安谋克大量出现，行军猛安谋克在记载中便逐渐消失，但押军猛安谋克的出现却在太宗时。押军是“统押军兵”和“管押军兵”的意思，也是战时被特任的官职。后来则押军猛安谋克已由临时官职变成固定的专职官员。在金末记载中，又重新出现行军猛安谋克的名称。

金代常备军的兵种，分步军猛安谋克、马军猛安谋克和甲军猛安谋克，他们是统领步兵、骑兵和甲军的猛安谋克。

金代女真族的统治，用猛安谋克这个统一的名称，确立了行政与军事两个系统和结构的统治机构，构成金代女真社会组织的一个特点。

猛安谋克的发展、变化与整顿金代猛安谋克有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有军事系统的猛安谋克。作为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是拟中原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女真族奴隶社会的地方组织，因而它是同奴隶制相始终的，而且在发展中其内部的关系又不断发生着变化。军事的猛安谋克不仅比行政猛安谋克产生早，发展延续的时间也长，而且这种千户百户的军事编制直接影响后来的元和明。

由太祖时确立的猛安谋克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是熙宗时变以奴隶制为主的国家为以封建制为主的国家，变朝廷的国论勃极烈制为封建皇权的三省制，海陵又变三省制为一省制，纳猛安谋克于国家的整体系统之中，虽然不从根本上改变猛安谋克的奴隶制性质，但为强化女真族的统治地位，对猛安谋克组织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整顿势在必行。熙宗、海陵时，确定了走中原封建制的发展道路，对本族的奴隶制也确定了采取渐变的方式以使其社会与中原制度相适应。

熙宗、海陵王时对猛安谋克的进行调整与整顿，主要表现在：1.金熙宗实行官制改革，统一地方官制，海陵王时又废万户为节镇一级的路，这样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便置于京府和节镇州之下，其地位与防御州、县等，并纳入品级制的系统之中，军事的猛安谋克官也授予官品，这是对原有猛安谋克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以比拟中原制度的系统和官制的调整。

2.适应官制的改革，在辽东原来州县地区，也需要对建国后以新授的汉人和渤海人的猛安谋克作出新的整顿。熙宗天眷三年（1140），罢汉人、渤海人千户谋克，这次所罢的是指地方行政猛安谋克，在此基础上，皇统三年（1143）便完成对汉人、渤海人居住的东京、咸平（今开原北）两路的州县的调整和新设的工作。皇统五年，为把兵权集中到女真人手中，又一次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在这两次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的世袭和承袭之制中，独有渤海人大■是例外，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保存其世爵的世袭猛安的承袭。

3.金熙宗皇统五年，始创屯田军之制。《大金国志·熙宗纪》记载：“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徒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军事屯田是仿中原古代屯田的精神结合本族的特点而确立的，在屯田军中实行了“计口授地”和自种的制度，它同牛头地的土地分配和经营是不同的。“计口授地”虽不改变女真族的奴隶制占有关系，但它在女真族封建化过程中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计口授地”这个途径向封建的自耕农民转化；二是通过屯田军把女真族的猛安谋克转化为封建的军事屯田猛安谋克，由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不同转化为封建制下的军户与一般齐民编户的不同。

金世宗继承熙宗、海陵王的事业，由于其时猛安谋克组织已出现混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以及猛安谋克内部的封建化，遂对猛安谋克先后进行了一些整顿。

首先是对猛安谋克组织的整顿与加强，主要表现在：1.大定七年（1167），由于过去省并猛安谋克和海陵时无功授猛安谋克而被罢去失职的，根据思敬的请以“量材用之”原则，重新恢复了一些猛安谋克①，作为扩充猛安谋克力量的方法。

①《大金国志》卷8《太宗帝纪》。

2.大定十五年，由于猛安谋克内部领户制的混乱，于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其规定是：“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①3.大定十七年四月，对猛安谋克的承袭制也作了些新的补充规定：“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①对“父任别职”其子承袭猛安谋克者，规定必须在25岁以上②。

4.大定二十年，因为猛安谋克因循已久，变化很大，又因海陵后所授无度，而大定间也有功多而未能酬者，于是对猛安谋克又做一番“新定”工作，同时命“新授者，并令就封”。并规定因功授猛安谋克的许以亲属从行，“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③。“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④。

5.大定二十四年，为“大重其权”以猛安谋克之号授给诸王，或新置者特赐之名。想以此来维系猛安谋克。

其次是罢契丹猛安谋克以扩充女真猛安谋克的实力。大定三年八月，“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⑤。这是把参加窝斡叛乱的契丹猛安谋克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到大定十七年，才正式把所有契丹猛安谋充分隶于女真猛安，对契丹采取女真化的政策，以防契丹的反抗和加强女真猛安谋克的实力。

最后是为防止猛安谋克破坏，金世宗不仅防止女真人与汉人杂居，防止汉化，提倡旧俗，同时还防止独立的个体家庭发展，把土地私有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的允许的范围之内，提倡大家族的“聚种”，以维护家族奴隶制。同时金世宗还把河南、河间等路的猛安谋克向大名、东平、平州等地徙聚；把山东东路的猛安谋克迁到河间、河北东路；把速频、胡里改猛安谋克向上京迁徙。这种迁徙实际上是与当时的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相关的。

到金章宗明昌、承安间，女真族的封建化已完成，作为奴隶制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猛安谋克遂变为封建国家军事屯田组织。金章宗时对猛安谋克的整顿和作出的新规定，就是与这一历史状况相适应的。

1.对猛安谋克在法制上作出一系列规定，如“初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格”、“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格”、“更定镇防千户谋克放老入除格”、“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式格”等⑥，这实际是通过法制规定，对猛安谋克特权加以限制、消弱乃至罢除。

2.随着猛安谋克封建化的完成，泰和四年（1204）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①，在法律上对猛安谋克封建主自耕和出租认可。猛安谋克隶属于①《大金国志》卷13《熙宗帝纪》。

①《金史》卷70《思敬传》。

②《金史》卷44《兵志》。

③《金史》卷7《世宗纪》。

④《金史》卷7《世宗纪》。

⑤《金史》卷44《兵志》。

⑥《金史》卷47《食货志》。

①《金史》卷6《世宗纪》。

按察司，主要是为保猛安谋克尚武之风，以利军事作战的需要。另外，限制猛安谋克只许于冬月率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超过十天。

3.允许猛安谋克户与汉民通婚，同时也允许猛安谋克举进士，使女真人兼知文武。金代对猛安谋克的整顿与规定是随时间的变化而有不同，反映了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过程。

第十章 法律

第一节 五代的法律

司法机构

五代沿唐制，尚书省刑部为最高司法政务机构，掌管司法政令及司法行政事务，复核大理寺审结的案件及州、郡徒刑以上案件；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并重审刑部复核移送的死刑案件，死刑要报“中书门下”（宰相府）审核；御史台参与审理重要案件，大案由御史中丞（或大夫）、刑部侍郎（或尚书）、大理卿（或少卿）会审，称大三司；次要案件由刑部郎中（员外郎）、侍御史、大理司直（评事）联合审讯，称小三司。后唐长兴四年（933），又定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官，每推断案牍时特与免朝，恐滞推覆”，“公事毕日，朝参如常”。同年，大理寺又设立“议狱”制度，“凡断公事，并集法官详议”，“法（大理）寺议狱，宜于（大理）寺卿厅内”举行，以辨雪冤案；“天下州府（判案）有疑者”，亦令“判官集议”，都给予奖励②。审理案件是各级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各级地方官府虽都沿唐制设立司法职能部门，各道节度使以副使、推官、判官掌刑法，州（府）设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但各州（府）的刑法主要掌握在马步院（司），置马步狱，节度使以牙校任马步都虞候为马步院长官；而以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公事专达于州”①，县的刑法也大多为镇将掌管。

制定法律五代时虽然战乱不断，但各朝朝廷都重视法律的制定，以符合各自统治的需要，后梁开平四年（910）编定《大梁新定格式律令》103卷，这是后梁删改唐律条文，增加新条文所成，相对于唐律是“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明显较唐律为重。同时，还有李保殷编《刑律总要》。后梁为了推行新律，下令将各道所存唐朝法律书籍焚毁。后唐同光元年（923）时，已是“今见在三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

收贮刑书，并是伪廷（后梁）删改者”①。诸道中也只有定州（今属河北）保有唐朝律令格式共286卷，进呈朝廷后，成为后唐法律的依据。次年编集《同光刑律统类》13卷。后唐初年，“格”却仍行“后梁新格”，天成元年（926），决定实行以记载刑狱为主的唐《开成格》。清泰二年（935），又将元年以前十一年内的制敕选396道，编为《清泰编敕》30卷。

后晋初，行后唐明宗朝法制及清泰元年的“编敕”。天福四年（939），将后唐明宗朝已“编集”及编余而“封锁”不行的敕文，重新选386道，编成《天福编敕》31卷。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新建立的后周决定“并依后晋天福元年以前②俱见《金史·章宗纪》。

①《金史》卷12《章宗纪》。

①《五代会要》卷16《刑部》《大理寺》；《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后唐）条制施行”①，随即于同年六月，将后晋、后汉及后周有关刑法的敕文，选择26件编为《大周续编敕》2卷。世宗显德四年（957）时，“朝廷之行用者”《（唐）律》一十二卷、《（唐）律疏》三十卷、《（唐）式》二十卷、《（唐）令》三十卷、《开成（详定）格》一十卷、《大中（刑律）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②，但是，律令文辞古质已难以详明含义，加上格敕条目繁多不便检阅。世宗命删繁就简，改正互相矛盾、轻重失当，选择适用于当代的律文，“其所编集者，用律为主，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义；义理之易了者，略其疏文”。“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①。显德五年编成《大周刑统》20卷，另目录1卷，史称《显德刑统》。

“十国”亦编集法令，如南唐（江南）《刑律统类》10卷、《格令条》80卷，《（后）蜀杂制敕》3卷、《（后蜀）令式》等。

枉法酷刑五代所编集的法律，有些也较为平允，尤其是后唐明宗时所编法律，名义上还为后晋、后汉、后周所沿用，而后周《显德刑统》更是选编审慎，简明易解，但实际上大多并不执行，除后唐明宗时期以外，枉法酷刑，时有所闻。五代时，不仅各道节度使几乎全是武将，各州长官刺史、各县令也多由武官担任，加上实际掌握司法的各州马步院、各镇将，也都是节度使的牙校、亲随担任。草营人命，判处死刑后也不依例申报刑部复勘，后晋天福三年（938）卢灿进策：“诸道决狱，若关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因此下诏凡断死罪后，要“具录案款事节”申报刑部，如果“案内情曲不圆”，刑部要进行复勘。

各地常不依法审判，非法拷掠，打死后以病死申报。后唐长兴二年开始设“病囚院”，待治愈后依法判决。至于拖延判决，更是屡禁不止。自唐大中六年（852）后，剺耳喊冤的一律决杖流配，虽有理也不受理，后晋天福五年改为据所陈诉理由审理，而剺耳之罪则另行处理。

唐制死刑有绞、斩二等，五代沿袭。后唐天成三年（928），改为“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替绞、斩，后晋又恢复为绞、斩。后晋开运三年（946）时，“外地不守通规，肆率情性，或以长钉贯簪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②，虽明令禁止，重申只能判处绞、斩，但并无效果。“短刀脔割人肌肤”，实是后晋为后代创设的死刑中的“凌迟”。

各地节度使、刺史法外行刑，视民命如草芥。后晋时，刘知远任北京（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命节度判官苏逢吉“静狱以祈福祐”，原意应是及时审理积案，而苏“逢吉尽杀禁囚以报”。后周初，隰州刺史许迁“或钉磔贼人，令部下脔割”。随意杀人以代刑法的事各地多有，首都开封在后汉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也“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其他断舌、决口、斫筋、①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3《镇将》。

②《旧五代史·刑法志》。

①《册府元龟》卷613《刑法部·定律令》五。

②《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

折足者，仅无虚日”，根本无所谓法律。动辄全家乃至全族被杀，亦常见不鲜，如后汉时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③。

③《旧五代史·刑法志》。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法律

司法机构

北宋前期，实行增设新机构以夺旧机构职权，六部寺监职权大多为相应的新机构所夺，但涉及司法的刑部、大理寺，保留较多的职权，这在北宋前期的省、部、寺、监中是少见的。

刑部作为朝廷司法政务机构，宋初掌管“律令、刑法、案覆、谳禁之制”，“掌覆天下大辟（死刑），举其违失而驳正之”，以及其他司法行政事务。设详覆官六员、法直官一员。淳化二年（991），从“中书五房”的刑房分出职权，设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案）、（详）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这是在刑部复核后再复议。淳化四年，改为“大理寺所详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详覆”①，刑部详覆权被夺，详覆官随后也减为三员。

景德三年（1006），刑部“别增（详覆官）一员，专举驳大辟公案”。

是对“断讫公案”，从银台司降到刑部极刑案库存档前，还要“分与详覆官看详，内有不当，即行封驳”。这是在大理寺依据各地“奏狱”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断后，直接送审刑院详覆，“勿复经刑部详覆”的规定以后，刑部新增的死刑案最后详覆封驳权。熙宁四年（1071），还规定“刑部详覆官如疏驳得诸处断遣不当大辟罪每一人，与减磨勘一年”的奖励；如“失覆”一人，要“展磨勘一年”，累计失覆四人则要被罢官①，说明直至元丰改官制前，死刑案件终审、详覆后仍须由刑部作最后详覆。

咸平三年（1000），又“诏州府军监旬奏禁状，自今并送审刑院看详”，审刑院又分得对各州府“旬奏禁状”的详覆权，但主要仍由刑部详覆。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诸州旬申禁勘，设有用条不当，（刑部）自可举驳，不必别录按奏”②，刑部在这方面权力更扩大了，而且司法行政方面的职权也始终由刑部掌管。综上所述，可见北宋前期的刑部仍保留较多的职权。

大理寺是朝廷司法事务机构，北宋前期并不直接审案，“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计，但掌天下奏狱（也称奏案，指需要上奏朝廷裁决的案狱），送审刑院详（覆）讫，同书以上于朝”，也就是“谳天下奏狱而不治狱”。设详断官六员，后增为十二员，又设检法官、法直官。大理寺只是依据各地上报的“奏狱”案件材料进行审断，然后报刑部，以后改为报审刑院详覆，大理寺的详断官还每日轮差到审刑院商议上奏案件的文字①。御史台除监察职能外还负有司法方面的职责，设检法官一员，掌检详法律；设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狱事”。淳化初，设推勘官二十员分谳天下大狱，咸平初减为十员，后罢。各级地方官府州、府、县、厢、镇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即是审理案件，州府长官的司法助理为推官、判官，州府①《旧五代史·刑法志》。

①《旧五代史》卷108《苏逢吉传》，卷129《许迁传》，卷107《史弘肇传》。②《宋会要辑稿》职官15之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卯；卷34，淳化四年二月壬子。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15之2。

的司法职能部门有司录（录事）参军，审理户婚之讼，主要是民事案件；法曹（司法）参军，主刑法。北宋初，沿五代旧制，州府设马步院，开宝六年（973）改为司寇院设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三年（978）改为司理院设司理参军，专司审讯狱事；首都陪都则另设左、右军巡院，掌治安及有关案件的审讯，设左、右军巡使及判官。

为了纠察首都开封各类司法审判机构的所有徒罪以上案件可能出现误判的情况，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所有御史台（天圣八年前）、开封府、三司、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等机构，审判的徒罪以上案件，都要供报，如有必要则“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辟，皆录问”②，并可直接重新进行审讯，主要是侵夺审刑院的首都地区死刑案的详覆权。

淳化二年五月“诏（诸路）转运使司，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刑狱”，这是设专职路级司法官之始，次年十月罢。景德四年（1007）正式设诸路提点刑狱司，曾两度罢设，并其职权于转运司，后成为常设路级监察、司法机构①。北宋前期由于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刑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大理卿、大理少卿、大理丞、大理评事等，北宋建国之初还实任其职，但不久相继都成为寄禄官名，并不任刑部、大理寺的职责，以判刑部事为刑部长官，所属各司设判司事为主管官，设详覆官以代原刑部的刑部司郎中、员外郎之职；以判大理寺事、权大理少卿事等为长官，另设详断官等以代大理正、评事等（初期还兼大理正、评事等官名）职责。

此外还有临时设置的司法机构，“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罢者，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重大案件则下御史台狱，断案后由开封府、大理寺“究治”②。

法律、法规的制定北宋建立之初，运用唐代、五代的法律，史称：“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格）后敕》、《开成详定（格）》、《（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后晋）《天福编敕》，（后）周《广顺续编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③，可说是除了后梁的法律以外，唐代、五代的法律都在使用。北宋朝廷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统一法律的工作。自唐代《大中刑律统类》，采取“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①，便于运用，后唐、后周相继编撰《刑统》。建隆四年（乾德元年，963）二月，诏以后周《显德刑统》为基础增删改修；七月，修成《重定刑统》（史称《宋刑统》）30卷，也依《唐律疏议》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篇下设门，共213门，律后附敕、令。《宋刑统》的律文，基本上抄袭唐律，改动不大，以及所编《建隆编敕》，“诏②《宋会要辑稿》职官15之29、15之3。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24之1、15之6。

②《宋史》卷163《职官志·刑部》。

③《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提刑》。

①《文献通考》卷167《刑考》六。

刊板模印颁天下”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刻印的法典，后虽有数次小的修改，但大体沿用至宋末。自唐代以来，凡属律所未载者，例以敕判决，敕、律并行，为宋代所沿袭，编敕成集是重要的立法行为，历朝都进行。综合性编敕如太宗朝《太平兴国编敕》、《淳化编敕》，真宗朝《咸平编敕》、《大中祥符编敕》，仁宗朝《天圣编敕》、《嘉祐编敕》、《庆历编敕》等，自咸平元年编《咸平编敕》，依照《宋刊统》分为12门分类汇编。专门的编敕如《农田敕》、《转运司编敕》、《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司一务敕》、《审官院编敕》、《群牧司编敕》，此外还有《铨曹格敕》、《贡举条制》、《嘉祐录令》、《驿令》等等。制定与编集法令，成为北宋朝廷的重要职责。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南宋思想家陈亮曾对宋代以前的司法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③中国古代的司法由人治为主，经人治、法治并治时期，再到以法治为主，是中国古代司法史发展的必经历程。但是，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还是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才是以法治为主的时期。

北宋前期的法律形式，也和唐代一样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刑统》）是包括刑法、民法、诉讼法的法律条文，是判案定罪的主要依据；“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主要是有关制度的规定；“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是朝廷机构日常处理事务的规定；“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是朝廷的公文程式和行政细则①。律为法律，令、格、式则多属法规。另以《编敕》以及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等作补充。《编敕》依据《宋刑统》的分门编制，说明《宋刑统》，即律在法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北宋前制定的多种法律、法规，为官员们依法判案提供了依据，而且初任官员都要学习律令。但是，正如文彦博在神宗初年所说：“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说明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与唐末、五代相近。至于以不合情理为由，法外量刑，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史称：“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②可说是北宋前期“人、法并行”司法情况的概括。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1。

③《新唐书》卷56《刑法志》。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己卯。

②《陈亮集》卷11《人法》，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前此论著虽提及此观点，但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

第三节 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时期的法律司法机构

宋神宗初年，司法机构与北宋前期基本相同。熙宁五年（1072），将三司帐案改为提举帐司，元丰五年（1082）进行官制改革，将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帐司等归并入刑部，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郎中、员外郎为所属四司长官。元祐元年（1086），将原纠察在刑狱司职权由刑部划归御史台，将原帐司职权从刑部比部司中划归户部。元祐三年，又将户部仓部司勾覆等案划归刑部比部司；罢大理寺古治狱，而依三司的旧例，另于户部设推勘检法官，“治在京官司应干钱谷公事”①。

大理寺成为最高审判机构，设卿一人、少卿二人为正副长官，以及正、丞、司直、评事等为属官，复设大理寺狱，少卿以下官员职务分左、右，左断刑、右治狱。元祐三年罢右治狱，绍圣二年（1095）复设。御史台在元丰改官制后主要作为监察机构，而司法职权减少，废推直官，罢御史台狱；设检法官，检详法律。

南宋时并省机构，但各司法有关机构仍保留。北宋后期及南宋的各级地方司法机构，大体与北宋前期相同，首都“行在所”临安府司法机构，有左、右司理院及府院。南宋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以及建康、镇江、鄂州等各地御前屯驻大军，都设有“推狱”，称为“后司”。

制定法律、法规神宗朝制定法令日益完备，除了综合性的《熙宁详定编敕》、《元丰编敕令格式》、《赦书德音》、《申明》外，还有不少专门的法令汇编，如汇集司农寺主管的改革法令《熙宁新编常平敕》、《元丰司农敕令式》，科举、学校方面的《熙宁贡举敕式》、《武举敕式》、《国子监敕令格式》、《武学新修敕令格式》，经济方面的《都提举市易司敕》、《茶法敕式》、《盐法》、《水部条》，保甲、将兵法及军事方面的《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熙宁开封府保甲敕》、《元丰将官敕》、《熙宁详定军马敕》，法律方面的《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敕》、《熙宁法寺断例》，等等。“申明”、“断例”作为法律、法规，首次正式汇编成集。元祐时，废罢“新法”，修订法律、法规成为首要任务。元祐元年，不仅立即编成《元祐详定敕令式》，而且重行改修的元祐编《元丰敕令格式》，以及已经删修的《元丰尚书户部、度支、金部、仓部格式》等一系列新修或删修的法律、法规。哲宗亲政后主要是复行神宗时的法律、法规，而元符二年（1099）所修的《元符敕令格式》，则是相对地屏弃新旧党政见，部分地采纳元祐时敕令。好大喜功的宋徽宗时期，更是大举修订法律、法规，包括《两浙、福建路敕令格式》、《大观马递铺敕令格式》、《诸路州县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画学敕令格式》等几十部法律、法规，几乎是无所不包。

北宋末，法律、法规散失殆尽，高宗重建南宋，戎马倥偬，逃亡流离，①《新唐书·刑法志》。

无力修定新法。自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后，“法令变更，易于反掌”。到南宋初建炎四年（1129）时，嘉祐法、元丰法、政和法无不使用，而且，“自渡江以来，官司文籍散落，无从稽考，乃有司省已（记）之说，凡所与夺，尽出胥吏，其间未免以私意增损，舞文出入”。为了减少胥吏乘机舞弊作奸，建炎四年，官员们要求将“省、部诸司各令合干人吏，所省已（记）条例攒类成册”。绍兴二年（1132）正月，首先颁行南宋第一部法律、法规《绍兴重修敕令格式》；绍兴三年，将“诸司编类到省记条令”，经敕令所审查后颁行②。随后，由原广东转运判官章杰在未受金兵战乱的广南东路各地搜访抄录到北宋各种法律、法规1000多卷，加上胥吏省记（包括案例），绍兴年间，重修一系例敕令格式及申明。南宋以后各朝也不断修定法律、法规。修定法律、法规，不论是综合性的还是部门的，北宋前期为“编敕”，自宋神宗时的《元丰编敕令格式》按照宋神宗对敕、令、格、式新的解释分类开始，包括各种部门的法令、法规，也都以敕、令、格、式分类进行编排，这是宋代法书编制的一次改革。但由于数量很大，很不容易找到需要的法令、法规。南宋孝宗时先编有《乾道敕令格式》，后增删成《淳熙敕令格式》。淳熙二年（1175），宋孝宗下诏将吏部现行的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法分门别类，将同类的敕、令、格、式、申明编在一起，编成《吏部（七司）条法总类》，这是首次分类编辑的法令、法规汇编。淳熙六年，宋孝宗认为《淳熙敕令格式》“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尚书省也提出：“海行新法（《淳熙敕令格式》）凡五千余条，检阅之际难以备见”。孝宗即下诏，将现行敕、令、格、式、申明，仿照《吏部七司条法总类》“随事分门修纂”，淳熙九年编成《淳熙条法事类》，则是法律、法规编纂中的新体例，便于法官的检阅，有利于依法审讯，这是宋代法书编制的重大改革，史称：“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淳熙末，官员们认为“新书尚多遗缺，有司引用，间有便于人情者”，孝宗又命刑部修订①。庆元二年（1196）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即是进行修订并加收以后的法律、法规文件分类汇编。传世残刻本存职制、选举、榷禁、财用、赋役、农桑、刑狱等16门，及失题半门，门下设目，少则数目，最多达52目，目下依敕、令、格、式、申明排列，所存虽不及全书之半，但仍能看到南宋法律、法规的概貌。

封建法治时期司法由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陈亮所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正是对中国古代司法史的概括。而他所说的“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①，说明他认为宋朝成为封建法治社会，主要是从神宗时期开始的，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神宗时，编制综合性及各种专门法律、法规，“以敕代律”，以及“申明”和“断例”具有法律地位，设新科明法及中举进士考试法律等，都是宋朝“任法”的标志。

②《宋史·刑法志》三、一、二。

①《宋史》卷163《职官志》三。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33、34。

宋初制定的《建隆刑统》，到宋神宗初年，历时100多年，北宋前期以律（《刑统》）为主、律敕并行的制度，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宋神宗虽然于熙宁四年（1071）对《刑统》进行了修订，却采取提高敕的地位，以敕代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并且改变原先的律、令、格、式为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九年决定重修编敕，到元丰二年（1079）初步修成进呈时，宋神宗否定了原先以诏令内容轻重来区分为敕、令、格、式的做法，并进一步确定区分敕、令、格、式的新标准：“设于此以待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并指出：“修（法）书者，要当知此”，要求据此修改。元丰七年《元丰编敕令格式》成书时，更具体地规定为“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始分敕、令、格、式为四”①。实际上是对北宋前期敕、令、格、式进行较为科学的重新分类，因而原载为敕者不少移作令。这不仅是“违敕法重、违令罪轻”，而是因为敕即是法律，而令、格、式属于法规，区分法律、法规的不同性质，对于封建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次于敕、令、格、式，而具有普遍法律、法规作用的是“申明”，内容比较复杂，既有敕，即杂敕（此处指未收入敕、令、格、式的敕），也有尚书省的札子等，通常即称为“指挥”，即是经过审定，将具有普遍法律、法规性质的杂敕和札子，可以引用作为判案等依据的，称为“申明”，即所谓“以颁降指挥厘为申明”，“凡申明所载者，悉与成法参用”②。未编为“申明”的，则只具有该敕或札子具体的法律、法规作用，而不能运用于其他事件。元丰七年编成《元丰编敕令格式》时，还单独编有《申明》。

宋代判案时，“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这是补充法律不足的一种手段，但案例所判轻重未必恰当，官吏因而也可上下其手，或加重刑罚，或从轻判处，甚至“用例破（法）条”①，编辑“断例”，对已往判决的案例进行选择并编集成册以供引用，成为以法判案的组成部分，《熙宁法寺断例》就是规范引例判案的专书。

官员熟悉法律、法规及正确判案，是进行“法治”的关键，熙宁四年进行科举改革，“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义”，也在废罢之列。另设新的明法科，称为新科明法，凡不能考进士科的可考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但是，当科举改革后的首届科举考试在熙宁六年举行时，应举新科明法的不多，为了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随即诏令从今以后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官为试监、簿人，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或断案后才任官职，如累试不中及不能就试的，中举二年后才任官职。七月，又规定除进士及第前三名外，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断案后才能任官职。当熙宁九年“三年大比”之年来临之际，熙宁八年七月，练亨甫提出进士高科多担任州、府幕职官，“其于练习法令，岂所宜缓”。而且“前此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对应举新科明法者，“推恩虽厚，而应（举）者尚少”，又“独优高科（前三名），不令就试”律令大义及断案，“则人不以试法为荣”。①《宋史·刑法志》一；《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52、53。

②《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

①《宋史·刑法志》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辛酉；卷344，元丰七年三月乙巳引《（国史）刑法志》。

神宗因而“诏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大义、断案”①。从此，新科明法逐渐受到重视，熙宁九年新科明法中举的已有39名，不分等；元丰二年达到146名，分为二等，增加了2.7倍多，当年录取总人数为602人，新科明法占近四分之一。又规定凡考新科明法考试断案时，允许带律（《刑统》）、令、敕应考。新科明法逐渐受应举者的重视，“新科明法成，类其所试”而编成的《元丰广案》200卷，是新科明法的试题（应是断案试题）汇编，是书的编辑刻印成书，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自“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②。北宋前期，直至神宗时，“法令一藏于有司，而民未尝知之，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①，宋神宗时不仅公布法律、法规，而且有些士大夫“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传授讲习法律、法规，宋代“任法”的封建法治局面终于形成。

元祐时旧党执政，在废罢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同时，作为改革措施之一的法制建设也受到打击，元祐元年（1086）四月，“立《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编配法》及《告获赏格》”②，打击传授讲习法律、法规的士大夫。

自宋神宗建立封建法治以后，直至南宋，虽有反复，但总的趋势，仍是“任法”。正如陈亮所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尽管封建法治存在许多弊端，“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③。

封建法治也促进了法医学的发展，法医学成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慈在淳祐七年（1247）所撰的《洗冤集录》，是世界历史上传世最早的经典法医著作，对验尸、自杀伤、他杀伤、毒品鉴别、现场勘察、犯罪侦查等论述详明。

封建法治也促使法律、法规以及案例、判词的刻印传布，南宋建炎四年（1230）官员们提出编辑“《吏部铨法条例》，乞下越州雕印出卖”④，宋高宗即要求各司加快编辑。而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则是佚名私人编集的南宋中后期诉讼判决书及朝廷公文的分类汇编，景定二年（1261）曾刻印，是书虽不具有朝廷所编《断例》可引用案例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断例”的意义，可为各级地方官判案参考。

南宋“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法令，必亲为订正之”，强调依法判案，自己带头不“以私废法”，是南宋法治最好的时期。到宋宁宗时，已经是“刑狱滋滥”。理宗虽然关心刑狱，但国事日非，政治腐败，司法的是否公正，主要依官员的品质而定。“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刑讯迫供，“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被刑而死，则以病死报申。《宋史·刑法志》的概括，大体上反映了南宋时司法①《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54、55。

②《宋史》卷201《刑法志》三。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丁卯；卷266，熙宁七年三月庚辰②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刑书类《元丰广案》、《断例》。③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11，彭汝砺：《乞悬法示人状》。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癸巳。

的真实情况。

五代、宋的刑制为了镇压起义及维持治安，自仁宗嘉祐时，首先将首都开封府属县列为实行“重法”地区，以加强对盗贼的镇压，以后扩展重法地区，熙宁四年还制定《盗贼重法》，规定了一系列加重惩罚的措施。到元丰时，北方的河北、京东，南方的淮南、福建诸路都属于重法地区。

五代、宋初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刑，笞、杖、徒刑各分五级，流刑分为四级，死刑分绞、斩两级。五代时对家无他丁及乐工、天文职事等人实行以杖刑代役。宋初乾德元年（963），制定折杖法，对笞、杖、徒、流四刑实行减刑，笞、杖刑减数，徒刑改为杖刑免役，流刑改为加杖配役。如笞自五十至一十，改为臀杖十、八、八、七、七；杖刑自一百至六十，改为臂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徒刑自三年至一年，改为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流刑分为加役流、三千里、二千五百里、二千里，改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但以后并未认真执行，笞刑、杖刑仍以旧数行刑，而徒刑折杖之数，如徒二年半至一年则为杖九十至为六十。崇宁二年（1103）更定笞法，改行小杖，笞刑五等仍自五十至一十，改决小杖二十至五。重和元年（政和八年，1118）又颁“递减法”，“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一年，杖六十者（折）十二”。笞刑仍自五十至十，改为笞十至五，但是仍未执行。史称：“在徽宗时，刑法已峻，虽尝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犹从重比”①。南宋初才开始行用“政和递减法”，还实行“折杖减役”，如笞（民）或小杖（军）二折大杖一，大杖二折脊杖一；“应决（杖）而役者”，每役二十七日当大杖一、七日当笞一，零日数各当一，以减应决杖数；“应役而决（杖者）”②，则每脊杖一当役五十四日，大杖一当役二十七日，笞一当役十四日，以折减应役日数等。到理宗时，州县行刑已无法纪可言。

五代，行决杖、配、流，刺配则创自后晋，天福三年（938），韩延嗣本判死刑，因“罪有可疑，法当在宥，徒二年半，刺面配华州，发运务收管”①，刺面是加刑。五代时刺配加役的流刑，不服杖刑，而役满即放，或遇赦即放，而流刑最远限在三千里。

宋初沿行五代刑制，但自宋初行折杖法之后，“犯徒者加杖免，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为加杖刺配之法”。而宋代徒刑、流刑都加杖、刺、配，而且没有地里、时间的限制，“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指折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终身。其配远恶州、军者，无复地里之限”②。最初，刺配只是很少数罪重者的加刑，但犯刺配的罪名越来越多，真宗《（大中）祥符编敕》中刺配之罪有46条，仁宗初的《天圣编敕》中增为54条，到《庆历编敕》中已增为99条，外加取旨定罪的又有71条，实际共计170条，到了神宗熙宁三年（1070）时，已是刺配之法200余条。南宋“淳熙配法”多①《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34。

①《文献通考·刑考》六；《宋史·刑法志》二。

②《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折杖减役》。

达570条，分为永不放还、海外州军、远恶州军、广南、三千里至五百里（六等）、邻州、本州、本城、不刺面。通常判徒刑配五百里以下，判流刑配一千里以上，判徒刑而配五百里以上者常不放还乡。决杖、刺、配成为流刑、徒刑的加刑，适用于犯罪百姓及文武官员。熙宁二年（1069），房州知州张仲宣贪赃枉法，应处绞刑而“贷死，杖脊、黥配海岛”，改为“免杖、黥，流贺州”。而《宋史·刑法志》：“自是命官无杖、黥”之说则不确，只是此后命官大多能“免真决（杖）、不刺面”，但也有不少命官仍决杖、刺面配流，南宋权发遣横州（今广西横县）皇甫谨，“决脊杖二十、刺面、配梅州”；也有免杖但刺面的，如南宋广东提刑石敦义，“特贷命，为癃老免真决（杖），..永不收叙，刺面配柳州牢城”；还有只决杖而不刺面的③。判刺、配罪人不论原先是不是军人，通常都刺配为各州“牢城”或其他厢军，称为“配军”。“牢城”厢军为各州所必备的厢军，主要是收容“配军”从事州城的各种杂役。而且不少州只管牢城厢军一指挥（200至500人）外，别无其他厢军。也有免去杖刑、刺面而配作其他厢军，如宣节军、运粮军等，则与招募的厢军相同，只刺厢军军号；也有刺配入禁军从事杂役的。“不刺面”的罪犯，通常也配充“牢城”等厢军从事杂役，也称“配军”。编管、羁管是低于配军（刺面、不刺面）的刑罚，通常徒罪为配军，五犯杖罪为“编管”，徒罪减为杖罪的也改为编管，“谓如徒罪配、杖罪编管者，虽减等，徒罪仍配，减至杖者编管之类”④，编管相当于一年期徒刑。此外，重法地区犯劫盗罪者的妻子，连坐的家属，年老及残疾人犯徒罪者，士人犯罪以祖荫听赎罪者等，都在编管之列。

“羁管”略低于编管，两犯杖罪以上即可能被判羁管；罪人连坐的家属等也可判羁管。犯罪官吏常被判处编管，也有二千里、邻州等之分；更多的是被贬免官的官员被处以编管、羁管。被编管、羁管者不许出城，须每月（北宋时每旬）亲到长吏厅接受查验，自南宋中期起，原是命官者不须亲去受检而由厢官呈报情况。被编管、羁管者遇赦，十年、十二年以上，年老（六七十岁）及笃疾者等可解除编管、羁管。而被判“永不放还”的编管、羁管者，满六年即可在当地落户。低于羁管而也依配法配于他处的，还有犯某事断配为奴、婢的。

低于编管、羁管的还有“移乡”，也称“迁乡”，主要是犯盗贼罪和其他犯罪轻而不宜住原地者，及刺配犯人遇赦放还、不准回原地者判“移乡”。移乡相当于一年期徒刑，也有五百里、邻州之类。移乡人与刺配、编管、羁管等一样，其家属是否随行听自便，配海岛者不许带家属。而劫盗的知情者、藏匿者拆毁房屋，迁徙家属。移乡人通常不许回家乡，非永不移放者经赦而原犯罪轻者经十年，稍重者十五年，重者二十年，可以自由居住。

宗室犯罪轻则判“拘管”，年满或遇赦放免；犯死罪免死的，不判刺、配而判“锁闭”。北宋时主要由大宗正司刑案执行，南宋时除由大宗正司执行外，主要由南、西外宗正司（分设于泉州、福州，今皆属福建）执行，拘管近似编管，锁闭则失去行动自由。

普通人被判编管、羁管，如无“保识人”，也被处“锁闭”，失去行动自由，常致饥饿、疾病而死，南宋孝宗时规定日支钱、米，有病则医治。③《五代会要》卷9《议刑轻重》。

④《历代名臣奏议》卷211，张方平：《请减刺配刑名札子》。

犯罪最重者判死刑，宋初沿五代旧制分绞、斩两等，后增列凌迟，而绞刑常判决重杖处死，因而死罪等级改为处死、处斩、凌迟三级，此外，亦有被处以不列入等级的腰斩等。

第四节　辽代的法律

建国前后的法律

契丹建国前，没有文字，“刻木为契，穴地为牢”①，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成文法，有罪则量其轻重，临时决遣。当社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中，斗争日益激化时，有了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遥辇后期，在审理释鲁被杀案时，制定了“没籍之法”②。阿保机为联盟长期间，惩治诸弟叛乱集团时，也曾“权宜立法”，规定：亲王犯谋逆罪，不送有司行刑，可使其投崖自杀；淫乱或逆父母者以五车轘杀；谤讪犯上者，以熟铁锥摏（舂）其口杀死；从坐者，量轻重处以杖刑。

建国后，逐渐制定和完善法律。神册六年（921）“诏定法律，正班爵”

①，以突吕不“撰决狱法”②；“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这是辽朝制定成文法的开始。太宗时规定，“治渤海人一依汉法”③。从此，辽朝境内各族人犯罪，有了治罪判刑的法律条文。辽朝的法律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汉人、渤海人所依的“律令”，即《唐律》、《唐令》，契丹与其他游牧部族则依“治契丹及诸夷之法”，这是契丹社会的习惯法。若汉、渤海、奚、契丹间的纠纷，则以汉法断，即所谓“四姓相犯，皆用汉法”④。

圣宗时，承天太后“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圣宗本人也锐意求治，“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①。圣宗更定法令的主要特点是定罪量刑多从宽简，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限制契丹贵族的某些特权，加进汉法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兴宗重熙五年（1036）编成《新定条制》，定刑5种，凡547条。《辽史·刑法志》所载辽朝的刑制当属《新定条制》的内容。道宗咸雍六年（1070）至大安三年（1087）又多次修订条例，意在使治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合而为一，但契丹、汉人间的文化差异尚存，统一律令的条件尚不成熟，终因“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而于大安五年（1089）悉除新法，复用旧制。

辽代法律在执行中，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较常见。世宗时，天德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遣盆都出使辖戛斯，“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①《宋会要辑稿》刑法6之37、36。有人认为只有军人犯罪才称配军，此说不确。②《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门·编配流役》。

①《辽史·太祖纪·赞》。

②遥辇氏联盟后期，部落贵族争权斗争激化。于越释鲁被蒲古只三族人杀害，耶律阿保机“奉痕德堇可汗命，按于越释鲁遇害事，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遂形成“籍没之法”。“瓦里”为管理贵族罪犯的机构。建国后，诸罪犯自斡鲁朵析出为著帐户，“后族、戚、世官犯罪者没入”，“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由著帐郎君管理；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本部犯罪籍没者。

③《辽史·太祖纪》。

④《辽史·突吕不传》。

①《辽史·刑法志》上。

之世，同罪而异论者盖多”②。穆宗常因细故虐杀侍御、近臣；兴宗时也常因请托减免罪行，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的现象颇为普遍。

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时，虽曾明确规定“一等科之”③，但契丹人侵害汉人正当权益，却往往受到袒护。直到道宗时，这种状况仍无根本改变。苏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①这段议论不但反映了辽朝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辽朝法律的阶级性实质。

刑种与刑具辽朝的刑罚有5种：死、流、徒、杖、笞。

死刑有绞、斩、凌迟、轘、枭、支解、腰斩、生瘗、投崖、射鬼箭等。

有的是继承唐的刑名，有的是中原社会隋朝以前的酷刑或契丹社会固有的刑罚。

流刑有置于边远部族、投诸境外和令出使绝域三等。

徒刑有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

杖刑自50至300。

此外，尚有笞刑、宫刑、黥刑等。辽朝也有连坐、籍没和赎罪法。叛逆之家，兄弟虽不知情，也须连坐；贵族谋反，除首恶处死外，家属没为官奴；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可输铜赎罪。

刑具有沙袋、木剑、大棒、铁骨朵等。拷讯用刑则有粗细杖、鞭、烙法。木剑、沙袋、铁骨朵为契丹特有刑具。木剑，太宗时制。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以木剑。沙袋，穆宗时制。用熟皮缝合成长六寸、宽二寸的口袋，以沙填充；木柄长一尺许，牛皮缝裹。杖50以上者，以沙袋决罚。铁骨朵用熟铁制成，8片虚合，用柳木作柄，长约3尺，打数或5或7。

②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

③《辽史·刑法志》上。

第五节　西夏的法律

建国前后对法律的制定与修改

西夏在建国以前，还没有制定成文的法律，党项部族有民间纠纷，则“依本俗法和断”②，本俗法是党项部族内部的习惯法。史书记载：“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③西夏景宗李元昊曾熟读汉文兵书和法律，所以在西夏建国后十分重视本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知道西夏时期曾依据中原皇朝法典制定了多种法典。

现存的西夏法典，有崇宗贞观时期（1101—1113）颁行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仁宗天盛时期（1146—116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神宗遵顼光定五年（1215）编纂的《亥年新法》等。西夏时期曾多次制定和修改律令，使法律制度逐步系统和完备起来。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现存的一部用西夏文制定颁行的法典，今存原件除部分残缺外基本完好。全部律令共20卷，每卷下分门，共150门，每门下列条文，共1463条。条文之下另以款项区分，纲目分明，层次清楚。从内容来看，天盛律令可以说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其中包括了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法典的基本思想是维护西夏封建统治利益的，因此吸收了现成的唐、宋朝封建法制的精髓，如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十恶”、“八议”、“五刑”等基本内容。但在法典的结构形式上则与唐、宋律令有所区别，如中原法律中的注疏、律、令、格、式，在天盛律令中统归入律令条文中，避免了律外生律的现象，使之成为一部更为系统、集中和比较完备的法典，在同时代的法典中是比较具有独创性的。天盛律令规定的条文内容都十分具体细致，似乎超越了法律条文而成为具体部门的管理法规。如第十卷的各门条文，大量篇幅是对官员任职、续、转、赏的规定；对承袭官员、军职的资格方法、程序；不同级别的司印、用印制度；各司职局的等级与派遣方法等。又如天盛律令第十七卷各门条文，分别规定了仓库管理的人员数，职员名称；库藏物品种类、名称、耗损规定；仓库管理、采买、供给等①。

法制机构与诉讼程序西夏法律制度的实施运行也是比较完备的，在国家机构中设立陈告司、审刑司、用刑务等。西夏人骨勒茂才在《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中，描述西夏对刑事犯罪诉讼程序：官府在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对②《辽史·刑法志》上。

③《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①《宋史》卷491《党项传》。

抗拒不招供者，使用严刑拷打，逼其“伏罪入状”。对西夏执法者则要求，“休做人情，莫违法条，案检判凭，依法行遣”②。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遗书中，发现有用西夏文书写的《狱典》残篇，其中记道：“无论何人昔日作恶多端，入狱需教以正道，使其明了罪恶性质及大小程度”①。在西夏文书中有一份名为《瓜州审案记录》的文书残卷，是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瓜州地区有关民间牲畜、钱财纠纷的审案记录文书。

②曾巩：《隆平集》卷20。

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六节　金代的法律

法律的制定

金初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

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②，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金朝的法律是以中原法律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具有自己特点和体系的法律，它的来源包括女真法、唐法、辽法和宋法四个方面。

女真法与金朝法律的关系金朝在立法中把女真法吸收到法典之中，有的条文明显的是根据女真法制定的。女真法被纳入法典中，其内容也因女真社会变化而不同。《皇统制》：“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表现了浓厚的父家长制男子的特权；“僧尼犯奸及强盗，不论得财不得财，并处死”③等规定，并与女真法的精神相符合。到《泰和律》对强盗规定一贯徒二年，三贯徒四年，十贯及伤人者绞，而杀人者斩。如婚姻关系，女真有接续婚，而且“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①。到《泰和律》则纠正为“汉儿、渤海不在接续有服兄弟之限”②，而在女真人接续婚仍继续生效。金代以杖折徒、廷杖以及赎刑，皆保有女真法的原有特点，体现了金初女真法制刑赎并行，尤重于赎的精神。

唐律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的法律，上承唐律，下仿辽和北宋，唐律对金代法制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金熙宗习中原汉文化，他曾研读过唐律。天眷三年（1140）重新收回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这不仅是对过去借辽、宋法的改变，而且是确定了律在法律中的地位。金世宗曾多次强调断狱“以律文为准，以情求之”③。

金章宗时的《泰和律》，主要是接受唐律令的影响而纂成的，以律令格式为体系的一部法典。《泰和律》的篇名与唐律全同，其律条共565条，其②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①《金史》卷45《刑志》。

②《大金国志》卷12《熙宗帝纪》。

③《金史》卷6《世宗纪》。

中对唐律略有损益的282条，从唐律之旧的126条，分其一为二和分其一为六的6条。这样，金律约有414条，其中有70％以上不同程度与唐律有关。在律条、刑法的原则上，金律都可以从唐律中找到渊源，就此而言，金律实际上就是唐律。

辽法与宋法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法制参用了辽法。唐律和宋《刑统》规定徒刑最高为三年，辽代徒刑分为一年半、五年和终身。金熙宗《皇统制》规定“徒自一年至五年”，五年系参照辽制五年而定。唐、宋规定杖刑最高是一百，辽规定自五十到三百。《皇统制》规定“杖自百二十至二百”，其最高数二百，当是取辽制最高数三百与唐制最高数一百的中值。

金代法制同样参用了宋法，《大金国志》卷12谓熙宗“新律之行，大抵依效大宋”。而《金史·刑志》则谓“以本国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金朝法律参用宋法无可疑，对法的解释竟用宋《刑统》释文。泰和元年的《新定敕条》3卷，是受宋的影响而制定的。

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代法律的来源是多元的，而形成是一体的，由不甚完备到完备，反映金代法制的中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中原的宗教观念、儒家思想和断狱方式的影响，如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关于刑忌的规定：“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罪则不待秋后。”①金代帝王也常为祈福免灾而清理讼狱大赦。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金后期法律除“十恶”重罪外，有服的亲属都可互相容隐。历代帝王和孔子的名，乃至谥号都要避讳。《大金集礼》就曾明确规定：官名的名称，以州军县镇的官司官额，犯睿宗皇帝尊谥内连用两个字的，并回避。犯始祖以下帝后尊谥内相连两个字的，也要回避。金朝自世宗以来特别重视儒家的孝悌之道，这种思想在金后期的法律中也有体现。例如子孙犯死罪，而父母和祖父母无人赡养，一般地可上请从轻处罚，即使是必须处死的，也由官府承担对犯人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赡养。在西汉时出现“经义断罪”的断狱方式，这种在审理案件时，不依法律，而以“六经”字句和精神定罪科刑的方式在世宗时出现。《金史·刑志》：“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

金代立法阶段与金政权发展的阶段是相适应的，金代法律的内容体现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以汉族为多数的主体民族，包括契丹等族在内的多族的法制，而形成的具有金朝特点的法制，体现了阶级统治的本质，是以女真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

①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2页。

第十一章 科举与教育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科举制度

五代时，虽然战乱不已，但仍沿唐制举行科举考试，史称：“洎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后梁建立的当年，开平元年（907）七月，即对唐制“小有厘革”，废除了唐制外州举人不经州长官刺史亲试，即可解送京城参加礼部科举考试的“拔解”制度②。此后，外州举人必须经州刺史亲试后方可解送。

唐制京兆府解送的举人，礼部考试十有七八中举，于是“诸道举人多于京兆府寄应，例以洪固乡胄贵里为户”，这种寄籍应举的旧例，其实是“一时失实，事久难明”的科举弊端，直至后唐天成三年（928）七月明令取消，“自此各于本道请解”，而且要“具言本州县某乡某里某为户”；如要寄籍应举，也“须具本贯入状”，不允许再用洪固乡胄贵里为户，如果弄虚作假，“本人并给解处官吏，必加罪责”①。

唐制进士科之外，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称为诸科。明经科只是“帖经墨义”，因而应举者多，后晋时“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且“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也不甚通，天福五年（940）被废，但开运元年（944）又重设①。

唐制有童子科，“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由于考试简单，弊端很多，开成三年（838）曾明令禁止荐送，但“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①，为五代所沿袭。到后唐天成三年时，已是“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因而诏令“委主司精专考校”。童子科应试时“止在念书”，大多“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中举后回乡，等着年长后“取官”，“更无心而习业”，因而于后晋天福五年停废，开运元年又重设②。

五代自后梁开平二年开科取士，至后周显德六年（959），除后梁、后晋时曾停举数次外，“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每科进士少至4人，多亦只25人。五代前期，诸科中举都少于进士，通常只有数人，后唐长兴三年（932）取进士8人，而诸科达81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1人，而取诸科达45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自唐代中期以后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其后也常以其他官员主持科举，称“知贡举”或“权知贡举”。后梁乾化元年（911），以前任宰相、尚书省②《金史》卷45《刑志》。

①《金史》卷45《刑志》。

①《旧五代史》卷148《选举志》。

①《五代会要》卷23《选举杂录》。

②《旧五代史·选举志》。

长官左仆射杨涉知贡举。贡院虽属礼部，“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部）侍（郎）矣”。

五代时，“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③。“十国”大多不举行科举考试，举行科举考试诸国如南唐、南汉、后蜀、闽诸国，举行不常且不严格。如南唐保大十年（后周广顺二年，952），“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又因徐铉建言，保大十二年再行贡举，直至宋军兵临都城金陵城下，亡国之年的宋开宝八年（975），仍举行科举考试，“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④。科举中还不时发生舞弊行为，后蜀范禹偁“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无有愧色”①，即是一例。

学校五代沿唐制设国子监，后唐明宗时“政皆中道，时亦小康”②，重视教育，天成三年（928），“朝廷以国庠事重”，以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监长官国子祭酒，定国子监生二百员为额，“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学校制度逐渐完备，史称“举职”。“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贯文，及第后光学钱一贯文”，以“备监屯修葺公使”③。但监生只是挂名国子监以应科举考试，并不认真读书。马端临所说：“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应举）者，往往乱离之标，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④，可说是五代国子监学的最好概括。

“十国”也有设立学校，如南唐昇元二年（938）设立太学，南汉乾亨四年（920）设立学校，后蜀设立华阳（今四川成都）县学之类。

五代十国时，私人设立学校之风较盛，自初学文化至研读学问的学馆、书院皆有。著名的如南唐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①，属于官办或民办官助性质。后周末“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②，则属私人讲学，其门人在北宋建立的次月，参加北宋的首次科举考试。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杨悫、戚同文相继聚徒讲学，自后晋延续至五代末。

③《唐会要》卷76《童子（举）》。

④《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三，卷642《贡举部·条制》四。①《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举士》。

②陆游：《南唐书》卷2《元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二月。③《十国春秋》卷53《范禹偁传》。

④《旧五代史》卷44《明宗纪·赞》。

①《旧五代史》卷58《崔协传》；《册府元龟》卷620《卿监部·举职》。②《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二按语。

第二节 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沿五代旧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称“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祐时废，绍圣复设延续至北宋末，南宋绍兴年间一度复设。此外，还有武举、童子举；而制科则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分设六科，神宗时罢，元祐复设，绍圣时再废，另设宏词科。元祐时曾设“经明行修科”，实同制科。南宋复设制科，设博学宏词科，南宋末改称词学科。宋代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

北宋前期宋初沿五代旧制，分进士科及诸科，科举考试也是“朝代更易”，不废科举，宋朝建立的次月，即建隆元年（960）二月，举行首次科举考试，仍依五代旧制，每年举行一次，自开宝七年（974）权停“贡举”后，间年举行一次“贡举”，渐成惯例。

宋初取进士，亦无定数，通常为10余名，少则六七人，大体与后周时相当。乾德四年（966），除录取进士6人外，又录取“诸科”9人。此后，不定期地录取“诸科”，录取人数通常也多于同科进士人数，即所谓“国初，诸科取人亦多于进士，盖亦承五季之敝云”。

宋初承五代旧制，科举考试前，“台、阁近臣得（向主考官）荐所知进士（应举者）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中举后的进士则“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建隆三年（962）下诏禁止。但依五代旧制，录取进士之权仍完全掌握在主考官手中，皇帝并不进行干预，每年考取进士后，“知贡举（官）奏合格人姓名而已”，类同备案。开宝五年（972），主考官录取进士11人、诸科17人后，宋太祖“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皇帝开始参与新进士的录取，被称为“新制”③。次年三月，宋太祖在召对时，黜落“应对失次”的进士、诸科各1人，又因下第举子投诉主考官不公，宋太祖决定从下第举子360人中选取195人，以及已被录取的进士9人、诸科27人，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取进士26人，诸科101人，共127人。唐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策贡士洛城殿”，史称“贡士殿试自此始”④，这只是代替主考官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而宋太祖主持的“殿试”，则是具有在主考官已考之后的复试补取性质，新录取者列于原已录取者（除已罢黜的2人外）之后，作为“一榜”，“自兹殿试遂成常式”①。开宝八年，除任命王祐为“权知贡举”任主考官外，又任命3人为“权同知贡举”任副主考官，以后成为制度。主考官进呈以王式为首的进士36人，殿试后改以王嗣宗为首，而以王式为第四，首次改变礼部主考官原先排列顺序。唐代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状头”，为五代、宋代所沿称。③《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纪》。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二月辛卯。

①《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

本年首次出现礼部试（省试）与殿试不同的排名顺序，因而尚书省礼部贡举榜的“榜首”，改称“省元”（后代称“会元”）；而称殿试首名为“状元”。宋太祖虽然重视科举考试，但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未除，进士及第后所担任的官职很低，如开宝八年殿试的状元王嗣宗，初任为秦州司寇参军，其时虽为实职，但属低级文官“选人”最低的初等“幕职州县官”。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又录取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而未被录取的进士及诸科184人，再取考“九经”而不合格的老年举子7人，“特赐‘三传’出身”，共录取507人。考试合格的进士及诸科300多人“赐及第”，而将从考试不合格中录取的进士及诸科近200人则“赐出身”，以示两者的区别。史称宋太宗又命将进士及第者“定其优劣为三等”，这是首次将进士分为三等。又提高了进士入仕的寄禄官及差遣职务，“第一等为将作监丞，第二等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同出身以下免选，注初等幕职判司簿尉”。实际是将所有进士分为三等，一、二等为进士及第，三等为同进士出身。雍熙二年（985）又将考试合格的进士、诸科各分为三等，淳化三年（992），采纳陈靖建请，殿试采取“糊名考校”，又分进士为五等（进士分为五等自此始），一、二、三等赐进士及第，四、五等赐进士出身②。景德四年（1007），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完全以考试成绩定录取及等级的标准。大中祥符四年（1011）颁布《亲试进士条制》，制定一系列规定，并定出五个等级的标准。天圣五年（1027），始分进士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称第一甲，第六等为第五甲，进士分甲自此始。后演变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后又定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甲为“进士出身”，第四、五甲为“同进士出身”（同出身），后曾改第五甲为“同学究出身”。南宋孝宗时改为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四甲为进士出身，第五甲为同进士出身。

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1066），“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同时针对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增多，诸科人数较进士更多，而“冗官”也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定进士以皇祐四年（1052）录取数的四分之三为额，“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③。熙宁科举改革以后科举“省试”原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仁宗时改为第一场试策，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诗、赋，第四场试帖经、墨义，顺序虽有所调整，但诗、赋和帖经、墨义仍是必考的科目。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材的主要途径。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②《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二月辛酉。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三月辛酉。

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①。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科举考试依据的是儒家经典，但是注释不一，还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王安石创立的“新学”派，是新兴的“宋学”中体系相对完整的学派。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①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元祐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三经新义》），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没有恢复帖经、墨义，曾分设经义、诗赋两科，后改为第一场试本经义及《论语》或《孟子》，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①。绍圣以后，又废试诗赋，“新学”学说又受到重视。崇宁四年（1105）规定，由学校“三舍法”贡士，而罢诸州府发解（解试）及礼部贡院试（省试），直接参加殿试，大观三年（1109）科举考试只有殿试，遂无“省元”而有“上舍魁首”，殿试首名仍称状元。宣和六年（1124），又恢复“省试”（礼部贡院试）。

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因战乱而未举行“省试”，改行“类省试”，故无“省元”而只有“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俗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绍兴末年以前，科举虽仍以“新学”学说解释经义为主。但“理学”在秦桧、赵鼎扶植下，在科举考试中也逐渐得势。高宗末孝宗初，“理学”遂与“新学”并为显学，科举中随权臣及主考官的倾向而变化，宁宗中期以后，理学派在科举中逐渐占优势，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新学、蜀学在科举中遂完全被排斥。

为防止在科举考试中作弊，淳化三年（992）殿试，首先实行“糊名（封弥）考校”，考官受命后不回家，直接赴贡院以避请托，后成为惯例。景德四年（1007）开始，“省试”也实行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1015）开始，又设誊录院，考卷经誊录后再送考官，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景祐四年（1037）起，诸路“解试”（乡贡）也实行别头试，而首都开封府及国子监别头试的封弥、誊录，则实行“省试”的制度，以及实行其他防止考试、阅卷作弊的措施，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情况大体较好。理学在科举中日渐占优势之时，正是南宋日益腐败之日，科举中的奸弊也日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7之4、5。①《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皇祐四年十月丁亥。①《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益增多。嘉定十六年（1223）时，“伪冒滋长，摭取其优，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等。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任考官），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②，可说是对南宋末年科举情况的最好概括。

南宋的类试（类省试）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227），时当“三年大比”之年，但因宋金战争而无法进行。十二月，逃亡在扬州（今属江苏）的宋高宗下诏，停止进行“省试”，而在各路首府（转运司所在州）由提刑司，开封府、国子监由东京留守司，差官进行“类省试”，简称“类试”。国子监生亦可参加本路的类试。宋制“省试”之前，各路举子须先经“解试”，即通过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或国子监试（太学试）中的一种，称为“正解”。“正解”和“免解”（不经考试）举子，头年发解，次年春参加“省试”、“殿试”。各路应考的举子中举者的比例相差很大，通常开封府、国子监举子每四五人中举一名，而外路举子常是二三十人中举一名，有时六七十人才中举一名，河东、广西、夔州、利州等路有时甚至无一人中举。建炎元年所定各路的解额中则每十四人取一名，余数不足十四人亦取一名。建炎二年五月，定经义、诗赋分科，第一场分别考经义或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八月，于“行在”扬州进行殿试。河北、京东、四川、陕西等路87名类试进士，未能参加殿试的，均录为同进士出身。绍兴元年（1131），仍由各路进行类试，而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将川陕诸路举子集中在处置使司所在地进行类试并排列名次，遂成为制度，以后在制置使司或宣抚使司所在地成都进行。绍兴二年，除川陕类试举子外，其他诸路类试举子，集中在“行在”临安府进行殿试，川陕类试首名依殿试第三名为进士及第，其余都作为与四、五等相同的同进士出身，其后成为制度。绍兴十八年，何耕在类试对策中“极论蜀士徇道守节”，与秦桧求和政策相背，秦桧党羽遂奏请：“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余人同出身。”从此，类试合格人常参加殿试。如皇帝“不亲策，则类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③，遂成惯例。

②《宋史》卷157《选举志》三。

③《宋史》卷155《选举志》一；《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49。

第三节 宋代教育

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仁宗时设太学，神宗时开始实行三舍法，北宋末，太学生达3800人。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为朝廷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私学。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远远超过前代。在乡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哲宗时每次参加者达3000人，孝宗时增至2万人；南宋时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1万余人，连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也达6000人。这些均反映了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

北宋前期的国子监、太学宋沿旧制设国子监，建隆三年（962）六月，崔颂判国子监，才开“始聚生徒讲学”，是为宋代“国学”之始。开宝八年（975）时，“生徒旧数七十人，元奉诏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朝廷也不重视太学的建设，淳化二年（991）末，还是“太学（指国子监）首善之地，今《五经》博士，并缺其员”①。唐制国子监生为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生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生为六、七品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而宋代“无国子、太学、四门之别”①。庆历二年（1042）时，“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读者”，国子监主要成为官员子弟取得国子“解试”资格，以参加礼部贡院考试（省试）的机构。次年曾设立四门学，以八品至士庶子弟充学生，但不久即废。四年四月，以国子监房屋“狭小，不足以容学者”，以“锡庆院”为太学①；五年正月，改以马军都虞候公宇为太学，这是宋朝建立太学之始，取法湖州教授胡瑗的教学法，太学粗具规模，过去的国子监生常称为太学生，此后的太学生亦常称为国子监生。自康定元年（1004）至皇祐三年（1051）以前，“朝廷拨田土二百余顷，房缗六七千入学充用，是时供生员（内舍生）二百人”；皇祐三年，改“以百人为限”。次年，教育家胡瑗出任国子监直讲，“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但是，经费却日益困难，“胡瑗管勾（太学）已逾三岁，才赡及掌事、谕义、孤寒学徒三二十人而已”。到嘉祐元年（1056），“一切停罢，令（太学生）自供给”，原因是应归太学的收入都被国子监占作他用。吴中复、赵抃先后要求将经费归还太学使用，太学的经费终于多少有了着落。到熙宁元年（1068）以前，太学生“近年每人只月钱三百文添厨”，只能说是补助部分伙食费，“其余自备，比旧殊寡”②。此后不久，即实行“三舍法”。①《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8；《宋史》卷156《选举志》二。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八月癸巳。①《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卷296《杨徽之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十一月庚戌。

②《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苏颂：《议学校法疏》。

三舍法庆历五年设立太学后，曾设“内舍生”200人，嘉祐元年（1056），有人“或欲立三舍以养生徒”③，但没被朝廷采纳。熙宁元年（1068），太学除内舍生200人外，增加100人为外舍生，“且令入斋听读，仍不给官中贴厨钱，候内舍生有缺，即将外舍生拨填”①。王安石把学校看成“一道德”（统一思想），造就人材的重要场所。熙宁四年十月，“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元符二年（1099），又规定诸路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直至南宋末。三舍法规定：太学“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不限员；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以百员，内舍（生）以二百员为限。生员各治一经”，“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熙宁五年八月，外舍生定为700人，“日给食钱”。宋神宗要求将王安石“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②。熙宁八年六月，王安石主修，王■、吕惠卿参与修撰的《书义》（《新经书义》）、《诗义》（《新经毛诗义》）、《周礼义》（《新经周礼义》、《周官新义》），合称《三经新义》，颁于学校，作为教科书。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共2400人，还订有考试升迁细则，外舍生由各州生员经考试选入。外舍生每月进行一次“私试”，每年进行一次“公试”，第一、二等者升内舍生；内舍生二年进行一次“舍试”，得优、平二等的升上舍生，升舍时还要参考每月所记学生的行（“师教不戾规矩”）、艺（“治经程文合格”），决定是否升舍。上舍生分为三等，以行、艺俱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二者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可直接任命为官，中等者可不参加“省试（礼部试）”而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可免“解试”直接参加“省试”。但要求很严，上舍上等生“自元丰（二年）以来，十余年间，上舍生推恩（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③，元祐时废上舍生直接命官及免省试、解试的制度，绍圣时复行元丰制度。

宋徽宗时，又增上舍生为200人、内舍生为600人、外舍生为3000人，学生由州学生升贡，以考试以定入舍等级。自崇宁五年（1106）“是科为始，罢诸州发解并省试，并以学校逐年贡士”①。下一科起即从上舍生中选拔，不进行“省试”而只进行“殿试”，故有“上舍魁首”、状元，而无“省元”。宣和三年（1121），又诏恢复“省试”，复行元丰三舍法。

南宋绍兴三年（1133）始设国子监，十三年始建太学，亦行元丰三舍法，定额为上舍生30人、内舍生100人、外舍生570人。以后各舍人数有增减，上等上舍生亦可直接出任官职，直至南宋末年。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规定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有关制度与太学三舍法相同，各州、府学每年向太学“岁贡”，每州贡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州内舍生免试为太学的外舍生，州上舍生先附太学外舍生学习，经③《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壬子。①《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赵抃：《乞给还太学田土房缗状》；《宋史》卷432《胡瑗传》；《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0。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2《议学状》。

③《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0。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戊辰；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卯。《宋史·选举志》三。考试中格升为太学内舍生，经三次考试还不能升内舍生，返回州学。徽宗崇宁元年，又规定县学学生经选考升入州、府学；州、府学学生，每三年向太学输送一次，再经考试，上等者为太学上舍生，中等者为下等上舍生，下等者为内舍生，不入等的为外舍生，宣和三年罢州县学三舍法。

元丰时创设小学教授，哲宗时创设在京小学，徽宗政和四年（1114）在京小学生达近千人，小学收8至12岁学生入学，亦曾行三舍法。崇宁元年规定州县学亦设小学，收10岁以上学生入学。小学分别隶属于太学、州学、县学，不另设学。

州县学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真宗于咸平四年（1001），对诸路州县有学校的赐“九经”。景德三年（1006）任命平归一为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助教，“仍令常切讲授”；又诏令各州县在孔庙起讲堂讲学。大中祥符二年（1009）一月，广州“就宣圣庙创立学舍，及于斋厅讲说”，可说是早期州县学的基本形式。二月，应天府民曹诚自建房舍，“愿以学舍入官”，赐名应天府书院，史称“州郡置学始此”。仁宗“明道、景祐间累诏州、郡立学”。宝元元年（1038），“近制惟藩镇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三月，所设颍州州学，是首座小郡州学。“庆历新政”前，已建州、府学五六十所。庆历四年（1144），“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②。熙宁四年（1071），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但主要仍是府、州学。元符二年（1099），“诸州（学）署教授者，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升补”。崇宁元年（1102）时，州学还不能每州都建，“郡小或应举人少，则令三、二州学者聚学于一州，置州学并差教授”①。县学在北宋末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崇宁三年规定县学学生名额，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各路曾设提举学事司，管辖一路学政。州县学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09），北宋24路共有学生167622人，校舍95298楹；经费年收入钱305872贯，支出267878贯；粮食年收入640291斛，支出337944斛；校产中有“学田”115990顷，“房廊”155454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不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绝后的。南宋初，州县学大多因战乱而停办，绍兴和议后渐次重建，但总体上始终未能达到北宋末年的规模。

书院、私学北宋初期，“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①。乡党之学包括私学和“书院”。私学包括启蒙教育和学习经义等，书院通常是学习经义。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初设私学，著名的如孙奭讲经“门人数百”，刘颜“居乡里教授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一月乙巳。

①《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

①《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甲申。数十百人”，石介“以《易》教授于家”，李觏“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种放“聚徒讲学”，田诰“聚学徒数百人”等②。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原是南唐白鹿洞书馆，入宋后白鹿洞主明起继续进行讲学，北宋时一直属私学性质。太平兴国五年（980），明起受到宋太宗奖励。书院后逐渐衰落，皇祐五年（1053）孙琛重建后，称为白鹿洞书堂，到熙宁五年（1072）时已再次荒废。岳麓书院，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创建，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名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旧址原是五代末宋初私学讲学者戚同文的旧宅，大中祥符二年时由曹诚重建兴学，赐名应天府书院。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曾受知府晏殊之邀在此讲学，史称“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晏）殊始”①。北宋官府兴办州府学后，景祐二年（1035）将应天府书院作为应天府府学。嵩阳书院，最初赐名于至道二年（996），后废；景祐三年，河南府新建太室书院，赐名嵩阳书院。至道三年，衡阳（今属湖南）人李士正讲学于石鼓书院，书院名声大振。此外，茅山（今江苏南京茅山）书院，亦颇有名。这些书院大多得到朝廷的资助与奖励，如赐额、赐书、赐学田等，也有私人捐赠学田和房屋。书院规模较小，学生数十至数百人。北宋中期以后，书院逐渐衰落。南宋时，州县学衰落，而新儒学“宋学”的理学派受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影响，书院成为理学派宣扬理学的场所，书院大兴。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乾道元年（1165），潭州知州刘珙修复岳麓书院，理学家张栻主持教务，成为理学湖湘学派的基地。绍熙五年（1194），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派理学家的书院相继而起，如理学心学派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理学婺学派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300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宋代州县学、书院虽盛，但进入州县学、书院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仍主要从家馆或塾师设馆等私学中学习。而应聘为家馆、学馆教师及自设学馆授徒，是宋代贫穷士人取得生活经费及复习应举的重要途径，也是被贬或居丧守制官员经常进行的活动。北宋王安石居丧在江宁时讲学，南宋汪应辰被秦桧逐出后“居常山之永年院”，“益以修身讲学为事”②，只是事例之一二。南宋陈亮在宋孝宗初年“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主要为传布其学说；而淳熙十二年（1185），“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①，则是普通士人自设私学以取得生活经费来源的事例，而且是以启蒙教育为主。宋代的启蒙教育，除了年龄稍大的开始学习经书外，初学识字后，大都学习《千字文》、《百家姓》之类，南宋朱熹弟子陈淳为其子编写三字②《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6、7。

①《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

②《宋史》卷431《孙奭传》，卷432《刘颜传》、《石介传》、《李觏传》，卷457《种放传》、《万适传附田诰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正月庚申。

一句的《启蒙初诵》，实是后来广为普及的《三字经》之先声。《三字经》托名南宋王应麟编，或称区适编，为初识文字之书。而吕本中编《童蒙训》，是“其家塾训课之本”；朱熹编《小学》，意在“受之童蒙，资其讲习”，都是稍识文字之后的启蒙之书①。南宋学者相继编撰识字、启蒙教材，促进了宋代初等教育的发展。

①《宋史》卷387《汪应辰传》。

第四节　辽代的科举与学校

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科举制

耶律阿保机建国前曾多次征战燕云地区，接触了中原文化。他本人懂汉语，并有借助儒家思想维护统治的政治倾向。太子耶律倍更加热中于汉文化。所以，辽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契丹和汉文化共同发展的倾向。辽太祖时，创制了契丹文字，与汉字并行于境内。

在官员的选用方面，科举是汉人、渤海人入仕的途径之一。会同年间，从后晋得燕云十六州地。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之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士，曾举行科举考试，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进行选拔。历仕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五朝的汉官室昉，就是会同初登进士第的。

辽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过程。会同年间，在燕云地区举行的科举，是一次为选拔汉官治理汉地的权宜之计。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②，才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科举渐成定制。太平十年（1030），“诏来岁行贡举法”，制度已趋健全。统和二十七年（1009）和统和二十九年（1011）的“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和“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③，是殿试的开端。以后兴宗重熙五年（1036），“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①，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举行殿试。

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自会同初至统和六年（988）无定期，为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临时措施，权宜之法。

统和六年至重熙元年（1032），大抵每年举行一次，重熙后为三年一次。前者为沿袭唐制，后者则是受宋朝的影响②。其程序“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省试由礼部贡院主持，按成绩分甲、乙、丙三科。合格者以“喜帖”书其姓名。

考试科目在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则借鉴宋朝，“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③。终辽之世，重词赋，轻经、律，故律科进士为数很少。道宗朝，曾设贤良科，应试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辽代的科举专为选汉官、取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对契丹人参加科举限制甚严。辽国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但他们却多不是进士出身。重熙中，季父房耶律蒲鲁虎应试及第，为有司告发，其父耶律庶箴以“擅令子就科目”，被处以鞭刑。至道宗朝，有白霫进士郑恪，天庆五年（1115）又有契丹进士耶律大石等。可见，至道宗朝，对契丹、奚、霫等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放宽。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

②《宋史》卷436《陈亮传》；《陈亮集》卷20《（答朱熹）又乙巳春书之一》。③《四库全书总目》卷92《童蒙训》；《朱文公文集》卷76《题<小学>》。①《辽史·景宗纪》。

②《辽史·圣宗纪》。

③《辽史·兴宗纪》。

学校在实行科举的同时，辽代也设立学校培养人材。太祖、道宗时，分别于两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教授上京、中京国子学生徒。太宗于南京设太学。圣宗曾赐南京水硙庄一区，以助学养士。五京州县也设有学校。“蕃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①。道宗清宁元年（1055），诏设学养士，并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不仅契丹、渤海、奚、汉人子弟可入学学习，到圣宗朝，高丽也曾遣童子入辽学习契丹语。

辽朝诸官员，除选自宗室、外戚、诸部贵族有功劳、有能力者外，科举又为汉人和渤海人提供了入仕的途径。虽然通过科举做官者只占辽国官员的十之二三，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科举取士扩大了辽朝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境内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汉文化和儒学的传播。

①参见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五节　西夏的科举与学校

以“蕃学”、“儒学”取士

西夏建国之初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景宗李元昊始建“蕃学”，作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途径。史载：“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遣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持。”“蕃学”的学员是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②，实际上“蕃学”已具有科举取士的性质。

夏崇宗时期，李乾顺“命选人以资格进”，规定“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①，这又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西夏宗室李仁忠、李仁礼，因“先世之功”，又“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都被进官封王。大约在崇宗时期，西夏已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仁宗时期的名相斡道冲，经科举进入仕途，任国相十余年。史载其八岁中童子举，约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1127—1135）。

史书记载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始见于仁宗时期。人庆四年（1147）“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②。可见西夏设童子科，科举取士在此之前已实行了。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早在西夏建国初期的“蕃学”中，就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儒家经典《孟子》、《孝经》、《尔雅》及《四言杂字》等。毅宗李谅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请“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供西夏人学习。仁宗李仁孝又曾派遣使者到金朝，以重金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并于人庆三年（1146）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①，令各州、郡建庙祭祀。西夏至仁宗以后，科举取士几乎成为升官进爵的主要途径。根据史书上留下的零星记载，如仁宗时的名臣斡道冲、高逸，神宗时的名臣权鼎雄，献宗时名臣高智耀等，都以进士升入官途。夏神宗遵顼为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他“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桓宗天庆十年（1203）三月，“廷试进士唱名第一”②，后被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西夏于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仿唐宋制度设翰林学士院，所选之人亦是通过科举选拔的，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神宗时的权鼎雄即“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已见于史书记载的西夏翰林学士有仁宗时的王佥、焦景颜、杨彦敏、刘昭、王师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时的李国安、张公辅；襄宗时的梁德懿；神宗时的权鼎雄等。此外，襄宗时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献宗时徽猷阁学士李弁等，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

西夏的科举取士延续到国亡，史载夏献宗乾定三年（1224）“三月，策②《契丹国志》卷23《试士科制》。

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②《西夏书事》卷13。

①《西夏书事》卷32。

②《西夏书事》卷36。

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弟”③。但高智耀见蒙古军已兵临城下，国将亡，不受官职，后隐居贺兰山中。献宗“策士”的前一年，宗室李桢随父避乱到金国时，还“应经童试中选”，可见科举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

学校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五月，始建学校，名为“蕃学”，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同时在国内各州也设立“蕃学”，置教授训导。李元昊建“蕃学”，其本意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故主要学习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用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但儒家经典的内容与精神，则通过“蕃学”直接灌输，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儒学学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时期，由于西夏封建国家的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儒学人才。为此崇宗准备向宋朝学习，建立学校。他通过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奏请西夏建立汉学的重要：“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夏贞观元年（1101），崇宗“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①。到仁宗时期，西夏学校制度迅速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夏设立的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小学，即州县所设学校。人庆元年（1144）六月建，全国有弟子学员3000人。

（二）宫学，又称小学、内学，设于宫禁中。人庆元年六月初建，五年三月复建，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孙7岁至15岁者入学，仁宗与皇后亲为训导。（三）太学，人庆二年七月建，尊孔读经，由仁宗亲临释奠，并对学员给予赏赐，故地位较高。

仁宗于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②，将孔子抬到了极高的地位。

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汉文史籍无考。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首《新修太学歌》，全文共27行。诗歌内容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宗时期新建太学的一些材料。据考证，这是一首对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重建太学的赞美诗。诗中开首说明西夏建立太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所谓“天遣文星”，使“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以便治国安邦。其后描述太学建筑的形制和功用，如“沿金内设窗”、“顺木处开门”、“冬暖百树阁”、“夏凉七级楼”等，可能是继承和模仿中原汉唐传统的“太庙”而建。诗歌中有“夙兴拱手念真善，住近纯佛圣处”之句，似乎太学中还有诵读佛教经典的课程。西夏笃信佛教，仁宗时期是西夏佛教的极盛时期，在西夏儒学中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39、42。

②《西夏书事》卷42。

增设佛学课程，或许是西夏学校的特色之一①。

①《西夏书事》卷31、36。

第六节　金代的科举与学校

科举制度

金代科举之制，略如辽、宋。太宗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因为急欲得到汉族士人来统治新归附州县地区的汉族人民，始开科举取士，初无定额，也无定期，天会二年一岁中两次举士。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词赋考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考经义、策论各一道。五年，占领北宋河北、河东后，因为职员多阙，再加上辽、宋制度的不同，下诏南北各因其素常所习学之业取士，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1138）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始增设殿试制度，而且更定试期为三年。贞元元年（1153），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金史·选举志》记载：“（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实际上海陵王罢南北选，统一科举制度，不是在天德三年，而是贞元二年。《金史》记载贞元元年时尚分南选、北选，《三朝北盟会编》卷144引张棣《金虏图经》：“次举又罢经义专经神童，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海陵王首举的时间是天德三年，而于次举的贞元二年时，才并南北选为一。金为女真人创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叫做策论进士。大定四年（1164），世宗先后从猛安谋克选子弟为学生，诸路至3000人。九年，选其异等者百人到京师，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和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30多人。到十年，开始议行策选的制度，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会试和御试。其试期与汉进士同是三年一试，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徒单镒以下27人中选。十六年，又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直赴御试。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子，直赴会试。章宗明昌初，又设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弘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

初时有词赋、经义、同进士、同三傅、同学究五等，后改为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之举人。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都能中选，则与之官。与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儒臣有功和处士有学行而被荐举的，得特命及第，谓之“特恩”。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定三月乡试，八月府试，翌年正月会试，三月廷试。章宗明昌元年（1190），诏免乡试；二年，定诸路府试之地，及考官员数。考官员数，以应试之人多寡来定，府试则以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余为同考试官；会试则以一人为知贡举官，余为同知贡举官。又定女真进士限丁的制度，凡户只一丁的，不许应试，两丁许一人，四丁许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

所试科目规定：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策论进士（此科专选女真人），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后改为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后又于经内出题加试，凡府试则先试射。律科，在法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以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后又试《论语》、《孟子》小义一道。经童，或诵《论语》诸子，或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或试诗赋，或试行草。制举，试策。宏词科，试诏、诰、章、表等杂文，于举进士之年试之。武举，始于熙宗时，章宗定考试制度，试射贴、远射、射虎、刺板、问律。

金代科举的监检制度很严。科举考试专门派遣军队监督、弹压和巡护。

大兴府（今北京）则差武卫军，其余府则于附近的猛安内差摘，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则差顺阳军。凡是府、会试，每四个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人，都是用那些不识字的，以护卫十人，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搜检制度尤为严切，乃至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因为这种过分的搜检不合对待士人之礼，所以，大定二十九年就曾依以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使之更换，既可以防滥，又不亏于礼。

金朝科举，其弊已甚。元好问说：“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①刘祁也说：“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如何，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补外。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②其陋弊可见。金朝入仕之路最广，而且出于任子的十之四，大定后纯用任子。“是后推酤日广，风俗堕坏，六七十年间，遂有愚贤固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泯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①。

学校与书院金朝开始就重视文化教育，太祖时其言已文，太宗时兴学校，设科举，中经熙宗、海陵，到世宗、章宗时，“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②。崇文养士，庠序日盛。

金代学校分汉人学校、女真学校和官学、私学。于朝廷设太学，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设国子监于上京，置汉人国子学。世宗大定六年（1166），置汉人太学。大定十三年，始置女真国子学；二十八年，又置女真太学。另外置司天台五科，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太医院医学十科。国子学、太学隶属于国子监，司天台五科隶属于秘书监，太医院医学十科隶属于宣徽院。

金代地方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乡学四级。金初，逐渐恢复和新建一些地方的府学、州学和县学。金世宗、章宗时，在恢复和新建地方学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金朝特点的地方学制。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参阅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①《遗山文集》卷17《闲闲公墓铭》。

②刘祁：《归潜志》卷7。

一是京、府、节镇、防御州学。世宗大定十六年，诏京府设学养士。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养士，置府学24，节镇学39，防御州学21，女真府州学22。被称为“京府镇州之学”。诸府、诸节镇、诸防御州各置教授一员。

二是附于京府的刺史州学。刺史州学官府不置教授，“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③。当是由京府所管的地方学校。

三是在外县的县学、乡学。元好问把乡校与私塾分别开，乡学当是地方基层主办的学校，收乡里子弟入学。

金代私学除进行儿童的启蒙教育以外，也有专门研究学问的高等教育。

金继辽及北宋设家塾。如王去非、赵质、曹珏、薛继先都因为科举不第或隐居，而“家居教授”、“教授为业”、“课童子读书”①。史天倪祖伦于“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②。另外，也有的以其专业和专学而执教的，如耶律固、刘■皆金之名士，置馆门下传教。一些名士大夫出其门下。高仲振入居嵩山，以《易》及《皇极经世》学授弟子，王汝梅以法学和经学教诸生，杜时昇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学”教后进。①金之州县有学校，亦皆有孔庙。熙宗时建孔子庙于上京，盖只立庙。章宗明昌元年（1190）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1204）二月，“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②。《金史·任天宠传》：“再迁威戎县（今甘肃静宁南）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金制有学亦有庙，而所重在庙，此影响后来的元朝。

金朝学校大发展在世宗、章宗时期。当时办学思想，从世宗的一段话中可知：“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③说明世宗主张教育重在实学，学则必用，学汉文化与学女真旧俗并重。

金代学校经费大抵恃钱米、学田。章宗泰和元年，“更定赡养学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④。国家还规定：“学田，租税、物力皆免”。“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⑤。在地方也有私人以田赡州学的。虽然如此，但学田所入仍多供教官私用，而家贫入学的尚不免贫困。

学校对学生名额、入学资格、年龄、课程、考核及黜陟，都有规定。以太学为例，入学资格及名额规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150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250人。教学内容分经、史、子三大类，而以经史为主。教材统一由国子监印行，发给各校使用。考核规定：三日一会课，作策论一道，又三日③《遗山文集》卷27《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①《归潜志》卷12。

②《遗山文集》卷32《寿阳县学记》。

①《金史》卷127《王去非传》、《赵质传》、《薛继先传》。

②《元史》卷147《史天倪传》。

③《金史》卷127《高仲振传》、《王汝梅传》、《杜时昇传》。

④《金史》卷9《章宗纪》一，卷12《章宗纪》四。

⑤《金史》卷7《世宗纪》中。

作诗赋各一篇。三月一私试，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黜陟规定：“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①此外，还规定休假、请假等制度，遇旬休、节辰都有假，学生有病给假疗养，省亲远近则给程。遭丧事一百天后求入学者，不得参与释奠礼。

①《金史》卷11《章宗纪》三。

第十二章 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一节 五代、宋的社会风俗

五代、宋代的社会风俗，虽只是当时的风俗，但不少风俗对后代影响很大，其中节庆大多沿自前代，也有不少风俗创自宋代，如北宋的爆竹（火药）、南宋的烟火，影响及于今日；宋代的冬至吃馄饨，实是今日北方冬至吃饺子的先声等。而今日看似平常，如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止，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人们普遍使用桌、椅、凳等，这些在五代以前是无从想象的，是中国古代人民社会风俗在宋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奠定了今日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②。

朝市、夜市：“坊市制”破坏后的新习俗唐代城市实行“坊市制”，坊（里）是居民区，每城设一二处“市”，个别的设三“市”，市为工商区，区分严格，各有围墙、街鼓及坊、市门，定时开关，“日暮，鼓八百声而（坊、市）门闭”，禁止人们外出；“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③，人们开始活动，工商业也进行营业。而地方上“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于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约合1小时40分）击钲三百下散”①。经唐末、五代到宋代，从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坊（里）市制”，终于破坏无遗，居民区“坊、里”与商业区“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被完全打破，行动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止①。不仅城里随处可以开设商店，农村的镇和城外近郊的草市也可开店营业，而且唐代首都白天全天营业，州、县城下午营业的城镇居民生活习俗也被打破。宋代商店营业的时间完全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大多是天明后营业，天黑前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坊的营业时间更长，尤其是繁华的城市自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营业，形成城镇居民划时代的新的生活习俗，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如北宋首都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州桥、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②。南宋首都临安，更是“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更）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②《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③《金史》卷51《选举志》一。

①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认为垂脚高坐“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的看法（《中国全史》观点同），欠妥。

①《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左右街使》。

②《唐会要》卷86《市》。

③。城镇居民生活习俗的改变，促进了商业发展与城镇的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著作中，还记载了宋代人大量的饮食习俗。起居：由“席地而坐”到使用桌、椅、凳五代、宋代是唐代以“席地而坐”为主向普遍使用桌、椅、凳、杌（兀）子（方凳）等高起高坐起居方式转化的时期，北宋中期以后已大体与现代近似。北宋初乾德二年（964）前不久，曾发生了与起居有关的朝仪方面历史性变化的事情，“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④，唐及五代皆行其制，北宋初任用后周大臣范质等人为相，仍沿用旧礼，传说当范质等人起立奏呈奏章时，宋太祖密令去座，奏毕回时已无座，宰相“坐而论道”之礼遂废，常朝时宰相立班为后世沿袭。宰相此时之座还不是椅子。椅子起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7）景延广向出帝进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①。后周礼部侍郎窦仪“于堂前雕起花倚（椅）子二只，以祗备左丞洎太夫人同坐”。但椅子只有尊长及老人使用，正式场合未使用椅子及与之配套的桌子等。宋太祖时“使相”赴上仪（就职仪）时，于中书都堂（政事堂）“逐位（使相）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是仪式的一部分②。这说明宋初官员正式场合使用的是“牙床、小案子”。宋太宗大宴群臣时全都就座，都指挥使以上坐于殿上，“宰相、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蒲墩，都虞候以上坐于朵殿，其余分坐两廊，“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席地而坐③。至少直到宋仁宗时，皇帝在正式场合仍未使用椅子，皇帝御座称为“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以龙卷之”，实是一矮榻。皇帝出行时以一内侍抱驾头于马上前导，嘉祐六年（1061）因内侍坠马，跌坏已传四世的驾头，以后改为四人抬①。欧阳修记载当时婚礼，两椅相背置马鞍于其上，说明其时民间已使用椅子。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夫妻对坐宴饮图》壁画，更有了具体的桌椅图像，为矮背无扶手椅子，主人脚下另有“踏脚”。宋徽宗出行时也已改用椅子，称为“金交椅”（金饰或涂金），由御龙直执携，而“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②。北宋末年著名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内有大量桌子和条凳。只有进城第一家（上侧）一先生（或店主）坐一椅，及“赵太丞家”有一空椅，似都是“交椅”，类似现代的折椅，说明还不普及。南宋理宗时，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交椅“自来只有栲栳样”，说明“交椅”已是圈椅，已有扶手及矮靠背，秦桧时“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作为高靠背添在交椅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说明大臣们都坐椅子，时称“太师样”，后世称为“太师椅”。吴渊是宁宗时人，张端义说吴渊所创则有误，但岳珂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③宋代城市情况的变化，参见本编第五章《城市和镇市》第二节《城市制度》。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3。

①吴自牧：《梦粱录》卷13。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

③《新五代史》卷29《景延广传》。

①丁谓：《丁晋公谈录》。

②李攸：《宋朝事实》卷12《仪注》二。

秦桧迁居新第，优伶进行庆贺演出时，有“一伶以荷叶交倚（椅）从之”，“尔但坐太师交倚（椅）”③，可见南宋初确已有此类高靠背的太师椅。南宋皇帝的“平辇”，“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孝宗为高宗造的“七宝辇”，“中设香木御坐，引手为转身龙，靠背为龙首”④，御座为有扶手靠背龙椅，与后代相似，已不是驾头。南宋皇帝出行时，不仅有“快行家”“手执御校（交）椅”，御龙直“执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等，实际使用的是坐椅；而“驾头用朱红圆兀（杌）子一只，以绣袱盖，閤门捧于马上，二边各有从人扶策”，实际已只是“仪物”而非实用。皇帝设宴时，也已是“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矮偏凳坐物”，已没有北宋初的席地而坐。说明北宋晚期以后，君臣百姓（主要是男子）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和桌子，这与北宋前期皇帝坐“驾头”矮榻，官员坐墩或坐“席”上，以及“就牙床、小案子判案”，有着根本区别。但在有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在紫沿席上①，说明“席地而坐”，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陆游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②，说明到南宋初男女都可普遍使用椅子等，这是中国古代在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化。

服饰赭、黄为皇帝专用色，后汉乾祐三年（950），郭威“澶州兵变”时，将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成为以皇帝专用颜色象征皇帝的事例；而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有计划进行“陈桥兵变”时，则已是用事先做好的“黄袍加太祖身”③，“黄袍加身”遂成为夺取帝位的同义词。皇帝也常服绛纱袍、红衫袍等，宋代以黄、红为皇帝专用色。官员公服（常服）的服色以官品（寄禄官、阶官）高低，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分为紫（深紫）、绯（大红）、绿、青四色，元丰元年（1078）改为紫、绯、绿三色，紫、绯服分别加佩金、银鱼袋，高官可服低级服色，低官则不得服高出本级的服色。但可按规定服高一或二等服色，称为“借绯”、“借紫”，而按年限及特旨服者称“赐绯”、“赐紫”。五代、宋代的品官还另有朝服、时服、祭服等，服饰上更有许多烦琐的品级区分。

北宋初，庶人只许服白色，“白衣”作为无官职人的代称，太平兴国七年（982）增加了皂（黑）色，皂、白二色成为庶人、不入品的流外官吏、公人等的专用服色。宋代庶人习惯服紫色，端拱二年（989）规定不得服紫色，到至道元年（995），“帝（太宗）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④。宋代的服色禁令只针对男人，且皆指纯色及纯色为底色的“遍地密花”。小儿和妇女不在禁服之列，甚至可以服用“诸僭拟乘舆服用”的“纯以红、黄③《宋史》卷148《仪卫志》六《驾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壬辰。说明“驾头”是一无靠矮榻，而且不太大。

④《东京梦华录》卷6。

①岳珂：《桯史》卷7《优伶诙语》。

②《宋史》卷149《舆服志》一。

③《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卷1、3。

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为衣”①。

宋代君臣都可头戴“幞头”，幞头本是一种头巾，北周创设时“以软帛垂脚”，隋代改为桐木，唐代“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宋朝“君臣通服平脚”，皇帝有时“服上曲（脚）”。“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②，即是宋代君臣常戴的“官帽”。至于《东京梦华录》所载：“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皆是禁军殿前司所属诸班直，皇帝出行时的导从仪卫，属仪仗队性质，他们所戴幞头脚的形式不同，则与通常所说的官员官职级别无关①。百姓所戴幞头高不得过二寸五分，通常都戴帽或抹额（束在额上的头巾）、裹巾。腰带的玉、金、银、犀角为各级官服用，百姓及吏则用铜、铁、角（牛角）、石、墨玉带。各行业有自己特殊的服饰，北宋首都开封“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南宋临安则稍有变化，如质库掌事已加裹巾。但到南宋晚期，“淳祐以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②。

南宋初因战事频繁，军校服紫衫便于行动，士大夫、官员也普遍服用，后来宋高宗一再申严禁止，遂改服白色的凉衫，也称白衫，形制同紫衫；孝宗初年，又禁服白衫，只用于丧服，官员仍服紫衫。北宋时，士大夫交往常服的帽衫，乌纱帽、皂罗衫、角带、系鞋，南宋时只作为冠、婚、祭服，而国子生仍服用。又有以白细布做成的襴衫，“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③，进士及国子生、州县学生服用，帽衫、襴衫类似后代的学生服。此外，宋人还有许多常用服饰，如“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背子“今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裤褶”，上服褶下服裤，“近代服之，无定色”；“汗衫”，也称中单④。

婚仪五代时，刘岳《书仪》的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是据“当时流俗之所为”记载的。北宋中叶已变为“当婚之夕，以两倚（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是婚礼中的盛礼①。

宋代婚礼大体是先经媒人，女方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经过问卜等认为吉利才回草帖子，然后过“细帖”也称定帖。写明三代、父母存亡及男方生辰、官职等，如果是“入赘”，则要在细帖中写明，并列出随带的房地产及金银等。女方回的细帖要列出嫁妆及随嫁的房地产等。其后进行“相①《旧五代史》卷110，后周《太祖纪》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②《宋会要辑稿》舆服4之5。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又，此前论著似未论及男女服色的区别等。②《宋史》卷153《舆服志·幞头》。

③《东京梦华录》卷6。有些论著认为天武官等幞头脚形式不同显示官职级别的差异，欠妥。④《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8《民俗》。

①《宋史》卷153《舆服志·士庶人车服之制》。

亲”，由男方亲人到女方进行，相中即以钗插髻中，称为“插钗”；如不中意则送一二匹彩缎，称为“压惊”。插钗以后，男方下定礼，女方回定礼，以男方所送酒的一半回送，并以空酒瓶（樽）两只盛清水放入活鱼三五条，箸（筷）一双放入瓶内，称为“回鱼箸”；南宋时为金鱼四条、箸一双、葱二株，富户以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放入空酒樽内，外加彩帛二卷以表示为生葱。其后节庆时送礼，称为“追节”。定下婚期后要“下财礼”，女方无力自办嫁妆，则男方除送首饰衣帛外还须送钱，称为“兜裹”。婚前一日女方先到男家铺设新房，称为“铺房”。娶亲日男方备车、花檐子或轿迎亲，女方给“利市钱”，称为“起檐子”，才出行。到男方门前，从人及办喜事人又要利市钱，称为“栏门”。又有人执花斗，内盛五谷、钱、果，望门而撒以压煞神，称为“撒谷豆”。新娘下车、轿后踏青布条或青锦褥而行，前有一人持镜面对新娘倒行，先跨马鞍及秤，进门后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称为“坐虚帐”；或直接进入新房内坐于床上，称为“坐床富贵”。女方的送客饮三杯五盏而回，称为“走送”。北宋末及南宋初，还于中堂设榻，上置椅子（无马鞍）称为“高坐”，新郎坐上后三请后下坐，后废此礼。新房的门挂下端碎裂的彩帛，新郎入门，众人争扯彩帛小片而去，称为“利市缴门”。又用红绿彩缎二端各做一“同心结”，男挂于笏（或槐筒）倒行，女牵于手相向而行，称为“牵巾”；南宋又请男家双全女亲用秤或机杼挑去新娘盖头，出拜家庙、参礼诸亲，再由女倒行牵回房，行对拜（交拜）礼后坐床，礼官以金银钱、彩钱、杂果撒掷，称“撒帐”。男左女右各留少些头发“结发”，称为“合髻”。又用两盏以彩结（同心结）连结，互饮一盏，称为“交杯酒”，也称“交卺礼”。以盏一仰一覆压在同心结上放于床下，俗称“大吉”，大家贺喜后掩帐。新人换妆后再到中堂参谢亲人、舅姑后，再入礼筵饮酒，婚礼结束。北宋时，次日五更向桌上镜台的镜子展拜，称为“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献上鞋、枕等称“赏贺”，尊长回赠称“答贺”。女婿往参妇家称“拜门”，次日即行的称“复面拜门”。第三日，北宋时女家送彩缎油蜜蒸饼，称“蜜和油蒸饼”；南宋时送茶饼、鹅、羊等，称“送三朝礼”。女家往男家作会致酒，称“暖女会”；迎女回家，并以礼品送回婿家，称“洗头”。一月，婿家开筵相庆，称“满月”，南宋称“贺满月会亲”，整个婚仪结束②。

丧俗五代后唐时，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诬即行追勘，并对各级官员、百姓的丧葬仪制，包括明器（随葬品）数量等都有规定。如唐李德裕所说：“生无孝养可纪，没以厚葬相矜”，丧葬之家“生产储蓄为之皆空”，故明令禁止厚葬③。北宋依据五代制度制定丧制。

北宋时，河东地区流行火葬，皇祐五年（1053）韩琦任并州知州后曾禁止火葬。南宋时，东南地区也流行火葬，“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而且“日益②高承：《事物纪原》卷3《衣裘带服部》。

③欧阳修：《归田录》卷2。椅本作倚，后才改从木旁，倚并非误字。

炽甚”。绍兴二十七年（1157），高宗曾下诏以荒地作为贫民的墓地以抑制火葬。但是，“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因而于次年改为只禁止富户士族进行火葬，其他人户从便①。

宋代丧葬习俗中，还有人死“以方帛覆面”，以新衣作为“明衣”，而称“赠死者”的衣服为燧，俗称“搭衣架”。在墓圹中置“桐人”，而称随葬的俑为“明器”，在棺中还放有盛有粮食的罂。也沿唐俗丧祭时焚烧纸钱，称为“楮镪”。送葬时“挽郎”手执盖在丧车前后的“翣”，还有人唱“挽歌”等②。子弟守孝三年，官员守孝称“丁忧”，期满后才能再做官。

节庆元旦正月初一，俗称“新年”，也称“年节”、“岁节”、“元正”、“元日”，是第一个重大节日，皇帝进行大朝会以庆贺，接受邻国使者的朝贺；百姓穿新衣，互相庆贺，家家宴饮，吃■（汤饼），夜晚赏灯，南方还放爆竹，南宋时首都临安还放烟火①。

立春从首都到各州县都要造土春牛，南方兼造土耕夫（牧牛人、芒儿），在府、县衙前以彩杖鞭“春牛”；还制作小春牛出卖、赠送以示丰收之兆。南宋百姓争夺土牛肉（碎土），称宜蚕、宜田兼治病，土耕夫则移入土地庙。元宵正月十五日，亦称上元、元夕、元夜。元宵点灯，唐代、五代不常举行。后梁开平三年（909），梁太祖在西都洛阳诏：“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乾化二年（912），首都开封首次于“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彩灯”，则只是一夜；而且是“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②。宋建隆二年（961）元宵，首次点灯，后通常为三夜。乾德五年（967），首都开封增为五夜（十四至十八日），各地方仍为三夜。宋太宗时张詠任益州知州，暗增十三日夜灯，称为挂塔。以后杭州、益州首先增为五夜，其他财力富裕的也多增为五夜；南宋时则都为三夜。南宋灯品以苏州、福州为最好，新安（今安徽歙县）虽晚出，精妙绝伦。

清明节、寒食节寒食节的第三天为清明节，寒食节前做好饭食，这三天不生火煮饭而“寒食”，也称“禁烟节”、“冷烟节”，是第二个重大节日。寒食节是百姓“野祭”扫墓的节日，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出洛阳西郊望帝陵方向进行“望祭”，是仿民俗进行的，称为“破散”，为其后帝王所沿袭，并烧衣服、纸钱。北宋时放假七日，南宋则放假五日，纸马铺还有纸制楼阁出售。帝王发宫人及宗室朝陵祭祀，百姓扫墓郊游，南宋首都临安市民还乘船游西湖及看龙舟。北方“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而“绍圣以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寒食）”。

端午节亦称端五，五月初一为端一等，初五为端五。也称重午节、浴兰令节，古有“蓄兰为沐浴”，及于午时取井水沐浴以避疫气；北宋首都开封则以桃柳心之类烧汤沐浴。节日食品有粽子、枣糕、菖华（菖蒲）酒，以①参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梦粱录》卷20《嫁娶》。

②《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

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2《禁焚尸》；《宋史》卷125《礼志·士庶人丧礼》。②参见《事物纪原》卷9《吉凶典制部》。

及香糖果子、糖蜜韵果、水团等。粽子有角粽、锥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除黏米外，有的加枣或糖，以及松栗、胡桃（核桃）、姜桂、麝香之类。以艾人钉在门上，买张天师像，用泥和草做张天师，以艾为头、蒜为拳，置于门户上。或买用采帛制成的小符戴发髻上，称为“钗头符”等，皆用以辟邪，楚地还有龙舟竞渡。

中秋八月十五日，也称“月夕”。北宋首都开封“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螃蟹、石榴、梨、枣、栗等新上市，家家团圆欢宴赏月，直至深夜，有的通宵达旦。南宋首都临安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观看浙江潮，直至二十日，以十八日最盛；中秋夜还在浙江上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烂如繁星。

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也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人们赏菊和出外登高，以茱萸插头以辟邪，以粉面蒸糕，加枣、栗，也有加肉的，有面糕、黄米糕、花糕，上插小彩旗以赠送。天明时以片糕搭小孩头上称“百事糕”，祝“百事皆高”；又于糕上放“小鹿”数枚，称为“食禄糕”（意为预祝做官）。

冬至节与寒食、元旦为北宋三大节日，南宋则与元旦（年节、岁节）

为两大节日，号称“亚岁”，冬至前夜为“冬除”，也称“二除夜”。“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时，“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元旦）仪，而都（临安）人最重一阳贺冬”，商店停业三天以庆贺，称为“做节”；人们互相送礼，因离年节较近，以致有的到元旦时相互送礼还不如冬至，有“肥冬瘦年”之谚。冬至有吃馄饨的习俗，有的一碗有十多种，称为“百味馄饨”，有“冬馄饨，年■饦（汤饼）”之说。

除夕、交年节十二月三十日，也称除日、除夜、岁除，也称为大节夜；而称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也称交年节。交年节为“新旧更易”，送故迎新，“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涂灶门，谓之醉司命”。商店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以备民户除夕之用。这天要打扫房屋，有“交年日扫屋，不生尘埃”之谚。晚上在门后、床下、厕所点灯（除夕相同），称为“照虚耗”。南宋于二十五日煮赤豆粥祭食神，称为“人口粥”。

除夕，五代后蜀各宫门也钉桃符；宋代进行扫除，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备香花供物迎神，皇宫还有装扮钟馗、灶神、土地、门神之类，驱祟出宫城外，称为“埋祟”。节日食品有各种果品、十般糖、澄沙团等。燃放爆竹，声震如雷；南宋还放烟火，家家围炉团坐，通宵达旦，称为“守岁”。

其他节日二月初一日“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南宋民间还以青囊盛百谷、果相赠。二月十五日，两浙有“花朝节”，南宋首都临安人纷纷出城赏花。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也称佛生日，各地寺院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称为浴佛水，以铜佛像浸在小盆内糖水中。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儿童女子皆穿新衣，于庭院列香案、酒果，令女郎列拜，称为“乞巧”。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僧寺作盂兰盆斋会，焚烧衣服纸钱；家家祭祀祖先，人们大多吃素，屠户亦停业。此外，还有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皇帝生日等不少小节日。

第二节 五代、宋的宗教

佛教

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岁以上，女1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③。共废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①北方的佛教发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①。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③参据《东京梦华录》卷6至10；《梦梁录》卷1至6；陈元靓：《岁时广记》。①《五代会要》卷12《燃灯》。

①《五代会要》卷12《寺》、《杂录》。

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②。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发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③，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大法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首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①，创云门宗，云门宗首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②。“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③，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①，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太平兴国五年（980），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1）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110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陆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

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于宣和元年（1119）废佛入道，改寺院为道观，改佛、菩萨为金仙、仙人、大士，和尚为德士、尼为女德等，②《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九月。

③《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僧义寂传》；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②《宋高僧传》卷12《义存传》。

③《十国春秋》卷66《僧如敏传》、《僧文偃传》。

①《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5。

但次年即恢复佛教。五代北宋初，“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②。雍熙二年（985），“诏自今经业精熟者，方许系籍”③，“系籍”即有“度牒”，以控制僧侣的数量。僧尼数量才逐步减少，天禧五年（1021）为近46万，景祐元年（1034）为43万多，庆历二年（1042）为39万多，熙宁元年（1068）为25万、十年为23万人，主要是自然减员，每年死1万人左右。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过犯、文身，男19岁以下、女14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童行”是道佛两教出家者未剃（披）度前道童与行者的合称。行者（18岁）、尼童（15岁）经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道童须经“披度”，合称“披剃”）受戒才给度牒，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宋朝廷发放“度牒”的数量，自“嘉祐（元年，1056）至治平（四年，1067）总十三（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元年，1068）至今（八年，1075）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①，前期每年为6500多道，后期为11100多道。通常“行童”十人中每年许一人“剃（披）度”，有时采取每僧百人、尼五十人、道士·女冠二十人“披剃”“童行一人”，由于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②。

宋代佛教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自唐末五代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到宋初，已只有临济、云门二宗盛行，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云门宗怀澄门人慧南，后师临济宗潭州石霜崇胜寺楚圆（慈明）禅师，北宋景祐三年（1036），在洪州黄龙山宣扬禅宗，创“黄龙派”，亦称“黄龙宗”，禅法兴盛。慧南的同门方会禅师“辞（楚圆）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山，宣扬禅宗，也称杨岐禅师，创“杨岐派”，亦称杨岐宗，庆历六年（1046）移住潭州云山海会寺。杨岐、黄龙合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也称“五宗七家”。南宋时，禅宗只有临济宗兴盛，黄龙派于淳熙十四年（1187）后由日僧荣西传往日本，此后黄龙派日渐衰落；杨岐派也于庆元五年（1199）后由日僧俊芿、辨圆先后传往日本，南宋后期的临济宗实即是杨岐宗。宋代禅宗最盛，其徒先后撰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南宋末淳祐十二年（1252）释普济对五书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为唐宋禅宗史与语录集。

净土宗，五代末吴越禅宗法眼宗延寿禅师，后住杭州永明寺，创禅宗、净土宗合行说，著《万善同归集》，前后度弟子1700人。宋开宝七年（974，时吴越尚未归宋）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杭州昭庆寺净土宗省常于宋太宗末年在西湖边结莲社（后改易行社），入社的信众百余人、僧众达千余人；此后佛教结社念佛遂成风气。宋代净土宗常依附于禅宗、天台宗、律宗。天台宗自五代时吴越义寂再兴后，义寂同门杭州慈光院志因的弟子晤②《宋朝事实类苑》卷1。

③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①《宋朝事实》卷7《道释》。

②《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4。

恩，于北宋初著书否定《金光明玄义》是智■的真作，而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也著书驳斥，知礼的弟子遂自称为“山家”，而贬称晤恩的弟子为“山外”，斥为不纯，“山外”派不久即衰，南宋天台宗（山家）僧志磐于咸淳五年（1269）完成以天台宗（山家）为主的佛教史《佛祖统纪》。

律宗自分为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三家后，到五代、宋代已只有南山宗单传，吴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师赞宁专习南山律，有“律虎”之称，奉诏于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传》，主要录唐（高宗时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传记著作。宋仁宗时律师允堪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今浙江嘉兴）精严寺建戒坛度僧，律宗复兴，著有《会正记》，后称“会正宗”。再传弟子元照活跃于北宋后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说讲律，著《资持记》，后称“资持宗”，后此宗独盛，还东传日本，南宋理宗时有著名律师临安闻思。

华严宗，因是唐代贤首（法藏）所创，也称贤首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时，杭州慧因禅院净源传播华严宗。元祐元年（1086），原高丽王子义天师承净源，带来久已散失的经疏多种，元祐三年回国，华严宗遂传往高丽。同年，慧因禅院改为教院，弘扬华严宗，时称净源为“中兴教主”。其后，有道亭著《义苑疏》、观复著《折薪记》、师会著《焚薪》与《复古记》、希迪著《集成记》，以注解《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史称宋代华严四大家。吐蕃地区在唐代中叶以前传播的佛教，史称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义与形式，相当于唐开成三年（828），达玛（达磨）赞普即位，不久即灭佛，除边远地区外，佛教基本被消灭。到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复兴，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后弘期”，有“噶当（甘丹）派”、“萨迦（萨思迦）派”、“噶举派”以及佛教密宗“宁玛派”和接受佛教影响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钵教、黑教）等。

道教唐朝奉老子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后梁代唐，道教宫观“例多毁废”。后唐代梁，以继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于都城洛阳建有圣祖玄元庙。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宫殿处”，一一进行修复。后晋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见道士张荐明“礼之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刻印《道德经》颁行。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956）召见华州道士陈抟，六年又于都城开封“新修太清观”，并将濮州一大钟移置观内。五代皇帝除后梁外，大多崇奉道教③。

五代、宋代的汉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传入与道教创立以前所崇拜的诸神，在道教创立以后大多归入为道教诸神。道教并不断创造新的道教神仙，举凡天、地、风、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门神、灶神，无不有神。而名人义士也不断变为神仙，民间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创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张果老（张果）、韩③《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湘子（韩湘）是唐代创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创造的①。

五代时战乱不断，不少士人隐遁山林，道教成为他们的归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张荐明、陈抟外，还有道士郑遨（云叟）、李道殷、罗隐之，“世目以为三高士”①。被后世尊为道家“八仙”之一的吕（岩）洞宾，原是唐末五代的隐士，与陈抟交游。八仙之二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据说原是后晋的武将，后入道，也与陈抟交往，俗称汉钟离，当是后汉时“得道”而称汉钟离，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后汉为后代道徒“遗忘”，而附会为秦汉时的汉代。八仙之三蓝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隐士陈陶，他“以修养烧炼为事”，宋初于市上歌唱“蓝采和，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后世以为蓝采和即是陈陶①。钟、吕二人后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国”帝王也大都礼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聂师道，郡守时咨以郡政，名其山为问政山，时人称之为问政先生，其地归吴后他得到吴王杨行密的宠信。泉州道士谭紫霄，先后受到闽帝王继鹏、南唐后主李煜礼遇。吴越王钱镠为道士闾邱方远、朱霄外，分别建或修太极宫、栖霞宫道观。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汉刘崇重用道士郭无为、闽帝王鏻重用道士陈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对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张守真、方士马韶为其夺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志制造舆论，宋太宗随后即为张守真在终南山建造北帝宫，起用马韶为官。宋太宗还召见陈抟、丁少微、赵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赐道号、紫衣，或修道观，并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向崇奉天帝的辽朝表明宋朝是受命于天，以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的无能，景德五年（100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又制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赵宋皇族的始祖赵玄朗，降临宋廷，追尊之为圣祖；后又亲赴亳州太清宫，祭祀被尊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宫观相继修建，祭祀活动频繁进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②，直至宋真宗死，以“天书”随葬而告平息。道士总人数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1021）以后，均略多于2万人（含女冠，下同），熙宁元年（1068）以后降为1.9万多人。

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郊祀时，徽宗等君臣见到空中楼阁（如是事实，当是海市蜃楼），遂制造天神降临，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高潮，于是访求道教经典，建“道学”，修建道教宫观，塑造老子圣像。七年，道士林灵素又宣说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贯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③。宣和元年（1119），又罢佛教归入道教，次年恢复佛教，但崇道活动仍旧进行。靖康元年（1126），当面对金兵围城之际，钦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击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

①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为沙弥、沙弥尼，再受大戒（具足戒）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①《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

①参考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②《新五代史》卷34《郑遨传》。

③《十国春秋》卷29《陈陶传》。

“龙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箓派分为龙虎宗、茅山宗（上清派）

和閤皂宗（灵宝派）。龙虎宗是张道陵后裔在唐代创建，以龙虎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称天师道、正一道。天圣八年（1030）赐天师道张乾曜为虚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袭先生号”①。北宋末徽宗时，又升龙虎山上清观为上清正一宫。

“茅山宗”创自南齐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渐成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绍圣四年（1097），召茅山（今江苏句容东南）道士刘混康到首都开封主持上清储祥宫道观，赐号洞元通妙大师；元符元年（10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赐名为元符观；次年复归茅山。徽宗时，茅山宗达到全盛时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到（江宁）府，吏观望不敢治”②。

“閤皂宗”亦称灵宝派，创立于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干北）为中心。哲宗时，閤皂宗（灵宝箓），与龙虎宗（正一箓）、茅山宗（上清箓）已同为符箓派三宗之一。

南宋时符箓旧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1239），敕命龙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为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龙虎宗遂成为各道派之首。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围攻鄂州，曾派使密访张大可，这是对张大可是南宋道教首领的认同，元初任命龙虎宗嗣天师主领江南道教①。

此外，符箓派还有临川（今属江西）人饶洞天创于北宋淳化五年（994）

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时南丰（今属江西）王文卿创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于两宋之际的东华派和理宗时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创自南宋高宗时强调忠孝主张三教融合，实为儒道合流的净明道，也称净明忠孝道，这些都属符箓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称丹鼎派）外丹学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过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屡屡发生，故外丹学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内丹学派兴起。北宋中叶张伯端著《悟真篇》，是内丹学派的重要著作。张伯端，号紫阳，亦称张紫阳，后被奉为全真道南宗始祖。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南宋人陈楠，陈楠传白玉蟾，已是南宋中叶。白玉蟾打破此前单传的传统，广收门徒，终于形成道派，称建宗传法之所为“靖”，白玉蟾称碧芝靖、其徒彭耜称鹤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谦称紫光靖。南宗受符箓派影响，自陈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气、神为核心的南宗内丹学亦影响了符箓派，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张兼行“内炼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阳子）创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内丹学派理论。南宗到元初与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渐合流，元代被称为全真道南宗，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尊为南五祖②。内丹学的发展也促进气功学及相关医学的发展，对“宋学（理学派等）”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民间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铁拐（铁拐李）、曹国舅，①《宋史》卷8《真宗纪·赞》。

②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天圣八年五月甲寅。

②《宋史》卷356《薛静传》。

传说都是宋代人。北宋时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人祸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图》中，吕洞宾有女弟子赵仙姑，元代人又说她姓赵名何，赵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时有“跛仙”

遇吕洞宾于君山（今湖南岳阳西），到《混元仙派图》中，有了吕洞宾的弟子李铁拐、曹国舅。曹国舅“并云其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后之弟，故称国舅”。武将曹彬确有孙女（但不是女儿）为仁宗皇后，皇后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灵宫使③，景灵宫原是宋真宗制造的赵姓始祖道教尊神赵玄朗的奉祀宫观，这些或许是后世道徒制造曹国舅为神仙的依据。五代的汉钟离、吕洞宾、蓝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铁拐、曹国舅，再加上唐玄宗时已“得道”的张果（张果老）、韩愈的侄子韩湘（韩湘子）也已于唐宪宗时“得道”，在宋元之际形成为道教的“八仙”。

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喀喇汗王朝，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萨图克在相当于中原五代时，已接受伊斯兰教，其子又定为国教，今日中国的新疆西部地区最早拥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60）时，已有20万帐牧民信奉伊斯兰教。

五代、宋代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扬州（今属江苏），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们在当地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最早的是广州怀圣寺，世传建于唐代，南宋岳珂记他在绍熙三年（1192）时在广州所见番商的寺院，当即是怀圣寺。泉州有建于宋真宗时的圣友寺和南宋高宗时的清净寺，南宋末在扬州也建有礼拜寺等伊斯兰教寺院，都是来宋经商及侨居的阿拉伯商人为进行宗教活动而建①。

北宋首都开封曾聚居了相当多的犹太人，到金代时仍有不少，据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所记，犹太人建造该犹太教寺院，是始于宋隆兴元年（1163），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时已是金南京开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传入后，在唐武宗禁佛时也遭到打击，遂在民间流传，宋代东南沿海地区流传较广，被称为“吃菜事魔”教，也称“明教”，北宋末年两浙路方腊起义时，摩尼教徒曾参加起义，因而受到打击，但仍在民间流传，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时，陆游所说的，“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即是①。

③《元史》卷202《释老传·正一天师》。

①为便于叙述此处即称张伯端一系为南宗。北宗五祖为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张伯端为刘海蟾弟子。北宗高于南宗。

①《中国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国舅”。曹佾为保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景灵宫使，按：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称为“使相”，只有丞相的礼遇而无丞相的职权。曹彬曾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也只是“使相”而非丞相。

第三节 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婚姻、姓氏

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①。姑舅表亲的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的限制，建国初期还有“姊亡妹续之法”。述律、拔里、乙室已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后族女为后、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这种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的影响，也是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

“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建国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②。世里，汉译为“耶律”。建国后，为笼络和安抚契丹诸部贵族，阿保机对出任过联盟首领的大贺、遥辇家族一律赐以国姓，于是辽朝始有“三耶律”。太宗灭晋，汉人李崧依汉人习惯为后族小汉制定了汉姓“萧”③。从此，与皇室通婚的后族皆以萧为姓。由于诸部落首领多出自于上述贵族之家，部民的姓氏又从其首领，故而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

居住、饮食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①，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内蒙古牧区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的石棺上所绘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的形制，门多东向。车马是迁徙、游牧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契丹人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风向阳临水处。食物以乳肉为主，也有少量粮食。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食物和饮料。粮食则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建国后，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服饰和发式契丹贵族的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胡服有长袍、短衫、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领或直领，左衽，窄袖。腰束带，有的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长裤多为白色，有的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戴冠、巾，贵族妇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绸、绢，冬用①参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陆游：《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参见何竹祺：《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③《辽史》卷71《后妃传》。

①《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

皮毛，“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②。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其发式不一，有的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发，妥其两髦”③。辽墓壁画提供了髡发的形象资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女性髡发样式。

生育和丧葬契丹妇女分娩前须拜日，居住在专门搭制的毡帐中。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医生双眼。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的黑豆汤，其夫以炭涂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的发育成长。若皇后生产，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国后渐行土葬，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受佛教影响，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的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处理尸体的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腹中实以盐、矾等，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的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皆可奉祭。

节庆风俗契丹人的节日除受汉族习俗影响外，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

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得单数则不吉。初七为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须于庭煎饼食，称“薰天”。

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被人窃去，且不许处分；失者须备酒食钱物赎回。

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是请客的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②《辽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史·四裔附录》：“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的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的，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

③《辽史》卷31《营卫志·序》。

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腊月辰日烧甲；除夕有岁除仪，烧盐、羊膏于炉火中，萨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与游牧射猎生活密切相关，或继承了古鲜卑人的遗风①。立春击土牛、撒谷豆，端五挂合欢结、长寿缕等，则承自汉地习俗。

娱乐活动契丹人的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汉人，渤海人的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围棋、双陆，都是契丹人喜爱的活动。击鞠、射柳都是马上竞技活动，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射柳多在祈雨的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

髀石即“髌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的鲜卑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的游戏，皇帝也以在冰上击髀石为乐。

契丹人酷爱角抵，这既是竞技活动，也是宴会、集会上的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参加，而且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地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复面而走，深以为耻也”①。1931年在辽阳发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抵图，为研究辽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资料①。汉人的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陆、围棋和彩选格。

萨满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最尊崇的神灵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叶山神和鹿神。《辽史·地理志·永州》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契丹人将骑白马男子和驾青牛车女子尊为天神和地祗，自认为是他们的后代。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灵魂的归宿地。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鹿神为猎神，猎前祭祀，祈求多获。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和生存密切相关，因而受到契丹人的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

原始的多神信仰、生活习俗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独特的礼仪和诸多禁忌。遥辇阻午可汗时，制定了柴册仪和再生仪；遥辇胡剌可汗时制定了祭山仪，这是契丹人的重要仪式。建国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宋绶：《契丹风俗》。

①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宴饮毕，然后配合”。契丹耶律与萧互相宴请，当是为两姓青年选择意中人提供机会。

汉礼成分，内容日渐繁复。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称“祭东”；对天日的崇拜演生出对日蚀、旋风和霹雳的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的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的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①。

佛教和道教建国前，佛教已经传入。痕德堇可汗二年（902），龙化州（今内蒙古开鲁西南）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时甚至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的情况②。契丹上层的崇佛又反过来影响了汉人，辽时南京（今北京）地区的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场面可观。

随着佛教的传播，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和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今属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中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不仅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辽圣宗时期雕印的，看来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着手进行了。

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卷，收字26430余，注用字163170余，总189610余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今天它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层也信仰①《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

②参见[日]鸟居龙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学报》第29期单行本。道教。神册二年（918），上京建道观，道教最晚此时已传入。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①。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得到印证。

①《辽史》卷53《礼志》六《岁时杂仪》。

①《辽史》卷26《道宗纪·赞》。

第四节　西夏的社会风俗和宗教服饰与发式

早在西夏建国之前，长期和汉族人民杂居一起的党项人，由于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固有的风俗习惯也逐渐起了变化。西夏人的风俗依境内民族而异。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服饰，除从事游牧生产者外，都基本改变了原先“衣皮毛”的习惯，穿着与当地汉人一样的布匹或绸缎。景宗李元昊建国时，曾规定文武官员的服饰：“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①。夏显道元年（1032），李元昊为保持党项先祖旧俗，于国内下达“秃发令”，秃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他率先自己秃发，然后令国内人民一律秃发，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秃发即成为西夏境内流行的发式。

饮食与居住西夏农牧民生活方式不同，党项牧民以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要食物，还遗存“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乳制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渣等。农业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以大麦、荜豆、青稞为主，收成不好，则常辅以野菜度日。西夏食品以面食为主，有面、粥、饼、馒头、包子等几类。食品制作已采用了烧、烤、炸、蒸、煮、炒等方法，调味品有盐、油、椒、葱、蜜等①。西夏人普遍喜欢饮茶与酒，茶是西夏牧民不可缺少的饮料，宋人以西夏党项部族食肉饮酪，称其“特茶为命”。酒也是西夏人生活中不能须臾离开的，凡聚会、盟誓、喜庆、祝寿、婚丧、嫁娶、出战、仇解皆取酒痛饮，一醉方休。

西夏党项牧民居住在覆以毛毡木架的帐幕中，故一家称一帐。除牧民外，“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②。有的地方是一列三间住房中，“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①，即中间供神，左右两间住人。西夏皇室帝王效法中原皇朝，大筑富丽宏伟的宫殿、陵园、寺庙。贵族富豪、大臣官僚也都竞相大兴土木，修建官邸、府衙，庭院楼阁，亭榭台池，极尽享乐。

婚丧节庆西夏的婚俗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制，西夏人的著作中记述婚姻程序有“男①《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

①《契丹国志》卷14《齐国王隆裕传》。

②《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②，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自皇帝起到上层贵族官僚则普遍有纳妾现象，如李德明娶三室，李元昊凡七娶，仁宗时的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③。部分地方仍保留着性爱自由的风俗，史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①。

党项人原本实行火葬，焚尸后可能还要建坟埋骨，在西夏人编著的辞书《文海》中有烧尸场、墓地等辞语。史书还记载党项人有穴葬风俗，西夏建国前，宋咸平六年（1003），党项首领李继迁“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②。西夏建国后，多实行土葬，使用灵柩。甘肃武威发现的两座砖室西夏墓，建于夏天庆元年至八年（1194—1201）之间，墓主为刘姓汉人，生前任官经略司都案，死者葬具是木缘塔，骨灰不存，题款中有“灵匣”字样与男女主人名字，知其为夫妻合葬墓。西夏皇帝墓葬，从建国之后便取法于唐、宋帝王陵寝制度，在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贺兰山东麓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皇帝陵园。

西夏节日很少。西夏节气以十二月为岁首，故重冬至节，亲友团聚欢宴，以示庆祝。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季月首和他的生日五月初五为节日，让全民欢乐为他祝寿。

宗教信仰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建国前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东地区的五台山（今山西五台东北）进香，又向宋求赐佛经。景宗李元昊“晓浮图学”③，也向宋朝求赐佛经，建国后又组织僧侣用新创的西夏文翻译佛经，并在首都兴庆府东修建高台寺。没藏太后早年曾出家为尼，元昊死后辅佐年幼的毅宗执政，因宋朝所赐《大藏经》，而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今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惠宗秉常时期开凿或重修的洞窟。崇宗乾顺时期，不仅在凉州修缮护国寺感应塔，在甘州建造崇庆寺、卧佛寺等；天祐民安元年（1090）还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仁宗仁孝时期大量刻印散施佛经。黑水城遗址（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中发现的大量西夏文刻本和写本中大多数是佛经，也可见西夏佛教传播之盛。西夏佛教前期来自中原佛教，中期是回鹘佛教，后期是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

西夏亦有道教流传。景宗元昊长子“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④。又如宋元丰四年（1081）宋军进攻西夏时，西夏“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①，都说明道教在西夏有所流传。

②曾巩：《隆平集》卷20。

③沈括：《梦溪笔谈》卷18。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

②《西夏书事》卷36。

③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

④《西夏书事》卷7。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每出兵先卜”。占卜，用以问吉凶，决疑难。西夏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折蓍草占术；“咒羊”，于夜间牵羊，焚香祷告，又在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畅则主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敲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①。西夏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战败后还要举行“杀鬼招魂”的仪式，用以超度亡灵。其法是于战争之后三日复至原处，捕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击。党项人特别重视复仇，如仇家有丧则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被焚者趋而躲避，因党项之俗认为“敌女兵不祥”。如仇解，则双方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盛酒共饮起誓：“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④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第五节　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饮食

金代社会风俗是与金代社会的生产及生活相适应的，反映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社会风俗的构成和特点。

女真早期以肉食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在主食中逐渐占有更重要地位，其初主要是炒米和粥，后来馒头、汤饼、烧饼、煎饼等面食都成女真、汉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主食。女真人喜欢以野白芍药花用面煎之，做成其味脆美而又易于保存的食品，秋冬之际把新鲜蔬菜腌制咸菜、酸菜。调味品有盐、醋、酱、油。金代汉人、女真等饮酒之风盛行，尚豪饮，无论是城市还是山村，往往都有酒楼、酒肆。海陵时曾严禁朝官饮酒，犯者处死。世宗诏猛安谋克，只有节辰和祭天日方许饮燕聚会，在农忙之际不许饮燕或赴会他所，就是农闲之月，也不许痛饮，犯者抵罪。金饮茶之风也盛行，《金史·食货志》载：“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服饰金代服制有富贫、贵贱、民族的不同。女真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或细布制作，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的皮为裘。贫者春夏以粗布制作，秋冬以牛、马、猪、羊、獐、鹿、猫、犬、鱼、蛇的皮做衣裤。服制有平居所用常服和自皇帝以下及百官礼服的区别。女真常服有用皂罗制的巾，上结方领，折垂于后。衣尚白，左衽，窄袖，盘领。腰带有吐鹘，可佩腰牌和刀、弓、剑等。《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熊《北记》：“凡番官平居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皇帝、皇后、皇太子及百官的礼服，多参酌历朝服制而制，而百官有朝服、公服、祭服的不同。服制的等级和阶级的限制十分严格，不仅对统治阶级内部有等级界限，对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等都有具体规定，详见《金史·舆服志》。从民族的服制看，原居契丹统治下的北方汉民的服装称“汉服”，而称南宋服装为“南人衣装”。金初强制北方汉人等着女真衣装，禁民汉服，后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但在各民族交融中是无法禁止的。不仅女真学汉人衣装已成风尚，女真衣装也在汉人中流行，而且女真衣装也传到南宋。女真继承了东北民族居住火炕的传统，火炕在北方各地普遍流行。

家庭、婚姻金代女真从其始祖函普时起就已基本确立一妻一夫制家庭。在家庭内出现了私有财产，确立了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仍保留母权制和原始群婚的遗风。建国后，就曾禁止同姓为婚，继父继母的男女无相嫁娶，但在宗族内仍实行接续婚，而对男子来说却是一夫多妻，不仅庶官允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也允许置妾。建国前就出现世族世婚制，而建国后“娶后尚主”的限制很严。随着历史的发展，女真族的家庭组织也不断变化，与其他族的接触和交融也更加密切，由于民族间的调动和互相杂居，遂允许与契丹、汉人互为婚姻。

女真早期男女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权，女子年已及笄，行歌于途，自歌其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伴侣的情意；或者参加富家子弟在夜晚举行的聚会，与之同饮，或歌或舞选得终身伴侣，即随之而去，及生子女，回到娘家“拜门”，父母并不干预。每逢订婚之时，男方及其亲属携带着酒馔到女家，妇家不分大小坐在炕上，婿党罗拜其下，俗为“男下女”。拜礼完毕，男方牵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的家长选择，女方不过只留其十之二三，或皆不中选。女家给一定的回礼。在女真婚俗中仍保有赘婿和指腹为婚的习惯。葬礼金代丧俗有土葬、火葬或土葬与火葬结合。女真早期，人死后则埋之，但土葬多行之于汉人中。火葬是一种简便、经济、卫生的丧葬方式，在北方各族中久为流行。火葬在金代女真族中流行，而在北方汉人中也受其影响，习以为俗。火葬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认为是不合葬礼的，因此遭到反对。元好问《续夷坚志》卷3记载，吕忠嗣通经学，每以古人自期，其临终对诸子说：“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无斋僧作佛事，斋僧佛事是不以尧、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违我言者，非吕氏子孙。诸子从教，无一敢违者。”土葬和火葬结合的葬俗，即将火化后的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把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

《三朝北盟会编》卷3记载女真有殉葬、剺面、烧饭之俗。女真人死后，“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死亡，则刃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长期流行于北方的烧纸钱和以纸作房屋、侍从、车马等仪物之俗，在金及金元间也颇流行。文体活动女真人俗尚骑射，把打猎看作最快乐的事。通常在重午拜天后进行射柳、击球的游戏，击球有时也在其他日子进行，并曾把击球列为策论进士的考试科目。角抵（即相扑）在金朝也为皇帝所乐见，宫廷角抵，则“百姓纵观”。汉族的双陆、围棋、象棋等也在女真族中广为流行。投壶和纸鸢也是金朝常见的游戏③。

宗教女真人信仰萨满教，它是一种包括自然崇拜、图腾、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巫术等信仰在内的原始宗教。萨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在重大典礼、事件和节日的祭祀时都有巫师参加，或由他们司仪。消灾治病、为人求生子女、诅咒他人遭灾致祸等，几乎都成为萨满的活动内容。

早在女真函普时就已好佛事，灭辽及北宋后，由于中原佛教的影响，对于佛教的信仰更加发展，对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都有重要影响。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道教在金代主要有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全真教创始人是王喆，别号重阳子，于大定七年间（1167）创建全真教。先后化度马从义（马钰，丹阳子）、谭处端（长真子）、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王处一（玉阳子）和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静散人）等入道。马、谭、丘、刘、王、郝、孙合称为七真人。

大道教创始人是金初刘德仁，大约于皇统二年（1142）开始传道。太一教始祖萧抱珍，创教于天眷（1138—1140）年间。

金代道教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顺从和忍耐，是在金朝女真族统治下北方地主阶级妥协的产物。无论是金代的佛教还是道教，都主张以本教义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论发展中有很高造诣的万松行秀和李纯甫。全真教创始人王喆，凡立会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颜■《全真教祖碑》：“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圆融，不独居一教也。”王喆从三教合一的主张出发，劝人们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等道、佛、儒三家经典④。

④《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第十三章 学术、文化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文化

诗、文、词

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正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①五代初，著名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①，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但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鲁迅曾给予高度评价：“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①后梁杜荀鹤、闽韩偓、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和僧贯休、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皆以诗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如韦庄的名作《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现实的写照。

唐代中叶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词”。五代时期，战乱较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发达的前、后蜀和南唐，君臣们寄情声色，歌舞升平，为词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晚唐诗人、著名词人温庭筠香软华艳的词风，对前、后蜀的词风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蜀赵崇祚将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首的词人，主要是前、后蜀的词人，共十八家凡五百首词编为《花间集》，不仅是集温派词之大成，也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温派词人因而被称为“花间词派”，花间派词人中韦庄、李珣的词风则比较清丽素淡。

五代中另一个“词乡”是南唐，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内容虽也是宫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词风大多比较清丽委婉，艺术风格上有所创新，尤其是李煜在被俘往北宋首都开封以后，创作了不少名作，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不仅将词从“花间派”狭窄的领域中扩展开来，也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词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取得和诗同样重要的地位。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冯延巳的词清丽典雅，以景见情，对宋初词风很有影响。

绘画、书法五代的绘画在唐代绘画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山水画与花鸟画成绩更为突出。后梁荆浩的山水画气势磅礴，笔墨并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关仝师法荆浩，“智妙入神”，他们都强调师法自然，并称“荆关”山①以上有关社会风俗的内容，参见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金代宗教，参见张博全：《金史简编》第九章第六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水，属北派山水画；南唐董源擅长水墨、淡着色山水画“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属南派山水画，两派对宋代山水画派都有重大影响②。

花鸟画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徐熙及前、后蜀黄筌。徐熙一生未做官，善画江湖鱼鸟，花木蔬果，创花卉画“没骨法”，水墨淡彩。黄筌则在前、后蜀时待诏宫廷，长于画鸟，淡墨勾画，施以浓彩。时“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③，反映了两派不同的画风，也都对宋代花鸟画派产生巨大影响。人物画的杰出画家，中原有张图、赵嵒，南唐有周文矩、顾闳中，前、后蜀有贯休、黄筌，吴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更是传世名作。

后蜀后主孟昶创设画院，这是设立宫廷“画院”之始。其后，南唐中主李璟也设画院。后蜀、南唐画院聚集了许多绘画人才，对绘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代的书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王中如后梁末帝朱瑱，史称“喜弄翰墨，多作行书”，“笔势结密，有王氏羲、献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不但是著名词人，也是著名书法家，李璟的楷书“乃积学所致”，有名于当世。李煜的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①，成就仅次于杨凝式。中原杨凝式的行、草，纵逸雄强，独步五代，深受苏轼、米芾的赞许。吴越诗人罗隐、前蜀诗人韦庄亦皆以行书名世。

史学虽然战乱不断，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制设史馆，史称：“五代（史馆）

官局，因循（唐制）无改。”后梁修撰《太祖实录》，因“叙述非工，事多漏略”②，敬翔又奉诏撰《大梁编遗》，与《实录》并行。后唐则修撰《庄宗实录》、《明庄宗录》、《（后）唐功臣列传》，还有庄宗曾祖（朱耶）李尽忠、祖李国昌、父李克用的《懿祖、显祖、太祖纪年录》；后汉修撰《高祖实录》，后周修撰《太祖实录》。

后代为前代修撰实录，是五代史学的特色。后汉宰相窦贞固提出：“近见史臣修《高祖实录》，..述汉之兴由晋而起，安可遗落朝代，废缺编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并请“敕史官纂集《晋朝实录》”③。实际修成后晋《高祖实录》、《少帝实录》，已是后周初年。后周世宗时，又修成后唐愍帝、废帝及后汉隐帝《实录》，“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纪录，..其末帝请依古义，书曰《后梁实录》”①。而后周《世宗实录》的完成，也已是北宋初年。正是由于五代时后汉、后周的补修前代实录，五代的各朝实录总数达360卷之多，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旧五代史》）提供了基础。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五代之②《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

③《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5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①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1《论三家山水》，卷3《董源》。本节及下节绘画，参考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②《图画见闻志》卷1《论黄徐体异》。

③《宣和书谱》卷1《梁末帝》，卷5《李煜》，卷12《李煜》。

①《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总序）》，卷557《采撰》三。

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②“十国”中修撰《实录》的，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和《后蜀主实录》等。

后唐时，又规定时政记、起居注，以及各种行政措施，包括法令变更、州县废置、中高级官员的任免、仪制礼乐等文件，并送史馆存档，当为晋、汉、周三代所沿袭。不仅成为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实录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各志的依据。

五代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后晋天福六年（941），宰相赵莹奉诏监修的《唐史》，“至开运二年（945）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唐书》，史称《旧唐书》）。其时赵莹已罢相，而以时相刘昫署名③。

②《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

③《五代会要》卷18《修国史》。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文学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丰富多采。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王禹偁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散文）传统为己任，王禹偁主张“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①。穆修、苏舜钦等相继而起。宋仁宗时，欧阳修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②。奖引王安石、苏洵；主持科举考试，苏轼、苏辙、曾巩同年举进士，欧阳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长于政论文，认为文章应“务为有补于世而已”①；苏轼很重视文采，继主文坛，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王、曾、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宋初，王禹偁首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重形式、轻内容，风靡一时。文坛主将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横溢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的诗，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反映社会生活、要求变法改革。黄庭坚创江西诗派，提倡以故为新，而后继者只注重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江西诗派的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向悲壮。杨万里（号诚斋）、范成大、陆游、尤袤，号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爱国诗人陆游，才气豪迈，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杨万里、范成大也是爱国诗人，杨万里诗名仅次于陆游，师法自然，诗作清新活泼，意境新颖，称为“诚斋体”。范成大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如田园诗，清新妩媚，而使金时所作诗篇，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后期的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舒（灵舒）、赵师秀（灵秀），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合称“永嘉四灵”，诗作注重技巧，清新可读。“江湖派”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诗人，大多关心国事民情，诗作或反映农村生活，富有生活气息；或寄怀江山，流溢着爱国思想。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或激昂，或悲壮，《正气歌》更是传世绝唱。

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①《廿二史札记》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②《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

①《小畜集》卷18《答张扶书》。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词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幾道、范仲淹、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承袭五代词风，委婉典丽。内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后、花前月下。范仲淹词作虽不多，但扩大了词的表达范围，词风也较遒劲。柳永精通韵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用语俚俗，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②，其作有“俚词”之称，柳永的词风对秦观、周邦彦等影响很大。高才逸气的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发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礴，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陈亮、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均受辛弃疾影响，都属豪放派爱国词人。而岳飞的《满江红》，粗犷激昂，充满爱国主义英雄气概，激励着千古爱国志士。

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发展了词的技巧，词语典雅流畅，形象生动鲜明。周邦彦精于词法、音律，格律、艺术技巧冠极当世。两宋之际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认为词与诗不同，词“别是一家”③。词作讲究音律，词语平淡而精巧，婉约中带豪放，独树一帜，时称“易安体”。南宋后期的姜夔，精通音乐，讲究格律，追求艺术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词家。著名的婉约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

绘画、书法和雕塑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①。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皴法，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所师法，合称为南宋四大画家。五代后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子居寀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妙。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为著名人物画卷。李公麟、苏汉臣、梁楷、龚开，亦有名作传世。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66《与张秀才第二书》，卷47《答吴充秀才书》。③《临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书》。

①叶梦得：《避暑录话》。

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亦称“士人画”，不求形似，讲求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为“艺画”。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称其作者为“匠人”。文人画为文同所创，经文坛领袖苏轼倡导，遂盛行于当代及后世。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南宋扬补之（无咎），“笔法清淡闲野，为世一绝”①，此外，还有赵孟坚的水墨花卉，倪涛的水墨草虫等。

宋代书法亦有很大成就。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都很有贡献。史称：“国（宋）初，称能书者惟李建中与（宋）绶二人”，李建中“字，淳厚不飘逸”；而宋绶“书，富于法度”②，仍都是唐代“尚法”派书法。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蔡襄是北宋前期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推为本朝第一”①，承上启下，为尚意派先驱，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苏轼居四大书法家之首，是宋代“尚意”派书法的创导者，认为“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称自己的书法，“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②，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为“苏（轼）门四学士”之一，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北宋末米芾，亦擅行、草，得王献之笔意，书法为当时第一。宋徽宗赵佶是四大书法家之外，最有成就的书法家，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此外，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文同，苏轼之子苏过、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书法著称。南宋陆游、朱熹、姜夔、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都很高。

山西太原晋祠北宋元祐时塑造的42尊侍女彩塑，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山东长清灵岩寺北宋末所塑46尊罗汉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异，生动逼真。四川大足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铭记中载有元丰至绍兴时雕刻匠师元俊、文惟一等21人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生动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萨形态端庄而具有世人气息，供养人、力士夸张有度，各有特征。经变故事造像中，大多是现实生活的片断与劳动生产场景，朴实健康，微妙入神。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今属河北）、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晁无咎》。

②《宣和画谱》卷11《李成》。

①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杨补之》。

②《宣和书谱》卷6《宋绶》，卷12《李建中》。

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像逼真。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196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发现宋庆历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涂上多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首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戏曲、曲艺与“话本”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迅速兴起，以适应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南宋首都“行在所”临安等大城市中，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戏院），所上演的，主要有诸宫调、宋杂剧、南戏和“说话”等。宋神宗时，孔三传以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说唱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称为诸宫调。南戏《张协状元》前面有一段诸宫调，可从中看到宋代诸宫调的某种格式，诸宫调对宋杂剧、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都有较大的影响。宋杂剧是继承唐代参军戏，又吸收“大曲”（歌舞）、诸宫调等形成的早期戏剧。北宋时，杂剧有时还指傀儡戏、“角抵”等。南宋的杂剧，专指有滑稽讽刺的表演，并以曲子演唱的短剧，角色通常是四、五人。传世的无名氏《宋杂剧图》，描绘了演出时的生动场面。南戏，北宋末兴起于永嘉，形成于南宋中叶，亦称“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南戏起自民间歌舞小戏，后吸收杂剧及其他民间伎艺，词语通俗，流行于两浙、福建路。“说话”，通常又分为小说、讲史、说经、合生等，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几乎无所不包。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讥讽的称“乔合生”，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近似现代单口相声）、“商谜”（猜谜）。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演出形式与内容已无从确知。

话本是“说话”（说书）人的底本，多数经过文人加工。“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称为“小说”，如《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称为“平话”（“评话”），传世的有《新编五代史评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评话五种》等。话本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诗词，语言生动，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小说、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学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编成《五代史》（《旧五代史》）150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成《唐书》（《新唐书》）225卷，欧阳修又私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74卷。宋代编修的前代史，传世的还有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九国志》，陆游《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294卷，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宋人私人修史之风很盛，有题曾巩所修《隆平集》，孙逢吉《职官分纪》，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东都事略》，佚名《宋史全文》，佚名《两朝纲目备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等。此外，名著还有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并称“三通”。

宋廷重视编修本朝史，设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由宰相兼任“监修”

或“提举”，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常受政治斗争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年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2000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宋《国史》原创设有《老释志》，是记载佛、道二教的专志，元修《宋史》时删除，十分可惜。

宋代方志的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地理总志记载宋朝统治区域概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新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欧阳忞《舆地广记》，详于沿革地理。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多记山川名胜；祝穆《方舆胜览》，详于名胜、诗赋、序记。宋代编撰有大量州、县、镇志，传世的尚有20多种。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都市志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动写照。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2000种，并作辨证。元祐七年（10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著录古代铜、玉器200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著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黻《宣和博古图》，著录古铜器达800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

第三节 “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宋代文化学术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对宋代及后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响。

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唐代的韩愈，他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说”，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导对儒学经典义理的探求。并和弟子李翱先后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韩愈创导的新儒学，经过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后，到北宋中叶的仁宗初年，新儒学又重新开始在宋代文化学术舞台上兴起。活跃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③。吸收佛、道二家学说，成为后来新儒学“宋学”的学术取向。

晁迥之后的胡瑗、孙复、石介，即被后来的理学家称为理学派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还有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刘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学“宋学”的先驱。

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苏轼称：“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④。“通经学古”，即不事章句训诂而探求儒家经典的新意，是宋学的又一特征，他所著《易或问》和《毛诗本义》，是“宋学”在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时行道”，则是宋学建立初期学者的共同追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胡瑗、石介等都积极参加。后来的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也属于“救时行道”。而“嘉祐末，号称多士”，正是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个学派的创始时期。

“宋学”学派：新学、理学、蜀学的形成及在北宋时的发展“新学”为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举，任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后，著《淮南杂说》时创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1067），居丧在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时形成。熙宁变法时开始成为宋学中最大学派，当时称为“新学”，史称“荆公新学”，元祐时虽遭打击，但直至南宋理宗后期以前，一直是宋学的主要学派。

“蜀学”是苏洵在眉山“闭户读书”时，开始研究《六经》百家之说，晚年研究《易经》著《易传》未完成，治平三年（1066）死时，遗嘱苏轼继述其志。元丰年间，苏轼贬居黄州时完成《易传》，及著《论语说》、《书传》等，蜀学派的理论大体形成。蜀学派另一主将苏辙，元符三年（1100）③《宣和书谱》卷6《蔡襄》。

④《苏东坡全集·正集》卷5《柳氏二外生求笔迹》，卷2《石苍舒醉墨堂》。末，开始居许州“居许六年（至崇宁五年，1106），杜门复理旧学（蜀学），于是《诗传》、《春秋》、《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①。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的13年间，不仅撰著蜀学著作，还传布蜀学。两宋之际的蜀人韩“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学派，入仕不久，即“坐为苏氏学”，宣和六年（1124），“复坐乡党曲学（蜀学）”②。

理学则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阳）程颢、程颐兄弟所创，创始的时间约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于元丰年间居洛阳聚徒讲学之时。张载创立“关学”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于熙宁年间聚徒讲学于家乡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时。周敦颐，曾著《太极图》、《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因而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学派。同时的邵雍著《皇极经世书》等，创象数学体系。二程、周、张、邵五人，同被朱熹列为理学派的创始人，称为“北宋五子”。但是，理学派在北宋末仍只是个较小的学派。与理学家杨时关系密切的张觷，向蔡京推荐“其所知，遂以杨时荐”①，杨时遂被起用。靖康元年（1126），当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际，杨时又借攻击蔡京之机，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为宋钦宗采纳，但北宋随即为金所灭，理学派未能有所发展。“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云：不管太原（时为金兵围攻），却管太学；不管‘防秋’（防备秋季金军南侵），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钦宗弟赵枢，时在金营作人质），却管舒王（王安石）..。咸谓深中时病。”②秦桧对理学派的扶持与打击北宋末，昏君宋徽宗与奸臣蔡京打着崇奉王安石和新学派的旗号，进行着腐朽黑暗的统治，断送了北宋，成为南宋君臣及理学家们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的口实。右相范宗尹曾正确地指出：“王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①。

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升任右相（独相），随即追赠程颐直龙图阁职名，称其学说为“高明自得之学”。起用与理学有关的人士，即所谓“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②。次年，秦桧罢相，秦桧党羽在此前后被罢斥的达20余人。

绍兴四年，赵鼎任相后，原先被称为秦桧党羽的张觷、江跻、刘一止、楼炤、胡安国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学是显学的情况下，次年“召省试举人程文，许用古今诸儒之说，并自出己意，文理优长，并为合格”。实际上凡不符合理学观点的应试者，一概不录取。理学派在秦桧、赵鼎先后扶植下，得到了初步发展①，但还未成为显学。

①《宋史》卷305《晁迥传》。

②苏轼：《居士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首》。

①苏辙：《栾城集·后集》卷13《颍滨遗老传》下。

②《宋史》卷445《韩驹传》；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15，载有韩驹“高宗时”奏议八篇，从内容看，应是徽宗时。

①《宋史》卷379《张觷传》。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51，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引《靖康遗录》。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任右相，独相擅权，成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后来被说成是打击理学推行新学的人物，即所谓秦“桧再得政，复尚王金陵，而洛学废矣”②。其实，秦桧再相的前期，礼遇年迈的尹淳；任用杨时之子杨适、杨迥，婿陈渊；与胡安国父子更是关系密切。胡“宁本因其父（胡安国）兄（胡寅）与（秦）桧厚，故召用之”，绍兴十九年（1149），“（秦）桧知（胡）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之贫，因其往剑州（今四川省剑阁）省世母，遗以白金”。由于胡寅的回书，秦“桧以为几己，始怒之”③，秦桧与胡寅兄弟的关系，也是与理学派的关系，从此恶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顶冒杨时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于秦桧当轴时，乞送入试院，试官观望，遂窃一第”④。绍兴十八年朱熹等理学人士中举，都说明秦桧当时还是扶持理学派的。

绍兴二十年九月，采纳曹筠建请科举中淘汰采用二程学说者，开始打击理学派。绍兴二十三年，杨时之子杨迥因与胡寅的特殊关系罢官，秦桧党羽又“揭出”胡安国的门生胡“襄比当秋闱监试，题目众已议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党”，而被罢官①。次年，又发生“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程瑀《论语注》而得祸”②。正如其后叶谦亨所说：“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宋高宗随即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③秦桧“阴佑”新学派与打击理学派，是在其当政最后的五、六年。

宋孝宗时期的新学、理学和蜀学“宋学”三大学派中，宋孝宗对理学派的攻击新学派，采取不支持的政策，形成各学派自由发展的学术环境，除新学派仍是显学外，蜀学派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重新兴起；理学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形成理学的主流学派，史称“程朱学派”，陆九渊则创建理学心学派，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等。

乾道六年（1170）前，员兴宗提出：“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宜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④宋孝宗又追赐苏轼“文忠”、苏辙“文定”，为苏轼文集作序等，对蜀学派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对当时的主流学派新学派、理学派，则采取相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戊子；《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年正月甲辰。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0，绍兴五年六月甲子；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

④《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二年正月甲辰。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丁丑。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5。《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兰溪人），可能为“顶冒”者。顶原作项，误。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乙酉（参见《宋史·选举志》2）；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167，绍兴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对遏制的政策，如淳熙五年（1178），“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⑤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在宋孝宗后期并为显学，其明证莫过于淳熙十四年（1187）时年58岁的朱熹所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朱熹在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仅是指理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新学派王安石、王■和蜀学派的苏轼，他所举的“五经”“四书”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们的著作，并说学者学习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①。朱熹实际上是认为理学派与新学派、蜀学派同是宋学的学派之一。

宁宗后期理学地位的提高宁宗初年，“庆元党禁”打击了理学派，三大学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

嘉定元年（1208）的宋金“嘉定和议”后，理学人士刘爚向奸相史弥远建议，实行“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扶持理学派。次年，谥“赐朱熹谥曰文”，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刘爚“遣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②。

嘉定十三年，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元”、“纯”、“正”，后又谥张载为“明”，为后来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胡卫的奏议称：“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发语纯明，..；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①胡卫的奏议意在推崇理学，但只将宋学三大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同列于“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说明理学派当时的地位虽已提高，但新学、蜀学派也还是主流学派。

理宗后期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嘉定十七年，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宁宗自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改立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为帝（理宗），随即“诏褒表老儒”，年迈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陆九渊弟子杨简，以及自幼读程颐书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阁职名，赐金带。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②，再次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①员兴宗：《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九华集》卷9。员兴宗死年不详，《九华集》附录祭员兴宗文数篇，最早的撰于乾道六年八月。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淳熙五年三月。

①《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②《宋史》卷401《刘爚传》，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端平元年（1234），重用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孔子。李■称这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③，意在取得与早已从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诏议”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从祀。嘉熙元年（1237）三月，刘汉弼“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①。结合理学派肆意攻击王安石，以及后来新学派被称为“邪党”，可见此时宋学的三大学派仍然并存。

淳祐元年（1241）正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而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学的其他措施，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有识之士对于理宗在面对蒙古军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际，不是发愤图强，而是热中于扶持宋学的理学派并打击其他学派，深为不满。理学人士刘克庄在淳祐六年的《召对札子》中说：“薄物细故，纷挐不已；急政要务，谦逊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夫废《春秋》，用安石，致祸之本也，于时（指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今庙谟睽异，邪党（指新学派等）揶揄，臣实未知其所终。”②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于“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学派打击其他学派，而不思救亡图存的“急政要务”下，走上灭亡之途。③《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0。

①《宋史》卷41《理宗纪》一。

②《宋史》卷42《理宗纪》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节　辽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不但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契丹人的语言文字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

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画，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③。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契丹语，效果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①，比大字使用方便，它的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400余条，构拟出100多个原字的音值①。

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和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除用来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外，也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有些契丹文人也用契丹文字进行文学创作。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文学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③《宋史》卷406《刘汉弼传》；《南宋馆阁续录》卷8《官联》二。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揶揄”原文作“挪揄”。参见《庚申召对》。①《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物和品评人物。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10岁能诗，一生作诗500余首，常自出题目召宰相以下赋诗，并亲自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洪基文学修养最高，善为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其诗《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②。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资忠、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忠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的《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但辽朝书禁甚严，不许传入宋境，故皆不传。现在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曾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③。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现存者有王鼎的《焚椒录》、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和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镜》等。

儒学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①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阿保机亲谒②《辽史·皇子表》。

③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记载，南京副留守邢希古通过殿侍元辛传语称，辽境内已有苏轼《眉山集》，并建议苏辙印行文集；中京度支使郑颛对苏洵“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至上京，馆伴王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①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认为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辽朝的典章文物，并不亚于中原皇帝和中原王朝。自圣宗至道宗、在法律和礼仪制度制定中，更不断加进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的内容，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虽崇佛、尊儒，但佛、儒在辽朝的地位却并不一致。佛教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绘画与雕塑契丹画家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

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和东丹王耶律倍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②；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①。他的作品甚为五代人所喜，甚至争相购买。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所画“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②。他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③。他的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赝也”①。

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师儒知苏辙有《服茯苓赋》，因求其方。

①《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②《辽史·宗室·义宗倍》。

①《契丹国志·马保忠传》。

②《宣和画谱》卷8。

③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①《五代名画补遗》。

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②。外戚萧瀜，“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和日丽，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③。

此外，契丹人耶律褭履（耶律防）、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常思言“善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求画者必与之志趣相投乃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④。

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朝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虽无作者名款，却同样能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绢本辽代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和花鸟画《竹雀双兔图》，为传世屈指可数的辽代卷轴画增添了新的内容。花鸟画构图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存，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它们不但题材丰富，而且有的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发现了数十处，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它们是辽朝社会情况的真实记录，为我们研究契丹人的冠服、发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如库伦辽墓壁画中场面庞大的《出行图》、《归来图》，即描绘了契丹贵族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也记录了契丹人“随阳迁徙”的具体情况⑤。

辽朝的雕刻艺术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有石雕和砖雕。保存至今的有真寂寺石窟（后召庙石窟，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公里）、开化寺石窟（前召庙石窟，后召庙东大山南坡）、灵峰院千佛洞石窟（赤峰西南约30公里）和大同云冈石窟中的辽代雕刻石像等。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圆雕佛涅槃像和悲恸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浑厚，比例适当，堪称佳作”。北窟后室的浮雕像为全寺造形之最优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刻作品。据《辽史》记载，南京延芳淀、东京道乾州、上京五鸾殿都曾安放辽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世纪初至今，相继发现了中京辽太祖立像、辽景宗坐像，兴中府天庆寺玉石观音像和西京遗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观音像用汉白玉雕成，体形高大，镌刻精致。大同西郊佛字湾观音堂保存着一组辽朝②汤垕：《画鉴》。

③《宣和画谱》卷8。

④《契丹国志》卷8。

⑤王毓贤：《绘事备考》。

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大同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其中的释迦牟尼像“面相浑圆，姿容端正，服饰典雅，衣纹流畅”。

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它们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发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戴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首，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首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⑥。辽宁法库辽墓出土的墓主人萧袍鲁头像，神态自然，形象栩栩如生。

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阴阳线刻等技法进行创作。辽宁地区发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雕工精细，刀法纯熟。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此有所不同，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牛、羊、马、骆驼等，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也表现出了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地区（今辽宁辽阳、鞍山、锦西等地）发现较多。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技艺精粗有着明显的宫廷和民间的差异。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的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①。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以及五象、双马、五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等。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一，通高16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10个小头像，所以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尊小型的侍立菩萨，也是辽代作品。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和菩萨像。

⑥《图画闻见志》。

①参见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五节　西夏的文化艺术“西夏文”

西夏建国前夕，在李元昊的主持下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称“国书”或“蕃书”，后世称西夏文。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创制的词符文字，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的“六书”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也由偏旁、部首组合而成。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为繁复，多撇、捺，无竖钩。《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学者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①。西夏文创制后，夏广运三年（1036）下令颁行，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国中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翻译汉文典籍。

西夏文字的创制，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并构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从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字文献、文物中，有用西夏文记载的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有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类林》、《孙子兵法》、《贞观政要》、《十二国》等；有大量译自汉、藏等文字的佛教经典；还用西夏文镌刻碑文，书写题记，铸造印章、钱币、符牌、铜镜等。

文学西夏崇尚汉文化，但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崇宗乾顺特别重视文学，本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留传于世的西夏文学作品，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杂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如夏天盛十四年（1162）佚名作者创作的《大颂诗》②，是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颂诗，全诗23行，分别为七、十、十一言。另一首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①，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全诗45行，每行3—14字不等。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历来被学者引用作解释党项族称与历史源起的根据。另一首《新修太学歌》①，作于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内容是赞美重建太学的，全诗27行，字数不等，词句华美对仗，具有宫廷诗的风格。

谚语是西夏文学的宝贵遗产，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②，是由①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②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俄]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②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学者梁德养、王仁持于夏乾祐年间（1170—1193）收集整理的。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有6字至36字句式，以14字为最多。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与党项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黑暗、鞭鞑丑恶、赞颂美好生活，并涉及社会生产、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内容。音乐、舞蹈党项羌人是一个富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早期党项羌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③，“横吹”即竹笛，是由羌人发明的。从唐代起党项人接受了中原音乐，宋代李德明时“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为改“唐宋之缛节繁音”，乃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①。夏人庆五年（1148），仁宗令乐官李元儒参酌中原乐书，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流行的乐器，据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吹笛、击鼓、大鼓、丈鼓、拍板。”西夏设有“蕃汉乐人院”，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②，已发现的西夏文献藏品中有《刘知远诸宫调》戏曲残本，说明戏曲已传入西夏。

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寺西夏壁画中，伎乐菩萨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风韵，失去了羌系民族强悍粗放的风格。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由舞女与乐队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挂绸带，着短裙长裤、赤足，颈部、手臂饰以璎珞、臂钏、手镯，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③。在一幅西夏观音图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乐人为秃发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动作雄健，类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绘画、书法西夏的绘画艺术，留传于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绘画。种类有石窟、寺庙壁画，经卷木刻画，木板、绢帛、纸本绘画等。石窟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绘画题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画、千佛、供养菩萨、供养人像与洞窟装饰图案等。壁画中的乐舞图、飞天、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尤为西夏绘画艺术的精品。在壁画题材中，有为阐发佛教经义绘制的反映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绘画艺术珍品。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无论男女，都身材修长高大。男像圆面高准，两腮肥硕，体魄魁伟，穿戴别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充分表现出党项羌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画，早期模仿继承北宋，中期学习吸收回鹘佛教壁画艺术的成分，晚③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①参见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②《隋书》卷83《党项传》。

③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构图、人物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线条上以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现冷色调的“绿壁画”等。西夏时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卷首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画，也发现有图解本的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画，有用绢、帛或纸本绘制的，内容有《文殊图》、《普贤图》、《弥勒佛图》、《阿弥陀佛接引图》等。其中还有《十一面观音图》、《上乐金刚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及大型坛城（曼荼罗）木版画等密宗绘画，浓抹重彩，色调深沉，画中附绘供养人像与西夏文题款，别具风格，都堪称艺术佳品。除佛画外，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内容多为武士与侍者形象，虽构图缺少变化，但用排列整齐的人物形象渲染严肃气氛，笔法飘逸，颇具唐画余韵。黑水城出土的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构图新颖，脉络分明，描绘生动、逼真、细腻，刀法娴熟，反映了西夏绘画艺术从写实到写意方面的高超画技。

西夏的书法艺术源于汉字，有楷、行、草、篆四体，传世作品中，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文书、契约则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西夏时期使用的竹笔，用以书写硬笔书法。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质量很高，为时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艺术品种类多，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0厘米，重188千克，模制浇铸，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是西夏铜铸艺术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题材丰富，出土的有石马、石狗、石螭首、石雕人头像、栏柱、柱础、人像石座等。动物石雕、栏柱石雕都为通体圆雕，比例均衡，刀法细腻，有的留有彩绘痕迹。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负物状，形象有男女之分，皆双眉粗厚，双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说为西夏奴隶形象的写照。

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身长34.5米，肩宽7.5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虽经后世修补，但西夏泥塑规模与风格于此可见。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高67厘米，头梳垂髻，身着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庙和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萨、罗汉、供养人、力士、童子泥塑，这些泥塑佛像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气息。

雕塑陶瓷艺术品，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秃发的青褐釉供养人头像，卧姿褐釉骆驼，形象生动，釉色精美。西夏还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萨像，冠带罗裙，端坐于龛内，左右置宝瓶和童子，画面富有生气。竹雕，在长7厘米宽不足3厘米的画面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细、生动，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

第六节　金代的文化艺术

金初，诸事草创，文学朴陋，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多借才于宋。及至海陵，金朝始有自己的文人，蔡珪被称为金代文派正传之宗。金朝文化在发展中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④，“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①。在某些方面亦非宋可比，启后世文化发展之先声。文学金代文人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开后来派别或启发于后世的，主要是王若虚、元好问。王若虚著有《滹南遗老集》，是金代特出学者，诗文之外，兼长经史考证，推崇苏轼，其论史则攻击宋祁，论诗文则尊苏抑黄，是当时具有权威的评论家。他的贡献在于初步建立了文法学和修辞学，他还想建立文例，后来潘升霄的《金石文例》即受其影响。元好问是金朝集大成者，著有《遗山文集》，他的《论诗绝句》30首，重在衡量作家，开后来论诗的一个重要派别。金代文人辈出，蔡珪被称为大定文章之首，其次是党怀英，与其同时的有赵沨、王庭筠（渤海人）、王寂、刘从益等。章宗承安后，在文坛上的主要人物有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元好问等，皆一时名士。在女真人中成就较高的有金章宗完颜璟及完颜■等。

杂剧戏曲杂剧戏曲在金朝得到相当的发展，已盛行以杂剧的形式作戏。金代院本的发展，为后来元代用北曲谱成表演故事的杂剧打下了基础。金章宗时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我国古典戏剧中一部带典范性的划时代杰作，系根据唐代元稹《莺莺传》改写而成，但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被称为“古今传奇鼻祖”，“北曲之祖”。

儒学金朝以儒家思想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此外，老庄之学、佛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亦较广泛流传和应用。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长期在北方潜伏着的理学又得到传播，因此出现以理学作为武器，一方面对经义之学展开批评，另一方面从理学、佛学方面对两宋的理学展开批评。

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北宋周、程理学。他认为“独周、程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神奥”，“此前贤之所未到”①。他对北宋之学也加以批评，出入于佛、老，但没有使三道合一把理学向前推进一步，终以卫道统名于金。王若虚批评传注之学，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2。

①董锡玖：《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①《遗山先生文集》卷18《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其弊不可胜言，肯定宋学“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②，“推明心术之微，剖推义利之弁，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到”①。同时他斥宋学，并曾下功夫对两宋理学注释加以评论和褒贬，但未自成一家之言。李纯甫，由儒教转向道教，又由道教转向佛教。著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①，他说：“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以为宋伊川诸儒“皆窃吾佛书”②。异常大胆地向两宋理学开战，以达到以佛为主的三教合一，把佛书抬高到儒、道之上。

史学金朝除继承历朝史学之外，尚有其特殊的贡献。金代对传统的正闰观展开批评，发扬了历史上的民主和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赵秉文认为王室与列国、华与夷、中国与四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认为有公天下之心的都称“汉”，认为社稷与民相比，民贵而社稷轻，反对唐开元末“祸始于妃后，成于宦竖，终于藩镇”的提法，认为祸害的根源在“明皇”③。王若虚认为不能只有宋统一中国，统一也要讲“曲直之理”。他认为欧阳修不讲曲直的统一，是“曲媚本朝，妄饰主阙”④。他认为国之存亡可付之天数，但不能以守忠节犯食人之罪，他赞许司马光对传统正闰观的批评，“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⑤。元好问《中州集》是以诗存史，他把各地区、各族的诗人均视为中州人物，这是统一的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的具体反映。

绘画、书法金代艺术的发展，也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海陵完颜亮能画竹，显宗允恭画獐鹿人物，王庭筠善山水墨竹，王邦基善画人物，徐荣之善画花鸟，杜锜画鞍马。金章宗设书画院，收集民间和南宋收藏的名画，王庭筠与秘书郎张汝方鉴定金朝所收藏书画550卷，并分别定出品第。章宗亲自为收藏的书画题签和题词。现存金画不多，有虞仲文《飞骏图》、王庭筠《枯木》等，以张瑀《文姬归汉图》为最。画面纵29、长127厘米，由墨笔淡设色，画蔡文姬归汉行旅在漠北大沙中的生动情景。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都承唐、宋名画家的传统，是难得的精品。

金代书法家，亦不出北宋诸派的窠臼，如吴激、王庭筠宗米，赵秉文、赵沨宗苏。章宗学宋徽宗的瘦金体，很有成就。王竞工草隶，尤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都是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党怀英工篆籀，为学者所宗。赵沨工正、行、草书，亦工小篆，正书体兼颜、苏，书画雄秀，当在石曼卿上；行草书备诸家体，超放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时人以沨配党怀英小②阮元：《金文最序》。

①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性道教说》。

①《滹南遗老集》卷44《道学发源后序》。

②《滹南遗老集》卷3《论语辨惑序》。

③《金史》卷126《李纯甫传》。

④《归潜志》卷1、卷9。

⑤《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4《唐论》。

篆，号“党、赵”。吴激得其岳父米芾笔意，王庭筠在当时学米诸人中，造诣最深，其书法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为元初巙子山诸人所不及①。任询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书法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中州集》称他：“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

壁画和雕刻金代壁画和雕刻艺术造诣亦深，现存的金代寺院壁画和已发掘的雕砖墓和遗物充分说明了这点。山西繁峙岩山寺的金代壁画，内容极为丰富，与传世的宋画中精品不相上下，它比永乐宫壁画绘制年代早158年，二者前后辉映，是金、元建筑壁画中的双璧。在伊春金山屯出土有舞乐浮雕石幢，呈柱状八面体，每面都刻有人物浮雕，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在击鼓奏乐，有的在吹笙弄箫，不仅表现出精巧的雕刻技术，而且展示出一个精彩的歌舞场面。金代文化艺术继辽、北宋之后而不断发展，超过了辽，在北宋之后与南宋平行，构成当时我国文化发展的南北两大支。在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②的作用。

①《滹南遗老集》卷26《君事实辨》。

②《滹南遗老集》卷30《议论辨惑》。

图版目次一、湖南永顺县溪州铜柱五代·后晋二、佛宫寺释迦塔（山西应县木塔）辽三、山西大同华严寺全景辽四、华严寺内大雄宝殿辽五、北京卢沟桥金六、山西恒山悬空寺悬空寺创建于北魏后期（约471—523），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现存建筑是明、清两代修建后的遗物。

七、打铁酿酒图（壁画）西夏八、刻丝紫鸾鹊谱北宋九、刻丝蟠桃花卉图南宋十、钧窑尊宋十一、磁州窑黑釉雕剔花卉罐宋十二、景德窑青白釉刻花花卉碗宋十三、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十四、听琴图（局部）北宋赵佶（徽宗）

十五、卓歇图（局部）五代胡瓌十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顾闳中十七、与元珍帖北宋欧阳修清乾隆拓本十八、与太师帖北宋司马光清乾隆拓本十九、赤壁赋北宋苏轼清乾隆拓本二十、与无咎书帖北宋黄庭坚清乾隆拓本二十一、真酥帖北宋米芾清乾隆拓本二十二、与彦修帖南宋朱熹清乾隆拓本以上图版共二十二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十四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

图版十五至二十二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图版一、图版七、图版二，分别选自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画集丛刊》之湖南分册、宁夏分册、《民族画报》1984年第2期。图版三、图版四、图版六、图版十、图版十一、图版十二，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华严寺》、《古建风光》（1992）、《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版五，系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照片。图版八、图版九，选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丛书之三《辽宁省博物馆》。图版十二、图版十四、图版十五、图版十六，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一集、第二集。图版十七、图版十八、图版十九、图版二十、图版二十一、图版二十二，均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丁编传记

第一章 后梁太祖

第一节 朱温起家

参加起义

朱温（852—912），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早年参加唐末黄巢起义军，降唐后唐僖宗赐名朱全忠，建后梁称帝，改名朱晃，庙号太祖。朱温于唐大中六年（852）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砀山午沟里。“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①。长兄全昱，二兄存，朱温排行三。幼年丧父，家贫，其母王氏就带着他们兄弟佣食于萧县刘崇家。朱温长大后与朱存均“勇有力，而温尤凶悍”②。“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③。

唐乾符四年（877），朱温与二兄朱存一起参加黄巢起义，转战岭南。朱存战死，朱温则因功补为队长。

广明元年十二月（881 年1 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政权。朱温所部屯驻于东渭桥（今长安东北），招降了唐夏州节度使诸葛爽。中和元年（881）二月，朱温被任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受命攻占邓州（今属河南），俘刺史赵戒，阻扼了由荆襄地区北攻的唐军，稳定了新建的“大齐”政权东南面的局势①。六月，朱温返回长安时，黄巢亲自到灞上劳军。七月，又把朱温调到长安西面的兴平（今属陕西），抗击从邠（今彬县）、岐（今凤翔南）、鄜（今富县）、夏（今靖边北）等州调集的唐军，大获胜利；又在东渭桥一带大败唐将拓跋思恭、李孝昌等军。中和二年（882），朱温被任为同州防御使，受命攻占同州（今大荔），成为扼守大齐政权东部的大将。

叛齐降唐

与同州一河之隔的东岸，便是曾一度归降黄巢起义军后又复叛的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驻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屯兵数万与朱温对垒。朱温兵寡屡败，多次向黄巢求援均受阻于知左军事孟楷而未能送达黄巢，加上这时黄巢内部不稳军势受挫。投靠朱温的落第进士谢瞳乘机劝他降唐，说：“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②是年九月，朱温杀监军使严实，与大将胡真等以同州全境降于王重荣。唐僖宗获悉后大喜过望，立即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唐朝廷任朱温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要等到唐军收复京城后赴任。于是朱温加紧与各路唐军围攻长安。四月，黄巢退出长安，①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7。

② 《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上。

③ 《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① 诸史书记载略异，本章主要以《资治通鉴》记载为据。

② 《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上。

由蓝田关（今蓝田境）东出，攻入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于是进围陈州（今淮阳）。七月，朱温进入汴州。从此，汴州（宣武军）成为他的大本营。随后他受命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援救唐陈州刺史赵犨，猛攻围困陈州的黄巢军，大小四十战，击败黄邺、尚让等部，解了陈州之围。接着他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率精锐骑兵合势，先击黄巢军于郾城（今属河南），再击之于中牟（今中牟东）北面的王满渡，黄巢军大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等降于朱温。由于追袭黄巢有功，光启元年（885）九月，朱温被加官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食邑千户。半年后，进封为沛郡王，后又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

称雄中原

黄巢失败后，秦宗权称帝，攻占陕（今三门峡市西）、洛（今洛阳）、怀（今沁阳）、孟（今孟县南）、唐（今唐河）、许（今许昌）、汝、郑（今均属河南）等州，成为朱温西面的强大对手。朱温兵少，便一方面派朱珍到淄州（今山东临淄南）、青州等地募兵，另一方面又向兖州（今均属山东）朱瑾、郓州（今东平西北）朱瑄求援，先后击败恃众轻敌的秦宗权的部将。汴州北边孝村一战，秦宗权大败而逃，其各地守将也都动摇，从此秦氏势力开始衰落。

西部的威胁刚一减轻，朱温就于光启三年（887）九月，“诬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朱瑄恨其恩将仇报，“复书不逊”①。朱温就命朱珍、葛从周袭占曹州（今曹县西北），在刘桥（今菏泽东北）大败兖、郓军，朱瑾、朱瑄仅以身免。

自高骈死后，淮南地区日益淆乱。唐朝廷任朱温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既受到已占据淮南的杨行密的抵制，又受到占据徐州（今属江苏）地区的感化节度使时溥的阻挠。于是朱温与杨、时之间的交恶也日趋表面化。文德元年（888），朱温被任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取代时溥指挥各路兵马对秦宗权的围攻。这年三月，唐僖宗病死，其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朱温在新旧皇帝更迭时期，乘机扩大个人势力，他并不急于进攻蔡州，却一方面派朱珍渡河北上去插手魏博兵变，从救援乐从训演变为与斩杀乐从训的罗弘信集团修好，建立黄河以北东部地区的同盟据点；另一方面又派丁会、葛从周等北上河阳救援受李克用部攻击的张全义，建立黄河以北西部地区抗击河东集团的桥头堡。昭宗为加速解决蔡州问题，于五月加朱温检校侍中，增食邑3000 户，促其为朝廷出力。恰在这时秦宗权集团的赵德諲举山南东道降于朱温。朱温就乘机加紧对秦宗权的围攻。八月，攻破蔡州南城。不久，秦宗权被部将扣押送交朱温。龙纪元年（889）二月，秦宗权被押送到长安处死，朱温进封为东平郡王并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

朱温平蔡之后，解除了西面的后顾之忧，就集中兵力对付东面的时溥和朱瑄兄弟。大顺元年（890）四月，宿州（今属安徽）小将张筠驱逐刺史后投靠时溥，朱温借故讨伐，小胜后攻宿州未下。时溥即出兵攻宋州砀山以牵制，朱温派朱友裕率兵袭之，打败时溥。大顺二年八月，朱温派丁会急攻宿州，引汴水淹城，迫使张筠投降。十一月，时溥部将刘知俊等也率众归附。从此，①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时溥兵势一蹶不振。景福二年（893）四月，朱温派庞师古攻克徐州，时溥全族自焚于燕子楼。

接着，朱温加紧对付兖、郓的朱瑾、朱瑄兄弟，令庞师古挟攻灭时溥之余威进攻兖州，驻军于曲阜，多次打败朱瑾。乾宁元年（894）二月，朱温亲率大军与朱瑾、朱瑄大战于郓州北济州境内的鱼山，火攻取胜。次年二月，又派其子朱友恭再攻兖州，堑而围之。尽管杨行密攻占濠州、寿州进行牵制和李克用派遣李承嗣等率万骑驰援郓州，朱温还是在乾宁四年（897）正月攻占郓州，俘杀了朱瑄。兖州守将康怀英投降，朱瑾仓皇南奔投靠杨行密。朱温从此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势力超过了河东的李克用。经营河北朱温在扫除东西两方，兼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之后，开始着力经营黄河以北地区，以便战胜实力强大的宿敌李克用。早在中和四年追袭黄巢时，朱温已经预感到这个当时年仅28 岁的李克用将是他的劲敌，所以特意将原在汴州城外宿营的李克用殷勤邀请到上源驿设宴款待，乘其醉酒不备，四面纵火，围而攻之，意欲一举斩草除根。李克用幸得部下拼死相救，狼狈突围而出。从此双方结怨，形同水火。现在河南、淮北大体稳定，淮南杨行密还未构成重大威胁，而在河北地区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及其子罗绍威经朱温多年拉拢结为奥援，可以用来对付占据幽州（今北京）的刘仁恭这个李克用的不稳定的同盟者，于是将矛头北指河东。光化元年（898）三月，朱温兼天平节度使。四月，朱温部将葛从周攻取李克用在太行山以东的邢（今河北邢台）、洺（今邯郸东北）、磁（今磁县）三州。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今山西长治）归降。次年，朱温派氏叔琮进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攻占榆次（今属山西），但在太原城南洞涡驿和石会关两战均告失利，被迫撤军。后来又有第二次围攻太原，虽然也未攻克，但说明朱温已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并开始觊觎帝位。

第二节 灭唐建梁 围攻凤翔

光化三年（900）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

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进封朱温为东平王①。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则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邠宁（今彬县、宁县）王行瑜等为外援。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7 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追到凤翔城下，要求迎还昭宗。韩全诲矫诏令朱温返镇。天复二年，朱温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后再次围攻凤翔，多次击败李茂贞。前来救助李茂贞的鄜坊节度使李周彝也被拦截而归降朱温。

① 新旧《五代史》均称封梁王，今从《资治通鉴》。

控制唐昭宗凤翔被围日久，城中食尽，冻饿死者不可胜计。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03）正月杀韩全诲等20 人①，与朱温议和。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昭宗从此成了他的傀儡。昭宗也深知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②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朱温杀第五可范等宦官700 多人③。唐代中期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和御制《杨柳词》5首。

然而朱温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在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之前商量正元帅的人选时，“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④。天祐元年（904）正月，朱温再次表请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当昭宗“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①朱温把昭宗左右的小黄门、打毬供奉、内园小儿等200 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②建梁称帝迁都洛阳后，朱温仍担心38 岁的昭宗有朝一日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昭宗，借皇后之命立13 岁的李璠为帝，是为昭宣帝。为了推卸罪责，他在事前带兵离开洛阳到河中前线去讨伐新附于李茂贞的杨崇本。事后他回到洛阳演了一出戏：“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③随后，他杀朱友恭和氏叔琮以灭口。天祐二年（905）二月，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六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30 余人，投尸于滑州（今滑县东）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

朱温迫不及待地要废唐称帝，令唐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加紧筹划。柳、蒋一则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④。再则认为“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⑤。因而建议朱温按部就班依例而行。天祐二年十① 此据《资治通鉴》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30 余人。

② 《旧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二。

③ 今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500 余人。

④ 《资治通鉴》卷264，唐天复三年二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4，唐天祐元年正月。

② 《旧五代史》卷3《梁太祖纪》三。

③ 《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元年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元年十月。

⑤ 《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二年十一月。

一月，昭宣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并进封魏王，以宣武等21 道为魏国，兼备九锡之命。这本是柳璨等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认为是柳璨等人有意拖延时日以待变，怒而不受此命，先后杀蒋玄晖、柳璨等人，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而以唐东都洛阳为西都。废17 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

第三节 朱温之死

朱温在位六年，连年征战。称帝伊始，为了减轻其他割据政权的压力，封马殷为楚王，以稳定两湖地区；封钱镠为吴越王来牵制淮南的杨渥。次年封刘守文为大彭王、刘守光为河间郡王（后又进封为燕王），牵制河东李克用。然而，反梁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他们是唐朝所封诸王：岐王李茂贞这时以唐朝忠臣的面目出现，仍用天复年号，开府置官，致书各地，声言讨伐朱梁；蜀王王建则在成都称帝，公开另立旗号，称霸一方；吴王杨行密已死，其子杨渥继立，内部虽多变故，但仍奉唐朝正朔，不肯臣服朱粱；晋王李克用更是反梁势力的核心，事实上成为各路反梁势力的盟主。朱温也深察这一局面，以李克用为最主要的对手。因此，重大的战事即在梁晋之间展开。晋东的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地处入晋要冲，朱温称帝前就曾与晋军反复争夺过这一战略要地，几经易手。开平元年（907）五月，朱温即派康怀贞将兵8 万再攻潞州，高河（今屯留东南）之战，梁军大败。朱温改派李思安取代康怀贞，又因李思安久攻潞州不下，就亲临泽州，撤换李思安而用刘知俊。刘知俊率精兵万余进攻晋军，小胜而骄，结果遭到新继位的晋王李存勗偷袭而大败，梁兵伤亡以万计，解了长达一年多的潞州之围。朱温闻讯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勗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这个战役，使潞州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①。

开平三年（909），朱温迁都洛阳，以养子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自潞州大败之后，朱温对部下猜忌日甚。镇守长安的王重师，朱温怒其“贡奉不时”②，又听谗言怀疑他与李茂贞相通，就下令逼其自杀并夷其族。镇守同州的刘知俊见王重师无罪被杀，心不自安，遂以同州附于李茂贞。朱温又怀疑镇守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的王镕私通李存勗，派王景仁出兵进攻，王镕向李存勗和刘守光求助。刘守光坐视不动，李存勗则乘机亲率大军东进。乾化元年（911）正月，在柏乡（今属河北）大败梁兵，杀敌2万，缴获粮食资财不可胜计。

乾化二年（912）二月，朱温再次进攻镇、定二州，号称50 万。命杨师厚等围枣强（今枣强东），贺德伦等围蓨县（今景县）。杨师厚昼夜急攻，枣强城小被陷，城中老幼悉数被杀，流血盈城。朱温自己所率部队竟出乎意料地被晋军数百骑兵突袭而狼狈逃窜，损失无数，扶病回到洛阳。

① 《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二年四月、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三年五月。

病死之前他感叹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指李存勗）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①朱温的滥杀是历史上罕见的。其一是滥杀战俘。例如唐乾宁二年（895）十一月，朱温在钜野（今山东巨野）之南大败朱瑄部万余人，杀戮将尽，俘虏3000 余人。傍晚打扫战场时，忽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朱温竟借故胡说：“此乃杀人未足耳！”②下令把俘虏全部杀死。又如天复三年五月，朱友宁攻青州博昌县（今博兴）月余未下，朱温大怒，“遣刘捍督战。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③。其二是滥杀部属。朱温用法严峻残酷，战场上将校战死，所部士兵生还即全部斩首，叫做“跋队斩”④。他用这种野蛮的办法来提高战斗力，因此一旦主将战死，士兵也就亡逸不敢归。朱温就命军士都文刺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三是滥杀士人。天祐二年六月，朱温“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需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①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娶砀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异”，“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②。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③。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④。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乱伦，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养子“朱友文妇王氏色美，帝（朱温）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⑤。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其亲子“友珪妇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指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⑥朱友珪随即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宿卫侍从及其亲信韩勍所部牙兵发动宫廷政变，“中夜斩关入”，“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⑦。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12）① 《资治通鉴》卷268，后梁乾化二年闰五月。

② 《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③ 《旧五代史》卷12《朱友宁传》。

④ 《五代史补》。

①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六月。

② 孙光宪：《北梦琐言》。

③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④ 《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⑤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⑥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⑦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六月。

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61 岁。

朱温建立的后梁，是五代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17 个年头，于923 年被后唐取代。

第二章 敬翔 张全义 王彦章

第一节 敬翔

朱温谋士敬翔，字子振，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自称是唐平阳郡王敬晖之后。曾祖敬琬，官至绥州（今绥德）刺史。祖父敬忻，做过同州掾。父敬衮，曾任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

敬翔年轻时“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①。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参加进士考试未能及第，抑郁不得志。黄巢攻占长安时，他到汴州（今河南开封）投靠同乡王发。王发是刚上任的宣武节度使朱温的部下，一时找不到荐引的途径。敬翔为摆脱窘境，就替人写些笺奏之类的文章，往往有警句在军中传播。朱温很喜欢他的浅近俚俗的文风，就要王发带他来见。朱温问他现今能否仿效《春秋》之法打仗，敬翔回答说：“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②朱温听了大喜，立即让他担任军职。敬翔不喜欢做武官，要求改任。于是就任命他以“馆驿巡官”的名义专掌檄文奏章的起草工作，成为朱温身边的高级幕僚。

敬翔为人深沉有大略，追随朱温30 年，运筹帷幄，谋画多奇计，朱温十分欣赏。《通鉴考异》引高若拙《后史补》说：“梁太祖皇帝到梁园，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难，每有郁然之状。时有荐敬秀才于门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图大事，辎重必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将士诈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邻，以自袭叛徒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从其议，一出而致众十倍。”①由此可以看出敬翔兵不厌诈的谋略。朱温当年背信弃义进攻朱瑄兄弟时，正是“诬瑄招诱宣武军士”②为借口发难的。

天祐二年（905）十月，朱温在打败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后，“部署将士，将归大梁。忽变计欲乘胜击淮南。敬翔谏曰：‘今出师未逾月，平两大镇，辟地数千里，远近闻之，莫不震慑，此威望可惜，不若且归息兵，俟衅而动。’”③可是朱温不听，结果遭到惨败，后悔没有听取敬翔的忠告。朱温是个暴戾难近的枭雄，“多权数，将佐莫测其所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悦，自恨得翔晚，凡军机民政，悉以咨之。”④因朱温的关系，敬翔在唐末官至检校右仆射、太府卿，并赐号“迎銮叶赞功臣”。

后梁重臣① 《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② 《新五代史》卷21《敬翔传》。

① 《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②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③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十一月。

由于在朱温灭唐建梁的“禅代之际，翔谋居多”①，因而朱温称帝后，敬翔格外受到重用。朱温把唐代向来由宦官掌权的枢密院改名为崇政院，任命敬翔知院事。这是一个甚至比宰相更为重要的职务，可以“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敬翔因而“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得休息”②。乾化元年（911）进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金鸾殿大学士，封平阳郡侯。

乾化二年六月，朱温病重，把敬翔召到病榻前受顾托命。“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③。此事由于朱友珪发动政变杀父自立而罢。

朱氏老奴朱友珪上台后，对敬翔有戒心，便以李振取代他为知崇政院事，任命敬翔为宰相。敬翔则称病不参与政事。

梁末帝朱友贞即位后，赵岩等人用事，敬翔受到排挤，更加郁郁不得志。朱友贞昏庸无能，对内未能处理好魏博问题，引起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兵变；对外在与李存勗争战中，深处宫禁盲目指挥，强使刘浔速战而兵败，几乎尽失河北各地。贞明三年（917）十二月，赵岩不顾环境紧迫，劝朱友贞行郊天之礼。敬翔谏曰：“国家自刘浔失律以来，府藏殚竭，箕敛百姓，供军不暇，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况晋人压境，车驾未可轻动。”①可是朱友贞不予采纳。龙德三年（923），李存勗攻占郓州，后梁情势更加危急，敬翔上书批评朱友贞“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贺瓌为将，岂足当彼之余锋乎？”②并且自请上前线效力。赵岩等认为他是在发牢骚，不用其谋。

后来，后梁名将王彦章受挫于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前线，朱友贞听谗言以“智勇俱无”的段凝取代了王彦章前线统帅地位。李存勗长驱奔袭汴梁，朱友贞急召段凝回师援汴，可是段凝有异志，顾望不来。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急请敬翔出主意。敬翔说：“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事郎君，以臣愚诚，敢有所隐！”③接着说当初曾经极谏陛下慎于用人而不纳，现在纵张良、陈平复生也难以转祸为福了，表示只好以死相殉。

李存勗攻陷梁都开封，招降梁臣。李振前去投降，敬翔得悉后说：“李振谬为丈夫耳！朱氏与晋仇雠，我等始同谋画，致君无状，今少主伏剑于国门，纵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国门也。”④随即自经而卒。数日后，其族被诛。①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

②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六月。

① 《旧五代史》卷9《梁末帝纪》中。

② 《新五代史》卷21《敬翔传》。

③ 《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④ 《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第二节 张全义

恢复洛阳经济

张全义（852—926），字国维，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初名言，又作居言。降唐后唐昭宗赐名全义。唐亡后，在后梁做官，主动请求改名，朱温赐名宗奭。后梁灭亡后，归降后唐，为讨好新朝，去后梁所赐名，请准恢复原名全义。如此趋附权势而反复改名，史不多见。

张全义出生在“世为田农”的家庭①。祖父张琏、父张诚都是农民。他自己曾在县里做小吏，多次受到县令的困辱，于是就逃亡加入了黄巢的起义军。黄巢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主管大齐的水运事务。黄巢失败时，他到河阳（今河南孟县）投降唐将诸葛爽，屡立战功，诸葛爽表请唐廷任他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

光启二年（886）十月，诸葛爽病死，大将刘经与张全义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刘经与诸葛爽另一大将李罕之争夺洛阳渑池（今属河南）一战，刘经为李罕之所败，退守河阳。诸葛仲方年幼，刘经派张全义前去抵敌，张全义竟与李罕之结为同盟，调转矛头进攻刘经，结果被刘经打败。他与李罕之退保怀州（今沁阳），并向李克用求援。在李克用所派援军的联合进攻下，刘经和诸葛仲方被迫逃往汴州投靠朱温。于是李罕之自领河阳节度使，以张全义为河南尹，治理洛阳。

当时的洛阳，经过多年战乱，仅存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张全义初到时，那里“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从他的部下中选出18 人为屯将，每人发给一面旗一张榜，到周围18 县的残存墟落树旗张榜，招抚流散逃亡的民众，劝耕农桑，恢复生产。张全义为政宽简，除杀人者要偿命处死以外，其余都从轻处罚。“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以战阵，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洛阳周围30 里内，有蚕麦丰收的农家，他一定亲自到访，召来全家老幼，赏给酒食衣料，表示慰劳。“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良麦佳茧则笑耳”。对于有田荒芜的，他就召集民众查问原因，有因为缺牛耕地的，便要求有牛的邻里负责助耕。“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①。

李罕之是张全义的“刻臂为盟，永同休戚”②的患难之交，又是张的上级，因军中乏食而经常向张全义求取军粮及缣帛，次数多了，张全义不满。文德元年（888）张全义于李罕之出兵攻打河东的晋（今山西临汾）、绛（今新绛）二州时，乘其后方无备，派兵袭取了河阳，自任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无奈，投奔李克用，讨得援兵3 万回攻河阳，围困日久，城中食尽，张全义部“啖木屑以度朝夕”③，向朱温求救，朱温派兵救援才得解围。朱温安排大将丁会守河阳，令张全义依旧担任河南尹。张全义感谢这一次救命之恩，从此听命于朱温。

① 《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①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六月。

② 《旧五代史》卷15《李罕之传》。

③ 《五代史阙文》，引自《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注。

后梁封魏王朱温挟唐昭宗东迁洛阳前，令张全义修缮洛阳宫殿，他十分卖力。朱温打算篡唐时，他担心朱温对他不放心，就主动避让权位。朱温就调他为天平军节度使、守中书令，封为东平王。昭宗被杀后，又将他调回仍任河南尹，兼忠武军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

朱温建梁称帝后，又令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进封魏王，赐名宗奭，想是朱温要他以当年辅弼周天子的召公为榜样努力为后梁效劳。张全义则一直小心谨慎，不但竭尽全力做好朱温的后勤供应，而且忍辱到了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乾化二年（912），“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欲剚刃太祖，全义止之曰：‘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继祚乃止。”①由此可见张全义在梁尽管位极人臣，进爵封王，可还是靠卑身曲事以求保全。

后唐封齐王后梁末帝朱友贞时，张全义未受信任，曾经请求到河北指挥作战，未被采纳。后唐李存勗攻占梁都开封，他从洛阳赶去觐见，“泥首待罪”。由于在后梁时他常通过其弟张全武秘密与太原方面交往，所以李存勗待他很客气，“抚慰久之”①。张全义一方面表示自己“曾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疵”②，改去朱温所赐宗之名，并请李存勗到洛阳行郊天之礼，公开表示效忠新朝；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厚赂”李存勗的皇后刘氏，竟至使刘皇后认他为义父，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因此，张全义在后唐也受到尊崇，先被封为魏王，后改封为齐王，任命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并兼领河阳。可是他处理政务很马虎，“凡百姓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另外，他与河南的一个县令罗贯有私愤，便通过刘皇后在李存勗面前说罗贯的坏话，结果罗贯被杀，“冤枉之声，闻之远近”③。

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勗打算亲自征讨，大臣们则主张派李嗣源前往，李存勗本不答应，最后在张全义的力荐下才同意。可是李嗣源到魏州后便与变兵合流。张全义闻变后，忧惧不食而死，终年75 岁，谥忠肃。

第三节 王彦章

后梁勇将

王彦章（863—923），字贤明，一作子明。郓州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人。年轻时投在朱温部下，转战各地，以骁勇闻名。常持一铁枪冲锋陷阵，① 《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① 《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② 《齐王外传》，引自《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注。

③ 《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奋疾如飞，军中号称王铁枪。后梁开平二年（908）十月，自开封府押牙、左亲从指挥使授左龙骧军使。次年加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乾化元年（911），改行营左先锋马军使，又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朱友珪篡位时，加检校司徒。朱友贞即帝位后，他先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后调任澶州（今河南濮阳）刺史，并进封为开国伯。

乾化五年（915）三月，朱友贞拟分魏（今河北大名东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北）等6 州为2 镇，担心魏军不从，就派王彦章率500 精骑屯驻邺城（即魏州）金波亭以防不测。魏军果然发动兵变，军校张彦等迫贺德伦投靠晋王李存勗。兵变时，王彦章部遭到突袭被迫南撤，其全家被掳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李存勗一方面厚待其家人，另一方面派使者去招降。王彦章不为所动，杀使者以绝其念，几年后其家被害。

贞明六年（920）正月，王彦章被正授为许州（今河南许昌）匡国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不久，改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移镇滑州（今滑县东），调往河北的抗晋前线担当重任。

龙德三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勗在魏州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改当年为同光元年，派李嗣源率步骑5000 偷袭并攻占郓州，从东面威胁后梁，后梁朝廷内外大恐。宰相敬翔以死力谏请用王彦章，认为“事急矣，非彦章不可”①。五月，朱友贞任命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段凝为副。王彦章受命之日立即启程赶赴滑台（今滑县东），从杨村砦浮河东下，水陆俱进，截断唐军在德胜（今濮阳）南北两城之间的浮桥，一举攻占南城。李存勗得悉后说：“此人可畏，当避其锋。”①唐军随即放弃北城，集中兵力退保德胜以东数百里的博州黄河南岸的杨刘。王彦章率舟师而下，一路上与唐军乘编栰的步军各沿黄河南北两岸东行，每到转滩汇水之处，两军就激烈交战，流矢如雨。进至杨刘，交战百余次。王彦章急攻杨刘，昼夜不息，打得唐军心惊胆颤，好多次险些被攻破，幸得李存勗亲率援军到达，才得勉强保住。两军在杨刘相持数月，杨刘久攻不下。后梁朝中弄权的赵岩、张汉杰等因担心王彦章得胜后回朝对他们不利，就联合早有异志的段凝在朱友贞面前中伤王彦章，诬王“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于是王彦章被罢职，由段凝取代。王彦章赶回京师，“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②。赵岩又指使爪牙劾他不恭，被勒令离开。

乱世死节

段凝“智勇俱无”，靠贿赂交结邀权，接任后形势急转直下。后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降唐，向李存勗暴露了梁军内部虚实和战略意图，建议抓住时机直捣防守空虚的汴梁。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令王彦章前往东路抵敌。这时后梁的精锐部队全在段凝的指挥下远在河北，汴梁只有新募来的500 名保驾的骑兵，把这支不能打仗的队伍交给王彦章统领，并由张汉杰为监军开赴前线。王彦章在递坊（今地不详，当在山东境内）一战由于兵少战败，退守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又遭失败，就率他的100 多名牙兵作殊死战，结 果王彦章重伤后被俘。①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① 《旧五代史》卷21《王彦章传》。

②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李存勗见到王彦章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问他是否心服，又问他向来善战为何不守兖州（今属山东）而守没有壁垒的中都，意在诱使他投降。王彦章拒绝正面回答。李存勗爱他骁勇，命人为他治伤，希望他能降唐。王彦章说，我与你“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存勗又令李嗣源去劝降，王彦章躺在病床上轻蔑地呼喊其小名说：“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①终于被杀。死年61 岁。

欧阳修感慨地说：“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②他在整个五代时期只筛选出三位“全节之士”，在《新五代史》中特设《死节传》一卷，而这三人中他以王彦章为主，行文多有褒扬，认为是乱世里难得的忠臣义士。

①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②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第三章 李克用 后唐庄宗明宗

第一节 李克用

李克用（856—908），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勗之父，其祖先为西突厥别部，因驻帐于沙陀碛（今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自号为沙陀部，以朱邪为姓。祖父朱邪赤心，随唐将康承训击败庞勋起义有功，被任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并赐姓为李，名国昌。李克用，别号李璠儿，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他为李存勗称帝建国奠定了基础。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李国昌拒绝调任云州（今山西大同东北）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当时任云州守捉使的李克用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留后。唐廷派兵镇压，结果反为所败。次年，僖宗即位，改用招抚政策，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防御使。后来，李国昌父子又与朝廷发生摩擦，几经胜败，一度逃亡鞑靼。中和元年（881），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召李克用入援。次年李克用等击败尚让于良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被迫退出关中。李克用升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为使相。从此，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便成为他用兵的根据地。中和四年，李克用率军在河南地区大败黄巢军，一直追到曹州冤朐（今山东定陶西）。返回途中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发生上源驿事件，险些为朱温所杀，于是双方结怨，形同水火。“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陇西郡王”①。此后李克用利用各地军阀矛盾不断征战，进一步壮大了在河东地区的势力。光启元年（885）底，曾出兵帮助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打败唐将朱玫后一度攻入京城。唐僖宗辗转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今属陕西）到兴元（今汉中），两年后才回到长安。昭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姑息态度，但迫于朱温的压力，让宰相张濬带兵征讨，结果张濬战败，昭宗只得继续让步，于乾宁二年（895）底进封他为晋王，成为唐末割据势力中被封王的第一人。次年正月，昭宗打算再次任命张濬为相，李克用上表说：“若陛下朝以张濬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②吓得昭宗只好改变主意。当朱温进攻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西北）的朱瑄兄弟时，他派兵前去援救，意在牵制朱温向河北发展势力。此后为争夺河东、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与朱温血战连年，尽管一度居于下风，但他在太原地区的根基已经深不可摇。天复四年（904）朱温强迫昭宗迁都洛阳，改年号为天祐。李克用认为这是朱温的把戏，拒用“天祐”而继续使用“天复”年号。三年后，朱温灭唐建梁，改元开平，李克用不承认朱梁政权，才开始用天祐年号而称此年为天祐四年，表示他继续奉唐朝正朔，与朱温势不两立。次年病死，终年53 岁。

第二节 后唐庄宗李存勗

百战平河北

李存勗（885—926），李克用长子。天祐五年（梁开平二年，908）正月，① 《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② 《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李克用病死，24 岁的他袭位为晋王。二月即杀其觊觎王位的叔父李克宁以稳定内部；四月又从潞州（今山西长治）前线调回周德威以麻痹梁军。他对诸将说：“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①随即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李嗣源等率先破除梁军所建“夹城”，从东北面进入潞州城与守将李嗣昭会师，杀梁兵万余，俘梁副招讨使符道昭等将领300 人，取得了潞州解围战的全胜。朱温闻讯慨叹不止。接着，李存勗又乘王建、李茂贞合攻朱梁大安（今陕西勉县西南）之机，派周德威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在神山（今浮山南）大败梁军。

天祐六年，镇守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后梁大将刘知俊叛附李茂贞，要求增援，李存勗亲率大军到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再次派周德威攻打晋州，在蒙阬（今曲沃北）击败梁军。次年，朱温派王景仁攻打唐昭宗所封赵王王镕的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力排众议率兵往救，在赵州（今赵县）境内的柏乡（今属河北）一带与梁军对垒。天祐八年正月，装备精良的梁军被打得大败，斩首2 万，缴获马匹3000，辎重无数。经此柏乡之战，梁军元气大伤，被迫从深（今深县）、冀（今冀县）二州撤退。晋军则接连南攻邢（今邢台）、魏（今大名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卫（今河南汲县）等州，一直打到黄河北岸。次年，梁军再次北攻，屠枣强（今河北枣强东），围蓨县（今景县），结果又被晋军打得大败，朱温狼狈南撤。

正当李存勗南攻之时，幽州（今北京）一带的刘守光打算乘机谋取镇、定二州。李存勗担心重蹈当年吴王夫差争黄池之会和楚项羽贪伐齐之利的覆辙，回师对付刘守光。他先用骄兵之计，促使庸愚无赖的刘守光忘乎所以，然后派周德威统兵3 万联合镇、定二州之兵，围攻幽州。经两年作战，终于俘杀了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这样，幽冀一带也都处在李存勗的控制之下。建后唐、灭后梁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15），梁末帝乘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死之机，将其所辖六州分为两镇，以图削弱藩镇势力，结果引起魏博兵变。变兵请降附晋，李存勗乘势占领魏州，杀变兵首领张彦，亲自兼领魏博节度使。接着又攻取德州（今山东陵县）、澶州（今河南清丰西）。次年在大败梁援军之后又攻取了卫州、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永年东南）、邢州。而相州（今河南安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和贝州（今清河西）均不战而取。这样，黄河以北除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一地外，尽为晋军所占。

天祐十四年李存勗攻占博州在黄河南岸的杨刘城（今山东东阿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并一度攻入郓州（今东平西北），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南）一战，周德威战死，后反败为胜。次年，又在澶州之南夹黄河筑德胜南北两城，并架浮桥相通，成为晋军南进的又一桥头堡。梁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晋军势力大为发展。李存勗身为晋王，作战常身先士卒，喜欢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因此常陷险境。有人劝他，他说：“定天下者非百① 《旧五代史》卷27《唐庄宗纪》一。

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①天祐二十年（梁龙德三年，923）四月，李存勗在魏州称帝，以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国号不用晋而用唐，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增强反梁的号召力，史称后唐，李存勗庙号庄宗。

李存勗即位后，得知后梁郓州防守空虚，就派李嗣源乘虚而入，占领郓州。这使后梁朝廷大恐，急派大将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率精锐沿河东下。后唐军在德胜失守后坚守杨刘，李存勗亲率援军赶到，几度激战，终于保住了杨刘并迫使梁军撤退。接着又趁梁军（时王彦章已被段凝取代）渡河北上和各路梁军分兵作战导致汴梁地区防守空虚之机，决定不顾归路被断、后方不稳等不利因素而直捣后梁首都开封，以李嗣源为先锋，接连获胜，擒王彦章等梁将多人，轻骑兼程顺利攻入汴梁。梁末帝自杀，李存勗就此完成了灭梁大业。废开封府为汴州，后定都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同光三年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

治国乏术李存勗骁勇善战，胆略过人，战绩非凡，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他治国乏术，用人无方，称帝三年而终至众叛亲离、身死族灭。

李存勖弊政之一是重用伶人和宦官。他幼善音律，常自傅粉墨与伶人共戏，因而伶人们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臣。其中为害最烈的是伶官景进，“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①。将相大臣都因忌惮而去讨好他。

李存勗除了以伶人为耳目外，还用宦官为心腹。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定都洛阳后，恢复唐朝旧制，“诏天下访求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②。于是宫内各执事和诸道监军都用宦官。他采纳宦官的建议，“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游宴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③。唐代后期宦官跋扈之势俨然重现，引起朝臣的不满。

李存勗弊政之二是允许皇后干政。他的皇后刘氏，本来不是元妃，是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肯相认的势利小人。因为有宠于李存勗，后来进封为皇后。伶官如景进、降将如段凝、张全义、袁象先都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同光四年，因军粮不足军心动摇，宰相请发内库供应诸军，刘氏竟交出妆具银盆两只和三名幼皇子，说宫中别无积蓄，让朝廷拿去卖了以充军需，吓得宰相赶紧退出。大将郭崇韬于同光三年带兵伐蜀，仅用70 天就迫使蜀主王衍出降，立了大功。但他与宦官不合，宦官诬告他有异心，李存勗还在犹豫之际，刘氏竟出手教，密令杀郭崇韬父子。后又牵连杀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史武等7 人，皆灭其族。

这些杀戮导致后唐功臣宿将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四起。伐蜀建功的骁将康延孝为郭、朱复仇而反唐，尽管很快兵败身死，但是魏博方面的兵 变终于酿成了后唐历史上的重大事变。① 《资治通鉴》卷270，后梁贞明四年八月。

① 《新五代史》卷37《景进传》。

② 《新五代史》卷38《宦者传》。

③ 《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同光二年二月。

魏博军队是后唐的一支精锐部队，攻灭后梁，屡建战功，却反而受到李存勗的猜忌。同光四年（926）二月，戍守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南）的魏博士兵期满回镇，到达贝州，接到敕令要他们就地留屯。于是人心浮动，发生兵变，指挥使杨仁晸被杀。变兵奉赵在礼为帅，焚掠贝州后兼程南下，攻占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李存勗急派元行钦带兵进讨反为所败。危急之际，不得已起用向来为之所猜忌的宿将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去镇压。兵至邺都城下，亲军哗变，拥李嗣源入城与赵在礼联军。李嗣源本无此意，但迫于内外形势，在无以自明的情况下率变兵南下。李存勗得知情况大变，急忙率扈从兵2.5 万从洛阳东进大梁，途中得知大梁失守，只好下令回师，沿途士兵逃亡一半。他再三抚慰士卒许以厚赏，士兵们说他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好不容易回到洛阳，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混战中李存勗为流矢射中身死，终年43 岁。

李存勗能词，有3 首传世。其《一叶落》云：“一叶落，搴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著。”表明这位能征惯战的代北健儿并非普通的一介武夫。

第三节 明宗李嗣源

善战建奇功

李嗣源（867—933），唐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为李克用养子，改名李嗣源。即帝位后又更名李璠，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部将之子，生于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13 岁丧父，李克用收养为子。善骑射，“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①，上源驿事件时，17 岁的他在乱兵流矢中舍命保护李克用逾垣脱难，因而更受信任，掌亲骑，为侍卫长。乾宁三年（896）李嗣源奉命率兵3000②前去援救朱瑾，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一举击败梁军，解了兖州（今属山东）之围，威名大振，李克用把他所率500 骑兵命名为“横冲都”。光化三年（900）又在邢州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大败乘胜追击的后梁名将葛从周，战场上他亲自冲锋陷阵，身中四矢，从此“李横冲”的雅号名重四方。而他“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凡所赐与，分给部下。”诸将争功时，他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③于是众惭而止。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与朱温大战于柏乡（今属河北），面对装备齐整的梁军赤、白两马队，李嗣源笑道：“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中。”战斗中他跃马挺身，直取梁军白马都，生擒二骑校而回。于是士气大振，取得了柏乡之战的重大胜利。他因功而被任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

此后，他曾北伐幽州（今北京），逼降刘守光爱将元行钦。天祐十三年（916）随李存勗东征，攻占后梁的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等州，因而改任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后又转任安国节度使（镇邢州，今① 《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

② 《旧五代史》作300。今从《新五代史》。

③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河北邢台）。当契丹进攻幽州时，周德威告急，诸将认为契丹不可能持久，食尽自还，到那时追击有利。李嗣源力排众议，认为“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①。请求立即派他前去援救，李存勗同意后，李嗣源随即率部为前锋进到易州（今易县）。他分析敌我形势，采“潜行溪涧，袭其不备”的战术，临阵与长子李从珂奋命血战，动员部属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②他挺身入阵，所向披靡，大败契丹，解了幽州之围。凯旋魏州（今大名北）时，李存勗亲自郊迎慰劳，进位检校太保。

同光元年（923）李嗣源调任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今沧州南）。当时的战场形势对新建的后唐政权充满危险：梁、唐两军主力对峙于黄河沿岸，一路梁军正急攻泽州（今山西晋城），而唐将李继韬却以潞州（今长治）降梁，这等于断了唐军的归路。在这危急关头，李嗣源欣然领命奇袭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并且击退了梁军的反扑，俘虏了梁将王彦章，大大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接着，他果决地提出西攻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策略，并率千骑为前锋一举攻占汴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勗喜不自禁，激动地说：“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③不久，进位兼中书令。

逆取顺守，革除弊政灭梁后，李嗣源又曾受命北伐契丹，征讨潞州叛将，所向克捷，进位太尉，移镇汴州成为蕃汉兵马总管。同光三年（925）再次领兵北破契丹，被调任为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这时开始遭到李存勗的猜忌，有人告诫他已经到了“德业振主者身危”的地步，要他“宜自图之”①。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勗派元行钦前去镇压反为所败，只好派李嗣源前往，结果李嗣源与变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结束了李存勗的统治。李嗣源初入洛阳时称监国，几天后即位于李存勗的灵枢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非篡夺。

《旧五代史》对李嗣源的夺位多有粉饰回护，但其“逆取”的实质总是难以尽掩。不过他即位后在革除弊政方面历来颇受史家肯定。首先是裁减宫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②。“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③以此来整肃宫掖，经济上节省开支，政治上排除干扰。第二是诛杀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诏斩“直以聚敛为事”、“天下皆怨苦之”①的租庸使孔谦，废除其苛敛之法。“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指挥使李从温悉①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②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③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①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② 《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

③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

① 《新五代史》卷26《孔谦传》。

诛之”②。对于名声很坏的高官如盗掘唐陵的温韫、私用库物的段凝、纵田客杀人的豆卢革等都在贬官后赐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如“税外科率”的邓州留后陶玘、“为政贪秽”的毫州刺史李邺等也都被贬死他乡。这些对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响的。

李嗣源较关心民间疾苦。他与宰相冯道谈论农家勤苦，冯道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他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③。因此，他着力于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天成元年（926）四月下诏免收“省耗”：“应纳夏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县不得以检括田地扰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长兴元年（930）二月下诏减收“曲钱”、免收河阳人户的“桥道钱”：“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④“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⑤长兴二年（931）进一步免收“曲钱”：“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①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悦之。长兴元年二月下诏限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②对于民众的夫役负担，他也爱惜民力，信守规定。长兴三年十二月，他到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③在执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较严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依律当斩。侍卫使张从宾向李嗣源求情，他说：“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我不得，非但卿言！”④对于涉及他自身的误判案件也能自责补过：巡检军使浑公儿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他认为“实所不容”，交石敬瑭处置，结果二人被杀。后来得知所谓百姓乃是幼童，战斗实是嬉戏，“方觉失刑”，于是他自己“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石敬瑭被“罚一月俸”，浑公儿被“杖二十”后撤职流配登州（今山东蓬莱）。对受害人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专就此事下诏，要求“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⑤。这种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颇为少见。

②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276，天成四年九月。

④ 《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⑤ 《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

① 《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② 《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

③ 《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九。

④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8。

⑤ 《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五。

御下乏术

李嗣源即位时已年届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尽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①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辅方面显得无能乏术，或听任跋扈，或一杀了之，既软弱又粗暴，这与他目不识书缺乏文化素养有关。枢密使安重诲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宠，专权自恣，擅杀无意中冲了他前导的殿直马延，还要李嗣源“降敕处分”，李嗣源“不得已而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②。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但与安重诲政见不合，议政往往意气用事，互相呵骂，旁若无人。连宫人都说：“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皇帝）耳！”③后来，安重诲诬任圜谋反，矫诏杀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诘也”④。此后他听信谗言，以安重诲有异志而杀之。安、任二人在他统治期间，可算是尽忠职守的名臣，结果相继身死，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

李嗣源在认定继承人方面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他的长子从璟为李存勗所杀。次子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表明他打算以从荣为继承人，可是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大臣观望，从荣不安，因而酿成悲剧：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病重，秦王李从荣恐不得为嗣，率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继位。结果为朱弘昭等所率骑兵击溃，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①。后征天雄节度使宋王李从厚入宫侍疾。六天后病重不治，终年68 岁。宋王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

① 《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一月。

② 《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③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五月，天成二年五月。

④ 《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① 《新五代史》卷15《秦王（李）从荣传》。

第四章 郭崇韬 周德威

第一节 郭崇韬

运筹决胜

郭崇韬（？—926），字安时，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初隶李克修帐下为亲信。他处理昭义镇（治潞州，今长治）的具体事务，廉洁干练，颇有口碑。李克修死后，他任李克用主管联络事务的典谒，办事很得力，应对机敏，升任河东教练使。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郭崇韬更受器重，由中门副使升为中门使，参管机要，艰难战伐，无所不从。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他跟随李存勗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张文礼，久攻不下。这时定州（今属河北）的王都为救张文礼勾引契丹进到新乐（今新乐东北），晋军动摇，打算撤围，李存勗犹豫未决。郭崇韬认为契丹只为王都利诱而来，并不是真心来救张文礼，其前锋稍一受挫，必定逃跑无疑。正可乘新近打败后梁军心大振之机，威震塞北！李存勗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打败了契丹。

李存勗称帝后，郭崇韬被任为兵部尚书、枢密使，权超宰相。

梁将王彦章攻破德胜（今河南濮阳）南北城后进围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李存勗判断有误，引兵出战打了败仗。向郭崇韬问计，他指出王彦章围杨刘的目的在于夺回郓州（今东平西北），如果在下游以呼应郓州为名建立堡垒，那么他必来争夺，这样就可以分散其兵力后战而胜之。李存勗依计而行，果然大败王彦章。

梁将康延孝降唐，郭崇韬随即与之密谈，探知了梁的虚实和用兵意图。

他力排诸将放弃郓州与梁以河为界罢兵的议论，坚决主张直捣大梁（今河南开封）。他对李存勗说：“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①李存勗照此办理，结果只用了8 天功夫就灭了后梁。郭崇韬获赐铁券，拜侍中、成德军节度使（治镇州，今正定）为使相，继续担任枢密使，进封赵郡公。

位兼将相郭崇韬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而位兼将相，处理事务又无所回避，这就与李存勗所信任的宦官和伶人产生了矛盾。他与宦官李绍宏之间关系紧张，想要功成身退，他的部属指出他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一旦失势就难以自安。于是他听从部属的意见，请立李存勗的宠妃刘氏为皇后以求中宫之助，然后又请求罢去所任枢密使职，恢复唐朝由宦官担任此职的制度。可是李存勗坚决不准他辞职，他只好留任。他提出的有关“天下利害”的25 条措施，李存勗也都予以照办。后来李存勗调李嗣源任成德军节度使，让郭崇韬移镇忠武军（治同州，今陕西大荔），他再三辞让，获准后，留在朝中任侍中、枢密使。

李存勗禁不住宦官的怂恿，打算建造高楼避暑，郭崇韬切谏他以天下为① 《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心，毋忘创业之难，希望取消造楼计划。李存勗不听，宦官又从中挑拨，君臣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河南县令罗贯为人正身奉法，不受权豪请托，因而得罪了宦官、伶人以及河南尹张全义。张全义派人在刘皇后处诋毁罗贯，宦官又在李存勗面前落井下石。郭崇韬素知罗贯正直，竭力为其辩护，李存勗竟至自关殿门把郭崇韬拒之门外，罗贯终于被杀。

西平前蜀后被害

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决定伐蜀，选择带兵将领时，郭崇韬想藉此立大功来稳定自己被宦官等动摇的地位，就建议由李存勗年幼的长子魏王李继岌出任元帅。李存勗明白其用意，就决定以李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以郭崇韬为招讨使作为李继岌的副手而实际处理伐蜀的军政事务。这次军事行动郭崇韬以《孙子兵法》“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原则制订了先取凤州（今陕西凤县）、三泉（今四川广元东北）等地的作战计划，进展顺利，6 万唐军所到之处，蜀将望风迎降，前后70 天就兵临成都，前蜀后主王衍出降。

郭崇韬素来痛恨宦官，伐蜀过程中曾对李继岌说将来李继岌继位为帝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①。引起随营的监军宦官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等的切齿愤恨。当李存勗派宦官向延嗣到成都慰劳伐蜀大军时，郭崇韬没有按照当时的礼仪到郊外迎接。向延嗣大怒，就和李从袭等一起构陷郭崇韬，罗织的罪名是贪污和有异志。

有异志问题的依据只是蜀人曾列状向李继岌请求把郭崇韬留在当地为帅，所以纯属诬陷；贪污问题则郭崇韬确有失检点之处：本来他很有清廉的声誉，进入洛阳后开始接受各地的赂遗，有人提醒他，他说自己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并不希罕这些礼品。又说送礼的都是后梁旧将，如果拒收反而会使这些人于心不安，说不定会重新反叛为敌。这样的辩解显得强辞夺理而又苍白无力，至于他说“藏余私室，无异公帑”①，则更是荒唐。尽管后来当李存勗举行郊祀大典时他把所藏礼品全都献了出来，但这种做法终究不能说是稳妥的。在平定前蜀过程中，他又接受降将的赂遗，其子郭廷诲也广收馈赠，将珍宝运回洛阳府第。宦官们指他贪污也就并非平白无故了。李存勗本来就对他心存芥蒂，现在听说他打算留蜀不归和占有了蜀之妓乐珍玩，便怒形于色，立即派宦官马彦珪前往蜀地查看实情，如郭崇韬听命回师则罢，否则就与李继岌商量处置。马彦珪认为这个命令不够明确，就去向刘皇后请示。刘皇后对郭崇韬当年请求册立她为皇后并不感恩，相反在宦官和张全义等人的影响下对他并无好感，就下教令给李继岌，让他在蜀地处死郭崇韬。李继岌虽然觉得没有皇帝的诏书只以皇后教令不便擅杀，但在宦官们的挑拨下终于答应，同光四年（926）正月，郭崇韬在奉命前去议事时被杀。他的五个儿子也在各地先后被诛，家产被籍没。直到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时才诏令归葬，赐还其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旧宅给他的两个孙子。

第二节 周德威①

《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① 《旧五代史》卷57《郭崇韬传》。

后周良将周德威，字镇远，小字阳五，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身长面黑，状貌魁伟，笑不改容，凛然有肃杀之气。为人勇而多智，能远望烟尘料知兵势敌数。唐末为李克用骑将，渐升至铁林军使。跟随李克用击败王行瑜后，升任检校左仆射、衙内指挥使。当梁、晋对垒之时，周阳五之勇闻名天下。光化二年（899）三月，朱温派氏叔琮进逼太原，一直打到榆次（今属山西）、洞涡驿（今清徐东）等地，梁军中传令道：“能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外号陈夜叉的梁将陈章口出狂言打算活捉周德威以邀功，李克用要周德威当心此人。因陈章经常骑白马穿朱甲，周德威便要部下见到白马朱甲的敌将就假装败退，他自己则化装成士兵夹杂在行伍之中。等到陈章出来挑战，部下依约退走，陈章中计急追，周德威从后挥锤击中陈章将其活捉。

天祐三年（906），朱温派兵攻刘仁恭的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时，晋王李克用为援燕而派周德威率5 万大军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进行牵制。得手后周德威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内外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时攻燕的梁军转而争夺潞州，建夹城围之。晋军守将李嗣昭坚守围城，周德威率军救潞州，在夹城外与后梁军对峙经年。李克用临终前向李存勗表示担心周德威与李嗣昭两人之间的矛盾会影响相互配合。李存勗继位并杀李克宁之后，从前线召回手握重兵的周德威。周德威表示对故主的高度忠诚后跟随李存勗南攻梁军，破夹城解了潞州之围，与李嗣昭欢好如初。周德威因功升任振武节度使（治朔州，今朔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

天祐七年（后梁开平四年，910）秋，朱温派王景仁率众7 万击赵王王镕，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命周德威率部先屯赵州（今河北赵县），然后他自率一部出赞皇（今属河北）与之相会后，在柏乡（今属河北）附近与后梁军对垒。后梁军人多势众，装备豪华精良。晋军兵少，望之颇有怯意。周德威一面对部众鼓舞士气说：“此汴、宋佣贩儿，徒饰其外耳，其中不足惧也！其一甲直数十千，擒之适足为吾资，无徒望而爱之，当勉以往取之。”另一面他对李存勗说：“梁兵甚锐，未可与争，宜少退以待之。”李存勗认为己方千里奔袭利在速战，等到对方知我虚实，仗就难打了。周德威指出战场地形不利骑兵作战，不能用己之长击彼之短。李存勗听后很不高兴，周德威又通过宦官去作说明，终于使李存勗同意退兵至鄗邑（今高邑），选择有利于骑兵作战的平原浅草地带与梁军展开决战。周德威又分析后梁军轻装远袭即使带粮也不可能多，决定在后梁军人马俱饥的下午未申之时发起冲击，结果晋军大获全胜，从鄗邑一直追到柏乡，梁军闻风丧胆，横尸数十里，王景仁仅率十余骑逃生。这一仗，周德威很好地坚持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原则，取得了梁晋争战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胜利。①捐躯胡柳柏乡大捷之后，周德威又曾奉命攻破刘守光的幽州（今北京），亲手活捉刘守光的骁将单廷珪，并俘获了刘氏父子，他升为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15），当李存勗与后梁将刘 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对峙时，刘 乘虚长途奔袭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周德威闻讯从幽州率千骑西救。军至土门（今河北鹿泉），得知刘 到乐平（今山西昔阳）后改变计划率军东进，他料得刘 必去占领临清（今河北临西）断晋军粮道。于是率军急追到南宫（今属河北），“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①刘 正惊疑其用兵之速，放慢了行军速度。周德威乘机于第二天抢先进入临清，保住了晋军的生命线，保证了李存勗最终击败刘 。

天祐十四年（917）三月，契丹入侵新州（今涿鹿），周德威率军迎战不利，退保范阳城（今北京）。契丹攻城达200 天之久，周德威昼夜督军防御，终于未被攻破，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次年，周德威率燕兵3 万南下，与镇（今正定）、定（今属河北）等州军队随李存勗渡河进军临濮（今山东鄄城西），打算直趋汴梁（今河南开封）。十二月二十三日，驻军于胡柳陂（今濮阳东）。次日晨谍报梁军到，李存勗问周德威如何打法，周德威“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以取胜”①，他分析战场形势，因为地近汴梁，梁军必然决一死战，力量不可低估，必须利用己方先到而敌军后至的条件以逸待劳。他主张大部队可暂按兵不动，先派骑兵骚扰使梁军难以安营扎寨，待其疲劳时再发动进攻就可战而胜之。这本是十分正确的战术安排，可是“勇而好战”的李存勗不听，率领亲军立即迎战。周德威无奈，只好跟随出战，对他的儿子说：“吾不知其死所矣！”结果这一仗，李存勗开头取得小胜，可不久后梁军就攻击晋军辎重，辎重兵败，奔入周德威军中造成混乱，被后梁军所乘，周德威父子力战阵亡。李存勗后悔痛哭道：“丧我良将，吾之咎也。”②李存勗称帝时，追赠周德威太师；李嗣源继位后加赠他太尉；石敬瑭建晋称帝时，又追封他为燕王。

① 《资治通鉴》卷269，贞明元年七月。

① 《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

② 《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

第五章 后晋高祖 后汉高祖

第一节 后晋高祖

石敬瑭佐李嗣源夺权

石敬瑭（892—942），唐沙陀部人，父名臬捩鸡。欧阳修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①。薛居正则说石敬瑭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而且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裔，因汉末内乱流落到沙陀的。

臬捩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在李克用和李存勗时累立战功，官至洺州（今河北邯郸东北）刺史。石敬瑭是其第二子，唐景福元年（892）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阳里。为人沈厚寡言，爱读兵法，推崇战国赵名将李牧、汉名将周亚夫用兵之术。李嗣源任代州刺史时很器重他，妻以爱女。从此他隶属于李嗣源帐下，统领号称“左射军”②的亲军，成为心腹爱将。

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916）二月，后梁将刘 带兵突至清平（今山东高唐西南），李存勗部还未列阵就遭到袭击，情况危急。石敬瑭率十余骑深入敌阵，左冲右突，无人敢当，终于把整个部队解救回来。李存勗对他大加奖掖，他也因此而知名。

天祐十五年十一月，晋军攻占杨刘镇（今东阿东北），李嗣源中了梁将贺瓌的埋伏，很是狼狈。石敬瑭作为殿后，击败梁军骑兵，从容退回。十二月，李存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大将周德威战死。石敬瑭指挥左射军跟随李嗣源再次打败梁军。此后，李嗣源多次遇险，均赖石敬瑭力战得以解脱。赵在礼魏博兵变时，李嗣源被派去镇压，到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所部又发生兵变，李嗣源打算独自返回表示自己并无反意。石敬瑭说：“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门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李嗣源同意了他的意见，很快占领汴梁。李存勗从洛阳赶来，为时已晚，兵众溃散，只好西返。李嗣源就以石敬瑭为前锋西攻。不久，李存勗在洛阳被杀，李嗣源继位为帝，石敬瑭佐命夺权有功，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在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石敬瑭不断受到重用。直到长兴三年（932）十一月被任为河东节度使（镇山西太原），兼大同（镇云州，今大同）、振武（镇朔州，今朔县）、彰国（镇应州，今应县）、威塞（镇新州，今河北涿鹿）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成为后唐政权在北方地区军权最重的大员。

易代之际，韬光养晦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死，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次年改元应顺。石敬瑭加中书令，并调任成德镇节度使（镇镇州，今河北正定），而以凤翔节度使（镇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李从① 《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

② 《旧五代史》作“三讨军”，今从《新五代史》。

珂拒不受命，率军攻入洛阳，急召石敬瑭前去商议大事。石敬瑭在卫州（今河南汲县）遇到出逃的闵帝，尽杀其左右百余人，并将其幽禁于卫州向李从珂邀功。

四月，李从珂继位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开始怀疑手握重兵的石敬瑭，处处提防，常常试探。石敬瑭也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险境，事事小心谨慎。“山陵（指安葬明宗）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曹太后，魏国公主母）及魏国公主（石敬瑭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这一安排对石敬瑭来说真是喜出望外，被桑维翰称之为纵蛟龙入深渊。“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另一方面，他借口契丹屡犯北边，不断要求调运军粮。他的部属都已看出他的用心，所以当“（石）敬瑭将大军屯忻州（今山西忻县），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①。这些骄兵打算扶立石敬瑭以邀赏，而石敬瑭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就命刘知远杀为首的挟马都将李晖等36 人来遮盖阴谋。这更加重了李从珂的疑心，当石敬瑭之妻辞归太原时，李从珂乘醉说：“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得知后更加不安。为了窥测李从珂意图，石敬瑭“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指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移他镇”①。总之，石敬瑭为了等待夺权时机的成熟，韬光养晦，费尽了心机。

灭后唐、建后晋李从珂曾一度打算采纳吕琦、李崧等人提出的实行和亲政策，抢先与契丹结好而除去石敬瑭反叛的依靠力量，可是后来没有实行。当李从珂与朝臣议论是否接受石敬瑭的移镇请求时，群臣均认为不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则认为“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②。李从珂表示赞同，下令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并且派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

石敬瑭先是称病不行观察动静，接着就上表要求李从珂下台：“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李嗣源幼子李从益）。”③李从珂随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令张敬达等围攻太原。“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耶律德光，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些条件实在太失国格人格，连其亲信刘知远都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①可是一心想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既不顾个人人格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10 岁的耶律德光为父，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

① 《资治通鉴》卷279，清泰元年五月；清泰二年六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四月、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五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奏表，大喜过望，随即答应出兵。这年九月，耶律德光率5 万骑兵由雁门关入援石敬瑭，大败后唐军。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于柳林（在今太原东南）即皇帝位，是为后晋太祖。石敬瑭“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沦为官厅水库）、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县东）、朔（今朔县）、蔚（今灵丘）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②。改后唐长兴七年为后晋天福元年（936）。不久，张敬达营寨内乱，张敬达为其副手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全军降。于是石敬瑭与契丹联军南向，耶律德光至上党（今长治）北返，石敬瑭渡河南下，李从珂与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亡。后晋定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

媚事契丹，镇压反抗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①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938），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币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②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只有桑维翰等少数人赞同支持。不少藩镇则乘民心不归之机起兵谋取帝位，石敬瑭就用各种办法加以镇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以洛阳宫室残破，迁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素怀异志的天雄节度使（镇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范延光自感为石敬瑭所猜疑，就据魏州举兵反，自称天子。不久，义成节度使（镇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举兵响应。石敬瑭派杨光远为都部署、张从宾为副前去讨伐。张从宾到河阳（今孟县）即举兵应范延光，“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因东据汜水关（本虎牢关，在今荥阳汜水镇）。”③石敬瑭命大将杜重威克汜水关，张从宾兵败溺死洛水。符彦饶为奉国指挥使马万所杀。范延光孤立无援，困守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年余，不得已归降石敬瑭，后来为杨光远所杀。

天福六年（941），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举兵反，他除了认为“天子，兵②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十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二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三年七月。

③ 《旧五代史》卷97《张从宾传》。

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因而想依靠实力夺权外，还对石敬瑭投靠契丹极为不满。他“每见蕃使，必以箕踞慢骂”。他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石敬瑭则威胁训斥说：“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耶！且前代和亲，只为安边，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①尽管这次反抗由于安重荣的部将临阵倒戈而失败，安重荣为杜重威所杀；响应这次反抗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进也遭镇压而兵败自焚死。但是，众多的反抗不仅在军事上大大削弱了石敬瑭的力量，更在心理上沉重地打击了他。石敬瑭终于忧郁成疾，不久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终年51 岁。

桑维翰桑维翰（899—947），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初试进士，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他“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①。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及第。

长兴二年（931）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为求得契丹的支持，石敬瑭让桑维翰起草了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条件，大大超过了赵德钧赠金帛称兄弟的允诺而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石敬瑭担心契丹改变主意，又派桑维翰前去面陈利弊。桑维翰在耶律德光面前“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②。终于使耶律德光最后决定支持石敬瑭。

石敬瑭建晋称帝后，桑维翰被任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

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终于做到了公辅，然而却是个遭人唾弃的反面教员。天福三年（938），他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③。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

天福六年（941），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首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毕竟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① 《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① 《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② 《旧五代史考异》。引自《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注。

③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①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责任人。

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②。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③。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④。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结果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引之，甚諠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①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

第二节 后汉高祖刘知远

佐命石敬瑭

刘知远（895—948），沙陀部人。《五代会要》称其为东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昞的后代。唐乾宁二年（895）二月四日生于太原，称帝后更名刘嵩。①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② 《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③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④ 《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①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及注所引《五代史补》。

庙号高祖。

刘知远体弱不好运动，表情严肃凝重且沉默寡言，加上面部紫色，眼睛多白，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年轻时家贫，曾为晋阳（即太原）李氏赘婿，后来他与石敬瑭一起隶属李嗣源的麾下，为偏将。李嗣源与梁军在德胜（今河南清丰西南）作战时，石敬瑭的马甲断裂，几乎要被梁军赶上，刘知远把坐骑换给石敬瑭，他则骑石敬瑭的马殿后而还，因此，石敬瑭很感激他。李嗣源即帝位，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特地把他调到自己属下，担任押衙，成为心腹。

应顺元年（934），李从珂攻入洛阳，石敬瑭在卫州（今汲县）与出逃的闵帝李从厚相遇。刘知远作了周密安排，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亲自护卫石敬瑭，并且率兵把闵帝的左右全部杀死，将闵帝幽禁起来。

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重新被任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双方发生矛盾，石敬瑭在太原策划叛乱，以刘知远和桑维翰为左右手。桑维翰提出向契丹称儿臣割土地以换取援助时，刘知远不以为然，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①但是未被石敬瑭采纳。当后唐进围太原时，刘知远以5000 之众抵住了张敬达5 万大军的进攻，受到石敬瑭的赏识。

石敬瑭称帝后，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节度使。耶律德光很看重他，临别时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此都军甚操刺（勇猛），无大故勿弃之。”①石敬瑭进入洛阳，令他负责巡警，全城肃然，无敢犯令。

节度河东天福二年（937）四月，刘知远升任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节度使。不久，让他与杜重威交换职务任归德军（镇宋州，今商丘南）节度使。他历来看不起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杜重威，对于与杜同制的安排极为不满，多日杜门不出，拒不受命。石敬瑭十分恼火，打算罢去他的兵权勒归私第。宰相赵莹认为不可，就派端明殿学士和凝前去宣布诏命，刘知远才勉强受命。从此，石敬瑭对他另眼相看。天福五年（940）任他为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虽然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但已将他调出朝廷。第二年又改任北京（即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免去他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的兼职，而由杜重威取而代之。刘知远清楚一再调任的用意，也就利用河东这块地盘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他“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白承福归降后，他“处之太原东山及岚（今岚县北）、石（今离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镇云州，今大同），收其精骑以隶麾下”②。而石敬瑭来不及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于天福七年（942）六月病死，继位的少帝石重贵昏庸无能，加之对外忙于应付契丹，对内只好姑息藩镇，对刘知远一再加官进爵，先是加检校太师，进位中书令，继而又封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可是当①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① 《新五代史》卷10《汉高祖纪》。

② 《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九月、十月。

契丹南下，后晋朝廷“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在刘知远则“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①。郭威劝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②他很以为然，所以一心一意扩充实力，待机而动。

称帝建后汉石重贵继位为帝后，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大怒，接连派兵南下伐晋。前两次均被击退。开运三年（946）第三次南下由于杜重威投降而终致契丹进占开封，石重贵只得出降表投降，后晋灭亡。

在晋辽作战过程中，刘知远总是据守本境，除非契丹军队打到他的地盘才作反击，其余则一概不问，采取坐观成败相机行事的策略。等到耶律德光占领汴梁，他派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③。耶律德光明知他骑墙观望别有所图，但因中原不稳，无力西顾，也就假意褒美，而语多讥刺。有人劝刘知远举兵进取，他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当石重贵一行被掳北去时，他还装模作样说要“出兵井陉，迎归晋阳”，当军士们向他争呼万岁，要他“先正位号”时，他说：“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①，命左右遏止之。直到郭威、杨邠等人再三劝进，他才表示接受建议，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即皇帝位。可是他“自言未忍改晋”，只是讨厌少帝的开运年号，就重新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此年为天福十二年。六月，他到洛阳，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乾祐，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终年54 岁。这种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刘知远的用心良苦。

无为君之德刘知远在位仅一年，谈不上什么治绩。他称帝后，其亲信将佐都执掌重要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同为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这些人中除郭威外，都横蛮无知，嗜杀成性。

刘知远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早在后唐的张敬达围攻太原时，有千余名骁卒投降，石敬瑭打算将其编入亲军，刘知远却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他任后晋河东节度使时招致吐谷浑白承福，而到开运三年（946）他又与郭威① 《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

① 《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二月。

一起“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①。耶律德光从汴梁北撤时留守河南的萧翰，获悉刘知远自太原南下，逃跑前夕，慌忙令后唐明宗的幼子李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出来维持局面：“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母子不得已而从之。待萧翰一离开，王淑妃就要求部属“宜早迎新主”②。对于这样自愿交出权力的过渡性人物，刘知远也不肯放过，他到洛阳后，即“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③可是对于拥兵自重的藩镇，刘知远却拉拢姑息有加。他在位期间不但为活着的大小军阀加官晋爵，而且还为死去的军阀赠爵封王。尤其典型的是杜重威这样一个投降契丹招致后梁灭亡的叛臣，他称帝后仍然任命为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据邺城不愿换防而举兵反，刘知远亲自带兵镇压迫其投降后，竟仍拜他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直到刘知远自己病重临终，才嘱顾命大臣杀杜重威父子。由此看来，史评认为：“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④是有道理的。

① 《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六月。

④ 《旧五代史》卷100《汉高祖纪》下。

第六章 后周太祖世宗

第一节 后周太祖

郭威辅弼刘知远

郭威（904—954），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祐元年（90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 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18 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①。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勗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1 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候时，他已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论刘知远调任何处，他都跟随左右而成心腹。契丹灭后晋时，郭威和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等力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①，都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是刘知远最重要的辅弼功臣之一。

讨平三镇刘知远临终前，以郭威与杨邠、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 岁的刘承祐。刘承祐继位后，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镇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发动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久而无功。刘承祐征求郭威的意见，想请他出征。郭威说：“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②于是刘承祐就加给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督诸将征讨三镇。

郭威在军中接见宾客时，衣着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上阵打仗时，身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③。士兵立功，即与厚赏；作战负伤，亲自慰问；不管谁提建议，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待；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也不介意，因此深得部下爱戴。这次出征，在议论用兵先后时，他虚心听①③《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②《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取部将扈彦珂的意见而先击河中。他自栅于城东，令常思栅于城南，白文珂栅于城西，又调壮丁2 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用围而不打的战术消耗对方实力。一年后，城中兵食俱尽，他下令攻城，一举获胜，李守贞与其妻子自焚而死。在此先后，势力较弱的赵思绾、王景崇也或降或死，从而稳定了局面。

①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刘承祐论功行赏，加给他检校太师兼侍中的官爵，要送玉带给他。郭威说破贼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当朝将相安朝廷，抚内外，使馈饷不断的辛劳，不能独受。于是刘承祐把杨邠、史弘肇等一批大臣都召来赐以玉带。郭威又推功大臣，于是窦贞固、苏逢吉等都加官进爵。此外，他又提出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州县官员等，于是滥赏遍于天下，而郭威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声誉。邺都起兵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被任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这年十一月，刘承祐不愿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舅父李业等定计，先杀在京的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又派人去各地杀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与亲信魏仁浦商量对策，“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①。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杀李业等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婴孺无免者”①。几天后，郭“威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纵火大掠”②。为了稳住局面，他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嗣，派大臣去徐州迎接，同时又让王峻派人在途中将刘赟杀死。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然后返回汴京，迫使太后下令由郭威监国。他还发布一篇文告，说自己“逊避无由，g 俯遵承，夙夜忧愧”③。其实这场拥戴闹剧，只是为了遮人耳目。

灭汉建周，革故鼎新郭威就任监国不到一个月，就于次年正月正式即帝位，庙号太祖。他自认为是周朝虢叔的后裔，所以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改为广顺元年（951）。仍建都东京开封府。

郭威虽是刺史之子，但幼年孤贫，知道民间疾苦，因而即位后就着手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即位当月下诏：“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这就减免了原先所收的“斗余”、“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诏又说：“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的规定有了明显的减轻。广顺二年（952）七月，针对后汉时“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规定，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具体规定：“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①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① 《资治通鉴》卷289，乾祐三年十一月。

②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③ 《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

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①同年十一月又下诏：“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于敌国。”这比起原先“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在政策上是大大放宽。因为所谓“受直”，后唐明宗时只给些盐；后晋天福中期，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更严厉到“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程度。然而，牛皮“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②。

唐末以来，在中原有户部管理的营田务，流弊很多；还有当年朱温征讨淮南时，将掠得的以千万计的耕牛租给农民，可数十年后，“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广顺三年（953）正月，“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这样做无疑会大大调动受益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人曾建议将部分肥沃的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③由此可见郭威的确与那些只知一味搜刮的帝王不一样。

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广顺元年（951）十二月，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今属山东）据兖州反，郭威随即于次年正月派曹英等前去讨伐，五月又亲征，斩慕容延超等，巩固了政权。大臣王峻恃功不逊，干涉皇权，郭威于广顺三年（953）将其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不久病死在那里。至于有“震主之势”的王殷，乘其入朝加以贬杀。

郭威在惩治贪官方面也有许多记载。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著名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郭威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对近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②直到他临终前，又下诏薄葬：“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③这种精神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郭威于显德元年（954）正月病死，终年51 岁。

第二节 世宗柴荣①

《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二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二年十一月。

③ 《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三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

② 《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二。

③ 《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四。

追随郭威

柴荣（921—959），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本是郭威内侄，后收为养子。生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柴氏之兄。

柴荣生于唐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九月二十四日，成年以前就生活在姑父郭威家里。当时郭威见柴荣办事谨慎，为人厚道，就把家里开支等事交他去管。柴荣悉心经度，曾与一商人一起到江陵（今湖北荆沙）贩卖茶货，使本不宽裕的家用得到周济，郭威很赏识他，就把他收为义子。柴荣的这一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更使他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和地方利弊，这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威在后汉朝廷中任枢密使时，柴荣被任为左监门卫将军。郭威改任天雄军节度使镇守邺城（今河北大名东北）时，柴荣就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并领有贵州（今广西郁林）刺史、检校右仆射的头衔。郭威带兵去首都开封夺权时，柴荣便留守邺城，他是郭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

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位为帝，柴荣被任为澶州（今河南濮阳）

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他为政清肃，盗不犯境，而且在澶州遭洪水破坏后，整修和拓宽街道，扩大城市规模，得到吏民好评。次年正月，慕容彦超在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反周。柴荣几次上表请求征讨，郭威也打算用他，但由于枢密使王峻阻挠而未实现。这年底他晋衔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进一步引起王峻的不满，广顺三年（953）正月入朝觐见郭威后竟不得留京。直到王峻被贬逐后，柴荣才被任为开封尹，封晋王。

亲征高平显德元年（954）正月，柴荣晋升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开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从而控制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两天后，郭威病死，秘不发丧。过了四天宣布郭威的遗命：“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①柴荣即帝位，是为世宗。

柴荣即帝位不到十天，潞州（今山西长治）方面就传来北汉刘崇举兵南下的消息，柴荣打算亲征，宰相冯道认为不妥，反复谏阻。柴荣则表示自己要学唐太宗，要以泰山压卵之势击败刘崇。经过一番准备，柴荣于三月十一日亲征，十九日即在泽州高平（今属山西）与北汉契丹联军展开大战。交战开始，周军右翼骑兵望风而逃，造成步兵解甲投敌。紧要关头，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这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士皆奋命争先”，很快扭转了局面。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周军大胜。“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北汉军则“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刘崇狼狈逃回太原。战役结束，柴荣不仅奖赏了有功将士，更从严惩处了作战不力的将校，杀樊爱能、何徽等70 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②。有效地整顿了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随后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太原城下，后来还是由于契丹军队赶到和久雨致士卒疲病才撤军南返。

①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②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战后，柴荣针对战场上所暴露的问题指出：“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选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于是大规模整编禁军，“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殿前诸班”①。“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②振兴百业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显德二年（955）正月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③这些规定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和荒弃庄田的开垦利用，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显德五年（958），他读唐朝同州刺史元稹所上的《均田表》后，下诏称赞此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情；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①，遂命按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②。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

疏浚漕运水路，固然有军事意义，但对水利灌溉和经济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显德二年开始，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③。

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④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这一年共废寺院30336 所，仅保留寺院2694所，收效显著。

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减轻了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虚心求谏柴荣的虚心求谏也是很有名的。显德二年二月下诏，他认为自己“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因而要求“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①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②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③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 《五代会要》卷25《租税》。

② 《旧五代史》卷118《周世宗纪》五。

③ 《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三月。

④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勿宜有隐”。这年四月，更下诏明确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①。这种大面积命题对策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审读后，尤对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五月，柴荣派向训、王景等西征，不出半年，先后攻取了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等4 州之地。十一月，他派李谷等南征，围攻南唐寿州（今安徽寿县）等地。显德三年初，他亲征寿州，取得正阳（今颍上西南）之战的胜利，且派兵攻取了南唐的滁（今滁县）、扬（今江苏扬州）、泰（今属江苏）、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潜山）等州，但寿州由于南唐将领刘仁赡死守未能攻下。显德四年初，柴荣第二次南征，终于攻下了寿州城。这年底，他又第三次南征，连取濠（今凤阳西北）、泗（今泗县东南）、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到显德五年，南唐李璠遣使求和，割江淮之间14 州60 县土地，并付犒军银10 万两、绢10 万匹、钱10 万贯、茶50 万斤、米麦20 万石。并规定今后岁输贡物10 万。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为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显德六年（959）三月，柴荣再次北伐。取道沧州（今属河北）北上，率步骑数万直入辽境。到五月就先后收复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易（今易县）3 州和益津（今文安县境）、瓦桥（今雄县境）、淤口（今霸县境）3 关，共计17 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议取幽州（今北京）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六月十九日病逝，年仅39 岁。这样，他想为君30 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然而他在位5 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①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①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 《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纪》六。

第七章 冯道 王朴

第一节 冯道

持重镇俗

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①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

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勗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发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勗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①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勗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勗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请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周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有因人力不足而致田地荒芜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赴任途中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带兵进攻首都洛阳，孔循劝他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走，他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快速赶赴京师。

三代为相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声名，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不久，迁兵部侍郎。一年后，又迁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打比方提醒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①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②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他因势利导地规劝明宗，既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③。这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一件大事。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①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

明哲保身“长乐老”

冯道在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反映了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后来，有人因他“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②，而称之为不倒翁。

乾祐三年（950）夏，冯道写了一篇题为《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他写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而，在文中他也承认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并且明白指出这不足在于“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因而他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①后周取代后汉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连郭威都要细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刘承祐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②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③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①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②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及注。

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发现冯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仍像平时一样受之。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且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因此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后汉之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也因习以为常而并不在意。柴荣继位后打算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柴荣说要以唐太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太宗”②。因而惹怒了柴荣，亲征时就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郭威的后事。结果郭威刚安葬完毕，冯道不久也就患病，四月去世，终年73 岁。谥文懿，追封瀛王。

第二节 王朴“平边策”

王朴（905—959），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父王序，在王朴显贵之后才获赠左谏议大夫。王朴幼年聪慧机警，刻苦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大器晚成，直到后汉乾祐年间（948—950）他40 多岁时才考取进士，接着通过释褐试，开始步入仕途，被任命为校书郎，依附枢密使杨邠。

当时后汉政权建立不久，隐帝刘承祐年少孱弱，任用小人，朝政已经渐趋混乱。加上杨邠与三司使王章、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等大臣矛盾日深，形同水火。王朴预见到政局必将大乱，陷于其中于己不利，于是就离开杨邠东归乡里。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帝舅李业等唆使隐帝诛杀权臣，杨邠、王章、史弘肇三家均被族灭，与三家有交往的人也大多受到牵连，只有王朴先期离去得以幸免。

后周初年，柴荣任澶州节度使时，王朴在其帐下任掌书记。柴荣任开封尹时，王朴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充开封府推官。柴荣继位为帝后，王朴被任命为比部郎中。显德二年（955）夏，后周世宗柴荣命在朝的20 多名文学之士每人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试其才。其中以王朴的《平边策》最受重视。

在这篇著名的时务策中，王朴开宗明义地指出，只要“观所以失之之由”，就能“知所以平之之术”。既然失之在于“君暗政乱，兵骄民困”，导致“天下离心，人不用命”。那么，“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样就一定可以成功。至于具体的用兵次序，他提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即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先攻南唐，“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在夺取南唐的江北之地后，“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他认为：“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①②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① 《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

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江南雄厚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此计柴荣虽然并没有完全采用，在取得南唐江淮之间14 州之地后就移师北伐，由于中途得病死去而未见其下一步用兵意图。但后来宋初的统治者则大体上是按王朴的方案削平南北割据势力的。由此也可见王朴的《平边策》影响确实不小，他也因之名留青史。

辅佐世宗王朴的《平边策》大受后周世宗柴荣的赏识。不久，就升迁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旋即又升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成为柴荣身边重要的谋士。他与柴荣计议天下大事，所见都不谋而合，于是就付诸实行。显德三年柴荣南征江淮，就以王朴为东京副留守。班师后，任命他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任枢密使、检校太保。第二年，柴荣再次南征，又以王朴留守京师，在此期间，都城秩序井然。

王朴在任开封知府和东京留守期间，为拓广京城匠心独运，“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靡不由其心匠”①。在拓展过程中，雷厉风行，连有权势的大臣藩镇都怕他三分。故宋人说：“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濶。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②王朴多才多艺，“为人明敏多才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曾受命校定大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制订了《大周钦天历》。又奉诏考正雅乐，“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③。著有《律准》行世。显德六年（959）三月，又奉诏在汴口设斗门，控制汴河水量，大大改善了漕运。

王朴为人处事太刚，锋芒毕露。他于“稠人广座之中，正色高谈，无敢触其锋者，故时人虽服其机变而无恭懿之誉”。称帝前的赵匡胤都对他敬畏有加。然而在柴荣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臣，所以当他从汴口回京途中突然发病去世时，柴荣“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王朴享年54 岁④。

① 《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

② 《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

③ 《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

④ 《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旧五代史》作“四十五”岁，今据《新五代史》。

第八章 杨行密 李昪（徐知诰）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历史短暂的朝代，是为五代。与之同时，其他地区还出现过十个割据政权，是为十国。其中杨行密建立的吴、钱镠建立的吴越，刘隐建立的南汉、马殷建立的楚、王建建立的前蜀、王审知建立的闽，都是在后梁开国前后建立起来的。其创建者，都是唐末的方镇。高季兴是后梁的一个方镇，他在后梁之后建立的荆南，也称南平，是十国中最小的一国。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李璠（徐知诰）建立的南唐、刘旻（崇）建立的北汉，是十国中后起的三个小国，分别是在后唐末年、后晋初年和后周初年建立的。十国中，除吴、楚两国亡于南唐，前蜀、闽亡于后唐，其余六国都先后亡于北宋。

第一节 杨行密

横行江淮

杨行密（852—905），初名行愍，字化源。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

少时孤贫，长大后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据说能手举百斤，日行三百里。唐僖宗乾符中期（877 年前后），杨行密因参加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被捕，刺史郑棨“奇其状貌”而释放了他。后来他应募为州兵，戍守朔方（今宁夏灵武），升为队长。守边期满返回，当地军吏讨厌他，要他再次出戍。临行前军吏假装关心，问他还缺什么，他奋然说：“惟少公头尔！”①随即斩其首，举兵为乱。他“自募百余人，皆虓勇无行者”②，统率州兵，“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③，刺史郎幼复逃走，他就占据了庐州。中和三年（883），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庐州刺史。

光启三年（887），淮南节度使高骈为毕师铎所攻，杨行密被高骈任为行军司马，率兵数千往援，屯驻于蜀冈（今江苏扬州西北），以诱敌袭营的伏击战大败毕师铎。高骈被毕师铎杀害后，杨行密缟军向城哭三日，攻破城门，占领扬州（今扬州东北）。

杨行密占领扬州后，派使者到大梁，向当时拥有兼领淮南节度使头衔的朱温表示归附之意。朱温一面派人与杨行密结盟，一面又派兵送李璠去任淮南留后。杨行密发兵击走李璠，朱温只好同意杨行密任淮南留后，双方关系已现龃龉。

文德元年（888）正月，孙儒在高邮（今属江苏）杀毕师铎等，并其部众南攻扬州。杨行密依其谋士袁袭之见先退庐州，然后进袭守备空虚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龙纪元年（889），唐任命杨行密为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派田頵等分别攻取了浙西地区的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润州（今镇江）。大顺二年（891），又攻取了滁（今属安徽）、和（今和县）州，势力不断扩大。

①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割据淮南景福元年（892），杨行密攻取了楚州（今江苏淮安），对占据扬州的孙儒构成了南、西、北三面包抄的形势，孙儒就焚毁广陵城，率部渡江，号称50 万，攻杨行密于宣州，几次击败田頵、刘威，杨行密打算西撤铜官（今安徽铜陵），谋士戴友规说孙儒兵多气锐，“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刘威也主张“背城坚栅”，以固守不战来挫败长途奔袭之敌。杨行密采纳了这一计策。结果孙儒“兵饥，又大疫”①被击败擒杀。杨行密并其部众，选编其中精锐5000 为亲军，以皂衣蒙甲，号称“黑云都”，给以特殊待遇，成为杨行密“驱之即战、靡不争先”的主力军②。这一年，他再占扬州，唐廷任他为淮南节度使。乾宁二年（895），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冯弘铎来附，他又派田頵等攻掠各地，于是，“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③。杨吴政权的地盘已具雏形。

乾宁四年（897），被朱温打败的朱瑾、李承嗣前来投奔杨行密，李承嗣本是李克用派去支援朱瑾的将领，他从河东带来的骑兵队伍大大加强了杨行密的兵力，于是大肆攻掠邻部。两浙钱镠、江西钟传、鄂州（今湖北武汉）杜洪等都向朱温求援，朱温派朱友恭率步骑万人南下讨伐，杨行密令都将瞿章先据黄州（今黄冈），待朱友恭来攻即南渡固守武昌寨（今武汉），杨行密又派马珣以精兵5000 助守，可还是被朱友恭和杜洪打得大败，瞿章等3000余人被俘。这年八月，朱温又派葛从周率步骑万人从霍丘（今属安徽）渡淮河为西路，令庞师古率大军驻营于清口（今江苏淮阴）为东路，自北向南发起进攻。杨行密先打东路，一面用决堰纵水的办法水淹敌军，另一面又令朱瑾率精锐突袭，结果汴军大败，名将庞师古被杀。葛从周得知东路失败，也从濠梁（今安徽凤阳）撤军，退到淠河又遭伏击，各军勉强北归。

乾宁五年（898），钱镠攻苏州，杨行密所部周本战败，苏州又为钱镠所得。天复元年（901）杨行密派李神福南攻，在临安（今浙江临安北）大败钱镠，擒其将顾全武后回师。次年，冯弘铎叛变，进攻宣州，被田頵打败后率部东撤，打算逃往海上。杨行密在东塘（今江苏常熟东南）拦截，表示愿意宽容，劝其回头。冯弘铎感激涕零，杨行密就任他为节度副使，而由李神福取代其拥有实权的昇州刺史之职。

建立吴国乾宁二年（895），唐昭宗曾封杨行密为弘农郡王，天复二年（902），唐昭宗被劫持在凤翔，派遣江淮宣慰使李俨任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进封吴王。次年，他命李神福西攻鄂州的杜洪，在君山（在今湖南岳阳）打了胜仗。同年，朱温攻打青州（今山东益都），王师范派人向他求救，他派王茂章率众往援，大败汴军，杀朱温之子朱友宁。朱温大怒，亲率大军击之，结果又被王茂章打败。然而这时宣州守将田頵由于不①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 《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满杨行密在攻打钱镠时的反复态度，起兵叛变，袭击昇州。润州守将安仁义闻讯也起兵反叛，进攻常州。杨行密依靠李神福和王茂章分别将其平定。杨行密在与各地军阀交战中胜多败少，江淮地区相对比较稳定，这与他节用安民的指导思想有关。杨行密少时孤贫，深知民间疾苦。他“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①。打败孙儒后，他在淮南“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②。他初到淮南时，“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③。

天祐二年（905），杨行密派刘存再次攻打鄂州，终于活捉杜洪，控制了长江中游这一军事重镇。十一月，杨行密病死，终年54 岁。后其四子杨溥为睿帝，在位时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

第二节 李璠（徐知诰）

依附徐温李璠（888—943），字正伦，徐州（今属江苏）人。家世微贱，父李荣在唐末战乱中不知所终。8 岁的他成为孤儿，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泗县东南）一带流浪。杨行密攻打濠州时掠得他，爱他聪慧有奇貌，打算收为养子，但遭诸子反对，只好让部将徐温收下，于是就成了徐温的养子，改姓名为徐知诰。

徐知诰成年后，身高七尺，相貌堂堂，待人温厚而有谋略。他对徐温很孝顺，徐温曾骂自己的儿子们不如他，因而遭到他们忌恨，尤其是长子徐知训，几次想要害死他，都因他人缘好而幸免。后来他担任楼船军使，率水军驻屯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当柴再用奉徐温之命攻打宣州（今属安徽）李遇时，他所部立了大功，因此升任为昇州（今南京）刺史。当时江淮初定，地方长官多为武夫出身，只知搜刮民财来供养军队。只有徐知诰与众不同，他勤俭好学，重视儒生，以宽仁为政，因而得到民众赞誉。当徐温以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的身份镇守润州（今镇江）时，昇、润、宣、常（今属江苏）、池（今安徽贵池）、黄（今湖北黄冈）等6 州都为齐国辖地，他听说徐知诰治理昇州有政绩，便前往察看，见府库充实，城垣修整，就将治所迁到昇州，而让他去做润州刺史。起先他不愿意，几次要求去宣州，徐温不答应。谋士宋齐丘劝他说，在扬州（今江苏扬州东北）掌权的徐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度其势，乱在旦暮，蒜山之津不一夕而可以定事，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岁月，其亡聊奈何！”①徐知诰随即觉悟，迅速到润州赴任。果然不久徐知训为朱瑾所杀，他得到消息抢先进入广陵（即扬州），平息事态后取代徐知训而控制了杨吴政权。

①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② 《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① 史虚白：《钓矶立谈》。

灭吴建南唐徐知诰执政后，为了收揽民心，便宽缓刑法，推广恩信，还特地造延宾亭用以接待四方之士。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人都成了他的重要谋士，其他凡有流落在其境内的士人他都加以任用，还经常派人到民间了解疾苦，遇有婚丧匮乏的，便设法予以周济。盛夏酷暑出行，不张伞盖也不操扇，左右近侍要为他张伞盖，他必定婉拒说：“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①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尽管徐温身居金陵遥秉大政，但人心已大多归向徐知诰。武义元年（后梁贞明五年，919），杨隆演称吴王，以身居金陵的徐温为丞相，徐知诰被任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在广陵实际掌权。徐温的行军司马徐玠多次劝徐温以亲子取代徐知诰，于是徐温令次子徐知询到广陵，准备谋取政权。恰在这时徐温病死，徐知询到金陵奔丧。徐玠就改变立场转而为徐知诰出谋划策。

乾贞元年（后唐天成二年，927）十一月，杨溥僭号称帝，任徐知诰为太尉、中书令，掌握实权。大和三年（后唐长兴二年，932），徐知诰出镇金陵，沿用当年徐温的做法，把儿子李景通（璟）留在广陵任司徒、同平章事，又让王令谋、宋齐丘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在杨溥身边安插了一个效忠于他的班子，便于他遥控。次年，他被封为东海郡王。天祚元年（后唐清泰二年，935），晋封为齐王，以昇、宣等10 州为齐国，进位太尉、录尚书事，留镇金陵。不久，又加九锡，建天子旌旗，且改金陵为西都，以扬州为东都。他依南朝齐、梁故事开国，用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杨溥逊位，徐知诰正式即帝位，国号大齐，改元为昇元元年，以金陵为都城。这时他一直使用的姓名是徐知诰，直到昇元三年正月才恢复原姓李，改名昪，并且自称是唐宪宗之子李恪的四世孙①，因而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世称前主，庙号烈祖。

保境息民李璠自幼孤贫，深知民间疾苦。在为相时就“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②。即帝位后，由于他“性节俭，常蹑蒲屦，盥頮用铁盎，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他“勤于听政，以夜继昼，还自江都，不复宴乐。”“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③。对于用兵，不论是北伐中原还是南向拓疆，他都取慎之又慎的态度，长期奉行“保境息民”的政策。昇元五年（后晋天福六年，941），“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心亦安矣，又何求焉？’”④昇元六年（942），“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① 《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昪传》。

① 此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

② 《资治通鉴》卷283，天福八年二月。

③ 《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十一月。

④ 《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四月。

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昪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昪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谓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①值得指出的是，李璠采取这种态度是经过深刻思考的自觉行动，是基于他对全局分析的结果。一次，南唐君臣议政，宋齐丘、冯延巳倡议兼并吴越、闽、楚。李璠说：“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词，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闽土险瘠，若连之以兵，必半岁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乱，既平之后，弥烦经防。惟诸马在湖湘间，恣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谓燕人取齐，恐动四邻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恶名，我不愿也。”由此可见李璠采取“保境息民”的态度是坚决的，因此在其统治区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南唐境内，“内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②。成为“十国”当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李璠则是当时“十国”中的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昇元七年（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李璠疽发于背病死，终年56 岁。子璟嗣位，是为中主，改是年为保大元年。

① 《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昪传》。

② 《钓矶立谈》。

第九章 钱镠 王审知

第一节 钱镠

割据两浙

钱镠（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

家世以田渔为业。年轻时好拳勇，喜任侠，“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①。善射与槊，且稍通图纬诸书，在当地颇有点名声。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鑑（今临安东南）镇将董昌招募乡兵讨伐，以钱镠为偏将，击败了王郢。不久，黄巢起义军打到浙东，将要进攻杭州，钱镠分析形势后采用伏击战以少胜多打败黄巢的先头部队，然后又设计使黄巢不敢进攻杭州。当时坐镇扬州的高骈得知后，把董昌和钱镠召到扬州予以鼓励，后来表请任命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把所属各县的乡兵整顿组成八都，以钱镠为都指挥使。

中和二年（882），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之间矛盾激化，刘汉宏派其弟汉宥等屯兵于西陵（今萧山西北）。钱率八部兵渡过钱塘江，偷袭成功，刘汉宥等逃走。接着，钱镠又在诸暨、萧山大败刘汉宏。中和四年，唐僖宗派宦官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要董昌和刘汉宏罢兵和解，双方都予拒绝。钱镠攻破越州，刘汉宏逃到台州（今临海）后被俘杀。钱镠奏请朝廷以董昌取代刘汉宏为越州观察使，他自己便占据杭州。

光启三年（887），唐廷正式任命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这一年，高骈被囚，淮南大乱。润州（今镇江）守将周宝为其部属薛朗等所逐，钱镠乘机迎回周宝，派兵攻占润州，俘杀薛朗，又派其弟钱镠逐杀占领六合镇将徐约，势力进一步发展。

唐昭宗即位后，任钱镠为杭州防御使。不久，升越州为威胜军，以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又升杭州为武胜军，以钱镠为都团练使，成及为副使。成及是钱镠的主要部将，攻城略地之谋多出于成及，钱镠与之结为姻亲以巩固关系。他又招罗一批文武人才，以杜崧、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以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等为谋士。

景福二年（893），唐廷任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次年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二年（895），董昌在越州称大越罗平国皇帝，钱镠拒绝董昌的任命，向唐廷报告董昌的反状。于是昭宗下令削夺董昌的官爵，封钱镠为彭城郡王，以浙江东道招讨使的名义征讨董昌。“乾宁四年，镠率浙西将士破越州，擒昌以献，朝廷嘉其功，赐镠铁券，又除宰臣王溥为威胜军节度使，而两浙士庶拜章，请以镠兼杭、越二镇，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胜军为镇东，镠乃兼镇海、镇东两藩节制”①。“镠如越州受命，还治钱塘（今杭州），号越州为‘东府’”①。

建立吴越国①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 《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①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钱镠既兼两镇，有精兵3 万，占据杭、越等13 州，形成割据势力。天复二年，唐廷封钱镠为越王。这一年其部将徐绾、许再思等发动叛乱，一度形势紧张。钱镠一面平叛，一面结好于杨行密，促其召回帮助徐绾作战的宣州节度使田頵，终于生擒徐绾，平定了叛乱。

天祐元年（904），“钱镠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②。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钱镠牵制杨渥，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人劝他拒绝梁命，“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③于是他由联杨转变为联梁攻杨。朱温则于开平二年（908）加钱镠守中书令，开平三年加守太保以示荣宠和拉拢。杨渥派周本等围攻苏州（今属江苏），结果为钱镠所败。乾化元年（911），加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朱友珪上台时曾册尊钱镠为尚父。朱友贞于贞明三年（917）加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次年，杨隆演攻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阻断了吴越北上中原的陆路交通，钱镠就从海上入贡京师。梁末帝于龙德元年（921）赐镠诏书不名。

李存勗称帝建后唐，钱镠遣使到洛阳贡献，求赐金印玉册，后唐群臣都认为要求过分，但李存勗曲从其意，勉强答应。钱镠于是“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后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诲当权，钱镠遣使致书称“吴越国王谨致书于某官执事”，言辞悖慢，安重诲怒其无礼，削去钱镠的“元帅、尚父、国王之号，以太师致仕”①。安重诲死后，李嗣源才恢复其原有官爵。

兴修水利钱镠据两浙41 年。长兴三年（932）病卒，终年81 岁，是五代十国中享年最高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很重视兴修水利，成绩显著。他于天宝三年（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筑捍海塘，“怒濑急湍，昼夜冲击，版筑不就..又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九重..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塘岸益固”②。由于防治海潮收到了良好效果，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为了经常维护重要水利工程，天宝九年（后梁贞明元年，915）“置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①。

钱镠“好吟咏，江东有罗隐者，有诗名，闻于海内，依镠为参佐。镠尝② 《资治通鉴》卷264，天祐元年闰四月。

③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 《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② 《吴越备史·杂考》。

① 《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

与隐唱和，隐好讥讽，尝戏为诗，言镠微时骑牛操挺之事，镠亦怡然不怒”②。天宝三年（910）他回老家，写了一首《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③受其影响，他的子孙也大都能诗。

第二节 王审知（附留从效）

转战入闽王审知（862—925），字信通，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家世务农，父王恁，早殁。长兄王潮，为县吏；次兄审邦。审知行三，状貌魁伟，隆准方口，后来在军中常乘白马，故号“白马三郎”。

唐末中原淆乱，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王绪攻陷固始，自称将军，听说王潮兄弟勇敢有才能，招至军中，以王潮为军校。当时盘踞蔡州的秦宗权扩充势力，任命王绪为光州刺史，并要他率部共击黄巢。王绪既厌其屡征租赋，又不愿受其控制，迟迟不行。秦宗权大怒，发兵攻讨。王绪即率“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转掠江（今江西九江）、洪（今南昌）、虔（今赣州）州”，又“陷汀（今福建长汀）、漳（今漳浦）二州”①。“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②这时，王绪有众数万，但“性猜忌，部将有材能者，多因事杀之，潮颇自惧。军次南安（今南安东），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绪所胁尔，岂其本心哉！今绪雄猜，将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属不自保朝夕，况欲图成事哉！’前锋将大悟，与潮相持而泣。乃选壮士数十人，伏篁竹间，伺绪至，跃出擒之，囚之军中。绪后自杀。”③王绪被废后，众将推王潮为主。王潮“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今沙县东），泉州（今属福建）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④。光启二年，王潮攻占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景福元年（892）陈岩病死，其婿范晖自称留后。王潮派王审知率兵讨伐范晖，久攻福州不克，而士卒死伤甚众。王审知请求班师，王潮不许。又请王潮亲临前线督战并增派援军。王潮回话说：“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⑤王审知于是亲率士卒强攻，终于在景福二年攻破福州，范晖被杀。唐廷在王潮据有七闽之地后任命他为② 《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③ 《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 《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八月。

③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④ 《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八月。

⑤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二年四月。

福建观察使，王潮即以王审知为副使。

建立闽国乾宁四年（897），王潮病重，命王审知知军府事。王潮死后，王审知让位给二兄王审邽，王审邦以王审知功高，辞而不受。于是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于朝廷。唐末，以福州为威武军，任王审知为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

唐亡，朱温为牵制杨行密，加王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王审知也以联络中原来稳固其在福建的统治。由于杨行密据有江淮，王审知所派朝贡使节都泛海到登（今山东蓬莱）、莱（今掖县）上岸到汴梁（今河南开封），经常遭遇海难，死者十之三四。

后梁亡，后唐庄宗李存勗即位。王审知仍然遣使奉贡。后唐朝廷也“制加功臣，进爵邑”①。

保境安民王审知出身农家，为人俭约。“尝衣，一日袴败，乃取酒库酢袋而补之”。使者自南方还，献玻璃瓶，王审知玩赏之后，掷瓶于地，说：“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贵后代无为渐也！”②王审知又好礼下士，多方延揽唐末避难福建的名士。唐相王溥之子王淡、杨涉之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等均入其幕府。他“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①。从而发展了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和海上贸易。史称：“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②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③，王审知病死，终年64 岁，谥忠懿。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

留从效留从效（906—962）④，泉州永春桃林（今属福建）人。年轻时为本城衙兵，以征讨临汀（今长汀）军功升迁为泉州散员指挥使。闽天德二年（后晋天福九年，944）三月，闽拱宸都将朱文进杀闽王王延羲窃据福州，与前一年二月称帝于建州（今建瓯）的王延羲之弟富沙王王延政相抗。朱文进以其党羽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余愧！’众以为然。”⑤不久，留从效假托收到富沙王令他① 《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①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③ 《旧五代史》作同光元年，今从《新五代史》。

④ 马令：《南唐书》留作刘，《五国故事》留作娄。

⑤ 《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十月。

除掉黄绍颇的密旨，带领众人杀黄绍颇，把州印交给王延政的侄子王继勋，请他主持军府。留从效则自称平贼统军使，派人将黄绍颇首级送至建州。王延政即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以留从效、王忠顺等为都指挥使。朱文进获悉黄绍颇被杀，立即募兵2 万由林守谅等率领往攻泉州。留从效得到王延政派来2 万援军的支持，开城门出战，大败福州兵，杀林守谅，随后又派兵进击福州。这时福州内部发生变故：连重遇杀朱文进归降王延政后又被裨将林仁翰所杀，林仁翰打算迎王廷政移都福州。南唐中主李璠趁闽中大乱，出兵进取建州，王延政降。南唐军南下时，留从效归顺南唐，并将王继勋劫送金陵。李璠即以泉州为清源军，任命留从效为节度使。于是留从效就占有了泉、漳之地，拥兵不听南唐调遣，南唐则派兵戍守进行监视。

南唐军在闽不得民心，福州守将李仁达归附吴越，南唐发兵围攻，结果大败，“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①。留从效趁南唐受挫之机，“谓屯将曰：‘此一方东渐于海，与福州世为仇敌；南限广州瘴疠之地，人使不通；西连鄞水，皆猿径鸟道；近岁于戈屡动，三农废业，冬征夏敛，仅足自赡，不烦大军久驻于此。’屯将皆不对，翌日置酒饯之郊外，屯将不得已皆卷旗而去。从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璠不能制，累授从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晋江王。”②留从效起自行阵，知人疾苦。割据泉、漳后，“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常衣布素，置公服于中门，出视事则服之，入则复衣敝布。自言：‘我素贫贱，不可忘本也。’民甚爱之。..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①他在泉州又整建城港，招徕海外商贾，影响后世颇大。

“周世宗时，从效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是时，世宗与李景画江为界，遂不纳。”②这样，留从效表面上仍臣于南唐。宋建隆初年，留从效“上表称藩，..遣使假道吴越入贡，太祖赐诏书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张汉思、陈洪进劫从效迁于东亭，汉思自称留后，从效疽发背卒”③。

留从效宋乾德二年（964）七月去世，终年57 岁。

① 《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三月。

② 路振：《九国志》卷10《留从效传》。

① 《十国春秋》卷93《留从效传》。

②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③ 路振：《九国志》卷10《留从效传》。

第十章 刘 刘旻

第一节 刘

袭封南海王

刘（889—942），原名陟。称帝后改名岩①，又改名龚，复以《周易》中“飞龙在天”之义新造一“”字，音俨，作为名字。

刘是大食商人后裔，其父刘谦初定居于福建仙游，后迁居岭南②。新旧《五代史》对其祖上的记述颇有出入。薛居正说：“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③欧阳修则说：“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④唐末，刘谦为广州牙将，职级甚卑。当时任南海节度使的宰相韦宙很赏识他，妻以侄女。后来刘谦以军功任封州（今封开）刺史、贺江镇遏使，负责守御梧（今广西梧州）、桂（今桂林）以西地区。

刘谦死后，刘的大哥刘隐继任为封州刺史。天祐二年（905），刘隐通过重赂朱温被任命为南海节度使，刘为副使。当时交州（今越南河内）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今广西南宁）叶广略、容州（今北流）庞巨昭等分据各管区，卢光稠据虔州（今江西赣州）、其弟卢光睦据潮州（今属广东）、其子卢延昌据韶州（今属广东），还有高州（今属广东）刺史刘昌鲁、新州（今新兴）刺史刘潜等70 余寨均不能制。刘隐决定先攻韶州，刘认为不宜直攻而可以计取，刘隐不听，结果大败而回。此后刘隐就把军事交给刘掌管，刘先后削平诸寨，攻取潮、韶，逐走庞巨昭，攻取邕州，势力渐次扩大。

后梁时，刘隐深得朱温恩宠。开平初，连续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领安南都护，充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进封南海王。

乾化元年（911），刘隐死①，刘代立。乾化二年，刘被任为清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梁末帝即位后，把刘隐的所有官爵转授给刘，于是刘也就袭封南海王。其实，刘隐和刘对于后梁只是禀正朔而已。

建立南汉后梁贞明三年（917），刘称帝于番禺（今广州），庙号高祖。国号大越，改元乾亨，设置百官。刘承兄长成法，礼遇士人，以杨洞潜、倪曙、赵光胤为相。赵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伪国，常怏怏思归。乃习为光胤手书，遣使间道至洛阳，召其二子损、益并其家属皆至。光胤惊喜，为尽心① 《旧五代史》作初名岩，称帝后改名陟。今从《新五代史》。

② 据［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南汉刘氏祖先考》（何健民译本），第137—150 页。转引自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39 页。

③ 《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

④ 《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隐传》。

① 《旧五代史》作开平四年三月卒，此从《新五代史》。

焉”。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册立其妻楚王马殷之女为皇后，又“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①。

乾亨七年（后唐同光元年，923），后唐庄宗李存勗灭后梁。刘闻其兵威甚盛而恐惧不安，派宫苑使何词前去探看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还说“本国已发使臣，大陈物贡，期今秋即至”②。待何词返回报告说后唐朝政紊乱，内部不稳，难以制御远方，就不发贡使，与中原断绝来往，言谈间蔑称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

乾亨九年（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改元为白龙，更名为龚，旋又更名为龚。白龙四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楚王马殷遣舟师攻封州，封州守将兵败于贺江。刘惊惧，又改年号为大有，大赦境内，派苏章率3000神弩军往救，苏章佯败诱敌，用铁索锁住楚舟后尽杀楚人。大有三年（后唐长兴元年，930），刘派李守鄘、梁克贞等攻交州，俘曲颢之子曲承美。梁克贞又攻占城（今越南顺化），掠其宝货而归。

刘为人苛酷，好杀人。“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他生活奢侈，“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③。在位26 年，大有十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四月病死，终年54 岁。

第二节 刘旻

盘踞河东

刘旻（895—954），原名崇。沙陀部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他颇有仪表，长得一部好胡子。年轻时嗜酒好赌，品行无赖，20 岁左右应募入河东军。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升迁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军校。后晋时，刘知远任河东节度使，就以刘旻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后，任为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刺史。不久，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并遥领泗州（今安徽泗县东南）防御使。

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灭后晋，刘知远在河东起兵称帝，刘旻被任命为特进、检校太尉、行太原尹。这年五月，刘知远率部南下，驱契丹，取大梁（今河南开封），就以刘旻为北京（即太原）留守，镇守河东地区。不久，又加同平章事以示荣宠。

乾祐元年（948）二月，刘知远病死，隐帝刘承祐继位，大权旁落郭威等人手中。刘旻尽管先被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次年又加官兼中书令，然而他与郭威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他采纳判官郑珙的意见，断绝向汴京上供征赋，并且“招募亡命，缮完兵甲，为自全之计。朝廷命令，多不禀行，征敛一方，略无虚日，人甚苦之”①。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隐帝遇害。郭威先以监国名义控制局面，派冯道等前往徐州（今属江苏）去迎刘旻之子刘旻到汴京继位。“当是时，人皆① 《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传》。

② 《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陟传》。

③ 《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

① 《旧五代史》卷135《刘崇传》。

知太祖（郭威）非实意也，旻独喜曰：‘吾儿为帝矣，何患！’乃罢兵，遣人至京师”①。不久，郭威称帝，刘旻被害，刘旻才幡然悔悟。

建立北汉（东汉）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刘旻在太原即帝位，庙号世祖。继续沿用后汉的国号和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宋人亦称为东汉。北汉所辖仅河东地区北部12 州，地狭物薄。刘旻即位之初曾对近臣说：“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②为发展势力，刘旻“遣通事舍人李璠间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与旻约为父子之国，旻乃遣宰相郑珙致书兀欲，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③。兀欲册封刘旻为“大汉神武皇帝”。为了向河东地区的南部扩张，刘旻先命其子承钧率兵攻晋（今山西临汾）、 （今 县）二州，结果不克而退。接着刘旻又亲自领兵由阴地关（今灵石南）攻晋州，并向契丹借得骑兵5000④，合兵进攻。郭威派枢密使王峻等率大军往援，两军相持60 余日。刘旻被迫撤兵，又逢大雪，损失很大，十亡三四。次年又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复为折德扆所败，反而丢失了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①。

高平战败显德元年（954）正月，郭威病死，刘旻大喜，遣使再次向契丹借兵。契丹派杨邠率铁骑万人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10 万相助。刘旻以张元徽为先锋，自将骑兵3 万攻潞州（今长治）。张元徽在太平驿（今襄垣西）击败潞州步骑后进围潞州。

出于刘旻所料，后周新即帝位的世宗柴荣力排众议，率军亲征，刘旻与之战于高平（今属山西）。刘旻不听杨邠不可轻敌的告诫，抢先发动进攻，结果先胜而后败，加上后周援兵赶到，乘胜追击，刘旻狼狈逃回太原。柴荣进兵围困，太原岌岌可危，幸得契丹来援，加上久雨不晴，周军士卒疫病，柴荣才引兵南撤。

刘旻因太原被围，以忧得疾，于显德元年（954）十一月病死，终年60岁。

① 《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刘旻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0，后周广顺元年正月。

③ 《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刘旻》。

④ 《新五代史》作五万，今从《旧五代史》。

① 《资治通鉴》卷290，后周广顺元年十二月。

第十一章 马殷 高季兴

第一节 马殷经营湖南

马殷（852—930），字霸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做过木工。在蔡州（今汝南）时应募从军，成为秦宗权部下孙儒的裨将，随孙儒渡淮攻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孙儒在宣州（今属安徽）围攻杨行密战死后，众无所归，推刘建峰为帅，以马殷为先锋，转攻江西，连占洪（今江西南昌）、鄂（今湖北武汉）、潭（今湖南长沙）、桂（今桂阳）等州，占领湖南之地。乾宁元年（894）唐僖宗任命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

乾宁三年，刘建峰为部下所杀。当时马殷正统兵攻打邵州（今湖南邵阳），潭州遂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张佶入府时乘马跌伤，对诸将说：“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①于是从邵州前线迎回马殷，共拥为帅。唐廷也即任命他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

此后数年间，马殷派秦彦晖、李琼等攻下连（今属广东）、邵、郴（今属湖南）、衡（今衡阳）、道（今道县西）、永（今属湖南）等6 州，到光化三年（899）尽有湖南地区。桂管（治今广西桂林）观察使刘士政担心马殷军继续南下，派陈可璠等扼守全义岭，马殷所派使者受阻于边境，于是派李琼等以7000 兵攻之，俘刘士政。于是又尽占桂管所属各州。天复元年（901），唐廷任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

建立楚国马殷所据湖南地区，东有杨行密，北有成汭，南有刘，强敌环伺，很不稳定。他问计于谋士高郁，高郁分析说：“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①马殷听从他的意见，采取联络中原，藉以对抗周围强敌的策略。朱温进入关中控制唐廷时，杨行密曾遣使到潭州，建议马殷与己联合共讨朱氏。马殷权衡利害后谢绝杨氏而依附于朱温。天祐元年（904），杨行密将在其身边任黑云指挥使的马殷之弟马賨礼送回潭州，马賨劝马殷结好杨氏，“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②当杨行密派刘存等围攻鄂州杜洪时，马殷即派兵援鄂州。杜洪败死后刘存等攻马殷，双方激战甚烈，刘存等战死，马殷部夺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即位。马殷遣使修贡，朱温即以马殷为侍中兼中书令，封为楚王。这时占据荆南的高季兴截断汉口道路，拦截马殷的贡① 《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三年四月。

①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②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元年十二月。

使。马殷派许德勋攻讨，高季兴被迫求和，从而稳定了北面的局势。杨行密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吕师周前来投靠，马殷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伐岭南。占领昭（今广西平乐）、贺（今贺县）、梧（今属广西）、蒙（今蒙山）、龚（今平南）、富（今昭平）等州，控制今广西的东北大部地区。

随着马殷势力的壮大，引起占据朗州（今湖南常德）的雷彦恭的恐慌，雷彦恭召杨吴派兵进攻平江（今属湖南），结果反被许德勋击败。马殷派兵进攻朗州，雷彦恭东逃杨吴。马殷占领朗州后，澧（今澧县）、辰（今沅陵）、溆（今黔阳）等州均皆归附。于是马殷请升朗州为永顺军，表张佶为节度使。开平四年，又请依唐太宗为秦王时受天策上将的先例，加天策上将军之号。朱温同意后，马殷即开天策府，置官属，以其弟马賨、马存为左右相，以廖光图等为十八学士。“总制二十余州，自署官吏，征赋不供”①。后梁“末帝时，加马殷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②。

偃武息民后梁亡，马殷又向后唐称臣纳贡。庄宗李存勗授马殷太师、兼尚书令、楚王。“庄宗平蜀，殷大惧，表求致仕，庄宗下玺书慰劳之”。明宗李嗣源即位，马殷又遣使修贡，得加官守尚书令。“天成二年（927），请建行台。明宗封殷楚国王，有司言无封国王礼，请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书右丞李序持节以竹册封之”①。“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②。

从乾宁三年任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算起，马殷统治湖南地区35 年，基本上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吴楚之间几经兵革，均是吴国发动进攻所致。对于荆南，也只进行有限战争而已：后唐天成三年，楚将王环大破荆南兵于刘郎洑（在今湖北石首境内），乘胜进逼江陵，却在同意高季兴的求和后班师。对于此事，“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环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捍蔽。’殷悦”③。

马殷在其统治区内，“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幅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④。马殷对中原朝廷“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乃自京师至襄（今湖北襄樊）、唐（今河南泌阳）、郢（今湖北京山）、复（今沔阳）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①。

① 《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

②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①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② 《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二年八月。

③ 《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三月。

④ 《资治通鉴》卷274，同光三年十二月。

①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后唐长兴元年（930）十一月，马殷病死，年79 岁，谥武穆。子马希声袭位，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后以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周行逢周行逢，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出身农家，年轻时贫贱无行，“尝坐事黥，隶辰州（今沅陵）铜阬”。后应募为静江军卒，与王进逵、潘叔嗣、张文表等人结为“十兄弟”，在十人中最有谋略，成为马希萼部的军校。后周广顺元年（951），马希萼等降于南唐，楚政权灭亡。周行逢随王进逵成为占据朗州的刘言部将。次年，刘言命王进逵等攻南唐灭楚的大将边镐，收复长沙等地；命周行逢率别部攻益阳（今属湖南），杀南唐兵2000 余人，擒其将李建期等。广顺三年，后周升朗州为武平军，以刘言为节度使，以王进逵为武安军节度使（治长沙府）。周行逢被任命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担任王进逵的行军司马。当王进逵与刘言之间矛盾激化时，周行逢为王进逵出谋划策，袭杀了刘言。

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即以王进逵为武平军节度使，镇朗州；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①。显德三年，潘叔嗣杀王进逵，自量不能服众，便派人到潭州迎请周行逢入主武陵。“行逢入武陵，或请以潭州与叔嗣，行逢曰：‘叔嗣杀主帅，罪当死，以其迎我，未忍杀尔。若与武安，是吾使之杀王公也。’召以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杀我矣！’乃佯以武安与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则杀之”②。周行逢在任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期间，因他“起于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其自奉甚薄。或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③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为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进逵旧将多骄横，行逢一以法治之，无所宽假，众怨怼且惧。有大将与其党十余人谋作乱，行逢知之，大会诸将于座中擒之。数曰：‘吾恶衣粝食，充实府库，正为尔曹，何负而反？今日之会，与汝诀也。’立挝杀之。”④他“每遣人伺察郡县守宰，有聚饮偶语者，必逮捕下狱，以谋反诛”⑤。他的妻子严氏⑥曾谏他用法太严，于己不利，他不纳。严氏就离开他回乡隐居，再三劝谕也不肯返回。

周行逢“为治严整，不徇私党，躬履俭约，以率群下”①。他的女婿“唐① 《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② 《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周行逢传》。

③ 《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④ 《资治通鉴》卷293，显德三年七月。

⑤ 路振：《九国志》卷11《周行逢传》。

⑥ 《资治通鉴》作邓氏，今从《新五代史》。

① 路振：《九国志》卷11《周行逢传》。

德求补吏，行逢曰：‘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与之农具而遣之”②。

北宋建隆三年（962）十月，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继立领军务。次年二月，宋师平荆湖。

第二节 高季兴

后梁荆南节度使

高季兴（858—928），本名季昌，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讳，改名季兴，字贻孙。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幼年时为汴梁商人李七郎家僮。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赐姓名为朱友让，在其家见到高长相特别，便令朱友让将其收为养子，于是也改姓为朱。

后来，高季兴成为朱温的牙将，由制胜军使升迁为毅勇指挥使。天复元年（901），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劫持到凤翔（今属陕西）投靠李茂贞。次年朱温围攻凤翔，李茂贞坚壁不出，日久不能下。众将议论打算撤兵，只有高季兴不同意。他分析形势提出破敌策略说：“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惫，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虑者，闭壁以老我师，此可以诱致之也。”③朱温采纳了他的主张，随即命他招募勇士马景实施诱敌出壁之计，结果大败李茂贞，迫使其交出唐昭宗求和，高季兴从此知名。天复三年，被任为宋州刺史。后又跟随朱温攻破青州（今山东益都），再立军功，改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防御使，并且复姓高氏。

唐末，朱温攻下江陵（今湖北荆沙），以高季兴为荆南留后，镇守江陵。“荆南旧统八州，乾符（874—879）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①。高季兴到任时的江陵城，“井邑不完，季兴招葺离散，流民归复，梁祖嘉之”②。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注意招致人才，以倪可福、鲍唐为将，梁震、司空薰、王保义、孙光宪为谋士。梁震为唐末进士，归蜀途中为高季兴所留，礼遇备至，而梁震耻受高氏官职，提出只“以白衣侍樽俎”的要求，高季兴也即应允，“以为谋主，呼曰先辈”③。开平中，高季兴攻破朗州（今湖南常德），击败雷彦恭有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高季兴开始修筑江陵的内城外垒，并且“厚敛于民，招聚亡命”④，进一步积蓄实力，俟机扩张。

朱温死后，后梁国势日益衰弱。高季兴先是出兵攻归（今湖北秭归）、峡（今宜昌）二州，结果为蜀将王宗寿所败；随后又以“助梁击晋”为名袭击襄州（今襄樊），结果为梁将孔勍所败，他便断绝给后梁的贡赋。梁末帝当时忙于应付北方，对他采取优容政策，于贞明元年（915）封他为渤海王，并赐给衮冕剑佩，而他直到贞明三年才恢复贡赋。

② 《十国春秋》卷70《周行逢传》。

③ 《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①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五月。

② 《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③ 《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二年十月。

④ 《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后唐南平王同光元年（923），后梁灭亡。后唐庄宗进入洛阳，下诏慰谕高季兴促其表明态度。司空薰等都劝高季兴入朝，梁震认为梁、唐世为仇敌，作为梁室故臣的高氏朝见后唐新主有被扣的危险，劝他取消此行。高季兴不听，入朝于洛阳，结果李存勗果然想要扣留他，幸得郭崇韬劝李存勗应推信义于华夏，高“季兴以身述职，为诸侯率，宜加恩礼，以讽动来者”。李存勗才“厚礼而遣之”①。过后李存勗又反悔，密诏襄州的刘训在中途将其截留，结果由于高季兴提前离开襄州而侥幸逃出虎口。

这次入朝，高季兴亲身探知后唐朝廷的虚实，断定李存勗不可能有大作为。他对近属说，李存勗“百战以取河南，对功臣夸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废，吾可无忧矣！”②在洛阳期间，李存勗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③高季兴的本意是想把后唐这个强大的威胁力量引向易守难攻的蜀地去消耗时日和兵力，不想前蜀政权不堪一击，被郭崇韬一举消灭。“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不为吾福！’”④同光三年，后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他的这一割据政权就以南平为正式称号。

称臣于吴同光三年，后唐出兵伐蜀时，高季兴表请以本道兵自取夔（今重庆奉节东）、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归、峡等州，于是后唐就任他为峡路东南面招讨使，可是他并不出兵。等到后唐灭了前蜀，“得蜀金帛四十余万，自峡而下，而庄宗之难作。季兴闻京师有变，乃悉邀留蜀物，而杀其使者韩珙等十余人”①。

后唐明宗李嗣源入立后，高季兴请求将夔、忠等州为属郡，遭拒后又屡请，才勉强答应，但刺史仍要由后唐朝廷派员委任。高季兴得寸进尺，“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②。朝廷不许。他就乘夔州刺史潘炕罢官之机派兵突袭占领州城。后唐派西方邺去接任刺史，高季兴拒而不纳，双方关系紧张，加之李嗣源查问40 余万蜀物下落时，高季兴答称：“（韩）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李嗣源大怒，“制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① 《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② 《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③ 《资治通鉴》卷272，同光元年十一月。

① 《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②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

新夔州刺史西方邺副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后来由于“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刘训亦寝疾”。另派孔循攻江陵又不克，李嗣源才下令撤军。高季兴则“请举镇自附于吴”，吴的权臣徐温不务远略，“受其贡物，辞其称臣”①。到徐温死后的天成三年（928），“高季兴复请藩于吴，吴进季兴爵秦王”②。李嗣源诏令楚王马殷进讨，马殷派许德勋将兵攻荆南，高季兴战败，被迫求和。这年十二月，高季兴病死，终年71 岁，后唐谥曰武信。吴主以其子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

①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② 《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六月。

第十二章 王建 孟知祥

第一节 王建节度永平军

王建（847—918），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①。年轻时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因排行第八，乡人称他为“贼王八”。唐朝末年投军，成为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的士兵，后逐渐升为队将。黄巢攻破长安时，唐僖宗逃到蜀地。忠武军将鹿晏弘以8000 兵马随杨复光镇压起义，击败黄巢后，杨复光把部众分为八都，每都1000 人，王建和鹿晏弘都被任为都将。杨复光死后，鹿晏弘率这八都人马前往成都迎驾，沿途扩充兵力，进至兴元（今陕西汉中），赶走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牛丛，自称留后，让王建等挂上属州刺史的头衔。唐僖宗得悉后即任鹿晏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久，鹿晏弘与王建分道扬镳。鹿晏弘率部东向，王建则与韩建率3000 人西奔唐僖宗所在的成都。唐僖宗非常高兴，重赏之后将这些人分为五都，由王建、韩建、晋晖、张造、李师泰统领，称之为“随驾五都”。观军容使、宦官田令孜把王建等五名将领全都收为义子。僖宗返回长安后，王建等都分别统领神策军，并且遥领刺史。

光启元年（885），与田令孜有矛盾的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进犯长安，僖宗出逃到凤翔（今属陕西），次年又辗转到兴元，一路上以王建为清道使。王建尽心竭力，保驾有功。而田令孜因这次事件与其有关，担心僖宗加罪，主动请求到成都出任他的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镇四川成都）陈敬瑄的监军。于是观军容使改由杨复恭担任，王建不受信任被外放为壁州（今通江）刺史①。僖宗回长安后，杨复恭以亲信杨守亮镇守兴元以防王建。王建招兵扩军后攻取了阆州（今阆中）、利州（今广元），接近了西川地界。陈敬瑄担心他继续西进，田令孜说王建为其义子不难罗致麾下，就派人前去。王建得知非常高兴，把家属托给故交东川节度使（镇梓州，今三台）顾彦朗后率2000 精兵赶赴成都。可是陈敬瑄反悔，派人在鹿头关（今德阳东北）阻止。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占领汉州（今广汉），顾彦朗也派兵相助，相继击败陈敬瑄的部将句惟立、山行章后，王建兵势更盛，开始进攻成都。唐昭宗即位后，派李洵为两川宣谕和协使，下诏令顾彦朗等罢兵，顾彦朗则要求朝廷另派大臣镇守蜀地，并且为王建请求旌节。昭宗表示同意，于文德元年（888）六月派宰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同时将西川西部的邛（今邛崃）、蜀（今崇州）、黎（今汉源北）、雅（今雅安）四州划出另立永平军，任命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

建立前蜀韦昭度入蜀，以王建为招讨牙内都指挥使。由于陈敬瑄拒绝调动，不让韦昭度接任，昭宗令顾彦朗等部征讨，可是久攻不下。王建又不愿受韦昭度① 《旧五代史》作“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今据《新五代史》。

① 《资治通鉴》作利州刺史，今从新旧《五代史》。

约束，就以劝他回朝定中原为借口将其逼走。韦昭度刚一离开，王建就派兵扼守剑门（今剑阁北），切断了中原与东西两川地区的联系。

此后，王建首先逼降眉州（今眉山）的山行章，又经一个多月用兵，招降资（今资中）、简（今简阳西）、戎（今宜宾）、茂（今茂县）、嘉（今乐山）、邛等州，占有了成都周围的广大地区，于是急攻成都。田令孜被迫夜入王建军营，交出西川节度观察牌印，次日陈敬瑄开门迎降，王建入成都自称留后，报告朝廷。大顺二年（891）十月，唐朝廷任命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在此期间，他先后派人杀了陈敬瑄和田令孜。

在占有西川之后，王建开始把目光投向东川。由于与顾彦朗有姻亲关系，碍于情面没有立即下手。恰在这时顾彦朗病死，其弟顾彦晖代领其职，双方关系出现滑坡。凤翔的李茂贞乘机拉拢顾彦晖，结成同盟。于是王建出兵攻梓州，顾彦晖得到李茂贞出兵相助，王建只好撤军，从此与李茂贞交恶多年。从乾宁二年（895）起，王建多次派王宗涤等攻打东川，直到乾宁四年十月才攻破梓州，顾彦晖自杀。唐廷便任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这样，王建就控制东、西两川之地，兵力越来越壮大。

天复元年（901），朱温应崔胤之邀带兵进入长安，大杀宦官。韩全诲等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依靠李茂贞，朱温围攻长达一年多，李茂贞最终被迫求和。在此期间，王建曾遣使力劝李茂贞坚守拒和，答应派兵往援，其实则别有所图。他派王宗涤以迎驾为名北上进攻兴元，俘节度使李继业。镇守洋州（今陕西洋县）的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敬以地归降。这样，王建又轻易地并有了山南西道。天复二年，荆南节度使（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成汭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今襄樊市）赵匡凝派其弟赵匡明攻占荆南，王建乘机攻下荆南西部的夔（今重庆奉节东）、施（今湖北恩施）、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等四州，进一步扩大了地盘。天复三年八月，唐廷封王建为蜀王，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次年，唐迁都洛阳，改元天祐。由于当时信息不通，王建控制地区仍称天复年号。天复六年，他又攻取归州（今湖北秭归），控制了三峡咽喉要地。

天复七年，朱温灭唐建梁，派使者招谕，王建拒而不纳，且驰檄四方联合讨梁。各地藩镇知道王建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未予响应。这年九月，王建在成都即帝位，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国号蜀，史称前蜀。次年，改年号为武成。

优礼文士，保境息民王建“为人多智诈，善待士”①。他称帝时，除封诸子为王、以养子王宗佶为中书令外，所用多唐朝名臣后代。如以韦见素的孙子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以张濬之子张格为翰林学士等等。对待文士，他总是恩礼有加，很是谦恭。臣下有的认为礼遇太过，他说：“盖汝辈未之见也。昔吾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①① 《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王建传》。

① 《五代史补》。

对于文士的意见，王建也比较重视而予以采纳。早在唐天祐元年（904），西川的将领们见李茂贞的势力日蹙，纷纷主张出兵攻取凤翔，王建征求当时任节度判官的冯涓的意见。冯涓说：“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埸，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王建认为这个策略稳妥，就与李茂贞修好，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王建赋敛重，人都不敢直言。冯涓在向王建祝寿时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王建读后愧悟，赞扬说：“如君忠谏，功业何忧！”②从此赋敛得到减轻。一次，王建登兴义楼，一个和尚挖出自已的一只眼睛献上，王建很感动，下令“饭僧万人以报之”。翰林学士张格谏上说：“小人无故自残，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复崇奖以败风俗。”③王建觉得有理，就撤销了成命。由于较能纳谏，所以前蜀建国前期政局较为稳定，百姓得以安居，具有一定实力，加之山川险固易守难攻，因此敢于与后梁互争高低。永平二年（后梁乾化二年，912）后梁遣使交聘，落款印文作：“大梁入蜀之印”，经张格解释，王建得知这是后梁拿他当“夷狄”加以蔑视。随后不久，朱温被杀，王建派使者前去吊唁，落款印文即作：“大蜀入梁之印”①，以此作为回敬。

王建晚年多内宠，又重用宦官。由于原太子元膺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杀，改立其幼子宗衍为太子。光天元年（后梁贞明四年，918）王建病死，终年72 岁。子王宗衍即位，改名衍，是为前蜀后主。

第二节 孟知祥奉命镇蜀

孟知祥（874—934），字保胤，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当军官。伯父孟方立官至邢洺节度使，叔父孟迁曾任泽潞节度使。在梁晋争霸之时，孟迁以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降梁，而孟道一直留在晋方担任并不显要的职务。

孟知祥得到晋王李克用的赏识，李克用把侄女嫁给他，任他为左教练使，颇受信任。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作为姻兄的孟知祥更受重用，担任中门使，掌理机要。当时任中门使的人常因得罪而被杀，孟知祥向李存勗请求更换职务，李存勗改任他为马步军都虞候，但要他荐人自代。他推荐郭崇韬继任中门使，郭崇韬因此很感激他。李存勗称帝后，以太原为北京，任孟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命其子李继岌为挂名统帅、郭崇韬为招讨使带兵伐蜀。临行前郭崇韬向李存勗推荐孟知祥，说他是平蜀后镇守西川的最佳人选。因而前蜀被攻灭后，李存勗就任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孟知祥前去辞行时，李存勗设盛宴款待，言谈很动感情以示亲密无间。次年正月，孟知祥到达成都，其时郭崇韬已经被杀。李继岌带兵东归时，先②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元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春正月。

① 《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王建传》。

锋康延孝反，攻破汉州（今广汉），声势颇大。孟知祥立即派大将李仁罕会合任圜、董璋的部队前去镇压，很快俘杀了康延孝。康的部将李肇、侯弘实率数千人降，孟知祥收为亲军，壮大了势力。

割据两川同光四年（926）四月，李存勗在兵变中被杀，李继岌在渭南（今属陕西）被害，李嗣源继位为明宗，改元天成。在后唐朝廷发生这一大变动后，孟知祥萌生了据蜀中称王的念头。他训练兵甲，扩大兵力，新增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共7 万多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亲信分别统率。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后唐朝廷的命令开始实行抵制的政策，首先从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一件是这年冬天，宰相任圜派太仆卿赵季良入蜀要孟知祥送交当初为送李继岌班师时所征剩余的200 万缗犒军钱，并由赵季良制置两川征赋，孟知祥大怒，拒不奉诏。赵季良因是他的故交，才得以留在蜀中任职。另一件事是枢密使安重诲觉察了孟知祥的割据动向，不顾明宗已罢诸道监军的做法，派宦官李严入蜀去做监军以加强控制。孟知祥先是陈盛兵于边境，想把李严吓回去。此举无效后，就在成都的酒宴上以“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①为由，强加给李严矫诏赴任的罪名杀之。弄得明宗还不便查问，只好改变策略，把扣留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孟知祥的妻儿送到成都以示恩信。从此，双方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随着孟知祥在蜀中地位的巩固，他自任赵季良为他的节度副使，事无大小，均与之商量决定。后唐朝廷要离间他们的关系，于天成三年任赵季良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团练使，而以何瓒为节度副使。孟知祥将这些人事命令放置一旁，上表请求让赵季良留任，未获批准后又派雷廷鲁到洛阳（今属河南）再三论请，后唐明宗不得已只好勉强答应，何瓒后来被改任为行军司马。这表明朝廷号令已经大打折扣，而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

这一年，后唐军讨伐荆南（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命孟知祥出兵三峡予以配合，他只派毛重威率3000 人屯戍夔州应付场面。不久，高季兴病死，其子高从诲听命于后唐朝廷时，他就要求撤军。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让毛重威鼓动士兵自动溃散返回。第二年，明宗要在南郊举行盛大祭祀礼，派李仁矩去向孟知祥要助礼钱100 万缗，他不肯出，拖延到最后以50 万缗应景。建立后蜀针对孟知祥日益明显的割据意图，安重诲就在东、西两川境内各州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驻遂州（今遂宁）；任命与东川董璋有矛盾的李仁矩担任新设的从东川分出来的以阆州为驻地的保宁军节度使；又让其表兄武虔裕任绵州刺史。摆出了一付切割两川分而歼之的架势。孟知祥与董璋尽管心存芥蒂，为了共同利益也只好采纳赵季良的意见，与董璋互通婚姻结为同盟对付后唐朝廷，要求撤回派遣的节度使和刺史。明宗虽未照办，也不好发作，只好“优诏慰谕之”①。

① 《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① 《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长兴元年（930）九月，董璋首先发难，攻破阆州，擒杀了李仁矩。接着，孟知祥也举兵反唐。明宗以石敬瑭和夏鲁奇为正副都招讨使前去讨伐，孟知祥则派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率兵3 万与董璋会攻遂州，袭杀夏鲁奇，占领遂州。石敬瑭部在剑门（今剑阁东北）之战中先胜后败被迫撤军，孟知祥乘机占领利州（今广元）和夔州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地盘。

明宗杀安重诲后，把伐蜀的责任推在安重诲身上，派使者前去招谕孟知祥。孟知祥打算与董璋一起入朝，被董璋拒绝，双方发生战争，结果董璋父子被杀，东川也为孟氏所有，势力大为膨胀。于是更加睥睨后唐朝廷，要求明宗封他为王并按他的意思任赵季良等5 人为节度使，蜀中刺史以下等官由他自任。明宗只好答应。于长兴四年二月封他为蜀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允许他总揽蜀中全权。但是当孟知祥要把先前留在蜀中的数万后唐兵及其家属礼送出境时，明宗下诏不许。这反映了明宗的深层思考，只是由于这年十一月明宗病死，为孟氏称帝提供了一个机遇。

后唐应顺元年（934）闰正月，孟知祥在成都即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当时后唐朝廷正一片混乱，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李从厚派兵镇压大败，根本无暇顾及西蜀。与蜀地相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张虔钊和武定军节度使（镇源州，今洋县）孙汉韶都以其地归附于蜀。孟知祥于四月改年号为明德，可是六月在欢迎张虔钊的酒宴上突然发病，七月死去。所以他在帝位仅6 个月，终年61 岁。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主，维持了32 年的统治。

第十三章 李璟 李煜 韦庄 欧阳迥 顾闳中 董源

第一节 李璟 李煜

李璟

李璟（916—961），李璟长子，字伯玉，初名景通，即位后改名璟，显德四年（957）附后周时以避周讳又改名景，世称中主。

李璟兄弟五人，因李璟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时有传位四子之意，造成李璟兄弟之间矛盾重重。昇元七年（943）李璟继位时，“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仍于父柩前设盟约，兄弟相继”①。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次年，乘闽国内乱发兵攻之，至保大三年②（后晋开运二年，945）八月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廷政出降，闽亡。南唐于是占有了原属闽国的大部分地区。保大九年，又乘楚国马氏兄弟内讧，派兵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灭了马氏楚政权。南唐疆土遂“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①。但后来多次与后周作战，均告败绩。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958），遣使向后周上表，尽献江北之地，划江为界，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正朔。北宋建隆二年（961）六月李璟病卒，终年46 岁②，庙号元宗。

李璟“多才艺，好读书”③。“美容止，有文学。甫十岁，吟新诗云：‘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人皆奇之”④。“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⑤。据此可知李璟所写诗歌当为数不少，但流传至今的仅有词4 首。其中《应天长》写孤零无依的苦闷，《望远行》写所怀未遂的心愿。另两首《摊破浣溪沙》则是他的代表作，其词云：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这两首词中渗透了悲愤的情调，可以看出他的委婉哀愁的风格。马令《南唐书》记述说：“元宗尝戏（冯）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特高妙也。’”这表明李璟的词在当时已有好评。无名氏《雪浪斋日记》记：“（王）荆公问（黄）山谷，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① 《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② 《新五代史》作保大四年，此从《资治通鉴》。

① 《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② 《新五代史》作终年64，此从《旧五代史》。

③ 陆游：《南唐书》二。

④ 马令：《南唐书》。

⑤ 《钓矶立谈》。

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塞’。”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詹安泰先生说：“这两首小词已明显地标志着作者特有的艺术风格：第一，词句间很少修饰，已摆脱了‘镂玉雕琼’的习气；第二，层次转折多，又能灵活跳荡，没有晦涩或呆滞的毛病；第三，意境阔大，概括力强，拆开来看，各个句子都有独立的意境，合起来看，却从各种各样的意境中来表现同一主题；第四，感慨很深，接触到自己的感受时，都倾泻出无可抑遏的热情。这一切，在和他同时的词的结集——《花间集》里是找不到的。”①李煜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②。由于五个兄长皆早亡，李煜以次封吴王。后周时李璟已臣服，北宋建立后继续纳贡称臣，奉北宋正朔。建隆二年（961），李璟立李煜为太子，自己迁居南都洪州（今江西南昌）而让李煜留在金陵监国。六月李璟病死，25 岁的李煜继位为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李煜一共做了14 年多的小皇帝，在位期间对北宋卑躬屈节，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史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①李煜笃信佛教，礼佛极诚，被北宋皇帝所利用。史载：“南唐主酷信浮图法，出禁中金钱，募人为僧，时都下僧及万人，皆仰给县官。南唐主退朝，与后服僧衣，诵佛书，拜跪手足成赘。僧有罪，命礼佛而释之。帝闻其惑，乃选少年有口辩者，南渡见南唐主，论性命之说，南唐主信之，以为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②宋开宝三年（970）冬，“南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亨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林仁肇的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安排又很妥帖，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可是对这样的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惧不敢从”。不仅如此，就连吴越他也不敢碰：沿江巡检卢绛“尝说南唐主曰：‘吴越仇雠也，它日必为北朝响导，犄角攻我，当先灭之。’南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绛曰：‘臣请以宣歙州叛，陛下声言讨伐，且乞兵于吴越，兵至拒击，臣蹑而攻之，其国必亡。’南唐主亦不用。”①开宝四年（971）二月，宋灭南汉。“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① 詹安泰编注：《李璟李煜词》前言。

② 《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煜传》。

① 《宋史》卷478《李煜传》。

② 《续资治通鉴》卷4，宋乾德二年十二月。

① 《续资治通鉴》卷6，宋开宝三年十二月。

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然而，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②。次年，宋太祖赵匡胤要留在宋都开封的李煜之弟李从善“致书风国主入朝，国主不从，但增岁贡而已”③。开宝“七年秋，遂诏煜赴阙，煜称疾不奉诏。冬，乃兴师致讨”。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众伐江南。李煜一方面派人到开封“买宴，贡绢二十万匹、茶二十万斤及金银器用、乘舆服物等”④，以求宋军罢战退兵；另一方面在宋军于长江采石矶段架设浮桥过江后组织了反复抵抗。整个战事长达一年多，赵匡胤曾一度以“南土暑炽，军卒疫死，方议休兵，以为后图”⑤。后来接受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侯陟的意见取消此议，继续进攻，终于在开宝八年（975）十一月攻破了金陵城，李煜出降，南唐亡。开宝九年（976）正月，曹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上献。太祖御明德楼，以煜尝奉正朔，诏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诏并释之，赐冠带、器币、鞍马有差”。李煜被封为违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实际上则是较体面的囚徒罢了。同年十月，赵匡胤死去。赵光义即位后，才除去李煜违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煜自言其贫，诏增给月奉，仍赐钱三百万”①。次年七月八日卒，终年42 岁。赠太师，追封吴王。

关于李煜的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纂修的《宋史》及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书均未明说被毒死之事，而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考异说“李后主之卒，它书多言赐鸩非善终”②。其中记述比较具体的是王铚的《默记》：“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③李煜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虽然也实行过某些轻赋宽刑的仁政措施，却不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面对北宋强兵压境虽坚持抵抗一年有余，终于不免为亡国之君。然而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则是历代帝王中② 《宋史》卷478《李煜传》。

③ 《续资治通鉴》卷7，宋开宝五年闰二月。

④ 《宋史》卷478《李煜传》。

⑤ 《宋史》卷270《侯陟传》。

① 《宋史》卷478，《李煜传》。

② 《续资治通鉴》卷9，宋太平兴国三年七月。

③ 王铚：《默记》上。

所罕见，尤其是他的词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早期作品承晚唐以来的“花间派”词风，绮丽柔靡；后期写亡国之痛，感伤哀婉，撼动人心。王国维评论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①李煜是五代时期词坛最耀眼的星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冲破了“花间派”的樊篱，开创了一个词史上的新时期。

李煜的词，流传下来比较可靠的有30 多首，按其内容约可分为三类。一是写豪华生活和艳情的，例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二是写别离怀抱和其他伤感情调的。例如《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三是写囚徒生活和哀痛心情的。这一类是李煜入宋后的作品，突出表现了他对“故国”、“江山”的痛念，感情强烈激越，撼人心魄，催人泣下。王国维所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②，正是指这一时期的词作。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又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两首词是李煜的代表作，其中包蕴着的内容有许多是不容易明白表达的，但读起来竟像是脱口而出，随笔写成，看不出一点选词炼字的痕迹，有力地显示了他的不凡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 韦庄 欧阳迥

韦庄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据考证其直系远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韦待价①。高祖父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② 《人间词话》卷上。

① 详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韦端己年谱》。

人。到韦庄时家道中落已久，所以史称他“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②。关于韦庄的确切生年，尚难考定。夏承焘认为他生于开成元年（836），曲滢生认为生于大中五年（851）。今多从夏说。青年时代的韦庄，屡次应试科举而未中。广明元年（880），他又一次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起义军攻入京城，韦庄身陷重围与弟妹失散，又患大病，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磨难。中和二年（882）春，他脱身长安，到了唐军驻守的洛阳。次年写了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从此诗名大振，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同年，他南下江南，投奔驻守润州的镇海节度使周宝，做了三年幕僚，然而未受器重。其间曾卜居金陵，写了《台城》等名篇。周宝被部将逐走后，韦庄于文德元年（888）客居婺州（今浙江金华），过着寄情诗酒的隐居生活。其间曾到过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后又回到婺州。景福二年（893）又一次入京考试，仍然落第，很是潦倒。乾宁元年（894），他终于考取了进士，释褐为校书郎，心情顿时转忧为喜。乾宁四年（897），他被两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奉使入蜀，返回长安后被任为左拾遗，后又任左补阙，这是他在唐朝所任最后职务。

天复元年（901），他再次入蜀，被西川节度使王建聘为掌书记，开始了他在西蜀的仕宦生涯。唐朝灭亡前一年，王建任他为安抚副使。“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①。前蜀武成三年（910），病死于成都花林坊，终年约75 岁，谥文靖。

韦庄的文学成就有诗词两个方面。叙事长诗《秦妇吟》是他的代表作，全诗共1666 字，是唐诗中篇幅最长的巨制。尽管《秦妇吟》的思想内容精芜杂糅，但由于诗中写出了黄巢起义军锐不可挡的巨大声势和攻占长安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镇压措施，因而具有生动的史料价值。韦庄的诗风与白居易相近，多鞭挞时弊，谴责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对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深表同情。如《悯耕者》：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

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

韦庄的咏史诗也写得很好，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是《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尽管韦庄的诗既有名作，又有独特的风格，然而他历来以词名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是“花间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词，语言清丽疏淡，多用白描手法，表达了比较真挚的情感。王国维《人间词话》誉之为“骨秀”。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其代表作是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的诗词多有散佚。经近人向迪琮校订的《韦庄集》包括《浣花集》、《浣花集补遗》和《浣花词集》，共收诗323 首、词55 首。

②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0。

① 《唐才子传》卷10。

欧阳迥欧阳迥（896—971），迥又作炯，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父欧阳珏，曾任通泉（今射洪东南）令。欧阳迥年轻时在前蜀做官，为后主王衍的中书舍人。后唐灭前蜀时，他随王衍到洛阳，被后唐任为秦州（今甘肃天水）从事。孟知祥镇守成都时，欧阳迥回到蜀地。孟知祥称帝建后蜀，欧阳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后蜀广政十二年（949）被后主孟昶任为翰林学士，“明年，知贡举、判太常寺。迁礼部侍郎，领陵州（今四川仁寿）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北宋灭后蜀时，欧阳迥又随孟昶“归朝，为右散骑常侍，俄充翰林学士，就转左散骑常侍”①。开宝四年（971）北宋灭南汉，为祭南海之事欧阳迥得罪了宋太宗被罢职，以本官分司西京。同年卒，终年76 岁，赠工部尚书。

欧阳迥生性坦率，在奢靡相尚的后蜀能自守俭素，颇为难得。他好为歌诗，又雅善长笛，曾仿白居易作讽谕诗50 篇献给孟昶，受到嘉奖，可惜诗已失传。其长篇古诗《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和《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内容充实，笔力苍劲又具浪漫色彩，堪称五代诗坛的佳作。然而欧阳迥还是以词人著称于世，他的词风婉约轻和，节奏明快。有的表达深沉的情感，如《巫山一段云》：春去秋来也，愁心似醉醺。去时邀约早回轮，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黦，衣珠滴泪新。恨身翻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

有的吸收了民歌的长处，情调欢快，如《南乡子》：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有的则显出秾丽的格调，如《春光好》中写景的丽句：花滴露，柳摇烟，艳阳天；雨霁山樱红欲烂，谷莺迁。

又如《西江月》中写人的丽句：钿雀稳簪云髻绿，含羞时想佳期。脸边红艳对花枝，犹占凤楼春色。

此外，他的《江城子》可称为咏史佳作：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赵崇祚编辑《花间集》时，不但选入了欧阳迥17 首词，而且请他写了《花间集》的序，这是有词以来的第一篇词论，代表了部分花间词人的观点。

第三节 顾闳中 董源

顾闳中

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画院待诏。善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其存世之作为工笔重彩画《韩熙载夜宴图》，突出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与南唐的另一画院待诏周文矩同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所作。韩熙载，《宋史》有① 《宋史》卷479《欧阳迥传》。

传。他是后唐进士，颇有声名。后唐明宗时投奔吴政权。李璟建南唐称帝，他被任为秘书郎。李璟继位后开始受到重用，累迁为知制诰、虞部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其间曾受到宋齐丘等人的排挤，一度被贬。李煜继位后，被任为兵部尚书，充铸钱使。他“畜妓妾四十余人，多善音乐，不加防闲，恣其出入外斋，与宾客生徒杂处。煜以其尽忠言事，垂欲相之”①。但听说韩熙载“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而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于是就产生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这幅绢画共分五个场景，有众人听一人独奏琵琶的场面，也有一人听众人合奏筚篥和笛子的情景，还有歌妓跳舞、韩熙载击鼓等写照。画面上人物众多，栩栩如生，无一雷同之态。韩熙载的形象出现了五次，刻画十分传神，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情绪，生动地描述了韩熙载“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②的放荡生活。也许正是这幅画向李煜证实了韩熙载的为人，“终以帷薄不修，责授右庶子，分司洪州”。韩熙载也一度尽斥诸妓，可是改授秘书监后他又故态复萌，李“煜叹曰：‘吾亦无如之何！’迁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③，终于没有用他为相。据专家考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已不是顾闳中原作，而是北宋人的临摹本。即使如此，我们仍可通过摹本想见真迹所画人物的生动形象和描染的细腻精工，它确乎代表了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

董源董源，又名董元，字叔达，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在南唐任北苑（即后苑）副使，世称董北苑，为五代时期著名山水画家。沈括说：“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又说董源的画“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悉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①。《宣和画谱》也称董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②。

董源山水画的重要特点在于著色，因而景物富丽，人称宛然有类似金碧山水著称的李思训的画风。不过他的水墨山水也十分出色，宋米芾说：“董源天真平淡多..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③元汤厚说他“水墨矾头，远林疏树，平远幽深”④。所谓矾头，是指山水画中山顶上的石块，因形如矾石顶部的结晶而得名，画之以增山峰雄峻之气。董源在构图方面的特点是“出自胸臆”，他“写山水、江湖、风① 《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② 《宣和画谱·人物三·顾闳中》。

③ 《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① 沈括：《梦溪笔谈·书画》。

② 《宣和画谱》卷11《山水》。

③ 米芾：《画史》。

④ 汤垕：《古今画鉴》。

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⑤。

董源画山，最著名的手法是披麻皴。这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因而得名。董源画大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杂树，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①。这些都表明了董源的技法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

董源的代表作有《秋山晚霭图》。元人柯九思题跋此图说：“树石幽润，峰峦清深，得山之神气，天真烂漫，意趣高古..此卷景趣奇辟，如入武夷曲，如行山阴道，令观者流连不忍释手。”清孔尚任评论说：“董源《秋山晚霭图》小卷，纸墨古澹，画意简妙，树身石块，多不细皴，而峰峦烟云变灭之状，皆非近手所及。”②董源的人物画也十分逼真，宛然如生。传说后主李煜在碧落宫召冯延巳入宫议事，冯延巳行至宫门，逡巡不敢进。后主久待不至，遣内侍催促。冯说：“有宫娥著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未敢竟进。”内侍与他走近同看，原来是董源所绘嵌在八尺琉璃屏中的夷光像。由此可见董源不但擅长山水，画人物也很出色。

⑤ 《宣和画谱》卷11《山水》。

① 董其昌：《画眼》。

② 孔尚任：《享金簿》。

第十四章 辽太祖 述律后

第一节 耶律阿保机

耶律阿保机（872—926），即辽太祖。汉名亿，小字啜里只。唐咸通十三年（872）出生于契丹迭刺部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其八世祖耶律雅里重整契丹部落联盟并任夷离堇以来，这个家族就成了契丹社会的新贵。阿保机出生时，正值契丹贵族争夺联盟领导权的又一次高潮之后。在这次权力争夺中，阿保机的家族失利，祖父匀德实被杀，父与诸伯、叔被迫逃离本部藏匿于邻部突吕不部贵族耶律台押之家。祖母对此时降临人世的爱孙寄以厚望，恐其遇害，常将其藏于别帐，不令人见。青年阿保机身材魁伟，胸怀壮志，武艺高强。“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言必及世务”①。初为于越侍卫军挞马狘沙里时，就多次带兵出征，屡立战功。伯父耶律释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和联盟于越时，遇有疑难，常常同他商量，将振兴契丹、光大耶律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年轻有为的部落联盟首领遥辇氏联盟后期，可汗家族势力渐衰，耶律家族掌握了联盟的实权。唐天复元年（901），遥辇家族的痕德堇继为联盟可汗，三十岁的阿保机则为迭刺部夷离堇（军事首长），掌握了联盟的兵马大权，得专征伐。他多次率军出征，连破室韦、于厥和奚人部落，南下掠夺河东、代北，俘获了大量牲畜、人口，进一步壮大了本部和本家族的实力。903 年，伯父于越释鲁被杀，阿保机继为于越，集联盟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不断向周围游牧部落用兵的同时，开始向中原发展势力。他插手中原事务，与河东割据势力晋王李克用结盟。907 年，他取代遥辇氏，做了联盟的可汗。①作为草原游牧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可汗，阿保机并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草原地区，在俘虏和来投的汉人以及与之结盟的中原割据势力的影响下，他不甘于受部落贵族和可汗世选制度的约束，因而自担任联盟可汗之日起，就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一方面，他继续以武力征伐周边地区和民族，进一步扩大联盟的统治范围和军事实力。继续征服黑车子室韦、吐谷浑、乌丸、奚、乌古和阻卜等部，积极向辽东和代北、河东、平州、幽州等地用兵。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统治机构的建立，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削弱契丹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加强培植个人势力集团。后梁建立后，他背弃了与李克用的盟约，向朱温遣使请求册封，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参与刘仁恭父子兄弟间的争权斗争，以收渔人之利。

909 年，阿保机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在草原地区建立城镇、寺庙以安置被俘汉人和僧尼，同时广建碑铭以张大其功德，树立个人的权威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称，“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学界有人主张此即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记录。撰者意此为取代遥辇氏为联盟首领时间，正式建国称帝应为神册元年（916）。

①。在契丹贵族内部，为了给自己取代遥辇氏披上合法外衣，他命本家族居于遥辇九可汗族人之后为第十帐。在部众日增的情况下，他组建了自己的侍卫军——腹心部，先后以心腹挚友耶律曷鲁和萧敌鲁、萧阿古只总领。为调整家族内部关系，908 年设立了掌管皇族政教的宗正官——惕隐。为加强个人势力，他提高了在争权活动中支持他的妻族述律氏的地位，910 年任命妻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在取得对诸弟斗争的胜利后，为防范来自迭剌部的威胁，又任命耶律曷鲁总军国事，并担任迭剌部的夷离堇，剥夺了耶律氏旧贵族对强大难制的迭剌部的控制权。在比较牢固地控制了军政大权之后，他便置联盟传统的选汗制度于不顾，连续九年担任可汗而拒不受代，坚定地向建国称帝的政治目标迈进。但是，当契丹社会发展至文明的门槛时，觊觎帝位者并非只有阿保机一人。当他一步步逼近皇帝宝座之际，诸弟以剌葛为首便打起了传统的旗号，同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平定诸弟之乱与建国称帝按照契丹社会的世选制，当汗位转入耶律氏家族之后，凡耶律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选举权。诸弟与诸叔又是最有优先权的人物。可汗权力的扩大，威权的提高，更增加了这一职务对契丹贵族的诱惑力。阿保机要完成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必须冲破世选制的束缚，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诸弟要夺回这一职务，则必须借助于传统。于是，从阿保机担任联盟可汗的第五年开始，争夺联盟领导权的斗争便在他与诸弟之间展开，并得到了族叔耶律辖底和堂兄耶律滑哥（又作化哥）的支持。

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同时也十分狡诈的政治家，他身边又聚集了一些有勇有谋的契丹社会精英人物和来自汉地的人才。在实现其远大政治目标的斗争中，阿保机既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又能随机应变，尽量化解矛盾以减少对抗，因而能在传统势力还十分强大时，取得斗争的胜利。

911 年，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策划改选可汗，这是阿保机与诸弟开展的第一次争夺。由于安端妻事先将他们的计划报告了阿保机，使他有了准备，诸弟阴谋未能得逞。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①。在传统和权力的较量中，双方各自作出了让步和妥协，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次年十月，在于越辖底和惕隐滑哥的支持和鼓动下，诸弟再次向阿保机的权力宣战。他们乘阿保机亲征阻卜（术不姑）回军之际，以兵阻道拦截，迫使他参加选汗大会。阿保机避开兵锋，率领自己的拥护者，抢先举行了燔柴告天仪式，造成连选连任的既成事实，使他的权力又具有了合法性，迫使诸弟遣使谢罪，又一次战胜了传统势力的挑战。但不久，诸弟识破了他的阴谋，并认识到传统的约束已不能令阿保机就范，于是，双方的对抗终于发展为武装冲突。

913 年，三月间诸弟私下拥立剌葛，自备旗鼓。使迭剌和安端诈称入觐，劫持阿保机赴会。阿保机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战胜了迭剌和安端的武装，① 据《辽史》载，契丹人建立的第一个城镇是902 年于潢水之南建立的龙代州，同时建有开教寺。908 年，建明王楼。909 年在龙化州又建大广寺以纪功德，同时建羊城通市易。

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此一史实记载十分简略，只称“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收编了他们的军队。于是剌葛率兵直犯老营，“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①，并夺走了象征联盟最高权力的旗鼓。阿保机之妻述律氏组织留守兵力自卫，仅夺回了旗鼓。阿保机则在土河秣马厉兵，纵剌葛率败兵远遁，待其部属怀土心切，将士离心之际，再奋兵出击，终于在五月击败叛军，生擒剌葛，取得了对迭剌部旧贵族争权斗争的完全胜利，为建国称帝扫清了一大障碍。914 年，他重新任命了迭剌部夷离堇和惕隐等官，判处参与叛乱的300 余人死刑，对参加夺权活动的诸弟，首犯剌葛和迭剌处以杖刑，寅底石、安端等从者释罪不问。

镇压了迭剌部中的敌对势力后，阿保机又用阴谋手段迫使契丹八部首领再一次确认了他的权力①。916 年，遂正式建国称帝，成为辽政权的创始人②。阿保机称天皇帝，以妻述律氏为地皇后，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在征渤海国回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府（今吉林农安），享年55岁，谥号昇天皇帝，庙号辽太祖。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加谥大圣大明天皇帝。兴宗重熙二十一年（1052），增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开拓境土，草创制度辽朝建立时，分散游牧于漠北的草原诸部比较弱小，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东邻渤海、高丽也已大大衰落。朱温虽然取代唐朝建立了后梁，但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勗父子一直与之对抗。于是，阿保机便加紧向周边用兵，以期征服漠北，占领辽东，臣服高丽，南下幽、蓟，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①。

割据中原的诸藩镇，常常将契丹作为一种借用的力量，帮助自己打击对手，扩充实力，这就给阿保机提供了向中原发展势力的契机，也刺激了他向南扩张境土的欲望。神册二年（917），李存勗率军进攻后梁，征兵新州，激起军民不满，部将卢文进兵变降辽，为契丹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南下机会，阿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①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记载了一个传说故事，虽然颇具戏剧性，可能也并非完全是向壁虚构。以阿保机和述律氏的阴险狡诈，其事未必无凭。故事称：“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乃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这可能是一次以武力威迫强行通过的选汗大会。② 阿保机916 年建国，国号契丹。947 年改为辽，983 年改为大契丹，1066 年又改称大辽，直至1125 年灭亡。本书统称为辽。

① 阿保机先后应卢文进、张文礼之约，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争战，虽不曾取胜，却日益明确了向中原扩张势力的军政目标。李嗣源即位后，曾遣姚坤为使与契丹结好。《旧五代史》载，阿保机对姚坤说：“汉国儿（指唐庄宗李存勗——引者注）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指后唐明宗李嗣源——引者注）无恶，足以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资治通鉴》记载阿保机与姚坤的谈话为：“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适足以说明黄河以北已经成为阿保机既定的军政目标。

保机发动了对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新州、幽州之战。三月，卢文进与契丹兵进攻新州，击败晋将周德威，并乘胜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后虽在晋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撤军，但仍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卢龙节度使，令其常居平州，打开了南下中原的一道门户。神册六年二月，镇州防城使张文礼使人杀成德节度使王镕，自请为成德军留后，与晋王李存勗有隙，遣使向契丹求援。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遣子王郁求契丹出兵解镇州（今河北正定）之围，又给契丹提供了一次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十二月，阿保机率军入关，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围定州（今河北定县），与李存勗大战于沙河、望都，“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①，遂撤军。但阿保机的指挥才能和契丹军队严明的纪律却令能征善战的李存勗赞叹不已②。

两次用兵失利后，阿保机改变了战略部署，将进攻方向转向西北和东北，计划先征服草原诸游牧部落和渤海，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再全力南下与割据势力争夺河北、河东。天赞三年（924）六月，他召开贵族大会，对军事征伐作出了新的部署③。他亲率大军，“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兵锋北至乌孤山（肯特山）、回鹘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右岸哈喇八喇哈孙），西抵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扫荡了北至胪朐河，西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为日后草原各游牧部落同辽朝政治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次年，他宣布“所谓二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④。天显元年（926）七月，下渤海边城扶余（今吉林农安），围渤海首都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被迫出降，于是招降渤海郡县，搜索军民兵器，改渤海故地为东丹国，册皇太子倍为东丹王，主渤海事务。将原渤海统治地区纳入了辽朝版图。

连年的对外征伐，俘虏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富，辽朝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控制的人口急剧增加，契丹人的部落组织数目陆续增多。为了有效地统治新征服的游牧民，加强皇帝对契丹诸部落的控制，巩固新建的政权，阿保机对契丹部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形成了“太祖二十部”①。

部落是辽朝治理游牧人口的基层政权组织，有时也译作“营”，相当于定居人口的州。这一政权形式是自匈奴以来就逐渐确立的。阿保机对契丹部落的整编，既是契丹社会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也是他巩固统治的客观需要。整编是在原遥辇部落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十部”中，继续保留了原有的遥辇八部②。同时，又将在征伐战争中掠夺的人口相继编入契丹新部落，任命契①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二年。

③ 天赞三年六月，阿保机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总结了前此个人的征伐活动，最后说：“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所谓两事，即征服草原诸部和渤海。

④ 《辽史》卷2《太祖纪》下。

① 所谓“太祖二十部”，是契丹贵族对外征伐的结果，也是阿保机赖以建立政权的基础。随着辽朝统治形势的变化，此后也仍不断的进行调整和改编。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遥辇八部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

丹贵族为部落首领，管理新附的游牧民③。契丹社会中，与部落组织有着同样职能的还有“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二国舅帐”和诸宫卫。通过重新编部，阿保机一方面进一步笼络和控制了契丹旧贵族，一方面使诸强部互相制约，从而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契丹社会的控制。他按照唐朝对周边民族上层赐姓加以笼络的方式，将以前曾作过部落联盟首领的家族——大贺和遥辇，也赐以国姓“耶律”，从而形成了辽朝契丹人中的所谓“三耶律”。而为了限制皇室贵族的权力和影响，则提高与皇族通婚的二国舅族的地位，将他们从契丹部落中析出，组成二国舅帐，使之对皇族的势力发挥一定的牵制作用。奚人与契丹关系密切，也是最早被征服或归附的部落，奚人上层在部落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较重的权力，同时也是阿保机必须防范的对象；乙室部也是契丹大部，且与迭剌部关系密切。于是在编部时，辽太祖又借机提高乙室部贵族的权力，使之对奚贵族发挥一定的制衡作用。迭剌部是契丹强部，其首领为阿保机堂兄弟或族兄弟，也是皇权的一大威胁。天赞二年（922），阿保机将迭剌部一分为二，组成五院（北大王院）、六院（南大王院），同时，使二院与遥辇互相制约①。

阿保机在为联盟长时，就重视对辽东的经略，筑长城防御渤海、高丽。

建国后，修辽阳故城，实以汉户、渤海户，进一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发。在契丹人生活的草原地区，也早就有汉人流入，他们或因逃避中原战乱，或在契丹人的征伐掠夺战争中被俘，或因出使等种种原因留居草原，使得阿保机在建国前就已经接触了汉人和汉文化，摸索和采纳了一些治理农耕人口的方法和经验。汉人进入草原，带入了先进农业、手工业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对契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阿保机得以迅速战胜对手的重要因素之一。阿保机本人所领的属民，既有游牧人口，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这些人口多为其征伐所得，也是他赖以壮大和建立政权的基础。因此，他对如何安置汉人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这一点为辽朝历任皇帝所继承，使辽朝社会受益非浅。

令大批被俘的汉人完全改变其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非易事，处理不当，将引起汉人的大量逃亡。于是阿保机采纳汉族士人的建议，为其“树城郭，分市里”①，使之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但使汉人得到了妥善安置，而且为游牧社会增添了新的经济、文化内容。对汉人的妥善安置，使阿保机受益良多。时值中原多故，尤其是幽州地区，在刘仁恭父子的残暴统治下，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之苦，百姓甚至逃往草原，使阿保机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初期，汉人被安置在草原耕作，在牧区开出了部分农田。他们以原籍名称为新居地命名，于是，在草原上出现了汉人的州县。这些州县，初期多是以皇帝、皇后、贵族、外戚和诸功臣私城的形式出现的，即《辽史》中所记③ 以新附民所编的部落是：以奚人为主的奚王府六部五帐分、迭剌迭达部、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以室韦为主的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拏古部，以达鲁虢为主的品达鲁虢部和以于骨里（乌古）为主的乌古涅剌部和图鲁部。

① 《辽史》卷45《百官志》一称：辽太祖“有英雄之志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

① 《辽史》卷74《韩延徽传》；《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也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的投下州县，这是辽朝投下军州的滥觞。建国和灭渤海后，仍不断有汉人和渤海人进入草原，作为国家地方政权机构的州县也逐渐建立起来，成为治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

在安置汉人的同时，草原上的城镇也逐渐建立起来，出现了一些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如果说早期的投下军州是安置汉人的一种措施，那么建国以后，阿保机则是更自觉更有意识地使其统治方式兼顾契丹等游牧人口与汉、渤海等农业人口，使辽朝成为兼治蕃汉的政权了。这一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兴建皇都。神册三年（918），阿保机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在西楼之地修建都城，即后来的上京。上京虽坐落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却是一座兼具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特色的城市。皇都虽在太宗时有所扩建，但其基本形制在阿保机时已经奠定。全城分南北两部分，北面为皇城，建有宫殿、衙署、寺庙，西北部除寺庙和窑址外，其空旷地当是契丹贵族安扎帐篷的所在。南城为汉人、渤海人和回鹘人居住之地，除少量官署和寺庙外，主要是民居和作坊，并建有留居使臣的馆驿和停住回鹘商人的回鹘营。皇都这一设计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保机对汉、渤海、回鹘等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政权的建立和大批汉人、渤海人进入草原中心地区，使辽朝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契丹固有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阿保机在建国的过程中及建国后，不断制定一些新制度、新措施以完善其统治机构。他除了按传统方式任命效忠于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为南北府宰相和惕隐以控制契丹诸部外，又积极网罗汉族将领和士人，协助他治理所俘汉人。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在制定礼仪、法令和外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开始制定一系列制度和礼仪。913 年，定吉凶仪。918 年，建孔子庙。921 年，诏定法律，正班爵。同时，不断调整契丹部落组织和任命必要的官员以完善其统治机构。

对于逃入和俘获的汉人、渤海人，阿保机并没有强令他们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设立州县的同时，在朝廷也设置了管理汉人事务的汉儿司，任命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掌诸国礼仪。辽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使汉制与草原行国体制并存，为日后胡汉分治的南北面官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创制文字，发展草原文化阿保机与一些契丹贵族人士多通晓汉语文，对中原政治、军事形势有一定了解，重视吸收中原统治阶级的治国经验、教训，学习汉文化。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游牧经济和草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契丹人固有的勇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他虽通晓汉语，却“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士兵怯弱故也”①。他以后唐庄宗李存勗失败的教训为戒，激励自己，“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②。

为了便于草原牧业文化的传播和政令的推行，也为了提高契丹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他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参照汉字制定了契丹大字，于神册五年（920）颁布推行。此后，因用大字记录契丹语有种种不便，又令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数少而该贯”① 《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③，成为与汉字和契丹大字并行的辽朝官私通用文字，并一直使用到金章宗时，对契丹和辽朝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今天，虽然用契丹字书写的文献已不复存在，但用契丹大、小字镌刻的碑铭却不断被发现，是契丹民族文化和辽朝文化的历史见证。

阿保机以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家政权，统一了中国北疆的大片领土和处于分散状态下的草原各游牧民族，促进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渔猎民族的发展，加速了北方诸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第二节 述律后

建国有勋

述律后（879—953），名平，小字月理朵。太祖神册元年，立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太宗天显二年（927），尊为应天皇太后。会同元年（947），尊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穆宗应历三年（953）死，享年75 岁，谥“贞烈”。兴宗重熙二十一年，更谥“淳钦”。

述律家族的祖先本为回鹘人，月理朵曾祖魏宁初为舍利（郎君）①，祖父慎思官任梅里（又作“梅禄”、“密禄”、“媚禄”、“杯禄”、“不亦鲁黑”等），父月椀（又作容我）先后为梅里和阿札割只②。月椀娶耶律氏女、阿保机姑为妻，生女月理朵。

契丹贵族间盛行姑舅表婚姻，月理朵既长，遂与舅撒剌的之子阿保机结婚。她“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月理朵）常预其谋”③，对阿保机的事业有着重要的襄助之功。据说，月理朵曾见地神于潢水与土河合流处，后者竟仓猝避开，故童谣称“青牛妪，曾避路”①，于是她就成了地神的化身，在契丹社会军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增加了神秘色彩。平时，她积极为阿保机网罗人才，成就大业。辽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韩延徽，就是由她荐举入仕的。阿保机出征，她则经常统兵居守后方。913 年，诸弟剌葛、寅底石引兵犯行宫时，是她命人从叛军手中夺回了象征权力的旗鼓。当阿保机的权力受到挑战时，是她为之出谋划策，制服部落首领的。她的同母异父兄敌鲁和弟阿古只等也全力支持耶律阿保机，她的家族在阿保机变家为国的军政活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就成了辽朝仅次于四帐皇族的契丹权贵。

阿保机建国后，作为地皇后，她在军政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更大了。阿③ 《辽史》卷64《皇子表》。

① 舍利为契丹贵族子弟无官职而勇武者的称号，参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 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梅里（Buiruq）为突厥官号，或为统兵官，或为皇家总管，前后职掌有所不同。参见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阿札割只为遥辇氏联盟时官职，辽建国后并入枢密院。③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① 《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又，契丹人中一古老传说称，“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水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见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风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保机出征，她居守大帐，保护后方之际，“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②，组建了个人的武装力量，建立了个人的宫卫蒲速盌斡鲁朵（长宁宫）。阿保机北征，述律后留守之际，“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③。除统兵作战外，述律后也常常参与阿保机用兵方略的制定。吴王尝向契丹进猛火油，可用于攻城。阿保机拟选兵攻幽州以试猛火油的威力，述律后力阻其行，并提出了骚扰幽州的策略。阿保机在神册二年、六年两次南进失败后，终于采纳了她的意见，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①。此后，“其平渤海，后与有谋”②。

偏于守旧、重牧轻农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政治倾向上，述律后是偏于守旧的；在经济思想上，她是重牧轻农的，她的一系列主张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天赞四年（925）十二月，述律后随从阿保机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死于扶余府，述律后称制，权决军国事，奉阿保机灵柩返回上京。阿保机既葬，她于天显二年十一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契丹贵族大会，推举继承人。

从阿保机即位时立耶律倍为皇太子的决策看，他是准备按中原传统行嫡长子继承制的。但灭渤海后，他却改渤海为东丹，“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③，又按游牧民族传统将耶律倍分封在东丹。这一转变，当是述律后施加影响的结果。《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载：“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太祖崩，太宗立，东丹王避之唐。”显然，将太子倍分封在东丹，正是皇后的意图。而阿保机死后，按照游牧社会的传统，在新皇即位之前，政权由皇后权摄。皇位继承人，由贵族大会推举。述律后以摄政皇后的身份，有权主持召开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并能利用其地位与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继承人①。

② 《辽史》卷35《兵卫志》中。

③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黄头室韦为室韦中的强部。臭泊，《辽史》中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阻卜，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① 述律后反对轻易向幽州用兵，她的策略是：“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她担心轻易用兵，“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此后，契丹对幽州便采取了“抄掠馈运”的策略，使“幽州食不支半年”。参见《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后梁纪》四、《后唐纪》一。

② 《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③ 《辽史》卷2《太祖纪》下。

① 关于这次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资治通鉴》卷275，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有一段具体生动的描述，“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命与突欲（即太子倍）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可见，太宗之立确是由述律后主持的贵族大会决定的。《辽史》中的有关记载，隐去了这次大会的实情，或是因原始资料不全，或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太宗纪》称，“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似乎此议是由太子倍与群臣共同提出，述律后仅是俯循舆情而已。其实不然，这次的权力交接，不但引起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而且为此后皇室内部的权力对这次权力交接中的斗争，《辽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似乎是在很平稳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实不然。述律后的意见并不为全体契丹贵族所认可，反对者大有人在。对于持不同意见者，述律后采取其一贯的作法，以阴谋狡诈的手段残酷地予以惩治和镇压。

阿保机在世时，曾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也。’”②可见东丹王耶律倍与大元帅耶律德光各有所长，皆可有所作为。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③，仰慕汉文化，主张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可能正是这一点不为其母所喜。他与耶律德光在契丹贵族中，都有一批拥护者。述律后为贯彻自己的意图，利用契丹的人殉旧俗，以残酷的手段打击耶律倍的支持者。在主持阿保机丧葬仪式时，她以“为我达语于先帝”的借口，令一些不易驾驭的人为阿保机殉葬，“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轮到平州汉人赵思温，思温不肯行。述律后说：“汝事先帝亲近，何为不行？”思温答以“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述律后以“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为辞，并不得已“断右腕纳于柩”①。这就是“太后断腕”的背景。后来，述律后便以“断腕太后”著称于史。《辽史》称其“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的记录，与史实恐未必相符。

耶律德光即位，述律氏为太后，一如既往地参与朝政，权力和地位并无丝毫削弱。这一地位既是由她个人的条件也是由游牧社会的传统所决定的。她“简重果断，有雄略”②，在契丹贵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而在游牧社会中，女性参与军国大事决策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受到非难；耶律德光皇后也出自述律家族，为其弟室鲁之女，述律家族在辽朝是一个实力和威望不在宗室之下的契丹家族，这是她行使权力、施加影响的强大后盾；耶律德光又是她亲自选立的，因此在太宗朝她依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耶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①。这固然是耶律德光的天性，但母后的权威与舅氏的势力，也是他不能不顾忌的客观原因②。

由于述律后倾向于维护契丹故俗，又偏爱幼子李胡，所以耶律德光立李胡为皇太弟和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决定极有可能是在她的影响下做出的③。斗争埋下了无穷隐患。

② 《辽史》卷72《章肃皇帝传》。

③ 《辽史》卷72《义宗倍传》。

① 参见《契丹国志》卷13《太祖述律皇后》、《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卷273 所载与此小异，“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② 《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① 《资治通鉴·后唐纪》四、《契丹国志·太宗嗣圣皇帝上》。

② 据《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载，耶律德光灭晋后，于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947）三月，召晋百官，告以将北归“省太后”，晋群臣请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形象地说明了述律后及其家族在辽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③ 契丹在部落联盟时期，首领由世选产生。述律太后作为游牧社会传统的代表人物，极有可能提出立李胡的主张。耶律德光之立既得益于述律氏的态度和古老的传统，在做了皇帝后，虽想改变旧制以己子继承皇在辽朝是否应南下中原的问题上，述律后与阿保机、耶律德光存在意见分歧。她只满足于对草原诸游牧部落的统治，对向农业区深入缺乏热情。当阿保机应卢文进之约发动幽州之战时，述律后就持反对态度，她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④故而她对中原用兵的目的还仅仅停留在骚扰和掠夺上，没有将农业区纳入统治范围的高瞻远瞩。耶律德光即位后，继承阿保机遗志，始终不忘谋求南下参与中原事务的机会，以期将疆域扩展至黄河以北。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也不时受到述律太后的牵制。当他准备应石敬瑭之约领兵南下时，也不得不借助于神的启示①。兵行之际，太后又反复叮咛，再三告诫②。当他灭晋回军病死栾城，遗体运回上京之际，太后不哭，也不立即主持发丧，要“待诸部宁一如故”③，才肯为之举行葬礼。被幽禁至死耶律德光死后，述律太后依然准备依契丹故俗和她个人的意愿，立幼子李胡为帝。但李胡暴戾残忍，不得人心。述律太后自舍东丹王立耶律德光以来，也在契丹贵族中造成了不和。一些因拥立东丹王而被杀的诸贵族的子弟既已长成自立，他们决心对辽朝皇位继承施加影响，以削弱太后的势力。于是以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和直宿卫耶律安抟等为首的契丹贵族，在军中立东丹王之子耶律阮为帝④。遣使上京报告述律太后，同时发兵北归。述律太后大怒，她说：“我儿南征东讨，有大功业，其子在我侧者当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国，乃大逆人也，岂得立逆人之子为帝乎？”①遂遣李胡领兵逆击，以随石重贵北迁的故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为排阵使，与耶律阮军隔潢水而阵，这场皇位争夺战大有演变成武装冲突之势。但李彦韬阵前向耶律阮军迎降，李胡兵败。惕隐耶律屋质乘势劝太后与耶律阮议和。述律太后鉴于阿保机时诸弟之乱给契丹社会造成的重大创伤尚未平复的教训，勉强同意立耶律阮为帝。但她依然不甘心失去左右国家军政大事的权力，仍然策划废耶律阮而立李胡。事觉，被幽禁在祖州阿保机墓所，最终死于幽禁之所。

位，也决不敢贸然行事。慑于太后的威势和守旧势力的影响，他可能不得不暂时屈从于述律氏的主张。④ 《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① 耶律德光拟出兵助石敬瑭时，恐述律后不允，曾假托梦见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参见《资治通鉴》卷280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辽史》卷37《地理志》一。

② 《资治通鉴》卷280，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记载了述律太后与赵德钧的一段谈话，述律称：“吾儿将行，吾戒之曰：‘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需引归，太原不可救也。’”又问赵德钧，“太原今属谁？”德钧对称“属太后。”也可见述律太后在辽朝的地位并不在皇帝之下。

③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④ 参见《辽史》卷77《耶律吼传》、《耶律洼传》、《耶律安抟传》。安抟之父迭里为南院夷离堇，“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及耶律阮立，“太后问安抟曰：‘吾与汝有何隙？’安抟以父死为对，太后默然。”可见，耶律阮之立是辽朝自东丹失位以来争夺皇权斗争的继续，是述律太后以己意擅行废立造成的直接后果。

① 《契丹国志》卷4《世宗天授皇帝》。

第十五章 辽太宗

耶律德光（902—947），即辽太宗，契丹名尧骨，辽太祖次子。天赞元年（922），任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兵略蓟北，下平州，降胡逊奚，南攻镇、定。天赞三年，从阿保机北伐、西征，破阻卜、于厥里（乌古）诸部，定党项，取回鹘单于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喇八喇哈孙）等役，所在皆有功。天赞四年，从阿保机出兵灭渤海。天显元年（926）一月，与南府宰相耶律苏、南院夷离堇迭里、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围渤海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出降。五月，讨平降而复叛的渤海南海、定理二府。

天显二年十一月，在由其母述律后主持的契丹贵族大会上被推举为皇帝，行柴册礼即位①，号嗣圣皇帝。大同元年（947）四月灭晋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今属河北），享年46 岁。庙号太宗，谥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增谥孝武惠文皇帝。

耶律德光继承阿保机遗志，一方面继续完善统治制度，巩固契丹政权；一方面继续对外征伐，扩张疆土。

第一节 排挤政敌，巩固权位

耶律德光是在述律后主持之下取代其兄太子耶律倍继承皇位的。耶律倍对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满，契丹诸贵族意见也有分歧。因此，他即位后便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

即位之初，“阅近侍诸班”，“阅北剋兵籍”，“阅南剋兵籍”，“阅皮室、拽刺、墨离三军”①，是加强对诸军控制的步骤。而人皇王耶律倍的东丹国，更是他要加意防范的对象。耶律倍统治了原渤海国的大片领土，北至松花江流域，南至鸭绿江流域，物产丰富，居民文化素质也较高。在耶律倍管辖下，它的发展将对耶律德光的契丹政权形成威胁。因此，天显三年，他乘耶律倍离开其国留居皇都期间，采纳东丹国相耶律羽之的建议，“迁东丹之民以实东平”，“升东平为南京”②。此举虽有防渤海为乱的意图，恐亦有缩小东丹国规模，迁东丹于近地，便于牵制的个人因素。

天显四年八月、十月耶律德光在南京和皇都两次“幸人皇王第”，这或是为安抚耶律倍，或是为了掌握他的情况，以便对他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总之，这如果不是兄弟间亲密无间的反映，则必定是矛盾加深的表现。而在耶律倍留居皇都期间，耶律德光又只身前往南京，也极有可能是在做剥夺耶律倍治国权力，割断他与其封国关系的安排。五年，册皇弟李胡为皇太弟，此举虽然可能出自太后，也是对耶律倍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人皇王耶律倍归国前，耶律德光“宴人皇王僚属于便殿”，可能也是在做加强对他的控制与监视的工作。归国不久，又下诏“以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诏置人皇王仪卫”，都明显地暴露了耶律德光加强了对其兄监控的意图。两个月后，耶律倍浮海投奔后唐，则是失去权力的耶律倍所能采取的最后措施。至此，耶① 柴册礼为契丹遥辇氏联盟首领阻午可汗时制定的可汗即位典礼，即所谓燔柴告天仪式。详见《辽史》卷49《礼志》一。

① 《辽史》卷3《太宗纪》上。

② 参见《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辽史》卷3《太宗纪》上。

律德光除掉了来自东丹王耶律倍的威胁，巩固了自己的权位。

第二节 继续争战

中原，伺机开拓疆土辽朝统治者虽然主观上有插手中原事务，进而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的主观愿望，并不时侵扰与之相邻的燕云地区，但进一步向南发展势力，客观上却不得不利用割据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伺机而动。自阿保机以来，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应中原某些割据势力之邀援助一方与另一方对抗。阿保机时曾配合卢文进、王郁、张文礼，进军涿、定诸州境，均无功。耶律德光继其未竟之业，继续等待时机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天显三年（928），后唐义武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因谋求更大的权力，被明宗削夺官爵，遭到讨伐，遂通过奚秃里（又作“秃馁”，汉译“太尉”）铁剌向契丹求援，给契丹南下参与中原事务提供了又一次机会。耶律德光遂命铁刺率军前往援救，并陆续派出契丹军增援。但契丹军每每失利，兵士战死和被俘者数千人，首领数十人被俘。天显五年，东丹王耶律倍又投奔后唐。后唐明宗在位期间，中原比较稳定，耶律德光的军政目标还难以实现，于是他一面不断派兵攻打云中等郡县，一面加强了与后唐的政治交涉。

936 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后晋天福元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互生猜忌，欲夺后唐以代之，遣使向契丹求援，约事成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称臣，以父礼事耶律德光，为耶律德光提供了又一次干预中原事务的机会。于是耶律德光应石敬瑭之约，亲率5 万大军援助石敬瑭，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按照协议，晋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割与契丹，每年向契丹输帛30万匹。938 年（契丹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晋使至辽，“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①，献十六州图籍，上述律太后尊号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耶律德光尊号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通过援立石敬瑭，契丹不但使中原政权成为附庸，而且将燕云十六州纳入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

十六州的并入对契丹政权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从此，它不但统治了俘获和流亡到草原的汉人，而且直接统治了汉地。发达的农业为契丹政权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增强了契丹社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汉文化对契丹社会的影响更加直接；同时，契丹统治者也直接面临着如何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农业区的问题。

晋高祖在位的七年中，契丹与晋关系良好，对中原局势的稳定和契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会同五年（943）晋高祖死，群臣立石重贵为帝，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遣使责问，晋臣出语不逊，激起了耶律德光的不满；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为中原皇帝，乘机鼓动对晋用兵；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又密通契丹，告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①，再一次激发了耶律德光南下的政治热情。会同六年底，他下令“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① 《资治通鉴》卷281，后晋高祖天福三年。

① 《资治通鉴》卷283，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大军继之”②，同时又遣将从雁门南下，发动了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

自会同七年（944）至九年，经过了三年的征伐，晋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以20 万军不战而降，晋军主力丧失殆尽。晋帝自焚不果，上降表，耶律德光终于实现了自其父以来占有黄河以北地区的愿望。于是，他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改契丹国号为大辽，以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显然，耶律德光心目中的大辽是将晋朝统治地区包括在内的。但是，由于契丹军队的掠夺激起了中原汉人的顽强抵抗，刘知远又在太原称帝，耶律德光在任命了各州郡节度使后，便于大同元年四月撤军北归，在回军途中病死。东丹王之子耶律阮（契丹名兀欲）在军中被诸将拥立为帝，此即辽世宗。耶律阮北归后，与其祖母述律氏为争夺政权几乎酿成一场武装冲突，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心也发生了动摇。

耶律德光北归后，汉人节度使相继叛辽，或自立，或附汉。各地人民也纷纷起事杀辽官，袭击契丹军。留守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和其他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将也擅自北归，耶律德光经三年鏖战所得的中原晋地乃为北汉和后周所有，辽朝并未能享受到胜利果实。

灭晋战争的胜利，除依靠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外，耶律德光也充分利用投靠契丹的汉官的政治野心和晋朝官僚将领间的矛盾。首先，他利用赵延寿谋求取代晋帝为中原皇帝的野心，充分调动了赵延寿的灭晋积极性，使他充当灭晋的急先锋①；同时，他对晋朝内部的情况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②，也随时注意利用晋朝将领间的矛盾，以分化和拉拢的手段，使之为己所用③。这样，就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削弱了晋军的战斗力。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对中原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契丹骑兵虽勇武善战，但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人数、武器装备远胜于己且② 《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① 用兵之初，耶律德光将山后和卢龙兵5 万人交与赵延寿统领，并“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辽中路军的胜利，多由延寿之力，故耶律德光回南京整军期间，诸将多受责罚，唯赵延寿得免；契丹军再次南下时，延寿又以诈降配合。可见赵延寿在灭晋之役中是何等卖力。但晋朝灭亡后，耶律德光任官遣将，却绝口不提先前的承诺，赵延寿不得已求为太子，也被拒绝。耶律德光竟冠冕堂皇地说：“我于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当张砺奏拟赵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时，他却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此足以看出耶律德光在用人行政上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与其父一样善于权变。参见《资治通鉴》卷283、284、286。

② 辽晋宗藩关系的确立，加强了双方的交往和联系；辽朝统治集团中，有相当数目的汉官；末帝时，晋臣中也不乏通辽者；最根本的是辽自阿保机、耶律德光以来，一直不曾放弃占有黄河以北的军政目标，故辽朝统治者对中原的情况一向关心，也随时注意搜集有关情报。故灭晋后，耶律德光“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③ 契丹南下，杨光远即与之配合；贝州军校邵珂为之提供贝州军情；太原节度使刘知远则身为北面行营都统，却按兵不动，“慎事自守”。杜重威统率晋军主力，畏敌怯战，且有降意，耶律德光又以中原相许，以坚其降志，他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重威果降，晋朝大势亦去。杜重威既降，耶律德光又遣赵延寿“衣褚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褚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也。”见《资治通鉴》卷285。看来，不论是对赵延寿，还是对杜重威，耶律德光的许诺皆无真意，不过是利用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军政目的服务罢了。占有地利优势的晋军。初期，契丹军屡屡失利，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耶律德光不得不三次征兵和调整作战部署。会同七年，契丹军三路南下，耶律德光自领中军主力，以赵延寿为先锋。但西路在太原、雁门受阻，东路初获小胜，继而失利，只有中路长驱直入，无功而还。

会同八年第二次大举南下，又为晋将皇甫遇、慕容彦超、李守贞、符彦卿等所败。国内人畜多死，诸部厌战。时晋又遣使求和，太后也力促议和班兵。但耶律德光依然坚持“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①。

会同九年十一月，再次南下。主力自易、定趋恒州。利用杜重威怯懦不敢战的弱点，以大军与杜重威夹滹沱河列阵，遣将出晋军之后，断其粮道及归路。同时以中原皇帝的高位向杜重威诱降，终于扭转了战局，取得了灭晋之役的胜利。它不仅表现了耶律德光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体现了他拓土开疆、占有中原的意志和决心。

在灭晋的前后，也不断遣将继续征乌古、党项、吐谷浑等，巩固辽朝对这些部族的控制。

第三节 奠定统治基础

将渤海人迁往辽东，是耶律德光削弱耶律倍势力的第一步。耶律倍投奔中原，朝廷又以耶律倍妃主东丹国事，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其封地和属民的控制。原来的东丹国实际上是游牧政权中的亲王封国，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可自建国号、年号，可直接遣使与周边其他政权交往；每年向朝廷贡纳布15 万端、马千匹；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耶律倍妃主东丹后，朝廷于天显六年置中台省于南京，加强了对东丹封国南京地区事务的直接干预。契丹自建国以来，治下就有相当数目的汉官与汉民。汉官曾为政权的建立与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汉民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对草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契丹统治者治国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和契丹政权的面貌。

阿保机时期，为治理汉人和发展农业生产，曾设立汉儿司管理汉人事宜。十六州入契丹后，耶律德光没有改变燕云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治理方式，“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之人”，以赵思温为南京留守；赵延寿为枢密使，后改政事令；以张砺为翰林学士。从而，开创了辽朝南北面官制的先河。会同元年，后晋献十六州图籍。耶律德光以此为契机，对统治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以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刺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刺干为马步。置宣徽、閤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房、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①。

上京居于契丹各游牧部落之中，除作为都城具有崇高的地位外，临潢府① 《资治通鉴》卷284，后晋齐王开运二年。

① 《辽史》卷4《太宗纪》下。

又是治理迁入这一地区的汉人和渤海人的机构。东京辽阳府与南京析津府并列为两大地区行政中心，从而使东京地区与南京地区一样成为辽朝治下的两大行政区域，为日后辽分全国为五道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调整，将东丹封国改由辽朝的道、府等地方行政机构管辖，事实上剥夺了耶律倍的封国。虽然耶律德光主观上是从加强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做出这一调整的，客观上却有利于辽朝对地方的控制，有力地防止和避免了封国的分裂趋势。

官号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官制的局部调整，将北、南二院和乙室部首领由夷离堇改为大王，使北、南二府和乙室部地位提高。北、南二府的首领出自皇族，乙室部与耶律氏所从出的原迭刺部关系密切，他们与二国舅帐是契丹人中的核心部落。前此，为了笼络奚人贵族，阿保机时曾以奚人上层为奚王统领奚人各部；耶律德光天显十年，又以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置尚父统领。二院皇族设王府可以抗衡二国舅帐，乙室部建王府可牵制奚王。于是皇族二院、二国舅、乙室部和奚王府在契丹政权内既是为辽政权镇守一方的强部，又是互相制约的力量。

朝官中增加了一些汉官职位，诸部中的某些契丹官名也改为汉官名目。

可以说，这次调整总的趋势是汉制成分的增加。

第四节 学习汉文化，总结和积累治国经验

在阿保机网罗汉士、借鉴中原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耶律德光继续留意广泛搜罗蕃汉人才、学习中原文化和积累、总结治国经验。

即位之初，耶律德光即下诏“选遥辇九帐子弟可任官者”①。会同初，得燕云十六州，曾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选拔汉士，治理汉地，得名臣室昉等。会同三年，“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②。五年，又下诏求直言，选拔有才识者，果奏对称旨，则可擢置高位③，表明了广泛延揽人才的愿望。

灭后唐援后晋之役，得后唐掌书记张砺。耶律德光对他格外重视，以其人才不可多得，令手下人妥善照应。张砺感奋，亦以忠直事耶律德光。“太宗见砺刚直，擢翰林学士。砺临事必尽言，无所避，上益重之”④。灭后晋之后，又以张砺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砺能言人所不敢言⑤，耶律德光对他虽未必言听计从，但他毕竟能使契丹统治者听到来自汉官的建议和呼声，这对他的统治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耶律德光重视农业生产，留意积累治国经验。特别是得燕云十六州后，他更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不以游幸妨农时，禁止扈从扰民和行军践踏禾稼。不但保护十六州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在适宜于耕种的草原地区发展农业。会① 《辽史》卷3《太宗纪》上。

② 《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③ 参见《辽史》卷113《耶律海思传》。

④ 《辽史》卷76《张砺传》。

⑤ 灭后晋之役取得胜利，张砺曾向耶律德光进言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耶律德光当时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未必没有考虑这一建议。故而后来北归时，耶律德光才会做出了此行有“三失”的总结。《辽史》卷76《张砺传》、《资治通鉴》卷285。

同二年（939），以乌古部水草肥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三年，赐于谐里河、胪朐河近地为农田，使契丹人也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发展契丹社会的手工业。

他关注社会稳定，整顿赋役制度，惩治不法官僚。思奴古多里、乙室部大王和南王府二刺史等都曾因盗窃官物、摊派赋调不均和贪蠹而受到惩罚。为减轻部民负担，罢北、南二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他也能借鉴中原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吸收中原封建礼仪制度和思想观念。

会同元年，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表现出学习和吸收中原统治者治国行事经验的意向。

会同三年，至燕，行入阁礼，在礼仪制度上吸收汉制；除姊亡妹续之法，以法令方式改变契丹社会的婚姻旧俗；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不但为契丹人与汉人间的相互影响和学习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南面官制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尽管耶律德光对中原情况有一定了解，但亲身南下与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实践却使他增加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不但他亲眼看到了中原文物之盛，眼界大开，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统治与治理中原的不易。

灭后晋后，为了安抚百官和军民，他“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①。他希望从此以后罢兵安民，不事征伐。进入汴京时，遣通事谕百姓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当然他也不忘收买中原人心，转移民众对他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不满，竟称“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入晋宫召集百官时，他“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对群臣宣布“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并任命了一批汉官主持汉地事务。但是，对中原的治理，他并没有成熟的意见，依然遵循立后晋的作法，“欲择一人君之”。而晋朝降臣不敢另立新君，声称“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耶律德光自认为他的军事、政治目标已经达到，他也就成了夷夏共主，从此可安享太平了，于是下诏“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他“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廷。百官朝贺，华人皆华服，胡人皆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耶律德光本人改着汉服，说明他与其父兄一样能积极吸收汉文化。他们的这一倾向，对后世辽朝诸帝和贵族、百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辽朝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的制度可能也自此开始形成。

但是，契丹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改变。辽军无辎重粮饷，所到之处，“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②。为了犒赏契丹骑兵，耶律德光令后晋降臣征括州县财物，激起了百姓的不满和社会动荡。面对汉地军民的反抗和无赖之徒聚众为盗，耶律德光无力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无可奈何地发出了“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①的感叹。并因不服中原水土，眷恋游牧生活，遂于大同元年四月北归。沿途，他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社会残破，听到了中原军民反抗的消息，反省和总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他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① 《资治通鉴》卷285，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②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①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对治理中原，也有了一些初步想法，他致信皇太弟称：“夙夜思之，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②这一总结说明耶律德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时时以国事为心，在新的环境中，新的条件下，对待新问题，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及时思考解决办法。可惜天不予其时，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使他未能亲自将经三年征战和认真思索总结出的治国方针付诸实施。

②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辽史》卷4《太宗纪》下。

第十六章 耶律曷鲁 耶律屋质

第一节 耶律曷鲁

拥戴太祖，功居首位

耶律曷鲁（872—918），字控温，一字洪隐，辽太祖阿保机族兄弟，也是其主要拥戴者，在阿保机二十一功臣中，位居首位，被喻为“心”。

曷鲁与阿保机同龄①，二人自幼交游，情好甚笃，既长又易裘马为友。从父释鲁认为二人是耶律家族的希望所在②。曷鲁父偶思临终前也将曷鲁推荐给青年阿保机，并嘱咐曷鲁善事于他③。

阿保机为挞马狘沙里时，参与部族事务。知曷鲁可以信赖，军机事常征求他的意见。曷鲁勇于建功立业，曾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征讨越兀、乌古诸部时，曷鲁为前锋，战皆有功。

曷鲁有勇有谋，不但能战，也善辞令。901 年，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讨奚部，攻之不下，遂遣曷鲁持箭前往劝降。既至，被执。曷鲁对奚长术里说：“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凌轹之心哉？汉人杀我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①术里信其言，遂降。

903 年，于越释鲁在契丹贵族的争权活动中被杀，阿保机也面临着威胁②，曷鲁则常佩刀从阿保机，以备意外。不久，阿保机为于越，掌联盟军政大权，欲以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曷鲁固辞。仍留在阿保机身边，充当侍卫。此后，阿保机征室韦，战刘仁恭，结盟李克用，曷鲁无不从行。

907 年，遥辇痕德堇可汗殁，阿保机属下同心推戴他取代遥辇氏为联盟可汗，曷鲁则是其中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积极者。他们不但打出奉痕德堇可汗遗命的招牌，而且从天意、人心、祖宗和时事等诸多方面为耶律氏取代遥辇提供依据，以解除阿保机的顾虑，坚定其心③。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又一步步向其所追求的更高目标迈进。这期间，耶律曷鲁无不密切配合，鼎力相助，以阿保机的需要为进退的依据。在征战的过程中，阿保机势力渐盛，部众日增。当争权斗争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时，阿保机选诸部豪健2000 人，组建了个人武装力量——腹心部，作为对外征伐和对内争权的工具。这支私人武装的统领者就是曷鲁和阿保机妻兄萧敌鲁。自911 至913 年，诸弟连年作乱，逼迫阿保机交出权力，曷鲁、敌鲁和敌鲁① 曷鲁死于918 年，享年47 岁，则生于872 年，与辽太祖同年。

②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载：“从父释鲁奇之，曰：‘兴我家者，必此二儿。’”③ 偶思病，召曷鲁曰：“阿保机神略天授，汝率诸弟赤心事之。”阿保机来问疾，偶思执其手曰：“尔命世奇才。吾儿曷鲁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谕之矣。”见《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①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载：“太祖顾释鲁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将反噬我。今彼归罪台晒为解，我姑与之。是贼吾不忘也。’”

③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弟萧阿古只等全力支持阿保机，终于使他战胜了诸弟。

在与诸弟的争夺中，阿保机认识到了迭刺部贵族是他建国称帝的最大障碍，控制迭刺部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让耶律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将迭刺部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中比让他充当侍卫军统帅更能发挥作用。于是，在处置逆党后，914 年阿保机再一次将迭刺部夷离堇的职务交给了他。与上次不同的是，曷鲁欣然从命。显然，他也认识到了这一职务对阿保机建立政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耶律氏兄弟争权斗争中，迭刺部受到了严重破坏，人口、财富锐减，民生凋敝。“曷鲁抚辑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①。次年，再次配合阿保机出兵征讨乌古，使之“不敢复叛”。

916 年，建国称帝的条件完全具备，曷鲁“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太祖备礼受册，曷鲁也荣膺于越之职，号“阿鲁敦于越”②。此后，仍从阿保机出征西南诸部族和幽州。

殚精竭虑，国建身瘁建国后，曷鲁更为巩固契丹政权而殚精竭虑。他深知，政权的取得是与迭刺部贵族反复较量取胜的结果，而政权的维持和巩固，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来自迭刺部贵族。因此，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迭刺部问题，并向阿保机提出了析迭刺部为二以弱其势的建议。甚至在病重期间，仍拳拳以此为念。在阿保机前往视疾时，他又谆谆叮咛：“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刺部议未决，愿亟行之。”①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阿保机遂于天赞二年将迭刺部分为五院、六院。曷鲁武善征伐，文足以治国，又对阿保机忠心耿耿，是阿保机的忠臣、直臣、贤臣、能臣和重臣，可惜天不假年，于神册三年（918）七月，皇都落成举行典礼、阿保机宴集群臣时病逝，享年47 岁。阿保机十分惋惜地说：“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②既葬，阿保机赐其墓名宴答③，山名于越峪，下诏立石纪功。辽道宗清宁中，命立祠于上京。

《辽史》称“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即“三于越”④，曷鲁为其首。

曷鲁二弟觌烈和四弟羽之也以品德、才干见知于阿保机、耶律德光①，受到重用。当曷鲁典宿卫时，二人皆与闻政事。

①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 “阿鲁敦”，又作“阿鲁朵里”，契丹语“盛名”。终辽之世，为于越而有阿鲁敦称号者，仅耶律曷鲁一人。

①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③ 宴答，又做谙答、安答等，契丹语。汉语意为“盟友”、“义兄弟”。④ 三人为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仁先。参见《辽史》卷45《百官志》一。① 《曷鲁传》称“祖匣马葛，父偶思”，《觌烈传》“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之后，父偶思”。蒲古只与匣马葛二名实为一人，又作帖刺。则曷鲁、觌烈、羽之为亲兄弟。参见《辽史》卷66《皇族表》校勘记（四）。证以《耶律羽之墓志》，知校勘记不误。又《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羽之“幼豪爽不群，长嗜学，通诸国语”。

耶律觌烈（880—935），字兀里轸（兀里整），神册三年，曷鲁死后，继为迭刺部夷离堇，兼掌南方事②。曾先后从太子倍和大元帅德光讨党项，略燕地。天显元年，从阿保机东征渤海，留守扶余城。二年，为东丹国大内相，留守京城③。天显十年卒，享年56 岁。

耶律羽之（891—942），小字兀里，字寅底石。“幼勤事业，长负才能。儒释庄老之文，尽穷旨趣；书算射御之艺，无不该通。”渤海平，以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设左、右大相，左、右次相辅佐。左大相为皇弟迭刺，右大相为原渤海老相，左次相为渤海司徒大素贤，羽之为右次相（中台右平章）。

在耶律德光与耶律倍兄弟互相猜忌，渤海旧臣仍怀二心而左大相迭刺受命不逾月而卒的情况下，羽之实际上就成为东丹国的主要任事者，故墓志称其“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④。天显二年，以克敌制胜和招抚边城有功，升左相，加太傅，判盐铁，封东平郡开国公。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庶事咸熙”①。此后，受人皇王耶律倍之命，秉承耶律德光旨意，上表请迁渤海人至辽东等事，都由耶律羽之完成②。人皇王耶律倍逃往中原后，耶律羽之迁中台省左相，“镇抚国人，一切如故”，成为东丹封地名副其实的管理者。会同元年，改南京为东京，羽之改官东京宰相。他“身为家宰，手执国钧，于辅政之余，养民之暇，留心佛法，耽味儒书，入箫寺则涤荡六尘，退庙堂则讨论五典。而又为政尚于激浊，举士不滥抡材”，为朝中正臣，国之良相。五年（942）卒，享年52 岁，谥文惠公。

附表：耶律曷鲁家族世系及其与阿保机家族的关系② 这里的“南方事”，即与向西南的党项和南边的燕云地区发展势力相关的事宜，主要是军事征伐。③ 《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于天显二年“留守南京”，此时东丹国尚未南迁，辽阳郡也未改南京。当从《耶律羽之墓志》，觌烈为东丹国大内相，所留守之地当为原渤海都城忽汗城，辽改为天福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

④ 《耶律羽之墓志》称其官为“中台右平章”，《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其官称为“中台省右次相”，可知“右次相”即“右平章”。

① 《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耶律羽之墓志》。

② 《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上书内容甚详，羽之极言迁民之利。

第二节 耶律屋质

耶律屋质（915—973），字敌辇，系出季父房。《辽史》称他“资简静，有器识，重然诺。遇事造次，处之从容，人莫能测。博学，知天文”①。历事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朝，勇于任事，善于调停，参与平息辽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两次大乱，对辽初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历任惕隐、右皮室详稳、北院大王，加于越，保宁五年（973）薨。为耶律曷鲁之后辽朝“以于越得重名者”第二人。

耶律德光会同年间（938—946）为惕隐。大同元年（947）四月，耶律德光死于栾城，辽朝又面临政权交接的危机。耶律屋质在紧急关头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以大局为重，充分发挥其调停和斡旋的能力，使辽朝顺利渡过了这道难关。

述律后主持立耶律德光时，就有相当一部分契丹贵族持有异议。述律后严厉惩治了持异议者，有的人甚至被杀，这就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不和甚至仇恨。耶律德光即位后，在应天皇太后的压力下，又立幼弟李胡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就意味着耶律德光将以李胡为皇位继承人。在游牧社会，以兄传弟也是最高统治权继承的方式之一，但此时的契丹政权选择兄终弟及的方式显然是应天皇太后出于个人权力欲的需要，加之李胡素无人望，所以这一决定并不为契丹贵族所一致认可，也就为下一次的皇位继承埋下了隐患。“及帝崩于栾城，无遗诏，军中忧惧不知所为”①。时南、北院大王皆在军中。南、北院大王是契丹贵族中地位仅次于四帐皇族首领的契丹权贵，有权参加推举最高统治者的贵族大会，他们的态度在选择皇位继承人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南院大王耶律吼对李胡为皇位继承人持反对态度，在皇位虚悬之际，他挺身而出，主动拜会北院大王耶律洼，共商大计。他们一致同意立东丹王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为帝②。

另一个坚决拥戴耶律阮的是他的随从护卫耶律安抟。耶律安抟代表了一部分在第一次皇位继承时受到打击和压制的契丹贵族的态度，他的父亲就是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被杀的③。当军中诸将欲立耶律阮又担心李胡和耶律德光子寿安王耶律璟与之对抗而犹豫不决时，安抟坚定了他们的信心④，于是诸将于军中共立永康王耶律阮为帝，即为辽世宗。

辽世宗是南征诸将避开应天皇太后于军中议立的，这显然违背了太后的旨意，“太后闻之，怒甚”⑤。一向专断又溺爱幼子的她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事实，于是一场争斗在太后与世宗祖孙间爆发。当耶律德光灵柩至上京时，太后不哭，也不为之发丧，声言“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⑥。当世宗领兵北归时，她派遣李胡以兵迎击。李胡兵败，“尽执世宗臣僚家属，谓守者① 《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① 《辽史》卷77《耶律吼传》。

② 《辽史》卷77《耶律吼传》载：“吼诣北大王耶律洼议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洼然之。”③ 《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④ 《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⑤ 《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以下不注出处者，皆据此传。

⑥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一场血腥的残杀即将在辽朝皇室内部展开，形势异常危急。身为惕隐的耶律屋质，职掌皇族政教，协调皇族内部的关系是他的职责之一。他又善谋划，兼得太后信任，既可能助太后，也可能被世宗争取到自己一方。于是世宗“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屋质不避嫌，竟劝太后与世宗讲和。他说：“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尽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又说：“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并自告奋勇，为和谈之使，往见世宗。他同样劝世宗“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如和好”。世宗认为太后、李胡之军乃乌合之众，不可能取胜，屋质则说：“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屋质立足于避免战争，减少契丹人员伤亡和矛盾激化，使世宗平稳接管政权，既不畏太后的威势，也不惧世宗见疑，终于说服了双方，使世宗同意与其祖母相见，“各纾忿恚”，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太后与世宗会面时，屋质指出了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受神器”，导致了今日皇位的争夺；也批评世宗“擅立，不禀尊亲”的过失；同时他利用双方都想避免武装冲突的心理威胁说，如果各持己见，专务指责对方，则和议无望，“当速交战”，迫使双方做出让步①，一触即发的内战得以避免。

但是，太后并不承认世宗地位的合法性，她又提出了“议既定，神器竟谁归”的问题。为了国家的利益，耶律屋质敢于逆太后之意，言人所不敢言，他说：“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人，复何疑？”李胡当即厉声反驳说：“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毫无畏惧，据理力争，他说：“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 。万口一词，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

群情所愿，赖屋质得以上达。迫于舆情，考虑到耶律家族的权力，太后不敢再固执己见，她无可奈何地对李胡说：“昔我与太祖爱汝异於诸子，谚云：‘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也。”于是同意立永康王兀欲为帝，辽朝第二次权力交接得以和平解决，为这个政权的延续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在这次权力交接的协商中，耶律屋质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事后，世宗问屋质：“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说：“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其实，屋质与世宗的拥戴者态度是一致的，但为了让世宗权力取得无可质疑的合法性，他把一切都摆到会议上来，从根本上阻止了任何人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意图。从道理上，太后与李胡不得不认输，但是从感情上和行动上，他们仍然不甘心接受这一结果。后来，李胡与太后又阴谋废立，世宗将他们囚于祖州，于理于法都是无可指责的。

世宗即位后，契丹贵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并没停止，屋质对此也一直保持① 太后对建国前诸弟之乱使契丹社会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记忆犹新，她担心惨剧再度重演，于是首先做出了让步，她说：“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世宗也检讨了自己行为，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

着高度警惕。天禄二年（948），耶律德光第三子天德觊觎帝位，联合后族萧翰和太祖弟寅底石的两个儿子刘哥（留哥）、盆奴伺机谋杀世宗，耶律石刺觉察后报告屋质。屋质领他们见世宗，他们拒不承认，世宗也不深究。后来，刘哥请世宗观樗蒲，于袖中暗藏利刃，被世宗发觉，亲自诘问。刘哥设誓抵赖说：“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顶疽死。”世宗又欲宽免。屋质奏请：“当使刘哥与耶律石刺对状，不可辄恕。”世宗命屋质审问，得其实。于是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使盆奴远使辖戛斯。在屋质的坚持下，天德等的谋反阴谋被粉碎①。

天禄三年（949），泰宁王察割（太祖幼弟安端子，世宗堂叔）觊觎帝位，耶律屋质揭露其阴谋，世宗非但不信，还将屋质所上表章出示给察割，使屋质陷入被动。但他依然能忍辱负重，一时也没有放松对察割等的警惕②。由于世宗麻痹大意，轻信察割，天禄五年秋，终于在火神淀之乱中被察割和南京留守牒腊等杀死。

世宗被杀于火神淀（河北宣化西），辽朝的统治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耶律屋质再一次挽救了这个政权。由于他时时防范察割，当然不为逆党所容。变乱中，逆党必欲得屋质，他们扬言“衣紫者不可失”。屋质遂“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同时，决定立耶律德光长子寿安王耶律璟为帝。时耶律璟已回到自己的帐中，屋质遣弟冲前去迎接。及至，耶律璟却犹豫不决。屋质又不得不向他反复陈述利害，他说：“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之何及？”在变乱中，屋质成为群臣的首领，诸将知屋质脱离了危险，也相继来会，至天明，整军讨叛，杀察割。辽朝的航船又一次渡过了险滩。诚然，辽穆宗耶律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但仓卒之际和世宗子耶律贤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立太宗长子应是顺理成章的，也能使群臣意见统一。

穆宗即位后，命屋质知军国事，“以逆党财产尽赐之”，屋质固辞。于此，也可见屋质所为确实是从社稷的需要出发的，并不为个人邀求私利。应历五年（955），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

辽朝契丹诸臣，多以武功见称。屋质所为多是关乎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在辽有两次定策之功。但他同时也能领兵征战，是个亦文亦武的全才。景宗保宁（969—978）初，宋兵攻北汉，屋质曾引兵助汉退敌。以功加于越。保宁五年（973）病死，享年57 岁。道宗朝树碑表其功，诏于上京立祠祭享。辽朝建立之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未能确立，皇位继承人需贵族大会推举选定。按部落首领世选制的惯例，首领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推举的资格。因而，当没有众望所归的人物出现时，一旦其位置出缺，就会出现一次本家族内成年男子竞争权力的激战。有时，这种内部斗争会使家族的势力削弱或导致联盟的分裂。辽朝建立后，受中原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一些人开始接受① 此时刘哥为惕隐，屋质当已不再担任惕隐。从刘哥和察哥的阴谋活动都由屋质揭发考察，屋质此时所掌似应为总宿卫之事。但《世宗纪》和《耶律屋质传》都不载屋质此时为何官职。② 《辽史》卷112《耶律察割传》载，“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察其奸邪，表列其状，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称屋质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无此，何至泣也！’察割时出怨言，屋质曰：‘汝虽无是心，因我过疑汝，勿为非义可也。’他日屋质又请于帝，帝曰：‘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屋质曰：‘察割于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纳。”《耶律屋质传》载，天禄三年，耶律屋质上表揭露察割罪状；五年为右皮室详稳。

或力图推行长子继承制；而另一些人，特别是皇族中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仍然不肯放弃依世选传统习俗本人所享有的被选举权，这是导致辽初在皇位继承上屡屡出现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两次政权交接危急之机，耶律屋质力挽狂澜，使政权得以平稳交接，社会维持稳定，他的功绩，确实可以同辽朝建立之际的耶律曷鲁并论，被誉为辽朝得重名的“三于越”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第十七章 韩氏家族

辽金时期，汉人中韩、刘、马、赵四姓六大家族世代显赫，对辽金政权的建设和发展分别作出过各自的贡献。其中赵姓者有赵延寿、赵思温二族，韩姓者有玉田韩氏和幽州韩氏两大家族。

第一节 玉田韩氏家族

韩知古

玉田韩氏家族最早入辽者为韩知古，政绩卓著者为其孙韩德让。

耶律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时，曾于903 年对蓟州用兵，韩知古为述律月理朵（建国后为地皇后，即淳钦皇后）之兄欲稳所俘，是较早进入草原的汉人之一。月理朵嫁与阿保机时，知古作为媵臣至耶律家。因身份低微，怀才不遇，曾逃出以为人庸工维持生计。后太祖召见并与之议论时事，知其贤而有才，遂命其参与谋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当为“知古”）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①。授知古彰武军节度使，总知汉儿司事，遂著籍柳城（今辽宁辽阳）。汉儿司是辽初管理汉人事务的机构，知古因熟悉汉制又得以“主诸国礼仪”。契丹建国之初，对汉仪知之甚少，“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②，可以说，他是将汉地礼仪介绍到草原并与契丹“国俗”参互使用制定辽朝礼制的第一人。因此也成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③。

韩知古多子多孙，且在辽朝多有建树④。可知者第三子匡嗣，“以善医，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①，穆宗时为太祖庙详稳②，与在潜的景宗耶律贤为① 《辽史》卷39《地理志》三。

② 《辽史》卷74《韩知古传》。又《辽史》卷47《百官志》三载：“韩知古，天显初为中书令”；其孙《韩瑜墓志铭》称其官为“临潢府留守、守尚书左仆射兼政事令”；曾孙《韩橁墓志铭》又称其官为“彰武军节度东南路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知古在世时，辽朝官制未定，掌汉人事务者唯汉儿司而已。在汉儿司的基础上，世宗天禄四年始建南枢密院、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辽史·百官志》三记为重熙十三年，此从《辽史·兴宗纪》二），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在南北面官制确立后，南枢密院行使唐时尚书省大部分职责；中书省掌礼仪，视同礼部。《百官志》中所载的“中书令”，乃是据《韩知古传》中“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的记载，附会而成。而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等，也只是沿用前朝官称，无官署和实责。临潢府留守所掌也是进入临潢地区的汉人事务，其实也只是当时的汉儿司。因此，所谓政书令、中书令等只相当于宋朝“寓禄秩，叙位著”的官，临潢府尹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总汉儿司事”。

③ 辽太祖有佐命功臣21 人，分别以身体各部器官为之命名，如心、手、耳等。按《韩橁墓志铭》，知古号为“推忠契运宣力功臣”。

④ 1995 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韩匡嗣墓志》称知古有子11 人，皆出仕为官，其中封王者除匡嗣外，还有邺王匡美。而官至节度使加司徒、太尉、太保、太傅的有4 人。参见葛华廷：《韩匡嗣墓志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7 年第3 期。

① 《辽史》卷74《韩知古附韩匡嗣传》。此“长乐宫”当为太祖淳钦皇后长宁宫。据上揭葛华廷文，“嗣圣皇帝以勋旧之胤，有干济之才，特授右骁卫将军”，财匡嗣初仕于太宗时，所谓直长宁宫或即以右骁卫将军而为宿直官。

友。景宗即位，先后任始平军节度使、上京留守、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等，封燕王、秦王，号尚父。死后追赠尚书令。在知古子孙中这一支最为显赫。

另一子匡美为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封邺王。匡美有子名瑜，历任天雄军衙内指挥使、控鹤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左羽林大将军、客省使、权涿州刺史。统和五年随圣宗和承天太后南攻宋，头部中流矢而死③；又一子匡胤为镇安军节度使，判户部■事，赠太傅。子琬为辽兴军节度使。孙相也有战功④；还有一子匡献为天成军节度使，守太傅。子德冲为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⑤。

匡嗣有子九人①，长德源，官崇义、兴国二军节度使。以贪贿为人所短②。五子德威，历任上京皇城使、儒州防御使、北院宣徽使。圣宗统和元年，继父职为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③。讨党项、河湟、西夏，屡建战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赠兼侍中。子雱金，终彰德军节度使。长孙谢十官至惕隐；次孙涤鲁历任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点检、惕隐、西北路招讨使、乌古敌烈部都详稳、东北路详稳、南府宰相，封漆水郡王、混同郡王、汉王。涤鲁子燕五为南京步军都指挥使④。

六子德冲，历任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太尉；子制心（又作直心、遂贞），统和中为归化州刺史；开泰中，拜上京留守，进汉人行宫都部署、南院枢密使、权诸行宫都部署、中京留守，封漆水郡王；太平中为惕隐、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马都总管、南院大王，徙封燕王。死后赠政事令，追封陈② 《韩匡嗣传》。但据上揭葛华廷文，匡嗣后曾“改授二仪殿将军”，二仪殿在祖州，为太祖庙之所在。此“二仪殿将军”或即本传所载的“太祖庙详稳”。

③ 《韩瑜墓志铭》，载民国《朝阳县志》卷11、罗福颐《满洲金石志》、陈述《全辽文》卷5；《韩橁墓志铭》，《全辽文》卷6。

④ 《韩相墓志铭》，《全辽文》卷6。辽东京置户部司，设户部使、知户部使事、户部使判官等职。此判户部■事，或即户部使司判官。

⑤ 田立坤、张晶：《辽〈韩瑞墓志〉考》，《文物》1992 年第8 期。据《韩瑞墓志》，则知古尚有一子名匡献，匡献有子德冲；《韩匡嗣墓志》也记其第六子为德冲，与匡献子之德冲皆官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同时《辽史·韩匡嗣传》载其五子中有德崇、德凝，德崇事迹见其子《制心传》，与上述二德冲不同；德凝自有传，但二人又都不见于《韩匡嗣墓志》。《韩匡嗣墓志》为圣宗时名臣马得臣所撰，当属可信，则德冲与德崇确当为二人。《辽史》三见“德崇”，事迹与上述二德冲不同，其人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累官至武定军节度使；为制心父、匡嗣子；景宗保宁初为翰林祭酒。见《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辽史·韩知古附韩匡嗣传》、《辽史·百官志》三。则德冲与德崇中，必有一人为匡献子。至于德凝，事迹彰显，却不知《墓志》中何人可当之？

① 《辽史·韩匡嗣传》载匡嗣五子，但《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载“隆运兄弟九人”，而未录其名；上揭葛文据《韩匡嗣墓志》证明《契丹国志》所记九人为是，其名为德源、德庆、德彰、德让、德威、德冲、德颙、德晟、德昌。

② 葛文据墓志载，德源为始平军节度使。

③ “五押”当即“五院”。据《韩匡嗣墓志》，德威以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当系以西南面招讨使兼五院大王。

④ 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德威、涤鲁传》。

王。制心为圣宗皇后外弟，却颇知自律，谦退淡泊，待人宽厚⑤。

七子（？）德凝廉逊，有惠政。保宁（969—978）中为护军司徒。开泰（1012—1020）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宫使（诸行宫都部署），崇义、广德、大同军节度使，西南面招讨使。子郭三终于天德军节度使，孙高家奴终南院宣徽使，高十终辽兴军节度使①。

韩德让韩德让（941—1011），韩匡嗣次子，《辽史》称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②，是玉田韩氏家族中成就卓著者。早年事景宗，官东头供奉官、枢密院通事、上京皇城使。后代父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所在谨饬、有能声。又代父为南京留守。乾亨元年（979），高梁河之役，宋军围城，德让亲自登城“日夜守御”，“安人心，捍城池”，与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使刘弘等俱受诏书褒奖③。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乾亨三年，为南院枢密使。

景宗临终，与耶律斜轸同受顾命，总宿卫事，立梁王耶律隆绪即帝位，奉太后萧绰称制。统和三年（985），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辽宋燕云之战，从圣宗、太后出师御宋，败宋兵，加守司空。七年，封楚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政。十二年，室昉致仕，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加守太保，兼政事令。十七年，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薨，兼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进为齐王，总二枢府事，赐名德昌，位极人臣。二十二年，从太后、圣宗南征，与宋签定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争战局面。徙封晋王，赐姓耶律，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从此，韩家成为辽朝宗室成员。二十八年，赐名隆运。二十九年薨，享年71 岁，赠尚书令，谥文忠，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德让无子，初以圣宗子耶律宗业为嗣；又无子，以魏王贴不（宗范）子耶鲁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鲁斡为嗣。

韩德让自景宗朝“翼决庶政”，深得皇后信任。景宗病重期间，他总宿卫，协助皇后，辅翼皇子。景宗崩，“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不负景宗临终之托。圣宗以年少即位，承天太后又少姻党之助，幸赖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蕃汉大臣同心辅政，才能内胜诸宗室，外御宋朝的进犯。

韩德让“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忠孝至诚，出于天性”①。他既重视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维持辽朝的社会稳定，也尽全力维护得之不易的辽宋和平⑤ 《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制心传》。制心姑、德崇妹嫁睿智皇后（承天太后）弟萧隗因，生女萧菩萨哥，为圣宗皇后，故制心与圣宗皇后为姑表姐弟。《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载：“每内宴欢洽，（制心）辄避之。皇后不悦曰：‘汝不乐耶？’制心对曰：‘宠贵鲜能长保，以是为忧耳！’”制心“守上京时，酒禁方严，有捕获私酿者，一饮而尽，笑而不诘。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① 据葛文，匡嗣二子、三子早亡，四德让、五德威、六德冲，八和九子皆享年不永，则德凝似可以《墓志》中的德颙当之，故暂列为第七。

② 《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

③ 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① 《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局面②。果有益于国，他或向太后进言，或身体力行。而作为国之大臣，德让大度能容，更以进贤去邪为己任，举人不避亲，任人不避仇，所荐多为治国干才③。辽圣宗时，辽朝进入强盛时期，这是承天太后能团结和依靠蕃汉官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的结果，作为当时总领南北面事务的大臣，韩德让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他之所以能发挥作用，首先是由于太后的知人善任和任人不疑，同时也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治国才干和契丹政治家的有力配合。

在辽朝进入全盛之时，玉田韩氏家族也进入了他们的鼎盛时期。他们的显赫，不在辽朝的宗室和后族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相当契丹化了的汉人。这是因为自韩德让始，韩氏家族被赐以国姓，并属籍于季父房，是辽宗室中与皇帝族属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他们以宗室资格与后族萧氏通婚，男娶萧氏，女嫁后族，因而甥女则以出自后族得为皇后①。他们与契丹贵族一样，有封地和属民，成为辽朝的汉人领主②，而韩德让又与辽朝诸帝和淳钦、承天两太后及圣宗朝孝文皇太弟一样建立了自己的斡鲁朵——文忠王府。作为宗室成员，他们可以担任只有契丹贵族才能担任的北面官，如北院枢密使、惕隐、北府宰相、南院大王等。至辽兴宗时，玉田韩氏家族“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③。玉田韩氏家族，不但数代仕于辽，为辽政权的建设和统治以及契丹、汉文化在辽朝境内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本身也接受了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这个家族的发展变化是游牧民族与汉族、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缩影，也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自然融合的体现。

随着辽朝的灭亡，韩氏后裔又进入了金朝。在金朝初年，他们仍然发挥着与其先祖对辽朝同样的作用，对金初的政权建设、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女真贵族对汉文化的了解和吸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进程①。

第二节 幽州韩氏家族

韩延徽家族是辽朝又一汉人韩姓大族。韩延徽（882—959），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入辽后家居燕京，死后葬幽州鲁郭（辽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故称幽州韩氏。

幽州韩氏仕辽始自韩延徽。韩延徽父韩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五代初，幽州为刘仁恭所据，以延徽少年英才，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供事于祗候院，后为幽州观察度支使。

唐节度使刘守光囚其父镇幽州时，遣延徽使契丹求援，阿保机“怒其不② 参见《辽史·圣宗纪》、《辽史·耶律隆运传》，《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③ 皇族耶律乌不吕与国舅爻直不和。参见《辽史》卷83《耶律学古附乌不吕传》。爻直又作约直，系出国舅小翁帐，参见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续）》，《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第4 期。① 韩知古子匡美，三娶皆契丹后族萧氏；匡嗣子德崇、匡胤子琬、琪美子瑜也都娶萧氏为妇。匡嗣长女嫁承天太后弟隗因，生女菩萨哥为圣宗齐天皇后。

② 韩匡嗣有私城即投下州全州。

③ 《韩橁墓志铭》，见《全辽文》卷6。

① 参见《金史》卷78《韩企先传》。

屈，留之”②，使牧马于野。述律氏对阿保机说：“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①于是，阿保机召延徽论事，所言“合上意，立命参军事”②。延徽不但参与了军事活动的筹划，而且建议依汉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安置被俘和流亡入草原的汉人。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③。由于他的建议被采纳，草原地区开始有了投下军州的建立，大批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农民在草原定居，“不复思归”④，不但带动了草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且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韩延徽入辽日久，思念故乡，遂逃归晋阳（今山西太原）⑤。他本拟应李存勗之邀留在晋阳，却因为人所嫉，心不自安，决定重回辽朝。友人王德明为之担心，说：“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延徽不以为然，他说：“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谒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延徽对阿保机不辞而别，其初衷显然是打算留在中原家乡，回来后的见闻使他意识到辽朝才是他得以施展才干的理想场所，于是他在省母后毅然回到辽朝。果然不出他所料，阿保机闻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以“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为辞。于是阿保机“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①。进入契丹辽朝的汉官，虽然所掌多为汉人和文治之事，同时也要参加某些军事活动。天赞四年（926），知古和延徽也都从阿保机征渤海，并分别以功拜中书令和左仆射。“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②。

② 《辽史》卷74《韩延徽传》不载韩延徽出使被留时间。《资治通鉴》卷269 系之于后梁均王贞明二年（916），《考异》以为《汉高祖实录·延徽传》所载“天祐中，..刘守光..遣延徽入虏”不尽可信，认为其事或在乾化元年（911）。按《辽史·韩延徽传》记其入契丹后曾参与筹划“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而契丹征室韦的军事活动，多在901—909 年间。对党项用兵则主要在阿保机即位后。911 年至914 年间，阿保机的主要活动是与诸弟争夺契丹社会的统治权。以此推断，延徽入契丹并能对阿保机的军政活动施加影响，时间当早于911 年。《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载：天祐四年（907）十二月，守光遭周德威围攻，曾“求援于梁，北诱契丹，救终不至”。或许这次所遣使契丹者即为延徽？如是，则延徽入契丹当在907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② 《辽史》卷74《韩延徽传》。

③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④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

⑤ 《辽史·韩延徽传》称“亡归唐”，则此事当在后唐建国后，即923 年以后。《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在追述延徽活动时称：“..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而延徽重回契丹后，“及（阿保机）称帝，以延徽为相，..”由此看来，延徽亡归的时间当在916 年前。

①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又《辽史》卷74《韩延徽传》载：“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也称“阿保机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

② 《辽史》卷74《韩延徽传》。

耶律德光时，韩延徽封鲁国公，任官南京三司使，掌管南京道财赋。世宗朝，迁南府宰相。参与筹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世宗对刘知远行册礼，亦由延徽“定其制”。穆宗应历中致仕，九年（959）卒，享年78 岁。子德枢、倬。

韩延徽子德枢，耶律德光誉之为“国之宝，真英物也”，未冠而为守左羽林军大将军，迁特进太尉。德枢善抚民，耶律德光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③。此后历任南院宣徽使，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门下平章事，加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封赵国公。卒于保宁间。有子绍勋、绍芳。

绍勋为东京户部使，以不善抚民，在大延琳反辽战争中被杀①。

绍芳重熙间为枢密直学士、枢密都承旨、参知政事，加兼侍中。反对征西夏，力谏不听，出为广德军节度使。后辽果败，德芳闻讯，“呕血死”。绍芳孙资让，累官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因事出为崇义、辽兴军节度使②。

延徽子倬官辽兴军节度使，彰国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累赠至中书令。子绍雍、绍文。

绍雍曾使宋。《辽史·兴宗纪》三又见韩绍荣，或即绍雍。与南府宰相杜防同奏事于廷，亦当为辽朝朝官。此外，《辽史·圣宗纪》八又见贺宋两宫生辰和正旦使副韩绍一等，此绍一或亦为延徽孙？

绍文官上京留守，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鲁国公致仕。子造为诸宫制置使、判三司使事，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赠中书令③。道宗朝致仕后，燕、蓟饥荒时，与刘伸、赵徽等致仕官“日济以糜粥，所活不胜算”④。

造子资道，清宁初，以荫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右率府副率，累官阁门祗候、礼宾副使、供军副使、六宅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市买都监等，咸雍五年卒于南京⑤。

③ 《辽史》卷74《韩延徽附子德枢传》。但东平为今辽宁辽阳，辽兴军所在为今河北卢龙。《韩延徽传》称“其子镇东平”，可能德枢先曾任职于东平，及至耶律德光迁渤海人至辽东，东平升南京后，又调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在两地皆有功绩。

① 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三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② 《辽史》卷74《韩延徽附韩资让传》称：“会宋徽宗嗣位，遣使来报，有司按籍有‘登宝位’文，坐是出为崇义军节度使。”

③ 参见《王师儒墓志》，《全辽文》卷10。

④ 《辽史》卷98《刘伸传》。

⑤ 《韩资道墓志铭》，《全辽文》卷8。

第十八章 承天太后 辽圣宗

承天太后（953—1009），名萧绰，小名燕燕，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景宗为世宗之子，遭火神淀之变，留下终生疾患①。应历十九年（969）辽穆宗被宗室娄国杀死，景宗即位。萧绰以皇后身份参与国事，她与景宗“任人不疑，信赏必罚”②，扭转了自穆宗以来辽朝治理上的混乱，调整了与宋朝的关系，为辽朝的全盛创造了条件。

乾亨四年（982），景宗死，遗诏以长子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③，是为辽圣宗（971—1031）。统和元年（983），圣宗上萧绰尊号为“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号“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七年（1009）承天太后薨，享年57 岁，谥“圣神宣献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谥“睿智皇后”。

辽圣宗以12 岁冲龄即位，“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①，辽政权又一次面临贵族间争权斗争的考验。承天太后以其政治才干团结蕃汉臣僚，击败了试图夺位的宗室贵族，巩固了幼帝的皇位。自保宁元年景宗即位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先后以皇后和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40 年，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了辽朝的国力，推进了辽朝的封建化进程。与强邻北宋签定了“澶渊之盟”，确立了兄弟之国的政治关系。继续征服周边没有归附的部落、部族，加强了对属国和属部的控制。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亲掌朝政20 年，继续执行统和以来的各项政策、制度，发展了各项改革成果，辽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太平十一年（1031，辽兴宗改为景福元年）六月，辽圣宗崩于大福河北行宫，享年61 岁。谥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

第一节 选拔人才，整顿吏治

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承穆宗暴政之后，统治集团人心不稳，宋朝威胁南部边防。他们摒弃民族偏见，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汉臣僚各尽其职，了无嫌隙，同心辅政。内安百姓，外抗强敌，为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繁荣创造了条件。

他们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诸部有才能的贵族，而且重视任用汉官。除任用那些早期投靠或先后被俘的汉官、汉将外，又逐渐将科举取士作为选官方式之一。景宗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统和六年，诏开贡举，科举作为选官制度之一正式确立。太平十年（1030）年，圣宗下诏以次年行贡举法，科举制度的法令、法规已经完备。虽然圣宗于这一年驾崩，但制度的完善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正是由于承天太后、圣宗留意选拔和任用治国之才，所以① 天禄五年（951），泰宁王察割（沤僧，太祖弟安端之子）、燕王牒腊（述轧）杀世宗及其后于祥古山火神淀（在河北涿鹿西），史称“火神淀之乱”。“帝（景宗）时年九岁，御厨尚食刘解里以毡束之，藏于积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婴风疾，多不视朝。”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契丹国志》卷6。② 《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③ 《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① 《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圣宗朝是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契丹官僚中如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萧挞凛、耶律抹只、耶律学古、萧排押、耶律资忠等，汉臣中如韩德让、室昉、张俭、王继忠等，或忠直敢谏，或治狱公平，或安民有术，或拼死疆场，或奉节不辱，对辽政权的巩固与强大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正是承天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圣宗“每承顺，略无怨辞”①所致。

他们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而且注意对官员的考察。圣宗与太后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正是由于朝廷赏罚严明，圣宗朝才有明敏干练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柳者，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以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被决以大杖，耶律阿没里好聚敛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为清正。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承天太后与圣宗也重视审理狱讼，平反冤抑。保宁三年（971）恢复了被穆宗废弃的钟院，又置登闻鼓院以达民冤。四年，诏中外官上封事，了解政事得失。太后与圣宗锐意求治，留心听断，多次亲决滞狱和分遣诸臣决诸道滞狱，使罪犯得以及时判决，冤囚得尽快开释。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开泰中，诸道狱皆空。这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反映，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中原联系的加强和受宋朝思想、文化、制度的影响，圣宗时又多次更定法令，屏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旧制，增加维护封建秩序的内容。如奴婢犯罪由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族帐有罪，黥墨依诸部例；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同时还不断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司法和行政机构。统和元年，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开泰八年，又“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统和十二年，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六年，“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开泰三年，增枢密使以下月俸；南京、奉圣、平、蔚、云、应等州置转运使；太平元年（1021），立长子宗真为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加强了皇权，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封建秩序，法令也日益完善。

自阿保机建孔子庙以孔子学说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以来，儒家思想在辽朝统治集团中的影响逐渐加深。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和唐太宗、玄宗实录，对其行事多钦伏。他称唐太宗、后唐明宗和宋太祖、太宗为“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①，积极学习中原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文化。圣宗多次以诏旨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改变游牧民族中贵壮贱老、别籍异居、收母执嫂的传统。如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免其租赋数年；禁命妇再嫁；分别嫡庶，庶子以母论贵贱；禁皇族与卑小族帐通婚；在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等。这一切说明，辽圣宗不但能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治国经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与中原也已十分接近。

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辽朝的文治渐兴，史学也有所发展。辽圣宗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奉和国家大事，修史① 《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① 《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制度也渐趋完备。统和九年（991），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从此，契丹与辽朝的历史从口耳相传进入了有来自本身的文字记录阶段，为契丹民族和辽朝的发展状况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第二节 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税，发展生产

调整部落组织，解放奴婢

自阿保机编部以来，辽朝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面貌已大大改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圣宗时期再次调整部落组织。

这次调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因户口蕃息，需建部管理。阿保机时，为备御奚人，曾从契丹八部中各抽调二十户置二十详稳。经数十年，户口蕃息，圣宗遂置特里特勉部，设节度使管理。这是辽朝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的结果。

二是以横帐大族奴隶置部。阿保机伐奚，以所俘奚人为著帐子弟，编为撒里葛、窈爪、耨盌三营，籍隶宫分，设夷离堇管理。圣宗以三营置三部，脱离宫分，设节度使管理。三部各有游牧地，备畋猎之役。类似情况还有讹仆括部。

辽初，从诸宫和横帐大族抽调奴隶编成稍瓦石烈与曷术石烈，为皇室捉捕鹰鹘和冶铁。圣宗时两石烈人口增加，遂各自置部，也设节度使统领。通过以宫分人和奴隶置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调整了阶级关系。宫分人编为新部，摆脱了被奴役的处境，使辽朝奴隶占有制进一步削弱，封建因素迅速增长，契丹社会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了封建化进程。三是以新附诸部族民户置部。对于俘虏或归附的室韦、女真、达鲁虢、乌古、敌烈、唐古、鼻骨德、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部族人户，圣宗朝已不再配隶诸宫和诸部，而是将他们分别编组为部，设节度使统领，与原来各部一样，分隶南北二府或沿边军事机构，为辽朝守边。不改变其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强迫他们迁往内地。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采取相应的方式管理，使之各得其所。这样，圣宗朝不但通过重新编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而且新政策也使新附者不再沦为奴隶。

除解放大批奴隶外，圣宗时也通过各项诏旨将因各种不同原因沦为奴隶者解放出来①。

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留心民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赈济灾贫，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统和年间，下诏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又① 统和七年，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十三年，诏诸道民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隶州县；二十九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值10 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又禁止主人擅杀奴婢。开泰六年，公主赛哥以擅杀无罪婢被降为县主，驸马被削官。这在法律上为奴隶的生存权提供了起码的保障。

屡次下诏赈灾，故当时虽不时有水、旱、蝗灾，却没有发生灾民流亡现象，社会秩序一直比较稳定。

平时，他们也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制定和推行了一些保护农田、奖励垦荒和减轻赋役负担的政策和措施。统和八年，检括农田，整顿农业生产秩序。十二年，定均税法；十三年，又以所定税额偏高而下诏减轻括田租赋；十四年，再蠲三京税赋。

承天太后与圣宗留心了解民情，随时调整部民负担。如统和三年，枢密院反映契丹诸部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替代。圣宗亲阅诸部户籍，减免涅刺、乌隗二部的部分差役。四年，因对宋战争，州县民逃亡，禾稼不能按时收获，采纳韩德让的建议，募民收割。政事令室昉反映，山西诸州因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遭践踏伤害，遂免其当年税赋。六年，霜旱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令增价以利民。十年，免云州租赋，安辑朔州流民，免其徭役三年。十二年，免行在50 里内租，蠲宜州（今辽宁义县）赋调，免南京遭水灾民户租赋，免诸部岁输羊和关征。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审定南京所定新税法。同时罢不急之役，减少诸部岁贡，调整贡物种类以减轻部民负担。

承天太后和辽圣宗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行军中禁止士卒出营劫掠，禁部从伐民桑枣，禁刍牧伤禾稼，改变了契丹军队打草谷的旧制。

采取徙民耕种和募民垦荒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成效显著。

统和七年，徙宋鸡壁砦居民200 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耕种，官给耕牛、种子；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税十年。统和十三年，令诸道劝民种树，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开泰元年又诏：“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荒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①这些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太平五年，圣宗车驾至燕，人民以年谷丰熟，争献土物。于是出现圣宗礼高年，惠孤寡，微服出行观士庶嬉游，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期间，对西北地区的开发更是成绩卓著，圣宗命西北路招讨司在胪朐河、镇州屯田，以解决驻军供给，并连获丰收②。

第三节 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

随着国势的增强，辽朝对周边各政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统和七年，封党项贵族李继迁为夏国王，确立了同夏的宗藩关系。为了对宋战争的需要，拆散宋与高丽可能结成的联盟，迫使高丽臣服。从而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了对宋的优势。

渤海人南迁后，原渤海国控制下的女真各部逐渐向混同江、鸭绿江两岸和长白山周围地区发展。景宗时开始袭扰辽朝东京道州县。圣宗统和元年、① 《辽史》卷59《食货志》上。

② 《辽史》卷59《食货志》上载：“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唯《食货志》将此事记于道宗初年，误。详见《辽史》卷59《食货志》上注六、《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

三年和十三年，先后三次派兵遣将征讨女真和乌惹（兀惹），使他们成为辽朝的属国和属部。其中一部分女真人被迁往辽东，成为被编入辽籍的熟女真，也称合苏馆、合苏款女真。辽朝在各部女真人中设大王、节度使和详稳，从而加强了对东北边境的控制。

辽朝北境的海勒水（海拉尔河）、栲栳泊（呼伦湖）周围地区居住着乌古诸部。乌古之西有敌烈。他们都是与契丹关系比较密切的室韦大部。阿保机曾多次征伐乌古诸部，将俘获的乌古人迁往契丹内地，编入契丹部落。留居原地的乌古人则成为辽朝的属部，即“辽国外十部”之一。辽派详稳、都监驻守其地，镇抚和监临其部众。太宗耶律德光初年和穆宗耶律璟晚年，乌古曾两次起兵抗辽，皆被镇压。圣宗统和初，乌古承叛降之后，部族贫困，辽廷曾予以赈济。为加强对边部的控制，统和初开始对乌古派遣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同时征调乌古部兵镇守西北边境，由契丹将领统率，防遏阻卜诸部。阻卜，《辽史》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臭泊”等，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有若干互不统属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分别游牧于辽的西界和西北界。辽朝将他们分别称为阻卜、北阻卜和西阻卜。自太祖阿保机西征以来，阻卜各部逐渐臣服，相继成为辽朝的属部，与辽建立了朝贡和互市关系。景宗时，在阻卜活动区域设西北路招讨使，加强了对阻卜地区的控制。

圣宗统和十二年（994），以皇太后姊、齐王罨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斡鲁朵军驻守西北境，以萧挞凛为西北路招讨使。建镇、防、维三边防城，开境数千里。以镇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辽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也大大地巩固了。

在军事征伐中被俘虏而进入契丹内地的回鹘人，也被编入契丹部落，圣宗三十四部中的薛特部，就是由回鹘人组成的。留居原地没有西迁的回鹘人归附辽朝后，也成为辽朝属部。他们同辽国外十部中的乌古一样，对辽朝岁有常贡。高昌回鹘成为辽朝的属国，辽在那里派有都监。甘州回鹘以及葱岭西回鹘建立的黑汗王朝也与辽建立了朝贡和通使关系。辽在其地分别建有高昌回鹘大王府、甘州回鹘大王府和阿萨兰回鹘大王府。

第四节 与宋的争战与和好

辽自太祖阿保机起即有意夺取黄河以北之地，除穆宗无意进取失去瀛、莫二州外，太宗、世宗都曾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但均未能如愿。景宗初年时辽朝政局不稳，宋朝实力增加，辽曾主动与宋修好，双方曾维持了短时间的和平。宋太宗即位后连续两次向辽出兵，发动了幽州之战（辽称高梁河之战、围城之役）和燕云之战。在辽朝群臣、将帅的奋力抵抗下，保住了南京、西京诸州县，但辽朝不但没有将势力推进至黄河以北，甚至也没能收回被后周夺去的瀛、莫二州。此后，宋朝虽然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努力，但辽朝却始终没有改变占有黄河以北至少是收回瀛、莫二州的决心。

燕云之战失败后，宋朝对辽取守势。辽圣宗在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统和十七年，承天太后与圣宗亲率辽军南下，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辽为避太祖讳改为康昭裔）。二十一年，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兵临澶州城下，与宋军隔河对阵。战前，契丹大将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居间调停，向承天太后建议南北议和，被太后采纳。又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息民止戈之意。经过反复谈判，避免了一次拼死的厮杀，双方签定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澶渊之盟”①。

澶渊之盟确定了辽、宋双方兄弟之国的政治地位，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决定开展互市贸易，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银” 10 万两、绢20 万匹。它是承天太后、辽圣宗以军事讹诈手段在政治、经济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协议，也是他们审时度势、闻善必从的政治风范的体现。从此，辽宋双方结束了军事对峙状态，开展了和平友好交往，不但使辽宋统治者各自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使双方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辽圣宗十分珍惜与宋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首次入辽时，“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辽圣宗对“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起边衅”②。故终圣宗之世，辽宋间一直友好相处，不曾发生矛盾冲突。圣宗临终，仍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谆谆嘱之于其继承者。此后在兴宗和道宗时期，辽宋间虽有一些矛盾与摩擦，但最终也都是通过政治交涉的手段解决的，双方都尽力避免诉诸武力，这都是圣宗和承天太后身体力行和对其子孙耳提面命的结果。① 关于王继忠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五章第二节。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中华书局1957 年影印本。

第十九章 耶律斜轸 耶律休哥 萧挞凛

第一节 耶律斜轸

耶律斜轸（？—999），字韩隐，六院部人。耶律曷鲁之孙，世宗、穆宗族兄弟，景宗族叔，圣宗同族叔祖。《辽史》称其“性明敏，不事生产”①。保宁元年（969），宋兵攻北汉，以枢密使萧思温荐为西南面招讨使，节制西南面诸军。保宁八年，改南院大王②。统和初，为北院枢密使，守司徒。统和四年（986），以破女直、宋有功，加守太保。统和十七年（999），从承天太后南伐，卒于军中。

保宁十一年（979），宋以灭北汉之师，奔袭燕京。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往援，与宋军逆战于沙河，败退至清河北。耶律斜轸取奚底军青帜旗，佯败诱敌，取得初战的胜利。进军至京西北高梁河，与休哥分左右翼夹击宋军，又获全胜，致使宋太宗落荒而逃。接着，辽诸军并力，“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①。高梁河之战，是宋军首次大规模对辽朝的进攻，宋太宗亲临指挥。时值七月，正是辽景宗远离南京避暑于夏捺钵之际，南京守备空虚，赖权南京留守韩德让、南京兵马都指挥使耶律学古和知三司使刘弘能安人心，捍城池；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率军及时赴援，才得以取胜。这是斜轸与休哥军事才能的首次展现。

乾亨四年（982），圣宗冲龄即位，皇太后摄国政。“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②；景宗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③；“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④；宋朝也欲乘机北伐，收复被石晋割弃的燕云十六州。太后以寡母弱子面对虎视最高权力的宗室诸王，势孤力单，处境艰危，形势严峻。

景宗在位14 年，虽不曾致辽朝于鼎盛，却初步扭转了穆宗时国势不振的局面。更为可贵的是，他任用和培养了一批有为的蕃汉官僚，这是辽圣宗承自其父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在政权交接、局势动荡之际，这些官僚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与韩德让一样，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和萧挞凛在关键时刻，给辽圣宗以无保留的大力支持，对圣宗统治地位的确立和政权的巩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耶律斜轸与受顾命的韩德让一起，面对挑战，勇敢地承担起了保卫圣宗权力，维护国家稳定的重担，向太后保证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①。不但保证圣宗的皇位得以巩固，而且为辽朝的全盛发挥了各自的经邦治国之才。①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② 《辽史》卷8《景宗纪》上载：保宁八年，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斜轸为北院大王。则本传所载保宁元年节制西南面诸军即为西南面招讨使之职。《景宗纪》保宁八年载斜轸为“北院大王”，误。当以本传和《景宗纪》乾亨元年所载为准。

① 《辽史》卷8《景宗纪》下。

② 《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③ 《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④ 《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① 《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耶律斜轸以北院枢密使参决大政，除维护圣宗的地位外，也充分发挥契丹人能征善战的军事才能，保卫辽朝安全。在高梁河之战后，斜轸又参加了辽宋间的第二次大战——燕云之战。

统和四年（986），宋朝三路大军北上伐辽，承天太后亲自率师援救南京，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迎击潘美、杨继业的西路军。宋军乘辽方无备，已“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②，斜轸先击败宋将贺令图，进围蔚州。一面射书城中招降，一面令都监耶律题子设伏险处，配合围城打援，一举攻取蔚州。又败宋军于飞狐、浑源，并于狼牙村俘获宋将杨继业。与此同时，承天太后与耶律休哥等在东路也战胜了宋军，为辽宋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两次北伐失利后，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对辽改为守势。但辽朝却开始不断南下，以期将疆域推进到黄河以北，至少要收回被后周攻占的瀛、莫二州。于是辽圣宗在巩固了帝位之后，自统和十七年开始，又大举对宋用兵。耶律斜轸也于是年卒于军中。

第二节 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998），字逊宁，耶律释鲁之孙。东丹王耶律倍、耶律德光族兄弟，世宗、穆宗族叔，景宗叔祖，圣宗同族曾祖。初为郎君①，穆宗应历十五年，从群牧都林牙萧幹讨平乌古、室韦叛部。应历末年，官惕隐②。景宗乾亨二年（980）为北院大王，拜于越，总南面戍兵。圣宗统和元年，为南京留守、南面行营总管，总边事。四年，封宋国王。十六年薨，圣宗诏立祠南京。

高梁河之役，宋军包围南京，辽朝形势危急。诸臣甚至议及弃燕蓟，保松亭、古北口。宋人记载，耶律休哥“时为舍利郎君，..请兵十万救幽州。并西山，薄幽陵，人夜持两炬，朝举两旗。选精骑三万，夜从他道，自官军南，席卷而北。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望风遁去。我师遏之不得去，遂坚守。及我师已退，或劝袭之，于越曰：‘受命救幽蓟，已得之矣。’遂不甚争利”③。这里所记的正是耶律奚底、萧讨古失利后，斜轸与休哥领兵赴援的情况。斜轸在清河一线设伏诱敌，然后与休哥左右夹击宋军。《辽史·耶律休哥传》载，“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两方记载相互对照，可知当时坚守南京者为韩德让、耶律学古和刘弘，失利者为耶律奚底和萧讨古。斜轸和休哥各领兵自东西两路入援。西路斜轸先至，设伏先击败宋朝追兵；东路休哥人持两炬、旗，日夜兼程。双方战术运用得当，配合默契，同时抵达高梁河，大败宋军，解救了南京之围。宋太宗得以逃脱，是休哥负伤不能骑马，不便追击，并非“不甚争利”。

是年冬，为报围城之役（即高梁河之役），景宗又遣韩匡嗣和南府宰相②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① “郎君”，契丹语作“舍利”、“沙里”，意为勇士，是契丹贵族中无职事而勇武者的称号。详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 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② 此据休哥本传。参照《穆宗纪》下和《萧幹传》。

③ 江休复：《杂志》，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耶律沙伐宋。休哥从匡嗣军战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匡嗣欲纳之，休哥曰：‘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匡嗣不听”①。“休哥引兵凭高而视，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进。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休哥整兵进击，敌乃却”②。休哥对宋军行动判断正确，部署得当，并收拾匡嗣军所弃兵械，全军而还。

次年，休哥为北院大王，总南面戍兵。从景宗南伐，围瓦桥关，阵斩宋将张师。景宗赐以玄甲、白马，追敌至莫州，生获数将以献。景宗又赐以御马，称赞他“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不克？”③师还，拜于越。圣宗即位后，休哥总南面军务，他一面继续治军修武备，一面加强政治治理，发展生产，安定民心，恢复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④。统和四年，燕云之战，宋东路军进至岐沟、涿州、固安。南京兵少，休哥不敢轻易出战，遂采取袭扰的方式，令宋军疲于应付，以待援军⑤。待援军至，休哥率军追击，“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以功，封宋国王。

经与宋军两次大的较量，宋朝不敢再以武力收复燕云。辽朝势力复振，休哥上言“略地至河为界”，以实现阿保机生前的心愿。太后虽未采纳，但从后来不断南征的记录看，辽朝君臣确实一直在等待时机，实现宿愿。统和七年（989），宋军攻易州，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杀伤数万，获辎重不可胜计，献于朝。太后嘉其功，诏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乃曰：‘于越至矣！’”①休哥为宋人所惧，是因为有勇有谋，每战必胜。《辽史》称他“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②。平时，他也能休兵息民。对宋，重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对南京农业区，他身体力行，轻徭薄赋，建立正常秩序③。是辽朝前期难得的文武双全的军政人才。

第三节 萧挞凛

萧挞凛（？—1004），又做挞览、闼览，字驼宁，承天太后族兄弟④。《辽史》称他“有才略，通天文”，以宿直官入仕，“屡任艰剧”⑤。历任南院都监、彰德军节度使、阻卜都详稳（西北路招讨使）、南京统军使等职，加侍① 《辽史》卷74《韩匡嗣传》。

②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③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④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载：“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⑤ 《耶律休哥传》载：“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

①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②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③ 《耶律休哥传》载：“休哥以燕民疲敝，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

④ 挞凛的族属，尚待研究。《辽史》卷85《萧挞凛传》载，他是承天太后父萧思温的再从侄，即承天太后的族兄弟，应属国舅大翁帐或小翁帐，即淳钦皇后母前夫之族。或为萧翰、萧幹之族？⑤ 《辽史》卷85《萧挞凛传》。

中、右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太师。统和十二年（994），封兰陵郡王。二十二年①，与圣宗、承天太后南伐宋，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

萧挞凛一生行事以军事活动为主。统和四年（986）参加辽、宋燕云之战，以诸军副部署身份从枢密使耶律斜轸战于山西，俘获宋将杨继业于朔州。十一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迫使其称臣纳贡。十二年，与齐王妃率领西北乌古等部兵和永兴宫分军驻守西北胪朐河地区，任西北路招讨使（又称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②。萧挞凛悉心镇边，访求安边之策。时有仲父房耶律昭“博学，善属文。..坐兄国留事，流西北部”，萧挞凛向他请教如何管理阻卜事务③。耶律昭建议他赈穷薄赋，散畜牧以就便地；简练精兵，去其难治者。挞凛采纳他的意见，对诸属部镇之以威，抚之以德。十五年，敌烈部杀详稳而叛，挞凛率军追剿，并讨阻卜之未服者。于是“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④。圣宗亲自作诗褒奖，同时令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后因诸部叛服不常，挞凛上表“乞建三城以绝后患”⑤。自统和十九年调任南京统军使⑥，至二十二年死于弩伤，四年来一直在伐宋前线。先后攻宋威虏、顺安诸军，在望都康村擒宋将王继忠，又连攻保、定、瀛等州，率军直指澶渊，给宋军造成极大威胁，为澶渊之盟的签定创造了条件。

辽宋澶渊之盟是在辽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由被俘的宋将王继忠首先提出，并分别说服承天太后、辽圣宗和宋真宗，经过双方使臣往复多次交涉后签定的。挞凛之死严重地影响了辽军的士气，给辽朝军事和谈判活动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但辽方利用宋朝君臣的怯战心理，通过和议仍然攫取了30 万两匹银绢的物质利益，并取得了与宋为兄弟之国的平等地位，辽宋双方也因此得以维持和平局面。

挞凛子排押（？—1023），又作排亚，字韩稳，也多战功，历官左皮室详稳，南京统军使，北、南宣徽使，东京留守，北府宰相，政事令兼知西南面招讨使，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等。尚景宗次女长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兰陵郡王、豳王。曾参加征讨阻卜、辽宋燕云之战和澶渊之战以及征高丽等重要战役，所在多有功。在宣徽使任上，曾“条上时政得失及赋役法，上嘉纳焉”，“为政宽裕而善断，诸部爱之，民以殷富，时议多之”①。

挞凛次子恒德（？—996），又作勤德、肯德、恳德，字逊宁。统和元年（983）尚景宗幼女越国公主，历官南面林牙、北面林牙、东京留守，拜驸马① 关于萧挞凛卒年，《辽史·圣宗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为统和二十二年，即宋景德元年（1004），与本传有异，本传误，当从《圣宗纪》、《长编》。

② 《辽史》卷85《萧挞凛传》。

③ 《辽史》卷104《耶律昭传》。

④ 《辽史》卷85《萧挞凛传》。

⑤ 《圣宗纪》载统和二十一年，“修可敦城”；二十二年，“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辽史·地理志》一载，镇州“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渤海、女直、汉人流配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此事当是因耶律昭的建议，由萧挞凛上表请示，至此得以实施。

⑥ 《辽史·圣宗纪》十四载，统和二十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於泰州”，知挞凛此时已为南京统军使。

① 《辽史》卷88《萧排押传》。

都尉。“有胆略而善谋”，参加征伐高丽、辽宋燕云之战和征讨兀惹，赐启圣竭力功臣。因对公主照料不周赐死，后追封兰陵郡王。

恒德子匹敌（？—1031），字苏隐，一名昌裔。尚圣宗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官殿前副点检、北面林牙、殿前都点检、国舅详稳，封兰陵郡王。太平十一年，辽圣宗死，钦哀后执政，以匹敌为圣宗齐天皇后所爱，遂与后父萧浞卜等同以谋反罪被害。

圣宗前期，枢密使耶律斜轸与承天太后、韩德让等总全国军政事务，韩德让在政事上建树较多，斜轸常在军旅。边防事务南有休哥总兵御宋，治理南京汉地；西北有萧挞凛驻军，镇抚阻卜和乌古、敌烈；东京地区有萧恒德、萧排押先后为留守，控扼女真和备御高丽。中外所任各尽职守，共同创造了辽朝的鼎盛局面。

第二十章 萧韩家奴 耶律仁 先王鼎

第一节 萧韩家奴

萧韩家奴（975—1046），字休坚，契丹涅刺部人。通契丹、汉文字，是受汉文化濡染颇深的契丹上层知识分子。统和十四年（996）始仕，先后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同知三司使事。重熙四年（1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彰愍宫使，后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归德军节度使等。

萧韩家奴立身清俭，不妄取于人。《辽史》载，他“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值取牛”①。他善诗文，明治道，重史事，以文才出众，被兴宗命为诗友。常常借与兴宗接触的机会反映治国方面的问题，并常于闲谈中论及国计民生。一次，兴宗问及异闻，他则以炒栗比喻治国，说“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小大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兴宗很欣赏这一讽谏方式。兴宗曾问他“我国家开创以来，孰为贤主？”，萧韩家奴竟以穆宗对。穆宗是辽朝诸帝中最无建树且残暴嗜杀者，兴宗颇感奇怪，说：“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答称：“穆宗虽暴虐，省徭薄赋，人乐其生。终穆宗之世，无罪被诛，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显然，萧韩家奴并不真正认为穆宗最贤，只是为使兴宗节制游畋，才以嗜杀成性的穆宗为参照，以期引起兴宗的重视。这与他后来建议“节盘游”的思想是一致的。

兴宗下诏令群臣言治国之要，萧韩家奴上书洋洋数千言，多为当时要务。如赋繁役重，民以贫困；宜倡节俭，戒奢侈，节盘游，简驿传，轻徭薄赋，使民务农；防御重点应为南方之宋，对西北诸属部，则应各置酋长，令其“岁修职贡”，徙可敦城于近地等。并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的认识。

萧韩家奴以大儒为兴宗所器重，命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和起居注官。“每入侍，赐坐。遇胜日，与帝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谏”①。

萧韩家奴也继承了中原历朝的史学传统，是契丹人中兼具史德、史识和史才的杰出史学家。重熙十三年（1044）上疏请按照“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的先例，追尊祖先名号，为兴宗采纳，于是辽朝“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②。在任起居注官时，秉承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善恶无所隐。兴宗每畋猎，萧韩家奴“未尝不谏”。一次兴宗于秋山射猎，侍从中被熊虎伤死者数十人，萧韩家奴书于简册。兴宗见到后命他删去，他却坚持如实记录。兴宗不得不承认：“史笔当如是。”

有此史德和史才，堪当修史重任，故兴宗下诏让他与耶律古欲、耶律庶①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①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② 奏疏内容参见《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辽兴宗于重熙二十一年（1052）“追尊太祖之祖为简献皇帝，庙号玄祖，祖妣为简献皇后；太祖之考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妣为宣简皇后”。此后，天祚帝于乾统三年（1103）又“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庙号肃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庄敬皇帝，庙号懿祖，妣曰庄敬皇后”。于是，辽太祖以上四世皆得以追尊帝号。此议始由萧韩家奴发之。成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这是自圣宗朝室昉和邢抱朴编纂《统和实录》以来，辽朝第二次组织力量编修国史、实录，这次编纂的实录仍为20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称《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此后，道宗朝耶律孟简又编录了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天祚朝耶律俨编纂《皇朝实录》70 卷，加上时人所作的《七贤传》等，都是辽朝重要的国史资料，直接或间接为后来《辽史》的编纂保留了部分宝贵的资料。

此外，萧韩家奴又奉诏纂修《礼典》。他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以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谬于古者，撰成3 卷①。

萧韩家奴是一个蕃汉、经史兼通的大儒。兴宗还命他翻译汉文诸书。他希望契丹统治者能了解古今成败得失，遂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等，为他们提供借鉴。

萧韩家奴有诗文集称《六义集》12 卷行世，惜今已不传。

第二节 耶律仁先

耶律仁先（1013—1072），契丹名乣邻（一作查刺），字一得，耶律释鲁之后，籍隶孟父房。兴宗重熙三年（1034）补宿卫，与兴宗论政，受到赏识。仁先以知遇之恩，“言无所隐”①。历官宿直将军、崇德宫使、殿前副点检、鹤刺唐古部节度使、北面林牙；重熙十一年（1042）升北枢密院副使，迁燕京（南京）留守同知兼权析津府尹事；十三年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十六年，迁北院大王；十八年，知北院枢密使事，迁东京留守，封吴王。道宗清宁初，为南院枢密使；为人所谮，出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守太尉，改封隋王；复为北院大王，拜南院枢密使，封许王。以平耶律重元滦河之变有功，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咸雍元年（1065），加于越，改封辽王。咸雍八年（1072）四月，以疾薨，享年60 岁。

耶律仁先“魁伟爽秀，有智略”②，在辽朝政治生活和外交活动中都曾起过重要的关键性作用。辽兴宗统治地位巩固后，自认为“天下太平，户口繁息”③，欲继其父之后，再创伟业，以军事讹诈和政治交涉手段向宋朝索要关南十县。重熙十一年（1042），耶律仁先以北院枢密副使身份与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使宋。同意宋使富弼的意见，双方罢兵约和，宋朝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的基础上，增加岁币银10 万两、绢10 万匹。并因争得岁币名目为“贡”、“纳”④，授功臣名号，加官中书门下平章事⑤。

在治民任上，耶律仁先能体察下情，减轻人民负担，安抚百姓；当然为①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载：“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

①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②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③ 《辽史》卷87《萧孝穆传》。

④ 参见《辽史·兴宗纪》、《辽史·耶律仁先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但《长编》载最终所定岁币名目为“纳”，《耶律仁先传》则记为“贡”。

⑤ 《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加强辽朝的统治也曾镇压人民的反抗。任南京留守同知时，“下车之后，都邑肃清”①。武清发生了李宜儿领导的反抗活动，他侦捕宜儿送至阙下，致使李宜儿被杀。他却因此受到褒奖，封吴王。兴宗亲自宣读制书，称他为“唐室之玄龄、如晦，我朝之信你、室宁”②。为北院大王期间，奏“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③在东京留守任上，奏开山通道以控制女真恃险扰掠，“边民安业”。因此，当清宁年间再为北院大王时，“民欢迎数百里，如见父兄”。在南京留守任上，“恤孤茕，禁奸慝，宋闻风震服。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后，惟仁先一人而已”④。

耶律仁先的最大功绩是平定耶律重元和涅鲁古发动的滦河之变。清宁九年，道宗猎于太子山。敦睦宫使耶律良奏重元父子谋逆，道宗尚不甚相信，他召仁先了解情况。仁先素与参知政事姚景行关系密切，景行曾多次提醒仁先注意重元父子的动向，及时向道宗上奏。至此，仁先“具言其事”⑤，并说：“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加之道宗按耶律良的建议派去考察涅鲁古的使者报告了重元父子的实情，道宗才开始有所警觉，并派仁先去搜捕重元父子，而宫帐仍未作任何防范。重元、涅鲁古父子阴谋败露，遂立即起事。仁先未及备马，涅鲁古胁迫弩手军400 人已至行宫，情况异常危急。道宗欲到北、南院避敌，仁先以情况不明，又担心重元追击，苦留不放①。仓卒间，他“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官属近侍三十余骑阵柢枑外”②。叛军因早有准备，来势甚猛，道宗被射伤臂，乘马亦为所伤。而由于仁先率近侍拼死抵挡，道宗终得脱险。经过双方激战，涅鲁古受伤被擒，重元也不得不退兵。仁先乘休战时机，亟召居地最近的五院部萧塔剌，又遣人分头召集诸军。次日黎明，重元又胁迫奚人猎夫2000 人再犯行宫。时萧塔刺兵已至，“仁先料贼势不能久，俟其气沮攻之。乃背营而阵，乘便奋击”。加之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谕奚人去逆效顺，奚人猎夫多投械首服。叛军奔溃，追杀20余里，重元自缢而死。

事平，道宗“嘉叹久之”，授仁先“安邦卫社尽忠平乱同德功臣”，亲制文褒奖，并命人画《滦河战图》以旌其功。

后遭乙辛排挤出朝为西北路招讨使，“仁先严斥堠，扼敌冲，怀柔服从，庶事整饬。..北边遂安”③。仁先终死于任所。

仁先有弟义先、礼先、智先、信先等七人。义先历任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院宣徽使、殿前都点检、南京统军使，封武昌、富春郡王，追封许王。义① 《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② 见《耶律仁先墓志铭》，但墓志称“封尚王”；《耶律仁先传》但载在兴宗朝“封吴王”，却不载封王时间。两相对照，则封王时间当在镇压李宜儿之后，所封王号当为“吴”。“信你”、“室宁”不知何人，或即“洪隐”（耶律曷鲁字）、“逊宁”（耶律休哥字）？

③ 《耶律仁先墓志铭》。

④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⑤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①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从而行，贼必蹑其后；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挞不也曰：‘圣意岂可违也？’仁先怒，击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讨贼事。”

②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③ 《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先“举止严重”，“天性忠直”，待人以礼，疾恶如仇。在南京统军使任上，“奏请统军司钱营息，以赡贫民。未期，军器完整，民得休息”；平时则常戒族人以孝、义为立身之本，“其接下无贵贱贤否，皆与均礼”④。

信先幼养于宫中，善骑射。历官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右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面林牙等。

仁先子挞不也（1036—1093），字胡独堇，清宁二年（1056），迁为永兴宫使。以平重元之乱，遥授忠正军节度使，赐定乱功臣，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历官高阳、临海二军节度使，左皮室详稳，西北、西南路招讨使。大安九年（1093），复为西北路招讨使，领兵击阻卜诸部长磨古斯。磨古斯伪降，他迎于镇州（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剌巴剌哈孙）西南沙碛间，被害。

第三节 王鼎

王鼎（？—1106），字虚中，涿州（今属河北）人。道宗清宁进士①。通经史，善诗文，道宗朝典章多出其手。通达政体，刚正不阿，道宗遇事多所咨访。先后担任易州观察判官、涞水县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史馆修撰、观书殿学士等职①。大康年间（1075—1084），因事得罪，流放镇州。大安年间召还，复官。乾统六年（1106）卒。

王鼎曾上书“言治道十事”，多关乎国家兴衰②。而为了给后人留下当时的教训，他又根据知情者的叙述，写下了记录辽道宗朝最大的惨祸——发生于咸雍、大康年间的皇后萧观音和太子耶律浚被诬致死事的《焚椒录》一书。如果说以往宗室间的争权斗争所涉及的多为辽朝宗室诸王或个别国舅，对辽朝的政局影响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道宗朝的这次惨祸不但使道宗失去了贤后，还失去了唯一的嫡子。更有甚者，由于耶律乙辛阴谋得逞，朝中的正直官僚也多因保护皇后、太子而被排挤、陷害，朝中难得可用之人，造成了天祚朝治国乏才的局面，加速了辽朝的灭亡。

④ 参见《辽史》卷90《耶律义先传》。

① 《辽史》卷104《王鼎传》载，王鼎“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辽史》卷22《道宗纪》二载，清宁八年，道宗“御清凉殿放进士王鼎等九十三人”。《辽史·王鼎传校勘记》认为，“五年”与“八年”登第者为同一王鼎，问题是《辽史·道宗纪》与《王鼎传》所记时间不一致；陈述先生则称清宁五年之王鼎为“进士王鼎”，八年之王鼎为“状元王鼎”，另有于咸雍八年撰写《蓟州神山云泉寺记》的“受戒居士王鼎”，加上当时使辽的宋人王鼎，“四人同时同姓名”。见《全辽文·作者索引及事迹考》。然而，同时同地而又“均能文”、“同信佛”之王鼎何其多耶？“状元”即进士第一名，故亦可视为“进士”，二王鼎又同为“史馆修撰”；所谓“受戒居士之王鼎”，在《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署名“范阳王鼎”，范阳属涿州，又与“进士王鼎”同乡里，我意所谓“状元王鼎”、“进士王鼎”和“受戒居士王鼎”三者中必有二甚或三人为同一人。

① 《王鼎传》称鼎“寿隆（寿昌之误，1095—1100）初，升观书殿学士”，而作于大安五年（1089）的《焚椒录序》则自称“前观书殿学士”，时间相差几20 年。或许王鼎在流放镇州前已为观书殿学士，道宗末年召回后复原官观书殿学士，《王鼎传》误以复官为升官？

② 王鼎上书所言“十事”，本传与《道宗纪》均不载。郑麟趾《高丽史》卷10 载大安八年有辽官王鼎出使高丽，每夜独坐为谏疏，极言辽承平日久，不修武备事。陈述先生疑此为状元王鼎所为。如清宁五年与八年登第的二王鼎为一人，则此谏书或即王虚中所言的“治道十事”，而且上书时间是在流放回朝后。《焚椒录》一书，详细记载了宣懿皇后被诬事件的始末，并按自己的认识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它是出自当时人之手的记录辽朝重大事件的著作。

王鼎妻子乳母的女儿，是耶律乙辛宠婢，对乙辛陷害宣懿皇后之事知之甚详；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是力保太子的契丹朝官之一，他也曾向王鼎详谈事件的来龙去脉，故《焚椒录》可以说是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其目的就是备史官采摘，以警戒后人。王鼎《焚椒录序》称：“乃直书其事，用竣后之良史。”《序》中所说的司徒公即萧惟信。惟信，楮特部人，历官左中丞、燕赵国王傅（道宗为皇子时，于重熙十二年封为燕赵国王）、北院枢密副使、北面林牙、南京留守、左右夷离毕，加守司徒。“枢密使耶律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可见他是道宗朝两起惨祸的知情者。

第二十一章 耶律重元 耶律乙辛

第一节 耶律重元

耶律重元（？—1063），重元又称宗元，契丹名孛吉只。圣宗次子，兴宗同母弟。太平三年（1023）封秦国王。圣宗仁德后萧菩萨哥生子不育，养育耶律宗真如己出。及圣宗死，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其生母圣宗元妃萧耨斤，诬陷仁德皇后谋逆，迁之于上京，遂自立为皇太后，把持朝政。兴宗对此颇有微词①。为了进一步垄断大权，皇太后竟与其弟萧孝先等谋废兴宗立重元。重元将太后的阴谋报告了兴宗，兴宗收回太后符玺，将她幽禁于圣宗陵寝——庆陵，夺回了政权。

耶律重元提供情报有功，被封为皇太弟，倍受恩宠与信赖。历官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赐以金券。并“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于是重元“更加骄纵不法..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①。但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的辽兴宗并不想真正兑现自己的诺言，从长子耶律洪基6 岁起，就开始培养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先封为梁王；11 岁时总领中丞司事，封燕王；12 岁总知北南枢密院事，加尚书令，进封燕赵国王；19 岁领北南枢密院事；21 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开始参与朝政。兴宗病重之际，又召洪基“谕以治国之要”②。因此，兴宗死后，洪基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辽道宗。

但是，自钦哀皇后至兴宗的言行，助长和鼓励了重元的权力欲，加之重元子涅鲁古已渐长大成人，他的权力欲望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宗的权力自其即位伊始就受到了其叔和堂弟的挑战。道宗对重元父子采取的依然是安抚策略，“册（重元）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尊宠无比”③。涅鲁古则在兴宗朝封安定郡王、楚王，为惕隐；道宗即位后徙封吴王、楚国王，清宁三年为武定军节度使，七年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清宁七年，涅鲁古动员其父诈称有病，欲待道宗前来问疾时行刺，没有实现。于是他们又积极策划另一次行刺阴谋。时北南臣僚多怀疑重元父子心怀叵测，而道宗却浑然不察。

清宁九年（1063），道宗驻跸滦河行宫，重元、涅鲁古父子再次密谋行刺。敦睦宫使耶律良得到重元父子诗，知其逆谋，向道宗报告。道宗命人召涅鲁古，涅鲁古非但不肯前往，还擅自拘留使者。召集400 人直犯道宗行宫。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等仓卒组织反击，擒获涅鲁古，重元负伤而退。黎明，重元又胁迫奚族猎夫2000 人再次攻击行宫，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喻奚人放下武器。仁先等再次反击，追杀20 余里，重元兵败自杀。

重元之乱发生在辽道宗时期。前此，景宗、圣宗和兴宗三朝，辽朝的皇① 钦哀皇后使护卫冯家奴、喜孙等“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承天太后弟，仁德皇后父）、国舅萧匹敌（承天太后外孙，萧挞凛孙，恒德子）谋逆。诏令鞫治，连及后。兴宗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钦哀曰：‘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参见《辽史》卷71《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

① 《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② 参见《辽史·道宗纪》、《辽史·兴宗纪》。

③ 《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帝和蕃汉大臣对汉文化的吸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主动性，汉制对契丹人的影响也日益深化。表现在皇位继承上，长子继承制由原来的借鉴中原方式变为多数契丹贵族本身认可的方式。因此，圣宗和兴宗在世时，都已经为长子继承皇位作了必要的安排。可以说，经过八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航程，辽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确定下来。重元之乱虽然同以往的权力争夺一样表现为皇室成员间的权力斗争，但其实质与以往已经不同，它是外戚通过太后介入皇权争夺的反映。以此为界，辽朝前期宗室间的权力争夺已经演变为国舅各族帐间通过拥立皇帝为本家族谋取权力的斗争。

《辽史》称耶律重元“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①，正反映了重元之乱的根源在太后与诸舅。而变故没有发生在兴宗时而出现在道宗朝，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重元子涅鲁古野心的驱动，所以重元兵败后追悔说：“涅鲁古使我至此。”②

第二节 耶律乙辛

耶律乙辛（？—1083），字胡覩衮，契丹五院部人。据《辽史》本传称他“幼慧黠”，“及长，美风仪，外和内狡”①。兴宗朝重熙中始仕为文班吏，掌太保印，补笔砚吏。很得帝后欢心，累迁护卫太保。道宗即位后，以先朝旧臣，任为同知点检司事，升枢密副使。清宁五年（1059），为南院枢密使，改同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赵王。

当时，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太叔耶律重元觊觎皇位，其党萧胡覩等视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千方百计排挤仁先。清宁九年，他们奏请让仁先出任西北路招讨使，远离朝廷。时耶律乙辛初参朝政，在中枢机构立足未稳，无力与重元党羽对抗，不得不依赖仁先。于是他极力主张留仁先②。不久，重元、涅鲁古发动滦河之变，耶律乙辛配合仁先平定了叛乱，以功拜北院枢密使，晋封魏王，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

至此，耶律乙辛开始凭借权势、功劳和皇帝的信任，为所欲为了。他日益专恣，恃宠不法，常为仁先所抑。于是一改以往对仁先的态度，把他看成是擅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进行排斥、打击。咸雍元年（1065），仁先被排挤出朝廷，任南京留守。从此，朝臣中无敢与乙辛相抗者。咸雍五年（1069），乙辛受诏“四方有军旅，许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③。当时有谚语称：“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④参知政事刘伸，是辽道宗称许的忠直大臣之一。就因说一句“臣乙辛尚① 《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② 《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①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②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载，乙辛奏曰：“臣新参国政，未知治体。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排挤仁先者为“北、南枢密官涅鲁古、萧胡覩”。并说：“耶律乙辛奏曰：‘仁先旧臣，德冠一时，不宜补外。”所指当即此事，但时仁先为北院大王。③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④ 《文献通考》卷346《四裔》23。

不畏，何宰相之畏”①，便被排挤出朝，外任保静军节度使。道宗每欲召回重用，都为乙辛所沮，终至以崇义军节度使致仕。契丹诸贵族，凡不附乙辛者，也多遭排挤，有的则不得不投靠乙辛以求自保。至此，辽道宗已经被乙辛党羽所包围，难得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康元年（1075），18 岁的皇太子浚兼领北南院枢密使事，总领朝政。他法度修明，威望日增，乙辛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为了阻挠太子总朝政，他阴谋陷害懿德皇后以动摇太子的地位。

道宗懿德后因劝道宗节制游猎被疏远，作《回心院》十首，希望感动道宗。伶官赵惟一因演奏《回心院》常出入皇后宫帐。宫婢单登原为耶律重元帐的奴婢，皇后曾劝道宗不可将她置于身边，因而为单登忌恨。她的妹妹是教坊伶人朱顶鹤之妻，且与乙辛关系暧昧。乙辛利用这些关系，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诬陷皇后。他指使人作淫词《十香词》，由单登求皇后为之抄出，然后令单登、朱顶鹤到北枢密院告皇后与赵惟一私通，以《十香词》为物证，又株连教坊直长高长命。耶律乙辛和汉人北府宰相张孝杰受命审理，二人严刑逼供，赵惟一、高长命诬服。族诛赵惟一、高长命，皇后被赐自尽。道宗朝被乙辛一手制造出来的一大冤案竟被谳实②。

皇后无罪被诬致死，太子忧形于色。乙辛深不自安。而略施小计就置皇后于死地的结果又助长了乙辛的气焰。他一方面向道宗盛称其同党萧霞抹之妹“美而贤”，使道宗纳为后以为党援；一方面又将矛头指向太子，以除后患。

乙辛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朝中正直人士的普遍不满。诬陷皇后时，就遭到枢密使萧惟信的公开指责①；护卫萧忽古则欲只身暗杀乙辛为国除害；林牙萧岩寿也向道宗揭露乙辛奸状②。但是，乙辛及其党羽却扬言遭到了谗毁，争取道宗信任。而为孤立太子，他们又将太子师友客省使耶律引吉出为群牧林牙，使太子更加孤危。由于群臣不断揭露乙辛，大康二年（1076）六月，道宗出乙辛为中京留守。但乙辛的亲信不断在道宗面前为他辩解，结果，道宗反而出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同年十月再令乙辛还朝复为枢密使。

二次掌权的乙辛加紧了陷害太子的行动。首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揭露他阴谋的人，萧岩寿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役；萧岩寿之友、给事北院圣旨事萧铎卢斡谪戍西北；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出为始平军节度使；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出为上京留守；只有耶律庶箴向乙辛认错才得以自安。相反，凡党附乙辛者，都得到了提升，张孝杰得赐国姓；耶律燕哥自北面林牙拜左夷离毕；萧十三由护卫迁殿前副点检；萧余里也自宁远军节度使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耶律合鲁擢升南面林牙；萧得里特自宫分人累迁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当乙辛认为自己的势力足以抗衡太子时，他便开始对太子下毒手了。乙辛当然知道，最能击中皇帝心灵深处弱点并能致人于死地的罪行莫过于“谋① 参见《辽史》卷98《刘伸传》。

② 详见王鼎《焚椒录》。

① 《焚椒录》载：萧惟信告诫乙辛：“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公等身为大臣，方当烛照奸宄，洗雪冤诬，烹灭此辈，以报国家，以正国体，奈何欣然以为得其情也？公等幸思之。”

② 萧岩寿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参见《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废立”。在最高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的亲情会变得异常的苍白无力。因而，他在成功地以“私通”罪谋害皇后之后，又以“谋废立”向她的儿子开刀了。大康三年（1077）五月，乙辛、萧十三、萧得里特等共同商议，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剌首告耶律撒剌、萧速撒、萧忽古等谋废道宗，立太子浚为帝。道宗遣人按问，无实据。但仍重赏首告者，而出被告撒剌为始平军节度使，速撒上京留守，护卫撒拨、萧忽古等流放边地。这样的处理，无异于对乙辛夺权活动的鼓励，于是，他采取了更大胆的行动。六月，他们又使牌印郎君、驸马都尉萧讹都斡和祗候郎君耶律塔不也等“自首”，证实查剌所告为实①，并开列了“谋逆”者的名单。乙辛同党萧十三、耶律燕哥受诏鞫治。于是撒剌等被杀，太子被囚于上京。不久，又令其党羽杀太子于上京，而以病死上闻。道宗欲召太子妃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又杀太子妃灭口。遂使一桩莫须有的谋逆案谳定为实，乙辛等也就成为破案的功臣。

于是，乙幸同党次第擢升，那些不肯投靠他们或对其所作所为有看法、异议的人相继被贬斥。除耶律撒刺、萧速撒、耶律挞不也及其子弟被杀外，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都尉萧挞不也，因与耶律挞不也关系密切而被牵连，施以酷刑，终至被杀；萧岩寿、萧忽古被流放边地，是太子一案定案之前，至此案一定，乙辛又将二人召回杀害以泄私愤；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对乙辛“斥忠贤，进奸党”①不满，被流放镇州；谪戍西北的萧铎卢斡再被治罪，“特恩减死，仍锢终身”②；右夷离毕郎君耶律陈家奴，被疑为太子同党，免官。朝中正人被斥逐殆尽。

大康五年（1079）三月，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又在设计谋害皇孙耶律延禧。幸得北院宣徽使萧兀纳等的保护，皇孙才免遭毒手，道宗也才开始对乙辛产生怀疑③。十月，降乙辛为混同郡王。六年正月，乙辛出外任知兴中府事。七年底，被囚于来州。九年，谋入宋，被杀。

乙辛自咸雍元年（1065）年底排挤耶律仁先外任至大康六年（1080）正月出知兴中府，专擅朝政达14 年之久，兴起两次令朝野震惊的特大冤狱，不但残害了皇后、太子，而且杀害大批正直的契丹贵族、官僚，使辽朝统治集团元气大伤。致使天祚皇帝即位时，辽朝已面临治国乏才的局面，加之天祚缺乏振兴的抱负和才干，辽朝统治也就走向了衰亡。

① 《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载：“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诣上诬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实，臣亦与其谋。本欲杀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连坐。’诏使鞫劾，乙辛迫令具服。”① 《辽史》卷99《耶律石柳传》。

② 《辽史》卷93《萧铎卢斡传》。

③ 《辽史》卷98《萧兀纳传》载：“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淳可为储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帝犹豫不决。五年，帝出猎，乙辛请留皇孙，帝欲从之。兀纳奏曰：‘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孙从行。由此，始疑乙辛。”

第二十二章 辽天祚帝

辽天祚帝（1075—1128），即耶律延禧，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宗之孙，昭怀太子耶律浚之子①。6 岁封梁王，9 岁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1091）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寿昌七年（1101）道宗死，延禧即位，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保大五年（1125），被金军俘虏，降封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病死，享年54 岁。皇统元年（1141），改封豫王，葬广宁府（今辽宁北镇）闾阳县乾陵旁。

延禧出生不久，父母相继遇害，虽在直臣和亲属的保护下得以保全，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辽朝自钦哀皇后执政，国舅少父房得势，左右朝政，宗室间的争权斗争已变为后族对皇权的操纵。道宗朝奸臣耶律乙辛擅权达14年之久，老成正直的官僚被排挤、压制和打击，统治集团元气大伤。天祚帝即位时，辽朝已陷入政治日益腐败、治国人才匮乏的境况。

天祚帝对辽朝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内外矛盾激化和人才匮乏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反而一味游畋享乐，辽朝的政局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第一节 邪正不辨，任人唯亲

宣懿皇后和太子浚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局的影响，平反大康年间的冤案，起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员、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天祚帝没有把握住这一时机，他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正直，拒听忠言。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两次冤案洗劫后的硕果仅存者，曾冒险保护延禧，力主以他为嗣，有保护和辅导之功①。延禧即位前，他因屡进直言而招致怨恨。天祚帝即位后，虽被尊为太傅，却不得不离开朝廷出任辽兴军节度使。

因厌恶乙辛的行为而被流放镇州的耶律石柳，乾统初被召回，他上书天祚帝，请“尽收逆党以正邦宪，收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还详细地记述了太子浚被害和乙辛擅权等事，希望天祚帝了解实情。天祚帝却不予采纳，使“闻者莫不叹惋”②。

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有才而贪”，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将为祸基”，天祚帝竟将清查乙辛余党这件关系辽朝前途命运的大事交与他负责。阿思贪赃枉法，制造冤案的首犯因行贿得免，而一些胁从者却往往被罗织罪名受到惩罚。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附会阿思，敷衍塞责，使得贪墨之徒继续用事，阿谀奉迎者得以提升①。佞臣萧胡笃见天祚帝“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① 耶律浚为道宗长子，母为宣懿皇后。咸雍、大康年间，耶律乙辛擅权，大康元年（1075）、三年，宣懿皇后与太子浚先后被诬陷。皇后赐死，太子被害。九年，道宗察知其冤，追谥耶律浚为昭怀太子。乾统初，天祚追尊其为顺圣皇帝，庙号顺宗。

① 耶律乙辛谋害太子后，欲舍延禧而立其堂叔耶律淳，道宗颇犹豫，萧兀纳力谏其不可，并时时保护延禧免遭乙辛毒手，后受命辅导延禧。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② 《辽史》卷97《耶律石柳传》。

① 参见《辽史》卷90《萧陶隗传》、《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②萧胡笃因此自永兴宫太师升为殿前都点检，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奉先、保先、嗣先兄弟以外戚居中任事，他们无军政才干，专以“阿谀取容”，为固宠保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排挤打击忠直人士，引荐逢迎取媚、贪污误国之辈，使辽朝的政局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二节 边备松弛，对女真事务处理失当

自道宗朝授女真完颜部首领乌古迺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以来，女真完颜部迅速崛起。由于辽朝统治集团的腐化奢糜，对猎鹰海东青和东珠的需求大增，加紧了对女真人的搜括和勒索，加重了女真人民的负担。辽朝吏治日益败坏，出使女真的官员为所欲为，激起了女真各部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反辽情绪日益高涨。辽朝贵族日益骄横，争权夺利斗争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勾结、联合女真，更助长和鼓励了女真贵族的抗辽情绪。自阿疎逃往辽朝③和女真助辽平定海里之乱④后，女真人不但了解了辽朝的虚实，而且找到了与辽朝讨价还价和武力抗辽的理由，坚定了武装抗辽的决心。

女真的崛起引起了辽朝一些守边将领和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认为女真将对辽朝形成严重的威胁，因而不断向天祚帝反映这一情况，希望采取措施，加强防备①，但未引起重视，而他却偏信专事迎合以谋求私利的萧奉先兄弟，以致对女真问题的处置一误再误。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至春捺钵。“生女真酋长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麄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此议于是作罢。天祚帝不能杀阿骨打，却因其弟、侄等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而骤加官爵②。

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积极修边备，做抗辽的部署。而天祚耽于游猎，任命之使迟迟不至，更令阿骨打疑心。他遣使入辽以索阿疎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辽朝边境军事部署情况。辽东北路统军司向天祚帝报告了女真兴兵，宁江州可能将遭到攻击的军情，天祚帝正在庆州秋猎，不以边事为意，只遣海州刺史高仙寿以渤海军为援。四年，阿骨打趁辽守备空虚之际，誓师励众，向宁江州进发，大败渤海军，乘胜一举攻下了宁江州。宁江州之役失败，天祚帝才开始注意女真情事，召开群臣会议商讨对策。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陶苏斡建议：“女真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② 《辽史》卷101《萧胡笃传》。

③ 辽道宗末年，女真纥石烈部首领阿疎，背叛完颜部联盟，阻止完颜部讨伐温敦部，兵败后投辽。此后，凡完颜贵族与辽交涉，必以归还叛人阿疎为名。

④ 辽乾统二年，国舅萧海里叛辽逃入系籍女真，遣使联络完颜部共同反辽，遭到女真拒绝。此后，完颜部贵族又受命助辽平定了海里。在平定海里的军事行动中，辽军在女真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女真人却因战胜海里而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① 宁江州刺史萧兀纳上书说：“自海里亡入女真，彼有轻朝廷心，宜益兵以备不虞。”兀纳后调任知黄龙府、东北路统军使，仍上书陈言：“臣治与女真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国图之。”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② 《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也。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而萧奉先却认为：“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①天祚帝竟舍陶苏斡而信萧奉先，以奉先弟嗣先领兵屯驻出河店，结果又被女真击败。

天祚帝认为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失败，是枢密使萧奉先不知兵所致。于是他改用汉人张琳、吴庸主东征事。辽朝的汉人官僚历来不主兵事，二人更不知兵，且庸碌不任事，只得以广招兵丁，分道进讨之策塞责，不意又败。辽军三战三溃仍没能引起天祚帝重视，他仍以上国自居，认为只要遣一介之使，便可谕令女真降服。于是又改军事进剿为遣使谕和。而对如何加强军队的训练，提高其战斗力，整肃军纪，振作军威却不做任何部署。出河店败将萧嗣先，本应受到严厉处治。而其兄枢密使萧奉先却想方设法为其开脱，向天祚帝反映：“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盗”，建议赦东征溃军。天祚帝居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诸将对此反映强烈，他们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②议和也绝无进展，徒为自取其辱。东北军事重镇黄龙府又被女真攻陷，从此，辽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第三节 偏听偏信，众叛亲离

以天祚帝为首的辽统治集团，不图进取，对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漠然处之，官僚将领中普遍存在麻痹轻敌思想，而一切加强边备的建议都被斥之为怯懦。萧奉先兄弟“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羽”①，专以球猎声色取悦于天祚帝，却得到了绝对信任。天祚帝的无能与拒谏，贻误了战机；对萧奉先兄弟的偏听偏信，又令群臣失望，部分将领萌生了废天祚帝另立新君的想法。

天祚帝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对双方的形势和战斗力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了解辽方军心不稳、将士离心的致命弱点。对女真人反辽情绪的日益高涨也一无所知。天庆五年九月，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周密战略部署的情况下，贸然决定率军亲征，并盲目相信辽军数量众多，限定数月内翦除女真势力。结果，战斗还没有打响，就发生了耶律章奴叛归另立新君的事件。亲征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天祚帝仓卒回军讨叛，又遭到女真轻骑的邀击。章奴谋废立是部分契丹贵族将领对天祚帝失去信心的反映。他的行动又进一步削弱了辽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天祚帝与群臣的隔阂更深，对萧奉先等更加信任不疑；萧奉先利用天祚帝的信任肆无忌惮地谋求私利，导致了辽朝的又一场灾难——耶律余覩降金。

余覩出身皇族，有一定威望，素为萧奉先所忌。余覩妻萧氏与天祚帝文妃为姊妹。文妃生子敖鲁斡，有人望，封晋王，当天祚帝的表现日益引起群臣不满时，他却因得人心而遭到疑忌。萧奉先妹为天祚帝元妃，生秦王定、许王宁。奉先担心天祚帝以敖鲁斡为嗣而己甥不得立，遂千方百计陷害敖鲁斡。保大元年（1121）他利用文妃与余覩妻姊妹曾相会于军中一事，诬陷耶① 《辽史》卷101《萧陶苏斡传》。

② 《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① 《契丹国志·萧奉先传》。

律余覩谋废天祚帝立敖鲁斡。文妃善歌诗，对天祚帝“游畋不恤，忠臣多被疏斥”的现象曾有所规谏①，因而也招致天祚帝的不满。刚刚经过章奴废立活动惊魂未定的天祚帝，对废立事颇为敏感，对萧奉先的谗言不作任何调查分析，就将文妃赐死。耶律余覩无以自明，遂率众降金。至此，更无人愿为天祚帝效力②。余覩降金后任女真监军，领兵追袭天祚帝，又给萧奉先陷害敖鲁斡提供了口实③，天祚又赐敖鲁斡死。至此，“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体”④。

由于天祚帝与萧奉先不以国事为务，在女真的连续进攻面前拿不出整军御敌的方略。东京、乾、显诸州失陷后，他不做防御中京的部署，却一路南下，作逃亡的安排①。正因他“恶闻女真事”，所以萧奉先连上京失陷的重大军情都不上报。后来天祚帝虽得知战败的消息，仍然是既不追究战败责任，也不做防守中京的准备，却一路南逃至南京、中京、西京，致使中京、西京相继失陷，最后只好逃入与外界信息难通的夹山。此时，他也只认识到一系列问题都与偏信萧奉先有关，于是将他逐出朝廷②，而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仍无任何自责。自入夹山后，数月间与外界信息不通，于是南京蕃汉诸臣共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贬天祚帝为湘阴王，辽朝一分为二。保大二年底，南京失陷。三年，被金兵俘虏的林牙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兵力逃出，到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又想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力谏，不从③。四年，大石率众北上，后自立为王，建立西辽。天祚帝遂率军出夹山，攻克天德诸州，后为金兵击溃。

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兵俘虏。天祚帝即位于① 《辽史》卷71《天祚文妃萧氏传》载：“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② 余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降金，引起了辽朝一些将领的同情。他们奉命追赶余覩，在即将追及之际，却再不肯向前。“诸将议曰：‘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覩矣。不如纵之。’”

③ 余覩兵至，萧奉先对天祚帝说：“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实无亡辽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天祚帝竟下诏赐敖鲁斡死。《辽史》卷72《晋王敖鲁斡传》所记不同，云：“余覩降金，文妃伏诛，敖鲁斡实不与谋，免。二年（1122），耶律撒八等复谋立，不克。上知敖鲁斡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

④ 《辽史》卷102《萧奉先传》。

① 《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载：“天祚在中京，闻燕王兵败，女真入新州，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夜入飞龙院为备。尝谓左右曰：‘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一作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所忧者，军民受祸耳。’识者闻之，私相谓曰：‘辽今亡矣！自古人主岂有弃军民而自为谋身计者，其能享国乎？’”② 《辽史》卷29《天祚皇帝纪》三载，天祚“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怨，尔曹避敌苟安，祸必及我，其勿从行。’”③ “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

辽朝统治每况愈下之时，本人缺少治国的雄心和能力，只对名茶、古画、音乐、美姝兴趣浓厚；又信任非人，处理军国大事失当，其亡国甚至早已在宋朝有识之士的意料之中①。

① 宋人张舜民出使辽朝回国后，曾预言：“他日必有如张义潮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参见王称《东都事略》。

第二十三章 宋太祖

第一节 灭周建宋

家世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宋朝的开国皇帝。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父亲赵弘殷，后梁时在成德军节度使王镕部下为将，奉命率500 骑兵参加晋王李存勗的军队攻打后梁而被留用。后唐建立后任后唐禁军将领，迁居首都洛阳。后汉时仍任禁军将领。乾祐元年（948）王景崇以凤翔叛降于后蜀，后蜀派兵进援王景崇并攻占宝鸡，赵弘殷随赵晖征讨王景崇①，大败蜀兵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以功升侍卫马军护圣军都指挥使。后周初侍卫亲军编制扩大，赵弘殷改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升任侍卫马军龙捷军（护圣军改称）右厢都指挥使、加领岳州防御使。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出兵淮南，赵弘殷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攻占扬州，升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同年七月病死。宋初追谥昭武皇帝，庙号宣祖。赵弘殷娶杜氏，杜氏生匡胤（宋太祖）、匡义（光义、炅，宋太宗）。宋朝建国尊为太后，建隆二年（961）死，谥明宪，改谥昭宪。妾耿氏，原光义乳母，生光美（廷美），后改嫁，封陈国夫人，太平兴国八年（983）死。

十二年军旅生涯赵匡胤是赵弘殷的长子，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首都洛阳。后汉乾祐元年，枢密使郭威讨伐李守贞，时年22 岁的赵匡胤应募投郭威帐下从军。后周广顺元年（951），补为禁军近卫班直，任东西班行首。广顺三年三月，郭威养子柴荣任首都开封府尹，赵匡胤改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帝位，是为后周世宗，赵匡胤随后也调回禁军。同年三月，后周与北汉的高平之战，赵匡胤率军奋勇杀敌，大败北汉军。赵匡胤的勇敢与军事才能受到世宗的赏识，回京后升任殿前都虞候、领严州（今广西来宾东南，时为南汉辖地）刺史，虽是加衔，但已属中高级将领。十月，又升领永州（今属湖南，时为楚国辖地）防御使。赵匡胤作为殿前司的副长官，随后参与世宗整顿殿前司的工作，组建新的殿前司所属诸班直及龙捷（马军）、虎捷（步军）、铁骑、控鹤等诸禁军，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后周最精锐的军队，殿前司地位虽低于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但它所统辖的禁军是皇帝的亲卫军，赵匡胤是世宗的亲信将领之一。显德三年春，赵匡胤随世宗攻南唐，进军淮南。赵匡胤在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清流关（今滁州西北）战役中先后大败南唐军，随即攻占滁州，招降天长（今属安徽），再败南唐军于六合（今属江苏），不仅屡立战功而且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十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领匡（宋避讳改定）国军（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时年30 岁的赵匡胤只经过了八九年的时间，就由“无名小卒”升为高级将领，并获得了武官最高的节度使衔。虽然这次的节度使衔因“未于正衙宣制”而不算作正式任命，但他的名望已随之迅速升高。由于殿前司增设都点检、副① 《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王景，误。

都点检为最高长官，都指挥使遂成为次长官。显德四年春，赵匡胤随世宗再征淮南，在占领寿州后班师。五月，31 岁的赵匡胤被正式授以义成军节度使。九月，世宗又出兵淮南，赵匡胤率骑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东北十八里滩南唐军寨，顺流而下攻占泗州城（今江苏盱眙北）。世宗自率军沿淮河北岸，命赵匡胤率步骑沿淮河南岸，水军乘船，东下攻楚州（今淮安），大败南唐援军于清口（今淮阴西南），追奔数十里，赵匡胤擒获南唐援军长官都应援使陈承昭。次年正月初，赵匡胤率军攻下楚州北城，后周军遂攻占楚州。世宗南下扬州，赵匡胤又击败南唐水军于瓜步（今扬州南），南唐被迫求和，割江北与后周，世宗罢兵北归。赵匡胤在此次淮南战役中，奋勇作战，战功第一，五月以功移领忠武军节度使，仍任殿前都指挥使。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北伐攻辽，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任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任水路都部署。后周军进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辽守将降。四月，赵匡胤率军首先进抵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守将又归降。辽莫州（今任丘）、瀛州（今河间）守将也相继向后周军投降。五月，世宗因病班师回京。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司正长官殿前都点检，数日后世宗病死。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五代时军中军官常有结义兄弟之类的组织，一为互相结援，再是培植帮派势力。赵匡胤从军后结成“义社兄弟”的组织，即所谓“十兄弟”。除赵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忠等九人，史称“勋臣”①。从《宋史》有纪、传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廷让、韩重斌（贇）六人看，他们都在后汉时投充于郭威部下，当时的地位应大体相当，属于低级军官，结为“义社兄弟”当是此时或后周广顺初，也可能并不是以赵匡胤为首。后周设殿前司后，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四人在殿前司，李继勋、刘廷让二人则曾在侍卫亲军司任职。经过十年军旅生涯，到后周末期时，赵匡胤晋升最快、官职最高，成为“义社兄弟”的首领。石守信继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继石守信任殿前都虞候，韩重斌则是殿前司骑兵主力控鹤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的李继勋原先升迁得最快，地位也最高，早于赵匡胤任殿前都虞候、节度使，高平之战后调入侍卫亲军司，淮南战役中失利后降官，地位才低于赵匡胤；刘廷让（光义）原在侍卫亲军司任龙捷都校，后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事实不详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当亦是禁军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是赵匡胤兵变的基本力量。加上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侍卫亲军司中从低级军官至高级军官任职长达30 年之久，其部属、友好甚多，也是赵匡胤兵变可以借助或利用的力量。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七月，李重进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但在“高平之战”后，世宗改组与加强了殿前司的建设，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精锐。世宗为了提高殿前司的地位，显德三年十二月，将长官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官衔，提升为新设置的殿前都点检，加剧了李重进、张永德两大派系的矛盾。显德六年三月，世宗北伐辽，“帝（世宗）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①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邓广铭推测是李重进派系为了陷害张永德而作①，意思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做皇帝。是年六月，回京后病重的周世宗又认为张永德缺乏主见，张永德遂被罢去殿前都点检，以使相外赴节度使任，改任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恭帝即位后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

后周世宗英年早逝，年仅7 岁的长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加上“点检”做的“神符”，引发了新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的野心，自编自导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称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报称北汉结契丹入侵，后周即“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时在古黄河南，今河南封丘南，在今黄河北岸），“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赵匡胤）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将领尊称）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①。赵匡胤随即率兵返回开封，改变以往兵变士兵抢劫的惯例，禁止抢劫以争取民心。当日（初四）大臣们早朝还未退，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立即自内廷奔回，准备率军抵抗，被赵匡胤的党羽、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追杀于家中，也有记载称韩通是以亲卫军抗击赵匡胤战死。赵匡胤又指使将士将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押至殿前司公署，已脱下黄袍的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得似乎无法可想，受到首相范质的指责，赵匡胤指使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立即挺剑威胁说：“今日必得天子。”前已暗中向赵匡胤表示拥立他为帝的次相王溥“降阶先拜”，首相范质等不得已随后也拜，“遂称万岁”②。赵匡胤等随即来到崇元殿行禅代礼，赵匡胤的党羽、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立即拿出后周帝的退位制书，赵匡胤在殿下拜受后登殿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次日（正月初五，960 年2 月4 日）诏，因所领归德军节度使州名宋州，建国号宋，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

第二节 加强皇权 亲征平乱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随即对有“翊戴之勋”的开国功臣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以及其余领军的军官都升官进爵。其中石守信、王审琦属殿前司，又是“义社兄弟”；其余都属侍卫司。领有重兵巡守北边的侍卫马步都虞候韩令坤，以及率领前军先行的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他们虽都未能参加“陈桥兵变”，但对防御辽军可能因宋朝新建而① 《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六。参见邓广铭：《赵匡胤的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东方杂志》第41 卷第21 期，1945 年。

① 《宋史》卷1《太祖纪》一。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参见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南犯至关重要，当他们两人都表示听命时，赵匡胤不仅将他们分别升任为侍卫、殿前两司正长官，并都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二品衔，首先成为宋朝名位最高的使相（享有宰相的礼遇）。随后又提升赵匡胤归德军节度幕府的属官刘熙古、赵普、吕馀庆、沈义伦、李处耘、张彦柔等的官职，但他们原来的官位很低，虽大力提升也不能直接升任朝廷要职，但有些人的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如赵普任枢密直学士、李处耘任枢密承旨，掌枢密院实权。宋太祖又礼遇被推翻的后周王室，封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对后周从朝廷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一概留用，以争取怀念后周的各级官员拥护宋朝。对于原先臣属于后周的割据政权，如荆南高保融、吴越钱镠也分别升官进爵，以争取他们对宋朝的臣属。二月，原后周宰相不仅留任还分别晋升官衔，首相范质的宰相职名升为侍中，次相王溥也加守司空衔，但同时被免去参知枢密院事兼职，实际是明升暗降。

新建的宋朝还只得到首都开封及部分地区的承认，各地节度使大多观望局势变化。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是后周建国功臣，广顺元年（951）时即已是节度使，赵匡胤当时还只是禁军的小校。李筠不仅自广顺二年移镇潞州以来，一直是后周抗击北汉的主将，而且资历远高于赵匡胤，对于赵匡胤的代周建宋十分不满。四月，李筠即反宋并臣属于北汉。这是后周地方节度使首起反宋事件，赵匡胤十分重视，立即命亲信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征讨。五月初，又派慕容延钊、王全斌率军与石守信会兵进攻，赵匡胤随即又亲往督战。六月初，李筠兵败自杀，潞州平定。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的外甥，又是世宗的顾命大臣，长期在侍卫司、殿前司任高级军官，又先后任殿前司、侍卫司长官，屡建战功，名位战功都在赵匡胤之上，而且又与赵匡胤早有矛盾。后周末期以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兼领淮南（扬州）节度使，以镇抚新征服的淮南地区。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随即罢免李重进的军权，以首先效忠于赵匡胤的韩令坤代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则升兼中书令为最高级别的使相，给予很高的礼遇。但是，当李重进在接受新任命的同时，即请求回京朝见，赵匡胤也许是由于宋朝新建，害怕李重进在禁军中的威信，李重进的回京有可能动摇宋政权的基础，因而赵匡胤婉言拒绝李重进现在回京，使李重进产生疑惧。李重进随后派往潞州李筠处联络的亲信，反而向赵匡胤告密并出卖李重进。赵匡胤在平定李筠后的同年九月，即诏移李重进为北方的平卢军（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接着又派人赐“铁券”以安其心，反而更增加他的疑惧之心。李重进随即反宋，赵匡胤即派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延渥等率禁军进讨。十月，赵匡胤又决定亲征；十一月，李重进也兵败自杀，淮南平定。李筠、李重进的迅速溃败，使得其他对宋朝不满的节度使相继俯首听命。

收兵权赵匡胤在宋朝统治稳定之后，随即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首先针对后周时名位与自己相近而关系较疏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建隆二年春末韩被罢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将赴镇，上（太祖）于别殿置酒饯之”①。此后节度使赴镇例置酒饯行。① 《宋史》卷251《韩令坤传》。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关系密切近似于“义社兄弟”，虽然赵匡胤“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慕容延钊在后周末即任镇宁军（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宋朝建立后升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从平李筠后，使相衔又升为兼侍中，但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不让他来京到殿前司具体任职。建隆二年二月，“长春节（赵匡胤生日）来朝，赐宅一区”。当韩令坤被罢军职赴节度使任后，慕容延钊了解赵匡胤收兵权的意图，遂自己上“表解军职”，遂被“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从此宋朝不再设殿前都点检②。

同年七月，赵匡胤开始向亲信和开国元勋收兵权，首先是“义社兄弟”、开国元勋石守信、王审琦。殿前副都指挥使石守信“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诏赐本州宅一区”，明升暗降，“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被罢军职移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移为归德军节度使。此后宋朝又不再设殿前副都点检。殿前司从此以官级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正副长官。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也移为镇宁军节度使，各节度使例皆赴镇。从此，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逐渐采取只设其中的二职甚至只设一职以架空侍卫亲军司（宋真宗时才正式取消），其下属的侍卫马军司、步军司逐渐成为直属机构，后与殿前司合称“三衙”。这是赵匡胤采取降低侍卫、殿前两司最高统兵官的名位，作为根绝禁军统帅进行兵变的重要措施。

据史书记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①这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扫平荆、湘、后蜀、南汉、南唐，亲征北汉就在赵匡胤收兵权全面成功之际，建隆三年九月，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死，以子周保权继任，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朝乞援平叛，这给赵匡胤平定荆、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乾德元年（963）正月，赵匡胤起用宿将慕容延钊为都部署，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作监军，讨伐张文表。二月，宋军以借道为名先灭荆南高氏政权。湖南虽已自己讨平张文表，但宋军继续前进；三月，灭湖南高氏政权。

乾德二年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使者向宋朝告密，赵匡胤遂以此为借口，次月即以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率军分路进攻，次年正月王全斌攻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后，后蜀主孟昶即降宋。

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对一直拒绝臣附的南汉进行讨伐，宋将潘美、尹崇珂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出降。

② 《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①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作建隆二年七月。南唐（江南）自宋建立即对宋臣附，赵匡胤想灭南唐而师出无名。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南唐后主李煜来朝，当李煜称病不来时，即于十月派曹彬、潘美统兵进攻；次年十一月，宋军攻占金陵，李煜被迫降宋。

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赵匡胤认为是消灭北汉的好时机，次月即派李继勋、党述统兵攻北汉。北汉刘继元杀刘继恩即位，辽军应援救北汉，宋军退回。开宝二年正月，赵匡胤又亲征北汉；二月，攻至北汉首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城下，围攻数月未下，受夏雨和疫病困扰，只得再次退兵。

加强皇权赵匡胤建宋之初，对后周大小官员一律留用，尤其是继续任用后周末年的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等，对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即使最亲信的心腹赵普，也只能以枢密直学士实际控制枢密院。但是，宋初的这种政局并不是赵匡胤所愿意看到的，当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宋朝初步稳定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才名正言顺地掌握枢密院大权。当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建隆二年又先后免除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的军职，宰相范质看到赵匡胤的政权已巩固，即推荐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为相，但赵匡胤感到时机还不成熟而未采纳。建隆三年十月，赵匡胤首先罢免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但是，当李处耘以赵匡胤的心腹、枢密副使身份，担任削平荆、湘宋军的监军，在与统帅、宿将慕容延钊发生小矛盾时，尽管李处耘行为并没有错，却被赵匡胤免去枢密副使降为州官，而对有小错的慕容延钊则不仅不责问，反而照常升迁官衔。这是赵匡胤为使已被解除军职的宿将们心安的措施。

此前，赵匡胤已废去唐及五代一直沿行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旧制，宰相常朝立班自范质等开始，此举显然是要打击旧相范质等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也有暗示范质应自动辞相之意。当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免职出为节度使后，范质等人深知赵匡胤的意图，遂于乾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再次请求罢相。此正合赵匡胤的心意，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虽已当了数年皇帝，却对宰相的任命程序并不了解，因急于要罢免范质等人的相职，在还没有任命新宰相的情况下，匆忙间同日罢免了三人的相职。以至于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在颁布任命新宰相赵普的敕书时，竟然没有在任宰相“署敕”的怪现象。赵匡胤就对赵普说：“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由于不合乎任命新宰相的程序，只得暂时作罢。为了处理由于赵匡胤、赵普等无知而造成的尴尬局面，翰林学士窦仪建议改由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的使相赵光（匡）义，以有同平章事职名而行使宰相职权“署敕”，这是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哥舒翰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而为“使相”的二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赵光义以使相“署敕”，是赵匡胤、窦仪等人的“创新”。同时任命的，还有枢密使李崇矩，随后又任命王仁瞻为枢密副使。乾德二年四月，赵匡胤又想用窦仪为相，但遭到赵普的反对，遂想为赵普设副手以分事权，“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作副相，唐代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陶穀“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之事，为真宗初年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所讥笑①。隋、唐、五代只设宰相不设副相，宋初设副相是赵匡胤的“创举”。赵匡胤为了巩固宋朝的统治，曾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①乾德元年六月，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以削弱符彦卿职权。其后属县知县周渭赴任时，符“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②，知县与节度使抗礼是赵匡胤加强皇权后的新现象。

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为改变“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将司法权收归朝廷。同年十二月又重设县尉，“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改变了“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③，将节度使补署的镇将置于县官统辖之下。

乾德元年三月平定湖南后，仍留用原地方官，赵匡胤另以贾玭等人任湖南诸州的通判，通判的创设，原为监察新统治区留用的旧政权州官。次年六月，武臣杜审进任权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同时，赵匡胤任命阎丕为通判，以后大州、府逐渐普遍设置通判，宋初通判地位与州府长官相同，主要是作为朝廷派驻州、府的监察官，以加强皇权。

节度使赖以跋扈的主要是依靠军队，乾德三年八月，赵匡胤又“今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①，将天下精兵编入朝廷禁军，地方只留老弱作为厢军，主要从事州、府杂役，以收节度使的兵权。关于诸道节度使的财政权，“宋朝艺祖（赵匡胤）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②。马端临的概括道出了赵匡胤设置转运使以收节度使的财政权的用意。其后，又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朝廷，进一步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节度使实际成为顺从朝廷的高级地方官，而厚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最终成为武宫和宰执的荣誉衔。

赵匡胤对于后晋割给辽朝的幽州地区，准备采取先赎取，赎取不成则以武力夺取，“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库，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③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及注。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庚戌。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丁卯；十二月癸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② 《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

③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祖宗圣训·太祖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赵匡胤自上次未能攻灭北汉以后，改而采取浅攻轻扰，破坏其农业生产以削弱北汉的经济实力，又不断移其民户于宋境以削弱其兵源，以待适当时机攻灭北汉。

开宝九年（976）八月，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军进攻北汉，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屡败北汉军。十月，宋军已攻至北汉首都太原城北，北汉很可能即将被消灭。正当赵匡胤踌躇满志地进行着统一战略的部署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50 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①。

太祖家属及后裔赵匡胤初娶贺氏，生燕王赵德昭，后周显德五年（958）死，宋朝建立后追册为皇后，谥孝惠。继娶王氏，宋朝建立后册为皇后，乾德元年（963）死，谥孝明。又娶宋氏为皇后，太宗时号开宝皇后，至道元年（995）死，谥孝章。赵匡胤长子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赵昀为南宋理宗，十世孙赵禥为度宗，恭帝赵顯、端宗赵昰、末帝赵昺，均为度宗子。赵匡胤少子秦王赵德芳，庶出，母姓氏不详，赵德芳六世孙赵眘为南宋孝宗，孝宗子赵惇为光宗，光宗子赵扩为宁宗。

① 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二十四章 范质 王溥 魏仁浦

第一节 范质

三代元老

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西南）人。后唐长兴四年（933）进士，入仕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推官，升为封丘县（今属河南）令。后晋初任监察御史、节度从事，开运元年（944）任翰林学士。开运三年契丹灭后晋，后晋出帝对当值的翰林学士范质说：“卿为我草奏具言之，庶几活我子母。”范质为之撰降表①。后汉初任户部侍郎，乾祐三年（950）在枢密使郭威的推荐下升任枢密副使，成为郭威的心腹。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升为宰相。同年冬，北汉联合辽军进攻后周，郭威派王峻出征抗击，王峻在奏章中称：“今朝中受圣知者，惟李璟、范质而已。”②说明范质确是郭威的心腹。广顺三年二月，王峻坚持要求罢免范质的相职而代以他人，终于引发了王峻和郭威的矛盾，王峻随后被罢相。其时首相虽仍是四朝元老中书令冯道，但冯道老成持重，从不争权；范质虽任次相，却是主要掌权者。显德元年（954）春，郭威死，养子柴荣即位。随后首相冯道死，范质升为首相后又兼参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政大权。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柴荣病危时，“召范质等入受顾命”①，以首相范质为首的顾命大臣，辅佐世宗长子年仅7 岁的梁王柴宗训（恭帝）即位，封萧国公。次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军联合入侵时，宰相范质未加细察即匆忙派赵匡胤率军抗击，为赵匡胤发动兵变提供了机会。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至陈桥驿时，发动兵变。率军返回首都开封时，“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深悔自己不察赵匡胤奸谋而导致后周的灭亡，有负世宗托付的顾命之责。当赵匡胤进城回殿前司公署后，赵匡胤的“将士拥（范）质等俱至”殿前司公署内②，面对如狼似虎的将士，范质进行着最后挽救后周政权的努力，以期待赵匡胤回心转意，因而当面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赵匡胤事先安排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举刃拟质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假装“叱之”，而罗彦瓌“不退”。范“质知势不可遏”，看出赵匡胤对帝位志在必得，范质虽有志恢复后周，但已回天乏力，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避免后周取代后汉时，后汉嗣君刘贇（湘阴公）被郭威派人杀害惨剧的重演。遂提出事情既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但也不要太匆忙废后周建立新皇朝，可以举行禅位之礼，“因具陈之”，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接着进一步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周）太后如母，养少主（周恭帝）如子，无负先帝旧恩”，赵匡胤只得① 《新五代史》卷17《晋高祖皇后李氏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0《王峻传》引《五代史缺文》。

① 《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六月癸巳。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挥涕许诺”。范质始终只以当时对中高级军官的尊称“太尉”称赵匡胤，不仅“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只是在赵匡胤已允诺他提出的条件之后，而且是在早已暗中投靠赵匡胤的次相“王溥先拜”后，范“质不得已从之”①。赵匡胤之所以力争首相范质的支持，因为争取后周有威望的宰相支持他是至关重要的。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第一次自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兵变回京后，因为得不到首相冯道的支持，未能立即代汉建周，只得议立刘贇为汉帝而自任监国。后又乘出兵北上抗辽之机，不得不在澶州再次发动兵变，裂黄旗以被身，兵回首都，才废后汉建立后周，后又派人杀死刘贇。

北宋开国首相范质在赵匡胤同意他的意见之后，率百官成礼，赵匡胤得以顺利地建立宋朝。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进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成为北宋前期七位最高相衔“侍中”的第一人。赵匡胤继续任命原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为宋朝的开国宰相，并尽可能不变动后周官员的职务。赵匡胤深知自己由于后周世宗的重用，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从列校提升为殿前司禁军最高长官之后夺取皇位的，为许多资历高于自己或与己相近的文武官员们所不服，而三代元老范质及其他后周的宰相、枢密使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宋政权的稳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①，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这决不是赵匡胤对范质等旧相的完全信任，而是赵匡胤心腹文职人员的名望实在太低，无法直接提升为执政官，更不用说是宰相。因此，在升遣范质等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使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后封鲁国公。当赵匡胤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等后周宿将后，立即将心腹赵普提升为枢密副使，范质也“适时”地建议重用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

赵匡胤对仍以后周的宰相、元老范质等人执政的状况内心不满，采取措施打击范质等人的威望。有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范）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似乎是因范质等宰相上朝忙于奏请，没有时间回坐位而废宰相坐论之礼，此事始见于王曾的记载，而为宋时纂修的《国史》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纳②，其实都是为尊者讳的写法。邵博的记载似更可信：“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①范质等人知道已到非坚辞相位不可的时候了，当乾德二年（964）正月辞相对，赵匡胤非但没有挽留，而是匆忙地将留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18《范质传》；《宋史》卷249《范质传》；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

① 陈师道：《后山谈丛》卷3。

② 《宋史》卷249《范质传》，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戊子。①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

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54岁。虽然“终（范）质之世，（后周）太后、少主皆无恙”②，但范质自感有愧于后周世宗遗命辅佐少主的重托，《宋史》称范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③。

子范旻，开宝四年（971）任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兼水陆转运使时，南汉旧臣邓存忠率众反宋，范旻守城达七十余日。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地”后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治理吴越国旧土。次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范旻改任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事，负责财政事务。太平兴国五年，“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④，事与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府有某种关系，因而受到宋太宗的严惩，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司户，改移唐州（今河南唐河），死于贬所。

第二节 王溥 魏仁浦

王溥

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父王祚，后晋时掌三司盐铁案，后汉时任三司副使，后周时历任州刺史、团练使，宋初升州防御使，乾德二年（964）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王溥，后汉乾祐元年（948）举进士，入仕为秘书郎；同年八月，枢密使郭威奉诏西讨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三镇叛乱，辟王溥为从事。乾祐三年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为邺都留守，王溥任留守判官，已成为郭威心腹。郭威建立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王溥即改任枢密直学士。次年三月，王溥改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掌诏诰草拟之权，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病危之际，仍惦记着心腹王溥，有的记载：“太祖将大渐，促召学士草制，以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无恨矣。”①显德二年四月，后周世宗派兵攻取后蜀秦州、凤州时，“上谋取秦、凤，求可将者，（宰相）王溥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后周占领秦、凤地区后，“百官入贺，帝（世宗）举酒属王溥曰：边功之成，卿择帅之力也”②。显德六年六月，与首相范质同时兼参知枢密院事，共掌军政大权。世宗死，子柴宗训（恭帝）即位，王溥也是顾命大臣之一。但是，当赵匡胤势力日益强大准备夺取后周政权之时，“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并献奉宅园以取悦于赵匡胤①。当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军入侵，准备发动兵变时，身为次相且预知赵匡胤阴谋的王溥，实际上促成了首相范质仓卒命赵匡胤率军北上。所以，赵匡胤兵变返京后，当范质自责时，心里有鬼的王溥“口② 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③ 《宋史》卷249《范质传、传赞》。

④ 《宋史》卷249《范质传附范旻传》，参见《宋史》卷257《王仁赡传》。① 《东都事略》卷18《王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四月、九月。

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 之3。

禁不能对”。范质、王溥等同被押至殿前司公署时，王溥“降阶先拜”②，正是王溥的行为助长了赵匡胤发动兵变的决心。

宋朝建立后，王溥任次相、监修国史，并加“守司空”。建隆二年（961）上《唐会要》100 卷，后又上《五代会要》30 卷，均传世。乾德二年（964）正月，王溥与范质等同日罢相，后封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首相赵普诬陷宋太宗弟赵廷美与末相卢多逊谋反时，王溥附和赵普陷害赵廷美、卢多逊，同年八月病死，终年61 岁，谥文献。孙王克明，咸平六年（1003）取宋太宗之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康定元年（1040）任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庆历五年（1045）任枢密使。

魏仁浦魏仁浦（911—969），字道济，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后晋末任枢密院刀笔吏，晋亡随众北迁，逃归，后汉初补旧职，时郭威任枢密使，魏仁浦以干练闻，升兵房主事，成为郭威心腹。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任邺都留守，魏仁浦从行。同年十一月，后汉隐帝密诏李弘义、郭崇杀王殷、郭威，李弘义以密诏告王殷，王殷与李弘义遣使将密诏给郭威，郭威即“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强兵临重镇，以谗见疑，岂可坐而待死”，“教威倒用留守司印”①，重写诏书，申言隐帝要郭威诛杀诸将校以激怒部属。后周建立，魏仁浦任枢密副承旨，随后又升为承旨。后周太祖郭威临死前，对兵变时建功的魏仁浦特向柴荣嘱咐：“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②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位，魏仁浦升任枢密副使。同年三月，世宗亲征抗击北汉，魏仁浦从征，高平之战，后周军阵东已溃败，魏“仁浦劝世宗出阵西殊死战”，因而击败北汉军③。同年七月，魏仁浦升任枢密使。显德六年六月，魏仁浦升任宰相，依前充枢密使，“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世宗说：“自古用文武才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资治通鉴》称魏仁浦“虽处权要而能谦谨”，“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④。

入宋，魏仁浦仍任宰相（集贤相、末相），但解除所兼枢密使，一再以疾乞免相，不许，乾德二年（964）正月，与首相范质、次相王溥同日罢相，守尚书右仆射。开宝二年（969）赵匡胤亲征北汉，魏仁浦从行，以疾回，病死，终年59 岁，后谥宣懿。开宝五年，子魏咸信取宋太宗之女永庆公主。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①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东都事略》卷18《魏仁浦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1，后周显德元年正月。

③ 《宋史》卷249《魏仁浦传》。

④ 《资治通鉴》卷294，后周显德六年六月。

第二十五章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李继勋 刘廷让

第一节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义社十兄弟

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基本力量之一，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太祖义社兄弟”①，也称为“义社十兄弟”，即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何时结成“义社兄弟”，最初以何人为首，均已不详，其中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六人，《宋史》和《东都事略》有纪、传，他们都是后汉时投入枢密使郭威部下，当时也都是低级军官，地位大体相当。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的情况当亦近似，结成“义社兄弟”的时间可能就在此时。因为到后周世宗初年，各人发展情况已有很大差异，地位也已相当悬殊。此时“义社十兄弟”中地位最高的，不是赵匡胤，而是李继勋。赵匡胤主要是在世宗后期得到迅速提拔，成为殿前司的正长官。赵匡胤与其义社兄弟的关系，显然有着亲疏远近的差异，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三人可能与赵匡胤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参与兵变，成为开国功臣。而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升迁最慢，与赵匡胤的关系也可能较为疏远。

石守信石守信（928—984），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汉时，隶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年，升任禁军亲卫都虞候。显德元年（954），后周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石守信以功升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同年师还后，又升任殿前司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征南唐，石守信任先锋，参与六合等地战役。显德五年三月，南唐割淮南求和后，石守信以功升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禁军主力的指挥官。显德六年三月，后周攻辽，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已升任殿前都虞候的石守信任陆路副都部署，石守信已成为后周的主要将领之一。同年六月，赵匡胤接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时，石守信接替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世宗死，子柴宗训即位，石守信以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仍兼任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中，继李继勋、赵匡胤之后第三个建节的，而且长期与赵匡胤同在殿前司共事，是赵匡胤的部属、亲信，后周末成为赵匡胤的副手，关系最为密切。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暗中与赵匡胤勾结的次相王溥，促使首相范质仓促派赵匡胤率军北上，石守信是殿前司留京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事前安排的内应。赵匡胤于当天晚上准备兵变时，派心腹小校郭延赟驰回京城向石守信报告，石守信立即部署“将士环列待旦”①，等待策应赵匡胤兵变部队回京。由于有石守信等指挥的殿前司禁军策应，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

①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宋朝建立，石守信列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翊戴功臣）之首，升任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并改兼归德军（宋州）节度使。建隆元年四月，昭义军（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赵匡胤立即派石守信为主帅率前军进讨，并先后于长平（关名，今山西长子南）、泽州（今晋城）南，击败李筠军，赵匡胤亲往督战，攻下泽州，李筠自焚死，泽、潞平，石守信以功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反，赵匡胤又派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为南征军主帅，赵匡胤随后也亲征督战。十一月，石守信率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焚死，淮南平。建隆二年，石守信升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但命其离京就镇。同年七月，宋太祖解除宿将兵权，石守信改任天平军（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虽保留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其实兵权不在也”②。建隆三年九月，已加同平章事为使相的石守信深知赵匡胤的心意，自己上表解除兵权，即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义，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石守信的使相衔升为侍中。

宋太宗即位，石守信使相衔升为中书令，石守信自出任天平军节度使“凡十七年不徙，专事聚敛，积财巨万”③。太平兴国二年（977），罢天平军节度使改以中书令衔任西京（洛阳）留守。石守信崇奉佛教，在西京建造崇德寺，招募民夫运输建筑材料，“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①。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灭北汉，遂即移军进攻辽南京幽都府，起用宿将石守信督前军，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宋太宗亲自督战，宋军大败，宋太宗狼狈逃回。同年八月，宋太宗将战败的责任推给诸将，“守中书令、西京留守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②，但不久又进封石守信为卫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移为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太平兴国九年（984）六月死，终年57 岁，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石保兴，石守信长子。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御寨四面都巡检。至道二年（996），任延州（今陕西延安）都巡检使兼署州事，又升任本路副都部署。真宗时，在与西夏战争中立功，后历任知州。石保兴子石元孙，宝元二年（1039），任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部署。康定元年（1040），西夏攻延州，三川口（今延安西）之战，石元孙战败被俘，宋夏议和后放还。石保吉，石守信子，石守信任天平军节度使时，任衙内都指挥使。开宝五年，取宋太祖之女延庆公主，历刺史、防御使、观察使、节度使，雍熙四年（987），任大名知府兼兵马都部署。咸平二年（999），真宗将出巡河北，石保吉任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屯定州（今河北正定），后移屯大名以防辽。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武宁军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为使相。次年，改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以使相就镇。大中祥符二年（1009），妻晋国大长公主病，石保吉回京视公主疾。次年死，谥庄武。

王审琦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己亥。

①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壬子。

王审琦（925—974），字仲宝，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后汉末投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太祖时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从后周世宗抗击北汉入侵，以功升铁骑都虞候，改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攻南唐，王审琦攻占舒州（今安徽潜山），以功改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四年三月，在紫金山寨（今凤台东南）战役中，王审琦率军先登，大败南唐军，转殿前司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后在濠州（今凤阳东北）、楚州（今江苏淮安）战役中均立有战功，显德五年改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一直是石守信的部属。显德六年三月，从世宗攻辽。同年六月，世宗子柴宗训即位后，王审琦任殿前都虞候。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被赵匡胤称为“布衣交”

王审琦，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同被安排在京城作内应。宋朝建立，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中名列第四，升任殿前都指挥使、泰宁军（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反宋，宋太祖亲征，王审琦任御营前洞屋都部署；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任副都部署兼前军部署为先锋。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王审琦罢殿前都指挥使，出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在镇达八年之久，史称“为政宽简”。属县县令免除有罪录事吏的职务，王审琦的幕僚报告县令事前没有请示而擅自处理，应该按问其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王审琦的思想正符合宋太祖加强皇权的要求。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时，王审琦任御营四面都巡检。次年，改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但不赴任而留住京城。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以布衣交共享富贵，每宴强令饮酒，王审琦有时连饮十杯，开宝六年（973），又加同平章事衔为使相，终于“暴疾，不能语”①，次年死，终年50 岁，追封琅琊郡王。

王审琦长子王承衍，开宝三年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王承衍曾孙王师约（原名孝庄），治平三年（1066）娶宋英宗长女徐国公主（魏、楚国大长公主）。王师约子王殖，绍圣四年（1097）娶宋神宗四女惠国公主（潭国长公主）②。

韩重赟韩重赟（？—974），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后汉末隶枢密使郭威麾下，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与后汉的“高平之战”，以功升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后周末，升任殿前司控鹤军都指挥使。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时，韩重赟参与兵变，“以翊戴功”升为侍卫亲军司马军主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五月，从征潞州李筠，以功代张光翰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今重庆奉节）节度使。同年九月，从征淮南，任淮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建① 《宋史》卷250《王审琦传》。

② 《东都事略》卷19《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宋史》卷248《公主传》作康国公主下嫁王遇，遇或为殖改名，或为误字。

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罢军职出为忠正军节度使，韩重赟继任殿前都指挥使、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时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都已废罢，韩重赟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建隆三年正月，宋太祖扩建皇城东北部，并按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由韩重赟督建。乾德四年（966）八月，黄河决口于滑州，韩重赟督军士民夫修河堤。韩重赟屡负重任，为他人所妒忌，乾德五年（967）初，有人“谮（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赵匡胤大怒，也不查证就要杀韩重赟，因为赵匡胤正是这样而发展势力，终于夺取后周政权的。赵普谏说：“亲兵（指殿前司禁军），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赵匡胤虽然不杀韩重赟，但随即于同年二月解除他的军职，出为彰德军（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①。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韩重赟任为北面都部署。开宝七年（974）死，子韩崇训、韩崇业。

韩崇训（955—1010），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韩崇训从征，后以贝（今河北清河西）、冀（今冀县）都巡检权知麟州（今陕西神木北）。雍熙四年（987），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知州安守忠战败于王亭镇（夏州西北），党项李继迁追击至夏州城下，韩崇训领兵赴援，李继迁战败退兵，韩崇训改任夏州监军。不久被调离西北，咸平元年（998）又被调赴西北任石州（今陕西横山北）知州，次年改任鄜州（今富县）知州，多次击败李继迁的进攻。咸平四年六月，辽军入侵河北，王显任都部署，韩崇训调任行营钤辖，从此参与抗辽战争。咸平六年，升为枢密都承旨。景德三年（1006），韩崇训升为检校太傅、签署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次长官，次年八月以患眼疾恳辞而免职。

韩崇业，太平兴国六年（981），娶秦王赵廷美女云阳公主。次年，赵廷美被首相赵普陷害，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韩崇业也被贬往房州。雍熙元年（984）赵廷美死后，才又复出任职。

第二节 李继勋 刘廷让（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

李继勋李继勋（916—977），大名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后汉末，枢密使郭威镇邺都时，李继勋投入郭威部下。后周初已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三月，参加“高平之战”，以功升殿前都虞候，不久，改任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永州（今湖南零陵，时在湖南割据政权境内）防御使，赵匡胤才继任殿前都虞候。同年十月，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昭武军（利州，今四川广元，时在后蜀境内）节度使。赵匡胤才继李继勋之后领永州防御使。李继勋在“义社十兄弟”中不仅最年长，而且升迁速度最快，是第一个升任殿前司副长官殿前都虞候、第一个升为节度使的。“义社十兄弟”结社时也有可能原是以他为首。但当显德三年六月，李继勋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的战役中，因“怠于守御”，以致南唐守军“出城来攻”，“破栅而入”，后周军攻城之具并为所焚，“将士死者数百人”，影响后周军的① 《宋史》卷250《韩重琦传》。原作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步”字衍。士气，“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①。但“世宗以继勋武臣，不之责也”②，所以并没有重责李继勋，只是免去其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而从昭武军节度使改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不是降而是升，所以“议者以为失责帅之义”③，次年七月才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而赵匡胤只在此前二月才正式升为节度使，李继勋此后的名位虽降在赵匡胤之下，但仍高于石守信。李继勋以后屡建战功，官衔也不断升迁，显德六年世宗攻辽时，李继勋任战棹左厢都部署，已成为水路都部署赵匡胤的部属。显德六年七月，李继勋又升为安国军（邢州）节度使。

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李继勋正在安国军节度使任上，没有参与兵变活动，不属于开国元勋。建隆元年（960）六月，赵匡胤平定潞州刘筠，李继勋朝见赵匡胤于潞州行营，即被移为昭义军节度使以镇守新平定的潞州地区，后在进攻北汉边境及抗击北汉中屡建功勋，乾德五年（967）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开宝元年（968）八月，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党进为副都部署、曹彬为监军，指挥宋军攻入北汉。北汉随即派侍卫都虞候刘继业（即杨业）等率军扼守团柏谷（今山西太谷西南），枢密使马峰监其军；并向辽求援，北汉马峰率军南过洞过河（今潇河，在今榆次南），与宋李继勋的先锋部署何继筠军相遇，宋军大获全胜，斩首2000，获马500 匹，擒北汉将张环、石斌，夺汾河桥，直抵北汉都城太原城下，李继勋率宋军围攻太原。辽穆宗已命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救援北汉，辽军经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李继勋率军退回宋境。

次年二月，宋太祖又派曹彬、党进各率部先攻北汉，仍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赵匡胤随后亲征督战。北汉派刘继业、冯进琦仍屯团柏谷以抗宋军，派陈廷山率数百骑进行侦察，正遇李继勋所部前军，陈廷山即率部投降，刘继业等退回太原后即被罢军职。李继勋率部再次进抵太原城下，辽贺北汉刘继元即位的使臣韩知璠（一作范）也于此时到达太原，并协助北汉守卫太原，随即又向辽求援。赵匡胤在得知李继勋等已兵抵太原，遂从潞州到达太原城下，并下令征集附近民伕，筑连城围攻太原，又接受陈承昭建议，在汾河上筑坝蓄水准备以水灌城。李继勋率宋军主力于太原城南，党进、赵赞、曹彬分率所部于城东、西、北三面，围攻太原。四月，辽分兵两路南下救援北汉，西路军经石岭关（今忻州南）南下，东路辽军经定州西境进援太原，都分别为宋军击败。五月，宋军又引汾河水灌太原城，但北汉仍坚守不降，进入闰五月，夏雨连绵，宋军多病，辽再派援军前来。赵匡胤在采纳李光赞建议“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薛化光建议的“起其部内（北汉）人户”迁于宋境内，以削弱北汉经济及人力的政策后退兵①。李继勋于次年移镇天雄军节度使。宋太宗即位后，李继勋的使相衔升为侍中。太平兴国二年（977），李继勋以病回洛阳治病，以太子太师致仕，同年死，终年62 岁，追封陇西郡王，谥庄武。

刘廷让（光义）

① 《旧五代史》卷116《后周世宗纪》三。

② 《旧五代史》卷128《王敏传》。

③ 《宋史》卷254《李继勋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闰五月壬子、庚申。

刘廷让（929—987），本名光义，宋太宗即位后赐名廷让。祖籍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曾祖刘仁恭，唐卢龙军（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唐末割据者；祖刘守文，为唐横海军（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为弟刘守光所杀，父刘延进携家避难南逃。后汉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时，刘光义（一作毅）入麾下，后周太祖时，任至侍卫司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宋建隆元年（960）三月，从征潞州李筠时任行营先锋使。次年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四月，率军赴潞州守边以防北汉侵扰。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王全斌任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率主力从陕西南下；刘光义任副都部署与都监曹彬率步骑2 万，自归州（今湖北兴山南）沿长江西上，在距夔州30 里处舍舟登陆，先夺城东过江浮桥，然后乘舟而上，一举攻占江防重镇夔州，击破后蜀川东防御体系的枢纽。刘廷让军纪严明，后蜀万（今重庆万县）、施（今湖北恩施）、开（今重庆开县）、忠（今忠县）四州刺史皆迎降，刘廷让军遂迅速占领峡中的所有州县。乾德三年正月，刘廷让率军西进至遂州（今四川遂宁），后蜀遂州知州迎降。此时，宋军北路王全斌军已进至成都附近，后蜀降。

同年三月，后蜀降将全师雄叛乱，迅速占领川西除成都以外的许多州县，全师雄叛军至成都西北新繁，刘光义率部击败全师雄，俘万余人。同年十二月宋军平定全师雄。次年正月，刘光义以功改领镇安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刘光义被罢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

开宝九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皇弟赵光义夺位，是为宋太宗。刘光义因与赵光义同名，被赐名廷（一作庭）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一批节度使被授以环卫闲职，刘光义被罢节度使改授右骁卫上将军。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五月，宋辽岐沟关（今河涿州西南）之战，宋军大败。六月，宋太宗又起用张永德等久处环卫闲职的宿将，任河北沿边诸州知州以抗辽，刘廷让被任为雄州（今雄县）知州，后移为瀛州（今河间）都部署。同年十二月，辽圣宗率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休哥（逊宁）等部入侵，刘廷让以精兵付沧州（今沧州东南）都部署李继隆殿后，以备紧急时进行救援，自率数万宋军北上抗击辽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南）南，刘廷让军被围于君子馆（今河间北），部将桑赞率部激战半天多，辽援军不断，而宋援军李继隆部不但不进行救援，反而南逃，桑赞遂率部先逃，先锋雄州知州贺令图被俘，部将、高阳关（今高阳东）部署杨重进力战阵亡，李“继隆退保乐寿（今献县），（刘）廷让一军皆没，死者数万，仅以数骑获免”①。因是李继隆率部南逃才导致战败，宋太宗没有责罚刘廷让。次年初，代张永德继任雄州知州兼兵马部署。此次战败的责任者李继隆虽被逮赴中书推问，但也无罪释放，可能引起刘廷让的不满，同年秋刘廷让病，宋太宗派御医前往医治，刘廷让上表要求回京城，未等宋太宗批准即擅离治所南归，因而被下御史台按问，被削夺官爵配隶商州（今属陕西）。子永德、永和亦被贬官。刘廷让在贬途中绝食，行至华州（今华县）死，终年59 岁，也许宋太宗觉得对刘廷让处分太重，“太宗念之，赠太师”①。

① 《宋史》卷259《刘廷让传》。

① 《东都事略》卷20《刘廷让传》。

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中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史书记载不详。两宋之际的李攸记载：“太祖义社兄弟，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秦王王审琦，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刘庆义，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彰德军节度使韩重斌（赟），解州刺史王政忠。”②这个排列顺序也许就是十兄弟的排行顺序。

刘守忠，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一作“左骁卫大将军致仕”③，大将军应是上将军之误，其经历或许与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光义）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能也任过节度使。刘守忠父刘万国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马步军都指挥使，也许是在后周时。刘守忠子刘用是宋太宗晋王府旧人，太宗末任至高阳关副都部署，真宗时历任州部署、副都部署、知州等职。

王政忠，据李焘记载：“世言太祖义社十兄弟，政忠盖其一人也”，还说“并当检讨”④，可见南宋初叶所存史料已极少。开宝八年（975）五月，王政忠以解州刺史权知晋州（今山西临汾）兼兵马钤辖。次年八月，宋太祖以党进、潘美为帅进攻北汉，又派兵分路进兵，其中一路由郝崇信与解州刺史王政忠率领，出汾州（今汾阳）进攻太原。九月，宋军击败北汉军于太原城下。十月，当宋军继续攻打太原之际，宋太祖被其弟赵光义害死，“是月，太宗即位，召诸将还”①。此后，王政忠已不见于记载。

从以上七人的最后官衔与李攸记载的相同，推测未见于其他记载的杨光义、刘庆义二人，杨光义的最后官衔当即是保静军节度使。而李攸所记刘庆义官衔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则稍有误，北宋初未设忠远军，可能是安远军（安州，今湖北安陆）之误；节度使、观察留后，可能是“节度观察留后”之误，衍“使”字，他的官衔可能是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

②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③ 《宋史》卷279《刘用传》。上将军在大将军之上。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五月庚寅注。

① 《宋史》卷482《北汉世家》。

第二十六章 高怀德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罗彦瓌 王彦昇

第一节 高怀德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开国功臣（翊戴功臣）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的数日，最先进行的就是“论翊戴功”，对在兵变中建立特殊功勋的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他们依次是原后周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龙捷右厢部指挥使赵彦徽六人。中级军官中主要的有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二人。元代依据宋朝《国史》修撰的《宋史·太祖纪》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都只列前六人，而与《宋史·石守信传》同卷的开国功臣传记中，则除上述六人外，还有韩重赟及中级军官罗彦瓌、王彦昇三人，并都被比之于东汉光武帝的开国功臣，说明宋朝的《国史》将前六人列为主要的开国元勋，而后三人在赵匡胤兵变中也有“翊戴”之功。九人中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是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①，都属于赵匡胤为长官的殿前司系统。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二人，则作为“翊戴”功臣的中下级军官的代表人物，二人都是属于殿前司中“最亲近扈从者”的“殿前诸班”之一②。高怀德、张令铎则分别是侍卫亲军司马、步军的最高指挥官，赵彦徽、张光翰则分统侍卫亲军司的马、步军主力之一。赵匡胤通过七位高级将领掌握了后周禁军精锐的大部分，确保了兵变的成功。

高怀德高怀德（926—982），字藏用，真定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人。祖籍幽州，祖高思继，唐末卢龙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的中军都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所杀害。父高行周时年十余岁，补列刘仁恭帐下；后唐时任至节度使；后晋时加同平章事为使相，曾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使相衔进为兼侍中；后汉时使相衔进为兼中书令，屡封至齐王；后周时加守尚书令，广顺二年（952）死。

高怀德青年时一直在其父高行周节度幕府任牙校，后晋、后汉时皆领刺史衔。其父高行周死后，后周太祖才召高怀德为殿前东西班都指挥使，时赵匡胤为东西班行首，职位低于高怀德；后改铁骑指挥使③，在此前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也曾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与赵匡胤父子的关系可能在此时建立的。

显德元年（954），世宗亲征抗击北汉入侵，高怀德任先锋都虞候，“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升任殿前都虞候成为殿前司次长官，石守信升任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成为赵匡胤、石守信的部属。①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②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宋史》卷187《兵志》一。

③ 《宋史》卷250《高怀德传》。按：原文作“铁骑都指挥使”有缺误，因铁骑都指挥使在他后来升迁的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之上。

后从世宗征淮南，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显德六年，世宗攻辽，高怀德随陆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高怀德率部至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瓦桥关使向高怀德投降。后周改瓦桥关为雄州，以陈思让为雄州兵马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死，恭帝即位。七月，高怀德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与石守信同时建节。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合攻周，后周宰相范质仓促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抗击，高怀德被任命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中拥戴赵匡胤。宋朝建立，在为“翊戴”功臣加官进爵中，仅次于石守信，位列第二，移领义成军节度使，并升任殿前副都点检，由于殿前都点检已不设置，高怀德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后兼任关南副都部署。同年五月，宋太祖亲征讨伐潞州李筠，石守信任前军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于泽州南大败北汉军，俘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改忠武军节度使。宋太祖为了表示与开国功臣们共享富贵，先后与高怀德、张令铎、石守信、王审琦等结成亲家。同年八月，宋太祖将胞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高怀德是开国功臣中的第一个皇亲国戚。同年冬，宋太祖亲征讨伐扬州李重进，高怀德从行。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高怀德被罢殿前副都点检军职，移为归德军（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赴镇。殿前副都点检从此也废罢。开宝六年（973），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太宗初，使相衔升为兼侍中。太平兴国四年（979）从太宗灭北汉，改彰信军（曹州，今山东定陶西南）节度使，封冀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改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同年七月死，终年57 岁，追封渤海郡王，谥武穆。

张令铎（张铎）

张令铎（911—970），原名铎，后周赐名令铎，棣州厌次（今山东阳信）人。后唐时从军，后汉乾祐元年（949）三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白守贞反，后汉派枢密使郭威率军讨伐，张令铎从征，以功升奉国军指挥使。后周广顺初年，改任控鹤指挥使，后升至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956），后周世宗攻南唐，张令铎从征，改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次年，世宗再次亲征淮南时，张令铎则与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柴贵分任京城左、右厢巡检，负责京城治安。显德六年，世宗亲征辽，张令铎也从陆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世宗因病退兵，将占领的益津关改为霸州（今属河北），以韩令坤为兵马都部署，张令铎任副职。

显德六年六月，柴宗训即位后，张令铎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高怀德同时分掌侍卫亲军司马、步军，也和高怀德同时建节，领武信军（遂州，今四川遂宁，当时也在后蜀境内）节度使。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过程中，张令铎的“翊戴”功是什么，史无记载，依据他和高怀德在宋初近似的情况，推测其作用与高怀德相似，可能是随赵匡胤北上，并有可能担任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应略同于高怀德。“张令铎自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成为侍卫亲军司的次长官，“酬其翊戴之勋也”①。在宋太祖这次为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中，略次于高怀德。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张令铎被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为了表示与张令铎“共富贵”，“帝（太祖）为皇弟、兴元尹光美（秦王赵廷美）娶其（张令铎）第三女（后封楚国夫人）”②，张令铎继高怀德之后成为宋太祖的亲家。开宝二年（969）入朝，因病留京，次年春死，终年60 岁。

张光翰赵彦徽宋朝主要的六位开国功臣中的第五位是“辽人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③。

张光翰（？—967），辽州榆社（今属山西）人。祖父张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这在唐代后期不少是武将的加衔，张简可能是唐末的武将。叔父张虔钊，后唐明宗初年任护驾亲军都指挥使，“长兴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西面马步军都部署”④，后唐末归附后蜀。张光翰父亲可能也是武官。张光翰在后周末任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属侍卫亲军司步军主力之一，是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的部属。在六位翊戴功臣中，张光翰与宋太祖的关系可能最为疏远。同年五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及宁江军节度使衔都为宋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的韩重赟所接替，张光翰可能此时即被罢军职。从赵彦徽的情况推测，张光翰即被出为永清军（贝州，今河北清河西）节度使，此后行迹不详。乾德五年（967）正月，永清军节度使张光翰死。

六位主要开国功臣中的最末一位是安喜（今河北定州）赵彦徽（？—968），“自虎（一作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今属湖南，时属湖南割据政权辖区）防御使为武信（遂州，今四川遂宁，时属后蜀辖区）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①。史称：赵彦徽“与上（太祖）同事周世宗，尝拜为兄”②，推测赵彦徽年长于赵匡胤，他在后周世宗初年的职位，当与赵匡胤相近或稍高。虽拜他为兄，但他与宋太祖的关系也仅稍优于张光翰，他与张光翰同于建隆元年五月首先被罢军职，他的军职为宋太祖的亲信罗彦瓌所接替。

宋太祖在建立宋朝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立即罢免张光翰、赵彦徽二人的军职，而以自己的“义社兄弟”韩重赟与亲信罗彦瓌接替，说明宋太祖急于直接掌握侍卫亲军司的兵权，这可能与“陈桥兵变”中张光翰、赵彦徽两人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兵变的成败，张光翰、赵彦徽也许是在兵变最初时态度不太明朗，尽管他们还是支持赵匡胤的兵变，但赵匡胤对他们并不放心，因而在平定潞州李筠之后，急忙解除他们的兵权，可能为了防备在其后镇压张光翰、赵彦徽原来的上司、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淮南节度使李重进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

② 《宋史》卷250《张令铎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虎捷左厢部指挥，《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虎捷右厢都虞候。

④ 《旧五代史》卷74《张虔钊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参见《宋史》卷1《太祖纪》一。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五月丙午。

时，别生枝节。

赵彦徽在罢军职之后，即改为建雄军（晋州，今山西临汾）节度使。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宋太祖“遣内容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继筠分诣晋、潞州，与节度使赵彦徽、李继勋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辽、石州”①。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宋太祖虽知其事，但并没有对他有所惩戒。赵彦徽自镇来朝，宋太祖设宴款待，因饮酒过度而生病，遣送回镇，开宝元年（968）五月病死。

第二节 罗彦瓌 王彦昇

罗彦瓌

罗彦瓌（ 923—969），北宋开国功臣的中级将领，并州太原（今太原西南）人。其父罗全德任后晋泌州（今河南唐河）刺史，因而得以任皇帝的亲卫内殿直。开运元年（944）春，后晋少帝（出帝）亲征抗击契丹，至澶州，其时河北到处有契丹骑兵，少帝想遣使前往大名府宣慰以安抚人心，挑选勇士十人随行，罗彦瓌入选，以功升兴顺指挥使。开运三年末，契丹灭后晋，次年（天福十二年，949）初，派罗彦瓌部送马千匹赴南京（今北京），行至元氏（今属河北），得知后汉建立，遂将马送给后汉，后任护圣指挥使。后周末，任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成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心腹。

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回至京城的殿前司公署，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人被赵匡胤所派将士押至殿前司公署，范质当面质问赵匡胤忘恩负义，后周世宗刚死不久就兵变夺位，赵匡胤一时不知所措，事先受赵匡胤指使充当打手的罗彦瓌，即“挺剑而前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如不承认赵匡胤为帝，命运将如同韩通一样被杀死，范质被迫奉赵匡胤为帝，宋朝得以顺利建立。《宋史》称：罗彦瓌“于革命之日，首挺剑以语范质，于宋则未必功在众先，于周则其过不在人后矣”①，确切地说明了罗彦瓌在兵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罗彦瓌只是对范质等进行恐吓，迫使范质等承认赵匡胤为帝，没有作出过分的越轨行为，深得宋太祖的赏识，宋朝建立后，罗彦瓌立即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为殿前司马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官控鹤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四月，宋太祖亲征李筠，罗彦瓌随石守信、高怀德大破北汉军。七月，罗彦瓌再次获得越级晋升，升为侍卫亲军司步军的最高指挥官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使，以接替刚被罢军职的赵彦徽，罗彦瓌由中级军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越级提升成为高级将领并建节，这在宋初是少有的。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石守信等被出为节度使，罗彦瓌也于同年被罢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出为彰德军（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乾德二年（964）春，北汉与辽联军攻宋，罗彦瓌与李继勋等率军，击败联军于辽州（今山西左权）城下；罗彦瓌又改任安国军（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乾德四年二月，率田钦祚等败北汉军于乐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砦。次年，再改镇国军（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开宝二年（969）死，终年47 岁。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巳。

① 《宋史》卷250《罗彦瓌传》及《传论》。

王彦昇王彦昇（917—974），北宋开国功臣中的中级将领，字光烈，前蜀人。

以善击剑，外号“王剑儿”。后唐于同光三年（925）灭前蜀，次年前蜀后主王衍及宗族、官员、将佐奉诏迁往后唐首都洛阳，王彦昇时年11 岁，应是随父迁至洛阳，其父可能是前蜀将领。王彦昇后事宦官孟汉琼，孟“汉琼以其趫勇，言于明宗，补东班承旨”①，其时当在明宗后期长兴年间。后晋初，转内殿直，与罗彦瓌共事。开运元年，后晋少帝北征至澶州，王彦昇与罗彦瓌一起被选入十勇士，以功升护圣指挥使。后周广顺元年（951），从向训（拱）破北汉军于■亭（今山西襄垣西北）南，杀北汉将王璋，以功升龙捷右厢第九军都虞候，后升转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领合州（今重庆合川，时属后蜀）刺史。世宗时，从刘崇进、李重进等转战于淮南，显德三年（956），南唐进攻“盛唐，铁骑都指挥使（似应为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王彦昇等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②。显德五年四月，辽军攻占后周沿边州县，镇宁军节度使张永德奉诏北上抗击，王彦昇从征，收复束城（今河北河间东北），升为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此后可能即成为赵匡胤的心腹之一。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当赵匡胤开始发动“陈桥兵变”

时，赵匡胤的心腹、都押衙李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遽白太宗，与王彦昇谋，召马仁瑀、李汉超等定议，始入白太祖”①。兵变后，赵匡胤又随即派王彦昇率所部先入京，可见王彦昇在兵变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他在回京后，首先杀死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及全家。据史书记载：“初，太祖誓军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闻（韩）通死，意甚不乐，以建国之始，不及罪彦昇”，又说“王彦昇之弃命专杀也，上（太祖）怒甚，将斩以徇，已而释之，然亦终身不授节”。是奔命专杀还是奉命行事，今虽无从考实，从“其后上（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有（韩）橐驼（韩通之子）及（韩）通画像，遽令扫去之”，宋太祖对韩通的态度于此可见。王彦昇杀死韩通，消除了唯一可能发生的军事抗击，保障了赵匡胤兵变的成功，但韩通不是在抗击的战斗中战死，韩通全家更无任何罪名，却被王彦昇全部杀死，其行为实在太卑劣，有损于赵匡胤的形象，因而不得不暂时拘捕王彦昇，还表示要斩首以惩其“专杀”之罪。然而，事实是随后不仅无罪释放，而且照样升官，军职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与罗彦瓌所升的控鹤左厢都指挥使相当，加衔由合州刺史升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北，时属南汉）团练使，“后为京城巡检”，负责首都的治安，韩通在被杀前以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兼任此职，可见京城巡检之亲要，说明宋太祖对王彦昇信任有加。但得意忘形的王彦昇在同年（建隆元年）三月，“中夜诣王溥第”，由于此前有过实际是奉命杀死韩通全家的先例，以致身为宰相的王溥“惊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彦昇意在求贿，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王彦昇的这次“专主”行为，与“专杀”韩通全家的罪行相比，可说是微不足道，只免去其京城巡检兼职，也可说是很重的处分。但是，当次日王溥向宋太祖密奏① 《宋史》卷250《王彦昇传》。

② 《资治通鉴》卷293，后周显德三年十月癸酉。

① 《宋史》卷257《李处耘传》。

此事后，宋太祖不仅免去其京城巡检的兼职，又罢去他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的军职，还将他外放为地方官，降为唐州（今河南唐河）刺史，惩罚之重是少见的，说明赵匡胤要严惩一切胆敢“自主”的将领。可能是随后即升唐州刺史州为团练州，王彦昇又恢复为团练使，以对建国有功的王彦昇稍加抚慰①。开宝二年（969）升为房州（今湖北房县）防御使，同年冬改任原州（今镇原）防御使兼缘边巡检，与庆州（今甘肃庆阳）姚内斌、通远军（今环县）董遵诲等，成为宋太祖西北边防的主要将领。王彦昇性残忍，“戎人有犯汉法者”，“手捽其耳嚼之”，作下酒菜②。开宝七年（974）因病回朝，死于途中，终年58 岁。

① 《宋史·王彦昇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出（王）彦昇为唐州团练使，唐本刺史州，于是改焉”；而《宋史·王彦昇传》则作“乃出为唐州刺史”，应是王彦昇先是刺史，随后升为团练使。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二月乙酉。

第二十七章 赵普 沈义伦 吕馀庆 刘熙古

第一节 赵普 沈义伦

赵匡胤霸府幕僚集团

《宋史》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①此论虽为赵普而发，但赵匡胤的节度幕府确实聚集了一批人才。当后周世宗时，赵匡胤官衔、名望迅速上升之际，野心也日益膨胀，不仅早有“义社十兄弟”在军事方面作了兵变夺权的准备，而且逐渐发展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霸府幕僚集团，聚集了不少人才。他们不仅在“陈桥兵变”时出谋划策，在宋朝建立后，历任正副宰相及枢密院、三司长官，掌握宋初的政、军、财大权。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已聚集了当时的主要军事将领，但文官方面除暗中投靠的次相王溥外，几乎没有其他高级文官事前投入赵匡胤集团。宋朝建立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留用全部后周官员，以示政局稳定。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五，宋朝正式建立。十一日，为开国功臣石守信等六人封官进爵后；二十二日，“以佐命功”提升原先的霸府幕僚，“归德节度判官宁陵刘熙古为左谏议大夫，掌书记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亳观察判官安次吕馀庆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摄观察推官太康沈义伦为户部郎中，归德节度副使张彦柔领池州（今安徽贵池，时属南唐）刺史”①。其中除张彦柔是武官依例升官外，其余四人都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担任过枢密院长官，赵普、沈义伦还先后任宰相，吕馀庆、刘熙古也先后任参知政事（副相）。霸府幕僚中的次要成员还有楚昭辅、李处耘、王仁赡，他们都是宋太祖的亲信，以后也都担任过枢密副使，是北宋初期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赵普赵普（922—992），字则平，祖籍幽州蓟县（今北京）。后唐末，其父赵迥举族迁居常山（镇州郡名，今河北正定）；后晋天福七年（942），赵迥虽又举家迁居洛阳并长期定居，因原籍已属契丹境，以后便自称“今为常山人”②。

赵普的曾祖父，唐末任三河县令；祖父赵全宝，在唐末或五代初任澶州司马；父亲赵迥，五代时任相州（今河南安阳）司马，都是六、七品官员，虽非“世胄”，亦非小吏①。唐末、五代虽然战乱不断，而科举不废，除个别年份外，仍然每年举行，但赵普祖先入官似均非由科举，祖父、父亲都是藩镇僚属。

赵普青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无甚学识，科举之途无望，遂步父、祖后尘① 《宋史》卷256《赵普传·传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壬戌。

② 宋太宗：《赵中令公普神道碑》，《琬琰集删存》卷1，哈佛燕京学社1938 年版。① 参见张其凡：《赵普评传》第一章第一节《小吏世家》，北京出版社1991 年版。投充州、镇为僚属。后周初年，赵普“初罢陇州巡官，到京日，至日者王勋卜肆问命，次帘下，看鲁公（范质）驺殿稍盛，叹曰：‘似此大官修个甚福来得到此。’勋曰：‘员外即日富贵，更强似此人，何足叹羡，往往便为交代亦未可知。’后果如其言”②。从王勋所说赵普日后接替范质相位，则应是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任宰相以后，赵普初任陇州巡官当在后汉时。显德元年（955）七月，刘词任永兴军节度使、行京兆尹，赵普被辟为从事，与楚昭辅、王仁赡同事。次年十二月刘词死，虽然刘词在遗表中向朝廷推荐赵普，但没有被朝廷任用，此后行踪当是如王铚所说，在滁州教蒙童为生。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的淮南时，滁州“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③。此次世宗亲征，除以向训、王朴、韩通等留守东京外，文武大臣们例皆从征，宰相范质亦在从征之列，“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赵）普为军事判官”④，为州的幕职官。赵普与赵匡胤的初次相见在滁州，不论是赵普“时为郡之参佐，断事明敏，狱无冤者，太祖闻名召见与语，深器之”①，还是赵匡胤微服私访赵普于村中私塾，赵普从此与赵匡胤结识。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当时也领兵在淮南作战，生病于滁州，赵普不仅朝夕侍奉，又与赵匡胤父子攀附为同宗。不久，后周退兵，滁州复归南唐，赵普调任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同年，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随后又兼领匡国军节（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辟赵普为节度推官，赵普从此投入赵匡胤的幕府。显德四年，赵匡胤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次年又改领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使，赵普一直留在赵匡胤的幕府，原刘词的幕僚楚昭辅、王仁赡也先后投入赵匡胤幕府，都成为赵匡胤的心腹。显德六年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同月，世宗死，年仅7 岁的柴宗训即位，为赵匡胤篡夺帝位提供了良机。七月，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赵普升为节度掌书记。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元旦，在赵匡胤的精心策划下，指使人谎报辽军入侵，后周宰相范质等仓卒命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抵御，于初三日当晚到达在当时黄河南的陈桥驿，次日清晨发动兵变，“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赵匡义“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赵“普与匡义入白太祖”，“陈桥兵变”成功，“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谕意，又遣楚昭辅慰家人”②，在“义社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人的内应下，赵匡胤顺利地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

为稳定局势的需要，也由于赵匡胤幕僚们原来的官职太低，宋朝建立后只得仍留用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吴廷祚为枢密使。在随后升迁的霸府幕僚中，位列第二的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参与掌握枢密院的军事大权。同年五月，从征平定潞州李筠。八月，即升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在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第一个升为两府大臣的。

宋太祖自建立宋朝以来，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继后周而成为第六个短命② 丁谓：《丁晋公谈录》。

③ 王铚：《默记》卷上。

④ 《宋史》卷256《赵普传》。

① 《赵中令公普神道碑》。

② 《续资冶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①，借以加强皇权；对名望已高的石守信等军事将领，采取收其兵权的方针，以避免可能的“兵变”，都被宋太祖采纳而先后实施，并逐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赵普也日益受到信任。建隆三年，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罢职出为节度使，赵普接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被罢相时，学识不多的赵普，显然事前并不了解新宰相的任命制度，因而没有能在罢免旧相前，向宋太祖提出合适的建议，以至于在建国的第五年，出现任命赵普为新宰相时，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最后不得不以皇弟、“使相”赵光（匡）义的同平章事衔署敕，这是自唐中叶设使相以来，使相行使宰相职权唯一的一次。

赵普任宰相后，虽尽心辅佐太祖，但赵普“独断政事，太祖疑其专恣，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普恶其与己同列，但令参知政事”。当时，宋太祖“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于是召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同年四月，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中书印唯宰相得知，事无大小，尽决于（赵）普”。将参知政事作为副相的官衔一事，到咸平二年（999）即受到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批评，李焘记述：“史臣李沆等曰：案唐故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穀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议者惜之。”宰相李沆直接批评的虽是陶穀，实际上也批评了当时的宰相赵普之失。赵普虽“寡学术”，却很有权术，对可能与其相位相近的官员，不仅排挤，甚至进行陷害，这次他不仅阻挡了薛居正、吕馀庆进入宰相的行列，而且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由于创设的副相（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①，将参知政事处于宰相助手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宋太祖原想起用资历学识远比赵普为高的窦仪任宰相，但“赵普忌窦仪刚直，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②，排挤了窦仪。其后宋太祖又想起用冯瓒为相，赵普就一再设计陷害冯瓒，赵“普言（冯瓒）法当死，太祖欲贷之，普固执不可”③，必欲处于死罪，冯瓒被流放登州沙门岛（今山东长岛）。赵普从此日益擅权，“尝于视事阁坐屏后设二大瓮，凡中外表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瓮中，满则束缊（束以乱麻）焚之，以是人多怨者”④。开宝六年（973）六月，雷有邻告政事堂官员受贿作弊，他们都得到宰相赵普的庇护，宋太祖在查实情况后，决定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政事堂，与宰相赵普同议政事以分其权。八月，赵普罢相以“使相”出为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三城节度使。

开宝九年十月，皇弟晋王赵光义在宦官王继恩的策应下，夜入皇宫，“斧声烛影”，杀死病中的宋太祖夺取帝位，是为宋太宗。也是武夫出身的宋太宗，可能对皇位在正常继承的情况下，新皇帝在即位的当年，仍使用去世皇帝的年号，到次年元旦才改用新年号的制度不了解，急于在十二月初一，即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即使是竭力为宋太宗继承问题进行粉饰的南宋史学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② 《宋史》卷263《窦仪传》。

③ 《宋史》卷270《冯瓒传》。

④ 王称：《东都事略》卷26《赵普传》。

家李焘，也不得不说：“上（太宗）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①次年三月，赵普自河阳入朝，升太子少保留京城奉朝请，后虽又升太子太保，但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适有原宋太宗幕僚如京使柴禹锡，告皇弟秦王赵廷美（匡美、光美）骄恣，可能有阴谋。太宗召问赵普，富于权术的赵普感到升迁的机会来临，立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随后又编造了“金匮之盟”，据说是建隆二年六月，太祖、太宗的生母杜太后死前，对太祖说：“汝死当传位汝弟”，而且是赵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太祖）藏其书金匮”。使宋太宗“大感悟”，赵普编造的故事，为他杀兄夺位制造了“合法继承”皇位的“根据”，解决了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问题。他立即对数年来没有重用赵普表示歉意，“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②。于是，以赵普为司徒兼侍中，这是北宋前期最高的宰相职衔，遂成为首相，后又封为梁国公。

赵普任相后，积极迫害秦王赵廷美。太平兴国七年三月，赵廷美罢开封尹，改授西京（今洛阳）留守。同年五月，又设计诬告秦王赵廷美与次相卢多逊勾结谋反，卢多逊全家被流放崖州（今海南崖县西北）；赵廷美“勒归私第”，秦王府幕僚、小吏6 人被斩。赵普又指使开封知府李符，诬告赵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赵廷美因而被降封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在宋太宗、赵普的淫威下，当时没有人敢为赵廷美说话，只有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独申救之”①，也无济于事。次年十月，赵普再次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后移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樊）节度使。在宋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端拱元年（988）二月，再以侍中为首相。淳化元年（990）正月，赵普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淳化三年（992）春，以病求退，拜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奉禄以养病。七月十四日，病死，终年71 岁，追封真定王，谥忠献。沈义伦（沈伦）

沈义伦（909—987），后因避太宗光义名讳而单名伦，字顺宜，开封太康（今属河南）人。少习《三礼》，以讲学授徒为生。后汉乾祐元年（948），白文珂以“使相”任永兴军（陕州，今三门峡市西）节度使，沈义伦投白文珂幕下，开始了节府幕僚生涯。后周显德三年（956），赵匡胤初领匡国军（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经宣徽使昝居润推荐，几乎与赵普同时投入赵匡胤幕府，沈义伦任从事，掌管财政。

宋朝建立，沈义伦在以“佐命功”升迁的赵匡胤霸府幕僚中，名列第四。自归德军（宋州，今商丘南）观察推官升为户部郎中。沈义伦较关心民间疾苦，次年出使吴越时，途中见到淮南扬州、泗州（今盱眙西北）发生饥荒，饥民饿死不少，在他归朝后的力请下，宋太祖下诏淮南地方进行赈济。建隆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甲寅。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卷2，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考释》。

① 《宋史》卷244《魏王廷美传》，卷245《汉王元佐传》。

三年十一月，升给事中。乾德元年（963）改任陕西转运使。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沈义伦改任随军转运使。次年正月，宋灭后蜀，宋军将帅恃功贪暴，只有都监曹彬、转运使沈义伦清廉，曹彬归朝后，“唯荐义伦可任”①。乾德五年八月，沈义伦升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开宝二年（969）二月，宋太祖亲征北汉，以皇弟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负责皇宫安全和处理朝廷日常财政事务。

沈义伦言行谨小慎微，当新贵们纷纷营造宏丽的新居，他的住房虽卑陋但不进行修缮。开宝六年五月，宋太祖派官督工按设计图为他营造新居时，他还是要求建造较狭小的房屋。同年八月，连任十年宰相的赵普，因跋扈擅权被罢相出为节度使。九月，枢密副使沈义伦与参知政事薛居正同日升为宰相，沈义伦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继赵普之后第二个升任宰相。

开宝九年（976）十月，赵光义（太宗）夺位后，沈义伦避宋太宗名讳，改名沈伦。仍任次相。太平兴国四年二月，宋太宗亲征北汉及随后攻辽，百官从征，次相沈伦任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全权负责留守事务。

太平兴国六年六月，首相薛居正死，沈伦升为首相。同年九月，赵普因编造“金匮之盟”被宋太宗任为首相，沈伦再次充任次相，一场迫害皇弟秦王赵廷美的活动在赵普的主持下紧张进行。次年初，沈伦开始生病，也许是他觉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以病告假静观发展，“清介醇谨”的沈伦既无力阻止，也不愿参与迫害秦王赵廷美、次相卢多逊，更不想被卷入其中而受牵连，在赵廷美勾结卢多逊谋反罪名将要成立之前，沈伦“已上表求致仕”①。但同年四月，沈伦仍以不能觉察卢多逊罪行而被罢相。沈伦再次上表请求致仕，同年七月，以左仆射致任。雍熙四年（987）病死，终年79 岁，谥恭惠。

第二节 吕馀庆（附吕端）

吕馀庆（927—976），原名胤，字馀庆，宋初因避宋太祖名讳，以字行，幽州安次（今河北安次西）人，官宦世家。祖吕兖，唐末，任横海军（沧州，今沧州东南）节度判官。后梁开平三年（909）五月，横海军节度使刘守文攻其弟刘守光于幽州败死，刘守光反攻沧州，吕兖立刘守文子刘延祚为帅，并率军民守城。次年正月，刘延祚降，吕兖全家遇害，吕兖子吕琦，时年15岁，门客赵玉诈以为弟而得脱。吕琦后投太原晋王李存勗霸府，后唐建立，历殿中侍御史、礼部郎中、给事中、御史中丞、端明殿学士。后晋时，任秘书监、兵部侍郎。吕琦子吕胤（馀庆）、吕端。

吕胤后晋时以父荫入仕，历开封府参军、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推官。后汉时，任濮州录事参军。后周显德三年（956）十月，赵匡胤领匡国军节度使，吕胤任掌书记，遂成为赵匡胤霸府幕僚；后周末，任宋、亳观察判官。

宋朝建立，吕胤以字行。吕馀庆在以佐命功升迁的霸府幕僚中名列第三，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二月乙丑。

① 《宋史》卷264《沈伦传》，卷256《赵普传》。

升给事中、端明殿学士，后任首都开封府知府。同年，宋太祖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叛乱，开封知府吕馀庆协助枢密使吴延祚及皇弟赵光义留守京城。后升户部侍郎。乾德元年（963）三月，宋平荆湘，吕馀庆任新占领区潭州知州，同年移为襄州（今湖北襄樊）知州，后改为兵部侍郎、江陵知府。

乾德二年四月，创设副相参知政事，吕馀庆与薛居正成为首任参知政事。但当时虽名为副相，却“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①，实际上只是宰相赵普的助手。次年正月，宋灭后蜀。二月，吕馀庆以副相参知政事权知成都府。当时后蜀刚亡，以宋军统帅王全斌为首的大部分将领日夜宴饮，“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②，军士们也进行抢掠，“大将王全斌等不能戢下”，“吕馀庆立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用按堵”③，秩序逐渐恢复。开宝元年（968）正月，蜀地已平静，参知政事吕馀庆回朝，兼任剑南、荆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实际是负责督运后蜀国库财物至京。

开宝六年，宋太祖为抑制宰相赵普的擅权，决定提高副相参知政事的职权，“诏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都堂（政事堂、中书）与宰相同议政事”，与宰相赵普“分（日）知印、押班奏事”①，吕馀庆等才从宰相赵普的助手地位，提高至与其副相相称的地位。九月，吕馀庆以病求解职，罢为尚书左丞。开宝九年（976）死，终年50 岁。

吕端（935—1000），字易直，吕馀庆弟，以荫入仕，后周时任至著作佐郎、直史馆。

宋太祖时任至成都知府，开宝九年宋太宗即位后，皇弟赵廷美，封齐王，任开封府尹，吕端后被调任开封府判官，进入赵廷美幕府。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原拟以皇弟赵廷美主持留守事务，吕端为赵廷美出谋认为应该从征，赵廷美从征后进封秦王。次年，吕端因秦王府亲吏请托违诏市竹木而被贬官。雍熙三年（986）太宗次子赵元僖任开封尹，吕端再次任开封府判官，成为许王赵元僖的幕僚。淳化三年（992）许王赵元僖暴病而死，因其嬖妾张氏专恣，吕端等王府幕僚以失职被降官，吕端不久复官，升枢密直学士。淳化四年（993）六月，任参知政事。太宗想用吕端为宰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②至道元年（995）四月，吕蒙正罢相，吕端任宰相（独相）。副相参知政事自开宝六年提高职权后，可能在太宗初年地位又降低，吕端因与寇準同时升任参知政事，而自己先升为宰相，向太宗提出“臣兄馀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③。从此，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而且将原先上朝的砖位与宰相合而为一，遂成制度。

至道元年八月，宋太宗立第三子寿王赵元侃（恒）为太子，这是宋朝首次立太子。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辛丑。

③ 《宋史》卷263《吕馀庆传》。

① 《宋史》卷3《太祖纪》三。

② 《宋史》卷281《吕端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至道元年四月戊子。

至道三年三月，宋太宗病危时，曾经帮助宋太宗夺位的大宦官王继恩，又想故伎重演，说动李皇后，并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太宗长子楚王赵元佐为帝。太宗死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吕端“知有变”，遂锁王继恩于阁内，并派人看守。吕端入宫后，李皇后提出“立嗣以长”问题与吕端商议，吕端认为太宗立太子正是为了日后帝位的继承，遂奉太子赵恒为帝，是为真宗。“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吕端因恐宦官们以楚王赵元佐冒充赵恒，吕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并上殿查看无误后下殿，率领群臣拜呼万岁①。宋朝皇位首次正常继承，也是第一次由宰相参与意见的皇位继承，在宰相吕端主持下顺利进行。太宗时跋扈一世的大宦官王继恩终于被贬官，安置于均州（今湖北十堰东北），后死于贬所。咸平元年（998）十月，吕端因病以太子太保罢相，仍享受宰相俸禄的特殊礼遇。咸平三年（1000）死，终年66 岁，谥正惠。

刘熙古刘熙古（903—976），字义淳，宋州宁陵（今属河南）人。少通经史，也精于骑射。后唐长兴中，因祖父名实进，因而避讳未考进士科而考《三传》，中举；时翰林学士和凝掌科举，召刘熙古参与进士科考试，中第，与后周宰相范质同时或先后成为和凝的门生，但刘熙古长期沉沦于县令及节镇幕僚。后唐末，入金州（今陕西安康）防御使孙铎幕下为从事。后晋初，随孙铎至汝州（今属河南），孙铎死后，改任下邑县（今夏邑）令，后任三司户部出使巡官等。后汉时，任卢氏（今属河南）县令。后周显德二年（955）秋冬，后周平秦、凤，刘熙古出任秦州观察判官；显德六年七月，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刘熙古任节度判官。

刘熙古虽是投入赵匡胤霸府的主要幕僚，但还来不及与赵匡胤建立密切的关系，次年正月赵匡胤即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建隆元年（960）正月，在宋太祖为其主要幕僚们加官进职时，刘熙古虽名列第一，所进官衔为左谏议大夫，也略高于位列第二的赵普右谏议大夫，这可能是因为刘熙古在霸府幕僚中资历最高。但刘熙古并没有受到重用，而是长期出任州、府长官。自建隆元年以左谏议大夫知青州；同年十一月宋太祖亲征扬州李重进，刘熙古被“追赴行在”从征①。建隆二年，又以左谏议大夫制置晋州（今山西临汾）矾务，当时矾实行禁榷制，由国家专卖，刘熙古“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凡岁增课八十万贯”②，是宋太祖霸府主要幕僚中唯一从事基层财务的官员。

乾德元年（963）前后，刘熙古升为刑部侍郎、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后改任权知秦州。秦州地近党项、吐蕃族居住区，多边患，刘熙古恩威并施，又“取其酋豪子弟为质”③，边境地区日渐平静。开宝元年（968）正月，以端明殿学士职名权知成都府，以接替回京复职的参知政事吕馀庆。

开宝五年二月，刘熙古回京任参知政事，在原霸府主要幕僚中是最晚一① 《宋史》卷281《吕端传》。

① 《宋史》卷263《刘熙古传》。

② 《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矾》。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六月乙卯。

个出任两府大臣。次年五月，刘熙古因足疾以户部尚书致仕。开宝九年（976）死，终年74 岁。刘熙古不仅是宋太祖原霸府幕僚中唯一的文武全才型人物，也是唯一的学者，史学、音韵学、阴阳学皆通，著有《历代纪要》50 卷、《切韵拾玉》5 卷等数种，后者还曾刻印流传。

第二十八章 杨业 杨延昭 杨文广

第一节 杨业（附杨重勋）

北汉“杨无敌”

杨业（一作邺）（？—986），本名重贵，父杨信，“麟州土豪”，当是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汉时，“自为刺史”，臣附于后汉、后周。杨信二子，长子重贵，次子重训（勋）。杨重贵事北汉世祖刘崇，北汉帝刘承钧时赐姓刘改名继业，“比于诸子”，任保卫指挥使，升至领建雄军（晋州，时属后周，今山西临汾）节度使。屡建战功，号为“无敌”①。

宋开宝元年（968），宋太祖攻北汉时，刘继业以侍卫都虞候，领军扼守团柏谷（今太谷西南）以抗宋军。侦知宋大军已至，虑众寡不敌，退保太原，被罢兵权。宋军围攻太原，刘继业又领兵守城，数出兵攻宋军。宋军多次攻城未果，加上暑雨，宋军将士多病，只得退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攻北汉，围太原城，刘继业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①。五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刘继业犹据城苦战。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命令投降，刘继业才归宋。

宋朝杨家将刘继业归宋后，复姓杨氏，单名业（一作邺），随即授环卫官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领郑州防御使。

辽乾亨元年（979）九月，辽军分路南犯，虽为宋军击退，但边境形势仍很紧张。宋太宗认为：“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遂任命杨业为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兼三交（今太原北）驻泊兵马部署②，时大将潘美任三交都部署，屯兵防辽。次年三月，潘美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适遇辽军南犯雁门（今代县西北），杨业率骑兵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向南，与潘美所部合击，大败辽军，杀辽将萧咄李，俘辽将李重海。杨业以功升“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一个归宋不到一年的降将，立功边关，扬威朝野，受到宋太宗的重用，但却引起宋朝旧将们的妒忌。从此，“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③。虽然仍得到宋太宗的信任，却埋下了日后因失援而血染疆场悲剧的祸根。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军大举攻辽，以东路军曹彬、崔彦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今涞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属山西）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宋太宗原计划曹彬所率主力大张声势，扬言直取幽州（辽南京），持重缓进，将辽军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军顺利攻占沿途州县，然后会师攻取幽州。三月，西路军出雁门，① 《东都事略》卷24《杨业传》。

①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06《刘继业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癸巳。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

击败辽军，辽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刺史赵彦辛（辛，《辽史》作章）降宋；进围朔州，辽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宋。辽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抵抗潘美、杨业所统宋西路军，尚未到前线，潘美、杨业军又攻辽应州（今应县），辽节度使艾正以城降宋。四月初，潘美、杨业军又攻占云州，辽大同军（云州）节度副使赵毅等降宋。在西路宋军攻城俘将，连连得胜的形势下，作为主力的东路宋军为争功，不等与西路军会师，违背诏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粮尽退兵。五月，宋东路军又进至岐沟关（今涿州西南）北，受到辽军主力的追击，岐沟关之战宋东路军大败，宋太宗遂令西路军退回代州，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辽军大败宋东路军后，耶律斜轸部得以全军十余万西攻；六月，攻占寰州，宋守军千余人战死。面对强敌，杨业对潘美、王侁等建议：“贼势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于谷，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首先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并说：“君侯素号无敌，见敌逗挠岂有他志。”①王侁又得到主帅潘美的支持，杨业处于如不出战即是通敌的情况下。七月，被迫出军，只得要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宁武北）接应。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出兵，令部将萧挞凛设伏兵于路，杨业率部北攻朔州，清晨，杨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①，杨业战败。而潘美、王侁等则“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陈家）谷口”，杨业自午至暮，从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转战退至陈家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残部还有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杨业往日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深受士卒的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他们都不肯离去，杨业遂“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百人”②，杨业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杨业遂为辽军所俘，其子杨延玉亦战死。杨业在被押赴辽朝途中绝食三天而死。杨业自北汉时起，与辽朝“角胜三十余年”，“人号杨无敌”③，深为辽朝人民敬畏。辽朝人民在杨业死地建庙祭祀。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089），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④，说明杨业是宋、辽两朝人民敬仰的英雄。杨业实际是因主帅潘美、监军王侁、刘文裕等妒忌，被置之必败之地，潘美等又违约不援所害。杨业之死，“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⑤，宋太宗深为痛惜，但宋太宗的亲信、主帅潘美只受到带有象征性的惩罚，削秩三等，而且所削的只是检校官的荣誉衔，由检校太师降为检校太保，并且次年即恢复。外戚刘文裕被除名，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太宗）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①。主要责任都推给王侁，王侁被除名，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

① 曾巩（题）：《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①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② 《宋史》卷272《杨业传》。

③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④ 苏辙：《栾城集》卷18。

⑤ 《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① 《宋史》卷463《刘文裕传》。

宋太宗不仅对杨业进行褒赠，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还录用杨业六子，杨延朗（延昭）自供奉官升崇仪副使，杨延浦、杨延训由殿直升供奉官，杨延瓌、杨延贵、杨延彬录用为殿直。杨延昭及子杨文广后来都成为抗辽名将。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杨重勋（重训）

杨重勋（？—975），杨重贵（业）弟，本名杨重训，后周末避恭帝名宗训改。父杨信死后，由于兄杨重贵事北汉，杨重信继任麟州刺史后也归附北汉。后周广顺二年（952）末，一度归附后周，后又再次归附北汉。显德四年十月，再次归降后周，升为防御史。

宋朝建立，杨重勋归附，多次击退北汉的进攻。乾德五年（967），设建宁军于麟州，杨重勋升任建宁军节度留后，开宝五年（964）九月，宋太祖采取另派武臣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麟州等地的长官，而将世袭的土豪移置内地，杨重勋由建宁军节度留后移为保静军（宿州，今属安徽）节度留后②，后升节度使，开宝八年（975）七月死。

第二节 杨延昭 杨文广 杨延昭（延朗）

杨延昭（958—1014），本名延朗，号杨六郎，大中祥符五年（1012），因避宋真宗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讳名改。

太平兴国四年杨业归宋后，杨延昭以父荫补为供奉官，从杨业征战疆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攻辽，杨业任西路军副统帅，进攻应州、朔州，杨延昭任先锋，在围攻朔州的战斗中，“流矢贯臂”而“斗益急”①。同年，杨业殉节，杨延昭升为崇仪副使任景州知州；后因江、淮地区凶年歉收，改任江南、淮南都巡检使。又升崇仪使、知定远军（由景州改），改保州缘边都巡检使。

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九月，辽圣宗、萧（绰）太后率军攻宋。十月，攻遂城（今徐水西），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适在遂城，遂城“城小无备”，萧太后亲临遂州城下，围攻数日，“众心危惧”，杨延昭调“集城下丁壮护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近”②，杨延昭以冰城智守遂城，辽军只得撤围退兵。次年二月，杨延昭以功升莫州刺史。咸平四年四月，杨延昭升本州团练使。七月，宋以王显为都部署、负责河北西半部防务，杨延昭任前阵钤辖。十月，萧太后、辽圣宗再次亲率军侵宋，杨延昭与杨嗣等会师威虏军（遂城），都部署未出兵，杨延昭与杨嗣等伏精兵于羊山之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诱使辽军进入伏击地，伏兵突起①，“比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九月戊寅。

① 《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34《杨延昭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李焘考证：“《杨延朗（昭）传》以羊山之捷为三年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能用”②，辽军先胜后败，杨延昭、杨嗣等部队损失也不少，辽军虽进至满城（遂城西南，今保定西北），不得不“以泥淖班师”③。

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辽军攻宋，“望都之战”宋军大败。六月，杨延昭改任保州、威虏军、静戎军（今徐水）缘边都巡检使，驻保州，负责河北路西北部防务。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春，杨延昭改任宁边军（今蠡县）

部署，并增加兵力至万人。同年闰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军大举攻宋。十一月，在宰相寇準坚请下宋真宗亲征，北上澶州，辽军也进至澶州城北，杨延昭审视战略形势，向宋真宗建议：“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一心求和的宋真宗不予答复，杨延昭“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④。同年十二月，宋辽于澶州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景德二年正月，宋真宗部署宋辽和议以后的河北防务，杨延昭改任保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检往来巡警”⑤，如遇军情，再率部下赴援。次年，升领防御使，后又改任高阳关（今高阳东）副都部署，连任九年。大中祥符七年（1014）死，终年57 岁。杨延昭与士卒同甘苦，智勇善战，号令严明，身先士卒，深受士卒的拥戴，镇守河北边关20 余年，威震辽境，被称为杨六郎。子三人，文广最著名。

杨文广杨文广（？—1074），字仲容，当是杨延昭次子，以父荫入官。庆历三年（1043），陕南张海起义，杨文广从征有功，升殿直。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陕西，杨文广隶属范仲淹麾下。皇祐四年（1052）九月，狄青讨伐侬智高，选陕西兵赴广南，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知军杨文广从征，历任广西钤辖，宜州（今广西宜山）、邕州（今南宁）知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英宗时，英宗以杨文广为“名将后，且有功”，升领团练使，任侍卫亲军龙卫（骑军）、神卫（步军）四厢都指挥使。后升领防御使，任秦凤路副都总管①。熙宁元年（1068），陕西经略使韩琦，奏请于秦州西北边城建城堡以保护附宋蕃民。七月，韩琦派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前往筑筚篥城，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策略，扬言要建喷珠城，率部急奔筚篥，随即部署防务，直至次日清晨，西夏军才到达，见宋军防守严密只得退兵，并留书称回去奏请以数万骑兵来驱逐宋筑城部队，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追杀西夏军，杀获甚众；九月，甘谷等三城堡修成，受到宋神宗诏书褒谕，筚篥城赐名通渭堡（今陇西东北）。杨文广历任泾州（今泾川北）知州、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知军。冬，则其误审矣。”参见卷48，咸平四年四月己巳注。

② 《宋史》卷268《王显传》。

③ 《辽史》卷14《圣宗纪》五。

④ 《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乙卯。

① 《宋史》卷272《杨文广传》。又本传原标点有误，杨文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筚篥城，..。”按：防御使后“。”应改为“、”，副都总管后、韩琦前应加“。”。熙宁三年十二月，改任鄜州（今陕西富县）权知州；以后又自西北边防移向河北，任定州路副都总管，升侍卫步军都虞候。熙宁七年三月，辽朝遣使到宋朝，争河东地界，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州（今北京）策略，朝廷还未及回复，十一月，杨文广病死。

第二十九章 寇準

第一节 理政爱民，刚直不阿

寇準（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父寇相，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年间为魏王记室参军。寇準晚年封莱国公，故人尊称为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①，精通《春秋》三传。19 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準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寇準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直披肝胆，无所顾忌，深得宋太宗的赏识，被任为枢密院直学士。

史书记载，寇準曾因奏事切直，太宗不愿听下去，很生气，起身要离开。寇準竟然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其陈述。事情有了结果，皇帝才得以退朝。太宗也是求治的君王，他很欣赏寇準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①淳化二年（991）春，大旱，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準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寇準的话激怒了太宗，他要寇準说出刑法不公的事实。寇準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事实来。待二府执政到齐后，寇準说，祖吉与参政王沔的亲弟弟王淮都贪污受贿，而且王淮贪污受贿的数额远在祖吉之上。但祖吉人被诛，家产被籍没；而王淮只仗于私堂，且不久又仍复其官，用法这样不公，上苍能不发怒吗？太宗质问在场的王沔，王沔无法抵赖，只能向皇帝谢罪。据《宋史·王沔传》记载，王沔弟弟王淮任殿中丞，掌香药榷易，坐赃当弃市，由于王沔的关系，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寇準的敢说敢为，显示他疾恶如仇的勇气。通过这件事，太宗意识到对直臣寇準应当加以重用，即拜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準耿直，一些臣僚为之折服，但也开罪一些同僚，“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②。淳化四年（993），寇準被贬知青州，这是遭受不白之冤。枢密院副使张逊是一个“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的小人。他与寇準观点不一致，每每奏事都遭寇準的反对，为此，张逊耿耿于怀。一日，张逊晚归私宅第，寇準与温仲舒也同出禁中，并辔而行，道遇狂人，狂人迎马首拜呼万岁。张逊嗾使与自己亲近的羽林将军王宾向太宗报告。寇準引温仲舒作证，表明此事纯系偶然；张逊则以王宾亲见事实，一定要陷寇準是犯了大逆之罪。为此，两人在太宗面前往复争论，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寇準被贬知青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①但是太宗知道寇準对自己忠心耿①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

① 《宋史》卷281《寇準传》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 记载的时间与细节略有不同。② 《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① 参见《宋史》卷281《寇準传》；卷268《张逊传》。但《张逊传》系此事于雍熙年间，误。《续资治通耿，不可能有犯上的行径。因此，次年就召回寇準，拜为参知政事。

第二节 安邦定国，河北退兵

宋太宗晚年时，有两件大事困扰着他，并直接影响着宋朝的安危。一是西夏与辽的扰边，不断威胁北宋；二是太宗迟迟拿不定主意确定自己的继位人。寇準被召回，不完全是太宗个人感情所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準，以协助稳住宋朝江山。

至道元年（995），冯拯、黄裳和王世则等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

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谈立储这样的大事。太宗一怒之下，冯拯被贬知端州。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继位人之事。太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立储内心也焦急。所以，寇準回朝，太宗还责怪他为什么回来这样慢。太宗问寇準，皇子中哪一个“可以付神器？”寇準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人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低头仔细地考虑后，屏退左右，问立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準说，知子莫如父，这事当要果断地定下来。

在西北边事上，寇準主张要用安抚的办法解决。太宗同意寇準的意见，派他出使渭北。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真宗信任寇準，不断提高寇準的地位。先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后又徙凤翔府；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真宗对宋初的制度作调整，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寇準迁兵部，为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名臣毕士安任同中书门下章事，毕士安荐寇準，赞其“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真宗担心寇準刚直难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其“忘身徇国，秉道疾邪”，不为流俗所喜，在契丹人不断南下时，正应当重用这样的大臣。真宗诏寇準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列毕士安之后。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急书一日五至，寇準却平静如常。真宗得知后，震惊不已，质问寇準。寇準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并主张真宗亲征。真宗犹豫，面带难色，要回内宫。寇準劝陛下不要动摇，力促真宗成行。真宗这才决定讨论亲征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曾密请真宗去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準，寇準晓得此中内情，佯作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王钦若、陈尧叟对寇準更加忌恨。

辽军攻岢岚军、莫州、瀛州等。十月，瀛州城下，萧太后亲自擂鼓，宋辽大战，矢集如雨，辽军死伤3 万余，也无法破城，乃退师。

鉴长编》系此事于淳化四年六月壬申；《续资治通鉴》系事件发生在淳化四年六月壬申，寇準被贬在冬十月壬申。

十一月，真宗启行亲征，军至韦城，朝臣中一些人再一次劝真宗南幸金陵，真宗又犹豫。寇準说，辽军迫近，四方危急，只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寇準并请太尉高琼进言真宗。真宗这才决心至澶州。

到了澶州城南，真宗驻跸，又不愿再进。寇準、高琼固请真宗过河。寇準说，此时不过河，则人心危。各地的赴援之师日至，不能再犹豫了。到了渡河口浮桥处，真宗又停下来。高琼以锤击驾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真宗渡河。当真宗登上澶州的北城门楼，城楼上飘起黄龙旗，城下宋军，大受鼓舞，齐呼万岁，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十二月，东京留守雍王元份暴疾，真宗回驾，把抗辽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準。

宋辽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挞凛督战，宋军的床子弩机发矢，萧挞凛中箭身死。辽军秘密派人来求和，真宗本来就无意攻打辽军。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 年1 月），宋辽议和，宋许给辽岁币银10 万两，绢20 万匹，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这就是“澶渊之盟”。

第三节 宦途险恶，远窜南荒

澶州一战，寇準的声望更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王钦若等朝中大臣的忌恨。三年三月王钦若对真宗说，寇準逼着皇帝亲征，澶州一战，订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準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真宗当时虽没有计较，但此后，对寇準的疑忌加重。不久，寇準罢相出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后宋辽关系又紧张，真宗乃诏寇準还，以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準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镇永兴军。时真宗大力崇道教，“百姓不服”，朱能诈言天书降，真宗访诸大臣，有人提出，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準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寇準不愿参与，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準。寇準门人也反对，但在时势的逼迫下，寇準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①上天书后，寇準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0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準性情刚烈，行事无顾忌。早在太宗朝时，他序迁官员，“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②。得以进秩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未得序迁者更是不满，因而引发一场争端。太宗问及此事，寇準为自己辩解，太宗已是老大不高兴，但寇準不服，“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太宗更是不高兴，很有感慨地说：“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由此，寇準被罢，出知邓州。

真宗朝，寇準在相位，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列，对此颇为不满。寇準不顾这些，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及曹利用这些佞人。丁谓为寇準起用，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準小心谨慎。史载：“尝会食中书，羹污（寇）準须，（丁）谓起，徐拂之。準笑曰：参政，国之大① 《宋史·寇準传》系“上天书”事于天禧元年，误。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宋史》卷466《周怀政传》等，应在天禧三年。毕沅《续资治通鉴》卷34 有考论。

② 《宋史》卷281《寇準传》。

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之日深。”丁谓为寇準擦去口边的汤羹，却为寇準借机奚落一顿，由此，结下深怨。丁谓权盛时，钱惟演附之，通婚姻；钱惟演又是真宗身边刘皇后的姻亲。林特为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準素来讨厌林特，他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準的政敌。

真宗得风疾，刘皇后预朝政于后宫。寇準乘机向真宗进言，要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丁谓、钱惟演这些佞人不可委以辅佐大事。真宗同意，寇準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忆代丁谓。寇準“性豪侈，喜剧饮”。酒后失言，泄露机密。寇準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内侍周怀政在朝内权势尤盛，以妖言惑众。在朝廷崇尚道教的氛围中，他无所顾忌，掠取国库钱财，托神造符，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附会者益众。朝中一些大臣不断告发周怀政，真宗却不忍加以斥逐，只是逐渐疏远；寇準在朝时，因其顺从自己，也没有追究。寇準被罢，周怀政更是惶恐不安，以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谋杀丁谓，复相寇準，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泄，周怀政被诛，寇準虽未预事，但也被牵连。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真宗不知寇準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準，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左右不敢告知实情。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準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乾兴元年（1022）二月，再贬雷州司马。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準在贬所雷州（今广东海康境）病卒，后归葬洛阳。仁宗朝追谥忠愍。著作有《寇莱公集》。

第三十章 范仲淹

第一节 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范墉，始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18）吴越降宋，范墉随钱镠归宋，曾任武宁军（今徐州）等地的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 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发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有的史书称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①。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毫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上书直谏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腐败，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

年轻的范仲淹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议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认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必须进行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刚直不阿，几次因忤逆权贵而被贬为地方官。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章献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他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①。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同年五月，出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②。年轻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为“四贤”。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 《范文正公集》卷3。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

兴修水利范仲淹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盐官之时，他目睹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遂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在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028）修成一条总长150 里的捍海堰。从此，泻卤之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户陆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等稳步发展。滨海人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抗击西夏景祐五年（1038）十月，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

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将1.8 万名士兵分为6 将，每将3000 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①。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未被朝廷采纳。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次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都战败，各有数千将士战死。

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鄜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044）五月，宋夏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由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此恢复贸易，宋每年赐夏银7.2 万两、绢帛15.3 万匹、茶3 万斤。

第二节 庆历新政

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同年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

条陈十事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①。仁宗悉用其说。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 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顿吏治。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机。

整顿吏治庆历三年（1043）十月，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诸路转运使，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诏降河南府（今洛阳）所属颍阳（今伊川东）等5 县为镇，以减少官员以及民户负担的差役。

择官长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考核官吏，裁削倖滥。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①。“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夏竦的阴谋虽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势险恶。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遂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

以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

第三节 一世之师

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后在许多地方任地方官，业绩斐然。所到之处，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兴学育才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高潮。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十分爱惜人才，尽最大力量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孙复、哲学家张载等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孙复早先是一介穷儒，周游求食。范仲淹发现他的才华后，一方面给他补一个学职以解决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指导其学习。孙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理学家张载年轻时爱谈兵事，希望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身为陕西边帅的范仲淹与之面谈，认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从此发愤读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御夏战争中，小将狄青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大为赞叹，亲赠《春秋》、《汉书》，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先后向朝廷推荐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树。

文以载道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0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 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①，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祐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①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第三十一章 韩琦 富弼 文彦博

第一节 韩琦①

谠议谏诤，西陲御夏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 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②。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①，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②。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 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③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①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① 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2《韩琦传》，下引不另作注。

② 韩琦：《安阳集》卷1《韩琦家传》。

① 《韩魏公集》卷14。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69。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

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 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 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 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①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②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①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8。

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2。

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②襄助新政，保国利民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③，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 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①。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② 《宋史》卷432《石介传》。

③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6。

① 《东都事略》卷69。

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 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定策安邦，力诋变法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①，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①。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 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①。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 卷、《谏垣存稿》3 卷、《陕西奏议》50 卷、《河北奏议》30 卷、《杂奏议》30 卷、《安阳集》50 卷等。一生写了大量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3。

① 《东都事略》卷69。

① 《居士集》卷40《昼锦堂记》。

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第二节 富弼②

司职谏院，再盟契丹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③，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发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040）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042），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② 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富弼传》，下引不另作注。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

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

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

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20 万，否则10 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①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条件。

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书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守成贤相庆历三年（1043），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

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

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 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①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

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10 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郑国公。

阻挠变法，称疾引退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

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

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 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1094）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1127）初年才恢复旧典。

富弼有奏议12 卷、札子16 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 卷。

第三节 文彦博①

建功西陲，平息兵变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祖先出于春秋齐国公子完，卒谥敬仲，后世以谥为氏；五代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其氏为“文”；后汉高祖刘知远又复其旧氏“敬”；宋太宗时，以避宋翼祖赵敬庙讳，又改为“文”。文彦博小时聪颖过人，民间就流传他幼时“灌水取球”故事：他与诸童子在大树旁玩球，不慎将球滚入穴洞，伸手无法取到。他提水注入洞中，水满球即浮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先后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宋夏战争爆发后，西边战事不断，而宋军常有将官临阵先退、望敌不进，而大将惩治却要申报具闻，下法寺详案定刑的情况发生。文彦博上疏，极论其弊，要求改革，说：“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竣，将何以济？”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宝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使沿边蕃部诈降宋军，袭取宋、夏间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兵锋直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范雍见夏军兵临城下，恐惧异常，急忙檄令屯驻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将领石元孙等率兵赴援，共约万余人，在延州之三川口与10 万夏军发生遭遇战。鏖战中，由于宦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主帅刘平被俘，不食而死。朝廷追究败军之罪，黄德和为了逃避惩治，竟诬告刘平降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家奴出具伪证，致使刘家二百余口被关进监狱。仁宗诏令文彦博就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主审此案，通过调查取证，文彦博终于弄清了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党羽大肆鼓噪，阴谋翻案，以至朝廷又派了一位御史前来重审，文彦博拒不接纳，对他说：朝廷担心此案难办才派你来，现在案子已结，你快回去，如果出了问题，我全部承担责任。结果黄德和及家奴都被处斩，终于昭雪了刘平之冤。

不久，文彦博以直史馆任河东转运副使。河东路所辖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与西夏相邻，依山建城，最为险固，是抗御西夏进攻的战略桥头堡，然而内地转运粮饷道路迂回绕远难走，附近则有唐朝时所修故道，长久废弃又无人治理。文彦博上任后，亲自带人修复故道，使运饷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证了军饷供应，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粮草。后来元昊乘好水川战役之胜，举兵攻打麟州，围城十天，看到城中早有准备，只好解围而去。文彦博迁都转运使，又知秦州。防守边境二年，“有威名，敌不敢犯”①。后改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益州任上，为了求得进身之阶，命令工匠织金丝灯笼，载莲花为锦，通过宦官带入宫中，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果然由于张贵妃内助，文彦博自成都返回汴京，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建立政权。朝廷急派权知开封府明镐前往镇压，夏竦时为枢密使，与明镐不和，处处牵制他，明镐久攻贝州城不下。文彦博从张贵妃那里得知仁宗有谁镇压① 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文彦博传》，下引不另作注。

① 《东都事略》卷67。

起义就擢谁为首相的意思，于是自请前往。次年正月，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一面以大军佯攻北城，另一面在南城暗挖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内，打开城门，宋军蜂拥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兵变平息。

两任宰相，安稳政局王则兵变平息后，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第一次拜相。此间他曾荐举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恬退守道”，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他又曾与枢密使庞籍讨论淘汰冗兵以减省军费开支。当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纷，认为此法不易行得通，因为朝廷过去采取荒年募兵政策，招募灾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灾民犯上作乱；现在如果减省冗兵，恐怕被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仁宗迟疑未决，文彦博决然地说：“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被减冗兵归农者有6 万人，减去廪给一半的也有2 万，事后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皇祐元年（1049）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皇祐三年（1051），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赠送灯笼锦交结张贵妃，并当面与文彦博对质，说：彦博应该自问反省，假如有这种事，不应该隐瞒！①文彦博无言以答，只是连连作揖，拜谢不已。仁宗大怒，把唐介送御史台劾罪，文彦博被罢去宰相职务，知许州（今属河南）。当时有人写诗讥刺他：“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后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至和二年（1055）六月，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第二次拜相。次年正月初，仁宗上朝时突发风眩之疾，急忙被扶入宫中诊治，二府大臣在宫外守候，焦虑万分。文彦博询问皇上病情如何，内侍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为由，拒绝回答。文彦博怒斥他说：皇上病重，事关国家安危，只有你们能出入宫中，却不让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文彦博和富弼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禁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直到二月，仁宗的病始见好转，逐渐康复，才回自己府第休息。当时仁宗病重，京师人心恐慌，好在文彦博与富弼二人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果断，才使大家心安，宫内也没出什么变故。

以前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以致罢相，自己也因此坐罪被贬岭外。文彦博复相后，御史吴中复上奏仁宗，请求召回唐介，重新任用，文彦博颇有风度，不以私害公，从旁劝说：唐介为御史时弹劾我，所说大多是实情，当然其中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仁宗同意了，当时人都说文彦博有“厚德”之风。

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这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而从至和三年（1056）病后，仁宗居深宫，服丹药，更少问政事，因此朝臣百官中，请仁宗早立皇嗣的呼声越来越高。嘉祐初年（1056），文彦博就劝说仁宗早立继嗣，仁宗含糊答应，寻因其患病而中辍。嘉祐三年，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出判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封潞国公。宋英宗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

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首议建储”，任命他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诋毁新法，元祐复出宋神宗即位，正风华年少，血气方刚，想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决定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遭到以文彦博为首的元老重臣的极力反对。在同宋神宗一次谈话中，文彦博表达了他对改革的看法：彦博又言：“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人心。”

上（宋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处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①文彦博打着“祖宗法制”旗号，极力诋毁变法之各项内容，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成为当时朝廷中守旧派的领袖。熙宁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遭到了韩琦、范镇、曾公亮等人的坚决抵制，文彦博也向神宗陈说青苗法的害处。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①熙宁三年四月，西夏发兵围攻边城重镇绥德城，战事又起。八月，西夏又大举兴师，围大顺、柔远、荔原、淮安、东谷、西谷、业乐等城寨，“众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围或六、七日，或一、二日”②。游骑直抵庆州，九天后才退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由于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言辞中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变法不当。王安石听到后勃然大怒，气愤地说：为民除害，什么事不能做？如果万事毁脞，那是西晋作风，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

熙宁六年（1073）正月，文彦博强烈反对市易司差官监卖果实，认为是“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③；又说华山坍坏就是天意不赞成变法的表示，引起神宗极大恐慌。因反对变法，文彦博和王安石关系恶化，终被排挤出朝，出判河阳、大名府等地。元丰三年（1080），再判河南，几年后以太师身份致仕。据说当年文彦博致仕准备回洛阳安度晚年时，已年近八十，神宗见他仍然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请教他的养生之道，他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

宋哲宗即位，年仅10 岁，由高太后掌权，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初年（1086），司马光当政。当时文彦博退居洛阳已几年了，虽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马光对他非常敬重，力荐这位元老重臣复出。文彦博到京后，便以平章军国重事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执政商量重事，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在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① 《续资治通鉴》卷67。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③ 《文潞公集》卷20。

宋夏边界争地斗争中，支持司马光“弃地”之议，主张对夏屈服妥协，以保证西北边境“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①。当时文彦博八十几岁，辽国使者望见他，不禁诧异，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的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五年以后，文彦博再次致仕。

绍圣元年（1094）四月，哲宗实行“绍述”之政，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重新起用变法分子，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章惇秉政，说文彦博与司马光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降为太子太保。绍圣四年（1097）五月，文彦博去世，时年92 岁。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120 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名曰竚瞻堂。司马光为作记，发了一番议论，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①，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文彦博虽出将入相，穷极富贵，但平时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他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和他们结成布衣之交。

在退居洛阳的日子里，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及其他“老成而有贤德”

的共十三人（除司马光外均年七十以上），仰慕白居易在洛阳和高年者为会的志趣，“尚齿不尚官”②，在富弼府第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文彦博要司马光作了一篇《洛阳耆英会序》。那时，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写信给文彦博，对这个聚会十分嘉羡。

文彦博著作有《大飨明堂纪要》2 卷，《药准》1 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 卷。文彦博在诗、词创作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但作品存世很少，且大多与政治有关，如《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

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文彦博还工书法，黄庭坚称赞他“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今观《到洛为儿子赴许昌》帖，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③① 《文潞公集》卷26。

①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66。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67。

第三十二章 包拯

第一节 身世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赴京应试，次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归居乡里，侍养双亲。

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于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043），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046），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 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10 卷传世。

第二节 政绩

包拯是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

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1600 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①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倖，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①。

① 《包拯集》卷6《弹王逵七》。

①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0 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②。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③，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第三节 清官“阎罗包老”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② 《包拯集》卷9《论边将一》。

③ 《宋史》卷316《包拯传》。

中系栰渡人”①。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②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 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③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孜孜教诲有关。《宋史·包拯传》记载：“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时人也称其“有凛然不可夺之节”，“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据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①。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183 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① 《宋史》卷61《五行志·水》。

② 《宋史》卷316《包拯传》。

③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

① 吴奎：《包公墓志铭》。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第三十三章 狄青 郭逵

第一节 狄青

狄青（1009—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父亲狄普，为一农家子。狄青自幼习武，善骑射。25 岁那年，为征赋税事与村中人发生争执，他愤而来到京城，应募在拱圣营入伍。由于他身材魁梧，又有武艺，很快从骑御马直选为骑御散值。不久，因偶触军法，被判死刑，幸而知河南府范雍惊其体貌，极力营救，得以面部刺字而免死。

宋仁宗宝元初（1038），西夏元昊，不断骚扰宋沿边州郡，而沿边将帅又多为元昊所败。狄青就是在这时应诏从边，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前后四年，在大里、清化、榆林、归娘岭东女之崖、木匮山、浑州川、白草、南安、安远等地，大小25 战，计中流矢8 次。狄青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受伤后，仍顽强杀敌。有一次，他受伤后，临阵披发，戴铜面具，继续战斗，所向披靡。几年来，■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一一被他所收服。他还修了桥子谷城，以及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是军事要地，对保卫宋朝沿边州郡具有重要作用。

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并以良将之材向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范仲淹一见惊为奇才，特地送给狄青一部《春秋左氏传》，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①由此狄青遂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等。

庆历元年（1041），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1042），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1052），南方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横州。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八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000 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①。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32 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皇祐五年（1053）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① 《宋史》卷290《狄青传》。

① 《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在宋军入城收拾战场时，发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②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任上四年。至和三年（1056），受谣言中伤，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1057）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 岁。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

第二节 郭逵

郭逵（1022—1088），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属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师，后卜葬洛阳，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荫补北班殿侍。宝元、康定年间，西夏元昊扰宋朝沿边州郡，郭逵兄郭遵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被西夏兵杀死，宋廷优恤，录郭逵为三班奉职。时范仲淹正任陕西都部署，郭逵即隶其麾下，待他如子侄一般。

郭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有战略眼光，为众佩服。当时，有这样两件事反映了郭逵的才智。一是军中议论攻西夏取灵武。郭逵表示反对，他说：“地远而食不继，城大而兵不多，未见其利。”①结果出师不久，泾原任福全军覆没。众佩服郭逵有先见之明。二是对将领葛怀敏的看法。郭逵认为他“喜功徼幸，徒勇无谋”，故“他日必败朝廷事”②。不久，葛怀敏果然兵败身死。由此郭逵被众誉为知兵者。后调任真定兵马监押，平保州兵变。

郭逵办事，极为精细认真。庞籍镇河东时，以郭逵权知忻州。这时，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庞籍久不能决，于是委托给郭逵处理。郭逵查阅有关文书档案，发现有一通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③据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表示拒绝，使契丹无法再争，大为折服。

嘉祐初年，湖北溪蛮彭仕羲反宋，郭逵加带御器械，为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为澧州知州。郭逵先抓获了彭仕羲的亲信，安置在自己身边为小史，并向他了解那里的山川地形和防务虚实。嘉祐三年（1058），即以小史为向导进兵围剿，连破罗城峒及贺府等二十多处险隘，攻拔新州，乘夜向彭仕羲的根据点桃花州挺进。彭仕羲弃城逃跑，余部皆降。郭逵以战功迁为礼宾使，徙荆湖南路兵马钤辖、邵州知州。累迁容州观察使、泾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1065），郭逵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出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宋神宗即位后，迁静难军留后，改宣徽南院使，判郓州，又改镇鄜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朝廷拿不定主意。边将种谔接受了西夏嵬名山的② 《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① 《宋史》卷290《郭逵传》。

② 《宋史》卷290《郭逵传》。

③ 《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投降，并攻取了绥州，但西夏人却杀死了宋朝官员杨定。朝廷舆论认为，应该放弃绥州，皇帝甚至下诏，要焚烧后放弃绥州。郭逵坚定地认为，绥州不能烧，也不能放弃，而应当坚守，用以安置嵬名山举族而归降的1.3 万人。因此郭逵果断地隐匿了诏书。不久，西夏提出用塞门砦和安远砦来交换绥州。郭逵认为这很可能是空口欺诈，他提出一个条件，即必须先行交出塞门、安远二砦，才可交移绥州。由于郭逵派出的使者有西夏西平王在祥符间写的一封信，证明塞门、安远二砦的界址在长城岭下，西夏使臣无法驳斥，此事遂以宋朝保有绥州而告终。朝廷下诏表彰了郭逵，说：“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①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

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阯李乾德攻陷广南的邕州等地，朝廷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宣抚使，携同在鄜延与河东的旧将士，前往征讨。郭逵认为广源州是咽吭之地，兵甲精锐，不先攻取必有腹背受击之患。他又分析到刘应纪是彼方的谋主，不先擒刘应纪，则军声不会大振。于是确定了攻击重点的方针。一战而胜，刘应纪投降，军威大振。接着，又攻拔了决里隘，并乘胜攻取了桄榔、门州等地，与李乾德在富良江决战。李乾德无路可走，奉表请降。这时，郭逵原有的30万大军，由于冒着炎热进入瘴疠之地，伤亡逾半数，军粮也尽，虽一水之隔不能再进，乃班师回朝。后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闲居了十年。哲宗即位后，一度起知潞州，进广州观察使，知河中等职。以左武卫大将军致仕。元祐三年（1088）病故，享年67 岁。死后赠雄武军节度使。

① 《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第三十四章 欧阳修

第一节 生平与政绩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幼年孤贫，依叔父家于随州。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擢甲科，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

景祐元年（1034）入朝，为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

贬官夷陵，对他颇有好处。他后来在《与焦殿丞书》里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又洪迈《容斋随笔》卷4记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私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10 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PGN1475.TXT/PGN>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0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054），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①嘉祐三年（1057），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②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06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1068）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

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19。

② 《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0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节 “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①。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②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③“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④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

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① 《元丰类稿》卷16《寄欧阳舍人书》。

② 《东坡后集》卷16《祭欧阳文忠公文》。

③ 《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④ 《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祖择之书》。

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超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①。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PGN1481.TXT/PGN>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① 苏轼：《居士集序》。

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发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发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 博古通今之学

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提要》对宋儒① 苏辙：《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发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②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书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欧阳修又不止怀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书，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看法，当时赞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①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谨慎的。例如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难，却并不随意改动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①虽有怀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严肃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的很有关系。据说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②所谓“大本”，就是“圣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迷信“先圣”。因此，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想实质，并不想自己标新立异。他还有个看法是：“圣人之言，去② 《欧阳文忠公集》卷65《传易图序》。

① 《欧阳文忠公集》卷43《廖氏文集序》。

① 《欧阳文忠公集·诗谱补亡后序》。

② 韩琦：《欧阳文忠公墓志铭》。

人情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③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④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书”，要能“指摘其谬”，做到“功施后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

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①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②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几乎都以“呜呼”冠于篇首，寄以无穷的感叹。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他在《梁本纪》中发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为君为篡，各传其实。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

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书灾异，他发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认为《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书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

《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③ 《欧阳文忠公集》卷69《答宋咸书》。

④ 《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徐无党第一书》。

① 《欧阳文忠公集》卷39《王彦章画像记》。

② 《欧阳文忠公集》卷67《与尹师鲁第二书》。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这一段话也等于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具体、更加充分。这显然是有为而发的史论。其目的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依据史实，痛贬时弊。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者，于此可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四夷附录》所论兵事。欧阳修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PGN1490.TXT/PGN>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

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另外谈论兵事的文章合看。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苟且，主张备战出攻。尤其是在《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更说到用兵的时机问题。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验教训，指出“往年已验之失”，提出“今日可用之谋”，认为应定“出攻之计”，要用“制人之术”。不要“处处为备”，致使“我劳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他认为这时只有进攻，才能防守。但宋朝廷始终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是十分不满的，而对于后周世宗的奋发有为，则是十分钦佩的。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以致“功志不就”，非常痛惜。他是希望宋朝能够继续这样的功烈的。像这样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文章最后批评“守常者”，其实也正是对宋朝因循积弊的指责。

著书以垂鉴戒，是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这在北宋当时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北宋时期的一些关心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欧阳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师鲁、司马光，也是如此。他们的注意之点都在治乱兴衰，而不在典章文物。因此，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好，其所记述的重点，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献存亡。作为一代之史来要求，这确是个缺陷；但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这也正是一个特点。《新五代史》不详典章制度，能否由此便说欧阳修不重视历史文献呢？从欧阳修的全部学术造诣来看，事实也并不如此。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古代文献还是非常注意的。所著《集古录》就是明证。

欧阳修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①他于治史之外，颇勤于收集金石器物。有时得一“古器铭文”，竟至“惊喜失声”②，因此收集相当丰富。他在《集古录目序》里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①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叔高父煮簋铭》。

② 《欧阳文忠文集·与刘原父书》。

传，莫不皆有。”不仅“轴而藏之”，而且“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著为“跋尾”，成为一部空前完整的金石录。这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学问。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做过。他曾说：“自予集古录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③由此可见，《集古录》之作，实有开创之功。欧阳修著《集古录》，也并不是完全像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的，只是因为“性颛而嗜古”，而是别有目的。他在《唐孔颖达碑》的“跋尾”中又说过碑中文字“可以正传之谬”，“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又在《唐盐宗神祠记》的“跋尾”中说：“余家集古录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就是说，既可以之正史，又可用以决疑。于史有补，于时有益。这是欧阳修自己明言的目的。但《集古录跋尾》之作，还有一个没有明言的目的，是排斥佛老。证据是很多的。例如《华阳颂》是涉及唐玄宗的迷信事迹的。欧阳修借此对佛老二氏进行了强烈的攻击。他说：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

唐玄宗是个奢淫的帝王，却妄称上清弟子。欧阳修认为，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会收录玄宗这样的徒弟，何况根本没有神仙！这里首先对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讽刺。然后又说：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这几句话，是唐宋两代排斥佛老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是欧阳修借跋《华阳颂》而发挥的一篇精辟的见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称上清弟子，就是因为其人一生富贵已极，于是便比常人更加贪生畏死，希望长享人间富贵。而佛教讲“无生”，道教讲“不死”，正是迎合贪生畏死者的欲望的。从傅奕、韩愈等辟佛以来，像欧阳修这样一针见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论的，一直还没有过。

第四节 “余事作诗人”

《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

欧阳修的诗，首先是继承韩愈，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以议论入诗。以议论入诗，《诗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点是从韩愈开始。欧阳修就是代表这种特点的较早的宋诗作者之一。欧阳修“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如《酬诗僧惟晤》：“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明妃曲和王介甫》说：“胡人以鞍马为家”；《鬼车》：“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现为几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赠李士宁》：“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③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后汉樊常侍碑》。

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这几句话，说是诗，固可；说是文，也未尝不可。

欧阳修“以文为诗”，还不仅表现为杂以文句，而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时事，用诗来写政论。例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像这样的诗意，在他的一些政论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论上》云：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

又如《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两相比较，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都是政论。用诗来发议论，还不是诗的功能，至少不是诗的主要功能。诗应该主要用于抒情，而不是用于议论。即使是议论，也应该是为了抒情的议论，而不是旨在说理的议论。

欧阳修写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许不是像韩愈那样“以诗为文章末事”，因为他对诗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于文章，尤其是用于议论文章。写诗好发议论，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响。欧阳修的这一类诗，一般说来，写得都不很好。

欧阳修的诗的特点，于“以文为诗”之外，还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他的很多诗篇，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魄。例如《太白戏圣俞》：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PGN1495.TXT/PGN>花，飘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首诗的题目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从这首诗的形式看，学习李白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外，欧阳修还有一首《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传说他自己对这首诗相当自负，梅尧臣对这诗也特别欣赏。这只是一首骚体的作品，命意遣词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戏圣俞》那一首的自然奔放。欧阳修诗的佳作，还不在于这些学韩愈、学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两类作品。一类是像《班班林间鸠寄内》和《重读徂徕集》等，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感情充沛，出于自然。如《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这一类诗也是写得自由流畅的。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和那专发议论者不同，议论之中，倾泻着情感。这类作品在风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赵翼《瓯北诗话》曾举欧阳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诗》中“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说是“英光四射”；又举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缘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说是“沉郁深挚，即少陵集中亦无可比拟。”赵翼的这些评语指出了欧诗的精粹所在。

另一类是《田家》、《别滁》等小诗，写得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田家》：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又如《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这样的诗，是同北宋初年“西昆体”相对立的新风格。当时同“西昆体”对立的还有梅尧臣、苏舜钦的作品，欧阳修对梅苏二人是很推许的，但欧诗的成就实在梅苏之上。在所谓“梅欧体”中，欧诗有梅诗的“清切”，却没有梅诗的“古硬”。自然流畅，是欧诗的主要特征。

欧阳修诗的风格对于他的词风也是有影响的。一般说来，欧词尚有前代词人的余习，他在同代的词人当中似与晏殊有些同调。欧阳修平日对晏殊的为人也是称赞的，不过，二人的作风实有不同，词风也并不相同。晏词风流蕴藉，而欧词则一如其诗，也有平淡和沉郁两方面的特征。如《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见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这一首不是欧词中最好的作品，但代表着平淡的特点。其他如“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蝶恋花》），等等，则于平淡之中饱含着深情，是比较出色的作品。

欧词另有些作品是近于沉郁的。如另一首《采桑子》：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又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PGN1497.TXT/PGN>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像这样的词在北宋时期算是写得相当沉郁的。当然也有些颓放。不过这颓放也自有苦衷，“一饮千钟”，不是故作豪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他的《玉楼春》中“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等句，说是“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谓“沉著”，也即是沉郁。欧阳修表面放达，其实感情执著得很。这在他的诗里词里都是有所流露的。

还有，欧阳修写诗，常常发表议论，而写词，却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为诗”，于是便将诗的抒情功能一寄于词。欧阳修也正如此。他作诗不免“载道”，而写词则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的这类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感情深挚，也比较健康。

他当然还有“玉如肌，柳如眉”一类的句子，对于这些，也不必视为“艳语”而为之辩解；更不必谬称“诗人气质”而证以“风流韵事”①。其实欧阳修的一生，比较能自检束，他的为人出处，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

诗词之外，欧阳修还写过一些短赋。其中一篇《秋声赋》，已经成为历① 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年版，第598 页。代传诵的名篇。抒情状物，极有特色。是一篇赋体的散文，也是散体的诗歌。这种体制，前所未有。其艺术成就，在宋代，除了苏轼的《赤壁赋》，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欧阳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属“余事”。欧阳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于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苍颜白发”，并非虚语。他晚年写给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尽。”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业，恐是有所未尽的。这当然是可惜的事。但尽管如此，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代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是更为可贵的，即：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学者，他还留下了正派的作风、朴实的学风和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①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②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③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④。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① 《王文公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② 《欧阳文忠公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③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唐韦维善政论》。

④ 《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第三十五章 曾巩

第一节 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① 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 《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 《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 《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 《宋史》卷319《曾巩传》。

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

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

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 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

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PGN1506.TXT/PGN>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PGN1507.TXT/PGN>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PGN1508.TXT/PGN>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第三十六章 宋神宗

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 岁。

第一节 起用新人，推行新政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亏空已达1570 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①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①，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②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③。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①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 《宋史》卷312《韩琦传》。

③ 《宋史》卷313《富弼传》。

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①。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②。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③。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④。相反，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 新政维艰，元丰改制

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0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①。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075）二① 《宋史》卷314《范纯仁传》。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5《神宗圣训》。

③ 《续资治通鉴》卷67，神宗熙宁三年。

④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①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①，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②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③。熙宁六年（1073）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④。元丰三年（1080）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①。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②。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8，熙宁九年。

② 《宋史》卷312《韩琦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

① 《宋史》卷313，《文彦博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熙宁七年。

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 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①。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 万两、绢15 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②，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① 《续资治通鉴》卷77，神宗元丰五年。

② 《宋史》卷16《神宗纪》三。

第三十七章 王安石 章惇

第一节 王安石（附吕惠卿）

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州、县官，天禧五年（1021）任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时，王安石出生于官舍。王益于宝元二年（1039）死于江宁府通判任上①，故江宁为王安石第二故乡。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其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积极创导古文（散文），还与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对传统的儒学“汉学”进行革新，是创导新儒学“宋学”的先行者，“自欧阳子（修）出，天下争自濯磨”②。王安石在扬州的此后数年中，致力于学术研究，蔡卞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王）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①，开始了“宋学”三大学派中，最早形成为学派的“新学”学派的创建活动。庆历七年（1047）初，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当年即出巡视水利修建情况，“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②。他在任时期，“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又曾“贷谷与民，以激奔竞之风，俾新陈相易，邑民便之”③。这些措施，可说是为以后进行变法改革积累了实际经验，也是新法中农田水利法与青苗法的先导。历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嘉祐元年（1056）归朝任群牧判官时，声名已著。欧阳修早年创导古文后，名家辈出，王安石是早期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于同年七、八月间，向朝廷推荐人才时，对王安石作了全面评价：“太常博士（寄禄官称）、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④。极其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次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以古文录取进士，“场屋之习，从是遂变”⑤。其中苏轼、苏辙即是首批以古文考取进士者之一。被后世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学改革，终于取得胜利。王安石也被后世列入以韩愈、欧阳修为核心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三年（1058）十月，王安石历任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之后，归朝任财政机构三司中管理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属官度支判官，使他得以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于是针对当时弊端，向宋仁宗上了著名的万言《言事书》，极陈当世之务。他全面阐述改革的思想，要求及早进行改革。但是，既没有被宋仁宗采纳，也没有引起执政大臣的重视。

①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1《先大夫述》。

②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首，苏轼：《居士集序》。

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 下，王介甫《临川集》。

②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5《鄞县经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③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④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0《再议水灾状》。

⑤ 《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任知制诰（属舍人院），参与起草一般诏制（外制）。后又兼纠察在京刑狱，纠察首都开封府及三司、三衙（殿前、马军、步军司）等机构，判处徒刑以上误判的案件，并对死刑犯进行录问。嘉祐七年（1062），发生有人饲养的斗鹑（鹌鹑），其同伴想要，在主人不给的情况下强行拿走，主人追到时踢了一脚，导致偷者死亡事件。开封府判鹑主人死刑，王安石复审后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盗）虽死，当勿论。（开封）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开封府不服，后经审刑院、大理寺复议，以开封府所判死刑为是。王安石即因复审失误而被认为有罪，宋仁宗下诏“放罪”，不予追究。按惯例王安石要到殿门谢恩，王安石认为自己按律复审，没有错，不肯去谢恩，“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①。这是王安石首次要求依法审案的事件，虽然失败，但王安石要求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思想，贯彻了他后来整个执政时期，对推进与确立封建法治，具有重大意义。十月，王安石改兼同勾当三班院，参与考核、除授低级武官。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同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去世，归葬于江宁，王安石辞官守丧，一面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聚徒讲学，传播他的学术观点。治平元年（1064），阐述了他学术观点：“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并且叹息道：“呜呼；道之不一久矣。”①期望他创导的道德性命之理有助于“道一”。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去世，太子赵顼（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在即位前为淮阳郡王、颍王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立为皇太子后，韩维又任太子庶子，每逢赵顼称许他的说法时，韩维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②，又推荐王安石代替他任太子庶子，赵顼对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位后，随即命王安石就近出任江宁知府。九月，即被召赴京任翰林学士，担负起草重大诏令（内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与知枢密事陈升之（旭）一起，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陈升之于同年十月升任次相（集贤相）后，枢密副使韩绛接替陈升之兼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既保证了官府支出，又节省了开支。九月，又推出青苗法，是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以免借贷地主、商人的高利贷。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熙宁三年（1070）五月，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职权收归中书（宰相府）。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同日升任宰相。此前二日，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在首都开封府的属县试行保甲法，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二丁以上抽一人任保丁，每一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保内实行联坐法，维护地方治安；对保丁进行训练，部分地代替军队，以达到减少军队，节省军费，以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月甲午。

① 《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

②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后推行于全国。同月，还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向原服差役的农村上三等户征收免役钱，向其他户及原先不服役的官户等减半征收助役钱，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旧役法称差役法），改由官府出钱（以所征免役钱支付）募人服役，以使农户不为差役所困，后也推行于全国。

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提出进行科举改革，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等，而专考《五经》与《论语》、《孟子》，以及论、时务策，以求录取有用的人材；并废明经等诸科，改设明法科，专考律令、《刑统》大义及判案。熙宁六年（1073）三月，首次按新规定进行考试时，报考明法科的不多，为了改变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又规定除进士前三名外，都要加试法律。次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自第一名以下，都要加试明法科考试的内容后，才能出任官职。还在国子监设立律学。王安石在任执政以后，不仅自己仍坚持依法判案，此次科举及教育改革，即在于要求官员知法，并依法判案、行事。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史，曾作了如下著名的论断：“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即是指出古代的法律由汉代的人治，经唐代的人治与法治兼行，到宋朝进入法治时期。而对于宋的法治，陈亮更具体地指出：“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也就是说宋朝的法治时期，实际上起于宋神宗时，而这正是由王安石此次科举改革开始的。尽管封建法治仍存在许多弊端，但正如陈亮所说：“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①，说明即使弊端百出的法治，也是取决于长官意志的人治所不能企及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人治走上法治时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这正是在王安石的创导下开始的。南宋中叶，与陈亮大体同时的著名藏书家晁公武说：“皇朝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②，说明这在宋代是人们的共识。

熙宁四年十月，本着王安石在二月初进行科举改革时所说的“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③，扩建太学校舍，并进行教育改革，在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从优秀太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员。熙宁五年三月，又在首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五月，又在开封府属县推行保甲养马法：次年推行于北方诸路，由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或二匹，由官府供马或给钱买马，每匹免除部分折变缘纳钱十四贯四百文的优惠，以解决军马缺乏问题。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以解决农户卖田后仍负担田税，以及富户隐瞒田产偷税问题。为了改革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形成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状况，熙宁元年六月，曾“以京东武卫六十二指挥，分差主兵管（官）勾抽训练，此时已有置将规模”①。熙宁七年九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颁布了“将兵法”。

熙宁六年八月，首都开封府又实行免行法，各工商行户出免行役钱后，① 《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 年版。前此论著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参见丙编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

② 《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断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癸丑注。《宋史》卷195《兵志》九。不再向官府无偿提供物品或服劳役。王安石急风暴雨般地不断推出改革的新法，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广泛反抗。次年四月，适逢久旱，太皇太后（仁宗皇后）曹氏和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依据他们亲属反映实行免行法的不实情况，安上门监官郑侠又绘“逃荒者图”，并称：“旱由（王）安石，去安石，天必雨”，两太后“见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乱天下”②，其他守旧派官员也都把久旱归罪于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王安石受到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自请辞相，于是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使新法能继续施行。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但韩绛很快发现吕惠卿乘机打击王安石，想取代王安石，于是向宋神宗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出任首相（昭文相）。熙宁六年三月，为了解决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在国子监内设立修撰经义所。王安石自撰《周礼义》、王雱与吕惠卿参与修撰《诗义》、《书义》，并由王安石通改定稿。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这是最早对《五经》进行新的解释，所以当时“天下号曰‘新义’”③，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六月，修撰完成，颁于太学，用作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三经新义》的撰成，标志着王安石创立的新儒学学派的完成，相对旧儒学“汉学”而言，被称为“新学”，新儒学史称“宋学”，是思想意识革新的产物，而“新学派”又是宋学中的第一个形成的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因而称“荆公新学”。熙宁八年八月，韩绛因议论不合辞相，出任许州知州。吕惠卿也与王安石貌合神离，十月，出任陈州知州。

正当王安石变法改革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内部分裂之际，熙宁八年九月，交阯（今越南北部）开始进扰宋朝广南西路边境；利用因宋朝改革引起守旧派不满，到处张贴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①。在交阯先后攻占廉州（今广西合浦）、钦州（今属广西）等地的形势下，同年十二月，王安石亲自草拟讨伐安南（交阯）的诏书。熙宁九年二月，宋军开始反击；十二月，宋军攻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后在交阯求和的要求下退兵。

就在宋军开始反击战争进行不久，王安石的爱子王雱于同年六月病死，本已有病的王安石，悲伤不已，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又再请求辞相。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也不断发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也已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改革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王安石辞相的意志坚决，宋神宗也想由自己直接主持改革，于是在反击交阯战争尚未结束的当年十月，王安石罢相，以领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衔出任判江宁府。但王安石回江宁后却并不赴任，而是多次请辞使相衔及判江宁府职事，领宫观闲差以养病。熙宁十年六月，被免去判江宁府职衔，仍以使相衔，充集禧观使，在江宁府居住养病。元丰元年，在王安石坚请下罢去使相衔后，另加观文殿大学士衔。后加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王安石自领宫观闲② 《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王荆公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③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熙宁九年十一月癸丑。

差后，在养病的同时继续行学术研究，除撰写《字说》外，对颁行的《三经新义》进行校阅，元丰三年八月，将发现的错字及删改文字奏报朝廷改正。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 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同年五月，守旧派首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66 岁。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后人辑《周官（礼）新义》等传世。

绍圣元年（1094），配享神宗庙庭，后追谥“文”。崇宁三年（1104），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追封为舒王。靖康元年（1126），降配享为从祀孔庙。建炎三年（1129），罢配享神宗庙廷。绍兴四年（1134），罢舒王封号。淳祐元年（1241），罢从祀孔庙。这些变化，反映了王安石身后及所创立“新学”学派的政治学术地位演变的情况。“新学”自熙宁时开始形成“宋学”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派，元祐时虽被禁止，由于“宋学”的二程理学派、苏氏蜀学派还是相当小的学派，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王安石新学派的地位因而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二程理学派在南宋绍兴初年，虽受到秦桧、赵鼎先后倡导，绍兴末年又为宋高宗所推崇，却仍未形成气候，新学派虽也受到打击，但仍是最大的学派。宋孝宗以后，理学派地位迅速上升，但直到理宗中叶，王安石的新学派地位虽逐渐下降，但在三大学派中，地位仍高于蜀学派而与理学派大体相当。只是在南宋危亡在即的理宗后期，理学派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新学派在被迫处于“邪说”地位后才消沉。

吕惠卿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改革的领导机构，执政王安石、陈升之兼领（后改韩绛），吕惠卿任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及有关奏章，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熙宁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罢，并其职权于中书，新法改由原是闲司的司农寺推行，吕惠卿改任同判司农寺。后因服父丧免职。熙宁五年十月，丧服除，任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成为宋神宗带有顾问性的人物，又兼任管勾国子监，主管教育事务。十二月兼同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成为监察中书（政府）办事机构的长官；数日后兼知制诰，参与起草普通诏令（外制）。次年正月，兼任权同知贡举，与曾布等主持科举改革后的首次科举考试。三月，王安石主持训释太学教科书《诗》、《书》、《周礼》，吕惠卿与王雱在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①，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参与修撰《诗》、《书》二经经义（熙宁八年六月在经王安石通改定稿后颁布）。五月，已任知制诰兼侍讲的吕惠卿兼权知谏院；六月，任新设的负责制造军器的军器监长官。七年正月，临时出任河北东路察访使，视察改革的进展情况；二月，又兼任负责实施改革的司农寺长官，三月，升任翰林学士，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所以当四月间王安石不得已而辞去宰相（独相）时，除推荐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辛卯。

支持改革的故相韩绛为宰相（独相）接替自己外，即是推荐吕惠卿任副相（参知政事），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继续推行新法，“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①。吕惠卿在王安石下野之初，确曾担心改革因此受到守旧派更猛烈的攻击，而尽力维护改革进程。但野心膨胀的吕惠卿已不满足于在王安石领导下作为改革派的主将，而是乘王安石下野之机，创立新法，作为取代王安石的阶梯。当年七月，认为旧五等丁产簿不实，“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②，重造新的五等丁产薄，以解决免役钱不均的问题，称为手实法。但因财产计算过细，不断引起邻里纠纷，“民不胜其困”。又将民户自愿请贷的青苗法，变成通过保甲系统强制发放青苗贷款，“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以致“上下骚动”。吕惠卿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凡可以害王氏（安石）者无不为”③。“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④，宰相韩绛于是建议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政出任陈州知州。王安石随即罢废“手实法”，青苗法也恢复自愿原则。吕惠卿后历任地方州、府长官，元祐时连遭贬降，哲宗亲政后及徽宗时再次出任地方长官。政和元年（1111），以观文殿学士领宫观致仕，同年死，终年80 岁。

第二节 章惇（附曾布）

章惇

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为人“豪俊，博学善文”①，胆识过人。嘉祐二年（1057），初次考取进士，因侄章衡考中首名，自己名在其下而不受敕；后又考取进士甲科。历商洛（今陕西丹凤西北）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治平三年（1066）十月，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召试馆职，虽考试合格，但遭王陶攻击而未任馆职，改任武进（今江苏常州）知县。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副相（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四年三月，奉命相度渝州（今重庆）夷事并相度夔州路（渝州属本路）差役事务。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撤销，改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又兼详定编修三司令式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参与制定财政机构的法规。并被派往邠州（今陕西彬县）调查处理案件，并命沿途了解陕西推行雇役（免役）新法及其他情况。他了解到陕西的支移税赋造成一路骚动而得益不多，于熙宁四年十月建议停止“支移”，同时提出采取粮价低时官府大量收购以备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往丰收地区就粮以解决军需，都得到神宗的采纳。

荆湖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称南江（今湖南西部沅江上游）、北江①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乙卯；《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吕参政惠卿传》。③ 《宋史》卷471《吕惠卿传》。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注。

① 《宋史》卷471《章惇传》。

（今沅江北部支流酉水），合称两江地区，时常发生部族冲突，其他地区的罪犯也不断逃入两江地区。因此，宋神宗认为在那里设立州、县政府，“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王安石也认为：“非但弭患，使两江生灵得比内地，不相残杀。”①于是在熙宁五年闰五月派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为名，进行开发。同年十一月，章惇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湖南中部山区），并于同年新设新化县（今属湖南），次年又在其东北新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同时继续开发南北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到熙宁七年正月，南江地区基本得到开发；四月，设置沅州及卢阳县（沅州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麻阳县（今麻阳西南），北江地区也相继得到开发。在章惇回朝以后，又陆续设置一些县、镇、寨等。

章惇在开发梅山、两江地区期间，官职不断升迁，累迁兼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军器监等职。宋神宗说章惇“但能作吏文”，王安石则认为章惇“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②，是个将才，因而受到王安石的重用，一度被任命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高阳关路安抚使，期望章惇在抗击西夏或辽的战场上发挥才能，但因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罢相，两职均在四月任命后复罢。同年五月，章惇回朝后，还是按照宋神宗的意见去作“吏文”，由判军器监、知制诰再兼直学士院，除主管军器制造及管理事务外，主要是让章惇去草拟重要与普通诏旨（内、外制）。同年九月，三司失火，章惇正在军器监办公，即率监内的兵士（厢军）及工役前往救火，深得神宗的赏识，章惇随后即被改任为权发遣三司使，主管财政事务。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八月又罢相，章惇仍一直都担任三司使。

熙宁八年十月，受到邓绾的攻击而罢职出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熙宁九年十月，荆湖北湖两江地区的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的少数民族发生骚乱，于是又改任章惇为荆湖北路首府荆南（今湖北江陵）知府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并诏令章惇亲自前往辰州、沅州，进行“安抚叛蛮”，章惇“受命即倍道疾驰，道中坠马伤足”①。次年正月又回任湖州知州。五月，改任杭州知州，尚未到任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但未及赴任因母死辞官服丧②，服除，历任判三馆秘阁、知审官院兼翰林学士。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以赋诗讽刺朝政被投入御史台狱，宰相王珪以苏诗中有“世间唯有蛰龙知”，有不臣之迹，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神宗也同意章惇的看法，认为不足以此加重苏轼之罪，“遂薄其罪，以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安置”③。

元丰三年（1080）二月，章惇升任副相（参知政事）。四年三月，以父章俞及弟章恺占民田事而罢政，出任陈州知州，后改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兼定州路安抚使。

元丰五年四月下旬，开始实行新官制，章惇被召任门下侍郎，为副相之首。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颢或四弟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3，熙宁七年五月戊戌。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0，熙宁十年正月庚申。

② 《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章丞相惇传》作服父丧，按元丰四年时，其父80 岁。因此，此处改作母死。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己未。参见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曹王赵頵。当时，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首的宰执们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仅10 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为皇太子，由章惇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经神宗点头同意；又请神宗母、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这次由宰相、执政定策拥立哲宗时，并命开封知府蔡京率壮士在外，以备捕杀持异议者，形势相当严峻，但事前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高太后也只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此事后来遂成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旧党攻击新党的蔡确等人曾想立神宗弟为帝，而新党则攻击支持守旧党的神宗生母高太后想立她的其他儿子为帝，互相以此诬陷或迫害对方，使改革与保守两派的斗争更加复杂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神宗去世，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同年五月，章惇升为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章惇任门下侍郎，此后旧党相继进用。同年十月，旧党为了便于打击新党，违反正常程序，任命其党羽为谏官，章惇向高太后抨击此事，守旧派指使其党羽以“风闻”此事，攻击章惇“语涉轻侮”太后，“用心不忠”①。此后，又不断受到各种攻击，诬之为奸臣。元祐元年（1086）正、二月间，司马光要罢免役法，章惇不考虑安危，据理力争，还说：“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敝，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敝将益甚矣”①，苏辙也据理力争，因而未能立即废罢免役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旧党司马光出任左相。章惇同月罢政，出任汝州知州。十月，改任杭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又被守旧党攻击为不当移任大郡，而复任汝州知州。十一月下旬，章惇为免受更大的迫害，自动请求罢职，以提举宫观迎养父亲于苏州闲居。元祐三年二月，一度起用为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但官告却在递送途中被人偷去而未能赴任，后虽又改为就近任苏州知州，以便奉养父亲，章惇感到形势险恶，而坚辞新命，仍只领宫观闲居。因父死，遂守丧，仍不断受到守旧派攻击。元祐七年八月，一度有出任湖州知州之命，但未能赴任，仍以宫观闲居。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死后，哲宗亲政。哲宗初立时，章惇、蔡卞曾说过旧党有废哲宗之事，哲宗又受到高太后所派20 名年长宫嫔的轮流监视，旧党成员眼中大多也只有高太后而无视哲宗的存在，哲宗因此一直谨言慎行以免被废，终于等到亲政，随后即诏改次年为绍圣元年（1094），明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绍圣元年，罢免高太后任命的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起用章惇为左相，此后，章惇独相直至哲宗去世。其间复行新法，不仅对新法有所改进，而且间亦有采用元祐法令，不像元祐时守旧派执政时那样的一味排斥。元符二年（1099）八月，章惇“进呈《新修敕令式》，章惇读于帝前，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曰：取其善者”。说明了章惇的政治风度。在打击旧党成员方面，他也有所节制，但在遭到曾布等人的逼迫时，又不能抵制。为使政治清明，带头不搞特权，独相七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任州、县，迄无显者”①，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子、己丑；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① 《宋史》卷18《哲宗纪》二。

① 《宋史》卷471《章惇传》。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 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无子。事出意外，哲宗生前未及对继承人作出安排，宰相章惇与执政们亦未来得及商议皇位继承人之事。次日晨，向太后召宰执于福宁殿，议立皇位继承人，宰相章惇“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向太后提出立端王，章惇再次说：“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虽然章惇“谓其（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向太后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以至于240 多年之后，元末修撰《宋史》的史官，也不胜感慨地提出，假如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②。

徽宗即位后，章惇依例晋升，阶官升为特进，封申国公。九月，徽宗将反对他当皇帝的章惇罢相，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再贬往岭南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02），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居住；二年后，移越州，又移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 岁。大观三年（1109），复特进、申国公官爵；政和三年（1113），赠太师，追封魏国公。

曾布曾布（1036—1107），字子宣，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兄曾巩是著名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与兄曾巩同举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州幕职、县令。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始执政，即荐用曾布，因而得到迅速提升，曾经“凡三日，五受敕告”升官，历任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等要职，“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王安石曾说：新“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吕）惠卿与（曾）布终始不易”①。他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人物之一。

熙宁七年（1074）春，久旱，守旧派借口是由于实行改革而导致天旱，群起攻击王安石，市易法成为攻击的焦点。同年三、四月之际，曾布奉诏与吕惠卿了解市易法实行情况，当时王安石处境极为困难，曾布却背着吕惠卿取证，又“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对于市易法实施中，“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被曾布奏为：“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②附和守旧派，从侧面攻击新法。

同年八月，曾布被罢职，长期出任地方官及辞官守丧。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召为翰林学士，未及到任，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同年五月曾布改任户部尚书。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任宰相后，随即向曾布算起他当初推行新法时的旧帐，再次被罢而长期出任地方官。

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年（1094）四月，曾布被召回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升翰林学士承旨。同年六月，升同知枢密院事；绍圣四年又升知枢密院事，成为最高执政官，仅次于宰相章惇（独相）。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宰相章惇依照礼律，两次据理力争，反对立端王② 《宋史》卷19、22《徽宗纪》一、四。

① 《宋史》卷471《曾布传》；《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曾文肃公布传》。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巳、甲申。

赵佶为帝。在章惇第一次提出不同意见时，曾布默不作声，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看到向太后还坚持要立端王为帝时，曾布立即附和说：“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而且曾“布叱（章）惇，使从皇太后命”。其他执政也随声附和，遂陷章惇的正确意见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章惇虽仍不赞成，也只得“为之默然”①，由于曾布的投机，遂使赵佶得以顺利登上帝位。元符三年十月，曾布虽以“定策功”升任右相，但在奸臣蔡京的攻击下，即于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被罢相，出任润州知州。蔡京接任宰相后，宋徽宗早已将当初曾布拥立自己为帝的定策功抛到九霄云外，曾布也终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半年内又连遭三次贬降，先是免职提举宫观，继又降阶官授分司官，都是无职事，而且限止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同年末，再被贬为节度副使、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安置，失去了行动自由。次年，再次连遭远贬岭南，先责授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别驾，后再降为廉州（今广西合浦）司户参军；崇宁四年，徙舒州；五年，恢复原阶官、提举宫观，自由居住。大观元年（1107）死，终年72 岁。宣和七年（1126），谥文肃。① 《宋史·徽宗纪》一；《宋史·曾布传》。

第三十八章 司马光 吕公著

第一节 司马光

孜孜求学，手不释书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人。父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①。中第后，历永宁县主簿、建德、郫县尉，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后擢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同、杭、及虢州、晋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②。兄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13 岁，行事“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祁县尉。在宜兴、常州任官期间，有政声。元祐二年（10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③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 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①。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 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从20 岁到45 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三年（10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0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① 《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② 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③ 《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①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①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 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 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02 卷。神宗《序》说：..（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发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 卷。

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① 《司马温公文集》卷2，《陈三德上殿札子》。

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①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0 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068）到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0 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 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发出多封《与介甫书》，使①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超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 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 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0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0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0 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0 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 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0 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又扩大为309 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二节 吕公著

重臣家世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吕龟图在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944—1011），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有政声，官至大理寺丞。①父亲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朝知滨州任上，在宽民力、发展农业诸方面，有政绩。仁宗朝拜相，在稳定统治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他与另一位相臣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猛，相臣预有力焉”。兄弟公绰、公弼、公孺等皆为朝中要臣。吕公弼（1007—1073），英宗朝拜为枢密副使，神宗朝拜枢密使。吕公著出生在一个有影响的仕宦世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①。

吕公著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他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① 参见《宋史》卷265《吕蒙正传》。

① 参见《宋史》卷311《吕夷简传》。

目睹儿子如此好学，感慨地说：“他日必为公辅。”②他以恩荫补奉礼郎，庆历年间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后为颍州通判，时欧阳修知颍州，很器重比他小11 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著两人为谏官，称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③。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这件事可以考定当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仁宗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很是称赞，吕公著先是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后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吕公著于迩英阁为英宗讲《论语》，论说君王要“返身修德”④。吕公著善于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后来司马光回忆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涑水同调《宋元学案》把吕公著看作是庐陵（欧阳修）的讲友，又是涑水（司马光）的同调，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吕公著的特点。

英宗即位后，吕公著为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在政治上与司马光相为呼应。英宗要追崇生父濮王，吕公著与司马光、吕晦等观点不同于欧阳修，以为不能对濮王称亲，称皇考。英宗没有接受这一主张，且颁讳于天下。吕晦因不合皇帝的心愿，被赶出朝廷。吕公著很生气，要求朝廷追回吕晦，但没有被英宗接受。吕公著一气之下，称自己有病，要求补地方官，英宗不同意。吕公著在家百余日不赴朝，英宗知道他的“劲直”秉性，派人去说服，也没有效果。最后还是其兄吕公弼劝解，才就职。过了几个月，吕公著还是乞外补，英宗只好同意，让他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时，召吕公著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封还皇帝的制命。吕公著认为神宗直接将诏书付阁门，制命不经过门下省，使得门下失去封驳之职。这实际上是对神宗的作法表示不满。“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淫雨成灾，京师地震。吕公著借机进言，说人君遇到灾年要引起警戒，只有上下至诚，才可消除灾害变异。作为人君不能偏听独断，不以先入之语为主，如此才可远佞人，不为邪说所乱。当时王安石变法进入高潮，朝中一些守旧臣僚，指变法人士为小人、佞人。吕公著所言当有其用意。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公著竭力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昔日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神宗要用变法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这些话与司马光言词如出一辙。为此，王安石很愤怒，贬吕公著出知颍州，提举崇福宫。

熙宁八年（1075），彗星见，朝廷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要神宗注意舆论。起知河阳，召还，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他直言要神② 《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③ 《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4，《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④ 《续资治通鉴》卷61。

宗能屈己从谏。元丰五年（1082），吕公著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神宗立太子，对辅臣说，要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卒，年仅10 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

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高太后遣使迎吕公著回朝。吕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这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

元祐元年（1086），吕公著拜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为宰相，辅佐哲宗，一时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并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与司马光对于新法具体内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别。吕公著对保甲法有保留，认为“止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对此，司马光有非议，说：“公著所论，与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①元祐三年（1088），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享此殊荣的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父亲吕夷简就占了两位。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哲宗亲临赐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同司马光一样，吕公著死后也受到政坛风波的影响。哲宗亲政，绍圣初，吕公著被削谥、毁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吕公著被列入“元祐奸党碑”。绍兴初，悉还所赠谥号。开启吕学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有一定的地位。全祖望说：“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特别是他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 人。清人王梓材作了分析：吕公著之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吕希哲）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学案》。荥阳（希哲）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本中）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17 人，凡七世。①从吕公著到吕祖谦只是六世，另外，登学案者也远不只是王梓材所说的17 人。公著的次子吕希绩即在《学案》中。如果要说七世，当从夷简算起，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

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与文靖（吕夷简）居其二”②。这对吕学形成、发展是有利的。吕公著任哲宗朝宰相时，使长子吕希哲遍交当世学者。

吕公著重视教育，他在颍州时，欧阳修为知州事，焦千之客寓欧阳修处，吕公著招请焦氏为诸子之师。这个家族中，内有吕公著夫妇督导，外有焦千① 《续资治通鉴》卷78。

① 《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② 《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之等人的严格教育。他还多方聘请名师，吕氏家教促成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人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全祖望评论希哲学说，说：荥阳（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程颐）。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①50000528_1553_0吕学就在这样氛围中，一代一代传续下来。吕学的基本特点是“不名一师”的学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重文献之传的传统。但吕学中儒佛夹杂，也成了理学家批评的话题。朱熹指出：“吕家之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②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发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② 《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

第三十九章 沈括

第一节 生平

沈括（1031—1095）①，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沈周（978—1051），字望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汉阳（今属湖北）掾，高邮（今属江苏）从事，大理丞监苏州酒务，知简州平泉（今四川简阳），苏州通判，知润州（今江苏镇江），知泉州（今属福建），开封府判，江南东路按察使，知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职。母许氏出身于苏州一个注重武略的书香门第，为北宋著名军事战略家许洞的幼妹，知书达礼，通晓文墨，对沈括的一生和事业都有重大影响。沈括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又随父宦游四方，见识各地人情物理，大大开阔了眼界。

皇祐三年（1051）十一月，沈周在杭州去世。至和元年（1054），沈括父丧服满，以父荫授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此后十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事务繁杂，但沈括兢兢业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他首先采用安抚措施，平息了一场县民抗官的斗争。接着着手整治该县长年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得良田七千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继沭阳治沭后，嘉祐六年（1061）他任宣州宁国县（今属安徽）令，通过实地调查，力驳众议，动用八县1.4 万名民夫，费时80 天，重建万春圩，垦辟良田1270 顷，使数县受益。

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治平三年（1066），沈括入京城任馆阁校勘，编校昭文馆书籍，删定三司条例。因馆职清闲，故沈括有较充裕的时间深入研究天文和历算，为日后从事历算仪象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熙宁五年（1072），时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采取多项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和改革。首先是整顿机构，罢免六个庸官，招募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充实机构，提高人员的素质；其次是任用卫朴编修新历，于熙宁八年（1075）修成《奉元历》；第三，针对原司天监的观测仪器破败不堪，难敷应用，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沈括写出《浑仪》、《浮漏》、《景表》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圭表等。在得到允准后即着手研制，于熙宁七年（1074）完成新仪的制造。因制新仪之功，沈括被升迁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

沈括生活在北宋中期，这时的宋朝外有辽、西夏的侵逼，内为冗官、冗兵、冗费所困，财政危机深重，内外交困，矛盾激化，统治不稳。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实现富国强兵。继范仲淹等人发动“庆历新政”失败后，王安石又再次倡导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沈括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史载：“朝廷新政规划，巨细括莫不预。”①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推行新法的重要活动，多次出京前往各地视察。熙宁五① 关于沈括的生卒年代，学术界有五说。此处采用胡道静的说法。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999 页。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

年（1072），沈括奉命治汴。汴河水利是王安石变法的农田水利法中一个重点工程，自熙宁二年（1069）开工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屡遭守旧派的攻击。沈括通过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熙宁六年（1073）六月，沈括奉命出访两浙，相度两浙农田水利、差役诸使，兼察访。七年（1074）八月，被任命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主要任务是视察和整顿边防。他向朝廷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31 项建议。同年九月，受命兼管新政的重要机构——军器监，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使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很大提高。同时，沈括还钻研阵法与城防，重订《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熙宁八年（1075），沈括奉旨出使辽朝，与辽朝宰相商谈宋辽分界问题，获得成功。归来后撰成《使契丹图抄》，描绘辽之山川、道路形势与人情风俗，进呈朝廷。同年十月，沈括升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主持宋朝财政。他推行新法，改革财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朝的财政状况。

熙宁十年（1077）七月，沈括因主张免除下户役钱、轻役依旧轮差，遭御史蔡确等人诬劾，被罢三司使，出知宣州（今属安徽）。元丰三年（1080）五月，改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不久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成为一方军事统帅，在与西夏的对抗中屡立战功，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在元丰五年（1082）九月，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北宋损失官兵万余人，夫役无数。沈括在此次战役中，虽竭尽全力阻止西夏军的继续前进，但他身为主帅，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纠正钦差徐禧的错误，导致宋军损失惨重，应负有一定责任。十月，朝廷以“措置乖方”罪，降沈括为均州团练副使，限他居住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八年，徙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在秀州安置。熙宁九年（1076）沈括奉诏编修天下州县图，至元祐二年（1087）完成。元祐三年他将五易其稿，费时12 年精心编制的《天下州县图》献给朝廷，才被允许任便居住。元祐五年（1090）沈括迁润州（今江苏镇江）朱方门外梦溪园定居。从此闭门谢客，潜心著述，恬淡而平和地度过了他的晚年。绍圣二年（1095），沈括病逝，享年65 岁。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刻苦治学，“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①。据胡道静的统计，沈括著述近40 种，分为易、礼、乐、春秋、仪注、刑法、地理、儒家、农家、小说家、历算、兵书、杂艺、医书、别集、总集、文史等17 类。今存的仅《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和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41 卷，仅存19 卷）等五种，其余多已亡佚。②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在梦溪园中，将其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为26 卷，连同《补笔谈》3 卷，《续笔谈》11 篇。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17 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609 条。有关历史（包括考古）方面的记述，至少有120 条以上。有关自然科学条目占255 条，约为全书的42％，内容涉及自然观、数学、物理、化学、天学、地学、生物、医药、工① 《宋史》卷331《沈括传》。

② 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下册，第1151—1154 页。

程技术等诸多领域。书中反映有当时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些忠实记录，如喻皓的《木经》、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都是我们今天在这方面所能获得的唯一资料。《梦溪笔谈》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曾称此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①。

第二节 科学成就

天文学

沈括奉命兼任提举司天监后，首先采取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并保举精于历术的平民卫朴进入司天监编修新历。熙宁八年（1075）《奉元历》编成并颁行。后在沈括的建议下，《奉元历》又根据实测资料重修，在宋代行用了19 年。沈括对天文仪器也有重大的改革。浑仪是中国古代用来观测天体运动的仪器。沈括在深入分析历代浑仪缺点的基础上做了重要改进，如取消了白道环，放大窥管上孔径以扩大视域及缩小下孔径以适宜于人目观测，设法校正极轴位置等。经改进的浑仪，结构简化，使用方便，测量精度也有所提高。沈括改进的计时仪器浮漏，利用漫流中表面张力的补偿作用，来减少液体粘滞性随温度变化而对流量的影响，以便消除由此引起的计时误差，提高了计时的准确性。他利用新制的浮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获得不少新的成果，如认识到在一年之中，每日的长度并非常量，并据理推断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此外，他还对测日影的圭表做了一系列改革。为了说明改制仪器的原理，沈括于熙宁七年（1074）七月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这三篇著作都是中国科技史上有关天文仪器方面的杰作。

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节气与月份的关系并不固定，而节气对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因此，为使节气与月份之间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关系，沈括大胆提出了一种纯阳历的历日制度，即十二节气历法。他认为最好是用“十二节气”为一年，不要用十二月。如以立春为孟春（正月）初一，惊蛰为仲春（二月）初一，等等，以此类推；大月31 日，小月30 日，大小月一般相间，一年最多有一次两个小月相连；在历书上加注朔望，以表示月亮的圆缺。这种历法可说是历法史上带有革命性的创意。它完全以太阳视运动为计算依据，按节气定历，既简便易算，又有利于农事活动的安排。但由于这种纯阳历否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阴阳合历，不可避免地招致“怪怨攻骂”，而难以实行。可是，沈括却满有信心地说：“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①如今，世界通用的阳历（如现行的公历《格里历》），其实质与沈括的“十二节气历”是很相似的。

数学沈括的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著名的数学史家三上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5 页。① 沈括：《补笔谈》卷2。

义夫称之为“中国算学之模范的人物或理想的人物”①。

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罂之类的隙积问题，即垛积问题，实质上是一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设堆垛体的上、下宽分别为a 和c 个物体，上、下长分别为b 和d 个物体，高共有n 层，则依《梦溪笔谈》原文所述，堆垛体的总和S=p 6［（2b+d）a+（2d+b）c+c-a］，这一公式是完全正确的。沈括的隙积术是《九章算术》中“刍童术”的发展，并构成了其后二三百年间关于垛积问题研究的开端。其后南宋的杨辉和元代朱世杰等在此基础上，创立垛积术，解决了许多更一般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

沈括的另一项数学成就，是创立了会圆术。会圆术是在丈量田亩中提出来的。沈括说：“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②这是关于已知弓形的圆径、矢高，求弓形的弦长和弧长的方法。沈括是中国第一个对弧、弦、矢之间关系加以考虑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下列近似公式：l = c +2bc = 2 r22dr b ， ， - - ( )2其中l 为弧长，d 为直径，r 为半径，b 为矢高，c 为弦长。会圆术也是后来天文计算中常用的重要公式。

物理学（1）光学沈括研究过凹面镜成像的原理，他通过反复观察和实验，得出了较《墨经》等更前进一步的结果。他指出，用凹面镜照物，中间有一被称作“碍”的点（即现在所说的焦点），物在此点之内，成正像；在此点上，不成像；在此点之外，成倒像。他还用窗隙、橹臬、腰鼓等常见事物，来形容凹面镜成像现象，试图解释凹面镜成像原理。尽管这些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但不失为极有益的尝试。他对凸面镜、平面镜也做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科学地解释了古人制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他指出：“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①说明他对镜面大小、镜面曲率与成像的关系，已有很清楚的认识。

为了说明月亮的盈亏现象，沈括做了模拟实验。他用一个弹丸，将其表面一半涂上白粉，这样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从而直观地和形象地演示了月亮的盈亏现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磁学沈括对指南针的研究是有卓越成就的。他由实验得出磁针指向不是正南方，而是略偏东，这是关于地球磁偏角最早的明确记载；他指出磁针有四种装置方法，即：浮于水面、放在指甲上、置于碗边、以线悬挂，并对这四种方法的优劣做了比较，认为最好的是以线悬挂法（缕悬法）；他还发现磁针有指南、指北之分，进而推断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磁石的不同性质造成的。但受科技水平所限，当时还不可能对这一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3）声学沈括通过对某些声学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对声的共振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共振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就为人们所发现，其后人们还发① ［日］三上义夫著，林科棠译：《中国算学之特色》，《万有文库》本。② 《梦溪笔谈》卷18。

① 《梦溪笔谈》第327 条，胡道静校注本（下文所引《梦溪笔谈》原文，均据此本，不重复注出）。现了一些消除共振现象的方法。沈括的实验是用简单的仪器证明弦线的基音与泛音的共振关系。他剪一小纸人，放在基音弦线之上，拨动相应的泛音弦线，纸人就跳动，拨别的弦线，纸人则不动。沈括把这称为“正声”，即共振实验。西方直至17 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实验。

沈括还对乐律，古琴的制作和传声，古乐钟的发声、共鸣等声学现象，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地学沈括一生行踪所及，几遍大半个中国，加上他知识面广，善于观察和思考，因此在地学领域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熙宁七年（1074），沈括到浙东地区考察，看到“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涯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对于这种地貌，他认为是“谷中大水冲击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①。指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自然成因。他还提出西部黄土高原的地形，也是同一原因形成的。从而对这两个地区的地貌成因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还根据太行山麓的山崖之间，往往含有螺蚌壳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带”，从而判断这里曾是海滨，并进而推断华北大平原是由黄河、漳水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这是对华北平原成因的最早的科学解释。沈括在视察河北边防时，非常留意当地的地形、地貌，并用木屑、面糊堆捏成当地的山川道路等地形地物。后来由于天气寒冷而改为用熔蜡制作。这种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到官所后，再将之复制为木刻的立体地图。这种制图方法，在当时很受重视并得以推广，以致“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熙宁九年（1076），沈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前后花了12 年时间，终于绘制成《天下州县图》（《守令图》）总图大小各1 轴，分路图18 轴，共20 轴。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地图。沈括在制图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西晋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还采用了一些新的制图方法。例如，他把过去用四至八到定方位和距离的方法进一步扩展为二十四至，即细分为二十四个方位，使制图的精密度有所提高。这也是后来元明时期将航海罗盘划分二十四个方位的先声。

沈括在视察汴河工程时，曾亲自实地测量沿渠各地的水平高低。当时测量地势高低的工具有水平、望尺、干尺等，方法是逐段测量，然后再将数据汇总到一起，但这种做法的测量值与实际值误差很大。沈括所用的测量方法是分段筑堰，逐段测量，“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①。竺可桢先生曾称这种方法“虽不尽善，但苟所筑之堰，极为平直，当不致有大差误。其所用之尺，虽未必精密，但计高度至于分寸，可见其行事之不苟且。欧洲古代，希腊虽曾经测海岸之远近，罗马盛时亦有测量街道之举，但地形测量在括以前则未之闻。”① 《梦溪笔谈》第433 条。

① 《梦溪笔谈》第457 条。

②医药学沈括重视并通晓医术。他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物学等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特别是对药物和药理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关论述可见于《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梦溪忘怀录》等著作中。例如，通过研究，他对细辛、杜若、枳实等药物存在的“一物多名”、“一名多物”和“名实错乱”的现象作了考订；对《神农本草经》等古书中关于山豆根等药物药性记载的错误作了纠正；对辨疾、治疾、配方、采药、药物的保管和加工制作、服药的正确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来自实践，又符合辩证法，直到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沈括曾编集《良方》15 卷，北宋末有人将苏轼的医药杂说附于《良方》，题名为《苏沈内翰良方》。现传本《苏沈良方》共10 卷，沈括自序说：“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焉。”可见他选择药方是很审慎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用者多验”。由此可见，这部验方汇编，至少对某些疾病或病人有良好的疗效。

第三节 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沈括一生勤奋好学，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博览群书，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知识。但他并不迷信古人和书本，而富有创新精神，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另一特点是能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和科学家个人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体验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科学知识的源泉。他在《上欧阳修参政书》里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为了搞清某些问题，曾“历访镜工”，询“问老医”。同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如实记录了不少民间的科学技术人物及其成就，如毕昇活字印刷术，喻皓《木经》，水工高超巧合龙门，信州湿法炼铜，西夏冷锻铁甲等，这些都是人们了解当时科技发明的极其珍贵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就科学方法而言，沈括非常重视对事物的观察和科学实验，并力图从中发现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他的许多成果都是通过实验取得的。在宦游所到之处，他都着意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情物理进行认真的考察，并做翔实的记录。同时，他观察事物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水平上，而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中所蕴含的科学道理。例如，为了确定极星的位置，他曾连续三个月进行测量，才得到极星离开北极三度有余的结论；为了验证“虹能入溪涧饮水”的问题，曾“与同职扣涧观之”，并进而发现“自西望东则见；立润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①。此外如关于凹、凸面镜的成像特点的认识，关于指南针装置方式的认识，关于月亮盈亏现象的认识等等，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的。

沈括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称道② 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11 卷第6 期（1926 年），第797 页。① 《梦溪笔谈》第357 条。

的。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经反复思索，研究后仍无法解决的，他就只是如实记录，并说明不知其中道理的症结所在，而决不故弄玄虚，妄下断语。例如，在记述磁针有指南、也有指北的现象后，说“理应有异，未深考耳”②。这种严谨的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所有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可贵品质。

第四节 多方面的贡献

沈括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历代特别是宋代的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等典章制度，有大量记载与考订，并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他的著作还对农民起义做了比较客观的记述，真实地记载了淳化四年（993）四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梦溪笔谈》也记载了许多有关各族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为研究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此书提到的各类掌故也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

沈括由于亲自参加过王安石变法，做过权三司使，因此对当时国家的财经数字、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档案图籍的情况等，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述应该说是较为可靠的。这些都是研究宋代经济史，特别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有关财经情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沈括对宋代考古学的发展也有杰出贡献。他非常重视各地的文物古迹，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留心调查研究。尤其是对发掘出来的各种文物的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都要细心观察，详加考订。而对古兵器、古乐器、古画、古籍、手稿等，他都广泛搜集，深入研究，甚至加以仿制。他认为，各种文物都“别有深理”，应予深究。他力图用出土文物来验证古书中的某些记载，以纠正古籍和流俗之说的谬误和讹传。例如，他曾对海州出土的古弩机的形状、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其功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弩机上的“望山”进行了研究，这是有关古代弩机最为精确和详尽的记载；他所提到的雷州出土的雷斧、雷楔，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他本人曾得到一块“金饼”，“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①。这种“金饼”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战国时期楚金币“郢爰”的最早记载。《梦溪笔谈》中这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② 《梦溪笔谈》第588 条。

① 《梦溪笔谈》第366 条。

第四十章 苏洵 苏轼 苏辙

第一节 苏洵

“守道安贫，不营仕进”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①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①。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发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

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

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 岁。著作有《嘉祐集》。

① 苏洵：《嘉祐集》卷11《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① 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34《苏明允墓志铭》。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 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发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发，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PGN1574.TXT/PGN>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 苏轼

生平与政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祐元年（10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二年（10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终年66 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首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陆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首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PGN1577.TXT/PGN>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首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PGN1578.TXT/PGN>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首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PGN1579.TXT/PGN>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发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PGN1580.TXT/PGN>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 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PGN1581.TXT/PGN>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发。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陆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①。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发。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首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发挥。他的发挥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他还进一步说：“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情无不如此。

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陕西洋县），文同曾请苏轼作《洋州三十咏》，其诗有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诗曾寄给文同。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文章写到这里，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失笑喷饭满案”，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两相对照，平生交谊可见。至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义，都远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般的“画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所有这些，都是文同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发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发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①。主张行文“闲暇自得”②。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③。主张“辞达”④，说“辞至于达，至矣”⑤。《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是讲“学”的，是讲“读书”的。他讲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即：“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又答王庠书》）。由此可知，苏轼之文，虽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认为“似不读书”的程度，其实是很下工夫的。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文章工夫之所在。

苏轼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者，还有杂记之文。其中《记承天寺夜游》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此文写作年、月、日、时皆具，颇似一则日记。元丰六年正是贬居黄州四年之际。当时穷极无聊，无可自遣，为此月夜之游，等于苦中作乐。

苏轼在黄州，曾有《答毕仲举书》，其中说道：“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①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② 苏轼：《东坡集》卷20《答毛滂书》。

③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虔倅俞括奉议书》。

④ 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⑤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

苏轼此时苦中作乐，也可以说是“巧于居贫”。从他当时的处境看，本来应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雅兴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来放达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时开始有所觉悟：“任意直行”，是必然得罪的。因此，得罪之后，就不必凄楚，而要处之泰然。欧阳修贬官之后，不作“凄凄之文”，而大讲山水之乐，也是这个意思。从这一点看，苏轼的杂记诸文，其思想情调，是与欧阳修一脉相承的。当然，苏轼之放达，亦得之佛乘和《庄子》，其思想境界与欧阳修也不尽同。

赋体之文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还有赋体之文。两篇《赤壁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说是游记，也可以说是杂文。其中有叙事，有抒情，有问答，有议论，而且或韵，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于骚体，也不同于俳体。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PGN1587.TXT/PGN>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赋之为体，从汉代开始，即可称为“赋体之文”。发展到宋代，到苏轼笔下，则更成为文之新体了。前人称宋人之赋为“文赋”，至于苏轼之赋，有人更断言曰：“直文耳。”

此赋不仅是“文”，而且近于杂文小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赋同司马迁的《伯夷传》比较，他说：“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罗大经对于两篇作品的诠释，并不准确，但他看到“机轴略同”，都是“文章绝唱”，则指出了此赋特点。文章与性情苏轼文章各体兼备，名篇不少，为世传诵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讲到的几篇之外，政论如《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史论如《留侯论》、《贾谊论》，记叙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传记碑颂如《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书信如《答谢民师书》，杂说如《日喻》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此外，有些杂著如《志林》之论《汤武之事》、《战国任侠》，还有些铭、赞、题跋之论文艺等等，都是对于后代很有影响的文章。

苏轼一生，极少铭墓之作。他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所铭五人，如《司马温公神道碑》等，都是颇有深情的文字，不同于寻常谀墓之文①。苏轼文章总的特色是明快、真实。这同他的为人大有关系。他在《思堂记》中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及，已发而思之则无及，① 洪迈：《容斋四笔》卷6《东坡作碑铭》。

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可以看出，苏轼为文，是以一吐为快的。因此，文章也就写得明快、真实。这样的话，苏轼说过不止一次。苏轼为人如此，也同欧阳修有些相似。当然这样的个性，一生之中，也是有变化的。当他阅世渐深之时，又曾说过自己早年为文，“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乃是“制科人习气”，譬如“候虫时鸟”，只是“自鸣自已”，不足“为损益”②。又说：“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③凡此，都是有激而言，有为而发；但也确是有悟之言。

诗词成就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散文为最突出，但他的诗、词也都有极高的成就。以诗而言，苏诗不仅具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能突现其人的真情实感。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此诗作于嘉祐六年（1061），苏轼时为凤翔签判，其弟子由曾寄他《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故有此作。苏轼与弟二人友于情深，对于人生聚散无常，感触亦深。诗中有达语，亦有情语。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熙宁四年（1071）为杭州通判时所作。当时新法初行，苏轼不合时宜，转任外职。随物自适，顺口成吟。虽有友人规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语，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诗尤为绝调。王文诰称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①，并不为过。

又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郭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在黄州。身在贬所，苦中作乐。“人似秋鸿”，“事如春梦”，“白酒三杯”，“苍颜一笑”，这些词语，道出了自己贬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调，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元丰七年（1084）由黄州改迁汝州，途经高安，因游庐山所作。《东坡志林》亦有记载。自谓“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当是有得之言。苏轼经过黄州之贬，阅世渐深，看山也渐识其真。论者或谓诗中蕴有哲理，其实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并非有意于推理的。

② 苏轼：《东坡集》卷29《答李端叔书》。

③ 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①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睛。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自从哲宗绍圣以来，蔡京、章惇等新党执政，贬窜元祐党人。苏轼又遭再贬。最后贬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00），始遇赦而还。此诗即作于赦还的途中。从“苦雨终风”到“云散月明”已经度过了多少岁月。“九死南荒”，而竟生还，轼虽达人，也不能不发浩叹。

苏轼之词，尤有特色，为世传诵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体现性格。

例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二首，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其豪情逸兴，并世罕有其匹，可不列举。在这样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这里且以《定风波》为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PGN1591.TXT/PGN>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时在黄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是一首十分潇洒的词。不管风里雨里，而能行若无事，苟非脱屣世事，很难放达若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兴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节 苏辙

颍滨遗老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嘉祐初，随父兄到京师，与兄同登进士第。嘉祐六年（1061），应制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①。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这时正值苏洵被命修礼书，而苏轼出签凤翔判官，苏辙乃请求养亲京师。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辙与轼丁父忧后复至京师。次年，上书论事。时王安石执政，出青苗书使苏辙熟议，检校文字。苏辙指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这番话讲得相当透辟，王安石听后，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以后青苗法推行起来，苏辙又上书王安石，力陈不可。于是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历任陈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职。

① 《宋史》卷339《苏辙传》。

元丰二年（1079），苏轼下御史台狱，贬黄州。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复为右司谏。哲宗元祐初，辙在京师，多所论议。这时司马光改革熙宁之法，改雇役，复差役，苏辙极言不可。苏辙的这类政治主张，与苏轼基本相同。元祐四年，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同年，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绍圣初，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苏辙上书谏，哲宗不悦，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徽宗即位，蔡京当国，苏辙又被降职，居许州，于是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栾城集》，自撰《颍滨遗老传》。

政论与史论苏辙一生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现在看来，苏辙之学，也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见《上两制诸公书》）。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

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文章存者不少，最见功力者是政论和史论。《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宋史》本传称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于此可见。其上篇有云：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具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这几句话是说得切中时弊的。这是总的论断，对于具体问题，他也有具体分析。其中篇有云：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情苟且，不治其事，事日以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冗吏”、“冗兵”、“冗费”，是当时朝政的三大弊端，北宋一代，政治得失，集中表现于此。自王禹偁、欧阳修以来，多有这样的观感。苏辙所言，自然不算创见。但他将这样的时局形容得恰如其分，所谓“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则确可说是“精确”而“简严”。所谓“三不立”，也写得言简意赅，“简严”之至。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但有时也作翻案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冯道一篇。此文有云：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雠，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

冯道被人讥为“反君事雠”，苏辙以为不然，所谓“求之古人”，即以管仲晏婴为例。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孔子许之。崔杼弑齐庄公而立景公，晏婴不亡不死，君子亦以名臣许之。苏辙认为冯道虽不及管、晏，但未可厚非，文章继续写道：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发，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灭晋，耶律德光见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顾夷狄不可晓以庄语，乃曰：“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罢杀戮。中国之人赖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师，隐帝已没，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辞。太祖意沮，知汉未可代，乃立湘阴王为汉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语，公毋使我为妄语人。”太祖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汉。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蔽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对冯道的为人处世，从薛居正到范质、胡瑗、富弼、王安石等，都曾有所肯定，到欧阳修才大加贬抑。苏辙所谓“少恕”，可能即指欧著《新五代史》而言。冯道在《新五代史》中是列入杂传的。欧阳修在《杂传》的序中曾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说冯道“可谓无廉耻”，而苏辙认为“议者诚少恕哉”。

这样的文章，议论不同于欧阳修，可谓敢于立异；不过，苏辙一介书生，涉世可能尚浅，像冯道这样老于官场的“长乐老”，其“成败得失”，恐亦难于如此论定。

《历代论》也论到了佛老问题。例如论梁武帝，便涉及佛老。他的看法既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欧阳修。其文有云：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

说“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这和柳宗元的见解有些相似。苏辙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只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才寻找寄托。苏辙在《逍遥聪禅师塔碑》一文中说：“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

梁武帝佞佛，曾受世人许多非议，认为他以佞佛亡国，但苏辙以为不然，他最后还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这是对老佛之道极高的称赞。这样的文章，写于韩、欧大力辟佛之后，可以说是勇于独立思考、敢于独抒己见、写得比较自由随便的。

书信杂文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讲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云：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PGN1597.TXT/PGN>我，未足以为恨也。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

这样的笔墨，很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①。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其文有云：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 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棹不能自持，虽三峡之崄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2 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

的文章。其文有云：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这一篇“记”也是写得有些特色的。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

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苏辙为文的特点，苏轼曾有评论，他在《答张文潜书》里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茅坤在《苏文定公文钞引》中也有评论，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茅坤所言，承袭苏轼之说，而更为客观。至于苏辙自己则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①从二人相异之点看来，自然不错；但苏辙只言其异，未言所同。从其相同之点看来，茅坤所论，是比较全面的。

苏辙之诗苏辙之诗，无甚可称者，但有些作品，冲淡质朴，也有特色。例如《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之一云：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嘉祐六年（1061），苏辙与兄轼同试制科，他在《制科策》中对于宫廷奢靡、吏治败坏等等现象，直言不讳，因而不得高第，除为商州军事推官。苏辙辞不赴任。嘉祐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三首，于是辙乃有此次韵之作。

辞官不赴，自谓“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闭门”、“避谤”，亦皆有为而发。这是早年的作品，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又如《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这是苏辙晚年的作品，时当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① 见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第四十一章 周敦颐 程颢 程颐

第一节 周敦颐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北宋在庆历之前，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①但是，学术思想已经孕育、产生突破旧格局、旧体系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有的学者已经在“通释、老之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②。有的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主张治学的人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③。有的主张，治经应当“不惑传注”。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发到成为一时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遂应运而生。

理学经历过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是同学，石介又师事孙复。

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论性、论情、论欲，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突出“尊王”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他说：《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执，况大夫乎。

孙复斥佛老，宣传道统论；提出“道”等有关的概念。石介着重阐发韩愈的道统说。他排列从伏羲经文、武、周、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孔子之道。

胡瑗（993—1059），13 岁通“五经”。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六经”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以为太学法。而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① 《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

② 《东都事略》卷46《晁迥传》。

③ 《东都事略》卷39《田锡传》。

的推动下，其时学风发生很大变化。①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

孙复（992—1057）长胡瑗一岁。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任过州县佐吏，后为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其代表作品为《春秋尊王发微》。石介（1005—1045），天圣九年（1031）中进士，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国子直讲，至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去世，石介曾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授徒。著作主要有《徂徕先生集》。

庆历时期，理学兴起。在齐鲁、浙东、浙西、闽中、关中及四川各地都有一批重要的理学人物。全祖望称这种学术形势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②理学进一步发展，便形成几个主支，这就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

关于周敦颐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历代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周敦颐在理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二程的洛学与濂学不存在传承的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氏学术为洛学渊源所自。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濂学与洛学虽不能说有渊源关系，二程没有传周敦颐的学术，但洛学与之相通。从学派传承上说，周、程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不能说没有关联。从理学的发生、发展上看，周敦颐无疑有他的重要地位。

尽心职事，奉养至廉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属湖南）人。

15 岁时，父周辅成去世。依舅父郑向，郑向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0 岁时，因郑向叙例荫补试将作监主簿。历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改大理寺寺丞，知洪州南昌县。40 岁，改太子中舍人签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四年多。45 岁，解职还京师，次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通判永州，在永州三年。治平四年（1067）秋，摄邵州事。后为赵汴与吕公著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职，迁虞部郎中，提点本路刑狱。

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县期间，因清理积案而为人所称道，迁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但因畏其权势，无人提出异议。周敦颐敢于力争，并且申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最终使王逵折服，从而纠正了一件错案。他尽职于事，一直为当地百姓所怀念。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任上，这个地区多是荒崖绝岛，人迹罕至，疫疠流行。他为了了解案情，还是到各处查询，以洗冤情，但“竟以此得疾”。熙宁五年（1072）因病乞求知南康军，移居庐山莲花峰下。赵汴再次推荐，但此时周敦颐病情沉重。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与世长辞。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周敦颐为官清廉，潘兴嗣在墓志铭里写出亲见的事实：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PGN1605.TXT/PGN>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数百，莫不叹服。此余之亲见也。①50000528_1606_0① 《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 《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

周敦颐为时人所敬重。他在郴州、合州、邵州等地都兴学校，开讲学之风。在南康军任上时，程珦使程颢与程颐前往受学。周氏为官三十余年，志在求道，其为学途径也是出入释老而后反求诸“六经”。但他的讲学又更多带上道家的修养色彩，说：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处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则庶矣乎。”②《太极图说》与《通书》周敦颐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与陈抟有一定的关系。朱震说陈抟所传的路径不同。一是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另一条传授是到了穆修后，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天图》与《太极图》都传到周敦颐。是否有这样的严整的学脉系统，还要考定，但从学术体系上说，可以肯定一点，周敦颐接受道家的影响，接受后又对之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它和以诚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极图说》是“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

《太极图说》内容如下：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PGN1606.TXT/PGN>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以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他的宇宙观、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

《通书》则以诚为本，说：“诚者，圣之大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①“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诚，成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本源。濂溪由此进一步阐释他的清心、无欲修身及政治方面的观点与伦理道德等观念。《通书》用“理”，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礼制与名分，“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③后人论周敦颐学术时，说：“《通书》四十章，皆错综以阐太极之蕴，然其义各有攸当。”①“《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②② 《通书·圣学》。

① 《通书·诚上》。

② 《通书·诚下》。

① 李光地：《榕村通书篇》。

② 《朱子语类》卷94《通书》。

周敦颐以无极、诚为本，由此在学理上构造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本体论、宇宙观、运动观、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因此在理学的发展史上作为一个发端，有他一定的地位。“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③。但他的理论简略，对诚与太极的关系也没有作出严密的论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

第二节 程颢 程颐

洛学在宋代理学各派中是最主要的一支，其创始人是程颢与程颐兄弟。

程颢辞世早，是程颐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两人思想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

游宦讲学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两人相差一岁。世称颢为“大程”，颐为“小程”，合称“二程”。祖籍为安徽徽县，五世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高祖程羽在宋初，官至兵部侍郎，太宗朝为三司使。曾祖程希振为尚书虞部员外郎等，死后葬河南伊川，并迁家河南（今洛阳），遂为河南人。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遹以世家的荫庇为官，为黄州黄陂尉，历知吉州庐陵县尉，润州观察使，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龚州、磁州、汉州等，以太中大夫致仕。死在其子程颢卒后一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85 岁。

程颢10 岁写了一首题名为《酌贪泉》诗，诗中写道：“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十二三岁，进学如老成人。其弟程颐数岁能诵《诗》、《书》，大约是家庭环境造成他们的这样一种气质。

程颐十四五岁，与哥哥程颢一道受业于周敦颐。十七八岁读《论语》，能领略其中的精义。程颐18 岁，给仁宗皇帝上书，希望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但没有什么反响。嘉祐元年（1056）二程至京师，与张载论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为文，为胡瑗赏识，延以学职。

嘉祐二年，程颢中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主簿。嘉祐五年，调上元县主簿。在任时行均田法，有成效。后摄上元邑令事，颇有政声，在处理诉讼刑狱方面很有成绩。英宗治平二年（1065）移泽州晋城令。在晋城任期，教民知孝悌，兴学校，移陋俗，理财以富民。治平四年（1067），秩满，改任著作郎。此前，吕公著曾荐程颐，程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出来任职。后来，程珦改知汉州，二程随父亲同往。程颢不久离开四川回京师；程颐一直到39岁，也就是熙宁四年（1071）才随父亲回京师开封。其间与张载书函往返以论学。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行新法，以程颢为属官。王安石奏请派苏辙、程颢等八人往各地视察农田、水利及赋役等方面推行新政的情况。八月，因吕公著的推荐，授程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论王霸札③ 《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上》“黄百家按语”。

子》、《论君道》、《论十事札子》等，反对“荆公新学”，论说君王当行王道，要得天理之正。他同吕公著、孙觉及张载的弟弟张戬等极力论说新法的不便。程颢数度上疏，言论不被采用，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不合，安石“犹敬其忠信，但出提点西京刑狱，又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程颢去澶州赴任。

熙宁五年（1072）程颢罢归回洛阳，遂与程颐讲学洛阳，“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这以后十余年，直到辞世，讲学是程颢的主要活动。这期间，曾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元丰元年（1078）差知扶沟县事，四年罢。二程一同论学。元丰六年监汝州酒税，元丰八年（1085）哲宗继位，程颢改承议郎，六月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行，即病逝。嘉定中赐谥“纯公”。程颢在这一时期，讲学洛口，对洛学的建立至关重要。洛阳不但聚集了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如司马光、吕公著、邵雍等；而且有一批学人师事程颢，逐渐形成一个学派。下面摘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大程讲学的盛况：（颢）归洛，从容亲庭，日以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程颢）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德劝义；行李之往来过于洛者，</PGN1610.TXT/PGN>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①50000528_1611_0程颢死后，门人转师小程；关学不少人，又转入洛学门下，洛学大盛。二程（主要是大程）在洛阳讲学，为洛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立理学根基程颢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可以以程颐的两段话说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以为周公以后，圣人之道不行，孟子死了以后，圣学不传。直到1400 年以后，是他的哥哥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程颐列出道统，说1400 年时间都没有人能传圣学，只有程颢才把圣学恢复，实在说，言过其实。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接受一批从学门人，“成就人才，于时为多”②。

程颐在程颢之后，完成了理学体系的构造，后人说：“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③这种看法合乎事实。

程颐说自己为学历程是：40 岁以前读诵，50 岁以前研究其义，60 岁以前反复绎，60 岁以后著书。①程颢去世，程颐是53 岁，这以后，程颐进一步倡明道学。是年，朝廷授他汝州团练推官。次年即哲宗元祐元年（1086），② 《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宋史》卷427，《程颢传》收录程颐序，但文字有小讹。③ 《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

① 《程氏遗书》卷24。

除承奉郎，再授宣德秘书省校书郎。程颐辞并乞召见。三月至京师，召见，擢崇政殿说书。他不断向太皇太后上书、上疏，大谈辅养人主之道，要年幼的哲宗涵养气质。程颐批评朝规，褒贬议论无所顾忌。朝中上下与程颐不合者多。当时，朝中又爆发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刘挚等为首的朔党之间的斗争。程颐被劾，罢崇政殿说书，差管西京国子监。元祐五年（1090）父死，丁忧。七年，权判西京国子监职。

哲宗亲政，绍述新政，程颐与其他反对新法的人，成了打击的对象，被目为“奸党”，程颐是其中的主要成员。绍圣年间，放归田里，回洛阳。绍圣四年（1097）送涪州编管。程颐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在注《周易》，与门人弟子讲学。元符二年（1099），程颐67 岁，他的主要著作《易传》完成，这标志着洛学的学术体系形成。

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大观元年（1107）卒于家。嘉定中谥“正”。

天下只一个理二程的著作，汇集在今人编的《二程集》中，计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程氏文集》、《程氏经说》、《程氏粹言》及《周易程氏传》（《伊川易传》）六种，其中多数是程颐的著述。程颢的思想集中在《识仁篇》中，是他的学生吕大临把大程的有关言论记录下来，成为语录（见《二程集·程氏遗书》卷2 上）。另一种是他答张载书信中讨论定性问题的《定性书》（见《二程集·程氏文集》卷2《答横渠张子厚书》）。

程颢与程颐的思想一致而有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二程共同奠定了理学理论。但又有差别。程颢强调道德涵养、物我合一。他说：“一人之心即万物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②谈到定性问题时，程颢以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③在理学史上，他是心学滥觞者。由程颢而谢良佐，到了南宋，陆象山进一步构造心学的完整理论。

程颐的代表作是《伊川易传》，也是理学的经典作品。强调“理”是世界的本原，由此而演绎出一套理学的理论。程颐的学术经杨时、罗从彦，李延平得到发展，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又吸收诸家的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颐认为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④但是世界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他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致一。虽</PGN1613.TXT/PGN>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①50000528_1614_0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指明求理的途径：物虽有差异而理① 《程氏外书》卷12。

② 《程氏遗书》卷2 上。

③ 《程氏文集》卷2。

④ 《程氏遗书》卷2 上。

同。求理离不开个别事物与个别的认识。二程说：“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②由于天理是先验的，所以要通过各办法，求出天理，而格物致知最终就是要验证这种理，体验天理的永恒。在二程看来，天理，又是封建纲常名分等级制度。维护纲常，就是治道，就是维护天理，就可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说：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废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③50000528_1614_2程颐在《易传序》中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的社会变革观，一方面，他看到“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④。“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⑤，认识到复井田、行封建的办法，行不通。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变革中要“审虑慎动”，要用“包含宽容”的态度对“近戚”“贵家”。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理学变革观的实质。

总之，二程所奠定的理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哲学观、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变革论等各个方面。

② 《程氏粹言》卷1。

④ 《伊川易传》卷3，“恒”。

⑤ 《程氏粹言》卷1，《论政篇》。

第四十二章 邵雍 张载

第一节 邵雍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后谥康节，祖籍范阳（今属河北）。曾祖邵令进以军职事宋太祖，家始居于衡漳。其祖邵德新、父邵古“皆隐德不仕”。后邵雍随父迁到卫州共城（今属河南），又迁河南（今洛阳），成了河南人。

刻苦厉学《宋史》本传说他少年时代就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以后又游历四方，“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足迹遍及大河上下、淮汉之滨，这使他有机会增长阅历，认识社会。

邵雍不久回到共城，据其子邵伯温说，是因为祖母太思念他，以致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邵雍为孝事母亲，从此不再出远门。①由于家境艰难，邵雍“躬自爨以自养”。父亲迁家城西北苏门山，邵雍筑室在百源之上读书。其时，权共城县令李之才很器重邵雍，向他传授儒家经籍。邵雍也更加刻励，据说是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把一部《周易》抄写下来，贴在四壁上，每日诵读。听说汾州有位任先生精于《易》，便前去求教。李之才为河阳司户曹，邵雍跟随前往，住在州学中，生活相当贫困，节省饮食费用买灯油。京城来的官员被他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赏以纸笔。

邵雍师事李之才，对他今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由李之才处受《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这个学术渊源可上溯到陈抟。陈抟传《图》、《书》给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融儒道为一炉，在北宋的理学中，创立象数之学。他的贯通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社会的见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南宋的朱熹说：邵子“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①。

仁宗康定元年（1040），邵雍30 岁葬其双亲于伊水之上；庆历年间，过洛阳时，爱其山水之美，产生在此定居的念头，直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才实现这一愿望。

迁居洛中在门生侯绍曾的帮助下，邵雍从共城迁至洛阳，开始居在天宫寺三学院。生活相当艰难，“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邵氏之乐，不仅在洛中的山水之美，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从事学术上的追求；更在于洛阳城先后有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人士住在那里。邵雍的住处，几经周折，最后在富弼、司马光等人的帮助下，得到一座宅园，有屋三十间，住宅之园有水竹花木之胜。邵雍为自己的住宅起名叫“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赋诗说：“七① 《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邵雍后半生三十余年是在洛阳度过的。从表面上看，他远离政治。嘉祐中，朝廷下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推荐，授试将作监簿，邵雍不赴任。宋神宗时，御使中丞吕诲及三司使吴充等荐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邵雍三辞不许，但受命即引疾不起。但这并不能说明邵雍脱离世事。王安石变法的熙宁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触动朝野每一个人，邵雍也不可能忘情。当时洛阳先后聚集了如吕公著、司马光、富弼以及程颢、程颐兄弟反对变法的人士。邵雍与他们交游唱和，来往密切。司马光以兄事邵雍，富弼有疑难时，还得去请教邵雍。新法推行最激烈时，一些州县官想辞官而去，邵雍鼓励他们要继续留任，说：“此正是贤者所当尽力之时。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邵雍凭借自己的学术上的影响，加上他能平易近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所以他也是洛中一位风云人物。《宋史·邵雍》传中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养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PGN1617.TXT/PGN>可见邵雍在洛中人仁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卒，终年67 岁。

《皇极经世》邵雍的著作流存下来的有《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一书计12 卷，统称《观物篇》，其中又分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朱熹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①他的儿子邵伯温解释这部书名，说：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至正谓之“经”，至变谓之“世”（见王植《皇极经世全书解》卷6）。

对此书的内容，邵伯温作了说明：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②50000528_1618_1又说：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③50000528_1618_2邵雍这部书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史观、社会变革观。

一、先天易学和邵雍的哲学观。邵雍以《易》学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哲学观。邵雍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认为这种图式是伏羲所画，即所谓的先天图；并由此演绎出各种图式，以说明宇宙、天人、古今的联系与变化。

邵氏的卦图没有完全传下来，南宋朱熹将先天图归结为四种，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邵雍用图式说明宇宙、世界的本原是太极、是道。他说：“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①而“道”为太极。所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① 《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① 《观物外篇》。

②。由太极而两仪、阴阳、动静的变动，于是化生出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之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道尽之矣。由太极而形成世界万事万物。天之日月星辰生出寒暑昼夜，寒暑昼夜变化为万物情性形体；地之水火土石生出雨风露雷，雨风露雷化育出走飞草木，进而生出动植物。“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人也产生了，但人灵于万物，原因是人的形体兼有动、植物的优点，又有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由此进一步造成了机体、机能上的差别。“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人之用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①。

但太极在邵氏那里又是“心”，“心为太极”②，在《渔樵问答》中他明确地说：“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哲学观的实质。

邵雍的图式，以八卦、六十四卦构成，由下而上，由动静之变，展示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是太极，是不动的，“夫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③。世界又是“数”所生。但是他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就是程颢称为“加一倍法”，朱熹说“一分为二”法，“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④。这种思维方法又有辩证的因素。

二、元会运世说与邵雍的历史哲学。邵雍历史观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把人类社会史作为整个宇宙变化的一个部分；二是他的古今相对论。古今在天地间，也只是“旦暮”，以今观今，则谓之今，以后观今，则谓之古。以今观古，则谓之古，以古自观，则古也是今。这是他的“观物”思想在历史上的运用，古今相对，古今转化，古今一道。

所谓元、会、运、世，是区分时间的一种办法。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元是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古今概念是相对的，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每一个又可以作为参照点，以此为准，各有元会运世的系列，进而有“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辰经辰”。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之数也是无限的，世界不停地由开物到闭物，也就是从开辟到毁灭作周期的循环。这既是他宇宙观的一个内容，也是他的历史运动观。这种历史循环论里面包含宇宙不尽和世界事物暂存的思想。

邵雍用表谱具体地显示出，中国历史自唐尧至五代，在宇宙的一个开物② 《观物内篇》。

① 《观物内篇》。

② 《观物外篇》。

③ 《观物外篇》。

④ 《朱子语类》卷67《程子易传》。

到闭物的周期中，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历史和各种事物一样，是一个兴衰变动的历程，就中国历史说是一种皇帝王霸变化的过程。邵雍说：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①50000528_1621_0邵氏的皇帝王霸说，是一种对盛极而衰、乱极而治的具体的表述。他把历史看成是在运动中向后退，但对他的历史观点要作具体分析。首先，五代是“乱极”，那么，北宋自然是盛世了，历史又不完全是在倒退。他临终前，为自己生在、长在、死在太平世而感到安慰，和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其次，皇帝王霸的提法，是表示政治上的特点。皇：“无为”；帝：“恩信”；王：“公正”；霸：“智力”。所以后代能不能成为治世，关键要看君王怎样治理国家。他推崇“无为”而治，恰是把道家的思想糅进历史盛衰论中去。由此，他又提出历史变革的“因革”论，他认为“因而因者”，是千世之事业，而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则是万年之事业。这同样是把道家的顺自然的思想，纳进社会变革论中去。这些地方正反映了邵雍思想的特征。

第二节 张载

张载（1020—1078）①，字子厚，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其父张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由于家道清寒，张迪死后，全家便侨居凤翔郿县（今属陕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学中，同二程的理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理学形成过程中有独特的地位。后人说：“其门户虽微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②少年喜言兵少年时代的张载兴趣广泛，无所不学，是个有志向的人。宋仁宗时，北宋与辽矛盾缓和，但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的矛盾上升，交争更为激烈。张载是一个关心国事的青年，尤喜谈兵事，与邠人焦寅交游，两人志同道合。张载想联合一些人，夺取洮西的失地。

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与韩琦任陕西经略安抚使。范兼知延州。张载时年21 岁，上书谒见范仲淹，呈述《边议》九条，显示他的干略与器识。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说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把“责之”，改成“警之”。而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15 记载这件事只是说：范仲淹对张载“馆于府第，俾修科制”。以事理度之，作为坐镇一方的帅臣反对青年人言兵，不合情理。范氏只是鼓励青年张载作出更大的成就。事实上，张载一直到晚年仍然关心国事，还在言兵。保存在《张载集》中张氏的言兵的① 有的著作及工具书系张载卒年在1077 年，误。张载卒于熙宁十年十二月乙亥。熙宁十年虽是1077 年，但是年十二月乙亥，应是1078 年。

文字就是明证。

求诸“六经”

就张载的学术发展说，见范仲淹是一件大事。张载读《中庸》并不满足，研读释、老之书，但没有收获。于是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张载求道，俯读仰思，求之于“六经”而后得。后人把张载称作为范仲淹门人，认为其学出于高平之学，是基于这层考虑。但从学脉上说，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张载研求“六经”，同时与当时二程、邵雍相互交往、问难。嘉祐元年，张载至京师。程颢同张载在兴国寺讲论终日，为一时盛事，①从辈份上说，张载也是二程的表叔。在学术见解上，程颢同张载存在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张载，说：“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②特别是张载的《西铭》，尤其为二程称道。对门人杨时贬低《西铭》的议论，程颢很不高兴，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的作品。③杨时称：“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④甚至张载的门人吕大临在作《横渠先生行状》时，也说：张载见二程，“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严厉批评这种说法，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⑤有一件传闻：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⑥50000528_1624_5这段记载也见于《宋史·张载传》。但明显不合事实，程颢准备应试至京师是在元祐元年，次年程颢应举得官，张载也于是年中进士。嘉祐三年，张载与程颢论定性问题。岂有程颢于元祐元年一到京师，通过辩论，张载就败回陕西？应该说，张、程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论难中发展各自的学术。张载通过比较后，也有信心，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①张载不是坐而论道，他读“六经”以求治人之道。他希望按照《周礼》的办法，行井田，以解决社会上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带来的危机。张载深知这个办法不能行之于天下，但却要验之一乡。所以他与一些人议论要买田一方，画成几井，按三代的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没有能做成，但反映了他在探求“六经”方面的一个特点。

创立关学① 《程氏遗书》卷2 上。

② 《程氏文集》卷9《答横渠先生书》。

③ 《程氏文集》卷9《答杨时论西铭书》。

④ 《杨龟山集》卷5。

⑤ 《程氏外书》卷11。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嘉祐二年（1057）张载登进士第，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任职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冬，被召入对，神宗询以变法事，张载以“复三代为对”。除崇文院校书。但他同朝中执政大臣议论不合，次年，他的弟弟张天祺因为极力反对新法，受到贬斥。张载不愿在京师呆下去，请求回故里。

此后六年多在横渠镇的岁月里，张载生活贫困，但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说自己的追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认为“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②又说：“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万物皆有理，如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③他作诗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④50000528_1626_3他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人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执弟子之礼。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墙，关学兴盛。

熙宁九年秋，张载把自己一生的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给门人，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欤。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⑤熙宁十年春，张载被召还馆，乃知太常礼院。朝中有关的官员同他议礼不合。时他身患重病，无心在京师住下去，又一次辞官；在回陕西的路上，路过洛阳见二程。十二月，到达临潼，便与世长辞。这位学者一生清苦，死后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张载死后，程颢在《哭子厚先生诗》中恸哭：“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①从理学形成的角度看，张载创立的关学，至少有这几个方面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西铭》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的著作很多，但是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为搜集、整理其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收集、增补了大量的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东铭》与《西铭》收在《正蒙》的《乾称篇》中。

《西铭》在张载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① 《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376 页。

② 《经学理窟·义理》。

③ 《张子语录·语录中》。

⑤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① 载《程氏文集》卷3。

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张载把乾坤的天，作为万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与天地混然为一。张载的思想是万物万事为一，他在《经学理窟·诗书》中说：“万事只一天理。”乾坤是万物、人的父母，但是人、物毕竟相异。这里面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在《易说·系辞上》中说：“天地虽一物，理须从此分别。”二程一再强调《西铭》的“理一分殊”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附会。至少，二程的万物一理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多少是从张载那儿得到了启发。张横渠把大君作为乾坤，也就是作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宗子的家相。这又把封建等级礼制，作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来的，从而表明了封建礼制的合理性。二程所以看重《西铭》，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太虚即气说。张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他在《正蒙》开篇的《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总之，气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诚明篇》说：“性者，万物之一源”，“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张横渠把性、天道归之于“诚”，这是他的心性论的一个方面，也应当指出。世界上各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双方，张载称作“一物两体”，而“一物两体者，气也”①。所以他的气的本体论又是辩证的运动观。

此外，张载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于“气质之性”的差异，造成人和人的不同。为了成圣人、君子，应当“穷理尽性”、“穷神知化”。学习可以改变气质之性，“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②。

总之，张载的气本体思想，在宋代理学家中，显示了他的特点，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光彩。他的理论思路和一些命题成为宋代理学的思想资料。① 《易说·说卦》。

② 《经学理窟·气质》。

第四十三章 苏颂

第一节 历仕五朝，学究天人

苏颂（1020—1101），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是宋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担任地方官庆历二年（1042）苏颂中进士，为宿州观察推官。次年任江宁知县。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他葬父京口，从此移居润州丹阳。皇祐五年（1053）改任馆阁校勘。嘉祐六年（1061）出知颍州。嘉祐八年召为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治平二年（1065）迁三司度支判官。熙宁四年（1071）任婺州知州。熙宁六年，转毫州知州，八年，知应天府，九年知杭州，熙宁十年又调朝廷修史。

元丰元年（1078）知开封府。二年，改知濠州，三年，知沧州，四年，召回吏部任职。元祐八年（1093）知扬州，再次出任地方官。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①，兴修水利，保田防灾。元丰四年（1081）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造福于百姓。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②他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他想的是很周到和长远的。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许诸色人收买请射，永为己业”。③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076）正月，苏杭地区再次闹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① 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

② 《苏魏公文集·奏乞粜官米济民》。

在朝中任职苏颂于皇祐五年任馆阁校勘，开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054）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057）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四年，兼任殿试复考官，五年，迁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六年，出知颍州。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编校古籍，历时九载。

熙宁元年（1068）任知制诰，二年，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官院。三年，权同知贡举，因拒绝草诏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而被神宗撤职，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做文秘工作。

熙宁十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兼提举中太一宫和集禧观，仅一年又改任地方官。

元丰四年（1081）又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五年，进尚书左丞，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掌握了全国行政大权。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①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领导科技工作苏颂第一次领导科技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

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

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采取上述原则，苏颂经过统一整理，重加撰述，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完成了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时珍赞扬《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发挥”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颂第二次领导科技工作是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受诏定夺新旧浑仪。他于元祐二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于是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晓天文、历法，立即奏请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走出汴京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同充制度官”①。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说：“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 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皇帝说：“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遂具奏陈乞先创木样进呈。”②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③，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皇帝，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元祐四年（1089）三月许将向朝廷报告，“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浑木样，如实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臣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参合不差。”①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苏颂领导科技工作的一大特点是能深入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他主管的工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序。

①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②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③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① 见《进仪象状》。

作。嘉祐初年领导编写医书时，他研读了从《内经》到《外台秘要》的历代医药著作，并亲自校订了《神农本草经》等多种典籍，使自己通晓了本草医药知识。他领导研制水运仪象台期间，对两汉、南北朝、唐、宋各代的天文著作和仪器也作了研读与考察。他还勤于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如向韩公廉请教历算，与局生亲量圭尺，和学生躬察漏仪。由此，他从一个对天文仪器、机械设计、本草医药知之不多的外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家。

担任使节治平四年（1067），苏颂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朝使者也没有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英宗的赞赏。熙宁元年（1068）他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二年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十年再任贺辽主生辰使。元丰五年（1082）他又一次任辽贺正馆伴使。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

两次使辽，他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元丰四年（1081）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第二节 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

苏颂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 米，宽7 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①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① 见《进仪象状》。

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①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 丈1 尺，由72 根木辐，挟持着36 个水斗和36 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 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 世纪在欧洲发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①药物学成就嘉祐初年，苏颂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嘉祐二年（1057），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②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 卷。

《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唐《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天宝单方药图》都已散佚殆尽，韩保升《蜀本草》的药图也已不存。《图经本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其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图经本草》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456 页。① 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443 页。

② 见《嘉祐本草》后序。

甚细。”①我们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图经本草》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图经本草》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如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②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图经本草》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 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①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图经本草》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②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③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图经本草》的科学贡献是多方面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机械图纸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 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 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王振铎、李约瑟等先生，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例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 个齿到600 个齿的传动；每25 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 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又如，通过这些图纸，我们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① 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② 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①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②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③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星图绘制上的新贡献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14 幅。这14 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

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 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被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但是，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 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 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 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 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 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①科学上的开拓精神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的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53 页。

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他的开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他曾详尽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学家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取得的成就。他在《进仪象状》中说：“臣谨案历代天文之器，制范颇多，法亦小异..故张衡浑天云置秘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唱之，以告灵台之观者。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符合。”由此可知他确曾仔细研读过张衡的著作，并继承和发展了张衡划时代的创造，如在浑象上安装一套齿轮系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推动浑象均匀地绕极轴旋转。

苏颂又说：“唐开元中，诏浮屠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及诸术士，再造铸铜浑，为之圆天之象。具列宿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候辰刻。”张衡之后，一行和梁令瓒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他们使水运仪象受漏壶控制又能逼真反映天球旋转，创用了反映时间流逝的新装置。苏颂则仔细研究了一行等的新实验，并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新方向，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设计的仪器中去。

苏颂接着说：“张思训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值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牌循环而出报。”张思训在一行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创造了楼阁式钟、鼓、铃齐备的报时装置。苏颂仔细研究了这台仪器，继承了它“成于自然，尤为精妙”的成就。

苏颂在掌握张衡、一行、张思训等的科技成果之后所作出的新创造，突出地表现在他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上，例如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发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1685 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之后600 年的事了。

苏颂把一行、张思训等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发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它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发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①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苏颂于嘉祐二年与林亿等编撰《嘉祐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他发动全国的医生和药农采集标本，绘制药图，填写说明，终于完成了图文结合的《图经本草》，使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59 页。

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061 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 世纪才出现的大事。”②

第四十四章 毕昇 李诫 王惟一

第一节 毕昇

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 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速。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发明活字板的毕昇，还成问题。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宋真宗时（1008—1016）已经年老，而毕昇的发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近一百岁了吗？①这样高寿的老人，是否能发明活字板，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毕昇的籍贯，也不可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发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 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发明活字的毕昇，值得商榷。因《梦溪笔谈》所谈毕昇泥活字的造法与排印工序及试印经过，只能是沈括据当时当地见闻记录下来的，不可能是沈括远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参观采访得来的，也不可能是英山毕昇向杭州沈括写信报告的。因此活字发明家毕昇究竟是英山人，还是杭州人，值得讨论。又宋代人多单名，名氏最易重复，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毕昇也可能与活字发明人毕昇，是同名同姓。总之，从时间与空间等看，若以为英山毕昇就是活字印刷发明家，尚须有其他可信之实物或文献证明，才能肯定①。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版，第667 页。

① 参见张秀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第42 期，1993 年11 月，毕昇印过什么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泥活字也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正德年间（16 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

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 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

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发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 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①。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发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0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陆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16 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 李诫

李诫（？—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北宋建筑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员外第83—85 页；《对英山毕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第44 期，1994 年4 月，第75—76 页。①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版，第669—672 页。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转运副使、延安知府、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等，赠左正议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县、陕西转运使、显谟阁待制等。从其父兄辈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当有一定的经验。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南公时任河北转运副使，李诫奉其父之命，进献贺表并送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按宋代荫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补授实职，因此，李诫这时可能恰值20 岁。随后他即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李诫到任后，练卒，除器，明赏罚，广方略，使县内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092），调任将作监主簿。此后，他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绍圣三年（10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0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出任京西转运判官，但为外官仅数月，又被召回仍为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0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李诫在将作监期间，主持完成了不少宫廷和官府的建筑工程，如五王邸、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等。由于他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突出，因而官阶屡升，从承务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

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①，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奉旨重修《营造法式》，并于元符三年（1100）编定成书。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李诫和姚舜仁又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李诫在将作监工作情况的年代最晚的一条材料。

约在崇宁五年（1106），李诫父亲李南公病重，他请假回归故里看望。

不久，其父病逝。约在大观三年（1109）他孝满三年之后，被派往虢州担任知州。到任时间不长，就得了重病，于大观四年（1110）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后安葬于郑州梅山。他在虢州为官虽很短暂，但据记载，“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李诫是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都有很高的水平。

家藏几万卷书墨，经他亲笔抄成的就有几千卷。他还善于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意，所绘《五马图》，曾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李诫一生主持营建多项重要的建筑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贡献则是编写《营造法式》。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敕令将作监负责编修《营造法式》，元祐六年（1091）成书，故又称《元祐法式》。但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①，不便实际应用，并且所定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难以防止各种弊端。所以宋哲宗于绍圣四年（10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元符三年① 傅冲益：《李公墓志铭》，见李诫《营造法式》附录，商务印书馆1954 年据1933 年《万有文库》版重印。

① 李诫：《劄子》，见《营造法式》序目。

（1100）编成《海行营造法式》（通称《营造法式》）一书，并由都省奉旨录送在京官司参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李诫以营造制度工限等“内外皆合通行”为由，奏请刊刻《营造法式》，于是经皇帝批准，这部建筑名著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小字刻版，颁行各地。

《营造法式》全书共36 卷，除看详、目录各1 卷外，正文有34 卷，计357 篇，3555 条。其内容可分为建筑术语考证与解释、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筑图样四部分。

《营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为“总释”上、下，共49 篇283 条。主要是编列经史群书中关于建筑物及其构件名称的诠释及有关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为诸作制度，列举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 个工种或工序的建筑工程标准做法。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之在《营造法式》提到的13种制度中，对大木作，包括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檩椽、斗栱、飞昂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和安装等，其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小木作，如门窗、栏杆、照壁、藻井、佛道帐等装修技术，其介绍也相当广泛和细致。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依43 种制度的内容，分别指出相应需用的各种人工数和木料、砖瓦、铁件、颜料等物料数，这相当于今天所谓人工材料定额。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营造法式》用了6 卷篇幅，绘出大量的建筑设计图。其中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乃至测量仪器图等。这些图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书中文字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为后世提供了进行建筑工程时绘制设计图的样本。同时，它还记录了不少不见经传的作法和现已失传的技术，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技术，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有许多特点和创见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他不仅“参阅旧章”，详加考订，收集了古典文献中有关建筑的大量史料，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稽参众智”，不耻下问，与造作工匠共同讨论，“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广泛吸取了建筑各行工匠的宝贵经验，从而在建筑方面整理、总结和制定出相当严密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据《营造法式》序目“总诸作看详”所述，此书有308 篇3272 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条目占到总条目的92％。像这样凝聚着历代工匠心血、智慧与经验的著作，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又如，《营造法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规定木构建筑及其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某种建筑构件的局部作为标准单位的古典模数制，对于推动建筑工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营造法式》虽然对诸作制度有严格的要求，但也强调要针对建筑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提倡“有定法而无定式”的“变造用材制度”，这也是在建筑原则上对《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难以行用”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还提出了对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则，如：“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甚至连余材也不能浪费，提出“木植内如有余材，可以别用，勿令失料”，显然，这种着意于因材施用，节约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三节 王惟一

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①。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下简称《图经》）。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①，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②。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 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③。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 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 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 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发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①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②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③ 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 年第3 期，第11—14 页。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①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发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②，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③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

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①；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②。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0 年命尼泊尔工匠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风同名经脉或穴名”条下。②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③ 周密：《齐东野语》卷14。

①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版，第十二册，第385 页。② 李云：《中医人名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版，第110 页。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③。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

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 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 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 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 年至1972 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①。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

③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明英宗御制序。① 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 年第3 期，第11—14 页。

第四十五章 柳永 周邦彦

第一节 柳永

仕途坎坷

柳永（约980—1053）①，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七、柳屯田。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父柳宜，宋雍熙二年（985）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受家庭影响，自幼即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年长，与兄三复、三接皆以擅长文学著称，世号“柳氏三绝”。天禧初赴京应试，屡试不中，乃流落京华，沉溺于歌楼舞榭之中。他曾作《鹤冲天》词，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盛传一时，以致为仁宗所知。据说，仁宗初年，柳永再次应试，原已通过考试，但临到放榜时，仁宗却将他黜落，并斥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①受此挫折，柳永更郁郁不得志，遂“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②，过着风流放浪的生活。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词，其中有为民间歌妓作的俗词，有为教坊乐工作的雅词，内容多为描绘男女恋情，感慨身世遭遇和赞美城市繁华的。这一时期，柳永还多次离京外出漫游，行踪及于今江苏、浙江、湖北等地。旅途中，他写下了不少吟咏各地风光，抒发羁旅行役之情的词作。

在浪迹江湖多年后，柳永再次回到东京应试，于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旋即被任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使推官。任内，柳永勤于职守，办事干练，知州吕蔚对他的才能颇为赏识，并向朝廷破格推荐，但因朝臣的非议而未有结果。其后，柳永任昌国（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他作《煮盐歌》一诗，反映了盐民的痛苦生活，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外，他还出任过华阴县（今属陕西）知县③。后经活动，他通过吏部磨勘升改为京官。皇祐中，他的寄禄官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即因作《醉蓬莱》词而触犯仁宗，自是“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④。著作有《乐章集》传世。现通行有《宋六十家词》、《彊村丛书》等本，唐圭璋《全宋词》取其词作最为完备，共312 首。

一代词宗① 柳永生年因记载不详，今人有多种推测，此取李国庭之说，详见《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 年第5 期）。此外，唐圭璋考为987 年，陆侃如考为990 年，林新樵考为984 年或更早一些时候。①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

②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 引严有翼《艺苑雌黄》。

③ 据明代嘉靖《余杭县志》、万历《镇江府志》记载，柳永曾任余杭令、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等，但都不可征信。

④ 柳永卒年取唐圭璋之说。其葬地有多种异说，其中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死于润州，知州王安礼出钱葬之，较为可信。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作家，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长调慢词的创作虽在唐代已有，但自晚唐以迄宋初，在词坛上占优势的仍是小令。为了以更大的容量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柳永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增衍小令，或改制旧曲，或自创新调，创作了大量的慢词。他使许多慢词的词调逐渐固定下来，而慢词这一形式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慢词的兴起适应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也与日益繁复的音律相合，故自柳永后，慢词创作遂蔚然成风。慢词的篇幅较大，韵律和音节更复杂且富于变化，这对作者的构思、布局和艺术表现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柳永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提高其表现力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长于铺叙，工于点染，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他的《望海潮》写临安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黄莺儿》写明媚的春光，“黄鹏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皆属典范之作。他尤擅长抒写离人思妇和羁旅行役。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又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皆堪称不朽名篇。柳永填词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较多地采用了民间的俚俗之语，他善于运用浅显明白、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而这正是他的词作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的重要原因。

柳永生活在一个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力图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因而对词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他流连市井，与下层市民有较多接触，于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高度发展的文化和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柳永原本怀有强烈的仕进欲望，但屡试不第和仕途坎坷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既向往治国平天下，又无法忘情青楼歌馆，这种内心的矛盾导致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规范，他在感叹怀才不遇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仕宦生活的厌倦，而这类词作正是当时失意文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北宋时，柳词曾风靡一时，“传播四方”，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争相传诵，叶梦得《避暑录话》援引西夏一归朝官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直接学柳词的有沈唐、王观、晁端礼、万俟咏、曹组等人，而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名家，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周邦彦

一赋得三朝之眷

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晚年自号清真居士，盖取晋山涛推举阮咸的话：“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之意。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邦彦在《南浦·浅带一帆风》一词中曾说：“吾家旧有簪缨。”所谓簪缨，即古代官吏的冠饰，这说明，他的先人中不乏作官的人，但大概又多仕宦平平。在方志或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只有他的叔父周邠。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1063）登进士第。熙宁间苏轼倅杭，多与醻唱，所谓周长官者是也”②。《宋史·周邦彦传》称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③。但他却喜好读书，博涉百家之言。元丰二年（1079），朝廷锐意改革，广招人才，将太学生从1000 人增扩为2400 人，周邦彦亦以其博学而被选录为太学外舍生。元丰六年（1083），发生了一件对周邦彦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年七月，年方28 岁的周邦彦写了一篇《汴都赋》上奏，大得神宗欣赏，不仅命令侍臣在迩英殿宣读这篇赋，其后还把周邦彦召到政事堂，提拔他为太学正。这虽是一个正九品的低级小官，但毕竟由皇上亲自提拔，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宋神宗之所以欣赏这篇赋，是因为这篇赋中如“抑强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等，“颇颂新法”。①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但由于哲宗年龄尚幼小，由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而这位太后向来反对新法，《宋史》本传说周邦彦“居五岁不迁”，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此后，他历任庐州教授、溧水知县等。元符元年（1098）六月，“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②。宋徽宗也很喜欢这篇《汴都赋》，曾召“赐对崇政殿，上问《汴都赋》其辞云何？对以岁月久，不能省忆，用表进入。帝览表称善”③。周邦彦因之又得以提拔。所以楼钥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钱塘周公，少负庠校隽声，未及三十，作《汴都赋》七千言..天子嗟异之..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周邦彦虽然在徽宗朝历任考功员外郎、卫尉卿，又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出知隆德府和明州，同时，还曾一度入为秘书监，进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等，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仍是以词家名世。宣和三年（1121）卒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终年66 岁。

以词家名世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周邦彦的著述凡四种：《清真集》24卷，《清真杂著》3 卷，《操缦集》5 卷，《清真词》2 卷后集1 卷。诚如陈振孙在《清真集》解题中所说：“邦彦博学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既盛行于世，而他文未传。”这种情况，早在楼钥为周邦彦编文集时就已有同样的感慨，他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公之殁，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都可说明，周邦彦乐府词的成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其他① 《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② 《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七·列传》。

③ 《宋史》卷444。

①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② 《宋史》卷444《周邦彦传》。

③ 《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列传·周邦彦》。

一切比起来，都为之相形见绌。

明人毛晋，致力于周邦彦词集的收集，他说：“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余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厘其讹谬。间有兹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美成庶无遗憾云。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间，无待余备述也。”①对于周邦彦词的成就，前人多有评述，比较起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清真词》时所作的解题，最为言简意赅。他说：其词“多用唐人诗语 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周邦彦的确善于熔铸前人（主要是唐人）的诗情佳句入词，而且运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例如《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是？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PGN1666.TXT/PGN>这里的第一句“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是巧用南朝谢脁《入朝曲》中的诗句：“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而“怒涛寂寞打孤城”，则是演绎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石头城》七绝中的诗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刘禹锡还有一首七绝题《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正是本词“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所本。梁启超说：“张玉田谓清真最长处，在善融化古人诗句，如自己出。读此词，可见词中三昧。”①周邦彦娴熟地运用古人诗句的情况，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的确称得上一大特点。如《夜游宫·业下斜阳照水》一词中的“桥上酸风射眸子”，即袭用的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东关酸风射眸子”句；而同一词中的“为萧娘书一纸”句，亦本于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真是浑若天成，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这都是为后人颇为称道的。

周邦彦很受柳永的影响，的确像陈振孙指出的那样，善于长调铺叙，婉转曲折，令人回味。如《兰陵王》（咏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木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PGN1667.TXT/PGN>暗滴。

陈延焯的《白雨斋词话》分析这首词说：“‘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文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① 《隐湖题跋·跋〈片玉词〉》。

① 见《艺蘅馆词选》，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之《评笺》。

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寓情于景，含而不露，这正是周邦彦词的魅力所在。这首词，直到南宋绍兴初年，仍在都城临安甚为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①。

周邦彦早年较为放荡不羁，在汴京，多与歌妓往来。宋人不少书，如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浩然斋雅谈》等，都记载了他与当时名妓李师师的亲密关系，虽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大体应是可信的，因为周邦彦有不少这方面的词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张端义、周密等，都附会这是周邦彦躲在李师师床下，追记的李师师与宋徽宗相会的场景，其实，不如说这正是周邦彦与歌妓相会的写照更为合乎实际。《宋史》本传说他“疏隽少检”，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纵观周邦彦的词作，从总体上说，缺乏苏轼“大江东去”那样豪迈的气魄，而多的只是类似柳永那样的“浅斟低唱”。周邦彦生活在神宗元丰至徽宗宣和年间，这正是北宋的鼎盛时期，宋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的序中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故在周邦彦的词中没有丝毫的金戈铁马之声，有的只是他个人的长吁短叹。可以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是苍白的，但在艺术上却有较高的成就，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① 毛■：《樵隐笔录》。

第四十六章 蔡京 童贯

第一节 蔡京（附王黼）

蔡京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①。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②，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元丰八年三月初，正当改革继续实行之际，年仅38 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当于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直到二月末宋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就应立年仅10 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是刽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此次立储之事，日后成为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蔡京遂采取投靠司马光以求保官。

元祐元年（1086）二月，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①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①，虽然已升任首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① 《宋史·蔡京传》作“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按前者为差遣实职，后者为“选人”寄禄官称，即后来的从事郎，其原意为蔡京入仕以舒州团练推官的寄录官担任钱塘县尉。

② 按北宋末年以前制度，都城开封府长官为开封尹，例由皇弟或皇子担任，但开封府长官主要由其他官员担任，则称权知开封府，通常只称为开封知府。

① 《宋史》卷472《蔡京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

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②。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元祐年间，当新党成员屡遭旧党打击之际，蔡京却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属江苏）、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名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发运使等职。

元祐八年九月，执政八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次年（1094）

四月，改元绍圣，以示继承宋神宗改革事业，新党首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在此前后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不久，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设置机构讨论如何改革。元祐元年时附和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最积极的蔡京，这时却对章惇说：“取熙丰旧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③，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者，因而受到宰相章惇的重视。绍圣二年十月，其弟蔡卞升任执政（尚书右丞）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此后主持贬斥旧党刘挚、范祖禹等人的活动，企图以此挤身执政的行列，但受到曾布的排挤，只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 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不顾宰相章惇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是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赵佶①，即宋徽宗。同年三月，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蔡京出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其弟执政蔡卞上奏认为是宰相章惇打击蔡京，向太后也认为蔡京不当出任外官，遂命徽宗诏令蔡京留首都继续修撰国史，于是曾布再次攻击蔡卞党羽满布朝野，蔡京不出，自己就不能安位。执政蔡卞、宰相章悙先后被曾布党羽攻击后罢政出任地方官，韩忠彦、曾布升任左右相后，蔡京随即于同年冬先被出任知永兴军，还未赴任就被改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引起蔡京的不满而拖延不赴任，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遂居住于杭州。

徽宗设明金局于杭州，由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擅长书法②，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竭力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0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罢相，蔡京遂于七月升任右相，次年二月又任左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对于曾布在哲宗执政时期阻挡他升任执政并被放逐为地方官之事，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又真定府为成德军节度使节镇所在地，以此，《宋史》、《东都事略》的《蔡京传》均作“知成德军”。

③ 《东都事略》卷201《蔡京传》。

① 《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 一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以蔡京为奸臣，而改以北宋前期的蔡襄列入四大书法家。

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又一再被贬逐，其境遇甚至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蔡京升任右相后，立即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为旗号，于是仿照“熙宁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于都省（尚书省）置讲议司”①，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初，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正如北宋末年的程瑀所说，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宁）、（元）丰之典”，然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②。

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及排斥异己，是蔡京当政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崇宁元年八月，首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三月，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①。当时正是向太后当政期间，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规模的辩论，结果是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33 人的官爵，而新党成员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被授宫观而闲居杭州。对此蔡京耿耿于怀，他任右相后随即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将元符三年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40 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540 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120 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通为309 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新党人士陆佃、章惇等。

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铸“九鼎”，次年铸成后建九殿以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②，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于是在宫城北门外，修造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政和七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艮岳”，也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间不断修筑，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其他的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0）十月以诛朱■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发。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0，崇宁元年七月甲午。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① 《东都事略》卷10《徽宗纪》一。

② 方泽是“古者..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宋史·礼志三》），宋代已改在都城北郊地上建方坛（三层）以祭地，但仍称“方泽”，即后代的地坛。

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已日趋衰落。蔡京当政时开始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今北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腐败和战斗力低下，成为导致金军南下的诱因。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才将貌似强大的北宋送上了灭亡之途。

蔡京自崇宁元年任右相，次年升左相后。虽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领宫观闲差，但随即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任左相；大观三年六月再次罢相，以太师领宫观闲差；而在政和二年五月，又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宣和二年六月又罢相以太师致仕，但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六年十二月再以太师领三省事，次年四月最后罢相致仕，其时下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宋徽宗在位的26 年中，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接替蔡京任宰相的主要是王黼，与他们相互勾结的是大宦官童贯、梁师成，而朱■、李彦则是他们的主要爪牙，时人称为“六贼”。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末向钦宗上书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指辽、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寺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①。

当金军南下之际，“六贼”之首的蔡京“尽室数百辈，治舟辑，拥宝资，一夕遁去”②。首先逃出开封，以避战乱，更引起群臣的攻击，蔡京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受到贬降，原是太师致仕改以秘书监分司官致仕、河南府（今洛阳）居住；但群臣认为责罚太轻，同年三月，再贬为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安置；七月，又改为儋州（今海南儋县西北）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终年80 岁。蔡京子蔡攸、蔡翛被杀于贬所，其他子孙20 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王黼王黼（1079—1126），字将明，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甫，显贵后，宋徽宗以与东汉宦官同姓名，遂赐名黼。崇宁二年（1103）进士，以司理参军入仕，大观末与左相何执中子何志同修《九域志》，遂擢升校书部，历符宝郎、左司谏等。政和元年（1111），探知宋徽宗对右相张商英不满而准备起用已致仕的故相蔡京，王黼遂攻击张商英并吹捧蔡京过去的“政绩”。次年五月蔡京复相以太师总治三省事，将王黼视作自己的党羽，迅速提升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王黼为了进一步讨好蔡京，遂攻击曾经提拔过他的宰相何执中，以图罢免何执中而专任蔡京，但由于何执中早年即是攀附蔡京而受到重用，现在虽与蔡并相，而对蔡京言听计从，所以蔡京没有理采王黼这一举动，但仍升王黼为翰林学士。政和六年（1116）何执中罢相致仕后，郑居中升任宰相（太宰）后与蔡京不合，王黼暗中投靠郑居中，郑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1，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李彦原作李邦彦，《三朝北盟会编》卷32，亦作李邦彦，误。《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东都事略·朱■传》、《宋史》的《钦宗纪》和《陈东传》等，均作李彦，是。又“梁师成阴败于内”，《宋史·陈东传》作“梁师成阴谋于后”，词意略有差异。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居中又“数荐其才”①，蔡京认为王黼叛变自己，遂调任他为户部尚书。并想利用当时的财政困难，将以户部供应不足作为贬降王黼的罪名，但当三衙的班直、禁卫没有能领取赏赐闹事时，王黼及时派人张榜公布领取的时间，很快地平息这次小小的动乱。王黼又重新担任翰林学士，随后又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王黼依附“六贼”之一的大宦官梁师成，史称王黼“父事梁师成，称为‘恩府先生’”②。重和元年（1118）正月，刚过40 岁的王黼，由梁师成荐为少宰（次相）③，由于资历浅，原先的阶官只是通议大夫（正四品），连升八阶而为特进（从一品），这是宋代此前任命宰相时从来没有过的。次年六月，太师总治三省事蔡京致仕。十一月初，方腊举行起义，王黼又升任首相（太宰）。方腊起义是由于前相蔡京的倒行逆施，主要是“花石纲”引发的，王黼在派大宦官童贯率军前往两浙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废罢了最为人民痛恨的苏州、杭州的造作局、花石纲等，以及一些其他苛政，因而“四方翕然称为贤相”④。

宣和三年（1121）四月，方腊起义被镇压。闰五月，就又恢复被童贯废罢的应奉司，由王黼和梁师成主管，四方进奉的珍宝，多半被他占为己有，而且公然卖官鬻爵，“自通判以上皆有定价”，都城开封就流传着“三百贯，擢（原作直，误）通判；五百索（与贯含义同），直秘阁”的说法①。

此前，宋金“海上盟约”已在积极进行中。正当宋朝积极调兵遣将与金联合攻辽时，爆发了方腊起义，结集的军队遂南下镇压起义军，没有应约北上攻辽。宣和四年三月才又应约由童贯率军北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由于宋军腐败无能，两次进攻燕京都被辽军击败，至年末才由金军攻占燕京。宣和五年四月，金太祖在宋朝同意下将原贡给辽朝的“岁币”转贡给金朝，并每年加纳100 万贯作为燕京地区的“代税钱”，燕京地区划归宋朝；西京地区不再要代税钱而只要宋出“犒军”费后也将移交给宋朝。金向宋移交燕京地区后，宋朝改燕京为燕山府、燕京地区为燕山府路。五月，首相王黼以功升为太傅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

王黼的所作所为引起皇太子赵桓的不满。王黼就想利用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的关系，为达到以郓王赵楷取代太子赵桓的目的，采取打击的手法，企图动摇太子赵桓的地位。但是，后来宋徽宗发现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互相勾结，两家虽只一墙之隔，还开便门以暗中往来；王黼又受到朱■的攻击。宋徽宗遂于宣和六年九月，“乃拔白时中、李邦彦（为宰相）共政，以分其权”②，结束了王黼三年多的独相政局；十一月，46 岁的王黼被罢相致仕。

宣和七年末，宋钦宗即位，王黼慌忙进贺，但宋钦宗已事前下旨拒绝。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下，王黼不向钦宗奏明即携家属乘船南逃，① 《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② 《宋史》卷470《王黼传》。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31 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④ 《宋史》卷470《王黼传》。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31 引《中兴姓氏奸邪录》。《曲洧旧闻》卷10 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与此文字略异，但主旨相同。又《三朝北盟会编》作“直通判”，不可解，因据以改为“擢通判”。② 《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今属湖南）安置①。随即又被开封府尹聂山遣人追杀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南，而托言为盗所杀，时年48 岁。

第二节 童贯（附梁师成、朱■、李彦）

童贯童贯（1054—1126），字道夫，开封（今属河南）人。少为宋神宗时大宦官李宪的部属，任内侍殿头，曾出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巡检。元符三年（1100）初，徽宗即位后，设明金局于杭州（今属浙江），由时任内供奉官的童贯主持，收集古人字画。蔡京也于这年冬天被降授提举杭州洞霄宫闲差，居住于杭州，竭力巴结童贯。蔡京擅长书法，通过童贯，蔡京的书法作品不断流入宫中，得到宋徽宗的赏识，蔡京在童贯的荐引下重新被起用。

崇宁元年（1102）六月蔡京任宰相后，积极开发西北边疆，以恢复被司马光等放弃的地区。十二月，重新启用原湟州（今青海乐都南）知州王厚（王韶子）任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知军，次年正月又任命他为权发遣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兼洮（今临潭）西沿边安抚使。蔡京对童贯推荐他复出感激不已，遂推荐入内供奉官童贯任走马承受公事，西北的开边活动从此展开。王厚已任河州知州、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职事，成为一路的军事长官，四月间童贯即以本路勾当公事职衔到达熙州（今临洮）。六月，重新占领湟州后，王厚改任熙州知州、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使，童贯也以功由入内供奉官升为入内皇城使衔。年末，另设熙河兰会路措置边事司，以王厚为长官，童贯升任同措置边事。崇宁三年三月，发兵10 万，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四月，占领鄯州（即青唐城，改为西宁州）、廓州（今尖札西北），于是完全恢复了神宗时的故疆。四年正月，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童贯升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成为西北边区最高军政长官。大观二年（1108）正月，童贯加武康军节度使衔，随后又占领积石军（今贵德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

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贯以检校太尉作为副使，随郑允中出使辽朝，途中有燕（今北京）人马植向童贯献联合女真族灭辽之策，童贯遂将马植改姓名为李良嗣，携带回朝晋见宋徽宗，李良嗣又被赐姓赵。次年，金朝建立，随后宋金“海上之盟”积极进行。

政和二年末，童贯的阶官升为最高的武阶官太尉。政和五年二月，童贯为谋削弱西夏而计划在宋夏边境的横山地区筑城，遂领六路边事。次年初，以太尉任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积极开边。同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签书枢密院河西和河北两房事，又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宣和七年，再升为领枢密院事，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封泾国公，“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童）贯为媪相”①。

正当童贯为执行宋金“海上盟约”，承担由宋方负责进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而积极调遣西北诸路兵将之际，宣和二年十月两浙路爆发方腊起义，迅速占领了广大地区。十二月，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15 万官军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宋徽宗“亲握（童）贯手送之，曰：东南事① 此据《东都事略·王黼传》，《宋史·王黼传》无安置地点，《三朝北盟会编》卷31 作衡州或广州。① 《宋史》卷468《童贯传》。当时蔡京以三公（太师）总领三省事，因称“公相”，此处用其俗意。尽以付汝，不得已者，径以‘御笔’行之”②，付以极大的权力。童贯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是“花石纲”，于是命幕属董耘撰写并以诏书名义宣布罢除花石纲以收拾民心。次年八月，童贯在镇压方腊起义后，升加太师衔、徒封楚国公。十月，童贯恢复为领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经营北方，并作攻辽的准备。

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三月，金遣使告知宋朝，金军已于正月攻占辽中京，辽天祚帝西逃，请宋军如约攻占辽燕京，于是童贯改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领兵10 万进屯河北。其时辽宗室秦晋国王耶律淳即位于燕京，号天锡皇帝，世称北辽。五月，金再遣使向宋告知金已攻占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并与宋再议联合攻辽的军事，于是童贯摆出“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态势，以迫使燕京的辽小朝廷归降，在劝降无效后进军白沟（宋辽界河，今河北拒马河），但遭到辽军的袭击，宋军不战而退，在退师雄州（今雄县）时再遭袭击，童贯所率领的宋军第一次攻辽之战遂以战败告终，宋徽宗即慌忙下诏“班师”③。

宣和四年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后，辽天祚帝逃入沙漠，辽朝已基本灭亡。六月，燕京辽天锡帝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德妃以皇太后称制，人心不稳。宋宰相王黼认为是攻打燕京的最好时机。九月，辽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属河北）降宋，燕京萧太后也遣使奉表称臣，但并不纳土归降以图保存其政权。宋以为胜利在握，于是童贯督宋军统帅刘延庆进军。十月，降宋辽将郭药师率部属偷袭攻入燕京城内，但由于刘延庆子刘光世没有应约接应而败退，刘延庆慌忙退兵，第二次进攻燕京之战再次失败。童贯慌忙派使臣前往金太祖处，以宋军已到燕京附近，“未敢擅入”燕京，请金太祖“速敕台旨，著都总兵元帅宣令起兵，与本国兵马夹攻前去月日贵得相应，不失元约”①为名，实际是请金军攻打燕京，以掩饰宋军的无能。十二月初，金太祖进兵燕京，燕京降金，只有萧太后等数人逃跑。

宣和五年四月，金向宋正式交割燕京地区后，宋改为燕山府路。五月，童贯因功除去节度使衔而“为真太师，加封徐、豫国公”②。同月，金太祖病死，其弟金太宗即位，从此宋金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于受到宰相王黼、大宦官梁师成的排挤，七月以蔡攸代童贯任领枢密院事，以宣抚副使谭稹代童贯任宣抚使，童贯以太师致仕。由于谭稹接纳金朝叛将张觉及拒绝交付已答应金朝的10 万（一作20 万）斛粮食，金遂攻陷已归附宋朝的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地，并拒绝移交山后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地区。八月，谭稹以处置不当被罢官，重新起用童贯为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童贯以与金交涉云州地区移交问题为名前往太原（今属山西），实际是准备迎接想向宋投降的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金以童贯准备接纳天祚帝是违约，童贯即否认有此事，后因金兵俘获天祚帝，此事才未成为金军攻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六月，宋徽宗以宋神宗遗意，以童贯收复燕京地区之功封广阳郡王，这是宋代除皇亲国戚以外第一个在世时被封王的大臣。正当童贯志得② 《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5、卷6。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1，宣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② 《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意满之际，金将完颜宗翰（粘罕）也在积极准备攻宋。九月，金派使臣至太原，谎称要见童贯商议金朝向宋交割云州地区事。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金军即将大举南犯，但宋徽宗仍很相信金将移交云州地区，于是督促童贯前往太原。当童贯于十月间到达太原后，派使臣前往宗翰军中进行交涉且打探金军有无南下意向，宗翰即以宋收纳金叛将张觉是破坏金宋海上之盟为借口，要宋割让土地给金。十二月初，宗翰派使臣至太原告知童贯，金已分兵两路大举攻宋，要宋朝割河东、河北两路，金、宋以黄河为界的要求，童贯不作任何抗击金军的部署，立即自太原逃到开封。这时宋徽宗也正准备退位南逃，数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宋钦宗即位。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军迅速南下，太上皇宋徽宗以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烧香为名半夜逃出开封，童贯不仅拒绝了宋钦宗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以抗金的诏旨，而且正当开封急需援军以抗金之际，他率数万精锐亲军追随宋徽宗南逃。正月末，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蔡京、童贯等“六贼”；二月，童贯被降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居住；四月，贬为节度副使，郴州（今属湖南）安置，又改移广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七月，再移往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西北）安置，随后又下诏斩首；八月，童贯在前往贬所途中的南雄州（今广东南雄）被斩首；九月，函首至首都，枭首于都市，终年73 岁。

梁师成梁师成（？—1126），字守道，开封（今属河南）人。初为入内侍省书艺局小宦官，后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专主出外传宣皇帝诏旨，逐渐为宋徽宗所宠信。北宋末年科举腐败，宦官梁师成得以中大观三年（1109）进士甲科①。政和五年（1115）建“明堂”，梁师成任都监，政和七年建成，因此升领节度使衔；宣和二年升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四年又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宋徽宗的“御书、号令皆出其手”，于是他挑选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颁出，外人莫辨真伪，权势熏天。王黼投靠梁师成，很快升为执政、宰相，不仅宰相“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②。梁师成与宰相王黼内外勾结，共同控制朝政，不仅促成宣和四年兴师联金攻辽的燕京之役，在以“策勋”之功升为少保后，又与王黼一起排挤童贯，以谭稹代为宣抚使，导致谭稹因容纳金朝叛将张觉而成为金攻宋的借口，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宣和六年，宋徽宗到宰相王黼府第，发现王黼与一墙之隔的大宦官梁师成府第之间开便门互相往来，引起宋徽宗的不满。当王黼在朱■等人的攻击下被罢相后，宋徽宗也从此不再信任梁师成。当初在宰相王黼为动摇太子赵桓而扶植郓王赵楷时，据说梁师成曾竭力保护太子赵桓。宣和七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以后，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等“六贼”。当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贼”中的朱■被夺官放归田里，李彦被处死，王黼被贬，童贯已追随宋徽宗南逃，蔡京亦已南逃以①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宋史》卷468《梁师成传》作“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叙事有误。

② 《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避金兵，只有梁师成仍在钦宗左右。太学生陈东再次奏论梁师成“有异志，攘定策功，当正典刑”，钦宗迫于公议准备贬逐梁师成。他也已有所察觉，“寝食不离帝所，虽奏厕亦侍于外”①。正月末，因向金营奉献珠宝玉器，钦宗命梁师成到宣和殿检查搬运的珠宝玉器，乘机下诏贬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安置。当日南行至八角镇（时属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南），“缢杀之，但以其自缢闻，诏赠太师”②。可能遭到群臣的反对，追赠太师之诏也许是始颁即废，所以，一般记载并无赠太师之说。而“籍梁师成家”时，则已是靖康二年正月十五日。宋钦宗当时正被扣押在金军控制下开封城南郊的青城。

朱■朱■（1075—1126），苏州（今属江苏）人。父朱冲是药材富商，广交官吏、士人和商人，声誉日著。元符三年（1100）末，蔡京以宫观居杭州（今属浙江），途经苏州时想在佛寺建阁藏经以祈福，“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①。于是蔡京通过地方官召见朱冲，朱冲对曾任高官的蔡京竭力巴结，表示愿意独力建造，几天后邀请蔡京到寺内请他指定建阁地点，蔡京见到已有数以千百计的木材堆积于寺内，两个月后阁已建成，朱冲的才能受到蔡京的重视。

建中靖国元年（1101），蔡京奉召回京，朱冲“谒道左，丐以（朱）■从行”，希图从此飞黄腾达。朱■在蔡京的推荐下入仕。宋徽宗喜爱奇花怪石，蔡京令朱■告知其父朱冲，暗中取两浙的珍异花石进呈。最初只是进呈树形奇特的黄杨木三、四枝，受到宋徽宗的称赞，以后虽有增加，一年也不过进贡二三次，每次也只是六七种奇花异石。直至崇宁二年（1103）后童贯掌握西北的兵权，已是宰相的蔡京才让童贯将朱■列入军籍，以便冒领开边军功以升阶官，朱■进见童贯，颇得童贯的欢心，进奉奇花异石也逐渐增多。不久，宋徽宗设苏州应奉局，由朱■主持，政和年间达到极盛时期，朱■将东南地区奇花异石，以运粮的纲船（每十船为一纲）装运，经淮河、汴河运往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不仅耗费巨额朝廷经费，而且应奉局及各级地方官乘机进行敲祚勒索，致使稍有奇花异石的民户倾家荡产，东南地区民怨沸腾，成为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的导火线，应奉局因而一度被废罢。但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复设的应奉司，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东南地区的监司官徐铸、王安道、王仲闳及州、府地方官，无不奔走于朱■门下，助纣为虐，“有不附己，即旋踵罢去，时谓东南为‘小朝廷’”，势焰熏灼，前后达20 年。宣和五年，收复燕京地区，与此次战役毫无关系的朱■，竟然被称为：“伐燕之役，谓（朱）■有功，自庆远军承宣使进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①，官运达到了顶峰。

不久，金军南下，宣和七年十二月，宋徽宗以太上皇退位，宋钦宗即位，① 《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① 《宋史》卷470《朱■传》。

① 《东都事略》卷106《朱■传》。朱■早期的活动，也主要参据《东都事略·朱■传》，以其叙事较《宋史·朱■传》前后有序而更符合史实。

当宋徽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初南逃时，朱■追随南逃，而被宋钦宗罢官放归田里。由于朱■罪大而责轻，三月，改为籍没家产，衡州（今属湖南）羁管；四月，改移韶州（今广东韶关）羁管，随即又移循州（今龙川西），九月，下诏处斩。

李彦李彦（？—1126），宦官，为大宦官杨戬部属。政和年间，杨戬立法，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追索田主的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所出，增立赋租”，实际是将田主降为佃户，所有荒山废地、弃堰退滩，强制民户租佃，地租数额规定后，田地虽经河流冲荡也不减租，机构称“西城所”，逐渐推广至京东、京西等地。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李彦继任其事，设局于汝州，凡良田美地，李彦指使他人呈告为无主荒田（天荒），田主即使持有地契，也不予理会，以致属县鲁山（今属河南）全县都括为官田，原业主按租佃官田纳租，如有呈诉立即加刑，许多业主因被刑而致死。当地原先负担官府的田税额，则转嫁到其他州县民户负担，地方官吏“皆助（李）彦为虐”。

当朱■大兴“花石纲”时，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用牛车运输送往京城，农户因而无法种田，牛也不能耕田，以致力竭饿死，甚至自尽于途中，“当时谓朱■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①，因而被时人列为“六贼”之一。宦官李彦是“六贼”中权位最低的，积官至翊卫大夫（从五品阶官）、安德军承宣使（遥郡）。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首先被削官赐死、籍没家产。

① 《宋史》卷468《杨戬传》附《李彦传》。又，李彦的安德军承宣使属“遥郡”，本身无官品，李彦的官品以武阶官翊卫大夫计品位。

第四十七章 宋高宗 秦桧

第一节 宋高宗

宋高宗（110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 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①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②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① 《宋史》卷24《高宗纪》一。

② 《续资治通鉴》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①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

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②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①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① 王夫之：《宋论》卷10。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① 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屈辱议和，南北分立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①，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 万匹。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绍兴九年和议的基础上再作退让，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与金朝达成新的和约。高宗向金帝进誓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②以此换得对东南半壁江山的偏安。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首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③。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①。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② 《宋史》473《秦桧传》。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

② 《续资治通鉴》卷125，高宗绍兴十二年。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建炎二年。

①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卷109、卷101。

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②。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③，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④。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⑤。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⑥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金世宗即位，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杀。南宋朝野纷纷要求趁金朝内乱举行北伐，宋高宗坚持继续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他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故。死后葬永思陵。

第二节 秦桧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补密州教授，历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犯，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秦桧上书言金人狡诈，不可割三镇。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金兵北退，他行至燕地而回。金兵再次南犯，掳徽、钦二帝，谋立张邦昌伪政权，秦桧进状表示反对。靖康二年被俘至金，金主将他赐予皇弟挞懒。在挞懒处他又颇得信用。在金国，秦桧又上书金帅宗翰，倡言和议，故挞懒纵之使归宋，成为宋朝廷内部的主和派代表人物。

潜回南宋，二次为相建炎四年（1130），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作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②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卷110。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建炎二年。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

⑤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

⑥ 《中兴小纪》卷15。

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①。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秦桧回到朝内，很快获得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20 年的合作。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1132）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①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1133—1136）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1137）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将秦桧恢复右相位。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腐败和黑暗。

陷害忠良，议和求荣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院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在顺昌、川陕、郾城等处连吃败仗。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取得郾城大捷之后，继续挥师北上，进军朱仙镇，直逼开封。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俊、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他先把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由高宗收回三大帅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宗弼退兵后，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①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大夫万俟■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俊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秦桧等人的再三哀求下，金朝同意议和。南宋抗金大胜之后，反而在原和议的基础上割去河南、陕西大片土地，继续充当藩臣，上贡岁币、岁绢。和议完成后，秦桧又秉承金人意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岳飞等人死罪。因反对和议被免职的韩世忠提出质问，秦桧说：“其事体莫须有。”当年十二月，秦桧终于不顾别人反对，以高宗的名义下令杀害岳飞，并将岳云、张宪斩首，酿成一起千古奇冤。

① 《金佗粹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专擅朝权，作恶多端秦桧主和又一次取得成功，高宗更加倚靠和重用于他：“桧亦因是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①。于是，他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一人独居相位，权倾内外，自此到他死前的十几年间，更是为所欲为。为了维持和议局面，巩固地位，进一步排斥异己，迫害主战人士。主战派将领张浚被排挤出朝后，秦桧仍不甘心，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又免去节度使职名，发往连州居住。顺昌大捷的将领刘锜被夺去兵权，出知荆州，接着又被免官。岳飞的部将牛皋被秦桧的亲信在宴会上放毒害死。反对和议的赵鼎、王庶、胡铨被再次贬往边地，并明令永不检举、永不赦用。因弹劾秦桧使他第一次罢相的黄龟年、曾反对和议而质问秦桧的曾开都被免职。旧将解潜、辛永宗因不附和议，被流放至死。参知政事李光曾被秦桧利用，后因反对和议，在高宗面前斥桧“怀奸误国”而被贬到藤州，李光在藤州作诗讽刺秦桧，又被流放到海南。总之，秦桧对于反对和议、反对他的人，都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轻则贬官流放，重则迫害至死。他在家中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名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赵鼎遭一贬再贬，最后流放海南岛，秦桧还派人监视他，每月报告赵鼎的生死情况，赵鼎料难逃桧手，遂绝食自尽。赵鼎死后，秦桧仍不甘心，欲加害其子赵汾，于是罗织罪名，逼赵汾承认与张浚、李光等谋反，前后牵涉53 人，最后因秦桧病重垂死才幸免于难。

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也是秦桧专权以来的常事。和议事成以后，秦桧将追随他陷害岳飞，附和投降的张俊也免去枢密使之职。他独揽军政大权，在朝中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结纳死党。秦桧专权十几年间，三省执政前后轮换28 人，都是他的党羽，不是声名狼藉，就是无所事事，没有一个让人称道的。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赐桧宅第，又亲临桧宅，题“一德格天”扁，桧妻女子孙皆加恩。十六年，桧立家庙，高宗赐祭器。十七年，改封秦桧益国公。桧权势更为嚣张，他豢养的一帮阿谀之徒纷纷写诗作赋，歌功颂德，称秦桧为“圣相”、“元圣”。静江知府吕愿中赋《秦城王气诗》献媚，有人请桧坐金根车，有人建议高宗赐秦桧九锡、设益国官属，对这些，秦桧都安然受之，不以为过。秦桧贪污舞弊不择手段，他指使科举考官选录他的儿子秦熺为状元，先任礼部侍郎，后任知枢密院事。后来，他又想指使考官选录他的孙子秦埙为状元。秦桧“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①。他霸占将领刘光世、张俊死后留下的园第、房产，各地官员平日到京要向他献礼，每年要向他祝寿。秦桧家堆积了大量财物，人说秦桧专权后，秦熺天天让人锻制金银酒器，购买名贵字画。

兴文字之狱，禁私史、野史，控制言路是秦桧专权的另一手段。时有士人作《牡丹诗》，内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有福建小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讥蚊、蝇二虫，被告为讽刺秦桧，或遭编管流放，或被训斥警告。秦桧专权时，有不少官员因诗文中的一字一句，被定为讪谤罪，而下狱受刑或处斩。秦桧作恶多端，深怕被人载于史册，恶迹显于后世，于绍兴十① 朱熹：《戊午谠议序》，《朱子大全》卷75。

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五年禁私史、野史，于是民间惧怕秦桧迫害，纷纷焚毁史籍，李光家烧所藏书万卷；藏书家王明清老母也将家藏本朝典故及先人史稿付之一炬①；司马光的后人则违心地宣称《涑水纪闻》不是司马光的论著。秦桧一边严禁私史、野史，一边则篡改或抽毁国史，他让儿子秦熺主持编修建炎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在里边塞进不少歌颂秦桧功德的内容。他将第一次罢相以来诏书、章疏、时政等凡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尽数毁弃，因此国史亡失极多。秦桧还常以妖言惑众，或贺瑞雪，或贺日食不见，或贺海清，又让各地上报各种瑞木、嘉禾、瑞瓜、灵芝、双莲等等瑞祥，弄虚作假，用以粉饰太平，哄高宗高兴，给自己贴金。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死。高宗为了稳住和议局面，依然褒奖秦桧，赠申王，谥忠献。然而，人们纷纷揭露秦桧的奸恶，高宗乃罢其子秦熺官，其余党羽以次斥去。直到孝宗开禧二年（1206）时，终于追夺秦桧一切王爵，改谥谬丑。佞臣秦桧的丑行，被后世唾骂为千古罪人。

① 《挥麈后录》卷7。

第四十八章 李纲 宗泽

第一节 李纲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父亲李夔官至龙图阁待制。李纲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得罪权贵改任比部员外郎、起居郎。宣和元年（1119），京师发大水，他上疏朝廷，言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的沙县（今属福建）税务。新兴的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已多次打败辽军。次年（金天辅四年，1120），宋金订立“海上盟约”，联合灭辽。宣和四年（1122），宋军两次攻打辽南京（今北京）失败。在宋军要求下，同年十二月金军攻占燕京，金在宋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给金朝，并索取100 万贯代税钱后将燕京依约归还宋朝。

保卫东京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李纲除太常少卿。同年十月金太宗毁弃盟约，大举进攻宋朝，分兵两路，西路以完颜宗翰（粘罕）为帅，包围了太原，东路以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帅，在宋降将郭药师引导下长驱直入，前锋直指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

边报猝至，朝廷震惊。宋徽宗一面召天下勤王之师，一面准备南逃。同年十二月，在李纲、吴敏等大臣的坚持下，徽宗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吴敏任门下侍郎（副相）、李纲任兵部侍郎。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已逼近东京，徽宗匆匆出逃，白时中、李非彦等大臣也想奉钦宗南走。李纲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逃跑，认为“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决定留京坚守，并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副相）。次日，钦宗又改变了主意。李纲上朝时见禁军已披甲待发，皇帝与后宫也即将上车出逃。紧急关头，他高声对禁卫们说：“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将安之。”李纲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①。钦宗终于下定了留守的决心。

李纲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主持防务，厢军与保甲民兵也协助禁军作战。从正月初五至初八，军民修楼橹、安炮台、运砖石、设弩床、备火油，进行备战。初八日，金兵到达城下攻西水门，李纲亲临指挥战斗，击退金军的进攻。次日，金军又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又登城督战，激励将士，杀敌数千人。

宋钦宗同时派使者前往金营进行议和。李纲估计金人“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如果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所以，他竭力反对割地与“过许金帛”①。金人提出① 《靖康传信录》卷1。

① 《靖康传信录》卷1。

犒师金500 万两、银5000 万两、绢100 万匹，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钦宗全部同意，随即在城中大肆收罗金银以满足金的索求。同时，又另设宣抚司统率“勤王”之师和驻在城外的禁军，以分李纲的兵权。同年二月，大将姚平仲在钦宗的支持下夜袭金营失利，却将责任推给李纲，解除了李纲的职务。

首都军民十分愤怒，要求重新起用李纲，几十万军民聚集在皇宫前，呼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恐怕激起民变，只得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任京城四壁守（防）御使。李纲重整军务，士气大振。四方勤王军也陆续赶到，金军在得到割地诏书及得肃王赵枢为人质后退兵。

金军退兵后，李纲改任枢密院事。同年四月，徽宗回到了京师。六月，李纲被任命以知枢密院事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解太原之围而离开朝廷。他深以国事为忧，认为金人之所以能长驱南下，是因为宋朝几十年来不修军政，军队的战斗力很低。金兵虽已撤退，但天下的形势仍十分紧迫。“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燃，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②。钦宗下诏令催促李纲去解太原之围，但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等都直接听命于朝廷，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八月，改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以代李纲，李纲被召回京。九月，李纲被罢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任扬州知州。不久即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罪名罢官，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十月又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后又谪宁江（今重庆奉节）。十一月，金兵再次大举南下，包围开封城。钦宗重新起用李纲。李纲从建昌赴宁江途经长沙时，得诏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行至半路而都城已沦陷，北宋灭亡。

重整旧山河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宋高宗，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他起用深孚重望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①。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也反对李纲任相。

六月，刚到任的李纲认为当务之急是议国是、议巡幸、议赦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②。他反对议和，要求表彰抗金中的死节之士，还都开封，重整军务。他强烈要求严惩降金官吏，表示：“臣不可与邦同列，当以笏击之。”③李纲积极支持两河军民抗金，任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齐心抗金，“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④。在李纲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然而，宋高宗信任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李纲的抗金行动受到百般阻挠。② 《靖康传信录》卷3。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未朔。

② 《梁谿集》卷58《十议》。

③ 《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

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又反对宋高宗南逃。当年八月即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①等罪名罢相，改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太学生陈东因上书留用李纲、还都东京而被杀。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自商丘逃至扬州，两河郡县相继沦陷。

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高宗逃往杭州（今属浙江）、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一度乘船逃入海中。其间，李纲一再遭贬斥，先是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贬往鄂州居住。又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居住。直到建炎三年冬才允许自由居住，以后又恢复了阶官、职名。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被起用为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建议朝廷在荆湖一带屯驻重兵以图中原。绍兴四年（1134），金、伪齐联军进攻南宋，他又上呈防御之策：“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畿甸，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②绍兴五年（1135），李纲又上长篇奏章陈述中兴大计，指出宋朝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他建议朝廷先料理淮南、荆襄为东南的屏障，于两淮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深信中兴之期，指日可待①。同年十月，李纲改任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七年被罢，提举宫观。

绍兴九年二月，再次起用李纲为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未及赴任，绍兴十年（1140）正月病死于福州，终年58 岁，淳熙十六年（1189）谥忠定。著作编有《梁溪集》、《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等。

第二节 宗泽

宗泽（1060—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元祐六年（1091）中进士，先后任大名馆陶（今属河北）、龙游（今属浙江）、赵城（今山西洪洞北）、掖县（今山东莱州）、登州（今蓬莱）等州县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建树。宣和元年（1119）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以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宗泽认为“天下自是多事矣”①，遂退居东阳（今属浙江）山谷间。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① 《宋史》卷359《李纲传》下。

① 《宋史》卷360《宗泽传》。

抗击金兵靖康元年（1126），宗泽被召至京城，任宗正少卿，充和议使。因他反对求和，朝廷恐有碍和议，改命他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这时，北方地区的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托故不往。宗泽受命当日就率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②，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出使金军营议和，途经磁州。知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③。百姓们也拦住赵构的马不让前行，认为王云是金的奸细，将他打死。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回了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了宋首都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率军离开相州，履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宗泽率2000 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等人都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赵构的旗号进驻澶渊。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军劫徽、钦二帝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留守东京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即位以重建宋朝，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赵构为南宋高宗。六月，宗泽被任命为襄阳府知府。宗泽极力反对割地求和，表示“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①，因而改任青州（今属山东）知州。

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 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尚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开封很快稳定下来。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金朝派人以出使伪楚为名，到开封探虚实，宗泽立即进行拘捕并要求将其处死。朝廷大臣对此事大多持否定态度，宋高宗下手谕将其释放，但宗泽不执行。尚书右丞（副相）许景衡极力为之辩护：“泽之为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诛锄强梗，抚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①，②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③ 《宋忠简公集》卷7。

①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① 《宋忠简公集》卷7。

主张重用宗泽，使成其御侮治民之功。宗泽还积极支持中原地区的忠义民兵。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②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其余义军首领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先后投到宗泽麾下，军威大振。当建炎二年金朝大军向开封逼近时，宗泽成竹在胸，指挥刘衍、阎中立、张伪、赵世兴等将领一次次打退金兵。北方百姓尊敬地称威震天下的宗泽为“宗爷爷”。

壮志未酬坚守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余次，强烈要求宋高宗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所阻。宋高宗只是表示要择日回京，根本不打算抗金。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病疽于背。七月，他在病中仍鼓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③。临终前，他“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状赞上（高宗）还京”。“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④。卒年70岁。谥忠简，著作有《宋忠简公集》。

②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③ 《宋忠简公集》卷7。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

第四十九章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 刘锜

第一节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附杨沂中）

南渡诸将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并称，而张俊为之冠。四人功绩虽有差异，但对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确都曾起过重大作用，传为南宋中叶著名画家刘松年所绘的《中兴四将图》，即是对四人功勋的称颂。南宋人也以刘锜代刘光世：“南渡后，（张）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①韩世忠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一说绥德）人。18 岁时应募为本州敢勇乡兵。崇宁四年（1105），延州乡兵奉调为党万部属，参与进攻西夏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后从党万战于嵩平岭，以功补一资。后又从刘延庆征战有功，“始补守缺进义副尉”①，开始成为无品的小军官。

宣和二年（1120），浙西方腊起义，宋朝廷调集西北军前往镇压，韩世忠率所部敢勇士50 人随征。宣和三年二月，随王渊攻克杭州；四月，韩世忠擒获方腊，但为辛兴宗掠为己功，后经杨维忠申述，超转承节郎，升为入品的小武官。

宣和四年二月，宋朝应宋金“海上之盟”，派童贯统兵攻辽南京（今北京），韩世忠从征。后随王渊镇压大名起义军；又从梁方平先后镇压尉氏（今属河南）杨天王、沂州（今山东临沂）徐进，以及高托山、贾进等多支起义军，以功升武节郎，进入中级武官行列。

靖康元年（1126）正月，从梁方平守濬州（今河南浚县）黄河桥以抗击金军，梁方平军溃逃，韩世忠奋战突围，焚桥后退往京城开封。金军围攻京城时，韩世忠升任统领，参与守卫京城。二月，宋钦宗答应割让三镇，金军撤围退兵，王渊任河北总管，韩世忠任先锋统制。六月，李纲任河东、河北宣抚使，出援太原，时韩世忠戍大名，奉李纲（《宋史》本传作宣抚副使李弥大）命讨伐叛军，以功升领单州团练使，屯驻滹沱河。时王渊守赵州（今河北赵县），韩世忠前往协助王渊抗击金兵，以功升领防御使。韩世忠率部回大名，总管赵野任命韩世忠为前军统制。靖康二年康王赵构到达济州（今山东巨野），随行的大臣们劝赵构即位，重建宋朝，韩世忠也率所部到达济州，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四月，韩世忠部将杨进击退侵犯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金军，韩世忠扈从康王赵构到达南京。

建炎元年（1227）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韩世忠升领观察使、带御器械。南宋创设御营使以统率扈从诸军，以王渊为都统制，刘光世为提举一行事务，张俊任前军统制，韩世忠任左军统制，刘、张、韩即南宋“中兴四将”中的三将，成为宋高宗赖以起家的基本军事力量。八月，韩世忠以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领定国军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

① 《宋史》卷369《张俊传》及《传论》。

① 赵雄：《韩忠武王世忠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228）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到达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韩世忠率部至西京洛阳，袭击金左监军完颜希尹失利，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升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229）正月，金左副元帅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速、马五等率军万人直奔扬州，而自以主力攻韩世忠。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海边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仓促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

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 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自盐城收集散卒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赶往平江（今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000 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四月初，勤王各军张俊、刘光世等部，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领武胜军节度使，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兼任江、浙制置使，擒苗傅、刘正彦，七月，以功进领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使司都统制。

同年九月，金军宗弼部南犯，韩世忠负责自圌山（今扬中西）至福山（今常熟北）的江防，以防金军自海路入侵。十一月，金军渡江占领建康，韩世忠退守江阴。十二月，宋高宗已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至昌国（今定海）。

建炎四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回镇江以邀击北撤的金兵。金军攻占明州并派海船追宋高宗，被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船队击败。二月，金帅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后退兵①。三月，金兵退至镇江，韩世忠已屯兵焦山寺，并伏兵金山龙王庙，几乎擒获金帅宗弼。金帅宗弼拟从镇江渡江，遭韩世忠所率船队邀击，夫人梁氏亲自击鼓以激励宋军将士，多次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宗弼遂率金兵转向建康，韩世忠与金军接战，相持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达48 日。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韩世忠利用长江天堑以8000 人击败10 万金兵。后金军疏浚小河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烧韩世忠船队，韩世忠战败。五月，金军渡江退回江北。六月，南宋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

绍兴二年（1132），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起义，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破白面山（今湖南平江东北）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绍兴三年（1133）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改任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准备协同进攻伪齐。不久，即因南宋与金议和，不准进攻伪齐，韩世忠又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绍兴四年（1134），议和未成，面临金朝和伪齐联军已渡淮南犯之势，宋高宗虽梦想求和，不得不部署防务。十月，韩世忠渡江至扬州，金齐军已南下。正当韩世忠奉诏回镇江以守长江防线之时，南宋求和使魏良臣自扬州至大仪镇（今扬州西北）西北的金军军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丙子。

中求和，韩世忠率部随后至大仪镇，击败金军南侵的先头部队，俘金将士200多人；追击至天长（今属安徽）东北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40 多人。大仪镇之战规模虽小，但与此前宋军只进行防御战不同，这是宋军主动首次出击，又适逢金军因雨雪不断、粮运不通而退兵，伪齐也随之退兵，韩世忠率部一直追至淮河。《宋史》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因而被称为“中兴武功第一”，后又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次年，韩世忠以功进少保，任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绍兴五年，废神武军号，改设行营护军，韩世忠所部改为前护军。绍兴六年（1136）三月，再次面对金朝、伪齐联军来犯，韩世忠改任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今江苏淮安），以示兼有收复被金军占领的京东路之责。韩世忠率部围攻原京东路现属伪齐的淮阳军（今邳县西南）达六天，在联军主力到来之际退回楚州。韩世忠以“淮阳功”，进领横海军、武宁军、安化军三镇节度使，赐“扬武翊运功臣”号。韩世忠不仅是南宋第一个领有三镇节度使衔，也是元丰五年（1082）废功臣号以后第一个重新获得“功臣”号的将领。同年九月，伪齐分道攻宋。韩世忠率军渡淮北上，挡住了伪齐东路军的攻势。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七月，金朝主战的粘罕（完颜宗翰）

死。宋使王伦至涿州（今属河北），向主和的挞懒转达宋高宗的意向：“河南地，上国（金）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易若见归”的乞和请求。同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十二月，王伦回朝，向宋高宗转达挞懒的答复：“好报江南，自今道涂（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①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三月，力主乞和的秦桧任宰相。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南宋成为金朝属国，原伪齐辖区归还南宋。次年正月，韩世忠以宋金和议成，进少师。同年七月，金主战的右副元帅宗弼（兀术）升任都元帅，主和的挞懒（完颜昌）因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归还给南宋，不久即以“谋反”罪被杀。

绍兴十年（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败盟犯宋。六月，“顺昌之战”

刘锜以少胜多击败金军主力宗弼所部，挡住了金军南下两淮的矛头。韩世忠以太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随后也败金军于淮阳军南，攻克海州。九月，奸相秦桧力主乞和罢战，韩世忠遂退兵。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军再次南下。二月，“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等再次击败金军主力宗弼部。正当宋金激战之际，宋高宗、秦桧的乞和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中。四月，借赏柘皋之功，韩世忠、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而收三大将兵权。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由于韩世忠仍坚持反对向金乞和，“力陈秦桧误国”，又怕遭秦桧陷害而“力求闲退”，十月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十二月，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韩世忠曾责问秦桧：“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①①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韩世忠大仪之胜》。

① 《宋史》卷371《王伦传》。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卷142，十月癸巳；卷143，十二月癸巳。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封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去世，享年63 岁。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②，对岳飞被奸相秦桧害死之事犹念念在心。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谥忠武。

刘光世刘光世（1089—1142），字平叔，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人，将门世家。父刘延庆，北宋徽宗时领保信军节度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宣和三年（1121），镇压方腊起义，童贯任宣抚使，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任宣抚使司都统制诸路军马，为官军主帅，平方腊后，改领河阳三城节度使。宣和四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0 万攻辽，后因战败被贬。不久，即复领镇海军节度使。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宋首都开封，刘延庆守御北城。十一月，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万人突围，两人皆死于乱兵。刘延庆次子刘光世，以荫补入官为三班奉职，累升领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宣和三年，从父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以功升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宣和四年，宋军攻辽，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南京的战役中，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已先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被降官。后在镇压河北起义军张迪中立功，恢复领承宣使，升任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1126），西夏应金朝之约攻宋以牵制宋朝，刘光世在杏子堡（当在今陕西志丹东杏子河畔）战斗中击败西夏军，以功升领侍卫马军都虞候衔，成为侍卫马军司次长官。同年十一月，金军第二次进攻宋首都开封，刘光世率步骑3000 勤王，在行军途中得知北宋已被金灭亡。次年四月下旬，刘光世率部到达尉氏，得到兵马大元帅府令，率部前往济州，于济州南新兴镇遇到正前往南京应天府的康王赵构，当即被任为元帅府五军都提举。宋高宗即位后，刘光世任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陕西将官王德（王夜义）开始隶属刘光世部。八月，刘光世以讨平山东李昱之功，升领奉国军节度使，是南宋建立后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十月，宋高宗南逃，任命刘光世为滁州、和州（今和县）、濠州（今凤阳东北）、太平州（今当涂）、无为军（今无为）、江宁府界制置使，苗傅任都统制，先后击败张遇、李成。

建炎三年二月，金军500 骑兵追击至天长，宋高宗渡江南逃，刘光世所部未遇金兵即溃退渡江，被任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守镇江府，随后又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成为名存实亡的殿前司长官。

三月，苗傅、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四月，刘光世参与平定苗、刘兵变，升为太尉、御营副使，所部即称御营副使军。后任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州、池州，移守江州。九月，金军自黄州渡江，刘光世率军南逃。建炎四年二月，河北流寇郦琼围攻固始县，降于刘光世后撤围南下。

建炎四年（1130）六月，撤消御营使，刘光世所部无所隶属，因其阶官②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为太尉，号称“太尉兵”，大臣们认为欠妥，遂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知镇江府，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金将挞懒（完颜昌）攻楚州，刘光世违诏不援，只派王德、郦琼率轻兵袭扰金军而已。绍兴元年（1131）三月，刘光世改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但刘光世不奉诏。次年六月，刘光世升领宁武军、宁国军两镇节度使。绍兴三年四月，改兼江东路宣抚使，置司建康。九月，南宋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十月，伪齐军渡淮南犯，刘光世移驻建康设防。绍兴四年，金和伪齐联军临江；五年正月，宋高宗亲征抵抗，并再次调整江防部署，刘光世升少保。十二月，南宋改军制，废神武军及巡卫军号，改设行营护军，刘光世所部改为行营左护军。六年五月，以部将王师成击败伪齐军之功，加领保静军节度使，遂成为继韩世忠之后第二个领三镇节度的将领。六月，刘光世移屯庐州。十月，伪齐刘麟渡淮攻宋时，刘光世弃城南逃，在右相兼都督张浚的督迫之下，被迫回军，并派王德、郦琼等击败伪齐军于霍丘等地。藕塘之战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后，刘光世派王德率军随杨沂中追击伪齐军。

刘光世一贯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部属，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军队之一。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作战时又多不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不得不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对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奏：“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①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②。四月，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张浚意在直接控制左护军，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果然如赵鼎所推测，引起郦琼等不少中低将领的不满，郦琼直属部队虽只5000 余人，但在他的煽动裹胁下，同年八月叛归伪齐的竟达4 万人之多。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5.2 万多人，仅剩王德所部8000余人及零星部队。

绍兴八年（1138）冬，宋金第一次议和。宋高宗以宋金议和，刘光世赐和众辅国功臣号，张俊亦赐功臣号，与已赐功臣号的韩世忠，成为南宋初期仅有的三个赐功臣号及领三镇节度使的将领，说明三人在当时地位的重要。绍兴十年（1140），金朝违约南侵。五月，刘锜进行顺昌保卫战时，宋高宗又重新起用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显然是对罢免刘光世兵权不当的一种抚慰，也可能想利用刘光世对伪齐灭亡后又投金的旧部产生某种影响。但刘光世在宋的旧部王德不原归属，宋朝廷只能调拨李显忠、李贵、步谅等将领所属数千人归属刘光世，战斗力不强，未起多大作用。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南宋朝廷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六月，刘光世也再次被收兵权，罢为万寿观使、封杨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刘光世死，终年54 岁，谥武僖。乾道八年（1172），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① 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庚申。年（1205），追封鄜王。

张俊张俊（1086—1156），字伯英，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建中靖国元年（1101），时年16 岁的张俊为三阳（今天水西北）乡兵弓箭手，“宣和初（当为政和六年，1116）从攻夏人仁多泉（今青海门源东南），始授承信郎”①，成为入品的最低的武官。徽宗末年，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靖康元年（1126），抗击金兵于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已升至武功大夫。五月，从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进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今属山西），种师中兵败榆次（今属山西），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十二月，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进至大名时，张俊随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杨祖率3000兵马到大名，被任为元帅府后军（一作中军）统制。靖康二年正月，他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后，不断升迁，阶官升至拱卫大夫。

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即位后，张俊任御营前军统制。同年七月起，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五月，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又升承宣使。建炎三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兵变时，张俊正驻军吴江，随即率部8000 人退回平江，从礼部侍郎、同节制军马张浚同议平叛事，是第一支平叛军队，平定叛乱后升领节度使。七月，改任御前右军都统制。

建炎三年十月，金军宗弼部南犯，宋高宗离杭州逃向越州；十一月，宋高宗逃向明州（今宁波），张俊任浙东制置使扈从。金帅宗弼占领杭州后，派斜卯阿里、乌延蒲卢浑率金军4000 追击，当年除夕追至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以及杨沂中、田师中所部等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亦率州兵助战，金军战败，死伤以千计。建炎四年正月初二，金军又攻明州，张俊与知州“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敌奔北坠田间或坠水，俊急令收兵，夜，敌拔寨去，屯余姚”①，宗弼派援军赶赴余姚再攻明州，张俊抗击于高桥，推托以高宗令其扈从，逃往台州（今临海），刘洪道等也退出明州，明州遂为金军占领。南宋则将明州的“小捷”，列为“十三处战功”之首，因“自金兵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中兴战功自明州一捷始”，“至此而（宋）军势稍张矣”②。

建炎四年四月，张俊改任浙西、江东制置使以招收江浙地区的“群盗”，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度，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将领。六月，宋朝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张俊改任神武右军都统制，领定江、昭庆二镇节度使。绍兴元年（1131）后，张俊讨伐马进、李成有功，进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绍兴六年十月，伪齐发兵30 万大举侵宋，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主力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所部张宗颜等生力军赶至，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寿县），这① 《宋史》卷369《张俊传》，参见卷486《夏国传》下。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正月乙巳。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就是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藕塘之战”，张俊以功进领镇洮、崇信、奉宁军三镇节度使。

绍兴五年十二月，改神武军等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改称行营中护军。

张俊与韩世忠所部为南宋两支最重要的军队，宋高宗比喻为左右手。绍兴七年，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率4 万人叛降伪齐。次年，原刘光世部主力、左护军都统制王德所部2 万人，归属于淮西宣抚使张俊。

绍兴八年，宋金首次议和，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南宋成为金属国，张俊加少傅及安民靖难功臣号。次年，金毁约南犯，张俊兼任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金军主力宗弼围攻顺昌府战败，张俊军也渡淮北上，一度攻占亳州（今亳县）。奸相秦桧令诸将退兵以便乞和，张俊首先退回淮南。

绍兴十一年春，金为迫使南宋屈服，出兵南犯，刘锜、杨沂中等出援淮西，刘锜先到柘皋（今巢湖西北），列阵以待，杨沂中、王德等军相继到达与10 万金军决战，宋军奋勇争先，金军大败而退。柘皋之战被列“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绍兴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乌珠（宗弼）十万众于柘皋”①。张俊未直接参战，因王德为张俊部将，故只列张俊而未列王德。同年四月，以赏柘皋之功为名，张俊与韩世忠升枢密使、岳飞升枢密副使。张俊知道宋高宗、秦桧想收兵权，遂首请纳宣抚司兵权，宋高宗、秦桧乘势罢三宣抚司，也收韩世忠、岳飞兵权。张俊协助秦桧推行乞和政策，又与秦桧合谋制造岳飞谋反的冤狱。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张俊罢枢密使，封清河郡王。绍兴二十六年（1156）死，终年69 岁，追封循王。

杨沂中（存中）

杨沂中（1102—1166），字正甫，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北）人。将门世家，祖杨宗闵，永兴军路副总管，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攻占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时战死，后谥忠介。父杨震，宣和三年（1121）从折可存镇压方腊起义军，后任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建宁寨知寨。靖康元年（1126）十月，建宁寨陷，杨震“与子居中、执中力战没”②，后谥恭毅。

杨沂中为杨震长子，宣和末应募从军，靖康元年十二月，从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扬祖勤王，隶属张俊部。建炎三年（1129）三月，从张俊镇压苗傅、刘正彦兵变以功升任统领。建炎四年正月，从张俊抗击金军于明州（今宁波），以功升中军统制（领）。同年六月，改御前军为神武军。绍兴二年（1132）三月，以张俊的神武右军的中部（军）统制杨沂中，升任神武中军的长官统制（后设都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军。所部虽不满5000，但杨沂中逐渐成为宋高宗的心腹。绍兴三年九月，杨沂中兼任权殿前司公事，绍兴五年，南宋进行军制改编，神武军改为行营护军，并组建新的三衙军，杨沂中改任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正式成为殿前司长官，所统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但仍属次要部队，常在前护军韩世忠、中护军张俊的节制下进行抗金战争。绍兴六年十月，在被列入“十三处战功”之一的藕塘之战中，杨沂中因功建节，授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后又兼领侍卫马、步军司，统管三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② 《宋史》卷446《杨震传》。

衙亲卫军。绍兴十一年，在也被列为“十三处战功”之一的柘皋之战后，杨沂中以功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兼殿前都指挥使。当年十二月，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在杀岳云、张宪时，杨沂中任监刑官。次年赐名存中。绍兴二十年，杨存中封恭国公仍兼殿前都指挥使。三十一年二月遭陆游等抨击后，担任殿前司长官达25 年之久的杨存中罢职，升太傅，领宫观闲差，进封同安郡王，宋高宗说：“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①同年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临江的形势下，起用杨存中任御营宿卫使，统率亲卫军。次年正月，又被任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因朝臣反对而改为只任两淮防务。同年五月，御营宿卫司被撤销，杨存中罢职，再领宫观闲差。

隆兴元年（1163）五月，北伐宋军在符离（今安徽宿州）之战中溃败。

六月，枢密使张浚罢兼都督，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御营使、措置江防事。同年八月，张浚复兼都督，杨存中再次罢职。次年八月，张浚死后，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同都督，在宋金议和进行期间，负责江淮防务。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乾道元年（1165），撤销江淮都督府，杨存中升宁远、昭庆二镇节度使，领宫观闲差。乾道二年（1166）死，终年65 岁，追封和王，谥武恭。

第二节 刘锜（附李显忠、魏胜）

宋宁宗时任史官的章颖，从“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的角度，选择了“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的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四人，于开禧二年（1206）北伐中原之际，撰写了《刘、岳、李、魏传》，以刘锜为首。

刘锜刘锜（1098—1162），字信叔，成纪（今甘肃天水）人。父刘仲武，熙宁时补官，积功为泾原路第一将、熙河路兵马都监。元符二年（1099），从王赡占领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南），建为湟州，刘仲武以功任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知州。崇宁四年（1105），随高永年西征失利，降为西宁都护。大观二年（1108），从童贯征西，招降羌王臧征仆哥，收复积石军（今贵德西），以功受到宋徽宗召见，九子“悉命以官”②。后历任西宁州、渭州（今甘肃平凉）、熙州（今临洮）、秦州知州，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等职，领泸川军节度使。宣和二年（1120）死于熙州知州任上。刘仲武九子，以刘锡、刘锜最知名。

刘锜为刘仲武第九子，史称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①，当为出生地。大观年间入官。南宋建立后，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建炎三年（1129），南宋为牵制东南地区金军南侵，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宣抚处置使以经营川、陕，刘锜被任为泾原路经略使兼渭州（今平凉）知州。建炎四年九月，宋、金决战于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时，刘锜“身先士卒”，① 《宋史》卷367《杨存中传》。

① 《宋会要辑稿》礼59 之20。《郡斋读书志》卷5，赵希弁《附志·传记类》有章颖《四将传》；《宋史》卷207《艺文志·兵书类》有章颖《四将传》3 卷。

② 《宋史》卷350《刘仲武传》。

① 《宋史》卷366《刘锜传》。

抗击金兵②，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宋军已击败金左路宗弼所部，但由于环庆经略使赵哲弃军先逃，导致宋军全线溃败。赵哲以此被斩首，其部属慕容洧据庆阳（今属甘肃）叛变，进攻环州（今环县），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文州（今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西南）至威州（今理县东北）、茂州（今茂县）一带防务。绍兴四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八月，宋高宗得知刘锜战绩，诏令到行在临安朝见，被川陕宣抚使王似以刘锜“守边不可遣”为由，继续留在川陕边境。绍兴五年二月，宋高宗“诏将兵不须起发，令锜疾速赴行在”。七月，当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后，正在湖湘的宰相张浚，想中途截留刘锜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宋高宗再次“诏趣赴行在”①，到后被任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临时接替杨沂中，兼权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十月，伪齐南侵，宋高宗亲征抗击，刘锜改任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加强南宋的海防、江防。绍兴七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在平江时，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王彦所部与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公事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宰相张浚荐刘锜文武全才，被任为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及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公事，统管重建的三衙军，但三衙军数量不多，只是宋高宗的护卫军。二月，王彦罢兵权出任地方官，将王彦所部也隶属于刘锜。刘锜将侍卫马军司2000 多人及王彦所部万人，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6000 人。十月，刘锜兼任庐州知州、淮西制置副使、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率部进驻庐州。绍兴八年六月，刘锜奉诏移驻镇江，不久改任枢密院都统制，刘锜所部成为枢密院的直属部队。绍兴九年二月，刘锜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再次担任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绍兴十年正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三月，刘锜率所部6000人和殿前司3000 人以及诸军家属前往。同年五月，金破坏和议，当刘锜于五月中旬到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东京留守孟庾已向南犯的金军主帅宗弼投降。刘锜与顺昌知府陈规立即部署防务，坚壁清野，拆除、烧毁城外民房，修缮城池，部将许青、贺辉、焦文通、钟彦、杜杞等分守四城门。五月末，金军开始围攻顺昌。六月初，围城中的刘锜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随后又接到“择利班师”的诏旨，刘锜认为大敌当前，不能轻易退兵，应继续坚守。由于刘锜屡败攻城金兵，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兀术）亲率主力由开封赶到顺昌，对金将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顺昌）府衙会食。”次日清晨，10 万金军四面猛攻，宗弼率重铠亲兵“铁浮图”（铁塔兵）进攻东门，刘锜亲自率军出东门抗击，宋军将士以枪揭去金兵兜牟，以刀斧斫敌臂，甚至以手抓扯，恶战大半天，终于将金军打败。刘锜“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鼓舞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己丑；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卷91，七月甲午；卷96，十二月丙午。

士气，准备再战①。金军害怕刘锜派兵夜袭，加上大雨及颍河水涨，相持数日后，只得撤兵北归。顺昌之战阻遏了金军南侵的矛头，稳定了局势。当时“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乌珠（宗弼）于顺昌，乌珠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②。刘锜以功建节，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顺昌知府、沿淮制置使。同年七月，刘锜任淮北宣抚判官，时岳飞北伐驻颍昌（今河南许昌），而张俊已自毫州退兵，岳飞已陷入于孤军作战地位，告急于刘锜，刘锜派部将雷仲出兵牵制，进抵太康（今属河南）。岳飞被迫奉诏南撤，岳飞部将赵秉渊尚坚守淮宁府（今淮阳），刘锜部将韩直协助赵秉渊击退进犯的金军。九月，在宋高宗、秦桧乞和政策下，诸大将都奉诏退兵，刘锜退驻太平州。

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军攻占寿春府，刘锜率部渡江抗击南下的金军，到达庐州，刘锜随即巡视，因其城残破不利于防守，随即冒雨退向东关（今含山西北），“依山据水，以遏金人之冲”。二月，刘锜自东关出兵至柘皋，与10 万金军相遇，杨沂中、王德等军先后到达，宋、金两军会战，金军大败，退向西北的紫金山。柘皋之战是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也是宋、金绍兴和议前的最后一次决战。金军战败后逐步北退，主帅张俊因争功而忌妒刘锜，命刘锜先回，自己想与杨沂中耀兵淮上以显声威，但当得知北退的金兵正攻打濠州时，又命刘锜率军北上抗金。由于轻敌，杨沂中、王德被金伏兵所袭而大败，张俊、杨沂中、王德等惊慌南逃渡江，只有刘“锜乃按部位，整旌旗，最后徐行”，驻军历阳（今和县），奏请准许后，才渡江回归太平州，这也使张俊、杨沂中怀恨在心①。

同年四月，宋高宗、秦桧罢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刘锜因而自请退闲。七月，尽管枢密副使岳飞请求不要罢刘锜的兵权，但刘锜仍被罢军权，改任为荆南府（今湖北江陵）知府。绍兴十七年，以宫观退闲，绍兴二十五年，重又起用为潭州知州。绍兴二十七年，加太尉，又任荆南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绍兴二十九年，面对金帝完颜亮准备南侵的形势，刘锜兼节制荆南府屯驻御前军马，重掌兵权。绍兴三十年五月，设荆南府御前诸军都统司，刘锜兼任都统制。十月，刘锜调任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随即拣退病马，训兵练卒。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刘锜移骑军渡江屯驻扬州。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的形势，宋高宗想借助刘锜顺昌之战建功的威名，任命刘锜为淮南、浙西、江南东西路制置使，以建康府都统制王权为副使。八月，刘锜扶病出镇扬州，并派部将王刚屯守宝应（今属江苏），又派部将吴超进驻淮河南岸的盱眙军（今盱眙县）。

十月，刘锜又兼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随后扶病前驻盱眙军部署防务，又沿淮河进至淮阴，正当刘锜在淮东抗击金兵，主管淮西防务的王权及其部属，当金军渡淮南下，便即不战而逃。面对金军临江的形势，宋高宗以金字牌召刘锜退兵守江。刘锜自淮阴退到扬州时，金军已占领真州（今仪征）。刘锜退守长江边的瓜洲镇，无日不战，为稳定人心，又将妻、子从镇江渡江迁来瓜洲。金军占领扬州后，以重兵南下争夺瓜洲渡，与刘锜部将左军统领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1。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正月丁卯，二月丁亥、乙未，三月丁巳。员琦相遇于皂角林，员“琦陷重围，下马死战数十合，中军第四将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设伏”，杀败金兵，金又派大量生力军前来，刘锜也派两军支援员琦，双方恶战大半天，金军死伤三千余人，战败退兵。皂角林之战是此次金军南犯以来首次失利的恶战，被列入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但淮西主将王权已逃回江南，宋高宗诏令刘锜退回江南，专守长江防线，遂留其侄中军统制刘汜率部属1500 人坚守瓜洲渡口，已病重的刘锜乘肩舆渡江到镇江，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叶义问即以李横代刘锜指挥作战。十一月，金军再次大举进攻瓜洲渡，李横、刘汜战败，金军占领瓜洲渡口。数日后，“采石之战”，虞允文组织军民，打败企图渡江南下的金帝完颜亮，完颜亮东走扬州，不久为部下所杀。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刘锜病死于临安，后谥武穆。《宋史》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又称：“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评论虽不无夸张，但刘锜抗金，除形势不利而主动退兵外，大多战胜，因而被“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①。李显忠（世辅）

李显忠（1110—1178），原名世辅，绥德军青涧城（今陕西青涧）人。

其先世唐末以来世袭苏尾九族都巡检使，父名李永奇。建炎二年（1128）正月，鄜延经略安抚使王庶时在鄜州，招募“硬探”，17 岁的李世辅应募从军。建炎五年（金天会九年，1131），金将陕西划属伪齐，李永奇、李世辅父子仕伪齐，后李世辅谋叛伪齐归宋，李永奇家属二百余口遇害，李世辅逃往西夏。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二月，借西夏兵攻延安，时金已废伪齐，陕西也已划归南宋，遂往河池（今甘肃徽县）见四川宣抚使吴玠，即被授护国军承宣使衔、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军职。九月，到南宋首都临安府晋见宋高宗，又被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衔，初赐名忠辅，又改赐名显忠，任枢密院都统制军职。

绍兴十年二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的同时，李显忠被任为南京副留守，未及赴任，金军已毁约南犯。同年五月，刘光世出任三京招抚处置使，李显忠任前军都统制。绍兴十一年二月，宋金“柘皋之战”，金军战败北撤时，李显忠率部追击建功。六月，刘光世罢军职，所部改编为池州（今贵池）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李显忠任都统制。

绍兴十二年三月，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一向主张抗金的李显忠于同年十二月以病请辞军职，升领保信军节度使，改任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绍兴十八年，李显忠因上书恢复中原，而且“止用申状”，秦桧大怒。同年五月，借口李显忠私自派人去金境内迎归故妻，降领平海军承宣使衔、提举宫观闲差，在台州（今浙江临海）居住。绍兴二十三年正月，才又复领宁国军节度使衔、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奸相秦桧死后，李显忠才出任军职，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乙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卷20《刘锜皂角林之胜》。

① 《宋史》卷366《刘锜传》及《传论》。

历殿前司右军、先锋军统制，都统制。

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0）三月，金军即将南犯，李显忠复任池州都统制。次年渡江至淮河南岸寿春（今寿县）一带设防。十月，李显忠部将击败渡淮金兵于大人洲，李显忠也邀击南下的金军获胜，在得知奉命守淮的建康都统制王权已南逃后，李显忠遂退回池州防江。十一月初，王权被撤职，李显忠接任建康都统制，未及赴任，虞允文已组织“采石之战”，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次日，李显忠也赶到采石接替江防，并随即派兵1.6 万人随虞允文赴镇江防守。李显忠随后升任淮西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招讨使。次年五月，招讨司撤消前，改任主管马军司，升太尉。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四月，枢密使张浚主持北伐。五月，李显忠渡淮北上，攻占灵璧，虹县（今泗县）金守将降，又攻占宿州。李显忠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任招讨使，邵宏渊任副使。李显忠在宿州城外设防，邵宏渊守城。金帅纥石烈志宁率金军10 万反攻宿州，李显忠苦战于城外；次日，金军再攻，李显忠约邵宏渊内外夹击攻城金军，但当李显忠率部激战百余合，邵宏渊却坐视不出。当夜，“建康中军制统制周宏及邵都统（宏渊）子世雄，阳为虏劫寨自遁”①。次日，李显忠入城守御，邵宏渊又扬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傥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李显忠知邵宏渊怯战，而“势不可孤立”②，于是不得已退兵，宋军溃退，但金军亦因损伤惨重而未追击，宿州治符离县，史称“符离之战”。李显忠因而被责降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再责降为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宋孝宗后知符离之溃，主要是邵宏渊动摇军心与怯战所造成，除贬降邵宏渊外，乾道元年（1165）召还李显忠，复授容州防御使衔，后又升随州观察使、两浙东路副都总管，但李显忠乞祠，遂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乾道六年，再次起用李显忠，升领威武军节度使、主管马军司公事；七年，再升太尉；九年，因病以提举宫观闲差养病。淳熙五年（1178）去世，终年69 岁，后谥忠襄。

魏胜魏胜（1120—1164），字彦威，淮阳军宿迁（今属江苏）人。少应募为弓箭手，移居山阳（今江苏淮安）。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31）七月，金军即将南犯，魏胜率义军300 人，渡过淮河占领涟水。八月初，又“率其徒数百人至海州，自称制置司前军，大兵且继至”，金守将高文富（多）闭城门拒守，魏胜在城外多树旗帜、举烟火，魏胜率部众攻上城头，民众又开城门，魏胜遂占领海州，附近各县也纷纷归降。南宋随后任命魏胜为统制忠义军马。魏胜又一度出兵攻入沂州。同年十月，金军围攻海州，浙西副总管李宝率水师登陆击退金兵，魏胜被任为海州知州。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魏胜升任山东忠义军都统制，仍兼海州知州，金军又围攻海州，金帝完颜亮被杀于扬州后，金军撤围退兵。

隆兴元年（1163），枢密使兼都督张浚派贾和仲任山东、河北路招抚使，置司海州。魏胜被诬告，因而改任京东路副总管、都督府统制，驻扎建康府。不久，张浚得知魏胜被贾和仲诬陷，恢复魏胜旧职重回海州。隆兴二年，因① 张抡：《故太尉..赠开府仪同三司李公（显忠）行状》，《琬琰集删存》卷3。② 《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宋金议和，改命魏胜为楚州知州，专守楚州西南的清河口，淮东安抚使刘宝守楚州。金将徒单克宁进攻魏胜于淮阴东十八里口，“魏胜取敝舟凿其底，贯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载巨石贯以铁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①。魏胜抗击金军，“自卯至申，胜负未决”，金军又增派援军，魏胜全力抗战，并向李宝求援，李“宝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坚谓方讲和，决无战事，迄不发一兵”②，魏胜援绝箭尽，仍依土岗列阵，坚苦抗击，以步兵列前，骑兵殿后，魏胜中箭落马而死，终年45 岁。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魏胜生前只是中级武官，战功亦仅是攻占海州，血战淮阴，完全不能和独当一面、战功显赫的许多大将相比，甚至不及众多的中级武将。史学家章颖将他列入“南渡四将”，这不仅因为魏胜忠心报国、战死疆场，更因为他是“山东忠义之冠”①，代表着抗金阵营中的忠义军这支重要抗金力量。① 《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

② 《宋史》卷368《魏胜传》。

① 《宋会要辑稿》礼59 之20。

第五十章 岳飞

第一节 岳飞早年的抗金活动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①。父岳和，母姚氏，世代务农。岳飞青少年时先后向周同、陈广学习射箭、枪技，成为全县武艺最高强的人，但因家境贫困，后到相州（今安阳），“为韩魏公（琦）家庄客，耕种为生”②。

宣和四年（1122）初，岳飞初次从军。同年十月，在北宋攻辽战争中，曾到达辽燕京（今北京）城下，见到高大的城墙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误认为这是金初起时的著名战略要地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这也可能是当时不少人共有的误解，以至于十多年后已是大将的岳飞，还对部属说过“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的豪言壮语③。宋军攻辽战败退军，适值父亲岳和病死，岳飞随即回到家乡守丧。靖康元年（1126）冬，又到相州应募从军为刘浩部属。同年十二月，康王赵构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刘浩所部成为大元帅府最早的基本部队之一。次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此后不久，作为小军官的岳飞，奏请宋高宗回都城开封领导抗金战争，以越职上奏罪名而被夺军职。

建炎元年（1127）六月，张所任河北招抚使，置司北京（今河北大名东）。七月，张所离开“行在”南京赴任。但直到八月中旬末，张所“今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尚未行”至北京①，岳飞投张所部下从军。张所“一见，与臣（岳飞）言两河、燕、云利害，适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补修武郎、閤门宣赞舍人，充中军统领，寻又升统制”②。岳飞隶属于都统制王彦。

九月，王彦所部攻占新乡（今属河南）县城，但随即遭金军围攻，王彦兵溃突围后，组织义军（八字军）抗金。岳飞则率所部独立行动，后虽向王彦谢罪，但未再被接纳。岳飞遂投东京留守宗泽，由于岳飞曾擅自脱离主将王彦管辖，“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而还，遂升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③。建炎二年六月，宗泽病死，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岳飞成为杜充的部属，在胙城（今延津东北）、汜水关等地战胜金兵；又先后在开封、陈州（今淮阳）等地，击败王善、曾成、孔彦舟等部。建炎三年，以功屡升“授真刺史”①，成为中级武官。六月，岳飞随杜充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杜充任右相① 本章参考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27 引《岳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③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下称《金佗稡编》或《金佗续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参见卷27 黄元振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② 《金佗稡编》卷11《乞以明堂恩奏张所男宗本奏》。

③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① 《宋史》卷365《岳飞传》。按宋制以武阶官而带承宣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衔，通常称遥郡、遥领、借补，仍以武阶官叙品级；而称正任、真授等，则是除落阶官衔，而以承兼江淮宣抚使守建康。十二月，金军于马家渡（今南京西南）渡江南下，杜充派都统制陈淬率统制岳飞等将士2 万抗击金军，以王■领兵1 万余人策应。陈淬、岳飞与金军激战十余合，直战到天黑胜负未分，王■首先率部逃跑，宋军遂即溃散，都统制陈淬战死，岳飞率部退屯钟山（今南京城东紫金山）。这是岳飞，也是南宋军队首次正面与完颜宗弼（兀术）统率的金军主力作战。此战为“建炎三大战”的首次重大战役。虽然由于主要将领王■在胜负未分之际率军先逃，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但在宋金战争史具有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宋军终于敢与金军主力正面作战，因为“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军）战也”。除此次建康之战及次年的白原、富平两次战役外，“其它率望风奔溃，盖未尝接战也”②。

金军占领建康，岳飞率部退至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境内，又转移至宜兴，宜兴成为岳飞所部此后一段时间的根据地。建炎四年五月，金军渡江北撤，岳飞邀击后撤的金军于静安镇（今江苏南京西北）渡口，前建康府通判钱需也率乡兵从侧面袭击金军，金军大败，岳飞、钱需收复建康城。岳飞后率部回宜兴，不久即归属张俊节制。

此时，南宋“假（借）权宜以收群盗”，设置镇抚使。“上供财赋权免三年，余听帅臣（镇抚使）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军兴听从便宜。..许以能捍御外寇（金军），显立大功，特与世袭”①。在金军接战的江淮、江汉地区普遍设置镇抚使，这是利用“群盗”守土抗金的地方军区。在南宋又将实力较小的地方军政长官也改任为镇抚使时，张俊没有将岳飞所部归并入神武右军，而是推荐岳飞出任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岳飞率部赴泰州，奉命出援楚州时，于承州（今高邮）击败金军，但大将张俊、刘光世并不出兵，势单力薄的岳飞只得退守泰州。十一月，又渡江退往江阴后，奉命防江。十二月，岳飞受命从张俊讨伐李成。

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绍兴元年（1131），李成在岳飞等军追击下归附伪齐。张用也在岳飞招降后，向张俊投降。此次平寇，岳飞战功第一；七月，岳飞改任神武右副军统制，所部也由杂牌军成为南宋朝廷直系军的一部分，但岳飞的地位尚低，当时东南大将号称“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辛（企忠）”。同年十二月，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忠罢职，由岳飞取代辛企忠，时年29 岁的岳飞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绍兴二年，岳飞任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讨伐曹成。曹成在岳飞所部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七月，岳飞奉命移屯江州（今江西九江），其时刘光世、韩世忠所部各有4 万人，张俊有3 万人，岳飞所部也已达二万三四千人，成为南宋第四支重要军事力量。

绍兴三年，岳飞镇压了吉州（今吉安）、虔州（今赣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八月，岳飞在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朝见宋高宗时受到奖励，随后任江西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九月下旬中，岳飞被任为江南西路、舒（今宣使、刺史等官衔叙品级。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建炎三大战》。

① 《宋史》卷167《职官志·镇抚使》。

安徽潜山）、蕲（今湖北蕲春东北）州制置使，成为与鄂州王■、池州刘光世、镇江韩世忠，共同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四支主力部队之一。

原神武后军的长官巨师古因不伏韩世忠的节制，于绍兴三年六月被除名、编管广州后，部属被拨隶其他将领。同月，岳飞所部由神武副军升改为神武后军。

收复襄、邓六郡镇压杨么起义绍兴四年五月，因金与伪齐南犯，岳飞兼任黄州、复（今天门）州、汉阳军、德安府（今安陆）制置使，随即收复被伪齐占领的郢州（今钟祥）、襄阳（今襄樊襄阳区）、唐州（今河南唐河）；六月，部将牛皋攻克随州（今属湖北）；七月，部将张宪、董先等又攻克邓州（今属河南），南宋后以新收复地区设置襄阳府路。岳飞以功建节，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时年32 岁。同时改任湖北路、荆（今江陵）、襄、潭州制置使。同年九月，金和伪齐联军大举南下，直扑两淮，十二月，进攻庐州时，高宗诏令岳飞驰援，岳飞派部将张宪、牛皋率兵2000 进援庐州，敌军战败奔溃。

绍兴五年二月，岳飞升领镇宁军、崇信军两镇节度使，声望地位已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将相近。岳飞的神武后军长官官衔也由统制升为都统制，并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镇压杨么起义军成为主要任务。岳飞率部于五月下旬初进抵鼎州（今湖南常德），对杨么起义军采取剿抚两手政策，杨么部将黄佐首先率部出降，被岳飞派回湖中招降和攻击起义军。黄佐击破周伦水寨，取得了进剿起义军的首次胜仗。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前来湖湘督战，五月末，张浚接到诏令要回朝布置防备金、伪齐南犯。张浚即把岳飞召到潭州，要他作暂停进攻或长期围困起义军的打算，而岳飞“请除来往三程，以八日之内，俘诸囚于都督之庭”①。六月初，岳飞派任士安进攻杨钦大寨，自率大军遂接应，杨钦战败投降。六月中旬初，岳飞又攻破杨么起义军基地夏诚大寨，杨么战败投水自杀，夏诚被俘，终于如期镇压了杨么起义。岳飞以功加检校少保、进封开国公。岳飞的部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数万原起义军成为岳飞的战士，几支官军也归并为岳飞的部属。十二月初一日，岳飞升为招讨使。次日，南宋进行军事改制，废神武军号改称行营护军，不设都统制，由宣抚使、招讨使直接指挥。岳飞所部改称后护军，中军统制王贵兼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张宪兼同提举一行事务，需要时可以代替岳飞指挥部队作战。南宋这次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所统辖的五支最主要的部队，统编为行营五护军，成为朝廷主力军，分布在宋金战争的全线，改变了南宋初年的无序状态，岳飞所部扼守长江中流及汉水流域，成为金军、伪齐军南犯时难于逾越的钢铁长城。

北伐中原绍兴六年三月，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部置抗金事宜，在长江中下流采取进攻的态势，岳飞升任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不设宣抚使，宣抚副使即是长官），置司襄阳。岳飞在行营五护军统帅中不仅是最年轻、资历最浅、最① 《金佗稡编》卷6；《行实编年》卷3，绍兴五年五月。

晚建节的高级将领，也是最后一个升任宣抚副使，但已确立了岳飞作为“中兴四将”之一及在南宋诸将中的应有地位。同年夏秋，岳飞军长驱进入伪齐统治区，部将牛皋攻占镇汝军（当是今河南鲁山），王贵攻占卢氏（今属河南）、虢略（今灵宝）、朱阳（今灵宝西南）、栾川（今属河南）等县，又西进攻占商州（今属陕西）、商洛（今丹凤西北）、洛南（今属陕西）等地，杨再兴攻占长水县（今河南洛宁西南），虽由于军粮供应困难而退军，但沉重地打击了伪齐的统治。

面对南宋进攻态势，伪齐在谋求与金联军侵宋遭金拒绝后，自行发兵侵宋，主要矛头仍然直指两淮，并让部分士兵穿着金军服装，制造伪齐与金朝联合侵宋的假相。然而热中于派系斗争，致力于扶植二程理学、打击王安石新学的左相赵鼎，惊慌失措，不与在前方的右相张浚商议，急忙命令诸将退而守江，并调遣岳飞移屯江州进行防守，岳飞不顾眼病加重两眼昏花的情况，急忙抽调部队东下。南侵的伪齐军主力于藕塘（今定远东南）被宋军打得大败，两淮伪齐军随即全线败退。但伪齐乘岳飞抽调兵力东下，江汉地区防守力量削弱的情况下，伪齐与金朝集中兵力，攻击此前不久被岳飞部将收复的商州、虢州以及邓州、唐州、信阳军等地，各地守军奋力抗击。十一月中旬，岳飞回到鄂州后立即渡江北上，部将牛皋、王贵、董先等先后击败伪齐军，并攻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由于所带军粮不多，难于持久攻城，遂自蔡州主动退兵返回防区。

绍兴七年二月，岳飞的武阶官升为最高的太尉，职衔也升为宣抚使。三月，刘光世被罢兵权，宋高宗原已诏令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统辖，但既遭到新任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宰相兼都督的张浚又想将刘光世所部收归都督府，任命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由于王德位微望轻不足以居郦琼之上，同年七月，郦琼裹胁4 万人投降伪齐。由于宰相张浚处置失当，不仅使岳飞扩充军队以加强抗金实力的愿望落空，也造成了南宋最大的一次兵变事件。

绍兴七年（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南宋与金首次议和。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三月，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岳飞虽持反对态度，在上表中称：“唾手燕云，正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宰相（独相）秦桧“见之切齿”①。但岳飞依旧因议和而援例升官，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这年夏季的一天一阵骤雨之后，岳飞在鄂州衙署凭栏远眺，但见滔滔大江滚滚东流，心潮汹涌澎湃，不胜感慨，前些时他上表反对议和时的心情，此时更为激烈，发为心声，高声吟唱了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满江红》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PGN1747.TXT/PGN>激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毁约犯宋，面对金军的全面进攻，宋高宗被迫抗金。六月初的顺昌（今安徽阜阳）保卫战，刘锜击败金军主帅宗弼的精锐部队，遏制了金军南犯的矛头。岳飞此时已官进少保、职兼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92。

② 《满江红》词为岳飞所作，系据邓广铭先生的意见，参见《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

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当顺昌形势严峻时，岳飞奉诏进援，岳飞曾派张宪、姚政率部赶往顺昌。

当宋高宗被迫应战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帅虽都加了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但实际只要求诸军抵挡而非进攻。所以，随即派遣官员以计议军事的身份分别前往三大帅处，传达宋高宗的意图。当前往岳飞处的计议军事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御札”赶到湖北、京西宣抚司所在地鄂州时，岳飞早已依照既定计划率部北伐中原，李若虚追到德安府（今安陆）才见到岳飞，除了转交宋高宗的“御札”外，还告诉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飞不从。是时诸军皆已进发，若虚曰：‘面得上（高宗）旨，不可轻动，既已进发，若见不可进，则当以诏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许诺，遂进兵”①。岳飞开始了空前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的军事行动。

六月间，救援顺昌的张宪、姚政，由于刘锜已打败金军，张宪、姚政即转向西北攻取蔡州，西路的牛皋攻取鲁山（今属河南）。闰六月间，张宪、傅选等打败金军韩常后收复颍昌（今许昌），张宪又与牛皋等打败从开封来援的金军并收复陈州（今淮阳），金军企图重新夺取颍昌，又被驻守部队董先、姚政等击败，郝晸又收复郑州，姚政也收复中牟（今属河南），前锋距离金军指挥中心只有几十里。七月初，郝晸在忠义军李兴等配合下，收复宋西京洛阳。正当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之时，金军侦察到岳飞的指挥部郾城（今属河南）只有少量骑兵驻守，金军主帅宗弼（兀术）亲率精锐骑兵1.5 万，自开封奔袭郾城，企图一举消灭岳飞的指挥中心。经过一场恶战，倚以屡胜宋军的拐子马（侧翼骑兵）、铁浮图（铁塔兵，指重装骑兵），都被打得大败，金军终于不支而退。但宗弼仍不断企图进攻郾城，岳飞亲自率军出战，杀败金军。小商桥（郾城北）之战，杨再兴、杨兰、高林等以少敌众，英勇战死，张宪率援军赶至，再次大败金军。宗弼又改而攻击颍昌以切断岳飞与前方部队的联系，经过大半天的恶战，也被守城的将士打得大败。还可能有一支小部队一直进到离开封45 里的朱仙镇（今开封西南）一带，并打败了金兵①。此次岳飞北伐中原，金军遭到沉重打击。“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②，是金军对岳飞部队的高度评价。

正当岳飞大获全胜，宋朝原首都开封收复在即，宋高宗、秦桧不仅不支持岳飞的抗金战争，恰恰相反，而是要岳飞措置班师。此时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锜等军已先奉诏退兵，岳飞如果不退兵，将面临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险恶形势，岳飞只得也退兵。

千古奇冤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金军再次渡淮南犯，在岳飞奉诏进援还未到达的情况下，宋金“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大败金军。杨沂中、王德随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① 关于朱仙镇之战，首见于岳珂所撰（顾杞撰草稿）《行实编年》，其他记载均出于此。邓广铭《〈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认为纯系岳珂杜撰；王曾瑜则认为实有其事（参见《金佗稡编》卷8 有关注释）。撰者以为岳珂（或顾杞）所记当得自传闻，并非全系空穴来风，但传说或岳珂已将此战之规模及效果夸大，故作如上叙述。② 《宋史》卷365《岳飞传》。

后虽因轻敌在濠州遭金军伏击而败，但金军毕竟还是渡淮北撤，说明只就抵抗金军的南犯而言，依靠刘锜、杨沂中、王德等将领也已足以应付。四月，借口柘皋之捷，论功行赏，三大将被收兵权，同时罢宣抚使，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升任枢密副使。而更大的阴谋是，秦桧对坚持抗金最力的韩世忠、岳飞进行陷害。秦桧首先将矛头指向韩世忠。胡纺首先向秦桧秘告，韩世忠亲校耿著企图鼓动兵变，以迎韩世忠回楚州重掌军权。秦桧立即逮捕耿著并严刑拷打，阴谋以此陷害韩世忠。岳飞和张俊奉命前往楚州按阅韩世忠军马时，岳飞得知耿著的冤狱并随即写信告诉韩世忠，由于得到宋高宗的庇护，终于使秦桧陷害韩世忠的阴谋落空。岳飞又反对剥夺刘锜的兵权，更加深了秦桧对岳飞的仇恨。当金朝表示和谈的意图时，岳飞仍不顾安危上奏反对求和，秦桧在加快求和的过程中，也加快了迫害岳飞的步伐。同年八月，岳飞已感到形势的险恶，自请免职，随即被罢去枢密副使，但并没有能延缓秦桧陷害岳飞的步伐。九月，一起类似陷害韩世忠的阴谋终于发生，秦桧党羽指使岳飞部将王俊，向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冀朝廷还岳飞复掌兵”。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张宪随即被逮捕，后又诬陷“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①。岳飞及子岳云即被投入大理寺狱审讯，秦桧决心杀岳飞以警告所有敢于反对求和者。金军主帅宗弼在给秦桧的信中指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②。这既可能实有其事，也有可能是秦桧编造，借以促使宋高宗下杀岳飞的决心。秦桧派御史中丞何铸审讯岳飞，岳飞脱衣露出少年时母亲姚太夫人刺写在背上的“尽忠报国”，“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③。秦桧见何铸不治岳飞谋反罪，就改派万俟■审讯岳飞。十二月，岳飞终于被定为谋叛罪。已经退闲的“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④一代英豪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于大理寺狱，时年39 岁；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处死刑，家产籍没，家属都被发配往广南、福建路居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的形势下，才将“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管州并放令逐便”⑤。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后，追复了岳飞少保、两镇节度使、开国公等官衔、爵位；岳飞的夫人李氏、岳云的夫人巩氏追复封号，岳云、岳雷、岳霖追复官衔，岳震、岳霭（后改霆）及岳云、岳雷之子也补授官；岳飞又依礼改葬，岳云祔葬，岳飞的冤狱终于得到昭雪。岳飞于淳熙五年（1178）被追谥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追封鄂王，宝庆元年（1225）又追谥为忠武，此前还追赠为太师。著作有后人所编《岳忠武王文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卷142，十月戊寅。② 《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③ 《宋史》卷380《何铸传》。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

第二节 岳云 张宪 岳云①

岳云（1119—1142），字应祥，岳飞长子，刘氏所生，（岳飞次子雷，亦为刘氏所生），但在岳飞长期离家抗金后，刘氏已改嫁。岳飞、岳雷随祖母姚氏居住。建炎四年（1130）初，岳飞进驻宜兴，将离散多年的母亲及二子接来宜兴后，岳飞又娶李氏。岳云“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记载不无夸张，很可能是岳飞将长子岳云托付给爱将张宪照看，张宪出战时带着岳云，岳云虽然年少，但主将岳飞的长子临阵，确能起到鼓舞将士斗志的作用。从此，岳“飞征伐，未尝不与”①。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云随已任神武副军都统制的岳飞朝见宋高宗，虽“年尚少，上亦以战袍，戎器赐之”②，随后被授保义郎、阁门祗候，开始正式成为军官。岳云“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③，在绍兴四年收复襄、邓的战役中，先随牛皋攻下随州，又随张宪攻占邓州；绍兴五年平定杨么起义军的战役中也建立战功，但岳飞都不报功请赏。绍兴六年，岳飞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岳云任宣抚副使司书写机宜文字，在进攻伪齐商州、虢州、蔡州等战役中，再次建立战功，但岳飞在上报的“本职功状内合乞推恩等第”的人员中，仍未将岳云列入。南宋朝廷在对此战有功的将士论功行赏时，岳云也“特转三官”时，岳飞一再上书辞免，并指出被列入“事状”中，斩将陷敌立有奇功的将领只升一级，而子岳云升三级，“非所以示将士大公至正之道”①。

绍兴十年的北伐战争时，金军袭击郾城失败后，岳飞对岳云说：金军“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亲军）援王贵”。金军主帅宗弼（兀朮）果然以10 万大军攻颍昌，由于守城宋军不过3 万，众寡悬殊，主将王贵怯战，在岳云督促下，王贵以董先、胡清守城，王贵自与岳云出城西迎战，岳云以所统背嵬军的骑兵冲击敌阵、步军分列左右两翼继进；王贵、岳云率军自辰至午，血战半日，胜负未分，董先、胡清率生力军出城参战，金军大败而逃。岳云“体被百余创，甲棠为赤”②，以功升为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成为中级武官。

绍兴十一年八月，岳飞被罢枢密使以宫观奉朝请时，岳云也被授宫观闲差。同年十月，秦桧制造陷害岳飞冤案时，诬陷岳“云与（张）宪书，令措置使（岳）飞还军”，因为完全是无中生有，就“且言其书已焚”。韩世忠诘责秦桧，秦桧也只能说：岳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当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时，岳云与张宪同被处斩，岳云死时才23岁。

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岳云被追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官衔，并以礼附葬岳飞墓；妻巩氏也追复恭人封号，二子岳甫、岳申授官。嘉泰四年（1204），岳云被追赠武康军节度使。

① 《宋史》卷365《岳云传》。又本传以岳云为岳飞养子，误。参见《金佗稡编》卷9《诸子遗事·岳云传》的王曾瑜考证。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庚由。

③ 《宋史》卷365《岳云传》。而《金佗稡编·诸子遗事·岳云传》等作铁锤，王曾瑜在注释的考证中认为应是铁椎枪。

① 《金佗稡编》卷14，《家集》卷5《辞男云转三官札子》。

② 《宋史》卷365《岳云传》。

张宪张宪（？—1142），岳飞心腹将领。建炎四年（1130）岳飞接回母亲及儿子岳云、岳雷后，即将长子岳云托给张宪照管。绍兴元年，岳飞奉命受张俊节制讨伐李成时，统领张宪以兵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同年十二月，岳飞任神武副军都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绍兴二年，岳飞讨伐曹成，曹成自道州（今湖南道县）南下贺州（今广西贺县），并以兵扼守莫邪关（今地不详），前军统制张宪率部攻关，军士郭进与旗头奋勇登关，张宪遂攻占关城。曹成又率残部奔窜连州（今广东连县），岳飞“遂遣本司统制官张宪追赶掩杀，收复连州”①，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曹成部将“郝政率众走沅州，首被白布，为成报仇，号白巾贼，宪一鼓擒之”②，郝政（晸）降于张宪。曹成部将杨再兴，在莫邪关战役中，杀死岳飞部将韩顺夫；张宪率军追杀时，杨再兴又杀岳飞之弟岳翻。此时，再次被张宪追杀，杨再兴无路可逃，跳入深涧中，“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③，杨再兴后成为岳飞部下勇将。

绍兴三年三月，岳飞奉诏镇压虔州、吉州地区农民起义，“分遣统领官张宪取一路，王贵取一路”，并“躬亲统率军马取一路，约期会合迎敌”①。四月，张宪与王贵攻击起义军彭友、李满所部，彭友、李满被俘，虔、吉地区起义被平定。同年九月，张宪进官武略大夫、吉州刺史，成为中级武官。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出兵攻取被伪齐占领的襄、邓六郡。张宪先在牛皋、岳云的助攻下，攻占随州，生俘伪齐知州王嵩。张宪又与王万、董先收复邓州；大败伪齐及金兵于唐州北，又收复唐州。在岳飞收复襄、邓六郡中，张宪也立了重大战功。同年冬，金与伪齐联军入侵两淮，进攻庐州，岳飞派张宪、牛皋救庐州，击退联军。

绍兴七年三月，宋高宗拟将刘光世旧部划归岳飞统辖，因张浚、秦桧的反对而作罢。岳飞气愤之下，就报请解职为母守孝，未得高宗允许，就“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事”②。张宪作为岳飞的心腹，临时代理管理军中事务。绍兴八年正月，伪齐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兵，胁持知州刘永寿携军民降宋，岳飞也派张宪等前往受降。

绍兴十年夏，刘锜据顺昌抗击金军，岳飞奉诏救援，即派张宪与姚政率兵赴援，张宪等赶到时金军已败退。张宪遂转而折向西北，袭取蔡州；大败韩常所部金军，占领颍昌，东进再攻占淮宁府。杨再兴抗击金兵于小商桥，激战阵亡后，张宪领援兵继至，金军被打得大败而逃。张宪率徐庆等将领，又大败金兵于临颍东北。张宪在此次北伐中原的战役中屡立战功。

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罢宣抚使改任枢密副使，张宪改任鄂州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九月，在秦桧迫害岳飞的过程中，作为岳飞爱将的张宪首当其冲。当时张宪离开鄂州正前往镇江的枢密行府向枢密使张俊报告事务，前军副统① 《金佗稡编》卷19，《家集》卷10《追赶曹成捷报中省状》。

② 《宋史》卷368《张宪传》。

③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

① 《金佗稡编》卷19，《家集》卷10《虔州捷报申省状》。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2，绍兴七年七月丁卯。

制王俊受枢密使张俊指使，即向都统制王贵诬“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①，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当张宪到达镇江随即被逮捕入狱。虽然枢密行府属吏王应求向张俊说明枢密院无权进行审案，但张俊“不听，亲行鞫炼，..宪被掠无全肤，竟不伏”②。但张俊诬称张宪收到岳云书信，命张宪设法使岳飞回军主持军务。张宪被械赴行在临安，下大理寺狱。同年十二月，当岳飞被赐死时，张宪与岳云被处斩刑，家属发配往岭外居住，家产被籍没。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张宪家属与岳飞家属同时允许任便居住。乾道元年（1165），张宪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官衔，四子也各补官，张宪冤案也终于得到昭雪。嘉泰四年（1204），张宪追赠宁远军承宣使。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

② 《宋史》卷368《张宪传》。

第五十一章 吴玠 吴璘

第一节 吴玠（附郭浩、杨政、吴拱）

吴玠吴玠（1093—1139），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①。父吴扆，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寨卒，升至指挥使，当属乡兵。死后葬于水洛城，因而全家徙居水洛城。吴玠约在政和元年（1111）从军，在抗西夏战争中，以功升进义副尉，是未入品的小军官，权（代理）队将。后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军及河北起义军立功，累转忠训郎，已是入品的低级武官，任权泾原第十一正将。靖康元年（1126），吴玠率军打败进攻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的西夏军，升任泾原路第十二副将。

建炎二年（1128）四月，吴玠击败进犯的金军于青（清）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升任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十一月，吴玠又收复华州（今陕西华县），随后又镇压史斌于鸣犊镇（今西安东南），以功升右武大夫，已成为中级武官。

建炎三年，张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①，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十一月，张浚到达秦州，升吴玠为泾原路统制。

建炎四年（1130）初，吴玠又升任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成为一路的副统兵官。金军西路主帅完颜娄室侵占长安后，派副帅撒离喝率军向西北进犯麻亭镇（今彬县南）。吴玠与张中孚、李彦琪等，奉都统制曲端之命抗击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曲端则拥大军屯驻于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吴玠等与金军恶战，初战告捷，在金军再次攻击下，吴玠所部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但不进兵支援，反而立即退往泾州（今甘肃泾川），吴玠遂战败。金军乘胜进占邠州（今陕西彬县），在进行烧杀后又退走。彭原店之战，被列为“建炎三大战”之一。“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战也，..独曲端与罗索（娄室）战于白原”，但也战败。又称：“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②。其实，曲端并没有直接参加或指挥作战，可能只是听到部下报告此战的激烈情况，即被吓破了胆，反以吴玠违背他的节制，而将吴玠降为怀德军知军。不久，张浚即升吴玠为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张浚想牵制南犯江、淮的东路金军主力宗弼所部，以避免金军再次渡江南下危及南宋政权，决策在西北发动攻势。金军宗弼随后奉令自六合率部赶往陕西，以支援西路金军。八月，吴玠升为权永兴军路经略司公事，后收复长安。九月，宋金“富平之战”，宋军战败。吴玠收散兵退保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东的和尚原，积粟列栅，训练士卒，死守以扼入蜀通道。

绍兴元年（1131）五月，金军东路从凤翔西上，西路自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成县）东出大散关，合攻和尚原。西路金军先到和尚原北山，吴玠士卒坚守阵地，以逸待劳，轮番作战、休息，路狭多石，金军被迫舍马① 本章部分参考杨倩描《吴家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① 《宋史》卷361《张浚传》。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建炎三大战》。

步战，连战三天，金军战败后退往西南的黄牛堡，又遇大风雨雹，被迫退走。东路金军正在攻打箭笞关（今陕西千阳南），吴玠又派兵击败东路金军，金军第一次攻打和尚原失败，吴玠以功升陕西诸路都统制。同年十月，金军主帅宗弼（兀朮）率金兵数万，“造浮梁跨渭水，自宝鸡连三十里（结连珠营），垒石为城”①，吴玠命诸将造劲弓强弩，轮番发射，号“驻队矢”，箭射如雨。宗弼所部“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②。宗弼“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③。和尚原之战，后被列为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吴玠以功建节，授镇西军节度使。

绍兴二年，吴玠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次年正月，金朝和伪齐联军攻陷金州（今陕西安康），利州路经略使刘子羽退守饶风关（今石泉西），并向吴玠求援，吴玠率部自河池（今甘肃徽县）一日夜驱驰300 里，赶到饶风关抗击金兵，激战六昼夜，后因叛徒引金军从小路出关后，吴玠战败退保西县（今陕西勉县西），金军占领兴元（今汉中）。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往河池南仙人关，在关右筑垒以守。绍兴四年二月，金军主帅宗弼、撒离喝及伪齐刘夔率军10 万攻仙人关，激战数日，金军败退，仙人关之战也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吴玠以功升任川陕宣抚副使，领二镇（奉宁、保静）节度使。

绍兴五年十二月，南宋进行军制改革，设行营护军以统主力部队，吴玠所部由地方军“四川宣抚司军”首次被编为朝廷直属的主力部队，编为行营右护军，右护军成为南宋的西北长城。此后，川陕边境宋金双方大体都以守为主，相对平静。

绍兴八年十二月，宋金第一次议和。九年（1139）正月，吴玠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随后又升任四川宣抚使。六月，吴玠病死于仙人关，终年47岁，后谥武安。孝宗淳熙三年（1176），追封为涪王。

吴玠五子，长子吴拱随父从军，吴玠死时吴拱在右护军，但官职不高。

川蜀地区除吴玠外，主要将领是后来被称为“蜀中三大将”的吴玠弟吴玠与郭浩、杨政。

郭浩郭浩（1087—1145），字充道，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在“蜀中三大将”中资历最老，北宋徽宗时从军，北宋末累迁至领安州团练使，已是中级武官。建炎元年（1127），任原州（今镇原）知州，次年升泾原路兵马钤辖、泾州（今泾川）知州。建炎三年初，兼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同年冬，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以郭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秦州（今天水）知州，并曾任权秦凤路经略使。建炎四年九月，参与宋金富平之战，后又参与和尚原、杀金坪之战，历任凤翔知府、利州知州。后因与吴玠不协，绍兴六年（1136），改任金州（今安康）知州兼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

绍兴八年末，宋金第一次议和，以伪齐原辖区归宋。次年二月，郭浩升① 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琬琰集删存》卷1。

② 《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五月乙亥。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

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陕西宣谕使。六月，郭浩被派往新收复地区，任鄜延经略使、延安知府、同节置陕西诸路军马。绍兴十年三月，面对金可能毁约南犯，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任永兴军（今西安）知军、永兴军路经略使。五月，当郭浩仍在延安还未及到永兴军上任之际，金军已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西侵，很快占领永兴军等地。六月，郭浩所部南下攻占醴州（今乾县），又击败围攻耀州（今耀县）的金军。“朝廷以三将权任相敌”①，郭浩遂与吴璘、杨政同时建节，郭浩升领奉国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陕西大部已为金军占领，郭浩改任金州（今安康）知州，带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节制陕西·河东军马。绍兴十一年十月，郭浩所部已收复商州（今属陕西）、华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时吴璘、杨政亦收复失地多处，但同年底宋金“绍兴和议”后，都被划归金朝。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任金州知州兼金、房（今湖北房县）、开（今重庆开县）、达（今四川达县）州经略安抚使，镇守川陕边境的东部地区，成为南宋川陕防线三帅府之一。绍兴十五年（1145）死，终年59 岁，谥恭毅②。

杨政杨政（1098—1157），字直夫，原州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北宋末从军，南宋初成为吴玠部属。绍兴元年五月，金军攻箭笞关，吴玠派杨政击败金军，以功升右武大夫，成为中级武官。和尚原之战中杨政再次建功，虽家属仍在金占领区，仍然受到吴玠的信任，成为吴玠的爱将。绍兴二年初，任知方山原（今陕西陇县西南），击败来犯的金军，升兼凤州（今凤县东北）知州。绍兴三年，先后参与铙风关、仙人关战役，以功升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庆阳（今属甘肃）知府、同统制关外军马、兼节制成、凤、兴州（今略阳）。绍兴五年春，金军渡淮南犯，吴玠为配合南宋东南抗金战争，派杨政、吴璘出兵北上，攻占秦州，又击败金援军，升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环庆、利州路安抚使。绍兴八年末，宋金第一次和议，次年，金以陕西地归宋，杨政才得以迎取家属。同年六月，吴玠死后，杨政改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临洮）知州、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地位渐与吴璘相近。十年三月，杨政改任兴元知府。同年五月，金军破坏和约渡黄河西上，占领陕西大片地区，杨政率军于凤翔府城南寨及宝鸡击败金军；又与吴璘联合抗击金军于凤翔府地区，“凤翔之捷，（杨）政奋不顾身，功效显著”①，因而建节，领武当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

绍兴十一年末，宋金“绍兴和议”后，杨政仍任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都统制司置于兴元府，杨政又兼兴元知府、利州路安抚使，镇守川陕边境中部。绍兴十四年九月，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杨政改兼利州东路安抚使，也置司兴元府。绍兴十八年五月，撤销四川宣抚使司，杨政所部改称“兴元府御前诸军”，杨政任都统制。绍兴二十一年，杨政因已建节十年，以守边安静，武阶官进为最高的太尉。绍兴二十七年（1157）死，终年60 岁，后谥襄毅。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酉。

② 《宋史》卷367《郭浩传》。

① 《宋史》卷367《杨政传》。

吴拱吴拱（？—1176），吴玠长子。早年随父从军。绍兴九年六月，吴玠死后，吴拱仍在右护军从军，绍兴十一年“绍兴和议”前夕，吴拱为右武郎、泾原路兵马都监，已是中级武官，后任右护军后部（右护军下分部，相当于其他护军下的军）军官。绍兴十七年，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后，吴拱任后部同统制、阶·成·西和·凤州都钤辖兼成州知州。绍兴二十九年，吴拱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后任利州西路驻札御前中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副都总管兼成州知州。

绍兴三十一年三月，当金准备侵宋时，吴拱以利州西路御前中军都统制率军三千，东戍襄阳，改任襄阳知府，从此脱离西部防线。吴拱后升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成为南宋中部防线的主要军事统帅，又兼任湖北、京西制置使，与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东制置使成闵、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西制置使李显忠，并称为三大帅，吴拱的地位已近似于“绍兴和议”前的岳飞。同年十二月，金军以水军进攻茨湖（今老河口市西北汉水南岸），吴拱部将史俊涉水登上金军船只杀敌，金军船队惊慌失措，其余宋军乘势进攻，金军战败退走。茨湖之战后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吴拱所部在忠义军的配合下又攻占邓州，继又派兵攻克汝州。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吴拱更进屯南阳，又派部将协助赵樽固守新占领的蔡州（今汝南），击败企图重占蔡州的金军。金军继续大举围攻蔡州时，吴拱又派部将王宣率步骑1.3万往援，于确山（今属河南）击败南下的金军，赵樽得以乘机撤出蔡州南归，王宣也率部归襄阳。继成闵、李显忠之后，同年六月，以赏茨湖之功的名义，“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讨使吴拱为安远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时复与北人议和，故三招讨并除管军而结局”①，情形有些类似于“绍兴和议”前撤消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宣抚使司，所不同的是并未收他们的兵权。

乾道五年（1167），吴拱任利州路安抚使、兴元府知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吴）拱”②。后建节，领武康军节度使。淳熙二年（1175）免职授宫观闲差，次年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不久去世，谥襄烈。

第二节 吴璘（附吴挺、吴曦）

吴璘

吴璘（1102—1167），字唐卿，吴玠弟。北宋末从军。建炎二年（1128）从吴玠镇压史斌，以功升永兴军路书写机宜文字。建炎三年十一月，川陕宣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庚午。

②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抚处置使张浚任命吴玠为统制，吴璘以未入品的进武副尉“掌帐前亲兵”①，后随兄吴玠参加“富平之战”。绍兴元年五月，击败金军第一次进攻和尚原的战斗，已以功屡迁为秦凤路兵马都钤辖、统制和尚原军马，成为中级武官。十月，参与“和尚原之战”，吴璘以功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绍兴三年，又以凤翔抗金战功升秦州知州、兼节制阶、文州军马。绍兴四年三月，参与“仙人关（杀金坪）之战”，以功升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甘肃临洮）知州、统制关外军马，仍节制阶、文州军马。

绍兴五年十二月，吴玠所部编为右护军，吴璘任统制。绍兴七年，升兼陕西诸路都统制。行营护军常例不设都统制，右护军由四川宣抚使吴玠直接统辖。绍兴九年春，吴玠病重，无力统辖军队，任命吴璘为都统制以统辖右护军。六月，吴玠病死，吴璘遂成为右护军最高长官。当时宋金议和，金归还陕西，吴璘兼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秦州知州，吴璘认为此次和议不稳固，为防金朝反复无常，只以牙校三队前往秦州，主力仍固守原地。次年五月，金毁约攻入陕西，占领永兴军等地，右护军近一半因出戍而被隔绝在陕北，吴璘被任命为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统领陕西宋军抗金。六月，几乎与东线刘锜保卫顺昌之战的同时，吴璘与杨政、郭浩等与西线金军主将撤离喝大战于凤翔、扶风，宋军攻占扶风，又大败撒离喝于凤翔城西百通坊，隔在陕北的右护军得以撤回川陕边境。九月，吴璘以功建节，领镇西军节度使。绍兴十一年九月，吴璘又攻占秦州，大败金兵于秦州北的剡家湾，收复陕北一些州县，声振关中，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吴璘奉命退兵，新复诸地重又划归金朝。

绍兴十二年，吴璘改任阶、成、岷、凤州经略使，屯驻兴州（今略阳）。绍兴十四年，划分利州路为东、西两路，吴璘任利州西路安抚使，置司兴州。绍兴十七年，行营护军中仅存的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吴璘任都统制，兼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时和议方坚，王（吴璘）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①。绍兴二十一年，升太尉。绍兴二十六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职务官称因而也改为“领兴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改判兴州。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故改命之”②。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面对金帝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的形势，吴璘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州。九月，金军游骑侵扰四川边境，有病在身的吴璘随即乘肩舆上仙人关，准备抗击大举进犯的金军。十月，吴璘又兼领陕西、河东招讨使，因病回兴州，由于形势严峻，只得再次扶病上仙人关指挥抗金战争，吴璘部将们先后攻占陇州（今甘肃陇县）、洮州（今临潭）、兰州、原州（今临泾）等大片地区，吴璘也数次亲临前线督战。南宋东西两线依靠年老有病的刘锜和吴璘指挥作战。同年十二月“诏吴璘班师，..（吴璘）知朝论主和，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璘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③。

乾道元年（1165）五月，吴璘升太傅，封新安郡王，仍任四川宣抚使，改为判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次年八月，又改为判兴州。乾道三年（1167）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

① 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② 《宋史》卷366《吴璘传》。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四月，再任光元府知府，兼利州路安抚使。五月，吴璘病死，终年66 岁，追封信王，谥武顺。

吴挺吴挺（1138—1193），字仲烈，吴璘子，随父从军。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时任兴州驻札御前中军第一正将的吴挺，在宋高宗召见后，升任“两浙东路兵马都监兼御前祗应”①，留在首都“行在所”临安任职。绍兴二十九年，回川任添差利州路兵马钤辖，次年任利州东路兴元府御前诸军前军同统制，后改任利州西路兴州御前诸军前军统制兼主管中军军马。在绍兴三十一年的抗金战争中，参与收复西北三路的战斗，后任兴州御前诸军中军统制、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孝宗乾道中，吴挺又回到首都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乾道八年出任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

自吴玠、吴璘先后统率蜀兵达二十多年之久，绍兴末吴璘病重时，有人多次提出将吴璘之子、鄂州诸军都统制吴拱调回四川接替吴璘，由于许多人反对四川军权形成吴氏世袭的状况，而没有回四川任职。淳熙元年（1178），吴挺建节，领定江军节度使，并出任兴州诸军都统制②，吴氏重又掌握四川的主要兵权。淳熙五年，兼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知州。

光宗绍熙四年（1193）春，久病的吴挺请求致仕，但是，以太尉致仕的诏书还未到达，即已病死，终年56 岁，后谥武穆。

吴曦吴曦（1162—1207），吴挺子。淳熙五年随父吴挺到首都临安后被留在首都任职；淳熙十二年（1186），作为副使随章森出使金朝。绍熙四年吴挺死时，吴曦正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任上。庆元元年（1195）元月，升任建康都统制，后任殿前都指挥使，庆元六年春，建节领昭信军节度使，又升太尉。

南宋皇帝对吴氏世握兵权存有戒心：“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蜀，列圣皆留其子孙于中朝，所以为虑者甚远。”而吴璘之子吴挺、孙吴曦也都是日夜思念返回四川重掌兵权，吴挺是在宋孝宗准备攻金的思想指导下，才被放回川任兴州都统制。当吴曦“久蓄归蜀之志，朝廷不许”之时①，适“会韩侂胄谋开边”，收复失地以建立不世功勋，吴曦“因附侂胄求还蜀”②。嘉泰元年（1201）七月，也是在南宋准备攻金的背景下，吴曦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兴州知州。

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三月，程松任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元府，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置司河池；四月，吴曦又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南宋攻金战争已非正式开始，吴曦也派兵进攻金秦州地区；五月，南宋正式宣布进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丙戌。

② 《宋史》卷316《吴挺传》。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7。

② 《宋史》卷475《吴曦传》。

攻金朝。金章宗面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决定争取吴曦降金，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完颜纲在行军途中，接到金章宗招降吴曦的诏书，遂至吴氏祖居地水洛城（今庄琅），“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招降诏书中向吴曦明确表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赵）构故事（指绍兴和议）。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曦得诏意动”。同年十一月，宋军几乎全线溃败；十二月，吴曦降金，据兴州自称蜀王，金封吴曦为蜀国王，金章宗对诱降吴曦成功十分得意，自称“吴曦之降朕所经略”①。次年二月，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等冲入伪王宫杀死吴曦。吴曦终年46 岁。

① 《金史》卷98《完颜纲传》。关于吴曦降金问题，《宋史》等多记载吴曦早有预谋，《两朝纲目备要》卷9，记载在宋下诏攻金前，开禧二年四月，吴曦已遣使前往金朝求封蜀王，欠确，当以《金史》记载为准。

第五十二章 宋孝宗 虞允文

第一节 宋孝宗

孝宗之立后

周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为其二弟赵光义所杀，帝位从此传入宋太宗后裔一系。北宋为金所灭，赵构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但仍在金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几无宁日。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奔袭扬州（今属江苏），宋高宗突受惊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再未生一男半女。同年七月，独子赵旉又病死。南宋朝野认为是太祖的帝位为太宗所夺，太祖子孙“仅同民庶”，所以“艺祖（太祖）在上，莫肯顾歆”，以致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政权也朝不保夕，应选太祖后裔为嗣子继承帝位，南宋才能稳固。①高宗后于绍兴二年（1132）选了宋太祖后裔赵伯琮、赵伯浩养于宫中，五月间，又选定赵伯琮由婕妤张氏抚养，但并未确认为皇子，实际上仍期望自己生子。赵伯琮（1127—1194），即赵眘，是宋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裔。父赵子偁，舍试合格，时任嘉兴县丞，母张氏。绍兴三年二月，赵伯琮赐名瑗，初除和州防御使。但宋高宗得宠的才人吴氏（后封皇后），也请育一子。于是在绍兴四年五月，又选了一个年已5 岁的宋太祖后裔赵伯玖，由吴才人抚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次年五月，宋高宗以“朕年二十九未有子”，不肯封赵瑗为王，只是依皇子例，进授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仍不确认为皇子①。绍兴六年正月，赵伯玖赐名璩，初除也是和州防御使，因而中外议论纷纷。绍兴八年八月，宋高宗以御笔想封赵璩为国公、节度使，使其名位与赵瑗相等，遭到左相赵鼎和执政王庶、刘大中等的反对而暂时作罢，但赵鼎、王庶、刘大中随后被罢宰执而出任地方官。在秦桧独相后的绍兴九年三月，赵璩终于被进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地位和礼遇又与赵瑗相等。在这场赵瑗、赵璩争夺皇子地位的斗争中，岳飞也参与其间，据说他还见过赵瑗，说过“中兴基本，其在是乎。”并向宋高宗秘密奏请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却对岳飞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这也是岳飞后来被处死的原因之一②。

绍兴十二年二月，养育赵瑗的张氏死，赵瑗也归吴氏抚养。吴氏与张氏争宠与争着抚养未来皇子的斗争，虽因张氏之死而结束，赵瑗也随后进为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但还是不立为皇子。相反地，绍兴十五年二月赵璩也进为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两人礼遇仍然相同，号称东、西府，直到绍兴三十年二月，赵瑗被收养已30 年，宋高宗对自己生子也已失去信心。在金宋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普安郡王赵瑗被赐名玮，字元瑰，进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又进封为建王，终于确立了皇子的地位，赵璩随后也明确为皇侄。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十一月的“采石之① 《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辛巳；参见《宋史》卷243《（高宗）吴皇后传》。② 《鄂国金佗稡编》（王曾瑜校注本）卷21《建储辨》。

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隆兴北伐与和议宋孝宗即位后，七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又命副相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又为岳飞平反昭雪。战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互有胜负。隆兴元年（1163）三月，金朝索取被南宋占有绍兴和议以外的地区及贡赋，南宋则提出重划疆界与地位平等的要求，遭到拒绝。四月，孝宗召见已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商议出师北伐。五月，宋将李显忠先后攻占灵璧、虹县，又与邵宏渊攻占宿州。金左副元帅纥不烈志宁反攻宿州，宋主帅李显忠率部血战，而副帅邵宏渊按兵不动，邵宏渊子又率部南逃。李显忠不得已乘夜撤军南归，金军也因伤亡过重而未追击，宋军移师守淮。宿州治符离县，故此战史称“符离之战”。宋军战败后求和派势力抬头，奸相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出任右相又升任左相，张浚虽升任右相，但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①，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 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 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①。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① 《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 添补。

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②，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③，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④，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

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①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②。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 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①。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③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④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① 《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② 《宋史》卷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

① 《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②。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锐意恢复，壮志未酬“隆兴和议”虽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和议，在南宋皇帝接受金朝国书时，要求平等的礼仪被金朝拒绝后，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①。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金世宗去世，皇太孙完颜璟（金章宗）即位。宋孝宗面临着此前向金世宗称侄，现在又要向其孙金章宗称侄的局面，否则就可能发生对抗。而宋孝宗也已失去早年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决心将此局面留给“英武类己”的皇太子赵惇。同年二月，即禅位为太上皇，赵惇即位，是为宋光宗。宋孝宗于绍熙五年（1194）逝世，享年68 岁。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②。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第二节 虞允文

采石之战

虞允文（1110—1174），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父虞祺，北宋末政和年间进士，仕至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虞允文，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①，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② 《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68《读水心集》。

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9。

② 《宋史》卷35《孝宗纪赞》。

① 杨万里《诚斋集》卷120《虞公（允文）神道碑》；《宋史》卷383《虞允文传》作绍兴二十三年，误。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绍兴三十年，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军渡淮南犯，南宋首都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在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下，起用已病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刚进抵庐州（今安徽合肥），一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虞允文任参谋军事，洪迈与冯方任参议军事，临江督战。十月末，叶义问、虞允文等到达镇江，金帝完颜亮已到达长江北岸的西采石、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南）多日。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到建康府，王权的部下已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完颜）亮登高台，张黄盖，被（服）金甲，据胡床而坐，（宋）诸将已为遁计”①。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帝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被南宋民船攻击，纷纷落水，共杀死金兵4000 多，俘500 多②。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大败金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所统1.6 万人及战船100 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由于镇江宋军严阵以待，完颜亮又下诏强迫金军限期渡江，金军将士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遂杀完颜亮后还军，归附新即位的金世宗。经营川陕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虞允文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抚使，在前往四川的途中，先后与京西制置使吴珙、荆南都统制李道会见于襄阳、四川宣抚使吴璘会见于河池，商讨攻金战略。他提出“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饷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的战略①，上奏高宗，又申报于皇子、建王赵玮（孝宗）。吴璘遂出兵陕西，收复西北三路的十六州大片地区。六月，孝宗即位，副相史浩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

② 《虞公（允文）神道碑》。

① 《虞公（允文）神道碑》。

主张退守四川，虞允文前后凡上十五疏，力争不可弃陕西新复失地，但未被采纳。九月，虞允文因反对退兵而被罢为夔州知州。此时虞允文还上奏：“论德顺守战之利，不可轻弃”。“若朝廷必欲弃新复之地，..臣决不敢卖国为苟容之计”。而对于罢宣抚使职后，“尚付以夔之方面，感极涕零”②。但力主放弃新收复西北三路地区的副相史浩，已于隆兴元年（1163）正月升任右相兼枢密使，随即亲自代撰诏书给吴璘称：“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已经患病的吴璘知道朝廷的意图，“已弃德顺，道为金人所邀，将士死者数万计”③。由于决策者的错误，当年四月孝宗发动北伐战争时，东线虽取得胜利，但川陕有利的态势已经尽失，吴璘军因受到重大损失，不但不能共同出兵北伐，甚至失去了在西线牵制金军的作用。当虞允文随后朝见宋孝宗时，再次上奏论及当前形势，并指陈放弃西北三路十六州地区的利害关系，宋孝宗才知道被右相史浩的弃地策略所误，史浩随即于五月中旬被罢相降任地方官。五月下旬，“符离之战”，宋军溃退。六月，虞允文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再任兵部尚书并兼湖北、京西宣谕使；七月，改制置使，负责江汉防务。隆兴二年，左相汤思退以放弃宋军攻占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四州地以求和，虞允文虽极力反对弃地议和，但四州地终于被放弃。虞允文改任平江知府。同年十月，金为迫宋再放弃攻占的商州、秦州等地，再次渡淮南下，十一月，左相汤思退因而被罢相，不久死于贬途中。主战的虞允文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再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但和议已定。乾道元年（1165）二月，左相陈康伯罢相后，宰相空缺，只有参知政事钱端礼主政。同年三月，虞允文又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首参钱端礼一心想升宰相，他因接受李宏所送玉带为吏部侍郎章服所弹劾，并诬称玉带经虞允文转送，事虽辨明，章服亦被罢官谪居汀州（今福建长汀），但虞允文仍罢官授宫观，回四川家乡闲居①。

乾道三年二月，虞允文被重新启用，任知枢密院事。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璘死；六月，以虞允文任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接替吴璘镇守西疆。虞允文到任后，召集川蜀四路的转运使，“会计财赋所入，对立兵额”②，整训军队，强者任战守，次者备辎重，裁减老弱者达1.7 万多人，岁省军费900万，核实民兵得2.3 万多人，并以官田安置归附南宋的金朝人（归正人）2万人，修缮营垒、兵器，选拔将校；又奏除历年州县所欠税赋343 万贯，禁止提前征收两税、盐税、酒税，核减两税中的虚额。适遇邛（今四川邛崃）、蜀（今崇庆）等十四州发生饥荒，虞允文又免除当年租税，并开仓赈灾，数十万民众赖以渡荒，四川军政面目一新。

乾道五年（1169），虞允文被召回，升任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相兼枢密使，举用胡铨、周必大、赵汝愚、晁公武、李焘、吕祖谦、辛弃疾等名士。乾道七年十月，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孝宗生日），节前一天，金使上朝。“固请上（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遭到孝宗的拒绝，但金使“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虞允文请孝宗退朝回宫，并对金使说：“‘大②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6。

③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 《虞公（允文）神道碑》记载不确，此系参据《宋史·虞允文传、孝宗纪、宰辅表》撰写。② 《宋史》卷34《孝宗纪》二。

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旦随班上寿’，金使惭而退”。会庆节这天，金使只好随班入见。虞允文只是协助宋孝宗阻止了这一次不平等的礼仪。宋、金地位不平等，使宋孝宗一直不能忘怀，决心通过武力来达到地位平等，并进而收复中原。同年，虞允文以侍卫马军司的牧地原在首都临安郊区，“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先移牧地于镇江；又将侍卫马军司移于建康，积极为北伐作准备。乾道八年二月，更改宰相官称，虞允文进为首任左丞相，仍兼任枢密使，后在用人问题上与宋孝宗意见相左，因而求辞相。但宋孝宗在抗金问题上，仍想依虞允文，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①九月，虞允文罢相，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宋孝宗希望虞允文按照绍兴三十二年提出的进军陕西，挥师东入河南的计划，宋孝宗则督师北上，预定某日会师河南。虞允文则吸收当年任川陕宣抚使时，被迫从已攻占西北三路十四州退兵的教训，提出：“异时戒内外不相应。”孝宗回答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①宋孝宗亲自到正殿，赐酒赋诗送行，并让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的特殊礼遇。虞允文虽已年过花甲，但仍怀着光复中原的信念，立即上道，于乾道九年初抵川，设幕府于汉中。首先，适当增加军人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将士的士气；养马户免其赋役，以增加养马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选拔将校，赏罚分明，积极备战。宋孝宗则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望早日发动对金战争。乾道九年九、十月间，两次向金提出受书礼仪平等的要求，都被拒绝。宋孝宗即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并向宋孝宗提出：“机不可为，但令机至勿失耳。植根本，国富强，待时而动可也，安敢趣师期为乱阶乎。”引起宋孝宗的不满，虞允文也知道宋孝宗的心情，为了不负厚望，更加积极备战，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而不顾，终于因此得病②，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辞世，享年65 岁，赠太傅，赐谥忠肃。

①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虞公（允文）神道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①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② 《虞公（允文）神道碑》。

第五十三章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

第一节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父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 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从师事三先生到从学李延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在社会动荡不安中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14 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早年读《四书》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读书中找到兴味，说读书要有一种沉潜的功夫，要专一，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读儒家经籍中，立下成“圣人”之志，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①后来他在训门人中，要他的弟子为学须立志，涵养气质，就事上、在日用间理会出道理。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

朱熹10 岁前所受的是启蒙教育，11 岁“受学于家庭”②，从父亲朱松学。这一年朱松罢官来建阳寓居，也有了空闲教育自己的儿子。朱松师从罗从彦，罗从彦为杨时的学生。杨时受学于理学创立者程颐。朱松早年拜见程颐，学《周易程氏传》。朱熹自幼在这样的家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受到理学的熏陶。《朱子行状》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朱熹14 岁，父亲辞世。受父命从学于胡宪（字原仲，籍溪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及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与理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但三先生所传又都夹杂着释老之学。二刘过世后，朱熹独事胡籍溪。另外，有几个僧人如道谦等，对朱熹的影响也相当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学相当博杂，出入佛老。他自己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①朱子青少年时所学博杂，不仅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应看到，理学的完备，需要一个广阔的知识基础。融会释老儒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朱熹18 岁，建州乡贡高中。次年，礼部试，赐同进士出身。22 岁，入① 《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

②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1 上。

① 《朱子语类》卷104。

都铨试，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见李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绍兴二十六年，秩满。二十八年，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见李侗。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绍兴三十二年，迎谒李侗于建安。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朱熹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②李侗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③。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学的正传，而二程理学也因朱熹的发展而臻于完备。

朱熹中举后，在同安任内主县学，开始了讲学活动。

集理学之大成从朱熹一生的学术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从隆兴元年（116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 岁到48 岁，是朱熹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他一方面继续辟佛，一方面系统编辑理学家的言论、文字，把理学精神糅进儒家的经籍，基本完成《四书》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16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此前，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朱熹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编成《延平答问》，写出《论语要义》，编《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再刻时，改名《语孟要义》；后又改为《语孟集义》。隆兴二年（1164）有《困学恐闻编》。

孝宗乾道元年（1165），朱熹请祠，差监南岳庙。乾道年间编写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西铭解义》等。乾道八年，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 卷。这是朱熹要使史学“会归理之纯粹”的工程。朱熹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①他认为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没有以天理的教条，对历史进行褒贬评论。二是编排形式上，由于眉目不清而难以检寻。他以纲目体改编《资治通鉴》，使“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

乾道九年（1173），编写成《伊洛渊源录》一书。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近思录》。淳熙四年（1177）

完成的作品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又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熹理学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② 《朱子语类》卷104。

③ 《李延平集》卷1。

① 《朱文公文集》卷22《贴黄》。

朱熹同吕祖谦以及湖湘学派的张栻及陆九渊商榷、辩论；特别是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辩论，对促进朱子理学体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五年（1194），朱熹49 岁至65 岁，为进一步发展时期。朱熹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讲学和同其他学派的辩论，扩大朱学学派的势力与学术影响。另一个方面是继续使学术的各个方面理学化。对“四书”及其他儒家经籍以理学的教条重新解说，构建出理学的体系。

朱熹一向重视教育和亲自讲学。早在同安任上，他主县学，“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①。乾道六年丁母忧期间，于建阳建寒泉精舍，有蔡元定等执弟子礼来从学。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次年，于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为诸生讲《中庸章句首章或问》，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1181），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后由于浙东发生饥荒，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于任上“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厘革弊政，颇有成效。因弹劾有劣迹的唐仲友，由此得罪辅臣王淮。朱熹请祠。淳熙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武夷五曲建武夷精舍。武夷讲学时期是朱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福建、浙江、江西及皖南等地士子纷纷前来就学。朱学得以大规模地传播。

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同其他学派争辩，他确实想通过辩论，以排斥其他学派。在武夷精舍讲“正心诚意”时，赋诗明志：“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①他期望在一代人君的支持下，使朱学成为钦定的一统学术，但在他生前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吕祖谦去世后，各个学派也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辩，形成“议论蜂起”的局面。朱熹也全面开展对其他学派的斗争。湖湘学派主帅张栻倒向朱学，乱了自家阵营。吕学一部分门人投入到朱熹门下。陆学还是一大宗，但陆子寿向朱熹表示悔意。所以，朱熹接着把论辩的矛头主要对着“浙学”。

吕祖谦病逝于婺州，朱熹对交游甚密老友的学术责难并没有减轻，进而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大张挞伐，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说金华派“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②。骂永嘉学派“卑污”，永嘉学者“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③。朱熹与永康派陈亮展开了王霸义利之争。早在淳熙九年，陈亮访朱熹，朱熹就批评了陈亮。从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到十三年（丙午年），双方书函往返，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大争论，表达对道德功利的看法，反映出各自的历史观点。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

朱熹知道自己的批评过分，“刻画太精”，但在学理的是非上，是不会放过的，“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于诸家中，对陈亮的学说攻击尤力，但效果不大，朱熹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① 《宋史》卷429《朱熹传》。

① 《朱文公文集》卷4《读通鉴纪事本末》。

② 《朱文公文集》卷35《答刘子澄》。

③ 《朱子语类》卷123。

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①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 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 万，减经总制钱400 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 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 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榦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榦、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榦① 《朱子语类》卷123。

① 《宋史》卷429《朱熹传》。

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①50000528_1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PGN1793.TXT/PGN>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①50000528_1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①。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 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 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②500005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 岁读书，9 岁能属文。所谓13 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①。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③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① 《宋元学案序录》。

① 《陆九渊集》卷36《年谱》。

② 《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③ 《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 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①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陆九渊从24 至54 岁的近30 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②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 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 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 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① 《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② 《陆九渊集》卷33《覆谥》。

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①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①。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②500005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③（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 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 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①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① 《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①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③ 《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① 《吕东莱文集·本传》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①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①又说：“塞① 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① 《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①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50000528_1803_1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④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①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 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② 《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① 《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③ 《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④ 《陆九渊集·附录》。

①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② 《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 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①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②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 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②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③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 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①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 《东莱吕太史集》卷4。

① 《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② 《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④ 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③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 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 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 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15。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15。

③ 《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① 《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② 同上。

③ 《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①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 卷（通释3 卷，解题12 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 卷，解题12 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 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④ 《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②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③ 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① 《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 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 《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 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 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 卷，所涉诗文集800 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①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 卷、《书说》35 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 卷、《春秋左氏传说》20 卷、《春秋左氏续说》12 卷、《东汉精华》14 卷、《丽泽论说集录》10 卷、《历代制度详说》12 卷、《古文关键》2 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 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 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 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⑤ 《东莱博议·自序》。

① 《东莱博议》卷2。

② 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①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②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第五十四章 陈亮 叶適

第一节 陈亮

“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①。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②。十八九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③。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①。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②。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16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③。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① 《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② 《宋史》卷436《陈亮传》。

③ 《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① 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② 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13《宰辅表四》。

③ 《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①《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①“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51 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① 《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① 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 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42 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①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52 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①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②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③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① 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① 《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② 《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③ 《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①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適、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① 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①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②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③500005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①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②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③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①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適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適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① 《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② 《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① 《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诗》。

② 《陈亮集》卷10《语孟发题·论语》。

③ 《陈亮集》卷15《问古今损益之道》。

① 《朱子语类》卷123。

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②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第二节 叶適

读书聪颖，游学婺州

叶適（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適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③。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 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適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 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 岁时叶適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 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①，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②16 岁时，叶適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 岁开始，一直到28 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適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適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適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適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適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

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② 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③ 《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② 《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適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①。

这一年叶適才25 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適26 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1177），叶適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適踏入仕途。

叶適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適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適等，叶適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適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適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適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適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 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 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適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適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適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適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① 《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適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適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適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適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適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適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適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①。

庆元元年（1195）叶適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 人，叶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叶適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適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①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適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叶適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適的声望。但如叶適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適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適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適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適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適，“罪名”是叶適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適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 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 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 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① 《宋史》卷434《叶適传》。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適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 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 年版）。叶適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①50000528_1829_0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②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③。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適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適14 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 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①。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適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適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適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適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適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適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適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適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適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②。

至于说叶適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適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②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① 《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13《子部十·习学记言》。

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①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① 参《朱子语类》卷122。

第五十五章 李清照 朱淑真

第一节 李清照

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

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①，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1081—11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发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①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11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2。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年（1155）或稍后。①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发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发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① 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证详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迹编年》。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首。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 朱淑真

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①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②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③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④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①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1《春游西园》。

②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③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④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⑤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①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②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③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④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⑤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⑥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①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②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 余首，⑤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①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②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③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④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⑤ 《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⑥ 《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① 《朱子语类》卷140。

② 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 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 陆游 辛弃疾

第一节 陆游

半生游宦，半生奉祠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 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陆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①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1170），陆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②。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6 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陆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① 《宋史》卷395《陆游传》。

② 《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1190）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祐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66 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1202），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开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 年1 月26 日）病逝，享年85 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①。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②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③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 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幾，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① 《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② 《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③ 《剑南诗稿》卷26《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陆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0 余首。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发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

陆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陆放翁”之说。陆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 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

由于陆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国军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超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第二节 辛弃疾

由义军掌书记到封疆大吏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辛弃疾的出生地成为金朝的统治地区。他的祖父辛赞，当北宋灭亡时，因受家族拖累，未能脱身南渡，不得已仕金，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但他时时眷念故国，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①。他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兴兵南下，欲图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时年22 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奋起抗金。后率众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耿① 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利诱下，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50 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5 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①但是，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真正欣赏和信任，南宋朝廷只安排他担任江阴军签判，一个并不能让辛弃疾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职务。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又自毁长城，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26 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苟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之中。

从乾道四年（1168）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舒心与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弯弓杀敌，收复失地。但在小人当道、国事日非的时候，他的愿望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罢去所有职务。他到上饶城郊带湖去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后领宫观闲差。在上饶一住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与郑汝谐、杨民瞻、陈亮、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庆元党禁”时，他不顾禁令，常到武夷山看望朱熹。朱熹病死，他写词悼念，还亲携祭文前往吊祭①。

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庆元二年（1196）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嘉泰三年（1203）再度被起用为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次年差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三月，正当他在镇江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所荐非人将他连降两级阶官。同年六月，改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被劾奉祠归铅山。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欲对金用兵，急调辛弃疾，但此时他已卧① 洪迈：《文敏公集》卷6《稼轩记》。

① 《宋史》卷401《辛弃疾传》。

病在床，不久便与世长辞。

爱国词人，风格豪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然而，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辛弃疾词现存600 余首，数量居宋代词人之首。作品体裁多种多样，风格富有变化，内容极其丰富。而以抗金御敌、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为中心主题，也是所有词作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在这些词篇中，可以感受到词人对北方故土深切怀念，可以感受到吊古伤时，深沉的家国兴亡之感。投身于时代激流的辛弃疾把词作为呼吁恢复、激励抗金的武器。当南宋军民取得军事胜利时，他赋词赞颂；当有朋友赴召或升迁时，他赠词激励他们为恢复中原大业尽力献身。当然，更多的是抒发他个人的报国之心声，倾诉自己驰骋疆场的渴望，表达他“马革裹尸当自誓”的决心，发泄他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写尽他壮志难酬的无限悲愤。词中还对南宋主和派屈辱妥协给予尖锐批判，他揭露主和派的误国罪行，谴责得势佞臣对有志之士的迫害，鞭挞昏君庸吏对亡国之恨的麻木不仁..。无论是慷慨激昂的战歌，还是壮志空怀的悲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辛弃疾的爱国情操。

从艺术风格而言，辛词继承苏轼诗风，以慷慨雄奇，沉郁苍凉之作为主，为豪放词派杰出代表。辛弃疾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龙腾虎跃，生气勃勃，不作“妮子之态”。他写山水自然景物，清新之外，也着意于雄浑、冷峻，显得境界开阔，具有动态之美。其语言丰富、大胆，往往采用散文语言或自铸新词，呈现出汪洋恣肆、五光十色的艺术效果。辛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除了豪放、壮烈，清雅委婉的词作也常常在他笔下出现。这些词，或情致缠绵，或词意婉约，又往往是柔中有刚，刚柔兼具。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田园诗，风格清新，描述生动，引人入胜。《祝英台近·晚春》抒离情别绪，也同样宛转凄惶，哀怨动人。著名的《青玉案·元夕》虽写幽怨闲情，却寓意深刻，其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句，更是脍炙人口，千古绝唱。他的成就不仅影响了南宋词坛，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①词之外，辛弃疾的文也值得称道。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证据，严密的论证，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因此，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① 《四库总目提要》卷198。

第五十七章 姜夔 吴文英

第一节 姜夔

寄人篱下，落魄一生

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少随父宦游，曾居湖北汉阳。父亲去世后，依姊居于汉川。淳熙三年（1176），22 岁的姜夔到扬州、合肥一带客游，飘泊多年，未得知遇。有诗云：“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淳熙十三年（1186），他游长沙，结识诗人萧德藻，萧氏十分赏识他的文才，将侄女嫁给他，并携之同寓湖州（今属浙江）。因居所近苕溪弁山白石洞天，友人潘柽便赠其“白石道人”称号。

这期间，由于萧德藻的介绍，姜夔先后与杨万里、范成大相识，诗词酬唱，成为知交。又常往来于皖、苏、浙各地，与张俊之后人张鉴、张镃和尤袤等名流交游。其时之文人雅士如楼钥、叶适等，皆爱其文才，与之往来。①庆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进《大乐议》，论雅乐，为朝中乐官所忌，未被采纳。五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得到“免解”的优待，但参加礼部考试，又未第。他一生未仕，以布衣终老。啸傲于江南湖山之间，自标高致，凭藉才学，靠友人资助为生，过着典型的江湖游士生活。他好学、好客，为人洒脱不羁，“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①。42 岁时，他移家临安西湖之滨，依张鉴而居。张鉴、张镃兄弟谢世后，他旅食于浙东、嘉兴、金陵间，晚年生活极为贫困。约于嘉定十四年（1221），因中风卒于西湖。贫不能殡，靠吴潜等人资助，落葬于钱塘门外的西马塍。

南宋婉约派词宗姜夔早年以诗才知名。最初他学江西诗派，虔诚地师法黄庭坚，至“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的地步。后来，他意识到“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②，于是跨出江西诗派，转学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并以晚唐诗风来改造江西诗派，力求创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除了讲究句法、措辞以外，还追求“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③的境界，力求天机自得。因此，他的诗大多清峻峭拔，韵味无穷。

代表姜夔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词作，在南宋词坛上，他与辛弃疾、吴文英鼎立而三，是“清空”词派的代表作家。姜词在讲究格律、音节谐美，炼字琢句、用典咏物等方面都与周邦彦一脉相承，但其婉约缠绵的词风中融进了江西诗风清劲瘦硬的优点，因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姜词现存84 首，几乎皆为精思力作。其中记游、感遇、伤乱、怀旧、送①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下。

② 《白石道人诗集·自叙》。

③ 《白石道人诗说》。

别等题材占了大多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贫困疲惫的流落者所抒发的凄婉低沉之情，也可以看到襟怀洒落的名士在名山胜迹中的超脱。有难以排遣的爱情回忆，也有哀感动人的挚友离情，更有对国事日非的感慨与悲伤。尤为著名的是《暗香》、《疏影》二首，或慨叹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或抒发自己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皆借梅花托意，意境深远，被人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姜夔在晚年，受辛弃疾的影响，也写过一些较为雄健的作品，但其生活态度决定了不可能像辛词那样奏出使人振奋的时代强音，更多的是触目凄凉情调与无可奈何的感怀叹息。他的词结构完整，音律和谐，技巧精湛，比兴深婉，能以多种手法显出神韵，具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风格。

姜夔不仅工于诗词，还精通音乐，在乐理上自成一家。他在庆元三年所进的《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中，论列古今乐制问题，指出当时宫廷音乐存在诸多不谐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多项建议，如确立音高的统一度量，作为乐器之准；大乐应恢复古乐十二宫，勿杂胡部；登歌应与奏乐相合等等。这些建议，见解独到，惜遭人妒忌，未被采纳。越两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终于得到了承认。他创制了不少新的词调，称为“自度曲”。又记录了一些旧曲，并为之配上歌词，有的还注明指法。其中《扬州慢》、《杏花无影》等十七首均自注工尺旁谱，均保存在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中。这十七首配有工尺旁谱的词是800 年前传承下来的唯一的宋代词和乐谱的合集，为研究宋代诗词音乐和记谱法的珍贵资料，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姜夔还精赏鉴，擅翰墨。宋人说他书法得魏晋古法，运气遒劲，波澜老成。其论书之作《续书谱》，多为实际经验的甘苦之谈，历来为学书者所重。姜夔不满唐人平正划一的书风，追求魏晋书法潇洒飘逸的情趣。他把字的气韵归结到人的神情上去，认为书法的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养与创作时的客观条件，将“人品高，师法古”列为追求书法神韵气格的首要条件①。他理想的书法，应具有疏散恬淡，自由放逸，超尘绝俗的美感。在用笔与结体上，他也反对唐人的千篇一律与刻意求工，力求灵活变化，反映了他尚真求变的论书宗旨和自然洒脱的审美理想。

第二节 吴文英

权贵门客

吴文英（约1200—1260）②，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由于《宋史》与地方志中都没有为他立传，因此有关吴文英家世生平不详，只能从他的词作与其他零星记载中得知一二。据后人推测，吴文英本姓翁，与翁逢龙、翁元龙为亲兄弟，可能是过继给吴氏而改姓吴。吴文英年轻时喜工文词，却无意于科举。他乐以词人和江湖游士的身份① 《续书谱·风神》。

② 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中推断生于1200 年，卒于1260 年，一般文学史多从此说。陈邦炎在《吴梦窗生卒年管见》中推定生于1212 年，卒于1272 年到1276 年之间（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 期）。另外张风子、杨铁夫、刘毓崧诸人亦有不同推测，皆难成定论。与人结交，交游很广。从其著作《梦窗词》中考察，与他有词作赠酬关系的就有60 多人，包括有文人、政客、普通市民与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人物。他与施枢、方万里、冯去非、沈义父等皆为笔缘之友，晚年又与周密结成忘年交。他还结交一些显贵，充当他们的幕僚。理宗绍定年间，他游幕于苏州转运使署，为提举常平仓司的门客，长达十年之久。淳祐年间，他来到临安，出入于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史弥远孙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等人门下，赋词唱和，过从甚密。晚年在绍兴，又旅食于宋度宗之生父荣王赵与芮府中。①在这些权贵中，他与吴潜的交谊较深。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历官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等职。淳祐十一年（1251）与开庆元年（1259）曾两度入相。后为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卒于谪所。他与吴文英之兄翁逢龙为同年进士，由于这层关系，他与他们三兄弟皆有交谊，与吴文英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有很大影响。吴潜任参知政事时，吴文英为其幕僚。吴潜的被贬被害，使吴文英极为痛心。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不敢公开悼念，乃以“过先贤堂”为名，写下《西平乐慢》一首，以慨叹之声，发伤感之情，以寄哀思。

至于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是最为后人非议的。贾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而吴文英曾与他有较深关系。现存《梦窗词》中，有四首是赠贾似道的。围绕这四首词，人们对吴文英的品格与操行发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氏四词均作于淳祐六年（1246）至十年间，是贾似道制置京湖，未肆骄横之时，此后直至吴文英去世，未见有投赠之作，这是因为他见贾似道专擅之迹已彰，又诬陷排挤了吴潜，故与之疏远乃至绝交。因此，这四词与吴文英投献其他权贵的词作一样，是酬酢之作，无可非议。另一种意见认为，四词中的《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是在贾似道入朝以后所作，其时吴潜已为贾氏所害，而吴文英仍与贾有往来，作词吹捧他，其人品性可知。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便这首《金盏子》是作于贾似道入朝之初，但也只不过是从表面歌颂贾似道的名位声望以及他粉饰着的苟安的升平而已，其中没有谄佞干求的言语，所以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种酬应关系。以词章出入侯门，本是当时的风气，吴文英既为词人，以词作结交权贵，并以此为生，在宋代并非独一无二的。况且他并不以此希求仕禄，更不肯趋附钻营，虽出入于侯门，仍然潦倒终身，无法逃遁“困踬以死”的结局，故仍不失为一个狷介自好之士。①协律、求雅“梦窗词”

总观吴文英的一生，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言，游历范围也大致局限于江、浙两地，他之所以在南宋驰声传名，主要是由于他那些哀艳动人的词篇。吴文英的《梦窗词》存词三百余首，在南宋词人中仅次于辛弃疾。其内容除部分酬酢之作外，有不少是抒发“绵绵长恨”的恋情词，其中著名的长篇《莺啼序》，极言相思之苦，所表达的低回缠绵、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泪下，其艺术感染力远非那些描写幽会欢情的艳词可比。在措词、用典、结构上无不刻意求工，因而在古今长调中享有极高声誉，广为后人传诵。

① 夏承焘：《吴梦窗系年》。

① 夏承焘：《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载《唐宋词人年谱》。

恋情词以外，《梦窗词》中还有不少哀时伤世的作品。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权已岌岌可危。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吴文英既不能奋起呐喊，只能通过写景咏物，伤今感昔，表达对国事的忧思。在他的词中，或伤戚宋室的衰微，或隐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写山河的凋敝荒凉，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将。同时，又夹杂着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把家国之感与身世之痛融为一体，其沉郁哀伤之情随处可见。当然，较之于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词，吴文英的忧怀国事之作显得苍白、消极。

在词的创作上，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沈义父曾把他的词法概括为四点：一是协律；二是求雅；三是琢字炼文，含蓄不露；四是力求柔婉，反对狂放。①这一艺术风格决定了“梦窗词”难以反映重大主题，而多浓艳芬菲的词境，这也是南宋婉约词派的共同特点。但在表现手法上，“梦窗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

对于“梦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不一。褒美者说“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梦窗之妙，在超逸中见沉郁”。贬之者则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梦窗词”虽然有雕琢太过、词意晦涩以及格调不高的缺点，但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值得肯定。

① 沈义父：《乐府指迷》。

第五十八章 郑樵 马端临

第一节 郑樵

励志苦读，通百家之学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16 岁。他护父丧回莆田。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厉志自学。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①。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①。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②。

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

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其时朝政腐败，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郑樵结识当时的抗① 《郑樵文集》卷2《献皇帝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① 《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② 《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①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诏献书。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

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

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 岁。

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 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通志》200 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

① 《宋史》卷436《郑樵传》。

① 《通志·总序》。

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第二节 马端临

学术渊源与时代变动

马端临（1245—？），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饶州路刊刻《文献通考》时，年69 岁。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父马廷鸾字翔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甘贫力学”①。后来他回忆说：“绍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岁，弟甫四岁，我生七年，亦未毁齿，母抱群雏，家徒四壁，画荻而教。”②成年以后，马廷鸾被乡人聘为童子师。淳祐七年（1247）登进士第，调池州教授。宝祐年间，因试策中直言“强君臣，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由此得罪权臣厉文翁、内侍董宋臣等。贾似道当道，他也不趋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咸淳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视他为异己，咸淳八年，廷鸾“九疏乞罢政”。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一是在修史方面。马廷鸾也讲灾异，但意图是希望度宗实施好的政策，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马廷鸾著作颇多，其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有38 帙。据马廷鸾说，此书是“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是给子辈讲授之用的。宋亡以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开笔写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后，马廷鸾去世。马端临说受到父亲的熏陶，“业绍箕裘”，“趋庭答问”，努力继续父亲的事业。《文献通考》中保存了马廷鸾对历史的评论，即“先公曰”的内容。他对父亲的评论又作了发展。二是在学风上，马廷鸾表现出一种综罗文献的学术风格，读经研史，① 《宋史》卷414《马廷鸾传》。

② 《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总干文》。

诵诗文，汇经史百氏嘉言善行①，这是南宋后期学术上的一种风尚，《文献通考》明显地带上这样的学术印记。

马端临的老师曹泾，对马端临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曹泾为朱熹学脉的传人，为“晦翁续传”，“诣朱子学”②。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历史问题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马端临在议论中又有发展，有的地方夹杂了“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灭亡时，马端临年仅23 岁。这位年轻人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对时局震荡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虽曾漕试第一，但决心不仕，以变通的思想来总结历史，总结两宋灭亡的原因。父亲死后，他作过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

《文献通考》史学巨著《文献通考》348 卷，计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及《四裔考》。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会通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门类较杜佑《通典》详细，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记载了自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内容，有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构的内容，有关于礼、乐的材料，有关于历代纪元和国家组织形式变迁的内容，也有关于天象、地理等方面以及民族、边疆方面的内容。全书首列《田赋考》，体现出马端临的卓越见识。

《文献通考》对宋以前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且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看法。在事实上他把历史划分出不同阶段。各《考》一以贯之地体现出这样的观点。第一阶段是太古时期，即三代以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阶段是秦汉以后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同。前两个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秦、汉以后，社会“无公天下之心”。“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已有。”①所以，秦汉以后，封建井田制度无法实行。关于封建井田的议论，明显带有心学的印痕。马端临认为历史的发展受“势”支配，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②历史发展的“势”又为“利”所支配，能这样认识历史的人，才可以说是具有通变的思想。他指出：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①50000528_1866_0① 《碧梧玩芳集》卷15《书课历序后》。

② 《宋元学案》卷8。

① 《文献通考·自序》。

② 《文献通考·自序》。

所以他认为对于封建井田一类的问题，要认识到“返古实难”，应当“知时适变”。后代不能照搬古代的“良法”，用恢复封建、井田的办法，去解决社会危机。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认识，也是他思考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结论。由于马端临身受亡宋之痛，所以他对南宋统治者，时有愤慨的批评。他揭露了宋代三百年的腐朽统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关于王安石变法，马端临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从根本方面说，他赞成变革，但他认为“经邦稽古”应当“知时适变”。总的来说，这与王安石变法的精神相通。

《文献通考》一书，在编纂学方面很有特色。全书有“文”，有“献”，有“考”。“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的议论、前人的评论。批评只要有可取的地方，都收录下来。这些评论主要是论述历史的得失，也有掌故的考订。“考”主要是马端临的看法。就全书来看，“考”包括这几部分，一是全书的《自序》，各考前的《序》，以及《考》中的《按》语。马端临对历史的见解，通过材料编排和自己的议论而贯穿全书。所以《文献通考》在内容与形式各个方面都可称是完美的史学巨制。

第五十九章 李焘 李心传 徐梦莘

第一节 李焘

长于吏治，关心民情

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史·李焘传》谓：“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一评价概括了李焘的志趣人品。绍兴八年（1138），李焘24 岁，中进士，调成都府华阳县主簿，拟嘉州军事推官。他没有赴任，而是在龙鹤山巽岩读书。绍兴十二年，赴华阳主簿任，李焘仕途不畅。李心传谈到李焘仕途遭遇时，说出其中的原因：秦桧当权，“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李）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三十年”①。绍兴十七年，丁父忧；绍兴二十年（1150），他36 岁，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对郡守一类用私情背公法的人；总领财赋，反对加重百姓的负担，张浚称他有台谏之风。绍兴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他勤于政事，及时审理案件，颇有政绩。知荣州，治水有成效。隆兴二年（1164），他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弹劾有劣迹的守令四人。当地的州县横征暴敛，李焘选官置局，括一道财赋，列其名色，使有无相补，酌三年中数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为《科约》。后来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约》规定的办法，整理一路财赋。乾道三年（1167）李焘53 岁，召赴行在，八月入对，陈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并请求增置谏官，允许六察言事。又说，军兴三十年来，四川赋税一钱，折变百之，希望从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张严格简汰蜀兵，禁大将毋张虚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焘62 岁，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记边患。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淳熙十年（1183），召对延和殿，读《陆贽奏议》，李焘又摘录唐朝李贽言论中适合南宋情况的数十事，劝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谓的天应，说：“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自至。”

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屡荐，终未获大用。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终前，李焘还口授遗言，上表说：“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样来治国，振兴朝廷。

仿《资治通鉴》纂修《长编》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时年40 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在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①。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②。以此上推，当在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开宝九年，计17 年，为书17 卷。时，李焘49 岁。乾道四年（1168）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 卷，写成175 册和《目录》册。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他说：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便可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

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这一年，李焘54 岁。淳熙元年（1174），李焘年60 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计417 卷。

淳熙三年（1176）李焘擢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

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①。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4400 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九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编的《长编》为980 卷，记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10 卷，《举要》68 卷，《总目》5 卷。共计1063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书世鲜传本。由于原书卷帙繁博，刻写有困难，流行诸本，也是节录本，详略互异。明代修《永乐大典》曾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绝大部分内容收入。清人开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厘定为520 卷；原书全貌虽未恢复，但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中华书局1976 年开始整理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1986 年整理完毕。1993 年全书34 册（520 卷及目录）全部出齐。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①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

①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载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6。② 《文献通考·经籍考》。

①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

① 《文献通考》卷193。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见其用心。此书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传世。李焘著述还有多种：如《易学》5 卷、《春秋学》10 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1 卷；《文集》50 卷，《奏议》30 卷，《四朝史稿》50 卷，《通论》10 卷，《南北攻守录》30 卷，《七十二侯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 卷，《历代宰相年表》23 卷，《唐宰相谱》1 卷，《江左方镇年表》6 卷，《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各1 卷，《本朝事始》2 卷，《建隆事辨》、《赵普别传》、《科场沿革》、《集贤学士》并《赐带典故》各1卷；范、韩、文、富、王、欧阳、司马、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3 卷。另有文字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辑出李焘八十余篇文字。

第

二节李心传推迹兴废，有志修史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 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绍兴末，著作《江东胜后之鉴》10 篇，不仅体现他的史识，也反映了“恢复之志”。治《易》颇有心得，以所著《本传》33 篇为朱熹称道。①李心传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李舜臣中进士，在对策中“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因此得罪了考官，绌下第，调安仁县主簿。后知德兴县，尚风化，常诣县学讲学，邑人皆称“蜀先生”。李心传受到父亲很深影响，十四五岁时，就立下修史之志，后来他回忆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PGN1872.TXT/PGN>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①50000528_1873_0李心传少年的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条件。而关心天下，辑录文献掌故为他修史准备了资料，诸多方面使李心传成为“有史才，通故实”②① 《宋元学案》卷30。

② 《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的学者。

庆元二年（1196），弟弟李道传中进士，而李心传在科场上却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荐于乡，然未中，“于是绝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嘉泰二年（1202），写成《建炎以来朝野要记甲集》20 卷。嘉定元年（1208），时年43 岁，进《高宗要录》（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嘉定九年，《建炎以来朝野要记乙集》20 卷成书。另外，有《旧闻证误》15 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仅4 卷）。绍定四年（1231），他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荐，入史馆，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1234）迁著作佐郎，诏无入议幕，许辟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1236）成书，召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实录》。次年，《中兴四朝帝纪》成书，因与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1243）病卒，终年78 岁。

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 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 卷；56 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60 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①。《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81。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88。

①50000528_1875_0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②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 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①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②。《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③。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④。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② 《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①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

第三节 徐梦莘

恬于荣进升迁

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亲徐世亨，累赠通议大夫。幼年聪颖，“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后来，更是通贯经史百家，尤其熟悉晋、南北朝及五代时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6 年中，战火不断，南宋与金交争，经历绍兴和议及孝宗隆兴和议，南宋才算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徐梦莘前半生是在这样的年月中度过的。特别是他4 岁时，即建炎三年（1129），金军攻下临江军，屠杀百姓，徐梦莘“母襁负亡去，得免”。时局动乱，社稷危亡，在青年徐梦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成了他日后修史的缘由：“思究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绍兴二十四年（1154），徐梦莘29 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县尉，因父丧未赴任。后调广西郁林州司户参军，不久因母离世而回归乡里。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历官南安军教授，由于参政龚茂良之荐，改知湘阴县。在湘阴县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学；二是反对增加耕税。“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其他县邑唯命是从，只有徐梦莘“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徐梦莘此举使湖南帅很生气，“欲从簿书间捃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①。后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论更改两广的盐法，朝廷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到地方上讨论盐法一事。徐梦莘等人认为原先的由朝廷专卖的“官般法”虽有弊端，但对于广西这样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区，还是适用，不必随意更改，“广西山阻，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则主张行“客钞法”，由客商购盐钞，至盐场支盐，转销给百姓。徐梦莘的意见被否定，遭受打击，后移知宾州，仍坚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梦莘阻挠盐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罢官。但事实证明徐梦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两广行客钞法，“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徐梦莘从宾州回乡后，年事已高，但仍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绍熙元年（1190）因杨万里推荐一度出任荆湖北路安抚参议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于荣进，无意升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称他“廉静乐道，好学不衰”。绍熙五年（1194），完成了《三朝北盟会编》的编撰。为避免官场上斗争，庆元元年（1195）他带着书稿回归故里。

徐梦莘卒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终年82 岁。

① 《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① 以上引文见《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发愤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志在总结两宋之际大震荡的历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训。徐梦莘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两宋之际历史大变动的总结上，也是对历史上民族和战历史的反思。“靖康之变”暴露了北宋的腐败无能，文吏武将懦弱，虽有一二节义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这就是靖康之变留下的教训。

徐梦莘在“自序”中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①50000528_1879_0</PGN1879.TXT/PGN>此书专记宋金和战之事，起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完颜亮伐宋败盟。共46 年，分上中下三帙，上为政和、宣和25卷，中为靖康75 卷，下为建炎、绍兴150 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

《三朝北盟会编》在编修上的特点，首先是取材广泛，其中“亲闻见笔而为记录者”的材料尤有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楼钥说：“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上下四十五载间，具列事实，制敕诏诰国书奏疏记序碑志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载者，搜掇无遗。”①其次《会编》详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变与宋金和战的记载是重点。全书记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250 卷。书中突出记靖康之变的内容，起钦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尽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占75 卷。“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更反映出徐梦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据楼钥说，“又有纲目一册，并藏于家”。

平实修史，是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徐梦莘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表明他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议论上，都本着求实的原则。同时，在书中他表彰抗金将士、人民，抨击奸相佞臣，抨击腐败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叙事行《春秋》褒贬笔法，有作史义例，用意在：“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此书的优点体现在“会编”两字上，其缺点也可从“会编”两字上得到说明，这就是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杂博”以及由此带来的记事上的失实。重视本朝史的编修，是宋代史学史的一个特点，各家又自有特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既不同于王称的《东都事略》，也不同于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稍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系事有条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会编”两字也反映出体裁上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纪事本末体”中。

徐梦莘的著作，还有《北盟集补》50 卷、《会录》及《读书记志》等。

徐梦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进士，“安贫乐分，不贪不躁”。① 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等。从子徐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1205）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①。撰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及《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等。① 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第六十章 晁公武 赵希弁 陈振孙

第一节 晁公武

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1—1034）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①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1053—1110），字无咎，从父说之（1059—1129），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②，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1164）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③。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1168），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①。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②。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③。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

《郡斋读书志》20 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1“昭德易诂训传”条；《宋史》卷305《晁迥传》。② 明嘉靖《清丰县志》卷4。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71 之8、77 之75、78 之49。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68 之67、68。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37 之6；明嘉靖《清丰县志》卷7。

③ 《郡斋读书志》自序。

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①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郡斋读书志》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20 卷衢本和7 卷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源于蜀刻20 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源于蜀刻4 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袁州刊本为祖。两本各有所长，衢本以内容丰富见称，袁本则附有赵希弁《读书附志》。清人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本于衢本之上，附《读书附志》于后，仍为20 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校证标点本。

晁公武一生博学，他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其他领域也有专深的研究，著述宏富。除《郡斋读书志》外，据史志记载，他还撰有《易诂训传》18 卷、《尚书诂训传》46 卷、《毛诗诂训传》20 卷、《中庸大传》1 卷、《春秋诂训传》30 卷、《石经考异》1 卷、《稽古后录》35 卷、《通鉴评》10 卷、《老子通述》2 卷、《昭德堂稿》60 卷、《嵩高樵唱》2 卷等，这些著作惜已亡佚，今存者仅若干诗文残篇。

第二节 赵希弁

赵希弁，字君锡，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宋宗室子。按《宋史·宗室世系表》推算，为宋太祖九世孙。曾祖赵子孟，字醇父，号清愿先生，官右从政郎①。祖伯荃。希弁本师■（人字古体）子，过继师向为后。生父师■，理宗绍定时任衡山令②。

赵希弁为江西漕贡进士，曾任秘书省校勘书籍。他博学好古，家中累三世藏书，典籍甚富。淳祐九年（1249），宜春郡守黎安朝重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嘱赵希弁代为校正。赵氏以所藏书勘对晁氏书目，将晁氏未载者，或详略不同者分类著录，仿晁氏体例，撰为《读书附志》1 卷。合《郡斋读书志》4 卷一并刊刻，世称“袁本”。同年，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县）重刊《郡斋读书志》20 卷本，是为“衢本”。希弁取衢本多于袁本的内容，编成《读书后志》2 卷；又校原刻4 卷与衢本差异，撰《二本四卷考异》附于篇末，于次年补刻刊行。至此，袁本增至7 卷，由前志4 卷、后志2 卷、附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8“晁氏读书志”条。

① 《读书附志》卷下“藏六居士安乐集”条，《郡斋读书志》卷5，商务印书馆1931 年影印宋淳祐袁州本。② 《读书附志》卷上“皇王大纪”条。

志1 卷组成①。

赵希弁利用三世藏书，勤于治学。从他的《读书附志》中可以看到，他对史学情有独钟，曾撰有《读史补注》130 卷、《资治通鉴纲目考异》59 卷、《续资治通鉴补注》946 卷、《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20 卷、《续仰山孚惠庙实录》5 卷，但这些史著今已不传。所存者为《读书附志》1 卷和《二本四卷考异》。

赵希弁两次参与《郡斋读书志》的刊刻工作，对这部目录的校勘和传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整理的袁州本作为《郡斋读书志》的一个版本系统，在由宋至清的五百余年中，流传和影响范围较大，其宋刻原书保存至今，明清时期属于袁州本系统的抄本、刻本也较多。袁州本不仅广泛传播了目录学知识，而且为后人校勘衢州本、全面认识《郡斋读书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基本材料，这方面，他所撰写的《二本四卷考异》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对其校勘工作来说，他独力撰作的《读书附志》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学术价值。《读书附志》共收书469 种，除少数与晁氏书目重见外，大部分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时典籍，正可以视为晁氏书目的续编。《读书附志》运用提要记载了各种典籍的篇目、编次，以及刊刻时间、地点、刻书人名等。其学识虽不及晁公武，提要内容也较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南宋有关典籍的情况，则是大有裨益的，因而也为学界所重。

第三节 陈振孙

陈振孙（？—约1261），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人。父祖虽非官宦，但也是读书人家。幼年好学，常从人借阅，“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①。嘉定十二年（1219），为浙江鄞县县学②，后迁绍兴教官，又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为宋代刻书、藏书兴盛之地，他在此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端平三年（1236）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嘉熙三年（1239）调任浙西提举，在当地停废醋库，抚恤邦民，有政绩③。淳祐四年（1244）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④。

陈振孙性喜藏书，为南宋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 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① 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序》，《郡斋读书志·后志》卷首。

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5“东汉诏令”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14“琴谱”条。

③ 王鏊：《姑苏志》卷42《宦绩》。

④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 卷。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 种，51180 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 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 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85，“直斋书录解题”条。

②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第六十一章 秦九韶

第一节 经历和为人

秦九韶（1202—约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属四川）人，祖籍鲁郡。父秦季槱，字宏父，绍熙四年（1193）进士。嘉定十二年（1219），秦季槱任巴州（今四川巴中）守。是年三月，兴元（今陕西汉中）军士张福、莫简等发动兵变，入川后夺取利州（今广元）、阆州（今阆中）、果州（今南充）、遂宁（今遂宁）和普州（今安岳），并进犯巴州。秦季槱弃城而走。朝廷命沔州都统张威引兵镇压。年仅18 岁的秦九韶“在乡里为义兵首”，参加张威军的平乱之战。不久，秦季槱携全家辗转抵达当时的京师临安（今杭州）。嘉定十五年（1222），秦季槱任工部郎中，十七年，除秘书少监。宝庆元年（1225）正月，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工部掌管营建，而秘书省则掌管图书，其下属机构设有太史局。因此，天资聪颖、求知若渴的秦九韶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熟悉建筑、修造、治河等方面的土木工程知识，并向他父亲的属官中负责测验天文、考定历法的学者们学习天文历法知识。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说“早岁侍亲中都，因得访习于太史”，即指这段时间的事。秦九韶又曾向“隐君子”学习数学。他还向著名词人李刘学习骈骊诗词。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秦九韶的学识日趋渊博。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称他“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游戏、毬、马、弓、剑，莫不能知”。

宝庆元年（1225）六月，秦季槱被任命为潼川（今四川三台）知府，七月赴任。秦九韶于是随父回到四川。次年正月十二日，秦氏父子来到涪州（今重庆涪陵），与涪州守李踽及其两个儿子同游，观赏长江石鱼，并刻石题名，后为姚觐光收入《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成为一则重要史料。

在潼川，秦九韶曾当过县尉。这期间，李刘曾邀请他到国史院校勘书籍文献，但未成行。

端平三年（1236），元兵攻入四川，嘉陵江流域兵祸不断，秦九韶不得不经常参与军事活动，饱受战争之苦。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回忆道：“际时狄患，历岁遥塞，不自意全于矢石间，尝险罹忧，荏苒十祀，心槁气落。”数年后，秦九韶被迫再次离川，往东南避难。先后担任过蕲州（今湖北蕲春）通判及和州（安徽和县）守，最后定居湖州（今属浙江）。有史料记载，秦九韶是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抑或战争改变了他的天性。与他同时代的刘克庄在《缴秦九韶知临江军奏状》中说他“倅蕲妄作，几激军变；守和贩鹾，抑卖于民”。周密说他“既出东南，多交豪富”；在湖州的住家，建堂于苕水之上，“极其宏敞，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乐、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非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者，岂能如此奢华？淳祐四年（1244）八月，秦九韶以通直郎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十一月，因母丧离任，回湖州守孝。在此期间，秦九韶可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专心学问，埋头著书。淳祐七年（1247）九月，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由于在天文历法上的造诣，次年他被推荐到朝廷，受到皇帝召见，因而得以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呈上他的奏稿及《数学大略》（即《数书九章》）书稿。

孝满书成后的秦九韶不甘寂寞，又开始向往功名利禄。淳祐十年（1250），他往投吴潜幕。吴潜（1196—1262），号履斋，南宋重臣，主战派首领。秦九韶与吴潜很有交情，他在湖州的居家即从吴处得到的地皮。宝祐二年（1254），秦九韶到建康，任沿江制置司参议，但不久去职，回湖州家居。此后，他去扬州攀附当朝权臣贾似道。宝祐六年（1258）正月，贾似道荐秦九韶于广帅李曾伯，时逢琼州守阙，于是李曾伯便命其暂任琼州守，但三个月后被免职。刘克庄说秦九韶“到郡（琼州）仅百日许，郡人莫不厌其贪暴，作卒哭歌以快其去”。周密则说他“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离琼州回湖州后，秦九韶又投奔吴潜，得荐，开庆元年（1259）任司农寺丞，因不满贾似道专权，被罢。景定元年（1260），又任命为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再次遭罢。不久，吴潜罢相，被贬潮州。秦九韶受到株连，也贬梅州（今广东梅县）做地方官，他“力政不辍”。约在景定二年（1261），病卒于任所，年60 岁。

第二节 对数学的贡献：《数书九章》

秦九韶恶劣的个人品行，与杰出的数学才能是不相称的。因此有人因他的数学成就而为其个人品行辩护，如清代数学家焦循在《天元一释》卷下说：“秦九韶为周密所丑诋，至于不堪，而其书亦晦而复显。密以填词小说之才，实学非其所知。即所称与吴履斋交稔，为贾相窜于梅州，力政不辍，则秦之为人亦瑰奇有用之才也。”与此同时，也有人因他的恶劣人品而贬低其数学成就，如余嘉锡《南宋算学家秦九韶事迹考》中说他“虽能治天算，多技能，不过小人之才耳，何足道哉！”对秦九韶，也有较客观地评价：“有才有学的人未必有德，我们读《数书九章》，不能不表扬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但是论他的为人，也应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①《数书九章》，是秦九韶勤奋学习、苦心钻研和多年积累的数学成就的结晶，是堪与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的。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皆题称《数学九章》。明季常熟赵氏脉望馆藏有另一抄本，万历时赵琦美为其撰写跋文始称《数书九章》。后来清道光时按赵抄本校刻的《宜稼堂丛书》本流传较广，遂成为现今的通称。该书共18 卷，81 题，分为9 类，每类9 题，主要内容是：一、大衍类：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二、天时类：历法推算、雨雪量的计算；三、田域类：土地面积；四、测望类：勾股、重差等测量问题；五、赋役类：田赋、户税；六、钱谷类：征购米粮及仓储容积；七、营建类：建筑工程；八、军旅类：兵营布置和军需供应；九、市易类：商品交易和利息计算。

每题答案之后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有“草”说明演算步骤，① 钱宝琮：《秦九韶〈数书九章〉研究》，载钱宝琮等著《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 年版，第62 页。

有的题目还画有图。《数书九章》中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

在数学发展史上，古典代数学的中心课题是方程论。中国古代的方程论，不论是现代意义下的开方，还是解一般的高于二次的一元方程都被称为开方。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到5 世纪的祖冲之和7 世纪的王孝通，已经解决了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二次三项方程和正系数三次方程求正根问题。11 世纪，贾宪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开方法——增乘开方法，通过随乘随加导出减根方程，逐步求出正系数高次方程的正根。12 世纪，数学家刘益提出“正负开方术”，并突破了方程系数全都为正的限制。但刘益的方法并不是增乘开方法。秦九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他的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可为分数，也可为小数，在有理数范围内没有限制，但规定常数项总为负。亦即解决了形如下列的数字方程求解问题：a0xn+a1xn-1+a2xn-2+.+an-1x+an=0其中a0≠0， an＜ 0， ai∈Q（i= 0，1，.，n）。《数书九章》81 个问题中，用方程来解的有21 个，共列出了26 个方程，其中二次方程20 个，三次1 个，四次4 个，十次1 个，其解法大都有详草。从其随乘随加的具体运算过程可以看出，秦九韶提出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可以毫不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秦九韶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等特殊情形，并将其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840 年，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P.Ruffini，1765—1822）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解决数字高次方程无理根的近似值问题，而1819 年英国数学家霍纳（W.G.Horner，1786—1837）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论文“用连续逼近法解任何次数字方程的新方法”中，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相同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秦九韶的成就要比鲁菲尼和霍纳早五六百年。

秦九韶对于一次同余组解法的理论概括，是他在数学史上的另一项杰出贡献。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假设在远古时代有一年的冬至、甲子日零时和日月合朔在同一时刻。该时刻即称为上元，从上元到本年经过的年数称为上元积年。在既知本年的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平朔时刻的条件下推算这一年的上元积年是一个一次同余问题。设A 为回归年（从冬至到冬至）日数，R1 为本年冬至距其前一个甲子日零时的日数，B 为一朔望月（从平朔到平朔）的日数，R2 为冬至距前一个平朔的日数，则上元积年x 满足下列一次同余组Ax=R1（mod 60）≡R2（mod B）。

3 世纪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的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

最早见于记载的一次同余问题是《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这相当于求解一次同余组x≡2（mod 3）≡3（mod 5）≡2（mod 7）。

《孙子算经》给出最小正解：x=2×70+3×21+2×15-2×105=23，但未说明其理论根据。秦九韶青年时在杭州“访习于太史”，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他经过深入研究，把上元积年算法与孙子问题的解法联系起来，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

设m1，m2，.，mn 两两互素，M=m1·m2·.·mn，Mi=M/mi（i=1，2，3，.，n）。若有正整数k1，k2，.，kn 满足kiMi≡1（modmi），i=1，2，3，.，n，则一次同余组x≡ri（mod mi）≡r2（modm2）≡.的解为x modM ≡ （ ）。k M r i i iin= .1这就是西方文献中所称的“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把mi、M、Mi 和ki 分别称作定数、衍母、衍数和乘率。

显然，一次同余组解法的关键是求乘率ki。因为同余式kiMi≡1（modmi）等价于kigi≡1（modmi），其中Mi≡gi（modmi），0＜gi＜mi，所以这一问题又归结为求解同余式ax≡1（modb），（a，b）=1，a＜b秦九韶提出的著名的“大衍求一术”，就是求解（1）的方法（今亦泛指整个一次同余组的解法）。《数书九章》卷三“治历演纪”题，详细记述了南宋开禧历上元积年的推算过程。从大衍求一术的这一具体应用可以清楚看出，秦九韶的算法是完全正确和相当严密的。并且，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与他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一样，简洁、明确、带有很强的机械性，其程序亦可毫无困难地转化为算法语言，用计算机来实现。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数书九章》卷一、卷二大衍类共有9 个一次同余组问题，其中只有“余米推数”题（三个模数为19、17、12）可直接应用“中国剩余定理”来解，其余诸题所给模数或带有小数，或带有分数，或为不两两互素的整数，需要进行适当的变换。带有小数和分数的模易于化为整数模。但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没有素数概念，因而秦九韶不可能用素因数分解的方法来化不两两互素的模为两两互素的模。可是他所设计的一些算法，如“两两连环求等，约奇弗约偶（或约得五，而彼有十，乃约偶弗约奇）”等，不仅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实际计算上比素因数分解法更具优越性。因此，有些学者誉称其为没有素数的素数论。

在西方，最早接触一次同余组的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nacci，约1170—1250），他在《算盘书》（1202）中给出了两个一次同余问题，但没有一般解法。直到18—19 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Euler，1707—1783）和德国数学家高斯（C.F.Gauss，1777—1855）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获得与“中国剩余定理”相同的定理，并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严格证明。1852 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发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其中介绍了大衍求一术。从1856 年到1876 年，德国人马蒂生（Martthiessen，1830—1906）等西方学者又多次指出大衍求一术原理与高斯方法的一致性，从而更加引起了欧洲学者的瞩目。德国数学史家康托（M.Cantor，1829—1920）高度评价了大衍求一术，他称赞发现这一算法的中国数学家是“ 最幸运的天才” 。比利时东方学家李倍始（U.Libbrecht）在《13 世纪的中国数学》（Chinese Mathematics intheThirteenth Century，1973）一书中对从《孙子算经》到19 世纪末斯提尔吉斯共15 个有代表性的解决同余组的人或著作作了比较。他按工作质量所排列的名次是：斯提尔吉斯（1890），欧拉（1743），高斯（1801），秦九韶（1247），贝维立基（1669），哥廷根手稿（约1550），休顿（1657），慕尼黑手稿（约1450），斐波那契（1202），杨辉（1275），《孙子算经》（约400），阿古洛斯（约1350），程大位（1592），严恭（1372），玉山若干（约1460）。秦九韶名列第四。

《数书九章》除了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这两项重要成就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成就。如在代数学方面，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普遍应用互乘相消法代替传统的直除法；在几何学方面，提出已知三角形三边之长求其面积的等价于海伦公式的“三斜求积术”：A =1 4a ba b c 2 22 2 22-+ - .è ... ÷é. êêù. úú,将《九章算术》与《海岛算经》中的勾股测望之术发扬光大，等等。《数书九章》的内容非常丰富，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数学和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扩展、赋税、利贷、度量衡以及货币流通、海外贸易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

如果说《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形成，那么《数书九章》则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之顶峰，其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亦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与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萨顿（Sarton，1884—1956）因此称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第六十二章 张浚 韩侂胄

第一节 张浚（附张栻）

由依附黄潜善到主张抗金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元丰二年（1079）进士，历任州县属官；绍圣元年（1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张浚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北宋末官至太常寺主簿。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今商丘南），参与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七月，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八月，张浚附和黄潜善，攻击左相李纲独擅朝政。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后，继续受到张浚的攻击。

建炎二年六月，张浚奏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①。因而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已被出为兴元知府，被宋高宗留任为礼部侍郎。同年十月，张浚兼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从此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二月，金军数百骑突袭“行在”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张浚与吕颐浩追随渡江，中书侍郎朱胜非任节制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军马，张浚任同节制军马，驻守平江抗金。不久，朱胜非召赴行在杭州，留张浚驻守平江。三月，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3 岁皇子赵旉被立为帝，孟太后垂帘听政，张浚在平江组织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所部勤王。四月，“苗、刘兵变”平定，宋高宗复位，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

富平之战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①五月，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同年七月赴任，十月下旬到达兴元府，设司于此，随后调整西北各路军事长官。十一月间，到达秦州，经参议军事刘子羽介绍，张浚接见吴玠、吴璘兄弟，并提升吴玠为统制。曲端在陕西进行抗金活动，但专横跋扈，曾想杀死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南宋朝廷即以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召曲端，但曲端不奉诏。同年十二月，张浚任命曲端为处置使司都统制、威武大将军，并进行隆重的登坛拜将的仪式，张浚企图利用曲端的抗金声威，树起西北的抗金大旗。但当建炎四年正月，张浚命曲端率军救援在陕州围城中的李彦仙时，曲端却拒不出兵，以致陕州终于被金军攻陷。同年二月，张浚得知金军早已渡江南下，立即将处置使司事务交由刘子羽负责，自己率步骑数万人自秦州东进救援。当三月间到达房州时，得知金军主帅宗弼已自临安退兵北归，张浚遂率军重回西北。

当年秋初，张浚得知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仍在淮东，而前此渡江南犯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也滞留在江北，张浚推测金军企图深秋时将再次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庚申。

① 《宋史》卷361《张浚传》。

渡江，因而考虑出兵进攻金军，以分金军并力南下势。曲端在陕西的抗金，主要依靠部属吴玠等作战，自己常远处敌后，战胜则以为己功，战败则委罪部属。正月间，曲端命吴玠、张中孚等抗击金军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自当是白之误，今陕西彬县南），自拥重兵远处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当吴玠血战时，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仅不出兵救援，反而立即率军逃向泾州（今属甘肃），吴玠等遂战败。此战被称为建炎三大战之一。“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①，主要是依靠部将血战，取得虚名的曲端，已被金军的气势所压倒，当张浚提出进攻以分金的军势时，曲端竟然提出：“俟十年乃可议战。”②张浚知道依靠曲端为主将，领导抗击金军是不可能的，于是曲端以彭原之战坐视不救，被夺军权并被贬。

自张浚经营川陕以来，陕西军民受到很大鼓舞，使得金军主将完颜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不得不请求增兵。完颜宗翰（粘罕）等也认为宋“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派位望隆重的皇子（金太祖子，世宗父）、左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前往陕西任主帅，并命江淮战场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准备“以八月往陕西”①，与张浚争夺陕西。

宋高宗“以敌萃兵淮上，命（张）浚出兵，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今富县）延（今延安）以捣其虚”②，企图以之消除金军再次渡江南犯的可能性。建炎四年八月，张浚移檄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辅），问兴师犯宋之罪。同时，派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攻取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环庆经略使赵哲也收复鄜延诸郡。于是，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各率所部东进，金左副元帅完颜宗辅也立即将在京西的完颜宗弼所部2 万人马，调入关中。九月下旬，张浚集合五路宋军，骑兵6 万、步军12 万，号称40 万，以刘锡任都统制，进抵富平（今富平北），金主帅宗辅以宗弼与娄室所部分为左、右两翼，与宋军决战。“泾原帅刘锜率将士先薄虏阵，自辰至未，杀获颇众”③，金军左翼主帅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重围。“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军力战”，“自日中至于日暮，凡六合战”④，两军相遇勇者胜，在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宋军相继溃退，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因而“得胜不追”⑤。“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以大兵团决战，宋军虽然战败，但仍然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所以，当张浚在斩赵哲、贬刘锡、上疏待罪时，宋高宗就说：“‘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建炎三大战》。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癸未。

① 《金史》卷19《世纪补·睿宗纪》。

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

③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④ 《金史》卷77《宗弼传》、卷72《娄室传》、卷19《世纪补·睿宗传》。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国，无如浚。”①有的史书亦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张浚）痛念向者（高宗）海道之幸，（自己）已出襄汉。今也敌驻淮旬，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②去冬渡江南犯的主将宗弼及所部精兵，此后数年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确实相对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的压力。富平之战失败后，张浚退向兴州（今陕西略阳），命刘子羽去秦州，召集败散的宋军达10 万人。在金军进攻下，张浚又退往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张浚任命王庶为兴元知府，王庶也汇聚溃军、义军2 万人。吴玠亦收兵保和尚原，并于绍兴元年（1131）五月，大败来犯的金军宗弼所部。

江淮抗金绍兴二年，张浚被授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同年九月，南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十二月，又加任命卢法原为宣抚处置副使，引起张浚的不满。张浚被罢宣抚处置使，仍任知枢密事。绍兴三年五月，诏令张浚回朝。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以提举洞霄宫、福州居住。张浚调离川陕后，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六月，金军主将宗弼才自川陕回燕山府（今北京）。同年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十一月，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随后即诏张浚“暂往江上措置边防”，“西连陇蜀，北洎江淮，既加督护之权，悉在指挥之域”①，负起了全面的抗金重任，但主要是领导江淮前线的抗金斗争。同年六月，在张浚亲往湖湘督战下，岳飞镇压了杨么起义。绍兴六年正月，张浚视师荆襄；后又被召回朝奏事，张浚即命韩世忠自承（今江苏高邮）、楚以图淮阳（今邳县西南），刘光世进屯合肥，张俊进驻盱眙，以杨沂中作为张俊部的后翼；岳飞进驻襄阳，准备北伐中原，摆出对金进攻的态势，军心振奋。韩世忠首先自楚州攻淮阳，张俊于五月间进驻盱眙，张浚也于六月渡江至淮南视师。刘光世于七月收复寿春府（今安徽凤台），岳飞于八月攻占蔡州（今河南汝南）、卢氏（今属河南）等地。宋高宗在张浚的力请下，也于九月初出发前往建康以鼓舞斗志，张浚又赶往镇江督师，伪齐闻讯后发兵分道南犯。十月，刘光世慌忙南逃，张浚乘马奔到采石，并下命有一人渡江者斩，刘光世被迫停止南逃。数日后，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其他南犯军队也纷纷退回淮北。

绍兴七年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扩充其兵力以恢复中原。但首先遭到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所部并入岳飞军，遂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多次申述不被重视。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 万人叛变投向伪齐。九月，张浚以处置不当而罢相，提举宫观，后贬居永州（今属湖南）。但伪齐也因无存在价值，于同年十一月为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壬寅。

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建炎四年十月引《龟鉴》。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壬辰。

金所废。抗金大好形势因而受挫，降金求和势力抬头。绍兴八年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主持降金求和活动。同年末，金以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恢复提举宫观。二月，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次年封和国公。绍兴十六年七月，张浚上奏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张浚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只保留文阶官特进，以提举宫观，贬往连州居住，绍兴二十年又移往永州居住。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奸相秦桧死。十二月，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今江西南昌）。此前不久，张浚因母死守丧，于是奉柩归葬西川，到达江陵时，又上奏请高宗备战抗金，引起新任宰相、秦桧党羽万俟■、汤思退的不满，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隆兴北伐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十一月又改为判建康府，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却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才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即退位，孝宗即位。

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上谓浚，当先图两城（指虹县、灵璧），边患既纾，弊以次革”①。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隆兴二年（1164）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②，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张浚病死。乾道五年（1169）谥忠献。

张栻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张浚长子。自幼受张浚“教以① 杨万里：《诚斋集》卷115《张魏公（浚）传》。

② 《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忠孝仁义之实”，又受父“命往从南岳胡宏讲求程颢及颐之学”①，以荫补入官。孝宗即位后，“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②，历知州、知府、侍讲、左司员外郎。淳熙七年（1180），任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今属湖北）知府，本路安抚使，“以病请祠”③，改授右文殿修撰、提举冲佑观闲差以养病，未及拜命，病故，终年48 岁，有《南轩易说》等传世。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学湖湘学派（也称湖南学派）创始人，与朱熹、吕祖谦交往密切，时称东南三贤。朱熹对张栻也很敬重，曾说：“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④张栻亦为后世学者所敬佩，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⑤南宋后期，理学日益受到推崇，张栻也因而被推崇。嘉定八年（1215），赐谥宣。景定二年（1261），封华阳伯，从祀孔庙。

第二节 韩侂胄

宁宗之立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北宋宰相韩琦曾孙。祖父韩嘉彦，元祐四年（1089），娶哲宗姊温国长公主（神宗第三女）；父亲韩诚，于绍兴初年娶高宗吴皇后（后定策立宁宗）妹；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还是光宗次子赵扩（后为宁宗）夫人（后为皇后）韩氏的叔祖父，世代为皇亲国戚。韩侂胄以父任入官，孝宗末，官至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传位给“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悙，是为宋光宗，但光宗被李皇后控制。绍熙二年，光宗宠妃被李皇后杀死，光宗受惊发病，朝政遂受制于李皇后，“自是政治日昏”。李皇后又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即使孝宗生病，光宗也极少前往探视。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病危，丞相留正等大臣，坚请光宗前往孝宗居处重华宫探望，仍被光宗拒绝；只允许其子嘉王赵扩探视祖父宋孝宗。六月初，孝宗病死，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光宗主持孝宗丧礼，仍被光宗以病拒绝，遂改由太皇太后（高宗皇后）吴氏代行祭奠礼。

左丞相留正请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监国，主持孝宗丧礼，终丧以后仍由光宗主政，光宗如想退位，可由太子赵扩即位。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则主张，不管光宗是否立赵扩为太子，请太皇太后直接主持，由嘉王赵扩即位为皇帝，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①留正等大臣三次奏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才表示同意，但给留正的御批却只是：“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并不提及立太子之事。留正又一再奏请立太子，而付出的“封题稍异，（留）正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赵）① 《诚斋集》卷115《张左史（栻）传》。

② 《朱文公文集》卷89《张左史（栻）神道碑》。

③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8，淳熙七年二月。

④ 《宋史》卷429《张栻传》。

⑤ 《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序录按语》。

① 《宋史》卷391《留正传》。

汝愚辄启封，（留）正视牍尾，色忧，始密为去计”②。此次御批内容虽不详，但显然不仅不立太子，也许还否定了此前“念欲退闲”的御批。第三天上朝时，留正装病跌倒在地，随即奏请致仕，不待批复，即乘肩舆出城以逃避。而赵汝愚立即利用光宗曾批出的御批“念欲退闲”，加紧进行宫廷政变活动，为要得到统率殿前司亲卫军的殿帅郭杲的武力支持，他先派中郎将范任（一作仲壬）去见郭杲，范任先以“时事艰难告之，不应；又以忠义动之，又不应”；范任不得已，只得屏人说明这是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意见，但郭杲“又不应”。此时，适值工部尚书、宗室赵彦逾也因时势不安，去见赵汝愚，赵汝愚即向他说明要拥立嘉王赵扩，赵彦逾也很赞成。赵汝愚“遂请彦逾往见杲谕旨”，因赵彦逾曾有恩于郭杲，“彦逾急责之，杲许诺”③。于是，左司郎中徐谊说：“此大事，非宪圣太后（吴氏）命不可。而知閤门事韩侂胄，宪圣之戚也”。他的同乡知閤门事蔡必胜与韩侂胄同事，定计由他向蔡必胜说明此事④，韩侂胄遂被引见给赵汝愚，赵汝愚即请他将策立嘉王赵扩为帝，迫光宗退位的事，设法请太皇太后吴氏下旨。韩侂胄与慈福宫（吴氏居住）的内侍张宗尹等关系密切，遂通过张宗尹先后两次奏请，但吴太后都未同意，又通过重华宫（孝宗、谢后居所）内侍关礼哭请后，吴太后终于同意，郭杲连夜进行军事布置以防不测。次日（七月初五），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主持了嘉王赵扩（宁宗）的即位事宜。

赵汝愚策划的这次宫廷政变，主要是通过韩侂胄、赵彦逾才能完成的，两人都希望以“定策”功晋升高官。但政变顺利完成后，赵汝愚竟对韩侂胄说：“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韩侂胄只是落去阶官，由原先的遥郡防御使转为正任防御使，即是原先按阶官领取奉禄改为按防御使领取奉禄。赵汝愚又对赵彦逾说：“吾辈宗室，不当言功。”①并被出为地方官，引起韩、赵两人的愤怨。赵汝愚排挤韩侂胄、赵彦逾的目的，是独占定策功勋。不久，即升为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丞相，而且是独相，韩侂胄才又微升为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他所说的宗室、外戚不当言功，完全是欺人之谈。赵汝愚执政后，随即引进并重用一批理学人士，而朱熹、彭龟年又先后攻击韩侂胄，两人虽被罢官，但韩侂胄也以升一官后免职，任宫观闲差，更加深了他对赵汝愚的怨恨。得意忘形的赵汝愚，竟然在此前后散布，自己曾经“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②，以此说明他扶持嘉王赵扩即位的先兆。这种说法极其勉强，因为在光宗即位之初，已有李皇“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之事③。如果将此解释成宋孝宗不同意嘉王赵扩即位登基，则宋孝宗向赵汝愚授鼎，应是另有含义，似乎更有道理。作为宋太宗长子、原嗣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赵汝愚竟然“数谈梦兆”，到底用意何在？不能不引起作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疑虑。赵汝愚被“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①。庆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六月丁未。

③ 《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七月甲子；《宋史》卷247《赵彦逾传》。④ 《宋史》卷397《徐谊传》，卷434《叶适传》。

① 《宋史》卷474《韩侂胄传》，卷247《赵彦逾传》。

② 《宋史》卷393《赵汝愚传》。

③ 《宋史》卷243《（光宗）李皇后传》。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四月庚申；《宋史》卷393《赵汝愚传》。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出为福州知州，随即又被改授宫观闲职。同年十一月，又被贬往永州居住。庆元二年（1196）正月，病死于贬途中。

开禧北伐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为保宁军节度使衔，虽仍是提举佑神观的宫观闲职，但通过向宋宁宗荐用其亲信等手段，掌握实权。由于不少理学人士上疏论救赵汝愚，理学人士朱熹、蔡元定等，遂不断受到贬窜。庆元三年二月，下诏：“自今权臣（指赵汝愚）、伪学（道学，即理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九月，又“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十二月，再“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庆元四年五月，下“诏禁伪学”，史称“庆元党禁”，以赵汝愚、朱熹等59 人被列伪学逆党。

庆元二年七月，韩侂胄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四年五月，又加少傅；五年九月，又加少师、封平原郡王，但始终没有担任具体职务。嘉泰元年（1201）十月，“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②，表明韩侂胄的权势已巩固。次年二月，伪学党禁才被解除，列入党籍的人士逐渐恢复官职。

此时，金朝北边的蒙古逐渐兴起，不断攻金。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1203），金朝境内又不断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金下诏加强镇压措施。“是冬，金国盗起，惧朝廷（宋）乘其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宋朝以为金兵将南侵，“朝廷闻其事，即起参政张岩帅淮东、枢密程松帅淮西，..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帅浙东”①，全面进行防御。但南宋不久就知道真相，主战派终于看到攻金复仇的希望，有人就劝韩侂胄乘金内乱起兵攻金，收复中原以建盖世功勋，收复中原的舆论日益高涨。嘉泰四年，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②。不少官员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同年二月，建韩世忠庙于镇江；五月，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北伐中原制造舆论，鼓舞士气。韩侂胄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开禧元年（1205）七月，由万寿观使的宫观闲职，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并开始作出兵部署。同年十二月，在对待金使傲慢无礼的问题上，韩侂胄也采取了当年虞允文的态度，请宁宗回内宫，并让金使次年元旦朝见，以示对金不屈服。

开禧二年四月，全面进行北伐部署的同时，追夺奸臣秦桧的申王王爵，取消原谥的忠献，改赐恶谥（后谥谬丑），以表示否定对金乞和的旧国策。北伐战争也在陈孝庆收复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实际已经开始。五月初，陈孝庆又收复虹县（今安徽泗县），数日后即正式下诏伐金。韩侂胄主持的北伐，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确实燃起了主战派人士恢复中原的希望，不仅时年82 岁的爱国诗人陆游写诗称颂：“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①即使前些时作为赵汝愚党羽而遭打击的章颖，也表上所撰《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传》，称颂宋宁宗“怒发冲冠，雄心抚剑”，② 《宋史》卷37、38《宁宗纪》一、二。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三年冬。

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四年正月。

① 陆游：《剑南诗稿》卷67《赛神》。

他所撰写的《四将传》，在于“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几成功于今日”②。

但是，金朝还没有到内忧外患交织之时，韩侂胄北伐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仓促北伐攻金，选择攻金的时机也过早。东线战场上，虽然毕再遇迅速崛起，几乎是战无不胜，但宋军总的情况，却是败多胜少。更严重的是，由于韩侂胄当初用人不当，他寄以重望的西线主帅吴曦，被金招降。不但导致东西两线攻金计划的破灭，而且震动朝野，也动摇了韩侂胄北伐胜利的信心，遣使议和，但因金的无理要求而中断，战争继续进行。韩侂胄的一度动摇，助长了投降势力的气焰，在礼部侍郎史弥远的策划下，同年十一月，宋宁宗以御笔将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职事，与在外宫观。使得奸臣史弥远于次日，背着宋宁宗，指使夏震杀死韩侂胄的阴谋得逞。以致在韩侂胄死后的第二天，宋宁宗还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下诏“改送英德府安置”；又诏“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直到第四天，才以韩侂胄已死，向宋宁宗报告。但史弥远仍不敢公开宣称是奉密旨杀死的③。韩侂胄死后，被史弥远函首送金朝，并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韩“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①。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

② 《宋会要辑稿》礼59 之21。

③ 《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7《开禧去凶和敌日记》。

第六十三章 史弥远 贾似道

第一节 史弥远

谋杀韩侂胄

史弥远（1164—1233），字同叔，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父史浩，绍兴十四年（1144）进士，高宗朝官至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朝两任右相，封魏国公。光宗绍熙五年（1194）四月死，五月追封会稽郡王，十月谥文惠。史弥远擅权的嘉定十四年（1221），追封为越王、改谥忠定。

史弥远于淳熙六年（1179）入官，十四年举进士。光宗时官至太常寺主簿，以奉养父史浩请祠，史浩死后守丧。从庆元二年（1196）除丧服，出任八品小官大理司直，到开禧元年（1205）初的近十年时间里，才升至六品的司封郎中。同年五月，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后，史弥远随即受到重用，到开禧三年三月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但已封为男爵，而且已升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的三品大员。

史弥远权位的迅速升迁，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当韩侂胄支持重用的宋军西线主帅吴曦叛变降金的消息，于开禧三年二月传到南宋首都临安时，宋朝君臣对战胜金军，收复中原，已失去信心，韩侂胄的威望也因而严重受挫。韩侂胄于六月遣使议和，金方提出以韩侂胄首级作为议和的前提，这理所当然遭到韩侂胄的拒绝。史弥远的政治野心立即迅速膨胀，“乃建去凶之策，其议甚秘，人无知者”，决心设法杀死韩侂胄，取而代之。

宋宁宗立皇后时，韩侂胄不支持立杨贵妃为后。杨贵妃在立为皇后以后，对韩侂胄怀恨在心。史弥远积极拉拢被杨皇后冒认为兄的杨次山，由杨次山向杨皇后提出，请她向宋宁宗提出罢免韩侂胄。史弥远又利用自己兼任资善堂翊善，蛊惑年仅16 岁的宋宁宗嗣子赵■，向宋宁宗“入奏：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杨皇后从旁赞之甚力，但宋宁宗不予理睬。显然想通过宋宁宗下诏罢免韩侂胄，是不可能的。史弥远决定绕过宋宁宗，由他和杨皇后伪造宋宁宗的御批密旨。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曾是韩侂胄党羽，见到密旨信以为真，转而投靠史弥远，当钱象祖想向宁宗奏明罢韩侂胄时，李壁怕消息泄漏给韩侂胄，钱象祖因而作罢。史弥远计划派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杀死韩侂胄，当夏震“初闻欲诛韩（侂胄），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①。十一月初，韩侂胄被杀死于玉津园。当“临安府申侂胄已身故”，“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犹谓其未死，盖是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②。

嘉定元年（1208）三月，史弥远实际掌权，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九月签订宋金和议，史称“嘉定和议”，由金宋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20 万增为30 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这是以往和议中从来没有过的。对于这宋金议和史上最为屈辱的和议，引起朝野不满。“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指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朝流徙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② 《宋史》卷243《杨皇后传》；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之民，承命惟谨，曾无留难。”①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这番话，可说是当时舆论的代表。史弥远的丑行，实是与秦桧不相上下。

矫诏立理宗由于韩侂胄是被伪造的密旨杀死的，史弥远没能公开以此居为首功，只微升为礼部尚书，但已掌握实权。嘉定元年（1208）正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月，兼参知政事，十月升为右丞相。十一月，因母丧丁忧。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起复为右丞相，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相擅权时期。

当年协助史弥远杀害韩侂胄，对金乞降求和的卫国公赵■，不久即被立为太子，嘉定十三年（1220）死。次年，宋宁宗另立赵竑为皇子。赵竑对于史弥远的擅权跋扈十分不满，想在即位后远贬史弥远。但被史弥远安置在赵竑身边耳目所告发，史弥远就不时地在宋宁宗面前诽谤赵竑，以图废赵竑，另立他人为继承人，但未能得逞。于是在嘉定十六年，史弥远收买当时只是九品小官的国子学录郑清之，阴谋在宋宁宗去世时，废皇子赵竑而另立宗室赵昀（贵诚）为帝，为此派他兼任魏忠宪王府教授，作为赵贵诚的老师。郑清之后虽数次升官，但兼任赵昀老师之职不变。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病重不能处理朝政时，史弥远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同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的当天黄昏，史弥远派人“夜召昀入宫，后尚不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但杨谷等说明，史弥远已命殿帅夏震派兵看守皇宫及赵竑，如果不立赵昀为帝，“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杨皇后在沉思很久，权衡利害关系之后，被迫同意。史弥远便伪造宁宗遗诏，“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为了说明赵昀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宋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①。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从此，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取代了由宋孝宗开始的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的帝位。

推崇理学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使南宋军民十分不满。在嘉定和议签订的次年，赞同开禧北伐的军官罗日愿与殿前司、步军司军官杨明、张兴等，谋杀奸相史弥远未成，都被处死②。嘉定十四年（1221），又发生了殿前司军官华岳谋杀史弥远事件。在开禧北伐时，华岳作为军事理论家（著有兵书《翠微南征录》等传世），以战略眼光指出，应待金朝破坏和议时攻金，不应在准备不足时主动北伐，因而受到韩侂胄的打击。但对史弥远的乞降求和更为不满，“谋去丞相史弥远，..宁宗知其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①。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也引起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愤慨。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元年四月戊午。

① 《宋史》郑41《理宗纪》一，卷243《杨皇后传》。

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二年五月戊戌。

① 《宋史》卷455《华岳传》，卷40《宁宗纪》四。

然而理学人士刘爚，在嘉定和议签订后不久，就向史弥远提出：“荐引诸贤”②，表彰朱熹，为史弥远改善形象出谋划策，借史弥远之力以倡导理学。史弥远不仅随后即起用诸多理学人士，还在嘉定年间，对不符合赐谥条件的理学家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分别特赐谥号为文、元、纯、正、明，提高理学派的地位，争取理学人士的拥戴。在史弥远用阴谋手段，废除并杀害宋宁宗指定的继承人赵竑，并伪造宁宗遗诏，扶立宋理宗以后，宋理宗意外成为皇帝，甘心作傀儡，史弥远的形象因而更为丑陋。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但史弥远为改善其形象，仍继续推行扶持理学派，重用或起用理学派人士，并追赠朱熹太师官号，追封信国公爵位，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还追赐岳飞的谥号为忠武，企图以此掩盖他奸臣面目。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结束了他独相二十六年的历史。次日以病危致仕，授两镇节度使，封会稽郡王，数日后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所赐号与秦桧谥号相同的忠献，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讨论谥号的礼官们，认为史弥远就是与秦桧属同一类人物，因为这在当时是士大夫们的某种共识。著名文学家刘克庄，在一年多以后的端平二年（1235）七月，给宋理宗的札子中，就公开将史弥远列为与秦桧一样的“小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柄臣与其徒皆攫取陛下之富贵而去，而独留其大敝极坏之朝纲。..小人恃智巧，君子恃天理、人心之正，而天与人又有时而不然，桧十九年、弥远二十六年而衍七十日，光（指司马光）九月，君子之难取必于天如此。”①由于史弥远一直倡导理学，史弥远死后不久，理学又被确定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宋末及元代一些理学人士对之心怀感激之情。在元代理学人士参与修撰的《宋史》中，史弥远不仅没有被列入《奸臣传》，而且在《史弥远传》中也竭力进行粉饰，阴谋杀害韩侂胄被写成侠肝义胆，违反宁宗遗志非法扶立理宗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对其罪恶，仅在传末用“废济王，非宁宗意。..擅权用事，专任憸壬，..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数句贬语以终篇。②

第二节 贾似道

鄂州暗中乞降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父贾涉，宁宗朝官至淮东制置使。贾似道少时游博无行，以父荫入官补嘉兴司仓。其姐于嘉定四年入宫，为宋理宗所宠封贵妃，遂得赴廷对，从此官运亨通。自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灭金以后，南宋遂与蒙古南北对峙。淳祐元年（1241），贾似道任湖广总领财赋。淳祐九年升至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淳祐十年为两淮制置大使、② 《真文忠公文集》卷43《刘阁学（爚）墓志铭》。

①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输（轮）对札子》二。

② 《宋史》卷414《史弥远传》。

淮东安抚使、扬州知州，又兼淮西安抚使。宝祐二年（1254），又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同年设枢密行府于扬州；四年，又升为参知政事；五年又升改为知枢密院事；六年，升任枢密使、两淮宣抚使，一直是担任着保卫两淮的重臣。

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贾似道以枢密使改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江陵知府，他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军、政、财政大权于一身，又负责两淮的军事，全面负责南宋抗战前线总的防务。当时，四川大部已被蒙古攻陷。二月，蒙哥汗（宪宗）亲自率西路军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钓鱼城守将王坚奋起抗击，蒙哥汗于七月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蒙哥汗弟忽必烈率东路军于八月下旬到达长江北岸黄州（今属湖北）。九月初，忽必烈得知蒙哥汗死讯，以为不可无功而返，遂渡江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十月间，理宗任命在军中的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由江陵至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又进入鄂州，督师抗击。忽必烈接到夫人察必的使臣报告，要他北返以争夺汗位，遂扬言东下进攻南宋首都临安，准备渡江北归。贾似道却于此时私下遣使，以南宋愿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条件求和。忽必烈在即将率部出发北归时，派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咐见蒙古军旗动即回，随军北归。使臣在谈判中见军旗动，立即签约后返回。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蒙古军随后也北还，鄂、潭两地相继解围。

十二月，贾似道隐瞒向蒙古乞降、签订和约的真相，而以战胜蒙古军报功。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景定元年（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派郝经入宋，“持书申好息兵，且征岁币”。宋理宗得知蒙古使臣到来，对宰执们说：“北朝使来，事体当议”。但贾似道害怕暗中乞降的情况暴露，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①，并命淮东制置司将使臣郝经一行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也不作防守准备。

丁家洲之战贾似道自鄂州谎报军情升任右丞相回朝后，开始了独相专政擅权时期，“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②。当时宋朝社会经济日益恶化，纸币会子（楮币、楮）贬值。贾似道向理宗提出的对策是：“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于是景定四年（1263）推行“公田法”，强行将民田以超过限额为名，三分之一回买给官府，实际上是有的人户“本无田”，被强买而自杀。而且买公田的钱，给的主要贬值的纸币会子，以及“民持之而不得售”的官告、度牒，使得平江（今苏州）、江阴、常州、镇江（今皆属江苏）、嘉兴（今属浙江）、安吉（今安吉南）六郡的大量田地，被低价强买，造成许多民户破产。又以所买公田设置官庄，原业主或原佃户成为官庄佃户，向官庄交地租。贾似道就是采取强取民财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一岁军饷，皆仰于此”①。

① 《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74《贾似道传》。

② 《宋史·贾似道传》。

①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卷474《贾似道传》。

由于回买公田需要大量经费，采取“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以增加纸币会子的发行量，作为买田的经费，使得会子更加贬值。景定五年（1264）正月，又发行新纸币，“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同时废十七界会子，进一步促使纸币贬值，新纸币“关子行，物价顿踊”②，导致物价飞涨。

景定五年十月，宋理宗死，太子、皇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次年，贾似道进封魏国公。咸淳三年（1267），升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上朝一次，上朝后到都堂（政事堂）处理重大军政事务。此时，才任命左、右丞相以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仍是“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③。从咸淳八年冬，又开始了贾似道以平章军国重事的独相时期，更加腐败。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为元，明确表示是“绍百工而纪统”④，加紧了灭宋的步伐。咸淳九年春，先后攻占樊城、襄阳（今湖北襄樊），元军顺流东下，向着南宋的统治中心地区江东、两浙路进军。

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去世，在贾似道主持下，扶立年仅四岁的度宗嫡子赵顯为帝，是为恭帝（瀛国公）。年过花甲且有病的太皇太后（理宗皇后）谢道清，垂帘听政，政事仍由贾似道掌握。十一月，在贾似道的要求下，任命了左、右丞相以应付元军临江的局势。

元军伯颜所统主力，于十二月初占领汉口，随后渡江，并于中旬占领鄂州，元军遂沿江东下。贾似道一直对战事置若罔闻，虽然数次表示要前往督师，却暗中指使党羽上书挽留，因而均未成行。直到鄂州失守，才在太学生等促请下，不得已而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但仍将都督府设于临安。次年（德祐元年，1275）正月，才出京督师。元军已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今安徽潜山）。二月，贾似道到达芜湖（今属安徽），首先派宋京前往元军主帅伯颜军中，提出南宋称臣、奉岁币，遭到拒绝。宋军当时扼守于丁家洲（今铜陵东北长江中），贾似道得知降元乞和无望，暗中准备快船，以便及时逃跑。二月下旬初，宋军主帅孙虎臣迎战元军于丁家洲，宋军战败，贾似道与孙虎臣乘船逃到扬州（今属江苏）。二月末，新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奏请杀贾似道以谢天下，但谢太后却说：“（贾）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因而“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后又被降三官，但贾似道留在扬州，不肯回临安，并上表请求保全性命。谢太后乃诏贾似道归故里守母丧礼，贾似道这才离开扬州回朝。七月，被降为高州团练副使，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宗室福王赵与芮早就痛恨贾似道擅权误国，“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欣然应命监送，贾似道前往贬途时，随行的侍妾有数十人，都被郑虎臣赶走，又将贾似道所坐的桥子的桥盖除去，让贾似道暴晒在太阳下。八、九月间，到达漳州（今属福建）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贾似道自杀以谢天下。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随即将贾似道杀死，② 《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宋季三朝政要》卷5。

③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④ 《元史》卷7《世祖纪》四。

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①

第六十四章 真德秀 魏了翁 刘克庄

第一节 真德秀 魏了翁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

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入仕任南剑州（今南平）判官。开禧元年（1205）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福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路安抚使萧逵的幕僚，次年入朝任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指出：“虏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虏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谨，曾亡留难。..今日寻盟于虏，..抑将听命于敌而图苟安之计乎。”①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秘书郎、著作佐郎等。

嘉定四年，“时相（史弥远）将用（真）德秀，会言官抵之”②，“每谗公（真德秀）以谄时相获骤迁”。真德秀力辞新命，改兼礼部郎官①。历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嘉定六年十月，为贺金宣宗即位使，北上至盱眙（今属江苏）边城，准备进入金境，当时金朝外受蒙古进攻、内有人民起义，未能过界成行，真德秀在盱眙等待至次年初，仍不能前往金京城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得退回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上奏提出整顿边防，以达到“退足以守，进足以攻”；对于金朝的形势也应了解清楚，不能“言人人殊”，以达到“闻事必实”等一系列措施②。以后又一再上奏论述宋金形势，然而，“时朝论方事苟安，谓公（真德秀）张望”③，真德秀愤而要求出任地方官，未被允许。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七月中旬，金使来告已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真德秀随后即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真德秀看到宰相史弥远并非想振兴图强，而只是在执政之初就采纳理学人士刘爚的建议，崇尚理学，以官爵收买人心。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当然欢迎崇尚理学之举，但对史弥远“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的情况深为不满④，非常感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⑤虽然史弥远进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坚决，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江东地区适值旱灾蝗害，真德秀奏罢贪官，并在临时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属安徽）、太平（今当涂）两地开仓赈济，政誉始著。二年后调任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泉州为重要外贸海港，而原先不仅商税重，而且官员以“和买”的名义低价收购外商货物，以致外商海船进港数锐① 《真文忠公文集》卷2《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② 《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 《真文忠公文集》卷3《使还上殿札子》。

③④ 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⑤ 《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减，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后，不仅公布税额，而且禁止官吏购买外商货物，并且组织民兵剿灭海盗王子清、赵郎所部，对外贸易迅速恢复，第三年到港海船就达36 艘之多。嘉定十二年秋，真德秀升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次年以母死辞官守丧。嘉定十五年，服除起复，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酒类专卖为收商税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即以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诏召已是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回临安，三天后即被任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还未到任；过了两天又升改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升迁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对史弥远擅权废立不满，不仅一再辞免新命，迟迟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离潭州，又请假便道回家乡浦城休假，并再辞新命请求依旧任地方官。宝庆元年（1225）六月初才到达临安，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已于正月间被史弥远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满，一月之间四辞直学士院，七月初终于辞去直学士院而只任礼部侍郎，并一再为济王赵竑辩解，并指出：“霅川之议（指杀害赵竑后的善后事宜）不询于众。与赏罚徇私，馈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说：“皆人所难言。”因“而权臣（指史弥远）益媢（嫉妒）忌矣”①。真德秀于八月，一再请求以宫观闲差就医养病，又因为在对被害的济王赵竑追赠方面与史弥远及其党羽的意见不合而受到攻击，因而又三次自请黜责。九月初，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宫观闲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为史弥远所容，因而自请辞免待制及宫观而获准。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诬诋”，终于被“落职（待制）罢祠（宫观）”①。真德秀早年从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史弥远党羽原拟贬窜真德秀，但一向对史弥远言听计从甘当傀儡的宋理宗，这次却亲加“保全”，而且“落职罢祠”②，也可以说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时的请求。可能宋理宗觉得如果真对当时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加以贬窜，那么奸相史弥远崇奉理学的伪装将被撕破，史弥远也许是在清楚了这点之后而未再深责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非正常继承帝位的宋理宗地位早已稳固，而且在崇奉理学的活动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绍定四年（1231）六月，真德秀与原遭贬窜的理学家魏了翁，同时恢复原职名及宫观祠禄。次年，真德秀复出任泉州知州。

绍定六年十月，奸相史弥远死，其党羽郑清之虽于九月已升任右相，但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实在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将充当史弥远打手的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于贬降。而理学宗师真德秀升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端平元年（1234）四月，即被召为户部尚书；九月到临安后，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次年三月，升任副相（参知政事），但时已有病，未及有所作为，即于四月罢政，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病卒，享年58 岁，谥文忠。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世。

①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德秀）神道碑》。① 《宋史》卷41《理宗纪》一。又《理宗纪》中记真德秀提举宫观为八月，误。参见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 魏了翁《真公（德秀）神道碑》作“仅降三官”而非“落职罢祠”。真德秀自称“居间数年而予之祠”（《真文忠公文集》卷16《辞免权户部尚书状》），则魏了翁所记有误。魏了翁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第三名，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嘉泰二年（1202）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开禧元年（1205）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次年二月李好义等杀吴曦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嘉定元年（1208）十月，“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魏）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①，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三辞聘召”以“迁延岁月”②。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嘉定四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嘉定八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①。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今属四川）知府，嘉定十一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五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史弥远企图将已是著名理学家的魏了翁收为己用，虽遭到拒绝，但仍不断升迁其官职，魏了翁初任兵部郎中，后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次年，升太常少卿。嘉定十七年，升秘书监，又改起居舍人。同年秋，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原皇位继承人赵竑，而扶植宗室赵贵诚即位（理宗，改名昀）。魏了翁感到“时势忽异”，因而“积忧成疾，三疏请闲（宫观）”，不但未被同意，反而升为起居郎，他又上疏请求罢官领宫观闲差，仍未被同意。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被史弥远迫害致死后，引起以魏了翁、真德秀为首的正直人士的不满，魏了翁为因此而贬窜的官员送行，又被认为是“首倡异论”。魏了翁继续以① 《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②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1《鹤山书院始末》。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等。

病告假，并请领宫观闲差，前后达五次之多。史弥远为了拉拢魏了翁，反而于九月升魏了翁为权工部侍郎，他在再次请祠后，理宗诏令不准再有呈请，才于十月初到部任职，随后又推荐他人自代。史弥远认为魏了翁始终不为自己所用，才于同年十一月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①，而处以降三官，靖州（今属湖南）居住，魏了翁遂于贬所靖州建鹤山书院，湖湘、江浙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

绍定四年（1213），魏了翁恢复原官衔领宫观闲差。次年五月，任为遂宁知府，魏了翁辞不受命。八月，改任泸州知州、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是修军备、兴学校，百废俱兴。

绍定六年十月上旬，南宋依照与蒙古的联合灭金协议，出兵与蒙古军围攻金临时都城蔡州（今河南汝南）。同月下旬，奸相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史弥远的亲信郑清之此前已升任宰相。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蒙古联军攻占蔡州，金亡。蒙古违背灭金后归还河南的原协议，只愿将陈州（今淮阳）、蔡州以南地区归宋，宋军在同意新协议后退兵。但宋理宗与郑清之等却想乘蒙古退兵之际，出兵占领河南以建不世奇功。南宋军队于同年六月占领故都开封、七月又占领原西京洛阳，但在蒙古军的反击下，宋军迅速溃退，这次草率行动，为蒙古军南下留下了借口。

宋理宗、郑清之为了改善形象，不仅贬逐史弥远的一些爪牙，还加紧推行崇奉理学，召用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端平二年十一月，魏了翁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次月，一介“书生未闲（娴）军旅之事”的魏了翁，又兼领督视江淮军马①，担负起长江中下游全面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朝论大骇，以为不可”，魏了翁虽然也一再推辞新命，但仍不得不勉强赴任。其实，这只是郑清之等“始谋假（借）此命以出（魏）了翁”。当宋理宗在魏了翁的请求下，赋予“便宜”处置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郑清之等“复以建督（督视府）为非”，而且魏了翁的“奏陈动相牵制”②，根本不能有所作为。

端平三年二月，魏了翁被免去督视职务，而以签书枢密院事回朝。同年四月，魏了翁乞求解职归田里，被任命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湖南安抚使。在魏了翁力辞后，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但同年十一月即被重新起用为绍兴（今属浙江）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1237）正月，改任福州（今属福建）知州兼福建安抚使。魏了翁一再请求致仕，同年三月死后十日，致仕诏书才颁下。谥文靖，累赠至太师、秦国公③。世称鹤山先生，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等多种著作传世。

魏了翁虽与朱熹弟子无师承关系，却是很有成就的理学家，与真德秀齐名，对于理学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称与真德秀“同生于淳熙，同举（进士）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① 《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6《辞免兼领督江淮军马奏状》。

② 《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③ 《宋史·魏了翁传》作赠太师，而《理宗纪》二作赠少师，两者或有一误，但已不详，故此处作“累赠至太师”。又《宋会要辑稿》礼58 之100 作“参知政事魏了翁谥文靖”，可能是误载，录以备考。海内寡二”①。魏了翁当时的声望虽稍逊于真德秀，但后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高于真德秀②。

第二节 刘克庄

真德秀门生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③，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①。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淳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真公（德秀）神道碑》。

② 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③ 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① 《真文忠公文集》卷26《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①。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②，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③。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①，并不多过问府事。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咸淳五年（1269）病逝，享年83 岁，谥文定。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洪天锡①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参见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5。

②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③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①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①。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②。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 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1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 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③。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②。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③，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④。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嘉定①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洗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又本目参考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6《题放翁像》。

③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戊辰即事》，卷3《有感》、《梦丰宅之》。①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辛稼轩集序》。

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7、190。

③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88、194。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195《后村诗话》。

三年（121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①。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淳祐六年（1246）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②。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1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①。刘克庄的这些言论既不会受到宋理宗的欢迎，也不会为表面上似张浚，实际是秦桧的奸相史弥远所喜欢。然而他们对于在理学宗师真德秀等死后，“独岿然为大宗工”的刘克庄，不得不进行笼络，但并不授与大权，而是以宫观回家乡闲居达七八年之久。

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言行，不断受到其他理学人士的攻击，“人言排诋，无所不至”。景定元年（1260）冬，七十多岁的刘克庄重新被起用，主要担负起草诏书的工作，但仍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异己方面，在同年召对时指出：“王羲之讥诸贤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先朝（北宋末钦宗朝）用杨时为给（给事中）、谏（谏议大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炮石’之诮。然则先急政要务，（后）薄物细故，非士大夫责乎。臣虽老悖，一念忧爱，狂言望择。”②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精神，可说是至老不变。

元代理学信徒在修撰《宋史》时，吹捧“自帝（宋理宗）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的所作所为，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三年十二月己巳。

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

①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卷51《轮对札子》二，端平二年七月。②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庚申（景定元年）召对》一。

并予以完全肯定。对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味扶植理学、排斥异己，将南宋送上灭亡之途的宋理宗，认为只是“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而且认为：“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①这与刘克庄的观点，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作为南宋末年文坛宗师的刘克庄，在496 卷的元修《宋史》中，竟无一席之地，而为刘克庄请谥的门生洪天锡却有传，这就是不难理解了。

① 《宋史》卷45《理宗纪·赞》。

第六十五章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孟珙 余玠 王坚 李庭芝 张珏

第一节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毕再遇

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今属山东）人。父毕进，为岳飞部将，阶至武义大夫。毕再遇以父荫补官，隶侍卫马军司，“武艺绝人”，受到宋孝宗的召见，赐战袍、金钱。

开禧二年（金泰和二年，1206）四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镇江诸军都统制郭倪兼任山东、京东路招抚使，率宋东路军北伐。毕再遇率87 名敢死队，从镇江都统司的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毕再遇定计，以宋军主力佯攻泗州西城（州治），自率部下出其不意奋勇登上东城（淮平县城）南角，杀敌数百。东城金军溃败后开北门逃走，毕再遇攻占泗州东城。金军仍坚守泗州西城，毕再遇又转攻西城，树大将旗，大呼：“大宋毕将军在此”，“可速降”。金淮平知县降，毕再遇又占领泗州西城，取得了东路宋军北伐的首功。招抚使郭倪赶到新占领的泗州，慰劳得胜的宋军，授毕再遇刺史衔。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坚辞不受。五月，郭倪派池州（今安徽贵池）诸军副都统制、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率军数万进攻宿州（今属安徽），派陈孝庆率部进援。又命毕再遇率骑兵480 名为先锋，直接进攻徐州（今属江苏）。当毕再遇进至虹县（今安徽泗县）时，遇到从宿州败退的宋军，随即加速进军，到达灵璧（今属安徽）时，又遇到进屯附近凤凰山的陈孝庆，他也要退兵。毕再遇说：“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遂自率所部阻击金军，当5000 金军追来时，他派20 名骑兵守北门，亲自率其余骑兵向金军冲击，金军大败，毕再遇率部追奔三十里，使宋军陈孝庆的大部队得以安全退兵。当宋军退到泗州后，毕再遇“以功第一”，升为武功大夫、左骁卫将军、殿前司选锋军统制。不久，奉命退回淮南的盱眙，兼任盱眙军知军。九月，毕再遇升达州刺史衔，又改任镇江中军统制仍兼盱眙知军。十月末，东路金军主帅、山东两路兵马都统纥石烈执中，统兵渡淮南下，进围楚州（今淮安），毕再遇奉命救援楚州，郭倪另派部队接管盱眙的防务。毕再遇率部北上后，金军进攻盱眙，接防的宋军惊溃，盱眙被金军攻占，毕再遇又回军收复盱眙。不久，毕再遇升任镇江诸军副都统制，再次率军救援楚州，面对十倍于己的金军，毕再遇派小部队，间道乘夜赶赴金军运粮车的宿营地淮阴（今淮阴西南），烧尽金军的后备粮草，大败淮阴的护粮金军。

其时，西路金军已渡淮并迫近长江，围攻和州（今安徽和县），毕再遇立即率部南下，坚守六合（今属江苏）。宋朝廷任命毕再遇带节制淮东军马衔，以便调遣淮东的其他宋军抗金。十二月上旬，金军进至六合西北二十五里的竹镇，毕再遇随即登城部署战事，命令守城宋军偃旗息鼓，并伏兵于南土门，排列弩手于土城上。当金军刚进到城濠前，宋军突然万弩齐发，开门出战，鼓声大作，城上旗帜并举，金军惊恐而退，毕再遇乘机率军追击，金军大败。金军数万随后又围攻六合，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督兵攻城，六合城中宋军的箭已射尽，毕再遇命人打着青盖在城墙上来回走动，金军以为是宋军主将，因而争相向青盖射箭，城楼、城墙到处是箭，宋军拔取使用，多达一二十万支。毕再遇又命人在城门附近奏乐，以示闲暇，间或出兵袭击金军，使得金军日夜不得安宁。乘金军稍退之机，毕再遇亲自率军出城，夺取城东的野新桥，宋军突然出现于金军背后，金军遂退兵，毕再遇率军一直追击至滁州（今属安徽），俘获大量骡马衣甲。毕再遇又以功升领忠州团练使，并升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权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公事。毕再遇自北伐以来，仅八个多月，已自低级军官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接替郭倪全面指挥淮东的抗金战争，这在宋代是极其少见的。

开禧三年春，毕再遇回至扬州（今属江苏），又加骁卫大将军衔（正四品）。毕再遇派兵分头袭扰围攻楚州已数月的金军，金军终于不支而退。毕再遇改任兼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十一月，奸臣史弥远矫诏杀害主战派权臣韩侂胄后，积极向金乞降求和。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初，毕再遇又加左骁卫上将军衔（从三品）。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后，毕再遇一再请求解甲归田，以表明自己反对和议的态度。但未被准许退闲，仍一直担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嘉定三年（1210），还晋升为保康军承宣使衔。嘉定四年，才以提举宫观任闲职。

嘉定十年（金贞祐五年，1217）四月，金军再次南犯。年近古稀的毕再遇，已无力效命疆场，升以武信军节度使衔致仕。不久病死，享年70 岁，后赠太师、谥忠毅。

开禧北伐时，“诸将望风奔衄，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①。毕再遇不仅改进军队装备，制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又减轻头盔的重量，马甲也改以皮制，车牌改为木造，使一个人即推动、举起，以便于战斗。还善于用计，金军常以水柜（筑坝贮水）放水以淹宋军，毕再遇即命战士做草人，“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排列成行，清晨击鼓，金军以为宋军来攻，随即开放水柜来淹，才知道是草人，毕再遇乘机出兵，杀败金兵。有一次，与金军作战，时而进攻，时而后退，相持至天黑，将用香料煮过的黑豆撒在地上后，“佯为败走，金人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毕再遇乘机反击，打败金军。又有一次，遇到数倍于己的金军，难与争锋，只得退兵以保存军力，怕金军追击，于是“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②，金军不知虚实，相持数日后才发觉有假，想追击宋军，但为时已晚。

作为岳飞部将后代的毕再遇，开禧北伐时，在对金作战中几乎是没有打过败仗，即使因军力悬殊不得已而退兵，也从未受过重创。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列校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可是，由于奸臣史弥远乞降求和，不仅使南宋与金签订了最屈辱的“嘉定和议”，也使一代英才毕再遇未能发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李好义杨巨源① 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402《毕再遇传》。

② 《两朝纲目备要》卷9，开禧二年十二月甲戌。

李好义（？—1207），华州下邽（今陕西蒲城西南）人。将门世家，祖父李师中在南宋初官至领忠州团练使，父李定一职至兴州（今略阳）中军统制。杨巨源（？—1207），字子渊，利州昭化（今四川广元西南）人，祖籍成都。开禧三年（1207）正月，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时，李好义正任兴州的中军正将，立即自抗金前线的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青坊赶回兴州。在吴曦叛变几天之后，李好义“与其徒谋举义”①。随军转运使安丙是吴曦父子的部属，因而被授为“伪蜀”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代行丞相职权。当时许多官员或弃官而去，或公然拒受伪命。但是，安丙认为许多军官都是吴氏世将，因而采取接受任命后称病，实际上是持观望态度，以观察形势变化，再决定去留。由于吴曦叛宋降金不得人心，时任合江仓官的杨巨源，也“阴有讨贼志，结义士三百人”②。并于二月中旬晋见安丙，商议乘安丙三月六日邀吴曦谒庙之机，以勇士杀吴曦。

杨巨源又与李好义共商大计。李好义指出杨巨源与安丙商议的计划欠妥，“彼出则龊巷，从卫且千人，事必难济”，应改在吴曦“熟食节（寒食节）祭东园”时杀吴曦。于是杨巨源假造圣旨，倒盖合江仓印，这样即使事情败露，也与安丙无关。以后又恐日久事泄，决定提前于二月的最后一天进行。李好义遂约敢勇军士李贵和与李贵关系密切的李彪、张渊、陈立、刘虎、张海等人，以及吴曦的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低级军官及军士74 人，加上李好义的弟兄李好古、李好仁、李好问、妹夫杨君玉等亲属，后又有禄袆所率军士10 人，共百余人。在李好义的率领下，黎明前冲进吴曦内宫。李好义宣称是奉密诏来杀吴曦，杨巨源也骑马赶来宣布密诏。吴曦的亲卫兵遂放下武器逃走，李贵首先冲入吴曦的卧室，“手执其髻，举刃中曦颊，曦素勇有力，扑贵仆于地不能起”①。李好义急忙命王换连砍吴曦的腰二斧，吴曦因痛松手，李贵遂乘机砍下吴曦首级。

此次平叛有功，李好义自成忠郎特升转承宣使，李贵特升补授武功大夫、团练使衔，杨巨源升补为朝奉郎、通判差遣，任宣抚使司参议官。李好古等无官的授官，有官的升官，并都赏赐钱物。根本没有参加平叛，仅仅是事前与闻其事，而持观望态度的安丙，却窃据首功，升任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并享受执政官的礼遇。在平叛的奖谕诏书中，竟然对积极策划者杨巨源只字未提。而与平叛毫无关系，且“诛曦之日不肯拜诏”②的吴曦党羽、踏白军统制王喜，却被说成是“谋戮逆曦，备罄忠劳”③，不仅特升转为节度使，还被任命为兴州诸军都统制要职。这使杨巨源以赏不酬功，心颇不平。因而想向朝廷直接申报自己在平叛中的功劳。杨巨源在给刘光祖的信中，记述了当初策划诛杀吴曦时，安丙的“酬答之语”，并刻印传布。安抚副使安丙害怕暴露他当初持观望态度，以及他申报的平叛情形不实的情况，就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阴欲除之”①。六月，授命彭辂逮捕杨巨源，押送阆州（今阆中）狱。押解至大安（今陕西略阳南）时，杨巨源被杀害于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二月乙亥。

② 《宋史》卷402《杨巨源传》。

①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卷402《杨巨源传》。

②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③ 《宋会要辑稿》兵20 之9。

① 《宋史》卷397《刘甲传》，卷402《杨巨源传》。

途中，而安丙却以自杀上报。杨巨源的被害，引起“军情叵测”，安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南宋朝廷虽未罢安丙安抚副使之职，但因此另派刘甲出任四川安抚使，以稳定人心。后有李珙讼其冤于朝，嘉定六年（1213），为杨巨源立褒忠庙。嘉熙元年（1237）又赐谥忠愍。

李好义在杀死吴曦后，集于安丙家。王喜为吴曦党羽，对李好义组织勇士杀死吴曦忿恨已极，也在当天随后来到安丙家，“心怀邪谋，欲刃好义”，虽被安丙阻挡，“然日以杀好义为心”。②李好义升为中军统制、领承宣使后，随即建议乘机夺回吴曦献给金朝的西和等关外四州，并指出：“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今不图，后悔无及，愿得马步千人、死士二百，赍十日粮可济”。李好义率军行至独头岭，王荣仲兄弟率民兵配合攻击金军，金军大败。三月七日，到达西和城外，李好义“率众攻城，亲犯矢石，人人乐死，以少击众，前无留敌”③。金守将弃城而逃，遂收复西和州。果然如李好义所料，此前一日别部宋军到达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时，金军立即逃走；数日后，金军又从成州（今成县）自动退走；忠义军张翼又收复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吴曦献给金朝的关外四州全部收复。

安丙向朝廷提出沔州（原兴州改名）诸军都统司，统辖十军，军权太大，自吴璘起就尾大不掉，建议增设诸军副都统司，各领五军以分其军权。开禧三年（1207）五月下旬，增设沔州副都统制司，李好义被任命为诸军副都统制，这更引起吴曦的党羽、沔州诸军都统制王喜的愤恨，于是加快了杀害李好义的部署。王喜派刘昌国归李好义节制，而李好义未加防范。六月中旬，李好义被刘昌国毒死。南宋朝廷追赠检校少保，嘉定五年（1212）追谥忠壮。

第二节 孟珙 余玠 王坚（附孟宗政、王安节）

孟珙（附孟宗政）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将门世家。

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父孟宗政（？—1223），字德夫。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宋军北伐时，率领义士进行游击战抗金，被任为枣阳县令，后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军南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与扈再兴、陈祥等率军出击，连败金军，又驰援枣阳，枣阳解围，遂兼权枣阳军（县升军）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军主将完颜赛不率军数万攻枣阳，枣阳军使孟宗政在援军扈再兴、刘世兴的协同下，抗击达三月之久，金军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二月，金军再次攻枣阳，在孟宗政多方抗击后，金军溃退。孟宗政又奉命出击金境内的湖阳县城（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①。后任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积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②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③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① 《宋史》卷403《孟宗政传》。

左武卫将军。嘉定十六年（1223），病死于枣阳任上。后赠太师、永国公，谥忠毅。

自嘉定十年（1217）起，孟珙从父孟宗政抗金，以功入官。嘉定十四年（1221），任光化县（今老河口）尉。宝庆元年（1225），升任峡州（今宜昌）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三年，改任京西第五副将、权神劲军统制，回到枣阳任职。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蔡（今汝南）三州壮士2 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孟宗政死后由江海统辖，军情不安定，此时改由孟珙权管忠顺军。孟珙将忠顺军分为三军，军情遂平定。绍定元年（1228），又于枣阳城西创修平虏堰，溉田10 万亩，由忠顺军与民户分屯；同时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供刍粟，于是粮丰马增。次年，升任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驻扎，总辖本军和屯驻忠顺三军，后升京西路兵马都监，又升兵马钤辖。

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将武仙、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刺瑗（袁）等聚兵邓州，进攻光化。次年五月，孟珙奉命进讨，一举歼灭武天锡所部并杀死武天锡，金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七月，又击败武仙于浙江石穴山寨（今河南淅川南）。孟珙升任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成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十月，奉命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京西忠顺军统制江海等从征②。

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军攻城北，孟珙所部宋军攻城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军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①。金哀宗当时正在进行传位给末帝完颜承麟的仪式，典礼刚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②。宋军首先攻入城内，而蒙古军还在西北城外与金军作战。孟珙部宋军打开西门，放下吊桥，接蒙古军进入城内。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六月，南宋不顾盟约，进军中原失败，与蒙古战事从此开始。孟珙被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留任屯驻襄阳兼镇北军（后改御前忠卫军）都统制。次年，孟珙移驻黄州（今属湖北），又历兼任光州（今属河南）知州、黄州知州。端平三年，蒙古军攻宋，襄阳府、随州（今属湖北）等地相继失守，江陵危急，孟珙奉诏救援。蒙古军在枝江（今枝江南）、监利（今属湖北）一带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南进。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③，连破蒙古军二十四寨，火烧船、筏二千余。蒙古军被迫退走。嘉熙元年（1237）三月，孟珙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江陵知府。秋，改任鄂州诸军都统制。蒙古军攻至汉阳境内，孟珙进至汉阳西南的沌口反击。蒙古军转攻黄州，并准备渡江，孟珙又率部进驻黄州城中，百计抗击。月余，蒙古军攻城不下，渡江无望，终于退兵。嘉熙二年初，孟珙升任鄂州·荆江府诸军都统制，又升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置司松滋县（今松滋西北）；又兼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出兵收复郢州（湖北荆门东北）、荆门（今属湖北）。嘉熙三年春，又出兵收复信阳（今属河南）、② 本章第二、三节、参考胡昭曦、邹重华《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① 《宋史》卷412《孟珙传》。

② 《金史》卷18《哀宗纪》下。

③ 《宋史》卷412《孟珙传》。

襄阳、樊城，孟珙以功升兼枢密都承旨、鄂州知州。十二月，收复夔州（今重庆奉节）。嘉熙四年二月，升领宁武军节度使，改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知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承担长江中上游防务。

淳祐元年（1241）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开国公。淳祐四年春，又兼江陵知府，兴置屯田以供军需。淳祐六年，自春至秋，孟珙因病五次申请辞去实职，以宫观闲差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加上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愿向孟珙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并准备受降又未被批准，孟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①。病情遂加重，九月初以节度使致仕，随即病死。享年52 岁。后特赠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

余玠余玠（？—1253），字义夫，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侨居蕲州（治今湖北蕲春东北）。端平三年（1236），赵癸任淮东安抚制置使兼扬州（今属江苏）知州后，余玠晋谒，被留置幕府。嘉熙二年（1238）正月，任招信军（今安徽嘉山东北）知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嘉熙四年（1240），余玠率水军由运河进攻至开封有功，升任淮东提点刑狱，后又兼淮安知州、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又以率军援救安丰（今安徽寿县）有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六月，余玠晋见宋理宗，愿以恢复四川为己任，升任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从此，领导四川抗战。淳祐三年十二月，又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当时四川已残破，并经常受到蒙古军的侵扰。余玠到任后，招贤纳士，共商大计。冉璡冉璞兄弟应召入幕，首先建议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城东钓鱼山上筑城，并移州府于钓鱼城。余玠任命冉氏兄弟为合州长官，负责筑城。此前，已修筑多处山城，此后也修筑了十多座山城，许多州府移居山城，顽强地抗击蒙古军。余玠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俞兴又开屯田于成都（今属四川），经济有所恢复。淳祐十年（1250），余玠率部巡边，一直进到被蒙古军占领的兴元（今陕西汉中）。十二年（1252），又率部西向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抗击南犯的蒙古军，出现了近年以来最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派杨成代统其部属。但移驻云顶山（当在今广元境内）的利州都统制司，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新任都统制杨成上山任职，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亲属，向谢方叔诬陷余玠。宝祐元年（1253）五月，南宋朝廷猜疑余玠，决定将他召回。七月，余玠暴卒于四川。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三年（1255）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①王坚（附王安节）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珙）神道碑》。

王坚（？—1264），孟珙部将。嘉熙三年（1239），蒙古军在汉水支流浙水岸边的顺阳镇（今河南淅川南）聚集造船用的木材，准备造船顺水而下，进攻已被孟珙收复的襄阳、樊城。孟珙分兵出击，以吸引蒙古军主力。同时派王坚率小部队，隐蔽前往顺阳，烧毁了蒙古军堆集的造船木材。次年二月，孟珙出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今重庆奉节）知州，王坚从此入川。淳祐十二年（1252）正月，已是武功大夫的王坚，因在收复兴元（今陕西汉中）的战役中立功，升领团练使。宝祐二年（1254）六月，王坚和曹世雄等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广安（今属四川）等地御敌有功。七月，王坚升任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合州知州（州治已移驻钓鱼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其时，兴元都统司已移驻合州城。

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四月，蒙古军4 万，号称10 万，分三路攻四川，蒙古大汗蒙哥亲率主力自陇州（今陕西千阳西北）入散关（今宝鸡西南），南宋四川各地山城相继失守。十二月，蒙古军派降将晋国宝到合州（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拒绝，并将晋国宝赶下山。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王坚又派兵将晋国宝追回钓鱼城杀死，以向守城将士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蒙哥汗于二月间率主力到钓鱼山下，亲自指挥进攻，先后攻打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四月间一度乘夜攻上外城，都被王坚、张珏等守城宋军将士打败。王坚还乘夜率军下山，袭击蒙哥汗营地，由于蒙古将赵阿哥潘率兵拼死抵抗，王坚遂退回钓鱼城。六月间，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又单骑匹马到钓鱼城下招降，喊话未完，即遭到宋军矢石的攻击，几乎被击中。于是蒙古军又挑选精兵，乘夜攻占外城马军寨，王坚率领援军反击。次日清晨下雨，蒙古军的后继部队又遭宋军阻击而未能上山，攻城的蒙古军终于被击退。由于张珏与王坚“协力坚守，攻之九月不能下”①。七月间，蒙哥汗自己也在攻城时被炮石击中而受重伤，不得不承认进攻钓鱼城（合州）战役的失败，决定只留3000 蒙古军牵制合州宋军，蒙古军主力转攻川东重镇重庆。但十多天后，蒙哥汗终因伤重而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随后即退走。忽必烈所率东路进攻荆湖地区的蒙古军在得知蒙哥汗死讯后也退兵。九月，王坚升领宁远军节度使、封开国伯。

景定元年（1260）四月，王坚被召入朝，升任侍卫步军司都统制。次年五月，又升领左金吾卫上将军、湖北安抚使兼江陵知府。景定四年三月，由于受到奸相贾似道的排挤，王坚又改任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兼管内安使。景定五年三月，王坚因受贾似道疑忌，抑郁病卒。死后谥忠壮。

王安节（？—1275），王坚之子。“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入官②。王安节为度宗朝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王安节驻军江陵。二月，贾似道兵溃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沿江诸州县相继失陷，王安节奔回临安，改任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三月，常州（今属江苏）、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降元，王安节收溃军入平江，并与张世杰部属合击元军。都统制刘师勇收复常州后，即派王安节、张詹前往常州，与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一起守常州，阻击东进的元军，前后达数月之久。十一月，元丞相伯颜亲至常州，在招降被拒绝后，亲自督战。文天祥所派的尹玉、麻士龙援军，血战阵亡。常州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仍然坚决抗击数十倍的① 《宋史》卷451《张珏传》。

② 《宋史》卷450《王安节传》。

元军。伯颜派亲军首先攻上城头，常州失陷，姚訔、陈炤等英勇战死，刘师勇突围，王安节率残兵巷战，臂伤被俘，拒降而被杀害。

第三节 李庭芝 张珏

李庭芝

李庭芝（1219—1276），字祥甫，随州（今属湖北）人。嘉熙末，投到京湖制置使孟珙的幕下，担任权建始县令。淳祐初又考中进士，重新投到孟珙部下任职，被任命为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淳祐六年（1246），孟珙病重，临终时荐李庭芝于朝廷。李庭芝感激孟珙知遇之恩，弃官，护送孟珙灵柩葬于兴国（今属江西），还辞官为孟珙服三年丧。

淳祐九年（1249），贾似道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后，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官。淳祐十年，贾似道改任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后，李庭芝被任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东）知州。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以枢密使任京湖、四川宣抚大使兼江陵（今属湖北）知府，留李庭芝为扬州权知州。六月，李庭芝升为湖北安抚副使兼峡州（今湖北宜昌）知州。

景定元年（1260）五月，南宋提升李庭芝为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公事兼扬州知州，负责淮东地区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景定四年三月，李庭芝因为多次打败蒙古军，被南宋朝廷提升为兵部侍郎，仍兼原职。

李庭芝考虑到蒙古军每次进攻扬州时，都在城外的平山堂上建楼，从高处监视扬州城中动静，还从这里用车弩射击城内目标。咸淳二年（1266），李庭芝为了控制制高点，就建造大城，把平山堂围在城内。他又招募流民驻防在城内，以加强扬州的防守。次年六月，李庭芝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仍兼原职。咸淳五年（1269）正月，又改为兼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

咸淳六年（1270）正月，宋朝将李庭芝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要他督师救援襄阳、樊城。在前线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多次被蒙古（元）军打败，他不听李庭芝的督促，不出兵救援，以致守卫了三年的襄阳，在咸淳九年（1273）三月被元军占领。随后李庭芝被罢官，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咸淳九年十月，李庭芝又被起用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南宋应李庭芝的请求，改任他为淮东安抚制置使、淮西策应使兼扬州知州。十年八月，李庭芝在淮河南岸的清河口（今江苏淮阴东）要隘建城，升为清河军，以加强淮东的防御。十二月，元军攻占鄂州（今湖北武汉）以后，南宋号召天下勤王，李庭芝首先响应。

德祐元年（1275），元军围攻扬州，李庭芝带领将士坚决抵抗，元军又多次派人进入扬州城内劝降，李庭芝每次都将元劝降使杀死，烧毁招降榜文，鼓励将士奋勇杀敌。这时，南宋又升李庭芝为参知政事（副相）仍兼任原职，并以金帛慰劳坚守扬州的将士。六月，李庭芝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要他到临安参与主持全国的抗元战争，但是因为局势已很危急，前往临安的道路已很难通行，因而没能回朝。元军多次猛攻扬州，仍没有能攻下。由于元军主力南下进攻临安，进攻扬州的元军就改用长期围困的战略。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南宋朝廷降元。但李庭芝、姜才等人仍然死守扬州等地，成为元军的心腹大患。元军就命令已经投降的南宋谢太皇太后和皇帝（恭帝），仍然以颁降诏书的方式，要李庭芝投降，但是，李庭芝拒不奉诏，还登上城墙对招降使者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①不久，元军押送南宋全太后、恭帝等北上，途经瓜洲（今江苏扬州南），元军又命全太后、恭帝再颁诏劝降，李庭芝不予理会，而以弩箭射退持诏招降的使者。部将姜才出兵救驾，然而没有成功。

在福州（今属福建）即位的宋端宗，七月“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②。李庭芝就将扬州的防守任务移交给淮东制置副使朱焕，自己与部将姜才率兵前往，7000 人出城向东，准备从海上前去福州。他们刚离扬州，守将朱焕就开城门向元军投降，使苦守几年的扬州失陷。李庭芝等刚到泰州就被追赶的元军包围，泰州守将孙贵、胡惟孝又开城门降元，并将李庭芝、姜才献给元军。两人被押到扬州后，仍然誓死不降，最后以身殉国。

张珏张珏（？—1280），字君玉，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人。18 岁到合州（今重庆合川）新驻地钓鱼城（今合川城东北）参军，因多次建立战功，升为中军都统制，被人称为“四川枭将”。在开庆元年（1259）保卫合州的战役中，张珏作为副将与主将王坚协守钓鱼城前后有九个月，多次打败蒙古军的进攻，蒙古大汗蒙哥受伤死在钓鱼山下后退兵。景定四年（1263）十月，张珏升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因为兴元府已被蒙古军攻占，都统制司和安抚使司也都移到合州。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今四川渠县）州治所在的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张珏在款龙溪将船碇泊在江中，截断江面建成水城，进行抵抗，再次挫败了蒙古军的攻势。咸淳八年（1272）四月，张珏又在与钓鱼城隔江的宜胜山（今合川北）筑城，用来加强钓鱼城的防守能力。次年正月，元军又进逼钓鱼城，张珏得到消息后，“乃张疑兵嘉渠口”，又“潜师渡平阳滩”，不仅击败了元军的进攻，又打破了元军想在马騣山、虎顶山建城的计划。

德祐元年（1275）二月，张珏升为宁远军节度使。五月，南宋又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又命他带兵来京保卫京城，但是入川道路已被阻断，诏令没有能送到。元军自秋至冬围攻重庆，重庆援绝粮尽。张珏虽仍在守卫合州，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①。次年，张珏为了解救重庆被长期围攻的状况，派部将赵安袭击元军的征南都元帅府所在地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二月，又派张万以船舰载精兵从水路冲入重庆，以增援重庆守军。而此时，以恭帝与谢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朝廷，已向元军投降。五月，宋端宗在福州（今属福建）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为景炎元年（1276）。六月，张珏又派部将赵安、王世昌等收复泸州（今属四川），元军被迫逐渐从重庆撤退，转而围攻泸州。同年十二月，张珏进入重庆后，派部将张万、程聪领兵收复涪州（今重庆涪陵），又派张万到夔州（今奉节），① 《宋史》卷421《李庭芝传》。

② 《宋史》卷421《李庭芝传》。

① 《宋史》卷451《张珏传》。

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景炎元年（1276）年底，元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今重庆万县）、泸等州，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珏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正月，元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珏率兵出城迎战，遭到元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当晚，张珏部将赵安、韩忠显等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珏率余部进行巷战，再次战败，回家想自杀，未成。于是，用小船载家眷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珏又要投水自尽，被家人拦阻。元军追到涪州，张珏被俘。在押往元大都（今北京）途中，张珏于安西（今陕西西安城东北）的赵老庵中自尽殉国。

第六十六章 文天祥 张世杰

第一节 文天祥

身世与文章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20 岁，举进士。理宗宝祐四年（1256），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开庆初年（1259），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37 岁。

咸淳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明年，出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赴元军议和。被拘。夜亡走入真州。

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景炎三年被俘，遣送至燕。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 年1 月），不屈而死。著作有《文山先生文集》。

《宋史》卷418 本传称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

而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一似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

文天祥早年的文章，存有《御试对策》一道。滔滔万言，其中有云：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大概到了南宋末叶，程朱之学已经深入士子之心。虽然有过伪学之禁，但解禁之后，其学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的基本思想就是深受理学影响的。

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

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PGN1964.TXT/PGN>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126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PGN1966.TXT/PGN>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PGN1967.TXT/PGN>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ú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过零丁洋》与《正气歌》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过零丁洋》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PGN1969.TXT/PGN>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当时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第二节 张世杰①

提兵抗元，入卫临安

张世杰（？—1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名将。

张世杰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

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

渡江，进围南宋重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战争十分激烈。由于宋将高达率军奋勇抗击，张世杰救援得力，蒙古军久攻未下。此时北方蒙古大汗虚位，忽必烈匆忙北返，遂解鄂州之围，张世杰因功迁转十官。

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接受降蒙宋将刘整“先攻襄阳”建议，命蒙古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阿术亲率蒙古军主力自白河猛攻襄阳，并修筑鹿门、新城等堡，以控制汉水通道。襄阳守将请朝廷派兵增援，时任京湖都统制的张世杰领兵前往，与蒙古军在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展开激战，后被蒙古军击败。襄、樊被围五六年，外援断绝，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首先被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

咸淳十年（1274）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20 万自襄阳南下，张世杰驻守郢州（今湖北钟祥），由于设防坚固，元军攻城不克，招降未果，于是绕道而走，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元军渡江后，鄂州守将向元军投降。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史》卷451《张世杰传》，下引不另作注。

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进犯，沿长江顺流而下，两岸州县守臣、武将大多丧失斗志，不降则逃，使得伯颜所率领的元军犹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临安。这时，临安守卫空虚，辅佐5 岁小皇帝赵顯（宋恭帝）执政的太皇太后谢氏急忙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然而提兵赶来的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和赣州知州文天祥两人，朝廷上下感叹不已。

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今属江西），立下战功，不但未得到奖赏，反被朝中执掌政事的宰相陈宜中怀疑，说他有降元嫌疑，于是调换了他原来所统率兵马。张世杰到了临安，受命总都督府各军。

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接着，张世杰又调兵遣将，四出进攻被元军占领的浙西诸郡县，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西）、广德（今属安徽）、溧阳（今属江苏）等地，浙右降元的不少地方又反正归宋，一时宋军兵势大振。

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集结战船万余艘，驻扎在焦山（今镇江），与元军对阵。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以示必死决心。元将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猝不及防，船不能前后移动，士兵与元军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士兵溺水而死。张世杰失利，引兵暂退耑山，刘师勇退回常州。张世杰要求增兵，南宋朝廷未予理睬。

十月，元军进迫临安，此时，张世杰为检校少保。他与文天祥商议，各路“勤王军”此时已有三四万人，不如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取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后路，国事尚有可为。但是，宰相陈宜中正向元军投降求和，对此建议无动于衷。十一月底，元军攻破独松关后，左丞相留梦炎弃官逃跑，陈宜中得到谢后允准，派人到元军求降，但遭到元宰相伯颜断然拒绝。

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谢后多次派人与元朝议降仍遭拒绝，南宋形势更加危急。张世杰、文天祥请求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少帝）转移海上避难，由他领兵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不久，陈宜中暗中做了手脚，向元军送去宋朝的传国玉玺和以皇帝赵顯名义写的降表。伯颜看了降表，要陈宜中亲自到元军商议投降事宜，并且捎信说：非宰相不能讲和。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到温州。张世杰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在南方扩大力量，继续抗元。

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入临安，全太后和小皇帝赵顯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缓启程，以后也被解往大都，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至此宣告灭亡。

志存社稷，力挽残局临安陷落前，益王赵昰（8 岁）、广王赵昺（5 岁），由秀王赵与择等人护送，从临安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当时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由定海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又聚在二王的麾下。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随后元帅府迁往福州。小皇帝赵顯被掳北上后，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昰一起听政。张、陈、陆三人各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继续抗元，中兴朝政。

十一月，元军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张世杰护卫着端宗登舟入海，此后南宋小朝廷一直设在船上，成为海上流亡政权。不久，端宗的船队逃至泉州。泉州招抚使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他看到宋朝复国无望，心怀异志，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没有同意。之后，宋军海船不足，张世杰征用了他的大批海船，蒲寿庚大怒，投降元朝。端宗在泉州立不住脚，转移到潮州。不久，又转移到惠州，继续在海上流亡。

景炎二年（1277），张世杰、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连续反攻，各地宋朝故将或义兵纷纷响应，收复不少失地。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抗元形势似乎出现了转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十月，元将唆都增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而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端宗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在井澳，海上刮起飓风，端宗受惊吓落病。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在广州碙州。

四月，张世杰、陆秀夫等又拥立8 岁的广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觉得碙州不够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的厓山。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备粮食，制造舟楫，准备继续抵抗。

元世祖忽必烈派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进，大举进攻福建、广东，企图最后一举消灭宋军。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兵追至厓山，张世杰决意和元军决一死战。

厓山决战，覆舟殉难决战之前，张弘范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严词拒绝：“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又请他写信劝降，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写出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劝降毫无希望，决战已成不可避免。此时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是张世杰担心，如果大军调动，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便慷慨地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日，元军发起猛攻，宋元两军进行最后决战。张世杰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从早晨一开始，双方就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从晌午到傍晚，海面上怒涛汹涌，炮火轰鸣，虽然宋军顽强抵抗，以死相拼，但终究大势已去，士卒伤亡惨重。张世杰派人去把皇帝接来，纷乱中未能成功。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9 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张世杰只好砍断维绳，指挥战船趁着朦胧夜色，保护着杨后突围，撤退到海陵山。张世杰还想奉杨太后求立赵氏之后，但杨太后听说帝昺遇难，也恸哭赴海死。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四天后，海上刮起飓风，将士劝他登岸避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①风浪越来越大，大船倾覆，张世杰这位抗元名将，最终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于平章山下大海之中。

① 《续资治通鉴》卷184，至元十六年。

第六十七章 李继迁 张浦

第一节 李继迁

倚辽抗宋

夏太祖（963—1004），即李继迁，党项人。唐朝时宥州刺史拓跋思忠后裔，唐赐李姓。祖父李彝景嗣于后晋，父亲李光■嗣于后周，曾为银州防御使。母罔氏，宋乾德元年（963）二月，李继迁生于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无定河侧的山寨中（今名李继迁寨）。自幼喜习武，善骑射，机敏过人。十余岁时，他带领十余骑随从出猎，突然一只猛虎从山坡扑下，李继迁急令从骑躲入柏树林中，自跃起攀上树巅，引弓向猛虎发射，一箭射中虎眼，虎痛楚宛转倒地而死，自是其名部落皆知。叔父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爱其骁勇，宋开宝七年（974）授以管内都知蕃落使之职。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十月，李光睿之子定难军留后李继筠死，子年幼不得嗣，由季弟时任衙内都指挥的李继捧嗣位，从而引起党项拓跋氏宗族的内讧。宋朝企图藉此机会令李继捧携家属入朝，向宋朝献出党项李氏世居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并迫令李继捧留居京师。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继迁其时居住在银州，又接到宋朝诏书，令其“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①，始知祖居五州之地已尽归宋朝。继迁不愿从命，当即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量对策。继迁向众人道：“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继冲主张乘夏州无备，杀诏使，占据绥、银二州，对抗宋朝。张浦在分析自己与宋朝实力对比后说：“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②继迁接受了张浦的建议，诈称其乳母亡故，将殡葬于银州郊外。是时继迁在灵柩中暗藏兵器，以家属亲信等数十人扮作送殡之人，出银州后，直奔一个叫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的地方，此地距夏州有300 里。继迁在这里向众人出示其祖先拓跋思忠像，用以号召部族。一时部族纷纷来此拜谒，从者日众。同年十二月，继迁第一次率部众进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当听到宋朝派兵援助银、夏诸州的消息，随即退走。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李继迁遣人到宋朝的麟州（今神木北）进贡马匹、骆驼等物，意在麻痹宋朝。宋太宗即派遣内侍秦翰赍敕书招抚继迁，继迁留秦翰宿于营帐中，任其出入无疑。秦翰见继迁无意归宋，欲刺杀继迁又未得机会，乃还宋。这一年的五月至九月，继迁率部犯宋葭芦川（今佳县西北）、三岔口（内蒙古乌审旗西南），都被击败。十二月，又约请西戎部族合兵2 万众进攻宥州，也被宋军击败，仍退驻地斤泽，积蓄力量，谋再出击。太平兴国九年（984）七月，又率部袭击夏州西北之王庭镇（今乌审旗南），俘获甚众。自此以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聚集部族兵已逾万，不时令张浦、李大信四出侵扰掳掠，使宋军难以捉摸，不敢轻易深入。九月，宋朝知夏州尹宪、都巡检使曹光实，暗中使人侦知继迁的营地，以精骑数千，前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②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后两次于夜间偷袭继迁大营，焚烧族帐，掳掠牛羊财物而去。继迁与弟继冲弃众逃走，继迁妻与母罔氏被掳。继迁经此惨败，又惧怕宋军追赶，整日东躲西藏，几无安身之地。后来还是依靠部族的周济，部民以“李氏素著恩德，悯其穷蹙，稍稍赈给之”①。继迁对周济他的部族豪右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②众豪右纷纷响应，并相约各率部民聚集于夏州北部的黄羊平，继续招纳蕃部。当时野利部的首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继迁。自此继迁的势力复又壮大。雍熙二年（985）二月，继迁用计以美言诱骗居住在银州的宋都巡检曹光实，到葭芦川接受他们纳节归顺。继迁预先于其地设伏待之。曹光实擅功心切，于所定之日，中继迁伏兵，曹光实及其从骑被袭杀。继迁遂入据银州，仍以都知蕃落使称，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并“预署”州官：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乜为丰州刺史。李继迁自得银州之后，虽设官授职，急欲重振旗鼓，但在进攻宋朝时多失利，或遭惨败。雍熙二年（985）三月，继迁以银州之胜，乘胜攻陷宋会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纵火焚城。又进攻河西三族砦，寨将折遇乜败降，遂进围抚宁砦。四月，与宋军战于浊轮川，大败，丧失五千余众，部下没邵浪、悉讹与部族皆败，继迁领残部弃银州逃走。其后继迁将折罗遇、埋乞、埋乜也战死或被擒杀，宋降将折遇乜被俘。其时虽有夏州岌伽罗腻等族归附继迁，给予应援，不久又被宋将郭守文击败或降宋。继迁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但是李继迁并未被困难所折服，他收集余部，与部下亲信共谋对策。为摆脱孤立无援处境，图谋寻找强大的支持者。他对众人说：“吾不能克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雍熙三年（986）二月，继迁派遣张浦携带重金到辽，请求附辽称臣。四月，辽主耶律隆绪接受请求，遣使持诏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职，“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授继冲为副使。十二月，继迁又亲率五百骑至辽边境，向辽主求婚。耶律隆绪欲借继迁牵制宋朝，许以公主嫁继迁。继迁附辽后，即于雍熙四年二月，出兵进攻宋夏州，于王庭镇败宋知州安守忠，进围夏州城，长达两月之久。八月，继迁屯兵黑水河，据险自固。因渡河欲攻宋罨子寨，被都巡检使石保兴击败。十一月，继迁又准备进攻银州，当党项诸部会兵于无定河侧之时，继迁被宥州党项咩兀族首领都指挥遇乜布用暗箭射伤，因而未能如期攻银州。

志取夏州宋端拱元年（988）五月，已归附宋朝的继迁族弟李继捧，谋招继迁归宋。宋太宗复授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职，赐国姓赵，改名保忠，又赐以金银财物。至十二月，继捧上书谎称继迁已“悔过归诚”，请赐官职。宋太宗即授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继迁却拒绝接受宋朝官职。雍熙二年正月，继迁也遣使向辽朝上表，表示要与继捧和好，辽主知非其本意，恐有异图，未允其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4。

① 《西夏书事》卷4。

请。在此后的数年中，继迁、继捧兄弟，在宋辽双方对立的漩涡中，明争暗斗，或好或恶。淳化元年（990）四月，继迁驻兵安庆泽，因扰宋朝沿边熟户，继捧领兵讨击，继迁中箭逃走。到十月间，继迁谋取夏州，先遣破丑重遇贵等到夏州，对继捧说：继迁因箭伤不起，请降。继捧信以为真，遂不设备。继迁暗中集合诸族酋领，突攻州城。继捧逃回城中，被困月余。至次年初，宋将商州团练使翟守素领兵来救援，恐兵力不敌，乃于七月，假冒继捧的名义，代奉表向宋朝谢罪，表示悔过。宋太宗信之不疑，再次授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改名保吉。又授其弟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继迁母罔氏封西河郡太夫人。

但是，李继迁仍不改变取得夏州的初衷。淳化二年（991）九月，继迁仍据夏州外卫王庭镇，谋攻夏州。被继捧领兵乘夜间偷袭邀截，继迁复弃银州，逃入地斤泽。十一月，继迁遣人以辽主之命许继捧“重复王爵，永镇夏州”，诱其弃宋附辽。辽封继捧为西平王，复姓名李继捧。淳化三年正月，继迁领兵复据银州，并与继捧向宋朝提出请求恢复“五州故地”，宋朝不许。淳化四年（993）四月至十月，继迁遣蕃部指挥使李大信等相继进攻宋朝庆州、原州、环州等地。淳化五年正月，继迁领兵至绥州，胁迫绥州居民迁居平夏，牙将高文岯等世居绥州，不愿徙居，乃归宋。继迁逃离绥州，又到处攻掠堡寨，宋灵州、清远军受其威胁。宋太宗派马军都指挥李继隆等进讨。这时继捧得到消息，遣牙将李光祚通知继迁。继迁却缚李光祚于帐中，以轻骑乘夜袭击继捧营帐，继捧单骑逃回夏州，被州将赵光嗣囚禁，后押送汴京。继迁知继捧被执，又弃银州逃入沙漠。此后宋太宗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令隳毁夏州城，迁民于绥、宥等州。继迁母罔氏被羁押于延州，并善待之，以招抚继迁，后病死在延州。

自宋雍熙三年（986）正月继迁附辽，到端拱二年（989）三月，辽主封王子帐节度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继给继迁，结为姻亲。此后终继迁之世，事辽甚谨，岁时进奉及贺正、生辰使不绝于道。继迁事辽是为对抗宋朝，辽主也以继迁对宋的态度为转移，给予封赏抚谕或武力威胁。如淳化元年（990）十一月，继迁进攻夏州，大败继捧，遣使向辽朝“献捷”之时。正是宋军大败辽军于徐河，辽将耶律休哥负伤的危急时刻，为促使继迁进兵牵制宋军，辽主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淳化三年正月，辽朝听到继迁归宋授以银州观察使后，即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领兵持诏至银州责问，继迁托故不出见，韩德威怒，纵兵大掠银州而还。继迁诉于辽主，辽主“赐诏拊谕之”。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派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宋扣留。三月，继迁遣使赴辽献马，以取得辽朝过问。自此以后，继迁凡对宋朝作战得胜后都向辽“献捷”。至道三年（997）四月，继迁以大败宋军告辽，辽主复封继迁为西平王。此后继迁加紧对宋朝的进攻，把主攻目标集中于灵州。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辽主授继迁子德明为朔方节度使，意在促使继迁攻取灵州。当咸平五年三月继迁攻克灵州后，立刻遣使赴辽告捷。

西平建都这时期李继迁与宋朝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当继捧被宋朝囚禁后，继迁仍一心想尽快从宋朝手中收回夏州，采取了武装进攻和表请索还的两手，但都无效。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的亲信大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羁留于宋。宋太宗授继迁为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受，却连攻宋乌白池、清远军、府州等地。宋朝再次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从至道二年（996）起，继迁谋西向河西走廊发展，对灵州开始作试探性的进攻。三月，继迁以兵三千于浦洛河，邀夺宋朝运送到灵州的粮草。五月，聚集党项部族兵数万，围攻灵武，声言索取张浦。宋太宗派出五路兵马进援灵武，继迁恐平夏有失，才解围而去。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真宗即位。十二月即遣使持诏安抚继迁。继迁在进攻灵州未果，以后同宋军作战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也接受了宋朝的安抚。并借宋朝国丧，一面素服致哀，一面遣牙校李光祚赴宋修贡，仍不忘“表求藩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①。宋真宗姑从所请，遣使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职，复赐姓名。并遣还张浦，授为郑州防御使。继迁此时如愿以偿，他即于次年，即咸平元年（998）正月，派遣押牙刘仁谦到宋朝代他“表让恩命”，客气一番。真宗赐仁谦锦袍、银带。宋朝还封继迁母卫慕氏为卫国太夫人，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

继迁接受宋朝“节钺”，复赐姓名，已深知宋朝的软弱无能，气焰更加嚣张，此后多年间四出攻伐劫掠，但把主攻方向指向灵州，以图在此立足，作更大的进取。咸平二年（999）底，继迁在对宋作战的间隙回到夏州时，制造有陨石落帐前，上书“天戒尔勿为中国患”的谶语，为进一步犯宋制造舆论。咸平三年（1000）九月，继迁再次邀劫灵州粮运后，屯兵积石河，确定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方针①。咸平四年（1001）八月，继迁集兵5 万进攻灵州，灵州坚守不下。即遣牙将赵光允向宋朝贡马，暗中却遣兵袭破定州，围怀远镇，乘胜连破保静、永州及清远军。十二月，继迁再次进兵灵州，攻河外寨，招抚寨主李琼。又招诱当地党项熟户归附。咸平五年三月，继迁在围困灵州两个月之后，终于攻下灵州，杀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

继迁既得灵州，喜爱这里的山川形胜，遂谋从夏州迁都于此。其弟继瑗对迁都有异议，继迁对部下阐述迁都灵州的道理，他说：“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②继迁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工立宗庙，建官衙，筹备建都事宜。宋朝见继迁建都西平，兵力日盛，遣使将尚属宋朝管辖的绥、宥二州地归还继迁，以全党项李氏世辖的定难军五州之地。

西平建都城之后，继迁于咸平六年（1003）二月，自西平出驻鏊子山。

遣人以铁箭为凭给吐蕃首领潘罗支，言称向宋朝“纳款”讲和，今愿与潘罗支结好。潘罗支置之不理，反探知西平无备，遣人约会宋朝共图收复灵州。宋朝加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以鼓励其与继迁为敌。其时，继迁因银、夏、宥等州发生饥荒，灵州又面临战事，遂与子德明集兵屯浦洛河，以稳定部族人心。六月，继迁遣兵到河东边境掳掠，八月，又攻麟州，都遭到失败。十月间，暗中遣兵进攻西凉府，城被攻破，执杀知府丁惟清，复称凉州府。十一月，继迁自凉州回到西平，从缴获潘罗支的牌印、官告中得知宋朝授潘罗① 《西夏书事》卷6。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西夏书事》卷7。

支为朔方节度使之职，心甚恶之，遂集兵往攻潘罗支。潘罗支见继迁势盛，假意遣使请降，继迁深信不疑，即领兵退回西平。于是潘罗支速集六谷部诸族兵数万，在西平附近三十九井地方合击继迁军，继迁中箭败逃西平。继迁箭创发作，日甚一日，自度不久于世，召子德明嘱咐说：“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①又托付张浦等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延至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初二日继迁死，终年41 岁。孙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谥神武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节 张浦

张浦（？—1014），银州（今陕西米脂）人，夏太祖李继迁亲信谋臣，后辅佐太宗李德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继迁谋背宋自立，乃为之献策出奔地斤泽，建立根据地，以号召党项部族豪右，抵御宋朝。张浦被遣多次领兵进攻宋朝，作战多计谋。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又建议继迁诱合西戎兵攻取宋宥州，以恃横山为界，扼险观变，稳定部族，更图进取。雍熙二年（985）二月，张浦跟随继迁赴银州诱杀宋都巡检使曹光实，占据了银州。继迁部众拥立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以号令党项部族。独张浦不附众议，他说：党项拓跋氏“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遽尔自尊，恐乖众志。宜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我得尽力于西土矣”①。继迁认为说得有理，说此“是我心也”。遂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授张浦为左都押牙，以下分别授予官职。雍熙三年二月，继迁为抗宋谋倚辽主为援，遣张浦带了重金赴辽归附。端拱元年（988）五月，宋朝欲招抚继迁，继迁派张浦到宋环州知州程德元的居地，表示愿归顺之意，但一直未见行动。淳化五年（994）七月，继迁久攻夏州不下，又遣张浦同指挥使李光祚到宋朝绥州，假意向宋大臣内殿右班张崇贵“纳款”，受到张崇贵的犒赏馈赠。继迁为此也遣牙校向宋朝进贡物，表示感谢，并愿缓和同宋朝的紧张关系。至道元年（995）正月，当继迁再一次遣张浦、李光祚到宋朝进贡时，宋太宗令武士于后园中演武，请张浦等人观看，张浦见宋朝武士皆力可挽射两石弓而有余，十分惊骇。太宗即对张浦问道：“羌人敢敌否？”张浦回答说：“羌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已遁矣，况敢敌乎？”②太宗乘机说服张浦劝继迁归附宋朝，并进封张浦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被羁留在宋京居住。继迁听说宋朝扣留了张浦，遂于三月，遣使向辽朝献马，以求取得辽主的过问和干预。同时仍不断向宋朝发动扰边。直到至道三年（997）十二月，宋太宗死，真宗继位，继迁附宋，复授定难军节度使，才允许张浦回去，还加封他为郑州防御史。

宋咸平五年（1002）三月，继迁攻占宋朝灵州。次年正月，改灵州称西平府建都。此后与吐蕃六谷都大首领、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多次作战。十一月，继迁与潘罗支战，潘罗支伪降，继迁深信不疑。张浦疑有诈，对继迁说：“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① 《西夏书事》卷8。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5。

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若悬军孤立，主客势殊，未见其可。”①继迁不听张浦的劝告，张浦怏怏告退。不久潘罗支果然暗中调集六谷诸部兵数万，袭击继迁。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临终前，把儿子德明托付给张浦等，请他们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坚守江山。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德明继位，称定难军留后，授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大司马。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德明向河西走廊拓地，遣张浦率数千骑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出兵拒战，张浦不胜而还。次年四月，张浦再次被遣领精骑2 万进攻甘州，围城十数日，可汗夜落纥乘夜间出兵偷袭张浦大营，张浦败还。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七月，张浦死，德明亲临其丧，悲声大哭。赠封银州观察使。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封银州伯。

① 《西夏书事》卷7。

第六十八章 李德明

第一节 嗣位西平王

夏太宗（982—1032），即李德明。小字阿移。李继迁长子，母野利氏。

少年时“深沉有器度，多权谋”，又“精天文，通兵法”①。年方十七，即担任定难军节度使行军司马之职。宋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以继迁附辽抗宋，被辽授为朔方节度使。咸平四年九月，随继迁进攻宋朝清远军，受命领一支精骑抢攻北门，“堙壕断桥”以战。围城七昼夜，迫使宋将兵马都监段义开城投降。清远一战为夺取灵州扫清道路。咸平六年（1003）继迁建都灵州，改称西平府。十一月，继迁同吐蕃六谷都首领潘罗支作战中中箭受伤，生命垂危之时，召来德明和部下安排后事，一改反宋常态，嘱咐德明要“倾心内属”于宋朝。又托付近臣张浦等，共同辅佐，为祖先争光。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德明在继迁的灵柩前嗣位，称定难军留后。并对继迁旧臣亲信分别授以行军左、右司马，左、右都押牙，都知蕃落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及防御使等职。

德明初立，于当年六月便派兵和潘罗支内部的继迁旧部迷般嘱、日逋吉罗丹二族里应外合，攻杀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并一举攻占潘罗支弟厮铎督占据的凉州。其时正当宋辽刚刚订立“澶渊之盟”，宋真宗为改变对党项政权的强硬态度，决定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方针，主动向“国危子弱”的党项西平政权提出媾和。主要条件是宋朝许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给金帛、缗钱、茶等物；开放青盐禁令等五项。对德明则提出归还灵州，止限居平夏及遣子弟赴宋朝宿卫等七条。在七条中，德明对大部分表示同意，惟以遣子弟入质宿卫和归还灵州难以接受，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德明仍坚持取消这两条，宋真宗也以取消开放青盐禁令作为抵偿，至此终于达成了协议。景德三年（1006）九月，德明派遣右都押牙刘仁勖向宋朝进誓表，双方正式签订了和约。十月，宋真宗为嘉奖德明“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爵西平王”。“又赐推忠保顺翊戴亮节功臣号”。又遣使“赐袭衣、锦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①。景德和约，给德明的西平政权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宋朝谈判议和的同时，德明为稳定境内形势，安抚人心，接受行军司马赵保宁“假北朝威令慑之”的建策，遣使到辽朝请求册封。辽圣宗以德明为甥的关系，即遣使“持节封德明西平王，复姓李氏，赐车、旗、衣、币等物”①。并嘱咐德明善事庶母义成公主。

① 《西夏书事》卷8、9。

① 《西夏书事》卷8。

① 《西夏书事》卷8。

第二节 奠定建国基础

德明继位后，为实现其父继迁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决策，多次对居住在河西走廊地区甘、凉等州的回鹘和吐蕃用兵，前后达25 年之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德明为同河西回鹘争夺甘州，先后出兵五次。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德明派老臣张浦率领骑兵数千进攻甘州，与其可汗夜落纥战，不胜；又遣万子等四军主领兵偷袭甘州，被回鹘侦知设伏击败。次年四月，德明再遣张浦，领精骑2 万攻甘州，又被夜落纥遣将乘夜出袭，张浦败还。同年十二月，德明亲自出兵进攻回鹘，以图甘州，刚出兵，以“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惧而退兵。此后直到宋天圣六年（1028）五月，德明派其子元昊，领兵突袭回鹘夜落纥可汗，终于夺取了甘州。甘州之得，使德明的西平政权增添了右臂。

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德明和吐蕃争夺的又一战略要地。德明占领的凉州，时时受到西凉府六谷大首领厮铎督和西凉诸族的威胁。厮铎督更结回鹘为助。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一月，凉州守将苏守信死，其子罗麻不能服众，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袭击，凉州被回鹘占领。德明多次图谋夺回都未成功。直到天圣十年（1032）九月，德明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鹘势孤，遂夺其城，凉州终于回到德明手中。据史载，当天圣六年（1028）德明派元昊攻取甘州之后，瓜州（今甘肃安西）王贤顺，深感西平政权的威胁，于天圣八年（1030）主动“以千骑降于夏”。德明征服河西诸族，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自德明与宋朝景德和议之后，终德明之世，与宋朝保持了一段相对的和平时期。双方“贡献之使，岁时不绝”。德明经常遣使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骆驼等物；宋朝也回赐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在德明的请求下，宋朝在双方边境地区设立固定的贸易场所，称“榷场”和“和市”。如宋朝在保安军和镇戎军设有“榷场”，在并代路置“和市”。榷市贸易双方交换产品，如在保安军榷场，“令以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易缯帛、罗绮；以密蜡、麝香、毛褐、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易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还规定“其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①。除商业贸易外，德明有意同宋开展文化交往，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德明向宋朝献马70匹，请求赐予佛经一藏，宋仁宗赐经，并“加赐德明功臣号”。德明时期与宋朝的关系，正如宋朝大臣、文学家范仲淹所描绘的：“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②，确是一派和平景象。

德明与宋朝和平相处，友好交往是他图谋发展西平政权，摆脱对宋的依附地位的一种手段。德明子元昊幼年时，有一次见德明派遣的使臣向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所得之物不合于心，一怒之下杀掉使臣。元昊对此十分不满，直言相谏其用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和轻杀使臣的双重错误。德明十分器重元昊的如此见识。元昊长大成人后，更多次借机规劝德明不应再臣服宋朝，当招募部族，习练弓矢，积聚财物，扩展疆土。德明对此不作正面回答，却不时以言语相激，以坚其心志，等待时机。事实上德明已在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工作。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德明动用数万民夫在延州西北■子山上修建宫室，绵亘二十余里，十分豪华壮丽。他从夏州出巡到■子① 《西夏书事》卷9。

② 《西夏书事》卷9。

山行宫时，所乘坐的辇舆仪仗，俨然与宋朝皇帝相仿。大中祥符九年（1016），德明“僭帝制”，首次追尊其父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并“大赦国中”。①宋天禧元年（1017）六月，有人报告德明说，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以北的温泉山上看见了龙，德明认为是祥瑞之兆，派遣官员到那里祭祀，从此有了迁都怀远的打算。他借众人之口，上言怀远形势之优，迁都之利，乃天命所归，派大臣贺承珍到怀远负责兴修都城事宜，“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②。改怀远镇为兴州，定都于此。

宋天圣六年（1028），当德明派元昊取得对河西回鹘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遂册立为太子。立元昊母卫慕氏为后。天圣七年二月，德明向辽主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天圣八年（1030）九月，西州流传“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的谣言，德明俨然以“天子”自居，“出居贺兰山禳之”③。宋明道元年（1032）五月，宋朝以德明“恭顺”，遣使持册封德明为夏王，“车服旌旗降天子一等”①，意在抵消辽朝同德明的姻戚关系，并限制德明称帝的野心。但就在这一年十月，德明去世，由子元昊嗣位。追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

① 《西夏书事》卷10。

② 《西夏书事》卷10。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① 《西夏书事》卷11。

第六十九章 夏景宗

夏景宗（1003—1048），即李元昊，小字嵬理（“嵬理”，党项语“珍惜富贵”之意）。后更名曩霄。祖继迁，父德明，母为银州党项大族之女卫慕氏。

第一节 志在王霸

元昊生于宋咸平六年（1003）五月初五日。他出生的次年，祖父李继迁在同吐蕃首领潘罗支的作战中，身中流矢，伤重死去，由其父李德明继立为夏州定难军留后。其后，德明奉行联辽睦宋之策，使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在和平的环境中得到迅速发展。

青少年时期的元昊“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他出行时“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元昊自幼喜读兵书，对当时行世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兵书，更是手不释卷，专心研读，精于其蕴。他颇具文才，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又懂佛学，尤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善于思考、谋划，对事物的观察往往有独到之处，《宋史》称其“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①。这造就了元昊，使之成为文有韬略，武有谋勇的一代英才。宋朝边帅曹玮，亦赞叹元昊：“真英雄也。”

少年时代的元昊，对李德明实行的睦宋政策，特别是同宋朝的经济贸易，不能理解。一次德明派遣使臣到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所得不合心意，盛怒之下把使臣斩首。元昊劝诫德明说：“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②元昊长大成人后，对德明的和宋政策，特别是向宋朝称臣十分不满，并多次规劝德明不再臣服宋朝。他对德明说：“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德明答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不以为然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③表现了青年元昊的方刚气概！

宋天圣六年（1028）五月，德明派元昊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可汗出逃，甘州首战成功。元昊攻取甘州之后，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出奇兵突袭西凉（今甘肃武威）。隶属于甘州回鹘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回鹘分部瓜州王曹贤顺归附德明，又重返瓜州（今甘肃安西）。这时元昊被立为太子，元昊生母卫慕氏立为后。天圣七年，德明又向辽朝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兴平公主，嫁给元昊。明道元年（1032）德明死，元昊继位，积极准备建国称帝。为了巩固后方和惩罚吐蕃唃厮啰归附宋朝，于同年七月发动对吐蕃河湟地区的进攻，攻占了猫牛城（今青海大通县）。景祐二年（元昊广运元年，1035），元昊乘唃厮啰发生内乱，出兵进攻宗哥带星岭诸城寨，进围青唐城，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战，苦斗二百余日。元昊① 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9；《宋史》卷291《王鬷传》。

③ 《西夏书事》卷11。

撤军渡宗哥河时，被安子罗军击溃败逃。同年十二月，元昊亲率大军进至河湟，又一次败于唃厮啰。次年十二月，当元昊击败河西回鹘，完全占领河西走廊，又想窥视陇蜀之时，恐宋朝利用吐蕃诸部族图其后路，于是率领大军循阿干河，攻破兰州诸羌，进军马衔山（今甘肃临洮北），于瓦川会筑城镇守，以断绝吐蕃和宋朝的通路。这时唃厮啰发生内乱，元昊乘机以重赂行间，并诱使磨毡角的谋主、首领郢城俞龙归附。郢城俞龙带领万余人投降元昊，后来又把女儿嫁给元昊的儿子宁令（号梁王）为妻。元昊从同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旷日持久的作战中脱身出来后，又率军西攻瓜州回鹘，直抵沙州，又回师占领肃州（今甘肃酒泉）。至此，元昊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结束了甘州回鹘对河西的统治。

第二节 为帝图皇宋

明道元年（1032）十月，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继承了夏国王位。德明死后，辽兴宗耶律宗真以“婚好之谊”派出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到兴州，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但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他在接待宋朝使臣时，不以臣礼事宋，对宋仁宗封赐的诏书，遥立不跪拜。勉强受诏，则心内愤愤，环顾左右大臣说：“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①既而利用设宴招待宋使臣的机会，在宴厅后传出锻砺兵器的铿锵之声，给宋使制造精神威慑；在礼仪上又故意刁难宋使，意在激怒宋朝，挑起事端。

在正式称帝建国前，元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措施。首先废除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号“兀卒”。宋明道二年（1033），改宋建元明道为“显道”，以避父讳，次年，自建元开运，又改广运。改元显道的这年（1032）三月，元昊向境内党项部族下达了“秃发令”。他率先自秃其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饰。强令部族人民一律执行，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一时党项部民争相秃发。在服饰上，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②。官员则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

其次是在他继位之后即着手创制一种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字。他在戎马倥偬中，还亲自筹划和主持创制文字的工作，命大臣野利仁荣等整理演绎，编纂成12 卷。有的史书记载称之为“蕃书”。元昊下令尊为“国字”颁行，凡纪事尽用蕃书。又设立“蕃字院”，以传授学习，推广使用。在对辽、宋朝往来的文书中，都使用两种文字书写。此外，元昊对党项族原来的礼乐制度深受唐、宋的影响，不以为然。他对大臣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①他锐意改革，提倡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讲求实效的精神来指导礼乐改革，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25。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1、12。

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②。简化了礼乐制度，下令照此遵行，有不遵守者，格杀勿论。

元昊还在建国称帝之前，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已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建设。政权机构的建置，基本上是仿照中原的制度。元昊显道二年（1033）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定都城。元昊仿宋朝官制建立起一整套与宋朝大同小异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体系。元昊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在取得河西走廊之后，着手整顿军队，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建设正规的军事制度。如规定成丁年龄，“抄”的组织，“正军”与“负赡”的任务与条件；军队的装备、设施；以步兵、骑兵为主，辅以炮兵、“擒生军”，侍卫亲军等的多兵种。为了战争和军政建设的需要，便于调兵遣将，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设置，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仿宋朝军事单位“厢”、“军”制度，把全境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有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设置军事首领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等职。在全境广布兵员，重点是护卫首都兴庆府和对宋、辽的防卫上。对河西走廊肃州、甘州的吐蕃和回鹘聚居地区，升郡设府，置以重兵，镇抚并用，加强统治。元昊在继位后经过短短的六年时间，完成了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党项政权已具规模。

第三节 称帝建国

夏元昊大庆三年（宋景祐五年，1038）十月十一日，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和父母谥号、庙号、墓号。又封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谐西凉府祀神。次年正月，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到宋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皇朝的关系及其功劳，说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

得到的回应是可想而知的，宋朝不愿承认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宋朝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高官捉拿元昊，或献其首级。元昊在摸清了宋朝的态度之后，频繁派出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人和汉人附夏。公开断绝了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向宋朝送去“嫚书”，在“嫚书”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腐败无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最后还表明夏国仍愿同宋朝和好之意。元昊向宋朝递“嫚书”意在激怒宋朝，把图谋对宋朝发动的战争的责任归于宋朝。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至五年，元昊向宋朝发动了多次进攻，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即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正月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战役；四年二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东南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战役；五年秋，镇戎军西北的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都以元昊大获全胜告终。故在定川砦大捷之后，元昊踌躇满志，有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而当宋军战场惨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② 《西夏书事》卷11、12。

“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元昊对宋朝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给夏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由于战争爆发，宋朝停止了对夏国大宗银、绢、钱的“岁赐”；关闭了边境榷场，禁止夏国所产青白盐入境，使夏国不仅失去了直接的经济实惠，境内的粮食、绢帛、布匹、茶叶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奇缺，物价昂贵，“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①。连年战争使夏国民穷财尽，人怨沸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境内部族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或逃奔宋朝。夏国兵力到战后已处于“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的境地，元昊再发动战争是十分困难的。同时元昊也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宋朝在战略上的优势是夏国望尘莫及的。基于以上原因，元昊向宋朝试探求和。最终促成夏宋议和的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宋、辽、夏三者关系的新变化。元昊同辽为“甥舅之亲”，奉行倚辽抗宋之策；辽则利用夏宋对立，向宋讨价还价，从中渔利，甚至以牺牲夏国利益从宋朝得到实惠，这引起了元昊的不满。夏辽之间其时又发生争夺领属部落的纠纷，导致关系恶化，联盟开始破裂。元昊感到处境孤立，为免除两面受敌，也必须同宋朝媾和。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了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在“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称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②等问题上，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宋朝用每年25.5 万银、绢、茶赐夏国，允许恢复榷场，同意西夏使臣在宋京城馆驿从事买卖。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然宋朝每遣使到夏国，只准他们居住在宥州（今陕西靖边），不允许进入夏国都城，以避免夏国用臣礼接待宋使，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

元昊从祖父李继迁时与辽结为姻亲。其父李德明时又为元昊向辽圣宗请婚，辽景福元年（1031）十二月，辽兴宗姐姐兴平公主嫁给元昊，辽封元昊为驸马都尉，晋爵夏国公，又封夏国王。元昊一向同兴平公主感情不合，夏辽双方常因辽境党项部族叛逃问题引发纠纷，关系日趋紧张。在宋夏战争中，辽兴宗因宋朝之败，欲挟夏讹宋，也促成了夏宋和谈的实现。其时，辽欲图破坏宋夏和约，遭到宋朝拒绝，辽兴宗决定出兵讨伐夏国。辽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辽兴宗亲率骑兵10 万，分三路渡过黄河，深入夏境，长驱直入400 里。元昊率左厢军迎战于贺兰山北，兵败退守贺兰山中。元昊知不可力敌，乃向辽兴宗谢罪请和。元昊在兴宗未答应求和之际，连续向后撤退三次，凡百余里。“每退必赭其地”，断其粮草，辽因许和。但元昊有意拖延时日，陷辽军于危困饥饿之时，纵兵突袭辽营，被辽军掩杀钳夹。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忽然狂风骤起，飞沙扬尘，暗无天日，辽军被沙迷目，阵中大乱。元昊乘机猛攻辽军驻地德胜寺南壁，辽军大溃。元昊军俘获辽驸马都尉萧胡覩和近臣数十人，辽兴宗仅跟从数骑逃出。元昊在取得同辽作战的胜利之后，立刻遣使同辽讲和，同时又向宋朝献俘。显示了元昊在对宋、辽关系的处理上，善于把握时机，进退有度。

第四节 千秋功罪

元昊终其一生，可以用“文治武功”四个字概括。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对北宋与辽战争的胜利，显示了他的赫赫武功；建国前后实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显示了他治理国家的才能。元昊在建国前仿宋朝制度建立起一整套职官制度，元昊称帝后，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九月，又改革官制，仿宋制增设“总理庶务”的尚书令。又改宋朝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隶尚书省，分理六曹。参照唐、宋典式与宋宫廷制度建立朝贺礼仪与宫廷制度，夏国官制自此渐趋完备。文化建设方面，中央国家机构中设“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学习宋朝“科目取士”的办法，通过“蕃学”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元昊“晓浮图学”，受父亲德明的影响十分崇奉佛教。继位后与其父一样向宋朝献马求赐佛经，并向吐蕃、回鹘、西域各国及印度访求高僧和汉、藏、梵文经典，组织僧侣翻译、演释。元昊称帝后，在境内广修佛教寺院，如兴庆府的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等，在这里贮经、译经。又下令规定每年四季的首月初一日为“圣节”，令官员百姓到寺院礼神拜佛。元昊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建造宫苑、陵寝，他在兴庆府和天都山都建有宫苑，兴庆府修建的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在贺兰山东麓建造的离宫，长达“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传说为元昊时始建的西夏王陵，位于兴庆府西贺兰山东麓，方圆数十里。

西夏建国后，农、牧业并重，在朝廷机构中设“农田司”、“群牧司”

为管理机构。元昊重视水利建设，他主持疏通原有灌溉系统，又开筑新的渠道，如修筑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 余里的灌渠工程，后人称为“昊王渠”。元昊时，夏国以畜牧产品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和贡品。如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046），宋朝每年通过保安军和镇戎军榷场，向夏国购进马2000 匹，羊1 万只。元昊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东70 里处设立铁冶务，管理铁矿开采冶炼，用以制造农具和兵器。西夏的青白盐驰名于世，元昊建国后，对盐业开采实行垄断，元昊曾要求宋朝每年从夏国买进青盐10 万石，所谓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①。

元昊十分重视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他效法祖父继迁“曲延儒士”；且用人唯贤，甚至国家重要官职“皆分命蕃汉人为之”②。宋朝大臣也不得不承认“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元昊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原宋朝来夏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③。如宋朝华州人张元、吴昊在宋朝“累举不第”，科场失意后投奔元昊，元昊“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元昊生性暴戾，多猜疑，好杀虐。如此的性格给他的事业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害。元昊继位后，为了排除异己，防止外戚篡权，实行“峻诛杀”政策，为立国称帝扫清道路。元昊开运元年（1034）十月，母族卫慕氏首领卫慕山喜密谋杀害元昊，被元昊察觉，山喜一族人都被溺死河中。元昊又用药酒毒死母后卫慕氏，尽诛卫慕氏族人。大庆二年（1037）九月，元昊叔父，左厢监军使嵬名山遇因劝元昊勿进攻宋朝事不被采纳，遂叛逃宋朝后又被执送回夏国，元昊将其父子一族尽皆处死。元昊生性多疑，出兵善用疑计，又易中敌人离间之计。元昊的心腹重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是元昊野利后的兄长，分统夏国明堂左厢与天都右厢，野利旺荣称野利王，野利遇乞称① 《包拯集》卷9《论杨守素》。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天都王。二将善用兵，有谋略，他们统领的“山界”士兵以善战著称。在元昊对宋朝作战的三川口、好水川两大战役中，击败宋将刘平、石元孙、任福等人，也多有二将之谋划，宋朝边帅对野利二将恨之入骨，早欲去之而后快。宋将种世衡巧设离间之计，使元昊轻易地杀害了二将。

元昊好色，妻妾成群，犹喜强夺他人之妻。据传妻室（后妃）凡七娶，一说五娶，实际有八人之多。顺次为：卫慕氏、耶律氏、野利氏、索氏、都罗氏、咩迷氏、没■氏、没藏氏。其中没■氏本已给太子宁令哥择为妻室，元昊见她貌美，竟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没藏氏本重臣野利遇乞妻，野利遇乞被元昊赐死，没藏氏出家为尼，后元昊访野利氏遗口，迎没藏氏入宫与之私通，被野利后发现，令没藏氏到戒坛寺出家为尼，赐号没藏大师，元昊经常到寺中幽会。后没藏氏生子谅祚，收养于没藏氏兄国相没藏讹庞家中。元昊将国事委以没藏讹庞，自己与诸妃到贺兰山离宫享乐。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危害太子宁令哥，改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其时因野利后失宠被废，太子宁令哥爱妻被夺，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初一日，没藏讹庞用借刀杀人之计唆使宁令哥刺杀元昊。没藏讹庞又以谋叛罪捕捉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处死。元昊死后，没藏讹庞以谅祚为元昊嫡嗣继立为帝。元昊终年46 岁，在位17 年。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

第七十章 夏毅宗没藏讹庞

第一节 夏毅宗

亲政前的夏内政

夏毅宗（1047—1068），名谅祚。李元昊妃没藏氏所生。本取名宁令两岔，“宁令”党项语欢喜之意，“两岔”为河名，因生于河畔，以河得名，后取谐音改为谅祚。谅祚出世后，生母没藏氏在戒台寺出家为尼，故寄养于母舅没藏讹庞家中，由没藏氏前夫野利遇乞部属毛惟昌与高怀正的妻子抚养。谅祚出生后，没藏讹庞被擢升为国相，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谋害太子宁令哥，另立谅祚继承帝位的阴谋。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元昊被害，遗命由从弟委哥宁令承继帝位。朝中诸大臣欲议拥立新帝，国相没藏讹庞以“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提出反对意见。他对群臣威慑道：“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①遂即择日立刚满周岁的谅祚继帝位，尊谅祚生母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没藏讹庞命诺移赏都等三大将掌兵权，自任国相，总揽军政大权。

同年四月，宋朝派遣尚书刑部员外郎任颛，供备库副使宋守约为正副册礼使到夏，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十二月，夏亦遣使到宋朝谢封册，并献马驼各50 匹，宋朝设宴招待夏使臣并赐物。其时辽以南壁旧怨不肯对谅祚行封册，又借口夏所遣贺正使迟期，遂羁留夏使，欲集兵讨伐。没藏氏闻讯后，又遣使赴辽以观动静，使臣再次被扣留。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七月，辽兴宗为雪兵败南壁之耻，乘夏新主谅祚初立，下诏亲征。夏军匆忙迎战，一路败退。到次年五月，辽军进至兴庆府周围，纵兵大掠。又攻破贺兰山西北之摊粮城，抢劫夏仓粮储积而去。十月至十二月，没藏氏又两次派遣使臣赴辽，为谅祚上表请和，并请求向辽称藩、称臣，辽兴宗都置之不答。辽兴宗却以谅祚幼弱，朝中强臣用事，为遏制夏，加强防卫，于边境布置重兵。这一举动对夏的威慑很大，不时遣使赴辽进呈表章、纳贡、献马驼。福圣承道二年（1054）七月，没藏氏又向辽朝为谅祚请婚，遭到拒绝。

福圣承道四年（1056），谅祚9 岁，已渐通世事，常常跟随好佛的母后没藏氏到新建成的兴庆府西承天寺中礼佛听演佛经。没藏氏本淫逸无度，又好佚游玩乐，常令街市张灯结彩，众骑士侍卫夜出游乐。没藏氏在戒坛寺为尼时，先同先夫野利遇乞出纳官李守贵私通，后又与元昊的侍从宝保吃多已通奸，李守贵为此图谋杀死没藏氏与姘夫吃多已。这一年的十月间，没藏氏与她的侍从宝保吃多已又到贺兰山出猎，夜归途中，突然有蕃兵数十骑跃出，击杀没藏氏与其侍卫吃多已等。没藏讹庞侦知此事为没藏氏幸臣李守贵所为，他因侵占屈野河田事被负责巡视的李守贵据实禀报了没藏氏，被责令归还所侵之田而结冤仇。此时正好借机报仇。没藏讹庞遂下令族灭李守贵全家。没藏氏一死，没藏讹庞恐失去朝政大权，又将女儿奉谅祚为后，他也由国舅升为国丈，仍总揽朝政，臣民无不畏惧。

① 《西夏书事》卷18。

亲政后的国策奲都三年（1059），谅祚开始参与国事，他眼见讹庞在朝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对其专权日益不满。八月，没藏讹庞借故诛杀谅祚亲信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全家，并不听谅祚的劝阻。谅祚与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被讹庞儿子发觉，父子二人即密谋杀害谅祚。此事被梁氏得知，密告谅祚。谅祚遂召见讹庞政敌漫咩等策划先行下手。奲都五年（1061），谅祚以召见没藏讹庞至密室议事为由，暗设伏兵于室外，待讹庞至，漫咩先捕获讹庞，又派亲兵杀讹庞子，并诛杀讹庞及其全家。下令废没藏后，囚禁冷宫，后赐死。迎梁氏入宫。

谅祚诛杀没藏讹庞，开始亲理国政。立梁氏为皇后，任用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开始实行亲宋的政策。同年五月，谅祚终于解决了夏宋双方多年来存在的屈野河地界争端问题。七月，谅祚得悉辽朝将约唃厮啰兵共取河西。遂遣使臣嵬名聿正赴宋朝纳贡，并“请尚公主”，意在结宋朝为援，宋仁宗未允纳。十月，谅祚再次遣使上表宋朝，表示仰慕汉衣冠，将在西夏国内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仪，并规定从次年开始采用汉礼迎接宋朝使臣。奲都六年（1062）四月，谅祚遣使向宋朝上表求赐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欲建书阁收藏。并献马50 匹，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仁宗仅允赐《九经》，并发还所献马匹。五月，谅祚对元昊建国后设置的州郡进行调整，以威州（今宁夏同心境）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今陕西绥德）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于西平府（灵州）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在官制的改革上，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使官制更加完备。夏拱化元年（1063）七月，谅祚遣使上表宋英宗请复故赐李姓。十一月，又请宋朝恢复宋夏陕西榷场，以通互市。

谅祚对宋朝采用和战交替的手段。拱化二年（1064）七月，谅祚以遣使赴宋朝贺英宗即位时使臣吴宗受辱事，集兵攻入宋秦凤、泾原诸州。拱化三年正月，又进攻宋庆州。宋朝遣文思副使王无忌持诏诘问，谅祚不予理会，反遣贺正使荔茂先献表，归罪于宋朝边吏。同时招诱宋朝陕西熟户投向夏国。三月，遣右枢密党移赏粮出兵攻保安军，进围顺宁砦。八月，复扰泾原，十一月，又同宋军争夺德顺军威戎堡外之同家堡。拱化四年（1066）九月，谅祚亲率步骑数万进攻宋庆州，围大顺城，三日不克，谅祚“裹银甲，毡帽，乘骆马，张黄屋督战”①。被宋军蕃官赵明埋伏在城壕中的八百强弩兵飞矢注射，箭中铠甲，谅祚夺路逃走。

自谅祚亲政，一面不停止对宋朝的武力进攻；一面也不放弃同宋朝的信使往来，仍照常于宋朝正旦及寿圣节时，派遣使臣赴宋朝称臣纳贡，其目的在得到宋朝的岁赐金帛和到宋朝京城进行贸易。谅祚在攻宋大顺城时中箭逃回不久，十月间又遣使向宋朝“请时服”，又请岁赐。当受到宋朝谴责之后，于拱化五年（1067）三月，遣使向宋朝纳贡谢罪，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犯。这时宋朝正是神宗初即位时，也就答应讲和，赐夏银500 两，绢500 匹。八月间，宋夏双方又恢复了自拱化四年中断了的和市。

谅祚亲政之后，仍需在宋、辽和吐蕃等几种势力之间周旋。辽曾与吐蕃唃厮啰相约进攻夏，故谅祚欲结宋以为援。奲都六年（1062）八月，谅祚得① 《西夏书事》卷21。

知辽与唃厮啰不和，谋乘隙攻击，引西蕃兵攻青唐败还，筑堡于古渭州，屯兵备战。拱化元年（1063），宋朝河州刺史王韶进攻熙河，降服了洮河以西的吐蕃各部，西使城（今甘肃定西西南）首领禹藏花麻不愿降宋，又受到宋军攻掠，遂把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地区献给夏。为此谅祚出兵支援，并以宗室女嫁禹藏花麻，封他为驸马。拱化四年（1066）二月，谅祚升西使城为保泰军，以附马禹藏花麻为统军令守其地。同年，谅祚又招诱了临近西使城的河州吐蕃瞎毡的儿子木征附夏。次年，吐蕃首领拽罗钵等也率部众投附谅祚。正当谅祚周旋于宋、辽、吐蕃部族之间，在内政外交上颇有作为时，于拱化五年十二月突然身亡，终年仅21 岁。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

第二节 没藏讹庞

没藏讹庞（？—1061），夏景宗元昊宠妃没藏氏之兄。没藏氏本是景宗大臣野利遇乞之妻。元昊中宋反间计，错杀大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其妹野利氏为元昊后，因诉于元昊，乃下令寻访野利家属遗口，得遇乞之妻没藏氏，迎入宫中。元昊与没藏氏私通，被野利后发觉，令没藏氏入戒坛寺出家为尼，称没藏大师。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二月，没藏氏生子谅祚，令寄养于兄没藏讹庞家中。讹庞以野利遇乞帐下亲信汉人毛惟昌、高怀正之妻为乳母，抚养谅祚。三月，元昊升任没藏讹庞为国相。其时，元昊已立野利后子宁令哥为太子，没藏讹庞与没藏氏兄妹策划谋害宁令哥，另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

同年五月，元昊夺太子宁令哥妻没■氏，号为“新皇后”，又废黜野利后。没藏讹庞知宁令哥正为失妻黜母，怨愤交加，日夜焦虑不安。欲行借刀杀人之计，暗中指使宁令哥刺杀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初一夜晚，宁令哥纠集野利族人浪烈等数人，待元昊酒醉，入宫行刺，元昊受重伤，于次日死去。宁令哥畏罪逃避没藏讹庞黄芦居所，讹庞以弑逆罪，立刻执而杀之，并杀其母野利氏。

没藏讹庞以阴谋手段谋害元昊，杀死太子宁令哥，又策划立谅祚为帝。

元昊临终时本有遗命立其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大臣诺移赏都等都主张遵从元昊遗命。没藏讹庞反对，他说：“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诺移赏都反问道：“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守夏土，则亦众所愿也。”讹庞回答说：“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①众大臣唯唯称是，遂奉谅祚为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谅祚年幼，太后摄政。没藏讹庞以诺移赏都等三大将久掌兵权，令分掌国事，自任国相，总揽朝政。没藏讹庞因在没藏大族中为长，朝中贵为国相，权倾朝野，出入仪卫侔拟于王者。

二月，没藏讹庞遣杨守素赴宋朝告哀。其时，辽遣来慰奠使，讹庞以元昊遗物献给辽主。讹庞又令于次年改元称延嗣宁国元年。次年（1049）正月初一，“日有食”，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旦日食，天象可畏，请慎政刑”①。讹庞不听。没藏讹庞对内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对外则扩地拓土，谋取私利。① 《西夏书事》卷18。

① 《西夏书事》卷19。

福圣承道元年（1053）二月，没藏讹庞想得到宋境内的古渭州地，乃移文向宋朝索取，宋仁宗遣使前往按视，正其封界，不予所索。讹庞索古渭地不得，于四月间纵兵入宋德顺军，围静边砦；五月又攻环庆，都不逞而还。三年三月，没藏讹庞侵耕麟州西北屈野河边境禁耕闲地，耕获所得攫为己有，且岁岁东进，宴然以为己有。宋河东巡吏和宋朝遣使请讹庞归还所占耕地，并更定疆界。讹庞不听，且屯兵河西，以诱击宋军。宋朝为此张榜，禁绝宋夏银星和市。此后，没藏讹庞侵耕屈野河事，不但不收敛，且愈演愈烈。讹庞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宋朝也难以制止。宋朝大臣张安世与庞籍移牒宥州诘责夏失信。没藏太后得知此事后，遣幸臣李守贵至屈野河巡视，证实没藏讹庞侵耕事实，责令讹庞归还所侵耕地。福圣承道四年（1056）十月，夏国发生了没藏太后的幸臣李守贵劫杀没藏太后与侍臣姘夫宝保吃多已的事件，归还侵耕地之事也没了下文。没藏太后既死，没藏讹庞又诛杀李守贵，族灭全家。十一月，没藏讹庞以其女儿纳为谅祚后，成为国丈，自是臣民畏惧不敢言。

没藏太后之死，使没藏讹庞在侵耕屈野河地更失去了约束。奲都元年（1057）五月，讹庞以兵数万屯驻屈野河，尽量搜括麟州以北耕牛农具，打算尽耕河西禁耕之地。宋朝遣管勾军事郭恩以巡边为名前往按视，讹庞与宋军战于忽里堆，大败宋军。九月，宋河东经略使再遣使欲与讹庞再议疆界事，讹庞桀骜不听。宋朝又下令禁绝河东和市。其时，没藏讹庞以忽里堆之胜，恐宋朝报复，乃日事点集，又遣兵进攻鄜延。二年四月，西蕃捺罗部阿作率部属投奔讹庞，讹庞纳之，授以官职，使居边要以控制西蕃。六月，令阿作为向导，攻掠西蕃，围青唐城，与唃厮啰作战，不胜而还。三年五月，没藏讹庞以兵据屈野河，派出部民侵种耕地，以至“妄指屈野河中央为界，遣兵沿河屯驻，白昼迫逐汉人，夜则过河剽窃”①。发现宋朝巡逻者来即逃走。这时，由于宋朝禁绝河东私市，夏国官民怨声四起，迫于民愤，讹庞于四年七月，遣使至河东麟府议界，向宋朝提出：愿退河西田二十里归还宋朝，宋朝仍通和市。宋经略使梁适不从。没藏讹庞仍遣人于鄜延沿边德靖等十堡寨开垦生地，剽掠人畜。

夏国自元昊死，三大将各拥强兵，讹庞犹知顾忌。此时独揽朝政，手握兵权，也不把年幼的谅祚放在心上。奲都三年（1059）八月，讹庞又借故杀害谅祚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并诛其全家，谅祚劝阻不听。其时谅祚已十余岁，对没藏讹庞一贯行为已恼怒于心。大臣漫咩，本位居讹庞之上，但讹庞专权，则每事屈己下之，心怀愤怨。讹庞眼见朝中侧目，预感将有变故发生，谋先下手，正在寻找时机。这时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与谅祚私通，讹庞得知后与其子密谋于梁氏寝室中设伏刺杀谅祚。此事又被梁氏探得告知谅祚。谅祚立刻召没藏讹庞入宫议事，命漫咩领兵执杀讹庞及其子，诛杀全家。又废没藏后，打入冷宫。谅祚亲政后，召梁氏入宫，并立为后。

① 《西夏书事》卷20。

第七十一章 夏惠宗 惠宗梁太后

第一节 夏惠宗

太后摄政

夏惠宗（1060—1086），名秉常。夏毅宗长子。梁氏所生。奲都五年（1061）四月，没藏讹庞与其子谋杀谅祚，事败被诛，没藏后被废，立梁氏为后。拱化五年（1067）十二月，谅祚死，秉常继立，时年7 岁，由皇太后梁氏摄政，梁氏之弟梁乙埋擢为国相。新主年幼，秉性软弱，成为梁氏姐弟操纵的傀儡。梁太后把朝政大权全部委之于梁乙埋，乙埋又安排他的子弟和亲信担任要职。他与其亲信、掌握兵权的都罗马尾、梁太后的侍卫罔萌讹等三人，组成新的母党集团，牢牢控制最高统治权。同时排斥异己，如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谅祚时曾主持朝政，担任都统军，精通兵法，熟谙边事，因不附梁氏兄妹，被梁乙埋罢官流放。

梁氏母党集团为了争取党项贵族的支持，一改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恢复蕃礼，以此笼络。乾道二年（1069）七月，梁太后假借秉常的名义，向宋朝上表，请求恢复夏的蕃仪，得到宋朝的允许。

从乾道元年到大安二年（1068—1076）的近十年中，梁太后和梁乙埋姐弟擅权，连年向宋朝发动战争，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并以此向宋朝索取厚赐。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八月，梁太后亲自点集30万兵马，倾巢出动“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后军屯榆林，距宋庆州（今甘肃庆阳）40 余里，夏军游骑直逼庆州城下，造成了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后因吐蕃首领董毡，乘虚率兵攻入夏西境，迫使梁乙埋匆忙撤军。次年，宋夏争夺罗 城之战后，夏虽然取胜，也是依靠乞求辽出兵助战才取得的。其时夏甚感财政拮据，兵力疲困，政治也不稳定，才与宋朝议和。

欲有所作为而遭囚禁大安二年（1076）正月，秉常年16 岁，开始亲理朝政，但实权仍操在太后与梁乙埋手中。秉常也是一个十分喜好汉族儒家文化的君主。在与宋朝作战中西夏俘虏了不少汉人文士，秉常向他们请教和学习宋朝礼仪制度，准备在夏“复行汉礼”，废除“蕃仪”。大安六年（1080）正月，正式下令付诸实施。这一举动受到梁太后和梁乙埋及母党势力的劝阻和竭力反对，秉常不予理会。七年，为了寻求支持和依靠以削弱梁氏母党集团势力，秉常接受大将李清的建议，打算将黄河以南之地划归宋朝，用结好的办法，借助宋朝的势力对付梁氏母党势力。李清正准备出使宋朝时，被梁太后得知，她召集幸臣罔萌讹等密谋，诱来李清饮酒，即捕而杀之，又立即将秉常囚禁在距兴庆府宫五里之地的木砦。同时下令命梁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兵马，控制河梁要道，断绝都城与外界的联系。秉常被囚禁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一时朝廷上下震惊。秉常的皇族亲党、左右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纷纷拥兵固守所属城池堡寨，与梁氏母党势力对抗。梁乙埋多次派亲信持银牌招谕，晓以利害，但也无人听命，一时夏国处于混乱之中。

夏保泰监军司统军吐蕃族禹藏花麻，一向对诸梁的专权不满。当他听到秉常被囚禁的消息后，于大安七年（1081）五月，以夏国主失位，国内变乱为由，向宋熙州发文照会宋朝，照会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①。宋神宗据此诏熙州知州苗授，派人认真核实后上报朝廷。六月，宋保安军以经略司命令，移文宥州向夏通牒称：“夏国世世称藩，朝廷时与岁赐。比年以来遵奉誓诏，谨修职贡，恩义甚至。今闻国主为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今朝廷将差降赐生日及仲冬国信使入界，未审至时何人承受，及本国现今何人主领。请速具报，以须闻达。”②梁太后见牒后无法作出答复。

永乐城大捷这时在对待夏国的内乱上，宋朝有主战与反战两派。主战派以鄜延路总管种谔为代表，他在上疏中称：“西夏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③他在神宗召见时更夸口：“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耳。”④反战派如知枢密院孙固、知谏院滕元发等人，所持理由是“举兵易，解祸难”。主张对夏采取从政治上“分裂其地”的策略，反战派的主张遭到宋神宗的拒绝。宋朝最终部署了近50 万大军，兵分五路，以熙河经略使宦官李宪为统帅，从东、南、西南三个方面发起对夏的全面攻击。宋军五路攻夏，开始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向梁太后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终于击退优势的宋军，败宋军于灵州城下。大安八年（1082）七月，宋朝在夏、银、宥三州界修建永乐城，形成了对夏的威胁。九月，梁太后命令夏统军叶悖麻、咩讹埋领六监军司所辖30 万大军进攻永乐城，宋将徐禧出动7 万大军迎战于永乐城下，初战失利，宋军败退入城中，又被夏军断绝水源与粮运，城遂被攻破，宋将自徐禧以下将校死亡数百人，士卒役夫伤亡数万。宋神宗听到永乐城惨败的消息，临朝失声痛哭。战后夏宋再度议和。

复位后忧愤而死梁太后囚禁秉常以来，因与宋朝连年的战争，宋朝给夏的岁赐和两国和市都已断绝，财政困乏，物价暴涨，官民怨恨，民不聊生。朝中对梁氏母党专权的不满情绪日趋激烈，要求秉常复位的呼声也不可遏止。大安九年（1083）闰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等在众议纷纷中，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秉常复位后，朝政大权仍然紧握在梁太后与梁乙埋手中，他们以秉常的名义遣使到宋朝上表请称臣纳贡，以求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另一方面又以索回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境进行骚扰、攻掠。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国相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一手操纵下，立梁乙埋之子梁乙逋为国相，梁氏姑侄继续把持朝政，秉常仍然摆脱不掉梁太后的控制。这年① 《西夏书事》卷25。

② 《西夏书事》卷25。

③ 《西夏书事》卷25。

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十月间，专横一世的梁太后也寿终正寝，梁乙逋失去了靠山，地位开始动摇。其时分掌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乙逋抗衡，夏统治集团内部皇族与后族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起来。软弱无能的秉常在这场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自感无所作为，终日忧愤，难以自拔，于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十日死去，终年26 岁。谥康靖皇帝，庙号惠宗。

第二节 惠宗梁太后

惠宗梁太后（？—1085），夏毅宗谅祚后梁氏。本为没藏讹庞之儿媳，后与谅祚私通，生秉常。奲都五年（1061）五月，谅祚亲政，迎梁氏入宫，立为后。又任其弟梁乙埋为家相。谅祚只活了21 岁。乾道元年（1068）正月，秉常继位，时年8 岁，尊母为恭肃章宪皇太后，垂帘摄政。以国舅梁乙埋任国相，委以朝政。乙埋与掌兵权的都罗马尾和梁太后幸臣罔萌讹三人擅权，擢其亲信担任要职，排除异己。都统军嵬名浪遇为元昊之弟，善用兵，又熟习边事，毅宗时曾掌政。其时，因不迎合梁氏母党集团行事，被罢官，徙往外地。

梁太后摄政后，一改毅宗时期实行的“汉礼”，乾道二年（1069）七月，梁太后以秉常的名义给宋朝上表，请求准于在夏恢复“蕃仪”。大安二年（1076），秉常亲政，六年（1080）一月，秉常在皇族支持下，又下令取消“蕃仪”，恢复“汉礼”，由于朝政大权仍操在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手中，所以未能实行。七年三月，夏将李清向秉常建议，以将黄河以南夏境的荒地划归宋朝为条件，与宋朝结好，以便借助宋朝力量削弱梁氏母党势力。此事被梁太后得知，便召幸臣罔萌讹密谋，诱杀李清，囚禁秉常于兴庆府外。秉常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后，秉常皇族亲党和一些部族首领固守堡寨要路，与母党对抗。五月，夏保泰统军禹藏花麻以秉常失位，请宋朝发兵征讨，并愿作内应。宋朝立即调遣近50 万大军，于六月间出动，兵分熙河、鄜延、环庆、泾原、河东五路进攻夏。梁太后慌忙点集各监军司兵，委大将梁永能总领抵御。宋军五路攻入夏国，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说：“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兴、灵，而以轻骑抄其馈运，诸军无食，可不战困也。”①梁太后采纳老将的意见，尽调十二监军司10 余万精兵，驻防兴庆府等要冲，坚守城堡，不断遣精骑袭击宋军馈运，断其粮道。宋军刘昌祚部围灵州18 天不能破，粮饷不继。当宋军兵士处于饥寒交迫之时，梁太后令决七级渠水灌宋营，兵士被溺而死者无数，宋军溃败而逃。其他各路宋军也因粮草断绝，先后溃败。

梁太后摄政时期，在梁乙埋的支持下，一贯奉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

从乾道元年（1068）到大安十一年（1085）梁乙埋死止的17 年中，梁氏兄妹对宋朝的进攻达40 余次，平均每年都有二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如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八月，梁氏兄妹点集国内70 岁以下，15 岁以上号称30万，“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②，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大军屯驻榆林，距庆州40 余里，游骑直至庆州城下，造成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大安二年（1076）正月，秉常亲政，仅仅五年之后，大安七年（1081）又被囚禁，梁① 《西夏书事》卷25。

② 《西夏书事》卷22。

太后重又摄政。八年三月，梁太后又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议大举”①。令都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领兵数万进攻环庆，抄掠淮安镇，被宋朝守将张守约合诸路兵掩击，夏将败死。同年七月，为雪淮安之耻，梁太后又点集十二监军司兵及“诸州僧道，会于铁牟、天都二山没烟峡、葫芦河诸处，各赍五月粮入寇”②，大举进攻镇戎军，此战获胜。八月，进攻宋麟州，围神木堡，杀宋巡检使高素。九月，梁太后又遣统军叶悖麻率铁鹞军攻破宋朝新筑永乐城，杀给事中徐禧，耀兵于米脂城下，三日而还。

梁太后囚禁秉常，又与宋朝连年作战，使宋朝对夏的“岁赐”与和市两绝。财用困乏，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梁太后专权引起国人的不满。大安九年（1083）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商议，只好又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但秉常复位，朝政大权仍然控制在梁氏兄妹手中。梁太后一方面遣使向宋朝称臣纳贡，以便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一方面又以索还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地进攻和抄掠。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梁乙埋的儿子梁乙逋担任国相，继续主政。同年十月，梁太后病死。太后体弱多病，嗜好服药，晚年始得孙乾顺，十分钟爱，常亲自抚育照料。临终时嘱咐秉常：“世受朝廷封爵，恩礼备隆。今虽边事未已，属纩之后，急宜奉遗以进，示不忘恭顺之义，虽瞑目无憾。”③梁太后死后，秉常谨遵母训，遣使到宋朝告哀，宋朝也遣使臣到夏吊慰、祭奠。

① 《西夏书事》卷26。

② 《西夏书事》卷26。

③ 《西夏书事》卷27。

第七十二章 夏崇宗 崇宗梁太后

第一节 夏崇宗

母党专权

夏崇宗（1084—1139），名乾顺。夏惠宗长子，梁氏生。其祖母梁太后晚年得孙，十分钟爱，常亲自提抱着顾。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太后和秉常先后去世，乾顺即帝位，年仅3 岁，由母后梁氏和舅父梁乙逋共辅政。是年八月改元天仪治平。次年（1087）正月，宋朝遣使册封乾顺为夏国王。天仪治平四年（1089）七月，辽朝也派遣使臣册封乾顺为夏国王。

其时出现了又一次梁氏母党势力专权的局面。梁后与梁乙逋兄妹依仗梁氏家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都设事陷害，打击排挤。为了缓和矛盾，效法前朝，仍推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用不断地对宋朝的用兵，以转移并缓和国内的危机。从夏大安十一年（1085）到永安二年（1099）的13 年时间内，夏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达50 余次，有的一年内达六七次以上。梁乙逋一边频繁进攻宋朝，一边还同宋朝贡使交聘，往来不绝。他往往在集兵进攻宋朝时对部下声称：“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①梁乙逋擅权，到后来逐渐发展到企图控制太后，甚至图谋篡夺太后的权，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092）十月，宋夏环庆之战中，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的统兵权，梁乙逋心怀疑虑与不满，遂更加紧了篡权活动。天祐民安五年（1094）十月，梁太后得到了梁乙逋阴谋叛乱的报告，她在皇族大臣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的支持下，逮捕诛杀梁乙逋及其家属。

梁太后消除异己势力，亲自掌权，挟持年幼的乾顺，继续对宋朝用兵。

天祐民安七年（1096）十月，乾顺在其母梁太后的圣命下，侍母御驾亲征，集兵号称50 万，进犯宋朝的鄜延路，攻陷金明砦。此战还把掳获的宋俘献给辽。永安元年（1098）十月，梁太后又使乾顺认可，由她亲率号称40 万之众与宋朝争夺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境），强攻十三日，城终未攻下，梁太后在粮草缺乏的情况下，又遭暴风袭击，大败溃逃。又派人向辽求援。永安二年，辽道宗看出梁太后擅权专恣，已经不得人心，不能给予支持，遂遣人至夏，鸩杀梁太后，命乾顺亲政，时年16 岁。

乾顺执政乾顺借助于辽朝的力量，结束了母党专权的局面，又依靠辽道宗的扶植亲政。因此乾顺执政后，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辽朝，对宋朝则采取和解政策。永安二年（1099）二月，乾顺出兵帮助辽平息了拔思母部的起义。乾顺希望同宋朝讲和，宋哲宗不许。在辽朝出面斡旋的情况下，乾顺又处死曾为梁太后策划扰宋边境的嵬保没、■结讹遇二人，并遣使向宋朝上谢罪表，宋朝才答应与夏议和，恢复“岁赐”。永安三年十一月，乾顺向辽请婚，意在消除① 《西夏书事》卷29。

因梁太后之死而造成的夏辽隔阂，再次用联姻的方式巩固夏辽关系，但辽道宗终未允许。道宗死后，天祚帝在位之时，夏贞观二年（1102）六月和三年五月，乾顺又两次遣使向辽请婚，夏使臣李至忠等对天祚帝一再称颂乾顺：“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①辽主才答应了婚事。贞观四年（1104）三月，辽主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

以汉法治国西夏自元昊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之争，毅宗、惠宗两朝经过反复，到乾顺时斗争更加激烈。乾顺对高度发展的儒家文化与汉族文明十分倾慕，他决定在夏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改变西夏的落后风气。永安三年（1101），他借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倡导儒学，在薛元礼的上疏中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②因此，只有重新提倡汉学，才能改变夏的不良风气，挽救面临的危机。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下令在原有的“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挑选皇亲贵族子弟300 人，建立“养贤务”，由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乾顺尊儒崇佛，夏贞观三年（1103）二月，乾顺为母后祈福，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建造宏伟壮丽的卧佛寺。十二年（1112），正式公布按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擅长文学的士人“尤以不次擢”，给予特别的优待。①乾顺自己也喜欢附庸风雅，曾借大臣高守忠宅第后院生长灵芝，以为祥瑞，百官朝贺之际，乾顺作《灵芝歌》与诸大臣酬唱，并“勒石志瑞”。有的贵族大臣对乾顺重文轻武的举措不满。其时正逢连年水旱灾荒，乾顺命诸臣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立即上疏，对乾顺的重文轻武政策提出看法，指出：“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②。但乾顺不予采纳。

乾顺亲政后，吸取前朝外威专权的历史教训，努力削夺母党势力。其时梁后亲信嵬名阿吴已死，乾顺以统军仁多保忠心怀异志，解除其兵权。另一方面又采取分封皇族以巩固帝王权力的措施。贞观三年（1103）九月，乾顺封勇武多谋的庶弟察哥为晋王，并让他掌握兵权。元德二年（1120）十一月，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仁忠、仁礼兄弟二人通晓蕃、汉文字，又擅长诗文，乾顺爱其才，又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封大臣嵬名安惠为梁国正献王。

“乾顺盛世”

宋徽宗继位后，宋朝起用蔡京为相，开始对西夏用兵。夏贞观四年（1104）五月，宋陕西转运使、知延州陶节夫，出兵进攻石堡砦，夺其粮食窖藏，筑城堡以守。乾顺愤然说：“汉家夺吾金窟埚！”进出动铁骑相争，夏兵被击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2。

② 《西夏书事》卷32。

退。六月，夏军与宋将折可适战于灵州川，又败。十月，乾顺遣使向宋朝请和，遭到拒绝后，被迫集聚四监军司兵力，向宋朝泾原等州发动进攻，包围平夏城，又攻镇戎军。从贞观五年至六年，宋军多次进攻夏，夏军一再被击败。乾顺两次遣使向辽求援，辽朝为此遣使向宋朝入贡，请求罢兵，并请归还所占西夏的土地。贞观六年（1106）二月，迫于辽的压力和权宜之计，宋徽宗答应归还崇宁以来所占领的西夏边地，与夏议和。但是宋朝权臣蔡京、童贯集团对西夏用兵，实行开边以邀功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在经过七年多的准备之后，又重新开始对西夏的战争。从雍宁二年（1115）至元德元年（lll9），宋军多次攻入夏，宋熙河经略使刘法军深入夏都城兴州、灵州腹心地区，乾顺命晋王察哥率步骑万余人迎战，夏军奋勇力敌，全歼刘法所部，宋军死伤数万。夏军乘胜攻破宋统安城，进围震武城。元德元年六月，乾顺在对宋作战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又以辽的名义再次向宋朝请和，宋朝被迫接受与夏议和。

其时，女真族金国建立，南下进攻辽朝，攻克辽中京，又进至西京。元德四年（1122）三月，乾顺派出5000 兵马援助西京，西京失守遂还师。五月，乾顺得知辽天祚帝逃入阴山，乃遣大将李良辅领兵3 万救援，与金将完颜娄室战于宜川河畔，夏兵大败。七月，乾顺遣大臣曹价向天祚帝恭问起居，并馈赠粮饷。元德五年（1123）正月，乾顺再次出兵救辽，被金兵阻击不能前进。五月，天祚帝伪降金朝，西遁云内州（今内蒙古吐默特左旗），乾顺遣使于夏边境迎驾，请天祚帝入夏境。六月，天祚帝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且诏命发兵救辽。这时，金朝也派遣使臣入夏，向乾顺提出：如天祚帝逃入夏境，应将其擒捕送金；夏如能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允许将辽西北一带地割让给夏。乾顺见辽朝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夏国的割据地位，遂答应了金的条件。元德六年（1124）三月，乾顺向金朝上誓表，表示依附于金。辽灭亡后，乾顺妃辽成安公主知故国已亡，悲痛不已，在宫中绝食而死。

元德八年（1126）三月，乾顺乘金兵进攻宋朝的机会，派兵将原来宋朝在夏边境修筑的城堡陆续攻占。他根据金朝对夏的许诺，进占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地带，以及宋边境震武城（今陕西榆林境）。又攻占宋朝西安州、麟州建宁砦、怀德军，乘胜攻克天都寨，围兰州，大肆掳掠后撤军而还。不久金将完颜宗弼又派兵强占天德、云内等州，乾顺向金朝提出质问。正德元年（1127）三月，金朝与夏划定疆界，金朝把陕西北部约数千里之地划给夏，以此作为天德、云内等地的抵偿。正德二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乾顺出兵攻占宋定边军（今陕西吴旗境）与德静砦（今陕西榆林境）。大德二年（1136）七月，又攻占西宁州（今青海西宁）。三年九月，乾顺遣使携带重金到金，请求熙、秦河外诸州地归夏，金允将乐州（今青海乐都）、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境）、廓州（今青海化隆境）等三州割让给夏国。至此，乾顺取得了湟水流域之地，夏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

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于夏正德二年（1128）正月及四年正月，两次遣使与夏国通好，乾顺都无回应，并于正德六年（1132）下令停行宋朝所赐历书。八月，乾顺听到金朝集兵云中，将取川陕的消息，恐金将进攻夏国，遂遣使至川陕宋朝军中，表示愿与宋朝通好。大德三年（1137）四月，宋朝知西安州任得敬投降西夏，并将17 岁的女儿献给乾顺为妃。乾顺擢任得敬为静州防御使。乾顺对任妃非常宠爱，于四年八月，命御史大夫芭里祖仁持册立为皇后，同时升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夏大德五年（1139）六月初四日，乾顺卒。谥圣文皇帝，庙号崇宗。

第二节 崇宗梁太后

崇宗梁太后（？—1099），夏惠宗秉常后梁氏，梁乙埋之女。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乙逋世袭国相。同年十月，惠宗母梁太后死，梁乙逋以妹嫁秉常，以国舅与国相的身份与梁后把持朝政。梁乙逋与大臣仁多保忠分掌东西厢兵，势力相抗，猜忌日深，秉常约束不了，忧愤中死去。次年，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由3 岁儿子乾顺继位，尊母梁后为昭简文穆皇太后。

乾顺即位，改元天仪治平。由于乾顺年幼，例由母后摄政，朝政大权实际上操在梁太后和梁乙逋兄妹手中。梁乙逋依仗梁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设事陷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与皇族外戚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又采用对外战争的办法谋求缓和。从大安十一年（1085）起到永安二年（1099）梁太后被杀止的13年中，梁太后与梁乙逋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达50 次以上，往往一年内多达六七次之多。如天仪治平二年（1087）四月，借口宋朝筑龛谷砦，纵兵入泾原抄掠。五月，联合西蕃阿里骨会兵围南川砦，又进攻定西城。六月，以数千骑攻入秦州，围掠陇诺堡。七月，梁乙逋假乾顺诏命，胁迫卓罗监军司都统军仁多保忠率兵进攻泾原，侵扰镇戎军。又约青唐阿里骨等预谋大举进攻宋朝。八月，梁乙逋点集十二监军司兵于天都山，与梁太后同驾亲领；并约请吐蕃首领阿里骨、鬼章等攻宋熙、河、洮等州，不胜而还。九月，梁乙逋又命仁多保忠率10 万兵入泾原，声言将由“国母”梁太后亲驾，进攻镇戎军。宋将不敢战，夏兵即“四散樵采，焚庐舍，毁冢墓”①，大肆掳掠，后被宋军击退。

梁氏兄妹奉行战争政策，一方面对宋朝发动频繁的进攻，一方面还同宋朝保持臣属关系，贡使往来不绝，为的是探其虚实，更重要的是能从宋朝得到“岁赐”。梁乙逋在进攻宋朝时还多次对部下说：“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②他甚至常常在朝中夸耀：“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③朝中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至是，梁乙逋更自命不凡，刑赏自专，目中无人，甚至也不把梁太后放在眼里，常常给予制约。于是梁太后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082）十月，宋夏环庆之役，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兵权，乙逋十分不满，加紧了篡权活动。五年十月，梁乙逋阴谋叛乱，被大臣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发觉，在梁太后的支持下，仁多保忠等率部众讨杀梁乙逋，并诛灭其全家。

乾顺母梁太后是夏国皇太后中少有的穷兵黩武者。梁乙逋生前她同梁乙逋共同领兵作战，也经常独自领兵出战。梁乙逋死后，从天祐民安七年（1096）到永安二年（1099）的短短三年中，她亲自发动对宋朝的进攻有二十几次。天祐民安七年（1096）二月，梁太后纵兵从绥德进入宋境，攻义合堡。三月，① 《西夏书事》卷28。

② 《西夏书事》卷29。

③ 《西夏书事》卷29。

集万众围塞门砦。十月，以50 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宋鄜延路，梁太后与乾顺母子御驾亲临阵前督战。永安元年（1098）十月，宋朝在平夏一带修筑城砦以防卫夏进攻。梁太后欲争其地，准备点集全国兵力进行争夺。贵族上层也纷纷议论：“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①更加助长了梁太后争战的决心。于是太后调集40 万大军，亲自率领，自没烟峡疾趋，进攻平夏城。为了攻城，梁太后督造一种名为“对垒”的战车，每次攻城用百余辆，载数百人，填沟壕而进。夏兵奋力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宋朝守将郭成日夜督军固守，并乘机袭击夏军，夏军死伤万余。攻城至十三日，城坚守不下，夏军粮草不继，又遇天变，“一夕大风起，西北冲车悉震折，众大溃，梁氏惭哭，剺面而遁”②。

梁乙逋被杀后，梁太后掌握了军政大权，挟持乾顺，继续进犯宋朝边境，多次乞兵于辽朝。辽道宗素来厌恶梁太后，故累次乞援都不予理睬。其后梁太后在给辽道宗的上表中言辞多有不逊，道宗十分恼怒。到永安二年（1099）正月，乾顺已年满16 岁，但梁太后仍不许他亲政。辽道宗即遣使至夏，用毒酒将梁太后毒死。乾顺在辽朝的支持下开始亲政。

① 《西夏书事》卷30。

② 《西夏书事》卷30。

第七十三章 夏仁宗 任得敬

第一节 夏仁宗

平定叛乱，安抚国民

夏仁宗（1124—1193），名仁孝。夏崇宗长子，元德六年（1124）九月，曹氏所生。出世时“异光满室”，乾顺妃辽成安公主见后极爱之，请名“仁孝”，常令保姆抱至宫中，爱抚不忍离去。大德五年（1139）六月，乾顺卒，仁孝时年16 岁，继立为帝，尊生母曹氏和庶母任氏并立为太后。次年改元大庆，二月，立党项大族之女罔氏为皇后。

仁孝初立，夏国发生了萧合达叛乱事件。萧合达本辽将领，扈从成安公主来到夏国，因武勇善骑射，乾顺留之，从征多有战功，赐国姓，提升为夏州都统。乾顺背辽附金后，成安公主及世子仁爱相继卒，萧合达遣人赴西域寻访耶律大石未成，遂愤而据夏州城叛。他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部族，图谋拥立辽朝的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大庆元年（1140）六、七月间，萧合达叛军进围西平府，攻克盐州（今宁夏盐池境），直逼贺兰山，兴州大震。八月，仁孝命静州都统任得敬平叛，任得敬出师顺利，于十月间迅速平定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叛军败逃，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任得敬军捕杀。因平叛有功，任得敬又提升为翔庆军都统军，晋封西平公。大庆二年（1141）六月，仁孝又诛杀了图谋叛投金朝的慕洧、慕溶兄弟。同年八月，群臣为仁孝上尊号“制义去邪”①。

大庆三年（1142）九月，夏国发生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一升米竟卖到百钱。大庆四年（1143）三月，都城兴庆府又发生强烈地震，余震“逾月不止，坏官私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②四月，夏州发生地裂，黑沙涌出，高达数丈。树木，民居被陷没。由于地震、饥荒造成的灾难，使党项部民难以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朝廷。在这一年的七月间，韦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富儿等部族人民纷纷起义，多者万人，少者也有五六千人，他们攻劫州城，州县连连告急。仁孝对面临的灾难和危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他采纳御史大夫苏执义的建议，对遭受地震、地裂灾害严重的兴庆府、夏州地区人民，凡因灾而死亡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房舍塌毁者令官府帮助修复。同年八月，仁孝采纳枢密承旨苏执礼的建议，实行赈法，对饥荒严重的地区，下令诸州官吏视察，按灾荒轻重程度，使赈济抚恤达于井里。对起义的蕃部，仁孝依靠西平都统军任得敬，采取武装镇压和收买瓦解相结合的办法，逐渐平息了韦州、静州等地起义，唯定州竾浪、富儿二族部民，据险扼守，顽强抵抗达两个月之久。任得敬对蕃部寨民乘夜偷袭，终因寡不敌众，蕃部起义失败，首领哆讹被擒后惨遭杀害。

以儒治国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仁孝仰慕汉文化，他继位之后，除着意维持与金朝的友好关系外，仍不忘怀与宋朝的交往。人庆元年（1144）五月，仁孝遣使赴宋朝贺天申节，向宋朝贡献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物，恢复了同宋朝中断了近二十年的聘使往来。同年十二月，又遣使到宋朝贺正旦，贡献金酒器、绫罗、纱縠等物，意在进一步密切同南宋的交往。宋朝的儒家文化对仁孝具有吸引力。早在这一年的六月，仁孝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增至3000 人，比崇宗朝的“国学”人数增加了十倍。仁孝又于皇宫中设立“小学”，置教授，凡夏宗室子孙自7 岁至15 岁皆得入学。仁孝与皇后罔氏也经常亲临训导。人庆二年（1145）七月，仁孝更模仿宋朝制度，建立“太学”，他亲自主持“释奠”大礼，又给予师生赏赐。同年，仁孝下令乐官李元儒，参照汉族乐书，结合西夏现行制度，重新修订国家乐律，至人庆五年（1148）五月，历时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人庆三年三月，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②，下令州郡建立孔庙，祭祖孔子。四年（1147）八月，仿宋朝制度，实行科举，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逐步完善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次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孝亲自选派名儒主持讲学。天盛三年（1151）十二月，仁孝委任家学深厚，汉文和西夏文字著作丰富的学者斡道冲担任蕃汉学教授。六年九月，借与金朝聘使之便，遣使向金朝购置儒、佛经典。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仁孝于中央机构中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人为学士。五月，命王佥等掌管国史，纂修李氏实录。十六年（1164）八月，仁孝追封西夏文字的创制人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以表彰他对西夏文化的功绩。仁孝时期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时期，大量的文化与学术著作问世，印刷与出版事业十分发达。已发现的仁孝时期的雕版印刷书籍，有诗歌集《月月娱诗》、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圣立义海》，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等。

仁孝崇信佛教。天盛十一年（1159），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教派的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赍经像到凉州，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他带来的佛经。仁孝还向西藏粗布寺敬献金缨络、金幢盖等佛塔饰物。仁孝时期佛教发展到大规模的校经时期，现存的西夏时期佛经中属仁孝时期校经的有《悲华经》、《佛说宝雨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宝积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数十部。乾祐二十年（1189），仁孝派人请来宗律、净戒、玄密国师等，在大度民寺举行盛大法会，一次施散西夏文和汉文佛经达15 万卷。

修订法典仁孝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十分注意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天盛年间（1149—1169）仁孝专门组织人员编纂法典，在修订旧有法律的基础上，新修法典定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 卷，用西夏文刻印颁布通行。这是一部参照唐、宋律令，结合西夏实情，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等内容的综合性法典。仁孝在位时期，为适应经济和文化飞① 《西夏书事》卷36。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朝廷和地方的官制机构和吏治建设。人庆二年（1145）六月，仁孝“下诏求直言”。天盛十年（1158）五月，设立铸钱机构，名“通济监”，仁孝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监务，所铸有“天盛永宝”钱等。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为便于议事和顾问，将朝廷行政和军事的首脑机关，移置于宫廷中。次年五月，又颁发禁止奢侈的诏令。仁孝重视吏治建设，前朝重臣晋王察哥，常倚战功，作威作福，其年七十，犹妻妾成群，任意抢夺民间宅园。生前仁孝奈何不得，察哥死，仁孝立即下令将其宅园归还原主。当时担任国相的任得敬之弟殿前太尉任得聪，兴庆府尹任得恭二人，倚仗其兄之势弄权、受贿。仁孝得到举报即罢其官。仁孝对鲠直廉介的官吏多重用、保护，翰林学士焦景颜，刚直不阿，他在朝中当面怒斥和揭露权相之弟副都承旨任纯忠的奸行，得到仁孝的支持，并提升焦景颜官兼枢密都承旨。御史中丞热辣公济，见任得敬自恃国丈的身份擅权日甚，上疏请仁孝罢斥其官。任得敬知此欲借故杀害热辣公济，仁孝恐其遭害，即令热辣公济致仕归乡。惩办佞臣仁孝对佞臣任得敬的忍让与纵容几乎导致了夏国的分裂和灭亡。任得敬本为宋朝西安州通判，投降夏国后，献女为妃，以镇压夏国蕃部之乱和农牧民起义为进身之阶，一路飞黄腾达，由防御使、都统军，进封西平公。入朝为尚书令，中书令，任国相，更进爵为楚王。其出入仪从，几乎与仁孝一样。天盛十七年（1165）五月，任得敬图谋篡权分治，准备把仁孝安置于瓜州（今甘肃安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一带，自己窃据灵、兴地区，把夏国一分为二。于是任得敬开始征发民夫10 万，大筑灵州城，在翔庆军司的驻地修建宫殿。又派出使者携帛书去四川同南宋将领秘密联络。乾祐元年（1170）五月，仁孝被迫接受任得敬的分治要求，准备将夏国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分归任得敬，让他另立王。仁孝在任得敬的胁迫下，又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出使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册封。由于金朝的出面干预，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与皇族亲信迅速采取行动，密令其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同年八月三十日，仁孝设计诛杀任得敬及其族人党羽，一举粉碎了任得敬的阴谋，并遣使向金朝致谢。乾祐二年（1171）五月，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升为国相。

附金和宋仁孝在位时期，正是辽亡金兴，宋室南渡，夏国处于金朝的包围之中，仁孝采取附金和宋之策。这个时期夏国与金朝聘使往来十分频繁，仁孝既要依附于金朝，又要显示自己乃一国之主的身份。如大庆二年（1141）六月，夏国枢密使慕濬与慕洧兄弟谋叛，欲附金国，被仁孝得知后捕杀。事后仁孝上表金熙宗告知此事，金熙宗责同仁孝专擅之罪，仁孝作例行的告谢。又如天盛元年（1149），金海陵王弑熙宗自立，金遣告哀使到夏国，仁孝不予接见，并责问金使：“圣德皇帝何为见废？”金世宗时，金朝先后关闭了同夏国的保安、兰州、绥德等榷场，仁孝为恢复夏金边市贸易，千方百计讨好金朝，选派工匠织造“百头帐”献给金世宗。夏国继崇宗之后，仁孝也向金朝请求割地。人庆三年（1146）正月，仁孝又从金朝割让得到德威城（今甘肃靖远西）、定边军等沿边土地。夏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部，甘肃省的大部，陕西省的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青海省的东北部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仁孝时期是夏国疆域最为广阔的时期。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九月二十日，仁孝去世。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寿命七十岁，他在夏国皇帝中在位最久，寿命最长。谥圣德皇帝，庙号仁宗。

第二节 任得敬

任得敬（？—1170），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通判。夏元德八年（1126）九月，崇宗乾顺进攻西安州，任得敬率民献城降夏，乾顺命权知州事。大德三年（1137），任得敬有女年十七，貌美，使其弟得聪饰以进献，乾顺纳为妃。又擢为静州防御使。

任妃庄重寡言，待下宽厚有恩，与乾顺曹妃并居，相处融洽，乾顺对她十分喜爱。任得敬自此蓄意使其女立为皇后，常以货财贿赂朝中显贵及宗室掌权者，并买通了御史大夫芭里祖仁。为此芭里祖仁向乾顺上疏言立后事，疏中言：“古者天子娶后，藩国来媵，诸侯一娶九女。盖奉宗庙，广继嗣，阴教之职不可缺，中宫之位不可虚也。伏见陛下两妃并立，位号相夷，而无嫡以统之，则势必近争情，且生妒，岂所以防淫慝塞祸乱乎？今宜择簪绂名家，勋庸世族，素优才行，配合坤仪，庶儿上协神祇之心，下副臣民之望。”①乾顺向众朝臣征询意见，都奉承说，门第才德谁也不及任妃。于是于大德四年（1138）八月，乾顺命芭里祖仁持册立任妃为皇后。升任其父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

夏大德五年（1139）六月，乾顺死，子仁孝继位。仁孝尊任后与生母曹妃并为太后。大庆元年（1140）四月，夏国夏州统军萧合达据城叛乱，并联络辽朝旧部围攻灵州，又攻陷盐州，直接威胁都城兴庆府。合达遣人诱任得敬同叛，任得敬善待来人，尽得其虚实，乃向仁孝请兵讨伐夏州。十月，任得敬领兵至夏州，“阴为部署，外示闲暇”，麻痹敌人。一日凌晨，选精兵300 突袭夏州，捕捉烽卒，继以骁骑5000 疾驰入城，尽获萧合达妻孥，抚谕兵民，开仓赈给。又领兵进攻盐州，与从灵州赶来的合达相遇。任得敬挥众接战，萧合达兵败，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斩首级。任得敬以功授以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

大庆四年（1143），西夏发生严重的饥荒与地震灾害。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相继暴发部民起义。任得敬“遣官抚谕诸盗，宥其首恶，解散余党，诸乱渐平”②。对恃险拒守抵抗的部族，乘夜发兵突袭其寨，擒其首领，安抚其族，诸州之乱遂平。任得敬为此居功自傲，在镇任意诛杀僚佐，不听谏劝。此时，任得敬已不甘心屈居州下，更图谋入朝参政。人庆四年（1147）五月，得敬使人上表请求入觐，仁孝欲许，御史大夫热辣公济上疏阻止：“窃见戚臣任得敬上表请朝，其心盖为干政地也。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惟陛下察之。”①中书令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任得敬又暗中令任太后授意朝臣为他说项，任太后慑于濮王仁忠① 《西夏书事》卷35。

② 《西夏书事》卷35。

① 《西夏书事》卷36。

的威严，从不敢在朝中提起此事。人庆五年（1148）仁忠死，天盛元年（1149）七月，任得敬以金宝珠玉贿赂宗室晋王察哥，请促成入朝事，在察哥的斡旋下，仁孝即令任得敬入朝为尚书令。晋王察哥权倾朝野，任得敬百般谄事，二人十分相投。此后，任得敬越来越受宠于仁孝。次年十月，仁孝又进封得敬为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四月，晋王察哥死。九月，仁孝封任得敬任国相，大权独揽，无所顾忌；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极力在朝中安插亲信。他安排其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侄纯忠为枢密副都丞旨。得聪、得恭二人倚势弄权，贿赂公行，秘书监王举弹劾他们，被罢了官。朝中大臣也多遭到排挤、打击和陷害。大臣蕃汉学教授斡道冲刚介梗直，因得罪任得敬，二十年不得志。御史中丞热辣公济因上疏参得敬，仁孝恐其被害，令致仕归里。任得敬的倒行逆施，连其女任太后也看不下去，“屡戒不听，日以盛满为忧”。天盛十二年（1160）三月，任得敬又进爵为楚王，出入仪从，俨然与仁孝相同。他已经不把仁孝放在眼里，对仁孝尊崇儒学十分厌恶。同年十月，任得敬上疏仁孝“请废学校”，疏称：“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糜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予采纳。

任得敬欲谋篡权，首先进行分裂活动。天盛十七年（1165）五月，他役使民夫10 万大肆修建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署为基础，营建新的西平宫殿。欲以仁孝安置瓜、沙一带，自己窃据灵、夏腹心之地。时逢盛夏溽暑，役夫劳累不堪，怨声载道。

任得敬分裂夏国，采取各种方式试探金朝的态度。天盛十八年二月，任得敬以旧属夏国庄浪族之陇逋、庞拜二门违命作乱，向金朝告知将出兵讨灭，金世宗不许。十月，任得敬出兵袭击归附金朝的庄浪族吹折、密臧二族，并掳其人畜、财物。次年三月，夏国遣使贺金朝万春节，以得敬弟武功大夫任得仁为贺节使，意在了解金世宗对袭击庄浪族的反应。同年十二月，任得敬生病，仁孝遣使到金朝为任得敬请医治病。金世宗派医治愈后，仁孝遣谢恩使任得聪至金致谢，任得敬亦附表进礼物致谢。金世宗洞悉任得敬附表进物之意，对夏国使臣说：“得敬自有定分，岂宜紊越！”①遂辞谢不受。任得敬已知金朝不可依靠，又于天盛二十年（1168）五月，遣密使至四川，约宋宣抚使虞允文发兵夹攻西蕃以为己助。七月，任得敬再以帛书约四川出兵时，为夏兵所获，仁孝疑其有异，密献于金。

任得敬的篡权计划已迫在眉睫，乾祐元年（1170）四月，任太后死，任得敬已无所顾忌。五月，在任得敬的胁迫下，仁孝允许“分国之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与得敬自为国”②，并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到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封册。焦景颜抗疏求罢行，仁孝不许。

夏国使臣到金国，金世宗知仁孝为任得敬所迫，对夏使和朝中大臣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迫夺，非夏主本意。况夏国称藩已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①退还夏国贡物，赐仁孝诏书，诏书中称：“今兹请命，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西夏书事》卷37。

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①任得敬知封册不得，始有惧心，与弟任得仁、任得聪等密谋应变。仁孝此时恃金为助，也暗中聚兵，于乾祐元年（1170）八月三十日，讨杀任得敬，诛其党羽。遣使到金朝奏报。次年十一月，在外驻镇的任得敬侄任纯忠，逃往金国北境，被当地部族杀死。外戚任得敬的阴谋彻底失败。

① 《西夏书事》卷37。

第七十四章 夏桓宗 夏襄宗

第一节 夏桓宗

安国养民，附金和宋

夏桓宗（1177—1206），名纯祐。夏仁宗长子，章献钦慈皇后罗氏生。

乾祐二十四年（1193），纯祐即帝位，时年17 岁。纯祐继位后，大体奉行仁宗时期的方针，实行附金和宋之策。夏和金朝聘使往来不绝，天庆元年（1194），纯祐受金朝册封为夏国王。天庆四年（1197），在纯祐的请求下，金朝允许复置保安、兰州二地榷场与夏国互市。天庆七年（1200）正月，纯祐因母罗太后患头中风疾病不愈，遣武节大夫连都敦信等到金朝贺正旦时，附奏向金朝求医。金派遣太医时德光、王利贞到夏国为罗太后治病，并赐给药物。天庆八年十一月，金夏发生边界纠纷，因金斩叛官耶律德寿后恐其余党复扰，故集民夫疏浚连接夏国的边界濠堑，纯祐因金犯界事十分震怒，遣使提出责问，金朝对此置之不理。

纯祐生性仁慈恭俭，承父遗训，治国有方。朝中大臣多耿介清廉之士。

天庆二年（1195）九月，纯祐遣大臣宋克忠、吴子正到金朝贺天寿节，金抚向使向夏使索贿，遭到严正拒绝。夏国御史大夫、宗室嵬名世安，一生廉洁清正，刻苦自励。房舍简陋，仅可遮蔽风雨。天庆三年十二月，仁宗族弟仁友病死。仁友在粉碎任得敬篡权分国阴谋中有功，进封为越王。仁友子安全生性残暴阴毒，怀有野心。他向纯祐上表以其父的功绩，请求承袭越王爵位。纯祐深知安全的品质为人，不许其袭王爵，反而降封他为镇夷郡王。安全由失望而生怨恨。他在皇后罗氏的纵容下，逐渐把持朝政，并图谋篡夺皇位。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南院宣徽使刘忠亮，品质端庄，处事以国事为重。他每见镇夷郡王干预朝政，即义正辞严斥之，决不妥协。安全以甜言蜜语拉拢他，都遭到刘忠亮的严正拒绝。他预感到安全必将篡位，在他自觉不久于人世时，对其子思义说：“吾不能为国纾难，负恩多矣，宜布衣入棺，以志吾恨。”①刘思义谨遵父亲遗命，并从此不再做官。

纯祐治国颇重文教，朝中多俊逸之士。天庆十年（1203）三月，纯祐于国中科举策士，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顼为进士唱名第一，诏令其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他就是后来的夏神宗。凉州人权鼎雄，于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知名于世，纯祐授他翰林学士。安全篡位后，弃官隐居不出。其时朝中有高氏三兄弟，品德才学俱佳，曾多次被纯祐派遣出使金国，不辱使命，金人号为“三俊”。

无力抵抗蒙古军纯祐时期，蒙古部族兴起于北方草原，蒙古部贵族铁木真的迅速强大，构成对夏国北方的严重威胁。天庆十二年（1205），铁木真率领的蒙古军第一次向夏国发动进攻。三月，铁木真借口夏国收纳了蒙古逃人亦刺哈桑昆，率兵攻入河西，破夏国力吉里寨。并纵兵至瓜、沙诸州进行掳掠。四月，蒙① 《西夏书事》卷39。

古军在退兵时经过落思城，又大掠人口、牲畜而去。纯祐对蒙古军的突然进攻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蹂躏。待蒙古大军撤退后，纯祐庆幸危机已过，于是下令大赦。修复经过战争被毁坏的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表示夏国经过大难之后，必将中兴。同年十一月，纯祐听到蒙古军进攻金国，与金将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不下，即领兵也进入金境，行数日一无所获，后得报金兵被蒙古军击败，遂遣兵救援，知力不胜撤兵而还。

天庆十三年（1206）正月二十日，长久以来图谋篡位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纯祐的生母罗太后合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纯祐，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元年。三月，纯祐暴卒于宫中，死因不明，终年30 岁。谥昭简皇帝，庙号桓宗。

第二节 夏襄宗

废主自立

夏襄宗（1170—1211），名安全。仁宗族弟越王仁友之子。仁友处事深沉有器度，颇得仁孝重用，初封郡王。任得敬擅权误国，仁友深自韬晦，口不言国事。及仁孝谋诛任得敬，奉命诱执任得聪、任得仁等党羽，以功封越王。天庆三年（1196）十二月，越王仁友卒，安全上表桓宗，诵赞先父之功，意在嗣越王爵。纯祐知安全之品质为人，不许封爵，且降封为镇夷郡王。为此心怀怨恨，因得纯祐生母罗太后之庇护，常干预朝政，并图谋篡夺皇位。天庆十三年（1206）正月二十日，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黜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对于夏国的宫廷之变，金朝一直保持着沉默。应天元年（1206）六月，罗太后遣御史大夫罔执中奉表赴金朝，表中称“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议立安全”，请求金朝给予册封。金章宗为此遣使赴夏国，询问罗太后关于废立之事，罗太后再次上表于金朝，多方饰情，请颁封册。至七月间，此时纯祐已死，安全篡位既成事实，金朝顺水推舟，遣使到夏国正式册封安全为夏国王。安全以隆重礼仪接待金封册使。此后金夏保持和好关系，聘使往来不绝。

附金抗蒙安全在位期间，由于蒙古兴起并犯夏国，初行附金抗蒙之策。应天二年（1207）秋，成吉思汗得知安全废主自立的消息，即发兵进攻夏国，破兀刺海城（今甘肃张掖东），四出掳掠。安全调集右厢诸路兵马抵抗。成吉思汗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继续深入。又因粮草不继，于次年二月撤退。

应天四年（1209）三月，成吉思汗再次率军从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北兀刺海关口攻入夏国。安全命皇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帅，领5 万兵抗击。夏兵抵挡不住蒙古军的勇猛冲杀，大败溃逃。副帅高逸被俘，拒不投降，以身殉职。四月，蒙古大军再攻兀刺海城，夏守将不战而降。夏将太傅西壁氏率亲军与进入城中的蒙古军巷战，力屈被俘。七月，蒙古军进围中兴府外卫之克夷门（今银川西北），安全派大将嵬名令公领兵5 万抵御蒙古军。嵬名令公借地形之利，命令部队自山坂急驰而下，冲击蒙古军，两军相持长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设伏兵诱夏军出战，夏兵中计败溃，嵬名令公被俘，被囚禁在土牢中。蓬首垢面，日食粗粝，而气节凛然。成吉思汗多次派人劝降，嵬名令公坚持不屈。直到一年以后，安全投降蒙古，嵬名令公才被放还夏国。

蒙古大军攻破克夷门后，迅速围困夏国都城中兴府。安全亲自督促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军久攻城不下，至九月间，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派兵筑坝，引河水灌城，城中百姓淹死甚众，情势十分危急。安全派人向金朝告急求援。金朝大臣多以“唇亡齿寒”之义劝章宗出兵救援，与夏国联合夹攻蒙古军。金章宗则以“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①拒不出兵。到十二月间，因河水久灌，中兴府城墙将溃圯。蒙古军所筑的拦河堤坝也多决塌，水势四溢，城外几成泽国，蒙古军也无处安身，才退走。成吉思汗遣被俘的夏国兀刺海守将西壁讹答到中兴府招降。安全走投无路，只得献女向成吉思汗求和。

蒙古退兵后，安全对金朝于夏国危难之时不出兵援助，耿耿于怀，想寻找机会报复。皇建元年（1210）八月，安全派遣万余骑兵，攻打与夏国交界之金葭州（今陕西佳县境）。夏金关系正式宣告破裂。夏金联盟的破裂，使蒙古军得到各个击破的机会。夏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皇建二年（1211）五月，新兴的黑塔坦国王白厮波起兵进攻夏国河西州郡，安全亲自领兵迎战，兵败又丢失公主，遂遣使请以臣礼事塔坦王，兵才退走。夏国累经兵事，国势已十分衰落，就在这一年七月初三日，夏国又一次发生了宫廷政变，齐王遵顼废黜了安全，继立为帝，改元光定。安全被废一个月后，八月五日也不明不白地死去。终年42 岁。谥敬穆皇帝，庙号襄宗。① 《西夏书事》卷4O。

第七十五章 夏神宗 夏献宗 夏末帝

第一节 夏神宗

附蒙攻金

夏神宗（1163—1226），名遵顼。夏宗室齐王彦宗之子。年少好学，年长博通群书，工于篆隶。夏天庆十年（1203）三月，桓宗纯祐实行科举策士，遵顼以“廷试进士，唱名第一”，得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升大都督府主，统帅军队，深得纯祐赏识和重用。安全废纯祐篡位，夏国面临蒙古军压境的危机。皇建二年（1211）七月，遵顼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光定。时年49 岁。

遵顼继位后，一改桓宗时附金抗蒙的国策，从开始攻金，进而附蒙攻金，并企图乘蒙古进攻金国的时机，掳掠财物，扩张领土。遵顼称帝伊始，不但不按例遣使向金朝求册封，反而立即出兵万骑攻打金朝的东胜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金兵赶来救援，夏兵退走。十一月，遵顼乘蒙古军围攻金中都之时，派兵攻入金朝的泾、邠二州，进围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当听到金朝已有防备，并有援兵即将赶到，遂匆忙解围而去。

光定二年（1212）正月，遵顼向金朝派遣贺正使，似有刺探虚实之意。

按照旧例，夏使至金，金允夏使于会同馆互市。夏使与金贵戚交易之事被金监察御史聂天骥奏知金卫绍王，交易被禁，并令夏使速回。其时，金已处于两面受敌的危急之中，此次见遵顼派遣贺正使，即于三月间也派遣使臣到夏国赐遵顼封册，以求缓和与夏国日趋紧张的关系。遵顼对金赐封册未作出反应之前，又一次出兵进攻金葭州，被击退后，乃于十二月间，才遣使臣到金谢封册。

光定三年（1213）六月，夏兵攻破金保安州，围庆阳府，杀州刺史与知府。八月，又攻破金邠州，降其节度使金朝驸马乌林答琳。十一月，遵顼得知金卫绍王完颜永济被弑，国中已乱，遂出兵攻金会州，夏兵于窄土峡、东关堡两战俱败。十二月，遵顼出动数万骑兵，攻破金巩州，俘巩州节度使夹谷守中，执而西进围平凉，使守中谕降，不从杀之。光定四年（1214）七月，遵顼令左枢密使、吐蕃路招讨使万庆义勇遣吐蕃僧减波把波等，赍蜡书二丸到南宋西和州（今甘肃和县境）岩昌砦，约请宋制置使董居谊出兵，夹攻金朝，被董居谊拒绝。八月，遵顼先令在夏国居住的金人乔成带信给金宣宗，请制止金朝边吏侵掠夏国。宣宗知其为寻衅之言，不予理睬。遵顼遂出兵攻金朝庆、原、延安诸州。十一月，遵顼应金叛人程陈僧之请求，出兵3000赴兰州救援。光定五年（1215）正月，夏兵进入金境内武延川掳掠，金境边吏也派兵扰夏境以为报复。遵顼借此机会遣兵攻金环州（今甘肃环县）。金宣宗害怕事态扩大，立即下令对肇事者治罪。但遵顼不肯罢休，出兵围金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城未能攻下，接着又进攻环州。九月，再次出兵援助金国叛人程陈僧，与金兵多次作战，互有胜负。破金西关堡。围第五将城。十月，夏军攻金保安不下，再攻延安又败，乃集右厢精兵8 万破金临洮府（今甘肃临潭境），退兵不守，又转攻绥德境内之克戎、绥平诸地与熟兰砦。十二月，遵顼派兵和金国叛将程陈僧一起再攻临洮府，遭到金兵痛击，又围定羌州，再败。光定六年（1216）五月，遵顼派工兵潜入金来羌城界河，在此修筑折桥以便于攻来羌城，桥修成后被金兵焚毁。又遣细作陈岊入金探虚实，欲再攻临洮、巩州（今甘肃陇西），以图长安，陈岊被金将抓获。七月，金朝主动出兵怀安砦与环州，兵分两路攻夏，遵顼点集军队待命，令不与金军作战，金军恐有诈也下令勿轻进，仅以少数兵偷袭阿弥湾，夏军被杀数百人。八月，夏军攻金安塞堡，败；又战于鄜州之仓曲谷，复败；三战于车儿堡，再败。遵顼经数战不胜，即遣人联络蒙古军队，合兵攻打金延安、代州等地，并攻陷潼关。十一月，遵顼遣兵4 万余骑围攻金定西城，金兵奋力抵抗，夏军死2000 余人，失马匹辎重无算。金朝连连遭到夏国进攻，忍无可忍，于这年十二月分兵两路，发起反攻。一路进入夏国的盐、宥、夏诸州；一路进攻威、灵、会等州。遵顼分道迎战，金兵被阻，不能前进。

当蒙古军对金国发动进攻时，夏光定七年（1217）正月，遵顼以附蒙之国，应征派兵3 万骑随蒙古军进攻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境）。金兵顽强抵抗，蒙古军大败。夏国军于退兵时，途经宁州（今甘肃宁县）被金将伏击，也大败逃归。遵顼却不甘失败，又重振旗鼓于五月间围金大北岔，被击败。六月，遵顼出兵赶赴兰州接应金叛将李平。七月，又攻金黄鹤岔，转围羊狼砦。九月，夏军在马家平遭到金兵的袭击，遵顼又遣兵攻掠绥德克戎砦。其时，遵顼对金军的作战，非败即无功而退；另一方面受蒙古军的役使征调，疲于奔命。这时正逢蒙古大军西征花刺子模，再次向夏国征兵。夏国经连年用兵，兵民厌战，朝议沸腾，不愿再随蒙古军出征。这一年十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渡黄河进攻夏国，迅速围困首都中兴府，城破在即。遵顼见都城不保，夏国危亡，遂命太子德任守城，自带亲随扈从逃奔西凉暂避。同时遣使臣向蒙古军请降。直到蒙古大军退走，遵顼才又返回中兴府。经过这一次事变，遵顼深感蒙古是夏国的最大威胁。由一意攻金，改变为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抗金的灵活外交政策，以求自保。

联金抗蒙到联宋抗金光定八年（1218）二月，遵顼重用主张联金抗蒙的秘书监苏寅孙，擢升为枢密都承旨，做出亲金抗蒙的姿态。三月，遵顼写信给金朝，请恢复绥德、葭州边境贸易，与金重新和好。金宣宗以遵顼反复无常，未允。遵顼因金不许互市，立即勾引蒙古军由葭州犯金鄜、延二州，被金兵击败。七月，又攻金龛谷砦，不胜。十一月，夏国驻屯在质孤堡的军队遭到金军的偷袭。遵顼联金行动处处碰壁，又想到与宋朝联盟共图金朝。光定九年（1219）二月与光定十年正月，遵顼两次派枢密招讨使宁子宁到四川，约请南宋方面出兵夹攻金。南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两次回信同意同夏国联兵抗金，但都未能按期出师。就在这段时间内，遵顼也未曾停止对金国的进攻，先后出兵攻破金通秦砦、通秦堡及威戎砦、镇戎军、新泉城等堡寨要塞。金兵也乘夏国无备之时，攻夏国隆州、破宥州、围攻神堆府（今陕西靖边境）。同年五月，遵顼终于收到了宋四川安抚使安丙的复信，定议宋夏同时出兵，夹攻金国。八月，遵顼如约出师，遣兵万人攻破金会州，金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夏国。金宣宗命陕西行省与夏国议和，被遵顼拒绝。九月，又发兵3 万破西宁州，围定西城。紧接又遣枢密院使宁子宁与大将嵬名公辅领兵20 万，进攻金国军事重镇巩州，城久攻不下，宁子宁即派人入四川催促宋军出兵。宋宣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促张威、王仕信分道进兵，攻克来远、盐川两镇及定边城，与夏军会师于巩州城下。两军商约夏军野战，宋军攻城。城仍久攻不克。两军死伤以万计，只好退兵。在撤退途中，夏军被金兵伏击，伤亡甚众。十月，宋将安丙再约夏军攻秦州，遵顼惧于巩州之败，不肯出兵，安丙率军撤回利州。

重走附蒙攻金之路光定十一年（1221）三月，蒙古军木华黎部由东胜州渡过黄河进攻夏国河西诸城堡，夏国守将无力抵抗，纷纷投降。面对蒙古大军压境，遵顼急忙派监府塔海设宴款待蒙古将领，并派塔哥甘普等率兵5 万归木华黎指挥，随蒙古军进攻金国。遵顼至此又回到附蒙攻金的老路上来。九月，遵顼遣百余骑突入宋凤州，欲强行邀宋将出兵攻金，被宋将拒绝。十月，蒙古将木华黎与夏将塔哥甘普引兵取金葭州，进攻绥德，破马蹄、克戎两寨。十一月，攻安塞堡不克。十二月，遵顼得报金宣宗将调集10 万大军进攻夏国兴、灵二州，便先发制人，征兵数十万，分三路进攻金朝，使金边境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次年正月，遵顼攻破金大通城，逾月又被金兵收复。三月，与金兵战于永木岭，也未能取胜。六月，蒙古将木华黎和右都监石天应率兵攻金陕西诸州，向夏国借道，遵顼立刻答应，许其自东胜渡河进兵。九月，夏国军攻克金德顺城。十一月，蒙古将石天应约夏国出兵攻延州，石天应与金兵作战败死于河中。十二月，蒙古军再次约夏国出兵由河中葭州攻金陕西，至质孤堡再次被金兵击败。光定十三年（1223）一月，蒙古将木华黎进军凤翔，遵顼又征发10 万兵随蒙古军攻城，金兵勇猛出击，夏兵见势不可挡，不告蒙古，自撤兵而去。

遵顼昏愦无能却又刚愎自用，附蒙攻金的政策步步失败，一再误国。朝廷中以太子德任为首，竭力反对遵顼的错误政策。光定十三年（1223）四月，遵顼令太子德任领兵进攻金朝，德任不愿受命并进谏道：“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着说：“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①德任再三谏阻无效，请求罢除自己的太子位，允其出家为僧。遵顼恼羞成怒，下令将德任软禁在灵州，另遣将领兵攻金。

夏国累经战争，兵员消耗，财用匮乏，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这一年的五月，夏国都城中兴府及灵州等地发生严重春旱，颗粒无收，出现“饥民相食”的惨状。遵顼仍不顾百姓的死活，继续准备要全力对金朝作战。在调集军队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遵顼仍于六月间，乘金朝疏于防备之机，调遣万人攻金陇安军。七月，攻克金积石州。十月，占领积石州的夏军遭到蒙古军的围困和抄掠，以报凤翔之役夏军不辞而别之恨。因蒙古军闻金兵图其后，才解围而去。蒙古兵退，遵顼还不引以为戒，又征集十二监军司的兵马，准备孤注一掷，进攻金巩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章谏阻，痛陈遵顼误国的举措：“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社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① 《西夏书事》卷41。

服，危者得安。”①遵顼对梁德懿的慷慨陈词十分反感，当面给予痛斥，令他辞官退休。

被迫退位遵顼反复无常的行为，已失去蒙古成吉思汗对他的欢心与寄托，多次遣使到夏国责令他退位。光定十三年（1223）十二月，遵顼在蒙古军的威逼下，被迫将皇位传给次子德旺，改元乾定。遵顼做了夏国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夏乾定四年（1226），遵顼死，终年63 岁。谥英文皇帝，庙号神宗。

第二节 夏献宗

改附蒙为抗蒙

夏献宗（1181—1226），名德旺。夏神宗次子。其兄长太子德任因反对神宗攻金之国策，被囚禁于灵州。光定十三年（1223），神宗在夏国处于内外交困中，被迫禅位给德旺。

德旺继位于夏国危难之际，同年十二月改元乾定。即位之初立即改变神宗的附蒙政策，试图对抗蒙古。乾定二年（1224）二月，德旺听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征西域未回，遂遣使联络漠北未被蒙古征服的部落，结为外援，以共同抗击蒙古。当成吉思汗征西域回来，听到夏国对蒙古有“异图”的消息，决定调集大军再征西夏。五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夏国的沙州（今甘肃敦煌），遭到沙州守将籍辣思义的顽强抵抗，沙州城坚守一月余不下。成吉思汗又遣将分兵攻银州（今陕西米脂境）。九月，银州被攻破，夏兵战死数万，夏将塔海被俘，牛羊物资被掳掠无算。在强敌蒙古军入境的危急时刻，德旺接受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十月间遣使奉表愿与金朝修好，以为后援。但这一决定为时已晚，银州失守后，漠北未被征服诸部也已溃散，被围困的沙州城，在军民坚守半年之后，城中牛羊马驼都被宰杀食用殆尽。德旺只得遣使到蒙古军中请降，并答应以“质子为信”，蒙古军才撤回包围沙州的军队。

乾定三年（1225）三月，成吉思汗因德旺未如约遣质子，派大臣孛秃到夏国问罪，德旺仍犹疑未决。右丞相高良惠进言道：“两国相交，忠信为主，彼强吾弱，势难背言。宜择宗室之贤者，加以王号，锡以车旗，俾结蒙欢，庶几稍纾国患。”德旺对此言不以为然，说道：“我方修好金源，共支北敌。任子一往，受其束缚，后悔何追？”枢密使李元吉也力劝德旺守信，陈述利害：“蒙古虎狼，虽恭顺不违，犹恐咆哮其性。若反复无恒，是自启兵端也。况金势浸衰，自守不支，焉能济我耶？”德旺仍不听，依旧不遣质子，把蒙古使臣敷衍遣回。①整饬国政，联金抗蒙蒙古使臣孛秃走后，德旺加强整饬国政与联金抗蒙的一系列举措。同年① 《西夏书事》卷41。

六月，德旺于国中求直言。殿中御史张公辅向德旺上疏陈说整顿国事的七项意见：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御；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①概而言之，就是要增强国力，联金抗蒙。德旺对张公辅的上疏十分赏识，擢升他为御史中丞。

乾定三年八月，德旺派遣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等赴金朝，与金朝订立和约。和约主旨是：金夏为兄弟之国，夏朝以兄事金国；两国各用本国年号，但金朝不向夏国赐岁币等。从此夏金重归于好。十二月，德旺遣徽猷阁学士李弁赴金朝要求恢复双方互市，在几经周折之后，才签订互市协议。这一年十二月，德旺向金国派出了因金夏构兵中断多年的贺正旦使。

德旺联金抗蒙，对挽救夏国的危亡实际上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因为其时金朝也处于亡国的前夕，兵虚财尽民怨，尚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援夏抗蒙。夏臣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出使金朝回到夏国后，多次对德旺说，金朝援助不足恃，要靠夏国自强。这时德旺又收留了成吉思汗的仇敌乃蛮部屈律罕子赤腊喝翔昆。罗世昌力谏，德旺不听。罗世昌遂请求致仕归里。世昌家居银州，已被蒙古军占领，只好流落龙州（今陕西志丹境），知夏国将亡，著《夏国世次》20 卷藏于家。

乾定四年（1226）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10 万从北路进入夏国境，度沙碛深入河西，攻破黑水城。四月，蒙古军为避暑驻兵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北之浑垂山。五月，招降肃州不下，破城后尽屠城中军民。六月，甘州被围，蒙古军使人招降夏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副将阿绰等36 人杀曲也怯律和蒙古军使人，率城中军民浴血抵抗。城被攻破，阿绰等人以身殉国。七月，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又被攻破，夏守臣斡扎箦战败投降。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城邑崩溃，人民逃亡，夏国危在旦夕。这时德旺惊忧交加，已束手无策。继五月间神宗遵顼死后，德旺也忧悸病亡。终年46 岁。庙号献宗。

第三节 夏末帝

夏末帝（？—1227），名睍。献宗德旺弟清平郡王之子，生年不详。后封南平王。乾定四年（1226）献宗死，被拥立为帝。继位后立即遣使赴金朝报哀，以求取得金朝支持。金遣使赴夏国吊祭，并把以前作战中掳掠的夏国人口遣还夏国。

其时蒙古大军分东、西两路向夏国都城中兴府逼进。八月，蒙古军西路越过沙陀（今宁夏中卫），抢占了黄河九渡，攻陷应里。十月，蒙古东路军又攻破夏州。于是，两路夹击，形成钳形攻势，指向夏国腹地都城中兴与灵州地区。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灵州，末帝睍遣大将嵬名令公，带领10 万兵马往救灵州。成吉思汗的骑兵在结冰的黄河上面驰骋冲杀，战斗十分激烈，夏军遭到惨败，夏将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兀纳刺城也被蒙古军攻克。灵州城守将为神宗前太子德任，被蒙古军俘虏，坚贞不屈被处死。德任子惟忠，年方7 岁，见城破父亲被杀，也求从死，蒙古将不忍杀害而留其性命。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盐州川，四处搜索，烧杀抢掠，夏国居民幸免于① 《西夏书事》卷42。

难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①。成吉思汗攻取灵、盐二州后，又遣大将阿鲁术督军进围中兴府。末帝睍遣兵驻扎于合刺合察儿地与蒙古军英勇作战，两军相持不下，蒙古军为此作长期围困中兴府的打算。末帝以中兴府被围事，遣使赴金国请停止两国聘使往来。但转年，夏宝义二年（1227）正月，金哀宗却出乎意料地向夏国派来了贺正旦使节。夏国正忙于守城的军务，使接待金使“馆燕皆不成礼”②。

夏宝义二年（1227）二月，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南下渡黄河攻入金积石州，随后又破临洮府及洮、河、西宁三州。其时夏国正处于“春寒，马饥人瘦，兵不堪战”境地。末帝睍忽听说蒙古军士有数万人患疫病，欲乘机偷袭。后又得报蒙古将耶律楚材用攻破灵州时缴获的大黄治病，使蒙古军无恙，夏兵遂不敢出。三月，蒙古军再次进攻沙州，成吉思汗遣大将忽都铁木儿先招降州将，州将伪降，宰牛置酒犒劳蒙古军，暗中设伏兵以待。忽都铁木儿险些被俘，脱险后率蒙古军反攻，沙州陷落。

末帝睍被围困在中兴府中，眼看城被攻破，国势濒危，一筹莫展。他召来三朝老臣右丞相高良惠委以国事。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厉将士”，坚守都城，自冬入夏昼夜亲自巡逻。部属官吏都劝他保重，他感叹地说：“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①终因年事已高，劳累过度而死。末帝睍三次到他的灵前痛哭，中兴府城中一片悲泣之声。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间，成吉思汗回师隆德（今宁夏西吉境），因天气炎热，到六盘山避暑。他见夏国已孤立无援，还不出降，就派御帐前首千户察罕赴中兴府向末帝谕降，又一次遭到拒绝。六月，夏国又发生了强烈地震，宫室房舍塌毁，瘟疫流行。被困已坚守半年之久的中兴府，已是粮尽援绝；军民因患病无治，已完全丧失了抵御和作战能力。末帝睍处于山穷水尽，只好携同夏国的大臣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文官武将们，奉“图籍”向蒙古军请降，但提出宽限一个月的请求，“以备贡物，迁民户”而后亲“自来朝谒”。成吉思汗答应了末帝的请求。这时，成吉思汗已患重病，驻跸在清水县（今甘肃清水）西江养病。成吉思汗闻知夏国将献城投降，立下遗嘱：他死后暂秘不发丧，以待末帝献城投降。宝义二年（1227）七月，成吉思汗死于清水县行宫，末帝睍献城出降，皇室举族也随蒙古军晋谒，行至萨里川都被杀害。蒙古军进入中兴府后，夏国亡。

① 《元史》卷1《太祖纪》。

② 《金史》卷17《哀宗纪》。

① 《西夏书事》卷42。

第七十六章 金太祖①

第一节 起兵反辽

金太祖（1068—1123），即完颜阿骨打，后改汉名旻。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什河）女真完颜部人。完颜阿骨打开始活动在历史舞台上，正是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急剧转变的时期，也是统一的女真族形成的时期。女真人完颜部自始祖函普以来，历代祖先世为首领。11 世纪初，昭祖石鲁时，完颜部已形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并逐渐联合周围女真诸部组成部落联盟。阿骨打的祖父景祖乌古逎任联盟长时，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使”称号。阿骨打之父劾里钵、叔父颇剌淑及盈歌继任联盟长后，东征西讨，女真部落联盟日渐巩固和强大。

阿骨打是劾里钵的次子。史称他从小就力气惊人，“甫成童，即善射”。辽使曾见他张弓射群鸟，连三发皆中，惊称为“奇男子”。既长，状貌雄伟，沉毅寡言笑，而有大志。23 岁初随父出征，围攻窝谋罕城（今吉林敦化额穆镇东南），他身披短甲，免胄，马不挂甲，在阵前行围号令诸军，初露锋芒。颇剌淑任联盟长时，纥石烈部麻产据直屋铠水，招纳亡命，拒不听命。阿骨打与兄乌雅束受命讨平之，阿骨打并亲获麻产，献馘于辽，辽因其战功授阿骨打为“详稳”。盈歌任联盟长时，阿骨打率军追杀温都部跋忒、破留可城、取坞塔城、伐萧海里，战功赫赫。从此成为联盟领导集团中掌有军事实力的重要一员。

乌雅束继任联盟长后，女真社会分化日渐严重。乌雅束七年时，即辽乾统九年（1109），女真地区发生灾荒，饥民四处流徙，贫者难以为生，卖妻鬻子以偿债，强梁者纷纷上山为“盗”。面对这一局面，欢都等人为安定当时的局面，提出施以重法，“为盗者皆杀之”。阿骨打则表示反对，“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民之为“盗”，是由于无法生存。因而提出“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三年内不准催债，三年后再议。乌雅束采纳了他的提议，施行后使贫者得以生存，缓和了社会内部矛盾，既避免了女真贫苦部民的破产，又保证了兵力来源，联盟更加巩固壮大。

阿骨打杰出的军事才能，是在女真族的反辽战争中显示的。

辽天庆三年（1113），乌雅束病故，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六月，辽授以“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称号。阿骨打未嗣位前，在同辽的来往中，已显示了他的才能。如他的父亲劾里钵临终前说过：“乌雅束柔善，惟此子（指阿骨打）足了契丹事。”阿骨打继任联盟长后，反辽重任自然落在他的身上。阿骨打是在女真人完颜部对内对外的实际作战中成长起来的军事统帅。

此时，辽正处于天祚帝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对女真部落的索取日渐增多，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早在辽天庆二年（1112）春时，天祚帝至春捺钵（今吉林大安月亮泡一带）钩鱼，接见附近各族头领，在头鱼宴上命各部首领依次歌舞，唯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阿骨打归来后即着手准备反辽。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遣蒲家奴前往辽朝，索要逃入辽的纥石烈部勃堇阿疎。后又遣习古逎等入辽以索要阿疎为名探查虚实。得知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2《太祖纪》。

辽朝边备废弛，但此时契丹贵族对女真的崛起已存戒心，正调兵以备女真。阿骨打对部属说：“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人，无为人制。”遂大会僚属，祭皇天后土、告辽朝罪状，宣用兵之意，号令诸部。同时派宗室子婆卢火征移懒路迪古乃兵，派斡鲁和阿鲁招抚系辽籍女真，派实不迭捉拿辽障鹰官。

九月，阿骨打集诸路兵大会于来流水（今拉林河口西，吉林扶余石碑崴子屯附近），得2500 人，在此誓师伐辽，数辽之罪有二：一曰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二曰罪人阿疎，屡请不遣。然后命诸将传梃而誓曰：同心协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违誓者，身死梃下，家属无赦。随后进军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

刚进辽界，与耶律谢十率领的渤海军遭遇，阿骨打亲自射杀谢十，辽军大溃，女真首战告捷，士气倍增。十月，一举攻克混同江东的宁江州。

阿骨打为在战略上达到彻底孤立辽统治者的目的，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势。如：阿骨打暗中放回辽防御使大药师奴，使其招谕辽人。又召渤海人梁福、斡答剌使之伪逃亡，招谕其乡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还遣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揭露契丹贵族的残暴统治。同时派人抚定东北边远地区部落，达鲁古部、铁骊部、鳖古部等相继归附，终于稳定了后方。

十一月，辽天祚帝遣东北路都统萧嗣先，副都统萧挞不也率步骑7000余人屯兵鸭子河（今吉林月亮泡以东、黑龙江肇源以西的一段嫩江）。阿骨打亲率甲士3700 人乘夜鸣鼓举燧而行，黎明至河，踏冰抢渡，女真甲士仅渡过三分之一，就与辽军遇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适大风骤起，尘埃蔽天，阿骨打指挥将士乘风势击之，辽军大溃。追辽兵于斡论泺，杀俘辽兵及车马、兵器、珍玩不计其数。女真军接连攻下宾州（今吉林农安红石垒）、祥州（今农安万金塔东北苏家店）、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反辽战争初告成功。

阿骨打所领导的反辽斗争的性质，前后是有变化的。战争开始诚如其致辽之罪，申告天地时所说：“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这是所谓“辽主失道，上下同怨”，“重以吊伐之义”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战争。所以取得了成功。

第二节 建金破辽

在反辽战争中，女真族由一个弱小的民族发展成为当时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民族。阿骨打在反辽战争中，实际上成为战争的军事领导者。因而氏族制度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条件也日益成熟。正月初一，阿骨打被拥戴为皇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立起女真族上层领导的金朝。

几天后，阿骨打亲率大军伐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前郭尔罗斯塔虎城）与辽戍边军交锋，大败辽军。八月，亲征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渡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九月克黄龙府，遂班师整顿。天祚帝得知东北重镇黄龙府失陷，感到事态严重，亲率70 万蕃汉军队征女真，以期一举消灭。当时金军队仅2 万人，两军对阵于达鲁古城一带，尚未交锋，天祚帝因国内耶律章奴叛乱撤军返朝。阿骨打抓住战机挥军追至护步答冈（吉林榆树一带），辽师溃败。

金收国二年（1116）初，渤海人高永昌据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自称大渤海国皇帝，据辽东五十余州。乘辽东局势混乱，阿骨打以斡鲁统内外诸军取辽东京道。五月，擒高永昌杀之，夺得辽东半岛。同年十二月，阿骨打受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次年改元天辅。

在攻克宁江州后，阿骨打对其氏族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适应奴隶制国家的统治体系与社会组织。如，他改革了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源于女真族部落的围猎组织，后来在对外战争中发展为军事组织。阿骨打嗣位的次年，下令“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将女真族的村寨组织与猛安谋克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新的行政、军事和生产三位一体的地方行政组织。阿骨打建金国后，这种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更为完善，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对金朝奴隶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改革原部落联盟的机构，确立帝位，去“都勃极烈”号，改称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央建立了“勃极烈制”。这是具有女真宗族大奴隶主贵族联合执政色彩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的中枢。他先后以母弟吴乞买任谙班勃极烈，总理国政，又为储嗣。以原部落联盟的国相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后改称阿舍、左勃极烈），斜也为昃勃极烈，阿离合懑为乙室勃极（后改称移赉、右勃极烈）等。这种“勃极烈制”，保留了氏族部落议事会制度的一些旧痕。在金太祖、太宗时期一直沿用这一制度。

在新占领地区，也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进行改编，以适应奴隶制国家的迅速发展及对外战争。

建国之初，阿骨打就提出一套依据女真族制度发展奴隶制经济的施政方针，除上述政治制度外，经济上实行猛安谋克屯田制。在新取得的辽地除辽法，省税赋，务农积谷。诏女真人同姓不得为婚。天辅三年，颁行女真字。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为适应对各族人的统治，阿骨打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成为日后金朝封建化的重要契机。

天辅二年和三年，阿骨打一面休整军队，一面与辽议和，辽金使者往来十余次，和谈终于破裂。天辅四年五月，阿骨打亲自率军占领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治林东镇南波罗城）。随后与宋朝缔结“海上之盟”，议定金宋夹击辽朝。

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由于形势的变化，阿骨打的反辽战争，便由反剥削、反压迫的战争转变为谋求统一的灭辽战争。阿骨打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伐辽。他任命忽鲁勃极烈斜也杲为内外军都统，并指出：“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

天辅六年（1122），阿骨打开始攻取燕京。正月，占辽中京（今赤峰宁城大名城）；四月占领辽西京（今山西大同），辽天祚帝逃入阴山。六月初一，阿骨打亲率军征辽，以弟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监国。八月，阿骨打追辽天祚帝于大鱼泺。完颜昱、宗望追及石辇驿，天祚帝战败逃遁。十二月，金军分路出得胜口与居庸关，至燕京（辽南京，今北京）城下，辽枢密院官员奉表投降。阿骨打率军入城。至此辽朝五京俱陷。辽虽有百万军队，但仍然无法挽回局势，辽政权迅速随之瓦解。

在大举灭辽的战争中，阿骨打为稳定原辽地的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措施。天辅六年十月、十一月一再下诏：凡避兵逃散的人民，“罪无轻重皆免之”。“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文武官员“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因之燕京及其周围许多州县，不战而降。

天辅七年正月，再次下令金军诸部将领：“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秋毫有犯，必刑无赦。”宗室完颜昂违命失众，致多怨叛。阿骨打欲诛昂示众，因大臣力谏，杖之七十，拘于泰州。同时，阿骨打重视安抚流民和实行赎身制度。他下诏谙班勃极烈，对原辽地百姓及返乡的流民，“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衣食不足者，官赈贷之。”凡在战争中“被掳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阿骨打很注意在降服的辽朝官吏及各族士大夫中选拔人才，吸收他们参预政事。如，阿骨打诏忽鲁勃极烈完颜杲（斜也）：“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他特别重视注意录用知书达礼的儒生，并改革本民族中落后的习俗，禁止同姓为婚等。这些积极措施，对于稳定当时局势和民心，繁衍和发展本民族，为建立巩固金朝的统治秩序发挥了作用。阿骨打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仅有利于金朝的统治，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女真族文化的进步。

四月，根据宋金盟约，灭辽后，应将燕云之地六州归还宋。可是，此前阿骨打下令金军早把燕地的金帛、豪族、工匠、民户席卷掳掠一空，宋朝所得的燕京仅空城而已。但在班师返回的途中，阿骨打病重。八月戊申，于部堵泺西行宫去世，终年56 岁。三年之后，即天会三年（1125），阿骨打之弟吴乞买（完颜晟）继承遗志，擒获天祚帝，辽朝终于灭亡。

阿骨打死后，葬在上京宫城西南。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谥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熙宗即位改葬和陵，皇统年间改称睿陵。海陵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中都（今北京）西南大房山，仍号睿陵。

第七十七章 完颜宗翰 完颜宗望 完颜昌

第一节 完颜宗翰

完颜宗翰（1080—1137），汉名宗翰，女真名粘没喝，汉语讹称为粘罕。金宗室，撒改之长子。

宗翰祖父劾者是乌古逎（景祖）的长子，与弟劾里钵（世祖）同邸而居。劾者主内，劾里钵主外，其后劾里钵继任女真部落联盟长。穆宗盈歌任联盟长时，念劾者以长兄而不得立，遂命其子撒改为国相。阿骨打建金称帝后，任撒改为国论勃极烈。

宗翰17 岁即随联盟军队四出征伐。阿骨打起兵反辽，宗翰的建议多与阿骨打相合，甚得阿骨打信任。女真军队大破辽兵后，宗翰参与拥立阿骨打称帝。此后，他一直随侍金太祖左右，是金朝对辽战争中的一名勇将，同时又辅助国论乙室勃极烈阿离合懑工作。天辅五年（1121）六月，金太祖任宗翰为国论移赉勃极烈（职掌与乙室勃极烈同），成为金朝最高统治机构——国论勃极烈制度的成员之一。

天辅二、三年间，金辽议和，议和失败，宗翰向金太祖两次提出兴兵伐辽，认为：“辽主失德，中外离心。我朝兴师，大业既定，而根本弗除，后必为患。今乘其衅，可袭取之。天时人事，不可失也。”①金太祖接受宗翰的建议，于天辅五年十二月命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诸人副之，发动第二次大规模伐辽战争。天辅六年攻下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后，宗翰率偏师进逼辽北安州（今河北承德附近），与完颜娄室、徒单绰里合兵，大败奚王萧霞末，遂取北安州，并驻军于此。随后遣完颜希尹出兵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得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因杀其子晋王敖鲁斡，致群臣离心，而且其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羸弱，不可用。宗翰即刻遣使，请完颜杲与其共同出兵进击辽天祚帝，金兵西进大破辽兵，天祚帝逃走，金兵攻下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宗翰抚定西京一带州县，随即从金太祖攻取燕京。金太祖北返去世时，命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领兵追击辽天祚帝。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5）二月，金将完颜娄室擒获天祚帝，辽朝灭亡。

金灭辽后，见宋衰弱，宗翰与宗望等女真将领一再请求金太宗出兵攻宋。天会二年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以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为都元帅，统领金军。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与完颜希尹、耶律余睹等率军从西京攻太原。以完颜宗望为南京路都统，与阇母、刘彦宗等人自南京（平州）攻燕京，进逼东京（今河南开封）。宗翰率军南下，连取宋朔州、代州，围太原府，围攻数日不下，遂留银术可率部分金军围太原，宗翰率大军南下。天会四年兵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宋所派使者至营，方知宗望大军抵汴京，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议和。宗翰遂率军北返，因太原宋军不降，乃留银术可继续围攻太原，宗翰返回西京。八月，金太宗再次发兵攻宋，以宗翰为左副元帅，以宗望为右副元帅，分别从西京和保州南下，先后攻克宋太原、隆德府、泽州、真定、临河、大名，十二月两支大军抵宋汴京城下，宋钦宗投降。次年四月，金军俘宋徽宗、钦宗及宋宗室、财物北上，北宋灭亡。

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74《宗翰传》、《宗望传》及卷77《昌（挞懒）传》。北宋灭亡后，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宋高宗。重建的宋朝廷，史称南宋。天会六年（1128）七月，金太宗下诏金军南下追击宋高宗。宗翰与宗辅所率东西两路大军南下，会合濮州，连取东平府、徐州，金军直抵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宋高宗闻金兵南下，渡江南逃，宗翰、宗辅坐镇江北，宗弼率军渡江追击，金兵虽未追及宋高宗，但在江南大肆烧杀抢掠，于天会八年（1130）二月带着大批财物从江南北返中原。天会十年，宗翰升任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成为金朝最高的军事长官。

金军为攻宋，天会二年设元帅府以统领军队，灭北宋后，元帅府乃逐渐由单纯的军事机构向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机构演变，具有任免官吏、司法、征税等权力，控制着燕云诸州及北宋原统治的中原和陕西地区。元帅府下设两个枢密院，宗翰以左副元帅掌云中枢密院，驻西京；宗望以右副元帅掌燕京枢密院，驻燕京。时人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天会六年，宗望和燕京枢密使相继病死，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枢密院，从此整个华北都在宗翰的掌握之中。

灭北宋后，金在开封立宋朝降臣张邦昌为帝，号“楚”。南宋建立后，张邦昌投附宋高宗。天会六年金军再次南下，宋济南知府刘豫投降，奉事挞懒，意欲作傀儡皇帝，挞懒也有荐刘豫为帝之意。宗翰的心腹高庆裔建议宗翰抢先向金太宗荐立刘豫为帝，以免功归他人。宗翰依议行事，天会八年九月，刘豫得立，号“齐”，统治着金朝所占的原北宋统治地区。刘豫也从此投附宗翰，使宗翰实际上仍控制着整个华北地区。

天会十年（1132），宗翰返上京。其时金太宗中风卧床不起，皇储谙班勃极烈斜也（杲）也已死两年，宗磐以己为太宗长子当立，金太宗也无意立他人。宗翰谋立年幼的太祖嫡孙合剌（完颜亶），以其幼小易制。遂与心腹完颜希尹同宗幹（合剌养父）商议，共同入言于太宗，言之再三。太宗以此为祖宗法度，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遂立合剌为谙班勃极烈。合剌即后来的金熙宗。

此后，宗翰在中原地区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其实力甚至可与朝廷相抗衡。太宗在世时，曾设法限制和夺取宗翰所控制的元帅府的某些权力。如天会十一年八月即下诏夺元帅府的任命官吏权，改由朝廷选注。

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金熙宗即位，他在宗幹等人的辅佐下，废除朝廷的勃极烈制，改行三省制，以相位易宗翰一派的兵权。免去宗翰的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职，任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位居宗磐、宗幹之下。完颜希尹被免去元帅右监军职，改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高庆裔被免去西京留守职，改任尚书左丞。萧庆被免去平阳尹职，改任尚书右丞。至于韩企先在太宗朝即已被召入京，任尚书右丞相。至此，宗翰及其心腹丧失了军权，又离开了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地区，完全被架空了。

两年后，金熙宗以贪赃罪斩高庆裔，并株连宗翰亲信多人。生性暴躁的宗翰，坐视心腹亲信被杀，无能为力，未及一月便愤懑而死，终年58 岁。死后，其心腹除韩企先外，完颜希尹等人相继罢官被杀。

宗翰被金朝历代君主视为开国第一功臣，死后，熙宗追封他为周宋国王，海陵王封他为金源郡王，世宗改赠为秦王，并改葬撒改、宗翰于帝陵西南二十里。

第二节 完颜宗望

完颜宗望（？—1127），汉名宗望，女真名斡鲁补，又译斡离不，金太祖第二子。金建国前，宗望每从阿骨打征战，常在左右。

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以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以宗翰、宗望副之，第二次大举伐辽。次年，攻克辽中京后，宗翰侦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请大军袭之。宗望随完颜杲率军出青岭，辽天祚帝逃入阴山，未能追及。其时辽秦晋国王捏里于燕京称帝，金军新攻取的辽地民心不稳，辽军残余势力仍强，宗望遂返京请金太祖亲征。六月，金太祖得知辽天祚帝在大鱼泺，亲率精兵万人追袭。以蒲家奴、宗望为先锋，领兵4000，昼夜兼行，至石辇驿追上辽天祚帝。此时金军所至者不满千人，又疲乏不堪，而辽军有2.5 万人。金诸将以为不可战，宗望则以为不战，辽天祚帝又将再次逃遁，遂战。天祚帝以为金兵少必败，于是与嫔妃从高坡上下来观战，辽降将耶律余睹见状，带金军袭击，天祚帝大惊，立即败逃，辽军溃败。宗望领军追击，但辽天祚帝再度逃脱。

金军攻下燕京后，金太祖以斡鲁为都统，宗望副之，领兵继续追击辽天祚帝于阴山、青塜之间。宗望分路偷袭青塜，用绳拴着耶律大石（后为西辽帝）作为向导，直至辽帝营地，掳获天祚帝的嫔妃与诸子，而天祚帝时在应州得免。辽帝知族属被俘，领兵5000 来与宗望决战，又被宗望打败。直至天会二年（1125），天祚帝才被完颜娄室擒获，辽朝灭亡。

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遵海上之盟，将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交给宋朝，而以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任辽降将张觉为留守。金军每破城邑，往往将其民众徒往金朝内地，致人情怨愤，民心骚动，这次将燕京给宋朝，也迁徙其人。原辽枢密院官员左企弓等人经平州赴广宁，张觉杀之，而留燕京北徙之人，据南京叛金。金太祖派阇母领兵讨伐，被张觉打败。天会元年（九月，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1123）十月，金太宗命宗望前去指挥作战，张觉战败，逃往燕京附宋。南京守将张敦固既降复叛，被宗望打败，不得已投降。

天会三年（1125），金太宗下诏伐宋，宗望统领右路大军，自南京出兵，军至三河县，大破宋将郭药师的常胜军于白河，郭药师战败投降。宗望自郭药师处尽得宋之虚实，连破宋真定、信德诸重镇。天会四年正月，率军渡过黄河，取滑州，进围开封。宋钦宗遣使求和，议定宋割三镇予金，书用伯侄礼，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质。二月，宗望退兵孟阳。宋将姚平仲统兵40 万袭营，被宗望打败。宋钦宗大恐，遣使至金营讲明此事与朝廷无关，宗望遂回师燕京。

至燕京，宗望罢原由郭药师统率的常胜军。常胜军原为辽军，辽末叛辽归宋，又叛宋归金。宗望以其反复无常，罢归本土，命分置安肃、雄、霸、广信之地，耕田为业。对不愿归田的不安份军士，以搜检器械为名，于松亭关杀之。六月，以宗望伐宋有功，任右副元帅。

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伐宋。宗望于保州会诸将，命分取河北境内宋州县。十月，至天定军（今山西平定）与宗翰等西路军将领相会，确定直取开封，后取两河未下州县的战略。宗望返真定，率大军南下。十一月，降魏县（今河北魏县境内）。诸军渡黄河，连克临河县、大名县（今河北大名）、清德军、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取胙城，直抵开封城下。大败开封守军，同时分遣诸将阻截宋各路援兵。未几，宗翰军继至，两军环城列栅，分地攻取开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破。十二月初二，宋帝奉表降。

天会五年（1127）三月，立宋太宰张邦昌为“楚”帝。四月，宗望押宋徽宗，宗翰押宋钦宗连同宋皇室宗族470 余人，及从城中搜刮的大量金银财物、图书北还，北宋灭亡。宗望率本路军返回燕京。

自天会二年宗望克南京（今河北卢龙），太宗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即宗望），无得专达朝廷，宗望遂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随着金宋战争再向南扩展，天会五年前后，金已占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太宗以元帅府统辖华北军政事务，左、右副元帅分掌两河地区，故时称“东朝廷、西朝廷”，宗望以右副元帅领燕京枢密院辖河北。宗望统辖河北军政四年中，得刘彦宗、张通古、赵元等原辽、宋官员的辅佐，府州县官署缺员，皆选汉人中勳贤有人望者任之。择良吏招抚境内避战乱保山砦者，使归田业，使得在战争中受到摧残的河北社会经济有所复苏。灭北宋后，宗望曾主张放回俘获的宋徽、钦二帝，但未为太宗所采纳。天会五年（1127）六月，打毬中暑而病死。

宗望死后归葬上京。海陵王时迁帝陵于房山，以宗望为开国功臣之一，亦会葬房山。天会十三年，追封魏王。皇统三年，进许国王，又徙封晋国王。天德二年，赠太师，加辽燕国王，配享太宗庙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谥桓肃。

第三节 完颜昌

完颜昌（？—1139），汉名昌，女真名挞懒，穆宗盈歌（金太祖阿骨打叔父）第四子。少年时性粗暴，稍长，骁勇善战，仍蛮横无赖，部人苦之。金太祖时参与对辽作战。天辅六年（1122）随宗翰追袭辽天祚帝，取辽群牧，擒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太祖亲统军追击辽帝，以挞懒护卫辎重，时奚路兵官浑黜不能安辑民众，遂命挞懒代之，为奚六路军帅。

太祖后期和太宗初年，完颜昌全力经略辽中京道各郡县。其地多山险阻，奚人与契丹人据险筑寨顽强抵抗。完颜昌首先出兵攻打劾山速古部奚人山寨，攻克后杀且尽之。远近震动，速古、啜里、铁尼十三岩寨皆平，很快抚定奚部及与南路相接的边界地区。接着攻打契丹遥辇昭古牙部，击走昭古牙，杀其部将，又破降骆驼山等诸军，降民千余户。败兴中府辽兵，降建州。居住在兴中府与建州一带的遥辇各部皆降。完颜昌奉诏于其地设置猛安、谋克，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择人授以长官。自此终金一代，契丹、奚人与女真人同以猛安谋克作为社会基层组织。举荐萧公翊为兴中府尹，此后所占府州皆以契丹、汉官摄治。

天会三年（1125），金对宋开战，完颜昌为六部路都统，率部随宗望右路军攻宋。四年闰十月，宗翰、宗望军皆至开封围城。他受命阻击宋援军，于杞县破宋兵2 万。又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五年，北宋亡，金军北还。完颜昌以功升元帅左监军，率部徇地山东，分遣诸将克单州、宗城、清平、临清、赵州、濬、滑、磁诸州与信德府，自取密、祁、恩州。兵至济南，刘豫以府降，以刘豫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治东平。以豫子麟知济南府。完颜昌以元帅左监军屯兵冲要，镇抚山东，诸事专决。

太宗初，立张邦昌为“楚”帝，不久为宋高宗所杀。太宗诏诸将复选一人立之。完颜昌有意荐刘豫为帝，但为宗翰抢先奏请太宗立刘豫为帝，号“齐”。从此刘豫转投靠宗翰，完颜昌始与刘豫有隙。

天会七年（1129），完颜昌奉命与宗弼、拔离速、马五分道南下追击宋高宗。完颜昌入宋淮南东路，以秦桧为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受阻后，绕路伐宋。天会八年，宗弼在建康遭宋将韩世忠阻击，完颜昌出兵接应宗弼军渡江北归。将秦桧纵归南宋。十年又纵王伦归宋，令其俾结和议为内助。挞懒一直驻守山东，经略南边，主与南宋和议。天会十五年（1137）十月迁左副元帅，封鲁国王。

次年金废“伪齐”，完颜昌与宗弼受命以军前往。完颜昌执刘豫子、“齐”诸路兵马大总管刘麟，宗弼执刘豫。废刘豫为蜀王，迁临潢府。宋使王伦见完颜昌，请将“齐”地（河南、陕西）归宋，南北议和。天眷元年（1138）完颜昌与东京留守宗隽俱入朝。时朝廷宗磐（太宗子）位最尊，以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太傅领三省事宗幹之上，太保领三省事宗翰已卒。完颜昌持兵权，与宗磐、宗隽结党，跋扈嗜利，合议以齐地与宋，使宋向金称臣。宗幹不能与之独抗，争之不得，遂以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归宋河南、陕西地。宗隽（太祖子）任左丞相兼侍中，不久迁太保领三省事。三人在朝更加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天眷二年（1139）七月，熙宗与宗幹合力诛宗磐、宗隽。以完颜昌拥重兵，暂释罪，出为行台尚书右丞相，解除其兵权。他至燕京，愈骄肆不法。宗弼奏其初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陕西地与宋。八月，熙宗下诏诛之。完颜昌闻讯即自燕京南逃，欲投南宋，被宗弼追获，押至祁州（今河北安国），处死，并杀其二子斡带、乌达補。

第七十八章 金太宗①

第一节 灭辽、灭北宋、攻南宋

金太宗（1075—1135），汉名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幼年为叔父盈歌养子。

金收国元年（1115）七月，阿骨打置国论勃极烈制，以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这既是首席大臣，又是储嗣，实际上是阿骨打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金初阿骨打亲征辽朝，即以吴乞买居守京城，代总朝政，为副贰。天辅五年（1121），阿骨打发动灭辽战争，凡军事、司法案件皆由吴乞买从宜处之，吴乞买理事持重，使阿骨打征辽时无后顾之忧。

天辅七年（1123）八月，金太祖病死于班师途中。九月，吴乞买继帝位，即金太宗，改当年为天会元年。

天会初，各项制度草创，政权尚不稳固。尤其是辽天祚帝逃亡在阴山一带，辽在各地的残余势力仍很活跃，这是对金朝的潜在威胁。金太宗决心继承太祖遗志，清除辽残余势力，全力穷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二月，大将完颜娄室擒获天祚帝于余睹谷，辽朝遂亡。金朝削封其为海滨王，送往长白山东，筑城居之，逾年而卒。

灭辽后，金朝即把矛头对准宋朝，又发动了战争。十月，金太宗借口下诏伐宋，部署军事力量，建元帅府，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坐镇京城，分兵两路直取宋东京开封。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统率，出大同攻太原，在太原受阻。东路军由宗望统率，出平州（今河北卢龙），在白河大败宋军。宋燕山府守将郭药师举城降金，为金军先导，顿时长驱直入。天会四年正月，渡黄河，围东京，京师可危。宋徽宗禅位于太子，是为宋钦宗，自己离东京出逃。宋钦宗被迫与金将宗望签约修好，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府，增岁币，并尊金帝为伯父。金退兵后，宋朝中原各地守将据城抗金。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仍分西东两路伐宋。宗望东路军出保州（今保定），取中山、真定（今正定），进围宋东京。宗翰西路军出西京（今山西大同），下太原、隆德（今长治）。闰十一月，两军汇合于宋东京城下，宋钦宗出降，北宋亡。天会五年三月，金朝立原宋朝太宰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四月，金军俘宋徽宗、钦宗二帝北还。

金朝占领黄河流域后，各地抗金斗争纷起。天会五年（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康王赵构即帝位（高宗），重建宋朝（南宋）。天会六年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往扬州的宋高宗。金军分二路，一路由完颜娄室统领攻打陕西；一路为左副元帅宗翰与右副元帅宗辅合兵南下进攻扬州。天会七年至八年，金军追击宋高宗，渡过长江，攻入江浙、赣、湘等地，宗弼率领的先头部队直取临安（今浙江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一直追到昌国（今定海）。由于江南军民的顽强抗金，女真族将士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难以深入。金军在大肆掳掠之后北撤，而使江南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娄室经略陕西，攻陷了不少城邑，但仍无法制服。天会八年（宋建炎四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3《太宗纪》。

年，1130）金太宗令右副元帅宗辅专征陕西，刚从江南北撤的宗弼军也随征陕西。天会十一年（宋绍兴三年，1133），陕西诸地大部分攻克，金朝占据黄河流域的势力范围大体形成。

第二节 政治经济政策

金太宗即位之初，尚沿用金太祖旧制。天会二年，全部占领辽地后，仍令诸将遵守太祖与宋订立的“海上盟约”，速将云州诸地交还宋朝。然宗翰、宗望等重要统帅与原辽朝旧臣，力陈割云州之利弊，金太宗才决意毁约，并萌发灭宋的意图。天会四年灭北宋，金统治区扩展到黄河流域，金朝的旧政策已不适应形势，因而首先采取在汉族地区恢复原有封建制度，进而推动金政权封建化进程的改革方针。如：天会元年十月，在燕云地区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灭北宋后，实行“南北选”，用辽制取辽人，宋制取宋人，入选的封建士大夫被任命为汉区新恢复的州县官员。

同时，金太宗对太祖原来实行“南北面官”的设想付诸实施并加以改革。天会四年，将元帅府发展为统辖中原地区最高军政机关，下设燕、云二枢密院，实行封建统治。不久，兼采辽宋制度，颁布以尚书省为首的三省制，逐步取代枢密院制。天会六年八月，以州郡职员名称及俸给因革诏中外，统一了原辽宋两地府州县官制。天会八年九月，立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齐”，管辖河南、山东、陕西，承用汉制度不变。

金太宗以杲、宗幹、韩昉等人在中央议礼仪、兴库序，逐步建立健全各种封建行政机构。天会二年设大理寺，四年置宣徽院，五年设昭文馆，各种司、府、寺相继建立。天会八年前后，已出现六部中的礼部、吏部。到天会十年，勃极烈制度的职能已发生重大变化，谙班勃极烈杲亦于两年前病卒，人员需要补充。于是金太宗对勃极烈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和调整，按照汉制立皇储的原则，以太祖嫡长孙合刺（即完颜亶、熙宗。其父宗峻早逝）为谙班勃极烈，不预政事。宗磐（太宗长子）为忽鲁勃极烈，宗幹为左勃极烈、宗翰为右勃极烈。其地位相当于尚书令，左、右仆射。勃极烈制演变为国家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和审议机关，其他职能则为各种封建机构所取代。天会十二年，以三省六部制度取代国论勃极烈制的条件基本成熟，但未及全面推行。金太宗在女真族及契丹、奚等北方民族中仍沿用女真奴隶制，并不断完善女真奴隶制经济。女真猛安谋克部民实行牛头地授田制度，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初授田大约无最高限额，纳税又无固定额，只是视国家需要随时而征之。天会三年，以岁稔，国家无储积以备女真部民之饥馑，诏令每一牛具地岁纳粟一石，由各谋克立廪贮之。五年，诏女真内地每一牛具赋粟五斗。在此前后规定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既在经济上给女真等族以优惠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猛安谋克贵族兼并土地。金代女真奴隶制土地制度最后形成，直至金中期女真奴隶制度崩溃时仍无大变化。

在结束对辽、北宋的战争之后，北方地区历经战争浩劫，户口稀少，各族人民因饥荒战乱，或自鬻为奴，或被掠为奴，国家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金太宗继金太祖赎免女真族完颜氏奴婢之后，在各族中实行更大范围的赎奴工作。天会二年（1124）正月诏勃堇完颜阿实赉：同姓之人（完颜氏）中自卖为奴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四月，“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七年（1131）又诏金朝各地各族，军兴以来良民被掠为奴、为驱者听其家属赎之。并多次下诏和遣使各地敦劝农功，禁止内外官、宗室私役百姓。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权贵之家胁买贫民为奴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皆杖一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女真军功贵族扩大奴隶制的趋势，加强了朝廷权力。但对女真普通奴隶主则实行保护其奴隶制的政策。天会九年，太宗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有二、三口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将被转卖的奴婢赎回仍置于旧主的奴役之下。灭辽、北宋后，将大批汉人分配诸军充赏。金太宗时期女真奴隶制仍在发展着。

天会十一年，金太宗下诏迁大批女真人入居中原，“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①，散居华北各地，仍实行猛安谋克行政组织，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猛安、谋克府亦在其内。金朝对女真与汉人实行双重统治体系的地方政体结构基本形成，有金一代没有改变。

金初无都邑。金太祖于马上建国，无暇建筑城池宫殿，所居皆茅舍，皇室所在曰“皇帝寨”。天会二年，金太宗令汉人卢彦伦规划筑京城于阿什河畔（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起乾元殿、明德殿、明德宫和庆元宫等数千间大屋，日役数千人，逾年而成，其规模与中原州县城邑大体相当。

自天会十年以来，金太宗一直患病在身。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病逝于明德宫，终年61 岁。谥文烈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和陵。皇统四年（1144），改号恭陵。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① 《大金国志》卷8《太宗纪》。

第七十九章 金熙宗

金熙宗（1119—1150），即完颜亶，女真名合刺（又作曷刺马）。金太祖嫡长孙。父宗峻，为阿骨打嫡长子，母蒲察氏。幼年丧父后为伯父宗幹收为养子。宗幹崇尚汉文化，延请著名儒生张用直教授读书。少年完颜亶聪颖慧达，贯综经史，喜文辞，尽交文墨之士，又受学于昭文馆直学士汉人韩昉。及长，怀有大志，深受太宗所钟爱。天会十年（1132）四月，被立为国储谙班勃极烈。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太宗去世，亶即帝位，是为金熙宗。天会十五年十二月，改次年为天眷元年。

第一节 官制与文化改革

金熙宗在位期间，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废除“勃极烈制”，改用汉官三省六部制。原来的三位勃极烈改授地位相当的太师、太傅、太保衔，妥善解决了女真宗室大贵族与汉官制的矛盾。天眷元年（1138）正式颁行封建官制及换官格，将原来女真和辽、宋旧官职，依照新定的官制统一换授。制定封国制度，按照功勋等第授封爵、勋级、食邑。这一时期官制基本承袭唐、宋、辽制，又融入某些女真族特点。三省最高长官是三师领三省事。尚书省设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其下设左、右司与六部。以左丞相兼门下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三省以尚书省为中心，三师领三省事与左丞相均任女真贵族，右丞相以下参用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其数量和地位远不及女真人。

在地方官制改革方面，把金初万户、都统（军帅）司与兵马都总管府三种路制统一为封建制性质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划全国为十九路，路下设府、州、县，州分三级，即节度、防御、刺史。路、府、州官兼管军政，这是女真族军政一体的特点在汉官制中的延续。县官只管民政。女真族居住区，路下设万户路及猛安、谋克三级机构，与汉族地区府州县自成两个系统。

完备京城制度。天眷元年以京师号为上京，曰会宁府。改旧上京为北京，曰临潢府。命少府监卢彦伦扩建京城，修筑宫室，建敷德殿（朝殿）、宵衣殿（寝殿）、稽古殿（书殿）。其后又修建了凉殿、太庙和社稷坛。皇统六年（1146）继又大规模扩建，城分南、北，使皇帝、贵族、平民三者分地而居。

制定礼仪。金熙宗以前，君臣之礼不严。天眷中设仪卫将军，始有内廷之禁，亲王以下不能佩刀入宫。天眷二年三月，命百官详定仪制。以后百官朝参，用汉式朝服。皇统五年（1145），又颁行《皇统新律》，“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①，这是金代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为提高女真民族文化水平，金熙宗改进女真字，造“女真小字”，笔画较为简省。天眷元年正月，正式颁行，与完颜希尹所创女真大字并用。九月，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此外，金熙宗对各族文化兼容并蓄，尤其重视儒学，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这使金朝加速向封建化政权发展。

① 《大金国志》卷12《熙宗纪》。

第二节 锐意革新的统治前期

金熙宗执政初，女真宗室大贵族派系纷争十分激烈。都元帅完颜宗翰专权华北，有独霸一方的倾向。金熙宗即位时，就注意加以调整，以相位易兵柄。改任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位于太师宗磐、太傅宗幹之下，罢免其都元帅之职，以解除兵权。宗翰的一派如完颜希尹、高庆裔、萧庆等人皆任宰执，不再用于外。天会十五年，因贪赃罪尚书左丞高庆裔被诛，宗翰愤闷而死，希尹也被罢相。受宗翰支持的刘豫伪齐政权被废，改封刘豫为蜀王，徙于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林东镇）。另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今北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不久二行台合一。

当时，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尚书左丞相（不久升任领三省事）完颜宗隽，左副元帅完颜昌结党，把持朝政，专横跋扈，力主与宋和议，让出河南、陕西之地，以使宋朝称臣。金熙宗不得已从之。为制约宗磐一派的势力，天眷二年，完颜希尹复相。金熙宗依靠太傅领三省事完颜宗幹，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都元帅完颜宗弼，先后诛杀宗磐、宗隽、完颜昌等人。天眷三年，命都元帅完颜宗弼率重兵夺取河南、陕西之地。又因宗弼之请杀完颜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至此女真贵族间的派系争斗才基本结束。

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领三省事完颜宗幹病卒，熙宗任完颜宗弼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时领三省事空缺），集朝廷与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把握朝政。秋，宗弼率大军渡淮伐宋，以兵逼迫宋朝划淮水为界。十一月，金、宋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所议内容包括：（1）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州）、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 万两、匹，自宋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后二十多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

为复苏北方社会经济，金熙宗在天眷三年（1140）下诏罢东北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制度和汉、渤海官员的猛安谋克世袭职，完全恢复州县村社制度，同时收回汉族与渤海族官员手中兵权。同时，也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先后“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①；“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以予民耕牧”②；以京西鹿囿赐农民等。中原久经战乱，经济凋敝，若遇灾年卖身为奴者，比比皆是。因此，皇统四年（1144）又下诏，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数派廉访使至诸路，询访民间，考查府州官员以下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治理地方状况。这些措施，使北方残破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③金太宗末年，曾迁部分女真人散居汉地，以加强统治。金熙宗废刘豫伪齐后，在皇统元年（1141）淮水以北大片土地割让金朝后，又将大批的猛安谋克南徙，实行屯田，女真、契丹与奚人徙居中原，与汉族百姓杂处，计其① 《金史》卷4《熙宗纪》。

② 《金史》卷47《食货志·田制》。

③ 《金史》卷70《思敬传》。

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其受田办法有二：一为受牛头地，“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①。实行于女真人较集中的聚居地，比屋连村，处汉人州县之间，猛安谋克官府亦在其中。二为计口授地，每口授田三十至五十亩不等，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具有军事屯田的特征。前者为猛安谋克传统的奴隶制经营方式，后者则是由奴隶制大家庭聚种向封建的个体经营的过渡形态。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6 万人。中原地区也形成汉人州、县、村社，与女真（包括契丹、奚等北方民族）猛安（比防御州）、谋克（比县）、村寨并行的双重行政统辖体系。自此有金一代未尝改变，成为金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这也为女真族接受汉文化，进而完成自身封建化提供了极好的客观条件。

第三节 统治末年的荒政与被害

金熙宗初即位时，尚有意革新。完颜宗幹与完颜宗弼相继秉政，用汉人宰执韩企先、韩昉等人议礼仪、班爵禄、制新律，成一代之典。金朝封建制度多于此时建树。既而又弭战事、划疆界，与宋南北对峙。然而，好景不长。金熙宗在后期却怠于朝政，不思进取。皇统六年（1146）韩企先卒，皇统八年（1148）宗弼卒，皇后裴满氏（悼平后）乘机干政，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依附悼平后而不断升迁，如完颜亮（海陵王）官至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熙宗受皇后掣制，加之自皇统二年太子济安夭折后，数年继嗣不立，而郁郁寡欢，常纵酒发怒。有人入谏，他借故狂饮。有一次因酒醉竟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宗礼。对左右大臣、侍从，也随意打骂，乃至手刃杀人。皇统九年十、十一、十二月之间，先后杀死亲王、大臣、嫔妃十数人，甚至皇后裴满氏亦不能幸免。如此暴残，百官震恐，人人危惧。

完颜亮虽然得宠于皇后，但金熙宗对其极为不满。因翰林学士张钧起草的诏书中用词不当，熙宗迁怒于完颜亮。皇统九年（1149）四月贬其为领行台尚书省事。不久又追回，任为平章政事。完颜亮返回京师后，与被熙宗杖打过的右丞相完颜秉德、尚书左丞唐括辩、大理卿乌带共密谋，欲废熙宗。十二月初九日夜，他们三人联络寝殿小底大兴国、近侍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在寝殿把熙宗刺死。熙宗在位十一年，遇害时年31 岁。

金熙宗死，完颜亮自立继位。金熙宗被降封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女真亲王墓地。金世宗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立庙祭之。大定十九年，升祔太庙，增谥弘基纉武庄靖孝成皇帝。大定二十七年，改庙号熙宗。大定二十八年，迁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

① 《金史》卷47《食货志·牛具（头）税》。

第八十章 完颜宗弼 完颜希尹 韩企先①

第一节 完颜宗弼

完颜宗弼（？—1148），汉名宗弼，女真本名斡啜，又作兀术、斡出、晃斡出。金太祖第四子。

阿骨打起兵反辽时，宗弼尚未成年。金建国后对辽战事频繁，宗弼异母兄宗峻、宗幹、宗望、宗辅都是金军重要将领，骁勇善战，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反辽战争，宗弼初次披甲，随叔父国论忽鲁勃极烈都统完颜杲（斜也）出征。

天辅六年（1122）正月，金军克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宗翰得知辽天祚帝猎鸳鸯泺，完颜杲与宗翰分兵两路袭辽天祚帝，时宗弼与宗望在完颜杲军中。军过青岭，知不远处有辽兵三百余，宗望带领宗弼、马和尚率百骑追击，交战中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擒五人。宗弼初次参战就显示出超人的勇猛，令女真将士刮目相看。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兴兵伐宋，军分两路，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统领。东路军由都统宗望统领，宗弼在东路军任行军万户。东路军自平州（今河北卢龙）出兵，十二月攻占燕京（今北京），随即连克中山、真定、信德。四年（1126）正月，宗望遣宗弼取汤阴县，城破，俘宋兵3000人。东路军强渡黄河，宗弼率先锋3000 骑近逼开封，闻宋徽宗出开封南逃，宗弼选骁骑百名追之，未及。金兵围开封，宋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与金等条件求和，金军返回燕京。同年八月，宗弼再次随右副元帅宗望南下。翌年四月，金军攻下开封，宋徽宗、钦宗二帝降，北宋灭亡。

天会五年（1127）六月宗望病卒，宗辅继任右副元帅。十二月，宗辅受命平定淄、青（山东境内）抗金武装，宗弼在其军中。进入青州，宗弼首败宋郑宗孟的数万军队，克青州。既而攻临朐，在临朐附近，宗弼先破赵成领导的抗金武装，随后大败宋黄琼军，占领临朐。天会六年正月，宗辅军回师，渡青河之际，受宋军3 万多人的袭击，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宗辅留宗弼屯守河间府，自己率军返燕京。

天会六年（1128）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在扬州的宋高宗，宗弼率本部随宗辅军南下。宗辅军自河北出发，宗弼率其部为先锋，先后攻占濮州、开德、大名等地。天会七年初，宗弼升任元帅右监军。

宗翰、宗辅派挞懒、宗弼、拔离速、马五分道南下，宋高宗自扬州南逃。宗弼入宋淮南西路，进兵宋归德府，将攻之，宋守将出降。宗弼一路所过州县，一击即破，或不战而降，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占领宋江北重镇和州（今安徽和县）。宗弼欲从采石矶渡江，在渡口遭到宋知太平州郭伟的阻击，一连三日均不得渡。宗弼便转向马家渡，大败守军，斩宋统制陈淬。十一月，宗弼率军渡江，击败杜充所率宋军，攻下建康，分派诸将徇近地，宗弼亲率大军取宋广德军路、湖州（今属浙江），至临安府（今杭州）。宋高宗闻临安不守，又奔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宗弼派阿里、蒲卢浑为先锋领精兵4000追袭宋高宗；又派讹鲁补、术列速取越州。阿里军连破宋军，逼近明州，宋高宗登船逃入海上。宗弼随后率军赶到，取明州城，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77《宗弼传》、卷73《完颜希尹传》、卷78《韩企先传》。国县（今浙江舟山岛），捉获宋明州太守赵伯谔，得知宋高宗已取道温州逃往福州，又入海追击，受到宋海上水军的阻击才退兵。宗弼率军返回临安。天会八年（1130）二月，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带着从江南各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物沿运河北还。临行前将具有几百年文明的临安古城付之一炬。沿途继续烧杀抢掠，江南人民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三月，宗弼军至镇江，遭到宋将韩世忠的阻截。韩世忠水师战船高大，扼守江口，金军无法通过。金军虽然兵多，但船小而少，又不善水战，交战数十回合，金军损失惨重，双方相持四十八日，宗弼仍不能渡江，只好溯江西上，开往建康，行到黄天荡，宗弼军循老鹳河故道，一夜开凿一条三十里长的大渠，通到秦淮河，才得以逃回建康。

韩世忠追至建康，以战船封锁江面。宗弼张榜立赏，招人献破海船渡江策，一王姓福建人贪赏献策：海船无风不动，以火箭射其篷帆，不攻自破。宗弼连夜赶制火箭。二十五日，丽日无风，韩世忠的船队停在江上不能动，宗弼令将士驾小船射火箭中其篷帆，宋水师被烧死、淹死的将士不可胜数，韩世忠和少数将士在瓜步弃舟，从陆路逃回镇江。

五月，金军自静安镇（今南京西北）渡江北归，北返时放火焚烧了建康城。北返途中，宗弼军遭到宋岳飞部的袭击，金军损失惨重。宗弼从江南北还后，便主张不再南下攻宋，足见黄天荡之役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江南北归不久，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太宗调右副元帅宗辅统帅陕西诸军攻打川陕，宗弼率本部奉调前往。金宋两军战于富平，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集结重兵与金军对峙，宋军是金军几倍。宗辅以宗弼为左翼都统，娄室为右翼都统。双方交战后，宗弼的左翼军一度陷入重围，大将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加上右翼娄室军竭力死战，宗弼的左翼军才突出重围。宋经略使赵哲见金军复振，临阵脱逃，宋一路军败，随之全军溃败，金军大获全胜，占领陕西大部。

富平之战后不久，完颜娄室病故。宗辅以宗弼为右翼都统，阿卢补为左翼都统，分别招降陕西尚未攻下的州县。天会九年（1131）正月，宋泾原、熙河两路均为金所攻占，宗辅返回燕京，宗弼成为陕西金军统帅。

十月，宗弼率军自陕西取四川，途经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遭到扼守和尚原的宋吴玠、吴璘军顽强抵抗，金军溃败，宗弼身中流矢，将士死伤大半，这是宗弼从军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天会十一年十一月，宗弼再次发兵，击败吴璘军，夺取和尚原。十二年（1134）二月，率军攻打入川门户仙人关，被宋吴玠军击败，退兵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三月，宗弼由陕西返回燕京。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金熙宗即位，立即着手对金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宗弼是辅助熙宗进行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天会十五年（1137）宗弼升任右副元帅、封沈王。十一月，废“伪齐”

政权，将政令收归朝廷。废刘豫为蜀王，于汴京设行台尚书省。

天眷元年（1138），领三省事宗磐、宗隽在朝廷专权，外结左副元帅挞懒，将河南、陕西地割还宋朝。对此，宗弼在朝内支持宗幹等人坚决反对。二年，熙宗以谋反罪，诛宗磐、宗隽，解除挞懒兵权。拜宗弼为都元帅，封越国王。三年，挞懒与宋人交通受赂事发，熙宗命宗弼诛挞懒，加封他为太保，兼领燕京行台尚书省。因宗弼之请，熙宗又发动对宋战争，出兵夺回原交还宋朝的河南、陕西之地。由于河南、陕西各地守将大多是金、“齐”旧官，金军攻来，纷纷迎降。一月之间，金军攻取河南、陕西大部，宋岳飞等部退到颍昌（今河南许昌）以南地区，宗弼顺利进驻汴京。宗弼企图趁势占领淮河以北地区，又挥军南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败于宋刘锜部，在郾城、颍昌大败于岳飞部，宗弼险些被俘。形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岳飞也乘胜进兵，大有收复河南进攻河北之势。但宋高宗下令岳飞班师，于是宋军全部撤出河南。

九月，宗弼入朝，是时熙宗南巡到燕京，左丞相完颜希尹亦在随行百官之中。宗弼欲还元帅府（驻祁州），饯行宴会上，希尹与宗弼言语相忤，宗弼大怒。次日向皇后裴满氏辞行时，详述其事，言希尹有不轨言行。宗弼走后，皇后向熙宗奏明，熙宗派人追回宗弼，许宗弼诛希尹。遂杀希尹及其二子，又杀了希尹的心腹右丞萧庆及子。翌年，宗弼升为左丞相兼侍中，仍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

金夺回河南、陕西后，行台尚书省从燕京迁到汴京，主要掌管原“伪齐”统治地区。宗弼在行台革除“齐”弊政，采纳范拱的建议、减旧税三分之一，百姓得以复苏。又令原“齐”诸军将士解甲归田，人情大悦。厉行文治，选拔能吏，讲求财用，器重文人。选名士十余人备官属。涿州范阳人赵元在行台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台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问“曾经赵元未也？”其见重如此。宗弼选拔信用的蔡松年、曹望之、许霖、张之周等，直到海陵王、世宗朝都是理财名臣。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

宗弼扶植的汉官，大多数是原宋朝旧臣，他们与金初重用的原辽朝汉官韩企先、孟浩、田珏等人有矛盾。皇统元年五月宗幹卒，不久宗弼返京师辅佐熙宗，任蔡松年为刑部员外郎，开始在朝廷扶植新汉官集团。皇统六年，右丞相韩企先病卒，田珏被宗弼排挤出朝。七年六月，又借故杀田珏、奚毅等多人，孟浩等34 人被指为同党迁徙海上。尚书省为之一空。宗弼扶植的新汉官集团代替了旧汉官集团。

宗弼自天眷三年（1140）顺昌、颍昌大败后，并未放弃与宋划淮为界的打算。因宗弼之请，熙宗下诏代宋。皇统元年（1141）二月，克庐州。与宋军战于柘皋镇，大败。各自回兵。宗弼利用宋宰相秦桧除掉大将岳飞，敦促宋高宗割地议和。九月，宗弼先放回扣留的宋使者两人，表示愿意议和，随后又亲率大军渡淮河，破泗州、濠州等地。宋高宗遣使表示愿意接受议和条件。皇统二年（1142）二月，双方正式签约，时为宋绍兴十二年，史称“绍兴和议”（或称“皇统和议”）：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淮水上游的唐邓二州和西面商、秦二州的一半割让给金朝。南宋向金称臣，输纳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皇统二年三月，宗弼进为太傅。皇统七年九月，又进为太师、领三省事、监修国史、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越国王，独掌军政大权。自皇统和议后，宗弼始终坚持“南北和好”政策，主张待时机成熟后再一举灭宋。因而直到海陵王南侵（1161），二十年间金宋边界几无战事，这对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皇统八年（1148）八月，宗弼进《太祖实录》。十月，病卒。封梁王，谥忠烈。

宗弼一生对金朝贡献甚大。他既是一代名将，在金宋战争中屡建战功，又是一代名相，辅佐金熙宗完成改革大业。金世宗论金代名臣时说：“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

第二节 完颜希尹

完颜希尹（？—1140），汉名希尹，女真名谷神，又译兀室、悟室、骨舍。女真完颜部人，欢都之长子。

辽朝末年，阿骨打起兵反辽，希尹是重要谋士之一。在反辽战争中，希尹或随阿骨打，或随撒改，或与诸将征伐，屡立战功。女真反辽初战告捷，希尹即与宗翰自撒改军前来向阿骨打致贺，并劝立国称帝。辽天庆五年（1115），阿骨打称帝，改元收国元年，金朝建立。

希尹为人缜密多智，通晓本族祖先之法度，女真人称其“萨满”，以为通神人的智者。金初，女真无文字，赋敛调发，刻箭为号，与邻国往来文书皆用契丹字。随着金朝日渐强大，迫切需要符合女真语言的文字，于是太祖授命希尹创造女真字。他依仿汉字楷书，因契丹字制度（拼音字），合女真语言，创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制成颁行，为金朝官方通行文字，后世称为“女真大字”。并选女真儿童入学，学女真字。金朝中期著名贤相纥石烈良弼、纳合椿年等，即是第一批学女真字者。女真字的创制和使用，对促进女真族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天辅五年十二月，金朝又大举灭辽，希尹在宗翰军中。此后一直是宗翰的重要亲信，情同手足。破中京时，希尹招降辽西节度使讹里刺。次年，从宗翰于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大败辽奚王萧霞末。希尹在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东北）大破辽兵，斩获甚众。希尹为宗翰军的先锋，追天祚帝于五院司、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右前旗黄旗海）、乙室部等地。辽帝以轻骑遁去，希尹遂攻取西京（今山西大同）。太祖以宗翰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希尹随其驻西京。天会初年，宗翰入朝议事，希尹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主持日常政务。天会二年（1124），辽天祚帝率诸军5 万出夹山，南下攻取州县，至武州，遭到希尹军阻击，辽兵溃败，天祚帝逃往山金司。不久，希尹获悉天祚帝欲南逃投宋，遣娄室率精兵邀击，直到擒获天祚帝，辽朝灭亡。

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建立元帅府，大举侵宋，希尹任元帅右监军，与左副元帅宗翰率西路军自西京取太原，趋开封。翌年，再伐宋，掳宋徽宗、钦宗二帝以归。天会七年，宗翰、宗辅受命追击宋高宗赵构，希尹率军攻至扬州，屯兵江北，以接应在江南作战的宗弼等军。其后驻西京的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谋反，希尹首先觉察，未及举事而败漏，余睹伏诛。

天会十年（1132），希尹随宗翰入朝。议及立储嗣，与宗翰、宗幹力请立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太宗纳之。天会十三年（1135）完颜亶即位，是为金熙宗。熙宗在宗幹等人支持下，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国论勃极烈制度，进行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任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由西京返回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参与金朝政治制度的改革工作。

希尹长期跟随宗翰，但是对汉文化的态度，两人却截然不同。金兵入汴，众将争取府库珍异财物，希尹则先收宋朝图籍。自扬州返西京后，适值宋朝遣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宗翰扣而不遣，希尹爱其才，使其至家中教授子孙读儒家经典近十年。入京任相以来，朝廷立官制，议礼乐，取前朝封建制度，初多因革辽制。希尹与宗宪等人主张应参用唐、宋、辽三朝制度，结合女真实情改革而制。熙宗和宗幹嘉纳之。

天会十五年（1137）六月，熙宗为翦除宗翰势力，以贪赃罪诛宗翰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不久宗翰愤郁而卒，天眷元年（1138）希尹乞致仕，不许，罢相降任兴中府尹。以东京留守宗隽继任左丞相兼侍中，宗隽与太师领三省事宗磐、左副元帅挞懒结党，专横跋扈于朝廷。为压制其势力，天眷二年（1139）正月，熙宗重新起用足智多谋的希尹为左丞相兼侍中，封陈王。六月，郎君吴矢谋反。希尹与宗幹借机以吴矢词及宗磐、宗隽，构成其谋反罪。希尹设计谋伏兵宫内，因其朝会悉擒杀之。希尹第三子挞挞，劲勇有智，力兼数人，适时承诏，于殿堂上，执宗磐手而杀之。太保、领三省事宗隽亦被捕杀。

天眷三年（1140）九月，希尹随熙宗南巡至燕京。宗弼收复河南、陕西地亦至燕京朝见熙宗。希尹与宗弼酒后口角，因宗弼奏请，以“奸状已萌，心在无君”之罪名，处死希尹，其子同修国史把答、符宝郎漫带同时被杀。挞挞已于前一年病卒。

皇统三年（1143）金熙宗察希尹实无奸状，死非其罪，恢复其名誉，赠以开府仪同三司、邢国公。世宗时追谥贞宪。

第三节 韩企先

韩企先（1082—1146），辽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人，先世蓟州玉田（今属河北）。辽中书令韩知古九世孙。生长于辽朝世宦之家。天祚帝乾统年间进士及第。辽亡后，入仕金朝，为枢密副都承旨、转运使。枢密院官员初驻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天会三年（1125）徙于燕京。及云中枢密院建立，韩企先转入宗翰麾下，宗翰请任为西京留守。天会六年（1128），燕京枢密使刘彦宗病卒，右副元帅宗辅统率的东路军转战江南、陕西等地。于是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枢密院。韩企先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凡华北地区选授、调发、租税皆禀承元帅府旨意行事。

天会初，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与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幹掌朝政，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此后开始出现零星的如大理寺等机构。同时准备在枢密院试行官制改革。天会四年（1126），制定尚书省及以下诸司府寺等汉官制。由于对北宋战争全面爆发，拖延而未付诸实行。天会六年（1128），韩企先任知枢密院事，着手改革官制，以尚书省为中心的官制取代原以中书省为中心的枢密院制。天会七年，官制初行，韩企先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通过韩企先等人的努力，新官制实行于华北地区。

天会七年以后，官制改革步伐加快。八年，建立六部中的礼部与吏部。

十二年，召韩企先入上京，任尚书右丞相，协助完颜宗幹主持汉官制的全面改革。韩企先博通经史，知晓辽朝制度，参照唐、宋制度，或因或革，损益旧章，金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太宗末年勃极烈制度已由职能包罗万象，转变为最高决策机关和审议机关，原有的行政、司法、军事职能分别为汉式封建机构所取代。熙宗即位后，废除勃极烈制度，颁行“天眷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从而完成了金政权的封建制改革。

熙宗即位，韩企先仍任尚书右丞相。时三省初立，官员缺乏，韩企先拔擢一时贤能，安置于各个部门。同时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推贤纳良，甄别人物，许多汉、渤海、契丹优秀人物入仕台省。熙宗与辅弼大臣宗幹等人，每有重大政事，必与韩企先谋议。

皇统元年（1141），封濮王。皇统六年（1146）二月，病卒，终年65岁。世宗时追谥简懿。

第八十一章 海陵王

海陵王（1122—1161），即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幹之次子。儿时受业于名儒张用直，好读书。及长，举止端严。史称他外若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但“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①。

第一节 弑君夺位

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完颜亮18 岁，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在叔父都元帅完颜宗弼的帐下供职。时宗弼奉诏取宋河南、陕西地，完颜亮任行军万户。军还，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进阶龙虎上将军，不久，出任中京（大定府，后改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大名城）留守，迁光禄大夫。

完颜亮任地方官后，“专务立威，以厌伏小人”，逐渐显露出他急躁猜忌的性格。驻中京的猛安萧裕（奚人）倾险敢决，完颜亮与之结纳，每与论天下事，野心勃勃。萧裕揣其志，附和说：“诚有志举大事，愿竭力以从。”①完颜亮亦以父宗幹乃太祖长子，己乃太祖孙，自是遂生觊觎皇位之心。皇统七年（1147）五月，入京任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迁尚书左丞，全力揽持权柄，安插心腹为省台要职，擢萧裕为兵部侍郎（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又改北京留守②，成为完颜亮的亲信谋士）。皇统八年六月，为平章政事，十一月，又晋升为右丞相。

金熙宗前期得宗幹、宗弼等人辅佐，推进女真社会的封建化，划定疆域，其时经济得以复苏。老臣先后故世，熙宗对宗室贵族仍较重用，完颜亮是宗幹之子，自幼一起长大，故格外受到重视，入京仅一二年就位至右丞相。此时皇后裴满氏干预朝政，操纵一切。完颜亮便依附皇后裴满氏。皇统九年（1149）正月，升任都元帅，掌握了金朝兵权。完颜亮生日，熙宗赐物，皇后亦附赐。熙宗对他的依附于皇后裴满氏有所察觉，但由于皇后对完颜亮十分赏识，无可奈何。三月，又晋升完颜亮为太保、领三省事。完颜亮上靠皇后，下结权贵，举荐女真显贵子弟为官，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完颜亮的行为引起左丞相宗贤等人的不满。四月，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忤旨被诛，宗贤奏其受完颜亮指使。熙宗盛怒之下贬完颜亮为领行台尚书省事。

完颜亮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子）往汴京（今河南开封）上任，途经中京，与留守萧裕约定，若于河南起兵举事，萧裕将结诸猛安以应之。行至燕京（今北京）南良乡，熙宗又召其还上京，授平章政事。皇统九年十二月初九，完颜亮与左丞相完颜秉德、驸马唐括辩、大理卿乌带等合谋，刺死熙宗，自立为皇帝，并改元天德。

① 《金史》卷5《海陵纪》。

① 《金史》卷129《萧裕传》。

② 《金史》卷129《萧裕传》。按时无“南京”，可能是中京，参见卷5《海陵纪》。海陵王即位后，为稳固以非法手段获得的皇权，首先对与自己合谋弑君的人封以高官，以奖励他们拥立之功。完颜秉德被任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唐括辩被任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被任为平章政事，忽土、阿里出虎分任左、右副点检，大兴国为广宁府尹。同时严厉镇压敌视他的朝廷重臣，诛杀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曹国王完颜宗敏（太祖子）、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宗贤。罢太傅领三省事萧仲恭、尚书右丞完颜禀、参知政事萧肄等。对处于观望中的朝官则加以笼络，如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勖等二十人均加官进爵。经过一番调整，海陵王初步稳定了政局。但女真宗室贵族的几种政治势力，仍对海陵王构成巨大的威胁。如领三省事宗本等太宗子孙，自熙宗即位以来，一直心怀不满，暗中集结力量，与太祖一系子孙明争暗夺，伺机夺回皇位继承权。又如左丞相完颜秉德的祖父宗翰，是在海陵王父亲宗幹和熙宗的逼迫下愤郁而死的，他与海陵王谋杀熙宗时，本意并非要立海陵王为帝，又与海陵王的政治主张不同，一旦有机可乘，可能还会谋反。天德二年（1150）四月，海陵王以宗本与秉德谋反罪，命人在上京、东京、中京、汴京等地同时动手，杀了领三省事完颜宗本、判大宗正府事完颜宗美、东京留守完颜宗懿、中京留守完颜卞等太宗子孙七十多人；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秉德（先于天德二年正月贬为此官）及其弟特里、乣里等完颜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并且累及宗室子弟五十余人，唐括辩也被斩首。为了压制宗室勋旧大臣，十月，海陵王又以谋反罪，诛杀平章政事完颜宗义等完颜杲（太祖胞弟，曾任谙班勃极烈、都元帅）子孙百余人；前工部尚书谋里野、御史大夫完颜宗安及族人；在汴京杀领行台左丞相，左副元帅撒离喝。此外，对太皇太妃萧氏（太祖妃），强加对宗义等人谋反状“知情不举”的罪名，杀萧氏及其子任王隈喝。

第二节 巩固政权，进行改革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清洗，朝廷高官中宗室贵族所剩无几。与此同时，海陵王大批任命普通女真人中有才华的人和通晓封建典章制度的渤海人、契丹人和汉人为官，打破了自太祖建国以来，朝廷大权为女真族宗室贵族所垄断的局面，三省宰执和最高军事机构都元帅、枢密使中，除了他的胞弟完颜兖外，无一名宗室完颜氏人。海陵王采取这种用人方针，目的是为维护和加强皇权，争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扩大政权的基础。

接着，海陵王在熙宗改革的基础上，开始对金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天德二年（1150）十二月，废除汴京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同时废除元帅府，设置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受尚书省节制，枢密使、副不直接统兵。兵兴临时设元帅府，兵罢则省，使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天德三年，仿照中原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改革科举，罢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制，废除儒学的“经义科”，以词赋、法律取士，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天德二年，改定猛安谋克继绝法。三年，罢免女真族世袭万户，废除上京路下的女真万户路，改置节度使，改变了贵族子孙相继，揽一方权威的状况，加速了女真族封建化的进程。

天德三年，使张浩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兴修宫室，并下诏迁都。贞元元年（1153）三月，迁都燕京。并效仿辽五京制度，改燕京为中都，汴京为南京，大定府（原中京）为北京，辽阳府为东京，大同府为西京。金朝五京制度始完备。

同时在中都附近的大房山（今北京西南）营建山陵，贞元三年五月，将太祖、太宗的棺木由上京迁葬大房山帝陵。正隆元年（1156）十月，又将始祖以下十帝灵柩迁葬大房山，四时祭祀。海陵王强令上京女真世家大族迁往中都，为彻底断绝女真大贵族返回上京的念头，正隆二年八月，罢上京留守司。十月，下令毁坏上京旧宫殿、各大贵族的宅邸和寺院，将之夷为平地，分给各猛安谋克为耕地。这对女真奴隶主大贵族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随着迁都，大批女真猛安谋克迁入中原。海陵王对众多的猛安谋克进行了整顿、合并，在中原各地实行括地，按照牛头地和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土地给各猛安谋克。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往往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促使女真猛安谋克内部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发展。

海陵王重视吏治，提拔、重用善于理财的人，于是形成君臣讲求财用之风。海陵王以前，金朝没有铸钱，只是借用辽、宋铜钱。贞元二年（1154）由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复钞引法，印制、发行纸币，名为“交钞”。正隆二年（1157）始铸铜币，面文为“正隆通宝”。这促使北方社会经济进一步恢复、发展。

正隆年间，海陵王再次大幅度改革官制，正隆元年（1156）颁行“正隆官制”，罢中书、门下二省，止设尚书省。尚书省置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左、右丞，参知政事。废原平章政事官。自省而下设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正隆二年八月又置登闻检院，掌奏进，告尚书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权力高度集中，君主集权制进入新的阶段。金朝的政治制度至此基本上确立，此后不再有重大的改革。

第三节 发动侵宋战争与被杀

海陵王曾言有三志：国家大事皆自我出；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得天下绝色而妻之。正隆官制改革后，一志已遂愿。此后海陵王越发好大喜功，妄自尊大。曾为一图像作诗曰：“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①自以为兴兵二三年，即可灭南宋，统一江南，以称正统。自熙宗皇统和议以来，金宋已多年不见战火，双方社会经济都得以迅速恢复、发展。海陵王时金朝的实力不及宋朝，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但海陵王不顾国情民力，决意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

正隆三年（1158），命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今河南开封）宫室，夷平原宋朝的宫殿重新建造，务求豪华壮丽。

正隆四年（1159）正月，罢金宋边境凤翔、唐、邓、颍、蔡、巩、洮、胶西榷场。二月，召谕宰执准备伐宋。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今北京通县）监造战船。派使臣到各路籍兵，凡猛安谋克户、部族和州县的渤海人，年20 岁以上，50 岁以下者全部纳入军籍，听候调遣。父母年迈，兄弟多，亦不许留一子。三月，又派人到各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四月，令各路原贮藏的兵器，一律送往中都。八月，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只许留一马。共征① 《大金国志》卷14《海陵焬王纪》中。

调马骡56 万余匹，令被征马户代为饲养。

正隆五年（1160）七月，签发各路汉军。除中都、南京两路外，其余每路签汉军1 万。并调集上年所籍的各路猛安谋克军，共24 万大军。同时，调集征调的马匹。诏河南诸州县贮粮皆供军队。骡马所到之处无草料，海陵王则曰：时禾稼满野，可放牧田间，民间储蓄尚多，再岁不获亦无妨。为筹集军资，提前征收五年税，又加收菜园税、户税、养马钱，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在海陵王横征暴敛下，民不聊生，纷纷起来反抗暴政。

首先，沂州临沂人开山赵领导当地农民揭竿起义，起义军发展到30 万人。随后山东、河北、山西以至中都附近人民相继起义，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正隆五年三月，海陵王遣都水监徐文等率舟师九百，浮海去镇压海州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南）张旺、徐元领导的起义军，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①六月，东海起义军被镇压。此时北方爆发了以撒八、窝斡领导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声势浩大，遍及西北诸路。海陵王即帝位后的后宫生活日益放荡糜烂，广益嫔御。贞元元年（1153）三月，亲选良家子一百三十余人充后宫。宗室、百官家眷中有姿色者，海陵王亦千方百计明抢暗夺。

海陵王无视金朝政局动荡不安，正隆六年（1161）二月，自中都出发南巡，六月，抵南京。自议南伐以来，凡极谏的大臣，非杖即杀。及至南京，皇太后徒单氏（宗幹的正室）亲自出面劝阻，竟被海陵王杀于宁德宫。此后，朝廷上下无人敢谏南伐。

同年九月，海陵王亲自督大军南下。金军兵分四路，海陵王亲率一路，以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随海陵王取庐州（今安徽合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率水师直趋临安。太原（今属山西）尹刘萼为汉南道都统制，率兵出蔡州（今河南汝南）。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都统制，由凤翔取散关驻军待命入川。徒单贞别将兵2 万入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

十月初八，海陵王大军渡淮河，连克庐州、和州（今安徽和县）。刘萼汉南道军取通化军、蒋州、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徒单贞取扬州。苏保衡浙东道水师在胶西（今山东胶州）陈家岛，遭到宋将李宝水师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金军渡淮前一日，东京留守完颜雍（太祖孙）发动政变，称帝于东京，即金世宗。次日，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改元大定。海陵王闻知后，仍继续南进。十一月，海陵王大军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南）渡长江，为宋都督府参谋军事、中书舍人虞允文所督宋军打败，金军将士死伤无数，战船损失过半。于是移师瓜州（今江苏扬州南）。此时军心涣散，将领不愿渡江作战，但海陵王一意孤行，勒令将士次日（二十七日）渡江。次日拂晓，兵部尚书耶律元宜等众将领发动兵变，海陵王在大帐中被乱箭射死，去世时年39岁。

海陵王被杀后，都督府将灵柩置于南京班荆馆。世宗大定二年，降封为海陵郡王，谥曰炀。葬于中都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墓地大定二十年，诏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处。

① 《金史》卷5《海陵纪》。

第八十二章 金世宗

金世宗（1123—1189），女真名乌禄，即位后更名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完颜宗辅之子。生长于金上京，13 岁丧父，由母亲哺育成人。母李氏出身于辽阳渤海世族，知书明礼，教子有方。完颜雍自幼习诗书，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又精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①。熙宗皇统年间，完颜雍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

海陵王天德年间，历任会宁牧（上京会宁府），判大宗正事，中京、燕京留守，济南尹。贞元初，任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三年（1155），改任东京留守，进封赵王。正隆二年（1157），按例降封郑国公，进封卫国公，后又徙封曹国。

第一节 统治初期

完颜亮（海陵王）因弑熙宗夺得帝位，故深忌宗室，不委以宰执，并严加监视。完颜雍为保全自己，多献珍异以消除海陵王疑忌。尽管如此，海陵王仍派心腹高存福任东京副留守，以伺动静。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兴师南下攻宋，境内反战情绪高涨，西北爆发了撒八领导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东北各地契丹、奚人纷纷起兵响应。咸平府（今辽宁开原）谋克括里领兵攻陷韩州（今吉林四平西北），据咸平，将攻东京。完颜雍命人打造兵甲，以备抵抗，时海陵王命婆速路（今丹东附近）总管完颜谋衍以兵属完颜雍镇压起义。括里见东京城旌旗蔽野，不战自退。高存福则以完颜雍筹军备密报海陵王，言完颜雍图不轨。完颜雍得知，甚感危急。加上海陵王杀徒单太后等女真贵族，完颜雍得知后更加紧张。完颜雍母舅兴中府（今朝阳）少尹李石以病还居乡里多年，是完颜雍心腹谋士和得力助手，他建议“先除高存福，然后举事”①。十月，南征万户、曷苏馆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等人所率女真兵不愿南下攻宋，自辽东南进至山东时率兵2 万逃回哗变，杀高存福等人，拥戴完颜雍为帝，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十二月，进据中都。

金世宗即位之初，时局极不稳定。当务之急有三，一是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集团；二是镇压西北契丹人民大起义；三是结束与南宋战争。世宗以海陵王为鉴，调整、纠正海陵王之失，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在用人上采取兼容并举的政策。不管过去受海陵王重用，还是受排挤；对世宗是拥护，还是曾经反对又降附的人；也不论是女真宗室贵族，还是汉人、渤海人等，只要有才能，一视同仁，予以任用。海陵王时太傅、尚书令张浩，大定二年（1162）入朝，仍封为太师、尚书令。金世宗对他说：“卿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①。北面都统纥石烈志宁、白彦敬等率重兵于西北镇压契丹起义，又曾谋议进攻完颜雍部，连杀完颜雍派去的使者九人。海陵王被杀后，他才降服。世宗以其为将才，不计前嫌，仍令其统兵，委以重任。纥石烈志宁屡立战功，官至枢密使、右丞相。由于用人政策深得人心，很快理顺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结束了混① 《金史》卷6《世宗纪》上。

① 《金史》卷86《李石传》。

① 《金史》卷83《张浩传》。

乱的局面。世宗在位三十年，宰执官中宗室完颜贵族有7 人，非宗室女真人15 人，汉族14 人，契丹、渤海2 人。基本上纠正了前朝帝王人为地排斥某一集团的弊政，做到唯才是举，人尽其用。

其次，调集重兵围剿西北地区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军。大定元年（1161）

十二月，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并领导契丹起义军转战临潢府与泰州（今吉林洮安一带）之间，声势浩大，屡败金军。大定二年（1162）世宗任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统率诸军，倾精锐部队全力镇压窝斡军。六月，于花道、袅岭一带决战，起义军损失惨重。八月，于山后奚地再败起义军，所破之处，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窝斡残部北走沙陀。世宗在派兵镇压的同时，不断遣使招抚诱降，许诺降者不问首从，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有官品者和率众归降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用。奴隶并放为良。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并晓谕金军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总管（正三品）。这些措施分化瓦解了起义军中意志薄弱者，安远大将军斡里袅、猛安七斤、蒲速越等人先后降金。九月，窝斡为部下稍合住和神独斡所擒，送往金营，被杀。镇压契丹起义后，金世宗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并将参加起义的契丹人户尽徙女真内地，与女真人杂处，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在此前后，金世宗平定了河北、山东、河东等路北方各族人民起义，很快恢复了封建统治秩序。

第三，尽快结束与南宋的战争。海陵王被杀，金军北还，金世宗吸取海陵王穷兵黩武的教训，将被征南侵的军士放免还家，于金宋边界屯兵10 万，由都元帅完颜昂经略边事。又派使臣与宋和谈。时南宋孝宗即位，主张抗金收复失地，拒绝和谈。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1163），南宋以张浚为统帅兴兵北伐，欲收复失地。此时金世宗已镇压了契丹起义，调左丞相仆散忠义、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统率重兵反击北进的宋军，宋军连败。五月，两军大战于符离（今安徽宿州），宋军惨败。宋孝宗遣使求和。四年十月，金世宗命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出兵，连取濠（今凤阳东北）、庐（今合肥）、和（今和县）、滁（今属安徽）等州。宋再次遣使求和，闰十一月，和议基本达成。五年（宋乾道元年，1165）正月，双方正式议和，史称“隆兴和议”。议定边界仍依“绍兴和议”所定，宋割让战争初期所占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商（今属陕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州给金，宋向金称侄皇帝，不称臣，岁币减为20 万两，绢减为20 万匹。媾和以后，三十余年双方无大战争。

第二节 金代“治世”

金世宗在政治制度上基本沿用海陵王时的成制，统治政策和方针则与海陵王不同。海陵王纯尚吏治，金世宗则务施宽政，虚心纳谏。他屡次下诏内外大小职官上书直言，谕宰执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急于求贤，选拔人才。世宗即位前任地方官多年，深知州县之职最为亲民，当得贤材用之。郡守选人，虽资叙未至而有政绩廉能者，亦升用之，以励其他官吏。究心于吏政。分职官为廉能、污滥、不职三等而黜陟之。诏御史台：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命御史分路刺举善恶以闻。不仅劾罪，亦要举善。对暗察明访皆著政声者，进官旌赏。职官犯赃罪轻则降职，重则收监，虽国内大赦亦不叙。以贪赃罪降官者再犯除名，永不叙用。

同时，又进一步修订官制和礼仪制度，海陵王时尚书省宰执为7 人，并废熙宗时的平章政事官职。世宗增设为9 人，复平章政事官职。更定铨注县令丞簿格、定试令史格，诏给内外职事官兼职俸钱，进一步完善了官僚机构。世宗虽倾心于汉文化，但又不愿抛弃女真文化。于是采取措施，利用、吸收汉文化以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儒家经史，颁行之。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择猛安谋克子弟为学生入学学习。十三年，开设女真进士科，以策、诗取士。制猛安谋克官员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许承袭官职。金朝护卫亲军皆任女真宗室贵戚之子，十年出为五品职官。世宗以女真人径居达官，不知民间疾苦，令教以读书，使其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太祖、太宗时多以武功任高官，世宗则认为：起身刀笔者，虽有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但在同时，世宗又千方百计避免女真族完全汉化，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改汉姓或穿汉服。卫士有不习女真语者，并勒令习学，此后不得说汉语。他对皇太子及诸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①他担心女真人完全汉化，非长久之计。于是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以太子完颜允恭监国，世宗带诸子及官员返上京女真内地，以提倡女真人弘扬女真文化，勿忘旧俗。并令有司委各猛安谋克官于农闲时督部人习武备，练骑射。

金代以农为本，世宗采取措施以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平定契丹起义、结束对南宋战争后，裁军归农，诏元帅府诸新旧军以6 万留戍，余并放还。大定二年（1162），即诏谕“盗贼或避赋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农，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②。后又诏复各地流民还乡，官给以田。地狭处，则将召辑的流民，安置于他乡种田。开始时每年遣官劝各地猛安谋克农事；后来恐有烦扰，令各地职官劝督，必令自耕，精勤农务，以给自足。弛放牧地，令民开垦。牧畜毁坏民农桑，虽亲王、公主及势要之家，亦由地方官立加惩断。同时，除海陵王时弊政，蠲免苛捐杂税，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若逢灾年，屡免租税，减免劳役。大定四年（1164），命张弘信等24 人（一说13 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五年，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在此基础上征收物力钱，使各族人民的负担相对均平一些，同时增加了朝廷的税收。

自大定二年起，世宗逐步放免寺院二税户和部分奴婢为平民。寺院二税户原是辽代寺院的封建领户，金初多沦为奴隶。世宗下诏凡二税户有佐证说明身份者，皆放免为良。平定契丹起义后，放免了一大批契丹的奴婢、驱奴为平民。二十二年，立限放免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男女为良。十七年时诏：海陵王时，大臣无辜被戮，家属籍没为宫奴婢者，并释为良。当然这仅是局部解放奴隶和农奴为一般农民，对女真猛安谋克的奴隶制则仍实行保护政策，禁止其出卖奴婢。①与宋和议后，金朝恢复和增设了与南宋、西夏的榷场，定榷场香、茶罪赏法。输入物品以茶、丝织品、药材、米为大宗，输出物品主要是人参、貂① 《金史》卷7《世宗纪》中。

② 《金史》卷6《世宗纪》上。

① 《金史》卷8《世宗纪》下。

皮、北珠、绢罗。

曾一度罢诸路关税。取消金银矿税，听民开采。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②。

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日益发展，猛安谋克组织已经极为混乱。世宗为维护女真旧制，大定二年，“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③。大定七年、二十年，又两次新授猛安谋克。十五年，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10 人，分行诸路，再定猛安谋克户，规定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二十四年，又授诸子以猛安谋克世爵。猛安谋克是一种父子相承的世官制度。为维护女真贵族的权利，世宗规定猛安谋克官员犯罪可惩罚，不得轻易夺官。宗室贵族中有不任官者，为施恩泽，大定十二年，授以散官。十七年，又授年高者以官职。

在经济上，猛安谋克户长期蒙受国家优遇，往往骄纵，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不亲稼穑，土地或令汉人租佃，或听凭荒芜，一部分女真人日益贫困。世宗为保证女真人生计，一再拘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户，令其合家聚种。仍极力维护女真奴隶制的“牛头地制度”，并以计口授地作为牛头地的补充形式。然而女真族奴隶制已经走向崩溃，世宗的种种措施不过使女真族走上了保有本民族特点的封建制道路。

世宗大定年间，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有了发展，仓廪有余，人民生活较为安定，文化也昌盛起来。故被后人誉为金朝的“小尧舜”。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病故于中都福安殿，终年67 岁。章宗时谥为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葬于兴陵。

第三节 完颜允济 完颜允恭

完颜允济

完颜允济（又作永济）（？—1213），小字兴胜，金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1171）封薛王、滕王。世宗朝历任秘书监、刑部尚书、殿前都点检。章宗朝封潞王、韩王、卫王。历任安武军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昭义军节度使，判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事、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事。泰和八年（1209），章宗卒，无嗣子，允济即位，年号大安，即卫绍王。

章宗末年金朝从鼎盛走向衰落，宦官、嫔妃和近臣擅权已肇其端，卫绍王庸弱无能，无力整顿朝纲，政治日趋腐败。

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兴师攻金。卫绍王一面派粘合合打去求和，一面派平章政事独吉思忠等人行省边地，率军抵御。八月，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宣平（今宣化西北）之战，金军主力被消灭，主帅完颜承裕逃到宣德（今宣化）。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十月包围中都（今北京）。卫绍王接受主战派建策，死守中都，蒙古军屡攻不下，解围北退。至宁元年（1213）秋，成吉思汗再次兴兵进攻金朝，直抵居庸关（今昌平西北），金朝国势岌岌可危。这时金朝宫廷发生政变，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杀卫绍王，立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宣宗即位后，降封允济为东海郡侯，贞祐四年（1216）② 《金史》卷49《食货志》四。

③ 《金史》卷6《世宗纪》上。

追复卫王，谥曰绍。

完颜允恭完颜允恭（1146—1185），女真名胡土瓦，后赐名允迪、允恭。世宗嫡长子，排行第二。大定元年（1161），世宗即位于东京（今辽宁辽阳），封胡土瓦为楚王，置亲王官属。二年，赐名允迪，立为皇太子。他专心学习儒家经史，常与诸儒讲习经史，受业于著名儒生郑松，行事遵儒家礼仪。八年，改赐名允恭。世宗对他甚为爱重，每逢生辰，或至东宫，或设宴内殿。二十四年三月，世宗北巡上京，以允恭居中都（今北京）监国。凡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重大军国事需遣使驰奏；六品以下官及其余常事，听太子允恭裁决。居守一年有余，勤勉政务，凡启禀刑名，亲自披阅，慎断曲直。二十五年（1185）六月患暴病，七日而卒，终年39 岁。十一月，葬于大房山，谥曰宣孝太子。大定二十九年，金章宗即位，追谥庙号显宗，祔于太庙，陵曰裕陵。允恭，大定元年选纳刘氏（辽阳人）入东宫。三年，生子吾暏补，即金宣宗。大定四年，纳妃徒单氏，封为皇太子妃；七年，生子麻达葛，即金章宗。

第八十三章 金章宗 金宣宗 金哀宗①

第一节 金章宗

金章宗（1168—1208），即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嫡子。大定八年夏，完颜允恭携家室随世宗行猎于燕山之北，七月，完颜璟生于麻达葛山（今河北崇礼境内），世宗即以山名之。

完颜璟之父完颜允恭居东宫二十余年，主张学汉制，专心儒家经史，好诗文，善丹青。其母徒单氏亦喜诗书，尤好老、庄，言行必合于礼。完颜璟自幼受有教养的父母熏陶，文学造诣也较深，他的诗纤巧绮丽，词有南唐李后主风韵，书法专学宋徽宗“瘦金体”。著名汉人儒士徐孝美、张 、许安仁先后为之侍读。大定十八年（1178）封金源郡王，时年11 岁。允恭择通儒学的女真学士完颜匡、仆散讹可，教之女真语言文字。大定二十五年（1185）六月，允恭暴病卒，世宗大恸，后遂着意培养完颜璟。十二月，封原王、判大兴府（今北京）事，让他学习政事，以考察才干。完颜璟在任上断事得当，能以女真语审女真诉讼，以汉语断汉事，深得世宗赞赏。大定二十六年四月，赐汉名璟。五月，拜为尚书右丞相，亲闻朝议，习知政事。十一月，诏立为皇太孙。二十八年，世宗病重，又诏为摄政。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病卒，遗诏完颜璟继帝位，是为金章宗，时年22 岁。

金章宗承世宗治平之世，继续原定治国方针，使金朝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堪称为“鼎盛时期”。

在章宗即位之初，曾下诏拟全面解放寺院奴隶和官、私奴婢。寺院奴隶原为辽“二税户”，金初沦为奴隶。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始议彻底解放二税户，派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检括北京路（今内蒙古赤峰所属旗县，原辽朝内地）和中都路（二路为二税户较为集中的地区）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或因通检而明身份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地位相当于驱，即农奴），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明昌元年（1190）六月，仅北京路就放免二税户约1700 百户，1.39 万人。

大定二十九年二月，也开始着手解放官奴婢和私奴婢。首先将完颜宗辅（尧）（世宗父，追谥睿宗）、世宗和章宗父完颜允恭（追谥显宗）的奴婢，悉放为良。五月，制诸饥民卖身已赎放为良，复与奴生男女，并听为良。明昌元年（1190）三月，驱婢所生子女，官府给钱四十贯，赎以为良。同时逐步解放宫籍监户及奴婢。明昌二年二月，更定奴诱良人法。进一步废除奴隶制和限制奴隶制残余势力的发展。

自世宗中期以来，女真族的奴隶制急剧向封建制转变。章宗改世宗限制女真封建制发展为肯定女真封建制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女真猛安谋克组织由以牛头地土地分配制度为基础的家族奴隶制，转变为以计口授地为经济特征的封建军屯制度，形成具有女真族特色的封建制。泰和四年（1204）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①，标志着女真封建制的最后完成。此后，猛安谋克仍属于诸路，并在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内设安抚判官专管猛安谋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的《章宗纪》、《宣宗纪》、《哀宗纪》及卷106《术虎高琪传》、卷109《完颜素兰传》。

① 《金史》卷12《章宗纪》四。

克。

为适应女真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金章宗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明昌六年（1195），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承安五年（1200），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定管军官受所部财物辄放离役及令人代役法。泰和八年，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限制女真猛安谋克的特权，并有条件地取消猛安谋克的世袭权。这样不断地削减女真猛安谋克的特权，加强了封建政权对他们的控制。泰和六年十一月，诏听任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互为婚姻，允许女真人与汉人通婚，以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磨擦和矛盾。章宗以前女真猛安谋克入仕只有武功与门荫二途。明昌年间，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骑射，以定其科甲高下，以促使官僚集团中女真族与中原汉族士大夫日趋同一。

随着女真、契丹奴隶制的废除，金朝的封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章宗时各项制度更加法典化。明昌五年（1194），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议礼乐。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 等编《大金集礼》，礼乐寝备。明昌初，设应制举及弘词科，以待非常之士，于是，金朝取士七目：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女真进士、制举弘词全备。又修刑法，泰和元年（1201）十二月新修律成，共12 篇563 条为30 卷，名为《泰和律义》。又完备官制，如承安二年（1197）设军器监，三年置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四年置审官院。泰和四年（1204）定考课法。八年创设近侍局提点。并加强对朝廷和地方官员的监察考课。

明昌、承安年间是金朝极盛时期，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仓廪充实。到泰和年间已有户800 余万，口5000 余万。明昌二年全国储金1200 余铤，银50.2 万余铤，儒风丕变，学校日盛，章宗下令35 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学《孝经》和《论语》。章宗本人汉文化造诣很深，女真、契丹、渤海族中都出现著名的文人，如完颜é、萧贡、移刺履、王庭筠等人。自然科学亦有显著成就，数学上的发明有天元术，天文历法方面制造出水秤、影仪、简仪，为后来元代大天文学家郭守敬造景符、简仪时所据。明昌三年建成卢沟桥（在今北京西南），是华北地区最长、建筑结构与艺术性最高的石拱桥。

然而，在这极盛时期已孕育着危机，承安、泰和年间金朝开始转衰。由于章宗是以皇太孙继帝位，他颇疑忌世宗诸子，置王傅、府尉官加以检制。明昌四年十二月，郑王永蹈以谋反被诛。自此诸王禁限愈严。增置诸王司马，检察门户出入。六年，章宗猜疑镐王永中有反意，亦诛之。二王的子孙皆禁锢。皇族内部的倾轧，必然是走向政治衰落。既而妃李师儿得宠，其兄弟皆擢显近势倾朝廷。因附依李妃位至宰相的胥持国，与李妃互为表里，专擅朝政。章宗后期，近侍弄权，尚书省权力减少，朝纲不正，政治腐败已见端倪。章宗在位时，北方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水、雨、雹、旱、蝗灾之外，大地震两次，黄河决口三次并改道。造成流民增多，土地荒芜，税收减少。然而统治阶级奢靡之风依然滋长。章宗为满足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对土地的贪求，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完颜宗浩等人于中都、山东、河北等地括地30 余万顷，其中多有民田。夺民田而与军户，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有损于民。

章宗初期，北方有阻卜、广吉刺等南犯。为抵抗侵扰，明昌三年（1192），在西南、西北路，沿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南）至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开筑壕堑（金界壕）。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右丞相完颜襄率军回击阻卜进犯，大败阻卜。承安三年（1198），命完颜宗浩率军北伐广吉刺，亦大败之。北部边警暂解。

金章宗坚持世宗以来的南北和好的方针，与南宋和平相处。宋宁宗时韩侂胄为相，倡议兴兵灭金，不断出兵攻扰金边。泰和六年（1206）五月，韩侂胄请宋宁宗下诏出兵北伐，金章宗也正式出师应战。十月，以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枢密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率兵14.5 万，分九路迎击宋军。宋军全线溃败。金朝由防御战转为进攻战，攻取宋宜城（今属湖北）、和州（今安徽和县）、成州（今甘肃成县）、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凤州（今凤县东）、真州（今江苏仪征）等地。金朝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损失亦重，有意议和。泰和七年，韩侂胄被杀，宋朝主和派掌权。泰和八年，金宋和议达成，时为宋嘉定元年，史称“嘉定和议”，和议规定金宋改称伯侄国，岁币由银、绢20 万两、匹，增至30 万两、匹，外加犒军银300 万两。金军从占领的地方撤回，仍维持金、宋原边界。

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不断的对外战争，使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军备开支不断增加。为解决财政困境，章宗一面加紧对农民征收赋调，征军须钱，开始收醋税。一面滥发交钞和宝货，结果钞价日跌，物价踊贵，艰于流通，造成国虚民贫，经济更趋衰落。

泰和八年（1208）十一月，章宗得病，卒于中都福年殿，终年41 岁，遗诏皇叔卫王永济即帝位。次年改元大安。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正月，谥完颜璟神武英孝皇帝，庙号章宗。二月，葬于道陵。

第二节 金宣宗（附术虎高琪）

金宣宗金宣宗（1163—1224），即完颜珣，女真名吾暏补。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庶长子，章宗同父异母兄。完颜珣自幼受汉族封建教育，读儒家经史，喜作诗文。其母刘氏，性聪慧，最喜佛书。受父母影响，完颜珣性格“宽仁大度”，好学又善谈论，多与文学之士交游，赋诗饮酒。18 岁时，封温国公，加特进。大定二十六年（1186），赐汉名珣。二十九年，进封丰王，加开府仪同三司，累判兵部、吏部，判彰德军（后升为府，今河南安阳）等职。章宗时进封翼王、邢王、昇王，赐名从嘉。

至宁元年（1213）八月，权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与其党发动政变，弑卫绍王。丞相徒单镒等人以昇王完颜珣是世宗长孙，劝执中立为帝。于是遣人迎于彰德府。九月，完颜珣至中都即帝位，改元贞祐，复用旧名珣，是为金宣宗。

金宣宗即位时，朝中权臣柄政，蒙古大军又进逼中都。他本人无力整顿朝纲，只能依赖纥石烈执中，拜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使之操纵了国政。十月，蒙古军兵临中都城下，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率军迎战，两次战败。术虎高琪知必为纥石烈执中问罪，乃自率乱军入中都，围执中于宅第，纥石烈执中逃命时被杀。宣宗赦术虎高琪之罪，以为左副元帅，拜平章政事，后官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为相后，专固权宠，擅作威福，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他虽擅权，却得到宣宗的信任，所以宣宗屡称继世宗之志，其结果正是相反，金朝陷入衰乱之中。

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金宣宗放弃积极抵抗的主张，而是执行投降、逃跑之路线。他即位后，马上遣使向蒙古厚贿求和。贞祐二年（1214）三月，接受蒙古的条件：献纳童男女各500 名，绣衣、御马3000 件、匹，大批金银珠玉，献公主（以完颜永济之女为岐国公主归蒙古主）。和议成，蒙古暂时退兵，中都解围。

金宣宗以国蹙财用匮乏，中都不可守，乃决意迁都于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朝中有的官员和太学生力陈不可迁都，以中都是国之根本，弃之南迁，北方皆不能守。若迁都，辽东、关中皆强于开封，恃险备御，可为后图。然而宣宗认为大计已定，不可中止。五月十一日，下诏南迁。十八日金主与六宫仓促离开中都，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南迁，极大地动摇了民心，也增大了蒙古主的戒心。七月，蒙古军再次南下。贞祐三年五月，蒙古军攻克中都，并兵袭南京。至此金朝全境大部分陷于战火之中。

面对蒙古军的进攻，金初骁勇善战的女真军队已变得毫无战斗力，宣宗只得令人组织契丹等乣军和收纳各族人组织“忠孝军”、“忠义军”，作为抵抗蒙古的军事主力。结果是不久乣军叛金，义军无作战能力，又不听从统制。兴定四年（1220），宣宗只得又招纳汉族地主武装，于河北、山西等地封建九公，各有封疆，守土抗蒙，以为南京北部的屏障。金朝抗蒙斗争出现暂时转机，但仍无法避免最终灭亡。

兴定元年（1217），术虎高琪劝宣宗伐宋。宣宗亦欲在南方扩张，以谋立足。于是在兴定元年（1217）四月发兵南下攻宋，至六年（1221），连续多次用兵。西面攻打过大散关及附近州县，遭到宋军及抗金义军的顽强抵抗，虽有小胜但损失很大，结果分散了北面抗蒙古的兵力，反而得不偿失。

金宣宗的南迁，仅以重兵屯驻河南以自固，不顾北方州县的安危，因而大失人心，致使驻守在东北的金朝将领和汉族地主与金朝分裂，他们为了保存自己而降附蒙古。贞祐二年（1214），锦州（今属辽宁）张鲸、张致兄弟聚众十余万叛金，杀节度使自称王，在木华黎率蒙古军攻入东北后也降附蒙古。在此之前，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与蒙古军联结，自称辽王，成为蒙古军攻占东北地区的帮手。贞祐三年（1215）女真人辽东宣抚蒲鲜万奴叛金独立，建立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已分崩离析。

遭受蒙古军蹂躏的中原汉族人民，为了抗蒙自保，并反抗金朝的统治，到处团结起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袄军大起义。最初，以山东杨安儿、李全等抗金的起义军为中心，很快扩展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宣宗调集兵力镇压起义军，但各地起义军前仆后继，连绵不断，沉重地打击着金朝统治集团。

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 年1 月），在金朝处于内外交困，国势日衰之时，金宣宗忧郁成病而死，终年61 岁。死后谥圣孝皇帝，庙号宣宗，葬于德陵。术虎高琪术虎高琪（？—1220），又作高乞。金西北路（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一带）女真人。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术虎高琪入京城充护卫，后任十人长。章宗朝出任河间都总管判官、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升任建州刺史，改同知临洮府事。泰和六年（1206），金宋交战期间屡建战功。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于巩州一带防御宋军，击退宋军的进攻。又与知府事石抹仲温入宋界作战。其后宋李孝义率步骑3 万攻秦州，高琪赴皂角堡击宋军，宋兵列阵山谷间，以战车为左右翼，掩护弓弩手迎战，交锋五次，宋军越战越勇。于是，高琪将骑兵分为两部分，轮番出击，使宋军不得喘息，蒲察桃思刺乘机率兵摸上后山，自山驰下与高琪合击，大破宋军。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高琪官至泰州刺史、镇州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统领乣军，率三千人入卫中都（今北京）。

宣宗贞祐元年（1213），高琪迁元帅右监军。时蒙古军南下，他奉诏自镇州（今河北怀来附近）移军守御中都以南地区，行至良乡（今北京南）遇蒙古军不得前进，返回中都，加入京城保卫战。与蒙古军交战，高琪每次出击都被击败。把持朝政的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警告他说：“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高琪出战又败，自度不能免罪。十月十五日，高琪率所将乣军入中都城内，围纥石烈执中宅第，杀执中，持其首级诣阙待罪。宣宗虽由纥石烈执中援立即帝位，但不满他专权跋扈，也有意除掉他。于是赦高琪罪，升任左副元帅。不久，拜平章政事，始掌军政大权。

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令金宣宗恐惧，他不思抗御之策，一心想投降、逃跑。一面派人与蒙古议和，同时商议迁都。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奏请弃中都迁往南京开封，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左丞相徒单镒反对，认为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才是上策。术虎高琪也主张守中都，由他转交给宣宗的元帅府官员李英的上书，主张中都有居庸关，犹如秦之崤、函，蜀之剑门，若撤居庸兵，国势遂去。建议去居庸关组织军民抗击蒙古。宣宗虽接受守居庸关的建议，命李英招募抗蒙古军民守关，却不许出兵邀击成吉思汗北返军队。虽然百官士庶皆力言不可迁都，但宣宗南迁意已决。贞祐二年（1214）五月离开中都，迁往南京开封。

南迁后，术虎高琪逐渐取得宣宗信任。这时的金朝经济日趋衰败，战争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使田畴荒芜，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高琪为相后，改变世宗以来务行宽厚的政策，专尚吏事，上下苛察，专横逐利，除通常所纳赋税之外，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赋税，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随宣宗由河北入河南的金朝主力军不下数十万，高琪以重兵屯驻河南，守南京开封以自固，不顾华北、东北州县残破，各族人民惨遭蒙古军队的蹂躏，无意出兵华北，抗击蒙古，收复失地。贞祐四年（1216）十月，蒙古大军取潼关，至嵩州、汝州一带，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请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统兵抗击，以稳军民之心。被高琪压下不报。御史台也上奏，称蒙古军知京师（南京）屯宿重兵，故去攻击州县。若朝廷仅以守京城为重，中都之危又将再现。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选京师勇将精兵，互为犄角之势，且战且守。高琪则以“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奏请宣宗拒纳，宣宗对高琪言听计从，一再失去抗御蒙古的战机。

贞祐四年十二月，术虎高琪进官尚书右丞相。高琪奏请整修加固南京里城。此时，河南人民为养活大批官僚和军队及其家口，已不堪负担。连宣宗也认识到，“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遂罢是役。

术虎高琪掌握的乣军，在宣宗南迁之后，不愿再为金朝作战，叛金降蒙古。高琪想重新掌握兵权，遂积极劝说宣宗攻宋，以扩疆土。兴定元年（1217）四月，宣宗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金宋绝交。十月，右司谏许古上疏谏宣宗与宋议和，主张采取积极抗蒙古的政策，与宋议和，以建中兴之功。宣宗命许古起草议和牒文，以示宰臣，高琪说：“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搁置不问。集贤院谘议官吕谘言当议和，高琪斥之为狂妄无稽。十二月，平章政事胥鼎上书言出兵攻宋六不可，以为只当遴选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国用丰饶，自可恢复先业，成中兴之功。高琪无视所言利弊，说“大军已进，无复可议”。

兴定元年（1217），宣宗下诏攻宋，兵分两路。东面，初以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为统帅，开始连败宋军于陇山、七里山等地，攻占光山、罗山、定城等县，但在枣阳，为宋军内外夹攻所败。兴定二年再围攻枣阳，被宋击败。兴定三年至五年，金再次发动空前猛烈的攻势，以完颜讹可为统帅，金宋双方互有胜负。西面，兴定元年，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元帅完颜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侵四川，破天水军。兴定二年焚大散关，屯边隘。四月又破大散关，攻入西和、成、阶等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十万，军需无数。兴定三年被宋张威击退。宣宗多次出兵攻宋，遭到宋军及抗金民兵顽强抵抗，虽有小胜但终不能南下。金朝兵力梢耗很大，北面无力抗击蒙古，南面侵宋拓疆又不成，金朝统治已处在摇摇欲坠之中。

术虎高琪任宰相以来，专固权宠，擅作威福，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皆欲置于死地。贞祐初年，中都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乣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此无人敢言军国利害。若大臣中有才能但不附己，或才能与己抗衡者，高琪便对宣宗阳称其才，使于河北抗蒙古，阴置之死地。兴定二年（1218），宣宗召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抗敌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高琪擅权严重威胁了宣宗的权威，因而宣宗对高琪也感到不满。贞祐三年（1215），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见宣宗，密奏：“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纥石烈执中），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请宣宗除之。宣宗听后，说：“以乃大事，汝敢言之，甚善。”并嘱素兰，“慎无泄也”。兴定二年，高琪主张筑开封里城，言“正使（蒙）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言：“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表示了对高琪不用群臣守御河北、陕西之策，而欲修筑南京里城的不满。

兴定三年（1219）九月，宣宗次子平章政事英王完颜守纯欲揭发高琪罪状，密召右司贝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刺、令史蒲察胡鲁商议。石鲁刺、胡鲁把此事告诉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却告知高琪。英王守纯惧高琪及其党羽势力，未敢行事。不久，高琪使家奴赛不杀其妻，并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事被发觉后，宣宗便以此为由诛高琪，时为兴定三年十二月（1220 年1 月）。

第三节 金哀宗

金哀宗（1198—1234），即完颜守绪，初名守礼，女真名宁甲速。金宣宗第三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禄大夫。宣宗即位，封遂王，授秘书监，改枢密使。贞祐三年（1215），庄献太子完颜守忠卒，次年正月，完颜守绪被立为太子，仍控制枢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 年1 月）即帝位，改元正大，是为金哀宗。为了拯救濒临灭亡的金朝，哀宗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任用一批抗击蒙古有功将帅，分掌军政。迅速停止与宋战争，正大三年（1125）与西夏议和，集中兵力抗御蒙古军，三年秋至四年七月，金朝出兵河东，连续收复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今属山西）等重镇。在陕西抗御蒙古军，也屡战屡胜。西夏灭亡后，蒙古拒绝金朝的求和，金朝仍面临着严重威胁。成吉思汗在军中病死，使金朝暂时有一段喘息时间。正大六年（1229）八月，窝阔台继大汗位，又统领蒙古军的主力大举攻金。金军虽殊死作战，但城池多陷。九年（1232）正月，金与蒙古于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决战，金朝的主要将领大部战死，金主力军全部败溃。蒙古军长驱开封，哀宗与开封军民合力守城，又遣使去蒙古军营求和，蒙古兵北退。天兴元年（1232）十二月，哀宗迁往归德府（今商丘南）。翌年又迁往蔡州（今汝南），蒙、宋联合出兵围蔡州。天兴三年（1234）正月戊申夜，哀宗传位末帝完颜承麟（宗室）。次日，蔡州城破，哀宗自缢于幽兰轩。末帝承麟也为乱兵所杀，金朝灭亡。

第八十四章 完颜陈和尚 郭蝦■①

第一节 完颜陈和尚

完颜陈和尚（1192—1232），原名彝，字良佐，小字陈和尚。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人。父完颜乞哥，章宗泰和年间与宋战争，以战功授同知阶州军事。不久，战死于嘉陵江。

金宣宗贞祐初年，蒙古军攻入中原，占领丰州，时陈和尚二十余岁，曾被蒙古军俘掳，供役于蒙古大帅帐下。其母仍留居丰州，由族兄完颜斜烈奉养。年余后，陈和尚以省母为由请还丰州，大帅遣一军卒监视同至丰州。陈和尚与兄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十余匹，奉母南逃归金。不料被蒙古兵发觉，合骑追击。他们弃马走小路得以逃脱。母年高不能行走，载以鹿角车，兄弟共輓，南渡黄河归金。宣宗闻知，以斜烈有世爵（猛安谋克世爵）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宣宗知其有才，未几转为奉御。

不久，完颜斜烈出任行寿（今安徽凤台）、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元帅府事，奏请陈和尚自随，诏充任宣差提控，从军。斜烈敬贤下士，辟太原王渥（字仲泽）为经历。王渥文章论议，与金末名儒雷渊、李献能比肩，很受斜烈重视。陈和尚极聪慧，爱好文史。在充护卫居禁中时，就有秀才之誉。王渥教他《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一介书生。正大二年（1225），斜烈罢帅改任总领，陈和尚随兄屯守方城（今属河南）。斜烈卧病，军中事由他代掌，将领李太和与方城镇防军将葛宜翁相殴，诉于陈和尚，葛宜翁理屈，陈和尚令军士杖之。葛宜翁性格暴躁凶悍，以理屈受杖感到受到耻辱，竟郁郁而死，遗言要妻子为他报仇。其妻上诉台省，言陈和尚泄私忿杀其夫，并于龙津桥南积薪，言不治罪陈和尚则自焚以谢夫。于是陈和尚下狱，台谏官怀疑他曾在禁卫，又握兵权，一定横恣违法出了人命，请施斩刑。但证据不足，一直不能决断。陈和尚在狱中十八个月，聚书而读，坦然处之。正大三年，斜烈病愈，受命提兵守西边。不久去世。哀宗以斜烈之故，赦陈和尚，令其为金朝建功立业。

陈和尚出任紫微军都统。正大四年（1227）转任忠孝军提控。忠孝军是由回纥、乃满、羌、浑以及中原人被俘掠避罪来归者组成，情况复杂较为难制。陈和尚治理有方，皆俯首听命。所过州邑，秋毫无犯，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是一支劲旅。正大五年（1228），蒙古军进攻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总帅平章政事完颜合达问谁可为前锋，陈和尚应声而出。他已沐浴易衣，誓决一死战，率忠孝军四百骑力战，破蒙古兵八千之众，三军将士奋勇参战，取得了大昌原之捷，这是金蒙战争以来金朝打的第一次大胜仗。陈和尚论功第一，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一时名震朝野。陈和尚和他率领的忠孝军为诸军所倚重。正大七年，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率领河北蒙、汉军围攻卫州（今河南汲县），陈和尚随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副枢密使移刺蒲阿救援，他率忠孝军为先锋，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正大八年，蒙古速不台部攻陕西，兵至潼关，他率忠孝军往救，大败蒙古军，追至倒回谷（今陕西蓝田东南）。陈和尚在获释后的四五年间，屡立军功，官至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123《完颜陈和尚传》、卷124《郭蝦■传》。御侮中郎将。

陈和尚为人刚直不阿，副枢密使移刺蒲阿虽为金军统帅，但无远谋。经常率兵到附近蒙古军占领地抢掠人口、牲畜，搞得将士人疲马乏，军中将士无人敢谏止。陈和尚私与同僚说：“副枢以大将军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国家数年所积，一旦必为是人破除尽矣。”有人告诉蒲阿。一日诸将酒会，酒行至陈和尚，蒲阿问：“汝曾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尽坏，诚有否？”陈和尚饮毕，慢慢说：“有。”蒲阿见他面无惧色，只得作罢。

天兴元年（1232）完颜合达、移刺蒲阿驻邓州欲与蒙古军决战，但蒙古军统帅拖雷避开金军主力，分道趋开封。正月，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领骑兵2 万，步兵13 万，自邓州急赴开封，陈和尚亦在军中。蒙古军采取避实就虚、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邀击北上的金军，金军将士一路作战，疲惫不堪。进至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适遇大雪，军士三日未食，披甲僵立在雪中，枪槊结冻如椽。蒙古军则利用时机充分休息，然后全线进击，金军损失惨重。最后，蒙古军有意让开一条通往钧州的路，放金军北走，乘势夹攻，金军全军覆没。移刺蒲阿被擒，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金军残部数百骑败入钧州（今河南禹县）。

蒙古军攻入钧州，陈和尚与军士顽强进行巷战，最后被俘。蒙古军帅令其投降，陈和尚宁死不屈，先斫足折胫，后豁口至耳，喷血而呼，至死不绝。时年41 岁。

同年六月，哀宗为表彰完颜陈和尚的忠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立褒忠庙，刻石立碑纪其事迹。

第二节郭蝦■

郭蝦■（1192—1236），又名郭斌。会州（今甘肃靖远南）人。父祖世为保甲射生手。金宣宗时，他与兄郭禄大以善射应募从军。兴定初年，郭禄大因功迁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会州刺史，赐姓颜盏，镇守会州。他随兄在会州军中。兴定四年（1220）西夏军攻打会州，郭禄大遥射西夏主兵将领，一发中其吭，杀之。夏军破城，郭蝦■与兄一同被俘，誓死不屈。夏人爱他们的射技，囚入牢。兄弟两人伺机出逃，事泄，郭禄大被杀，郭蝦■独自逃归金。迁官两阶，遥授巩州（今甘肃陇西）钤辖，再授同知兰州军州事。兴定五年（1221），西夏步骑万余人攻入定西，郭蝦■领兵击败之，斩首700，获马50 匹，以功迁同知临洮府事（今甘肃临洮）。元光二年（1223），西夏数十万步骑攻打凤翔府（陕西凤翔），元帅赤盏合喜以郭蝦■总领军事。郭蝦■巡城时，见西夏将领坐胡床指挥作战，一箭射杀之，击退夏兵。升遥授静难军（今陕西彬县）节度使。不久改任通远军（治巩州）节度使，授山东西路斡可必刺谋克。自熙宗罢汉、渤海人猛安谋克以后，只有女真、契丹、奚等族高官显贵才能授猛安谋克世爵。金宣宗末年，为嘉奖战功卓著的将领，汉、渤海等各族人皆可授此世爵。故郭蝦■受此殊荣，并遍谕缘边诸郡。同年冬，与巩州元帅由瑞收复会州，他率骑兵500，自州南山而下，射死守城夏兵数百人，夏人震恐，出降。被西夏占领近四年的会州，重归金朝。

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田瑞据巩州叛金。哀宗诏陕西两行省并力讨平，郭蝦■率军先登巩州城，斩首5000 余级，平定叛军，以功迁遥授知凤翔府事、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元帅府事。

天兴元年（1232），开封粮尽，累召援兵不至，将帅缺人，蒙古军随时可能围城，哀宗弃开封至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次年又从归德府迁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地处淮水支流汝水上，南与宋接壤，无险可守。哀宗虑孤城难保，拟迁往巩昌府（即巩州），以粘葛完展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巩昌。元光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哀宗自杀。粘葛完展闻知，率众守城以待金朝继立的皇帝。绥德州帅汪世显遣使约郭蝦■并力攻粘葛完展，郭蝦■严词拒绝。汪世显率兵攻破巩昌，劫杀粘葛完展，降蒙古军并遣使者二十余人劝郭蝦■降，均被拒绝。

金亡后，西部府州无不归降蒙古，独郭蝦■力守孤城近三年之久。蒙古窝阔台汗八年（1236）十月，蒙古大军并力攻城。郭蝦■自度城不能保，仍决一死战，集州中所有金银铜铁，杂铸为炮，以抵抗蒙古军。杀牛马慰劳将士，又自焚庐舍积聚，以示决心。日夜血战，拼死抵抗，蒙古虽兵众，亦无法很快拔城。蒙古军攻城愈紧，军士死伤甚重。城将破，郭蝦■命在州廨积薪，集家眷和将校妻女于一室，闭门焚之。城破，郭蝦■率兵鏖战，士卒战至弓尽矢绝，便挺身入火自焚。郭蝦■独自在大草堆上，以门扉掩护，发二三百箭射敌，箭无不中。矢尽，投弓剑于火中，自焚而死。城中无一人投降。郭蝦■殉难时，年仅45 岁。后来当地人民为纪念他，立祠祭之。

第八十五章 李全 武仙 崔立①

第一节 李全

李全（？—1231），金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他是金末地方武装集团的首领。因生于乱世，经历复杂，被人视为传奇人物。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再度南下，在山东、河北等地大肆掳掠。金朝统治者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抵御蒙古军南下，依然对境内人民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为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在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规模很大的红袄军起义。

早在章宗泰和、大安年间，山东就有益都（今属山东）人杨安儿（本名杨安国）领导的起义。宣宗南迁前夕，杨安儿起义军日益壮大，以青、潍、密、莒诸州为中心，活动地区扩展到整个胶东半岛。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称王，置官属，改年号天顺。李全喜习武，弓马矫捷，善使铁枪，人称“李铁枪”。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进攻山东，李全之母、长兄皆为乱兵所杀。李全为复仇，遂与仲兄李福聚众数千起兵，响应杨安儿，攻打临朐（今属山东），进取益都。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都归李全指挥。李全与杨安儿、泰安（今属山东）人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红袄军起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北撤后，金朝廷遣宣招使仆散安贞率重兵镇压山东、河北红袄军。以完颜霆（原名李二措）、黄掴阿鲁答率金朝精锐部队“花帽军”来攻，杨安儿所占州县相继失陷。十二月，在阑头滴水败杨安儿。杨安儿与其党汲政等乘船退往即墨入海，欲至岠嵎山（今山东栖霞东北）。舟人曲成贪赏钱千金，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坠水死，其余部由妹杨妙真（人号四娘子）与母舅刘全统领，并奉杨妙真为首领，称“姑姑”。时刘二祖亦被金军所败遇害，其残部霍仪、彭义斌先后领导其残部继续与金军作战。李全也险些被金军所擒，为保存余力，决定退保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刘全、杨妙真等率万余人与李全会合。李全与杨妙真在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结为夫妇。不久，彭义斌率领的刘二祖余部也来归附李全。

金兴定元年（1217），宋宁宗下诏伐金，并招安各路义军。宋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李全等人附于宋。宋朝集中各路义军分两路攻金。李全袭破莒州（今山东莒县），擒金守将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今山东诸城）。其兄李福也克青州。宋朝廷始授李全为武翼大夫及京东副总管的称号。四月，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又夺回密州，李全战败。接着李全又兵败莒州。九月，李全出兵围海城，反攻密州，擒黄掴阿鲁答、夹谷寺家奴，进而攻克寿光、邹平、临朐等县。解送阿鲁答于楚州（今江苏淮安）。李全等人归宋后，受楚州节制。这年冬天，李全军徙屯淮阴的龟山。

继李全之后，红袄军将领石珪、夏全、时青等相继率军附宋抗金，使金朝受到极大的威胁。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联络，试探议和。遭到宋朝拒绝。宣宗下诏，命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辅太子完颜守绪大举攻宋。

① 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118《武仙传》、卷115《崔立传》，《宋史》卷476、477《李全传》，以及《金史》的有关纪传。

兴定三年春，金兵攻下宋成州、凤州和兴元府。仆散安贞大军围攻宋安丰军（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州）、濠（今安徽凤阳）、光（今河南潢川）三州。淮西告急。宋将李庆宗在濠州战败，损失兵马3000。金军前锋游骑到达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时宋淮东提刑知楚州贾涉负责节制忠义军，他命李全、李福断金兵后路，并报帅司调各路义军分头出击。李全率东海军与金兵在嘉山遭遇，获小捷。进军盱眙时，与杨安儿余部季先等部鼎立以御金兵。李全部至涡口（今安徽怀远），正遇号称“卢鼓槌”的金将纥石烈牙吾答率军渡淮河。李全与别将鹿仙袭击之，金兵溺于淮水者数千，俘获甚众。接着又与金驸马阿海激战于化湖陂，斩金将数人，并获阿海逃走时遗下的金牌，李全一直追击到曹家庄。在其他各处金军亦遭到沉重打击，只好退兵，自是金兵不敢至淮东。此次战胜，李全晋升领达州刺史衔，杨妙真封令人。秋，李全回潍州扫墓时，闻知附金的益都府卒张林，有反金归宋之意。

张林据益都，山东诸郡附其势。于是李全临青州城（今山东益都），劝说张林早日附宋。张林尚迟疑，李全只带数人入城与张林相见，张林置酒交谈甚欢，结为兄弟。张林遂附表将所辖山东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二府九州版籍归宋。宋廷授张林为武翼大夫，京东安抚使兼总管。李全也升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徙屯淮东军事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

金兴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李全合张林军北渡黄河袭击金东平府（今属山东东平），因金行省蒙古纲率军固守，不得，改为夹汶水立寨。在汶水被金东平副帅幹不搭击败，兵力损失多半，不得不退回楚州。当时南宋朝廷称附宋的北方抗金义军为“北军”，虽然授以官号，只是利用他们抗金，但又行分化抑制的政策。因恐惧他们造反，竟封锁淮水，不许北军南渡。这样，各路义军无法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增强防御能力，反而使他们逐渐变为地方割据势力。李全也因此由农民起义军将领蜕变为扩张个人势力的野心家。当季先被诱杀后，宋朝制置使贾涉欲收编其部，但季先部下裴渊等人拒不受编，拥石珪为统领。贾涉又决定把其部瓜分为六，以分化忠义军势力，但遭到拒绝。李全闻知，请率部讨伐石珪。贾涉以李全部逼石珪就范，石珪却率众降附蒙古。李全乘机吞并原季先的涟水忠义军。

金兴定五年（宋嘉定十四年，1221），李全以胶西（今山东胶县）地处南北商业、交通的冲要之地，便使兄李福守据之。初李全诱商人至山阳（今江苏淮安），以舟师俘其货没收一半归己，然后使商人自淮转海，至胶西。李福贪鄙，竟规定往来商人皆须用李氏舟、车，税其半，乃听商人往金诸郡贸易。同时，他见张林辖境内六盐场利厚，恃李全之势力，提出将六盐场分其一半。张林许他恣意取盐不分场。李福怒，扬言要与李全提兵取张林首级。张林诉之宋制置使贾涉，李福伏兵邀击，于是张林向蒙古请附。贾涉以此责李全，李全率兵急攻张林，张林弃地而逃，李全遂占领青州（今山东益都），从此青州成为李全又一据点。随后，李全又以收买军校的手段，趁宋朝调动官员，丘寿迈初摄帅事，吞并了原来由贾涉掌握的帐前忠义军。在此期间，李全官升领承宣使、保宁军节度使。

金宣宗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宋廷以许国任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到任后，压制北军，凡北军与南军（即南宋军队）有争执，无论曲直皆罪北军，裁扣朝廷犒赉北军的物资十之七八。李全时驻青州，不肯参谒，许国数致厚餽，邀李全议事。及李全前往参谒，许国时又倨傲自大。许国的幕僚章梦先亦对李全手下的大将刘庆福傲慢无礼，使李全等人极为不满。李全返回青州后（李全与杨妙真分驻青州与楚州），决意除掉许国。于是遣刘庆福还楚州，与忠义军统领王文信计谋，趁许国晨起莅事，刀箭攻之，许国在亲兵的护卫下登上城楼，缒城逃命，家眷悉被杀害。刘庆福手刃章梦先，报前日无礼之仇，放火烧了官府，积蓄尽为乱兵所夺。未几，许国在途中自缢而死。楚城之乱，使宋廷震动，丞相史弥远恐再生变故，姑且息事不问。授徐晞稷继任淮东制置使，令他屈意安抚李全。李全得刘庆福的报告，一面传牒原刘二祖部的彭义斌，称许国谋反，已伏诛，尔军并听我节制。一面自青州至楚州，佯责刘庆福不能压制忠义军的内讧，迎徐晞稷入城。徐晞稷对李全以礼待之，方相安无事。

彭义斌对李全的行径极为不满，杀李全派来的送牒人。李全率兵攻打恩州（今河北武城北），被彭义斌所败。彭义斌一直坚持抗金兵、御蒙古，对李全不顾全局扩张个人势力的行为十分痛恨。彭义斌打退李全的进攻后，又出兵进攻金真定府，败金将武仙，部众扩大到数十万人。他致书宋朝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欲剿平李全，然后出兵收复中原。但宋朝惧李全的势力，未能采纳。于是彭义斌无奈自率众向北拓地，攻克真定，经西山（太行山），与蒙古将孛里海等军相望。可是，在与蒙古兵于内黄（今属河南）五马山的激战后，兵败被俘，最后慷慨就义。

金正大三年（宋宝庆二年，1226）九月，蒙古将孛鲁率军入山东，欲招降李全，李全不从。孛鲁下令攻打青州，李全未能击退蒙古兵，于是婴城自守。城内原有军民数十余万人，被围困一年之后，仅剩数千人。此时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不得已于次年五月出降。孛鲁奏闻，成吉思汗令便宜处置李全，乃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这期间驻守楚州的李福与刘庆福发生内讧。两人互相猜忌，矛盾日深。

李福杀刘庆福，纳其首去见宋廷驻楚州将帅姚翀。姚翀见楚州军乱，深为惊恐。他乘夜只身逃出楚州，后死于去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途中。宋廷以楚州军乱为教训，于是议论轻淮重江，遂改楚州为淮安军，视若羁縻州。李全部众，以军粮不继，多有怨言。国安用、张林、阎通、邢德等五人均想立功，以邀宋廷恩眷。他们对宋廷不发钱粮，认为是因李福谋反所致，乃议杀李福以献。于是起兵杀李福与李全次子。至杨妙真府邸，杀一妇人误以为是杨妙真，将首级函送京师。朝廷檄文告知盱眙军彭■及总管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进驻楚州，尽杀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李全得报恸哭，力告蒙古将孛鲁，请允许其率军南归。李全回到楚州时，张惠、范成进已杀彭■降金朝，王义深已逃亡。国安用杀张林、邢德向李全赎罪。李全杀时青，并其军。此后，李全以丰厚的待遇募兵，不限南北人。又大治舭■船，自淮及海相望。李全表面归附于宋朝，以取宋朝钱粮。实际上阴附蒙古，往往贸易货物输入蒙古，又遣人焚烧宋御前军器库，以销毁宋朝兵备。他治舟师以图东南地区。金正大七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八月，大阅舟师数日。当李全糴麦船通过盐城县时，宋知扬州翟朝宗令兵士夺之。李全大怒，以捕盗为名，率水陆军数万直■盐城，攻入城，城内所贮公私盐货尽为其所有。李全又上书宋廷，言捕盗入城安民，宋廷加李全为两镇节度使，罢翟朝宗官，改任赵璥夫摄事。李全仍不撤兵，一面加紧造舟，招募水手。一面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令宋朝无法接受，于是宋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李全公开与宋敌对，欲先取通、泰二州，然后渡江攻取宋京师。占领泰州（今属江苏）后，进取通州、扬州，在湾头为宋军所阻。李全目标在攻占三城，便筑长围，与宋军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对峙战。初期，李全小胜。自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李全军一再被宋军击败。宋削李全官职，罢钱粮。因军队给养不济，攻城不得，欲战不利，主力损失惨重，李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正月十五，趁李全不备，宋将赵范、赵葵用计诓李全出营帐，堵塞退路，李全被迫逃走，北至新塘，陷入数尺深的泥淖。宋制勇军赵必胜等追及，用乱枪刺死。

杨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红袄军著名首领杨安儿之妹。善使枪，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金贞祐三年（1216）杨安儿被杀后，刘全收集余众，奉称杨妙真为“姑姑”，统领其部。至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与李全部会合。后杨妙真与李全结为夫妇。她是李全的得力助手。金兴定六年（1222）李全占据青州后，以杨妙真统兵驻楚州，她不仅善骑射，有武艺，而且多计谋，能统兵。当时，楚州是宋朝淮东重镇，宋淮东安抚制置使亦驻在楚州。双方时有摩擦，多由杨妙真从中周旋。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宋淮东制置使贾涉出城劝农，暮归入城门，李全部忠义军阻道，杨妙真得知后，骑马驰出城门，令忠义军让路，使贾涉入城，避免了与宋朝官员的正面冲突。同年十一月，许国继任淮东安抚制置使，此人对李全扩张个人势力极为不满，主张压制李全势力的发展，进而削弱他的兵力。因此，初到任，杨妙真至城郊迎迓，许国辞而不见。杨妙真既知许国意图，便以军校自备，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宝庆元年，李全遣刘庆福自青州归楚州，与杨妙真共同计谋，杀许国及其幕僚，迫使宋朝另遣官员，改变对北军的政策。北军称李全“恩府”，杨妙真“恩堂”。

金正大三年（1226）李全被蒙古军围困于青州达一年之久。这期间，人传李全已死，宋淮东制置使刘琸欲乘机消灭驻在楚州的杨妙真及其统领的部众。令夏全（原刘二祖部下，北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将重兵陈于楚州城外。杨妙真临危不乱，请夏全入城，酒肉款待，转仇为好。夏全反出兵围刘琸于州治，刘琸夜半缒城，只身逃往扬州。夏全逐走刘琸后，杨妙真又将他拒之门外，夏全只好出楚州，后投附金朝。

李全在楚州的兵力赖杨妙真得以保全。但在李全降蒙古，青州刚解围，楚州李福与刘庆福内讧。刘庆福死后，李福又逐宋将姚翀，杨妙真亦助李福杀姚翀二妾。宋朝因此不再供北军钱粮，引起北军众将不满，共议杀李福和杨妙真献给宋朝。于是众将帅兵攻入杨妙真府宅，杀李福、李全次子以及一妇人，误以为杨妙真，实为李全侧室刘氏，以及家人和府兵数百人。杨妙真乘乱逃脱，回到李全身边，留在楚州的余部皆被杀戮。

金正大八年（1231），李全兵败而死。余部议还淮安（楚州），以杨妙真主之，后在湾头一战被宋军再败，损失惨重。五月，淮安等五城俱为宋军攻破。杨妙真及其余部据守大城，她对郑衍德等人说：“今事势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尔。杀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图我，人谁纳降？”次日，杨妙真北渡淮水，与养子李璟返回山东老家，继任金益都行省，居数年而死。李全在淮安、淮阴的余部或为宋所灭，或降金。

李全子李璟。袭父职治益都行省，专制山东三十年。依违于蒙宋之间，元世祖即位后，加授江淮大都督。中统三年（1262）叛蒙，七月，济南为蒙古军攻破，李璟被俘处死。

第二节 武仙

武仙（？—1234），金威州（今河北井陉北威州）人。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在蒙古军的打击下，金都南迁，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相继失陷。武仙率乡兵据守威州西山，抗蒙古自保，远近归附者日众，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地主武装。不久，金宣宗诏授武仙为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1217）三月，金将石海据真定（今河北正定）叛金，武仙领兵破真定，斩石海，降其部众。宣差招抚使惟宏为他请赏，于是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权知真定府事，驻守真定。未几，迁洺州防御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军节度使。兴定四年（1220），授任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

蒙古南下攻金，北方有不少有志之士、土豪聚众守土抵抗。金宣宗为使北方地主武装成为保卫开封的北面屏障，均授他们以官职，镇守本土。贞祐四年（1216），右司谏术甲直敦提出了封建河朔的建议。兴定三年（1219），太原失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金宣宗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兵部尚书乌林答与等21 人提出：“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人尝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进一步建策：“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路），即以本道（路）总管授之。能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宰臣们主张置公府，行封建。兴定四年（1220）二月，宣宗封建九公，各有封疆。活动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势力较大的地方官吏、地主武装首领九人，均晋封公爵，划定管辖州县。武仙被封为恒山公，管辖真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沃州（今河北赵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威州、镇宁（今河北获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抱犊寨（今河北获鹿西）、栾城、南宫县等地。此外，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在今河北东部）、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在今河北中部），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在今天津一带），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在今北京以西地区），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在今山西临汾一带），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在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在今山东益都一带）。九公除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亦听管属。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在九公中，武仙财富兵强，号称最盛，为九府第一。

兴定四年八月，武仙在真定附蒙古军。蒙古大将木华黎以部将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副之，驻真定，凡六年。后武仙与史天倪不和，欲南投金朝，金朝闻知招之。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史天倪，以真定附金。但被蒙古将笑乃■击败，自真定奔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兴定五年（1228），金哀宗复封他为恒山公，置府卫州（今河南汲县）。兴定七年，武仙率军收复蒙古占领的上党，被蒙古援军击败，退保卫州。未几，蒙古军围卫州，哀宗遣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副枢密使移剌蒲阿率兵救援，卫州解围。徙武仙屯守鹘岭关，扼金州路（今陕西安康西北）。

兴定八年十一月，蒙古进兵峣峰关，由金州向东进军。哀宗下诏诸将屯军襄、邓，武仙由荆子口赴邓州（今属河南），与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会合，以图阻止蒙古军攻打开封。天兴元年（1232）正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两军大战，金军败绩，主力丧失殆尽。武仙仅以四十余骑逃至南阳留山，收溃军得10 万人，屯守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草，修器仗，兵势稍振。三月，开封被围，哀宗以武仙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召他与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合兵救援。八月，行至密县东，遇蒙古大军不得前进，暂时按兵眉山店，遣使报完颜思烈阻涧结营，待军至共进。思烈急欲赴援，不听，行至京水被蒙古军击败。武仙退回留山，哀宗再召，则请缓行，不奉召。邓州宣差总领黄掴三合降蒙古，诈以书约武仙取裕州，武仙出兵应约，三合与蒙古军乘机夹击之，武仙兵败柳河，转走圣朵寨，招纳溃军散卒。天兴二年（1233），金哀宗已弃开封迁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再迁蔡州（今河南汝南）。武仙尚拥兵10 万，当时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三月，以圣朵寨军食不足，移军邓州。邓州仓禀亦乏，于是分军至新野、顺阳、淅川就食民家。武仙到顺阳，与唐州守将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剌瑗相掎角。不久，移剌瑗附宋，将武仙的虚实尽告宋。宋将孟珙率兵5000 袭武仙军于顺阳，武仙率军卒五六百人击败之，生擒统制、统领数十人，获马千余。金哀宗曾数次遣使召武仙勤王护驾，七月，再遣近侍兀颜责武仙赴蔡州，诏曰：“朕平日未尝负卿，国家危难至此，忍拥兵自恃，坐待灭亡耶！”将士闻知，相视哽咽，皆愿赴难。武仙欲保自己实力，又恐军心有变，于是与将士歃血盟誓，众军士心鼓舞。不久，武仙以军粮少，恐不能到蔡州，先攻取宋金州夺粮，安顿老弱，然后赴蔡州，迎哀宗西上不晚为由，令军卒自淅川溯流而上谋取金州，山路险阻，水流湍急，老幼溺死者不计其数，军士多逃亡。武仙无奈半路而回，仍徘徊不赴蔡州。

天兴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哀宗自缢，金亡。武仙军将士大怨，且粮尽，遂全军瓦解。武仙仅带随从十余人北渡黄河，五月，在泽州（今山西晋城）为戍兵所杀。

第三节 崔立

崔立（？—1234），金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游民，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前后，蒙古军南下，崔立投依上党公完颜开（金末封建九公之一）地主武装，并以功授任都统、提控，阶至遥领太原知府。哀宗正大初年，入京，请实授官品，为选曹所驳，每每以未至三品官而不满。

天兴元年（1232）正月，金军与蒙古军战于三峰山，几乎全军覆没。三月，蒙古军围攻南京（今河南开封），金朝岌岌可危，崔立出任安平都尉。十二月，哀宗弃南京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将南京托付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史完颜习揑阿卜留守，崔立被授以京城西面元帅。

自蒙古军围城，开封内外不通，米价高涨，每升银二两，百姓粮尽，饿殍相望，甚至有人相食者。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揑阿卜没有恢复之策，只知死守。百官士庶之中议论立荆王完颜守纯（宣宗之子）监国，以城降蒙古，或可以自活。崔立抓住这个时机，于天兴二年（1233）正月，与党徒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人发动政变，率甲士200 人攻入尚书省官邸，杀二相，同时杀点检温屯阿里、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等数人。出谕百姓曰：“吾以二相闭门无策，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在尚书省集百官商议立亲王监国之事，崔立言卫绍王太子完颜从恪的妹妹（公主）现在蒙古军中，可立从恪监国。于是勒兵入见太后，传令召从恪为梁王，监国。崔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崔倚为平章政事，崔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长哥为御史中丞，韩铎为副元帅兼知开封府事，折希望、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达并为元帅，师肃为左右司郎中，贾良为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凡除拜任官皆以监国为辞，操纵内府之事。

随后，崔立遣使至蒙古军前投降，蒙古大将速不■到青城（开封城西南），崔立服御衣，仪卫往见，以父事速不■。回开封后，悉烧京城楼橹，以示实降，蒙古将帅大喜，暂时按兵未入城。崔立政变降蒙古，欲仿金初刘豫之事做蒙古的傀儡皇帝，乘时僭窃，将梁王与宗室近族皆置宫中，派心腹看守，限制出入。以供军备为辞，尽括开封城内金银，横征暴敛，讯掠惨酷，郕国夫人及内侍高祐、随驾官吏家属多人被杖死，亦有不堪楚毒而自尽者。仅七八日就死上万人，城内人人切齿痛恨。四月，崔立将两宫、梁王、荆王及诸宗室驱赴青城。蒙古兵入城，时崔立正在城外，蒙古兵先入他的家中，掠取妻妾、宝玉。崔立闻知大恸，亦无可奈何。

崔立的行径引起金朝官吏的痛恨，都尉李崎，山西人，妻有姿色，崔立每欲强夺；又受崔立妹婿折希颜的折辱，于是首建杀崔立之谋。他联合都尉权东面元帅李贱奴，安平都尉司千户李伯渊共议杀崔立之策。六月，传闻附近有宋军，李伯渊等人乘夜放火烧外封丘门，以恐吓崔立。翌日晨，约崔立前往视察，及还，李伯渊伴送崔立还二王府，途中杀崔立，又斩杀折希颜、苑秀，将崔立尸体系马尾，号召众人说：“（崔）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寸斩之未称也。”于是斩崔立首级悬木上，望承天门祭哀宗，随后籍抄崔立家。

第八十六章 蒲鲜万奴

第一节 金末辽东统帅

蒲鲜万奴（？—约1233），金女真人。金末元初东夏国的创建者。

金章宗时，初为尚厩局使。泰和六年（1206），宋韩侂胄以恢复中原为名，分兵三路伐金。蒲鲜万奴以右翼都统从都统完颜赛不攻宋，赴溱水（汝水支流，今名臻头河）阻击宋皇甫斌率领的中路军。适值溱河水涨，宋兵扼桥相拒。完颜赛不决定指派蒲鲜万奴与完颜达吉不乘夜黑分左右两路渡河，大败宋军。随后蒲鲜万奴率兵至真阳路（今河南正阳）断宋军后路，与诸军追击至陈泽（今河南固始县陈集），斩首2 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溱水一战击溃宋中路军，金军乘胜连下淮南诸州县，进至长江北岸。宋东路军后退，西路军向金朝奉表投降，宋廷震恐。于是金宋再签和议（即嘉定和议）。蒲鲜万奴因军功晋爵一级。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七月，成吉思汗发兵南下攻金。卫绍王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裕统兵迎战。乌沙堡之战金军大败，蒙古军乘胜南下。蒲鲜万奴被调往北线，任监军，随招讨使纥石烈九斤（一说完颜九斤）至野狐岭抵御蒙古军。双方大战于獾儿嘴（今河北万全西北），因主帅九斤指挥失误，金军溃败，南逃至会河堡（今河北怀安），再被蒙古兵大败。金朝损兵折将，士气难以复振，金朝灭亡于此役已见端倪。

卫绍王末年，金北边千户耶律留哥（契丹人）在东北起兵叛金，攻略城池，屡败前来镇压的各路军队。契丹人耶的起兵响应，起义军迅速扩大，众至十余万人。起义军推耶律留哥为都元帅，耶的为副元帅，营帐百里，威震辽东。至宁元年（1213），卫绍王命完颜承裕为元帅右监军、兼咸平路兵马都总管，率军60 万，去东北剿灭耶律留哥，蒲鲜万奴亦在军中。此时，耶律留哥已投附蒙古，面对金朝重兵，自度抵挡不住，驰表闻于蒙古，请求援兵。成吉思汗命按陈等率骑兵1000 援留哥。双方激战于迪吉脑儿（今辽宁昌图附近），耶律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锋，横冲金军，加上蒙古骑兵相助，完颜承裕与蒲鲜万奴等金将抵挡不住，遂溃败，留哥俘获甚多。三月，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天统，都广宁（今辽宁北镇），声势益大。十月，金朝廷发生政变，卫绍王被弑，金宣宗即位，授完颜承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为咸平路招讨使，不究前次丧师之罪，令其治兵效力。不久，承裕卒，以万奴为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

金贞祐二年（1214），宣宗欲招抚耶律留哥，遣退守盖州的知广宁府温迪罕青狗往广宁，招谕留哥，啗以重禄，留哥不从。青狗见留哥势盛，妻子亦陷广宁，反留下来臣侍留哥。金宣宗大怒，遂派遣新任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率领大军讨伐耶律留哥。双方战于归仁（今辽宁昌图）北细河上，金军大败。蒲鲜万奴收散卒败走东京（今辽宁辽阳），耶律留哥进占咸平，尽有附近州县，遂以成平（今辽宁开原）为都城，号中京。金宣宗在蒙古咄咄逼人的攻势，贞祐二年五月，金宣宗弃中都（今北京），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

第二节 东夏国的兴亡

成吉思汗一面发大兵再围中都，一面派遣木华黎率军攻打辽西，从而切断了东北与金朝廷的联系。面对蒙古军不断进逼，蒲鲜万奴与其他的东北金朝将官不是精诚合作，共同对敌，而是互相猜忌、倾轧。早在万奴任咸平路招讨使时，见东北路招讨使完颜铁哥兵强马盛，乃以咸平与耶律留哥辖地相邻，征完颜铁哥骑兵2000、泰州军3000 及其户口充实咸平，铁哥不遣。及万奴继任辽东宣抚使，即治铁哥罪，下狱杀之。北京留守奥屯襄、宣差蒲察五斤上表，称蒲鲜万奴有异志，朝廷应治罪万奴，限制其势力发展。蒲鲜万奴由于归仁之败，颇不自安。两将上表，益恐宣宗治罪于他。此时木华黎大军正在进攻辽西，连拔惠和（今辽宁建平北）、金源（今辽宁朝阳大青山西）、和众（今辽宁凌源西）、龙山（今辽宁喀左南）等15 城，进而包围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贞祐三年（1215）正月，北京守将宣抚使兼留守奥屯襄被杀，二月城破。接着蒙古军占领兴中府（今辽宁朝阳）。蒲鲜万奴决定不复听命金朝，主动出击，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以图在东北立足。三月、四月、五月、九月，万奴多次出兵攻取咸平、沈州（今辽宁沈阳）、澄州（今辽宁海城），南下取宜风、易池（今辽宁盖县一带）。耶律留哥侦知万奴四处出兵，东京城内防守空虚，乘机攻破东京，副帅可特哥掠娶万奴妻李仙娥。万奴复取东京，其时辽东猛安谋克人多投附之。于是在贞祐三年十月据东京自立，称天王，国号大真（史称东真），改元天泰。都东京，统辖东京附近州县及成平路部分地方。

贞祐四年（1216）七月，木华黎大军占领辽西后，东渡辽河，连克苏、复、海三州，一直挺进到鸭绿江下游，取婆速府路大夫营。蒙古军所到之处旨在掠夺财物，一扫而过，辽东诸城望风而降。十月间，木华黎大军过东京时，蒲鲜万奴亦递降表，并按照蒙古军的规定，以子帖哥为人质，至蒙古给事于御营。蒙古军对举城投附者，予以重用，并多保留原有势力，驻守原地。拒降者皆杀戮无赦。因而蒲鲜万奴降蒙后，仍拥有原来的实力，并有一定的独立性。率众十余万人，遁入海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兴定元年（1217）正月，万奴率部出海岛，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破大夫营，败金守将元帅于哥下。适时蒙古军已撤出辽东，木华黎被调往中原。万奴子帖哥亦从蒙古返回辽东，于是万奴杀蒙古留守（监军）耶律捏儿哥，叛蒙古自立。

以辽东不宜固守，蒲鲜万奴率部北上攻取隆安府（今吉林农安），金守将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开封。接着，万奴全力攻打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之白城子），由于金守将元帅完颜承充及其女完颜阿鲁真率军顽强抗拒，万奴几次发动进攻，均未能攻克。于是他放弃上京，向东进军，进入易懒路、速频路地区。六、七月间，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为天泰，建都开元（一说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即原渤海上京龙泉府；一说在绥芬河下游双城子，即今乌苏里斯克），并置南京（今吉林延吉东）、北京两个陪都。

东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皆承用金朝制度，朝廷设尚书省六部，地方设路、府、州、县与猛安谋克。辖境东至日本海，北界黑龙江，西起张广才岭东西，南到曷懒路南界（今辽宁铁岭一带）。

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时期，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崩溃，辽东行省退处婆速路（今辽宁、吉林东部和朝鲜东北部）一隅。耶律留哥部于贞祐四年（1216）发生内乱。趁耶律留哥赴蒙古朝见成吉思汗之机，乞奴、金山等推耶斯不称帝于澄州（今辽宁海城），国号仍为辽。不久耶斯不被部下所杀，乞奴监国。留哥引蒙古兵击败乞奴，乞奴逃往高丽。耶律留哥徙居临潢府，占据以广宁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经过这次变乱，耶律留哥已不能与蒲鲜万奴相匹敌。蒙古正与金朝角逐中原，又用兵西夏，无暇分兵辽东。蒲鲜万奴虽叛蒙古自立，但没有与蒙古发生正面冲突，因此蒙古对东夏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双方相安无事。

乞奴率残部入高丽境后，内讧迭起，不到三年时间，发生四次自相残杀，后来喊舍成为首领，这支既不统一，又无节制的近十万部众，在高丽境内辗转骚扰各地，京城屡遭威胁。兴定二年（1218），东夏、蒙古、高丽三方联军讨伐喊舍。蒲鲜万奴遣东夏国元帅胡土率兵2 万，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率兵1 万与临潢的留哥部众，约8 万人；高丽助兵40 万，围喊舍部于江东城。翌年正月，喊舍自杀，余部投降。

金正大六年（1229），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亲率大军攻金。正大九年（1232）钧州三峰山之战，蒙古消灭金军主力，占领了黄河南北大部分地区。随后兵锋指向东夏国，天兴二年（1233），蒙古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台、国王塔思统帅大军取道高丽，攻入东夏国。九月，围困蒲鲜万奴于南京，城陷，万奴就擒被杀。蒙古军很快占领了开元、恤品（今绥芬河流域）两路。

第八十七章 元好问

第一节 名震京师“元才子”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鲜卑拓跋氏后裔。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史学家。其父元德明，善诗赋，累举不第，终生未仕，教授过乡学，自号“东岩”，著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就过继给二叔元格、婶母张氏。4 岁开始学习认字读书。7岁入小学，8 岁学作诗，被人誉为神童。11 岁，元格官冀州（今河北冀县），在那里，元好问受到翰林侍读学士路铎的赏识。路铎，字宣叔，为文尚奇，诗篇温润精致。指点元好问作文章。14 岁，元格调官陵川，元好问受业于泽州宿儒郝天挺（字晋卿）。从学六年，博通经史，尤工诗。

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迁都开封。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后转徙登封。此时元好问与当时金朝诗文名家赵秉文、冯璧、雷渊、李献能、王渥、崔遵、王著等人交游，或拜师，或为友，尤以辛愿、李汾和李献甫为知己。元好问经常与诸人游山水名胜，诗酒酬唱，诗歌创作极丰，对景抒情，借古讽今，饱含着深沉的家国之忧。其中《箕山》、《元鲁县琴台》等诗篇，深得礼部尚书赵秉文的赞赏，以为近代无此佳作。于是名震京师，被人目为“元才子”。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元好问科举及第，但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他愤然不就选任。三年后（1224），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贡举，参加考试，得中宏词科，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南京（今河南开封）。自哀宗正大三年起，历任镇平令、内乡令、南阳令。天兴元年（1232），擢尚书省掾。不久，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第二节 崔立碑事

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开封，元好问在围城中。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朝中无主，诸军帅不听调遣，朝野已有立荆王完颜守纯（宣宗子）监国，以城投降蒙古的议论。两位留守大臣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捻阿不只知死守，全无应对之策。趁官民失望、愤怒之际，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率兵作乱，杀二相及十多位官员，以城向蒙古请降。

崔立投降蒙古后，自认为有免开封屠城之祸，拯救一城生灵之功，胁迫朝臣为其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被迫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的字迹，刻上碑文。几天后蒙古兵入开封，大肆抢掠，碑立否不知结果。此事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因撰写崔立记功碑文，有涉“名节”问题元好问一生常为此所扰。

第三节 战俘生涯

天兴二年（1233）四月，元好问随两宫、皇族宗室、百官被蒙古兵押往青城。五月，又被押送北渡黄河，羁管山东聊城，在聊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家十口居住在至觉寺一间不满方丈的小屋内，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这期间金哀宗在蔡州自缢，金朝灭亡。元好问写了许多诗篇，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其中有对金哀宗之死和金朝灭亡的沉痛哀悼，有对金朝君臣的无限思念，有对蒙古兵暴行的斥责，有对北方难民的同情，还有对崔立叛逆的鞭挞。由于元好问的诗文名气很大，山东名人豪士多与他交往，后来结识了蒙古东平路行军万户（当时山东最高长官）严实，被严实招为幕客，声名日隆而交游益广。他与严氏父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来他的文集也赖严实之子严忠杰而刊布流行。

窝阔台汗七年（1235），元好问迁往冠氏（今山东冠县），在此居留三载。由于羁押限制放宽，又得到严实的部下，东平左副元帅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马都总管事、行军千户赵无锡的照顾，生活有所好转。

第四节 北方文坛盟主

在山东六年中，元好问在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中州集》的编辑工作（一说是于1249 年完成）。他为“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收集金代250 名作家2100 余首诗词。除首卷金章宗和其父显宗完颜允恭之外，为每位作者立传，开创了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将论诗、论史与作品汇集一处，以诗存史，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元好问携家返回故乡秀容。作为北方文坛盟主，他认为“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遂以史学自任，大约在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他曾去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柔（蒙古顺天帅，世侯，与好问为姻亲）处，表示愿修金史，欲借阅《金实录》。早在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张柔率蒙古兵入开封时，独入史馆，取《金实录》与秘府图书北归。此时张柔奏请蒙古皇帝，得到允许，但为乐夔所阻未成。于是元好问发愤自修金史，筑“野史亭”以治史。元好问平生有三大嗜好：游山玩水、交友、饮酒。此后几二十年周游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往来四方游山访友，采访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所过之处“铭天下功德者，尽趣其门”。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名声益著。元好问利用撰写碑铭、记、序等记述史事，杂录近事至百余万言，以文存史，为撰写《金史》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乃马真后二年（1243）元好问还曾应耶律楚材之邀到燕京，为其母苏国夫人撰写祭文和父亲耶律履撰写碑文。元好问与耶律楚材关系很好。早在金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占领开封时，元好问向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上书，请他保护资助金朝秀民才士衍庆公孔元措、状元王纲、王鹗、李治、张仲经、麻革、杨奂、张德辉、李谦、徐世隆、刘祁兄弟、程思温兄弟、乐夔等54人，酌加任用。此次元好问应召赴燕京的另一目的是想获得一些有关金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种种原因，元好问生前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的著作《壬辰杂编》、《中州集》、收入《遗山文集》的各类文章，以及积累的金朝君臣言行资料，为元代修金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故《金史·元好问传》称“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元好问的诗作，五言诗风格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别出新意，歌谣长短句，清新豪放，慷慨悲歌，有幽、并古风。内容上反映了当时北方人民在连年战乱中的苦难，饱含着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奇崛而绝无雕琢之病，继承了中国诗歌优秀传统，“上薄风雅，中规李杜，下配苏黄”，被誉为一代宗工。

元好问还长于书法，精于鉴赏书画、金石文字、古物，通晓历算、医药、佛、道，曾辑录有中药验方《元氏集验方》，传之子孙。蒙哥汗七年（1257）九月卒于获鹿寓舍，时年68 岁。

第八十八章 数学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方政权连年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但数学教育仍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并有一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数学知识的传播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据史籍记载，后唐明宗天成五年（930），宋延美“明算科及第。是年明算五人，而延美为之首”①。这说明当时重视数学教育，而宋延美作为中试的五人之首，显然有较高的数学水平。又如后梁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迪“明筹算”②，后晋与后汉并州（今山西太原）人聂文进“善书算”③，南汉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薛崇誉“善《孙子》、《五曹算》”④，黄钟骏《畴人传》卷4 引《南汉书》载晚唐与南汉周杰“尤精历算”，等等，这些人无疑都是有较高数学造诣的官员。当时一些天文学家如后晋马重绩撰修《调元历》，后周及宋初王处讷撰修《明玄历》和《应天历》，后周王朴撰修《钦天历》等，也必定掌握较复杂的数学知识。现存敦煌数学文献中有一部分为五代时的作品，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民间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

在隋唐五代数学教育不断推广和数学知识逐渐积累的雄厚基础上，两宋时期的中国数学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并逐步走上了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杰出数学家，撰写了《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数学名著，取得了诸如贾宪三角、增乘开方法、大衍求一术、垛积术、会圆木、纵横图等重要的数学成就，此外，在筹算简捷算法方面也有许多新成果，为珠算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算法条件。

在辽、金、西夏等统治地区，数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如辽金天文学家贾俊、杨级、赵知微和耶律履等曾分别撰修辽《大明历》、金《大明历》、《重修大明历》、《乙未历》等，都要用到不少数学知识。史籍记载，当时通晓数学的人也为数不少，尤其是在金朝统治的山西、河北地区，中国数学家创造了一种普遍的列方程的方法，即“天元术”，从而为元代在天元术、四元术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贾宪三角

贾宪是北宋时期的杰出数学家。关于他的生平，现在仅知，他是当时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楚衍的弟子，曾以寄禄官左班殿直至司天监（后改太史局）任等官职，撰有《黄帝九章算法细草》9 卷、《算法 古集》2 卷，但都已失传。据有人研究，贾宪《黄帝九章算法细草》约写于天圣元年（1023）至皇祐二年（1050）之间①。从南宋数学家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所附《九章算法纂类》（1261）记载的该书部分内容可知，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以及立成释锁开平方法、立成释锁开立方法和增乘开方法等。① 《册府元龟》卷869。

② 《旧五代史》卷4。

③ 《新五代史》卷30。

④ 《宋史》卷481。

①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第145 页。

图1 开方作法本源图开方作法本源图（图1）①，是一个由数字构成的三角形数表，现称“贾宪三角”，因见于杨辉著作，故亦曾称“杨辉三角”，实际上即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杨辉曾明确指出：这个图系“出释锁算书，贾宪用此术。”图下五句说明文字的意思是说图中各行数字为开方过程中的各项系数以及具体的开方方法。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四元玉鉴》记载的“古法七乘方图”（图2），又在贾宪三角中增添了许多连线，更进一步表示出二项式（x＋a）n 展开式各项系数之间的关系。贾宪三角是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它在数学的许多领域都有极其重要的应用。15 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Al—Kāshī）也曾给出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此后，这张图表又被德国数学家阿皮安努斯（P.Apianus，1527），施蒂费尔（M.Stifel，1544），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N.Tartaglia，1556）和法国数学家帕斯卡（E.Pascal，1654）等图2 古法七乘方图讨论过，并被西方数学家称为“帕斯卡三角”，但这些数学家都比11 世纪的贾宪晚很多年才获得这一成果。

杨辉《九章算法纂类》还载有贾宪立成释锁开平方法和开立方法。“立成”是唐以后天文学家对推算各种数据时所用数表的通称，“释锁”在宋元数学家著作中则指开方和解数字方程。因此，贾宪的立成释锁法应是利用一种数表来解决开平方、开立方乃至开高次方问题的方法，而这种数表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但据《九章算法纂类》所载，其演算步骤则与《九章算术》少广章开平方术和开立方术基本相同。

第二节 增乘开方法

贾宪的又一重要数学成就是根据开方作法本源图的构造原理创造了增乘开方法。用这种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要比《九章算术》少广章的方法简便得多，并且其运算原则可以推广到求任何高次幂和高次方程正实根的近似值。贾宪用此法解决了求x2＝A，x4＝A 等的近似值问题。在宋代有不少数学家对解方程问题进行研究。如据杨辉《田亩比类乘除捷法》所载，刘益在《议古根源》（全书已佚，杨辉书收有其二十多个算题）中提出了“正负开方术”，所论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取消了以前对方程系数只允许为正整数的限制，并讨论了x2-ax＝A 和-x2＋ax＝A（a＞0，A＞0）的数值解法，把方程论（包括增乘开方法）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工作属于初创，还不够完整和系统。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先进成就，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术程序，成功地将增乘开方法运用于求一般高次方程：a0xn＋a1xn-1＋a2xn-2＋.an-1x＋an＝0（an＜O，a0≠0）

的数值解。他在《数书九章》中列举了二十多个解方程问题，次数最高达十次；除一般方法外，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① 见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卷16344 所收杨辉《详解（九章）算法》。等特殊情形；并将其方法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从而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问题上，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

增乘开方法的特点是在演算过程中自下而上随乘随加，求出各项系数，进行方程变换，逐步求出方程正根的各位数字，其演算程序具有很强的机械性，可以毫无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804 年，意大利数学家鲁非尼（P.Ruffini）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用以解决数字高次方程解的近似值问题，并为此获得了意大利科学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而在1819 年英国数学家霍纳（W.G.Horner）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基本一致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但是，他们已经比秦九韶晚了五百多年，并且其原始方法也没有秦九韶法简捷明确。在现代一些计算数学著作中已将这种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改称“秦九韶法”。

第三节 大衍求一术

大衍求一术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用于解决一次同余组问题的方法。这类问题与历法中关于“上元积年”的推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假定远古时有一年的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夜半又恰好是合朔和那一年的冬至，并把这一时刻定为历法计算的起点，称为“历元”。从该年到编历年所经过的总年数，就叫做“上元积年”。已知编历年实测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初一合朔时刻推算上元积年，就是求解一次同余组问题。西汉历法中已有上元积年的数据，但没有算法的记载。由于当时问题比较简单，所以其算法也不会太难。南北朝时期《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是最早见于中国数学文献的一次同余组问题，但其解法很不完备。随着天文历法的发展，天文学家对历元又提出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要求，于是推算上元积年的条件更为复杂，求解有关同余组也就需要更高的技巧。显然，从两汉到宋朝的千余年中，一定会有很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研究并很熟悉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但可惜的是在有关文献中除一些数据外却没有更多的记载。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贡献，在《数书九章》中创立“大衍求一术”，提出关于一次同余组问题的相当完整的理论和算法，并且推广其应用范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他所著的《数书九章》，曾称《数学大略》、《数学九章》，全书18 卷，分9 类，每类9 题共81 个应用问题，其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土地面积、勾股测量、建筑工程、田赋户税、商业贸易、货币金融、军事活动等丰富内容，是一部可与《九章算术》相媲美的数学名著。

《数书九章》所载大衍求一术的大意是，设要求解一次同余组：x≡ri（modmi）（其中i＝1，2，3，.，n）

秦九韶把求最小正整数x 的问题归结为求出一组数ki，使之满足条件：kiMmi≡1（modmi），（i＝1，2，3.，n）

其中M＝m1·m2·.·mn，ki 称为“乘率”。于是，一次同余组的最小正整数解x=（r1k1Mm1＋r2k2Mm2＋.＋rnknMmn）—pM（p 为非负整数）

这就是现在数论中著名的“孙子定理”。秦九韶详细论述了用辗转相除推算ki 的方法，由于运算的最后一步要出现余数1，因而称为“求一术”。他又进一步将其与《易经·系辞》中的“大衍之数”附会起来，而称之为“大衍求一术”（现在一般通指一次同余组解法）。此外，他还分别讨论了模数m1、m2、.、mn 两两互素和不互素的情形，并给出了相应的变换方法。在欧洲，直到18、19 世纪，著名数学家欧拉（L.Euler，1743）和高斯（C.F.Gauss，1801）等才对一般同余组解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与秦九韶相同的结果，并且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了严格的证明。这已经是秦九韶以后500 年的事情了。在数学史上，上述定理过去称为“中国剩余定理”，现多改称“孙子剩余定理”或“孙子定理”。

第四节 垛积术

在中国古代，对于一般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如《九章算术》、《张丘建算经》等都提出了一些有关等差级数求公差及求和的公式。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又首创“隙积术”，开始研究某种物品（如酒坛、圆球、棋子等）按一定方式堆积起来求其总数问题，即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设一个长方台垛的上广（顶层宽）为a（个物体），长为b，下广（底层宽）为c，长为d，高共有n 层，则沈括的结果相当于得到长方台形垛积物体总数：S＝ab+(a+1)(b+1)+(a+2)(b+2)+.+[a+(n-1)][b+(n-1)]＝n6[(2b+d)a+(2d+b)c]+n 6(c-a).关于这个结果，沈括仅说：“予思而得之”①，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是用什么方法求得这一正确的长方台垛公式的。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和《算法通变本末》中，丰富和发展了沈括的成果，提出了诸如S nnn nsn nn n n= + + + + = + += + + + + ++= + +1 2 361 2 11 3 6 10121 61 22 2 2 2 LL( )( ),( )( )( )之类的菓子垛和三角垛求和公式。沈括、杨辉等讨论的级数与一般等差级数不同，它们前后两项之差并不相等，但是逐项差数之差或者高次差相等。对这类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沈括称为“隙积术”，杨辉之后则一般称为“垛积术”，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吸引不少数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就得到了一系列更复杂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并把垛积术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联系起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数学家顾观光指出：“堆垛之术详于杨氏、朱氏二书，而创始之功，断推沈氏。”① 《梦溪笔谈》卷18。

第五节 会圆术

沈括在数学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创立“会圆术”③，给出了中国数学史上最早的由弦和矢的长度来求弧长的近似公式。如图3，设圆的直径为d，BE弦长为c，DK 矢长为v，BDE 弧长为s，则沈括的结果相当于得到了公式S≈c＋2 2 vd.这是一个近似公式，但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还是比较简便的。他同时还得出一个由矢长和半径求弦长的公式。虽然沈括并没有说明他的证明方法，但这两个公式很容易从《九章算术》弧田术及勾股定理推导出来。会圆术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中国数学史上最早提出了关于弧、弦、矢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后一些数学家继续对这一新课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如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在《授时历》中反复应用沈括的会圆术，并根据相似三角形各线段间的比例关系，在推算“赤道积度”（太阳赤经余弧）和“赤道内外度”（太阳赤纬）方面创立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数学意义而言，这种新算法相当于球面三角学中求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方法。

第六节 纵横图

纵横图，亦称幻方，是把从1 到n2 的自然数排列成纵横各有n 个数，并且使同行、同列及同一对角线上n 个数的和都相等的一种方阵。纵横图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由来已久的比较特殊的内容之一。《数术记遗》载有“九宫算”，甄鸾注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这实际上是一个三行纵横图，各行、各列及两条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都等于15。“九宫图”，后世通称“洛书”，其起源当早于汉代，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在已知最早的纵横图。南宋杨辉在《续古摘奇算法》中列出了n＝3，4，5，.，10 行的各种纵横图，如十行纵横图称为“百子图”等，并对一些纵横图的构造方法进行了研究。如洛书数的构造方法是“九子斜排，上下对易，左右相更，四维挺出”等。此外，他还记录了聚五图、聚六图、聚八图、攒九图、八阵图、连环图等圆形或环形的新型数字组合图，这些都可说是纵横图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①。丁易东《大衍索隐》也收有与杨辉攒九图和连环图相似的图。明清时期一些数学家如程大位、王文素、方中通、张潮、保其寿等对纵横图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结果。过去，② 顾观光：《九数存古》卷5。

③ 《梦溪笔谈》卷18。

① 参见李俨：《中算家的纵横图研究》，见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一集，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纵横图大多是作为开动脑筋启发智力的一种数学游戏，而现在则已成为组合数学的重要内容，在程序设计、图论、组合分析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七节 筹算算法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在筹算的基础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作为主要计算工具的算筹，也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使用不便，演算速度和效率不可能很高。例如筹算乘除法，要把算筹摆成上中下三层，演算时要不断拿上拿下，一根根移动，相当麻烦。所以，当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乃至财会人员作比较复杂的计算，有时要把算筹摆满一桌子，即所谓“置筹盈案”。可想而知，用四五寸长，二三分宽的小竹棍摆一个十几位的数字，所占的地方就已很可观了。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日益需要进行大量繁杂的计算，并且要求算得快和算得准，因此原有计算方法甚至计算工具都越来越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改进算筹和筹算的迫切要求迅速提到日程上来。对筹算方法的研究和改进，首先是从简化乘除运算开始的。早在8 世纪的中唐时期，以《夏侯阳算经》名义流传至今的《韩延算书》，就记载了把多位数乘除通过身外添减等转变成乘以或除以单位数的方法。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了求一、上驱、搭因、重因、增成之类筹算的简捷算法并且指出：算术“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①，概括地说明了当时这样一种趋势。南宋数学家杨辉对筹算算法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杨辉，字谦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曾在浙江做过地方官员，撰有《详解九章算法》附《九章算法纂类》共12 卷（1261），《日用算法》2 卷（1262），《乘除通变本末》3 卷（1274），《田亩比类乘除捷法》2 卷（1275），《续古摘奇算法》2 卷（1275），后三种一般合称《杨辉算法》。在杨辉的著作中，系统地叙述了以加代乘和以减代除的各种方法，其中“加法代乘”有五法，“减法代除”有四法，如加一位、加二位、重加、隔位加、连身加、减一位、减二位、重减、隔位减等。他还介绍了唐宋相传的求一代乘除法并编成易于上口的歌诀。如求一乘法歌诀是“五六七八九，倍之数不走。二三当折半，遇四两折纽。倍折本从法，实即反其有..”①用这种方法把乘数的首位变成1，然后再用加一位、加二位等方法来计算。对于除法，也有求一歌用来简化运算。但通过求一除法歌诀以减法代除进行除法运算实际上并不简捷，所以后来被归除歌诀所代替。杨辉《乘除通变算宝》中还载有九归歌诀、化零歌以及除数是两位数的飞归歌诀等。如九归古诀是：“归数求成十，归除自上加。半而为五计，定位退无差。”杨辉在这四句古诀的基础上，又添注了三十二句新口诀，使之更加明确。像杨辉算书里记载的歌诀形式，在13、14世纪宋、元、明三代是很流行的。当时不仅用这种诗歌形式提出问题，而且① 《梦溪笔谈》卷18。

① 见杨辉《乘除通变本末》中的《乘除通变算宝》。

用来说明算法。这种便于记忆和掌握的形式，后来更加简明和完善。它反映了筹算算法的发展，也促进了珠算的产生，而它本身也逐渐演变成后人熟知的珠算口诀。

在唐宋时期还有一部《谢察微算经》。《新唐书·艺文志》载《谢察微算经》3 卷，《宋史·艺文志》作谢察微《发蒙算经》3 卷，对这部算经的年代现在还难以确定。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五代时的作品，并据此书残存部分“用字例义”中提到与算盘有关的用语，如中、算盘之“中”、脊、进、退、上、下等，推断五代时已经有了珠算②。但是，这部分内容是否为《谢察微算经》原有的内容尚有疑义，并且现在还没有掌握元代之前已有珠算的任何一条可靠记载，所以对这类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

除上述各项数学成就外，在诸如四舍五入法，小数记法，联立方程组解法，已知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棋局总数计算，运筹思想与实践等方面，两宋时期的数学家们也都作出了相当出色的贡献。

第八节 数学教育

两宋时期官府对数学教育事业曾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几起几落，争议不休。北宋初期算学曾与文、武两学并列，设有算学博士，但一直未开办正式的学馆。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诏令通算学者可于吏部就试，合格者授予地位很低的官职，并令秘书省刊刻算经十书，以备学习之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曾派人选址，准备建造算书馆，但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员，并且有人反对说，将来“建学之后，养士设科，徒有烦费，实于国事无补”，于是作罢。直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国子监始立算学，设博士4 人和其他职员8 人，计划招收260 名学生。学习教材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等。考试分上、内、外三舍（三级），上舍合格者可授予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等初级官阶。崇宁五年（1106）初，算学被撤销，而在同年底却又得到恢复。大观三年（1107）还搞了一次封祀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礼仪活动，如封张衡为西鄂伯，祖冲之为范阳子，刘徽为淄乡男等，并打算绘像从祀，但也由于有人反对而未正式进行。大观四年（1108），又撤销算学，算学生并入太史局。政和三年（1113）复置算学，仍用算学馆旧址，并令地方上仿照执行，其教育制度与元丰、崇宁时相同。宣和二年（1120）再次撤销了算学馆及有关的官职。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北宋时算学馆的兴废交替比较频繁，这种情况当然对数学发展是不利的。到了南宋时期，官办数学教育事业就更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官办数学教育毕竟培养了一批通晓数学的人才，并对民间数学传习产生了一定的鼓励和示范作用，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在数学教材方面，北宋元丰七年（1084）刻印算书时，唐代十部算经中的《缀术》已经失传，因而只刻印了九部，并且据考证，其中《夏侯阳算经》并非原著，而是唐代中期的《韩延算术》，这部书由于卷上第一章引用了夏侯阳的一句话而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元丰年间所刻《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② 李迪、冯立升：《〈谢察微算经〉试探》，见李迪主编《数学史研究文集》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和《缉古算经》这九部算经是最早的官刻本数学书籍，可惜在清初就已全部亡佚。南宋绍兴九年（1139）刻书兴学，但未刻印算书。一直到南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在福建汀州学校主持翻刻北宋本九部算经时，又补入《数术记遗》1 卷。到了清初，南宋所刻算书也仅存《周髀》、《孙子》、《张丘建》、《五曹》、《缉古》、《夏侯阳》和《九章》7 种孤本，其中《九章算术》仅存5 卷。这些书幸得传留至今。宋刻本十部算书基本上是以李淳风等注释本为基础的，并且其绝大部分内容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下来，为我们保存了宝贵的数学史料，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算经十书》。

从隋唐到宋元，官府兴办的数学教育事业日趋衰落，而民间数学教育却有所发展。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算书和算表，记载了算筹记数、乘法口诀、四则运算、面积、体积等实用算术方法。这些著作大多是唐末宋初的作品，从中可以反映当时民间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并表明当时所用教材并非都是官府统一刊布的算经。到了宋元时期，民间数学教育更为流行，如李冶曾在河北元氏与获鹿两县交界处的封龙山隐居讲学，并进行数学研究。在元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郭守敬少年求学时的河北磁县紫金山，形成了一个以刘秉忠、张守谦、张易等为中心的成就卓著的学派，数学也是这个学派教学与研讨的领域之一。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更是“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四方之来学者日众”。他的《算学启蒙》是一部很好的数学入门书，其中还包括“天元术”等当时数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南宋之后刻印的数学著作中，出现了歌谣形式的数学问题和算法口诀，更能说明数学的传授已经走出官学的大门，逐渐深入到了民间。此外，还应提到的是杨辉在《乘除通变本末》中给出了一个“习算纲目”，这是学习一般民用和商用数学的一份切合实际的教学大纲，其中提倡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注重培养和提高计算能力等。这个“习算纲目”是我国数学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第八十九章天文学第一节珍贵的天象记录宋代很重视天象观测，为了避免天文观测人员谎报、漏报、错报天象，同时也为了提高司天监人员的责任心，除司天监外，还在皇宫内再设天文院，也进行天象观测，并于次日清晨用以核对司天监的报告。于是司天监与天文院两边的天文观测人员都不敢懈怠，故天象记录多而详细，有些记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1006 年在豺狼座爆发了一颗超新星，据研究，这颗星最亮的时候达到—9.5 等，即当时的亮度约相当于满月亮度的十分之一。这次爆发所留下的遗迹是一个射电源，仍为现代天文学家所关注。关于这颗超新星的爆发，宋代留下了较详细的记录。如《宋史·天文志》载：“景德三年（1006）四月戊寅，周伯星见，出氐南骑官西一度，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历库楼东。八月，随天轮入浊。十一月复见在氐。自是，常以十一月辰见东方，八月西南入浊。”《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载：“（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监言：先四月二日夜初更，见大星，色黄，出库楼东、骑官西，渐渐光明，测在氐三度。”

另一颗超新星更为著名，就是1054 年爆发的天关客星。《宋史·天文志》记录是：“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记录是：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二十二日，“守将作监致仕杨惟德言：伏睹客星出见，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同书记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1054）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现代天文工作者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和当前这颗超新星遗迹的状态，确定了这颗超新星的类型。他们从所记载的星的位置，最大亮度，从最亮到看不见所经历的时间，分析出它的爆发机制和爆发后的演化。现在已知，天关客星的遗迹是一个美丽的蟹状星云，星云中还有一颗中子星。它是一个强射电源，有强x 射线辐射、γ射线辐射和红外辐射等。这些都引起现代天体物理学家的极大兴趣。

沈括有一条天象记载也受到现代科学家的高度评价。《梦溪笔谈》所记载的是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一次陨石降落：“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短短不到200 字，将陨石降落的整个过程写了出来，对声、光、色、温、地点、过程、形状、重量、密度和降落时间等作了全面详细的描述。

第八十九章 天文学

第一节 珍贵的天象

记录宋代很重视天象观测，为了避免天文观测人员谎报、漏报、错报天象，同时也为了提高司天监人员的责任心，除司天监外，还在皇宫内再设天文院，也进行天象观测，并于次日清晨用以核对司天监的报告。于是司天监与天文院两边的天文观测人员都不敢懈怠，故天象记录多而详细，有些记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1006 年在豺狼座爆发了一颗超新星，据研究，这颗星最亮的时候达到—9.5 等，即当时的亮度约相当于满月亮度的十分之一。这次爆发所留下的遗迹是一个射电源，仍为现代天文学家所关注。关于这颗超新星的爆发，宋代留下了较详细的记录。如《宋史·天文志》载：“景德三年（1006）四月戊寅，周伯星见，出氐南骑官西一度，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历库楼东。八月，随天轮入浊。十一月复见在氐。自是，常以十一月辰见东方，八月西南入浊。”《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载：“（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监言：先四月二日夜初更，见大星，色黄，出库楼东、骑官西，渐渐光明，测在氐三度。”

另一颗超新星更为著名，就是1054 年爆发的天关客星。《宋史·天文志》记录是：“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记录是：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二十二日，“守将作监致仕杨惟德言：伏睹客星出见，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同书记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1054）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现代天文工作者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和当前这颗超新星遗迹的状态，确定了这颗超新星的类型。他们从所记载的星的位置，最大亮度，从最亮到看不见所经历的时间，分析出它的爆发机制和爆发后的演化。现在已知，天关客星的遗迹是一个美丽的蟹状星云，星云中还有一颗中子星。它是一个强射电源，有强x 射线辐射、γ射线辐射和红外辐射等。这些都引起现代天体物理学家的极大兴趣。

沈括有一条天象记载也受到现代科学家的高度评价。《梦溪笔谈》所记载的是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一次陨石降落：“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短短不到200 字，将陨石降落的整个过程写了出来，对声、光、色、温、地点、过程、形状、重量、密度和降落时间等作了全面详细的描述。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制造

宋代制造过许多大型的天文仪器。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张思训设计并于次年制成一台水转浑象，通称“太平浑仪”，起楼高一丈有余。这台浑象改水力推动为水银推动，以解决冬天因水流凝冻迟涩而影响仪器运转速度的问题。与浑象运转联动的报时装置，胜过东汉张衡及后来的一些同类仪器，小木人也增加到十多个。《宋史·天文志》载：“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中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长短”。七值神即七曜值日，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日历显示的时钟，是采用星期制的报日和报时装置。其中由金、木、水、火、土加日、月表示七值周期，以金曜日为七值周期之首。这种记日制度，早在唐代《符天历》和五代时期的《调元历》中已经使用，宋代建隆四年（963）起行用的《应天历》中，也有七值内容。此外，在一天之内又分十二辰，由十二神轮流出现报出时辰，而时初、时正和刻数则分别由铃、钟、鼓声报出。张思训的仪器继承和发展了唐代一行和梁令瓒的成果，并对后来的仪象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也因创制仪器有功而升任司天浑仪丞。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天文学家韩显符制成一台供观测用的铜浑仪，通称“至道铜候仪”。大中祥符三年（1010）他再造一台相类似的浑仪，专门用于司天台培养观测生的教学。此外，皇祐三年（1051）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人制成黄道浑仪；熙宁三年（1070）沈括、皇甫愈等人制成熙宁浑仪。这些仪器每台用铜量都在两万斤左右，各自有一些新的创造。如皇祐浑仪，它的时间分划一改在地平环上刻度的旧制，而改刻在固定的赤道环上，正确反映了天体位置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熙宁浑仪简化结构，从计算上去解决月亮在白道上的位置，将浑仪上的白道环取消，使用方便，而且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天体周而复始不断地在天穹运动，不同时刻它们的位置不同，因此，在使用浑仪观测天体时，相应地也要有良好的计时仪器，客观需要提出了提高漏刻精度的要求。天圣八年（1030）燕肃发明莲花漏，在多级漏壶（上匮和下匮）的最后一级漏壶（下匮）上部开孔（分水孔），使壶中的水位恒定地保持在孔下，多余的水由孔经注水筒（竹注筒）流入减水盎。由于末级漏壶水位恒定，所以漏水均匀，提高了计时精度。皇祐初期，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人又在莲花漏的基础上，再加一级恒定水位的平水壶，从而使漏刻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宋代最为精巧的天文仪器，当推苏颂领导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元祐元年（1086），苏颂奉旨校验天文院和太史局两处的新旧浑仪，考察中他发现同一台仪器由不同的人去操作，所得测量结果不同，他们“各指得失，终无定论”。于是他想制造一种以水为动力，浑仪和浑象联动并能与天同步运动的仪器。另外，一行、张思训已将这种仪器与报时装置集为一体，所以新的仪器还要同时解决报时问题。苏颂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缺乏参考资料，正如他自己所写：“张衡之制，史失其传；开元旧器，唐世已亡”，本朝“太平浑仪，自思训死，机绳断坏，无复知其法制者”，所以制作新仪必须重新设计。经过苏颂与精通数学、天文学并有巧思的吏部守当官韩公廉等人的反复研究和精心设计，新仪从元祐二年（1087）开工制造，三年制成木样，经鉴定和检验后，据此正式铸造铜仪。元祐七年（1092），这座中国古代最宏伟、最复杂的天文仪器建成，宋哲宗赐名“元祐浑天仪象”，后人通称“水运仪象台”。

苏颂实现了将浑仪、浑象和报时结合于一体的设想，整座仪器使用水力为动力，经变速、传动和控制使三部分仪器联动并能跟踪天体运行。仪器总高约12 米，宽约7 米，分上、中、下三层，底层是动力与传动装置和报时钟，中层密室中转动着的是浑象，上层为浑仪。浑仪上的望筒可对准并可自动跟踪天体，而随望筒运动的三辰仪时圈则可指示出时间的变化，此外，浑仪所在小室的屋顶可以启闭，这与现代天文台上的望远镜转仪钟与活动圆顶作用相同。

水运仪象台的报时部分也精巧绝伦。它共分五层，其中三层用于白昼报时，两层用于夜间报时，共有承担报时职能的木人254 个，每个时辰分时初与时正，分别由左门小人摇铃和右门小人敲钟报出，每至一刻由中门小人击鼓。第二、三层的木人分别举辰牌与刻牌，当非正点辰刻没有报时声的时候可从牌上看出当时的时辰与刻数；第四、五层的木人敲钲以报更，没有报更声的时候可从木人所举更牌上看出更次。水运仪象台的整台仪器由水提供动力自动运转。它的又一项重要发明是其“天衡”装置，它类似于近代钟表的擒纵器（卡子），控制着仪器，使之均匀运动。

国际科学史界对水运仪象台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现代钟表的祖先。关于它留下了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其机械结构、装配图等都收于苏颂所著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中。

苏颂还制造过另一台大型天文仪器，据《玉海》记载，它是一架假天仪，“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笼象。因星凿窍，如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据研究，这台仪器的主体是用竹条制成的球体，很像一个圆形笼子。表面上再用不透明的纸绢裱糊，并按星宿位置校算开孔①。人坐在密封的球内，球面上小孔透过来的光如同夜空中的繁星。这种便于演示和观察天体运行的仪器，可以说是今日天象仪的鼻祖。

宋代制造的天文仪器，数量众多，精密复杂，并有不少创新，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进入高峰的重要标志。

第三节 恒星测量与星图

恒星测量是天文学的基础工作，而星图则是观测恒星的记录和查找恒星的一种工具。中国古代的星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文学家作为认识和记录天空中星官位置而绘制的星图，另一类是多为装饰用的示意性质的星图。五代吴越钱元祐墓及其妃子吴汉月墓后室顶部各有一块石刻星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天文图。这两幅星图的直径约1.9 米，比后来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大了一倍，刻星各约180 颗左右，虽是示意性质，但位置比较准确。

宋代是进行全天恒星观测最多的时期，先后进行过七次较大规模的恒星测量。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作了二十八宿距度测量。又据《文献通考》和《玉海》记载，宋仁宗时曾查阅开国之初的恒星记录，见“止截二十八舍及大角至屏星四十二官”，并查知这次测量是因为发现当时的观测值与唐一行所测不相同，为了占考“灾祥之度”，进而实测了这些星，其结果与开元年间的测值相差两三度甚至五度。大中祥符三年（1010），韩显符① 王振择：《中国最早的假天仪》，见王振择《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第278—286 页。等用其制造的浑仪又补测了外官星的位置。

景祐年间（1034—1038），再一次测量了二十八宿距度及周天恒星。当时宋仁宗下令要编一部新的星占书《景祐乾象新书》，为使历代诸家占语与当时天象相符，所以要求重新测量恒星位置，主持测量的则是韩显符的授业学生杨惟德。这次测量比以前测量的星数要多。《景祐乾象新书》中曾列有一张周天星座入宿、去极度数表，可惜这份星表已经失传，仅在《宋史·天文志》中载有其中关于二十八宿距星的实测结果。皇祐年间（1049—1054），周琮等人用所铸黄道铜仪重测二十八宿及周天恒星。这次观测所使用的仪器刻度精确，并且改进了漏刻，因而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这些观测结果后来被收入北宋王安礼重新修订删改的《灵台秘苑》一书。其内容包括345 个星官的距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这是我国现存明末以前所收星数最多的一份星表。

元丰年间（1078—1085）又进行一次恒星测量，测量精度也比较高。这次测量的成果被绘成星图，并刻石保存下来，这就是现存苏州博物馆的著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图碑高2.16 米，宽1.06 米，上半部为星图，外径91.5厘米，下半部为天文图碑文，总共刻星1431 颗。原图为绍熙元年（1190）黄裳绘制，南宋淳祐七年（1247）由王致远刻石成碑。该图将中原地区可见星空展现在一幅图中，不但星位准确，而且二十八宿、三垣、十二次、内规、赤道、外规、分野、星官联线、星官名称都刻得清清楚楚。苏州石刻天文图是研究宋代全天星空的宝贵资料。明代正德元年（1506）的江苏常熟石刻天文图，则是根据苏州石刻天文图经订正翻刻而制成的。

北宋的重要星图还有苏颂《新仪象注要》一书中所附的五幅星图。据研究，这些星图也是实际观测的结果，就画法而言，则属于两种不同的投影系统。其一是两幅赤道带横图及一幅北极区圆图，按天区分别画出全天恒星，图上用经线将二十八宿隔开。这种系统避免了盖天式圆图在南纬星区的失真问题，较科学地表现出全天星空。另一系统是将整个天球沿赤道剖开，北半天球以北极为心，画一圆图，南半天球以南极为心，另画一圆图，而南极附近恒隐圈内的星空在北半球的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是看不见的，所以图上空着，留待补充。这种形式新颖的全天星空表示法是苏颂等人的首创。绍圣二年（1095）再测二十八宿距度，崇宁年间（1102—1106）又一次重测。上述几次恒星测量比较起来，以姚舜辅等人主持的崇宁年间的测量，目标最为明确，这次测量是为编撰《纪元历》作准备的，而所得测量结果也最为精确。如据研究，其二十八宿距度误差的绝对值平均只有0.15 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这实在是相当精确的测量了。

第四节 历法

五代时的历法，据记载，有后晋马重绩《调元历》，蜀《永昌历》和《正象历》，南唐《齐政历》，后周王处讷《明玄历》和王朴《钦天历》等。其中也有一些创新，如《调元历》不用上元积年，《钦天历》在实际观测基础上对五星动态表的改正等。有些历法还在一定时期内为后世所沿用。

宋初沿用后周的《钦天历》，此历原为王朴造于显德二年（955）。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因《钦天历》推验较疏，诏司天监王处讷等别造新历。王处讷曾任后周司天少监。他曾指出过《钦天历》的不足，并在952 年左右编过一部《明玄历》。王处讷等受命后经三年而制成新历，太祖为之作序，赐名《应天历》，建隆四年颁用。参与编修《应天历》的有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家马依泽。1968 年台湾罗香林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怀宁马氏宗谱》，其中《志尚公弁言》提到：“吾族系出西域鲁穆。始祖讳系鲁穆文字，汉译马依泽公，遂以马授姓。宋太祖建极，初召修历，公精历学，建隆二年，应召入中国，修天文。越二年，成书，由王处讷上之。诏曰可。授公钦天监监正，袭侯爵。”“鲁穆”，有些文献（如《明史·西域传》）亦作“鲁米”，关于其具体为何处，迄今尚无定论，可能原属东罗马帝国，现属叙利亚。由上述记载可见马依泽在撰修《应天历》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得授监正之职并袭侯爵。经研究，《应天历》的历元，适逢甲子、金曜日和朔旦冬至，选在建隆三年前4825558 年。《宋史·律历志》说它可“推定朔、弦、望日辰七直：..，日满七、六十去之，不满者，命从金星、甲子，算外，即得定朔、弦、望日辰星直也。”七直即七值或星值，是日月五星七曜值日之义，亦即推算星期序数。日满七去之，就是从总日数中去掉七的若干倍，可得到从金曜日起算的星期序数。由此可见应天历是引入七曜纪日法的，这种以金曜日为历元，采用星期制的方法与伊斯兰历相同，因此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马依泽参与制历所作的贡献，这项改革满足了日益增多的中国穆斯林的需要。

宋代民间研究历法十分活跃，如熙宁七年（1074）发现所用历法与天象不合，沈括就推荐了民间历法家卫朴编造新历。当时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起行用的《崇天历》历气后天，而刚颁用了九年的《明天历》又历朔先天，于是，卫朴在《明天历》的基础上制成新历《奉元历》，于熙宁八年（1075）颁用。又如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发现所使用的《观天历》气朔有错，遂改用姚舜辅的《占天历》。但历官们认为《占天历》为民间私家所造，未经考验，不可施行，于是姚舜辅在大量观测的基础上，于崇宁五年（1106）又制成《纪元历》并得以颁行。清代梅文鼎对《纪元历》有很高的评价，说“宋历莫善于纪元”。这部历法的回归年、朔望月及其他一些数据都相当准确。此外，姚舜辅还创造了确定太阳位置的新方法，即在天亮前或黄昏后用恒星作参照定出金星的位置，然后在既能看见金星又能看见太阳的时候定出金星与太阳的角距，从而求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他还创立了新的计算公式，以解决太阳的赤道经度与黄道经度的换算问题。

南宋初继续行用《纪元历》，后又曾用《统元历》、《乾道历》、《淳熙历》和《会元历》。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行用杨忠辅编制的《统天历》，这是得到梅文鼎更高评价的一部历法，有宋历“尤莫善于统天”之说。《统天历》有很好的实测基础，节气、合朔、月亮过近地点与黄白交点的时刻等都定得比较准，并在实测的基础上确定出计算改正值的办法。《统天历》的岁实（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 日，比现行公历采用同一数值早了384年。此外，杨忠辅还发现回归年长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每年都有微小的变化，并提出斗分差的数值改正方法。这也是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统天历》继唐曹士 《符天历》之后也不用上元积年。《统天历》的上元是虚设的，实际上废除了繁琐的上元积年计算，这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进步。

北宋存在168 年，共颁行10 部历法，南宋存在152 年，共颁行10 部历法，换历比较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历法研究的活跃。其中《应天历》、《纪元历》、《统天历》各有所长，反映了两宋行用历法的特点和主要成就。

第五节 气象知识

五代及辽、宋、夏、金的一些史书，尤其是《宋史》，记载了很多宝贵的气象资料，其中包含有关于大水、大旱、大风及雨雪、冰雹、雷暴、地震等灾害和特殊天气现象的丰富内容。宋代开始普遍编修的地方志及大量宋人笔记，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沈括《梦溪笔谈》中对山东武城县一次龙卷风的形状及危害情况作了非常清楚的记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我国气候变迁及气象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南宋吕祖谦于淳熙七年（1180）正月初一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金华进行了近两年连续不断的物候观测。他在《庚子辛丑日记》中记录了二十多种植物的开花结果时间及一些虫鸟的初鸣和初到时间，这是一份经实际观测获得的非常珍贵的物候资料。

降雨情况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因而历代都受到人们重视。西汉时根据土、炭吸湿增重的不同而发明了原始的天平式湿度计。宋代僧人赞宁，在10 世纪则利用这种仪器来预报晴雨。宋神宗熙宁年间京师久旱，沈括准确地做了一次降雨预报，《梦溪笔谈》卷7 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述。他对当时空气中水气条件的分析与判断是符合近代气象科学原理的。

为了测量降水量的多少，必须要有一种用具，现在普遍使用的是雨量筒。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其《数书九章》中列有“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岭验雪”、“竹器验雪”等算题，可根据盛水或积雪容器的形状及积水、积雪的多少，计算出单位面积平地上的降水量。天池是古代防火贮水的容器，用来测降雨量，当可看作原始的雨量器。这种方法也是世界上较早的测定降水量的科学方法。

此外，这一时期对一些气象现象也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如《梦溪笔谈》中记载孙彦先对虹的解释是“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梦溪笔谈》卷25 提到：“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即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这里提到的关于风力日变化规律的气象知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行船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苏轼《船■风》诗有句：“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船■风”，并有序文说：“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吴人谓之‘船■风’。是时，海舶初回，云此风与舶具至云尔。”对于梅雨之后的信风作了清晰的描述。

第六节 辽、夏、金的天文学

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天文学也有两个主要的分支，一是以历法服务于政权，一是观天象以占吉凶。辽有历之始即采用中原历法，此即天禄元年（947）至统和十二年（994）行用的后晋马重绩所编《调元历》。《调元历》是五代时期较好的历法，但在后晋只行用了5 年，而在辽却行用了48 年。该历不设上元，以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它的基础是《宣明历》和《崇玄历》，马重绩称：“以宣明之气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历相参，然后符合。”①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又颁用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大明历》。有些学者认为其法取自祖冲之。这一时期辽、宋历日有所不同，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张邦基《墨庄漫录》等均记载，苏颂使辽时曾发现宋、辽冬至日先后相差一日。辽《大明历》本文已失传，其内容尚有待于研究。《辽史·历象志》所载，系全文照录《宋书》上的祖冲之《大明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辽很重视天象，有些天象记事今日看来也很有意义。例如《契丹国志》记载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正月，“是夕，有赤气若火光自东起，往来纷乱，移时而散。”这是与太阳活动关系密切的极光现象，其描述是很生动形象的。1971 年在河北宣化发掘一座辽墓，发现该墓室顶部有一幅彩绘星图，星图直径2.17 米中央为天极，嵌有直径35 厘米的铜镜一面，镜周彩绘莲花，莲花外为日、月、五星及北斗，再外为二十八宿，最外圈绘有黄道十二宫①。黄道十二宫是来自西域的天文内容，但双子座、室女座图形上的人物又着辽服，显示了辽代特点；莲花是佛教装饰；而二十八宿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天极为中心的盖图法也是中原传统，因此这是一幅具有多民族色彩的星图。此外，黄道十二宫的名称早已传入我国，但在星图中表现出来，据今所知也以这幅星图为最早。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的政权。夏景宗李元昊之父西平王李德明曾向宋请历，宋真宗将《仪天历》赐颁西夏，至元昊又受赐《崇天历》，可见汉历对西夏有深远影响。西夏仿宋制建有司天监，并颁行过自制历法。《西夏书事》载：“曩霄（元昊）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可能是参照汉历专门编制的西夏历法。另外，西夏文书、碑文中常有两种纪年：十二生肖纪年和藏历纪年，如有“阳火猴年”的碑刻，因此当时西夏境内可能也有藏历流行，这反映出吐蕃文化在西夏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外来天文知识在西夏也有出现，如西夏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有黄道十二宫名称，这是来自西域的知识，当然也可能是由中原辗转传入的。

《西夏书事》中还载有不少天象记事，但多用于星占。如1030 年“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崇宗天仪治平三年（1088）“太白昼见，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听”。崇宗永安二年（1098）“月犯东井，犯西肩北第二星，太史奏：主兵丧，梁氏不省”等。这些天象观测内容与星占方法，明显地来自内地。

金在历法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天会十五年（1137）金颁用司天杨级所造《大明历》，“然其所本，不能详究”①，也有人认为，此历依据的是宋代的《纪元历》，经金司天监官员增改而成。后来由于日食预报屡屡不验，诏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大定二十一年（1181）历成。这时翰林应奉耶律履也造了一部历法，称《乙未历》。经过当年十一月望月食的检验，证明赵知微历优于耶律履历和当时行用的杨级历，于是得以颁用。重修《大明历》虽然仍以《大明历》命名，内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部历法所用的基本数据相当精密，例如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9 日，朔望月长度为29.53059 日。此外，还创立了等间距三次差内插公式用于历法计算等等。这① 《新五代史·马重绩传》。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8 期。① 《金史·历志》。

些都反映出金代天文学家在吸收中原历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金对天象的认识也如中原统治者，将天象作为与帝室政事相关的表象。

《金史·天文志》称：“金九主，莫贤于世宗，二十九年之间，犹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贯者四五。然终金之世，庆云环日者三，皆见于世宗之世。”把与太阳相关的现象与皇帝的贤明联系在一起。金记录天象也颇详，如《大金国志》记载金太祖天辅二年（1119）：“北方有赤气，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西方有火五团，下行十余丈，皆不至城灭。”这则极光记事使人有如目睹，对研究极光现象也是有价值的。

金对司天台的建设很重视。1126 年底金人攻破北宋都城汴京，将北宋灵台上的天文仪器掠往北方，后在金中都（今北京）建成规模庞大的司天台，所用仪器就是从汴京搬来的仪器。元初吴师道写过一首《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纪游》，诗中描述了当时金天文台（清台）遗址的情形：“故桥旧市不复识，只有积土高坡陀。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连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玑衡遗制此其的，众环倚值森交柯。细书深刻皇祐字，观者叹息争摩挲。司天贵重幸不毁，回首荆棘悲铜驼..”。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年金司天台的规模及盛况。

第九十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

对大气压力（压强）的进一步认识及更广泛应用

宋代时，俞琰曾谈到：“予幼时有道人见教，则剧烧片纸纳空瓶，急覆于银盆水中，水皆涌入瓶，而银盆铿然有声，盖火气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壮夫腹上，挈之不坠。”①把燃烧的纸片投入瓶里，会使瓶里的一部分空气排出瓶外，瓶内的压力由此减小，形成负压。这时如将瓶子放入水中，大气压力就会使水涌入瓶内。若用类似的方法，则大气压力会使瓶子紧压在人腹部，现在人们熟知的拔火罐，其原理就是如此。

应用大气压强制作虹吸管和唧筒，当时人也有许多记载。如：宋代曾公亮的兵书《武经总要》记述：“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气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竹）中逆上。”①这与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所述的方法相似。在《武经总要》中曾公亮还记述用于灭火的唧筒：“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②利用裹了絮的水杆的往复运动，把水吸上来。这种唧筒实际上是后世活塞泵的前身。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也记载了这种设备：“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筒，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③可知唧筒已广泛应用于四川的井盐开采。对液体性质的深入认识这一时期对浮力的原理及应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宋史》记载僧人怀丙打捞铁牛的故事，就是借浮力起重的典型事例。“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④怀丙的方法，当为今人所使用的浮箱打捞法之肇始。

表面张力是液体的一个重要特性，实质上是分子力的一种表现。汉代时，人们对表面张力现象已有所认识。到了宋代，人们将此现象应用于桐油质量的检验：“验真桐油之法，以细篾一头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则如鼓面鞔圈子上；掺有伪，则不著圈上矣。”①因存在表面张力的缘故，纯净的桐油可附着在细竹篾圈上形成一薄膜，而有杂质的桐油就不能形成薄膜。周密在① 俞琰：《席上腐谈》卷上。

① 《武经总要》前集卷6“寻水泉法”。

② 《武经总要》前集卷16“守城”。

③ 苏轼：《东坡志林》卷4“井河·筒井用水鞴法”。

④ 《宋史》卷462《僧怀丙传》。

①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2。

《齐东野语》中还记载了一种以少许净水调开熊胆以去除眼球表面尘土的方法：“熊胆善辟尘。试之之法，以净水一器，尘幂其上，投胆粟许，则凝尘豁然而开。以之治目障翳，极验。”这是由于熊胆溶于水后，在水面形成薄膜，膜的表面张力会将水面尘埃推开，因此可用来清洗和除去眼球表面的灰尘。

对于液体浓度的测定，这时也有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这主要反映在检验盐卤的浓度方面。因为在制盐过程中，确定盐卤是否有煎煮的价值，就是根据其浓度来决定的。北宋初年，赞宁在《物类相感志》中说：“盐卤好者，以石莲投之则浮。”乐史记述了以10 个莲子来测定盐卤浓度的方法：“取石连（莲）十枚，尝其厚薄，全浮者全收盐，半浮者半收盐，三簾（莲）已（以）下浮者则卤未堪。”②说明浮起的莲子数目越多，盐卤的浓度越大，制盐价值越高。南宋姚宽记述：“予监台州杜渎盐场，日以莲子试卤。择莲子重者用之。卤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卤更薄，即莲沉于底，而煎盐不成。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则正浮在上；咸淡相半，则二物俱沉，与此相类。”③这里说到莲子在浓度不同的盐卤中呈现不同的浮沉状态，同时还记载了福建人用鸡蛋和桃仁测试盐卤浓度的方法。这一时期有关用莲子等测定盐卤浓度的记载还有许多，可以见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 等。

第二节 热学

至迟在宋代，我国已发明了“走马灯”，其灯上有“马骑人物，旋转如飞”①。具体制作是在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灯笼中，有一立轴，立轴上方固定一叶轮。立轴底部的近旁，装有烛座。蜡烛点燃后，热空气上升，推动叶轮转动，从而带动立轴旋转。立轴中部交叉安装的两根铁丝的外端贴有纸剪的人马等，亦随立轴旋转。因此人马的影子投射到灯笼上，看起来“车驰马骤，团团不休”②。走马灯在宋代的许多诗文著作中均有记述，如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3《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下《观灯口号十首》之七；金盈之《醉翁谈录》卷3《京城风俗记》；吴自牧《梦粱录》卷13“夜市”条等。这种应用热气流而用作玩具的走马灯，与现代的燃气轮机，其根本原理是相同的③。

第三节 声学

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在战争中的应用

宋代曾公亮在兵书《武经总要》中总结了利用固体传声及共振效应在战② 《太平寰宇记》卷130“淮南道八·海陵监·刺土成盐法”。

③ 姚宽辑：《西溪丛语》卷上。

① 周密：《武林旧事》卷2“灯品”。

② 刘侗：《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灯市”。

③ 参见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72 页。争中进行侦探的方法——“瓮听”和“地听”：“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内，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向远近。”①这两种方法与《墨子·备穴》及《太白阴经》、《通典》中所述类同，是我国古代战争中一直使用的方法。此外，《武经总要》还记述了另一种方法：“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②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以野猪皮做成的称为“空胡鹿”的卧枕代替瓮，因此更加方便实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亦记述了以牛皮箭袋当卧枕，能听见数里内的人马声：“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③振动的音乐效果我国古代很早就将乐钟铸成合瓦之形，在先秦的著作中已述及编钟及其发声特性。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指出：“古乐钟皆扁，如盒（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沈括的这段文字解释了我国古代乐钟所以是扁形的道理，是合乎科学原理的。因为钟的振动是一种复杂的板振动，圆钟的振动衰减很慢，在演奏中快速敲击时，声波易发生相互干扰而不成音律；而扁钟的振动衰减较快，演奏时可避免声波相互干扰的问题。

古代对于声音的效果亦很重视。比如为了得到较洪亮的声音，在戏剧舞台下埋设大缸，以期产生共鸣。南宋赵希鹄认为：“前辈或埋瓮于地上鸣琴，此说恐妄传。盖弹琴之室宜实不宜虚，最宜重楼之下。盖上有楼板，则声不散；其下空旷清幽，则声透彻。若高堂大厦，则声散；小阁密室，则声不达；园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岩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胜，则琴声愈清，与广寒月殿何异也。”①他分析指出了在不同的环境之中，琴声传播的效果是不同的。

关于振动和共振及其实验“喷水鱼洗”是大约起源于唐宋年间的一种器物。现在已知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代何薳的《春渚纪闻》卷9“纪研·跃鱼见木石中”，及王明清的《挥麈录·前录》。《春渚纪闻》提到晋出帝迁黄龙府曾献鱼盆，“鱼盆则一木素盆也，方圆二尺，中有木纹成二鱼状，鳞鬣毕具，长五寸许。若贮水用，则双鱼隐然涌起，顷之遂成真鱼，覆之则宛然木纹之鱼也。”并说：“至今句容人铸铜为洗，名双鱼者，用其遗制也。”《挥麈录·前录》则提到韩似夫使金国时，金主命取磁盆一枚示之，说是晋少主献给耶律氏的礼品，“中① 《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

② 《武经总要》前集卷6“警备法”。

① 《洞天清录集》卷1《古琴辩》。

有画双鲤存矣，水满则跳跃如生，覆之无它矣”。这两条所记当为同一物件，但为木为瓷尚待考订。现今可见的铜洗外形似脸盆，盆内底部刻有四条鱼。当用手掌摩擦这种鱼洗的双耳时，水面会出现振动花纹，四条鱼的口沟处甚至水花喷溅达尺余，鱼洗亦发出震耳的嗡嗡声。这种器物的振动实为板振动，振动过程类似于圆钟的空气振动。喷水的原理实际上就是，振动产生的四节线振波引起了水的激荡，看上去就像鱼在水中跃动而水花喷溅一般。

沈括曾进行过弦共振的实验：“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则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则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也震，此之谓正声。”①从现代振动理论可知，外力频率与振动体固有频率成简单整数比时，都能引起振动体的振幅增大，即发生共振。沈括的实验证明琴瑟的弦宫应少宫、商应少商或隔四相应，事实上它们的振动频率比恰为1∶2 或2∶3。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也提到他所进行的类似的研究与实验：“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六，四与七为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这里，周密用“羽毛轻纤之物”也证明琴弦“隔四相应”的共振现象。

第四节 光学

关于针孔成像及圆球受光的认识

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①这里沈括指出了运动物体（“鸢”）通过小孔（“窗隙”）所成的像与其运动方向相反，并将这一事实与楼塔通过小孔所成之像的倒立、以及凹面镜成像联系起来。

沈括指出：“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②沈括根据自己实验和观察对之作了科学的解释。

球面镜成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①这里，沈括认为凹面镜（“阳燧”）成像为倒像，是因凹面镜具有焦点（“碍”）① 《梦溪笔谈·补笔谈》。

① 《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

② 《梦溪笔谈》卷7“象数一”。

① 《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

的缘故。他从实验结果总结了凹面镜的成像规律及其与焦点的位置关系：手指从镜面处向外移，起初得到的是正立的（虚）像；手指将近焦点时，镜中看不到像了（即此时成像在无穷远处）；手指再远移，则生成倒立的（实）像。他在日光下进行的实验，凹面镜反射的光会聚在离镜面一二寸的地方，焦点很小。这说明当时磨制镜面的技术已相当高超，镜面的反射性能很好。沈括还指出：“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②凸面镜成像为正立缩小的虚像。古人制镜时，大镜铸得平一些，小镜铸得凸一些。凹面镜照出人脸会稍大一些，凸面镜照出人脸稍小些。小的镜子要照出人的整个脸。必须造得稍微凸一些。因此造镜时，必须反复测量镜的大小来决定增减镜面的曲率，以便使照出的人脸与镜的大小相称。沈括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五代南唐谭峭在《化书》中，对物体经面镜或透镜反射或折射后成像现象的论述，也是很精彩的。

色散知识这一时期，人们不仅对虹的成因有所了解，并进而掌握了观察虹的角度、虹出现的位置和方向等。南宋蔡卞指出：“先儒以为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蜺生。今以水喷日，自侧视之，则晕为虹蜺。虽则虹生于地之气，不晕于日不成也。故今雨气成虹，朝阳射之则在西，夕阳射之则在东。”①另外，人们对于小水珠反射折射日光之后的色散现象亦有所认识。南宋程大昌写道：“凡雨初霁或露之未晞，其余点缀于草木枝叶之末，欲坠不坠，则皆聚为圆点，光莹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闪烁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②光经过一些透明的天然晶体折射后也能产生色散现象。在北宋初年杨亿著《杨文公谈苑》一书中明确记载了菩萨石折射日光而产生色散的现象。由此寇宗奭《本草衍义》中写道：“菩萨石..如水精明澈，日中照出五色光，如峨嵋普贤菩萨圆光，因以名之。”③南宋时，杜绾又写道：“菩萨石，其色莹洁，..映日射之，有五色圆光。其质六棱。或大如枣栗，则光彩微茫，间有小如樱珠，五色粲然可喜。”①程大昌则指出：“《杨文公谈苑》曰：嘉州峨嵋山有菩萨石，人多收之。色莹白如玉，如上饶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文公之说信矣。然谓峨嵋山有佛，故此石能见此光，则恐未然也。..峨嵋山佛能现此异，则不可得而知。此之五色，无日则不能自见，则非因峨嵋有佛所致也。”②从而否定了五色粲然与佛有关，正确地认识② 《梦溪笔谈》卷19“器用”。

① 《毛诗名物解》卷2“释天·虹”。

② 《演繁露》卷9。

③ 《本草衍义》卷4“菩萨石”。

① 《云林石谱》卷中。

② 《演繁露》卷9“菩萨石”。

到“此之五色，无日则不能自见”。

关于透光镜沈括对透光镜的制造及透光机理有深入的研究。他写道：“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③沈括推测，在铸镜的冷却过程中，因镜的厚薄不同，各部分冷却的快慢不同，因而各处收缩率有差别，使得镜面产生细微的曲率差异，在反射日光时就会显示出背面图案。

第五节 电和磁静电、静磁及物体的导电性

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述了孔雀毛的静电感应现象：“孔雀毛箸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尾扫之，皆聚，无有遗者。亦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也。”①可见静电感应现象已在当时宫廷中得到应用。

这时期人们还认识到磁石的吸铁性（即磁力）可以不被其他物质（除铁磁物质外）所阻碍隔断。张君房在《云笈七籤》中指出：“磁石吸铁，间隔潜应。”类似的记述甚多。

雷电是人们自古就进行观察的自然现象。此时人们已注意到不同性质的物体遭雷击后的情况不同。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者，银悉熔流于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②庄绰的《鸡肋编》卷下也有类似的记载。

磁偏角和磁倾角的最早记述地球近似为球形，且地球的南北磁极与地理上的南北两极并不重合。在地球表面任何一点，地磁子午线与地理子午线之间的夹角称为磁偏角；磁针指向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称为磁倾角。北宋初年，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记述了制造指南鱼的方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③ 《梦溪笔谈》卷19“器用”。

① 《墨庄漫录》卷1。

② 《梦溪笔谈》卷20“神奇”。

首常南向午也。”①这里加热是使铁磁物质中的磁畴增加动能，在地磁场作用下由混乱变为规则排列，然后经过急剧冷却而固定下来。以鱼尾正对北极且略向下倾斜，为的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地磁感应，使之磁化。这段话隐含了关于磁偏角与磁倾角的知识。沈括也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②这是对磁偏角的首次明确记述。稍后，在寇宗奭《本草衍义》、曾三异《因话录》中，都有关于磁偏角的记述。

人工磁化制造磁体上引曾公亮所述制指南鱼的方法即是利用地磁感应磁化的方法。沈括所述的是利用摩擦感应磁化的方法，即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的磁畴按磁石极性的方向规则排列，从而使整根针显现出磁性。沈括还说到：“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③当时对磁体性质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指南针及其应用曾公亮所说的指南鱼，在行军需要时，可把它浮在水面上指示方向。但是这种磁化方法所获得的磁性很弱，难以实用。沈括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①沈括介绍的磨制磁针的方法简便易行，且有实用价值。他还介绍了安置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置“指爪及碗唇上”和“缕悬”。当时，水浮法应用较多，曾公亮的指南鱼亦用此法，但沈括指出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水浮多荡摇”。对于放在指甲上或碗口边沿上的方法，虽然转动灵活，但“坚滑易坠”。比较之下，沈括认为，在磁针中部涂一点点蜡，粘上一根蚕丝，挂在无风的地方，即“缕悬”，这是最好的方法。

沈括所述的水浮及缕悬法，在稍后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亦有记述：“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取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②南宋，陈元靓记载了当时流行的指南鱼和指南龟：“以木刻鱼子，如母指大，开腹一窍，陷好磁石一块子，郤以臈填满，用针一半佥从鱼子口中钩入，令没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出。”“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指北，须是钉尾后。”①但这些当时多用于幻术。

① 《武经总要》前集卷15“乡导”。

② 《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③ 《梦溪笔谈·补笔谈》。

① 《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② 《本草衍义》卷5“磁石”。

① 《事林广记》卷10（此书有多种版本，文字也多有不同）。

初期的指南针很可能并没有配以固定的方位盘装置。但是不久之后就发展为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或罗盘。南宋曾三异在《因话录》“子午针”条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里的“地螺”即堪舆用的罗经盘。当时的罗盘，一种是水罗盘，即磁针横贯灯芯浮在水面上。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道：“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②南宋朱继芳航海诗中也有“沉石寻孤屿，浮针辨四维”的诗句。可见宋代已应用水罗盘于航海。另一种是旱罗盘，上面所提到的在陈元靓《事林广记》中描述的指南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旱罗盘的始祖。

指南针发明之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如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③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也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④吴自牧的《梦粱录》也称：“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⑤由此可见指南针在当时航海中的重要性。

②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半洋焦”。

③ 《萍洲可谈》卷2。

④ 《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

⑤ 《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

第九十一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

两宋时期炼丹术仍很盛行。北宋时一些人依然热中于烧炼外丹，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3 载：章盛于宋真宗时，“炼丹一炉，在翰林金丹阁，日供炭五秤”，至宋神宗熙宁元年，“犹养火不绝”，“其丹作铁色。”“张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炼丹一炉，养火数十年。”炼丹持续时间之长，可见其人迷恋之深。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 载：“（徽宗）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汞炼之成金。”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 载：宋太宗时得巧匠，“造金带得三十条”。但是，不少炼丹术士实际上是江湖骗子，专以炼制伪金和伪银的方术骗人钱财，搞得声名狼藉。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服食丹药中毒致死者屡见不鲜，因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神丹仙药的危害性，并对炼丹术采取了严肃的批判态度。如沈括就曾明确指出对炼丹术“不可不戒”。《本草衍义》的作者寇宗奭也指出：“生金有毒，至于杀人，仍为难解”，“丹砂但宜生服，若炼服少，有不作废者”，“水银入药虽各有法，极须审谨，有毒故也。”甚至连“养火数十年”的南都张安道也是“丹成，不敢服”，结果使一位坚求服食者中毒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南宋时期，从事烧铅炼汞的外丹术已明显衰落，与此同时，主张炼气养神的内丹术大为兴盛起来。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的炼丹术著作。下面列举的几种是较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炼丹设备、炼丹方法及炼丹术的发展情况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炼丹化学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

《丹房须知》，吴悮撰，成书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此书专讲炼丹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如择友、择地、择井、造坛、造鼎、造炉、研磨、合药、采铅、用火、开炉、服食、禁忌等。书中虽字数不多，但记载了一些重要的炼丹设备的图形，如丹台、抽汞的蒸馏器、既济炉和未济炉、研磨器等。

《金华冲碧丹经秘旨》，白玉蟾授，孟煦撰，成书于南宋理宗宣庆元年（1225）。此书对于炼丹设备的叙述很详细，如石榴罐、水海等，都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书中所载炼汞的“石榴罐法”等也很重要。其具体操作是在石榴罐中盛辰砂十两，赤金（红铜）珠子八两，磁瓦片塞口，倒扑石榴罐在坩埚上，埚内华池水二分。石榴罐与坩埚间合缝处用六一泥固济后，加热石榴罐，则其中的辰砂分解，水银即溜入下面坩埚的醋里，操作相当简便。曹元宇先生曾绘制了石榴罐炼汞示意图（图5）①。根据现代化学知识，石榴罐中发生的反应为：HgS＋Cu △ . . . Hg＋CuS，加入铜珠能促进HgS 的分解。曹元宇先生还曾集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炼丹家所用的各种设备（如图6—10）①。① 见曹元宇编著：《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年版，第255 页。① 曹元宇：《中国古代金丹家的设备及方法》，见王琎等著《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 年版。

《诸家神品丹法》，玄真子孟要甫编撰。这是一部选录各家炼丹方法而编成的丹书。其中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化学史料，如原始火药的发明等。又如“化庚粉法”是讲制金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先将黄金炼赤投入水银制成合金，再加入食盐，研细，然后蒸发掉水银，再溶解掉食盐就留下粉末状的黄金了。这必然是炼丹家经过长期摸索和多次实验而取得的成就。

《庚道集》，全书分为9 卷，是《道藏》中记载各种丹法最详细和篇幅最大的一部炼丹术著作集。它是由元或明人汇编，收录了元代及以前的一些丹法，而其中成书年代可考者多出于宋代。在《庚道集》所收录的南宋丹经《丹阳术》中，不仅有对中国炼丹家炼得单质砷的更确切的记载，而且对其形态和性质有明确的描述。所用的方法，是将砒石（As2O3）与草木药或蜜混合密闭烧炼，并明确记载所得产物“色如银”，“如黑角色，甚硬”，或“如玉银相似可爱”。此外还指出可用它直接与赤铜点化丹阳银（砷白铜）。这是中国古代炼丹化学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第二节 药物化学

宋代的本草学也很发达，出现了《开宝本草》、《证类本草》、《图经本草》等著作。炼丹术在制药和化学方面的许多新成就也被收入这些本草学著作中，为医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例如，《开宝本草》记载了“铁华粉”的制法：“取钢煅作叶，如笏或团，平面磨错，令光净。以盐水洒之，醋瓮中阴处埋之，一百日，铁上生衣，即成粉矣。”这是醋酸铁的制法和药用的最早记录。关于石棉，《证类本草》说它“如烂木，烧之不燃，石类也”。准确地描述了石棉的性质。《证类本草》和《苏沈良方》还记载了秋石的炼法。

密陀僧（PbO）是在唐代从波斯传入的。到了宋代，《图经本草》记载了中国自制密陀僧的详细工艺：密陀僧，“今岭南、闽中银铅冶处亦有之，是银铅脚。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其灰池感铅银气置之积久，成此物。今之用者，往往是此，未必胡中来也。”这种方法叫做“灰吹法”，在11 世纪流行于今广东、四川等地，直到近代还仍然为炼银等工业生产所采用。

绿矾，即水绿矾（ FeSO4· 7H2O），状如玻璃，陶弘景曾误作石胆（CuSO4·5H2O，后称胆矾）。《图经本草》提出了鉴别绿矾的方法：“绿矾石五两，..取此一物，置于铁板上，聚炭封之。囊袋吹令火炽，其矾即沸流出，色赤如融金汁者，是真也。看沸走汁尽，去水待冷，取出挼为末，色似黄丹，收之。”如此精要的化学鉴定方法就是按现代化学理论和化学实验来衡量，也是科学的。同时这也是制备绛矾（Fe2O3）的一种方法。

《图经本草》所载抽砂炼汞的工艺，也很值得注意。此书水银条载：“出于丹砂者，乃以山石中采粗次朱砂，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盎，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其色小白浊。”这里所说的“炉”，为铁釜一类，而所述“出于丹砂”的水银的煅养过程，其化学反应式为：HgS＋Fe Hg＋FeS。

关于未济炉炼汞，《丹房须知》中虽绘制有丹炉的形制，但没有文字说明，后世无法了解它抽炼水银的全过程。苏颂则在《图经本草》中作了详细的说明：“（水银）出自丹砂者乃是山中采粗次朱砂，和硬炭屑匀，内阳城罐内，令实，以薄铁片可罐口作数小孔掩之，仍以铁线罗固，一罐贮水承之，两口相接，盐泥和豚毛固际上罐及缝处，候干，以下罐入土，出口寸许，外置炉围火煅炼，旁作四窦，欲气达而火炽也。候一时，则成水银溜于下罐矣”。这里具体详尽地记载了一种新的“未济式”由朱砂取汞的方法，其中混进炭末，也是一项重大的革新和进步，为后世长期沿用。该反应为：2HgS+C CS2+2Hg这种更有效、更经济的炼汞法，表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汞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于醋酸铅的记载也是很有价值的。《图经本草》提到：“又有铅霜亦出于铅，其法以铅杂水银十五分之一，合炼作片，置醋瓮中，密封，经久成霜，性极冷，治风痰及婴孺惊滞药，今医家用之尤多。”不仅明确地描述了醋酸铅的制备，而且简要地说明了其性质与功用。

第三节 冶金化学

胆铜法的推广

用胆水炼铜是我国古代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创造。这种工艺是利用金属铁将胆矾溶液的铜离子置换出来，还原为金属铜，再熔炼成锭。对这一化学现象的认识，远在西汉初年《淮南万毕术》中已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抱朴子·内篇》、《神农本草经集注》等书中也都有所记载。到了唐代，这一反应被方士用来作为点金术的技艺。唐明皇时，刘知古上《日月玄枢论》说：“或以诸青、诸矾、诸绿、诸灰结水银以为红银。”红银实际上是炼丹家炼得的纯铜。唐代炼丹家金陵子在《龙虎还丹诀》中也有多条以铁釜熬胆水炼制“红银”的要诀。

胆水炼铜成为一项生产工艺，大约始于唐代末年或五代初期，当时把这种铜称作“铁铜”。五代轩辕述在《宝藏畅微论》中指出：“铁铜，以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坚黑。”①到了北宋年间，由于铸钱需要大量的铜，水法炼铜有了较大的规模。重要的胆铜产地有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等。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信州铅山的胆水情况，有一段著名的记载：“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釜久之亦化为铜。”

关于胆水炼铜的方法，《宋会要辑稿·食货》有详细记载：“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铁煤，入炉烹铁，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铜，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胆矾炼铜，除了浸铜法外，还有淋铜法，即以水淋浸含胆矾的土，然后以胆水浸铁。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崇宁时游经曾作了比较：“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其利已厚。”①南宋建立后，胆铜生产仍有很大规模，如乾道元年（1165）胆铜产量为21 万余斤。南宋后期，由于胆水资源有限且质量欠佳，胆铜生产便趋于没落了。但胆铜法作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和技术成就，并且是后世水法冶金的先声，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黄铜的冶炼铜锌合金色泽金黄，现在称为锌黄铜。在宋代以前，曾叫做“鍮石”、“鍮铜”，因颜色似金，中国古代炼丹家也称它为“鍮石金”。②关于这种合金用品最可靠的记载，出自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隋初苏元明所撰《宝藏论》中列举的药金也有鍮石金。到了唐代，鍮铜已较普遍，曾作为冠服等级的标志，其价值在铜、银之间。

我国古代炼制这种合金，最初是用炉甘石（即菱锌矿，主要成分为ZnCO3）点化。这种技艺与炼丹术有密切关系。这个炼制方法的最早记载，见于孟要① 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赤铜”。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34 坑冶。

② 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 卷第4 期。甫汇辑的丹经《诸家神品丹法》卷6 中的“日华子点庚法”：“百炼赤铜一斤，太原炉甘石一斤，细研，水飞过石一两，搅匀，铁合内固济阴干。用木炭八斤，风炉内自辰时下火，煅二日夜，足冷取出，再入气炉内煅，急扇三时辰，取出打开，去泥，水洗其物，颗颗如鸡冠色。母一钱点淡金一两成上等金。”日华子是五代末宋初的医药学家。其后不久，崔昉所撰《大丹药诀本草》也简要记载：“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①及至宋真宗时，民间以炉甘石点鍮铜的活动已相当普遍。宋以后的本草、炼丹及博物学著作中仍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炼鍮法，如《格物粗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物理小识》等书都有记载。在明代，冶炼这种合金的技术已逐步发展为金属铜与金属锌直接合炼。

灰吹法炼银技术银在自然界中的含量不多，且主要以辉银矿形式存在，并多与方铅矿共生。中国古代的银大部分是从含银的粗铅中提炼出来的。由于银铅完全互溶，且溶点较低，古时炼银时加入铅，使银溶于铅中，实现银的富集；然后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炉灰中，实现银的分离。早在东汉时期，炼丹家就发明了以金银矿粉与黑锡（铅）共炼与提炼金银的“灰吹法”。①灰吹技术在唐代已被广泛应用。唐司空图《诗品》洗炼条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记载。据对唐邠王府和章怀太子李贤墓所出炼银渣块的化验和分析，可知用的就是灰吹法。五代轩辕述《宝藏畅微论》中所说“倭铅可勾金”，可能是指利用锌并由灰吹法来提炼金银。到了宋代，《云麓漫钞》、《大冶赋》等著作对灰吹技术乃至完备的银冶程序都已有较详细的记载。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提到：“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数十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煅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这段记载概要地叙述了炼银的三个步骤：一是辨银脉与采矿，这里所说的黑色矿脉应指辉银矿（Ag2S）。二是碎矿与选矿，三是炼银，“以火煅为大片”即是灰吹法。灰吹法是古代比较先进的炼银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明代著作《天工开物》、《菽园杂记》等的记载更为翔实。

第四节 蒸馏酒

宋代之前，人们饮用的多是由谷类酿造的米酒和葡萄酒。蒸馏酒是一种烈性酒，它的发明是造酒技术的重要进步。但其究竟出现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据研究，北宋时期，中国可能已有。苏轼《物类相感志》提到，“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田锡（940—1003）《曲本草》说：“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贵异香。..能饮之人，三四杯即醉。价值比常数十倍。有疾者饮一二杯即愈，且杀蛊。”这里提到的酒和烧酒可能就是蒸馏酒。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9“炉甘石”条。

① 赵匡华：《狐刚子及其对中国古代化学的卓越贡献》，赵匡华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93—197 页。

南宋时期肯定已经有了蒸馏酒。宋慈（1186—1249）《洗冤录》卷4“急救方”载：“虺蝮伤人，..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以吸拔其毒，随吮随吐随换酒醋再吮，俟红淡肿消为度..。”《洗冤录》自序是书作于淳祐丁未，即1247 年。这种治疗蛇伤的烧酒应当是蒸馏酒。1975 年曾在河北青龙发掘到一套铸造于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的用于饮用蒸馏酒的铜制酒器。此外，南宋吴悮《丹房须知》等著作记载有炼丹家使用的相当精美的蒸馏器，这种蒸馏器自然可以用作制造蒸馏酒的设备。这些情况表明南宋时已有蒸馏酒是无可置疑的。

第九十二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方志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多种政权并存，政治上不统一，经济上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地区特点。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反映了这一现实，特别是以区域地理研究为重点，地方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不仅方志的门类和数量多，而且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方志理论和创新的志书体例。如仅宋代320 年内，就有方志1016 种。①除了传统的志、编、录、图经、图志外，还有谱、统记、纪旧、故实、类考、会要、新录、记问、须知、类补、拾遗、私志等。宋代虽然尚未有关于方志理论的专著，但在不少方志的序文和跋中，开始从理论上阐明或探讨方志的性质、功用、编纂原则与方法，这是宋以前所未见的。

宋代全国性总志有40 部，今仅存5 部，即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王存等人撰《元丰九域志》、欧阳忞撰《舆地广记》、王象之撰《舆地纪胜》、祝穆撰《方舆胜览》。

宋代的方志约有976 种，今仅存29 种①。其中受后人称赞的特色佳作，如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多掌故；杨潜绍熙《云间志》繁简适中；施宿嘉泰《会稽志》条理井然；景定《建康志》图、表、志、传、考俱备，为方志中的典型；高似孙嘉定《剡录》首创大事记体例和地方文献书目；常棠绍定《澉水志》首创村镇志；乾道、淳祐、咸淳年间纂修的《临安志》，体茂事备，可称名著；宋敏求的《长安志》继承了两汉述地派的传统，记载的地理内容丰富。

第二节 测量和制图的成就

这一时期测量技术的提高，对地图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据曾公亮《武经总要》和李诫《营造法式》中的记载，当时的测量仪器有水准仪、望标、望筒、指南鱼、指南针、地螺（罗盘）等。

熙宁九年（1076）沈括创用了因地制宜进行地形测量的方法。他利用汴堤外取土筑堤时形成的旧水沟，稍加改造，分段筑堰截水，使之形成梯级水渠。然后再分别测量梯级水渠的水位差，其总和即为两地地势高下之数。他用这种分段筑堰的测量法，实测了从开封到泗州淮口的地势差为19 丈4 尺8寸6 分。沈括这项测量工作，比俄国于1696 年开始的顿河地形测量早600多年②。

宋朝统治者很重视地图绘制，积极组织人力绘制新图。淳化四年（993）

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①，此即著名的淳化《天下图》。大中祥符初，命学士王曾修《九域图》3 卷②，熙宁九年① 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 年第4 期。

① 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 年第4 期。

② 《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98 页。

① 王应麟：《玉海》卷14。

② 《宋史·艺文志》。

（1076）又命沈括编制《天下州县图》（即《守令图》），经12 年完成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晏殊绘成《十八路州军图》④。除了《十八路图》外，还有《十七路图》⑤、工艺装饰品性质的《殿御屏风华夷图》⑥。

关于地方行政、山川、河渠水利的地图，单篇的较少，一般都与图经、地方志等放在一起。就地区来说，有《契丹地图》、《幽燕地图》、《河西陇右图》、《西州图》、《西域图》、《交广图》、《大辽国对境图》、《大金国按境图》等⑦。

外域地图有《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

专用地图有《鱼鳞图》、《导河形胜图》、《制置沿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图》等。

此外，还有城市地图，如《长安图》，各种宫殿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石刻地图有《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华夷图》、《地理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在石刻地图中，以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禹迹图》和《华夷图》的制作年代最早（约1081—1094）。淳祐七年（1247）据王致远所得黄裳图上石的苏州《地理图》也很著名。约在1155年前后杨甲编绘的《六经图》，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地图。

宋代出现了多种地理模型，如沈括用面糊木屑制作的地理模型，蜡质地理模型，木板地理模型①，朱熹的胶泥地理模型②等。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水文学

宋代对河湖水位的观测已有具体数据，在都江堰离堆石崖上刻有十个刻度的水尺，“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③。南宋太湖地区出现了水则碑，如吴江上立有两座水则碑，长七尺有奇，树立在垂虹亭北左右。左水则碑用来观测记录各年的水位变化。碑上共有七条横格，一条横格为一则：“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则极低田淹..过七则，极高田俱淹”。④它表明水位变化与不同地形上农田受水害的数量关系，表明了建立水则碑的目的和通过水则碑了解水位长期变化的规律。右水则碑用来观测记录一年内各旬各月的水位变化。碑上刻有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每月又分上、中、下三旬。左、右两碑合并使用，就可以了解当地短期（一年内）和长期两种水位变化情况。这种设计很科学，在中国古代水文测量史上是一个创举。另外，宋人从长江干流和支流上记录长江枯水位的石鱼题刻统计中得出石鱼具有“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的周期性特点③ 《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

④ 《玉海》卷14。

⑤ 《通志》卷73。

⑥ 《玉海》卷91。

⑦ 《补五代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

① 《梦溪笔谈》卷25。

② 《朱子文集·答李季章书》。

③ 《宋史·河渠志》。

④ 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卷2。

的结论①。由于石鱼“出必丰年”，因此，人们把石鱼题刻称作“丰年碑”或“丰年石”。四川忠县汪家院子宋代洪水题刻，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长江洪水题刻。

宋代由于对水位的观测比较仔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洪警戒水位的观念。大中祥符八年（1015）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后即成为定制。“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②。这里的“七尺五寸”水位，即是现在水文站通称的“警戒水位”。

这一时期，对于流水侵蚀与沉积作用有所研究，并以沈括的成就最为突出。沈括继承了中国古代流水侵蚀理论，并用之解释温州雁荡山的成因。他指出：“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接着，他把流水侵蚀原理推广到解释所有不同岩性的沟壑，特别是黄土高原沟壑的形成上。沈括通过考察，以山崖上的化石为依据，用流水沉积理论来解释华北平原的成因：“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皆浊泥所堙耳。”③宋代海洋潮汐学的发展体现在潮时计算与潮汐表，潮汐成因理论和暴涨潮理论三个方面。

北宋张君房的新潮汐图表，发展了窦叔蒙的潮时表，把窦表作了两处改进。一是横坐标由月相改为“分宫布度”，即月亮在黄道上的视运动度数。二是纵坐标用时辰表示时间的同时，又补充刻来表示，即“著辰定刻”。这两处改进，使张表比窦表精细很多。北宋燕肃则把理论潮时的推算推进了一步。他计算的潮时逐日推迟的时间分为大尽（一个月30 天）和小尽（29 天），大尽3.72 刻，小尽3.735 刻。北宋吕昌明编制的《浙江潮候图》是实测潮汐表，具有实用价值。

张君房的潮汐成因理论，受到葛洪、卢肇的影响，主张潮汐是月亮和太阳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强调月球的主导作用。余靖、沈括主张月球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批驳了卢肇。

燕肃关于暴涨潮与河口水下地形有关的理论是对潮汐学的一大贡献，但他否认喇叭形河口对暴涨潮形成的重要作用则是错误的①。

李约瑟对中国宋代潮汐学的成就作了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在十一世纪中，即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得多。”②

第四节 旅行家及其游记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较著名且有游记流传后世的旅行家并不多，这里仅简要介绍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作品。

①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74。

② 《宋史·河渠志》。

③ 《梦溪笔谈》卷24。

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七章，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4 卷，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757 页。张匡邺、高居诲与《行记》后晋天福三年（938）十二月，张匡邺、高居诲奉命去于阗，从灵州（今宁夏灵武南）出发，行两年到达于阗，七年（942）冬返回。途经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东）、沙州（今敦煌西）。归来后，高居诲撰《行记》，记叙他们这次出使时来往所见山川地理情况。原书已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保存有部分内容。

胡峤《陷虏记》后晋天福十二年至广顺三年（947—953），胡峤随萧翰入契丹，归来后撰《陷虏记》1 卷，记载契丹、室韦、黑车子等地的地理情况。

王继业《西域行程记》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赵匡胤诏沙门300 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王继业是其中之一。12 年后，开宝九年（976）王继业等人回国，奉太宗诏择居四川峨眉山牛心寺，把从西域带回的涅盘经一函42 卷藏于寺中。王继业在每卷涅盘经之后，分记西域行程。此记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范成大发现后，全文抄录，收入《吴船录》中，得以流传至今。书的内容是记载王继业游中印度、南印度时，那里的地理、寺庙、城市等情况，是现存宋代唯一一部记载印度地理的游记。

王延德《西州程记》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赵灵派王延德出使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东京（今开封），向太宗报告出使经过及沿途见闻，这就是《西州程记》，又名《使高昌记》或《高昌行记》。书中对沙漠景观的描述有其独特的内容。其他如物产、民族、风俗、水文、历史、宗教的记载也颇为丰富，《宋史·高昌传》全文收录。

沈括《使契丹图抄》《使契丹图抄》是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朝，与契丹贵族谈判代北有争议地界时所作的沿途考察报告，从书中可知辽的生产生活、气候、习俗、“捺钵体”的建筑等情况，还记有沿途驿道的迂曲、方位和里程。此书是研究辽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范成大的三部游记范成大（1126—1193），苏州吴县人，南宋著名诗人，也是很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揽辔录》，是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时的日记体游记。原书已佚，今仅存数页。记载了出使时走过的线路、地名、地理环境的变迁以及金朝的人事情况。《骖鸾录》，是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出任静江府（今桂林市）知府时所记途中见闻，如农业、手工业、物产、水利设施、集市贸易等。《吴船录》，是范成大于淳熙四年（1177）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路回故里吴县时写的游记，对沿途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城市地理等作了逼真的描述，具有较高的地理价值。

陆游《入蜀记》《入蜀记》是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去夔州（今重庆奉节东）任通判时，以日记体裁记述沿途（今6 省30 多个县市）的见闻。它可与范成大《吴船录》相媲美，为南宋优秀游记之一。所记地理内容丰富，如气象、气候、地貌、水文、水利、农业、动植物、州县建置沿革、城市地理、航运、风俗等。

乌古孙仲端、刘祁与《北使记》金朝兴定四年（1220）七月，诏遣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晋见成吉思汗。不到一年返回。返回后，由乌古孙仲端口述、刘祁记录，成《北使记》。内容记述乌古孙仲端一行去中亚的路程、沿途地形、民族、历史、气候、物产、风俗、动物、语言文字、宗教等。

第五节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中外交通比较兴盛，促进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发展。其中代表作有《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岭外代答》、《鸭江行部志》、《诸蕃志》等。

《萍洲可谈》3 卷，北宋朱彧撰，宣和元年（1119）成书。内容是朱彧记述其父在广州做官时的见闻，大部分讲广州市舶和蕃坊情况，少部分记述高丽、三佛齐等地的地理。并首次记载我国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事实。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 卷，北宋徐兢撰。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为属官。他把使团的见闻300 余条记录下来，成此书。内容有高丽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典章制度等。最后几卷，记述中国与高丽的海上航线及航海技术，其中也有使用指南针航海的史实。

《岭外代答》10 卷，南宋周去非撰，约1178 年成书。作者为桂林通判，此书记载他任期内的见闻，分20 门。其中地理门讲广西地理，外国门讲东南亚、西亚、东非各国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此外，还有香门、宝货门、金石门等。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别人关于岭外事物的询问，故名《岭外代答》。

《鸭江行部志》1 卷，金朝王寂（约1127—1193）于明昌二年（1191）

写成，记载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三路地理，可补《金史·地理志》的不足。《诸蕃志》2 卷，南宋赵汝适撰，约1225 年成书。作者为提举福建路市舶官，闲暇时翻阅外国地图，访问外国客商，从他们那里得知各国的国名，风土人情，距中国的里程，物产等。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57 国的地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47 种外国物产，如香料、宝石、珍珠、动植物等。

第六节 沿革地理

这一时期的沿革地理学有很大发展，主要著作有《通志》、《通鉴地理通释》、《通鉴地理考》等。

《通志》200 卷，南宋郑樵（1103—1162）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地理部分包括《四夷传》7 卷，《地理略》1 卷，《都邑略》1 卷，《食货略》2 卷，《灾祥略》1 卷。与正史中的地理志、食货志、五行志相当。《地理略》、《都邑略》则是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特别是《都邑略》出于郑樵新创的体例，为其精心之作，其中叙述历代都市建设情形，附带述及历代四裔都邑。

《通鉴地理通释》14 卷，南宋王应麟（1223—1296）撰，元至元十七年（1280）成书。此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厘定成编”①，是一部通贯千年的历史地理专著。王应麟另有《通鉴地理考》100 卷，惜已不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第九十三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动植物专著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生物知识进一步积累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有相当水平的动植物学者，其中尤以植物类居多，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梅谱》、刘蒙《菊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陈翥《桐谱》等。这些著作分别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品种、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和栽培方法等，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例如，蔡襄《荔枝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荔枝的专著，全书7 篇，书中所记32 个品种，对其性状特征作了清楚的描述，对于考证现代荔枝品种源流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如正确地指出荔枝有“间岁生”、“仍岁生”和“半生半歇”的结果习性。此书还记载了由于显著变异而产生的某些荔枝品种，并指出岭南、四川、福建都产荔枝，但以福建所产荔枝品质最好。据此书记载，当时荔枝产量很高，除供国内食用外，还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等国。此外，如宋僧赞宁《笋谱》，可说是晋戴凯之《竹谱》的姐妹篇，记述了94 种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27 卷，后集31 卷等，也都有丰富的植物学史料。在动物方面，如专门研究鸟类的《禽经》，相传为春秋时代师旷所撰，晋张华注，宋陆佃始见引用。但从书中内容分析，此书可能是唐宋时代的托名之作。书中载有鹞、鹡鸰、锦鸡等70 多种鸟，分别记述各种鸟的名称、形态、身体结构与生活环境，乃至迁徙及换羽的习性等，但以描述鸟类的生态为重点。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生态学著作。此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地区性动植物著作，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动植物100 多种，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了四川地区的动植物等，都有助于了解这些地区的动植物资源的情况。

南宋郑樵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动植物志及图谱的编写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1）重视动植物名称的研究，要“深究鸟兽草木之名”，“得鸟兽草木之真”，并以实物为准，做到名副其实；（2）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不问飞潜动植”，都要“明其品汇”，“通鸟兽之性状，察草木之精神”；（3）明确“图”与“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图，经也；书，纬也”，并指出“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特别强调图例对研究动植物的重要性；（4）凡著书虽采前人之书，但不囿于汉唐诸儒议论，必须“本乎心识”，“自有所得”，等等。①这些原则和方法，显示出他反对因循，要求创新的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二节 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这一时期关于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的知识更为丰富和确切。如苏颂《图经本草》所附的动植物图，都是按实物绘制的，其中的动植物图谱，多数可作为鉴定这些动植物的科、属、乃至种的依据。《图经本草》原书已佚，但在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一书中，保存了《图经① 参见梁家勉：《中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其发展》，《科技史文集》第4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年版。本草》的部分植物图，由此可以略窥一斑。唐慎微《证类本草》的药物图也是按实物绘图的，产地不同而形异者，则绘数图，且每图都注有产地。动物形态一般只绘一图，有些动物也绘有数图并注明产地。《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图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全的动植物形态图。这种按类绘图并可据图采集动植物的方法对以后动植物形态学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由于宋代多次对本草学著作进行整理和修订，促进了人们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了解。例如，对于花的各部分名称及特点有了更准确的记载。如《图经本草》记载：漏卢“花黄，生荚端”，防风“五月开细白花，中心攒聚，作大房”，蚤休（即七叶一枝花）“蕊赤黄色，上有金丝垂下”等，不仅对花的形状和颜色作了详细描述，而且明确区分了花萼、花蕊、花丝、子房等，反映出当时对植物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辨别和认识。又如，苏颂描述使君子的形态为“其叶青”，“其茎作藤..三月生花，淡红色，久乃深红，有五瓣，七、八月结子如拇指，长一寸许，大类栀子而有五棱”①。明确指出了使君子为藤本植物及其花色变化和果实形态。沈括描述钩吻：“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菉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①钩吻为缠绕茎，叶对生，黄花。沈括对其形态特点的描述是很生动和准确的。而利用植物的花和果实等繁殖器官的形色作为鉴别植物的依据，是植物形态学的一大进步。

在这一时期植物谱录中，根据所记载的植物名称和有关描述，一般都能辨别其种属，这在生物学上也是很有意义的。如陈翥《桐谱》提到，白花桐是以其“花先叶而开，白色，心赤内凝红”的特征而命名的。由此可知他所说的“白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白花泡桐。另外一种紫花桐，其“花亦先叶而开，皆紫色，而作穗，有类紫藤花也”，根据这种形态特征，可知“紫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绒毛泡桐。陈翥还记述了白花桐的一个变种，即“白花之小异者”②，基本上反映了其种属关系。类似的认识和描述，在宋代的各种专谱以及郑樵《昆虫草木略》等著作中都有突出的反映。

在动物学方面，如《图经本草》载录有丰富的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书中记载麝“形似獐而小，其香正在阴前”③，说明当时人们已观察到麝（雄性）鼠蹊有麝香腺。再结合书中所载麝、獐这两种鹿科动物的图形，可以清楚地看出麝和獐都无角，獐无香腺的形态特征。此书所载贝类等动物的形态也是相当准确的。关于动物生态和生活习性，在《图经本草》中也有简要生动的描述。例如，书中记载：“獐，今陂泽浅草有之”①；熊，“好攀缘”，“上高木”，“冬多入穴而藏蛰，始春而出”②。把獐、熊生活环境和熊冬眠习性描写得十分清楚。又如对牡蛎的摄食方式和食性等也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等等。此外，在陆佃《埤雅》、罗原《尔雅翼》、郑樵《昆虫草木略》等以诠释动植物名物为主旨的著作中对动植物种类形态和生态也都有不少翔实的记载。① 唐慎微：《证类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版，第239 页。

① 见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1040 页。② 潘法连：《桐谱选译》，农业出版社1983 年版。

③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69 页。

①② 分别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86、371 页。

第三节 遗传与变异

两宋时期由于果木、花卉、观赏动植物等园艺业的发展，人们积累了更加丰富的遗传变异知识。

这一时期关于生物变异的记载是很多的。如蔡襄在《荔枝谱》中列举出荔枝品种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他说：“荔枝以甘为味，虽百千树莫有同者”，同一品种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刘蒙在《菊谱》中曾描述了菊花有35 个品种。关于菊花的变异，他说：“花大者为甘菊，花小而苦者为野菊，若种园蔬肥沃之处，复同一体，是小可变为大也，苦可变为甘也。”沈括曾说“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③这些不仅反映出对生物变异的普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生物的变异与生物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利用能够遗传的显著变异，主动地去培育新品种。例如，北宋中期洛阳出现一种“潜溪绯”牡丹。它原出“潜溪寺”，“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①。这显然是一种突变。他如“御黄袍”、“洗妆红”等牡丹，也都是由突变产生而由人工加意培育出来的。不仅如此，当时的种花人还对用突变加选择去培育新品种的宝贵经验作出了总结。例如，刘蒙《菊谱》中写道：“尝闻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异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这反映出通过连年选择变异植株可以创造出新类型的朴素进化观，也完全符合关于遗传、个体变异和人工选择是生物及品种类群不断丰富的基础这一现代遗传学的重要理论。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还提到：“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重瓣）、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指出了重瓣和多瓣花都是从单瓣花逐步演化而来的。陆游《天彭牡丹记》、刘蒙《菊谱》等专谱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叙《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中提到：“间金，千叶红花也，微带紫而类金系腰。开，头可八九寸。叶，间有黄蕊，故以间金目之。其花盖黄蕊之所变也。”这里说的是一种叫“间金”的多瓣牡丹，开的红花稍带紫色，很像另一个品种“金系腰”，但在数层花瓣中夹杂着黄色雄蕊，所以称“间金”。它的花瓣是由黄色雄蕊变成的，从而科学地解释了花瓣增多的原因。这是世界生物学史上最早发现雄蕊可以变成花瓣的文献记载②。

第四节 对大型真菌与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

在显微镜问世以前，“菌”的概念主要是指那些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

寇宗奭《本草衍义》中记载：“茯苓乃樵砍讫多年松根之气所生，此盖根之③ 《梦溪笔谈校证》卷26。

①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② 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 卷第3 期，1982年。

气味，噎郁未绝，故为是物”，“松既樵矣，而根尚能生物乎？答曰：如马勃菌、五芝、木耳、石耳之类，皆生于枯木、石、粪土之上，精英未沦，安得不为物乎”。①虽然当时还难以了解菌类的繁殖体（孢子），但这里明确指出茯苓是松根上腐生的大型真菌，并把多种菌类的腐生习性作了科学的概括，这种对菌类生物学特性的精辟论述是难能可贵的。苏颂《图经本草》进一步指出“茯苓出大松下，附根而生，无苗、叶、花，实作块如拳，在土底”②。这不仅说明茯苓是附生植物，具有生长在松树下面的习性，还描述了它是由堆积成团“作块”的菌丝组成的形态特点。此书还记有如何发现和采掘茯苓的方法。如说“今茶人采之法，山中古松久为人斩伐者，其枯折槎枿，枝叶不复上生者，谓之茯苓”③，即在砍伐多年且不再萌发枝叶的老松树的枯折根株上，可能有茯苓。遇有这种松树“即于四面丈余地内，以铁头锥刺地，如有茯苓，则锥固不可拔。”④茯苓的利用也是历史悠久的。《图经本草》记载，把茯苓制成末，浸在酒和蜂蜜中，封之，“无泄气”，冬五十日，夏二十五日，就成了“其味极甘美”的茯苓酥，再制成手掌大的饼，即可食用。茯苓是富有营养的食用菌，近年来，人们发现，从茯苓中提取的多糖，对某些癌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①。此外，《图经本草》对猪苓、菰草、冬虫夏草等，都有精彩的记述。

陈仁玉于淳祐五年（1245）写成的《菌谱》是中国最早的菌类专著。书中主要记载产于浙江的松蕈、竹簟、鹅膏等11 种大型真菌，并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真菌的形态、生长习性、生态等以及它们的可食用性。有的大型真菌还可资以鉴其种属②。此外，《菌谱》还记有误食毒菌的中毒症状及治疗方法。如说“鹅膏蕈生高山中，状类鹅子，久而散开。味殊甘滑，不减稠膏。然与杜蕈相混。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气所成，食之杀人”，“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杂白矾，勺新水并咽之，无不立愈”。

这一时期，特别是通过农业生产实践也积累了不少微生物学知识。如陈旉《农书》中较详细叙述了用粃糠、断槁落叶和由它们烧成的灰，并与麻子饼一起沤制肥料的方法。陈旉在记述这一沤制过程时写道：“如作曲样，候其发热，生鼠毛”③。表明当时已意识到肥料的沤制和用谷物酿酒有共同特点，并描述了霉菌菌丝生长的情况。实际上这都是微生物的发酵作用④。陈旉《农书》还提到：撒石灰泥中，“以去虫螟之害”⑤，即是用石灰消毒种子的方法。两宋时期的生物学成果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者外，如对白蜡虫、紫胶虫与五倍子蚜的研究、饲养和利用，杜绾《云林石谱》对鱼化石的记载，沈括、朱熹对螺蚌化石堆积的论述，吴简、杨介、宋慈对人体解剖的认识，等等，也都获得不少重要发现和杰出成就。此外，关于辽朝、金朝等统治地区一些①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 页。

② 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 页。

③ 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 页。

④ 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 页。

① 赵根楠：《茯苓古今谈》，《植物》1980 年第5 期，第16 页。

② 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59 页。③ 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年版，第45、56、27、31 页。④ 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第161 页。

⑤ 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年版，第45、56、27、31 页。动植物如海东青、牛鱼、跳兔、回鹘豆、西瓜、旱金花、铁脚草等的记述，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生物学的内容。

第九十四章 医药学

第一节 人体解剖的新进步

关于请医学家、画工剖视绘制死刑犯人脏腑的人体解剖研究，在宋代最有影响的是《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存真图》等的绘制。叶梦得的《岩下放言》、赵与时的《宾退录》、范慎的《东斋纪事》、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对《欧希范五脏图》的绘制始末与内容均有记述。据《岩下放言》记载：“世传欧希范五脏图，此庆历间（1041—1048）杜杞待制治广南贼欧希范所作也。希范本书生，桀黠有智数，..乃与其党蒙干啸聚数千人，声摇湖南。朝廷遣杨畋讨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为招降之说，与之通好。希范猖獗久，亦幸以苟免，遂从之。与干挟其首领数十人，偕至。杞大为燕犒，醉之以酒，己乃执于座上。翌日，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①中国著名解剖学家詹宝璋指出：“其所观察所记载，虽未尽正确，然比较已颇精密，实九百年前一段最好的解剖记录也。”②其次是杨介的《存真图》。据考“崇宁间（1102—1106）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今较以古书，无少异者”①。该书虽佚，但其图式多为元、明医学家著作所引用。宋代进行人体解剖还有若干记录，如：军医张济善于针灸，“凡视一百七十人”，还称言其用以观察针灸治疗疾病效果者。凡此种种，虽皆行解剖于刑犯、饥疫者，但其动机则无不涉于医学的研究。

第二节 官修本草

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80 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1800 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1030 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20 卷，收药983 种。嘉祐二年（10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 卷，增加药物99 种，共收药物1082 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

嘉祐三年（10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0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收药图933 幅，是我国有部分尚存最早的图文并茂的版刻药物图谱。

① 陶宗仪：《说郛》卷29 引《岩下放言》。

② 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第1 期。

① 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第1 期。

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1086—1093）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 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1056—10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476 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1558种，凡32 卷，另收古今单验方3000 余首，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发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约成书于开宝中）、《本草衍义》（1116）、《宝庆本草折衷》、《履巉岩本草（1220）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第三节 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

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0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0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腐败，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

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100 卷，分1670 门，收载医疗处方16834首。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0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07—1110），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10 卷，收医方788 首，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10 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200 卷，分60 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金世宗大定中（1161—1189）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

第四节 创设校正医书局

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发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发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

天圣四年至七年（1026—1029），宋仁宗与辅臣论述卫生问题时提出：“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张知白认为：“古方书虽存，卑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由此引起宋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懿、王举正等校正《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景祐二年（1035）又命世医丁度等校《素问》。皇祐三年（1051）又命孙兆校《外台秘要》等。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命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局官。继韩琦任提举者还有钱象先等，继林亿等局官者还有秦宗古、高保衡、孙兆、孙奇等名家。经过十余年许多名家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校正医书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①《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尚存宋以前重要医书均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正误。

第五节 临床医学的进展

从宋代太医局之医疗和教学体制可知，其临床医学已分为大方脉即内科、小方脉即儿科、疮肿兼折伤即外科骨伤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疮书禁即战伤与画符咒禁以及专治风疾等，有时作九科、十科，有时分为十三科。但以内、外、妇、儿科发展较大。例如：内科除伤寒、杂病等有许多专著外，还有专门论述脚气病的《脚气治法总要》（1093），着重总结水肿治疗经验的《鸡峰普济方》，专门论述肺结核病的《十药神书》等等。在外科骨伤科方面，除出现许多专论外科疮疡疾病的综合性和专门外科疾病书籍外，首次出现了用外科命名书名的书籍，如吴起予的《外科新书》及继而成书的陈自明《外科精要》（1263）。在妇科方面，杨子建撰《十产论》（1090），对横产、倒产、臀产、碍产等各种非正常难产以科学的论述，并详载了各种难产的助产方法。尤其所述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正① 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论文，1988 年8 月，美国圣迭戈。术的最早记载。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1237）24 卷是妇产科学集大成的著作，所论调经、众疾、求嗣三门全面系统论述了妇科诸种病证；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详论了产科诸种生理、病理和病证治疗等内容，对中国妇产学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儿科方面，其贡献和影响与陈自明齐名者可推著名儿科学家钱乙（1053—1117），他从事小儿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撰有《小儿药证直诀》，于重和二年（1119）经学生阎孝忠整理成书。该书在小儿生理上强调“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小儿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故在治疗原则的确定上主张“柔润”，反对大泻、蛮补和痛击之法，有着很高的科学依据。其他如眼科、口齿科、咽喉科等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步。

第六节 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

中国法医学远在秦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认识，此后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宋代宋慈（1186—1249）所编撰的《洗冤集录》（1247），是一部集大成并影响人类法医学发展的法医学专著。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先后三次出任提典刑狱官，积累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对人体解剖，验伤，验尸，现场勘察，机械性死伤原因之鉴别，自杀、他杀之鉴别，自杀他杀动植物毒品，急救，解毒等等，均有不少科学的论断。宋以后600 年间“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然无不以此为蓝本。并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和研究法医学的重要参考书。

第八卷 元时期（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汉文资料

第一节　基本史料《元史》

第二节　行记《西游录》

第三节　其他史料《平宋录》、《庚申外史》

第四节　笔记小说《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归潜志》、《山居新语》

第五节　政书《宪台通纪》

第六节　地方志研究

第七节　诗文集《元文类》、《天下同文集》、《元诗选》

第二章　蒙、藏、回鹘文资

第一节　蒙古文资料

第二节　藏文资料

第三节　回鹘（畏兀）文资料

第三章　国外资料

第一节　波斯文资料

第二节　阿拉伯文史料《全史》

第三节　欧洲文字资料《蒙古史》

第四节　亚美尼亚文资料《海屯行记》

第五节　叙利亚文史料《东方总主教雅八剌哈与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

第六节　俄、日文资料

第四章　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

第一节　明代的元史著述

第二节　清中叶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类编》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

第四节　清末民国初的三部元史著作

第五章　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

第一节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第二节　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

第三节　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第六章　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　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

第二节　史料整理与研究

第三节　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的编撰

第四节　政治史研究

第五节　经济史研究

第六节　思想文化史研究

第七节　民族和边区史研究

第八节　中外关系史研究

第七章　国外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

第二节　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

第八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国号、年代和分期

第一节　国号和年代

第二节　分期

第二章　疆域与政区

第一节　疆域

第二节　都城、两都制度

第三节　中书省和诸行省

第三章　民族

第一节　蒙古族

第二节　回回

第三节　藏族

第四节　畏兀儿族

第五节　云南各族

第六节　东北各族

第四章　蒙古的兴起

第一节　蒙古部落的起源及其社会的发展

①《元朝秘史》第38节总译。

第二节　蒙古高原诸部的争战与成吉思汗的统一

②《元朝秘史》第137节总译。

第三节　大蒙古国的建立

第五章　蒙古国的强盛

第一节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兵力和战法

第二节　窝阔台时期

第三节　贵由时期

第四节　蒙哥时期汗位的争夺

第六章　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

第一节　忽必烈建国及其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

第二节　李璮之乱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的完善

第三节　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

第四节　西北边地的争夺与北方、东北边疆的巩固

第五节　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第六节　“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

第七章　成宗“守成”与武宗时朝政的衰弛

第一节　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国策

第二节　元贞大德间的朝政和社会

第三节　大德末年的汗位危机和至大“惟新”

第八章　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

第一节　皇庆延祐间汉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第二节　至治新政和南坡之变

第三节　晋邸继统与两都之战

第四节　明文之争和至顺年间的“文治”

第九章　元朝统治的衰败与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元朝统治的衰败

第二节　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三节　朱元璋削平群雄

第四节　元朝的灭亡

第十章　西北宗藩

第一节　察合台汗国

第二节　钦察汗国

第三节　窝阔台汗国

第四节　伊利汗国

第十一章　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哲学思想

第二节　文学艺术

第三节　史学《元朝秘史》的修撰

第十二章　宗教的兴盛

第一节　佛教

第二节　道教

第三节　伊斯兰教

第四节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第五节　萨满教

第十三章　中外关系

第一节　高丽

第二节　日本

第三节　安南、占城

第四节　缅、暹、罗斛、真腊缅国

第五节　爪哇及南海诸国

第六节　印度、僧伽剌

第七节　非洲、阿拉伯半岛

第八节　欧洲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畜牧业

第一节　元代的重农政策

第二节　元代的农业生产技术

第三节　元代农业的恢复、发展与衰敝

第四节　畜牧业

第二章　土地制度与地租

第一节　土地制度

第二节　地租

第三章　户籍、赋役

第一节　户籍

③《元朝秘史》第203节。

第二节　赋役

第四章　手工业、工程

第一节 工匠的来源及其地位

第二节　元代的官私手工业

第三节　手工业工程的技术成就

第五章　商业与市镇

第一节　商业

第二节　市镇

第三节　商人

第六章　运河与海运

第一节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

第二节　海运

第七章　钞法

第一节　初期钞法与地方货币

第二节　钞法的整备与中统元宝交钞的颁行

第三节　钞法改革与至元宝钞

第四节　至大变钞及其失败

第五节　至正变钞与钞法的崩溃

第八章　职官制度

第一节　元代官制形成

第二节　铨选制度

第三节　俸禄

第九章　军事制度

第一节　军队

第二节　军事指挥

第三节　兵役制度

第四节　军官

第五节　武器管理与后勤保障

第六节　站赤与急递铺

第七节　军法

第十章　元代投下分封制度

第一节　草原兀鲁思的分封

第二节　汉地五户丝食邑的建立

第三节　忽必烈时期的投下制度

第四节　投下的官署

第五节　投下领主的特权

第六节　投下户

第七节　王爵承袭制度

第十一章　元代的法律

第一节　元代法律的编纂

第二节　《大元通制》的体系

第三节　《大元通制》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　元代的司法结构

第十二章　元代的礼俗

第一节　祭祀

第二节　仪制

第三节　婚姻

第四节　丧葬

第五节　岁时节序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拖雷 阿里不哥 真金

第一节 拖雷（附唆鲁禾帖尼）

第二节　阿里不哥

第三节　真金

第二章　拙赤合撒儿　按赤台　铁木格斡赤斤　别里古台

第一节　拙赤合撒儿

第二节　按赤台（附哈丹）

第三节　铁木格斡赤斤（附塔察儿）

第四节　别里古台

第三章　昔里吉　乃颜　海都

第一节　昔里吉

第二节　乃颜（附脱脱）

第三节　海都

第四章　木华黎　速不台　哲别

第一节　木华黎（附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

第二节　速不台（附兀良合台）

第三节　哲别

第五章　失吉忽秃忽　忙哥撒儿　耶律楚材　镇海　牙老瓦赤

第一节　失吉忽秃忽

第二节　忙哥撒儿

第三节　耶律楚材①（附耶律铸）

第四节　镇海

第五节　牙老瓦赤

第六章　严实　董俊　张柔　史天泽　李璮　汪世显

第一节　严实（附严忠济、严忠范）

第二节　董俊（附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

第三节　张柔

第四节　史天泽

第五节　李璮

第六节　汪世显（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第七章　刘秉忠　赵璧　王文统　张文谦　郝经　姚枢　许衡

第一节　刘秉忠

第二节　赵璧

第三节　王文统

第四节　张文谦

第五节　郝经

第六节　姚枢

第七节　许衡

第八章　廉希宪　赛典赤·赡思丁安童不忽木

第一节　廉希宪

第二节　赛典赤·赡思丁

第三节　安童

第四节　不忽木

第九章　阿合马　桑哥　卢世荣

第一节　阿合马

第二节　桑哥

第三节　卢世荣

第十章　伯颜　阿术阿里 海牙 张弘范 李恒 史弼 高兴

第一节　伯颜

第二节　阿术

第三节 阿里海牙

第四节　张弘范

第五节　李恒

第六节　史弼

第七节　高兴

第十一章　玉昔帖木儿　月赤察儿　土土哈床兀儿

第一节　玉昔帖木儿

第二节　月赤察儿

第三节　土土哈、床兀儿

第十二章　哈剌哈孙　李孟　铁木迭儿　拜住　燕铁木儿

第一节　哈剌哈孙

第二节　李孟

第三节　铁木迭儿

第四节　拜住

第五节　燕铁木儿

第十三章　伯颜　脱脱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

第一节　伯颜

第二节　脱脱

第三节　察罕帖木儿

第四节　扩廓帖木儿

第十四章　韩林儿　刘福通　徐寿辉　陈友谅　明玉珍

第一节　韩林儿

第二节　刘福通

第三节　徐寿辉

第四节　陈友谅

第五节　明玉珍

第六节　张士诚

第七节　方国珍

第八节　陈友定

第十五章　邱处机　八思巴　爱薛

第一节　邱处机

第二节　八思巴

第三节　爱薛

第十六章　札马鲁丁　郭守敬

第一节　札马鲁丁

第二节　郭守敬

第十七章　王祯　黄道婆　忽思慧

第一节　王祯

第二节　黄道婆

第三节　忽思慧

第十八章　阿尼哥　朱思本贾鲁

第一节　阿尼哥

第二节　朱思本

第三节　贾鲁

第十九章　关汉卿　王实甫

第一节　关汉卿

第二节　王实甫

第二十章　刘因　吴澄　赵孟頫　高克恭

第一节　刘因

第二节　吴澄

第三节　赵孟頫

第四节　高克恭

第二十一章　赡思　马祖常　萨都剌　迺贤　虞集　苏天爵

第一节　赡思

第二节　马祖常

第三节　萨都剌　迺贤

第四节　虞集

第五节　苏天爵

第二十二章　数学

第一节　天元术和四元术

第二节　垛积术

第三节　招差术

第四节　弧矢割圆术和球面三角法

第五节　中国数码和零的符号

第六节　筹算歌诀的完备和珠算的发明

第七节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数学交流

第二十三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天文学发展盛况空前

第二节　元代天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

第三节　两所国家级天文台

第四节　授时历

第五节　气候知识的应用

第二十四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热学和声学知识

第二节　光学实验

第三节　电和磁物体的导电性

第二十五章　化学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第一节　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

第二节　地志

第三节　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

第四节　地图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第一节　植物生态知识

第二节　植物生理知识

第三节　养蚕

第四节　养蜂

第二十八章　医药学

第一节　医事制度的继承与创新

第二节　医学基础研究与营养学成就

第三节　忽思慧传

第三节　医学争鸣与临床医学的发展

第四节　各族医学家

第五节　中外医学交流

题记

本卷论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大蒙古国建立于1206年，这是蒙古人建国之始，也可说是蒙古人由许多分散的部落转向统一民族的重要标志。1271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国号，而原来的国号仍未废弃，全称为“大元大蒙古国”。元顺帝于1368年退出中原。此后，元廷迁往漠北，继续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但元廷自中原的退出就意味着它在全国性统治地位的终结，而逐渐成为明代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这将在本书第九卷加以论述。

本卷的主编是陈得芝同志。得芝同志，1933年出生于福建霞浦县。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并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等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与丁国范同志合写），第五章至第七章；乙编综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十三章；丙编典志的第七章；丁编传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二节，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一、三、四、七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第十五章的第一、三节。

1984年4月23日至28日，元史卷编写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五位同志组成的编委会。

黄时鉴同志，1935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8年至1979年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79年迄今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兼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古代中西关系史。他主持编印《元代史料丛刊》，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代表性论著有《<大元通制>考辨》、《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辽与“大食”》和《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并审定了丙编的稿件。

邱树森同志，1937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5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3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并从事蒙元史研究，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元朝史》（合著）、《妥欢贴睦尔传》、《元朝史话》、《回族文化志》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新编中国通史》、《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史学家辞典》等。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十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二、三、四节，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二、三节。

丁国范同志，1932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5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释兀剌赤》、《关于元代的里甲制度》、《镇海族源辨》、《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等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第四章（与陈得芝同志合写）；传记部分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一、三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一节。

姚大力同志，1949年出生于上海。1981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1993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专长蒙元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参加过《元朝史》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代表性论著有《元代科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论元代刑法体系的形成》、《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等多篇论文，有译著三种（合作）。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三章的第五、六节；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二、六节，第二十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的同志还有：刘迎胜同志，1947年出生于河南获嘉县。1981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他曾于1987年至1988年获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199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研究。曾三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考察。研究领域包括蒙元史、西域史、中亚诸国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主要著作有《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研究》，并曾参加《元朝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项目的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至四节；传记部分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三节，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十一章第三节。

高荣盛同志，1946年12月出生于江苏金坛市。197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的研究与教学。发表《元代海运刍议》、《郑和航海图三议》、《隋唐时代阴山地区的室韦》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三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志合撰），第五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章第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的第一、二、三节。

叶新民同志，1938年出生于吉林榆树县。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留本校蒙古史研究室（今蒙古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元大都研究》、《简明古代蒙古史》（合著）等书，发表蒙元史论文二十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章。

史卫民同志，1952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年获中央民族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年11月至1991年12月，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著有《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元代军事史》、《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上都》（合著）、《元代政治制度史》（合作）等书，并发表有关论文三十余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九章。

桂栖鹏同志，1957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系主任，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专长元史、中国古代文化史。发表有《萨都剌卒年考——兼谈<雁门集序>为伪作》、《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关于标点本<曾巩集>的一则辑佚》、《元代江南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第一节。

张云同志，1960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198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任职于中国藏学中心。专长藏族史、西北民族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第二节。

王颋同志，1952年9月生于上海。1982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9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后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元代书院考略》、《元湖广行省驿站考》、《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陈氏安南国建置考》、《元史地理志资料探源》、《辽史地理志资料探源》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节（与胡多佳同志合写）、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一节。

胡多佳同志，1950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1985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江苏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发表有《早期蒙宋关系》等学术论文，参与编著《中外社会科技大事纵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五节，第十章第一、二、四节。

尚衍斌同志，1958年出生于山东鄄城县。1982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1987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任新疆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元史。著有《古代西域服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发表《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高昌偰氏与中朝交往》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序说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三节。

沈仁国同志，1963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198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江苏教育学院讲师，主要论著有《元代的俸禄制度》、《中国古代史简编》（合著）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三、四节。

郑忠同志，1968年出生河北唐山。1990年毕业于徐州师院历史系，1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七章第六节（与姚大力同志合撰），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五节（与王颋同志合作）。

郭英德同志，1954年生于福建晋江。198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教授，著有《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明清传奇综录》等著作。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九章。

蒙元时期科学技术继续发展。本书科技小组撰写的稿件，仍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同志总其成。他并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制盐业、印刷业、造船与航海等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节；传记部分第十七章第一节。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同所助理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纺织业（与高荣盛同志合撰）、矿冶业、机械、建筑、兵器等部分。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陶瓷业部分。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三节中的水利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石油天然气部分。

薄树人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第一、二节。

赵翰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

廖果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三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七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

本卷书成后，尚有目录编制、章节调整等方面需要加工，刘雪英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本卷的特点是：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序说编对各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概况，叙述甚为详审。民族史是本书计划中的重点。

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应如何安排，是一个大问题。在本书各卷中已按照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处理。本卷民族章是按照第四卷的办法处理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蒙元时期很重要的人物，按照本书通例，应分别为之立传。但本卷并未这样做，而是把比较重要的材料集中于综述中，这既可加强综述的纲领性地位，又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以重现历史人物的面貌。为避免重复，此二人不另立专传。

如果说本卷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鸿庵同志创建的。鸿庵去世后，陈得芝同志继续负责，一直贯彻朴实治学的学风，在国内外学人中享有盛誉。我与鸿庵同志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本书倡议时，鸿庵曾参与筹划。今天，元史卷的完成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遗愿。最后，感谢蔡美彪同志、刘乃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白寿彝于北京1995年7月24日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汉文资料

第一节　基本史料《元史》

《元史》210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①，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②，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16人，仅用了1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人继续纂修，经过1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1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

《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①。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①见李善长《进<元史>表》。

②《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

①《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

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①。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②。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1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①《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②《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60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1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①。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126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1门、467目、2391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①，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1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①，读①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①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①两书分别于1931年、1934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

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1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1964年和1972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第二册。

《通制条格》本书现存22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②。全书88卷，凡2539条。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卷是：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

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影印本，凡6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1986年3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经世大典》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天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1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书。全书分10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6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

《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②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传》类的“站赤”①，出自《赋典·漕运》类的“海运”②，出自《宪典·仓库》类的“仓库”③。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6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6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4年5月版。可供参阅。《元朝名臣事略》本书15卷，元苏天爵编。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又此书47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卷都是蒙①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②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

③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而《元史》列传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1962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和版本状况。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译，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历代名臣奏议》本书共350卷，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永乐间，朱棣命翰林编修黄淮、杨士奇等编辑此书，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集以备观览。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书成进览，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门，名目过繁，然搜罗甚富，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

本书搜集元代诸名臣的奏议，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搜集的元代两种重要的奏议，一是元世祖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今虽有元刊本8卷传世，但极罕见，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睹其庐山真面目，而本书中已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另一种是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单就这两种奏议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均有所论述，对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①。本书有明经厂刻本、明崇祯八年张溥删节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前者为最佳。张溥删节本非足本，重要内容如赵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删削，故此本价值甚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1989年10月影印出版此书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即经厂本），为学人利用此善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初群雄事略》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本书共收集元末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计有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有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扩①参见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科学》页329，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廓帖木儿、纳哈出、陈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据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全书“采自诸书，抵牾处不改定，参差处不画一，仍是长编之例，实非刊定之书”①。

从本书作者的生卒年代及书名用“国初”二字，即可知是书编成于明朝。其具体年代一说“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1626）前后”②。本书有钞本多种，各种钞本的分卷也不尽相同，有15卷、14卷、不分卷等。近人张钧衡校订是书，定为12卷本，收入《适园丛书》中。198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14卷）。是本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出版说明》云：“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所注资料出处不够明确的，予以查补。凡钞本中因讹、舛、衍、脱而有乖文义者，加以改正，并作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书中所引资料原书今已散失者，用有关史料校勘，不动原文，只在校勘记中说明。”因此，中华书局版为是书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①《国初群雄事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

②1980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说明。

第二节　行记《西游录》

本书为上、下卷，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本卷下册别有传。1218年，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蒙古怯绿连河畔的大斡耳朵。次年春，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往返西域凡7年之久。据《西游录·自序》说，他于戊子（1228）驰传到燕京，很多人问他西域的情况，因著此书，以省应对之烦。本书未有“戊子清明日”题记一行，可见书成于1228年。《自序》写于己丑（1229），为书成后翌年刊印时所作。原刊本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系家刻自印之本。

全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专记自北京出发以及西域各城的情形；第二部分是专门抨击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著名学者向达在校注本书时，于其未完之作《前言》中说：“记地理和反道教的两部分都很重要。”他又指出，《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书，“都是十三世纪记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书。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天山以北以至于葱岭以西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游历其地归而以汉文记载游踪的，绝无其人、其书。《宋史·高昌传》只凭王延德所记，略及北廷，如大食、拂林诸传不过得之传闻而已。到了十三世纪《西游录》、《西游记》二书，始首先对于上述诸地目识亲览所得，著成文字，公诸于世。”他还说：“二书也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以及阿姆河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向达的《前言》系未完之作，故对本书第二部分的价值未及作评价。今就其内容看来，反映当时释、道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斗争之激烈，跃然纸上，也可见当时释门中多方诋毁道家的一斑。《西游录》刊行以后，最早收录它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笔记《庶斋老学丛谈》①，但仅节录其西游地理的一部分凡八百余字。1926年，日人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旧钞本足本，1927年神田据以排印出版，后《六经堪丛书》曾据之重印，是为过去通常使用的足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本，虽注释偶有疏忽之处，但仍不失为目前最佳而又易得的版本。

《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北使记》金乌古孙仲端撰，刘祁记。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金史》卷一二四有其传。

本书记作者出使北朝（蒙古）、西域期间沿途的所见所闻，对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状况等均有记载，可供了解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和西域①见《知不足斋丛书》。

情况作参考。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四种曾收有此书，对书中磨里奚等几个部族名作了注解，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此外，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及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祁《归潜志》点校本，亦收有本书。《长春真人西游记》共2卷，为金元之际李志常撰。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又号通玄大师，是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邱处机（1148—1227，号长春子）的弟子，后掌全真道门（1238—1256）。己卯（121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刘仲禄持诏至莱州（今山东掖县），敦请邱处机赴西域“问道”。次年正月，邱处机率门徒尹志平、李志常等18人启程，在燕京（今北京）、宣德（今河北宣化）等地盘桓多时。辛巳（1221）春二月，离宣德，取道漠北西行，中经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抚州（治今河北张北）、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鱼儿泺（今内蒙古达里诺尔），东北行至斡辰大王帐（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东），转西北行至陆局河（今克鲁伦河）入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处，沿河南岸西行，又经窝里朵（当在杭爱山北麓）、阿不罕山（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之宗海尔罕山）北、金山（今阿尔泰山）、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昌八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阿里马（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东13公里之阿脱诺克）、大石林牙（即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古城）等，复经霍阐没辇（今锡尔河）及其以西诸地，于同年11月18日至邪米思干（即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壬午（1222）三月，复经碣石（今撒马尔罕以南之沙里夏勃兹地方），过铁门。渡阿母没辇（今阿姆河）东南行，于同年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五月返回邪米思干。八月，再抵成吉思汗驻地，入帐论道。九月下旬，三抵邪米思干。十月，离此东还。癸未（1223）六月初渡碛。宿渔阳关（当即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之吴公坝），复经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下水（今内蒙古岱海）等地，于同年秋八月回到宣德，并于甲申（1224）回到燕京；丁亥（1227）七月，病逝。

邱处机死后，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以亲随其师西游之经历，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和沿途所见风俗人情等见闻，并兼及邱处机生平，是研究十三世纪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此书过去鲜为人知，乾隆年间钱大昕从苏州玄妙观《道藏》中钞出，并为之作跋加以表彰，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人王国维为之作校注，是目前较好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南宋赵珙撰。此书原题“朱孟珙撰”，误，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已辨正。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赵珙奉其上司贾涉之命，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至燕京，见到总领蒙古大军攻金的木华黎国王。他将自己出使期间的见闻著录成书。全书分立国，鞑主始起，国号年号，太子诸王，诸将功臣、任相、军政、马政、粮食、征伐、官制、风俗、军装器械、奉使、祭祀、妇女、燕聚舞乐共17目，为研究当时蒙古国和幽燕一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是《说郛》本，1926年刊行的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是通行诸本中较佳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黑鞑事略》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嘉定七年进士，官朝请郎，出为四川制置副使。史书载其嘉熙四年（1240）使北。淳祐三年（1243）守重庆，蜀地残破，大雅重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根柢，人德之，为立庙。卒谥忠烈。据王国维《黑鞑事略跋》之研究，彭、徐二人分别于壬辰（1232）和乙未至丙申（1235—1236）年间作为南宋使节的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彭大雅是书状官，先将自己的使蒙见闻写成书稿，徐霆随使归宋，亦将其见闻记录编撰成稿。后二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互参考，遂以彭著为定本，把徐霆的不同记载作为“疏”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合成本书。书中顶格书写者为彭大雅原书，其低一格者是徐霆之疏。本书内容丰富，从多方面介绍了蒙古国的主要人物、地理气候、游牧围猎、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法和占筮、差发赋税、贸易贩贾、官制和习惯法、军事装备、行军扎营，布阵破敌、作战方法、军马将帅以及所属各投下状况等等。全书共分“其主”、“其子”等48条。所记内容为作者身历其境、耳闻目睹的记录，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1925年为本书作跋，指出“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本书通行诸本中以1925年王国维笺证本为佳，见《王国维遗书》。

《纪行》、《西使记》《纪行》1卷，张德辉撰。张德辉，《元史》卷一六三有传。他是金朝御史台的下级官吏，金亡后，为真定军阀史天泽幕僚，充当经历官。《元朝名臣事略》卷十载其事迹。1247年，忽必烈在漠北潜邸召他北上询问当世事。德辉从中原北上，途经驴驹河（今克鲁沦河）、浑独剌河（今土剌河）、和林城及塌米河等地而达于忽必烈驻地。本书是他记录这次北上的经历及沿途所见所闻，对于当时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风土人情，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地理情况记述颇详，对研究蒙古国时期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原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玉堂嘉话》卷之八，常见的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西使记》1卷，刘郁撰。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西征，征服木剌夷、黑衣大食及西亚大片土地。蒙哥九年（1259）正月，常德（字仁卿）奉命驰驿西觐旭烈兀，他从和林出发，途经昏木辇（今蒙古与新疆交界处布尔根河）、龙骨河（今新疆乌沦古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忽章河（今锡尔河）、撒麻耳干、阿姆河等地，到达旭烈兀驻营地，往返共14个月。归国后口述其经过见闻，由刘郁加以记录而成此书。书后有“中统四年（1263）三月，浑源刘郁记”。

常德的西使比起耶律楚材和邱处机来，要晚四十年左右，在此期间，经过蒙古的几次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中亚的面貌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本书的有关叙述，为人们了解十三世纪中期中亚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书对旭烈兀西征的经过以及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正可补其他汉文史籍之所缺。

本书原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玉堂嘉话》卷之二。后被收入《古今说海》等多种丛书之中。王国维为本书作过校录，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古行记校录》。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安南行记》《真腊风土记》1卷，周达观撰。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六月，决定遣使者赴真腊，命周达观从行。次年二月离明州（今宁波），二十日自温州开船，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行，于是年秋七月始达；大德元年（1297）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回到四明，往返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该国居住约一年。他返国后，据其亲身见闻写成此书。

真腊即今柬埔寨。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为其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吴哥时代。本书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柬埔寨十三世纪末叶多方面的事物，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40则。前有总叙。书中城郭等则记载了国都中许多伟大的建筑和雕刻，此外，本书还广泛记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生活状况、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情况，是现存的关于柬埔寨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唯一记载。夏鼐先生在本书《校注者序言》中指出，“连柬埔寨本国的文献中，也没有像这样一部详述他们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书籍，所以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对它极其重视。”元廷元贞遣使真腊一事，《元史》不载，赖此书存其梗概；又《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此书可补其缺。本书对研究十三世纪元廷与真腊的通商等友好关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版本甚多，元末所刻陶宗仪《说郛》收有此书，盖为本书最早的刊本。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以影印明刻《古今逸史》本为底本，对勘各本，并采中外各家之长，加抒己见，进行注释，是目前最好而又便于阅读的本子。

《岛夷志略》1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1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本书共分100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旧记而成者外，其余99条皆记作者亲身游览，耳目所亲见之事，每条大抵记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些条还附带提到邻近的若干地方。全书所记涉及的国名和地名达二百二十余个，其中有不少是首次见诸我国著录。本书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此书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其价值更超过了宋明诸作，因作者所记皆为亲历而非凭耳闻，所以，本书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十四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从近人沈曾植开始，为此书作校注、翻释、考释者颇不乏人。此书及《清源续志》的元刻本均佚。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集诸家之说，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并考其未备，为最新研究成果。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安南行记》一作《天南行记》，1卷，徐明善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十一月，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徐明善等为副使，同使安南。本书即记此次出使事。

本书有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本，宛委山堂《说郛》本题作《天南行记》。

《北巡私记》刘佶撰。作者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并将此事美化为“北巡”，故名其书为《北巡私记》。全书记载自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所记多为元顺帝仓促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其中对逃亡的路线、途中的狼狈情状、统治阶级间的倾轧及腐朽劣迹等，均有生动的记载。关于这段史实，本书是现存的唯一汉文记载，且为作者所亲自经历，故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柯劭忞于光绪戊申（1908）得此书时，称之为“希世之秘笈”，“如获海外奇珍，自诧为平生第一幸事”。此言不无道理。本书有《云窗丛刻》本。

第三节　其他史料《平宋录》、《庚申外史》

《平宋录》1卷，刘敏中撰。刘敏中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诸朝，《元史》有传。平生著述除本书外，尚有《中庵集》25卷，其中11卷是碑铭、墓志、行状，有关元前期的资料十分丰富①。

本书专记元朝征服南宋经过。常见有《守山阁丛书》本。

《庚申外史》权衡编。权衡，字以制，号葛溪，元末明初江西吉安人。

元顺帝至正年间曾隐居于河南漳德府一带28年。不应元聘，著书甚多。本书记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一朝历史，因元顺帝生于庚申年（延祐七年，1320），称庚申帝，故书用此名。本书上起元统元年（1333），下迄至正二十八年（1368），全书用编年体写成。所纪史实，多为《元史》和其他著作所无，叙事生动、具体；由于作者在整个元末农民战争期间都在河南一带，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多耳闻目睹，故本书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以及当时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在地名人名及事件年月上，由于作者根据一时传闻记录，无文书可以检寻，故不免有所抵牾，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此书《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学津讨原》、《海山仙馆丛书》、《豫章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均曾收入，各本文字互有异同。1991年，中州出版社出版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氏实录》1卷，明杨学可撰。学可名敏，字学可，以字行，人号清风先生，四川新都人。曾拜元儒杜圭为师，博通经史。当其学成之时，适逢元末兵起，乃避居云南昆明，讲论六经。后复归西蜀，其时适当明玉珍强盛之时，明玉珍授他国子助教，他坚辞不受。入明以后，赴京诉老疾，辞归西蜀，继续从事教书工作。明刘惟德为之撰《清风先生传》①。

本书记元末农民起义四川首领明玉珍及其子事迹始末，较之《明太祖实录》中的《明玉珍传》，次序大体相同而内容更详细，就具体史实而论则互有异同，兹举二例：其一，关于明三其人，《明氏实录》称明三原姓万名胜，是明玉珍手下的一名战功卓著的人物，明玉珍称帝后复其姓名为万胜，拜为司马。但《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明玉珍传》及张廷玉《明史·明玉珍传》均将万胜作“明二”。徐松在《明氏实录》校补中已指出后两书的这一错误，①见《北京图书馆馆藏古籍珍本丛刊》。

①见张奉书等：《新都县志》卷十一《艺文》。

并说“明三为是”。其二，关于明玉珍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明氏实录》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亦互有异同，相同的是两书均称明玉珍曾“去释老二教”；不同的是《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在去释老二教的同时一并去弥勒堂，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说他是“去释老而专奉弥勒法”，这一问题既涉及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弥勒法的态度，又涉及他与元末南方红巾军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本书确有其重要价值，它既足与正史相互参考，又可订正如《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价值很高的史籍的某些错误。此外，本书的成书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明建文时以方孝孺为总裁而编修的最初之《明太祖实录》①。若如此，则本书更值得人们重视。加之作者为四川人，对明玉珍父子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了解较深刻。这些均说明本书的史料价值较高。

本书原无注，清徐松据《明太祖实录》等为之校补，节省了后人翻检之劳，且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收于《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第五集。此外尚有《学海类编》本等。1983年，四川重庆发现明玉珍《玄宫之碑》，为研究明玉珍事迹及整理本书提供了新的资料。

《保越录》、《高丽史》《保越录》1卷，徐勉之撰。本书记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与张士诚两部争夺绍兴事。是年，朱元璋遣胡大海攻绍兴，张士诚将吕珍据守，三月不下，胡大海退去。当时张士诚已降元，本书作者站在元朝的立场，褒张贬朱。但对战争经过，叙述颇详，可补史文之缺。

本书常见有《学海类编》本。

《高丽史》139卷，朝鲜李朝郑麟趾撰。作者奉王命修撰此书，书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全书用汉文写成，体例悉仿中国正史。全书计分世家46卷，志39卷，表2卷，传50卷，目录2卷，记载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高丽王氏王朝起自918年，迄于1392年，大体与我国辽宋金元时期相当。凡32主，其中熙宗至恭愍王凡11主在位期间（1200—1368）约当成吉思汗兴起至元朝灭亡。本书为了解高丽与蒙古、元朝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且对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农民战争的活动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有日本明治四十一年缩印三册本。1957年朝鲜平壤影印三册本。

①参见丁国范：《杨学可及其<明氏实录>》，《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

第四节　笔记小说《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归潜志》、《山居新语》

《齐东野语》20卷，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祐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1983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癸辛杂识》6卷，这是周密寓居癸辛街时所写的另一部笔记。主要记载宋元之际的琐事杂言，这是区别于《齐东野语》的地方。书中所记如“襄阳始末”、“佛莲家资”、“方回”（降元宋臣）等条，史料价值甚高。本书以中华书局1988年1月吴企明点校本最为方便。

《归潜志》14卷，刘祁撰。作者为金末元初人。书名“归潜”，乃作者未仕元时，自署其居。本书一至六卷为金末诸人小传；七至十卷杂记轶事；卷十一记金哀宗亡国始末，保存了大蒙古国窝阔台汗攻灭金朝的宝贵史料。后元修《金史》，多采此书。本书以中华书局1983年崔文印点校本最为方便。此外尚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山居新语》本书4卷，一作《山居新话》，杨瑀（1285—1361）撰。

作者字元诚，号山居，晚年自号竹西居士。其五世祖自婺迁杭，遂为杭人。文宗天历间至京师，历仕广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后至元六年（1340）参预逐权臣伯颜之谋，以功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继升同佥院事。至正十五年（1355）起为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总管。十七年以浙东宣慰使致仕。二十一年七月卒。杨维桢《东维子文集》有其神道碑。本书是作者致仕退隐杭州时所作，书中有不少关于典章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元末史事颇为有用。常见有《武林往哲遗著》本。

《庶斋老学丛谈》、《静斋至正直记》、《遂昌山樵杂录》、《农田余话》《庶斋老学丛谈》3卷，盛如梓撰。此书辨论经史，亦间及朝野轶事。

盖作者犹及与元初故老游，故所记俱有根据。如刘好礼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期间，曾亲见北边昼长夜短之现象，即载于此书，常为研究北边历史地理者所引用。本书通常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静斋至正直记》4卷，一称《静斋类稿》，别名《静斋直记》，通称《至正直记》。前人以为此书系元孔齐著。其实本书作者应为元孔克齐①。克齐字肃夫，号行素，一号静斋，孔子55世孙，荐授黄冈书院山长，召为国史编修，元末避兵居鄞之东湖，记其见闻，备得人情物态之详，对了解当时情况颇有参考价值。从所记内容可以得知，是书之成书年代当不会早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书中关于文人逸事的记载，甚为精彩，如《松雪遗事》条即为一例。常见有《粤雅堂丛书》本、1972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清抄本。

《遂昌山樵杂录》郑元佑（1292—1364）撰。作者生于元中叶，上及见宋诸遗老，下及见泰不华、倪瓒（云林）等人。是书记述以宋代轶闻较多，有《学海类编》、《稗海》、《读画斋丛书》本。

《农田余话》2卷，长谷真逸撰。作者本名张翼，一称长谷真逸，吴人①。是书多记作者亲身经历的元末及张士诚割据东南等史事，常为研究元末农民战争的学者所引用。通行有《宝颜堂秘笈》本。

《乐郊私语》、《草木子》、《辍耕录》《乐郊私语》1卷，姚桐寿撰。本书系作者自桐江移居海盐后之作品，书成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所记多平日耳闻目睹之事，全系条文式，各条互不联系。书中对杨完者苗军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及张士诚在嘉兴的活动记载较详，对研究元末江南农民起义有参考价值，其自称以“乐郊”名书之故为“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乐郊也”。通行有《学海类编》本。

《草木子》4卷，叶子奇撰。作者为元末明初文人。其书凡8篇，自天文、地理、物象等皆一一辨析，其记元代故事，亦颇详核。研究元末农民战争者常引此书。通行有中华书局1959年断句本。

《辍耕录》一名《南村辍耕录》，30卷。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浙江黄岩人，生卒年月不详①。元末兵起，宗仪避乱松江华亭之泗泾，诸生买地结庐，命其宅曰“南村草堂”，由杜待制为之书额②。遂居以老。晚年闭门著书，作品甚多，世传除本书外，尚有《说郛》100卷，《书史会要》9卷，《四书备遗》2卷等。时人孙作（大雅）《沧螺集》中①丁国范：《<静斋至正直记>三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①《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小说类》。

①陶宗仪的生卒年月，其友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及《明史·文苑传》等均未述及。1924年，《通报》刊载法人伯希和《说郛考》一文，推测陶氏生年“或在1320年前后”；1938年，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九册刊登渡边幸三《说郛考》一文，主陶氏为元至元元年前后生；1963年6月《大陆杂志》第26卷第11期发表昌彼得《陶宗仪生年考》，考定陶氏生于延祐三年（1316）。②见（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四《第宅》。

有其传。

本书是作者避兵松江华亭期间，于耕作之余的随手札记，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抄录整理，分类汇编而成。此书内容庞杂，“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录之”③。由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的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等状况，更是亲身见闻，再加之本书取材广泛，从而使本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一部享有盛名的笔记。《辍耕录》相当大的一部分条目，系抄自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著作，但这些被抄录的著作有些现已不存，它们的部分内容反而赖本书得以保存。如卷二一“宫阙制度”条，原当出自《经世大典》，但原书今已不存，仅见于此。又如卷一“氏族”等条，对元史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可与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部分相互参考，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还有部分条目，如卷二七《旗联》、《扶箕诗》、卷二八《刑赏失宜》、卷二九《纪隆平》等，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有重要史料价值，一再为学者们所引用。此外，卷二四《黄道婆》等条，为了解元代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卷一九《射字法》等条目，则为研究元代松江方言提供了参考资料。总之，《辍耕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及明刻本多种。1959年中华书局据武进陶氏影元刻本为底本，断句重印，读者称便。

③分别参见孙大雅：《南村辍耕录叙》；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

第五节　政书《宪台通纪》

官修，编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本书系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记载世祖至元五年到顺帝至元二年的御史台建官定制、司属沿革、员额损益及有关诏敕等。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原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八中。

《宪台通纪续编》，官修，本书亦为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收编后至元二年到至正十三年的典制掌故等文书。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另一重要史料。原书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九中。

《南台备要》刘孟琛等撰。刘孟琛至正初为南台令史。本书是南御史台的有关典章制度的汇编。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元朝政府策划镇压农民起义的档案资料，原书已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一○至二六一一中。

《秘书监志》11卷，王士点、商企翁编。士点字继志，东平人。至顺元年起历任通事舍人、翰林修撰、秘书监管勾等职。企翁字继伯，济阴人。国子监贡士，至正元年由翰林典籍迁秘书监著作佐郎。两人于至正二年合撰此书。本书记述秘书监及其所属各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吏、工匠的题名、待遇，天文阴阳人员的考试程式等。对编纂《大元一统志》的经过，本书亦有详细记载。此外，书中还登录了北司天台译写域外天文资料的名称。故本书对研究元代科学文化有很高价值，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本书有《广仓学窘丛书》本。1992年6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高荣盛点校本，为本书最新而又方便的本子。

第六节　地方志研究

元代历史，地方志中的有关史料日益为学者们所重视。这类史料，在元代纂修的方志中固然较多地存在，在明，清两代编纂的方志中，也时有发现；它们的涉及面很广，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物产状况、经济生活、赋役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组织、阶级斗争、名胜古迹、人物传记、艺文图籍等，无不与之有关。虽然就每一种具体的方志而言，其涉及面不可能如此广泛，它们之间的价值也各有差别，但就总体而言，则确是如此。其中有些史料既不见于明初官修的《元史》，甚至也不见于元人的文集。如果说史学界前辈陈垣先生当年曾主要依据元人文集的有关史料而撰成其名著《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则可以预料在今后的年代里，将有人依据方志中有关元代的史料，写出别开生面的论著。当前的关键是：我国现存方志卷帙浩繁，这一宝库中的有关史料尚有待人们认真去发掘。这里只能将现存的元代方志分别介绍于下。

《大元大一统志》官修。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令“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具体由秘书监负责此项工作。秘书监于至元二十三年试图根据“汉儿田地里”原有的文字图册450册，加上“回回图册”，将其合成“一个图子”。至元二十四年，又得到了湖南秀才虞应龙编成的《统同志》稿本，其数量颇为可观，达两驿船之多，再加上在其他各地采集到的图志，进行综合添改，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完成了此书的大部，“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凡483册，计787卷。但边远地区的有关资料这次并未收齐，因而这些地区的图志也未编出。成宗即位后，遵其祖父忽必烈的遗愿，继续这项编纂工作。在他即位不久，云南、辽阳等边远地区陆续“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陆改不同去处”，乃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大学士秘书监岳铉主其事，于大德二年（1298）二月编成云南等处图志通计58册。次年，又编成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共计8册。大德四、五两年，又对原已编就的787卷《大一统志》进行仔细校勘并添改沿革，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力抄清。直到大德七年（1303），才最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600册，1300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书中并有“彩画地理图本”①。

本书的编纂时间前后长达18年之久。本书是一部地方总志，涉及面广，①《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情况，均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一集。《元史·地理志》多取材于此书，《大明一统志》当亦以此为蓝本。

此书所引事迹，如大都寺观之壮丽，古迹之纷繁，多他书所未见。书中延安路狄青、韩琦等人事迹均出《宋史》，但与今本《宋史》多不合，因其所据是元初所修《宋史》，而非现存的元末脱脱所修的《宋史》所致。此书于元至正六年（1346）曾有刻本，今仅存其残本。明万历进士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称“《元一统志》一千卷”，表明此书当时尚散失不多。魏源《海国图志》载：“闻国初昆山徐尚书修一统志时，元一统志尚存，而灾于传是楼之劫。”②本书散失经过，于此可见一斑，金毓黻曾有辑本并加考证，收在《辽海丛书》内。后赵万里又加辑录，分成10卷，名《元一统志》，196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云南志略》、《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大德南海志》《云南志略》1卷，李京撰。京字景山，河间人，大德五年（1301）任乌撒（今云南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宣慰副使，参与了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活动。作者在其任职期间，“周履云南，悉其见闻，为《志略》四卷”③。原书早佚。陶宗仪《说郛》收有1卷，为“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并非完本。但就其内容而言，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是元代有关云南民族状况的较为详尽的文献。

本书现存《说郛》本以商务印书馆本较佳，而《说郛》宛委堂本虽亦收有此书，但内容较少。

《至元嘉禾志》32卷，徐硕纂。硕曾任嘉兴路教授。此书修于至元甲申（1284），至戊子岁（1288）刊行。此书记元嘉兴路事。嘉禾为宋秀州（后改嘉兴府）郡名。全书凡43门，序次甚详。“其时江南初入版图，惟沿革、城社、户口、赋税、学校、廨舍、邮置数门稍有增改，其余大率沿宋《志》之旧文耳。”①本书有清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冯福京修，郭荐纂。福京，潼川（今四川三台）人，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判官。荐，乡贡进士，鄞县教谕。书成于大德二年（1298）七月，原本卷首有三图，故名图志，今图缺而志存。全书分为8门：《叙州》、《叙赋》、《叙山》、《叙水》、《叙物产》、《叙官》、《叙人》、《叙祠》。多记当代事，然较简略，对了解当地赋税、学校、寺观及其占地状况等均有史料价值。

②《海国图志》卷二，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

③虞集：《云南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①钱大昕：《跋至元嘉禾志》，《潜研堂文集》卷二九。

此书有《四库全书》本、《宋元四明六志》本。

《大德南海志》陈大震、吕桂孙纂修。书成于大德八年（1304）。原书20卷，已散佚，现残存元大德刻本5卷（卷六至十），其中有关元代广州的赋税、物产以及舶货等记载很有价值，特别是卷七《舶货》后附“诸蕃国”名，是研究当时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本书除上述残存的元大德刻本外，《永乐大典》残卷中亦保存了该志的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卷一九○五至一九○七，《广·广州府》门。

《延祐四明志》、《至顺镇江志》、《齐乘》、《至正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20卷，袁桷（1266—1327）等撰。桷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自大德初年起，历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国史院编修官，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职，“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元史》卷一七二有传。书成于延祐七年（1320），分《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等12考，每考各系小序。作者熟悉风土掌故，本书材料较丰富，考证较精审，为当时所推重。

原书20卷，现缺卷九至十一。有《宋元四明六志》本、《四库全书》本。

《至顺镇江志》21卷，俞希鲁纂。希鲁字用中，永嘉平阳（今浙江平阳）人。从其父德邻侨寓镇江。曾官从仕郎，衢州路江山县尹。宋濂为其撰《俞先生墓碑》①。此书前列郡县表、官制表，次分地理、风俗、户口、土产、田土、赋税、山水、神庙、僧寺、道观、学校等27门，研究元史的同行们认为这是元代编得最好的一部方志，对于研究元代地方政府组织、城市经济、赋税制度、宗教活动都很有好处。例如，书中关于也里可温教的记载，就是珍贵的史料。

本书常见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鲍氏刻本，1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齐乘》6卷，于钦纂。钦字思容，益都人，历官国子助教，兵部侍郎，益都路总管。时人柳贯为之撰《于思容墓志铭》①。此书所叙以益都、般阳（治今山东淄川）、济南三路为主，附述高唐、禹城、聊城、东阿等州县，分为沿革、分野、山川、郡邑等8门。《四库简明目录》称本书：“首尾淹贯，而叙述不冗不漏，在元代地志之中，极为有法。”其实此书着重古今沿革，对当代制度等则甚为简略，为人们提供的史料并不多。

①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①见《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本书有元至正刻本及明刻本，常见的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

《至正四明续志》12卷，王元恭纂。元恭字居敬，号宁轩，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至元六年（1340）任庆元路（治今宁波）总管，续补《延祐四明志》而撰此书。书成于至正二年（1342），内容有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城邑、山川、河渠、土产、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等类，其中关于“市舶物货”的记载，为研究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本书有《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正金陵新志》、《昆山郡志》、《无锡县志》、《析津志》《至正金陵新志》15卷，张铉纂。铉字用鼎，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书成于至正四年（1344），分地理图、山川志、官守志、田赋志、兵防志等17门。本书详于历史沿革，其他部分比较简略，但其中关于元代官制、兵制的记载，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有元刻本、元刻明修补本传世。《四库全书》亦收有此书，惟书名误作《至大金陵新志》。

《昆山郡志》6卷，杨譓纂。作者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元昆山州州治即今江苏太仓，系当时一个新兴的港口，此书载有关于海运和市舶的资料。常见版本为《太仓旧志五种》本。

《无锡县志》4卷，王仁辅纂。作者字文友，梁溪人。他刻苦读书，颇有学问，里人倪昭基延以教其弟瓒。是书成于至正元年（1341），四库馆臣谓其“不著撰人名氏”，“是明初所修也”。未必正确。南京图书馆有旧抄本，谓是书作者为“元巩昌王仁辅”，共3册。

《析津志》熊梦祥撰。梦详字自得，江西丰城人，人称松云道人。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归，年九十余。作者出任崇文监期间，不但有接触大量内府藏书和文献资料的机会，而且可周览大都（今北京）及所属地区的山川名胜，对当地作实地的考察，为撰写本书创造了条件。

元大都旧称为析津。析津本古冀州之地。辽时改称南京析津府，治析津宛平（即今北京西南）。故本书为最早记述今北京地区的一部专门志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历史的宝贵资料。书中对元大都的城池、坊巷、官署、庙宇、人物、风俗、学校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惜原书早已亡佚，今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辑佚而成，名《析津志辑佚》，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可窥其梗概。

第七节　诗文集《元文类》、《天下同文集》、《元诗选》

《元文类》70卷，本名《国朝文类》，苏天爵编。本书是元代最重要的一部总集，编者生平事迹可参见《元朝名臣事略》条。苏天爵以20年的努力，“搜摭国初至今（元顺帝即位之初——引者）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其编选与取舍的原则如下：“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全书共收诗、文八百余篇（其中大半为文），按文体分作43类。时人陈旅评论说，“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①。

《元文类》对于元史的研究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不少元代的重要文献，赖其保存，如史料价值极高的《经世大典》现已不存，但我们从《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甚至部分“政典”的内容，如“征伐”、“招捕”等即是显例；又如元代著名文人王鹗、李谦、阎复、元明善、宋子贞等的文集今均不存，他们的部分作品赖此书得以保存；再如，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神道碑和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的行状，也仅见于此书。第二，是书收有当时著名文人姚燧所作碑铭、墓碣四十余篇，而现存姚燧《牧庵集》的文字经过清朝四库馆臣的妄改，使人感到不知所云，现赖此书得以恢复其部分原貌，故《元文类》又有校勘的价值。

本书版本通常以《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大字本为佳而易得。

《天下同文集》前甲集50卷（缺7卷，实存43卷），周南瑞编。南瑞字敬修，安成人，乡贡进士，《元史》无传，此书编成于元成宗大德年间，所收诗文限于元代前期，内容不如《国朝文类》丰富，但其中有些诗文亦为他书所无，如黄文仲《大都赋》，有助于了解元代政治中心大都的情况；赵壁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有助于了解元代佛教的情况。本书有《雪堂丛刻》本。

《元诗选》清顾嗣立（1665—1722）编。嗣立字侠君，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博学工诗，曾被召入京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繁富。全书分初集、二集、三集，每集又按天干分为十集，惟癸集为全书附后之总编，因此初、二、三集均无癸集。本书为规模最大的一部元诗总集，但仍属选编而非全集性质。编者当时通过各种途径据以采择的元人专集几近四百家，如今不少诗集已经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其部分。

本书有顾氏秀野草堂刊本，1987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已出初集、二集、①以上均见陈旅《国朝文类序》。

三集共6册）。

《遗山文集》、《湛然居士文集》、《陵川集》、《许文正公遗书》《遗山文集》40卷附录1卷，金元好问（1190—1257）撰。作者字裕之，号遗山，祖系出自拓跋魏，太原秀容（今山西析州市）人。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官至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构野史亭，以著述存史自任，元末修《金史》多采之①。元好问于金末在学术上名重一时。本书凡诗14卷，文26卷，其中记序、碑铭志碣甚多，保存了金末元初人物和事件的丰富资料。通常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湛然居士文集》14卷，耶律楚材撰。本书是别人据楚材作品而汇编成集，最早编成于公元1233年，共9卷；系当时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这9卷就是现在本书的前9卷，写于公元1233年以前。后来又有人补辑了公元1233—1236年的作品，是为本书的后5卷②。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则谓：“《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中书都事宗仲亨辑。”

全书以诗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文章，反映了作者的部分经历、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是书为治元史者研究耶律楚材的思想和十三世纪初我国北方和西北史地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向达在其校注《西游录·前言》中指出耶律楚材自西域东归，“并不如旧史所说扈驾归和林，而是另走天山北面长春西行的那条路。由阿里马北行过阴山至不剌城，由不剌城而东经轮台、北庭、高昌，出伊州，出大漠，以至肃州”。向先生在作出这一结论时，即参考了《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辨邪论序》、卷十三《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及卷三《过夏国新安县》诸篇。谢方在其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中，也指出了“文集中还保存了不少不见于”正史的重要史料。如关于窝阔台的医官郑景贤的事迹，就是一例。本书中耶律楚材的西域诗，是作者亲至其地身历其境而写成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是我们研究西域地区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书过去通行的是《四部丛刊》本，此外尚有《渐西村舍》本和据它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湛然居士集》35卷，今未见，不详何人所辑。《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已记载是书35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钱氏撰《补元史艺文志》时，殆亦未见此35卷之全貌。中华书局于1986年出版本书的谢方点校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上述诸本，书后收有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①《金史》卷一二六有其传，甚简略，郝经为之撰《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五。②参见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页6，中华书局1986年版。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等作为附录，为目前最佳而又最易得到的版本。《陵川集》39卷，郝经（1223—1275）撰。本书全称《郝文忠公陵川集》。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家世业儒。曾为忽必烈藩邸旧臣和重要谋士之一。世祖即位，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被宋相贾似道扣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达16年之久，至元十一年（1274）始得还朝，翌年卒。《元史》卷一五七有传。本书对研究忽必烈即位前后的政治形势以及元朝各项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常见有清乾隆三年凤台王氏刻本、清道光八年增补重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

《许文正公遗书》12卷，许衡（1209—1281）撰。衡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本书中的《时务五事》、《汰冗官疏》等奏疏，对研究元初政治情况很有价值。通常有清乾隆五十五年怀庆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二十四年江学诗刻本《鲁斋遗书》14卷，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紫山先生大全集》、《秋涧先生大全集》、《藏春集》、《雪楼集》《紫山先生大全集》26卷，胡祗遹（1227—1293）撰。作者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于世祖朝历任户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太原路治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济宁路总管及山东、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职，以精明干练著称，所至颇具声誉。《元史》卷一七○有本传。其在朝廷和地方为官期间，对政事颇多建言，均收入文集，是了解世祖朝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书中之序记碑铭，亦可据以考证史书，本书常见有《三怡堂丛书》本，惜其中有关北方民族之专名已被妄改，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秋涧先生大全集》100卷，王恽（1227—1304）撰。作者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北方儒士。历官世祖、成宗两朝，生平凡五任风宪，三入翰林，遇事论列，随时记载，故著述甚多。《元史》卷一六七有本传。本书是了解世祖、成宗两朝政治、经济、典制及农民起义等的重要史料，如《中堂事记》载世祖中统初政务甚详；《乌台笔补》记任职御史台时的言事文稿一百五十多条；《玉堂嘉话》则是对翰林院典制沿革的追记；《论草寇钟明亮事状》为研究农民起义的学者经常引用。又，本书自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一，共收行状、传、墓志铭、碑铭、碣铭共84篇，涉及116人次，在这些人中，《元史》有传者仅10人，其中大部分均为不见于《元史》记载的地方官吏，其事迹可补正史之缺者甚多。如程瑞为定宗、宪宗时奉命至襄汉间的互市官，《浑源刘氏世德碑》记刘祁、刘郁事详于他书等均是证明。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初编本，系商务印书馆当年据明弘治刊本影印。1985年4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有此书，系据元至治刊本之明修补本影印而成，虽间有残损不清处，仍可供校勘文字之用，颇为珍贵。

《藏春集》6卷，刘秉忠（1216—1274）撰。《四库》馆臣谓“原书十卷，今佚其杂文四卷，惟诗仅存”。现存作品多是作者随从忽必烈在藩府和进攻大理时的咏唱，对了解元初社会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商挺（元世祖时期的名臣）编集之《藏春集》明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南京图书馆也藏有清钞本。另1985年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此书，系依明天顺刊本过录之旧钞本影印。

《雪楼集》30卷，程钜夫（1249—1318）撰。作者本名文海，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为出身南人儒士之名臣，受忽必烈重用。曾预修成宗、武宗两朝《实录》。本书涵诏制册文10卷，序记书文15卷，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平云南碑》、《拂林忠宪王神道碑》、《济南公世绩碑》等为治元史者所经常引用。本书常见有清宣统庚戌（1910）阳湖陶氏涉园刊本。台湾孙克宽曾撰《程钜夫与其雪楼集》一文。《牧庵集》、《石田集》、《吴文正公集》、《圭斋集》《牧庵集》36卷，姚燧撰。姚燧字端甫，号牧庵，《元史》有传。燧之学得于许衡，是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和文章巨匠。许多名臣世勋、官宦富室之家都争相求他撰写碑铭墓志、记序之文。泰定元年（1324），江西行省刻其文集，未全收，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或即出此。至顺三年（1332），门人刘时中刊行其全集50卷，久佚。今本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记序59篇，碑铭墓志家传行状等88篇，及诏制诗词经义等文，约当其全集十之六七，惟其非汉语人、地名等均被改译，至不可识，需用《元文类》及抄本或其他资料比照改正，始可利用。

《石田集》15卷，马祖常（1279—1388）撰。祖常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自仁宗朝至顺帝朝，历任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江南行台中丞、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在职期间，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参加修撰《英宗实录》。

本书因作者所居号“石田山房”，故名。其包括诗赋5卷、文10卷、附录3篇（虞集撰《桐乡阡碑》、许有壬撰《马文贞公神道碑》、《石田山房记》），保留着许多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其中《建白一十五事》及杜瑛、元明善、忙兀的斤、伯颜、燕铁木儿等碑铭，均可补正史之阙。元人苏天爵编撰《元文类》，选其文集中篇章多达21篇。还间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如《石田山居》、《室妇叹》等。现存版本有至元五年（1339）扬州路儒学刻本，系苏天爵编次祖常诗文，请于御史台，交付扬州路学所刊行的。另有明弘治六年（1493）熊翀刻本，凡15卷，附录1卷，是清《四库全书》所依据的本子。通行的版本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元四大家集》本。

《吴文正公集》100卷，吴澄撰。又名《支言集》，为其孙吴当所编。

前90卷文，后10卷诗，其中纂言部分是元代理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而碑、铭、表、志部分，诸如董士选、洁实弥尔、伯都（忙兀氏）、邓文原神道碑，岳元镇、赵思恭、邢聚、述哥察儿墓碑，董文用、张弘刚墓表等，均可补正史之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碑、铭还保留了许多宋、元道教的宝贵资料。

有明永乐四年（1406）、宣德十年（1435）刻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另有明成化间刊行的《临川吴文正公集》49卷本，乃是将百卷本归并而成。通行的版本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万氏刻本，题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47卷，卷首1卷、外集3卷。

《圭斋集》16卷，欧阳玄撰。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今属湖南）人，宋欧阳修之后。延祐间举进士第，任太平路芜湖县尹。致和元年（1328），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文宗时，参预纂修《经世大典》。顺帝时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关于此集，揭傒斯序称原本44卷，为欧阳玄门人王师模所辑。有诗流者3卷，鈆中者10卷、驱烟者15卷、强学者10卷、述直者3卷、脞语者3卷。而宋濂序则谓原集多至一百余册，毁于兵火，仅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24卷，由其孙佑持编。两本皆已失传。今存本为其宗孙铭、镛编辑，于明成化七年（1471）由刘圩刻印。明清各本皆据以重刊。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本。《圭斋集》所存碑、铭、制、表虽不多，但所涉及的皆为欧阳玄同时代的重要人物或事件。

《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全集》、《滋溪文稿》、《金华黄先生文集》《清容居士集》50卷，袁桷（1266—1327）撰。袁桷出身南宋官僚世家。成宗大德后，入居翰林长达30年。泰定初，辞归。袁桷文章“博硕伟丽、文风风流”，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所著有是集与《延祐四明志》等。《清容居士集》凡辞赋2卷，诗14集，文34卷。所撰碑铭、墓志、行状、传记达八十余篇，均可用以补证史事，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行版本为《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揭文安全集》14卷，补遗1卷。揭傒斯撰。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后期著名文士。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延祐初，以程钜夫、卢挚荐，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官。此后，又历仕集贤学士、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等职。文宗、顺帝朝，先后参与编修《经世大典》和辽、金、宋三史，并任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至正四年（1344），《辽史》成，傒斯因寒疾卒。傒斯诗文，为时人所称道。他与当时虞集、范梈、杨载并称为“元诗四大家’。是集共收傒斯诗4卷，制、表、序、记、碑、志、杂文8卷，续集2卷。其门人燮理溥化校录，传世者仅见钞本。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补。集中多记元成宗朝至宁宗朝时事，史料价值较高。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旧钞本，所录诗文较他本完备。另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滋溪文稿》30卷。苏天爵撰。因其藏书之滋溪书堂而得名。原为37卷，今诗稿7卷已佚而余30卷。系苏天爵任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时，其属掾高明、葛元哲所编。集中所收碑志、行状、传等凡108篇，叙事详明典赅，对研究元代典制、人物、史传略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集。

《滋溪文稿》有北图元刊本，但仅存5卷（二十六至三十卷）。《四库全书》亦有收录。常见有《适园丛书》本。

《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黄溍撰。黄溍（1277—1357），字文晋、晋卿，婺州义乌人（今属浙江）。延祐二年登进士第，授台州宁海县丞，转诸暨州判官，压抑豪强，平反冤狱，颇有政绩。后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诏、兼国史院编修官，升翰林直学士。至正十七年卒。

是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初稿3卷（内诗2卷和文1卷），为黄溍未及第时所作，临川危素所编次。另一部分为续集40卷（诗3卷，文37卷），为其登第后所作，门人宋濂、王祎编次。集中行状、碑铭、墓志、世谱、家传达22卷之多，其中拜住、也速带儿、答失蛮、合剌普华、刘国杰、董士恭、董守简、揭傒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韩性、许谦、袁易、杨仲弘等人的墓志铭以及《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马氏（月忽难）世谱》等，均可补史传之阙，对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续金华丛书》本。又有明嘉靖九年刻《黄文献公集》乃虞守愚、张俭据危素所编23卷本删订重刻。《四库全书》所录以及清代所刊刻者均出此本。

《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至正集》《道园学古录》50卷，虞集（1272—1348）撰。虞集“平生为文万篇”，然而稿存者仅十之二三，传世凡5种。即《道园学古录》50卷、《道园类稿》50卷、《道园遗稿》6卷、《翰林珠玉》6卷、《伯生诗续编》3卷。元代皆有刊本。《道园学古录》是至正元年（1341）由虞集的幼子翁归及门人李本等人搜集整理，由他自己亲自审订类目编定而成并交付福建廉访副使斡玉伦徒刊刻的，书名亦为其亲题。是集分在朝稿20卷、应制录6卷、归田稿18卷、方外稿6卷，共计50卷。

《道园学古录》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史的一部重要的元人文集。集中保存着大量有价值的碑、铭、墓志、行状、传、记、序、题跋、制诏等史料，内容丰富，为史学工作者所借重。如对于仁宗朝奸臣铁木迭儿之专权跋扈，虞集在贺胜、杨朵儿只、张珪等三人的神道碑、墓志铭中所记甚详。他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屡赞三人刚直不阿，对研究仁宗、英宗二朝的政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序、跋部分也是研究宋元文学、艺术、理学的重要材料。此外，《道园学古录》中还保存着许多有关南方道教的资料。虞集家居江西，深受当时龙虎山道和建康（今南京）茅山道的影响，并与玄教宗师吴全节等道士有着密切的交往，还为他们撰写了诸多碑板记事之文，多见于方外稿中。台湾学者孙克宽在《元代文化之活动》一文中提到《道园学古录》的价值时这样说：“《道园学古录》全集的价值，仍在传志碑铭、序跋之文。尤其是方外稿的全部文章，皆是元代道教史的宝贵资料”。陈垣先生在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以《道园学古录》中的《岳德文碑》与吴澄所撰的《天宝宫碑》相佐证，考订了宋元之际大道教派产生和发展的状况。再有，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对元代典章制度也有别具特色的注释，对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有重要价值。

《道园学古录》的版本有明景泰七年（1456）郑达、黄江翻元刊本，常用的《四部丛刊》初编本即据此本影印。

《道园类稿》50卷，是虞集传世5种文稿之一，刊刻于《道园学古录》之后。至正六年（1346），当时任职于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的虞集门人刘沙剌班，以所流传的《道园学古录》“字画差小、遗逸尚多”为由，责成临川郡学重新刊印，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三部分中的篇目混合，按碑、铭、序记、题跋、应制等文体重新分卷，而删除方外稿，总成50卷，是为《道园类稿》。欧阳玄为其作了序。

尽管删除了方外稿，但对于元史研究者来说，《道园类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不次于《道园学古录》。首先，《道园类稿》按类编次，分类清晰，在篇目安排上优于《道园学古录》，其次，从史料内容来看，《道园类稿》总共1300多篇诗文中，《道园学古录》所未收的多达443篇，其中重要的碑铭、序记、题跋等文字达164篇，就史料价值而言，《道园类稿》和《道园学古录》是相辅相成、并存不废的。关于《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湾学者刘元珠曾作过专门的论述①。

《道园类稿》自元至正六年初刊以来，即属罕见的古籍。在重刊的次数和流通方面都不及《道园学古录》。清乾隆间敕修《四库全书》时，《道园类稿》虽经地方官进呈，但却未被采用。现存版本有元抚州路儒学本，北京图书馆馆藏，不全，卷十七至二十配清抄本。南京图书馆馆藏16册清抄本附补遗一卷陈琦、李昌隆、黎久序。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初复刊元抚州路儒①刘元珠：《<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食货月刊》，第16卷第11、12期合刊。学刊本，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刊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五、六辑中。

《至正集》81卷，许有壬（1287—1364）撰。有壬，延祐二年进士，自仁宗至顺帝诸朝历任内外职近五十年，顺帝时官至中书左丞，为元后期名臣，《元史》有传。其文章、词赋均臻上乘，与欧阳玄齐名，为时人所重。本集系在世时其门生所编，似未刊刻，流传不广，《元史》本传亦不详其卷数。现存明、清抄本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皆81卷，《四库全书》即据抄本收录。宣统三年聊城邹道沂始用家藏抄本石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将此本影印收入。有诗词赋33卷，序记14卷，碑志26卷，公移4卷，其余为题跋、赞、颂等文。碑志多载重要人物及官署，公移22篇皆建言时政，尤以英宗时所上《风宪十事》、泰定初所上《正始十事》议论剀切，涉及当时诸多重要政事。

许有壬又有自编《圭塘小稿》13卷（圭塘为其所居安阳别墅名），别集2卷（其弟有孚编），续集1卷（五世孙颙编），附录1卷。多有《至正集》未收诗文，如《怯烈公（镇海）神道碑》等重要碑志。

第二章　蒙、藏、回鹘文资

第一节　蒙古文资料

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03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K.k.-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①。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①。《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②。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1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Monggol-unNi’uфaTobбá’an，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Cinggisqaqan-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1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①《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②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1929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1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①。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1866（俄）П.Кафароб：Старинноемонгольскоеск-азаниеоЧингисхане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1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1935（德）B.Haenisch：MangholunNiucaTobca’an拉丁字音写本1941（德）B.Haenisch：GeheimeGeschiehtederMong-olen德文译注本*1941（俄）C.A.Козин：Сокровенноесказание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1941（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1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1947（蒙）Ts.Damdinsuren：MongholunNihuchaTo-bchiyan近代蒙文译本*1949（法）P.Pelliot：HistoireSecretedesMongnls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1949（土）AhmedTemir：MongllarinGizliTarihi土耳其语译本1950（伊朗）：Tarikh-isirri-yemoghulan波斯文译本（据Pelliot法译）

1951（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1955（捷）P.Poucha：TajnaKronikamongolu捷克语译本1956（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nsuren）

1957（蒙）Ц.Дамдинсурзн：МонголыннууцтобЧоо新蒙文译本（1976年再版改订）

1960-61（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1962（匈）L.Lige■AMongolokTitkosT.rtenete匈牙利文译注本1963（英）A.Waley：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ndotherPieces英文译本（前十卷）

1970-76（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①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1978年。

1971（匈）L.Ligeti：HistoiresecretedesMongols拉丁字音写本*1971-83（澳）I.deRachewiltz：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ds英文译注本*1972（澳）I.deRachewitz：IndextotheSecretHisr-toryoftheMongol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1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1981（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1982（美）F.W.Cleaves：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英文译本*1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1225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行21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1240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1257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1259年、1261年和1268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126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71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numentaLinguaeMongolicaeCollecta）第二部《前古典时期文献，Ⅰ，13和14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1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1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等人，都在考释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方面作出了贡献（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41年出版的鲍贝著《方体字》（КвадратнаПись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英文本改书名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TheMongolianMonumentsinhPhags-pascript，Wiesbaden，1957）一书，刊布并译释了十余件圣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语音学和词态学特点。1971年，李盖提所编《蒙古语文献汇编》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献》（MonumentsenecriturehPhagspa，Budapest）出版，此书汇集了元世祖至元顺帝时代的圣旨、令旨、懿旨12件①，牌子4件，居庸关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种（均用拉丁字译写，并有简短介绍），收罗颇富。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第二册《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收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书27件，牌符4件，书籍残页2件及居庸关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资料汇集。我国各地现存的碑刻、文书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陆续有新发现，有待于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①其中，1305年怀宁王海山赐给乌思藏沙鲁寺的令旨为原件（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发现，刊布于其所著《西藏画卷》第2卷，由伯希和作考释），其余均为碑刻。

第二节　藏文资料

藏文资料有综合性通史、教法源流、世系、传记、文集，以及档案文书、金石碑刻等，相当丰富。

《红史》元代是藏族史学发展成熟时期，其代表性成就无疑首推公哥朵儿只（Kun-dgahrdo-rje，1309-1364）所著《红史》（蒙古语书名Hu-landeb-ther，藏语作Deb-tberdman-po）。公哥朵儿只出身噶尔氏贵族，至治三年（1323）任搽里八万户（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地在今拉萨东南）万户长，至正十二年（1352）让官于其弟，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红史》始撰于1346年，成书于1363年。全书内容次第为：1.从世界开创至释迦牟尼诞生的传说王统、佛教的建立和传承、印度王统；2.汉地历史简述：周至唐、唐朝帝系及唐代吐蕃（据译成藏文的《资治通鉴·唐纪》及《唐书吐蕃传》摘录）、梁至南宋灭亡；3.西夏历史；4.蒙古王统——至元顺帝失国（元末部分系后人所增补）；5.吐蕃王统——至朗达磨被杀和吐蕃分裂；6.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纳里速（今译阿里）王统及其地佛教的传播；7.萨斯迦世系与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8.吐蕃佛教的传承；9.噶当派传承；10.噶举派各派的传承——达波、加尔麻（噶玛）、伯木古鲁（帕竹）、必里公（止贡）、搽里八（蔡巴）。最后以元成宗护持吐蕃僧人诏书作结。所载吐蕃各教派历史尤详于元代，是研究元代西藏史的最重要史料；有关南宋和元朝历史部分也有一些不见于他书的珍贵资料，如宋少帝在元英宗时被害于萨斯迦，元顺帝即位前的皇位空悬期间由燕铁木儿摄政等。《红史》是藏族史学中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其体裁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承袭。1961年，锡金甘托克出版了此书排印本；1964年，日本学者稻叶正就、佐藤长的日文译本（有校注）在京都出版。1981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所出校注本，系我国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北京和西藏所存九种本子校勘整理而成，根据西藏档案馆存的两种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缺的40页内容，并征引汉、藏文资料详加注释，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即据此译出。

《佛教史大宝藏论》元代著名高僧布思端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亦名《善逝教法史》，bDe-gshegsbstan-pai-choshbyung），记述印度和西藏佛教的历史、来藏的印度高僧和西藏译师名单及所译经典目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6）。

《汉藏史集》明、清时期藏族史学更加繁荣，出现了大批各种类型的著作。其中对元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价值的是班卓儿藏卜（sTag-tsha■-rdzo■-padPalhbyor-■za■-po）所著《汉藏史集》（rGya-Bod-kyi-yig-tsha■）。作者为后藏达仓宗人，生平不详。此书著于1434年，但“汉地之王统”一篇，记事迄于景泰五年（1454）。其体裁与《红史》基本相同，而记述史事更为详细。特别是元朝时期，除叙述蒙元历朝皇帝外，还记载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机构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户和驿站的设置，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置及其户口数，伯颜丞相和桑哥丞相的传记等。与《红史》比较，所载萨斯迦派和伯木古鲁万户的历史以及西藏与元廷的关系，均更详尽；还增加了沙鲁万户、达那宗巴（当即《元史》所载之熬笼答剌万户）的历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内容，也主要是记述元代史事。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远，得以利用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如现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乌思藏宣慰司档案文书等，以及遗民故老口述的亲身见闻，因而所载元代史事就更为丰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汉藏史集》传本甚少，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据我国藏学家王尧提供的国外抄本铅印出版，有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青史》、《新红史》软奴班（gZhon-nu-dpal，1391—1481）所著《青史》（Deb-t-hers■on-po），成书于1478年，记事止于1476年。全书分15篇（sKabs），是一部大型著作。第一篇述释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统（迄于朗达磨诸子）、汉地王统（周至明成化年间，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和密藏的翻译，第四篇述萨斯迦派历史及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事迹，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传承。作者为乌思（前藏）地区一寺庙住持，曾受教于各派名僧，博学多才。他利用了大量文献，包括寺庙志、高僧传记、古编年史以及《红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宝藏论》等，取材宏富。此书大部分内容是各部教法传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传记和各派、各寺庙的历史，十分珍贵。所载史事、人物的年代，较他书更为详细、准确。《青史》著成后即付刊刻，原版于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复刻新版。俄人藏学家列里赫译为英文，附有详细索引，分两册，于1949、1953年在加尔各答出版（TheBlueAnnals，RoyalAsiaticSocietyofBengal，MonographSeriesT.VII）。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铅印本。有郭和卿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锁南札思巴（bSod-nams-gras-pa，1478—1554）所著《新红史》（Deb-ther-dmar-pogsar-ma），成书于1538年，体裁仿照《红史》，而叙事简要。此书主要特点在于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势力来分别叙述，除依藏文史书体例略述印度、吐蕃、汉地、西夏、蒙元王统外，逐个记载了萨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里公、思答笼、伯木古鲁及琼结、仁蚌等20家地方大小势力，尤详于伯木古鲁，对我们了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情况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鲁（明译帕木竹）地方政府兴盛的历史非常有用。有图奇的英译本（罗马，1971）和黄颢的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史家巴卧·祖拉称瓦（dPah-bosTsug-lagphren-ba，1504—1566）于1564年写成的大型著作《智者喜宴》（mkhas-pa■idga■-ston，民族出版社1986年原文刊本），综合叙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作者充分吸收各类文献，大量抄引在注释中，因而资料尤为丰富。成书于1643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iglu-dbya■s。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3），从历史传说起一直写到明末顾实汗入主西藏。书中分别叙述了萨斯迦派、蔡巴（搽里八）噶举派、止贡（必里公）噶举派和帕竹（伯木古鲁）噶举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余家地方贵族、大臣的世代事迹，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须利用的资料。

其他资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贵族出于维护本家势力的需要，编出了大批世系宗谱和先贤传记等类著作。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谱》（rLans-kyipo-tibse-ru，详细记载伯木古鲁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权的朗氏家族历史）、《萨斯迦世系》（Sa-skyagdun-rabs，最详细的萨斯迦派历史，且收录有元朝诏诰和萨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档案文书）、《沙鲁世系》（Zha-lugdunrabs）、《萨斯迦班智达传》、《布思端译师传》（Bu-stonlo-tsa-■bahirnam-par-thar-pa）、《历辈噶玛巴简传》（Chos-rjekarma-■pasku-hphrenrim-byon-hyirnam-thar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资料。此外，有两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mkhan-po，名也摄班珠尔Ye-shesdpal-hbyor）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宝树》（hphags-yulrgya-nagchen-pobodda■sog-yul-du■dam-pahiChos-hbyun-chuldpag-bsamljon-bzan，1748年成书），搜罗资料极为丰富，书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1027年至1746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书；二是1819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Gu-shri-dka-bcu-pablo-bzang-tshe-‘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Chos-■byun），对藏传佛教与蒙古的早期关系有详细的记载。此书同时有蒙文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其抄本，1990年，陈庆英、乌力吉根据藏、蒙文本译为汉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区还保存有许多元代的档案文书，这是最珍贵的原始资料。沙鲁寺所藏十一件帝师法旨，经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画卷》（TibtanPaintedScrolls，罗马，1949）并译为英文，已为学界所熟知。在萨斯迦寺和其他寺庙保存的此类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利用。此外，还有印章（如“白兰王印”）等各种实物资料。

第三节　回鹘（畏兀）文资料

八世纪时，七河地区的突骑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其后回鹘人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主要在西迁到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元代改译为畏吾、畏吾儿或畏兀、畏兀儿）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纪，以后逐渐被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完全取代。

现存回鹘（畏兀）文资料，大别之可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两类。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经典和宗教歌诗、故事；后者有历史、文学作品，医学、历法、语言书，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书，包括谕令公文（主要是有关赋税徭役的）和私人间的钱物借贷契约，土地和人口的买卖、典当、租种契约，养子过继文书，货物贸易合同等等。可以确定属于十三、十四世纪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官私文书在110件以上①，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畏兀）文文献的不断发现，中外学者陆续刊布文献的原文、译写和翻译，发表研究论文。重要者有俄国拉德洛夫的《回鹘语文献集》（1928），马洛夫的《古突厥文献》，德米特里耶娃等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语手稿文献概述》一、二（1965，1975），德国米勒编的《回鹘文献研究》4卷（1908—1931），班额、冯加班合编的《吐鲁番突厥语文献》6卷（1929—1934），前东德科学院编的《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的回鹘文献各册，法国出的《伯希和中亚考古丛刊》中的回鹘文文献册（1971），我国学者冯家昇与他人合撰的《回鹘斌通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1958），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1983）。冯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诺夫、基比罗夫、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麦、冯加班，日人护雅夫、山田信夫、庄垣内正弘、梅村坦等许多学者，对各种文书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的论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书的译写和译文。1961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册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编的《龙谷大学所藏回鹘资料目录》以及多篇有关研究论文。1987年以来，新疆《喀什师院学报》连续刊载袁丁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汇集了108件文书（即将出版），是目前国内收罗最多的一部回鹘文书集。

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碑铭，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甘肃武威），《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在甘肃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在酒泉）。耿世民、卡哈尔、刘迎胜先后对这些碑铭作过研究介绍。

①美国学者克拉克（V.Clark）所著《十三—十四世纪东突厥斯坦畏兀儿世俗文书概论》（1975）中说，在其研究的141件文书中，可断定是十三—十四世纪遗物的有110件。这还没有囊括所有已发现的文书，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又有新的发现。

第三章　国外资料

第一节　波斯文资料

三部蒙古通史

十三世纪蒙古征服的结果，使所有说波斯语、用波斯文的地区都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先后受大蒙古国的阿姆河行省和元世祖之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的统治达一百多年（河中地区受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时间更长）。波斯文化素称发达，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部大型史书：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都丁主编的《史集》、瓦萨甫的《瓦萨甫史》。

《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Ala’ual-din‘Ata-Malik-i-Juwayni，1226—1283），呼罗珊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西北）人。其祖任花剌子模国财政大臣（Sahib-diwan）；父巴哈丁，1233年为蒙古人所俘，被呼罗珊蒙古长官成帖木儿录用为财政官（仍称Sahib-diwan），其后一直在阿姆河行省担任此职。志费尼以大臣子出任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曾三次随阿儿浑入朝，前两次皆中途折回，第三次于1252年复抵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至1253年秋返回。在蒙古逗留期间，他开始撰写《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Gusha）。此后，他跟随旭烈兀讨灭木剌夷（亦思马因派）和报达哈里发国。1259年被任命为报达副长官，直到去世，可能因公务繁忙，1260年以后就不再继续写他的著作了。其书始于蒙古兴起，只写到1257年灭木剌夷国，还有若干拟定的章节没有写，是未完成的著作。书分三部分，第一部述蒙古建国及其征服畏兀儿、西辽和花剌子模，窝阔台至贵由时期的蒙古政事和拔都西征；第二部述花剌子模兴亡史和统治波斯的历任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事迹；第三部述蒙哥登基和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兴亡史。作者精熟中亚历史，且所记载的大部分是亲身见闻，故非常详细、确实，尤其是成吉思汗西征、旭烈兀西征和蒙古对波斯的统治等部分。作者亲睹蒙哥登基后对政敌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大臣的无情镇压，这段史事在《元史》中多被删略或隐瞒，所以他的详尽记载更是珍贵。此书一直以抄本流传，本世纪初，伊朗学者卡兹维尼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最古的1290年抄本为底本，用其他多种抄本进行校勘，于1912、1916和1935年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卷波斯原文集校本（《吉伯丛书·旧编》第十六号，伦敦）。英国波斯学家波义耳据此译为英文，并加详细注释（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8）。何高济据英译本重译为汉文（上、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史集》主纂者拉施都丁（Rashidal-DinFadlAllah，1247—1318），哈马丹人，先任伊利汗阿八哈（1265—1282年在位）御医，后为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赏识，擢任宰相，辅佐合赞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政绩甚著。完者都汗（1304—1316年在位）时期，仍任宰相，权位益隆，诸子并任地方长官。1317年，因政敌进谗，被不赛因汗（1317—1335年在位）罢黜。次年处死。拉施都丁于1300年奉合赞汗旨主持编纂蒙古历史。1307编成进呈，复依完者都汗之命增编世界各民族历史和舆地图志，1311年完成。全书定名为《史集》（Jamial-Tawarikh），按原书总目录，分作三卷（mojalad）。第一卷为蒙古史，系奉合赞汗旨所修，完者都汗钦定称为《合赞汗祝福史》（Tarikh-iMubarak-iGhazani），分两章（bab）：第一章——蒙古、突厥诸部族志；第二章——成吉思汗先世纪，成吉思汗纪，窝阔台合罕、术赤、察合台、拖雷、贵由汗、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铁穆耳合罕纪传，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阿鲁浑、海合都、合赞六代伊利汗传。第二卷也分两章：第一章为完者都汗传；第二章为世界史，包括古代波斯诸王、穆罕默德和历代哈里发、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哥疾宁、塞尔柱、花剌子模、法儿思、木剌夷）以及乌古斯、中国、犹太、拂朗、印度诸民族史。第三卷为《诸域志》（Sawaral-Aqalim）。现存各种抄本均无第三卷和第二卷中的完者都汗传，可能并未编成。1927年，土耳其学者托甘在伊斯坦布尔TopkapiSarayi图书馆发现了《史集》的一个附编的单独抄本，称为《五世系谱》（Shu‘ab-iPanjgana），包括阿拉伯、犹太、蒙古、拂朗、中国五民族，可能原是第二卷的附录。

《史集》是伊利汗国的官修国史，拉施都丁及其助手们利用了伊利汗宫廷档案如《金册》（Altandebter，可能就是元朝颁发给各汗国的《实录》）等，以及波斯、阿拉伯历史著作如《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阿昔儿的《全史》等，还征询于任职伊利汗国的蒙、汉及其他民族官员，收集了大量书面和口头资料，尤其是熟悉蒙拉施都丁《史集》刊本、译本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1836E.Quatrem.reDjamiel-Tevarikh;HistoiredesMongolsdelaPerse.Paris旭烈兀汗传原文校订、法文译注本

《瓦萨甫史》T’artkh-iWassaf是瓦萨甫（Shihabal-Din‘AbdAllahSharafShirazi，1264-1334）所著《地域之分割与岁月之推移》（Kitabtajziyatal-Amsarwatazjiyatal-A’sar）一书的简称。作者为泄剌失人，担任伊利汗国税务官，得到宰相拉施都丁的赏识和庇护。他编撰此书，意在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故始于1257年旭烈兀灭木剌夷后进兵报达之役，体裁亦仿志费尼书。1312年，因拉施都丁之荐，谒见完者都汗于新都孙丹尼牙，呈献其书并献颂辞，由此获得“御前赞颂人”（wassaf-iHadrat）的赐号，此后即以号行。此书初为四卷，第一卷述蒙哥之死，元世祖、元成宗两朝暨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三代伊利汗时代史事；第二卷述伊利汗阿鲁浑时代暨法儿思、罗耳阿塔毕史；第三卷述伊利汗海合都至合赞时代暨起儿漫、德里算端史；第四卷述元成宗之死，武宗、仁宗暨伊利汗合赞后期和完者都汗时代史事，并于卷末采志费尼书简略补叙成吉思汗至蒙哥前四汗史。1328年，又续编成第五卷，述伊利汗完者都后期、不赛因汗时代（迄于1328年）暨窝阔台、术赤和察合台后裔史事。《瓦萨甫史》是以伊利汗国为主体的大蒙古国全史，面面俱到，其所载元朝与海都等西北诸王的关系尤为可贵。但作者声称要用华贵文体写作，目的不单是记述史事，更在于树立文采的典范，以致铺陈过当，反使史事淹没在满纸华丽词藻之中。有1853年孟买刊全书石印影本，极佳。1856年，维也纳出版了哈默尔校订的第一卷原文及其德文译本。

伊利汗国时期的其他历史文献《纳昔儿史话》（Tabaqat-iNasiri）作者术兹札尼（Minhajb·SirajMuhammadJuzjani1193—？）先仕于呼罗珊之古耳朝，蒙古入侵后逃奔德里苏丹国，任法官。书成于1254—1260年，共23章，述阿拉伯帝国及波斯、印度穆斯林王朝史，最后写到蒙古的入侵。有关成吉思汗蒙古军在阿富汗地区的战事，记载最为详细，多有不见于他书的资料。有W.N.Lees校订本（第11，17—23章，加尔各答，1863—1864），H.G.Raverty英译本（第7—23章，伦敦，1981）。

《完者都算端史》（Ta’rikh-iUljaituSultan）哈沙尼（Abu’lQasim’Abd-Allahal-Qashani）著。作者自称是《史集》的真正作者。此书为伊利汗完者都一代之详细编年史，包括了有关这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史事。有1969年德黑兰刊本（ed.byMahinHambly）。

《拉施都丁书信集》（Mukatabat-iRashidi）系其秘书所编集，主要为拉施都丁写给他的担任各地方长官的儿子们和其他官员的有关政治、财政事务的信件，是研究伊利汗国史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苏联学者法林的俄文译本（莫斯科，1971）。

《兀外思史》（Ta’rikh-iShaikhUwais）胡特比·阿哈里（AbuBakral-Qutbial-Ahari）著。作者为阿塞拜疆人，生活于十四世纪前、中期。此书著成后呈献于札剌亦儿朝算端兀外思（1355—1374年在位），故名，像其他穆斯林史书一样，此书也是从亚当讲起。其蒙古王朝史部分，前半取材于《史集》等书，愈接近作者的时代，独立的叙事渐多，对伊利汗国后期及其后继者札剌亦儿朝历史以及阿塞拜疆地区的史地记载尤详，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的关系和钦察汗国史事也有很多记载。仅有一种抄本传世，最后一部分（第134—184页，即伊利汗国和札剌亦儿朝历史部分）有J.B.VanLoon的英译本，并附刊原文（海牙，1954）

《命官文书规范》（Dastural-KatibfiTa‘yinal-Marateb）纳黑乞瓦尼（MuhammadNakhchiwani）编。编者可能是伊利汗不赛因朝宰相吉雅太丁（拉施都丁之子）下属书记员，吉雅太丁奉旨命他集伊利汗国的官文书，历30多年，至1366年始完成，呈献于札剌亦儿朝兀外思算端。除序言、结语外，分两部，第一部为书简，第二部为任命文书范例，计收蒙古长官、宰相及财政长官、伊斯兰圣职者三类任命书95件，是研究伊利汗国制度史的第一手资料。有苏联学者阿里札德校订本（分三卷，莫斯科，1964—1976）。《选史》（Ta’rikh-iGuzida）可疾维尼（Hamd-AllahMustaufiQazwini）著。1330年成书。

第四章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史，含蒙古王朝，除主要依据《史集》外，还参考了其他二十多种史籍，也属于当代人所著史书。有布朗的原文摹写本和英文节译（2卷，莱顿一伦敦，1910，1913）。

《心之喜》（Nuzhatal-Qulub）可疾维尼的另一部著作，1339年成书。是蒙古时代的波斯地理志，详载各州行政区划、城乡情况及税额、道里等，非常有用。有斯特朗治的原文校订与英译本（2卷，莱顿—伦敦，1915，1919）。这个时期还有多部波斯各地方史志留传下来，如《也里史志》（Ta’rikhnama-iHarat，作者SaifiHerawi）、《泄剌失志》（Shiraz-nama，作者IbnZarkubShirazi）等。

帖木儿朝时代的史书帖木儿朝时代编纂的许多史书，也有不少重要的蒙元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的史料。著名的有：尼咱马丁·沙密（Nizamal-DinShami）的《胜利之书》（Zafarnama，1404年写成）和撒剌法钉阿里（Sharafal-Din’AliYazdi）的同名著作，两书都是帖木儿的传记，前者有NecatiLugal的土耳其文译本（安卡拉，1949），后者有PetisdelaCroix的法文节译本（Delft，1723），以及法文本的英文重译本（伦敦，1723，译者J.Darby）。《木阴历史选》（Muntakhabal-TawarikhMu‘ini）作者为Muinal-DInNatanzi，编年史，可能利用了蒙古文或畏兀文史料，所载察合台史事较他书为详（有关察合台汗国部分已译为俄文，收入《吉尔吉斯史资料》，莫斯科，1973）。

哈菲兹·阿布鲁（Hafiz-iAbru，沙哈鲁汗廷史家）的《全书》（Majmu’a-iHafiz-iAbru）为通史著作，其伊利汗完者都、不赛因至札剌亦儿朝后期的波斯史部分，已由K.Bayani以《拉施都丁史集续编》（Dhail-iJamial-Tawarikh-iRashidi）之名刊行（德黑兰，1931），并译为法文，加上注释后出版（《伊朗蒙古诸王编年史》，巴黎，1936）。

《贵显世系》（Mu’izzal-Ansab）著者佚名，内容为成吉思汗系和帖木儿系诸王世系及其后妃、诸大臣姓名表，其成吉思汗世系是以拉施都丁之《五世系》为根据编的，或疑此书亦哈菲兹所作（作者称系奉沙哈鲁汗之命编纂），经后人增补。

迷儿宏（Mirkhwand1433-1498）《洁净园》（Raudatal-Safa），通史著作，其第五、六卷分别为蒙古史、帖木儿朝史。其外孙宏达迷儿（khwandamir，1475-1535）于十六世纪前期也编有一部通史，题为《旅行者之友》（Habibal-Siyar），其第三卷为蒙古时代至1524年的历史，此书有M.C.Defremery法文节译及注释本（《突厥斯坦与河中的蒙古诸汗史》，巴黎，1853）。祖孙二人都是也里（明译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著名史家，他们的著作于察合台汗国事记载较详。

第二节　阿拉伯文史料《全史》

伊本·阿昔儿（’Izzal-DinAbual-HusaynAliIbnal-Athir，1160-1234）著有《全史》（Kamilal-Tawarikh）。作者精通历史，著作丰富。编年史巨著《全史》是其代表作，分12册，始于人类开创，迄于1231年。第12册中记述了1220年以来蒙古入侵河中、波斯、美索不达米亚、谷儿只等地战事，是最早记载蒙古西征的穆斯林史书，属于同时代亲身见闻的记录（多得自目击者的讲述），十分可贵。俄国学者齐曾高曾将这一部分译为俄文，收入《金帐汗国历史资料》之第1卷（圣彼得堡，1884）。

《札兰丁传》奈撒维（Shihabal-DinMuhammadal-Nasawi）著有《札兰丁传》（Siratal-SultanJalalal-DinMangubirni）。作者为呼罗珊之奈撒人，与花剌子模高官有往来，熟悉其国事，且目睹蒙古之入侵。1223年蒙古军班师东还后，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从逃亡地印度返回波斯，复兴破败之故国，奈撒维被任为书记，自此追随札兰丁直到他败亡（1231）。此书著于1241年，从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在位后期写到札兰丁之死，所载多亲身见闻，尤详于呼罗珊地区情况，是记述蒙古攻灭花剌子模的主要史料。有O.Houdas的校本及法译（2卷，巴黎，1891，1895）。

《苏拉赫词典补编》札马勒·哈儿昔（JamalQarshi1230-？）的《苏拉赫词典补编》（Mulhaqatal-Surah）是留传至今唯一的元代察合台汗国人所著的历史。作者出生在阿力麻里，先仕于该城主、哈剌鲁首领昔格纳黑的斤及其继承者，1263年移居可失哈耳，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曾游历锡尔河流域各地，并在海都处服务过。1282年，他用波斯文编译了十一世纪词典家朱哈里（Jauhari）的阿拉伯文词典，称为《苏拉赫词典》（al-Surahfial-Lughat），其后又用阿拉伯文撰写了《补编》（完成于十四世纪初）。书中简略叙述了蒙古早期（前四汗）史，而对海都和察合台汗国史则有较详细的记载，还分别记述了牙老瓦赤、麻速忽的生平、政绩，以及当时阿力麻里、可失哈耳、和阗、忽毡、费尔干纳、察赤、巴耳赤邗、毡的等地的情况及其显贵、名流（主教、学者）的事迹，正好弥补了汉文和波斯文史料对中亚地区、特别是这一地区社会状况记载的不足。由于是当时当地人亲身见闻的记录，更加可贵。十九世纪末俄人安德烈夫在中亚发现此书抄本，转送彼得格勒亚洲博物馆。巴尔托德据此抄本节录、校订，收入所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一卷《史料》中，此后学者都通过这个节录的刊本利用该书资料，未有他种文字译本，最近才由华涛译为汉文并加简单注释（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11期，1986、1987）。

《伊本拔图塔行记》作者拔图塔（1304—1377），摩洛哥丹吉尔人，1325年开始游历世界，到麦加朝圣后，游历了阿拉伯半岛、波斯各地、叙利亚、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钦察汗国、河中。1333年至印度，在德里留居八年。1242年奉德里算端之命随元朝使臣来朝，未及登舟而船因风漂没，遂辗转马尔代夫、僧加剌、马八儿等地，大约1245年始从朋加剌乘船至泉州。在游历了广州后，复从泉州北上大都，但大概只到杭州即折回，1347年还印度，随即返回故里。后摩洛哥国王命他口述旅行见闻，由书记官术札伊笔录，著为旅行记。由于卷帙浩繁，此书一直以节本流传，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十九世纪中，法国人在摩洛哥发现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麦里等校勘并译为法文，分四卷出版（巴黎，1853—1858）。吉伯据此本译为英文，作了详细注释（剑桥，1956—1971，未完）。拔图塔行踪几遍大蒙古国全境，对所到之处都有详细记述，其中国行记部分记载了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城以及所经沿途各地状况，尤详于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情况；对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交通、贸易往来，也有不少极可贵的记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中的英文摘译本，译出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内容。近年，马金鹏将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译为汉文（《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为全译本，但错误较多。

埃及的历史书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于1259年击败旭烈兀西征军，从蒙古人手里夺取了叙利亚；其后，又多次与伊利汗国发生冲突和战争，并力图和钦察汗国建立联盟以对抗伊利汗国。马木鲁克王朝与波斯、钦察蒙古王朝频繁的敌对和友好关系，使这个时期的埃及历史家对蒙古有相当多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并载入他们的著作。当然，这些著作对我们的主要价值在于记载了蒙古与埃及的关系。其中重要的有：诺外利（al-Nuwayri，1279—1332）所著《应用于文学各门之成果》（Nihayatal-ArabfiFununal-Adab），为马木鲁克朝三大百科全书之一。分五部，第五部为教俗历史，始于亚当传说，迄于十四世纪初。其蒙古史部分取材于《札兰丁传》、《全史》，价值不高，而所载埃及与伊利汗国关系史事，则系其亲身见闻，翔实可信。

乌马里（Ibnal-Umari，1301-1349）著有《眼历诸国行记》（Masalikal-absarfimamalikal-amsar）。书中所载贵由汗与拔都的冲突、阿里不哥即位后曾得到西北宗藩的承认等内容，可补其他史籍之缺，极为可贵。德国学者莱西（K.Lech）于1968年出版了此书阿拉伯原文摘录与德译文合璧本，题为《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眼历诸国行记>中对蒙古帝国的描述》（韦斯巴登）。

第三节　欧洲文字资料《蒙古史》

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deplanoCarpini，1180-1252）著有《蒙古史》（HistoriaMongalorum）。作者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佩鲁贾附近之PlanoCarpini。他是方济各会创始人圣方济（SaintFrancisdaAssisi）的弟子，先后在德意志、西班牙担任大主教，学识渊博，忠勤教务，为建立北欧、西欧的方济各会作出很大贡献。此书是他1245—1247年作为教皇使节出使蒙古汗廷（出使经过见本书《中外关系》章）归来所写的报告，分九章，前八章分别记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习俗、国家、战争、被征服国家、对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叙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宫廷的情况。这是欧洲人根据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蒙古的第一部详细报告，同时人文森特（VincentdeBauvais）的百科全书式名著《大鉴》（SpeculiMajoris）第四部《史鉴》（SpeculumHistoriale）中收录了其部分内容。原书抄本传世者有五种。十六世纪以来出有多种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1839年达维扎克（D’Avezac）的拉丁原文校订与法文译注合刊本（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1903年必兹里（C.R.Beazley）的原文校订与英译合刊本；1929年温加尔（P.A.Wyngaert）的原文校订本（《中国方济各会》SinicaFranciscana第1卷，佛罗伦萨。最好的原文刊本）；1930年里希（F.Risch）的德文译注本；1955年道森（C.Dawson）编《出使蒙古记》所收英译本；1957年莎斯齐娜（Н.Л.Щастина）的俄文译注本（对1911年马列英Мадеин俄文译注的订正和补注）；1965年贝凯（D.J.Becqet）与韩百诗（L.Hambis）的法文译注本。此外，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的随员波兰人本笃（Benedict）也著有一篇简短的出使记，附录贵由汗致教皇信的拉丁译本，达维扎克首次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此件抄本与前述《蒙古史》一起刊行。《东方行记》卢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著有《东方行记》（ItinerariumadPartesOrientales）。作者出生于法国佛兰德尔之Rubruquis村，生卒年不详。他是法国国王圣路易身边的许多方济各会教士之一，1248年从圣路易东征（第7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1253年奉命以传教士身份前往蒙古探明虚实。1255年回到塞浦路斯，圣路易已回法国，大主教命他留在阿克尔（Acre，今以色列海法地）讲授神学，将蒙古之行写成书面报告，派人送呈国王。这篇很长的报告书（即《东方行记》）详细记述了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山川湖泊、城郭以及蒙古、钦察阿兰、不里阿耳、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等各民族情况（他最早指出“大契丹”即中国的居民就是古代所称之Seres人），对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信仰、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记载得尤为详细，特别是着重报告了拔都斡耳朵、蒙哥汗廷及蒙古国都哈剌和林的情况，记载了所见所闻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报告之末他要求到法国面见国王，大概获得了准许，因为不久后罗杰·培根（RogerBacon）在法国曾遇见他并听他谈了蒙古之行，培根在其著名的《大著作》（PousMajus）地理门中大量收录了他的报告书内容。原书抄本现存者有五种，相互差别不大，应是同源。自1599年哈克鲁特（R.Hakluyt）首次刊布其部分内容（拉丁原文与英译）以来，出了多种原文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1839年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原文校本（最早的全文刊本）；1900年柔克义（W.W.Rockhill）的英文译注本（含普兰诺·卡尔平尼行记的译注）；前述1929年《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所刊原文校本；1934年里希的德译本；前述《出使蒙古记》中的英译本和莎斯齐娜俄文译注本（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有吕浦、周良霄的汉文译注本，1983年出版）。1985年出版的克劳德与卡普勒（ClaudeetReneKappler）法文译注本吸收了前人（主要是伯希和的《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的成果，是最新、最好的译本。

《寰宇记》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著有《寰宇记》（Ledi-visamentdoumonde）。马可波罗旅居中国达17年，游历了很多地方（详见本书《中外关系》章），1291年从泉州启程回国，1295年返抵故里。次年，他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在热那亚狱中讲述其东方见闻，同狱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小说家）笔录成书，1298年完成。同年获释回家，因其东方旅行经历和拥有巨大财富而声名显赫，被称为“百万”（IlMilione）。其书原稿使用法、意混合语写成（已佚），传抄中又出现拉丁语、意大利语及其他欧洲语译本，现存各种文字抄本达数十种，相互歧异甚多，其中最接近原稿文字者为巴黎国立图书馆藏B.N.fr.1119抄本，最古老、最完整者为西班牙托莱多图书馆藏哲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十五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种文字本子也数以百计，最重要者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伦敦，1871年初版，1903年戈迪埃改订本）；伯内德托（L.F.Benedetto）校订本（佛罗伦萨，1928）；穆勒、伯希和合作完成的诸本集成、英译本（伦敦，1938）。汉文译本有四种，以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记》（据沙海昂法文译注本译出，1936）最通行。①传教士书信①本书多采用伯希和、穆勒英译本，书名则仍沿用冯译本作《马可波罗行记》。来华方济各会教士书信（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先后奉教皇之命前来中国传教的孟特戈维诺、安德鲁、帕列格里纳都曾写信给本国教友，报告其经历与见闻），是了解元代中国天主教会情况的最重要第一手资料。梵蒂冈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这些书信的写本。方济各会史家瓦丁（L.Wadding，1588-1657）发现了这些书信，编入其巨著《方济各会年鉴》；玉尔据瓦丁书译为英文，收在所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1866年初版第1卷）中。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也收有这些书信的英文译本（据《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所刊拉丁原文）。

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行记鄂多立克（OdoricofPordenone，1274或1286—1331）著有《旅行记》。他出生于意大利弗留里省的Pordenone，年轻时即进入乌弟纳的方济各会僧院。大约于1314年开始到东方游历传道，先在亚美尼亚、波斯各地过了7年，1321或1322年由忽里模子乘船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塔纳（Tana，元代译作靼拿），再到俱兰（今奎隆），乘船到马八儿，由此渡洋东来，经苏木都剌、爪哇、占城等国，到达广州。他从广州到泉州，由此北行经福州、杭州、金陵、扬州、临清等城，到达大都。在大都居住了3年，然后由陆路西行，经东胜、甘肃诸地，取道波斯北境（原木剌夷国）回到故乡。1330年5月，他在帕度亚（Padua）口述旅行经历和见闻，由教友威廉（WilliamofSolagna）用质朴的拉丁文笔录下来。此书有很多种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抄本传世。十六世纪以来出了多种刊本，最好的是1928年出的《中国方济各会》版拉丁文校订本。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收在《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初版第一卷，1866），戈迪埃的法文译注本（巴黎，1891）。清光绪十五年（1889），留学意大利的郭栋臣将鄂多立克旅行记译为汉文并加注释，刊于武昌，名《真福和德里传》，后香港《公教报》重印其译文。最近，何高济根据玉尔译本译成汉文（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马黎诺里（GiovannidaMarignolli）著有《东游回忆录》。他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生卒年不详。为当地圣克鲁契（SantaCroce）方济各会僧院教士。1338年奉教皇本笃十二世之命出使元朝（见本书《中外关系》章），1353年回到阿维尼翁，向教皇（英诺森六世）呈递了元顺帝的书信。1354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南部小城比西纳诺（Bisignano）的主教。同年，他受到前来意大利接受教皇加冕的德皇卡尔四世的赏识，被聘为皇家牧师，遂从皇帝至布拉格，奉命重修《波希米亚编年史》。次年，在编撰此书第一部“世界史”开头部分世界创造之后讲到伊甸乐园，随即插入了他本人的奉使元朝回忆录，记述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见闻。其中，关于阿力麻里基督教情况，他在元廷受到的接待和汗八里（大都）基督教情况，“蛮子”（江南）地区和刺桐城（泉州）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此书仅有一种完全的古抄本（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传世，藏于布拉格，但在威尼斯另有一摘抄本（十五世纪），包含了其有关亚洲记述的所有最重要内容。1820年，德人梅纳特（J.G.Meinert）首次将马黎诺里的东方旅行记述辑录出来，加以整理和注释，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论文》第7卷，始显于世。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866年初版第2卷），张星烺从玉尔书中摘译了一部分，编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其他资料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档案以及中世纪各种史籍中还保留有大量蒙元史史料，包括书信（如各国君主和教会有关蒙古问题的通信，教皇致蒙古诸汗的书信和给来华教士的命令书底本，蒙古方面来信的原文和译件，来华教士写信给教友的书信），使者的报告和旅行记，有关与蒙古通使和交涉的记载等。例如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Asscelin）和西门（Simon）等出使波斯西境蒙古军统帅拜住营地，西门在归来后著有题为《鞑靼人史》的报告书，原书已佚，幸而同时人文森特的《史鉴》收录了其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伯希和所著《蒙古人和教廷》第二章对这份史料进行了精密研究；理查德（J.Richard）从《史鉴》中辑编出西门的《鞑靼人史》（SimondeSaint-Que-ntin，HistoiredesTartares，拉丁原文校订、注释，《十字军史有关文献》Ⅶ，巴黎，1965）。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鲁（AndreWofLongjumeau）率领使团出使贵由汗廷，庄维尔（Joinville）的《圣路易传》和其他同时代史籍对此次出使有详细记载，大量引述了安德鲁的出使报告。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中也有一节专门研究这些重要史料。前已提及的温加尔神甫所编《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除普兰诺·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外，还收入了许多重要档案资料。伯希和在得到此书后，进一步研究有关蒙元时期历史的拉丁文史料，其成果《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遗著之一，1973年，巴黎）旁征博引，包含有丰富的以前未曾被利用的原始资料。最近，哥肯扬（H.G.ckenjan）和斯维尼（J.R.Sweeney）将几种有关蒙古进兵东欧的拉丁文史料译为德文并加注释，汇编为《蒙古风暴——目击者和同时代人的报告》（1985年出版），其中包括大约1236—1237年旅行到蒙古人统治区的玉连（Julian）写给意大利佩鲁贾主教的信（这是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最早报导）、匈牙利一教区两位副监有关蒙古入侵的详细记载、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主教及贵族写给教皇等的书信。

第四节　亚美尼亚文资料《海屯行记》

系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HethumI，1224—1269在位）赴蒙古朝见大汗的往返旅程记载。小亚美尼亚（西利西亚）是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基督教国家，1244年归附蒙古，成为臣属国。1254年春，海屯一世遵从拔都之命亲身入朝蒙古大汗。他与随臣经大亚美尼亚、谷儿只境，过高加索山，5月至拔都营帐（伏尔加河下游）谒见，然后渡扎牙黑河（今乌拉尔河）东行，9月到达蒙哥汗廷（哈剌和林）朝见、贡献，得到蒙哥颁赐的庇护诏书；11月离汗廷西还，经畏兀儿、河中地区、波斯北境、阿塞拜疆和大亚美尼亚，行程8个月，回到本国。这篇《行记》收录在其随员、历史家乞剌可思·刚扎克（KirakosofGandjak，1201—1272）所著的《亚美尼亚史》中，因记载行程尤其是回途所经各地地名甚详，作为十三世纪东西交通和中亚地理的重要资料早就受到学者的注意，先后被译成俄、法、英、德各种文字。以前，布莱资奈德（E.Bretschneider）的英文译注（收在《中世纪研究》第1卷，1910）最通用，有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收）、唐长孺（《海桑东游录》，载《国学论衡》，1935年）汉译本。1964年波义耳（J.Boyle）在《中亚杂志》发表的英文译注，利用了1961年出的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原文精校本，并吸收了巴托尔德、伯希和、米诺尔斯基、哈密尔顿等人的新研究成果，是最佳译本（有何高济汉译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亚美尼亚史》乞剌可思的《亚美尼亚史》是蒙古征服时代亚美尼亚历史家的多部同类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书中除收有上述《海屯行记》外，还有得自亲身见闻（乞剌可思本人曾被蒙古人俘虏）的关于蒙古征服西亚史事以及蒙古人面貌、习惯、语言等多方面情况的珍贵记载。其他历史家如瓦尔丹（VardanVardapet，1200或1210—约1270）、斯蒂潘（StephanOrbelian）、森帕德（Sem-padofConnetable）等人的亚美尼亚编年史著作也都含有不少有价值的蒙元史史料。都洛里埃（E.Dulaurier）的《亚美尼亚史家所载之蒙古人》（《亚洲杂志》1858、1860）摘译乞剌可思、瓦尔丹书有关章节为法文；帕特卡诺夫（К.П.Патканов）的《根据亚美尼亚史料的蒙古史》（Ⅰ，Ⅱ，1873，1874）摘译乞剌可思、瓦尔丹、斯蒂潘书中有关部分为俄文；A.Г.Галстян从十几种十三到十四世纪亚美尼亚编年史及其他文献手稿中辑录有关资料译为俄文，编成《关于蒙古人的亚美尼亚史料》（1962，莫斯科）。

《引弓民族史》另一种重要的亚美尼亚文史料是格里哥尔·阿堪赤（Gri-gorofAkanc，1250—1335）的《引弓民族史》。帕特卡诺夫于1870至1871年出版了此书的原文刊本和俄文译注本，题为《僧侣马迦基的蒙古史》，但根据的是一种很晚的有破损的手抄本。晚近，布雷克（R.P.Blake）与弗莱（R.N.Frye）利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修道院收藏的更好的古手稿（写于1271年，有1870年刊本）为底本进行校订，出了新的原文与英文译注合璧本（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9）。据其考订，此书著者并非马迦基，而是格里哥尔；他不是蒙古征服事件的目击者，其书主要取材于著名亚美尼亚长老、史家瓦纳堪（VanakanVardapet，乞剌可思和瓦尔丹的老师，曾被蒙古人俘虏）的一部已佚历史著作，并加进了他自己掌握的资料。书中着重记述了蒙古西征军统帅绰儿马罕、拜住和伊利汗旭烈兀、阿八哈对西亚各国的征服和统治，尤详于谷儿只、小亚美尼亚史事，迄于海屯一世去世（1271）和其子列昂三世（LeonⅢ，1269年奉阿八哈汗之命嗣父位）在位初年。《东方史精华》历史家海屯（Hethumpatmich）著有《东方史精华》（LesFleursdesHistoiredelaterred’orient）。海屯是小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侄，格里哥斯（Grigos）公国王公，1305年向国王海屯二世交还封国，出家至塞浦路斯为僧。不久赴法国阿维尼翁晋见教皇，教皇克力门五世授以普瓦提埃（Poitier，在法国西部）修道院，1308年于此去世。其书系1307年著成于普瓦提埃（以法语口授），分60章，包含亚洲诸国志、蒙古诸汗史、圣地及东方基督教情况三部分，对蒙古与小亚美尼亚关系记载尤详。有多种法文、拉丁文抄本。玉尔曾摘译其第一部分中的“中国”章为英文，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刊本有1906年巴黎出版的《十字军历史家丛刊（亚美尼亚文献Ⅱ）》本。

第五节　叙利亚文史料《东方总主教雅八剌哈与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

十四世纪前期一位佚名聂思脱里派教士所著。列班扫马（RabbanSawma，1230-1294），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大约在1275年与其弟子、东胜洲人马忽思（Marqos，1245-1317）决意同赴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循陆路西行，至蔑剌哈城（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谒见了正在该城的聂思脱里教会总主教马儿·腆合，得到他的谕令，参观了报达（巴格达）和西亚许多地方的修道院与先贤圣迹，但因伊利汗国与马木鲁克王朝的敌对关系，未能去耶路撒冷。马儿·腆合授马忽思为“契丹”与汪古教区主教（易名雅八剌哈YahbhAllaha），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命他们东归主持教务，但由于中亚有战事而中途折回。1281年马儿·腆合亡故，马忽思被选为总主教（称雅八剌哈三世），他一直得到伊利汗的优遇，在聂思脱里教会事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列班扫马于1287—1288年奉阿鲁浑汗之命出使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罗马教廷、法国（巴黎）和英国（至当时英王爱德华驻地、法国西部之波尔多）；从欧洲归来后，先后主管桃里寺（Tabriz，伊利汗国都，今大不里士）、蔑剌哈教堂，1293年至报达辅助总主教。此书佚名作者应是雅八剌哈身边的亲信教士，所撰“雅八剌哈三世传记”叙事甚详；其述他们师徒二人由大都至西域各地的旅行经历和列班扫马的欧洲之行，出自列班扫马的旅行记（由波斯文节译为叙利亚文）。第一个原文刊本是1888年由贝占神父（P.Bedian）在巴黎出版的；1895年法国学者夏博（J.B.Chabot）出了法文译注本。同年，贝占得到更好的抄本，又出了第二版（修订本）；1928年出的布治（E.A.Budge）英译本，系据贝占修订本与其他抄本校勘后译成，题为《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有一篇很长的绪言，引用其他史料（如把·赫卜烈思《教会编年史》关于两位僧侣系奉忽必烈之命西来朝圣的记载），对本书内容作了扼要考述，并略叙东方聂思脱里教派情况，但译文无注释。1958年又有彼古列夫斯卡娅（Н.В.Пигулевская）的俄文译注本。

《叙利亚编年史》与《教会编年史》把·赫卜烈思（BarHebraeus，1226-1286）著有《叙利亚编年史》和《教会编年史》。把·赫卜烈思，阿拉伯语名阿布·法剌兹（GregoryAbu’l-Faraj），犹太人，出生于马拉提亚（在今土耳其东部）。父为医生，1243年曾服务于一蒙古将领，次年举家迁居安条克。把·赫卜烈思17岁为修士，历任阿勒颇等地雅各派主教，1260年以后在伊利汗国从事宗教活动，升任总主教（Maphrian），并成为伊利汗宫廷医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叙利亚、阿拉伯、希伯来诸语及科学、文学各科知识，有著作三十余部，最有名的就是这两部历史著作。《叙利亚编年史》叙述从创世迄于当代的政治史，包括蒙古诸汗史；有关蒙古的记载除利用同时代波斯、阿拉伯史料外，多基于亲身见闻，十分可贵。《教会编年史》主要记述安条克及东叙利亚教会、雅各派、聂思脱里派的历史，也有不少有关蒙古的珍贵史料。前者有1789年出的叙利亚原文与拉丁文译本（莱比锡），1932年出的布治英译本（含原文，题为《格里哥里·阿布·法剌兹编年史》，伦敦）；后者有1872—1877年出的原文与拉丁文译本（鲁文）。

第六节　俄、日文资料

俄文资料

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对俄罗斯各公国的征服和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统治，在当时俄罗斯各公国、各城市的编年史著作中留下了大量记载。记载较多者有《诺甫哥罗德编年史》、《拉甫连齐耶夫编年史》、《伊帕齐耶夫编年史》、《尼康诺夫编年史》、《罗戈日编年史》等。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俄国陆续出版《俄罗斯编年史全集》（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русскихлетописей），卷帙浩繁，检索颇难。尼柯拉叶甫娜（М.Т.Николаевна）编集了一部《十二—十四世纪俄罗斯编年史故事》（莫斯科，1968），摘录蒙古统治时代主要史料译为新俄文并加注释，便于参阅。

日文资料元代为日本的镰仓幕府（1192—1333）中后期和南北朝（1336—1392）

前期，这个时期的日本史籍十分丰富，包括朝廷、幕府和诸家贵族的记录、寺院文书、地方史志、僧传及高僧著作、私家著述等许多类。有关元朝与日本外交、战争及民间交往的记载，散见于各类史籍中。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集的《大日本史料》第四编和第五编是镰仓时代史料，第六编是南北朝时代史料，用编年体，逐年辑录，注明出处，便于查检。

至元十一年（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和十八年（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的两次元朝侵日战争是元代中日关系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日本方面的主要史料有《八幡愚童记》、日澄的《日莲圣人注画赞》和竹崎季长的《蒙古袭来绘词》。文永、弘安两役期间，京都石清水八幡社举行诵坐祈祷，祈求保佑战胜来犯之敌，《八幡愚童记》旨在记载此事以说明祈禳之功。此书著成于弘安之役不久，主要利用从战地送达京都的战情报告，详细记述了两次战役的经过，史料价值很高，唯作者居于京都，不谙九州地理，常有讹误。《日莲圣人注画赞》第五篇《蒙古来》内容与前书大略相同而较简约，其资料来源也是送到京都的报告文书。竹崎季长（竹崎五郎兵卫尉）是肥后国御家人，文永、弘安两役中战功卓著的武将，为传扬其功勋，令画家土佐长隆父子二人作战况图卷，自撰词文，记其亲身参加的历次战斗始末，地点、战况均翔实可信，无疑是元代中日战争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图中对元军将卒、战船、服饰、兵仗、战法等都有生动描绘，尤为可贵。明治二十四年（1891），山田安荣搜集有关文永、弘安两役的文书、日记、朝野记录等各类史料，编成《伏敌篇》两册，甚便参阅。

僧人语录、诗文集和传记中包含了大量元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由于来元日僧和赴日元僧基本上都是搭乘商船来往的，他们的记录就反映了当时中日间贸易之繁盛。至于这些记录在反映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史料价值，那更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章　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

第一节　明代的元史著述

据《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明人的元史著述有二三十种，但多半不传。洪武初年设局纂修的《元史》由于仓促成书，缺漏、谬误甚多，刊行后不久，曾参与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补遗》12卷，惜其书佚。洪武二十三年，解缙因代人草疏为被处死的李善长讼冤而遭解职，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后解缙致书董伦言及此事，谓“《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第”①。据此知解缙曾奉旨改修《元史》并已进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没有完成，其稿亦失传。永乐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续编》16卷，据称他“以《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综其要”②。其书用编年体，全仿《通鉴纲目》体裁，大书提要，小字分注，间附议论，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实际上是续明初陈桱的《通鉴续编》，不能称续《元史》。资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议论每多迂腐，价值不高。现存有永乐间刊本及诸抄本，四库全书本。成化间商辂等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元代部分即以此书为本。其后，薛应旂、王宗沐各编有《宋元资治通鉴》，所采之书甚少，尤略于辽、金、元，仅备一体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质》、周复浚《元史弼违》等书，皆无足取。唯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立题颇当，能综括有元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为初学者有用的参考书；取材虽大体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补充，如《治河》篇全文收录了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律令之定》篇摘录了郑介夫的奏议。此外，冯从吾著《元儒考略》4卷，以《元史·儒学传》为主，兼采志乘资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学术专史梗概，有一定参考价值，清初全祖望续纂《宋元学案》时当利用了此书。王光鲁编《元史备忘录》，分谱系、氏族（转录自《辍耕录》）、诸臣、重名、俚名诸篇。其“诸臣”篇将《元史》所载蒙古、色目重要人物（杂入耶律楚材等数名汉人）按仕历时间先后编为名单，分列于诸帝之下（自“太祖诸臣”至“顺帝诸臣”），再分为创业、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类，名下各略举主要事迹。这种分类方法后为清代史家采用。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颇多，此书“重名”篇一一辑出，注明其身份，为清代汪辉祖编《三史同名录》所取法。

总的说来，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为《元史》是本朝太祖诏修的官史，明人虽然不甚满意，也不敢多加非议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难有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②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创新。入清以后，学者不再有此顾忌，对《元史》的阙失作了严厉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最重综纪一代的“正史”，纰漏百出的《元史》实在不餍人望，于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为史学家们努力的主要目标。

第二节　清中叶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类编》

康熙间，邵远平著成《元史类编》42卷（1699年进呈）。邵远平，康熙三年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参与纂修《一统志》。其高祖邵经邦于明嘉靖间著有《宏简录》一书，本意欲续郑樵《通志》，而仅编成唐、宋、辽、金诸朝纪、传，远平继高祖之业续编了元代纪、传，故又称《续宏简录》。其书以《元史》为基础改编，自谓曾兼采《元文类》、《经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补其缺遗。卷一至十为本纪，卷十一至四二为列传，无表、志，凡天文、地理、律历制度和诏令按年编入诸帝本纪，故本纪特详；列传仿王光鲁《元史备忘录》之例分类，并增补了十余人，其中有赵天麟、郑介夫传，分别收录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内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语考订异同。不过，邵氏并没有全面搜罗史料，当时能见到的资料而他没有见到的还有很多，其著书目的也仅在于续“祖录”，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此外，清初学者孙承泽编有一部《元朝典故编年考》（10卷），将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编次，除《元史》外，还采取文集、说部资料作了补充，其第九卷收录了12卷本《秘史》的末两卷（续集）总译，指出这是蒙古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所不载”。

钱大昕对元史学的贡献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构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学派代表人物、史学大师钱大昕。本书第十卷别有传。他学识渊博，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对史学的贡献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元史史料的价值都是经他慧眼发现、表章而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没有受到史家的足够重视，乾隆十三年（1748）万光泰曾据总译改编成《元秘史略》2卷，却谓其“文不雅驯，好述委琐之事”，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秘史》抄本（洪业推测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据以补正《元史》，屡屡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载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对其重大史料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后他又得见明刻12卷本，著录于《元史·艺文志》，并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内廷秘笈《脱必赤颜》之说。《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鲜。钱大昕在苏州担任紫阳书院院长（1788—1804）期间，乾隆五十九年（1794）到玄妙观阅读《道藏》，发现了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来抄出，并写了一篇跋，指出其“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从此这部长久湮没无闻的子部附庸之书才一跃成为史部的要籍，先后有著名学者徐松、程同文、沈垚、洪钧、王国维等作了考释。《元典章》作为元政府的文书汇集，史料价值之高无与伦比，而四库馆臣竟谓其“多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不足以资考证”，乃仅存目而不予收录，可见时人对其重要性并无充分认识。钱大昕早已留意此书，从友人处得到一抄本后，即作跋绍介，特引其中一“俗语”（硬译体）公文以证明其价值。据日人岛田翰《访余录》记载，1905—1906年他到江浙一带访书，曾见到有钱大昕疏注的《元典章》抄本，这些疏注写在书的“行间栏上”，“多未发之秘”，可见钱氏对《元典章》曾做过仔细研究，惜此本今已失传①。此外，经他表彰而得到史家重视的还有《圣武亲征录》等史籍。广泛搜罗金石文字资料是钱大昕在发掘元史史料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他搜集的元代金石资料达四百多件②，为其中125件撰写了跋文，用金石文字与《元史》及其他文献记载相参证，发现了很多可以补充或订正《元史》的资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100卷是钱大昕的主要史学著作，也是乾嘉学派代表性的考史名著，其中考订《元史》（卷八六——一○○）占15卷。后复得三十余条，收入《诸史拾遗》卷五。他以多方面（音韵、金石、舆地、典制、历算）丰富的学识对原书逐卷审核，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缺，所发明者不胜枚举。此外，他的《金石文跋尾》和另一名著《十驾斋养新录》中，补正《元史》者也甚多。三是《元史稿》的编撰。重修一部元代信史是钱大昕的最终目标。他在《元史艺文志自记》中说，任职翰林院时，以《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晔（著《后汉书》）、欧阳修（著《新唐书》、《新五代史》）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据其自编《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可见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只是没有最后定稿，这就是道光年间其侄孙钱师璟《钱氏艺文志》所著录的“《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处”，1905至1906年间岛田翰在江浙访书，还见到过其“残本二十八巨册”（缺卷首至卷二五），系“钱竹汀手稿本”。此后下落不明，“或云..藏山东某氏家”①。传世者只有他生前定稿的《元史艺文志》（1801年刊）和《元史氏族表》（1806年刊）两篇。元代蒙古、色目氏族“考稽尤难”，《辍耕录》之《氏族》篇所列蒙古72种、色目31种，“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记载互异”，钱大昕博采正史、杂①参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

①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7引范希曾《南献遗征笺》。

史、碑刻、文集、题名录等资料，审其异同，其蒙古诸氏族主要根据《秘史》记载厘定，由于他精音韵之学，又懂蒙语，族名、人名的勘同多数准确。在《史集·部族志》传入中国之前，能有这样的成绩诚为难得。此外，他还著有《元诗纪事》，也已失传。

其他史家的著作同时代著名史家赵翼（1727—1814）的主要著作《二十二史札记》36卷中，第二九、三○两卷为元史札记。此书与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性名著，但赵氏治史方法与钱、王不同。他自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考订”，又认为不可据稗乘以驳正史之讹，是以“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这种以本书证本书的方法用之于漏误特甚的《元史》，虽然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如相互歧异，记载不实等），但就考订而言则显然很不足。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善于抓住一代重要的政事、制度及其特点，运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列举多证加以阐明，并作出评论，所论述的都是元代“有关于治乱兴衰”的大事。故钱大昕誉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同时代史家考订《元史》者还有汪辉祖（1730—1807），所著《辽金元三史同名录》40卷，卷十六至三五为元史（又“总录”、“附录”4卷收异史同名者，亦多元人），以蒙古、色目及契丹、女真人名为主，凡纪传表志所见同名（含异译者）悉予收录，按韵部编次，注明出处，并加考证。他的更重要著作是《元史本证》50卷（1801年成书），因系尽据《元史》本书之文相互参证，故名，包括“证误”23卷，“证遗”13卷，“证名”14卷。《元史》出于众手，又草草交差，未加互校审订，自相歧异处甚多。作者对全书作了仔细校勘，凡记载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散见他篇资料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如《同名录》例），共得三千数百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加完备。但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证”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难免有许多失误、漏校之处。

嘉、道之际，先后有祁韵士（1751—181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诸部）、《西陲总统事略》（述新疆诸部），徐松（1781—1848）著《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等书，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徐松还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考订所载金山以西地理；并拟重修元史，但未成。与徐氏同时稍晚的大学者龚自珍（1792—1841）和沈壵（1795—1840）也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龚自珍通满、蒙、回、藏语，曾撰《西域置行省议》，并着手编撰《蒙古图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资料并毁于火，仅存拟进呈表和序文数篇。沈壵著有《新疆私议》、《西北地名杂考》、《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补徐松之未备）等文（均收入《落帆楼文集》）。他们开始摆脱乾嘉学派烦琐考据的局限，首重于经世致用，尤为重要的是开启了晚清学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对此后元史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重要，如梁启超所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间竞言训诂音韵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方面，出于认识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汉文者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前人未详的元代西北宗藩国的历史，并且知道域外还有许多元史史料可补中国史料之缺，于是开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渐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魏源与《元史新编》最早利用境外资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魏源（1794—1857）。他与龚自珍同以讲求经世之学闻名，并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圣武记》中对新疆、蒙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841年，林则徐将自己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嘱托他扩充改编为《海国图志》。在编撰此书时，他读了许多外国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拟进呈<元史新编>表》），疆域甚广，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鉴于旧《元史》的疏漏，他在编成《海国图志》后，就着手重修元史，“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西域事则补充以外国书中资料，著成《元史新编》95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后其族孙魏光焘觅得原稿，托邹代过、欧阳俌校定，到1905年才完成、刊行。其书本纪14卷，世祖以下袭用邵远平《元史类编》；志32卷，表7卷，其中《艺文志》、《氏族表》全取钱大昕书；列传40卷，按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时期人物主要事迹分类编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并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平服各国》、《中统以来屡朝平服诸藩》诸传，多叙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广。其所补充外国资料主要在这些传中，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邹代过也盛赞其“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编跋》）。其实魏源所见外国之书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士《地理备考》），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不过他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并首创西北诸传，其“开榛莽而启津途”之功仍不可没。

其他西北史地与元史学者的成就同时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学著名的学者还有张穆（1805—1849）和何秋涛（1824—1862）。张穆应祁巂藻之请复核其父祁韵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觉得应有地志与之“相辅而行”，遂著《蒙古游牧记》16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迹，其中涉及元代蒙古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参证。书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涛整理、补充而成，1859年刊行。张穆还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元秘史》总译部分，与他本校勘后刊入《连筠簃丛书》，使之得以广泛流通。何秋涛亦究心时务，以为俄罗斯地与我国北境相近，和边防关系甚大，而未有专书论述，乃采官私载籍著《北徼汇编》，初仅6卷，后复广泛搜罗有关俄罗斯和新疆、蒙古、东北三边区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扩编为80卷，1858年进呈，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其中与元史有关者有历代北徼诸国、诸王、将帅传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何氏还在张穆协助下出了《圣武亲征录校正》。

张、何以后，清末民国初，从事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时称“道咸时学”）的学者更多，他们中在元史方面贡献大者有李文田、洪钧、丁谦、柯劭忞、屠寄等。李文田（1834—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卷（据《连筠簃丛书》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释史事、部族、地理、人物。由于所据的仅是不完全的总译，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语言，而颇多错误，但在提供考证资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作为第一部《秘史》注释①，它在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当时著名学者文廷式（1856—1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为李注书增补了许多有价值的眉注。李文田编撰的其他元史书有《西游录注》、《圣武亲征录校正》、《和林金石录》（据俄人拉德洛夫所编《蒙古古物图谱》录出）等。在他之后研究《秘史》的还有施世杰（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著《元秘史李注补正》）、丁谦（下详）等人。

丁谦（1843—1919）是晚清著名的舆地学者，尤精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自汉至唐各史之西域传和历代西域纪行之书他都做了考证，而特别着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证》（附《元史》特薛禅、曷思麦里、郭宝玉诸传地理考证）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使记》、《张德辉纪行》、《经世大典图》等书的地理考证，并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元初漠北大势论》等文。他自谓其考证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书，参互推究”，观其所撰元史诸篇，“西史”、“西图”资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和《中俄交界全图》。当时我国边疆图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罗殆遍，又得洪钧书译介之外国资料相参证，因而能比前人有所进步。不过他涉及的范围太广，又缺乏必要的语言学修养，错误颇多。

①岛田翰《访余录》称他曾见过黄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证》，其言似不可信。同时代对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沈曾植（1850—1922）和文廷式。他们都是光绪进士，长于史学，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沈曾植初任职刑部多年，后任总理衙门章京。时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编为《蒙古古物图谱》4册（1892—1899年出版），驻华俄公使送了一部给总理衙门，沈曾植为其中的阙特勤碑写了一篇跋文。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笺证》、《岛夷志略广证》（据新旧各图及中外学者著述考证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文廷式任职翰林，由编修升侍读学士。时《永乐大典》大部分尚存，他从中抄辑出不少元代文献，如《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后被王国维刊入《广仓学宭丛书》中。沈、文都是维新人物，拥护变法，并曾赴日考察，学术眼界也宽。文氏在日本结识了内藤虎次郎，受其托抄录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给他，那珂通世遂据以将汉字音译蒙文转译为日文。当时研究元史诸家中还有曾廉（1857—？）。他长期在家乡湖南邵阳教书，思想极端保守，反对戊戌变法。1902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其书主要依据《元史》，作了大量删节，仅少数重要儒臣列传及忠义、孝友、列女等传按其编纂宗旨增补了许多内容（如忠义由85人增至160余人，列女由107人增至160余人），所发议论亦多迂腐。此书无论在资料上和方法上都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在重修元史诸书中最无价值。

第四节　清末民国初的三部元史著作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洪钧（1839—1893），同治七年（1868）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1887）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六年归国，迁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出使前，他已致力于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驻欧期间，乃加意搜访外国资料。适其时欧洲蒙古史研究兴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帐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蛮《史集·部族志》德文节译本和《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华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后出版，获得如此丰富的珍贵资料使他欣喜异常，遂假使馆译员之助译成中文，“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于是在驻欧的后两年中即肆力著述，撰为《元史译文证补》。归国后继续修订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临终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沈曾植和陆润庠，而将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陆润庠于光绪23年（1897）将清本刊行，目录上分30卷，其中10卷有目无书，当在散失之稿本中。本书第一卷《太祖本纪译证》上、下为全书主要部分，约占四分之一，正文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纪》与《成吉思汗纪》的详细节译，并采同书《部族志》一些资料补入，复据汉文史料及其他外国资料考释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于正文之下。第二至二五卷（存15卷）分别为《定宗宪宗本纪补异》、《后妃公主表补辑》以及术赤和拔都以下诸金帐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里不哥、海都、哲别、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对该国的征服和统治）、报达、木剌夷补传，主要取材于多桑书，兼采中西史料补充编成，仍夹注考证文字。第二六至三十卷（缺1卷）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旧唐书大食传考证》。洪钧本熟谙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见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绘较为精确的《亚洲俄罗斯及其邻地》图（他将此图译出改绘为《中俄交界全图》，光绪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鱼得水，故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所据贝勒津俄译《史集》有很多缺陷，其余诸书皆后人著述，加以译者缺乏专业修养，故错误不少。尽管他的域外史料译述今天已经过时（有了更完整、更准确的译本），其考证文字则仍具有参考价值。

《元史译文证补》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学者眼界大开，宛若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洪钧开创的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成为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谈元史者几乎无人不称引“西史”，大抵皆据洪书，可见影响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柯劭忞（1848—1933），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尤喜治元史，任职翰林时，即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很多元史资料，自此不断搜集，博访私家藏书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见者，复得洪钧书及其他东西学者著述，遂决意重修元史。入民国后，更专心著述，1914年起入清史馆任总纂、馆长，仍继续编撰元史，至1920年成《新元史》257卷，含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次年，大总统徐世昌（柯氏同年进士）颁令列为“正史”。《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来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此书以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著称，尤其是列传部分比旧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据《秘史》及“西书”资料增立者（如东西道诸王、初兴将帅、西域诸国等传）外，主要是采录文集之碑传墓志和金石文字；诸志则采《元典章》及《经世大典》遗文作了许多补充。然而，其于旧史所增删改动之处都不注明出处，读者不知其所据为何，以致惮于利用，虽然后来刊行的他的遗著《新元史考证》中说明了所补资料来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弥补这一最大缺陷。所用外国资料除大部分采自洪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译的内容，如洪书有目无文的《部族考》篇（当据俄译《史集·部族志》译编，稿本佚亡），柯氏称他“据未译本辑补”，收入《译史补》卷六，但他所据的并非《史集》，而是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一书之导论（根据《史集》及其他资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译名多有错误，柯氏据以补缀新史之《氏族表》，难免造成许多错误，所以他的新译资料也难以完全凭信。此外，译名混乱、考订不审之类问题甚至比旧史还多，是以其书不足为据。

屠寄《蒙兀儿史记》屠寄（1856—1921），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龙江查办漠河金矿，事后被留任黑龙江舆图局总办，主持编绘《黑龙江舆地图》。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读过《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这时为研究黑省（当时省境包括呼伦贝尔地区）沿革，更广泛地搜集有关史料和诸家著述，并亲率属员进行实地测量，“测绘所及”除黑省外还旁涉奉天、吉林、内外蒙古及俄境毗连之地，因而对以前研究者不甚了然的蒙古初兴史事及东道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认识，益感《元史》之疏漏与前人研究之不足。在编绘黑龙江舆图的同时，研究兴趣开始转向蒙元史。二十五年，舆图告成，并著《黑龙江水道记》等书。在此期间，还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释》、《元秘史注》（稿本在南归途中遭劫失落），自谓略胜前贤。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绕道蒙古南归，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风俗。后相继担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奉天大学堂总教习、淳安知县等职，公务之暇，肆力编撰《蒙兀儿史记》。1913年辞武进县知事职，“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寝馈于蒙兀儿史者，前后凡五年”①。从1911年起，先后三次将先写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并继续撰写、修订，全书未完成而病卒。其子孝宦将已刊及未刊稿本汇总整理，于1934年刊行，共28册，160卷，含本纪18，列传129，表12，志1。内14卷有目无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两篇列传；另据屠寄后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写成的40篇列传未刊入②。《蒙兀儿史记》的优点，一是广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旧史所缺内容，除对旧史纪传表志作了很多补充外，还增立列传四百余人及西域诸国传、蒙古色目氏族表。其外国资料除采洪钧书外，还用了多桑《蒙古吏》“原书”、美国学者乞米亚可丁（JeremiahCurtin）的三部著作——《蒙古人史》、《俄国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亚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谱》、《马可波罗行记》、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等等；二是对史料和前人著述进行了仔细考订，择善而从，订正了旧史及前人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三是增订内容皆注明出处，对资料的取舍、考订皆说明根据，使读者得以审辨、复核；四是统一译名，这是治元史最难之事，屠寄所用的译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虽不尽妥当，但颇能自成体系，其失误之处因注有出处，亦便于读者审订。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国资料除洪钧书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为他译述多桑书）和儿子（孝实译乞米亚可丁书，孝宦译英人新著《史家之历史》等）为之翻译，这些资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后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讹误，而译者又非元史专家，难免错上加错，故多有不确切之处。屠寄缺乏科学的语言学修养，在非汉语名词对音勘同上错误颇多，如以“主因”为“朱邪”、“斡脱”即“犹太”之类。有不少考证不够严谨，牵强武断，如误从《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来自吐蕃之说而断定《秘史》所载腾汲思海即青海湖之类。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如同洪钧一样主要是受时代的局限所致），《蒙兀儿史记》仍是重修元史诸书中最好的一部。

①见其子屠孝实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谱》。

②参见余大钧：《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元史论丛》第3辑。

第五章　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

第一节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他们受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与当时外国东方学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显然落后了一段距离。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民国初年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研究元史的学者遂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数百年来补缀或重修《元史》的老路。开辟新路径的是史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0—1971）和陈寅恪（1890—1969）。他们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我国这一学科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王国维1898至1900年在沪工作期间入东文学社攻习英、日文和哲学等科，是为“治新学之始”。1901年以老师藤田丰八和罗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学，旋因病归。他初治西洋哲学，1906年后改治文学史，尤倾心于古典戏曲研究。其名著《宋元戏曲考》（1912）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书中对元杂剧和南戏的渊源、时代与作者、结构、文采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说是他有关元史的第一部论著。1911年他随罗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回国），自此转向经史和古文字研究。承晚清西北舆地之学的余绪，王国维也十分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辈。他还将徐松、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元《经世大典》遗文《大元马政记》等六种（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书监志》（11卷）抄本编刊入《广仓学宭丛书》（1916）。1925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后，专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两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论文有《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黑东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等，还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谱》以及多种元代史籍的序跋。其《鞑靼考》依据对宋辽金和蒙古史籍记载的对比分析与地理考证，精辟地论证了辽金史所载之“阻卜”即是鞑靼。《萌古考》一文广泛搜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对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历史活动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韦）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讳，而所征之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实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黑车子室韦考》论证此为室韦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韦，并考述了此部于唐末叶南迁的史实。金朝为防御北方诸游牧属部而修筑的界壕边堡曾在蒙金关系和蒙古兴起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区的重要历史遗迹。《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筑过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线边堡军镇和部族的地理方位，为后来的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证此名应即金朝的乣军，列举大量资料对金元之际乣军的情况和“乣”字的读音作了缜密的分析，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刘祁北使记注》、《刘郁西使记校注》等多种，不仅为后学者提供了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如考定《蒙鞑备录》作者应为赵珙而非原题之孟珙，《亲征录》载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游记》所载宣差阿里鲜即札八儿火者之误，考证鱼儿滦即达里泊，浑独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鲁哈河东）应即辽代之镇州可敦城，以及关于窝鲁朵城（古回鹘城，即哈剌八剌哈孙）、鳖思马（别失八里）城及其东之三小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游记》之大石林牙）的考证等等，精采之处不一而足。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上述论文同为对元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有二十多种有关蒙元史的未完成遗稿和古籍校、批。若不是昆明湖水过早淹没了这位旷世学术巨子，其嘉惠于后学者必将更多。①陈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柢，1913年入京从政后，利用北京藏书丰富的条件，阅读益广，且见政局日益混乱，乃渐潜心于治学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国学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后，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学工作。1917年，他准备撰著一部中国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课题便是当时国人还不甚明了的元代也里可温①，完成了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广泛搜集有关汉文资料，分15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确指出也里可温是“元时基督教之通称”。文章发表后，当即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此后，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年代学、校勘学等方面连续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1924年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1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补》和《校补释例》，1933年完成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1929）、《马定先生在内蒙发见之残碑》（英文，1938）等。长达十万言的《华化考》，对这一元史上极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课题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笔记、碑刻等书近200种，“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陈寅恪序中语），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读的参考书。《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汉字音写及汉译年代，以细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译音用字规律，是《秘史》①参见余大钧：《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①国外学者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对此也先后作过一些研究。研究的重要文献。他以1925年从清宫发现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补错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08）计达一万二千多条，其校勘极为精细，为研究者提供了这部重要史料的较完善本子。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献、碑刻资料，对金元之际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影响。

陈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学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学著称的陈宝箴），1910年起留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著名学府达十余年，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文史哲三系教授，并曾兼职于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后一直执教于中山大学。他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作于1930至1931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其中《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即灵州，Temegetu为榆林，Irghai为宁夏（今银川），订正了前人的误说；《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历史传说的演变及其来源，揭示出其“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的实质。此外，他的《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一文，根据《至元译语》所载，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汉文资料为证，充分证明元代蒙古人称汉人为“札忽歹”。陈寅恪的蒙元史著述虽少，但已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的新时期的标志。

同时代学者张星烺（1888—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他曾留学美国、德国。1913年开始翻译玉尔的英文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23年发表了《导言》部分，1929年出版了译本第一册（原书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后未再续出；1937年又出版了他据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译本重译的行记全文（书名《马哥孛罗游记》）。还撰有《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的记载》（载《燕京学报》，1928）。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1930），分载历代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朗、中亚、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较大比例。此书汉文资料搜罗甚广，外国资料则主要取材于玉尔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年戈狄埃增订本）等书，玉尔书中所辑资料及其考释大部分都被译出编入，甚便读者，唯考证颇多失当。岑仲勉（1886—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从事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札记》、《再谈钦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冯承钧（1887—1946）从二十年代起致力于法国汉学家著作的翻译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译名家专著、论文近百种（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为多），多是学术价值很高、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文献。其译名和考证文字的准确译述需要有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译书匠所能办到。可以说，他的译著（还加有不少补充、订正）本身就是一种专门家的研究工作，对我国学术的进步贡献甚大。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译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年）、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鲁赛《极东史》中的蒙古部分（译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儿帝国》等。此外还翻译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与教廷》。他自己编著的蒙元史书有《元代白话碑》和《成吉思汗传》，并发表有《辽金北边部族考》、《元代的几个南家台》、《评元秘史译字用音考》等论文。所译论文后汇编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册，1957年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第二节　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师的研究范围都很广，蒙元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从事的时间都不长。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把我国的蒙元史学科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中最著名、对以后的蒙元史学界影响最大者有姚从吾（1894—1970）、韩儒林（1903—1983）、翁独健（1906—1986）和邵循正（1909—1972）等。姚从吾于1922至1934年留德期间（除1929至1931年在波恩大学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学），曾从汉学家傅朗克、蒙古学家海尼士等学习，并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此时他就开始了蒙元史研究，译出柯劳斯的《蒙古史发凡》（载《辅仁学志》，1929），撰《金元两代史源的研究》（载AsiaMajor，1933）。归国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并创办辽金元史研究室，开创了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贡献甚大。他毕生锲而不舍地在辽金元史的广阔领域中耕耘，著述宏富。其蒙元史著述有《辽金元史讲义·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专题论文数十篇（收入1959年自编之《东北史论丛》及后来门人所编《全集》第五、六、七集）。专题论文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如《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蒙古人的军事组织与游猎文化》，《说元朝秘史中的篾儿干》，《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本义为“宣差”说》，《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选立太子》等多篇；一类是蒙古统治中原的政策演变和汉人的因应态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及此事对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忽必烈汗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元世祖崇行孔学的成功与所遭遇的困难》，《元好问上耶律楚材书与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蒙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与札奇斯钦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这是第一部我国学者据汉字音写蒙文译成汉文的全译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还出版了《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和《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并收入《全集》）。无论《讲义》或专题论文，都贯穿着他重视史料批判的治学方法，从文献资料的分析入手，与史事的考述紧密结合起来，列举多证以阐明一事一理，头绪清楚。他对历史上中原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文汇融合有独到见解，提出“国史扩大绵延观”①，这与他兼治辽金元三史显然有很大关系。

韩儒林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得到陈垣、陈寅恪教授的指点，开始研读外①参见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用比较语言方法考释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年赴欧留学，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从伯希和、海尼士等进修蒙古史、中亚史，并学习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种语言文字。其间，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诸碑，相继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译释和《暾欲谷碑》的翻译。193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改南京大学）。1940至1943年间，在抗战后方的艰难条件下，发表学术论文达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文章。他在1940年写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称有待考证者甚多。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虽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编元史，使元史学面目一新，但他们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从西方学者的译文和著述中转译而来。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与音点最易讹错，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则各类名称很难定其写读。西人译文中未经考订随意译写的错误很多，依赖重译必然跟着出错（还加上原译不误而译人不懂专业致误者）。因此他主张“必须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相互订正、发明，始可扫除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谬误。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关于十三翼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记载远详于汉文史料，但贝勒津、哀德蛮之刊、译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误，洪钧重译舛误更多，韩文据波、汉、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为突厥人袭用，考证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对大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演变。《蒙古的名称》一文将唐代以来此名的二十多种异译分为五组，分析了不同译写的音值及其语言来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据女真语译写来的。《爱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认而被忽视的《牧庵集》中爱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库馆臣改译的名字一一复原，据以考证其世系行实，发覆补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证之精当多类此。五十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培养人才和科研组织工作，1956年创立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77年创办了《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元史研究会，并任会长。期间仍著述不辍，先后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勘同》多篇论文，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两卷本《元朝史》的编纂。1982年出版了自编论文集《穹庐集》；1988年出版了由其门人整理的《韩儒林文集》。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受洪业、陈垣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元史，1932年完成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继入同校研究院，1935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对前代著述中的疏误补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38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哈佛博士学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爱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此后他转到巴黎大学，就教于伯希和，进一步学习了从事蒙元史研究必须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方法。193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这期间，他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通过缜密的考证，订正柯劭忞、屠寄二书谬误达十余处；《斡脱杂考》，对元代史料中所见“斡脱”一词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数情况下用于译写Ordu（斡耳朵）和Otok（又译月脱，意为进酒，元代汉译“喝盏”）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词源于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所谓“斡脱钱”即斡脱们营运的官本钱债，从而纠正了洪钧以来诸家以斡脱为犹太的误解；《元典章译语集释》，列举职官制度译名33个，考释了达鲁花赤、札鲁忽赤、怯里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称；《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考察了从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的法典编纂和颁行过程及其历史背景。解放后，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领导工作，晚年发起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培养人才、组织和指导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元史》的点校、《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和波斯史料的汉译。

邵循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近代史时，受陈寅恪指教和影响开始钻研蒙元史。1934年赴欧留学，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专攻蒙古史，并学习波斯文及其他东方语文，继转入柏林大学继续研究。193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着手搜集和研读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国后不久即发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lochet刊本）、《贵显世系》（写本）原文与《元史》比勘，互证互补，是为继陈寅恪之后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另一篇论文《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也是用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的方法写成。其后他从事于《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据Blochet刊本）的翻译和注释，1947年在《清华学报》发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其余《蒙哥汗纪》、《忽必烈汗纪》（下）和《铁木耳合罕本纪》的译释生前未曾刊布，后由其门人整理这部分残稿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译释》诸篇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史料与波斯原文对勘，订正了原文中许多译名的讹误，使得各种文字史料得以互证互补；并旁征博引阐释涉及的种种名物制度，多有卓见，表现了深厚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功底。此外，他在多年从事蒙元史教学和研究中还有不少创见，惜多未成文。1982年《元史论丛》第一辑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写的四篇论文一并发表，其中《元代的文学与社会》和《蒙古的名称与渊源》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和《释natigainacigai》是未刊手稿。在这些文章中，他以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许多译名作了精当考释。五十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但也讲授蒙元史并指导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晚年参与并指导《元史》的点校，作出了贡献。韩、翁、邵三位学者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在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影响下走上蒙元史研究道路，都在三十年代出国深造，而且均曾受业于伯希和；都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西方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利用各种文字史料进行比勘，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纠正洪钧、柯劭忞、屠寄元史著作中的谬误。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三十年代以后我国蒙元史学科发展的主导倾向。同时代的另一些学者则注意于元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

第三节　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蒙思明于1936年发表《元代的阶级制度》一文，1938年以《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为题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刊行。这是我国学者详细研究元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第一部著作，资料之丰富，论析之全面，都远超过箭内亘的《元代社会三阶级》。作者利用的各类史籍达二百多种，其中仅文集就有六七十部，就一项专题研究而言，搜集之广，为前所未见。全书分五部分，分别论述了宋、金社会原有之阶级（作者将地主与贫民称为“经济阶级”），元代的种族四等制（作者将此称为“种族阶级”），两种阶级系统之冲突及其混合，混合后元代社会阶级之实况，元末革命及元代阶级制度之崩溃。作者认为阶级形态之决定力实为经济关系，故元代之种族阶级制日渐被经济势力“潜移”，但终未能根本破坏。虽然所用“种族阶级”、“经济阶级”二名未必妥当，但建立这一观点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实况》是本书主体部分，分为贵族官僚僧侣地主富商联合组成之上层阶级、各种户计之中间阶级、奴隶与佃户组成之下层阶级三类。1962年作者在此书重版的前言中对这种划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过此书是以例证资料丰富见长，分析欠当并不影响它的参考价值。这篇前言还对元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如认为元代阶级的矛盾与民族矛盾基本一致，不能说那一种是主要矛盾。

吴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誉，其有关元史的著述都是与明朝的兴起相联系的元末农民起义及其历史背景——元代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研究。1936年他连续发表了《元代之社会》、《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元明两代之匠户》三文，1939年发表《投下考》。1941年发表的《明教与大明帝国》，提出大明国号出于明教（摩尼教）之说。他认为元末红军宣传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经》，韩林儿既称小明王，则韩山童必自称大明王，其徒众亦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红军，为迎合民心，故用“明”为国号。此说曾长期为史学界所采纳，影响颇大，近年才受到质疑。1946年，又发表《元史·食货志·钞法补》。以上诸文皆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1986）。其名著《朱元璋传》对元末社会与农民起义也有详细论述。

其他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蒙元史论文。唐长孺著有《巴而术阿而的惕斤传译证》、《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等，后文对前四汗时期中书省和燕京行尚书省的职掌、官称作了考证，指出太宗时的所谓中书省、尚书省“实为汉人习惯上之称谓。中书为治汉回文书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必阇赤；尚书省为治汉地财赋及刑政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札鲁火赤”。这无疑是确切不易之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陕西四川行省沿革考》。元初行省因事而设，置罢分合无常，治所屡易，名称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误。谭文搜集纪传及其他资料加以考定，理清了两省建置变易的年代和名称。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订正了《元史》所载“合兰府水达达路”之误，考述了两路的设置年代的辖境。三十年代，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受到重视，这与当时进行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有关。除上述蒙思明、吴晗的著作外，陶希圣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按：作者误以“斡脱”为犹太）、《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等文，鞠清远撰有《元代的寺产》、《元代系官匠户研究》及补篇等。全汉升所撰《元代的纸币》一文，以丰富的资料论析了钞法的演变和崩坏，有较高参考价值。

杨志玖于三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元史研究。其时他先后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当研究生，师从向达、姚从吾，选择了元代回回人作为研究课题，写成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未刊），并相继发表《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赛典赤赡思丁生年问题》、《元代回汉通婚常例》等文。据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间对回鹘的谐音俗称，十三世纪前期的汉文文献里，它与回鹘（回纥）同被用于泛称西域民族，这是因为回鹘西迁的地域很广，而且在人种、语言上与中亚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别。随着西域各地人大量东来，人们知道了回鹘人与其西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须加以分别，于是至迟在元世祖时期的公文诏令中，就很明确地用回回专称伊斯兰教徒，而称回鹘人则用新译名（畏兀儿或畏吾儿）取代这一唐时的旧译，从此确定下来。不过文人笔下仍常混用旧名，所以《元史》中还能见到称回回人为回鹘（回纥）的情况。在搜集回回人资料时，他发现了《经世大典·站赤》著录的一个文件，记载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鲁浑大王处事，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同行西还的阿鲁浑汗三使者完全一样；同时，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鲁浑遣使来元求婚于故妃亲族，使者带回阔阔真公主及大汗礼物的记载。他将新发现的史料与西方史料相参证，推断马可波罗离华时间应为1291年初，撰写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发表在1941年的《文史杂志》上。此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准确的考证，更在于证明了马可波罗的记载及其经历的真实性。四十年代他发表的重要论文还有《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五十年代以来，他主要在元回回人问题、马可波罗问题、探马赤军问题三个方面作了研究，发表论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元史三论》，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元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如王崇武关于朱元璋和元末红巾军的几篇论文，刘铭恕关于色目人的起源、户口青册等问题的论文，以及文献学家、科技史家、文学史家所写的各方面专题论文，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六章　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　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史学工作者积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蒙元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学科的主要领头学者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杨志玖等继续在高等学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在培养人才和组织、指导研究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在蒙元史领域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多出于他们门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在他们主持下已着手进行，如《元史》的校点，元朝断代史的编撰，域外史料的翻译等。这个阶段的重要学者还有余元庵、蔡美彪、刘荣峻、贾敬颜、方龄贵等。余元庵于1949年发表《元朝秘史远箭近箭官号新释》、《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讨》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传》和《内蒙古历史概要》。蔡美彪参与范文澜主持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着重研究辽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汉、蒙文碑刻，出版了与罗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和他整理考释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并发表多篇研究元代戏曲史的论文。此后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的考释和蒙元制度、文化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刘荣峻以多年精力译出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经典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原著广博精深，译者下了很大功夫，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准确的译本。贾敬颜擅长考证和文献研究，发表多篇考释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论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一书中），并完成了《圣武亲征录》的校注。方龄贵在考释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和搜集、研究云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其所编《元朝秘史通检》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书。一批共和国建立后培养的年轻学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并在老一辈学者指导下参与研究工作。

这个阶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元末农民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元代社会矛盾问题，古代蒙古社会性质问题，人物评价问题（主要是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三个方面都发表了不少论文，大部分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资料充实、论证精细的专题研究。几项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项目均已在进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组承担的《中国通史》和历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担的《中国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承担的《元朝史》专著等。

“文革”开始，正常的学术活动基本停顿，仅有个别项目在几年后恢复工作，《元史》的校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就是在那时的政治运动夹缝中进行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社会性质、人物评价几个课题。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发扬，注重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详尽的考释辨析，作深入的创造性的专题研究，不务空言。有更多的学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国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考订、补充，这是我国蒙元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了一批基础扎实、学风端正的新一代年轻学者（多数是“文革”后培养的博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都拥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1979和1980年，在翁独健、韩儒林等倡导下先后成立了两个主要蒙元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会刊《元史论丛》和《蒙古史研究》，集中发表较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并出版报道国内外研究情况的《通讯》。两个学会都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对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这首先应归功于其开创者姚从吾。姚氏早期弟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著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国之前任教于台湾大学。他着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论丛》（上下册）、《蒙古的社会与文化》，并与姚从吾合作完成《汉字音译蒙文蒙古秘史译释》，在元代蒙藏关系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贡献。同时有另两位学者成果也很丰富：孙克宽主要研究汉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续及其影响，著有《元代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元代汉文化的活动》以及有关南北道教、儒学等方面的数十篇论文；袁国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习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与大陆情况相似，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相继崛起，他们中许多位出于姚从吾门下。有些人后来虽寓居海外，仍经常回岛内讲学、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萧启庆成就最为显著。

蒙元史是一门世界性学科。由于涉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样性等特殊困难，过去我国学人以此为专业者较少，研究者人数和许多方面研究成绩反不如外国。建国以来，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改变了这种落后状态，不仅成果数量居各国之冠，总体学术水平也已进入世界前列。李治安、王晓欣所编《元史学概说》一书（1989）对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详细评述，本章仅择要介绍，略加补充。

第二节　史料整理与研究

汉文史料

数百年来，学者们对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订工作。由翁独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邻真等多位学者承担的《元史》点校本，不仅总结了前辈学者的成果，还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数以千计的校勘条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据此本编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尽可能地勘同辨异，甚便读者。《元史》漏误甚多，订正补缺不是点校本的任务，翁独健提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个史实订误”。这个工作更艰巨，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近年来许多专题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翁独健还提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务，如《元典章》的整理，《经世大典》的辑佚，专题史料的辑录，碑刻资料的汇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与翻译等。这些工作都已陆续有了成果。专题资料辑录方面最丰富，出版有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杨讷、陈高华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杨讷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黄时鉴的《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等。元代史籍的点校也出了很多种，如《通制条格》（黄时鉴）、《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庙学典礼》（王廷）、《秘书监志》《高荣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订湖山类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诗文集。赵万里的《大元一统志》辑本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部分恢复了久已散佚的这两种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释是更艰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有向达的《西游录校注》（未完本）、苏继顷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陆峻岭的《异域志校注》、贾敬颜的《圣武亲征录校注》、萧启庆的《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笺证》、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碑刻资料的辑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这里所谓“白话”，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语结构，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将蒙文文件直译为汉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类文体的公文非常多，较难理解。亦邻真撰《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从蒙文语法结构和某些特殊用语的蒙汉文对应上作了阐释，为阅读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类是史书：出了7种《元朝秘史》的新译（或加注释）、复原本，其中谢再善汉译本（1956）系据达木丁苏隆新蒙文本译出；姚从吾、札奇斯钦译注本（1960—1961）据汉字音写蒙文重译，姚氏还发表了多篇考释文章；亦邻真的畏兀儿字复原本加有简要的注释（蒙文），并附有一篇关于版本、文献及复原方法的详细导言。其他蒙文史书，有留金锁翻译的《十善福白史》，朱风、贾敬颜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另一类是碑刻、文书资料：元代使用两种蒙古文字，都留有遗物。道布汇辑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983），收集文献22件，附有新蒙文转译和简要说明。八思巴字蒙文资料比较丰富，蔡美彪做了许多搜集、研究工作，发表《元代圆碑两种之考释》，《泾州水泉寺碑译释》，《河东延祚寺碑译释》，《元代开化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图汇辑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1991），收集碑刻、文书达40件，并撰写了《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等多篇译释；他与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对新近出土的同一块碑上所刻的宪宗九年、中统二年、至元五年、皇庆元年四道圣旨（前三道为回鹘式蒙文，后一道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详细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译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释中讨论了若干古蒙古语语法问题，对鲍培的译注作了订正。

藏文史料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十余种刊、写本进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红史》的校注本，根据西藏档案馆藏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无的四十多页，尤有价值；其注释参阅了多种藏文史料，注明出处，便于查检。此书已由陈庆英、周润年译为汉文。整理出版或译成汉文的其他藏文史籍还有《青史》、《汉藏史集》（有陈庆英汉译本）、《智者喜宴》、《萨迦世系》、《朗氏宗谱》、《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郭和卿汉译本）、《西藏王臣记》（郭和卿汉译本）、《新红史》（黄颢汉文译注）、《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据藏、蒙文两种本子合译）等。藏学家王尧发表《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对这通在内地发现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儿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儿文（回鹘文）碑刻、文书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冯家升发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和《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二文，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后，耿世民对多种文书、碑刻作了研究，相继发表《几件回鹘文文书译释》、《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刘迎胜、卡哈尔进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勋碑，发表了新的校勘和译注。在中国各地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发现者最多。五十年代吴文良曾编有《泉州宗教石刻》一书，1984年又出版了陈达生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收集各类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铭，有图版、原文及汉、英译文。

域外史料在翁独健的倡导和组织下，域外史料的翻译取得很大成绩。与《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济据英译本译出，后者由余大钧、周建奇据俄译本译出，均经翁独健审校。这两种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汉译本的出版，实现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对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还有不少。韩、翁、邵等前辈学者曾提出，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直接用这些史料原文与汉、蒙文史料互校互证，并出版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本子。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具备了这个条件，正陆续出成果，如刘迎胜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的多篇论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资料，华涛将札马勒·哈儿昔的《苏拉赫辞典补编》的阿拉伯原文节录本译为汉文，马金鹏据阿拉伯文本译出《伊本巴图泰行记》。其他文字史料的译本还有何高济译的《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行录》（据英译本），吕浦译、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记》（含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及孟特戈维诺等信件，据道森编英译本），耿升、何高济译的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据英、法文译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语种很多，要全面翻译过来还有很大距离，不仅需要懂这些语文，还要有相当程度的专业训练，个别译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为专业知识不足之故。

第三节　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的编撰

一般中国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元史难点多，若非专家执笔，难免左支右绌。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七册和由陈高华执笔的《中国史稿》第五册元史部分则以崭新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两书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专门研究基础上的综合贯通著作，各有特点。《通史》篇幅较大，故许多方面能展开论述，尤其对元代各项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边疆各民族（特别是蒙古、藏族），都有详细、精辟的考述。《史稿》受篇幅限制，以简约明快为特点，精择典型史料讲清史实，阐明论点，其社会经济一章为作者最专长领域，尤显精采。两书都有不少独到见解。韩儒林主编，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上、下册）是一部较大型的断代史专著，对元代史作了全面的论述，其特点一是能广泛吸收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并注明有关论著所在，便于读者作进一步研究时查阅，这是综合性著作应该做到的；二是在若干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引证中外史料较为丰富，并对许多名物制度和史实作了必要的考证，能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被认为“大体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元史研究水平”。此外，邱树森、黄时鉴分别出版了简明的《元朝史话》。台湾李则芬出了一部四册的《元史新讲》。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韩儒林主编，1985）

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卷（蔡美彪主编，1986）是目前最佳的元史工具书。两书都是我国元史专业研究者的集体工作成果。前者有一百八十多条，包括人物、制度、经济、文化、中外关系、史籍各方面，释文较详，并有一条元朝史总述，可作为研究元史的入门书。后者条目3000条，包罗甚全，释文简明准确，知识量相当大。此外，陆峻岭编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周清澍编的《元人文集版本目录》，方龄贵编的《元朝秘史通检》，都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第四节　政治史研究

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研究。研究成吉思汗的论著甚多，其中重要者有韩儒林、杨志玖、亦邻真、周良霄所撰诸文。他们都深入论析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国家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蒙古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并探讨了蒙古统治者进行征服战争的原因和影响，在指出征服战争给各民族（包括蒙古族自身）带来危害的同时，从历史发展角度作了分析，认为蒙古灭夏、灭金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由分裂局面走向再统一和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西征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邵循正、周清澍分别著文考证成吉思汗生年，以充分证据考定为1162年，否定了1155年或1167年之说。蒙元前期其他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有陆峻岭、何高济合撰的《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和杨志玖、刘迎胜关于“定宗征拔都”记载的阐释，都结合中外史料考述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统治集团围绕汗位争夺不断发生的或明或暗的斗争。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据汉文、波斯文史料考定她应是太宗六皇后，订正了以前提出的大皇后说，并论析了她与耶律楚材、镇海等大臣的关系和在蒙古国政务中的作用。对失吉忽秃忽、镇海、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等主政大臣，都有学者作了专题研究，尤以对耶律楚材的研究比较深入，有韩儒林、余大钧所撰论文和黄时鉴写的传记。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详细考述了开国功臣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家的起源、封建及其后裔的政治地位，并列有相当完备的世系、仕进等表。蒙金战争时期，中原各地出现了一批地方武装头目，蒙古统治者在他们归降后即命为世袭管领本境军民长官，形成类似藩镇的大小“世侯。到何之撰《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分地区考察了地方武装势力的兴起、归向和在蒙古统治下的地位与作用。孙克宽分别论述了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张氏三家事迹。

忽必烈及其在位时代向来是蒙元史研究的重点。总论其一生功业和一朝史事的主要有周良霄所撰《论忽必烈》和《忽必烈》传记（1986）。专题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对其藩府侍臣、谋士班子的集结过程和不同类型作了细致分析。这些人物多是后来辅佐他立国中原，“遵用汉法”，建立元朝的重臣，其中刘秉忠、廉希宪、郝经等都有学者写过专论。陈得芝、王廷合撰的《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考察了忽必烈即位前与其兄大汗蒙哥在中原汉地控制权和统治方针上的矛盾与分歧，以及因此引发的阿兰答儿钩考事件。白钢、孟繁清研究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都认为获得汉族地主阶级支持，依托中原雄厚的人力、财力优势，是他得以战胜阿里不哥的主要原因。关于李璮叛乱事件，孙克宽、周良霄等作了专题研究，周撰《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指出这一事件对忽必烈政策的变化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从此怀疑汉人的忠诚而转向重用西域人。其他中外学者也多持这一看法。关于忽必烈与海都、都哇的战争，刘迎胜发表多篇论文，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记载相比勘，对史事作了详细考述。关于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之乱，主要有姚大力、叶新民的研究，姚文考证战事地理尤详。有关忽必烈行“汉法”的论文很多，以姚从吾的研究最为详尽。论者多充分肯定行“汉法”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为维护蒙古贵族特殊权益保存了许多蒙古旧制），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一文尤其强调后一方面。对其重用阿合马等“聚敛之臣”理财，多数学者仍持传统的批判态度，认为阻抑了汉法，加重了剥削。萧启庆著《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分析了西域人得势的原因、汉人的态度和对元代政治的影响。丁国范、黄时鉴先后撰文研究以太子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与权臣阿合马的斗争。

有关蒙夏、蒙金、蒙（元）宋战争的研究，以后者成果最丰富，先后出了三部著作：陈世松、匡裕彻、朱清华、李鹏贵合著的《宋元战争史》（1988），李天鸣的《宋元战史》（台湾，1988），胡昭曦等著的《宋蒙（元）关系史》（1992）。专题研究比较重要的有陈高华的《早期宋蒙关系与端平入洛之役》和胡多佳的《早期蒙宋关系》。

元中期政治史的专题研究不多。萧功秦《论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和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对忽必烈以后统治上层各派势力争夺皇位的斗争作了系统考察，都认为蒙古忽里台选汗旧制的保留是造成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和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围绕英宗与丞相拜住被杀事件考察了行汉法与反汉法派的斗争。有关元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矛盾和农民战争，论著甚多，讨论的问题有元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何者为主，以及相关的元末农民战争性质问题，红巾军与白莲教、明教的关系，朱元璋政权性质的转化等等。近十年来，研究更深化，注重史实的考证和专题论析。重要论文有杨讷的《“扶箕诗”不是农民军的口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元代的白莲教》，邱树森的《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韩山童、刘福通首义颍州考》、《彭莹玉事迹考略》，韩志远的《白鹿庄起义说辨伪》等。杨讷考证红巾军领导者为白莲教徒，“明王出世”的宣传和“大明”国号均出自白莲教经典，与明教无关，订正了前人误说。四川发现的明玉珍墓“玄宫之碑”提供了一些新史料，与史籍记载有异，胡昭曦、刘孔伏撰文作了研究。邱树森著《妥欢贴睦尔传》（1991），全面论述了元顺帝生平及元后期史事。

政治、军事制度研究。李涵《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和燕京行省》论证断事官（扎鲁忽赤）是蒙古国政务主管，燕京行省是由此发展来的统治汉地的政务机构；必阇赤本怯薛中主文书者，太宗时因承担征赋任务而分化出来，成为政务机构“中书省”。前此札奇斯钦曾撰文分论扎鲁忽赤与尚书省、必阇赤与中书省的关系，立论相近。另一篇重要论文为姚大力的《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认为忽必烈即位后建立的中书省，乃是从以断事官及其辅佐必阇赤构成行政中枢的蒙古旧制向中原王朝体制（直接仿自金尚书省制）的实质性转变，尽管仍保留有某些蒙古成分。关于其他朝廷机构，有李涵、杨果对枢密院的研究，郝时远对御史台监察制度的研究，达力扎布对宣徽院的研究，张帆对翰林国史院的研究等。台湾学者杨国藩所著《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全面论述了省、部、台、院等各种机构及忽里台、内廷会议、朝议等各类政事制度。关于行省制度，有台湾学者丁昆健、袁国藩的概述性论著。王廷《元代行政地理研究》考述了腹里（中书省直辖）、辽阳、陕西、四川、江西、江浙诸省沿革。杨讷的《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和台湾王民信的《元朝的录事司考》是两篇研究下层地方制度较深入的论文。

实行投下分封制是元朝的一大特点，周良霄《元代分封制度初探》和台湾洪金富的《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对此作了总体研究。周文认为太宗分封中原州邑民户后实行投下五户丝制，对蒙古旧制而言是进步，但对中原则是历史的倒退。洪文认为分封制是“蒙古人的公产私产观念在国家组织形态上的反映”，太宗以后的投下食邑化政策并未能贯彻，元代投下始终与州县制并存，没有完全中央集权化。李治安的专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对草原兀鲁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属人口、宗王出镇制度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详尽论析，有不少独到见解。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也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子弟分封与功臣千户分授，认为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才是封主，后者则是地方长官。

元代官员的选用，要害之职多授予有“根脚”的勋贵之家，一般官员则以吏出身者为多。许凡《论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及其所著《元代吏制研究》对吏员的类别、等级、职能和升迁规定作了详细论述。元太宗时曾举行过一次儒士选试，其后直到仁宗时才正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杨树藩有一篇总述的论文《元代科举制度》。姚大力撰《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时代背景》更深入探讨了科举长期停罢及延祐初恢复的原因，元代科举的作用及其局限等问题，并对一些史实作了考证。

怯薛制是蒙元军政体制的核心，萧启庆的《元代宿卫制度》作了总体研究，尤详于世祖即位后的演变及其政治上（决策中的作用和出任官职）、经济上的特权。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主要是考订四怯薛长的承袭世系和轮值日期。关于蒙元初期的军事组织，史卫民撰有《元秘史九十五千户考》和《蒙古国时期左右翼千户沿袭归属考》，前文认为成吉思汗初组千户当如《元史·术赤台传》所载只有65个，后文主要考证木华黎所统攻金军队的组成。他的另两篇论文对元代侍卫亲军的组织、职能、建置沿革作了系统研究。姚家积《元代的“驱军”与军驱》认为卫军中的色目诸卫主要是由放免色目俘奴组成。学界对探马赤军的意义、组成、职能等问题曾有各种不同阐释，杨志玖撰《元代的探马赤军》和《再探》、《三探》诸文进行深入探讨，贾敬颜、黄时鉴亦著文讨论，这是元代军制研究进展最大的一个课题。唐长孺、李涵合撰《金元之际七万户》，论述蒙古灭金前后汉军诸万户的设置；黄时鉴、王廷先后撰文讨论其设置的时间、数目等问题，互有歧见。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就此制建立原因、镇戍军的分布、统辖系统和军士轮戍制作了全面论述。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考述了军户的种类、来源、赋役义务、轮换制与奥鲁制。贾敬颜《奥鲁制度与游牧民族》认为此制源于游牧民的社会组织。

元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重要论文有姚大力《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和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姚文从元初对金泰和律的沿用、改造和废除考察了元刑法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并揭示了其包含汉、蒙、回多元因素的特点；黄文不同意元代无成律的通行说法，论证《大元通制》就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基本精神和模式都是承袭唐律而来的。

第五节　经济史研究

户籍与赋役制度。元代户籍分军、民、匠、站、僧道、儒、医等等种类，台湾学者黄清连发表两篇论文，全面考察了诸色户计的划分及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论证元代有户等制度，并探讨了户等与赋役和财产的关系。他还对军户、站户分别作了研究。萧启庆《元代的儒户》详细考述其设立经过、数目、权利与义务以及出路问题，指出其地位略同宗教教士，优于军站民匠，所谓“九儒十丐”并非事实。李景林《元代的工匠》讨论了匠户的来源和地位。元代户口资料极不完备，邱树森、王廷合撰的《元代户口问题刍议》推断最高时当达1900万户，近9000万口。还有学者作了更高的估计。关于赋役制度，华山撰有《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中对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有关部分提出商榷。陈高华的《元代税粮制度初探》就此项主要赋税的演变作专题深入研究，订正了《元史·食货志》记载的多处疏误，考明北方丁税、地税是以不同户计为征收对象，即民户纳丁税，僧道站匠验亩纳地税，全科户每丁所纳粟应为二石而非三石，并讨论了江南田赋（两税）的一些问题。他还对《食货志》失载的役法与和雇和买分别作了考述。多数学者论述投下五户丝赋制，均以王恽《中堂事记》为依据，认为每五户纳丝额由一斤增为二斤始于中统元年，但郝经的《河东罪言》已讲到每五户纳丝二斤，陈得芝《蒙元史读书札记》指出郝经这篇奏议应作于宪宗五年，五户丝增额当在宪宗时。关于课税，陈高华的《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和高荣盛的《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分别研究了盐、茶的生产、流通和盐课、茶课征收办法及课额的变化。

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经济史家梁方仲撰有《元代的土地制度》，总论各种土地占有状况，认为官田比前代增加，农民失去土地，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加强了。韩国磐《试论金元官田的增多》得出相同结论。高荣盛《元代江南官田刍议》具体分析了江南地区官田的种类、数量和租率，估计三行省共达20万顷以上。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论述学田的设置、租佃关系和赋役，以及寺院、地主对学田的争夺。李景林研究了寺院土地占有状况。郭庆昌、马明达、王廷、周继中等先后对屯田作专题研究，讨论了屯田的分布、来源、种类、经营方式、屯户义务等问题。罗贤佑《元朝蒙古贵族的庄田》对此类庄田的来源（赐田、投献与侵夺）、管理（各地“田赋总管府”和庄官）作了论述。施一揆《元代的地契》介绍泉州丁氏族谱中发现的8件土地买卖文书，考释了元代田宅买卖过程。陈高华《元代土地买卖的过程和文契》利用更多文书资料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刘和惠《元代徽州地契》刊布了安徽博物馆的13件藏品并作了分析。

农业、手工业生产。多数学者认为蒙元前期农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世祖时逐渐恢复和发展。师道刚等所撰《从三部农书看元朝的农业生产》论证元代农业确有长足进步，工具的改进尤为显著。史学通、周谦、洪用斌对元代棉花生产与棉纺业地域的扩展和技术的进步都有详细论述。与农业相关的元代水利建设，金曰寿发表过一篇总述文章。邱树森《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专论元末黄河的治理，对贾鲁的治河思想、方法、工程技术作了论析。梁方仲《元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对八个手工业部门生产力的考察，认为比宋代有所发展，有力反驳了倒退说。郑天挺《关于徐一夔<织工对>》考定此文所记为元末杭州丝织业雇佣劳动情况，是研究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资料。冯家升《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棉纺业的伟大贡献》详细论述了元代棉纺工具与技术的重大进步。刘新园、白彬发表多篇论文，对瓷器生产，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官局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图画风格等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范金民《元代江南丝织业述论》认为元代江南蚕丝生产有了新发展，民间丝绸业已普遍化，设在建康、镇江、杭州、苏州的官营织局规模甚大，产量、质量都很高。

商业、都市与交通。元代全国统一，国内贸易有很大发展，但除几部综合性著作外，尚无深入的专题研究。海外贸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陈高华、吴泰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对市舶制度、官本船贸易、舶商经营方式、输出入商品以及贸易关系的国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论述。关于都市的专题研究，主要有陈高华著《元大都》，他与史卫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和叶新民论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对驿传制度作了全面概述。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主要考述连结中原与漠北的帖里干、木邻两条站道，并论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对通西域诸驿路有更详细的考述。李逸友据亦集乃古城发现的文书，对另一条通往西北的重要驿路“纳邻道”作了考述。郭毅生研究了辽阳行省驿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广行省驿道，蔡志纯、洛桑群觉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区设置的驿道。开通南北大运河和开创江浙至直沽的海运是元代的两大建树，赖家度《元代河漕和海运》对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和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是两篇较深入的研究论文。高文论述海运兴衰的全过程，对管理机构、海运船与船户有较详细论述。陈得芝《论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从港口增加、交通范围扩大和航海知识进步三方面作了分析，并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说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图说知识。

第六节　思想文化史研究

哲学思想。唐宇元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元代主要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的思想和朱学、陆学合流问题，其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第三编《元代理学》集中了这些研究成果。陈高华的《陆学在元代》着重讨论了朱陆合流问题。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详细论析了程朱学说的北传及其与蒙古统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关系。萧功秦《元代理学散论》从理学的“适应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时代的社会政治作用。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继愈最先著文表彰《长期被埋没的民主思想家邓牧》；容肇祖撰《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认为其世界观基本上是朴素唯物主义，仅有时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邱树森撰《邓牧和他的<伯牙琴>》、《刘基和他的<郁离子>》，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孙克宽发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时代的各派道教。郭旃《金元之际的全真道》深入论析了邱处机及其门人投机的政治态度和在战乱时局下的特殊作用，并涉及元初的佛道之争。陈智超《金元真大道史补》利用新资料详细考述了此派盛衰历史及其思想理论。扎奇斯钦《十三世纪蒙古君长与汉地佛道两教》详细论述了蒙古诸汗与佛道关系的演变，认为蒙古人基于萨满教泛神观念，采纳各种宗教为汗祈天祝寿；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为他们与吐蕃人在文化类型上的相近。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对佛教各派的消长、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组织有全面论述。陈得芝《论元代的“诗禅三隐”》考述江南禅僧圆至、本诚、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对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现象作了分析。刘迎胜《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利用畏兀儿文书和中外资料论证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区仍有相当势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杨讷的长篇论文《元代的白莲教》，对这一源于净土宗的佛教宗派的产生、教义、传播、组织及其与官方和农民起义的关系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并非民间秘密宗教，亦未与明教合流。丁国范《元代的白云宗》论述了另一非正统佛教宗派。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这一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在总论元朝对基督教（也里可温）的政策和管理之后，按地区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动。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儿、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况作了考述。杨志玖《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试析》指出当时中国穆斯林中有大量什叶派，苏菲派也很盛行。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据对碑刻、方志、族谱资料的分析，认为此次战乱是泉州穆斯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争夺市舶权的斗争。刘迎胜对泉州元清净寺碑所记伊斯兰教诸职名作了考释。

教育。元代各类学校数量甚多，有关资料相当丰富，但学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学田等问题，对教育本身的专题研究很不足。关于书院的论文稍多，王廷《元代书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详细论述了书院的类型、分布、数量、学田、课程，以及山长的任命等问题。马明达对“三皇庙学”——医学教育作了研究。

史学。官修宋辽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学著作，有关三史的论著很多。

从元代史学成就角度讨论的主要有刘凤翥、李锡厚合撰的《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和邱树森的《脱脱和辽宋金三史》。前文认为元人摒弃大汉族正统观念，为辽金两朝单独修史，较完整地保存了辽、金原始史料，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当时的中国历史。许多学者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的思想和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评论。

文学艺术的研究，重点为元曲，论著甚多，其次为书画、诗文。科学技术方面，以有关天文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为多，其次为农书与农业技术、数学、水利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第七节　民族和边区史研究

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会性质、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区等方面。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订和语言的比较研究，论证构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韦—鞑靼人，他们属于古东胡诸后裔的一支。作者还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纪“尼鲁温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认为这些“氏族”实质上是草原贵族通过掳掠别部人口编成的比邻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经瓦解了。同作者《关于十至十二世纪的孛斡勒》一文论证孛斡勒（汉译“奴婢”）是游牧经济中的早期农奴，而非奴隶；“斡脱古·孛斡勒”一词，在蒙汉文合璧《竹温台碑》中对应于汉文“元勋世臣”，是升入贵族阶层者的美称（原意为“老奴婢”）。六十年代曾对蒙古建国前后的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多数研究者主张建国前处于父权制氏族公社阶段，建国后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后来，高文德在专著《蒙古奴隶制研究》中提出蒙古从十世纪开始形成奴隶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但研究者对此尚有不同意见。关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论文《汪古部事辑》四篇，分别考察了其族源、统治家族世系等，认为此部应源于回鹘；陈得芝《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探讨了蒙古建国前漠北最强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历史活动，认为此部与唐中叶迁入漠北的“九姓鞑靼”有渊源关系；此外，姚从吾《说元秘史中的蔑儿乞》，札奇斯钦《说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积《蒙古人是何时到达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与特萨禅》等文，都分别对各部族作了较深入研究。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陈得芝的《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对元代蒙古地区的政治史和军事、行政机构的设置作了系统考述。同作者还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称海城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等历史地理考证文章；其《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考征了立碑人八立托驸马和外剌部居地，并对中原佛教在蒙古的传播作了考察。

韩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诸部的历史。杜荣坤、白翠琴《试论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论述了此部归附蒙古后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转化。过去论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认为采取抵制态度。萧启庆先后撰写《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及其续篇《再探》和《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三文，搜集大量资料，详尽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别是入居内地者研习汉文化的背景与原因及其汉学造诣，所列蒙古儒者、文学家、书画家达百人以上，并对蒙古人在观念、礼俗方面吸取汉文化的情况作了考察，证明熟谙汉学的蒙古人为数甚多，旦有与日俱增趋势，有力地纠正了前人旧说。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1959年韩儒林发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统治西藏地方的》，对统辖吐蕃地区的宣政院、分镇吐蕃的亲王奥鲁赤家族和乌思藏十三万户名称与方位作了系统考述，为此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周清澍撰《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论述了阔端与西藏首领的关系。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讨论了世祖以乌思藏赐八思巴为“供养”的时间、乌思藏行政机构的建置和萨迦本钦的职名等问题。同作者还撰有《元代内地藏僧事辑》，对胆巴、沙罗巴、辇真吃剌思等人事迹作了考述。陈庆英精通藏文，除译出《红史》、《汉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与史卫民合撰的《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与王辅仁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等，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发明。藏族学者仁庆扎西发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据《汉藏史集》的记载考证桑哥为藏族噶玛洛部人，并对他的政绩作了肯定的评价；此外他还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与吐蕃的关系》等近十篇论文（均收入《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1989）。沈卫荣专事元代藏族史研究，连续发表《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略论元与元以前的沙鲁派》、《元代西藏佛学大师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论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立》等多篇论文，成绩引人注目。著名藏学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传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对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与元廷的关系有详尽的考述，在总体研究上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

西北地区各族史研究畏兀儿等族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也有显著进展。程溯洛《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初期农业封建社会的若干特征》和张承志《元代畏兀儿内部状况》利用畏兀儿文文书与其他史料相参证，考述了畏兀儿地区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维吾尔人对祖国文史的贡献》叙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儿文人事迹。张氏《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对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统治西北地区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耿世民、张广达合撰的《唆里迷考》据一份新出土的回鹘（畏兀儿）文文献，结合穆斯林史料及汉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确知方位的“唆里迷”实即焉耆的另一个名称。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证了该地方位和元朝于此设置元帅府的意义。有关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论文有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华涛《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白钢、史金波《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和史金波《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等。刘迎胜着重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参证，对察合台汗国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发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国》、《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察合台汗国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国》、《<史集>察合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等十余篇论文，填补了我国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东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东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和杨保隆的《浅谈元代的女真人》。三篇文章分别对女真、兀者野人、吉里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了论述。关于西南各族，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谱资料以补正史，对史事、地理多有精当的考订，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杜玉亭《元代云南土官制度》认为元朝统治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这一制度对促进国家统一和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杜玉亭、陈吕范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迁》以充分论据否定了这一误说。杜氏所著《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较全面搜集了有关史料，考订亦多新见；其《忽必烈与云南》对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和实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评价。罗贤佑《略论元朝与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关系》较全面地讨论了元朝统治西南各族的政策。方龄贵近撰《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云南元碑资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将这些珍贵资料汇编为一册，并发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释。

回族史研究杨志玖除论文集《元史三论》所收十余篇有关论文外，近年续有新作，并正在收其研究成果汇总、扩充为《元代回族史稿》一书，绪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第二章《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杂志上连续刊载。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专家撰写的重要回回人传记二十多篇，考说详明，并附原始资料。赛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别是云南的治理上起过重大作用，其后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关的论文很多。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也讨论了赛典赤早年事迹以及《元典章》所载“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文件等问题。刘迎胜发表有《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回回药方>与中国穆斯林医学》、《<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等文。有关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较多，此不赘述。

第八节　中外关系史研究

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由专家分国撰写，其中中缅、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与阿拉伯诸篇对元代都有较多叙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专题研究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元与日本、高丽关系王启宗撰有《元军第二次征日考》和《元军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势的分析》二文；余又荪撰有《元代之中日贸易》；陈有和撰文讨论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历史影响》，认为导致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发、孙国珍分别对元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论述；陈高华《十四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从诗文集中辑录了二十多名来华日僧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全面考述了联姻的背景、实行情况及其对高丽的影响，认为它是蒙元强权政治的产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强对高丽的控制；郝时远撰有《蒙古东征高丽概述》；朴真奭《元与高丽的科技交流》叙述了棉花、火药、印刷术传入高丽及其影响。

元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吴紫金《元代我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叙述了成宗至顺帝朝12次爪哇来使情况及中国移民对印尼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引用《玩斋集》中的《四明慈济寺碑》一段记载证明泰国史家关于暹王坤兰甘亨（敢木丁）曾访问元朝的说法是可信的；邹启宇、尚芳分别撰文进行讨论尚文认为来访者当是敢木丁之子。凌纯声《元代在缅设置缅中行省考》是一篇较深入的专题研究；高荣盛《元代中缅关系略述》，对元缅战争经过、入缅道路和设官置府作了进一步考察。吴景宏发表了长篇论文《元代中菲关系之探讨》。

元与印度、伊朗、阿拉伯关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首先揭出了《东国通鉴》（实本于《高丽史》）

中一段关于印度王子孛哈里投奔元朝的记载，陈高华从《中庵集》中发现了此人的更详细资料《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证实和补充了《高丽史》的记载（见所撰《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元新考》）；刘迎胜进一步考证此不阿里之祖贯“西域哈剌哈底”即《马可波罗行记》所载之c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湾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并论述了当时中国、印度、波斯湾间的交往（见所撰《从<不阿里神道碑>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元与波斯关系，刘迎胜撰有《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任荣康的《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考述了元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和往来交通路线。元与阿拉伯的关系，在多篇通论历史上中阿关系的文章中都有论述，其中以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较详；叶文程《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往来》主要根据新发现的海船等考古资料作了研究。李希义撰文介绍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元经历及其行记；沈福伟发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认为元人所绘世界地图上非洲图形之准确与此有关。但此说依据不足。

元与欧洲的关系余大钧所撰《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和他所写的<蒙古史>》，对此次使节及其奉使报告书的版本、内容作了详细介绍。罗贤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陈得芝《元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欧关系，提到元人朱德润《存复斋文集》所载延祐间“佛林国使来”，认为可与西史所载罗马教皇遣教士安德鲁等来大都协助孟特戈维诺传教一事相印证。马可波罗研究最为学者所重视，著述甚多。余士雄收集诸家论文三十余篇，汇编成《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大体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杨志玖继发现《经世大典》的有关重要资料之后，又撰写了多篇论文，进一步研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有力驳斥了认为马可波罗未至中国的说法（诸文均收入《元史三论》）。黄时鉴《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考证了其离华、抵波斯和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的年代日期。王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认为Tingiu应为通州，Vuguen应为侯官。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证其由大都前往云南和到扬州、镇江、泉州的经行路线与年代，认为他只走过这两条驿路，行记中的南京、襄阳两地显为插叙，并未亲至。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习用波斯语文，他不是作为色目官员，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

第七章　国外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

西方学者的早期著述

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其时，法、英、意、德、荷等国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东方文献，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课程，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出现了第一批东方学家。曾是东方历史上最强盛、并对欧洲发生过很大直接影响的蒙古帝国的历史，自然成为东方学家们十分注意的研究领域。法国的东方学居于领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献写本和汉文文献最为丰富，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第一部蒙元史专门著作，这就是克鲁瓦（PetisdelaCroix，1622—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克鲁瓦通晓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语，曾任法国国王的土、阿语翻译，熟悉穆斯林文献。他根据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欧洲旅行家的行记，用十年功夫译编成此书，分四册，内容包括成吉思汗传以及其继承者（迄于十七世纪）的略传，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法规，蒙古、突厥、钦察、畏兀儿及东西方鞑靼人的地理。书末附有所据穆斯林作者和欧洲旅行家著述名录及生平简介。此书于作者死后十五年即1710年在巴黎出版，1722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克鲁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编著蒙元史的西方学者，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后来多桑在这方面又前进一大步，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纪法国的汉学有很大发展，汉学家通过汉文史料的译编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来华耶稣会士以法国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学术修养，热心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耶稣会士宋君荣（A.Gaubil，1689—1759，1722年来华）就是一位十八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家，他毕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经籍和历史。时邵远平《续宏简录》（即《元史类编》，1699年成书）新出不久，他将此书前十卷本纪译为法文，题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1739年出版于巴黎。耶稣会士冯秉正（DeMailla，1669—1748，1702年来华）则译《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法文，编为《中国通史》13卷，1777—178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为元朝史，除据《续纲目》外，还参考了《元史》。宋、冯二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不识汉文的西方学者获得元朝史知识和利用汉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据。

同时期，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Guignes，1721—1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1756至1824年先后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为帖木儿朝史（1758）。德基涅通汉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资料，书中还对蒙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此书是西方学术文献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历史的名著，尽管其资料和见解在今天看来多已过时，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献中仍占有要重地位。沙皇俄国自十六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十七世纪中叶先后侵占了额尔齐斯河至叶尼塞河及贝加尔湖东、西各部，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和蒙古地理、民族、物产的调查。十八世纪，帝俄科学院组织了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考察。考察团成员密勒（G.F.Muller）指导史料的搜集工作，并著有《西伯利亚诸王国志》（1750年圣彼得堡出版）；菲舍尔（I.E.Fischer）根据密勒搜集的资料著《西伯利亚史》（1768年圣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书都含有卫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历史的内容。被聘为帝俄科学院教授的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P.S.Pallas）参加了西伯利亚考察，他通过译员的帮助收集卫拉特史料，编纂了《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2卷，1776、1801年圣彼得堡出版），此书曾是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俄人还在西伯利亚、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献写本和刻本，为以后俄国蒙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俄国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根据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正教会派传道团驻在北京，每十年轮换一批，并许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俄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都出在这些人中，他们在蒙元史籍的翻译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贡献。

蒙元时代欧洲旅行家的东方行记早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英国史家哈克鲁特（R.Hakluyt，1583—1616）的名著《英语民族主要海陆路旅行与发现》（1598—1600修订版，1625年Purchas氏增补版），就包含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记。其后又有贝热伦（Bergeron，1634）的法译本，彼特（PietervanderAa，1706）的德译本及其他多种英、法、德文译本，多是基于哈克鲁特书的英译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写成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先后被译成德文（1716，1780）、法文（1726）、俄文（1770）和英文（1780），此书有关蒙古早期史的记载多含传说成分，史料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译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当时很受重视。

十九世纪是东方学重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体系，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对东方学的推动最大；另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不仅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们易于获得更丰富的东方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显著进展。

法国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和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是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东方学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雷慕沙幼眇一目，资质聪慧，精通汉语，兼晓其他东方语言，23岁即著《中国语言文学评论》（1811）。1814年创设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担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1822年创立法国亚洲学会并任其机关刊物《亚洲杂志》（JournalAsiatique）主编。1820年出版了专著《鞑靼诸语言研究》（Recherchessurleslangues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满、蒙、维、藏诸语。

蒙元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载《皇家研究院论文集》1822、1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纪鞑靼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论文集》，1824）；《波斯蒙古王朝创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续宏简录）》（载《亚洲杂志》，1823）；《蒙古诸王撒里答》；《蒙古将军速不台》；《畏兀儿大臣塔塔统阿》；《鞑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诸文皆载于1829年出版的论文集《NouveauxMelangesAsiatique》第2卷）。

他还将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译为法文，1819年巴黎出版。对中国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并写过论述萨满教的文章。克拉普罗特的研究领域也很广，主要有中国的佛教和满文文学等方面。

其有关蒙元史的论著都发表在《亚洲杂志》上（法文）：《马可波罗所记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1824）；《关于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天德州》（1826）；《马可波罗所记中国西部诸省地理考释》（1828）；《关于纸币之起源》（1822）；《拉施都丁史集有关元代中国的记述译注》（1833）；《亚美尼亚王海屯行记译注》（1833）；《十三世纪蒙古入侵谷儿只、亚美尼亚概述（亚美尼亚史料译注）》（1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罗特的著述显示，他们已将汉文史料与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等各种文字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欧洲尤其法国浓厚的东方学研究风气和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还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蒙元史学者——多桑（A.C.M.d’Ohsson，1779—1851）。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国，任外交官，也是历史学家，1784年离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807年去世。多桑从小在巴黎受教育，后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后为驻巴黎（至1814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具备了研究蒙元史的优越条件。在西方学者中，他第一个最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1834至1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窝阔台合罕至元顺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历世伊利汗顺序）史。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多桑书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划时代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称誉说：“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并非溢美之辞。当然，多桑不懂汉文，未能更广泛利用汉文史料，是此书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献不是最好的写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译写也不太规范，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国清末民初学者通过这些著作接触域外史料，译名常因此致误）。他没有设立专章叙述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史，还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国史。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经过校勘的刊本和译本，研究者们不再取材于多桑书，但多桑书以其系统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门书。

与多桑同时的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E.M.Quatremère，1782—1857），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驱和典范。他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学校担任教授，初研究伊斯兰埃及史，后主要从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译，成果甚富。1836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译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长达百数十页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论文。其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达五百余条，极其丰赡，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阐释考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很多条注释实际是篇幅相当长的专题研究。《汉学书志》作者戈狄埃（H.Cordier）谓，1893年曾听说法国国家出版局准备出版此书之第二卷，但后来未见问世，可能已经散失。此外，卡特麦尔所著《马木鲁克算端史》（1837），对蒙古与埃及的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将埃及史家马克利齐《诸王国志绪言》的部分内容译出收入书中。

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蒙元时代西方使节的旅行记和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1824年，菲鲁萨（M.Ferussac）继德国学者梅纳特（J.G.Meinert）刊布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1820）之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1831年，雅克（E.Jacquet）也发表《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他还刊布了1330年前后驻伊利汗国孙丹尼牙城主教让·柯拉的《大汗国记》拉丁文写本部分内容（《亚洲杂志》，1830），后来玉尔即据此译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这方面最好的成绩是1839年出版的达维扎克（D’Avezac）用莱顿、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合校的卡尔平尼行记《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从行者本笃（Benedict）关于卡尔平尼出使的简短报告，并译为法文，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东方学家都劳里埃（Ed.Dul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后研究了有关蒙元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前者著《亚美尼亚史家所记载的蒙古人》（《亚洲杂志》，1858），后者著《两位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札克和乌黑塔内·乌尔哈》（圣彼得堡）1870），两书都含有《海屯行记》的法译。德弗列麦里（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校勘、法译本（1853—1858）使人们第一次获睹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马可波罗行记》当时已出了很多版本。1865年，法国汉学家颇节（G.Pauthier）又刊行一种新版本。这是首次依据巴黎帝国图书馆所藏出自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种抄本整理而成，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加了丰赡的历史、地理注释，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汉文史籍资料进行考证。此书不仅在版本学上很有价值，在马可波罗行记的史地研究上也前进了一步。但他错误地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时的枢密副使孛罗，而且，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长期地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附会日甚，直到1927年才由伯希和彻底纠正①。颇节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他继雷慕沙和贾柏莲（德国）、施密特（俄）、伟列亚力（英国）之后，于1860年著文介绍了爪哇泗水发现的八思巴字钱币（载《亚洲杂志》）。1862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关八思巴字一节译成法文，并通过与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对照，构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题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长篇文章（载《亚洲杂志》）。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论文。

戈狄埃（HenriCordierl849—1925）和沙畹（Ed.Chava-nnes，1865—191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杰出东方学家，他们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贡献。戈狄埃在1869至1876年以美国一商会职员身份驻上海期间开始从事东亚史地研究，1881年就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职，后与著名荷兰东方学家斯勒格（GustavSchlegel）一同创办了东方学专门刊物《通报》（1890）。他著名的成绩是编纂了《汉学书志》（其中著录了迄至十九世纪末西人有关蒙元史的几乎所有著译书目）、《日本学书志》、《印度支那学书志》以及专著《中国及其对外关系通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订了玉尔的《马可波罗书》（1903年再版本和1920年的《注释与补遗》）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1916年再版本）。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1917）等论文。汉学大师沙畹，1889①伯希和《评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书>》，《通报》，1927。

年起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开始从事《史记》的翻译；1893年起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记》（部分）法译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记的译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辽、使金行记译释》（原题《到辽、金的中国旅行家》，载《亚洲杂志》，1896，1898），《居庸关刻石初释》（《亚洲杂志》，1894），《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即白话圣旨碑文和文献研究，《通报》1904、1905、1908）等。其《中国的旅行家》一书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张德辉、常德等人旅行记的简单介绍。此外，1895年，波拿巴亲王（RolandBonaparte，leprince）刊印了法国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献（石刻、信件、钱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据这些材料，德维里雅（G.Deveria）撰有《蒙-汉文碑铭考释》（《亚洲杂志》，1896），德鲁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亲王所刊元代钱币释》（同上）等文。

1896年，列昂·加恩（LeonCahun）出了一部长达530页的《亚洲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1405年》。其中199—400页是讲蒙古人和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动，可读性很强，但他对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却缺乏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资料，随意解释并加以引申，因而错误很多。

俄国第九届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1806—1821）团长雅金甫·俾丘林（ИакинфБичурин，1777—1853）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职守，被判流放，1826年召回任外交部译官。他著译甚丰，主要有《蒙古志》（1828）、《十五世纪至现代之卫拉特史概述》（1834）、《中亚古代各族史料汇编》（中国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传的俄译，1851）等。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译为俄文，并据《通鉴纲目续编》相应部分增补，编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国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长期以此书为采用汉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蒙古史的论文。因其业绩，被选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同时期的俄国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施密特（I.E.Schm-idt，1779—1847），以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蒙古语以及蒙古历史文献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国和英国东方学会特别名誉会员荣衔。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语语法》（1831）及《蒙德俄辞典》（1835）等。1824年，他发表了研究中亚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的论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译为德文并作了语言学评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注本，名为《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1829），与蒙古原文对照，极便利用。这是最早的，也是极好的《蒙古源流》欧文译本，其注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还写有译释1225年移相哥刻石铭文（《科学院论集》第2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称为“方形字”。载《帝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通报》，1848）的文章。

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柯瓦列夫斯基（О.Ковалев-ский1800—1878）被认为是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28至1832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北京从事考察研究，为学习东方语言加入了正教会传道团，在北京居住了3年。他对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有研究，曾编集了两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1837）。其主要贡献则是编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辞典》（喀山，1844—1849），这部辞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他还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学史等书，惜已不存。杰出汉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瓦习理（B.и.Василъев，1818—1900）是1840—1850年的北京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十年间，他研究了汉、蒙、藏、满诸语言和中国的儒、佛、道、伊斯兰教史，由于通汉、藏文（这一点同时代学者中无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绩尤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条、历史和文献》（2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主要是将《蒙鞑备录》译为俄文，并对蒙古古史及其与金朝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题名《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载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这个时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1817—1878）。他也是于1840年成为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后来担任了两届传道团团长，在北京居住了30年，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极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汉文史料译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汉文总译，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载于《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1866），这是《秘史》最早的欧洲文字译本；（2）《长春真人西游记》（同上，1868）；（3）《圣武亲征录》译注，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载于《东方文集》第一集，1877）。此外，他还翻译了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注释（《帝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报告书》第9-10册，1867）。这些重要汉文史料的译介应该大有助于欧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广。而较晚的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E.V.Bretschneider，1833—1901）用英文发表的论著，在西方学界影响更大。布氏生于里加，1866至1883年担任俄国驻北京使馆医生期间，研究汉学和中国植物学。时英国玉尔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马可波罗书》新出，促使他以浓厚兴趣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尔书未能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关汉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记，在1874到1877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887年汇集并增补为两卷本巨著《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书中含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使记》、《辽史·天祚帝本纪附耶律大石传》、《元史·耶律希亮传》等重要汉文史料的译文及详尽的注释。此外，还转译了《史集》（据多桑书）的部分内容和亚美尼亚文史料《海屯行记》等。其注释引用大量俄国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学考察报告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产进行考释，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俄国东方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1840年，喀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哀德蛮（F.Erdmann）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译成德文（有删节）刊行，书名题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诸民族概况》。后来，他又根据《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纪》以及译成俄文的有关汉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习理所译《蒙鞑备录》等），著《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莱比锡，1862）。另一位杰出东方学家格里戈里耶夫（B，Гриторъев）通晓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种东方语言，在他还是彼得堡大学学生时（1834），就将帖木儿帝国历史家宏达迷儿的《历史概要》（波斯文）译成俄文出版，题为《从古代至帖木儿时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这部译著作为最早译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评价。此后格里戈里耶夫继续从事蒙元时代史特别是金帐汗国史、中亚史和钱币学的研究。他的论文《论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的关系》（1875）分析游牧民入侵定居地区的原因，提出了游牧经济特殊条件下为解决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邻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扩展的观点，被称为“推动论”。他还写过一篇有关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讯（《亚洲杂志》，1861）。

对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贡献最大的是俄国杰出东方学家贝勒津（И.НБерезин，1818—1896）。他是哀德蛮的学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语，有可能直接从穆斯林史料入手进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绩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译本。在从事这项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预备性著作”《东方历史家丛书》（1849—1854），并对金帐汗国史进行了研究，撰有《从可汗诏敕看金帐汗国的内部制度》（1850）以及论述蒙古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论文《术赤兀鲁思的内部制度纲要》也是基于诸汗诏书研究而完成的一种重要著作（载《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8卷，1864）。1858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译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5卷）；1861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7卷）；1868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纪》从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译注与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13卷）；1888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纪》从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译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15卷）。作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译本，贝勒津书的译文在他那个时代无疑具有相当高价值，出版后数十年中一直为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所利用。他的注释，特别在语言学方面，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他所根据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种抄本（即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1576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大大影响了其校、译的质量。

稍后，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俄国学者还有齐曾高曾（B.T.Тизенгзузен，1825—1902）。他广泛搜罗该时代阿拉伯文（主要为埃及马木鲁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辑录、编译为两卷本《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选辑（原文和俄译文）出版于1884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儿的《全史》、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诺外利书、拔图塔行记、埃及马木鲁克朝算端哈剌温传、贝巴尔思传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为其中几种尚无其他文字译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选辑迟至1941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ky）就将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中所收录的《海屯行记》译为俄文（《西伯利亚杂志》1822，克拉普罗特法译本即据此转译）。后来，俄国学者帕特卡尼扬（K.Патканиян，即Патканов，1833—1889）进一步研究亚美尼亚文蒙元史史料，1870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译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题为《僧侣马迦基蒙古史》。自此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他还选辑多种亚美尼亚史家著作，译编为两册《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纪中，有许多俄国人深入中国蒙、藏、新疆等地区进行自然、物产、民族、历史、语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们在蒙古搜集了不少历史文献，发现了多处古迹和文物，写下了大量旅行记和考察报告，其中不乏有关蒙元时代的历史、地理资料。最重要的是1818年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昆兑河上游找到的1225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实物资料）。1889年雅德林切夫（H.M.Яадринцев）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与元代碑刻，1890年拉德洛夫（B.B.Раднлов）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古城废墟和碑刻。1892至1899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图谱》4册，展示所发现的古迹、文物图片，并标明地图位置，极为有用。以前，中外学者曾对蒙古国都位置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做过许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遗址的发现，使元代蒙古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蒙古学家波兹德聂也夫（A.M.Позднеев，1851—1920）两次进行实地考察，1892至1893年完成了从恰克图到北京、从科布多到库伦的纵横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记《蒙古与蒙古人》（2卷，1896、1898），对《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传说均有论述。其中记录了许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遗物。

十九世纪俄国的蒙元史研究，还应该提到毕业于喀山大学的布里亚特族学者班咱罗夫（ДоржиБанзаров，1822—1855）。在极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蛮教》（1846），《两种中亚字母》（关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发现之蒙古文银牌考释》（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称考》与《论卫拉特与畏兀儿》，《移相哥碑铭考释》（1851）等。他的所有论文于1955年逝世100周年时由语言学家桑热也夫结集出版。

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巨子巴托尔德（B.B.Бартолвд，1869—1930），其学术生涯与法国的戈狄埃、沙畹一样都是跨世纪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学家门下受过严格科学训练。1896年他调彼得堡大学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授课讲义）就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第五卷刊出；同年，又发表了评论法国加恩所著《亚洲史导论》的文章，反映他在学术上已经成熟。他把蒙元时代的中亚史定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课题，为此广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大多数是抄本，编成《原文资料选辑》，作为其预定著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编，于1898年出版。1900年，其第二编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巴托尔德治学极其严谨，坚持在尽可能全面搜检史籍和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据，据必确切。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亚的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据原始资料研究蒙古时代以前的中亚史，以致这一部分竟写到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对题”（见作者前言），因此在1928年出版英译本时，书名改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本书绪论部分详细介绍史料（分“前蒙古时期”、“蒙古入侵”、“欧文著作与文献”三部），第一章为“河中地区地理概观”，第二章为“迄至12世纪的中亚”（从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辽与花剌子模”，第四章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从蒙古建国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后附有大事年表与参考书目。1963年，莫斯科开始刊行巴尔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为第一卷首先出版，并增补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从1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1269年的中亚史）。1968年出的英译本第三版也据此增加了第五章。巴托尔德未能直接检查和利用蒙、汉文史料，尽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种蒙、汉文史料的译本，难免有若干不当之处，伯希和曾著《评注》一文①提出修正意见。但除此之外，此书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说十分完美，堪称是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划时代巨著。

1898年，巴托尔德还出了一本《七河史纲》（七河地区指巴尔喀什湖以南、锡尔河上游纳林河以北之地）。二十世纪初期，他发表了大量中亚史、伊朗史、伊斯兰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亚史四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①载《通报》，1930年。冯承钧译为汉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等，都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其他西方诸国德国学者很早就重视东方语言的研究。贾柏莲（H.C.vonderGabelentz）在1838年发表《一个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东方艺术杂志》第2卷1期），公布了从赵涵《石墨镌华》中抄录的八思巴字“重阳万寿宫碑”，并加转译和注释。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献的文章。1840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补释》（同上第3卷），对前文作了补充、订正。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格施塔勒（J.F.vonHammer-Purgstall，1774—1856）曾任驻奥斯曼帝国外交官，后为宫廷官员，帝国科学院院长，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语，对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诣。1832年，帝俄科学院悬重赏向国内外学者征求金帐汗国史著作，哈默尔于1835年以其所著《钦察之金帐汗国史》应征，虽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却没有获奖。1840年，他自己出版此书。1842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国史》。两书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国史专著，恰与多桑书和卡特麦尔书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这个时期欧洲蒙元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他的另一贡献是将波斯文《瓦萨甫史》第一卷译为德文，1856年于维也纳出版。

1872年，维也纳大学教授沃而甫（OttoW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鞑靼人史》，篇幅也很大。此书叙事从蒙古兴起至窝阔台合罕之死和拔都从中欧班师，尤详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钦察、斡罗思和入侵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战事）。其后，又有巴希菲尔德（G.Bachfeld）写了一本小册子《蒙古人在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1889），专述1241年战事。斯特拉哥什（G.Strakosch-Grassmann）著有《1241—1242年蒙古对中欧的入侵》（1893），可补沃而甫书之不足。

蒙元时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记也早有德文译本，十九世纪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布列克（A.Burek）所译，经诺依曼补充、订正的马可波罗行记译注本（1845年初版，1855年补订本）。

德国东方学家胡特（G.Huth）于1898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学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译本，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并被广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胡特将此书作者误认为是济美日多尔吉（济美南喀），后人多沿其误，直到晚近才被订正。

这个时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贡献的英国学者主要是亨利·玉尔（HenryYule，1820-1889）和霍渥士（H.H.Howorth，1842—1926）。玉尔于1840至1862年在印度英军中服役，后任总督秘书。他对东方历史地理，特别是中世纪旅行记，有很广泛、深入的研究，成为哈克鲁特学会会员。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卷，1866），始于鄂多立克行记的研究，后扩大到其他有关中国的中世纪旅行记和地理资料。在长达253页的“绪论”中，叙述了从上古直到十七世纪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并附录有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西方作者有关中国记述的摘译。本文部分分别译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来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纪》有关中国的记载（主要据多桑书转译），十四世纪前期佛罗伦萨商社代理商帕哥罗提（Pegolotti）《诸国志》所载从塔纳到中国之路及中国诸地贸易和货物情况，教皇使者马黎诺里的《东行回忆录》、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旅行记的中国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纪初鄂本笃的中国行记。每篇前面都有详细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况的说明，译文注释亦较详赡。此书后经法国学者戈狄埃修订、增补改为四卷（1913—1916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元代）的重要参考书。玉尔的另一名著《马可波罗书》（1871年初版，1874年再版修订本）是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与1818年出版的马斯登（Marsden）英译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其注释详明，考证颇多精当，超过了同时的颇节。此书后亦由戈狄埃修订、增补，更趋完善（1920）。

霍渥士年轻时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后任英国下院议员，考古学会会长。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虽然不通汉、蒙古、波斯等东方文字，却有志写一部完整的蒙古史，并相信凭他的史学素养，利用转手资料（欧洲学者著作以及所译东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确极其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译著，前后用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为俄国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为附录与索引（1928）。此书可以视为汇集了迄至十九世纪欧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包罗最广，叙述亦颇详，重要地方注明出处，不失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参考书。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学术修养和语言知识不足，所用资料全出于转手，阐述史事也多因袭前人，少有新意，从学术性方面衡量远逊于先前的多桑书。霍渥士还发表过几篇蒙元史论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0）、《钦察的白帐汗国》（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国牧师伟列亚力（A.Wylie）对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过一些研究。他在上海发现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伦敦，并著文介绍（《汉蒙文古碑铭》，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部会报》，1855），其后又相继写了《关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亚洲杂志》，1862）、《论居庸关古石刻铭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0）等文。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元代天文仪器的文章（《第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集》，1876）。这个时期，发表过有关蒙元史论著的英国学者还有奥尔良（P.J.Orle-ans《中国两个鞑靼征服者史》，1854），格伦威尔德（W.P.Gro-eneveldt《1293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国评论》，1875—1876，为《元史·爪哇传》的英译，1877），布舍尔（S.W.Bushell，《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5）等。1881年，兰-蒲耳（S.Lane-Poole）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馆藏蒙古钱币》（馆藏东方钱币目录第六卷），绪论中叙述了蒙古历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钱币目录和图版。奥立佛（E.E.Ol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国史，发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钱币》（《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译，有拉维尔弟（H.G.Raverty）的术兹札尼《纳昔里史话》英译本（《亚洲伊斯兰诸王朝史》，1881）和罗斯（E.D.Ross）的海达儿《拉施德史》英译本（《中亚蒙人史》，1898）

美国著名东方学家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业绩虽然是在藏学方面，但他学识广博，对宋、元时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合作的《诸蕃志》英文译注本十分有名。他在1900年完成的《卢勃鲁克东行记》英文译注本（含卡尔平尼行记，伦敦哈克鲁特学会出版）注释详明，利用了大量欧洲中世纪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证，迄今为止仍是研究这两种行记最好的著作。

第二节　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

本世纪初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带头人，本世纪中叶许多有成就的蒙元史专家多出于他们门下。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东方学各学科析分愈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广，因而又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一方面，汉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都有不少与蒙古史有关的著述；另一方面，优秀的蒙元史专家也多兼通数门语言和若干学科的知识。

法国东方学大师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是本世纪蒙元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辩的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权威，这是由于他不仅汉学造诣极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学。渊博的语言和文献学知识加上异常的天才和勤奋，使他在极广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无往而不获。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曾受业于沙畹。1899年为印支古迹调查会（不久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校）研究人员，后任教授。其间多次来我国搜集图书资料。1906至1908年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察古迹，从敦煌千佛洞等处劫走大量珍贵的古文书、写本、木简及绘画等文物。191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去世。1925年起担任《通报》主编，1935年当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古代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阶段正是蒙元时期。从本世纪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札记和书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陆续出版的。概括地说，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种重要史料展开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书名、成书年代、版本和相关的其他蒙文文献，以及古代蒙古语、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题》（《通报》，1913）、《今已不发音的13、14世纪蒙文中的h字首词》（《亚洲杂志》，1925）、《元秘史旧蒙文中的一段讹误》（《通报》，1930）、《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同上）、《释‘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亚洲杂志》，1940）、《忽卜赤儿》（《通报》，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铭、文书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转写及法译本（译文仅有前6卷，即第1—185节）于1949年出版。二是欧洲使臣、教士的报告和相关的东西方文献，由此研究蒙元与罗马教廷及欧州国家的关系和元代基督教情况。主要论著有《唐元时代中亚及远东之基督教徒》（《通报》，1914），《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1923、1924、1928），《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有关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雅八剌哈与列班扫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记）。三是《马可波罗行记》，从他学术生涯之初便开始研究此书（1904年出版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后期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1938年，他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A.C.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书名从Zalada本作DescriptionoftheWorld）在伦敦出版，这被公认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记注释虽未全部完成预定条目，但已形成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后由韩百诗负责整理，按字母顺序排列，分两卷出版于巴黎（NotesonMarcoPolo，第1卷，1959；第2卷，1964）；1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全书共有386条，每条均首列各种版本的异写并考其正误，有很多条文长达数十页甚至百余页。诚如韩百诗在“前言”中所说：“这已不再是马可波罗行记的注解，而是展现了他极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的专题论文集。”四是《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只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莱顿，题为《成吉思汗征战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于韩百诗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释中包含有蒙古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国前漠北历史的详细、精辟的考证。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还有《高地亚洲》（1931），《金帐汗国史札记》（巴黎，1950），在1902年译注本基础上增订的《真腊风土记》译注本（未完成，1951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尔梅克史评注》（巴黎，1960）。他写了大量书评，其中《评<王国维遗书>》，（《通报》，1929）、《评巴托尔德著<突厥斯坦>》（同上，1930）、《评<长春真人西游记>Waley英译本》（同上，1931）、《库蛮》（《亚洲杂志》，1920，评班额与马迦特合著之《东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的精辟考证文章。

同时代的东方学家伯劳舍（E.Blochet，1870—1937）从1895年以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从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编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导论》（1910），并刊行了以本馆所藏抄本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这个刊本尽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劳舍的东方语造诣不高而多有讹误，但长期以来没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长编撰综合性著作闻名的东方学家格鲁塞（R.Grou-sset，1885—1952），开始是治希腊史的，后兴趣转移到亚洲历史文化。他知识广博，尤善于吸收和总结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有机地组织到自己的综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1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1944）。此外，他的《远东史》（1929）和《中国史》（1942、1943、1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1906—1978）。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1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1946）；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1965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1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诸王表》译注（1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1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cquet合译，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1971）。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1953）、《谦河札记》（同上，1956）、《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1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1960）、《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1970）、《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1970）等多篇。

奥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1960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1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发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158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1974年发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10—1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

让·理查德（JeanRic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1949），《13、14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1卷，1956），《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196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1973）等多篇论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L.Bazin）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R.Ha-mayon）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M.Fiey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

前苏联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首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1931）。符氏1904至1909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1912至1913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1910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1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1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1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1930）等。1925、1926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1927年发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发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1934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发，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蒙古学家柯津（C.A.KoзиH，1879—1956）的蒙元史研究论文有《关于蒙古诸伊利汗外交文件译释问题》（《苏联科学院通讯》，第七期，1935）、《有关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诗传说片断》（《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20卷第1期，1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元朝秘史》汉字音写原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1941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写水平不高。专门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赞诺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为《蒙古诸部习惯法》，原载《亚洲通报》51、52（1923，1924），后合刊为单行本（哈尔滨，1929）。此书收集了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克利齐书等各种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条文，以及后代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资料，极便参阅。他的有关论文还有《中国法对蒙古法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931）、《元代的蒙古法与中国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与法律对俄国文化与法律的影响》（同上）、《成吉思汗大札撒》（《哈尔滨法学院学报》10，1938）等篇。

苏联学者的蒙元时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帐汗国史方面，研究的问题大体承袭沙俄时代传统，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帐汗的诏敕和钱币、古遗址发掘、俄罗斯编年史的有关记载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对俄罗期的影响等。本世纪初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为维谢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и），其论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邻萨莱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1907。古里斯坦为金帐汗国铸造钱币的重要地方）、《有关金帐汗颁赐俄罗斯僧侣之诏敕的一些考释》（1909）、《金帐汗国史札记》（1916）等。革命后续有新作。沙俄时代已开始进行的金帐汗国都城萨莱（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两城）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文献资料相对贫乏的金帐汗国史研究是极有力的促进。1940年，纳索诺夫（A.Н.Насонов）的专著《鞑靼人与俄罗斯》（蒙古统治俄罗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据俄罗斯编年史资料，并利用了译成俄文的东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库鲍夫斯基（A.Ю.Якубовский,1886-1953）和格列哥夫（В.Д.Треков）合著了一部“13—14世纪术赤兀鲁思形成和兴盛期的历史纲要”，题为《金帐汗国》（1937年初版，1941年再版）。雅库鲍夫斯基先后就学于彼得堡大学历史系（1913年毕业）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24年毕业），深受巴托尔德的影响。他是造诣很高的中世纪中亚史、西亚史专家和考古学家，曾主持昔格纳黑、玉龙杰赤等古城的发掘。他撰写的这两个废城的考古报告（分别载1929和1930年的国立物质文化研究所《通讯》和《通报》）以及《别儿哥萨莱手工业的起源问题》（同上《通讯》，1931）、《东方封建制度——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1932）等论著，都表现了他善于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研究。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金帐汗国》一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第三篇《金帐汗国的衰亡》，1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余大钧汉译本作《兴衰史》）。1952年，此书获斯大林奖金。此外，他有关蒙元史的著述还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乱》（《东方研究所丛刊》，1936）、《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述》（载《俄国东方学史纲要》，1953）等篇。

1936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订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译注本。由杰出的伊朗学家罗马斯凯维哥（A.A.Ромаскевин）主持其事，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班子，分工进行。在此以前出过的各种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该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为底本，取伦敦、巴黎、德黑兰、列宁格勒及东方学研究所五种抄本参校，质量自然能超过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编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据以译成俄文。鉴于当时此书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诸汗纪除卡特麦尔刊布的旭烈兀纪外都没有刊本，工作就先从此卷开始。由于注释工作难度极大，准备在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另出单独的注释卷，原文校本和译本都只脚注重要的异文。此卷原文由阿里札德（A.A.Aлизадс）校编，经罗马斯凯维哥审订，交阿伦德斯（A.K.ApeHдc）译为俄文，于1939年完成。因战争影响，该译本到1946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则迟至1957年才面世（与译本合刊）。1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译注本分两册出版。第一分册（部族志）译者赫塔古罗夫（A.A.Хетасуров），注释者谢麦诺夫（A.A.Семенов）；第二分册（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由斯米尔诺娃（О.И.Смирнова）译注，汉学家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参加了注释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罗马斯凯维哥、赫塔古罗夫和阿里札德校勘的第一分册（196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纪）的俄文译注本（译者维尔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овский，他与潘克福合注）于196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札德校勘的太宗窝阔台合罕纪部分（1980）。第一、二卷的注释，利用了一些汉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许多名称和语词的解释有参考价值，但一般都比较简单。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因而有不少处采取了讹误的写法，可以订正而未能订正，译本亦从之而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这部集校本和译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苏联学者对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

十九世纪以来，在沙俄政府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学者不断地深入蒙古和中亚各地进行多方面调查，出了大量对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如普尔日瓦尔斯基、格鲁姆格济迈洛、彼甫佐夫、波塔宁、克列门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后，这种调查仍继续进行。因此，他们对蒙古、中亚地区古代遗迹和文献的发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学者。对蒙元史研究来说，除上世纪末和林城的发现外，最有意义的就是1907至1909年柯兹洛夫（Л.К.Ко-лов，1863—1935）考察队在额济纳沙漠中发现了黑水城废墟，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及元代文书和其他遗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废城》，1923）。1923至1926年，柯氏又率领考察队进行了纵贯蒙古的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诺颜乌拉匈奴墓葬的发现外，在南杭爱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卫亲军所建之“宣威军”城，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对黑水城的第二次发掘也有不少新发现（有《1923—1926年蒙古旅行日记》，1949）。

1948至1949年，考古学家吉谢列夫（С.В.Киселев，1905—1962）领导苏蒙联合考古队对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孙和蒙古国都和林城进行考古发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区、建筑物布局，特别是万安宫遗址情况。1957至1961年，他又率队考察、发掘了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北岸、希尔希尔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兑河旁的元代宫殿遗址。希尔希尔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数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后王（齐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兑宫殿也应属于他家。同时，苏联考古学者还在图瓦自治共和国发现数处蒙元时代古城或居民点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其中，乌鲁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汉式房屋等遗址一百多处，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遗迹，吉谢列夫认为应即元代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的驻所——益兰州城；此外，克穆齐克河旁的废墟可能与元代谦谦州有关。上述这些考古成果，由吉谢列夫主持合编为《古代蒙古城市》一书（1965），非常有用。

1953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苏联史纲》的11—13世纪卷，其中对蒙古西征有很详细的叙述，系由中世纪史专家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等人撰写。1956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个人专著：《俄罗斯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十三世纪）》，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罗斯，还包括中亚地区。蒙古史专家莎斯齐娜（Н.Т.Шастина）以研究十七世纪俄蒙关系史著名，但她也从事蒙古文历史文献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沙拉图吉（黄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57），1911年出版的马列英（A.И.Малеин，拉丁语专家）《卡尔平尼行记》和《卢勃鲁克行记》俄译本的补注本（1957），《中世纪蒙古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载于《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1970），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73）等。

著名藏学家、蒙古学家列里赫（N.Roerich，1902—1960）曾就读伦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学，师从列维、马伯乐、米诺尔斯基诸大家，通晓梵、巴利、波斯、藏、蒙、汉等语言，从1930年滞留印度到1957年归国，主持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藏学研究，论著甚富，涉及蒙、藏语言、历史、宗教诸方面。有关蒙元论文有《蒙古时代的阿兰军》（《著作集》，1967），《13、14世纪的蒙藏关系》（《西藏学会学报》，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后，苏联研究蒙元史的学者不多，其中成绩最著者为蒙库耶夫（H.Ц.MyHKyeB，1922—1986？）。他的汉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汉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开始于钻研两部宋人出使蒙古的报告《黑鞑事略》（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五期）和《关于<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13世纪中国旅行家关于古代蒙古的记载》（载《中国——日本：历史与语言学》，1961）。1962年，他以《有关13世纪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汉文史料的翻译和研究》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其后继续发表《13—14世纪蒙古史的主要汉文史料》（载《东方诸国的现代学》第1卷，1963）。《有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译与研究，1965），《蒙鞑备录》俄文译注本（1975）。专题研究论文有《论13世纪前半期最初几个蒙古汗在中国政策上的两种倾向》（载《布里雅特综合科学研究所集刊》第8辑，1962），《论13—14世纪蒙古牧民的经营方式》（同上第16辑，1965），《13—14世纪蒙古和中国经济状况问题》（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黑水城发现之两件蒙文印件残片》（载《蒙古研究》，1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博洛甫柯娃（Л.А.Боровкова）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红巾军起义与朱元璋的兴起》（《亚非人民》1961年第2期），《红巾军起义最初阶段的郭子兴—朱元璋集团》（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1963），《论14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1970）等。其专著有《中国的红巾军起义》（1971）。

克恰诺夫（Е.И.Кцчанов）是著名的西夏史专家，对蒙夏关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有深入的研究，除专著《唐兀国史纲》（1968）外，还撰有《关于成吉思汗征服后唐兀人历史命运的几点看法》（《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蒙夏战争和西夏的灭亡》（《鞑靼—蒙古在亚洲和欧洲》，1970）等篇论文。此外，他还著有《<元史>中关于13世纪吉利吉思移民的记载》（《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1，1963），《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1977）。

维克托罗娃（Л.Л.Викторова）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阶级》（副博士论文，1961）、《古代蒙古游牧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1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1980）。1962年，中国学者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某些苏联学者也有反映，发表了迈斯基写的《论成吉思汗》（《历史问题》196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苏联历史》1962年第5期）等文。1970年，苏联出了一部名为《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论文集，所收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与成吉思汗》（桑达格撰），《南宋的灭亡》（斯维思托诺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国东北统治的建立》（麦里柯夫撰）、《13—14世纪中国蒙古诸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杜曼撰）等。耶果罗夫的专著《13—14世纪金帐汗国历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国编年史及考古资料，其历史简述第一部分终于忙哥帖木儿，第二部分至1400年。此书主要内容是城市发展研究，分为六个时期。此外还论述了政府机构和军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遗址的细目，极为有用。

德国十九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格鲁伯（W.Grube，1895—1908）、奥托·弗兰克（OttoFranke，1863—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国的汉学（含满、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deLeCoq）在吐鲁鲁等地考察的丰富收获也对德国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世纪上半叶，继承前人事业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贡献的学者，首推海尼士（ErichHaenisch，1880-1966）。

海尼士受业于格鲁伯和夏德，通汉、满、蒙、藏语。1904年，他以博士论文《汉文版<蒙古源流>与蒙古原文的比较》奠定了后来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接着，他在中国武昌、长沙担任军校教官共7年，并继续其汉学研究。二十年代以后，历任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其间，除在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方面陆续有著述外，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特别是《元朝秘史》。1931年，开始著《关于<元朝秘史>的研究》。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这项研究课题，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的复原（1937）；第二卷为《元朝秘史词典》（1939。每词均列出其见于各节的不同语法形式和释义，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为德文译注本（1941）。此外，还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词汇、语法特点以及复原问题的论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还有：《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载《大亚细亚》第9卷，1933），《蒙古统治时代中国寺庙的赋税优惠权》（1940。其第二部分为八思巴字碑铭），《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法国国王腓力的信》（《东方》第2辑，1949。序论、译写、翻译和注释），《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与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1969，为《录大梁事》与《北巡私记》的摘译，由其学生P.Olbricht编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1899—1991）是著名蒙元史专家，三十年代就以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为学界所推崇。他先从海尼士学习汉、蒙、满语，1924年入法国东方语学校，次年入巴黎大学，成为伯希和的学生。在伯氏指导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译、注，和一篇长达99页的论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绪论”），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四种在巴黎出版，伯希和为之作序。此书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优秀著作之一。1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蒙、汉语讲座，并任所长，继续从事蒙元史研究，先后发表《蒙古大汗与佛教》（《亚洲研究》，1954），《元代中国立法中的蒙古处罚法制》（《中国——阿尔泰研究》，1961），《论中国立法的蒙古影响》（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论文，1963），《失吉忽秃忽》（《中亚杂志》，1965），《关于蒙元时的“投下”一词》（《蒙古研究论集》，1966），《室韦是蒙古人吗？》（《汉学论集》，1966），《中国大汗宫廷的蒙古祭礼》（《蒙古研究》，1970。《元史、祭祀志》摘译并详细注释），《忽必烈》（《世界史名人传》，1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难问题》（国际阿尔泰研究学会论文，1974）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学生合编的《元代史学术语字典》（医学部分，1967）。80高龄时，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与事业》，于1983年出版。此书被学界推崇为迄今最优秀的一部成吉思汗传记。

施普勒（B.Spuler）主要从事伊利汗国史和金帐汗国史研究。伊利汗国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尔）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体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年出版，1955年修订再版），分别对政治史（大蒙古国前四汗及历代伊利汗）、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各大区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赋税、外交、法律、军事组织、公共设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阐述，征引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内容充实，书末附有详细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目录。此外还撰有一本简略的《伊斯兰诸国史：蒙古朝代》（1948）。金帐汗国史方面，1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专著（1965年增订重版）。1975年，他在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题为《定居社会中的游牧主义：金帐汗国》的论文。他的另一部对读者十分有用的书是《蒙古史：13—14世纪东西方史料选辑》（1968年出版，1972年英译本），分“帝国的建立”、“欧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国的蒙古诸汗”、“金帐汗国”诸类，编集了除汉文史料外的各种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还用法文写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读物：《历史上的蒙古人》（1961年出版，1972年英译本）。

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Franke，1914生）是近几十年德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学者。他从1952年起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后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海尼士主持该校的汉学研究，一度出任过驻香港领事。他偏重于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论著有：《赵孟頫》、《桑哥》（《汉学》，1940，1942）、《阿合马》（《东方》，1948）、《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与经济：元代经济史文献》（1949）——主要是阐释汉文资料，并讨论了忽必烈的货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货币改革；《拉施都丁<中国史>汉学注释》（《东方》，1951）；《蒙古诸帝能读和写汉文吗？》（载《大亚细亚》新集3，1952）——引证大量元人文集资料说明元中后期的英宗、文宗、顺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元代蒙古历书残片》（1964）；《蒙古帝国时代的中西交往》（载《香港分部杂志》6，1966）；《<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补注》（《中亚研究》，1970）；《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从部落首领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释元代蒙文文书残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续有新作问世。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国蒙古学的领头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现代蒙文历史、文学和宗教文献，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1970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写，用两章专述早期的萨满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传播。1982年海西希从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职位退下来后，由其学生萨加斯特（K.Sagaster）继任。萨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关系，有关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译注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鉴》（文载《中亚研究》4，1970），讨论搠思吉斡节儿是否译过《五护经》（载OlonUlsyn2，1973）等篇论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威尔斯（M.Weiers），主要擅长蒙古历史语言研究，六十年代以来发表多篇这方面论文。1986年出版了他主编的涵盖史料、语言与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历史与文化论集》，其中他本人撰写了蒙古语言概述（讨论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语言，认为是波斯—突厥混合语），窝阔台至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北三汗国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历史由Kampfe和Trauzettel分别撰写；VeronikaVeit撰写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明、清蒙古史。这三位也是波恩大学蒙元史研究的骨干。藏学家D.Schuh撰写了该书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很大，尤其是对元朝皇帝赐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中亚和东亚研究的重要中心，该校突厥学和阿尔泰研究的领头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1963—1975）蜚声世界。德福对阿尔泰语系诸语和波斯语都有很深造诣，因而能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儿时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语的历史源流。此书不仅是语言学的杰作，也是研究蒙元时代名物制度的优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极好的工具书。他对《元朝秘史》的蒙文语法也有专门研究（文载《中亚杂志》，1955），此外还撰有《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13，1963）、《拉施都丁书中的蒙古人名》（《中亚杂志》，1、4，1970）等论文。该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学生罗斯纳（E.Rosner）。他在1964年以题为《元代法律中的“十恶”罪》的长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对元代史汉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颇似其师。

藏学家和蒙古学家舒伯特（J，Schubert）于1950年应聘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59年继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考察，其中一项是专门寻找成吉思汗墓地，虽未达到目的，但写成了一部对蒙古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考察报告《不儿罕山之旅》（1963）。根据考察的收获，他还写了好几篇研究的论文：《乌德犍山的观念与位置》（《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历史性场所考》（关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兰的考证，载《东方学报》（华沙），30，1966），《不儿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学博物馆年刊》29，1973）等。莱比锡大学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陶贝（M.Taube），著有《丹津札巴的<心箍注释>》（1957），《<蒙古秘史>的一种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译注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学生维茨（H.P.Vietze）主要从事蒙古及阿尔泰系语言研究，编过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词典》（1969）；海德（D.Heyde）除与其师合编《元代史学术语词典》外，还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举考试的斗争》（1972），《中国科举取仕原则与蒙古游牧征服者》（1968）等；巴尔克曼（U.B.Barkmann）研究从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他们都是现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蒙元史研究骨干。

德国学者对元代汉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有一组学者致力于《蒙鞑备录》与《黑勒事略》的译注。这工作由海尼士开始，其学生等继续进行，直到1980年才出版了P.Olbricht和E.Pins的德文译注本，译、注均称上乘（罗意果著文评介，载《华裔学报》，35，1981—1980）。Olbrcht曾撰有《元代的驿传》（1950年哥廷根大学博士论文，1954年出版）等文。《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宪宗本纪）由Aramowski译成德文，于1976、1979年先后刊载于《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Studien）上，其注释偏重于历史。回鹘历史语言研究专家冯加班（A.VonGabain）所著《850—1250年的和州回鹘王国》（1961）和《9—14世纪和州回鹘王国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鹘文文书，是目前有关元代畏兀儿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参考价值。

英国本世纪初，英国杰出伊朗学家布朗（E.G.Browne，1862—1926）计划刊行《史集》全书。1908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拉施都丁<史集>全刊本的建议》，详细分析了全书内容，对原书目录进行调整，仍按其顺序重新划分卷、编、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录设计（参见本书“史料”篇）。其刊行计划没有实现，但所设计分卷方法比较合理，为后来刊行和翻译《史集》的学者所采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学史》，其第三卷《蒙古统治时代的波斯文学史》（1920），对了解这个时期的波斯文史籍极为有用。

东方学者穆勒（A.C.Moule，1873—1957）以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马可波罗行记》闻名。他出生于杭州，父为教士，剑桥大学毕业后再到中国任传教士（1889—1908），回国后仍任教职，后为剑桥大学中国语文和历史教授。从1914年起，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通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元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教、罗马天主教）历史文献、遗迹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论文，其中有多篇关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其名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出版于1930年，考述唐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衰，四分之三为元代东西方文献的研究。1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马可波罗寰宇记》拉丁文汇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译本。

著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和丰赡的注释（1937年初版，1970年经博思活斯编订再版）。原书虽然是十世纪的作品，而米氏注释涉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对研究中亚古代诸部落及历史地理极为有用。米氏还发表过一些研究蒙元时期史的论文，如《高加索研究：阿兰都城麦怯思和蒙古的远征》（《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4，1952），《木克里库尔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汉学家威莱（A.Waley）出版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注本（1931），远胜于布莱茨奈德的旧译；他还撰有《元朝秘史札记》（12个段落或名称的考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秘史》汉文音写本部分段落及有关资料的英译和解释）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义耳（J.A.Boyle）。1947年，他通过了由米诺尔斯基指导的研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学位论文，195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译注本（2卷本）。他虽不懂汉文，但能充分利用欧洲东方学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详细、丰赡的注释。《世界征服者史》只写到蒙哥时代为止，波义耳认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记述窝阔台至元成宗时代历史，内容正可补前书之未备，于是接着将《史集》的这一部分先译成英文，题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1971年出版。不过他没有利用此时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却用了布洛晒刊本为底本，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大缺憾，并尽量参照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补进了一些布氏刊本脱漏段落以图补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评。此译本的注释和前书一样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较简单。此外，从五十年代以来，波义耳还发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论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营地》、《窝阔台合罕的四季行宫》、《海屯行记译注》等等，1977年汇编为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波氏还是《剑桥伊朗史》第五卷《塞尔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编。波氏从1950年起到1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1963年“英国蒙古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学家鲍登（C.R.Bawden）重点研究清蒙古历史与文献，著述甚丰。

他的《黄金史》（Altantob■i，小黄金史）拉丁字复原与英文译注本（1955）也是蒙元时期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还写过《元代马政札记》（与札奇斯钦合作，1965）及有关蒙古狩猎、礼俗等方面的文章。宗教史家道森（Ch.Dawson）编译的《出使蒙古记》，收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及其他欧洲使者的蒙古行记，以及来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编译），译文明白通畅，收集最全，便于利用。吉布（Gibb）将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译为英文（未出全）。

波义耳的学生杰克逊（P.Jackson）是晚近英国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

七十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如《忽必烈登基之再探讨》（《英蒙学会杂志》第2卷第1期，1975），《马哈木·秃忽鲁统治时代（1325—1351）的蒙古人与德里苏丹》（《中亚杂志》，19，1975），《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等。尤其最后一文，全面探讨了成吉思汗家族各宗支、各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内讧，通过将《史集》和《元史》的记载与埃及、亚美尼亚及其他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对许多重要史实作出新的考释，是极见功力的佳作。最近，他在莫尔根（D.O.Morgan）合作下完成了《卢勃鲁克东游记》新的注释译本（1990）。莫尔根也是长于蒙古帝国史研究的学者，撰有《波斯的蒙古军》（《伊斯兰》，56，1979）等多篇论文；其所著《蒙古人》（1986）被认为是继多桑之后比较成功的综合性著作，第一篇为史料概述，第二至第七篇为蒙元史，尤其是第六篇蒙古西征、波斯的蒙古史，是他的强项，第八篇简述元以后之蒙古。不过译名多据波斯文转写，有不少错误。

此外，还有一位内蒙古人奥农（UrgungeOnon），是四十年代末拉铁摩尔带到美国去的蒙古青年之一，他与其他三个蒙古人在拉氏领导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成一个研究组，出了一些书和文章。奥农是主要研究蒙古历史的，后转到英国里兹大学任教，并主持那里的蒙古研究项目，最近出版了其《元朝秘史》的英文译注本，名为《成吉思汗的历史与生平》。他还是现任英国蒙古学会的副主席。

美国本世纪初，继业已名震东方学界的柔克义之后，美国又出了一位优秀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劳费尔（B.Laufer，1874—1934）。劳氏通汉、藏、蒙、满、梵、波诸种东方语，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亚、西藏史及中国与伊朗关系史，但也写过一些有关蒙古、阿尔泰语系及元代史的论文，如《不儿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36，1917），《珊蛮一词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19，1917）。《鄂多立克到过西藏吗？》（《通报》，1914）。这时，美国的东方学整体上还大大落后于欧洲。除劳费尔外，与蒙元史研究有关的学者值得一提的仅有做过驻俄国、波兰等国外交官的寇尔丁（J.Curtin）。1908年，他出版了两部书，一部名为《蒙古人：历史》，一部名为《蒙古人在俄罗斯》，篇幅都较大，但内容一般。

著名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Lattimore，1900—1989）二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残卷，后归伯希和，对《元朝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主要是有关中国北部边疆及蒙古政治、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响。曾将1928至1958年发表的此类文章编为《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62）。但他的论著偏在近现代，蒙元史方面只写过一些概述性文章。

本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的柯立夫（F.W.Cleaves）。二战前他曾在法国从伯希和学习，并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在我国学者协助下研究《松漠纪闻》，又获得了不少蒙汉文合璧碑铭摹本，这成为他日后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从1948年起，他连续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元代蒙汉文碑铭、伊利汗给教皇和法国国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献的论文，还编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罗卜藏丹津《黄金史》（1952）和《蒙古源流》（1956）。他翻译和注释的《元史八邻部人伯颜传》（《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6）多达百余页，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论文。他研究的面很宽，著述丰富，还撰有《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史料和抵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课题的文章。主要由于柯立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蒙元史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国外学人前往深造。柯氏积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元朝秘史》英译本已于1982年出版，但其注释卷尚未见问世。

马丁（H.D.Martin）比柯氏略早。三十年代他在绥北考察，发现了元代汪古部的多处墓葬，著有《关于归化城北聂思脱里遗迹的初步报告》（《华裔学志》，3，1939）。其后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蒙古与西夏的战争》（1942），《成吉思汗的第一次侵金战争》（1943），《蒙古的军队》（同年）等文。1950年，出版了专著《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华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老资格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甫（A.Mostaert，1881—1971）和苏联蒙古学家鲍培（N.Poppe，1897—1992）先后移居美国，对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推动很大。田清波从1906年到鄂尔多斯传教，一住二十多年，精通蒙语及蒙古事务；后在北京天主教会工作，1948年定居华盛顿附近。数十年中，他撰写了大量研究蒙古语言、部族和文献的著作与论文，尤其是鄂尔多斯研究更是独步天下。到美国后，他与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曾协助从事蒙古史籍的编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并为《黄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书撰写了专篇绪论。他还发表有长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1950；14，1951；15，1952）等重要文章。鲍培战前已是苏联的著名学者，在蒙古语言、文学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献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49年赴美后，一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吸引和带领了一班美国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夸尔、克鲁格等人。他继续发表蒙古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语和八思巴字文献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先后出版了《蒙古书面语语法》（1954），《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1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1957，即1941年所出之俄文本《方体字》的英文修订本，由其学生克鲁格编译）等著作。

克拉德（L.Krader）主要研究蒙古游牧民社会组织、血缘关系和封建制度等问题，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法夸尔（D.M.Farguhar）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发表过《元代的官印与花押》（《华裔学志》，25，1966），《元朝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1981）等文。克鲁格（J.R.Krueger）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学与书志学》（《蒙古学会学报》，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译本（1967），他的主要成绩是在蒙古语言、文献和卫拉特蒙古研究方面。出于伯希和门下的著名中亚史专家、匈牙利人塞诺尔（DSinor），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十余年后，于1962年来到美国印弟安那大学，创立了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和内陆亚洲研究所，使该校成为世界著名的内亚研究中心之一。塞诺尔的蒙元史著述，有关于《卡尔平尼行记》中的蒙古词语、完者都致法王信以及蒙古与欧洲关系的研究，《论蒙古的兵法》等多篇。他编纂的《欧亚中部研究导论》（1963）文献目录对蒙元史研究也极为有用。移居美国的老一辈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的洪煨莲，他于1946年应聘赴哈佛大学执教，是该校深受敬重的汉学权威，他并不专门研究元史，但1951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元秘史流传考》，凭其版本目录学的深厚根柢对《秘史》与相关史料的相互关系进行缜密考察，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他的另一篇文章《钱大昕的三首元史诗》（《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也触及许多重要的元史问题。中国蒙元史专家札奇斯钦移居美国后受聘于杨伯翰大学，并继续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1988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论集》中收入了他历年发表的《元代马政诸考》、《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国佛教与道教》等多篇重要论文。早年就移居美国的比利时神甫塞雷斯（H.Serruys）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辈学者，他有关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与蒙古的关系，以及《华夷译语》等文献的著述，对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学博士出身的舒尔曼（H.F.Schurm-ann），对元代经济史有出色的研究。他将《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货志》译为英文，加以详细注释，于1956年出版。同年，发表了《13世纪的蒙古贡纳制》（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发赋敛（Alban-Qubǒiri）制度在中国、波斯和斡罗思的实践及演变的高水平长篇论文。他还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和《元代的政治组织问题》（第25届国际东方学大会论文，1963）等。但此后即未见有新著述问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牟复礼（F.W.Mote）对中国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隐士》（Wright编《儒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陶宗仪生平诸考》（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54）等篇。其著名论文《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论》（《远东》，3卷1期，1961）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问题。

陈学霖于196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任教，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界十分活跃的学者。其主要研究领域为金元史，著述颇丰。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刘秉忠：忽必烈朝的佛—道政治家》（《通报》，53，1967）、《<汝南遗事>绪论》（《宋史研究通讯》，10，1974）等。1978年，他参与发起召开“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学术讨论会，编辑了一部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元代思想与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长篇论文《马端临史学思想中的“通”、“变”》。他与罗意果、萧启庆合编《元代人物传》，撰写了王鹗、杨桓、姚枢、杨维中等传（先后刊登于《远东史集刊》）。其近作又有《元大都建城传说》（1986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王文统“谋反”事件与元初政局》（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等。劳延煊是1962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为王恽《中堂事记》的译注。其后又发表《元朝诸帝的季节性狩猎生活》、《金元诸帝游猎生活行帐》（载台湾《大陆杂志》26∶3，27∶9，1963）、《<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诠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1969）等文。现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与生活。

近二十年来，美国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蒙元史研究者。窦德士（J.W.Dardess）重点研究元代中后期史，撰有《弥勒教起义的转折与明朝的建立》（《亚洲学会杂志》，29，1970）、《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华裔学志》，30，1972—1973）、《郑氏义门：元末明初的社会组织与理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4）、《元后期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与中央集权》（载《元代思想与宗教》，1982）等论文。其所著《征服者与儒士：元后期的政治变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详细阐述了元中叶以后铁木迭儿、燕帖木儿、伯颜、脱脱等人为首的政治集团围绕“儒化”政策及争夺权力展开的复杂斗争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

罗沙比（M.Rossabi）偏重于内陆亚洲史，尤其是明朝与西域关系史的研究。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发表过《忽必烈与其家族的妇女》、《元明时代的女真人》、《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此文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1981）等论文。他参与组织1978年召开的“10—14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主编了一本此次会议的论文集《ChinaamongEqual-10至14世纪中国与其邻国》（1983），并撰写了“导论”。其后他把撰写一部《忽必烈传》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计划，为此翻译了《元史·世祖本纪》，并仔细搜检《史集》、《高丽史》及其他多种文字史料：广泛参阅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经数年努力，于198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长篇传记。罗沙比的汉文相当好，此书在资料利用方面，在忽必烈统治思想和政治、经济政策的分析方面，无疑都比以前爱宕松男（1941）和李唐（1978）写的忽必烈传前进了一步，从历史转变角度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撰写一部完善的忽必烈传记难度相当大，书中对发生在忽必烈朝的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和重大制度变革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陆宽田（LucKwanten）于1972年以《元代的藏蒙关系》获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发表过《元朝皇族的藏语名字》（《蒙古学会学报》10卷1期，1971）、《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虚构还是真实？》（《亚洲史杂志》，8，1974）、《木华黎评传》（《宋元研究报告》，14，1978）等文章。1979年，出版了一部大型专著《游牧帝国：500年至1500年的中亚史》。这是自格鲁塞《草原帝国》出版40年来第一部西方学者写的同类著作，蒙元时期史是此书的重点部分。作者广泛利用了这40年中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本书内容较前人著作显得更为新颖。但由于涉及面很广，作者对其中许多专门问题难免研究不足，因而失误之处颇多。洪金富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81）上发表一篇书评，详细指摘了书中主要因误引、误解史料（特别是汉文史料）造成的错误。兰德彰（J.D.Langlois）着重元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他于197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题为《蒙古统治下的金华学派》。其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亚洲研究杂志》，48，1978），研究了虞集与元文宗的关系及其在当时文治政策中的作用；《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治国策和<春秋>经》（载《元代思想与宗教》），主要讨论元代学者对传统法律和经世治国思想的研究。

陈恒昭于1973年以《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元代法制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文1979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制传统》，第一部分元代法制研究，第二部分《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其英译。这是一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力作。葛德卫（D.Gedalecia）为1971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元代理学家吴澄》。其后又发表有《吴澄理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宋元研究集刊》，14，1978），《吴澄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载《元代思想与宗教》）等文。爱尔森（T.T.Allsen）着重蒙元前期（前四汗时期）史的研究。1979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研究蒙哥汗时代大蒙古国的政治和经济，后经增补、修订，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题为《蒙古帝国制度：大汗蒙哥在中国、斡罗思和伊斯兰国家的政策》。此书分别论述了蒙哥汗的中央集权政策和手段、户口编籍、税收以及兵力的征集，各部分的研究均有相当深度。他的语言条件很好，得以利用尚无译本的几种重要波斯文史籍（《五世系》、《木因历史选》、《完者都史》等）和广泛搜检俄罗斯编年史资料。他的几篇专题论文——《蒙古在斡罗思的括户》（《哈佛乌克兰研究》，5，1981）、《13世纪元朝与吐鲁番畏兀儿》（罗沙比编《ChinaamongEqual》，1982）、《西征的序幕：1217年至1237年蒙古在乌拉尔—伏尔加地区的军事经略》（1983），研究都十分精细，颇多新见。

安迪考特·韦斯特（E.EndicottWest），198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为《元代的区域和地方政府》，198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政府》。她的其他著述还有《元代早期的决策与人事管理状况》（“10至14世纪中国皇权统治的演变”学术会议论文，1982）、《元代中国的商人团体：斡脱》（1986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等。刘元珠在哈佛大学从柯立夫攻习蒙元史，以《元史·奸臣传》的研究获博士学位，后在威尔斯利学院任教。撰有《虞集<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后刊于台湾《食货月刊》16卷11、12期合刊）、《蒙元儒吏关系：延祐开科与抑吏》（《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1993）等。

日本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以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基本遵循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这时开始学习西方，许多学者赴欧美考察、留学，并邀请欧洲学者来日讲学，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在著名高等学府创办史学科和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一批早期的新派“东洋史”学者，他们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加上传统的汉学优势，使日本的东方史研究获得划时代的进步。同时，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帝俄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特权，加紧推行侵华政策，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学术调查部，招罗许多学者为之服务，对东北和蒙古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三十年代大规模侵华战争爆发后，适应占领和统治中国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满蒙史和辽金元史研究（吸取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的经验）。日本对东北、华北（包括内蒙古）广大地区的占领又使其学者有条件深入各地进行调查，获得了更多资料。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后来居上，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著名汉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是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开山祖师。其友人三宅米吉也是中国史专家，通晓多种西方语文，1886年赴美、英考察，带回很多西方书籍，对他们共同创建日本的新“东洋史学”起了重要作用。1896年那珂出任东京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主要研究兴趣转向蒙古史。文廷式访日，与那珂及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1866—1934）结识，应内藤之求于归国后将一部《元朗秘史》（顾广圻抄本之转抄本）寄赠之。1901年那珂得到此书，用数年之功据汉字音写之蒙文原文译为日文，并利用大量汉文和外文史料（主要从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及多桑《蒙古史》转引）加以详细注释，1907年以《成吉思汗实录》书名出版。其译文较准确，注释中对名物制度、事件多有精辟考证，成为日本蒙元史的奠基性名著。《那珂通世遗书》还收入了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

内藤虎次郎的研究领域很广，成就卓著。元史方面的著述有《蒙文元朝秘史》（目睹书谭，1902）、《蒙古开国之传说》（1913）、《宪台通纪考证》（1917）、《地理学家朱思本》（1920）、《元末四大画家》（1920）等篇（参见山根幸夫、大岛立子编《元代史研究文献目录1900—1970》。以下所列日本学者著述皆见此书及野泽佳美的续编：1971—1988，不一一注出发表期刊名和出版社名）。

白鸟库吉（1865—1942）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后一直在该校任教授。1899年出席在罗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提出著名论文《匈奴、东胡民族考》。后两度赴欧研究并搜集图书资料。1905年创立“亚细亚学会”（后改名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9年出版刊物（寻定名《东洋学报》）。1908年组织了满铁历史研究部，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是东北亚、蒙古和西域诸族历史、语言和文化，著述上百种。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积极的组织工作使他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领导人物。其与蒙元史有关的著述主要有：《蒙古民族的起源》（1907。此文中改变原来主张的匈奴为突厥说而提出匈奴为蒙古说）、《室韦考》（1916）、《释<高丽史>中所见之蒙古语》（1929）等。他以多年之功完成的《音译蒙文元朝秘史》在1943年出版。后人编辑了他的《全集》。

继那珂之后，专事蒙元史研究、成就最著者是箭内亘（1875—1926）。

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深造，1908年加入白鸟领导的满铁历史研究部，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1914年起在东京大学任讲师、教授。重点研究蒙元制度及历史地理，主要论文有《满洲之元代疆域》（1913）、《元朝怯薛考》、《元代社会之三阶级》（1916）、《蒙古国会“忽里台”考》、《元世祖与唐太宗》（1917）、《鞑靼考》（1918）、《元朝斡耳朵考》、《元代之东蒙古》（1920）、《元朝之官制与兵制》（1921）、《元朝牌符考》（1922）等，考证精审，多有创见。其蒙元史著述均收入论文集《蒙古史研究》（1930），至今仍为元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继白鸟之后，研究北亚、中亚诸族历史与语言的巨擘是羽田亨（1882—1955）。他也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受白鸟影响着意攻习阿尔泰系及伊朗系诸语言；继入京都大学大学院深造，后在该校任教，做过京大总长、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语言学造诣甚深，利用了当时在西域和蒙古发现的各种文字新资料，在西域文明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突厥、回鹘史诸方面都有开拓性研究，著述甚丰，几可与同时的伯希和相比。其蒙元史论文有《蒙古驿传考》（1909）、《<元朝秘史>中所见之蒙古文化》（1917）、《元朝对汉文明的态度》（1928）、《关于元朝的海青牌》（1929）、《元朝驿传杂考》（1930）、《关于蒙古的斡脱钱》（1936）等多篇。后人编刊有《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1957）。

早期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在蒙元史方面有重要著述的还有：藤田丰八（1869—1929），著有《岛夷志略校注》（1911）、《宋元时代之海港杭州（附上海、泉州）》（1916）等；桑原骘藏（1870—1931），著有《蒲寿庚事迹考》1—3（1915—1917，1935年出单行本，有陈裕菁汉译本《蒲寿庚考》）；田中萃一郎（1869—1923），撰有《关于元代官吏的任用法》（1915），并译多桑《蒙古史》为日文（1919，上卷；全译本出版于1933年）；市村瓒次郎（1864—1947），撰有《金元之际的道教》（1929）、《元朝之实录与<经世大典>》（1930）、《元清两代统治中国之政策》（1939）等文；中山久四郎（1874—1961），撰有《蒙古时代之回回人考》（1915）、《<算学启蒙>与元代之关税与货物》（1916）、《元版18史略与其正统观》（1938）等文；稻叶岩吉（1876—1940），撰有《元秘史汉译年代辨疑》（1911）、《元寇之新解释》（1938）等文；池内宏（1879—1952），发表过多篇研究元与高丽关系的高水平论文（1917—1930年间），其巨著《元寇之新研究》（1931）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国、高丽史料对勘，考说详明，是研究蒙古侵高丽、侵日战争最完备的著作；他还有《元代地名开元之沿革》（1922）、《元代之怯怜口》（1929）等文。此外，考古学家鸟居龙藏（1870—1953）对东蒙古辽金元遗址的调查，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满铁调查部人员关于辽金元时代东北与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元史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

有高岩（1884—1968）是较早就重视元代社会、经济和法律研究的学者，发表有研究元代海运、钞法、奴隶、科举、农民生活、法律特点、有关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以约会制为中心、僧侣与社会、财政经济与社会、诉讼审判制度等十多篇论文，并撰写《东洋中世史》（1939）元代部分。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斗，著述甚丰。和田清（1890—1963）是杰出的明代蒙古史专家，其著名论文如《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1921）、《明初之经略蒙古》（1930）、《兀良合三卫研究》（1930、1932）、《北元世系考》、《扩廓帖木儿之死》（1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还撰有《元代开元路考》（1928、1933）、《元征东都元帅府考》（1936）等文。1959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著名东方学家石田干之助（1891—1974）研究领域广泛，注重西方学者成果的介绍，元史方面也撰有《关于蒙古西征的二三疑问》（1914）、《文永之役蒙古军所用“铁炮”考》（1917、1918）、《关于<至元译语>》（1934）、《元代工艺家尼泊尔王族阿尼哥之传记》（1941）等多篇。岩井大慧（1891—1971）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初帝室与禅僧之关系》（1921，主要研究中观、海云师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对禅僧的优待）、《元代喇嘛僧与初夜权》（1932）、《元代之珊蛮教》（1935），《成吉思汗即位与巫觋》（1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经济史上之一新资料》（1936）、《元代之东西交通》（1939）等文。青山公亮（1896年生）早先研究元与日本、高丽三边关系，三十年代后着重蒙元统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论文为《成吉思汗时代的所谓汉官（特别是“行省”）考》（1933）、《元朝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考察》（1940，重点研究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专著《元朝尚书省考》（1951）。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还有著名学者石浜纯太郎（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蒙文札记》、《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论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学者，二战以后他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获得更大成就，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领头人物。这一代学者总体上比前辈研究的面更广，开辟了许多新的课题，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安部健夫（1903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绩。1930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残存的《大元通制》“条格”部分，次年，安部在《东方学报》（京都）上发表《<大元通制>解说》一文，论证它是继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元朝从“蒙古至上主义”转向“中华至上主义”的演变。1932年他又发表《<元史·刑法志>与“元律”之关系》，驳正浅见伦太郎提出的《刑法志》来源为所谓“元律”的误说。1950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组织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对其“刑部”部分进行会读研究，参加人员先后有岩村忍（组长）、田中谦二、山崎忠、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实造、佐伯富、藤枝晃等，1959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东方学报》特刊），并先后编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册（油印）。这项工作持续到1964年，也就是安部去世（1959）后五年才出版了最后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册（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第二册于1972年出版）。安部发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论文还有《元代“投下”语原考》（1938）、《元代包银制研究》（1954）、《读<元典章>札记三则》（1958）和《元代知识人与科举》（1959）等篇，后人编刊了一部他的论文集《元代史研究》（1972）。他还专长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儿国史研究》（1955）中，元代畏兀儿史是重要组成部分。

岩村忍（1905生）前期的著述有《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1939）、《蒙古的欧洲远征》（1941）、《蒙古史杂考》（1943）、《马可波罗研究》（1948）等几本书和《拔都卒年考》（1940）、《<元史·速不台传>之西征纪事》（1941）、《元朝奥鲁考》（1942）等论文，着重在蒙元与西方关系的研究。1950年参加组织和领导元典章研究班，此后主要研究元代法制与经济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1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赔偿——烧埋银与私和钱》（1953）、《<元典章·刑部>之研究——刑罚手续》（1954）和《元代之肉刑》（1964）等几篇论文，后者有《五户丝与元代地方制度》（1962）、《元代纸币之膨胀》（1964）两篇力作。1968年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专著《蒙古社会经济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之后的著名元曲专家，在这方面都有丰富著述（主要是元杂剧的研究、译释）。吉川的长篇论文《元诸帝之文学》（1—5，载《东洋史研究》1943—1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乐于学习汉文化并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事实（后来德国傅海波对此作了更完备的研究）；参加《元典章》研究期间，撰有《<元典章>中的汉文吏牍文体》（1954）。田中谦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后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会读，撰有《<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译体之文章》（1962），引用大量元代蒙汉双文碑刻及其他白话（主要是戏曲、小说）资料，分析与直译文213体相对应之蒙文语法意义，对理解元代此类文献极有帮助。后对此文作了修订，与上述吉川文合刊，作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册。宫崎市定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权威，研究领域极广，著述等身。其有关元史的重要论作有《宋元之经济状况》（1938，《东洋文化史大系》之一节）、《宋元时代之法制与裁判机构——<元典章>编成之时代、社会背景》（1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职为中心之蒙汉关系——恢复科举之意义再探》（1965）等篇，还撰写了几种大型中国史著作的宋元部分。田村实造的研究领域为辽金元清北族诸朝史，特别是辽史。三十年代他曾参加内蒙古辽代遗址考古调查（后著有《辽庆陵》），找到乌丹城附近的汉—蒙文元碑（竹温台碑和张应瑞碑），撰文作了介绍（《蒙古学》，1937）；并参与东亚研究所组织的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事例”的撰写。其蒙元史论文有《元札鲁忽赤考》（1930），《阿里不哥之乱——从蒙古帝国到元朝》（1955）、《蒙古族开国传说与移居问题》（1964）、《<元朝秘史>中所见之蒙古族谱系——朵奔篾儿干与海都》（1965）等多篇。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册，[金、元]，1971）。山崎忠精通蒙古语，所撰蒙元史重要论文有《别里哥文字考》（1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关保护道教之元白话碑——与八思巴字蒙古文并存之二、三资料》（1955），均载《东方学报》；还有多篇研究《华夷译语》的论文，惜其早亡（1956），未能继续其研究。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写过几篇研究马可波罗行记的论文，后来他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成就很大。

小林高四郎（1905生）前期主要研究《元朝秘史》及相关蒙古史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41年出版了《秘史》译注本，并出了两种《黄金史》译注本（1940、1941），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是1954年出版的总结性专著《元朝秘史的研究》。此外，还撰有关于斡脱钱、怯怜口、投下等问题的研究文章（1935—1938年），翻译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1942）。他从国外带回伊斯坦布尔本《史集》及其他多种波斯文史籍抄本摄影，1947年撰《拉施都丁书所见民俗学资料》一文，对“金册”、蒙古世系和各部落起源传说作了细致研究。1958年，受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工作的启发，他与小竹文夫协同组织东京的一批中青年元史研究者（岡本敬二、小林新三、长濑守、大薮正哉、海老泽哲雄等）开办中国刑法志研究会，首先进行《元史·刑法志》的专门研究，1960年完成后，又接着研究《通制条格》，1964年出版了他和岡本敬二合编的《通制条格研究译注》。在此前后，还发表有《成吉思名字考》（与佐藤诚合撰，1957）、《元代东西文化交流》（1970）、《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1977）等文和一部成吉思汗传记（1960）。1983年出版了其论文集《蒙古史论考》。

青木富太郎（1908生）对元明清蒙古史都有研究，蒙元史方面的著述前期有《元朝初期之社会形势》（1934）、《蒙古忽里台考》（1935）、《蒙古兴起时期游牧民之掠夺》（1936）、《元初行省考》（1938、1940）、《元代的羊马抽分》等论文和《蒙古之民族与历史》（1941）一书，战后发表过《古代蒙古的幼子继承制》（1955）、《元代色目人之活跃》（1961）等文和《马可波罗旅行记》日译本（1954、1983）。

这一代日本蒙元史学者中，成果最丰硕者除上述岩村忍、小林高四郎外，当推村上正二和爱宕松男。村上正二（1913生）三四十年代间就在《史学杂志》、《东方学报》等著名刊物发表研究元代之斡脱钱、元世祖朝之财政政策、元代兵制、“投下”之意义、奥鲁制度、达鲁花赤、泉府司与斡脱、地税等问题的论文十余篇。战后数十年来著述不辍，出了许多新成果，重要论文有《成吉思汗帝国建立之过程》（1951）、《蒙古朝治下封邑制的起源》（特别研究“莎余儿合勒”、“忽必”、“奄出”相关问题，1962）、《蒙古部族社会之珊蛮氏族》（1963）、《蒙古部族的族祖传承》（特别研究部族制社会的构造，1964）、《蒙古帝国建立前之游牧诸部族》（以《史集·部族志》为中心的研究，1965）、《宋金战争期间之太行义士》（1979、1981）等多篇，并为几种大型世界史、亚洲史著作撰写蒙元史部分。他的《蒙古秘史》译注本（第1卷，1970；第2卷，1972；第3卷，1976），特点着重于史事、制度的考释，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出版了他的自选论文集《蒙古帝国史研究》（1993），从数十篇论文中仅精选9篇收入，可见其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爱宕松男（1912生）的元史研究也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战前先后发表有关元代之录事司（1936）、色目人（1937）、都市制度（1938）、李璮之乱（1941，此文着重考察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的汉地封建制向州县制的转化，并首先对汉人世侯问题作了研究）、海运（1942）、元朝对汉人的政策（1943）等方面论文十余篇，出了一本忽必烈传记（1941）。五十年代以来他的主要元史研究成果一是马可波罗研究，发表过几篇论文（关于在元年代、地名的考订），出版了《马可波罗行记》的译本（1954、1971，名为《东方见闻录》）；一是元代经济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朝税制考——税粮与科差》（1965），《斡脱钱及其背景——13世纪蒙元朝银的动向》上、下（1973），《元朝斡脱资本之进入南海贸易》（1979）等多篇。1988年出版了《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集》第4集（元朝史）。他还有契丹史、中国陶瓷史等方面的著作。

三十年代开始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还有驹井义明，撰有《蒙古乞颜氏考》（1937）、《成吉思汗称号考》（1940）、《起辇谷考》（1941）、《论元宪宗》（1942）等多篇论文，著作有《蒙古史序说》（1961）。藤野彪，主要著述为五十年代发表的《元代的迁转法》（1951）、《关于朱清、张瑄》、《元代的行大司农司——世祖朝之经理》（1953）以及《元朝的金融政策》（1955）、《元朝的经理》（1957）等篇。

还有几位同时代学者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著述。鸳渊—（1896生，研究满蒙史），撰有《元征东行省考》（1929）、《八思巴字所记元代汉字字音》（1930）、《蒙古诸部之起源与蒙古种族问题》（1954）、《初期蒙古族之法的规制》等论文。植村清二（1901生），撰有《关于<元朝秘史>之“跋”的疑问》（1931）、《乃蛮小考》（1961）等文，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长篇论文《察合台汗国的兴亡》1—4（1941、1942刊载于《蒙古》）。樱井益雄，撰有《汪古部族考》、《怯烈考》（1936）。蒙古语言学家服部四郎，三十年代曾在呼伦贝尔进行语言调查（写有研究报告），他将《元朝秘史》翻译为蒙文，但只出了第一卷（1939），重要的是完成了一部《<元朝秘史>中表示蒙古语之汉字的研究》（1946）；还发表了几篇就其《蒙文元朝秘史卷一》与小林高四郎的讨论文章（1940），以及《元秘史音译本源典八思巴字说》（1951）等论文。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前岛信次（1903生），五十年代发表有《忽必烈副枢博罗考》、《泉州波斯人与蒲寿庚》、《泉州蒲氏兴起年代考》、《元末泉州与回教徒》、《元代哈的大师考》等文，并译出《伊本拔图塔行记》（1955）。山本达郎，对元初侵略安南、占城、缅甸的战争以及与诸国的关系做过系列研究（1939—1941）。以研究中国法制史著称的仁井田升，有多篇有关元代法制的论文：《元明时代之典当契约研究》（1938）、《<元典章>之成立与<大德典章>》（1940）、《元代刑法考》（1941）、《元明时代之村规与佃作证书》（1968）等。三十年代，一批日本考古学者在“东亚考古学会”的组织下，深入内蒙古各地进行多次调查，主要成果有水野清二、江上波夫所编《内蒙古长城地带》（1935）和原田淑人所编《上都——蒙古多伦诺尔的元代遗址》（1941）。原田淑人和驹井和爱都撰有元上都城遗迹的发掘调查报告（1938、1940），江上波夫撰有《百灵庙鄂伦苏木元代汪古部王府址之发掘调查》（1942）、《汪古部之景教及其墓石》（1951）等文。研究东方基督教史专家佐伯好郎撰有《内蒙古百灵庙附近之景教遗迹考》及续考（《东方学报》，1939、1940）。

前田直典（1915—1949）是一位极聪敏、勤奋的学者，1939年东京帝大东洋史学科毕业后即疾病缠身，仍顽强不息，短促一生中写下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关于元代钞法，有《元纸币的式样》（1943）、《元代之货币单位》、《元代钞的发行制度与流通状态》（1944）和《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1947）构成对元钞法全面的研究；其《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1945）一文对蒙元时代行政机构作了精细研究；《十世纪时代之九族鞑靼》（1948）是他研究从回鹘汗国灭亡到蒙古国建立这段历史时期漠北诸部族历史的第一篇论文，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创见，惜因早逝而未能完成这一重要课题的系列研究。尽管他的著述不多，但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元史研究者之一，1973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元朝史研究》。

佐口透（1916生）着重于蒙元时代中亚史特别是察合台汗国的研究，撰有《伊斯兰世界之察合台兀鲁思》（1941）、《察合台汗及其时代》、《14世纪大汗国与西方三王家的连带性——察合台兀鲁思研究》（1942）、《蒙古统治时代之畏兀儿》、《元代中亚站赤考》、《元代塔里木南边地带》（1943）等一系列论文。五十年代后主要研究清代中亚史，元史方面的重要著述有《蒙古帝国中之庸兀人》（1950）、《蒙古帝国与西洋》（1977，《东西文明之交流》丛书中的一种），并出了多桑《蒙古史》全书新译本（1—6，1968—1979）。

护雅夫的研究领域为古代北亚史，特别是突厥史和蒙元史。后一方面的重要著述有《探马赤部族考序说》、《元初之探马赤部族》（1944）、《那可儿考》、《那可儿序说》（1952）、《<元秘史>之“斡孛黑”语义考》（1955）、《元代畏兀儿土地买卖文书一通》（1963）等论文，著有《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苍狼”的子孙》（1967），并出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的译本（1966、1979），参与编撰大型世界史著作中的《北亚史》（1981）。

野上俊静专长于元代佛教史特别是喇嘛教研究，四十年代以来发表有关于元代之功德使司、佛道两教之争、宣政院、上都之佛教、帝师、佛教徒与释囚问题、喇嘛教与汉人佛教、喇嘛教与民众等一系列论文，均收入其论文集《元史释老传之研究》（1978）。窪德忠是道教史专家，对金元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很有研究，撰有《金元时代道教概说》（1943）、《金元道教团之性质》（1951）、《初期全真教的发展过程》（1954）、《元代佛道论争研究序说》（1964）、《全真教之成立》（1966）、《元代佛道关系——以<至元辨伪录>为中心》（1987）等论文。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薮内清，四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有关元代科学技术的论文，他主编的《宋元时代科学技术史》（1967）汇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科学研究班成员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医药、军事等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战之后继踵而起的蒙元史学者中，本田实信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

1949年他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攻读蒙古史，开始了从波斯原文翻译《史集》的宏伟工作，并依据《史集》与《秘史》及其他汉文史料对勘，撰写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1952）、《成吉思汗的千户》（1953）两篇论文，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后到剑桥大学攻读伊朗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扩展到伊朗中世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发表论文有《伊利汗国之Iqta制》、《合赞汗之税制改革》、《成吉思汗之军制与部族制度》（1961）、《蒙古人之誓词》、《13、14世纪波斯语文献中之突厥、蒙古语》（1965）、《阿母河行省考》（1967）、《蒙古之游牧官制》（1982，主要依据伊利汗国末期文献《有关官职任命之书记规范》研究营帐官Yurtchi与掌管遗失物bularghuchi）、《札剌亦儿朝之蒙古异密》（1983）、《孙丹尼牙建都考》（1987）等多篇；《史集》译注工作继续进行，已完成《部族志》部分（刊印中）。著名蒙古语专家小泽重男对中古蒙语有精深研究，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考释《元朝秘史》用语的论文，其巨著《<元朝秘史>全释》（5册，1984、1988）着重语言学的考释，把《秘史》研究水平大大推进了一步。岡本敬二是东京中国法制史研究会进行的《元史·刑法志》研究和《通制条格》研究两大项目的主要参加者，并是这两部《研究译注》的主编。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之怯怜口与媵臣》（1953）、《元代之法律》（1961）、《<吏学指南>之研究》、《<元史>学规篇分?析》（1962）、《元代之奴隶制》（1968）等多篇论文。胜藤猛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的工作，其间撰有重要论文《关于元朝初期的胥吏》（1958）。后与岩村忍合著《大蒙古帝国》一书（1965），并著有《忽必烈汗》（1966）、《成吉思汗——草原世界帝国》（1972，“人与历史丛书”之一）两部传记，以及《旭烈兀西征》（1971）等论文。井之崎隆兴对汉人世侯做了两方面的专题研究，分析了河北和山东地区两种类型的世侯（1954）以及世侯在元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1961）；他还撰有《元代“社”制的政治考察》（1956）和《元代竹专卖及其意义》（1957）。山口修主要研究元朝侵日战争（1961）及相关日本史料，著有《蒙古袭来——元寇之真实记录》一书（1964）。伊藤幸一就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的社会经济——畜牧、矿业、货币、土地所有制（游牧社会的封建制）、“森林之民”等问题写了几篇论文（1955—1963），出了一本《蒙古社会经济考——以元朝成立期为中心》（1965）。

丹羽友三部主要研究元代官制，著述颇多，先后发表阐述元代地方行政系统、行省制度、达鲁花赤、御史台和地方监察机构以及监察官分巡制度、仓库制度、枢密院和行枢密院、俸禄制度、诸寺监机构等备方面论文十余篇，并校订、译注了《宪台通记》（1968、1969，分两篇刊载于《三重法经》）。此外，他还撰有《<岛夷志略>成立年代考》（1953）、《元代中国爪哇交涉史》（书、1953）以及研究元征爪哇问题的三篇论文（1954、1972、1974）。其后，牧野修二在元代官制研究方面更为深入、细密，先后发表有《十道宣抚司——忽必烈政权集权化的布局》（1965）、《元朝中书省的建立》、《关于元代升官规定之一考察——特别是汉、南人路府州县官的情况》（1966）、《元代勾当官体系之研究》1—5（1972—1976）等论文。《勾当官》一文经补订于1979年出了单行本，分五章考察了见习吏员、司吏、书吏、典吏、令史与掾史，是对元代吏制中最重要部分的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又研究元代教育，撰有《元代之儒学教育——以教育课程为中心》、《关于元代庙学书院之规模》（1979）、《元代生员之学校生活》（1980）等文。近年发表的论文有《成吉思汗攻金》1—3（1986—1988）和《金末元初士人的转变》（1987）。宋史专家柳田节子着重于乡村各阶层地位及其赋役负担研究，兼及元代，撰有《元代乡村之户等制》（1977）、《元朝治下农村社会之回民》（1986）等文，其代表作《宋元乡村制研究》（1986）对了解元代乡村社会结构很有帮助。

海老泽哲雄曾参加《元史·刑法志》的集体研究，并撰写《有关“约会”的记录》（1962）。他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蒙元制度，发表有关于封邑制度（1962、1966）、探马赤军、蒙古军人与汉人奴隶（1966）、投下制度（1967）、怯怜口（1969）、东道三王家（1973）以及僧道免税问题（1986）等论文多篇；二是蒙古与西方的关系，撰有《蒙古帝国·西域交涉史上的一个问题——关于野里知吉带致路易九世信》（1976）、《论蒙古帝国的对外文书》（1979）、《所谓“蒙古使节”访问路易九世事件》（1980、《关于1285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1982）和《蒙古帝国对外文书管见》（1987）。

吉田顺一着重古代蒙文历史文献和蒙古游牧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之历史性》（1968）、《罗卜藏丹津黄金史引用之秘史》（1972）、《阿萨拉格齐史与秘史》（1978）、《11—13世纪蒙古人之游牧与狩猎》（1981）、《蒙古帝国时代蒙古人的游牧与转移》（1983）等多篇，并撰文就游牧封建制问题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萩原淳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蒙古史，蒙元史方面也有几篇重要论文：《木华黎王国的成立过程》（1978）、《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1977）和关于这个问题的《再论》（1982，与杨志玖讨论）、《成吉思汗陵墓与鄂尔多斯——以忽必烈的蒙古政策为中心》（1987）。

大薮正哉对元代的宗教（主要是佛教）政策和法规做了一系列专门研究，论文课题包括有关僧人的出家与度牒法令、僧尼犯罪问题的规定（为《元史·刑法志》研究之一）、民间信仰的法令、僧人税粮与词讼的规定、和尚头目、江南之佛寺道观等各方面。其《元代法制与宗教》一书（1983）汇集了上述研究成果。竺沙雅章对宋元佛教有精细的研究，撰有《元代白莲宗之一考察》（1980）、《宋元代之慈恩宗》（1983）、《宋元代杭州寺院与慈恩宗》、《宋元版大藏经考》（1984）、《宋元佛教与庵堂》（1987）等多篇论文。稻叶正就是研究西藏史和藏传佛教的专家，他与著名藏学家佐藤长合译了重要的元代藏文名著《红史》并加诠释（1964），此外还发表有《元帝师考——以<红史>为史料》（1960）、《有关元帝师的研究——以系统和年代为中心》（1965）、《元代五台山之佛教》（1962）、《元喇嘛僧胆巴考》（1963）等论文。藤岛建树也主要从事元代宗教的研究，先后撰文论述了元朝统治者的崇佛、后妃的佛教信仰、统领佛教的中央机关宣政院及其与权臣的关系、集贤院与正一教、元朝政治与佛教、禅僧中峰明本、笑隐大昕、全真教在蒙古政权治下河东地区的发展等问题。此外还撰有《元朝治下汉人一族之进展——藁城董氏》（1986）。

近二十多年，日本又连续出现了许多有成绩的蒙元史研究者。植松正侧重于元代法制与江南地区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关于江南豪民朱清、张瑄——以其被诛与财产抄没为中心》（1968）、《汇辑<至元新格>并解说》（1972）、《关于元初江南的征?税体制》（1974）、《元代条画考》1—8（1978—1983）、《有关元初法制之一考察》（1981，着重研究其与金制相关者）、《元代江南地方官的任用》等论文，并编制了《元典章年代索引》（1980）。其《条画考》汇辑散见于诸书的元政府历年所颁各类条画，按时间先后编排，并加说明，为研究元代各项政策法令提供了便于利用的资料。原山煌的研究领域为蒙古史，主要论文有《北亚游牧民族史研究之一视点》（1971）、《蒙古狩猎考》（1972）、《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1982）以及关于《元朝秘史》版本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多篇，并编集了一本收录很全的《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大岛立子主要研究元代政治与诸色户计，撰有《元朝统治汉族之一考察——以军户为中心》（1971）、《元末农民叛乱的背景——江北地区的情况》（1977）、《元代户计与徭役》（1980）、《元代的儒户》（1981）、《元代湖广行省的统治——以对溪洞民的政策为中心》（1985）等论文；最近出版的著作《蒙古之征服王朝》（1992），第一篇综述元朝前期史和统治机构，第二篇研究了元朝的税制和诸色户计中的匠户、军户、儒户，这一部分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着力点。太田弥一郎研究重点也是户籍与赋役制度，论文有《元代的汉军户及其农业生产》（1974）、《元代站户的形态——以马站户和水站户为中心》（1977）、《元代之种佃户》（1979）、《元代之哈剌赤军与哈剌赤户——探马赤户之理解》（1981）、《元初之合户制与课税户》等多篇。

池内功对汉人世侯作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其系列论文《蒙古经略金国与汉人世侯的形成》1—4（1980—1981）搜集了河北、山东和山西地区四十多家大小“世侯”资料，修订了爱宕松男所列“世侯分布表”，并一一分析了他们归降蒙古的方式和在蒙古攻金中的作用。《李全论》（1977）、《史氏一族与蒙古攻金》（1980）和《阿里不哥战争与汪氏一族》（1986）分别考察了三家世侯的不同背景、地位及其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相关论文还有《忽必烈政权的成立与其麾下汉军》（1984，研究忽必烈建立以汉军为主的直属军的原因以及汉军在战胜阿里不哥中的作用）等。松田孝一对分封制度作了多项深入的个案研究，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比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蒙古的汉地统治制度——以分地分民为中心》（1978）、《元朝的分封制——以安西王事例为中心》（1979）、《旭烈兀的东方领地》、《云南行省的成立》（1980）诸文研究了蒙古贵族的汉地食邑分封和宗王封藩出镇制度；《海山之出镇西北蒙古》（1982）和《灭里帖木儿及其势力》（1988）研究了漠北地区镇边宗王的权力和阿里不哥家族受封的蒙古军民。

杉山正明着眼于大蒙古国的构成——成吉思汗子弟分封和东西道诸兀鲁思的研究，论文有《蒙古帝国之原像——以成吉思汗一族分封为中心》（1978）、《忽必烈政权与东道三王家》、《豳王出伯及其谱系——元明史料与波斯文<贵显世系>的比较研?究》（1982）、《两支察合台家族》（1983）、《1314年前后之元西境兀鲁思札记》（1987）等多篇。他在波斯文史料的搜集方面花了很多功夫，以波、汉文史料对勘方法研究蒙古史，故能多有创获；在本田实信主持的《史集》译注工作中他起了很大作用。此项工作的另一重要参加者志茂硕敏专长于伊利汗国史研究，主要论文有《合赞汗政权的核心群》（1979）、《伊利汗国建立后的原“阿塞拜疆军政府”军队》（1980，即拜住所统蒙古镇戍探马军）、《合赞汗死后伊利汗国蒙古诸势力的消长》（1981）、《伊利汗国的蒙古人》（1984）等篇。作者利用《史集》、《瓦撒夫史》、《完者都史》、《史集续编》、《史选》、《也里史》等多种波斯文史籍，非常详细地论列了来到伊朗的蒙古军各部万夫长、千夫长及其后裔在伊利汗国历史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伊利汗国史的还有北川诚一和井谷钢造，撰有论述蒙古征服和统治波斯、谷儿只和鲁迷苏丹国的论文。加藤和秀在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方面很有成绩，主要论文有《察合台汗国的建立》（1978）、《怯别与牙撒兀儿——察合台汗统治体制的确立》（1982）等篇。研究元代蒙古地区和西域诸兀鲁思史的还有：堀江雅明，发表论文《蒙元时代的东道三兀鲁思研究序说》（1982）、《帖木格斡赤斤及其子孙》（1985）、《霍格欣德尔碑与宣威军城址》（1988）；村岗伦，论文《昔里吉之乱》（1985）、《海都与中亚——以塔剌思大会为中心》（1988）；福岛伸介，论文《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中的“兀鲁黑”——作为亲族构造论之外婚集团分析》（1985）；宇野伸浩，论文《槐因·亦儿坚考——蒙元朝之森林诸部族》（1985）、《蒙古帝国之斡耳朵》（1988）。

片山共夫对怯薛组织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发表的成果有怯薛轮番制、怯薛职掌、怯薛与元朝官制、怯薛出身者的门第、昔宝赤、必阇赤、玉典赤和八剌哈赤等各个课题的论文；其他方面的论文有《从阿合马被暗杀事件看忽必烈朝政治》（1983）、《元代的士人》和《元代的乡大夫》（1984）。大叶升一主要研究军事制度，论文有《元代的侍卫亲军——以蒙古、色目人军队为主体》（1979）、《关于蒙古军队的编成》（1980）、《蒙元朝的称海屯田》（1982）、《元代的探马赤军》（1984；又《再论》，1988）、《蒙元朝的军队组织——以指挥系统和编成方法为主》（1986）等多篇。莲见节发表有《元朝治下的蒙古地区——以“所部”、“投下”与“爱马”为中心》（1980）、《探马赤考》、《<元秘史>所见之“阿勒斤赤”?与“莽来”》（1982，按：两词皆意为“头哨”）、《蒙古军的移动与“奥鲁”》（1985）、《<史集>左翼军与木华黎军的编成问题》（1988）诸?文，研究重点为蒙古军制。井户一公则就侍卫亲军的成立、诸卫的设置、侍卫亲军的构成与军官问题分别撰文作了论述（1982、1983、1984）。

森田宪司注重利用碑刻资料，撰有《元前期石刻中所见之科举制度用语》（1982，主要研究“前进士”问题）、《围绕济南路教授李庭实考察碑文撰者教官阶层》（1983）、《李璮叛乱之前——根据石刻史料》（1988，此文对《元史》李传有重要的补正）等文。西尾贤隆主要研究佛教史，撰有《元代江南统治中的佛教》（1971）、《元代的丛林经营》（1973）、《元代的童行》（1975）、《元代的中峰明本及其道俗》等文。北村高也发表有这方面文章：《元朝色目人也里迷失的佛教活动》（1981）、《高丽王王璋之崇佛》（1985）等。

蒙古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蒙古国语言、文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逐步发展，四十年代以来更有显著进步。

1926年，札木扬在车臣部一个永谢布台吉家发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查姆察兰诺撰《1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和研究（载《苏联东方学研究所著作集》，1936），1937年此书木刻本在乌兰巴托出版。这是蒙古研究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满、汉文蒙古史料的翻译工作有组织地进行，先后有《圣武亲征录》、《元史》、《元典章》的蒙文译本（部分）。最重要的成绩是达木丁苏隆将《元朝秘史》（根据汉字音写蒙文，参考俄人柯津转写本）译成了现代蒙文书面语（1947年出版；1957年又以“新文字”即斯拉夫字母蒙文出版），并将见于《黄金史》而《秘史》原本没有的内容补入相应段落。达木丁苏隆是一位杰出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还著有《蒙古文学简史》（1957年出版，已有汉译本），书中对《秘史》及有关蒙元时代的其他历史文学作品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作了较详细评介。

五十年代，蒙古和苏联学者合作编著了第一部《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1954年俄文版，1955年蒙文本）。蒙古方面参加者主要有锡林迪布、达木丁苏隆、纳察克多尔吉、彭楚克诺尔布、普日勒等。1956年，蒙古、中国、苏联联合发起由三国学者合作编著一部多卷本蒙古通史，先后在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召开了讨论会，拟定了详细提纲和分工计划。后中、苏两国学者没有参加撰写，由蒙古国学者于1961至1965年间独自编纂完成了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1966至1969年出版。第一卷第二部分是蒙古兴起迄于十六世纪的蒙古诸部。纳察克多尔吉撰写了第一篇第二章蒙古封建国家的形成，第三章成吉思汗的征略，第二篇第一章窝阔台时代的蒙古帝国，第三篇第三章元代的蒙古地方，以及第四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蒙古三章，承担份量最多。伊西札木茨撰写了第二篇第二章贵由和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第三篇第一章元朝的建立（与达赖合撰），第二章十三世纪后半叶、十四世纪前半叶的元朝，第四章西北三汗国，第五章蒙古帝国的灭亡。比拉撰写了第三篇第六章蒙古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七章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文化和第四篇第四章封建割据时代的蒙古文化。各章作者也就是蒙古国的主要蒙元史专家。普日勒兼长历史与考古，着重辽代至元代的研究。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包括苏联学者吉谢列夫领导的和林城等处发掘），收获甚丰。所撰《蒙古境内的辽代城市和居民点》（载《蒙古考古集》，莫斯科，1962），全面介绍了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旁青托罗盖故城（辽代镇州）及其东、西二小城，克鲁伦河上游温都尔汗西之二故城，中游之巴尔斯和屯一号故城等十余处辽代城寨遗址，并对照《辽史》等汉文史料作了考证。这是他五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考古报告的总结。他还撰有《关于克鲁伦巴尔斯故城的发掘与研究》（据载为顺帝北迁时所建）、《关于蒙古和民主德国联合考察团的工作》（介绍成吉思汗曲雕阿兰大斡耳朵的发掘，载《苏联考古学》2卷6期）、《契丹人及其与蒙古人的关系》、《蒙古古代及中世纪城镇简述》、《成吉思汗石题铭》、《10—11世纪斡难——怯鲁连诸部》、《8—12世纪斡难——怯鲁连蒙古人》等多篇文章。根据考古和历史地理调查，他写了一本《秘史地名考》（1958），其中一些地名的古今勘同颇有参考价值。

纳察格多尔吉三十年代末就开始从事蒙古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研究领域包括元代至清代各个时期，在档案资料的发掘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树。有关蒙元史的主要论著有《成吉思汗继承者诸汗时期蒙古帝国的封建分裂》、《论<白史>》、?《蒙古封建制的经济基础》、《游牧封建制度的特点》等多篇，并翻译过一部分《马可波罗行记》。他还与锡林迪布合撰了《喀尔喀史》（1963）。近年他完成了专著《成吉思汗传》（1991），正接着进行《忽必烈传》的撰写。

伊西札木茨的研究领域包括外蒙古地区古代从匈奴至蒙元各个阶段历史。蒙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论蒙古民族的形成》、《蒙古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蒙古封建国家及其形成的条件》等多种。近年蒙古国正着手重编蒙古通史，这一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

比拉着重蒙古文化史研究，通晓藏文。著有《蒙古的藏文著作》、《关于公哥朵儿只<红史>的几点评论》、《古代蒙古历史编纂?学的一些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等。最近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蒙古历史、文化和历史学研究》（东京，1994）。

达赖五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留学，汉文甚好。他主要从事元代蒙古史研究，著有《蒙古萨满教简史》、《<元史>的蒙文翻?译》、《元代蒙古史的一些问题》、《13—14世纪的蒙汉关系》等多篇。其专著《13—14世纪的蒙古》（莫斯科俄文版，1983）是他在1973年所著《元代蒙古》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特点是广泛利用了汉文史料和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约达二百种）。近年他着手修订这部著作，以便更多地吸收各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语言、历史学家仁钦精通欧洲语文，五十年代初以来在欧洲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主要用法文写成）。其有关蒙元史者有《不儿罕哈勒敦名称释》、《乌兰巴托国家博物馆藏三方八思巴字铜印》、《汉蒙文蒙哥汗祝福碑考释》①等，还写过多篇研究蒙古印章学以及萨满教的文章。

《秘史》研究受到蒙古国学者特别重视，除老一辈学者达木丁苏隆外，成绩最多者应推嘎丹巴，他从六十年代初以来陆续发表《秘史》的整理、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1959年在乌兰巴托召开了第一次国际蒙古研究大会，此后每五年召开一次，并改称国际蒙古学家大会（1987年第五1992年第六届大会都有我国学①所谓“蒙哥汗祝福碑”即元宪宗七年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所立“释迦院碑记”，系1955年蒙古学者那木南多尔吉发现并著文作了初步研究，同时达木丁苏隆亦撰文进行考释。此碑现存蒙古国家博物馆。者参加）。蒙古史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对蒙古国和世界各国的蒙元史研究和学术交流都起了推动作用。大会秘书处编辑的《国际蒙古研究通报》，刊登各国学者的论文和研究动态报导，现已出版了10期。

其他国家匈牙利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有许多学者热心于研究匈牙利部落的东方起源，至今不衰。他们多着重匈语与蒙古语、突厥语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可观成绩。本世纪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东方学家李盖提（L.Ligeti，1902—1987），把该国的东方学、特别是蒙古语言、历史研究提高到先进水平。1928—1930年间，他在蒙古（长城——戈壁间）访问，住喇嘛庙，深入研究了南部和东部蒙古语言，并搜集了大量蒙、满、藏、汉文写本（后赠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1936年旅行阿富汗，找到并研究了当地的蒙古人及其语言。1939年他创立了布达佩斯大学内陆亚洲讲座，第一个开设了蒙、藏文课程；后又创办《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ctaOrientalia），该刊成为国际东方学核心期刊之一；并编辑出版《匈牙利东方丛书》。李盖提的最大贡献是蒙元时期蒙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1962年他完成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匈文译注本；其后编刊系列《蒙古语文献丛书》，其中有他的《蒙古秘史》拉丁字转写本（1971）、《八思巴字文献》（1972）及《索引》（1973）、《前古典文献（畏兀字）》（1972）、《编入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中的<蒙古秘史>畏兀字原文》（拉丁字转写，1974）等多种。他还撰有《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报》，1930）、《蒙文<萨迦格言>：一件中世蒙文文献》（1948）、《评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东方学报》，1955）、《八思巴字<百家姓>》（同上，1956）、《八思巴字<萨迦格言>残页》（同上，1964）、《乞剌可思书中的蒙古词汇》（同上，1965）、《<秘史>中的祖先献祭》（同上，1973）等多篇论文。

李盖提的学生有几位在蒙古学上也很有成就。贝塞（L.Bese，1926—1988）擅长蒙古语，特别是喀尔喀和布里亚特方言研究，并撰有《关于古代蒙古人名》（《蒙古研究》，1974）。他晚年从事于《秘史》中的人名和部落名研究，据悉其著作即将出版。罗纳·塔思（A.Rona-Tas）在塞格德创立了阿尔泰研究讲座，发表过很多篇关于阿尔泰系语言、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论文；其主要著作有《西藏—蒙古研究：蒙古的藏语借词和古藏语方言的发展》（1966）等。卡拉（G.Kara）继承其师的布达佩斯大学内亚研究讲座并兼任匈牙利科学院阿尔泰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颇宽，主要在语言方面，其契丹、女真语研究的论著水平颇高；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文碑铭》（《东方学报》，1964）等篇。乌莱·克哈尔米（K.Uray-Kohalmi）开始从事蒙古武器史研究，后转向历史民族学、民俗与神话研究，她的《与<蒙古秘史>民族学内容相似的西伯利亚情况》（《蒙古研?究》，1970）、《草原游牧民武器装备的历史分期》（同上，1974）等论文都涉及蒙元史。此外，劳林茨（L.Lorincz）着重蒙古小说、民间故事（主要是《格萨尔》）研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秘史>?中的历史叙事诗》（《14届国际阿尔泰学常会论文》，1975）等文。他还写过一本《蒙古史》，初用匈牙利文，后译为法文。

瓦沙里（I.Vasary）的《金帐汗国》一书（布达佩斯，1986）对文化、蒙古军队、国家和社会作了全面考察，精彩之处是提供了关于蒙古法与伊斯兰法、蒙古与突厥习惯法并存的重要资料（这是作者专长的领域）。但书用很少人能读的匈文写成，又无注释及文献目录，是很大缺陷。

波兰杰出的东方学家科特维奇（W.Kotwicz，1872—1944）在蒙元时期史研究上有很多贡献。他于上世纪末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毕业后，长期在俄国担任东方事务官职和彼得堡大学教职，讲授蒙、满语并从事研究。1923年转到波兰的大学任教，开设蒙、满语及中亚游牧民族史课程；同年出任波兰东方学会会长（直到去世），后又任该会《东方学报》主编（1927—1939）。有关论著主要有：《蒙古与畏兀儿关系的一些新资料》（《东方学报》2，1924），《关于<元朝秘史>的版本》（俄《亚洲博物馆东方学?部纪要》，1925），《额尔德尼召的蒙古碑铭》（俄《人类学与人种学博物馆论文集》5，1925），《雷慕沙发现的波斯伊利汗信件旁注》，《再谈波斯伊利汗信件中的一些词》（原载1933、1936年《东方文丛》4、10，重刊于《东方学报》16，1950），《阿尔泰研究丛稿》（“关于驿传的名称”，“关于突厥、蒙古、满族之称号”两则，载《东方学报》12，1936）等。

科特维奇的学生列维茨基（M.Lewicki，1908—1955）专注于八思巴字与古代蒙古语研究，所著《方体字蒙文碑铭》（1937）、《14世纪汉字译写的蒙古语：<华夷译语>研究》（1949）和《突厥语与蒙古语研究》（《东方学报》15，1949。突厥—蒙古若干词语的比较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惜英年早逝。其学生卡鲁任斯基（S.Kaluzynski）在蒙古语研究方面也有很好成绩，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波兰文译本（1970）。

捷克本世纪出了两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卡尔·雅恩（KarlJahn）和普哈（P.Poueha）。雅恩（1906—1985）在其故国和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都工作过，长期担任维也纳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国际性东方学期刊《中亚杂志》主编。他精通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语，最大的贡献是《史集》的校勘和译注，先后出版了这部最重要波斯文史籍几个部分的校勘本和译本：《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和德文序言（伦敦，1940）、《阿八哈汗至乞合都汗传》原文校勘本和德文摘要、索引（布拉格，1941；海牙，1957）、《拂朗史》原文校勘和法译本（莱顿，1951）、《印度史》原文影印本连同其所撰有关论文（海牙，1965）、《乌古思史》刊本（维也纳，1969）、《中国史》刊本（维也纳，1971）。此外，他还发表有《伊朗的纸币：蒙古时代伊朗文化史、经济史之一研究》（捷《东方学》，1938）、《关于怯失迷儿和蒙古人的札记》（《中亚杂志》，1956）、《Kamalashri——拉施都丁的“佛之生平与教言”：蒙古时期佛教的一种史料》（同上）、《关于蒙古人世系的一个印度传说》（Charisteria，1956）、《关于伊朗蒙古史波斯文史料之一研究》（《第五届国际阿尔泰研究常会论文》，1963）、《拉施都丁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观念》（《中亚研究》，1970）等多篇富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普哈（1906—1986）从1948年起一直在东方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到退休（1970），并在查里斯大学开设讲座，在布拉格外语研究所讲授蒙、藏文。1955年到蒙古进行了学术考察，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学、藏学和蒙古学，尤以蒙古学方面的成就最大，特别表现在对《蒙古秘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成吉思汗的谱系》（《亚洲研究》，1954）、《<蒙古秘史>中的音节重复、头韵、词源和古蒙古部落名称》、《唐兀人阿沙敢不》、《<蒙古秘史>中的两个地名》（以上三篇均载《中亚杂志》，1955），《马札儿、马答撒里、马察罗亦——<蒙古秘史>之一考释》（匈《东方学报》，1955）、《内陆亚洲的纪年法》（《中亚杂志》，1962。包括有一张西藏、古突厥、印度和蒙古历法的对应表》，《作为14世纪蒙文诗的居庸关两段蒙文碑铭》（同上，1963）、《论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内容与重建》（《蒙古研究》，1970）等。其代表作《<蒙古秘史>丛考》（布拉格，1956）就古代蒙古各类名称及其词源、成吉思汗的谱系、蒙古军队组织与战术、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十三世纪蒙古文化特别是《秘史》中的韵文，以及《秘史》作者（认为是失吉忽秃忽）和原文（认为最初用汉文写成）等问题分别作了讨论，这是他研究《秘史》的总结性著作。同年还出版了他的《秘史》捷文译本。

芬兰十九世纪前期卡思特伦（M.A.Castren）开始研究蒙古（布里雅特）语言和宗教。本世纪前期出了位卓越的东方学家兰史铁（G.J.Ramstedt，1873—1950），1898至1912年间，他三次到蒙古作学术考察，收集了不少古代资料，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突厥文《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即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碑》，同时期还考察了阿富汗和伏尔加河蒙古人。1906年起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其间1919—1929年出任驻日本外交官），开设古蒙古语等课程。兰氏的最大贡献是阿尔泰系诸语尤其古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著作宏富。与蒙元史有关的论文主要有《吐鲁番出土的蒙文信件》（1909）、《蒙古文方体字残片》（《芬-乌格尔学会杂志》，1911）、《蒙古时代的聂恩脱里教遗迹》（1934年在芬兰东方学会的讲演，发表于《芬-乌格尔学会杂志》，1951）、《古代突厥与蒙古称号》（1939年在芬-乌格尔学会的讲演，发表于同上杂志）等篇。所编大型《卡尔梅克词典》和《蒙古语词源字典》（1935）对蒙元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兰史铁的学生阿尔托（PentiAalto，1917生）出色地继承了其师的事业，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1958年起任比较语言学教授，主要为梵语和印-欧语言学，但也以很多精力从事阿尔泰系诸语特别是蒙古语研究。整理编辑老师遗著（三卷本巨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卡尔梅克民歌集》等多种）是他的一大贡献。他本人的著述也很丰富。从四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秘史》，发表有《<元朝秘史>研究史略述》（《芬-乌?格尔学会杂志》，1951）等文，并完成了《秘史》的芬兰文译本（未刊）。其他有关蒙元史的论文主要有《曼纳海姆所得蒙文方体字残页》（《东方研究》，1952。本文最早发现此件木刻八思巴字蒙文残页是《萨迦格言》的第一页左下角，并指出这一残页首次证明了元代八思巴字用于印刷）、《蒙文方体字〈萨迦格言〉的第二张残页》（《芬-乌格尔学会杂志》，1954）、《成吉思汗的名号与印玺》（匈《东方学报》，1963）等多篇。丹麦1893年，哥本哈根大学教授陶木生（V.Thomsen，1812—1927）

以解读通古突厥文碑文的划时代成就奠定了丹麦东方学的国际地位。其后，格伦贝克（KaareGronbech，1901—1957）从事突厥学、蒙古学研究，有不少重要著述。他曾参加1938—1939年的蒙古考察。长期担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开设蒙古语等课程，与他的学生克鲁格（美国学者）合著了一部《古典（书面）蒙古语导论》（1955）。

意大利三十年代，由杰出藏学家杜齐（G.Tucci，1894—1984）发起创建了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杜齐担任副院长、院长，先后创办研究院院刊《亚洲研究》（Asiatica，1935—1943）、《东方和西方》（1950—1978）并担任主编；从1950起又主持编辑出版《罗马东方丛书》。中东远东研究院及其刊物、丛书成为意大利东方学的中心机构和园地。杜齐的藏学论著达百余种，成就之大无与伦比。所撰西藏宗教与历史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蒙元史的内容，尤其是其三卷本巨著《西藏画卷》（罗马，1949），收入了许多种重要藏文史料，包括沙鲁寺12件元代文书（原文与英译）、《萨迦世系》、《沙鲁世系》、《如意宝树》等等（英文摘译）；第一卷开头就是一篇很长的《13至18世纪中部西藏简史》，对元代西藏有较详细论述。

杜齐的学生毕达克（L.Petech）也是著名藏学家，他在蒙元史尤其是元代西藏史研究方面有更多成绩。他曾对蒙元朝与西方的关系作过研究，撰有《赴蒙古汗廷的教皇使者卡尔平尼》（《东方与西方》，1955）、《蒙古帝国的意大利商人》（《亚洲杂志》，1962）。1978年在“10—13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长篇论文《西藏与宋和蒙古的关系》（收入罗沙比编的会议论文集ChinaAmongEquals，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从此对元代西藏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连续发表《元代中国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东方学报》，1980。此文最早据《汉藏史集》资料指出桑哥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蒙古在西藏的括户》（《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文集》，1980）、《西藏边境地区的元朝机构》（H.Uebach编《西藏研究》，慕尼黑，1988）、《元代关联西藏的诸王》（T.Skorupski编《印度-西藏研究》，1990）等论文。1990年出版的专著《中部西藏与蒙古人》（《罗马东方丛书》第65种）是他这方面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书对蒙元朝统一西藏的经过（元与萨迦关系的建立）、统治制度（宣政院、帝师、行政机构、本钦、括户、赋税、万户、驿站）和萨迦权力的兴衰等作了全面考述，其最大价值是利用了大量藏文史料，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数种木刻本和手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系教授罗意果（IgordeRach·wiltz，）是目前国外蒙元史研究成果最丰硕、贡献最突出的专家之一。他兼精蒙、汉语文和历史，善用语言比较方法。1961年以《13世纪蒙汉文化的接触——耶律楚材研究》获澳国立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以蒙元前期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点之一是汉蒙文化接触的相互影响与演变，其耶律楚材研究，尤其是长篇论文《蒙元早期华北人物述略》（《东方经济史社会史杂志》，1966）可视为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作。此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蒙金战争期间契丹、女真、汉人士大夫（官僚、士人、宗教首领等类）和地方武装头目的背景、动向以及他们在蒙古灭金和统治华北中的作用，有许多很有见地的中肯论析。他还完成了耶律楚材《西游录》的英文译注本，注释很详细。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元朝秘史》和早期蒙古国家。1965年他就写过一篇《蒙古秘史年代考》（载《华裔学志》），1971年起连续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集刊》上发表其《秘史》英文译注，至1985年刊载完毕。其注释兼顾历史和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广泛吸收各国（包括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不啻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文献目录。1972年出版了《秘史》的拉丁字转写和用计算机做出的最全索引，极便读者。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论成吉思汗帝国的思想基础》（《远东史集刊》，1973）、《罕、合罕和贵田印玺》以及近年发表的《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庆祝鲍培教授九十寿辰论文集》，1989）等。《再探》一文回顾了前人关于成吉思汗称号的各种解释，最后根据新获得的语言学证据，即九至十世纪的一件叶尼塞古突厥文墓铭中的Cingis一词（法国学者巴津于1985年才确定了此词的正确读法），证明“成吉思”之号来自这个突厥词，意为“凶猛的”、“强硕的”、“坚固的”；在讨论“合罕”一词时，罗氏详细引述了伯希和未刊手稿《14世纪的一部阿拉伯—蒙古词汇和一部汉蒙词汇》中有关此词的注释及其他论著中的论述，将伯希和的见解概括为六点，作了评介。此外，他主编的《金元人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1970—1979），除文集外还收罗了元代政典、别史、游记、方志、金石、释道史著等类书，较前人同类索引书更为齐备。他与萧启庆、陈学霖共同编撰（并邀约其他学者参加撰稿）的《元人传记》（YuanPersonalities），陆续在《远东史集刊》刊出，第一部分（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已完成出版。

由于蒙元史学科的世界性特点，很多国家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如伊朗学者对波斯文史料和伊利汗国史的整理与研究，阿拉伯国家学者对阿拉伯文史料和蒙古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研究，印度学者对蒙古帝国前期入侵印度诸役以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与印度关系的研究，朝鲜、越南、缅甸、印尼等国学者对蒙元朝与本国关系的研究，都各有特色。韩国资深学者高柄翊撰有《14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的一个方面》（第一次亚洲历史学家国际会议论文，1960）、《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历史学报》，1961）、《蒙古—高丽之兄弟同盟的性质》（《白山学报》、1969）、《13世纪蒙古征服与统治的模式》（第三次东亚阿尔泰学会议论文，1970）等论文。金浩东是专长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中年学者，在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的多卷本《讲座中国史》第三卷（1989）中撰写了《蒙古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一章，并撰有《前期蒙古汗国的继承斗争与部族政治的特征》（《东洋史学研究》，1990）等文。中年学者李玠奭专事蒙元史研究，撰有《元代儒户之一考察》（《东洋史学研究》，1982）、《元好问士大夫意识之一考察》（《高柄翊先生问甲纪念史学论丛》，1984）、《蒙古帝国成立期之商业一考》（庆北史学》，1986）《郭畀〈云山日记〉之一考察》（同上，1991）等文。加拿大的蒙古研究者于1975年创办了加—蒙学会的蒙古研究杂志《加—蒙评论》（由萨斯喀彻温大学出版），发表各国学者的论文。加拿大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有斯各特（K.Scott）、施文林（W.Schlepp）等人。斯各特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北蒙古的契丹居民：成吉思时代前社会、文化史之新资料》（《加—蒙评论》，1975）、《两种已刊金帐汗诏书集书评》（同上，讨论俄国学者贝勒津和普里舍尔科夫1916年出版的《颁给斡罗思总主教的可汗诏敕》）等篇；施文林通汉、蒙文，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文，元史方面撰有《耶律楚材在撒麻耳干》（《加—蒙评论》，1975。《湛然居士集》中河中城诸诗的译释）等文。

第八章　本卷编写旨趣

以上所述当前可供蒙元史研究的海内外资料，非常丰富。而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的蒙元史研究，也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写蒙元史，应提出新的要求。在文字的表述上，也应给更广大的读者提供尽可能的方便。

蒙元时期的中国史，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民族重新组合的第二个时期。我们没有使用普通所谓民族融合的概念，这是因为，融合是一件十分复杂而又需时长久的事情。民族之间在同一个地区互相往来，一直互通婚姻，都很难说是实现了民族融合。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拆散了一些民族共同体，又另外组合了一些共同体，说组合是可以的。组合有利于融合，但历史的意义不一样。蒙元时期，因为战争多，交通发展，商业、旅游也发展，民族的迁徒分散和重新组合，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蒙元时期民族关系上的重要现象，论述这些现象，是本卷应该担负的任务。但是要详细去说明有关各民族的原有状况及后来的流转变迁以至对当时和后来的影响，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只能量力而行，还不能一下子解决很多问题。

蒙元的武力是显赫的，它使用武力的破坏性也是很显然的。另一方面，在农业、手工业和文化的发展上，也都有显著的成就。物质和文化的交流也空前高涨。如何评价蒙元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需要结合史实，予以全面考虑的，单独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公平的。

蒙元史编写中很麻烦的问题，是译名的不统一。我们在编写中努力做到译名的统一，但仍有不少不统一的地方，一时难以解决。这也要实事求是，不应强求一致。

乙编综述

第一章　国号、年代和分期

第一节　国号和年代

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建国漠北算起，到元顺帝退出中原、大都被明朝占领为止，首尾163年（1206—1368），历14帝。

1206年，金朝封授的“诸乣总帅”①、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在兼并漠北各部后，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之源称帝建国。铁木真受群臣所上尊号，称“成吉思汗”（Chinggis-qan），国号为“大蒙古国”（YekeMonggholUlus）①。元朝人把这一年视为本朝肇建之始。成吉思汗建国后，就开始进行征服邻国的战争，占领了中原和西域广大地区。1229年，窝阔台继承帝位。这时，成吉思汗子、弟诸支宗王各有封国（Ulus），封国之君皆称汗（qan）号，于是共尊窝阔台为“合罕”（qaghan），即大汗。此后，元朝每代皇帝都拥有这一尊号。1235年，窝阔台在斡儿寒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旁兴建哈剌和林城（简称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都城。

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于漠南开平城（其王府所在地，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他采用“汉法”，对蒙古国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前，蒙古诸帝都未立年号，只用十二生肖纪年（汉文文书中或直译鼠儿年、牛儿年..，或改为干支），忽必烈参照“前代之定制”建元纪岁，以即位当年为中统元年。中统四年（1263），升开平城为上都，次年，以燕京为中都（1272年升为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从漠北转移到中原汉地。至元八年（1271）采纳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建国号为“大元”。《建国号诏》中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表明建号是遵循中原“古制”行事，进一步确定本朝的正统地位。诏书又称，①《圣武亲征录》作“察兀忽鲁”，《元朝秘史》作“札兀惕忽里”。按：察兀（■a’ut～ja’ut）即辽、金用以概称北边诸属部人之“乣（音札，兀ut为蒙古语复数字尾）；忽鲁（quru-quri），《金史·百官志》释云“犹总帅也”。可知察兀忽鲁即“诸乣总帅”之意，当是临时授予的非正式官衔。参见蔡美彪：《乣与乣军的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

①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载：“蒙人既侵金国，乃自号大蒙古国。”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元辛未年（1211）下记云：“大蒙古国号始建。”按：蒙古侵金始于1211年，在此之前，对金仍奉岁贡为属部，金朝亦以一部族视之，故其国号不闻于中原。及大举攻金，始以敌国身份相交涉，遂用大蒙古国号，并非此年才“始建”国号。元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1209年畏兀儿国相劝其主挈众“归大蒙古国”，说明1211年之前已有此号。元初汉文史科中尚有“大朝蒙古国”、“蒙古大朝国”（或仅称“大朝国”）等名，都是同一蒙文国号的不同汉译。参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台北）《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于是取《易经》“乾元”之义，以“元”为国号。“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①元朝建号以后，大蒙古国之名在汉文文书中不再使用，但并没有废除，蒙文文书中仍用此号，通常是与汉名国号并称，写作Dai’onyekeMonggholulus（大元大蒙古国），或Dai’onKemekuYekeMonggholUlus（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②。元朝建号后五年（1276年），占领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宋恭帝降；又三年，消灭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完成了全国统一。

忽必烈以后，又经过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其前有明宗，后有宁宗，但在位时间极短）、顺帝诸朝的统治。元顺帝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朝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后改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同年闰七月，明军逼近大都，元顺帝逃往上都；八月，大都被明军占领。两年后，元顺帝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退到和林。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仍称大元和大蒙古国号，明人称之为“北元”。名义上，元朝还没有亡，但从全国范围看，元朝的统治已在1368年被推翻，由明朝取而代之。

①《经世大典叙录·帝号》，《元文类》卷四○。

②参阅柯立夫：（FrancisW.Cleaves）《1362年的汉-蒙文忻都公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2，1949年。

第二节　分期

元朝一百六十余年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各有特点。

一、前四汗时期（太祖、太宗、定宗、宪宗，1206—1259）。（1）这个时期，蒙古统治者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地域从朝鲜半岛直到东欧，建立了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2）大汗的政令、军令行于全境，整个大蒙古国基本上维持着统一局面，但西北各汗国逐渐出现分裂的倾向。（3）政治中心在漠北，保持以蒙古本土为主体、对辽阔的被征服地区实行统治的体制；其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虽因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而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是推行蒙古制度。

二、忽必烈时期（1260—1294）。（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帝位之争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西北各汗国进一步独立化，原属大汗政府直接管辖的西域各地区也分别被他们所控制，大汗只能统治蒙古本土和原金、宋、西夏之境以及大理、吐蕃、畏兀儿诸地区；尽管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最后得到了各支宗王的承认，但大蒙古国实际上已分裂了。（2）忽必烈推行“汉法”，改革旧制，立年号，置省部，定都邑，建国号，确立了以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制度为主干的中央集权体制。忽必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使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中原社会经济逐步恢复。但为了保证蒙古贵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经济上的特权，又保留了不少蒙古制度，两种制度的矛盾冲突，使得采用“汉法”的进程出现起落反复现象。（3）灭南宋后，忽必烈继续进行野心勃勃的海外远征，又多次出兵讨伐北方蒙古诸王的叛乱，征调频繁，军费浩大，不得不增加剥削，因而未能在大统一后给人民以较长期的休养生息机会，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元代中期（包括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1295—1332）。（1）成宗时期，内外战争基本停息，政治上继续奉行忽必烈的采用“汉法”政策；仁宗、英宗进一步实行改革，如广用儒臣，恢复科举，颁布《通制》，经理田赋，限制投下权力等。虽然改革屡遭挫折，但终究造成不可逆转的趋势。（2）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争权夺利和行“汉法”与反“汉法”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每一次的皇位的交替都伴随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争斗，到文宗即位初竟发展为大规模内战。政局不断动荡削弱了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

四、元代末期（顺帝朝，1333—1368）。（1）统治集团的腐败日益严重，军政废弛，吏治败坏，脱脱当政时虽然力图更新政治，但已难于挽回颓势。（2）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终于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元朝统治土崩瓦解。

第二章　疆域与政区

第一节　疆域

元朝的疆域，名义上应包括“大汗之国”①和西北各“宗藩之国”②——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③的统治区。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诏修全国舆地图志，主持其事的秘书监臣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宜将秘监所得“回回图子”（指西域地图）与汉地、江南各省舆图“都总做一个图子。”④据许有壬《大元一统志序》云：“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⑤《元史·地理志·序》谓：元之幅员“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并附载了西北各宗藩位下所属城邑、地区名称。现存元人绘制的舆图，也都包括有西北各汗国之地，尽管画得十分粗略。这反映了元朝人是把西北各汗国视为本朝“大一统”疆域范围之内的。

成吉思汗开始的征服战争，把大蒙古国的统治地域西面扩展到多瑙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东面到朝鲜半岛，南面到西藏地区和南中国海，北面包有西伯利亚。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全境是统一在大汗的统治之下的。成吉思汗分封其弟拙赤、合撒儿、合赤温、铁木格斡赤斤和别里古台于蒙古的东部地区，分封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于阿勒台山迤西，形成大蒙古国内的几个宗王封国。大汗直接统治怯绿连河至按台山地域；所征服的中原汉地和中亚、波斯地区，分别设置了统治机构，形成由大汗政府管辖的三个大地方行政区，在汉文史料中分别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以燕京为治所，统治中原汉地）、“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以忽毡为治所，管辖畏兀儿地至河中地区）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以途思为治所，管辖阿姆河以西之地）。除上述三大地方行政区外，宪宗时代还可能在斡罗思之地也委派了大汗政府的代表，增置第四个行政区。但是由征服建立起来的如此庞大的帝国，各地区之间距离遥远，民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很难维持长久的统一。宪宗时期，分裂的倾向就出现了。

中统年间（1260—1264）持续四年的争夺皇位战争，是大蒙古国历史的转折点。元世祖忽必烈依靠中原汉地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战胜了据有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忽必烈的胜利使他的全蒙古共主的地位得到了所有宗王①名见《史集》波斯文Malik-i-Qa’an，为元朝政府直接统治地域。

②名见《元史·文宗纪》。

③元武宗时，窝阔台汗国灭，其地一部分归属元朝，一部分为察合台汗国所并。④《元秘书监志》卷四。

⑤《至正集》卷三五。

的承认，但实际统治范围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西北各汗国的独立化和半独立化。其次，在争位战争中，忽必烈为取得旭烈兀和察合台后王阿鲁忽的支持，以大汗名义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密昔儿（埃及）界上的所有蒙古军队和“大食百姓”委付给旭烈兀掌管，将阿勒台山以西直到阿姆河的所有百姓和部落委付给阿鲁忽掌管，阿勒台山以东直到海滨则由自己掌管。①这虽然是战争中的权宜之计，而且只意味着划分“掌管”和“防守”区域而不是划分领地归属，但从此以后，原由大汗政府管辖的波斯和中亚两大行政区，实际上分别成为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区。斡罗思之地距离蒙古国中心甚远，早已处在拔都家族控制之下，大汗政府在那里的影响力很小，忽必烈以后完全成为钦察汗国的属境。于是，元朝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域就只限于中书省直辖诸路、各行省以及宣政院所辖吐蕃地区。元世祖时期还基本上保持着对东部天山的畏兀儿地区和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统治，但西北叛王海都、都哇多次侵扰并曾短期占领过这些地区；成宗以后，大部分被察合台汗国所据，元朝仅保有哈迷立（哈密）之地，用以安置忠于朝廷的一支察合台后裔。①《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99。下引《史集》未注版本者皆据汉译本。

第二节　都城、两都制度

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设在怯绿连河上游的曲雕阿兰之地（今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西南）。1235年，太宗窝阔台始于鄂尔浑河上游旁建哈剌和林城（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为国都，并建立四季行宫于和林周围。1252年（元宪宗二年），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遂南驻金莲川（滦河上源，今河北沽源县至内蒙古正兰旗一带）。其地本辽、金皇帝避暑之“凉陉”，原名曷里浒东川，因遍地生长金莲花，金世宗改名金莲川，于此建景明宫为驻夏行宫。金莲川地处蒙古草原南缘，又东近“松漠”（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源之森林地带），是驻夏和狩猎的好处所。其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北与游牧诸部落牧地相连，南隔重山就是燕京地区，是中原与北方民族进行物产交易的场所，辽、金均于此置有榷场①。金朝于此置桓州为边防重镇西北路招讨司的驻所。忽必烈在金莲川建立藩府，广招人才，讲求治术，奠定了立国中原的基础。1256年，命书记刘秉忠相地建城为永驻之基，遂选定桓州东、滦河北龙冈之地建造了开平城，移藩府于此。126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城召集诸王贵族选汗大会，被推举为大汗，开平成为临时的汗廷所在地。四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大汗位，形成南北两汗争立局面。阿里不哥虽据有国都，名分上暂占优势，但军事和经济实力完全不能与据有汉地的忽必烈相抗衡。自太宗窝阔台时代以来，每年都从汉地运送大量粮食和各种物资到哈剌和林，那里军民的生活需求赖以维持。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哈剌和林的例行物资供应，立即就使阿里不哥陷入绝境②。军事连连失利，宗藩也不再听命。僻在漠北的哈剌和林地位十分脆弱，不再适合作为已统有中原和西域广大地区的蒙古国的国都。忽必烈既已在中原汉地奠下了政权的基础，当打败阿里不哥、占领哈剌和林后，就不再把汗廷迁回本土，而选择了燕京作为新都。

早在即位之前，忽必烈就曾与亲信部属商议建都之地。霸都鲁建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①燕京是辽代五京之一的南京，自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于此，改名中都，它一直是金朝的政治中心。蒙古占领后，复称燕京，成为蒙古国汉地统治机构的首府——“燕京等处行尚书省”的治所。中原汉地民丰物阜，远优于漠北本土，在蒙古国所有统治地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有见识的蒙古①《辽史·太祖纪》：三年（909）二月，“置羊城于炭山北，以通市易”。炭山即滦源之大马群山。《金史·地理志》载北羊城置有榷场，“以易北方牧畜”，应即辽之羊城。据王恽《中堂事记》，察罕脑儿南半日程有榷场峪，“盖金初南北互市之所”，当即此羊城榷场，应在今沽源附近。②《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69、296。

①《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附霸都鲁传》。

贵族认识到，随着蒙古国从一个草原游牧的国家发展成为统有中原的“大朝”，政治重心势必要转移到中原。而以前朝政治中心燕京为新朝都城，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必然选择。忽必烈从即位初年起就驻冬于燕京②，并设置了开平至燕京完备的驿路系统；中统二年开始修复燕京旧城，指定了中央政府——中书省的衙署，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同时着手营造燕京宫室③。这表明忽必烈即位之初就已决定定都燕京。同时，塞北草原城市开平对忽必烈联系与控御漠北本土的诸王、贵族势力，保持蒙古人的优势地位和游牧生活习惯来说，仍具有燕京不能替代的作用。于是形成了南北两都的格局。中统四年（1263）五月，正式将汗廷所在地开平定为上都；五年八月（改至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建国都诏》称：中书省奏：“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乞亦正名”事。准奏，可称中都路。其府号大兴。

元代的两都制度从此确定。

定都以后，即大规模进行两都宫室、城郭的扩建、改建，由太保刘秉忠主持。至元三年（1266），拆迁汴京熙春阁建材至上都，于宫城内建大安阁，是为举行即位大典及其他重大典礼的正殿。上都城西草原中，仿漠北旧制建立宏大的帐殿失剌斡耳朵（又称棕殿），主要为举行诸王、贵戚、大臣等大宴（诈马宴，即只孙宴）之所①，上都西南和东南分别建立行宫——西凉亭（即察罕脑儿行宫，今河北沽源北小红城）②和东凉亭（即只合赤八刺哈孙，今内蒙古多伦县北）为游猎驻跸之所。至元四年，开始中都城的全面改建，不用金中都旧城址，而于其东北另建新城，历时十年，先后建成新宫城、诸殿堂和皇城，十三年全城竣工，并先于至元九年就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首都。中统四年以后，两都巡幸形成定制，元代诸帝皆遵循不变。一般是每年二月或三月从大都北上，八月或九月自上都南还。仁宗时多推迟至四月启行北巡，八月即返抵大都；到顺帝时，四月至八月成为固定的北巡时间，驻跸大都的时间延长到八个月。皇帝北巡期间，除后妃、怯薛外，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其他中央官署的主要官员也从至上都，设衙理事，而留副职若干员居守大都，重要军政事务需急驿奏报上都朝廷处理。也就是说，有元一代，朝廷中枢夏、秋季在上都，冬、春季在大都，保持着游牧民族行国的习俗。在上都期间，除通常政务外，还要举行“国俗”的祭天、祭祖，诸王贵②《元典章》兵部《禁使臣条画》录中统三年三月圣旨，内有“年前为杀退阿里不哥，大军回程燕京住冬..”语，知自漠北还师即至燕京住冬。

③《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二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当为在开平和燕京营造宫室而设。中统四年三月亦黑迭儿请修琼华岛，说明燕京宫室营建工作已在进行。①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100—104，120—126。②参见陈得芝：《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元史论集》页669—680。族大朝会（忽里台quriltai）、大宴（即诈马宴～只孙宴）和颁赐，以及大猎等活动。这些活动体现了上都在联系和控御漠北本土诸王、诸千户势力方面的特殊政治作用。大都和上都各置留守司，掌守卫宫阙、都城，内府营缮、御用车帐及殿庭诸器物供应等事。大都留守司和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大都路总管府分别设置，上都留守司则兼路管府事。两路各辖若干府、州、县。

第三节　中书省和诸行省

中书省

元世祖即位后，采用汉制建立中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初置于开平汗廷，而分宰臣于燕京置行中书省，左、右部亦分置。当时忽必烈政权的实际控制地域主要是中原汉地，燕京原是汉地统治机构的首府，且已被选为建都之所，忽必烈从即位初年起就驻冬于此，所以设在燕京的行中书省与作为地方统治机构的前“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及以后分设的外路诸行省有所不同，实际上是中书省的分署，如中书右丞相史天泽所说：“虽分两省，其实一也。”①大约在中统三年忽必烈驻燕京期间，中、行两省自然合并②，此后不再见“燕京行中书省”名称。

立中书省后一月（中统元年五月），随即设置了十路（又称十道）宣抚司，“以总天下之政”①。十路（道）为：燕京路、益都济南等路、河南路、北京等路、平阳太原路（河东南北路）、真定路、东平路、大名彰德等路、西京路、京兆等路（陕西四川等路）。每司分领一路或数路，遣藩府旧臣出任宣抚使、副，为朝廷特命使臣，监督和处理地方政务（财赋、刑罚、吏治、农桑等），大体如唐代前朝的巡察、安抚等使或宋初的宣抚使。②当时的主要目的在于整饬各路政治以稳定社会和征集钱粮以供北征粮饷，属临时差遣性质。但宣抚司无处置军务之权，使、副又多数没有宰臣职衔，不足以应付发生叛乱或社会治安等方面特殊情况，于是在一些地区改置行中书省。中统二年十一月，罢十路宣抚司。三年十二月，又立十路（道）宣慰司，分领未置行省的诸路，为中书省派出机构。

第一个在外路设置的行中书省是秦蜀行省（陕西四川行省）。中统元年五月，京兆宣抚使廉希宪到任时，阿里不哥已遣亲信大臣刘太平等“行尚书省事”于陕，联络六盘山及四川蒙古军帅，欲据有其地。希宪采取果断措施捕杀刘太平等，并征调秦、巩等处诸军进入六盘，发仓库金银充军赏，同时遣使入奏，自劾越权之罪。忽必烈赞赏他善于行权应变，并根据需要于同年八月将京兆宣抚司改置为行省，以希宪为中书右丞，行省事。此后，又相继以中书省宰执大臣行省事于其他地区，或授予进征军帅或地方官员宰执之衔，皆称行省，其中有的是临时性建置，有的则成为常设的地方最高统治机构。几经置废分合，最后稳定为十个行中书省，分统除中书省直辖诸路以外①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②参见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元朝史研究》页171，199。①《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尚书刘文献公》。

②姚燧撰《姚枢神道碑》载，至元二年姚枢奏章称忽必烈即位后“即用历代遗制，内立省部，外设监司”。所谓监司在这里即是指十路宣抚司。

的各大地区，形成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①的行政区划格局。吐蕃地区直属中央机构宣政院统辖，故不置行省机构，但也被视为一个行省。这样，元朝全境共划分为十二个一级政区，即中书省直辖、十行省及吐蕃之地。行省全称为“行中书省”；在设立尚书省主持政务期间，改称“行尚书省”。简称“省”。省（一级政区）的下属政区为路、府、州、县四等。一般是路领州、县（路的“亲领县”），州领县；府或隶于路，或直隶于省，下领州、县，或只领县；州隶于路、府，有些直隶于省，有些无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区，置宣慰司，作为省（行省）的派出机构，分道领属若干路府州县。宣慰使不兼帅职，不与军政；边远地区则置宣慰司都元帅府，使皆兼帅，次之为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路、府、州、县按人口多寡、地土广狭分为上、中、下三等。

诸行省各省建置沿革及辖境分述如下（各省所辖路府州县数，据《元史·地理志》）：中书省直辖地又称“腹里”，即内地或中心地区的意思。统27路②、8州；路辖府3，路、府辖州91，路、府、州辖县346。除省直辖者外，分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治益都路）及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治大同路）。辖境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内蒙古部分、河南一部分地区。

陕西行省中统元年，立秦蜀行省（又称陕蜀行省、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二年，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三年，移治利州（今四川广元）。五年，还治京兆。八年，再移治兴元。同年，罢陕西四川行省，以京兆诸路直隶都省，四川另立行省。九年，复立行省于京兆。十年，以皇子忙哥剌封安西王，分藩京兆，镇抚秦陇川蜀河西之地，立王相府治之，遂罢行省。十七年，罢安西王相府，复立陕西四川行省，仍治安西（又称安西省。安西即京兆，十五年改；皇庆元年又改为奉元）。十八年，分省四川，本省治陕西。二十年，罢，改置京兆宣慰司。二十二年，再立陕西四川行省。二十三年，分立为陕西、四川两省，遂为定制。统4路、5府、27州；路、府辖州12，路、府、州辖县88。置巩昌等处总帅府分领陇西诸府州。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又，宣政院辖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下属河州路、脱思麻路及诸州，《元史·地理志》亦载入本省，为两属地区，盖藏、汉杂居之地，汉民事务由陕西行省处理。

四川行省中统及至元前期，四川三分之一以上地区（南部）尚在南宋统治下，蒙古（元）先后置东、西川都元帅府、四川行枢密院等军事机构以①许有壬：《送蔡子华序》，《至正集》卷三二。

②泰宁、宁昌二路应属辽阳省。

行经略，行政上隶于京兆之行省（见上述）。至元八年，罢陕西四川行省，陕西诸路直隶都省，始立四川行省，省治由兴元移成都。十年，亦罢，改置东、西川两行枢密院，掌攻宋军事，行政上归安西王相府统领。十六年，尽取四川地，分置四道宣慰司；并立四川行省，寻罢，仍归安两王相府统领。十七年，王相府罢，复立陕西四川行省。十八年，分省四川。二十二年，又并为一省。二十三年，再分设为独立的四川行省。省治成都，二十五年移治重庆，二十七年还旧治。成宗大德三年又一度罢行省，改立宣慰司，寻复。统9路，3府；路辖府2，路、府辖州36，军1，路、府、州辖县81，此外尚有诸“蛮夷”安抚司、长官司、千户所。分置四川南道宣慰司（治重庆路）、叙南等处宣抚司（治叙州路）。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湖北、陕西小部分地区。

甘肃行省中统二年，派中书省重臣行省事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

至元三年罢，改置宣慰司。八年，复立；十年，又罢，当因其时置安西王相府统辖秦陇川蜀河西之地。十八年，由陕西四川行省（至元十七年罢王相府后置）分置中兴、甘州二行省分治河西之地。二十二年，罢甘州行省，立甘肃等处宣慰司，隶中兴行省。二十三年，复立甘州行省，自此又称甘肃行省；二十四年，罢中兴行省，以中兴府隶甘州行省①。三十一年，立行分省于宁夏府路（至元二十五年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元贞元年，罢宁夏行省，并入甘肃行省。省治甘州。统7路，2州；路辖州5。辖境包括今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西部。

辽阳行省中统元年，立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等路宣抚司；二年，分置开元（今辽宁开原）等处宣抚司，寻仍隶北京。二年末，罢北京宣抚司，留开元宣抚司。三年，置北京宣慰司；次年，罢开元宣抚司。至元元年，始立行省于北京；二年，罢北京行省，仍立宣慰司以控制东北诸州郡。三年，置东京、广宁、开元等路宣抚司（治开元）分领辽东地。六年，立行省于东京（今辽宁辽阳）；八年，移治北京①。十五年，罢北京行省，改立宣慰司；开元宣抚司亦改为宣慰司。二十三年二月，廷议以东北地区诸王所部杂处，宣慰司位轻，不足镇御，乃罢北京、开元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省；同年七月罢，恢复北京、咸平（开元）宣慰司。二十四年十月，因乃颜叛乱，廷臣以东京（辽阳）等处“人心不安，宜立省以抚绥之”，又立辽阳等处行省，统辽东、辽西诸路，遂为定制。省治辽阳，大德至延祐间曾一度治懿州（今辽宁阜新东北）。统8路②、1府、1州；路辖州11。本省东部所辖为女直（又①《元史·百官志》谓“二十三年徙置中兴省于甘州，立甘肃行省”。此据《本纪》。①《元史·世祖纪》：至元八年七月，以国王头辇哥行尚书省事于北京、辽东等路。②《元史·地理志》作7路，其中东宁路以高丽西京置，至元二十七年还高丽，见《高丽史·地理志》；又，辽阳省属泰州，延祐二年升为泰宁府，三年升路，泰定中赐诸王买奴为封地，《元史·地理志》列于中书省属路中；延祐四年，于亦乞列思驸马昌王封邑懿州地分置宁昌府，寻升路，为同部驸马宁昌郡王封称“女真”）、水达达、兀者、吉烈迷诸部落，其境广袤，东濒海，南至长白山，东北抵黑龙江口奴儿干地，置若干万户府千户府或总管府。全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地区。

河南行省中统初，置河南宣抚司，寻改宣慰司。至元二年，命平章政事赵璧行省事于南京（汴梁）、河南府（洛阳）、大名等路，盖为处理李璮乱后罢世侯、置牧守等事宜的临时派遣。至元五年，为准备攻宋，始立河南等路行省。十年，罢行省，置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分掌攻宋军事；置河南宣慰司掌地方政务，并负责二行院军需。二十八年十二月，以沿河以南、大江以北为中原腹心，其地冲要，需置省以控治之，乃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开封）。次年正月，遂罢河南宣慰司，以汴梁、河南、襄阳、南阳、归德诸路、府并隶行省，又划湖广省属荆湖北道宣慰司（所辖江北部分并割湖广省辖德安、汉阳、信阳益之）、江淮省属淮西道宣慰司（并割湖广省辖蕲州、黄州二路益之）及淮东道宣慰司归之。统12路，7府，1州；路、府辖州34，路、府、州辖县182。分置荆湖北道宣慰司（治中兴，今湖北江陵）、淮东道宣慰司（治扬州）；其淮西道宣慰司大德三年罢。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江北地区。

云南行省宪宗三、四年，灭大理国，尽取其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俘其王段兴智。宪宗封兴智为“摩诃罗嵯”（梵语：“大王”），使仍统领其旧土，置宣抚使监之，并设立十九个万户府及诸千户分治其地。兴智死，弟段苴日继任。中统元年，置大理总管；四年，置元帅府于大理，段氏权力渐被削夺。至元四年，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统辖云南全境，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掌政务。七年，都元帅宝合丁毒杀忽哥赤。平乱后，另遣宗王镇之，分三十七部为三路，各置总管、达鲁花赤。十年，以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行省云南，次年莅任，遂立云南等处行省，治善阐（改为中庆路，即鸭池城，今昆明）。诸万户、千户、百户均先后改置为路、府、州、县。其后，在先后征服的广南西路、元江、车里、金齿、八百媳妇诸部及征缅中所得之地又设置了若干路、府，皆隶云南行省。辖境广袤，统40路、13府（含边境诸甸军府、元帅府等）；路辖府4，辖州55，县32。分置乌撒乌蒙宣慰司（治乌撒路，今贵州威宁）、罗罗斯宣慰司（治建昌路，今四川西昌）、曲靖等路宣慰司（治曲靖路，今云南曲靖）、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治临安路，今云南通海）、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大理路，今云南大理），及丽江、广南西路、威楚开南等宣抚司。辖境包括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贵州和缅甸、泰国、老挝、越南部分地区。

湖广行省至元十年，元军取襄、樊，立荆湖行枢密院镇襄阳。十一年，邑，《志》亦列为中书省属路。此二路地原在辽阳省境，《经世大典·站亦》泰州与宁昌站均为辽阳省所辖驿站，未见改属记载，故应仍属辽阳省。

改为行中书省，指挥攻宋军事，是为军前行省。同年十二月，取鄂州，行省丞相伯颜统大军东下，留右丞阿里海牙等分省于鄂州，规取荆湖诸地，又称鄂州行省。十二年，阿里海牙取宋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奏请命大臣置省领之，遂以中书右丞廉希宪行省于江陵，称荆湖行省，或荆南行省（江陵旧为荆南府）、江陵行省；阿里海牙还驻鄂州，仍行省，主攻宋军事。其年冬，阿里海牙移军进取荆湖南路，十三年初，克潭州（今长沙），署省治之（又称荆湖南路行中书省）；六月，复立行省于鄂州。秋，移兵攻广西。十四年春，廉希宪以病召还朝，江陵行省当随之而罢，改置荆湖北道宣慰司。三月，湖广行省（当因进兵广西，故荆湖省又称湖广省）言：“广西二十四郡并已内附，议复行中书省潭州，置广南西路安抚司于静江。”遂置省潭州，并鄂州行省入潭州行省，统荆湖、广西地，称湖广行省（或潭州行省、湖南行省，或仍称荆湖行省）。十八年，迁省治于鄂州（大德中改为武昌路），置湖南道宣慰司于潭州。二十九年，割荆湖北道及靳、黄等州隶河南江北行省。统30路，3府、13州、15安抚司，3军；路辖府3，辖州17，路、府、州辖县150。分置湖南道宣慰司（治天临路，即潭州），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治静江路，今桂林），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治雷州路，今广东海康），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治顺元，今贵阳）。辖境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及贵州大部分、湖北小部分地区。

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灭南宋，于临安设两浙大都督府，不久罢，改立行省，始置于临安，同年改治扬州，称江淮行省，统两淮、两浙地。二十一年，移治杭州，改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还治扬州，复称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徙杭州。二十八年，以两淮地改隶河南江北行省，遂仅治两浙、江东，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罢福建行省①，改立福建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隶江浙行省。统30路，1府，2州；路辖州26，路、府、州辖县143。分置浙东道宣慰司（初兼都元帅府，后省。治庆元，今浙江宁波）、福建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治福州）。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兴（今南昌）。十五年，并入福建行省；未几，复置省于赣州。十六年，还治隆兴。后曾罢福建行省，以其地来属，不久又分出。统18路、9州，路属州13，路、州属县78。分置广东道宣慰司都帅府（治广州）。辖境包括今江西大部及广东省。岭北行省漠北蒙古本土为诸王（主要是拖雷系）封地和诸千户牧地。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至元三年，皇子那木罕封北平王，出镇漠北。八年，那木罕移镇西北。九年，①至元十五年始置于福州，未几移置泉州。十七年，福州复置省，同年并入泉州。后又分置，二十年泉州省并入福州，并一度立省于漳州。二十一年，以中书省言，将福建省与江浙省合并，而置分省于泉州，寻复为独立行省，治福州。二十八年，罢省，改为福建道宣慰司，隶江西行省。二十九年，复置。大德元年，改为福建等处行省，徙治泉州；复为福建行省，仍治福州。

立和林转运司。十四年，叛王昔里吉入据漠北，忽必烈遣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丞相及中书右丞别乞里迷失率蒙、汉诸军北征，即以行枢密院主持平叛及漠北军政事务。乱平，十八年或十九年初，立和林宣慰司为中书省派出机构。二十一年，被叛王拘禁的那木罕获释还朝，改封北安王，仍镇漠北，置王傅府掌军需及本位诸事。和林宣慰司仍掌政务。二十六年，西北诸王海都入犯并占领和林，伯颜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统兵北伐，收复和林，置行枢密院镇之。二十九年，北安王那木罕死，改以皇孙甘麻剌封晋王出镇漠北；另以亲王抚军称海（今蒙古国科布多东）以御海都。大德十一年，西北诸王之乱已平，抚军怀宁王海山回朝即位（武宗），为加强对漠北本土的统治，罢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于和林城置和林路总管府，为行省治所；并置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分治西部地区。皇庆元年，改为岭北等处行省，和林路改为和宁路，仍为行省治所。岭北行省统有北边等处，包括和宁路、称海宣慰司所辖军民，诸王所部及北边诸部落。《史集·铁穆耳合罕纪》载晋王统领之区为：哈剌和林、赤那思、昔宝赤、斡难、怯绿连、谦谦州、薛凉格、海押立以迄于吉利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大禁地。大体与行省辖境吻合。其西境原以阿勒台山与窝阔台汗国为界，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大部分辖地被察合台汗国所并，唯分封在也儿的石河地区的窝阔台第七子灭里一支后王归附大汗，封阳翟王，仍守原封地，应在晋王及岭北行省统领范围内，故西境扩及也儿的石河。又成吉思汗所封八邻万户，牧地为“直到也儿的石河的森林地带”。行省北境为今叶尼塞河流域吉利吉思及其附庸昂可剌部之地、今贝加尔湖东西豁里、秃马惕、巴儿忽诸部地（元朝于此置火里秃麻道官牧场）。东境原为斡难、怯绿连河流域，与东道诸王封地接。乃颜叛乱平定后，东道诸王亦被置于晋王统御之下，但岭北行省的领境当止于呼伦贝尔地区。路、宣慰司下不置州、县，盖所管为军兵、工匠、商人、屯田民、仓库吏卒及儒、释、道诸色人等，各有所司。诸王所部蒙古人户，置千户、百户治之。

宣政院所统吐蕃三道——至元元年，置总制院，掌全国佛教，兼治吐蕃之事。二十五年，改立宣政院。其所统吐蕃地区，分置三道宣慰司元帅府：（一）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当置于至元元年，治河州路（今甘肃临夏），辖河州路、脱思麻（mDo-smad，今青海东部）路及诸州、宣抚、安抚、招讨等司、万户、千户，又称脱思麻宣慰司。（二）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设置年代不详，辖朵甘思（mDo-khams，今四川西部及昌都地区）及碉门、鱼通、黎雅等地诸州、诸宣抚、安抚、招讨等司、诸万户府、千户所。（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当置于至元十六年至十八年之间，治萨斯迦（今西藏萨迦），辖乌思（前藏）藏（后藏）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区域，乌思藏置十三万户府，今西藏自治区全境地。具体情况参见本书《民族》章“藏族”条。

第三章　民族

第一节　蒙古族

成吉思汗建国后，被统一在蒙古国治下的蒙古高原各部落，以蒙古部人为核心，开始结合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成吉思汗将各部落人户一律按千户制重新编组，共为95个千户，分授由他直接任命的千户长管领，并重新划定了各千户的牧地。一部分千户是由千户长原属部民，或收集离散的同部落人组成的，大部分则是由不同部落人口混合组成的。千户制（千户、百户、十户三级划分）成为蒙古社会组织的普遍制度，从而废除了先前的部落、氏族组织，进一步打破了部落、氏族界限，这在蒙古民族形成中起了最重要作用。原来的部落或氏族名称仍存，但不再是作为社会组织，而是作为出身姓氏的标志。《史集·部族志》所载“称为蒙古人”的各部落和元人陶宗仪《辍耕录》之《氏族》条所列“蒙古七十二种”（其中因异译而重复者约占三分之一），大体反映了构成元代蒙古族的基本成分。按《史集》的分类。他们出自原先的三种类型部落。第一类是“尼鲁温蒙古人”，即传说阿兰果火（成吉思汗十一世祖脱奔咩哩建之妻）在丈夫死后感天光所生三子的后裔分衍出的部落或氏族，其名称见于记载者约三十个（《史集》和《元朝秘史》所载互有歧异）。这一类部落或氏族是大约九至十世纪之际迁到斡难河上游不儿罕山地区的一支蒙古部落发展而来的，他们被认为是出于同一祖先的血缘亲族集团，是成吉思汗氏族的亲族（uruq），互不通婚。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已吸收了不少其他部落（包括蒙古和非蒙古部落）的成员。第二类是“迭列列斤蒙古人”，指尼鲁温蒙古以外的各蒙古部落，见于记载者有兀良哈、弘吉剌及其分部（亦乞列思、火鲁剌思等）、许慎、逊都思、伯牙乌等十余部。其中有的（如弘吉剌）也发展成有众多分支的大部落集团，有的则逐渐衰落，很早就沦为尼鲁温蒙古的附庸。这些部落与尼鲁温蒙古人没有亲族关系，可以互通婚姻，如弘吉剌部自古就是成吉思汗氏族的姻亲。以上两类蒙古部落（参见本书综述第一章《蒙古氏族世系表》）是构成蒙古族的主体，他们的语言成为蒙古民族共同语的基础。第三类是先前不称为蒙古人的其他蒙古语族部落，见于记载者也有十余部（但《史集》归入此类的一些部落，如帖良古、客思的音等，显然不是蒙古语族部落）。其中，札剌亦儿、塔塔儿、蔑儿乞、斡亦剌等，都曾是强大的、有众多分支的部落集团。札剌亦儿人应是最早西迁的一支原蒙古人（室韦——达怛人）部落，分布于克鲁伦河至鄂尔浑河之间，有十分部，人户极众。其名见《辽史》记载，称“阻卜札剌部”，为当时漠北强部①蒙古各千户一般以始封千户长之名为名，史料中也出现有某一部名之千户或某部，只是指其千户长及主体成员的部落出身，并非部落组织。

之一，但大约在辽代后期他们被辽军击溃后便一蹶不振，其余部被尼鲁温蒙古人征服。塔塔儿、蔑儿乞历来是蒙古的敌部，成吉思汗灭此两部后，掳其余众为奴，后来就分属于各千户。斡亦剌部首领主动归附成吉思汗，被准许以原部民组成四千户，明初发展成西蒙古瓦剌部族。此外，《辍耕录》所列“蒙古七十二种”中还有克烈和乃蛮，他们是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两个部落集团（已略具游牧政权雏形），但其族属迄今尚无定论。克烈人很可能与最早进入漠北草原中部的原蒙古人——“九姓达怛”有渊源关系，《史集》也说他们是“蒙古人的一种”（nau‘iazmoghul）①。迁入漠北草原的蒙古语族各部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突厥族影响而改变其原来面貌（包括其人口成分、经济、文化、语言、风俗诸方面），克烈人是突厥化程度最深的一部。乃蛮人则更可能属于突厥语族。这两大部落集团被蒙古征服后，大部分被成吉思汗的部属“各各分着掳了”编入了千户。居住于漠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也属突厥语族，原为金朝守卫西南路边墙，归降蒙古后，编组为五千户。汪古人不在“蒙古七十二种”之列，但在元代也逐渐蒙古化了。

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百姓分配给诸弟、诸子，又划分了他们各自的封地范围。诸弟封在蒙古最东部，北起也里古纳河，南至兀鲁灰河，分属于他们的诸千户军民也就定牧于这个地区（后来幼弟斡赤斤势力扩展到大兴安岭以东，其所属蒙古军民当有一部分东迁其地），原来居住在该地区的弘吉剌、亦乞列思部众则南迁到这两家贵族的新封地辽河中上游流域。分配给诸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诸千户军民，随着蒙古国疆域的扩大和西北三汗国的建立，都离开本土分别迁入各汗国境，走上了不同的地方化道路；幼子拖雷和庶子阔列坚所得诸千户军民，则仍留在漠北①。大部分千户由成吉思汗亲领，按地域分为左、右翼，各置万户长统之。《史集》记载说，左、右翼诸千户都是由拖雷继承，传与其诸子，但又说按蒙古体例，“这些军队服从于掌管老营和登大位的那个后裔”②。据此可知实际上应是大汗直属千户，只是由于从宪宗蒙哥起汗位一直在拖雷家族手中，两者才被混淆起来。左、右翼诸千户中，八邻部人豁儿赤为首管领的几个千户被置于最西北额尔齐斯河林木百姓之地；木华黎所领札剌亦儿三千户，术赤台所领兀鲁部四千户和忙哥所领忙兀部一千户都是攻金主力，这三家诸千户被封在辽东、西地区，与弘吉剌部三千户、亦乞列思部二千户合称“五功臣投下”；有四千户被窝阔台分给了其子阔端，随他迁到河西地区；汪古部五千户则仍居漠南阴山地区。除以上二三十个千户外，其余左、右翼千户（约占全蒙古千户数一半）①《史集》第1卷第一册，汉译本页207。参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1986年。

①拖雷分五千户只见于《秘史》，阔列坚分四千户仅见于《史集》。

②《史集》第1卷第二册，汉译本页382。

都分布于漠北草原。幼子拖雷家族按“守产”体例封在蒙古本土，漠北诸千户大概实际上多数是分属于拖雷后裔诸王了。以上所述是元代蒙古人的分布和领属关系的大致情况。随着蒙古国的向外扩张，多次从各千户中签调军队，大规模的远征往往十分抽二，遣发到中原和西域去征战和镇戍，于是又有大批蒙古人迁入汉地、波斯等地区。但是“根本千户”多数仍留在蒙古，由于人口繁殖，不但不可能被抽光，而且户口还会不断增加。忽必烈曾下令清点东道诸王（成吉思汗诸弟）家族人数，合赤温家族达600人；斡赤厅家族更多达700人，其所属五个千户繁衍成一支庞大军队③。元后期分藩漠北的郯王彻彻秃（蒙哥后裔），“所统军四十八万，其将帅皆素所信任之亲王”①，应该就是漠北的蒙古诸千户军。据此大致可以推知当时漠北地区的蒙古人户数。

在蒙古扩张战争中，大量外族人被掳掠到蒙古地区，成为诸王和各级那颜的奴隶或属民。如蒙古攻金初期，河北降民十余万家被“迁之漠北”（《元史·史天倪传》）；西征中，在撒麻耳干城就掳获有工艺者三万人，在玉龙杰赤城所掳者更多达十万人以上，分给了诸王、诸将②。此类记录，不胜枚举。有元一代，大批汉军、钦察军等各族军队被调到蒙古地区征战和屯戍，工匠、农民被签发到漠北者亦为数不少，此外还有商人、教士、文人等。长期留居蒙古的大量外族人，后来也逐渐融入了蒙古族。

元代蒙古族的最上层是成吉思汗家族——各支宗王。“太祖初建国时，哥哥弟弟每（aqa-de’u，意指亲族成员）商量定：取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家产制观念延伸于国家，全部人民和国土被视为他们扩大了的家产，按其继承法在家族成员中进行分配，各有一份子（qubi）。每个宗支后裔诸成员又对他们先人分得的并不断增加（人口自然增殖和对外掳夺所得）的家产进行再分配，于是诸王各拥有多寡、广狭不等的百姓和封土，各有自己的斡耳朵和怯薛（亲卫军）。他们属于最高统治家族，是主宰蒙古族人民的主子——额毡（ejen）。大汗是国家首脑，又是全体成吉思汗家族的大宗主；每宗支也各有本家族的“为长”宗王，同时也是本藩国或封土（ulus，ayimaq）之主——但需得到大汗的认可。各支宗王有权利共同推举大汗和参预军国重事的议决，派代表参加国务（这被视为他们的共同产业）的管理，同时也有义务向大汗贡纳，应调率本藩兵参加大征战。次一阶层是各级那颜（noyan）——诸千户长、百户长以及怯薛执事官等。在分封给诸王蒙古民户时，同时也就把管领这些民户的千户长、百户长分别赐给诸王为其家臣（伴当，nokor）。那颜们被授予统治本管千、百户百姓的权力，平时治理民、刑政务，有征伐则领兵作战；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除非犯罪而被剥夺。这③《史集》第1卷第二册，汉译本页71—72。

①危素：《夏侯尚玄传》，《危太朴续集》卷八。

②《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140、147。

种地位使他们得以占有比一般牧民更多的牲畜、奴隶和更好的牧场，战争中分取更多的战利品，有殊功者还可得到特别赏赐的私属人户。那颜也属于统治阶级，但与王子们有君与臣、主与仆的严格身分差别，和蒙古建国以前的氏族贵族之被称为那颜是不同的。他们的地位只是来自因功劳或才能被授予的官职，不管其原来出身是贵族或是平民，身分上都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属民，不可与主子“齐等”。授予他们管辖的百姓并不是分配给他们的“份子”（qubi）家产；他们只是为王家征敛本管百姓差发，不能将百姓据为己有，并且要和百姓一起承当差发。因此，笼统地把诸王和千、百户那颜都称为“领主”是不妥当的。当然，由于千户长、百户长的官职是世袭的，编在一定的千、百户内的百姓不许任意改换单位，上下级之间、官民之间形成相对固定的依附关系，久而久之，一些权力和领属稳定的那颜可能向真正的领主地位转化。

平民——“白身人”（duriyingu’un），即蒙古牧民大众，是被统治阶级。他们被编组入各千户、百户，隶属于成吉思汗家族成员，人户的分封全登簿籍——“青册”（kokodebter），确定了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得脱离所归属的主君，也不得擅离所在的千、百户，违者要被处死；宗王和那颜们也不许收留不属于自已和不在己管内的军民①。即使是大汗，若未经宗亲商议就夺取宗王的人民，也被认为是违背体例的（见《秘史》第281节）。普通牧民拥有的资产多寡不等。泰定元年（1324）的一个政府文件说，凡有马驰达二十匹，羊达五十只者，就是有能力负担驿站差役，无需补贴的民户了②。这大概是中等牧民的财产标准，少数富者无疑要超过这个水平，但贫者在普通牧民中应占多数，如至元二年（1265）检核诸王兀鲁带（阔列坚孙）部民“贫无孳畜者”，竟达三万多户。富裕牧民由于有能力提供军、站诸役装备，往往被选为怯薛，或任什长，通过为大汗或诸王效力升入那颜阶层。贫民则经受不了繁重差役或天灾袭击而倾家荡产，甚至鬻子女为奴婢。处在最底层的是奴隶（bo’ol）。奴隶在蒙古建国前早已存在，建国后，蒙古统治者在对外扩张战争中掳掠了大量外族人口，多数归诸王和那颜们占有，奴隶数量要远比以前的氏族贵族时代多。战士——平民中一部分人也占有少量奴隶。奴隶用于放牧、手工业生产、顶替最苦的主家差役及其他家内劳动。《黑鞑事略》记载太宗时代的蒙古社会情况说：“其马野牧..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江西人佟锁住被元军掳去后辗转卖到草原地区，主人命他放牧二千只羊，早出晚归，羊有死、伤、逃逸者，他都要遭到鞭打③。他的遭遇具体反映了当时蒙古社会中奴隶的状况。

蒙古人承担的赋税徭役称为albanqubcirin，前者有强迫性义务的意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34；《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卷三四《文宗纪》。②《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③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十一。

思，可能主要指差役，后者意为“科敛”（见《秘史》旁译），可能主要指有定额的赋税，如羊马抽分。但两者很难截然分别，不如看作总称一切赋役的词组更合适，在元代汉文史科中称为“差发”①。《黑鞑事略》记载说：“其赋敛谓之差发。赖马而乳，需羊而食，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项：各出差发为各地分站中之需，上下亦一体，此乃草地差发也。”蒙古人最繁重的差役是兵役和站役。民年十五以上即为军士，平时牧养，一有调发，即需出征，所需武器、马匹、车牛及其他装备和食物，都由当役者提供及在所属千、百、十户百姓内摊派；蒙古遍置驿站后，大抵每个千户承当一站之役，提供所需人夫、牛马车仗、毡帐、饮食等，是蒙古牧民极沉重的负担。牧民赋税主要是羊马抽分，太宗时定制马、牛、羊及百才各取一，牝畜及十头亦取一，定宗时规定“马、牛、羊群十取其一”，后来又定为及百取一，及三十亦取一，少于此者免②。蒙古牧民的羊马抽分由所属各千户委人征集，中央机构宣徽院总管其事。此外还有不少“不时需索”，如诸王、那颜赴朝会及婚丧等事，所需人夫、物品无不从各千户百姓中征取。

元代蒙古族的主要经济部门是畜牧业。元朝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对马政尤为重视，择全国宜牧之地设立官牧场十四道，由太仆寺总管，专供御用及诸王、百官公需之马及马乳，其中六道分布在蒙古高原及辽河北草原地带，规模都很大，史称“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其牧者亦置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元史·兵志》）。官牧场除牧马外，还牧养大量羊只。大牧主拥有的马牛羊也数以万计，役使牧奴分群而牧，如上述佟锁住一人牧二千头羊即是一例。多数牧民只有少量牲畜，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放牧，各千户均有指定的牧地范围，千户长指定下属百户的牧地，百户长再指定下属十户的牧地①。人们只能在指定的地域范围内“行逐水草”，按季节转换牧场。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牲畜头数的增长，需要扩大牧场。太宗窝阔台曾命管牧地官员（nuntu’u■in）于无水荒原查勘可以改造为牧场之地凿井，使百姓分住到更宽广的地方。后来元朝政府又不止一次在漠北浚井。牲畜的增加和牧地的扩展，是元代蒙古畜牧业发展的标志。不过，当时的畜牧业经济是很脆弱的，无法抵御大自然灾害，因大风雪或干旱而使牲畜大量死损、人民饥饿流亡的事屡见记载。

蒙古族的手工业主要是制作弓矢和其他武器、马具、车帐、毛毡、皮革、奶酒、乳酪等作战及牧猎生产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除诸王、那颜们有可能役使众多奴婢（多为掳掠来的外族人）集中进行生产外，普通牧民都是自给自①参见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②《大元马政记》；《元朝秘史》第279节；《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60。①普兰诺·卡尔平尼：《蒙古史》，见《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26。

足的家庭手工业。蒙古妇女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起很大作用②。大批外族能工巧匠进入蒙古地区，带来了锻造、纺织、建筑等各种先进技术，对蒙古人必有相当影响。蒙古族的商业不发达，基本上是用畜牧业产品与农业地区进行交换。贵族们通过掠夺和从汉地封邑可得到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也用掠夺和剥削所得金银向贩运商人购买，普通牧民只能用牲畜、毛皮等来交换。到蒙古地区进行贩运贸易的主要是西域商人，如成吉思汗在西征前曾命诸王、大臣各派二、三商人组成一支450人的大商队，赴花剌子模贸易，全是回回人。①蒙古人不善经商，贵族们只是把银两交给回回人做买卖而收取利息，中原汉族商人也有贩运粮食及其他物品到蒙古贸易的。蒙古地区农、工产品缺乏，统治者欢迎外族商人贩运过来，在交通运输和价格上都给予优待，如许其乘驿，所贡物品付给优厚的赏赐，使蒙古成为对商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元代蒙古地区的农业因地理、气候条件限制，自不能与农业地区相比，但无疑是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时期。镇海城附近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兴办了屯田，和林建城后，其地也开始有耕垦种植②。1247年张德辉在蒙古看到，克鲁伦河“濒河之民杂以蕃汉..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土拉河之西有“弓匠积养之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引水灌之，间亦有蔬浦”，其西北忽兰赤斤之地“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③。后来，元朝政府更在岭北行省大办军队屯田，垦地达6400顷。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外族人，特别是汉人，但也有一部分蒙古人。元贞元年（1295），晋王甘麻剌奏：“塔塔儿部年谷不熟”，诏命宣徽院赈之（《元史·显宗传》）。是知镇守克鲁伦河上游大斡耳朵的晋王部内蒙古人已从事耕作。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可能很早就有农业，早在1221年邱处机经过其地时，蒙古人就送给他黍米一石五斗。上引张德辉的记载更是有力的证明。后来元朝政府两次增给晋王屯田户及农具田种，说明该地农业规模还不小。大德中（1297—1307），和林宣慰副使郭明德建议“于蒙古诸军拣其富庶强壮者戍边，贫弱者教之稼穑，俟其有成，如汉军以相资养，置田官，起仓廩。”①至大元年（1308），和林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即命“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教部落”②；至大三年，因漠北贫民依赖赈济费官粮过多，和林省官上奏，诏命“给赐农具田种，俾自耕食”（《元史·武宗纪》）。可见农业生产在漠北蒙古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漠南地区在辽、金时代本有少量农业，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人迁到漠南后，当亦有从事耕作者，如《大元马政记》即载有弘吉剌、亦乞列思种田户。在阴②《卢勃鲁克东游记》，见《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113，121；《黑鞑事略》。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91。

②《元史》卷一二○《镇海传》；《长春真人画游记》；《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48—249。③《张德辉纪行》，见王恽：《秋涧集》卷一○○。

①苏天爵：《郭明德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②刘敏中：《顺德忠献王碑铭》，《中庵集》卷四。

山之北的汪古人中，农业有更大的发展，如最北边的沙井总管府辖境之民本来“少耕种”，府判官汉人徐善卿“劝民力穑，而民生滋厚”③。至于进入汉地的蒙古人，从事农业者当更多。至元元年（1264），即有旨命蒙古户种田；二年，浚西夏中兴（今银川）古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二十一年，枢密院奏：“前遣蒙古军万人屯田，所获除岁费之外，可粜钞三千锭。”（《元史·世祖纪》）。

元代蒙古族文化的发展是以前蒙古高原各族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畏兀字蒙古文的创制无疑是蒙古文化史上最重大的成就。有了文字，遂能用以登录户口和判断的各类案件，编成北方游牧民族史上最早的政书《青册》；用以整理蒙古习惯法和建国以来的法令，编纂成第一部蒙古法典《大札撒》；用以记载蒙古历史传说和成吉思汗父子君臣轰轰烈烈的创业事迹，写出第一部不朽史书《元朝秘史》，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杰出贡献。畏兀字蒙古文在元代蒙古族中有相当程度的普及，以致八思巴字蒙古文创制之后，它仍然为蒙古人广泛使用，在应用中进一步完善，并出现了第一部蒙古语言学著作——搠思吉斡节儿的《心箍》。根据迄今已发现的元代碑刻、符牌和文书等资料，在漠北、漠南及其他蒙古族聚居地区，以及西北诸汗国蒙古人中，都通行畏兀字蒙古文。至元十九年，刊行了用蒙古畏兀字所译《资治通鉴》（节要）（《元史·世祖纪》）。延祐五年（1318），仁宗命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儿将赵孟頫为《农桑图》（杨叔谦作）所配的说明诗“用畏吾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①。可见在八思巴字颁行之后，元朝诸帝熟习者仍是畏兀字蒙古文。八思巴字是忽必烈下令作为蒙古国字推行的，用于书写诏敕及其他所有政府公文证件，也用于学校教育，翻译汉、藏文化典籍以供蒙古人学习。当时各地方蒙古字学教授蒙古语言都是用八思巴字，使用范围也相当广，对蒙古人学习汉、藏文化和汉藏人学习蒙古文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元代蒙古族在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很多成就（详本书文化章），尤为突出的是广泛吸收他民族文化，使本族文化大大丰富起来。蒙古人最早的老师是畏兀儿人。由于畏兀字母被用于书写蒙古语，许多畏兀儿学者文人被征召为大汗或诸王、后妃、公主、驸马的文学侍臣（必阇赤）和子弟的字学教授。忽必烈自动即是习学畏兀文字，立国中原后，仍以畏兀儿人备顾问并为其子孙之师②。可见畏兀儿文化对蒙古人有很深的影响。进入中原后，汉族文化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早在太宗五年（1233），就于燕京设立学校，选蒙古子弟18人专学汉人言语文字。忽必烈即位后，为③陈旅：《赠沙井徐判官诗序》，《陈众仲文集》卷四。

①赵孟頫：《农桑图叙》，《松雪斋文集·外集》。

②马祖常：《蓟国忠简公神道碑》，《石田集》卷十三；程钜夫：《武都忠简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七；《泰国先墓碑》，同上卷八。

培养更多的本族统治人才，正式设立国子学，选随朝百官、近侍子弟入学；又置用蒙古语文（八思巴字）教学的蒙古国子学，教授四怯薛及各“爱马”（诸王之部）官员子弟。前者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后者用《通鉴节要》蒙文译本为教材。漠南、北各路皆依中原例设置儒学，各爱马也有设儒学教授的①。但漠北蒙古人仍循本俗，行收继（庶母、叔婶、兄嫂）婚，未受汉族礼法约束。而久居中原的蒙古人则受汉文化薰染日深，有的建屋藏书，延师教子，还有一些蒙古人投到著名儒士门下拜师求学。元仁宗恢复科举取仕，也促使更多蒙古子弟弃弓马而习文儒。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官学教育，造就了一大批通晓汉文化的蒙古文人学者②。许多汉文典籍被译成蒙古文，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域文化和吐蕃文化对元代蒙古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本族古老的萨满教（蒙古语称萨满巫师为“孛额”bo’e）仍是其基本信仰，有元一代，源于萨满教的各种“国俗旧礼”未尝废弃，由蒙古巫觋主持祭天祀祖等仪式。但其他宗教也被蒙古人接受，首先是佛教。汉地的禅宗僧人最早受到成吉思汗的礼遇，吐蕃高僧与蒙古人也很早就有接触。太宗甫建和林城，就在城内兴建了佛寺。宪宗评论各种宗教，比喻为手之五指，而谓佛教有如掌心，置于首位。1257年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所立的《释迦院碑记》说明，地处蒙古北部、萨满教最盛行的外剌部（斡亦剌）人也接受了佛教。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后，吐蕃佛教更居于所有宗教之首，为蒙古人所崇奉①。除皇帝有帝师外，诸王身边也请有吐蕃高僧为师；吐蕃各教派与蒙古皇室各家族分别建立了供施关系。通过佛教的传播，吐蕃文化对蒙古族产生了深刻影响。八思巴向皇太子真金传授佛教的《彰所知论》，给予蒙古人“以历史之新观念及方法”，开了后来蒙古历史著作将祖先传说与吐蕃联系起来的先河②。一些吐蕃典籍被译成了蒙古文，现存有《萨迦格言》的八思巴字蒙文译本刊印本残页。不少蒙古人取了梵文或藏文名字。在漠南北各蒙古人聚居地区兴建了很多佛寺，还有一些蒙古人出家为僧。相比之下，道教虽然也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尊重，在蒙古地区也兴建了道观，但在蒙古人中的影响要比佛教小得多。在蒙古建国前，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已经在克烈部、乃蛮部和漠南汪古部中传播，有大量信奉者。出自克烈部的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就是虔诚的聂思脱里信徒，蒙古大臣中也有多人，因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在蒙古国得以享有很高地位并拥①如汉人郑暄被派到赤那思山大斡耳朵（原晋王部）担任儒学教授。见《张蜕庵诗集》卷一。②关于元代蒙古人汉文化，参见傅海波（HerbertFranke）：《元诸帝能读写汉文吗？》，《AsiaMajor》3，1952；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国际中国边疆学术论文集》，台北1985。①关于蒙古人接受西藏佛教的原因，参见札奇斯钦：《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载《蒙古研究论丛》（杨伯翰大学，1988），页83—93。

②参见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115—125。有众多信徒。随着克烈、乃蛮、汪古等部人分散到各处，其传播也更广。据马可波罗记载，东道宗王乃颜及其若干部民就是信奉基督教的。在和林城、汪古人所居阴山地区以及河西、辽东等地，都建有基督教教堂。罗马天主教随许多欧洲人被蒙古军俘迫东来也传入蒙古，后经元成宗初来到大都的教皇使者孟特戈维诺努力，得以建立教堂，在各教中有一席之地，但因聂思脱里派阻挠，它在蒙古人中没有什么影响。伊斯兰教被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接受（尤其是伊利汗国合赞汗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排除了其他宗教），同时随着大批回回人的东来传入蒙古本土。拉施都丁《史集》记载，忽必烈子安西王阿难答及其蒙古民皈依伊斯兰教。元秘书监曾专为阿难答印造回回历（见《元秘书监志》），似可证明拉施都丁的记载。不过，正如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唆鲁禾帖尼同时也护持佛教和道教一样，阿难答对其他宗教同样并不排斥，在他统治下的陕西地区，佛寺、道观也得到了周到的保护。由于伊斯兰教教规习俗与蒙古人很难调和，在元朝境内的蒙古人中影响并不大。

第二节　回回

“回回”之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在鄜延路经略使任上（1080—1082）所作的凯歌词中，指的是西北地区的回鹘人，这可能来自当时陕西民间口语的音变①。十三世纪前期的一些汉文文献中，把天山东部的高昌回鹘和其他中亚突厥语民族和国家，包括突厥王朝（如花剌子模）治下的非突厥人，都统称为回纥或回回。大概是因为从十世纪以来回纥人已成为西北地区的主体民族，与中原的交往又最多，而毗邻的中亚突厥人和他们在种族、语言上相近，中原人不易区别，遂概称为回纥（转音为回回）；又因为中亚突厥人及突厥王朝治下的人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这个名称也成为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呼①。但那时天山东部的回鹘人并不信奉伊斯兰教（主要信佛教）。元初人已知道他们与中、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是不同的，且当时已有更符合际读音的新译名“畏兀儿”，于是，至少从世祖时代起，“回回”一名就被专用于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中、西亚人，而不使用会和畏兀儿人混同的“回纥”之名②。“回回”有时也被用作西域人的代称或泛称，如犹太被称为“术忽回回”③，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爱薛被称为“回回爱薛”等，但这并未改变此名作为伊斯兰教徒专称（等于当时的另一译名“木速蛮”——波斯语musulman的音译）的基本意义④。

元朝境内回回人的来源主要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中亚、波斯、阿拉伯各地被俘东来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归降蒙古的贵族、官员及其族人、部属，先后签调来的军队，被征辟入仕于元的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①参见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元史三论》页147—148，人民出版社，1980年。①《蒙鞑备录》称高昌回鹘为回鹘，又称扎八儿火者为回鹘人，后者实是伊斯兰教“圣裔”——阿拉伯人；《长春真人西游记》把从高昌回鹘直到花剌子模国之人概称为回纥；《黑鞑事略》则概称为回回，其指称范围还包括抗里（即康里）、克鼻稍（即钦察，自注云：“回回国，即回纥之种”）、胫笃（即印度，自注云：“黑回回”）。但与邱处机同时的耶律楚材不用回纥之名称花剌子模及其国人，而只称西域、西胡，或许他更了解他们与回鹘人的差别。

②1234年元太宗圣旨中已有回回之名，但尚难断定是专指伊斯兰教徒。据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集》卷八八）及至元八年《户口条画》（《元典章》卷十七），1252年括户时，回回人已作为一类户计登记入籍，与畏兀儿人户区别开来。《户口条画》将伊斯兰教寺院称为“回回寺”，可见回回作为伊斯兰教徒的专称已经确定。不过，在文人著作中每每仍用回纥之名，也许还有人不清楚其间的差别，故王恽特别说明“回纥今回回”（《秋涧集》卷九五）。

③《元典章》卷五七《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元史》卷八《世祖纪》。④上引《元典章》文书所讲事件亦见拉施都丁《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6）记载，汉文文书中的“回回”相应波斯文作musulman。又高启《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胡君墓志铭》（《凫藻集》卷五）载：“文宗入位，杀故相回回倒剌沙，命人下江南搜其党，至常熟，民告回回百余人匿海渚杀猪会饮谋乱，君为释言：回回不食猪，民言诈也。”足证其专指穆斯林。

人。蒙古军每攻取一地，照例要签括有技艺的人徙往蒙古以供役使，并掳掠妇女、儿童为奴。史料只记载了少数几个地方签括工匠的数目：撒麻耳干3万人，玉龙杰赤10万多人，马鲁和你沙不儿各400人①。其他地方所括工匠为数必亦不少，如不花剌人，“以佃巧手艺入附，徙置和林”②。这些回回工匠或隶属大汗政府，置局、院管领，或分配给诸王贵族领有。后来，他们中的大批人又被遣往中原汉地立局造作，如太宗时，回回工匠3000户被徙置抚州之荨麻林（今张家口西洗马林），他们多是蒙古西征时从撒麻耳干签括来的。同时还有300余户“西域织金绮纹工”被迁到弘州（今河北阳原）③。据马可波罗所见，从天德州（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到宣德州（今河北宣化），沿途许多城堡的居民都有伊斯兰教徒，从事织造纳失失（波斯语nasij，织金锦缎）等织物，他们无疑都是回回工匠④。至于被掳为奴的妇女、儿童，为数当亦甚多，蒙古诸王、将领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回回奴婢。据《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的牧奴中，回回人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太宗时在汗廷中很有权势的法蒂玛，就是蒙古军在徒思城（Tus，今伊朗马什哈德）所掳的妇人⑤。元世祖时的回回宰相费纳客忒人阿合马，出身为察必皇后媵臣，也就是弘吉剌贵族的家奴，很可能原本是攻取费纳客忒（今塔什干南）时掳获的幼童①。在成吉思汗西征中，花剌子模有些地方的贵族、官员慑于蒙古军威，率族人和部属投降。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被带回蒙古，后来又派往中原汉地出征或担任地方官，如不花剌的赛典赤家族、巴里黑的伯德那家族等。蒙古人还将所占领地区的大量青壮年强迫编入军队，派蒙古将官监B领，驱使他们去打头阵。如攻打撒麻耳干时，就使用了从讹答剌、不花剌等处强征来的人数众多的签军；攻下撒麻耳干后，除签括工匠3万人外，又从青壮年中挑选同样数量的人编为一支签军；攻打忽毡城堡时，集中了各地的签军达5万人之多；拖雷攻取呼罗珊诸城期间，又从当地人中征发了大量军士充当前锋。这些回回军士当有不少随蒙古军东来，并在灭夏、灭金、灭宋战争中被遣往前线，从而进入中国各地。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历来就是沟通东西方的陆、海“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人群，进入伊斯兰时代以后，其势更盛。早在蒙古兴起之前，西域回回商人就经常往来于蒙古高原和西域、中原各地，操纵着不善经商的游牧民与定居农业地区间的贸易③。蒙古建国后，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140、147、207。

②朱德润：《中政院使贾公世德之碑铭》，《存复斋集》卷一。

③《元史》卷一二○《镇海传》。

④《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181。

⑤《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8。

①《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0。

②《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123、136、140、108、185、187。

③《蒙鞑备录》：“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此处“回鹘”当兼指高昌由于诸部已经统一，交通大道上设置了驿站，成吉思汗还颁布法令（札撒）保护和优待商人，发给他们凭照，因此商旅往来更安全方便，而且蒙古人对锦缎、布帛等商品的需求增加，买价甚高。利之所在，商人来者益多。许多回回商人充当了蒙古贵族的“斡脱”，从大汗到诸王、公主、大臣都把银两交给他们做本钱经商或放债，而收取利息。1218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出属下二三人，组成了一支450人的商队到花剌子模国贸易，他们全都是回回人（木速蛮）①。随着蒙古对东西方各国的征服，中国和中、西亚伊斯兰世界同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元朝皇帝是全蒙古的大汗，统治中、西亚的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是元朝的“宗藩之国”，如同一家，有驿道相通，商旅往来方便且不受限制，于是东来的回回商人为数更多。其中很多人乐于中国的风土、物产，又享有元廷对他们的种种优待政策，遂留居不返。

元朝回回人中，有小部分是唐、宋时代寓居中国的波斯、大食（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多数是商人，聚居于沿海通商口岸如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伊斯兰教寺院，可见其人数不少。②南宋末年投降元朝的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就是寓居广、泉已历数世的大食富商的代表人物。入元以后，他们仍在海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且续来者甚多。他们主要居住于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元代从西域入居中原和江南各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中，还有很多哈剌鲁人和阿儿浑人，他们通常以本部族名称见于记载，不称回回人。哈剌鲁即唐代突厥诸族之一葛逻禄部，八世纪后期从金山迁居天山西部，后来成为哈剌汗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并改宗伊斯兰教①。1211年，伊犁河哈剌鲁部落归附蒙古；在蒙古占领原西辽境土时，其他哈剌鲁军队和部队也相继降附。哈剌鲁人被征发从蒙古军西征及灭夏、灭金、灭宋，由此大批入居内地，在元代政治、军事和文化上都有重要地位。阿儿浑（又译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等）是塔拉斯至八剌沙衮一带操突厥语的部族，蒙古占领其地后，征发此部人组成阿儿浑军从征花剌子模，后随蒙古军东来，太宗时与撒麻耳干等处所掳工匠并徙居荨麻林和丰州以东诸地，其后一部分人又因出征或仕宦而移居中原、江南各地②。哈剌鲁人与阿儿浑人在回鹘及中亚信奉伊斯兰教人，如扎八者火者。《元朝秘史》（182）还记载了经商于蒙古各部的回回人阿三。

①《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91；《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59。

②关于唐宋时代波斯、大食人寓居中国的情况，参见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二，陈裕青汉译本。兴建于宋代的伊斯兰教寺有广州之怀圣寺（参见白寿彝：《跋重建怀圣寺碑记》，《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泉州之圣友寺、清净寺等（参见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扬州之礼拜寺（见《嘉靖维扬志》）。

①《长春真人西游记》载，自昌八剌（今新疆昌吉）“西去无僧，回纪但礼西方耳”。即信奉伊斯兰教。又载，当时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首领即是木速蛮。

②《元史》卷一二二《哈撒纳传》，卷一四二《撤里帖木儿传》；《马可波罗行记》英译本页181—183；元代虽不归入回回人户一类（阿儿浑人与回回通婚者很多。大约到元末也被认为属回回类），但同为伊斯兰教徒，当也是形成中国回回民族的一部分来源，故附带提及。从上述可知，元代回回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中、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在元朝政府的户籍和其他官方文书上都被归为回回人一类，标志着中国的回回民族开始形成。

元代回回人属色目人的一种，在经济上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越地位。

蒙古统治者为抑制汉人、南人，重用色目，许多回回上层人物成为蒙古国和元朝的高官显宦。著名者如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从窝阔台汗末年到蒙哥汗时代（除乃马真皇后称制期间外）一直担任统辖中原汉地的断事官；大商人奥都剌合蛮以扑买中原课税，被窝阔台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世祖时的赛典赤父子、阿合马，武宗至仁宗时的合散（一译阿散）、泰定帝时的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都位至丞相、平章，掌握朝廷大权。在其他中央衙门和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为数更多。至元二年（1265）元朝定制：以蒙古人任各路达鲁花赤，汉人任总管，回回人任同知；五年，下令革罢汉人任达鲁花赤者，但回回人已任的仍旧；次年又规定，准许任用回回、畏兀儿等色目人为达鲁花赤。以镇江路为例，世祖至文宗时期的21任达鲁花赤中，有回回5人；所属录事司和各县达鲁花赤中，回回居三分之一左右。

回回商人在元朝的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他们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地，且深入至极北的吉利吉思、八剌忽（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等部落。元人说，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据中统四年（1263）的户口登记，中都（后改大都）就有回回人户2953户，其中多是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唐宋以来就有不少大食商人寓居，入元以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倚重木速蛮商人经营海外贸易，他们的势力更盛。泉州大食人蒲寿庚，南宋末任市舶提举，叛宋降元后，官至中书左丞，为福建行省长官，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父子世掌市舶，富贵冠一时，蒲氏女婿回回富商佛莲，拥有海舶80艘，家产仅珍珠就有130斛。元朝皇室常以虎符、圆牌、驿传玺书授予木速蛮商人，遣他们赴西域各国购买奇珍异物；他们贩运来的奇珍异物上献后，又索要巨额“回赐”（价值），称为“中卖”，成为元朝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从中亚、波斯各地迁来的大批回回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酿酒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他们生产的“纳失失”最著名，是缝制元朝宫廷宴飨礼服“只孙服”的主要原料，专门织造纳失失的荨麻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汗在位时以回回人匠3000户所置，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同时设置的弘州（今河北阳原）纳失失局，领有西域金绮纹工300余户，教习从中原各地签括来的工匠织造纳失失。元世祖时，伊利汗阿八哈遣来的回回炮匠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所并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页226—236。

造回回炮（抛石机）能发射150斤重的巨石，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于是元朝政府从全国各地签括匠人，成立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在他们指导下制造、使用回回炮。西域木速蛮工匠的迁入，促进了中西手工业技术的交流和元代手工业的发展。

元代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时期，回回人为元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建筑术、文史音乐等多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天文仪器。元朝政府特立回回司天台，掌观测衍历，以札乌鲁丁为提点，集中了一批木速蛮天文学家在其中工作。由于元代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木速蛮居民，回回历也成为元朝通行的历法之一。在元朝宫廷和民间都有不少木速蛮医生，用本国的医术和所谓“回回药物”治病，常有奇效，被称为“西域奇术”。元朝中书省礼部属下设有常和署，专一管领回回乐人，回回乐也成为中国音乐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回回人久居中国，学习汉族文化，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如赡思丁、萨都剌、高克恭、丁鹤年等，他们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回回人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度和习俗。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政策，因其俗而治其民。根据成吉思汗的“札撒”，给予伊斯兰掌教人员答失蛮等以免除赋役的优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mesjid，元代音译密昔吉，俗称回回寺）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朝廷的保护。回回人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元朝政府设置“回回哈的司”（哈的，qadi，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法官），掌管回回人的宗教事务及刑名、词讼诸事，使自治其徒。至大四年（1311）元仁宗即位后，罢回回哈的司属，规定“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天历元年（1328），因回回大臣倒剌沙等拥立泰定帝子，与元文宗对抗，文宗下令罢回回掌教哈的，并命各地追究倒剌沙的同党，回回势力受到一次较大打击。但不久文宗即诏谕中外：“凡回回种人不预其事者，其安业勿惧。”可见这只是一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不涉及宗教或民族斗争。元末来中国旅行的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报道说，当时中国每城都有回回人的居住区，各有一主教（Shaikhal-Islam）总管有关教民的一切事务，一“哈的”掌审判（大概回回人自相诉讼仍由哈的决断是非）；各地回回人都在自己的居住区建有礼拜寺，以为祈祷之所。据至正八年（1348）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修礼拜寺记》碑文载，当时“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回回移民散居在中国各地，编入当地户籍，另为一类，通称回回户。元朝廷规定，除答失蛮等掌教念经者外，一般回回民户，需与其他民户一样负担赋役。回回人长期与汉族人民相处，经历数代，受到汉文化日益深刻的影响。他们习汉语，读儒书，并仿效汉人的姓氏字号定姓立名，自元中叶以后逐渐普遍。但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他们仍保持自己的宗教习俗，世代不易，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居民，后来形成为中国的回族。

第三节　藏族

藏族，藏文作Bod，蒙文作Tobed，元代沿用前朝“吐蕃”之名。元代藏族分布的地区包括朵甘思（mDo-Khams，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西南部一带）；朵思麻（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藏族地区）及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dBusgTsangmNgah-risskor-gsum，今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三部分。北与察合台后王封地及甘肃行省相接，南与印度、尼婆罗和云南为邻，东界陕西、四川两行省，西南与迦湿弥罗相连。

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经营蒙古军最早进入藏族聚居区是在1226至1227年的灭夏战争期间。成吉思汗在灵州击败西夏主力后，分兵进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自率一军南下，攻占了积石（今青海循化）、西宁、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等州。这些地区的吐蕃部落或有归蒙古者。1231年拖雷率右翼军假道宋境攻金，掠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等地，兼及吐蕃东北部边缘的部落。

1235年，窝阔台封次子阔端于西夏之地，并命统军攻南宋四川。阔端率军先取金未降之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等州，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熙河节度使（治临洮）蕃部首领赵阿哥昌等降，以阿哥昌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招集蕃部。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官员。1236年宗王穆直（察合台子）与先锋按竺迩分兵取宕昌、阶、文等地，招降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

1239年阔端派将领道尔达进兵乌思藏热振和杰拉康两寺，不久即退出，向阔端报告乌思藏各教派的情况，建议任命宗教首领管理其地。1244年道尔达再次入乌思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Sa-skyapanditaKun-dgahrGyaL-mts-han，简称萨班sa-pan，1182-1251）来见。萨班奉召，即携其侄八思巴（hPhags-pablo-grosrGyal-mtshan，1235-1280）、恰那朵儿只（Phyag-nardo-rje，1239-1267）启行，1246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这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贵由即位大典，次年回到凉州，遂与萨班议定归附条款，由萨班号召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归降蒙古，这为元代中央在吐蕃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了基础。萨班的信中，先申明蒙古军威和对归顺者的优待政策，然后传达阔端的令旨，要点有：（1）各地世俗首领官仍原职；（2）任命萨斯迦首领为达鲁花赤，赐金、银符；各地方官员处理政务应请示萨斯迦金字长官，不得自由行事；（3）各地编出籍册，开列官员名单、俗众人数与贡物定额，一式三份：一进呈，一交萨斯迦、一由本地官员保管；由朝廷遣官与萨斯迦官员共收国赋。信末还开列一长串蒙古人喜爱的金、银、象牙、珠宝、兽皮、羊毛等物①。会见后，萨班与二侄仍居留凉州，奉命传法。八思巴随伯父学法，恰那则习蒙古语，阔端命恰那着蒙古装，后赐之以女，受封白兰王。在萨斯迦的带动下，乌思藏纳里诸地归附蒙古。对未归附者，蒙古人继续用兵。

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和里■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仍前征进”，深入到今拉萨北的达木地方。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取道四川西部的吐蕃之地，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收服了这一带的许多部落。

与此同时，蒙哥还下令在乌思藏括户，并将本地区各地方指定分授给宗王。藏传佛教其他派别的上层人物根据这一分封分别依附蒙古王室：必里公受到蒙哥的保护，搽里八受到忽必烈的保护，伯木古鲁、雅里不藏思八托庇于旭烈兀，思答笼剌则依附阿里不哥，且分别接受封赐土地与人户，建立臣属关系①。在吐蕃东部极具影响的噶举派喇嘛噶哩麻巴哈失，为同萨斯迦的八思巴争夺在朝廷中的宠信，展开激烈斗争。他也在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行军途中受到召见，但不肯留随，而北依蒙哥可汗。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尊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命恰那管理吐蕃地方事务。1267年恰那死于萨斯迦地方，元廷趁机对吐蕃统治方式作了调整，加强了朝廷的统治权。

对吐蕃的管理吐蕃地方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之后，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制度实施管理：一、在朝廷设立宣政院：宣政院初名总制院，即释教总制院，设立于至元元年（1264），“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以国师八思巴领院事，其长官院使（初置二人，后增至十人）或以朝廷大臣兼领之，位居第二者由帝师辟举担任。至元二十五年，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以总制院所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元史·桑哥传》）。宣政院为从一品衙门，与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同为朝廷机构，铨授官吏和处理所掌大小机务均可径奏皇帝，不必通过中书省。其用人“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吐蕃有军政大事，则设行宣政院前往办理，且与枢密院同议而行。宣政院是管理吐蕃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

二、宗王分镇与帝师的统领：忽必烈即位后，继续实行蒙古的分封制度，至元六年（1269）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出镇吐蕃之地。奥鲁赤死后，其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孙搠思班相继承袭。至洪武三年（1370）明军取河州，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以所领吐蕃诸部归降明朝。元代吐蕃地区有①《萨班致蕃人书》，分见《萨斯迦全集》和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①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事，常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

在元朝廷加强集权、藩王权力相对削弱之后，吐蕃地方的军民财赋转由朝廷设置的直辖行政机构宣政院管理。镇西武靖王不能直接处理地方军政事务，而必须将意见陈告宣政院，由宣政院议拟处理办法，上奏皇帝，请旨决定。由于吐蕃地区佛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世祖竭力扶持首先归附且有巨大势力的萨斯迦派首领。至元六年八思巴制蒙古新字成，升号帝师大宝法王，领宣政院——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机构。故有“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之说①。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至今还保存有许多元朝皇帝圣旨和帝师法旨，足以证明。帝师法旨都是以“皇帝圣旨里”抬头，表明系奉旨行令。自世祖以后，元朝历代皇帝都置有帝师。有元一代的十三四任帝师除两三人出身不明外，其余皆出自八思巴的款氏家族（七人）或门徒（四人），至于款氏家族成员被封为国师、国公，司徒、司空，乃至尚公主封王者，为数也甚多。

三、地方机构：在吐蕃地区，直接管理地方事务的是宣政院属下的三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慰司下，设有宣抚司、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在邻近内地的蕃汉杂居区则置路府州县。

（一）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辖主要是朵思麻地方，约在至元初设置。至元六年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河州路（治河州，今甘肃临复）、朵思麻路（设有总管府和军民万户府等）隶之。至元五年至八年，又先后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安西州、洮州、岷州来属。积石州置元帅府（在今青海循化），贵德州（治今青海贵德）置达鲁花赤、知州等。礼店文州元帅府（治礼店，今甘肃礼县东北），中统初，按竺迩子赵国宝所招文州吐蕃首领勘陁孟迦入朝，赐金符，立文州吐蕃万户府，赵国宝以元帅兼万户府达鲁花赤。松潘叠宕威茂州宣抚司，阔端曾以吐蕃首领赵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及松、潘、岩、威、茂等州各部相继来降，遂合置一安抚司辖治之；至大二年（1309）宣政院依镇西武靖王和朵思麻宣慰司的建议，改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茂州汶川县。

（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朵甘思之地，并辖有四川黎州（今汉源）、雅州（今雅安）等州县，以及奔不招讨司、奔不儿亦思刚和赤思马儿甘万户府等。元初，曾置碉门（今四川天全）等处安抚使、鱼通（今四川康定东）等处达鲁花赤等官，以招谕、镇抚这一带的吐蕃部落。至元二年（1265）建吐蕃哈答城（一作匣答，在今四川乾宁北）遣军戌守，十三年以之为宁远府。十五年以吐蕃李唐城为李唐州。至元二十年，又割成都路所领黎、雅两州属吐蕃招讨司。大德二年（1298）并吐蕃、碉门安抚司、运司为一，改称“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并置“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为掌管钱谷的机构。

①《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纳里速古鲁孙元帅二员，乌思藏各地方万户十一（其中二万户府各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四，管民官二。吐蕃史籍多记元在乌思藏置十三万户（khri-skorchu-gsum）。

乌思藏宣慰司大约设置于至元二十年之前。本钦（dpon-chen）是朝廷任命的管理乌思藏十三万户的行政长官，多出于帝师荐举。其治所在萨斯迦。第一任本钦释迦藏卜是在八思巴为帝师时，由忽必烈皇帝敕授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之印，使任本钦。这是元朝在吐蕃本土最早设置的最高行政长官，时在至元五年。这一年元朝派官在乌思藏清查户口、土地，按万户制划分行政区域，任命各万户长，计有十三个①：沙鲁（Zha-lu）田地里管民万户，在今西藏日喀则南数十里的霞炉地方。搽里八（Tshal-pa）田地里管民万户，在今拉萨东郊蔡贡塘。

乌思藏（dBus-gtsang）田地里管民万户，应即萨斯迦本钦直辖的万户，《贤者喜宴》作“lha-sde-gzhung-pa”。出密（Chu-mig）万户，在今日喀则西南曲弥地方。

敖笼答剌万户，所在不详。

伯木古鲁（Phag-mogru-pa）万户，治聂乌东城（sNdhu-gdong-rtse），在今乃东县。

加麻瓦（rGya-ma-ba）万户，在今墨竹工卡县西南甲马之地。

札由瓦（Bya-yul-ba）万户，在今隆子县东南加玉地方。

牙里不藏思八（gYah-bzang）万户，在今乃东县境。迷儿军（必里公bBri-gung）万户，在今墨竹工卡东北止贡地方。

拉堆绛（La-stod-byang）万户，在今昂仁一带。

拉堆洛（La-stod-lho）万户，在今定日一带。

绛卓（Byang-hbrog）即香万户，在今日喀则东北香曲流域。

俺卜罗（Yar-hbrog）即思答笼剌万户，在今羊卓雍湖一带。

十三万户初设应为实指，后成为对乌思藏地方政区分划的概称，其间有消长变化。最高长官是万户长，皆由朝廷任命，其下属有千户长、百户长、五十夫长等。

四、置驿与籍户：至元元年（1264），在吐蕃设置了驿站，这一任务是由答失蛮完成的。他受元世祖之命，仿照汉地设置驿站之例，从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今青海化隆境内）起，经朵甘思、错多桑珠、后藏，最后到萨斯迦寺，共置27个大驿站①。其中朵思麻7个，朵甘思9个，乌思藏地区11个。驿站的乌拉差役由各地人支应。置驿保障了元朝中央与吐蕃地方联系的①《元史》卷八七《百官志·宣政院》及达仓巴·班觉藏卜《汉藏史集》等。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①《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畅通。设在吐蕃地区的驿站并不归属各万户府，而是由宣慰使司中朝廷委派的官员管理。1280年左右，萨斯迦本钦公哥藏卜违抗中央，元世祖派大臣桑哥率军入藏查处。平息叛乱后，桑哥一面在吐蕃留下部分蒙古军驻守各地，一面对驿站作了一些调整，即由蒙古驻军负责乌思驿站事务，原来的站户只提供食品、用具和药品等，不再远戍应驿。为了保持驿路畅通，元朝中央屡次拨款赈济站户。

与置驿相伴的重要政策是籍户，而籍户之目的是征收赋税、摊派差役与划分行政机构。籍户有三次：一在1268年，一在1287年，一在1335年。藏史记阳土龙年（1268）初，由朝廷派来金字使者阿衮与弥林二人对俗民、土地及人户进行了清查。此后二十年（1287）由大衙署派来的和肃与乌努汗二人，与本钦软奴旺术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规定统计了户口。“从上部纳里速古鲁孙到沙鲁万户的辖地以上，是由阿衮与弥林二人清查的，从这以下到必里公万户辖地以上，是由司徒阿什杰等清查的”。清查的结果是：乌思藏四茹及纳里速古鲁孙共有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户，其中乌思地方有二万七百六十三户，纳里速及藏地方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另有不属乌思藏地方羊卓万户的十六部份，计七百五十户。当时把吐蕃的民户分为僧户和俗户两大类，籍户是不包前者的。据谓，吐蕃的每个万户各有寺院属民四千户，贵族属民六千户。另有一部分民户既不在万户之内，也不归寺院管辖。因此，当时统计出的人户比实际人口要少得多。吐蕃人户的统计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可种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六个人，乘畜、耕畜与乳畜三种牲畜，山羊、绵羊计二十四头，方可称为一个霍尔堆，五十个霍尔堆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为一个万户①。

元朝在吐蕃采取的诸项制度使朝廷有效地实施了对吐蕃的统治，并进而对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吐蕃经济的发展元代吐蕃地区的经济主要是新兴的封建庄园经济，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大大小小的农奴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矛盾，奴隶制残余依然存在，但社会生产较前有较大的发展。

庄园，藏文叫“溪卡”（gzhis-kha），它肇始于奴隶制瓦解后各地封建势力的各自为政与互为仇雠。由于这些大小不等的地方武装拥部自主、互不统属，形成无数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和经济单元。它的消长依其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变化为转移，由于吞并或联合，逐渐形成势力更大的地方权力组织，军事与生产密切结合，自成壁垒。在生产方面，由于旧的奴隶制秩序的瓦解，①《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起义的奴隶已获得更大的人身自由，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新的封建经营方式，发展生产以充实经济实力，保存自己并伺机扩大势力范围。

在封建农奴主庄园发展的同时，寺院经济也发展起来。由于吐蕃地区封建制的确立与藏传佛教的形成相辅而行，在经济上也出现了二者同步发展的局面。双方相互依持，相互利用，寺院支持封建主的统治政策，在精神上感召人们承认并服从新的统治者，各封建主则捐献土地庄园给高僧大德，增强了寺院的经济实力。高僧收徒传法多要接受大批财产作为报酬，这也使一部分僧人成为拥有财富的僧侣贵族。于是在吐蕃就存在着另一大经济势力与社会阶层——寺院经济与僧侣贵族。

在蒙古军入藏前，吐蕃地方的必里公、古尔摩、萨斯迦之拉德雄巴、搽里八、俺卜罗、牙藏、伯木古鲁及汤卜赤等十一个教派势力，均派各自的使者分别投靠蒙哥汗、阔端、薛禅汗、阿里不哥及旭烈兀，向这些蒙古王子“请求桂本（sgos-dpon）之职”。“桂本”即“私有庄园管理人”或“贵族领主”。

乌思藏十三万户的确立，首先是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它们的消长，除政治因素之外，经济实力是其核心依据。搽里八派是在搽里溪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萨斯迦之受蒙古推重，不仅是因为萨班之德高望重，更重要的还是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款氏贵族在斯塘开设商市、建立民舍，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卡支钦、藏地中部和谷地、上下复甫地区及达纳等地建立有溪卡，在北方的琼地、克甫索、贡支及卡尔甫等地建立了众多的牧场，在热索放牧马群①。

元代吐蕃的庄园分为两类，一是归贵族所有，一是归寺院所有。管理人称“溪聂”（gzhis-gnyer），负责溪卡大小事务。庄园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寺院溪卡叫“衮溪”（dgon-gzhis）或“却溪”（chos-gzhis）。寺院的属民由寺院领主管理，如果万户长为教派领袖，则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也兼管贵族庄园。寺院溪卡受到元朝中央的特别保护，元代藏汉文圣旨法旨均表示了对寺院的优待政策，即其财产不得侵犯，且免纳赋税。如八思巴在至元四年（1267）赐给却顶寺的法旨，即令“无论何人俱不得征派兵役、赋税、劳役三者，不得征收商税，不得索要饭食及乌拉差役，不得在寺院住宿”等。帝师辇真监藏晓谕乌思藏宣慰使的法旨亦谓诸官员“不得倚势欺凌，征收前所未有之差税、食物、乌拉，不得随意征派牛马，不得干涉俗人出家为僧..不得派僧差”等。寺户不仅从事农业、牧业，而且也从事商业贸易，是元代吐蕃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僧差、僧税虽有其名，往往通过皇帝或帝师的优礼诏书被免除，这些负担自然转嫁到普通农奴的身上。

贵族所属庄园叫“格溪”（sger-gzhis）或者“桂溪”（sgos-gz-his），①《萨斯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参见黄颙：《元初对西藏人口的普查及其经济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属民称“弥德”（mi-sde）。贵族溪卡由“桂本”或“格本”管理。农奴从事生产，其权益也受到元廷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对贵族和中央有纳贡应驿的义务。元代籍户即是为征税、派差与置驿提供依据，这些均由贵族所属的俗民来承担，同时他们还对寺院承担一定的劳役。

元廷对帝师赐有庄园土地，使其成为吐蕃地方的封建主。据《汉藏史集》载，“在河州的热布卡地方，有属于囊索管辖的庄园，在城墙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再往下有叫典康溪的庄园，这些是按照圣旨奉献给上师八思巴的份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不在编籍之内。据说有可下五百蒙古克种籽的土地”。在帝师之下，乌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辖的诸万户、千户，吐蕃等处、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等长、使，也因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小不等的农奴主。

元代吐蕃地方的经济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较前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封建庄园制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农区，主要种植青稞，这是吐蕃人的主食与岁贡物品之一。藏史记载吐蕃地方在山谷地区是以牧业经济为主，在河谷地区是农业经济为主，反映了亦农亦牧农牧并举的特点。在吐蕃的人口调查中，作为一户的标准即包括有一定的土地、一定数量的马驴牛羊。牲畜既是农业耕种的得力助手，交通运输的优良工具，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在吐蕃人的纳税项目及朝廷对吐蕃地方的救济物品中均有马牛等。而支应驿站少不了马匹、驮畜、乳畜与肉羊。

吐蕃人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牦牛尾制作的帐篷以及羊毛制成各种织物，不仅种类增多，而且质量更加精美，如“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均颇受人们喜爱，其中乌思藏的细氆氇尤为驰名，还是上贡的佳品。坐垫和围裙也是常用而大批制作的物品。至于金、银、象牙、珍珠、银珠的加工及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水獭皮张、麝香等均很有名，既作为上贡物品，又有一部分进入市场。吐蕃人对僧人或亲友也常以披风、坎肩及各种金银加工品或丝毛制品相赠，其生产与加工规模自然很大。

元代吐蕃的商业与集市贸易也十分发达。由于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各教派和封建领主的庄园上，形成大大小小的贸易网点，大多以寺院为中心，宗教节日或年节成了开展商业活动的大好时光。从而也推动了新的城镇的产生与政治中心的形成。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农牧及土特产品、加工物，包括丝毛制品、刀剑、金银首饰等佩带物。

元代继承宋代以来吐蕃地方与内地的“茶马互市”传统，且由于吐蕃成为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机构，双方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贸易的次数与数额均有增加。1277年，元军取四川以后，在碉门、黎州设榷场与吐蕃贸易。以后，大批吐蕃官员与僧侣陆续来到内地，以朝贡的方式获得厚赐或采购货物，以至于给驿站带来沉重的负担。以各种方式开展的民间私营贸易也有增无已。

吐蕃的文化元代吐蕃的文化事业较前有所发展，这与元朝廷的扶持、吐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各民族相互联系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语言文字方面，萨班与八思巴叔侄贡献最大。萨班是一位学富五明的学者，在与阔端商定吐蕃归附蒙古的条件后，他应阔端之请留在凉州，从事佛教传播工作。他感到当时蒙古人所使用的畏兀字母有不完备的地方，无法标注、翻译一些梵文、藏文，便对此加以改革。他在畏兀字的基础上增以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一套新的字母。这套字母是否被纳入畏兀体蒙古文字，尚不清楚，但它对蒙古文字的改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后来，在元文宗时代，国师搠思吉·斡节儿进一步改进畏兀体蒙古文字，即是以萨班的改革成果为基础的。

八思巴在元代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更大。就文字而言亦复如此。其事见八思巴传。

在文学方面，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大约形成于元代。据目前的统计，已发现的口头说唱本、木刻本和手抄本共有六十多部，约一百五十多万行，一千五百多万字。这是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史诗巨作。它是藏族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群众性创作，通过英雄格萨尔王抑强扶弱、降妖除魔、安辑百姓的伟大业绩，来展示复杂动荡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理想。萨班的《萨迦格言》一书，元代就被译成蒙古文，是藏蒙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它以劝世修身为内容，共分九章，包含四百五十七首格言诗，使用四句七音节格律。内容涉及治国之道、处世哲学等方面，颇富哲理性，成为格言体作品的典范之一。其蒙古语译本残页已被发现。

元代藏族史学也有长足发展。寺院都很重视对珍贵文献的保管，在萨斯迦寺有专管文书的官吏叫朋你克。各教派均记录、保存本门诸高僧大德的著述与事迹，成为后代撰写教法史的基本材料。十五卷本的《萨斯迦全集》是萨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资料。元代藏族学者读史、撰史之风兴起。赞巴拉多室利衮读汉文史籍而记“汉地由周至唐的历史”与“汉地由梁至南宋的历史”。汉族译师胡将祖将宋祁和范祖禹执笔所写的《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译为藏文，并由喇嘛亦邻真乞剌思刊行。《红史》①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由搽里八的公哥朵儿只于1346至1363年写成。公哥朵儿只原是搽里八的万户长，任职28年，曾朝见过元帝，后来出家为僧，受封为司徒，他著《红史》除利用各种藏文资料及上述汉文①搽里八·公哥朵儿只：《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材料之外，在撰写“西夏历史”时，还利用了西夏禅师喜饶益希记载的西夏资料，撰写蒙元历史则利用了蒙古文史书《蒙古秘史》，并对史料做了初步的考定，表现出良好的学风。该书先写印度教法史，继写汉地、西夏、蒙古与吐蕃诸王统史，再写教派史，此一体例对后代藏史作者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出身于佛学名门的布思端（1290—1364）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善逝教法史）也是元代的史学名著。完成于1332年，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正法之功德、经义，对佛教基本教法、教义及经典之内容、意义与修炼方法、礼拜仪式作了简要说明。第二部分叙述印度和藏族地区的佛教史。第三部分是来藏弘法高僧与西藏大译师名录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该书开辟了“教法史”体例的先河，在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廷对佛教的提倡与支持推动了佛学研究与佛教事业的发展。至元十七年（1280）十二月丙申，忽必烈敕令镂板印造帝师八思巴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泰定元年（1324）七月“以畏兀字译西番经”。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尤为佛学界一件盛事。这就是在搽里八万户长公哥朵儿只主持下，由被邀请的布思端校勘那塘版《甘珠尔》等藏区所有经藏，以金银汁书写的二百六十余部经籍——《搽里八甘珠尔》，被藏族学者尊为范本。萨斯迦派的萨班、八思巴、萨班高足胆巴，噶举派的噶哩麻巴哈失、乳必多吉等，均是元代著名的宗教家。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1287），藏族经学大师远丹巴、释速端然等5人，与天竺及内地，北庭高僧一起校勘藏汉经籍，吸收了藏文《东塘丹迦宫目录》和《桑耶钦浦目录》的内容，编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首次将密教经典与显教大乘经并列，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有助于藏汉思想文化交流，也包含了藏族学者对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贡献。元代吐蕃地区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寺院建筑业的发展。各种建筑、绘画、雕塑艺术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各类的艺术风格得到更好的吸取利用。如搽里八的领主噶德衮布即请汉族巧匠修建汉式佛殿，在萨斯迦所建的新寺也是中原汉式风格。现存的拉当寺弥勒佛，沙鲁寺的莲花生等雕刻，多用写实手法，与元代汉地雕塑相近。萨斯迦寺的黄金塔，则是由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率工匠完成的。沙鲁寺的几幅“供养天”壁画，也是在尼泊尔、印度艺术影响下创造出来的，已具成熟的“江孜派”风格。元代吐蕃的佛教绘画与雕塑艺术也逐渐传入内地，如元成宗时，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即是藏传密教的内容。

在科学技术方面，印刷术很快从内地传到吐蕃。公哥朵儿只的祖父葛德衮布在元世祖时曾七次去内地，回藏后在搽里八设立了印刷场。据称，《红史》所利用的汉译资料即是在1325年由亦邻真乞剌思刻印的。可惜至今未有实物加以证明。医学是五明之一，为高僧必习之学问，萨班即通晓医术，并以高超技艺为阔端治愈痼疾，而获尊信。《萨斯迦世系史》记其善知诸医之术，对于日常用药和定时用药之仪轨、病之法相、相面、盘诘，触病观察及药剂学均有研究，其术犹如药王。布思端本人也精于医术，且撰医学著作。元代的贡品中有广木香、牛黄、胭脂红、茜草等药材，是当时吐蕃人对药物已有较深入认识的证明。元代吐蕃的天文历算也较前有所发展，开始出现了自己的关于时轮历的著作，有数百种之多。他们还吸收了以寅月为正月的纪月法，称为“蒙古月”，后来又吸收了汉历的二十四节气等。让回多吉（1284—1339）和布思端都有论述时轮历的专著。

第四节　畏兀儿族

畏兀（吾）儿人的主体是唐代回鹘人的后代。回鹘人原居于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已有一些回鹘部落迁居到今天山以北和河西一带。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于黠戛斯，大批回鹘人和其他铁勒部民自漠北逃至西域，其中有一支迁居到今天山东段南北地区，宋辽金时代的汉文史料称之为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这就是后来畏兀儿人的前身，在元代以前的穆斯林史料中，他们又被称为“九姓”（Toghuzghuz）。哈迷里人在元代不属于畏兀儿，自成一个系统。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地区的居民也不被视为畏兀儿人，元人像称呼哈迷里人一样，根据其所出地称呼之，如斡端人、龟兹人等。金灭辽后，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迁中亚，建立西辽，畏兀儿成为其属部。畏兀儿的贵族大臣除了袭用本部头衔外，还接受西辽封号，以为荣耀。畏兀儿文化对西辽有相当影响，西辽末帝直鲁古曾召畏兀儿唆里迷城人哈剌亦赤北鲁为诸皇子之师。西辽属部乃蛮人延请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为乃蛮王主持文书记事，并掌印玺钱谷诸事。

直鲁古统治末年，畏兀儿亦都护月仙帖木儿死去，其子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年幼，西辽命太师僧少监至其国，驻于火州城。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杀少监叛西辽。事成后遣使成吉思汗表示降服。不久，蔑儿乞残部脱脱诸子逃入畏兀儿境，巴而术派兵将之驱走，并遣使报告蒙古宫廷。1211年，巴而术应召携贡物至漠北，成吉思汗使与诸皇子齿，列第五，并许嫁以皇女也立安敦。畏兀儿成为蒙古属部后，除了亦都护应岁时进贡珍宝方物、遣贵族弟子入质以外，成吉思汗还在畏兀儿的一些城市设置达鲁花赤，直接管辖。

十三世纪以前，蒙古人文化较为落后，畏兀儿知识分子遂成为他们的老师。成吉思汗曾命令诸皇子就学于畏兀儿学者哈剌亦哈赤北鲁。畏兀儿因很早就主动依附蒙古，所以有元一代，畏兀儿人的地位很高。

元定宗贵由死后，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蒙古亲贵之间的这场皇位之争也延及畏兀儿贵族之中。失烈门等人派八剌必阇赤（BalaBitikchi）与撒连地联络，引诱撒连地参加他们反对蒙哥即位的叛乱。撒连地等人的密谋被泄露出去。宪宗即位后下令处死撒连地，其弟斡根赤（Ogench，即玉古伦赤）受命承继亦都护之号。

蒙哥死后，拖雷家族内爆发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的内讧。中统元年，河西阿里不哥之军战败后，于同年冬十月自沙州赴伊州（哈迷里），入畏兀儿境抵别失八里。哈剌不华军在北庭仅驻守三月，次年三月，又向西行至昌八里城。四月至仰吉八里西马纳思河，离畏兀儿境，沿马纳思河谷而下行一月，五月乃至贵由封地叶密里城。忽必烈于河西大败阿里不哥军后，很快亦踵哈剌不华之迹，将势力伸入畏兀儿地。

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朝廷对畏兀儿地的政治统治也渐渐恢复，至元三年，忽必烈命死去的的马木剌的斤之子火赤哈儿的斤为亦都护，统治畏兀儿地。阿里不哥之后，海都成为威胁朝廷在西北统治的主要势力。尽管元廷采取了许多措施，海都等叛王还是迅速把战火烧迸畏兀儿地区，火赤哈儿亦都护被迫放弃别失八里。此后亦都护家族的统治再也没有回到北庭，畏兀儿地区变成了元朝和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

至元十二年（1275）①都哇及其弟卜思巴（即上文提到的不思麻）率大军进围火州，在此之前，他们击败了阿只吉、奥鲁只等统领的军队。都哇军围城六月，城中食且尽。亦都护不得已献出女儿也立亦黑迷失别吉，换取都哇退兵。战后火赤哈儿亦都护入朝，世祖妻以定宗女巴巴哈儿公主，又赐钞12万锭，并以火赤哈儿保卫火州城的事例教训诸皇子。由于别失八里已陷敌，火州城安全受到威胁，火赤哈儿只得再度东迁，移居哈迷里。不久西北叛王兵突至，猝不及防，火赤哈儿战死。

灭宋后，元廷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大批蒙古军、汉军、探马赤军进入西北。别失八里及其周邻地区又归入朝廷手中。自至元十七年开始，戍守别失八里的是都元帅綦公直。他在那里建立与太和岭相连接的驿站30个，并设置冶场，鼓铸农器，使军士屯田。就在元军事力量涌入畏兀儿境的同时，元廷开始在这里建立了直接统治，至元十五年，在畏兀儿地设立提刑按察司，次年又命畏兀界内计亩收税。至元十七年再于其地设交钞提举司，不久改畏兀儿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

就在元朝的军队一批一批进入畏兀儿地区，元廷不断加强对这里的统治的同时，海都等叛王的军队仍不断深入掳掠。至元十七年，禾忽之子秃古灭入掠火州城民，抢劫粮食。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廷因总兵于西的诸王阿只吉失律，改由丞相伯颜代领其职。次年，海都袭来，至别失八里附近的洪水山，伯颜率元军迎战海都，结果失利，都元帅綦公直亦被俘。至元二十九年，别失八里一带发生混乱，忽必烈降旨命康里大将明安讨之，明安在别失八里附近对叛军的战斗中获胜。由于双方的军队在畏兀儿地区反复争夺，当地人民被迫两面进贡，生活极为困苦。

元灭宋后，大批元军涌入葱岭以东地区时，拜延八都鲁之子兀浑察从征斡端。至元二十六年，元廷罢斡端宣慰司元帅府后，兀浑察所部并未移驻内地，至元三十年（1293），兀浑察死，其子袭职，被授以“曲先塔林左副元帅”，这应是统领曲先附近塔里木河流域驻军的武职。成宗朝初年，元廷仍控制着畏兀儿地区。不过，由于元朝放弃了斡端等今塔里木盆地西端和西南端的据点，畏兀儿地区除了在北方受到从阿力麻里和霍博、也迷里方向的威胁以外，在天山以南曲先以西方向也受到压力。为了增强对畏兀儿地区的防卫，元贞元年（1295），元廷同时设立北庭都元帅府和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然而此时元廷已无意恢复它昔日在畏兀儿地区的地位，故一面增强驻守①屠寄认为此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

当地的诸王术伯的力量，一面尽量避免与海都、都哇在这一带地区冲突。与元朝企图在畏兀儿地区维持现状的打算相反，都哇一直没有放弃侵占畏兀儿全境的打算，至元十二年以来，他在葱岭以东地区始终保持着进逼的势头。面对畏兀儿地区从一面受敌变为南北两面受敌的现实元廷不得不取守势，步步后退，双方的这种一进一退的战略态势一直保持到1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前夕，这时火州已不再为元戍边诸王所及，都哇也把火州完全看成自己的领地。

火州并入察合台汗国后，都哇家族在畏兀儿地区扶植了自己的亦都护，并设置官守、征收赋税。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和《经世大典图》可以看出元朝廷与察合台汗国在河西方向辖地的分界在火州和哈迷里之间，但火州仍然与元廷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哈剌火州有义务向朝廷贡献葡萄酒，年年不断，订有长例。贡酒者，除了火州的官员之外，还有当地的富民大户。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爆发战争，战事除了在也儿的石河以南直到塔剌思一带展开外，也波及到畏兀儿地区。火赤哈儿亦都护死后，亦都护家族避居甘肃永昌，与畏兀儿之地政治上已没有什么联系，延祐三年（1316），元仁宗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设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境，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这一连串行动无疑与元军战胜也先不花有关。不过，元朝在获胜后很快撤回境内，永昌的亦都护家族也没有在畏兀儿地区站住脚。至顺元年（1330）九月，元廷在火州“复立总管府”，这应是一个代表机构。尽管畏兀儿地区已被察合台汗国所并，但当地制度仍深受汉地制度影响，许多贵族仍拥有源自汉语头衔。察合台汗国所立亦都护别帖木儿称为丞相，他手下人分别称为右丞，左丞，并且位次也是右高于左，同于内地。

元代畏兀儿人主要信奉三种宗教，佛教和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唐代回鹘人迁居安西后，一面继续崇奉摩尼教，一面接受了当地流行的佛教。古代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Gardizi）提到高昌回鹘时说，他们的可汗本来是摩尼教徒，但在其城里和国内也有迭屑教徒及袄教徒和佛教徒①。元代文人欧阳玄记载道：“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②宋初，王延德使高昌归来后提到，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颜。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近人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高昌回鹘时代的回鹘文佛经残卷，足以说明当时其地佛教的盛况。

至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邱处机西行，在别失八里、昌八里城都看到当地的佛僧和佛寺。入居汉地的畏兀儿人中佛教徒也很多，比较著名的有高昌人①马尔丁奈兹（A.P.Martinz）：《葛尔的齐书中有关突厥的两章》（Gardizi’stwoChaptersontheTurks），载ArchivumEurasiaeMediiAevi，1982，Ⅱ，见页134。

②《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十一。

舍兰兰③、畏兀儿族翻译家别失八里人安藏④、别失八里人大乘都⑤、畏兀儿人阿鲁浑萨里、其子乞台萨里、其孙阿鲁浑萨里等。值得一提的是畏兀儿人迦鲁纳答思，他“通天竺教及诸国语”，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迦鲁纳答思译经所在地是北京的白塔寺，锓版印出的经典除了分赐给汉地的诸王大臣，也赐给已在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的畏兀儿地区的贵族。近人发现的编号为YM14（U4759）号畏兀儿文书，就是一份迦鲁纳答思翻译的佛经刻本残卷。元廷颁赐到畏兀儿地区的，还有蒙古文佛经。①除了畏兀儿地区的贵族从元廷受赐佛经以外，连高昌寺院内的燃灯续明之费也由内地供应。迁居永昌的亦都护家族周围所聚居的畏兀儿人也留下了一些佛教文献。有元一代，佛教是畏兀儿人中的主要宗教。这种情况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改变。

聂思脱里教传入畏兀儿的时间不可考。在蒙古时代，“迭屑”（tersa）

是波斯、中亚对聂思脱里教徒的称呼。邱处机朝见成吉思汗途中，路经畏兀儿地时，宿轮台（今为乌鲁木齐北）之东，迭屑头目来迎，说明当地存在着有组织的聂思脱里教团体。上世纪在俄属七河流域发现的聂思脱里教墓地中，有数方墓石的铭文写明死者的籍贯，其中有一方墓石的墓主是畏兀儿人②。

畏兀儿人使用回鹘文，这种文字在元代称为畏兀儿文。这是回鹘人840年西迁以后逐渐采用的一种文字，它的字母取自粟特字母，与其他阿拉美系统的字母一样，每个字母都分为开头形、中间形和结尾形。敦煌发现过元代的回鹘文木活字，这说明当时曾用活字版来排印回鹘文书籍，回鹘文对我国历史上一些北方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据文献记载，辽代人迭剌创造契丹小字时就受了回鹘文拼音的影响，而契丹文又对金代女真人创制女真文产生过影响。蒙古灭乃蛮后，蒙古族开始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此后经过改制，成为今天通行的老蒙古文和托忒体蒙古文。十六世纪末，满族又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了满文。元代畏兀儿文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畏兀儿地区，随着蒙古征服者的扩张，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都把畏兀儿文作为官方文字之一来使用。明代的帖木儿帝国也使用过这种文字。直至十七世纪（康熙年③《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④程矩夫：《秦国文靖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九。

⑤程矩夫：《秦国先墓碑》，《雪楼集》，卷八。

①《元史》卷一三四《迦鲁纳答思传》；茨默（PeterZieme）：《论古回鹘文佛教诗》（ZurbuddhistischersStabreimdichtungderaltenUiguren），载《匈牙利东方科学院文献》（ActaOrientalinAcandemiaeScientiarumHungaricae），24卷第2期，1975年；黑尼士：《柏林之吐鲁番蒙古文收集品》（MongoliladerBerlinerTurfan-Sammlung）一、《一份1312年的佛经印刷品残片》（l.EinbuddhistischesBruckfragmentvonJahr1313），载ADAW，1953年，第3号，柏林，1954年7月。

②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页840，第83号墓石。

间），甘肃酒泉还用畏兀儿文刊刻佛经，清初朝廷致新疆地区的官方文书也用这种字书写。

第五节　云南各族

白族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吐蕃、峨昌（今阿昌族）、撬人（今独龙族）、依人（今壮族）及土僚等等。

白人为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当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族系为主体，并融合了汉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爨氏以及其他汉族人口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南北朝以后，它以白夷见诸史乘，而与乌蛮（即分布在云南的另外几支氐羌后人）相区别。元代又称他们为阿僰、爨僰（寸白）、白人。其分布地区，以中庆、威楚、大理、永昌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他们多居住在坝区，以农耕为生，“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明水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李京《云南志略》）。白人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以至元代入滇的中原汉人，亦认他们为“汉之遗裔”①。尤其是城镇或附近地区的白人，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风俗逐渐接近汉族。所以明人将大理“近城汉、僰人风俗”不加分别地相提并论（《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元时世居中庆晋宁的白人王惠，临终时遣训子孙“忠孝丧礼一则古，毋从僰俗”②。这个例子，既反映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人对中原仪文之制的仰慕，同时也说明流行的“僰俗”毕竟还保持着若干固有的特点。在《云南志略》中，李京这样描写当时的白人风俗：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覆以黑毡。亲旧虽久别，无拜跪，惟取“次工”以为馈。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脂，酥泽其发，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乡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少年弟子，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居室多为回檐，如殿制。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醯之，和以蒜泥而食。

每岁以腊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杆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①佚名：《大理路兴举学校纪》，见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考释》一，《云南文物》1982年第12期。

②李源道：《王惠墓志铭》，转引自《新纂云南通志》。

戒几半。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惟白人事佛甚谨。..其俊秀乾，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棋子，俗呼作■，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人死，俗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其贵人被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提到白人在六月二十四日晚缚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烧驱禳，是有关火把节的最早文献记载。这一习俗至今仍在白族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明清以往，关于火把节的记载颇多附会臆想之说①，反不如李京所述朴实无华。

白人的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法，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自汉魏至元代，白蛮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所以唐人樊绰曾说：“言语音，白蛮最正”，其“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蛮书》卷八）。所谓“或与汉不同”，实际上说明了其颇有一部分名词能与汉语的相应词汇相通。据李京记载，白人语穿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墙曰砖垣，等等。我们无法知道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此类的词汇，在白语中是否只有汉语借词一种形态，但白语基本语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一点无疑使白人极便利于利用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稍加创造的若干新方块字来记录白话，从而形成所谓僰文。到元代中后期，僰文已在云南地区相当流行了。

罗罗罗罗即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元时乌蛮诸部仍大多都有各自的部名，而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南诏乌蛮七部落中有号鹿卢蛮者，当即罗罗一名的来源。蒙古人又在这个名称之后加上复数后缀-S，汉语音译为罗罗斯，专门用来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凉山自治州和西昌地区的罗罗人；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称罗罗斯宣慰司。乌蒙、乌撒地区也是罗罗人的集中居地。此外，惟其农业大体上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李京记载元代罗罗风俗说：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

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贱者披羊皮，乘马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虽贵，床无褥，松花铺地。..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杆，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

①游国恩：《火把节考》，《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第1期。

金齿、百夷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其俗尚以金、银、漆等来涂饰牙齿，因而很古以来就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等。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语Zar-dandan称之，亦即金齿之意①。很明显，金齿并不是这个民族的自称，而是他族的外称。实际上，唐代的裳魔，明代的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异译，这才是“金齿百夷”部的自称。李京说：“西南之蛮，白夷（即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行省的西南及东南边地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南诏、大理时代，这一带的傣族先民大体上可以今澜沧江为界分为两部分，西部称为金齿（或黑齿等），东部称白衣（即百夷）。入元以后，金齿、百夷之称经常混用，已不复区别。西南的金齿百夷，由大理金齿等路宣慰司管辖，东南地区诸部则归隶于临安道宣慰司①。八百媳妇②、七十城门甸等部居民，都以百夷为主。

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经济。其地多桑柘，四时皆蚕；由于气候宜于作物生长，土地又肥沃，虽“地利不能尽，然多产牛、羊、鱼、果”（钱百顺《百夷传》）。大多数金齿部落元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只是刻木为约。

百夷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据《云南志略》，她们“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髻，衣文锦衣，连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由于居地偏南，风土下湿上热，金齿百夷“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百夷诸部到明代后期才开始奉佛。其在元代惟信巫祝而已。

至正之初，随着元朝廷和云南行省统治势力的衰弱，麓川（今云南瑞丽）百夷土官思可发举兵抗命，“盗据一方，侵夺路甸”。据傣文《麓川思氏官谱》，知思可发为土语音译，其意即擒白虎之王。元明官方文献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种诬称。兵起之后，邻近诸部“相率纳贡”。元廷曾几次派兵往征、下诏招谕，都不见效。至正十五年（1355），思可发归降元廷。此后，他实际上长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五），“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百夷传》）。一直到洪武中，他才为明朝重新招抚。

么些①元以后，这种以金饰齿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变为“殁后金镶二齿而葬”。见何孟春：《复永昌府治疏》。

①参见尤中：《云南古代民族》，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1978年4月油印本，下册。②“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见《明史》卷三一五《云南土司传》三。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其称谓在《华阳国志》中作摩沙夷。自南诏、大理以往，他们一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指金沙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云南志略》）。么些人最早被蒙古征服。元廷先设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江为界，分之为东、西五城池，分别隶属于北胜府（今云南永胜）和丽江路。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察罕章管民官一职曾由和氏担任，木氏是其属下。至明初，木氏势力寖大，其后代写成的《木氏宦谱》一书，遂将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职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麦良、阿良）头上①。

关于么些人的风俗，《云南志略》的描写如下：善战喜猎，挟短刀，以一磲。少不如意，鸣钲喜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妇人披毡、皂衣，跣足，凤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俗甚俭约，饮食疏薄，一岁之粮，圆根②已半实粮也。贫家盐外不知别味。有力者尊敬官长。每岁冬月，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无虚日。一客不至，则为深耻。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其余颇与乌蛮同。

斡泥斡泥亦作和泥、禾泥等，与现代的哈尼为同名异译，主要分布在临安西南（今元江流域），其西与百夷聚居区相接。他们多巢居山林极险处，而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错落杂处。李京记其习俗云：“家有积，具以一百二十索一窖，藏之地中。将死，则嘱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我来生用之。”

临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杂居区。在上面叙述的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内，同样存在着其他民族杂居其间的情况。例如以么些为主要居民的丽江地区，“蛮有八种，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罗落（即罗罗），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①。峨昌即今阿昌之异译。撬与俅音近，今云南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为专名，僳当是少数族语音译，音为人或族，■与傈实同名异译。■人居地在“兰州冰琅①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二册，1964年，昆明，油印本。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圆根，即蔓菁也。”

①《元一统志》卷七，赵万里辑本。

山外”，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其中罗罗的分布尤为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土僚、蒲人李京在《云南志略》中所提到的云南土著，还有土僚人和蒲人。“土獠（即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羊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搏饭而食。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妇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附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云。”该地区土僚男子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其东亦溪不薛地面的葛蛮，也有悬棺折齿之俗①。他们都是古代僚族的后裔。土僚是构成近代僮族的成分之一；而葛蛮即今仡佬族先民。“蒲蛮，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他们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

蒙古、回回元代云南民族构成中还增加了两种新的成份，这就是蒙古人和回回人。

云南的蒙古人，有一部分是随云南王、梁王以及其他诸王一起迁去的人户，更多的原是蒙古军户，他们或者在路经云南远征边区邻国的往返途中留镇其地，或者是被直接调来镇守云南的。元亡后，当地的蒙古军户逐渐和汉人军户一样，与编户齐民参错相处，绝大部分被汉族或别的民族同化了。只有在个别地方，他们仍相对集中地聚居，达数百年，同时还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的记忆。例如元政府曾于临安西“曲陀、阳关之原”置都元帅府，以重兵戍之①，在这里屯住了一支蒙古军队。他们的后代，包括曾任都元帅的阿喇帖木儿蒙古右旃的后裔，至今仍聚居于通海县西的儿个相邻的自然村中，约有四千多人。关于蒙古人被周围民族同化，可以举今丽江巨甸纳西族中以“元”为姓氏的家族为例。他们本来是蒙古人，羼入纳西族后即以“和”为姓氏，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祖籍。清嘉庆年间，云贵总督罗琅玕从他们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了解到这个家族祖籍蒙古，以后他们才将姓氏从“和”改为“元”①明嘉靖《四川总志》卷一三；田汝成：《行边纪闻》。土僚、仡佬等族击齿悬棺的风俗，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参见《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一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①李泰：《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四《金石考》一四。②。

元代云南回回人的来源有二。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队。如至元二十二年十月，“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一千户戍合剌章”（《元史·世祖纪》）。又如延祐二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是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军屯田俱遏，至是以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元史·兵志》）。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色目人户。今云南各地纳、赛、丁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瞻思丁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亦可反映出当时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留在这里的回回人，其数目是不小的。

②转引自杜玉亭、陈吕范：《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29。

第六节　东北各族

元代居住在辽阳行省的民族或部族，有汉、蒙古、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诸部，吉里迷、骨嵬等等。辽王朝曾经把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区，广置头下军州，这是东北汉族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辽河流域和渤海湾东西地区。辽河流域东面的渤海遗族①，在元朝属于“汉人”八种之一，大概逐渐融合到当地的汉族、女真等人口当中，极少再见于史籍。在元与高丽的交界地段，还有一些高丽族聚居区。高丽西京（今平壤）守将洪福源归降蒙古后，招集其北界诸州人民内迁，被安置在辽、沈之间，即以洪氏为管领高丽军民长官（后称总管）。这些高丽人后来就一直留居其地。

驻牧于辽阳行省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跟随份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如斡赤斤后王部（洮儿河北）、木华黎国王、兀鲁、忙兀等部（西辽河南北）的部众，以及从云南调到东北的营王所部等。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西部的草原地带，另一来源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这部分蒙古人分布的面更广一些，但其戍守重点，仍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元明之际，辽河以南的蒙古部众溃败离散，它北面的蒙古人先后跟随纳哈出、阿札失里等人降明。进入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仍从事游牧畜牧业，也有一部分转向农业生产，如至元二十八年“以乃颜、合丹相继叛，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元史·世祖纪》）。所谓内附，似指这些蒙古人从乃颜之地迁入辽阳省直辖境内。

契丹辽河流域曾经是契丹故地。在金代，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强制迁徙到这里。金后期，耶律撒八、耶律窝斡起义失败后，金政府解散了所有的契丹猛安谋克，甚至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元史·耶律留哥传》）。成吉思汗起兵朔漠时，东北的契丹人乘机在耶律留哥率领下反金，数月聚众至十余万。耶律留哥西觐成吉思汗后，不愿归附蒙古的契丹部众辗转进入高丽。1219年，他们在蒙古军和蒲鲜万奴派遣的东女真军队围攻下败绩，降众五万余。其中有极小部分人留在高丽，后来，高丽政府下令专置“契丹场”以居之；大部分随蒙古军西返，属驻扎在临潢附近的耶律留哥统辖，以后又随留哥后人徙至广宁等①姚燧：《赵椿龄墓志铭》：“东京当高丽、倭奴用兵之冲，其间渤海、女直、契丹错居，俗各异宜”，见《牧庵集》卷二八。

地①。在此之后，这批契丹遗民逐渐不见于史籍。

由上所述可知，元代江北地区的契丹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入元时早已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之中，因而逐渐被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诸如辽江乡兵中契丹军或留哥所部，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了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当也融合到它周围的民族之中而不复存在了。

女真·水达达金代东北地区的女真猛安谋克，大约不下二三十万户（《金史·食货志》载明昌四年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户有十七万六千余户。此外尚有咸平、东京等路之女真人户，数目不详）。其中上京地区是他们的重点屯防区之一。金元鼎革之际，蒙古军队攻逼于西，蒲鲜万奴招聚女真部众自立于东，东北女真人的分布重心略呈东移趋势。元辽阳行省的女真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从辽阳（今辽宁沈阳）地区以南直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女真人，其中一部分是辽初被耶律阿保机强迫迁去的。史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所谓熟女真者是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卷三）。元哈思罕万户府、千户所之名，即得诸合苏款。在辽河两岸，金咸平、东京、北京，包括半岛地区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是比较高的。

其次，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西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元代属开元路境。辽金之际，他们被称为生女真，以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或谓其“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卷三）。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原来系辽籍的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在金元两代，他们由于早和汉、渤海等民族的互相融合或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金史·食货志》载明昌四年上京等路猛安谋克户17万多，岁牧税粟达25万多石，户均1.4石，可见农耕规模不小）。至少是到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恐怕差别已经不很大了。

其三，由此继续往北、东北，在东北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直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和兀者诸部的主体。水达达（鞑靼）一名首见于南宋彭大雅1232至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蒙古“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斛速益律①《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高丽史》卷一○三《赵冲传》、《金就砺传》。子为斛速益律干之误，是蒙语usuirgen的音译，意为“水百姓”。这种斛速益律干，是指东女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当时尚未宾服蒙古。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代已经出现①。它实际是斛速益律干的汉语意译。这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②，惟尚未专属之。入元以后，达达的涵义日渐专一；同时水达达作为非蒙古族而使用达达名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不过，为说明水达达与达达的一般内涵之间的区别，元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直与水达达连称，或谓女直水达达，或谓水达达女直，用以指明水达达的真正族属。

水达达居住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及松花、黑龙江会合后之黑龙江）南北之临江滨水区域，元置水达达路辖之；大多数人仍然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也捕鱼为食①。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说，要比它南面的女真诸部更落后一步。到明中叶，当它南面的女真部落已基本上变成熟女真时，它们尚处在生女真阶段。明《开原新志》有云：“其脑温江（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可木（在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下游不远）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②这种所谓“略事耕种”、“养马弋猎”的生女真，显然就是元朝时候的水达达各部。

兀者分布于辽阳行省北部的通古斯语族居民，还有被统称为吾者、兀者或斡拙的诸部。满语森林一词，清代译写为乌稽、窝集等①，当即源于兀者。兀①卡尔平尼、卢勃鲁克、瓦萨甫、阿布载肥达等人都提到过他们听到的有关Su-Mongal（译写形式不尽相同）的传闻。突阙语su译言水。穆斯林史料中的Sumongal，似指水达达女真而言，当即usuirgen一名流行于中亚的对译名词。欧洲人对东亚更加隔膜，所以卡尔平尼说它曾与“大蒙古”（YekeMongal）、蔑儿乞（Mecrit）、克烈一起，组成蒙古的四部（fournations），自称塔塔儿。卡尔平尼所说恐与水达达无涉，指的实际上就是蒙古塔塔儿部。

②窝阔台时写给高丽国王的牒文，有“皇帝太国土里达达每，将四向周围国土都收了”等语。见《高丽史》卷二二《高宗纪》。

①《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按地理志作“合兰府水达达路”，误。水达达路的设置当在至元二十三年前不久，辖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万户府（后胡里改、斡朵怜改属开元路）。参见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长水集》，页309—314。又《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载：至顺元年九月，“辽阳行省水达达路，自去夏霖雨，黑龙、宋瓦二江水道，民无鱼为食”。知其人亦业捕捞。

②《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外夷》引《开原新志》。

①“乌稽者，汉言大林也”，见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窝稽，盖大山老林之名”，见曹廷杰：《东者部人之得名，盖因其出没于大山老林之故。清代仍不用之以为部族名称者，如东海兀哲部、窝稽部等皆是。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境。”同书卷七三《完颜晏传》：“天会初，乌底改叛。..乃命晏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谷，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声言俟大军皆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金乌底改诸部的分布大势，约略是在黑龙江下游直抵奴儿干地区的沿江及大片深山密林之中②。所谓乌底改人，当即包括元代的水达达和兀者等通古斯语族诸部在内③。元顺帝时期，由于政府向极东北诸部勒索海东青无度，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共经过近十年才最后失败。至正十五年，元廷复立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尔分之地④，当即镇压此次起义后的善后措施之一。哈儿分在黑龙江下游，元明两代皆置驿于此。明代亦一度因仍元朝旧制，在此设置过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此外，明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其蒙古名称曰我着，当亦得名于兀者。嫩江中游的这部分兀者人，或许和肇州的水达达人一样，都是在元初平定乃颜之乱以后从东面迁来的。

在大山中的兀者部落，多以射山为猎，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少数沿江滨水者，或亦以捕捞为业。与水达达相比，兀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更低一些。所以元代史料更多地拿兀者和野人相连称。元朝后期有一个东北籍人明里帖木儿，并不是兀者部人而自号“北野兀者”，被当时人看作是甘“以贱形加全人”①。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兀者诸部文明程度较低的事实。骨嵬元代史料也记载了库页岛上的通古斯族居民，即骨嵬人。骨嵬既是部族北边防辑要·艮维窝稽水源合考》。

②按明《奴儿干永宁寺碑》谓本朝设都司于其地，实系继承“辽金时..故业”，足证金朝壤地之极东北，已到达东北亚这一段临海地区。

③据《华夷译语·女真译语》“人物门”，女真语野人作“兀的厄·捏儿麻”。乌底改一名当与兀的厄同源，很可能是金代女真人对黑龙江下游地区通古斯语诸部的统称。元代的兀的哥人，其名称来自乌底改，所指似即兀者的一部分。

④据《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大德年间，元政府即置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于其居地。①吴师道：《北野兀者赞并引》，《吴正传文集》卷十一。按明里帖木儿家族自其高祖时即迁居北野山，所以他自称“北野兀者”。其父暮年“每怀乡土之念”，故死后“还葬柳城”以遂其愿。是知北野山在营州柳城。见黄溍：《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名，也是地名。它与唐代的窟说、屈说②，明代的苦夷、苦兀③，以及近现代的库页，均为同名异译。元代文献提到的骨嵬岛居民，有吉里迷、亦里于、骨嵬三种。关于吉里迷，详下文。亦里于在通古斯语中原意为鹿。用作部族名，意即使鹿人，其族属未易确言。而以骨嵬命名的部族，当为该岛的主要土著居民。在唐代，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通古斯语族的靺鞨；近现代，岛上除了南部的阿努依人（虾夷人）、近海岸地区有部分基里亚克人（即吉里迷人）外，其主要土著仍为通古斯语诸部①。由此可以推想，元代的骨嵬人也是说某种通古斯语的民族。他们大概不像以捕捞为生的吉里迷人那样擅于造舟，所以有时还得坐着吉里迷人制作的“黄窝儿”船，从骨嵬岛浮海来到奴儿干。至元元年，黑龙江下游的吉里迷人报告：“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两部，岁来侵疆”，世祖命征东招讨使塔匣剌征之，因海流风势难渡而罢。十年，塔匣剌在弩儿哥（即奴儿干）从当地人处得知，须俟冬月赛哥小海（今鞑靼海峡北部）渡口结冻，方可冰上前去，遂奏请进征，不准。二十一年，诏命征东招讨司进讨骨嵬，可能因为不成功，次年又任命了两个招讨使，决定出兵万人往征。二十三年，征东招讨使塔塔儿带、杨兀鲁带率兵万人、船千艘征骨嵬，结果如何不明。大德年间，骨嵬人多次越海劫掠，招讨司官军追之不及。至大元年，骨嵬王善奴等遣人来请求归降，每年贡纳异皮②。

吉里迷辽阳行省界内的古亚语族（Palaeo-AsiaticGroup）居民有吉里迷人。

吉里迷之名始见于金。上引《金史·地理志》已明言他们当时居住在金朝版图极东北的奴儿干附近。元代史料除了黑龙江下游沿岸直到奴儿干地区的吉里迷人之外，还提到了骨嵬岛上的■因吉里迷①。自金元迄于近现代，吉里迷人的分布地域似未发生重大变动。他们在清代志书中被称为济勒弥：“其在混同江口西至黑勒尔，则济勒弥部居之”②。在描写东西伯利亚的同时代的沙俄或其他国家的探险家著述之中，他们被称为基里亚克（Gilyak）人。②《唐会要》卷九六“靺鞨，亦谓之屈说”。按《唐韵》，说一音弋雪切，与悦通。窟说、苦夷、库页音近，应是通古斯语族各部的读法；而骨嵬、苦兀恐怕反映了蒙古语民族对这个名称的发音。③《奴儿干永宁寺碑》，《满洲金石志》卷六；《大明一统志》引《开原新志》。①见《大英百科全书》“萨哈林”条。

②《经世大典序录·招捕》。“黄窝儿”一译“广窟鲁”，是一种“头置枒杈，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桨，疾行江中”的“五板船”。见《辽东志》卷九《外志》。关于征骨嵬事，见《元史》卷五、六、八、十三、十四《世祖纪》及《经世大典序录·招捕》记载。

①《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②《吉林通志》卷一五。按黑勒尔河，在今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博格罗勃斯戈耶附近。这个地区，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排二号作KelerBira；乾隆《内府舆图》（即“十三排图”）六排东二作和勒尔比拉。现代苏联学者又称之尼夫赫（Nivkh）人，这个词在其本族语言中原意为“人们”。

《元史·兵志》载，中统四年十一月，“女直·水达达及乞列宾（即吉里迷）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塔匣来即次年征骨嵬之征东招讨使塔匣剌。据此知管辖吉里迷地之征东招讨司应置于中统四年，后设置于奴儿干之地。行政管辖上，其地隶于水达达路。元代重犯流放到该地。

元代文献有关吉里迷人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记载，很不详细。据明《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引明东北地志《开原新志》佚文：“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富里朞、兀剌、纳衣。性柔刻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无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犁，食则烹供口食。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夸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同书又记载骨嵬岛上的吉里迷人说：“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这些记载中的吉里迷习俗，有相当部分一直保留到近现代①。

元代吉里迷人的状况当亦大略相同。吉里迷人虽然多与水达达等通古斯语族的部众错居在黑龙江下游两岸，但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所说的语言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绝不相类。

①基里亚克人的食物主要靠捕捞鱼类和海兽，没有农业；只驯养驹，以狗拉雪撬为交通工具，也食肉表皮；丈夫将妻子、妻子的妹妹和自己兄弟的妻子概称为aHbxau，而且对她们都拥有丈夫的权利，这种婚姻状态似即古吉里迷人“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的遗风，不过家庭形式上是一夫一妻制。此外，他们还保留着制作特别的木板船的传统技术。参见《大英百科全书》“基里亚克”条；《苏联大百科全书》“尼夫赫人”条；托迦列夫：《苏联民族志》基里亚克人部分。

第四章　蒙古的兴起

第一节　蒙古部落的起源及其社会的发展

蒙古部落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那时，在狃越河（今洮儿河）以北，西至俱轮泊（今呼伦湖）周围，东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龙江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许多被统称为“室韦”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个“蒙兀室韦”部。蒙兀就是蒙古（Mongqol）的唐代音译①。《旧唐书·北狄·室韦传》记载：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之北，落俎室韦之南。

大山指今大兴安岭，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根据这段史料，蒙兀室韦部的居地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的大兴安岭北端地区。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历史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名为“额尔古纳昆”（Ergunequn，qun意为山崖）的地方②，应是指额尔古纳河附近的山林地带，和汉文史籍所载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证。

大约在唐代后期（九世纪下半叶），蒙古部落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移。随部落的分衍，所占地盘逐渐扩大，有一部分迁到了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成古思汗的先世就属于这部分蒙古部落。

元代史籍记载下来的蒙古人祖先传说，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迁徙的历史过程。《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讲述蒙古人的起源，说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苍色的狼（孛儿帖赤那，Borte-chin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马阑勒，qo’ai-maral）相配了，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营盘，生了个儿子名巴塔赤罕。传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锁豁儿有四子，迁移出去成为朵儿边部（Dorben，意为四）；弟朵奔蔑儿干娶豁里秃马惕部女子阿阑豁阿为妻，生二子，其后裔各成一部。朵奔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长不忽合塔吉，后裔为合答斤部（名见《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秃撒勒只，后裔为撒勒只兀惕部（名见《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译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儿，后裔为孛儿只斤部，从这一支又分衍出约二十个氏族或部落。孛端察儿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为“始祖”。

《史集》记载了另一种起源传说。据传远古时蒙古部落在与他部战争中①南宋初洪皓最先指出蒙兀即蒙古。其《松漠记闻》云：“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古国，即唐蒙兀部。”

②拉施都丁：《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51。

被屠灭殆尽，只剩捏古思、乞颜两名男子和两名女子，逃进额尔古纳昆山地中，在那里长久地生息繁衍。他们的后裔形成为各个氏族（斡孛黑oboq），从这些氏族又分出许多支族，由于人口众多，山地狭隘不能容纳，就迁到了广阔的草原。后来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源出于最初的捏古思和乞颜两人的氏族。《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先世谱系也追述到孛儿帖赤那，但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从他下传八代到朵奔伯颜（《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因他们出于乞颜氏族，所以这个部落在古代就称为乞牙惕（Kiyat，kiyan的复数）。他们的牧地在斡难、怯绿连（克鲁伦）、土兀剌（土拉）三河之源不儿罕山。朵奔之妻阿阑豁阿在夫死后感注：1.2.3..为氏族部落序号，下接第二表。(1)(2)(3)..为世代序号，第二表同。天光连生三子，“重新开创”了一个氏族：由这三子的后裔繁衍出来的各部落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意为腰，据说指其皆出于阿阑豁阿贞洁的腰所生之子），他们是同一血统的亲族。其他部落则通称为“迭列列斤蒙古”（意谓一般的蒙古人）。

附注:1.《史集》又列29.Doban,30.Barin及其分部31.Suqnut,32.Sukan,33.Qingqiat于尼鲁温蒙古诸部中.2.Qongqotan,Sunit,Qarqas,Iljit,Kekuman,Otonaut,Arulat等部亦列于八鲁剌思同源诸部中。

“三河之源”不儿罕山即肯特山地区，原是突厥语民族的居地。蒙古部落迁到这个地区后，十分可能通过征服或其他途径吸收了不少留在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从而使本身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在经济文化方面，更受到突厥族的深刻影响。上述蒙古人的苍狼白鹿始祖传说，当是承袭了高车、突厥人的狼祖传说的一部分发展而来的；感天光生贵人的神话，也和畏兀（回鹘）人天光照树诞生可汗的传说有一定关系①。当蒙古部落还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中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迁居鄂嫩河流城和肯特山地区后，他们从当地突厥语族居民那里学习了从事游牧畜牧业的丰富经验②，由原来“射猎为务”，“捕貂为业”，“用桦皮盖屋”（《隋书·北狄·室韦传》）的森林狩猎部落，转变为饲养马、牛、羊，逐水草放牧，居“黑车白帐”的草原游牧部落。《史集》记载说，成吉思汗的七祖篾年土敦（据《秘史》、《元史》，为八世祖）之妻莫孥伦拥有的牲畜多到不可胜数，聚拢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下的河边都布满了③。篾年土敦、莫孥伦生活的时代约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相当于辽圣宗时期。《契丹国志》也记载辽时的“蒙古里国”人民过着逐水草、食肉酪的生活，“以牛、羊、马、驼、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足见此时蒙古部落的游牧经济已有相当发展，能够提供远超过自身消费的大量牧畜和皮、毛等畜牧业产品，用于和邻人进行交换了。

随着蒙古部落游牧经济的发展，氏族共有制被突破了。传说阿阑豁阿死后，四个大儿子把家私——牲口（adusun）和食物（ide’e）都分了，欺侮幼弟孛端察儿，不给他一份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为家庭所私有，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已成为社会通则。私有制刺激了家庭财富的积累，一部分人的财产日益增多，成为富者（伯颜，bayan），而大部分则成了贫穷者（牙当吉古温yadanggi-gu’un）。掠夺邻人是强有力者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孛端察儿兄弟共同掳掠了兀良哈部扎儿赤兀惕氏族的一群百姓，“因这般，头口（adu’un，畜群）也有了，茶饭（ide’e，食物）、使唤的（haran，tutqar，人口、仆人）都有了”①。《契丹国志》说，当时①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374—3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史料记载室韦人“无羊”，蒙古语的绵羊一词（qonin）就来自突厥语。蒙古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别多，说明他们是从突厥语族人民那里学会畜牧业的，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页418。

③《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18。

①《元朝秘史》第38节总译。

北方达打（塔塔儿）等部皆“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蒙古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孛端察儿之孙篾年土敦带有突厥语官号“土敦”（tudun）的头衔，当是部落首领，他家就拥有多不胜数的牲畜。后来，被辽朝军队打败的札剌亦儿部从克鲁伦河溃退，侵入蒙古部牧地，发生了冲突，篾年土敦诸子被杀。其孙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长大后，率部复仇，灭札剌亦儿部，尽掳其妇幼为奴。札剌亦儿是人数众多的大部落（《辽史》作“阻卜札剌部”），因此这次战争的胜利意义很大，它使海都的威望和势力大为扩大，“拥有了难以数计的妻妾、部属、羊群和马群”②。《元史·太祖本纪》说，海都被立为“君”，自战胜札剌亦儿后，“形势寖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长子拜姓忽儿和次子察剌哈宁昆相继袭为部落首领，“宁昆”（《秘史》作“领忽”）即辽朝的属部、属国官官号“令稳”之音讹。察剌哈长子直拿斯继任为首领，称想昆必勒格，“想昆”即辽高级属部、属国官官号“详稳”，地位相当于节度使。当时漠北各部都在辽朝统治之下，辽朝除设置西北路招讨司等北面边防官府进行控制外，又置北面部族、属国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辽史·百官志》）。察剌哈父子生活的时代约为十一世纪下半叶，即辽道宗时期。《辽史·道宗本纪》太康十年（1084）两次记载“萌古国遣使来聘”，可见蒙古部亦通贡使于辽朝，故其首领被命为属部属国官。中原王朝的封授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使他们得以朝廷命官的身份管领本部百姓，成为高踞于普通部落成员之上的“那颜”（noyan，老爷，官人）。察剌哈父子由此身价百倍，子孙世袭官人地位，成为蒙古部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称泰赤乌氏（Tayichi’ut，源于汉语“太子”）。拜姓忽儿之子敦必乃薛禅也管领一部分部民，势力不下于察剌哈家族。其子葛不律罕（成吉思汗曾祖，《秘史》作合不勒合罕）继想昆必勒格之后统辖了全蒙古百姓，称汗号；他的子孙以远古始祖氏族的名号为标榜，称乞颜氏。

随着草原贵族势力不断壮大，普通部落成员的地位日益低落，成为贵族的属民。他们中不仅有迭列列斤蒙古各部落的成员（占属民的多数），也有同属孛端察儿后裔的尼鲁温蒙古一些氏族的成员，这些氏族由于势单力薄，不得不依附强有力的贵族，受其统治。例如，据《秘史》记载为海都幼子抄真斡儿帖该后裔的斡罗纳儿、晃豁坛、雪你惕等氏族成员，后来成了泰赤乌和乞颜两家贵族的部属，《史集·部族志》竟把他们列入迭列列厅蒙古诸部中，但另一处又说他们也属于尼鲁温蒙古，这种氏族起源不清的情况正反映了他们地位的跌落。在一次泰赤乌氏贵族推举首领的会议上，因争执不下，请一个出身斡罗纳儿氏的老人发表意见，他回答说：“我是低贱的哈剌出（qarachu，下民），有什么权利说话？你们众主公。请口吐贤明良言，使②《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2。

我们哈剌出能如驹得乳，得遂得生养足矣。”①可见属民（哈剌出）不但没有被推举为首领的资格，也没有推举首领的权利。属民虽受贵族的统治，但还具有不完全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可以脱离原来所属的贵族而别投他部。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又是战士的主要来源，所以一家贵族势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他所控制的属民有多少。

游牧畜牧业的生产者能提供超过自身消费的许多产品，因而使用奴隶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蒙古部进入草原地区后，很快就出现了掳掠别部人口为奴的现象，如上述孛端察儿兄弟掳掠了一群兀良哈百姓，于是家中就有了供驱使的仆役。后来，海都消灭了札剌亦儿部落，这些札剌亦儿人除被屠杀者外，都成了海都及其诸子家庭的奴隶。古代蒙古社会的奴隶（孛斡勒bo’ol）被称为“门限的奴隶”（bosoqa-yinbo’ol），“家门的梯已奴隶”（e’uden-uemchubo’ol），说明他们是各个主人家庭的私属人口。他们的子孙也世袭奴隶的身份，祖祖辈辈与主人家保持主奴关系。被海都俘虏为奴的札剌亦儿人的子孙，祖祖辈辈就成为海都后裔的奴隶，一直传到成吉思汗时。著名将领木华黎就是这些札剌亦儿人的后代，幼年时即被送到成吉思汗家服役，“教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②。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奴隶，是四世祖敦必乃掳来的奴隶的后裔，因此成吉思汗说他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①。奴隶可以成家立业，拥有自己的一些财产，但必须附属在主人门下，不得擅离；要为主人提供种种无偿劳动。为了维护对属民和奴隶的统治与奴役，为了进行日益经常的战争，蒙古贵族建立了隶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贵族身边集结了一帮效忠于他们个人的侍卫——那可儿（nokor，伴当），他们有的出身于属民，有的出身于奴隶，还有来自别部的投靠者，都与各自的主人结成特殊的隶属关系，受其豢养，为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势力强盛的泰赤乌氏和乞颜氏贵族，还组织了护卫军——土儿合兀惕（turqa’ut）和怯薛（keshig），它的核心就是由那可儿组成的。这是与贵族具有特殊关系，侍奉他个人的队伍，而不是氏族内部的人民武装。那可儿和护卫军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贵族的权力，并促使他们更频繁地去进行掠夺和兼并战争，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奴隶，控制更多的属民。

古昔的父系血缘氏族——斡孛黑（oboq）早已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氏族，虽然仍称为“斡孛黑”，但实际上是以人数不多的显贵家族为主人（额毡，ejen），统治着许多出身于不同氏族的属民（哈阑，haran）和奴婢（bo’ol）的社会单位。原来氏族长老的地位为贵族家族长所取代，以他们的名字或尊号作为“氏族”之名。贵族户家长将属民和奴隶作为家产①《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二册，页57。

第二节　蒙古高原诸部的争战与成吉思汗的统一

十一、十二世纪的蒙古高原上，还分布着其他几个强大部落：塔塔儿部（Tatar）分布在呼伦湖、贝尔湖附近地区。《史集》记载说，塔塔儿部在古代就非常著名，由于那时他们十分强大并统治了许多部落，所以其他不同名称的部落全都被称为塔塔儿。公元732年建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最早记载此名，作“三十姓Tatar”，显然就是对当时汉文史料所载室韦诸部的统称。可见Tatar也应是室韦诸部之一，大概因为这个部落最邻近突厥而且比较强大，所以突厥人用它的名称来概称室韦诸部，而汉文文献中则沿用北魏以来的名称，把他们总称为室韦。后来回纥人沿用了突厥人对他们的称呼。到九世纪中叶这个名称才传入中原，译为“达怛”①。回纥汗国败亡后，被突厥、回纥人统称为“达怛”的室韦各部落大批西迁，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体民族，汉文文献中也逐渐普遍地使用达怛（又译达靼、鞑靼、达打等）一名泛称北方各部落了。

塔塔儿人有六个部落，共七万家。其中最强大、尊贵的是秃秃黑里兀惕部（Tutuqli’ut），Tutuq就是汉语“都督”，大概是唐朝时此部首领曾授都督官号，故其后裔所统部落称“都督之部”。塔塔儿人的势力比蒙古部更强大，但各部之间时常互相争战，只是在与别部作战时才暂时联合起来。他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辽、金常利用他们去攻打其他反叛的属部。当蒙古部反金时，塔塔儿人就站在金朝方面，先后把蒙古咸补海罕、斡勤巴儿合黑等首领捕送到金朝处死，因此与蒙古部结下极深的仇恨。他们与克烈部也经常处于敌对之中。

克烈部（Kereit）分布在土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是辽、金时期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一部。据《史集》说，克烈人是蒙古人的一种。《辽史》把他们称为“北阻卜部”，“阻卜”是辽朝对达怛人的另一称呼；十一世纪哈拉汗朝学者马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也指出，当时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一带的居民（即克烈人）是达怛人。克烈人可能是最早迁入漠北草原的达怛—室韦部落，吸收了大量突厥族人口，因而突厥化程度最高。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也远比蒙古部为高，在辽时就形成强大部落联盟，其首领称汗号，但服属于辽，封为“大王”（夷离堇）。十一世纪初，克烈汗率其臣民二十万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辽大安五年（1089），克烈首领磨古斯（即《秘史》所载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汗）被任命为“阻卜诸部长”，不久，他联合漠北各部举兵反辽，历时八年才被镇压下去。磨古斯子忽儿札胡思继位，其营帐设在窝鲁朵城（回纥汗国故都），分封子弟于辖境东西部。①见李德裕：《赐回鹘温没斯特勒等诏书》，《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二书均作于842年），《会昌一品集》卷五、八。

他死后，诸子争位，长子脱里（即王罕）阴谋杀害了继承父位的弟弟台帖木儿太子和不花帖木儿，夺取了汗位。

克烈人与东面的塔塔儿部，西面的乃蛮部和北面的蔑里乞都经常相互争战，脱里幼年时就先后被蔑儿乞人和塔塔儿人捉去当奴隶。后来乃蛮部可汗又支持脱里之叔古儿罕、弟也力可哈剌与他争位，占领克烈部许多地方，脱里遂与蒙古部贵族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结成联盟，打败敌人，恢复汗位。自此势力日盛。1196年，他协助金朝镇压塔塔儿部叛乱，被封为王，遂称王罕。

乃蛮部（Naiman）分布在阿勒台山东西，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杭爱山。《辽史》作粘八葛部，《金史》作粘拔恩部。乃蛮人可能是突厥语部落。《元史·地理志》说，相传乃蛮部最初居住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地，据此推测，他们可能是唐代后期南下的一支黠戛斯部落发展成的。

十世纪时，乃蛮部被辽朝征服。金朝前期，他们臣属于西辽，直到金世宗时（1161—1189）才归附金朝，金封其可汗为大王。在十一、十二世纪的漠北诸部中，乃蛮部最为先进，较早就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设有统兵的将领，掌印的文官，并采用了回纥文字。十一世纪后期，乃蛮贵族为争夺汗位发生内讧：亦难赤汗死后，长子拜不花继承汗位，因金封大王，故称太阳罕（“太阳”为“大王”之音讹）。其弟不亦鲁黑汗亦自立。于是乃蛮部分裂为二，势力受到削弱。

蔑儿乞都（Merkit）分布在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有三个分支部落，故称“三姓蔑儿乞”。蔑儿乞人与蒙古部同属蒙古语族，也是达怛—室韦人的一支。《辽史》中写作梅里急，又作密儿纪，为辽朝的属部。“其俗骁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①。蔑儿乞部与蒙古、克烈为邻，时常相互争战。

斡亦剌部（Oirat）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姆河和库苏古尔泊一带。

《史集》记载说，斡亦剌人的语言是蒙古语，只是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略有不同②。可见他们也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斡亦剌部大概有四个分支部落，多数居住在森林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要比其他部落低。斡亦剌部首领号“别乞”（beki），为萨满（巫师）头目的称号，说明萨满教在部民中占有很高地位。

汪古部（Onggut）分布在漠南阴山（大青山）之北，《辽史》及宋人著作中称之为“白达达”（白鞑靼）。汪古部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有突厥人、回纥人、达怛人，可能还有党项人，但突厥族无疑居于多数；其统治家族自称是沙陀突厥贵族、唐末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的后裔。辽时为属部之一，辽亡后归附金朝，为金守卫西南路界壕边墙，蒙古语称边墙为unku，故名汪古部①《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

②《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193。

③。汪古部人共有四千车帐，以游牧为主，略有农业。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接触远比漠北各部密切，社会发展水平也较高。

在贝加尔湖东西至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还分布着许多森林部落，蒙古人称之为“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irgen）。他们是八剌忽（Barqut）、豁里（Qori）、秃马惕（Tumat）、不里牙惕（Buriyat）、憾合纳（Qabqanas）等部。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思部（即唐代黠戛斯）本来势力甚强，但到十二世纪时，历经西辽、乃蛮等多次攻击，加以内部分裂，已经衰弱了。

与塔塔儿、克烈、乃蛮等部比起来，蒙古部兴起较晚，势力也较小。辽时，他们还是一个分散的部落，“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毛、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契丹国志》），所以没有引起辽朝的重视，至称之为“远萌古国”。直到辽道宗时（十一世纪后期），其首领察剌哈还只得到小部族官“令稳”的官职；到他儿子想昆必勒格（《元史》宗室世系表作直孥斯）袭任，才升为“详稳”。不过从这时起，蒙古贵族得以借助辽王朝的声威号令部众，把各个分支部落纳入管辖之下，势力日益强大起来。

葛不律罕继任首领，“管辖了全蒙古百姓”。其时正值辽亡金兴，金朝把主要兵力用于经略中原，攻打宋朝，这对蒙古部势力的发展非常有利。金帝闻葛不律罕强盛，遣使招其来朝，葛不律罕在金帝面前颇不恭敬。金帝因他拥有众多部众，不欲为此引起敌对，未予加罪，且赠金、玉、衣服，遣归部，但因臣僚建言此人不宜纵还，又遣急使将他捕获。葛不律罕脱身后，设计杀金使臣，从此蒙古部与金朝为敌，屡屡攻扰边境地区①。金朝史料记载，天会十三年（1135）“萌古斯扰边”，遣太师领三省事宗盘、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统兵破之，大获其牲畜②。南宋史料亦载此事①，当即指葛不律罕反金事件。葛不律罕死后，由想昆必勒格之子咸补海（《秘史》作俺巴孩）继承汗位。咸补海罕被塔塔儿人捉去，送到金朝处死，临刑前传命其子哈丹太子等和葛不律罕之子忽图剌等统领部众，为他复仇。结果，忽图剌罕被推举为全蒙古大首领，他骁勇无比，统率全蒙古部众，连年与金朝和塔塔儿部作战。据当时南宋方面的记载，自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至十六年（金皇统六年），即1135至1146年间，蒙古部与金朝有多次战争，最后金朝不得不遣使议和，将西平河（疑即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割与蒙古，册封其酋长为国王。到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金帝完颜亮在给宋朝的公文中说，近来蒙古等部“又复作过，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②，③《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30。

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42—44，48，53—54。

②《完颜希尹神道碑》，《满洲金石志》卷三。

①《建炎江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王国维疑此系完颜亮拒绝南宋使臣入境的借口，非真有其事。但据《元朝这和忽图剌罕兴兵复仇的时间大体符合。忽图剌罕兄八里丹（把儿坛）之子也速该在与塔塔儿人作战中，俘获塔塔儿首领帖木真兀格等，适其妻月伦兀真（兀真即汉语“夫人”）生下长子，遂取名铁木真（1162）。

咸补海罕死后，泰赤乌氏贵族为推举首领发生内讧，争议不决，最后由咸补海的侄子塔儿忽台当了首领。他们仍与乞颜氏结成联盟，拥戴忽图剌罕为全蒙古大首领，共同对付金朝和塔塔儿部。但在忽图剌罕死后，联盟即趋于瓦解，未能产生出一个共同的大首领。不久，乞颜氏首领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1170或1174年），各家贵族分崩离析，也速该部众多投奔泰赤乌氏，乞颜氏势力中衰。铁木真母子兄弟陷入了困境，而泰赤乌氏贵族又乘机来袭，抓走铁木真。贵族间为了夺权夺利，亲族相残，这种事在克烈、乃蛮、塔塔儿等部早已发生，现在在蒙古部内也出现了。

铁木真得到泰赤乌氏一家属民的救助，脱出罗网。他知道要抵抗泰赤乌氏的压迫，必须寻求更强大势力的庇护，于是立即投靠父亲也速该的“安答”（anda，意为契交，义兄弟）、克烈部首领脱里，尊之为父，表示臣属。从此他开始积聚力量，收集旧部众。

三姓蔑儿乞人来袭，抢去他的妻子、家人，他请求脱里和蒙古札只剌部贵族札木合帮助，共同起兵攻打蔑儿乞，大获全胜，不仅夺回妻子、家人，还掳掠了大批财物和奴隶。这次战争大约发生在1180至1184年之间①。由于战争的胜利，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遂脱离札木合，迁到克鲁伦河上游的桑沽儿河旁独立建营。原来的部属和一些尼鲁温部落纷纷来归；各家乞颜氏贵族如葛不律后裔长支主儿乞氏的薛彻别乞太丑，忽图剌罕之子拙赤和按弹，也速该兄聂坤太子之子火察儿、弟答里台斡赤斤等，也都向铁木真靠拢，重新结合成乞颜氏贵族联盟，共同推举铁木真为首领（据《蒙古源流》，此事发生在1189年）。铁木真经乞颜氏贵族会议推举为汗后，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护卫组织，命亲信那可儿博尔术、弟合撒儿、别里古台等为长，分设了带弓箭的、带刀的、掌驭马的、掌饮膳的、管放牧羊群、马群的、掌修造车辆的守卫宫帐的等十种职务，都命其亲信那可儿担任，组成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精悍队伍。

当时蒙古部中，泰赤乌氏贵族“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元史·太祖本纪》），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乞颜氏重兴，于是联合札木合，起兵三万进攻铁木真。铁木真方面组成十三翼军队抵抗，其中第一、二翼为母亲月伦兀真和他自己率领的族人和部属，第三至十一翼为乞颜氏各家贵族率领的族人和部属，十二、十三翼为与他联合的旁支尼鲁温部落。从十三翼的组成，可以秘史》及《史集》，其时确有蒙古忽图剌罕兴兵复仇之事。

①据《史集》记载，铁木真妻孛儿帖被掳时已怀孕，后获救回来的路上生下术赤（第1卷第二册，页68—69）。《蒙古源流》说，铁木真与孛儿帖成婚是在1178年。孛儿帖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和五个女儿。窝阔台生于1186年，知术赤生年至迟不得晚于1184年。

看出当时铁木真领导下的乞颜氏贵族联盟的结构。两军大战于桑沽儿河附近答兰版朱思（Dalanbaljus）之野，铁木真羽翼初长，难以抵敌，率部退到斡难河的一个狭地中①。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泰赤乌氏虽胜，但“内无统纪”，那颜们互争权力，对部众十分残暴，“攘其车马，夺其饮食”，而铁木真则极力笼络人心，厚待部民，因此照烈、兀鲁、忙兀等尼鲁温蒙古部落都脱离泰赤乌氏，归附铁木真。

1196年，塔塔儿部叛金，金章宗命丞相完颜襄统兵讨伐，塔塔儿溃败，向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逃奔。铁木真闻讯，即向脱里汗报告，于是脱里率领克烈军，铁木真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征集蒙古部军相从，进至斡里札河，攻破塔塔儿堡寨，获其首领，“尽掳其车马粮饷”。完颜襄以他们助征叛部有功，承制授与脱里王号，自此称王罕；授铁木真“札兀惕忽里”（ja’ut-quri，诸乣统领）官号。斡里札之战和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威望和权力。从此他可以用中原王朝任命的部族长官身份统辖部众，号令诸家贵族了。回军后，他就以违背结盟誓约，不肯出兵为父祖复仇，还乘机偷袭他的老营等理由，击灭乞颜氏长支贵族主儿乞氏，夺取其部民，从而消除了联盟内最有资格与他争夺权位的一家势力。

1200年，铁木真会同王罕进攻泰赤乌，败之于斡难河北，杀塔儿忽台。

接着又随从王罕进兵呼伦贝尔草原，攻打合答斤、散只兀、朵儿边、塔塔儿、弘吉剌等部，大掠其部民、牲畜。1201年，札木合纠集泰赤乌氏残部和上述呼伦贝尔地区诸部贵族。结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gur-qan，众汗之汗），谋攻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报告，起兵迎敌，战于海剌儿河（海拉尔河）支流帖尼火鲁罕之地，击溃札木合联盟。1202年春，进攻答兰涅木儿格思之地（在今贝尔湖南）的塔塔儿部落，灭之。秋，他与王罕又共同击败了乃蛮不欲鲁罕的进攻。在攻打塔塔儿之前，铁木真发布了两条命令（札撒，Jasaq），一是战胜时不许贪财，事定后均分所得财物；二是战斗中兵马退动至原排阵处要返回力战（防止冲乱本军阵脚），违者斩。这实际上就是规定了任何人都要服从他统一军令，战利品应当由他统一分配，论功行赏。这是铁木真就任联盟首领后的第一次立法，其意义在于提高汗权，限制各家贵族。果然，按弹、火察儿、答里台斡赤斤等乞颜贵族不遵命令，按老规矩随意抢掠，被他派那可儿责罚，没收其所得财物分配给众军。长期以来，铁木真一直臣事王罕，追随他东征西讨，巧妙地依托着克烈的势力来壮大自己，一一清除了蒙古部内的敌对贵族，消灭了东部地区各强大部落。铁木真的势力日益壮大，引起王罕及其子亦剌合鲜昆的疑忌，札木合、按弹等蒙古部贵族也力劝王罕除掉他。以前铁木真曾为长子术赤向亦剌合之女求婚遭到拒绝，1203年春，王罕父子计议伪许婚约，邀铁木真来饮“布①关于十三翼之战的结局，《史集》和《圣武亲征录》都说铁木真获胜，但《元朝秘史》却记载他被迫退入斡难河的哲列涅狭地。后者较近真实。

浑察儿”（buquljar，定婚宴），乘机谋害，铁木真得到按弹弟也客扯连的家奴巴歹和启昔礼的密报，慌忙整军备战。王罕谋泄，发兵来攻，双方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铁木真虽经反复苦战，终因寡不敌众，退到哈拉哈河旁的建忒该山整顿败散军马，仅得四千六百骑，然后转移到班朱泥河（当在克鲁伦河下游之南）休整。当时他处境极为艰难，至射野马为食，汲浑水以饮。遂与追随他的忠实那可儿们宣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元史·扎八儿火者传》）后来，“同饮班朱泥河水”作为成吉思汗艰苦创业的佳话载入史册。

王罕获胜后，愈益骄傲轻敌。其部下蒙古贵族札木合等密谋杀他，被发觉，即逃奔乃蛮。铁木真元气渐复，探知王罕在折折运都山正搭起金帐，宴饮欢娱，毫无防备，于是率军偷袭，围攻王罕营帐，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击溃其主力，王罕狼狈西逃入乃蛮部境，被乃蛮边将所杀。亦剌合逃到西夏，被逐，又辗转至曲先（今新疆库车）之地，亦被当地人所杀。克烈部众尽被铁木真所并。至此他完全征服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杭爱山的所有部落，“帝业”基本上奠定了。

克烈的灭亡震惊了乃蛮部统治者，1204年，自恃强大的太阳罕决定出兵攻打蒙古，并遣使连结漠南的汪古部，但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却将乃蛮使者缚送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汪古部的报告，立即议定对策，将军马集中在哈拉哈河旁进行了整顿，按千户、百户、十户统一编组，委派了各级那颜，并建立了一支护卫军。然后率军逆克鲁伦河西进，布阵于萨里川（在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两河上游之间）。太阳罕除率领乃蛮本部军外，又收罗了札木合等一批蒙古、克烈败散的贵族，蔑儿乞部首领脱脱，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亦领兵来助，兵力甚多，但军纪涣散，内部矛盾重重，太阳罕又懦弱无能。当乃蛮军进至鄂尔浑河之东的纳忽昆山时，蒙古军亦至，札木合等见铁木真军容甚盛，麾下“四骏”（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狗”（速不台、哲别、者勒篾、忽必来）骁勇无比，知难以取胜，即离太阳罕散去。乃蛮军大败，太阳罕受伤被擒，不久死；其子屈出律率残部西逃，投奔其叔不欲鲁罕。铁木真乘胜进兵至阿勒台山，征服了乃蛮部。札木合逃亡到倘鲁山（今唐努山），被跟随他的五个那可儿捕送铁木真处死。

灭乃蛮太阳罕后，铁木真立即发兵北攻三姓蔑儿乞，其首领脱脱逃奔乃蛮不欲鲁罕，蔑儿乞部亦被征服。

②《元朝秘史》第137节总译。

①《元朝秘史》第180节总译。原文为：“你是我高祖家门的梯已奴婢，我曾祖的门限奴婢。”分配给成年的儿子们，诸子各继承一“份子”（忽必，qubi），再扩展形成新“氏族”。为了共同对付外敌的侵略或进行掠夺战争，出于同一父或祖“氏族”贵族的许多子或孙“氏族”贵族，往往结成联盟，推举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为长。久之，有些弱小的“氏族”贵族，不仅属民被强大贵族所兼并，就连他们本身也成了强大贵族的附庸，甚至沦为属民。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后裔（尼鲁温蒙古的一支）诸“氏族”的分衍和泰赤乌、乞颜两大贵族势力的形成，就是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证明。

草原贵族拥有各种尊号，如“土敦”、“太子”、“薛禅”（sechen，贤者）、“蔑儿干”（mergen，善射者）、“巴阿秃儿”（勇士，ba’atur）等等，他们被属民称为“那颜”。他们已脱离了游牧生产劳动，而以统领部众从事战争和掠夺为职。草原贵族制的发展，必然导致各部贵族之间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激烈斗争。正是各部贵族的争霸战争，把蒙古高原推向统一，从而结束了草原贵族制时代。

第三节　大蒙古国的建立

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1206年春，于斡难河源头举行大聚会（忽里台，quriltai），建九斿白旗，即帝位。出身晃豁坛氏族的巫师阔阔出（号“帖卜腾吉里”，意为上天代言人）上言：“如今地上称为古儿罕的各国君主都被你征服，其领土都归你治下，因此你也应该有普天下之汗的尊号。上天旨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成吉思”的意思，南宋人赵珙说是“乃译语天赐二字也”（《蒙鞑备录》），拉施都丁《史集》说是蒙古语“坚强有力”。近人多采伯希和之说：此字源于突厥语tengiz，意为“海”，成吉思汗意即像海一样广大的皇帝①。最近的研究证明，此字当来源于古突厥语Chingis，意为“可怕的”、“强健的”①。成吉思汗以本部落名称为国号，称“大蒙古国”。从此，统一在大蒙古国治下的漠北各部百姓，尽管各有自己原来的部落氏族名称，都以“蒙古”为总名，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大蒙古国的统治制度在成吉思汗灭克烈之后就开始建立，建国后进一步完善。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千户制。全国百姓（游牧民）统一按十进制编组，分千户、百户、十户三级，共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并划定各千户的牧地范围，分别授予建国有功的贵族和那可儿们世袭管领，封他们为千户那颜。千户的编组原则，一种是那些始终忠诚地联合或附庸于成吉思汗的部落首领（如弘吉剌、亦乞列思等姻族，兀鲁、忙兀、八邻等尼鲁温蒙古部落），或主动归附者（如汪古部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均获准仍“统其国族”（即本部人民），但需按统一编制组成若干千户；少数功勋卓著的那可儿（如木华黎）也被允许收集业已分散的本部落人民组成千户。另一种是由不同部落的人民混合组成的，如泰赤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人数众多的大部，在被征服后，其部民都被“分与了众伴当”，加上这些伴当（那可儿）们在战争中各自“收集”（掳掠）来的人口，编组为千户。前一类只占少数，后一类是多数、千户体制既是大蒙古国的军事单位，同时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完全取代了旧时代的氏族部落组织。千户百户那颜是大汗任命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如有过失或不忠诚，大汗可将他们治罪，剥夺其职务，另授予他人。全国百姓都是成吉思汗皇家的臣民，他们被划归各千户“著籍应役”，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游牧，不得擅离所部。在千户之上设左右翼两个万户，为最高统兵官，所有千户（除分给诸子弟者外）部分属这两个万户。二是怯薛机构。1204年与乃蛮作战之前，成吉思汗着手“整顿军马”，①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298—301。

①罗依果：《成吉思、合罕称号再探》，海西希、萨加斯特编：《鲍贝教授九十寿辰论文集》，页281—288，1989年。

在原有怯薛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护卫军，包括八十名宿卫（客卜帖兀勒，Kebte’ul），七十名散班（土儿合兀惕，又译秃鲁花，Turqa’ut），四百名箭筒士（火儿赤，qorchi）。建国后，将护卫军扩充为一万名，包括箭筒士一千名，宿卫一千名，散班八千名，散班从千户、百户、十户官员和白身人（都里因古温，duri-yingu’un）的儿子中挑选有技能、身体健壮者充当；千户之子可带伴当（随从）十人，百户之子伴当五人，十户及白身人之子伴当三人。各级那颜必须遵令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成吉思汗身边服役，不得躲避或以他人代充。这显然含有征调掌管兵民的那颜子弟入质，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们的意义，所以元人又将秃鲁花译为“质子军”。护卫军的职责是守卫大汗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规定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故总称为“四怯薛”。护卫军还是由大汗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部队，凭此足以“制轻重之势”（《元史·兵志》），故又称为大中军。成吉思汗任命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骏、四杰）四家子弟世袭担任四怯薛之长。怯薛职务的分工有火儿赤（qorchi，佩弓矢者）、云都赤（ulduchi，带刀者）、札里赤（jarliqchi，书写圣旨者）、必阇赤（bichigchi，书记）、博尔赤（ba’urchi，厨子）、速古儿赤（sugurchi，尚供衣服者）、昔宝赤（siba’uchi，掌鹰者）等十多种。诸怯薛执事官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地位在外任千户那颜之上。怯薛不仅是大汗的亲卫军和宫廷（王室）事务机构，而且具有政府的职能，在大蒙古国的军政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是设置大断事官。成吉思汗建国前，曾命异母弟别里古台担任断事官（札鲁忽赤，jarquci），“整治外头的事”，审断斗殴、偷盗、诈伪等事件。1206年建国时，任命养弟失吉忽秃忽为最高断事官（大断事官），主持分封民户和惩治盗贼、诈伪等事，把分配给宗室诸王和划归各千户的民户数、判决的案件，都记在青册（kokodebter）上，任何人不许更改。大断事官就是大蒙古国中央的司法行政长官，所以被称为“国相”，后来汉人就把失吉忽秃忽（又译胡土虎）称为胡丞相。直到元世祖初年，大断事官一直保持着中央最高行政官（丞相）的地位。在他之下设有许多僚属，组成断事官机构。诸王也各置断事官管理本部百姓。

四是制定札撒。札撒（jasaq）就是“命令”、“法令”的意思。古代蒙古人中有许多“古来的约孙”（yosun，意为道理、规矩、缘故，元代通常译为“体例”），它包含了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习惯和行为规范。当贵族（那颜）成了统治者，他们就可以对部人发号施令，于是就有了札撒。在各部贵族激烈地相互攻战、兼并，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时代，旧的社会秩序日益崩坏，“子不从父教，弟不听兄言，夫不信其妻，妻不顺其夫，长不护其幼，幼不奉其老..慢视约孙，不遵札撒，以致犯上作乱，欺窃风行，盗贼不宁”，因此，成吉思汗深知要绥服嚣嚣众民，必须“用极严厉的札撒来建立秩序，智者勇者使为统将，捷者巧者使掌后营（奥鲁，a’uruq），愚者贱者亦授以执鞭之役，遣就畜牧”①，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建国前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训言（必里克，bilik）。在1219年西征前举行的大聚会上，又“重新确定了训言、法令和古来的体制”，下令全部写在纸卷上，编定为《大札撒》①。后来每当新大汗即位，或诸王朝会共议国家大事，都要先捧出《大札撒》诵读，遵照其中的有关条文行事。元人说：“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②《大札撒》是大蒙古国的法典，原书虽已失传，但中外史籍保留了它的许多条款，如那颜们除君主外不得投靠他人，不得擅离职守，违者死；构乱皇室，挑拨是非，助此反彼者处死；收留逃奴不归还其主者死；盗人牲畜者九倍偿还，不能偿还者以子女作抵。此外还有许多保护草扬、水源、马匹以及宰杀牲畜方法的规定等等。

五是分封子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原来分别隶属各部贵族的所有“有毡帐的百姓”，都成了他的“黄金家族”的臣民和产业，在编组为九十五千户之后，他按照蒙古社会家产分配的体例，给诸子、诸弟和母亲月伦太后各分配一“份子”（忽必）百姓。《元朝秘史》和《史集》记载的子弟分民（分军）数差别较大，如下表所示（见第360页）：两书记载何以歧异，还难于求得确当的解释。《元史·博罗欢传》载：“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札剌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按五诸侯所部蒙古民共13000户，如斡赤斤（乃颜先祖）分民为10000户，则适成十一比九（56％比44％），可见《秘史》所载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354。

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72。

②《元诗选》三集戊集，柯九思《官词》注。

《元朝秘史》《史集》备注子弟名分民数千户长名(部族)分军数千夫长名(部族)长子术赤9000忽难(格尼格思)、蒙古兀儿(失主兀)、客帖(许慎？)4000蒙古兀儿、忽难、旭失台(许慎)、拜忽(许慎)次子察合台8000合剌察儿(把鲁剌)、木格、亦都合歹、阔客搠思(巴邻)4000合剌察儿、木格(弘吉剌)及另二千户(佚名)三子窝阔台5000亦鲁该(札剌儿)、迭该(别速惕)4000亦鲁该、亦剌黑秃阿(逊都思)、答亦儿(晃豁坛)幼子拖雷5000者台(忙兀)巴刺(斡罗纳儿)继承成吉思汗自领左右翼军及中军共101000庶子阔列坚4000忽必来(把鲁剌)、脱斡邻(捏古思)弟合撒儿4000(后被夺，仅留1400)者卜格(朴剌亦儿)(后逃离合撒儿)1000又增100弟合赤温之子按赤台2000察兀儿孩(兀良哈)3000兀只合失？(乃蛮)、某人(兀良合)..续表《元朝秘史》《史集》备注子弟名分民数千户长名(部族)分军数千夫长名(部族)幼弟斡赤斤母月伦太后10000曲出(蔑儿乞)、阔阔出(别速惕)、冢率(那牙勤)、豁儿50003000(斡罗纳儿二千)、(别速惕一千)、(札只剌等部人二)庶弟别里古台1500自为一千户长(左翼)《元史》本传，赐蒙古百姓3000户分民数应是可信的。但《史集》的记载系根据“经过研究后的可靠材料”以及《金册》（Altandebter）的记录，其准确性也无可怀疑。《秘史》记载了一个故事：分民之后，萨满阔阔出（帖卜腾格理）向成吉思汗进谗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一次教帖木真管百姓（兀鲁思），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合撒儿去了，事未可知。”于是成吉思汗当夜将合撒儿抓起来，月伦太后得到报告，连夜赶来怒责他残害亲弟，这才救了合撒儿一命。但过后成吉思汗还是瞒着母亲，将合撒儿的百姓夺走，只留给1400。这个数目与《史集》记载的合撒儿分军数相近，不过合撒儿分民被夺是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说明两种主要史料所载其他子弟分民数的不符。可能成吉思汗后期对初次分民作了普遍调整，《秘史》记载是前者，而《史集》则反映了后期的情况。

成吉思汗给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诸弟封在蒙古东部，称为“东道诸王”。合撒儿——阔连海子（呼伦湖）和海剌儿河之北，也里古纳河流域；与斡赤斤封地相近。合赤温子按赤台——金边墙附近，合兰真沙陀与兀鲁灰河（今东乌珠穆沁旗乌里勒吉河）地区。斡赤斤——蒙古最东部，捕鱼儿海（贝尔湖）哈剌哈河流域至海刺儿河之地。别里古台——斡难河与怯绿连河中游一带。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家封地都在阿勒台山之西，称为“西道诸王”。拖雷“幼子守产”，继承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和国之中心蒙古本土之地。术赤于1218年领兵征服吉利吉思至亦必儿，失必儿等部，即以其地授之，后来复授以也儿的石河以西，包括花剌子模至不里阿耳，以及这个方面马蹄所至之地，而吉利吉思地区则授予拖雷家。察合台封地为畏兀儿以西、伊犁河、楚河、塔剌思河流域、原哈刺鲁与西辽之地，以阿力麻里为其统治中心。窝阔台所封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以叶迷立为其统治中心。诸宗王封地系游牧地区，所征服的定居地区则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政府管辖。

子弟分封与千户那颜的封授性质不同，后者只是国家的地方军政长官，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才是真正的主子。各支宗王所得的分民（忽必亦儿竖）即为各自的家产，管领这些百姓的千户那颜也成为他们的家臣。拥有分民和封地的各支宗王，即建立了各自的“兀鲁思”——大蒙古国之内的“宗藩之国”。诸藩王（汗）奉大汗为宗主，其后王继立需得到大汗的认可，同时他们也拥有共同推举大汗、参与大兀鲁思重大事务的议决及享受共有财产一份子的权利。

六是创制文字。蒙古人起初没有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蒙鞑备录》）。成吉思汗建国前后，逐渐采用了畏兀儿字母来书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蒙古文。《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虏乃蛮的掌印官塔塔统阿，见他怀抱金印，问此何用，回答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成吉思汗知他深通文字，就命他教子弟学习。除乃蛮人外，克烈人可能也有懂得和使用畏兀儿文的，他们在蒙古文字创制中也起了作用。后来更有许多畏兀儿人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书记官和教师。有了文字，才可能记录表册，编定《大札撒》，发布命令，制作印玺，编纂史书（《元朝秘史》）。蒙古族的文化从此有了划时代的发展。

第五章　蒙古国的强盛

第一节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兵力和战法

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把掠夺和征服视为最光荣的事业。蒙古高原各部统一后，富饶的邻国就成为他们继续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成吉思汗曾对为争夺继承权而争吵的儿子们说：“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①又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②强烈的掠夺欲望，是蒙古统治者不断进行对外战争的根本原因。

成吉思汗拥有的军队数量，据《元朝秘史》记载，有九十五个千户，加上一万名最精锐的护卫军。《史集》记载的蒙古千户数目略多于此。如按每千户提供一千名兵员计算，兵力共有十万数千人。《黑鞑事略》记载说，蒙古之俗一夫有多妻，“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人口自然增殖很快。同书又说，蒙古军出征，老小尽室而行，“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可见实际兵力应超过每千户一千兵员之数。在攻略诸国过程中，又吸收了归降的军队，并驱使被征服地区人民为兵，使军队数量大大扩充。据《蒙鞑备录》记载，成吉思汗“起兵数十万”，西域史家载成吉思汗西征军达六十万①，这个数字显然过于夸大，但也反映了兵力确有大量增加的事实。蒙古军的武器装备，在攻略诸国过程中也得到改善，除原有的弓箭刀枪外，又从中原和西域俘获许多制作利器、甲盾、攻城之具、炮火等各种武器的工匠，“百工之事，于是大备”（《黑鞑事略》），这使蒙古精锐的骑兵如虎添翼。金哀宗说：“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金史·完颜娄室传》）

史称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蒙古军在他指挥下创造了许多独到的战术。每进兵必先发精骑四向哨探，远哨一二百里，探明左右前后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刺探得实，急报大营。其驻营整然有法，前置逻骑，分番警戒；大帐前后左右，诸部军马分屯，布置疏旷，以便刍秣，且可互相接应。野战中则利用骑兵的灵活迅速，著重分散作战；一般以十分之三兵力为前锋，摧坚陷①《元朝秘史》第255节。

②《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362。

①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参考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英译本页404。阵，三五骑一组，决不簇聚，以免为敌所包，敌分立分，敌合立合，聚散出没，极为灵活，“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称为“鸦兵撒星阵”，往往能以较少骑兵击溃众多敌军；攻打敌阵，每以骑队先行冲突，前队冲不动，后队继之，同时布兵于敌阵左右后方，待合围后一齐冲击；若敌阵坚固，则使牛马搅阵，或迫降俘为牺牲品施行硬攻，使敌纷乱、疲惫；敌阵一动，即乘乱长驱直入，鲜有不克。或兵力少，则布疑兵以恐敌；或用设伏之法，佯败而走，弃辎重金银，诱敌逐北中伏，常能全歼追兵。其攻坚城，常先扫清外围村镇，然后集中兵力，团团围困，立栅建堡，绝其外援，以弓箭、炮石器械昼夜连续轮番攻打，使敌疲惫；或决堤水淹，或挖地道入城。采用的种种战术，“有古法之所未言者”（《黑鞑事略》）。

当然，蒙古军所以能所向披靡，不仅由于兵力之强，战法之精，还因为被攻略诸国自身的弱点。上引金哀宗的话，仅看到敌人强大的一面，却没有反省自己的腐败，只是说对了一半。

攻西夏建国前一年（1205），成吉思汗就对西夏边境发动了第一次掠夺性进攻，破力吉里寨、经落思城，掳掠了大量人口、牲畜。1207年，第二次侵入西夏，夏国集右厢诸路军抵抗，蒙古军不敢深入，退回。1209年，第三次大举攻夏。夏襄宗安全以太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率五万军队抵敌，被蒙古军打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兀喇海城守将出降，蒙古军长驱直入，攻打夏都中兴府（今宁夏临川）外卫要冲克夷门，与嵬名令公所率西复守军相持两月，乘守军戒备松懈，设伏擒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成吉思汗下令引河水灌城，因外堤决，倒灌蒙古军营，遂撤围，遣使入城谈判。安全被迫献女求和，年年纳贡。

攻金迫使西夏臣服后，成吉思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进攻金朝。早在建国之前，他对金朝的政治腐败、兵备松弛、内部矛盾严重等情况就有所了解。契丹人与金朝有灭国之仇，又备受欺凌，早思报复；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处境更坏。因此，当蒙古势力日盛时，就有不少契丹、汉人投奔北方。如受金章宗派遣出使克烈部王罕的契丹人耶律阿海，乘机与成吉思汗结交，向他透露了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的情况，后又携弟耶律秃花同往蒙古，即留北不归。1208年金章宗死，卫王永济继立。以前成吉思汗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进贡，永济奉诏受贡，因此成吉思汗见过他，知他庸碌无能。永济即位后，遣使传诏蒙古。成吉思汗见此等庸碌之人也能做中原皇帝，由是更轻视金朝，不肯跪拜受诏，乘马北去。永济怒，策划讨伐蒙古。成吉思汗得到金乣军首领的密报，决定先发制人，以替祖先复仇（蒙古咸补海汗等首领曾被金朝以叛乱罪处死）为借口，于1211年春亲统大军攻金。

蒙古军主力由金西北路边墙突入，破乌沙堡、乌月营。金西北路统军主帅完颜承裕畏敌，从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到宣平（今张家口西南），于是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抚州尽失。金军三十万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成吉思汗挥师猛攻，金军大败，溃退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被蒙古军追击，“死者蔽野塞川”，史称“金人精锐尽没于此”。这就是著名的“野狐岭之战”。成吉思汗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另一军队由西南路边墙进入金境，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导蒙古军攻掠净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年蒙古托克托东北）、东胜（今托克托）、武州（今山西五寨北）、朔州等城。1212年，蒙古乘胜攻取宣德（今河北宣化）、德兴（今河北涿鹿），并继续攻取山后诸州，金威宁（今内蒙兴和北）防城千户刘伯林降。成吉思汗攻西京（今山西大同），为流矢所中，撤兵。先锋哲别攻东京（今辽宁辽阳），突入城中，大掠而还。

1213年，成吉思汗会集大军再入野狐岭，进至怀来，与完颜纲、术虎高琪率领的金军激战，获胜，追击至居庸关，歼敌无数。这是蒙古攻金以来的第二次大胜利。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包抄战术，留下少数军队攻关，自率主力驰向西南，由紫荆口（河北易县西）突入，陷涿、易等州；遣哲别率精骑奔袭南口，内外夹攻，取居庸关。遂分兵包围中都（今北京）。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路军循太行南下，掠河北西路、河东南、北路，抵黄河；弟哈撒儿、斡赤斤率左路军，掠蓟、平（今河北卢龙）、滦诸州；自与幼子拖雷率中路军，掠河北东路、山东东、西路，亦抵黄河。这三路军队像梳子一样将黄河以北八路之地来回梳了一遍，“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①”。1214年春，三路军会合，包围中都，遣使入城索贡。金宣宗（1213年金元帅胡沙虎弑永济，立宣宗）献永济女歧国公主及大量金帛、童男女求和，成吉思汗引兵退出居庸关。同时，命木华黎与驸马孛秃等攻取辽东、西诸地。五月，金宣宗南迁汴京，驻守中都附近的金乣军哗变，降蒙古，于是成吉思汗遣大将三模合拔都、石抹明安（野狐岭之战中归降的金将）等率军南下，再围中都，并攻取、招降其旁近州县。1215年五月，占领中都，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秃忽等入城检视帑藏，金银珠玉锦缎尽数运往大营。以札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关（居庸关）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与石抹明安共同镇守中都。

1216年春，蒙古大军退回漠北。次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鞑靼款塞”条。

命统领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忙兀五部十二千户、混合编成军一千和汪古部军一万，以及吾也而、耶律秃花所统契丹、女真、乣汉诸军（包括石抹也先、石抹孛迭儿、刘伯林、史天倪等部降蒙地方武装），专征金朝。授予木华黎代表大汗权威的九斿白旗，许承制行事。木华黎在燕、云地区建立了军事统治机构，汉人称之为“都行省”；又从所统诸部蒙古军中抽调军马组成五部探马赤军，任命其部将率领，充当先锋和镇戍部队。他遵照成吉思汗“招集豪杰，戡定未下城邑”的旨意，广泛招纳各地官僚、土豪，利用他们去扩大占领区。凡纳土归降、扩地有功者，都按其实力和地盘授予大小官职，许其世袭，管领原来的地区或新占领地区，军民兼辖，僚属自辟。当时，金朝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已陷于崩溃，各地土豪纷纷聚宗族、集丁壮，结寨自保，并乘乱争夺地盘，扩大势力。在蒙古的进攻和招诱下，这些地方武装头目多纳土归降，并率部跟随蒙古军攻略其他州县。金朝也采取笼络土豪的政策，凡能拒守或收复失地者即授为当地长官，并封其中九人为“公”。于是，这个时期黄河以北的蒙金战争主要表现为双方土豪武装之间的争城夺地，形成拉锯状态。1223年，木华黎攻凤翔不克，回师途中死于山西闻喜，其子孛鲁袭职，继续攻略河朔诸地。在河北，蒙古军与史天倪部于1220年攻真定（今正定），招降金“九公”中势力最大的恒山公武仙，遂以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其地，武仙为副；1225年，武仙杀天倪，叛蒙附金，蒙古军逐武仙，复取真定，以史天泽袭兄职守之。易州张柔于1218年降蒙，先后略取真定以东，深、冀以北三十余城，辟地千余里，授河北东西路都元帅，1227年自满城移治保州（今保定）。在山东，原红袄军首领李全于1218年投宋，以宋朝名号克服诸州县；益都张林、长清严实等均降宋，张林进取河北东路沧、清等州，严实进取大名、彰德诸府州，一时山东全境及河北部分地区皆为宋有。1220年，严实叛宋降蒙，木华黎授他为山东西路行省，攻取东平以为治所，故又称东平行台。1221年，张林因与李全不和，也投降蒙古。1226年，蒙古进兵山东，济南土豪张荣以所统济南、淄州降蒙，授山东行省、都元帅。同年，李全攻占益都，捕张林解送南宋，孛鲁亲统蒙古军攻之；次年，李全力竭出降，孛鲁授以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仍治益都。至此，河北、山东尽归蒙古。只有山西太原、平阳等地，蒙、金双方反复争夺，直到窝阔台攻金时期才完全占领。

收服西北诸部成吉思汗建国不久，就招服了贝加尔湖东西的八剌忽、豁里、秃麻等部；又遣使至吉利吉思部招谕，其王进贡方物，表示臣服。后因豁儿赤那颜至秃麻部选美女，激起反抗；1217年，成吉思汗遣大将博尔忽统兵讨伐，又被秃麻人利用深山密林设计捕杀，遂再遣将征讨，始平定。在讨伐秃麻部时，成吉思汗征兵于吉利吉思部，遭到拒绝，乃于1218年遣长子术赤统兵征讨吉利吉思。术赤先收复了“八河”（今乌鲁克穆河上源）之地的斡亦剌部，遂渡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征服乌斯、撼合纳、康合思、秃巴思、不里牙惕等部，进取吉利吉思，追至亦马儿河（今鄂毕河），尽降之。其西的客失的迷、帖良古、失必儿等部皆降。

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和高昌（今土鲁番地区）的畏兀儿，海押立和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地区的哈剌鲁，都是西辽属国，深受西辽的欺凌压迫。当1208年蒙古大将忽必来率军扫荡盘踞也儿的石河的乃蛮、蔑里乞残部时，畏兀儿亦都护巴尔术阿儿忒的斤见蒙古势盛，遂于1209年杀死西辽派驻其国的少监，归降蒙古。忽必来遣使招降哈剌鲁部，哈剌鲁首领阿儿思兰汗也杀西辽少监，于1211年入朝成吉思汗。

乃蛮屈出律汗逃亡到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骗取了西辽皇帝直鲁古的信任，被招为驸马。1210年，他利用西辽内乱的机会，勾结叛军，擒拿并废黜了直鲁古，篡夺西辽帝位。屈出律篡位后，倒行逆施，多次焚掠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迫害穆斯林，杀害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首领斡匝儿，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恨。1218年，成吉思汗遣哲别率军征讨屈出律，屈出律从可失哈耳出逃，所部将卒多被当地人民杀死，狼狈逃到巴达哈伤的撒里桓（Sari-qol）之地，哲别尾追而至，当地居民将屈出律捕获，交给蒙古军。哲别杀屈出律，班师回蒙古，西辽境土遂尽归蒙古。这样，大蒙古国的境土就与中亚花剌子模国接界了。

西征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是阿姆河下游的古国，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十一世纪中叶降服塞尔柱帝国，塞尔柱算端任命突厥族侍臣阿奴思的斤为监督。十一世纪末，花剌子模沙（Shah，波斯语“国王”之意）被杀，阿奴思子护都不丁被任命为花剌子模长官，袭用花剌子模沙的称号，子孙世袭。1141年，西辽击败塞尔柱算端，花剌子模沙又向西辽称臣纳贡。其后利用塞尔柱帝国衰落之机，据有呼罗珊西部；十二世纪末，灭塞尔柱算端，势力扩展至波斯西部。1200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继位，又征服了呼罗珊东部的古儿朝。1209年，杀西辽索贡使臣，并吞了撒麻耳干地区的西辽属国西哈剌汗朝；次年，在塔剌思河畔打败西辽军。至此，摩诃末成为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他自称算端，用武力迫哈里发正式加封，未成；发兵攻西辽，取其西境锡尔河上游沿岸诸城，并策划进一步向东扩张。1215年，他派遣一使团到东方探听蒙古与金朝的战争情况。成吉思汗接见了使者，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友好通商，并遣使回访，同时组织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商队前往花剌子模贸易。1218年，商队抵达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东之齐穆耳），该城长官哈只儿只兰秃贪图商队财物，竟诬为间谍，将他们尽加杀害，夺其货物。一名幸免于难的骆驼夫逃回蒙古报告，成吉思汗愤怒至极，遣三使者问罪，又被摩诃末杀一人，二人剃须后驱逐出境。于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1219年夏，成吉思汗统领二十万大军越过阿勒台山，在也儿的石河驻夏后，即进入花剌子模国境，分兵四路：命察合台、窝阔台围攻讹答剌，术赤率一军沿锡尔河而下攻取毡的、养吉干等城，阿剌黑那颜率一军攻取锡尔河上游忽毡等城及费尔干纳地区，自与拖雷统领中军径趋河中。摩诃末闻蒙古军已过锡尔河，慌忙从新都撒麻耳干退到阿姆河南岸。1220年二月，成吉思汗攻陷不花剌；三月，进围撒麻耳干，攻五日，拔之。遣速不台、哲别等统兵三万追击摩诃末。摩诃末在蒙古军紧紧追逼下辗转西逃，最后遁入宽田吉思海（里海）南岸附近一个岛上，大约在1220年底病死，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1220年秋后，成吉思汗命拖雷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渡过阿姆河，攻取呼罗珊地区诸城，到1221年夏，马鲁、你沙不儿、也里等城被相继攻陷。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兄弟被派去攻打玉龙杰赤，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始攻克玉龙杰赤。成吉思汗自统大中军攻取忒耳迷等阿姆河沿岸诸城后，于1221年初渡过阿姆河，取巴里黑，进围塔里寒寨，连攻七个月，拖雷率军来会，才攻克。此时，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在哥疾宁重新集结了约十万军队，进屯八鲁湾川，打败了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三万蒙古军，声势复振，已被蒙古占领的一些呼罗珊城市纷纷起义响应，杀死蒙古戍将。成吉思汗会合诸路军队，越过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进攻札兰丁，而札兰丁却因部下诸将争权夺利纷纷离散，势力转衰，不敢抗击蒙古军，退却到申河（印度河）。十一月，成吉思汗在申河北岸一举击溃札兰丁军，札兰丁逃入印度。1222年春、夏，蒙古军继续攻略申河一带地区，镇压呼罗珊诸城叛乱。秋末，成吉思汗回师撒麻耳干，在西域诸城设置了达鲁花赤镇守官；冬，启程东还，1225年春回到蒙古。速不台、哲别率领蒙古军完成了追击摩诃末的任务后，继续抄略波斯中西部诸城。1222年春，攻入谷儿只（格鲁吉亚）、失儿湾等地，由打耳班（今格鲁吉亚巴库西北捷尔本特）越过太和岭（高加索山），进入阿速（又称阿兰，高加索北麓的伊朗语族部落）、钦察（突厥语部落，分布在里海至黑海之北，东罗马人称之为库蛮，俄罗斯人称之为波罗维赤）之境，先后将阿速、钦察诸部各个击破，遂驻冬于钦察之地。钦察首领玉里吉向斡罗思（俄罗斯）伽里赤王密赤思老求援，伽里赤王约集斡罗思诸王公到乞瓦（基辅）会商，决定与钦察人联合起来抗击蒙古，遂杀死速不台、哲别派来的议和使者。1223年五月，蒙古军与斡罗思、钦察联军会战于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共和国日丹诺夫市北）之东，斡罗思诸王公互不团结，不能协同作战，终被蒙古军一一击溃。速不台、哲别统兵抄掠斡罗思南部诸地后，东还，经亦的勒河（伏尔加河），又攻掠不里阿耳国，然后由里海、咸海之北返回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西征时，西夏曾拒绝派兵从征。后见成吉思汗远征长期未回，以为有机可乘，即与金朝约和，共谋抵抗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统兵再度侵入西夏，攻下黑水城、肃州、沙州、甘州、西凉府等城。夏献宗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晛继位。十二月，蒙古军进攻灵州，击溃嵬名令公统率的十万援军，西夏兵力损失殆尽。1227年春，成吉思汗派一部分军队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南下进金境，攻陷临洮府等城，驻夏于六盘山。七月，病死。蒙古军围攻中兴半年余，城中食尽，夏主晛出降，蒙古诸将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杀晛，西夏亡。

成吉思汗后妃据说有五百左右，大部分是从各部落、各国掳来的。大皇后四人，分主其四大斡耳朵：正宫皇后孛儿帖，弘吉剌氏，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二皇后忽兰，蔑儿乞氏，生阔列坚，甚得成吉思汗喜爱，与四嫡子同授蒙古分民，1236年得河间府分民45930户为分邑，其子忽察封河间王；三皇后也遂、四皇后也速干，塔塔儿氏，姊妹，也速干生一子，早夭。他妃所生主儿赤台、兀鲁赤，无嗣。《史集》把金卫绍王女也列为大皇后之一，无子。

第二节　窝阔台时期

窝阔台即位

窝阔台生于1186年，曾从父攻金、西征、灭西夏。据载他为人敦厚，有智略。在攻打玉龙杰赤之役中，由于察合台与术赤不和，指挥不统一，蒙古军受到很大损失，成吉思汗遂命窝阔台指挥，他巧妙地调解了二兄的矛盾，攻克了该城。《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前夕，也遂皇后请在四个嫡子中指定一个继承人，术赤与察合台发生了争执，于是二人共推敦厚的窝阔台，议遂定。《史集》则记载，成吉思汗在灭西夏时，因气候不良而感重疾，遂召诸子嘱咐后事，宣布立窝阔台为继承人，并命他们都立下保证文书①。成吉思汗死后，由幼子拖雷监国。1229年，拖雷召集诸王、大臣在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斡耳朵举行选汗大会。虽然成吉思汗生前曾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拖雷却掌握着绝大部分蒙古百姓和军队，拖雷的态度起初暧昧不明，并无坚决推戴之意，窝阔台不得不一再推让给他，因此自夏至秋，聚会多时，“议犹未决”。最后拖雷和察合台（时术赤已死）才决定共奉窝阔台即大汗位。从他开始采用“合罕”（qaghan）称号，因此元朝文献中有时称之为“合罕皇帝”而略其名。

窝阔台即位后，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颁布《大札撒》，宣布谨遵成吉思汗成宪；对以前犯罪者概予赦免，今后有违犯法令者必依法严惩不贷。一是制定了蒙古牧民的牲畜税法，“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永制”（《元史·太宗本纪》）。一是建立仓库，贮藏缎匹、银锭、弓矢、甲胄、粮食等物，以供赏赐，由各处（按即各千户）征调看守仓库人员（balaqachin，守城者＝守仓房者；Amuchin，守谷仓者）应役。一是各千户划定的牧地和水源应注意保护，各千户要选派看守营盘人员（nuntuqchin）管理。由于人民繁衍，牧地不足，特派掌营盘官到沙漠（川勒chul）地带掘井引水，以扩大牧场。一是建立驿传制度，设置了通往中原和西域的驿道，由各千户派站赤、兀剌赤，选地设立驿站；规定使臣需由驿站行走，不得骚扰沿途百姓；任命了总管站官。一是制定了中原汉地和西域的税制，分别任命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主管。

灭花剌子模蒙古大军东归后，藏匿在波斯中部的札兰丁之弟嘉泰丁复出，收罗了一批离散的花剌子模旧部，据有伊拉克阿只迷地区（亦思法杭省），自立为王，但许多花剌子模旧部仍拥护札兰丁。札兰丁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印度返回①《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212—214。

波斯，先到起儿漫，据有起儿漫的嘉泰丁部将八剌（本西辽人，塔剌思战役中被花剌子模军俘虏，后当了大官）向他表示归顺；法儿思省长官将他迎入境内，以所部兵归之。于是札兰丁率军抵亦思法杭，嘉泰丁及其臣僚向他投降（1224）。随后，他又征服了阿塞拜疆，遂据有波斯南部及中、西部，以亦思法杭和桃里寺（大不里士）为都城，重建了濒于灭亡的花剌子模帝国。1229年，窝阔台得到札兰丁复兴的报告，即遣绰儿马罕率领三万军队急速进征，1230年冬抵阿塞拜疆。札兰丁惊慌失措，忙弃桃里寺逃入木干草原，在蒙古军的追击下东奔西窜，1231年八月在迪牙别克儿（在今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山中被当地库尔德族人杀死，花剌子模残余势力终被消灭。札兰丁败亡后，起儿漫、法儿思的统治者都归附了蒙古，呼罗珊地区一些响应札兰丁的地方头目很快被一一镇压。灭札兰丁后，绰儿马罕率领西征军镇戍波斯西部，立营于木干草原（今里海西南、阿拉斯河下游南），频频出兵攻略旁近诸地，谷儿只、大阿美尼亚均被先后征服。

灭金窝阔台把消灭金朝作为首要目标。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定下了灭金的战略。“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①此时蒙古已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金朝固守黄河一线，并据有山西一些地方；在陕西地区，金朝固守凤翔西、北诸州，尤其是1228年大昌原一战，金军获胜，防务加强，蒙古军更难进展。窝阔台要执行成吉思汗的包抄战略，必先攻取陕西。1230年，他与拖雷统兵南下，经山西，渡河入陕，径趋凤翔。金哀宗命屯兵于阌乡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出关救援，合达等出潼关，与蒙古军主力相遇，慌忙退回。1231年春，蒙古军攻下凤翔，金陕西行省弃京兆，迁民于河南，潼关以西尽为蒙古所据。夏，窝阔台大会诸王、将领于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县北），议定分兵三路攻金：窝阔台统中路军，由山西南下，突破黄河防线，趋汴京；拖雷统右路军，由宝鸡入汉中，借道宋境，沿汉水达唐、邓，以成包抄之势；另一支左路军由山东入河南夹攻。1232年初，窝阔台攻陷河中府，遂由白坡渡河，进屯郑州。拖雷军向宋借道未成，强攻入大散关，破兴元（汉中）等城，遂沿汉水而下，进入邓州。金朝果调屯兵潼关之东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驰守邓州。拖雷避开金军主力，轻骑趋汴京，合达等亦率金军急赴汴京，1232年二月，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趁金军疲惫不堪，发起攻击，大败金军，擒移剌蒲阿，合达走入钧州。拖雷挥师破钧州，杀合达，遂与窝阔台会师。金潼关守将献关降蒙。河南许多①《元史·太祖本纪》。据同书《拖雷传》，此策系降人李国昌言于拖雷，拖雷又以告太宗。州县也相继被蒙古军攻陷。

四月，金哀宗乞和，以亲王为质。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围攻汴京。汴京军民顽强抵抗，以震天雷、飞火枪等火药武器击退蒙古军的进攻。蒙古遣使者入城谕降，又被金将士杀死。但当时汴京城中，河南北各地难民日益增多，粮食不足，加以入夏后瘟疫流行，死者达九十余万人，外援又被蒙古军堵绝。1233年初，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元帅崔立杀汴京留守，献城降蒙。夏，金哀宗又弃归德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率蒙古军及河北世侯史天泽、张柔所部汉军围之。蒙古又遣王檝出使南宋，约宋出兵共同灭金。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襄阳守将孟珙率军进入金境，取邓州、唐州等地。冬，孟珙率领宋军二万，粮饷三十万石至蔡州，协助蒙古军攻城。1234年春，蔡州破，金哀宗自杀，金朝亡。

颁条令，建都城1234年夏，窝阔台在鄂尔浑河上游之西的达兰达巴（Dalan-daba，七十岭）夏营地举行诸王百官大会，颁布了一系列新条令，主要内容是“立朝仪”，对朝会和宫禁护卫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出入宫禁，从者限十人；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万户、千户、百户、甲长按尊卑行列，下级不得越上级前行；“诸公事不当言而言者”论罪；等等。早在窝阔台即位时就由耶律楚材制定了仪礼，于是皇族及百官开始有列班朝拜的礼节。到这时，朝会仪制更趋完善，大汗权威进一步提高。

成吉思汗在位时代，其宫帐（斡耳朵ordo）存庐朐河行宫（即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的大斡耳朵），萨里川之哈老徒行宫、土剌河之黑林行宫①。西征前夕，在鄂尔浑河上游之西也建立了一处行宫①。窝阔台即位后，就常驻于鄂尔浑河上游一带，这个地区位置居中，历来是漠北游牧政权的政治中心所在。1234年，始命工匠于达兰达巴之地建造了可容千人，“永不拆除”的大帐殿，就是著名的大金帐（昔剌斡耳朵）②。明年，又集汉族及其他民族工匠，于鄂尔浑河上游旁建筑哈剌和林城郭、宫殿。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开四门，城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大街各一条通至城门；街两旁有店肆、作坊、寺院和官员邸宅。宫城建于城西南隅，称万安宫，其建筑式样全仿中原宫殿规制。哈剌和林城规模虽小，却是当时威震世界的大蒙古国都城，住有来自东西方各民族的官员、将卒、能工巧匠、商人和各种宗教的僧侣，各国使臣往来也很频繁，从这里有驿道南通中原汉地，西至钦察和波斯地区。

①《元朝秘史》第264节。

①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大斡耳朵。

②《史集》第2卷，页70。

除都城外，窝阔台还设有四季行宫，其春季驻地在哈剌和林北七十余里的揭揭察哈湖旁，命回回工匠在那里建造了迦坚茶寒殿；夏季驻地在月儿灭怯土，即大金帐所在之地；冬季驻地在汪吉河（今翁金河），那里建立了大围猎场；秋季驻地在曲薛兀儿湖附近③。

括户、分民、制订新税法自蒙古占领金中都之后，开始逐渐改变攻金战争初期那种春去秋来、唯事抄掠的做法，所得城邑委任官员（主要是归降的当地土豪）管辖，让人民能继续从事生产，由当地官员自行征敛，向蒙古统治者交纳贡物和提供军需。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建议实行赋税制度，1230年，建立了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由耶律楚材总管其事。初定征收总额为地税粟四十万石，商税盐、酒、矿冶等银五十万两，调帛八万匹。征税原则是以户计出赋调，但当时蒙古政府并未掌握所占汉地的户口数，各地土豪归降时申报的属下民户数目多不实，且因战事变动很大，根本不能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最初当是将总额分配各路交纳。1233年，窝阔台遣宣差勘事官阿同葛括中原民户，得七十三万多户。这次括户很不准确，因为战乱中人民流散转徙，未著籍者很多，而且蒙、汉贵族、将领多俘掠人民为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①，严重侵害了国家的赋税。1234年灭金后，全面编籍户口的条件具备了，于是窝阔台下令再次括户，派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其事。1235年（乙未年），分遣官员赴汉地各路括户，规定“不论达达（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口，在家住坐作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②，就是说，不管是蒙古或回回、汉人贵族将领，凡战争中掳掠的人口随主家居住服役者仍为其驱口，登记在主人户下，而寄留诸郡者则一律籍为编民。民户一律在现居州县入籍，僧、道、驿户、匠户分别登记，应属诸人的驱户也附在本使户下通行立籍。“敢隐实者诛、籍其家”（《元史·董文炳传》）。许多蒙、汉将领不得不交出一部分掳掠的人口。次年六月括户完成，共籍得一百一十多万户，称为乙未户籍（参看本书《户籍、赋役》篇章）。

窝阔台根据蒙古分封制度，将所籍中原民户按地区分给诸王、贵戚、勋臣。成吉思汗诸子：术赤位下平阳路四万一千多户；察合台位下太原路四万七千多户；窝阔台身为大汗，长子贵由主持封国，贵由位下分得大名路六万八千多户，又给次子阔端位下东平路四万八千多户；拖雷位下真定路八万多③波义耳：《窝阔台大汗的四季行宫》，收入其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辑，1978年。

①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元典章》卷五七《户口条画》。户，阔列坚位下河间路四万五千多户。成吉思汗诸弟：哈撒儿位下般阳路二万四千多户，合赤温子按赤台位下济南路五万五千多户，斡赤斤位下益都路六万二千多户，别里古台位下恩州一万一千多户。诸公主及木华黎以下诸功臣也都分赐各地民户多少不等。此次分民共计七十六万多户，总称为投下户，分地遍及中原大部分地区。其余民户则统属国家。按照蒙古制度，封主可以自治其分邑，自征其分民，这与中原汉地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中央集权制度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耶律楚材建议：“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遂命各投下只设分地达鲁花赤监临，由朝廷置官征赋，按其应得分额颁给（即五户丝）。但蒙古贵族“裂土分民”的传统制度观念十分顽固，总是把分地分民视为私产，不时遣使直接征赋，需索财物或签括投下民户为私属人口。

在括户、分民的基础上，由耶律楚材主持制订了新税法，包括税粮、科差和诸课三项。税粮：一般民户纳丁税，每丁二石，驱丁五斗①；工匠、僧道等户则验田亩纳地税。科差：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政府；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投下，称为五户丝。此外还有应付使臣往来、军马调遣及其他公用之需的负担，大抵“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烦扰甚大，于是史天泽在真定实行总括其数按户等统一征银的办法，成为后来包银制的滥觞①。诸课：商、盐等税。1238年，诸路课额银一百一十万两。次年，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以加倍之数（二百二十万两）扑买中原课税，遂命他领诸路课税所事，于是对中原人民的剥削更加沉重。

汉地统治机构的建立1217年成吉思汗命太师国王木华黎统蒙、汉诸军征金，并统辖所占领的各地区，称“都行省承制行事”，于是在汉地建立了军政府的统治。燕京行省都元帅石抹咸得不（石抹明安子）、北京都元帅吾也而、宣德元帅太傅耶律秃花、西京留守刘伯林、平滦（兴平）行省都元帅塔本等各路长官都归其统辖。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又陆续任命了许多地方军民长官，大者辖城邑至数十，小者或仅一城、数村之地，大抵都沿用金朝的政区和职名，授以行省，元帅、节度使、招抚使、总管等等官职，领某府、某州、某县事，自治其所领兵民。同时，在一些地区设置了达鲁花赤。窝阔台即位后，出于攻金战争的需要，立汉军三万户——刘黑马（刘伯林子）、萧札剌、史天泽，使分统诸路军；其他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头目，也由大汗授为千户。其后又增立严实、张柔、张荣等为万户，诸万户下属将校亦给以千户、百户职名。各地军民长官在向蒙古统治者履行纳质、从征和贡献义务的条件下，即可自治其①《元史·食货志》原作“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当误。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①《黑鞑事略》徐霆笺；《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

境，兼领兵、民、钱谷，并世袭其职，专制一方，当时称他们为“世侯”。耶律楚材在建立十路课税所后，又奏请将兵、民、财之权分开，使不相统摄，以限制世侯的权力，但实际上不能实行。

1231年，窝阔台南征途中驻西京，耶律楚材奏上诸路课税所征收的钱谷，大有成效。为加重其权，遂仿中原官制“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授予中书省印，并下令各路事务需先报告中书省。但这时的中书省其实只是大汗怯薛中主行文书的必阇赤机构的汉名，耶律楚材只是汗廷中负责行于汉地文书的必阇赤长，虽然奉命主管汉地财赋，却并没有建立起独立于军政府的汉地最高统治机构。

1234年，失吉忽秃忽受命担任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圣武亲征录》）。蒙古国以断事官（札鲁忽赤）治政、刑，为政府长官。忽秃忽即是以大汗政府长官身份分治中原汉地，以燕京为其治所，当时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或称燕京行台）。按照蒙古制度，所征服的定居地区，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政府设官统治，各支宗王也派代表同任断事官，“参决尚书省事”①，但以大汗所命者为长。自此，以忽秃忽为头的“燕京行尚书省”作为蒙古统治汉地的最高政府机构，统辖中原各地，户口、赋税、刑法诸事皆属之。中州断事官（燕京行尚书省）设置以后，即实行“画境之制”，对地方行政区进行调整。原来，汉地世侯各凭实力占据地盘，大者如东平行台严实，“所统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②，小者则一府、一州之地或有二侯；各世侯辖境往往犬牙交错，行政区划极其纷乱。经过调整，割出一些大诸侯如严实、张柔、史天泽等的部分辖地，同时也将一些邻近州县拔属他们，又归并了一些畸零州县，基本上恢复了旧有的路、府建置。划境的结果，增置了许多路、府，至窝阔台末年，燕京行尚书省所统有二十余路。另一项主要措施是，1236年，各路、府、州、县遍置达鲁花赤，位在地方长官之上。通过上述三项措施，蒙古统治者向着实现对中原汉地的直接统治跨进了一大步。各地世侯的权力并没有削除（这要到忽必烈罢世侯、行迁转后才实现），但已受到限制，他们的行省、都元帅、节度使等五花八门的职名先后罢去，改为路、府总管及州、县“军民长官”、“次官”的统一官称。

失吉忽秃忽主管中原汉地大约到1239年。1241年，窝阔台改命牙老瓦赤主汉民公事，为中州断事官（燕京行省长官）。

长子西征1235年，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思等国，命各支宗①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

②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

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率军从征。诸王以术赤子拔都为首，以老将速不台为主帅。1236年秋，灭不里阿耳。1237年春，灭钦察；秋，进兵斡罗思，攻取也烈赞（梁赞）城。次年，分兵四出，连破莫斯科、罗思托夫等十余城，合兵围攻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首府，陷之。1239年灭高加索山北麓之阿速国，攻入斡罗思南境；遣使至乞瓦（基辅）谕降，被杀。1240年，拔都亲统大军围困乞瓦，四周架炮猛攻。其王米海依畏敌，先已逃入孛烈儿（波兰），名将德米特尔领导乞瓦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城破，德米特尔受伤被捕，拔都嘉其忠勇，赦之不杀，但乞瓦军民则遭到残酷屠掠。蒙古军攻陷乞瓦后，继续西进，攻占伽里赤，其王逃入马札儿（匈牙利）。

1241年春，拔都分兵两路，一路由诸王拜答儿、大将兀良合台率领，攻孛烈儿；一路由拔都、速不台率领攻入马札儿。拜答儿一军破散多米儿城，抵克剌可夫，孛烈儿王弃城遁，蒙古军焚毁其城，遂入西里西亚境。西里西亚侯集孛烈儿诸军，与来援之捏迷思（德国）军联合抗敌，激战于里格尼茨，被蒙古军击溃。里格尼茨之战使欧洲诸国十分震惊，感受到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但由于教皇和德国皇帝的尖锐矛盾，未能采取一致的对策。蒙古军获胜后，又攻入莫剌维亚，南下与拔都军会合。拔都军在撒岳河（当即《元史》所载郭宁河）畔击溃马札儿军，进拔佩斯城（当即《元史》所载马茶城），分兵四出抄掠。有一支进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依施达。冬，拔都大军渡过秃纳河（多瑙河），攻陷格兰城。1242年初，遣诸王合丹率一军追击马札儿王别剌四世。不久，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还，1243年初，到达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从此拔都就在这里立国，建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为国都。统有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的辽阔地域，史称钦察汗国（因以原钦察部地为中心而得名）。

攻宋早在成吉思汗进兵金朝时，蒙古与南宋就有了交往，成吉思汗深知宋、金是世仇，企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攻金，因此派使臣到南宋通好，但遭到南宋边境守臣的拒绝。大约在1220年，蒙古使臣再次来宋，次年，南宋始遣使报聘。1227年，蒙古军曾入掠宋四川关外地；1231年，拖雷率军强行假道宋汉中地攻金，又抄掠四川北部诸州县。其后，双方使节往返，达成联合灭金的协议，宋遣兵、粮助攻蔡州，灭金，双方相约以陈州、蔡州为界①。1234年（宋端平元年）六月，南宋朝廷想趁蒙古大军北归之机收复河南①《宋史·贾似道传》。按：蒙古遣王檝使宋要求出兵助攻金，究竟有何许诺？宋遣邹伸之报聘，前往蒙古“审实”，所审者何事？由于记载缺乏，均难确考。《宋季三朝政要》谓蒙古“许以河南”归宋，似不可信（参见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地，草率出兵占领了业已残破不堪的汴京、洛阳等城，结果遭到蒙古军的反击，大败而归。于是，蒙古以南宋“开衅渝盟”为借口，开始了攻宋战争。事实上，不管有没有“端平入洛”事件，蒙古灭金后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进攻南宋。

1235年，窝阔台以皇子阔出、阔端分统东、西两路军侵入宋境。阔出与宗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大将察罕、汉军万户张柔、史天泽率领东路蒙、汉军，取唐、邓、均三州（三州守臣皆金降将，蒙古军至，即叛宋降蒙），攻破枣阳、光化，掠襄樊、郢州等地。1236年，又攻掠光、随、郢、复、德安、荆门等州军，襄阳宋守臣游显降蒙。蒙古军进攻江陵，被宋军击退。次年，口温不花、察罕与张柔率军入淮西，破光、蕲等州，攻黄州、安丰均不克，损兵折将而归。于是又遣使臣入宋，要索岁币银绢。1238年秋，谈判还在进行中，而察罕复率蒙、汉诸军猛攻庐州（合肥），遭到宋军的英勇抗击，损失将卒、兵械无数，退回。所占京西、湖北诸州军先后被南宋收复，被迫降蒙的襄阳军兵亦执游显反正。在东线，探马赤军元帅阿术鲁攻取金亡后被南宋收复的归德府及淮河以北诸州县；1241年，蔡罕率军取寿州，遂渡淮而南再攻安丰，被宋军击退。这样，宋、蒙东部边界基本上回复到原来的宋金旧界——淮河一线。

阔端与宗王穆直、大将达海甘卜、按竺迩、刘黑马等率西路诸军攻四川。1235年，破关外诸州，进攻鸡冠隘，败还。遂转攻秦、巩之地，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降，率部从蒙古军攻蜀。1236年，阔端分兵两路再入宋境。穆直与按竺迩分军下阶、文、龙、茂、威诸州，趋成都；阔端与达海甘卜等统主力军由武休关攻入，取兴元、利州，破剑门关，沿嘉陵江而下，入阆中，遂向成都进军。十月下旬，蒙古诸军攻占成都，继而分兵四出抄掠。此次进兵，使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仪存”（《宋季三朝政要》卷一）。不久，阔端率大军退回，留达海甘卜统蒙古及刘黑马、汪世显等部军继续经略四川；命夹谷龙古带镇守兴元，以为攻蜀基地。蒙古大军退出后，南宋虽然很快就收复了成都和被攻陷的各州县，但仍不断遭到达海之军的攻掠。1239年秋，达海军大学入蜀，进攻东川地区，击溃扼守万州的宋军，顺流而下攻破夔州（奉节），径趋三峡。南宋急调长江中、下游军队至上游抵抗，达海率军撤回。1241年秋，达海又率军攻蜀，进至成都，宋守将开城降，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俘。蒙古军取成都后，四出抄掠，连破西川地区二十余城，“搜杀不遗，僵尸遍野”。

第三节　贵由时期

乃马真皇后摄政

1241年冬，窝阔台在汪吉河附近冬猎后，因饮酒过度而死。时正宫皇后孛剌合真已故，六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通过巧妙手段获得察合台等宗亲赞同，摄掌国政。脱列哥那原是蔑儿乞部首领之妻，蒙古灭蔑儿乞时被窝阔台收纳。她在诸后中地位本不高，但其他皇后无子，而她生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五子①，又机智多谋，遂成为最有权势的皇后。摄政后，她以滥行赏赐博取宗亲贵族、那颜们的欢心，专擅国政达五年之久。她宠信回回妇人法蒂玛（蒙古军从波斯所俘，侍奉宫廷），使其得以干预朝政；中原事务则委任给商人奥都剌合蛮等。因旧怨欲捕杀汗廷大臣镇海和燕京行省牙老瓦赤，二人被迫逃到阔端处，河中地区长官麻速忽也投奔拔都处寻求庇护；呼罗珊地区长官阔里吉思被处死。她将“御宝空纸”给予奥都剌合蛮，凡奏准之事，辄令必阇赤书旨行下，若不肯书写则断其手。耶律楚材以宣旨事属必阇赤长掌管，有责任审其宜否，乃据理力争，不能止，抑郁而死。这个时期，诸王也遣使四出，恣意要索，政事大坏。1243年，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见汗位空悬，萌生觊觎之心，率领本部兵趋向和林。脱列哥那大惊，一面调兵防备，一面遣使询问斡赤斤起兵原故，自称侄媳，词意卑恭。斡赤斤自知争位师出无名，又闻贵由已从西征军中回到叶迷立，遂引兵退回本部。

窝阔台有七个儿子（上述五人，加上业里讫纳妃子所生合丹、灭里二人），以阔出最受宠爱，曾有意立为继承人，而阔出于1237年先死，其子失烈门育于宫中，遂指定皇孙失烈门为继承人。但脱列哥那意欲让长子贵由继位，她遣使召集各支宗王和将领来和林举行忽里台（大会）推选大汗，长支宗王拔都因贵由在西征时曾蔑视他的统帅地位，结下了仇怨，乃托辞病足，不来赴会。直到1246年春，东、西道诸王和各大臣、将领才在和林附近的达兰达葩之地失剌斡耳朵等处举行忽里台，与会诸王、百官经长期商议，以失烈门尚年幼，乃同意共推贵由为大汗。七月，贵由在汪吉宿灭秃里之地的行宫即大汗位。

贵由的短暂统治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7—12。但明初人陈桱《通鉴续编》载，太宗长子合西歹为“二皇后孛灰所生”。合西歹即合失，《元史》、《史集》皆谓为第五子；孛灰即《元史·后妃表》之二皇后昂灰。录此存异。又，《元史·宪宗纪》载：“分迁诸王于各所，..蒙哥都（阔端子）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屠寄据此推论阔端为太宗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所生（《蒙兀儿史记》卷三七《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

贵由即位之初，大权仍操在脱列哥那手中，后数月脱列哥那死，他才亲政，于是立即处死了法蒂玛和奥都剌合蛮；镇海、牙老瓦赤随阔端赴选汗大会，职位得以恢复；耶律楚材子铸袭父职为必阇赤长。贵由还下令拘收其母及诸王滥发的牌印，禁止无限制搜括。但由于他把与拔都的斗争放在第一位，并不注意改善政治，征索泛滥的现象未能有效制止，政事继续恶化。1247年，贵由派野里知吉带（一译宴只吉歹，窝阔台时大断事官）为征西军统帅，命诸王各于所属军队中签发十分之二从征，并授予野里知吉带统辖阿姆河以西各地区和所驻蒙古镇戍军的全权，他人不得干预。前此除木华黎以外，没有第二人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一异常举动，明显含有对付拔都的意图，因为此时拔都的势力已扩展到高加索地区，而贵由则特别指明这个地区应归野里知吉带管辖①。

1248年初，贵由假称到叶迷立养病，率领护卫军西行，真实目的是去攻打拔都。拖雷妻唆鲁禾帖尼识破其意图，遣急使报知拔都，于是拔都也起兵东来迎敌。三月，贵由抵达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乌伦古河上游河曲处）突然死去，当时传说他是被拔都派来的奸细毒死，一说是在与拔都弟昔班酒后斗殴中被打死①。贵由正后斡兀立海迷失回到了叶迷立自己的斡耳朵。拔都一方面按习惯请她摄政，一方面以长支宗王身份遣使召集各支宗王、那颜们到他的驻军地阿剌脱忽剌兀（在海押立附近）开会，商议推举新汗。唆鲁禾帖尼命长子蒙哥率诸弟及家臣赴会，但窝阔台系诸王除合丹外都借故拒绝参加，察合台后王也速蒙哥系由脱列哥那之命得立，故与窝阔台家族采取同样立场。大会按拔都的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斡兀立海迷失派那颜八剌为代表与会，提出应尊照窝阔台遗命推举失烈门继位，遭到拔都、蒙哥诸弟及其亲信那颜的反驳，于是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以选汗大会应在成吉思汗大帐举行为理由，不承认这次推举的合法性。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残酷的斗争。

①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22，1978年。

①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22，1978年；杨志玖：《定宗征拔都》，《元史三论》页67—76。

第四节　蒙哥时期汗位的争夺

蒙哥，拖雷长子，太祖三年十二月（1209年1月）生，据说当时晃豁坛部萨满预言其“后必大贵”，故取名Mongke（意为长生）。幼时养于太宗二皇后昂灰斡耳朵，及长，授分民；1232年拖雷死后，归藩邸领其部民。1235年参加“长子出征”，征服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又率军攻斡罗思也烈赞城（今梁赞），拔之。

他与拔都关系密切，在其支持下被推举为大汗，只是由于未得到宗亲、大臣的一致承认，还未举行正式即位大典①。拔都、蒙哥等决定明年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重新举行选汗大会。拔都命弟别儿哥等率领军队伴随蒙哥回蒙古，以武力为后盾迫使诸王来会。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当权者和部分诸王继续抵制，会期一再被拖延。到1251年六月，拔都指示不再等待他们，于是在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大斡耳朵举行大会，到会的东、西道诸王、百官共奉蒙哥登基。从此，大蒙古国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当新汗登基庆典正在进行时，失烈门与贵由之子脑忽、合剌察儿之子脱脱合谋，以朝会为名率军来袭，进至萨里川之地（土拉河上游与克鲁伦河上游间）。蒙哥的鹰夫克薛杰路遇失烈门车队，发现车中暗藏兵器，知有异图，急驰回大斡耳朵报告。蒙哥遣大断事官忙哥撒儿、弟旭烈兀、末哥等率军前往拦截，将三王及其部属带到大斡耳朵审讯，失烈门的一个部属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三王的密谋。于是，一场对政敌的血腥镇压开始了。三王部属那颜七十多人先被处死，参与密谋的大臣合答随即被捕杀；察合台孙也孙脱与失烈门等同谋，率军为后应，见事败，弃军投降，亦被拘囚。接着，蒙哥命大将不怜吉歹率领十万军队开赴阿勒台山，进向畏兀儿与海押立之地；命不花率军二万进驻谦谦州，显示进攻姿态，同时派使臣传令窝阔台和察合台两家未赴会诸王、后妃即速来朝。斡兀立海迷失抗命，即被捕送和林，与失烈门之母一同处死。又遣使逮捕贵由所派波斯统帅野里只吉带和察合台孙不里，送给拔都处置，命合剌旭烈（拥戴蒙哥的察合台长孙）回本藩处死也速蒙哥，取代其位。镇压扩大到贵由朝的大臣和各地区依违两端的官员，连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立有卓著功勋的三朝元老镇海也被杀害；耶律铸也险遭杀身之祸，因忽必烈说情才得幸免。畏兀儿亦都护萨伦的党于斡兀立海迷失，与其同谋的部属一起被杀。至于失烈门和脑忽，则被遣发到攻宋前线随军效力，不久亦被害。在这次汗位争夺中，蒙哥毫不留情地清除异己，计被杀的诸王、后妃和那颜达三百多人，以致主持审决的大断事官忙哥撒儿病死时，那些被害者①刘秉忠于1250年上忽必烈书中说：“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可见虽然未举行正式即位大典，从拖雷家族方面看来，阿剌脱忽剌兀大会的推举仍然是有效的。的家人恨恨地咒骂：“尔亦有死耶！”①对窝阔台家族最严厉的惩罚是削夺其封国（兀鲁思），瓜分其地，不立藩主，“他们的军队除阔端诸子的以外，全被夺走并分配掉了”②。阔端与拖雷家亲善，其河西封地仍予保留，其余未卷入逆谋的窝阔台系诸王合丹、灭里、海都等各分得一部分属民和领地，贵由幼子禾忽仍守其叶迷立斡耳朵。蒙哥用这种爪分的办法，使窝阔台家族不能形成威胁其汗位的力量。整顿统治机构与革除弊政在清除贵由朝异已诸臣的同时，蒙哥对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进行了整顿。以原藩邸断事官长忙哥撒儿为全国大断事官（汉人称之为右丞相），以孛鲁合为大必阇赤（汉人称之为左丞相），“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置分掌中原汉地和西域等地区事务的必阇赤为之副，凡赋税征收、官职授予等事悉归之，下属有汉文、波斯文、畏兀儿文、藏文、唐兀文等各种文字的书记，并设置了掌管和林官阙、帑藏、斡脱、祭祀、医巫、卜筮、驿传等各部门的官员。①蒙古本土以外诸地，仍划分为三大区域设置行政机构，以牙老瓦赤、布智儿、斡鲁不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中原汉地，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畏兀儿地至河中地区；以阿儿浑为“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阿姆河以西波斯诸州。他们的蒙古职名实为各大区之“也可扎鲁忽赤”（yekejarquchi）即大断事官，并置必阇赤官职多员为其副，下属也有许多佐吏，与大汗朝廷的组织相仿。针对窝阔台末年以来法度不一、政治败坏的情况，蒙哥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革除弊政。凡前朝及诸王滥发之牌印、诏旨、宣命，一律收回；今后诸王未经请示朝廷，不得颁发涉及各地方事务的令旨，不得擅招民户；对诸王、使臣驰驿，限定马匹数目，不许沿途夺要民马和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商人不得骑用驿马；重新登记各地区户口和规定赋税，诸官员不得额外多征。然而，由于所任用的官吏们多是原来的贪赃之徒，新政未见成效，甚至“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其为烦扰，又益剧甚”②。

汉地括户①《世界征服者史》下册，页680—691；《史集》第2卷，页245—251；卢勃鲁克《东行记》；道森编《出使蒙古记》页165、166；《元史·忙哥撒儿传》。

②《史集》第2卷，页13；波斯文合校本页20，莫斯科，1980年。

①《元史·宪宗纪》；《史集》第2卷，页263—264。

②郝经：《立政议》，《元文类》卷十四。

中原汉地自窝阔台末年以来，差徭甚重，加上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贪残，斡脱钱盘剥，民不能当，逃亡日多，乙未年的户籍又陷于混乱。蒙哥即位后，刘秉忠向受命分镇中原汉地的忽必烈建议，“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元史·刘秉忠传》）。可见逃亡者已占原籍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兵源补充，1252年（壬子年）蒙哥下令对民户“从新再行抄数”。办法是：一，就各路、州、县见住民户（包括原籍及寄居逃户）登记入籍，原籍民户，已逃者削去；二，查核投下户数，禁诸投下不得擅招户计；三，按乙未年规定核实驱户，其寄留各地不在本使户下附籍者收为系官民户；四，包括乙未年未抄数之河南、陕西、辽东西等地区。抄数结果称壬子户籍，比乙未旧籍增加二十多万户（其中河南、陕西、辽东西诸路占十七万多户）。由于主持括户的燕京行尚书省工作马虎，抄数以后，户口争端层出不穷，逃亡、影占现象继续发生，因此，1255年再申严令。到1257年（丁巳年）又进行了一次户口编籍，称丁巳户籍。括户之后，又相继在宗亲贵族中进行了分土分民。拖雷家族受益最多，忽必烈除受京兆分地外复益以怀孟路一万一千多户，旭烈兀受彰德路二万五千多户，拖雷庶子末哥、拨绰也分别受五千、三千多户。此外，太祖诸斡耳朵、太宗诸子及一些千户都各得分民多寡不等。

在西域各地区，也同时进行了括户。命阿儿浑登记其所辖阿姆河行省户口赋税，并命他在完成后前往拔都的都城，协助进行括户，又派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①。

征服吐蕃和大理早在成吉思汗灭西夏和窝阔台时代攻伐南宋四川的战争中，蒙古军就进入了吐蕃最东北部地区，征服了一些部落。1240年，分封在凉州的阔端遣部将朵儿达率军进入乌思藏，不久退回。1244年，阔端再遣朵儿达入藏召请最有影响的宗教首领之一萨斯迦派座主萨斯迦班智达（简称萨班），于是萨班携侄八思巴和恰那朵儿只同来凉州。1247年，萨班与阔端议定了乌思藏归附蒙古的条款，遂致函宣谕各教派、各地区僧俗首领，这是乌思藏被纳入蒙古国治下的开始。蒙哥即位后，命和里■“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仍前征进”（《元史·宪宗纪》）。藏文史料除记载这一支征土蕃军外，还记有另一支由朵儿伯台率领的军队于1252年奉旨进兵②，完成了对这个地区的征服。次年，蒙哥遣使至乌思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③，并将富庶的必里公派辖（拉①《史集》第2卷，页274—275；《元史·宪宗纪》；参见杰克逊：《斡罗思括户考》。②参考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12—13。

③见八思巴于1252年初致乌思藏僧侣信（收在《萨斯迦全集》，转引自王铺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页22；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12）。

萨东北止贡）划为自己的“供养地”（分邑），搽里八派辖地（拉萨附近）划为忽必烈的供养地，伯木古鲁派辖地（山南乃东县）划为旭烈兀的供养地，分别与这些教派结成领属性质的特殊“施供关系”。不久，又先后任命了这些地区的万户长。西藏地区自九世纪中叶吐蕃王国崩溃以来，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达四个世纪，至此各地区（教派）割据势力都服属于蒙古，在蒙元朝统治下统一起来。

蒙哥即位以后，命忽必烈出镇中原汉地，并领兵进征南宋。自窝阔台末年以来，蒙古攻宋战争一直没有进展。南宋以孟珙守京湖，招兵练卒，建立巩固的防务，在襄阳“以舟师横截汉水”，使敌兵不得渡，又在光州、黄州、蕲州和安丰间的大别山地区设立大小山寨，分兵把守；余玠守四川，令诸州择险要之地构筑山城，迁治于内，屯兵聚粮，扼守要道，相互呼应。忽必烈深知南宋防守严密，一时无法正面进攻，于是奏请先取大理，从侧后包抄南宋。1252年秋，忽必烈率领蒙、汉诸军及藩府侍从启行，以大将兀良合台总督军事。次年夏，驻六盘山；秋，出临洮，取道吐蕃之境（今四川西部），分三路进兵。冬，蒙古军渡过金沙江，降服了麽些（今丽江纳西族）诸部，进围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祥杀蒙古谕降使者，出城抵敌，大败，弃城遁去。忽必烈入城后，接受张文谦、刘秉忠等人意见，通令禁止屠杀，并命姚枢搜访大理图籍。1254年春，留兀良合台领兵继续攻略大理国未服诸部，以刘时中为宣抚使，自率其余军队北还。其年秋，兀良合台军围善阐（又称押赤，今昆明，时段兴智逃至此），发炮、纵火攻城。城陷，段兴智逃至昆泽，被俘。到1255年，大理国五城、八府、四郡之地相继被蒙古征服，置十九万户府分治之。云南自八世纪中叶南诏割据以来，历五百余年，至此也被并入蒙古治下，从而使云南地区与内地复归统一，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旭烈兀西征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被消灭后，阿姆河以西至叙利亚边境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蒙古统治之下，唯据有祃拶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省）的“木剌夷国”（亦思马因派宗教王国）和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国”（阿拔斯朝）尚未征服。1252年，蒙哥命旭烈兀出镇波斯，并统兵征讨未服诸国，先锋元帅怯的不花率部先行。次年十月，旭烈兀从蒙古出发，1256年渡阿姆河，会同怯的不花军攻打担寒山要塞吉儿都怯堡（今伊朗Damghan城西）。亦思马因国教主鲁克奴丁遣其弟请降，并被迫下令吉儿都怯守将出降，但不肯亲身来见旭烈兀。旭烈兀率军分四路并进，围攻麦门底司堡，架炮轰击，鲁克奴丁力穷出降。旭烈兀命他谕降阿剌模忒等城堡，尽毁之，即派兵将他押送到和林，蒙哥不见，命押回波斯，途中被军兵所杀。归降之亦思马因人也被蒙古军屠灭殆尽。

1257年，旭烈兀进兵报达，命波斯镇戍军统帅拜住（绰儿马罕的继任者）率其军为右翼，经毛夕里（伊拉克摩苏尔）南下合围。先遣使至报达谕降，遭到哈里发谟斯塔辛的傲慢拒绝，使臣亦受辱逐回。1258年一月，蒙古诸军抵报达，四面同时猛攻，报达东门先被炮石击毁，官民逃出城者尽被屠杀。二月初，谟斯塔辛遣其子及官员至旭烈兀营求降，但为时已晚，蒙古军继续攻城，谟斯塔辛不得已亲率诸子及大臣们出城投降。蒙古军入城后，肆行焚掠、屠杀十余日，据载，报达军民在蒙古军攻城和城陷后的烧杀中，死难者达八十万人。不久，哈里发谟斯塔辛父子也被处死。旭烈兀从报达回驻哈马丹，其年秋，移驻蔑剌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马腊格）和桃里寺（今伊朗东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后来即建都于此。他遣使向蒙哥报捷，献上一部分战利品，其余金银财宝运储于蔑剌哈附近乌米亚湖旁新建的城堡中。

1259年秋，旭烈兀分兵三路攻入叙利亚，次年一月，破阿勒颇城，叙利亚算端纳昔儿弃大马士革，打算逃亡密昔儿（埃及），后被蒙古军捕获。大马士革长官献城投降。这时，使者送来蒙哥的死讯，旭烈兀率军回波斯，留先锋怯的不花统率二万军队继续征进。七月，密昔儿马木鲁克朝算端忽秃思（原为大臣，篡位自立），杀蒙古谕降使者，进兵巴勒斯坦；九月，与蒙古军大战于阿音札鲁德，怯的不花战死，蒙古军全军覆没。密昔儿乘胜占领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叙利亚全境，杀蒙古所置官吏，蒙古西征的势头被阻止了。忽必烈治理中原与蒙哥征宋蒙哥原来的部署，是以忽必烈镇中原并统兵专征南宋，旭烈兀镇西城并统兵专征木剌夷、哈里发等国。派两个亲弟分别控制帝国的两翼，显然是为了确保全国权力掌握在拖雷家族手里，巩固其从窝阔台家族夺取来的汗位。忽必烈早已留心汉地事务，并在藩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谋士，受命后，即移驻于漠南金莲川之地（滦河上游原野），继续广招人才，访求治国之方，藩府谋士刘秉忠、姚枢等人向他报告“汉地不治”的严重情况和对宋战争的诸多失策，主要是“军将惟利剽杀”，以致南宋人不愿降附，而且造成沿边一带“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使战争缺乏坚实的后方基地。忽必烈根据谋士们的建议，奏准设置了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并在关中封地置陕西宣抚司，荐举名士及藩府侍臣任长、次官，惩办贪残官吏，约定法制，奖励农桑，均平赋税。河南地处对宋战争前沿，奏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不令燕京断事官干预其事；命经略司于唐、邓、汝、蔡、颍诸州设立屯田以广积粮储，并修复襄阳、光化、均州等处城堡，充实边备，与宋襄樊防线对峙，为经久之计。

忽必烈在三个地区实行“新政”，成效颇著，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惯于肆意征索的贵族们的利益。1256年，他又在滦河上游筑开平城，营建宫室。藩府势力日益壮大，必然引起蒙哥的疑忌，一些贵族、大臣们又不断进谗，谓“王府得中士心”，“王府人擅权为奸利事”（当指将财赋输于王府），这样，蒙哥与忽必烈之间在汉地政策和权益上的矛盾终于爆发了。1257年，蒙哥派遣大必阇赤（左丞相）阿兰答儿和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审查和迫害两司大小官吏，实际上是打击忽必烈藩府势力，迫使忽必烈交出了邢州、河南、陕西三地区的权力，撤销三司。同时，蒙哥决定亲自统兵征宋，并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令他“在家休息养病”，改派宗王塔察儿统领左翼进攻京湖、两淮，自统右翼军进攻四川，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

1258年四月，蒙哥驻夏六盘山；七月进发，分兵三道入蜀，攻拔苦竹隘（隆庆府）、鹅顶堡，连取长宁山城、大获城（阆州）、运山城（蓬州）、青居城（顺庆府）、大良城（渠州）及巴州等城。原在四川的都元帅纽璘，打败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对成都的进攻，乘胜攻取云顶山城；蒙哥入蜀后，他即留密里火者、刘黑马守成都，率军攻叙州，大败宋守军，突破马湖江防线，沿江而下趋重庆下游，封锁江面，以堵截南宋援蜀之军。1259年初，蒙哥大军入合州，遣使至钓鱼城谕降，被守将王坚所杀。蒙哥大军进围钓鱼城，王坚率军民奋勇拒守，蒙古军连攻五个多月不克，损兵折将，七月，蒙哥病死，蒙古军撤围北还。

塔察儿率领的左翼军于1257年秋进攻樊城，不克，退回。此后一年多，除四出抄掠外，一城未取，毫无战功。次年十一月，蒙哥不得不命忽必烈出来统率左翼军攻宋。忽必烈在罢兵闲居期间，日与谋士商议大计，待时而动。接到出师之命，即欣然从开平南下，1259年春，会诸王于邢州，接收兵权。但他并不急于进兵，先召名士宋子贞、商挺、李昶、杜瑛等访问政治得失及攻宋之计。七月，始至汝南，遣大将霸都鲁先行；下令军中，戒诸将毋妄杀，毋焚掠；命杨惟中、郝经等宣抚江淮，并遣官督办粮秣。八月，蒙哥死于合州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以兵马已动，决定继续进兵，渡淮而南，沿途未遇重大抵抗，到达黄陂，临江而阵。九月初，弟末哥从合州遣使至军前，报告蒙哥死讯，并请北归，忽必烈不愿无功而还，亲自指挥诸军由阳逻堡附近强渡长江，驻南岸浒黄州。越日，进围鄂州，守将张胜、高达奋勇抵抗，吕文德率援军从重庆东下，突围入城，鄂州防守益坚；贾似道以丞相兼制各路军马援鄂，统一指挥守御。蒙古军围攻近二月，不能破，军中乏食，疾病者十四五。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合敦遣使至军前，报告阿里不哥已派亲信大臣征兵于漠南北，并以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京，有夺取汗位的企图，请忽必烈速返。此时，统领诸路援鄂大军的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却不敢乘忽必烈陷入困境之际发起反攻，反而遣使求和，愿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忽必烈顺势许和，撤围北还，留霸都鲁统领一部分军队驻江北待命。奉旨从云南北上会合的兀良合台军，于十一月抵潭州（长沙），宋湖南制置使向士璧坚守，久攻不下。忽必烈撤军北还时，特派兵接应兀良合台军随后渡江北撤，蒙古攻宋战争至此暂告一段落。

史称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①。“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遣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来民瘼；污吏滥官，黜责殆遍。其愿治之心亦切也。”②但他固守蒙古旧制，不愿变通，而任用的管理汉地主要官员仍然是贪残之徒，又由于与忽必烈的利益冲突，撤销了行之有效的几个地方的改革，致使汉地的治理状况未能改善。长期围困合州，不知变更战略，也是他军事上的一大失策。

蒙哥正后忽都台，生长子班秃、幼子玉龙答失；他妃生子阿速歹、昔里吉、辩都③。

①《元史·宪宗纪》。

②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③《史集》所载蒙哥子无辩都。此据《元史·宗室世系表》。

第六章　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

第一节　忽必烈建国及其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

1260年初，从蒙、宋前线匆匆北返的忽必烈抵达燕京。他在燕京附近驻扎了将近三个月。蒙哥汗亲征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①。1260年4月中，忽必烈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脱里赤，先发制人，在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宣布即大汗位。

拥戴忽必烈最积极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②。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忽必烈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这为日后由塔察儿“率先”，从而诱逼在场的其他宗室“相继劝进”安排了最关键的一着①。合辞推戴的诸王，还包括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一度滞留于汉地军中的蒙哥子阿速台这时已北投阿里不哥，没有与会。

践祚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诏书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它表明了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又次月，复以建元中统诏天下，更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②。

建国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翌月，以王文统、赵璧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候的“中书省”似乎还不像是国家正式的中枢机构，建制也极不完备。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①②《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49—253、247。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廉氏《家传》；元明善：《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②《元史》卷四《世祖纪》。

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中统元年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中统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名义颁布的③。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①。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很快组建起拱卫京畿的侍卫亲军。统领侍卫亲军的，是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董文炳等将领。立国之初，“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元史·世祖纪一》）。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至漠南沿线，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统头两年对南宋的背约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他虽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江汉两大都督，东则李璮，开府益都；西则史权，开府邓州，与宋扬州、襄阳两别帅犄角”②。但他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拘，不过遣官诘问而已；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南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后者只得匆匆于1260年夏季，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①。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子哈剌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察合台孙阿鲁忽、窝阔台孙覩尔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术赤孙忽里迷失和合剌察儿、蒙哥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塔察儿子乃马台、别勒古台之子等。这样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响的东道诸王似乎很少，但他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的支持，又要多于忽必烈。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后王别儿哥，态度都不无暧昧之处，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儿③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①据《元史》卷五《世祖纪》，中统三年十月，“命百家奴所将质子军入侍。..命不里剌所统固安、平滦质子军自益都徙还故里”。这些由质子军组成的怯薛部队，当是在围攻李璮时被派出去的。怯薛军能远离大汗出征，证明它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

②姚燧：《孙显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

①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即位于是年夏季中期，不确；但他说阿里不哥在其阿勒泰夏营地称汗，则与《元史·世祖纪》谓四月“阿里不哥潜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相合。很可能他是在自己的夏营地得到忽必烈称汗的消息，只好于匆忙中就地举行大会以应变。

子药木忽儿，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冲制的钱币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钦察汗国在阿里不哥失败前一直认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古大汗的统系②。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对忽必烈颇为不利。为改变此种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后王阿必失哈（阿只吉长兄）急驰西北，企图用他控制察合台兀鲁思的政局，使之与中原汉地势力为犄角，拑制漠北。阿必失哈一行在途经河西时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留，察合台兀鲁思落入阿里不哥派去的阿鲁忽之手。不久，阿鲁忽和旭烈兀渐与阿里不哥生隙。忽必烈抓住时机，以明确承认二者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既有权益为条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马木鲁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当归旭烈兀统治守卫，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则由阿鲁忽镇守①。至此，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立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建国次年，忽必烈与西道诸王的关系基本和解，遂使他得以全力对付阿里不哥。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东路军由旭烈兀子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剌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速台节制，阿速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手里。阿里不哥的左路军以宗王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汉地政治经济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当为合赤温孙）为其前部。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剌察儿，阿里不哥难以继续立足和林，匆匆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忽必烈大概是循帖里干道，顺利进至和林②。其时约在当年初冬。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忽必烈便南至汪吉河（今翁金河）冬营地，以为短期休整③。阿里不哥生恐忽必烈乘胜追击，乃遣使假意求宥，并称待马力稍复，再赴阙谢罪。忽必烈深以汉地政局为念，遂留移相哥镇漠北，自己冒严寒逾漠南返。南指六盘山的西路军虽为偏师，但它牵动川蜀关陕，使那里本已化险为夷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原来早在廉希宪受命宣抚京兆、四川时，屯兵观望于六盘山的浑都海就企图联络阿里不哥遣往关中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川蜀军中亲阿里不哥的将领发难。廉希宪当机立断，捕杀刘太平、霍鲁怀，以处于弱势的秦巩世侯汪家的军队拒阻浑都海，“但张声势，使不得东”。浑都海果然中计，“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采取了“重装北归，以应和②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卷22，1978年；施普勒：《蒙古人在伊朗》，页61—62。①《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5—256。

②关于帖里干道，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辑，1977年。

③《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4。

林”的下策。关陕之危竟得安然解脱①。可是当阿兰答儿提兵与北归途中的浑都海会师之后，这支军队重又折返东向，并派人约结陇蜀诸将，一时“人心危疑”，朝士至有捐弃两川、退守兴元之议②。两军兵锋初接，朝廷方面又先失利，遂愈使“河右大震”。这时候，忽必烈增派的诸王合丹（窝阔台子）、哈必赤（合撒儿子）等率师与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阿兰答儿、浑都海被擒杀。关陇遂安。

中统二年二月，诏命燕京行省及各路宣抚使北上开平，会议军国大政。

三月末，燕京省官毕集开平。本年夏季，除检核钱谷、充实省部、擢用辅弼外，朝廷还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制定了若干具体的行政条款，行政中枢既经调整扩充，更明确地分为两个班子，以史天泽、张文谦等人留中，王文统、廉希宪等行省事于燕。秋，又置大司农官，并置十道劝农使司，“为之使者，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长者，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③。

溃败远遁的阿里不哥，歇息于吉利吉思；至1261年秋天，元气稍有规复，又举兵东来。他事先遣使向移相哥伪称率众来归，使移相哥疏于防备，因而突袭成功。移相哥大军溃散，和林城再次失守。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西①，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剌军队溃败撤兵。待阿速台率领的后继部队赶到，阿里不哥回军再战。其右翼被击败，左、中两翼与忽必烈军鏖战至夜仍不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元史·世祖纪一》）。形势似乎缓和下来。1262年，据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又拒绝听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因此愤而移兵西讨阿鲁忽。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挥兵西指，和林终将不守，所以临行指令和林城诸长老，许其举城归降忽必烈军。阿里不哥西徙后，忽必烈所部果然不战而收复和林。

1262年冬，阿里不哥在击败阿鲁忽后驻营于阿力麻里。他肆行杀掠，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1264年春，阿力麻里大饥，军心愈亦涣散。阿里不哥计出无奈，被迫向忽必烈输诚。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这次纷争，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①《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九《商挺传》。

②《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家传》。

③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①昔木土脑儿，耶律铸作析木台，见《双汉醉隐集》卷二《析木台》诗自注。拉施都丁作Shimultainawur。是为蒙语Shimughultainaur的音译，意谓有蚋的湖。箭内亘将它与张穆《蒙古游牧记》中著录的阿巴噶纳左旗境内之苏而禄都相勘同，见箭内氏：《蒙古史研究》，页599。

第二节　李璮之乱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的完善

李璮之乱

据拉施都丁说，1262年，当阿里不哥出和林西讨阿鲁忽后，忽必烈曾亲率部队进至和林。正值此时，汉地变起，他被迫疾驰南返。拉施都丁所谓汉地变起，无疑是指中统三年二月爆发的李璮之乱①。忽必烈亲征一事，汉文史籍无可印证。但这世侯称反已成为远较阿里不哥之乱更直接影响到汉地政局的头等大事，则至为明显。李璮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忽必烈即位后，他仍借口防备南宋，“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他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发会子，反状日益明显②。当时，由于北边战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对李璮采取姑息的策略。中统三年初，乘朝廷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密令纳为质子的李彦简窃归，随即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称反，献城于宋，勒兵趋益都。驻益都的原宣抚副使王磐出奔济南。益都陷。李彦简逃离阙下时，李璮反迹已暴露无遗，忽必烈因而问计于姚枢。姚枢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问：“若是贼将何出？”枢对：“出下策。”①因此李璮一发难，忽必烈在部署讨伐用兵时，即诏令济南路万户张宏修城备战。很可能这道诏令未到济南，李璮已兵临城下。张宏所部“城守之卒，数不满千”，只好偕同祖父济南公张荣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两天以后发布的另一道诏令，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讨璮。张宏于是为合必赤前导，调头回兵济南。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的汉军，毕会济南地区。不久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大军先树栅凿堑，围济南城，继而又筑环城六十里围之，李璮自是不复得出②。

李璮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大世侯如史天泽、严忠范等都服从忽必烈的调遣来进攻他。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①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吏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②张起岩：《张宏行状》记张宏条上李偰“逆迹等十事”，见《元文类》卷五○。①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②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自己周围。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么肯轻易冒险称叛？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宋将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陆，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③。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济南围城之役，始于中统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个月，城中粮草难以为继，最后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涣散。李璮自知大势已去。“分付众人出，各讨路去”。自己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浅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军擒获，旋即被史天泽等擅杀于军前。明日，“天泽等引军东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开门降”。

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措施对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发生表明，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为“潜销诸侯之横”以除后患，忽必烈当机立断，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势力的措施：一、在各地实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长官集军、民之权于一身。

中统三年十二月，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世祖纪二》）。至是，诸路军民总管，正式转变为只理民政的官职即路总管。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都一度被削去军权，保留的都是文职。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

三、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的汉地世侯，规定兵民之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制下，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朝廷宣称这是“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①。

四、中统四年五月，立枢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枢密事，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由是确立了千户、万户——统军司（分立于河南、山东）或元帅府（立于东西两川等地，后亦改为统军司）——枢密院的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仅较为有效地抑制了汉地世侯的割据势力，同时也③《元史》卷一四八《严忠嗣传》；卷一四七《张宏略传》；卷五《世祖纪》二。①《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卷一四七《张弘略传》。在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内，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各主要环节基本上得以互相衔接，整合为一体。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统后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完善新政权的步伐。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议定给官员俸禄，颁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同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中外百官仪从，设翰林院。二年，依诏命省并州县，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余处。三年，正式实施对京、府、州、县、司官吏颁给官俸职田的制度②。四年，始于中都东北营建新都城。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国初以来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国号诏颁天下。九年，改中都为大都，确定以大都为国家首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彼。两都畿辅，成为国家的“腹里”之地。忽必烈明确宣布：“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传》），以之与“太祖皇帝肇定区夏，视居庸以北为内地”两相对照①。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观念，与乃父乃祖相比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在北方的封建统治秩序渐趋稳定的同时，攻取南宋逐渐被提上元朝政权的议事日程。

②《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又据《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最初议定“禄科之制”，事在中统元年、二年。

①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节　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

1259年末，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贾似道向宋廷隐瞒了议和、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上功，谎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之后，长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对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②，仍然沉溺于穷奢极欲之中，南宋政权的腐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贾似道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声斥问他们：“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时人至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之讥③。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受统帅吕文德、俞兴忌恶构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尽得国事虚实”。甚至当襄阳已下，元军“旦暮斧斤不绝，整兵练众，意在渡江”之时，宋朝的方面大员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长江天堑”④。朝廷大权掌握在这样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爱国军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战终于不能挽回亡国的命运。

刘整降蒙后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攻宋军重镇襄阳，“张平宋本”。元军于汉水东岩的鹿门山和白河口等筑堡，以逼襄樊。由于守城之战素为宋所擅长，元军意在以长围久困克复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经理屯田，就便供给襄樊前线。六年，命史天泽至前线经画。史天泽用张弘范建言，“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元史·张弘范传》）。七年，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完全切断了救援襄阳的陆路。同时，由刘整选卒七万，日练水军，以济己之短。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败。八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辎重全部落入元军之手。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统张顺、张贵自襄阳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围，接应襄阳。张顺、张贵先后战死，襄樊之围仍不得解。是年，元军对樊城实施攻坚战。

襄阳和樊城隔汉水南北相望。宋人列木植江中，贯以铁索，上造浮桥，互相应援。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绝两城间的联络，并用回回炮猛击樊城。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襄阳守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即向元军投降。到这时为止，宋军苦守襄阳首尾达六年。时论对吕文焕出降虽有“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的批评，但对他兵尽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举仍寄于同情之心。汪元量在《湖山类稿》的《醉歌》中唱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十一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兴师平江②语见王应麟向朝廷的上言，见《宋史》卷四三八本传。

③《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传》；刘壎：《贾似道》，《水云村泯稿》卷四。④吴莱：《张定传》，《吴渊颖集》卷七。

南。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他遣使潜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问天命于张天师，当即在此前后①。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寻以疾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以淮东地区地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构成三路进兵态势，而以伯颜一军为主攻。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叮嘱他要效法曹彬，“不杀”而取江南。九月，伯颜亲自领军，自襄阳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

时宋军在郢州聚重兵十万，夹汉水而城，铁索横江，阻遏元军水师。伯颜弃城不攻，由藤湖绕过郢州，复舟行汉水，长趋直入，于十二月抵达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船万艘列置江中，戍重兵于江北重镇汉阳军、阳逻堡，与江南鄂州互为应援，力图阻拦元军从这里入江东下。伯颜麾军佯攻汉阳，扬言将由汉口入江，同时暗遣别骑倍道袭取沙芜，计成。元军遂从汉水下游开坝导水，接通沦河下游水域，使舟师得以由此进入大江。而后又佯攻阳逻堡，别遣精兵溯流西，屯于青山矶对岸；至夜，抢渡大江，占青山矶，起浮桥引大军绝江而南。夏贵闻元军渡江，大惊，引麾下三百艘遁还庐州（今安徽合肥）。元军克阳逻堡，南宋江汉守军士气瓦解，汉阳、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陆）相继投降。

是年底，伯颜留阿里海牙兵四万于鄂，以规取荆湖，自己与阿术领兵沿江东下。次年三月，阿里海牙于洞庭湖口击溃宋高世杰军；四月，攻取江陵，荆湖北部州县多降。阿里海牙的这一胜利，完全解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①的后顾之忧。忽必烈对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竟命杨恭懿入殿卜吉凶；济江下鄂之捷闻，仍未完全消释其疑虑。他夜召姚枢入内，说道：“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无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直至阿里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说：“东南之势定矣”②，乃敢在京师排宴志庆。

伯颜与阿术自鄂州顺流而东，仍以吕文焕为前军。宋沿江将帅多为吕氏旧部、门生，每不战而降。十二年二月初，元军进至安庆，在这里与从正阳南下的董文炳会师，又进至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南宋自鄂州失守，阖朝震惊。贾似道迫于太学生及群臣的舆论压力，只好亲自都督诸路军马，集诸①危素：《送程南溟序》，《危太朴文续集》卷一。又据郑元祐《遂昌杂录》，潜往龙虎山者，为“伯颜丞相先锋”尤宣抚，其人“谍江南凡八年，至以龙虎山张天师符录取信于世祖皇帝云”。①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②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欧阳玄：《阿里海牙新庙碑》，《圭斋集》卷九。路军十三万，上表出师。他与夏贵会师江上，复进至芜湖。这时候，他还想以岁纳币与元军议和，遭到伯颜拒绝。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颜自池州向东推进，与宋军遇于丁家洲。伯颜部骑兵沿大江两岸掩杀，举巨炮猛轰宋军，阿术则驱船舰突入宋水师。宋前军孙虎臣战线动摇。夏贵见状不战而走，以扁舟掠贾似道船，对他喊道：“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惊慌失措，下令退师。宋军全线溃败，军资器械全为元军所获。伯颜军进至建康（今南京），不战而降镇江，时近暑夏，遂遵旨驻兵建康、镇江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赵晋、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等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以示必死。时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董文炳军追张世杰至海。自此战后，宋人基本上失去与元军正面交战的能力。江北扬、泰等州，江南常州等地虽都婴城固拒达数月，却已无法阻止元军南进的破竹之势。

八月，伯颜还军前。十一月，伯颜以阿术驻瓜洲绝扬州之援，余部分军三道发动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范文虎率水军从京口循大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水陆诸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趋临安。无军强克常州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①。自元军下建康，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②。大臣们相率“接踵宵遁”，以至“朝中为之萧然”。贾似道被罢黜后，宋廷以王瀹、陈宜中为相，并都督诸路军马。寻复以二相论事不合，免王瀹相位，改任留梦炎与陈宜中。陈宜中当危难之秋，竟“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辞，拒绝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敌决战的建言，一意向元朝求和，甚至不惜晋用降元将领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吕文德子）为兵部侍郎，以求和议。这时候，陈宜中主持下的宋廷，几度遣使至日益逼近宋都的伯颜军前，乞求罢兵，表示愿意称侄，如不许，称侄孙亦可，再不许，甚至只求封一小国。但这时元军灭宋之意已决，不许和。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三军毕会于临安府郊外。张世杰、文天祥坚请三宫入海，愿率众背城一战。陈宜中沮之，说太皇太后谢氏献传国玉玺及降表于伯颜军前。当夜，陈宜中便遁温州。张世杰眼看临安不守，亦在此时移师定海（今浙江镇海），抗命拒元。宋度宗子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廷臣保护下潜出临安府，渡浙江（今富春江），趋婺州（治今浙江金华），经温州，由陈宜中等相拥入闽。是月，阿里海牙破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招降湖南①危素：《昭先小录序》，《危太朴集》卷七。

②王义山：《徐卿孙事状》，《稼村类稿》卷二八。

诸郡。元廷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趋江右，立都元帅府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这样就使元军从荆湖至浙东，完全连成一片。

二月，伯颜遣官入临安视事，籍府库，收百官符印，遣散禁军。三月，伯颜入临安，依旨押送全太后与宋少帝赵北上，留阿剌罕、董文炳领行省事，忙兀台镇浙西，唆都镇浙东。谢太后因疾暂留南方，后来也被押到大都。赵先受封为瀛国公，后入吐蕃学佛，号合尊大师，一号木波讲师，英宗时被毒死；全太后则入庵为尼。

是年五月，逃到福州的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拥益王昺为帝，进广王昺2为卫王。临安投降前使于伯颜军前遂被羁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脱，这时也辗转来投赵昰。流亡小朝廷力图凭借福建，规复两浙和赣南。江西、两浙地区闻闽廷颁诏，亦“在在起应，蜂屯蚁附”①。秋，张世杰以十万大军攻建昌（今江西南城），败绩。文天祥先开府南剑（今福建南平），至冬，遂引军西趋，次汀州（今福建长汀），遣军攻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等地。这时候，元大军沿处州（今浙江丽水）、建宁（今福建建瓯）、邵武一线由浙东入闽，张世杰、陈宜中等却不敢组织抵抗，奉赵昰及卫王昺从福州蹈海至泉州。时宋军尚有17万人，并民兵30万、淮兵万人。宋军因征用船只与闽广招抚使蒲寿庚冲突，蒲叛宋降元，二王又从泉州逃到潮州海面飘泊。不久移至甲子门（在潮、惠二州交界处海岸）。

至元十四年正月，江西元军入闽趋汀州。文天祥退至漳州界内，移入梅州（今梅县）。五月，他逾大庚岭复入赣南，连破诸邑，势稍振；八月，文天祥被元将李恒袭破于兴国，损军20万，妻妾子女亦被元军追获；是冬，转战至南岭屯戍。元军下汀州后，进兵广东，二月，复取广州。四月，南宋小朝廷辗转移驻官富场（今深圳西南）。秋，元军一路由塔出统率，自江西再逾大庾岭入广东；一路由唆都统率，自泉州之西攻入广东，小朝廷移至广州湾内的秀山，寻又出逃到井澳（即今澳门以南诸小岛所在洋面），遇风舟败，军士死过半。继而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岛以东海域），欲直航占城，由陈宜中扁舟先往联络，而大队未行。次年春，往驻洲岛（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赵昰死于洲，张世杰、陆秀夫等拥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六月，张世杰率军收复雷州（今广东海康），失败，乃奉帝昺移师至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的崖山，扼险自固。张世杰余部尚有士卒万人，舟八百余艘。在此前后，文天祥至州府东南海滨的乾溪山（船澳），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再次请入朝，仍不许。他只好在潮、惠一带领残军坚持抗元。

元廷在至元十五年五月末获知赵昰死而赵昺立。六月，张弘范、李恒率水陆军二万赴闽广灭宋残部。元军由赣南出兵入广。是年冬，张弘范至潮阳，前军击溃自潮阳走海丰的文天祥军，擒文天祥。这时候元军已从宋降卒口中①姚燧：《虎益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

确知赵昺在崖山。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大军由海路自潮阳港径往崖山，途中命囚系随军的文天祥修书招张世杰，文天祥乃书《过零丁洋》诗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张弘范、李恒两军会合后，对宋崖山水师发起总攻，激战经日，宋兵全军溃败。陆秀夫杖剑趣妻子入海，随即负幼帝昺自沉；张世杰率十六舰趁夜间突出重围，欲奔交趾再图恢复，途中遇飓风舰败，溺死于海。

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许多地方仍坚持抗战。守卫扬州的李庭芝拒绝遵从太后命他归降的旨意，声言奉命守城而未闻有奉命投降者。但不久，扬、泰诸州相继失陷；四川泸州、重庆及东川诸州于至元十四年末十五年初亦被元军占领。十六年初，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合州也被迫投降。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第四节　西北边地的争夺与北方、东北边疆的巩固

西北边地的争夺

中统、至元初期，元朝西北边地的形势，经历了几度急剧而复杂的变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极大地便利了察合台兀鲁思势力的迅速扩张。阿里不哥在委命阿鲁忽为察合台兀鲁思汗的同时，把统辖西至阿姆河东岸的西域绿洲城邦的权力授给了阿鲁忽；原来由大汗派驻该地区的官员和军队，现在也都改属阿鲁忽。不久，当阿鲁忽改换门庭，归命于忽必烈时，后者又重申了阿鲁忽业已在手的上述既得权益①。阿鲁忽在解除了阿里不哥的威胁后，即乘术赤后王与旭烈兀之间发生战争的时机，出兵占领和劫掠阿姆河中游属于术赤后王的重镇讹打剌。接着，他又借大汗在不花剌括户的机会，残杀术赤后王在该城的五千属民，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妻女②。这就迫使术赤后王别儿哥决定支持正在向他求援的窝阔台后王海都，与阿鲁忽相抗。海都是窝阔台子合失的儿子，或许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唯一不喝酒（包括马奶子酒）的成员①。蒙哥汗夺得汗位的时候，窝阔台系诸王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在阿勒台山外的份地，被分割为若干小块，分授给未参与反对蒙哥的窝阔台子孙们。海都也在这时候徙封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迪库尔干东北），开始暗暗地重集自己的兵力。中统末年，海都利用术赤后王与察合台兀鲁思之间的矛盾，依靠别儿哥的支持起而反抗阿鲁忽。汗位危机平息以后，忽必烈意图收回对阿勒台以西的控制权。恰在这时，海都的势力发展起来，而且与术赤后王结为联盟，这不能不引起忽必烈对西北局势的关注。至元初，忽必烈把自己相信的察合台诸王八剌派往察合台兀鲁思，企望通过他加强大汗对西北政局的控制。他还遣铁连出使钦察之地，力图离间术赤后王与海都的关系。至元三年（1266）六月，又任命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至漠北镇守，增强对阿里不哥系诸王的监视弹压，同时也为从蒙古高原出兵西北边地作好了军事准备。在这个时期，忽必烈还一再诏命海都驰驿入觐。鉴于窝阔台系诸王遭受蒙哥清洗报复的教训，海都对忽必烈的朝觐之命充满疑虑，因此托辞不至。很难说他对祖父曾据有的大汗宝座有多少觊觎之心，但他坚持自己作为窝阔台后王有权控制一块相对独立的分地，声明将①参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页117至120。这个时期畏兀儿的归属颇不易确言，大概处于相对中立的状况，无论忽必烈和阿鲁忽、阿里不哥都未能有效地控制它。见安部健夫：《西畏兀儿国史的研究》，页70。

②见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0至516，225。

①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1。

在自己“所至之处”服从大汗②。忽必烈与海都在互相猜忌之中日趋敌对。至元五年，海都一部游弋东趋，入岭北，驰突蒙哥子玉龙答失所统巴邻部众③。这很可能只是偶然事件，但马上被驻扎在蒙古高原的忽必烈军队视为海都称叛的信号。于是漠北元军出兵，“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①。直到这时，海都似乎还力图避免与忽必烈军正面开战，因此才会从阿力麻里西撤。

海都的西奔，引起了当时的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的疑惧。八剌深恐海都就此西渡锡尔河，夺取河中，因此急忙出兵拦截，两军在锡尔河畔相遇，发生大战。八剌先胜，海都在获得术赤后王的援兵后再度出战，大败八剌。八剌军退至河中，预备整军再战。

为了避免河中城郭地区遭到更大破坏，海都遣合丹（窝阔台子）的儿子钦察去与八剌约和。1269年春，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和窝阔台兀鲁思三方会盟于塔剌思河。三方议定：互结为“安答”；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划归八剌，剩下三分之一属于海都和蒙哥帖木儿；诸王各自退回山地和草原，不得进入城郭地区，不在农耕地上放牧牲畜，也不向城郭居民滥行征发；农耕定居区域的管理仍由麻速忽负责；为了增加八剌的牧场、土地和军队，将由海都派兵，援助八剌西越阿姆河去侵夺伊利汗阿八哈的疆域。翌年开春，八剌便从河中西攻呼罗珊。伊利汗阿八哈在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附近设计大败八剌军。八剌败退河中，不久死去。察合台孙聂古伯（撒里班之子）被海都立为察合台兀鲁思的新汗，察合台兀鲁思沦为海都的附庸。海都取得对突厥斯坦和河中的支配权后，对元朝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开始了与元朝在天山南北两路直接对峙和争夺的阶段。

至元八年，忽必烈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十年，那木罕趁察合台汗聂古伯与海都不睦，往征之。聂古伯死，不花帖木儿（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之子）继位为察合台汗，寻亦死。八剌之子都哇遂立。此两汗均由海都援立。十一年，元廷置畏兀儿断事官；增斡端、鸦儿看（今新疆莎车）水驿，并“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元史·世祖纪五》）。十二年正月，诏追拘海都、都哇金、银符凡三十四道。

拘收牌符更加激化了双方的冲突。大约十二年夏季，窝阔台系诸王禾忽（贵由子）沿塔里木沙碛南缘进至蒲昌海（即罗布诺尔，在今罗布泊西）一带，断元朝通向巴达黑伤山地的驿路①。

②《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447。

③《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6。巴邻一名，英译本写作Narin。

①《元史》卷六三，《西北地附录》原文作“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忽必烈亲征，于其他有关史料无征，率领这支军队的，应当是北平王那木罕。“北庭”此指岭北。

①至元十三年正月，元廷派往巴达黑伤采玉者“道经沙州，值火忽叛”，不克西行。见《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都哇和他弟弟不思麻率兵围攻别失八里，应当也在这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与禾忽分道征进，即沿天山南麓、塔里木沙漠北缘东袭，然后越过天山直至别失八里城，并一度攻占此城。是后不久，畏兀儿亦都护就从残破的别失八里南徙，移治于哈剌火州（在今新疆吐鲁番以东）②。针对海都、都哇东进的形势，元廷派昔班出使海都，谕之罢兵。十二年七月，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镇边。海都被昔班说动，“退军置驿”；而这时安童已经率部“先克火和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元史·昔班传》）。

北方的平定那木罕所部，除斡赤斤曾孙札剌忽、阔列坚孙兀鲁歹以外全部是拖雷系诸王的军队，包括对忽必烈夺取汗位心怀不满的昔里吉（蒙哥子）、药木忽儿和明理帖木儿（均为阿里不哥子）等等。至元十三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儿（拖雷孙，岁哥都子）先叛，继又诱引昔里吉、药木忽儿等实行兵变。叛王们推昔里吉为大汗，械系那木罕、阔阔出（忽必烈庶子）和安童，分别把他们送到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和海都处，并欲与二王结盟以抗元朝。可是海都除了乘元军前线大本营瓦解、叛师东移的机会夺得阿力麻里空城外，并不热心于与这位新“大汗”配合行动。昔里吉于当年冬天兴师东逾阿勒台山，回到拖雷系诸王份地所在的岭北地区。途中他们又与另一支叛王撒里蛮（蒙哥孙、玉龙答失子）的部众相合并。这以后几年里，元朝在北线的战事，主要是在岭北地区展开的。

至元十四年春，叛军从他们的吉利吉思、谦州大本营南进，结集在和林北面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夏，漠南元军击溃驻牧应昌的翁吉剌贵族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的叛乱后，绝漠增援和林地区。七月，伯颜奉诏统领岭北诸军平叛。元军在土拉河、鄂尔浑河连胜叛军。昔里吉等败退吉利吉思。至元十五年，元军在唐麓岭（今唐努山）以南巡弋，逐渐形成对吉利吉思的军事包围。十六、十七两年，双方不断交战，元军一度进至位于叛王巢穴的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源）、兀速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流域）一带。这②据危素《忻都公神道碑》：“亲王都瓦、不思麻□，[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已而北廷多故，我弗安，仍迁国火州。”见《陇右金石录》卷五，原文所缺，或为“叛”字。又据《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传主之裔月儿思蛮袭独山城（今新疆奇台，在别失八里之东）都督兼达鲁花赤。“后因军帅札忽儿台据别失八里，尽室徙平凉”。柯绍忞以为札忽儿台为都哇暂据别失八里时的守帅，安部健夫是之。都哇陷别失八里的年代，正当那木罕驻军阿力麻里，都哇不大可能沿天山北麓进征，只能由南麓绕行。由高昌女僧舍蓝蓝八岁（至元十三年）时发生“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可以推知都哇东趋，与禾忽的行动大致同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舍蓝蓝八哈石传》；《畏吾儿国史的研究》页93至94；《新元史》卷一三六《哈剌亦哈赤北鲁传》。

时叛军已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连叛王中最号强盛的脱帖木儿，亦“以兵屡动而弗战，士马离散，众皆怨忿”①。于是叛王之间发生了内讧。昔里吉和撒里蛮互相攻杀。至元十九年，他们先后赴阙谢罪，长达七年的昔里吉之乱遂告结束。至元十七年，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病死。翌年，脱脱蒙哥继位为金帐汗，将被拘质的那木罕遣回②。十九年，昔里吉乱平。元廷因改封北平王那木罕为北安王。看来那木罕东归以后，主要驻扎在岭北。突厥斯坦方向的经略，大约在这前后已由察合台诸王阿只吉负责③。岭北局势渐趋平静，岭西地区却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战争。至元十五年以后，元政府不断向别失八里增兵，力图收复天山南路诸城。海都也逐步改变已恪守多年的拥兵观望立场。至元十七年，禾忽子秃古灭袭攻哈剌火州，劫掠附近地区。八年，刘恩率元军击败海都部将，进据斡端；翌年又击退前来攻城的海都系诸王。二十年，海都遣八把率众三万攻斡端，刘恩以众寡不敌，破围退师。元军虽然丢失了斡端，但从二十一年元朝的“游击军”曾进至可失哈儿一带的事实判断，至少北道的曲先（今新疆库车）这时仍被元军控制着①。

可能就是在收复斡端之后，海都再次向元廷表示愿意和解，遣回了拘禁于窝阔台兀鲁思的安童和石天麟②。二十一年三月，那木罕、安童相继回到漠南。但元朝不甘心轻易放弃天山南路。海都方面未获得预期反应。二十二年，都哇、不思麻领兵十二万，击败诸王阿只吉，进围畏兀儿亦都护所驻之哈剌火州。围城之战持续六个月。城中食尽。火赤哈儿亦都护献女求和。都哇解去③。元廷遂派伯颜西巡，取代阿只吉，负责别失八里军事。二十三年，海都以偏师袭阿勒台山地区，自率主力由阿力麻里东进，在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与元军交战，击溃元军，掩杀至哈密力之地。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这时屯驻于哈密力，战死。此后亦都护移治甘肃永昌。海都不久退回。元①黄溍：《刘国杰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②据志费尼书，忙哥帖木儿于1280年7月施行刺穿喉部疮疖的手术，不久死去。他的弟弟脱脱蒙哥于1281年8月即位。他释放那木罕，当在此之后。见施普勒：《金帐汗国史》页62至63。至元十七、八年，《元史》有颁赐那木罕“所部”及“位下”的记载，应与这时尚被拘禁的那木罕无涉。③至元十八年四月，因阿只吉请，置太和岭至别失八里新驿三十。太和岭即今恒山，在山西北部，正是察合台王封地所在。是知上述驿站，是出镇突厥斯坦的阿只吉为加强自己与封地的联系而要求开设的。至元二十二年初，又请准在别失八里设驿，以便行客往来。见《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①至元十九年，诏戍别失八里的綦公直分军戍曲先。而进至可失哈尔的兀浑察“游击军”可能就是从戍曲先的部队中调拨的。见《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卷一二六《綦公直传》。②据《元史》卷一五三《石天麟传》，天麟被长期拘禁在海都处，渐与其用事臣相亲，“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现，海都闻之悔悟”。石天麟自1256年北使，被拘28年始得释，是恰在至元二十年。③见虞集：《高昌王世勋碑》，《元文类》卷二六。汉文碑传，多系此事于至元十二年。但多学者认为它应发生在二十二年，似是。

军重戍于畏兀儿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二十四年，西北相对平静，但东北地区爆发了斡赤斤后王乃颜的叛乱。

东北边疆的巩固斡赤斤份地，位于以哈剌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极东地区，这就极便于斡赤斤向哈剌温山以东今松嫩流域扩展自己的势力。窝阔台时期，斡赤斤镇守辽东，反映出他的份地扩至哈剌温山东面的事实已为大汗所承认①。蒙哥死后，斡赤斤孙塔察儿以率先推戴忽必烈建功，因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塔察儿一家在辽东的势力，日渐坐大。他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②。

塔察儿孙乃颜为斡赤斤后王时，建于今通肯河支流毕剌河源以西的乃颜城（在今黑龙江拜泉县以南中兴镇东南），应为斡赤斤家族在哈剌温山以东份地的统治中心③。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后，原来驻牧于开平附近的札剌亦儿、兀鲁等部被移至辽西一线④。以后五部成为从东北部护卫两都的重要力量。至元三年二月，调整辽东建制，立东京、广宁、懿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不久又设行省统辽东诸路。至元十五年，复改为宣慰司。至元后期，乃颜反状日益明显；二十三年，以宣慰司“望轻”，重建行省于辽东，先治东京（今辽宁辽阳），寻徙治威平（在今辽宁开原县）。辽东设省虽不到半年就被撤销了，仍然成为催发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二十四年四月，乃颜联合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称乱。叛军的活动，东线从水达达地直指辽河流域，西面一度达克鲁伦、土拉二河。元朝如不能迅速控制事态发展，就很可能会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局势。因此，乃颜发难次月，忽必烈就亲自率师北征。元军偏师沿哈剌温山东侧北进；忽必烈所部由应昌（旧城在今达尔泊西南）出，缘哈剌温山西侧东北行；戍守杭海岭（今杭爱山）的土土哈则奉命①蒙古宗王的份地与宗王出镇之地并不相互等同。但宗王出镇地区，一般都是份地所在的那个地区。②《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页215。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五“岁赐”，至元十三年已有乃颜城。是乃颜之为斡赤斤后王，或当在此之前。④《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为札剌部、兀鲁郡王营幕地”。木华黎孙速浑察1239年嗣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见《元史》卷一一九本传。是处应即蒙古时期札剌亦儿驻地的中心。又木华犁曾孙硕德在忽必烈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见黄溍：《别里哥帖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史文也谈到元代中叶木华黎后人“还镇辽西”（《彭群墓志铭》，《危太朴文集》续集卷一）。是知札剌儿部在中统末年已移牧于辽西。兀鲁部当如之。忙兀部的祖墓地在“檀州西北太行山”（见姚燧：《博罗欢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四）。可见其早期牧地靠近札剌儿、兀鲁部，后来大概也与二部一起东徙了。

疾驰东趋，渡土拉河，逆克鲁伦河而上，肃清沿途叛军。

六月，忽必烈“至撒儿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忽必烈贸然乘象临阵。“意其望见御驾，即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以汉军前列步战。塔不带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败而去①。元军进至哈尔哈河，占领了乃颜的斡耳朵。这时，乃颜屯兵于今哈拉哈河与其支流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不里古都伯塔哈（蒙语b.rgüt-tüboltagha的音译，意为有鹰的山）。元军由玉昔帖木儿率领，与乃颜决战于此，当时，“卯乌温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②。乃颜军败出逃，被元军追获于失列河流域。忽必烈下令将他处死。玉昔帖木儿逾哈剌温山北端的蒙可山，追乃颜残部至那兀江（今嫩江），师还。乃颜败死后，哈丹秃鲁干和其他东道叛王仍不断起兵作乱，并两次进入高丽骚扰。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颜余部的叛乱，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获得巩固。

忽必烈亲征乃颜的那年，元朝西线宁静无事。但在次年即至元二十五年，海都方面又拉开战幕。这次他们的兵锋直逼岭北。二十六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和林宣慰使、同知、副使等皆叛应之，海都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从海都手中夺回和林，命伯颜镇守之。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前后进行了五年。二十九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发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为削弱元廷对西北的军事压力，海都一再进攻岭北。而当战火烧到岭北的时候，要同时维持远离中原根据地的西域和岭北这两个地区的战事，对忽必烈来说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岭北是“祖宗根本之地”。保住岭北对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至关紧要。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岭北，元廷被迫收缩它在西北方向的战线。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撤出斡端。自此别失八里从元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变为西北前沿的边城。忽必烈死后，元朝虽曾再度在曲先设置都元帅府，但不久就连同别失八里、哈剌火州一起被察合台兀鲁思占有，至是，元朝势力基本上退出中亚。从此元与西北诸藩也大体相安无事。

①《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②王恽：《东征诗》，《秋涧集》卷五。卯乌温都，蒙语mau’ündür的音写，译言歹山岭。

第五节　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社会经济的恢复

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①。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黄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来迭经残破，中统、至元之初，山东又“中更叛乱”，因而“多旷土”。至元中，立司农司，分道设劝农使，负责在各地促进垦殖。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恢复和一定的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②。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东西淮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相当严重，土旷民寡。元政府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③。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从此后二十余年之间地价的迅速上涨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①。不过，在忽必烈时期，这里的生产，显然还没有恢复到黄河流域那样的水平。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入元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中元，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②。其经济的恢复，与两淮、襄汉地区相比更为缓慢。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随杀戮与破坏。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伯颜大军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③。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但是总的说来，元军在灭宋过程中的破坏行动，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尤其是临安降附以后，南宋朝廷下诏，亟谓“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诏书到日，其各归附，庶几生民免遭荼毒”④。于是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因此，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原来就比较好的南方各地，当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被①语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②王磐：《农桑辑要序》，《农桑辑要》卷首。

③《元史》卷一○○《兵志》三；卷一七三《燕公楠传》。

①“河南民疏土旷，田价至弱。虽有质鬻而契券，阔略卤莽，逮今民日生集，从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见孛术鲁翀：《知许州刘侯民爱铭》，《元文类》卷十七。

②揭傒斯：《彭州学记》，《揭傒斯集》卷十一；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③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④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八，“京城归附”条。

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忽必烈时期，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会经济与南宋时期相比，也有一些进步和发展。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元代前期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当然这种富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结果。诚如虞集所说：“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①。

统治秩序的稳定元朝前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为元政府强化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元王朝的统治秩序由是进一步获得确立与稳定。

元朝政治中心大都和上都所在的腹里，是元王朝立国的根本之地。这个地区是蒙古、探马赤军的镇守重点。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新附军戍守，亦掺以蒙古探马赤军，以相互制衡。其中临江沿淮之地，是联结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关键地带，因此是南方戍守的重点。元人所谓“各路设总管府以治民，万户府以治军”②。就这个地区而言，大致是不错的。军队多驻扎在城市近郊。各地城池的防御工事、城门都被拆毁，以防被人利用来扼险固守，对抗政府。大运河的贯通和海运的开辟，则从经济上使北方和南方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至元二十年前后，元廷改变了过去以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的作法，将行省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转变为最高一级的常设地方行政机构。元朝的行省，经过至元二十七年的调整，基本形成定制。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则为路、府、州、县。各地都有一些诸王勋戚的封地。除衣食租税外，封主对这些地方行政事务还拥有一定的干预权。

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在城关为坊、隅，在农村为乡、都。在构成一乡或一都的各自然村中，还建立了“社”的组织，以劝农桑。

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色目人在当时是指唐兀人、畏兀儿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们。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内的汉族、女真、契丹、渤海人，四川、云南两省人口，以及高丽人等。南人又称蛮子，指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以及河南行省襄、郢、两淮等地的原南宋臣民。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①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②郑玉：《珊竹公遗爱碑铭》，《师山集》卷六。

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直至中统、至元之初。儒学在北方，仍由于历经事变、丧乱而不甚发达，连《资治通鉴》也是很难见到的书籍①。而这时候理学在南宋已经相当盛行了。南北的统一，为儒学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学著作之流入北方，达到“捆载”而至的地步①。“北方贤士大夫官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唯恐未逮”②。但是，儒学在元代以前早成为入仕从政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做官。而元朝统治者却选择由吏入仕的途径解决中低级官僚的来源问题；江南平服后，甚至公开拍卖官职，以至“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③。这就断绝了普天下读书人由儒学进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们当中“有去以技术鸣者，有去而买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当然也总有一些迂腐夫子，“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愦然而已”④。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图通过“游学”，结交名门，求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南方读书人，“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⑤。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元人徐明善曾记载他与一位失意于求进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说：“问其来几时，曰‘久矣’。问其谒中州名士贤大夫，曰‘遍矣’。问其遇合何如，曰‘故吾尔’。噫！岂不命也。”⑥儒生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也是元朝吏治从建国伊始就相当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也依附新朝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南方有许多大地主，虽经改朝移代，其经济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有一些人，还乘“江山易主”的机会，投机发家，成了新的富豪大户。这些地主豪强，与当地官员和军队长官结为亲戚友好，“通家往来”，①郑元祐记岳铉事迹，谓“有以《资治通鉴》示者，公见大喜，即手钞成帙，昼夜伏读”。其时当在中统、至元初叶。见《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

①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

②郑元祐：《吕氏春秋序》，《侨吴集》卷八。

③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籍》，《雪楼集》卷十。

④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三。

⑤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⑥徐明善：《送黄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压贫弱人户。蒙古军和汉军军户，占有四顷免征赋税的“赡军地”。蒙古军户所占有的这部分地产，主要来自政府分给他们的荒闲无主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①。掠民为驱的现象发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②。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①。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②。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发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发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发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③。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发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发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①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②郑思肖：《心史》卷下。

①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②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125。

③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④。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④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　“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

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

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速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统年间，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宫帐侍巨阿合马，把他“超擢”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由制国用使而平章尚书省事，又在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时夺得中书政柄，逐步因“理财”得宠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马当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盐引发售价，阿合马任前为钞十四贯，至元八年上涨三贯。十三年灭宋，因两淮、两浙盐产丰饶，盐引价复降为钞九贯。阿合马当政时期，钞币的发行也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统钞年发行量从未超过四十万锭。十三年以后，因交钞发行地域扩大到原南宋版图，故有一年达到一百四十万锭；其余几年，也不过八十至一百万锭。通货膨胀在这时尚处于温和阶段①。阿合马在理财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终与他和他的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阿合马一家“尽处要津”。凡向他献美女的，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后，更发展到公开贩卖南方官职，名曰“海放”。理算的对象，本当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富豪，这时则或因奉行过当，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间，招致人怨。阿合马在任期间，色目富商的权势也有很大发展。儒臣面对上述情势，竭力强调儒家学说关于“节用”与“爱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②。他们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贪不法时，全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讳言财利事”（《元史·卢世荣传》）。这样，他们在将“义”与“利”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迫使后者进一步倒向阿合马等理财派。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渐凋零和被调离忽必烈左右，朝中汉人儒臣的势力便越来越小。

由于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远，一部分汉人儒臣转而依靠从小受儒学熏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那木罕发生矛盾③。为了实现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负，他与汉人儒臣紧紧地站在同一阵线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刺，正好为真金推行自己的汉法主张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动身赴上都度暑以后，益都义士王著与高和尚等人，与元廷内一批高级官僚互为呼应，以真金之名，率人进入大都，击杀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王著旋被处死。消息传出，大都城中贫民皆争相酤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时在已参决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书省被改组，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对和礼霍孙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他又对这时入朝任事的汉人儒臣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用，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

和礼霍孙的为政重点，在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主要是裁撤阿合马当政时增设的许多理财机构。这个阶段，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但是和礼霍孙当政短短两年多，国家收入便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发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二十①参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页551至552；第五册，页108—112。②《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岁略考》。

③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在考虑汗位继承人时，一度倾向那木罕。那木罕被海都释放回来后，对真金被定为汗位继承人的既成事实十分不满。据姚燧《白栋墓碑》，《牧庵集》卷二六，白栋曾为真金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真金听完这段叙述春秋时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国的故事后对人说：“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可见真金、那木罕兄弟间在汗位继承上确有矛盾。

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罢和礼霍孙等人，以这时由北南归的安童为相，用桑哥推荐的汉人卢世荣（一名卢懋①）主持财政。

据《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以言利进身，“太子意深非之”。卢世荣本人曾向忽必烈诉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并恳请丞相安童和忽必烈为他撑腰。这些迹象表明，真金集团对于卢世荣曾多有制肘之处，而安童作为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因此，卢世荣理财不过阅四月。当他受到言臣参劾，并在追查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擅升六部品秩、擅调兵马、紊乱选法等问题后，很快被忽必烈罢职，寻被诛杀。卢世荣的失败，在于他身处尖锐的高层斗争中而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支持者。

“汉法”派受挫与桑哥理财在卢世荣罢废以后，无论是太子真金还是右丞相安童，面对通货膨胀、“百物愈贵”，依然一筹莫展。至元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统以来首次物价大涨的时期。

早在卢世荣在位时，御史台曾有人上书忽必烈，谓天子春秋日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真金听说此事后深为忌讳，授意御史台截留这份奏书未发。这件事被当时在职的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获悉，遂乘间揭露之，欲使真金失欢于忽必烈。做皇帝的人最恨的莫过于有人算计他的宝座。忽必烈闻讯，果然“怒甚，太子愈益惧”。事情虽因安童等人从中斡旋而平息下去，二十二年底，真金仍在忧惧中死去。他所网罗的一批汉人儒臣，当然也不再会得到深忌于心的忽必烈的信重。这时候，忽必烈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受倚重的汉人儒臣了。

至元二十四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并将六部及天下行省从中书省划归尚书省统辖。桑哥执政后，发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到任三年后，元政府印钞（至元钞）数量基本上被控制在每年五十万锭左右，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超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忽必烈在重用理财之臣时，对他们的专权黩货并非无所察觉。就在桑哥上台后不久，忽必烈在对安童的谈话中，说到“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辞意未免有怅然之感。不久，他就诏命南人程钜夫到江南访求“好秀才”。此后被征北上的南人儒士，大多受任于宪台或者翰苑。置汉人儒臣于风纪之司，遇有大政，使其议论之，遂成为有元①见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

“家法”①。

桑哥在任四年，“其奸赃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汉、南人朝臣的强烈批评，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忌恶不已。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不得已诛杀桑哥以慰抚天下。下诏诛死之前，忽必烈还向他问治理国政的人选②。可见，忽必烈虽杀了他，仍不无惋惜。至元二十八年桑哥被诛后，元廷废尚书省，政归中书。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办公③。此时他力不从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进取的意志，遇事往往迟疑反复。晚年他主要凭藉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汉、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病死，时年八十岁。他的庙号为世祖，蒙古语称作薛禅（sechen，译言贤明）合汗。

①吴澄：《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②见沈卫荣：《<汉藏史集>所收“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③“上中岁多足疾。一日，枢密院奏军务，上卧画可。公（按指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据传文言。他经常“日鸡一鸣而跽，烛入而出”。见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第七章　成宗“守成”与武宗时朝政的衰弛

第一节　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国策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依汉制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去世，以后没有再立皇太子。不过，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命真金幼子铁穆耳抚军漠北，行前以皇太子旧印授之，使其位居于数年前即已出镇岭北的兄长甘麻剌之上。忽必烈逝世之前，又遣内侍谕真金遗孀，向她推荐张留孙，谓“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①。看来忽必烈确实有意要让铁穆耳继承帝位。但由于没有经过立诏建储的法定手续，即使从汉制的角度说来，铁穆耳的嗣君地位也不是必定无疑的。而若按照蒙古旧制，大汗去世后，则当由皇后临朝摄政，再择期举行忽里台大会，由宗室勋旧“协谋推戴”新汗登位。在这个过程中，皇后的个人意志就很可能在新君人选问题上发生重要影响。至元后期，继察必以后被立为皇后的南必，权势日大，经常干预朝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元史·后妃传》）。南必有一子，名铁蔑赤；世祖的其他儿子，当时活着的也还有好几个人。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能否顺利地入继大统，困难是很大的。

世祖病危之前，显然已意识到身后帝位继承问题上的层层阴霾。三十年十二月，他驿召待命大同的伯颜回朝。看来他决心循用中原王朝以顾命大臣宣布遗诏的故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时的中书右丞相完泽虽然曾任詹事府首任长官，是真金旧人，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圆滑世故的官僚，很难期望会有刚毅果敢的作为；而伯颜是平宋战争的主帅，这时又以知枢密院事掌天下兵权，所以最终被忽必烈选为“扬命群王”的代言人①。三十一年正月，伯颜抵达大都。自是他与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便始终不离世祖左右。十天后世祖病死，二人遂以顾命大巨的身份控制朝廷，由伯颜“总百官以定国论”②；由不忽木主持引枢北葬等治丧事宜。现存史料完全没有提到南必皇后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但这时发生的传国玉玺事件表明，南必似乎并不甘心束手就范。她与顾命大臣之间可能经历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激烈较量。

至元三十一年年初，木华黎后人持一玉石求售，经鉴定竟是秦以来历代相传、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因此，在世祖“宫车晚出之后甫八日，传国神宝不求而出于大功臣子孙之家，速由台谏耳目之①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①②元明善：《伯颜碑》，《元文类》卷二四。

司，直达于皇太妃（按指真金妃）御前”③。这件事，很可能是伯颜及其支持者们精心安排的，藉此把帝位将归于真金系的定策抢先昭示天下，以正视听；同时也可以预防南必通过扣留世祖御印来干预选君。此后两个多月，伯颜执朝政，“守正体”一如平日，等待铁穆耳从北边南返。

四月初，铁穆耳和随同出征的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赶回漠南。玉昔帖木儿立即成为临时执政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右丞相完泽不得预议机密，只好结托真金妃打听消息。真金妃召伯颜、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儿探问，却受到玉昔帖木儿的一顿抢白①。这时候，与铁穆耳竞争帝位的最强有力的对手，应是他的胞兄、真金长子、出镇岭北的晋王甘麻剌②。玉昔帖木儿先发制人，在宗亲合议前私下逼迫甘麻剌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剌麻虽然勉强表态：“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但他内心终究仍有些不服。后来经真金妃提议，命兄弟两人当众比赛诵读祖宗宝训，优胜者为大汗。甘麻剌因口吃，竞赛失败。至此，亲王间犹有违言者。“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铁穆耳终得以继位为帝，由真金妃亲手授以新发现的传国玉玺，并于四月十六日正式登基，是为成宗。也直到这时，他的拥立者们才如释大负。玉昔帖木儿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伯颜则表示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南必皇后也参加了上都选汗大会。她与顾命大臣的冲突，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所以后来一直受后代祭祀。朝会结束后甘麻剌返回漠北晋邸，洁实弥尔奉太后命送他就国。一路上，洁实弥尔“亹亹俱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远范，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德可法可监者。显宗然之，赐衣一。公还白，太后大喜。成宗曰：‘汝善处吾兄弟之间’。”①这段史料表明，铁穆耳和甘麻剌确因汗位之争曾有不快，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朝后期政府的原班人员②，这就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世祖遗规实施“持盈守成”的国策③。成宗一朝③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传国玺》。

①据《元史》卷一三○《不忽木传》，真金妃召三人问事是在世祖弥留之际。玉昔帖木儿答曰：“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惟据玉昔帖木儿碑传，他随铁穆耳镇北，直到“鼎湖上仙”，才“奉銮驭而南”。因此真金妃召问三人之事，只能发生在铁穆耳南还之后。见阎复：《玉昔帖木儿耳碑》，《元文类》卷二三。

②甘麻剌究竟是否与铁穆耳同出一母，史文颇有含糊之处。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1986年。

①吴澄：《洁实弥尔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

②顾命大臣伯颜和不忽木受完泽忌恨，似未重用。玉昔帖木儿仍守漠北。其他朝臣，则大多为世祖末年择定人选。

守成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对内外都强调宽宥“惟和”④。即位翌月，成宗即决定罢征安南，将年前被忽必烈拘留的安南国陪臣陶子奇释放回国，遣使持诏抚慰；同时将至元三十年任命的安南行省平章刘国杰改授为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大德二年（1298），臣下用兵日本的建议亦被成宗拒绝。在西域方面，元军防线到大德中叶也稍事退缩，从火州撤至哈密，以期减少西北藩王对岭北的侵扰。在此前后，广西洞寨骚乱，帅臣建言征讨，枢密院已奏准发兵，廷议后仍追回成命，遣人招谕。元贞、大德中叶以前，从江南海运漕粮入京，每年仅四十万石到七八十万石不等，当时漕运能力已达每年百万石以上。漕粮减额北运的主要原因，是“京畿所储充足”。可见中原农业经济当时相对稳定。在南方，自平宋以后，一时间新政未孚，“如大病始愈，必有余疾，此才已而彼又见”⑤；“新官莅任，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陨家毁”。直到元贞、大德年间，这里的局势才逐步澄清，“世道清平，人获休息”①。完泽为相，虽然尚苟且而不图进取，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凡事“处之以安静”，毕竟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时人称赞最初举荐完泽的燕公楠“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②。由是可见元贞大德的“守成”政治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估价。

第二节　元贞大德间的朝政和社会

“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首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①。③“持盈守成”之语，见张伯淳：《大德四年贺正表》，《养蒙集》卷一。④“惟和”之语，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一。

⑤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①吴澄：《游应斗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六。

②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按完泽在世祖后期已出任中书右丞相，故此处谓天下清静“余十五年”。

①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关于成宗、武宗朝回回人势力在政府中的上升，见杨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②，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元史·成宗纪一》）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③。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④。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发崔彧的。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发生。成宗对西南边区的平定大德中叶，随着守成政治稍见成效，成宗渐起开边之心。大德二年（1298），缅国掸族势力日益强盛，遂在土官阿散哥也兄弟等人率领下攻入缅都蒲甘，翌年杀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阿散哥也等人曾奉贡入朝，向元政府报告废黜缅王的原因。但忠于缅王的地方官员和出逃的缅王王子，都向元朝告发阿散哥也兄弟在称乱过程中渺视元朝对缅国的宗主权。大德四年（1300），元廷以阿散哥也擅自废立元朝册立的国王，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率军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于十月间入缅作战，宗王阔阔受命随行监军，“以镇兵威”。十二月中，元军围阿散哥也所守之木连城（缅名Myin-saing）。元军围攻木连城达两个月。五年二月末，“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从攻的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以“天热瘴发”为理由，擅自引兵撤围班师。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北京，1985。

②吴师道：《上赵侍御书》，《吴正传集》卷十一。

③黄溍：《徐毅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④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礼传》。等实际上“皆受贼赂”，因此制止不力，也随后撤军①。据缅甸史书则记载，元军入缅期间，曾在叫栖地方帮助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工程，并开凿了一条叫作撴兑（Thintwe）的运河。阿散哥也持金银礼物馈赠元军，是对元军出力建设水利的答谢②。这年秋天阿散哥也兄弟赴阙请罪。元成宗杀高阿康、察罕不花，但承认了掸族头领推翻蒲甘缅族王朝、统治缅国的事实。

蒲甘王朝的掸族举事时，曾与八百媳妇相通。元西南边境小骚乱时起时绝。廷议征缅前后，出镇云南的梁王“请自讨贼”，要求出兵八百媳妇。大德五年二月。成宗以原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及合剌带并中书右丞行云南省事，率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军二万人趋赴云南，与在云南、四川征调的军队会合，出征八百媳妇①。这次军事行动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执。中书省臣以“彼地出金”，支持出兵。御史台臣则以“今其过恶未著，师出无名；暑天瘴疠，山路险远，征行之苦，转输之劳，奚啻动百万众”为谏。久戌南方的宿将刘国杰提出，若发兵征南，“必先积粮思、播、顺元”②。但成宗一意孤行，坚持原议。结果，为向刘深供给馈饷，引起荆湖全省骚然。“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③。深军行至顺元（治今贵州贵阳），葛蛮（今仡佬族先民）土官宋隆济、水西（今贵州西北部）土官之妻蛇节乘刘深军沿途骚扰、民怨沸腾的时机举兵起事，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民族地区群起响应，西南震动。刘深军被阻绝于深山雾谷之中，突围后被迫放弃西进，中途折回。沿路“诸蛮要击，饥疫相仍。比至，将士存者才十一二”④。成宗在朝臣坚请下诛刘深，改用刘国杰平定西南各族。临行之前，成宗命刘国杰署状，若不克成功，将籍其家①。是为大德五年十一月。直到大德七年春夏之际，蛇节被俘杀，宋隆济亦在此后不久被杀，西南地区才渐次安定。平定西北边境在西北方面，成宗朝继承了至元后期收缩畏兀儿地区的元军防线、腾出力量确保岭北的政策。元贞年间，元军曾力图维持在畏兀儿地区与海都、都哇对峙的态势，在天山南、北分别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当设治于塔里木河①《经世大典序录·征伐·缅国》，《元文类》卷四七；《元史》卷二一○《缅国传》。②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页122，北京，1957，姚楠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①《经世大典叙录·招捕·八百媳妇》。

②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③吴澄：《李世安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二。

④刘敏中：《哈剌哈孙神道碑》，《中庵集》卷四。

①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流域的库车城，故名）、北庭都元帅府，分别节度西域驻军。到大德中期，在都哇紧逼之下，元军已东撤到哈里迷（今新疆哈密）一线，而将东至火州的畏兀儿之地完全放弃了。但对岭北，元廷丝毫无放松之意。成宗从北边回朝继位后，任命叔父宁远王阔阔出镇北总军。元贞、大德之际，元军在加强吉利吉思防戍的同时，从岭北逾金山，溯亦马儿河（今鄂毕河上游）出攻八邻之地。这次行动，很可能带有联合钦察汗东支，挟制海都、都哇的性质②。大德二年冬，阔阔出疏于戒备，遭都哇偷袭兵败。成宗婿阔里吉斯马仆被俘处死。都哇获胜后退兵。翌年，成宗遂令皇侄海山出总北边。五年秋，元军与海都、都哇会战于金山附近的铁坚古山。元军先败海都。都哇后至，两军再战。双方互有胜负，但都受到重创。海都、都哇在会战中负伤，前者不久即死去。

铁坚古山之战对于元与西北宗藩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海都死后次年，即大德七年（1303），都哇扶立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都哇即于同年“先众请和”。接着，他以元廷支持为后盾，向察八儿要求归还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去的草地，并胁迫他与元廷约和。大德七年秋，都哇、察八儿约和使臣到达元廷。接着，他们又联合遣使到伊利汗、钦察汗王庭。翌年秋，伊利汗完者都在木干草原会见钦察汗脱脱的使臣，元与西北诸兀鲁思之间的约和至此完成。自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以来，元朝西北边境的战火终于基本平息①。

成宗后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发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②。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发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②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打印稿页254至259。①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纲》，页271至279。

②郑元祐：《边公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

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发生在这时①。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发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发。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首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②。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清洗，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成了元成宗这一异乎寻常的激烈举动？因为缺乏充分记载，现在难以详细了解。但是强调宽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渐酿成纲纪松弛、政事懈怠，“实惠不及于民”的积弊①，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将赛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财政策与阿合马、桑哥等劣迹相提并论。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书省臣后声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贰拾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遂为天下无穷之害。”②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异口同声地说：“至元乙亥（1275）之后，老奸巨蠹，继踵用事..即今吏弊连根株、民病成膏肓，实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③。赛、梁的理财措施，似乎远远没有到阿合马、桑哥时刻剥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泽的姑息纵容之下，元贞、大德年间“惟和”政治的效果，确实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坏。一方面是选法紊乱，职官员额迅速膨胀。仅徽政院除官，一两年内即多达一千五百人④；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务壅滞，乃至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讽⑤。国库用度不支，则靠挪用钞本来填补缺①《梧溪集》卷四下。或以为朱、张死于大德七年。此说亦无确证。据《元史》本纪，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张“妻子”、“家属”，并不是他们本人。

②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①见郑介夫奏议（即著名的《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②《通制条格》卷六《保举》。

③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④苏天爵：《李守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⑤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额，导致钞法逐渐进入慢性危机。成宗本人颇为迷信，大德中叶“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⑥，可能也促使他下决心厘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见”，诏遣使臣循行诸道，宣抚天下⑦。朱、张贿赂权贵一事恰巧在这时案发，于是引发出成宗对中书省进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后期“朝廷更政”的一个标志①。主持“更政”的首相，则是曾以中书左丞相职位辅助过完泽的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晋位右丞相以后，精选州郡守令，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不过“更政”的实际成效并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罢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复入中书。成宗晚年疾病连岁，“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②。哈剌哈孙能做到的，不过是维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坏而已。

⑥《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⑦郑元祐：《岳铉神道碑》，《侨吴集》卷十二。按郑氏误系与遣宣抚使事于大德五年，此从《元史》本纪。

①袁桷：《王构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②《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第三节　大德末年的汗位危机和至大“惟新”

皇位之争元成宗有数子，唯德寿太子为卜鲁罕皇后所出③。大德九年（1305）六月，成宗在病中册立德寿为皇太子。甫半年，德寿先于成宗死去，无后。卜鲁罕皇后为此痛心疾首地问帝师胆巴说：“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④嗣后仅一年多，成宗也去世了，生前未再立皇太子。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继承人，更加激发起汗位觊觎者之间的激烈角逐。

成宗后卜鲁罕在大德后期干政多年，与中书省、枢密院里的许多回回大臣深相结纳。他们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之间，也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来的仁宗甚至宣称阿难答与成宗后有私通情节。因此卜鲁罕打算内而操纵朝议，外而倚重阿难答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并起用阿难答辅国。而阿难答本人也因手握重兵，欲以世祖嫡孙的身份争夺皇位。双方为了共同对付出镇漠北的海山和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结为联盟，被当时的汉人儒巨称为“回邪诪张，势挟中闱”①。为了试探舆情，卜鲁罕等人几次召集馆阁会议。朝中汉人儒臣大多对回回势力集团存有戒心，所以往往持冷淡态度。畅师文在朝议时“■言：‘此宗社重事，讵宜苟且。’众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请归调治。’遂拂衣而起”，不出视事。何玮也以“此非臣敢知“为辞抵制与议。“丞相阿忽■变色，以则天为言。公曰：‘彼有庐陵王，何可同也。’”②争夺皇位的另一方，是海山兄弟。海山长年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西北藩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著，又是真金嫡孙，颇得在漠北作战过的诸王将领的拥护；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则雅重儒术，从成宗朝起就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汉人士大夫或倾心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侍臣，被中原和南方汉族士人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卜鲁罕显然早就对海山母子染指皇位存有戒备。大德九年十月，她以中宫秉政，出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怀州，企图通过割断他们与朝廷中枢的联系来限制其行动①。

③《贵显世系》谓成宗四子；《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提到其中两个，且明言唯德寿太子出于卜鲁罕氏。《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谓德寿为弘吉剌氏失怜答里所出。惟传文中“大德三年十月，立为后。生皇子德寿，早薨”一语，当系衍文。失怜答里死于铁穆耳即位前，大德三年立为皇后者，实卜鲁罕。见传记校勘记8；陈得芝：《<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汉译文，《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④杨瑀：《山居新话》卷一。

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②许有壬：《畅师文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九；程钜夫：《何玮神道碑》，《雪楼集》卷八。①大德九年十月正是德寿太子病笃之时。卜鲁罕在这时逼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京，可能就是为了按照蒙古旧俗，大汗死后，例应由皇后摄政，主持召开选立新汗的忽里台大会。但卜鲁罕企图控制朝议以遂其私的行动表明，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处于皇权制约的官僚中枢的权力，在皇权暂时中断的情形下非但没有消失或弱化，反而对整个政治结构具有了更关键的影响力。最终掌握着这种影响力的右丞相哈剌哈孙，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若明若暗地与卜鲁罕相对立的地位，现在成为阻止卜鲁罕得逞的重要因素②。成宗死后，哈剌哈孙立即秘密地遣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时卜鲁罕已下密制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先于卜鲁罕下谕之日，遂得乘驿马往海山处告警。自是，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元史·哈剌哈孙传》）。既“称病”而又“卧阙下”，一方面可以沮泥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发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的行动取得了掌御印的典瑞院太监董士恭的全力支持。史称成宗死后，“亲王有觊觎神器者，亟欲得符玺。公横身坚守，至废寝食”①。哈剌哈孙等人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戍守和林的海山接到成宗去世的消息后，曾准备立即离开大军回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②。大德十一年，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的海山抵达和林，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俟宗亲毕会，议之”。

他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因此对于帝位，志在必得而不稍疑③。与卜鲁罕、阿难答和海山相比，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最初行动显得最为迟疑不决。他的汉预先断绝其干预嗣君人选的可能性。据瓦萨夫书，成宗曾欲按蒙古旧俗纳寡嫂答己为妻，遭卜鲁罕反对。则她驱答己母子至怀州，也可能与此事有关。又据黄溍《柏铁木儿家传》，答己母子还一度由怀州徙云中。但其他文献未见有相关记载，尚待深考。见《黄金华集》卷四三。

②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①黄溍：《董士恭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董士恭原任典瑞院少监。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欲超升其位下者为太监，成宗不允，命擢董士恭为太监。中书省的原议，或与卜鲁罕集团加紧控制内廷的策划有关。

②姚燧：《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海山部下都力主以武力为后盾强夺汗位。床兀儿很早就对海山发誓：“臣先父士土哈受知世祖，恩深义重。臣之种人强勇精锐，臣父子用之，战无不克。殿下亟宜归定大计，以副天下之望。”见虞集《句容郡王世迹碑》，《元文类》卷二六。

族侍臣们尽管从中原王朝立嫡立长的皇统观念出发，把阿难答称为“庶子”、“支子”，但即使作为真金嫡传、“裕皇贤孙”，“次序居长”者也应是海山④。如按蒙古传统，则新君当选又必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援，这也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根本缺少的。只是由于不甘心等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使母子束手就擒的命运，他才在接到哈剌哈孙的密报后，几经犹豫，勉强赴都。大德十一年二月下旬，答己母子回到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派李孟装扮成医生，入皇宫探视称病坚卧的哈剌哈孙，取得秘密联系。卜鲁罕这时已定于三月初三御殿听政，并谋以伪贺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拘禁答己母子。直到这时，爱育黎拔力八达仍意存观望，在幻想等海山带兵到京再行举事。李孟等人反复以“得时弗为”、“临机不断”将遗祸天下劝谏，爱育黎拔力八达遂同意“以卜决之”。李孟唆使卜者但言以祯吉，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才决意行动，乃在阿难答发难前一天“振袖而起”，从大都郊外寓所秘密驰入禁中。哈剌哈孙诈称海山遣使至京，约阿难答、卜鲁罕、阿忽台等入朝议事，遂将他们全部拘捕。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实力最弱的一方而得以“廓清宫阙”，关键在于他取得了朝廷官僚中枢的支持和配合。

原来以清君侧的名义“入造内庭”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旦清除卜鲁罕集团之后，禁不住对近在手边的皇位产生垂涎之心。站在他一边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人都进言：“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即大位。”他的师儒李孟亦“尝劝皇弟（按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自取”①。颇不安份于枯坐内宫的答己太后，深知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友”，比海山更易于受她控制，所以也倾向于让前者践帝位。这时答己托阴阳家推算，言“重光（指至元十八辛巳年，海山生年）大荒落有灾，旃蒙（指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至元二十二乙酉年）作噩长久”，遣近臣往谕海山，试探他的反应。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星命休咎的说教，立即命驰抵不久的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并将阴阳家所传谴责为“近日任事之臣”动摇大本的“奸谋”。接着海山本人亲率大军，分三道南下①。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答己母子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武宗明确表示宗王大臣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会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上都，在忽里台大会上就任新汗，是为武宗。

至大“惟新”

④《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诸子中，年岁最长者为阿木哥。但他不是答剌麻八剌正妃答己所出，故以答己长子海山为“大太子”。

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卷一七五《李孟传》。

①《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武宗自幼由党项人乞台普济抚育，元贞、大德初虽一度受李孟辅导，却很快就奉命戍北，“捍御边陲，勤劳十年”。他入继大位以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改调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②。这班新君臣似乎已感悟到，大德后期以来元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正在逐步恶化，所以他们要调整成宗的“重简守成”国策。武宗施政，可以用“惟和惟新”四个字来概括，即在政治上强调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专从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发挥成宗的“惟和”精神，在经济上则恢复忽必烈立尚书省综理财用的措施，“诞布惟新之令”③。两方面的选择，同样深刻地反应出海山君臣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

即位之初，对诸王勋戚行朝会赏赐，武宗不但坚持按成宗称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发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发，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世祖时非嫡系子孙不封一字王，至武宗时其例遂大破，晋封一字王多达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直系后人外，其他十数人如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驸马也封了一字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①。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当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②。宿卫马谋沙以“角斗屡胜”，即遥授平章政事③。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④。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朝廷制诏变更不常，“甚则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⑤。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营干私事。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私离职守赴都，竟以答己懿旨贷免复职。朝中正在讨论的未决事宜，也经常泄露到民间。甚至“诏②据《元史》本传，哈剌哈孙罢相原因是因为他反对秃剌以皇室疏属晋封为一字王（越王），因而受秃剌谗谮所致。事实上，哈剌哈孙倾向儒学，很可能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协谋挫败卜鲁罕集团后，同李孟等人一起参与过谋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帝的密议，因此海山对他不甚信任。据《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时初修的《仁宗实录》追述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定策功，惟书越王秃剌勇决”。实录所据，当即武宗时已删定的内府秘乘。由此亦可见海山的态度。

③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①《元史新讲》第3册，页349至354。

②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八。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④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⑤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⑥。

在经济方面的“惟新”政策，酝酿了两年之久方始出台。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曾下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立省政，俾其自举官属，并铸尚书省印。因为遭到御史台的反对，这项诏令似乎没有实施。拖了一年多，自大德六年以来一直在急速上涨的物价仍无止息迹象，至元钞贬值发展到很难收拾的地步。武宗这才决心专任尚书省整顿财用，时在至大二年（1309）八月。最初由中书右丞相乞台普济兼任尚书右丞相，不久又擢升脱虎脱出任此职，与三宝奴、乐实等人一起受信用之专，主持财政改革。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以新币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按官方原定的兑换价格，以至元钞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因此新币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过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钞贬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私人用户身上。新钞行用后，面额一贯的中统钞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实严重不符，因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废中统钞，限一百日内赴库倒换。至大银钞的面额，有以文、十文、百文、两计者，共十三等①。以文为单位的通货作为小额辅币在民间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为广泛，但厘钞因为流通过于频繁，最易昏烂，既不便于民，印刷和发行也不经济。大概就是出于这些原因，三年正月，元廷又决定行用铜钱，发行“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在币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以行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应当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措施。

自从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十万石剧增至一百五十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一百七八十万石。至大二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运粮数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运出二百四十六万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石；三年运出二百九十二万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陆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①。海漕粮主要来源于南方官田岁入（部分出自分赐给诸王贵戚的赏田，由政府以钞“酬值”）。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发生的冲击。

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增加江南⑥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①《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据此，其面额等次应为一两、二两；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二厘、三厘、五厘。①“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见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漕挽之宜》下。

富户高收入税；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②。这些做法，与至元时期尚书省的举措颇为相似，却不如那时偏激。

尚书省臣执政的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以增加国入。这一点与儒家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儒臣们主张兴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①。因此他们从尚书省初建，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这些理财措施的实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岁。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储君身份入主朝政，罢尚书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废止。

成宗、武宗两代，元朝统治大体上是在忽必烈时期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实现的。当时和后世的儒臣文人忌恶武宗信任的敛财之臣，断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间“稍有变更”。实际上，武宗的尚书省几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间尚书省的各种措施，执行时还温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实还是力图在不改动前代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去缓和逐渐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武宗以后，元代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迹②。证明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与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从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可能冲破前代体系格局中汉、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中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遵循着这样的线索发展的。

②至大时对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各品秩的官员原来获得的职田租额，并且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这一措施因损害了大部分官僚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0年。

①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三六。

②据《经世大典·叙录·御书》，真金尝有临帖字迹“藏之东观，以示子孙。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有宸翰，宠赐群臣。传至钦天德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按指文宗），则辞章之粹、书法之圣，度越前代帝王矣”。顺帝书法亦精，详下文。参见《元文类》卷四一。

第八章　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

第一节　皇庆延祐间汉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奋清宫”、“文参定策”的功迹，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为皇太子，面授金宝，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节授予玉册，并约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①。以后，武宗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武宗身体不适，委托三宝奴召集亲信议更改储副事宜。三宝奴以叔侄相授难以凭信为理由，主张重立海山长子和世■为储君。这时，早已受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拉拢的康里脱脱慨然以“三宫协和”为己任，竭力反对违背前约，遂罢议。次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四年潜龙蛰居的艰难时日，顺利继位，是为仁宗。

仁宗长年生活在汉地。从十岁左右起，就与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师儒李孟辅导下学习儒学。海山镇北以后，李孟更成为仁宗早年朝夕不离的导师。大德年间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汉人儒士如陈颢、王结等人外，还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但他们大多数也都对汉文化和儒学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册立为皇太子以后，新入东宫的侍巨大多数是汉人，当时已以文名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岁高龄起为太子宾客。在这种崇文右儒的风气激荡下，仁宗的汉文化素养应明显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①作为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与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针完全否定。武宗死后两天，他就下令罢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元史·文宗纪一》）。又过了四天，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主要官员五人。尚书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汉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汉人对诛杀西域人三宝奴最感痛快。当时人作诗志喜，有“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①阎复：《皇太子册文》，《元文类》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①袁桷：《仁庙御书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当时人的看法，“帝王德业虽不系乎书，然寸心之微，众欲攻之。不惑声色，则荒游畋。万机之暇，诚绝众欲。深宫静己，寓意于书。心正笔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足见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万乘之君正心诚意所必需的一种基本修养。见许有壬；《恭题伯颜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一。据传，南宋第二帝孝宗，以书法优秀才被高宗选为帝位继承人。是知将书法看成培养帝德的基本训练在当时是何等流行的观点。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等句，其矛头都针对着三宝奴②。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诏中宣布：“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①。翌月，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发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为核心的全部措置，几乎在两三个月内被扫荡干净。仁宗初执国政，确实取得了“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②。

自从忽必烈之后，元朝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宪为标榜。被仁宗斥为“辄意变更”祖制的至大年间钞币改革，在实行当初也曾被说成是“乃循旧典”的行动。仁宗对武宗朝政的批评，集中在变易至元、大德之政这一点上。实际上，尽管武宗时期选法混乱、机构膨胀，干扰了官僚政治的有效运转和正常机能，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触动忽必烈遗规的基本格局。真正在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图改变忽必烈汉、蒙、回回法相参用的统治体制的，倒是仁宗自己。不过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汉化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们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谴责，且多被美化成为“兴滞补阙”的创设。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主要围绕两个侧重点开展。一是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进一步加强皇权；二是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诏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以流官任之；诸王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夺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加封为安远王；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应当含有暗中防范业已镇北多年的晋王势力坐大的用心。至于澄清吏治的关键环节，则是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记传旨中书。自今敢有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纪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阶。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也就在这一年，元朝举行了实行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乡试。与他之前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倾向可以说是至为鲜明。

自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元朝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原②刘壎：《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①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中庵集》卷十五。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载《元文类》卷九，其文稍异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所载。惟二者均未录诏书所附条画。因此上引条款仅见于刘敏中奏议。②《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

汉地停废几达一个世纪（河北、山东从十三世纪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举）；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后废科亦已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制度，高级军政官员率多出自勋贵子弟，即所谓“方今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①；中下级官员，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员晋升，“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②。从忽必烈时代开始，虽然历朝几次议行科举，但它总是被视为不急之务。中原传统的封建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植根基。“世胄”中除了少数几家汉人世侯的后人外，大多数是蒙古、色目人；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经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①。所以随着政纪日渐废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积弊，在汉人儒生乃至部分汉化的蒙古、色目官员中间，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话题。仁宗个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元史·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七月，诏“勿限资级”，拔擢儒生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及儒学提举等文职，“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②。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于改变当时的官僚构成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科举制度在废止数十年之后被仁宗恢复，对整个社会都发生震动性的效果。尤其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运将兴”的标志。因此，在他们的感觉中，延祐复科“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③。科举考试一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也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

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元朝行政立法，长期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①。随日积月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颁发的格例越来越多，于是出现新旧相悖、冗杂重出的现象，致使行政紊乱，极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谲行私的便利。仁宗时始对现行格例加以类集折衷、整理增删，以期统一法制。延祐三年夏，书成，分“制诏”、①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一。

②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十五。

①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五。

②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③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①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同卷有马祖常《风宪宏纲序》。此书所载系御史台“训辞”。或以为是即成书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此误。

“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是书编成后，又命朝臣审定，虽然终仁宗之世未及颁行，但它却为英宗朝颁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后期的政治弊端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武宗初任宣徽使时就与答己关系非同寻常。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后来他擅自“离职赴阙”，偷偷回到了答己身边，最后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这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废之流”（《元史·仁宗纪一》）。太后这种纵情私欲、浊乱朝政的行为，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母仪天下”的规范来衡量，相差实在太多。她与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仁宗对答己母后的态度颇有微妙之处。他对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怀有不满。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很大程度上当针对内降旨除授而发。皇庆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以病去职”。是年十二月，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仁宗立即以中书平章政事之职复授之。事隔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为首相，李孟即行乞退。延祐元年末李孟虽仍拜为中书平章，但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考试，自此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升平章政事，期以牵制铁木迭儿①。中书省内这种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后之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的曲意退让奉承为“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称赞他“视虞舜而不愧”②。但是，除了仁宗个性的孝顺以外，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实际是他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遂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西、四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陛前入辞，赖伯铁木儿向仁宗力谏，方得“留燕饯而后行。道途委积，百尔所须皆为之豫备”③。和世■行至陕西，遂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府。已而以内部不和退兵；①《元史》卷二○五《铁木迭儿传》；卷一七五《李孟传》。皇庆二年正月铁木迭儿从中书去职，据黄溍《伯帖木儿家传》，是传主向太后叩头力陈的结果。见《黄金华集》卷四三。②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许有壬：《庆云赋》，《至正集》卷一。③黄溍：《伯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四三○。

和世■“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后王①。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次年闰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都将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而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无论如何，仁宗改储的意图亟须母后的赞同，而且事实上也获得了答己太后这一方的支持。他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南等地实施的“经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败。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向后党妥协。

延祐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要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诏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②。由于当时各地吏治腐败，“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③。奉行过当的结果，“自实土田”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的惨烈，于“赣为甚，宁都又甚”④。二年四月，蔡五九在宁都州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转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由于怨言腾沸，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亦因民众反抗而免征新税。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作为后来的征税依据，但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间的一项重大劣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影响，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逐渐悄然退失。他本是一个好酒之徒①，又颇为迷信②。这时他的个性更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乞台氏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超[趋？]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走。然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皆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①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

②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十六。

③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一；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④刘岳申：《孙正臣墓志铭》，《申斋集》卷九。

①仁宗在东宫为皇太子时，萧■曾上《酒诰》。“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故公首以是训陈之”。见苏天爵：《萧■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八。

②“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之乙酉景命也”。按仁宗生于酉年，属鸡，故有是禁。见杨瑀：《山居新话》。

无愧，朕亦信之。’”③仁宗对近臣的猜忌或不实，但他所谓“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自言。在这种心态下，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早在延祐三年编定的制诏格例汇集，延宕多年不克颁行，也反映了仁宗后期政府工作效能的疲软。

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又显得激烈起来。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以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为首，参劾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受上都民张弼贿赂六万贯，强使上都留守贺胜释其殴人至死罪行，并盗视国史、占夺晋王田产、受伊利汗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①。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无法捕拿。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此案最后以铁木迭儿罢相了结。但是，铁木迭儿居家未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互相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亦不能真正匡救时弊。仁宗晚年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已为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隶于仁宗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硕德八剌。甫逾月，又以由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编的右卫率府（延祐五年建）隶东宫。八月、十月复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天下。应是在此前后，仁宗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②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表明仁宗迫切地希望硕德八剌能平稳地继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这一天。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年三十六岁。硕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继承皇位。少年气盛的英宗，在太皇太后和她的幸臣铁木迭儿死后，力图一伸平生抱负，厉行新政，终因果于刑戮，使朝内外保守势力普遍产生怨惧心理，遂招致权臣弑宫的历史悲剧。

第二节　至治新政和南坡之变

至治新政

元英宗自出生以后，便一直在他父亲仁宗的身边长大。他所接受的儒③刘岳申：《回会墓志铭》，《申斋集》卷八。此时萧拜住已为平章政事，故当为延祐三年六月以后的事情。

①危素：《月鲁帖木而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②危素：《月鲁帖木而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家的说教相比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所以颇思大有为于天下。但他又是元代唯一的一个在临朝执政前未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阻力和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宫，把被罢了相的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出任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睚眦必报”，对从前弹劾过他的人肆行威福，予以打击①。英宗本人缺乏象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足可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子，这时候差不多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的境地②。所能托付者，一个是与他同样迂阔而不谙世故的年轻宰相拜住，另一个则是暗藏祸心的妻舅铁失③。至治新政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场，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其结局也是可以想象的。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22）秋，从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施政倾向及其互相冲突。仁宗死后第三天，英宗尚在“素服寝于地，日歠一粥”的居丧期间，答己便故伎重演，抢先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翌月，铁木迭儿即与内朝相为表里，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赵世延到京，并以违太后旨之罪杀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省平章萧拜住。与此同时，与答己集团关系密切的黑驴、木八刺、赵世荣等人则相继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这样，仁宗时期曾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对抗的汉法派中坚分子，在英宗即位之前就遭到了答己的清洗，幸免于祸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出议论。答己还想进一步扩大清洗的范围，通过徽政院使向英宗“请更朝官”。英宗显然不满太皇太后的作为，回答说：“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帝位于大都。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帝、后双方长期争持不下。铁木迭儿以赵世延尝劾其奸，诬以不敬下狱，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不允，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元史·英宗纪一》）铁木迭儿又以和市织币薄恶，请免右丞高昉，英宗还是不允。时而仍有后党得逞的迹象。最早揭发张弼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即于英宗继位以后两个月，被后党乘隙奏准，以“便服迎诏”罪弃市。英宗的态度，有时也很强硬。贺胜坐弃市的同月，有告岭北平章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谋废立，英宗不待鞠状，命悉诛之。他估计此案很可能与答己有关，所以急忙将案犯诛杀了事，一则除去太皇太后的几名心①苏天爵：《马祖常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

②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③许有壬在泰定朝所上《恶党论罪》中称铁失“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待之，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七六；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十九《速可八剌传》，卷一五三《氏族表》。腹，二则也阻止了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

尽管有后党的在在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求收速效以逞快一时。他下诏由吏入官，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时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了增加收入，又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但是这些措置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据《元史》本纪，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半个多月之后，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的记录。章庆等司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能够顺利实施，就不会再下诏罢章庆等司。这第二次诏令是否落实也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五》，章庆司、群牧监与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的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看来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不克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别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①。这一时期的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②。至治二年（1323）八九月，权臣铁木迭儿和太皇太后答己相继死去。英宗感受到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大为加强。十月，英宗擢升木华黎后人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以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两人还已分别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以及左、右阿速卫和中翊卫事。军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也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不是很多。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1.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珪、王结、王约、吴险等人都被召超擢。“士大夫遭迸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为召起虞集，朝廷遣使赴蜀未遇；求之江西，又不见；时虞集方省墓吴中，使至，乃受命趋朝①。可见当时朝廷起用儒臣心情之迫切。2.推行“津助赋役法”，即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在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此处所谓“入官”，仅指在各义上被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经营（自种或招佃），以①据吴澄：《抚州路帝师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圣心眷注，俾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则此命初颁，似在仁宗时。见《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但元代大量记载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师殿、寺，乃在英宗时。参见柳贯：《温州新建帝师殿碑》，《柳待制集》卷九，刘鹗：《重修帝师殿记》，《惟实集》卷二。

②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成宪甫廉使征赋》，《吴正传集》卷十。

①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其收入作为当役补贴②。3.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将延祐二年以来新颁格例类集增补入内。二月，遂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是书条格和断例部分的篇目和编排，分别依照金《泰和律令》和《泰和律义》。《大元通制》中的许多条款，在形式上虽然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纪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对处理类似事务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因此，《大元通志》是具有法典性质和权威的官方政书，对于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4.清算太后集团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甫两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按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张珪传》），这一行动难免带有雷厉风行、倾其巢穴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拜住把原先受铁木迭儿压制而未加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遂诛杀当时尚在世的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仆铁木迭儿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也被黜职。

所谓诳取官币案的缘起是，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沐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十二万五千锭偿其直，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①。这件事经本道廉访司闻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阻挠，不上闻。一两年之后，台臣复鞠之，遂以田归原主，刘夔、八里吉思等坐死，余者论罪有差，惟铁失以亲联天家而获特赦①。但他从此疑惧日甚，终于在半年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南坡事变英宗对铁失的宠信，似乎并未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表在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加深而不能自抑。他的怒火开始发②《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一八五《干文传传》。郑元祐论元末助役田说：“二十年间，田贸易主屡迁，而役悉仍旧，殊为民病”。助役田被当役户作为私产变卖，表明“津助赋役法”确曾在各地推行。见《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惟碑文说征发助役因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不可信。①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六。

①《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按八里吉思之名见黄溍《拜住神道碑》，《元史·拜住传》作八剌吉思。《元史·英宗本纪》写作宣政院传八思吉思，此名中前一个“思”当为“里”之讹。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包括先已宣布赦免不究的铁失身上。此时恰逢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惧诛者”于是唆使番僧建言作佛事禳灾，希冀作佛事而获得大赦。但拜住却声色俱厉地责备番僧：“尔等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铁失等人把拜住的话理解为英宗又要惩治“有罪”的暗示。“闻之益惧，乃生异谋”（《元史·拜住传》）。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还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从表面上看来，南坡之变完全是一次难以事先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但它的发生，又与英宗的个人性格以及当时的蒙古—回回贵族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形势，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虽然汉族文人经常喜欢按照儒家观念将元英宗的形象理想化，英宗的个人性格却绝非如此单纯。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①；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②。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因此，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③，与以前诸朝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另一种发泄的方法是酗酒，酗酒又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时人记载一个被冤杀的艺人史骡儿云：“至治间蒙上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④英宗曾为宪台谏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珪、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情。延祐七年七月，“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十二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阁”（《元史·英宗纪一》）。按打里牙为波斯语taryak的音写，译言鸦片；元末宫廷曾流行男女双修、恣情房中的“秘密佛法”，英宗朝修“秘密佛事”，似乎表明藏传佛教的这一套教理当时业已传入元廷。那末，英宗这种狂暴多变的习性，是否与他可能服用鸦片或者纵情声色的放荡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英宗这种个性，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敌一边。答己、铁木迭儿死后，他不但没有利用时机示以宽恕，争取缓解与太后集团党羽的关系，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瓦解，因此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铁失敢以臣子弑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诸王勋贵已经对英宗产生普遍①苏天爵：《董守简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二。

②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③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④王逢：《史骡儿引》，《梧溪集》卷四。

的怨忿。南坡之变发生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英宗当时已经何等孤立①。因此，即使他不死于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种程度，也是容乐观的。

①《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元史·英宗纪》有两年未提到朝廷对诸王颁发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载，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

第三节　晋邸继统与两都之战

晋邸继统

自从忽必烈建国以后，元朝虽然一直没有放弃“王政”（即宗王出镇制）与“省政”（即行中书省制）并用的制度，但是由于国家行政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来实现的，蒙古诸王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干预，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当大汗去世，需要选举和拥戴新汗的时候，他们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传统权力，特别是在先帝没有按汉制册立皇太子时，就更是如此。仁宗和英宗父子在位十余年，与接近权力中心的蒙古诸王中大部分人的关系都已相当疏远。当铁失与他们秘密串联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同意在英宗之后拥戴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镇守漠北四大斡耳朵的嗣王也孙铁木儿作为新君。至治四年六七月间，铁失决计以孤注一掷的刺杀行动来中止英宗对他的追究和诛罚，遂遣急使至土剌河行营，将谋逆计划密告晋王和他的亲信倒剌沙，并相约“事成，推大王为皇帝”。也孙铁木儿立即囚禁来使，遣人往上都告变；未至，南坡之变发生。不久，诸王按梯不花、前太师月赤察儿（曾佐甘麻剌镇边）之子淇阳王也先帖木儿奉皇帝玺绶至漠北。九月，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于克鲁伦河畔即大汗位，后人多以泰定帝称之。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系转到他的长子甘剌麻系，既是因为晋邸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而且也因为倾向于蒙古本位文化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于仁宗和英宗以牺牲他们的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政策深为不满。除此以外，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元史·泰定帝一》），所以在蒙古贵族中的口碑应当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对南坡之变的直接参与者，采取了相当策略的作法。与即位诏一同公布的大赦宣布，十恶中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不赦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概赦不问①。被赦的罪行中包括儒家最为不容的谋反、大逆，和最为蒙古人所见恶的奴婢杀主。这些罪名历来与杀祖父母、父母等一样，“自世祖皇帝时分，不拣那个赦里不曾放来”②。泰定帝的诏赦别出心裁，显然意在宽慰铁失等人。因为当时乘舆尚在数千里外，“各贼雄据两都，或握兵权，或操省印，或在宪台，布满要地，号令百姓”，因此“故以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①。最初发表的①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②《元典章》卷三《圣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奏议。该年正月初五，元廷因武宗不豫实行大赦，曾宣布连十恶罪一起赦宥。仁宗即位之后，中书省以上引奏文入闻，遂下制收回成命，重新宣布十恶不在赦免之列。

①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中枢官员中，即包括谋害英宗的主犯也先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铁失（知枢密院事）等。十月，在行帐诛也先铁木儿、铁失弟锁南、英宗宿卫士秃满等，以原左丞相、晋邸旧臣旭迈杰为右丞相，并遣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务。这时候，铁失还在大都以执国命的重臣自居，与泰定帝派来的使节一起，以新帝即位告祭太庙。据云，在仪式进行过程中，“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盖摄祭官铁失、也先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皆弑君之元恶也”②。旭迈杰等到达大都后，又按泰定帝已颁旨诛杀铁失、赤斤铁木儿等人，并戮其子孙，籍其家产。十一月中，泰定帝由北边抵达大都。这时逆臣中的首恶差不多已都诛杀。对其他案犯，大概原来都有从宽之意。比如铁木迭儿次子锁南，因“亲与谋逆”断杖决。但是制命甫下，“物议喧腾”，最后也被定为死罪，同时处死的还不止他一人③。不过这次事件牵涉到的人太多，泰定帝抱定的宗旨是“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元史·张珪传》）。尤其是对于与谋的诸王，最后都以流远处置，一个没有杀。

也孙铁木儿是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经历了一次大变故之后的困难形势下君临天下的。仁、英两朝汉法的再推行，打破了世祖制定的汉法、蒙古和回回法兼而用之的平衡格局，由此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满。泰定年间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旱蝗。也孙铁木儿先立年号曰泰定，末年改元致和，表明他的政策重心是要用惟和来求稳定。

为了弥平内部疮痍，在即位之初，他就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远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即日后的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和世■（即日后的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台丞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这个时期，出镇内地的宗王也比前朝增加，如以买奴为宣静王镇益都，以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镇湖广，以阔阔不花为靖安王镇陕西等。按时人理解，“王皇子视封建，置行中书省、廉访司视中国”①，宗王出镇被视为一种分封建藩的制度形式，在内地扩大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

在财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财。尽管汉族儒臣对“时相多西域人”颇为反感②，但是他们毕竟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贼臣摄祭》。按也先铁木儿已在漠北被泰定帝处决，未与大都告庙事。③《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许有壬：《纠锁南状》，《至正集》卷七六。①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申斋集》卷六。

②苏天爵：《孛术鲁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①。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突然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旧史家评定泰定年间是“天下无事”的“治平”时期，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很允当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时，泰定帝实际上也敏锐地意识到，儒臣和一般汉族民众的感情态度，对于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汉人儒臣对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情绪。张养浩这样描写他回忆起英宗“御容”时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间，凛凛丰仪肃九关。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②泰定帝作为一个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个人背景的君主，要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取得朝中汉人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他不太听得进汉人儒臣的各种建言，但在表面上对他们仍相当尊重。张珪有病，诏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自世祖以来，太庙岁仅一祀；英宗复古制，一岁四祭。时太常院臣请裁择，泰定帝说：“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简其礼，命仍四祭。”不过庙祀仪式十分繁琐复杂，尤其是夏、秋两祭，英宗时尚沿用原先为孟冬卜日大祭而设计制作的法服，“被服夹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气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学元英宗亲祀，宣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①。科举取士这时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对，“惴惴几坠”，但泰定帝终于还是保留了被汉人看重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的这项制度②。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则在泰定元年发展成正式的经筵制度，“始以省、①天历二年运粮352万石，惟至者仅334万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粮数。

②张养浩：《赠李秘监至治间画御容》，《归田类稿》卷二○。

①《元史》卷二九、三○《泰定帝纪》一、二。柳贯：《请添造单罗法服状》，《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贯所记为摄礼仪的状况。天子新祀，当亦如此。

②据许有壬：《送冯照磨序》，此事发生在泰定帝即位当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提到宰执有停科举庙享、只存冬祭之仪，系于泰定二年记事后。但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对泰定二年前有关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经筵事，而设其属焉”③。以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等名士担任进讲官，执经以从。

然而，虚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当国得君”的大臣，多是与汉文化隔膜颇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趋禁中，固宠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间省台冲突又一次趋于尖锐。中书参政杨廷玉以赃墨败，御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诬以“罔上”，欲置台臣于重辟，以泄私憾。张起岩三上奏章抗辩，“事乃得释，犹皆坐罢免还乡里”。中书省甚至以“星悖地震”奏准大赦，宣布要重新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④。这个时期的省台冲突，依然曲折地反映着蒙古回回势力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与他们在仁宗和英宗时期高涨的情绪相比，汉人儒臣在泰定一朝始终怀有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都相当消极。

两都之战真正对泰定帝具有吸引力的一项中原王朝制度，是册立皇太子制。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在册封皇后八不罕氏同时，立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为皇太子，并命朝臣摄祭太庙以告。致和元年（泰定五年二月诏下，改当年为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半个月后，阿剌吉八便以储君名义，与皇太后联名降旨谕安百姓。他的正式登基，似乎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但到八月初，燕铁木儿抢先在大都发动政变，两都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很快演变为遍及北部中国的内战。

燕铁木儿是元武宗漠北旧部中最受宠信的武将床兀儿之子。武宗夺得帝位之后，床兀儿继续在岭北带兵，燕铁木儿则以宿卫身份随驾南下。仁宗朝，燕铁木儿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到泰定朝更兼佥枢密院事。这时候，仁、英宗两朝大受削弱的武宗旧人的子女中，渐生用世之志者绝不仅燕铁木儿一人。虞集提到哈剌拔都儿说，其先人在武宗朝当政之日，哈剌拔都儿“兄弟尚幼。及其长也，慨先世之遭逢，伤事变之不易，思愤忠鲠以报国家，未尝一日忘也”①。他们所谓“报国家”，实际上就是抱着“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观念②，要把帝位夺还海山系。致和元年，泰定帝以染疾罢猎，不久即赴上都度夏。这时，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着左卫亲军以及由其同族统率的钦察卫侍卫亲军，而且身居“总环卫事”的要职，有权调度拱卫京畿的其他宿卫部队。他与随驾北巡的同党相约，一旦泰定帝去世，就在上都和大都同时行动，用政变方式迎立武宗后人即位。泰定帝死后，上都③许有壬：《赦赐经筵题名碑》，《至正集》卷四四。

④《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宋本传》。

①虞集：《跋哈剌拔都儿充奎章阁捧案官制》，《道园学古录》卷十。

②语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局面迅速被拥立皇太子的倒剌沙控制，燕铁木儿同党在上都发难的计划没有实现①。但在大都，政变行动按原计划顺利实施。

八月四日黎明，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忽必烈子奥鲁赤后人）集大都百官于兴圣宫，兵皆露刃。燕铁木儿号于众曰：“武皇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归心，大统所在，当迎立之，不从者死。”乃手缚平章乌伯都剌等数人，众皆溃散。于是燕铁木儿与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宣言遣使迎武宗太子入京，封府库，拘百司印，分处腹心，调宿卫军严守皇宫和京畿诸要害；燕铁木儿自居禁中，夜则更迁无定所。未几，又命人分别诈称图帖睦尔及和世■的赴都使臣，扬言两太子已先后启程，“旦夕即至”。大都形势基本被他左右，“中外乃安”②。

泰定帝病死时，武宗长子和世■仍羁留在察合台后王封地。虽然燕铁木儿“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但他是否真心希望和世■入居帝位，实际上很难说。他曾紧急任命过一批宿卫军官以待调遣。“既受命，未知所谢，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众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③。可见从一开始，燕铁木儿便属意于武宗次子、这时刚移藩江陵的怀王图帖睦尔。政变当日奉命南迎图帖睦儿的明理董阿等人，虽然迟至八月中旬方至江陵，但先行的报讯急使八月六日已驰驿到达图帖睦尔处。十四日，亦即明理董阿等人抵江陵次日，图帖睦儿立刻从藩府北上，经河南汴梁，由伯颜扈从，于二十七日赶到大都。差不多与图帖睦儿抵京同时，上都方面兵分四路，实施对大都的军事行动。梁王王禅、诸王失剌、诸王也速帖木儿分别领军直逼居庸关、古北口和辽东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等则绕道山西，再向东回攻紫荆口，同时可能还带有与拥护上都的陕西军队互相接应的意图；辽王脱脱、左丞相倒剌沙等人仍留守上都。这种对拱卫大都的长城诸关隘实施同时突破、然后从四面包围大都的战略，确实严重地威胁着防守兵力十分有限的大都集团。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长城一线东西千余里的上都军队，如果各自为战，互相间缺少配合和精确呼应，那么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对优势的大都军各个击破，从而使全线攻势陷于瓦解。

燕铁木儿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除了分出一部分兵力把守长城各关以外，他把最能作战的主力集中在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采用迅速转移奔袭的方式，往返转战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战略要地。九月初，大都主力先出师居庸关，击败关外的王禅，迫使他稍事后退。三日，辽东军破迁民镇后由东向西挺进。燕铁木儿立即从居庸关星夜赶赴三河、蓟州（今北京市蓟县）一线进行拦截。王禅见大都军主力东去，又整军来攻，于十六日破居庸关。燕①上都发难稍晚于大都，事未果行而谋先泄。倒剌沙杀诸王秃满、宗正札鲁忽赤阔阔赤等十八人，制止了一场未遂政变。

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③《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铁木儿闻讯，遂留脱脱木儿屯蓟州堵击辽东军，自率主力西返。二十日，他与王禅先头部队遭遇于榆河流域，遂为争夺横跨榆河的红桥发生激烈的交战，王禅部退至榆林河北。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凌晨，两军在红桥北面的白浮之野（在今河北昌平东北）日夜激战，王禅指挥失当，连续两夜被燕铁木儿用计惊扰，在黑暗中自相攻斗，又遭到燕铁木儿的掩杀，终于全军溃败。居庸关方面的战事平息。

二十六日，上都兵破古北口。燕铁木儿立即乘白浮决胜之威，倍道兼行，在白浮山以东百余里的石槽堵截由古北口西南行的上都军，大获全胜。上都官兵降者万余人，残部北逃，被燕铁木儿前锋逐出古北口。

古北口解危前后，在蓟州阻击辽东军的脱脱木儿以兵力单薄战败。二十八日，上都军进据通州（今北京通县），逼近大都。但这支辽东军在通州逗留不进竟长达两天之久，遂使燕铁木儿得以从古北口率师南救，于十一日黄昏赶到通州。辽东军被燕铁木儿奇袭败绩，放弃通州。十月五日，它在后撤到通州东南的枣林获得后续部队增援，又与追军激战至晚，仍败绩，被迫从古北口退至长城以北。燕铁木儿遣偏师尾追未及。

取道山西迂回包抄大都的西路军，在燕铁木儿赴援通州同时，于十月一日攻破紫荆关，五日，游骑进逼大都南城。燕铁木儿留下部分军队防卫古北口，自己再次领军昼夜兼程，循北山而西。六日，大都方面月初从通州遣往紫荆关增援的四千精兵赶到良乡南，与上都军激战，忽剌台受创。翌日，燕铁木儿又自率主力趋近良乡，西路上都军闻风溃散，紫荆关复安。从山西分兵南攻冀宁（今山西太原）的湘宁王八剌失里这时已克服该城，但是因为围攻大都的四路军队中已有两路完全溃败，退至古北口外的辽东军这时也已丧尽原先的锐气，湘宁王孤军深入，既难以进一步扩大战果，更不可能直接影响千里之外的大都战局，所以攻占冀宁对上都方面来说至多只是一枝无果之花。十月十一日，退出长城的辽东军经过整顿，再次破古北口南进。燕铁木儿遂由大都领军往迎，在檀州（今北京密云）南与上都军会战，再溃之。至是，上都方面出攻大都的四路军队全部瓦解。

随着上都方面的军事行动渐次受挫，驻牧辽东的东道诸王中一部分起先居于观望立场的人，逐渐倒向大都方面。屯防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是燕铁木儿的叔父①，他在策反东道诸王方面应当起了一定的作用。齐王月鲁帖木儿（合撒儿后王）、不花帖木儿聚集的若干左手诸王及其将领，进围上都。这时候上都兵力差不多已完全消耗在分道南攻的战事中，辽王脱脱等勉强整军出城应战，兵败；脱脱被斩杀于阵前，梁王王禅脱遁。倒剌沙被迫奉皇帝宝玺出降（不久即被诛杀），阿剌吉八失踪。

两都之战虽然只是蒙古、色目高级贵族集团之间的一场内争，但是由于①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于至顺元年（1330）六月改为东路钦察军万户府。据是，则这支驻军或以钦察族人为主干。

他们掌握着中央政府和各行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权，所以还是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内讧的旋涡。当时各行省的倾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如河南、江西、湖广等省，被坚决支持大都的官员或诸王所控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蔑儿乞氏伯颜，十五岁即入藩邸为武宗侍臣。武宗即位后成为政府中枢的军政要员。但他自仁宗朝起就差不多一直外放，所担任的虽然也是行台长官、方面大员等要职，毕竟失去了在朝官“密近天光”的优越地位。燕铁木儿发难大都后，受命南迎图帖睦尔的特使明理董阿道过河南时，以所谋密告伯颜。伯颜当即表示：“此（指图帖睦尔）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曷敢顾望。”明理董阿遂拘执行省平章曲烈、右丞别铁木儿，伯颜“集行属明告以故。于是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资，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输止之以给其费”（《元史·伯颜传》）。可见大都方面通过伯颜，不仅调动了河南，甚至还调动了东南地区的经济资源来支持对上都的战争。伯颜本人在图帖睦尔赴大都途经河南时，亲自勒兵扈从北行。在此之前，他已以“权署官摄其事”的方式，将亲信安排到各郡县，牢牢控制了河南局势。到九月底、十月初，河南更成为抵拒响应上都的陕西军队东指京畿的重要屏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可能早与图帖睦尔有密切交往，所以也在燕铁木儿发难之初即拥护大都。江西行省亦因两平章倾向燕铁木儿而成为大都集团的积极支持者。

另一类行省则对两都之争持消极观望的立场。大都传檄各地时，江浙行省平章换住、高昉等态度暧昧，燕铁木儿原拟“锁系行省宰臣”，后来因为担心民心震骇，易生他变，遂改为“给官舸”召省臣五人入京，另任亲信明理董阿为江浙平章；高昉在赴都途中受惊而死①。上都方面也遣人从海上到杭州活动，虽然被行省当局戮于市，但仍不免“人心汹惧”，可见局势并不稳定②。由于明理董阿的监临，江浙行省始终没有公开称兵，而在大都从该地征调军队和物资时，它也还是基本服从的①。这与大都政权采取了尽可能不激发新对抗的正确策略，当有一定的关系。甘肃行省亦因省臣分裂为支持大都、上都的两派，互相僵持而反侧不安。直到两都之战结束，当地局势才渐次明朗。四川和云南的情形可能更特殊。西省宰臣虽然都无疑站立在武宗系一边，但他们都欲拥立武宗长子和世■为帝，而对燕铁木儿集团偏向图帖睦尔的种种迹象极其敏感和警惕。所以两都之战进行过程中，四川和云南对①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②释大：《送张子安序》，《蒲室集》卷七。

①据大：《送张子安序》，当时江浙行省因为“北方用兵”而“供给繁剧”。从江浙调军往援潼关，未至而复遣还的记录，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大都集团的观望多于支持。图帖睦尔即位以后，两省先后起兵失败。实际上他们都是站在和世■一边反对图帖睦尔—燕铁木儿集团的。

最后一个类型如陕西、辽东等省，是上都集团的坚决支持者。辽东行省的军队，是围攻大都的主力部队之一，已见前述。陕西行省驻军差不多与上都军同时采取行动。其中路于九月二十五日入潼关，进据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路于九月末从大庆关渡黄河，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河东郡县守官多弃城而走。惟是后两路军队进展迟缓。北路在十月十五日方至晋宁（今山西临汾），虽与自北而南的湘宁王八剌失里互为呼应，但这时京畿地区的战事业已结束，陕西军继续东进，其势不过强弩之末而已。十月下旬，北路军以余勇进至潞州（今山西长治），此后军心懈怠，终在十一月初投降。中路军的情况亦相类似。它在十月末破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和巩县之间），十一月上旬进逼汴梁（今河南开封）。这时全国局势已基本稳定。大都政权乃遣使传檄，放散陕西军以示宽宥。屯于汴梁至虎牢关一线的陕西中路军闻诏，“各已骇悟”（《元史·阿礼海牙传》），终而从汴梁撤军返陕。陕西南路军出兵更晚，于十月中旬末取武关，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间向南攻占邓州、襄阳。是军亦于十一月中旬末奉大都诏命罢兵撤还。两都之战的余烬至是始告熄灭。

燕铁木儿凭借他出色的政治谋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干，将帝位夺归海山系后，海山长子和世■及次子图帖睦尔之间争夺皇位的暗斗便立即突现出来。燕铁木儿既然居功自傲、一心以专任独署的权臣自期，就必定要从巩固自己权势的角度出发竭力干预新君人选。于是与南坡之变同样惊骇朝野的血腥杀戮事件，再一次在元朝宫廷发生。

第四节　明文之争和至顺年间的“文治”

明文之争燕铁木儿自大都发难之初，即属意于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位继承人。虽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长子和世■于北边，后来又矫称和世■使者南来，“云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但两都之战结束前，大都政权并没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约过和世■南还。当时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铁木儿的这种作法，很难用两京道路不通来解释，应当别有用心。图帖睦尔到达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铁木儿即以“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为谏，示意图帖睦尔抢先即位。五天之后，图帖睦尔在大都称帝，以当年为天历元年，同时宣布“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元史·明宗纪》）。

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

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寄居于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这时刚满三十岁。根据叔侄相继原则，他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两朝加强汉法而引起的草原贵族的不满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们要把和世■推上大汗宝座的政治动机。所以当大都使者抵临时，“朔漠诸王皆劝帝（按指和世■）南还京师”。和世■在一片拥戴声中，飘然启程，于天历元年（1328）底东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泼皮、出镇北边的武宁王彻彻秃相继西驰奉迎。和世■已完全陶醉在这番太平景象中。天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没有告知图帖睦尔的情况下，仅仅经过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似乎过高地估计了漠北舆情在决定嗣君人选方面的影响力。他一心以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肃清宫闱”之后从漠北南返即位的历史故事，却忘记了武宗作为总兵北边的统帅，是以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并没有直接控制强大的军队，只有贴身卫士一千八百多人①；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虽然与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见有重兵随行①。和世■欲凭极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去染指大都集团几经①天历二年八月，“赐明宗北来卫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钞五十锭，怯薛官十二人各钞二百锭”。《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①天历二年三月，和世■在从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说：“诸王察阿台今亦从朕远来”。九月，文宗“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钞币有差”。彻彻秃当时尚在京师，与他一起受赐赏的“西域诸王燕只吉台”，应当就是扈从和世■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三三《文宗纪》二。又据《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传主曾奉命送太宗旧铸皇兄之宝于浴血奋战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来就不容乐观。但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四月，携带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铁木儿一行至行在入觐。这个左右大都局势的盖世功臣，现在要当面试探一下新君对他的态度。和世■虽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对燕铁木儿“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但是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没有将图帖睦尔原授的知枢密院事一职重新委任给他②。与和世■一同流亡的孛罗和哈儿秃儿，则分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复选用潜邸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很明显，如果和世■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宠遇；随明宗入京的新贵必定要来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逐渐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中的次要地位。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逐渐销蚀。可是因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离开大都。仅仅十几天以后，图帖睦尔又下令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后玉册、玉宝。次年正月，和世■的使者抵达大都。图帖睦尔在明知大兄已决意南归的情况下，仍抢先完成以册命皇后告于南郊、太庙，以及在大明殿册封皇后的一系列仪式。当时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诏天下，让位于大兄。今立后，是与诏自相违也。”图帖睦尔闻奏，“嘉其直，赐金织文币以旌之。后闻之，亦有金币之赐”①；惟册后典礼仍照行不误。不过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图帖睦尔自大都北行、亲迎和世■的前后，他还是准备恪守让位诺言的。出发后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元史·文宗纪二》）。这个机构初建于元朝灭宋之后，掌宋谢太后、福王献纳产业及贾似道等人田地所纳赋税，原隶属皇后中宫，于大德八年（1304）罢废。图帖睦尔在此时恢复江淮财赋府的建制，并将它改隶东宫官署詹事院，显然是为自己日后以皇太子身分控制这笔重要的财产资源预作准备②。

图帖睦尔用了一个多月，才走完从大都到上都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趋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境，是为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处，武宗时建行宫于兹，故名中都），与和世■会面。八月一日，和世■抵达旺忽察都。次日，图帖睦尔见大兄于行宫。和世■设宴待察合台后王燕只哥■（即燕只吉歹），此当为天历二年燕只吉台返回封地以后不久的事。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纪》。据燕帖木儿碑传，和世■对他的委命，还包括统帅左、右及龙翊卫钦察军的大都督之职。

①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②图帖木儿出发前一日，和世■立他为皇太子的诏命才抵达大都。复冒江浙财赋都总管府，应在兹后才决定，所以图帖木儿才会在路上仓促发表。

皇弟及诸王、大臣。兄弟欢合的场面前后未满五天，和世■即于八月六日“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铁燕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簇拥图帖睦尔疾驱还上都，一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胃绕幄殿巡护”③。八月十五日，图帖睦尔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为文宗。

明宗和世■在天历之变中暴卒的详情，可能已永远成为历史的秘密。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亲政后，为撤文宗庙主诏告天下曰：“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①按也里牙为仁宗朝权臣铁木迭儿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国公，后因赃被黜。天历初，他与妻弟锁住等投靠大都集团，复被起用为太医院使。和世■即位后，为报复铁木迭儿离间宗室、胁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锁住等人于南方。也里牙很可能因为担心株连，遂受人唆使，利用职权向和世■进毒。至顺元年（1330），也里牙得复秦国公爵位，其姻亲锁住亦再仕为将作使，应即文宗对他们参与谋杀和世■的奖赏。但同年七月，锁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录、祭北斗、咒咀”伏诛，与之有牵连的明宗旧人索罗等亦一起被杀。屠寄认为，“也里牙景教徒，必无造符录、祭北斗事..盖不便论其本辠，虚构狱辞，以饰观听耳”②。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杀人灭口的行动。燕铁木儿则应是旺忽察都事变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阙略，只有存疑。

至顺年间的“文治”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③。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①。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宗却处在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的变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两都战后遭籍没财产的官员贵族在百人以上；对隔绝在围城中的上都官员，后来虽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职不复任用②。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③，有诸王、高级官员甚至西域名僧参与的③《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①《元史》卷四○《顺帝纪》三。月鲁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纪》分别作玥璐不花、野里牙。②《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也里牙传》。

③许有壬：《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

①释大：《恭题文宗帝御画万岁山画》，《蒲室集》卷十三；《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②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十三。

③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谋不轨”案接连发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为号召。天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实际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一死，文宗担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复举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④。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是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镇北。天历元年文宗即位后，两次召也儿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边反对武宗后人；抗命不至，当是出于效忠和世■的立场。二年三月，也儿吉尼大概犹疑动摇，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归途中曾“赐驸马脱必儿钞千锭，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后，云南诸王秃坚等才最后改变观望态度，于至顺元年正月公开称兵⑤。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年余，方始平乱。自忽必烈朝以来，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稳，以文宗朝为甚。所以陈思谦在至顺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结人心”；虞集为殿试拟制策，亦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①。

可是文宗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样采取超脱立场，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铁木儿，不惜进一步养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顺之年，诏燕铁木儿“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元史·燕铁木儿传》）。所谓“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元史·虞集传》），其实不过是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文宗为曲意交好燕铁木儿，竟听凭他取泰定帝妃为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寄养于燕铁木儿家，又以燕铁木儿子为己子。由这班社会基础异常狭隘的“同功一体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兴盛。

社会经济也在这时遇到较为严重的困难。天历时，关陕地区“饥馑疾疫，民之流离死伤者十已七八”②。江西和岭南等地，则连年低温。“天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乡老者久不见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识者。明年大雪加冻，大江有绝流者，小江可步，又百岁老人所未曾见者。今年（按指至顺元年）六月多雨恒寒，虽百岁老人未之闻也。”“两年之雪，大兴所无。去年之冻，中州不啻过也；六月之寒，则近开平矣。有自五岭来者，皆云连岁多雪”①。江浙的海运粮也连续几年因民饥而不克征满旧额，④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学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⑤天历二年十月，文宗诏：“云南、八番为囊加台所诖误，反侧未安者，并贳其罪。”可见云南称兵虽晚，举事原因则与四川囊加台同。

①《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卷一八一《虞集传》。

②同恕：《西亭记》，《榘庵集》卷三。

①刘岳申：《送萧太玉教授循州序》，《申斋集》卷二。

乃至需要江西、湖广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见灾情同样不轻。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天历二年，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于此，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旨学士、供奉学士等职。文宗的意图，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国。他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说：“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文宗纪三》）。学士院还专设授经郎二人，为蒙古贵族子弟传授经学。但是这种聊备顾问式的问对，“无益时政”，讨论率多不切近务，事实上文宗也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明白宣布：“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因此奎章阁学士院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却变成聚集名人学士，入侍燕闲，观览经书，鉴赏文物的场所。奎章阁诸臣的真正身份，其实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超诣的“文学之士”而已②。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的当年，即受命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纂修《经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燕铁木儿为国史例监修。至顺二年五月书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总共880卷。分别节录中央、地方官府的有关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删去吏牍繁词，由蒙文文书译为汉语者，多重加润色，由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通过纂修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来强化“示治平之永则”①的正统形象。

史载文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作藩王时，“日以酒韬晦”②。他死于至顺三年八月，年仅二十九岁，“隐亏天伦”的负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应是损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权臣燕铁木儿也因纵欲过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为天历之变的惯性所推动，继续遵循原来的轨道行进六七年之久。长期积聚的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更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对抗，促使元代社会进入它的后期。

②《元史》卷一八二《谢端传》。

①《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

②大：《王可毅历仕记》，《蒲室集》卷十。

第九章　元朝统治的衰败与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元朝统治的衰败

至正新政

至顺四年（1333），妥欢贴睦尔即帝位。从此，元朝进入元顺帝统治的最后36年衰败时期。

年仅13岁的妥欢贴睦尔，面临着年复一年造成的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权臣擅权、吏冶腐败、财政空虚、社会动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深感社会危机的严重，因而力图推行新政，实现中兴，以摆脱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铲除权臣伯颜是当务之急。

文宗图帖穆尔与权臣燕铁木儿相勾结，一手制造了旺忽察都事件，把兄长明宗和世剌毒死。文宗临终前嘱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权衡《庚申外史》）。他决意传位给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当时权倾天下的燕铁木儿担心事情败露，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传位给明宗次子懿磷质班，是为宁宗。年仅7岁的宁宗在位53天后得病而死。燕铁木儿千方百计阻扰妥欢贴睦尔继位，直到燕铁木儿病死，妥欢贴睦尔才登基称帝。当年翊戴明宗、文宗夺位的伯颜起而代之，拜中书右丞相，进封秦王，在与燕铁木儿子、左丞相唐其势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取胜。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他的官衔加起来总共达到246字，“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

伯颜秉政达7年之久。在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元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动荡不安。为了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求得个人权利的绝对稳定，伯颜推行了一系列“变乱祖宗成宪”的政策。这些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首先，排斥汉人、南人，加强民族压迫措施。他下令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们参与政权机关的管理活动，并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废除科举，以防止汉人、南人通过科举入仕。在中书省内，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至元二年以来，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起分别担任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其中许有壬为了争论废科举事，丢掉了参知政事的职务。当至元三年先后爆发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起义后，伯颜竟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尽管这一荒谬的建议是无法执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颜集团对汉人、南人的仇视和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对汉人、南人还实行了禁军器、刷马匹等防范措施。

第二，对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者实行排斥、打击。伯颜出身蔑儿乞部，该部曾被铁木真击败，部众大多被俘为奴，故伯颜幼时曾为剡王彻彻秃家奴。剡王彻彻秃为宪宗蒙哥第三子玉龙答失之孙，立有军功，地位显赫。伯颜擅权，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碍，但伯颜每见到剡王仍呼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剡王谋为不轨，杀剡王并王子数人。”（《庚申外史》）妥欢贴睦尔不准杀剡王，伯颜强行传旨行刑。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之孙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也被伯颜矫旨贬斥。

第三，滥发纸币，大肆敛财。至元三年（1337）发行纸币75万锭，比顺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顺三年（1332）增加50％以上。伯颜把大量钱财攫为己有，仅得赐田一项就达1万多顷。所以，时人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庚申外史》）。后来伯颜被贬，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①由于伯颜倒行逆施，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湖广、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连绵不断。至元三年（1337）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发动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四月，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私造军器，以宗教为号召，拜戴甲为定光佛，并与朱光卿联合，朱光卿虽被镇压，但其余部一直活动了三年之久。与此同时，河南汝宁信阳州爆发棒胡起义。棒胡本名闰儿，因好使棒，人称“棒胡”，与其徒百余，“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焚陈州，屯营于杏岗”（《元史·顺帝纪二》）。他们显然是白莲教徒。以后，又有胡山花、辘轴李、棒张等起兵响应，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杀，起义才失败。同年，四川合州大足县有韩法师起义。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胜县李志甫领导畲民起义；江西袁州（今宜春）爆发彭莹玉及其徒周子旺起义，子旺称周王，改国号，旋被镇压。至元五年十一月还发生了河南省台掾史范孟等假传圣旨、杀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等人、自称河南都元帅的事件，受牵连者以千百计。

至元六年二月，伯颜的侄儿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发动政变，伯颜被贬至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清除伯颜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自元朝建立以来，附会“汉法”与抵制“汉法”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推行“汉法”已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是元朝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显然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不得人心的举动。脱脱的政变是得人心的，人们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

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①杨维祯：《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

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热衷于经商敛财，半年后下台。至元六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元史·苏天爵传》），把大权交给脱脱，脱脱立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②。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任相后仅一个多月，即恢复科举制度。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消除伯颜排儒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有一定作用。脱脱又大兴国子监，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到三千余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进讲。文宗时置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脱脱上台后，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主要用作宫廷教育，在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脱脱又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进讲。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阁改为端本堂。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及其他礼仪制度。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正式为剡王彻彻秃昭雪；召还宣让王贴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使返回所属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

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逋负，减轻对人民的控制与剥削。如减盐额方面，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余盐3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额盐量减少10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余盐3万引。另外，对地方官提出六条标准，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四》）。

第六，修撰辽、金、宋三史。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金史》、《宋史》成书时脱脱已辞去相位，但脱脱在决定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的编史方针和筹措资金、组织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没。

自从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推行新政以来，元朝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作风大有改变。妥欢贴睦尔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①前”②，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脱脱因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至正四年五月，脱脱辞相。由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别儿怯不花任右丞相；当年十二月，朵儿只任右丞相；九年闰七月，脱脱复相。其间共5年多，妥欢贴睦尔仍有励精图治之志，②黄溍：《史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①指延祐元年，是年首次开科。

②欧阳玄：《试院倡唱》，《圭斋集》卷二。

也继续推行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的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人民起义愈益强烈，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起用的三相能力较差，威望远不如脱脱。故新政大多由妥欢贴睦尔亲自过问。这段时期内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颁行《至正条格》。自英宗颁布《大元通制》以来，二十余年间一直未曾修订过新的法律，“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举。..事至于斯，深为不便”③。故妥欢贴睦尔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赐名《至正条格》。第二，定荐举守令法。妥欢贴睦尔深知当时官吏素质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选转某人为官，他都亲自过问，予以审查，意欲选拔一些无劣迹的清廉之士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至正五年十月下诏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四》）。于是调遣大批高级官员分巡全国各道，意图改变贪官污吏状况，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然奉使者，类皆脂韦贪浊，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诚）、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纪纲，余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举逸隐士，沙汰僧尼。推行新政以来，朝廷颇感人才缺乏。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时，注意采访山林遗逸，推荐到京任职。“隐士无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庚申外史》），成为当时的名言。

自后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脱脱复相的近9年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励精图治，大有中兴之意。其中前4年由脱脱主持更化政策，主要是废除伯颜旧政，调整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巩固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加强文治，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后5年主要由妥欢贴睦尔亲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完善法制、加强廉政、选拔人才，这一目的基本上没有达到。综观至正新政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触及遏制土地兼并、解决财政危机等更尖锐的问题。即使至正新政全部成功地推行了，也改变不了元朝整个政治肌体败坏、大厦将倾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一个“中兴”的奇迹。

开河与变钞至正新政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不得不于至正九年（1349）闰九月召回脱脱，命他复为中书右丞相。脱脱重新执政后，面临着一大堆极其棘手的问题。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的单州（今山东单县）、③苏天爵：《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六。

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属安徽）、金乡（今属山东）、鱼台（今山东鱼台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任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今属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的定陶（今属山东）、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属山东），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东明（今山东东明东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的汶上（今属山东）等州县均遭水患。黄河泛滥如此严重，受害地区如此之广阔，是河患史上所罕见的。更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果断治河措施，水势不断北侵。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继而北侵安山（今山东东平西），汇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不仅运河有中断之势，而且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几十个盐场也有淹没的危险。大都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税，将会急遽减少。

更为严重的是，河患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河南、山东等河泛区“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大批流民涌入长江下游，“沿河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义，辽东女真人锁火奴和兀颜拨鲁欢反元，云南死可伐起义等影响最大。监察御史张祯惊呼：“灾异迭见，盗贼蜂起..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元史·顺帝纪四》）。妥欢贴睦尔曾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和《荐举守令法》，又遣奉使巡行天下，意欲改变官贪吏污的状况。结果收效甚微，贪污、贿赂之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更加严重。朝廷像哈麻这类奸臣，“自藩王戚里，皆遗赂之”（《元史·哈麻传》）。地方官更是天高皇帝远，其向民征钱，各有名目，有所谓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常例钱、人情钱、赍发钱、公事钱等等①。就是号称清廉的廉访司官员，也是声名狼藉。至元八年十月，御史台承认：“近年以来，江南各道廉访司书史奏差，间有不务守慎，恣尚贪饕，..滋长奸恶，废坏纪纲。若不严为立法，无以效劝将来。”②民间甚至作诗嘲笑廉访司官员：“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扔穗贼不争多。”时人叶子奇说：“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③赋役沉重且不均，这是造成广大人民不满的重要原因。此类情况，江南尤其严重。福州崇安共有50都，纳官粮6000石，“其大家以五十余家而兼五千石，细民以四百余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细民之粮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元史·邹伯颜传》）。福州也是役法不均，官府常常“聚数百人于庭，鞭笞拷①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②《南台备要》，《永乐大典》卷二六一○。

③《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掠，责成于一二日之间，吏巧法与豪猾表里，贫民受抑无诉”①。浙西则以赋税重而闻名。至正间，平江路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地下水悍，岁赋五十万硕，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②。广大农民的极度贫困，是促使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其实是没有任何灵丹妙方可以把它治理好的。

黄河听其泛滥，钞法任其混乱，社会危机势必加深，人民起义迟早会如同烈火一般燃起；立即开河变钞，解决财政危机，使灾民重返家园，在脱脱看来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良策。但脱脱对人民群众对元朝统治的极度不满估计不足，更不会估计到开河变钞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国库严重空虚，入不敷出。世祖至元后期以来，财政渐见拮据，因而纸币发行量猛增。大德以来，开始动用纸币准备金；武宗至大时，动用钞本更为严重，又发行至大银钞，使之五倍于至元钞，同时恢复使用铜钱；仁宗即位，加以整顿钞法，罢至大银钞与铜钱，但又大量印钞，曾连续四年每年印数在200万锭以上，官定钞银比值只及中统初的1/20。日积月累印发的纸币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二是伪钞横行。元代钞法对造伪钞者一律处死，但冒险者仍为数不少，“坐罪虽曰匪轻，获利自是甚重”③。历年印造的伪钞几乎流通于全国，愈积愈多，对钞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至正十年（1350）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脱脱建议变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对他的建议表示支持。他们提出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脱脱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慎重起见，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经过激烈争论，压制了不同意见，决定变更钞法。

变钞的具体办法，一是印造“至正文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通用，而中统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一倍。专置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元史·食货志五》）。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形成钱钞通行局面，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五》）。到至正十六年时，纸币“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且钱之小者，①吴海：《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墓志铭》，《闻过斋集》卷三。

②杨维桢：《长州县重修学宫记》，碑存苏州孔庙。

③苏天爵：《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六六。

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①。变钞本是以“钞买钞”的办法，即用新钞来压低民间的至元宝钞，达到增加国库收入，摆脱财政危机的目的。结果由于新币发行额过大，广大人民群众加以抵制，因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变钞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政府的信誉却一落千丈。

黄河决溢后，元廷在治河问题上一直犹疑不决，因而延误了五六年之久。运河受阻，盐场被毁，饥民相食，反抗不止，形势十分严峻。脱脱复相后，都漕运使贾鲁再次申述了自己的主张：“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决定采取贾鲁的治河方案。但工部尚书成遵等出面抗争，认为黄河故道不可得复，并说：“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恐日后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成遵传》）。双方争论十分激烈。脱脱治河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日开土，七月完成疏浚黄河故道工程，开始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七日，贾鲁用船堤障水法开始堵水工程，至十一月十一日终于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①。贾鲁在治河工程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农民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果然用开河机会发动了农民起义。时人作诗云：“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②又有《醉太平小令》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③时人把开河变钞看作是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源。其实元朝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开河变钞只是元朝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线而已。

第二节　元末农民大起义

起义的爆发和暂时挫折

贾鲁开河后，农民领袖韩山童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

韩山童是河北栾城人，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其祖父韩学究为白莲教主。武宗时禁白莲教，韩学究被谪徙广平永年县。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①孔齐：《楮币之患》，《至正直记》卷一。

①欧阳玄：《至正河防》。

②《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编》。

③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的弥勒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信奉阿弥陀佛，认为死后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该教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元朝建立以后，白莲教进一步得到发展。“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①。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杜万一利用白莲教“妖言惑众”，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白莲教徒起义屡有发生。武宗时白莲教被禁。仁宗时恢复。韩山童成为北方白莲教主后，即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为号召，“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顺帝纪五》）。在韩山童的周围拥有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一批骨干，他们积极“倡言天下大乱”，煽动起义反元。治河开工前，韩山童等凿好石人一个，只开一眼，在其背上镌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个字，预先埋于黄陵岗，同时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史·河渠志三》）。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下旬，开河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传出，人人惊诧，以为天下真要大乱了。

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颍上县（今属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韩山童发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①假托南宋卫王赵昰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日本，来达到“复宋”的目的。刘福通又鼓吹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是南宋将刘光世的后代，当辅之②。起义军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联③。很明显，起义爆发后，韩山童等用鲜明的政治口号来代替宗教迷信作为号名。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揭露了广大汉族劳动人民的贫困和蒙古、色目贵族搜刮掠夺财富的社会现实，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至于“复宋”的口号，则迎合广大汉族人民心理，是达到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和策略。正当起义军汇集在一起，誓告天地之时，地方官闻讯突然袭击，韩山童被捕牺牲，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今江苏徐州武安山）。刘福通冲出重围，率起义军于五月初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头裹红巾作标志，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妥欢贴睦尔十分惊慌，立即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素号精悍，善骑射”的6000名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又令河南行省徐①刘壎：《莲社万缘堂记》，《水云村泯稿》卷三。

①《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②何乔远：《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记》。

③《辍耕录》卷二七《旗联》。

丞相派兵协同镇压。这三个元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无心恋战。双方对阵后，赫厮见红巾势大，扬鞭高呼：“阿卜！阿卜！”（快跑！快跑！）迅速逃跑了。刘福通据朱皋（今河南淮滨东南），攻破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等地，进兵舞阳、叶县。九月，刘福通占领汝宁府及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众至10万。

颍州起义成功后，对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鼓舞很大。北方地区响应起义的主要有徐州李二和濠州郭子兴。

邳县（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于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与社长赵均用（一作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起兵占领徐州，从之者十余万人，也以“烧香聚众”，称红巾军。未几，占领徐州近县宿州、五河、睢县、虹县、丰、沛、灵璧、安丰（今安徽寿县）、泗县等地。十二年二月，定远（今属安徽）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崖、俞某、鲁某、潘某等起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郭子兴称元帅，亦以红巾为号。闰三月，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为亲兵。

南方白莲教首领们也立即抓紧这个时机，发动起义。彭莹玉是南方白莲教主，至元四年发动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匿于淮西民家。“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庚申外史》）。

他奔波于江淮、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化名彭翼、彭国玉，又称彭和尚，教徒称之为“彭祖”，敌人诬之为“妖彭”，其徒遍及南方各地。至正十一年夏，彭莹玉起兵于淮西①。八月，麻城（今属湖北）铁工邹普胜、罗田（今属湖北）布贩徐寿辉等起兵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他们宣传“弥勒下生，当为世主”，烧香拜佛，也头裹红巾，故亦为红巾军。十月，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建立政权，国号“天完”（压倒“大元”之意），改元治平，推徐寿辉为帝，邹普胜为太师。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行政和军事机构均仿元制。中央设中书省（又称莲台省），下设六部；地方有行省；军制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及其相应管军机构。自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开始，天完军队分兵四出：丁普郎、徐明达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邹普胜克武昌、龙兴（今江西南昌），曾法兴克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欧普祥克吉安，陶九克瑞州（今江西高安），陈普文克吉安，周伯颜入江西、湖南、广西，王善攻福建。彭莹玉这时也与天完军会合，与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东去九江，入安徽，激战于徽州（今安徽歙县），过昱岭关，破杭州，在杭州“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①。旋因元军反扑，弃城去苏南，又转战于徽州等地，最后退至瑞州。红巾军所过之处，所在农民纷纷响应，“不旬①陶安：《繁昌县监邑铁仲宾功绩纪》，《陶学士文集》卷十七。

①《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元史·魏中立传》）。

南方红巾军的重大胜利是与他们的政治口号分不开的。据记载，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江西宜黄的红巾军首领涂一、涂佑，新城红巾军首领童远攻占建宁（今属江西）、泰宁（今属福建），不久，入邵武（今属福建），“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①。“摧富益贫”这一针对当时社会上贫富不均而提出的战斗口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南方起义队伍的发展异常迅猛。

与此同时，江淮起义军在赵普胜（双刀赵）、李普胜（李扒头）领导下，于至正十二年春，渡江南下，克无为，入繁昌，占领铜陵、池州，进围安庆，再下湖口、彭泽，势如破竹，号称百万水师。

在北南红巾军起兵后不久，河南、湖北一带则有“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又名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今属河南），称“北锁红军”，又攻占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进逼滑（今河南滑县东）、浚（今河南浚县）。明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今属湖北），称“南锁红军”，旋克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等州。

面对红巾军起义的浪潮，元朝廷加紧了对汉人、南人的防范。规定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吏必须回避。脱脱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今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②同时，元廷又用卖官、募捐等办法来求助于富豪巨商，组织和支持地主武装——义兵。河南沈丘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和罗山人李思齐纠集地主武装至万人，元廷授察罕帖木儿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淮东豪民王宣，募得丁壮达三万人之多，号称“黄军”。此类地主武装，农民起义地区处处皆有，他们配合元军，使红巾军遭受很大损失。后来元廷在许多地方设置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胡芦’，故以名之”（《元史·顺帝纪六》）。

元廷将中原红巾军视为心腹之患，不断派出重兵血腥镇压。赫厮、秃赤率阿速军镇压失败后，又于至正十一年九月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以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前往河南；十月，又增派知枢密院事老章至河南。十二月，元军破上蔡，俘杀红巾军将领韩咬儿。十二年三月，元军陷汝宁。红巾军偷袭驻守沙河岸边的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军，杀巩卜班，元军退数百里。不久，也先帖木儿再驻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①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黄镇成撰碑。

②《庚申外史》；《元史》卷一八四《韩元善传》。

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率残兵退至朱仙镇。当时官军之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芝麻李。九月，破城，元军进行大屠杀，芝麻李被俘杀，赵均用、彭大、彭早住等率余众奔濠州郭子兴。脱脱命贾鲁围濠州，贾鲁不久病卒。次年五月，元军撤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势力在郭子兴之上。十四年，彭、赵东去盱眙、泗州等地。

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活跃于南阳、襄阳及汉水流域一带，拥众达十余万。元廷遣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等分路“围剿”。至正十二年五月，答失八都鲁陷襄阳，布王三被俘杀，北锁红军先被镇压。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再陷峡州（今湖北宜昌），南锁红军也被镇压。

南方红巾军虽分兵四出，夺取许多城池，但所得多不能守。北方红巾军受察罕帖木儿、李思齐“义兵”牵制脱脱又荡平了徐州芝麻李，北锁红军被答失八都鲁镇压，使南方红巾军失去屏障。于是，南方各省元军从四面八方前来“围剿”。赵普胜、李普胜率领的江淮水师因孤立无援，退守巢湖自保。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瑞州，彭莹玉等惨遭杀害。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联合进攻天完政权都城蕲水，城破，天完政权四百多名官员被屠杀，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和沔阳湖中。至此，南北红巾军经过最初两年的战斗，虽然摧毁了许多元朝地方政权，对元朝统治和各地地主富豪打击十分沉重，但敌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红巾军又牺牲了韩山童、彭莹玉这样的杰出领袖，因而遇到了暂时的挫折。

起义再起和最后失败正当红巾军处于劣势之时，至正十三年正月，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盐贩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18人，杀多次窘辱过士诚的弓兵丘义及诸富户，募集盐丁起兵。四月，攻破泰州，拥众万余。五月，克兴化。未几，又克高邮。十四年正月，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九月，妥欢贴睦尔命脱脱出师高邮。脱脱总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高邮被围，城中不可支，日议投降事，但又恐罪不能赦，不敢投降。十二月，妥欢贴睦尔突然下诏削去脱脱兵权，顿时引起一场混乱，百万元军不战自溃，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元廷自己制造的这场动乱是元朝政治腐败、妥欢贴睦尔走向堕落的必然结果。先是脱脱复相之前，康里人哈麻、雪雪兄弟屡次在帝面前为其美言，脱脱复相后深为感激，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不久，哈麻与脱脱发生矛盾，降为宣政院使，于是对脱脱怀恨在心。他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蕃僧伽磷真，所教者名“演揲儿”，汉语“大喜乐”。大喜乐是一种宗教舞蹈，又是一种气功。秃鲁帖木儿利用这种运气及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进行淫乐。秃鲁帖木儿又荐老的沙等10人，号称“倚纳”。这些“倚纳”用高丽宫女为耳目，专门刺探公卿贵人家的命妇，市井街坊的良家妇女，引入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这些“倚纳”淫乐。妥欢贴睦尔与推行至正新政时判若两人，全然不顾皇帝尊严，与这些男女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赤身裸体，寻欢作乐。其淫乐的秘室即筑于宣文阁之旁，称之为“皆即兀该”，汉语“事事无碍”的意思。又在上都修穆清阁，有房数百间，亦为大喜乐的场所。当时，“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庚申外史》）。脱脱对此亦深恶痛绝，欲将哈麻除之。哈麻获悉后，百般挑拨皇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兄弟的关系。脱脱出征高邮后，妥欢贴睦尔任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唆使监察御史奏劾脱脱和也先帖木儿罪行，故妥欢贴睦尔下诏削脱脱兵权，命谪迁云南镇西路（今腾冲西），家产籍没。十五年十二月，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

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从此，元廷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众多的兵力来镇压起义军，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农民起义军则以此为转折，重新积聚力量，组织队伍，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高潮。

至正十五年（1350）二月，刘福通迎韩山童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因杜遵道专权，被福通杀死，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宋政权的机构建设逐步完善，中央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下设六部；地方设行中书省，先后曾建立过淮安行省（平章赵均用）、江南行省（平章朱元璋）、益都行省（平章毛贵）、曹州行省（平章武某）、辽阳行省（平章毛居敬、潘诚、关铎、沙刘二等），行省下置府、县；管军机构与天完政权同。

宋政权建立后，元廷命答失八都鲁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替太不花为中原地区元军总指挥。答失八都鲁率军进驻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为刘福通军所败，士卒奔溃。十五年九月，答失八都鲁至中牟，收集溃散士卒，刘福通突然劫营，大获辎重，并俘其子孛罗贴木儿。但红巾军又遭元将刘哈剌不花袭击，孛罗帖木儿又被救回。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今河南嵩县）、汝（今临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使小明王避兵于安丰，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战于太康、亳州，击退元军，亳州得安。

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刘福通分兵出击，发动了著名的三路北伐，意欲一举包围大都，推翻元朝。

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他们出潼关，克陕、虢（今河南灵宝），扼崤函，转攻晋南。十七年初，李武、崔德转攻陕西，下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奉元路（治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占同（今大荔）、华（今华县）诸州。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不得不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前去救援，西路军败走兴元（今陕西关中）。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与李武、崔德汇合，自兴元转攻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据巩昌（今属陕西），败于察罕贴木儿，西路军溃退。次年，一部分西路军在李喜喜率领下南下四川，改称“青巾”，被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逐走。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李武、崔德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军的统帅是毛贵。他原是赵均用的部将。至正十四年，赵均用与彭早住等高濠州东去盱眙、泗州后，进据安东州（今江苏涟水），与元将董抟霄激战于北沙、庙湾、沙浦等地，大败元军于泗州。十六年三月，扬州地主武装“青军”头目张明鉴逐走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奔淮安。不久，王宣所部“黄军”反。十月，赵均用联络青军、黄军围攻淮安，杀镇南王孛罗普化而据之。宋政权命赵均用为淮安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毛贵奉赵均用命，转战于安东、海宁、沭阳、赣榆一带。十七年初，元将也速攻海宁，毛贵夺其战船，由海道入山东。二月，毛贵取胶州（今山东胶县），击毙元山东宣慰使释嘉讷。又下海，转攻益都，益王买奴逃遁，遂下滨州（今滨县北）。四月，克莒州（今莒县）。短短二三个月内，尽有山东州县。元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及董抟霄等出兵镇压毛贵；又命答失八都鲁攻曹州盛文郁部，防止盛部与毛部势相联结。为防止毛贵北上，急从太不花、答失八都鲁等三处军马内，择其精锐守河北。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克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是年冬，驻棣州（今山东惠民）的义兵千户余宝杀知枢密院事宝童起义。负责镇压山东农民军的总指挥纽的该一直龟缩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出战。次年正月，田丰取东平。二月，毛贵克济南。至此，山东几乎尽为红巾军所有。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命毛贵为平章。毛贵立宾兴院，选用官吏，又于莱州大规模屯田，官民田十止收二分，生产大有发展（《元史·顺帝纪八》）。毛贵把山东建成后方稳固的基地，然后挥师北上。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毛贵兵至河北南皮魏家庄，杀河南行省右丞董抟霄。又连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东南）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郭州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市境内），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毛贵兵进逼大都，“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元史·刘哈剌不花传》）。当时形势对红巾军非常有利，答失八都鲁已病死，其子孛鲁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互相攻伐，京师十分空虚。但由于中路军作战失利，未能突破山西、河北元军防线，从而与东路军汇合攻大都，致使毛贵孤军深入，在柳林败于元将刘哈剌不花，不得不退师济南。十九年四月，从淮安来山东投奔毛贵的赵均用，杀害毛贵。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自辽阳回益都，又杀赵均用。山东各地红巾军虽奉毛贵子小毛平章为帅，但实力大受影响。而田丰自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田丰与王士诚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开始进攻山东红巾军，发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以及汴梁、洛阳诸军，水陆俱下，分道并进。自率主力军渡孟津，逾怀庆，直抵山东，相继占领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八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其将阎思李、关保、虎林赤由东阿造浮桥渡河，田丰率2万人夺桥未成，元军占领长清。田丰屡败，不得已降元，察罕帖木儿报请元廷授以山东行省平章职。田丰招降棣州余宝、东平王士诚、东昌杨诚。八月，元军下济南，南取泰安，北攻济阳、章丘，东略沿海诸州县，红巾军节节败退。察罕帖木儿因镇压红巾军有功，升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十月，元军进围益都。二十二年六月，田丰、王士诚设计杀察罕帖木儿，重返红巾军队伍，回到益都。扩廓帖木儿袭父职，继续围攻益都。是年十一月，元军破城，田丰、王士诚被俘杀，守将陈猱头以下二百余人被俘后送京师处死。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

中路军是曹州盛文郁的部队。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逾太行山入山西，取泽州之陵川、高平。闰九月，克潞州（今山西长治），在冀宁路（治今山西太原）遇阻。十八年春，毛贵率东路军北上，直趋大都。为加强侧翼力量，阻止元军来援，命其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攻怀庆，克晋宁，与中路军配合，势力大增。于是，中路军决定分兵两路：一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路由沁州（今山西沁县）攻冀宁、大同等地。时毛贵进逼大都失利，察罕帖木儿在晋南伏击中路红巾军取胜。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由辽州（今山西左权）转攻冀宁，意欲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突破元军防线，失利，改向晋北。十月，关先生等从定州转攻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等地。十二月，关先生等克上都。红巾军在上都烧毁元帝驻夏的宫阙后，再克全宁路（治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而攻取辽阳行省首府辽阳路（治今辽宁辽阳）。宋政权遂于此处置辽阳行省，命毛居敬、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等为平章。红巾军进入东北后，元守军一触即溃，而关内元军则仍有一定实力，为此，他们决定进攻高丽。高丽王与元廷有特殊关系，而且派军进入中原镇压红巾军。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中路军致书高丽王，准备进攻高丽。十一月，中路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毛居敬率红巾军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朝鲜平壤）。以后转战于西北沿海诸州。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再入高丽，一度攻占开京（今朝鲜开城），迫使高丽恭愍王逃奔福州（今朝鲜安东）。次年初，关先生、沙刘二等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退回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中路军至此全遭失败。

宋政权分兵三路后，元廷不得不分散兵力对付各路红巾军，因而为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解除了元军的压力。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克。八月，转攻大名、卫辉等路，很快占领豫北、冀南广大地区，屡败元将答失八都鲁，元廷对答失八都鲁十分不满，“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红巾军伪造与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元史·答失八都鲁传》）。答失八都鲁得知，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继之。十八年五月，刘福通克汴梁，并定为国都，实现了使“宋”政权名副其实的宿愿。这时，宋政权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元史》称：“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红巾军也自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北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①当时元朝主要兵力仍然集中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靠镇压红巾军起家的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军阀势力，全力以赴围剿北方红巾等各路军队，所以，北方红巾军在摧毁元朝统治的斗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三路北伐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先后遭致失败，或远离宋都汴梁，宋政权很快从鼎盛开始逆转。至正十八年七月，察罕帖木儿移军洛阳，孛罗帖木儿进攻曹州。十一月，曹州失陷，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牺牲。十九年初，孛罗帖木儿北上代州（今山西代县）、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军大同，切断中路军与汴梁的联系。二十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据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把汴梁包围得水泄不通。八月，汴梁失陷，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将吕珍攻安丰，小明王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不顾张士诚、陈友谅东西夹击的危险，亲率大军北上，救出小明王、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此，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称吴王前夕，其将廖永安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途经瓜步，将他们溺死①。

①郑麟趾：《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四。

①《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通鉴博论》，《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称：“吕珍攻刘福通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

高邮战役后，南方红巾军也利用这一机会，重振旗鼓。黄陂渔民出身的倪文俊在重建天完政权中起了重要作用。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克沔阳，在汉川鸡鸣仪大败元军，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战死。不久，倪文俊又连克襄阳、中兴（今湖北江陵）、武昌、汉阳，俘威顺王子歹帖木儿及王妃等。元廷见其势大，下诏招抚，因谈判不成，倪文俊杀威顺王子。元廷命答失八都鲁等守蕲黄，命太不花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总兵湖南，全力剿捕红巾军。十六年正月，天完建都汉阳，徐寿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命倪文俊为丞相，改元太平。是年，天完军东入浙江，西取襄阳，南克湖南常德、澧、辰、衡、岳诸州。赵普胜率巢湖水师克枞阳、池州、青阳等地，并两度围攻安庆。十七年九月，倪文俊企图谋杀徐寿辉篡夺帝位，失败后自汉阳奔黄州（今湖北黄冈），被其部将陈友谅所杀。倪文俊的部队全归陈友谅所有。

陈友谅出身沔阳谢姓渔家，因赘于陈氏，故改姓陈，曾在县衙任贴书之职。元末兵起，与弟友仁、友贵聚众起义，投奔天完政权，充任倪文俊部下簿掾，累官至统军元帅。杀倪文俊后，夺得天完政权军权，率军重点进攻东南。至正十七年底，沿江而下，在小孤山大败元军。十八年正月，与赵普胜等联军攻破安庆，杀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等。此后，连克龙兴、瑞州、邵武、吉安、抚州、建昌、赣州、汀州、信州、衢州等路。使天完政权成为南方各支起义军中拓地最广、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但陈友谅与倪文俊一样，篡权野心强烈。为此，他于至正十九年九月，杀害唯一可与之匹敌的赵普胜。是年底，又逼迫徐寿辉徙都江州，乘机伏杀徐寿辉部属，自称汉王，改元天定。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攻占太平。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汉，年号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以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兼知枢密院事。

陈友谅篡位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明太祖实录》卷九）。赵普胜、徐寿辉旧部纷纷离去。而陈友谅则把矛头指向应天（今江苏南京）的朱元璋，企图联合已经降元的平江张士诚对朱元璋东西夹击。张士诚未敢出兵。陈友谅称帝后不久，即沿江而下直奔应天，结果在龙湾中计大败，逃回江州。朱元璋乘胜连克太平、安庆等地，赵普胜旧部张志雄，徐寿辉旧部、驻守袁州多年的欧普祥，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守将于光等投奔朱元璋。二十一年，陈友谅多次反扑失败，朱元璋占领江州，陈友谅逃奔武昌。陈友谅饶州守将吴宏、建昌守将王溥、龙兴守将胡廷瑞等均以城降朱元璋。二十二年，吉安孙本立、曾万中，龙泉彭昌中等降朱元璋。这时，陈友谅已面临众叛亲离、“疆土日蹙”的局面。二十三年，陈友谅不顾一切发动了鄱阳湖大战，终于自取灭亡。

陈友谅杀害徐寿辉篡夺政权后，天完旧将明玉珍宣布与陈友谅“不与相通”，在四川形成割据。明玉珍是随州（今湖北随县）梅丘里平林聚农民。元末兵起后，被当地富豪推为屯长，组织武装结寨自保。至正十三年冬，投奔徐寿辉，授为统军元帅，守沔阳。十七年秋，占领重庆，徐寿辉授为陇蜀行省参政。十八年，败李喜喜“青军”于普安（今四川剑阁）、广元，天完升玉珍为陇蜀行省左丞。十九年四月，克嘉定（今四川乐山），败元四川行省平章朗革歹等，杀右丞完者都，进克成都、隆庆、潼川。从此，元朝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弑徐寿辉称帝，“友谅使来，宋主（即徐寿辉）崩弑外闻，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发丧，附膺哀悼，殆不堪忍。..自是议讨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谥宋主曰：‘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犹舜之宗尧也”①，明玉珍又“立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②，对寿辉表示十分忠诚。二十一年七月，明玉珍称陇蜀王。二十三年正月，明玉珍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仿周制，设六卿，以戴春为冢宰，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文仁、周兴为司徒，刘祯为宗伯，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③。明玉珍曾出兵陕西、云南、贵州等地，但多不能守，以后很少出兵，重于防守。二十五年，明玉珍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春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尚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等为平章。二十六年春，明玉珍病死，遗言：“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又说：“元虏未逐，余志不能遂也。”④子明升即位，年仅10岁。

高邮之战使张士诚转危为安。脱脱在前线罢兵权后，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出击，扩大地盘，并且拒绝元廷的多次招安。至正十五年（1355）底，淮东大饥，士诚遣其弟士德占领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克常熟。次年二月，攻占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士诚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将政权机构从高邮迁来。又分兵连克无锡、常州、松江、湖州、杭州，占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这时淮西朱元璋已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势力向东扩展，朱、张双方在镇江形成对峙。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军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在常熟被朱元璋军擒获。“于是，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朱元璋军）有，士诚侵轶路绝”（《明太祖实录》卷五）。张士诚战场上屡战屡败。割据台、温、庆元地区的方国珍奉元朝之命进攻张士诚。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张士诚接受元朝招安，妥欢贴睦尔降旨授士诚为太尉。

张士诚降元后，继续与朱元璋争夺地盘，双方在江南地区大体上维持原①刘桢：《玄宫之碑》，1982年明玉珍墓出土。

②杨学可：《明氏实录》。

③杨学可：《明氏实录》。

④杨学可：《明氏实录》。

来态势，但在苏北、鲁南、皖北一带，张士诚利用宋政权衰败之机，把势力一直扩张到济宁、濠州一线。元廷为解决京师饥荒，于至正十九年九月，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以换取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360—1363），张士诚和方国珍，一个出粮，一个出船，每年海运粮11万石至13万石不等，解往大都，从而延长了元朝的反动统治。张士诚集团也是一伙新生的地主分子，他们割据平江后，“无不志在良田美宅”①，“诸公经国为务，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为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②。张士诚“经岁不出门，不理政事”③，其弟张士信，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金玉翠，极其丽饰”（《明太祖实录》卷二十）。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士诚遣吕珍进攻宋政权最后据点安丰，朱元璋救出小明王、刘福通，才使他们幸免于难。九月，士诚自称吴王，遣使赴京请命，妥欢贴睦尔不允。元廷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监丞赛因不花到平江催海运粮，士诚不允，双方关系断绝。江浙行省的元朝官员也被士诚排挤。此后，张士诚集团更加腐朽堕落，灭亡之时也指日可待了。

自从至正十四年（1354）高邮战役后，北南红巾军都从起义的低谷走了出来，展开了规模更大的反元武装斗争。北方红巾军分兵三路北伐，对元朝在北方的统治予以沉重打击，并为南方红巾军的发展和朱元璋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南方红巾军战绩辉煌，按实力本可担负起推翻元朝的历史重任，但陈友谅篡权后急遽蜕变，最后众叛亲离，自取灭亡。非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方国珍，乘天下大乱之机，割据一方，叛服无常，早已失去农民起义的性质。朱元璋稳扎稳打，逐步壮大，最后担负起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

①乾隆《苏州府志》卷十《田赋》三。

②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③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第三节　朱元璋削平群雄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出身于十分贫苦的农民家庭。至正四年（1344）春，淮河上游瘟疫流行，他的父、母、长兄相继病故，他掩埋了他们的尸体后，入寺为僧，后来游方化缘，饱受社会黑暗之苦，深知人世艰辛。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义爆发，“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御制皇陵碑》）。元璋目睹“元将至，略民为俘，邻境骚动”（《天潢玉牒》），遂决意投奔郭子兴部红巾军。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被郭子兴视为亲信。

至正十三年（1353），元军解围后，郭子兴与徐州帅赵均用、彭大父子失和。朱元璋意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到家乡钟离，“倡农夫以入伍。..不逾月而众集”（《御制皇陵碑》），共达七百余人，其中有幼时相好徐达、邵荣、周德兴等人。加上后来入伍的邓愈、常遇春、胡大海等，至正十五年兼并的巢湖水师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忠、廖永安兄弟，桑世杰、张德胜等，都是朱元璋队伍的骨干。他们出身贫苦，勇敢善战，反元坚决。朱元璋队伍中虽然兼并过不少地主武装，但并不影响它的红巾军本色。

郭子兴提拔朱元璋为镇抚、总管。十五年三月，郭子兴死。四月，宋政权任命郭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子兴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从此，这支部队正式归宋政权统辖。五月，朱元璋兼并部分巢湖水师后，开始南渡。六月，取采石、太平。定远人冯国用曾向朱元璋建议：“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明史·冯国用传》）太平知府陶安也说：“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明史·陶安传》）朱元璋决定东取集庆（今江苏南京）。是年七月、九月，两攻集庆失利，郭天叙、张天佑被叛将出卖，俘送元军杀害。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三攻集庆，一举攻克，杀元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改集庆路为应天府。遂分兵取镇江、金坛。七月，宋政权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宋政权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命朱元璋为平章。

朱元璋占据应天后，东有张士诚倚江南之富庶，争夺江浙地盘；西有陈友谅凭长江中游地利，时时发兵来犯。陈、张沆瀣一气，以消灭朱元璋为己任。朱元璋要坐稳应天，在两强夹缝中立足，是相当困难的。

朱元璋的成功，在于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这是当时其他武装所不可企及的。

朱元璋注意延揽人才，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入据金陵，采纳了冯国用、陶安之献策；克徽州，问计于老儒朱升，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对；征浙东，胡大海引荐青田刘基、浦江宋濂、龙泉章溢、丽水叶琛等“四先生”。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进攻应天，朱元璋左右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弃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刘基奋然曰：“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尔。”①然后提出战略方针：“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不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传》）朱元璋非常注意采纳这些有识之士的精辟见解，使自己的队伍稳步发展。

在军事上，采取了先陈后张的方针。徐寿辉为天完皇帝时，双方并无矛盾，只是至正十五年（1355）时，巢湖水师将领李普胜企图兼并朱元璋军失败被杀，促使水师分裂，俞廷玉等归朱元璋，赵普胜等归天完，在皖南青阳、石埭、潜山一带小有磨擦。朱元璋重点进攻应天周围的徽、婺、湖、信等州，以稳住南方阵地，迫使张士诚不敢来犯。至正二十年（1360）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西线陈友谅，战线逐渐推向皖西、江西，利用陈友谅篡位引起的内部矛盾，大量纳降徐寿辉、赵普胜的旧部，进一步孤立陈友谅。

在政治上，朱元璋始终利用宋政权作屏障，保持与宋政权在政治上的一致，朱无璋军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开设浙东行省，于省门立两大黄旗，两旁立两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①。这与韩山童、刘福通“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朱元璋早已独自发展，但始终寄名于宋政权之下。至正十九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为江南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正月，小明王封元璋为吴国公。二十三年二月，元璋亲去安丰救出小明王、刘福通，安置在滁州，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其纪年仍用龙凤，榜文命令仍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朱元璋非常善于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缓冲敌人的压力或调整自己的部署。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察罕帖木儿用兵山东，招降田丰、王士诚等，势不可挡。朱元璋遣使北上与察罕通好，并说：“吾今遣人往与通好，观其所处何如，然后议焉。”（《明太祖实录》卷九）用尽了韬晦之计。

在经济上，朱元璋初期采用抄掠地主财物、强令百姓岁纳寨粮的政策。

后期为长久计，他放弃抄掠、强纳寨粮的办法，采用承认农民夺田或占田，鼓励开荒为己业，“给民户田”（刘辰《国初事迹》），收取田租的政策；同时，大力开展军屯、民屯，在应天近郊、江阴、衢州等地屯田，收效十分明显。在赋税方面采取轻徭薄赋，至正二十四年（1364）称吴王时，“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明史·食货志二》）；商税也低，由十五取一，降至三十取一；盐税从十取二，降至二十取一。为发展贸易，至正二十一年（1361）于应天府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流通。

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从至正二十三年（1363）开始的。屡败于朱元璋的①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陈友谅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这年四月，陈友谅特制数百艘大舰，“舰高数丈，外饰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舫数十其中，上下人不闻相语，舫箱皆裹以铁”。他选择了朱元璋率军北上救援小明王尚未回师之机，兵号称60万，“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明太祖实录》卷十二）。陈友谅军首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城原先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在先，已将城墙改建为离江岸30步。友谅军来攻，大舰无法靠近城墙，只得登岸围城。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率军死守85天，为朱元璋准备水军迎战陈友谅于鄱阳湖赢得了时间。七月，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来援，陈友谅退至鄱阳湖。

鄱阳湖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水军大会战。陈友谅人众、舰大，朱元璋人少、舰小，双方差距悬殊。但朱元璋深知他的部队士气高涨，上下一心；而陈友谅弑主篡权，“唯知巨舰，未知军心哐怯”（《明太祖实录》卷十二）。朱元璋看准了陈友谅的弱点，一开始就采用火攻。七月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鄱阳湖，开始朱元璋军无法靠近巨舰，朱元璋也险遭不测。后来他采用火攻，利用风势发火枪，焚毁陈友谅战舰20余艘。二十二日，朱元璋组织敢死勇士，驾驶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阵，乘风纵火，焚其舰船数百。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许多重要将领被焚死。“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明太祖实录》卷十二）。据统计，是日陈友谅将士被焚溺致死者达6万人，朱元璋军溺死者7000余人。经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激战，陈友谅不得不退入草鞋山。八月，陈友谅“粮绝势困”，“进退失据”，准备逃奔武昌。二十七日，在向湖口突围时中矢死。张定边等乘夜用小舟载其尸及子陈理逃回武昌，陈理继位。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降，大汉割据政权灭亡。

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是平江张士诚。灭张战争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苏北、淮河流域诸城镇；第二阶段占领江南地区诸城镇；第三阶段围攻平江。即所谓“先取通泰诸郡县，翦其羽翼，后转取浙西”①的战略部署。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假元之令，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明太祖实录》卷十五）。令徐达、常遇春等于次年四月前全部攻占士诚在苏北和淮河流域的地盘。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发布著名的《平周檄》。这篇檄文虽仍用“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污蔑红巾军“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祝允明《野记》）。又罗列张士诚八大罪状，但口气也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这年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①《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

20万攻张士诚。至十一月，朱元璋军已占领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张天琪、潘元明等纷纷投降朱元璋。十一月，朱元璋用叶兑“锁城法”攻平江，分兵把守平江各门、各方，四周筑长围困之，又架木塔（名曰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攻击。张士诚死命坚守。二十七年六月，张士信在闾门督战时挟妓寻欢，被炮火击中身亡。九月，城破，周仁（隆平府太守）、潘元绍（士诚婿）等降，张士诚率军巷战，最后自经未遂，俘送应天，自缢死。张士诚割据政权被消灭。

朱元璋军在攻克平江、灭张士诚后，即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方国珍于至正八年（1348）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起兵反元，不久受元招安。十一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又反。其后据有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台等地，屡受元朝封官，官至江浙行省参政。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招降方国珍，朱元璋授其为福建行省平章。但方国珍又同时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职，后又升为丞相，封衢国公。至正二十七年（1367），方国珍北通元将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以对抗朱元璋。九月，朱元璋将朱亮祖、汤和、廖永忠来攻，方国珍日夜运珍宝，准备下海逃跑。元璋军连克台、温、余姚、上虞、庆元，方国珍逃入海中。十一月，方国珍被迫投降。

与此同时，朱元璋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军南下福建征陈友定。陈友定本为驿卒，因镇压红巾军有功，累升至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五年（1365），元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于是闽中八郡皆其所守”（《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元璋军势如破竹，于洪武元年（1368）正月进围延平，友定自杀未遂，俘送应天处死。

此后，朱元璋南征北伐同时进行。至洪武元年六月，湖南、广东、广西全为明朝所有。南方之地仅剩四川明升、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明朝灭元后，四川、云南才陆续归明。

第四节　元朝的灭亡

扩廓与孛罗之争

自至正十五年脱脱被害至二十八年元政权退出大都，十余年间，妥欢贴睦尔为声色所好，更加厌于朝政。起用右、左丞相凡十余人，或为奸佞小人，或为军阀武夫，或为无能之辈，结果都祸国殃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旷日持久，而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之间的斗争，既是一场拥兵自重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又是宫廷内部争权白热化的表现。

脱脱死后，哈麻拜中书左丞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事尽归其兄弟二人矣”（《元史·哈麻传》）。哈麻谋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事泄遭贬，途中被杖死。妥欢贴睦尔起用搠思监主政，搠思监贿赂公行，贪声著闻，甚至印造伪钞，政治更加黑暗。而妥欢贴睦尔与秃鲁帖木儿等十“倚纳”益加放肆，行大喜乐，演天魔舞，又热衷于自行设计、自行建造房屋和龙舟，对政事益加厌恶。皇太子与其母奇皇后一直谋求内禅，使宦官朴不花喻左丞相太平，太平不允，终于被皇太子和搠思监逼令自杀。搠思监与朴不花“构相表里，四方警报及将臣功状，皆壅不上闻”（《元史·搠思监传》）。他们根株盘固，气焰熏灼，内外百官趋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脱欢，与之同恶相济，为国大蠹。朝内大臣恨之入骨，纷纷上疏弹劾。御史大夫老的沙是妥欢贴睦尔的母舅，意图利用群臣弹劾朴不花来达到排挤政敌的目的，引起皇太子和奇皇后的不满，便唆使妥欢贴睦尔将他封为雍王，逐回高丽。老的沙行至大同，跑到孛罗帖木儿军中躲避。于是一场以孛罗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为主角的新的内讧即将爆发。

元末军阀争权争势始自察罕帖木儿和答失八都鲁。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珊竹带氏的功臣世家，自以为是正宗蒙古贵族；察罕帖木儿出身内迁的畏兀儿家庭，以布衣集义兵，凭战功成为统帅，很不甘愿位于答失八都鲁之下。答失八都鲁总制河南军马，但在冀、鲁一带屡战屡败；察罕帖木儿奉命由关陕入河南，再入冀、鲁，侵占了他的势力范围。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总领其军，退守河北井陉口，后进驻大同，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冀、鲁之地，双方之间屡有争战。至正二十年（1360）九月，朝廷命以冀宁（今山东大同）交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不从，双方又展开交战，元廷命各还本镇。

至正二十年（1360），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起义军田丰、王士诚刺杀，其养子扩廓帖木儿袭父职。这时，孛罗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至正二十三年（1363）六月，孛罗乘扩廓忙于山东战事，南侵扩廓守地，并遣将竹贞袭据陕西。扩廓亦不示弱，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竹贞，竹贞战败投降扩廓。

自从老的沙留在孛罗帖木儿军中后，军阀之间的交战与宫廷内部的矛盾开始结合起来。右丞相搠思监、宦官朴不花与皇太子结成一伙，以扩廓帖木儿为外援，强令孛罗交出老的沙，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遂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由妥欢贴睦尔下诏，削孛罗官职，令其解兵权归四川。孛罗知道此诏非皇帝本意，遂拒不奉诏。朝廷下令命扩廓帖木儿出兵讨伐孛罗。这时，宗王不颜帖木儿等出面上书，替孛罗辩解，且很快出兵与孛罗会师。妥欢贴睦尔怕局面不可收拾，降下圣旨，“以搠思监屏诸岭北，朴不花窜之甘肃，以快众愤。孛罗帖木儿等，悉与改正，复其官职”（《元史·搠思监传》）。然而，诏书虽下，而搠思监、朴不花仍留居京城。这样，孛罗进兵京师就找到了借口。四月，孛罗派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京师。秃坚本为知枢密院事，因得罪皇太子，逃奔孛罗军中避祸。秃坚兵入居庸关，败京师军，至清河，皇太子逃奔兴（今河北承德西）、松（今辽宁赤峰西），京师空虚。妥欢贴睦尔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军营劝解，秃坚声称必得搠思坚、朴不花，妥欢贴睦尔被迫交出二人，孛罗杀之。秃坚帖木儿浩浩荡荡率军入京师，妥欢贴睦尔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

是年五月，皇太子回宫后，忿怒不已，命扩廓帖木儿调动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命白锁住守京师，命貊高、竹贞为中道、关保为西道，合击孛罗于大同，扩廓亲驻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与秃坚、老的沙等以“清君侧”名义再次进攻京师，皇太子逃到太原。孛罗等入京师，妥欢贴睦尔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孛罗主政后，杀“倚纳”秃鲁帖木儿、波迪儿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蕃僧人佛事，并多次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至太原均被拘留。

至正二十五年（1365）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军中下令，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帖木儿。孛罗调兵抵御，败绩，于是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无常，人皆畏之。妥欢贴睦尔对孛罗的行为也极为不满，密令威顺王宽彻普化子和尚刺杀孛罗。和尚雇杀手于七月二十九日刺杀孛罗帖木儿，老的沙携孛罗家眷逃遁至秃坚军中，与秃坚共奔赵王王傅府（今内蒙古达茂联合旗阿伦斯木），鼓动赵王起兵，赵王缚老的沙、秃坚二人送至朝廷。孛罗帖木儿党至此被彻底清除。

当妥欢贴睦尔密谋杀害孛罗之时，扩廓乘机进攻大同，取之。皇太子联络也先及魏、辽、齐、吴、豫、豳诸王准备进京。皇太子在太原时，想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扩廓等不从。现在进京，奇皇后传令扩廓以重兵拥皇太子入城，企图威胁妥欢贴睦尔让位。扩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城30里处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师，皇太子怨恨在心。既入京，妥欢贴睦尔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居两月，扩廓请南还视师。二十五年闰十月，封扩廓为河南王，总天下兵。十二年六月，抵河南，驻军彰德（今河南安阳），调遣诸将准备南下江淮。但关中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四将各怀异见，要求别立一军，不受调遣。他们共推李思齐为盟主，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扩廓别名）来，则整兵杀之。”（《庚申外史》）扩廓遣其将关保、虎林赤西攻张思道于鹿台，而思齐与思道合兵抗之，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八月，妥欢贴睦尔见诸军互伐，不得不下诏命皇太子亲出总天下兵马。又命扩廓以其兵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以其兵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秃鲁以其兵与张思道、孔兴、脱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东。诏书虽下，皇太子竟止之不行，扩廓等也拒不受命。扩廓自恃兵强，日益跋扈，又杀皇帝派来调解的诏使天下奴，其部将貂高、关保十分不满，宣布脱离扩廓。两人又罗列扩廓罪状上奏朝廷，并发兵攻扩廓。当时，皇太子用侍御史李国凤等计，立大抚军院，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是年十月，扩廓被免职，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其所总诸军分由各将统领。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朝廷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驻兵防守。

扩廓遣兵攻占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妥欢贴睦尔下令削夺爵邑，令诸军共诛之。于是，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又重新开始，扩廓退守平阳（今山西临汾），双方相持良久。这时明兵已到达河南，思齐、思道率兵西归，而貊高、关保进攻平阳甚急。扩廓夜袭其兵营，俘貊、关二将。妥欢贴睦尔见扩廓势大，立即罢大抚军院，下诏复扩廓原职，领兵准备南讨。

自扩廓、孛罗构兵以来，元廷整整花费8年时间用于内耗之中。这8年中，朱元璋从容备战，次第削平群雄，最后挥师北伐。元廷的腐败统治，为它自己挖掘了坟墓。

明师北伐和元朝灭亡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即着手挥师北伐。他对徐达等说：“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起，民坠涂炭。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又提出北伐的战略部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朱元璋的这一席话，充分说明他对全国形势和战局了如指掌，以后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和激烈的战斗中，朱元璋已经锻炼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是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5万大军由淮入河，北取中原。临行，又召见诸将士，叮嘱他们“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十三日，发布北伐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明太祖实录》卷二五）的口号，这一口号对当时的汉族地主阶级有很大的号召力，对分化瓦解蒙汉各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的元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的第一步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十月二十四日，徐达率军抵淮安，遣人往沂州招谕王宣、王信父子。察罕帖木儿死后，王宣父子利用扩廓帖木儿打内战的机会，攻掠山东全境。徐达派人招降后，王宣父子投降，王信被授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未几，王宣父子复叛，王宣被徐达镇压，王信逃遁。徐达率军先后克复营州、滕州、益都、东平、兖州、济南、济宁、密州、登州、莱州、东昌等地。由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北略南阳，进展顺利。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北伐的第二步是“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洪武元年二月，徐达等率师进入河南后，首先进攻汴梁。当时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陈州（今河南淮阳）守将左君弼、安丰守将竹昌均屯兵汴梁。左君弼原是天完政权汴梁行省首脑，长期占领庐州（今安徽合肥），至正二十四年（1364）降元。明军抵达陈桥时，左君弼率先投降，李克彝奔河南（今洛阳）。明军占领汴梁，次第攻克河南各州县。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攻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扼潼关，西略华州（今陕西华县），以防李思齐军。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召集诸将确定北进大都方略。

七月二十九日，山东诸将自益都、徐州、济宁会师东昌，前锋分兵渡河。闰七月初二日，徐达等自汴梁发兵，自中滦渡河，进取彰德、磁州、邯郸。十一日，徐达会诸将于临清。十四日，常遇春克德州。北伐的第三步“进兵元都”正在顺利进行中。

这时，妥欢贴睦尔如梦初醒。闰七月十九日，罢大抚军院，复扩廓帖木儿官职，命其出援京师，勤王御敌。扩廓故意自平阳绕道大同，尽管元都危在旦夕，他依然观望不进。

闰七月二十日，明军下长芦，趋清州。二十三日，徐达兵抵直沽，水陆两路向大都进发。元中书右丞相也速望风逃遁，元都大震。二十七日，妥欢贴睦尔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二十八日夜半，妥欢贴睦尔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开健德门北奔上都，左丞相失列门等扈从。八月初二日，徐达等率至大都，攻齐化门，命将士填濠破城而入，执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等，杀之。至此，统治了百余年的元皇朝终于被推翻。明朝改大都为北平府。

妥欢贴睦尔于八月十五日至上都。当时元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忽视。扩廓帖木儿拥数十万军屯驻山西，李思齐、张思道等盘踞陕西，辽阳有兵10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守云南。明廷视扩廓帖木儿为头号劲敌，陕西李、张已有“贰志”（刘佶《北巡私记》），故克大都后不久，明军即兵分两路进攻山西，迫使扩廓撤至甘肃、宁夏。洪武二年（1369）正月，妥欢贴睦尔命扩廓为中书右丞相。四月，元军见明军主力西攻陕西，遣将分道攻北平，被常遇春击败。六月，妥欢贴睦尔逃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常遇春克上都，徐达在陕西也势如破竹，李思齐投降。至明年四月，扩廓帖木儿由宁夏北奔和林，残元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四月二十八日，妥欢贴睦尔因患痢疾，病死于应昌。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元史·顺帝纪十》）。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为其父谥号惠宗。五月，明将李文忠来袭应昌，爱猷识理达腊退居和林，改年号宣光。和林的残元政权史称“北元”。

第十章　西北宗藩

在元代的汉文史籍中，常常把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统称为“西北诸王”。他们在名义上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以“宗藩之国”自居①，但实际上具有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这些汗国与元政府的关系，虽然有亲有疏，但毕竟不同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体上说，伊利汗与元皇室同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后裔，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与元朝政府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而钦察汗国与元朝相距最远，早已有独立化的倾向，又因海都割据势力的阻隔，与元朝的关系相对而言比较疏远。由于蒙古贵族的军事扩张，蒙古与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发生了关系。蒙古牧民也因之大批迁往西北宗藩诸国。上述西北诸汗国的历史既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又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蒙古和西北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①《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第一节　察合台汗国

早期的察合台兀鲁思察合台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国由察合台的封地发展而来。察合台和他的继位人通过侵夺大汗的土地，使其兀鲁思向半独立化方向发展，成为统治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剌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的强大势力，对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成吉思汗于1206年攻灭乃蛮之后，开始分封诸子，据《元朝秘史》节242记载，察合台分得8千户属民；而据《史集》记载，察合台得4000人，其中包括一个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宏吉剌忒千户①。察合台的始封地在今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区。随着西辽的灭亡和西征的胜利，蒙古国的版图迅速扩大。成吉思汗又为其年长的诸子在原有封地的基础上，指定了新的封地。据波斯史家志费尼记载：“察合台得到的土地，从畏兀儿之边（hudu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其居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②，即畏兀儿以西的草原地带。

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为元代制度。成吉思汗回师后，察合台受命留在西域，成为镇守回回之地的亲贵诸王③。察合台的封地与其所戍守之地互相邻接，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察合台汗国日后能发展成一支与其他蒙古诸汗国相抗衡的力量，即肇源于此。

当时的西域，定居民族聚居的绿洲农耕城郭之地最为富庶。这些地区所得的收益，按蒙古人古老的习惯，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其办法是，把这些地方的民户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支亲贵。波斯史家瓦撒夫记载，阿姆河以北名城不花剌的编民有1.6万人，其中5000人属于拔都、3000人属于拖雷之妃唆鲁禾帖尼，余下的8000人称为“大中军”（uluqqol），属于大汗①。除了宗亲诸王，蒙古将领亦可因战功在中亚受赐封邑。例如忽必烈大将伯颜之祖父阿剌“平忽禅有功，得食其地”（《元史·伯颜传》）。忽禅即忽毡，为牙剌瓦赤驻地，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忽毡州首府忽毡市（列宁纳巴德市）。

蒙古大汗除了与其他贵族共享当地收益外，还负有管理这些地方的责任，向各城派驻大臣或达鲁花赤。《元史》记载，镇守撒麻耳干的有契丹人①《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页376—377。但在同书第2卷（汉译本页172）中，拉施都丁又把这个宏吉剌忒千户称为扎剌亦儿千户。

②《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波斯文刊本，卷1，页31，并见同卷页226，汉译本，页45、272。这个忽牙思应该就是《耶律希亮神道碑》提到的“换扎孙”。

③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

①《瓦萨甫史》，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合璧本，页94，维也纳，1856年。耶律阿海父子，耶律楚材提到镇守不花剌的有女真人蒲察元帅父子等。见于波斯文史料的除了牙老瓦赤、麻速忽父子外，还有镇守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大臣哈扎儿不花（Khazar-Buqa），驻于那黑沙不城（Nakhasbab，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南之卡尔希）的丞相大夫（Ching-Sang-Tai-Fu）和不花脱沙（BuqaTusha）。中亚东部草原地区的城市，如阿力麻里等，也有达鲁花赤①。

察合台的禹儿惕和军队都在中亚，又以皇子的身份出镇西域，而中亚城郭绿洲之地的统治权却属于大汗。成吉思汗死后，察合台吞并朝廷在西域的辖地的野心日益滋长，《史集》记载了一起事件：在窝阔台时代，察合台擅自发出一道令旨，变动阿姆河以北地区几个州郡的长官，受命镇守其地的大臣牙老瓦赤立即上报，太宗降旨斥责察合台，命他陈明原委。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察合台虽然贵为出镇西域的皇兄，亦无权干预邻近的朝廷辖地的政务，同时也反映出西北诸王与朝廷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在太宗时代，除了牙老瓦赤、丞相大夫等朝廷命官治理着中亚的城郭农耕之地以外、察合台王府中另有一批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大臣是伐阇罗（Vazir）②、阿迷的（'Amid）和撒迦吉（Sakkaki）。伐阇罗的真实姓名现在已不清楚，人们只知道他是汉人（Khitayan），被蒙古军掠获后起初在察合台的一位汉医那里做侍仆。汉医死后，他成为蒙古贵族的牧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察合台的赏识，被委以官职并被称为伐阇罗。据《史集》记载，伐阇罗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但为人勇敢、机智，才华出众，能言善辩，其地位高于察合台斡耳朵内诸大臣，他甚至擅自处死过察合台之子的妃子。察合台死后，他很快被处死③。伐阇罗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被蒙古贵族掠至中亚的汉地文人的遭遇。

阿迷的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就追随察合台，受到信用。成吉思汗曾把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算端的两个女儿赐给察合台，察合台又把其中的一个转赐给阿迷的。阿迷的当时主要的政敌是撒迦吉。撒迦吉起初因阿迷的等人的推荐，才成为察合台的大臣。由于他才学出众、学识广博，很快得宠，于是引起阿迷的的嫉妒，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起初是阿迷的被免职，后来又官复原职，而撒迦吉则反过来遭到囚禁，最后死在狱中①。投降蒙古的回回①《元史》卷一五○《耶律阿海传》；《湛然居士集》卷五《赠蒲察元帅七首》，并见卷六，《瓦萨甫史》第1卷，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台璧本，德译页25。《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页29—30。

②Vazir，源于梵文Vajra，意为金刚杵。

③《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84—187。

①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德弗雷麦里波斯文节刊本及法文节译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蒙古汗史》，（HistoiredeskhansMongolsduTurkistanetdelaTransoxiane，extraiteduHabibEssiierdeKhondemir，TraduiteduPersanetaccompagnedenotes，parM.C.Defremery，Paris，1853），人的地位与伐阇罗等汉人相似，他们在蒙古宫廷里的地位同样是不稳定的，稍有得罪蒙古主子之处，就可能被处死，有些人还成为蒙古贵族之间互相争斗的牺牲品。

阿姆河以北之地是中亚回回人的经济文化中心，花剌子模王朝统治阶级的战败和蒙古军的屠杀政策没有能使人民的抵抗停止下来。邱处机记载了当时人民反抗蒙古人的斗争②。蒙古统治建立后，这里成了蒙古贵族榨取财富的主要对象，除此而外，当地人民还要负担沉重的军役和徭役。在这种情况下，1238年不花剌爆发了反抗蒙古统治者的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塔剌比的制筛匠，他利用宗教活动作为掩护，短时间里就发动了大批群众，很快控制了不花剌。人民起而响应，杀死了许多投靠蒙古人的显贵，幸存的慌忙出逃。起义人民把塔剌比尊为不花剌的算端。不久，蒙古军到来，起义军奋勇迎战，杀敌近万，击退了蒙古人，塔剌比战死沙场。人民推举塔剌比的兄弟继续领导起义。蒙古人战败后迅速集结力量，卷土重来，起义军终于被击败。蒙古军下令把不花剌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出城去，准备依例屠城。只是在牙老瓦赤向窝阔台奏报之后，不花剌才得以保存下来①。在整个蒙古国时代，察合台兀鲁思的汗位继承人都是由大汗指定的。察合台的嫡长子是抹土干（Moetüken），他受到成吉思汗的宠爱，在西征时死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八米俺城下，时适逢其子合剌旭烈诞生，成吉思汗和元太宗窝阔台都曾确定合剌旭烈为察合台之位的继承人。1242年察合台死去，合剌旭烈继立。1246年定宗贵由即帝位后，为了扩大自己在蒙古亲贵中的势力，借口“舍子传孙为非”，废合剌旭烈，另立抹土干之弟也速蒙哥（Yesü-M.nge）为汗②。

贵由死后，拖雷家族在术赤家族的支持下，向窝阔台家族夺权，宣布立拖雷子蒙哥为帝，是为元宪宗。合剌旭烈站在蒙哥一边；也速蒙哥则支持窝阔台家族，与他同谋的察合台系的宗王还有也孙脱和不里等人。不久窝阔台后裔宗王以武力反抗蒙哥的企图被发现，也孙脱因牵连受到囚禁。其他与此有关的察合台后裔宗王贵族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置。合剌旭烈受命归国执掌兀鲁思，他在途经按台山时死去，蒙哥命其未成年之子木八剌沙（MubarakShah）即位，合剌旭烈之妃兀鲁忽乃监国。

蒙哥将朝廷管理西域的机构定名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治阿姆河以南地）和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所管辖的地区包括：阿姆河以北地区、忽阐河以东草原、畏兀儿地、忽毡、可失哈耳、毡的、花剌子模、拔汗那等。

页60—63。

②《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

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128—133。

②《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322。

1259年元宪宗蒙哥死于四川，其同母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争位战争。双方都意欲借助察合台汗国控制西域的土地人口。忽必烈派出了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哈赴察合台汗国，但途中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获，送赴漠北处死。忽必烈之军在和林之战中获胜后，阿里不哥退居谦州，处境恶化，遂以大汗的身份派察合台后裔阿鲁忽归兀鲁思夺位，并为他征集军队、筹集军饷。阿鲁忽至察合台兀鲁思，驱逐监国哈屯兀鲁忽乃，自己即位于阿力麻里①。他利用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官员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无所适从的机会，把他们收归己有，力量迅速壮大，使察合台汗国一跃而成为控制蒙古国中部的一支强大势力。

阿鲁忽把为阿里不哥筹集的粮秣军资据为己有，引发了他与阿里不哥之间的斗争。阿鲁忽向忽必烈表示归顺。忽必烈把东自金山、西及阿姆河的广阔地区交给阿鲁忽防守。这是蒙古国皇帝第一次承认察合台汗国对这一地带的实际控制权。

阿鲁忽死后，木八剌沙未经朝廷许可重新掌权，引起忽必烈的不满，下诏派出另一位察合台后裔八剌归国夺权。八剌是蒙古国皇帝沿用成吉思汗旧例而指派的最后一位察合台兀鲁思汗。他以阴谋手段把木八剌沙赶下台。此后察合台汗国逐渐脱离朝廷的控制，其新汗不再由蒙古国大汗指定。

八剌在察合台汗国站住脚之后，力量急剧地发展起来，把朝廷派驻斡端的大将忙古带驱走，并在忽阐河沿岸击败海都，海都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援助下，重新起兵打败了八剌，使察合台汗国的控制区局限于阿姆河以北地区。1269年察合台汗国与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达成协议，确定阿姆河以北地区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察合台汗国。次年，八剌在海都的支援下渡阿姆河入侵伊利汗国，在也里城下被伊利汗阿八哈击败，被迫退回阿姆河以北地区。八剌不久死去，海都乘机控制了察合台汗国，指定察合台后裔聂古伯为汗，不久又立不花帖木儿为汗。

都哇家族的统治1282年海都立八剌之子都哇为汗①。都哇在即位之前已经是察合台汗国内实力强大的诸王，曾先后入侵处于元朝控制下的别失八里和火州，并与海都联合在漠北与元朝展开反复争夺。在大德五年（1301）于金山地区进行的帖坚古山会战中，都哇曾被元军射伤。

帖坚古山会战的次年，海都死去。都哇暗中向元朝驻守在哈剌和林边境的安西王阿难答派出使臣，向元成宗表示臣服，请求朝廷罢兵。成宗同意约①《瓦萨甫史》，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合璧本，德译，页29。①扎马勒·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篇》，华涛汉译本，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

和。获得元廷支持后，都哇与察八儿等聚会，到会诸王一致认识到，与朝廷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战争是“自伤祖宗之业”。大德七年（1303）元廷与西北诸王达成和议，设驿路，开关塞，这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诸蒙古兀鲁思之间的约和，有异于一般的国际间的和平条约，它是源出于同一祖先的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几个汗国之间互相协商的结果。自阿里不哥之乱后，各蒙古兀鲁思虽已各自立国近半个世纪，但各汗国的统治者仍然认为他们之间的纷争是成吉思汗后裔间的内部事务，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海都去世后，都哇在元成宗的支持下，逐步削弱并最终灭亡了窝阔台汗国，使阿姆河以北和忽阐河以东草原统一在察合台汗国之下。1306年都哇死去，其子宽彻继立，在位仅两年。至大元年（1308）宽彻去世后，汗国发生内乱，都哇之子也先不花正驻于哥疾宁，其余诸子年龄尚幼，汗位为不里之孙塔里忽夺去。塔里忽为非都哇系诸王，他继承汗位的合法性受到蒙古贵族的怀疑。八剌之孙月鲁帖木儿（.rügTemür）公开反对塔里忽，认为汗位应归于都哇诸子。月鲁帖木儿得到了其他察合台后裔的支持，还得到了包括察八儿在内的窝阔台系宗王的支持，他起兵反抗塔里忽，但兵败被杀①。同时，其他宗王在拔汗那起兵反对塔里忽，也被击败。都哇之子怯别与塔里忽部下大臣兀赞（Uzan）把阿秃儿设计袭杀塔里忽。事成后怯别向武宗海山奏报了推翻塔里忽的消息。1309年夏，怯别召集忽里台大会，决定由兄长也先不花即位。也先不花为褒奖怯别，允许怯别从整个兀鲁思的富人中为自己择定私属人口，并委派他为拔汗那、阿姆河以北地区、渴石和那黑沙不的统治者。

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其大部分领土并入察合台汗国，邻近也儿的石河的土地则为元朝占有。也先不花同元朝大将脱火赤丞相（TughajiJinsank）谈判，希望划定彼此在边境地带的草场，但未能达成协议，遂拘留元朝和伊利汗国的过往使臣，察合台汗国与元朝再度发生冲突。延祐元年（1314），也先不花入寇元朝属地，脱火赤丞相和钦察大将床兀儿突入察合台汗国境，这时驻守哈迷立的诸王南木忽里亦向火州方向出动。先是，察合台汗国驻于哥疾宁的诸王倒的火者（DawdKhwaja）部下诸将勾结伊利汗国谋叛，伊利汗国军队乘势渡阿姆河深入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在东方败于元朝戍边军，丧师失地，遂决心向伊利汗国掠地以弥补损失。于是出动屯驻于阿姆河以北地区和忽阐河以东草原的全部精锐迎战，一举击败伊利汗国军，并进入呼罗珊之木儿加布河流域草原。

次年（1315），床兀儿击败察合台汗国军，追出其境铁门关。“战于赤麦千之地，转杀同匝”①，而脱火赤的军队则劫掠了察合台汗国在塔剌思的斡耳朵。这里提到的铁门关，不可能是阿姆河以北之地渴石附近的铁门，当①《完者都史》页53—54，页147—148。

①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三。

指阿力麻里附近的铁木儿忏察，赤麦千，可能是忽章河中游赛蓝附近的Chimkant（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州首府奇姆肯特市）。也先不花急招西征军东回。

就在察合台汗国陷于两面受敌的时候，伊利汗国发生了牙撒兀儿的叛乱活动。牙撒兀儿出自不里家族，其父不合帖木儿曾被海都择立为汗。叛乱失败后，他出逃伊利汗国，被置于呼罗珊巴忒吉思草原守边。他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势力，后来他利用伊利汗完者都死去，其子不赛因汗新立之际，又在伊利汗国发动叛乱，最后被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联军消灭。

也先不花死后，怯别于延祐七年（1320）继立，适逢元英宗即位。他立即着手修复与元廷的关系，派被也先不花扣留于其境数年的元廷出使伊利汗的使臣拜住归国转达罢兵的愿望①，双方终于恢复和平。

怯别约死于泰定四年（1327），其弟燕只吉台袭位。燕只吉台与朝廷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元政府多次赏赐金钱、钞币、海东青等。朝廷还专门派遣木华黎后裔乃蛮台将元太宗时代所铸察合台金印“皇兄之宝”护送至其境赐给燕只吉台。燕只吉台在位仅3年，先后继立的是其弟笃来帖木儿、答儿麻失里。

答儿麻失里的名字取自梵文，意为法吉祥，但他却是察合台汗国第一个公开宣布摒弃佛教，接受并推广伊斯兰教的汗。他长期生活于察合台汗国的西部，改变察合台汗国之汗每年东巡的习惯。驻牧于汗国东部以不赞（Buzun）为首的蒙古贵族，指责答儿麻失里废止了成吉思汗的札撒，掀起了叛乱活动，于1334年夺取了汗位，答儿麻失里被杀②。但是中亚蒙古人同化于当地民族的过程，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

汗国的分裂不赞为确保统治，大杀亲族，引起骚乱，回历736年（1335—1336）被大臣们杀死，继位者是其兄弟敞失。但他不久死于与其兄弟也孙铁木儿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孙铁木儿时国内政局混乱，他的统治也很短暂。察八儿降元后，其境内的窝阔台系诸王都成了察合台汗国的贵族，他们的势力并未被消灭，取代也孙铁木儿汗的是窝阔台系诸王阿里，他的统治也不长久。最后牙撒兀儿之子合赞算端（QazanSultan）即位。在诸王们自相残杀争夺汗位的斗争中，非成吉思汗系统的异密和地方诸侯的势力发展起来。

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初，察合台汗国内威胁汗权的非成吉思汗系异密的主①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②宏达迷儿：《生命之旅之友》，德弗雷麦里法文摘译本《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史》，巴黎，1853年，页13—15；《伊本拔图塔游记》，马金鹏汉译本，页304；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克劳斯·来西德译本，页117—119。

要代表是阿姆河上游以北地区的巴鲁剌思合札罕（Qazaghan）。合札罕家族的权势的威胁迫使汗使用极端的手段来维护统治。合赞算端汗于回历746年（1345—1346）出动大军进攻合札罕，两军相遇于哈儿伯（Karbeh）平原，并展开会战。在激战中，合札罕被射中眼睛，被迫败退，合赞算端汗同年在哈儿昔驻冬，遭合札罕进攻，战败被杀。

合札罕以臣弑君得手后，操纵汗位，扶立傀儡，稍不顺意便废旧立新。

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各部诸王纷纷独立。合札罕从成吉思汗后裔中所择定的汗名义上是正统汗，但实际上只是控制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西部汗，合札罕控制朝政达13年之久，回历760年（1359）在一次出猎中被刺杀。他死后，其子米儿札，乌巴都剌（Mirza’Abd-Allah）继承父位继续控制朝政，依旧任情废旧汗立新汗。另一支巴鲁剌思氏（即后来跛子帖木儿所源出的那一支）贵族首领哈只与速勒都思部贵族拜延联合。发兵向西部汗王都撒麻耳干进攻，杀死了前来迎战的帖木儿沙和乌巴都剌。速勒都思氏贵族乘势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称王。各诸侯纷纷裂土割据，当时著名的诸侯有渴石的哈只·巴鲁剌思，忽毡的巴也只（Baiezid），巴里黑的速勒都思氏贵族不花等，而合札罕的势力并未被消灭，其子忽辛等又重新聚集了一支军队，时而入侵阿姆河以北。

在合赞算端汗与阿姆河以北地区诸侯作斗争的时代，汗国东部最有势力的贵族是蒙古朵豁剌惕氏家族，他们控制着今天山以南和拔汗那之地。合札罕死后，在各部诸侯纷纷割据的风潮中，朵豁剌惕家族也派出人员，于1346年找到一个年轻的贵族名叫脱忽鲁·帖木儿（TuqluqTemür），并宣传他是也先不花汗的儿子。1348年，秃忽鲁·帖木儿被立为汗。脱忽鲁·帖木儿即汗位后不久便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下令一向保守的察合台汗国东部蒙古贵族也皈依伊斯兰教。脱忽鲁·帖木儿利用扶立自己的朵豁剌惕家族的大臣播鲁只死去的机会，把世袭的职位封授给播鲁只尚未成年的儿子忽台达（Kudai-Dad），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脱忽鲁·帖木儿汗统一了包括畏兀儿在内的东部地区，不久以后就发展成足以与合札罕家族控制下的正统汗（西部汗）相抗衡的东部汗。

1359年，阿姆河以北地区陷于混乱，巴鲁剌思贵族塔剌海（Taraghai）

之子异密帖木儿乘乱收集部属，与周围的诸侯进行兼并战争。脱忽鲁·帖木儿汗于回历761年（1360）春率大军齐集于拔汗那，向阿姆河以北之地挺进。巴鲁剌思部的哈只见东部军势大，便向呼罗珊退却。时塔剌海已死，其子帖木儿统领部民，与东部军的前锋约和。东部军同意保存巴鲁剌思氏的势力，把渴石城及其附属地区仍旧交由帖木儿控制，并在其余各城置城守和达鲁花赤以后东还。

不久，留驻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脱忽鲁·帖木儿的将领之间发生内讧，帖木儿乘机聚集力量，又成为强有力的割据势力。回历762年（1361），脱忽鲁·帖木儿再度出兵西征阿姆河以北地区，慑于东部军的威势，原先在东部军主力撤退后背叛、或原先出逃而拒不投降的诸部首领纷纷向脱忽鲁·帖木儿降附。脱忽鲁·帖木儿却以严厉手段对付之，但宽容了帖木儿。同年冬，脱忽鲁·帖木儿进入阿姆河上游地区进攻另一支巴鲁剌思贵族、合札罕之孙忽辛（Husain）。东部军尾随忽辛追击至昆都士，劫掠了直至兴都库什山一带之地，并于彼处驻夏。1362年夏末，东部军返回，占领撒麻耳干，脱忽鲁·帖木儿留其子亦里牙思火者（IlyasKhwaja）镇守此地，他本人东返。

帖木儿投向忽辛，活动于八达哈伤边境。与东部军在阿姆河上游石桥大战。东部军兵力达五万之众，占有压倒优势，却败于帖木儿和忽辛。帖木儿乘胜西进至铁门，不久迫近渴石。脱忽鲁·帖木儿置于渴石的达鲁花赤弃城逃走，帖木儿重占渴石。此时脱忽鲁·帖木儿的死讯传至军前，但帖木儿的军队已经开来，亦里牙思火者无法东返继位，被迫匆忙迎敌，结果战败被俘。帖木儿释放了亦里牙思火者及其诸将后占领了撒麻耳干，时为回历765年（1364）。

亦里牙思火者东返后即汗位，而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忽辛则扶立宽彻的后裔阿的勒（’Adil）算端为汗。次年春，亦里牙思火者再度领兵西进。帖木儿与忽辛联合迎敌，两军相会于忽阐河畔，距察赤城不远处，在滂沱大雨中血战，亦里牙思火者失败。东部军的失败引起了帖木儿和忽辛两支巴鲁剌思贵族联盟矛盾的激化，东部军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获大胜。帖木儿向后溃退，渡过阿姆河避居于巴里黑，而亦里牙思火者则进至撒麻耳干城下。城中守军和居民顽强奋战，东部军久攻不克，同时军中流行瘟疫，马匹大量倒毙，不得不撤围而去。亦里牙思火者退回东部后，逐渐大权旁落，被朵豁剌惕氏贵族哈马鲁丁阴谋杀死①。自脱忽鲁·帖木儿开始，东部蒙古贵族花费五年时间进行的统一战争以失败告终。察合台汗国东部在明代演变为西域各“地面”，而西部则逐渐发展为帖木儿帝国。

①海答儿：《剌希德史》（Tarikh-iRashidi），英译本，页15—37；宏达迷儿：《生命之旅之友》，法译本，页101—102。

第二节　钦察汗国

钦察汗国在《经世大典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称为“月祖伯所封地”，在非汉文文献中又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封地发展而来。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诸子、诸弟时，术赤得到的土地是：自也儿的石河以西，直至蒙古军队马蹄所及之处。术赤在世时，其实际统治地域包括扎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以东的草原和阿姆下游的花剌子模北部和忽阐河（今锡尔河）下游汇入咸海处。

成吉思汗西征时，哲别、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曾越太和岭（今高加索）

侵入钦察草原。1235年，术赤次子拔都率军西征，降服了扎牙黑水以西、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不里阿耳等部和斡罗思（俄罗斯），迫使斡罗思各公国称臣纳贡，并继续向东欧扩张。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去世后，拔都回军至也的里河，建立钦察汗国，其统治地域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北达今北极圈一带，南越太和岭（今高加索山），直至伊朗之地。钦察汗国幅员极为辽阔，境内民族众多，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花剌子模、也的里河流域、克里米亚、太和岭以北等地区住有花剌子模人、不里阿耳人、莫尔多瓦人、阿速人、希腊人和斡罗思人，他们从事农业、工商业。也的里河下游的拔都撒莱、别儿哥撒莱，花剌子模的玉龙杰赤、克里米亚的速答黑、迦法和阿速海（今亚速海）畔的阿速夫等城，是东西贸易的中心。而草原上的康里、钦察、突厥蛮（土库曼）诸族，则过着游牧生活。随拔都西迁的蒙古人为数不多，居住在草原上，向各地及斡罗思各公国派出八思哈（镇守者）监领并征收贡赋。他们逐渐被周围的操突厥语诸部同化。

拔都建都于也的里河下游的拔都撒莱城（今苏联阿斯特拉罕附近）。拔都的十三个兄弟的封地分布于汗国各地，形成了隶属于钦察大汗的半独立兀鲁思。其中拔都的兄长斡儿答及其后裔据有今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形成白帐汗国，势力最大。蒙古贵族统辖的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队编制。

术赤系诸王与窝阔台系诸王宿怨很深，拔都曾拒赴议立元定宗贵由的忽里台大会。贵由即位后企图以武力消灭拔都的势力，派出大将野里知吉带赴阿兰（今高加索以北）一带，去逮捕拔都的属员，而他本人则借口赴叶迷立养病，率大军随后西行。拔都下令反抗野里知吉带，从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处得知贵由的动向，亦率军东行以为备。贵由行至忽木升吉儿突然死去，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诸王与拖雷家族结成联盟，召集忽里台大会推举蒙哥为帝。并派遣其弟别儿哥率军赴漠北，拥立蒙哥，蒙哥登基后，为报答拔都拥立之功，双方以塔剌思河为界分治蒙古国。别儿哥得受赐谷儿只地。

拔都逝世于1255年，其弟别儿哥（1257—1266年在位）继立。虽然钦察汗国是第一个获得实际上半独立地位的西北宗藩政权，但在名义上钦察汗国仍然尊奉蒙古大汗为宗主。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自召集忽里台大会，分别宣布即皇位。在四年的争位之战中，别儿哥表面上保持中立，向双方遣使劝和①，但实际上阿里不哥得到了别儿哥的支持②。当时的钦察汗国境内的不里阿耳的钱币上，铸有把阿里不哥称为大汗的铭文。

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利用受命为阿里不哥征集军需补给之际，把麻速忽统治下的原蒙古国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地西部据为己有，排挤术赤家族的势力。1262年饮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为争夺太和岭（今高加索）以南地区发生战争，术赤后王无力东顾。别儿哥只得听凭察合台汗国在中亚扩张。别儿哥与密昔儿（今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建立联盟，加剧了钦察、伊利两汗国的矛盾。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后，忽必烈曾遣使请别儿哥东来参加聚会，商议赦免阿里不哥。别儿哥表示同意，并决定参加聚会，但最终并未能成行③。

1266年，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在位至1282年）即位，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④，忽必烈数次派遣铁连出使，要求双方夹击海都。据铁连回来报告，忙哥帖木儿曾表示：“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掩袭，剿绝不难矣。”（《元史·铁连传》）据《瓦萨甫史》记载，忙哥帖木儿曾于1268年出兵进攻海都。此战可能与铁连出使有关。但察合台汗国在西北地区的扩张损害了术赤家族的权益。在对付察合台汗国的问题上，海都与忙哥帖木儿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双方由对立转为结盟。在忙哥帖木儿的帮助下，窝阔台汗国占领了一些本不属于窝阔台家族的地盘①。在海都与八剌争夺今锡儿河中游地区的战争中，忙哥帖木儿派出军队与海都共同作战，取得了胜利。

1269年，钦察、窝阔台与察合台三汗国召开塔剌思忽里台会，达成了共同反对拖雷家族控制的元朝和伊利汗国，并划分各自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驻守阿力麻里的军队中的诸王蒙哥之子昔里吉叛变，劫持统帅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把他们送赴钦察汗国境。1284年脱脱蒙哥嗣位，钦察汗国改变对元朝的政策。至元二十一年（1284），那木罕、安童等人才获释返归②。脱脱蒙哥表示服从朝廷，愿意东来参加朝会③。脱脱蒙哥（1282—1287）和秃剌不花（1287—1291）两汗在位时，钦察汗国的大权落到宗王那海手里，直到1300年，脱脱汗（1291—1313）击败那海，汗权才得以恢复。

①《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299。

②《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296。

③《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0—311。

④《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1。

①《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14。

②据《元史·世祖纪》，那木罕于1285年3月到达大都。

③《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7。

钦察汗国的东部藩属术赤长子斡儿答家族白帐汗封地，原先与大汗的直辖地相连。海都兴起后，隔断了元朝与术赤家族领地的直接联系。与海都接壤的白帐汗系宗王古亦鲁克为争夺汗位，投靠海都、都哇。古亦鲁克的对手伯颜曾遣使元朝，要求双方联合作战。元朝的军队攻击海都，从谦州深入钦察汗国控制下的亦必儿·失必儿之地（今俄罗斯鄂毕河中游地区）。1302年，脱脱汗和伯颜出兵2万，与元成宗的军队联合进攻都哇和察八儿。此后钦察汗国长期与元朝维持友好关系。

十四世纪初海都死后，察合台兀鲁思汗都哇改弦易张，主动向元廷请和，最后促成了包括钦察汗国在内的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①。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遣月鲁出使钦察汗国，册封脱脱为宁肃王。

1313年，忙哥帖木儿之孙月即别（在位至1341年）即位，元仁宗遣使例行册封。元仁宗时，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发生大规模边境冲突，战端重启。为防止腹背受敌，察合台兀鲁思汗也先不花曾遣使月即别，挑拨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要求钦察汗国站在察合台汗国一边，共同反对元廷，遭到月即别汗的拒绝②。元廷与月即别之间使臣往来频繁。1330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图》中录有钦察汗国地名10个。1336年，月即别遣使元朝，要求领取份地岁赐以赈给军站。1337年，元政府专门设立总管府，执掌术赤后王平阳等处份地岁赐，每年按额发给。月即别在位时，伊斯兰教在亦的勒河下游广泛传播，钦察汗国的国势亦达到极盛期。今乌兹别克族即得名于月即别的名字。

月即别之子扎尼别（1342—1357）时代，钦察汗国开始走下坡路。1357年，扎尼别被杀，汗国内乱时起。23年间，钦察汗更替了二十余人，万户马麦利用这种混乱的局面掌握了朝政。1371年以后，斡罗思各公国停止缴纳贡赋。1380年，马麦征讨斡罗思战败。同年白帐汗脱脱迷失在篡夺察合台兀鲁思汗位的帖木儿的支持下，击败马麦，成为钦察汗，从此汗位转入白帐汗家族。1382年，他攻占莫斯科，强迫斡罗思诸公国重新纳贡。脱脱迷失强大起来以后，与控制中亚的帖木儿发生冲突，双方在1389年到1395年间进行了三次大战。帖木儿攻入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亚诸地，击败了脱脱迷失，钦察汗国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

从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起，钦察汗国陆续分裂出失必儿汗国（西伯里亚汗国）、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等突厥化的蒙古政权，钦察汗统治的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1480年，钦察汗阿黑麻进攻斡罗思，在斡罗思大公伊万三世的优势兵力前退却。1502年，大帐汗国灭亡。

尽管钦察汗国与元朝相距遥远，元代中国内地与钦察汗国统治下的各民①参见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②哈沙尼：《完者都史》（Qashani，Tarikh-iUljaytu），1969年德黑兰罕伯莉波斯文刊本，页145—146，页175。

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却比过去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密切。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时代，蒙古国就设置了从首都和林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驿路。当时的使臣只要持有元政府发给的金、银牌符就可以通行无阻。据往来于途的欧洲商人记载，从钦察汗国的塔纳（Tana.今苏联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达元朝的甘州、杭州等地。这条路虽然艰难，但对于商贾、过客来说是相当安全的①。十四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相继操纵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手里。许多欧洲商贾从这里出发，到中国贸易。从匈牙利、甚至从意大利来的商人，不用去中国，在钦察汗国都城别儿哥撒莱就可以买到中国的丝织品①。考古学者在原钦察汗国统治区各地发现了许多中国产品。如萨拉托夫附近发现的中国式丝织对襟衫，别儿哥撒莱出土的带有汉字铭文的铜镜等②。

除了从汉地输入手工业制品以外，还有不少中国工匠被征发或随商队来到钦察汗国，从事劳作。根据学者们研究，撒莱和钦察汗国其他城市发现的元代铜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中国输入的（带有汉字铭文），另一类则是本地生产的（带有阿拉伯字铭文）③。这不但说明中国的铜镜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而且也说明汉族工匠把中国的制镜技术带到这里，并教会当地工匠掌握了这门技术。

在蒙古西征中，有很多钦察人、阿速人归附、被俘或为质来到中国。他们为蒙古贵族牧马、捣制马乳，或充当兵卒。其中少数人起家行伍，爬上统治阶层，成为蒙古统治者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在元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长期定居中原、江南的钦察人、阿速人，后来逐渐接受汉族文化，与汉族融为一体；而另一部分则与蒙古族融合在一起了。

元代还有不少斡罗思人被迁至蒙古高原和中原各地。他们中有的充当工匠、兵丁，有的成为奴仆。至顺元年（1330），元政府下令将这些斡罗思人收聚起来，达万人之多，组织了一个“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在元大都附近拨地100顷，让他们屯田④。这样大量的欧洲人移居中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①柏格罗提：《通商指南》，此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①《金帐汗国兴衰史》，汉译本，页122。

②《金帐汗国兴衰史》，汉译本，页122。

③同上书，页141，及版图33—34。

④《元史》卷一○○《兵志》；卷三四《文宗纪》三。

第三节　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按蒙古人的风俗，诸子成年之后，除了幼子继承父业以外，其他诸子均从父亲那里获得一部分财产（蒙古人称为“忽必”qubi，此言“份子”），各自营生。穷苦的百姓是这样，贵为可汗的家族也是这样。在成吉思汗分封宗亲贵戚时，窝阔台同其兄术赤和察合台一道，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部分土地和军队，形成了自己的兀鲁思，窝阔台的始封地在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叶迷立（今新疆额敏县一带）。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了父位，是为元太宗。其原有封地叶迷立一带成为长子贵由的营地，次子阔端封于河西。窝阔台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成吉思汗留给幼子拖雷的一部分军队划归阔端，引起了拖雷家族的不满。1241年窝阔台死去，其子贵由继承皇位，即元定宗。贵由死后，皇位为拖雷之子蒙哥夺去，皇位转入拖雷家族。

蒙哥即位的忽里台大会受到窝阔台家族的抵制。阔出之子失烈门与贵由子脑忽等人密谋突袭蒙哥营帐，事泄失败，受到严厉制裁。失列门、忽察和脑忽被发配中原和高丽充军；畏兀儿亦都护萨伦的被处死。窝阔台即皇位时，与会诸王曾立约：皇位永属他的后嗣。后来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系宗王因为这个事件，指责拖雷家族违约夺权，长期与元廷为敌。

蒙哥对其他窝阔台家族的成员加以优待：阔端仍保持其河西封地，其子蒙哥都和窝阔台三皇后乞吉忽帖尼则居于阔端封地之西；窝阔台第六子合丹封于别失八里；窝阔台第七子灭里封于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窝阔台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脱脱占据其祖父的始封地叶迷立一带；海都则得到了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尔迪·库尔干以东）。占据窝阔台汗国大斡耳朵的是元定宗贵由之子禾忽，时禾忽年幼，由乃马真后少娣主斡耳朵。但这些措施并未能安抚窝阔台家族，海都曾长期扣留蒙哥使臣石天麟。在中统年的战乱中，合丹的后裔及海都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率兵入西域讨伐背叛他的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时，禾忽与阿鲁忽结盟，联兵抵御入侵，被阿里不哥打垮。海都乘机取而代之，把窝阔台系宗王的力量网罗到自己部下。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在钦察汗别儿哥的支持下，与察合台汗国在中亚角逐。他利用阿鲁忽死去，木八剌沙新立之际，控制了包括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附近的阿力麻里在内的整个忽阐河以东草原；并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支持下，在忽阐河流域击败继木八剌沙而立的八剌，迫使八剌背叛忽必烈与之结盟，并把势力伸及阿姆河以北地区。在东北方，他在占据阿力麻里以后不久便向忽必烈的军队发动进攻，但被击败。

八剌入侵伊利汗国失败后于1271年死去，海都变察合台汗国为附庸，四出扩张。在东方，与元朝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夺取了今天山以南大片土地，并数度侵入漠北，甚至攻取和林；在北方，支持白帐汗国内的分裂势力；在西方，与伊利汗国磨擦不断；在南方，海都之子撒班驻于哥疾宁之地，濒临印度，盛极一时。大德五年（1301），海都在按台山帖坚古之地与元朝军队展开大战，使元朝军队遭受重大损失。

帖坚古山之战后，海都病势日重，把兀鲁思诸事托附给都哇后不久死去。都哇违背海都遗愿，在海都诸子中选择了较为懦弱和易于控制的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把窝阔台汗国变为自己的附庸，引起了窝阔台家族宗亲诸王的分裂。都哇对反对者各个击破，使察八儿更加依赖他。

大德七年（1304），都哇与察八儿、明里帖木儿等诸王协商，决定改变与元朝为敌的政策，以承认元成宗为成吉思汗大位的继承人为条件，换取元朝承认他们在西北地区立国的合法性。元成宗立即响应，终于达成了和约。元成宗、都哇与察八儿共同遣使伊利汗国，向新即位的合儿班答（完者都）诏告和平。

元朝虽然与窝阔台汗国实现了和平，但对察八儿仍存戒心，希望削弱窝阔台汗国。元成宗采取扶持都哇的政策，怂恿都哇向察八儿掠地，并许诺都哇占有他从窝阔台汗国夺回的土地。都哇与元廷合作，一步一步地削弱窝阔台汗国。海都在世时，驻于阿姆河上游的是其子撒班斡兀立（SarbanUghul），其属下除窝阔台系诸王以外，还有都哇之子忽都鲁火者（QutlughKhwa-jah）等。都哇未经撒班斡兀立同意，便命己子也先不花为忽都鲁火者禹儿惕及军队的统领，并先发制人，派军进攻撒班，但都被击败。最后，也先不花亲自渡阿姆河攻击，终于取胜，撒班只得向宿敌伊利汗国投降。

回历705年（1305—1306），海都之子沙（Shah）斡兀立与站在都哇一边的拙赤合撒儿系诸王牙撒兀儿和长史（Jinkshi）之间在撒麻耳干到忽毡之间一再发生冲突。牙撒兀儿和长史利用都哇出面调停、对方等待开会不设戒备的机会，率领大军奔袭，一举击败沙和八八的军队。两年中，都哇陆续控制了阿姆河以北地区至哥疾宁之地，对窝阔台系诸王，或收其兵权，或迫使他们听命于己，以各种手段夺取了原先在海都控制下的大片土地和大批军队，使窝阔台汗国进一步削弱。

同时，元朝驻于漠北的大军也从按台山方向威胁窝阔台汗国的侧背，察八儿陷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率十万军从也儿的石之地出动，至按台山以为备，时为大德十年（1306）七月。元军海山所部军队首先发动攻击，乘胜追至也儿的石之地，策动察八儿军中的蒙哥之子明里帖木儿叛变，使察八儿驻守在按台山、也儿的石河境的大军顷刻瓦解，察八儿后妃、营帐和数十万部众均为元军所获。察八儿只得向都哇请降①。

察八儿投降都哇后，他在阿力麻里附近的禹儿惕被转赐于海都之子仰吉察儿斡兀立。都哇还把贵由的禹儿惕委之于降元后又叛逃归来的贵由曾孙秃苦灭。窝阔台系诸王的势力仅限于也儿的石河之西的叶迷里、阿力麻里一带及塔剌思河流域。都哇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草原召集忽里台大会，都哇①《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元朝名臣事略》卷三《太师淇阳忠武王》；《完者都史》，页37—39。当着与会蒙古诸王三百六十余人之面，列数察八儿之“罪状”，宣布废黜他，另立海都之子仰吉察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②。其时应为大德十一年（1307）。察八儿虽然被仰吉察儿取代，但元廷仍把他视为窝阔台兀鲁思汗。在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之间，元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安抚宽彻、孤立察八儿。大德十年，海山击败察八儿时，得降众十余万口，元政府置归降诸部于金山之阳，即称海城一带，而元军则驻于金山之北，以割断归降部落与察八儿的联系，一旦有变亦便于击敌。元廷的这一行动使察八儿等十分惊恐，欲奔宽彻，宽彻不纳。察八儿去留无所，只得归降元，但仍不断寻机复国。

宽彻死后，察合台汗国统治集团内部陷于混乱，激起了窝阔台系宗王复国的愿望。察八儿利用这个机会，纠集军队进攻位于忽牙思草原的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怯别溃不成军。不久怯别得到包括海都之子沙在内的其他诸王的援助，再度与察八儿交战，获大胜。察八儿和仰吉察儿被迫越亦列河仓皇向东北逃窜，途中仰吉察儿被毒杀，察八儿投奔元朝，窝阔台汗国最终灭亡。窝阔台汗国灭亡后，许多窝阔台系宗王留在察合台汗国内，在政治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末，窝阔台系诸王阿里取代也孙铁木儿汗成为察合台兀鲁思之主。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扎剌亦儿贵族合札罕择定窝阔台家族的答失蛮为察合台汗国傀儡汗。

②《完者都史》，页40。

第四节　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①是元朝西北诸藩之一，其极盛时代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与察合台汗国和印度为邻；西临地中海，领有今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与埃及和欧洲相望；北至太和岭（高加索）和花剌子模，与钦察汗国接壤；南濒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都城先后在蔑剌合（今伊朗阿塞拜疆之马腊格）、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城）和算端城（今伊朗阿塞拜疆苏丹尼耶）。

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蒙古西征时，成吉思汗本人曾攻至波斯东部的呼罗珊地区，追击花剌子模沙的蒙古军征服了波斯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蒙古国时代，阿姆河以南地区先后由畏兀儿人阔里吉思和乃蛮人阿儿浑治理，治所设在途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1251年元宪宗即位后，统治波斯的蒙古地方政府被称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蒙哥派其弟旭烈兀征服今里海南岸的亦思马因教派和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城的黑衣大食哈里发。旭烈兀在西征时，尚不是独立的君主，只是负责一方军政事务的蒙古宗王，其手下的军队系从其他诸王投下抽调而来。

蒙哥死后，蒙古国内爆发的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使统一的蒙古国瓦解。1262年，钦察汗别儿哥与旭烈兀为争夺太和岭地区的阿塞拜疆发生战争。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遣使征询有关处置阿里不哥等叛王的意见，同时正式封旭烈兀为统治阿姆河直至叙利亚和密昔儿间疆土之王，称伊利汗。一个新的蒙古汗国——伊利汗国在西亚出现。伊利（il）乃突厥语，义为“从属”，这个封号表明波斯的蒙古汗国，是一个宗藩政权。旭烈兀派遣使臣来中国，表示赞同忽必烈关于处死从叛诸将、赦免阿里不哥的建议，并愿意与别儿哥等西北诸王一起前来出席忽里台大会。1265年，旭烈兀卒，终于未能实现前来参加忽里台大会的诺言。

在西北诸藩中，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最为密切。各代伊利汗的袭封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批准才为合法。旭烈兀死后，诸王、大臣们奉其子阿八哈嗣位。阿八哈不敢正式就位，只权摄国政，同时遣使报丧。直至元世祖忽必烈于1270年遣使持诏来到波斯传旨命他继承父位后，他才重新举行登基大典。现存1279年阿八哈颁发的一张敕令上，盖有汉字“辅国安民之宝”方印，当是忽必烈颁赐给他的王印。阿八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以蔑剌合为陪都。忽必烈大举攻宋，征兵四方，阿八哈遣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入汉地应命，回回炮术因之传入中国。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特①il“伊利”是突厥语，本义为“臣服、服从”，这个词在唐代音译作“伊利”。近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把伊利汗国称为“伊儿汗国”。在元代，非汉语词汇中的尾辅音-1很少用汉字“儿”来音译，所以“伊儿汗国”不符合元代译音用字规律。兹取《元朝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的译法，称为伊利汗国。

置随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专掌拨赐给旭烈兀位下的中原户计。至元十二年（1275），阿八哈遣使奏请将这些民户献给朝廷。

拖雷家族控制蒙古国东、西两端最为富庶的汉地和波斯的行为，引起了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的不满。1269年钦察、察合台和窝阔台三汗国诸王会聚于塔剌思，议定察合台汗国向阿姆河以南发展。时波斯境内地位最高的察合台裔宗王是捏苦迭而（Negüdcr），八剌派出使者至其处，希望他能指挥手下军民脱离阿八哈营垒。但事机败露，阿八哈立即调兵遣将，以武力消灭了自己后方的异己势力。

八剌要求伊利汗国让出也里至阿姆河和申河之间的土地，遭到拒绝后，于1270年率领大军渡阿姆河进入呼罗珊。伊利汗国守军向祃桚答儿溃退。入侵军队的主力进至木儿加布河与也里河流域，而其前锋前出至你沙不儿一带。阿八哈闻知后，立即调集大军东趋迎敌，到达也里之北的八忒吉思（Badghis）草原。为避免流血，阿八哈倡议约和，许以割让哥疾宁至申河之间地以换取八剌的军队撤出呼罗珊，但被拒绝。阿八哈遂以计谋引诱八剌的主力进入也里城附近的设伏地区。两军会战的结果以察合台汗国的惨败而告终①。

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混乱。阿八哈出动大军，攻入阿姆河以北地区和花剌子模。1273年初，阿八哈军陷不花剌城，在大肆杀掠之后，掳掠大批人口向阿姆河退去。1282年，阿八哈卒，其弟帖古迭儿继立，称阿合马汗。1284年，阿八哈之子阿鲁浑以其父受大汗册命，汗位当属己为由，在伊利汗国权臣不花的支持下起兵推翻帖古迭儿后，遣使入朝奏报。1286年，忽必烈遣使臣斡儿都海牙，命阿鲁浑继承汗位，并封不花为丞相。于是阿鲁浑也按照惯例举行了正式即位典礼。在1289年阿鲁浑汗致法国国王的国书开头写道：“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佛浪国王”。信中凡言及“长生天”及大汗的名字时，都抬头写。可见伊利汗所颁公文的通常格式仿照汉地式样。信上也盖着阿八哈的“辅国安民之宝”印玺。1284年，元廷使臣蒙古朵儿边氏人孛罗丞相和佛林人爱薛抵达波斯，参见新即位的阿鲁浑汗。孛罗在元朝曾担任过御史中丞、大司农卿、枢密副使等要职。阿鲁浑留孛罗在汗廷参议政事，而爱薛则回到元朝②。阿八哈、阿鲁浑父子为夺取叙利亚之地，采取与基督教诸国结盟的政策，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并遣使赴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建立友好关系。阿鲁浑死于1291年，其弟海合都即位，他另有剌麻（喇嘛）教名“亦邻真朵儿只”，在藏语中意为“大宝金刚”。海合都挥霍无度，滥行赏赐，国库空虚。主管财政的丞相撒都鲁丁和一些官员穷于应付，建议仿效元朝钞法，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海合都采纳此议，①见《瓦萨甫史》第1卷，德译本，页131—137，141—143；《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72—128。②见程鉅夫：《拂林忠献王碑》，《雪楼集》卷五；《史集》，俄译本，第3卷，页116。汉文史料未言及爱薛在使团中的地位；《史集》把爱薛的名字放在孛罗丞相之后，称“怯里马赤”（通事）。命孛罗丞相说明钞法。于是海合都下令在孛罗的指导下于都城桃里寺印发交钞，行用全国。规定，凡拒绝用钞者、伪造交钞者、私用金银铸币贸易者，处以极刑①。伊利汗政府还在全国各地设立钞库，负责昏钞倒换等事务。所制钞为长方形，上面印有8个汉字，中间圈内印钞值，其下为海合都的剌麻教名。钞法的推行遭到了商人的反对，造成市场瘫痪，行用不久即废。至今波斯语中还保留着“钞”（chaw，纸币）这个词。

1295年，伊利汗国权臣谋杀海合都，奉诸王拜都（旭烈兀庶子塔剌海之子）为汗。阿鲁浑之子合赞起兵夺取汗位，得到元成宗的承认。现存1302年合赞汗致法国国王的国书上钤用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当是元政府颁赐给伊利汗国的另一颗王印。1296年（元贞二年），元成宗派遣拜住出使伊利汗国，被合赞留在身边服务，后来又派他回元朝奏事②。1298年，合赞遣使入朝，元成宗将旭烈兀位下历年应得的岁赐交使臣带回。1304年，元成宗又专置管领伊利汗国位于汉地的投下的机构“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其官属都由合赞任命。后来元朝精简机构，废除了许多官府，但照顾到伊利汗“远镇一隅”，在朝廷没有其他代表机构，因此这个都总管府“存而不废”③。合赞为取得当地封建主和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宣布他本人和伊利汗国境内的蒙古人都改宗伊斯兰教，自己起名为麻合麻（Muhammad），并大力进行改革，颁行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和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伊利汗国的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发展科学文化，在首都设立天文台，命丞相拉施都丁编纂了一部在当时空前的世界通史《史集》，因此被誉为贤君。合赞汗时，伊利汗国与密昔儿的马木鲁克王朝为争夺叙利亚曾发生多次战争。1304年，合赞卒，其弟合儿班答继立，号为完者都汗，迁都于新建的算端城（今伊朗阿塞拜疆苏丹尼耶）。合赞汗在位其间，元成宗与都哇和察八儿达成和议，共同遣使伊利汗国诏告。这次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影响，伊利汗国甚至以此为资本，要求欧洲信奉基督教诸王国与之联合，共同对付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完者都在致法国国王美菲利普（PhilippeleBel）的信中就提到了这次约和，此信至今还保存着①，国书上盖有汉字“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方印。这当是元廷颁赐给完者都的一颗新印。1308年（至大元年），元武宗遣脱里不花等①《史集》，汉译本第3卷，页135。

②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③《元史》卷八五《百官志》。

①黑尼土（ErichHaenisch）：《关于蒙古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1289年和1305年法国国王美菲利普的信件》，载Oriens，卷2，1949年；田清波、柯立甫（A.MostaertandF.W.Cleaves）：《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1289年和1305年致美菲利普的信件》（Lesletfrcsde1289et1305desⅡkhansArghunetOljeifuAPhilippeleBel），麻省剑桥，1962年。

20人出使波斯。1313年（皇庆二年），元仁宗又派拜住去合儿班答处议事②。根据波斯史臣哈沙尼的《完者都史》记载，当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汗下命阻断中西陆路交通后，被察合台汗国扣留的往来于途的元朝和伊利汗国的使臣有好几批，足见汉地与波斯之间交往之频繁。

至大、至治年间，察合台汗国与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关系重趋紧张。

察合台汗国驻于哥疾宁的诸王倒的火者（DawdKhwaja）部下诸将勾结伊利汗国谋叛，伊利汗国军队乘势渡阿姆河深入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一直对元朝和伊利汗国的关系保持着警惕，伊利汗国重臣阿必失哈自元廷归国途中，为也先不花所获，泄露了元朝西北戍军的备战活动，为也先不花重启战端提供了借口，他派军队越阿姆河攻入呼罗珊，直至以脱火赤丞相和土土哈为首的元朝军队再度发动攻势，迫使察合台汗国从伊利汗国撤军，回师东援，才改变了伊利汗国的败局。

1315年，察合台汗国发生内乱，拥有重兵的诸王牙撒兀儿反叛，失败后逃入伊利汗国寻求庇护。伊利汗国把他们安置在与察合台汗国隔阿姆河相望的呼罗珊地区，企图利用这批降将守边。完者都死后，其子不赛因继立。牙撒兀儿于回历718年（1318）夏末以“清君侧”为由向部将下达了西进的计划，不久其军抵达祃桚答儿，而前锋则深入到担寒（Damgham今伊朗北部达姆甘）。不赛因向察合台汗国求援，怯别派出军队前来合歼了这支叛军。不赛因嗣位后还都桃里寺。1324年（泰定元年），泰定帝遣称海屯田万户府达鲁花赤帖陈、近侍忽都帖木儿出使伊利汗国，当是宣告即位事①。同年不赛因遣使朝贺，并为其权臣出班向元廷请封。泰定帝派遣使节去波斯，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并赐银印、金符。这是继不花之后，元政府再次直接授官于伊利汗国大臣。出班专擅国政，诸子皆居要位。不赛因杀出班三子，出班举兵叛乱，兵败被杀。

1335年不赛因死后，伊利汗国迅速瓦解，各地蒙古贵族纷纷自择贵族拥立为汗，互相攻战。1355年，钦察汗国的扎尼别汗攻入桃里寺，操纵朝政的出班后裔努儿失完不知所终。一些贵族也纷纷自立，形成割据局面。1340年，据有报达城的蒙古贵族哈散（扎剌亦儿氏）自立为汗，其子歪思汗于1358年攻占阿塞拜疆等地，移都桃里寺，史称扎剌亦儿王朝，十四世纪末为帖木儿攻灭。

伊利汗时代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随旭烈兀来到西域的有不少精通汉地天文历数的学者，其中有一位名叫屠密迟（译音）的人，被称为先生。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速剌丁·途昔奉命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曾向他学习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①。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伊利汗国②《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①《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①布洛晒：《蒙古史导言》，页100，莱顿，1910年。

任职，他们带去了各类书籍。伊利汗合赞命丞相拉施都丁编纂《史集》时，曾谕令他搜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精通天文历法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译音）应召参加编修工作，并为拉施都丁讲解中国的干支纪年法。伊利汗时期，中国的医术大量地传入波斯。不少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廷服务。旭烈兀本人很喜欢中国医生为他治病。主持编纂《史集》的拉施都丁丞相就是一位医生。1313年，在拉施都丁的主持下，把中国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著作《脉经》译成波斯文，题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此书至今尚保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图书馆中。

驿传制度在伊利汗国得到了普遍推行。早在1239年窝阔台时代，镇守西域的畏兀儿大臣阔里吉思就已在自己的辖区内普设驿站①。合赞即位以前，伊利汗国的驿传制度产生了不少弊病，造成驿路的严重阻滞，人民普遍不满。合赞下令整顿驿传，设立专供勾当军国重事的使臣乘驿往来。伊利汗政府还在全国主要道路上每3程（farsang，约18公里）置一站，每站备健马15匹。使臣需持有金印牌符方许乘驿②。合赞汗的这些措施同元朝整治站赤的办法基本相同。

“牌符”制度也在元朝传入伊利汗国，伊利汗政府授予各级将领、地方官员和使臣不同等级的牌符，作为其权力或身份的凭证。诸算端（诸侯）、灭里（州的长官）佩圆形大虎符，地位略低的牌面略小些。使者驰驿则给以圆牌，上著“官牌”字样，完成使命后须交还。各边区长官需遣使乘急递铺马递送紧急军情者，也发给3至5面圆牌。现在波斯文的“牌子”（paiza）这个词，就来自汉语。

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二册，页501—502。

②《史集》汉译本第3卷，页460—463。

第十一章　文化的发展

元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等文化领域，既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又有许多创造性；而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文化发展上又充分体现了多元性。

第一节　哲学思想

理学的继承和传播

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程颢、程颐，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家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们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这在儒学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理学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道学传》）。蒙古贵族占领北方地区后，面临着如何来统治这个原来是封建机制运转下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的问题。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等儒士的帮助下，蒙古统治者逐渐懂得了利用儒学思想的重要性。在金和南宋对峙时期，“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理学著作在北方流传不多。太宗七年（1235），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杨惟中、姚枢等从俘虏中挑出江汉先生赵复，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选取遗书八千余卷，又著《传道图》、《伊洛发挥》等书，对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了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从其学，窦默、郝经、许衡、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尊信理学。故全祖望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①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陆九渊的继承者。朱熹的弟子黄干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金华一支，有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许谦等人，入元后多隐居不仕；江右一支，有饶鲁及其再传弟子吴澄。而陆学人物则以陈苑、赵偕、郑玉为代表。

元代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不完全相同。许衡、郝经、窦默等积极用世，官位很高，在理学上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刘因、吴澄、许谦等人闭门冥索，高蹈不仕，理学学说趋于幽玄。陆学人物多屏迹山野，不改陆学“自识本心”的宗旨。这些理学家中，以许衡、刘因、吴澄最有影响，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许衡、刘因被称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②。

元代理学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原则，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从朱陆之争趋于朱陆“和会”。南宋时朱、陆两派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从“鹅湖之会”到“无极而太极”之争，始终无法调和。入①《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

②《宋元学案》卷九○《静修学案》。

元后，朱、陆对立的气氛消失，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避繁就简，纷纷兼取陆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如许衡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①这里所谓的“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而“心与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②，故“心之所存者理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③。这与陆九渊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个道理。吴澄虽然认为由于人的气质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恶，而接近朱熹的见解，但在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上，并没有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发现善端，扩充善端。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随其所发见，保护持守。”“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④。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陆九渊的自识本心的方法。他反过来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是“偏于言语训释之末”的烦琐。陆学人物在坚持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一些内容。如由宋入元的郑玉，就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⑤。明显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气观。

总而言之，元代理学家中除一部分坚持朱、陆学统的门徒外，多数朱学和陆学的人物，如许衡、吴澄、刘因、郑玉、史豪卿、徐霖、胡长孺、许谦等，总结了南宋时朱、陆之争的教训，认为朱学过于“支离”，而陆学过于“空谈”，各走极端，这种学统难以为继，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如朱学的笃实“下学”工夫，陆学“简易”本心论，互相补充。这种“和会”趋向，正是明代王学的先声。所以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第二，许衡的治生论具有进步意义。

许衡提出“治生最高为先务”思想，重视民生日用。他认为，理学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则，道不是“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①这就使过去空谈性命的理学与实际有所接触，对吃饭穿衣有所重视。许衡进一步提出了“治生”，论。“（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①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三。

②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③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二。

④吴澄：《答人问性理》，《吴文正公遗书》卷二。

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①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②。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许衡的治生论，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第三，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

刘因认为六经是理学之根本。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①。他经过“推索究竟”之后，指出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故六经为根本。唐代韩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架于六经之上，视为理学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相比。刘因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要返溯六经，这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先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乎！”②刘因的返求六经的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清新的思想。刘因还认为六经中的一些经就是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③。这无异是把儒家一直奉为传世的经典，贬为普通的历史记录，剥落了经典的神圣意义。这些言论，对明代的王阳明“经史无异”、李贽“经史相为表里”，乃至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学成为官学始自元代。早在赵复北传理学之时，忽必烈曾在“潜邸”分别召见过赵复、窦默。忽必烈“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元史·窦默传》）。许衡等人则以程、朱之书“倡其乡人，学者寝盛”（《元史·许衡传》）。到仁宗时正式制定科举条格，“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①。苏天爵说：“迨仁庙（仁宗）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②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

①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②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③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①《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

学异说，悉罢黜之。”②由于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官本，理学成为官学，势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儒生庶民，崇儒风气大盛。真金太子、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文宗图帖睦尔、顺帝妥欢贴睦尔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他们还提倡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研习汉文化。元代少数民族中儒家学者甚多，著名的有党项人高智耀，畏兀儿人廉希宪，康里人不忽木，钦察人泰不华，回回人伯颜师圣、瞻思，汪古人马祖常等。

“异端”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元代著名“异端”思想家邓牧（1247—1306），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南宋亡后，他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四出漫游，决心不仕，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他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他的哲学思想在《伯牙琴》中得到了充分表露。

邓牧的宇宙观与理学不同，他在《伯牙琴·昊天阁记》中说：“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其两间莫不存主宰者焉。”“主宰者”是谁？邓牧认为既不是“无极”，也不是“理”，而是“玉皇上帝陛下”。他强烈反对元朝之统治，以无情抨击“君”和“吏”发泄自己的感情。他认为皇帝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的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官吏是“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他幻想重新出现“天下无乐乎为君”的尧舜社会，这个社会“君民间相安无事”，“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君子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①。既无盗贼，又无战争，人人自食其力。这种虚无飘渺的空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则孕育着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

元末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谢应芳，字子兰，他是一位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所著《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这十五项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他“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他认为人有病“务求医药，不事祈祷”，不要信鬼神，反对淫祀；他反对迷信风俗，对丧葬流行大作佛事、择葬惑于风水之说，一一指出其弊端，斥巫觋、卜筮为妖妄，对于相法、禄命、阴阳五行三术，以及方位、时日等忌讳迷信也一概加以反对；至于佛、道宗教，他一概斥之为“异端”，“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谢应芳生活于十四世纪科学水平不发达的时代，面对宫廷、②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滋溪文稿》卷五。

①见《伯牙琴》中的《君道》、《吏道》篇。

民间广泛的世俗迷信、宗教活动，敢于著书立说，公开鼓吹无神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节　文学艺术

元曲

元代戏曲艺术有很大发展，元曲是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品种之一。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杂剧和南戏），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上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代表。

一、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小令源于唐末五代。通常以一只曲子为一首，相当于一首单调的词，但可以将这只曲子再重复一遍，也可采用“带过曲”的方式，即续写一二个宫调相同而音律衔接的曲调。每句用韵，并加衬字，形成腔格固定、表达自由的特色。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散曲共有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正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黄钟宫；大石调、小石调、南平调、般涉调、歇指调、商角调、双调、商调、角调、宫调、越调①。散曲曲调来源很广泛，有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又有北方、西域少数民族的“胡夷之曲”。明人徐渭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春，壮伟狠戾。武夫上马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徐渭《南词叙录》）明人王世贞则云：“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者，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世贞《曲藻序》）可见，元散曲是继承宋金人词，吸引民间俗曲和少数民族乐曲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

元人杨朝英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选录元人散曲，传世至今。明人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元散曲家187人，另有“词林英杰”150人，除董解元为金人外，共336人。前期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卢挚、王和卿等人，后期曲家有刘致、张可久、乔吉等人。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人才辈出，见于记载的有畏兀儿人贯云石、全子仁，回回人马九皋（马昂夫、薛昂夫）、萨都剌、丁野夫、兰楚芳、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王元鼎、阿里西英、阿里耀卿、大食惟寅等，康里人不忽木、金元素、金云石等，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李直夫等，蒙古人阿鲁威、杨讷等。其中不忽木之词，朱权评为如“闲云出岫”，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而贯云石尤以散曲闻名，《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其作品甚多，其号酸斋，与号甜斋的曲家徐再思齐名。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朱权评其词如“天马脱羁”，姚桐寿称其“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姚桐寿《乐郊私语》）。

二、戏剧元代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

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杂剧是我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戏曲形式。

我国戏剧产生于唐代。自宋开始，一些大城市就曾建立勾栏、瓦舍，许多民间艺人在里面进行说唱表演。金中都的院本，就是宋代市民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它以（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并有科（动作）、白（念白）相配合表述剧情。每一出剧通常分为四折，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演出时由一个演员（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员只作配合的科白。杂剧初盛于山西、河北，大都（今北京）是前期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玉京书会等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多人，剧目六百余种，现在一百五十余种。最著名的剧作家是关汉卿，他被誉为“编修师首”、“杂剧班头”，自称“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通五音，六音滑熟”（关汉卿《石伏志》）。明代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说他“躬战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共创作了63个杂剧剧本，现存曲目俱全的12个，科目残阙的3个。其中《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等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王实甫的《西厢记》，《录鬼簿》中称之为“天下夺魁”。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名剧。关、马、郑、白，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元代还涌现了不少成就卓著的少数民族杂剧家，女真人李直夫（蒲察李五）编有《虎头牌》等12种，蒙古人杨讷编有《刘行首》等18种，回回人丁野夫编有《赏西湖》等5种。也有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剧本，如吴昌龄等编有《老回回探狐洞》等多种。著名杂剧演员有朱帘秀等，回回女演员米里哈歌喉清婉，亦负盛名。南戏又称“戏文”，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徽宗宣和年间开始流行，到南宋时已很兴盛。明祝允明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祝允明《猥谈》）入元后，“南戏”被当作“亡国之音”而遭受歧视。元中期后，由于杂剧转衰，南戏得到发展。南戏也由唱词和科诨组成。唱词多采自宋词和里巷歌谣，其曲调除民间曲调外，还有大曲、曲破、佛曲、舞队、影戏、鼓板、唱赚等，但不限宫调，不限折数，一剧演唱也不限一人，比较自由灵活。同时，它的声腔也有了发展，“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昆山腔是元末形成的，“善发南曲之奥”的昆山人顾坚起了很大作用（魏良辅《南词引正》）。海盐腔的首创者是畏兀儿人贯云石，“今世俗所谓海盐腔，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①。

现存宋元南戏剧本残本十余种，见于记载的存目约170种。南戏作家也①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

有书会，如温州有九山书会，平江（今苏州）有敬先书会、九山书会等，杭州有古杭书会等。高则诚的《琵琶记》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

诗词和民歌元代诗词。后人评论说：“元诗尤繁富观，诸作者多宗温（庭筠）、李（商隐），间学长吉（李贺），其病为纤浓，为繁缛。”“元诗矫宋流弊，而失于多学晚唐，..然其佳者则婉转惆怅，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丽，虑周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①。

元初诗坛，北方以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为代表，风格淳朴；南方如方回，宗江西诗法，戴表元力主变宋代静细清新句法。

元代中期进入了元诗的繁荣时期。“大德延祐间，松雪（赵孟頫之号）

尔雅风流，实为倡始”②。继而虞集、杨载、范亨、揭傒斯，号称“诗歌四大家”。他们的作品讲究典雅清丽，内容多为应酬闲逸之作，比较空泛。这一时期，回回人马九皋、萨都剌的诗颇负盛名。尤其是萨都剌的诗，敢于触及时事，表露自己内心的爱憎，如南坡之变、天历之战、明宗暴卒、黄河决堤、农民起义等等，均有诗篇反映，《鬻女谣》、《江南怨》、《征妇怨》等深刻暴露了官府的腐败和民众的苦况。萨都剌的现实主义诗风为元代诗坛带来了新的风气，其后出现了许多现实主义的诗人和作品。萨都剌亦善词，他的两首寄调《满江红》的词——《登石头城》和《金陵怀古》就是豪迈而带感慨，抒情而又写景的好作品。

元朝后期的诗坛以杨维桢最著名，其诗号称“铁崖体”，其七古歌行追求新异，竹枝词清新通俗。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作品，如反映盐民悲惨生活和揭露盐商骄奢淫逸的《盐商行》等，又有讽刺张士诚一伙新生地主分子的不少诗篇。王冕的诗也有不少揭露元末社会矛盾的，如《伤亭户》、《江南妇》等。哈剌鲁人乃贤、回回人丁鹤年等也有许多很好的诗篇。民歌。元代民歌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有一百多首。民歌的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氏，但他们仇视封建压迫的心情十分强烈，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却加以同情和赞颂。元代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贪官污吏是人民最直接的掠夺者和压迫者。元代民歌中相当一部分是讽刺贪官污吏的。按元朝惯例，廉访司官员巡视州县时用金鼓迎送，其音节是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盗也用金鼓，其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由于官吏“赃污狼藉”，在老白姓看来官与盗一个样。有民歌云：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①顾奎光：《元诗选序》，《元诗选》卷首。

②陶瀚、陶玉禾：《元诗总论》，《元诗选》卷首。

金鼓看来都一样，迎人与贼不争多。有些民歌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当权者。后至元初“太师丞相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其侄脱脱发动政变，将伯颜贬到南恩州（今广东阳江），途至南昌卒，寄棺驿舍，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脱脱上台后，力图通过“更化”政策挽救时局，但社会矛盾已无法缓和，农民起义即将爆发。浙江温台地区流行一首民谣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在广大群众看来，脱脱主持的“开河”、“变钞”，是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在一首《醉太平小令》说“开河变钞祸根源”；另一首诗则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①。民歌也是起义军用来动员群众的工具。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散布的。起义爆发后，人民群众则通过民歌来表达他们对起义军的热爱。至正十五年（1356）松江流行的一首民歌极其生动地描绘了起义军占领松江时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心情：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②书画元代没有画院，画家多是士人，因而摆脱了南宋画院形式主义的习气，逐渐形成写意的画风。写意，这是画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抒写孤傲清高的情趣。开一代风气的大画家赵孟頫就主张“不求形似”③。元末画家倪瓒在自题画墨竹中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④这种写胸中逸气而不求形似的风格，正是元代绘画的特征。赵孟頫是元代书画的巨匠。元代陶宗仪称：“孟頫以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⑤他提倡人物画要继承唐人技法，山水画要学五代人董源、巨然。他作画精于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并以书法笔调写竹，用“飞石”法画①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③黄溥：《闲中古今录》。

①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

③汤垕：《画鉴》，引赵孟頫《〈人马图〉跋》。

④倪瓒：《跋画竹》，《清宓阁全集》卷九。

⑤陶宗仪：《辍耕录》卷七《赵魏公书画》。

石，自成清腴华润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篆、籀、分、录、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史·赵孟頫传》）。他的书画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

回回人高克恭也是元代负有盛名的画家。他学画“始师二米（米芾、米友仁），后学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怪石喷浪，滩头水口，洪琐泼染，作者鲜及”①。时人将他与赵孟頫并提，有“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②之说。

在赵孟頫、高克恭之后，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称“元四家”。黄公望善画山水，设色以浅绛居多，气势雄伟。吴镇善画山水竹木，笔力劲爽，墨气淋漓，能画出山川林木峥嵘郁茂景气。倪瓒之画常有很多题跋，抒发画家的胸中逸气。王蒙为赵孟頫之甥，山水画融各家之长而独创一格。此外，钱选善人物花鸟，任仁发善人物鞍马，王冕善梅竹，著有《梅谱》一卷。书法与赵孟頫齐名的是康里人巎巎，“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元史·巎巎传》）。畏兀儿人边鲁、的颜不花，回回人丁野夫、萨都剌亦善画。畏兀儿贯云石、边鲁、沙剌班、盛熙明善书法，盛熙明有《书法考》八卷；回回人瞻思、赛景初，钦察人泰不华善书法。

元代壁画艺术成就很高。除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元代壁画外，北方许多古寺里还留有不少遗迹。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元代杂剧演出壁画，为人们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杂剧演出情况和舞台设计、服饰等珍贵资料。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中国和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制，其中三清殿《朝元图》一套朝谒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壁画，全部构图计人物286个，每一人像高达2米以上，在形象造型和构图设计上都达到了相当卓越的水平，勾线劲紧有力而又宛转自如，流动飘荡而又严谨含蓄，绘画技法极为精湛成熟。

①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

②张羽：《临房山小幅感而作》，《静居集》卷三。

第三节　史学《元朝秘史》的修撰

《元朝秘史》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l-unNihuchaTobchiyan，即蒙古秘史）。它是蒙古族的第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说“鼠儿年七月..写毕”，从书中内容看，当成书于十三世纪中期。

《元朝秘史》根据古代蒙古族的民间世代传说，生动地记载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世谱系、蒙古社会生活、阶级状况，突出描写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在逆境中的奋斗、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南侵西征的过程，以及窝阔台汗继位后的事迹。内容涉及到当时蒙古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早期蒙古历史、文学最重要的典籍。

“脱卜察安”（又译“脱卜赤颜”）是藏于宫廷的“秘文”，“非可令外人传者”（《元史·虞集传》）。到元世祖时始立翰林学士院兼国史院，负责修撰各朝实录，而“脱卜察安”的修撰可能更为机密，且窝阔台汗之后仍有续修。文宗时曾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将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之子事“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元史·虞集传》），至顺三年（1332）五月，又“命朵末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元史·文宗纪五》）。现存的《元朝秘史》是明初四夷馆的汉文本，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汉译部分只是《脱卜察安》的一部分。《脱卜察安》原文早已散失。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世祖中统二年（1261），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顺帝至正三年（1343），命中书右丞相脱脱修三史，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是年三月三史同时起修，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三史是各族史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都总裁脱脱虽未亲自写史，但他在组织写作班子、拨江南原南宋学田作修史经费、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则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后，辽、金、宋三史谁为“正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权衡《庚申外史》）这一决定确定了平等对待三史的基本原则，它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也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具有进步意义。三史的具体工作，以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最多。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多所协赞”；修史官中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哈剌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钦察人泰不华等少数民族史家，这是二十四史编撰队伍中所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但各有自己特色。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有关的周边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况列入年表中，这是创举；《金史》本纪第一卷《世纪》，记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尊诸帝，也有其特点。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将契丹、女真两族有关的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加以注释。《国语解》不仅是阅读辽、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据。三史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宋史》则显得繁芜，其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学著作元代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最为著名。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南宋亡后，他隐居山中，继续《资治通鉴》的注释工作。

从南宋宝祐丙辰（1256）开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书”，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广注》97卷，著《论》10卷，临安失陷后，书稿散失。在隐居期间“复购得他本为之诠，始以考异及所诠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还之，著《辨误》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的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充满了民族感情。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国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讽今地抨击元朝的统治。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门类分得过宽，且只写到天宝年间。他花了20年功夫著成《文献通考》348卷。《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编。“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俾宜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名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本当者，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可见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严肃，而且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献通考》是《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文宗天历间完成《国朝名臣事略》15卷。他根据诸家文集中有关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的碑文、墓志、行状、家传及其他材料，编成木华黎、耶律楚材等47人的事略。其编纂方法颇为创新，将上述资料按年按事选辑，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删除重复及芜词，使之完整成传。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该书取材有据，引文达一百三十余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干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苏天爵还编有《元文类》70卷，收录元代名家诗、文八百余篇。

译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跃的时代。在人们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语言进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双语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不致“断绝”；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数民族尽量掌握汉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颁行之后，在诸路置蒙古字学。八年，立京师蒙古国子学，从随朝官员、怯薛台、蒙古汉人官员家，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命翰林院译《通鉴节要》为蒙古字习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过回回译史的中书省右丞麦术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这时一二个人好生的理会得存，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①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二十六年置①《通制条格》卷五《亦思替非文书》。

回回国子监学，从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选取生员。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学培养了大量政府部门中的译史，为各族之间沟通语言起了不少作用。元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蒙古、色目人掌握汉语。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学，真金太子问其读何书，阿八赤以蒙古书对，真金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元史·裕宗传》）顺帝子爱献识理达腊初学畏兀体蒙古字，后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经训义》、《大宝龟鉴》等汉文书，他善书法，也善诗。

为适应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涌现了一批文字学家和翻译家。

汪古人马祖常将《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翻译为蒙古文（《元史·马祖常传》）。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国历史典故，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古文，又译蒙古文《脱卜赤颜》为《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元史·察罕传》）。汉人鲍信卿是著名的蒙文专家，元贞初曾选编史传中的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为《杂目》，又编蒙古、畏兀儿语法为《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等①。

①王祎：《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第十二章　宗教的兴盛

第一节　佛教

蒙古统治者最先接受的佛教，似为中原汉地的禅宗。1214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禅僧海云当时只有13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①。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②。1242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③。蒙哥汗时期，中原佛教势力迅速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大致在此前后，吐蕃佛教（通常称为喇嘛教）亦开始渗入蒙古宫廷。元代佛教各派当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白莲教等教团，在南方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徒众。

至元初，元政府设总制院以掌浮图氏之教，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

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立总统所。此后，江南行宣政院迭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立广教总管府于各地，凡16所，隶于宣政院。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元统二年（1334），又废广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的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度牒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实际上私度僧尼也很普遍。据宣政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寺院24000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21万余人。

元代设有帝师一职，领宣政院事，既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也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的法旨行于全国各地僧寺。帝师而外，元廷还封若干“西蕃僧”为国师。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到吐蕃延请僧人为“王师”。出身于唐兀族的吐蕃僧人杨琏真迦，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见于记载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都是吐蕃人。吐蕃佛教僧人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寺院。一些吐蕃僧人以传授“房中运气”的“大喜乐”、“秘密法”之类，向蒙古宫廷取媚固宠；同时在中原、江南等地也化度了少数信奉者。

总的来说，在内地流行的佛教，基本上还是从宋、金流传下来的各派。

宋代寺院已经分为禅、教（指天台、法相或称唯识、贾首或称华严等宗①）、①《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当时南进的蒙古军右军统帅是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海云所见，当为窝阔台。

②《至元辩伪录》卷三。

③《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①《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普觉英辩传》云：“教自隋唐以后，传者各宗其说，遂派而为三：由止观之门，观假而悟空，观空而趋中，以和于实相，为天台宗；会缘入实，即俗而明真者，为贤首宗；穷万有之律三大派。元人把各派特点扼要归纳为：“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②入元以后，禅僧德辉于1265年重编《百丈清规》（此清规最初由初创禅院的唐代后期僧人百丈怀海制定）；律僧省司等编成《律苑事规》（成于1325年）；教僧自庆编成《增修教苑清规》（成于1347年）。三类寺院的内部规定，都进一步制度化，“固各守其业”（《元史·释老传》）。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即大都）问法”。据《佛祖统纪》，这次廷辩的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①。但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社会，此后最为流行的仍然是禅宗中的曹洞和临济两家。

曹洞宗在元初北方势力较大。著名的万松行秀（1166—1246）在金元之际成为出入于儒释之间的北方文士领袖，他著述甚富，《从容庵录》6卷为其举扬曹洞宗风的重要代表作。万松弟子福裕（1203—1275），后来在西京主持少林寺。福裕一系，乃是元代曹洞宗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临济宗的传播最广。北方的临济宗以海云印简（1202—1257）一系最为有名，因而后来被元廷封为“临济正宗”②。南方的临济宗，宋元之际亦大盛。雪岩祖钦（？—1287）、高峰原妙（1238—1295）、中峰明本（1263—1323）师徒相继，阐扬宗风。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有元一代禅僧的代表人物。元朝统一云南以前，在大理白人及汉人中流行的佛教，“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③。在云南，密教僧人称阿叱力（或阿阇梨，梵语Acarya的音译），或称轨度僧，有妻子。至元中叶，禅僧雄辩（善阐李氏）、大休相继归滇或入滇，当为云南传入禅宗之始。其后，有云南僧人玄鉴东来，问法于中峰明本，“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介道，而殁于中。吴鉴之徒画师像归国南诏”。“至中庆城，四众迎像入城，..由是兴立禅宗，奉师为南诏第一祖”①。据陈垣先生考证，玄鉴初访中峰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玄鉴原是教僧，访明本后改教为禅，遂成为云南禅宗第一祖。此后，阿叱力教虽在云南继续长期存在，但禅宗势力也开始在云南发展起来。

元代的教、律各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僧人。如天台宗的玉冈蒙润（1275数。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归乎中道者，为慈恩宗。”慈恩宗亦即法相宗。②刘仁本：《送大璞玘上人序》，《羽庭集》，卷二。

①《佛祖统纪》卷四八，《大藏经》卷四九。这段记载可与宋本《中峰道行碑》所谓“时尊教抑禅”之说相映证。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云峰高妙传》，经过廷辩，教僧仙林“辞屈，上大说，众嚎乃息。禅宗按堵如初”。恐怕是曲笔。

②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集》卷九。

③《重建玉案山筇竹寺记》，《新篡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十二。①宋本：《中峰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俱见于《中峰广录》附录。按宋本所撰碑，又孱入郑元祐：《侨吴集》卷十二，某些文句略有小异，可参见。

—1342），华严宗的真觉文才（1241—1302），法相宗的普觉英辩（1247—1314）、云岩志德（1235—1322），律宗的光教法闻（1260—1317）等。临坛大德律师惠汶（1260—1232）传戒法于河北等地，“两河之间、三监旧邑，从化者盖以万数。锱素相率而求戒法，幢幢接迹于途”②。

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在元代也拥有不小的势力。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1043—1121）在杭州白云庵发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它援引天台教义，攻击禅宗，在宋代一直被当作异端而受到禁止。入元以后，白云宗为政府承认，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发展很快。其中心在杭州普宁寺。延祐七年（1320），复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此后逐渐绝迹。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其创始人为南宋初年的吴郡昆山僧人茅子元。他所创立的白莲教并不要求门徒出家，可以娶妻生子，在家出家，所以在下层社会中得到迅速的传播。至十三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处处有习之者”①，并在宋亡之前已经传到了北方。

元代白莲教的发展比较曲折。元朝统一后，一部分白莲教徒在杜万一的领导下，于宋亡后次年曾举兵起义。起义失败后，白莲教仍然取得合法地位。庐山东林寺在元成宗时一再受到政府的封赏，从而推动了该教在全国的空前规模的发展。但元政府内部对白莲教一直存在两种意见。因一些地方白莲教徒的骚乱活动，武宗在继位之初（1308）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元史·武宗纪》）。后因镇江妙果白莲寺和尚普度赴大都，通过国师感木鲁（即哈迷立）人必兰纳识里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活动，并为此上书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下旨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这时其信徒不但有下层百姓，还有社会上层人士。寓居大都的高丽国王也皈依白莲教，并在其国内创建寿光寺白莲堂。但英宗即位后，又于至治二年（1322）下令限制白莲教的活动。在民间，白莲教徒的数目一直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为红巾军起义所利用②。

元代佛教典籍的流传，颇具时代的特点。吐蕃藏经在这时传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汉译佛典重译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译自梵文。由是出现了对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录学著作，即吉庆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0卷。同时有部分藏文佛典在这个时期译为汉文，被吸收到汉文藏经中。武宗时期，继八思巴字创制、改进之后，由大德29人译藏文经藏为蒙文，可惜其刊本今已不传。在汉文藏经的刊印方面，至元时期，元政府对金代传下来的大藏经板（系以北宋版大藏经为底本雕造）加以校补雕，刊印36藏，颁行各方。白云宗僧人、杭州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②《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惠汶传》。

①《佛祖统记》卷五五《事魔邪党》引良渚语。

②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发起刊刻的藏经称为普宁寺本，6010卷。自宋季开始雕造的碛砂版藏经也在元代完成，共6300余卷。据新近发表的资料，元代后期还曾刊印过官藏①。①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展》，《文物》1984年第12期。

第二节　道教

宋室南迁后，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期改名为太真）、全真等诸派及浑元教等。其中正一为宋以前旧教派，而全真等则为宋室南渡后北方新创教派。

全真道由道士王喆于金朝中期所创，追随他为发展全真道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其七大弟子。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金末元初，全真道及时投效蒙古统治集团，因而后来居上，获得了比太一、大道诸教以及佛教、儒学等远为优越的地位，以至能在三四十年内在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②。蒙哥在位时期发生了两次佛道辩论，全真道士两次遭到失败。其结果不但使道教的地位降至释教之下，而且也稍稍改变了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状况。全国统一以后，活动于南宋故土的旧道教符箓各派继续流行于江南各地；在北方传播的仍然是全真、真大等教，而以全真道的势力最大。

道教势力在世祖至元年间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蒙哥时曾勒令道教归还被他们霸占的佛寺二百余所。到至元十七年，“僧人复为征理”。据释教声言，全真教徒殴击僧徒，诬僧人纵火，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这场官司仍以道教失败告终，全真道士被诛杀、剿刖、流窜者达十余人。释教乘势要求朝廷追究曾经蒙哥禁断、但尚流行于世的道教伪经。元廷遂于次年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人，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释道辩论达数十日之久，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经典悉被判为伪经。释教敦促朝廷再次下令焚经，忽必烈说：“道家经文，传论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他命令道教诸派各推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张宗演等人惊慌失措，承认“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诸经一概焚毁，并禁止醮祠，遣使晓谕诸路遵行①。这次打击，祸及南方道流，其影响超过蒙哥时局限于北方的焚毁道藏之举。不过，《道德经》外，“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的诏令，并未完全执行。由于正一道人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恳请，道经中之“不当焚者”或“醮、祈、禁、祝”等仪注皆得保存②。忽必烈末年，又撤销对醮祠的禁令，“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当时由于桑哥等权臣沮遏，这道诏旨只在京师公布，“而外未白也”。成宗即位以后，又将②王恽：《真常观记》，《秋涧集》卷四○。

①《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之碑》，《至元辩伪录》卷五。

②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它重新颁行天下①。道教这才从焚经厄运中喘过一口气来。自蒙哥时候起，全真、真大、太一等教门宗教领袖的掌教地位均由朝廷任命或加以承认。入元以后，更由此发展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单，得行文书，视官府。”②各宗掌教的人选，由本宗上层推定后经皇帝批准赐印，有时也直接由皇帝委派本宗中深孚众望者担任。在南方，世代居住在龙虎山的第三十五代正一天师张可大，南宋季年已受敕提举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箓。忽必烈攻鄂时，他曾对来访的蒙古秘使预言“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③。忽必烈灭南宋后，对可大之子，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倍加宠渥，命其主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也都经过元廷的认可，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事④。成宗时，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又受封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江南道教符箓各派遂正式并于正一道门之下。正一天师就是正一掌教。惟元廷仍许其住在龙虎山，不像北方三派掌教“必得在禁近”。

元政府除了对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外，还设置专门机构，对“教法”

以外的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与道教之间关系的各种有关事务加以干预和管理。在中央，以道教隶集贤院；地方上各教门，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元代道官主要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道官虽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地方上的道官衙门和宫观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长春真人邱处机。邱处机是全真道创始人王喆七弟子之一。他曾奉成吉思汗召请，远赴中亚。他死后，全真掌教尹志平（1169—1251年）、李志常（1193—1256）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显示了经营大家的才干，在他们的主持下，全真道进行了几项大规模的活动。其中包括为邱处机举行显耀的葬礼；大兴土木、广建宫观，乃至筑道院于和林；在终南祖庭会葬祖师王喆，并扩建重阳万寿宫；刊行道藏；在广度门徒的同时，竭力争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是真大道第九传掌教张清志。在八传掌教岳德文死后，张清志归丧大都天宝宫，“丧毕潜遁”。数年后为徒众推举，曾任掌教。因不堪谒请逢迎而隐去。后因找不到合格的继任者，朝廷遣使寻访，给驿致之。张清志度不可辞，只得入京，但他舍所赐驿乘，徒步赴京。到达大都以后深居寡出。贵人达官来见，常告病不出，①姚燧：《长春宫碑》，《牧庵集》卷十一。

②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

③《张可大传》，《汉天师世家》卷三（载《续道藏》）；宋濂：《张天师世家传序》，《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六。

④下述史料明显地反映了张天师须经朝廷认可的事实：“延祐三年丙辰张国梁（张与材）仙逝，以印、剑授之（按指其子嗣成），命袭教。开府张宗师（按指张留孙）闻于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见《张嗣成传》，《汉天师世家》卷三。

但对于社会贤良却宁愿徒步去见①。随着元廷对道流的利用和笼络，其上层率多趋炎附势，肆行威福，早已忘记了刻苦自励、淡泊寡营的标榜②。张清志的行止，与他的同道相比，应该说还是高出一筹的。

由相传为张道陵后裔世代相袭的正一道天师的居处龙虎山，宋代已成为官定的正一道祖山。元代正一道另外还有两个著名人物，即张留孙（1249—1322年）、吴全节（1266—1346年）师徒。张留孙，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学道。正一天师张宗演奉忽必烈之命北觐时，选留孙等从行。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派别不同，正一诸派都持符箓念咒作法，大概更容易得到蒙古贵族的信从。元廷选正一道士留住大都，诸人以“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中”。最后留下了奏对称旨的张留孙。张留孙以法术为皇室驱邪禳灾，渐受眷隆。至元二十五年，元廷以其预议掌管道教的集贤院事，实际上把他推上了南北道教诸派钦定盟长的席位。此后他主盟道坛三十余年，受玄教大宗师印，视二品，领集贤院事，位大学士之上，进入元代品秩最高的道官之列①。张留孙死后，至元年间由他推荐入京师的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吴全节深通儒术，在“学问典故”方面一直是张留孙的顾问。张留孙、吴全节与朝中许多较有地位的儒臣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除主盟道教外，他们亦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议国政，“国家之政令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②。这个阶段，正一道对元廷的政治影响，似乎超过了全真等教派。吴全节死后继任玄教大宗师的是其弟子夏文泳（1277—1349）。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辽阔，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发的汉人传播到遥远的边疆。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阿力麻里的道教徒曾设立三坛。和林城的一所道观“三灵侯庙”一直存在到元末。和林遗址额尔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39）所立的“三灵侯庙之碑”①，参与建设这所道观的有各民族的人。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宝藏》，是由全真道在其全盛时代主持完成的，“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已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即王喆）至李真常（即李志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②。为了争取道流正宗的地位，扩大传道手段，全真掌教尹志平决定命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前后设经局27处，以管州（治今山西静乐）所存《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搜求遗佚，加上全真道人的著述，一并刊刻①吴澄：《天宝宫碑》，《吴文正公集》卷二六；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②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宋流之贵盛》等节。

①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②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

①其碑文曾收入《和林金石录》，但与原碑文有一定出入。见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辑，1992年，页119—140。②王磐：《张志敬道行碑》，《陕西金石志》卷二五。

入藏。是役起于1239年，告竣于1244年，陆续印造了一百数十部。元刊道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约比《大金玄都宝藏》多一千四百卷。可惜道藏刊成后不久，便遭到蒙哥时代和至元十八年焚经之祸。经板和相当一部分经书被毁。明正统道藏《缺经目录》所著录者，绝大多数系因元代焚经而致亡阙。元代南方一些较大的道观，也保存了部分道藏。其来源大都是从两宋幸存下来的《政和万寿道藏》刊本。

第三节　伊斯兰教

从唐代开始，伊斯兰教即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泉州的“圣友之寺”、扬州的礼拜寺（明代重建，今存）及其创建者补好丁（今译普哈丁）之墓（地在今扬州东关对河），都是两宋时期伊斯兰文化的见证。但迄于两宋，其传播规模一直很有限。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个时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似为金代，当时译称为移习览①。但该词尚未见于元代汉文史籍。伊斯兰教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速鲁蛮或木速蛮②，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

关于回回的名称，元初王恽曾记录“宋克温说”云：“..回鹘，今外五（按即畏兀儿）；回纥，今回回；..今人以名不佳，改之”③。其实回纥、回鹘在唐代原本是一个概念，只不过使用先后有别。到了宋辽金时代，“回纥”及其另译“回回”被用来专指中亚人。而回鹘则继续指西迁的那一部分回鹘人，即后来的畏兀儿人。

“回纥”（回回）从指回鹘人转为指中亚人，主要是因为宋朝疆土局限于内地，宋人对西域的了解远逊于唐代。而西迁后的回鹘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所以宋人把途经回鹘入汉地贸易、操与回鹘人类似语言的西域人都视为回鹘人，统称之为“回纥”，即回回。这应是用回回指中亚人的原因。元代中国的版图包括中亚，元人对回鹘人与中亚其他民族的区别甚为清楚，所以“回回”、回纥成为专指西域人的名词，而回鹘、畏兀儿则指唐代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的后裔。

在元代，回回主要指伊斯兰教徒，其所遵行的伊斯兰教法律称为回回法；但回回所指也包括其他西域人，如聂思脱里教徒等。犹太人有时被称为“术忽回回”，信奉东正教的阿速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为“罗里回回”等。到后来，甚至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被称为“回回”。但在大多数场合下，回回人还是指伊斯兰教徒。元代徙居中国各地的回回人，是今回族先民的主体。

元朝境内的回回人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任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来中国经商因而留①《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这三个西辽属部部民当为伊斯兰教徒，所以史文作“移习览三人”。览字属谈韵，以-m收声，用移习览译写Islam其音正合。

②阿拉伯语Muslim（今译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Musalman的音译，亦作菩萨蛮，见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③王恽：《玉堂嘉话》卷三，见《秋涧集》卷九五。

居的商人，也包括前代即已寓居中士的波斯、大食人后裔。回回构成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用，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他们在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①。中统四年户口登记时，中都（即后来的大都）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当然，更有大量的回回下层即工匠、平民等被括入官府或诸王贵族的匠局，从事纺织、建筑、兵械、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例如专造纳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南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户建置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②。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①，于是造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②。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回回人都固守伊斯兰教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③；“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④。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原则⑤，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阿拉伯语Qadi意为法官）领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回回人的户婚钱粮等词讼以及部分刑名之事。仁宗即位以后，“罢回回合的（按即哈的）司属”（《元史·仁宗纪一》），下令“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⑥。根据上引史料，回回哈的司在“外头”有“设立来的衙门”，也就是说，它曾在各地设有相应的地方机构。它们应当是由各地的回回大师或掌教哈的主持的。皇庆以后，回回哈的司所属各地方机构当在革罢之列，元廷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⑦。哈的大师的职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时候，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元史·文宗纪一》）。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间流行。此外，出嫁或者被卖给回回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男女，当亦有一部分信奉了伊斯兰教。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后改宗伊斯兰教，而居于汉地的蒙古诸王贵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则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①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②《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卷一二二《哈散纳传》。波义耳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76误Simali为Sinali，所以他说“地名无考”。

①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②《明史》卷三二三《西域传》。

③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④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3。

⑤《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

⑥《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⑦《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必烈之孙阿难答。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是回回人的聚居地。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①。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使所部15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②。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明史·西域传》）。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为若干派别。现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汉人之手，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但如果我们仔细搜寻，仍然能发现一些资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泉州“圣友之寺”中回历710年（1310—1311）的阿拉伯文题铭提到，愿安拉“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说明泉州有什叶派活动，很可能“圣友之寺”就是一所什叶派清真寺。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灵山圣墓的风俗，与苏菲派教义吻合。根据伊本·拔图塔的叙述，神秘主义和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③。元代穆斯林中常见的术语“迭里威失”

（darvish）也是苏菲派所特有的。

从公元十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刺和托回回寺遗址发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年圣旨碑后有一行异域文字，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①。蒙古国故都和林也有一块立于1339年的波斯文碑。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辞，如答失蛮（danishmand，指回回文人）、迭里威失（darvish，指苏菲派托钵僧，与之相应的阿拉伯语为faqir，未见于元代汉籍）、纳麻思（波斯语namaz译言礼拜，相应的阿拉伯语为salat，亦未见于汉文史籍）等②。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入华的回回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最古的清真寺是广州的怀圣寺。大食人苏莱曼公元九世纪中叶到广州时，已看到那里有清真寺。南宋岳珂10岁居广州时（十二世纪末），怀圣寺已立于珠江边。元至①见《秘书监志》卷七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公文。

②《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324。

③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页773，东京，1964年。①参见沙畹：《蒙古时代汉诏令碑铭及文书》第21件，《通报》，1908年，页307—309；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

②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页1251—1260，东京，1964年。正十年（1350）所立之《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③。泉州也是清真古寺较多的地方，据那里的“圣友之寺”大门甬道北面石墙上的阿拉伯文题记记载，此寺建于回历400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1010）；据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载，清净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

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①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上述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之寺”、清净寺在元代都得到维修。元末吴鉴的《重立清净寺碑》提到，“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现今发现的泉州清真古寺遗迹除了上述“圣友之寺”和“清净寺”以外，还有涂门外津头埔的所谓“宋也门寺”、南门的所谓“元穆罕默德寺”、东门外东头乡的“元纳希德重修寺”和所谓“元无名大寺”等②。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所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发现十四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③，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年的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的经学院④。这些都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元代从陆路和海路入华的回回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回回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⑤。与从陆路入华的回回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发现了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①。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惟此类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到了清净寺内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al-Isla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Amin？Ima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walli），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②均③《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页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②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③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页179，注2。④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辑1992年。

⑤见《泉州宗教石刻》，页21。

①参见《泉州宗教石刻》，页1—26。

②吴鉴：《重修清净寺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4。

为阿拉伯语的音译，与沿陆路入华的回回人习用波斯语明显有异。泉州的“圣友之寺”在建筑上表现出明显的大马士革风格，与中国境内众多的汉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第四节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聂思脱里教

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③。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④。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①，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②。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③。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①。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③《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④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①见《石墨镌华》卷六。

②erke’un波斯语拼写形式作arkaw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ar-khaw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③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①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②，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③。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首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④。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⑤。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chdeacon）拜泥（Bayniel）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①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②。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③。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②《景教研究》页894。

③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页178注。

④《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⑤《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①《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5。东胜原书作Kaw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认为此处之k系t之讹。

②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③至元四年二月，“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从等户外，诏遣官佥平阳、太原人为军”。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①。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②。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③。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④。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①。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②。

①《出使蒙古记》，页224—227。

②同上书，页232—233。

③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④《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②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

天主教与东正教元代罗马天主教与中国已有接触。蒙古西征远达东欧，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法国国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的政府。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着。蒙古西征中所掳回的战俘、军队、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亚、东欧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他们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不过，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聂思脱里教派。

1294年，孟特·戈维诺等人受教廷派遣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努力活动，使罗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6000人。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几个天主教堂。随蒙古军东来定居于大都的阿兰人原来信奉希腊正教，这时也皈依孟特·戈维诺，其人数在三万以上。汪古部部长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在孟特·戈维诺影响之下，率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其兄弟的反对。在阔里吉思被西北叛王都哇俘杀后，那些改从天主教的汪古部众又重新被聂思脱里教派所争取①。1307年7月，罗马教廷继委任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暨全东方总主教之后，又派遣了一批教士来中国，其中热拉德（Gerard）、彼列格林和安德鲁（Andrew）三人抵达中国。

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大主教阙任。一部分在大都的阿兰显宦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来②。这件事发生在元顺帝在位时。实际上，罗马教廷后来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终未曾抵达大都。

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住有若干天主教士③。

现代在扬州发现了1342年拉丁文墓碑，证明当时该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动。鄂多立克所言不诬。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动据点。自十四世纪初开始，即由孟特·戈维诺向该地派遣主教。自此至元末，担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职者，先后为热拉德、彼烈格林和安德鲁。他们受到当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赠予和友好接待①。安德鲁死于1326年，葬泉州。他的墓也已在泉州发现②。①《出使蒙古记》，页225。

②同上书，页224—227。

③《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123。

①《出使蒙古记》：页233—234。

孟特·戈维诺曾经翻译了部分天主教经文，但恐怕不会是译成汉文。聂思脱里教的文献，据十三世纪末叶阿儿马尼及Nisibis京城大德著录，共存三百余种③。但迄今为止，除了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文献的汉文译文以外，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有哪一种曾在元代被译成汉文④。这个事实也有助于伯希和的下述论断，即元代的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的基督教，而是阿兰人、突厥人以及少数蒙古人信仰的宗教⑤。

犹太教从宋代起，就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定居在今开封。他们把自己的教士称为“满剌”，把希伯来文老师称为“五思达”，这两个词分别是波斯语mulla和ustad的音译。由此可见，他们应来自波斯或中亚，可能是落籍不归的西域商旅的后裔。这部分犹太人在开封有自己的社区，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金代大定三年（1163）开封的犹太人在俺都喇（’Abdal-Allah）的组织下开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犹太教教堂。清代发现的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碑文中提到，开封犹太人曾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重建古刹清真寺”，即上述始建于金代的祝虎院。元代这座重建的犹太教堂“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丈”①。开封的这所“祝虎院”中供奉着数部手抄《摩西五经》的古羊皮卷本。开封的犹太人在元代似未产生什么重要的人物，大约他们并没有与混在随蒙古军东来的回回人中的犹太人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犹太人在元代被称为术忽，或主吾，与“祝虎”同为波斯语Juhud（意为犹太人、犹太教徒）的音译，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术忽回回。蒙古人并不注意区别回回人中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把他们视为一类人。在一般情况下，蒙古人对回回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干涉。但这种宽容的政策以不损害蒙古统治的尊严为限度。

回回人和犹太人以抹喉法宰羊，而蒙古人则采用开膛法屠羊。从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观点看来，以蒙古开膛法宰杀的羊不洁，故他们不肯吃蒙古人做的饭。这种态度引起蒙古朝廷的震怒，成吉思汗曾下旨斥责他们，声称西域②《泉州宗教石刻》，页29—30。

③《景教研究》，页422。

④吐鲁番出土的畏兀儿文马太福音残碑，可能是十三世纪遗物。见马洛夫：《古突厥碑铭》，页131—138。在叙利亚文的聂思脱里教文献中，也只有发现于北京故宫午门楼上礼拜式前后唱咏赞词抄本残卷，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十三世纪的遗物。见《景教研究》，页414—416。

⑤伯希和：《中亚及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

①参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页210，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该碑存开封博物馆。

诸地均为蒙古征服，绝不允许西域人不食蒙古“茶饭”，并禁止以回回法抹杀羊只。在元朝政府任职的回回人、犹太人和斡脱商人为数很多，势力颇大。成吉思汗的法令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他们乘驿旅行时，往往还是不肯吃站户按规定为他们宰杀的羊，“非自杀不食”，沿途骚扰，百姓叫苦不迭。至元十六年，一些西域人从八里灰、吉里吉思地区来到内地向元廷进贡海青。因途中不食蒙古站户预备的饭食，要自行宰羊，引起站户不满，事态扩大。忽必烈下旨严斥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这种行为①。在杭州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他们中有许多在砂糖局中供职。大约是蒙古西征时带来的一批掌握制糖技术的犹太人。这部分犹太人的后裔在明代仍然在杭州生活，并在那里也建了一所“祝虎院”，即犹太教会堂。

摩尼教摩尼教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安史之乱”以后传入漠北回鹘汗国。回鹘因协助平乱有功，成为内地摩尼教的保护者。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后，回鹘人把摩尼教带入今吐鲁番一带地区。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政府禁断，但并未绝灭，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教”。元代泉州华表山建有摩尼草庵，庵中塑有“摩尼光佛”像，明末何乔远在其《闽书》中曾有著录，此寺至今犹存。明教在元代得到政府的承认，但元廷对波斯传来的明教和聂思脱里教并不详加区分，曾命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②。温州也是一处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潜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元末陈高曾经提到它，并指出“瓯闽人多奉”明教，教徒们“斋戒持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有一些知识分子学习明教经典，隐居于此①。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旨禁“左道”时，明教与白莲教、白云宗同被禁止②。洪武七年公布的明律重申了此项禁令③。但摩尼教并未因之绝迹，泉州的草庵仍受到官府的庇护；而建宁的明教寺院也直到弘治二年（1489）才为当地知府拆毁④。

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杀》；此事亦见于《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条和《史集》。并参见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1991年。②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

①陈高：《竹西楼记》，《不系舟渔集》卷十二。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四。

③《明律集解》卷十一《礼律》。

④《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一《祀典》，卷十七《学校》。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湿婆教（印度教）

元代文献中未发现有关湿婆教的记载。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发现元代湿婆教雕刻遗物共200余方，特别是近年来屡有新发现。1984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附近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57×22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迭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塔状磨盘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式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破坏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破坏之神，但也有创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五十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到类似的龛状石①。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发现得不少。

1985年以后，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湿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头两方。一方为25×98×98厘米，前后两面各雕有莲瓣及十字形花朵，两侧花朵对称向下垂。另一方为26×86×86厘米，形制与前一块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很多，都为南天竺式样，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85年在泉州南门附近发现了希腊式柱头石；1989年在鹿园灵山附近发现了葫芦状柱顶石。另外还在筑路施工中发现过石横枋，两端雕有花纹，左侧有眼镜蛇相交的变形图案，右侧长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边缘雕有科形莲瓣。此石当为廊柱柱头檐之间的横向梁枋。这类横枋1988年还发现过一件。

1956年吴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发现过域外文字的碑铭②。后经印度学者和日本学者辨认为泰米尔文③。泉州的这些印度教石刻证明元代这里曾经存在着湿婆教寺院④。

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主要应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宋元明时代与泉州的海上联系十分密切。据赵汝适记载，宋末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湿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尔文碑文的出土地点。可以设想，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是当时居于泉州的湿婆教徒社团中①《泉州宗教石刻》，图111—114。

②《泉州宗教石刻》，补图1、2。

③（印）萨布拉玛尼恩：《中古时代中国的泰米尔人聚居地》，载《南印度研究》，马德拉斯，1978年版（T.N.Subzamahiam：ATamilColonyinMe-dieavelChina，SouthIndianStudies，Madras，1978）；辛岛升：《13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昭和63年汲古书院。

④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成员。

第五节　萨满教

萨满教（Shamanism）是原始巫教的通称。此名最早的汉译见于南宋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据载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变通如神”，其国人称之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清代通译为“萨满”。《新唐书·黠戛斯传》载黠戛斯人“呼巫为甘”（甘，唐音Kam），此即麻合木·可失合里《突厥语辞典》著录之qam（意为萨满）①。《元朝秘史》所记蒙古巫师之号为“孛额”（bo’e），译为“师公”、“师巫”，即男性萨满②。他们被认为具有能通神灵的超自然力，经过一番装神弄鬼的宗教仪式，显示神灵附身，宣布神灵对所求问之事的回答。卢勃鲁克根据其在和林的亲身见闻记述了蒙古巫师的请神情况：“他们在夜间把想求问魔鬼（神灵）的人集合在他们的帐幕里，并把煮熟的肉摆在帐幕当中。做[请神]祈祷的那个巫师（cham-kam）开始反复念咒，并用手里拿着的鼓猛烈地敲打地面（即跳神动作）。终于他进入发狂状态，并把自己绑起来（显示神灵附身），于是魔鬼（神灵）就在黑暗中降临了；给他供上肉食，他就给予各种回答（传神言）。”①萨满教的基本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据载，古代蒙古人对日月、水火、山川土地等一律崇敬，在进食以前（特别是早晨），把食物和饮料首先供献给它们。正是出于萨满教的这种自然崇拜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是头顶上的“长生天”（MongkeTenggeri）。“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知着。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②人们是如何知道天意的呢？一是由能与天神通言的萨满（孛额）传示，一是通过占卜。志费尼记载说，他“从可靠的蒙古人那里听到”，当铁木真收服诸部、事业鼎盛时，出了一个人，此人常在严寒中赤身露体走进荒野和深山，回来宣称：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蒙古人把此人叫做“帖卜·腾吉里”③。《史集》记载，此人就是晃豁坛部族长蒙力克（铁①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285。此名亦见卡尔平尼《蒙古史》和卢勃鲁克《东行记》（《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12、220）。

②《元朝秘史》第181、272节。参见村上正二译注本第2册页320注4；罗依果（IgordeRachewiltz）第272节译注。（《远东史集刊》31，页62—63，列有关于孛额和占卜者（tolgechi）的研究文献）。①《出使蒙古记》页220；柔克义（Rockhill）英译本《卢勃鲁克东行记》页246。②《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关于阿尔泰诸族的Tenggeri天神崇拜，Jean-PaulRoux著有长篇专题论文，作了精细研究，文载《宗教史评论》149（1955）、150（1956）、154（1958，补注）。③《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40。

木真的继父）之子阔阔出，人称帖卜·腾格理，据说他习惯于在隆冬时节到最寒冷的地方（在斡难——怯绿连之地），裸坐冰上，凝冰被他的体温融化，升起一些蒸气，蒙古人就说他骑着白马上天去。他曾屡次对铁木真说：“最高的主（即‘长生天’）让你统治大地”；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大会诸王群臣时，他又宣示天意说：“最高的主命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①据多数学者解释，帖卜·腾格理（Teb-Tenggeri）有“真正天上的”、“极神圣的”之意，以Teb（突厥语Tev）加于“天”字之上，表示“尤其”、“特别”的强调意义②，大概相当于汉籍中的“天人”、“神人”。《元史·宪宗本纪》载，宪宗初生时（1209年初），“有黄忽答部（按即晃豁坛部）知天象者，言帝后必大贵，故以蒙哥为名。蒙哥，华言长生也”。此人应即阔阔出，“知天象者”疑即Teb-Tenggeri的汉译。阔阔出无疑是当时蒙古萨满的首领。卢勃鲁克《东行记》中就记载有蒙古巫师能知天象，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宣布行事吉、凶的日子，为新生儿预言将来的命运等等。从《元朝秘史》（第244—246节）的记载看来，成吉思汗建国之初，阔阔出权势甚大，他竟纠集其七个兄弟吊打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又向成吉思汗进谗说：“长生天的圣旨有关于汗位的神告：一次铁木真掌国，一次合撒儿掌国。如果不掩袭合撒儿（把他预先除掉），事未可知。”挑起了成吉思汗兄弟的激烈冲突。后来，“九种言语的百姓”都聚到阔阔出处，连成吉思汗御马所人员和斡赤斤的百姓也有许多投向阔阔出，斡赤斤派人索讨，反遭殴打，斡赤斤本人也被迫向他下跪认错。这样，成吉思汗才决心除掉他，暗示别里古台在角力时把他弄死了。这个事件说明，萨满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萨满首领竟敢与皇室相抗衡。经过这次打击，他们的势力显然被削弱了，但在蒙古人中他们仍居于受敬畏的地位，并且继续以其宗教方式在军政事务中发挥作用，从大汗到一般民众，对由萨满之口所宣示的天意都不敢不遵。汉文、蒙文、波斯文史料都记载，1232年窝阔台从中原北还途中患病甚重，命萨满们（bo’es）占卜，他们声称这是金国的山川之神因蒙古军掳掠人民、毁坏城池而作祟，一定要用亲人做替身才能免祸，结果拖雷代兄承难，喝下萨满念过咒的水而死。拖雷之死事颇蹊跷，很可能是窝阔台利用萨满编造山川之神作祟的鬼话，逼他服了毒水，除掉这个掌握着大多数蒙古军队、威望极高因而危及他的汗位的亲弟。在蒙古历史上，用这种手法害死政敌的事例并不少见。

十三世纪的东西方史料对蒙古人的占卜都有详细记载。《黑鞑事略》载：“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事无纤粟不占，占不再四不止。”据《蒙鞑备①《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73—274；第二册，页208、347。

②关于此词的意义和构词法，学者们意见不一。参看柯立甫（F.W.Cleaves）：《Teb-Tenggeri》（《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9，1967）.罗依果：《元朝秘史译注》第244节（《远东史集刊》26，页75—76）。录》，其方法是用铁椎烧红钻羊骨扇，视其裂纹以定吉凶，和汉人龟卜相似。《元朝秘史》（第272节）“占卜”作abitlaqu（动词），伯希和谓此字来自于“肋扇”（《秘史》第12，57节：qabirha[r]，《至元译语》：合不合儿），即烧钻肋骨为卜；“烧琵琶”即烧钻琵琶骨为卜（肩胛骨，《至元译语》作“答娄”，即蒙语dalu，故占卜者称daluchi）；《秘史》（第201、272节）中“占卜”又称为tolge（名词，动词作tolgelegu），是指卜卦用的签子，如小树枝、小棍子之类，故占卜者称tolgechin①。耶律楚材所以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主要是因为他知天文、善占卜。有一次他准确地测算了月蚀的时间，成吉思汗大为惊异，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于是每次出征，必令他预卜吉凶，自己也烧羊骨以符之①。可见蒙古人对占卜的重视。

古代阿尔泰各族都把地和天并奉为最崇拜的神祇。《蒙鞑备录》说蒙古人“最敬天地”，《元朝秘史》中就常见到天地并提。早年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协助下攻打蔑里乞人获胜，感谢他们道：“因罕父和札木合安答的协力伴同，因天（Tenggeri）地（Qajar）添气力，有威势的天神指示着，母亲地神（Ekeetugen）导引着”，才灭绝了仇敌蔑里乞人（《秘史》第113节。又，第255节作otogeneke）。卡尔平尼记载说，蒙古人称其神为Itoga。马可波罗说，蒙古人有神名为Natigay（Nacigay），是保佑其子女牲畜的地神，甚受崇敬；他们各供奉一神于家中，用毡布制作神像及神妻神子之像，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子之口。卡尔平尼的Itoqa和马可波罗的Natigay，当即上引《秘史》之EkeEtugen（一作Itugen，1362年之《忻都公碑》蒙文作utugen）的讹读或讹写。此字和Tenggeri（天、天神）似乎同为古阿尔泰语，相应含有“地神”的意义，古突厥人的圣地于都斤山（突厥文碑作otuken或utugen）亦即此意。蒙古人加上eke（母，这里是加于神祇的尊称），称为“地母神”。蒙古语的udaghan（女萨满）可能就是由此演变来的②。

天上的日、月，地上的山、川诸物，都是萨满教崇敬的对象。《秘史》中有Ekenaran一词，即“太阳母亲”（日神）；当人们向天祈祷时，要面朝着太阳。卡尔平尼记载说：“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新事，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按：其实是神的意义，卡尔平尼此处有误解），并向它下跪祈祷。”这和《蒙鞑备录》所载“其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月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见新月必①关于蒙古语之“占卜”，参看伯希和：《突厥语和蒙古语中带和不带q—（k）字首的形式》，《通报》37，1944年。

①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②参看班咱罗夫：《黑教或蒙古人的萨满教》，《班咱罗夫著作集》页48—99；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编，页120—126）及《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91—792（Natigay条）；村上正二：《蒙古秘史译注》第一册，页207—208注（17）。

拜”，是完全吻合的。这种信仰在古代阿尔泰诸族中似很普遍，如匈奴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突厥人“候月将满，辄为寇抄”①；回鹘可汗徽号之“爱登里”（AiTengri），即“月神”之意②。如同突厥人以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为圣地一样，蒙古人也尊崇其祖先始兴之地三河（鄂嫩河、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Burqanqaldun）。《元朝秘史》（第103节）记载，铁木真早年遭到三姓蔑里乞人袭击，躲进不儿罕山得以脱难。下山后他捶胸告天，感念不儿罕山救了他的性命，许愿要每早祭祀、每日祷告，让子子孙孙都要遵行，说着将腰带挂在项上，帽子挂在手上，捶着胸，向着太阳，下跪九遍，洒奠祷祝了。他和他的子孙无疑都遵守着这个誓言。据《元史》记载，宪宗二年（1252），始用中原礼乐祀天于日月山，由学士魏祥卿、徐世隆和燕京行尚书省郎中姚枢等率领东平路征召、训练的礼乐人五十多名赴漠北行宫，祭毕遣还；四年，宪宗又“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七年秋“驻跸于军脑儿，洒马乳祭天”③。所举行的祭天仪式，当是“合祭昊天后土”，并以祖宗配享（见《元史·祭礼志·郊祀》）。“日月山”应是漠北时代大汗“郊祀”的地方，忽必烈迁都漠南后，就改在桓州西北望祭了。“日月山”显然是汉人给起的名称，今地何在颇难索考。从上引资料看，似应在颗颗脑儿之西或军脑儿附近。颗颗脑儿疑即《秘史》第89节“不儿罕山前的古连勒古山内的桑沽儿小河的合剌只鲁之阔阔纳兀儿”。桑沽儿河即克鲁伦河上游支流僧格尔河；古连勒古山（《亲征录》作曲邻居山）即蒙元诸帝葬地起辇谷①，也就是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之源不儿罕山（肯特山）之南派；军脑儿（Gunnaur，深湖）为克鲁伦河上游西著名的“撒里川”（Sa’ariKe’er）中一湖，明人金幼孜《后北征录》载撒里川之地有元宫殿及祭坛遗址。据此则所谓“日月山”似即不儿罕山或其一部分（郊祀处）。无疑，不儿罕山是蒙古人萨满教信仰中极尊崇的神祇（地神？）。

火，在萨满教信仰中占有很重要地位。据卡尔平尼记述，蒙古人禁忌用刀子接触火，或在火旁用斧子砍东西，认为这样会使火遭到杀害；他们相信火能净化万事万物，因此使者或王公们到他们那里时，都被强迫携着带来的礼物从两堆火之间通过，以便加以净化（卢勃鲁克也有类似记载，并谓所有死者之物也都要用火来净化）②。凡“遭雷与火者，尽弃其资畜而逃，必期①《史记·匈奴传》；《隋书·突厥传》。参看《出使蒙古记》页73注（11）。②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引史莱格（G.Schlegel）说（《哈剌·八剌哈孙回鹘碑的汉文碑铭》，1896年。按即“九姓回鹘[爱]登里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

③《元史》卷六八《礼乐志》；卷七二《祭祀志》；卷三《宪宗纪》。

①亦邻真：《起辇谷及其它》（1986年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②《出使蒙古记》页11—13，217。

年而后返”③，以为神灵示儆。火还有表示家灶、家产的意义。成吉思汗给家族成员分封民户时，因其叔答里台斡赤斤曾追随王罕反对过自己，准备不给他分份子，博尔术、木华黎和失吉忽秃忽谏道：“这就像熄灭掉自家的炉火（O’er-unqaliyan），坏了自己的帐房一般。”④当时蒙古习俗由幼子守家产（诸兄长大后都分出去自立门户），在家庭中拥有特殊地位，故幼子称为“火王”（灶王），意思是掌管家灶（家产）之主，不过此词当时不用蒙古语的qal，而借用突厥语的ot-tegin，音变为ot-chigin（斡赤斤）。蒙古人把ot（女神火）认为是幸福和财富的赐予者，各家各户的保护者，把火炉也看作神圣的地方，因为没有火，家也就失去存在价值了。①此外，阿尔泰民族中还有其他一些习俗和萨满教信仰有关，如婚姻、生育、疾病、丧葬、服色等。元朝统治者采用了中原的仪礼制度，但还保留了许多“国俗旧礼”，祭告用蒙古巫觋（萨满）。虽然一部分蒙古人（主要是社会上层）接受了佛教或景教，多数人民仍保持着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和习俗。东北边远各族（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也都信奉萨满教。③《黑鞑事略》。

④《元朝秘史》第242节。

①班咱罗夫：《黑教或蒙古人的萨满教》，《班咱罗夫著作集》页72—76。

第十三章　中外关系

第一节　高丽

十世纪初，新罗王朝衰微，朝鲜半岛又分裂为三国。918年，后高句丽将领王建推翻其王自立，建国号高丽，定都松岳（开城），先后并、灭新罗和后百济，完成统一。王氏高丽典章制度皆仿唐朝，与宋、辽、金朝都有频繁交往。到第23代高丽王王■（高宗，1213—1259年在位）时，蒙古兴起于中国北方。

1216年，东京（辽阳）一带的反蒙契丹贵族金山等率部窜入高丽，攻城夺地，四处寇掠。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叛人为名遣哈真、札剌率军进入高丽。王■命其枢密院使赵冲等领兵与蒙古军共灭契丹寇，遂与蒙古相约“两国永为兄弟”，每年遣使通贡。①但此后蒙古统治者连年遣使到高丽索取贡物，诛求无厌。如1221年使者著古与奉皇太弟斡赤斤命至高丽，索贡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二千匹，绵一万斤，墨一千只，笔百管，纸十万张，以及其他诸物②。蒙古使者骄横贪婪，任意要索“撒花”，激起高丽人的愤怒。1225年，著古与在索贡归国途中被人杀死，两国关系随之断绝。

1231年，窝阔台命撒礼塔统兵侵入高丽，其麟州都领洪福源降，导蒙古军攻陷此境四十余城，进围王京。蒙古使者持诏入城，诘责高丽杀使之事，令其投降①；又索取“好金银、好珠子”及其他大量贡物，并命送王公大臣之子女来献。王■遣弟侹至蒙古帅营请降，以大量金、银、衣、马、器皿为献，撒礼塔许之，乃置京府州县达鲁花赤72人于其境②，1232年初，班师还。二月，蒙使都旦（契丹人）至王京，声称来“都统高丽国事”，竟欲入居王宫。因蒙古屡逼纳贡和进送王公贵人子女，■遣使奉表入朝，并致书撒礼塔申述难以应办的原因，撒礼塔怒拘使者，其逃回者遂传言蒙古将再举入侵③。七月，■依从权臣崔■的决策迁都江华岛，遣人往北境诸城杀达鲁花赤，令人民入山下海躲避，对蒙古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八月，撒礼塔奉旨再征高丽，洪福源收北境州县遗民来附，遂长驱直入王京，遣使到江华岛诘责高丽王抗命迁都，令其出陆。撒礼塔领兵继续南下攻掠各地，拔南京（今汉城），十二月，进至处仁城，被守城者射死。蒙军遭到高丽军民的抗击，又失主帅，①《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十一月答蒙古官人书；卷一○三《赵冲传》、《金就砺传》。②同上卷二二《高宗世家》。

①窝阔台诏书全文载《高丽史》卷二三，为硬译白话文体。

②72名达鲁花赤的配置情况不明，当是置于所攻取之北境诸城。参见箭内亘：《蒙古之高丽经略》《（蒙古史研究》页471）。

③见《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九月、十一月答蒙古官人书。不得不撤回，留福源屯西京（平壤）。1233年，窝阔台诏谕王■，数其拒命、杀使、迁都、不上民数等五“罪”④，高丽不理，仍乘势出兵收复西京等地，洪福源领降民逃居辽、沈间。1235年，窝阔台遣唐古与洪福源等领兵入高丽，自此连续多年抄掠各地。1239年，召还唐古军，诏命王■入朝，■遣王族佺代他赴蒙古朝见。1241年，■又以王族綧称己子，与贵族子弟10人入质于蒙古（綧后居辽东，领高丽降民）。其后双方使节仍频频往来，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关系。

1247年，贵由以高丽“岁贡不入”为由又遣军入侵，次年还。1253年，蒙哥以诸王也古统兵大举入侵高丽，迫令王■出陆迎降，■不得已派次子淐入朝。蒙哥仍不满意，1254年初，召还也古，以札剌儿带为征东元帅代之。这一年，蒙古军在高丽肆行杀掠，“所掳男女，无虑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①。此后札剌儿带军连年留屯高丽，多次出兵攻掠其南境各地和进逼江华岛对岸，坚持以国王出陆迎降和派王太子入朝为退兵条件。高丽朝中意见不一，迁延至1258年，数代专揽国政的权臣崔氏被推翻，才决定遣太子倎入朝。1259年，倎赴四川军前朝见，至六盘山，闻蒙哥死而止。忽必烈由鄂州北上，倎迎谒于汴梁，随从同往开平。1260年二月，高丽来报老王已故（王■死于上年六月），赵良弼和廉希宪都建议宜立■为王，遣送还国，彼必感恩臣服，是可以不烦兵而得其国②。忽必烈纳其言，立即派兵护送王■回国继位，令他“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永为东藩”，并宣布对以前反抗过蒙古的高丽官吏、军民，“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忽必烈即位后，又传旨允准王倎的请求：撤回留屯其境的蒙古军和送还被掳的高丽人。并授予王僙封册、虎符和高丽国王印。

王僙（不久改名禃，高丽元宗，1260—1274年在位）嗣位后，多次或亲身入朝，或派世子愖入朝，又频频遣使入贡。但高丽权臣势力仍盛，出陆还都之事一再拖延，又以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为由请求暂免置驿、籍户、出军、输粮等臣服国应履行的义务。忽必烈出于当时形势需要，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给予宽容。至元六年（1269）六月，高丽权臣林衍发动政变，逼禃让位于王弟淐。时世子愖入朝未归，闻变，诉之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从王綧、洪茶丘（福源子）所管高丽民户中签军马三千从愖“赴其国难”，并下诏责林衍擅废立，召其来朝；命头辇哥国王与赵璧行省于东京，以兵压境。十一月，林衍被迫恢复了王禃的王位，禃随即入朝，于是蒙古军停发。当林衍废立时，高丽西北面兵马使营吏崔坦聚众起事，以诛林衍、复前王为号召，杀西京留守及州县官，以西北境60城归附蒙古。至元七年（1270）正月，诏改西京④《元高丽纪事》记载此诏最详。

①《高丽史》卷二四《高宗世家》。

②赵良弼的建议见《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廉希宪的建议见《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唯记于世祖即位之后则不确。

为东宁府（后改东宁路），划慈悲岭为界，以坦为总管，遣忙哥都为安抚高丽使率兵镇之。禃请求归还其地，不许。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罢东宁路，还属高丽①。至元七年二月，禃至燕京，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保持王位，上书请下嫁公主于其世子，又主动要求派兵助其讨灭权臣、还都旧京，并请置达鲁花赤。忽必烈命东京行省头辇哥国王和平章赵璧率军护送禃还居王京，以脱朵儿为高丽国达鲁花赤，至于请婚一事则待其国安定后再议。五月，禃与头辇哥等至王京，发榜宣布还都，传令召林衍和迁江华岛吏民回京。时林衍已死，子惟茂继掌国政，欲抗命不从，被拥护还都的朝臣所杀，于是妃嫔、官民人等相继离岛迁回王京。守备江华的“三别抄”（左、右及神义别抄。“别抄”是权臣当国时挑选骁勇之士组成的特别部队，成立于蒙古入侵之初）力图阻止还都，被王禃下令解散，其首领裴仲孙另立王族温为王，率部退据珍岛，成为叛军，至元八年被蒙古和高丽军击破。其余部在金通精率领下遁入耽罗岛，据有其地，至元十年被平定，元置耽罗国招讨司辖之（后改置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又改为军民安抚司，成宗即位后，还属高丽）。王禃还都后，即遣使为世子愖请婚，并命愖两次入朝。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以亲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王愖。不久禃死，诏遣愖归国袭位，授“驸马高丽国王”（后改名昛，又改名昛，高丽忠烈王，1274—1308年在位）。在他之后直到元朝末年的六代高丽王，除忠穆、忠定二王死于未成年时外，也都娶元公主（虽然都是宗王之女，但按元制亦称公主）。通过这种政治性的婚姻联结，元朝达到了进一步控制高丽的目的，自联姻后未再发生重大反元事件。公主在高丽享有极高地位和很大权力，广泛参与政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高丽王也得以凭借驸马身份提高在元廷和本国的地位，终元一代保持了本国的局部主权①。从至元七年王禃还都起，元朝就设置了高丽国达鲁花赤常驻王京，其后又以忻都、洪茶丘领东征元帅府军驻镇高丽。十五年，王賰入朝，奏告元军特别是洪茶丘部扰民乱政，请求召还，忽必烈从其请，并罢置高丽国达鲁花赤。十七年，为再举进攻日本，立行省（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仍以高丽为基地聚兵、造船、屯粮。王賰请求授他行省丞相之职，“行省凡大小军情公事必与我商量然后施行”，忽必烈即予允准，授为中书左丞相行征东省事。征日失败后，行省罢。二十年，复立征东行省，仍授賰征东行省左丞相，与丞相阿塔海共同规划再举征日事。其后征日计划未能实行，而征东行省建制则仍保留，成为统辖高丽的机构，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得自辟僚属；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也基本不变。大德三年（1299），哈散出使高丽回朝，言王昛（即王賰）不能服众，朝廷应派官共同治理，平章暗都剌奏请增置行①参见池内宏：《高丽元宗朝的废立事件与蒙古占领高丽西北境》，《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25年。西北境（东宁路）地还属高丽事，见《高丽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卷一三○《崔坦传》。①参见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元代史新探》，页231—262。省官，遂遣阔里吉思为征东行省平章，耶律希逸为左丞，直接参与掌管高丽政务。五年初，经王昛一再请求，罢朝廷所置官。以后没有再改变高丽政制，元朝册立每代高丽王时均授予征东行省丞相职衔，使自治其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①。可见征东行省的性质与元朝国内地方一级政区各行省是不同的。当然，高丽对元朝仍需履行藩属国义务如纳贡、质子、置驿等，元朝统治者仍不时以种种理由干预其国政，直接或间接地压迫和剥削高丽人民。

至大元年（1308）王昛死，世子謜（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生，蒙古名益智礼不花，高丽忠宣王）继位，改名璋。皇庆二年（1313），璋传位于世子焘（蒙古懿妃生，蒙古名阿剌讷忒失里，高丽忠肃王），自己则以驸马身份留居大都，封沈王，后又将沈王封爵传给侄子暠。王璋在大都筑万卷堂，“以书史自娱”，其府中有不少高丽文士侍从，并与赵孟頫、姚燧、阎复、元明善等元朝著名文臣常有交往。他在继位前居元廷时曾参与拥立武宗，退位后仍不免卷入朝廷政争，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后，被流放到吐蕃萨斯迦“学佛”，泰定帝即位后始召还。

沈王暠得宠于英宗，谋夺高丽王位，屡在元廷指控王焘，导致元朝对高丽国政的进一步干预。至治三年（1323），王暠的党羽柳清臣等上书中书省，请立省于高丽，比内地，元朝为了稳定东藩，未予采纳①。但王焘屡受沈王之党的攻击和元廷的质讯，不得不于至顺元年（1330）请求传位于世子祯（蒙古名普塔失里，高丽忠惠王）。祯品行恶劣，继位后荒淫无度，至顺二年即被罢黜，其父焘复位。后至元五年（1339）焘死，祯复位，仍暴虐荒淫，至正三年（1343）被元廷押解流放到揭阳，次年初，行至岳阳病死（或云被毒死）。元以其子昕（亦怜真班公主生，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高丽忠穆王）继为高丽王，时仅八岁。至正八年，昕死，元朝以祯庶子蚳继位（蒙古名迷思监朵儿只，高丽忠定王）。十一年，诏废蚳，别立祯弟祺为高丽王（改名颛，蒙古名伯颜帖木儿，高丽恭愍王）。时奇皇后之兄辙恃势得任高丽政丞（国相），专横跋扈，颛甚愤之，至正十六年，乘元朝困于国内农民起义之机，诛奇辙及其党羽，停用至正年号，并发兵攻元境，夺回双城等地。元朝声称要进行讨伐，又罢黜王颛而另立逃亡大都的王璋庶子塔思帖木儿为高丽王，但均无力付之实施，不得不宣布恢复颛王位。从至正十九年起，红巾军一部由辽东多次进入其境攻城略地，二十一年陷其王京，颛南迁以避之。次年，高丽军收复王京，击溃红巾军，其余部退回辽东。但王氏高丽至此也已①姚燧：《高丽沈王诗序》，《牧庵集》卷三。

①《高丽史》卷一二五《柳清臣传》。据《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载，至治三年“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命中书省讨论，王约言其不可，应守世祖旧制，丞相拜住称善，遂不行。立三韩省之议当即出于柳清臣。

衰微不堪，30年后被在与红巾军作战中兴起而逐渐掌握大权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很大的发展。来元高丽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汉文的文人学者和高僧，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类诗文屡见不鲜。高丽早有儒学，学者皆知孔孟之书。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学才在中国北方兴盛，还未传入高丽。高丽儒士白颐正在大都得而学之，东还后，李齐贤等首先从他师受。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以其本国著名学者安珦为提举，珦从高丽王入朝，得朱子书，十分钦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致敬，遂自号“晦轩”①。理学于是传入高丽。高丽名臣李齐贤②长期在元陪侍王璋，广泛结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学问大进，有《益斋集》传世，被认为是高丽时代的优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咏中国历史、景物和风俗民情的诗篇。元仁宗恢复科举后，高丽（征东行省）依制选送士人参加会试，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职，或归国即可凭此资历而获显官；亦有举进士者，如元统元年（1333）进士李谷御试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擢汉、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③。有不少入元为质子的高丽世家子弟或其他侨寓人员后来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元代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输入高丽。如延祐元年（1314）高丽王焘遣官赴元购书，得经籍10800卷而还；元仁宗又赐书籍4371册（17000卷），皆宋秘阁所藏者①。此外，佛、道、医、卜各类人员的交往也很多。

元与高丽的经济交流，除数量相当大的贡赐物品外，民间贸易往来也甚为发达。元时木棉由中国传入高丽，传为佳话。据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丽人文益渐使元，取棉籽十余枚归，令人种植，虽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余枚，于是年年加种，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织之术，于是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国②。

①《高丽史》卷一○六《白文节传》；卷一○五《安珦传》。

②《高丽史》卷一一○有其传。

③《元统元年进士录》；陈旅：《送李仲父使征东省序》，《安雅堂集》卷四。《高丽史》卷一○九《李谷传》谓其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①《高丽史》卷三七《忠肃王世家》。

②《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七年六月条。

第二节　日本

日本与中国自古交往密切，尽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后官方关系衰减，但民间贸易和僧侣的往来却更趋繁盛。南宋中叶兴起的武士政权——镰仓幕府（1186年建立）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积极态度，特别是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日本与南宋的民间交往极其频繁。然而由于此时中国南北分裂，而中日间的交流早已改取横渡东海直航两浙（主要是明州——今宁波）的南路，不再走经由朝鲜半岛西岸到辽东或山东的北路③，加上日本政府对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无交往①，也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接触。直到至元七年（1270），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②蒙古前四汗时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也未曾留意。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的功业，即于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丽王派官导送。使者至巨济岛，高丽陪送官以海上风涛险恶劝止之，遂折回。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丽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传书，滞留太宰府达五月，被遣还。五年，忽必烈严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于必达”。使者抵日本对马岛，被拒，只捕得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燕京后，命高丽派使臣送其回国，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日本国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但被镰仓幕府否决，未交付来使③。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屡次拒使，诏发兵屯田于高丽“以为进取之计”，同时遣赵良弼为国信使，持国书去日本“招谕”。八年九月，使团百余人至其国，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其官员屡次逼取国书，良弼坚持亲到京都面见国王呈递，只抄录副本与之。日本朝廷初拟答复，但幕府仍采取断然拒绝态度。使团滞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护所派弥四郎等十二人同来，良弼还至高丽后命随员送他们到大都。忽必烈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遣回，并命赵良弼再使日本。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领而还。

十一年初，元廷决定发兵侵日，命高丽造大战船三百艘，“期限急迫，③关于中日航路的改变，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汉译本，页79—86；296—297。①《金史》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仅见一处：“[兴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风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粮俾还本国。”这显然是偶然被风吹到山东沿岸的日本商船。

②转引自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页42—43。

③参见同上书引八代国治：《关于蒙古袭来之研究》，载《史学杂志》，1918年。疾如雷电，民甚苦之”①；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为都、副元帅，聚兵高丽，加造战船。十月，蒙、汉军及高丽军共二万五千余人，乘大小战船900艘发合浦（今马山），侵袭对马、一岐两岛后，进至博多湾，攻击沿岸诸地；二十日，于今津等港口上陆，日本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死伤甚重，而元军亦疲，未能深入，退回战船，其夜博多湾台风起，战船多坏，只得仓卒撤还。此役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为“文永之役”②。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一去即杳无音讯（他们于当年四月至日本，九月被镰仓幕府杀害，四年后，逃回的高丽水手才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元朝正进行灭宋战争，经略日本事暂时搁置。十六年，尽取江南，即准备再举征日，命高丽及江南四省造战船，并命南宋降臣范文虎筹划征日事宜，显然意在驱使新附军由南路进取日本。范文虎受命后，派属下周福、栾忠与一来宋日僧同去日本传递诏书，同时奏请待所遣人回报日本是否从命，再决定进兵。十七年初，元廷获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范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到日本不久即被杀）。于是决定进行大规模侵日战争，特立行省专任其事，大臣阿剌罕与高丽王王■任右、左丞相，忻都、洪茶丘、范文虎右丞，李庭左丞，张禧参政；拟定方略：忻都、茶丘率蒙、汉、高丽军四万发合浦，范文虎等率新附军十万发江南，会师一岐岛，共同进兵其国，志在必取①。

十八年五月，忻都、茶丘与高丽元帅金方庆率东路军四万多，乘战船900艘出发，攻对马、一岐；六月初，不待江南军来会即进至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已有防备，在博多湾沿岸阵地构筑工事，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元军激战。元军未能取胜，退屯鹰岛，月末移军一岐。范、李、张等率江南军十万，乘战船3500艘，六月十八日由庆元（今宁波）出发，航行七昼夜抵平户岛，其先遣军至一岐约东路军来会。七月，两军主力均进泊鹰岛（音译“打可岛”。或作“竹岛”，系音讹致误），行省官商议进攻太宰府，但他们果如临行陛辞时忽必烈所担心的那样，相互不和，议事争执不决，以致“逗留不进”几一月②。八月一日，夜半“飓风大作，波涛如山”，元军船多“缚舰为寨”，紧靠在一起，致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者如麻”③。忻都、茶丘、范文虎等将帅“各自择坚好舟乘之”，弃军自归④。留下来①《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②“文永之役”过程，参见上引池内宏书第七章。

①忽必烈面谕征日行省诸臣云：“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其人，徒得地何用。”可见此役旨在征服日本。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日元军还“为居住持世路（生活）具，为耕作贮锄锹类”，显然准备持久屯驻（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291—293）。

②方回：《孔端卿东征集序》，《桐江续集》卷三二。

③苏天爵：《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一。

的元军大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被俘⑤。十四万多元军得归者仅五分之一，大张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事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称为“弘安之役”）以惨败告终了。其后忽必烈又准备再征日本，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朝臣也多言不利，不得不中止。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遣提举官王君治与补陀寺僧如智持诏“宣谕”日本，洋中遇飓风吹回补陀山。次年，再遣江西行省参政王积翁与如智出使日本，积翁拘任氏船以行，途中又因事鞭之，将至对马岛，被任氏所杀。两次遣使均未达。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补陀寺学识渊博的临济宗高僧宁一山（一山一宁）搭乘日本商船使日，到达太宰府，因是敌国使者，幕府执权北条贞时下令囚禁于伊豆修善寺，后知他是有道高僧，即迎住镰仓建长寺（后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直到去世，门徒众多），尊礼有加，但对与元朝通使事则仍予拒绝①。

尽管元朝与日本交过战，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元代中、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双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且有意促成。至元十四年，有日商持金来换铜钱，元朝给予准许。次年，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十六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载商人、水手二千余人至庆元，经查明确是来经商的，即许其交易而还②。从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中日间有商船（主要是日本商船）和僧侣等人员（他们大体都搭乘商船）来往、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此外还有许多年份不明或失载者③。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①，也可见几乎年年都有日本船来。由于经营中日贸易获利甚巨，日本幕府为了筹集建寺经费和其他目的，有时也批准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年为修建长寺、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1341年为建天龙寺所派商船即是②。

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庆元，这里置有市舶司掌对外贸易。庆元路属县定海（今镇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经检查、抽分后即许日商登岸市④王恽：《泛海小录》（《秋涧集》卷四十）载：“大小船舰多为波浪剪触而碎，唯句丽船坚得全，遂班师西还，是年八月五日也。”所记应即诸将逃归事。

⑤《元史·日本传》记载后来逃归的士卒于阊报告说，被虏者达二三万人，押至八角岛（博多），尽杀蒙、汉、高丽人，而留新附军人为奴。但据日本史料，所俘元军为数千人（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314）。①见明代日本僧人周凤著《善邻国宝记》卷上所收如智亲撰之《接待庵记》。《元史》失载此次遣使。②周密：《癸辛杂识·别集》。

③参见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0《入元僧一览表》。

①《元史》卷二一《成宗纪》。

②《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94—400；森克己：《日宋贸易之研究》页511—525（1948年出版）。易，一时十分繁荣：“贾区市墟，陈列分错，咿哑争奇，踏歌转舞”③。此外，日本商船也时常开到福建贸易，元中叶以后似乎逐渐增多，故天历元年（1328）命江浙行省选廉吏征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税（《元史·文宗本纪》）。交易的商舶，中国输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从日本输入者主要有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

来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禅僧为最多。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阶级的尊崇而大为兴盛，来华参礼禅学中心江南诸名刹（主要是“五山十刹”）和高僧大德，在日本禅林中蔚为风气，而商船往来频繁，又为僧人来华提供了方便。据考，仅史册留名的元代来华日僧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④。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0人还国”（《元史·泰定帝本纪》），即是明证。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从高僧习禅，与文人结交，切磋文学、书画①。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文章、书画亦佳。如古源邵元，住元20年，居少林寺甚久，其为该寺住持所撰道行碑（现存）文笔老练，不亚汉人宿儒；雪村友梅（一山一宁弟子）住元20年，曾拜访赵孟頫切磋书艺，其书法笔势雄浑，使赵为之惊叹，而当时赵的书画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②。同时，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请去日本，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人，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赴日元僧和来元日僧对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们传入日本的不仅有大量释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和文士的风气和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而来的。日本禅寺的兴旺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元后期，有大批中国雕刻工匠（主要来自闽浙）到日本从事刻版事业，京都和镰仓“五山”以及他处禅寺刊印的书籍许多是出于他们之手。其中以莆田县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终，特刻上一段记载祖籍及在日侨居和刻书情况的题记，甚为珍贵（此书现存东京静嘉堂文库）。

③袁桷：《马元帅防倭记》，《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④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0《入元僧一览表》。

①虞集：《晦机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王逢：《赠日本进上人》诗，《梧溪集》卷四。据元僧竺仙梵仙说，当他在建康（今南京）保宁寺侍从古林清茂时，住该寺的日僧就有32人（《竺仙和尚住建长寺语录》）。

②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集九。

第三节　安南、占城

秦汉以来，交趾为中国郡县之地，唐置安南都护府治之。五代时，交趾诸姓土豪相继称雄自主。968年，丁部领削平诸豪，始称帝建国，国号“大瞿越”，都华闾（今宁平）；其后李朝（1010—1225）迁都升龙（今河内），改国号“大越”。自立国以来，一直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宋朝册封其帝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南宋时改封“安南国王”，仍称其国为交趾或安南。1257年，蒙古大帅兀良合台从云南遣使到安南“招谕”，时安南陈朝（1225—1440）初兴，国力颇盛，国主陈煚（太宗）将使者投入狱中。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陈煚撤离升龙，蒙古军入据之，但九天后就退回。其年，煚子光昺（圣宗）继位，派人到云南与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讷剌丁前往谕其“内附”。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以孟甲、李文俊为南谕使，至安南传诏，许其“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三年，安南使臣来贡方物并上书“乞三年一贡”，遂封光昺为安南国王，授虎符，依其请定每三年一贡之例，同时设置安南国达鲁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来其国督察（继任者先后有忽笼海牙、张庭珍、李元、合撒儿海牙等人）。①自此安南王依例纳贡和遣使入朝，但对要求其履行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医、工匠等人员，则托辞拒绝，并且不肯拜跪受诏。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诉达鲁花赤和来使“凌轹小国”，请求免置达鲁花赤。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继位，遣使来朝。元朝因他“不请命而自立”，不予册封，只称为“安南世子”。次年，遣礼部尚书柴椿等持诏至安南，令其亲身“入朝请命”，日煊以体弱不堪道途艰难为辞推托。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传旨，措辞严厉：“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地，以待其审处焉。”日煊仍托病不朝，只令其叔陈遗爱随使巨入觐①。十八年，使臣还奏，忽必烈遂决意强行实施对安南的统治，置安南宣慰司，并将陈遗爱立为安南国王，命宣慰使都元帅兼达鲁花赤卜颜铁木儿带兵护送回国。但当时元朝侵日新败，还来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准备，宣慰司官兵被拒于境上，遗爱归国后被害，扶植①《元史》卷二○九《安南传》将光昺遣使上书和受封均系于中统二年，又载赏赐及定贡例诏书于三年九月。按当时由开平通安南须出临洮，经由吐蕃、云南之境，“水陆万余里”，往返时间约需两年上下（见许有壬为曾在至元十二年出使安南的李克忠所撰神道碑，《至正集》卷六一）。孟甲等于中统元年十二月奉旨出使，其到达安南至早应在二年秋，其年安南遣使入朝，抵开平则当在三年秋。《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三年九月“安南国陈光昺遣使贡方物”，“授安南国王陈光昺及达鲁花赤讷剌丁虎符”，应即安南使臣抵达开平以及忽必烈册封安南国王并置达鲁花赤的时间。

①据《元史》卷一七八《梁曾传》，柴椿等实于至元十七年赴安南，十八年回还，陈遗爱同来。傀儡国王的计划未能实现。

忽必烈在灭南宋后，就把眼光放到海外，目标不仅是通市舶之利，还企图使海外诸国臣服。占城是通海外必经之地，至元十五年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唆都受命“经营海外”，就派人到占城招谕。十六年，占城使者来进方物，元遣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等出使，谕其王来朝。占城国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SrijayaSinhavarmaha（ri）deva，1265—1287）遣使上表称臣、纳贡，十八年，诏封其为“占城郡王”，同时设立占城行省，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亦黑迷失为参政，准备在其境实行直接统治，并以为出征海外诸国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备供军粮。十九年，占城王子补的（即占城碑文之Harijit=JayaSinhavarman三世）①执掌国政，不愿屈服于元朝。元遣万户何子志等出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等出使马八儿，舟经占城，皆被扣囚。其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唆都等率军进征，由广州航海抵占城港（即新州，其国都之港口，今越南归仁），依海岸屯驻。占城军民修治木城，架回回炮备御。唆都屡遣人招降，都被拒绝，二十年初，令诸军发船攻城，经激战破之。占城王杀所囚元使，退入山中，聚兵立寨拒守，凭山林险阻击败来攻之敌。元军受挫，只能在沿岸立木城屯守。二十一年，占城王遣使来大都上表，请求召回唆都军，愿岁贡方物，而唆都已奉旨领兵北上与镇南王军会合攻打安南，遂离占城。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决意发大军征服安南、占城，命荆湖行省主管其事，将荆湖、占城二省合并为一。二十一年，以皇子镇南王脱欢统领南征军，声称假道安南往征占城，令陈日煊出迎，并纳粮助军。其冬，脱欢率军侵入安南，遭到兴道王陈国峻指挥的守军步步阻击。二十二年一月，攻占升龙，陈日煊率官属退往清化，脱欢遣军追袭，不能及。元军分兵攻略诸地，日煊弟陈益稷等归降，但陈国峻及其他坚决抗元的将领聚集了更多军兵和战船，分屯要害之地，针对元军势如风火，迅猛而难持久的特点，采取避免决战，“不求速胜”，“如围棋然，随时制宜”的策略，使敌陷于困疲②。唆都军从占城进入安南，至天长（今南定），遭安南军阻击，未能如期与脱欢大军会合。五月，暴雨疫作，元军益困，安南军乘机反攻升龙，迫使脱欢率军撤出安南，回军途中又遭截击，死伤甚众，大将李恒中箭死。唆都闻大军已回，也向乌里（顺化）撤退，被安南军前后追堵，败死。

二十四年十一月，脱欢复统大军海、陆并进侵入安南，进至升龙，陈日煊撤往海上。二十五年二月，脱欢引兵退屯万劫。由海路运粮来接济的船队①即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六世，两名均见占城碑刻。又，《元史》所载“占城国王保宝旦拿耶邛南拔占把地耶”，及“占城国主孛由补剌者吾”，似皆为此王之尊号，非其名。参见马伯乐：《占婆史》，冯承钧译本，页83—84。

②《元史》卷十三《世祖纪》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条所载荆湖占城行省请求增兵的报告；《大越史记全书》卷六《陈纪》所载陈国峻论对付元军的策略。

在绿水洋被安南军拦截击溃，不能达，元军粮尽兵疲，又到处受到安南军民的进攻，所占关隘皆失，至三月，只得全军撤回。安南军在白藤江布伏截击，重创元军，俘杀大将乌马儿、樊楫等，行省右丞来阿八赤亦中箭死①。

安南、占城为免于再受战祸，在元军退后随即遣使修好。元朝方面，征南之役导致“公私烦扰，郡邑骚然”，尤其是湖广、江西等省供应船只、军粮，赋役沉重，民多离散，或起义反抗②。忽必烈虽欲再次动兵，终被廷臣谏止。元成宗即位（1294）后，诏罢征南，遣李■、萧泰登出使安南，作为和平使者受到欢迎，其国王陈日燇（英宗）也遣使朝贡，恢复了传统邦交③，自此使节往来不绝，除皇庆年间（1312—1313）发生的边界领土争端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

元代中国与安南、占城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受到战争的不良影响，但并未中断，战后又有所发展。安南陈朝儒学兴盛，儒士地位提高，来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们按例要拜访翰林院，赠送一份礼品，从而与元朝文人学士结文学之交①。当时安南虽已创制了“字喃”（十三世纪初），但开科取士、著书立说仍用汉文，科举考试也遵用元制。和宋时一样，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学、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经》和《大藏经》。大德五年（1301），安南使者因偷画大都宫苑图，私购舆地图及禁书，受到元朝的责备。安南君臣有不少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如陈国峻，不仅是军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诗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记》体例著《大越史记》（1272年成书，失传）；随陈益稷入元寓居汉阳的黎■，善作诗词，精熟载籍，仿中国方志体著《安南志略》，是现存其国人撰写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选择善文辞、通典故者担任，以免被轻视。他们往往撰诗文记其使事、见闻，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记》，元统二年（1334）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国人很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崖山之战前后就有不少南宋官员避难于二国。元优人李元吉从军入安南被俘，后在其国传习元曲，创作“古传戏”，将杂剧传入安南；另一被俘从军医生邹孙，传医术于安南，其子承父业，被越人称为“神医”②。安南、占城与元朝除传统的贡赐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活跃，《岛夷志略》交趾、占城条记载了①《元史》卷一二九《来阿八亦传》；《元史》卷一六六《樊楫传》；卷二○九《安南传》；苏天爵：《李天佑墓碑》，《滋溪文稿》卷十八。《元史》卷一三三《昔都儿传》亦详记脱欢第二次侵安南之役，但误载脱欢于五月撤兵。

②吴澄：《刘宣行状》，《吴文正公集》卷八八；程钜夫：《罗壁神道碑》，《雪楼集》卷二○。③程钜夫：《萧泰登墓志铭》，《雪楼集》卷一六；袁桷《萧泰登家传》，《清容集》卷三四。①黄溍：《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贽纳谒于翰林，其归也，上介黎括以赠言为请，赋诗四韵以遗之》，《黄金华集》卷六。

②《大越史记全书》卷七《陈纪》。

当时的“贸易之货”和舶商贩易情况。

第四节　缅、暹、罗斛、真腊缅国

缅国蒲甘王朝（1044—1287）与宋朝和大理国都有密切交往，其东北境与大理的腾冲、永昌二府接界，两边主要居民都是“金齿白衣”（掸，即傣族）。忽必烈灭大理后，腾冲、永昌之金齿诸部也相继归附。至元八年（1271），大理等路宣慰司因下属于额（今盈江干崖）金齿头人的导引，派使者乞■脱因入缅“诏谕”，但未能见到缅王，只带了缅国使者价博同回，送到大都朝见。十年，忽必烈即遣勘马剌失里、乞■脱因等持诏出使缅国，谕其王派子弟或贵臣来朝，结果一去不返。据缅史记载，因元朝使者入宫见缅王不肯脱靴，被杀①。

十四年，缅王（那罗提诃波蒂，1254—1287）恨干额头人归附元朝并导元使入境，派大将率马、步、象军四五万进至干额，适大理路总管信苴日、蒙古千户忽都驻军南甸（今梁河），得干额头人告急，即驰兵救援，击退了缅军（缅史称此役为“纳桑安之战”，因战地在缅边境Ngasungan附近）。云南行省随即命都元帅纳速剌丁率军入缅，进至江头城（今杰沙），招降其东北境三百余寨，因天热还师。

二十年，诸王相吾答儿、云南行省右丞太卜、参政也罕的斤奉旨统领大军征缅，分三道入其境，攻占了江头城；次年初，进攻其北境重镇太公城（今拉因公），并降服其他城寨12处，皆留军镇戍。缅国军民曾奋勇抗击元军，毙其大将，冲溃其一部。但缅王畏敌，遣使求和，并从国都蒲甘南奔到勃生①。二十三年，元朝立缅中行省，以高昌王雪雪的斤为行省左丞相，统军入驻缅国北境②，遣招缅使怯烈诏谕缅王入朝。二十四年，缅王北还，先至卑谬（《元史》作昔里怯答剌，为其梵名音译），拟在此召集军队后回都，却被其庶子、卑谬侯提诃都（应即《元史》之不速速古里）毒杀③，其嫡子三人及元云南王所遣使者亦被害。时蒲甘王朝各地藩臣多割据自立，提诃都杀父后又与兄弟相攻（在攻打白古时毙命），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乘机率军进征，攻陷蒲甘。元军撤离后，缅王子峤苴（即《元史》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回到蒲甘继承了王位，但已无力复兴业已覆亡的蒲甘王朝。他于至元二十六①哈威：《缅甸史》姚楠译注本，页93，115（注61），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①《元史·缅传》仅载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请和。据缅国史料，缅王于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遣高僧信弟达巴茂克使元，说服了忽必烈下令停止向蒲甘进军（《信弟达巴茂克碑铭》，译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②《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信弟达巴茂克碑铭》。据此碑，雪雪的斤入缅，以僧侣随行（盖缅人信仰佛教），入缅后驻于太公城，当即缅中行省驻地。

③哈威：《缅甸史》页95—96引《琉璃宫史》。

年遣使向元朝称臣纳贡，元朝在所取太公城及迤北、迤东诸寨之地设置太公、蒙怜、蒙莱、木邦等路，隶云南行省，撤销了缅中行省④。

元贞二年（1296），峤苴遣子信合八的等入朝奉贡；大德元年（1297），成宗封峤苴为“缅国王”，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并赐其木连城（叫栖南）长官阿散哥也三珠虎符，遣国信使教化迪与信合八的同入缅宣诏。阿散哥也之父原是缅国东面的掸族酋长，迁居木连城后以女嫁前缅王之子，得任叫栖长官；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乘蒲甘王朝衰亡之机盘踞有上缅“粮仓”之称的叫栖地区，成为实力最强的藩镇。元诏使至蒲甘，缅王峤苴召集众臣听诏，阿散哥也之弟二人均抗命不至。大德二年，他们率军进逼蒲甘，欲废峤苴，峤苴命阿散哥也平息其弟之叛，未成，遂将他拘禁，但因不敌叛军，旋即释放。三兄弟合兵攻陷蒲甘，执峤苴囚于木连城，另立其弟邹聂为傀儡国王，指控峤苴犯有劫夺登笼国送往元朝的贡品、欲杀“朝廷命官”阿散哥也等罪。三年，太公路总管给云南行省送来有关缅国废立事件的情报，谓阿散哥也兄弟作乱，已杀害了缅王、世子及其亲属和臣僚，在缅的国信使随员回回、畏兀儿、汉人百余也被害；逃到云南的缅王子窟麻剌哥撒八也向行省申诉，请求出兵拯救。其年末，阿散哥也又攻取马来城（今曼德勒）和阿真谷城（今新古），逼近太公城，马来城长官（峤苴婿）也逃入元境报告。于是元朝决定出兵讨伐。四年十月，以宗王阔阔监军，由云南行省平章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征缅分省官统率元军侵入缅境；十二月，围攻木连城，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五年二月，阿散哥也以金银礼物遍赂省官、诸将，自辩无罪，而元军亦惧天热瘴发，遂于三月全军撤回①。据缅史记载，元军在叫栖帮助当地人民修筑水利工程，开通墩兑运河，阿散哥也的赠礼乃是对他们此举的感谢云②。元军退后，掸族统治者仍用受他们操纵的缅王名义按例遣使纳贡，元朝也不再干预其内政，默认了他们在缅国的统治权。泰定年间（1324—1327），缅国发生内争，国主遣使来元乞师，又请立行省于迷郎崇城（即马来城），皆不允（《元史·泰定帝本纪》）。后至元四年（1338），元于掸族王朝都城邦牙（阿瓦附近，1312年阿散哥也之弟僧哥速建都）置“邦牙等处宣慰司”，但只是名义，至正二年（1342）即罢。

蒲甘王朝覆亡之际，下缅的八都马（今莫塔马）长官伐丽流兼并了白古（今勃固），建一独立王朝，元代汉文史料称之为登笼国（见《经世大典叙④《经世大典·叙录》（《元文类》卷四一）载大德三年（1299）云南行省左丞奏称：“缅王（峤苴）归朝十一年，未尝违分”，知峤苴臣服元朝应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据《明史·地理志》，太公路置于至元二十六年；《元史·地理志》载蒙怜、蒙莱两路置于至元二十七年，缅中行省即于其年罢（《元史·世祖纪》）。

①以上均据《经世大典·叙录·征伐》（《元文类》卷四一）。据缅史记载，峤苴是被前王之妃与阿散哥也兄弟合谋骗至木连城加以囚禁，见哈威《缅甸史》，页121引《琉璃宫史》。②参见姚楠等编《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

录》，应即缅族称下缅孟族为Talaing的音译，后来迁都白古，史称白古王朝）。大德初，元朝遣使至其国，二年，国主遣舅父二人从元使奉贡入朝。据《岛夷志略》记载，元代中国商船常至其国八都马、针路（今丹老）、淡邈（今土瓦）、乌爹（即白古）等港口城市贸易，元朝货币中统钞在乌爹还可以与银钱、■子按一定比例兑换；又说其地“田沃稼茂”，“诸物皆廉”，“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说明当时有不少中国商人留居在那里①。暹国、罗斛暹国是十三世纪前期泰族建立的国家，都城速古台（今宋家洛），即泰国历史上的速古台王朝。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曾遣官出使其国，舟经占城被扣留，未能至。二十九年，广东道宣慰司接到暹国王所进“金删”（国书），即呈送大都，次年，诏遣使“招谕”暹国。三十一年，暹国王敢木丁遣使来贡，成宗即遣使臣持诏赴暹“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或有故，则令其子弟或陪臣入质”①。元贞元年（1295），元诏使已出发，又有暹国使者至大都上“金字表”，请求遣使至其国（敢木丁不知道元朝已派出使臣），成宗即赐来使佩金符兼程赶上诏使同行。可见，敢木丁对与元朝交往持主动积极态度。这次通使后，暹国与元朝关系更为密切。《元史·成宗本纪》记载：大德元年四月，“赐暹国..来朝者衣服有差”；三年正月朔，“暹番..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五月，“海南速古台..诸番以虎、象及桫罗木舟来贡”；四年六月，“暹国..等国二十二人来朝，赐衣遣之”。本世纪初，泰国学者搜集中泰关系的汉文史料，将至元三十一年“诏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和大德四年“暹国（人）来朝”误译为“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和“暹国王来朝”，丹隆亲王将这两条误释资料写进其所著《御著泰王史——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笺注》（1914年出版）中，并认为正可与泰史传说中的国王帕銮（意为“光荣的君主”）到过中国宫廷的故事相印证，因而主张敢木丁（即兰摩堪亨）于1294年、1300年两次访问中国，并带回中国陶瓷工匠，发展了泰国的陶瓷业（此据传说的帕銮故事）②。此说为后来许多著作采用，也受到不少学者质疑。元末人贡师泰《玩斋集》卷九《四明慈济寺碑》中有一条与此有关的资料：泉州人杨秀“仕宋为监舶官，入国朝，尝使暹人，以其主来朝”。有学者认为碑文中说的暹主就是敢木丁，亦即《元①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针路、八路马、淡邈、乌季诸条。参见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9—21。

①《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条作“必察不里城主麻木丁遣使来贡”，但下文称“暹国王敢木丁”。必察不时（Petchapuri，今碧差汶）为暹国属城，敢木丁即泰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Ramakhamheng。参见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158—174。

②参见邹启宇：《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个疑案》，《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史》所记大德元年的“暹国来朝者”，但也有不同意见①。敢木丁是否来元尚难断定，不过大德三年元旦成宗特赐虎符的“暹番世子”（当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很可能是本人来到了大都，故待遇优于其他来贡“诸番”。据考，敢木丁在位时间最晚可到1298年②，洛泰启程来元应在该年五六月，或许还未继位为王，故称“世子”（也可能已继位而尚未得到元朝正式“承认”）。但大德三年他就以“暹国王”名分上言：“其父在位时，朝廷尝赐鞍辔、白马、金缕衣，乞循旧例以赐。”（《元史·暹传》）

根据现存记载，成宗以后，延祐元年（1314）、六年，至治三年（1323），天历元年（1328），元统元年（1333），暹国都遣使来元“入贡”③，实际交往可能多于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中国商船前往贸易的海外“诸番”中就有暹国。

暹国之南的罗斛国（都城华富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遣使来元“贡方物”。二十八年，“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字书，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缛、龙脑等物”。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三年，均遣使“来朝”、“来贡”（以上均见《元史》本纪）。《岛夷志略》“罗斛”条载；“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同书“暹”条亦载“谷米岁仰罗斛”）；其货币用■子，“每一万准中统钞24两，甚便民”，可见当时元与罗斛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商船至其地者多，故有中统钞兑换当地货币的比率。元末，暹国衰微，至正九年（1349）被罗斛新兴的阿瑜陀耶王朝（1350年建都阿瑜陀耶——今曼谷北之犹地亚，故称）兼并，合为一国，中国史籍称为暹罗①。

敢木丁从中国带回陶瓷工匠之说虽未必可靠，但中国陶瓷生产技术在元代传入暹国则应无疑问。考古学者在速古台古瓷窑遗址找到的瓷器多与河北磁州窑所出者相同，而不同于早期当地人的产品，说明当有中国陶瓷工在协助生产②。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速古台王朝的碑铭中使用了干支纪年和纪日。此外，周致中《异域志》说，暹罗人“名姓皆以中国儒名称呼”，这①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文（载《光明日报》1978年4月6日《史学》）最先利用了这条资料并提出此说。邹启宇则认为如果敢木丁亲自来朝，《元史》不可能漏载其名，故不同意此说（见上引文）。还有人认为“来朝”暹主更可能是大德三年正月朔受赐虎符的暹国“世子”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尚芳：《也谈素可泰国王来访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②据泰国学者对速古台城玛哈塔寺院一块古碑的研究，兰摩堪亨在位时间最晚只到1298年（大德二年），则洛泰应在此年（或更早些）继承了王位。参见邹启宇前引文（页183）。③前三次见《元史》本纪，后两次见王东《暹国回使歌序》（《皇元风雅》卷二二）。①暹国“降于罗斛”的年代仅见《岛夷志略》记载。成书于元成宗时的《真腊风土记》中有“暹罗”之名，显系元末明初人误改。最早著录“暹罗”之名者应为元末明初周致中的《异域志》。②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172；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505。

可能只是少部分人，但也可见文化影响之深。

真腊真腊国，元代除沿用汉籍中这一旧名（又作占腊）外，还有按其自称译为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或澉浦只等名，明代始译为柬埔寨。九世纪，其国统一，耶输跋摩一世在位时（889—900），建新都耶输驮罗补罗（即吴哥城）。真腊与宋朝多次通使，贸易往来亦甚频繁。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诏谕干不昔国来归附”，所遣使臣应即同书《占城传》所载十九年十二月在占城唆都军中的“诏真腊国使”速鲁蛮。《真腊风土记》说：“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万户、一金牌千户同至本国，竟为拘执不返。”按唆都率军至占城在至元十九年十一月，速鲁蛮可能是适于其时奉使回程途经占城，但更可能是随唆都军前往，或许就是周达观所记唆都派往真腊的使者。二十二年，真腊与占城“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二十九年，有回回商人阿里愿自备船从征爪哇军前往占城、甘不察“招谕”，诏准之，但是否到达不明。元贞元年（1295），成宗遣使“招谕”真腊，二年二月从明州启航，七月至其国，大德元年六月返回，在真腊居留整一年。使臣随员周达观根据亲身见闻著《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及宫室、塔寺的宏伟建筑和精美雕刻，对真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地理、物产、贸易以及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翔实的记载，是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最丰富的可靠资料①。其可贵之处还在于记载了当时中国至真腊的航路、贸易和大量“唐人”寓居其国的情况，列出真腊人喜爱的中国货物有金银，五色轻缣帛，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明州之席以及水银、纸管、麻布、雨伞等等，可见元代与真腊贸易的繁盛。

此后元与真腊的官方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延祐七年（1320）元遣马扎蛮等使真腊等国取驯象，天历三年（1329）真腊国“来贡罗香木及象、豹、白猿”（《元史》本纪）。实际上当不止于此。《岛夷志略》记述作者随商船所历诸国，对真腊记载尤详，说明民间贸易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①近代学者对吴哥城的考古研究证明周达观的记载准确真实，参见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

第五节　爪哇及南海诸国

元朝通使南海诸国始于灭南宋之后①。至元十四年，元军取福建，南宋主管市舶的蒲寿庚投降，使元朝拥有了通海外的主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以及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人才。次年八月，忽必烈以大将唆都与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行省福建，诏命他们：“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从所欲。”（《元史·世祖纪》）十六年末，又命朝臣与唆都商议“招收海外诸番事”，并决定“诏谕海内海外诸番国主”（同上）。在此之前，唆都已派治中赵玉出使爪哇（十六年十二月还，其出使当在上年底），可能还通过蕃商向其他各国传达了上述欢迎“来朝”和允许自由互市的旨意，于是十六、十七年相继有马八儿、俱兰、爪哇等国遣使来元。十七、十八年，元朝先后派招讨使速剌蛮和苫思丁等出使木剌由国（Malayu，又译没剌由、麻里予儿等，今苏门答剌东部之占碑，此时为三佛齐国都所在，故即指三佛齐国），招讨使杨廷璧等“招抚”海外各国，宣慰孟庆元、万户孙胜夫出使爪哇①，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爪哇是当时南海的强国，杜马班（新柯沙里）朝国王葛达那加剌在位时（1254—1292），不仅将西爪哇纳入治下，还征服了马都拉、巴厘岛，并乘三佛齐（木剌由）衰落之机出兵往征，迫使其臣服。因此，元朝“招抚”海外诸国，自然要以爪哇为主要目标。忽必烈认为，只要征服了爪哇，“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元史·亦黑迷失传》）。自唆都派赵玉出使爪哇以后，元朝又多次派出使臣：至元十七年十月，“遣使谕爪哇国”；十八年十一月，“诏谕爪哇国主，使亲来觐”（诏使应即宣慰孟庆元等）；二十三年七月，“遣必剌蛮等使爪哇”（并见《元史·世祖纪》）。爪哇也有使者前来，并曾进金佛塔（同上书至元十九年七月条）。但后来以右丞孟琪为诏使前往，却被爪哇国王黥面逐回，原因可能是胁迫其亲身入朝，激怒了声威正盛的葛达那加剌②。

①元朝通使海外的最早记录是至元九年亦黑迷失“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元史·亦黑迷失传》）。八罗孛国，或以为即印度半岛南端西侧Malabar海岸地带（名见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行记）。但此时东南沿海港口都在南宋治下，元使何由出海？实属可疑。

①《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以奉使木剌由国速剌蛮为招讨使”，十八年六月“奉使木剌由国苫思丁至占城船坏，使人来言，乞给舟粮及益兵”，疑先后所记系同一次出使。又同书载至元十九年七月“宣慰孟庆元.使爪哇回”，九月“招讨使杨廷璧招抚海外，南蕃皆遣使来贡”，此两使出使时间都应在十八年冬或更早。

②《元史》卷二一○《爪哇传》、卷一六二《高兴传》均未载孟琪出使年代，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谓葛达那加剌于1289年黥逐元使孟琪（吴世璜汉译本页58），未知何据。二十九年，忽必烈以爪哇辱逐诏使为由，遣史弼、高兴、亦黑迷失（皆授福建行省平章）率军士二万，海船五百艘往征（后实际出征军仅五千）。十二月，由泉州启航，三十年二月，抵爪哇北岸之杜并足（今厨闽），马步军登岸陆行，水军仍乘舟进，规定在八节涧（今泗水南）会师，盖因其地上接杜马班，下通大海，“乃爪哇咽喉必争之地”。这时，爪哇杜马班朝已于上年（1292）被其葛郎（谏义里）地方长官哈只葛当（即查耶卡旺，1222年亡于杜马班朝的谏义里王室后裔）攻灭，葛达那加剌被杀，其婿土罕必喏耶避居麻喏巴歇（今惹班），收集旧部与葛郎对抗。元军至爪哇，土罕必喏耶即遣其宰相献户籍、地图迎降。三月一日，元军会师八节涧，于此立营，留部分兵力镇海口，然后进兵。土罕必阇耶遣人报告元军统帅说葛郎军来攻其地，请求救援，史弼等即率军赴麻喏巴歇，击退葛郎军。随即分兵三路与土罕必阇耶之军一同进攻葛郎都城答哈，哈只葛当抵抗失败，被迫出阵①。四月，土罕必阇耶请求回麻喏巴歇取所藏珍宝入朝贡献，史弼、亦黑迷失轻信其言许之，只派二部将带二百兵丁护送。道中，土罕必阇耶突然袭杀元将卒，并纠集军队夹路攻击从答哈城班师的元军②。元军且战且行三百里退到海口，慌忙登舟回国。元朝远征爪哇之役，损兵折将三千余，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爪哇得而复失”很不甘心，竟准备出兵十万再征，称“此事犹痒在心”③，可见其征服欲望多么强烈。

爪哇之役曾一度影响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如至元二十九年因准备出征，“暂禁两湖、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元史·世祖纪》）。战后，取消了禁海令，传统关系很快恢复正常。据《元史》本纪，元贞元年（1295）到至顺三年（1332）的38年中，爪哇（土罕必阇耶建立的麻喏巴歇朝）遣使来元达11次，此后则仅至正二十三年（1363）一次，应是顺帝朝本纪记载缺略。至大元年（1308）元朝还遣使臣不达达思送爪哇使归国，致和元年（1328）元帝特诏“优护”爪哇国王扎牙纳哥。爪哇史料也记载，麻喏巴歇高级将领阿迪查哇尔曼曾两次出访中国①，当即《元史》所载泰定二年（1325）和至顺三年来元的爪哇国臣昔剌僧迦里也（僧迦剌）。延祐年间（1314—1320），元朝国师曾“附市舶往阇婆国觅藏”②。元时，泉州等①对哈只葛当的处置有四种不同记载。《元史·爪哇传》谓其出降后，元军统帅“抚谕令还”；《史弼传》则谓“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高兴传》载元军遭土罕必阇耶攻击后，“遂诛哈只葛当父子以归”；爪哇史书《巴拉拉端》说他被关在戎牙路狱中，写了一首诗，然后死去。事实当是，元军从答哈班师时收他及其妻子，俘虏带走，关押于戎牙路，不久就死于狱中。

②土罕必阇耶为何与帮助过他的元军反目为仇？《元史》只说他“既降复叛”，《巴拉拉端》说是因为元军要把葛达那加剌的公主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国（见前揭《印度尼西亚史》页63—64）。③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①前揭《印度尼西亚史》页70。

②《江苏金石志》卷二○，《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

地商人经常到爪哇贸易，获利甚大，爪哇商船也往来中国、印度贸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是在泉州乘爪哇商船西还的③。

元朝与其他南海国家和地区也先后通使。至元十八年（1281）杨庭璧第二次出使俱蓝（详后），次年，其归途顺访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北部东侧八昔河一带）、那旺（与苏木都剌相邻，今实格里，或谓即《元史》另见之马答国）等国，苏木都剌王土汉八的欢迎元使到来，遣其臣哈散、速里蛮入朝，那旺王忙昂比也遣使从庭璧来元。同年，元又遣阿耽招徕法里剌（又译别里剌、法而剌，今苏门答腊北部东侧兰沙西北）、阿鲁（今苏门答腊东岸巴鲁蒙河口）等国。二十一年，福建行省遣使者八合鲁思招徕南巫里（又译南无力，今苏门答腊西北端哥打拉夜[大亚齐]）、法里剌等四国，均各遣使“以方物奉表来贡”，元朝“封法里剌王为郡王，佩虎符”。二十三年，南巫里、那旺、苏木都剌、丁呵儿（今马来半岛东侧丁加奴）、急兰亦带（又译吉兰丹，在丁呵儿北）等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以上均见《元史·世祖纪》）。二十九年，亦黑迷失出征爪哇途中，遣郝成、刘渊招抚南巫里、苏木都剌、法里剌、木剌由、毯阳（今苏门答腊东侧塔米阳河一带）等国，皆遣使来元，因暂时禁海，其使者留居大都年余，至三十一年遣还。元贞元年（1295），毯阳、法里剌、阿鲁三国酋长各遣兄或弟“奉金表来觐”（以上见《元史·成宗纪》、《亦里迷失传》）。

至元二十九年元朝遣宣抚使杨祥等入琉求（我国台湾）时，曾有军船到过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当地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次年，忽必烈打算遣使招三屿，未成行。当时，三屿人经常到泉州贸易，其男子往往在泉州倾资文身，回国后大受尊重，“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岛夷志略》“三岛”条）。至大元年（1308），元朝还派使者米楫出使苏鲁国（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元朝与南海诸国的通使、通商较南宋有更大发展，《大德南海志》和《岛夷志略》著录了相当多前代未见记载的国家和地区，足证交往的范围更广泛。在前书中，将南海诸“蕃国”分为“小东洋”（指菲律宾群岛及加里曼丹岛）、“大东洋”（指爪哇及其以东诸岛）、“小西洋”（指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几个区域，显然是以南海航路为中轴来划分的。这也说明元人的海外地理知识有了很大进步。

③《马可波罗行记》页368；《伊本拔图塔行记》，《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2卷，页510。

第六节　印度、僧伽剌

元代前期，印度北部处于德里算端国（1206年建立）突厥-穆斯林诸王朝统治之下，南部则并存着若干大小不等的印度教王国。到十四世纪初叶，南印诸王国先后被德里算端国征服，成为其直辖省份或附属国。

1222年初，成吉思汗遣军追击逃入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及其部属，攻掠了印度西北部一些地区。太宗、宪宗时期，先后派遣蒙格秃、斡忽秃儿、答亦儿、撒里等率军征印度和怯失迷儿，多次侵入木尔坦、拉合尔和怯失迷儿等地①。其后，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都与德里算端国屡有接触，从1279年至1329年，有八次蒙古军侵入印度北部的记录，而元朝则主要通过海路与印度半岛南端的马八儿、俱蓝交往。马八儿（Ma’abar），阿拉伯语意为“渡口”，指由印度渡到斯里兰卡岛之处，即半岛南端东侧的海岸地带，为潘底亚王国（Pandya，都城马杜赖）之境。十三世纪初，潘底亚复兴，摆脱了注辇王国的统治，至中叶，兼并了注辇国大部地区，领土扩展到佩内尔河，成为南印度强国之一。俱蓝（又译俱喃、阁蓝、故蓝，今奎隆）位于印度半岛南端西侧马拉巴海岸，为喀拉拉王国（Kerala，十三世纪初从注辇王国统治下独立）的中心，唐以来一直是东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海港。《元史·马八儿传》说：“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应是指其在海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而言。下面将元朝与马八儿（潘底亚王国）、俱蓝以及僧伽剌国（又译新合剌的音，今斯里兰卡）使节往来的有关记载，列一年表（未注出处者皆见《元史》）：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遣使来献珍物。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庭璧至俱蓝，其国主令其弟书回回字表文交庭璧转进，表示明年将遣使入贡。马八儿遣使上表，贡宝物、犀、象。以哈撒儿海牙为俱蓝国宣慰使，与庭璧同往其国，“诏谕俱蓝国，使来归附”。

十八年——哈撒儿海牙、杨庭璧于正月由泉州出航，三月至僧伽剌，因阻风改航至马八儿登岸，欲借道由陆路达俱蓝，马八儿以路不通为辞（据其宰相不阿里私下向元使报告，其时马八儿正准备与俱蓝交战），遂还。遣俺都剌出使马八儿，杨庭璧再使俱蓝。

十九年——庭璧至俱蓝，国主迎受诏书，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奉表入贡；寓居其国的也里可温首领兀咱儿撒里马、木速蛮首领马合麻亦遣使奉表同来进贡；因事适在俱蓝的苏木达国①宰相那里八合剌摊赤代其主打古儿遣使进表和贡品。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

①《元史》卷三《宪宗纪》；《史集》汉译本第1卷，页177—178，第2卷，页60；第3卷，页19；波义耳：《术兹札尼〈纳失里编年史〉所见阿富汗和印度的蒙古统帅》，见其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Ⅸ。①伯希和以为苏木达即《元史》另见之“须门那”，今印度迈索尔邦哈里比德，见《马可波罗行记注》页830。

二十年——以杨庭璧为宣慰使，出使俱蓝等国；以金符赐俱蓝王瓦你。

马八儿遣僧撮及班入朝。

二十一年——亦黑迷失出使僧伽剌国，观佛钵舍利。马八儿遣使贡珍珠等。

二十二年——遣马速忽、阿里往马八儿求奇宝。

二十三年——马八儿、须门那（苏木达）、僧急里（僧伽剌）等国各遣子弟来朝贡。

二十四年——马八儿遣使进方物，有奇兽一。俱蓝遣使不六温乃等来朝。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取佛钵舍利。次年至，得其良医善药，马八儿亦遣使来朝。

二十六年——马八儿进花驴二。

二十七年——遣桑吉剌失等往马八儿访求方伎士。

二十八年——马八儿遣使进花牛等。俱蓝遣马不剌罕丁进金书、宝塔、番布、药物等。遣礼部尚书阿里伯、侍郎别帖木儿、亦列失金出使马八儿，其宰相不阿里率百人随元使入朝，愿归附，遂寓居泉州不返，后成宗特授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①。遣礼部尚书铁里、侍郎阿老瓦丁、不剌出使俱蓝。遣左吉出使僧伽剌。

二十九年——僧伽剌遣使入觐。

三十年——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使俱蓝、僧伽剌、可儿纳答三国，赐僧伽剌酋长三珠虎符。

三十一年——遣秃古铁木儿等使俱蓝。卜阿里使马八儿还。

元贞二年（1296）——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

大德元年（1297）——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

延祐元年（1314）——马八儿国主昔剌木丁遣其臣爱思丁来贡方物。

马八儿于1311年被德里算端国兼并，置为一省，任命穆斯林长官治理，延祐元年遣使“来贡”的昔剌木丁应是德里算端所任命的马八儿省长，而非“国主”。十四世纪初叶，德里算端国通过多次军事征服，将南印度完全置于统治之下；到中叶，其国衰乱，马八儿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长官或印度王公纷纷叛乱自立。印度半岛的战乱和政局变化大概是大德元年以后元朝与这个地区使节往来骤减的一个原因，但数十年中见于《元史》记载者只是延①《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载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因与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世祖以奸臣桑哥之妾高丽蔡氏赐之为妻。按刘敏中《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载，其先世西域哈剌哈底（今阿曼马斯喀特东Kalhat）人，父寓居西洋国（指马八儿），得国王宠信，使与诸弟齿，掌国政。不阿里继父职，仰慕中国，主动遣使入贡，并有意归附，至元二十八年遂弃妻子产业，携部属百人随元使来朝，世祖赐妻蔡氏，遂留居泉州，成宗特授为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此不阿里即《高丽史》所载之孛哈里，《元史·马八儿传》之宰相不阿里。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祐元年一次，与以前连年不断的频繁交往相对照，殊为可疑，很可能是史籍有所缺略。《伊本·拔图塔行记》就记载了一次不见于汉文史料的重要通使：1341年，中国皇帝（元顺帝）派了一个使团到印度，向德里算端（MuhammadTughluq）赠送奴婢100名，锦缎500匹，以及麝香、珠袍、宝剑等物，遣使目的是要求重建Samhal地方（今谟拉达巴德西南桑巴尔）一座以前中国人常往朝拜，后被算端军队破坏的佛寺。次年春，算端遣伊本·拔图塔率使团（随同中国使臣）回访，以男奴、印度歌舞女各100名，精布（bairam）、丝料（juz）各100匹，盛饰高马100匹回赠中国皇帝。使臣船只在古里（今喀拉拉邦科泽科德）港口准备出航时突遭暴风浪，礼品尽没，随员失散，中国使臣改从俱蓝搭乘本国商船回国，而拔图塔不敢回德里报告，辗转去了许多地方，三年后才从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经苏木都剌来到泉州，幸遇前中国使臣为他证明身份，地方官奏报朝廷，获准赴大都朝见，不久仍由海路西还。

元代中国与印度、僧伽剌的贸易十分繁盛。忽必烈时期连年不断的使节往来，有不少名义上是政治关系（如所谓“入贡”、“献方物”之类），实际上是贸易活动。此外还有史册未载的官、私贸易往来。马八儿宰相马因的曾对元使杨庭璧等说：“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元史·马八儿传》）《马可波罗行记》载，“蛮子”（中国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载货物至俱蓝、下里（今喀拉拉邦坎纳诺尔西北）等地，可获巨利；马八儿地区出产的精货香料，也大半运往“蛮子”地方销售。《元史·食货志》载，元贞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俱南（俱蓝）、梵答剌亦纳（在科译科德北）三蕃国交易”，可见这三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商人常往之处。元中叶以后中印间通使渐稀，而贸易往来则仍很活跃。据《岛夷志略》和《伊本·拔图塔行记》所载元代后期情况，俱蓝、古里、下里、梵答剌亦纳、马八儿、沙里八丹（今泰米尔纳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图塔所记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国商船前往贸易，1342年伊本·拔图塔在古里时就见到港中停泊的中国船只多达13艘。通使和贸易关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元朝还遣使赴印度“访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得良医善药”，元成宗下诏给派去专为“取药物者”授会同馆使、副职衔（《元史·成宗本纪》），可见对引进印度医药十分重视。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关系，唐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渐消亡而日趋沉寂，但并没有断绝，特别是西藏地区与被称为“印度佛教最后据点”的波罗王朝（八至十二世纪。统有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的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其中事迹较详者为那摩与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湿弥罗（怯失迷儿）人，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约在1235年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那摩曾劝大汗颁行宽宥诏书，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后，封他为国师，命掌全国佛教，1253年奉旨南来中原，驻燕京，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当时中原佛、道争执，那摩与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伪经诋毁佛教和侵占佛寺诸事，并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蒙哥不和，那摩劝导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调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①。指空（苏那的沙野），据称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指出身刹帝利种姓）②，如果他活到128岁的说法可信，应生于1236年。八岁入那兰陀寺为僧，十九岁南往楞伽国（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并游历南印度各地多年。后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同来大都；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辗转入蜀坐禅三年。继走罗罗斯地界，至云南昆明，尝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又游湖广，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诸洞蛮俱来请受戒，但不容于湖广行省参政，遂前往进谒皇帝，经庐山至扬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见帝，旋即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及众官劝请稍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其僧俗人众。奉旨还大都，天历元年（1328），文宗命与众僧讲法内庭，受到众僧的窘辱排挤，后众僧犯罪或诛或斥，指空声名遂大显。元顺帝对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华阁问法。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③。指空久留大都，“相传能前知，号为300岁，人敬之如神”④。在印度本国佛教殆已灭绝的元代，上述两位印僧先后在中国竟大受尊礼，不能不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还有一位中国僧人赴印游历：忽必烈时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贝多叶经及佛如来铁钵献帝，诏安置玉石佛于万寿山供养，以七宝函贮贝叶经“严加信仰”，以佛钵“镇库藏”①。

①《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参见陈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年。②危素：《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仆集》卷十。

③李穑：《梵僧指空禅师传考》，《大正大藏经》史传部三；上揭危素文。④宋濂：《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①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第七节　非洲、阿拉伯半岛

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半岛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北非的密昔儿（埃及）②、麻加里（马格里布，主要指摩洛哥），东非的弼琶罗（柏培拉）、马合答束（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及相邻东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岛的默茄（又称“天房”、“天堂”，即麦加）、哑靼（亚丁）、瓮蛮（阿曼）等③。

当时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是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统治下的埃及。

1260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亚后，遣使招降埃及，马木鲁克算端忽秃思杀使者，出兵击败蒙古军于阿音扎鲁特（耶路撒冷北），乘势夺取了叙利亚。此后，埃及与伊利汗国不断发生冲突，马木鲁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皈依伊斯兰教的钦察汗的矛盾，与钦察汗国结盟，使节往来，关系很密切。伊利汗国的蒙古官员和军队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通过各种交往，埃及人对元朝和各汗国情况有了相当了解，在当时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参见本书《国外资料》章）。元代来中国的回回人数以万计，其中也有埃及人。据伊本·拔图塔记载，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蛮·本·阿凡（OthmanbinAffan），已故，诸子承父业，这一家在城内建设了居住区和礼拜寺，可见是经济势力很大的回回家族①。

宋代中国与东非地区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行记》在讲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长期被误认为马达加斯加）②一节中说，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该地诸岛调查种种奇闻异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岛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传旨命其释放使者；使者回国向大汗报告了诸岛情况，并呈献了带回来的长达90掌幅的异鸟之羽和重达14磅的野猪巨齿。马可波罗说他在元廷曾亲见这些珍物并作了测量，所述之事是真实的。据此则忽必烈曾两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带。虽然汉文史料未载这两次遣使事，但有一条重要史料可以证明元朝确实派使臣到非洲地区。《经世大典·站赤》载：[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②973年埃及法蒂玛王朝迁都于新建之开罗城。阿拉伯语为Misral-Qahirah，意为“得胜者之城”，埃及遂被称为Misr。宋代汉文文献译为勿斯里，元代译为密昔儿或密乞儿、米西儿。③《大德南海志》载：“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其来者视昔有加焉。”麻加里、弼琶罗，层拔、哑靼、瓮蛮皆见所载“诸蕃国”中。或谓同书之“黑加鲁”，黑为嘿之讹，即宋人《诸蕃志》、《事林广记》之默伽腊，《岛夷志略》之哩伽塔，为Maghrib译名，若是则与麻加里一名重复。层拔即《岛夷志略》之层摇（拔之讹）罗。马合答束名见《经世大典·站赤》。

①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6—497。

②《马可波罗行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43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79—781。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①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称其所载诸蕃国地理风物“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其层摇（拔）罗条的记述较《诸蕃志》更为准确，并谓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说明元代中国商船到达桑给巴尔一带东非沿岸地区贸易是确切无疑的。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发现数量甚多的中国钱币（主要为宋钱）②和瓷器等遗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对北非西部即马格里布的情况就有所了解③，但中国与该地区有交往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元代。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作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并获准游历了广州，其后奉旨北上大都朝见。途经Kanjanfu（建昌府？）时，他见到了在这一带回回人中享有盛誉的大法学家、摩洛哥休达市人吉洼木丁（Kiwamal-Din），原来就是他在印度已认识的布思里（al-Bushri）。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学识，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图塔的推荐，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执意来中国，终于获得成功，既显且富，拥有男奴、女婢各50名，他向伊本·拔图塔赠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礼物④。次年，伊本·拔图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还本国。后来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记》中，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大都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了摩洛哥①。这部《行记》对摩洛哥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元代中国的回回人极多，按照伊斯兰教徒遵奉的五行仪（’ibādat）之一，只要有能力都必须到麦加朝圣，而后可称“哈只”。《岛夷志略》“天堂”（即麦加）条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云南是元代回回人较多的地区，赴麦加朝圣者当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只，可能就是曾赴麦加朝圣者之一。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经商和朝圣活动无疑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亚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中国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①《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②元灭宋后即罢用铜钱，有元一代仅至大、至正两次短暂铸钱并许与旧钱通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多携铜钱（主要是宋钱）出海，至元二十三年诏“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元史·世祖纪》）；三十年制订的《市舶则法》又规定“金银铜钱..并不许下海”（《元典章》卷二二），可见私贩铜钱者未绝。③《通典》所录杜环《经行记》中的摩邻国，有人认为即指马格里布，但尚难肯定。《岭外代答》中的木兰皮国即1056—1147年统治该地区的Murabit王朝，《诸蕃志》的“默伽猎国”即Maghrib，已成定论。④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4—495。

①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78。

其地被称为Samran（即贾耽《入四夷道里》所载之“三兰”），十世纪以后乃全用Aden一名，汉文史籍最早著录此名者就是《大德南海志》，译作哑靼。

第八节　欧洲

元人把欧洲国家泛称为拂郎国（又作佛郎、富浪），系来自阿拉伯人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称呼Farang（源于法兰克一名）。东欧诸国则另有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兀（波兰）、马札儿（匈牙利）等译名。

1238年法国和英国国王收到叙利亚亦思马因人（伊斯兰教派）的求援信，要求联合对付蒙古的入侵，并报告了来势凶猛的蒙古人情况。但这个信息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1241年，蒙古军大举侵入波兰、匈牙利，才使欧洲各国无比惊骇，开始筹划对策。1245年3月，教皇英诺森四世选派方济各会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意大利人）和劳伦斯（葡萄牙人）分别率领使团去蒙古，传递他写给蒙古皇帝和人民的信件（交劳伦斯送的信只要求善待使者及劝请皈依基督教，普兰诺·卡尔平尼送的信上还谴责了蒙古对基督教国家和人民的侵略）。遣使目的主要是了解蒙古的情况及其意图。同年6月，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会议商讨对策，估计蒙古还会再来进攻，呼吁所有基督教人民加强防备。次年7月，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其后两次被召见报告其使命。11月，丞相镇海和八剌交给他们贵由汗答教皇的蒙古文诏书，并逐字翻译让他们用拉丁文作了记录，还交给他们一份此诏的萨拉森文译本，以便教皇能找到人来解读原信。于是普兰诺·卡尔平尼一行启程回国，1247年秋到达里昂，向教皇详细报告了出使经过和所了解到的蒙古情况。贵由汗答教皇诏的波斯文（即所谓萨拉森文）本于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上钤有蒙文贵由汗玺，内容是反驳教皇的指责，声称他以长生天之命消灭违抗者和征服世界，命令教皇及诸国王降服①。关于劳伦斯的出使情况，史籍缺载。

在普兰诺·卡尔平尼回到里昂之前，英诺森四世又派遣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西门等持“致蒙古皇帝及人民书”（内容与前使所持者相同）出使。阿塞林一行于1247年5月到达蒙古西征军统帅拜住的营地——里海西、阿拉斯河中游北的阿兰之地，由于拒绝向拜住行跪礼，几被杀害，幸大汗诏使野里知吉带的到来才得以免死。7月，拜住让他们带着给教皇的复信返回，并派两名使者（艾别和薛里吉思）和他们同往。次年，蒙古使者抵达意大利见了教皇，得到了教皇的复信后回还①。

野里知吉带被贵由汗任命为西征军最高统帅。1248年5月，他派使者大卫和马可持书信往见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以大汗名义谕告：蒙古将一视同仁保护拉丁、希腊、亚美尼亚等各族各派基督教徒。12月，圣路易在塞浦路斯（当时他正率领十字军东征）接见了蒙古使者，据大卫告知，大汗及其母都是基督教徒，这使他大受鼓舞，次年初，即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①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一章（页4—28）对普兰诺·卡尔平尼出使和贵由汗信作了缜密研究。①关于阿塞林等出使的研究，见伯希和上揭书第二章II，页66以下。

鲁率使团携其书信和丰厚礼物随来使前往蒙古汗廷，意欲通过宗教关系结盟。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斡耳朵接见了安德鲁一行，但只把他们视为来朝贡的使者，她给法王的复信也只是命其必须每年进贡，才能获得和平，否则将被消灭。1251年4月，安德鲁等回到圣路易驻地凯撒里亚（今耶路撒冷西北地中海岸）复命②。这次遣使的外交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蒙古情报，加以当时盛传拔都之子撒里答是个基督教徒③，于是圣路易决定利用这个关系再次派人进入蒙古辖境。1253年初，方济各会教士法国人卢勃鲁克奉命以单纯传教士的身分前往撒里答处，随行者有教士、教会执事和译员各一人，圣路易让他带给撒里答的信只是证明其身分，请求准许留在蒙古境内传教，实际上交待的任务是探明各方面情况，随时详细报告。卢勃鲁克一行从地中海东岸先至君士坦丁堡，渡过里海，到达顿河下游撒里答营帐，撒里答命其往见拔都（驻伏尔加河下游萨莱城），拔都派人送他们去和林朝见大汗蒙哥。其年底，到达和林南大汗冬营地。次年4月，随蒙哥至和林城。蒙哥多次召见卢勃鲁克询问来使目的和彼国情况，他坚持自己不是法国国王的使者，只为传教而来。在蒙古汗廷期间，他曾奉命为皇家祈天祝寿，并参加了一次宗教辩论。8月，启程回国，蒙哥交给他一封致法国国王信带回。

此后，教廷和欧洲国家主要是与伊利汗国交往。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1261）五月，有“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逾三年..途有二海，一则逾月，一则期月可渡，其舡艘大可载五十百人。其所献盏斝，盖海鸟大卵分而为之，酌以琼醑即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秋涧集》卷八一）。所载显然是欧洲来的“使者”，但却不见于欧洲史料，或许只是民间商人，因没有留下旅行记录而湮没无闻。元朝设有通往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直到其最西境的驿路，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比其他历史时期要便利得多。据十四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商人帕戈罗提说，当时从亚速海东岸的塔纳到中国，一路上无论昼夜都十分安全①。帕戈罗提长期受雇为英国王家所属佛罗伦斯巴尔底公司代理人，他根据商人的报告写成《诸国志和商务指南》，书中较详细记载了通往中国的途程（塔纳—阿斯特拉罕—萨莱—玉龙杰赤—讹答剌—阿力麻里—甘州—杭州—大都）及各地交易的商品、价格等，可见元代欧洲商人来往中国者为数颇多。元人朱思本说：“西海（地中海）虽远在数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贞一斋稿》卷一，《北海释》）只是他们大多数未能留名史册，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因有旅行记传世，成为妇孺皆知的世界历史名人。

②格鲁塞上揭书页422；柔克义：《卢勃鲁克东游记译注》导论，页27—30。③教皇英诺森四世从一位撒里答处来的祭司约翰口中获悉此事，遂于1254年致信撒里答祝贺他皈依基督教（见柔克义上揭书页48注②）。圣路易在东方应有机会更早得到这个情报。①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

马可波罗之父尼哥罗、叔马菲奥一同经营东方贸易，曾居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一年，又到不花剌居住了三年，之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使者同来中国，大约在1265年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各国情况，决定派一位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命尼哥罗兄弟随行。途中，使臣因病留下，将国书委托尼哥罗兄弟递送。他们于1269年抵达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中心地阿克尔，时教皇已死，新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1271年，他们带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再到阿克尔谒见新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要求回中国复命，教皇派遣二名教士持其致大汗信同来，后来二教士畏难不行，将教皇信件委付尼哥罗代为呈递。父子叔侄三人由陆路东行，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留居中国达十七年。据马可波罗自述，他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曾奉使云南、江南以及海外马八儿等国，并在扬州做过三年官。他们离开中国的时间应是1291年初，随同伊利汗阿鲁浑派来元朝选妃的使臣兀鲁歹等，护送选定的新王妃阔阔真由泉州乘船去波斯①。完成使命后，他们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只是元代来中国的无数西域商人之一，他有可能如其自述所说曾充任过朝廷使者或某种官吏（元朝任用西域商人不乏其例），但主要活动应是经商，或许是充当以官钱营运的“斡脱”，因而能成为百万富翁。有幸传名后世的另一位元代来华欧洲商人是卢科隆戈（Lucolongo）人彼得，他是至元末与教皇使节约翰·孟特戈维诺一起到达中国的，因在大都购地捐助建立教堂，孟特戈维诺在写给教友的信中提到了他。

马可波罗所述忽必烈派其父、叔出使罗马教廷一事，不见于元朝和教会史籍记载，教廷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忽必烈让他们带给教皇的信。不过，在伊利汗阿鲁浑1285年写给教皇的信中提到，大汗忽必烈“已向神圣的主和父教皇送了礼物，现在又诚心诚意想送教皇法服和香”①。似乎在此之前忽必烈与罗马教廷确有过使节交往。此外，据这封信说，法服和香是大汗给爱薛带到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再派爱薛参加出使教廷，将此作为大汗礼物送给教皇；大汗还诏谕伊利汗要善待和保护基督教徒。但爱薛1285年到波斯，1287年就回到元廷，回程走了两年（事详本书《爱薛传》），所以实际上不可能去过教廷；教皇有没有收到大汗赠送的法服和香也不得而知。

1287年，阿鲁浑汗派遣聂思脱里教会巡视总监列班扫马出使拜占廷、罗马教廷、法、英等国，谋求欧洲基督教国家协助他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列班扫马告诉教皇尼古拉四世说，忽必烈大汗“对罗马教廷和拉丁民族怀有热爱之情”，并代表阿鲁浑汗请求教皇派几名教士前往蒙古宫廷①。于是，1289年7月，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学识渊博并已在伊利汗国传教多年刚刚返①参见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卷第12期，1941年；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6，1976年。①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汉译本，页123。此信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中。①《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92引录的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忽必烈大汗信（梵蒂冈教廷档案）。回教廷的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约翰·孟特戈维诺率领传道团，持其致忽必烈大汗和阿鲁浑汗的书信前往东方。他们先住在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Tabriz=Tauris），1291年，孟特戈维诺与同事尼古拉和商人彼得结伴东行，取道忽里模子由海路至印度马八儿，留居年余（尼古拉在此去世），大约1293年由此乘船至中国，1294年到达大都②。这时忽必烈已死，孟特戈维诺向元成宗呈交了教皇信件，获准留在大都从事宗教活动，作为教皇的使节受到优待。据他后来写给教友的信中说，他结识了王侯阔里吉思（即汪古部驸马高唐王），得到许多赠予，还说服此王改宗了罗马正教。但他遭到聂思脱里派的攻击和诬陷（说他杀害了真正的教皇使者而冒充使者），因而常被审讯，历五年之久始得昭雪。1299年他在大都建了一所教堂，1303年有科隆省日耳曼人阿诺德来到大都协助他工作，1305年大商人彼得（即与他同来中国者）捐资购地又新建了一所教堂。他学会了鞑靼人的语言文字，将《新约》和《赞美诗》译出，并绘制了圣经图画六幅，加上拉丁、突厥（？）、波斯文注解以便传教，还收养幼童40名教以拉丁文和礼拜仪式，先后接受他洗礼者达6000人（按：主要是入居中国的阿速人）。1305年他托从中国回去的威尼斯商人带信给教友报告其经历，请求转达教廷，请教皇派德才兼备的教士前来协助他。1306年，他又发去一封信，是由在东方传教的同会教士托连蒂诺人托马斯（他很可能来过中国）转达教廷的①。

1307年，教皇克力门获悉孟特戈维诺的传教业绩，即任命他为汗八里（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授以统管这一新大教区和任命主教之权，遣方济各会教士安德鲁（意大利佩鲁贾人）等七人（其中一人未行）持其谕令和致大汗信前来大都。他们途经北印度，似曾逗留多时，有三人病故，安德鲁、帕列格里诺（意大利卡斯特洛人）、热拉德三人到达大都，时间大约是1313年或稍后②。元代汉文史料中有一则关于仁宗年间欧洲使节来华的记载当与上述诸教士的到来有关。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五《异域说》记道，至正七年他寓居镇江时，常州达鲁花赤岳忽难和平阳同知散竺台来访，“自言在延祐年间（1314—1320）忝宿卫近侍时，有佛■国使来，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地，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至正壬午间献黑马高九尺余..即其地所产。来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过七度海方抵京师。”所谓佛■国使很可能就是指教皇派来的安德鲁等人。据教会史籍记载，1312年教皇又②孟特戈维诺在马八儿给教友写了一封信（1292或1293年），讲到从忽里模子到马八儿的航程（见玉尔前揭书页209—218）。他于1305年从大都发给教友的信中说在马八儿住了十三个月，并谓到大都已十二年（同上书页197—203）。

①玉尔前揭书页169—170，页61；穆勒前揭书页208。

②安德鲁写给教友的信中讲到其到达大都的年代，诸手稿皆作1318年，但这个年代有误，因信中说他在大都住了五年，于帕列格里诺死（1322年）前四年迁到泉州。穆勒据此订正为1313年（见前揭书，页222，注①）。

派托马斯、吉洛姆和彼得（佛罗伦萨人）三名教士来中国，1318年帕列格里诺写给教友信中提到这位彼得已在大都③。安德鲁写给教友的信中说，教士们都得到皇帝赐给的一份“阿拉发”（阿拉伯语’alafah，意为口粮），即元朝供应使臣人等的津贴（祗应）；皇帝准许各种人信仰自由，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教。孟特戈维诺得到新来教友的协助，更积极扩展传教事业，在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泉州设立了教区，派热拉德去担任主教，寓居泉州的一位亚美尼亚富妇捐资兴建一座教堂。热拉德死，又派帕列格里诺继任，1318年，他从泉州致信教友，说还有三位教友在这里与他共事。不久安德鲁也迁居泉州，并于1322年帕烈格里诺死后继任主教，1326年他从泉州致信教友，说他用所得津贴又兴建了一座教堂。据1946年在泉州发现的安德鲁墓碑（拉丁文，碑文末所刻年份为M..XII）①，他应是死于1332年，葬在泉州。元代来往或寓居泉州的欧洲人为数不少，上述帕烈格里诺信中提到在这里的拉丁人，安德鲁信中提到有热那亚商人。据元顺帝时来华的教皇特使马黎诺里记载，泉州有小教友会教堂三所，还建有浴室和货栈供商人之用②。

大约1322—1328年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弗留里省波尔德诺内人）由印度航海来中国，至广州，继而北上，游历了泉州、福州、杭州、金陵（南京）、扬州、临清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后西行，历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甘肃、吐蕃（疑仅到过今青海境）等地区，约于1330年春回到本国。

元朝后期与罗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在欧洲和中国的史料中都留下了记载。后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派遣一个使团持诏出使教廷。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有这道诏书，文为：长生天气力里、众皇帝之皇帝圣旨：七海之外、日落之地，拂郎国基督教徒之主教皇阁下：朕遣使臣拂郎人安德鲁及随行十五人往贵国以开辟两国经常互派使节之途径，并仰教皇为朕祝福，在祈祷中常念及朕，仰接待朕之侍臣、基督之子阿速人。再者，朕使节归时，允其带回西方良马及珍奇之物。

兔儿年六月三日写于汗八里同时，大都阿速人福定（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同知枢院事）、香山（左阿速卫都指挥使）等也上书教皇，谓教皇之贤能使者约翰（孟特戈维诺）长期教导我等信仰天主，今约翰已去世八年，遂无导师指教，恳求教皇③玉尔前揭书页171（据瓦丁《圣方济各会年鉴》）；道森：《出使蒙古记》，页233。①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29—30，图版75。

②见玉尔前揭书页355。

速派一德劭学富的使者前来，并乞请教皇依皇帝之要求经常通使①。使团于1338年抵达当时教皇驻地阿维尼翁（法国南部），受到隆重接待，并游历各地。教皇本笃派遣方济各会教士佛罗伦萨人约翰·马黎诺里率领一数十人的使团，携其致元朝皇帝和钦察汗月即别的国书及诸多礼物赴元报聘，于同年12月从阿维尼翁出发，在那颇利和元朝来使会合，取道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境（经萨莱、阿力麻里等城，还在阿力麻里建了一座教堂）东行，至正二年（1342）七月抵达上都。马黎诺里使团所献礼物中有一匹骏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二寸），身纯黑，后二蹄白，“金辔重勒”，“曲项昂首，神俊超逸”。元顺帝大喜，称为“天马”，令在廷文臣赋诗作画，于是“拂郎国贡天马”成为哄动一时的大事①。马黎诺里使团32人留居大都达三年，受到优厚款待，后顺帝回赠厚礼，并发给三年路途津贴遣还，1346年由泉州乘船回国，1353年到达阿维尼翁复命。

据西史记载，早在1333年，教皇似已获悉孟特戈维诺去世，放任命方济各会教士尼古拉为汗八里总主教，率20名教士东来，但他们途中留居于阿力麻里，没有到大都，教皇曾致信察合台汗国敞失汗感谢其对诸教士的优待。尼古拉死于1338年。大约1340年，主教理查德等七人在阿力麻里被害②。此外，还有一位德国教士于1330年之前在中国某地传教。教会史书还记载有一位泉州主教于1362年在某地被害③。

元代中欧交往的频繁，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中国印刷术和火药武器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欧洲的。卢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诸人的旅行记以及众多来华教士的报告，大大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从此他们确切地知道古来所传的“丝国”、“秦国”，就是北称“契丹”、南称“蛮子”，人口、城池众多、物产丰富、农工商发达的中国。附表:①元顺帝诏书及福定等上教皇书皆见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此据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汉译本，页283—284，玉尔前揭书页314—316。

①《元史》卷四○《顺帝纪》；揭傒斯：《天马赞》，《揭傒斯集》卷十四；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近光集》；欧阳玄：《天马颂》，《圭斋集》卷一；吴师道：《天马赞》，《礼部集》卷十一等。画家周朗所作《天马图》，藏于内府，历代相传，清初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还见过此画，后下落不明（见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

②穆勒前揭书页224注⑨；玉尔前揭书页338（《马黎诺里东游回忆录》）。③穆勒前揭书页222，225注⑩。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畜牧业

第一节　元代的重农政策

元代初期，江淮流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南方保持宋代的发展水平，一些边远地区得到开发，农业生产显著发展。中期以后，开始出现衰敝的气象。

元朝虽囊括了金宋旧土，统治者面临的却是“地著务农者，日减月削，先畴畎亩，抛弃荒芜”，“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种植者例以无力，又皆灭裂卤莽”①的残败景象。在中原农业文明思想的影响下，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为加强新政权的物质基础，很快接受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一》）的观念，全面而又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或“劝农”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设立“劝农”机构，建立相应的官员考绩制度。中统元年（1260）下令以各路通晓农事者充任随路劝农官，次年，朝廷设劝农司，姚枢为大司农，陈邃等八十人充劝农使，分路督察。至元七年改立司农司，左丞张文谦为司农卿，专掌农桑水利，再次派劝农官及通晓水利者，分赴各地考绩地方官勤惰。二十五年，在江南设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主持垦荒等事宜。二十九年，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员二，兼察农事①。地方官员亦以“劝农”为要务，一般都兼有劝农官的职衔②。与此相配合，逐步制定了考绩地方官吏的制度。此种考核，至迟始于太宗经略汉地时（《元史·张荣传》），中统五年又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平、赋役平等五事考较县尹。此后，以上述标准迁赏和罢黜地方官员逐步形成制度③，并在至元五年劝农官举察勤惰时，对高唐州和河南陕县官分别作出升秩和降职的处置，“自是每岁申明其制”（《元史·食货志一》）。元廷以“户口增，田野辟”的标准倡导于上，象董文用、燕公楠这类劝农大臣又以显著政绩表率天下，于是，地方官员多以督励农桑为己任，许多官府衙门还一度绘有耕织之图，“使为①胡祗遹：《宝钞法》一，《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劝农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可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有些设置的年代与其他记述稍有出入，地方机构还作过一些调整，此不赘。

②王祯：《农书》卷四，《农桑通诀·劝农篇》；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四，《公移》一《农桑文册》：“管民官提调，廉访司体察”。

③《元典章》卷二《圣政》一《饬官吏》，卷十九《户部》五《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吏者出入观览而知其本”④，“劝农”形成一时风尚。

其次，招集逃亡，鼓励开荒。中统二年规定，“逃户复业者”有权收回原有产业，“合着差税”第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再“依例验等”科征①，荒闲之地则“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元史·食货志一》）。至元元年、十三年、十六年元廷多次下令拨给牛具种子，让南宋“新附民”和贫民垦荒，起科年限从三年展宽到六年，杂役则并予免除。此外，还制定出原主认领田产的年限，弃田过期“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②。二十八年七月，元廷招募百姓进一步开垦江南旷土，每户限五顷，官府发放田券，成为开垦者的永业田，三年后征租（《元史·世祖纪十三》）。桑麻果树的栽植同样受到鼓励，规定百姓垦辟的熟地，从栽种桑树和杂果等树之日起算，分别在八年和十五年后才“定夺差科”。对于“勤务农桑、增置家业”的农户，则要求本处官司“不得添加差役”③。

为保证农民全力垦作，元廷向江南地区颁布过“永为定例”的减免私租的规定④，并于至元十三年、大德二年明文强调，豪强势要不得强占田产、户计，已占者必须归还或转拨无地百姓⑤。蒙元之际，各地诸王军将或抢占大片农田“专放孳畜”，或放纵牲畜“犯桑枣禾稼”，或“辄入人家求索酒食”，或“围猎扰民”，忽必烈即位以来，屡屡诏令禁止，大量牧地得到清退⑥。同时，通过下达禁令、颁布《户口条画》和设立阑遗监，限止抑良为奴，将权豪势要非法占有的奴隶①理为民籍，散布各处的奴隶也被政府收编，通过这些措施，又从权豪势要手中夺回了大批劳动人手。

其三，推广“锄社”互助，设置“义仓”备荒。元政府将北方一些地区农户为生产互助而自发组成的“锄社”加以推广，其制规定，凡民户五十家为一社，社长由“高年晓事者”担任，增至百家、不足五十家或地远人稀者，则分别情况另行组社；田边树立木牌，上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社中的疾病凶丧之家，由众人合力相助，一社内如受灾民户较多，则“两社④虞集：《纺绩图跋》，《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①《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荒田·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②《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荒田》。

③《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农桑》、《栽种》、《开田栽桑年限》。④《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至元二十二年卢世荣奏准九事，其七曰：“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减私租》：至元二十年十月，定该年租税“十分中减免二分”。《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八年正月，“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⑤《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民田·强占民田回付本主》，卷二《圣政》一《重民籍》。⑥详《元史》诸本纪，卷一○五《刑法志》四《禁令》，卷九三《食货志》一，卷一三四《撒吉思传》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通制条格》卷十六《农桑》。①元代奴隶通称奴婢或驱口（郑所南：《心史》下《大义略叙》；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奴婢》），另分别情况，又有军奴、军驱、重台、阑遗人口、孛兰奚和寺奴等称谓。助之”；社长的徭役予以免除，地方官府不可另派科差。

至元六年，各路、府、州、县建常平仓以平抑物价。同年，每社置义仓一处，社长主持，丰年每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者可以杂粮代替；各社还应按规定“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许凿池养鱼和鹅鸭家禽，栽植莲藕、菱角等，“以助衣食”（《元史·食货志一》）。

其四，编修农书，制定农桑之制，组织、指导农业生产。在“重农”政策的推动下，一批总结生产经验的农书纷纷问世，官修的有《农桑辑要》、《农桑杂令》，私人撰写的各类农书约十七种之多，传世的有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陆泳《吴下田家志》及《田家五行志佚文》、刘美之《续竹谱》、柳贯《打枣谱》。俞宗本有《种树书》、《田牧志》等五种，其中以《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影响最大，是元代农技图书的代表之作。

其五，元代建设水利的制度也非常周密，中央设都水监，下设河道提举司，任用郭守敬、王允中等，“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元史·河渠志一》），并责成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督察。“农桑之制”十四条还对组织整治水利的事宜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第二节　元代的农业生产技术

时宜地宜的掌握和风土限制说的突破生物和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农业生产要获得丰收，就要尽量避免环境不宜所引起的损失。这就必须掌握时宜和地宜。我国先进的华夏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这里春夏秋冬季节性气候表现显著，人们容易看到天时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而且很早就想办法来掌握农时，并取得卓越成就。到元代，在这一方面又有新的突破。王祯《农书》把“授时”放在全书第一篇，说：“四季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虽有智者，不能冬种而春收。”①并指出须根据历法上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来确定应当进行哪些农事操作。王祯《农书》对历法和授时问题作了一个简明小结，绘出了“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它实际也是一种农事月历。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强调了两点。第一，“此图之作，以交立春节为正月，交立夏节为四月，交立秋节为七月，交立冬节为十月”①，依节气定月，可以正确地表现季节的变化。第二，“按月授时，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气，作标准以示中道，非胶柱鼓瑟之谓。若夫远近寒暖之渐殊，正闰常变之或异，又当推测晷度（日影度数），斟酌先后”②，指出图中所列各月农事，只能适用于一个地区，以此作为标准，其他地区应按照纬度和其他因素酌量变更。

地宜问题，古文献中谈到的较多。元代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发展。第一，对自然环境作较全面的分析。《农桑辑要》说：“谷之为品不一，风土各有所宜。种艺之时，早晚又各不同”，又说“一州之内，风土又各有所不同”。书中所说“风土”内容，谈到土壤种类，南北气候的不同，以及地形怎样影响气候等，反映作者已注意分析风土的多种多样性和影响风土的因素的错综复杂性。第二，对全国地形气候作了大体的概述。王祯《农书·地利篇》：“尝以大体考之，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第三，王祯《农书》根据全国风土和农产情况，绘成全国农业情况图。绘此图的目的是“审方域田壤之异，以分其类，参土化、土会之法以辨其种，如此可不失种土之宜，而能尽稼穑之利”。这是一种可贵的创举。可惜原图已经失传。第四，最重要是风土限制说的突破。《农桑辑要》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①王祯：《农书·授时篇》。

①王祯：《农书·授时篇》。

②王祯：《农书·授时篇》。

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解。盖不知中国之物，出于异方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产于牂柯、邛笮之表乎？然皆为中国珍用，奚独至于棉麻而疑之。虽然，托之风土，种艺之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农业生产必须重视地宜，但作物也有较广泛的适应性，有人将地宜简单绝对地理解为以地区来划分是错误的。而如此明确地批判风土限制说，则是始于元代。它反映出人们已不能满足于听任新作物在农业上自发地传播，而是要进一步大力促进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以及加强人的力量来改变自然。“谨于种艺”和“种得其法”就是加强人的力量的具体表现。

完整配套的农具以及旱地耕作技术的继续发展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所记述的各类农具有一百零三种之多。由此可以看出，元代，推前可至宋代，农具发展的特点：一是省力、高效，减轻劳动强度。如这时期发明的耧锄“止一人轻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锄的深度、功效比一般人操锄要高得多。还有把播种和施肥结合在一起的“粪耧”，系“于耧斗后，别置筛过的细粪，或拌蚕沙，耕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宋代出现的秧马主要是解除弯腰插秧的劳苦。而元代开始较普遍使用的水田耘耨工具——耘荡，比手耘足薅的功效可提高一倍。二是耕地、耘锄、收获工具在大田生产上已较为配套应用。宋元农书中讲述南方水田的农具，整地的已有：犁、耙、耖、碌碡、铁搭等；用作育秧移栽的农具有平板、秋绳、秧弹、秧马等；中耕的有耘荡；农田排灌的有翻车、筒车、戽斗、水转翻车、驴转翻车等。收获农具有麦钐、弹、笼和各种场上用具。还有若干农具是南北方水旱田通用的。三是农具专用化加强。王祯《农书》讲到犁地工具，曾述及铧和■，“■狭而厚，惟可正用；铧阔而薄，翻覆可使”。并引老农的话说：“开垦生地宜用■，翻转熟地宜用铧”，又说“北方多用铧，南方皆多用铧”。说明了某类型农具适用的地区、范围和作业项目，它如无齿耙、平板、耘荡、■刀等也是专用的农具。再就是耕槃、钩环等与软套的应用，使役畜和耕具间的传动、转向灵活，平稳力均。另外，农具所用钢铁质料也有重要变化，如镰、锄、铁搭等整个农具是锻制的熟铁，刃部大都加钢，大大提高了农具的质地。王祯《农书》的“农器图谱”，实为我国农具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齐民要术》对我国北方旱地耕作技术作过精湛的总结，经过六七百年后，旱地耕作技术继续有所发展。为保证耕作质量而提出一些精细的技术要求，是犁、耙、耱、碌碡等工具配套后所必然出现的事。《种莳直说》、《韩氏直说》等农书中，强调耕地，不只要犁深，而且要多耙、细耙。这样，土壤上虚下实，地力情况好；有油土四指多，就能耐旱，春季缺雨，也可及时下种，根土相接，禾苗长得整齐，少罹虫病。王祯《农书·垦耕篇》所记述的向外缴耕（套翻）和向内缴耕相结合的方法，可保证田面平整，避免漏耕现象，利于操犁回转，减少地头空走。这是了不起的技术创造和方法改革，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王祯《农书》对麦、稻两熟田种麦前后的耕作安排，除耕法与旱地耕作类似，还总结有掘腰沟泄水的技术措施，对降低冬作田地下水位，促使麦根下扎，提高产量有很重要的作用。

北方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还有许多方面，如《种莳直说》中的种谷耘苗之法：“第一次曰撮苗，第二次曰布，第三次曰拥，第四次曰复”，而且指出，一次功夫不到，就要出现草荒和秕粒。收获和场上作业的技术也有不少进步，《韩氏直说》讲麦熟要抢时间，过时收割就会造成损失。收割后地里、场上都要采取防雨措施，要精收细打。小麦收割后，又要不误秋苗的锄治。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场上用具占有很大比重，这与收打技术的精细和希求高效有关。

棉花的推广及其种植技术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中说：“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而其种植逐渐广泛，形成了“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棉花分别从南路和北路引入大江南北，一路从云南传入四川，另一途径是自两广向北推进。长江下游于宋末元初植棉业发展迅速。胡三省《资治通鉴》注①中说：“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畮下子种即生。”黄河中下游棉花的种植不晚于元初。元初的《农桑辑要》记载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两方之民，深荷其利。”元政府大力提倡植棉，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在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设立“木棉提举司”，为专门征集棉布的机构。其时每年征收棉布约十万匹。

宋代农书中叙述植棉技术的还很少，到元代，《农桑辑要》一书明确标出“新添栽木棉法”专条。具体技术措施除耕、耙施肥外，尚有关于种子淘选、浸种、拌种、催芽技术，棉花移栽，保持稀疏适宜的留苗补苗措施；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控制生长，免得无效蕾铃徒然消耗养分的整枝打顶去旁心技术，以及关于收获适期的总结：“初收者未实，近霜者又不可用，惟中间时月收者为上”等。保存种子的方法则是“须经日晒燥，带棉收贮，临种时再晒，旋碾即下”。上述棉花留种、种子处理、整枝打杈等技术措施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①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始于宋末，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定稿。

园艺和蚕桑技术元人王结认为蔬菜不仅可以助味，而且可以转卖赚钱，救饥度荒①。有人则说“种蔬胜种稻”②。反映出蔬菜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大为提高。王祯《农书》中列有三十余种蔬菜，并记述了栽培技艺。③书中虽讲葵为百菜之主，“今南北皆有之”，但没有具体叙述，可能已为菘（即白菜）所取代。宋《图经本草》提到扬州有一种菘“叶圆而大”，又有牛肚菘“叶最大”，并说菘“今南北皆有之”。明确讲到白菜的是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1356—1357）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另一广泛种植的蔬菜是萝卜。王祯《农书》说萝卜“在在有之’。《农桑辑要》中对萝卜的整地、施肥、播种、浇灌、窖藏等有具体的记述。总之，这一时期叶菜类、根菜类、果菜类、笋、菌等各项蔬食的生产技艺已相当精细，野菜也已为人们所注意。王祯《农书》等还记述了一些特殊栽培法，以用马粪为热源栽培韭黄。在冬季，挖掘韭根，移藏于地屋中，培以马粪。这种方法栽培的韭叶，“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它可以“比常韭易利数倍，北方甚珍之”①。这是与屋内升火增温不同的生产韭黄的方式，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园艺技术发明。王祯《农书》中还记载了风障栽培韭菜的方法：就原韭畦，用秫秸夹防风篱障，遮挡北风，以改变韭畦的小气候，提高地温、气温。至春，韭芽可以早出。它已蕴含了现今风障阳畦保护蔬菜种植的主要内容。《务本新书》中还提到一种整枝打叶、控制蔬菜生长发育的经验，说在茄子“初开花，斟酌窠数，削去枝叶，再长晚茄”。西瓜的留蔓条、去余蔓、掐除余花等技艺②对后世也有重要意义。

果树栽培管理和嫁接技术这时期有不少有价值的创造。王祯《农书》提出了一些果树以枝条萌芽状态为掌握宜栽期的经验标准，如枣鸡口、槐兔目、桑虾蟆眼、榆负瘤等。截去果木主根，在南方高寒地方种桔柚和北方寒冷地区种植果树以及拒霜雪、耐苦寒、防虫害等方面的技术比以前也有所发展。王祯《农书》说“凡桑果，以接博为妙，一年后，便可获利”，把嫁接看作生产技术中容易见到经济效果的措施。并且从原则上论述了接穗、砧木的选用要求，强调工具必须齐备，技艺要精熟，时间掌握要严格。书中还讲①王结：《文忠集》卷六。

②舒岳祥：《阆风集》卷三。

③王祯：《农书·百谷谱》“蓏属”、“蔬属”。

①王祯：《农书·百谷谱》。

②王祯：《农书·百谷谱》。

到六种嫁接法①，其中身接、根接、枝接为古老的嫁接方式，而靥接（相当现在的嵌芽接）、搭接（相当现在的舌接）、皮接（相当现在的腹接）则是此时期的创新。温革《分门琐碎录》所说的“脱果法”，即采取压条法，是于八月间以牛粪和土包在结果树枝条的鹤膝处，状如大杯，用纸袋覆裹，麻皮缠绕，任其开花结果；第二年秋，试拆一包检视，如果生根，则切断本根另埋土中。此法是果树无性繁殖方面的一项创造。

宋元以来杭嘉湖地区开始成为我国东南最大的蚕桑基地。在栽桑技术方面，《蚕桑辑要》和王祯《农书》对桑树嫁接技术均作了总结，是我国现存古农书中关于桑树嫁接技术最完整的记载。在《齐民要术》以后六七百年间，桑树栽培技术有了迅速发展和提高。一是桑树嫁接法由三种发展为六种②；二是鲁桑南移至杭嘉湖地区后，在当地通过自然选择和人为选择，形成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品种——湖桑③；三是对桑树的病虫害防治有了一定的认识④。在养蚕技术方面的成就：一是民间对蚕的良种选留更为重视，《务本新书》说：“养蚕之法，茧种为先..开簇时，须择近上向阳或在茧草上者，此乃强良好茧”。二、对蚕卵的选择作用已从单纯的“浴卵”防治增健的角度，进而从蚕卵生理方面考虑择优，于腊八至立春冬季最寒冷季节把蚕种放在室外承受风霜熬炼，此即所谓“天浴”，是很有意义的创新①。第三，《农桑辑要》把元代以前民间的养蚕经验总结概括为“十体、三光、八宜、三稀、五广”“十字诀”：“十体”即寒、热、饥、饱、稀、密、眠、起、紧、慢（谓饲时紧慢也）（《务本新书》）；“三光”是看蚕体皮色变化来确定养蚕技术处理的一个概括；“八宜”则概括了应注意蚕的饲养环境全过程（《韩氏直说》），“三稀”即下蛾、上箔、入簇（《蚕经》）；“五广”即一人、二桑、三屋、四箔、五簇（《蚕经》）。对蚕病发生的环境诱因，已经掌握了一般规律：“寒而骤热，则黄软多病”（《士民必用》）；“蚕食湿叶，多生泻病。食热叶则腹结头大尾尖”（《士民必用》）；蚕儿受饥则“气弱而生病，亦眠迟而茧薄也”（《农桑辑要》）。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对养蚕常用器具绘出了较精致的图形，使我们得以了解古代养蚕工具的全貌。“曲薄”或称“蚕箔”，南方则用“蚕篚”（蚕筐），为盛蚕的主要工具；“蚕槌”是支架曲薄的木架；蚕盘与蚕架，盘也为盛蚕器，架为搁盘之用，为长江以南蚕区的创制；蚕网和蚕杓，网罩于盘上，杓为匀蚕、匀叶器，也都为南方劳动人民的创新。此外，书中还介绍了簇具、茧瓮、茧笼、缫车等工具。

①王祯：《农书·农桑通诀》。

②王祯：《农书·农桑通诀》。

③《齐民四术·郡县农政》。

④《农桑辑要》引《农桑要旨》，王祯：《农书·农桑通诀》。

①《农桑辑要·浴连》夹注。

元代的农书自耶律楚材建议改变“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野以为牧地”的政策后，元朝统治者转而采取了兴办水利，劝课农桑，刊刻传布农书等措施，所以元朝建国虽然不到一百年，但在农学上还是取得了较大成就，留传下了《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三部著名的农书。

《农桑辑要》为元朝司农司官颁的综合性大型农书。据王磐至元十年所写序，本书至迟已于此年编写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农书。元政府先后刊印了一万部，颁发给地方各级管农事的官员。今本《农桑辑要》出自《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将七卷《辑要》并为二卷，《四库全书》馆辑出时，仍分七卷。今本《农桑辑要》的简目为：卷一，典训、耕垦；卷二，播种（即农作物栽培各论）；卷三，栽桑；卷四，养蚕；卷五，瓜菜、果实；卷六，竹木、药草；卷七，孳畜（包括家畜、家禽、鱼、蜜蜂，末附岁用杂事）。全书6万字，体系完备，规模较大，引用典籍繁多，一律标明来历，注重实用。是书内容蚕桑占有较大分量，对于苎麻、棉花的推广种植，尤为重视，除了详述其栽种技术，并批判了过分强调风土不宜，障碍新引进作物传播的唯风土说。

大德八年（1304），元政府下令有关部门刊刻王祯所著的《农书》。王祯，山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曾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永丰（今江西广丰县）等县县尹。该书自序作于皇庆二年（1313）。《王祯农书》总计三十七集①，十三万余言，插图二百八十余幅。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农桑通诀》，可以说是农业总论，开端首列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接着是本论十六篇：授时、地利、孝弟力田、垦耕、耙耢、播种、锄治、粪壤、灌溉、劝助、收获、蓄积、种植（种桑及材木、果实）、畜养（养马、牛、羊、猪、鸡、鹅、鱼、蜜蜂）、蚕缫、祈极。《百谷谱》，包括谷属（两集）、蓏属、蔬属（两集）、果属（三集）、竹木、杂类（所收都是经济作物）、饮食类并附备荒论。《农器图谱》，分二十门：田制、耒耜、锸、钱镈、铚艾、杷扒、蓑笠、蓧蒉、杵臼、仓廪、鼎釜、舟车、灌溉、利用（主要是利用水做动力），■麦、蚕缫、蚕桑、织纴、纩絮、麻苎，末附杂录（二目：一是法制长生屋，一是造活字印书法）。不仅有图，并说明构造和用法。《农桑衣食撮要》，元延祐元年（1314）成书。作者鲁明善，维吾尔族人。此书系他在寿春郡（今安徽寿县）任监察官时编写的，为农家历书性质的农书。全书分为十二个月，每月列举应操作的农事。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农作物、蔬、果、竹木、畜牧、蚕桑、养蜂等，兼及农产品加工、贮藏和酿造，逐条说明怎样做法，适合于一般农家实际应用，其中有造酪、晒干酪、①王祯：《农书》，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造酥酒法，显然系受到游牧民族饮食的影响。

除以上三部重要农书外，另有几部兽医书，流传不久即散失。《田家五行》及“拾遗”是专讲江南气象预测、占候的，也有一些关于稻、麦开花特点的记述资料。

第三节　元代农业的恢复、发展与衰敝

农业的恢复、发展由于“重农”举措得力，元代初期在土地开发、水利兴修以及经济作物的推广栽培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出一派恢复与发展的良好势头。反映元代前期这种面貌的记载非常丰富，有些地区繁盛兴旺的景象甚至非常突出，如陕西泾汾地区在蒙金之际的状况是“蓁莽榆棘，连云蔽日”，“千里萧条”，“人迹几绝”，经过招抚，民众“稍稍归集，■芜挽犁，渐就耕业”，然而“初皆食草实，衣故书纸”。垦殖之后，出现“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陇右金石录·元重修王母官碑》）的景象。另一条材料证实了这种景象并非虚言：“晋地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墟）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①。宋元之际的两淮大片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其间”，六七十年后，人们见到的景象是“生聚之繁，田畴之辟，商旅之奔凑，穰穰于视昔远矣！”②元代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大批荒废土地通过种种途径得到开发。其中屯田是开发填实大批荒闲土地的主要措施，此项行动大概始于成吉思汗称汗后的十一至十三年（在阿鲁欢地区兴办称海屯田③），中原地区大概始于十六年（由木华黎部将兴办固安屯田）。开始是随营立屯，解决军需，忽必烈时逐步成为重农措施的一项组成部分，发展成遍及全国的规模空前的屯田。到大德年间，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处①，二十万顷左右，约占全国垦田数的三分之一②。

屯田分两大系统，中央所属枢密院、大司农与宣徽院屯田，多在腹里地区。地方所属有各行省屯田，有经略使司、提举司统领或路、府、州、县所辖屯田，再有僻远地区的一些屯田点。“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①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三《梯云庄记》。

②孔齐：《至正直记》卷四《钟山王气》；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杨翮：《佩玉斋类稿》卷二，《含山县题名记》。

③《元史》卷一二○《镇海传》；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十《镇海神道碑》。①《元史》卷一○○《兵志》三《屯田》记为九十余处，此据《元史》卷二○《成宗纪》三。②屯田数梁方仲先生统计为十七万四千八百余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依据的是《元史·兵志》所列数目，缺漏之处自然很多，故万国鼎先生认为当在二十万顷以上，这个估计当更接近于真实；全国垦田数也参照万先生的估计（万国鼎：《金元之田制》，《金陵学报》2卷第1期）。

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既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元史·兵志三》）地域分布之广，前所未有。

北面除和林、称海之外，更远有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谦州屯田，西南面深入到云南、广西边远地带；东北的肇州屯田万户府达黑龙江江口，高丽境内也有十多处屯田；南面远及海南、海北。内地河南行省为数居首，次为腹里地区，所谓“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另一类开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带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集，南北朝时期已显示出明显的经济活力，逐步成为全国的主要粮仓和财赋之区，因而人民趋之若鹜，人口密度很高，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也很突出。经过长期努力，劳动人民逐步摸索出一些开发土地的特殊形式。王祯《农书》对这些形式作了系统总结，其中有“筑土作围”而成的围田（圩田与此相类），有在海边涂泥之上种植稗草而受斥卤，“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的涂田，有“似围而小”的柜田，有用木材相缚，其上积土，浮于水面，可得“速收之效”的架田（葑田）。围田、圩田、沙涂田等经营形式，宋元时代因多施行于湖泊地区，所以也往往泛称湖田、湖地。以此类形式经营、开发土地，大致始于北宋，南宋形成高潮，元代继续盛行。如松江曹梦炎，占淀山湖大半湖田，达九十三围、数万亩之多，积粟百万石，北人称“富蛮子”①。文宗赐给权臣燕铁木儿嘉兴、平江、江阴地区的芦场荡山和在沙涂沙地地带的圩田，达五百余顷。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带，因河水“涸露”而形成“水泊淤地”，称为“黄河退滩地”，多为权豪抢占，其数量也相当可观。

水利建设的成就亦较可观。《元史》归纳与农业有关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导浑河、疏滦水、浚冶河、障滹沱，疏陕西之三白，泄江湖之淫潦（主要指浙西水利工程，见下），立捍海之横塘（指浙江盐官州捍海石塘）（《元史·河渠志一》）。此外还有许多重大项目未被列入，如中统年间在太行山下开浚大河四道，成广济渠，附近五县农田三千余顷均获其利（《元史·河渠志二》）。至元元年，郭守敬会同张文谦在西夏故地修复中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的唐末、汉延二渠及西夏故境内其他水渠，“计溉田九万余顷”②。二十六年起朵儿赤又用三年时间在中兴“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使“赋额增倍”（《元史·朵儿赤传》）。至元十六年，王志谨于今陕西户县、周至两县交界处引涝水开长渠二百余里，使沿岸地区“了无干旱之患”（薛友谅：《开涝水记》）。游显曾在襄阳“复铁构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①。①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

②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伏》，载《元文类》卷五○。

①程钜夫：《江淮行省平章游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乌古孙泽任海南海北廉访使时，浚故湖，筑大堤，“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土”（《元史·乌古孙泽传》）。赵世延在四川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元史·赵世延传》）。张立道任大理等处巡行使，曾为昆明池泄洪排水，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武宗时，哈剌哈孙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数千顷”（《元史·哈剌哈孙传》）。衢州（治今浙江衢县）总管朱景周修复黄堰，溉田数万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七《碑志》十一）。

兴修水利的高潮主要在世祖、成宗两代，此后亦续有修浚，有的工程用工高达一百数十万，如黄河于世祖、成宗、仁宗、文宗时多次决口，工役屡兴，至正九年（1349）采用都漕运使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之策，十一年，发动十五万民工，二万士兵，为时七个月左右，达到预期目的（《元史·河渠志三》）。太湖流域的苏、湖、常、秀是财赋所出之地，但地势低洼，众水注入太湖，水涝则须导水入海，但湖河港汊之间，权势占为农田，围田又比比皆是，一有水涝，湖水渲泄受阻，统一二十多年来，水灾频发，历来是水利工程的重点地区。至元二年，平江设都水庸田使司，五年复立又罢。大德二年（1298）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专一修筑田围，疏浚河道”。八年五月，于平江立行都水监，“直隶中书省”②。泰定三年（1326），又置都水庸田司于平江，任仁发等人围绕开江、围岸、置闸等主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泰定八年、至正元年以及至顺、后至元年间多次兴役，大规模开挖淤塞的通海河道。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元制），江浙地区上田五到六石，中田三到四石，下田二到三石①，湖广地区上田三石，下田二石②，实际就是宋代（主要指南宋）所达到的水平。云南地区的水稻产量，一般是二石（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陕西汉中地区栽种的水稻“收皆亩钟”③。由于水稻是典型的高产作物，所以元代继续被引种到北方，引植较早的如河北的蓟州（治今蓟县）、渔阳（治今天津市蓟县）地区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⑤、漠北称海地区②见明姚文灏编《浙西水利书·元书》之《复立都水庸田司》条及《立行水监》条。①南宋末吴地亩产为米三石，山田米二石（方回：《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续古今考》卷十八。庆元路鄮山书院水田亩产二石有余（《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从租额看，江南一些地方官田每亩纳租一石半（《存复斋文集》十，《买官田》），一些寺田的租额是三石三斗（《越中金石志》卷七，《南镇庙置田地》），职田租米有达三石的（苏天爵：《太史院使齐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九）。某些地区官田平均每亩纳租有可能高达四石有余（详《续通考》卷六，《田赋六》）。租谷出米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租率接三、七或四、六分成计，元代多属对分制，亩产稻谷量可按此推算出来。

②王炎：《上林鄂州书》，《双溪集》卷二七。

③程钜夫：《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④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

⑥、河南怀州（治今沁阳）及沁水流域。元末海运不通，元廷在河南洼地置屯田八处，并设都水庸田使司经营水稻种植。河北保定、河间、武清、景蓟等地原来分布大批水田，至正十三、十五年在此基础上发展屯田，范围包括大都近畿的大片地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密云、顺义），一度收到“岁乃大稔”的效果⑦。

经济作物的栽培也受到元政府的高度重视。按“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的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等，数量同；每丁至少种杂果十株（以成活为准）。所在官司必须如实上报，否则即属有罪。由于栽种普遍，所以《农书》提到楮树、榆树、漆树与桔、柑、荔枝等果木杂树的种植与经济价值。元代农书记载的染料作物中列有兰靛多种，红色十种，青绿色十种，褐色十三种。竹是造纸、制扇、建筑的重要材料，也广泛用于手工制作业，“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河南怀孟、卫辉、襄阳、邓州等处山中所长竹杆“不胜其数”，怀、洛、关西等处平原“见有竹园约五百余顷”，江西行省竹园可办课额达一千二百余锭。在这些官营竹园外，尚有大量私营竹园散布于上述地区，从而形成腹里、江南所求购的产品优势①。

清末以前的棉花有木本、草本之分，它们分别从南北两道传入中国。宋代南道棉（以木本为主）从闽广进入两浙、江西②，北道棉（主要为草本）进入河西走廊，元代进一步进入内地，据元初编定的《农桑辑要》说，“西域所产”的木棉，“近岁以来，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因而，“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③。尔后《农书》又说，木棉本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可见，元代的棉花种植已推进到黄河、江淮流域以及四川地区。元代几部农书记录了从选⑤《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元年“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天历时期，豪强拦截沁水“栽种水稻”。

⑥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元文类》卷二五。

⑦至正十三年立分司农司，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分司农司》，卷一三八《脱脱传》。十五年又于“有田去处”置大兵农司，下辖保定等处、河间等处、景蓟等处大兵农使司，共有兵农千户所二十四处，百户所四十八处。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大兵农司》。

①《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竹课》之《紫竹扇杆收买给引》、《竹货依例收税》、《腹里竹课依旧江南亦通行》。

②详漆侠：《宋代经济史》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多种经营的渐次展开》一、《棉花的种植及其向江西、两浙诸路的传播》。关于木棉、草棉的特性与传播可参考：P.Pelliot，Notes，onMarcoPolo，1，183。Cotton，Paris，1959。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的种植和纺织》，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咸、陈渭坤：《中国植棉史考略》，《中国农史》1977年第1期。

③《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种、浸种、育苗、深耕、畦畛、锄治、去心、采摘等棉花种植、生长的各主要环节，充分反映了棉花种植的普遍和技术的提高。

桑树是传统作物，元代与粮食作物并重，农书用大量篇幅予以记载。至元七年颁布的“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规定，在土性适宜的地区，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于是，桑树种植遍及南北。宋代蚕桑业十分发达的河朔地区仍保持兴旺的势头，如广平路（治今河北永平县）“课树桑亿万计”①，真定地区“千里桑麻绿荫城”②，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③。汾水流域与河南一带的农户于农居和农田周围种桑的情景十分普遍④，山东滨州（治今山东滨县）由“田桑多荒”而“新桑遍野”⑤，长江中游的蕲春县，“学之闲田悉以种桑”⑥。云南爨、僰之人虽知蚕桑，但未得其法，张立道于至元初进入云南，推广种制之法，结果“收利十倍于田，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元史·张立道传》）。在知州的倡导下，江浙地区的海宁州（治今海宁西南）亦是一派“桑柘榆柳，交荫境内”（《元史·臧梦解传》）的景象。

宋代的广南西路（治今广西桂林）、川陕路是苎麻的主要产区，元初已推广到河南。山西地区土地亦适宜种麻，麻布成为当地特色产品，农民以此“贸易白银，以供官赋”①。

元代产茶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宋代茶叶种植区域以成都府路、利州路、江南东西路、淮南路为主，特别是淮南，北宋时增设了十三处山场，但两宋之际发生很大变化，山东、河南的大片茶树或是“恣民耕樵”，或是“率多枯槁”（《金史·食货志四》），因此，入元以后主要产茶区明显向南推移，其分布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实行榷茶、征收茶课的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下辖的若干产茶区：杭州、宁国、龙兴、建宁、庐州、岳州、鄂州、常州、湖州、潭州、静江、临江、平江、兴国、常德府、古田建安等处②。另包括四川，即四川地区也遍布茶场③。第二种类型是皇室直接控制的茶①马祖常：《广平路总管邢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六七。

②陈孚：《真定怀古》，载《元诗选》二集丙集。陈孚卒于大德七年，他回忆的应是元初期的景象。③《马可波罗行纪》110章《京兆府城》，冯承钧译本。

④余阙《梯云庄记》，《青阳先生文集》卷三；乃贤：《颍州老翁歌》，《金台集》卷一。⑤赵孟頫：《大元故嘉议大夫燕南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志铭》，《松雪斋文集》卷八。⑥《说学斋稿》卷上《蕲春县兴学颂》。

①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②《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资品》。榷茶都转运司的设置有一个过程，此不赘，但上列十六处榷茶区不久取消湖州、鄂州两处，增列江州（《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十多年后，罢去淮南仅有的庐州（《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至大元年又以龙兴、瑞州为皇太后汤沐邑，“其课入徽政院”（《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元后期，大概仅存七处（《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茶法》）。

区，它们负责上贡精绝品种。宋代在福建建安设“岁取上供”的官烘三十二，采茶、制茶工两千多人④，元代“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辖的“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拥有七个提领所（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加上另一个“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元史·百官志三》），共拥有采茶、制茶工二万五千以上。除上述榷茶和贡茶的茶叶产区之外，广州、云南等地也遍布茶场①。作为脱离农业而独立经营茶叶生产的专业户称为茶户、园户、磨户或山场小民②。茶叶除传统品种外，忽思慧《饮膳正要》首见记载的尚有河南的温桑茶③，“出直北地面，味温甘”的女须儿，“出本土，味甘涩，煎用酥油”的西番大叶茶。

元代中期以后农业衰敝气象的显现蒙古贵族取金、宋而代之后，虽给传统的农业社会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但就总体而言，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积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并且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落后因素。蒙元时代的农民遭受的压榨和剥削是多方面的（详参《赋役》部分）。就社会关系而言，统治阶级由贵族、官僚、上层僧侣、大地主和豪商组成，被统治阶级有包括自耕农在内的“诸色户计”，有处于最下层的奴婢和佃农。元代奴婢数量空前增加，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所占比例不大，所以元人认为，“国家以农为重..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不可不以佃人为重”④。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佃户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契约形式构成，但佃户对主人的隶属关系尚不见明显松动的迹象。元籍记载说，浙江安吉一地主以好食鸡著称，一日经过佃户家，佃客投所好而烹鸡，他凭几午憩，鸡熟而主未醒，佃客乃“侍候于旁”①；黄岩地方风俗“贵贱等分甚严，佃户见主不敢施揖”（黄涛：《闲中今古录》卷二）。主人还可任意役使佃户及其子女，干涉其婚姻。在河南陕州地区，有的将少量荒远土地“夹带佃户典卖”，称“随田佃客”，甚至将佃客“计其③征榷川茶的机构于至元二十二年最后定名为四川盐茶运司，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四川各地（《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局院官》）。

④参见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载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①如广州诸县都产茶（《大元一统志》卷九《广州路土产》），云南地区的茶叶是百姓主要贸易品种之一（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

②散见于《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茶课》等篇。

③《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称其“实非茶也”。

④陈元靓：《事林广记》卷八，《人事类》（上），《治家法度·佃客须加宽恤》。佃人有庄客、佃客、浮客、租户、种户、种地人、地客、火客、屡人等多种称谓。

①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好食鸡》。

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身份，与买卖牲口无异”②，体现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地租有分成租（从文献记载看，对分制比较普遍），较多实行定额租制。佃户按所属主人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官田佃户，租额一般是一斗五升至三斗三升。二是职田佃户，租米由六斗至一石甚或三石。三是私田佃户，租米有三斗至一石，谷有一石三斗至二石六斗，其中如浙江地区的寺田，少至四、五斗，多至租米一石至三石二斗。按国家规定，上田地租不过亩输三升，上述租额，至有超过十倍者，究其原因，除地主“恣意多取”外，另有值得注意之点，即“吐退转佃”现象非常普遍③。官田往往由权豪势要承佃包租（称总佃），往下再有“分佃”者④，另有帮助地主经理田租的管干（职田称提控总领），地租由此层层加码。职田佃户，九品不下三五十户，三品至五品七百户。私田佃户为数更多，“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大护国仁王寺有佃户三万七千多户⑤，而“杭州省里管着寺家的佃户，约五十万户有余”⑥。高额地租加上各种敲榨苛索，使大批佃户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极其薄弱，危难之际，多举高利贷饮鸩止渴，如大德八年江浙省臣即反映：“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若值青黄未接之时或遇水旱灾伤之际，多于田主家借债贷粮接缺食用”，田主则“必须勒令多取利息，方才应付；或于立约之时，便行添答数目，以利作本。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户合得粮米，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地荒废”①。

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严重。据《元史》统计，贵族、官僚、寺院的赐田数分别为二千七百余顷、一万四千七百余顷和十六万七千余顷，共十八万五千余顷②。如至大二年（1309）赐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泰定三年（1325）赐伯颜河南田五千顷，大承天护圣寺所得赐地至少在十六万余顷③。一般大地主占地的数额相当惊人，如延祐年间松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③《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拨赐田地》。

④《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官田·转佃官田》；《元史》卷一八四《王克敬传》；《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⑤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程雪楼集》卷九。

⑥《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寺院佃户》。

①《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种佃·佃户不给田主借贷》。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乙表25《元代的赐田》。梁先生仅依据《元史》统计，而且，赐田因时因政治原因变化，尚有赐而拘收、转拨诸多因素，故统计数目仅反映一个大概情况。

③至顺元年与至正七年两次赐给该寺山东土地，数量均在十六万余顷，可能是拘收后又拨赐或后一次是重复颁布，似不应重复计算。

江下砂场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杨瑀：《山居新语》）。朱清、张瑄两家田宅“遍于吴中”④。因而元代前期的赵天麟指出，在江南地区，“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并故也”（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后期名臣余阙也说：“吴人之兼并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⑤再如福建崇安地区共有田五十都（都是乡村中按一定土地数量划分的地域单位，也是县以下的一个基层单位），税粮六千石，而约占总户数十分之一的五十多户“大家”负担的税粮占去百分之八十三（五千石），其余十分之九的佃户，仅纳粮一千石，占百分之十七，“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佃民之粮，或仅升合！”（《元史·邹伯颜传》）

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最初在政治上显示出一些振兴气象，因而他们制订和规划的“重农”举措收到一定成效，但不久局势逐步逆转，大德元年前后，一系列“妨农之役”已成为社会公害，中央不得不申令罢免（《元史·食货志一》）。随着吏治的日益败坏，原来行之有效的种种举措便明显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一发不可收拾，如中期和后期的大臣都相继指出，地方政府和劝农官名为“劝农”、“养民”，其实却是“扰之”、“劳之”、“废之”①。前述苗好谦献“种莳之法”，曾因收效显著而广为推行，但到了延祐年间，“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元史·食货志一》）。又如屯田，据当时人揭示，因“所用者多非其人”，武宗以前已全面呈现“废弛”局面②。设置常平仓是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辅助性措施，但忽必烈时代已名存而实废。生产工具的经营权由官府把持，质次价高，忽必烈时代已形成坑农图利的一大祸害，农民叹道：“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拘卖农器③！”

吏治败坏也给农业命脉所系的水利灌溉带来无穷灾难，这方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权豪的直接破坏，他们在排灌系统地带或是围水起田，或是起立碾硙图利，使得原来兴建和疏浚好的灌溉系统的排洪渠道遭严重毁坏，如在黄河流域，遇到干旱，河身涸露，水泊淤地便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滥，水无所归，遂致为害”（《元史·河渠志二》）。广济渠修成后曾灌溉良田数万顷，但后来豪民沿渠立堰起立碾磨，河北保定清苑水塘也发生类似情况，结果是“沙塞堤圮”、“灌溉利绝”①。这类情况在江南水网地区更为严重，如镇江路练湖（在今江苏丹阳市西北），豪势之家在湖中筑堤，围田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⑤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山房集》卷四。

①张养浩：《三事忠告》上《宣化第五·劝劳》；许有壬：《至正集》卷二四《公移》一《农桑文册》。②《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一五○《何玮（何伯祥子）传》。

③胡祗遹：《农器叹》，《紫山大全集》卷四。

①《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刘因：《清苑县尹耶律公遗爱碑》，《静修文集》卷四。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滥”。吴松江是浙西太湖地区十分重要的通海排洪渠道；淀山湖上承太湖，下经黄浦江东向入海，也是太湖地区蓄水、排洪的自然湖泊，但权豪势要不断占荡、筑堤为田，每遇水旱，必然泛滥成灾（《元史·河渠志二》。自然灾害在所难免，但与政治腐败结合起来，后果就相当严重，所以，早在大德之初“妨农之役”屡兴不绝之时，随之而来的情况就是“旱暵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元史·食货志一》）元代中后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如至大元年（1308）夏秋之间，地震、风雨、饥荒、疫疠连作，巩昌、归德、泰安、济宁、真定、江浙各地“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元史·武宗纪一》）。次年，益都、东平、东昌、济宁、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泰安、高唐、曹、濮、德、扬、高邮、滁等地“蝗蝝遍野，百姓艰食”（《元史·武宗纪二》）。天历年间，又因水、旱、疫等灾害，陕西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余口，河南府路饥民二万七千余口，江浙北部饥民六十余万口，南部饥民十一万八千余户，华北及黄河中下游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余口（《元史·文宗纪一》）。元统二年和后至元三年，京畿水灾，饥民四十余万。江浙先后两次大灾，饥民分别为五十九万和四十万（《元史·顺帝纪一、二》）。至正四年和五年，大河南北先旱后疫，“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民之死者过半”①，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出现较明显的衰敝气象。

①乃贤：《金台集》卷一《颍川老翁歌》及余阙后注（余阙文亦见《青阳集》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

第四节　畜牧业

蒙古贵族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后，其畜牧业向内地，特别是向华北地区大力渗透，而内地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牧区经济，在大统一的国度里形成农牧经济交相渗透的局面。然而，由于元代频繁用兵、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统治集团的滥行耗费，使得有可能呈现发展势头的畜牧经济很快陷入蹇涩、衰微的境地。

畜产品的巨额需求与来源大蒙古国建立以来，庞大的国家机器对畜产品的需求比过去大幅度增加了。除蒙古、色目人的日常巨额消费外，另有一系列特殊需求：一是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以武宗登位时举办的忽里台聚会为例，宴乐七日，每日食用马四十，羊四千，另用马七百、羊七千挏乳洒地，使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①。一般朝会，也得用一百零五辆车和九十匹马装载马奶，提供饮用。

此外，皇室祭祀、宫人出入、上都巡行等一系列活动，都必须按例为皇帝和僚属提供大批马匹和肉食乳酪②。礼佛开支也相当惊人，以延祐二年（1313）二月的一次统计为例，各寺修佛事，曾“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元史·仁宗纪一》）。皇室之外，见于记载的有权臣燕铁木儿，一次宴会要宰杀十三匹马（《元史·燕铁木儿传》）。后人还统计过，宋室后、妃人等被俘后，每日支取的羊肉达一千六百斤之多③。第二大需求是军事供给。元代频繁用兵，因而在原有装备之外不断进行大规模征敛，据《大元马政记》记载，从忽必烈中统元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260—1328）期间，曾多次以“和市”与“刷马”的名义征取马匹，其中比较明确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有数字记载的大约十二次，数量达一百万头。第三大需求是为驿站配备牲畜。元代有驿站约一千五百处，陆站用马、牛、驴、狗、车，有些水站用船也用畜力牵引，必须常年维持的牲畜总数约分别为：马六万、牛一万、驴六七千，另有作为“首思”、消耗量更大的羊、猪之类④。第四大需求是赐予或赈济。元①《瓦萨甫史》，转引自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第六章。

②《元史》卷一○○《兵志》三《马政》。本篇未注出处的内容，多见于《元史·马政》及《大元马政纪》。③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

④《马可波罗行记》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及其“注戊”。行纪称每站备马二到四百匹，一半应役，一半牧放休养，总数在三十万匹。此说值得怀疑。众多材料表明，有的驿站只有站马一二十匹，仅大都等少数驿站有数百之数。大德年间留存的记录表明，腹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和甘肃十地的马匹总数在四万五千余头（《经世大典·站赤》，载《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一九四二三），如果加上岭北、西北及通往吐蕃等地的驿站，应不超过六万匹。牛、羊等数量亦廷对贵族权豪不时赐予畜产品，另因大漠南北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了大批流民和饥民，迫使元廷不得不时时以包括畜产品在内的各种财物相赈济。第五大项目是屯田所需大批耕牛。元代初期，政府曾不断提供牛具种子，鼓励人民垦荒，这种措施更广泛地施行于屯田，政府每设置一处屯田或每向屯田区派遣生产人员，按例要配给牛具种子。全国屯田总数在二十万顷以上（见“农业”条），政府用各种方式组织、支拨的耕牛当在二、三十万头左右①。第六大项目是向手工业有关部门提供毛、皮、革、骨等原料。这类原料的提供固然不必以专项牲畜饲养为条件，但无疑得以发达的畜牧业为基础。

巨额的畜产品需求进一步强化了游牧民族对牲畜的法权观念。元律规定，“诸盗驼马牛驴骡，一赔九”，盗窃各类牲口的主从犯都施以不同数量的杖责处罚，而“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元史·刑法志三》）。元廷对全国牲畜还实行统制性管理，律文多次强调不得“偷宰”、“私宰”牛马，特别严禁宰杀母牛、羊羔和怀孕的牲畜②，马匹并严禁出口（《元史·刑法志四》），牛马病死也必须申报备案。

蒙元之际在征战中的大量卤获，不仅充实了蒙古部队的军事装备，也构成了日后蒙元政权的畜牧业基础。全国统一后，为了保证浩繁的供给，元廷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与措施，如建立规模空前的官营牧场①（分布状况见下文），以便为皇室提供“御马”、“供宗庙影堂、山陵祭祀”及“玉食之挏乳”。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实施羊马抽分（忽卜绰儿）②。据徐霆所见，“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靴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一人得免者”③。后来，抽分比例逐步确定，基本精神是按窝阔台与贵由时确定的标准，详《经世大典·站赤》。

①二十万顷大概合今一千三百万市亩（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之《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丁）《中国步和亩的进位变迁表》之“附记”载，汉武帝后亩的面积无大变，但折合今亩列有两说，一是0.69156市亩，一是0.616032市亩，我们取其折中数0.65市亩）。而一头耕牛（有壮、弱之别，水牛、黄牛耕作能力也不尽相同）在每个耕作季节大约耕作四十亩。另有旱地、抛荒地等因素，因此，我们对耕牛数采用保守性估计。

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偷宰马牛》；《至元杂令·禁宰孕畜》，见《元代法律资料辑存》，黄时鉴辑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①官牧场由专门机构管辖：中统四年于太府监下设群牧所，不久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卫尉院废后，立司仆寺，下辖于宣徽院，后改隶中书省。

②《大元马政记》转引宋本《至治集》，成宗时每年七、八月间派人分至下列十五处抽分：虎北口、南口、骆驼岭、白马甸、迁民镇、紫荆关、丁宁口、铁门关、浑源口、沙静州、忙安仓、库坊、兴和等处、辽阳等处、察罕脑儿。

③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

满一百或三十，抽取一只，低于三十者免抽。诸王在履行“租费”义务时，采用的是每年缴纳“上供羊”的名义④，征发形式似有区别，但具体内容尚不清楚。汉地的标准似有不同，忽必烈时代的胡祗遹以“税羊并重”为题说：“既于每群内不计多少抽分讫羊，又行收毛收皮纳税，每遇造作，复于民间取要”，甚至“每活牛一头，摊钞五百文、一贯”（胡祗遹《紫山集·杂著·民间疾苦状》），直到成宗大德八年（1304）时，汉地抽取标准才与蒙古人趋于一致⑤。其三，在“遇征伐及边圉乏马”的情况下，元廷便大规模实行“和市”与“拘刷”以“应仓卒之用”，括取的数额更为浩大，对象包括诸王、驸马、公主以及汉地的养马户、各级官员和驿站。所不同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元廷向诸王和市马匹时付出的钞币要高于其他。其四，诸王在入朝或在通常情况下，也时有贡献，如至元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在位）诸王亦里不花入朝，“以瘠马输官”（《元史·成宗纪一》）大德八年十一月，宁远王阔阔出“以马万五百余匹给军”①。皇庆元年和二年，察合台后王贡马驼、珠宝等物（《元史·仁宗纪一》），至顺二年二月荆王也速也不干“贡犛牛”（《元史·文宗纪四》）。至正十二年八月，齐王失烈门“献马一万五千匹于京师”（《元史·顺帝纪五》）。对诸王的贡献，元廷亦照例以高出一般和市标准的数额予以酬答，因而与一般和市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诸王之外，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可能也存在向中央进贡的义务或成例，如云南行省于至元三十一年奉命转献给梁王的二千五百匹马可能就是该地“岁贡马”的定额（《元史·成宗纪一》）。

大漠南北畜牧业概况大漠南北的畜牧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当蒙古人的祖先——蒙兀室韦的母族——室韦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时，其畜牧业还停留在“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新唐书·北狄·室韦》）的状态。大概从七世纪初开始，附属于突厥的部分室韦人随同契丹、奚等北方部族迁入大青山地区。九世纪中叶以后，室韦—达怛人又大批进入大漠南北，于是，受突厥、契丹和女真等族畜牧业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人的畜牧业获得长足的进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标志的铁制工具的数量和种类有了进一步扩充①。畜产品中，马成为占据首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又是狩猎和战争的重要工具；羊的乳、肉、皮毛则成为牧民生活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资料；牛是仅次于羊的食物来源和交通工具；骆驼主要使用于交通，特殊情况下可充作饮食④《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载，中统三年正月，“忽剌忽儿（哈赤温孙）所部民饥，罢上供羊”。⑤《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卷二一《成宗纪》四。

①《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元马政记》未载该年和市事。

①《蒙古秘史》卷下卷二；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多桑：《蒙古史》上册，页151。之用。与此同时，逐步形成了驾驭、畜养牲畜的技术特色。于是，十至十三世纪初，畜牧业已占据草原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并且，漠北森林狩猎民也逐渐向游牧经济转化，从而使蒙古畜牧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据出使北方的宋代使臣所见，“往来草地，未尝见有一人步者。其出军，头目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马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一、二匹”；“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②。以十世纪后半叶的札剌亦儿为例，该部物力达七十库伦（一千车为一库伦），以一车一马计算，仅马匹一项就至少达七万头，盛况可见一斑。到了窝阔台时代，大漠南北的社会经济据说已达到“羊马成群，旅不赍粮”（《元史·太宗纪》）的程度。

元朝统一后，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大漠南北在全国占有特殊地位，元廷在立行省、派镇王的同时，频繁调动内地人力财力、采取多项措施，支援牧区经济。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首先是不断派遣内地各族人民，给予牛具种子进入牧区，打井开渠，在和林、称海、谦州、吉利吉思、五条河及杭海、金山之北等地大力兴办屯田。武宗、仁宗时期，元廷还多次发放农具种子，令蒙古贫民“屯田以自赡”①，并采取积草、储粮措施，预防凶荒，又责成内地制造合符规格的马槽，定期提供给蒙古部民。而从内地调粮食钞帛赈济灾民和贫民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举措对稳定、改善或复苏牧区经济多少起到一些作用。此外，元廷又制定“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和“急募富商大家”致粟实边②政策，使单一的游牧经济不断得到补给和改善。元人描述道：“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③，又说，漠北地区“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咸安乐富庶，忘战士转徙之苦。”④就史料反映的情况看，统一以后的草原经济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特点。尽管记载畜牧业本身发展状况的史料尚嫌不足，但就这一特点而言，入元以来草原畜牧业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结论是比较符合逻辑的⑤。

②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赵珙：《蒙鞑备录》。

①《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卷二五《仁宗纪》二，卷二六《仁宗纪》三。②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③许有壬：《苏志道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七。

④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⑤关于元代以来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符拉基米尔佐夫持“急剧衰退”论（《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二编《中期（14—17世纪）蒙古人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度的兴盛》第一章《中期的蒙古人及其经济》，刘荣焌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社会史室，1978年），此说得到中外学者的支持，但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而后者似乎多从兴办屯田、发展工商业与强化畜牧业管理的角度予以阐发，畜牧业本身的发展似未得史料的充分佐证，相反，史料更多反映了畜牧业衰退的趋势。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判断“发展”与否不应片面牧地的分布蒙元时代的牧场、牧地的范围呈明显扩大的趋势。除大漠南北（包括窝阔台子阔端以西凉府为中心的“分子”）外，牧地以比较大的规模向南北推进。牧地扩大的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皇帝和各大斡耳朵等名义下广建十四道官牧场。按其大体方位，属于大漠南北的牧地有：“折连怯呆儿等处”①，含千户十九个，百户一个和其他牧地五处；“玉你伯牙等处”（从上都西北往南至张家口一带）②，百户八个，另有十处牧地。漠北中部两道，自东向西：“斡斤川等处”，千户六个，另有四处牧地；“阿察脱不罕等处”，共十一处牧地③。漠北至上都附近、陕西一道：“哈剌木连等处”④，共十五处牧地。漠北怯绿连、斡难河至内蒙中部一道⑤：“阿剌忽马乞等处”，百户七个，另有四处牧地。贝加尔湖东西之地一道：“火里秃麻”地。甘肃境内一道：“甘州等处”，共十二处牧地。此外，河北北部有京津地区的“左手永平（治今河北卢龙）等处”（含七处牧地）和“右手固安州等处”⑥（含四处牧地）。“芦州”牧场（“芦”似应作“庐”，在今安徽合肥地区），山东境内有“益都”牧场。云、贵有“亦奚不薛”牧场。南韩境内有“高丽耽罗”（指今南韩济州岛）牧场。大漠南北的官牧场均拥有多处牧地，这些牧地都不集中成片，而是散处各地；并且，每一道牧场的牧地散布的地域比较广阔，分布于原有的封地之间。并且，往北新辟了火里秃麻牧场，向南又在农耕区增置了一些牧场。

国有牧场牧养的牲畜有马、牛、驼、骡、羊，以马为主。马匹“或千百，或三五十”为群，左股烙有官印，号“大印子马”。从夏到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返回本牧场。元廷于九、十月差太仆寺官往各处点视所产之驹，烙上官印。各地牲口数造蒙、回、汉字文册存档、上报，“其总数盖不可知也”。牧人称哈赤、哈剌赤，“父子相承任事”，设千户、百户管领。另有昔宝赤、火你赤等怯薛职官掌管牧场。如有三马病死，牧人必须赔偿大局限于史料；并且，我们总不能这样推论，牧区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而无助于畜牧业的发展。①折连怯呆儿即折连川，在今吉林通辽市东北。各道牧场包含的地名一时多难考订，这里仅从各道牧场中选出可以指出今地者以概见每道的大致范围和走向。

②其中桃山（太师月赤察儿所在桃山分出地），应在今张家口西北。

③两道均于怯鲁连置有牧地，后一道有“成（称）海后”牧地。

④内“军脑儿地”在乌兰巴托东南面，“云内州（治今内蒙土默特左旗西北）地”与“察罕脑儿地”（今内蒙太仆寺旗东南、上都附近）在内蒙，“开成路黑水河地”应在今陕西周原南面。而“玉龙■彻地”似指今内蒙二连浩特附近的玉龙栈而非中亚境内的玉龙杰赤。

⑤阿剌忽马乞，在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北。

⑥内“青州”疑有误，当作“清州”，治今河北青县。

牝马一匹，死二匹偿二岁马一匹，死一匹偿牝羊一只，“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泰定年间还为皇家特需的黑玉面、赤花、赤玉面等“有毛色之马”（号“异样马”）“别赐牧地，自为一群”。

元代一批宗王南下进驻各地，是牧地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宗王们一般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围猎场所，其中便包含一定数量的牧地。宗王们可分为军事出镇和因故留驻两种类型，前者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分封，一般以各自的投下分地为基点，分镇陕甘、云南、吐蕃、河西、江淮、漠北、辽东等要害地区（辖区往往有所变动），其中除去分镇漠北等地的宗王外，南下的主要有安西王（驻京兆）、云南王和梁王（镇云南）、西平王（镇吐蕃）、镇南王（镇江淮）、威顺王（镇武昌）、宣靖王（镇益都）、宣让王（镇庐州）等。另有几名曾被放逐的宗王：仁宗分镇怀州，文宗先后被安置在海南、金陵、江陵，顺帝被安置在桂林。据《大元马政记》载，陕西行省“无牧地”，至元三十年曾为所拘刷马匹的交纳地点请示元廷，答复是：“先有成言，与阿难答（即安西王）。”同书记载，江淮地区拘刷到的马匹按例交镇南王，而云南的贡马也往往就地拨给云南王①。可见，镇王一般都在辖地内置有牧地，有的还采取种种手段，大幅度扩充牧地②。

少数宗王因种种原因，一度留驻位下分地，较著名的有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大王（驻管州，治今山西静乐县）、贵由后人大名王（驻大名）、窝阔台后王小薛大王（驻汴梁等地）、别里古台后王霍历极（驻恩州，治今山东恩城）等，这些宗王同样保留原有的游猎风俗，他们的牧地多数由朝廷颁赐，并且，“诸藩牧马地，民不敢犯”。以小薛大王为例，他的分地原在睢州（治今河南睢县），至元二十八年，朝廷特赐潞州一带作为他的牧地③。搠只哈撒儿后人八不沙大王也是留驻宗王，拥有包括牧地在内的“营盘地土”一万一千余顷④。值得一提的是，诸王、公主、驸马多数留驻蒙古本土而遥领征服地区的分地，但他们往往派遣“随营诸色户计”，“前来随处看守庄子，放牧头匹”⑤，因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为数众多的分地，特别在中原、华北的广大地域内的分地中，散布着许多贵族的牧地。

驿站也拥有牧地。据马可·波罗记述，驿站站马一半应役，一半留牧地牧养，以一月为周期，互相取代①。因而，在有条件地带，置有不得“侵冒”①《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②详袁桷：《郑公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元吏》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

③《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六，《潞州学田记》。

④《通制条格》卷二八《扰民》；《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⑤《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至元八年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官员户计》。①《马可波罗行记》中册第2卷第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并见《剌木学本第2卷第20章之异本”（注戊）。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马匹一般由站户分散饲养，在牧区和农牧交汇的“牧马草地”②的情况应该比较普遍。

以上列举了蒙元时代牧地形成的几个主要成因，从中可约略看出全国牧地的分布状况，而这种状况又与畜牧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即与各地牲畜的多寡基本一致。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方、西北地区自不待言；江南地区“养马者少”，所以牧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从《大元马政记》记载的“和市”及“拘刷”数额综合考察（“和市”、“拘刷”的对象不仅是汉地民户，更主要的是诸王、贵戚乃至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的官员、军士和站户），以马为主要标志的畜产品的数量最多的是腹里地区，其中河北有大都、兴和、真定、河间、保定、大名、广平、顺德、永平诸地，山东有益都、般阳、济南、泰安、东平、济宁、德州、淄莱、曹州、东昌、恩州、濮州、宁海、冠州、高唐诸地，山西有冀宁、晋宁、大同诸地。河南行省有汴梁、卫辉、淮东、荆湖北道、汝宁、安丰、泸州、南阳、安庆、德安、归德等地。辽阳、陕西、湖广则次于上述地区。

畜牧业的影响及其衰败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蒙元时代影响深广。从文献和文艺作品反映的情况看，畜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被当作“准折”财产的重要依据，政府亦将“多养牸牛、母羊”作为劝农桑、正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广泛号召“各县乡有宜畜牧去处”的“有力之家”，“随时牧放，如法栅圈”①，因而，寺院、官僚、地主甚至一般百姓比较普遍地从事牲畜的牧养，从而为农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它虽是一个统治民族的优势，但其规划与发展又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以官营和贵族经营为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后，元廷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牧区的条件，但仅限于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弥补畜牧业的不足，而没有象重视农桑那样，从发展经济角度，着眼于农业与畜牧业的优势互补，全面组织规划畜牧业的发展，当然更不可能注重生产关系的改善。忽必烈统治后期，卢世荣看到了当时的供求矛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这就是，用官方财力在上都、隆兴等路组织币、帛，到牧区贸易羊马，选蒙古人牧养，收取皮、毛、筋、角、酪酥等物，给牧人二分，区设置牧地的条件无疑更好一些。

②如“大同东胜州之吴滦永兴马牛三驿”就置有“牧马草地”（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①王结：《善俗要义》之四《育牝■》，见《吏学指南》（外三种），《元代史料丛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王结是元中期大臣，大德年间曾任典牧太监，仁宗即位时出为顺德路总管，官止于翰林之职。元政府将他的这篇著述发往各地，予以推广。

官取八分；“马以供军兴，羊以充赐予”（《元史·卢世荣传》）。卢世荣这一设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承包方式，将牲畜交给牧民放养，从而使之摆脱对贵族的隶属关系②。这样，元廷所必需的牲畜就有了可靠源。显然，卢世荣的计划并未得到推行，终元一代，“军兴”与“赐予”这两项最大的畜产品支出是采取消极手段，即通过大规模所谓的“和市”、“拘刷”等方式去实现的。官营与贵族经营畜牧业不但没有为元廷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还给农耕区带来了很大的骚扰与破坏。在征服中原前后，由于生活和军马饲养的需要，部队及其随营团体（奥鲁营）大量废耕田为牧地，一些贵族与军将还乘势抢占、扩充牧地。后来，随着大批军队的退出和统治的稳定，这种势头在忽必烈时期得到遏制①，并且，元廷又多次颁布退还耕地的法令，原先在农耕区的牧地呈现缩小的趋势②，但如上文所述，中原、华北地区仍然分布着一批牧场，这些牧场由特权阶层经营，并伴随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在抚州（即隆兴府，治今河北张北）、宣德（治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今河北赤城县北云州）、兴州（治今河北滦平西）、松州（治今辽宁赤峰市西南）和固安等农牧交汇区一线，每年定期有官马、官驼前来放养（马从夏至冬，驼自九月初到次年四月）。中原、华北地区牧地的马匹则随时纵放、散逸在广大农田之间，因而，牲畜“嚼食桑枣果木诸树”、“侵扰居民，蹂践禾稼”③的事件不胜枚举而无法禁止。政府和诸王马驼有时还直接摊派民户饲养；国有马匹的饲料每年“征诸内地”，造成“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的局面，又给内地带来极大的骚扰①。其次是政局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朝统一后，大漠南北人口大幅度增加，元廷通过设置屯田、发展工商和南粮北调等措施，并在实际上将汉地的畜牧业当作大漠南北的补充，一时维持了牧区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然而，②蒙元时期草原牧民对贵族和各级首领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他们必须承受国家与贵族军将的双重剥削。而被掳掠来的中原百姓实际处于牧奴的身份地位（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一；苏天爵：《元故正议大夫佥宣徽院使用贞侯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十七）。显然，上述生产关系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①如至元前期，四怯薛官要求割大都近郊牧马，察必皇后说：“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今军蘸俱分业已定，夺之可乎？”予以制止（《元史》卷一一四《察必传》）；至元二十八年，安西王府仗势强夺的十多万顷民田也理退给农民（《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另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②《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1303）正月乙酉，“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益都诸处是废耕为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元代前期垦田输租已得到政府认可，这个事例无疑有很大的普遍性。

③除《大元马政记》外，另可详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十八、十九、二一《成宗纪》一、二、四等载籍。

①马祖常：《记河外事》，《马石田先生集》卷八。

政局连续动荡而导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很快打破了这种稳定与平衡，也给畜牧业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先说战争的影响。元初阿里不哥与乃颜的叛乱相继被镇压后，接着是持续八年之久的海都、都哇的反叛。岭北行省建立后，似给草原的安定带来转机，但不到十年，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大漠南北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战乱之中。政局动荡给畜牧业带来了两点直接危害，第一，元廷加紧了对战马的搜括。据《大元马政记》载，世祖时期共刷马五次，最后一次预定十万匹，竭尽全力，止得七万有余，其结果，“为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尽管如此，成宗登位后不久，仍严令“除怀驹带驹马外（除此而外的牝马已列入征调之列），三岁以上（正常规定是四岁以上）皆刷”，共十多万匹；文宗即位不久，因镇压阿撤罕等叛乱，拘刷二十五万余匹；到了天历前后两都之战爆发期间，又因“军事紧急”而“疾速拘收”近六万匹。这样的“和市”、“拘刷”在泰定以前达百万匹之多。军情急迫对大漠南北以外几次大规模的征敛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漠北已无力为战争提供全部装备，而竭泽而渔式的搜括又瓦解了在“边圉乏马”的情况下南部尚能提供一定补给的物质基础。第二，战争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灾情，更加剧了畜牧业的停滞与衰败。

自然灾害作为影响漠北畜牧业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受到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①，蒙元时代见于记载的主要灾情发生在中统二年（1261）三月（和林至谦州一带火灾）②、至元二十四年（1287）（北边大风雪与连续七昼夜的“土雨”）（《元史·世祖纪十一》）、大德五年（1301）七月（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元史·成宗纪三》）、大德九年（1305，乞禄伦“大风雪”）③、延祐三年（1314）春（铁里干驿“风雪沙土”）④、延祐四年（1317）（朔方“风雪”）⑤、延祐七年（1320）七月（诸王告住等部火灾）（《元史·英宗纪一》）、至顺元年（1330）九月（铁里干、木邻等三十二驿旱）（《元史·文宗纪三》）和至顺二年（1331）八月（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元史·文宗纪四》）。上述重大灾害往往都与战乱交织在一起，如至元二十四年北边大风雪发生时正值海都、都哇反叛，并一度击败元朝漠北驻军，控制了和林（《元史·马绍传》）。延祐四年周王和世■的支持者于关①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的观点，见原山煌：《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的札记》，《东洋史研究》41—2，1982；吉田顺一：《读原山煌<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的札记>》，《内陆亚细亚史研究》11，1984；吉田顺一，《蒙古游牧的?基础》，《蒙古研究》11，1980。

②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

③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④《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四月七日条”。

⑤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中发动兵变，两个月后祸及和林，这时亦正值漠北“大雪，深丈余”⑥。⑥虞集：《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

第二章　土地制度与地租

第一节　土地制度

元代土地，大致可分为屯田、官田、寺观田和民田四大类。屯田和官田都是国有土地，统称“系官田”；寺观田和民田为私有土地。“系官田”的显著增多①是元代土地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屯田屯田，实际上就是由封建政府直接组织农业生产，这是中国古代经常实行的一种生产形式。元代屯田十分发达，其规模之大，组织之密，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早在元太祖时期，屯田已经出现。元太祖九年（1214），令镇海以征金所俘匠、民屯田于兀里羊欢（今蒙古吉尔格朗东南）之地。元太祖十六年（1221），木华黎麾下大将石抹孛迭儿镇守固安，“令士兵屯田，且耕且战”（《元史·石抹孛迭儿传》）。元太宗至元宪宗时期，屯田逐渐推广，例如，元太宗七年（1235），发平阳路（治今山西临汾）等地居民二千户屯田于凤翔（今属陕西）①；元宪宗三年（1253），立屯田万户府于邓州，组织屯田（《元史·世祖纪一》）。元世祖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屯田，“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史·兵志三》），元代屯田达于极盛。元世祖以后，元代屯田没有什么发展，而且逐渐遭到破坏，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中书省臣便曾指出：“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所用多非其人，以致废弛。”（《元史·武宗纪一》）。

据《元史·兵志》所载，元代屯田人户达二十二万余，屯田总面积达十七万五千顷，分布于中书省和十一个行省的七十二个司路府州②。

元代屯田的方式，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

军屯是元代最重要的屯田方式，其类型有二。一是镇戍边疆和内地的军队屯种自给。元人记载说：“世祖皇帝既定海内，以蒙古军留镇河上，与民杂耕，横亘中原。”③所谓“与民杂耕”，即屯种自给。二是设置专业的屯田军从事屯种。这是元代军屯不同于以往历代军屯的显著特点。屯田军户，主要来源于汉军和新附军，他们专事屯种以供军食，一般情况下不任征戍。元朝统一之前，专业的屯田军便已出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诏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军籍，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元史·世祖纪一》）。①参阅韩国磐：《试论金元时代官田的增多》，《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①姚燧：《程介福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

②参见王廷：《元代屯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③虞集：《曹南王世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

元朝统一后，大量抽调汉军和新附军为屯田军，屯田军遂遍布各地。

民屯，即组织民户进行屯种，其组织形式带有浓厚军事性质。从事民屯的人户另立户籍，称“屯田户”。内地屯田户，或来源于强制签充，或来源于招募。边疆屯田户，则主要通过迁徙内地无田农民而来。屯田户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牛种、农具等，或由政府供给，或自备。民屯的分布范围也很广泛，规模亦大。

屯田土地的来源，大致有四。其一是利用荒闲土地，如两淮地区的屯田。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其二是利用前代的屯田，如洪泽、芍陂的屯田。其三是以一般官田拨充，如至元十三年（1276）以“系官田亩”拨充广元路（治今四川广元）民屯（《元史·兵志三》）；至元十九年（1282）以阿合马的没官田充屯田（《元史·世祖纪九》）。其四是屯户自备土地，如鹤庆路（治今云南鹤庆）军民屯田的土地，便都是屯种军、民的“己业”①。

元代屯田的管理，分属枢密院和中书省两大系统。军屯总隶枢密院，分隶各卫、万户府和宣慰司，各卫和万户府之下设立专门的屯田千户所和百户所以管屯种。民屯总隶中书省，分隶司农司、宣徽院及各行省，具体管理或由所在地的路、府、州、县，或由专门设立的屯田总管府、屯田署等。

元代大规模实行屯田，促进了荒地的垦辟，扩大了可耕地面积，对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尤为有利。然而，由于屯田生产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加上吏治腐败、经营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屯田的经济效果却十分有限，甚至入不敷出。这样，元代中期以后，屯田制就逐渐衰落。

官田元代官田，是指屯田以外所有的国有土地。元代官田的数量颇为庞大，超过了前代。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有官田六万三千余顷①。北宋末年，杨戬等括民田为官田，计数三万四千余顷②。南宋除继承北宋在南方地区的旧有官田外，又使官田数量有所增加。南宋末年，贾似道行“公田法”，在浙西地区强买民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宋史·理宗纪五》）。金代也有大量官田。金世宗一朝，在河北、山东等地拘括民田，总数达三十余万顷（宇文懋绍《大金国志》卷十二）。金宣宗时，河南地区“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官田数量为二十四万顷（《金史·食货志二》）。金、宋亡后，上述官田转为元廷所有，成为元代官田的主要来源。此外，宋、金两朝的贵族、官僚和军阀占有的土地，也多变成了元朝的官田，其数量自然不小。元代中后期，①《元史》卷一○○《兵志》三。关于元代屯田土地的来源，参见周继中：《元代屯田的组织与管理》，《元史及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辑。

①马瑞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

②马瑞临：《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七。

封建政府又通过经理、籍没、接受呈献，行“助役田”和购买民田等多种途径来搜括土地，使官田日益扩大。

元代官田，种类不一，主要有一般官田、赐田、职田和学田四大类。

一般官田，即封建国家直接占有的官田。元代的一般官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元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以及多种名目的提举司，专责管理官田事务。一般官田的收入，是元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便“岁集楮泉三百余万缗、米百余万石”①。

元廷在逐渐扩大官田的同时，不断地将官田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寺院，这便是“赐田”。元代赐田之举十分频繁，赐田的数量也很大，动辄以百顷、千顷计，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一次赐给承天护圣寺的田土竟达十六万二千余顷②。据不完全统计，元代历朝赐给诸王、公主的田土为二千七百五十顷，赐给百官的田土为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七顷，赐给寺院的田土为十六万七千余顷③。元代赐田，是元代土地制度中较为突出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泰定元年（1320），平章政事张珪上书指出：“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省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岔，农民窘窜。”（《元史·张珪传》）

职田，即官员的俸禄田。元代职田只分拨给路、府、州、县官员及按察司（后改廉访司）、运司、盐司官员，其他官员则只支俸钞和禄米，不给职田。官员职田的多寡，随品秩高下而定。至元三年（1266）定北方路、府、州、县官员职田，至元十四年（1277）定按察司官员职田，今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列其数如下：路官：达鲁花赤、总管，上路各十六顷，下路各十四顷；同知，上路八顷，下路七顷；治中，上路六顷；府判，上、下路同为一顷。

府官：达鲁花赤、知府各十二顷；同知六顷；府判四顷。

州官：达鲁花赤、州尹，上州各十顷，中州各八顷，下州各六顷；同知，上州五顷，中州四顷；州判，上州四顷，中、下州同为三顷。

警巡院官：达鲁花赤、警使各五顷；警副四顷；警判三顷。

录事司官：达鲁花赤、录事各三顷，录判二顷。

县官：达鲁花赤、县尹各四顷；县丞三顷；县尉、主簿各二顷。

按察司官：按察使十六顷；副使八顷；佥事六顷。

①陈旅：《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题名记》，《安雅堂集》卷九。

②《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③参见梁方仲：《元代的土地制度》，《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至元二十一年（1284），定江南地方官和诸司官职田，其给付原则是比照北方相同职务官员的职田数减半。除依减半原则比照上列北方官员职田数可推知者外，兹据《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俸禄职田”将不能比照推知者具列如下：路首领官：经历二顷；知事、提控案牍各一顷。

府首领官：提控案牍一顷。州首领官：上州提控牍一顷；中州都目半顷。录事司官：巡检、司狱各一顷。

按察司首领官：经历二顷；知事一顷。

运司官及运司首领官：运使八顷；同知四顷；运副三顷；运判二顷半；经历二顷；知事一顷；提控案牍一顷。

盐司官：盐使、盐副各二顷；盐判一顷；正、同管勾各一顷。

政府规定的诸官员的职田数，只是一个给付标准，实际上，官员违制多取职田和职田给付不足额，甚至完全未曾给付的情况都是存在的①。职田的收入归现任官员所有，官员离任须将职田移交给下任。

学田，即官办各类学校所占有的土地。元代在中央设置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在路府州县设置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书院。除国子学没有学田外，上述其他学校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其中各地儒学是学田的主要占有者。

元代学田主要从继承前代学田而来。南宋时期学田数量相当可观，元初人估计，南宋旧有学田“该钱粮三百余万贯石”②。金代的学田也为数不少，金章宗时规定：“每名生员给民佃官田六十亩”③。元代统一前后，学田为寺观、豪强所侵夺的情况比较严重，尤以江南为甚。元中期以后，随着元政府对学校的日益重视，各地被侵学田逐渐得到了恢复。除沿袭和恢复旧有学田外，元代学田有所扩大。第一，不少旧有学校通过购置、官府拨给和私人捐赠等途径扩大了土地占有。第二，元代在各路府州县新创立了蒙古字学、阴阳学等，这些学校也通过官府拨给、购买等方式获取了一定的土地。第三，元代好事之家捐田创设书院之风甚盛，尤以东南为著，且捐田数量不少。元人陆文圭论及当时的学田情况说：“名都大邑，学廪以千石计；偏方小县，亦不下数百石焉”④。事实的确如此。

学田的收入，按元廷的规定只能用于以下各项：（1）修理学舍；（2）

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3）供给师生廪膳；（4）支付学官禄米和“贫寒老①《元史》卷一八三《王守诚传》；《元史》卷一二○《察罕传》，《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职田佃户子粒》。

②《庙学典礼》卷一，《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

③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五○《学田》四。

④陆文圭：《策问·养士》，《墙东类稿》卷三。

病之士”的口粮①。

上述元代各类官田，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的生产形式。大多数情况是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但在江南地区的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也颇为流行。所谓“包佃”，即承佃者充当“二地主”，将租佃来的土地转手出租。元代的包佃者多为权贵、官僚和豪户。在一般官田中，元政府公开允许包佃，所以包佃的规模很大，如两浙转运使瞿霆发一家包佃官田达七十余万亩。学田租额相对较轻，因而官僚、豪户趋之若鹜，或巧取，或豪夺，包佃以渔利，如嘉兴路（治今浙江嘉庆）儒学、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儒学、铅山州（治今江西铅山）儒学等，都有一部分学田落入了包佃者的手中。江南地区的一些学官也加入了包佃学田的行列，元代姚燧曾经指出：“又有身为学官而自诡佃民，一庄之田连亘阡陌，名（各）岁入租，学得其一，己取其九。”②由于包佃学田的情况广泛存在，影响了学校收入，大德十年（1306）元政府曾下令予以禁止，但并未取得多大效果。包佃制源于宋代，是封建租佃关系高度发展的表现。元代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依然兴盛，是这些土地上封建租佃关系继续保持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映。对于官田，元政府还允许佃户兑佃，因而兑佃在元代官田中比较流行。所谓“兑佃”，即转让租佃权，这也是封建租佃关系复杂化的产物。在宋代官田中，兑佃现象已不少见，但未得到朝廷在法令上的许可。元政府规定：“佃种官田人户欲行转兑与人，须要具兑佃情由，赴本处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并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纳官租明白附簿，许立私约兑佃”①。官田的兑佃完全合法化了。

寺观田元代寺观土地名义上属于封建国家所有，但除去政府拨赐的土地外，寺观从前代继承来的土地及通过各种途径续占的土地，其所有权都在寺观，新增田土还要向政府纳税，所以，寺观土地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元代尊崇宗教，故佛道二教鼎盛一时，“自王公戚里百执事之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响风，奔走附集”②。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寺观的土地占有也显著扩张，尤其所谓“佛门子弟”更充当了土地兼并的突出角色。许多寺观，在前代便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入元后这些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受到元政府的保护。元政府又把大量官田拨赐给一部分著名寺观，动辄数万甚至十数万顷，急剧扩增了寺观的土地占有。寺观地主还采用各种手段大量攫取土地。一是购买，如镇①《通制条格》卷五《学令·庙学》。

②姚燧：《崇阳学记》，《牧庵集》卷五。

①《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转佃官田》。

②黄溍：《衢州大中祥符寺记》，《黄金华集》卷十一。

江甘露寺“复增市丹阳吕城膏腴田二十顷”③。二是强夺，如元仁宗时白云僧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达二万顷（《元史·仁宗纪三》）。三是接受施舍，这是元代寺观土地扩增的一个重要方式。终元一代，建寺立观之风极盛，至正年间有人指出：“近五十年间，四方人民推崇佛氏，大建佛刹，十倍于昔”④。有寺观，必有田土，新建寺观的田土便大都靠施舍而来。不少官僚、地主不惜割舍巨额庄田兴建寺观以祈冥福，如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瞿霆发割田二百余顷建天目山大觉正等禅寺、昆山（今属江苏）胥舜举割田十顷有奇创崇福观，等等。至于旧有寺观接受施舍土地的，也在在多有。除官僚、地主外，也有一部分劳动人民不胜赋役之重将自己的小块土地献给寺观。

寺观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结果自然是土地占有的日益扩大，“天下之田一入于僧业遂固不可移，充衍增大，故田益以多”①。元人傅与砺说：“大者一寺田至万亿，小者犹数百千”②，反映了元代寺观占田的一般状况。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占有土地一千零四十万余亩。江南地区占田千亩以上的寺观比比皆是。寺观土地在不少地区的土地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人均土地约六亩，而僧尼占地达人均五十亩；昌国州（今浙江定海）的土地竟为寺观占去三分之一以上（《至顺镇江志》卷三；《大德昌国州志》卷三）。

寺观土地基本上采用租佃制进行生产，寺观佃户的数量很大，江南地区一度被冒入僧籍的佃户达五十万户有余（《通制条格》卷三）。一般寺观的田地都分设田庄，派庄主、甲干、监收等管理佃户和收取田租。

民田民田，包括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民田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金和南宋时期，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充分发展，入元以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活动并未受到遏止，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地区后，成了土地掠夺中的重要势力。元朝廷将大量官田赐给贵族，仅《元史》所载历朝赐给诸王、公主的土地达二十七万五千亩，赐给其他蒙古勋臣、官僚的土地达一百四十七万余亩。蒙古贵族又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肆侵占土地。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曾上疏指出：“今王公大臣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①元③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④薛元德：《梅瞿先生作兴学校记》，《江苏金石志》卷二三。

①吴师道：《金华县慈济寺修造舍田记》，《吴礼部集》卷十二。

②傅若金：《新淦州建兴寺施田碑》，《傅与砺诗文集·文集》卷三。

①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引。

世祖第三子安西王侵占民田竟达三十万顷②。征南主将伯颜、阿术、阿里海牙都在江南地区据有不少土地（《元史·成宗纪二》）。蒙古贵族还通过接受投献的方式把官私田土变为己有。这种情况在元代相当严重，以致元廷不得不规定，“诸人亦不得将州县人户及办课处所系官田土、各人己业于诸投下处呈献”③。

汉族地主仍然是元代的主要土地占有者。金元易代之际，北方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拥兵自雄的汉族军阀，他们乘机占有大片土地，“断阡陌占屋宇跨州连郡又各万焉”④，这批人是元代北方汉人中最大的地主。蒙元朝廷曾在北方地区陆续签发汉族富户为军户，大量的汉人军户中有不少中小地主，有些人甚至是“田亩连阡陌，家赀累巨万”的大地主⑤。军户地主构成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中人数颇多的一个阶层。此外，北方汉族官僚地主与平民地主，也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元朝灭宋，虽然使一部分南宋宗室、官僚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失去了经济地位，也使一部分地主大家受到打击，但大部分南宋旧家大族仍然是“其隆未替”①，嘉兴（今属浙江）的“故宋大族”入元后仍“家富饶，田连阡陌”②，便是显例。不仅如此，这些旧家大族还在扩大其土地占有，如建康（今江苏南京）王氏在南宋“以致丰裕”，到元代更“增益其田数十顷”③。江南地区的元朝新贵也大肆攘夺土地，为元朝主持海运的朱清、张瑄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势倾朝野，江淮之间，田园屋宅鬻者必售于二家”（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下），以致“田园宅馆遍天下”④。土地买卖在元代江南地区仍然盛行不衰，购买或强买是江南地主进行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强夺民田或用高利贷准折民田，也是江南地区官僚、豪强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的事例在元代资料中屡见不鲜。通过种种兼并活动，江南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日益扩大，到处都有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松江（今属上海）瞿霆发“有民田二千七百顷”⑤；兰溪（今属浙江）姜思齐“环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⑥；吉安（今属江西）贺良叔“有田入稻岁万石”⑦；崇安（今属福建）一县五十余户地主占有全②袁桷：《郑制宜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③《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投下收户》。

④郝经：《万卷楼记》，《陵川集》卷二五。

⑤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三五。

①吴澄：《游应斗墓表》，《吴文正集》卷七一。

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八《废家子孙诗》。

③吴澄：《王子清墓志铭》，《吴文正集》卷七六。

④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五《朱张》。

⑤杨禹：《山居新话》。

⑥宋濂：《姜泽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十。

⑦陈旅：《东斋记》，《安雅堂集》卷七。

县土地的六分之五⑧。土地的集中，在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①。

由于地主阶级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元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人数甚少，所占土地亦十分有限。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只占有极少的土地，因而成了封建国家和各类地主的佃户。

元代地主土地上的生产形式，北方与南方有所差别。北方地区，蒙古贵族、汉族军阀和军户地主在战争时期俘掠了大量驱奴，一户占有驱奴甚至多达数百乃至数千。不少驱奴被用来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北方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土地是由驱奴耕种的。金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租佃制在金元易代之际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租佃制生产在元代北方地主土地上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南方地区，租佃关系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佃农是南方地主的基本剥削对象。至元三十一年（1294），江浙省臣奏称：“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元史·成宗纪一》）；大德六年（1302），山南廉访司的一件呈文中也说道：“今江浙之弊，贫民甚多，皆是依托主户售顾，或佃地作客过日。”②这些材料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租佃关系的普遍性。江南大地主占有佃户的数量很大，“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地主阶级除对佃户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外，还对佃户实行严重的人身压迫，主佃之间有着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南方地主土地上的封建租佃关系也有进一步复杂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就是兑佃制在一些地区，如扬州和江阴等地的流行。

第二节　地租

地租形态

元代的地租，与前代一样，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态，而以实物地租为主。元代地租较为突出的是实物地租中定额租制进一步发展，相对分成租制而言，它已取得了支配地位。

劳役地租是一种原始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关系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它已经十分落后。元代劳役地租虽仍然存在，但属于一种相当次要的地租形态，主要存在于少数落后地区和官员的职田之中。劳役地租一般与实物地租并存，即佃客按契约缴纳实物地租外，还要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元代的山南江北道所辖区域（今湖北西部），在宋代佃客的人身依附关系便十分强烈，入元后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因而佃客承担的劳役地租极为沉重，“主户将佃户⑧虞集：《建宁路崇安县尹邹君去思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一。

①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先生文集》卷九。

②《元典章》卷四二《刑部》四《主户打死佃客》。

看同奴隶役使、典卖，一切差役皆出佃户之家”①，甚至出现了地主因为佃客“不伏使唤”而将佃客殴打致死的事例②。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地主役及佃客人身的现象，如江西一些地主令佃客代为进行法律诉讼即是。官员职田的佃户一般都要为之提供劳役。至大三年（1310），监察御史申某在呈文中说：“诸职官三品，职田佃户有至五、七百户，下至九品，亦不下三、五十户，出给执照，不令当杂泛差役，却令供给一家所用之费，谓如倩借人畜，寄养猪羊，马草柴薪，不胜烦扰。”①职田佃户不仅自己要供官员驱使，还要为官员之家养猪、养羊，供应马草柴薪，这些无疑都是实物地租以外的无偿劳役。

实物地租是元代最主要的地租形态，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均主要征收实物地租。封建实物地租有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形式。分成租制是实物地租的原始形态，在我国古代早已出现。唐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定额租制也逐渐发展了起来，到南宋时期，定额租制在租佃关系最为发达的两浙路、江南东路等地区已颇为流行。元代的实物地租仍为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形式，而定额租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占有支配地位。

在元代各类官田上，定额租制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分成租制十分少见。

宋末贾似道所买浙西六郡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为元代所承袭，其地租形式也一仍宋旧，全部采用定额租制②。承宋而来的其他官田以及通过籍没而得的大量官田，也基本上采用定额租制，如江浙财赋都总管府所辖朱清、张瑄籍没田土，税粮皆有定额③；江西贵溪县“旧有没官田租七百余石，..田则荒而租自若”④。至于大规模包佃出去的官田，自然都是定额租。官员职田，分布最广，数量亦大，也普遍采用定额租制。江南行台的一位监察御史在呈文中说：“切照各处廉访司、有司官员职田虽有定例，地土肥瘠有无不同，主佃分收多寡不等..人有贫乏，时有旱涝，官税、私租俱有减免之则例，独有职田子粒，不论丰歉，多是全征”①。显然，各地职田主要征收定额租，只有定额租才可能“不论丰歉，多是全征”。元代官田普遍采用定额租制的事实在元代有关减免租税的诏令中有着全面的反映。大德九年（1305）诏：“江淮以南租税及佃种官田者，均免十分之二。”（《元史·成宗纪四》）将民田赋税与官田地租相提并论，说明江淮以南租税合一的官田租与民田赋税一样是按定额征收的，否则便无法按同一比率递减。元代学田，也基本采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②《元典章》卷四二《刑部》《四主户打死佃客》。

①《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十一《禁职田佃户规避差役》。

②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③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田赋志》；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七《田赋志》。④李存：《题余姚州海堤记后》，《俟庵集》卷二三。

①《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职田佃户子粒》。

用定额租制，这在有关资料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②。

元代民田和寺观田中，定额租制亦普遍流行，占有支配地位。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说明。第一，元人所拟的租佃契式和典卖田地契式反映了私有土地上定额租制的支配地位。《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金钱》卷十一所载“当何田地约式”和“典卖田地约式”中关于地租的文句都是以定额租为模式草拟的。这些契式乃供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参照采用，其文句自然是根据当时一般情况而拟，这就说明，当时私有土地上主要流行的必然是定额租制。第二，元代资料中记载了很多私有土地征收定额租的具体事例，江南各地均有，而征收分成租的具体事例却很少见于记载。第三，元人讲到田土往往以租计田，不言亩数。如休宁（今属安徽）汪士龙抚妻侄至于成立，“畀之田以租计百有五十”③；泰和（今属江西）萧如愚“尝捐田三百石助里人役费”④。类似的说法在载籍中时有所见，甚至元代一些地主所立的田租碑，也只刻租额而不刻亩步①。这种现象正是定额租制充分发展的反映。分成租制在元代民田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分租比例一般为对分。属婺州路（治今浙江金华）的浦江、东阳都有征收分成租的事例，浦江“窭人无田，艺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②；“东阳多宋贵臣，族民艺其田者，既入粟半，复亩征其丝”③。婺州路一带是封建租佃关系相当发展的地区，这一地区的民田中分成租制仍占有一定比重，其他地区的情况可以推知。徽州黟县（今属安徽），元末兵乱后“里无居人，田皆荒秽不治”，县尹周某“乃下令远近之民有能耕吾废田者，比秋成十分其入，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④。这说明黟县一带在此之前必有分成租制，而且分租比例高于六四分，六四分租是特殊情况下降低了的一种比例。元代学田中也存在少量的分成租，如：昌国州翁洲书院“涂田租谷，每岁与佃户两平抽分”⑤；福州路儒学“兔壕庄田若干亩，时升里田一百亩奇，岁皆分其收之半”⑥。分租比例也都是对分。货币地租是由实物定额租转化而来的一种地租形态，在宋代逐渐发展起来，入元后仍然保持着发展的趋势。元代官田中，货币地租颇为流行。江淮财赋都总府所辖田土，“岁集楮泉三百余万缗，米百余万石”⑦，货币地租的数量和比重都极为可②参见孟繁清：《元代的学田》，《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③陈栎：《汪士龙墓志铭》，《定宇集》卷九。

④刘岳申：《萧明熙墓志铭》，《申斋集》卷十一。

①如李遇孙编《续括苍金石志》卷四所载《汤氏义田碑》，卷十所载《东山清修院耆旧僧舍田碑》。②宋濂：《王澄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③宋濂：《蒋元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四。

④赵仿：《黟令周侯政绩记》，《东山存稿》卷三。

⑤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志》卷二，“叙州”。

⑥贡师泰：《福州路儒学核田记》，《玩斋集》卷七。

⑦陈旅：《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题名记》，《安雅堂集》卷九。

观。昌国州（今浙江定海）“系官田、地、山、荡计二顷六十七亩”，全部征收中统钞①；惠安县（今属福建）“公田之入，每斛收钱百缗”②，也都是官田征收货币地租之例。有些官员职田的地租也以货币折纳，如福建廉访司职田地租，“以地左不能致者，以秋成米价输其值”③。学田中征收货币地租的情况尤为普遍。庆元、镇江、建康诸路境内绝大部分儒学、书院的租入中，都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地租。此外，余姚州儒学、江阴州儒学、福州路儒学、邵武路儒学、太平路天门书院、戈阳县蓝山书院等学校，也都征收数量不等的货币地租。一般说来，在各种类型的国有土地中，地、山、荡、砂岸、芦场等土地多征收货币地租，水田则主要征收实物地租。元代民田中也有征收货币地租的情况。浦江（今属浙江）大地主郑氏有家规云：“佃人用钱货折租者，新管当逐项收贮，别附于簿，每日纳家长。”（郑涛《旌义编》卷一）地主在家规中对“佃人用钱货折租”一事的管理特别作出规定，可知佃户用货币折纳地租在当时决非罕见之事。货币折租虽然还是一种由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形态，但已属于货币地租的范畴。除货币折租外，元代地主土地上还有典型的货币地租，奉化（今属浙江）小方门戴氏墓山“有山租若干缗”④，即为一例。虽然是山租，但已不是实物的折价，而是以货币定租额的、稳定的货币地租。

地租额与附加剥削元代实物定额租的征收在各种类型的土地上都显得相当复杂，租额纷繁不一固不必说，征收的主要物品又有收谷与收米之分，各地使用的量衡器具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很难作出全面的叙述，只能勾勒其概貌。元代官田的地租剥削虽轻重悬殊，但从总体上来说是相当重的。一部分采取包佃制经营的官田，元政府规定的租额很低。例如，淀山湖围田五百顷，先以租粮七千七百余石包佃于人，每亩租额仅一斗四升五合，后燕铁木儿包佃时增至租粮万石，每亩也不过二斗①。但是，这种低额地租主要是优惠包佃的官僚、地主，而由贫苦农民承佃的江南大部分官田则是“租额颇重”②。官田起征多以私租为额，“以民间之私征输于州之公庾”③。官田的具体租额虽因土地肥瘠不同而有差别，但其租率一般都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吴澄指出：“惟豪民①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志》卷二《叙赋》。

②宋濂：《雷机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五。

③苏天爵：《齐履谦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九。

④戴表元：《小方门戴氏居葬记》，《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五。

①《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②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③李存：《题余姚州海堤记后》，《俟庵集》卷二六。

私占田取其十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④，概括地说明了元代官田的剥削程度。官田地租剥削的沉重，在资料中有不少反映，延祐年间（1314—1320）从民间购买而来的官田，“岁纳亩粮须石半”⑤；松江地区“归附后括勘、经理及断没朱、张田粮，比亡宋（指宋末公田—引者）又增一倍”①；海南地区“公田之入十倍常赋，民不堪命”②。除正租外，官田佃客还要受到沉重的附加剥削。元政府规定，官田租税每正米一石，加收“鼠耗粮”三升五合③。这是法定的额外剥削。其他附加剥削还有不少，如浙西公田的佃户每亩纳米五升，但“及至秋成，催纳勾扰，赴仓送纳，又有船脚、加耗、仓用，得米一石上下方可输正米五斗”④。各种附加剥削竟使地租额在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在各类官田中，职田的地租剥削尤为沉重，例如：江西地区的职田，“系亡宋不堪耕种田土”，而职田官员仅正租就“每一亩勒要送纳上等白米六斗”⑤；福建廉访司的职田，更至“每亩岁输米三石”⑥。附加剥削在职田中更是名目繁多，以江西职田为例：除正租每亩白米六斗外，又附加“斗面米”、“鼠耗米”，以致“每一亩纳一石之上”，还要征收“水脚、稻稿等钱”，官府所差“祗候人等”更向佃户“勒要鸡酒”、“勾追钞两”⑦。如此盘剥，佃户何堪！学田的地租剥削，大致说来，略低于民田和官田。不过，具体情况也相当复杂，学田租额的轻重，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内也有很大的差别，较低的租额和较高的租额都是存在的。我们且看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学田的情况：庆元路儒学田每亩收米一斗八升，租额很低；定海县儒学田田主田土类别亩数租数(石)征收物平均亩额(石)资料来源贸山书院田100.5261.7谷2.65《延祐四明志》卷14慈湖书院田112.2149.5谷1.33同上甬东书院田17.545.5谷2.6同上庆元路儒学田139812527.7米0.18《延祐四明续志》卷7定海县儒学田2145718.2米0.335同上注：庆元路儒学田，原定征米2015.3石，征谷1571.8石，谷租折米征收，1571.8石谷折征米512.4石，表内所列租米数，即将原征米数与谷租折米数相加而得。④吴澄：《题进贤县学增进田租碑》，《吴文正集》卷五六。

⑤朱德润：《官买田》，《存复斋文集》卷十。

①王艮：《议免增科松江田粮案》，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田赋志》。②揭傒斯：《送燮元溥序》，《揭傒斯集》卷四。

③《元典章》卷二一《户部》七《收鼠耗分例》。

④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⑤《元典章新集》《户部》，《官员职田依乡原例分收》。

⑥苏天爵：《齐履谦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九。

⑦《元典章新集》《户部》，《官员职田依乡原例分收》。

每亩收米三斗三升五合，慈湖书院田每亩收谷一石三斗三升，租额也不算太高；贸山书院田和甬东书院田每亩收谷均达两石六斗以上，即使按庆元路谷米相折大致三比一的不正常比例，也相当于收米九斗，租额就相当高了。庆元路学田的租额如此参差，其他地区学田租额的复杂可以概见。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某些地区的学田中出现了与米租（秋租）并行的麦租（夏租），而且纳入了地租正额①。除正租外，学田中也有附加剥削，如元末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的学院田，“每亩正米四斗五升，每正米一石，带耗七升，正耗一石，带脚一斗”②，有“耗”有“脚”，且份量不轻。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从来就是残酷的，元代的世俗地主和寺观地主自然也不例外。大德八年（1304），元廷颁布诏书说：“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率，普减二分。”③类似的诏书元廷曾颁布过多次，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不难想象，但由此可以说明，江南地主对佃户的剥削是相当沉重的，而且带有普遍性，以致元政府不得不作出干预。元代私田的租额一般都不低。泰定二年（1325），绍兴（今属浙江）南镇庙买田一百余亩，立碑刻租，列有田亩等级和每亩租额，其大致情况是：一等田，每亩纳米七、八斗；二等田，每亩纳米六、七斗；三等田，每亩纳米五、六斗①。这样的租额，即每①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一《学校》。

②彭泽：《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货志》二《财赋》。

③《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减私租》。

①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八，《南镇庙置田记碑阴》。

田主田土地点田土类别亩数租数征收物平均亩额资料来源说明绍兴义田山阴田12386.3米0.7《越中金石记》卷七购买民田绍兴义田会稽田4427.1米0.61同上同上杭州西湖书院乌程田257202米0.78《两浙金石志》卷十五同上长兴东岳行宫长兴田63.6米6同上长兴东岳行宫长兴田42米0.5同上余姚州儒学余姚田31.8米0.6《越中金石记》卷十莫景言助田杭州纯真观昆山田798419米0.5《松乡集》卷一浙西义役田浙西田11030064000米0.57《正德姑苏志》卷四一富民助田句容大天王寺未详田1000800米0.8《江苏金石志》卷二一陈旺江阴田43.2米0.8《江苏金石志》卷二二无锡梁溪义塾无锡田10005000米0.5《洪武无锡县志》卷四下强以德捐田新淦建兴寺新淦田300150未祥0.5《傅与砺诗文集》卷三铅山州儒学铅山田2010米0.5《畏斋集》卷五徐氏拨入田张叔仁邵武田40300秤=21石米0.5《叠山集》卷七注：表中“租数”和“平均亩额”的单位为石。据《宋史·律历志》，一秤为十五斤；又据《汉书·律历志》，一石为一百二十斤，表中张叔仁田租米的秤、石换算，即以此为标准。

亩纳米五至八斗，大致说来也是元代江南私田中通行的一般性租额。试看下表（见上页）。表中所列各项田土，分布地区很广，每亩租额都在五到八斗之间。当然，每亩收米五到八斗只是通行租额，有些地主土地上的租额远远超出了这一水准。例如：庆元路医学购买民田六点七五亩，岁收米六石五斗，每亩租米约一石①；余姚（今属浙江）善济寺的一块田土，面积一点二五亩，竟收租四石，每亩租额为三石二斗②。某些地主不仅向佃户征收重额秋租，还要榨取麦租，如江阴（今属江苏）陈旺捐给佛会的四亩民田，其地租就是“元各白米三石二斗，夏麦四斗”③。除正租外，地主还给佃户加以各种额外的盘剥，如浦江地主向佃户勒取“佃鸡、佃麦”④；宁海（今属①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八《学校》。

②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九，《余姚普济寺舍产净发记》。案：这块土地所征收的“租”是谷是米不得而知，即使是谷，其租额也是非常高的。

③佚名：《珠珍宝塔颖川郡记》，《江苏金石志》卷二二。

④郑涛：《旌义编》卷一。

浙江）地主“田之租税俾佃者小民代输”⑤，都是额外盘剥的典型例证。⑥⑤方孝孺：《童贤母传》，《逊志斋集》卷二一。

第三章　户籍、赋役

第一节　户籍

在封建社会中，户口的增耗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户口的统计与户籍的制定，又是封建国家向广大人民征发赋役的基本依据。秦汉以来，户籍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一项重要制度。蒙元时期，户籍制度具有显著特色，但其户口统计却比较混乱。

蒙古户籍制度蒙古建国时期，已在草原地区建立起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户籍制。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汗国，创设了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千户制极为重要，而它正是与户籍制度紧密结合的。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的百姓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任命功臣贵戚为千户那颜进行管理，千户下辖百户和十户。蒙古统治者通过千户制对广大百姓实行控制，将严格的户籍制度寓于其中。志费尼记载说：“自从各国各族由他们（指蒙古贵族—引者）统治以来，他们依照习惯的方式建立户口制度，把每人都编入十户、百户和千户”①。成吉思汗颁布的“札撒”规定：“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个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作军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惩罚”②。汉文资料也记载说，所有的蒙古百姓均按十百千万分编，各有其长（《黑鞑事略》）。蒙古的户籍簿册，称之为青册，其登记的内容包括户口和财产。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断事官，其职责之一，便是管理全蒙古的户籍。成吉思汗吩咐他：“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③蒙古户籍制度，与蒙古兵民合一的状态相适应，其主要作用在于保证兵役的征发。终元一代，草原地区这种与千户制结合在一起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改变。

汉地与江南的户籍整理蒙古建国后不久，随即对金朝发动进攻，迄至灭金，历时二十余年。在战争过程中，蒙古军队的屠杀极为严重，蒙古的诸王大臣及将校还大量掳掠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34。

②《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34。

③《元朝秘史》第203节。

人口为奴。幸免于杀掠的中原之民，又多被迫逃亡，“其民颠沛奔走无底止，四民无所占籍”④。乘乱而起的地主武装借机采取各种方法收罗和控制人口。这种情况不利于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地区确立稳定的封建统治。因此，1235年，元太宗窝阔台在中原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户籍清理。这一年岁在乙未，史称“乙未籍户”或“乙未料民”。在乙未籍户以前，1233年，金朝灭亡前夕，元太宗窝阔台已开始进行户口检括，“以阿同葛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史·太宗纪》）。这次括户似乎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户籍，只是乙未年大规模籍户的先声。1234年，金朝灭亡，窝阔台再次下令括户，任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对中原户籍的全面清理，至次年完成。这次括户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1）全面进行户口登记，让流民就地著籍，“敢隐实者诛，籍其家”（《元史·董文炳传》）。（2）将社会职能不同、承担不同义务的人户，在户籍上区别开来，分别立籍，划分了民、站、打捕鹰坊、屯田、僧、道等户计。（3）对驱口进行分检。窝阔台发布圣旨规定：“不论回回、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人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①经过分检，一部分驱口被收为国家编户。这次编户，建立了较全面的户籍簿册，初步划分了诸色户计，标志着蒙古时期汉族地区户籍制度的建立。乙未籍户后，由于“政烦赋重”②，人户大量逃亡，到元太宗十年（1238）就出现“逃亡者十四五”③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1252年，岁在壬子，蒙哥汗“复下诏籍汉地民户”①，在中原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这次籍户，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户籍登记，建立了“壬子籍册”②，一方面将漏籍、析居、放良等户尽量登记入籍，另一方面某些地方也将逃亡户据实削除。经过这次籍户，诸色户计的划分已臻于完备，在乙未籍户后出现的军户、儒户等重要户计，都各自另立了户籍。

除壬子年大规模的户籍整理外，元宪宗时期还进行过一些地区性的户口调查工作。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户籍的整理工作仍在不断进行。中统二年（1261）六月“括漏籍老幼等户，协济编户赋税”（《元史·世祖纪一》）。中统三年（1262）五月“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租户，口实者赏之，隐者罪之”（《元史·世祖纪二》）。至元七年（1270）五月，元政府再次“括天下户”（《元④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①《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②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③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①《经世大典序录·版籍》，《元文类》卷四○。

②《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史·世祖纪四》），对中原户籍开始了第三次全面整理。这次籍户，除重新抄数户计外，主要目的在于厘定诸色户计的户籍。至元八年（1271）三月，蒙元政府颁行《户口条画》，对诸色人户的户籍判定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供各级地方政府在编定户籍时参照执行。经过这次大规模的籍户，户口的抄数至元七年便已完成，而户籍的重新制定则完成于次年，元代军籍中有所谓“至元八年之籍”（《元史·兵志》），当便是通过这次籍户而编制的。蒙元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是至元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1289—1290）在原南宋统治地区进行的。元军平宋之初，令各地按原来的户籍申报了户口数，但这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①。此后，元政府在南方地区也作过一些户口统计，如至元十八年（1281）“括江南户口税课”（《元史·世祖纪八》）。到了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元世祖“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元史·世祖纪十二》）。同年闰十月，再次“诏籍江南及四川户口”（《元史·世祖纪十二》）。这次籍户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阅实户口，普遍进行丁口和财产登记，“虽舟人、田客、侨游不遗”②，并造出户籍簿册。一是依中原之例，区分诸色户计，分别立籍③。上述几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形成了蒙元时期汉族地区的户籍体系。但是，元代缺乏定期检核户籍的制度，至元二十七年后再未进行过大规模的户籍登记，故而元代户籍情况十分混乱。元朝前期已有人指出：“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④。

诸色户计与户类、户等诸色户计的划分是元代户籍制度上的一个显著特色。蒙元政府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户在户籍上区别开来，固定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以满足统治者的不同需要，统称诸色户计。色，意为种类；计，意为统计。元太祖时，民户、匠户、站户以及僧、道户等户计的区别已经出现，到元太宗乙未籍户时，正式划分了诸色户计。此后，诸色户计的划分日趋细密，有民、军、站、匠、屯田、打捕、淘金、灶、矿、炉冶、运粮船、儒、医、僧、道、阴阳人、礼乐等二三十种。人数最多的几种是：（1）承担国家普通赋役的民户。这是元代最基本的一种户计，占全部户口的大多数。（2）承担兵役的军户，至元八年（1271）军户总数为七十二万户，如果加上此后新佥的汉军户和平宋后籍定的南方新附军户，元代军户总数当不下于百万户。（3）承担驿站徭①参阅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

②姚燧：《赵椿龄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③参阅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八《风俗志》；冯元恭：《大德昌国州志》卷三《叙赋·户口》。④胡祗遹：《军政·贫难消乏之弊状》，《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役的站户。总数在三十万户以上。（4）从事官府手工业造作的匠户，总数不会少于五六十万户。（5）从事官府盐业生产的灶户。总数为五万二千余户。（6）以读书为业的儒户，总数约十一万余户。（7）为统治者“告天祝寿”的僧、道户。元代的所谓僧、道户，大约是一处为一户，如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寺观四十三处，至元二十七年籍为四十三户。每个寺观所有的人口多寡不等。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余人。此后，元代僧尼数不断增加，到元代后期至少增加了一倍。道徒的数量也很大，元初胡祗遹记载：“老氏之流，男女三十万。”①民户以外的诸色户计，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承担国家特定徭役的户计，多由国家强制佥充，如军、站、匠等户；一类是在精神方面为统治者服务的户计，往往通过考试予以认定或依据职业予以籍定，如儒、僧、道等户。这些户计由于都承担特殊的封建义务，故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赋役减免。

不同的户计隶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人户一经籍定为某种户计后，便世代相承，不得擅自改籍，不得逃亡、迁徙和影占。兄弟析居，驱奴为良，也要依从原籍。不过，由元政府决定或经过元政府允许的户计变更则时常发生。佥发民户为其他户计自不必说，放罢其他户计为民户以及民户以外其他户计之间的变更，都不少见。

元代的户类是因北方征发赋役的需要而划分的，只存在于北方地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定户籍科差条例，按当时的户籍情况将民户划分为元管户、交参户、协济户、漏籍户四类。元管户，是指过去括户时已经登记入籍而后来又没有变动的人户。交参户，是指过去曾经登记入籍后迁徙他乡在当地重新著籍的人户。协济户，是指没有成年丁口只能协助主要税户承担赋役的人户。漏籍户，是指过去从未登记入籍的人户。这四类人户，在赋税的交纳上各有不同的定额，在徭役的负担上当也有所不同。另外，上述各类户中，同一类人户的赋税负担也有差别，因而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名目。

户等制的实行，由来已久，宋金两朝都实行过户等制。元太宗时规定“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将这种方法制度化，参照前代遗法，下令全面推行户等制。元代统一全国后，又将户等制推广到南方各地（《元典章》卷二五）。

元代户等制的基本内容是：（1）按资产情况将居民划分为三等九甲，三等为上、中、下，每一等又分上、中、下，是为九甲。实际施行时往往只分三等。（2）户等划定后，都要进行登记，编为鼠尾簿。除军户和匠户外，其他诸色户计都同民户一起排定户等，编在同一鼠尾簿内。（3）赋税和徭役的征派，以鼠尾簿为依据（《通制条格》卷一七《科差》）。元代的户等①胡祗遹：《集真观碑》，《紫山大全集》卷十七。

制与赋役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的征派，原则上都规定以户等为依据，所以，户等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由于元代缺乏定期检核户籍的制度，户籍的混乱和不实十分严重，这便使户等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与实际情况不符①。

户口数量有关元代户口，现存的统计数字很少，且不够准确，很难说明整个社会人口的变化情况。

1235年乙未籍户所得汉地人户为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②，与金泰和七年（1207）八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户③的统计数相较，户数减少了约百分之八十八。这个乙未籍户的数字与当时的实际户数肯定存在着差距，一是这次籍户可能只包括金朝旧土的大部分；二是籍户不够彻底，户口有隐漏；三是仍有大量的驱口及诸王、贵戚、勋臣的私属人口不包括在籍户数之中。不过，上述差距不会特别大，因为金朝末年，战乱频仍，户口的损耗确实是惊人的。河北地区，“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④。河南地区，“兵荒之后，遗黎无几”⑤。这里再举两个实例。磁州（今河北磁县），《金史》卷二六《地理志》载其户数为六万三千余户，而蒙古征金之后，“四境户版，仅及千数”①，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强。宁海州（治今山东牟平），金、元辖境全同，《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载其户数为六万一千九百余户，而《元史》卷五八《地理志》载其至元七年抄籍数却只有五千七百余户，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强。

1252年壬子籍户的数字，比乙未年增加二十余万户②，应为一百二十余万户。这增加的二十余万户，并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是来自对户口的进一步搜括。乙未籍户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加强剥削，籍户完成后，蒙古政府以户籍为依据，对中原人民进行肆意诛求。刘秉忠指出：“自忽都那颜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元史·刘秉忠传》）在这种情况下，户口是很难真正有所增长的。①参见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②关于这次籍户所得户数，有关记载颇不一致。这里榷元史》卷九八《兵志》一的记载，因为这段记载出于元太宗十三年斜烈的奏闻，此时离太宗七年籍户不过六年时间，而且其所载户数与宋子贞、刘秉忠等当时人的记载大致相符，似乎最为可据，姑从之。

③《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④刘因：《孙善墓志铭》，《静修先生文集》卷十七。

⑤元好问：《杨奂神道碑》，《遗山文集》卷二三。

①姚燧：《滏阳高氏坟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②《经世大典序录·版籍》，《元文类》卷四○。

元宪宗时期（1250—1259），忽必烈以皇太弟的身分主管漠南汉地，在汉族幕僚的影响下，注意招抚流亡，安定社会，使中原部分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这样，中原地区的户口开始缓慢增长。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天下户一百四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元史·世祖纪一》），比壬子年的籍户数增加了近二十万户。这增加的约二十万户，其中大部分当仍是搜括隐漏户口所得，但也有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立即着手对汉地的全面治理，推行一系列汉法，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其社会成效，反映在户口统计数字中就是户口的不断增加。《元史·世祖纪》中保存了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十一年（1274）连续十四年北部中国的统计户数。这十四年中每一年的统计户数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在百分之零点三至百分之二点二之间，这大体上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反映。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元史·世祖纪》虽然记载了这一年的南北总户数，但南方户数乃据旧籍抄报①，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不足为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元代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皆告阙如，直到至元末年才又出现了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表列如下：年代公元户数口数资料来源至元二十七年12901319620658834711《元史·地理一》至元二十八年12911343032259848964《元史·世祖纪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14002760《元史·世祖纪十四》注：至元二十八年户口，原材料记载：“户部上天下户数，内郡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表中所列此年户数，乃将南、北户数相加而得。

上表所列户口统计数，大致上是宋、金旧土的户口统计结果，不包括蒙古部民、宣政院辖地（今西藏及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和云南行省的户口。至元三十年后，元代再没有较全面的户口统计，因此，至元三十年的统计户数是元代的最高统计户数，较之宋、金合计二千一百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五户②，相差七百零八万余户。这个差额过大，可见上列户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性。究其原因：首先，上列户口统计数字，在统计对象上不包括“游食者”和诸王贵族的私属人口。大量存在的奴隶只附籍在主人名下，不另立户，其口数当也有相当的隐漏。湖广行省西南部，四川行省南部的所谓“山泽溪洞之氓”也不在统计之列。

①参见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载，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七八百；《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户口》载，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其次，上列数字存在着统计上的误差。《元史·地理志》在绝大部分路、府及直辖州下开列户口，属原南宋统治地区的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四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诸路、府、州所列户。

基本上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抄籍数①。根据这些数字进行统计，上述地区的总户数为一千二百三十六万一千八十，总口数为五千六百八十五万六千八百二十四②。用表中所列至元二十七年的南北总户口数减去以上统计结果，则这一年北方地区只有七十三万六千余户，一百九十九万六千余口。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因为至元十一年（1274）北方地区便已有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余户，而至元二十八年（1291）户部统计的北方地区户数也为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余户。由此可知，上表所列各年户数，都至少存在着一百二十余万户的误差。这个误差当主要存在于南方地区的户口统计上，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的至元二十七年南方地区户数竟比户部统计的至元二十八年户数多出近一百零三万户，便是明证。

从至元十二年（1275）到至元末年，北方地区的户口仍在持续增长，但这在元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字中未能得到如实的反映。根据元政府的统计数字，从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八年（1275—1291）的十七年间，北方地区的户数只增加了三万二千余户，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一定数量的统计误差外，主要是北方人户大量南流造成的。元人记载说：“昔江南平，中土人士南走，若水趋下，家而占籍者有之，衔命仕者又倍徙焉。”①至元二十二年（1285），“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元史·崔彧传》）。随镇守军队南迁的军户在南流的北方人户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有北方侨寓人户三千八百四十五户，其中汉人军户三千三百六十七户②，占百分之九十。因此，若以至元前十一年间北方人户的平均增长率为参数，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至元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八年间，北方户口应该是增加了，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徙到南方去了。

这一时期的南方地区的户口，总体上同南宋晚期大致相当。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二十二万八十①少数地区用“至顺钱粮数”著户，口阙。还有一些地区户口皆阙，四川行省阙略最甚。②原材料中江浙行省的湖州路、松江府、铅山州、河南行省的襄阳路、高邮府均用“至顺钱粮数”著户，阙口。此处统计，湖州路户用《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州府志》（中华书局，1960）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数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替代；松江府户口用《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户口》（天一阁明代方志续刊本）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十六万三千九百三十六、口八十八万八千五十一替补；湖州路、铅山州、襄阳路、高邮府的口数则用所在行省的户平均人数（依《元史·地理志》所载户口计算，江浙行省每户平均为四点九人，河南行省南部每户平均为五人）乘以户数补入。

①许有壬：《葛世荣墓志铭》，《至正集》卷五三。

②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

五③。以前文所列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南方地区户口数与之相较，元户少三十万九千余，口则多二千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余。宋代的户口统计只计男口而不计女口①，所以实际口数比统计口数要多一倍。这样，宋嘉定十六年的实际口数约为五千六百四十四万，元至元二十七年口数实际上较之多四十一万余。

不过，元代南方各地区的户口分布颇不平衡。以《元史·地理志》所载至元二十七年南方各地户口数同《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所载宋嘉定十六年各路户口数相比照，其结果是：江浙行省较宋增加了一百五十七万余户，湖广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较宋增加了一百零四万余户，江西行省较宋减少了四十二万余户，四川行省则较宋减少了二百四十九万余户。上述状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宋元战争。元军灭宋，在江浙一代，由于战事进展迅速，大部分地区的户口损耗不大，战后生产又很快恢复发展，加上北方南流人户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故这一地区的户口增加最快。荆湖、广西和淮南地区，在元军平宋过程中，除少数军事要地因强烈抵抗受到较大的破坏外，大部分地区受战争影响较小，户口损耗不多，经统一后的恢复和发展，户口便有了不小的增长。江西和广东（即江西行省辖区），是南宋残余势力从事抗元活动的主要区域，战争过程较长，故户口损耗也较大。如元军消灭南宋卫王势力一战，便造成了“广东之户十耗八九”②的结果。至于四川地区，宋元之间在此争战四十余年，故户口损耗最大。虽然《元史·地理志》中四川不少路、府的户口阙载，但四川户口的实际减少恐不下于二百万户。

元世祖至元以后，元代的户口情况再没有较完整的统计数字可据，只能根据零散的资料作一些推测。元代中后期，中书省辖地的户口有较显著的增长，其增长趋势可能一直持续到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年。例如：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有饥民四万四千九百户，为至元七年（1270）该地全部人户一万五百四十五户的四倍多；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有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为至元七年（1270）该地全部人口十六万三百六十九口的四点四七倍。陕西、甘肃二行省及河南行省北部地区的户口，在元代中期仍有增长，如陕西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有饥民四万七千户，为元宪宗二年（1252）该地全部人户二千八十一户的二十二倍。不过，上述地区的户口增长可能只持续到泰定年间（1323—1327）。元文宗时期（1328—1332），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和罕见的饥荒、疫疠在上述地区相继发生，造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

①关于宋代户口统计户多口少的原因，史学界有“男口说”、“丁口说”、“漏口说”等多种说法，这里采取范文澜等主张的“男口说”。参见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姚燧：《史格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成了人口的剧减①。在至元以后一段时间中，江南和淮南地区的户口，可能仍处于上升状态，但到元成宗大德末年（1297—1307）这种上升状态大约已告结束。大德十一年（1307）前后，江南和淮南地区发生特大饥荒，许多地区还继发疫疠，其结果是“岁凶民流，东南愈甚，死者无算”②，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天历二年（1329）前后，江南和淮南地区再次遭受特大饥荒，出现了“道殣相望”③的局面。这样，从大德末年到至正初年，江南和淮南地区的户口大概处在一种时而减少、时而恢复的状态，很难有明显增长。四川地区的户口在元代中后期当有一定的增长。例如，故宋绍熙府（治今四川荣县），元初“以其地荒而废之”，到后至元四年（1338）有“居民二十万，故立府治之”（《元史·顺帝纪二》）。

元顺帝至正时期，政治大坏，全国各地灾荒不断，终于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大规模的战争延续二十余年。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全国各地的户口都急剧下降，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①；江南地区“人死兵戈者十七、八”②。

元代边疆地区的户口，《元史》阙载，有关资料也比较缺乏，很难作出较准确的叙述。岭北行省地区，成吉思汗时代在此设立了一百多个蒙古千户，其户口因在战争中俘掠驱口和人口生殖而不断有所增加。大德末年，窝阔台汗国大批降民迁入岭北，至大元年（1308）仰食于官的北来贫民达八十六万八千户③，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原来就居住岭北的拖雷系诸王部众，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窝阔台汗国。据以上情况推测，岭北行省的人口当在两百万以上④。吐蕃地区的户口，元政府在至元五年（1268）和至元二十四年（1287）两次派人进行清查。至元五年清查的结果是：阿里和后藏地区共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前藏地区共有二万零七百五十三户，前后藏之间的羊卓地区共有七百五十户，总计三万七千二百零三户①。据《萨迦世系史》说，当时每户为六人（夫妇二人、子女二人、男女仆役二人）②。据此推算，则上述地区有二十二万三千余口。但是，这次籍户在地域上限于乌斯藏宣慰司辖地，①浦机：《与蔡逢原参政书》《闲居丛稿》卷一七；苏天爵：《韩永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七。②程钜夫：《王德亮墓志铭》，《雪楼集》卷二一。

③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前集》卷三。

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一月乙亥。

②王逢：《读古节妇传》，《梧溪集》卷四。关于至正时期的户口情况。参阅邱树森、王廷：《元代户口刍议》，《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④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页181—183，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①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页185—186，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②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等译本，页108，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不包括其他藏区，在统计对象上可能也不包括牧民③，故不能反映吐蕃地区户口的全貌。关于云南行省的户口，大德八年（1304）程钜夫撰《平云南碑》，说是“见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④。这个记载未必准确，其中可能包含了一定的虚报成分。

③参见毕达克：《蒙古在西藏的括户》，沈卫荣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0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雪楼集》卷五。

第二节　赋役

北方赋税赋役征发南北有异，这是元代赋役制度的主要特点。元统治者因南北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赋役征发原则，“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⑤。赋役征发的原则既不相同，故南北赋税在内容上也有较大的差别。

北方赋税分为税粮和科差两大类。

税粮，有丁税和地税两种不同形式。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等纳地税。河西中兴路（治今宁夏银川）等三处人户也征收地税。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下者免税，超出四顷则超出部分缴纳地税。地税的税额屡有变更。元太宗八年（1336）规定：“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①，至元元年（1264），改为白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至元十七年（1280）确定，不分白地水田，每亩税三升。

绝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和官吏、商贾都按成丁数缴纳丁税。丁税税额因户类不同而有差别：元管户中的全科户每丁粟二石，减半科户每丁粟一石；协济户也是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每丁粟五斗，第二年一石，此后每年递增二斗五升，第六年全科二石。各类人户的驱丁均缴纳其主人的一半。元廷规定，丁、地税不重复缴纳，但由于土地买卖等原因造成土地所有权在丁、地税户之间转移，丁、地税的缴纳实际上比较混乱，并纳丁、地税的情况在元代前期便已经相当严重了②。无论丁税、地税，除正额外，还有“鼠耗”、“分例”等附加税，“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元史·食货志一》）。

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两项。丝料主要由民户负担，供政府及诸王、贵戚、勋臣享用。缴纳丝料的民户有两大类。一类是历次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的人户，他们缴纳的丝料有一部分归于其封主，元世祖时称“系官五户丝户”。一类是不属于封民的人户，他们缴纳的丝料全归政府，元世祖时称“系官户”。元太宗八年税制规定了丝料的基本内容：每二户出丝一斤输给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输给封主。因此，丝料又称“二五户丝”，缴纳给封主的部分称“五户丝”。宪宗时，五户丝赋额提高了一倍。上述规定是针对分封人户而言的，非分封人户的丝料负担应与之相当。元世祖时规定，五户丝不再直接缴纳给封主，而由政府统一征收后再行转支。具体情况见下表。包银，又称包垛银，也主要由民户交纳。元太宗时，蒙古政府对汉民的⑤危素：《休宁县尹唐群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二。

①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②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各种不时需索甚多，为了避免随时科敛的烦琐，真定丝料包银户类系官丝五户丝全科户二十二两四钱四两系官户止纳系官丝户上都、隆兴、西京等路户十六两，大都以南户二十二两四钱全科户十六两六两四钱四两减半科户八两三两二钱二两元管户系官五户丝户止纳系官五户丝户十六两六两四钱交参户全科户二十二两四钱四两止纳丝户二十二两四钱漏籍户止纳钞户第六年全科二十二两四钱第一年一两五钱，以后每年递增五钱，至第六年全科四两丝银户十一两二钱四两协济户止纳丝户十一两二钱储也速歹儿所管产细丝六十四两摊丝户摊丝六十四两其他户系官户复业户与渐成丁户第一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全科注：本表参照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页349之表制成。

守臣史天泽便“会其岁费”，按户征银若干两①，这便是包银的起源。

元宪宗二年（1252），蒙古政府将包银制度化，推广到各路，定为每户征银四两②。五年（1255），定为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到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包银全部以钞输纳。当时钞二两值银一两，故包银的征收额减少了一半。包银每户四两，是指全科户而言，其他人户的缴纳情况见上表。至元四年（1367），“敕诸路官吏俸，令包银民户，每四两增纳一两”（《元史·世祖纪三》），称为“俸钞”。元成宗时加科止纳丝户俸钞，每户一两，而将包银户的俸钞减为每户二钱五分。丝料和包银按户定额，但实际征收时都是“验贫富品答均科”③。因此，民户实际上的科差负担与定额颇不一致，如包银，有的上户纳至一百五十两④。可是，元廷签发中、上户为军、匠等户时却只按定额除豁科差，逃亡人户的科差也要由见户分纳，民间的科差负①苏天爵：《鲁国文贞公事略》，《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②姚燧：《滏阳高氏坟道碑》，《牧庵集》卷二五；《元史》卷一五二《张晋亨传》。③魏初：至元九年七月奏议，《青崖集》卷四。

④王恽：《论萧山住等局人匠编员事状》，《秋涧集》卷八九。

担日益沉重。

江南赋税《元史·食货志》说：“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夏、秋二税都是土地税，以秋税为主。

秋税收粮，其征收额各地区之间颇不一致，同一地区也因土地肥瘠而有差别。湖广地区仿北方税制，每亩三升⑤。其他地区“纳粮的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①，大体是依宋代旧例。有的地区在二、三斗之间，有的地区在三升上下，最低的税额只有一升②。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规定江南税粮就原额增加百分之二十③，加重了江南的税粮负担。江南税粮也有附加税，“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④。

夏税的征收情况比较复杂。《元史·食货志》载：“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由此可知，元朝平宋后，最初只在江东、浙西两地继续征收夏税，江南其他地区则废除了夏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元史·成宗纪二》）。这次加征夏税的地区为浙东、福建、湖广，江西由于秋税交纳数额已较宋为重，故仍免征夏税⑤。夏税的具体征收情况，各地不尽一致。江东、浙西两地区的夏税，大体上依宋代旧例，一般按土地等级定税额而征收丝、绢、布等实物，也有的地方折钞缴纳。元贞二年起征夏税的地区，当是以秋粮为夏税基准，其征收物品名义上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品为本色，但实际征收中基本上都是以钞折纳的，“秋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元史·食货志一》）。

除土地税外，江南个别地区也有丁税，江西行省的广州路（治今广东广州），其所属各县民户的税粮中丁税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清远县每丁税米五斗九升①。

江南地区也有科差，一是江南户钞，一是一度征收的江南包银。江南户钞是中原五户丝制的推广和变形。元世祖平宋后，将部分江南民户封赐给诸王、贵戚，每户纳中统钞五钱，“准中原五户丝数”（《元史·世祖纪九》），这便是江南户钞。成宗即位之初，江南户钞增为每户二两，但所增加的一两⑤姚燧：《阿里海涯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

①《元典章》卷二四《户都》十《添科二分税粮》。

②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第6辑。

③《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④《元章典》卷二一《户部》七《收粮鼠耗分例》。

⑤《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起征夏税》。

①陈大震等：《大德南海志》卷六《税赋·税粮》。

五钱由政府支出，民户的负担仍为五钱②。

南包银的征收，始于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之初。科征的对象是没有田地而从事商业、运输的人户，数额是每户二两③。包银的征收，在江南造成了很大的骚扰，因而遭到不少官僚、儒臣和民间的反对，故难以长期实行。至治二年（1322）十月，“诏今年江淮创科包银全免之”（《元史·英宗纪二》）。此后，江南包银实际上再未征收，到泰定二年（1325）正式革除④。元政府在江南征收包银的同时，向全国各地散居的回回、也里可温、答失蛮户起征包银，每户二两，折纳至元钞十一贯，称回回包银⑤。江南包银行之即废，但回回包银却一直征收到元末⑥。

江南赋税中还有一项湖广门摊。所谓门摊，就是按户摊派之意。《元史·食货志》说：“初，阿里海牙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大德）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此说不确。姚燧《阿里海涯神道碑》记：“初，北上田租亩取三升，户调岁惟四两。及定湖广税法，亩取三升，尽除宋他名征。后征海南，度不足于用，始权宜抽户调三之一佐军”。所谓户调，当即北方的包银。所谓“抽户调三之一佐军”，即包银四两的三分之一，大致为一两二钱。由此可知，湖广门摊的征收实始于至元十五年（1278）元军征海南前夕，此时湖广税法已定，初科门摊是为了弥补征海南的军费不足，与夏税的罢废并无直接关系。这种湖广门摊，实际上是包银在湖广的变相形态，故元人直接将其与北方包银相提并论，其赋税性质属于科差。但至元二十九年（1292）时，湖南的一些地方官要求改变当地人户“除纳商税、酒醋课程外，每一年滚纳门摊地亩一两二钱”的状况，中书省议定：“自至元二十九年为头，通行依额认办。除离城郭十里之内并镇店立务办课去处，离城郭十里外乡村住坐，不以是何计户计，验各家实有地备均科，许令各家造酒醋食用，包容各家佃户，再不重复纳税。”①这样，湖广门摊便演变为一种按户摊派的酒醋课。大德三年（1299）后，作为酒醋课的湖广门摊依然存在，并未并入夏税②。诸色课程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税等数十种税课，在元代统称诸色课②《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③《元典章新集》《户部》，《江南无田地人户包银》。

④《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⑤《元典章新集》《户部》，《回回当差纳包银》。

⑥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六《赋役》。

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门摊课程》。

②《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程。元太宗元年（1229），初定中原税法，“以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取课于民，岁定白银万锭，六色均办之”①。后税额逐渐增至二万二千锭②。到元太宗十一年（1239），奥都剌合蛮扑买天下税课，将税额提高到四万四千锭。到元世祖初年，诸色课额达十余万锭③。全国统一后，诸色课额仍不断加重。元政府以课额增亏作为办课官吏升降的标准，更导致了课程征办上的苛征暴敛，严重增加了广大百姓的负担。

盐课是诸色课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元史·食货志二》）。因此，元政府对盐的生产采取垄断政策，佥派专门的灶户熬波产盐，在各地设盐运司或提举司加以管理，灶户在指定的盐场中制盐，生产过程受到严格的监督，产品必须如数上缴给国家。对盐的销售，元政府采取商运商销和官运官销两种形式。商运商销，有“行盐法”和“市籴法”，以“行盐法”为主。“行盐法”是商人向盐司或户部纳钱，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或盐仓领盐，然后运销各地。“市籴法”是商人到指定的地点缴纳粮食，换引领盐运销。“市籴法”的实行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粮食需要，因而影响不大。在盐的商运商销中，政府的盐税包含在盐引之中。官运官销，主要是“食盐法”。元世祖时期行“食盐法”于部分地区，元中叶在更多的地区加以推广，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才予罢废。所谓“食盐法”，即按人口强行抑配盐额，收取盐价。盐额不断加重，元成宗时“口岁至五十斤”④，结果是“民至破家荡产犹不充”⑤。此外，元世祖时还一度在各地设常平盐局，由政府直接卖盐。

元代的盐价，元太宗二年（1230）规定，每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减为银七两。此后不断提高，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增至每引中统钞三锭。元文宗天历年间，一年盐课总额为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

元代茶课，承唐宋旧制，通过榷茶方式办理。元世祖时，随着元朝领有产茶地区，其榷茶制度日渐形成。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至元十三年（1276），榷江西茶。至元十七年（1280），立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总理江南各地茶税。在榷茶都转运使司下，先后设立十五处榷茶提举司，两处批引所，分布于南方各地，承办征收茶课的具体事宜。

元代茶叶生产，除贡茶由官府经营外，主要由民间经营。元代茶法，主要承袭了宋代的“卖引法”。元代“卖引法”的实施情况是：茶商向茶司纳①《经世大典序录·盐法》，苏天爵：《元文类》卷四○。

②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③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课程不再添额”，《秋涧集》卷九○。

④刘敏中：《益都路总管刘公去思碑》，《中庵集》卷二。

⑤郑元祐：《普达实立墓志铭》，《侨吴集》卷十二。

钱为茶课，领取买茶公据，凭公据赴指定山场向茶户买茶，然后向茶司缴回公据，换取茶引，凭茶引运销。茶商运茶到江淮地区以北发卖，须另向商税机构缴纳茶税。产茶区的茶户食茶，也要缴纳茶课，由政府确定数额，“有茶树之家，验物力多寡贫富均办”①。除“卖引法”外，至元十七年（1280）曾一度推行按户摊派茶课的办法，天历年间（1328—1329）一度由地方政府直接经办茶政②，但都为时甚短，影响不大。

元代茶课，至元十三年（1276）定长引、短引之法，长引每引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每引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至元十七年（1280），废长引，专用短引，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此后，茶课不断提高，延祐五年（1318）竟增至每引收钞十二两五钱，与上述情况相应，茶课总额不断增大，至元十三年仅一千二百余锭，到延祐五年已剧增至二十万锭。（钞币贬值因素参见本书钞法章）

酒醋课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元代酒政迭有变化。元太宗二年（1230）

始征酒课。次年，蒙古政府在各地设立酒醋务坊场官，实行酒由政府专营的“榷酤法”，元世祖在位的大部分时期，北方城市酒课仍行“榷酤法”，大体情况是：由政府出备工本，指定专门的人户为酒户，造酒发卖，输纳酒课。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令酒户自备工本造酒，由政府拘卖。元世祖前期，北方乡村地区酒课由农民认办①，具体情况不详。元朝灭宋后，随即在江南全面推行官制官销的“榷酤法”，由政府设立酒库，备办工本，选差专人造酒发卖；后许乡民造酒；迄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后，才全面罢废“榷酤法”，推行“散办法”②。

“散办法”，在离城郭十里外的农村地面，为按户摊派酒醋课，“有地之家纳门摊酒醋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赴务投税”。门摊酒醋课按户定额，实际征收时则多以税粮或田亩多寡为标准。在城市地区，“散办法”有多种形式：一是由居民摊纳；一是上户自愿认办；一是勒派役户包办；还有一种是由酒户或设肆之家办纳③。对于醋，元政府的控制较松，纳课即可自酿。至元二十二年（1285），免收乡村醋课。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后，乡村醋课与酒课同行门摊。元代酒课，除门摊酒课外，主要采取税米，即按米的数量征课的办法，课率不断提高。实行“榷酤法”时，酒课连工本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茶课》。

②虞集：《榷茶运司记》，《道园学古录》卷三七。

①王恽：《为蝗旱求治事状》，《秋涧集》卷八八。

②《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江南诸色课程”，“乡村百姓许造酒”。青阳翼：《太平去思之碑》，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五《刺守》；袁桷：《王吕柏里公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二六；《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私造酒曲依匿税科断》。

③《吴兴金石志》卷十五《褚天祐墓碣》；郑元祐《道童公去思碑》，《侨吴集》卷十一；《两浙金石志》卷十七《宋公去思碑》。

一起征收。至元十年（1263），米一石收钞四两，内米价三两，酒课一两①。至元二十二年（1285），米一石收钞十两，当时糯米一石及酒曲等工本约为七两②，则酒课为三两左右。同年改令酒户自备工本，米一石收酒课五两。此外，有的地区实行过按酒征课的办法，如广州路（治今广东广州），“每坛税钞一贯”③。元代的酒课总额也是不断增大，至元二十二年，全国课额钞一千四百四十锭④；至元二十九年（1292），浙江、江西、湖广三省的课额即达钞三十六万锭⑤。商税也是元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由设在各地的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元太宗六年（1234），始征商税。至元七年（1270），定商税三十取一，总额四万五千锭。至元二十六年（1289），大增天下商税额，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此后商税额不断提高，至元文宗时，“视其初倍蓰不侔矣”⑥。市舶税，是对海外贸易所征的税课，起征于灭宋之后，由市舶司负责征收。市舶税主要是货物抽分，从1283年起，细货十分抽一，粗货十五分抽一。1293年市舶法则确定，抽分以外，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延祐元年（1314）将抽分率提高一倍，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此外，至元二十二年（1285）规定，泉州、福州（当时置市舶司）等处抽分过的舶货贩往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发卖，还要再加抽分，细物二十五分抽一，粗物三十分抽一。

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铅、锡、矾、硝、竹、木等山林川泽之产，元代皆“定其岁入之课”（《元史·食货志二》）。矿物的开采冶炼，元代称为“洞冶”，或由政府经营，或由民间经营。政府经营者，称系官拨户兴煽洞冶，由政府在矿区设场置官，佥派部分人户为淘金、炉冶等户，按户或按佥派前的税粮数定出每户的课额（生产定额）①；民间经营者，称自备工本洞冶，由民户自备工本组织生产，向政府缴纳课税。自备工本洞冶的纳课形式有定额制和抽分制，以抽分制为主。抽分率，金、银大致为十分之三②，铁为十分之二③。上述诸课，常有“呈献”而来，呈献者往往妄献以要名爵，所献非所产的情况在在有之。但元政府著定课额之后，轻易不予改变。这样，课额的办纳只有两种途径，一是由签发的淘金、炉冶等户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葡萄酒三十分取一》。

②程钜夫：《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添宜与蠲减》，《雪楼集》卷十。

③陈大震等：《大德南海志》卷六《税赋》，“酒课”。

④《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

⑤《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添办酒课》。

⑥《经世大典序录·赋税·商税》，苏天爵：《元文类》卷四○。

①彭泽：《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货》二《财赋》；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下《金陵表》七；许有壬：《公移》“蒙山银”，《至正集》卷七五。

②《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③《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铁货从长讲究》。

抽纳，一是由地方官府向民户抑配，其结果都是“民往往贵市入输”④。元代课程中还有“额外课”一类，其名目《元史·食货志》所记有历日、契本、河泊、山场、窑冶等三十二种。其中有些课目是全面征收的，有些则只征收于部分地区或个别地区。这些课入不在元代税课的定额之内，故称“额外课”，“然国之经用，亦有赖焉”（《元史·食货志二》）。

役法元代的力役和职役，合称为“杂泛差役”。杂泛，就是力役，也称夫役，其基本内容是征发人夫及车、牛从事工程兴造、河渠治理、官物运送等役作。差役，就是职役，基本内容是差派民户承充政府需要的部分职事。元代差役的项目，严格地说只有六种，即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仓官、库子。里正、主首、隅正、坊正属基层行政职事。元代的基层行政区划，农村为乡、都，城市为隅、坊。乡设里正，都设主首，隅设隅正，坊设坊正，设置的数目，或一名，或数名，未有定制。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的主要职责是为政府征办各种赋役，也负责地方治安。仓官、库子，是地方上各类仓库的职事，负责看守、出纳官物。此外，社长一职也具有差役的性质。社长本为劝农而设，最初是“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充当①，但后来改为轮充，并也承担为官府征办赋役的责任，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差役。

杂泛差役在元代前期主要由民户承当，其他名色户计大多可以免役。杂泛差役的科派，按规定是“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②。资产的多寡是科派的主要依据。但由于民户中投充其他户计规避差徭者日益增多，影响了政府杂泛差役的科派，后来元政府对免役的范围作了较大的限制。自大德八年（1303）起，元政府不断颁发诏令，限制免役，大体内容是：除边远出征军人，大都（今北京）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自备使臣饮食的站户及僧道的部分土地（前朝旧有和皇帝赏赐的土地）可以免役外，其余“不以是何户计，都交随产一体均当”①。由于当时政治上的混乱，元政府在不断重申其他各色户计须与民户一体当役的同时，又时常颁布诏令，给予某种户计以免役的特权，反复无常。这种情况到元顺帝时期才告结束，“一体均当”的原则在法令上得以贯彻。

夫役的科派对象为全体役户。有些夫役只在上、中户内科派，如至顺三④柳贯：《仇锷墓碑铭并序》，《柳待制文集》卷十。参见：黄溍：《揭傒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郑玉：《颂叶县丞平金课时估诗序》，《师山文集》卷三。

①《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劝农立社事理》。

②《通制条格》卷十七《赋役·科差》。

①《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均赋役》。

年（1332）永嘉（今浙江温州）修海堤，“俾大家之役于官者分任其事”②。大多数情况则是按税粮或包银数科派，如至正十二年（1352）绍兴（今属浙江）修城，“赋于有田之家，俾随苗税之高低而致其力”③。

差役科派的对象主要为上、中户，也就是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差役的派充办法各地不尽一致，大多数地区是依据资产、户等或税粮数推排出应当役人户，然后，按资产等情况排定次序，按次序先后轮充。有些地方则采取“随产定税”的办法，将差役在全体役户中摊派，按资产或税粮数的多寡决定当役时间的长短。

元代的派役原则虽然是以资产为依据，但由于政治的腐败和户籍的混乱，赋役不均的情况极为严重，按资产派役的规定往往成为具文。富户豪民，往往通过投充免役户计、诡名析户和勾结官府胥吏舞弊等方式来逃避差徭，其结果必然是“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止令贫难下户承当里正、主首”②的状况。元代的杂泛差役是民间的一项沉重负担。夫役的承担者主要是贫苦农民、大规模的夫役征发往往役及数万或数十万人，且劳苦备至，甚至性命不保。元成宗时征八百媳妇国，“驱民转粟饷军。溪谷山洞之间不容舟车，必负担以达，..凡数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数十万”（《元史·董士选传》）。其他夫役的情况不一定有这么严重，但应役者“有妨农业，废弃生理，饥饿病困，死于道途”③，却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差役的负担是一种经常性的负担，其危害更大。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的主要职责是催征赋役，如赋催征不齐，必须赔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役者“破家荡产往往有之”④。仓官、库子看守官物，如有损失，也必须赔补，故“多至破产”⑤。因此，尽管也有人借承当里正、主首等职役之机把持乡里，甚至渔利自肥，但大多数当役者都是“每岁差役，争破家求免”⑥。由于差役的负担过重，从民间到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旨在减轻当役人户负担的方法，如“义役”和“雇役”，但这远不能解决沉重差役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②黄溍：《永嘉县重修海堤记》，《黄金华集》卷十二。

③黄溍：《绍兴路新城记》，《黄金华集》卷十。

①虞集：《马煦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

②《通制条格》卷二《赋役·主首里正》。

③《元典章》卷二六《户部》十二《主簿论差搬运人夫》。

④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志》，“乡都”。

⑤黄溍：《王文锷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七。

⑥刘岳申：《清江王县尹去思碑》，《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七。

第四章　手工业、工程

手工业是蒙古贵族特别关注的一个行业。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一套从朝廷到地方官府的手工业系统逐步形成。蒙元时代的官营手工业十分发达，其规模、产量和分布之广均超过前代。因为官办手工业局院几乎涉及和控制了军事以及统治阶级生活用品的所有领域，所以民间手工业受到一定压抑，而官办局院的管理也十分腐败，经济效益低下。但另一方面，由于蒙古贵族将掳掠和收编来的各地工匠集中在手工业局院之中从事生产，这就给工匠们交流品种、切磋技艺、分工协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而，就总体而言，元代手工业不仅品种有所增加，生产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

第一节 工匠的来源及其地位

手工业工匠主要来源于战争掳掠、拘括和征召。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凡对蒙古军队抵抗过的城池，攻占后一律屠杀，唯妇女儿童及工匠可以得免，于是，在长期征战中，蒙古军队通过俘获、拘刷和征招搜罗了大批工匠，如成吉思汗西征攻陷讹答剌、撒麻耳干、马鲁等城池时，俘虏了大批能工巧匠，其中仅撒麻耳干一地就获“有手艺的工匠”三万①。同样，在攻掠保州、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河南诸地时，也有大批工匠免于一死②。窝阔台经略金地时，金朝军器局的工匠被整批俘虏北上，又从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余户”（《元史·阔阔不花传》）。当南京（治今开封市）城降后，令招集诸匠，“一日应募者数千”③。太宗时诸王及功臣家还“争遣使十出括天下匠”④。蒙古国时期所搜罗的工匠以俘虏为主，这些工匠大多数被带往已经略定的后方，并且，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前，就命田镇海屯田于兀里羊欢，建称海城，并设局安置所掳获的汉地工匠。同时，派人率中原各族炮手军驻谦谦州，成千汉地工匠被带到那里，从事织造与锻作。工匠聚居之地还有和林东北的毕里纥部、西北的忽兰赤斤和土秃剌河等处。

在蒙古大军攻城略地期间，“能夹锯”⑤者即可能混入匠人行列而免于一死，因而滥竽充数者甚多，匠人亦不时受到查核、整编，这样，匠人与匠户的名分实际上早已得到确认，而且，至迟在宪宗壬子（宪宗二年，1252年）籍户时已立有匠籍的有关规定⑥。从至元八年（1271）籍户时的条文看，匠户的构成主要指“系官诸色原籍正匠”与“改色人匠见入局造作者”，另有“已收额当差”的“放罢贫难正军”和已有“上司改拨充匠明文”的附籍军民人等；属于壬子年籍户时在投下当差的“畸零无局分人匠”以及未附籍于各路的“投下蒙古户”与“寄留驱口人等习学匠人”，如已具备用自己的“物料”或在本投下五户丝内“关支物料”从事手工业生产，并向投下缴纳手工业品或钱物的匠人也在这次籍户时被确认为正式工匠，反言之，在这次籍户前尚有一批人员并不符合上述条件，另包括自行“投充人匠”的漏籍户，以①分见《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征服世界的汗征讨算端的国土和讹答剌的陷落》、《撒麻耳干的征服》、《马鲁及其命运》。

②刘因：《武遂杨翁遗事》，《静修文集》卷二一；《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卷一五○《何实传》。③胡祗遹：《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噶齐王公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二六。④姚遂：《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⑤刘因：《武遂杨翁遗事》，《静修文集》卷二一。

⑥如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在河南各地俘获了七百余名工匠，孛鲁驻兵邢州时即从中“分织匠五百户，置局课织”（《元史》卷一五○《何实传》）。壬子籍户时的有关名目可从至元八年籍户时的条文中窥中一班（《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系官诸色元籍正匠并改色人匠..”、“诸投下壬子年元籍除差畸零无局分人匠”、“诸壬子年附籍军民人等别无上司改拨充匠明文..”）。及“民匠打捕鹰房诸色附籍人等户下人口析居者”都投入了工匠之列，不过这次籍户时都应改为普通民户，充当政府差役①。

忽必烈即位以来，曾多次招收漏籍、哈赤（蒙语牧人）民匠和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等习学织造等事，此后大规模籍招工匠有四次：至元十二年从招收的三十多万户江南工匠中“选有艺业者”十余万②；十六年三月，“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元史·世祖纪七》）至大都，年终又“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③；二十四年，又“括江南诸路匠户”（《元史·世祖纪十一》）。以上是系官工匠与军匠的主要来源。此外，贵族和少数功臣投下所拥有的私属工匠，他们来自朝廷的赐予和战争俘掠，再就是拘括。民间工匠“轮次应当”徭役，这可能是地方官府手工业工匠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庞大的系官工匠和军匠队伍中，直接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提供服务，特别是从事军器制造的能工巧匠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他们之中有一批人升为匠官或受到奖赏，而绝大多数普通工匠的地位前后有一定变化。蒙古国及元代早期收编的工匠中的驱口身份虽为数不很多，但他们离乡背井，强行迁徙，往往转死沟壑，处境相当艰难。随着统治的稳定与户籍制的逐步完善，匠户的处境也有相应改善。就待遇而言，元政府对系官匠户实行“给之食、复其户”的①政策。“给之食”的待遇最迟始于窝阔台时期，中统初始见具体记载，但数额有些差别，每名工匠有的月支米四斗、盐半斤，有的仅得粮二斗五升②。至元二十五年，又进一步作出较全面的统一规定：男、女十五岁以上为“大口”，五至十四为“小口”，五岁以下不在支请之列③，“每户多者不过四口，少者验实有口数，正身（指当役工匠）月支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大口月支米二斗五升，家属小口并驱大口月支米一斗五升；驱口小口月支米七升五合”④。至于“复其户”，基本精神可能是“一丁入局，全家丝银尽行除免”⑤，但和雇和买及杂泛差役却不得免。包括匠人在内的投下民户最初可“不纳系官差发”⑥，但如按照大德七年役法的规定，投下匠户亦须承当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系官匠户入局造作，“皆须视其时月，计①《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②《元史》卷一六七《张惠传》。

③王恽：《大元故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秋涧集》卷五八。①《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序”，《元文类》卷四二。

②王恽：《乌台笔补·论肃山住等局人匠偏负事状》，《秋涧集》卷八九。③《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大小口例》。

④《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工粮则例》。

⑤王恽：《乌台笔补·论肃山住等局人匠偏负事状》，《秋涧集》卷八九。⑥《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其工程，日验月考”⑦，并且，匠户后代不得更籍，其身份是世袭的，但另一方面，工匠并不是长期被拘禁于局院之中，而是有自己的家庭和独立经济；在完成规定造作之外，亦可用自己的工具和原料制作产品出卖，以弥补官府供给之不足。

投下私属匠户和军户的隶属关系基本与系官户相类，但符合匠人身份条件的“畸零无局分人匠”及“诸投下蒙古户并寄留驱口人等习学匠人”，在履行向所隶属的贵族权豪缴纳手工业产品或钱物的义务后，可“自备物料”或“于投下五户丝内支取物料”从事独立生产①，他们与“轮次应当”差役的民间工匠类似，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要松弛一些。这里应进一步明确的是：所谓“匠户”，系指怀有一定技艺的工匠所属的民户（“工”是一般生产者），工匠本人必须是编入中央各部门所属局院（其上往往设有“提举司”之类的行政机构）并入局从事生产的人员；因本人全日承当了国家匠役，因而他和他的家庭才享受规定工禄待遇；这类局院一旦罢归地方，匠户也就随之转成一般民籍（可轮番入局应差）而不享有原有的工禄。就总的情况而言，匠役固然不甚自由，工匠们多设法回避这项全日制徭役，但若失去匠籍身份即“无既禀之给”，所以这类工匠最终还是愿意“世为邑民奉公”②，因而，相对而言，匠户的生活一般有低限度的保障。

属于国家管制的还有下列手工业工匠。

一、盐户，亦称灶户、亭户、晒盐户。生产者称盐丁、卤丁、灶丁。北方地区因历经战乱，佃户逃散，盐户主要靠签发和招募旧户复业；南方则大都由原有盐户从事生产，缺额时靠签发以作补充。盐户立有专门户籍，不得改业；除刑事案件外，其余由本盐司审理。盐场的基层组织是团、灶。每灶由若干盐户组成，每团各围以矮墙，有固定的居住与生产区。国家对盐户实施“依验多寡，俵付工本口粮”，即发放“工本钞”以维持其最低生活和从事再生产的必要经费，盐户则要向国家缴纳成品盐，最终又免除不了科差、税粮甚至杂泛差役的负担。他们被严格编管起来，立有专籍，不得改业，固定在盐场上作业，地位与农奴相近。盐户有五万二千之多，他们之中贫富差别很大：“富上盐户”要向封建国家承担义务，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雇佣贫苦盐丁从事制盐；政府还利用他们控制、管理“贫苦灶户”，因而后者承受双重盘剥，几乎完全丧失独立的人格地位，遭受相当严重的剥削与压迫。

二是茶园户。元代属于国家直接经营的茶叶生产机构之一“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领有二万三千多“茶园户”①，其中无疑包括一批从事茶叶制⑦《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造作》一《段匹·至元新格》。

①《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②《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造作》。

①《元史》卷八七《百官志》。

作的手工工人。

三是冶户。冶户有窑户、矿户、炉冶户、铁冶户、银冶户等多种称谓，但从事炼铁的专业户占据多数，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始立炉于西京（治今山西大同市）州县，“拨冶户七百六十煽焉”。至元四年（1263）又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户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②。冶户隶于洞冶总管府、提举司或都提举司，至元、大德年间顺德等处都提举司辖下有六千冶户，是见于记载最多的一处铁矿区③。农具主要由政府生产营销，因而各地也有一批从事该项生产的作坊与手工工匠①。

②《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洞冶》；《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七《世祖纪》四。③《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

①如至元四年五月礼部尚书马月合乃以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元史》卷五《世祖纪》二）。阿合马当政时曾“议括民间铁，官铸农器，高其值以配民”（《元史》卷一五七《张文谦传》）。

第二节　元代的官私手工业

官府机构

官营手工业主要包括工部将作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等下属诸系统（含直接管辖的路织染局、杂造局等）和地方官府系统。

工部“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材料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所属生产性机构主要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掌百工之技艺”。其下置有专门从事雕绘佛象、制蜡铸造、制作金银器皿、镂铁、琢磨玛瑙木石和髹漆等司局。

诸司局人匠总管府，主要“掌毡毯等事”。辖有大都、上都和隆兴等四处毡、染局和剪毛花毯蜡布局。提举右八作司，生产项目有“造作镔铁、铜、钢、鍮石”。诸路杂造总管府，后改名工部尚书行诸路杂造局总管府，有帘纲局。茶迭儿局总管府，“管领诸色人匠造作等事”。有诸司局。大都人匠总管府，辖有绣局（“掌绣造诸王百官缎匹”）、纹锦总院（“掌织诸王百官缎匹”）与涿州罗局（“掌织造纱罗缎匹”）。

随路诸色民匠都总管府，初“掌仁宗潜邸诸色人匠”，后隶工部，有织造人匠、杂造人匠、大都诸色人匠提举司各一和大都等处织造提举司（后者“管阿难答位下人匠一千三百九十八户”）。

提举都城所，置左右厢，“掌修缮都城内外仓库等事”。

受给库，“掌京城内外营造木石等事”。

符牌局（“掌造虎符等”）与旋匠提举司。

撒答剌欺提举司，至元二十四年由练人匠提举司改组，以札马剌丁率人匠与丝同局造作。别失八里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

晋宁路织染提举司，有提领所一，织染局共十一，分布晋宁、云内、河中、襄陵、翼城、潞州、隰州、泽州、云州等处。

冀宁路织染提举司、真定路织染提举司，下辖开除局与真定路纱罗兼杂造局。

此外，大都地区有窑场、皮货所四处；另有织染、纹锦、毛段等局近三十个，主要分布于河北各地，少数在山西、山东。

将作院“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所属生产性机构有三：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辖有玉局提举司（置和林）、金银器盒提举司、玛瑙提举司（“领大都、弘州两处造作”）、阳山玛瑙提举司、金丝子局、鞓带斜皮局、瓘玉局、浮梁磁局（“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籐笠帽等事”）、画局（“掌描造诸色样制”）、妆钉局、大小雕木局、宣德隆兴等处玛瑙人匠提举司、温犀玳瑁局、上都金银器盒局、漆纱冠冕局等。

异样局总管府，领有异样纹绣提举司、绫绵织染提举司、纱罗提举司。

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领备章总院、尚衣局、御衣局、御衣史道安局、高丽提举司、织佛象提举司。

中政院，“掌中宫财赋营造供给，并番卫之士，汤沐之邑”，所属生产性机构有中瑞司，“掌百工营缮之役，地产孳畜之储，以供膳服，备赐予”。领尚工署（“掌营缮杂作之役，凡百工名数，兴造程式，与其材物，皆经度之，而责其成功”），其下又设玉列赤局（“掌裁制缝线之事”）、赞仪署（“掌车舆器备杂造之事”）、管领六盘山等处怯怜口民匠都提举司。另有掌怯怜口民匠，“岁办钱粮造作”的翊正司，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下辖“掌织染岁造缎匹”的织染局、有关打捕民匠或怯怜口民匠的机构多处与金银场提领所下辖的银场、■炭场七处。

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中统五年，招集析居放良还俗僧道“习诸色匠艺”，立府管领，生产性机构有上都诸色民匠提举司、金银器盒局、染局、杂造局、泥瓦局、铁局、上都葫芦局、器物局、砑金局、鞍子局、云州管纳色提领所、大都等路诸色人匠提举司（领双线局、大小木局、盒钵局等）、成制提举司（“掌缝制之事”）以及上都、大都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领大都软皮局、斜皮局、上都软皮局、牛皮局、金丝子局、画油局、毡局、材木库、玛瑙玉局）、上都异样毛子局、上都毡局、上都斜皮等局、上都隆兴等路杂造鞍子局、真定路翼州杂造局与珠翠局。

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召集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编籍人户为怯怜口，属中宫。生产性机构有织染局、杂造局、弘州衣锦院、丰州毛子局与缙山毛子旋匠局等。

天历二年改拨储政院属下两处：管领怯怜口诸色民匠都总管府（领典制局、杂造人匠提举司、杂造局等）；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领织染提举司等）。

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领杭州、建康、黄池三处织染局与陕西等处管领毛子匠提举司。

昭功万户都总使司。至顺二年立，领文宗潜邸扈从之臣。生产性机构为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下辖有织染局、绫锦局（召析居放良还俗僧道“教习织造之事”）、纹锦局（召漏籍人户教习织造）、中山局（召随路漏籍不当差人户，“教习织造”）、真定局（“掌织染造作”）、弘州（治今河北原阳）、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纳失失局（召析居放良等户教习织造）、大名织染杂造两提举司、缮工司（领金玉珠翠、大都织染、大都杂造三提举司）等。

大都留守司，所属生产性机构有修内司，“掌修建宫殿及大都造作等事”（有大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祗应局，“掌内府诸王邸等异巧工作，修禳应办寺观营缮”（有油漆局、画局、销金局、裱褙局、烧红局）；器物局（掌宫殿、城门、寺观营缮及御用各位下用鞍辔、忽哥轿子、帐房车辆、金宝器物，“凡精巧之艺，杂作匠户，无不隶焉”。有铁局、减铁局、盒钵局、成鞍局、羊山鞍局、纲局、刀子局、旋局、银局、轿子局等）；犀象牙局，“掌两都宫殿营缮犀象龙床卓器系腰等事”（有雕木局、牙局）；大都四窑场（“营造素白琉璃砖瓦”）与甸皮局等。武备寺，“掌缮治戎器，兼典受给”，辖各处军器人匠局、司十五处，军器局四处，欠州武器局一处，以及箭局、弓局、弦局、杂造局多处。

利用监，“掌出纳（实际包括制作）皮货衣物之事”。有杂造双纲局（“造内府皮货鹰帽等物”）、熟皮局（“掌每岁熟造野兽皮货等物”）、斜皮局（“掌每岁熟造内府各色野马皮胯”）、染局（“掌每岁变染皮货”）等。以上系元廷主要直属手工业部门的设置、分布概况。诸工之中，丝织品需求量最大，因而，在元廷直属手工业部门之外，为适应“御用诸王众用”的“不时之需”，又设“外道行省诸局”，其生产上纳的织物，称为“横造”①。这类地方手工部门主要指各路属织染局。“横造”之令往往非常急迫，如至元二十三年江浙行省“檄列郡横造绮缎”，便给各地造成极大的骚动②。各路织染局既为适应上级科差而设，因而其规模生产情况因时、因地有所差别，如四明（治今浙江宁波市）织染局于至元二十七年起盖，泰定二年又扩建成土库、库前轩屋、门楼、厅屋与吏舍各三间，前轩厅后屋一间，染坊屋四间，络丝堂十四间，机坊二十五间，打线场屋四十一间，土祠一间，共九十八间③。新安（治所先在安徽休宁，后移歙县）织染局与打线场分置两地，至元二十一年由宁国路织染局拨来生帛机五十张，签拨人匠八百六十二户，自当年立局，岁造生帛三色，共一千六百零一段。二十四年，改造熟帛丝（数与生帛同），共六色，每季上纳。二十八年又添造宁国路丝一百五十段④。

军器制造的基本体制是：至元初命统军司造兵器，军器损坏由各万户行营“选匠自修之”，武备寺同时负责军器储备（后来取代统军司负责武器造作）；“列郡设杂造局，岁以铠仗上供”①，地方杂造局主要承担中央不时之命，如至元二十三年，“朝命造五军甲”②，就是由地方杂造局承当的。管理盐业的机构盐运司（有的又称转运司、提举司）“掌场灶，榷办盐货”（《元史·百官志一》），设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①《经世大典·工典·丝枲之工》，《元文类》卷四二。

②虞集：《通议大夫签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陈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③王允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城邑》、《公宇》。

④《新安志·织染局》，见《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

①《经世大典·政典·军制·军器》，《元文类》卷四一。

②虞集：《通议大夫签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陈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四川、广东、广海九处，大都、辽阳等地设后有并有废。两淮、两浙、山东等盐运司之下又设若干分司，盐运司或分司下又辖有若干盐场，全国共有盐场一百数十处。盐场下又有团、灶之设，灶由若干盐户组成。元代由国家直接经营的茶叶生产机构有宣徽院下辖的“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与“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前者辖“提领所”七处（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③。这些机构所辖范围遍及福建与江浙广大地区。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立炉于西京从事铁矿冶炼，其后元廷于腹里地区的交城县（属今山西）、平阳（治山西临汾）、河东（治今山西太原市）、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北京（治今辽宁宁城县西北大明城）、济南等地设洞冶总管府、提举司或都提举司掌管冶炼，这些机构之下多辖有数处矿冶分炉。行省矿冶主要分布在江浙、江西与湖广诸地。因官冶效益低下，元廷曾于大德十一年明文规定“听民煽炼，官为抽分”，其管理机构亦多“废置不常”（《元史·食货志二》）。

官营手工业生产概况元代中央和地方手工业局院分布的密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经世大典》列官营手工业共二十二个门类，实际不外土木工程、兵器、金工、玉工、丝枲、皮毛等几个大类，内容涉及军器和统治集团消费的一切领域，种类繁多，机构庞大，其名称一般称局、院、提举司、所等，设院长、正副大使、提举、同提举、副提举、提点、提领等官员，其下有管勾、作头、头目、照磨案牍、攒司、典史司吏、堂长和提控（后几类一般于匠户内差充①）。工匠在五百名以上者设提举、副提举、同提举，三百至五百称院长、提领、提点，一至三百户设大使、副使②。

官营手工业拥有充沛的物资原料和西域、中原各地的能工巧匠，并通过集中生产、分类置局、技能培训和“给之食、复其户”等措施，基本保证工匠“专于其艺”③，因而不仅为手工业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而且生产出许多精美的产品。但封建时代官办事业的通病，元代亦在所难免，其中较突出的有三点：（1）各级官吏克扣原料、冒支工粮、夹带私造的情况十分普遍④，（2）拥有人力物力绝对优势的官办手③《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①《彬江志·织染局》、《延平府志·织染局》，见《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②《元典章》卷八《吏部》卷二《循行选法体则》。

③《经世大典·工典·诸匠》，《元文类》卷四二。

④如至元八年中都甲局官玉鲁等用劣质皮货造衣甲，从中贪污（王恽：《弹甲局官玉鲁等抵搪造甲皮货》，《秋涧集》卷九○）；大德四年和买丝货时各处官府与上下权豪之家“私下贱买不堪丝料，逼勒交收，高抬时估，取要厚利”（《元典章》卷五《工部》卷一《选买细丝事理》）；延祐元年前兴和路二十六个局工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生产不计成本，经济效益低下。如杭州砂糖局原料来自处州，质优价廉，但糖价却高出民间数十倍，无法生存，只好停办①。河北綦阳一处官办铁冶“得铁甚鲜”，如将冶户放还，政府另以“和市”等名目所得购铁，“可增官煽数倍之上”②，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因而一些官僚认为官营局院为“蠹财之尤者”，力主“百工诸府可罢”③。（3）工匠遭受的压迫和剥削相当沉重：官办局院的工匠受到“日验月考”的严厉管制；官府往往依期强令地方造作，骚扰民间④；奸吏乘势“因缘害众”，“合著夫匠十名，乃科百名，以至数多则遍科”⑤；大多数工匠的劳动、生活条件相当恶劣，匠役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如时人曾描述织工的处境：“江南丝尽入机房，欲此虚空彼富强。鞭挞别工皆学织，程量计日完成章。惊心蟠龙愁应死，泪手攀花痛不香。贫者只宜岩谷隐，草纫槲叶当衣裳。”⑥工匠之苦莫过于盐丁、灶户：“课额日以增，官吏日以酷。不为公所干，惟务私所欲。田园供给尽，鹾数屡不足。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⑦民间手工业贵族权豪①、官僚地主、民间作坊主与一般百姓也经营自己的手工业。

诸王、公主、驸马位下有一批“不纳系官差发”的“匠人、打捕户、鹰房子、金银铁冶户”，即可供贵族自行“拘收起移”的人匠民户②，他们被收编在位下的“诸色民匠总管府”之类的组织管辖之下，在位下的作坊内从的官员每年支取的工粮超出应支数的六倍（《通制条格》卷十三《工粮》）。①杨瑀：《山居新话》。

②王恽：《秋涧集》卷八一《中堂记事》中。

③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胡祗遹：《政事》，《紫山大全集》卷二一。④虞集：《通议大夫签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陈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程钜夫：《民间利害》，《雪楼集》卷十。⑤胡祗遹：《民间疾苦》，《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⑥郑思肖：《心史》上卷《江南丝》。

①诸王、公主、驸马和少数勋臣属下的手工业往往被认定为官办性质，或则是官营手工业的一种补充。我们在这里将其定为私营性质的主要理由是：中央分拨给贵族的份地实质已转为贵族个人私有（是“忽必”或“莎余儿合勒”的延伸），他们在份地内所经营的手工业包括其财政收支比较严格地独立于中央与地方企业。即便是奉命出镇的诸王，中央亦无权任意支配他们的企业与财产。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贵族向中央提供的义务实质上属于差发，并不意味着中央可像对待地方手工业机构和财政那样，可随意支配。这个问题可作进一步论证。

②《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卷十一《差发·投下户丝银验贫富科》；《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投下收户》。

事生产，为贵族的奢侈生活服务。总的说来，位下工匠的地位和处境与官营工匠相同，但按照大德七年的规定，位下匠户也必须承担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的义务。此外，少数勋臣自至元初户籍整顿后，似乎也保留了自己的作坊和人匠。

贵族与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品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满足他们的奢侈消费，而民间手工业却为国计民生所系，具有一定的经济活力和广泛深远的影响。这里将元代民间手工业的状况和特点归纳成三个方面作简略介绍。

其一，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以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具有普遍性。

中国封建社会里，“男耕女织”是家庭经济结构的核心内容，亦是农户生活必需品和完纳赋税的主要来源，到了元代，这种状况更具有普遍意义。王冕曾以《江南妇》为题，描写江南田家的经济生活：“馌彼南亩随夫郎，夜间绩麻不上床。绩麻成布抵官税，力田得米归官仓”①。乃贤另以《新乡媪》为题，真实而又典型地反映了中原民户的耕织生涯：“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绵花到天晓。绵花织布供军钱，倩人辗谷输公田”②。山西等地区农家多依靠种麻织布“贸易白银，以供官赋”③。这种以女性从事织纴的家庭经营形式，实际上也广泛存在于官僚地主之家。

元代家庭手工生产中所增添的棉纺织业是值得重视的。松江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在宋元之际还处于“厥功甚艰”的初级阶段。黄道婆返乡后教民织布，“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④。由于棉纱和棉布的制作逐步推广，因而迅速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品种。至元十九年，元廷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史·食货志一》），二十六年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六提举司虽不久罢去⑤，但元贞二年（1296）新定征收江南夏税制度中又规定夏税“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元史·食货志一》）。到了致和元年（1328）三月，当云南安隆寨土官籍三万二千民户归附时，“定输布三千匹”（《元史·泰定帝纪二》）。朝廷还经常和市棉布等物，赈济北方部民。由于棉纱和棉布的生产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天历元年全国科差总数中，征收的绵和布就分别达72015斤和211223匹①。可见，以丝、麻、棉织业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手工业不论在广度或深度上比宋金时代都有明显①王冕：《江南妇》，《竹斋诗集》卷二。

②乃贤：《新乡媪》，《金台集》卷一。

③郝经：《河东罪言》，《陵川集》卷三二。

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

⑤《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卷十六《世祖纪》十三。

①《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发展。

其二，许多工商主和富有者投资手工业生产，并且，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手工作坊中较普遍存在雇佣劳动。

由于官营矿冶业效益低下，所以管理机构多废置不常，金、银、铁矿常实行“听民煽冶，官为抽分”的变通政策，矿藏的采炼常承包给私人，通过他们招用工人从事生产，因而民间从事的矿冶业多实行雇佣劳动制，如“尤善生殖”的江西人刘宗海，开铁炉于金牛（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北），“煽役者常千人”②。“治生教子，三致丰阜”的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③。在杭州城内的十二种职业中，每一行业有12000户，每户少至10人，多至20、40人，“其人非尽主人，亦有不少为供主人指使之人”④，马可·波罗的这一直观印象说明元初杭州的许多手工作坊采用了雇佣劳动。

纺织业是封建时代历史悠久、发展最快的一种行业，唐宋以来，这一全国性的生产中心已在苏杭地区形成。元代末期，徐一夔在《织工对》中记载说：“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余）进而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于凡织作，或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人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所图如此，是以发乎情者..不自知其为劳也。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①在嘉兴永乐市，南宋时濮凤后人“督课农桑、机杼之利”，元大德年间其后人开设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织者曰机户”②。湖州归安东林镇据称元代已设有十所绢庄，收四方农户所产丝绢③。此外再参照马可·波罗对苏州地区的印象④，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大苏杭地区的民间丝织业中和各地民办矿冶业中，作坊主要采用工匠从事生产；双方以计日、计工受②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③胡祗遹：《李公墓志铭》，《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④《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1章《蛮子国都行在城》。

①徐一夔：《织工对》，《始丰稿》卷一。

②金准：《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胡琢：《濮镇纪闻》卷首《总叙》；另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③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村镇》。④《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05章《苏州城》：苏州“有丝织物甚饶，（居民）恃工商为生..城中有许多富商大贾和富裕的市民”。

值的方式发生联系；雇者与受雇者均可以酬值的多少作出选择。这无疑是一种古老的“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⑤。

其三，在封建王朝的压抑下，民间手工业不能充分发展。

元代官营手工业局院遍布，涉及手工业的主要领域，使民间手工业产品丧失了大片市场。而民间能工巧匠或被大批拘刷，或轮番入局，按统治者的意志出卖自己的劳动与技能，民间手工业又失去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民营手工业生产受到种种限制。在产金之地，“有司岁征金课，正官监视人户，自执权衡，两平收受”。政府对铁产品实行严格管制，流通也受到很大限制，如“江南铁货及生熟铁器”曾“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酒类为国家榷货，其生产不时受到限制，如“诸私造晙鲁麻酒者，同私酒法。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元史·刑法志三》）。生产面最广阔的民间纺织业主要受到两方面的摧残：一是政府通过赋税政策搜括大批民间丝绢、颜色。作为元初勃兴起来的棉织业也是如此，至元十九年始以“棉绢杂物”折输江南税粮后，又立六路木棉提举司向民间征收木棉十万匹，因为民间承受不了这项重负，二十八年不得不“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棉”，然而，不久又恢复征收，并且数额急剧增加（见前）。二是实行和买，如至大三年（1310）规定每年从江西和买木棉布十二万匹①。政府以各种形式向民间征收丝、麻、棉等成品和半成品，大大加重了手工业者的负担。从前面引证的王冕和乃贤的诗篇中可以清楚看出，一般民户竭尽全力从事织纴也难于应付官府科差。《织工对》是一篇反映民间手工作坊生产状况的典型材料，从中也可以看到，雇工“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地在“老屋将压，杼具四五具”的条件下从事劳作。民间手工业局促在狭小的规模中和艰难的条件下蹒跚而进。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311注。

①《元典章》卷二六《户部》十二《和买诸物对物估价支价》。

第三节　手工业工程的技术成就

在手工业工程中，有许多成就值得注意，今分别论述如下。

纺织业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元初，元兵散居乡间，重放牧而轻耕织，对乡人屡有骚扰。农民只有在湖边、地角、山上种植桑树，并且不得不关门闭户养蚕缫丝，纺纱织布，因此，家庭纺织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响。后来，元代统治者为了能获得更多的丝帛，逐渐重视农桑，劝勉诏令屡见于文献。中统二年“令宣抚司官劝农桑”，三年“禁戍军士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①。大德年间又“申扰农之禁，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②。至元二十二年“诏以《农桑辑要》书颁诸路，克勤厥职者以次升奖，具怠于事者罢之”③。延祐五年，司农丞苗好谦撰《栽桑图说》，深受元仁宗赞赏，并命刊行于民间，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元代中叶以后，民间纺织业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发展。

丝织和“纳失失”丝织业是元代官、私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主要行业之一，从事这项生产的大小手工业局院和作坊遍布全国，主要产地集中在建康（天历二年改集庆，治今江苏南京市）、平江、杭州、庆元、泉州、四川和中原等地；蚕桑业、丝织业与服饰业专门化分工的程序明显提高。

元代丝织业局院和作坊规模较大，花色品种也十分丰富，如建康有两处织染局，其中东局管人匠三千六百户，织机一百五十四张，额定生产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缎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①；镇江岁额品种有段匹、苎丝、暗花、素丝绸、胸背花与斜纹，每个品种下多少不等，分为枯竹褐、驼褐、秆草褐、橡子竹褐、明绿、鸦青等不同花饰；段匹额定为五千九百余匹，其他少在三百有余，多者近四千，而宋代见于载录的仅绫、罗两顷，岁贡在一二十匹到三百余匹②。1964年出土的曹氏（张士诚母）墓中出土有袍、袄、裙等衣着织物，质地有缎、绫、绸等，其中有件薄丝棉祆，缎纹为五枚经缎纹心，花五枚纬纹组织，以连续曲尺云杂纹饰，间以如意、珊瑚、玉钏、银锭等八宝图案纹③，1975年山东邹县李裕庵墓中出土一幅绛色绸云巾，上部是一老寿星，左右侧分别为小鹿与仙鹤，中间为六行小字四十二个，人物、①《续通志》卷五八。

②魏光焘：《蚕桑萃编》卷一。

③魏光焘：《蚕桑萃编》卷一。

①《至正金陵志》卷六《历代官职》。

②《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造作》。

③《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鸟兽、花纹、文字同时织成④。独树一帜的集庆官纱也是当时的名品，至正年间生产的“一色素净者”尤为精妙，可作“暑月之雅服”⑤。此外，顺帝赐给淑妃的大批锦缎，有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万寿、福寿字等纹饰⑥。

元代浙江湖州出产的丝织品也极佳。有些织造过程要求严格，甚至连缫丝所用之水也要经过慎重选择。如“归安之水宜茧丝”，练漂出来的丝，丝白如银。在南宋时有名的崇德狭幅丝织物，到元时也增添了绫、罗、水锦、缂丝、绮绣等品种。魏唐的宓机绢，也比前代更为匀净细密，为画家所喜用。蜀锦生产仍很发达，品种也更加繁多。北方丝织业中有“燕人何失世，以织纱縠为业，与张进忠制笔齐名”①。

元代新引进了著名品种纳失失（织金锦，来自波斯的一种织金锦缎）与撒答剌欺（来自中亚的一种丝织品），政府并设置专门管理织造的机构，如“撒答拉欺提举司”下设有“别失八里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②。在新疆地区还曾设专局织造。1970年新疆乌鲁木齐盐湖一号古墓曾出土一件元代黄色油绢“辫线袄”，肩、领、袖及襟边等处均有织金锦边饰，至今仍可见其金线光泽③。纳失失是统治阶级的专用衣料。

元代丝织物加金极为盛行，织金锦大量生产。织金苎丝在官办丝织业中占相当地位，它是在宋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可能受到当时为上层所嗜好的纳失失的启示和影响。元代的织金锦技艺包括两类：一是用片金法，即在织造时把切成长条的金箔夹织在丝线中，二是用圆金法，即将金箔拈成的金线与丝线交织，前者金光夺目，后者牢固耐用，但金色要暗淡一些。在集宁路遗址窖藏物中发现的几件织金丝织品，显现出了光彩夺目的效果④，是元代织金苎丝的代表之作。马可波罗在西安、正定、土番州、宝应、南京、镇江等地也亲眼见到各种金锦丝绢。可能这类织物过于奢华，只在上层使用，所以元廷禁止在规定范围外织造、货卖销金产品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技艺已从官营局院流传到了民间。

《梓人遗制》与织机薛景石，字叔矩，山西万泉（今万荣县）人，是一位智巧好思的木工，也是一位对纺织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他认真总结前人成就，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集当时木工技术之大成，编写了我国④《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⑤孔齐：《至正直记》卷一《集庆官纱》。

⑥陶宗仪：《元氏掖庭记》。

①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九《补遗》引《宋元诗会笺》。

②《元史·百官志》。

③王炳华：《盐湖古墓》，《文物》1973年第10期。

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文物》1961年第9期。①《元典章》卷五八《工部》卷一《禁治诸色销金》。

古代著名的木工技术专著——《梓人遗制》。《梓人遗制》原书内容非常丰富，收有各种机械器具110种，现仅存《永乐大典》摘抄的“车制”和“织具”两部分，共有机具14种。段成己在书序中概括地指出了《梓人遗制》的成就和特色：“有景石者，夙习是业，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间出新意，砻断余暇，求器图之所自起，参以时制而为之图。”②在纺织机具方面，这部著作描述了立机子（立织机）、华机子（提花机），罗机子（纱罗织机）和布卧机子（织造丝麻织物的木机）等织机的具体形制、尺寸，并绘有各种织机的总体结构和零部件的详图。这部书是研究我国古代织机发展史的宝贵资料。

《梓人遗制》中对华机子和布卧机子的结构论述详尽，如书中记载的梭子的尺寸比以往更加规范化：梭子长一尺三寸到四寸，中心宽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中间开一梭眼，以引导纬纱；织布机上开口、投梭、打纬三个主要运作程序也进一步完善，因而可使织布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山西的潞安州地区，由于薛景石织机的推广应用，原来已经非常发达的纺织业更加兴旺，以致与长江流域的江浙地区并驾齐驱，有“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的说法。

黄道婆与棉纺织业元初，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在我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广泛传播发展。《农桑辑要》记载：“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①王祯《农书》卷二一载：“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初传入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繁简不同。关于长江流域的制棉工具和方法，艾可叔《木棉诗》有所描述：“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闻得上方存节俭，区区欲献野人芹。”其中只提到纺车、弹弓、织机等工具，并说棉花是“野人芹”。可知棉织业传入长江流域尚不久。胡三省《通鉴注》“木棉”云：“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鋋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强以弹棉，令其匀细，卷为小篇，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之来者尤为丽密。”可知，这时候棉花已在江南种植，不但已用铁鋋、弹弓这些工具，而且对其的制作和使用也有些法则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陕西）的制棉工具和方法比较简陋，《农桑辑要》记载的木棉加工技术是：待籽棉晒干后，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擀面杖，用梨木板长三尺、宽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然后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赶出子粒，即为净棉。全书只有碾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其他工具一概不提，显然较之长江流域还差。然而，当时南方的②薛景石：《梓人遗制》段成己序，《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①《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制棉工具和方法实际上也还是落后的，陶宗仪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初元踏车樵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①可见，不仅劳动者很辛苦，而且产品粗粝，销售不好，人民的生活还是得不到改善。

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九里）人，年轻时流落崖州（海南岛南端的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和棉布织造方法。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遇顺道海船回故乡，把崖州进步的制棉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织花技术也带到了松江。她在松江府以东五十里乌泥泾地方教人制棉，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又以崖州织被面法教妇女，“错纱配色，综线絜花”都有一定法则，“以故织成被、褥、带、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②一时乌泥泾和附近地方“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贷他郡，家既就殷”，长江流域特别繁盛的松江棉纺织业就以黄道婆的卓越贡献奠下了始基。黄道婆死后，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共同把她安葬，并于顺帝至元二年为她立祠，岁时祭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张守中迁祠于他祖父墓地南边，并求王逢作诗以为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嘉庆年间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为她修建了一座小庙，1919年这座小庙还在③。

黄道婆在棉织业上的贡献，是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内地原有的纺织工艺结合起来，在制棉工具和织造方法上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如以前除去棉籽是由手剥，她则创制了轧棉籽用的搅机；以前弹花用的是线弦竹弓，她则代之以强而有力的绳弦大弓；她还设计出性能良好的三锭脚踏纱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此外，她还改进了织造机具和提花技术，从而使从碾棉籽、弹花、纺纱到织布的整个棉纺织技术和效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在黄道婆传入崖州少数民族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的十九年之后，即元武宗皇庆二年（1313），王祯在《农书》中对于捍（即轧花搅车）、弹（即弹棉椎弓）、纺（即纺车）、织（即织机）等纺织工具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有图并有解说。

黄道婆在松江地区传播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之后，长江流域的棉纺织业随之勃发。乌泥泾在元初本是个“民贫不给”的地方，可是后来由于制作棉织品而变得家户殷实。元以后，松江一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享有“衣被天下”之美誉。

棉布印染水平也在明显提高，到至正年间，松江地区从日本学会了印染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王逢：《梧溪诗集》卷三；褚华：《木棉谱》，《沪城备考》卷一。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王逢：《梧溪诗集》卷三；褚华：《木棉谱》，《沪城备考》卷一。③《松江府志》卷十八；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五；《上海新建黄道婆寺碑文》，《上海续志》卷十二。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青久浣亦不脱”。①麻织业宋代麻织业的基地在广南西路，成都府路的成都府、邛、蜀、彭、汉诸地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了元代，随着植麻的北移，麻织业也在河南、山西等地发展起来。据《农书》记载，采用不同原料和方法（有毛絁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可生产出不同的品种，“比云南布，或有价高数倍者”②。河南陈州、蔡州一带，善织者一斤成布一匹，次者一斤半一匹，再次者二斤、三斤一匹，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①。山西出产的有大布、卷布、板布等品种。

织造工具也有显著改进。中原地区用水转大纺车，“昼夜纺绩百斤”②。山西一带使用立机子、罗机子、小布卧机子，打苎丝线经上使用的有掉籰座等机具③。

毡毯业毛织业是适应游牧民族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产业，有蒙车、籍地、铺设、障蔽等用途。入主中原后，宫廷、贵族和军队对它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因而很多官营局院和投下作坊都从事毡毯的造作。

毡毯原料有羊毛、羊绒、驼毛、驼绒等约二十余种，生产的毛织品有剪绒花毯、脱罗毯毡、入药白毡、雀白毡、红毡、白袜毡、回回剪绒毡等，名目有六七十种之多。耗费的原材料数量也相当惊人，如中统三年（1262）造大小羊毛毡三千二百五十缎，计用荒羊绒毛十四万一千七十斤，内白秋毛六万六千一百二十五万斤，青秋毛六万七千五百七十斤，黑秋毛五千六百二十五斤，白绒毛一千七百五十斤，另有羊筋二千斤，羊头骨二百五十斤。另以至治三年（1322）成造的一条地毯为例，长五十尺，阔二十二尺五寸，毡毯业的发展由此可见④。大同元墓出土的毡帽、毡靴，质地细致，保存完好，说明了元代的毡毯业不但有大量生产，而且有着较高的工艺水平。

陶瓷业元代，北方诸窑相继衰退，而南方的江西景德镇异军突起，一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元代瓷器的重大发展，主要反映在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青花瓷是运用钴料进行绘画装饰的釉下彩瓷器。制作过程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一次烧成。青花瓷最早产于唐代巩县窑，在元代得到发展并成熟起来。元青花造型博①孔齐：《至正直记》卷一《松江花布》。

②王祯：《农书》卷二二《苎麻门》。

①《农桑辑要》卷二《苎麻》。

②王祯：《农书》卷二二《苎麻门》。

③薛景石：《梓人遗制》，载《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

④《大元毡罽工物记》。

大，画法娴熟，色彩鲜艳，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釉里红是一种釉下彩，在胎上以氧化铜为呈色剂作饰纹，罩以透明釉后经高温烧制而成，元代中期创烧于景德镇。釉里红烧成难度大，元代的传世品不多，釉色纯正者更是稀少。明宣德和清康熙、雍正时期的釉里红瓷器颇负盛名，其成就便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取得的。枢府器为元代景德镇的又一重要发明。这种白釉印花瓷器，胎体厚重，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似鹅蛋色泽，故称卵白。印有“枢府”、“太禧”字款的器物，一般多制作精细，釉色纯正，造型工整。正如曹明仲在《格古要论》中所说：“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这种卵白釉为元明清景德镇各类瓷器的高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制茶业元代茶叶的制作技术基本沿袭前代，江西等地区普遍采用的“水转连磨”，则可能是在宋代“水磨”的基础改进而成的制茶工具①。从忽思慧《饮膳正要》载录的品种看，紫笋雀舌茶与燕尾茶已见于前代，其他新发展、新制的品种主要有：金字茶，系江南湖州“造进末茶”；范殿帅茶，范殿帅当指范文虎②，系江浙庆元路“造进茶芽”，其味色“绝胜诸茶”；川茶、藤茶、夸茶，“皆出四川”，前二者似无可考。夸（亦作夸、胯）茶宋代已有，而《元史·食货志》所谓“无从知其始末”的“建宁夸茶”当指此；孩儿茶出自广南；三玉川茶。宋景德年中期，宋廷以两湖茶叶与北方实行茶马贸易。为了便于长途运销，湖北用米浆粘合成饼状或圆柱体形状，称帽盒茶（又名“工夫茶”），这是青砖茶的前身。但一般认为此茶至明代中叶才发展起来，其后“三玉川”茶庄压制的青砖茶，在蒙古牧民中享有很高声誉③，但金元时代的有关描述与该品种的性状一致④，可见三玉川茶元代已流行朝野。另有几种加入一些营养成分制成的茶：枸杞茶，先取枸杞五斗洁化，而后“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再将枸杞碾成细末；玉磨茶，用上等紫笋与苏门炒米各五十斤，筛净后拌和，入玉磨内磨成茶；香茶，用白茶（宋代茶书中常见，也是贡茶中的上品）、龙脑、百药煎、麝香按一定比例拌和细研，用熬成粥样的香粳米调合成剂，印成饼状；炒茶。铁锅烧赤后，以马思哥油（用牛奶“打取浮凝”的白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而成。还有“出①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九《茶》。

②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宋末叛臣》，“宋末叛臣范殿帅文虎”。

③庄晚芳、王家斌：《西北茶叶贸易研究》，《农学研究》第3辑。

④李俊民：《新样团茶》：“春风倾倒在灵芽，才到江南百草花。未试人间小团月，异香先入玉川家”；萨都剌：《元统乙亥余除闽宪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参政许可用惠茶寄诗以谢》（《萨都剌诗集》后集）：“春到人间才十日，东风先过玉川家”。

直北地面，味温甘”的女须儿茶；“出本土（指西番），味苦涩，煎用酥油”的西番茶，亦作西番大叶茶。元廷在分宁（今江西修水）等处设官营作坊，“成造西番茶货”①，西番大叶茶亦有可能在这里成造。值得一提的是，茶叶在唐代已传入吐蕃与回鹘地区，十至十二世纪，继续传到吐蕃，并到达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区，而且可能经由于阗传到河中以至波斯、印度，也可能经由于阗或西藏传入印度、波斯。十三世纪末蒙古兴起后，中西海陆交通大开，茶叶随之进一步在中亚和西亚广为传播②。

制盐业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盐业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支柱产业之一，“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元史·食货志》），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盐业生产，并且长期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在元代，除四川的井盐业有所衰退外、福建、广东、广海、两淮、两浙、大都、河间、山东、辽阳以及河东（山西解州）等地的盐业生产都有所发展，制盐技术也有了显著的进步。据统计，元代全国盐场有一百六十余所，灶户、捞盐户等盐业劳动者五万余户，天历年间，全国盐产量达二百五十六万引（每引四百斤），远远超过了宋代。

盐有海盐、井盐、池盐、岩盐、土盐等，其中以海盐的产量最大，是食盐的主要来源。海盐生产有煎、晒两法，元代以前一般采用煎盐法。元至顺元年（1330）陈椿所著《熬波图咏》和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对于这种方法作了相当详细和具体的记述。煎取海盐要根据盐田地势高下和沙土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大体上经过收集盐料、淋卤和煎炼等几个步骤。如有些盐田要先铺上稻麦秆灰和芦茅灰一寸左右，压使平匀，以吸收盐分，然后到次日中午扫取灰盐，再行淋卤和煎炼。有些盐田则不用灰压，而是待潮水过后，经半日晒出盐霜再扫起淋煎。如果盐田地势较低，则要先挖深坑，横架竹木，上铺席苇，再铺上沙子，潮水过后，盐卤淋于坑内，即可取用煎炼。

淋卤是制取海盐的一个重要环节，据陈椿《熬波图咏》所载，其具体作法是：先掘一淋坑，深二尺左右，方边五六尺，四周及坑底垒筑坚实，以防泄漏。再在淋坑旁掘一深广约六尺的卤井。淋坑底下埋一小竹管与卤井相通。淋卤时，在淋坑内用一担生灰铺底，倒入灰盐，再用一担生灰盖面，上铺草把后用海水浇淋，于是浓度较高的盐卤便流入了卤井。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淋卤法是先掘一深一浅两个坑，浅坑约深一尺，深坑约七八尺。浅坑上用竹木架以芦席，席上铺以盐料（即扫来的灰盐、沙盐等），四周高起围成一个圈子，再把海水浇入盐料中间，盐料中的盐就随海水流入浅坑，①《元典章》卷七《吏部》卷一《官制》一《资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②黄时鉴：《关于茶在西北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后又流入深坑。这种制取卤水的方法比元代更为简便。为了解卤水含盐量，宋代已出现了通过观察鸡蛋、桃仁或莲子在卤水中的浮沉，以判断卤水浓度的简单方法。《熬波图咏》所载元代发明的莲管试法，用竹管盛装四枚挑选出来并经过泥浸处理的标准石莲，根据其浮沉情形即可测定四等卤水，使掌握卤水浓度有了更为科学有效和简便易行的测试手段。

盐卤制成以后，便要进行煎炼。煎炼就是将盐卤置于铁铸或竹编的盐盘中加热蒸发。随着水分的蒸发，盐卤渐渐浓厚，最后析出固体食盐。收取食盐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把水完全烧干，一种是随时捞取食盐，同时再加新卤水，再蒸再捞，连续出盐，《熬波图咏》说：“如此则昼夜出盐不息，比同逐一盘烧出干盐，倍功省力。”

煎制海盐的方法出盐快，效率也较高。但煎盐法所用的铁盘、竹盘不可能太大，盐产量受到一定限制，并且还要消耗很多的工力和燃料。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我国劳动人民又创造了晒盐法。早在唐、宋时期，解州池盐已经采用了畦晒法，即在盐池周围开辟盐畦，将池中卤水导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风力蒸发成盐。在元代，福建的海盐生产首先采用晒盐法，“全凭日色晒曝成盐”①，这在我国制盐史上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到了明代，晒盐法已为闽、广和长芦盐区所普遍采用，但尚未推广到江淮和两浙，所以徐光启曾上奏议，“欲江淮、两浙尽行此法”②。

矿冶蒙古族在成吉思汗之前还不会炼铁，只能用外来铁器改造兵器。元朝立国后，设洞冶总管府、淘金总管府统辖全国坑冶，又有出蜡局、鼓铸局、镔铁局，武备寺掌管金属手工业和兵器制作。元代矿冶以官营为主，由罪犯、在籍工匠服役。又设冶户、煽炼户、银户、淘金户按额纳课，这种生产关系的倒退以及为防止民众反抗，不准民间持有铁刃器的禁令，严重阻碍了金属手工业的发展。为增加收入，元政府有时也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允许民间经营，如王恽《论革罢拨户兴煽炉冶事》所建议的，改冶户纳课为“自治窑冶煽炼，官用铁货给价和买，使官民两便”①。《续文献通考·征榷·坑冶》记载至治三年（1323）“金银冶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三输官”，《麟原文集·刘宗海行状》记庐陵“大冶煽，役者常千”，说明民营矿冶仍有一定规模。虽然民间可以经营矿冶，但并无保障，朝廷随时可以收归官营，如元贞二年（1296）“中书省奏罢百姓自备工本炉冶，官为兴煽发卖”。大德七年①《元典章》卷二二《禁治砂盐》。

②李杕编：《增订徐文正公集》卷二。

①王恽：《秋涧集》。

（1303）“定各处铁冶课，依盐法一体禁冶”②。但总的来说，元代矿冶业仍有所发展，王恽《秋涧集》卷九十《省罢铁冶户》记载燕南北即有铁冶17处，煽炼户三万余，铁的年产量达1600多万斤。除河北、山东、山西（元代称为“腹里”，属中书省管辖）外，铁产地主要是在江、浙、赣、湘、鄂等南方诸省。

元代的冶铁技术水平从陈椿的《熬波图》可略知一斑。《熬波图》记载，当时化铁炉用瓶砂（碎陶瓷末），白墡（白色耐火土）、炭屑、小麦穗和泥修筑。这种混合料具有很强的耐高温和抗侵蚀的性能而且不易开裂，是很好的耐火材料。书中所绘炼炉炉口小，能减少热量损失，上口小而下部炉膛大，能使炉料顺行，避免悬料事故；炉子下部收口，使热量集中有利于熔铁。所以，书中说其每化1斤铁，只需用1斤炭，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了不起的。机械王祯《农书》在《农器图谱》中详载农业手工业所用机具二百多种，集中反映了宋元时期我国工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机械装置及其成就。根据书中记载，元代在机械制造方面也有很大进步，如发明了水转连机磨、水力大纺车、水转龙骨水车等一系列先进的机械设备。

水转连机磨这是一种构造比较复杂的新型水磨，它用一个水轮带动几个磨同时工作。这种水力加工机械，水轮高而宽，是立轮，要用急流大水冲动水轮。轮轴要求很粗，但长度要适中。轴上按一定的间距安装三个齿轮，每个齿轮和一个磨上的齿轮相衔接，中间的三个磨又和各自旁边的二个磨的木齿相接。水轮转动通过齿轮带动中间的磨，中间的磨又通过磨上的木齿带动旁边的磨。这样，一个水轮能带动九个磨同时工作。

水力大纺车这是一种专门纺麻的纺车，由以往的小纺车改造而成。其特点是：（1）用水作动力，工作能量大；（2）纺纱的锭子多，达到三十二枚，因此，生产效率很高。如以往的手摇或脚踏小纺车纺麻，用五个锭子，一昼夜不过纺二斤；而大纺车一天一夜能纺百余斤麻。因此，纺麻的时候常常要集中多家的麻才能满足它的生产要求。由于设备先进，“中原麻苎之乡皆用之”，对纺织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水转龙骨水车这种水车，装置和以往的水车差不多。它的动力机械装在水流湍急的河边，先树立一根大木架，在大木架中央竖立一根转轴，轴上装有上、下两个大卧轮。下卧轮是水轮，在水轮上装有若干板叶，以借水的冲击力使水轮转动。上卧轮是一个大齿轮，和水车上端轴上的竖齿轮相衔接。把水车装在河岸边挖的一条深沟里，流水冲击水轮转动，卧齿轮带动水车轴上的竖齿轮转动，再带动水车转动，从而把水从河中车上岸来。这一设②《新元史·食货志》。

备，利用一对大的木齿轮把水轮的回转运动传递到水车的轴上带动水车进行工作，是元代机械制造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

印刷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相当重视刻书，并曾拨发专款刻印汉文典籍，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元代中央政府设有兴文署和艺文监广成局专门掌管刻书。如至元二十六年（1290）刻印的《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通鉴释文辨误》就是兴文署所刻书中最早和最好的两种。地方官府和各地书院刻书的也很多，如九路儒学分刻的《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唐书》、《北史》、《辽史》、《金史》、《宋史》等九史，杭州西湖书院刻印的马端临《文献通考》等都很著名。官府倡导于先，私家随之于后，民间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也随之发展起来。当时北方印刷业的中心是大都和平阳，南方印刷业的中心是杭州和福建的建安、建阳，所刻书籍风行全国。

元代在印刷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在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前后曾经试制过木活字，后来还有人试制过瓦活字和锡活字，但由于木料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易于与松脂蜡药相粘连，不便清理取用，而瓦字和锡字吸水性差，使用水墨效果不好，所以这些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王祯在认真研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木活字印刷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其中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选择硬质木板雕字，用小锯锯开制成活字，再用小刀四面修整，使之大小高低整齐划一；排版时不用粘合药料，而是排字作行，用竹片夹持，再用小木楔塞紧，使之坚牢不动，然后即可用墨刷印。为了拣字方便，王祯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架，将木制单字按韵贮放在直径七尺的大轮盘上，排字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有效地提高了拣字效率。《王祯农书》卷二二所附“造活字印书法”对这种木活字印刷术作了较详细的记述。王祯在任安徽旌德县令时，曾请工匠刻制木活字三万多个，并试印了他所撰写的《旌德县志》。全书六万余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一百部。此后不久，浙江广平人马称德在任奉化知州时，曾试制木活字十万个，印成《大学衍义》一书共20册①。此外还有些人陆续用木活字印书。但元代木活字印本，今存者极少，而且还存在争议，但却有几百个当时的维吾尔文木活字流传下来。

套色印刷术的发明是元代印刷技术的又一项成就。宋元时期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的书籍，一般都是墨印黑色。套色印刷，通称“套版”，大约是在十四世纪中叶发明的。最初的套版仅为朱、墨两色。现存元末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其①《至正四明续志》卷七。

卷首扉页老僧讲经图桌前的灵芝草用朱墨两色套印，全书经文为红色，注文为黑色。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比欧洲要早一百多年。

建筑元大都和大都宫殿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首都，这里自战国至唐代一直是北方的一个重镇，辽曾在此建立南京，金又扩建为中都。忽必烈即汗位后，决定由上都（开平）迁都于此，并于至元元年（1264）着手大规模的建设，历时八年建成。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充而成的。

大都的规划者是刘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丁。他们按古代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进行设计，但又有新的特点。城的平面接近方形，南北长约7400米，东西宽约6650米，北面二门，东、西、南三面各三门，城外绕以护城河。皇城位于大城（外郭城）南部的中央地区，皇城中的南部偏东则为宫城，宫城建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大城中的主要于道都通向城门，主要干道之间有纵横交错的街巷，寺庙、衙署和商店、住宅分布在各街巷之间。全城分为六十个坊，但所谓坊，只是行政管理单位，已不是汉、唐长安那样的封闭式里坊①。

大都的水系是由杰出科学家郭守敬规划的。郭守敬（本卷下册别有传）

一方面主持疏浚了连接都城东西的运河——通惠河，使南方物资可以通过运河直达大都，同时又设计开凿了一条新渠，即著名的白浮堰，由北部山区引水，并汇合西山的泉水，流入瓮山泊（昆明湖），然后通向积水潭，解决了通惠河的水源不足问题②。大都的排水系统也相当完善，下水道全部用砖砌筑，干道与支道分工明确，计划周密。

元朝的宫殿是大都城中的核心建筑。皇城主要包括三组宫殿和太液池、御苑，宫城位于全城中轴线的南端，是主要宫殿所在。宫城之西是太液池，池西侧的南部是太后居住的西御苑，北部是太子居住的兴圣宫，宫城以北是御苑。皇城正门承天门外，有石桥与棂星门，再南，御街两侧建长廊，称千步廊，直抵都城的正门丽正门。皇城的东西两侧建有太庙和社稷坛。皇城有前后左右四座门，四角建有角楼。宫城内有以大明殿、延春阁为主的两组宫殿。这两组宫殿的主要建筑都在全城的南北轴线上，其他殿堂则建在这条轴线的两侧，构成左右对称的布局。

大都的宫殿穷极奢侈，使用了许多稀有的贵重材料，如紫檀、楠木和各种色彩的琉璃等。在装饰方面主要宫殿用方柱，涂以红色并绘金龙。墙壁上①阚铎：《元大都宫苑图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2期，1930年；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3期，1936年。

②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挂毡毯和毛皮、丝质帷幕等，这是由于他们仍然保持着游牧生活习惯，同时也受到喇嘛教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的影响。壁画、雕刻也有很多喇嘛教的题材和风格。宫城内还有若干盝顶殿及畏吾尔殿、棕毛殿等，是以往宫殿建筑中所没有的①。

宗教建筑（1）佛教、道教和祠祀建筑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是元代佛教建筑的重要遗迹。广胜寺分上、下二寺。上寺大部分已经明代重建，下寺基本上是元代的建筑。下寺正殿重建于1309年，它的梁架结构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第一，殿内使用移柱和减柱法以扩大殿堂内部的活动空间柱子分隔的间数少于上部梁架的间数，所以梁架不能直接放在柱上，而是在内柱上置横向的大内额以承载各缝梁架，其内额长达11.5米。第二，使用斜梁，斜梁的下端置于斗拱上，而上端搁于大内额上，其上置檩，节省了一条大梁。这种大胆而灵活的结构方法是元代地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木结构建筑技术的新发展。

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和位于广胜下寺旁的水神庙也都是元代建筑的重要作品。水神庙大殿建成于元泰定元年，但其余建筑已经后代重建。大殿为重歇山周围廊，是元朝祠祀建筑大殿的一种典型。殿前庭院很大，供当时公共集会和露天看戏之用。中国戏曲在元代有很大发展，许多公共建筑正对着大殿建造戏台，成为元朝以来祠祀建筑的特有形式。

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元代道教建筑的典型，也是当时道教全真派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一建筑群原来的规模很大，现仅留存中央部分的主要建筑。永乐宫全部建筑均按轴线排列，其中的三清殿体积最大，前面的院落空间也最大；自此往后，殿堂的体积和院落都逐渐缩小，这也是传统建筑的常用手法。三清殿立面各部分比例和谐，稳重而清秀，仍保持宋代建筑的特点。屋顶使用黄绿二色琉璃瓦，台基的处理手法很新颖，是元代建筑中的精品。该殿的梁架结构和上述广胜寺大殿不同，仍遵守宋朝结构的传统，规整有序，可能是元代官式大木结构的一种典型。殿内还绘有极精彩的壁画。这组建筑因位于新建水库范围内，已全部按原状迁建至山西芮城县①。

（2）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由于元代统治者提倡喇嘛教，因此元代喇嘛教建筑发展得很快。萨迦寺和日喀则的夏鲁万户府是两个典型实例。萨迦寺建于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分为南北两寺。南寺建在一个平坦的河谷平原上，周围用厚墙围绕成为一个城堡式寺院，大经堂布置在城堡中心，周围是低矮的僧房；北寺建在山上，其中包括萨迦地方政府的办公处。夏鲁万户府建于十四世纪中叶，是一个行政统治据点，也有城墙环绕，夏鲁寺在城中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①。

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肖洵：《故宫遗录》，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①杜仙洲：《永乐宫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①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二）（四），《文物》1660年第8、9期合刊，1961年第1期。夏鲁寺的主要建筑是夏鲁杜康，由门廊、经堂和佛殿三部分组成，经堂很大，中部凸起开设天窗，以便采光。大殿前有用围廊环绕的庭院，这种建筑的形制，后代仍然沿用，并发展为“格鲁派”的“札仓”（经学院）的形制。

这一时期内地也兴建了若干喇嘛教建筑，如至元八年由尼泊尔青年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大都妙应寺白塔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遗物。该塔高50.86米，全部砖造，外抹石灰，刷成白色。各部分的比例十分匀称，虽塔身不用雕饰，然而轮廓雄浑，气势磅礴，是喇嘛塔中最杰出的创作。

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在北京、桂林、镇江等地的遗物中，以北京北部居庸关内镇的云台最为著名。云台现只存基座，据考证，原来上部有三座喇嘛塔。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都很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②。

元代伊斯兰教建筑部分采用中亚的形式，如新疆霍城的吐虎鲁克玛札，建于公元十四世纪，矩形平面，穹窿顶，大门镶嵌白、紫、蓝色琉璃砖。元以降，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建筑仍旧继承着这种形式并结合地方传统加以发展。另外，从元代起，已经出现了以汉族传统建筑布局和结构体系为基础，结合伊斯兰教特有的功能要求，而创造出来的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形式。现存明代初年建造的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无论整体布局或单座建筑的处理，都已相当完整成熟，不难推测这种新型建筑在元代已经形成。水利运河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经唐、宋六百多年的变迁，已有很大变化。隋唐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宋以大梁（今开封市）为中心。元代由于开凿了通惠河、会通河和济州河，使南北大运河不再绕道洛阳、开封，大致成了直线，缩短了许多路程。这条运河虽然在元代未能发挥很大作用，但却为明朝改造南北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济州河从任城（今济南市）开始，到安山（今山东梁山北）为止。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动工，第二年八月完成。

会通河从安山开始，至临清为止，全长二百多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动工，至六月十八日完成，历时仅四个月。由于工期短促，工程质量较差，河道开得浅窄，木闸也不牢固，第二年便闸坏河淤，不能通航。于是又派人疏浚，把木闸改为石闸。

通惠河从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开始至大都（今北京）瓮山泊（今昆明②杜仙洲：《永乐宫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湖）止，这是通航段。引水段则起自昌平白浮村，终于瓮山泊。全长164里104步。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由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开工，至元三十年秋竣工。至此，京杭大运河全部建成，全长1700多公里①，比隋朝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1000公里。

治河元代建都大都，离黄河较远②，对河患长期采取消极的态度。直到黄河威胁大运河的安全时，才不得不采取整治措施。在元代各次治河活动中，最著名的是贾鲁治河。这次治河工程浩大，成效显著，对后世影响也较大。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15万人，庐州等戍十八翼军2万人投入治河③。先疏浚黄河故道，再堵白茅决口。经过7个月的治理，十一月白茅决口堵塞成功，河复故道，南汇于淮，东流入海。这次治河的经过、方法和经验，被欧阳玄详细地记入《至正河防记》中。欧阳玄以前，治河文献不载治河方法，欧阳玄首倡记载治河方法，使后世治河者能从中得到借鉴。

元代还有沙克什的《河防通议》2卷，讲治河的六个问题：河议、制度、物料、功程、运输、算法。是一本水利工程专著，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它是在沈立《河防通议》（汴本）、建炎二年（1128）周俊《河事集》、金代都水监编的《河防通议》（监本）这三种著作的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是宋、金、元三代治河经验的总结。

元代王喜编《治河图略》1卷，也很有特色。它以图为主，附有图说。

叙述历代黄河河道的变迁及治理。“治河方略”、“历代决河总论”两篇，陈述了编者的治河见解。

农田水利元朝的农田水利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统元年（1260）在谭澄主持下，重修引沁灌区工程中的唐温渠。第二年由王允中、杨端仁主持，又在沁水下游修建广济渠，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浇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浇灌民田三千余顷①。至元三年（1266）郑鼎主持“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缓解了当地“地狭人众，常乏食”的困难局面②。元末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泾渠图说”，是记载引泾灌区的专著，记载了元代延祐五年（1318）至至正四年（1344）这26年间泾水与石川河之间的水利灌溉渠道现状和元以前的渠道遗迹。王祯《农书》则记载了元代江南地区各种农田水利工程及灌溉提水工具。如水渠、陂塘、堤堰、水栅、水闸、石笼、涵窦、阴沟、渡漕、水井等。工具有人力翻车、牛转翻①见《中国水利史稿》（中册）页269，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②自金代起，黄河改道，夺淮入海。

③《元史·河渠志三·黄河》。

①《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

②《元史·郑鼎传》。

车、水转翻车、筒车等。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录》10卷，阐述了他提出的治理太湖的理论③。主要论点是三个：（1）研究太湖水性；（2）三法（疏、堤、闸）并重；（3）通行管领，一体整治。

造船与航海由于内河客货运量的增加和沿海新航线的开辟，在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元代造船业和航海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形成了中国造船史和航海史上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

元代的造船能力是很高的。如每年仅战船即可建造5000艘。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在武昌每年沿长江上下行的船只不下20万艘，行泉府司管辖的海船达15000艘。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从一个侧面突出地反映了元代造船业的发达。除国内贸易和漕运外，中国商船还完全承担了东南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贸运输工作，甚至出现了许多外国客商只乘中国海船的局面。

元代造船不仅数量大、种类多、性能好，而且具备了建造大型以至巨型船舶的能力。《元海运志》称：“延祐（1314）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余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这种大型海船载重量已达1200吨。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南洋见到的中国船，其大者有12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艘船上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且有随行供应船三艘。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谈到元代海船的构造时说，泉州所造的大型海船，船身用枞木或松木制造，甲板上有舱房60间左右，船尾有一舵，船上有四根桅杆，其中二桅可随意竖倒。甲板下的船舱用厚木板隔开，分成13间货舱，隔舱板与船壳牢固地钉合在一起。这种水密隔舱结构既便于货物管理，又可加固船体，尤其是当个别船舱破损进水时，可及时修补或继续航行而不致全船沉没，从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使人员和货物的航行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自宋代发明指南针以后，水罗盘很快便成为航海中普遍使用的最主要的导航仪器。根据指南针的针位确定的航线就是“针路”，详细记述针路的专书或记录本，称为“针经”、“针谱”或“罗经针簿”。针经一般都记明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抵达港口等内容，有些还载有浅滩、礁石、暗礁、水草、沙洲等海上各种危险物的情况。现存最早记有罗经针位的著作是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如该书提到他出使柬埔寨时“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洲港口，..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海”。十四世纪成书的《元海运记》也明确指出“惟凭针位定向航船”。根据针经确定航线是元代在航海技术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并进而导致更加简明和科学的③王绍良、黎沛虹：《任仁发及其治理太湖的理论》，《中国水利》1984年第11期。航海图的出现。

元代在航海技术上的另一项进步是通过观测恒星的高度来确定船舶在大海中的方位。这种航海天文学方法叫做牵星术，所用工具是牵星板。牵星板是一副十二块大小递减的正方形木板，最小的边长约2厘米，最大的边长约22厘米。另有一个四角刻有缺口的方形小象牙板。两者配合使用，就可以测得所见恒星（如北极星）距离海平面的高度，再算出船舶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了他搭乘我国海船经南海回国的情况，其中说到航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记载，说明当时我国船工可能已掌握了牵星术。明代的李诩《戒庵老人笔记》、《郑和航海图》中所收《过洋牵星图》等，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牵星术、牵星板及其使用方法。

兵器元代的冷兵器，以弓矢为主。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元军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兵器的特长，因此，元代冷兵器种类、形制复杂，质地精良。单就蒙古兵而论，蒙古以骑兵为主，恃弓力强、带箭多取胜，长短兵器则有可刺、可掷的标枪和近战用的刀、斧、剑等。蒙古人也很注意发展抛石机，成立了专门的“炮军”，攻城时大量集中使用。如公元1236年，攻金凤翔城时，仅打城的一角，就使用抛石机四百座。公元1273年元军攻襄阳，用西域人亦思马音所造的抛石机，发射一百五十斤重的石弹，《元史》描述它的威力说，“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后来人们称这炮为回回炮（亦称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比以前的抛石机有很大改进，它能抛射一百斤以上的石弹而不用人拉绳子，这对抛石机来说，是一项重大革新。襄阳战后，宋人也仿造回回炮。宋亡后，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搜罗两淮能造回回炮的新附军六百人和蒙汉人到京师，除大量制造回回炮外，还造有十五梢、九梢、七梢、五梢、三梢等抛石机。另外，蒙古人灭金以后，也开始造弩，据《元史》记载，有神臂弩、折叠弩、神风弩等类，其形制不可考，据说神风弩可射八百余步，类似宋代的床弩。

元代的火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续有发展。蒙古人有火器，大约是在公元1211年到1215年之间，在几次对金作战和占领金中都（今北京）的过程中，掳获了金人的火药、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从此开始了火器的生产和使用。如公元1218年至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兵曾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等；公元1232年蒙古兵围攻金南京（今开封）及公元1233年进攻蔡州时，都曾使用火器。灭金以后，又获得金人制造震天雷的技术，公元1258年蒙古兵攻报答（巴格达）时，曾使用“铁瓶”，可能就是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兵两次征日本，均曾使用铁火炮。到十四世纪初，元人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形火器。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元至顺三年（1332）制造的一具铜火铳，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公斤。这具铜炮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管形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火铳要早约半个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在全国农民大起推翻元帝国统治的战争中，金属管形火器已普遍应用，并已使用铁弹丸。如公元1335年，焦玉向朱元璋献火龙枪数十件；公元1359年，朱元璋与张士诚部战于绍兴，双方均使用火筒；公元1366年，徐达曾使用大量火铳攻打平江（今苏州）。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是兵器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从此火器开始从根本上代替冷兵器，并向近代枪炮方向发展。

火药和火器的发明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军多次抵达西亚、波斯等地，在交战中，阿拉伯人得悉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新型火器，进而掌握了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欧洲人则是从和阿拉伯人作战中学会制造火药和火器的。例如英、法等国是在十四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了关于使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恩格斯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①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②石油天然气在五代至两宋时期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元代又有新的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战事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

陕北延长是我国古代油苗记载最丰富的地区，元代在这里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采油井。《元一统志》记载：“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岁纳壹百壹拾斤。”在延长附近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此外“石油在宜君县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这些记载说明，陕北的延长、延川、宜君等地至少在元代就有石油井，并担负朝廷的“岁纳”任务。在此之前，人们所取的油苗，一般来源于天然油苗，而开凿油井采油，则以此为肇端。这是中国从简单采集油苗阶段进入到有意识凿井采油时期的标志，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石油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已掌握石油地质储藏的基本知识。这在石油开发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石油成为蒙古军队的有力攻战武器。如蒙古兵攻打花剌子模都城兀笼格未（乌尔坚奇，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页386，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页164，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keursandje），久攻不下，于是在窝阔台指挥下，利用石油放火焚烧，终于攻入城内①。在后来的战争中，蒙古兵屡用石油焚烧城池房屋，使他们得以迅速攻城掠地。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事，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原来广布四川境内的盐井、气井这时所剩无几。如四川境内盐产地在五代和两宋时期近五十个，元代已下降到十六个，广汉（内江），陵州等盛产盐之地区，已无盐业生产②，同时四川天然气生产也趋于消亡。此外，元代的匠籍制度对手工业者，有种种限制和歧视，也成为提高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的障碍。①见《多桑蒙古史》。

②《四川盐法志》。

第五章　商业与市镇

第一节　商业

元代的商业发展与商品流通客观上具备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以及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纸币正式作为法偿币，与白银等一起通行全国，赋税政策又规定，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钞币和白银，耕织之家普遍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贸易白银，以供官赋”①，这些都使商品化程度得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更重要的主观因素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游牧贵族和色目上层向来注重商品交换。这种“重商”观念对中原地区“重农抑商”传统形成了一次强大冲击。这在元廷的一些相关举措中便有明显反映，譬如，以输税为条件，贵族官僚经商不存在任何限制。蒙古贵族还直接利用斡脱放债营利②，并设立专门机构，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运营①。对外贸易，陆道早已通畅无阻，对海外各国，早在征服南宋的前一年，便以“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姿态，积极招徕，后来又实行“官本船”（政府提供航船，有时还给以较一般贷款轻四分之三的优惠作资本），选人出海，直接参与海外贸易；作为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人等，市舶司以下衙门不得“差占”，他们的“家小”，亦享有“除免杂役”的优遇；②贸易政策较之前代更显得宽松，对进口货物一般只实行抽解，不存在官方实行统制的“禁榷”政策条文。商税税率除一般能以传统的三十分之一为基本标准外，又采取“重利诱商贾”措施，将大都及蒙古本土的商税税率压低到四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甚至“置而不税”③。在元廷的促动下，各级政府也注意为商旅提供方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出现责令官、民赔偿其“失盗”物品的极端做法。上述有利条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面貌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粮食是进行区域贸易的大宗商品，如江浙两淮地区在丰收之年往往以①郝经：《陵川文集》卷三二，《河东罪言》。

②斡脱（突阙语ortaq）意为“同僚”、“伙伴”，是进行东西长途贩运而结成商帮的西域商人的自称，后来，蒙古贵族即称他们为斡脱。详见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1941年；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东洋史研究》第32卷第1、2号。

①1252年，大蒙古国设专门机构，命大臣掌斡脱事。至元二十年（1283）元中央立斡脱总管府，各地设斡脱所。

②《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二条》。

③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五；《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袁桷：《上都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羡余”“贩入外江船”，“补添他郡食”④；北方地区常年依赖江浙、湖广等地的粮食供应，每年通过大运河及海道北上的粮米达五百万石左右，这些漕粮主要供应大都地区的统治者、士兵和官手工业工匠的消费，并不时赈济北方牧区，居民日用粮则大量依靠南商贩运，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①。上都、和林等地所需粮食，除由政府调运补给外，同时实行和籴，由商人组织贩运。在大统一的国度内，“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兵志三》），畜牧业生产盛况空前，其中，马匹多由政府以“和买”、“拘刷”等形式强购强征，民间则普遍“私下其直卖之”（《元史·刘哈剌八都鲁传》）；羊是另一大宗畜产品，“每岁得羔，可居大群，多则贩鬻，及所剪毫毛作毡，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②，于是，皮类及毛纺织等行业得到长足进步，据《大元毡罽工物记》记载，用畜产品为原料，可生产毡毯品种达六七十个，产品除供作官用外，也大量进入国内、国外市场③。棉布与瓷器是元代商品构成中发展势头强劲的品种。松江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从事该业的民户达一千多家，“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④，“商贩于此，服被渐广”⑤。元代瓷器质优量大，仅景德镇一地就拥有民窑三百多座，年产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件，“窑火既歇，商争取售”，按照不同地区对品种和特订产品的需求，瓷器从产地流向不同地区⑥，同时又是一项外销的大宗产品。农业经济作物中的水果及手工业原料种植承前代而不衰，经济价值亦较可观，据《农书》记载，楮树（其皮为造纸原料）“种三十亩者，岁砍十亩，三年以遍，岁收绢百匹”；柞树“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经营漆树的民户，有的“资至巨万”。江浙之间广种柑树，“利亦殊博”；两广、福建和四川盛产荔枝，其中福建所产列为上品，“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水浮陆转，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竹货是河南卫、辉、怀、孟一带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至元初官府以“抽分”等名义任意砍伐、拘卖，“又致南北竹货不通”，卢世荣执政后，“罢各处竹监，从民货卖收税”，这项普通产品已成为区域性交易的重要商品①。

④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一《围田》。

①《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构滞车船》。

②王祯：《农书》卷五《农桑通诀》五《畜养篇》十四《养羊类》。

③如马可·波罗盛称哈剌善城（银川）毛毡，“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马可波罗行记》第72章《额里哈牙国》，冯承钧译本）。

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王逢：《黄道婆祠》，《梧溪集》卷三。⑤王祯：《农书》卷二一《木棉序》。

⑥蒋祈：《陶纪略》。

①《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孛术鲁翀：《平章政事尚某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王恽：《辉竹属民》，《秋涧集》卷九十。元代刑法中列有禁止卫辉等处贩卖私竹一款（《元史》卷五二《刑法志》因皇室权贵的酷好，元代珠宝贸易大兴，其来源，一是令市舶司招集舶商从海外采办，二是购求于西域商人，其价“动以数十万锭”计②。对外贸易的总体水平超过了宋代，外贸港口最多发展到七处，至元年间又制订二十三条市舶条例，外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从事“官本船”贸易的商人和私商与日俱增，交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陆路主要从钦察汗国经克里米亚达欧洲各国，另又通过伊利汗国达阿拉伯各国。海路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自菲律宾诸岛以南往西所至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比南宋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三十八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最远达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从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路也畅通无阻。出口商品种类有纺织品、陶瓷、漆器、日用工艺品、矿产品和药材，据马可·波罗所见，元朝瓷器“运销全世界”，今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中保存有元代青花瓷，考古工作者又在东非海岸（如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岛、坦噶尼喀和基瓦尔群岛）和印度洋航线沿岸地区不断发现一些元代瓷器或瓷器残片。1977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元代中国海船，装载瓷器、铜铁器数千件，钱币七万枚，其中瓷器每十件成一小包，再分组装入木箱，形成比较规范的海运包装①。进口货物有珍宝、香料、药品、纺织、珍禽异兽、富有特色的手工日用品等大类，不下二百五十个品种。海外贸易被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②，所以政府全力营运，至元二十六年，行泉府司（兼管海外贸易的机构）所统海船达一万五千艘③，而“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富人之舶”也并不少见④，市舶所入亦甚可观，元代前期约占“岁入之数”中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强⑤，到了元代中期，舶税收入（大概包括发卖抽分货物及舶税两项在内）至少达钞数十万锭⑥，而泰定帝时全国包银岁额亦仅十一万锭⑦。

上述情况反映出元代商业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在社会与政治种三《食货》），说明官营竹场与官营竹货一直存在。卢世荣改革后，政府也通过抽税方式，再度听任民间转贩大批竹货。

②《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御史辛钧言。

①《在汉城看中国之瓷》，载香港《大公报》1977年11月4日；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②《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③《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④任士林：《送叶伯几序》，《松乡先生文集》卷四。

⑤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页18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⑥此据《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估计。文称，延祐七年正月壬午御史台臣言，赐完者不花海舶税计钞数十万锭，这应该是上年的舶税收入数，并且是一个低限数目。

⑦《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种弊端的作用下，促进商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又往往产生种种负面效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元代市场的萎缩与畸形，其中直接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的主要是特权阶层的活动。如色目富豪通过献卖珠宝、借贷金钱等手段，满足蒙古皇族的欲望，不时解决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换取的则是发放高利贷、大规模参与扑买课税等方便。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上层以及汉人中的富商大贾也多享有经商特权。这样，在商业中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弊害丛生的官营商业遍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特权阶层持玺书、佩虎符，其活动深入到经商、贩运的全过程；元代还一度盛行人口买卖，其情形超过金代，买卖双方只要讲清来历，书写契券，依例投税，交易活动就获法律认可。这项交易最兴盛的北方地区，“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①。

此外，还存在市场萎缩的一些重要因素。

大量被掠夺、检括来的手工业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业局院中，从事军工生产，并几乎控制了日用工艺品生产的各个重要部门，民间手工业为之相应萎缩；元代发行的纸币开始时数量有限，准备充足，自阿合马当政后，钞法日虚，开支又不断增加，二十多年间，钞币“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元史·赵孟頫传》）。此后每况愈下，元末纸钞形同废纸，至使民间普遍以物货相交易。纸币逐步变成扰乱市场的因素。

再次，出于政治防范与维护特权等需要，元代还设置了一系列禁令，如在江南地区，规定“市井点灯买卖”只能在每夜禁钟前进行；江南铁货与熟铁器，曾一度不允许贩往江、汉以北；“诸关厢户居停旅客”，必须持有“官府文引”，“可疑者”即“不得容止”；“诸经商或因事外出，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丝绵缎匹绫罗之类的优势手工业品，也与人口、军器等一并当作禁品，“不得私贩下海”①。这些禁令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正常商业活动的展开。

①郑思肖：《心史》卷下《大义略叙》。

①《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货》、卷五四《刑法志》四《禁令》。

第二节　市镇

早期的市是交换地点，镇为军事戍守地，发展到宋代，市、镇连称，已成为工商业活动场所的一般性概念。广义的市镇包括首都与路、府、州、县治所以及市镇、村集、市墟等若干层次。市镇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市镇较之宋、金时代有比较显著的发展变化。

城镇人口、数量有较大增长。除首都之外，宋之府（含部分州）与元之路大致为两代地方最高一级城市，宋代版图最广时设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元代有路一百八十五个，其中除去原燕云十六州、北方地区、西夏、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元代地方最高一级城市的数量仍超过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宋代诸州县城镇人户按城镇户口编制管理，说明当时工商业发展引起城市管理体制的划时代变化。元代在城市中仍实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的厢坊制②（分隅、厢、坊、巷等层次），但管理体制发展变化更为显著：除四川、岭北、湖广、云南等行省的一些边远地区外，路级治所均设录事司，“掌城中民户之事”。该司作为一级行政机构与州、县并统于路。大都则设左、右警巡院，“分领坊民事”，下设四隅，辖五十坊；南城区居民区划分为六十二坊，后添设南城巡院管辖①（大同路、辽阳县元初均设警巡院，改置路所后废罢）。原南宋首都临安府曾于宋高宗时设九厢，元改路后，分设四隅录事司，后并为左、右两处录事司②。元代一百八十五个路治所在地，绝大部分设置专管城中民户事宜的机构，无疑是为了适应中心城市民户增加、事务繁杂的需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程度。一批历史悠久的城市，如北方的涿州、太原、奉元（今陕西安市）、开封，西南地区的成都，长江中游的江陵、九江等地，其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仍有所发展。原南宋首都临安（杭州）继续保持“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③的发展势头。在北方地区，新兴起谦州、称海、德宁等大批城镇，并先后建成和林、上都和大都三个政治中心。大都地处金中都东北，至元二十年（1283）竣工，亦称新城，旧城称南城。周长五十七里有余，居民五十多万④。置十②《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坊巷》。

①《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二，卷二三《武宗纪》二；《元一统志》卷一《中书胜大都路》。②《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③徐一夔：《思政堂记》，《始丰稿》卷十。

④大都拥有十多万户、五十万口是一般公认的数字（《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至元七年统计，中都路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大元仓库记》载，至元三十年“大都民有十万”；王恽：《秋涧集》卷二八《宫井七绝》：“波及都城十万家”，卷八《日蚀传》：“都城十万家”；宋：《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杂诗四首》写元中期大都风物诗：“寂寞东风十万家”；童冀：《尚斋集》卷五《追和东坡石炭诗韵，奉简衍公》仍称明初“燕城居人十万家”。人口数按每户五口计算）。权衡《庚一个城门，南面偏东的文明门外，号称汇集南方百货的“舳舻之津’，正南的丽正门外号称勋贵聚居的“衣冠之海”，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外为“南商之薮”，西面偏南的平则门外为“西贾之派”①。城内有各种专门市集三十多处，其中最繁华的三处：一在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内，为“人烟凑集”的羊市角头（简称羊角市），有羊、马、牛、骆驼、驴骡等市；二在今东四牌楼西南，称枢密院角市；最繁华的斜街市位于全城中心（钟、鼓楼周围），有段子、皮帽、鹅鸭、珠子、沙剌（珠宝）、铁器、米、面等市。钟楼之北与文明、丽正、顺承三门以南尚有等待出卖劳力的“穷汉市”②。各门外和南城，也是集市纷呈。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是大都宣课提举司，各市分设提领或大使。元代中期大都商税为十万三千余锭，仅次于江浙、河南二行省，其余各行省的税收总数，尚不及大都一市③。大都在辽（南京）、金（中都）的基础上，发展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及辐射能力空前增大。它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畅达四方的水陆通道，不仅沟通南北两大经济区，而且，往北连结上都、和林等地，往东北经辽阳与松辽平原连成一片，并进而联结欧亚，“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宝货毕来”④，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从大都出八达岭往北，有东西二道通上都，往西北可至和林。上都路辖一府、六州、十五县。作为陪都，元政府曾陆续制定政策，扶持它的发展，“四方闻之，商农日集都市”①，“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②。上都地处物资贫乏的高寒地带，两都巡幸制又使得它“官曹多合署，贾肆不常居”③，繁荣期主要在四到八、九月之间，但元中期的商税收入已达到大都的十分之一（一万二千余锭）④，工商业兴盛的景况，可见一斑。和林这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带动了漠北大片地区的经济发展，“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⑤。和林城内形成按行业分工的工商区，东门为粮市，西门为羊市，北门马市，南门为牛和车辆市⑥，显示出牧区市镇的特申外史》上记顺帝后至元六年丞相脱脱言：“大都人烟百万”可能系形容扩大之词。①黄文仲：《大都赋》，载《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②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记》引《析津志》。

③《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④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

①虞集：《威宁井氏墓志铭》，《口北三厅志》卷十三。

②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八。

③周伯琦：《上京杂诗十首》，《近光集》卷一。

④《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⑤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⑥卢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柔克义英译本，P.220—221。

点。元代市镇发展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在大统一条件下，路、府、州、县等行政治所广泛分布、水陆交通的空前拓展以及各地官手工业局院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带动了大批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其中，尤以南北大运河与海运的全线打通而兴盛起来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远影响，如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宋代已取代扬州，成为运河与长江衔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为“南北商旅聚集去处”，办课总额在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其附近的两处一起，成全国之最⑦；扬州“为南北之要冲，达官显人往来无虚日，富商大贾居积货财之渊薮”①；济州“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②；临清“每届漕运时期，帆樯为林，百货山集”，“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③；直沽口设有接纳运河与海运物资的漕运机构与粮仓，延祐三年（1316）改为海津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④。刘家港所在的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市）本为草莽之地，成为海运的主要起运港口后，很快就以“番汉杂处，闽广混居”的“六国码头”⑤而著称。七处对外贸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广州，成为元代第一大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⑥，伊本·拔图塔称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⑦。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指中国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⑧。广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万舶集奇货”⑨的繁盛景象，不失为是“世界上拥有最优美市场的大城市之一”①。庆元港主要从事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⑦《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新降盐法事理》，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额办课程处所》。

①危素：《扬州正胜寺记》，《说学斋集》上。

②《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三《济州》。

③《临清县志·商业》引杨效曾：《临清小记》。

④傅若全：《直沽诗》，《傅与砺诗文集》卷四；张翥：《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十首》，《蜕庵诗集》卷四。

⑤杨譓：《昆山郡志》卷一《风俗》；明桑悦：《太仓州志》卷一《沿革》一。⑥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六。

⑦《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6。

⑧《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6章，冯承钧译本。

⑨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州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

①伊本拔图塔语，见《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8。

“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②。澉浦港在南宋后期建立的舶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的要冲③。上海于北宋熙宁七年（1074）建镇，大观元年（1107）设市舶务（司下面的分支机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下辖于松江府④。该港主要管理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造船能力雄厚，并拥有大批舶商、梢水。潮州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人物辐集”（周伯崎《肃政箴》），也不失为沟通海外的一个门户。

其二，县以及县以下的镇、市墟、村集这类初级市场普遍比宋代有所发展。《元典章·吏部·官制》载录了全国县级以上税收点（场务）的分布状况，而更下一级的还有大量税收分点，它们大都分散在镇、市或要道之处，如镇江路丹徒县与丹阳县下属的若干务便设在谏壁镇、丁角镇、延陵镇、吕城镇等地。元代稽察基层地方治安的巡检司也多设在交通要道处，这里往往是市、镇的所在地或集市交易的场所，有的逐步上升为市、镇，有的还升格为县级治所。集市的活跃充分显示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元代中期，官府担心在大都郊区“起立集场”会造成“走透课程”、“滋长盗贼”的后果，下令“住罢”，但集市仍盛行不衰，这使官府认识到：“辇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①在城市和工商业不太发达的边远地区，集市的作用更为突出，如云南金齿地区，“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毯、布、茶、盐互相贸易”（李京《云南志略》），集市的盛行使得“各墟商税”②的征收成为场务官的重要职责之一③，受到元政府的重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元代初级市场发展的面貌。

其三，在长江三角洲市镇发展史上，元代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马可·波罗从苏州南行，进入杭嘉湖平原，用“商业繁盛”、居民“皆良商贾与良工匠”、“恃工商为活”之类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见城镇的观感，这种情形，与经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感受是决然不一样的。这一地域的典型市镇如嘉兴府嘉兴、秀水、桐乡之间的濮院镇，前身为永乐市，起名的原因据说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无羁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④；嘉兴王店镇，因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因名王店”，此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姚桐寿《乐郊私语》）。清代②张翥：《元音》卷九《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

③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④《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

②《南宁志·赋税》，见《永乐大典》八五○七《南宁府》二。

③《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0章《苏州城》、第153章《塔皮州城》，冯承钧译本。④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

的一批方志也记述了嘉定南翔镇与黄渡镇、嘉兴罗店镇、吴江平望镇与黎里镇等市镇发展的状况⑤，肯定了元代在这批市镇发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镇的经营范围除了属初级形态的农产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较先进的手工业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地域可扩充到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大三角洲，行业则以瓷器、丝织业与棉织业为代表。瓷器制造中心以景德镇为典型（见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硕《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属沙冈、乌泥泾等地生产出“紧细若绸”、“粲然若写”的名贵品种①；浙江余姚、彭桥有“小江布”②。丝织业成为江南更普遍的行业，如湖州归安县东林镇（又称商林镇，明代改称双林镇），据说元代已设有十所绢庄，收购四方农户所产丝绢③；嘉兴以永乐市闻名的濮院镇，由南宋濮凤后人“督课农桑、机纾之利”，元大德年间其族人开设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④；元末钱塘相安里有位“饶于财”者，以四五张织机，雇佣十多个专为雇主工作而领取工资的工人，工资以技艺的熟练程度而定，因而熟练工人可较自由地选择“倍值者”⑤，说明这种手工业作坊在当地分布较为广泛。散布在长江三角洲的这批市镇，以其更大活力，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⑤参见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域·沿革》、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缘起》、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沿革》、嘉庆《黎里志》卷十二《杂录》。①宋如林、林溥：《松江府志》卷六《物产》引《云间续志》与《五茸志逸》。②唐若瀛等：《余姚志》卷九《物产》引《元一统志》。

③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庄村镇》。④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胡琢《濮镇纪闻》卷首《总叙》；另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⑤徐一夔：《织工对》，《始丰稿》卷一。

第三节　商人

蒙古贵族很早就与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位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来的西域商人，后来又有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①。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1215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报聘团队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组成。忽必烈平定西北诸王之乱，还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资助。后来，汉地商人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统政柄的著名人物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被称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祐传》）的卢世荣主持经济改革期间，曾设立“经营钱谷”的“规措所”，该机构“所有官吏以善贾为之”（《元史·世祖纪十》）。地方上也有类似情况，如元后期庐州立义兵三品衙门，“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获官任职②。商人既享有令人艳羡的优厚物质生活，又摆脱了前代备受压抑的社会地位，这无形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河南人姚仲实索性弃官从商，十年操贾，又以百万之资上攀皇室。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选数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权，姚仲实就被元政府选为“耆耋”之长③，成为统治层中的座上宾。所以，有些地区“十室之邑，必有数家通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④，“工商浮侈，游手众多，驱垅亩之业，就市井之末”⑤自然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风尚。但统治阶级参与营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自己巨额耗费和享受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因势利导，形成一套比较合理的运营机制，相反，商人的运营及其构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以政治权势为标准，元代商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由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他们在行商时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护和优遇，有的甚至不当杂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税①，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②，①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此回鹘人姓田，王国维认为即田镇海（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三，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5期）。

②余阙：《再上贺丞相书》，《青阳先生文集》卷五。

③朱德润：《买公世德之碑》，《存复斋文集》卷一；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④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⑤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集》卷七。

①不当杂泛差役，主要施行于西域商贾（《元史》卷一三四《朵罗台传》；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先生大金集》，卷八八；苏天爵：《侍御史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二）。豁免商税，主要施行于上层僧侣（《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卷二七《英宗纪》，卷二九《泰定纪》，卷三十《泰定纪》二）。

②《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四《仁宗纪》一。

因此，这些人的实际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气势相当显赫，市场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大类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们在行商过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结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从事的还是相对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时时遭受官府的种种盘剥（如以“和雇”、“和买”等名义向商人的强征强取，另一方面又处于“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的不利地位。然而，一当他们因此而“不敢往来”之时，物价便“因而涌贵”③，可见，占商人绝大多数的这类普通商贩，从事的正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维系市场正常运行的中坚。

第一大类的各种特权商人和第二大类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业的重要部门，从事的主要是高级商品和国民必需品的经营，其范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贸易。元政府侧重于抽解和征税，海外贸易的实际运营者始终是商人。因海商动辄“赢亿万数”①，故而“商者益众”（《元史·铁木迭儿传》），官僚以至元、大德时“政位显要”的朱清、张瑄为代表，他们“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辍耕录》卷五《朱张》）。朱清之子官至参知政事，继父业为元廷从事海上粮食运输，每年诈称漕粮沉没，而将吞没资金“转入外番货买”（《农田余话》下）。僧侣、也里可温与西域商人亦“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而获厚利②，如回回人哈哈的，从至治年间开始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元史·文宗纪一》）。皇室贵族自不甘寂寞，顺帝元统二年（1334），由中书省出面，“请发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元史·顺帝纪一》）。因海舶致富的巨商还有“南蕃回回”佛莲，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后抄没家财，“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泉州扬客从事十多年海外贸易，“致赀二万万”（《夷坚续志》丁6）。嘉定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③。定海人夏仲贤，从事海外贸易仅数年，“泉余于库，粟余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归夏氏”④。此外，广东豪民于濒海构筑海堰，“专商舶以射利”（《元史·卜天璋传》），浙江四明沿海居民，占地利之便，“有资累巨万者”⑤。二是珍异珠宝贸易。珍异珠宝是皇室贵族的嗜好，专营权则主要被回回豪商所掌握，因而，“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豪差役”①，并且，“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③《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①吴澄：《平章董忠宣公神道碑》，《吴文正文集》卷三二。

②《元典章》卷二二《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③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金甲》。

④戴良：《元逸处士夏君墓志铭》，《九灵山房集》卷十五。

⑤戴良：《一经斋记》，《九灵山房集》卷十二。

①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役事状》，《秋涧集》卷八八。

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元史·武宗纪一》），售出的珠宝，“动以数十万锭”（《元史·泰定纪二》），如宪宗时回商献水晶盆、珍珠伞等物，得价三万余锭②；成宗时，回商以一两三钱一块的“红剌”石，索价十四万锭③，而所谓“押花大珠”一枚，要价竟达六十万锭④；泰定帝时，所欠珠室价达四十万锭，相当于全国包银岁额（十一万锭）的近四倍。朝廷不惜重金购取珍玩，无力偿还时，竟以市舶番货或盐引垫支，使回商利外获利。珍异珠宝的另一来源是由皇室招人直接至海外购求。中外舶商的货物被抽解之后，可在规定地点发卖，因此，销售珠宝的商人、店铺当遍及大都和沿海贸易港口。

三是经营斡脱钱和朴买课程。据载，蒙古贵族虽黩货好财，但“只知撒花”，对于商贩、聚财几乎茫然无知，因而，大汗、诸王、公主等纷纷将财宝交给回商，让他们去放债营利或从事买卖。回商将银子借贷于人，年息一倍，如无力偿还，次年连息再翻一倍，如照此推算，一锭银子翻番十年，即达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蒙古贵族也称这些帮他们营利的回商为斡脱。大汗、诸王、后妃、公主提供的是他们的私有资本，斡脱们利用这些资本从事商贩和放债，获利的是贵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⑤，但政府却指定专人、设立专门机构并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经营，所以斡脱倚仗政治特权，肆行暴虐，如扎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便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①。1238年至1239年，真定路遭蝗旱，被迫借斡脱钱交纳贡赋，本利银达一万三千余锭②。1240年，诸路官民欠斡脱银三百八十万两③，相当于当时占领区三年半的课税。贵族和西域商人还乘百姓和地方官吏无力完纳赋税时借债、勒索，如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包银，斡脱便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出母钱“代输”，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④。从窝阔台时开始，虽一本一息的限令屡屡下达，但并不能真正实行。贵族与西域商人利用斡脱钱营利，同时助长了整个高利贷的恶性发展，官府利用发放高利贷营息，解决财政开支，寺院、官吏、豪强地主与商人也乘势而上，其结果，“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②《元史》卷三《宪宗纪》。

③杨瑀：《山居新语》。

④《元史》卷一七○《尚文传》。

⑤斡脱的活动属私营商业范畴，后来有望地方官府仿照这种方式营利，但已不属斡脱或斡脱钱的本初性质。①程钜夫：《梁国何公神道碑》，《雪楼集》卷八。

②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③《元史》卷二《太宗纪》。

④姚燧：《高泽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⑤，百姓为之倾家荡产，沦为奴婢，形成一项严重的社会公害。

扑买课税的恶例首开于窝阔台时代。耶律楚材于1230年定中原课税额为银五十万两，此后逐年增长，1238年达一百一十万两，次年，回回豪商奥都剌合蛮通过翻译官安天合和宠臣田镇海的举荐，提出以倍额扑买中原课税，窝阔台不听耶律楚材的苦劝，当即批准，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他在承包二百二十万两的税额之外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营利，当然必须额外课征，因而，“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元史·刘秉忠传》）扑买课税成了势要们致富的又一重要手段。耶律楚材时期，又有刘忽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廷玉和一回鹘人以银五万两和一百万扑买燕京（大都）酒课和葡萄酒课，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①，到了至元初年，有西域商人“以增岁课为辞”，甚至企图买进国库钞本②。国家大量税收的征收权被收买，平民横遭盘剥，西域商人和权豪势要由此中饱私囊。

四是买卖食盐。盐属于“榷货”，除由国家实行官营外，另实行给据卖引的商运商销制度。商人购买盐引（“行盐法”）或按指定地点纳粮，换取盐引（“市籴法”），便成为有权经销食盐的专商，持票赴仓支盐，在官府指定的区域销售。盐商的豪富，历来是有名的，元代自不例外，“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③。因而，特权阶层、官吏纷纷钻营图利。政府规定，诸王、公主、驸马位下的斡脱及官豪势要可“纳课买引，赴仓支盐”，但支盐时，他们“搀越资次，恃赖气力，逼勒场官，多要斤重”，发卖时，又“把握行市”，“增价鬻盐”④，如一引盐官价十五两，“官员、豪富、有气力的人每诡名儿教人买出盐来”，高价出售，至元十八年，潭州和江西卖到一百八十两和一百七十两，二十一年在大都卖到一百二十两①。元代每引盐重四百斤，权贵仗势，有的多取至七百斤②。主持盐政的官员乘势贪污受贿，至元时两淮盐运使纳速纳丁受商贾贿赂，多付出的盐计钞二万二千八百锭③。文宗时权臣倒剌沙向姻亲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剌马丹借贷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权衡《庚申外史》）。顺帝时马扎儿台，也借⑤方回：《听航船歌》，《桐江续集》卷十三。

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②《元史》卷一六三《马亨传》。

③杨维桢：《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五《盐商行》。

④《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立都提举司办盐课》；《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设立常平盐局》。

②《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③《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其子丞相脱脱之势，“广贩长芦淮南盐”（《元史·文宗纪一》）牟取暴利。官府、权贵、豪商把持盐市，紊乱盐法，哄抬盐价，百姓除“淡食”之外，普遍购买“私相贩易”的“私盐”，因此，私盐贩子不时出没民间，特别是“濒江并海”地带，更是“私盐公行”（《元史·食货志五》），有的还私下煎煮，进行武装“走私”贩卖④。

六是粮食贸易。元代南粮北调，主要由官方通过海道和运河组织运输，或通过市籴盐法指定商人运粮到指定地点（见前），另外还鼓励客商贩运。大都是粮食的集积地，再由此分散到辽阳上都、大都等地区。因此，大批粮商常年活跃在运河与北方高寒地区。其中权贵及富商大贾生意越做越大，会通河中被三五百料的大船挤得水泄不通，针对这种情况，元廷于延祐元年二月立“隘闸”之法，在沽头及临清各立一座石闸，限制粮船宽度，以防止二百料以上大船进入，但财力雄厚的商贾权要又“改造减舷添仓长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的五六百料大船，增加运载量①。在大同一带，有专门从事运粮“供饷北边”的商人，其中有位商人，仅盗窃的粮食即达数十万石②。元代经商致富的项目远远不限于上述几类，如顺帝宠妃龙瑞娇，用朝廷颁赐的巨额诸色锦缎立市货卖，“京师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贾争相来买”，“岁得银数万”（陶宗仪《元氏掖庭记》）。文宗时赐予权臣燕铁木儿一所质库③，从事典当业，马扎儿台还在通州开酒馆糟坊，耗粮日至万石④。大都与杭州亦有豪商酿造“价高而味薄”的劣酒牟利⑤。僧道、也里可温及答失蛮也普遍“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大买卖”⑥。种植蔬菜也可发财致富，在大都市郊，“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⑦。“江南田地里做买卖的人每”和“官司”人等，还纷纷进入云南，以“私■”交易当地的黄金、马匹⑧。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业的运营方式和内容逐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些脱颖而出的商人身上得到体现，这些商人或商业组织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出现了善于经营的商人和经营规模很大的商业组织，譬如，在蒙古军占据华北、中原时期，河北清州高氏依据在盐粮买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后来选中具有天时地利的长芦，“中市而立，权天④《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元史》卷一九○《瞻思传》；《元诗选》癸集壬卷下《福宁州谣》。

①《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②《元史》卷一七五《敬俨传》。

③《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④权衡：《庚申外史》上。

⑤《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牧庵集》卷十四《平章蒙古公神道碑》。⑥《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商税地税》。

⑦黄文仲：《大都赋》，《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⑧《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私■》。

下之货”，“四方贩负，日受指画，操其要，因其势，豫其时，审其地，人什常贫，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为师”①。仁宗时威顺王开设“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纲大利”（《元史·星吉传》）。扬州大商张文盛“从计然之木，研得其精，为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②。像这些“以善经纪”而“积资至巨万计”③的商人在元代是比较普遍的。

二是牙人（有牙子、驵侩、牙保等异称）和牙行。这是沟通买卖双方，收取一定佣金的经纪人，是一种特殊的商人和行业。牙人有官有私，按元律规定，商品由他们每月评定一次价格，如有变动，亦须事先申报、核准后才能成交，因而，他们利用中介人的地位，“侥幸图利”、“上下其值”④，其活动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然而，也必须看到，元代牙人、牙行广泛存在于城市乡村，活动几乎渗透到各类商品交易、土地房产买卖乃至仆役的绍介等社会交易的所有领域，从而开辟了大批隐形市场，这一事实说明了元代商业发展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一切货物的交易，经由他们与卖主买主办理必要的手续，然后成交纳税，从而在一定程序上起到减少“诈冒昏赖”、“词讼纷纭”⑤的作用。就总体而言，牙人在平息买卖纠纷、提供商品信息、促进产品走向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牙人（舶牙人），其职能很可能不限于为出海舶商作保，而涉及中外官私商人和商品的介绍、经纪，因而他们与宋代的牙人一样，是较早出现的买办资本的经营者。

三是出现了这样一批商人，其营运范围已不限于农产品和低级产品的营销和转贩，如湖州等地出现一些“收积机产”的绢庄或牙行；钱塘相安里等地的“饶于财者”雇人从事机织（见“市镇”条）。矿冶业中，有“尤善生殖”的江西永福人刘宗海，“尝业铁炉于金牛（今安徽庐江县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①；“治生教子，三致丰阜”的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②。在福建，每当荔枝开花之时，商人便“计株断之以立券”，订购水果；有的商人雇佣“十百为群”的临时工，从事染料作物的采摘③。在这里，商业资本的投向无疑发生了积极的转化，有些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产业资本。

①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楼文集》卷十九。

②陆文圭：《巽溪翁墓志铭》，《墙东类稿》卷十三。

③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哨遍》。

④《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⑤胡祗遹：《革昏田地榜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②胡祗遹：《李公墓志铭》，《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③王祯：《农书》卷九《百谷谱》六《果属·荔枝》。

第六章　运河与海运

元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于江南”（危素《元海运志》），因而，划直修凿大都通往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以替代隋唐以来那条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旧运河，已是势在必行。至元三十年（1293），新的大运河全线贯通，此前，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也开通试行。同时，从江苏刘家港入海，北上至界河口（今天津大沽）的海上运输，也开辟全线通航。这些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创举，将中国漕运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

划直和整改大运河的关键工程是将旧运河的中段东移到今山东境内，再就是修通京、津地区的河道，以直达大都。在漫长的运河通道上，各段地势高下等等不一，因而，出于利用、调节水源的需要，必须建立、改善坝闸体制，元代在这些方面做了一定贡献或有益的尝试。

旧运河的残破按隋唐以来的惯例，北上船只入淮后，应向西南达盱眙，再折向西北，由通济水（汴水）抵开封。然而，宋、金之际，黄河屡次于河南决口，下游剧烈变迁，形成所谓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宋时汴水于开封西北的汴口入黄河，黄河则由此折向东北，从山东入海。改道了的金代黄河走向是，从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附近转东北入河南汲县，东向入山东西境后，折向东南，经江苏徐州、宿迁、泗阳、清江，东向入海。到了元代，河南与山东之间的一段黄河进一步南移：从河阴向东，历开封北，转向东南，经河南杞县后达徐州（下与金代同）。“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在今清江市之北；元初漕粮经达的所谓“中滦旱站”，经黄河南移后，正处于黄河北岸。这是宋、金、蒙元之际河道的重要变化之一。

河道的另一重要变迁是汴水的湮涸。

宋、金、蒙元之际，兵连祸结，战乱频仍，漕渠亦遭厄运。北宋徽、钦二宗时期，运河已逐渐失去原有作用；靖康年间，金人南下，汴京被围，漕运中绝，汴水“堤岸失防，汴流久绝”，“塞久不合，干涸月余”①。金与南宋中分南北达数十年，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被拦腰切断，这样，到乾道年间，南宋使臣北上，沿途见旧汴水“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在其中，亦有作屋其上”，“汴河底多种麦”②，已是一派残败景象。所以，元代首次漕运的船只进入清江，亦即“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后，即逆改道后的黄河（原淮河河道）西行，至江苏宿迁、徐州后继续西进，达“中滦旱站”，再陆运一百八十里到淇门（今河南汲县东北淇河与卫河交结处），进入御河（今卫河），最后接运至大都。

上述航道迂回曲折、水陆转运，诸多不便。南宋灭亡后，寻求南北径直、便捷的漕路提上了日程，至元十二年，考察江淮至大都河道状况的郭守敬认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①，于是，在试行多渠道运①邓肃：《辞免除左正言第十六札子》，《栟榈先生文集》卷十二。

②楼钥：《北行日录》卷下，《攻媿集》卷十一。

①《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本篇所叙内容凡未另注出处者，多见于下面两种材料：（一）《元史》输的同时，元廷逐步于山东西部大力兴举了开挖新漕渠、划直南北大运河的工程。

山东西部的运河分两段进行。第一是开挖济州河。开挖济州河的最初动因，可能是为了受纳“济宁等处田土子粒”，以供皇家充作“酒材”之用。从事这项专业生产的屯田，直属于宣徽院“尚珍署”，因此，工程的主持者为知尚膳院（宣徽院前身）事、宁夏人来阿八赤。这时的开凿，由于工程尚未完全与旨在沟通南北漕运的整体需要相联系，所以工程规模可能不大。至元十八年年底，元廷又派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开凿，二十年初步完工。济州河引汶水、泗水，从济州（今山东济宁市）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全长一百五十多里，当时亦称“东平府南奥鲁赤新修河道”②，这样，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今黄河下游）经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漕船再循海岸北上入直沽（今天津市大沽口）转赴大都。但由于利津一带淤沙壅塞，船只出海甚为困难，只好改从东阿上岸，陆运到临清（在今山东临清南）后，再搬粮下御河。至此，除东阿和临清间一二百里的旱路外，元代南北航运已大致沟通。

至元二十六年，元廷采用寿张县（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挖接通济州河的运河，工程从安山西南起，分梁山泺（即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郓城等县间）的水源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达临清入御河。工程全长二百五十里，历时六个月完成，定名“会通”。至此，南北航道全线沟通。黄河“夺淮入海”后，北面的御河故道水势久已减弱，会通河开通后，黄河的部分水流由此进入御河，北流入海，御河因此有“北黄河”之称。

运河北段的工程主要在京津地区进行。郭守敬于中统二年（1261）上达的水利条陈中，曾提议引水通入金代中都（元大都），东至通州旧漕河，再南向开河至杨村（在今河北武清县），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之间，水源匮乏，仍难免陆路转运之劳，因此，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又提议疏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再引一亩、玉泉诸水（在今北京昌平县境）至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入城，汇为积水潭（亦名海子，今什刹海），积水再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隔年河成，赐名“通惠”，这样，漕船北上可一直开进大都城区，往南可与白河至大沽河之间的通州运粮河接通。

元代划直大运河的工程在山东西部进行，与此同时，东部也开成胶莱河。该工程至元十七年提出动议，次年作具体规划，以“益都、建莱、宁海”卷六四至六六《河渠志》一至三；（二）《经世大典·海运篇》，见于《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含卷一五九五○中的《苏州志》）。

②《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济州河》条混载有胶莱河的内容，今据诸籍订正。三州一年的赋税“入折佣直”，至元二十年初步开成，次年十二月第二次大规模疏凿，其主体工程可能名“神山河”或“神山桥渠”①。工程南端首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由此往东南凿引河通入胶州湾（入海口可能即明代麻湾海口），再由陈村海口趋西北，先后达薛岛西十里的马家壕、高密县东北五十里的亭口河与胶河汇合，再经平度州（治今山东平度县）西北七十余里入昌邑县界，北端入海口在莱州西北七十里。元于此设朱王海口仓。工程总长三百余里②。

胶莱河凿成后，曾一度形成一道自成系统的官方漕运路线：南面的起运点是今江苏苏北涟海平原的满浦仓（仓址在今淮安市北面、淮河南岸），往东循“夺淮入海”的黄河河道，“易闸者七”，进入涟海海口，再傍海北上行进，通过胶莱河，继续傍渤海海岸“篙行”，进入天津直沽。

运河的整治与分水点的选择以上是大运河的主体工程，此外，运河贯通后，还针对各段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整治或辅助性工程，较重要的有，至元三十年，为解决通州运粮河供水不足，在榆河（运粮河的主要水源之一）上源另开小渠，增大流量。至正年间还在通州南高丽庄至西山石峡铁板之间开挖一新河，全长一百二十余里，深五丈，宽十五丈，使西山古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接通御河。不过，金口水上源桑干河水质浑浊，流湍势急，沙泥易于壅塞河道，不甚便于船只通行。扬州运河入元后废旧，不甚通畅，延祐四年议定疏浚河身达二千三百余里。江南运河也年久失于修浚，元代重点施行了开挖镇江运河、同时疏治练湖的工程。一百三十一里长的镇江运河（在今江苏镇江市向南至丹阳市吕城坝之间的河段）“全籍练湖之水为上流”，至元、大德年间曾对运河与练湖进行过整修，但成效有限。泰定元年（1324）正月十七日，运河分三段作坝挡水施工，三月四日完工，河面开阔至五丈，底阔三丈，深四尺，加上原有二尺水深，可积水六尺。随后又修补练湖漏缺，将堤面增阔至一点二丈，斜高增至二点五丈。同时增置“湖兵”，按需启闭斗门，向运河提供水源①。元代大运河是有名的“闸河”，据粗略统计，通惠河设闸十八处，金水河四处，会通河三十一处，为节制诸水会于济州，汶、泗河段上也置有河闸六处。通惠河上源设有“看闸提领”，可见也置有河闸。此外，宋代于楚扬①《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卷十二《世祖纪》九。

②于钦：《齐乘》卷二《益都水·胶水》，卷三《郡邑》。另据《重刊万历莱州府志》卷二《山川》条载，明嘉靖年间，山东巡海副使王献曾循元代旧道考察，据以疏凿胶莱新河，本文所述元代胶莱河道亦参考王献的考察记录。

①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七《山水》；《元史》卷十九《成宗纪》，卷六五《河渠志》二。运河上置“斗门水闸”达七十九座②，在江南运河河段，宋代置有望亭（在江苏苏州西北）、五泻（在今江苏无锡市北）、吕城（今江苏丹阳市东南）、奔牛（在今江苏常州西北）和镇江等处河闸③，这些旧闸入元后一般都应予以利用，这样，元代大运河上的河闸当在一百五十座以上。河闸与堰、坝的作用在于调节水量，通行运舟。最初的闸是一种单闸，相当于现在的节制闸，堰是较低的挡水溢流的建筑物，横截河中，以抬高水位，但运舟过堰最初须借助人力或畜力牵挽，不如水闸灵便。宋代则进一步将单闸发展为复式船闸，即在水位明显相差的河段上设置两个或更多的闸门，放闸积水，必要时又启闸放水，抬高下段水位，使船只逐级上行；有时则在河侧附近造“归水澳”，以达到蓄水备用的目的，因而，复式船闸更加省力、省时，可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宋代在江南运河中建置的船闸一般都有上下闸，称“澳闸”①，可视为复式船闸，最著名的则是置有更多闸门的淮安、真州闸②。元代建有上下二闸的复式船闸在通惠河上有八处，会通河中四处。建有上中下三闸的复式船闸共两处，即会通河上的会通镇闸（在河北临清西南）与济州闸。这些复式船闸的形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一、较多采用在两闸间修建“月河”③的方式储积水源，以取代宋代较普遍于河侧建造“归水澳”积储水源的方式，从月河中放水下行应更为方便；二、今江苏沛县东面的金沟与沽头二闸处于会通河南端，为防止大船进入会通河阻塞交通，在这两处特设“隘闸”以防止超宽船只入河（后来又在隘闸下岸立“石则”，丈量大船的长度，超长也不得入河），但该处地势高峻，旱天即水浅舟涩。对关键河段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元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沽头隘闸调整到金沟大闸之南（当在河道岸侧），在金沟与沽头两座大闸间增置一道小型“运环闸”（实际构成了一组复式船闸），并在沽头闸与新迁隘闸之间选空地构筑一道“滚水石堰”（即有一定高度的石坝），使高于石坝的水流随时下行；另于金沟闸上添置木板积水，月河内构建一道大型滚水石堰，沽头闸月河内也改修一道大型石堰，这样，金沟闸内的积水可通过滚水石堰下行，经下一道滚水石堰流至沽头闸内，“水涨即开大小三闸，水落即关闭大闸，止于隘闸通舟”，克服了高处水浅的困难，船只得以逐级上行。

确保水源供给的另一关键是分水点的选择，它要求根据自然条件，选择②《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

③上述江南运河的河闸均有上下闸，其中镇江于南宋时置沿江五闸，元天历二年（1329）予以重建，称京口闸（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十四《公廨》）。

①《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嘉定《镇江志》引《四朝国史志》；张国维：《吴中水利书》。②详光绪《阜宁志》引山阳冯仲雨：《间园志遗》；《宋史》卷三○七《乔维岳传》；胡宿：《通江木闸纪略》；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

③《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载：元祐四年于徐州吕梁、百步二洪“开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闸，以时开闭，通放舟船”。元代将这种“月河”的形制进一步推广使用。

一个理想点，使之最大限度地汇集水源，再让这些水源顺畅地分流到上下河道中去。元代大运河中段的分水点选在济州会源闸，在这里向东北方向可通过■城（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石堰，节制汶水入汶水向西南流至济州，与泗水相汇；济州的东南方面是泗水，兖州闸的作用是节制泗水，使之西南进入济州。会源闸的建造，则使集结来的各路水源分流南北，达到“临济鲁之交，据燕吴之冲，道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的目的。不过，从济州往西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①，北高南低的地势，使得会源闸水往北分流比较困难，从技术角度考察，这是会通河运载能力受限的原因之一。明永乐年间，重新选择汶上县西南三十五里的南旺湖为分水点，才妥善解决了原有的矛盾。

漕运的管理及运输概况在至元二十四年大规模实行海运前后，元代主要施行海运与河、陆、海联运的办法解决漕粮的北运。首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漕运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当时，以伯颜为统帅的各路大军占领临安，但宋将李庭芝、姜才等仍竭力坚守运河必经的淮东之地。元廷为调运粮食北上，特地制造了一批轻捷的“鼓儿船”，装载浙西漕粮，“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搬至淇门入御河，接运赴大都。所谓“涉江入淮”，系指粮船北渡长江，经瓜洲、扬州，顺扬州运河北达淮安，入淮河。此后，一度着重于旧河运系统的整建：最初，在大都设漕运司与提举司，分别负责淇门至通州河西务（今河北武清西北、北运河西岸）、中滦经淇门至河西务的水陆转运；扬州漕运司分管江南至瓜洲的运输，瓜洲至中滦段的押运人员，不属扬州漕运司管辖。南北数千里，运司并列，互不统属，“粮道迟滞，官物亏陷”。至元十九年，在试行海运的同时，元廷调整了上述管理体制：改设京畿、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后者除继续管理江南至瓜洲的运输外，另将属官一半于瓜洲置司，另一半于中滦、荆山（在今安徽怀远西南）分置上下行司，分段管领。每年要求运粮二百万石到中滦，取回京畿漕运司的接收字据，呈扬州行省备案。京畿都漕运司则统一负责中滦至大都的运输，属官一半于大都置司，另一半于中滦、淇门上下置行司，将江淮都漕运司的二百万石粮食运赴大都。上述以中滦为转运点的南北运输线，几经水、陆搬迁，困难重重，实际年运量仅三十万石。于是，次年初步开成济州河与胶莱河，实行多渠道运输。应该指出，至元年间扬州运河尚不甚通畅，因此，江南漕粮往往要陆运至淮安，然后，一支往西北至中滦，另一支逆改道后的黄河送至徐州，再经济州河辗转北上；第三支是顺改道后的黄河东下出海口，沿海岸行进，通过胶莱河北上。为适应多渠道运输的需要，元廷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济州①揭傒斯：《重建济州会源闸碑》，《揭傒斯集》卷十二。

都漕运司）和利津分司（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实行的纲运分短运与长运两种。

短运又称军搬、短搬，分两段进行。南段由驻扎在吕城的军队运往瓜洲，北段由汉军与新附军从瓜洲运至淮安。每个船队由二纲、三纲、四纲组成不等，有管军千户、把总和百户负责押送，另由驻扎在瓜洲的江淮漕运总司派奏差一员，乘坐站船，往来催督，并在每只船上树一面白旗，上书押运官姓名，以约束官船的越轨行为。

长运由雇募的民船承运，从瓜洲起运，二纲、三纲、四纲不等，也由一员奏差监督，运至淮安后，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进入改道后的黄河，然后由中滦和济州分司派来的奏差各领纲船，分运两路。

至元二十一年，暂罢胶莱河运粮，该运道水手、军人各五千充实到内河其他运道中，次年又造漕船三千艘充实到通往济州河的运道中去。一般情况下，以中滦为转运点的运输线年运量在三十万石左右，济州运道二十万至三十余万石不等，胶莱河为二十余万石，至元二十二年曾达六十万石。在这前后，以中滦为转运点的运输线已经罢废。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官方先后取消对济州河与胶莱河道的利用，元代的南北运输，逐步趋归于海道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局面。

海运发达以后的大运河，对官方来说，主要职能是运输食盐、茶叶、各地土产、手工业品及海外贡物，并供使客往来。此外，在官、私粮食运输方面仍起相当作用。官运方面，可能是将中原、华北等地的屯田粮运往北方，立于天津河西务的“都漕运使司”（见下）属下便有荥阳等三十一纲，船九百余只，船户八千余，纲船主要分布于会通河东西的山东、河南境内，运输量亦较可观①。

运河上的民运与商运相当活跃。在大都，每年官方投放市场的粮食仅三四十万石，其他“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②，为此，元廷一方面多次颁布禁止官船、军人与势豪阻挠、刁难客船的法令，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官运的正常进行，又不得不对发达的商运加以限制。仁宗延祐元年（1314）针对权势、富商以四五百料大船驶入运河阻塞交通的弊端，决定在会通河南北的沽头、临清两处设置“隘闸”，以限制二百料以上、梁头阔八点五尺以上大船入闸。①《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与卷四一《顺帝纪》四记载，荥阳等三十一纲“运粮三百余万石”，而至正年间的两淮运使宋文瓒说，世祖开会通河，“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我们认为这五百万石不应理解为运河的年承运数，因为，元代海道的年运最高数为三百余万石，运河承运能力若与之相近甚至远过此数，便无法理解元代漕粮以海运为主的基本事实，也与前面列举的内河运输的常额相距过远。明代以内河漕运为主，大运河真正发挥作用亦在明永乐之后，而明代运河的运载常额也只有四百万石。因此，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五百万石应是包括海运在内的各运道运达大都或天津河西务的总数。②《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拘滞车船》。

但私商“贪利”，又改造减舷长船，长度达八十至九十尺，载重五六百料，阻塞现象，仍不时发生，因此，泰定四年（1327），又于上述两处石闸下岸立“石则”，以限制六十五尺以上的长船入闸。总的说来，大运河凿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③，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

第二节　海运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渤海至广东的沿海交通已经展开，此后，局部的、通贯南北沿海的交通渐趋频繁。两汉时代，在今两广南部与越南境内设置了南海、郁林、交趾等七郡，这七郡与北方的交通也主要取道海上。海上交通的发展以造船技术与航海水平的提高为条件，也与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与前代不同的是，元代在东部海域实行全线通航，首先在漕运业中形成了以海运为主、内河运输为辅的格局。

海运线路的选择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海运航线前后有三次变更：第一次航路。从至元十九年首次粮运，到至元二十八年新航路的开辟，共沿用十年。开辟者为朱清、张瑄和罗璧，航线大体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至海门黄连沙头（在今江苏启东东部海中）、万里长滩（在今江苏启东东部，西南向呈长条形，后来部分形成陆地），经盐城（今属江苏，当时濒海），历海宁府（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可至莺游山（今连云港东北东西连岛），下入山东境，由密州（治今诸城）入胶州（治今胶县）界放灵山洋（今青岛南、胶南以东海面），北至浮山（青岛附近）、劳山（青岛东北崂山）、福山（崂山县东），沿海岸达延真岛（今山东荣成沿津岛），东北转过成山（在今荣成成山角），最后进入天津界河口。该航线沿海岸航行，迂回曲折，“委实水路艰难，深为繁重”，航期长达两个多月。

第二次航路。至元二十九年由朱清聘请长兴（属今浙江）李福四“押运指引”，路线是：从刘家港开洋，转过撑脚沙（在今江苏常熟璜泾北江中），至三沙洋子江（在今江苏崇明西北，后来大部分形成陆地），东北至扁担沙大洪（今启东东南，今已成陆地）、万里长滩，再往东北一千里至清水洋（在北纬34°、东经122°一带）、黑水洋（东经123°以东一带），过黑水洋可见延真岛。西北至成山与刘岛（今山东威海东刘公岛）、芝罘岛（在今山东烟台北）诸岛，进入天津界河。该航道从万里长滩到成山一段取远海航行，线路较为径直。一路便风，半月可达目的地；风水不便，仍需一个月或四十天以上。

第三次航路。至元三十年开辟，从刘家港出发，过黄连沙转西，东北取道成山，“亦为不便”，故“继为千户殷明略踏开生路”。这条新航道是：从刘家港出发至崇明三沙，东行入黑水大洋至成山，以下大致与至元二十九年新航路同。航船至崇明三沙后即避开万里长滩直入黑水洋，取远海航行，顺风十日即可驶达。此后海运均取这条航道。

除上述主航道之外，在福建至浙江、山东半岛或天津直沽至辽东、高丽之间还有一些海上支线①，起运港口另有白茆港（在今江苏常熟市东北九十里）、庆元烈港（今浙江宁波市沥港）和福建长乐港（在今福建长乐县东）。元代海运江南粮，分春、夏二运。新航道开辟前，一般是正月集粮，二月起航，四月达直沽，五月返航运夏粮，八月返港。改道后，航期缩短，一般是三月起运。

在长达万里的运输线上，水文地理比较复杂，气候变幻莫测，困难险阻不言而喻。为求得安全，元人特别寄幻想于海神（天妃），但最实际的，还是“高价召募惯熟梢工，使司其事”。船工或“凭针路定向行船”，或“夜对紫微星直上”。这些“惯熟梢工”和水手在几十年的航海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仰观天象，以卜明晦”，即利用风雨雷电和日象对海洋气象和潮汐规律进行预测预报，并编成口诀，供船员记诵，内容有“潮汐”、“风信”、“观象”等目，“虽是俗说，屡验皆应”。二是对中国东部海域水文地理进行了较详尽的勘察记录。其中如对避风港的选择、“点篙”以测沙礁的技术等等，充分显示了水手们的聪明才智。三是确立港口导航制。至大四年（1311）十二月，常熟州船户苏显与“老旧运粮千户”殷忠显、黄忠翊等鉴于刘家港北沙浅水暗，提出导航方案：由苏显备私船两只作为号船，“抛泊西暗沙嘴两处，树立旗缨，指领粮船出浅”，并画榜晓示，要求粮船于号船两边绕过，观旗缨决定行止。江阴州夏港、陈沟等处也有浅沙暗礁，延祐元年（1314）七月，由江阴船户袁源、汤玙如上法指挥，为船只的进出提供了方便。

海运的管理元代海运管理机构的建置相当完备，它分为接运与海运两个系统（接运系统详下节）。海运机构建立的情况较为复杂，它经历了设置、改善与确立三个过程：设置阶段（约从至元二十年到至元二十八年）。至元二十年首次海运成功，元王朝开始设立两所万户府，朱清、张瑄分别任中万户和千户。至元二十四年，因海运地位提高，始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又增设两个万户府。四年后，由于行泉府司掌管者劣迹败露，四万户府削减为以朱、张为首的两所“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二府设官分职：“正官”包括达鲁花赤和正副万户，“首领官”包括经历、照磨、译史、奏差，是具体管理人员。另有镇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①。当时规定年运粮以十分为率，张瑄六分，朱清四分。张瑄所属有三十二名千户，按地区划为八翼（后并为四翼）；朱①运粮至辽东、高丽的记载详见程钜夫：《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雪楼集》卷四；黄溍：《江浙中书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平保安庆武襄王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等。

①朱德润：《送海道镇抚莫侯北归序》，《存复斋文集》卷四。

清所属有二十七名千户，划为七翼（后并为两翼），“翼”的驻地全部分布在苏南沿海地区。

改善阶段（大德七年前后，即1303年前后）。至元三十年朱虞龙任海道都漕运万户，提调香糯事（香糯为江南特色品种，直接运到大都，供皇宫酿酒等用），万户府至此增为三所。大德七年，在一场政治风波中，朱、张失势，三万户府又并而为一，开府于平江，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副万户三员。千户按地区划分驻地，共十一处，除浙江的温台、嘉兴、杭州外，其余八处都在苏南沿海。

确立阶段（至大四年后，即1311年后）。至大四年规定，原有的十一处千户所并为七处，“温台所”、“庆绍所”和“杭嘉所”分别置于温州路、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和杭州，“松江嘉定所”、“昆山崇明所”、“常熟江阴所”与“平江香莎糯米千户所”以及万户府都设于平江。

中书省是负责海运的最高机关，江浙行省实施对海运万户府的直接领导，并派行省官员监收漕粮，提调海运。每次海运开航前，万户府须由正官赴港口点阅粮船，监督起航；各所千户则须分赴各仓监装漕粮，并轮番下海督运。

元初海船的来源，一是缴获南宋的战船，二是收集沿海民船，三是为内河漕运制造的官船，四是利用大量战船，此外，还有朱、张实行包运后发动起来的从事海运的民船以及他们的自备船。后来，元王朝发动“近海有力之家”造舟起运，官方也“每三岁更造漕舟”①，后两者是船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元末海船多强行征收，成分更为复杂。投入运输的船只的最高数目，见于记载的是至正三年的三千余艘②。

海船中水手组织分工的情况，可以“总漕”楼船即最高指挥船为例，船中有水手三百人。千户、火长是船中的“好家主”，“事事辛苦不辞难”，“火长”可能为五人（或十人）的士兵长，兼掌罗盘，负责导航；大工“驾舵如驾马，数人左右拽长牵”，是船中的舵手；碇手“在船功最多，一个唱声百人和。何事深浅偏记得，惯曾海上看风波”，因而可能就是船主召募的“惯熟梢工”③。

从事海运的船户与水手，元初主要由军人充任，但早在至元二十年立两处万户府时，其中一处即“以万户之无军有牌者除充”，次年又发动“近海有力之家”造船起运，船户水手便向民丁的方向转变，最终取官兵而代之。船户分属七处千户所，其数“凡数万人”①，如按明代海船每千石用水手十①柳贯：《柳先生文集·附录》，《柳先生行状》。

②吴凤翔：《无锡县志》卷二三《祠宇》。

③贡师泰：《玩斋拾遗·海歌八首》，见《元诗选》二集戌集，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火长》；黄时鉴：《火长》，《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①朱德润：《送海道镇抚莫侯北归序》，《存复斋文集》卷四。

五至二十人计②，元代海运每三百余万石粮，水手应达六万余人次，春夏二运平均每期三万余人。但至大前有一期春运（岁运额在三百万石以下）用舟四百余艘，水手竟达四万余人③。

海运的兴衰元代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但统治者对它的认识，并非始即了然，因而，对它的筹划和组织也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试行阶段。约从至元十九年初运到至元二十四年专管海运的“行泉府司”的设立，在这期间，海运的优越性逐步显露，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至元十三年，元军攻陷临安后，一方面调拨粮食北运，另一方面把缴获的库藏图籍，通过海道运往大都。此后，元廷着重于传统的河运系统的整建，并在山东境内修凿河道，实行多渠道运输。

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鉴于多年内河粮运的劳费，始从至元十三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旧例中得到启发，听从朱清、张瑄的建议，通过海道运输漕粮，当年由江淮行省制造平底船六十只，行省又委托上海总管罗璧和朱清、张瑄另造船只，再利用本处军人和官船召雇水手，将江南各地的粮食集中扬州，往东出海，沿海道北上。这次初运粮食为四万六千石，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与水陆转运、河海联运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相对比，海运在经济上的效益非常明显，此后，海运量便从一二十万猛增到五十七万八千石。于是，元廷逐步罢废一些内陆河运及海河联运的航线，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设立了行泉府司，专管海运，加强了海运的运输能力。（二）确立阶段，约从至元二十五年“都漕运使司”和“京畿都漕运使司”的设置到大德年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委用朱清、张瑄专管海运，漕运主要依赖海道，岁运之数大幅增长。

前面提到，元廷曾设立南北两处漕运司，管理以中滦为转运点的漕运。

到了至元二十五年，改在天津直沽河西务和大都分别设置都漕运使司，前者接纳南来的粮食物资，但实际主要接纳的是海上运来的粮食；后者把前者按纳来的粮物收入仓库。这实际是一套衔接海运的接运系统，说明海运逐步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于是，其他漕运机构相继罢废。

在这过程中，负责海运的官员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信任，其中最著名的是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他们原是南宋时的“海盗”，入元后逐渐被重用，至元二十年首次海运成功，分别授为中万户和千户，次年又分别以②丘浚：《漕挽之宜》下，《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沈廷扬：《海道奏疏》（见于《崇明县志》卷十九《艺文志·奏疏》）。

③任士林：《江浙行省奏运海粮记》，《任松下先生文集》卷二。

江东道和淮东道宣慰使之职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忽必烈曾对丞相说过：“朱、张有大勋劳（指开创海运），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①“南人”如此受器重，在元代并不多见，说明他们确实为元廷解决了国脉所系的漕运大计。漕粮主要取自江南官田岁入，在至元二十五年至大德七年这十五年中间，除元贞、大德初因“京畿所储充足”而减额外，岁运之数，至元二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分别为四十万石和九十三万石，以后激增至一百四五十万石，大德七年为一百六十五万石。海运漕粮满足了大都愈益增多的粮食需要。

（三）发展阶段。约从大德末年至天历二年（1329）。这一时期，南方漕粮征收的布局有所调整，岁运之数继续大幅上升。

漕粮的征收地，元初大致沿袭宋代，即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税粮充运。其中，江东宁国、池、饶、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为“上江粮米”，常由海船逆长江而上装运；江西湖广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兑入海船。这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海船逆长江上行困难很大。于是，至大四年（1311）作出新的规定，实物粮改从两浙地区征收，海船停泊沿海港口，就便装粮起运。这种“弃远就近”装粮的方法，颇与已经形成的海运体制相适应，效益明显，“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元史·食货志一》）。后来，随着岁运之数的激增，并考虑到两浙地区不断出现灾荒，上述“弃远就近”装粮的原则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具体办法是在集庆龙湾（今江苏南京下关）构筑粮仓（集庆仓，或称广运仓）以集中沿江粮米，再另拨河船往东运至开洋港口，兑入海船①。粮食征集区域再次扩大，同时又能避免海船逆江上行之难。岁运之数，至大四年前在两百万石以下。延祐六年至天历二年间（1319—1329），除至治三年（1323）外，均在三百万石以上，天历二年，达三百五十余万石，这是元代海运的最高额。

（四）衰落阶段。从后至元元年到至正二十八年元亡（1335—1368）。

元朝后期，海运业如同元代社会那样，衰落破败，百孔千疮，“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元史·食货志五》）

元末农民大起义后，海运濒临衰歇，“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①。为挽救危机，元廷试图用就近屯田的办法另辟粮源，但很快归于失败，于是只得继续乞求于海运。

元末海运残局的维持，一是依赖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二是福建的陈①王逢：《张孝子序》，《梧溪集》卷五。

①郑元祐：《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和尚公政绩碑》，《侨吴集》卷十一；虞集：《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①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友定。

方国珍兄弟于至正八年（1348）“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此后降于元，元廷利用他维持海运。他虽时降时叛，但从至正十九年起，尚能“岁岁治海舟，为元漕张士诚粟十余万石于京师”（《明史·方国珍传》）。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据平江（今江苏苏州），次年降元。至正十九年，元廷派专使来平江，于方、张之间“往来开谕”，使二人各具舟、粮，结果，“粮得入京者仅十一万石，自是岁以为常”（吴宽《平吴录》）。据载，至正十九年和二十年，起运粮为十一万石，至正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为十三万石。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此后“元征粮，不复与”，并杀劝贡将领，江浙海运至此绝。但福建陈友定仍忠于元廷，一条从福建绕过江浙直通大都的海道得以一度通行，一些地方官员也不时凑集一些粮食接济大都，直至元亡。

第七章　钞法

第一节　初期钞法与地方货币

元朝沿袭金代钞法并进一步完备，是中国古代纸币制度最盛行时期。元廷统一发行纸币（通称“钞”），不限年月，全国通行；元代大部分时期，不铸造铜钱并禁止行用前代铜钱，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

中国纸币制度渊源于唐代的“飞钱”，创始于北宋四川民间发行的“交子”。四川交子不久收归政府发行，并逐渐扩大流通于陕西、河东等地区，北宋末改称“钱引”。南宋时，除四川钱引（后改称“会子”）外，又发行了东南会子、湖北会子、两淮交子等，各有规定流通地域。四川交子（钱引）每二周年发行一界，后界发行后，前界即不再行用，以旧换新；后来行用年限延长到四年、六年（即二界、三界并用）；到南宋中后期，先后改为三年一界、十年一界，最后不再立限，永远行用。东南会子初不定界别，后定为三年一界，不久也延长行用期限到六年、九年（二界、三界并用），最后取消了期限。金海陵王贞元年间，仿宋交子之法立钞引法（钞法），发行交钞；初定行用期限为七年，后取消期限，只规定以昏烂之钞兑换新钞。宣宗时改变钞为贞祐宝券，后又发行贞祐通宝。宋、金纸币面值均为贯、文（钱币单位），自200文至10贯十余种。宋交、会以旧换新，扣纳纸墨费每贯30文；金交钞昏新兑换，工墨费15文。以上是宋、金纸币制度的大略。宋、金纸币均与钱并行流通。这个时期，银被作为货币手段也逐渐盛行。

纸币制度实行后，因朝廷滥发，军国经费皆赖以支用，出多入少，以致严重贬值，宋、金均同，而以金朝末年为甚，“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间不肯用钞，但以银市易。

蒙古初无货币，只以羊马及其他畜产品进行物物交换。征服中原、西域后，获得大量金银，遂主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征收中原差发、税课亦以银为主。但纸币在中原行用已久，成为主要货币，虽弊病不绝，仍便于贸易流通，不可缺少。太祖末年（1227），博州（今山东聊城）地方长官何实遂以丝为本发行会子（丝会）在本境行用，“民获贸迁之利”（《元史·何实传》）。太宗八年（1236），汉人于元奏行交钞，遂下诏印造发行，并采纳耶律楚材的意见，鉴于金末钞法之弊，发行额不超过万锭（50万贯）。当时“法度未一”，除大汗诏命发行的交钞外，“诸路各行交钞，或同见银（以银为本位），或同丝绢（以丝为本位）”，于本境行用，大体二、三年一更换①。宪宗元年（1251），真定路总管史楫奏太后批准（真定路为太后封邑），立银钞相权法，“度低昂而为重轻”，真定银钞得以“变涩滞为通①吴澄：《刘宣行状》，《吴文正公文集》卷四三；王恽：《史楫神道碑》，《秋涧集》卷五四。便”，并奉太后旨扩大流通于燕、赵、唐、邓间。同年，刘肃任邢州安抚使，亦发行纸币以通民间贸易。三年，忽必烈受京兆分地，于京兆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元史·世祖本纪一》）。这些也都属于地方性货币。

第二节　钞法的整备与中统元宝交钞的颁行

世祖中统元年（1260）七月，为了革除诸路行用钞法之弊，诏统一印造通行交钞，以丝为本，规定银50两易丝钞一千两①。但通行交钞（丝钞）大概并未广为流通。同年十月，就改印造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以银为本，面额分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200文、300文、500文、一贯文、二贯文十等，仍依宋、金旧制以钱数（贯、文）为单位。当时久已盛行用银为价值尺度，故官私皆习惯以银单位称钞一贯为一两，100文为一钱，10文为一分，50贯为一锭。法定银、钞比价为中统钞两贯同白银一两。同时又以文绫织造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两同白银一两。但中统银货并未行用，而以中统钞为唯一法定通货。中统元年钞法由燕京行中书省主持制订、实行，主其事者为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世祖亲信谋士、掌书记刘秉忠亦赞行钞法。具体筹划者有左房省掾杨湜、交钞提举司张介、王涣等人，燕京行中书省置交钞提举司为主管钞政机关。中统二年立中书省左三部（吏、户、礼）、右三部（兵、刑、工），由左三部领钞法，以交钞提举王涣为左三部郎中；至元元年（1264）分立六部，钞法归户部兼领，仍以郎中提举交钞事。三年，立制国用使司总领财政，制府与户部没有隶属关系，而钞法在其总领范围内，乃别立诸路交钞都提举司，独立于户部；七年，罢制府，立尚书省总领六部，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也于次年复归户部兼领。至元二十四年，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改交钞提举司为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仍隶户部。除都省（户部）所领交钞（都）提举司外，还先后设置过陕西四川西夏中兴等路交钞提举司、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分管地方钞政，并曾置畏兀儿境内交钞提举司，皆非常设。钞的印造，中统元年燕京行中书省交钞提举司下设有印造局，后改印造库（中统四年）、印造宝钞库（至元二十四年）。至元十三年，因临时需要大幅度增加发行量，于济南宣慰司下设印钞局，于大名置行户部，掌印造，次年皆罢。印钞初用木版，从至元十三年起改铸铜版；钞版每年更新，并毁去旧版。置元宝总库（又称元宝交钞库），掌料钞（新钞）收藏和关支；至元二十四年改称宝钞总库。燕京和各路置交钞库（又称行用交钞库），为兑换机关。中统末至至元初，禁民间私下买卖金银，必须赴官库兑换，乃于燕京和各路置平准库，大抵即原行用钞库立平准之法，合称平准行用交钞库，掌金银与钞兑换业务并昏钞新钞兑换；其未置平准者只称行用库。大德八年（1304），开金银私易之禁，许民间从便买卖，遂革去平准之名①。

中统元宝钞法大略为：（1）不限年月，诸路通行，不堪行用的昏烂钞①“千”疑为“百”之误，见吴晗《元代之钞法》。

①《元典章》卷二一《仓库·把坛库子》；《至顺镇江志》卷十三《公廨·行用交钞库》。可持赴官库倒换新钞，每贯收工墨费30文；（2）料钞发到各钞库，随同发下相应数目的钞本银以为权衡，诸人持银易钞或持钞易银，即便依数支发，除收取工墨费外不得克扣迟滞；各钞库换到白银立簿登记，即储库作为钞本；（3）一切科差、课税皆以钞为准，并行收受；街市买卖金银丝绢粮斛等一切诸物亦皆用钞，按法定银、钞比价行用；（4）各钞库倒下昏钞，当即盖上毁钞印、点数记录封存，每季一次解赴中书省或各行省的烧钞库，由省官、监察官监督烧毁（后许非直隶省或行省的各路钞库倒到昏钞，就便在其所隶各道由宣慰司、按察司官监督烧毁）；（5）阻滞钞法者论罪，对印造行用伪钞规定了严厉的断罪条例，初定凡造伪钞，堪行用者为首处死，为从杖断，不堪行用者为首流远；至元十五年加重处罚，不分首从、堪用不堪用，一律处死，知情分买使用者、邻首知情不报者，亦依情节轻重杖断；挑钞（挖补钞值贯文，改小为大，如100文改为500文，一贯改二贯之类）者亦依重轻杖断；（6）自中统钞发行，各路原行用旧钞一律停止使用，民间持有者许赴钞库兑换。

中统钞发行的初期十余年间，印造数有限制，每年常在八万锭左右，多不过十余万锭，少则二万余锭；所印料钞储于总库，只是发下各钞库兑换金银、昏钞，一切经费不许借支；国用支出限在税赋所入额内，量入为出；各钞库所积银本充实，子母相权，兑换流畅，稍有壅滞，即出银收钞，使民无疑惑；一切科差、课税收纳及民间一切买卖专用钞，而钞少难得，遂“视钞重于金银”，因此钞重物轻，币值稳定，“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略无凝滞”①。至元十一年，印数开始增加，十三年，猛增至一百四十一万余锭，其后每年大多在一百万锭上下，二十三年又增一倍，达二百一十八万余锭。增印的起因是由于攻宋兵兴，军费增加，以及在新占领的南宋旧境推行钞法的需要。十三年灭宋后，即行钞法于江南，以中统钞易宋会子（中统一贯准宋会50贯），并废宋铜钱，禁止行用。

行用地区扩大，自然需要大幅度增加中统钞发行量。若能信守原行钞法，注意权衡，量入为出，亦不致败坏。但以阿合马为首的当政者自至元十三年后，将各路平准行用库所储原发本银及兑换到金银逐次尽数起移到大都以邀功，败坏了银钞母子相权之法。使民间无从兑换，成为无本虚钞，大失民信；又不计出纳多寡，印数没有限制，“一切支度，虽千万锭，一于新印料钞内支发”①，“每一支贴至有十余万锭者”②，大大超岁入之数。于是民间无本虚钞日益多而日益轻，物价因而腾贵。此外，政府钞法部门带头轻视钞币而重物重银，钞库官吏乘机图谋私利，如加价预先定买物品，妄增金银价格收买金银；又私下倒换，多取工墨钱以图利，而民间持昏钞到库却不能①胡祗遹：《宝钞法》，《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王恽《论钞法》，《秋涧集》卷九。

②吴澄：《刘宣行状》。

即时兑换，勒索添搭工墨才肯接受；更有钞库不按实际情况，限定每日倒换昏钞数目，甚至闭库不换，民间昏钞日多，买卖凝滞。如此推波助澜，使得钞益轻而物益重，钞值大贬。至元十八年王恽上书中说：“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文）”③，物价腾贵达十倍，钞的信用大失，以致“诸人交易文契不以钞为则，止写诸物，不书价值”④。

自钞法渐坏，朝野内外多有议拯救之方者。少数人主张开铜钱之禁，恢复前代钱法，与钞并行。多数人则认为钞法独行实便，不宜杂以其他货币。他们提出的拯救之方大抵为：仍发银本到各钞库以安民心；出金银收钞，使流通钞数少而复重；量入为出，不滥支用（如刘宣建议岁支宜限在每年差税收入钞数的五、七成）；以及昏、新钞及时兑换以便行用等。至元十九年，中书省奏准颁行《整治钞法条画》，大略为：（1）重申原来的兑换金银比价（银每两入库价钞一贯950文，出库价2贯；金每两入库价钞14贯800文，出库价15贯）；（2）昏、新钞兑换每两仍收工墨30文，库吏人等不得习蹬、多取工墨或私下添搭倒换，违者依数断罪；（3）严禁私下买卖金银及官吏将钞库兑换到金银不行登记私下添价倒出，或假冒姓名用钞换出添价转卖，违者治罪。但是，对于保持钞库银本以信兑换、限制印造量和经费支用等根本问题，却没有采取切实措施。事实上，各钞库金银多已起移，有去无回，仍然是以钞易钞；钞的印造数在至元二十、二十一两年略有减少（年六十多万锭）后，二十二、二十三年又陡增两倍以上；盐、茶引价格及米粟官定折价从至元十三年前后起，又逐次提高了好几倍，等于官方宣布中统钞的贬值。所以，《整治钞法条画》规定的金银钞兑换及其比价，完全是不能实现的空文，钞法败坏、物价踊贵的情况未能制止，甚至更加严重。如至元二十二年盐每引官价钞15贯（至元十九年前为9贯），“官豪诡名图利，停货待价，至一引卖80贯”（《元史·卢世荣传》）。钞既虚，金银私相买卖及官吏恃势倒买倒卖也难以禁止。时右丞卢世荣主持财政，奉旨整治钞法，率性解除金银私易之禁，许民从便交易（实际上取消不切实际的官定平准比价），并采取增加岁课及官营酒、市舶、铁器，立常平盐局，实常平仓粮等办法平抑物价以救钞虚，但未见成效，钞愈虚，物愈贵。

③王恽：《论钞法》。

④胡祗遹：《巡按即事口号》，《紫山大全集》卷七。

第三节　钞法改革与至元宝钞

至元二十三年，江南名士叶李被征召至大都。叶李献议改行至元钞法，谓以一抵中统钞五，造钞之费不增而可获五倍之利，并进钞样，遂诏命诸臣议更钞事。二十四年闰二月，召集廷臣议论钞法，决定采纳叶李之议。同月，立尚书省综理财政，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叶李为尚书左丞，二人皆力主更钞者。三月，尚书省奏准印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面额分二贯、一贯、500文、3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10文、5文共11等，颁布行用条画，大略为：（1）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中统钞通行如故，公私通用；新旧钞母子相权，民间持中统钞赴库倒换至元钞，以一折五，并收工墨每贯30文，依数收换；（2）诸路仍置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银一两入库（买入）价至元钞二贯，出库（卖出）价二贯50文，金一两入库价至元钞20贯，出库价20贯500文；仍禁金银私相买卖，违者金银价值没官，并依数决杖有差；（3）包银及诸色课税并依旧额收纳中统钞，愿纳至元钞以一当五；盐引则新旧各半收纳（每引价中统钞20贯，纳中统10贯，至元2贯）；（4）街市买卖诸物如用中统钞只依旧价发卖，不得疑惑陡添价值；质典田宅等交易文契并以钞为则，不得书写斛粟丝绵诸物；（5）钞库官吏及收差办课人员在兑换、收纳中不得迟滞或刁蹬多取，阻抑钞法；委各处管民长官每半月一次计点钞库见存金、银、钞，若有挪用规取利息（如借贷、做买卖）者断罪；各路提调官吏不得赴库收买金银及多兑料钞。至元钞法所定金、银与钞比价，正式由官方宣布了中统钞贬值为原值的五分之一（以银兑换价为准，每两由2贯提为10贯；按金价则贬至六七分之一）。虽然官定的金银兑换价提高幅度仍低于实际的物价涨幅，但大体比较接近，有可能借以恢复正常的兑换和钞法运转。

至元钞发行后，即销毁中统钞版，从至元二十五年起停止印造中统钞。

至元钞法规定至元钞、中统钞并行流通，政府原打算通过课税收纳中统钞将其尽数回收。当时行中统钞已近三十年，印造极多，至“省官皆不知其数”（《元史·世祖本纪》），民间流通量大，难以急收，于是二十六年闰十月桑哥奏请“宜令税赋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元史·世祖本纪》）。实际上未能尽收，中统钞继续行用，公私均仍习用中统钞数为准计值。

至元钞颁行的最初三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印数分别为100万、92万、178万余锭，数目相当大，当是出于兑换回收中统钞的需要。行用“未及期年，已觉滞涩”（吴澄：《刘宣行状》），诸臣多有言新钞不便者，关键仍在于能否保持金银作本称提和不滥支用，二十五年，世祖召桑哥面谕：“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纸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元史·桑哥传》）尚书省遵旨咨各行省，“钞本根底，休交（教）动者”①。二十七年，桑哥又奏请将各路平准库兑换到的金银起运大都；次年，桑哥诛，尚书省罢，中书省遂奏请依原颁钞法将金银留存各路钞库做钞本，除已运大都者外，未运者不再起运。世祖准奏①。至元三十一年，各路平准钞库所贮银计有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元史·成宗本纪》），金数不详。大抵在至元钞颁行的初期六七年内，各钞库存有一定数量金银作本以为权衡，金银与钞的兑换制度基本上能够实行。至元钞的印造数得到控制，从至元二十七年起降为50万锭，三十年再降为26万锭，三十一年19万锭。钞值在至元二十四年调整以后，基本上保持稳定，物价涨幅不大。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经费支出相当大，“岁入恒不偿所出”，以至元二十五年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尚书省以钩考各省财谷征敛所得补之；次年，桑哥以此法难以再用，遂奏准用提高盐、茶引价（盐每引由中统钞39贯提为一锭，茶每引由5贯提为10贯）及增加酒醋税额办法来解决国用支出。二十九年十月，丞相完泽奏：“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八万八千三百五锭，..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元史·世祖纪十四》）。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就隐伏着钞法再次败坏的危机。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以诸王驸马朝会，加赐金、银甚多（金一加四为五，银一加二为三），并增其江南分地户钞岁赐（每户500文增为2贯）。六月，中书省奏：“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但金、银、钞赐与仍不绝。八月，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只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大都（《元史·成宗本纪一》）这就使钞库平准机能大大削弱，“金银有入而无出”，兑换制度又遭破坏②。十一月，中书省又奏：“国赋岁有常数..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其他支用又三十余万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就是说，当年税赋（按规定在六月至十一月征收）收入之钞也已被使用去三分之二以上，所余之钞很难维持到来年税赋征收之时。元贞二年（1296）二月，中书省又奏：“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而“继请者尚多”，仍需支赐，世祖时代府库所积既被花用殆尽，又入不敷出，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动用钞本（库存料钞）了。大德二年（1298）二月，成宗命中书省报告金、银、钞币岁入和赐与及其他一切支出之数，右丞相完泽奏：“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三年正月，中书省又奏：“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①《元典章》卷二○《钞本休擅支动》。

①《元典章》卷二○《存留钞本》。

②刘埙：《隐居通议》卷三一。

坏。”成宗命“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以上均见《元史·成宗本纪》），赏赐有所节制，并停罢了海外战争的准备。但财政亏空已很严重，做佛事、营建、中买珠宝等项冗费远较世祖时增多，仍不得不借助于增印纸币支用，至元钞年印造数大德三年大幅度回升至九十三万余锭，六年又增至二百万锭。实际上不能兑换的无本虚钞再度泛滥，物价踊贵。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太平策》，谓其时“钞价贱，物价贵，昔值一钱，今值一两”，涨幅达十倍①。这虽然是夸大之辞，但钞值大贬确是事实。据记载，大德末银的时价每两为中统钞20贯②，比至元二十四年官定比价又高一倍。官府收课的银折价也定为1∶20①。民间制造伪钞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按郑介夫较夸张的说法，“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因用本少而获利大，“立法虽严，终莫能戢”，这也加重了钞法的败坏。由于“金银有入而无出”，钞库无本称提，加以钞日益轻，金银与钞的兑换实际上陷于停滞，大德八年，干脆解除了金银私下买卖的禁令，各平准行用库皆取消平准，只称行用库。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②《元典章》卷四三《杀死二人烧埋银》记大德十年事；又Wassaf书记银一balish（锭）当钞20balish，所反映的正是成宗末年情况，见页43。

①《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第四节　至大变钞及其失败

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诸王朝会，依成宗例增赐金银。武宗原在漠北守边，其皇位系通过政变而得，对诸王、勋戚、军帅更加滥行赏赐以博取拥戴。八月，中书省奏：“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九月，又奏：“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至大元年（1308）二月，中书省臣以赏赐等所用帑藏已空，至预卖盐引以补之，而一切经费尚需用钞820余万锭，乃奏称：“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元史·武宗纪》）据次年三月中书省报告，至大元年适逢岁俭，税赋收入不到原额一半，而全年支出钞又达1000万锭。连续两年开支如此浩大，朝廷无计可施，只得动用巨额钞本，这就势必大大加剧了大德年间开始的通货膨胀，诸物踊贵，钞虚数倍①。从元年十一月起，中书省就一再以“国用不给”告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

大德十一年末，就有人提出改行银钞、铜钱，中书省及枢密院、御史台、集贤、翰林诸臣集议，以为不便。至大二年七月，乐实（曾任山东宣慰使）奏言钞法大坏，宜变更钞法，并图新钞式以进，又奏请设立尚书省主持新政。其议得到权臣脱虎脱、三宝奴等的支持，被采纳。八月，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为右丞相，擢乐实与三宝奴并为尚书平章政事。九月，决定改造新钞，称“至大银钞”，下诏颁行。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堕，亦既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乃遵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随路立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倒换昏钞。..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中统交钞，诏书到日，限一百日内尽数赴库倒换。茶、盐、酒醋、商税诸色课程，如收至大银钞，以一当五。颁行至大银钞二两至二厘共十三等，以便民用。”（《元史·武宗纪》）遂罢中统钞，只以至大银钞与至元钞母子相权行用，并再次禁止金银私相买卖。诏书所定金、银与至大、至元钞兑换比价，宣布了将至无钞贬值60％（由2贯同银一两贬为5贯同银一两），中统钞随之贬值（25贯同银一两）。三年，印造至大银钞145万余锭。自大德年间至元钞法渐坏，朝野颇多主张恢复前代钱法，以钱、钞相权并用。至大二年九月下诏颁行银钞后，又下《行铜钱诏》（见《元文类》卷九），并命于大都立资国院为主管机关，置山东、河东、辽阳、江淮、湖广、川汉泉货监六，各处产铜之地置提举司十九。御史台奏言：银钞初行，又兼①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行铜钱，虑有相妨；拘刷民间铜器甚急，弗便。诏命与省臣复议。三年正月，遂定行钱法，立资国院及诸处泉货监、提举司。铸造铜钱两种，小者称“至大通宝”，面文为汉字楷书，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大者称“大元通宝”，面文为八思巴字，一文准至大通宝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①。二月，尚书省奏：今既行至大银钞，乞以至元钞输万亿库收藏，销毁其板，只以至大钞与铜钱相权通行为便，诏从之。遂罢印至元钞。八月，以行用铜钱诏谕中外。

变更钞法和行用铜钱造成货币制度的更大纷乱和对人民更多的掠夺。当时中统、至元二钞行用已久，发行量甚大，武宗即位后又滥支钞本，达一千多万锭（《元史·武宗纪》至大二年九月），钞虚物贵已甚，却仍未能从节用着手，只图以倍数更大的新钞贬抑、取代旧钞，并增加课税②，来挽救钞法。在议更钞法时，就有人提出：“今钞已虚数倍，若复抑之，则钞虚而物愈贵，非法之善也。”③果然，至大银钞颁行后，因倍数太多（比至元钞高五倍，比中统高二十五倍），轻重失宜，钞币信用益虚，物价更加腾踊④，如成宗初年至元钞2钱可买盐4斤，此时因盐课提高，至元钞贬值，还不够买一斤⑤。铜钱则“鼓铸弗给”，乃许新钱与前代旧钱并用，朝廷所发新、旧钱尚有数，而民间收藏者多至不可胜计，新旧钱恣用，实壅害钞法。

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仁宗以皇太子身份行旨，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三月，仁宗即位。四月，下诏废至大银钞、铜钱，仍专用中统、至元二钞。诏书条画大略为：（1）停止印造至大银钞，已发至各处的料钞即日封存，民间行使者听赴行用库倒换，或预买次年盐引、交纳诸色课程，以便回收；（2）恢复印造中统钞，与至元钞并行，凡官司出纳、百姓交易，并以中统钞数为准计算；（3）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钱在诏书到后即日封存，民间持有者限五十日内赴行用钞库倒换，前代旧钱一律停止使用；（4）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并行革罢，其钱货点数收贮；（5）申严惩治伪造、挑补宝钞条例；（6）金银私易权宜开禁，许从便买卖，仍禁商舶收买下番。诏书中没有再定金银与钞兑换比价，因为已不禁民间私相买卖。据皇庆元年（1312）中书省奏事，盐课中收银部分（十分之一）的官定折价，每锭银折中统钞25锭①，与行至大钞时所定比价一样。

①《元史·食货志·钞法》；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②如盐课价钞元贞二年已提到每引中统钞六十五贯，至大二年改为至大银钞四两，折中统钞一百贯。见《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③苏天爵：《高昉神道碑》。

④《农田余话》上；《三场文选对策》六。

⑤《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①《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至大银钞只行用了一年多，铜钱行用则只有几个月，自仁宗以后，就专用中统、至元二钞。中统钞自至元二十五年即停止印造，因钞值愈轻而印造本大，虽法定与至元钞并用，却未再印造，原行者亦渐次昏烂收换殆尽，主要行用至元钞；至大四年恢复印中统钞以后每年一般只印造10万锭，仍以发行至元钞为主。至元钞印造数从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1311—1314）每年都在200万锭或更多些。数量这样大，一方面固然有兑换回收至大钱、钞的需要，但主要原因是当时帑藏已耗费殆尽，而赏赐、营建、佛事、军需以及官爵泛滥等种种经费开支仍然十分庞大，如至大四年十二月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奏：“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元史·仁宗本纪一》）亏空如此，安能不多印钞支用。仁宗虽有志更新，“然财散不可复收，弊久未能损革”，钞法之弊未见改善①。延祐元年（1314）因经用不给，中书省集诸老商议，皆谓若动钞本，则钞法愈虚，乃主张预买山东、河间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以补足当年用度，又建议经理江南田粮，查括其隐漏顷亩以增赋，奏准施行。同年，又因给军钱物不敷，将盐引价由每引中统钞2锭增为3锭②，通过这些措施增加了岁入，避免了动支钞本。同时仁宗在改革旧弊、撙节经费方面也颇有成效，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二年，以平章李孟分领钞法。这一年，至元钞印造数降为100万锭；三年至五年，再降到40万锭或略多。印造和支用得到控制，钞值相对稳定了，银钞折价每两保持在中统25贯③，民间物价比至大时还有所下降④。

延祐六七年，至元钞年印数陡增至148万锭。延祐七年末官定盐课银折价曾上升为每锭准中统钞40锭⑤，按此衡量，钞值下跌了百分之三七·五，但时间不长，其后，年印钞数又逐年减少，泰定二至四年（1324—1327）均为40锭。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中书省奏称，因当年罢印钞本，拟次年印造至元钞119万余锭，中统钞4万锭；监察御史奏：“户部钞法，岁会其数，易故以新，期于流通，不出其数。迩者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令有司刻板印钞，今事已定，宜急收毁。”二年十二月，定次年（至顺元年，1330）“造至元钞45万锭，中统钞5万锭，如岁例”。似以延祐中期和泰定间的年印数为常额，但至顺二、三年造“岁额钞本”至元钞分别为89万和99万余锭（《元史·文宗纪》），可见实际上没有确定的“岁例”，大抵不超过百万锭即属不逾常数。大约在至治三年，官定银钞折价就回复到每锭银折中①陆文圭：延祐元年乡试策《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墙东类稿》卷四。②《元典章》二二，《盐价每引三定》。

③《元典章新集》《盐价》。

④据《元典章》卷二二《犯界食余盐货》，延祐四、五年，中统钞一贯可买盐一斤四两至二斤。⑤《元典章新集》《至治元年盐引十分中收一分银》；《元史·食货志·盐法》。统钞25锭，直到至顺年间没有变化①。总的说来，从延祐到至顺年间，钞值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①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十一月辛卯日下记：“诸盐课钞以十分之一折收银，银每锭折钞二十五锭”；《至顺镇江志》卷六《包银》条所记折价同。

第五节　至正变钞与钞法的崩溃

元顺帝时期的印钞数记载缺略。从元统元年到至正十年变更钞法以前的18年（1333—1350）中，仅《元史·顺帝纪》记有三年的印钞数，即至元二年（1336）十一月壬申日下记：“印造至元三年钞本一百五十万锭”，至元四年正月癸亥日下记：“印造钞本一百二十万锭”，以及至正元年（1341）二月“印造至元钞九十九万锭，中统钞一万锭”。同书又有至元六年二月朔“诏权止今年印钞”、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库至元、中统钞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八锭，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钞本”的记载，据此推测，没有记载的其他年份当是照常印钞的。元统年间，苏天爵在《灾异建白十事》①中论及钞法，谓所印钞已逾定额数倍，钞日益虚，物日益重，因此主张行铜钱法与钞相权。至正三年，揭傒斯在朝廷集议政事时又提出“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的建议②。据至正六年的物价资料，银每两为钞30贯，金每两钞6锭③，比至顺时高百分之二十。这说明，自顺帝即位以来，钞虚物贵的情况日益突出，钞法之弊又成为一大问题。

当时，元朝政治已十分腐败。至正四年的黄河决口造成中下游“方数千里”严重受灾，随后又连年水旱，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各处饥民、流民不时起事，国家税赋收入减少，而经费开支却愈益浩大。九年，脱脱复任中书右丞相，亟欲有所作为，而如何解决财政困窘便是一大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变更钞法之议又被提了出来。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祺建议变更钞法。武祺前曾进言：“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钞本倒易昏钞以新行用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元史·食货志一》）遂准其言，凡合支名目，于总库转支。武祺之言并不符合世祖以来钞法的实际情况。考中统钞法初行，曾规定“总库印到料钞，除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王恽《中堂事记》），最初十余年遵行惟谨，军国经费皆于差发课内支使，不轻易动用总库料钞，故钞币发行有节，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后当权者不计出入，一切经费随意支用新印料钞，以致滥印滥支，造成通货膨胀。这是世祖后期以来历次钞法败坏的重要原因，所以议者多反对动用钞本。为了反驳这种意见，武祺还特著《宝钞通考》一书（今不存，《四库总目提要》政书类存目有概略介绍），“历考中统以后八十余年钞法”，大旨是申述其流转钞多则钞法通、少则钞法坏的显然是极为片面的观点。据此书所载统计数字，数十年中总印钞5905万余锭，总支（投放）①《滋溪文稿》卷二六。

②黄溍：《揭傒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③杉村勇造：《元公牍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

5620余万锭，总烧（昏钞）3600万余锭，则除库存280余万锭料钞外，尚有约2000余万锭在行用中，怎么能说“流转者少”？显然，由于当时财政困窘，当政者想采取至元中阿合马的做法，直接动用总库印到料钞支发一切经费而不必受岁入的限制，武祺遂曲为之说以迎合其意。但一味依赖动用钞本无异于饮鸩止渴，必然导致钞法愈坏，于是又提出变更钞法的主张。

其年十月，吏部尚书偰哲笃也建议变更钞法。他们的方案大略是：改印新交钞并铸至正铜钱，钱钞兼行，以交钞为母，一贯权铜钱一千文，而钱为子；新钞、旧钞、至正钱、历代铜钱通用。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集议。由于变钞符合丞相脱脱之意，众皆唯唯，不敢出一语，独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表示反对，监察御史秉承当权者之意劾吕思诚狂妄。遂定变钞之议，奏准颁诏实行。其法为：（1）发行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据现存实物，其正面钞名仍为“中统元宝交钞”，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字样及交叉钱贯图形），一贯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二贯；（2）铸造“至正通宝”钱（据现存实物，正面文为汉字楷书，背面上方有八思巴字地干纪年；又有折二、当三、当五、当十等大钱，背面有八思巴字及汉字数码），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3）至元宝钞通行如故。遂置诸路宝泉都提举司于大都（取代原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下属有鼓铸局、永利库，掌鼓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十一年十月，又置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太原）等处，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各一所①。

变更钞法后钞的印造数，仅《元史·顺帝本纪》载有至正十二年正月和十三年正月各“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以及十五年十二月“以诸郡军储供饷繁浩，命户部印造明年钞本六百万锭给之”，显然是记载有阙。至正钞、钱法实行不久，果如吕思诚所料，因新旧钞、钱兼行，有轻重、虚实之殊，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混乱。时人王祎作《泉货议》云：“顷岁以中统交钞重其贯陌，与至元宝钞相等并行，京师复铸至正新钱，使配异代旧钱，与二钞兼用。其意殆将合古而达今，而不知适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统本轻，至元本重，二钞并行，则民必取重而弃轻；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间或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惟钱之是用。”②据叶子奇《草木子》载，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这里指出了至正钞法败坏的两个原因：一是所用料纸极差，“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一是多印滥支，钞值大贬。由于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而大片地区沦为争战之地或落入农民军之手，使政府税赋收入锐减，惟赖多印钞币以给之，又需要广籴粮米诸物供给京①参见《元史》的《顺帝纪》、《食货志》、《百官志》。

②《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师，还有奢侈的宫廷消费，赏赐诸王贵族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等，各项经费均极浩大，动辄十、百万锭，是以“钞币倍出，物重钞轻”①。虚钞泛滥，钞值随贬，所规定的一贯钞权铜钱一千文，一开始就是不能兑现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贯只值钱14文②。时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历述钞法崩坏过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言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十六年）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可见至正钞法甫行二、三年即涩滞不通，才七年竟化为无用之废纸。《元史·食货志》对至正钞法有一段很精当的概括：“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实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钞法，就这样先于元朝的灭亡而灭亡了。

①朱德润：《送张德平序》，《存复斋文集》。

②周霆震：《纪事》，《石初集》卷五。

第八章　职官制度

第一节　元代官制形成

发展的历史过程

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算起，元代官制形成及确立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以治理游牧部众为主要职能的草原官制阶段（1200年起）；以草原官制为核心而对各征服社会施行军事—行政间接统治的混合官制阶段（1210—1250年）；继承中原汉制的基本形式、同时又保留着诸多蒙古旧制成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阶段（1260年起）。

1204年，在与漠北最后一个强大对手即乃蛮塔阳汗部会战之前，业已奠定“合汗”地位的铁木真，按千户、百户编制对所属游牧部众进行了统一整编。1206年铁木真正式称汗，遂在原先划分过的千户、百户基础上，将大蒙古国的全体游牧民编入126个千户、百户组织里。在这种军事-行政联合的统治体制下，很大一部分非孛儿只斤氏出身的旧部族贵族和成吉思汗功臣，取得了“明安讷那颜”（mingghan-unoyan，译言千户长）或“札温讷那颜”（jaghun-unoyan，译言百户长）的地位，成为替黄金家族管理和指挥领属部众的军事-行政官员。这些职位一般可以世袭。

根据蒙古高原的游牧分封制，对全体蒙古游牧民的领属权，像家产一样在黄金家族的内部进行分配。成吉思汗诸弟诸子，各分得一部分千户、百户作为领属部众，从而建立起各自的兀鲁思（ulus，由份民份地构成的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政治单元），构成大兀鲁思内的“右手”诸兀鲁思和“左手”诸兀鲁思；大多数千户、百户则由大汗直接统领，称为“在内的兀鲁思”（qol-unulus，或译作中央兀鲁思，“内地”）①。按成吉思汗规定，无论是属于诸王兀鲁思还是中央兀鲁思的千户、百户那颜，其职位的封授、褫夺或承袭，都须由大汗亲自决定。但在诸王兀鲁思中，这项权力后来实际上转移到该兀鲁思汗的手里。千户长之上，又设左手、右手和中军三个万户长，是为分别辖制东翼直到今大兴安岭、西翼直至阿勒泰山，以及处于东、西两翼之间的中部诸千户的军事统帅。

在中央兀鲁思的汗廷内，最高的执政官员是札鲁忽赤（“断事官”）。

蒙语札鲁忽（jarghu）译言法庭、听讼，所以早期汉语公文也有将札鲁忽赤直译为“断公事官”、“勘事官”的。实际上，大蒙古国时期的札鲁忽赤不止是司法行政官，而且是“总裁庶政”，全面负责户籍、赋役、狱讼和监察等事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断事官机构中，协助札鲁忽赤草拟文书、计点财赋、①“在内的兀鲁思”（“豁■兀鲁思”）一词见《元朝秘史》第269等节。拖雷的份民份地似乎也被看作“在内的兀鲁思”中间一部分，或与其幼子身份以及大汗汗位后来转移到他后人手里有关。大汗政令所及的中央兀鲁思和各支诸王的兀鲁思，总称为“大兀鲁思”（ulus-ibuzurg＜yekeulus）；同时，相对于诸王兀鲁思，大兀鲁思也用作中央兀鲁思的等义词。

校阅户口青册的，则是称为必阇赤（bichikchi）的文书官。窝阔台三年（1231）“改侍从官名”，大必阇赤分别被授予中书令、中书省左丞相、右丞相等汉语称号，但它们不过是蒙古制度成份的官方汉语译名而已。草原体制下蒙古中枢机构的基本制度形式并没有改变。从后来的制度看，在蒙古高原以外被征服地区领有份民份地的各支诸王，也有权委任管辖本位下封邑事务的札鲁忽赤；他们还经常与大汗任命的治理该被征服地区的札鲁忽赤同署国事①。惟成吉思汗时代草原国家中是否已存在诸王断事官制，尚不克知悉。除了断事官机构外，怯薛也承担着大汗政府的部分重要功能。以千户长、百户长及富裕游牧民子弟及其随从构成的万人怯薛部队，是由大汗直接指挥的一支极具机动性的庞大常备军和中央禁军。它按四番轮直、三日一更的次第警卫大汗宫帐，并经管大汗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诸事。蒙古制度不注重家政和国政的区别。大汗左右这些“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多以亲信身份参与到汗庭处理政务的各种活动中去。他们经常被委为特使，到各地传达大汗政令或探访形势，或者作为对外使节出访邻国。当值的四怯薛长官，按例要参加御前会议，参定国是。在札鲁忽赤机构里也有怯薛代表“奉官署事”。轮值怯薛长经常利用侍奉大汗的机会，在各种非正式场合对大汗的人事、行政等各种决策施加影响。怯薛军还是大蒙古国军事、行政官员的储备队。

自1210年代后期末起，随着成吉思汗对南面和西面各毗邻地区发动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扩张，统治地域很快超出了蒙古高原的范围。对西域的征服从一开始就在成吉思汗的亲自统率下进行，军政事务由大汗直接决定；中原地区的经略则自1217年起交由木华黎全面负责。这样，木华黎的“军政府”就成为全权统治蒙古本部以外地区的最早建立的一个最高级军事-行政机关。他当时接受的官号为“太师”、“国王”（《蒙鞑备录》作“权皇帝”）、“都行省”。他的行帐，当设在今河北张北西南境的边城附近①。木华黎受命的时候，对于中原汉地的军事征服，还远远没有完成。他的职责中最主要的方面，应当是军事性质的。他又拥有“都行省”的官号，这表明他在行政方面也兼有号令各汉人世侯“行省”（详下）的权力。在此前后，还有坐镇燕京的札八儿火者拥有“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的官号②。但他的监临范围，实际上似仅限于旧金中都路地区。

①见《畿辅通志》卷一三九《金石》二，“大佛顶尊胜陀罗尼幢”条；《元史》卷二《太宗纪》。①1214年，成吉思汗调整东道诸王份地时，将札剌亦儿等五部移往漠南，其中，札剌亦儿幕地位于兴和（今张北一带），并那里建有其家族的墓茔地。1239年，木华黎孙速浑察袭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蒙语阿儿查秃（archa-tu）译言“有柏树”。今张北西南洗马林堡东北二十里有“怪柏山”（一名“桂柏山”），应即阿儿查秃之地，也就是国王大帐所在处。见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口北三厅志》卷二，“山川”。忽必烈即位后，札剌亦儿等部迁牧于辽东。②《元史》卷一二○《札八儿火者传》。

对当时的蒙古贵族来说，被征服地区的存在，其首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变成财富和劳动人手的源源不断的来源地。因此，在中原汉地，差不多从征服之初，就设有直接对大汗或木华黎军政府负责的、担负这方面职责的专门官员，汉文史料多以“行尚书六部事”、“行六部”等名之，按蒙古体例，则其身份可能都是必阇赤。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从河中带回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即牙老瓦赤），“委付[他每]与[俺每的]众达鲁花赤一同，教管汉地的百姓每”。牙老瓦赤之子麻速忽，则受命掌管天山以南及河中诸城池。两人都应是以大汗“宣差”的必阇赤身份，主持上述地区的财赋征领等事的。窝阔台即位时，分别以耶律楚材、牙老瓦赤负责中原及西域赋调，不过是袭用乃父遗规而已。耶律楚材的署事地点当然是在燕京。

1234年春，蒙古灭金；现在它亟有必要将对汉地的战时军事管制及时地转变为更制度化、更有秩序的常规统治。于是窝阔台汗在同年秋即将曾经长期担任大兀鲁思札鲁忽赤的失吉忽秃忽调至中原汉地，正式建立了汗廷大断事官在汉地的分支机构“中州断事官”府署。1236年，又在中原各地州县遍置达鲁花赤，地位在州县守令之上。原先主持财赋征调的必阇赤，现在成为燕京大断事官的属员和重要助手，专以“行尚书六部事”的汉名属之。对中州汉地实行统治和财赋征收的职责，遂从木华黎后嗣的军政府转移到燕京大断事官手中。元代汉人比附金朝旧制，将燕京大断事官府署称为“行尚书省”、“行省”，并将大断事官称呼为“丞相”，“行省丞相”。在中原汉地拥有份民及封邑的诸王勋戚，也有权任命各自的断事宫，代表他们的利益赴燕京行省“会决庶务”。诸王断事官，往往由诸王指派的其份地达鲁花赤兼任。

在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朝，燕京大断事官府一直是汗庭大断事官派驻中州的常设分支机构。汉地的地方行政，虽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燕京断事官和当地达鲁花赤的约束，但是总的说来，大部分实权还是操在一批乘乱而起的“世侯”手里。他们中很多人发迹于金末战乱中结寨自保的武装自卫运动，或者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或者是率军队归顺蒙古的旧金将领。根据蒙古制度，两军争战之际，能举州县之地降附者，即用为守令；听其自辟僚属，罪得专杀；其官职差不多可以世袭。这样的汉人“世侯”，遍布于北部中国各地。他们在向蒙古大汗纳质、输赋、入觐、奉调随蒙古军出征等等条件下，控制着地方上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大权。世侯中势力较大者，亦多仿效金末的行台尚书省制，将自己的统治机构称作行尚书省、行台或行省。例如以金山东西路为核心的严实，即仿金东平行省称山东西路行省、东平行尚书省或东平行台；石抹咸得不则仿效金中都行省，把自己的势力范围称作燕京行尚书省，与中州断事官府署的汉名同。此外还有张荣的山东行尚书省（济南行省）、石天应的陕西河东路行台等等。因为它们的地域大体与金代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路的范围相当，因此有的研究者称这些行省为“路的行省”①。世侯们的行省虽与中州断事官府署的汉语官号相仿佛，但却从来没有人敢使用“丞相”的称谓；其主管财赋者，也只称“行左右司”，而不以“行六部”名之。

由上所述，如果从“路的行省”及其以下各个行政层次去考察，蒙古对中原汉地的政治统治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化的趋势。世侯们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所采用的官制、行政区域划分、法律制度等，虽然未尽统一，但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中原王朝的有关制度、尤其是亡金遗制的沿用。但是，如果从高于“路的行省”的行政层次去观察，各地世侯都被置于直接对大汗负责的中州断事官及其所属必阇赤的辖制支配之下，同时蒙古政权还通过遍置于州县的达鲁花赤，把它对华北地区的监控贯彻到直接治理民众的最低层次的地方政府。可见大蒙古国对征服社会的间接军事-行政统治，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蒙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当地制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式的结合来实现的。蒙古对畏兀儿和河中、对阿姆河以西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与对汉地的统治差不多采取同样的方式。窝阔台初年，蒙古本部以外的被征服地区被划分为中原汉地和西域两大部分。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别派员统治。到蒙哥时代，出现了这三个被征服区及其统治机构的正式汉文译名，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有今新疆及其以西的河中诸城）、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辖阿姆河以西地区）。这后两个“行尚书省”，像燕京行尚书省一样，也是汗庭大札鲁忽赤派驻在被征服区的常设分支机构，分别设立在别失八里（系从原先的忽毡迁至该地）和徒思城。穆斯林史籍往往称两处大断事官为“大异密（amir-ibuzurg＜yekenoyan）或者某某地区的“长官”（hajib，波斯语），称必阇赤为“兀鲁黑必阇赤”（ulughbitikchi，ulugh）是突厥语，译言大，或者khatib，波斯语，译言书记官）①；与汉地世侯地位相当的统治阶层，则多采用“篾力克”（malik，波斯语，地区世袭长官）的称号；派驻在各城池中的蒙古监临官，则称作basqaq或者sahna，蒙古语达鲁花赤或即来源于突厥语basqaq，而sahna则是basqaq在波斯语中的对译名词。在三大断事官行署建立以后，汗庭大断事官的权力就基本上局限于对漠北本部实施行政管理，以及协调中央断事官与它的三个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范围。

因此，大蒙古国在将其版图扩大到毗邻的诸农业社会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实际上是把草原体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枢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区，利用大断事官制度和达鲁花赤制度来控制在各地专制一方的世侯或者篾力克，由①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建立过程》，《元朝史研究》，东京，1973。①蒙哥时代“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佐之”。这个法合鲁丁，在志费尼书中称为兀鲁黑必阇赤；与法合鲁丁处于相当地位的赛典赤，在他的本传中称为燕京“行六部事”。见《元史》卷三《宪宗纪》；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617。此实现对于被征服地区的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这个制度体系，在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又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

1259年，第四任大汗蒙哥在四川攻宋前线病死。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与正在江汉指挥作战的他的哥哥忽必烈之间，立即爆发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争。忽必烈利用汉地军力财力和政治资源的优势，最终夺得汗位。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一方面，帐殿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术赤兀鲁思曾经是阿里不哥的支持者，从此演变成大汗政令所不及的一个独立政权；出镇波斯的宗王旭烈兀，则乘机割据坐大，发展成为与大汗保持着“宗藩”名义的相对独立的兀鲁思①。另一方面，在忽必烈以汉地力量为基础战胜并且重新控制漠北“祖宗根本之地”的过程中，大汗的统治中心自然地从漠北转移到中原汉地，这又大大促进了大蒙古国统治体制进一步接纳汉制影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后元代官制的演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当日，“以祃祃、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翌月朔日，立中书省，但似乎仅任命了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张文谦为中书左丞。祃祃等三人的官号，据同时代记载实为“行六部于燕”①。这正是燕京断事官所属大必阇赤的汉译官号。是知所谓“燕京路宣慰使”的辖制地域，实际是整个中原汉地。惟当时未任命燕京大断事官，恐怕由大必阇赤直接对王文统等人负责。忽必烈既没有完全恢复在此之前已存在几十年的燕京行尚书省建制，也没有依照旧例，给予受大汗委任接管汉地的大必阇赤以“行中书省”的名义，这表明他从即位之初，就试图突破大蒙古国的原有官制体系而进一步接纳汉法。这样的用心，也反映在汗庭中枢机构的组建形式中。中统初年，博尔忽曾孙、月赤察儿的胞兄木土各儿曾在开平行帐中担任“丞相”，当时的丞相正是大断事官一职的汉语译称。文献提到土别燕部线真在中统初的活动时，亦称他“线真丞相”，他很可能也是忽必烈即位时委任的大断事官。但这时的大断事官，其职权“惟专从卫宫阃诸事”，与从前相比似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另一方面，在新成立的“中书省”中出现了过去不曾用过的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右丞等汉语官号，这些直接指挥燕京大必阇赤的官员，呈现出从大断事官机构中游离出来，成为直接对大汗负责的朝中“执政”官员的趋势③。

①在名义上，术赤后王仍长期称“汗”，直到札你别汗（1342年即位）时代才改称“合汗”。这比旭烈兀后王合赞（1295年即位）使用“合汗”称号反而晚了半个世纪。

①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此处引文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作“（祃祃）初与越用行六部于燕”，校以《四库全书》本，当为“初与赵相（按指赵璧）行六部于燕”。②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王磐：《史天泽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一七。

③郝经：《便宜新政》，《陵川集》卷三二。

这样一种从蒙古旧制到新的制度体系的过渡状态，不过维持了很短一个阶段。忽必烈随即又对行政中枢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中统元年七月，忽必烈裁撤燕京路宣慰使司，改立燕京行中书省，原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赵璧分别担任燕京行中书省丞相、行省平章政事，行省建左右司为幕府，司置郎官八员参佐机务，并分别掌管左、右两房诸掾属及所司文牍事宜，此外又置架阁库官、奏事官、客省使等各色省属掾吏。收储玉器、缎匹的万亿诸库、提举汉地交钞和榷货等事的专设机构，这时也都直接隶属行中书省。为扩充机构的需要，汉地十道宣抚使举荐的数十名通晓钱谷簿书的儒士吏员，被驿召至燕听候任用。按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构建中枢机构的意图，至此获得最初的实施。

作为大汗中枢机构的分支，首先完成体制转换的燕京行中书省，接着成为整个国家行政中枢向中原王朝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中统二年二月，燕京行省大小官员与其直接下属汉地十道宣抚使奉诏北上。是年夏秋，他们在开平与大汗的大必阇赤一起考校中原民户虚实，议定钱谷大计；讨论和制定对稳定当时汉地政治秩序最紧要的若干施政条画；与此同时，忽必烈在对燕京行省官员进行当面考察的基础上，将在汗庭的执政班子和燕京行省的建制合并起来，加以扩大，进行比较全面的机构调整和人员充实。五月，元廷对原先极不完备的中书省大加充实、扩展，形成，由中书省右左丞相（各两名）、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组成的中书宰执会议（“都堂”）及其幕府机构左右司，直接受命于都堂的两个并列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左三部（后来分为吏、户、礼三部）、右三部（后来分为兵、刑、工三部），由它们分别承办例行政务。中书省扩建后不久，又拟定将都堂及省府掾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驾“留中”，另一部分仍行署于燕京。中、行两省至迟在中统四年以前又再度合并，并将首脑机关驻地迁到燕京。

与前四汗时期的行尚书省、中书省不过是蒙古“国制”中大断事官行署、大必阇赤官员的汉语对译名称不同，中统以后的中书省及行中书省（详下）对草原旧制来说完全是外来的制度成分。正因为在蒙古国制中原不存在可以与它们相对应的制度成分，所以其机构及诸多官号只能以汉语音译的外来词汇形式进入当时的第一官方语言即蒙古语，如qingjungshushing（行中书省）、chingsang（丞相）、bingjangjingshi（平章政事）、yiuching（右丞）、sooching（左丞）、samjing（参政）等。

与燕京行中书省相并列，自中统元年起在汉地还设有另一个中枢分支机构，即秦蜀行省（又称陕西四川行省）。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蒙哥汗于1257年从忽必烈手里收回关中后建置的“陕西行尚书省”。在燕京、秦蜀两大行省的辖区里，还陆续建立过一些从事征伐、括户、宣抚新降军民、颁行条格等专门任务的更带临时性的中枢分支，也称为行省，如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北京行省、河东行省、南京河南府诸路行省、夔府路行省等等。中统后期，随着燕京行省与中书省合并，其辖境基本上转变为中书省的直隶政区，当时称为“腹里”。在腹里以外的那些地方，部分带临时差遣性质的中枢分支经过几番变动调整，逐渐演变为固定派遣在各地的常设中枢分支。至元后期，在较早平定的河南、云南、甘肃、陕西、四川、辽阳等地，行中书省建制先后确立。最早的原秦蜀行省被细分为甘肃、陕西、四川等几个政区。在新征服的南宋地区，则建立起江浙、湖广、江西、福建四个行省①。这些行省的长官，不再以中书省官系衔，行省也就在这个时期从中枢机构派驻地方的分支演变为中书省领导下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及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区。

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实行路、府州、县制。路是在金朝总管府路的建制基础上逐渐细分或增设而形成的。大体说来，中统以前，汉地路的建置基本上是沿金旧制而略有调整②。但这时的路还是一种军民兼管的单位。中统至元前期，因为在腹里周边地区设路，北方路分有较大的增加，其性质则因李璮之乱的平定和军民分职而转变为地方的行政建制；平宋以后，路作为府州的上级政区推广到南宋统治区，南方（包括四川）原安抚司路的治所和其他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府级政区，现在多被列为或升格为路级政区。云南建省以后，也陆续在那里设路，为数多达三十余个，超过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的路分总数。路的下辖政区，分为三类。一类是靠近路治所在的直辖县；一类是路领州；还有一类是路领府，地位比路领州略高。路领州、府都可辖县，有些府还领有属州。此外，还有少数府、州不隶于路而直辖于行省。府的建制（含路领府和省辖府在内），全国不过三十余个，所以路的下级政区虽然府州并称，其实主要还是州。

行省对所辖路分的控制，也按远近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离省治较近（或离较近的腹里）的路分，直接受行省（或中书省）政令调度；较远的路分，则经由该行省（或中书省）派出的常设机构宣慰使司（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安抚使司等）分辖加强与上级机关间的联系①。宣慰使司管辖地区称为“道”。全国共设有二十余道宣慰使司或宣慰使都元帅府。

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向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过渡的同时，由枢密院——都元帅府（或都万户府）—各地万户构成的军事指挥系统，和由御史台、西台、南台及其所辖总共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构成的监察系统，也在至元后①原属南宋旧境的长江中下游以北诸地，至元二十八年被划归河南行省，福建则在大德三年（1299）被撤并到江浙行省辖区。

②有些地位比较重要的世侯的控制的地区虽未达到所在总管府路的全境，但蒙古统治者仍在他们的控制地区设立路的建置，如史氏所在的真定路、张柔家族的顺天路（保定路）、张荣家族的济南路等等；也有世侯的势力范围超出所在总管路的地面，在蒙古推行“画境之制”时遭到分割，如彰德路就是这样从东平严家控制区析置而成的。

①据姚燧《奎章阁记》，宣慰使司的功能，“与职民者，省治之；职军者，院临之”。则宣慰使司似乎还直接受枢密院节制。见《牧庵集》卷七。

期逐渐定型。至此，元朝职官制度的基本形态，遂得以确立，并且差不多直到元末，未再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节　铨选制度

关于元朝的用人体制，元代中期的文人姚燧曾有过一段十分著名的叙述：“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以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②及至元末，时人论及入官途径，仍然说“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自此，或以科举，或以保荐”①。可见尽管自仁宗朝开始设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但有元一代铨补官员的基本格局并未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由上所述，在从官僚候补者队伍中选用入流品职官方面，元朝铨选制度具有以下三个不同于前朝的特点：（1）高级职位中有相当部分被由怯薛出职的世勋子孙所占据；（2）中、下级官员中的绝大部分，乃至少数高级官员，多由吏员出职，甚至由官复吏，再出职升任品级较高的官位；（3）元代前期一直没有设科取士，后来虽然实行科举，对整个官僚构成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唐宋诸朝相比较。此外，元朝铨选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优待蒙古、色目人。一般汉人、尤其是“南人”，很少能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大多数挤进仕途的汉人、南人，也只能淹于常调，在中、下级官吏的职位上耗却一生。

除了从所谓“白身人”、或者不入流的品官（如学官）以及无品级吏员中选补入流品职官外，铨选制度的另一个内容涉及到在职官员的流转升迁体制。在这方面，元制的特点，是外任地方官的升转速度比随朝官员缓慢得多。这对于担任此类职官的汉、南人的政治前程，当然是很不利的。

本文拟先叙述元代承担铨选职能的运作系统，而后再分别介绍选补入流品职官以及在职官员流转升迁的各种规定。

主管铨选的组织系统据《元典章》卷七“内外诸官员数”条，元代职官员数总共有26690名。其中入流品职官22490名，内随朝官2089人、京官506人、外任官19895人；有品级但不入流杂职官4208人，包括儒、医、蒙古学、阴阳诸学教授，以及其他不系常调的杂职官员（如仓官、税务官、匠官等等）①。官员品级②姚燧：《送李茂卿序》，《收庵集》卷四。按姚燧所说，由宿士、儒官、吏职进入流品官的比率，应当分别是10％、5％、85％。则“由吏者..十九有半焉”当改为“十八有半焉”。①朱德润：《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存复斋集》卷四。

①《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内外诸官员数》，将朝官、京官、外任官称为“有品级”官员，儒、医、蒙古学、阴阳学教授及不系常调官员称为“无品级”官员。按后一大类官员实际上亦有品级，但不属流官，设为九品，每品又分为正、从二等。其中由九品上至六品的以敕牒委任，由宰相押字，称作“敕授”；由五品至一品则以皇帝亲赐命诰委任，称作“宣授”；二品以上官均选自特旨，故委任时多有诰词。

在理论上，凡入流品职官，都可能“自九品依例迁至正三品”；进入正三品以后，则只能于本等流转，非奉皇帝特旨，无缘再进一步升迁。相当于正、从三品的职务如六部尚书、诸道廉访使、都转运使、路总管、蒙古军或汉军万户、元帅等，都分布在直接秉承最高决策集团意志实施军国大政的最关键环节上。因此虽然正、从三品仍属于可以“依例”升迁的品秩范围，但三品职官的委授，已不属“有司所与夺”，而必须“由中书取进止”，呈请皇帝决断②。至于二品以上职官人选，则按制度形式，更是完全出自皇帝圣裁。元仁宗欲扶持朵儿边部世胄月鲁帖木儿，使其接替哈散为丞相。为此他曾对一名亲信谈及自己的打算说：“哈散且老，恐不能久总机务。欲令有才力者代之。月鲁帖木儿识量明远。二、三年间存加名爵，俟其地位可及，必大用之。”③许有壬追记自己在顺帝至正元年（1341）由中书省参知政事（从二品）迁中书左丞（正二品）时的情景如下：“至正改元四月十二日戊子，皇帝御龙舟幸护圣寺。中书右丞臣帖穆尔达实、参知政事臣阿鲁、臣有壬扈行。乐三奏，命右丞前，特授平章政事，参知进右丞、臣有壬进左丞。恳辞不允，惶汗就列。”①除三品以上职官外，皇帝当然也可以通过颁发特旨的方式委授其他官职，时人称为“别里哥选”（蒙语belge译言符验），以区别于常选。宫廷近侍经常利用别里哥选的形式矫旨除授，以营私利。

三品以下职官的迁调事宜，按定制当由中书省或吏部拟注。许有壬记载省部治铨政程序如下：“吏部治铨政而总于中书。从七品以下迄从九品听部拟注。正七品上则中书自除，然核其功过、复其秩禄、定其黜陟，必具于部而后登于省。汇貤为籍，宰相具坐，始共论。岁校一或再，而不必其时。部则月为一铨。御史审可，乃合其僚而拟注焉。誊上中书，执政一、二人暨参议、左司复听都堂。地之远迩、秩之高下、用之从违，按其籍而校听之。少戾则驳，使后拟其皆合也。执政于手牍人署曰：‘准’，乃入奏。奏可而后出命焉。底留掌故，手牍则归于私家。此铨除故常大较也。”②三品以下职官的拟注权力虽在省部，但皇帝仍保留了最高裁定权。对省部所奏选目，一般情况下多为“奏可而后出命焉”，不过也时而发生被皇帝否决再议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于“中书奏迁，不惬上意者去其大半”③。

只能在同类职官系统内流转升迁。因此本文分别将它们改称为入流品职官和不入流的杂职官。②《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③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①见《至正集》卷十四。

②许有壬：《记选目》，《至正集》卷三八。

③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文集续集》卷七。

对闽广、川蜀、云南等边远区域内官员的铨注，因为地理遥远，所以经常由朝廷遣特使会同行省在当地拟注。据《元史·选举志》谓，“每三岁，遣使与行省铨注，而以监察御史往莅之。”也有的元人声称是每年一次：“故岁必遣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选部注授焉。省之远者曰湖广、曰江西、曰福建、曰云南。其最远莫如云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拟，奏而后出命，视他省为最重。”①省部拟注的职官，主要是外任民职官员和一部分随朝官属。随朝衙门中的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按忽必烈朝“成宪”，得自行拟注所属官员，以名闻朝廷，而后受其职。管理宫廷或诸王私人事务的机构如徽政院、中政院等等，其用人亦曾“依枢密院、御史台等例行之”（《元史·选举志二》），这些机构经常滥用得自除官闻奏的特权。大德三年（1299），徽政院除官竟达一千零五员之多。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的达鲁花赤等官，也许由本投下自举其人，并在本投下分拨到州郡内互相迁调。元朝军官一般都是世袭的。军职官员的承袭、迁调等事，由枢密院执掌。

元代有品级的流外杂职官种类很多。他们一般只能在同类杂职官内迁调。也有很多入流品职官借注流外杂职的，这些人任满之后，仍能回到流官系统“通理迁叙”。流外杂职也受宣敕。有些虽由各行省选拟，仍需移文都省，给降敕牒札付。因此流外资品杂职官的迁叙，总的说来也归吏部、中书省辖理。

元代从未入仕人员中选除职官的途径，主要有宿卫出职、吏员入仕、承袭或承荫、科举取士等项。以下分别介绍这些选官制度，以及在选职官考满后的迁叙体例。

宿卫出职元代选用高级官员，“首以宿卫近侍”。这与蒙古人重视出身“根脚”

的贵族政治观念的影响有关。因为“近侍多世勋子孙”，在当时人眼里，“任才使能..见用之亲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见闻于家庭，熟习于典故，而又宿禁近，密忽周慎，出纳辞令，有非疏远微贱、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①。终元之世，“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②。这些“世胄”当中，绝大部分正是由宿卫出职而位致显宦的。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宿卫组织除了执役内庭、环卫帐殿以外，就已承担着协助大汗和大断事官处理国务的职能。入元以后，怯薛歹一方面继续保留①袁桷：《送陈景仁调官云南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四；虞集：《送文子方之云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谓到云南铨注三品以下官，每三岁一次。

①虞集：《左丞相平阳王公宣抚江闽序》，《道园类稿》卷二一。

②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监丞序》，《申斋集》卷一。

着漠北旧制所赋予的参决政事的特权；因此虽然他们不带品级，连散阶也没有，但是其法律地位仍与历朝近侍宿卫很不相同。另一方面，在同中原官僚制相协调的过程中，由宿卫出职入仕也成为一条不成文的必行惯例。即“卫士在劳力干者，其长荐闻，即不次擢官”。元末，怯薛歹迭理迷失几次将为长官所荐用，“辄逊曰：‘某士齿长劳久，宜先擢之。某不敢越也’。东宫素器侯（按指迭理迷失）。一日笑谓曰：‘黑头者（按指怯薛歹中的黑头少年）多为公矣。君年四十犹未仕，将老宿卫矣？’命中书奏官之”③。是知以白身老于宿卫，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

由宿卫出职登仕者，并不是完全离开怯薛组织去作官，其怯薛歹的身份并没有改变。“诸省部官名录，宿卫者，昼出治事，夜入番直”（《元史·刑法志一》）。因此，他们“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元史·兵志二》）。执役内庭，在当时人看来乃是一种特殊的荣宠，绝不是到外朝做官所能等同或取代的。很多重要的人事安排，经常决定于皇帝与宿直的亲信之间的商讨，并且由后者负责向外廷传达。危素记载欧阳玄进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职的始末如下：“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在宿卫。上问在廷儒臣，乃以公（按指欧阳玄）姓名对。上曰：‘斯人历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劳勋。汝其谕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劝贤能。’明日，大夫出，遭丞相于延春阁下，传旨既毕，立具奏牍。”①近侍传旨拜官一向是元代铨政紊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上引史文亦略可窥见元代自内降旨封授的一般体例。

由宿卫出职为官，其品秩高下的幅度颇大。四怯薛的首长，“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品官”。其他怯薛歹出仕担任要职的也很多。但是怯薛歹出职，也并不一定都担任高官。例如，随着管理内廷供养诸色事宜的各种专门机构陆续建立，原先专司各色职役的怯薛歹，也可能被派到相应的机构中任职。元代主管御衣、尚鞶、尚饰等事的侍正府设奉御二十四员，以四怯薛之速古儿赤为之，其品秩分别为从五品至从七品不等②。

由吏入仕元人吴澄说：“国朝用吏颇类先汉。至元间予尝游京师，获接中朝诸公卿。自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外，率皆以吏发身。”①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乃至较早投效元廷的汉人“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同时③林弼：《迭理迷失传》，《林登州集》卷二一。

①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②《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按怯薛中之速古儿赤，原系“掌内府尚供衣服者”，与侍正府职掌相应。①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仍有不少以吏发身的“无根脚”的人员。而在中、下级官员中，则出职吏员更占据了绝大部分，乃至当时竟有人断言：“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在国家行政运作中吏员作用的增强，至少从北宋已经开始了。这种趋势在南宋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金统治下的北方却不断加强。元初制度多承袭金制，加上蒙古征服北中国初期，“郡县往往荷毡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③。甚至“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知字者。一县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④。于是，在铨选制度不曾完善而补注官缺的实际需要又相当迫切的情势下，由吏出职补官的途径便自然畅通了。元代前期，吏员逐级晋升、最终出职地方官的速度有时极快。“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州府司县官”⑤。忽必烈朝之后，由于官吏冗滥，由吏入仕所需时日变得相当长。但是因为长期停科，即使恢复科举制度后取士人数也过少，对于一般没有社会背景的人来说，通过吏职进入仕途仍然不失为较好的选择。所谓“科举废矣，珥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①，正是当时社会舆情的生动写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各路府州司县民家子弟，多不攻书。虽曾入学，方及十五以下，为父兄者多令废弃儒业，学习吏文，以求速进”②。元代吏员的名目多达数十种。广泛设置在路府州县行政机构中的吏员通称“司吏”。设于省台院（含行省、行台、行院）、六部、宣慰司等高级部门的则有“令史”，其中省、台、院令史又分别称为“省掾”、“台掾”和“院掾”。令史和掾史作为高级吏职，在元代又有“勾当官’之名。设置在中行各省检校所以及台察衙门里专司文书稽核的“书吏”，很可能也属于勾当官体系。司吏、令掾史和书吏的主要职掌，是负责呈复、制作或检阅各种文书案牍。案牍吏员在各种吏职中最为重要，地位也最高。此外，在中行省台院、六部及宣慰、廉访诸司，还有专门负责传达记录政令的吏职，即“宣使”和“奏差”。吏职中设员最为普遍，地位又最低的，是收发、保管各种文书档案的“典吏”。上至都省、下至司县和各级行政机构及其直属的诸幕僚、职能部门，多设有员数不等的典吏。除以上所列举，蒙古语和回回语翻译是构成元代吏职的重要的特有成分。翻译吏员又可以分为“译吏”（书面译员）和“通事”（口语译员）两种。

关于吏员升迁途径的体例十分繁复。总的来说，他们需要煞过十年左右②揭傒斯：《善余堂记》，《揭傒斯集》卷六。

③危素：《送陈子嘉序》，《危太朴文集》卷六。

④胡祗遹：《铨词》，《紫山大全集》卷二一。

⑤胡祗遹：《时政》，《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徐明善：《冷东斋义役规约》，《芳谷集》卷三。

②《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试补司吏》。

甚至更长一段时日，逐级地从低级衙门属吏升到各种高级衙门中的吏职，而后就可以由是出职，担任品从不等的流官。一部分路府州司吏，也可能在考满后出职，担任没有品从的低级首领官如典史、吏目、都目等，升任提控案牍，再由提控案牍入流品。兹据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的研究》及王劲松《元代吏制研究》两书，制成吏职升进示意图如下。图内标注Ⅰ的环节，仅为至元中叶以前实行的升转途径；凡标注Ⅱ或Ⅲ者，则分别表示始自至元后期或武宗朝的新增环节。

上表所列，只是择要简示案牍吏职升转途径和入官品从。元代由吏出职的实际情况、各种规定及其前后变化，都还要繁复得①巡尉司系巡检司与县尉衙门的合称。②理问所是行省直属的司法机构。多。约略言之，大概还有以下几点需要稍加补充说明①。

一是有些吏员出职入流之前，必须按规定作一定任期的税务官、钱谷官等。此类杂职官虽有品从，但不得入流，而且事繁名微，一般人都不愿就任。于是，元政府利用吏员急于入流的心理，将这些职务纳入某些吏员必经的出仕途径。中元以后，路吏出职，往往要先任钱谷官，再转为无品从的低级首领官，经过典吏、吏目、都目、提控案牍，然后入流品。从这样的安排也可以看出，杂职品官的地位是如何低下。

二是除案牍吏职以外，较高品级衙门的其他吏员，如通事、译史、知印、宣使、奏差等也可以直接出职。中、行省、六部、台、院的通事、译史、知印，其升进体例大略与令史同；宣使、奏差的出职品级要低一些。廉访司翻译吏职进入流官的品级要比案牍吏职（书吏）低一等。中书省的蒙古令史（蒙①这一部分叙述中参考王劲松、牧野修二两氏前引著作之处甚多，兹不一一出注。古必阇赤）出职为正六品，比非蒙古入省掾高出一等，当然更体现了元代政治的特点。

三是职官充吏制度化。至元中叶，都行省、台、院、六部、宣慰司等机构中，先后定制部分地择用由职官转补的令史、宣使等吏员。都省掾从正、从七品流官内选用，院（行院）、台（行台）、行省掾从正、从八品流官内选用，宣慰司、六部令史由正、从九品流官选用，取充宣使的职官级别各降低一品。武宗即位翌年（1308），更明确规定在职官充吏的人数必须占据有关衙门所设吏职的一半。不久又宣布廉访司书吏亦需由正、从九品文资流官中选取一半。其他奏差、书吏、通事、知印等吏职，也多必须于职官内选用一半。职官充吏的制度化，从政府方面来说，是为了提高在职吏员的素质，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重新出职作官时的务实意识和能力。对那些甘愿已官复掾的人来说，选择这条仕进之路，只须熬满月日、出职为官，则一跃可至六、七品，比由从九或八品职官依例迁调，还是要简捷可靠。因此，虽然“官坐而治，吏立而趋，官九品亦有立而趋其前者，吏虽大府崇秩，其势不得不卑”，但当时已“坐而治矣，复立而趋者”依旧大有人在①。

四是由儒补吏。这里包括三种形式，即岁贡儒人、诸生补吏、学官充吏。按定制，岁贡儒人是指各路分每隔三年或二年向上级贡举“洞达经史、通晓吏事”并且“廉慎行止”的儒人一名左右，充廉访司书吏（最初系充部令史）。诸生补吏的内容，包括国子监贡举陪堂伴读生（在国子监内“佐贵游治业”的程度较高的陪读生）和优异的国子生出任随朝及廉访司吏职，以及地方学校荐举肆业诸生担任地方官府吏职。元仁宗时，曾企图进一步扩大推行由儒补吏的作法。“仁皇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然而儒实者不屑为，为者率儒名也”②。看来时人对这种惩治吏弊的方法评价并不太高。元代后期，下第举人也可以受举为吏员。

由儒补吏的第三条途径是教官充吏。教官在元代属于流外杂职的一种。

由于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③，在人多缺少的情况下，要作到路府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幸而受一命之宠，依然很难指望得入流品。因此，由教官补选吏职，对于那些想借是途“出而致用”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按元制，府州教授许补各部令吏。至于从学录、学正、教授中选用廉访司书吏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

科举取士早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蒙古政权业已就设科取士进行过初步尝试。但①许有壬：《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掾序》，《至正集》卷三二。

②许有壬：《跋高本斋诗稿》，《至正集》卷七二。

③吴澄：《送周德衡赴新宁教谕序》，《吴文正公集》卷十七。

是，晚至元政权的最后五六十年，科举制度才获得真正实施。当时人概括这个曲折的过程说，元代科举是“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祐”①。

窝阔台九年（1237）八月，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种考试儒生，“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任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②。诸路考试，均于次年（戊戌年）举行，故称戊戌选试。

戊戌选试是在汉地出身的官僚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主下举行的。据上引诏文，原拟是后再辟举场，“精选入仕”；另外，对戊戌中选者，除免去赋税外，原规定还要授以地方性的议事官之职。由此看来，它确实带有科举考试的性质。其后，刘秉忠曾向当时尚是藩王的忽必烈建言，有“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之语，无疑指前引诏书而言③。但是窝阔台十年四月，又下诏试汰僧道。实际上对儒生和对僧道的考试被一并施行，主持诸道考试的试官如赵仁、田师颜等，都是“三教试官”①。中试儒生除议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因此，由汉地官僚苦心设计的戊戌选试，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从科举取士的初步尝试蜕变为“考试三教”的一个组成部分。

忽必烈朝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至元十年（1273）曾拟定过十分具体的程式，其“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②。《元史·选举志》说世祖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当即指此而言。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贡举“法度”，但仍然没有结果。

自金亡，北方停科，迄于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八十年之久，是为科举制推行一千三百余年间停废最久的时期。在此期间，凡用人或由贵戚世臣、军功武将，或由吏职杂途。这固然与蒙古统治者缺乏“以儒治国”的中原社会传统观念，利用汉人和南人时主要以其“趣办金谷”、“勾稽朱墨”的能力的取才标准有关③，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汉地社会舆论本身对金、宋两朝的读书人溺于奔竞场屋，惟务诗赋空文，结果以所谓“学术”误天下的厌恶和不满④。

元代中期以后，蒙古、色目上层的汉文化素养逐渐获得提高。元仁宗为①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②《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一。

③《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①傅若金：《赵思恭行状》，《傅与砺诗文集》卷十；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②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三○。

③陆文圭：《策问》，《墙东类稿》卷二。

④谢枋得：《程汉翁诗序》，《选山集》卷六。

整治吏弊，下决心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皇庆二年（1313），朝廷颁布科举诏，宣布次年开考。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乡乡试取录名额分配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小计辽阳5229河南559726陕西53513甘肃3227岭北3216江浙5102843江西362231湖广371828四川1359行省十云南1225河东54716宣慰司二山东45716大都15101035上都64414真定等551121腹里东平等54918高丽1113合计75757575300试为地方考试，于八月举行。举人须从本贯官司推举，但其资格限制似宽于列朝①。其科目，蒙古、色目人二场，即经问五条（至正时减为三条，增奉经义一道），策一道；汉、南人三场，即明经若干题、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策问一道。全国共设乡试科场十七处，最多可取录三百人，其名额见下表。乡试合格的举人，在乡试次年二月在京师举行会试，由礼部主持。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会试最多可以取录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于会试次月在翰林院参加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汉人”、“南人”试策一道。殿试不再黜落，仅据考试结果对会试合格者重新厘定等次，分为两榜公布。“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①参见有高岩：《元代科学考》，《史潮》第2卷第2期（1932）。

（蒙古人以右为上），“汉人”、“南人”作左榜。两榜为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任从六品官。这两个人按俗称都可以算是“状元”，但按当时制度，则“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①。

实行科举制以后，国学生岁贡制度也部分地被纳入科试体系。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元史·选举志一》）。顺帝年间，例从国子监应贡会试者中取录十八人以为备榜②；此期间乡试也增取备榜，授以州学录、县教谕等学职③。自延祐年首科乡试以后，元朝政府共举行科举考试十六届（后至元时期，因伯颜废科，停举两届），正榜取士凡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后来升至三品及三品以上职位的，约当百人。此外大部分人，“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①。有元一代，科举制度对官僚构成的作用和影响，与它的前后王朝相比，都是比较微弱的。

除了规模的狭隘以外，元朝科举制度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优待“国族”，压抑“汉人”和“南人”。人数上占很少数的蒙古、色目人与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录取名额相等，中选的机会就大不相等了。又按十六科取士总数，最多可以有一千六百人。但实际录取人数，只占额定高限的四分之三，其中元统元年（1333）一科，因政府加意于粉饰文治，经复增会试中程者，方才取士足额。其他各届科考，乡试录取数即不足额，会试复经淘汰，得中者自然就不及百人之数。“汉人”、“南人”赴考者人数极多。如江西每岁就试的“南人”，一般都在数千人②。但延祐元年和延祐四年乡试，江西“南人”中选者分别为十八人、二十一人③。录取不足的原因，很难以“南人”中缺乏合格人选来解释，只能是因为蒙古、色目考生难以满选，所以“汉人”、“南人”的选额亦必须保持一定空缺。可见此种不平等，实际上还阻碍了科举规模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元朝规定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有三。“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④。①程端礼：《送朵郎中使还序》，《畏斋集》卷四。

②《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选举附录》。按、从国子监应贡会试诸生中取录的“备榜”人数，似未包括在该年正榜取士人数中。姚大力在《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将其纳入当年正榜取士人数中，误。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

③苏伯衡：《送楼用章赴国学序》，《苏平仲集》卷六。该引文所说比例，淹于常调者占80—90％；能改官而“历华要”者，则不足10％。

①傅若金：《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傅与砺诗文集》卷五。

②吴澄：《萧立夫墓志铭》，《题延祐丁巳诸贡士诗》，《吴文正公集》卷三八、卷二九。③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④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与前代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程朱理学被正式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按朱熹的四书训说在南宋末年已被立于官学，表明开始为政府所承认，但当时它在儒家学统各派当中远未取得独尊的正统哲学的地位。宋末科试始许用朱注，惟仅为允许采取的诸家学说之一。直到元朝颁布科举制度，程朱理学才被政府定于一尊。凡“四书”和《诗经》均须用朱注，《周易》主程、朱氏之说，《尚书》以朱熹门人蔡沈阐释为主，《春秋》用程颐私淑胡安国所传，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并用三传外，其他儒家经典一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元朝科学制度对于理学在中国社会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征召与承袭、承荫征召就是皇帝根据左右大臣的举荐，将那些尚在野的闻人达士召入廷对，授职录用。这种特旨征用的适用范围是很广的。如忽必烈前期，董文忠荐真定人王思廉。“世祖问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贤？’对曰：‘乡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见，授符宝局掌书。”（《元史·王思廉传》）郭守敬以“习水利，巧思绝人”为张文谦所荐。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乃命之提举诸路河渠①。采取征召授官的方式，有时是为了解决某些专门化的职务的人选问题；更多的时候，则是出于朝廷为标榜自己“求贤若渴”、“野无遗才”的政治需要。元平江南以后，命程钜夫以集贤直学士、侍御史奉诏求贤江南。程钜夫遍访南方名儒，回京举荐约三十人。其中大多数人应诏至京，“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元史·程钜夫传》）。此次征召，则更明显地带有笼络江南知识界、稳定新附国土人心的意图了。

职官承袭制度，主要是在武职系统里实行。虞集说：“国朝右武而尚功。将帅之家，以世相继。下至部曲裨佐，无异制也。..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内，布爪牙于城于内外遐迩，星列棋置，联络相承。定其武功、统率之大小众寡，以次受职。其子子孙孙，勿俾废坠。非有大故，未有绝而不续者。盖与国家相为无穷者也。”①军官子裔承袭的秩序为：“军官有故，令其嫡长子，亡殁，令嫡长孙为之。嫡长孙亡殁，则令嫡长孙之嫡长子为之。若嫡长俱无，则以其兄弟之子相应者为之。”（《元史·选举志二》）元统一江南前期，南方各地时有武装抗元的骚乱，发生了很多“叛乱贼人杀死军、民官”的事件。这时元政府曾颁布《民官承袭体例》，规定凡阵亡民官，其子孙可照依管军官体例降等承袭。该制度在大德年间由朝廷重申，并明确规定了“降等”的法则：“民官每委实是阵亡了的呵，那的每孩儿每根底，比他那的勾当低二等委付；孙儿、兄弟每根底委付呵，更比他的孩儿每低一等委付。”①《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①《送索完赴建德总管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②至元四年（1267）以前，元朝管民官与武职一样由子孙承袭。惟自至元元年起民职官已推行迁转制度；民官依旧制承袭“有碍迁转体例”③。因此元政府在实行迁转制不久，取消民官承袭，改为用荫制度。至元四年，对五品以上文职官子孙的承袭作出了规定。按兹时定制，“职官荫，各止一名”。“诸取荫官不以居官、去任、致仕、身故，其承荫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听。诸用荫者、立嫡长子；若嫡长子有笃废疾，立嫡长子之子孙（曾、玄同）；如无，立嫡长子同母弟；如无，立继室所生；如无，立次室所生；如无，立婢生子；如绝嗣者，荫其亲兄弟，各及子孙；如无，荫伯母及其子孙。诸用荫者，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婢生子及旁荫者各降一等。”①至元四年所规定的对用荫人除授的官品等级，到大德四年（1300）又有所改动。兹比较两种规定，制简表如下②：取荫人(父)原有官品正从正从正从正从正从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至元四年规定正正正正从正从正从从七七七七七八八九九九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用荫人(子)所获官品大德四年规定正从正从正从正从正从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从前引文书中有关用荫人的资格次序，可知至元四年的承荫体例，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汉人之官。到了大德八年，元政府又明文宣布，“有根脚的蒙古人每，子孙承荫父职、兄职呵，皇帝识也者”；除此以外，此前所立承荫体例也适用于色目人，惟“色目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③。

如上所述，有资格使其子孙用荫入流品职官的取荫者，必须是从五品以上的职官。对六品、七品官员的荫子问题，至元四年的规定中只提到“已后定夺，注流外职事”。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的中书省文书规定“江淮致仕、身故官员子孙荫叙，六品、七品子孙发去行省，于监当官任用，并免应当暴②《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民官阵亡荫叙》。

③《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①《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②参见牧野修二：《关于元代升官规定的一个考察》，《东方学》卷32（1966.6）。表内至元四年规定品从见同上注；大德四年规定见《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③《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

使”一款看①，当时对腹里六、七品文官的荫子应当已有定例；江淮官员的类似待遇，可能是参照腹里制度来决定的。今天尚可知悉的，则是大德四年的定制。据此，正六品子，流官于巡检内任用，杂职于省札钱谷官内用；从六品子，近上钱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近下钱谷官。钱谷官即管仓库官，根据所管仓储容量大小，品从有所高下，故有近上、酌中、近下之分；但无论何等品从，均属杂职官，只能在同类型的杂职资品流转，不得入流，所以地位是很低的。

元代文官荫子，止于七品。八品、九品官无荫子资格。

职官迁转体制中统三年（1262）李璮之乱以后，元廷采取果断措施，撤罢汉地世侯，分军民治之，置牧守，行迁转。至元元年（1264）九月，中书省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文书，即《职官新制》。这个宝贵的文献，部分地保留在元代后期刊刻的一部家用类书《事林广记》里。其序言曰：“至元元年九月，钦奉中统五年八月日圣旨：谕中书省，节该以[所]降条格省并州县，定六[部]官吏员数，明分品从，加散官，授宣敕，给俸禄，定公田，设仪从。仍三个月一次考功过，为殿最，以凭迁转施行。使为官廉能者知有赏，贪污者知有罚。为民者绝侵渔之患，享有生乐。今将本省会行条画，逐一开列如后。”

关于迁转条例，前引文书规定：“管民官三年一遍，别个城子里换者。

诸王议将随处官员，拟三十个月为一考，较其功过，以凭升降迁转。其达鲁花赤，不在迁转之限。”①上述迁转规定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州县地方官。至元七年五月，即这个制度实行三年多以后，尚书省奏：“管民官迁转，以三十月为一考，数于变易，人心苟且。自今请以六十月迁转”（《元史·世祖纪四》），世祖是之。考课时间增加一倍，中下级汉人官僚的政治待遇明显降低。

迁转体例的进一步更动，当在至元十四年八月。这时候迁转对象扩大到随朝官、京官、地方官、匠官等各种职官系统，对有关迁转的规定也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这个规定的正式颁行，或与其他相关规定一并构成一次大规模甄别在任官员的行动，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三月；因此，《元史·世祖本纪》在正月丙辰条下载：“立迁转官员法。凡无过者授见缺；物故及过犯者选人补之；满代者令还家以俟。”

至元十四年的《循行选法体例》，其内容包括对于随朝官员、外任官员、随朝吏员、外路吏员、匠官的流转升迁规定凡五部分。凡随朝诸衙门官员，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各行省、各道宣慰司当时属于中央的派出机①《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吏学指南》“世赏”条：“暴使，谓给事于官者也。”①见《事林广记》别集卷一“职官新制”条。

构，因而其官员的迁转同随朝衙门官。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自从九品任上始，或历三考，或历两考，方能升一等。自正五品升入四品，除须历两考外，还附加两考内须历上州尹一任，或增加正五品一任的条件。正从四品不分内外任，均通理八十个月，与三品职事，惟三品职非有司予夺。三品以上职，不拘常调。上述外任官员迁转规定，仅对汉、南人有效；达鲁花赤和回回官员可“另行定夺”，不受此限。此外，福建、两广、四川等省份，当时视为“边远”、“烟瘴之地”。因而凡江西、陕西官员愿调川广等地者，可予升一等的优待。诸管匠官属于杂职品官，故自成系统，止于管匠官内流转。每升一等，也都要历两考或三考①。

至元十四年体例没有明确指出上都、大都等附廓路分的地方官是否被包括在“外任”官员中间。但从“大都总管府司吏、上都留守司吏”按“外路官吏”待遇来看，他们恐怕被看作是“外任”官员的一部分。

这个升迁体例的最大特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重内任而轻外任。实际上，外任中的蒙古、色目官员，其升迁并不受上述制度的限制。真正受到压抑的，乃是接受各种外任职务的汉人和南人。他们的升进速度，只有随朝诸衙门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少数被视为亲信的汉族官僚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②。

在职官迁转体例以及整个铨选制度的其他各个方面，最受歧视的是所谓“南人”。属南宋版图的居民最后为蒙古所征服，没有机会再跟随蒙古人一同去对别的地区从事大规模征服活动。于是依蒙古体例，他们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各地区居民中地位最低下的蒙古臣民。“若辽阳、甘肃、云南、女真、高丽，举非九州之地，西则巴蜀，又出九千里外。今其人皆得与中原等。唯荆扬贡赋极饶，文物极盛，而朝廷鄙其人”③。因此，元制“铨选优视中州人。..中州人遂布满中外，夸耀于时。唯南人见扼于铨选。省部枢密、风纪显要之职，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①。甚至在科举取士时，也发生因考官中有人反对将南人擢置左榜第一，而终使当事人“以下第受屈，名动京师”的事情②。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固然有人高蹈远引，但也有大量的南人为求得一官半职四出运动。时人概括当时南来北往的游士谓：“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北士志于文学者率来求南。”③在京师求仕的南人，往往携带馈赠北人的腊鸡，以至被北人称为“腊鸡”④。

①《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循行选法体例》。

②参见牧野修二前引论文。

③陶安：《送金梅窗序》，《陶学士集》卷十一。

①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②郑玉：《送王伯恂序》，《师山集遗文》卷一。

③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④见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第三节　俸禄

元代的俸禄制度是在官制和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创立的。官俸主要由俸钞和职田构成。和宋、金相比，支俸项目已大为简化。大体上，中央和行省、行台、宣慰司等官吏的收入全用俸钞支付，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元代俸禄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⑤；府、州、县供职的官吏领取的是俸钱及职田的租入。

元代俸禄制度建立的过程元朝俸禄制度的建立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蒙古国时期；二、元朝前期的定制。

在第一阶段，蒙古本部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一方面，蒙古国家组织机构的行政职能还没有从浓重的军事色彩中分离出来，蒙古国家也缺少一套完整的税收与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怯薛及千户、百户那颜能够不断从战争中掳掠大量财物、大量的私属人口，这些也为那颜的生活提供保证。实际上，蒙古人最初还没有俸禄的观念。正如徐霆所说的那样：“鞑人初未尝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黑鞑事略》）

在蒙古国汉地统治机构中，曾有部分官吏领取过俸禄。十路课税所（1231）及燕京行尚书省等机构建立后，势必要给这些机构中无生活来源的官吏颁发俸禄。根据现有资料，早在太宗初年，即令“课税所官二员支粮”①。史称耶律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元史·耶律楚材传》）。忽必烈潜邸里面，受邀请或被推荐的藩邸旧臣也由忽必烈支给禄廪。不仅如此，忽必烈在邢州、陕西、河南置安抚、宣抚、经略诸司，也曾实施过包括俸禄在内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显然，俸禄之制从太宗时开始即已零星地实行过。

到第二阶段，世祖即位后，俸禄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元史·食货志》载：“禄秩之制，凡朝廷官，中统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随路州县官，是年十月定之。”中统三年初，又命姚枢讲定条格，定中外官俸。至元元年（1264）八月，“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这项工作到至元三年已全部结束，这年“十一月辛卯，初给京、府、州、县司官吏俸及职田”（《元史·世祖纪三》）。同年，“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元史·董文炳传》）。至元六年，分县为上中下，为三等。又定提刑按察司官吏之俸。至元七年，增定军官、转运司官及经历以下吏员俸，并规定：“运司依民官例，于差发内支给。”而对“投下保充路府州县官吏，⑤元朝中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中央官吏的俸钱曾部分折支成米。

①《永乐大典》卷一九一四六《经世大典·站赤》。

其俸禄如王官。”（《元史·食货志三》）这样，到至元七年，内外官吏的俸禄已基本确定。

南宋灭亡后，至元十五年，定江南官吏俸禄、职田。至元二十年，元政府给随朝吏员增俸百分之五十，二十一年，又按这个比例给“大官人每”增发俸钱。在此基础上，至元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禄，始于各品分上、中、下三等。视职事为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至此，俸禄制在新的基础上基本定型。

至元二十三年，定江南诸路站官俸禄。桑哥执政时期，给吐蕃官吏俸钱①。至元二十九年，定各处儒学教授俸。这样，元代俸禄制遂趋于完备。文官俸禄及其变化至元二十二年以前的百官俸钱数额，没有完整的记载。据《秘书监志》保留的片断资料，我们知道至元十年（1273）时，秘书监（从三品）俸100两（中统钞，下同），少监（正五品）75两，令史17两，典书、奏差10两。《南台备要》记录了至元十四年南行台诸官吏俸钱数：御史大夫（从二品）208.33两令史、宣使20两御史中丞（从三品）两架阁库管勾、侍御史（正五品）两译史、承发司管勾两166.0377.6325üy.t.治书侍御史（从六品）55两令史、通事、知印30两监察御史（正七品）50两典吏、书吏12两都事（从七品）40两库子8两按同品级比较，至元十四年比十年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中统钞贬值、物价上涨的缘故。至元十七年，权停百官俸，实施调整。至元十八年，复颁中外官吏俸。由于小吏俸微，物价上涨首先对他们的生活构成威胁。至元二十年，中书省提请给他们加俸，奉旨议定：“省、院、台、部等衙门见勾当令史、蒙古必阇赤、通事、译史、知印、宣使、奏差、典史、祗侯人等俸给，依准所拟，自至元二十年七月为始，先行支付。”俸钱的增幅为百分之五十；①而“各衙门官员元定见支各各俸例，仍斟酌所掌事务繁简，另行定拟。”②到至元二十一年六月，宣布“增官吏俸，以十分为率，不及一锭者量增五分”③在给官吏调整俸禄的基础上，至元二十二年，元朝政府重新颁布百官俸禄，其办法是“视职为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兹将九品职官俸额制表如下（见下页，俸额单位为中统钞两）。

①沈卫荣：《<汉藏史集>所载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①《秘书监志》卷二，《俸秩》。

②《秘书监志》卷二，《俸秩》。

③《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

江南诸路站官的俸禄是至元二十三年确定的，规定“于有根脚，曾历仕入流北人内选取提领一员，每月俸一十两”④。至元俸钱资品上中下俸钱资品上中下从一300250正六7065正二225215从六6560从二200185175正七6055正三175165150从七5550从三150135125正八5045正四125115100从八4540从四1009590正九4035正五9080从九35从五8070三十一年，江浙行省规定在鼠耗分例中撮一升，以养赡仓官。至元二十四年，江浙行省确定了各级教官的俸禄，数额如下表：职名学粮(石/月)中统钞(两)路、府、州教授55书院山长、副教官、学正33学录22县学教谕1.51.5直学11儒学教谕210至元二十九年，正式定各地儒学教授俸，其中“除江淮等处已有学粮去处，不须支俸外”，“各路每员月支一十二两，散府每员支一十一两，上州每员支一十一两，中州每员支一十两”①。

在确定诸官俸禄的同时，物价也在飞速增长。桑哥为改变这种状况，于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钞。此后，物价腾飞虽基本平抑，仍然持续增长。如至元二十八年上都米价比中统初上涨了二十倍。故赵孟頫说：“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分廿余年间，轻重相去数十倍。”②赵氏之语虽为夸大之辞，然较之米价，知其不为虚妄。

物价上涨降低了官吏的生活水平，对此，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谕中④《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站官》。

①《庙学典礼》卷四，《教授俸例》。

②《松雪斋文集》卷首，《赵孟頫行状》。

书议增中外官吏俸”。同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又言：“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增之。”（《元史·世祖纪四》）但未见实施。成宗即位后，罄世祖所储大加赏赐，直接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如大德三年，河北道官定粟价比中统初上涨了五点七至八点九倍，张孔孙、杨桓、何玮、阎复等人纷纷上书，要求给官吏增加俸禄。于是，从大德三年开始给小吏添给俸米，其中“廉访司、转运司司吏、通译史，俸钞依旧例支给，每月添米一石。典差、典史验俸依例给米。总管府司吏、通译史、下州吏目，拟支月俸中统钞八两、米六斗。散府诸州司吏、县典史，月俸中统钞七两、米七斗。诸县录事司、巡检司司吏，月俸中统钞六两、米六斗。仰各处官吏，自大德三年（1299）正月为始，按月依例支给。各路司、县司、狱典俸米，与亲民司县司吏同”③。

从大德六年开始，政府又希图以增发钞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于是，从大德七年起，物价在元贞、大德初的基础上迅速上涨。即便是折钞支给俸米的优惠价格也达到了每石二十五两，为中统初期的十二点五倍。在米价较低的山东章丘县，每石米的价格也比至元十九年上涨了一点九至二点一倍。物价在飞涨，但绝大部分官吏的俸禄并没有增加，他们靠日益贬值的俸钞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大德七年三月，元廷才不得不增加官吏的俸禄，规定“内外官吏，俸一十两以下人员，依大德三年添支小吏俸米例，一两给米一斗；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每员支米一石；余上之数，每俸一两为米一升，扣算给付。..上都、大同、隆兴、甘肃各省不系产米去处，每员拟支中统钞二十五两，价贱者，从实开坐各各分例”①。官吏月俸三锭以上的，不给俸米。至大元年（1308）十一月，元廷宣布“增官吏俸，以至元钞依中统钞数给之，止其禄米”（《元史·武宗纪一》）。从至大三年正月开始元廷在汰冗官、省俸金的同时，肯定至大元年颁布的俸禄政策，将官吏俸钞改支至元钞（按：至元钞一两等于中统钞五两），并采纳郑介夫的建议，将职田拘收入官。其具体办法是：“随朝衙门官员并军官每，如今见请的俸钱内减了加五，改换与至元钞，住支俸米。外任有职田的官员，三品的每年与禄米一百石，四品的六十石，五品的五十石，六品的四十五石，七品以下的四十石，俸钱改支至元钞，将职田拘收入官；又，外任宣使、军官、杂职等官俸钱，十分中减去七分，余上七分改支至元钞两；随朝衙门、行省、宣慰司的吏员，俸钱减去加五，其余钞数与至元钞，十两以下每月与俸米五斗；外任行的小吏每的俸钱，依数改作至元钞，俸米依旧与。”①由于“拘田支米”之制损害了外任民职官吏的利益，遭到了诸臣的强烈反对，仁宗即位之初，即诏“外任职官，公田俸钞，并复旧制”。皇庆二年，③《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

①《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①《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重申了这一原则，并加以补充，规定“合得职田官员全无职田的，改支至元钞；宣慰司、军官、杂职并诸司吏员人等，自文字到日，依先例改支至元钞”②。

废除“拘田支米”之制稳定了有职田官员的经济收入；但在俸钞不断贬值的情形下，完全以俸钱为生的官员，他们的生活就变得日益窘迫了。对此，元朝政府不得不给这批官吏一部分实物俸，即米粟，以减轻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冲击，延祐三年规定：“外官无职田者量给麦粟。”（《元史·食货志四》）延祐七年，“又命随朝官吏俸以十分为率，给米三分”（《元史·食货志四》）。观《秘书监志》对秘书监官员俸禄的记载，可知除奏差、典书、祗候俸钱太少，无法折粟外，其他官吏皆以十分之三的比率折了俸。

从至治元年到后至元二年，官吏的俸禄没有变化。《元史·食货志》所载“内外官俸数”反映至顺年间的俸额，其实就是延祐七年时在至大三年所定俸额基础上，三分（30％）折俸支米的俸数。后至元元年，因“官吏并勾当里行的人每，日月俸米不敷”，遂令守朝衙门官吏“人等合得俸米，每石折钞十五两，将减了的价钱米钞相并支付”③。至此，官吏折米之俸已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七左右。在对朝内官吏折俸支米后，政府于至正元年开始给行省、行台、宣慰司等无职田官吏添给俸米，规定“一品者十石，二品者八石，三品者六石，四品五品者四石，六品以下二石，于在官粮内支给；无粮去处，每石折中统钞二十五贯”①。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攻占金陵后，海运完全停止，北方米价急骤上升。在山东莒城至正十八年大饥，斗米值金一斤。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米每石值银六百余两。至正末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其时，官吏除很少的一点俸米外，俸钞如同废纸。随着元朝的灭亡，元代的俸禄制也土崩瓦解了。

军官俸禄元朝的军队分宿卫和镇戍军两大系统。但按支取廪禄的类型来分，则是宿卫中的怯薛为一系统，其余的为一系统。

怯薛的支俸体系是独立于中原俸禄制以外的一个系统。因为它没有品秩，所以不依品支俸。从成吉思汗时代到至元中期，怯薛都保持着自行给养的旧例。从至元十八年八月始，政府“给怯薛丹粮，拘其所占田为屯田”。不过这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到至元二十九年，才“命宿卫受月廪..，宣徽院仍领之”（《元史·世祖纪十四》）。

大德七年，元廷针对怯薛冗滥的情况，汰除了滥请钱粮者，规定父子兄②《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

③《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①《永乐大典》卷二六○九《宪台通纪续集》，页6。

弟世代相袭者才可给之。延祐二年，政府正式定立宿卫支粮例。

此外，怯薛还可得到各种名目的赏赐，还有岁赐（例钱）及一定数量的草料、刍豆。

侍卫亲军及镇戍军官的廪禄是按等级或品级支付的。它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蒙古国时期到中统年间，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军官皆无俸禄。（2）从至元三年到至元二十二年，诸军官的俸禄由士兵力役及政府颁给的俸钱，或肉、麦、米、酒等实物构成（军官领取分例到至元十七年停止）。

据《元史》记载，至元三年，董文炳与忽必烈密谋时曾说过：“‘将校素无俸给，连年用兵，至有身为大校出无马乘者。臣即所部千户私役兵四人，百户二人，听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从之，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元史·董文炳传》）这是汉军军官支使力役和取得俸钱的最早记载。李璮乱后，忽必烈罢世侯，行迁转，对军队进行整顿。至元七年，定军官等级，万户、总管、千户、百户、总把，以所统军士为差。同年秋七月，初给军官俸。俸钱数不详。尽管军官已有俸钱，但他们依然索要分例，其中“万户，羊肉三十斤，麦三十斤、米三十斤、酒三十斤。千户减半。百户比千户减半”①。至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方规定：“军官有俸，休应副饮食。”②除俸钱和分例外，蒙古军、汉军军官支使士兵在至元三年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致元朝廷不得不对此加以限制，规定诸军官役使军人，万户八名；镇抚、千户四名；弹压两名。多使者要受停俸停职的处罚③。

对于新附军军官，虽在至元十一年曾定新附军官品级，但到至元十二年，“用兵日本倭国，而军民之官，廪禄未有定制”。至元十五年，定江南官吏俸禄，但新附军军官之俸，或未定，或未实行。于是，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元政府给扬州新附军将校钞，人二锭①。显然，至少到至元十八年，对新附军将官无一完整的支俸制度。

至元二十一年，元廷确定了汉军军官品级。至元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上、中、下万户府军官的俸钱与上、下路、散府同品级的俸钱相同。上、中、下千户所军官的俸钱分别与上、中、下州的同品官吏的俸钱同。此外军官可支使一定数量的士兵，军户之田四顷之内可以免税。

桑哥执政时，为紧缩开支，尝征军官俸。继大德七年给内外官吏依例添支俸米后，大德八年，政府依例给诸翼军官支俸米。至大三年，又添军官俸，其中在朝军官按减去加五的办法将中统改支至元钞，等于增俸之三点三倍；外任军官将相当于原来的七成改支至元钞，等于增俸之三点五倍。皇庆二①《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杂例》。

②《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杂例》。

③《元史》卷一○三《刑法志》二；《元典章》卷三四《兵部·占使》。①《元史》卷十一《世祖纪》七。

年，仁宗又重申了这一政策。随朝军官可能在延祐七年依俸折米。其后直至元朝末年都没有变化。

职田北方外任民职官吏的职田是至元三年确定的，具体数额还难以肯定。至迟在至元二十一年，北方官吏的职田已如下表所示。由于至元三年至至元二十一年俸禄的调整从未提职田问题，因此，似乎可以认为，该表中反映的数额大多数在至元三年即已确定。江南地方官职田定于至元二十一年。当年，中书省据省南北外官吏职田表（顷）

官职达鲁花赤总管知府州尹知州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案牍上路16168654*4*1.7*1*下路141474*4*4*1*1*散府121264上州1010105中州884下州664*警巡院5543官职达鲁花赤县尹县丞主簿县尉簿尉录事录判巡检上县44222中县44222下县442录事司332按察使副使佥事按察司1686(至元十四年定)(注：*表示至元三年未定者，“—”表示至元三年定，而至元二十一年时不见记载者。)咨定议：“官员职田，江淮闽广，地土不同，合依中原迁转官例，每俸钞五贯给公田一顷。都省议得比及通行定夺以来，比附腹里官吏职田体例，于无违碍系官荒闲地内减半拨付。”①据《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府官吏至顺年间职田数，可知官吏实得职田与上述规定基本接近，并且，南北官吏职田除至大二年“拘田支米”旋即恢复外，其数额到元末都没有变化。由于元代钞币贬值情况十分严重，职田租入成为地方官相对稳定的收入。

①《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

第九章　军事制度

按照元代人的说法，“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饗，三者而已”①。征伐离不开军队。蒙古建国初期，制度简朴，但军事决策和号令传达效率很高，军事组织系统较为严密。忽必烈即位后，“效行汉法”，对军事组织进行调整，达到了强化中央集权、适应统治全国需要的目的，同时保留了游牧民族军事组织的基本特征。由忽必烈确定的军事体制，基本上被后人承袭，沿用到元朝末年。

①王恽：《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铭》，《秋涧集》卷五七。

第一节　军队

蒙古军蒙古国时期的军队，主要分成蒙古军和汉军两大类。

蒙古军以草原各部的蒙古人为主体，“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料为军”，按十进制编组成十户、百户、千户，“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②。千户是基本军事单位。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被编组成“渐丁军”，蒙古语称为“怯困都”军，作为蒙古军的后备力量。在战争中陆续被蒙古统治者招降和掳掠来的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康里、畏兀儿、回回、阿儿浑等族人中的丁壮，亦有不少“隶蒙古军籍”（《元史·也蒲甘卜传》），被编入蒙古军之中。

蒙古军平时分布在草原上驻牧，战时临时招集。随着战争的发展，统治者需要一支蒙古军队长期留守被征服地区，于是从蒙古各部中“签发”了部分士兵，组成专门用于镇戍的探马赤军。探马赤军官兵被派出去镇戍后，仍与蒙古本部保持密切联系，所以从体制上来说依然属于蒙古军系统。

为有效地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和确保蒙古汗廷的安全，成吉思汗从蒙古各部中征调了一万名精锐士兵，作为大汗的常备护卫军，称为“怯薛”。怯薛由宿卫千户、箭筒士千户和散班八千户组成，负责护卫大汗，并操持汗廷的日常事务。怯薛分为四班，每班由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或其后人充任怯薛长，率领“怯薛歹”（护卫士）宿卫汗廷，三日一换，称为“四怯薛番直宿卫”。在战争中，怯薛则是全军的中坚力量，被称之为“也客豁勒”（大中军）。

汉军汉军是依附于蒙古政权的中原诸军的总称，包括金朝降蒙的各种军队、中原各地的地方武装和早期降蒙的南宋军队。窝阔台即位后，在中原民户中大规模签发士兵，补充汉军兵员，于是有了“旧军”与“新军”的区别。旧军主要指降蒙的金军和地方武装，新军当指从中原签发的士兵。

汉军的编制最初比较混乱。太宗元年（1229）“置三万户、三十六千户以总天下兵”①，将蒙古军的编制和官称用于汉军系统。各汉军万户统军人②《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文类》卷四一。

①《元史》卷一六六《石扶狗狗传》。关于汉军万户的设置情况，详见唐长孺、李涵：《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文史》第11辑；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2辑；王颋：《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元史论丛》第4辑。

数不等，“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②。在蒙古统治者进行的战争中，汉军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即位后，蒙古政权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移到了中原汉地。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忽必烈对军队组织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建成中央宿卫军队和地方镇戍军队两大系统，确定了元军的编制和隶属关系。

侍卫亲军朝廷宿卫军队由原有的怯薛和新建的侍卫亲军组成。

忽必烈承袭了蒙古前四汗时期的怯薛宿卫制度，四怯薛长仍主要由几位功臣的后裔担任。由于怯薛歹享有优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不少人想方设法“投充”怯薛歹，使得怯薛歹的数量很快超过了原来额定的一万人界限，朝廷不得不经常下诏“沙汰”宿卫士，首先是把汉人、南人清除出怯薛，但收效不大。文宗至顺三年（1332），将一万五千人宿卫士减至一万三千六百人，实际上是对怯薛歹超额的确认。

侍卫亲军组织始建于中统元年（1260），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军制度组建的中央军队。第一个卫军组织沿承金制，称为武卫军，兵员三万人左右，士兵来源于中原各汉军万户属下的军队。至元元年（1264），武卫军改名为侍卫亲军，分成左、右两翼。至元八年，左、右翼侍卫亲军改建为左、右、中三卫。至元十六年以后，在侍卫亲军中按照不同的民族分类。原有的三卫军扩充成前、后、左、右、中五卫，以汉军为主体，称之为汉人卫军；后又陆续增设了武卫（1289）、虎贲卫（1297）、大同侍卫（1308，后改为忠翊卫）、海口侍卫（1309）等汉人卫军。同时，将原来隶于蒙古军籍的色目“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先后设立了唐兀卫（1281）、钦察卫（1286，1322年分为左、右两卫）、贵赤卫（1287）、西域卫（1295）、康里卫（1308年设，1311年撤罢）、左右阿速卫（1309）、隆镇卫（1312）、龙翊卫（1328）、斡罗思卫（1331）、威武阿速卫（1333）等机构，重编色目卫军。部分蒙古探马赤军也被编入侍卫亲军，先后设立了蒙古侍卫（1280年，1303年分为左、右两翊）、宗仁卫（1322）等蒙古卫军机构。此外，还设立了直接隶属于东宫或后宫的左都威卫（1279年始设东宫侍卫军，1294年改为隆福宫左都威卫）、右都威卫（1285年设东宫蒙古侍卫，1294年改为隆福宫右都威卫）、左卫率府（1309年设卫率府1319年改左卫率府）、右卫率府（1319）等卫军。到元朝后期，侍卫亲军的总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其中汉人士兵约占三分之二。

元朝统治者组建的侍卫亲军，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根据军事或者政治的需要，由朝廷下令在指定军队内选调精锐士兵，集中到京城，编②郝经：《与宋论本朝兵乱书》，《陵川文集》卷三八。

组成侍卫亲军；这里面也包括从原有的卫军组织中分编出新卫的建置。汉人卫军和蒙古卫军的编组多采用此种方式。另一种是皇帝授权给某个有功之臣，由他来征集同族人或同类人，编组成新的卫军；色目卫军的组建多采用这种方式。前一种方式显然是受到中原传统军事制度的影响，在中原立国的王朝大多从地方选军入卫京师。后一种方式则是受到早期蒙古军事制度的影响，用编组蒙古千户的形式编组侍卫亲军，有功之臣可以自己征集下属并实施管理。

怯薛和侍卫亲军虽然都是中央宿卫军队，但在职能上有明确分工。怯薛负责皇帝的安全，掌管宫城和斡耳朵（宫帐）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侍工亲军则既要负责元朝两个都城大都和上都的安全以及“腹里”地区的屯守，又是朝廷用以“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出去作战。隶属关系上二者亦不相同。怯薛由怯薛长掌管，直接听命于皇帝。侍卫亲军由各卫都指挥使司掌管，除东宫、后宫卫军外，均隶属于专掌军政的枢密院之下。兵员征集上的差异也很明显。怯薛成员主要来自蒙古各部，侍卫亲军士兵则不仅来自中原、江南的汉军、探马赤军和新附军（南宋降军），原来附籍在蒙古军中的色目人和流亡的蒙古子女等，亦是重要来源。按照元廷的规定，充当侍卫亲军的必须是精锐士兵，因此侍卫亲军成为元军的中坚力量，取代了蒙古国时期怯薛作为全军“大中军”的军事地位。

元朝的地方镇戍军队，由驻牧在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驻各地镇守的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构成。

蒙古军一般不出戍草原以外的地区，仍然保持着有战事传檄集合、平时散归牧养的状态。千户组织还是蒙古军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元廷与东北、西北蒙古叛王的斗争中，北疆的蒙古军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探马赤军在中原等地区戍守的探马赤军，在结束对南宋的战争之后，被收聚到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要地屯驻，并先后建立了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1284）、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1287）、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1289）和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1298）等机构，分别置司于濮州（今山东郓城北）、洛阳、成都和凤翔，专门管理探马赤军。

探马赤军人有了固定驻地后，家属陆续从草原牧区迁到中原农区，逐渐与蒙古本部脱离关系。如哈剌鲁人伯颜，“宋平，天下始偃兵弗服，乃土著隶山东河北蒙古军籍，分赐刍牧在为编民，遂家濮阳县南之月城村”。因为是举家南迁定居，时间长久后游猎生活习俗逐渐改变，“时北方之初至，犹以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应很普遍①。①详见陈高华：《读伯颜宗道传》，《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辑。探马赤军人的后代都隶于军籍，儿童被编为“渐丁军”，有时称“小厮蒙古军”（《元史·兵志二》）。除了在朝廷指定的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地区屯驻外，探马赤军还经常被签发出征和分番镇戍江南、云南乃至西北地区。

新附军南宋灭亡之际，大批宋军降元，被元人称之为新附军或新附汉军、南军等。新附军内名号繁杂，但都不是宋军原来的番号，而是元人因军队士兵所具不同特点而起的名称，如原来在南宋领取口券的军人，被称为“券军”（又有生券军和熟券军的区分）；在手臂或手背上刺字的宋军，被称为“手号军”或手记军、涅手军等；在江南地区召集贩卖私盐的盐徒为军，称为“盐军”，等等。当时有人说元廷得宋降军“兵卒百万”①，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南宋末年隶于兵籍的只有七十余万人，大部分被元军消灭或击溃。估计当时新附军的数量在二十万人上下，其中手号军人有八万三千六百人，盐军六千余人，选入侍卫亲军的精锐南军士兵二万人。

自招到大批新附军人后，元朝统治者即着手将其原有的组织系统打散，分编到元军的中央侍卫亲军（主要是汉人卫军）和地方镇戍军队之中；或以蒙古、汉人、南人军官相参，建立新的军府，管领新附军人。每当有战事发生，总是首先调发各军中的新附军人出征，不参战的新军人则要从事屯田和工役造作。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亦很少有人提起，数量可观的新附军被元廷的各种军事组织和纷繁战事“消化”掉了。

原来在江北立足的汉军，宋亡之后大多南下分驻江南各地屯驻，并陆续建立万户府、元帅府等统军机构，管领驻军。杭州、扬州、建康、镇江等地，是过去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带，自然成为驻戍元军的重点防守地区，往往建置数个万户府于一地，如杭州设四万户府，扬州、建康、镇江设七万户府等。其他重要城市及边远地区，亦多有万户府等设置。万户府的名称，往往不是该府的屯驻地点，而是属下军人的户籍所在地。如保定万户府，先后驻军于南康、建康、武昌，颍州万户府守杭州，等等。江浙、湖广、江西、四川、陕西、甘肃等行省之下，均设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万户府、元帅府，属下军队以汉军为主体，参入新附军人和部分色目军人。有的军府民族成分比较单纯，如庐州万户府，“一军皆夏人”，即唐兀人①。

其他军事组织①胡祗遹：《效忠堂记》，《紫山大全集》卷十一。

①余阙：《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青阳集》卷四。

在地方镇戍军队中，还包括“乡兵”一类的军事组织，主要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组成。辽东有高丽军和女直军，由依附元廷的高丽人和金朝灭亡后留在辽东的女直遗民编成。云南有寸白军，又称爨僰军，由云南土著民族爨人和白人组成。湖广有土军、黎兵、洞兵、徭兵等，由今黎族、壮族、瑶族等民族的先民组成。福建有畲军，由畲民组成。吐蕃地区的藏人，编成吐蕃军。这些军队，或由所在地区的万户府、元帅府兼管，或设立专门的万户府、千户所等，隶于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下。

元代军队的部署，凸显出忽必烈等人的谋虑，表现了内外相维、层层控扼的特征。大都、上都和“腹里”地区，驻扎中央宿卫军队，作为军事控制的核心。北面草原上的蒙古军和驻守在黄河南北、陕川要地的探马赤军，合成一圈藩护中央的防线。在江南地区及沿边地区戍守的汉军及“乡兵”等，则形成一道更大的防线。一旦发生战争，不但当地军队参战，邻省军队和探马赤军等都可迅速调来；如需要的话，侍卫亲军亦可出征。探马赤军监视各行省的汉军等，又有侍卫亲军作为后盾，形成一套较严密的镇戍体系。

蒙古建国初期，没有兵种的区别，军队全为骑兵。招降到汉军之后，有了步兵，不久又将制造和使用攻城炮具的工匠、军人集中起来，称为炮军或炮手军；各军中擅长水战的人也被编组在一起，组成水军或水手军。入元之后，炮军和水军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水军的训练和扩编被纳入军队发展计划之内，并在灭宋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在一些万户府中配备炮军和水军外，元廷还设立了炮水手元帅府、炮手军匠万户府、水军万户府、水军元帅府等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和军队，大多属于地方镇戍军队系统。调入都城的炮手工匠等，则大多隶属于军器监（后改武备寺）。

上述各种军队，都是元代的正式军队。此外，还有一种“应募而集”，“不给粮饷，不入帐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的军队，蒙古人称为“答剌罕军”，汉人称之为“乾讨虏军”，实际上是一种“无籍军”①。其成员多为“无赖侥幸之徒”，拢民尤甚②，朝廷曾多次下令收编与禁罢这种军队，但到元朝末年还可见到它的踪迹。

元代军队的总数，在文献资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这与蒙古统治者“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的制度有关，“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元史·兵志一》）。

①魏初：《奏议》，“至元九年二月十九日”，《青崖集》卷四；《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②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

第二节　军事指挥

成吉思汗建国之后，确定了蒙古军队的指挥系统。蒙古军队“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黑鞑事略》）。十夫长又称为“牌子头”，蒙古语作“阿儿班那颜”（“那颜”，意为“官人”），百户长称为“札温那颜”，千户长为“敏罕那颜”，万户长为“土绵那颜”。有时还设五十户长，称为“塔宾那颜”。由于千户是蒙古军队的基本军事单位，所以千户，除一些分赐给蒙古宗王（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外，都分编在蒙古左、右两翼军内。左、右两翼军各设万户长一名，掌管本翼各千户的军队。在出征作战时，蒙古大汗亲征，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听从大汗的直接指挥。受命指挥军队作战的蒙古宗王有权节制参战的其他宗王和各千户长官，万户长和千户长则节制下级军官。

汉军的指挥系统初期比较混乱。成吉思汗西征时，授命左翼蒙古军万户长木华黎统管中原汉军，但部分汉军实际上听命于东道蒙古宗王（成吉思汗诸弟）。汉军军官或称都元帅、元帅，或称节度使、留守、兵马都提控等。窝阔台汗即位后，划一汉军编制，按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授受汉军军官官职。在汉军万户之上，设立统军都元帅，多由探马赤军将领担任。都元帅掌管镇戍中原的探马赤军，节制各汉军万户，统一指挥前线作战。蒙古大军出征，都元帅要督率属下军队参战，接受大汗指定的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忽必烈即位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改变了蒙古国时期蒙古军分为两翼，由万户长而下一统到底和都元帅节制汉军的指挥体制，在中央设立枢密院，作为掌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地方统军机构几经变化后也基本趋于稳定，形成了一整套制度。

枢密院设立于中统四年（1263）五月。按照忽必烈的规定，全国军队均由枢密院节制，“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元史·百官志二》）。全国统一之后，枢密院的职能更为明确，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筹划军事部署。建立全国军事镇戍体系，布置和调整各地戍军，设置地方军府，调集军队抵御蒙古叛王的攻扰，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抗和发动对外战争，是枢密院议决军政的主要内容。

2.管理军队。自元军分为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后，宿卫组织中的侍卫亲军各卫和掌管探马赤军的蒙古军都万户府，由枢密院直接管领。其他镇戍军队各有军府所掌管，均由枢密院节制、调动。全国军籍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隔一定时间就要派官到各地查阅军籍，检视各军。枢密院还负责对伤病贫乏军人的治疗抚恤和制定军事法令约束军队。

3.铨选武官。军官的选任、升迁、袭职、俸禄、赏罚等，都由枢密院负责制定有关规定和具体实施。

4.军队的后勤保障。主要是措置军队屯田和制造、管理、调运武器装备，为边防戍军提供粮饷、衣装。军队的通讯、马政等，由中书省兵部负责，不归枢密院掌管。

枢密院初设时只置枢密使、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职。枢密使由太子兼领，副使二员，一为蒙古人，一为汉人。太子兼枢密使为名义最高长官，并不参决军务，实际处理军务的是枢密副使。至元七年（1270），在副使上增置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作为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在同知枢密院事上设知枢密院事（知院）。此后，皇太子兼枢密使，太子位缺时枢密使为虚衔，知院为枢密院实际最高长官，下设同知、副使、佥院、同佥等职，成为一朝定制。知院原设一员，后来不断增加，多时达十余员，少时也有六员。知院大多由蒙古人充任，少数色目人可以跻身其列。同知也基本由蒙古人、色目人包揽，副使以下才参用汉人。枢密院主要官员由皇帝亲自择用，属官由枢密院自身选择奏举，依旨任用。

枢密院向皇帝奏报军情要务，一般情况下不经过中书省。重大的军事决策，皇帝要召集中书省和御史台等中枢机构官员与枢密院官一同商议。枢密院内的公文传递，大多由枢密副使以下的官员负责，受御史台官员监督检劾。皇帝夏季赴上都避暑，枢密院官员大多从行，只留副使或佥院一二员于大都，暂司本院事。重要的公文和军情奏报都要转送上都，由跟随皇帝的院官处理。

为了保证蒙古各部分驻的漠北草原的军政统一，元廷常年以一员知院出镇漠北，就地处理军务。有时在西北地区也派知院出镇。

忽必烈设立枢密院后，在蒙古军的指挥系统中，取消了左、右翼万户长，蒙古军诸千户直接由枢密院节制调遣。蒙古国时期分封的蒙古宗王，都拥有直属蒙古千户和封地。忽必烈改变了这种做法，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派到漠北、陕西、云南、吐蕃等地作为出镇宗王，不再封给他们蒙古千户和封地，只授以宗王节制当地军队的权力，战时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出镇漠北的宗王，地位在出镇他处的宗王之上。后来宗王出镇成为制度，其主要权限是镇戍征伐、监督军政，而赋税军站等事务则皆由当地行省官员执掌，也就是所谓的“镇之以亲王，使重臣治其事”。出镇宗王由皇帝指派，部分世袭罔替，部分临时指派。

为控制汉军和统一指挥军队对宋作战，忽必烈先将统管探马赤军和汉军的都元帅改为统军司，不久又将统军司改为行枢密院或行中书省。统军司乃至行院、行省的官员，都由皇帝任命，具有指挥作战、调配军需物品、措置屯田戍守等权力。

全国统一之后，行枢密院相继撤罢，在全国分设河南江北、江浙、湖广、江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辽阳、岭北十个行省。各行省所设平章二员，兼管军事，总督本省军马。行省平章一般以蒙古人充任，间或择用色目人，汉人不得任职。行省内的镇守军万户府、元帅府等，都是行省的下属军府。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行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元史·兵志七》）。宣慰司都元帅府下一般设有固定军府，掌管部分军队。各行省的军队调发，需经枢密院批准传旨。行省内的镇戍和屯田，也要由行省官员和枢密院协商确定。

当某一地区发生战乱，先由枢密院传旨所在行省平章，调派军队镇压，如不奏效，则传命附近行省发军会剿。有时，也在战事颇繁的地区设立行枢密院，临时提调从各省调来的军队，战事平复后则撤销。

元朝末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在地方设立枢密分院、兵马司等机构，在中央设大抚军司，都是一时的应急措施，元廷中央枢密院主管全国军务、各行省平章掌管地方军政、行枢密院作为临时性军事指挥机构的机制，基本没有改变。

第三节　兵役制度

元朝实行征兵制的兵役制度，但其方式则因民族不同而略有区别，对蒙古各部采用成年男子皆兵的办法征集士兵，其他民族实行军户制度。

蒙古各部十五岁至七十岁的成年男子，不分贵贱和家庭人口数量，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成年男子平时从事牧业生产或其他工作，一旦战争需要，或者“空营帐而出”，全体出征；或者“十人抽一”、“十人抽二”，抽调部分人出征。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月对抽调蒙古军作了更明确的规定：“签蒙古军，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元史·兵志一》）元廷依然保留了签发渐丁军出征的做法，并在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有了更明确的规定：“签发渐丁军士，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丁至五丁，六丁之家，止存一人，余皆充军。”（《元史·兵志一》）

探马赤军是从蒙古各部中签发出来的，并定立了专门的军籍。中统三年（1262）三月，有人向忽必烈奏报：“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儿、孛罗、窟里台、孛罗海拔都、阔阔不花五部探马赤军，金亡之后，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国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备驱策。”忽必烈特派人与诸路官员协同招集探马赤军人，并规定“若壬寅（1242）、甲寅（1254）两次签定军，已入籍册者，令随各万户依旧出征；其或未尝为军及蒙古、汉人民户内作数者，悉签为军”①。入军籍的人户，就成为军户。至元八年（1271），又核定了一次探马赤军的军籍，探马赤军户（或称蒙古军户）乃成为元代军户之一种。

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人民户中签发的士兵，也都定立了军籍。宪宗二年（壬子，1252），“签诸路军籍”，所编军籍称为“壬子籍”②。宪宗四年，“初籍新军”，至第二年完成，所定军籍称为“乙卯年（1255）军籍”③。以后又有“己未年（1259）查定军册”、“至元八年（1271）军籍”和“至元十一年（1274）军籍”④。列名汉军军籍的人户，就是汉军军户。

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二月，“命各处行枢密院造新附军籍册”。这一工作历时数年才完成，所以新附军的军籍均以至元二十七年（1290）为准，列名军籍的人户就是新附军户。

凡被定入军籍的人，按照政府的规定，不得改为其他户计，也就是所谓“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府，不可更易”⑤。

①《元史》卷一六六《石高山传》，卷九八《兵志》一。

②《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③《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逃亡》。④《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⑤《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汉军军户的签发，是以民户的财产和劳动力状况为依据的。元代民户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军户一般来源于中户。各军户的财力和丁口情况毕竟会有很大差别，针对部分军户无丁或无力服兵役的状况，政府很快推行了正贴户制度。依据军户的不同情况，可以二、三户或四、五户合出军一名，出人当兵的户就是正军户，又称“军头”；其他各户出钱资助，称为贴军户。正、贴军户由政府指定，不能随意改变。如果正军户缺乏可以当兵的合适人丁，由有丁的贴军户顶替，正军户改为出钱资助。一旦正军户中有了合适的人丁，便要继续出军①。

探马赤军户和新附军户不实行几户合出一军的制度。某些探马赤军户原来拥有“驱口”（奴隶）。驱口释放为民之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即成为旧主人的贴户，出钱资助出军。新附军户均没有贴户。

军户世世代代都要服兵役，不能改变。军人如果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要到原籍勾取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探马赤军户以“军驱”（奴隶）代服兵役，为政府所明令禁止。所有服兵役的人，都要以“正身”（本人）应役，不能逃避或“雇觅”他人代役。

如果军人在阵前战死，本户军役可以“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到期继续出人服兵役。在战争期间，军人没有假期。战争结束后，出征军人通常可以放还“存恤”一年或数年。元廷还采取了“番直”或“更戍”（轮流休假）的方法，给军户以“作养物力”的机会。世祖时规定侍卫亲军以“十人为率，七人三人，分为二番：十月放七人者还，正月复役；正月放三人者还，四月复役，更休息之”（《元史·世祖纪十》）。文宗至顺二年（1331）二月，做了一点改动，“命番休各卫汉军，十之二以三月一日放还”（《元史·文宗纪四》）。地方镇戍军大多“岁一更代”，一年轮换一次，但边远地区往来不便，更代时间往往长得多，二三年甚至六年才能休假一次①。

探马赤军人的军需装备，主要由军户自备，不足部分由政府补给。汉军士兵的冬、夏军装和武器，由政府发给，并按月发放口粮，每人米五斗，盐一斤。服装的不足部分、其他装备和开支，由本军户和贴户凑齐，定期送到军中，称为“封椿”（或“封装”）钱。新附军人的装备，全由政府供给，口粮每月米六斗（比汉军高一斗）、盐一斤，家属每月每人支粮四斗。

作为军户承担兵役的补偿，政府在赋役方面对军户实行豁免和优待。元代百姓的赋役负担，主要有税粮、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四项。汉军军户和探马赤军户从事农耕者，免缴四顷地的十二石税粮；新附军户有土地的，因国家已供给军人装备和口粮，所以要按亩纳税。从事牧业的探马赤军户，比一般牧民的“抽分羊马”（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羊马）稍轻一些。①详见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元史论丛》第1辑。

①《元史》卷九九《兵志》二。

一般牧民的畜群一百口即抽缴一口，不到一百口的则满三十口即抽分一口。军户不到百口免抽。和雇和买探马赤军户不承担，其他军户区别对待，富有者承担，贫困者可免。科差与杂泛差役，军户均予豁免。

忽必烈即位后，实行军民分治政策。原来的汉军奥鲁，均从汉军万户的管辖下分出来，先在各路设专职官员管理，不久即规定各路、府、州、县的管民官兼领奥鲁。探马赤军中的奥鲁官，仍负责管理军户事宜。建立蒙古军都万户府后，各万户府之内专设奥鲁总管府，千户所下设奥鲁官。元朝中期，总管府与奥鲁官先后撤罢，由都万户府下属的万府、千户所直接管理探马赤军户。军户的管理，探马赤军军户归之于军队系统，汉军军户归之于地方行政系统，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元朝政府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的表现。新附军军户由所在地的管军军官直接管理，没有设置奥鲁。奥鲁的主要职责是调发军人服兵役，征取出征、出戍军人的封椿钱，协助审理军户的“奸盗诈伪”等案件。

军户制的实行，可以保证国家有稳定的兵源，又可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使政府负担不致过重。但是，军户制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军役负担过重，再加上军官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常常导致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到了元朝中期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军户制受到破坏。到元末农民战争前夕，军户制已经完全崩溃。

第四节　军官

蒙古国时期，军官名号不一，而且职位世袭，属下军队大多数具有家兵的性质，既不利于管理，也有损于汗权的集中。

忽必烈针对这一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元史·世祖纪二》）。也就是说，为防止汉军将领（即“诸侯”，或称“汉人世侯”）拥兵自重，不再承认他们世袭军职、世掌固定军队的权力，军官均由朝廷调派，由此改变了汉军掌握在私家手里的情况。探马赤军从蒙古军中分离出来后，将领也经常调动，军队不再是将领的私兵。

原来汉人世侯不但掌管军队，还兼管所在地区的民政。中统三年（1262）十一月，朝廷作出明确规定：“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世祖纪二》）在对宋战争中，作为临时性办法，军官在江南南宋旧土兼理民政，“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之，百户亦然”（《元史·兵志二》）。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重申军民异属之制，南北划一，军民分治，只有草原上的蒙古千户，仍然保持着军政合一的旧制。

世祖至元七年（1270），确定以管领军队多少区分军官等级。二十一年（1284），又规定了军官的品级、各军府设军官的人数以及军官所持的符牌标准。

万户府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万户府统兵七千人，中万户府五千人，下万户府三千人。侍卫亲军各卫，与上万户府等级相同。万户府置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各一员。侍卫亲军各卫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有的卫设达鲁花赤。

千户所也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千户所统兵七百人，中千户所五百人，下千户所三百人。千户所置达鲁花赤、千户、副千户各一员。

百户所只分上、下两等。上百户所统兵七十人，下百户所五十人，各置百户一至二员。

百户之下，设牌子头，有时设“五十户”之职。

此外，万户之下，还有总管、镇抚等军职；千户之下有总把，百户之下有弹压等职。

军官和民官一样，亦有俸禄。成宗时，由于在各地的民官都有职田，乃规定在京官员增发禄米。以后侍卫亲军军官大多有禄米，各地军官则只有俸禄。

进入元朝之后，民官不再持有符牌，只有军官才能佩符牌。牌与符是一回事，分为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为虎品级军职武散官勋阶京官俸禄京官禄米地方军官俸禄正二品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骠骑卫上将军从二品各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各处宣慰兼管军万户奉国上将军辅国上将军镇国上将军正三品卫军都指挥使、达鲁花赤，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招讨使，副元帅昭武大将军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七十贯七石五斗八十贯从三品卫军副都指挥使，上万户府副万户，中下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安远大将军定远大将军怀远大将军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六石七十贯正四品卫军佥事，中万户府副万户，各处宣慰副使、副都元帅广威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四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四石五斗六十贯从四品下万户府副万户，上千户所达鲁花赤、千户，蒙古军都万户府奥鲁官，副招讨使信武将军显武将军宣武将军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二石五十贯正五品卫军、上万户府镇抚，上千户所副千户，中千户所达鲁花赤、千户武节将军武德将军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一石五斗四十贯从五品中万户府镇抚，中千户所副千户，下千户所达鲁花赤、千户，各卫奥鲁官武义将军武略将军三十贯正六品下万户府镇抚，下千户所副千户，各卫副奥鲁官承信校尉昭信校尉二十贯从六品上百户所百户忠武校尉忠显校尉一十七贯三钱三分三厘一石五斗十七贯正七品屯田、弩军、海道运粮、炮手军匠百户忠勇校尉忠翊校尉从七品卫军经历，万户府经历，下百户所百户修武校尉敦武校尉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二石十二贯品级军职武散官勋阶京官俸禄京官禄米地方军官俸禄正八品蒙古军、卫军千户所弹压保义校尉进义校尉十二贯从八品卫军、万户府知事，上千户所弹压保义副尉进义副尉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一石五斗正九品从九品下千户所弹压一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一石十二贯符、金符和银符。大致上是万户佩虎符，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虎符还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三珠为最高，只有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以上的掌军者才能发给。符牌由政府颁发，军官升迁或去职后，按规定都要交回原来持有的符牌。

和其他朝代一样，元朝也实行勋阶制度。规定武散官三十四阶，起于正二品，终于从八品。军官实职、勋阶、品级与俸禄的情况，特表列于前①。军官的承袭，亦有了具体的规定。如果军官阵前战死，其子孙本等承袭（按前辈原来的品级袭职）；如果病死，降二等承袭；军官年满七十致仕，子孙亦可袭职，与病死者同等对待。承袭者必须年满二十岁，按照规定要进行武艺和文化水平考核。由于承袭者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兄弟或子侄，承袭顺序不清楚，经常发生争执，有的相争七八年不能解决。仁宗皇庆元年（1312）对此特别规定，必须由嫡长子承袭，其次是嫡长孙，这是第一顺序。如果没有嫡长子孙或嫡长子孙不够承袭年龄，则改由第二顺序，即庶子、兄、弟、侄等承袭。嫡长子孙及龄后，第二顺序承袭者要将职位交回他们手中。在实行军官世袭的同时，还实行军官迁转的办法，一般是以三年为满，通行迁转，但出征时要验功过决定升降。掌管探马赤军的军官升迁后，原来的职位由他们的“弟侄儿男”继任；掌管汉军的军官升迁后，留下的职务由他人继任。

①此表据《元典章》卷七《吏部》—《官制》、卷十五《户部》—《禄禀》，《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卷九六《食货志》四资料汇排。

第五节　武器管理与后勤保障

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设军储都转运使司，负责兵器生产和输送。后军储都转运使司改为军器局。至元五年（1268）二月，又改军器局为军器监。至元二十年（1283），军器监改名为武备监，隶于卫尉院之下。次年，武备监升为武备寺，与卫尉院并立。大德十一年（1307）至至大四年（1311），武备寺曾升成武备院，后又改回原名。武备寺设卿、同判、少卿、丞、辨验弓官、辨验筋角翎毛等官。

武备寺是国家专门管理武器生产、贮存和发放的机构，下辖寿武库（衣甲）、利器库、广胜库（兵器）、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人匠局及甲局、弓局、箭局、军器局等几十个单位。

元朝政府对武器的管理很严格，除了由政府组织的武器生产外，任何人都不许私造兵器。中原、江南民间兵器一律拘收，汉人、南人不得私藏衣甲和武器，甚至弹弓、铁棒等都在禁用之列；违禁者轻则杖罚，重则处死。汉军和新附军人只有在作战或出戍时才许持有武器，用过之后就要缴纳仓库，统一保管。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人则不受限制。元廷还规定了“汉儿城子里”官府贮放兵器的数量，“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由任职达鲁花赤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监管①。

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侍卫亲军各卫与各地镇戍军队都拨出部分士兵从事耕作，从首都周围到边疆地区，“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史·兵志三》）。军屯按照军队组织系统进行管理，设立屯田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官员都是军官。每年年底都要对耕田亩数、粮食收成和耕畜情况进行考核，优者受奖，劣者受罚。被调充屯田军人的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士兵。屯田所用耕牛、农具和种子，大多由国家供给，少数由军人自备。每个屯田军人耕种的土地，没有统一标准，因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而定。屯田的收成，大多数上缴国家，少数留作口粮和种子。军屯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军事活动的实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军屯官吏贪污、压迫和屯田军人的消极怠工等因素，军屯的经济效益较低，歉收和无收的情况经常发生。到了元代后期，屯军大量逃亡，多数军屯名存实亡。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骑兵的建设，对马匹的繁殖、管理和调拨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度。由政府设置、管理的牧场，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和大都周围。“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元史·兵志三》）。管理牧场的机构，原称群牧所，后改名尚牧监、太仆院、卫尉院等，最后定制为太仆寺（至元二十四年），直隶于中书省之下。太仆寺牧养的马匹，一部分供军用，一部分则用来满足皇家生活需要。每当遇到重大的军事行动，政府即临时在民间“刷马”、“括马”、“和买马”。这些都是①《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军器》。

强制性的征调措施，每次都规定需用马匹的数额，按地区分配下去，并拨发一定的钱钞。从民间征用军马时，蒙古人与各级官员可以得到一定照顾，允许保留部分马匹；汉人与南人的马匹则往往全部征收（《大元马政记》）。通过这种办法来满足军马的需求，虽然比较便捷，但往往遭到人民的反抗，引起很多矛盾。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事机器运转，政府每年还要拿出大量钱钞。支付军官俸禄、怯薛岁币、战功赏赐、边备和战争等所需的费用。政府为屯田军人提供牛具、种子，组织武器生产，赈济贫乏军人，抚恤死亡将士家属等，也要计入军费开支。维持一般的边备和军官、军队费用，对朝廷已是一个不轻的负担，一旦有较大战争发生，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即所谓“军旅一兴，费靡巨万”（《元史·叶李传》）。元廷财政状况，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局面之下，与军费开支有着密切关系。

第六节　站赤与急递铺

成吉思汗建国后，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恢复或新建了一批驿站，供来往使臣等使用。窝阔台汗时，扩大设驿站范围，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站赤系统，并初步制定了有关站赤的管理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尤其是统一全国后，各地遍设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据至顺二年（1331）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腹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等地共设驿站一千四百处左右，加上岭北、吐蕃等处的驿站，总数应在一千五百处以上①。驿站以陆站为主，据提供的交通工具不同分成马站、牛站、车站、驿站、狗站等；另有水站、海站等作为补充。两驿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余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于中间置舍供使者休息，称为“邀驿”②。

在驿站承当差役的人，称为站户。站户是以民户中按一定财产标准签发出来的。在蒙古各部中，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江南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即世代相承，不得改易。站户除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外，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部分站户还要向过往使臣提供肉、面、米、酒等。后一种供应，蒙古语称为“首思”，原意为汤、汁，汉文意译为“祗应”，即使臣的饮食分例。各站所领站户数目不等，多者二三千，少者只有几十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

驿站系统的功能，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元史·兵志四》），与军政要务的传达、处理关系密切。乘骑驿马和使用驿站车辆等，都要有官府的证明或宗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铺马是站赤的另一种说法）、金字圆符（铁制，又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元史·刑法志二》）。站赤验符、旨给驿和供应首思，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力。元廷对给驿范围规定严格，“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①。但贵族、高级僧侣、官吏等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首思等，利用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其结果是给站赤带来过重的负担，造成了“给驿泛滥”的困局。这种现象，在元朝中、后期尤为突出。

管理站赤的中央机构，世祖初年为中书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至元十三年改名为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罢通政①《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辑。

②《经世大典序录·驿传》，《元文类》卷四一。

①《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年九月”条，《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院，以驿站事归中书省兵部掌管。同年，复立通政院，只管蒙古站赤。延祐七年（1320），恢复世祖时旧制，全国驿站事务仍皆由通政院掌管。通政院设院使、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

除站赤外，元廷还设置了专用于军政大事公文传递的急递铺系统。“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设卒五人”，“转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定制，一昼夜走四百里，邮长治其稽滞者”②。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公文及各地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标明号码、日期等，交给急递铺传送。各铺均要验件签押，以保证递件的安全和传送速度。和站赤系统一样，急递铺不久亦面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后来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的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的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传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②《经世大典序录·急递铺》，《元文类》卷四一。

第七节　军法

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中，有不少内容是有关军队和战争的规定。

后人继续增补，并使有关规定条例化，军事法规初具规模。忽必烈效行“汉法”，对军队体制进行改革，军法的内容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忽必烈一朝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法令和法规，嗣后诸帝陆续补充，至元文宗时编纂《经世大典》，《宪典》中专列《军律》一篇，即军事法规汇辑；同书《职制》篇中，还有不少关于军官的法令条文。此外，在《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中，有《军防》一卷，也辑集了若干军事法规。

元代的军事法特别重视的是军人的服役办法、军队的纪律、军官的职责以及军法的执行和监督。军人逃避兵役，要受到杖打甚至斩首的处罚。军队纪律分为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两类，群众纪律包括士兵不得骚扰民众，不许放纵马匹等践踏农田，不许在寺院庙观内驻军等规定；战场纪律包括不许临阵脱逃和越伍行动等规定；违反纪律者也要受到严惩。军官的考核标准是“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杖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①。军官不许擅离职守，违者治罪。军法的执行，原来由军队自身负责，军官对部属操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忽必烈改革军政后，由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亦实施对军官不法行为的监督。士兵犯法，所在军府需核定情况后向上级机构申报，如事关民间百姓，还要与地方官府合审。由于军官（特别是蒙古和色目军官）享有种种特权，军事法实际上很难严格实行。到了元朝中、后期，军律松弛，军纪涣散，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元代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将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制度与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既将蒙古军队的编制与作战方式等推广到其他军队中去，又吸取了中原军制传统，诸如建立专门军事指挥机构、设置了中央禁军、开辟军事屯田、实行征兵制等。为了保证蒙古统治者的特权地位，元廷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围绕“蒙古本位”大做文章，在军制中反映最为突出，不同民族军官的不同待遇以及武器管理中的歧视性规定，都是这种民族政策的集中表现。

①《通制条格》卷七《军防·军官课最》。

第十章　元代投下分封制度

分封制度由来已久。分封或封建，虽历代用词相沿，但其含义非一，然则贯而通之，可探见中国古史演进的一条脉络。周实行分封；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汉承秦制，但仍封王；以后历代王朝若有封王，其用意或有差别，其权益或有大小，但总由中央统制，是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从“封建”一词，又演化出今“封建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中国实行分封的历史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的关系，乃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而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则是蒙元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重要一环。元代投下分封制度是一项有特色的重要制度，它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分封的主要类型有草原兀鲁思、汉地五户丝食邑、江南户钞制。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投下指诸王驸马勋臣所属的人户或封地①。投下领主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建有独立的官僚机构，对所属人户进行统治。有元一代，朝廷对投下领主既给予支持和优遇，又进行管辖和控制，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个分封制度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朝廷对投下无节制的赏赐，虚耗帑藏，造成财政困难。投下的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①“投下”一词，语出辽代，又作“头下”“投项”、“头项”等，这是一个汉语词，义即“头项之下”（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元史论丛》第2辑。）投下，蒙古语称爱马（ayimaq），据杨瑀：《山居新语》：“上亟命分其酒于各爱马”。原注云：“即各投下”。投下一词可以和分地、分邑、食邑、采邑、封邑、汤沐邑、食采分地等词通用（见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页116；周良霄前引文）。

第一节　草原兀鲁思的分封

成吉思汗把大蒙古国看作是“黄金家族”的共同家产。“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①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首先在自己的亲族中进姓名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元朝秘史》所载分民数《史集》所载分民数诃额伦母共10000户3000户铁木哥斡赤斤同母幼弟5000户拙赤合撒儿同母弟4000户(后减为1400户1000户按赤台同母弟合赤温之子2000户3000户别里古台异母弟1500户术赤长子9000户4000户察合台二子8000户4000户窝阔台三子5000户4000户拖雷四子5000户阔列坚次妻生子4000户合计44500户28000户行了分封。

按照蒙古游牧贵族的古老传统，每个儿子都可以从父亲的遗产中分到一份，这就是“忽必”（Qubi），蒙古语义为“份子”①，包括人户和封地两个内容。成吉思汗采用“忽必”这一分封方式，首先给自己的母亲、弟弟和儿子分了人户。他们领受的人户，见左表。

上表所列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受封户数，虽然《元朝秘史》与《史集》记载有较大差异，但它反映了成吉思汗通过“忽必”方式分封民户的基本史实②。

大约在1214年成吉思汗南征金朝以前，分封了诸弟领地③。拙赤合撒儿①《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①《元朝秘史》第23、203、242节。

②杉山正明认为，《史集》所记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受封千户数大致与《元史·食货志》诸王食邑户数相应成正比。《秘史》的数字则完全没有这种对应关系，因此《史集》所记较为可靠（《蒙古帝国之原像——成吉思汗家族分封》，《东洋史研究》37卷1号，1977年）。

③关于成吉思汗分封诸弟领地的时间，王国维认为在西征以前。（《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本）杉山正明则认为，成吉思汗分封诸子诸弟的民户和牧地是同时进行的，都在1207—1211年之间（见上引文）。的封地在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一带。铁木哥斡赤斤的封地与拙赤合撒儿的封地紧紧相连，从额尔古纳河以东、海拉尔河以南一直到今贝尔湖、哈拉哈河一带，后来又扩展到大兴安岭以东，延伸到塔兀儿河（今洮儿河）、那兀江（今嫩江）、松花江流域。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哈拉哈河以南地区，是合赤温后王按赤台的封地，即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尔盖河）和合兰真沙陀一带，北接别里古台封地，东至合剌温山（大兴安岭南脉），南抵胡卢忽儿河（在今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别里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怯绿连河中游之地，南与按赤台封地为邻。以上四家的封地位于蒙古高原以东，故称为“东道诸王”。

西征以后，成吉思汗再把蒙古高原以西的疆土分封给诸子。术赤的封地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以西，今咸海、里海之北，远及钦察草原。察合台的封地在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境内）以西，迄于阿姆河。窝阔台的封地在叶迷立河（今新疆额敏河）流域和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一带。以上三家诸王称为“西道诸王”。遵循“幼子守产”的蒙古习俗，幼子拖雷继承了从克鲁伦河至按台山的成吉思汗的“大营盘”。

成吉思汗对功臣贵戚采取了“莎余儿合勒”（Soyurqal）的分封方式，蒙古语莎余儿合勒，义为“恩赐”。成吉思汗建国后，采取这种方式委任了九十五个千户长。这种恩赐也给予主动归顺的部落首领和驸马。一些强大的姻亲部族如弘吉剌、汪古等虽被分封为几个千户，但它们基本上按照原来的部族形成独立的封建领地。

诸王的分地，也称作兀鲁思（ulus）。这一蒙古语词，意为“人众”，也可译作“人民——分地”，到后来，兀鲁思又有“人民——国家”的意义了。成吉思汗对草原兀鲁思的分封，奠定了大蒙古国分封制度的基础。

分封诸王的“忽必”和赐予千户长的“莎余儿合勒”，两者虽在名分和权位方面有差别，但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千户。千户是大蒙古国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千户之下，是百户、十户。每个千户都有自己的牧地（蒙古语嫩秃黑，Nuntuq，元译营盘草地）。据卢勃鲁克记述：“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下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的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在冬、夏、春、秋四季到哪里去放牧他的牛、羊。”①千户长在自己的“嫩秃黑”的范围内有权指定属民在一定的地域内游牧，也可以封禁一定的地域。在千户管辖下的属民对领主保持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根据成吉思汗颁发的大札撒，“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②。属民要为领主承担沉重的赋税、差役和兵役。“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①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本，页112。

②《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34。

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③③《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本。

第二节　汉地五户丝食邑的建立

随着蒙古贵族对外掠夺战争的发展，俘获的人口日益增多。如何管理这些人口，是摆在蒙古统治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当时，蒙古贵族在华北地区采取了就地安置俘户的办法。“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④不少州县民户就这样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私产。除蒙古诸王贵族占有部分州县和大批俘户外，归附蒙古的汉人世侯也雄霸一方，“诸侯世官擅生杀祸福、取敛封植之权，故一方愚民不知有朝廷之尊，而知有诸侯也”⑤。他们占有许多人户，如在严实统治的东平地区，诸将校各“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凡四百所”（《元史·宋子贞传》）。蒙古贵族和汉人世侯私役人户的状况，显然不利于蒙古汗廷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窝阔台即位后，任用耶律楚材，着手整顿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于是，建立十路课税所，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税办法，取得了成效。为了增加国赋，就必须掌握中原汉地的民户数目。因此，窝阔台进行了大规模的籍户。元太宗五年（1233），窝阔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史·太宗纪》）。这是蒙古汗廷首次在华北地区检括户口。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窝阔台发布圣旨：“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要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①据此，诸王将校寄留在各地州郡的其他俘户生口，被国家收编为“皇帝民户”，增加了蒙古汗廷掌管的人户。元太宗七年，窝阔台命中州断事官胡土虎再次括户，直到次年六月括户才结束，“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②。这次括户从乙未年开始进行，故称乙未户籍。元太宗八年（1236），窝阔台在括户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元史·太宗纪》）。这次分封的民户达七十六万七百五十一户。按当时所括户口一百一十万计算，封户的比例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这年是丙申年，故称丙申分封。

丙申分封确立了汉地五户丝食邑制度。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规④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⑤胡祗遹：《论并州县》，《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①《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②《元史》卷二《太宗纪》。关于癸巳（1233）和乙未（1235）两次籍户数，记载颇多歧异，学界看法也不一致。爱岩松男认为，两次共籍到一百八十余万（见《蒙古人政权治下的汉地版籍问题》，《和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50年）。洪金富则认为，乙未年一百一十余万含癸巳年所籍七十三万余户在内（见《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四分册，1987年）。

定封户缴纳的丝料由朝廷和领主分享，封户成为“二税户”，其办法是“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①。即每一封户缴纳的丝料全额11两2钱中，8两纳入国库，3两2钱属于领主；在食邑内设立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元史·太宗纪》）。元代的投下户，按照规定，除负担朝廷的兵、站诸役，及提供部分丝料国赋之外，还需向投下领主缴纳五户丝，蒙古语称之为阿合答木儿。五户丝制构成元代投下制度的基本赋税形态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户丝制不可能彻底贯彻执行。因为这一制度触犯汉人世侯和蒙古诸王贵族的利益。蒙古诸王贵族横征暴敛，对分地民户勒索更甚。拔都汗对其分地平阳路民户的剥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拔都还规定不收土产的麻布，只收黄金，“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则十倍其费”③。许多民户倾家荡产，转而逃散。

但是，五户丝制比起那种“一社一民，各有所主”的状况，却是很大的进步。它是比较适合中原汉地经济基础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蒙古诸王贵族的权利，对中央集权有所加强。

①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②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阿合答木儿，又作阿哈探马儿，据王恽《中堂事记》，其义为“投下五户丝料”。

③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第三节　忽必烈时期的投下制度

1241年窝阔台死后，在脱列哥那后执政和贵由统治时期，朝政紊乱，法度不一，蒙古诸王贵族肆意搜刮汉地财赋较前更加严重，他们擅招民户，拘刷工匠，许多民户承担不了沉重的赋役而逃亡。如邢州一地丙申年分封给启昔礼、把带两位答剌罕家时，有民户一万四千多户，到蒙哥初年只剩下五七百户。蒙哥即位后，开始整顿汉地的混乱局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括户。仅1252年（壬子年），所括户就比乙未年（1235）增加二十余万。蒙哥虽然通过括户抑制了投下的发展，但是他在位期间照样大封宗亲，先后拨出至少109891户给予诸王后妃十五人，9819户给予功臣十一人。这些诸王后妃功臣在汉地原无分地分民，他们得赐民户，等于汉地投下数目的增加。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诸色占役者强半”①。因此，整顿和改革投下制度，已是摆在忽必烈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忽必烈对投下的整顿和改革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对五户丝制进行改革。规定投下丝料由有司征收，受封者于中书省验数关支，改变了过去就征于州郡的办法。按照规定，“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由正丝、色丝各半。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积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以十分论之，纳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①。

第二，全面整理户籍，发布了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如至元元年（1264）颁行圣旨：“依着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②至元八年（1271），尚书省颁行《户口条画》，对诸投下招收的附籍、漏籍、放良、还俗人户，都按民户入籍，并重申投下擅招人户的禁令。同时，对投下的匠户、驱奴、放良人口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元代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大部分是忽必烈时期先后制定的。

第三，对投下封地行政建置进行了调整。忽必烈借平定李璮之乱的有利形势，在原汉人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勋贵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所谓“分设”，即初为一路，现依投下食邑细分为若干路和直隶州，如严实东平路一分为十。所谓“新立”，是指元初并非独立的路州建置，此时因投下封户所在，从某些路州中割划、合并而来的新路州，主要有般阳路、彰德路、卫辉路、广平路、顺德路、怀孟路、河南府路和宁海州。所谓“改置”，是指与蒙古国时期相比较，路的名称未变，但辖区却因投下封民所在发生划割改属等变动，主要有益都路、①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①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

②《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济南路、真定路、大名路、河间路等。所谓“维持原状”，是指金末元初已有路的建置，因该路主要为某一贵族封户所在，故得以维持原有的行政建置和辖区，主要有京兆路、平阳路和太原路。通过这样的调整和变动，使之大致具备了既为朝廷路州，又系投下封地的食邑特征。

忽必烈对五户丝食邑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之后，又将分封制度推广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户钞制。平宋后，规定诸王、驸马在江南分地里的民户每户交纳中统钞五钱，称作“江南户钞”，成宗时改为交中统钞二贯①。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所载江南户钞项下所记分拨人户，总计约达1936946户。当元军下江南时，所收诸路户口累计为9370472户，则封户占所收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这项分封的数字仍然不小，它足以说明忽必烈继续执行窝阔台时代投下食邑化政策；但相对而言，其规模有所缩减。至于五户丝改为户钞，那是因为忽必烈定制在江南依亡宋旧例，秋税征粮，或可折钞，后夏税征物，也可折钞，而未像在北方那样分派科差，征收丝料和包银。

投下制度在忽必烈时期已基本定型，忽必烈的后继者大体上遵循着他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后来成宗、仁宗朝先后对投下制度作过一些改革，但没有收到明显的实效。元末，皇权对投下控制日益减弱，同时，依附于皇权的投下分封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①《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至元二十年，元廷规定：“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第四节　投下的官署

投下设置达鲁花赤，始于1236年丙申分封。它是汉地五户丝食邑内的重要官职，拥有很大的权力。投下达鲁花赤“许持选论，委之专，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较常调为重”②。

投下达鲁花赤自成系统，不同于朝廷官吏。按照元朝定制，“郡县之官皆受命于朝廷，惟诸王邑司与其所受赐汤沐之地，得自举人，然必以名闻诸朝廷而后授职，不得通于他官，盖慎之也”①。它不在“常选”之内，“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②。

投下领主以其私人任用达鲁花赤，并且往往由一家“嗣承世爵”。例如，西夏人昔里钤部自1248年出任贵由家的分地大名路达鲁花赤之后，子、孙、侄五人先后继任，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一家族中还有人担任这一职务③。这样的例子，史料中还很多。

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至元元年（1264）下令罢各投下达鲁花赤。事实上，这一命令并没有收到成效。至元十九年（1282），中书左丞耿仁等上奏：“诸王公主分地所设达鲁花赤，例不迁调，百姓苦之。依常调，任满，从本位下选为宜。”（《元史·世祖纪九》）忽必烈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阻力很大，所以元廷在1293年、1304年、1327年多次重申迁调投下达鲁花赤的诏令。仁宗延祐二年（1315）四月，“敕诸王分地仍以流官为达鲁花赤，各位所辟为副达鲁花赤”（《元史·仁宗纪一》）。但这一措施受到诸王投下的反对，延祐四年六月，仁宗只好收回成命，“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元史·仁宗纪三》）。这说明罢投下达鲁花赤行不通，置常选官员于投下官员之上而为正达鲁花赤的措施也行不通。在诸王、驸马的投下领地，设立王傅府（也称王相府）对投下属民进行统治。按照元朝制度的一般规定，“每位下各设王傅、府尉、司马三员。..而三员并设，又寡不同，或少至一员，或多至三员者”（《元史·百官志五》）。王傅是王傅府之长，统领分地内一切军政事务，是正三品的内任官，由朝廷颁发印信、虎符。府尉仅次于王傅，协助王傅处理府务，是正四品的内任官。司马掌管兵戍征伐，是正五品的内任官。在蒙古国时期，投下领主就已设立断事官，“时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断事官”（《元史·博罗欢传》）。元朝建立后，在诸王、驸马的分地内仍设有断事官①。仁宗曾②王恽：《塔必迷失神道碑铭并序》，《秋涧集》卷五一。

①《经世大典·序录·投下》，《元文类》卷四○。

②《经世大典·序录·岁赐》，《元文类》卷四○。

③姚燧：《阿鲁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九。

①例如，弘吉剌部的鲁王府设有断事官”（见胡祖广：《相哥八剌鲁王元勋世德碑》，《巨野县志》卷二下令“罢诸王断事官，其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元史·仁宗纪一》）。但在延祐三年（1316）又“增置晋王部断事官四员”（《元史·仁宗纪二》），说明诸王投下断事官的名额又有所增加。除王傅外，在投下领地还设有许多名目不一的管理机构，如钱粮都总管府、人匠都总管府、怯怜口都总管府，等等。有的投下的管理机构十分庞大，如弘吉剌部的官署“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属有钱粮、人匠、鹰坊、军民、军站、营田、稻田、烟粉千户、总管、提举等官。以署计者四十余，以员计者七百余”（《元史·特薛禅传》）。

元廷很注重对投下官署的管理，皇帝对投下拥有最高主权，投下领主的废立继承往往凭皇帝的诏令而定。元律规定：“诸投下官吏受赃，与常选官同论。”“诸投下妄称上旨，影占民户，除其徭役，故纵为民害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所占民仗一百七，还元籍。”“诸王傅文卷，监察御史考阅，与有司同。”“诸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岁终则会；会毕，从廉访司考阅之。”“诸投下轻重囚徒，并从廉访司审录。”“诸藩邸事务，大者奏裁，小者移中书。擅以教令行者，禁之。”（《元史·刑法志二》）这表明朝廷对投下官员具有考核、监察和惩处的权力。但诸王投下非法隐占人户、欺压百姓等现象屡有发生，朝廷实际上无法控制。

中央管理诸王事务的机关为内八府宰相。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以旧制：诸王、驸马事务，皆内侍宰臣所领，命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领之”（《元史·武宗纪一》）。内侍宰臣即是内八府宰相，说明在武宗时已有内八府宰相。延祐六年（1319）月，“敕诸王、驸马、宗姻诸事，依旧制领于内八府官，勿径移文中书”（《元史·仁宗纪三》）。可知诸王驸马事务，中书省是无权参预的。内八府宰相品秩相当于二品。

○，道光二十四年刊本），安西王府也设有断事官（见《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至元三十年八月戊戌条）。

第五节　投下领主的特权

投下领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很多特权，本质上是他们对汗权的某种程度的分享。

在政治上享有的特权，表现在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选；投下官世袭罔替，可以不迁转，等等。也表现在参预国政方面。蒙古国时期，他们已有参预国政的权力，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参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如昔里钞部曾以大名路达鲁花赤兼充贵由系代表的身份，同署燕京行尚节省事。元朝建立后，这种参政权仍然延续下来。而且职高权重的中书省断事官，多由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大德十年（1306）多达四十三员。

大宗正府是元廷统管投下诸种公事的机构，秩从一品，地位崇高。这里，“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元史·百官志三》）。上述诸王投下在中书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军事机构中都有代表参议政事的情况表明，蒙古统治者视大蒙古国为皇室公产，反映出诸王投下在元廷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投下领主的经济权益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岁赐。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二是指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关于诸王投下的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上文已述。这里着重叙述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忽必烈即位后，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赐诸王穆哥及帖古伦皇后等，“自是岁以为常”（《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时期，基本上按例颁发岁赐。自成宗继位到元朝灭亡（1294—1368），《元史》本纪都没有按例颁发岁赐的记载，这是由于“朝会赏赐”渐次取代了固定岁赐的地位，成为元朝中后期主要的赏赐手段。

第二，不定期赏赐。除定期的岁赐外，还有不定期的赏赐，它包括立功有赏、喜庆有赐、朝会赐予及各种名目的赈济等。其中花费最大的是朝会赐予。如成宗元贞二年（1296）规定：“诸王朝会赐与，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元史·成宗纪二》）武宗即位，据中书省统计，朝会应赐者为钞总计达三百五十万锭。朝廷以灾害、乏食等为理由对诸王投下赈济大量钱物更是屡见不鲜，数额巨大。

第三，一些与皇室关系密切的诸王、驸马在经济上拥有更多的特权。如安西王，“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池盐地，皆置使督其赋入，悉输王府”①。文宗时，以“淮、浙、山东、河间四转运司盐引六万，为鲁国大长公主汤沐之资”（《元史·文宗纪二》）。

第四，赋税收入。元代投下领主的赋税收入，是他们经济特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朝廷对投下的财政经常予以某些限制，但投下领主拥有自己独①姚燧：《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

立的财政权力，建有专门管理财赋的机构。竹温台任鲁王府钱粮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时，“十余年，财货无悖，入亦无滥，岁节财用五十余万缗”②。在安西王的财政收入中，“田亩之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②揭傒斯：《竹温台碑》，田村实造编《在乌丹城附近发现的元碑》，《蒙古学》第三册，1937年4月。

第六节　投下户

投下户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

（一）草原兀鲁思封户这类投下户，指成吉思汗时期分封给诸子诸弟的封户。他们是按着千户、百户、十户组织编制的，对千户那颜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他们拥有自己的牲畜和生产工具，他们缴纳的赋税称作“忽卜绰儿”（qubcur），其税额大体上百者取一或三十取一（羊马抽分）。此外，他们还要承担兵役、站役等“差发身役”。

（二）五户丝食邑户这类投下户，主要指窝阔台丙申分封及宪宗、世祖、成宗、仁宗、泰定诸朝在汉地进行分封的户口。在元代文献中出现的“皇帝民户”、“大数目户”、“大官数目户”等，是指国家户籍；而“投下户”、“位下户”则专指投下户计，二者泾渭分明，截然有别。

五户丝食邑户的赋役，大体上分投下赋和国赋两种。投下赋即五户二斤的丝料，国赋包括二户丝和税粮、包银等，其税目、税额又较投下赋为多。他们类似契丹投下军州的二税户。但元代五户丝食邑户多半来自皇帝自上而下的封授，除由投下领主派遣达鲁花赤和通过官府转交五户丝外，他们主要是与朝廷设置的官府发生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三）投下私属户这类投下户，指诸王投下的通过掳获、分封、招收、影占等手段占有的人户。他们被称作“怯怜口”，即蒙古语ger-ünk.üd（意为家中儿郎）的音译。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二三《印侯传》说：“怯怜口，华言私属人也。”所以，我们称这类人户为投下私属户。

投下私属户是朝廷“大数目”以外的人户，属投下户籍。朝廷对这类人户也要进行管理。至元八年（1271）《户口条画》规定，诸王公主驸马的投下私属“诸色人户”，无论“附籍漏籍”，必须是“官司明文分拨隶属各位下户数，曾经查对，不纳系官差发，别无更改者”才被朝廷承认是合法的。但有元一代，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种漏籍、析居等人户作为私属户的现象经常发生，官方虽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

投下私属户大致包括“匠人、打捕户、鹰房子、金银铜铁冶户”①。他们主要承担投下领主的赋役义务，不纳系官差发，专为领主服役。投下有各自的怯怜总管府或提举司，管理投下私属户。

投下私属户，同其他户计一样，多从职业上进行分工。它分为投下工匠、投下打捕鹰房户、投下斡脱户、投下种田户、怯薛校尉诸名色。但因赋役名色及其与领主的亲疏，各种投下专业私属户计的政治经济待遇也表现出多样性。①《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十一《差发·投下户丝银验贫富科》。

第七节　王爵承袭制度

诸王投下王爵承袭制度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被封为“国王”，并赐“皇太弟宝”的印章。著名勋臣木华黎，被封为“太师国王”，赐誓券黄金印，文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驸马按陈和镇国也分别得到“河西王”和“北平王”等王号印章。

忽必烈时期确立了六等封爵印章制度，即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大部分受封者加上了汉地式的国邑王号，并仿照辽金制度，有“一字王”、“二字王”等不同等级。按“祖宗之制，非亲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元史·哈剌哈孙传》）。忽必烈时期，“一字王”多授予正后所生的诸子，后来直到真金长子甘麻剌的后裔。除血缘关系外，主要是政治因素。忽必烈诸子，多是出镇一方的军事统帅，被授予最高王号，这显然是元朝的一种政治怀柔政策。武宗以后，争夺汗位的斗争日益激烈，王号的授予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王号授予自然是论功行赏的一个重要内容。

诸王投下的王爵承袭，并没有明确的嫡长袭位的原则。庶子争嗣乃至继承王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是长子继承，有的则是幼子继承，有的则是兄终弟及，叔侄传位。蒙古国时期，大汗对宗王领主有废立之权。在脱列哥那皇后执政时期，铁木哥斡赤斤死后的王爵继承，要由皇后决定。“驰白皇后，乃授塔察儿以皇太弟宝，袭爵为王”（《元史·撒吉思传》）。元朝时期，王爵的继承主要凭皇帝的诏令而定。例如：文宗天历年间，木华黎五世孙朵罗台国王，在两都战争中，站在上都倒剌沙一边，后兵败被杀，文宗令其族侄朵儿只袭国王位。顺帝至元四年（1338），朵罗台之弟乃蛮台通过贿赂权臣伯颜遂得国王位。犯罪诸王削爵夺印，或因谋反争位，或因慢功失律。其被削夺者的子侄往往还能获得爵位。这既是一种安抚手段，也是重新确定该宗支首领的方式。

第十一章　元代的法律

中国古代的法律，自成独立的体系。中国法律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夏商时代。中国法律的编纂，一般以魏文侯相李悝造《法经》为起始，但其原文已佚。1975年，在湖北云梦秦墓出土六百多支竹简，上面写有与秦律相关的文字，包括一些律文，这是迄今可见的中国最早的法律条文。然而秦法苛严，不为后世所取效。汉代萧何设定《九章》，后逐代增损因革，至《唐律》而集其大成。《唐律》成为中华法典的范式，后周赵宋以后，大体沿用，影响深远。

元代的法律，前承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今就元代法律的编纂、《大元通制》的体系、《大元通制》的主要特征和元代的司法结构等四个方面，作一概述。

第一节　元代法律的编纂

元代法律的编纂有一个发展过程。

成吉思汗在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后曾经颁行“大札撒”，使自己的一些谕旨变成法律。但是，从蒙古游牧社会上产生的“札撒”，不适用于后来蒙古贵族逐渐征服的汉族农业社会，蒙古统治者遂在治理汉地时陆续颁行一些新的法令，并往往在实际上借助于金《泰和律》。窝阔台灭金后，在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沿用金朝的《泰和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忽必烈即位初期。

忽必烈即位不久，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陆续议定了一些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新的条格。至元元年（1264）八月，忽必烈颁行新立条格，对于一些重大的国家事务作了规定，如“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日月以考殿最”；“均赋役”，“勿擅科差役”；“招流移”，“劝农桑”，“平物价”，“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但这个条格的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至元八年（1271）二月，忽必烈颁布了当时尚书省奏定的条画。同年11月，他在宣布建国号为大元的同时，禁行金《泰和律》。他这样做显然是在宣布元朝建立后不愿沿用亡金的法律，同时也是为了不使汉人用《泰和律》处事徇私。

过了二十年，忽必烈又命何荣祖编定《至元新格》，并予以颁行。《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丁巳，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忽必烈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至元新格》全文已佚，但我们还可从存世的《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见到它的九十六条内容。元人徐元瑞所撰《吏学指南》在解释“格”的时候曾列出十章：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把尚存的《至元新格》九十六条与这十章名称对照分析以后，可以看出这十章正是《至元新格》的十事。再把这十事十章与至元元年的条格内容相比较，可见《至元新格》乃是至元条格的继承和发展。

忽必烈命何荣祖编定新格时，要他“简除苛繁，始定新律”。尽管如此，从《至元新格》的实际内容看，它仅仅是格，基本上没有《唐律》那样的条文。所谓“议事以制，不专刑书”①。从中国法律编纂史的角度看，这表明元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法典的制订。

《至元新格》确实具有“简”的特点，它是忽必烈在平定南方、统一南北后要求在治理方面弃繁就简的产物。但它的条文过简，在许多情况下犹如无法一般；而且条格的十事分类，本来也不能包括律的内容。官吏们“无法可检”，“无法可守”，遇到案件，只好从“旧例”（即金《泰和律》）中①苏天爵：《至元新格序》，《滋溪文稿》卷六。

去寻找依据。可是事过境迁，“旧例”毕竟已不足为准绳。这就造成了治理的严重紊乱。所以在《至元新格》颁布后不久，就不断有人建议再修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以便“上有道揆，下有法守”②。

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三年（1299）三月，命何荣祖“更定律令”。第二年二月，成宗又谕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元史·成宗纪三》）何荣祖选定了三百八十条，这就是所谓《大德律令》。但据《元史·何荣祖传》，这部律令没有颁行。武宗海山在位期间（1308—1311）又曾考虑将“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元史·武宗纪二》）。但也没有编成。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以后，在修订法典方面又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延祐二年（1315）命中书平章政事李孟等纂集累朝格例，以谢让为校正官参加审定。当时，在一部分主张法治的儒臣们看来，法律未定导致“推谳混于常流，条令裒于书肆，官不遍睹，法无定科，轻重高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系其爱憎”①。这种状况是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可是仁宗时权臣铁木迭儿与这部分儒臣的斗争十分尖锐，修律一事还是未能完成。

英宗硕德八剌即位以后，修纂律令的事再次提上日程。至治三年（1323）正月，英宗“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札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元史·英宗纪二》）。这样就完成了元朝法典的编纂。它是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法典，不再简单地是原来的《至元新格》的修改增补。

《大元通制》颁行以后十五年，从后至元四年（1338）起，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又命臣下对它进行修改。至正五年（1345）十一月又修成了《至正条格》，并于次年（1346）四月颁行。《至正条格》共二九○九条，条文比《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对《大元通制》的修订和补充而已。而且，那时元朝已濒临危亡，它恐怕不久也就毁于元末的兵火，因而以后完全失传。

②胡祗遹：《杂著·论法定律》，《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欧阳玄：《对策》，《圭斋文集》卷十二。

第二节　《大元通制》的体系

从上述元代法律的编纂过程可以看出，《大元通制》乃是元代修订的第一部完整的施行了的法典，也是部分保留下来而且能够考知它的总体结构的法典。而就编纂的体系而言，它也是一部具有中国法制传统的完整的法典。中华法系发展到唐代臻于成熟，《唐律》成为中华法典的范式，以后王朝修律的蓝本；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形成中华法系的基本传统。五代后周时编有《大周刑统》，具体本文已佚。宋也修有《宋刑统》，其结构和内容都继承《唐律》，并加以补充。不过除了律（刑统）令格式，宋代又有敕，把一些皇帝的诏书编进了法典。金代的法典以《泰和律》为代表，包括律义、律令、敕条和六部格式。律义相当于律，律令相当于令。唐、宋、金三朝在法典体系方面的因袭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元代法典的代表作《大元通制》的编纂体系。

从现存有关资料可以考知，《大元通制》的主体由制诏九十四条、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和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或七百一十一条）三部分组成。另有一部分，称作“别类”（或作“令类”），显然不是主体，后来改订《至正条格》时也不再提到。在三个主体部分之中，制诏在编纂体系方面相当于宋代的敕、金代的敕条。制诏放在朝廷里备查，实际上要求官吏们奉行的只是条格和断例。

条格原共三十卷。1930年，北平图书馆影印了内阁大库明初墨格写本《通制条格》尚存的二十二卷，缺卷一、卷十至十二、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即使缺了八卷，《通制条格》的面貌已可概见。元人沈仲纬所撰《刑统赋疏》记：通例条格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房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关市捕亡赏令医药田令赋役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将《通制条格》存卷与《刑统赋疏》上所列的通例条格二十七个篇目进行比对，前者缺的是祭祀、宫卫、公式、狱官、河防、服制、站赤、榷货，而其余各篇的排列次序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刑统赋疏》上所列条格篇目，无疑就是《大元通制》条格的篇目。这二十七个篇目与唐贞观令、永徽令、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的三十三个篇目相比较，有二十二个是相同的（个别的用词不同但含义一致）。与现存金泰和律令的二十九个篇目相比较，更有二十五个是相同的。所以《大元通制》条格的基本内容正是唐—金法典体系中的“令”。不过除了“令”，条格还包含了原来“格”和“式”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条格实际上是把唐以来的“令”、“格”、“式”混合在一起了。

关于断例，问题要复杂一些。

宋时已在敕以外增编“断例”，这些都是“断案事例”，即判例，而且在编纂时也是按律的十二篇分类的。元代又有发展，“断例”这个法律用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断案事例”（或“科断事例”），二是“断案通例”（或科断通例）。具有第二种含义时，“断例”正是“划一之法”，也就是律。大德五年（1301）徐元瑞撰成的《吏学指南》的“法例”部分这样解释：“断例——杜预曰：‘法者，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这里说的法，自然就是律，而不是其他。大德七年（1303）三月，“诏定赃罪为十二章”《元史·成宗纪四》），据《事林广记》至顺刻本，这十二章后来就编入了《大元通制》的断例。元代文献还常称金《泰和律》的律义为“旧例”，也是将“例”与“律”联系在一起的。

在元代，“断例”这个词在两种含义上混用，这在《元典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元典章》的条目用了三十八次“断例”，其中有十八次意为断案通例，十七次意为断案事例，还有三次是编纂者企图把断案事例编纂为断案通例。而若把这十八次具有断案通例含义的“断例”与《唐律》进行比较，就可发现其绝大多数可以从《庸律》找到根据。当然也有一些这类断例是完全从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订的。

就“断例”具有断案通例的含义而言，《刑统赋疏》记述得十分明白：断例，即唐律十二篇：名例（提出狱官入条格）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①这就是说，《大元通制》的断例即为《唐律》的分作十二篇的律，只是名例篇中的“狱官”被提了出来，编入了条格。这“狱官”就是“狱官令”，在《宋刑统》中，有三条“狱官令”是编在“名例”篇的。而据上引《刑统赋疏》文字，“狱官”也确是《通制条格》的二十七篇之一，可惜原文今已不存。元人王与撰《无冤录》卷上“病死罪囚”项引述《通制》狱官条后说：“条格详明，既有所守，当奉行惟谨可也。”可以为证。

概而言之，就编纂的体例来说，《大元通制》的制诏相当于宋的敕或金的敕条；断例相当于唐宋的律或金的律义；条格相当于唐宋的令或金的律令，并包括进了格、式。可见《大元通制》在编纂体例方面，还是同唐、宋、金的法典体系有承袭关系的。为醒目起见，我们列一表以示《大元通制》在编纂体系上与唐、宋、金的法典的关系：唐律令格式宋律令格式敕金律义律令六部格式敕条元断例条格诏制①名例，原文作名令，今改，有关考证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同前代相比，《大元通制》的用词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编纂的体系还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大元通制》的编纂体系是从唐、宋、金诸朝的法典体系演变出来的。对于这个基本情况，元代后期的大学者吴澄在当时就已作了恰当的评论。他说：“..《大元通制》颁降于天下，古律虽废不用，而此书为皇元一代新律矣。以古律合新书，文辞各异，意义多同。其于古律，暗用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何也？制诏、条格犹昔之敕令格式也，断例之目..一循古律篇题之次第而类辑，古律之必当从，虽欲违之而莫能违也。岂非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乎？”

①吴澄：《大无（通制）条例纲目后序》，《吴文正公全集》卷十九。

第三节　《大元通制》的主要特征

从内容方面看，《大元通制》具有如下的主要特征：一、《大元通制》承袭了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唐律·名例》中的五刑、十恶和八议。这些内容，《大元通制》几乎全部采用了，有如《经世大典·宪典总序》所说：“名例者，古律旧文也，五刑五服十恶八议咸在焉。政有沿革，法有变更，是数者之目，弗可改也。”②五刑是指笞、杖、徒、流、死，唐、宋、金均用之，《大元通制》也全部予以保留。关于笞、杖，元时稍加宽宥，一般减打三下，据说元世祖忽必烈明示为“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关于流刑，《唐律》有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元初曾以杖代流，不久恢复流刑。《元史·刑法志》列为：辽阳、湖广、岭北。《经世大典·宪典总序》说：“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大率如是。”①总之是远迁。关于死刑，《唐律》分绞、斩两种，五代时曾有凌迟，《宋刑统》又去掉凌迟。《大元通制》的规定如何？《元史·刑法志》列的是斩、凌迟处死。但《经世大典·宪典总序》却说：“至于死刑，有斩无绞。”而《事林广记》至顺刻本中保存的《大元通制（节文）》则写明，“死刑：绞刑、斩刑。”②《刑统赋疏》通例所引刑法，也写：“死刑二等刑：绞、斩。”《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卷一《刑制·刑法》的五刑之制表，死刑一栏未填等别，但下文引了《五刑训义》，说明死刑分为绞、斩。记载颇有出入，有待深入探究。

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封建统治者认为这些都是违反封建君主制、等级制和宗法制的不可赦宥的大罪。关于十恶，《元史·刑法志》所载文字，与《唐律》、《宋刑统》完全相同。《事林广记》至顺刻本的《大元通制（节文）》所记，十恶之九“不义”是“谓杀本属路府州县官员及受业师傅，又吏卒杀本属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释服从吉及改嫁他人者”③。把《唐律》、《宋刑统》上的“府主、刺史、县令”改作“路府州县官员”，以符合元代的实际情况。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是封建刑律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分子的维护，列入“八议”的人犯罪量刑可以减免。有关条文，《大元通制》也全部承袭了。

除了五刑十恶八议，《大元通制》还增加了五服专条，这是《唐律》和《宋刑统》都没有的。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近疏亲属服丧的规定，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在礼仪制度上的反映。在制订《大元通制》时，元朝统治者决定用律文在服丧仪礼方面维护封建宗法关系，可①《元文类》卷四二。

②《事林广记》别集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

③《事林广记》别集卷三。

见当时汉族传统的封建宗法思想已在很深的程度上被元朝统治者接受。实质上，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所提倡的贵贱上下有等，尊卑长幼亲疏有别，与蒙古游牧贵族的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二、《大元通制》的许多条文是按照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重新拟定的。

条格自不必说，即使是断例（律），虽然按照《唐律》的十二篇目编纂，但除了上述五刑、十恶、八议以外，具体的条文都是与《唐律》不同的。如果把可以看作是《大元通制·断例》的内容，即《元史·刑法志》中列于与《唐律》相同篇目下的条文与《元典章》中属于“断案通例”的“断例”，同《唐律》条文相比对，就可以看出《大元通制·断例》的基本情况是：甲，一部分条文直接沿袭《唐律》的文字，仅仅稍加变动；乙，一部分条文可以看出与《唐律》的渊源关系，但条文本身是重加修订的；丙，一部分条文可以归纳进《唐律》某篇的某一主题，但在条文上找不出直接的联系；丁，一部分条文无论就主题还是文字来说都是新的。这就是元后期名臣揭傒斯说的，刑部“所掌四法十二律，皆仍其旧，而其条置颇损益焉”①。

三、《大元通制》含有明显的蒙古因素。

所谓蒙古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蒙古法的因素，另一类是蒙古社会的因素。当然，这两类因素本身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先说第一类蒙古法的因素，也就是在《大元通制》中可以直接看到蒙古法——札撒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主要的是两点：一是军队的编制采用蒙古的十进制，这种制度在札撒中是见诸明文的。二是对军官的考核提出五个要求，即“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仗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②。这五条的主旨大意，我们也可以从札撒中见到相应的记载。

婚制方面，婚姻采用“各从本俗”的原则，从而具有多因素的混合结构。蒙古婚姻从本俗，所以对汉族的禁令，蒙古可以例外。譬如汉族禁止“有妻更娶妻者”，但由于札撒允许“一夫多妻”，所以“蒙古人不在此限”③。反之，汉族从本俗，也就不允许汉族采用蒙古习俗。譬如蒙古实行“父兄弟婚”（子收父妾、弟收兄妻或兄收弟妻），这在元初曾影响到汉族，但后来在法律上予以禁止。至于“递相婚姻者”，以男方习俗为主，但“蒙古人不在此例”，就是说蒙古女子与他族人通婚仍可以用蒙古习俗，在这里多少又表现了蒙古至上主义。

在宗教方面，也可以见到两点明显的蒙古法因素。札撒规定：（1）对①揭傒斯《中书省刑部题名记》，见于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页27—29，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通制条格》卷七《军防·军官课最》，《元代史料丛刊》黄时鉴校点本，页11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通制条格》卷四《户令·嫁娶》，前引黄时鉴校点本页47。

于各种宗教，不舍此取彼，不尊此抑彼，一视同仁，不分彼此；（2）免征托钵僧、诵古兰经者、法官、医师、学者、献身祈祷与隐遁生活者的租税和差役。而在《大元通制》中，有关的条文也总是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并列的。至于租税和差役的免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中可以看出，入元以后的规定是：种田出纳地税，做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

至于在刑罚方面，蒙古法中的反映刑或同害刑在元代法典中是否存在影响，论者颇有歧见。从现已掌握的史料看，大体上说来，蒙古法及其他法中的反映刑或同害刑因素似乎并没有进入元代法典。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影响还是存在的。例如《通制条格》收有一条：至元九年八月规定，对皇帝的名字要避讳，“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①。蒙古习俗原是不避讳的，后来受到汉族仪制和法制的影响，便要避讳了；但这里对于违犯避讳的人的刑罚“口里填土”却是蒙古式的。

另一类蒙古社会因素，是指在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情况下，元代社会受到的原蒙古社会的影响而出现的与蒙古相关联的新的社会因素。这类蒙古社会因素比较多，在《大元通制》中得到显著表现的有站赤、投下、驱口和民族等级等。

在唐、宋、金的律令中，都只有关于驿马的个别条文，而在《通制条格》中则专门列有“站赤”的篇目。可惜尚存《通制条格》卷帙中这一篇目缺失。现存《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五站字下所录《成宪纲要》有关驿站的文字中所载标明“通制”的文书十九条当即录自《通制条格》“站赤”部分。

蒙古的投下制度在至元八年三月的《户口条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个《户口条画》全文载入了《通制条格》卷二。从这条画的规定可见，元朝的法典一方面确认投下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限制和削弱投下主的权益。在至元八年的《户口条画》中，对人户中的驱良也有详细的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元朝法典承认蒙古贵族、官员和封建主占有驱口的合法性，但基本上把得到法律认可的驱口占有限制在乙未、壬子二年（首先是乙未年）括编户籍时的范围之内，一般不允许乙未、壬子年编籍后的“良”变为“驱”；同时，却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的驱口放良。良贱不婚的禁令后来也有所松动。

元代社会存在着严格的民族等级。实际上的民族等级区分，在蒙古时期业已存在。不过从现存法律资料看，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四个民族等级的划分，直到大德年间（1297-1307）才确定下来。在《大元通制》中，在官制、军务、刑法等若干重要方面，民族等级的区分都有充分反映。有关内容可参见本编第八、九章，在刑法方面的表现，下文还要述及。

关于《大元通制》在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概要说来就是：它承袭了唐①《通制条格》卷八《仪制·臣子避忌》，前引黄时鉴校点本页125。

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时含有明显的蒙古因素；它是按照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编纂的。如果《大元通制》的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元代法典的二元性，那末它正是元代社会的二元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鲜明反映。

第四节　元代的司法结构

元代的司法结构是二元的，蒙古“国俗”与“汉法”并存。

蒙古国原设的札鲁忽赤（断事官），有元一代始终存在。从中统元年（1260）起，札鲁忽赤秩正三品，御位下与诸王位下置三十一员；后屡有增减，最多时达四十六员。至元二年（1265）置大宗正府，“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逃驱、轻重罪囚，..悉掌之”（《元史·百官志三》）。后来才将汉人的刑名事务析出。致和元年（1328），进一步确定“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元史·百官志三》）。

“有司刑部”是另一元。忽必烈继位后推行汉法，从中统元年（1260）

四月起建中书省，设置六部。起先兵、刑、工为右三部，至元三年（1266）刑部单设。刑部“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复，系囚之详谳，孥收产没之籍，捕获功赏之式，冤讼疑罪之辨，狱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议，悉以任之”（《元史·百官志一》）。实际上，在致和元年以前，刑部所掌，只是汉人以及后来南人的刑名事务。在司法方面，刑部所拟的刑事案件，最后呈中书省断决。元初的断案事例文献，关于量刑，往往先是“法司拟”，而后是“部拟”，最后是“省拟”。当时的法司当是检法一职或其专门机构的别称，其职责是掌管和检拟金《泰和律》的有关律令条文，至元八年后基本上被废除。

在地方上，元朝在行省以下置路、府、州、县四级政府机构。司法裁判事务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之一，由各级政府的长官和正官聚会合议，连署决定。在元代官方文书中，这样的办事方式称作圆议（或圆坐）和圆签（或圆押）。例如在路这一级，参与圆议和圆签的人便是长官达鲁花赤和总管，正官同知、治中、判官和推官。路与散府均设有推官，上路设二员，下路与散府设一员。推官负责具体处理刑名事务，如立案、调查、鞫问、拟刑等。州县的刑名案件，凡超出州县断决权限的，也由路府推官负责审理。在路的经历属下，还有一名办理刑案的司吏。各级政府判刑的权力，“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录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①。对于地方上的刑狱，中书省或行中书省有时派出审断罪囚官进行监督。

御史台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当然也包括司法和裁判的是否公正确当。御史台所属的各道肃政廉访司，有权复审地方上的刑狱事务和检查办案文书。刑狱违错，百姓受冤，可向御史台及其所属肃政廉访司呈诉。

二元的司法结构是元代社会二元性的又一个鲜明的反映。在这样的司法①《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制·刑法·罪各府县断隶》。

结构中，民族等级制度突出地表现出来。一般的政府机关在执行司法职权时只能审断汉人和南人，蒙古人与色目人犯法，都必须由礼鲁忽赤进行审断（致和元年以后才有变化，有如上述）。蒙古人与色目人犯有重罪，一概由大宗正府审理，而且必须由蒙古人对罪犯进行判决。量刑的轻重也因民族等级的不同而相差悬殊。例如，同样是盗窃，元代通例规定：“窃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刺项”，但蒙古人犯者不刺①。又如，同样是杀人伤人，一般律文规定杀人者死，但蒙古诸王以私怨杀人，仅判处杖刑和流放；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杀死汉人，征烧埋银，断罚出征；而汉人只要殴杀蒙古人，即予处死；而且，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报，只能陈诉，否则将予以严惩。

由于元代社会诸色户计构成十分复杂，在审判方面，当时形成了一种约会制度。至元二年（1265）二月，“总管府条画”已规定：“投下并诸色户计遇有刑名词讼，从本处达鲁花赤管民官约会本管官断遣。如约会不至，就便断遣施行。”②后来，这种约会制度涉及僧、道、儒、医、灶、乐、军、探马赤、畏兀儿等各种户计。实际上，凡民户刑案涉及其他户计，管民官都必须约会该户计的本管官共同审理，方能生效。在中国古代司法结构中，这种约会制度是十分特殊的。

①《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强窃盗贼通例》。

②《元典章》卷五三《刑部》五《约会》。

第十二章　元代的礼俗

俗是社会生活习惯，礼是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规范。所谓礼俗就是经由礼规范的社会习俗。一定时代、一定地域、一定国家、一定民族的礼俗往往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状况和精神生活面貌。礼俗又具有明显的前后承袭关系和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礼俗乃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的礼俗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代。周代时候，礼俗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结构。《周礼·大宗伯篇》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军礼独缺，因为军事是机密的。吉礼是祭祀的规范，凶礼是丧葬的规范，宾礼是交际的规范，嘉礼是婚嫁的规范。中国的礼俗，大多是同这些礼分不开的。自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礼俗也不断演变。历代王朝使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仪制得以逐步形成和完成。而悠久持续的文化传统则又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具有自己独特的丰富多彩的岁时节序。礼俗的这些主要方面，在元代，其内容也是十分充实的。元代的礼俗还具有二元性，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下面分述元代礼俗的五个主要方面：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

第一节　祭祀

“礼之始也以祭”。祭祀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的祭礼对象包括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先圣、岳镇海渎以及风师、雨师、雷师等。《元史·祭祀志》记述，元朝的祭祀“稍稽诸古”，同时，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形式，蒙古风俗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

元朝特别重视祭天，这是直接与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崇拜至高无上的“长生天”联系在一起的。“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元史·祭祀志一》）。在文献中，成吉思汗祭天的活动屡有所见。1254年，蒙哥汗祭天于漠北的日月山。忽必烈即位以后，先是在每年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两次祭天，后认为这是亡金旧例，改成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一次。这时，元帝在上都，所以元朝的祭天在上都举行。祭天时，“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元史·祭祀志六》）由于受汉族礼制的影响，从忽必烈时候起，在祭天的同时祭地。但由于在汉族祭祀传统中天地应当分祭还是合祭是个争论不定的问题，元朝长期实施的仅仅是祭天的礼仪。

对于成吉思汗的祭祀，窝阔台在即位以后已予以重视，这是蒙古宗室祭祀祖先的开始，并且形成了传统。忽必烈即位后，在至元三年（1266）建成太庙，基本上按照中国王朝的传统礼制进行祭祀，十分隆重。但是，元朝的太庙祭祀仍旧具有若干特色：（1）祭祀的祝文用蒙古文书写，由蒙古巫祝宣读；（2）常馔以外，增加了野豕（代替豢豕）、鹿、羊、葡萄酒、马湩以及其他野生禽兽；（3）在太庙作佛事。这种“郊庙之仪”，按照传统，也应由皇帝亲自举行。但是从忽必烈起，元帝“亲享”的不多，往往就由巫祝主持了。

由元帝遣使致祭的是社稷、先农和先圣。社指土地，稷指谷类，先农指农神。先圣包括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和宣圣（孔子）。对社稷、先农和先圣的祭祀是忽必烈在位期间逐渐制定的，显然是他推行汉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礼仪方面接受了汉族农业社会的产物以及作为汉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第一位代表人物的孔子。忽必烈还曾亲自举行过祭孔的典礼。

对于岳镇海渎和风师、雨师、雷师的祭祀，元帝也是遣使代祀。岳镇海渎的代祀始自中统二年（1261）。五岳四渎五镇四海，分五道，每道遣使二人，蒙汉各一，出玺书给驿以行，秩祀有常。这是国典，“诸王公主驸马辄遣人降香致祭者，禁之”（《元史·刑法志二》）。这些祭祀同样沿袭了中国的王朝传统，但也可以在蒙古风俗中找到若干相应的因素。例如成吉思汗由于藏在不儿罕山逃避蔑里人的追捕而保全了性命，因此决定子子孙孙永远祭祀此山。契丹、党项等族的祭山习俗也可能对蒙古族发生过影响。又如祭祀风师、雨师和雷师，蒙古人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的萨满教信仰使他们本来就对风、雨、雷这些自然界施威的现象充满了神秘感和畏惧心理。元朝还祭星于司天台和回回司天台。

关于祭祀，这里要记述一下太庙大祭祀时的“割奠”，这是“国礼”，是蒙古的祭礼。在祭祀时，由蒙古博儿赤（司厨，怯薛成员）跪割奠牲的肉，置于太仆卿奉侍的朱漆供盘之上，酹以马湩，而后祭供。蒙古太祝呼帝后御讳，致祭年月日数，致祭物品，最后读蒙古语祝文。礼毕，以割奠之余撒在南门外，名曰“抛撒茶饭”。凡是大的祭祀，行割奠之礼，以示隆重。

蒙古又有烧饭祭礼，这显然直接因袭了契丹、女真的类似风俗，蒙古语称为“亦捏鲁”（ineru），关于这种烧饭礼俗，有人认为是殉葬，有人认为是火葬，有人认为是一种祭祀，用于祭祖以及祭天。见于蒙古的有关资料有：《蒙古秘史》第70节的记载，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已有烧饭的习俗，是祭祀祖先，祭后分胙而食。普兰迦儿宾尼记载，“他们把吃了马的骨头烧掉。妇女们也常聚到一起，焚烧骨头，为男人们的灵魂祝福”①。元末陶宗仪记载，一次，忽必烈举行丁祭（祭孔），“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赐”②。元代大都有烧饭园，在蓬莱坊，是皇家行烧饭礼的场所。每逢祭祀时，“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湩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③。从这些资料可见：蒙元的烧饭是祭祖祭孔，烧饭由萨满教的师婆主持，所用的牲畜，其胙由祭者分食，焚烧掉的原是骨头，后来也有肉。烧饭也烧掉肉，这可以看作蒙古贵族生活奢侈在祭祀活动中的表现。

元朝还有一些祓灾迎福的礼俗可以提一下。一是“游皇城”，至元七年，忽必烈听从帝师八思巴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上安置一顶伞盖，上写梵字金书，称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从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宫内仪仗队要“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寻迎福祉”《元史·祭祀志六》）。周游时，出动数千人，有庞大的仪仗、乐队和戏队，首尾排列三十余里，大都的居民倾城聚观。同样的活动，每年六月中，在上都也举行一次。一是“射草狗”，义为脱灾。每年十二月下旬选择一天，在大都西镇国寺内，“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段为肠胃”。先由显贵们交相发射，“射至糜烂，以羊酒祭之”。而后由帝后及太子嫔妃发射，并且各自解下衣服，“俾蒙古巫觋祝祭之”（《元史·祭祀志六》）。另一种脱旧灾、迎新福的风俗是：每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定一日，帝后及太子坐于寝殿，用白黑羊毛为线，把他们自顶至足缠系了，由蒙古巫觋念咒语，在银槽中烧米糠酥油，以烟熏他们身体，毛线断了，纳入槽中。然后，他们又用手撕裂数寸长的红帛，“唾之者三，并投火中”（《元史·祭祀志六》），随即解下衣服交给巫觋。从这些礼俗可以看出，元代帝室的礼俗是相当落后的，迷①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页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丁祭》。

③《析津志辑佚》，《古迹》，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本，页115。

信的色彩十分浓厚。

第二节　仪制

蒙古肇兴朔漠，原有朝会燕飨之礼。朝会，或称聚会，译自蒙古语“忽邻勒塔”（quriltai-qurilta），原是部落议事会，后演变成为宗王大臣会议，商议征伐、继位等军国大事。朝会之际，与会的人在一起宴饮，蒙元时候成为皇帝赐予的燕飨，由于规定与宴者穿同一颜色衣服，又称“质孙宴”（质孙，蒙古语，义为颜色），或“诈马宴”（诈马，波斯语，义为衣服）。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喝盏”之礼，设专人高呼“月脱”（义为“请用”），大家敬酒。重大的宴饮往往持续数天，时间最长的宴饮甚至达到六十余天。这种质孙宴起初只有皇帝才举办，但后来宗王达官也有举办的。但朝会本身的礼仪是很简朴的，直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的时候，只不过树起九斿白旗，诸王们共上尊号而已。

在窝阔台继承汗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列班就拜，“降升分上下，进退有低昂”①。参加会议的人“从头上摘下帽子，把腰带搭到肩上”，“九次以首叩地”②。忽必烈即位以后，至元六年（1269）年十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制订朝仪服色，从至元八年八月庆贺天寿圣节开始正式使用。“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居上尊号，进太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元史·礼乐志一》）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因而从这年开始使用的朝仪和燕飨，可以说是汉蒙混合的仪制。中国王朝的传统，礼与乐曲相辅相成。元廷的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混一前代各王朝的乐，包括西夏、金、宋的乐，以及回回乐；二是雅燕并用，“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元史·礼乐志一》）。冠服车舆是中国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分，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元朝在这方面，“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所谓今者，包括就所征服的四方诸国，“因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①。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等，都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等（《元史·舆服志一》），体现了民族等级的差别。所谓“兼存国制”，比较突出的有：质孙是蒙元特有的一色服，“内庭大宴则服之”（《元史·舆服志一》），若是大宴数日，每天换穿不同颜色的质孙。天子的质孙，冬服凡十有一等，夏服凡十有五等；百官的质孙，冬服凡九等，夏服凡十有四等。衣冠上缀有①耶律楚材：《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首》，《湛然居士集》卷九。

②《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0、175。

①《经世大典·礼典总序·舆服》，《元文类》卷四一。

许多珍宝，而且大量使用高级丝绸和域外的纳失失（金锦）、怯绵里（剪茸）、速失（回回精制毛织品）以及高丽罗等，穷极奢华。质孙的制作也有一定的规制，十分严格。象轿是元廷特有的乘舆，始制于至元十七年（1280）。象来自西南以及域外马八儿、缅、占城、安南、交趾诸国的进献。见于《元史》本纪的献象记载共三十七次，其中载有数目的十八次共八十八头；其余十九次若每次只作一头计，共十九头，总数也超过了百头。元廷把得自贡献的象饲育于大都析津坊海子之阳。每年皇帝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时，有蕃官骑象前导或御象以驾巨辇。象轿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为了维持这样壮观的象轿队伍，当象不够用的时候，元廷就遣使到占城、占腊、龙牙门等地去索取驯象。其他较具特色的仪仗还有驼鼓、骡鼓和马鼓等。

蒙元尚白，这与契丹、畏兀儿等北方民族相同。最显著的事例是：成吉思汗建国时候树起了九斿白旗；他死后，在他的陵地搭起了八个白帐供祭；元大都大明殿内的御榻上有白盖金缕褥，御座上安置的镇邪伞盖也是白色的；元廷祭祀时用白缯作币；最隆重的质孙宴一律穿白色服装；进献于元廷的禽兽，如果是白色的，被认为更具敬意，如白鹰、白马、白驼等。为什么蒙元崇尚白色？有人认为与敬重祖先有关系，因蒙古人相传自己的祖先是苍狼和白鹿。有人认为与生活环境有关，在蓝天白云之下，白色的羊群是他们宝贵的财富，而白色的马湩和牛羊乳又是他们日常饮食之源。也有人认为与萨满教信仰有关，因为萨满教是崇尚白色的，蒙古任别乞的人穿白衣，坐白马。

蒙古又尚右，这又与突厥相同。“其位置，以中为尊，右次之，左为下”（《黑鞑事略》）。尚右表现在许多方面：成吉思汗分封宗族，诸子的封地在老营右面，诸弟的封地在老营左面；元朝太庙的神主的排列由左昭右穆改为右昭左穆；元朝丞相两员，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又，右丞在左丞之上；元宫中有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库，金银、质孙衣段隶右库，常课衣段、绮罗、缣布隶左库；在帐幕里，男子坐右边，妇女坐左边，尊重男性；在行进时，两骑相向交左而过，表示谦顺；在进食时，接他人递来的肉要用右手，用左手就是相逆，等等。

蒙古还崇尚九这个数字，用九表示隆重，这与汉族是一致的。除了九斿白旗以外，崇九还表现在：成吉思汗给予功臣的特权之一是九次犯罪不罚；祭祀时，羊鹿野豕等祭品一般常用九数或九的倍数；每年在上都祭天，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除了貂鼠皮，其余都取九数。

在蒙古传统的风俗中原有不少禁忌，元代仪制建立以后，禁忌避讳的事也有增加。蒙古原有的禁忌有：禁草生而■地者，遗火而■草者，拾遗者，履阈（踩着门槛）者，箠马面目者，相与淫奔者（《黑鞑事略》）。由于害怕雷电，春夏两季，他们不在河中洗手汲水，甚至不在原野上晾晒洗过的衣服。有的禁忌是与萨满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禁止拿小刀插入火中，禁止用小刀到大锅里取肉，禁止在火旁拿斧头砍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会将火砍头。故意犯禁的人要被处死；不是故意犯禁，可由巫师为犯者涤除罪恶。蒙古人认为火可以净化污秽和灾邪，办法是烧起两堆火，从中间通过。

忽必烈在仪制确定以后，至元七年闰十一月，“禁缯段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元史·世祖纪四》）。从至元八年起，禁止器物饰金。原来蒙古贵族是喜爱器物上饰金的，现在予以禁止，是要显示皇帝的独尊。后来元顺帝时，又有进一步的禁限。后至元四年（1338），“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玉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顺帝纪二》）。至正四年十一月，“禁内外官民宴会不得用珠花”（《元史·顺帝纪四》）。

中国历代王朝禁止称呼皇帝的名字，皇帝死后追尊庙号，各种文书要回避庙号的用字。蒙古前四汗时，汗的名字是毋须回避的。贵族与平民之间也彼此直呼其名；汗死以后也没有庙号。不过有一些事例表明，有的尊长已不允许下属冒犯自己的名字，而王、妃死后避讳他或她的原来名字似乎渐渐成为习俗。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拔都把喝醉时提到他名字的不里砍头处死。后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拖雷死后人们回避他的名字，改称他为“大那颜”，甚至把蒙古语中的“拖雷”（toli，镜子）改用突厥语同义词“库兹古”（kozgu）来表示。元朝制定朝仪以后，至元九年八月明文规定，“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以后成宗、武宗均予重申，凡有犯者，“教更改了者”①。延祐元年（1314）元廷再次规定，表章文字必须回避御名庙讳。这样，元朝的避讳便走上了中国传统的轨道。

元朝在至元三年开始对前四汗追尊庙号，以后成为定制。元朝的庙号采用双重制，即从忽必烈起，每个皇帝死后都既谥一个蒙古语庙号，又谥一个汉语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薛禅汗”，汉语庙号是“世祖”。蒙古语庙号行用于元朝及诸藩国，也就是以元帝为宗王的整个蒙古汗国；而汉语庙号则仅仅行用于元朝。这种双重庙号制度，显然是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性的一个鲜明反映。它在中国王朝制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

①《通制条格》卷八《仪制·臣子避忌》。

第三节　婚姻

元朝的婚姻礼制是在至元八年（1271）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这年二月，忽必烈颁布的圣旨条画中有一款：“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②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代婚礼中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礼俗。一直到蒙古汗国建立以后，蒙古人中间还流行“抢亲”的风俗。但同时，议婚的风俗也很普遍。父亲可以为儿子向女方求婚，若女方父亲同意，就饮“布浑察儿”（许亲酒）。又有“不兀勒札儿”，译称“许婚筵席”。“不兀勒札儿”这个词原意是“颈喉”，这里实际上指羊的颈喉，这个部位的骨头十分坚硬，许婚筵席上吃这个部位的肉，表示定婚不悔①。议婚要讲聘礼，一般是以马示聘。但是成吉思汗认为，“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元史·孛秃传》）他更注重婚姻的社会条件与政治基础。因而元代时候，蒙古贵族与平民不相通婚；贵族之间彼此嫁娶，称为“忽答”，即姻亲；此外，“安答”之间也互相嫁娶，结成“安答忽带”，即义兄弟姻亲关系。

元代蒙古人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蒙古社会已以男子为中心，同时还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婚姻制度的残余，一方面是因为频繁的战争使大量男子丧生而同时又俘获了大量妇女。当时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蒙古人的蕃衍，因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蕃衍，不许有妒忌者”（《黑鞑事略》）。至于一个男子娶多少妻子，则有赖于他供养的能力。所以，愈是显贵的人，往往妻子愈多，在蒙元时代的文献中，一个贵族有几十个妻子的记载是屡见不鲜的。按照当时的风俗，平民也可以娶有多妻。在多妻的情况下，长妻的地位最高。但是，妻以子贵，如果长妻没有生子，她的地位就可能低于她丈夫的其他生子的妻②。严禁与已婚之妇私通，犯者处死。

元代蒙古人还实行收继婚制，也就是“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元史·乌古孙桢传》）。这种婚制，中国北方许多民族都曾实行，汉文文献中称之为“蒸母报嫂”。蒙古兴起时，和它邻近的女真、党项、畏兀儿等族也有这种习俗。因此，在当时蒙古人的观念中，这是顺理成章的。甚至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宠妃木哥哈敦就被三子窝阔台娶去。而在窝阔台得到木哥哈敦以前，他的二兄察合台也派人来说：“父亲遗留下的诸母和美妾②《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婚姻礼制制礼》。

①后来没有许婚筵，就改在结婚时吃“不兀勒札儿”，表示好合。这个风俗延续至今。②《史集》第1卷，汉译本页187。

之中，把这个木哥哈敦给我！”①这种婚制，在元朝封赠制度方面也有反映。元朝规定，“再醮之妇”是不予封赠的，但蒙古（以及色目）除外②。

至于在元代仍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婚姻礼俗，则基本上沿袭了原有的传统，但也有若干变化。至元六年三月，中书省户部议准，“今后但为婚姻，议定写立婚书文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钱物，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③。至元八年九月，尚书省礼部呈准施行的婚姻礼制是依据“汉儿旧来例”并参照朱熹《家礼·婚礼》拟订的，包括议婚、纳采、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和婿见妇之父母七项。同时，金代流行一时的“拜门”，因为“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俱无此陈例，此系女真风俗”，而“遍行弟去”④。

元廷对于一些特殊的婚姻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对于“驱良婚”，也就是驱口与良人之间的通婚，元廷明令禁止，违者有罪。良人娶驱，判徒刑二年；良妇嫁驱，“则合做驱”①。如宋时在江淮已成习俗的典妻，元廷认为是“薄俗”，予以禁止；也禁止嫁卖妻妾②。又如指腹为婚，宋金两代较为多见，而元代的法律则予以禁止。

元代各民族的婚姻礼制，虽然各从本俗，但彼此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汉族中有些人效法蒙古人多妻制，“有妻更娶妻”，对此，元廷以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界限，在此以前“准已婚为定”；在此以后，申明禁止③，不过，有妻再娶妾仍被允准。

蒙古的收继婚制对汉族也有影响。而元廷对此的政策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按至元七年的规定，侄儿不得收继婶母。而按至元八年十二月颁布的圣旨，“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④，也就是准许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即使是小叔收嫂，也被认为“难同有妻更娶妻体例”⑤。到了至元十二年，兄收弟媳已在实际上受到禁止，犯者刑杖。《元典帝》载有至元十四年刑部所准兄收弟媳刑断离之例，以后遇有同类案件，即以此例为依据审理⑥。至顺元年（1330）九月进一步下敕：“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①《史集》第1卷，汉译本页245。

②《元典章》卷十一《吏部》五《失节妇不封赠》。

③《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嫁娶写立婚书》。

④在汉族的婚俗中，“拜门”就是婿见妇之父母。女真的“拜门”别有含义，是男女婚前生子后男子去女子家拜见女方父母，执子婿之礼。

①《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良人不得嫁娶驱妇》。

②《通制条格》四《户令》《典雇妻室》、《嫁卖妻妾》。

③《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有妻许娶妾例》。

④《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收小娘阿嫂例》。

⑤《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叔收嫂又婚定妻》。

⑥《元典章》新集《户部·婚姻·兄收弟妻断离》。

者，坐罪”（《元史·文宗纪三》）。这“诸人”，明白指的是汉人、南人⑦。

另一方面，蒙古人受到汉族婚姻礼俗的影响，也有不再从本俗的。例如蒙古弘吉剌氏的脱脱尼，年二十六岁时丈夫哈剌不花死了，哈剌不花前妻有二子已成年，尚未娶妻，都想收继她。“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惭惧谢罪，仍析业而居”（《元史·脱脱尼传》）。对这样的事，元代官方未予干涉。

⑦《元史》卷一○三《刑法志》二《户婚》：诸汉人、南人、父没子收其庶母，兄没弟收其嫂者，禁之。

第四节　丧葬

元朝在丧葬方面，包括葬式、丧服、丧事和服丧，也规定各从本俗。

蒙古族实行土葬，但无冢，富贵的人有棺，但形制与汉族的棺不同，“中分为二，刳有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元史·祭祀志六》）。殓用貂皮袄、皮帽，靴靺、系腰、盒钵（后衍称荷包），都用白粉皮制成，以车载棺，运到葬地，一路上由一蒙古巫媪骑马前行，这匹马称为金灵马。到了陵地，开穴所起的土块排列有序，埋入棺后，又依次掩覆。这是皇帝的丧式。从成吉思汗起，这样葬入土中后，当即驱马蹴平，上面覆草，不再修建陵墓。

因此，他们的具体埋葬地点，人们不得而知。《元史》称元帝均葬于起辇谷，拉施都丁《史集》说是葬在不儿罕一合勒敦。这个地方，蒙古语称horig或horigul（突厥称gurup或quruq），意为“禁地”①。

几种文字的文献都记载蒙古人实行土葬时以死者生前的生活资料作为随葬品。普通的人，随葬品只有帐幕、马匹、武器等。贵族的随葬品有金银珍宝。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蒙古首领死后人殉的记载，如志费尼记成吉思汗死后有四十美女殉葬。他又记载拔都葬时以“奴隶及妻妾殉”①。但是，在汉文文献中不见人殉的载录，这可能是因为汉人不预此事，无由得记；也可能是因为这种人殉本来就并不普遍，而在忽必烈推行汉法后已经废除。

蒙古对死者的哀悼祭祀，有如下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嘱咐不要发丧举哀，以便“使敌人不知我已死去”②。蒙哥汗死后，灵柩被运回老营后，“在四处斡耳朵中轮流为他举哀”③。《元史·祭祀志》记：“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又记：“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陵祭，三年然后还。”陵祭日子延长到三年，可能是受到汉族丁忧之制的影响，因为蒙古族是没有服丧三年的习俗的。

元代汉族的丧葬礼制沿袭了固有的传统，而且把它更加牢固地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大元通制》成书，“乃著五服于令”④，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把五服在法典中列有专条。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近疏亲属服的规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在丧礼制度上的反映，元朝统治者决定用律文予以维护和施行。汉族，三年服丧丁忧之制，在元代同前①此地究竟在何处，有待进一步研究。现一说在克鲁伦河畔，一说在肯特山。起辇谷是否即不儿罕一合勒孜，也无定论。参见P。Pelliat，einggis，NatesonMoresPolo，I，Paris，1959。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上册，页220及225注（30）所引瓦撒夫书上的记载。②《史集》第1卷，汉译本页321。

③《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71。

④《宪典总序》，《元文类》卷四二。

代一样严格，蒙古、色目“不拘此例”⑤。有的蒙古、色目人也进行效法。对此，元廷在大德八年（1304）曾规定可以允许，但后来发生争议，在致和元年（1328）时曾予禁止。至元十五年，中书省明文禁止汉族火葬，以厚风俗。此外，汉族居丧饮宴的活动在延祐元年也遭到禁止，但蒙古色目人“可各从本俗”①，不在禁例。

《析津志》记大都“城市人家”在佛寺火葬死者，“烧毕，或收骨而葬”。“孝子归家一哭而止，家中亦不立神主。若望东烧，则以浆水酒饭望东洒之；望西烧，亦为上法。初一月半，洒酒饭于黄昏之后。色目、大食等，则各从本俗”②。这里所谓的“城市人家”，没有说明其族属；下面说到色目、大食等，可见当指蒙古族或汉族。这里的火葬是采用了佛教的典仪。而其他举止，显然不象是汉族礼俗，或者是蒙古的某些丧葬风俗进入了大都；或者是汉族受到了蒙古某些丧葬风俗的影响。

元代丧葬各从本俗，元代文献也记载了一些部落、民族的丧葬情况：汪古部，“遇父母之丧则■其面而哭”③。这种行丧■面的风俗多半是承自突厥的。伊吾庐人塔本卒，“遗命葬以纸衣瓦棺”（《元史·塔本传》）。党项族，有四种葬法：火葬，沿袭羌人的风俗；土葬，有棺柩墓地，受到汉族的影响；天葬，与契丹的天葬相似；水葬。畏兀儿族，有土葬和火葬两种，土葬有棺，葬后有坟，在死者颌胲上、乳头上、肚脐上放有金子，所以土葬当是富贵人家才采用。女儿、媳妇带白孝，散头发，亲眷孩儿中做和尚的在肩胛上挂白财帛，俗人散头发。丧礼的全过程由和尚念经举行。“休似河儿使例行者，搭麻花挂孝穿团头都仗穿带者”①。在云南地方，原来盛行火葬，“不为丧祭”。赛典赤治云南时推行了土葬，“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⑤《通制条格》卷十《吏部》四《赴任程限等例》。

①《元典章》卷三○《礼部》三《禁沾居饮宴》。

②《析津志辑佚》，《风俗》，页210。

③《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81，注62。

①《元典章》卷三○《礼部》三《畏吾儿丧事使例》。

第五节　岁时节序

在岁时节序方面，元朝也基本上沿袭历代形成的传统，同时又包含一些蒙古的因素。1264年，忽必烈颁布圣旨条画规定：“京府州县官员..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②在这些假日之中，元正、寒食、七月十五、十月一日、重午、重九等都是传统的节日。下面对元代的岁时节序作若干叙述。

元旦庆贺的风俗，始于汉高祖。自后历代皇家，每逢元旦，行朝贺大礼，元朝未有例外。而民间有贺新年的风俗，大约始自晋代，相沿到元代也仍旧存在。元代在正旦朝贺以后，百官脱去公服，“与人相贺”，相贺之时，赠与手帕③。以后数日间，士庶彼此往还迎送。在大都，到十三日这天，人们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

正月十五上元观灯的风俗，也始于汉代，而盛行于唐、宋及其以后。元初，忽必烈已在大都宫中挂灯赏玩。据说忽必烈本人穿制过珍珠垂结灯。宫中有一棵树，忽必烈赐称“独树将军”，上面悬挂诸色花灯。尔后，每逢这个节日，宫内衙门“进上灯烛、糕面、甜食之类”①。到武宗、仁宗之时，此节大为兴盛。武宗在即位后的第一次正月十五日（1308）命起灯山于大明殿后延春阁前，蔚为壮观。在民间，大都的市铺从十三日起开始悬灯，一直到十五日或十六日。接下去，元月十九日是燕九节，大都士女倾城前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烧香，祭祀道教全真教宗师邱处机的生日，同时也宴游取乐；这个元初始有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周代已有修禊、寒食的风俗，而清明则始于汉代，唐、宋相沿以为节令。清明作为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之一，在三月间；清明前一日或两日，是为寒食。元廷规定寒食放假三天，自然就将清明这一天包括在内了。在这个节令里，人们祭祖扫墓。古时有打球、斗鸡、秋千诸种游戏，元时大都，这类游戏仍行于宫闱以及达官贵人之家。贫苦的人盼望摆脱穷困，在三月三日这天，“竟以菽秀秕纽作圆圈，自以此圈套其首自足，掷之水中，云脱穷以讫”②。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相传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诞辰，佛门信徒逐渐有浴佛会。元朝皇帝从忽必烈起信喇嘛教，因而对浴佛会十分重视。“送香水黑糕斋食奉上，有佛处咸诵经赞庆”③。典仪方面的特点是全部遵照喇嘛教的规则。

②《通制条格》卷二二《假宁·给假》。

③《通制条格》卷八《仪制·公服私贺》。

①《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1。

②《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7。

③《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1。

重午，元时也简称午节，在五月初五。这个相传纪念屈原的日子，元廷“以为大节”。这一天，宣徽院等衙门向元廷进献彩索、珠花金罗、酒醴、凉糕、香粽等物。在大都，小商贩们制卖各种凉糕；此外，市场上出售艾虎、泥大师、彩线等袋牌等，大概与江南习俗相同。南方在这一天划龙船的风俗在元代依旧盛行；但至元三十年（1293）时曾一度因其“无益”且“聚众不便”而予以禁止。

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也称乞巧节、女孩儿节。此节相传的故事有牵牛星与织女星在鹊桥相会，有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盟誓。在元代大都，这一天，士庶之家都架起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备盛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流传有关于元代大都建城乃是刘秉忠主持设计，有“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的传说①。在七夕节，大都人民也迎二郎神赛愿。此外，在上都，这天命师婆选择吉日，勒太史院在吉日“洒马戾，洒后车，辕軏指南，以俟后月”②，为大驾南返做好准备。

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又叫鬼节，是祭祀祖先、追念亡灵的日子，元代放假一天。有关这个节日，尚未见具体的、特殊的记载。

立秋这一天，元代也放假。这天，元廷有颇具特色的仪俗当时，元帝还在上都，山野已呈红叶，侍卫进献红叶，“上亦簪红叶于帽，张乐大燕”③。在八月十五前后，上都一带紫菊和金莲盛开，从皇帝起，元宫廷中人都簪这两种花于帽上，由太史择吉日，洒马■，并设宴欣赏。九月，元帝回到大都，宫中还有菊节。至于汉族传统的过中秋节的内容，在元廷生活中不见任何反映。看来蒙古族不过中秋在元时已经如此，并不是从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才开始的。这可能与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和军事生活有关。中秋之时，蒙古人常常是厉兵秣马，准备出征；那天晚上以月为占候，“月明为利，即兴兵”，“风雨冥为不利，即不兴兵”①。在这种情况下，无暇赏月。

重九。西汉已有在这一天食糕■，饮菊酒的习俗，东汉时已登高。重阳之名，肇于三国之时，而重九之称则始于东晋。重九赏菊，元帝在这时已从上都回到大都，在宫中举行菊节。登高与吃糕相连，这天大都士庶以面糕相赠，市上搭棚叫卖，小贩甚至沿街叫卖。

十月一日以后，时令谓为送寒衣节，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在大都皇城东华门外，元廷命武官开射圃赏年国典，又称开垛场。先由太子发三矢至高远，名射天狼（俗呼射天狗）；而后宰执、诸王接着发矢。射毕，在别殿开设盛宴。这是蒙古仪俗。

①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②《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1。

③《析津志辑佚》，《风俗》，页204。

①《心史·大义略叙》。关于观周原占侯，参见《黑鞑事略》、《出使蒙古记》页12。十一月，冬至日，太史院进历，有国子历畏兀儿字历和回回历。接着，大都市中卖新历。新年将临，宰相亲率百官恭贺，向皇帝递献手帕，进贡方物。士庶人家也互相祝贺。

十二月初八是佛成道日，元人沿习煮食腊八粥，不分僧俗，不问贫富。

但佛门煮的是红糟粥，官员、士庶煮的是朱砂粥，并不一样。煮粥以后互相馈送，帝师也向元帝进粥。元廷在年近除夕时，由西蕃师以扇鼓持咒，进行洒净、驱邪的仪式活动，在宗教气氛中结束一年的生活。

图版目次一、成吉思汗像二、元世祖出猎图三、八思巴文圣旨四、九流百家街市图五、青花松竹梅纹炉六、刻丝牡丹团扇七、黄公望绘九峰雪霁图八、元戏曲演出壁画九、窝阔台合罕的即位庆典十、元帝给西藏的敕文十一、回鹘文定惠卖奴契十二、波斯人绘：中国人与波斯人贸易图十三、《世界征服者史》原波斯文版书影十四、赵孟頫、管道升墨迹十五、河南登封观星台十六、回回药方以上图版共十六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图版八为一组。其中，图版一、图版二、图版三、图版四、图版七、图版八，均选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四部“通市”、第五部“社稷”、第六部“文渊”、第七部“世风”和第八部“颐寿”。图版五，选自《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图版六，选自《中国图书馆丛书》卷三《辽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3年版。

图版九至图版十六为一组。其中，图版十、图版十二、图版十五、图版十六，均选自《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宋元时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图版九、图版十三，均选自《世界征服者史》之插图。图版十一，选自《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图版十四，选自《三希堂法帖》卷三，北京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拖雷 阿里不哥 真金

第一节 拖雷（附唆鲁禾帖尼）

随父征战拖雷（Tolui，1192？—1232），太祖成吉思汗第四子，蒙古人在他死后避其名讳，称也可那颜（Yeke-noyan，“大官人”）①，世祖至元三年追谥景襄皇帝，庙号睿宗②。母为大皇后弘吉剌氏孛儿台·旭真（borte-hujin，hujin源于汉语“夫人”），在成吉思汗众多后妃中地位最尊，主第一斡耳朵，生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被称为四曲律（kulug，“骏马”、“豪杰”）。成吉思汗还有第五子兀鲁赤（三皇后生）、第六子阔列坚（二皇后生），地位低于大皇后所生四子。拖雷为嫡幼子，按蒙古“幼子守产”习俗，拥有特殊地位。

拖雷当是出生于1192 年①。及长，常跟随父亲征伐，以勇于攻战，崇尚武功著称。成吉思汗曾对诸子各自的特点作过评论，说：“要追求勇敢、荣誉、武功、降国定天下的人，可到拖雷麾下效力。”重大事务都与拖雷商议而后定，称他为那可儿（nokor，“伴当”）②。1212 年，蒙古军攻金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失利，拖雷与赤窟驸马（又译赤驹、赤渠）奉命率军往攻，奋勇先登，拔之，并掠其旁近诸城堡后退出③。1213 年秋，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再攻金，突破紫荆关，分兵三路深入抄掠。拖雷随父统率中路军，破雄、莫（今任丘）、河间、清（今青县）、献、沧、济南、益都等州、府，北还围中都（今北京），迫使金宣宗献公主、纳币求和。

1219 年秋，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国，抵其边城讹答剌（Otrar，今哈萨克共和国齐穆耳），分军略取各地。拖雷随父统率主力中路军直趋其腹心河中地区，1220 年2 月攻取不花剌（Bukhara），3 月克其都城撒麻耳干① 《史集》第2 卷《拖雷汗传》谓其称号为也可那颜和兀鲁黑那颜（汉译本页190），未言是生前或是死后的称号。“兀鲁黑”，突厥语意为大，与蒙语“也可”同义。最早记载这一称号的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178）。波义耳认为应是死后为避其名讳而用的称号（《志费尼书中的蒙古诸王称号》，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元史》卷七四《祭祀志》载，至元十三年改作父祖金神主牌位，睿宗主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

②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宪宗即位，追谥英武皇帝，庙号睿宗。”按：据《元史》卷六《世祖纪》及卷七四《祭祀志》，尊谥庙号皆至元三年始定。宪宗时，成吉思汗尚未有庙号，岂有独上拖雷庙号之理？

① 拖雷生年史料缺载，唯《元朝秘史》第214 节有一段记事，谓成吉思汗攻杀塔塔儿人时，有一塔塔儿人逃脱，窜入成吉思汗后营行帐中觅食，乘机劫持了五岁的拖雷，幸被部属救出。这次战争当是指金承安元年（1196）的斡里札河之役，则拖雷应生1192 年，此与《睿宗传》所载“寿四十有□（此字缺）”合（按：拖雷死于1232 年），缺字当为“一”。

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5、196。

③ 此据《圣武亲征录》、《史集》（第1 卷第2 册，汉译本页232）。《元史·太祖纪》作八年（1213）七月。

（Samarqand）。驻夏于撒麻耳干西南那黑沙不（Nakhsab，今卡尔希）草原，休整士马。秋，成吉思汗部署了新的进兵计划：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打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Urgenc，今土库曼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奇），自与拖雷率军越铁门关（撒麻耳干南约150 公里，今布兹加勒山口）而南，进兵阿姆河上游和呼罗珊地区（Khurasan，阿姆河西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域）；又从蒙古诸军中抽选精锐士卒，每十人抽一人，归拖雷统率，命他攻取呼罗珊诸城。

拖雷率所部军队渡阿姆河，以别将领左、右翼，自领中路军， 向呼罗珊中、西部挺进。1221 年初，取马鲁察（Maruchaq，今阿富汗巴拉木尔加布）等城，沿木尔加布河进向马鲁（Merv，今土库曼共和国马里）。马鲁、巴里黑（Balkh，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也里（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乃沙不耳（Nishapur，今伊朗内沙布尔）四大城分别是呼罗珊四区域的中心城市，十分富庶。当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狼狈逃窜时（1220 年冬），其大臣木只儿木勒克逃入马鲁，取得该城贵族、军民的拥戴，四周逃难民众纷纷前来投奔，寻求庇护，于是声势颇盛。他发兵攻打归附蒙古的撒剌哈夕城（Sarakhs，马鲁西南），捕杀蒙古所任命的城长，处死蒙古人派来的劝降使者；一支进攻马鲁的蒙古小部队也被消灭。1221 年2 月，拖雷率军逼近马鲁，遣先锋军400 骑夜袭城外突厥蛮军，如狼扑羊，将7 万多突厥蛮人完全击溃。接着，蒙古大军到达，将马鲁城重重围困，拖雷亲率500 骑绕城观察敌情，侦知其城防坚固，粮草充足，遂决定发起强攻，并亲临战阵，击退出战之敌。木只儿木勒克见抵抗、突围均无望，只得献城投降。蒙古军入城后，将军民驱赶到郊外，从中挑选400 名工匠，其余尽行屠杀，藏身沟洞幸免者不久又遭殿后蒙古军的杀戮，死者共计70 万人①。烧杀掳掠之后，拖雷下令将马鲁城墙、堡垒夷平，任命了达鲁花赤和城长以治其地，然后继续进兵。经徒思（Tus，今伊朗马什哈德）②，攻占其四周村镇，遂进向乃沙不耳。先是，1220年6 月，哲别率军迫赶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过乃沙不耳，该城长官表示归顺，并向蒙古军供应粮草、工役，后谣传算端获胜，遂抗命不服。脱哈察儿驸马率军（成吉思汗派出作为哲别、速不台军后援的部队）来攻，遭到城民抵抗，脱哈察儿被射死。1221 年4 月，拖雷大军至，架抛石机猛烈攻城，乃沙不耳长官派大哈的（法官）出城见拖雷求降，被拒绝。经过三天激战，蒙古军从打开的城墙缺口登城，第四天占领全城，对军民进行残酷的报复，除400 名被挑选出的有技艺者外，其余尽遭屠杀，所斩首级堆积如山，城池被彻底毁平。

这时，成吉思汗遣使传旨命拖雷回师。成吉思汗率军于1221 年初渡阿姆河，取巴里黑，进围塔里寒寨（Talqan，在巴里黑与马鲁察之间），久攻不克，而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1220 年底继承父位）已在哥疾宁（Ghazna，今阿富汗加兹尼）一带集结大军，遂命诸子前来会师。拖雷军自乃沙不耳南下，经忽希思丹地区（Qohistan，今伊朗霍腊散省南部）③，一路掳掠，进抵也里① 此据伊本·阿昔儿《全史》。《世界征服者史》谓死者达130 多万人（汉译本上册，页191）② 徒思城在哲别、速不台军追赶算端摩诃末经过时已降附，不久，从该地签取的附庸军造反，杀蒙古所置达鲁花赤。哲别军留后部队及脱哈察儿所部军攻取徒思，尽杀叛军（见《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204—205）。③ 此据《史集》，《圣武亲征录》作“木剌夷国”，系因忽希思丹地区此时处在亦思马因派（正统伊斯兰教派视他们为异端，称之为mulahid“迷途者”）宗教王国统治之下。

城。遣使入城招降，被札兰丁任命的也里长官所杀，遂下令攻城，历八日，也里长官战死。拖雷亲临城壕宣布，如城民立即归降，许其不杀。于是也里人献城投降，除札兰丁军队12000 人被屠杀外，余皆获免。拖雷任命一马鲁察人为也里长官，一蒙古人为达鲁花赤，遂回师与成吉思汗会合，共同攻克塔里寒。在该地驻夏之后，即随父进攻札兰丁，至哥疾宁，札兰丁已离去，追至申河边，围歼其军，札兰丁逃入印度。1223 年，班师东还。1226 年，拖雷与兄窝阔台随父征西夏。次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兄弟率诸军奉灵柩回蒙古。成吉思汗生前虽曾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按照蒙古制度，大汗需由忽里台（Quriltai，“大聚会”）选举产生。同时，按蒙古人的家产继承法，父亲在世时，大儿子们就各自分配一份家产（属民、奴婢、牲畜等）分立家业，余下的全归长妻所生幼子继承，这就是所谓“幼子守产”。据《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给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各分配蒙古军民4 千户，其亲自统领的左翼62 千户，右翼38 千户和御前1 千户，以及他的诸斡耳朵和财产，均属拖雷统领。又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术赤被封于从海押立（在今巴尔喀什湖东）至不里阿耳（今伏尔加河中游）之地，察合台封于从畏兀儿国境至河中地区，窝阔台的封地以叶迷立（今新疆额敏）、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为中心，而“帝国的中心”，即从怯绿连河至按台山的蒙古本土，则为拖雷的领地。因此，在新大汗没有选出之前，拖雷即以幼子的特殊地位暂时统治国家（“监国”）。当时燕京长官石抹咸得不极贪暴，其亲属及势家子弟公然为盗贼，强夺民财，不与则杀之，官府无可奈何。拖雷闻知，即遣宿卫塔察儿和耶律楚材同往究治，尽捕下狱，诛首恶16 人，燕京始安。辅佐窝阔台攻金1229 年秋，拖雷召集诸王、大臣，于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怯绿连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召开忽里台，推举大汗。窝阔台曾推让于拖雷，说：“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幼子是家中之长，代替父亲并掌管他的营盘和家室。..我怎能在他活着时就登上合罕之位呢？”①当时拖雷掌握着绝大多数蒙古军队，他的态度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尽管有成吉思汗遗命，窝阔台也不得不虚示推让。会议多日未决，耶律楚材向拖雷进言：“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终于议决推举窝阔台为大汗。

1230 年秋，拖雷与长子蒙哥队窝阔台南下攻金，拔天成堡，入山西，攻取了一些州县。当时蒙古军在陕西遭金军抗击，进展不利，金朝又派平章完颜合达、权参政移剌蒲阿行省于阌乡（今河南灵宝西），统重兵守潼关，援陕西。于是，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河入陕，连克韩城、蒲城，进兵凤翔。1231年初，大将速不台攻潼关失败，受到窝阔台切责，拖雷以“兵家胜负不常”为之解，命其立功赎过。完颜合达奉旨提兵出潼关以声援凤翔守军，才二十里，与渭北蒙古军接战，拖雷引兵来援，合达惧，慌忙退回。二月，蒙古攻克凤翔。降人李国昌向拖雷献策说：“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从天而下乎！”这和成吉思汗临终所授“假途（宋境）捣汴”的灭金战略不谋而合，拖雷深以为然。其实，这个战略早已酝酿，1230 年十一月蒙古军攻凤翔时，曾派兵①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29—30。

入侵宋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一带，“遗嫚书城下去”（所谓“嫚书”当指命其投拜，为蒙古下书他国通常格式），其时宋朝方面已得到蒙古有“假途捣汴”意图的谍报①。1231 年一月，遣使者搠不罕等至武休关与宋“议和”并“索粮”；三、五月间，破凤州，入兴元（汉中），除抄掠外，似还含有探路目的。五月，窝阔台、拖雷回师避暑于官山（今内蒙卓资北灰腾梁），召集诸王、诸将大会商议攻金之计，拖雷提出此策，于是，决定分兵三路：窝阔台率中军南下，渡黄河，由洛阳进；斡赤斤率左军由济南进；拖雷率右军由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经宋境沿汉水而下，约期次年春会师取汴京。

秋，拖雷军由宝鸡出大散关。九月，破武休、仙人、七方三关。遣搠不罕再入宋，正式提出假道的要求，并约宋合兵攻金，被宋边将杀害。拖雷大怒，责宋人“食言背盟”（宋朝曾遣苟梦至于1221、1223 年两次出使蒙古通好，并达成某种联合攻金的秘密协定）②，遂挥师长驱入汉中，并分兵进袭四川诸州县。兵临兴元（今陕西汉中市），遣按竺迩、李国昌见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要求假道，胁以“师压君境，势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桂如渊本怯懦惧敌，即向蒙古军“输刍粮”，并遣百人为向导，引之东进③。十一月，出饶凤关，由金州（治今陕西安康）沿汉水而东。金朝得报，调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十五万及武仙等军至邓州防堵。十二月十七日起，拖雷全军陆续由光化渡汉水而北，遣夔曲涅率千骑驰报窝阔台；金军亦进至邓州西禹山立营。二十三日，战于禹山，金军势众，拖雷军不足四万，乃分兵冲击金诸营，甫战即退，次日，“忽不知所在”，合达、蒲阿竟以“大捷”奏报朝廷。拖雷以少量兵力布疑阵牵制金军，大部队分兵“散漫而北”。金军移营邓州城就粮，拖雷军攻之，相持三日，即挥师北进。1232 年一月二日，合达等恐蒙古军乘虚奔袭汴京，慌忙率全军离邓趋汴，追蹑其后。拖雷命札剌率殿后军三千骑，不时袭击金军，被金军设伏打败，乃罢札剌，以野里知吉歹代之。时泌阳（今河南唐河）、南阳、方城等县已为蒙古军所破，金军一路上粮饷无所取给，艰难行进，十二月至沙河（北汝河）。拖雷命失吉忽秃忽领五千骑袭扰金军，通夜鼓噪，“毋令彼得休息”。其夜雨，次日转雪，金军且行且战，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25 里黄榆店，为雨雪所困，三日不能进，十五日，前行至三峰山。这时，窝阔台派来支援的口温不花、塔思军万余骑已至，与拖雷军合围。十六日，雪大作，金军僵立雪中，枪槊冻结，军士有饿至三日者，困惫至极。蒙古诸将欲待窝阔台亲至再发起进攻，拖雷以为“机不可失，彼脱入城，未易图也”，遂下令诸军夹击之，金军大溃，“声如崩山”，“血流被道”，完颜合达仅以数百骑逃入钧州，移剌蒲阿逃向汴京。次日，窝阔台至，战斗已结束。三峰山之战，全歼金军精锐，金朝濒临灭亡。①二月，拖雷与窝阔台攻破钧州，获合达斩之。又率军破许州（今河南许① 魏了翁：《郭公（正孙）神道碑》，《鹤山集》卷八二。

② 参见陈得芝：《金亡前的宋蒙关系》，《史学论丛》（南京大学）第1 辑，1978 年；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宋辽金史论从》第1 辑。

③ 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永乐大典》卷一○八九九。

① 关于拖雷军渡汉水至三峰山之战经过，主要根据《金史》卷一一二《完颜合达传》、《移剌蒲阿传》及《元史·睿宗传》。

昌），从窝阔台略取河南十数州。四月，一同北还，经真定、燕京，至官山避暑。九月，拖雷死于回漠北途中阿剌合的思（Alaq-qadas？“杂色山崖”）之地。《元史·睿宗传》记载，六月间，窝阔台病重，拖雷祷于天地，请代其死，并饮下巫觋祓除衅涤之水；不久，窝阔台病愈，拖雷则得病而死。《史集》所载基本相同，并记有拖雷祷祝之辞。《元朝秘史》（第272 节）记述此事最详，谓窝阔台病，命师巫卜之，称系金国山川之神因军马掳杀人民、毁坏城郭而作祟，只有亲人替代可免，于是窝阔台呼唤身边亲人有谁，当时拖雷随侍，表示愿替兄死，请求照顾他的孤儿寡妇，说毕，取师巫咒水饮下而死。（《世界征服者史》则谓拖雷因饮酒过度，得病而死）

拖雷有十子，长妻唆鲁禾帖尼生蒙哥（长子）、忽必烈（第四子）、旭烈兀（第六子）、阿里不哥（第七子）四子。

唆鲁禾帖尼唆鲁禾帖尼，克烈部王罕弟扎合敢不之女，1203 年成吉思汗灭克烈后，把她给拖雷为妻。王罕是蒙古兴起前漠北最强大的游牧部族领袖，成吉思汗曾附庸于他，称之为父；克烈部的文明程度也比蒙古部高，从十一世纪起就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因此，唆鲁禾帖尼可以说是出身于当时最显赫的草原贵族之家。《史集》称颂她坚定、谦逊、贞洁、聪明有才能，善于抚育子女、统御部众，蒙古人称她为“赛因额客”（Sayineke，好母亲）。

拖雷去世后，唆鲁禾帖尼掌管其家室和所属军民。窝阔台打算按照蒙古收继婚习俗，让她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她以只愿教养诸子成人为理由，婉言拒绝。窝阔台未经与宗亲商议，就以大汗地位决定把属于拖雷管领的逊都思二千户、雪你惕一千户授与自己的儿子阔端，拖雷属下大臣失吉忽秃忽、宿敦、忙哥撒儿等不服，诉于唆鲁禾帖尼，要求提出质问，她说服他们应该遵从大汗旨意，而且所部财产充足，不予计较。前一件事，她坚定地维护了拖雷家族的权益和地位；后一件事则审时度势，顾全大局，不仅避免了内讧，而且笼络了阔端，使他后来站在她和拖雷诸子一边。唆鲁禾帖尼治家有方，管教诸子遵守札撒。“她考虑到他们（诸子）和丈夫的军队的食品和装备之时，建立了严格的核算措施，使任何欺骗都不可能得逞。合罕（窝阔台）一切事情都同她商量，不违背她所作出的决定，而且不允许对她的命令作任何更改。”①窝阔台死后，汗位空悬，脱列哥那皇后称制，法纪紊乱，诸王多滥发牌符征敛财物，唯有她和诸子没有这样做，从而赢得了声誉。她爱护属下臣民，对过度征敛赋税、压榨百姓的税吏、达鲁花赤和军士加以严惩，因而她领地内百姓的处境比其他诸王领地要好。1236 年窝阔台分封汉地州县民户，以真定路八万户属唆鲁禾帖尼。当时驻在真定境内的蒙古军奥鲁达数万口，营帐所在，骚扰百姓，“伐桑蹂稼”，破坏农业生产，真定地方长官史天泽向她报告，她立即下令把他们迁到岭北草原地区，“由是军民息肩，田里遂有生之乐”②，真定成为当时中原汉地生产恢复最快、人口最多、治理得最好的地区。

唆鲁禾帖尼还十分重视宗教、文化，注意收揽人才为己用。她信奉聂思① 《史集》第2 卷页235—236。

② 王恽：《史公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脱里派基督教，但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同样加以保护，优待各种宗教的教士和学者①；对儒学和儒士也给予同等待遇，十分器重各类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士。太一道长萧辅道才学宏富，在中原汉地很有影响，被请到蒙古，忽必烈向他询问治道，唆鲁禾帖尼授以懿旨，封中和仁靖真人。她还征召真定名士李磐，命他侍从幼子阿里不哥“讲读”（《元史·廉希宪传》）。当时真定路汉族知识分子被唆鲁禾帖尼和拖雷诸子征召到蒙古者特多。著名的基督教徒天文医药家、拂林人爱薛，也是唆鲁禾帖尼遣使从西域招来的。她让这些各方面人才分别随侍辅佐诸子，成为他们日后王霸之业的谋士和治国良臣。

蒙古贵族内部权力争夺十分激烈，唆鲁禾帖尼以其深谋远虑和机智果断，在拖雷家族最终夺取汗位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她恩赐宗亲、犒赏军民，“每人心中种下了感情和恩义”，“获得了各方面的拥戴”②。同时，又善于处理好和大汗窝阔台的关系，得到窝阔台的尊重和信任，军国重事都与她商议（这是因为大多数蒙古军队隶属拖雷家族，在她掌管之下）。1246 年来蒙古的教皇使者卡尔平尼根据亲身见闻记载说：“在鞑靼人中，除皇帝的母亲外，这个贵妇（唆鲁禾帖尼）是最有声望的，而且除拔都外，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力。”③窝阔台死后①，汗位空悬达五年之久，脱列哥那皇后欲立己子贵由为大汗，而术赤家族之长拔都与贵由不和，不肯参加选汗大会，拖延之间，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也领兵来争汗位，内战一触即发，而且朝政日益败坏。在这种情况下，唆鲁禾帖尼决定同意推选贵由，率诸子参加大会，稳定了动荡局势，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和权威。但贵由即位后，一直忌恨拔都，尽力削弱拔都势力。1248 年初，贵由借口叶迷立的气候更适宜于他的病体，率领军队离开都城和林向西进发，其实是出兵征讨拔都。唆鲁禾帖尼洞察其真实意图，秘密派使者驰告拔都，请他预防，拔都立即起兵东进迎敌。这件事使拖雷家族和术赤家族的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反对窝阔台系的联盟。三月，贵由死于西行途中，传说是被拔都奸细毒死。拔都即以长兄（长支宗王）身份遣使邀请各支诸王、大臣到他的驻地召开忽里台，商议推举新大汗。窝阔台系和支持他们的察合台系两支诸王，多数拒绝到拔都地面赴会，贵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只派大臣八剌为代表到会。唆鲁禾帖尼则命长子蒙哥率诸弟及家臣应召前往。从当时形势看，拔都已在钦察草原立国，似无东归争夺汗位之意，而且术赤家族也不可能取得汗位，而窝阔台后裔则是汗位的合法候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页122—123）收有《赵州太清观懿旨碑》，即是唆鲁禾帖尼赐太一道道长萧辅道“中和仁靖真人”称号、护持其所属道观的懿旨。汲县万寿宫也立有此懿旨碑（称《唆鲁古唐妃懿旨碑》）。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她捐银千锭在不花剌建立了一所伊斯兰教学校，购地赡养，聘师招生（汉译本页657）。

②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下册页657。

① 关于窝阔台之死，《史集》有一段记载，说唆鲁禾帖尼之姐亦巴合别吉（原为成吉思汗妃，后赐怯台那颜为妻）有个儿子是窝阔台的宝儿赤（厨子），按照唆鲁禾帖尼的吩咐，亦巴合每年要从自己的营地来宫廷一次，并设宴款待大汗，这一次，她与其子一起向大汗献酒，其夜，窝阔台即因饮酒过多而死，于是，在皇后和大臣们支持下，宫廷中流言蜚语说是亦巴合和其子在酒中下了毒。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窝阔台之死可能与唆鲁禾帖尼有关（见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

选人（推戴窝阔台为大汗时曾立有誓约）。拖雷家族虽有幼子宗支的特殊地位和雄厚实力，但要取代窝阔台系，则需要各支宗王尤其是长支的拥护。唆鲁禾帖尼极力结联拔都，用意明显是要获得术赤系的支持，从窝阔台系手里夺取汗位。果然，拔都在会上极力赞誉蒙哥才能出众，功绩卓著，而且是继承成吉思汗家业的拖雷之子，宜为大汗，并指责贵由之立违背了窝阔台遗命，意在证明其后人没有资格承继汗位。于是大会通过了拔都的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不承认这次推举，唆鲁禾帖尼和蒙哥又遣使邀集各支诸王到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召开忽里台，拔都派其弟别儿哥率领一支大军随同蒙哥前往大斡耳朵，但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一部分人仍不肯应召，大会拖延了两年。由于唆鲁禾帖尼的声望、地位，以及她用殷勤和尊敬笼络宗亲，多数诸王、大臣都应召前来，终于在1251 年六月举行大会，共同拥戴蒙哥即大汗位。此后，她为巩固汗位，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亲自下令处死了斡兀立海迷失。

1252 年，唆鲁禾帖尼病故。

第二节　阿里不哥

争夺皇位

阿里不哥（Ariq-Boge，？—1266）为拖雷正妃唆鲁禾帖尼幼子，元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和伊利汗国开国之王旭烈兀的同母弟。蒙哥南征时，命他统率留在蒙古的军队和斡耳朵，并有意让他继位。1259 年秋，蒙哥在四川合州城下死去，大臣孛鲁合与阿兰答儿向阿里不哥献计：忽必烈与旭烈兀远征在外，宜以留镇和林的有利地位抢夺帝位，以免受制于人。阿里不哥召集诸臣会议，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命蒙哥旧臣阿兰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并与浑都海等人谋取关陇；令刘太平、霍鲁海等人办集粮饷，暗图秦蜀；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括兵于漠南诸州，准备以武力为后盾称帝，并遣使安抚忽必烈。蒙哥妃出卑三皇后向忽必烈通报了阿里不哥的活动。忽必烈立即遣使至阿里不哥与脱里赤处，要求停止从诸部诸州征调军队。阿里不哥知阴谋败露，为稳住局面，一面再度遣使忽必烈，告以已停止括兵，另一面加紧称帝准备，召请各路宗王会集漠北。忽必烈亦会集诸王大臣，决定与之争位。遂与南宋达成和议，于1259 年底迅速北归。忽必烈至燕京，召见脱里赤，下令释所集之兵。1260 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会集东、西道诸王，宣布即位，置百官僚署，建元中统。次月，阿里不哥于和林西按坦河夏营地亦召集忽里台大会，宣布称帝①。支持阿里不哥的有察合台后王合剌旭烈之妃兀鲁忽乃和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蒙哥之子阿速台、玉龙答失等。拖雷家族内部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爆发了。

因阿里不哥势力的中心远在朔漠，单以汉地武装难以消灭，为争取察合台汗国的支持，忽必烈于是派出不里之子阿必失哈、哈萨儿兄弟去察合台汗国夺取权力。阿必失哈行至河西，遇阿里不哥军，被缚送至漠北。

1260 年夏，两方使者往还，因立场相差甚远，未达成协议。其后传来旭烈兀、别儿哥等支持阿里不哥的传言。入秋时分，阿里不哥以旭烈兀汗长子药木忽儿及其他宗王数人率左路军逾漠南进，与忽必烈之先锋移相哥、纳邻合丹相遇，阿里不哥之军大败。从阿里不哥不久退出和林，以及忽必烈年底“自和林”归至燕京的记载看，此战发生的地点距和林不远。阿里不哥闻知败讯，下令处死囚系的阿必失哈及随行使者200 人。同年冬忽必烈率军亲征漠北，攻至和林，阿里不哥向其母后唆鲁禾帖尼的份地谦州溃逃。此前，阿里不哥的大将阿兰答儿已率部前往河西，与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汇合。

蒙哥死后征蜀的蒙古军先由蒙哥子阿速台统辖，阿速台至漠北奉立阿里不哥后，继由浑都海和哈剌不华统率，屯驻于六盘山区。中统元年（1260）六月，浑都海率军次灵夏，渡河，过应吉里城。转战以进，积尸蔽野。七月至甘州。阿里不哥的大将阿兰答儿在甘州与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汇合，率师至焉支山①。合兵后，哈剌不华“以语不合，引其兵北去，阿兰答儿遂与浑都海① 此据《元史·世祖纪》。据《史集》阿里不哥先称帝，当他所发诏旨被截获后，忽必烈才称帝。见《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293—295。

①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仆文续集》卷二。这里提到的灵夏或为灵州，应吉里或为应理州。焉支山，《括地志》云：“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则曰：“山在县南五十里，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丰美。”

合军而南”（《元史·商挺传》）。这支大军曾东向进取，败忽必烈之军，“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就食秦雍”②。七月，在忽必烈出漠北之前，已令诸王合丹、合必赤、阿合马进讨。大军至山丹，置营，按兵不战者凡二月。俄大举至耀碑谷，两军大战，获阿兰答儿、浑都海杀之。阿兰答儿、浑都海死后，其残卒与原先北去的哈剌不华合，“推哈剌不华为主将，十月至肃州，与阿里不哥使者会，后经沙州，次伊州（今哈密），获宪宗所置守臣帖哥术”（《元史·脱力世官传》），于伊州北涉天山，年底至别失八里。哈剌不华军一路西行，为的是避从漠北南下的忽必烈大将札剌亦儿人阿剌罕的兵锋。败兵占据畏兀儿之地的北部。

谦州之地虽有少量农业，但土地高寒，所获有限，并不足以维持大量军队的消耗。蒙古建国后，和林以及漠北各地所需粮食、饮料自汉地以车载转运供应已数十年。阿里不哥退居谦州后，军队给养发生困难。忽必烈下令禁绝粮道，阿里不哥之军陷于饥馑。依靠汉地粮秣既不可能，只能转而求诸西方，阿里不哥命令自己身边的察合台之子拜答里之子阿鲁忽归国即位。而且要他派兵沿阿姆河布防，使旭烈兀不得东援忽必烈。

阿鲁忽来到阿力麻里后称察合台兀鲁思汗，迅速向阿姆河以北地区发展。阿里不哥派出以不里台必阇赤（Buritei Bitik- chi）、要束木（Yoshmut）之子沙的（Shadi）和也里可温（Erkeg-un）为首的使团至阿鲁忽处，传达阿里不哥的旨意，下令征集财物、马匹和各种器械。阿鲁忽为阻止启运这些财富，寻找借口扣留使臣所征集的物资。不里台、沙的和也里可温等人发现所征集的财物没有启运，向阿里不哥报告，阿鲁忽乃命囚系诸使，没收其财物，并召集大臣会议，决定彻底与阿里不哥决裂，投向忽必烈，于是处死阿里不哥的使臣，把全部钱财和武器装备据为已有，并与窝阔台兀鲁思之主禾忽一起攻杀阿里不哥在忽只儿地所置镇守者唆罗海。

阿鲁忽背叛的消息传到时，阿里不哥正在漠北与忽必烈大战。阿里不哥战败，退至和林，决定出师往攻阿鲁忽，和林之地听忽必烈占据。阿里不哥西去后，忽必烈进至和林近郊。中统三年二月，因山东李璮叛蒙降宋，忽必烈退兵，解阿里不哥后顾之忧。阿里不哥全力西向讨伐阿鲁忽，驱迫驻牧于叶迷立的阿鲁忽、禾忽之军西溃1500 里，至孛劣撒里之地①。六月，阿里不哥之兵继至，再败阿鲁忽、禾忽兵于换札孙，即察合台大斡耳朵虎牙思，“僵死相枕”。

阿鲁忽退亦列河流域，九月，从河西退至北庭的阿里不哥之将哈剌不华率兵追至，阿鲁忽、禾忽兴师抵抗，于不剌之西5 里处击败阿里不哥军，杀哈剌不华及其族弟脱鲁火察儿，尽歼其众并函其首至忽必烈处报捷②。

阿鲁忽击杀哈剌不华后，返军亦列河，归居其诸斡耳朵中，遣散其军，不复设备。此时党于阿里不哥的蒙哥之子阿速台突以后军至，逾铁门（TemurQahalqa，按，即《西使记》之铁木儿忏察）之群山，直指亦列（Hila）河和阿力麻里，以攻取阿鲁忽之兀鲁思。阿鲁忽之军散在他处，仓促携其妃② 苏天爵：《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①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孛劣撒里，原文作孛劣里，《元史》卷一八○《耶律希亮传》作孛劣撒里，从《元史》。今地无考。按其距离计算，约已至垂河、塔剌思河流域。

② 《耶律希亮神道碑》。《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9—100。《史集》对这次战斗记载如下：“阿里不哥之前锋哈剌不华至不剌城附近速惕湖尼亚国王海屯一世的旅行》。

及右翼未败之军退至斡端、可失哈耳之地。阿里不哥踵进，遂于亦列沐涟阿力麻里驻冬③。阿鲁忽、禾忽为阿里不哥战败后，于次月（即10 月）至亦思宽（IsikKol，突厥语，译言“热海”，今伊塞克湖）。中统四年（1263），至可失哈耳城。此时阿里不哥之军渡亦列河而南，阿鲁忽、禾忽则从可失哈耳率军东趋迎敌至浑八升。阿里不哥攻入今天山南路，阿鲁忽再次失败。此时漠北之地已尽为忽必烈所据，西域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宗王亦站在忽必烈一边，阿里不哥的阵营逐渐瓦解，麾下诸王大将纷纷借机脱其阵营。旭烈兀之子药木忽儿以欲往撒麻耳干治病为由，于回历662 年（1264 年1 月）首先离开了阿里不哥①。

兵败而降1263 年阿里不哥将阿鲁忽逐出亦列河流域后，立帐于此，肆意屠戮阿鲁忽的无辜的兵民，大启衅乱，使其诸将皆感寒心，托词叛去者甚多。至元元年（1264）春，阿力麻里大饥。阿里不哥毫不顾惜人民，其士卒以小麦代大麦饲马，而人民竟以刍秣为食，饿死者甚众。当地回回长老亦多饥饿而死。人民无计，群祷于天，诉兵士残暴横行，求上苍护佑。一日，阿里不哥方纵游宴，狂风忽起，其朝会大帐（Khaimeh）之钉数千尽拔，帐柱亦折，与会者皆伤。国相（arkan-i daulat）及诸大臣视为不祥之兆，皆以为灾祸将降于阿里不哥，于是决定背弃他，相率引去。阿里不哥与阿速台势力大衰，众叛亲离，无计可施，率残存士卒留驻阿力麻里，缺粮少食，窘迫万状。

叛变之风从驻于亦列河的军队蔓延至阿里不哥留驻蒙古本土的宗王大将。蒙哥之子玉龙答失驻于阿勒台沙碛前扎卜罕沐涟（Jabuqan-Muran）河畔之地①。阿里不哥部下诸千户，叛阿里不哥后，行至此，使人告之。玉龙答失同意投降忽必烈。且遣使至阿里不哥处索其父玉印。阿里不哥失察其情，竟以予之。玉龙答失乃与诸千户率军投归忽必烈。阿里不哥在金山一线的防线土崩瓦解。

避居于斡端、可失哈耳之地的阿鲁忽，见阿里不哥势衰，乘危攻之。阿里不哥无兵可御，不得已命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大臣麻速忽别乞，护送兀鲁忽乃妃子返阿鲁忽处，谋议罢兵，但仍不能挽救败局，只得投降忽必烈。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及追随他的宗亲诸王，并遣使诏告西北诸藩王，但其谋臣孛鲁合、秃满、脱忽思等皆被处决。

忽必烈曾讯问阿里不哥有关这场内战的是非，阿里不哥并不认为自己即③ 《忽必烈汗纪译释》，页100。铁门（Timur Qahalqa）。《西使记》对此关记曰：“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城。”① 《忽必烈汗纪译释》，页101；《史集》第2 卷俄译本、英译本译作：药木忽儿“因某些轻微的病疼。要求阿里不哥许其离去，称他将赴撒麻耳干医治。”（见汉译本页304）其离去事在阿里不哥越天山而南之前。药木忽儿赴撒麻耳干之事，在《史集》之《旭烈兀汗传》和《阿八哈汗传》中，还有记载，兹不赘引。

① 拉施都丁在叙述帖坚古（或译作迭怯里古，波斯文写作TKLKH）之战时，提到了在帖坚古山之旁，有CHAWQN 河流过，即此河（拉施都丁的这段记载，仅见维尔霍夫斯根据《史集》塔什干本和伊斯坦布尔抄本整理的刊本，不见布洛晒刊本）。参见《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19。在清内府地图中，有札布干河，在现代地图上或作匝盆河，或作扎布罕河。

位为非法，只承认忽必烈是胜利者。十四世纪四十年代马木鲁克史家乌马里在记录元朝帝系时，把阿里不哥列为宪宗蒙哥和世祖忽必烈之间的皇帝②，有如元天顺帝阿剌吉八与文宗图帖睦尔之间的关系。

② 《眼历诸国行记》，来西刊本，阿拉伯文，页20—21；德译，页104。

第三节　真金

习儒学，封燕王

真金（1243—1285），元世祖忽必烈第二子，母察必，即昭睿顺圣皇后。出生时，适禅僧海云在漠北，为他取了个汉名。

1250 年，忽必烈命藩府侍臣、著名儒士姚枢为真金师，使授以儒家经典，并命木土各儿等为伴读。姚枢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①。1253 年夏，姚枢随忽必烈征大理，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的第二位老师。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辅导真金，为其伴读。从此，王恂长期侍奉真金，“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真金深受其影响。尝问“历代治乱”，王恂“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②。1259 年七月，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的斗争。时真金与其母察必南迁居开平一带。同年十一月，阿里不哥亲信官员阿兰答儿等“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兰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察必闻之，遣人责问：“发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兰答儿无言以对。

中统三年（1261）十二月，忽必烈下诏封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同时敕令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又诏王恂对真金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王恂遵旨悉心辅侍。同年八月，忽必烈又命燕王真金署敕。六天后，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众谋士又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为的是逐步将真金推上政治舞台。

至元七年（1270）秋，真金受诏巡抚称海，至冬还京。在此期间，曾与诸王札剌忽及从官伯颜等论立身处世之道，于是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各陈己见，真金则说：“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元史·裕宗传》）表明了真金对儒家经典训条的认识水平及其思维方法。

与理财权臣之争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世祖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以理财得到世祖重用，擅权专政，以真金为首的汉法派同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权臣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参见本书阿合马传），真金被册立为皇太子，在客观上加强了汉法派的力量。阿合马屡毁汉法，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他使“诸生廪食或不继”（《元史·许衡传》），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十六年冬十月，因李居寿和董文忠的分别奏请，世祖“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①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② 虞集：《书王赞善家传后》，《元文类》卷三九。

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①。从而使真金在临决庶务上又前进了一步，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

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十七年六月，许衡因病请求回乡。真金一方面在忽必烈面前请求让许衡之子师可任怀孟路总管以养其老，另一方面又遣东宫官前往许衡处晓谕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元史·许衡传》）。这里所说的“道”，无疑指儒术和汉法，“道行有时”之语表明了他对实行汉法的决心和信心。

同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这正符合世祖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的想法，因而同意实行，并有意让廉希宪任侍中。希宪畏兀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以“廉孟子”知名。真金从防止权臣阿合马专权的角度，也支持设门下省，他派人对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表明其决意清除朝中奸邪。但此事竟为阿合马所沮②。

是年十一月十九夜，廉希宪卒。当其疾笃时，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因问治道。希宪说：“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③这番话集中表达了汉法派急除阿合马的心愿，对真金后来的决策和行动，当有很大影响。

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真金抚军北边。以重臣伯颜从，仍晓喻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从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真金“每论事”，对伯颜“尊礼有加”（《元史·伯颜传》）。密切了与掌握军权的大臣的关系。同年十月，回到京师。

是年，儒生李谦升直学士，为太子左谕德，侍真金于东宫，向他陈十事，内容为：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次年（1282）十月，按察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二十目，内有端本、择术、听政、抚军、崇儒、亲贤、去邪、审官等目。汉人儒士们的这些言论和主张，与专以“理财”为务的阿合马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全然不同的，其中有些言论，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实际上就是针对阿合马等人而发的。真金赞同这些主张，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真金厌恶阿合马至极，以致有一天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他不敢明对，诡言为马踢伤。适真金在侧，当即责他羞言系被太子所打，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元史》和《史集》都记载说，阿合马最畏惧真金。尽管如此，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历次斗争均未能成功。究其原因是：真金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元史·董文忠传》）。而阿合马却能恃世祖之信用，飞扬跋扈。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世祖的需要。

①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姚燧：《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一。② 按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一事的时间，《元史》本纪不载，同书《廉希宪传》系其事于至元十四年五月后及至元十六年之前；又同书《董文忠传》则系其事于至元十六年十月后及十八年之前。故权置此事于至元十七年。

③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发生了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人合谋诱杀阿合马的事件（详见本书“阿合马传”）。时世祖方驻跸察罕脑儿，当消息报来，他大为震怒，即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弛驿大都，王著、高和尚等被诛，连同事件发生时放王著、高和尚入宫的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也一并处死。但他很快发现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在内的蒙汉官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而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加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乃尽得阿合马罪恶。世祖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改命对阿合马及其同党严加惩处（参见本书“阿合马传”）。

阿合马死后，世祖命和礼霍孙任中书右丞相，真金对他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大力支持和礼霍孙改变阿合马时的政策。他又对儒士何玮和徐琰说：“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表明了他加紧推行汉法的决心和态度。然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其父手中。

二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又起用卢世荣“理财”，命其任右丞。卢世荣自谓“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详见本书“卢世荣传”）。力主推行汉法的真金对卢世荣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加之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为右丞才四个多月，即道监察御史陈天祥等人弹劾，中书右丞相安童、翰林学士赵孟传等也都反对他的措施。忽必烈乃于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诛卢世荣。应当说，这是真金及其汉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这时汉法派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真金威望日高，“其大雅不群，本于天性，中外咸归心焉”（《元史·裕宗传》），忽略了与“理财”权臣派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禅位风波至元二十二年春，经卢世荣重新起用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深知忽必烈不愿禅位，闻知此事后甚为恐惧，御史台因秘其章不发。但此事为答即古阿散等得知，遂于忽必烈前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而实欲揭露此事，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御史台都事尚文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决定留秘章不与；次日，答即古阿散乃上告忽必烈，命大宗正薛彻干取其章。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尚文乃献计于安童及玉昔帖木儿二位“大根脚”人物，以“先计夺谋”法抢先至忽必烈前陈述事情经过。不出所料，忽必烈听到居然有人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大发雷霆，历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说：“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忽必烈怒气稍解①。形势遂趋缓和，后答即古阿散等坐奸赃论死，其同伙分别被诛杀、流放或没为① 孛术鲁翀：《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元史》卷一七○《尚文传》。奴。虽然如此，真金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1285）十二月死，终年四十三岁。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追谥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

真金有三子，长甘麻剌（1263—1302），至元二十三年出镇漠北，二十六年召还，封梁王，出镇云南。二十九年，封晋王，复镇漠北“祖宗根本之地”，守太祖大斡耳朵；次答剌麻八剌（1264—1292），即武宗、仁宗之父；第三子即成宗铁穆耳。由于世祖按中原传统制度仪礼册立真金为太子，虽然他在继位前就去世，但他的子孙一直被视为元朝皇位的正统继承人。

第二章　拙赤合撒儿　按赤台　铁木格斡赤斤　别里古台

第一节　拙赤合撒儿

在统一蒙古的征战中拙赤合撒儿（Choji Qasar，1164—？），成吉思汗的同母长弟。他的本名原来是拙赤，合撒儿是称号。合撒儿一词，据拉施都丁说，是猛兽的意思。《元朝秘史》78 节有“合撒儿那孩”（gasarnoqai）一词，蒙语“那孩”译言狗，“合撒儿”旁译“狗名”，全词的意思当作“猛犬般狗”。据此则合撒儿意谓猛犬。此种猛犬大概原产于唐代著名的“可萨”部（qasar）居地，故移用该地名以称呼之。古代蒙古人多喜欢用称号互相指认而忽略本名。拙赤以合撒儿之称知名于世，即其一例。后出的蒙古史料，也有称之为合撒儿额真（ejen 译言“主人”）、合撒儿那颜（noyan 译言“官人”，这个称呼见于满文本《蒙古源流》），乃至哈布图合撒儿（译言“箭法精湛的合撒儿”）的。①合撒儿从小就食量倍于常人，因此生得魁伟强壮，力大善射。在成吉思汗创业的过程中，他与别里古台（成吉思汗异母弟）一起成为兄长最得力、最亲近的助手。记述成吉思汗早期活动的蒙文史料里，经常出现“铁木真、合撒儿、别里古台三（个人）”，或者“铁木真、合撒儿两个”这样的词语，表明在“影外别伴当无、尾外别鞭子无有”的艰难岁月以及后来戎马倥偬的争霸草原时期，他们曾经是如何相依为命①。

铁木真和合撒儿之间最早结成互相支持的特别关系，是在他们的父亲也速该去世，寡母遗子被泰赤乌部抛弃以后。当时他们在斡难河畔过渔猎生活。据秘史记载，铁木真、合撒儿在捕雀打鱼时，经常为争夺猎获物而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别里古台发生纠纷。这种争吵最终导致铁木真与合撒儿合谋，将别克帖儿射杀在一座小山上。家族内部的冲突，不久以后即因“黄金氏族”与敌对部落间的生死斗争趋于消解；别里古台很快弃去前嫌，成为铁木真、合撒儿兄弟的忠心追随者。

射杀别克帖儿不久，泰赤乌部举兵掩捕铁木真。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接触，而且铁木真母子是被迫应战，但它却是“黄金氏族”征服草原的第一次作战行动。合撒儿用他的强弓劲射，保护了躲在密林和山崖内的母亲和诸弟妹。从此，他和别里古台一样，就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铁木真紧紧结在一起了。在铁木真不得不借助于他父亲昔日的“安答”（即相互立誓结拜的“契交”）、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权威和实力，来收拢离散部众，对抗敌对的蔑儿乞部的困难时期，合撒儿和别里古台曾先后两次随铁木真去结欢王罕，并代表铁木真出使札木合所部，约他联合出兵，攻打掳走了铁木真妻子的三姓蔑儿乞人。

在击溃三姓蔑儿乞之战中，铁木真的威望大为提高，团聚到他周围的部众越来越多。十二世纪八十年代末，铁木真作为以乞颜氏同族集团为核心的兀鲁思可汗的地位似已确立。在建立自己的宫帐组织时，合撒儿被任命为“云① 《元朝秘史》第77、96、76、161 节。成吉思汗本人也曾说过：“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见《元史》卷一一七《别里古台传》。

都赤”即侍上带刀者。在可汗帐下带刀侍卫，与带箭筒士同样，是给予可汗最亲信人员的一种殊荣①。

关于十二世纪最后十年和十三世纪之初的合撒儿，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供我们追溯的史料。我们只知道，当1203 年克烈部首领王罕背盟、并用突袭方式击溃铁木真所部的时候，合撒儿正在别处游牧，没有和他的兄长在一起。从后来他以与铁木真不和的理由向王罕诈降、并轻而易举地使王罕信以为真的事情判断，这时兄弟两人之间似乎确有某种隔膜，这也许是由铁木真称可汗导致两人的地位日益悬殊而引起的。王罕在袭击铁木真的同时，分军攻击合撒儿营地，掳掠其妻子。当合撒儿得知率残众且战且退的铁木真已撤至班朱尼河时，便立刻动身投奔铁木真。时铁木真残部“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会一野马北来，诸王哈札儿（按即合撒儿）射之，殪。遂刳革为釜，出火于石，汲河水煮而啖之”②。共同面临的困厄，再一次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同年秋天，铁木真从重创中恢复过来，决意讨伐王罕。行动前，他将合撒儿的两名亲信派到王罕处，伪传合撒儿的话说：“我满心想念我的哥哥，但谁能说出他（该有多么）愤恨呢？”因此，合撒儿表示，他愿意归附王罕。这些话麻痹了王罕，使他觉得铁木真的势力难以骤然恢复，因此放心地架起金撒帐寻欢作乐。铁木真于是在合撒儿伪降的掩护下，出奇制胜，一举击溃王罕。

1204 年，铁木真出兵征讨蒙古高原上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乃蛮太阳罕部。合撒儿又参加了这次重要的战争。札木合曾在阵前为太阳罕描写合撒儿说：“诃额伦母（按即月伦太后）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来也。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不碍着喉咙；各一个全人呵，不勾点心。怒时将昂忽阿的箭（按即镞头成叉状的远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个穿透；人若与他相斗时，隔着空野，用客亦不儿名的箭（按即飞箭）隔山射呵，将人连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唤作拙赤合撒儿。”①据拉施都丁说，合撒儿在这场战争中为铁木真指挥中军。

1206 年，铁木真统一草原诸部，建“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在黄金氏族内部分民分地时，合撒儿分得四千户，早先被札剌亦儿部人孔温窟洼（即木华黎之父）当作私属献给合撒儿的者卜格，仍作为千户那颜之一被委派给合撒儿。

与成吉思汗的冲突建国后不久，成吉思汗与合撒儿之间又开始产生不和。据秘史记载，合撒儿与其兄失和，是由于他被当时势力很大的晃豁坛部告天萨满（“帖卜腾格理”）阔阔出欺侮后，成吉思汗反而责备他无能。因此他一直三天不见成吉思汗。但事实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阔阔出对成吉思汗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一次教铁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合撒儿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181。

② 《元史·札八儿火者传》。班朱尼水，当即今东经119°、北纬48°处的Balji 泉子，在流水哈勒哈河的穆果伊托河边。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译注》卷2，页201—202。

① 《元朝秘史》第195 节。

去了，事未可知。”在分民分地时，成吉思汗诸子所得，均多于其诸弟的份子。成吉思汗母亲当时就对此不满意，不过没有作声。与成吉思汗血统相同，又一直与他患难与共、同成大业的合撒儿，自然是最有资格代表诸弟来表示这种不满的。阔阔出所传达的“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的长生天旨意，实际上曲折地反映出蒙古国内部正在酝酿一场潜在的政治危机。成吉思汗听了这番话，当夜就拘执合撒儿，对他进行审讯。

这起冲突，由于成吉思汗母亲月伦太后的及时干预，才稍见缓解。月伦太后得到成吉思汗拘执合撒儿的消息后，连夜动身赶往可汗营帐。《秘史》用生动的语言记述了月伦太后教训成吉思汗的场面，她“盛怒盘坐，出两乳置膝上，问道：您见了么？这是您吃的乳。合撒儿何罪，你自将骨肉残毁？初你小时，曾吃了这一个乳。哈赤温、斡惕赤斤两个，曾吃不了这一个乳。惟合撒儿将我这二乳都吃了，使我胸中宽快。为那般所以铁木真心有技能，合撒儿有气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了箭收捕了，如今敌人已尽绝，不用他了”①。

成吉思汗迫于母亲的压力，当时释放了合撒儿。但后来还是暗中夺走了合撒儿的大半部众，只留给他1400 名战士。委派到合撒儿处的者卜格也惧祸出走。月伦太后知道此事后，郁闷而死。

1213 年秋，成吉思汗第二次大举伐金，合撒儿率左翼军自金中都外围东趋，取蓟州（今河北蓟县）、平州（今河北卢龙）、滦州（今河北滦县）及辽西诸郡，而后又折回中都西侧，在大口与成吉思汗诸子率领的右军及其亲自统帅的中军会师。翌年春，陷于围城之中的金帝献女求和，合撒儿随成吉思汗退出长城。就在这一年，成吉思汗将弘吉剌部从原居地迁往业已完全在蒙古控制下的漠南草地，而把斡难河下游、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以及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以东草原封给合撒儿及斡赤斤两人作为份地。合撒儿的封地在北，大体上以也里古纳河、迭烈木儿河（清图作特尔布尔河，今得尔布尔河）、斤河（今根河）流域以及苦烈儿温都儿（今苦烈叶尔山，在根河和特尔布尔河交汇处）为中心地带。合撒儿与斡赤斤两家份地的分界，当在斤河和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之间。1214 年调整东道诸王份地时，合撒儿当仍在世。此后，文献不再有关于他的记载。成吉思汗西征（1219）以前，再次调整千户百户组织，这时候合撒儿的份民已由他的儿子也苦、脱忽和移相哥来接受了。是知合撒儿的去世，发生在1214 年至1219 年间。

合撒儿诸子中，也苦、移相哥和脱忽三人较有名，其中移相哥最为显赫。成吉思汗曾为他立石纪事，是为现存最早的一件畏兀字蒙文石刻（勒成于1225 年）。他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站在忽必烈一边，因而在元朝，其后裔一直受到优遇。他的儿子势都儿虽参与乃颜之乱，但势都儿之子八不沙后来仍被封为齐王，其后人世世袭爵，至于元末。

① 《元朝秘史》第244 节。

第二节　按赤台（附哈丹）

按赤台按赤台（Alchidai），又译阿勒赤台、按只歹等①。成吉思汗同母次弟合赤温之子。合赤温早死。他的家支长期由按赤台掌理。因此成吉思汗按蒙古旧俗对诸弟诸子实行分封时，合赤温系的份子由按赤台领受。该支份民最初被编为两个千户，后来又调整为三个千户。他家的份地，自1214 年以后一直位于斡赤斤份地之南，以兀鲁回河（今乌拉根果勒）流域为中心，南接弘吉剌部驻牧地。

按赤台最早参与作战，现在知道是在1203 年铁木真与王罕交锋时。1230年秋，他随窝阔台合罕南征攻金。十月，窝阔台在山西分遣按赤台随木华黎孙塔思国王往取为金军复得的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按赤台在城克后即与主力汇合，于十一月随窝阔台往征关中，于1231 年春围攻凤翔。逾月城破。蒙古军决定分兵攻金。拖雷率军由凤翔南下，取道宋境汉中，由南而北攻金唐、邓二州（治今河南唐、邓县）。窝阔台所率主力则折回晋北，整编后重新南下，在怀、孟（今河南沁阳、孟县）一线渡河。按赤台在窝阔台军中。1232 年春，窝阔台在白坡（地在今河南孟县）渡河，不久接到拖雷已于年前渡汉水北进的消息，即命按赤台与塔思等为前锋疾行南趋，以接应拖雷。按赤台等勒部冒雪行军，仅五六日即与拖雷会师于钧州（今河南禹县）之三峰山，重创金军，金朝所存精锐，几乎在此役中全遭覆灭。

1233 年，按赤台受命偕皇子贵由、国王塔思至辽东，征讨时叛时降的东夏王蒲鲜万奴。秋末，万奴被擒。

1235 年，蒙古实施分头出击周边各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皇子阔端和阔出分别率军两路攻宋。按赤台当时是否在攻宋军中，尚难确知。但是到翌年冬季，阔出死于军中，这一支征宋部队的指挥官，遂由按赤台出任。

1236 年以后，按赤台的事迹不很清楚。惟知蒙哥即位时，他是参与拥戴大会的东道诸王之一。十年以后，当忽必烈以皇太弟身份继任大汗时，“塔察儿、也先哥（即移相哥）、忽剌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元史·世祖纪一》）。这时代表合赤温系参加这一重要政治活动的宗王已是他的儿子忽剌忽儿（《元史·宗室世系表》作忽列虎儿），可是这时候按赤台似乎仍然在世，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定诸王岁赐额，“诸王按只带、忽剌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帛半之”（《元史·世祖纪一》）。此处按只带，无疑就是按赤台。

哈丹按赤台有子哈丹（Qadan），亦称哈丹秃鲁干。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① 阿勒赤台一名的蒙古语原型，伯希和、韩百诗拟作Elchidei，柯立甫、李盖提等人则拟构为Alchidai，本文从后一说。《元史·宗室世系表》将这个人名写作按只吉歹，点校者认为吉字“系元代衍误”，甚是。它的另一种汉字书写形式按只歹、按赤台等，颇易于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名额勒只吉歹（Elchigidei，译吉鸭子）的异写相混淆，因为由于中间音节的颚音弱化（即elchigidei＞elchi‘idehi＞elchidei），后者也可以用按只歹来写音。

按赤台之后，合赤温后王先后由察忽剌、忽剌忽儿、哈丹、胜纳哈儿继任。但是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年（1273）三月，“诸王胜纳合儿设王府官三员”。二十四年十月，桑哥奏：“诸王胜纳合儿印文曰‘皇侄贵宗之宝”，宝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为‘济南王印’为宜。”是则胜纳合儿曾由元廷赐印、设王府官，似乎他在哈丹在世时即为合赤温后王。因此哈丹很可能只是合赤温系的一名一般诸王，没有当过本兀鲁思汗①。

至元二十四年（1287），斡赤斤后王乃颜与哈丹等人举兵称叛。他们曾约当时在岭北戍军中的胜纳哈儿一同举事。胜纳哈儿欲以邀约岭北元军大将朵儿朵哈赴会之计将他拘捕，因被土土哈察觉而不克成功。元廷命胜纳哈儿入京面觐。土土哈率军长途奔袭，廓清漠北“中央兀鲁思”的东部，遂将叛乱规模限制在大兴安岭西麓草原及辽东地区。

五月，忽必烈下诏亲征乃颜。这时哈丹与乃颜一起，盘踞在连接大兴安岭东、西两麓的战略要隘，遣别军四出作战。六月，元军进至哈儿哈河流域。哈丹率万人出战，被元军前锋玉哇失击退。不久，叛军主力在不里古都伯塔哈（在哈尔哈河与诺木尔根河交汇处三角地带）被元军战败，乃颜出逃被俘。哈丹退至那兀江（今嫩江）上游附近，迫于元军追击，出降。元军南还，复叛，从那兀江一带四出抄掠，与进征元军胶着相峙多月。

二十五年春，哈丹乘诸王火鲁火孙在辽东比邻地区复叛，渡那兀江大举南下。元军由皇孙铁穆耳、大将玉昔帖木儿统率，与哈丹等部在贵烈河（今归流河）、托吾儿河（今洮儿河）一线会战。哈丹大败后退回那兀江。元军乘胜追击，远至黑龙江两岸，虽使哈丹溃不成军，终不能将他擒获。

二十七年，哈丹乘辽西地震复出，不克得逞，遂率残部东南走，欲向高丽方面移动。夏秋两季，叛军一直游动于从合兰河（今图们江）到宋瓦江（今松花江）上游诸水的山地间。入冬后，哈丹再渡合兰水，先后至海阳（今朝鲜吉州）、双城（今朝鲜承兴）一带，接着又陷和州（今朝鲜通州）、登州（今朝鲜安边）。高丽军队多次出战，不能胜之。自是年底起，元廷几次派军队进入高丽，追击哈丹。

二十八年正月，哈丹进至交州道（今韩国江原南道），失利退走。三月欲逼攻王京（今朝鲜开城），被高丽军队和元援兵合力击退。五月，元追军与哈丹战于禅定州、青州（今朝鲜北青一带），叛军大败，哈丹与其子老的溃围遁去。老的终为元军捕杀，哈丹下落不明。东道诸王之叛，在翌年亦被完全平定。

① 见屠寄：《蒙兀儿史纪》卷二二《合赤温传》。又，从胜纳哈儿的印文“皇侄贵宗之宝”看，他应比忽必烈低一辈，乃按赤台之孙。《元史·宗室世系表》及拉施都丁书所记某世系，恐怕不大可靠。

第三节　铁木格斡赤斤（附塔察儿）

早年事迹

铁木格斡赤斤（ ü ），成吉思汗幼弟。据《元Tem ge otchigin &&朝秘史》，他比成吉思汗小六岁，故当生于1168 年。铁木格为当日常见的蒙古男子人名，同时代汉译又作忒木哥、忒没哥等；斡赤斤是称号，又有斡惕赤斤、窝嗔、斡辰、斡陈等异写，其中是突厥语借&&ot词，译言“灶火”、“炉灶”；chigin 源于突厥语词汇tigin，译言“（可汗）子弟”。是则斡赤斤一词意谓“守灶火之子”。按蒙古旧俗，子女成人后各携一份家产分户另立，惟幼子留在父母身边，将来由他继承家业。故多称守产幼子为斡赤斤。元代史料经常仅以斡赤斤称成吉思汗幼弟而不名之。大概就因为他经常以幼弟身份据守老营，也许还要加上他生性懒散，“早行睡的，晚行起的”（《元朝秘史》第195 节），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的早期军事活动中，似乎难得见到他的行踪。

1204 年，铁木真得到乃蛮太阳罕部将要进攻他们的消息，即在驻夏地帖麦该川（在洮儿河上游支流特们河流域）召集忽里台大会商讨对策。部下中有人主张待秋来马肥时再出兵。斡赤斤竭力反对以“骟马正瘦”为推辞贻误战机，愤然宣布：“我的骟马每肥每有。这般言语（按指太阳罕等人轻侮蒙古部的言辞）听着如何可坐？”（《元朝秘史》第190 节）铁木真异母弟别里古台也力主乘乃蛮不备主动出击。铁木真遂决意及时进兵。在与太阳罕部进行的纳忽昆山决战中，斡赤斤受命负责统带供铁木真阵前替换骑乘的从马。按蒙古旧制，凡“亲御上马”之职，“国法常以心腹”（《元史·别里古台传》）。可见斡赤斤受铁木真宠信之深。

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称成吉思汗。按千户一百户体制编组起来的全蒙古百姓，连同他们的牧地，按当时蒙古社会的制度，被分配给成吉思汗兄弟、子弟等组成的黄金家族的各个成员。据《世界征服者史》，斡赤斤与他的母亲诃额伦一起，分得一万户游牧民；据《史集》，则斡赤斤分得五千户，诃额伦分得三千户。因为诃额伦死后，这三千户仍由守产的幼子斡赤斤继承，所以实际上他总共分得八千户，至于他最初的营盘在哪里，今已不得详考。

成吉思汗建国初期，晃豁坛氏出身的阔阔出是一个很有势力的萨满术士传人，被称为帖卜腾格理（Teb-tenggei，译言“告天人”）。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很早就投靠铁木真，后来又成为铁木真寡母诃额伦的后夫，被铁木真称为额赤格（echige，译言父亲）；阔阔出本人曾经代“蒙克腾格理”（monkeTenggeri，译言“长生天”）立言，授予铁木真统治全蒙古游牧民的权力。蒙力克父子建国时受命统率着一个千户的本部族人众①。帖卜腾格理却不满足，继续收罗其他千户的游牧民。连斡赤斤的份民也有一些跑去投靠他。斡赤斤派人到阔阔出处，要求收回走失的份民，结果经受一番侮辱后被逐回。斡赤斤亲自前往交涉，也被迫对阔阔出下跪悔过；事后，他到成吉思汗前哭诉。在蒙力克父子奉命来见成吉思汗时，斡赤斤和经他事先布置的三个力士，① 《元朝秘史》载录的九十五千户那颜中，包括蒙力克的一个儿子脱栾扯儿必。据《史集》则这家人共统率三个千户，或许是从1206 年时一个千户分解而成的。

根据成吉思汗的授意，当场打死阔阔出。从此，“蒙力克父子每的气势，遂消减了”（《元朝秘史》第246 节）。斡赤斤由此也巩固了自己在铁木真诸弟中最受兄长宠爱的地位。

从1211 年起，成吉思汗统兵南下攻金。1213 年秋季，蒙古分兵三路大举扫荡中原诸州县，斡赤斤与合撒儿一起领左军，破蓟州（今河北蓟县）、滦州（今河北滦县）、平州（今河北卢龙）及辽西诸郡。这次战役以后，蒙古巩固了对长城以外松漠地带的占领。因此翌年，弘吉剌、兀鲁、忙兀、札剌亦儿和亦乞列思五投下的营幕地，被迁至漠南草原。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诸弟的份地，则全都调整到蒙古高原的东半部，称为左手诸王或东道诸王。斡赤斤的份地“位于蒙古遥远的东北角，在他们的那一边再也没有蒙古部落了”①。所指的地区当即今大兴安岭西麓、海拉尔河以南到哈拉哈河流域的大片地区。1221 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召西行，觐见正在西域作战的成吉思汗；途中曾参拜斡赤斤的大营。邱处机的行经路线是：“渡河（按即哈拉哈河），北行三日。四月朔，至斡辰（按即斡赤斤）大王帐下。七日见。”复自斡赤斤大帐，西行五日，乃至呼伦湖。据此推测，当时斡赤斤的大营盘大致可以确定在今新巴尔虎左旗之东的辉河畔②。

从幼子守产到争夺汗位的失败成吉思汗西征时期，斡赤斤以幼弟身份留守漠北。当时全权负责经略中原汉地的木华黎，名义上也在他节制之下。汉文史料称“皇弟斡真那颜统治中原”③；穆斯林史料中提到“他（按指成吉思汗）把契丹境内的土地分给他的兄弟斡赤斤那颜及几个孙子”①。这些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正是此种历史情况。

蒙古和高丽的初期关系，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开始发展起来。留守漠北的斡赤斤，因为自己的份地靠近东北，对于向高丽发展势力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他几次三番颁发“皇太弟国书”到高丽招谕，或“趣其贡献”，或“察其纳款之实”。稍后几代的斡赤斤后王也往往持有相同的倾向。

成吉思汗晚年，对斡赤斤的信任程度似乎有所减退。但成吉思汗死后，斡赤斤仍然与拖雷、察合台一起，作为最有资格的推戴新大汗的诸王，在大朝会上，主持了窝阔台登上汗位的典礼。根据拉施都丁的描写，“察合台、拖雷和斡赤斤分别护持着窝阔台的右手、左手和腰部，把他扶上了合罕的大位”②。

窝阔台在位期间，未见斡赤斤参加南下攻金或出征西域的有关材料。这时候，他的势力显然已经逾越大兴安岭，扩展到山岭东麓草原乃至松嫩河川地区。因此，当时南宋方面有关蒙古的情报说：“其头顶分戍，则斡真之兵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页72。

② 参见陈得芝：《邱处机》，《中国地理学家评传》。另据《史集》，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营幕地，在位于哈剌哈河流域的建忒该山区斡儿河畔。也许这是斡赤斤的另一处大帐所在。③ 黄溍：《合剌普华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①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45。

② 《史集》第2 卷，页30。

在辽东。”（《蒙鞑备录》）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忙兀部贵族博罗欢提到东部草原诸王及投下的营幕地时说道：“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按指斡赤斤后王）得其九，忙兀、兀鲁、札剌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元史·博罗欢传》）博罗欢在这里完全撇开合撒儿、合赤温、别里古台等其他“东诸侯”不提，表明他的这番话指的只是“东诸侯”在漠南草地和大兴安岭东麓的驻牧形势，而并不涉及漠北蒙古本部的份地分配情况。博罗欢的话又表明，到至元中叶，今洮儿河流域及其以北，已经被人认为是斡赤斤后王理所当然的份地。惟此种情势似不始于“昔太祖分封东诸侯”时，大体上应是窝阔台时期斡赤斤势力扩张的结果。由于斡赤斤系后王在辽东占有大片份地，因此终元之世，他们在辽东政局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236 年，窝阔台在灭金并且复括中州户口的基础上，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勋臣。斡赤斤分得益都路及平、滦二州作为自己在华北的份地。上述地区居民总户数凡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六户。他的份民，在东西道诸王中，仅次于窝阔台自己的儿子贵由和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位下的户数。

1241 年，窝阔台死。其子贵由及蒙哥先已奉召从西征途中东返，但还未到达蒙古。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谋以滥行赏赐邀取宗亲和大臣的拥护，朝政混乱。斡赤斤欲乘人心浮动夺取汗位，遂率大军从自己的兀鲁思趋向汗庭。脱列哥那闻讯后遣使质问，同时打算西迁以避其锋。斡赤斤临事迟疑，又闻贵由引军回朝已至叶迷立，于是很快撤回自己的份地。1246 年，贵由汗即位，宴饮一月后，即委任蒙哥与术赤之子斡儿答审理这一起未遂的篡位事件，正在参加忽里台大会的斡赤斤受审后被处死。

塔察儿塔察儿（Taghachar），斡赤斤嫡孙，只不干之子。1246 年，斡赤斤因篡夺汗位事件被处死。时只不干已死，塔察儿尚未成年，其同父异母兄帖木迭儿欲废嫡自立。斡赤斤藩府王傅撒吉思等人火速驰告汗庭。摄政的乃马真太后脱列哥那遂定议“皇太弟玺”授予塔察儿，由他继任斡赤斤兀鲁思汗①。执掌斡赤斤兀鲁思的最初几年，塔察儿并没有在当时的政治史上留下多少记录。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年幼望轻，同时也多少与斡赤斤谋叛事件留下的消极影响有关。贵由汗去世以后，塔察儿站在拔都一边，支持拖雷的儿子蒙哥为大汗。尽管这样，塔察儿在蒙哥即位大会上，仍远不如斡赤斤在窝阔台即位大会上那样地位显赫。

斡赤斤后王逐渐恢复从前曾经享有过的威望，是在蒙哥时代。1257 年春，蒙哥汗因猜忌皇弟忽必烈在中原汉地收揽民心，将不利于己，派亲信到汉地钩考，并收回忽必烈节制汉地军事的权力。他新委任的汉地军事统帅，正是塔察儿。是年秋，塔察儿率诸军进围樊城，适值霖雨连月，攻城失利，被迫班师。冬天，忽必烈到漠北入觐，与蒙哥释憾，两人重议分道攻守的战略，“以明年为期”。翌年春，蒙哥命忽必烈统左翼诸路蒙古、汉军征鄂，自将右翼由西蜀攻宋。塔察儿率部加入右翼，曾在冬天“略地至江而还，并① 《元史·撒吉思传》。按传文中塔察儿庶兄之名作“脱帖”，当即《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中的帖木迭儿的异写。帖木迭儿系庶子，故在世系表中列名于塔察儿之后。会于行在所”（《元史·宪宗纪》）。

1259 年，蒙哥在四川前线因伤染疾死去。塔察儿当随右翼征宋军班师。

在紧接着爆发的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中，西道诸兀鲁思后王大都倾向于支持留守漠北大营的阿里不哥。忽必烈欲夺得汗位，经济上依靠的是汉地的人力财力；政治上则主要依靠东道诸王的支持，羽毛渐丰的塔察儿这时就成为忽必烈的首要争取对象。除了在塔察儿袭爵为王时曾立下汗马功劳的撒吉思“力言宜协心推戴世祖”外（《元史·撒吉思传》），忽必烈又派亲信廉希宪专程“赐塔察儿饮膳”。廉希宪在塔察儿面前盛赞忽必烈“圣德神功，天顺人归”，而后力劝塔察儿说：“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①。到开平大朝会时，塔察儿果然率先向忽必烈上书劝进。集议之初，“诸侯王议未一”。忽必烈遂当众公布塔察儿的劝进书，“书出而决”②。中统三年七月，忽必烈专门下诏，给塔察儿益都平州封邑岁赋金帛，并以诸王白虎（塔察儿叔父）、袭剌门（塔察儿庶侄，帖木迭儿子）所属民户、人匠、岁赋一并转赐塔察儿。这种特别恩宠，当即是对塔察儿在关键时刻曾全力支持忽必烈的回报。

中统初年之后，塔察儿应当是回到了位于辽东的份地。他似乎没有参加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东西史料都提到，中统二年，忽必烈亲征漠北时，曾有某个塔察儿参与著名的昔木土脑儿会战。此人在《元史·世祖纪》中明确记为“平章政事塔察儿”，他是“宪宗朝世臣”、某千夫长之子③。而不是出自黄金家族的“皇太弟”后人。

中统、至元前期，塔察儿的注意力，大概主要集中于经营和加强位于大兴安岭两侧的本兀鲁思份地。从窝阔台在位时开始，蒙古经略高丽，一般都不动用斡赤斤系诸王的军队，或许正是意在防他们就近渔利。但是塔察儿仍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可见他确实一直对高丽存有觊觎之心。至元十年（1273），元廷赈济塔察儿所属部饥民。翌年，廉希宪行省事于北京。塔察儿曾向他及辽西“嗣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等“传旨”。此后，有关塔察儿的记载不见于史籍。

塔察儿死后，斡赤斤兀鲁思汗位先后由其堂兄阿术鲁、孙乃颜（失儿不海子）继承。

第四节　别里古台

辅助太祖建国

别里古台（Belgutei，1167？—1256），又译孛鲁古带、别勒古台，铁木真（成吉思汗）异母弟。父也速该死后，受蒙古部强宗泰赤乌氏欺凌，部众被夺，家境艰难，诸兄弟以钓鱼捕鸟维持生计。一日，别里古台与同母兄别克帖儿夺铁木真、合撒儿所钓之鱼，铁木真、合撒儿怒，射杀别克帖儿，但答应他的请求不杀别里古台。此后别里古台一直追随长兄铁木真共渡难关，重振家业。他“天性纯厚”，“躯干魁伟，勇力绝人”，与合撒儿同为①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② 《丞相楚国武定公》，《元朝名臣事略》卷二。

③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铁木真最得力的弟弟和伴当，蒙古创业史上常将他们三人并提，铁木真称帝后曾说：“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

当铁木真兄弟长大时，泰赤乌首领塔儿忽台率护卫军来袭，诸兄弟与母亲逃入山林，别里古台折树木扎寨拒敌，保护寡母幼弟。铁木真前往弘吉剌部迎娶孛儿帖夫人，他随从护卫。后又奉命至阿儿剌部邀请博尔术为伴当；随从铁木真至克烈部拜见王罕，缔结父子之谊。三姓蔑儿乞人来侵，抢走孛儿帖和别里古台生母，别里古台又随长兄到王罕处求援，并奉命往说札只剌部首领札木合共同起兵攻打蔑儿乞。在王罕、札木合协助下，铁本真兄弟率部进至不兀剌川（今恰克图附近）蔑儿乞部首领脱脱驻地，击溃敌人。别里古台愤恨生母被掠，遇蔑儿乞人辄射杀之，尽掳其妇孺为奴，容貌好的妇女收为媵妾。

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蒙古部众来附者日多，遂建立起以乞颜氏贵族为核心的新“兀鲁思”，共推铁木真为兀鲁思之主（ulus-unejen），称汗。随即组成直属于铁木真的护卫军，分配了各种职务，别里古台担任“掌驭马”的职（aqtachi）①。《元史》本传称他“掌从马。国法常以腹心，遇敌则牵从马”。《太祖纪》称他“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华言禁外系马所也”。都是同一件事。掌驭马和博尔术管领的带弓箭者（qorchi）、合撒儿管领的带刀者（ulduchi）同是当时所置最重要的职务（其他职务还有司车、司饮膳、司牧羊、司牧马等）。不久，札木合率部三万来攻，铁木真集诸部兵分十三翼以迎战，别里古台就在铁木真直属的一翼作战。战后，乞颜氏贵族在斡难河林中举宴，铁木真家族（孛儿只斤氏）方面由别里古台主宴，因祭祖后马湩的分配问题与薛彻别乞长支家族（主儿乞氏）发生冲突，膳者失丘儿遭到鞭笞；主儿乞氏方面主宴者播里又纵容盗取马缰者，别里古台与之争，被播里砍伤手臂。铁木真查究此事，别里古台劝道：“虽伤了，不曾十分重，为我上头，弟兄每休恶了。”②铁木真不听，仍与主儿乞氏相斗殴，从此结下仇怨。1196 年，铁木真约请蒙古诸部攻打世仇塔塔儿人，主儿乞氏违约不至，反乘铁木真出兵之机掠其后营。于是铁木真在战胜塔塔儿后，回师来攻主儿乞氏，兼并其部众，遂得播里，欲杀之，因他是族叔，又极勇武，乃命别里古台与之角力，别里古台按其示意，将播里腰骨折断而死。

此后，在与札木合为首的诸部联盟作战中，在攻打泰赤乌部、蔑儿乞部和塔塔儿部各次战役中，别里古台都立有战功。1202 年，灭塔塔儿后，铁木真召集亲族会议，决定为父祖复仇，将所掳塔塔儿男子尽行屠杀，妇幼各分为奴婢。别里古台出帐后，不慎泄露了此谋，于是塔塔儿人各抽刀子，据寨拼死反抗，使蒙古人遭受很大伤亡。铁木真因此严责别里古台，不让他参与亲族机密会议，命他管治外头的事，审断斗殴、盗贼等案件，也就是担任札鲁忽赤（jarquchi，断事官）之职。《元史》本传说他“尝立为国相，又长扎鲁火赤”，其实是同一职务（元时汉人将蒙古的扎鲁忽赤称为丞相）。1203 年铁木真灭克烈部，西部蒙古强大的乃蛮部主太阳罕闻讯，决定出兵东征，声称要灭掉“歹气息，脏衣服的”蒙古人。次年春，铁木真在帖麦该川（今哈拉哈河南）召集忽里台，商议与乃蛮作战事，有人认为春天马瘦，① 《元朝秘史》第124 节。

② 《元朝秘史》第131 节。《元史·太祖纪》载其语云：“汝等欲即复仇乎？我伤幸未甚，姑待之。”本传所记为：“今将举大事于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衅隙哉！且臣虽伤甚，幸不至死，请勿治。”应待秋高马肥再进兵。别里古台说：“活着时自的伴当、弓箭若被人夺了，济甚事！男子若死，自的弓箭能与骨头一处卧呵，岂不好！乃蛮人以为国大、百姓多，口出大言，咱每乘此出征，夺其弓箭何难。若乘此出征，他的多马群岂不安然撇下？他的帐房岂不空了抛弃？他的多百姓岂不往高处躲避？被他说了这般大话，如何能安坐不动！”①铁木真采纳他的意见，立即整军迎战，大获全胜，兼并了乃蛮国土和百姓。

兀鲁思分封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按照蒙古分家产的体例，给诸弟、诸子各人都分配了草原游牧百姓（irgen），并划定了各自的份地（nuntuq＝yurt）。据《元朝秘史》，别里古台分得1500 户①。《元史》本传则载“赐以蒙古百姓三千户”。然而，根据《史集》的记载，别里古台只是成吉思汗直属的左翼千户那颜之一，属于“恩赐”（soyurqal）管领一千户军民的官员之列，而在分给诸弟、诸子的军民中没有他的一份（qubi）②。这两者差别很大：作为千户那颜，只是大汗（或诸王）属下的世袭军民长官；如果是和合撒儿、按赤台（合赤温子）、斡赤斤一样分得了“份子百姓”（qubi-irgen）和份地，那就成为东道诸藩国（ulus）之一。诚然，别里古台不是也速该正妻所生，和成吉思汗同母弟合撒儿等人的地位有些差别，但许多史料证明，成吉思汗在分封诸弟时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秘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在指定窝阔台作为自己汗位继承人的同时，命“合撒儿、阿勒赤歹、斡赤斤、别勒古台四个弟的位子里，他的子孙各教一人管”（《元朝秘史》第255 节）。其后，推戴窝阔台即位、蒙哥即位③的忽里台大会，别里古台都是以东道诸王一家之主的身份参加，与合撒儿等三家具有同等地位。《元史》之《宗室世系表》及《食货志·岁赐》均列有“别里古台大王位”。《史集》记载，其后裔瓮吉剌歹“现在合罕处，管辖别里古台兀鲁思”①。足证别里古台在分封时同样得到份民份地。其蒙古份地，《元史》本传记载：“以斡难、怯鲁连之地建营以居”，“居处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营地”。太祖行在应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在克鲁伦河上游；按只台即按赤台（阿勒赤歹），其份地在合兰真沙陀和兀鲁回河（今内蒙古在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地区。据此知别里古台份地在克鲁伦河中游南北，北至斡难河，东近呼伦湖，与合撒儿、斡赤斤份地接界。

蒙古建国以后，别里古台的活动除参加推戴太宗、宪宗即位的大聚会外，很少见于记载。1226 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军中时，耶律留哥寡妻姚里氏来① 《元朝秘史》第190 节。《元史·太祖纪》载其言为：“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与《秘史》文意基本符合。《史集》（第1 卷第二册汉译本页203）所载与原意相差较大。

① 《元朝秘史》第242 节。但没有记载分给他的千户名。

② 《史集》第1 卷第二册《成吉思汗纪》，汉译本页373，375—378。拉施都丁还说，“［因］他是也速该另一个妻子所生，在诸兄弟中提不到他［的名字］”（同上书页73）。③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242；《元史·宪宗纪》。《史集》记载参加蒙哥即位大典的是别里古台的儿子们，但据《元史》，参加此会的是别里古台本人。

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册“也速该子孙系表”。

见，请求让入质的留哥嫡子薛阇回部袭爵（辽王），统其官民。成吉思汗许之，召薛阇谕曰：“..朕以兄弟视尔父，则尔犹吾子，尔父亡矣，尔其与吾弟勃鲁古台并辖军马，为第三千户。”（《元史·耶律留哥传》）代薛阇入质的留哥次子善哥，则奉命随从别里古台之子口温不花。可见耶律留哥所部契丹人此时已被授与别里古台管领了。时留哥家驻于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所部契丹人除聚居临潢外，还散在辽东西广宁（今辽宁北镇）等地。1231 年撒礼塔征高丽，又收回一部分契丹人，薛阇遂从临潢移驻广宁府。据此推断，别里古台的势力可能是向临潢和辽东西地区扩展了。

1236 年，太宗分赐诸王、贵戚中原诸州民户，别里古台得广宁府以及恩州（今山东武城东北）份民11603 户。

后裔事迹别里古台子女甚多，见于记载者有三子（次序按《宗室世系表》）：也速不花，事迹不详。屠寄认为《元史·宪宗纪》所载1248 年参加拔都召集的阿剌脱忽剌兀大聚会推戴蒙哥为“大汗”的也速不花就是他（《蒙兀儿史记》卷二二），似未确。其子爪都，在祖父别里古台死后继承为兀鲁思之主。1260 年，他与塔察儿（斡赤斤后王）、移相哥（合撒儿后王）、忽剌忽儿（合赤温后王）一同率东道诸王出席了开平城大聚会，拥戴忽必烈为大汗，并参加对阿里不哥的征战，因此得到大量金、银、绢的赏赐；中统三年（1262），封为广宁王，赐驼纽金镀银印；四年，又受赐牛马价银63100 两。后来他随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西北，至元十三年（1276）又赐银两；同年，他参与了昔里吉为首的诸王叛乱，叛乱平定后他归降世祖，塔察儿奏请将他处死，世祖念他拥戴之功，只削其王位，剥夺其所领军民，流放到汉地海岸边炎热之处，派人监视。他在流放地过着自拾柴火为炊的艰苦生活，直到死去（据《史集》）。爪都子帖木儿，《元史·英宗纪》载至治三年（1323）七月“诸王帖木儿还自云南，入宿卫，赐钞二万五千贯”，疑即是；《表》称他为“大王”，当是恢复了宗王地位。

口温不花，从太宗攻金，1232 年由白坡渡河后，奉命与按赤台、塔思率万余骑与拖雷军会合，参加了三峰山之战，歼灭金军。1235 年，从皇子出征宋枣阳、光化军（今属湖北）等地，获何太尉；次年，奉诏北还。1237 年，复率蒙古军及汉军张柔、史天泽等部攻宋，克光州（今河南潢川），进掠蕲州（今湖北蕲春）、随州、复州等地，直至长江边的黄州（今湖北黄冈）。此后他大概没有再统兵。1248 年，张德辉向忽必烈陈言“兵无纪律，纵使残暴”之害，建议“更遣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权”，可见他治军较严，汉人也将他视为贤者。其长子灭里吉台，后裔封定王。次子瓮吉剌歹，《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僭称大兴国，..诸王瓮吉带时谪戍婺州，帅兵讨平之”。当即是他，但谪戍原因不明①。《元史·成宗纪》载，元贞二年（1296）三月，“遣诸王亦只里（合赤温后王，封济南王）、八不沙（合撒儿后王，封齐王）、亦怜真、也里悭（答里真后① 屠寄认为《元史·世祖纪》所载至元十三年正月“以瓮吉剌带、丑汉所部军五百戍哈答城”，即此瓮吉剌歹。按元代蒙古人同名者甚多，若是宗室，一般加有“诸王”字样。此处未言其为诸王，未可遽定，故不取。

王）、瓮吉剌带并驻夏于晋王怯鲁剌（克鲁伦河）之地。”此瓮吉剌带无疑即口温不花之子。时晋王甘麻剌出镇漠北“祖宗根本之地”，统领诸王之部，而东道诸王值乃颜叛乱后地位降低，皆受晋王统辖。据此判断，瓮吉剌歹这时已恢复了管领本藩军民的地位。其子彻里帖木儿，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奉旨“节制诸军”，当是参与平定乃颜之乱；据《表》他袭封广宁王，但年月失载，疑是与齐王八不沙同时受封（大德十一年，1307）。彻里帖木儿子按浑察，致和元年（1328）八月来到大都，即表示支持文宗；至顺元年袭封广宁王，赐金印。

罕秃忽，性刚猛，知兵，从宪宗攻蜀，多立战功；回师道经河南，招来流亡百余户，悉以入籍。1257 年宪宗曾增拨广平（今河北永年东）等处150户为其份民。子霍历极，因残疾不能出军，世祖命居恩州份地以统本藩份民，至大三年（1310）死。其后人留居当地，成为恩州的一支别里古台家族。子塔出（又译塔术），性温厚，谦恭好学，通经文。《元史·文宗纪》载，天历元年（1328）九月，“诸王塔术、只儿哈郎、佛宝等自恩州来朝”，后二人疑亦霍历极子（或孙）。又有“恩州诸王按灰”，不知所出，至元二十六年曾有旨验其部民贫者给赈，武宗、仁宗时又多次给赐金、银及米，延祐四年（1317）奉命出镇云南，后来大概回到恩州；至顺元年（1330）十一月，“坐击伤巡检张恭，杖六十七，谪还广宁王所部充军役”①。

①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卷二二《武宗纪》；卷二四、二六《仁宗纪》；卷三四《文宗纪》。

第三章　昔里吉　乃颜　海都

第一节　昔里吉

合谋反叛

昔里吉（Shiregi）为元宪宗蒙哥第四子，其母为蒙哥妃巴牙兀真氏。在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中，昔里吉支持阿里不哥。至元四年（1263）秋，因阿里不哥势衰，与诸王玉龙答失、阿速台等来降，获忽必烈赦免。次年受封为河间王。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诸王均表示臣服，惟海都不来参加朝会，在西北与察合台汗国展开激烈争夺，并显露叛迹。为防患于未然，忽必烈派子北安王那木罕，率领大军前往西北，昔里吉亦在军中。那木罕本人和其兄弟阔阔出所统辖的忽必烈家族的属民组成中军，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子侄辈诸王等部民组成右翼集团。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被迫投降忽必烈，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封地，但怨恨并未消除。至元五年，海都叛乱，举兵东进，进攻玉龙答失部民，扰乱畏兀儿地区，被那木罕北征大军击败，追至亦列河流域，立帐于阿力麻里。

至元十二年（1275），受命辅佐那木罕的安童突袭贵由之子大名王禾忽的军队，引起禾忽叛乱。叛军控制了河西走廊，占有斡端和可失哈耳。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6 个月之久，元军被河西叛军阻隔，得不到增援。这些动乱严重地动摇了元朝西北镇戍体系的稳定性，直至至元十三年，忽必烈灭宋后，从南方调集军队开赴漠北，进入河西，才击败禾忽。此前，那木罕军中的一些诸王们已露出骄兵难制的态势，发生拘杀朝廷使臣事件。忽必烈未举师问罪，采取和解态度，“选使往谕之”。畏兀儿人廉希贤奉使北边，“布上意，辞旨条畅”，对方“悔谢，为设宴”（《元史·廉希宪传附廉希贤传》），并赠礼物。至元十年（1273），北方诸王中已有人背叛，进攻谦州，执五部断事官刘好礼，因刘好礼善应对，方免一死。至元十三年秋（1276），因安童分配给养不公，那木罕部下的脱脱木儿率部叛逃，尚留在那木罕阵营中的昔里吉往讨①。脱脱木儿以阿里不哥失败后所受耻辱为辞煽动昔里吉叛元，并许诺事成后帝位归于昔里吉。就在拥兵将领八鲁浑、粘闿等率兵叛逃，宗王牙忽都追截的时候，昔里吉起兵发动叛乱，拘系统帅那木罕、忽必烈子阔阔出和丞相安童，擒获牙忽都，使元朝在阿力麻里镇戍的这个重兵集团顷刻瓦解。叛乱诸王拥戴昔里吉为王。

元廷屯驻谦州的万户晃豁坛氏伯八报知脱脱木儿等人叛变的消息。不久脱脱木儿之军袭击谦州，伯八阵亡。至元十六年，刘好礼被叛王召至谦州，次年率部出走，经贿赂叛军千户后才得逃归。

昔里吉、脱脱木儿等人在拘系那木罕等人以后，为增强与忽必烈抗衡的力量，争取外援，把那木罕、阔阔出送往术赤后王蒙哥帖木儿处，而安童则被送往海都处①。海都并不急于利用这个机会，而宁愿坐山观虎斗，让拖雷家① 汉文史料对脱脱木儿、昔里吉等人叛乱的时间有至元十二年（1275）、十三年、十四年等诸种不同记载。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后凯歌词》自序，以十三年为是。

①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13、317。但据汉文史料记载，那木罕并非被囚禁于钦察汗蒙哥帖木儿处，而是囚禁于海都处，与被海都扣留十余年的朝廷使臣石天麟在一起。关于此的问题的讨论，参见陈得芝：族内部自相残杀，留下安童授以官职。

至元十四年，昔里吉、脱脱木儿、药木忽儿、撒里蛮等集结部众，分道东进，扬言海都、蒙哥帖木儿与之联兵而来。东部弘吉剌部折儿瓦台起兵响应，并劫掠先朝武帐。岭北为之震动。撒里蛮等将兵越杭海山，东南深入今河套北，被爱不花率领的汪古部军和土土哈率领的钦察军击败，昔里吉、脱脱木儿、药木忽儿等率其主力越杭海山后继续东进，于和林北渡斡耳寒河，抵土兀剌河流域，欲与弘吉剌叛军相会。元廷调集大军很快擒获了弘吉剌部叛首折儿瓦台。以伯答儿、土土哈为首的元军于土兀剌河畔打败了药木忽儿和脱脱木儿后，与伯颜统帅的大军相会于斡耳寒河畔。元军渡河，败脱脱木儿等，原先被叛军擒获的宗王牙忽都从斡耳寒河前线脱归。由于驻守陕西的安西王忙哥剌部奉调漠北平叛，后方空虚，于是同年冬，驻守陕西行省的六盘（今宁夏固原县南）的贵由之孙南平王秃鲁起兵响应昔里吉，但很快被平定。

漠北失败之后，脱脱木儿、昔里吉和撒里蛮等分别向也儿的石河方向逃窜，但其势力仍然不小。吉里吉思处于叛王的控制之下，外剌等部、盘踞按台山以西的窝阔台系宗王脱忽等也支持昔里吉。十五年，岭北元军继续乘胜追击。正月，土土哈军越过按台山西，擒获叛军集团的将领扎忽台。五月，别乞列迷失将兵由和林向西北，击败外剌、宽彻哥思两部联军。同年底从征宋前线调回的大批汉军，已云集和林一带，岭北地区形势转危为安。

叛军的瓦解与失败十六年四月，脱脱木儿领兵南下，进袭杭海山东。元军大将别乞列迷失采纳刘国杰建议，趁其“全军而来，巢穴空虚”，径率大军直捣谦州，直至兀速地面（今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南部）。待脱脱木儿回军时元军以逸待劳，击败叛军，脱脱木儿所部渡河而逃，大批人马溺死在谦河之中，元军“俘获生口畜牧万计”①。十七年春，脱脱木儿纠合昔里吉、撒里蛮等拥众东来，元军别乞列迷失、刘国杰所部击败之，并沿唐五路（按即唐麓岭）追至按台山西。别乞列迷失虑叛军有伏兵，决定撤回，不久被朝廷处死。刘国杰部迫近也儿的石河，侦知当地的窝阔台系宗王脱忽与昔里吉勾结，元军偷袭得手，又乘势进攻昔里吉，再次获胜。

屡次失败使昔里吉集团内部诸王之间互相猜忌和怨恨，最终爆发内讧。

脱脱木儿在吉里吉思之战中失败，辎重遭元军刘国杰部洗劫之后，曾向昔里吉求援，未能如愿。见昔里吉实力削弱，脱脱木儿便同叛王集团中的撒里蛮结为同盟，共同反对昔里吉，他们相约事成之后帝位归于撒里蛮。此事被昔里吉的部将亦迪·不花侦知，报信给昔里吉。昔里吉征集宗王诸将的军队迫近脱脱木儿和撒里蛮等，但未能使他们屈服。昔里吉不得已宣布退位，于是诸王们如约奉撒里蛮为帝，遣使布告于术赤兀鲁思和海都处，并派军追讨泄密的亦迪·不花，迫其自杀。

拥立撒里蛮的行为虽然得到阿里不哥幼子明里帖木儿的支持，但并没有得到叛王集团的一致认可，阿里不哥之长子药木忽儿为反对集团的重要成员《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 辑，1987 年。① 黄溍：《刘国杰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元史》卷一六五《孔元传》。之一。脱脱木儿企图以武力迫使药木忽儿服从，反被药木忽儿击败擒获。药木忽儿与昔里吉议决，杀死脱脱木儿。

脱脱木儿被杀后，撒里蛮自知实力弱于昔里吉，自愿去帝号，被昔里吉剥夺兵权，夺去属民。撒里蛮的部下纷纷往投元军。昔里吉把撒里蛮送往术赤系宗王火你赤处，路过忽阐河下游撒里蛮辖区时为撒里蛮部下所救。撒里蛮有意投降忽必烈，袭击了昔里吉的辎重，向元军报告。昔里吉闻讯召药木忽儿共同对付撒里蛮。但诸军阵前纷纷倒戈，昔里吉和药木忽儿双双被擒。在押送往元廷的途中，因遇叛王集团同党斡赤斤后裔宗王，药木忽儿逃脱。撒里蛮受到忽必烈的礼遇，而昔里吉则被放逐到南方。

第二节　乃颜（附脱脱）

关于乃颜世系乃颜（Nayan，？—1287），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后王。关于他的世次，因为东西史料记载的歧异，至今难以确言。伯希和认为：“乃颜世系几乎可以肯定如下，即斡赤斤——只不干——塔察儿——阿术鲁——乃颜。”①《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和德黑兰波斯文刊本，则分别将乃颜世次载录如下：俄译本：斡赤斤——只不（即只不干）——塔察儿——失儿不海——阿术鲁——乃颜——脱黑台；德黑兰刊本：斡赤斤——只不（即只不干）——塔察儿——？——乃颜——脱黑台②。

除《史集》外，穆斯林史料《贵显世系》也将乃颜列为塔察儿后裔，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疑问③。失儿不海后来率部逃往西道诸王海都的兀鲁思，时间大概是在乃颜之乱失败后，此人当拉施都丁撰写《史集》时仍然在世。《贵显世系》所载塔察儿后人中也有他。至于阿术鲁，按《元史·宗室世系表》，实为只不干兄斡端的长子，与塔察儿是堂兄弟④。他之羼入塔察儿世系，当是由于他继塔察儿之后担任过斡赤斤兀鲁思的汗。因此，乃颜的世系应当是：塔察儿——失儿不海——乃颜——脱黑台。失儿不海一支或即因乃颜叛乱而不显，故未见于《元史·宗室世系表》。

举兵称乱及其败亡见于文献的乃颜最早的活动，是在至元七年（1270）元军在木华黎后人头辇哥指挥下进征高丽时。他继族祖阿术鲁担任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年代，大约是在至元二十年前后。除了漠北份地以外，斡赤斤诸王与元廷争夺对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在乃颜时期日趋尖锐。随着乃颜反状日益明显，元廷越来越担心治理辽东政事的宣慰司“望轻”，不足临镇一方，因此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将辽东的地方行政机构升格为“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治今辽宁沈阳市）。翌月，又北徙东京省治于咸平（今辽宁开原县）。东京行省虽然不满半年即撤销，但仍然引起乃颜的不满。次年四月，他联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在漠北份地举兵反元。叛军的活动，西面直达土拉河中游，东面则从大兴安岭东麓洮儿河地区及松嫩流域向水达达居地乃至辽河流域扩展。这时候，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都哇的战争正在金山一线处于胶着状态。为防止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镇守漠北的北安王那木罕所部土土哈从驻地东行，“疾驰七昼夜”，在土拉河挫败乃颜叛党西掩的兵锋，接着又沿① 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88。

②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60 后插页；德黑兰刊本页217。

③ 韩百诗：《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页39。

④ 《史集》德黑兰刊本也将阿术鲁列入斡赤斤后裔名单，但未把他排在塔察儿一支的世系中，与汉文史料颇有相合之处。

克鲁伦河而下，破其后续部队万余骑。乃颜试图争取西道诸王接应，由东向西打通岭北，占领“国家根本之地”的战略计划，在叛乱之初即告失败。大约与土土哈断然发兵东进同时，忽必烈决定亲征乃颜。二十四年五月，他自率博罗欢所领五部军及李庭所领诸卫汉军，由上都经应昌（旧城在今内蒙达来诺尔西南），沿大兴安岭西麓北上。北征蒙古军主力由玉昔贴木儿率领，与忽必烈分道行进。六月初，忽必烈抵达撒儿都鲁之地（当即今呼伦湖东南的沙尔土冷呼都克）。元军在这里先后与叛将黄海、塔不台、金家奴等叛军“众号十万”遭遇。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忽必烈却贸然乘象舆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命元军固营自守，不复出战，疑惑叛军。至夜，李庭持火突袭敌阵。叛军惊溃，忽必烈转危为安①。在漠北地区乘象督战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因此这个细节也被穆斯林史籍和欧洲人马可波罗记录下来了②。

撒儿都鲁之战后，元军进至乃颜之地，留下部分军队镇守哈尔哈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译言黄帐，即斡赤斤后老营）。据王恽《东征诗》，当忽必烈“长驱抵牙帐”时，“巢穴已自空”。元军在这里获乃颜丢弃的“辎重千余”。率领蒙古军主力的玉昔帖木儿在击败叛玉哈丹后，也赶到这里与忽必烈会师。

这时候，乃颜已东撤到大兴安岭西侧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以东三角地带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山地（蒙语borgutuboldagha，译言“有鹰山”）③。该山位于联结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交通枢纽地带。元军在玉昔帖木儿指挥下追踪乃颜，寻求与之决战。玉昔帖木儿以钦察将领玉哇失为前锋，突骑先登，陷阵力战，以后军继之。叛军溃散。乃颜仓皇出逃，至失列门林之地为元军追擒。忽必烈很快处死了乃颜。据马可波罗说，乃颜是按照蒙古人传统的“教杀时血不教出”的方式来受刑的，即经捆绑后裹进毡毯，然后被反复拖曳抛甩，受簸震至死。据《东征诗》，乃颜被杀后，“死弃木脔河，其妻内一泓”。此处“木脔”是蒙语muren 音译，意为“河”。这个木脔河，与失列门林所指，当即一地。一般认为，失列门林是蒙语siramuren 音译，意谓“黄河”，即今西拉木伦河。

擒获乃颜后，玉昔帖木儿领军又折回哈尔哈河，扫荡呼伦贝尔草原。元军逆亦迷河（今伊敏河）而上，北至海剌儿河（即海拉尔河）“溯河而上，战于札剌马秃（今海拉儿市西面的扎罗木得）。之后，元军又东逾大兴安岭北端蒙可山，追乃颜残众至嫩江。九月，玉昔帖木儿师还。忽必烈本人在元军擒杀乃颜时，则应已从哈尔哈河逾大兴安岭缓缓东行，此后即经由辽东班师。

元军在至元二十四年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未能完全镇压东道叛王。逃窜到嫩江、黑龙江地区的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索性以该地为其新地盘，率余部继续与元廷相对抗。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命皇孙铁① 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元史》卷一六二《李庭传》。王恽《秋涧集》卷五《东征诗》有“夜半机石发，万火随雷轰。少须短兵接，天地为震惊，前徒即倒戈，溃败如山崩”等句，当即描写此段。

② 波义耳英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8；《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197。③ 这个地各，在清代用满语译为“额尔占布尔古特图阿林”，即kaljan burgu-dtualin，译言脱鹰山。见乾隆《内府舆图》七排东一；康熙《皇舆全览图》二排二号。

穆耳（即后来的元成宗）、大将玉昔帖木儿再度出征。战火从大兴安岭东西两侧一直延烧到高丽境内。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末，元军方始最终扑灭乃颜之乱的余烬。

乃颜死后，参加叛乱而为元军俘虏的斡赤斤后王部众，多被没入国家版籍，有些还被强行徙置江南。元廷并在“乃颜故地”立肇州城（在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西北吉里吉思等部东居，又组织当地各族部众在该地区开垦。但是，未直接参与叛乱的斡赤斤系诸王所部，并未被元廷全部褫夺。塔察儿长子乃蛮带（乃麻歹），还率部参加了至元二十四年之后元军讨伐哈丹秃鲁干的战争。他在至大元年（1308）受封为寿王①。这时斡赤斤后王的大帐，可能就从大兴安岭之西的呼伦贝尔草原迁到了辽东。乃蛮带之后的斡赤斤后王，则是他的孙子脱脱。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乃颜举兵反元时，曾将十字架徽记标上自己的战旗，在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教信徒。元赵世延《应昌路曼施山新建龙兴寺记》述及忽必烈出征乃颜之事时，谓乃颜“离佛正法”①。另一则汉文史料也提到“叛始由惑于妖言，遂谋不轨”②。元代蒙古人中间信奉聂思脱里教的人数相当多。因此，所谓“离佛正法”的“妖言”，在这里很可能就是指的被乃颜利用来进行反元动员的聂思脱里教。脱脱脱脱（Toqto？—1328），塔察儿长子乃蛮带孙。乃蛮带所继承的斡赤斤系份地，似乎位于辽东。他不但没有参与他的兄弟失儿不海及其子乃颜发起的反元叛乱，并且率部加入了元朝平定哈丹秃鲁干的战争。因此乃蛮带一支的势力并未由于乃颜之乱的牵连而受到削弱，反而取代乃颜而成为塔察儿后裔中最有影响的宗王。祖父乃蛮带掌管斡赤斤家支的时期，脱脱已经成为相当活跃的人物。元廷徙至东北的西北林木中百姓，有一部分即归脱脱所有。大德末，他还遣人拘括被忽必烈划归元廷版籍的乃颜叛众。

乃蛮带大约死于武、仁两朝交替前后。他死后继任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当即脱脱。延祐三年（1316），脱脱受封为辽王。乃蛮带的寿王之印，则由其后裔中其他人袭受①。

脱脱在仁、英两朝，以“位冠宗室”的地位，肆行威福。至治末年，他矫旨擅杀宗亲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泰定帝即位后，不顾廷臣反对，对他实行宽宥，予以厚赐，放还辽东。泰定五年（1328），泰定帝死于上都。图帖睦尔（即后来的文宗）据大都称帝；泰定帝亲信大臣及东藩诸王中大多数人则拥立皇太子阿剌吉八于上都。脱脱是以梁王王禅、权臣倒剌沙为首的上都集团中的骨干成员。

① 《元史》卷一○八《诸王表》；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史集》也提到过塔察儿有一个儿子叫乃蛮台。

① 见《口北三厅志》卷十三《艺文》二。

② 《元史》卷二○三《靳德进传》。赵孟頫《靳德进墓志铭》则记作：“叛王惑妖言，致谋不轨”，见《松雪斋集》卷九。

①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至顺二年（1331）三月寿王脱里出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告饥。这个脱里出，应为乃蛮带后人。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将“寿王脱里出”记为斡赤斤之子，即乃蛮带从祖，恐误。

在上都集团倾巢而出进攻大都时，脱脱与倒剌沙留守上都。这时驻守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帖木儿倒向大部，领兵袭攻上都。脱脱在上都失守时，被齐王月鲁帖木儿（合撒儿系诸王）斩杀于军中。

脱脱有子名八都。他在父亲败死的翌月，曾聚党剽掠，活动在宣德（今河北宣化）一带。文宗第二次即位以后，命牙纳失里袭封辽王，以辽王脱脱印赐之。元代最后一位辽王，就是元亡后投降明朝，并被明廷就用为泰宁卫指挥同知的阿札失里。牙纳失里与阿札失里两人的世系俱不详。

自脱脱以后，辽王的营幕地，应当就在辽阳行省的元泰宁路境内。该路在《元史·地理志》中被载录于中书省直辖的地区内。但据《经世大典·站赤》，在辽阳行省辽东道宣慰司所辖驿站中，有泰州站②，其所在地正是日后建置泰宁路时的路治。《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更明确地称该地为“辽阳省泰州”。可见从至元年间直到延祐时期，这里始终隶属辽阳行省。明初此地的蒙古部众降附后，被就地改编为泰宁卫。不仅统率该卫的指挥同知阿札失里被当时文献称为“故元辽王”，泰宁卫的蒙古名称“往流”、“罔留”，也表明这一部分蒙古人众原来是“属于王的人民”，亦即辽王部民①。这就是说，到元代中期以后，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大帐，一直是在大兴安岭东麓的洮儿河流域。

②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引《经世大典·站赤》。

① 往流、罔留为蒙语ongli’ut 的音译，译言“属于ong（王）的人民”。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

第三节　海都

聚集兵力，称雄西北

海都（Qaidu，1234—1301）②是窝阔台乃马真后第五子合失之子。成吉思汗死后，其斡耳朵仍旧维持，海都自幼生长在那里。在元宪宗蒙哥即位风波中，他没有参与谋叛活动。宪宗即位后，于次年得海押立以为份地。海都对窝阔台家族汗位被夺十分不满。1256 年，蒙哥遣石天麟出使海都，为其长期扣留于海押立。海都于其地逐渐聚集兵力达二三千人。

蒙哥死后拖雷家族内爆发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时，执掌窝阔台兀鲁思的为乃马真后少娣及贵由之子大名王禾忽，他们与背叛阿里不哥的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一起同忽必烈结盟。海都力量尚小，加入了阿里不哥的阵营。中统年中，阿里不哥率兵入西域，讨伐阿鲁忽。禾忽与阿鲁忽联兵抵御，为阿里不哥所败，窝阔台汗国大斡耳朵撤出叶迷立-火孛地区，汗国内部亲阿里不哥的势力占了上风，海都成为窝阔台汗国之主。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利用忽必烈倾全力灭宋，无力西顾之际，拒不参加诸王朝会，继续与忽必烈为敌，他逐渐把窝阔台系宗王的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

原先受阿鲁忽压迫的术赤家族的势力卷土重来，与察合台汗国在讹打剌发生冲突。海都利用这个机会来壮大自己，采取与钦察汗国结盟的方针，集中力量对付阿鲁忽。这样，在阿里不哥之乱刚结束时，在忽阐河以东草原就出现了以察合台汗国为一方，以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为另一方相争的局面。海都与阿鲁忽对垒，双方发生了冲突，海都战败，向别儿哥求助。别儿哥要萨满为他卜测凶吉，萨满告以大吉。于是别儿哥允诺以人力和财力援助海都。海都得援助后，复与阿鲁忽作战，杀其大将。阿鲁忽再以宗王率大军应战，击败了海都。此战发生的时间，据宏达迷儿记载，在阿鲁忽去世前一年①。

塔剌思忽里台盟会阿鲁忽死后不久，海都利用木八剌沙初立之际，夺取了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驻地亦列河流域阿力麻里一带及整个忽阐河以东塔剌思河、垂河流域的肥美草原，势力开始强盛。1268 年，他开始与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在忽阐河中游展开激烈争夺。八剌设置伏兵，击败了海都。消息传到钦察汗蒙哥帖木儿处后，他立即派出其叔别儿哥察儿率5 万骑卒增援海都，使海都得以收集溃军，举兵再战，终于获胜。八剌被迫向西退入阿姆河以北地区。为挽救败局，阻击海都和别儿哥察儿的追击，八剌在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两城大肆搜括，筹集军资。海都为保存阿姆河以北地区免遭战祸，建议八剌和谈，为八剌所接受。1269 年春，海都、八剌和代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别儿哥察儿聚议于② 据扎马剌·哈儿昔记载，海都卒于回历701 年（1301 年9 月6 日—1302 年8 月26 日），时68 岁。参见华涛汉译本，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 辑。由此推算其生年应为1234 年。① 宏达迷尔称，阿鲁忽逝于回历662 年（1263—1264），误。据《史集》记载，在玉龙答失投降忽必烈，阿鲁忽乘机攻阿里不哥的次年，即中统二年（1265），阿鲁忽死去。支持拉施都丁这一说法的还有《木阴历史选》：“在回历664 年（1265—1266），他由于生病自然地死去，他的墓地在阿力麻里。”塔剌思附近的草原。到会诸王结成按答，决定共同反对占据蒙古国东西两端的拖雷家族，由三方分享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收入：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三分之二属于八剌，海都和蒙哥帖木儿分享其余。三方约定采取措施保护阿姆河以北地区的经济：蒙古诸王的军队不得毁坏城市农田，必须驻在远离农耕城郭地区的山区或草原，窝阔台汗国的军队驻守在察合台汗国的牧场与阿姆河以北中心城市之间，防止察合台汗国的军队违约进入上述地区；三方均不得在固定的份额以外再滥收捐税①。

塔剌思忽里台大会决定，察合台汗国可越阿姆河南侵，向伊利汗国掠夺土地人口，海都则提供兵员支持。1270 年八剌发动入侵伊利汗国之战，海都派出宗王察八惕和钦察率军支援，并授意他们相机撤回。西征军攻入呼罗珊后，察八惕和钦察先后退回，使八剌孤军深入，最后被阿八哈战败。

八剌在也里城下战败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双方名义上还互称安答，但实际上八剌的军队给养，一切仰赖海都，海都也如主子对待附庸一样，对八剌下达指令，为他划定驻冬区域。八剌得到海都的给养后，重新聚集力量，于次年出动人马进至察赤之地，追讨企图投奔忽必烈的诸王，并派其弟牙撒兀儿出使海都要求援助。海都下令囚系牙撒兀儿，召集诸王大将历数八剌的“罪恶”，拟定乘机以武力解决八剌的计划，暗中调集军队，借口前来增援向八剌驻地开进，很快包围八剌的营帐。回历670 年初（1271），八剌因心悸发作在海都到来的当夜死去。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迅速衰落，察合台后裔诸宗王向海都表示臣服。海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变察合台汗国为附庸，择定撒班之子聂古伯立为汗。阿鲁忽诸子、术伯、合班与八剌诸子对海都所为不满，在不花剌到忽毡之间的地区进行反抗活动，被海都击败。术伯和合班反抗海都失败后投向元朝，受命驻防西疆，一直受到信用。

举兵反叛在向西争霸的同时，即至元五年（1268），海都举兵反忽必烈，从阿力麻里东进至按台山，进攻依附于玉龙答失的纳邻部民。受到那木罕的迎击。那木罕获胜后，即向西发展，占据阿力麻里，海都继续向西溃逃二千余里。至元八年（1271），那木罕建幕廷于阿力麻里。忽必烈为控制这一地区不断增强那木罕的力量，除了补给装备之外，还于至元十二年春诏丞相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出镇北围”①。大军出动之前，忽必烈派昔班出使海都，诱使海都同意罢兵置驿，但丞相安童违约对窝阔台后裔宗王禾忽发动突袭，尽获其辎重，迫使禾忽举兵叛乱，切断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占领今天山以南地区。同年（1275），都哇率大军围攻火州城，因河西交通为禾忽叛军阻断，斡端和可失哈耳等地也陷于禾忽之手，元廷无法增援。火赤① 《史集》第3 卷俄译本，页107—111；《瓦萨甫史》第1 卷德译本，页130—132。塔剌思大会是一次没有大汗或朝廷代表参加的、西北诸王为调停他们之间的纷争及划分势力范围而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会上西北诸王的发言中所表达的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同样尊荣，应该各有兀鲁思的想法，清楚地表现出阿里不哥之乱结束后，立足于西域的术赤、窝阔台、察合台三系宗王对蒙吉国前途的看法，这是标志着蒙古国最终分裂的一次重要事件。

① 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文类》卷二四。

哈儿亦都护只得纳女求和。

次年，驻守在阿力麻里的元军中的以昔里吉为首的一些诸王，因丞相安童分配给养不均，发动叛乱，械系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把安童送赴海都处、那木罕送赴蒙哥帖木儿处囚禁起来，企图与海都结盟。但海都按兵不动，打算坐收渔利。这一年，昔班再次出使海都，召海都入朝，并威胁“苟不从”，将出动“诸王蕃卫之兵”征讨。海都“辞以畏死不敢”。时忽必烈正忙于灭宋，没有足够的力量用兵于西北，派出铁连出使海都。铁连归来后报告：“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则无虞矣”（《元史·铁连传》）。此议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这就定下了元朝承认海都在扩张过程中获得的权益，不主动对海都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而在西北地区取守势的基本国策。在昔里吉侵入漠北时，海都坐观其变，至元二十一年（1284），海都还主动放回被扣押于其处的皇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以表示和平的诚意。

禾忽叛乱以后，海都已把天山以南诸绿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元朝展开了反复争夺，元廷也无意轻易言退。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又开始向斡端一带派出驻军。元灭宋后，朝廷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至元十五年（1278）元戍军在阿老瓦丁的统领下再度回到斡端。至元中，元廷不断对斡端一带戍军补给军事装备，增派援军。因为沿天山南麓的道路为海都切断，为了保证与内地的交通，除了原有的水路驿站外，元廷于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设罗卜等驿站，使河西西行至罗卜，沿今车尔臣河行，顺今塔里木盆地南沿至斡端的道路畅通。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廷又在这条驿路沿线设立了怯台、阇缠等站，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元廷的这些措施未能阻止海都对斡端一带频繁袭扰。《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刘恩奉命进驻斡端，次年又有诸王合班、元帅忙兀带、不花帖木儿等至其地，这几支军队曾在当地与海都集团中以兀庐、玉论亦撒、八巴等人为首的军队反复作战，并得到元廷的援兵，终因不敌，于至元二十年（1283）冬左右被迫撤回内地。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决定放弃斡端。海都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日益增长，而元朝又难以在今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绿洲地区维持一支大军防其入侵，这是元廷从斡端撤出的主要原因。

在元朝大力向西发展的时代，汉文史料上经常出现斡端、可失哈耳等地名，而这一时期这些地名在穆斯林史料中则很少出现。元朝退出斡端后，这一带的地名又重新在穆斯林史料中出现。据札马剌·哈儿昔记载十四世纪初，海都曾命麻速忽后裔治理可失哈耳。汉文史料和穆斯林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的时间上的互相衔接，正反映了元朝与西北诸王对这一地区统治权交替的历史事实。

争夺漠北的失败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东道诸王之乱，是海都彻底改变坐观漠北形势变化的契机。这年乃颜起兵叛乱，海都允以10 万骑兵相助，但未能实现。次年乃颜同党哈丹再叛，海都大将暗伯率兵越按台山，进犯叶里干脑儿（今蒙古西部艾里克湖），遭到元军将领阿里带的坚决抵抗。同年12 月，海都军再次进攻，仍被元朝守军击退。至元二十六年（1289），昔里吉余党药木忽儿与明里铁木儿和海都联合，大举入侵漠北，攻占吉里吉思和漠北大片土地，迫近和林。元朝和林守臣陷于惊恐之中，北安王那木罕下令弃城，至忽必烈亲征后方才收复和林。二十七年（1290），药木忽儿等进攻那木罕驻地，元将朵儿朵怀败绩叛变。次年，元朝将钦察亲军投入漠北西部战场，兵锋直达吉里吉思之地。此后，海都军在杭海岭、按台山屡为伯颜所破。至元三十年（1293）伯颜离任前诱敌深入，再次取胜。次年元钦察亲军控制了吉里吉思之地，元军再西行进入撒剌思河、阿雷河流域，并沿此两河而下直至亦必儿、失必儿之地。成宗即位之初，海都营垒中的药木忽儿与朵儿朵怀降元。

海都向漠北扩张之时，为其势力极盛期。在南方，海都之子撒班统辖的5 万大军镇守今阿富汗之地，与印度相望。在呼罗珊方向，1289 年伊利汗国大臣阿儿浑之子那兀鲁思背叛伊利汗国，失败后投奔海都。在北方，当时钦察汗国东部的白帐汗国发生分裂，其国宗王古亦鲁克（Kuiluk）为争夺汗位投靠海都、都哇。白帐汗伯颜（Bayan）受到海都、都哇的军事压迫，于成宗登基之初，向元廷遣使求援。海都为避免两面受敌，派己子不颜察儿和沙等人驻守在伯颜与元朝控制地区之间，以切断双方的联系。

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下诏改组漠北元军指挥系统，命海山出镇漠北。大德四年（1300），元出动大军西击海都。8 月，海山“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元军乘胜西进。12 月，“军至按台山”①。大德五年（1301），海都约都哇会攻驻营于按台山的元军，双方于帖坚古山一带发生激战。帖坚古山会战是元朝对海都、都哇进行的一场决定性大战。元朝出动了几乎所有驻在漠北的精锐之师，未能击败海都、都哇。元军从帖坚古山战场撤退时，海都尾追而来，元军惊慌失措，弃守和林。战后海都从前线返回，不久于也儿的石河上游之泰寒泊因病死去。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并见姚燧；《乞台普济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第四章　木华黎　速不台　哲别

第一节　木华黎（附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

开国功臣木华黎（Muqali，1170—1223），又作木合黎、模合里，蒙古札剌亦儿部人，世居阿难水（即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以东，世代为蒙古孛儿只斤氏贵族的臣仆。其父孔温窟哇，从铁木真平定蔑儿乞部，出征乃蛮部，屡立战功。在乃蛮军队追赶下，铁木真马毙，孔温窟哇以坐马接济铁木真，以身阻挡追骑而死。

孔温窟哇有子五人，木华黎为其第三子。木华黎“虎首虬须，黑面”①，“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元史·木华黎传》）。约在1197年，孔温窟哇将木华黎和不合两个儿子送给铁木真做“梯己奴隶”。后来，他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一起，以忠勇辅佐铁木真，号称“掇里班·曲律”（dorben-kuluhud），意为“四杰”。

铁木真有一次与塔塔儿部对阵失利，适逢大雪，丢失牙帐，卧草泽中，木华黎与博尔术站在雪中整夜张毡遮蔽。又有一次，铁木真等三十余骑行经溪谷，遇寇突袭，箭下如雨，木华黎引弓，三发射中三人，并解马鞍屏卫，终于将寇击退。为声援克烈部王罕。铁木真派木华黎等与乃蛮部战，获胜。1203 年，铁木真与王罕分裂，双方大战，铁木真先败后胜，反击时，木华黎奉命选精骑夜袭王罕营盘，王罕败逃，后被乃蛮部人杀死。

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木华黎已经战功卓著。1206 年，铁木真建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分封九十五个千户，木华黎名列第三，他的封地可能在后来的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一带。成吉思汗对有殊勋的伴当给予殊赏，他对木华黎降旨说：“忽图剌合汗即位，在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的繁茂的树下欢舞时，你预告了上天的神示，如今果然应验，我已即了大位。”①封木华黎为国王，并为左手万户，即管辖东边直至哈剌温只都山（今大兴安岭）地方的万户。成吉思汗对木华黎等受封功臣们说：“国内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体此，勿替初心。”（《元史·木华黎传》）

从太祖南征1211 年，木华黎随成吉思汗攻金。这年秋天，蒙古主力军连下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昌州（今河北张北九连城）和抚州（今张北），木华黎正在军中。自抚州南下时，金招讨使九斤（即纥石烈执中）、监军蒲鲜万奴等率大军，号称四十万，列阵于野狐岭北。木华黎说：“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当即策马横戈，大声呼喊，攻入敌阵。成吉思汗遂麾军齐进，大败金兵，追击到浍河堡，僵尸百余里。此战，歼灭了金军的精锐部队。第二年，木华黎率军克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并进攻德兴府（今河北涿鹿）。① 《东平王世家》，转引自苏天爵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① 《蒙古秘史》第206 节。

1213 年秋，成吉思汗分兵三道，攻掠黄河以北、太行东西各地。木华黎隶于成吉思汗与拖雷的中军，经涿州（今河北涿县）、霸州（今河北霸县），进略棣州（今山东惠民）、滨州（今山东滨县北）、益都府（今山东益都）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兵临涿州，史秉直、史天倪、史天泽父子与萧勃迭率众归降，木华黎承制任命史天倪、萧勃迭为千户。

1214 年春夏之际，木华黎从成吉思汗围困燕京，迫金宣宗遣使求和。同年十月，木华黎奉命征辽西和辽东。当时，他手中已有一支由史天祥、萧也先指挥的契丹、汉军。他们进军至高州（今辽宁赤峰东北），卢琮、金朴以城降。不久，锦州（今辽宁锦州）张鲸杀金节度使，自立为临海郡王，遣使来降。

1215 年二月，木华黎攻金北京（今辽宁宁城西），金守将银青率众二十万迎战，败退守城，为其将杀死，乌古伦寅答虎等以城降。木华黎原想坑杀降将，萧也先劝说：“北京是辽西重镇，应当进行安抚以笼络人心。如今敌人一投降就坑杀，以后怎么会有投降者？”木华黎听从了这个劝告，以寅答虎留守北京，并以兀叶儿为北京总管都元帅进行镇守。接着，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吏民杀金同知兀里卜，土豪石天应被推为帅来降，木华黎任他为兴中尹、兵马都提控。

这年四月，成吉思汗诏木华黎以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夺忽阑彻里必南征。木华黎密察张鲸图谋反叛，令萧也先监其军。军进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张鲸果然称病逗留，谋叛遁去，萧也先将张鲸捕杀。其弟张致遂叛据锦州，占有平、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州。木华黎率领蒙古不花、兀叶儿等出军讨伐，逐一收复。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降，木华黎奏任他为锦州节度使。八月，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克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

1216 年春，张致攻占兴中府。木华黎先遣兀叶儿等攻溜石山堡，下令说：“你们急攻溜石，叛敌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断其归路，可以一战而擒获张致。”遂令蒙古不花屯永德县（兴中府以南偏东约八十里）东伺侯。张致果然遣张鲸子东率兵来援，木华黎麾军在神木县（兴中府以南偏西约百里）东进行夹击，大败敌军，斩杀张东，遂由开义县（在锦州东北）进围锦州。张致守城月余，杀败将二十余人，军心动摇，其监军高益缚张致出降。木华黎诛杀张致，接着，又杀广宁降将刘琰、懿州降将田和尚。木华黎说：“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对这些叛寇所占城市的居民，除工匠优伶外，也一概屠杀。进而又攻拔海州（即澄州，今辽宁海城）、复州（今辽宁盖县西南）和苏州（即金州，今辽宁金县），斩金将完颜众家奴。咸平宣抚蒲鲜万奴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

统领攻金1217 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子孙传国，世世无绝”。成吉思汗分兀鲁、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札剌亦儿五部军、汪古军以及契丹、女真、汉军共约十万军队，隶属于木华黎麾下。其主要将领有怯台、木哥汉札、按赤、孛徒、带孙、火失勒、按察儿、孛罗、笑乃台、不里海拔都儿、阔阔不花、兀叶儿、萧勃迭、耶律秃花、刘伯林、史天倪和萧也先等。成吉思汗下谕说：“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将继续征金之事交给了木华黎。成吉思汗还赐以九斿大旗，谕告诸将：“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木华黎随即建都行省于燕京（今北京），向燕南、山东进军。到年底，已攻占大名府，且东向平定益都、淄州（今山东淄博南约四十里）、潍州（今山东潍坊）、密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和登州（今山东蓬莱）。

1218 年，木华黎从燕京西出西京（今山西大同）经略河东（今山西境内），由太和岭攻入雁门关，连下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忻县）、太原府、汾州（今汾阳）、霍州（今霍县）、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和平阳府（今临汾）。

1219 年，木华黎遣萧特末儿等从西京出朔州（今朔县），攻下岢岚州（今岢岚）；遣谷里夹打等攻下石州（今离石）、隰州（今隰县）和绛州（今新绛）。至此，木华黎已占有河东绝大部分地方。他在平阳屯驻重兵，以拓跋按察儿为前锋元帅，以李守忠权河东南路帅府事。

1220 年，木华黎经略河北西路。他行军至满城（今河北满城西），金真定府主恒山公武仙出降。木华黎以史天倪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以武仙为副。史天倪劝说：“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木华黎遂下令禁止剽掠，所得老幼，都遣归田里，“军中肃然，吏民大悦”①。大军又南下攻克邢州（今河北邢台）、滏阳（今河北磁县）、相州（今河南安阳）、林州（今河南林县）。此时木华黎有“仁厚不杀”的名声，金方归降者增多。

这年秋，木华黎进驻济南，东平严实籍所隶彰德、大名、磁、铭、恩、博、滑、浚等府州三十万户归降。黄龙岗之战，木华黎麾下蒙古汉军大败金兵，继克楚丘，进围东平。这时，蒙古不花一军又攻下怀、孟、卫等州。木华黎遂将攻取东平战事交给严实，以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留梭鲁忽秃以蒙古军三千屯守，自身北还，趋攻洺州（今河北曲周西南等地）。临行，他告诫严实：“东平粮尽，必弃城走，果若如此，你即入城安辑，勿苦郡县，以败乃事。”

1221 年四月，东平粮尽，金行省忙古弃城出奔，受到梭鲁忽秃邀击而逃遁。严实进入东平，在这里建立行省。当时木华黎弟带孙攻洺州未下，遂遣石天应相助攻克。五月，木华黎驻于野狐岭北。六月，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硅来降，以硅为济、兖、单三州总管。不久，益都张琳也来降，以琳为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郑遵以枣乡、蓨县降，以遵为节度使、元帅。

八月，木华黎至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由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渡过黄河入西夏境内，夏国李王请以兵五万归属。十月，南下进入葭州（今陕西佳县），以石天应权行台兵马都元帅。从葭州南下，经略陕北，先攻取绥德、保安（今志丹）进而指向延安。在延安城东十五里山谷间，木华黎允准蒙古不花三千骑兵以伏兵大败金行省完颜合达三万大军。合达走保延安，木华黎围攻不下，向南攻克洛川（今洛川东北）、鄜州（今富县）、坊州（今黄陵）、丹州（今宜川）。此时，木华黎闻知金兵复取隰州，遂由丹州渡河而东，再克隰州，并留合丑镇守石、隰间，以田雄权元帅府事。南宁赵拱在1221 年奉使蒙古国，在燕京见到木华黎。他在《蒙鞑备录》一书中记木华黎“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决于己，① 《东平王世家》。

故曰权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又记“国王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呼之，不许呼他国王”。

1222 年七月，木华黎令蒙古不花率军出秦陇，以张声势，并侦察山川险夷。他亲率大军出云中（今大同）攻下孟州（隶太原府）、晋阳（隶太原府）、霍邑（今山西霍县）等地。十月，木华黎经绛州攻拔荣州（今河津西南），占有河中府，以石天应权河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扼守此军事要害。接着，大军渡河西进，攻下同州（今陕西大荔）、蒲城（今陕西蒲城），直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长安，木华黎未能攻下，遂分兵六千屯守，又以兵三千断住潼关，亲率大军西进，连克乾、汾、泾、原等州，急攻凤翔。但攻凤翔月余，又不能下。木华黎于是驻兵渭水以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岭关，攻略宋凤州而还。当时，中条山侯七聚众十余万，乘大军西进之际，袭河中府，石天应战死，府城失陷，由按察儿收复，木华黎以石天应子斡可袭其父职。

1223 年三月，木华黎渡河还师，至闻喜县，病笃，召其弟带孙说：“我为国家助成大业，擐甲执锐垂四十年，东征西讨，无复遗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言毕而卒。其子孛鲁袭爵，领军继续征金。1252 年，汉地编籍完成，蒙哥汗分拔五户丝户时，赐给木华黎家共39131 户，在东平。1281年，忽必烈建江南户钞制时，赐给木华黎家41019 户，在韶州。至治元年（1321），诏封木华黎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武。至治二年，命建木华黎祠于东平。

木华黎后人世袭札剌亦儿部首领，称国王；另一支封东平王。终元之世，其子孙袭国王称号者共12 人，又有建国王旗帜者7 人。四怯薛之一，恒由木华黎后人为长。作为“大根脚”，其后人起仕往往以一品至三品的高官为起点，其第四代孙安童、第六代孙拜住与朵儿只均曾为相。

在元代，功勋显赫、地位崇高的木华黎家族以“忠”与“武”为其家风。同时，他们日渐儒者辈出，至安童、拜住与朵儿只为相时均以维护汉法为己任，成为蒙古贵族汉法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博尔术博尔术（Bo’orcu），又作孛斡儿出，蒙古阿儿剌（又作阿鲁剌惕）部人，生卒年代不详。其父纳忽阿儿阑已与也速该结好。博尔术十三岁时即帮助铁木真从要儿斤部卒手中夺回八匹白马，不久铁木真召他为伴当。大赤兀里之战，铁木真下令殊死战斗，博尔术“系马于腰，跽而引满，分寸不离故处”（《元史·博尔术传》），以胆勇受到嘉奖。营救孛儿帖，博尔术也有一份功劳。有一次铁木真与泰赤乌部人作战，被箭射伤了嘴，博尔术与博尔忽救了他，博尔术整夜用双手将自己的皮袄托在铁木真头上挡住大雪①。又，与蔑儿乞部战时，风雪迷阵，博尔术曾到敌阵中间寻找铁木真。

约在1189 年，铁木真被乞牙惕诸族长推为蒙古东部的汗。他为了表彰博尔术与者勒蔑两人在他“除了影子没有伴当的时候，做了我的影子”，任两① 此据《史集》。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与《元史·博尔术传》记此事发生在“溃围于怯列”以后，并称“与木华黎张毡裘以蔽帝”。

人为众人之长①。后来，王罕曾请求铁木真派“四杰”帮助他从乃蛮人手中夺回百姓和财物。这次出征时铁木真送给博尔术一匹名马，用鞭抚弄一下它的鬣毛，便会奔驰起来。1203 年败亡克烈部，1204 年大败乃蛮部太阳罕，博尔术亦均有战绩。直至1206 年建国，四杰是铁木真“带在跟前”的军中主将。1206 年铁木真建国时，分封95 千户，博尔术位居第二，其分地当在阿勒台山（今阿尔泰山）附近；又任他为右手万户，管辖西边直至阿勒台山地方。当时，怯薛队伍扩充到万人，博尔术是四怯薛长之一，原由其弟斡格来所管的散班增加到一千名。成吉思汗称赞了博尔术的元勋大功，特别指出博尔术与木华黎二人“赞助我做好事，劝阻我做坏事，我才能够臻于大位”。“今封你位于众人之上，九次犯罪不罚”②。就在分封百姓时候，成吉思汗因其叔答里台曾降顺克烈部而想杀掉他，博尔术与木华黎、失吉忽秃忽一起谏言不能自破家室，终于使成吉思汗息怒。

在1206 年以后，成吉思汗与博尔术“君臣之分益密”③，但博尔术的事迹今不得详知。他一直从成吉思汗到处征伐。西征时，铁木真还有旨令察合台就教于博尔术，博尔术“教以人生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轻舍止”④。铁木真予以首肯。约1221 年4 月，术赤、察合台与窝阔台攻占玉龙杰赤，三人分了诸城和百姓，未向成吉思汗进献，成吉思汗大怒，经博尔术与失吉忽秃忽的劝谏，才消气训诫三子。在1226 至1227 年成吉思汗最后出征西夏时，博尔术似也在军中。

搏尔术死于窝阔台在位之时，具体年代不明。《元史·博尔术传》称：“博尔术志意沉雄，善战知兵，事太祖于潜邸，共履艰危，义均同气，征伐四出，无往不从。时诸部未宁，傅尔术每警夜，帝寝必安枕。寓直于内，语及政要，或至达旦。君臣之契，犹鱼水也。”

博尔术死后，子孙世袭万户与怯薛长，久享尊荣。其子孛栾台在1252年得宪宗所赐五户丝户17333 户于广平洺水。在1281 年建江南户钞制时，又得世祖所赐17919 户于全州清湘。其孙玉昔帖木儿，官至知枢密院事，成宗即位，拥戴最为有力。大德五年（1301），追赠博尔术为推忠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广平王，谥武忠。

博尔忽博尔忽（Boroqul，？—12？7），又作孛罗忽勒，蒙古许慎部人。约1197年，孔温窟哇将木华黎和不合两个儿子送给铁木真时，孔温窟哇的兄弟者卜格将自己在主儿乞部营盘里拾得的小孩博尔忽送给了诃额伦。诃额伦先后收养了四个得自敌方的小孩；她对儿子们说：“要让他们做白天的眼，夜间的耳。”①博尔忽长大后成为铁木真的伴当，初为不苦兀勒（掌膳者）、宝儿赤（司膳），后来当了怯薛，以后又担任怯薛长。铁木真帮助克烈部王罕夺回百姓① 《蒙古秘史》第125 节。

② 《蒙古秘史》第205 节。

③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④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① 《蒙古秘史》第138 节。

和财物时，搏尔忽已是铁木真派出的与乃蛮部作战的“四杰”之一。1203 年与王罕大战时，窝阔台与博尔忽被敌军隔开，窝阔台颈项中箭，血在凝结，博尔忽以口咂吮，淤血沿着嘴角流下来，救了铁木真的爱子。1204 年，博尔忽与沉白奉命率军歼灭了蔑儿乞部。作为一员猛将，博尔忽曾对成吉思汗表示：放出鹰鹘，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落灰鹤，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1206 年成吉思汗立国分封时，博尔忽千户位列第十五，又是右翼副万户长。成吉思汗并且称赞他“与我做伴，听到招唤不曾落后”，封他九次犯罪不罚①。

1207 年，成吉思汗命博尔忽出征豁里秃马惕部。他进军时带着三人走在大军前面，夜晚在密林中侦察前进，被敌人捕杀。成吉思汗闻讯后大怒。想要亲征，因博尔术与木华黎劝阻而止。不久成吉思汗命朵儿伯征服了这个部落。博尔忽留下的子女，成吉思汗给予各种恩赐，备加关怀。

博尔忽的子孙世袭千户，为一怯薛之长。1252 年，宪宗赐其后裔五户丝户共4715 户于保定、淇州、平阳和息州；1281 年，世祖又赐江南户钞4000户。据汉文史料，子塔察儿、脱欢，均有战功。

赤老温赤老温（Chila’un），又作赤剌温、赤老罕，蒙古逊都思部人，生卒年代不详，号把阿秃儿（勇士），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

赤老温父亲锁儿罕失剌原是泰赤乌部人脱朵格的属民。铁木真少年时候曾被泰赤乌部捕获，带上木枷，后来他乘机逃跑，途中得到过锁儿罕失剌一家人的帮助，其子沉白与赤老温都促成此事。后来，锁儿罕失剌为此不能再留在泰赤乌部，便带着家人和部属投奔铁木真。从此，赤老温成为铁木真的伴当，两人结为安答（义兄弟）。

赤老温十分英勇。一次，他在战场上落马，却一跃而起，徒步持矛打跑了敌骑，铁木真惊叹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英雄！”①在战场上，赤老温屡建功勋。有些战绩是“四杰”一起获取的，如援助王罕、战败乃蛮等，可参见博尔术传。

1206 年建立蒙古国时，成吉思汗封锁儿罕失剌为千户那颜。成吉思汗感谢锁儿罕失剌一家救命之恩，允准他们在薛凉格河地方自由营牧，世袭居住，九次犯罪不罚。

在1206 年以后，史籍中便不再见赤老温的事迹。而《史集》则记，赤老温之子宿敦那颜“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右翼异密，极为尊贵。在窝阔台合罕在位时，他还健在，并在拖雷汗和唆儿忽黑塔尼别吉诸子的左右。忽必烈合罕在位时，他的儿子合术据有其位”②。所以，赤老温可能早逝，故后来功勋名声都不及其他三杰。但其子孙仍据有显贵的地位。宿敦那颜之子，大多随旭烈兀西征，并留居伊利汗国，这可能也是赤老温一族在中国影响较小的原因。在中国，1252 年宪宗尚赐给宿敦那颜五户丝户1000 户，但后来忽必烈未再赐江南户钞予其后人。赤老温在中国的后裔以其五世孙月鲁不花最有声① 《蒙古秘史》第214 节。

① 《史集》第1 卷第一分册，汉译本页284。

② 《史集》第1 卷第一分册，汉译本页285。

名，进士及第，推崇儒学，官至肃政廉访使。

第二节　速不台（附兀良合台）

以勇猛著称的“四狗”之首速不台（Subehedai， 1176—1248），又作雪不台、速别台、速别额台等，蒙古兀良哈部人。其远祖已与敦必乃（或作屯必乃薛禅）相结纳，至铁木真时已有五世。其先世世系为：高祖捏里必，曾祖孛忽都，祖合赤温，父哈班。哈班有二子，长为忽鲁浑，次即速不台。铁木真在班朱尼河时，哈班驱群羊进献，遇盗，忽鲁浑与速不台前来救援，持枪刺杀，哈班才脱险，群羊终于献达。

速不台以质子身份效力于铁木真，先为百户长。他勇猛善战，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已作为“朵儿边·那孩思”（四狗）之一而闻名漠北草原。在1208 年大蒙古国建立时，他已是成吉思汗所封的95 个千户长之一。1211 至1215 年间，他是伐金战将，1212 年攻桓州，率先登城获捷，成吉思汗命赐金帛一车。1216 年或1217 年，成吉思汗派他出征逃窜于畏兀儿以西的蔑儿乞残部。进军时，速不台令先行裨将阿里出带婴儿行进，夜宿后留下婴儿，就像是携家而逃的人。蔑儿乞部见后信以为真，不加防备。速不台大军进至垂河（今楚河），将蔑儿乞部击灭。此役，《圣武亲征录》系丁丑，即1217 年，而王恽《兀良氏先庙碑铭》与《元史·速不台传》系于己卯，即1219 年。

据《史集》所记，速不台战败蔑儿乞部霍都时，花剌子模摩诃末已率军进至锡尔河以东毡的一带。成吉思汗曾命速不台，若遇花剌子模军队，当避免交战，但摩诃末麾军进击，速不台被迫应战，几乎将摩诃末俘获。又，《兀良氏先庙碑铭》记，“辛巳（1221），追灭里吉酋长霍都，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此纪年有误，且“与钦察战于玉峪”事，今难以详考。

从太祖西征从1219 年起，速不台随成吉思汗西征。1220 年春，蒙古大军进攻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之东），摩诃末弃城而逃，速不台与哲别等奉命追击。在渡过阿姆河追到你沙不儿（今伊朗东北境的尼沙普尔）以后，速不台与哲别一度分道，率军攻掠亦思法来因、答木罕、西模娘、列夷等城。他与哲别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的霍腊散）各地猛追穷赶，迫使摩诃末遁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不久病死。在横扫呼罗珊各地后，速不台又随同哲别进军伊剌克阿只迷（或称波斯伊剌克）、阿哲尔拜占（今译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阿兰（即阿速）和钦察，大败钦察与斡罗思联军，攻打不里阿耳，具体经过可参见哲别传。

对于速不台的西征战功，成吉思汗表彰说：“速不台枕干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并赐予宝珠和银罂。速不台报告成吉思汗，他曾释放告发主人的“钦察之奴”。成吉思汗说：“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于是将奴杀了。速不台奏请“以灭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诸部千户，通立一军”，获得允准。

1226 年，速不台随从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攻下撒里畏兀儿的斤、寺门等部以及德顺、戎、兰、会、洮、河诸州。第二年，他闻知成吉思汗死讯，遂还师。

灭金主将1229 年，窝阔台即汗位，以秃灭干公主下嫁速不台。不久，窝阔台决定南向伐金，速不台又是军中主将之一。1230 年，他参与攻潼关之役失利，窝阔台加以责备，但拖雷称“兵家胜负不常，请令立功自效”。从1231 年春天起，他就在拖雷麾下效力，作为大军的右翼，先攻克陕西宝鸡，入大散关，而后绕道南宋境内的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然后渡汉水向北，兵锋直指汴京（今河南开封）。由拖雷、速不台等完成了右翼的战略迂回运动后，1232 年正月，窝阔台率中军在白坡渡过黄河，东向攻下郑州，两军对汴京形成钳形攻势。驻守潼关的完颜合达统率金主力军南下堵截拖雷，未能得逞，又奉金帝之命转向东北援汴。当蒙古军队进至钧州（今河南禹县）西北的三峰山时，金兵围之数匝，适逢风雪大作，蒙古军队进击大胜，金军三十五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关于如何对付合达大军，拖雷曾向速不台问以方略，速不台说：“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数挑以劳之，战乃可胜也。”（《元史·速不台传》）三峰山战役的胜利正是这个军事方略实施的结果。在三峰山战役以后，金军已无力抵御，蒙古军队很快攻占河南多数地方。三月，窝阔台与拖雷北返，命速不台率军三万，进围汴京，经略河南。速不台统诸道兵围攻汴京，要求金方投降。金帝完颜守绪送曹王讹可为质，并派使者议和，但不久金方将士杀死蒙古使者，和谈破裂。汴京一片混乱，十二月时，金帝逃离京城，在1233 年春节期间先渡黄河向北，后又折回河南，从长恒进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县）。不久，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宣布投降，速不台在四月达青城，接受崔立献送的金后妃、宗室和宝器。速不台杀金荆王、益王等全部宗室近臣，遣人送金后妃与宝器给窝阔台，而后在四月二十日进入汴京。速不台曾企图屠城，被耶律楚材谏止。当时汴京已满城萧索，饥人相食，速不台下令听任城内居民北渡黄河以就食存活。后金帝从归德逃奔蔡州（今河南汝南），1234 年正月，蒙古军与宋军相配合攻破蔡州，金帝自缢而死，金朝灭亡。蔡州之役，速不台虽未亲临前线，但也是在他的统率下获胜的。

拔都西征军的先锋1235 年，窝阔台命诸王拔都、贵由、蒙哥等西征，因速不台识兵机，有胆略，选为先锋。钦察部大臣八赤蛮胆勇盖世，听到速不台率军前来，逃到宽田吉思海中去了。1236 至1237 年冬天，蒙古军诸王驻于哈班河谷，派速不台先进军不里阿耳和阿兰，不久诸王也纷纷出军。约在1237 年年底，蒙古军队出现在靠近不里阿耳的斡罗思边境。拔都等率领的蒙古军队一度为斡罗思部主也烈班所败，围攻秃里思哥城也未能得逞，后由速不台督战，即掳获也烈班，激战三日攻下秃里思哥城。蒙古诸军进而尽取斡罗思人的梁赞公国、弗拉基米尔公国和基辅公国以及阿兰、钦察、不儿塔、莫尔多瓦诸部。

1241 年，蒙古军队越哈咂里山（今喀尔巴阡山？），攻马扎儿部（今匈牙利）。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呼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速不台出奇计，将马扎儿军队诱至淳宁河（今匈牙利东部的索约河）。速不台在下流水深，企图结筏潜渡，绕出敌后。诸王在上流水浅，又有桥，遂先乘马涉河作战，但因一些军队争桥，受到敌人攻击。渡河后，诸王因敌人尚众，主张止步。速不台说：“你们想回就自己回去，我不到秃纳河马茶城（今多河布达佩斯）是不回去的。”这样，速不台进军至马茶城，诸王也来了，于是拔城而还。事后拔都责备速不台迟渡淳宁河，速不台申明事由，使拔都明了原委。后来拔都论及征马扎儿部事，就说：“当时所获都是速不台的功劳。”1242 年，窝阔台死讯传到西征前线后，速不台返回蒙古。1246 年，他参加贵由汗登基大典后，即回驻秃剌河（今蒙古土拉河）自己的营地，直至1248年去世。入元后，他被追封河南王，谥忠定。王恽所撰《兀良氏先庙碑铭》称：“公深沉有谋略，善于用兵，勇敢无前，临大事有断。”①史载其子有二：一为兀良合台，见下面附传；一为阔阔出，为右翼千户长，承袭父位。

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兀良合台（Uriyangqadai，1201—1272），据王恽所撰《兀良氏先庙碑铭》，是速不台的长子。青年时代，他已隶于成吉思汗麾下。作为功臣世家，他曾受托抚养蒙哥，后来分掌蒙哥王府的宿卫。1233 年，他随贵由汗东征，在辽东战败金将蒲鲜万奴。拔都西征时，他从征钦察、斡罗思（今译俄罗斯）、阿速、孛烈儿（今译波兰）诸部。

《元史·兀良合台传》记“丙午，又从拔都讨孛烈儿乃、捏迷思部”。

孛烈儿乃当即孛烈儿，捏迷思系俄语Нещеч的音译，指称德国人。德国史籍记载，在里格尼茨（Liegnitz，今波兰的Legnica）战役，下西里西亚公爵亨利希二世统帅的波德联军，被蒙古人打得大败，时在1241 年，也即拔都西征后期的史事①。丙午年为1246 年，《元史》此记年代恐有误。但此记史事却是汉文文献中所仅见者，而且是关于德国的最早的汉文记录。

1248 年贵由汗去世后，汗位继承问题长久未决。术赤系和拖雷系诸王以及察合台系个别诸王在阿剌脱忽剌兀之地聚会，以兀良合台为首的一些大将也参加了。拔都首推蒙哥，得到兀良合台的支持，他说“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元史·宪宗纪》）。1251 年夏，诸王大臣在阔帖兀阿阑之地举行大会，贵由皇后海迷失与窝阔台子失烈门等提出异议，兀良合台又说：“此议已先定矣，不可复变”（《元史·兀良合台传》）。蒙哥终于在此大会上正式继汗位。

1252 年秋，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忽必烈大军于1253 年八月进至临洮（今甘肃临洮县），九月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的达拉沟，从忒剌起，大军分三路进发，忽必烈亲率中路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兀良合台从忒剌西南行经今四川阿坝草原，自今甘孜南下理塘、稻城，再折向西南，越旦当岭进入云南。在降服摩些部以后，此军渡过金沙江，攻克丽江，并继续南下攻占大理城北面的龙首关。十二月十三日，当中路军进围大理城时，西路与东路① 《秋涧集》卷五○。

① 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两军均已赶到。十五日，兀良合台协助忽必烈攻破大理城。接着，蒙古军四出略地。1254 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兀良合台奉命戍守大理，并分兵攻取大理附都善阐。在攻打罗部府时，大酋高升拒战，兀良合台将他大败于洟可浪山下。攻善阐沿地押赤城时，因“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炮攻火攻均未奏效，兀良合台“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元史·兀良合台传》）。在昆泽，俘获大理国王段兴智。敌方余众依阻山谷者，兀良合台命裨将继续进击。但进至乾德哥城时，兀良合台患病，遂将军事委付其子阿术。1255 年，阿术奉父命又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等地。二年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

1256 年，他奉命北上夹击四川宋军，取道乌蒙，抵马湖江（今金沙江下游），进军嘉定（今四川乐山）、重庆、合川，与四川蒙古军会师后返回大理。

1257 年，兀良合台以大理平定，遣使向蒙哥报捷，并且建议在这里设治，得到允准。他在这一带建立十九个万户府，下设千户、百户，确立了蒙古贵族的统治，为后来云南行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忽必烈攻下大理，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侧后大迂回；兀良合台在大理设治，使蒙古后来南北夹击南宋时在西南有了一个可靠的基地。

就在1257 年，蒙哥汗决定大举伐宋。1258 年二月，蒙哥亲自率军进入西蜀，同时命塔察儿、张柔攻长江中游，在东面配合；又命兀良合台引兵北上，约定于1259 年正月会师潭州（今湖南长沙）。

1257 年年底时，兀良合台已从大理进入交趾，战败其国主陈日煚，并在陈日煚请求归附后班师。

在接到蒙哥军令后，兀良合台即率四王骑兵三千，蛮、僰万人，攻入宋广南西道。在连破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宾州（今广西宾阳）、贵州（今广西贵县）、来宾（今广西来宾）、象州（今广西象州）、柳州（今广西柳州）的一些关隘后，经柳州以北的义宁、灵川、兴安、全州，进入湖南。由于宋军截击，兀良合台折向西北，攻破沅州（今湖南芷江）、辰川（今湖南沅陵），再折东挺进，于十一月中旬渡过湘江，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潭州宋军二十万迎战，兀良合台挥师夹击破之。这时兀良合台得知忽必烈军已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遂围住潭州，并派人向忽必烈禀告军情，忽必烈遣军相援。闰十一月时，忽必烈决定北返争夺汗位，允许贾似道求和，遣铁迈赤迎兀良合台于岳州（今湖南岳阳）。兀良合台自岳州抵鄂州；1260年二月，他率领的军队在浒黄洲渡江北上与忽必烈大军会合。

1260 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登上汗位。兀良合台在四月抵达上都，支持忽必烈为汗。其子阿术，自从攻大理起随父征伐，屡立战功，遂随忽必烈为宿卫，后系元初一员主将。

第三节　哲别

开国功臣

哲别（Jebe，生卒年不详），又作者别、只别，原名只儿豁阿歹，蒙古别速惕部人。别速惕部曾与泰赤乌等部在一起对抗铁木真，哲别当时是泰赤乌部一个首领秃答的部属。1201 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所率十一部联军会战于阔亦田地方，哲别射伤了铁木真的白嘴黄马。在这次战役中，铁木真拼死获胜，泰赤乌部势衰，哲别终于投奔铁木真。铁木真问射伤自己爱马的人是谁，哲别一口承认，并且表示：“倘若饶我，赐我一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铁木真认为他很坦诚，可以交朋友，将他改名为哲别（意为箭镞），要他“就象我跟前的‘哲别’似的保护我”。从此，哲别成为铁木真麾下的一员大将。1202 年，铁木真征伐塔塔儿诸部时先立誓约说：战胜追击时，不取遗物，待事毕散发。事后族人按弹、火察儿和答力台背约，铁木真派哲别和忽必来二人去夺没他们掠获的全部牲畜和财物，分给军中。

1203 年，当铁木真初建怯薛时，哲别已是一名重要成员。

1204 年，铁木真进伐乃蛮，遣忽必来与哲别为前锋。当时，哲别与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一起已以“朵儿边·那孩思”（四狗）闻名，被形容为具有“铜的额颅、凿子似的嘴、铁的心、锥子似的舌”的凶猛战将。这一仗，铁木真大胜，擒杀乃蛮首领太阳罕，其子屈出律（古出鲁克）逃遁。

当1206 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接受成吉思汗称号，编组千户时，哲别是他委任的95 个千户长之一。

从1211 年起，哲别在征伐全国的战事中屡建奇功。1211 年冬，哲别采用佯败返击的战术攻入居庸关，游骑进至金中都（今北京）城外。金乣军来援，哲别返袭群牧监，驱其马而还。1212 年冬，哲别攻金东京（今辽宁辽阳），又施退兵回袭之计，连退五十程，而后留下辎重，挑选快马，日夜急驰，突然袭击成功。1213 年7 月，哲别攻取居庸关，成吉思汗遂兵分三路，大举伐金。

1218 年，哲别奉汗命进击据有西辽国土的乃蛮部的屈出律。针对屈出律强迫伊斯兰教徒改宗的做法，哲别宣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规矩”①。于是他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支持。屈出律从可失哈耳（今喀什）出逃，哲别追赶到撒里桓地方（即色勒库勒湖附近某地）将其歼灭。掳斩屈出律的是先期投向哲别的可散八思哈长官，哲别令他持屈出律的头传示各地，可失哈耳、押儿牵（今新疆莎车）、斡端（今新疆和田）诸城遂望风归附。凯旋归来，哲别将掳获的一千匹白嘴黄马献给成吉思汗，实现了他的一个诺言，因为他当年投奔铁木真，承认射伤白嘴黄马一事时还说过：“对我开恩，我将带来很多这样的马。”

西征先锋1219 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时，哲别为先锋，后以速不台为援，再后以脱忽察儿为援。兵指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时，哲别与速不台均遵照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53。

成吉思汗命令，行进时先不惊动摩诃末；但脱忽察儿违命掳掠，遂使摩诃末闻风逃逸，其子札兰丁迎战失吉忽秃忽，直逼成吉思汗大营。哲别与速不台、脱忽察儿倒杀回来，才使战局改观。

1220 年春，成吉思汗兵锋指向撒麻耳干，闻知摩诃末南逃，即命哲别、速不台与脱忽察儿率领三万精兵穷追。成吉思汗降旨说：“朕命你们去追赶花剌子模沙算端，直到将他们追上为止，..你们不擒获他不要回来。”“归顺者可予奖励，发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三年内结束战争，通过钦察草原回到我们的老家蒙古。”①哲别挥军渡过阿姆河的主源必阳札卜诃，先进抵巴里黑（今阿富汗北境的巴尔赫），随即紧追到你沙不儿，摩诃末又遁。哲别与速不台分兵追寻，哲别经过术维因、祃桚答而、阿模里和阿思塔剌巴忒等城，对抵抗者均加杀戮，在剌夷城与速不台会合。摩诃末逃到阿模里答讷牙州的郊区，与随行大臣们商议，感到厄运难免，只得遁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上栖身，不久忧病而死。

哲别与速不台继续率军抄掠伊剌克阿只迷（或称波斯伊剌克）诸州和阿哲尔拜占（今译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等国。哈耳、西模娘、剌夷、忽木、撒札思、赞章、可疾云、篾剌合、哈马丹、纳黑彻汪、薛剌兀、阿耳迭比勒拜剌罕、吉阳札等城均遭残破。1222 年春，他们与谷儿只军队遭遇，“哲别带着五千人埋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速不台带着军队冲上去。最初，蒙古人败退，谷儿只人追了上来。哲别遂从埋伏处冲出来，将他们包围在中间，一下子歼灭了三万谷儿只人”①。

在大胜谷儿只军后，哲别和速不台进取打耳班（一作铁门关，今俄国杰尔宾特西），从此凿石开道，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北高加索的阿兰人与黑海、里海北边草原的钦察人联合起来抵抗蒙古人。哲别和速不台派人通知钦察人说，我们是同一部落的人，而阿兰人则是我们的异己，我们之间应该互不侵犯；同时，给钦察人送去许多财物。钦察人信以为真，撤了回去，这样，蒙古人战胜了阿兰人。接着，哲别与速不台又击溃松散下来的钦察人，并且将原已送去的财物夺了回来。

钦察残部向斡罗思（即俄罗斯）国逃去乞援。斡罗思伽里奇侯密赤思老会同乞瓦侯小密赤思老等率领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前来声援。哲别与速不台又佯作退兵，一连十二天，斡罗思与钦察联军进行追击，十分疲惫倦怠，蒙古军队突然转身反击，在阿里吉河畔马里乌波里附近大战获胜，俘杀大小密赤思老，时在1223 年5 月。接着，他们抄掠速答黑城热那亚商人的钱财，而后东向攻打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上的不里阿耳国，折向东南降伏乌拉尔地区的康里人，最后经锡尔河北边的草原而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相会合。哲别在这次西征班师后不久去世，其卒年未有确切记载。哲别诸弟之中，蒙格秃-撒兀儿后来在拖雷处供职。哲别有七子，后都在伊利汗国效力，其幼子斡鲁思曾在阿八哈汗时任四怯薛之长。他的一个亲属拜住任至万户长，曾征服小亚细亚，但居功傲慢不逊，后被旭烈兀汗召回处死。

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88。

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53。

第五章　失吉忽秃忽　忙哥撒儿　耶律楚材　镇海　牙老瓦赤

第一节　失吉忽秃忽

蒙古国的首任最高断事官失吉忽秃忽（Shigi-qutuqu），又译忽都忽、胡土虎、忽都虎、忽睹虎，蒙古建国后第一任最高断事官，汉人称为胡丞相。塔塔儿部人。《元朝秘史》记载，金朝皇帝（Altanqan）因塔塔儿人不服，派王京丞相（即完颜襄）领兵剿捕，溯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追袭而来，铁木真闻知，约同克烈部长脱斡邻助攻塔塔儿，破其营寨，在抢掠中得一小儿，献给母亲诃额伦，收为养子，取名失吉忽秃忽。据《金史》有关资料，此事发生在承安元年（1196）。但《史集》的记载与此不同，说失吉忽秃忽是铁木真在路边拾到的婴儿，交给其妻孛儿帖抚育长大。他死于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期间（1260—1263），享年八十二岁。据此，他应生于1180—1182 年间，到1196年已十五六岁，《秘史》关于事件时间的记载显然不确，他可能是在1180年代初蒙古部与塔塔儿部另一次战争中被铁木真得到的。他自幼生长在铁木真家中，如同子弟，忠诚勤劳，十五岁时曾只身冒风雪追杀野羊，深受铁木真赞赏，成为其最亲信的伴当，在统一漠北各部的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国后，封授诸功臣，失吉忽秃忽被封为千户那颜，恩准九次犯罪不罚，并授为最高断事官（札鲁忽赤jarquci），掌管全国刑罚词讼及民户分封等政务。成吉思汗降旨道：“当［我］被长生天护佑着，平定了普天下百姓的时候，你给我做耳目，把普天下百姓给母亲、我们、弟弟们、儿子们做份子百姓，将有毡帐的、有板门的［百姓］都分别进行分配，任何人不得我违背你的言语。普天下百姓做贼的、说谎的，由失吉忽秃忽惩治，应该处死的处死，应该处罚的处罚。把所有百姓份子的分配和断案的事都写成文造为青册（koko-debter）；［凡是］失吉忽秃忽向我商量和议拟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①他断狱公正，总是反复告诫犯人要讲实话，不要因为恐惧而胡乱招认。他断案的方式，奠定了后来蒙古断事官判决案件的基础。

1211 年，从成吉思汗攻金。1215 年初，率军略取燕、蓟诸州县，招降金通州守将蒲察七斤。五月，蒙古军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秃忽与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一同点视中都帑藏，原中都留守哈答等取金帛为拜见之礼，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受之，独失吉忽秃忽拒不受，谓哈答曰：“城未陷时，寸帛尺缕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窃我君物为私意乎。”遂将哈答及中都府库诸物解送成吉思汗大营，并报告了拒受哈答献物之语，成吉思汗以其知大体，大加赞许①。后从西征，1221 年夏，奉命率领三万军队去征服哥疾宁、可不里（今阿富汗加兹尼、喀布尔）等地。时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据哥疾宁，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诸侯灭里汗等附之，势力复振，进屯八鲁湾川（在喀布尔东北）。失吉忽秃忽率军追袭灭里汗，至八鲁湾川之北。灭里汗与札兰丁会合，有六七万军队，与蒙古军激战二日。① 《元朝秘史》第203 节。译文参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① 《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第252 节。

失吉忽秃忽指挥失当，又寡不敌众，大败，损失惨重，与副将率少数幸免者退回大营。成吉思汗未加深责，只是指出他以前总是打胜仗，没有受过挫折，应该从这次失利中吸取经验，就会更谨慎，更有作战知识（见《世界征服者史》）。

1231 年，大汗窝阔台与拖雷分统大军攻金，失吉忽秃忽随从拖雷所统右翼军，假道宋汉中地由南面攻入金境，参加了著名的三峰山战役，奉命率部诱金军入于不利之地，得以聚而歼之。1232 年，窝阔台与拖雷北还，诏失吉忽秃忽与塔思同统蒙古军攻取河南诸州县。

对汉地的治理1234 年蒙古灭金后，失吉忽秃忽被任命为“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在燕京设官署，统领中原诸路政刑财赋。蒙金战争中，所取汉地州县多委付归降的旧官或土豪管领，由木华黎国王“都行省”（军政府）统辖，至此正式设置了统治汉地的最高行政机构，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编籍户口。蒙金战争以来，汉地各路人民或死于兵燹，或四散流徙，或被蒙、汉贵族、将校占为驱口，原有的户籍制度完全破坏。1230 年，大汗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开始对汉民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赋制度，为保证国赋能如数征收，大汗政府就需要直接掌握各地民户数目。1233年。窝阔台遣宣差勘事官阿同葛检括中原民户，得户73 万。但第一次括户很不完备，各州县仍有大量户口被蒙、汉贵族、诸侯和将校占为私属。于是，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重新进行括户，下令：不论何人在战争中掳到的人口，只有在主家住坐者才能算做本家驱口，凡在外住坐，寄留于各州县者，都是皇帝民户，一律就地编入民籍，承当国家差发。失吉忽秃忽等大臣主张按蒙古、西域之制“以丁为户”，耶律楚材不同意，指出中原历来无此制，若果行之，丁逃，则赋无所出，宜按户编籍定赋。几经争议，终于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僧、道得享有免除部分差发的待遇，失吉忽秃忽奉命对他们进行考试以甄别之，凡通经文者即为僧、道户，另行立籍，以区别于民户，不通者则与民一体承当差发。僧海云被推举主持此事，他向忽秃忽建议：为皇帝祝寿的人越多越好，应从宽考试。忽秃忽又企图在括户时“印识人臂”，竟把汉民视同牲畜，幸被海云谏止，没有实行这种荒唐野蛮的做法（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1235 年（乙未），分遣官员赴各路括户，籍得燕京、顺天等三十余路共一百一十余万户，称为“乙未户籍”。

按照蒙古制度，所得汉地州县百姓，也要分配给成吉思汗“黄金家族”

成员和赏赐给贵戚、勋臣。1236 年，失吉忽秃忽奏上所籍汉地民户后，窝阔台即命他主持分土分民。他大体按照成吉思汗建国后各人所分得的蒙古民户数比例来“差次”其应得汉民户数，奏报大汗，窝阔台再按其功劳大小加以增损。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条记载统计，此次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汉民共76 万多户（称位下户或投下户），其余民户统属大汗朝廷（称“大数目户”）。

蒙古统治者从1230 年开始按耶律楚材建议在中原汉地征收地税粮、课银和丝帛，但除此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大汗不时地差官到汉地定差发。1235 年宋使徐霆在燕京时，正值失吉忽秃忽来任中州断事官，主要目的就是搜括汉地财富。徐霆记载说：“见差胡丞相来黩贷，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燕京教学行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黑鞑事略》）（捺杀因，蒙古语naisayin，意为“很好”）。1236 年耶律楚材制定了新税法，但对汉民的“不时需索”仍未停止。后来（1251）刘秉忠上忽必烈书中说：“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颜（即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元史·刘秉忠传》）可知忽秃忽担任中州断事官后，对汉地的剥削有增无减，以致户口逃亡近半。差徭特重的原因还由于侵宋军兴，军马粮草调发频繁。1235 年蒙古开始对宋战争，忽秃忽副阔出太子统领东路军，攻宋荆襄、两淮地区，河北、山东诸路多困于赋调及军马供给。

1241 年，窝阔台命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即担任中州断事官。可能从这一年起忽秃忽不再担任官职，此后他的活动即不见记载。1248 年，忽必烈召张德辉北上，问以汉地政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张德辉答称：“若宰民者，头会箕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甚。”并建议更遣“勋旧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则天下均受赐矣。”（《元史·张德辉传》）可见牙老瓦赤继任后，搜括汉民更甚于忽秃忽。但他大概因年事已高，没有再度出任汉地行政长官，直到去世。

第二节　忙哥撒儿

拖雷家臣忙哥撒儿（Monggeser，？—1254），宪宗朝最高断事官。族出札剌亦儿部的分支察哈部落。其部落大约在辽代后期被蒙古部征服，部人成为蒙古部贵族的世袭奴隶。忙哥撒儿的曾祖赤老温恺赤，与兄孔温窟阿（木华黎之父）、弟者卜格均隶属合不勒罕（成吉思汗曾祖）的长支子孙主儿乞氏；成吉思汗灭主儿乞，兼并其百姓，遂转属成吉思汗。祖搠阿①，精骑射，号“默尔杰”（mergen，善射者），从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有功。某次遇贼将战，适二鹜飞至，汗命搠阿射其雄者，一发而中，贼惊走。从攻乃蛮部，敌以精锐来袭，搠阿按兵屹然不动，敌不敢近。在与蔑儿乞部作战中，成吉思汗兵溃，搠阿与弟左右力战护卫，后援兵至，敌乃退。父那海，事太宗，亦能忠勤尽职，灭金后，因劳绩和世勋，赐怀州（今河南沁阳）、洛阳分民175 户。

忙哥撒儿事于拖雷，屡从征战。1230 年，从攻凤翔，首立战功。拖雷死后，继续奉侍其妃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1235 年，从拖雷长子蒙哥西征钦察、阿速、斡罗思，造舟济河，伐山开道，攻城野战，皆能勤奋效力，立功尤多；当蒙哥以所掳获宝玉分赐诸将时，则谦退不欲得。又奉命送所俘、降钦察贵族回蒙古献于太宗。他极为效忠于拖雷家族，办事勤劳尽责，尤以严格执行札撒著称，虽亲友有犯，断处毫无偏私；唆鲁禾帖尼或其他妃子小有过失，也能直言指摘。因此得到蒙哥母子、兄弟的器重，朝廷和藩府老臣、宿卫对他也无不敬畏。于是蒙哥命他治理拖雷家份民，他曾一度出任唆鲁禾帖尼份地真定路达鲁花赤。定宗时（1246—1248），升任藩府札鲁忽赤（断事官）之长。受命后，他召集僚属40 人共议“当以何道守官”，有西夏人和斡进言，以剐羊为喻，谓“札鲁忽赤之道..在持平而已”，当即为之入禀蒙哥，称赞其言善，和斡由是得以被蒙哥召见。可见他颇能识拔人才。

宪宗朝最高断事官定宗死后，窝阔台家族与拖雷家族争夺汗位。次年（1249），拔都以长兄身份召集宗亲至其封地境内阿剌脱忽剌兀之地举行忽里台大会，议立新大汗。忙哥撒儿随从蒙哥赴会。拔都首先提议推戴蒙哥，但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所派使者八剌（定宗朝必阇赤长，畏兀人）提出：太宗曾言皇孙失烈门可以为君主，应立失烈门。忙哥撒儿驳之曰：“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耶？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太宗确有遗命以失烈门（太宗第三子阔出之子）为汗位继承人，但太宗皇后脱列哥那没有遵守遗命，却立长子贵由为大汗（定宗），而且太宗也讲过蒙哥“可以君天下”，故忙哥撒儿据此反驳八剌①。此次大会由于拔都兄弟与拖雷诸子联为一气，通过了拥戴蒙哥为大汗的决定，并定于明年在怯绿连河举行全体宗亲参加的忽里台大会，共奉蒙哥登基。

① 《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元朝秘史》载赤老温恺赤献两子统格、合失予成吉思汗为家奴，无搠阿名。统格于建国后封为千户（即秃格）。

① 此据本传。《元史·宪宗纪》载驳八剌者为拖雷庶子木哥，言亦微异。由于太宗窝阔台后裔和察合台后裔一部分诸王仍坚持汗位应属太宗一系，拒绝赴会，登基大典拖延了两年。1251 年夏，多数宗亲齐集怯绿连河大斡耳朵，遂不再等待，奉蒙哥登基，是为宪宗。忙哥撒儿被任命为百官之长——最高断事官（汉文记载称之为丞相）。失烈门和定宗之子脑忽、哈剌察儿（太宗第四子）之子脱脱、察合台之孙也孙脱等在密议之后，也率领部属缓缓向大斡耳朵行进。宪宗有鹰夫克薛杰者途遇失烈门和脑忽的队伍，偶然发现其伪装运载酒食的所有车辆中都暗藏着兵器，立即驰还报告。于是忙哥撒儿奉命与诸王旭烈兀、木哥等率数千骑前往堵截调查，包围了到达萨里川（克鲁伦河上游之西）的失烈门、脑忽营帐，把他们及其官员们押送到大斡耳朵。失烈门等声称系来朝觐，否认有任何阴谋，宪宗遂命忙哥撒儿主持对其官员们进行审讯。经过数天严密的调查审问，由于他们的供词彼此矛盾，被抓住破绽，不得不供认确曾勾结起来图谋叛乱。按照宪宗旨意，他将按只台等官员共77 人处以极刑。随后到达的也孙脱、不里（察合台之孙）以及先后被拘捕的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大臣合答、镇海、八剌、畏兀儿亦都护等，都由以忙哥撒儿为首的断事官们进行审判；包括斡兀立海迷失、也孙脱之妃及诸大臣在内的几乎所有叛王的追随者都被处死，不里被送给拔都处决，失烈门等诸王则被流放到南方军前服役，最后也难免被害的命运。还派出断事官到西域和汉地追查叛王之党，就地处决。据1254 年访问蒙古的法国国王使者卢勃鲁克报道，此案被杀的蒙古贵族达300 名之多①。忙哥撒儿处断涉及此案之叛王、后妃及诸大臣毫不留情，将反对派几乎斩尽杀绝，因而宪宗对他“委任益专”，“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无不报可”。或有事入奏而宪宗寝卧未起，即直趋宫帐前，扣箭房②，所言事皆获允准。宪宗又以所御大帐、行榻赐之，可见其受宠信之深。宪宗朝初期，蒙古国的政务多取决于他。

宪宗三年（1235）冬。忙哥撒儿饮酒致病而死③。至顺四年（1333）追封兖国公。他当政期间，刑法苛严，诛杀甚多，虽兄弟姻亲亦不获免，因而众人无不怨恨。死后，怨家纷纷指责，咒骂他“尔亦有死耶！”为此宪宗特诏谕其子，历数其功勋，予以慰勉。

忙哥撒儿有四子。长子脱欢任万户，曾从宪宗南征四川。无后嗣。其余三子后人皆仕宦，惟幼子帖木儿不花之子伯答沙最贵，武宗朝任宣徽院使，仁宗延祐四年（1317）拜中书右丞相，英宗初（1321）以大宗正府札鲁忽赤出镇北方，泰定四年（1327）拜太保，天历元年（1328）因拥戴文宗功升太傅，仍兼宗正大札鲁忽赤，至顺三年（1332）死，追封咸平王。

①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166。本段主要据《世界征服者史》。② 箭房似指宫帐门卫处。据《元朝秘史》所载成吉思汗规定的宫帐宿卫法，夜间不许任何人走近，擅入者宿卫士得格杀勿论；有急事入奏，需先告宿卫士，一同至宫帐后启奏（第229 节）。忙哥撒儿在宪宗寝卧时可径至帐前扣门奏事，足见甚受宠信。

③ 此据《元史》本传。《史集》载宪宗征南宋时，忙哥撒儿从征，并死在那里（四川）（汉译本第2 卷页155）。不确。据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牧庵集》卷十三载：“岁辛亥（1251），宪宗立极，..诏忙哥撒儿为丞相，昌国（孛鲁合）位其亚，天下庶务，惟决二人。..明年，..后二年，忙哥撒儿卒。”所载虽较本传晚一年，但亦在宪宗南征之前。

第三节　耶律楚材①（附耶律铸）

身世和早年经历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辽太祖阿保机长子东丹王突欲的八世孙。925 年阿保机灭渤海国，改渤海为东丹，册封突欲为人皇王主持东丹国政。阿保机去世后，突欲把帝位让给弟弟德光，但仍对德光的猜忌感到不安，从东丹投奔后唐皇朝，936 年被后唐国主李从珂杀害。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时一概采用汉法，他本人能用契丹、汉两种文字撰写文章。突欲的次子娄国后来担任政事令，留守燕京，在西山的玉泉定居。在辽金时代，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又是北方各族文化融汇交流的地方。长期定居在燕京的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是金朝著名学者，兼精汉、契丹、女真文字，曾译汉籍为契丹、女真文，又参与编纂辽史，以文章行义见知于金世宗、章宗，官至右丞。耶律履精术数，当耶律楚材出生时，他私下对自己的亲人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左传》有言，“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他就用这句话为这个新生儿取了名字。

楚材三岁时，父亲去世，在母亲杨氏的养育教诲下长大成人。自幼勤奋好学，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诗书，十七岁时已经“书无所不读”，善文章。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他很自负，自命为“百尺栋梁”，强烈地追求功名，企图按照儒家学说来治理天下，后奉特旨应试中甲科，任为省掾。1213 年，他出任同知开州（今河南濮阳）事。1214 年，蒙古军在攻掠黄河以北大多数州县后，围攻中都，金宣宗屈辱求和，并决定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宣宗让丞相完颜承晖留守中都，设立燕京行尚书省。耶律楚材被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在燕京守城的日子里，楚材“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但是，衰败的金兵抵挡不住蒙古的攻势，次年五月，中都终于陷落。

腐朽的金朝令人绝望，兴盛的蒙古又大肆杀戮和掠夺。生灵涂炭，时世艰难。楚材无奈弃功名而皈依佛教。

辽金时期佛教盛行，燕京也是一个佛教的中心，禅宗的曹洞宗在这里很有势力。楚材通过一位圣安澄公和尚的介绍，到报恩寺向当时曹洞宗的宗师行秀（1166—1246）学佛。他在这位万松老人（行秀的号）处参禅三年，懂得了“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的道理，万松印可他为及门世俗弟子，法号湛然居士。万松主张“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楚材的影响极大，一方面让楚材领悟了禅机，认识到佛法最为博大精深，最终一切都以佛为旨归；另一方面也使楚材保存了入世的念头，而为了入世，必须践履儒家的学说。

在楚材的思想中，有一个“大道”的概念。他把这“大道”同佛乘联系① 本节主要依据耶律楚材：《西游录》，《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元史》的《太宗纪》、《耶律楚材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罗依果：《耶律楚材：佛教理想家和儒学政治家》，莱特·特维切特编《儒家人物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 年版。

起来了，它是宇宙的本相，人生的真谛，历史的镜子，光明的源泉。他写偈语，把这“大道”比作海、镜、钟、烛，启发人们去领悟它。他本是信奉儒教的，在把佛乘认作真理之源以后，他仍然重视儒教的价值，认为孔子的说教还是人世间的常道。所以他说：“穷理尽性莫尚佛乘，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知，何为不可也。”

扈从太祖西征成吉思汗从开始征金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利用金国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女真统治者与契丹人之间的矛盾。金在亡辽以后，对契丹人采取既箝制又笼络的政策，但即使对于归顺的契丹贵族也还存有戒心，不能充分信任。同时，契丹人对金也始终存有隔阂，甚至有复仇情绪。成吉思汗了解这一点，竭力争取金方的契丹人倒向自己一边。金朝以契丹族为主组成的乣军的倒戈是他征金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麾下的契丹军成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他还重用了一批契丹族军政人材，他们成了蒙古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要员。攻占中都以后，成吉思汗继续访求契丹宗室近族。他听到耶律楚材的名声，就在1218 年三月征召这个契丹皇族的后裔扈从西征。这时，楚材在遭变参禅后，对人生和功业已有新的考虑。他看清蒙古国方兴未艾，势不可挡，便决心依靠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决心用自己的思想行动来影响它的发展进程。

1218 年夏天，楚材抵达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畔的大斡耳朵。楚材身材魁伟，美髯垂胸，声音宏亮，成吉思汗见后十分欣喜。成吉思汗说：“辽与金是世仇，吾与汝已报之矣。”楚材却说：“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二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很赏识楚材的话，让他常在自己身边，以便随时咨询。后来，成吉思汗甚至不称呼楚材的名字，而用蒙古语称作“吾图撒合里”（urtusahal），意即“长髯人”。

1218 年年底，楚材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基本上随同大本营一起行动。他经常担任的工作有两件，一是汉文书记，二是星象占卜。此外，他还在塔剌思城管理过河中豪民子弟屯田，但为时不久。他对天象的解释和对人事的预卜，深得笃信萨满教的成吉思汗的信任。据汉文史料的记载，西征班师也是因为成吉思汗听了楚材对异象的解释。当成吉思汗进至东印度铁门关，他的侍卫遇见一头怪兽，鹿形马尾，绿色独角。这头怪兽对侍卫说：“你的君主应当及早回去。”成吉思汗听到侍卫的报告，感到奇怪，询问楚材。楚材说：“这兽叫角端，是‘恶杀之象’，是上天派来告示陛下的。望陛下听承天心，宽宥人命，这是陛下‘无疆之福’。”成吉思汗听了这个解释，第二天就下诏班师了。不过据波斯史料的记载，成吉思汗班师是由于遇到了大山阻隔、气候不良和疫病流行。同时，楚材实际上执掌天文历算的事。他从东亚来到中亚，发现地上的距离与天象的出现有直接联系。他从而提出“里差”（即现在所说的“经度”）概念，并根据这个概念来“改作”历法，编订了一部《西征庚午元历》。所以他是在中国首先提出和使用“经度”概念的人，几十年后，苏天爵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地方时”的概念。

自然，楚材本人并不满足于充当占卜术士，因为他的主要愿望是企图使成吉思汗采纳自己的一套以儒治国的方案。可是，成吉思汗热衷于无休无止的军事征服，只想维持大蒙古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楚材的治国方案没有什么兴趣。因而，楚材在西征途中甚至找不到“陈书自荐”的由头，郁郁不得其志。

在河中，楚材感到悠闲和寂寞。他竟然在兵燹后的中亚土地上过着读书操琴、艺圃耘蔬的生活。他时常怀念中原的友人和家人，尤其是他的母亲。他和万松频通音讯，以求精神上的寄托。有时与故友相逢，便在殊景异情中畅叙欢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长春真人的交往。

与邱处机的交往和《西游录》1222 年四月，全真教掌教人邱处机奉成吉思汗的召请抵达大汗的行营。

耶律楚材和邱处机同在西域时，往来较密切。他们两人，一个是正当壮岁的佛教居士，一个是年已垂暮的道教真人，虽然如此，当时在政治意向上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力图使成吉思汗终止战争，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所以，两人两域相遇后，一度颇为融洽友好，常常在一起交游。彼此唱和的诗句不在少数，其中有一部分还保存在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和李志常所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但是两人的交谊后来竟破裂了。释道两家，本不相类，这个宗教信仰的矛盾后来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得很清楚。邱处机在1224 年春回到燕京后大力发展全真教势力，这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抚定乱离中的百姓、恢复中原的残破局面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道徒们拆毁佛寺，改佛寺为道观，排斥和打击佛教势力，这就引起了佛、道之间激烈的斗争。楚材作为一个佛教信徒，他自然站在佛门一边对邱处机偏袒全真教的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当1225 年春成吉思汗回到土兀剌河上老营时，楚材还在西域，这年他在高昌过冬。第二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时，楚材已在大军之中。冬十一月，蒙古方面攻下灵武，将军们争着掠取子女财帛，唯独楚材仅仅拿了几部书以及两骆驼驮的大黄。接着疫病流行，他以这些大黄治愈了几万名军士。1227 年七月成吉思汗去世，第四子拖雷监国。不久，楚材从西夏经云中（今山西大同）北返。这年冬天，楚材奉拖雷之命，为搜索经籍从漠北来到燕京。不断有人向他询问“异域”事情，他烦于应付，并鉴于当时佛道斗争的需要，就撰著了《西游录》。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上部是西征纪程，下部集中阐述自己十件“不许丘公之事”，对邱处机大加抨击，所以这部分，又是当时佛道斗争的重要文献。

楚材酷爱诗歌，也喜欢写诗。他有一部《湛然居士文集》传世，共14卷，文章并不多，大半是诗作。他在诗中经常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守穷待变的心情和不安疏懒、勉力功业的志趣。在西域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时在他的诗作中反映出来。西域的景物和民情给了他许多诗意，使他写下了一些情趣独具的诗篇，在古代西域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的音乐禀赋也很高，擅长操琴，常常借弹琴来销忧禁邪，陶冶情操。他喜欢弹名曲，且弹时别具一格。例如，他在冷气袭来的穹庐弹《离骚》，“个中真味”，确是与一般汉族士大夫不尽相同的。琴阮似是他最深的精神栖息之处。当他感到功业未就，甚至诗书乏意的时候，依旧以音乐伴随着他的身心。在艺术上，他主张一切出于自然，这自然甚至归诸“无”。“叩弦声自无中出，得勾思从天外还。”这两句诗集中表达了他的艺术观。

1228 年，拖雷派宗王塔察儿为中使，同楚材一起赴燕“穷治”“剧贼”。楚材查明这些强索财物的“剧贼”都是燕京长官石抹咸得卜的亲属和其他势家子弟。在楚材坚持下，塔察儿同意处死了首恶十六人。于是“巨盗屏迹”，燕京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第二年春天，楚材才从燕京返回漠北。

1229 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怯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里台（大会），讨论汗位继承问题。大会进行到第四十一天时，才确定当天由窝阔台即位。这主要是根据成吉思汗的遗言办事，但看来楚材的支持也有一定的作用。在窝阔台即位时，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从此蒙古国实行对汗的拜礼。

当窝阔台即位时，蒙古国已是一个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多样的大帝国。成吉思汗热衷于不断的征服，但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如何统治那些被他征服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现在这个问题摆到了窝阔台面前。尤其是为了治理汉地，窝阔台是确实需要像楚材这样的人才的。

辅佐太宗，治理中原窝阔台即位以后，立即任命耶律楚材主持黄河以北汉民的赋调征收。楚材成了常在大汗身边的官员之一。他是一个有抱负、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敢于向大汗直言的人。他的意见对于窝阔台的治国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黄河以北平定不久，老百姓常常“误触禁网”，楚材主张予以宽宥，使窝阔台下诏，宣布自庚寅年（1230）正月朔日以前的事，勿予治罪。1230 年，他向大汗条陈十八事，主要内容是：“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窝阔台都加以采纳，仅仅认为“贡献礼物”是贡献者自愿的事，不必禁止。实际上，当时所谓的“贡献”（即颇为风行“扫花”），形同强夺，往往是军事势要强行索要的，因而，楚材的主张是深切时弊的。

关于如何治理中原，当时在汗廷中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由于战争的消耗和官吏的私敛，国库已十分匮乏。近臣别迭等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茂畅，以为牧地。”但楚材说：“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他提醒大汗，南伐需要充足的军需给养，而中原的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税，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窝阔台听从了楚材的建议，让他去实行。楚材于是奏设十路征收课税使，委托儒士担任正副使掌握各路征收赋税的实权。第二年春天，汗廷又颂布劝农诏书，使中原各地农民安于农业生产。这年秋天，窝阔台来到云中（今大同），十路课税使把征收到的赋税簿册和金帛放在庭中展示。大汗十分满意，向楚材赐酒，拜楚材为中书令（主管文书的中央长官）。这次赋税是怎样征收的，史籍缺载。据估计，当时黄河以北汉民可征赋调的至少接近四十万户，如果以四十万户计算，那末平均每户承担银1.25 两、绢0.20 匹、粟1 石。这样的赋税是比较轻的。

楚材辅政的一大目标是企图削弱地方权贵的势力，加强皇权。在蒙兴金衰的过程中，地方豪强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女真人。蒙古利用和依靠他们来建立在中原的统治，他们从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起逐渐成为专制一方的新权贵。例如契丹将领石抹明安为燕京行省长官，1216 年病死后，其子石抹咸得卜袭职，长期把持燕京一带军政大权。由汉族地主武装势力的头目形成的汉人世侯在成吉思汗1227 年去世时大大小小有四十几个。他们往往军政兼管，官职世袭，自辟衙署，自委属官，自征赋役，自专生杀，并且占有一批依附人口。他们对蒙古统治者承担两项基本义务：出兵从征和缴纳贡赋。他们的献纳是蒙古国重要财政来源，他们的军队后在蒙古灭金亡宋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些权贵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统治的巩固的。针对这个问题楚材一再建议实行地方上军民财分权，“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窝阔台允准了他的建议。但是权贵们进行抵制和反对。石抹咸得卜甚至激怒皇叔斡辰大王上奏攻击楚材亲属在金方，不宜重用。窝阔台未听谗言，楚材更不为所动。但是由于当时迫切需要这些权贵们在攻金前线出力，军民分职一事延缓实施，楚材只是做到了“课税所掌钱谷”。军民分职这件加强皇权的大事直到忽必烈手中才得到解决。

耶律楚材采取的劝农性的赋税征收政策，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使蒙古的军需供应得到了切实保证，从而使蒙古成功地进行了最后灭金的战争。而在灭金战争中，楚材的两个特殊功绩则是保障生命和收容人材。面对战争中的残酷杀戮，他总是力图保全更多的生命。当1233 年正月蒙古军队行将攻占汴梁时，大将速不台主张按蒙古惯例，对这个进行过抵抗的全国都城实行屠城。由于楚材在窝阔台面前力争不能得了土地而失了人民，屠城之举才得以免行，这一次就使在汴避兵的一百七十四万户免遭惨祸。蒙古对待汴京的这种宽大措施，以后成为定例，在攻取淮河、汉水流域诸城时也得到遵循。楚材还说服大汗解除了“居停逃民及给资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的禁令。

在收容人材方面，楚材奏准在汴梁挑选其中的“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使他们散居河北各地，由官方给予赡养。在聚集汴梁的儒士中不乏贤能卓越的人物。当时一代名士元好问曾写信建议他对亡金士大夫能聚养任用，因为他们都是“民之秀而有用于世者”。元好问还特别向楚材提供了一份五十四人的名单。楚材与元好问在思想上息息相通，自然接受元好问的建议，因而使一批人才得以保存下来。

以儒治国，定法立制1234 年蒙古灭金以后，耶律楚材认为“以儒治国”的时候到了。他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在《西游录》中已有简要的记述，那就是“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由于他得到大汗窝阔台的器重，他的方案的若干项目有了实施的机会。1235 年，窝阔台决定在和林建城，修万安宫；部署伐南宋、征高丽和再次西征；下令括编中原户籍，由中州断事官失吉忽秃忽主持。关于西征南伐，楚材主张“各从其便”，劝阻以回鹘人征南、以汉人征西的计划。关于括编户籍，楚材反对依照蒙古和西域成法，以丁为户，按丁定赋，而坚持遵循中原传统，以户为户，按户定赋。这些都得到窝阔台的支持和允准。1236 年春，万安宫落成，窝阔台在这里对楚材大加褒赏。这年秋天，失吉忽秃忽完成户口的括编，主张按蒙古国俗实行分封，得到窝阔台的准许。楚材向大汗陈述这样“裂土分民”的弊害，使大汗同意封地设置官吏须出自朝命，诸王勋臣除常定赋役外不得擅自征敛，以限制诸王勋臣的分封特权。在这次括编户口的基础上，楚材制订了如下的中原赋税制度：每两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这个赋税制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户丝，蒙古语称为阿合答木儿。凡是分封给贵族的人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由政府征收，然后给予该受封贵族，此外，贵族不得擅加征敛。这样，蒙古原来的“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在中原延伸时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也就削夺了蒙古游牧贵族在中原地区的许多社会经济特权。总的说来，楚材拟订的这个赋税制度为有元一代的赋税制度提供了雏形。赋税的定额也是比较轻的，有利于当时已遭破坏的中原地区休养生息。在遇到大的灾情时，楚材还采取免征的措施。当然，由于在征收时逃亡浮客的赋税要由留下的主户负担，所以赋税的实征比定额要重。此外，有杂泛差役，更是随意性很大的。

同年，楚材还制订了两项重要的政策。其一，废止蒙古国原来的凡商贾失盗不获由当地民户代偿的规定。其二，制止西域商人的高利贷盘剥活动。这种高利贷十分严重，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叫“羊羔利”或“羊羔息”。楚材奏准以官银贷还七万六千锭，并且规定，从今以后，不论岁月远近，利息达到债本一倍以后，不再生息。这两项政策都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此外，这年侍臣脱欢奏选天下室女，大汗已下诏施行，楚材阻止，说这样做要骚扰百姓。大汗又要在中原收括牝马，楚材也阻止，说中原不产马，这样做以后会为害百姓。他说服了大汗，使百姓可以过比较安定的日子。

据史文记载，1236 年蒙古已印造和施行交钞，但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已不清楚。在这件事上，楚材的主张是要以金章宗时“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的教训为鉴戒。他建议“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得到了窝阔台的支持。

在1237 年上，楚材又革除了贵族滥用驿站，强索物品的弊病。楚材奏准，给诸王贵戚发给牌札，凭牌札才能使用驿站；并制定“饮食分例”，不许乘驿使者超出规定取要供给。这年他陈时务十策：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均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这几年中，楚材在文化教育的选拔人才方面也有一系列重要的措施。1236年，他在燕京建立编修所，在平阳建立经籍所，主持书籍的编纂和刊行。1237年，他奏准对儒士进行考试，由刘中主持，考经义、词赋、策论，绪果有4030人中试。其中有千人原已沦为驱口，中试后作为儒士获得自由。对中试者中间的干才，更予以任用。这次考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活动的恢复。1238 年，他又支持杨惟中和姚枢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请赵复等人为师教授儒家的经典。南宋名士赵复的讲学，使程朱理学在北方传播开来。

耶律楚材在担任中书令以后的几年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以儒治国”的方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他的目的是要使新兴的蒙古游牧贵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当时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但是他这样做自然要触犯蒙古国某些统治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他企图削弱地方权贵的势力，就受到权贵的抵制和反对。不过，大多数汉人世侯同他的矛盾还不尖锐，因为他们大体上愿意支持他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另一方面，楚材同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以及西域商人势力的矛盾就显得更加尖锐激烈。这就是所谓“汉法”与“国俗”的矛盾。蒙古贵族守旧势力与西域商人势力竭力主张用“国俗”，也就是用蒙古国原有的习俗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他们与坚持汉法的耶律楚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卓越的政治家“国俗”派势力不断在政治上中伤和攻击耶律楚材。除了前面已提及的由皇叔斡辰大王出面提出的责难外，1237 年阿散迷阿失告楚材私占官银一千锭，其实这些银子是用于修缮宫殿的，说“私占”完全是诬陷。接着有“中贵”（汗廷侍从）与人勾结杀人，楚材拘留一个当事者，“中贵”控告楚材“违制”。窝阔台一怒之下捆了楚材，又后悔而把他释放。楚材抗辩：“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复，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焉！”在楚材的正身直言面前，“国俗”派的政治阴谋活动都未能得逞。

当时西域商人多半代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高利贷，所以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利害关系。楚材限制高利贷的措施引起西域商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在一些蒙古贵族的支持下以扑买来破坏楚材制订的赋税制度。扑买就是以相等或超出原税赋的银两，买得某种税的征收专利权。到1238 年时，大商人的扑买已十分活跃。燕京刘忽笃马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郎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一个回鹘商人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甚至有人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窝阔台只看到扑买可以立刻收到大宗银两，竟也同意。但是扑买的人在得到征税专利权后自然要增加税额以牟私利。楚材抗争说：“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奏请罢除扑买。窝阔台不听，中原课税原额为二万二千锭，1239年商人奥都剌合蛮进一步以四万四千锭扑买。楚材立即指出，这样做的话，只能是“严役法禁，阴夺民利”，最后“民穷为盗，非国之福”。他焦急万端，反复争论，声色俱厉。大汗不让他说下去。楚材叹息说：“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到了1240 年，大汗进一步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

窝阔台晚年饮酒无度，怠于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国俗派势力在汗廷中抬头，耶律楚材逐渐不能真正主持朝政。1241 年十月，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被任命主管汉民公事，楚材的实权更见削夺。1241 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皇后脱列哥那摄政。脱列哥那是站在国俗派一边的，楚材虽然继续任职，但已难以有所施展。不过，只要力能所及，他还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譬如脱列哥那借口天象有变企图使汗廷西迁，楚材说这要动摇根本，造成天下大乱，阻止了这个行动。当时朝政实际上已掌握在奥都剌合蛮手里，他向楚材贿赂五万两银子进行笼络，遭到拒绝。奥都剌合蛮的行事，楚材认为是不利于国家的，一概予以制止。即使脱列哥那出来干涉，楚材也不稍加让步。

楚材与摄政皇后直接发生冲突，他的心情自然极不痛快。正在这时候，他的夫人苏氏亡故，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晚境很凄凉。1244 年五月十四日，终于与世长辞。

可是，耶律楚材的对手们企图乘机对他进行清算。他死后不久，有人谮言他在久居相位时贪污严重。脱列哥那命近臣到他的府第进行搜查，但结果只发现琴阮十余张以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没有其他财物。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既有重大事功，又有严谨操守的大政治家。

忽必烈即位以后，1261 年十月二十日，耶律楚材的遗体才遵照他本人的遗愿下葬于故乡玉泉以东的雍山，即今北京西郊万寿山。

耶律楚材是十三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学者。就他的政治活动而言，在窝阔台时期，他主持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贵族在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以自己积极的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庸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联系在一起了。他的事业在他的晚年遭到挫折，但后来又在忽必烈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耶律楚材的活动是适应着当时的历史趋势的，因而他在历史上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

耶律铸耶律铸（1221—1285），字成仲，耶律楚材次子。他自幼聪敏，秉承家教，崇尚儒学，善于赋诗属文，更擅长骑射。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不似乃父笃信佛教，而是周旋于释道之间，甚至慕道者。好求仙，信扶乩，自号“独醉道者”，“独醉痴仙”。

楚材卒后，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时年二十三岁。他上言宜疏禁网，采集历代德政合于时宜者八十一章进呈。1258 年，宪宗征蜀，他奉诏率领侍卫从征，屡出奇计，攻克城邑。1259 年，宪宗死于合州，阿里不哥据漠北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他不顾妻、子在漠北，毅然归向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拜他为中书左丞相。这年冬天，扈从忽必烈自上都北征，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在今蒙古苏赫巴托省南部）。其诗《雪岭》记此役：“折扬霆雷决雌雄，霆激狂峰电埽空，如席片飞何处雪，扑林声振海天风。”①至元元年（1264），他“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元史·耶律铸传》）。这年八月，“乙巳，立山东诸路行中书省，以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参知政事张惠等行省事。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这个新立条格必有他参与其事。

他在山东历时不久。至元二年八月，罢中书左丞相。至元四年三月，复为中书左丞相；奉诏制成宫悬八佾之舞，赐名“大成”。六月，改任平章政事。五年，又复为中书左丞相。七年，再罢职。十年，起任为平章军国重事。十三年，受命监修国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访焉”。十九年（1282），在阿合马被杀以后，再复为中书左丞相。

作为先朝旧臣，耶律铸在忽必烈即位后屡罢屡起，是当时政局多变在他①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

身上的一种反映。他继承其父“以儒治国”的家教，无疑是倾向推行汉法的。但是他与汉法派主流人物似乎只有同盟的关系。即使在台上，他也位高而权不重，这又与他不在意于积极用世有关，他后来宁可醉酒赋诗以自娱自得。然而对于阿合马之流，他是执意反对的。其《杂咏》一诗表示：“我虽不解事，知时莫如我，须为扇仁风，吹灭权门火。”①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坐不纳职印、妄奏东平人民聚谋为逆、间谍幕僚、及党罪囚阿里沙，遂罢免，仍没其家资之半，徙居山后”。二十二年卒，有子11 人。至顺元年，封懿宁王，谥文忠。

耶律铸的诗集名《双溪醉隐集》，今已不全。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编出6 卷。他留世的诗及其注释是研究他的思想志趣的主要资料，对于了解当时的名物史地也颇有参考价值。

①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

第四节　镇海

追随太祖建国有功

镇海（1169—1252）一作称海，又作田镇海，时人称田相公。畏吾儿人，又一说为克烈部人。殆本族出畏兀儿，又曾为田姓，至漠北服属克烈部，始氏克烈①。

镇海在蒙古建国之前就投属蒙古部首领铁木真。1203 年春，克烈部王罕出兵进攻铁木真，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铁木真当时还处于劣势，虽经苦战，稍却王罕军，终不免部众溃散，只得带领少数人撤退；后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二千六百骑。当他驻军于班朱尼河时，“糇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只好射野马为食，汲浑水以饮。铁木真与追随他的伴当们盟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元史·札八儿火者传》）镇海亦与此盟，是“同饮浑河水”的开国功臣之一。

1206 年，镇海参加了蒙古开国大典，“从宗王百官恭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号”。成吉思汗分授诸功臣为千户、百户那颜，镇海被授为百户。接着又随成吉思汗征乃蛮，立有战功，赐珍珠旗，佩金虎符，为阇里必（cherbi，官名，汉译“宰相”）。复从征西夏和金国，在攻打金抚州（今河北张北）时，与金军战，矢中臆间，裹疮复出战，军声为之大振。1215 年蒙古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命他于城中环射四箭，箭所及之处的园地邸舍，尽以赐之。在战争中他先后俘掠人口以万计，悉数上献。成吉思汗赐他“御用服器白金等物”。

1216—1218 年，镇海奉命辟兀里羊欢（《元史》作“阿鲁欢”）地为屯田，立镇海城（又曰称海）戍守之，即以所俘人民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生产①。后以其半不能耐寒者，移弘州（今河北阳原），设局领之。在西征中俘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灭金时又得汴京（今河南开封）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袭管领。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他留戍于镇海城，掌管前后方转输、联络。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召开始西行，是年七月二十五日，途经镇海城，由镇海率百骑护送西行，至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行在所，成吉思汗问道于长春真人，命镇海入金帐，掌录奏对之言。由于他通畏兀儿文字，这时他的职务大概已是大必阇赤。

1230 年，窝阔台亲自统兵攻金，镇海扈从。1231 年秋，窝阔台至云中（今山西大同），仿中原官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执事官耶律楚材、粘合重山和镇海也分别用中原官称，镇海为“中书右丞相”（《元史·太宗纪》）。他主管畏兀文字书写的文书，汉字文书则由耶律楚材掌管，但正文之后、年月之前要由镇海亲写畏兀儿字云“付某人”，以此为验，否则无效②。1233 年，攻蔡州，得金公主，即以赐之。1236 年分封中原民户，赐恩州① 参见丁国范：《镇海族源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 辑。① 称海城当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宗海尔罕山北，参见陈得芝：《元称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 辑。

② 参见《黑鞑事略》“其相”条下之徐霆疏。

民一千户，为实封，世食其赋，为置官守，是当时所称“十七投下”之一①。太宗朝的西域事务大臣窝阔台在位期间，镇海是蒙古汗廷分掌西域事务的大臣。起儿漫算端归附蒙古后，遣子鲁克那丁入朝蒙古汗廷，受到窝阔台的宠幸。时算端已死，窝阔台颁发一道札儿里黑（圣旨），让他承袭其父之位和忽都鲁算端称号，并命镇海当他的师傅。由于镇海的支持，鲁克那丁得以统治起儿漫至贵由朝结束②。

畏兀儿人阔儿吉思担任玉龙杰赤蒙古长官（八思哈，镇守者）成帖木儿的副手和侍从长，成帖木儿派他入朝报告政务，到达汗廷后，他马上就找镇海作靠山，镇海因阔儿吉思是畏兀人，并在抵达汗廷就投靠自己，遂给予支持和庇护，使他得到合罕的恩宠，载誉而归。

成帖木儿死，诺撒耳继职，阔里吉思仍任副手，窝阔台遣使传旨命他入朝报告呼罗珊的政事。此次入朝，由于镇海的支持，阔儿吉思被任命为呼罗珊等地的长官，合罕授予他一道札儿里黑，派他查实当地多年来的产量，及每人逋欠的赋税、差发的数字，还让他清查户籍，不许他人干预其事。1239年，阔儿吉思和成帖木儿子额■古帖木儿两派之间发生争权纠纷上诉汗廷，有旨命双方所有人赴朝。窝阔台命镇海等人鞫问，历时数月，在镇海的偏袒下，窝阔台判定额■古帖木儿一方有罪，阔儿吉思一方胜诉，并授予他一道圣旨：阿姆河以西的所有州邑，都委付他掌管。他又与镇海秘密议定，不让与他同赴宫廷的任何一个人得到合罕的圣旨或牌子，以便保持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①。

汗位争夺中的牺牲者1241 年，太宗窝阔台死，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镇海与皇后的亲信法蒂玛有怨，于是皇后欲捕镇海治其罪，镇海察觉，急逃往皇子阔端处，在阔端保护下幸免于难。

定宗贵由即位，“以镇海为先朝旧臣，仍拜中书右丞相”（即大必阇赤）。遂治法蒂玛蛊惑进谗之罪，投于河。贵由“天性疏懒”，政事尽委诸合答和镇海。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至蒙古汗廷，就由镇海负责接待和传达旨意。

1248 年三月，贵由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诸王公遣使向皇后建议：“因镇海始终是个忠实的人，曾总握要务，他可继续指导政事和颁发札儿里黑，迄至新汗被推立。”但此时的镇海在办事中既软弱又为难，他的劝告，不为斡兀立海迷失及其诸子所采纳。

宪宗蒙哥即位后，镇海被视为叛王之党，于1252 年被处死。时年八十四岁。镇海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由于他是成吉思汗建国功臣，虽然因为蒙古皇室的内讧被牵连处死，但原封邑仍保留，子孙继续在元朝做官。有子12① “以功赐恩州一千户”系据《元史·镇海传》，许有壬的《镇海神道碑》载为“三百户”。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汉译本页573。

① 《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汉译本页588—595；《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83。人。要柬木，为札鲁花赤，佩金符；勃古思，继承封邑，从世祖征大理有功，中统初，为益都等路宣抚使，后历任东平路副达鲁花赤，济南等路宣慰使，南京路达鲁花赤等职；阔里吉思，其后裔脱烈、赫斯等都担任官职，子孙繁衍颇多。

世祖即位后，又以镇海旧部及降虏千人为贵赤（跑步者），以其孙一家为千户，曾孙也里卜花为百户。

第五节　牙老瓦赤

主持西域政务

牙老瓦赤（Yalavachi ？—1254），突厥语，意为“使臣”①，花剌子模人②。又音译作牙剌洼赤（《元朝秘史》）、牙鲁瓦赤（《圣武亲征录》）、雅老瓦实（马祖常《萨法礼氏碑铭》）、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元史·太宗纪》）、牙剌瓦赤（《元史·宪宗纪》）。在成吉思汗西征前，他已与蒙古建立联系，曾率领成吉思汗商使前往花剌子模。

灭亡花剌子模后，牙老瓦赤及其子麻速忽向成吉思汗进言管理城镇事，受到蒙古贵族的重用，受命与蒙古达鲁花赤一起治理不花剌、撒麻耳干、玉龙杰赤、斡端、可失哈耳、鸭儿看、曲先塔林诸地。牙老瓦赤父子废除了抽丁、强制兵役及额外捐税，尽全力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太宗即位后，命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由牙老瓦赤主持，驻费尔干那地区东部重镇忽毡，为蒙古国驻西域最高长官。1238 年，不花剌城郊的制筛匠塔剌必发动起义失败后，蒙古军准备依例屠城，牙老瓦赤屡次向太宗奏报，请求赦免，使全城得以保全。牙老瓦赤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流散人口重归不花剌，以加速经济恢复的速度。其子麻速忽在城中设立经学院，收罗回回学者在其中进行学术研究，使不花剌重新成为西域回回文化的中心。

主持西域政务期间，镇守回回之地宗王察合台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曾擅自做主，把牙老瓦赤管下的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一个州划为他人所有。牙老瓦赤得知后，上报朝廷，太宗为之震怒，下诏要察合台陈明原委。察合台被迫认错，太宗为缓和矛盾，以把该州赐给察合台了结此案。但察合台不肯善罢甘休，迁怒于牙老瓦赤，召见并怒斥之。牙老瓦赤试图通过察合台的王傅汉人伐阇罗调解关系，但不得要领。

中州断事官1241 年牙老瓦赤调离西域，其职守由麻速忽继之，管辖东至畏兀儿，南至斡端、可失哈耳，北至阿谅里、海押立，西及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广大地区。牙老瓦赤至燕京与刘敏主管汉民公事。刘敏曾受太宗诏，行事有司不得与闻。牙老瓦赤初自西域来，素刚尚气，习于专权，不欲与刘敏共事，唆使其属忙哥儿诬刘敏以流言。刘敏出太宗手诏示之，牙老瓦赤的气焰才有所收敛。太宗闻此事后，下令追查，核定事实后，牙老瓦赤被罢免职务。但不久复授以职，执掌财货。与牙老瓦赤在一起的尚有西辽贵族忽都不丁。

西域商贾奥都剌合蛮以言利得幸于太宗，扑买中原银课，牙老瓦赤不满于此。太宗死，乃马真后称制，奥都剌合蛮益得宠，牙老瓦赤平素与乃马真后及其女侍法蒂玛不和，乃马真后下令拘捕之。牙老瓦赤被迫托庇于驻于河① 危素《古速鲁公墓志铭》提到畏兀儿人达儿床（按，成为“麻”字之误）吉而的之祖父耶儿·脱忽邻（YarToghril）曾仕于成吉思汗为雅剌风（按，应为“瓦”字之讹）赤。换句话说，为成吉思汗使臣。屠寄不解雅剌瓦赤的词义，把这个畏兀儿家族视为牙剌瓦赤的后裔。见《蒙兀儿史记》卷四六。② 马祖常《萨法礼氏碑铭》称牙老瓦赤为于阗人，可能是因为元中期以后，牙老瓦赤之子麻速忽的后裔居于可失哈耳的缘故。

西的太宗之子阔端处，其职务被奥都剌合蛮取代。乃马真后向阔端索要牙老瓦赤，被拒绝。麻速忽避祸于拔都处。定宗贵由即位后，奥都剌合蛮奸利事发，被处死。1247 年，牙老瓦赤被重新起用，掌燕京行省董理中原财赋，为也可扎鲁火赤，治事于燕。麻速忽亦重掌西域政务。

1251 年蒙哥夺得帝位，牙老瓦赤参与组织大忽里台大会，制蒙哥大宴殿帐。在会商处置窝阔台系宗王谋反事时，牙老瓦赤以亦西刊达儿（Iskandar）国王①东征时，诸将不听调遣，亦西刊达儿国王之师阿黎西他塔黎西（Aristatlis）②劝国王诛杀心怀贰念诸将，代以顺从鹰犬之事，要宪宗从严处置，此议被采纳。宪宗调整蒙古国行政机构时，牙老瓦赤请宪宗降旨是否仍允许使用先朝断事官旧印，汉官赵璧乘机夺牙老瓦赤印信。宪宗决定留用牙老瓦赤，与不只儿、斡鲁不、覩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咎马丁佐之；以麻速忽与讷怀、塔剌海充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其父子职位权势均得保留。在宪宗召集的讨论改革西域赋税的会议上，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阿儿浑提出，向百姓征收的各种税太多，百姓因此流散躲避，减免赋税，宜按原牙老瓦赤所定忽卜出儿税办法征收，不得额外摊派。此议为宪宗采纳，下诏实行。1252 年牙老瓦赤与不只儿“总天下财赋于燕”时，“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刑法无常，受忽必烈斥责。回历阴历652 年3月（1254 年4 月21 日—5 月20 日），牙老瓦赤逝于燕京。

后裔事迹中统年战乱中，麻速忽依附于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势穷后，转附阿鲁忽。至元初年，阿姆河以北地区及忽阐河以东草原形成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三汗国分立的局面，麻速忽所属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作为管理当地成吉思汗家族公产的统治机构被保留下来。1269 年塔剌思忽里台大会后，三汗国诸王一致确认，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仍由麻速忽负责，诸王不得干预。1270年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计划入侵伊利汗国呼罗珊地区，命麻速忽以清查伊利汗国帐册为由至波斯探查伊利汗国道路、军队情况。麻速忽为防止意外，沿途以金钱收买驿站人员。事毕后迅速东归，逃脱伊利汗国的追捕。至元初年，察合台、窝阔台、伊利三汗国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反复争夺使当地遭到严重破坏，此地最终为海都控制。麻速忽竭力发展贸易，促使银币流通，使经济逐渐恢复。麻速忽回历阴历688 年10 月（1289 年10 月18 日—11 月15 日）逝于不花剌，葬于他所设立之经学院内。其子阿布·别克儿奉海都命承任父职，称麻速忽第二。1298 年中去世后，海都命其弟撒的迷失继位，称麻速忽第三。撒的迷失逝于1303 年，海都子察八儿命麻速忽另一子法合鲁·木勒克速温于可失哈耳继立，称麻速忽第四。

牙老瓦赤另一子名阿里别，随父入汉地。至元元年至至元三年为中书右丞，次年为参知政事随同忽必烈南征，为副都元帅进兵淮东。至元十二年（1275）破淮安、扬州诸地。江南平定后为江淮行省平章，因不附权臣阿合马，以擅命官八百员，置左右司官，铸银铜印，违命不散防守军，擅支官粮等罪名被诛杀。阿里别之子牙忽伯与哈剌鲁人也罕的斤同仕于云南。

① 即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名见《回回药方》。

② 即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名见《回回药方》。

第六章　严实　董俊　张柔　史天泽　李璮　汪世显

第一节　严实（附严忠济、严忠范）

严实（1182—1240），字武叔，金末泰安长清（今属山东）人。幼时警悟，略知诗书。成年后，志气豪放，喜交结，好施与，屡次因事入狱，被“侠少辈”拚死救出。

在金衰蒙兴的乱世，在蒙古、金、宋争夺山东的三角斗争中，严实显露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表现出他善于随机应变的性格，从而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

1213 年，蒙古军队攻掠山东后北归，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任他为百夫长。第二年，他击败灵岩张汝楫军的进攻，升任长清尉。1218 年六月，权长清令。八月，宋军攻取益都，乘胜西进，严实外出督租，还时长清失陷，不久即被收复。金行台听信谮言，疑严实与宋人有谋，以兵围长清。严实携家避于青崖崮，宋于是授他为济南治中。严实乘机分兵四出略地，太行以东均受其节制。1220 年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即相州，今河南安阳），宋守将单仲求救，益都张林逗留不行，严实往救不及，单仲被擒。经历此战后，严实知宋不足凭恃。八月初，金山东招抚高居实遣人招严实，严实未予理会。这年秋天，严实谒木华黎于军门，献出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三十万户。木华黎承制任他为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接着，他攻下曹州（今山东荷泽）、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单州（今山东单县）。但其留镇青崖的偏将李信，有罪惧诛，叛降于宋，杀害其兄与夫人杜氏。1221年，他收复青崖，擒诛李信；并进而攻占东平，与石硅分而据之。1222 年，宋将彭义斌说青崖晁海叛，掠严实家人，又率军西下，与严实盘旋。1225 年四月，彭义斌进围东平，严实久等蒙古孛里海军不至，遂与彭氏连和。彭严结拜为兄弟，共攻河北，但严实家眷被彭义斌留在东平。七月，彭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对阵，严实乘机又与孛里海军配合，大败宋军，擒获彭氏；在此反复中，严实留在东平的家眷也全遭彭氏部将杀戮。不久，他又收复了先前丢失的州县。冬天，蒙古主将带孙攻取彰德，第二年攻取濮州、东平；1227 年带孙、孛鲁攻取益都，收降李全。在蒙古加紧经略山东的过程中，严实都大力配合，立有功劳；同时劝阻带孙等在彰德、濮州等地屠城，使数万百姓免遭杀戮，并约束部将，毋敢妄行杀掠。从此，严实成为蒙古治下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的大的汉人世侯之一，“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①。在1229 年蒙古建汉军三万户以后，他作为一个千户隶于史天泽万户麾下。

1230 年四月，严实朝见窝阔台大汗。窝阔台赐宴终日，赐金虎符，称他为“真福人也”。当时耶律楚材已向大汗条陈十八件事，建议遏止世侯势力，州县官吏必须奉汗命才可以征发科差，并定下诸路课税。但不久，近臣别迭等主张将中原变为牧场，楚材力言不可。这年十一月，蒙古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张瑜、王锐使东平。严实对楚材此举颇为不满，但后来听从幕僚宋子贞的劝告，支持了这项财权上的变动，基本上交出了征收赋税的权力，使境内人户的赋税负担得以减轻。

① 元好问：《东平行台元公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1232 年正月三峰山战役后，蒙古增置汉军四万户，授严实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下属八个千户。增置汉军四万户是为了加速灭金，东平军队也参加了围攻归德等战斗，但未立大功；同时，严实则可能因年老而在灭金战争中事迹不显。

在灭金以后，1236 年窝阔台命怯烈台率领一支探马赤军镇守东平。同年，蒙古在中原完成户籍的括编，在此基础上制订赋税定额，施行划境之制。当时投下势力与邻近世侯都企图乘机侵占严实地域，因其部属王玉汝、齐荣显等力争而得以保住二十余城。1237 年九月，窝阔台诏令严实不再参与征伐。1238 年，蒙古勋贵企图在东平“裂土析民”，也因王玉汝在窝阔台面前力争而得以避免。

严实及其后继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力图维持封建统治。为此，他“辟田野，完保聚”，“以劝耕稼，以丰委积”，1236 年以后进一步“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①。也为此，他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有不远千里来见者”②。在东平严氏幕府中，著名的人物有张特立、康晔、刘肃、宋子贞、商挺、王磐、李旭、徐世隆等，他们后来多半成为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一代名士元好问也常去东平，与严氏父子及其幕僚交往频繁。在蒙古灭金以后，严实还率先开办东平府学，兴学养士，以元好问、王磐、康晔等为师，受业者多至数百人，其中孟祺、阎复、李谦、徐琰（此四人号称“四杰”）、夹谷之奇、李之绍、申屠致远和曹伯启等后来也成为大儒名臣。东平当时也是保存和恢复儒家礼乐的中心。

1240 年，严实病卒，其子严忠济袭职。中统二年（1261），追封为鲁国公，谥开惠。子七人，名忠贞、忠济、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祜。严忠济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后，“开府布政，一法其父。养老尊贤，治为诸道第一。领兵略地淮、汉，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元史·严实传》）。他起初统领十七千户，1255 年奉命在山东括编新军二万余，其弟忠嗣、忠范为万户。1259 年，从忽必烈征宋建功。1260 年五月，忽必烈听取姚枢“建监司以治诸侯”的建议，立十路宣抚司，即以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当时。“诸侯惟严忠济为强横难制”，姚枢到东平路后“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①。这年六月，即诏严忠济等发精兵一万五千人赴开平。1261 年五月，“诏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兼行军万户严忠济，仍敕式戒诸路官寮无是效焉”②。六月，以严忠范接任此职。在平定李璮之变时，严忠范从征立功，并与史天泽一起在军前擅杀李璮。接着，忽必烈削夺世侯权力，严忠嗣于1263年罢官家居。1265 年二月，严忠范被调至中枢，任兵刑部尚书。这年闰五月，以平章政事廉希宪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严氏在东平一带的地方的实权终于全被削夺。到了年底，严忠范的尚书一职也被免去。

① 元好问：《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② 苏天爵：《曹文贞公祠堂碑铭（有序）》，《滋溪文稿》卷十。

①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②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第二节　董俊（附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

董俊董俊（1186—1233），字用章，金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少年时种田，成年后浏览书史，擅长骑射。蒙古代金后，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强弓一发中的，受募领兵。1215 年，木华黎帅兵南下，他率军投降，此后成为一位著名的世侯。

1219 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事，佩金虎符。他与金真定守将武仙对峙，在曲阳大败武仙。1220 年八月，武仙穷蹙而降。木华黎授董俊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国军。他曾对木华黎进言：“武仙黠不可测，请加以防备。”1225 年二月，武仙果然杀史天倪反叛蒙古，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变旗帜，董俊“险夷一节”①，孤军坚守，后更拥护史天泽为主帅攻克真定，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1232 年，他参与围攻汴京之役。1233 年，金帝逃奔归德，他又追击围攻，死于战阵。

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临阵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勇气慑众；且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南下伐金时，收归为奴者，都纵放为民。作为汉人世侯，他不是势大权重者，但以忠孝著称当世。攻克汴京时，他将儒士侍其轴延归藁城，教授诸子。他曾说：“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元史·董俊传》）子有九人：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进、文忠、文义。文炳、文用与文忠，事功亦显。董文炳董文炳（1217—1278），字彦明，董俊的长子。十六岁时丧父，少年老成。1235 年，以父荫任藁城令，虽年纪尚轻，但明于听断，以恩济威，为属下折服。当时正值括编户籍，凡敢隐实者诛，籍没其家，他竟使民聚口而居，减少户数，减轻了赋役负担。不久，因抵制府官索求无厌，弃官而去。

1253 年秋，董文炳率部下四十六人赶赴大理从征，备尝艰辛，受到忽必烈的表彰。从此追随忽必烈，“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元史·董文炳传》）。1259 年，随忽必烈中路军伐宋，他率弟文用、文忠及敢死士兵在阳逻堡抢渡长江。1260 年，忽必烈即位，他受命宣慰燕南诸道，第二年擢任山东东路宣抚使。忽必烈组建侍卫亲军，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1262 年，参与平定李璮之乱，围困济南时招得李璮爱将田都统缒城投降；接着任山东东路经略，率亲军靖平山东乱局。后来，忽必烈剥夺世侯权力，唯董氏不予触动。

至元三年（1266），董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奏准始颁将校俸钱。七年，改任山东路统军副使。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今安徽颍上东南、霍丘东北），夹淮相望，作捣宋腹心之势。十年，拜参知政事。这年，元军大举伐宋，他先在正阳挡住宋将夏贵的猛攻，九月自正阳南下安庆（治今安徽潜山）。十一① 李冶：《董俊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

年正月，他与伯颜在安庆会师，迫使宋守将范文虎归降，又随大军顺江而下，攻克当涂、采石。在十二年（1275）三月打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后，他进驻镇江。在镇江战役中，他又大败张世杰、孙虎臣的水军，获战船七百艘，宋军力从此穷蹙。

这年十月，元军分三路进趋临安（今浙江杭州），董文炳居于左路。他下江阴（今属江苏），招张暄，顺江出海，进取澉浦，第二年（1276）正月已占有盐官（今属浙江）。这时伯颜中军已抵临安城北，张世杰企图使宋帝逃往海上，但董文炳军绕出临安城南，堵住了宋帝的入海之路。不久，宋帝赵 遣使上表投降。二月，董文炳等人进入临安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取皇帝诸玺符上之丞相”①。三月，伯颜班师，诏令董文炳留守治事，他使李璮将宋史及注记五千余册北送国史院。伯颜奏称，平宋时，怀徕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七月，以董文炳为中书左丞。这时，他与阿剌罕经略浙、闽，并恪遵敕令，“所过禁士马无敢履田麦”②，一路攻取台州、温州、漳州、泉州、建宁、邵武等地。泉州蒲寿庚降，他以蒲氏素主市舶，宜重其事权，解所佩金虎符相予。此事虽有专擅之罪，但事后忽必烈不仅免予追究，而且再赐他金虎符。

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董文炳，派他到大都视事，“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即而行”③。董文炳留其子士选在上都宿卫，本人即赴大都，但不到中书省办公，唯以平素威望抑制阿合马的专权用事。他说：“主上所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谗，谗行则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④十五年夏，董文炳已有病，但仍加任佥书枢密院事。不久他病笃而卒。后赠平章政事，谥忠献。子士元、士选，均有事功。

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彦材，董俊第二子。十岁时父死，由长兄文炳教育成人。藁城为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汤沐邑，1250 年董文用谒见太后于和林，后入忽必烈藩邸主管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元史·董文用传》）。

1253 年，董文用与其弟文忠从忽必烈征大理。1257 年，受命授皇子读经，并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治、魏璠等于四方。1259 年随忽必烈伐宋有功。

1260 年忽必烈即位后，董文用历任左右司郎中、兵部郎中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他主持开挖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大片水田，招徕四五万户，授田种，颁农具。当时宗王只必铁木儿属下在地方上需索无算，凌暴官府，他不畏权贵，加以遏止。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设立司农司，董文用受命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他走遍山东各地劝农，“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元史·董文用传》）。十二年（1275），丞相安童奏任他为工部侍郎，以代阿①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②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③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合马私人纥石里。安童遭谗被派往西北边境，他也受到诬陷，但忽必烈不予理问。十三年，出任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适逢灭宋后所得图籍、金玉、财帛等北运繁忙，他会集旁郡立驿置法，使运事不废，又不伤民力。十六年，免官归乡，闲居读书赋诗。

至元十九年（1282）阿合马被杀后，朝廷选用旧臣，董文用受召为兵部尚书，从此与闻大事。依照他的建议，整顿了按察司机构。转任礼部尚书，迁任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专权，以聚敛为功，无人敢言。董文用当面责问：“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因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元史·董文用传》）卢世荣竟不能对。

二十二年（1285），他受命出任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在杭州推迟修建佛塔以纾民困。第二年，他为保养民力，谏止用兵日本。二十五年，改任御史中丞，举用贤能之士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等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桑哥专权，他独不阿附，且向忽必烈具奏桑哥奸状。后又迁任大司农、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七年，受命为皇孙授经。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时，亲信的汉人旧臣，惟有董文用尚存。成宗铁穆耳即位后，常召他入帐中问事，升为资德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大德元年（1297），董文用卒，后封赵国公，谥忠穆。

董文忠董文忠（1230—1281），字彦诚，董俊第八子。1252 年，他入侍忽必烈潜邸，次年从征云南。1259 年，从忽必烈伐宋，渡长江，围鄂州。1260 年忽必烈即位后，置符宝局，董文忠受命为郎，自此随事献纳，备受亲信。忽必烈称他为董八而不呼其名。

至元二年（1265），安童为中书右丞相，言事忤旨，董文忠代为解释而得到允可。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科举，忽必烈召人廷议，董文忠称诗赋无益于治国，科举乃亡国余习，阻止此事。十一年（1274）伐宋，民困供馈，他奏免常岁横征。后又请罢官卖农具之税。有诏盗者杀无赦，他奏请当分罪之轻重，不可一概处死。忽必烈怒杀罪犯，他又敢奏请覆实辩诬平刑。阿合马柄政，大立亲党，他奏请召还廉希宪为相。十六年，更奏请军国之事先启真金太子而后奏闻，使太子负责视事。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廷臣奏以董文忠为侍中，阿合马称不可使“盗诈之臣”居其间，意指文忠，文忠忿加辩斥，“且攻其害国之奸”（《元史·董文忠传》）。

至元十八年（1281），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董文忠任其职，并佥书枢密院事。“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皆领焉”（《元史·董文忠传》）。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也改由董文忠掌管，阿合马屡请夺还，不能得逞。忽必烈对他极为信任，曾对皇太子说：“竭诚许国，能于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为然。”①此年冬十月病卒，后封寿国公，谥忠贞。

① 《枢密董文献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第三节　张柔

张柔（1190—1268），字德刚，金末元初易州定兴（今河北徐水北）人，世代务农。“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工骑射，尚气节，喜游侠”（《元史·张柔传》）。1211 年蒙古代金后，特别是1214 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河北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族党数千家，结集在西山东流寨，选壮士进行自卫，从此形成一股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先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他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1218 年六月，苗道润为贾瑀所杀，张柔檄召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拥戴。金廷闻知，即任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

正当张柔集绪军队讨伐贾瑀时，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八月，张柔率军迎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仍受任旧职。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河北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贾瑀盘踞孔山抵抗，因往山下汲水之道被切断，终于投降，张柔遂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

这年冬天，张柔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张柔大军不在，帐下仅数百人，竟以老弱妇女登城虚张声势，亲率壮士出敌后大破攻城金军，并乘胜攻克完州（今河北完县）。第二年（1219）春天，张柔进而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攻打定州时，张柔与武仙之将葛铁枪战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他临阵颔中流矢，击落二齿，仍拔矢而奋战获胜。武仙遣藁城令刘成进攻，张柔生擒刘成而后释放。武仙又会兵攻满城，张柔亲自登城拒战，再中流矢，但仍带伤击败攻城敌军。到这年八月，张柔再次大举进攻，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于是“威名震河朔”①。在满城，张柔“定列数条，劝民修治耒耜，树艺桑麻”②，恢复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将这里建成自己的可靠地盘。在他的治下，数千驱口被释为良民。

正是凭借了史天倪和张柔在河北的军力和地盘，木华黎才在1220 年经略河北西路时，迫使金真定守将武仙宣布投降。武仙投降以后，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为副。此后张柔当仍返驻满城，在1221年曾出兵攻克中都南面的固安和信安（今河北霸县东）。在以后木华黎继续经略山东与陕西的军事行动中，张柔似未在军前效力。《元史》本传称他“加荣禄大夫、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似未必有据，不见于其他载录。但传文称燕帅孱赤台与张柔不和，陷害张柔，使中都行台“幽之土室”，险遭杀害，可知他一度颇不得志，甚至处境危险。

1225 年二月，真定武仙杀史天倪反叛，史天泽求援，张柔才出兵战败武仙。以后他又分遣部将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以及大名府路、山东西路一些地方，这些军事行动都是在带孙和孛鲁的统率下进行的。蒙古在这年十二月授他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6 年，他出兵从孛鲁攻① 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② 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八。

益都，迫使李全投降。

1227 年春，张柔以满城地窄，不能容众，移镇保州。保州在战乱中已荒废十几年，“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通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元史·张柔传》）。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会。他自己也成为燕南的著名汉人世侯，领治城镇三十有余、军队数万、民户十万。在治理地方时，他信用儒士毛居节、贾辅等人，颇获实绩。

1232 年张柔参加伐金，升任汉军万户。张柔对部众说：“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也。”围攻汴京，张柔军在城西北，金兵屡出接战，他横戈单骑陷阵，所向披靡。当金帝渡河企图进围卫州时，张柔等在沤麻冈（长垣西北）击败金兵，迫使金帝返回黄河以南。1233 年正月，金帝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崔立以汴京降，张柔入城，于金帛一无所取，唯独进入史馆，取走《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并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人卫送北归。接着，他参与进攻归德，金帝又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破蔡州城时他的军队率先攻入。在蔡州，他俘获状元王鹗，即解其缚，待以宾礼。亡金士大夫投奔到他门下的也有一批。后来，王鹗以及郝经、乐夔、敬铉等士子成为张柔幕府中的著名人物。王鹗教授张柔儿子读书达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问也与张柔有密切交往。

金亡后，张柔入朝，窝阔台大汗表彰了他的战功①，授以金虎符。1235年春，蒙古大举伐宋，兵分中、东、西三路南下。这年十月，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又作曲出）所领中路军攻下枣阳时，张柔夺外城并绕出敌后立功。接着，他从太赤攻徐州与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立功。1237 至1238 年间，他参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东）之役、光州（今河南潢川）之役、黄州、（今湖北黄冈）之役与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役，均有战绩。攻拔滁州时，飞石中其鼻，张柔裹疮复战，率精锐先登。这时张柔主力军实际上是按照蒙古大军东略淮南的行动而转移到了东路。与此同时，他的部将何伯祥率军在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今湖北钟祥）、复州（今湖北天门）以及沿江上下作战。但是这时蒙古代宋之举目标有限，只是摧毁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掠夺居民和财物，主要是一种惩罚性的军事行动，有的地方攻占以后又被宋军夺了回去。

1239 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均属他管辖。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并不时出击威胁宋军。1240 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1241 年，保州升为顺天府，但张柔率军驻于杞县（今河南杞县之南）。1240 至1242 年间，张柔不止一次从淮河中游渡河进略安丰（今安徽寿春）、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扬州等地，迫使南宋竭力加强战略要地安丰的守备。1244 年，宋军收复寿州，但第二年，又被察罕与张柔的军队夺回。攻下寿州后，张柔欲留兵守城，察罕不从。在泗州（在今江苏盱眙隔淮河之北）战胜宋军后，其部下夹谷显祖得罪反诬，张柔一度被执留北方，但得到大臣们的辩白保护而度过危难。此后，张柔仍驻杞县，不断进扰淮西与淮东一些州县，对南宋的东线构成威胁。

① 史文有载张柔此时升军民万户，但时间上或有差误，参见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2 辑。

1251 年，蒙哥即汗位后，张柔仍为军民万户。1254 年，他奉命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亳州四面皆水，他在这里“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为桥梁，以通归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车往来，如承平时”①。他还在这里修复孔子庙，设学授徒。

1259 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北还，命他总领蒙古汉军，在白鹿矶建城以为久驻之计，并遣将掠地千里，南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在这次伐宋战事中，他的部将张果、王仲仁列于西路军，随蒙哥征蜀；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从宗王塔察儿攻荆山。

1260 年，忽必烈即汗位，张柔奉诏班师。张柔至上都朝贺时，正值廷议削汉人世侯之权，诸世侯请他出面阻拦，但他上言表示，对于世侯，“请选老成之人监之便”①，遂有十路宣抚使的设立。阿里不哥争位，忽必烈北征，诏张柔入卫，至于庐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上，后分其兵三千五百守卫京师，以其子弘庆为质。1261 年，张柔以《金实录》献于朝廷，并请致仕，诏封他为安肃公，命其第八子张弘略袭职。但1262 年忽必烈讨伐李璮之变时，仍召张柔与弘略率军出征。李璮求救于宋将夏贵，夏贵从蕲州（今湖北蕲春）北上，渡过淮河中游，推进到亳州、徐州、邳州一带，张弘略率军将他击退。参与李璮之变的王文统被忽必烈处死，张柔是竭力支持的。李璮在济南被捕杀，张柔也参与其事。李璮之变平定后，忽必烈追问当时与李璮通信者，发现唯独张弘略的书信都以忠义相劝。忽必烈削世侯权时，张弘略被解除军职，但仍领兵宿卫京师。

至元三年（1266），加张柔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的城建，张弘略也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四年，张柔进封蔡国公，第二年去世。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张柔与史天泽一样，都被称为“拔都”（英雄）。据载，后来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②后赠太师，谥武康。延祐五年（1318），加封汝南王，谥忠武。

张柔有子十一人，除上面提到的张弘略外，张弘范事功最显，另有传。

① 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①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五一《张柔传》。

② 虞集：《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

第四节　史天泽

史天泽（1202—1275），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其曾祖史伦，因筑室发土得金而有财，逢金季乱世，建家塾，招学者，纳豪士，济艰困，以侠义著称，在河北诸郡组织清乐社四十余个，每社近千人，成为地方上一大豪强。其祖父史成硅、父亲史秉直，均继承家业家风。1213 年木华黎征伐河北、山东时，史秉直率数千人到涿州（今河北涿县）降附。木华黎命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驻屯在霸州（今河北霸县），任其长子史天倪为千户，三子史天泽为帐前总领。史秉直又招附十余万家，迁于北方；1214 年，从木华黎攻北京（今辽宁宁城西北），克之，授北京“行尚书六部事”（按：即管领政务的官员），此后遂移家于北京①。史天倪在清乐社成员中选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史天祥为先锋。在木华黎麾下，史氏一家屡建战功。

1220 年，木华黎在占有河东多数地方后折而经略河北西路，金真定经略使武仙归降。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副之。史天倪劝木华黎禁止剽掠，致使河北金将士归降者增多。1221 至1224 年间，史天倪转战于河北、山东与山西各地。1225 年，武仙的党羽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史天倪将叛军剿杀。武仙谋作乱，设宴邀天倪而杀之。事变发生时，史天泽正护送母亲北归。府僚追到燕京告变，史天泽即南还，行抵满城，招集到许多士马。孛鲁得到事变消息后，命史天泽袭兄职为都元帅，并派笑乃■将蒙古军三千赴援。

史天泽与笑乃■合势进攻卢奴。武仙骁将葛铁枪拥众万人拒战，史天泽奋战败之，生擒葛铁枪。接着，史天泽连下中山（今河北定县）、无极（今河北无极）、赵州（即沃州，治今河北赵县）等地，并于当年六月收复真定。不久，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与武仙联合，谋取真定，仍未成功；史天泽且斩杀彭义斌，勇名大振。彭义斌亡，南宋从此尽失河朔。数月后，武仙潜结内应，夜里斩关入城，史天泽东奔藁城求得董俊援兵，且笑乃■军也赶到，旋即收复。笑乃■欲杀叛人，史天泽说：“他们都是被胁迫而为，并无该杀之罪。”在他的劝说之下全予释放。接着史天泽攻克武仙盘踞的西山抱犊等寨，武仙遁去。史军南下，进克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史天泽以真定为中心，任用原金朝治下的儒士和官员，缮城壁，修武备，招集流散，存恤穷困，几年之间，颇有治绩。他在这里成为一大汉人世侯。

1229 年，窝阔台即大汗位，朝议设立三大元帅分统汉军，遂立三万户，任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1230 年冬，武仙复屯兵于卫州，史天泽围而攻之，金将完颜合达率十万军来援，仍无济于事，武仙逃逸，卫州收复。而后，天泽受命在东线削弱金的防守力量。1232 年春，窝阔台由白坡渡河，诏史天泽出兵河南相会，兵至，三峰山之战已获大捷，遂奉命略地汴京以东，招降睢州（今睢县）、泰康（今太康）、柘城、瓦岗等地。1233 年正月，金帝自汴京出奔，先渡河而北至黄龙岗，令完颜白撒西袭新乡、卫州，史天泽率轻骑进援获胜。金帝乘船东下，进入归德（今商丘）。撒吉思不花不听史天泽劝告，在睢阳背水而营，全军覆没。金帝再逃入蔡州（今汝南），蒙古各路军队会集进攻，史天泽在北路结筏潜渡汝水血战立功。① 《史秉直神道碑》，《乾隆永清县志》所收《永清文献》。

蔡州城破，金帝自缢而死。

金亡后，史天泽回到真定。当时，赋税苛重，尤其是为了交纳赋税，借贷西域商人的债银，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称为“羊羔利”。史天泽奏请官偿一本息而止，得到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且普遍推行。1238 至1239 年间，真定一带遇到蝗灾，百姓又借债贡赋，积至银一万三千余锭，史天泽倾其家资，其属下官吏也争相效法，代偿债银。他又奏请以中户为军户，上下户为民户，按贫富定赋额，获准后布告诸路，为定制。真定达鲁花赤忙哥撒儿率领的数万蒙古军散处各地蹂躏庄稼，史天泽也奏准使蒙古军徙居岭北，保护了农耕生产。

灭金以后，史天泽继续参加蒙古代宋的战事。1235 年，从皇子曲出攻枣阳（今属湖北枣阳），他先登力战而克。继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他驱二舟勇士直捣峭石滩，破宋守军犄角之势。1237 年冬，他从宗王口温不花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连破其外城、子城；再攻复州（今湖北天门），请督四十勇士攻破宋舟三千连成的“栅”，敌惧而降。又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史天泽独当一面，击败夜出斫营的宋兵，乘势连下滁州（今安徽滁县）、盱眙（今属盱眙）和宝应（今属江苏）等淮东州县。这些征战，“虽会诸道兵共事，其伐谋制胜，敌忾树功，未尝不在群帅之右”①。1241 年，史天泽引侄史楫见窝阔台，因原系奉诏承袭兄天倪之职，请解职还授与楫，窝阔台嘉其让官，别任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

1252 年春，史天泽入觐蒙哥大汗，受赐卫州五城为分邑。当时，“汉地不治”，地方官的暴虐，苛重的征派，使许多地方再次发生人口流散、土地荒芜的现象。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京兆以及最后从金国夺取的河南，这些情况尤其严重。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重事，即以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史天泽到任后，“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人始免攘夺矣。立边城以遏寇冲，民皆得以保全矣。诛奸恶以肃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①。又以侄史权、史枢戍唐州、邓州屯田，逼宋襄、樊。1257 年，蒙哥对忽必烈产生猜忌，派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对河南官员罗织罪名，但史天泽以勋旧而独见优容，史天泽说：“我是经略使，是非功罪，理当我责，今舍我而罪余人，心何能安。”于是许多人得到开释。

1258 年，史天泽从蒙哥伐宋，攻入西蜀。第二年夏，兵围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钓鱼山，攻而不下。宋将吕文德挥船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军迎战于三槽山（在今合川县南）西，不利。史天泽奉命抵御，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舰百余艘，三战三捷，追至重庆而还。七月，蒙哥在前线受伤后去世，史天泽和群臣奉灵柩北还。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首召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术。

史天泽上疏，建议“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元史·史天泽传》）。忽必烈命他到长江中游撤回军队，事毕，授他为河南宣抚使，不久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

① 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① 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中统二年五月，他受任为中书右丞相，遂将先前所说治国安民之术次第施行。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1252 年括户百万有余，此时诸色占役者已过大半，他奏准悉予罢除。税粮和科差，他坚持以统一的标准征派。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发挥各人的作用，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认为自己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通译（用蒙古语上传下达）的角色①。他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以为“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这年九月，史天泽扈从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十一月，在昔木土脑儿地方大败阿里不哥。

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李璮发动变乱，从益都率军进据济南。忽必烈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军南向讨伐；四月，增派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对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拚，应当长期围困。”于是，指挥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李璮困在济南。七月时，济南城中粮绝，军心溃散出降，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张柔、严忠济等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接着，大军东行，益都闻风而降。李璮之变发生后，有人究其原因，以为汉人世侯之权太重。史天泽于是奏称：“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这年十二月，忽必烈在各路实行军民分职，史氏子侄解除兵权者达十七人。不久，其右丞相之职也被免去。

至元三年（1266）二月，忽必烈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四年六月，复以史天泽为中书左丞相。五年九月，仍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六年，诏命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出主持进攻襄阳军务，第二年因病回燕京。至八年正月，史天泽告老，未获允准；五月，受任为平章军国重事，特许仅预问大事。

至元十年二月，宋吕文焕以襄阳降元；四月，忽必烈决定大举代宋。十一年三月，诏改荆湖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率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史天泽行至郑州（治今钟祥）遇疾，返还襄阳，随即又回到真定。忽必烈遣其子史杠与御医驰视，史天泽临死奏言：“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死后，元世祖诏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史天泽及其家族是蒙元初期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汉地世侯的首要代表，为巩固和发展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族显贵的代表人物。他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他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一心相随到底。旧史称他“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论多出人意”，“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元史·史天泽传》）。他四十以后始折节读书，酷嗜《资治通鉴》。他好贤乐善，金亡后归依的名士颇多，他均待以宾礼，并在一起讲究经史，推明治道。他对赋诗和写杂剧也有兴趣，与一些杂剧作家来往密切，元初真定杂剧的兴盛当与他的支持有关。史天泽有子八人，名格、樟、棣、杠、杞、梓、楷、彬①，均官至要职。

① 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① 《新元史》卷一三八《史天泽传》列八人之名，无彬，有构。

第五节　李璮

李璮（？—1262），字松寿，是元朝与金、南宋之交盘踞淮北山东的豪强李全之子；一说为李全养子，因改姓更名，并以李全原籍益都潍州（今山东潍坊）为己籍②。

1211 年，蒙古开始大规模攻金。山东各地豪杰纷纷乘势攻劫州县，反金自雄。1214 年，李全起兵于潍州，后与杨妙真所部红袄军合并，转战于鲁南、山东沿海岛屿历数年。1218 年春，因岁饥乏食，全率部渡河归附宋朝。此后，他倚宋为后援，乘“山之东，河之北，盗之区，兵之冲也”的形势③，往来胶西淮北，伺机坐大。1222 年，李全进据益都，始全力经营其地。1226 年春末，蒙古军灭活动于河北、山东的彭义斌部，逼降拥众五十余万的济南军阀张荣后，西攻益都。秋，蒙古筑长围，夜布狗砦，断全粮道。李全婴城固守至翌年初夏，终因粮尽，举城向蒙古输诚④。未几，留屯在南宋边地山阳（今江苏淮安）的李全所部被别支忠义军攻杀。全闻讯后，向蒙古军帅孛鲁国王断指发誓“归南必畔（宋）”，遂受蒙古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之职，率军南下，进据宋楚州（今江苏淮安）。他利用宋廷“内图进讨、外用调停”的姑息政策，一面以“反正”之名向宋朝骗索饷粮，一面则“岁贡于大元者不缺”，依违两端，据地自重达四五年。1231 年，全领军攻宋江北重镇扬州。军败，全于退却途中骑陷泥淖不能拔，被追兵乱枪刺死。

李全死后，残部推全妻杨妙真权主军务，退回山东。1232 年，“杨代入觐，得绍夫职”①。因此主持华北财政的耶律楚材称她为“杨行省”。杨妙真领山东益都行省的时间似乎不长，便引退辞任。益都行省之职即由李璮继承，时在窝阔台汗前期②。1233 年，蒙古并委任散术台氏纯只海为益都行省军民达鲁花赤。

李璮受任前后，其势力似尚局限于益都一路之地。蒙古灭金前一年，“金人以海（治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沂（今山东临沂）、莱（今山东掖县）、潍等州降”（《元史·太宗纪》），足见这时益都周围地区多不在李璮集团手中。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他的势力就逐渐伸展到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据民国《牟平县志》卷九《昭武大将军总管万户姜房墓碑》（碑立于1255 年），在碑主病死于1240 年以后，其长子和次子分别由“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按此指李全）之子上表汗廷，使袭胶（今山东胶县）、潍、莒（今山东莒县）、密（今山东诸城）、宁海（今山东牟平）等州总管万户及宁海州刺史之职”③。可见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领之下。② 《元史》卷二○六本传：“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尝为杨州司理参军”。按1218 年李全降宋；翌年，宋廷命贾涉为淮东制置使并节制李全等部“忠义军”。据《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条，贾涉因李全之请，命参幕徐稷一子过继给李全，更名为璮。

③ 程矩夫：《张荣世德碑》，《雪楼集》卷十六。

④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附《孛鲁传》；《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元史》卷一《太祖纪》谓全降于丙戌（1226）十二月，未确。

① 许时献：《董进神道碑》，《益都金石志》卷四。参见森田宪司：《李璮称乱前事迹考》，《东洋史研究》47、3（1988.12）。

② 李璮败死于1262 年。《元史》本传说他“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是其袭职当在1230 年代初。③ 参见森田宪司前揭文，并参民国《牟平县志》卷九载《玄都观碑》。

不过，他虽然保持着“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称号，实际上未曾控制过位于淮南的宋朝边地。1252 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将州治从位于海岛的东海县移回旧址。蒙哥汗后期，璮又出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与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东路。是为李璮势力所至的最南线。

在处心积虑地拓大地盘的同时，李璮采取各种方式巩固和加强对自己辖境的实际统治权力。益都民户在窝阔台朝丙申（1236）分封时被划为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妹妹为妻，即应在丙申分封之后。通过政治联姻方式与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缔结起“肱脾相依”的关系①，当为李璮在北方诸侯中表现最为桀傲不驯的重要原因。益都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也经常被李璮利用来“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元史·李璮传》）。蒙哥汗时期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诡辞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后，却向朝廷要求从东平等路份运饷给军，即使运输代价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元史·商挺传》）。在辖地之内，他还试图逐渐确立制度化的官制，并修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统治来延揽人心。

1259 年，蒙哥汗死于四川攻宋前线。黄金家族内部随即爆发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统年间，世祖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应付盘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显然是想利用这种形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割据山东东路的地位与权益；他对世祖政权的违抗态度也越来越不事掩饰。1260 年，世祖亲征北边，“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养精兵七、八万，却独以御宋为辞，“即不身先六军，复无一校以从”。大汗回京以后，诸侯纷纷朝觐，惟李璮不至。中统二年（1261）正月，璮以御宋为名，擅自发兵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围之。蒙古奄有华北之后，普遍禁止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举动，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北方各地的马匹，当时“无论军民，概属括买”，而此令独不及李璮地盘，璮并散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与政府争购军马。1260 年以后，北方各路通用中统钞，惟璮境使用宋政府发行的涟州会子。纳于朝廷的盐课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统初，世祖尚无暇南顾，因此对宋采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轻启边衅。但李璮却在淮边潜师侵宋，想破坏国信使郝经的使宋之命。他与北方其他世侯之间窥测时势，批评朝政的联络活动也相当频繁①。李璮与其同乡和岳丈、首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之间更保持着密切的交通。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曾有“期甲子”等语，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统透露过自己的预谋②。

中统二年（1261）冬，世祖再次率军亲征漠北。李璮抓住这个机会策动叛乱。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还跸燕京。但这时举兵称乱，已如箭在弦上，无容迟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三四天后，即尽杀境内蒙古戍军，宣布以涟、海等城献于宋，公开称叛。李璮举事之前，朝廷对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觉。粘合南合和张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进言，谓李璮必反。由于当日北边未靖，中原守备空虚，世祖只能① 郝经：《班师议》，《陵川集》卷三二。

① 《元史》卷一四七《张弘略传》：“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可见与璮通书者，多有不属忠义之辞。

② 《元史》卷二○六《王文统传》。按“期甲子”者，未必如王文统本人解释，是要李璮到甲子（1264）举事，以“迟其反期”，或即泛取“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之意，暗指谋反等。对他专用安抚、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动声色。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元廷加璮为江淮大都督，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褒赏奖谕竟至再三。种种殊遇，其实都是为了将他暂时稳住。三年初，李彦简逃归山东，世祖立即召谋臣姚枢入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可见朝廷对益都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根据姚枢的判断，李璮举事之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枢传》）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姚枢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称乱时，他本人似乎南在涟、海一线。璮事先虽已遣人向南宋纳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书方递达临安。宋廷认为“情伪难凭”，要李璮实献出涟、海，以示诚信。李璮于初十致书宋廷，保证“来意真确”，在此前后，宋朝方正式接收涟海诸城，遂于二十四日诏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开叛乱之前，并没有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起事后即匆匆领兵北走益都、济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两淮边军乘李璮之乱，在滕（今山东滕县）、徐（今江苏徐州）、邳（今江苏邳县）、宿（今安徽宿县）一线频频出攻。李璮也没有向南移兵，以期与朱军腹背相倚。可见他向宋纳款，仍是玩弄“挟敌国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宋连和，负固持久”的策略①。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进据济南；此后顿兵济南达两月之久，直至被元军团团围住。又可见他也根本没有奔袭燕京，拒元北征之师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乱求变的胆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枢所说的“下策”，即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

李璮起兵之后，便立即从涟海趋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据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十七日，元廷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垣以御李璮。这时，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北的军队虽已班师南还但似乎还来不及回到各自原来的驻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们“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②。同时，命令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部主力会滨（治在今山东滨县东北）、棣（今山东惠民），割断在平滦（今河北卢龙）担任总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王文统女儿所生）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广，东平万户严忠范所部则集结东平。二十日，元廷又诏令汇集于滨棣、东平的军队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李璮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李璮比元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守城之卒数不满千，只好携祖父张荣弃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领济南。张宏在告变京师途中遇讨璮元军，遂充前锋回攻济南。在益都一线相峙。他虽然也屡次出击元军，但是总的战略意图都是用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以致在最关键的几十天里，他在军事上竟一无进展。

① 黄溍：《跋宋朝遗墨二首》，《黄金华集》卷二一；《宋史》卷四五《理宗纪》五；参见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 辑。

② 中统二年十月中，“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浃、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来会”。是知诸侯主动多随忽必烈出征朔漠。翌年二月李璮兵临济南，张宏守城之卒不满千人。是知从征漠北的汉车虽已南返，却尚未回到本藩。

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世祖的确更被他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因而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称乱后即传檄各路，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子）响应①。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元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元史·王綧传》），高丽军队也奉调助攻。元军开始树栅凿堑，围困济南。四月底，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以岁月毙之”（《元史·史天泽传》）。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围城工事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是月中旬，济南被完全困死。从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复得出。六月初，宋军曾由海路北上，进攻沧、滨等州（均在今山东），是举或有接应李璮的意图，但未克成功。除济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东东路大部很快被元军规复。

重围之中的济南，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士气逐渐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以后粮饷日渐不支，又“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至六月中旬，城内粮尽力竭。“甚至截屋檐拌盐饲马；已而亦无，相将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溃散。李璮本人也情绪低落，“日复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掩杀，仓皇退回城内。守军由是陆续“什佰相结、缒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付众人出，各讨路去”。是日城溃。璮自手刃爱妾，乘舟自投城内大明湖中，因水浅未死，被元军捉获①。

李璮被擒后，即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随即由史天泽等人会审李璮。据《前闻记》的描述，当日的审问场面说：“严相公（指严忠范）首问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砍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看来史天泽很担心李璮会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间在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语涉反意的隐密，因此一反“慎密谦退”① 李毅奴哥与戴曲薛以璮檄“传行旁郡”，事觉被拘，故山西未发生实际军事对抗。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姚燧：《徐德举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张邦直在宋军攻邳州时，可能曾与徐邳总管李杲哥一起出降。宋军退去后，“杲哥自陈能保全州城’。元廷先原其罪，十多天后即诛杀之。张邦直在四年后被处死。

① 《前闻记》；《元史》卷二○六《李璮传》。又王恽《统神武颂并序》亦记曰：“癸酉（引按即十九日），有星蓬蓬，■若矢石，妖声堕空。因之出降，群凶率同”。可见流星确实促成了李璮军心的最后崩溃。见《秋涧集》卷一。

的稳重作风，在军前擅命处死李璮。

翌日，史天泽即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元史·史天泽传》）。李璮之乱至此完全平息。

三齐叛乱牵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职的汉人亲信。中书平章王文统与李璮长期秘密沟通，“有反状者累年”，事发后与其子王荛一同被诛。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怀疑。商挺从关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软禁和盘查；赵良弼更被“威刑临恐，谴诃百至”①。至于史天泽在济南城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回朝后则以“擅杀自劾”②。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世侯中间走得最远的如济南张荣之子张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应李璮从南线发动攻击时，献邳州城投降过宋朝。在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过分追究北方世侯与李璮之乱的关系，可能把他们逼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立场上去，这会给世祖政权本身带来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也充分利用他们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权力，把这些专制一方的军阀变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文武官僚。从中统三年起，元廷先后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璮之乱失败，进一步促成世祖政权对华北各地统治的集权化过程。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商挺，赵良弼条；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② 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第六节　汪世显（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汪世显

汪世显（1195—1243），字仲明，汪古部人。汪古本阴山（今内蒙大青山）部族，为金朝属部，隶西京路，故元人称汪氏出于“山西将种”；有一支汪古人徙居巩州盐川（今甘肃陇西），世显先人世为其长，因取汉姓汪氏①。金贞祐二年（1214），世显以军功擢千夫长。巩州为金边防要地，置元帅府统军戍守。正大二年（1225），元帅田瑞反，陕西行省讨之，世显时为巩州门将，开城纳行省军，遂平田瑞。转官，先后授领同知平凉府事、领陇州防御使。六年，改兼巩昌府（巩州升）治中，转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佐知府兼总帅、巩昌行省（正大八年加授）完颜仲德招集陇右诸州散亡士卒数万，移巩昌府治于石门山，依险坚壁备御蒙古。天兴元年（1232），汴京危急，完颜仲德奉旨率部赴援，承制授世显便宜总帅，代统军队留镇巩昌。三年初，金亡，秦州（今甘肃天水）元帅粘葛完展自称行省，假造蜡丸诏书，欲兼制巩昌，世显不服，攻杀完展，并其军，成为秦、巩最强大的势力，但仍奉金朝正朔①。又数次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宋史·赵彦呐传》）。明年（1235），蒙古太子阔端经略秦、巩，兵临巩昌，遣汪古人按竺迩谕降，十月四日，世显献所统诸城军民归降蒙古，阔端赐以蒙古章服，令仍任其旧官职。

世显降蒙后，随即被派遣领本部兵从征南宋，进攻大安军（今陕西宁强西北）境，为宋兵所阻，退回。1236 年，复从阔端攻蜀，为前锋，进至大安，击溃南宋调来的思、播（今贵州北部）田氏、杨氏援军（苗军）；在阳平关与宋边防主力曹友闻军激战中，单骑突阵，及与后军会合，大败宋军，曹友闻战死，蒙古军冲破了四川门户，遂长驱而入。1237 年春，世显出其不意率部夜取遂宁（武信城），尽得其府库。接着进兵攻掠普州（今安岳）、资州（今资中）。1238 年，从都元帅塔海绀卜再入四川，军至葭萌之南，宋守将阻山为栅，世显选精骑夺栅而入，乘胜攻占资州，进掠嘉定、峨眉等地而还。1239 年秋，复隶塔海麾下攻蜀，破开州，进抵万州。宋军列阵万州长江南岸，世显乘夜伏兵上游，而于北岸布舟为疑阵，及战，率伏兵乘革舟顺流而下，袭破宋舟师，追击于夔州（今奉节），过巫山，为宋京湖制置使孟珙援军所阻。次年春，蒙古军回师挟江两岸西进，至涪州（今涪陵），世显奉命于江面架浮桥以渡军队，两日而成。继而分领南道之军围攻重庆，宋守军顽强抗击，不能克，以天气暑热退兵。其年秋，赴和林入觐，太宗嘉奖其功，赐金符。

1240 年，世显与其他蒙古军帅再度率部入蜀。时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置司于成都，修完城池，坚壁守御，并向蒙古军下了战书；十月，蒙古军围攻成都多日，有宋将田都统（名显）约下城出降被发觉，世显急指挥将卒架梯攻城以救之，田开此门内应，蒙古军遂攻陷成都，俘陈隆之。世显随即率精锐五百为前锋驰攻汉州（今广汉），三日后，诸军皆至，又攻三日，守将王① 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陇右金石录》卷五。

① 《金史》卷一二四《郭虾■传》。据姚燧《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节）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粘葛完展实为秦州帅。

夔驱火牛突围走，城陷。十三年春，阔端召世显入见，论功，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赐虎符，统领秦、巩、定西、金（今榆中）、兰、洮（今临洮）、会（今会宁）、环、陇、庆阳、平凉、德顺（今隆德）、镇戎（今固原）、原（今镇原）、阶（今武都）、成、岷、叠（今迭部）、西和等二十余府州①，军民财赋皆听其裁决。巩昌便宜都总帅府辖土之广，为各地汉人世侯所不及，汪氏成为在蒙古卵翼下专制一方的最大地方势力。不久，世显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延祐七年（1320），加封陇右王。有子七人。汪德臣汪德臣（1222—1259），字舜辅，世显次子。十四岁入质于阔端，赐名田哥，常从狩猎，以善射得到赏识。世显死（1243），阔端命其袭父职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其年秋，领兵入蜀，接援攻打泸州等处的蒙古军退还。时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备御有方，蒙古军进展不利。1245 年，德臣率部为前锋，攻掠了东川的忠州、涪州（今涪陵）等地。次年，蒙古分兵四路攻蜀，德臣等攻打蓬州运山城（在今蓬安东南，余玠所建，移州治于此），地势险峻，督步兵攻之，守军以擂石阻击，毙其坐骑，其弟直臣也在攻拔外城战斗中丧生，进攻受挫，乃退兵。1251 年夏，余玠统领大军围攻兴元（汉中，蒙古占领后于此设官置守，立兴元行省），蒙古急发各路军救援，德臣集属下诸州兵昼夜兼程赶至兴元。余玠见蒙古援兵大至，即撤围南还。

宪宗即位，德臣入朝，换赐新符印，使仍任原职；所陈奏地方利病诸事，都被采纳。针对南宋加强了防守并不时出兵北攻，蒙古方面也采取了持久攻防的策略，在沿边一带筑城积谷，置军屯守，作为攻宋前沿基地①。1252 年，德臣奉旨修复攻蜀战争中毁坏的沔州城城垣、房屋，部署官属，很快就完成。同年冬，从都元帅太答儿出兵攻掠成都等地，进围嘉定（今乐山），被余玠派来的援军击退；回师途中，经左绵、云顶、隆庆、剑门等处，都遭到宋军截击，力战得还②。

1253 年，宪宗复令德臣修筑利州城（益昌），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皆听其节制，并令都元帅太答儿等协同建城，可见十分重视。时忽必烈进兵大理，道出临洮，特召德臣入见报告利州建城事，视为攻蜀大计③。德臣请求免徭役，减课税，运粮、屯田以充实利州贮备，为持久计，忽必烈皆许之，并令置行户部（管理财赋的机构）于巩昌，设漕司于沔州，造纸币、发盐引以通商贩，实军储；又令临洮元帅赵阿哥潘等佐德臣建城。德臣奏准以兄忠臣权领总帅府事，自己得以专心从事利州建城。于是择州东宝峰山修① 按：史称汪氏所统24 州。据《元史》卷六○《地理志》，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初统5 府、27 州之地，除上引碑文所载者外，尚有隆庆（今四川剑阁）、临洮、徽、金洋、河（今临夏）、利（今广元）巴、沔（今略阳）、龙（今江油北）、大安、褒、径（泾川）、邠、宁等府州，即除陇右全境外，尚包括大片四川北部地。

① 据姚燧《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姚枢向忽必烈献此谋，转奏宪宗，被采纳。② 王鹗《汪忠烈公（德巨）神道碑》及《元史·汪德臣传》记载此役都有缺略。据《元史·纽璘传》，汪氏所部巩昌军属蒙古都元帅太答儿率领。关于进攻嘉定之役，宋朝方面有更详细记载，参见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页190。

③ 《元史》卷三《宪宗纪》误记此事于宪宗二年（1252）八月，据《世祖纪》，应为三年八月。筑城垣，又荐弟良臣为巩昌军帅，领兵屯利州嘉陵江南为外卫，并屯田于白水。利州本宋边防重镇，四川制置司曾一度置于此，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蒙古在此建城引起宋人惊惧，采取不时出兵袭击的办法来阻扰；建城开始时一切都需重建，后援又少，十分艰苦。1254 年春旱，嘉陵江枯涩，漕运困难，粮食不继，诸将提议放弃，德臣杀乘马分食将士，并出兵到邻近的宋嘉川（今旺苍）、阴平（今剑阁西北）、彰明（今江油南）等地抢粮，先后得七万余石。不久，后方（鱼关、金牛）水、陆粮运皆至，屯田麦亦有收成，军心始安。在建城的同时，他还以攻为守，侵掠宋境，使宋人不敢来犯。其年夏，遣所俘宋将招降苦竹隘山城（隆庆府治，今剑阁北），守臣南清献城降，附近山寨也相继归附；四川制置使余晦遣将率兵数万到紫金山（今盐亭东）建城，德臣乘其未就，选精骑夜袭，破其栅，宋军败走。1255 年，宋人收复苦竹隘后，两次派兵运送粮饷支援苦竹，都被德臣袭夺，可见其精斥候、善用兵。他招集流亡，完善守备，兴复农商，在鱼关到沔水间涉渡困难处架设桥栈，经过五年的经营，不但守住了这一前沿战略要地，还使利州成为“行旅通便，市肆翕集”的名城。1258 年10 月，宪宗亲统大军攻蜀，至利州，巡视城郭，十分赞赏德臣有胆识，称赞他“身甚小而胆甚大”，并说：如果不是守住此地，让宋人先得，那么四川咽喉之地就没有把握何时可以平定了（姚燧《汪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命立碑纪其功。

南征大军兵马极多，须渡过嘉陵江和白水交会处，水流湍急，以船运渡要费许多时日，德臣集工联舟为浮桥，一夕而成，兵马渡江如履平地，又受嘉奖。遂领本部兵从宪宗南下。在攻取苦竹时，德臣率将士鱼贯而登，宪宗称赏其勇；奏请遣人招谕龙州（今江油北），其守臣不战而降。十一月，攻拔长宁山城（潼川府治），诸将欲分掠其民，德臣奏请安辑之；进至嘉陵江边，乘舟顺流东下，宪宗命他为御前先锋。抵大获山城（阆州治，今苍溪东南），夺其水门，守臣杨大渊降，德臣奏请赦其以前杀使之罪以劝诱其他守臣归降，宪宗采纳其言，授大渊官，命从征。进取运山城，令杨大渊遣人招谕，守臣张大悦降，为之引见宪宗，于是青居城（顺庆府治，今南充市南）、大梁城（今广安东北）皆降，蒙古军遂入合州。1259 年，宪宗亲自指挥攻打州治钓鱼山城（今合川县城东北），守臣王坚率军民顽强抵抗，连攻五月不克。六月，德臣选精兵夜登其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兵，但遭到王坚反击而退。他又单骑亲至城下，呼王坚名劝降，几乎被城内射出的飞石击中，因此染病，不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有子六人，长子惟正袭职。

汪良臣汪良臣（1231—1281），世显第四子。十六岁就跟随兄德臣出征（攻蜀），为偏将。1253 年，德臣奉旨建利州，荐他为巩昌军元帅，领兵屯田于利州之白水（今白龙江），并守州之南为外卫，以防宋人来袭。1258 年，宪宗统大军攻蜀，良臣回巩昌，掌理对南征军的资粮供应，诏命权便宜都总帅府事。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于开平城，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和林称汗，兄弟争位。掌管陕西政务的大臣刘太平、霍鲁怀和屯驻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将浑都海等都拥护阿里不哥。五月，世祖所遣陕西、四川宣抚使廉希宪至京兆（今西安），捕刘太平等下狱，并遣使传旨命浑都海入朝，浑都海不奉命，杀使者，起兵响应阿里不哥。时京兆无兵备，希宪急命良臣率秦、巩之军讨伐浑都海。良臣起初还以未得诏旨为辞推托，希宪随宜将自己所佩虎符、银印授之，称奉有密旨，命他为总帅，统领陕西汉军守备沿河一带，于是受命出兵。浑都海见京兆方面有备，率部西去，七月，与阿里不哥所遣阿兰答儿统率的军队会于甘州（今张掖），即合兵东进，并遣人策动陇、蜀诸将，来势甚猛。良臣军与诸王合丹等及蒙古官八春统率的军队会合，与敌军相拒于删丹（今山丹）。九月，大战耀碑谷，两军对阵时，适大风扬沙，白昼晦暗，良臣乘机命军士下马持短兵冲敌阵左，绕出阵后，再溃其阵右而出，八春军则从正面攻之，大败敌军，获阿兰答儿、浑都海，解送京兆处斩①。此战粉碎了阿里不哥据有关陇地区的企图，对世祖统治地位的稳固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二年，入朝于上都，世祖盛赞其战功，良臣谦称自己只是奉行统兵诸王的成算而已，益受嘉奖，诏就佩已给虎符，授巩昌路同签都总帅（授官制文见王恽《中堂事记》），军民官皆听其节制。至元元年（1264），奉命代兄忠臣出领屯戍青居的巩昌军①。青居（顺庆府）是当时东川蒙古军大本营，由巩昌总帅领本部军佐蒙古征南都元帅钦察同戍，与大获山城（阆州）元帅杨大渊、运山城（蓬州）元帅张大悦、大良城（广安）元帅蒲元圭所部军联成一片，合称东川四帅府。宋将昝万寿率战船200 艘溯嘉陵江来袭青居，良臣击退之。三年，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与钦察同为东川四府最高统兵官。四年九月，良臣以钓鱼城险绝难攻，奏请在逼近其地的母章德山建立城寨，以控扼钓鱼城宋军，诏从之，于是将青居巩昌军南移九十里，夹嘉陵江东西筑武群、母章德两城（今武胜南）戍之，“昼则出逻设伏，夜则画地分守”；五年三月，改母章德山城为定远城，武群山城为武胜城。出兵攻重庆，败宋将朱禩孙之军。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侄惟正顾念他多年在外领兵作战劳顿，向朝廷请求由自己代替他，于是良臣回巩昌。九年，复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

当时，元朝已占领四川三分之二地区，至元八年于成都分立行省治之。

九年，四川行省也速带儿统兵征建都（今西昌地区），成都防守虚弱，签省严忠范又失于戒备，宋嘉定知府昝万寿乘机来攻，大败元军，进入成都外城，掳居民而去。忠范等省官竟弃城逃。十年，世祖以良臣熟悉四川军事政治情势，召入朝，委以蜀事，授为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时罢行省，复立西川行院），遣赴成都。十一年，世祖颁诏大举攻宋，西川行院亦奉旨出兵攻嘉定等地，并传诏招降嘉定安抚使昝万寿；万寿不从，益修城壕，缮甲兵，凭险坚守。十二年，良臣率军向嘉定诸山城发起猛攻，预计宋人在城外设有① 本段据《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五《汪良臣传》、卷一五九《商挺传》及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朴续集》卷二）等综合写成。耀碑谷决战时间，《耶律希亮神道碑》作八月，《元史·世祖纪》作九月丙戌，《李忽兰吉传》作十月。此从本纪。决战地点，《李忽兰吉传》又作合纳忽失温（Qanaqosi’un，此言“墙嘴”），当是耀碑谷的蒙古名。① 《元史·汪良臣传》缺载其调戍青居的年代。据姚燧《便宜副总帅汪公（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中统三年汪惟正还巩昌后，忠臣“独保戍（青居）三年”，入觐，“以久劳于边，代以忠惠（良臣）”，是应为至元元年事。此与《李忽兰吉传》所载“至元元年，令与同签总帅汪良臣还蜀，守青居”正合。由于本传漏略，以前史家都将良臣在东川的一段经历归入中统年间，如战昝万寿，攻重庆与宋将朱禩孙等成，皆于《宋史》无征，实误。

埋伏，事先大搜山谷，清除了伏兵，遂进围嘉定，歼灭出城逆战的宋军。五月，昝万寿遣部将奉书乞降，良臣为之保奏，请免其死，诏准之，并授签书行院事。取嘉定后，良臣与西川行院也速带儿等统兵顺流而下，招降了沿江紫云（今犍为）、叙州（今宜宾）、泸州（今泸川）诸城，进围重庆。东川行院兵亦南下合围。良臣分领本部兵攻忠州，并令部将到涪州策应，以阻断下游宋军对重庆的救援。十三年，宋合州安抚、制置副使张珏突围入重庆，加强了防守，并遣部将收复了泸州和涪州。元军久攻重庆不克，解围而去。十四年，良臣与西川行院诸军回师攻泸州，自春至冬，经过激烈战斗，始破其城。十五年春，再次围攻重庆，张珏拒降，率兵出城抗敌，良臣与之战，被射中四箭。次日，诸将督军士猛攻，宋都统赵安开城门迎降，遂取重庆。张珏犹率兵巷战，败，乘舟遁，被元军追获。良臣入城后，禁士卒俘掠，发粟赈饥，安辑人民。不久，夔州等城皆降，元朝占领了四川全境（仅钓鱼城至次年初始降）。四月，诏令良臣率立功蒙、汉军官及降臣入觐①。十六年正月，良臣奏言：“西川军官父死子继勤劳四十年，乞显加爵秩。”诏从其请。时罢东、西川行院，复立四川行省，乃授良臣为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②。良臣陈奏治蜀十五事，皆被采纳。回到成都后，着手兴复遭受长期战祸严重破坏的四川地区。同年七月，四川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受。十八年夏，病卒。

汪惟正汪惟正（1242—1285），字公理，蒙古名扎剌儿，德臣长子。1259 年，德臣死于合州，惟正奉宪宗旨至四川军中，经伯父副总帅忠臣和巩昌军将校推奉、诸王乃蛮台认可，权袭父职，守青居。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正式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时留戍青居的蒙古军帅乞台不花与浑都海相结，欲起兵响应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惟正遵照廉希宪传达的世祖旨意，缚乞台不花斩之，世祖嘉其功，令统掌东川军事。二年，入朝。三年，奉旨还巩昌，而由忠臣领兵与都元帅钦察戍守青居。同年，率本部军平定西蕃部长火都的叛乱。

至元八年，以叔父良臣出戍青居多年，戎马劳顿，奏请由自己替换他。

时良臣已于青居之南建武胜城以备御合州宋军，惟正又在其地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路，夜悬灯笼于栅间，中置火炬，顺地势蜿蜒，可照百步之外，以防敌方夜袭。九年，率兵攻掠忠州（今忠县）、涪州（今涪陵），破其七寨。伯颜统大军攻宋，惟正奏请率部由嘉陵江出夔峡东下，与伯颜并力取杭州。世祖命他仍留在四川攻略。十二年，惟正及东川行枢密院（至元十年置，巩昌军属之）其他各部军与西川行院军共同围攻重庆，率本部兵夺其洪崖门，俘宋守将。十三年，略地涪州，克山寨23 所。

十四年三月，奉旨自东川还镇巩昌。十五年，请王土鲁乘安西王忙哥剌赴漠北平定昔里吉叛乱之机，在六盘山发动叛乱，安西王相府令都元帅别速带领兵讨伐，以惟正为副。别速带不习兵，军行无纪，惟正帮助他正部曲、① 《元史》卷十《世祖纪》。原作汪惟正，应为良臣。

② 罢东、西川行院，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世祖纪》至元十六年正月分置川蜀四宣慰司，复立行省当在同时。

肃行阵、严斥候。过平凉，又选巩昌军精锐者补充。军抵六盘，土鲁据西山，惟正将别速带所统安西军分为左、右翼、以巩昌军居中，距敌一里许，令军士皆下马持弓引满，待敌突骑逼近，齐射之。敌败走，麾兵追击，擒土鲁，乱平。安西王还，嘉奖其功。世祖召惟正入朝，赐白金、锦衣，加授开成路（即以安西王夏宫所在六盘山地区置，今固原南）宣慰使。十七年十月，王相府罢，复立陕西四川行省，惟正授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事，分省于四川。四川经过数十年战祸，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用心安抚，人民渐安。

当时各地诸侯的世袭管领本境兵民之权早已被削夺，独汪氏犹掌巩昌二十四州军民。至元十九年七月，诏罢去惟正的巩昌便宜都总帅职衔，收其制令、虎符，而以巩昌路达鲁花赤别速帖木儿兼巩昌平凉等二十四处军前都总帅府达鲁花赤。终于也削夺了汪氏的军权。二十一年七月，惟正奏：“一门兄弟从仕者众，乞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元史·世祖纪六》）世祖从其请，于是汪氏权力又得到恢复。二十二年，惟正调任陕西行省左丞，入朝于上都，奏准将巩昌军民站户因饥流入四川并被括为四川军站户者归还巩昌。还至华州，病卒。

弟惟和，授巩昌便宜都总帅。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惟和奏：“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世祖曰：“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元史·世祖纪十二》）二十九年，复授总帅兼府尹，仍佩虎符。其所统州县虽有减少，而原有权力基本上一直保留。

第七章　刘秉忠　赵璧　王文统　张文谦　郝经　姚枢　许衡

第一节　刘秉忠

忽必烈藩府谋臣

刘秉忠（1216—1274），原名侃，僧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至元元年（1264）还俗时改今名。先世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人，曾祖仕金为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副使，祖泽遂定居邢州。父润，1220 年邢州归降蒙古后，木华黎命官守之，许便宜立都元帅府，被推为副都统，寻升都统。武仙乱定，州帅署润为录事①，以秉忠入质于帅府，时年13 岁。秉忠自8 岁入学，元帅以其知书，命僚属教之文艺，学业日进。17 岁，被辟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久之，不愿困于为吏，谓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世间事，1238 年初，隐居武安山中，学全真道；不久又入天宁寺为僧，师命掌书记。同年秋，因蝗灾乏食，随师就食云中（山西大同），遂留居南堂寺，研习天文、阴阳、术数诸书。

1242 年，禅宗高僧海云（印简）奉忽必烈之召赴漠北①，路过云中，携秉忠同行。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意”，秉忠侍侧，应对称旨，“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显示出博学多能，得到这位蒙古王子的赏识。海云南还，他被留在王府为书记，随时顾问，成为忽必烈最早的汉人谋士。张文谦说他“顾问之际，遂辟用人之路”②，此后忽必烈“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慕“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③，于是屡次遣使到汉地征聘名士，这与刘秉忠的参谋和推荐大有关系。

1246 年冬，秉忠得悉父病故，次年春，忽必烈特赠金，遣使送他回乡葬父，六月至邢州，1248 年冬十二月奉召还王府，秉忠此行可能还负有征聘人才和了解中原政治情况的使命，1247 年经他推荐被忽必烈征聘到王府的就有张文谦、窦默、李德辉等人。据《王恂墓志》载：“岁己酉（1249），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王恂）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④，可见为忽必烈搜访人才是他此行的任务。1250 年夏，他根据回中原两年所了解的情况向忽必烈呈上万言治国策，首先阐明“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接着报告了中原政治的许多弊端，并提出改革措施。一是户口逃亡问题，“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一是官吏问题，“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今百官自行威① 张文谦《刘秉忠行状》（《藏春诗集》卷六《附录》）载：“事定之后，署为本郡录事。”按：1225 年，降蒙后任河北西路副都元帅的武仙复叛，据邢州，何实率兵攻取之，孛鲁命实镇守邢州（《元史》卷一五○《何实传》）。“事定”应即指此。

①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② 张文谦：《刘秉忠行状》。

③ 《内翰王文康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④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引。

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一是课税问题，“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移剌中丞（耶律楚材）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奥都剌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一是刑法问题，宜“明施教令”，教令不宜繁，可“因大朝（蒙古）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禁私置牢狱”。一是当时很严重的高利贷问题，“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太宗）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此外，还提出百姓纳粮就远仓，所费大大超过应纳之数，“宜从近仓以输为便”，“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为一法”；关西、河南宜设官抚治，招民垦辟；以及设学校、养贤士、开言路、劝农桑、立朝省等多项建议①。当时他的故乡邢州情况特别严重，从1236 年邢州被分封给巴歹、启昔礼两功臣千户为食邑之后，每年更迭派人（达鲁花赤）监领，多不懂治理，加上地当驿路，使臣往来频繁，征敛需索，民不堪命。邢州人到忽必烈王府诉苦，他与张文谦为之引见，并进言：“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弊日甚。”建议派贤能官员治理，“或可完复”（按李谦撰《张文谦神道碑》载秉总、文谦之言为：“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效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乃推荐张耕、刘肃等人可用。时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采纳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近臣脱兀脱（断事官）、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李简、赵良弼佐之，整顿吏治、财政，招集逃亡，恢复生产，成为忽必烈实行汉法的第一个成功试点①。

1252 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秉忠从征，参与谋议，“决机制胜，多与上（忽必烈）合”②；并劝请戒杀戮，减少了对云南的战争破坏。如在攻下大理城时，忽必烈因派去招降的使臣被害，欲屠其城，他与张文谦、姚枢同谏曰：“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元史·张文谦传》）于是大理得免受屠城。从大理班师北还后，忽必烈驻金莲川之地（今滦河上游闪电河地区），1256 年，命秉忠选择地点兴建城郭宫室，相中桓州（今年蒙古正兰旗西北）东、滦水北的龙岗，占卜得吉，经三年营建而成，名为开平城。由于开平是忽必烈的“龙飞之地”，刘秉忠又以精于占卜、术数，学术能“通神明”著称，故元代流传着他“借地于龙”（其地原有水池）、立铁幡竿以镇之的传说③。1259 年，从忽必烈攻宋，“潜赞神机，孜孜匪懈”。在围攻鄂州时，宋相贾似道“以木栅环城，一夕而办”，忽必烈对侍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与张易遂推荐王文统是才智之士④。忽必烈即位后即用为中书平章政事。

①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① 刘秉忠、张文谦碑传都把言邢州事记在宪宗即位之前，据《元史·世祖纪》，应在1251 年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领汉地后，但所载言邢州事者为“答剌罕”。关于邢州之治，并见《元史》刘肃、赵良弼传。② 徒单公履：《刘秉忠墓志铭》，《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③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页23—24。

④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辅助世祖立法定制忽必烈即位，秉忠奉旨与诸儒议定各项制度。他居漠北多年，又一直追随忽必烈，熟悉蒙古的“祖宗旧典”，于是糅合蒙古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初步制订了元朝的新制。凡立中书省，改元中统，置十道宣抚司，颁布条画，选用官员，他都起了重要作用。忽必烈曾命官府于开平南山（命名南屏山）之胜地为他营建庵堂为静修之所①，中统二年（1261），又赐怀孟、邢州田各50 顷。五年（改至元元年），命同议枢密院事。自入忽必烈王府以来二十多年，他一直以僧人身份为谋主，人称“聪书记”，这时，翰林承旨王鹗上疏，谓其“效忠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荣”，建议“还其衣冠，崇以显秩”。世祖欣然嘉纳，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命还俗，改名秉忠，聘窦默女为其妻②。

自中统二年在燕京设中书分省，燕京实际上就成为第二个都城，开平升号上都后，燕京也于中统五年（至元元年）“正名”为中都。但旧城破坏较甚，于是至元三年世祖命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以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事负责建城工程。秉忠选定旧城东北旷地为新城址，按中国传统的都城宫阙制度作了全面规划，次年动工，城垣、宗庙、衙署、坊市相继兴建。九年，按照他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

至元五年，秉忠为避免繁琐事务，辞去参领中书省事，诏仍位太保。六年，奉旨与许衡等议定官制，其后就以此为准，又主持制朝仪，访知礼仪者练习，征召儒生尚文等人，在前金故老和许衡、徐世隆（太常卿）指导下，“稽诸古典，参以时宜”，主要参照唐《开元礼》斟酌损益，定为新制，并按他的建议搜访乐师，配备了音乐，又选怯薛士习为执礼员。朝仪既定，世祖观礼后十分满意，秉忠又奏立侍仪司掌之，从至元八年天寿节（世祖生日）开始举行，此后凡即位、元旦、天寿节、诸王及外国使臣朝见、封册、上尊号、祭祀及群臣朝贺等典礼，一律行朝会仪礼。以前太宗即位时耶律楚材曾初行朝仪，但不完善，未能改变蒙古旧俗，至此始为定制。这是对蒙古朝廷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至元八年，刘秉忠等奏请建国号。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大蒙古国”国号，世祖即位后，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汉地，随着中原皇朝体制的逐步建立，需要有相应的“美名”国号以表示其为“绍百王而继统”的中原新皇朝，遂用秉忠议，以为前代皇朝如秦、如汉以兴起之地为名，如隋如唐以始封之爵邑为名，都不足以表示本朝之伟大无比，于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建国号诏》）。

早在1250 年所上万言策中，秉忠就提出当时行用的《大明历》“日月交食颇差”，应颁行新历。后来又建议修历，但未及实行，至元十一年八月，卒于上都南屏山庵堂。十二年，诏追赠太傅、仪同三司，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① 张文谦：《刘秉忠行状》。据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二），中统二年刘秉忠已居于南屏山庵堂，其建造当在中统元年或以前。

② 王磐：《刘秉忠神道碑》，《藏春诗集》卷六《附录》；张文谦：《刘秉忠行状》。学精术数，道冠儒释秉忠侍从世祖30 多年，不管是远征或两都巡幸，他都随行，受到特殊的信任。《元史·后妃传》载，怯薛官曾奏请割京师外近地牧马，已批准，察必皇后想谏止，先故意责备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连皇后进谏都要借重于他，可见世祖对他确实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通晓音律，精算数，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①，据称“时之知数（术数）者，无出刘秉忠”（《元史·李俊民传》）。据王磐撰《神道碑》载，他死后，世祖嗟悼不已，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难，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与闻也。”（张文谦撰《行状》作“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尝求于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与闻。”）蒙古崇拜长生天，“事必称天”，以占卜辨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②。精于术数、占卜，又深明治国之术，两者相辅而行，这正是刘秉忠比当时的其他僧侣和儒士更受蒙古皇帝亲信的重要原因。姚枢赞他“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学术上是“凿开三室，混为一家”，与世祖的关系是“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③，比之为三国诸葛，西晋道安，南朝（宋）“黑衣宰相”慧琳，北宋象数祖师邵雍（据说能预言祸福）。王磐称誉他说：“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实惟太傅刘公为称首。”他在元朝建国立制中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先后推荐的人才很多，尤其受到时人的称颂。元人还盛传他通秘术、行师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①。

秉忠诗、乐、书、画俱善，有《藏春集》传世。无子，以弟秉恕子兰璋为继嗣。

① 王磐《刘秉忠神道碑》。

②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行记对蒙古人崇信上天和以占卜决事的情况，也有详细记载。

③ 姚枢：《祭文》，《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① 危素：《送郭真人还王笥山序》，《危太朴集》卷八。

第二节　赵璧

从藩邸旧侍到中枢重臣

赵璧（1220—1276），字宝臣，金大同府（治云中，即元大同）怀仁人。璧祖上历世不显，母李氏尝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读书。”璧兄年长后学佛。璧稍知事，李氏即使之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②。1242 年，二十三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至驻牧之处。当时渡漠北去的儒人不多，赵璧以接对精敏受到忽必烈厚遇，命王妃亲制衣服以赐，见面时但呼“秀才”而不名之。他曾奉忽必烈教令驿驰中原，征聘流落在各地的旧金名士至藩邸辅政；姚枢、王鹗等人就是由他罗致的。他还在漠北为蒙古生十人讲授儒书。这个时期，他的蒙古语逐渐精熟，曾奉命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后来一直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③。金末丧乱，云代地接朔方，赵璧居于此间，或即有感于时势，渐习北语，稍后遂能因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相沟通的需要而跻身新贵的行列。他的际遇，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1251 年，忽必烈兄长蒙哥即大汗位，召赵璧问治。璧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闻之不悦。事后忽必烈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元史·赵璧传》）。是年，他受命“总六部于燕”，即担任负责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燕京大断事官行署（燕京行尚书省）的必阇赤。“总六部于燕”即行尚书六部于燕，这是当时用来翻译燕京大札鲁忽赤助手大必阇赤的汉语官号。与他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回回人赛典赤、匿昝马丁等人①。

1252 年，忽必烈以燕京大札鲁忽赤昧于政事，汉地不治，乃因朝觐请分河南一地而试治之，蒙哥许之。忽必烈遂命璧与“朝贵莽噶拉”②、汉人世侯史天泽为使，经略河南。时河南甫罹兵乱，民不聊生。有刘万户者，贪淫暴虐。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敢行；百姓多呼之为翁。璧至，即按问恃势为虐的刘万户党羽董主簿，立斩之。刘万户受惊吓，卧病而卒。它若屏盗贼、造楮币、均赋税、立屯田。不二三年，河南“以最治称”。

1257 年，蒙哥因忽必烈得汉地民心而忌之，遣阿兰答儿钩考河南、陕西等忽必烈钤辖地区诸官府金谷。钩考官在河南百计罗织，汴府官属无所逃祸。时莽噶拉以国族得免；史天泽是先朝勋旧，也难以加罪。三名“河南经略使”中，赵璧的处境最为险恶，人为之惧。但他仍然镇定自若。每诣钩考官辩析文案，都据理力争。钩考官怒，则“端立拱竢；怒已，复辨如初”。钩考结果，谓璧勒扣“赏物”。忽必烈不得不出面相保，代他归还所谓被克扣的财物；又把他调离河南，去做忽必烈汤沫邑怀孟路（治今河南沁阳）的总管。1258 年，忽必烈统东路蒙古、汉军攻宋。璧受任为江淮荆湖经略使从行。② 张之翰：《赵璧神道碑》，《西岩集》卷十九。

③ 虞集：《赵璧谥议》，《道园学古录》卷十二。

① 蒙哥初年的燕京大断事官有牙老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等人。据《元史·赵璧传》，时牙老瓦赤以先朝旧臣向蒙哥邀官，蒙哥因璧之谏而不复用之。惟此事与其它文献记载不合。② “莽噶拉”是经清四库馆臣改写过的人名，其蒙语形式当作mangghala（梵语mangala），忽必烈有一个儿子也以该字为名，元代译作“忙哥剌”。

翌年，兵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宋贾似道请遣近侍相议。璧请行，遂在三千兵卒护送下至鄂州城，登城与宋将议。贾似道托足疾不肯出见，乃约再议而还。至秋，蒙哥在四川前线受伤病死。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与贾似道在鄂州城下议和之后班师，赵璧随之北归。

至元年间的仕途波折1260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他亟须依靠汉地的财赋人力北讨与他争位的幼弟阿里不哥。但当时中原地区因“新供蜀兵，府藏空竭”。因此，在即位当天，他就任命了三名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负责官员，赵璧与祃祃、董文炳同在选中。他们的汉语官号，《元史·世祖本纪》等，称为“燕京路宣慰使”。惟据同时代的实录文献，其职务实际上是“行六部于燕”，也就是燕京大必阇赤。赵璧在蒙哥初年已经担任过此职，所以现在大约是很得心应手的。碑传说他“经画馈运，相继不绝”；“手校簿书，得豪贵侵盗逋负钱数万计，乘舆北征，民不扰而军用足”。正因为他在供给北边用兵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统元年（1260）七月建立“燕京行中书省”作为统领汉地政务的中枢分支机构时，赵璧拜授平章政事。次年，燕京行省官员奉诏赴上都议事。元廷在燕京行省基础上正式确定中书省编制，又任命了一批新省官；继而又将新旧省官重行分划为“留中”和“行省事于燕”两部份。赵璧当仍分省于燕，担任平章政事①。《元史·宰相年表》“平章政事”条载赵璧于中统元年任该职，此实为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同条中统二年、三年，至元元年之下，则漏载赵璧其人。

中统三年，益都汉人世侯李璮叛。忽必烈调军往讨，命璧行山东等路中书省事。他的职责，主要仍是为合必赤宗王及史天泽指挥下的讨李军组织供需饷馈。故而战争结束后，璧即回到中省，李璮遗留下来的“益都路行省”建制则由撒吉思接管。李璮之乱牵连到他的姑丈、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王文统与李璮结谋案发，引起忽必烈对朝中一批汉人“秀才”的猜疑。主持陕西行省政务的廉希宪、商挺等人，也在这时受人诬告被召回朝廷。赵璧却在这当口向忽必烈进言，谓王文统原系廉希宪、张易所推荐，遂至大用。忽必烈闻奏，夜不能寐，以至夜半遣中使召见廉希宪。据记载廉希宪事迹的碑传资料，赵璧此举，乃妒希宪勋名使然。中间是否另有其他缘由，今难确考。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乘汉人世侯心怀余悸的时机，削夺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治，省并郡县，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赵璧行省于南京（即开封）、河南府（治洛阳）、大名、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卫辉（治今河南汲县）、彰德（治今河南安阳）、怀孟等地，实施地方官制的改革，历时二阅月，而后回京报命。

至元二年八月，忽必烈把阿合马专领的理财机构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由此引起中枢机构里人事的大变动。当时元廷免去了所有宰执，重新予以任命。中书省里的汉人乃至汉化很深的色目人如廉希宪，多被排除出来。赵璧从这时去职，直到至元四年正月，才有新的委任，即担任枢密副使。按当时建制，枢密院由太子真金兼使职，置副使①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大约中统、至元之交，中、行两省即已合并。此后中省官员随忽必烈驻夏于上都者，反而称为留在燕京的中书省本部的“分省”。两员，实际掌握院事。赵璧以一个汉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似乎是十分荣耀的事。然而他素无治军经验，这时突然担任军职，总令人觉得颇为蹊跷。他毕竟还是忽必烈最见亲信的少数几名旧人之一。因此虽然由于阿合马势力的上升而被挤出中书省，忽必烈还是为他安排了这么一个足以显耀其身份地位的新职务。据其神道碑称，命下之时，“舆情为公郁”。说明时人也都十分清醒地看到，这其实不过是赵璧在政治上失势的信号。

无论如何，在此以后，赵璧居然也真带起兵来。至元六年，宋荆湖统帅吕文德遣人到元廷约降。忽必烈乃诏璧驰驿襄樊前线，与都元帅阿术议可否；俄而命壁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当时元军正在围困襄樊。宋将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汉水溯流来援。时值汉水暴涨，阿术又卧病新野。赵璧恐夏贵乘夜潜进，袭破围城的元军，于是在元军结集区的南线据险设伏。璧往返督察，衣不解带七昼夜；并深入元军前沿踏勘敌情。夏贵果然择夜奔袭而来。赵璧得报，领单骑连夜山行，赶回伏区从事临战动员。不久宋军抵达元军伏击处，受到掩击，又慑于元军大事张扬的声势，不敢继续前进。至明，阿术扶病勒大军至，宋军溃退。璧率水军追贵舟师，大败之。

七年，因高丽权臣擅废国王另立，忽必烈从襄樊召回赵璧，改授中书左丞，同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驻牧辽西）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聚兵高丽。时高丽原国王已在元军支持下复位并赴阙面质。璧与头辇哥议，密奏元廷，建议遣兵将高丽王送归，使复国于古京，以安兵息民为上策。忽必烈从之。八年，赵璧还国，升中书右丞。十年，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自四年以后，他先被调出中朝，而后又以低于中统、至元之初曾任文职的官位回到中书省，直到这时才恢复原先的地位。

不过他重回中书省之时，仍是以理财当国的权臣阿合马势力鼎盛之日。

所以神道碑说他因为“同列非其人，忧深虑重，食少事烦”。看来他虽然也想勉为其难地扭转当日时局，但终究还是难以一施抱负。十三年七月，赵璧死于平章政事任上。

赵璧的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习尚，擅于词赋章表。忽必烈曾命数人作讨宋檄文，皆不能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忽必烈有“惟秀才曲尽我意”之许。他在蒙古人眼里是一个“秀才”，但其实却“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不像一般儒生那样唯务空谈，再加上又较早地学会了蒙古语，所以居然从一介平民变成“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至元中期，儒臣大都失势，他仍能居中书右丞、平章政事的要职多年。这与他个人的才性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　王文统

谋略奇才，李璮幕僚

王文统（？—1262），字以道，或云号云臾①，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大约生于明昌、承安间（1190—1200）②。其家世无考，早年经历仅知道曾中经义进士。按北京大定府于贞祐三年（1215）为蒙古所占，中都也于同年陷落，此后科举会试皆于南京（开封）举行。文统中进士似应在贞祐南迁之后，时当已移居内地（益都？）。中举后似未曾担任朝廷官职，故称“布衣”。据载，他“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元史·王文统传》），又曾“聚历代奇谋诡计为一书”③，儒学名臣姚枢、窦默都曾指斥他“学术不正”④。从上述反对派对他的攻讦和显然含有贬意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文统虽然以经义中举，其为学并不局限于儒家。其实，这也是金朝季年北方许多知识分子的风尚，不独文统一人为然，如耶律楚材、刘秉忠都兼通天文、地理、术数、释道、医卜之学，即使以经术闻名的窦默、许衡辈，也曾“诸子百家、兵刑货殖..靡不研究”⑤，只不过文统志趣特在法家和纵横家而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谋略、经济之才无疑比纯粹的儒学更为积极和实用，实未可厚非。

蒙古的连年进攻，使金朝在河北、山东的统治陷于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盘踞一方。当蒙古军到来时，他们多纳土归降，被蒙古统治者任为各地军民长官，许世袭统治其境，得自辟僚属，当时称为世侯。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或为寻求庇护以保全身家性命，或为乘机施展才干建立一番事业，纷纷投奔各地诸侯。文统“以游说遍干诸侯”，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后往见益都行省（山东淮南行省）李璮，“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①。李璮在当时各路诸侯中占有特殊地位，自其父李全以来一直据有山东半岛，根基深厚，地理位置有利，享有比其他诸侯更大的自治权；不仅“善用兵”，且能重用士人参谋军事政务，志向颇大。文统谋略超群，又与李璮结为翁婿，成为其亲信谋主，可谓如鱼得水，当能施展雄才，多有建树。但由于后来李璮的叛乱，文统在山东期间辅佐李璮治军理民的事迹多湮没无闻。《元史》本传仅载：“〔李璮〕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市私恩，取宋涟、海二郡，皆文统谋也。”按李璮辖境紧邻南宋部署有重兵的淮东路，蒙宋开战以来，蒙① LaoYan-shuan，TheChung-t’angshih-chiofwangYun，anAn-notatedTraslationwithanintroduction，Ph.D.dissertation，HarvardUniv.1962； 《秋涧集》卷十五有《郊送云叟公》诗，当为中统二年上都作，中有“因送行台振玉珂”句，行台应指燕京行省，时以平章王文统行省事于燕京。② 王恽：《中堂事记》载1261 年文统已“春秋高”，当超过六十岁。

③ 程钜夫：《薛庸斋墓碑》，《雪楼集》卷九。

④ 《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⑤ 《许鲁斋遗书》卷一三，《考岁略》。

① 《元史》本传。文统投奔李璮的具体年代不详。明人祝允明《前闻记》录李璮某部属所作《李郡王山东事迹》谓璮有六子，“长崇山，次备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子，封平州总管。”王夫人或即文统女，但在娶王女之前李璮已有子彦简，或其生母早亡，故王女得为正室。王氏所生子在璮败亡前已出任官职，据此推断，文统设奔李璮的时间可能在1240 年前后。

古统治者需要用他来承担东线攻防之责，李璮也借此自重，与蒙古朝廷讨价还价。蒙古朝廷多次要征调他的军队，都被他以本境防务重（“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不宜分军为由巧言拒绝，而且还多赐金、银符和银两让他奖赏所部有功将士。当时各地“诸侯”均出兵从征，人民深受签军之苦，独益都得免于征调。宪宗二年（1252）和七年，李璮出兵从南宋手里夺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涟水诸城，既扩展了辖土，又可以此向蒙古朝廷报功邀赏。文统为李璮出谋划策者必不止上述诸事，从李璮势力的壮大，忽必烈诸谋士对他的评价以及后来他被骤然重用看来，他在山东治理军民方面应极有成效，所以能声名远播。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文统，只有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而对其才干却并无异辞。

宪宗九年，忽必烈统兵攻鄂州，宋右丞相贾似道亲督诸军守御。守城宋军一夜间就树起木栅环城，阻挡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忽必烈十分赞赏，以为贾似道之能，对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刘秉忠和张易当即进言荐举：“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以问廉希宪，希宪也说对文统才名早有所闻①。次年（1260，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即帝位，四月，设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司之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原藩府中人才济济，如刘秉忠、张文谦、廉希宪、姚枢、窦默、郝经、张易等，都是多年追随他的亲信家臣谋士或早经聘问的名儒。按以往蒙古朝廷惯例，新汗即位总是首先委任亲臣掌理政务，忽必烈却选择了与他关系疏远的汉人世侯李璮的幕僚王文统，而且一下子就拔擢为主持国政的宰相，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反居其次（任左、右丞和参政）。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忽必烈博大的用人胆略，同时也因为王文统确实“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①。他的任相显然得到了忽必烈最亲信的谋士刘秉忠和家臣廉希宪等人的支持。

布衣拔擢，受命秉政由诸侯幕僚一跃而为朝廷宰相，是王文统生平的最大转折点。一方面，忽必烈“授之政柄”、“委以更张庶务”，使他得以尽其才智，伸展抱负；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为权力和派系不同政见斗争的焦点。

王文统是在关键的历史转变时刻受命掌政的。自蒙古进入中原以来四十余年，一直未能建立起适应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太宗时，耶律楚材力图逐步推行汉制，改变蒙古的统治方式，但受到极大阻挠，其所定制度“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郝经把当时汉地不治的情况概括为：“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宪宗时期，“旧弊未去，新弊复生”②。忽必烈即位，始决意进行根本改革，而“更张庶务”的责任就交给由王文统主持工作的中书省。中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设置十路宣抚司。当时各路长官多世侯，尽专兵①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巨事略》卷七。

① 王恽：《中堂事记》。

② 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民财赋之权，州县官吏皆其部属，也是子承父职。数十年来，他们上下相传，自行其政，视辖境为领地，人民如私奴，任意盘剥欺压。如平阳、太原路，“官世守，吏结为朋党，侵渔贪贿，以豪强相轧，其视官府纪纲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贫弱冤抑终莫得伸”，“赋役素无适从，官吏狼狈为奸，赋一征十，民不胜其困，故多逃亡”①，即是典型情况。他们一方面对人民淫刑暴敛，另一方面又隐漏户计，侵蚀官赋，将“合该纳官存留包银，并丝料粮税等差发，..私已用度，以致民间俱各征足，官司不得实用”②。因此各地户口减耗，国家赋税严重受损。早在忽必烈即位前，不少谋臣就提出改革地方统治制度、限制诸侯权力的建议。中统元年五月，遂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旨在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对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即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③；先后所颁圣旨条画，规定了宣抚司对所管地方官吏以及户口、财赋、刑罚等各方面政务的体究权责。宣抚使、副多以忽必烈原藩府旧臣出任，或出于文统所荐举。宣抚司的设置虽不足两年（中统二年十一月罢），而治效颇佳。如平阳太原等路宣抚使张德辉，惩办了特别恶劣的官吏数十人，“搜剔吏弊，遴选官属，庶政一新”，同时整顿赋役，“阅实户编，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当地老人称颂“六十年不期复见此太平官府”，考绩为诸路之最④。其他宣抚司也都在改进吏治、安定社会、劝课农桑和均平赋役等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二件事是完善政府机构。中统元年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取代原燕京“行尚书省”掌理汉地政务，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行省工作。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二年初，行省颁新政条画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都作了规定。三月，文统奉召至开平，遂与中书省诸宰执反复集议政务，奏准施行，主要有：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

第三件事是改革五户丝制度，限制投下权利。太宗八年（1236），将中原州县民户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投下），在耶律楚材建议下实行五户丝制，即每二户出丝一斤纳于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投下（宪宗时增加为国赋每户一斤，投下赋每五户二斤，故称“二五户丝”），由朝廷设官统一征收，每年按数颁给各投下，此外不得擅自征敛。但实际上各投下都径自派官向份地民户征赋，百般搔扰，且往往额外多取。投下对份地的榨取，和诸侯专权一样是当时最大的弊政。中统元年，中书省议：“诸投下五户丝科，自来就征于州郡”，“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遂奏准皆输燕京总藏，每年令各投下派官到中书省按数支取①。此外，中统二年，中书省又对在诸路附籍的投下私属人户进行整顿甄别，除某些特定的投下赋役外，均① 《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② 《元典章》卷二五《包银从实科放》录中统元年宣抚司条画。

③ 王恽：《中堂事记》。

④ 《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① 王恽：《中堂事记》。

令与民户一体承当差发（同上）。这些措施无疑是对投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四件事是钞法改革。太宗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各路都发行钞币，在本境使用，十分混乱。中统元年，在王文统主持下，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因发行新钞，真定原行银钞之价顿亏，文统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文统对实行钞法极为谨慎，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深为讲究利病，制定了周密的制度，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方便了民间贸易。①文统当政的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理财方面。忽必烈即位伊始，就爆发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军马调发频繁，军需粮饷供给浩大，加以诸王朝会赏赐、设立新的军政机构、营造宫室都城等，都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库藏几无积储，因此，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是忽必烈新政权面临的紧迫大事。忽必烈将“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授以管理财政的全权。文统的理财方针是“欲差发办而民不扰”。当时主要的弊病是财赋制度混乱，地方各自为政，诸侯、投下征敛无度，官吏贪赃作弊，差发不均，多征少纳，以致百姓逃亡者多，国赋严重亏损。针对这些弊病，中书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立十路宣抚司、改革投下五户丝制和实行统一钞法，将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核实户口，从实勘定各路差发总额，府、州、县、村逐级验户数物力科征，张榜晓示差发数目，县榜需开具各村人户花名及其合纳差发，使负担合理均平，不致隐漏或偏重；对各级官吏加强督责检查，以户口增、田畴辟、赋役均、差发办作为考核标准，不称职或贪赃欺弊、侵损国赋者予以罢黜或治罪；定盐酒等税法，申严私盐酒之禁，并置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等处与宋人贸易，禁军民越境私商，使课税不致流失。文统的理财政策获得了显著成效。中统二年，忽必烈召文统等行省官至开平集议政务并检查财赋情况，命文统与前燕京行尚书省臣辩论中统元年民赋虚实、比上年（宪宗九年，1259）多寡之数，继而诸大臣会集中书省检查前省民赋，“以上年比中元数多而所入者鲜，以中元比上年户同而所入者广，论辩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前后政绩优劣遂较然分明①。就是说，中统元年不但没有比上年增加赋额，且有所减少。据记载，行省本欲按丁巳（宪宗七年，1257）户籍征赋，李昶进言，由于逃户很多，这样做势必迫使现存人户替逃户补纳，加重负担，文统接受他的意见，蠲免了逃户之赋②；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也向王文统提出，百姓疲弊已久，又遇岁旱，应该量免税赋，终于说服文统，“竟蠲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③。按中统元年宣抚司条款规定：“被灾去处，以十分为率，最重者，虽多量减不过四分；其余被灾去处，依度验视，从实递减三分二分等，科降差发，视此为差。不被灾去处，① 王恽：《中堂事记》。

① 王恽：《中堂事记》。

② 《尚书李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③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斟酌民户难易，委实偏重去处，虽多不过裁减一分。”④。尽管减免幅度较大，但由于措置有法，中统元年国家财政收入反而超过了上年。燕京帑藏起运到开平后，忽必烈检视内藏，喜甚，曰：“祖宗以来，未有如是之多也。”⑤可以说做到了前代政治家提出的理财目标：“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任相两年中，文统殚精竭虑为朝廷效力，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忽必烈问以钱谷大计，他“敷对明敏，虑无遗策”，这是因为他“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他兢兢业业，勤于政务。主持行省工作，与同僚“未明已即事，过晡始散是早”；行钞法如履薄冰，日与僚属讲究利病，惟恐有失；下至薄书，钱物细务，也亲为规画，指授掾属，如诸路所造狐貉衣裘，报上数目，他教省掾用“棋方抹子”方法（类似古史臣编制年表之法）通类比附，即可见估值高下，孰省孰费。他决定和处理政务，颇能倾听不同意见，兼采众长，并不刚愎专断，如上述采纳李昶、张文谦意见量减民赋，采纳刘肃之策许各路行用钞如数兑换中统钞，即是显例。中统二年四月，中书省诸宰执集议中央和地方政事（选官、户口、赋税及钞法等），意见颇纷歧，文统曰：“何伤，取其长便者用焉。”经反复集议，始以所定军国大政上奏，皆获允准。

治国方针的分歧与派系斗争忽必烈对文统的见识、才能和政绩极为赞赏，至有相见恨晚之叹，屡屡召见，多所顾问。中统二年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忽必烈有意擢文统为丞相，召宋子贞、张德辉、杨果等征询意见，杨果等奏：“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文统辈经画其间，则省事成矣。”就是说，文统才干超群是无可否认的，但因他是新进之人，若擢为首相，会引起旧臣不满，不如用史天泽可以服众，而让文统等实际筹画政务。于是以史天泽为右丞相，文统遂仍为平章政事，忽必烈特慰之曰：“卿春秋高，恐劳于奏请，今后可运筹省幄，若有大议须面陈者，及朕有所咨访，入见，小事令人奏来，不必烦卿也。”可见其对文统的敬重和信任。随后决定史天泽等一部分省官留在开平中省，一部分省官以文统为首行中书省事于燕京，诏“管民官、管军官、鹰房、打捕、诸色造作，一切大小公事，并听行省从宜处置”。文统向皇后、太子辞行，“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刘秉忠在南屏山迎送，“待遇甚恭”①。

对任用文统当政，窦默、姚枢等一帮儒学派谋臣自始就不以为然。忽必烈即位之初，召窦默问有无如唐魏徵之人才，默即推荐以深契程朱理学闻名的许衡，但忽必烈未予任用，却将政务委付给以权谋智略著称的王文统。文统受命于国用急迫之际，自以理财为头等大事，力求速收实效，故颇主功利之说，这和窦、姚、许等人“以义为本”的主张正相对立。文统与忽必烈素无因缘而骤掌大政，许衡则完全被冷淡，有十多年顾问资格的窦默仅任翰林侍讲学士清职，曾长期效力于藩邸、以治平自许的姚枢也只授东平路宣抚使，④ 《元典章》卷二五《被灾去处量减科差》。

⑤ 王恽：《中堂事记》。

① 王恽：《中堂事记》。

为此姚枢竟不愿入觐陛辞，诡称：“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为夺其位。”②于是由政见不同开始演变为权位上的矛盾。据载，文统与中书左丞张文谦也有不和，“文统素忌克，谋谟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公（文谦）遂求出，诏以本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③。文谦也是老资格的藩府侍臣，对位居文统之下未必服气，加以意见不尽一致，难免发生争执。但他也是实务派，又与支持文统的刘秉忠为同窗好友，而且文统也接受了他提出的量免灾区税赋的意见，从《中堂事记》的记载看来，他们合作还比较融洽，未见他有不利文统的言论。

中统二年四月诸臣集开平，文统以政绩（尤其理财方面）显著更受忽必烈器重，几乎言无不从。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文统呼声甚高，而姚、许等都没有被提名。大约就在这时，窦默上书忽必烈，谓“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①。很明显地对文统进行了不指名的猛烈抨击。但忽必烈正倚重文统，仍任为平章政事，并特加慰勉，使行省事于燕京。文统于开平私第置宴与诸官话别，姚、窦、许皆应邀出席，然而此时双方矛盾已十分尖锐。六月，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入朝时，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谓“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忽必烈问：“然则谁可相者？”窦对：“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忽必烈颇轻许衡，不悦而罢。姚枢、窦默都是忽必烈旧臣，许衡名声颇大，文统担心他们屡在帝前进言于己不利，因奏以姚为太子太师，窦为太子太傅，许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窦默屡攻文统不中，颇惧，欲依太子以避祸，与姚枢都接受了任命诏书，独许衡以为不可：尚未正式立太子，岂能先有师保。于是三人同辞新命，退还诏书，遂改以姚为大司农，窦仍翰林侍讲学士，许授国子祭酒。不久，窦默、许衡均辞职归家②。文统赢得了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胜利。中统二年下半年的政事也多有可道者，如罢诸路所役民夫还之州县，河南、怀孟等处军马牧地大部分听民耕垦，核实新增户口和措置诸路转输法，诏诸王、贵戚不得擅取官物和私自断决民间词讼，修筑燕京旧城，免民间赋税等等，其中应有不少出于文统之谋画。

李璮之乱与文统之死中统三年二月三日，李璮发动叛乱，使文统陷入了杀身之祸。在此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世侯）张宏曾秘密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之迹十条，其中与文统有涉者为：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② 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③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① 《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②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左丞许文正公》；《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张宏认为：“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并指出免益都市马一条尤可见文统与李璮交结，因此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以事属机密，但令勿泄①。从张宏所揭诸条看来，文统在中央当政，确有偏袒李璮之处（如许用益都官银赏其本部军功，命自领益都盐课等，皆见《元史·世祖纪》）。据《元史》本传，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与李璮是翁婿关系，有音信往来是情理中事，说他“教璮为逆”则并无确凿证据。文统写成书面材料回答忽必烈的质问，具体内容不详，只知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并没有承认上述指控。本传接着记载：“会璮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洛水（当为涟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这段记载的头一句颇费索解，柯绍忞仅于其下加“为逻者所获”（《新元史·王文统传》），仍未能解释李璮何以将文统写给他的三封信送还。信的内容未载，只举出隐晦的“期甲子”（甲子为中统五年）一语。据文统自辩之言判断，李璮很可能向他透露过反蒙的意图，文统大概只是以隐约言辞含糊答之，既没有明确反对（如果反对则可证明无罪），也没有表示赞成（如果赞成则无辞以自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事先知李璮有反心而没有向忽必烈报告，就足以构成有罪。但似不至于死罪，故文统虽承服而不肯自言“当死”。忽必烈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示以上述三封书信，问“文统当得何罪？”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无将”语出《春秋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君亲），可见作为主要罪证的三封书信，最多只能断为“有反状”（诛王文统诏书中语），找不出通谋造反的实证。只有张柔大声说“宜剐”，忽必烈命诸臣“同辞言之”，于是都说“当死”。二月二十三日，遂以“同谋”罪诛文统及其子荛。文统虽因受李璮叛乱牵连而被处死，但当时人多承认，“元之立国，规模制度，.出于文统之功为多焉”。

① 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

第四节　张文谦

张文谦（1217—1283），字仲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父英，曾任邢州军资库使。文谦自少年与刘秉忠同窗，意气相投。年渐长，不愿仰衣食于父母，欲习吏事，为其父阻止，乃专志于儒学。1238 年，参加蒙古国在中原举行的儒士考试，中选，得免本户徭役。

1247 年，因刘秉忠推荐，被忽必烈征召到漠北，“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①，也就是担任怯薛中办理文书事务的必阇赤。1251 年，他与刘秉忠共同向忽必烈进言，建议选官治理邢州，使之成为中原各地取法的榜样（参见本书《刘秉忠传》）；又对当时中原政务应当急行改革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252 年，从忽必烈征大理，与刘秉忠、姚枢同谏止屠城。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复以“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宜一视同仁，不可嗜杀”为谏。九月，大军抵长江北岸，奉命备舟楫济师渡江，遂进围鄂州；闰十一月，忽必烈决定撤兵，命文谦传谕诸将，并命他发降民二万北归。

1260 年三月忽必烈即位，立中书省，以文谦为左丞，与平章政事王文统共理政务。五月，建年号为中统元年，立十路宣抚司，文谦以中书左丞兼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诏授虎符。这时汉地各路都由世袭地方长官管领，各行其政，当年六月卫州儒士王恽就上书张文谦说：“而今河朔数路，怀、卫两州，世官有晚唐擅据之强，风俗近天宝涂炭之苦，秽彰邻邑，政出多门”，盼他能以承宣之权“擿伏破奸”①。可见派出十路宣抚使实是推行新政，整饬各路诸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宣抚使权责甚重，故多以潜邸旧臣充任。《张文谦神道碑》说他出任宣抚使是因为在与王文统谋议之际，常提了不同意见，为文统所忌，乃求出；临行，对文统说：“天下生民疲弊日久，岁属大旱，若不量蠲税赋，将无以慰来苏之望。”文统以为“世祖新即大位，国家经费为数不赀，且素无积储、何所供亿。”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俟时和岁丰，取之未晚也。”于是同意减免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碑作于王文统被诛之后，所载张、王二相间的矛盾未必是实录。文谦在宣抚河北诸路时，辟儒生尚文为书记，胡祗遹为员外郎，杜瑛为提举学校官。中统二年春入朝，还居中书省。四月，他与王文统、廉希宪、张易等宰执官在开平共议选官、差发、驿传、钞法等政务，取得一致意见，制定了各道宣抚司条画，奏准施行；五月，完善中枢政府机构，设立左、右部分掌庶务，世祖任命了中书省右、左丞相、平章、右、左丞、参政以及尚书等官，并决定了诸宰臣留中（开平中省）和分省燕京人员，文谦仍任中书左丞，与右相史天泽等留中。三年，世祖以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总管财赋，阿合马提出有关事务由他直接奏闻，不必报告中书。诏命廷议，文谦指出：专人分管财用，前代是有的，但不报告中书却没有这个体例，如果中书省不能查问财赋事，难道要天子亲自管吗？世祖肯定了他的意见。皇子真金封燕王，守中书令，但未莅省署事，文谦与刘秉忠等奏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别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于是真金入中书，加强了朝廷的权力①。至元元年（1264），诏命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于西夏中兴（今宁夏银川）。①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碑。① 王恽：《秋涧集》卷六八。

①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一一五《裕宗传》。

当地文化、民俗与中原不同，政务还没有上轨道，文谦寻得被俘为奴的四川儒士五六人，释为良民，教以案牍，使任吏胥，于是地方政府机构的事务渐有头绪；又命随他来的副河渠使郭守敬疏浚中兴府境唐来、汉延二古渠，溉田九万余顷②，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三年，回朝廷，复入中书，仍任左丞。时有诸权势之家告称，有民户数千应归属他们为私奴，朝廷议久不决，文谦说：“奴与良，法当以乙未户帐为断，若已籍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归势家可也。自余皆国家良民，必无为奴之理。”议遂定。四年，调整中书省宰执官，文谦降为参知政事。五年，高唐人吴乞儿、济南道士胡王反，高唐令郭侃讨平之，逮系百余人，奏闻，世祖命中书省议处置办法，文谦认为：“愚民无知，为所诳诱，杀首恶三数人足矣。”得到丞相安童的赞同，派他和断事官不花到济南裁决，只诛为首三人，余皆释放。六年，奉旨与刘秉忠、许衡同议定官制。

七年，诏立司农司，专掌功课农桑，以文谦为司农卿。遂拟定条画，奏立四道巡行劝农司，其使、副定期分赴各路州县督促、检查农业生产及兴办水利等事；命地方长官皆兼劝农事，岁终由司农司考核，作为其治绩优劣的依据之一。又令农司诸官搜阅古今农书，删繁撮要，编纂成《农桑辑要》7卷，以指导农业生产。在他领导下，农司工作成效甚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①。又奏请立国子监，荐许衡为祭酒，选蒙古贵族、大臣子弟教之。时阿合马当政，实行官铸农器，高价配售于民；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专司印钞；立各路转运司掌课税，害民干政。文谦在世祖前极论其危害。十三年，改任御史中丞。阿合马忌监察机构碍事，其年十一月，趁省并衙门以汰冗官之机，奏准并罢诸道按察司，借此削弱御史台。已下诏，文谦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皆奏言不可罢，诏复立之②。文谦自知他在御史台终为权臣所忌，乃求避位，十四年，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主管修历。十九年十二月，授枢密副使，拟议肃兵政，汰冗员，选练兵士而优恤其家，皆未及实施，次年三月病卒。

文谦早年曾从刘秉忠学习术数，后来则尤善许衡，笃志于义理之学，在朝廷上始终支持许衡进其言、行其道。他与刘秉忠同为世祖潜邸亲信侍臣，同以荐举人才和从征大理、南宋时劝勿嗜杀为时人称道。虽然智数不及秉忠，而在推行汉法，奠定世祖初年政局方面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碑称他为人谦恭笃实，慈祥乐易，自奉若寒士，无他嗜好，唯聚书数万卷而已。子二人，晏，官至御史中丞；杲，武备寺丞。

② 此据齐履谦撰《郭守敬墓志铭》（《元文类》卷五○）。《张文谦神道碑》作“十万余顷”，《元史》本传又改作“十数万顷”，皆不取。

① 王磐：《农桑辑要序》。

②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至元］十三年，以省并衙门，罢按察司。十四年复置。”卷九《世祖纪》六载，至元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并省内外诸司”。李谦《王磐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引）载此事于至元十三年冬，谓因王磐奏谏，按察司得以不罢。《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传》则谓玉昔帖本儿以天福之言入奏，世祖诏复立之，唯误记为至元十二年事。

第五节　郝经

治学态度和政治思想

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①。

1232 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②。

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 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

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①。“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②。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 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

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③。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① 《郝经年谱》，《陵川集》卷首。

② 《北风亭记》，《陵川集》卷二六。

① 《铁佛寺记》，《陵川集》卷二六。

② 《志箴》，《陵川集》卷二一。

③ 《思治论》，《陵川集》卷十八。

而已矣”④。

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①。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②，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四上国策1252 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 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 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①，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 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④ 《时务》，《陵川集》卷十九。

① 《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二。

② 苟宗道：《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① 《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①。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② 《再与宋国丞相书》，《陵川集》卷三八。

① 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郝经《班师议》中称忽必烈行至汝南时（约在八月）就曾听到蒙哥死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29 载，忽必烈以为是谣传而未听信。故此处据《元史·本纪》所载，九月，宗王穆哥遣使来告为正式通报。

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0）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①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发，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平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②。

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苏盱眙），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

九月，到达真州（今江苏仪真），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虽经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领。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奸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①。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① 阎复：《郝公墓志铭》，《静轩集》卷五。

② 郝经：《再与宋国丞相书》。

① 《李庭芝回（郝经）书》，《陵川集》卷三二。

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对下属说：“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所以当朱方一再劝降时，郝经“与介佐束装露次庭者月余”，坚请归国①。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在严密的监管下，郝经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与此同时，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今南京）。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变得“龙钟皓首”，年老体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经不幸染病，忽必烈闻讯特派近侍、太医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赏赉，慰劳有加。但郝经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

① 《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第六节　姚枢

早年经历与传播理学

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人自后唐使辽，遂居其地，因以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为籍。姚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金朝的中下级官吏。1201 年，他生于汾（今山西汾阳）①。金末，因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也倍加赏识，称赞他有“佐王之略”。

1232 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出逃，至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荐北觐太宗窝阔台。这时漠北无汉人士大夫，太宗喜其来，甚重之。姚枢因此留居岭北多年。这段经历，对他熟悉和了解蒙古风俗习惯和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1235 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蒙古军破枣阳（今湖北枣阳），主将欲坑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得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阔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陆）时，姚枢从俘虏中访得江汉间的名儒赵复。二人相见于军中。姚枢“戎服而髯”，赵复初疑为西域人，经过交谈，他对姚枢的才识十分赞赏，乃出所为文数十篇相赠。赵复以九族殚残，不复欲生，但被姚枢强留于军帐中。当夜，姚枢醒来，发现赵复床上惟存寝衣，连忙起身出追，“鞍马号于积尸间，求至水裔”②，见赵复脱履被发，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姚枢以“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为辞，苦劝赵复北上授徒。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并协助杨惟中创立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教授程朱理学，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理学在北方由是传布日广，从此，姚枢本人也得以研读赵复所赠“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并很快成为在北方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1241 年，姚枢被窝阔台任为“燕京行台郎中”。这时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担任总领汉地政务中州断事官，汉人把这个官职称为燕京行台，姚枢事实上就是中州断事官的幕僚机构成员。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货贿，汉地世侯们惟恐获罪于他，“竞以掊克入媚”。牙老瓦赤常从接受的贿赂中分出一份送给姚枢。姚枢洁身无门，只好弃官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北）隐居。

在苏门，他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又诛茅为堂。置私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潜心读书，“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书籍相当缺少，姚枢不但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而且还动员别人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这个阶段，他与隐居在苏门附近的窦默、许衡等人过① 据姚燧《三贤堂记》，姚枢生于辛酉年，即1201 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 年。见《牧庵集》卷七。按《元史·姚枢传》谓枢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其所据当即姚燧《姚枢神道碑》。按碑文云：“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问可以惠利斯民者。..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从臣扶出登车至家，未更百日而愈。后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寿七十八。”元史作者将这段文字理解为十四年病，三年后复发致死，由此推断姚枢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误。② 《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许衡传》）。正是经过姚枢的介绍，许衡这时最早接触二程、朱子著述。回到魏地（今河南魏县之南）后，许衡曾感慨地对自己学生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尽弃前习，以从事于小学、四书，为进德基”①。窦默后来回到肥乡（今河南肥乡）教书授徒，也逐渐知名。苏门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之一。名士王磐受窝阔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主转至姚枢处从学。

在世祖藩邸中姚枢的政治经历及其学识与名声，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当时在忽必烈周围业已逐渐聚集起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等一大批名流儒士。1250 年，姚枢也被召至漠北，俾居卫从，而不直宿。忽必烈时召与语。姚枢曾为书数千言，殚精竭虑地劝说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又列时政要务三十条，包括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等。这个时期，姚枢日渐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为潜邸幕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

1251 年6 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国汗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为此大宴群下。众人都忘乎所以，姚枢罢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枢，问他：“倾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姚枢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元史·姚枢传》）忽必烈听后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1252 年，姚枢向节度漠南军事的忽必烈建议，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他总结了自1235 年阔出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失误之处，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不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因此姚枢建议，变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等到积谷高廪，边备既实，就可以大举攻宋。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姚枢的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当时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清口、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敌去则耕。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这一地区日后成为蒙古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为了实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 年7 月，忽必烈统兵攻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即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翌日，出发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① 《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1253 年，蒙古军驻夏六盘山。姚枢受命以王府尚书身份宣抚京兆，与杨惟中、孛兰等人共治关中，史称“旬月之间，民大和浃，道不拾遗”。入秋以后，姚枢复随忽必烈由陇西南进，穿过吐蕃东部，攻至大理城下。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大理守将尽杀蒙古使节。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后，依然饬令姚枢“尽裂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姚枢等人举曹彬事迹为止杀之谏，似乎对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 年春，忽必烈北归，驻军六盘山。这时姚枢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为劝农使，协助关西道宣抚使廉希宪治理关中地区。姚枢不顾疾病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①。经过几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

蒙哥即位以来，忽必烈在汉地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1256 年，蒙古贵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进谗言，称“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②，告发忽必烈。本于对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 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必阇赤阿兰答儿到关中“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忽必烈与蒙哥的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在关键时刻，姚枢向忽必烈进言：“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当时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冬十一月，他先后两次遣使见蒙哥，表白自己归牧于岭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复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蒙哥于是敕罢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 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0 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① 《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②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发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

李璮之乱发生后，王文统因有牵连被诛。此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另一方面，行政中枢一时难以有足够的合适人选，因此，几乎与提拔阿合马同时，姚枢于1263 年正月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不久，又带相衔先后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中统、至元之际，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乱，断然改变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迁转，军民分职。在实施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的过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当，一度出现“政令日改月异”的状况。朝中有人上言，批评“中书政事大坏”①，忽必烈闻后大怒，是以举朝人心惶骇。姚枢遂上劝言书，向忽必烈陈说保持政令稳定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建议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图远业。忽必烈怒为释。在担任中书左丞以后，姚枢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显著。这或许与阿合马① 据《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当时有宋子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宠不无关系。至元元年，阿合马即从领中书左右部“超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权中枢。至元五年，姚枢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职又一次离开首都到外地供职。他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在河南经理屯田事宜，为平宋张本。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使。十三年，罢昭文馆，姚枢乃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这时正是阿合马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时期，姚枢就在翰墨词臣的位置上，“明哲保身”一直到十五年病死。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实际上曲折地暗示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作为曾被忽必烈深为倚重的藩邸旧人，自从中统以后，他却始终没有在政坛上取得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他获得中土人心的主要活动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复汉地封建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生产，同时为了在黄金家族中获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精通谋略的士人辅助他纵横捭阖。姚枢这样的儒生恰恰在两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中统建元以后，忽必烈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关注，与儒家讳于言利、一味主张节用爱民的偏执观点发生抵触，他只好到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那里去寻求支持。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①，应与这种大背景有密切关系。除了作为政治家而外，姚枢亦颇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反而使忽必烈留下“公茂善谈论，物之圆者只说出柄来”②的印象。这恐怕也是使忽必烈后来对他逐渐疏远的原因之一。① 《元史》卷二○五《王文统传》，至元十二年，伯颜灭宋，捷报日至，忽必烈命阿合马、姚枢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姚枢去：“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在元军已占宋地的情况下，是否改行中统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事关大局。故姚枢之迂，使忽必烈不满，称其“不识事机”。② 《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第七节　许衡

倡鸣程朱理学于北方

许衡（1209—1281），字仲平，世人因其书斋名尊称为鲁斋先生。金河东南路怀州河内县（今河南沁阳）人。世为农家，父名通，寓居南京路钧州新郑县。衡生于新郑，八岁入乡塾，勤敏好学。十余岁，从舅父当县吏者习吏事，金朝兴建宣宗陵，徭役繁重，衡协助舅父分办，见民生困苦，而为吏者犹须承命督办差役，遂不愿为吏，决意求学。但这时金朝在蒙古进攻下已濒于崩溃，人民颠沛流离，无从求师指授，遂依父母之命从占卜术士学习占候之术，以为战乱中避难计。衡于占者之家见《尚书疑义》（疑即孔颖达正义），抄录而归，从此着意研习儒家经典。

金开兴元年（1232），蒙古军略取河南诸州县，衡被掳，役属于某万夫长。万夫长南征（攻宋，应在1235 年），始得脱，隐居徂徕山（今山东泰安东南），得王弼《周易注》，昼诵夜思，身体力行，学识增进。后迁居泰安东馆镇，再迁大名，皆以教学为生。1238 年，蒙古太宗下令考试诸路儒士，衡应试合格，得入儒籍，渐有声名。时窦默亦居大名，以精针术闻名，并通儒学，衡与之交往，共同研习经传、释老以及医、卜、诸子百家之说。1242年，姚枢弃官隐居辉州（今河南辉县）之苏门，衡闻枢得南宋儒士赵复传授的伊洛之学，乃往求之，因得读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及《小学》等书，深为信服，抄录而还，朝夕精诵，并付之实践。他对众学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基。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他让学生不论大小都从《小学》入门，彻底以程朱理学作为自己进修和教导学生的课程。从此，许衡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专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著《读易私言》成，末署“戊申（1248）八月庚辰识于家塾”①。其间，曾一度回故乡河内，又至洛阳寻弟。庚戌（1250），举家从大名迁回乡，中途闻河内政治仍苛虐，遂停留苏门，与姚枢邻居，共同切磋讲习。不久姚枢应忽必烈征召北上，衡独居苏门。

1254 年，忽必烈于份地京兆立宣抚司，劝农兴教，遣使征衡为京兆教授。衡应聘赴职，来学者甚多，其所著《小学大义》即此时教授学徒的讲义。次年，由宣抚使廉希宪保奏，令旨命衡为京兆提学，再三推辞不受，获准，返回家乡（据《考岁略》）。

上《时务五事》疏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衡应召至开平朝见，遂留居燕京。二年，奉召再至开平。时忽必烈方倚重平章政事王文统秉政，窦默上书言不可重用功利小人，又面斥文统学术不正，必将误国，不宜久居相位②；忽必烈问谁可① 《鲁斋遗书》卷六。《考岁略》谓“己酉，先生年四十一..是岁有《读易私言》”。又云“先生著述..曰《读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后所作”。皆与此不合。

② 据欧阳玄撰《许衡神道碑》，（《斋圭集》卷九），窦默之言实出于许衡。为相，默荐许衡，忽必烈不悦而罢。文统疑许衡唱和窦默之说，乃奏授默为太子太傅，姚枢为太子太师，衡为太子太保，意在将他们搁置于虚位，使其不能在皇帝左右参议中枢政务。衡以此事不仅不合义理（时太子尚未立），且在当时朝廷也不可能实行太子尊师的古制，说服窦默相与力辞不受，于是改授默为翰林侍讲学士，枢为大司农，衡为国子祭酒。当时尚未置国子学，祭酒也是虚职，衡受命后不久，即称病辞去，遂改命为怀孟路教官，许还乡执教。

三年九月，奉召至燕京，寓居道观。时王文统已败，姚枢、窦默均已起用，独衡未有新任命。他不登权贵之门，仅与姚、窦交往。至元元年（1264）初，复还怀州。二年十月，再召至燕（时已改中都），命入中书省议事，但未授官职，衡称病推辞。丞相安童素闻其名，访之于寓所，甚加敬重。三年二月，忽必烈召见，面谕他入省议事，辅导安童，若有所建言可先告安童转奏，其“名分”（官职）俟朝廷斟酌授予。四月，又召至上都询问政事，衡遂奏上《时务五事》疏，一曰“立国规模”，论当行汉法方能长久统治；二曰“中书大要”，论用人、立法之方；三曰“为君难”，分别陈述了“践言”、“防欺”、“任贤”、“去邪”、“得民心”、“顺天道”六事；四曰“农桑学校”，论须优抚农民，劝课农桑，自京师至州县皆立学校，使仓廪充实，人民皆知君臣父子之伦；五曰“慎微”，论使臣下各安本分，崇尚退让，在上者则要慎喜怒，守信用①。这篇奏疏引古证今，指摘时弊，提出对策，论析比较透彻，是许衡最重要的一篇政论。他的许多奏稿都自己毁弃，独保存此篇。但面见后，忽必烈仍未授以具体职务，不久他就因病不再赴省，获准回乡养病。

四年九月，复授衡为国子祭酒；十一月，征至中都备顾问。六年，奉旨与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同议朝仪官制，取古今制度加以损益，奏上。七年正月，擢为中书左丞。他提出三条理由表示不敢承受，一是非勋旧，不足以服众；二是无德才，不能当此重任；三是“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陛下知臣未尽，信臣未至，直以虚名误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当圣眷，其旋至悔咎必矣”。前二条都是虚文，只有第三条说出了他的真实思想。当时忽必烈急于增加财政收入，讲求功利，对许衡大讲义理王道，谓当期事功于三十年之后的议论不感兴趣，以致在听取他的长篇奏疏时流露出倦意；而且至元三年置制国用使司，七年初改立尚书省，委任阿合马总掌财政、民政，中书省权力已大为削弱。这都使许衡感到难以实行其政见。但他的辞职未获准许。五月，他弹劾阿合马专权、害民数事；又言阿合马所委尚书六部官多用人不当。阿合马欲以己子掌兵政，衡又言父子不宜兼掌兵、民、财三权，为此在忽必烈面前与阿合马激烈辩论。在当时诸相臣中，许衡确是尤为“切直敢言，不以荣贵为心者”，然而他的建议却都未被采纳施行，由是忧惶日深，病亦增剧，遂力辞左丞职①。

掌教国子学至元八年三月，改授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在此之前忽必烈已选蒙① 《时务五事》疏第五条后多删削，《鲁斋遗书》所收者较《元文类》卷十三多出六则，然文亦不全。① 王恽：《论左丞许公退位事状》，《秋涧集》卷八六。

古贵族子弟数人命衡教授，衡荐召门生王梓等12 人为伴读；至此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南城旧枢密院为学址），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充生徒。衡亲执教事，以所召门生分任各斋斋长。开学以来，他将家事尽付其子师可，专意教学，宾客来学中访问者一概谢绝。其所教授，先以朱子《小学》一书，讲书章数不务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证设譬，浅显明了，必使通晓而后已，并问诸生“此章书义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课余则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朝仪、典礼，小学生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之礼节，或投壶习射。为使蒙古生学习算术，取唐尧至宋历代世次年数编为《编年歌括》，命诸生记诵加减之①。这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习汉文和儒学的蒙古学生，对改变他们的蒙古旧习，使其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国方法，以培养统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诸生中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尽管他们的进身多由家世根脚，并非因为有国子学学历，但他们都喜欢炫耀曾在国子学受过许衡教导的经历。

至元十年二月，元军取襄阳，忽必烈意欲乘胜大举攻宋，命诸臣议，诸臣多纷纷献攻取之策，许衡则主张“惟当修德以致宾服。若以力取，必戕两国之生灵以决万一之胜负”②。表示不赞成用兵，应用和平手段使南宋归降，并以为用兵未必能操胜券。他的意见在朝臣中是绝对少数（连他的密友姚枢也赞成用兵南宋），未被采纳。这时，当国权臣屡诋毁汉法，国学生员的膳食津贴常被断绝，一些学生离学而去，使许衡倾心竭力从事的办学事业也难以继续。四月，他奉旨到上都议事时，即以年老多病，先人未葬为理由请求还乡。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王磐认为国学事关国家大体，“宜勿听其去”，而姚枢、窦默则主张根据许衡的处世原则，不应勉强挽留，且归葬先人也是孝道，应予允准。姚、窦与衡为密友，竟赞成他去职，可见他当时在朝中的处境确实不佳。获准回到怀州后，他谢绝交往，过着隐居生活。

仕途进退与学术成就十三年，元灭宋，南北统一，忽必烈命太子赞善王恂主持改定新历，以取代不准确的金大明历，集南北日官共同从事。王恂等奏言：“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诏召衡至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许衡、王恂与实际负责制历工作的都水少监郭守敬（后改同知太史院事）一致主张应实测天体运行变化以为制历之本，参考历代历法，参别同异。遂制成仪表，分遣日官赴各地测候。十七年，新历成，奏上，赐名《授时历》。衡与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时历经》。其年八月，因病获准还乡，皇太子真金奏请授衡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就便奉养。十八年三月，病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岁。临终嘱其子慎勿请谥，不可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

许衡在当时儒士中声望极高，而且胸怀治国平天下大志，忽必烈又早闻其名，屡次征召，待遇不薄。然而他在政治上却并不得志。虽然官至宰辅大① 《国学事绩》《鲁斋遗书》卷十三；虞集：《送李扩序》，《道园类稿》卷二○。② 欧阳玄：《许衡神道碑》，《圭斋集》卷九。按《考岁略》云：“襄阳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为不可，其辞甚秘。”

臣（正二品中书左丞），但只当了一年多，因为阿合马当权而难以有所作为；他的许多奏议，均“未闻以次施行者”①，终于不得不辞去政务。从儒家用世的立场出发，每次诏使来召，他都欣然应命，结果却都失望而还，如此反复五进五退。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套治国理论与忽必烈“未尽吻合”，被视为“迂远”不切实用，对他知之未尽，信之未至，只是因他声名甚著才一再征召，不过备顾问而已。尽管如此，他在促进忽必烈采用汉法和建立中原传统的仪文制度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国子学教育，对蒙古、色目子弟接受汉文化和培养了解中原文物制度的新一代统治人才，有很大贡献。

许衡最重要的业绩是传承程朱理学于中国北方，经他极力阐扬，开始扭转了北方的学术风气，从而为确立理学在全国学术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后，伊洛之学的重心也转移到江南，经朱熹集其大成，确立了理学（道学）的宏博规模和完整体系，成为理论上相当周密并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新学说。而在金朝治下的北方，伊洛余绪虽存却不成气候，一般学者为科举所左右，唯知蹈袭章句注疏之学，或究心于辞章声律，偶有朱子之书传至北方，但学者、知者、信者甚少，加以佛学在北方知识界浸润颇深，一些亦儒亦佛之士因南宋理学家力辟佛教，更起而攻击和抵制之。迨赵复传程朱理学于北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时从学者颇多，以为孔孟道统由此从南方又回到北方。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未能普及。真正使程朱理学在北方得以推广并最终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者，当首推许衡。许衡生长于金未乱离之世，只是从乡鄙下第老儒学些识字句读，后来又自学了一些先儒传注之书，并无师授，故章句积习不深。及得读朱子诸书，心领神会，大为折服，“冰释理顺，美如刍豢”，自谓“终夜以思，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此他尽弃旧习，专注于程朱理学，以“倡鸣斯道为己任”①。就其理学思想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祖述程朱，特别是朱子之说，加以通俗化的阐释。在写给其子师可的信中他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成，他书虽不治无憾也。”②他教授学生，一以朱子为主，或问以他说，则训之曰：“用功专主一家，则心不乱。”③似是把朱子的“持敬”说就用到对待朱学的态度上。如果说他的理论有什么特色的话，应该就在于他特别注重朱子有关伦理纲常的论述，反复阐明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并强调身体力行的“践履”工夫，大至君臣父子，小至盐米细事，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到“遵道而行”，不要因是小事而以为不足为，要求从内心到仪容、从日常行事到治国平天下，都应合乎“道”。他把“天理”（或“天道”）这一最高哲学范畴归结为“仁义五常”，谓“德行是学问中大节目，..圣人言论句句是尊德性”（《语录》下）。这本来也是理学家的常谈，不过在许衡尤为注重，以此修己，以此教人。欧阳玄撰《神道碑》颂之曰：“先生真知力行，实见允蹈，斋居终日，肃如神明。..其为学也，以明体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① 王恽：《论左丞许公辞位事状》。

① 《考岁略》；姚燧《送姚嗣辉序》。

② 《与子师可书》，《鲁斋遗书》卷九。

③ 《考岁略》。

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尚柄凿，不少变其规矩也。故君召辄往，进辄思退。方世祖急于亲贤，而先生笃于信己，是以终无枉尺直寻之意。”这是对许衡一生事业、为人的较全面概括。他被推崇为朱子之后、在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承续道统的第一功臣。元人虞集说：“使国人（蒙古人——引者）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许衡——引者）之功德大矣。”①是恰当的评价。后来元仁宗恢复科举，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经术考试均从《四书》出题，并专用朱子章句集注，使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学术，主要是许衡极力阐扬的结果。

大德元年（1297），赠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赠太傅，追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诏与宋九儒从祀宣圣庙廷。其著述存者有《读易私言》、《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诗文和门人所编《语录》等，均收在《鲁斋遗书》中。

子四人：师可，历官河南按察副使，卫辉、襄阳、怀孟路总管；师逊，未仕；师孚，早卒；师敬，由御史历官吏部尚书、中书参政、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翰林承旨、御史中丞，奉旨编帝训，泰定二年（1325）书成，诏译为蒙文，更名《皇图大训》。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

第八章　廉希宪　赛典赤·赡思丁安童不忽木

第一节　廉希宪

忽必烈藩府近臣

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号野云，畏兀儿人。曾祖牙儿八海牙，祖吉台海牙，世代为本国官。父布鲁海牙（1197—1265），幼孤，家产尽为其叔所取，依母家就学，通晓畏兀儿文字，精骑射。1209 年畏兀儿国归附蒙古，1214 年布鲁海牙被送蒙古充宿卫（怯薛），从成吉思汗西征，忠勤服劳，成吉思汗赐以西辽后族女石抹氏为妻。1229 年，奉命至燕京总理财币，供诸王大会之需。1231 年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当是汗廷派出的监督使者，仿用中原官称）。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闻其廉谨，指名要求太宗将他拔属自己，派他管领本位下在燕京、中山的匠户；及得真定份地，命为真定路达鲁花赤①，并作为唆鲁禾帖尼位下的代表参与管辖中原汉地，为断事官之一。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司，授真定路宣抚使。

希宪为布鲁海牙次子，石抹氏生，适布鲁海牙任“廉访使”，遂以廉为姓。自幼生长在汉地，习汉文化，亦善骑射，奉命与阔阔等同师事名儒王鹗。1249 年中随父北觐，入忽必烈王府为宿卫（怯薛）。好读书，有一天正读《孟子》，闻忽必烈召，即持书入见，问所持何书，答曰《孟子》，又问书中所说为何，对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忽必烈嘉其言，称之为“廉孟子”①。1252 年从忽必烈征大理，1254 年师还，时关中为忽必烈份地，置宣抚司治之，六月，命他留京兆（今西安）任宣抚使②。上任后摧强破奸，无所顾忌。有大商贷钱于人，征息数倍，希宪下令岁月虽久，只需还一本一息；时有诏儒士为人奴者听赎身，权豪不从命，乃强制执行，悉放为良。尤着意兴学，遣使传忽必烈令旨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复保举为京兆提学③。1257 年，因宪宗忌忽必烈在中原得势，遣大臣阿兰答儿钩考关中钱谷，宣抚司遂罢，回王府。

力陈即位大计1259 年，从忽必烈攻宋，请求以官钱赎军士所俘儒生释还家，忽必烈许之，得免为奴者达五百余人。宪宗死后，阿里不哥谋争汗位，遣断事官脱里赤于燕京括汉民为兵。忽必烈得报，即从鄂州班师北还。希宪进言陈述“大计”，大旨谓：殿下是成吉思汗嫡孙，先帝母弟，征大理、伐南宋都取得成① 《元史·布鲁海牙传》将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向太宗求取布鲁海牙、授为真定路达鲁花赤事记在辛卯（1231）年“拜燕南诸路廉访使”之前。今按拖雷死于1232 年，由唆鲁禾帖尼向太宗要人应是拖雷死后事。《史集》第2 卷《拖雷传》载，拖雷死后，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把合罕的一个商人给她，合罕吝啬不给，唆鲁禾帖尼哭道：“我的心爱的（指拖雷）为谁作为牺牲？”于是合罕才满足了她的要求（汉译本页203）。又，真定路于1236 年才分给唆鲁禾帖尼为食邑，在此之前她不可能任命真定达鲁花赤。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廉希宪家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据《家传》。② 同上；《元史》卷四《世祖纪》。

③ 许衡：《辞免京兆提学状》，《鲁斋遗书》卷九。

功，又招揽贤杰，抚育黎民，天下归心，天意人心所向都很明显，汗位非殿下莫属。忽必烈派他先行审察事变，他探得阿里不哥已派刘太平、霍鲁海到陕西，考虑到宪宗攻蜀时曾留大将浑都海率骑兵四万屯于六盘山，攻蜀诸军还散处在陕蜀，刘太平与诸将本有勾结等情况，如果关右之地被其所据，对忽必烈极为不利，于是立即向忽必烈报告，建议派赵良弼借口他事前往陕西探明情况。忽必烈要争夺汗位，必须获得东道诸王的拥护，因而首先要结好于东道诸王之长塔察儿，希宪自请为使，带着礼物前往。他向塔察儿称颂忽必烈的功德威望，天顺人归，并说：“臣下论议已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塔察儿被说服答应依其言，遂结约而还①。1260 年春，诸王大会于开平共议推戴，阿里不哥未至，犹豫间，希宪进言：“阿里不哥掌握留守汗廷之权已有多年，假使奸人奉他即位，下诏来召，我们就被动了。如果殿下先即大位，颁布诏书，他若迁延不来，便名叛逆。时机紧迫，宜早定大计。”于是忽必烈宣布即位。当时鄂州前线的军队还未撤还，而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已势不可免，希宪又奏请遣使与宋息兵通好，令诸军北归；封高丽质子王倎为高丽国王，送之还国，以睦东邻。皆被采纳。安定川陕赵良弼从陕西回来报告说：刘太平、霍鲁海已宣布行使大汗政权于陕西，独收钱谷，名为接济四川军，实欲据有其地，与六盘山相呼应，而四川蒙古军帅亲属俱在漠北，其心难测，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替换诸将，并向将吏给散金帛。事态十分严重。四月初，世祖遣廉希宪与八春（断事官）、商挺为陕西四川宣抚使、副，赵良弼为参议，急驰赴任。五月一日，刘太平等先入京兆，三日，希宪等亦至，京兆出现了对立双方派来的长官，人们莫知所从。希宪当即召集官吏宣布诏旨，于是官府粗具，民心稍定，随即遣使往六盘宣诏。十多天后，有急使自六盘来告：浑都海拒令，已杀诏使，并遣人急邀驻成都军帅密里火者、驻青居军帅乞台不花起兵来援，且约刘太平等同时举事。希宪当机立断，命万户刘黑马等捕刘太平、霍鲁海下狱，接着遣刘黑马至成都诛密里火者，命汪惟正（巩昌总帅时驻青居）诛乞台不花，将虎符、银印授与权巩昌总帅汪良臣①，命率汪家军并征秦巩等处诸军讨伐六盘，发府库银、帛以给军。又临时组织四千军队交八春统帅，授以方略，谓六盘兵精，勿轻与战，但张声势，使其不敢来袭。闻有诏使来颁赦令，希宪先将刘太平、霍鲁海处死，然后接诏，上书自劾停诏先杀及擅权命帅、调军、发库等事。世祖赞许他知权变，诏慰之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四川蒙古都元帅纽璘军之奥鲁（留后家属营）在陕，奥鲁官二人受浑都海重赏，欲发兵应六盘，八春捕获二人并其从者，请诛之，希宪命尽释还，安定了奥鲁营。其人感激，愿效力，遂征得骑兵数千以增益八春之军。浑都海率军自六盘西走甘州，与从和林南下的阿兰答儿军会合后，浩浩荡荡向东进兵，同时派人联络陇蜀诸将，又命纽璘之兄写信招纽璘，形势又① 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载：“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惟一王蹋察耳尝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曰：‘臣所有之’，书出而决。”据此知塔察儿于大会之前曾有同意推戴忽必烈的约书，应即廉希宪此行的成果。

① 《家传》及元明善撰《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均作惟良，误。趋危急，人心浮动。希宪遣使申谕诸将，晓以利害，使他们改变了观望态度，军队复安，纽璘也奉召入朝。八月，诏改陕西四川宣抚司为行中书省以重其权，拜希宪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挺同签省事，赵良弼为参议。不久，汪良臣、八春及诸王军击溃敌军，俘阿兰答儿、浑都海送京兆，斩之，秦陇平。希宪又奏请下令禁四川军吏虏掠降民，违者本军千户同罪，并禁贩卖人口；又放还所俘宋资州知州张炳震等，令持书谕宋四川统帅，缓和了双方关系，四川局势得以安定。

中统二年（1261）春，希宪奉诏还朝，入中书省，与诸宰执同议政务；五月，新命宰执官，授中书平章政事。原定与王文统同行省燕京，因商挺遣使入奏谓“关陕重地，大乱之后，余风有未殄者，非廉希宪不能镇抚中外”，遂命仍行省秦蜀①。中统三年李璮叛后，世祖对方面大臣颇怀疑忌，中书平章赵璧言希宪与张易曾荐举王文统，法应坐罪，且关中形势之地，希宪得民心，又有商挺相辅，不可不虑；又有蜀人费寅（降蒙后曾任兴元府同知，犯法当死，遇赦）恨希宪不起用他，乘机告发希宪与商挺在京兆修城聚兵、潜蓄异志九件事。世祖惑其言，遣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代希宪行省京兆，并审查其事，召希宪、商挺回京。经审查无验，事解，留任中书平章政事。建议罢世官，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省并州县，黜陟官吏，惩办其尤不法者，诸侯震悚。两月事毕，召还朝。四年，降为左丞。他在世祖面前能直言无讳，不稍迁就，如谏止罢免和审讯丞相史天泽，谏止诛四川军帅钦察，驳阿合马反对成立御史台之议。世祖命他受戒于国师（当指八思巴），他答以“臣已受孔子戒矣”，不从命，并解释说孔子之戒就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世祖亦不能勉强。有诏释大都罪囚，回回人匿赞马丁（宪宗朝燕京行尚书省官）为怨家所告在囚，亦被释，怨家又告，世祖怒责释放匿赞马丁事。释囚时希宪适告假，未署堂判，这时急取堂判补署，以示共同负责，并以诏书中未言不释此人为理由当面抗辩。世祖愈怒，希宪请罢职，遂于至元七年正月和左相耶律铸同被罢①。居家四年，但以读书、教子为务。监察御史王恽上书论其功绩、廉能，建议起用，使当一面之责，未被采纳。

行省北京和荆湖十一年二月，诏起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时有言头辇哥国王行省其地有所不便者，故命希宪往镇，谕之曰：“辽霫户不数万，正以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联络旁午。明者见往知来，见微知著，塔察儿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当识此意。”其意明显是要他防东道诸王、驸马跋扈或生异心。希宪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察知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逮缚富家，诬其祖曾借息钱，逼其偿还。即遣吏捕驸马，此人初尚踞傲，竟直入省堂坐榻上，希宪令曳下跪，责以私狱违法，始哀求免死，头辇哥也为之说情，稍宽待，连夜拔营逃走。塔察儿使者来传令旨，头辇哥① 据王恽《中堂事记》。按《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三年三月“诏以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员麦肖行中书省事于陕西、四川”。疑赴任在此之前，又，《家传》及《神道碑》均谓其还朝前即授平章政事，误。

① 罢职年月据《元史·世祖纪》。释囚事实在至元六年，《元史》本传作七年误。站立，希宪则坐而听旨，说：“朝廷大臣没有为诸王起立的道理”。使者回报，塔察儿亦不敢加罪。七月，遂诏头辇哥毋署省事，归其份地。鲁国长公主与驸马入朝，途中狩猎，征民牛车以载猎物，征求需索，其费达15000 贯钞。希宪宴请公主，不及其从者，从者有怨言，希宪说：“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驸马怒而起，希宪即进言：驸马纵猎不是国务，而费民财无数，我已遣使驰奏。驸马惊愕，入告公主，公主只得陪礼，愿出钞如数偿还百姓，请求不要入奏。

十二年，阿里海牙攻取江陵，奏请派朝廷重臣开府镇之。世祖急召希宪，命以中书右丞行省荆湖①，三品以下官可承制刻印版授，奏入即发制书正式任命。希宪至江陵，阿里海牙率部属望拜郊外迎之，二人职品相同而尊崇如此，威信大立。当时元军取江陵未久，秩序混乱，士卒纵横，剽掠商旅，城门昼闭，灯火禁严，民心惊疑。希宪令各军归营，非调发不许辄出；开城门，弛灯火之禁；录用原宋宣抚、制置两司幕僚，宋官归降者使仍任旧职。于是政事初具，人情渐安。宋人曾引水环城为守御计，希宪令泄入江河，得淹没之地数百万亩，招民耕种，许三年后减半收租。沙市有积米二十万斛未收入官籍，即发以赈公安县饥民。继而大兴学校，亲临讲授，撤官屋恢复竹林书院，给书万四千卷，来学者日增。由于他的德政声名远播，思州、播州土官田、杨二氏及宋重庆守官赵定应（四川制使）均遣使越境前来约降，宝庆、武冈、益阳等城也都送户籍向他归顺。他拒绝接受诸官献金，但所献俘获男女则受之而释归，被释者遂自称“廉民”。

十四年春，符宝郎董文忠奏谓希宪有病，不适宜江陵暑热之地①，诏召还朝，征扬州名医王仲明为其治病。时有南人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世祖采纳其言，拟以希宪为侍中，皇太子真金也加以鼓励，后因阿合马言其不便，未立，希宪也从此闲居养病。十六年春，诏命复入中书，时病已渐重，皇太子遣人探视，并叩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当时阿合马当国，得到世祖宠信，希宪无力挽回，其心境可知。十七年十一月，病卒。为政清廉，尊礼儒士希宪先后出主三行省，都有突出政绩。在陕西则临危果断。弥伏祸乱，在北京则抑强摧奸，不畏亲贵，在荆湖则广施仁政，安抚新民。在中书七年，能直身立朝，对政务也有赞襄匡正之功，时人王恽称其“临大事不可夺，廉正有大臣风节”（《中堂事记》），“疾恶如仇，进贤若渴”（《廉平章廉能合复用状》）。其为官清廉尤受时人称颂。在陕西三年，荆湖两年，归朝时都是“囊橐萧然，准琴书自随”而已。当时派到南土的官员大多从南宋故官、富室那里索取（称为“撒花”）大量财富，希宪拒受献金，和他们形成鲜明对照。从荆湖归朝后，有一次，世祖问他有多少随从，回答说只有一个弟弟相帮，世祖笑道：“你的书生习气还一点都没有改变呀。”他厌恶奸邪，① 《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谓阿合马当国，“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按当时希宪已不在朝堂，说阿合马排挤他未必是事实。

① 《元史·董文忠传》载其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还。”不礼权贵，对儒士则极喜亲近，加以善待。在中书平章任上时，已授为行省、都元帅的宋降臣刘整诣门求见，他不予理睬，有意给以羞辱，对刘整说：“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不久又有被拘执而流落燕京、饥寒狼狈的南宋儒士持诗求见，他立即命其弟铺设坐椅，亲自出门迎入，命内人备酒茶款待；诸儒士请求放其南归，次日他就奏准放还。诸弟问他：刘元帅为皇上所倚任，为何反菲薄之，而对江南穷秀才却礼遇如此。他说：“我是国家大臣，言动频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①先后举荐、辟用人才颇多，如张础、同恕、孟祺、张雄飞、张孔孙等。喜读经文，子弟都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成为元代著名的色目儒宦家族。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均任高官，恂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恒官至御史中丞，惇官至行省左丞。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待士》。

第二节　赛典赤·赡思丁

从燕京断事官到中书平章

赛典赤·赡思丁（SaiyidAjall），一名乌马儿（Umar），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别庵伯尔”，意为“天使”，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称号。赡思丁于1211年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220 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赡思丁年方9 岁，随其族人迎降，或谓迎降蒙古军的是他的祖父。此说尚待进一步的考证。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他们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

太宗时赡思丁袭父职，为燕京断事官，1251 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塔儿、斡鲁不、察乞剌、赡思丁、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老瓦赤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赡思丁、匿咎马丁佐之。大约在1253 年，赡思丁迁燕京路总管。在任期间，多惠政，擢为采访使，专事物资供应。1253 年，皇弟忽必烈奉命南攻云南，率师抵六盘山，“他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奈之时，他［赛典赤］ 来到 耍 ⑶衣男兄袄袢缫潜ā*①。因而大受忽必烈赞赏。后来忽必烈专门在蒙哥面前保举了他，也受到蒙哥的慰抚和赞赏。从此，赡思丁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忽必烈当时总管汉地军事，在漠南金莲川（今滦河上源）建藩府，招揽谋士，奉命征讨，有志于建立中原霸业，所缺者多为财粮，赡思丁（塞咥旃）主管燕京行省财赋，“彼事宪宗，常阴资朕（忽必烈）财用”（《元史·不忽木传》），助长了忽必烈的实力，赡思丁的功绩忽必烈是念念不忘的。1256 年蒙哥征蜀，赡思丁仍“主馈饷，供亿末尝阙乏”（《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以下引文未出注者皆据传）。

燕京行省期间，赡思丁除主管财赋外，还按照忽必烈的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1252 年，忽必烈两次发令旨命牙老瓦赤等众断事官增修文庙；三年六月，作为燕京路总管的赡思丁奉令旨出包银增修文庙一新；四年五月，忽必烈再次下令旨给赡思丁，重申道士退出文庙及基地土，由在京儒生主领①。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由于上述特殊关系，赡思丁受到了重用。这年立十路宣抚司，赡思丁为燕京路宣抚使。二年六月，入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旋拜中书平章政事，制辞曰：“两朝眷遇，事凡精勤，常办集于军前，能经营于意外，欲旌成绩，宜处台司，当奉至公，用遵大体，尽尔替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诚”②。忽必烈没有忘记当年在藩邸时许的愿，于设置中书省之时，使赡思丁成为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内，赡思丁主要掌管财赋，当时忽必烈以丝为本发行交钞，赡思丁对交钞的发行有所控制，因而使交钞信誉甚高。至元元年（1264），赡思丁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第一任平章政事，在官三年，增户9565、军12255、钞6225 锭、屯田粮97021石，抑制和买钞331 锭，政绩卓著。中书省因此赏银5000 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至元七年，赡思丁从大军进攻南宋，分镇四川，驻军嘉定，与宋军对垒。①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0。

① 《析津志辑佚》，页199—20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八二。

次年，元军国襄阳，命各道进兵以牵制宋军，赡思丁率将郑鼎等水陆并进，至嘉定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获战舰28 艘。奉命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汉中），专门负责粮饷供给。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召见赡思丁，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赡思丁遂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兀良合台于1257 年平云南后，仍用段氏及当地首领统治。“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元史·世祖纪九》）。他“委任非人，政令屡变，天庭高远，人相闻知，边鄙之民，往往复叛”①。至元元年曾爆发了舍利畏起义，诸蛮亦变乱不常。至元四年忽必烈封忽赤哥为云南王，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兔哥儿、金齿等处，同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又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但宗王、行政长官、军事统帅之间互相争夺权利。至元八年，忽赤哥被都元帅宝合丁、六部尚书阔阔带等合伙毒死。事后，宝合丁等虽被处死，但忽必烈震动异常，遂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命可靠的大臣去稳定云南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选定赡思丁去担负这一重任。赡思丁受命后，即遍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出云南物产、交通、山川、城郭、关隘等图，进呈忽必烈，忽必烈赐钞50万锭、金宝无算。

行省云南的卓著政绩至元十一年七月，赡思丁抵达云南大理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施政措施。

第一、创建云南行省。

当时的云南王为脱忽鲁。脱忽鲁以为赡思丁至必夺其权，乃“具甲兵以为备”。赡思丁采用尊重宗王、释其疑忌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遣其子纳速剌丁先至王所，说明“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脱忽鲁遂派亲臣撒满、位哈乃去见赡思丁，受到隆重接待，并授两人为行省断事官，参以行省事务，从而打消了脱忽鲁的疑忌，“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赡思丁十分重视了解民情，调查社会存在的问题。“下车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安国例民之要”①。“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虚浆至，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②。他通过与民众接触了解到当时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造成人民痛苦的主要原因，因此迅速完善行省机构、统一号令是当务之急。行省建立后，他命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督，收回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之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十二年，他奏请忽必烈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行省成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又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使之行使对行省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之指挥权。

在建置行省的同时，赡思丁对云南全省的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革。至元十二年，他上奏忽必烈：“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得到批准。于是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① 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条。

①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

② 张洪：《南夷书》。

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户。云南全省“为路二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史·地理志四》）。从此，云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第二、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和邻邦的关系。

云南地方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他们叛服无常，历代统治者实际上都未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统治。赡思丁采取了“力攻不如德降”①的政策，逐步平定了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反抗。

罗槃甸位于今红河一带，以元江为中心的阿棘诸部蛮曾参加过舍利畏领导的反蒙、段大起义，至元七年后诸部又筑城反抗。至元十三年，赡思丁率军亲征，师次罗槃城，诸蛮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赡思丁以为不可，遣使以理谕之，罗槃酋长虽表示降服但过了三日仍不降，诸将奋勇请兵，赡思丁又不可，有将卒违令进攻，赡思丁大怒，急令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罗槃酋长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部出降。违令的将卒亦释而不诛。赡思丁的这一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由是西南诸吏翕然款附”。如至元十三年，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2000人归附；十五年，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109 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32200，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19 所；十六年，今贵州境内的八番、罗氏鬼国等归附，计洞寨1626，户101168。对于坚持武装反抗诸部，则发兵平定。

赡思丁十分注意团结和使用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刚到云南不久，有士吏数人怨恨赡思丁，便到京师诬告赡思丁“专僭数事”，被忽必烈识破，“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既至，赡思丁不仅不予治罪，反而脱其械，委之以官，士吏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上述罗槃甸土酋叛乱平定后，“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典赤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云南行省的各级官吏中，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占有很大比重。

大理国主后人更为优待。段实（信苴日）曾任大理路总管、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又任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等职。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迄至明初，历11 代。云南行省所设路、府、州、县，基本上因袭大理国时期各土酋的统治范围，各级官吏大都由本地土官、土酋充任。这些措施到明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土司制度。

赡思丁还妥善处理了与邻邦的关系。兀良合台征服交趾（今越南北方）

后，交趾“叛服不常”，赡思丁遣使“谕以逆顺祸福”，并与交趾结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赡思丁至昆明城郊迎之，待以宾礼，“遂乞永为藩臣”。至元十六年赛典赤·赡思丁去世时，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来云南吊丧并为之致祭，祭文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等语，使者号泣震野。对于侵犯云南的邻邦则坚决打击。至元十四年，缅国蒲甘遣其将释多罗伯剽掠金齿（今云南德宏一带），赡思丁命万户忽都、总管段实出兵击退蒲甘军队，“自后蒲甘不敢犯金齿”。

① 赵子元：《赛本章德政碑》。

第三、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生产。

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前，农业生产不甚发达，“无秔稻桑麻”。为此，赡思丁主要抓了屯田、水利和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三件事。

至元十一年（1274）当他到达云南后不久，即命爱鲁“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后来置民屯于威楚、大理、金齿、永昌、鹤庆、中庆、曲靖、澂江、仁德、临安、建昌、会川、德昌等地，仅中庆一地即有民屯八处。行省专设机构统辖，官贷种子耕牛，租赋约为原赋的五分之一，并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折合金银、马牛缴纳。军屯在赡思丁去世后也逐步开展。据《元史·兵志》记载，云南屯田达67567 双又1250 顷，其中民屯约占三分之二，军屯约占三分之一。

在兴修水利方面以治理滇池的工程最大、效益最为明显。滇池位于昆明城南，方圆五百余里，上流水源来自盘龙江、宝象河、海源河、银汁河、金汁河、马料河六河，由于大理国后期战乱失修，河道淤塞泛滥，淹没农田。赡思丁亲身对地区进行调查，制定治池方案。工程于至元十三年动工，历时三年完工。工程分上、下两段进行，上段对六河进行疏、蓄，下段对海口扩、导。滇池修浚成功后，为滇池地区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

赡思丁十分重视对云南地区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他设义仓以贷优良种子，教民耕作方法；大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也教爨、僰等少数民族饲养蚕桑方法，使之收利十倍于过去，“云南之人由于益富庶。罗罗诸山蛮禀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张立道传》）。

在这期间，云南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赡思丁采取“薄征税”、“兴市井”等措施，发展商业，并尊重云南使用■（即贝）的旧俗，经朝廷批准，暂缓使用纸钞。定期的集市——亍子遍及城乡。手工业、采矿业发展甚快，马可波罗到昆明时，见到这座城市为商人和工匠杂居之地。元政府在云南开采金、银、铁、铜等矿，设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专营金制品。云南遍设驿站，以中庆为中心，可通黔、川、缅甸、安南、乌蒙、金齿、蒲、骠等皆通驿道。

第四、传播封建文化，改变民间习俗。

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状况，赛典赤·赡思丁从传播中原封建文化着手，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于昆明、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于昆明五华山右建文庙，拨田五顷，以供祭祀，并于城外建社学。当时云南不少地方“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赡思丁按中原习俗，“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奠祭”，又“严乡师约以风俗，正三纲，明五伦”①。这些措施使云南的文化水平和民间习俗逐渐与内地趋向一致，中原的儒学文化、生活风尚在云南广为传播。

赡思丁是虔诚的穆斯林，在他治滇期间，伊斯兰教在云南也广为传播。

云南昆明的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就是赡思丁建立的。

至元十六年（1279）赛典赤·赡思丁病卒，“百姓巷哭”，下葬昆明北门。忽必烈“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大德元年（1297）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① 《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

后世的昌盛瞻思丁有子五人：纳速剌丁、哈散、忽辛、苫速丁兀默里、马速忽。

长子纳速剌丁随父去云南，累官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招安金齿、蒲、曲蜡、缅国300 寨，籍户120200，定租税，置邮传，立卫兵。父卒后，于十七年迁云南行省左丞，升右丞。二十一年，进平章政事。在滇期间，继承其父治滇政策，罢除旧政，定屯田课税，设专官掌管，裁行省地方机构，削冗官，定云南土官子弟入质京师制，改善民族关系，政绩卓著。二十八年，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卒，封延安王。子十二人，长伯颜，原名阿不别克儿，世祖赐以伯颜平章之号，故名。至元二十九年官泉州，旋为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世祖颇欣赏其理财才能，擢为中书平章，位为众平章之上，世祖呼之为赛典赤。此后，即与梁德圭（梁暗都剌）秉政达11 年之久。大德十一年（1303）成宗卒后，因支持安西王阿难答夺取帝位失败，被杀。次子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至治元年（1321）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时京师岁饥，于明年春运粮55 万石至京，官民相庆，卒于官。四子札法儿，曾任荆湖宣慰使。五子忽先，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六子哈辛，曾任宣慰司副使，后请旨赴长安守父墓。七子沙加，曾任云南行省左丞。八子阿容，曾任太常礼仪院使。九子伯颜察儿，泰定间累官太保、中书平章政事。致和元年（1328）留守大都，时泰定帝卒于上都，金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兵变，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他因不从，被籍没流窜死。顺帝时追封奉元王。纳速剌丁后裔散居全国各地，以云南、陕甘为多，多改姓为纳、速、剌、丁。

次子哈散，历平安路同知、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

三子忽辛，至元初入宿卫，后授兵部郎中，历河南宣慰司同知、云南诸路转运使、两浙盐运使等。大德元年（1297）后，进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在滇期间，革除病民之政，重建庙学，保护农田，改善与缅国关系，说服诸蛮缴纳租赋，使云南社会再次安定。八年，改四川行省左丞，累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四子苫速丁兀默里，历官建昌路总管、淮东道宣慰使。

五子马速忽，历官云南宣慰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第三节　安童

元勋后裔，青年丞相

安童（1248—1293），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祖孛鲁，父霸突鲁①；母弘吉剌氏，世祖察必皇后之姊。1259 年，霸突鲁率蒙古军从忽必烈攻宋。宪宗死，忽必烈得报阿里不哥谋夺汗位，急从鄂州前线北还，留霸突鲁总军务，与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后，这支军队遂成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基本力量。在此之前，忽必烈曾与霸突鲁讨论形势之地，霸突鲁建议选择燕京为国都，可见他早就有立国中原汉地的见识。不久死于军中。

安童既是勋臣之后，又与世祖有椒房之亲，中统初就担任了怯薛长（第三怯薛由木华黎家世袭），时仅13 岁。其母入宫见皇后时，曾在世祖面前称赞他虽然年少而有辅国之才，因为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中统四年（1263），世祖战胜阿里不哥，获其党千余人，欲尽杀之，以问安童，对曰：“两主争国，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旷荡之恩，顾奋私憾杀无罪人，何以安反恻？”当时世祖与阿里不哥争位，都是拖雷嫡子、宪宗亲弟，本无所谓正统、叛逆之分，对方将卒在法理上并无罪过，而且阿里不哥尚未归降，正需要以宽待政策招抚其支持者。因此世祖很赞赏他的意见，对他才16 岁就有如此老成的见识感到惊异。

至元二年（1265），安童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史天泽从中统二年起一直任右相，但在李璮叛乱后，世祖对汉人世侯权重当有疑忌。这一年他巡幸上都时，召安童推荐的谋士崔斌征询“为治大体，今当何先”，斌答以“任相”，并举安童、史天泽可为相。世祖默思间，崔斌又奏：“陛下岂以臣猥鄙，所举未允公议，有所惑与？今近臣咸在，乞采舆言，陛下裁之。”遂立马扬言曰：“有旨问安童为相，可否？”（《元史·崔斌传》）众欢呼万岁。这时安童才18 岁，推辞道：宋朝尚据江南，如以臣为宰相，恐贻笑各方，使宋人轻视我们。世祖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其勿辞。”遂拜相。这段插曲说明，世祖以亲信怯薛长安童出任首相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史天泽虽仍任右相，但地位在安童下。安童拜相后，即奏请燕王真金领中书省事，又奏召许衡入朝，亲自至旅舍拜访请教，十分佩服。于是世祖命许衡入省议事，特召见面谕：“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汝有嘉谟，先告安童，以达于我，我将择焉。”①显然意在培养练达中原政务的蒙古大臣来主掌行政，以免权力旁落。当时右、左丞相有五人（安童、史天泽、忽都察儿、耶律铸、伯颜），至元四年，安童奏：“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① 《元朝名臣事略》及《元史》本传皆以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安童）碑》（《元文类》卷二四）载其世系为木华黎—孛鲁—塔思—霸突鲁—安童，谓系本《东平王世家》，与《事略》、本传一致。但钱大昕称其所见《东平王世家》所述世系与此异，霸突鲁为孛鲁第三子，与《元史·木华黎传》及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同（《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同一《世家》而元明善所本者与钱大昕所见者有异，同是元人而元明善、苏天爵与黄溍所载不同，何者为是，因《世家》已佚，难以考核。今按塔思出卒年（1212—1239），若霸突鲁为其第三子，则当生于1230 年前后，小世祖约15 岁，而娶世祖长后察必之姊，年岁相差颇大，情理不合，似以《木华黎传》、《拜住碑》所载者为是。① 《考岁略》，《鲁斋遗书》卷十三。

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员数勿过多。于是忽都察儿、耶律铸降为平章政事，伯颜降为右丞②。安童又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同议中书省事，诏许之。姚、许等汉族儒臣原是世祖即位前就已征聘的人物，和世侯势力也没有关系，他们都主张实行儒家治国方针，安童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奉行采用汉法的政策。

与阿合马的矛盾但世祖急于财用，自王文统被诛，即委阿合马掌管财赋，后超拜中书平章政事，兼领制国用使司。至元五年，阿合马等密议立尚书省，乃先奏安童宜升太师，进为三公。诏命诸儒臣议，商挺倡言：“安童国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若进三公，是崇以虚名，夺其实权也。”众皆和之，事遂不行。至元七年，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为尚书平章，言无不从。阿合马恃世祖信任，凡事直接奏闻，不通过安童，又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向世祖迸言：“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宣奏并如常制，其宏纲大务，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已有旨愈允。今尚书众务，一切径奏，似违前旨。”①又奏：许衡认为阿合马所用部官多不当。诏命尚书省遵前旨行事，并责阿合马用人事，阿合马辩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只得让步，奏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都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元史·阿合马传》）世祖对两人所奏均予许可，明显偏袒阿合马。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仍任平章政事，继续专擅朝政；十年，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忍无可忍，乃奏其所任各部官和大都路总管府官多不称职，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又奏：“阿合马、张惠（中书右丞）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世祖命进行审查，阿合马抗辩说：“谁为此言，臣等当与廷辩。”（《元史·阿合马传》）安童举出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状明白，诏黜之。次年，安童奏以董文用为工部侍郎，取代阿合马所任命的私党纥石里，阿合马之党益恨安童，屡进谗言。于是世祖将安童遣往西北边境，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辅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守边。由于世祖倚信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安童与阿合马的这场斗争失败了，被调离了相位，从此阿合马“独当国柄”，更大树私党。

安童至西北边后，发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宪宗子昔里吉发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二十一年，回到元廷。

安童回朝时，和礼霍孙任右相。自阿合马被杀，“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不符合世祖力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要求。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有才术，能裕国而不损民。二十一年十一月，诏命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辩，世荣论所当行之事头头是道，辩胜，于是世祖罢和礼霍孙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① 《丞相东平忠宪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归朝再相安童对世荣的诸项改革措施最初持赞成态度，如整治钞法，听民间从便买卖金银；罢各处竹课，从民货卖收税；听民采江湖之鱼；改革由各站户供给使司饮食之弊，除驿马外，由官支给；又起用阿合马所用官员中有才而无罪者。但不久便有许多蒙、汉廷臣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安童亦觉卢世荣有擅权行为，且遭到许多人反对，乃改变态度，指责“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 人，紊乱选法”（《元史·卢世荣传》）。世祖令捕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臣议其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安童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时宋儒叶李归隐富春江，南台御史大夫相威奉旨求遗逸之士，以其名奏上，世祖大喜，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不欲受，安童特致书恳请，谓“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元史·叶李传》）。叶李见丞相来书劝驾，始就职。这时发生了南台御史上章请禅位太子的风波，世祖甚怒，安童虽自承罪责，但君臣间嫌隙已生。世祖欲倚近侍为耳目以监视群臣，近侍辈遂恃势援引奸人，擅署某人某官、某人某职，径自奏闻，付中书施行。安童将其中尤不合体例者搁置不行，但顾虑有人借此告发他不奉旨，二十三年四月，他故意将中书所拟漕司等官姓名上奏。世祖说：“平章、右丞（等职）固当取朕裁决，其余皆卿事，若一一相烦，有失寄托之意。”安童乃乘机将近侍擅署官职事奏明，世祖命今后若此者勿行①。

二十四年，世祖决意立尚书省总理财政，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

朝臣多有异议，安童乃上奏道：“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不听。不久又升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总领政务，中书六部也改属尚书，致使中书省名存实亡。桑哥一派顾忌安童有威望，力图将他排挤出中枢政府，于是阴进谗言，构陷其罪。其一，乃颜叛乱平定后，世祖命安童按问从叛诸王，多所平反，诸免罪者俟安童退朝，争相迎谢，至有执辔扶其上马者，安童不理睬，有人就告发安童：“宗室虽有罪，皆太祖子孙，陛下族弟，丞相虽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其二，谓北安王（那木罕）以皇子僭祭岳渎，安童知而不奏（后经证明安童其实不知情）。其三，安童在海都处时，曾接受海都所授官职。世祖对这一点很恼怒，幸石天麟为之辩解说，安童不拒绝海都所授官职，是意在“释其疑心，导其臣顺”（《元史·石天麟传》），这才使世祖稍稍息怒。二十五年，安童见国家大政尽归尚书省，中书职权全被剥夺，遂屡次将中书省印上交，世祖不许。二十六年，被罢去右丞相职，只掌怯薛。二十八年，桑哥被诛，世祖欲更换政府大臣，燕公楠奏荐伯颜、不忽木等十人，世祖又问谁可为首相，对曰：“天下人望所属，莫若安童。”又问其次，曰“完泽可”（《元史·燕公楠传》），遂拜完泽为相而不用安童。

三十年正月，安童死于大都。安童两度出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多次制止滥用死刑，故有贤相之誉。但在任期间，前① 《元史·徐世隆传》；又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完王碑》。

有阿合马、后有桑哥以理财受到世祖信任，使他难以完全贯彻以儒治国的方针。子兀都带，袭掌怯薛。孙拜住。

第四节　不忽木

仕历

不忽木（1255—1300），一名时用，字用臣，自号静得，康里人。祖父海蓝伯，父亲燕真①，母亲是高丽人，名叫金长姬②，燕真幼时，由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鞠养，后来成为忽必烈的心腹。蒙哥与忽必烈有隙，燕真曾劝忽必烈南征，以缓和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蒙哥崩殂之后，阿里不哥争位，燕真统率忽必烈留部，护送忽必烈的妻子南徙，功劳很大。不忽木是燕真次子①，幼年就读于国子学，至元十四（1277）年，任利用少监。十五年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十九年，升任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不拜。二十二年，擢为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九月，转刑部尚书。二十四年，称病免职。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五月，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十一年，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将行，留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复拜该职。大德二年（1298），特命为行御史中丞。三年兼领侍仪司事。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岁。

不忽木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陈垣先生称之为“纯儒”②，他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畏权臣，敢于直谏；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在当时深孚众望。崇儒尊长，堪称“纯儒”

不忽木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他谙熟古史，崇儒尊长，纲常观念浓厚，是个完全汉化的“纯儒”。他幼年在东宫侍奉真金太子，师从王恂。王恂北征后，应燕真的请求，忽必烈将他送入国子学中，继师许衡。王、许皆为当时大儒，不忽木受业门下，自然深受影响，甚至在性格特征上，也像前辈大儒，沉稳而敏瞻。许衡曾把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编纂成书，教授学生，不忽木都能牢记成诵。忽必烈考他时，他竟背诵得不漏一字。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继述历代学校制度。要求设立国学，下列诸科，“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本着儒家的纲常观念，他极力反对“奴告主”、“子证父”，认为这会坏风俗，乱人伦，断不可行。对于老师，“其敬以素，犹子事父”。因此，许衡常常夸奖他，说他将来“必大用于世”，所以给他起名为“时用”，字为“用臣”。不忽木还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曾有乐府行于世。

① 海蓝伯、燕真，《元史》皆有目录而实无传。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文贞康里公碑》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海蓝伯有十子，燕真为幼子，但苏天爵所编的《平章鲁国文贞公》及姚燧所撰不忽木神道碑都说，康里国质贵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因此，这“十子”是否都是海蓝伯之子，殊难确定。② 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① 苏氏所编《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说，“公（不忽木，作者注）其元子”，元子即嫡长子，而赵氏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不忽木为燕真次子，姑存之。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

力纠时弊，极言直谏不忽木身为近臣，劝谏时没有多大的顾忌，但能蹇蹇匪躬，知无不言，确实精神可嘉。有一次，忽必烈想看看国子生的书法，当时，不忽木才十六岁。“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至元二十三（1286）年，土土哈多取国家编民增益他的军队，中书佥省王遇验籍改正。土土哈便上奏忽必烈，诬告王遇，忽必烈大怒，要杀王遇。不忽木劝谏道：“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未闻以编民也，万一他卫皆仿此，户口耗矣。若遇诛，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忽必烈领悟，王遇遂免死。又过了几年，元军进攻交趾失利，欲再次征伐。经不忽木劝谏，忽必烈才罢去此役。忽必烈还曾在他面前夸赞塞咥旃（即赛典赤·赡思丁）的才能，他便询问忽必烈，忽必烈答道：“他侍奉宪宗时，常在暗中用财物资助我，这件事你父亲知道，当时，你还不曾出世，不知此事。”不忽木说：“这是人臣怀有二心。现在，假如有人用内府的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何如？”忽必烈急忙挥手说：“卿不用说了，是朕失言。”至元三十（1293）年，有星犯帝座，忽必烈忧虑重重，当夜将不忽木召入禁中，问他怎样才能消弭天灾，不忽木便借机劝谏，要忽必烈敬天之怒，克谨天戒。成宗当政时，凡“事有不可行，公（不忽木）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复甚力，上闻之悚然，虽已成命，数夺而止”①。史称他在“帝前论事，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每侍燕间，必陈说古今治要”（《元史·不忽木传》）。忽必烈在世时，常常抚髀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吾子孙之福。”（同上），忽必烈弥留之际，将一块洁白的玉璧交给不忽木，说：“他日持此以见朕也”。

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忽木曾任提刑按察使、刑部尚书等职，他断案公允，而且正人能先正己，廉洁守职，不羡钱财。至元十五（1278）年，不忽木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有一次，忽必烈派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时，该僧无理将驿吏打得奄奄一息。当时，喇嘛教势力很大，西僧往往横行不法，该僧又是忽必烈所遣，所以状子告到按察使那儿，按察使不敢受理。不忽木毅然受理此案，将僧下狱。脱虎脱坚持要释放该僧，辞气倔强，不忽木下令去掉他的冠帽，严厉训斥了他。脱虎脱逃进京城，告到忽必烈那儿。忽必烈正色道：“不忽木素来刚正，必定是你们犯了法。”至元十九（1282）年，有人状告：净州守臣盗窃官家帑廪。净州本属河东山西道，忽必烈却特召不忽木按问。至元二十三（12s6）年九月，不忽木任刑部尚书时，河东按察使阿合马，用资财谄媚权贵，私贷官钱，答应用羊马偿官，却抑取本部百姓的羊马偿还，事觉，遣使按治，都无结果。及不忽木按问，讯得阿合马违法事百余件，阿合马因此而伏诛。

不忽木执法公正，人无异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廉洁而正直。桑哥当政，对不忽木貌敬而实忌，曾唆使西域商人诈为讼冤，送给不忽木美珠一箧，不忽木拒绝接受，后知果为桑哥构陷之举。不忽本身体孱弱而消瘦，① 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虽然为官多年，家中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纴以养母。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便散施亲旧。大德四年（1300），不忽木卒，家贫无以葬。成宗赐钞五百锭，才了结丧事。

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忽必烈在位期间，曾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不忽木属于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集团，反对聚敛，这是什么原因？不忽木早年师从王恂、许衡等人，经常接受以民为本，宽以待民等教育。许衡也极力反对阿合马敛财、专权，年轻的不忽木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至元二十一（1284）年，忽必烈召他参议中书省事。当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桑哥，说如用他理财，国赋可增十倍。忽必烈就此事询问不忽木，不忽木回答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罪稔恶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无史·不忽木传》）由于物价腾飞，国用不敷，忽必烈急于敛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辞去参议，不拜。不久，在蒙汉官员强烈反对下，卢世荣理财很快失败。忽必烈安慰不忽木说：“朕很对不起卿！”并擢拔不忽木任吏部尚书。至元二十四（1287）年，忽必烈又起用桑哥理财，桑哥重新推行阿合马理财的办法，收到了一些成效，颇得忽必烈的信任，却遭到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强烈反对。不忽木对桑哥聚敛深为不满，曾几次在忽必烈面前与桑哥辩论。不忽木还对忽必烈说，桑哥为相，必败国事。忽必烈不听，此后，桑哥诬杀参政杨居宽、郭佑，任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又出面力争，因此，桑哥深为忌恨，曾指着不忽木，对他的妻子说：“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便借故陷害不忽木，不忽木遂称病免职。同年，彻里在忽必烈面前陈述桑哥奸邪贪饕，误国害民的事实，言辞激烈，忽必烈大怒，说彻里诋毁大臣，有失礼体，便令左右打彻里的耳光，彻里却愈辩愈烈。于是，忽必烈召问不忽木。不忽木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人敢说他，便诬陷他罪而杀害之。现在百姓失业，盗贼蜂起，乱在旦夕，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月赤察儿等反桑哥的官员也纷纷乘机进言，忽必烈乃命亲信御史台官勘验，与桑哥辩论。桑哥被逮入狱中按问。桑哥败后，麦术丁复请立尚书省，专领右三部。不忽木在朝中责问他说：“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身诛家没，前鉴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不行。

在反对聚敛之臣的同时，不忽木也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2—1284）间，他曾出使河东道，遇见饥民死徙相属，就下令发廪赈济，数万人赖以不死。又有一次，有人请征讨流求。为筹措军费，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争辩说：“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间，横目穷发，何所不至，何资鱼虾之国，始广土众民哉..今江南履亩而税，输酒醋课，及他乡里门徭，水马驿递，又增包银，则重敛矣，民将不堪。”①事遂止。

不忽木夫人寇氏、王氏，皆封鲁国夫人②。寇氏生子回回，官至陕西行省平章；王氏生巎巎，官至江浙行省平章，翰林学士承旨，尤善书法，《元史》① 苏天爵：《平章鲁国文贞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② 《鲁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吴文正集》卷七三。

有传。二子均为元代名臣。

第九章　阿合马　桑哥　卢世荣

第一节　阿合马

阿合马（？—1282），元世祖时“理财”权臣。回回人，其出生地在花刺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早年投靠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后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①。

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始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委以财赋之任。是年，发生了李璮之乱，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因与李璮有牵连而被杀；阿合马等利用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获得了在政坛初露头角的绝好机会。

阿合马于上任的第二年，建言“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又“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这是他“理财”之一法。

至元元年（1264）正月，阿合马又倡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这一主张在同年七月付诸实行①，使解州盐课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课是他“理财”的又一手法。是年十一月，元廷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正月，元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制国用使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搜括措施，初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直接嫁祸于民，后者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如此折算比例，根据为何？史无记载，采矿者当首受其加紧榨取之害。而元廷对制国用使司的上述奏言，则“悉从其请”。

至元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主持，为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商挺等儒臣揭露其夺权之阴谋，遂未得逞②。至元七年正月，元廷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他又善争辩，丞相线真、史天泽等皆非其对手。忽必烈急于富国，乃“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恃忽必烈对他的信任，竭力攫取权力，以控制朝政。深受儒术与汉法影响的中书右丞相安童，早已对其不满，但“含容久之”，至是，安童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安童等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忽必烈肯定了安童所言，并指出：“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宜如卿所言。”安童又奏：“阿合马所用部官，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请宣付”，在此情况下，他建言，“宣试其能否，久当自见。”也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这说明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88。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二○五《阿合马传》。本节后面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二处。② 《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了阿合马的尚书省与安童为首的中书省之间，在权力和用人等问题上的矛盾是颇为尖锐的。同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由于御史台的反对，遂止。括户之目的是进一步搜括百姓钱财，这是阿合马等的第三种“理财”手法。立尚书省之初，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提出意见，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乃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安童无奈，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竟“俱从之。”安童之权力至此被夺殆尽。说明阿合马的飞扬跋扈是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的，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因如上所言，安重中书省的权力本来就被夺殆尽了。

至元十年（1273）春三月，尊崇儒术和汉法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汉法派的分量。

阿合马于推行搜括之法的同时，千方百计破坏汉法，史载“权臣屡毁汉法”（《元史·许衡传》）。可为证。至元十年他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安童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乃奏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表面上“命穷治之”。实际上未有动作。相反，安童却于次年七月，被阿合马排挤出了中书省，忽必烈命他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出镇北方①。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等以为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同年十一月，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其搜括手法仍属故技重演。是年，姚枢与徒单公履曾建言，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鬻”。阿合马则反对，他奏称，“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其目的，显然是不使财源流归百姓，实为与民争利！忽必烈称：“善，其行之。”先籍括而后由朝廷专卖，乃阿合马之又一搜括手段。

至元十三年，阿合马威权日盛，恣为不法，顾忌御史台揭发其奸状，乃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御史中丞张文谦奏复其旧，使阿合马阴谋未能得逞。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明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然而终不以此为阿合马之罪。相反，忽必烈却称道“阿合马才任宰相”。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二六《安童传》。

真金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元史·崔斌传》）。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却又被复官。

约当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忽必烈“锐意欲行之”。围绕这一议题，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潜邸旧臣董文忠、深通儒术的廉希宪等汉法派与阿合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阿合马觉得于已“不利”，极力阻挠，最后竞由他获胜。（详见本书“真金”条）。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马奏遣不鲁合答儿等检覆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结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诛。此事与当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时厘正阿合马“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不无关系；崔斌已被阿合马诬害而死，与其同列的阿里伯、燕铁木儿当然也难逃阿合马的暗算与报复，惜史无明载。

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通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如此狂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他又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莫敢论列”。洛阳宿卫士秦长卿，曾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杀人，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及未发诛之为便”。（《元史·秦长卿传》）阿合马知道后，任秦长卿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将他逮捕入狱，籍没其家产偿官，并使狱吏杀之狱中。诬杀异己是阿合马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凡此种种，表明了阿合马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宪卒，其疾笃时，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并问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①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

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①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①。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此是后话。

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3。

第二节　桑哥

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②，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log）部落”③，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①。《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②。《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 至1255 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速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速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l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 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 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①。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来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荐而担任了总制院的官员。《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 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此事发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②，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发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骚乱，八思巴被谋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功嘉藏卜，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6。

③ 《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页179。

① 参见毕达克（L.Petech）：《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牙利东方学报》，1980 年；仁钦札西：《元代中央王朝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 年第2 期。

② 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二。

① 赵孟頫：《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胆巴）之碑》；参见《红史》东嘎·恪桑赤列校注本注270（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页214）。按胆巴随八思巴来中原后，初诏居五台山寿宁寺，至元八年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当即代替八思巴掌领宗教事务。

②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胆巴传记。

到了萨斯迦。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③。

此后桑哥更加受到世祖的宠信，权势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以桑哥之荐白身进用，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主持政务。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奏请将杭州宋宁宗攒宫和宋郊天台折毁，建造佛寺，诏准之。不久，卢世荣被诛，而他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中书省曾令一汉人市油（当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并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元史·桑哥传》）其后桑哥交上所营息钱，表现了理财的本领。一天，他在世祖面前论和雇和买事，谈到这件事，世祖益喜，遂有意重用他，给他更大的参预中枢政务之权。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根据他的奏请，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至京入质；七月，命桑哥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姓名奏进以定人选，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此事颇不寻常，表明世祖已决意用他主持政务了。适此时南士叶李被征召至京，问以治道，叶李也推许桑哥，使世祖益信桑哥可以任相。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4770 锭，昏钞1345 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据说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①。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 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③ 《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0—181。有关年代参照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22—25。① 姚燧：《杨居简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的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①。钩考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可见桑哥所奏“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上奏中就说：“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据他解释是因为“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其实当时“理算”出来的逋欠数目甚大，“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数千万”（《元史·赵孟頫传》），但由于其人多死（或逃亡），实际上无法追征，只好作罢。于是他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30 贯增为50 贯；茶课每引由5 贯增为10 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10 万锭，腹里20 万锭；大增商税，江南为25 万锭，腹里20 万锭；有协济户18 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此外，海运江南粮是当时京畿地区粮食的重要来源，桑哥执政后，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上海、福州二海运万户府。二十五年十月，他又奏请将次年海运粮数由过去每年三、五十万石左右增定为百万石，同时奏请开浚安山至临清的运河（即“会通河”），将此段原陆运夫放罢为民，征其赋入以给开河之费。皆诏准施行。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汉藏史集》记载桑哥“对怯薛们实行限制”，引起他们的忌恨，当包括这件事。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元史·世祖纪十二》）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世祖对他的宠信程度。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诏准之，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碑成，树于省前。又敕以秃鲁花（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桑哥导从，并许其乘小舆而行。其宠荣为出身“大根脚”的蒙古大臣所不及。当时桑哥已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但宣敕还由中书省颁给，桑哥奏言不便，世祖命“自①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姚燧：《彻里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有关钩考之害的记载，还见于阿鲁浑萨里、乌古孙译、程钜夫、赵孟頫等人碑传。

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因此权势益盛。据《元史》本传载，他“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但由于世祖正信任桑哥，反对他的人都畏惧而不敢言。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随从怯薛也里审班（不忽木弟）、彻里（利用监卿）、也先帖木儿（御史中丞）等首先控告了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彻里尤为激烈，“言色俱厉”，世祖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彻里仍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①。世祖召不忽木问，不忽木也揭露桑哥蒙蔽皇帝，紊乱政事，诬杀言者等罪。怯薛长（宣徽院使）月赤察儿根据时任尚书平章的怯薛也速答儿的密报，也奏劾了桑哥②。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指控他的一条罪状是“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他上台不久就以诽谤尚书省和非议时政罪杀台吏王良弼和前江宁达鲁花赤吴德，以压制群言。至元二十六年，他奏告监察御史稽照尚书省左右司文簿多有遗漏，提出应令监察御史到省部稽照，署名于卷末，若有遗漏则易于归罪。于是笞监察御史四人。此后御史到省部，司吏持文簿置于桌上而去，使御史陷于遍阅案卷，一有疏忽即获罪，纠弹之职尽废。南台侍御史程钜夫入朝，上疏指摘宰相“惟以殖货为心”，“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元史·程钜夫传》）。桑哥大怒，将他羁留京师，并以御史台都事王约与程呼应，奏请并诛二人，因世祖不许而止。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奉命理算湖广钱粮，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要束木是桑哥的姻亲、党羽，于是桑哥摘天祥疏中语，诬以不道，奏遣使逮捕入狱，欲致之死，直到桑哥事败才获释，系狱达400 天。监察御史周祚弹劾江淮行省官忙兀台等奸赃，被反诬以他罪，流放到漠北憨答孙之地，妻子财产没官。这些事实说明桑哥确曾沮抑御史台。世祖令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审辩其事，桑哥持御史已刷文卷来为自己辩解，经反复勘验辩论，终于辞屈。另一条罪状是他实行的钩考和变更钞法、盐酒课以及铨选制度。钩考本来是清查和追征各官府仓库侵盗、逋欠的钱粮，主要是针对官吏贪污、失职的，由于以多征为主旨，层层严责，实际上负担往往转嫁给到百姓身上，成为害民弊政。课税增额自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但似乎并没有受到深究，桑哥下台后，课额也没有减少。最致命的罪状是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以刑、爵为货”。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右丞崔彧奏劾他“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元史·崔彧传》）。其妻族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在他的庇护下，贪暴不法，莫敢谁何；其妻弟八吉由授为燕南宣慰使，也受赂积赃；他还把巩昌总帅府改为宣慰司，以弟答麻刺答思为宣慰使；江淮行省一批长官都是他的党羽，利用钩考搜括民财，受贿肆虐尤为严重。被揭发出来的桑哥党羽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所谓“党羽”大多是以贿赂桑哥① 姚燧：《彻里神道碑》；《元史·赵孟頫传》。《汉藏文集》载，世祖听了怯薛们控告丞相贪污的话，说：“对怯薛如何压制，朕知之，与桑哥何干？你们受人贿赂，跟在别人后面，仅听说桑哥有财宝，就找他的罪名，这怎么行！”拒绝了他们的控告。

② 元明善：《太师洪阳忠武王（月赤察儿）碑》，《元文类》卷二三。《汉藏史集》也记载，怯薛们控告桑哥，得到了怯薛长的支持。

相结纳的。河间盐运使张庸纳官婢于桑哥，成为他的亲信，得以久居其位，独盗官库钱达三千余锭。斡罗思、吕国瑞因入贿于桑哥、要束木，得授八番罗甸宣慰使。麦术丁、崔彧还指控了一条：“大都高资户多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这些富户所以能受到他的庇护得免徭役，自然是纳贿所致。关于桑哥受贿事，也见于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据载，由于一些回回商人拒食蒙古人宰杀的羊肉，世祖大怒，下诏禁回回人抹杀羊（以断喉法宰羊），违者处死，家产抄没以赏告者。这使回回人受到沉重的打击。其后，回回达官贵人别哈丁、沙的左丞、乌马儿、纳速刺丁、忻都左丞等以大笔金钱奉献给桑哥，桑哥遂为之奏称：回回商人都走光了，而且不再来，关税收入不足，珍奇货物也不能运来，都是由于禁抹杀羊所致，应该开禁。于是这条禁令得以废止。《史集》记载的这些向桑哥纳贿的回回达官贵人，就是汉文史料所载肆虐江淮的桑哥党羽。二月二十五日，世祖命彻里率怯薛三百余人抄籍桑哥家资，“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①。据《史集》载，从桑哥家拿来两个箱子的珍珠和贵重物品，世祖责问他：“你有这么多珍珠，我曾向你要两三颗，你都不给。”他羞愧地说：“这些都是大食达官贵人送给我的，他们都是每个地区的长官。”世祖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珍珠和贵重物品也献给我呢？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②《汉藏史集》也记载说，世祖责问桑哥：“汉人织匠为我织成无缝衣服，献给我两件，你手中却有三件，甚至超过了我，这不是你的罪过吗？”③于是桑哥贪赃罪被证实，拘捕入狱；三月，仆其“辅政碑”。其亲旧党羽先后受到惩办。七月，诏诛桑哥。

① 姚燧：《彻里神道碑》。

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9。

③ 《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4。

第三节　卢世荣

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世祖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之廷辩，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辩论失败，均被罢官，世诅重新起用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①。他上任的当天，即奉旨中书整治钞法，“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次日，同右丞相安童奏，对已被罢黜的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其间有才能的，“宜择可用者用之”。世祖“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元史·世祖纪十》）。

十二月，卢世荣先后提出几项财政改革措施，被世祖采纳实行者有：一，解除百姓私相买卖金银之禁，听民间从便交易；二，怀孟等路竹货系百姓栽植，官府拘禁发卖，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竹监，从民货卖收税；三，江湖鱼课已有定例，贫民采捕，恃以为生，而官府到处拘禁，今后听民采捕；四，站户供给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由国家支给；五，关于盐法，每引价钞本只15 贯，国家未曾多收，但“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以致卖到80 贯，贫民多不得食，今“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值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六，关于酒课，“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如此则“向之岁课，一月可办”（《元史·世祖纪十》）。

二十二年正月，卢世荣奏称，他曾言除“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尚未施行而内外多有非议，他请求与台、院官面议。世祖让他直接奏陈，于是他又提出几项具体办法：一，“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举司，以领天下之课，岁可得钞千四百四十锭。”二，钞法虚弊，“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三，“于杭、泉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四，“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五，“宜令各路主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六，“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七，“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与。”卢世荣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世祖除对羊马官营放牧一条表示还要考虑外，其余各条都准许付之实施。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反对者必定不少，卢世荣对世祖① 《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后面引文出于此者不再一一注出。

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让他放心，谓“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

卢世荣又奏请罢行御史台，“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廷臣多以为不可，世祖仍从其言。二月，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

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元史·崔彧传》），以忤旨罢职。皇太子真金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大不以为然，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裕宗传》）。加上他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四月初，在卢世荣所上的奏章中，再次表明他内心的忧惧，他希望得到丞相安童的更多支持，并盼世祖能“与臣添力”。回说“朕知之矣”。并皆从其奏事①。

四月初八日，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其中说到：“今取本人所行与所言已不相符者，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陈天样建议宜将卢世荣“本人移置他处，量与一职，待其行事果异于前，治政实有成效，然后升用未以为迟。”②世祖乃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他们二人同赴上都。到了上都之后，在对质和审问过程中，卢世荣承认了一些错误，如“不白丞相安童，擅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等。但加给他的罪名越来越大。同年十一月，卢世荣被处死。

① 《元史·卢世荣传》系此事于四月陈天祥上章劾卢世荣之前，《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载陈天祥劾卢世荣罪恶之时为至元二十二年庚戌（初八日）。故本处置户世荣上章为四月初。② 陈天祥：《论户世荣奸邪状》，《元文类》卷十四。

第十章　伯颜　阿术阿里 海牙 张弘范 李恒 史弼 高兴

第一节　伯颜

征宋主帅

伯颜（Bayan，1236—1295），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祖阿刺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及断事官。父晓古台袭职，从宗王旭烈兀西征，伯颜自幼在西域长成。

至元元年（1264），伯颜受旭烈兀委派赴大汗处奏事，他的风度才干深受世祖赏识和器重，被留在元廷为侍臣，“与谋国事”。“建谋发令，才恒出庭臣上”。下属上报待决之事，他往往“一语破其归，要事以决”。二年出任中书左丞相，后迁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元廷决策机构的核心成员①。十一年正月，南宋的军事要地襄阳被拔除后，世祖计议乘胜平宋的方略和人选，老臣史天泽提议，“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元史·世祖纪五》），世祖断然抉择由伯颜肩此重任。

三月，改宋元交战前线的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伯颜和史天泽并拜为左丞相，同领荆湖省事。不久，根据史天泽的建议，为统一号令，淮西行省仍改为行院，史天泽本人也因年迈体病辞职北还。遂专任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统一指挥除四川、淮东方面而外的征宋元军①。七月，陛辞出征之际，世祖面嘱伯颜，以宋初平江南的大将曹彬为范例，勿滥杀以争取宋人民心。

九月，伯颜抵襄阳与前方将帅阿术、阿里海牙会合。按照蒙古的作战惯例，元军分三道并进，命“招讨使翟某（文彬）以兵一万由西石路老鸦山趣荆南府，唆都以兵一万由东路枣阳掠司空山”②，目的都在于分散宋军的注意力，策应和配合主力作战。伯颜本人与阿术等统率包括步、骑、炮兵和水师的二十万大军沿汉水向东南方向推进。

元军首趋汉江中下游的郢州（今钟祥），途遇大雨水潦，行军艰难。伯颜命一骑前导，“麾诸军毕济”。军抵郢州，宋人在此夹汉水构筑新旧二城，“恃江为固而兵精食足”，江中又“横铁绳，锁战舰”阻扼舟师往来。元军派兵袭城，为宋守将张世杰所却。这时，伯颜获悉下流黄家湾堡附有溪道藤湖，至江仅数里，可拖船入湖再转入汉江。伯颜深知用兵缓急，元军此次出师旨在灭宋，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既然郢州非旦夕可下，为节省时间，抓住时机，他毅然决定舍郢不攻，派兵直取黄家湾堡，“破竹席地”（地上铺竹片以拖船荡舟由藤湖入江），成功地越过了入宋的第一道屏障。郢州宋军出兵来追，伯颜亲自殿后，手杀宋将，挥师击溃了追兵。

十月，元军路经沙洋、新城。宋军守将王虎臣、边居谊等进行了顽强抵①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刘敏中：《伯颜庙碑》，《中庵集》卷一。下引文出《元史·伯颜传》者，不再注明。

①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按：淮东元军时由博罗欢统率、节度。参见《元史》卷一二一《博罗欢》传。

② 引文出自《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君》。按：招讨使翟某，明张溥《宋史纪事本末》以为翟文彬，此处从之。

抗。伯颜督军发动强攻，连克两城，继续深入宋境。十一月，宋复州知州降元，伯颜约束诸将不得入城扰民，当月下旬，军至蔡店，伯颜往观汉口形势，见对方军在沿江一带严密布防，宋将夏贵领战舰万艘分据要害，江北渡口阳逻堡城防坚固，江面上也有宋游击军扼守中流。“伯颜大会亲将议渡江”。军将马福献计，“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逻堡西沙芜口入大江”（《元史·阿术传》）。但沙芜口已有宋军精兵驻防。对此形势，伯颜先围攻汉阳，声言由汉口渡江，吸引夏贵移兵来援。尔后，“遣阿剌罕率骑兵倍道兼行，击破沙芜堡”，控制是处江口，对阳逻堡实行警戒。与此同时，发大军自江开坝，引船入沦河，“径趋沙芜，遂入大江”。元军以战舰数千艘泊于沦河口，数十万步骑屯驻于江北。“旌旗弥望”，“宋人夺气”①。

阳逻大捷和丁家洲之役是时，诸将要求从沙芜口渡江，夺取南岸的宋军战船。伯颜未允，命修攻具，进夺江北要隘阳逻堡。守堡宋军“戮力死战”，元军连攻三日不克，战事呈胶着状态。伯颜同其最信任的副手阿术密商，俩人不谋而合，决定趁阳逻堡鏖战之机，“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计议停当，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同时以阿术率晏彻儿等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阿术一军趁雪夜飞渡天堑，抢占屏障南岸的沙洲，架起浮桥，“成列而渡”，伯颜接报大喜，急挥师攻克了阳逻堡。阿里海牙指挥的舟师也与宋将夏贵的水军大战江中，宋军大溃①。是役，宋军数十万众，死伤几尽。更重要的是，江防的突破意味着南宋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沿江为之震动，使其后的数十座城池不战而落入元军之手。

阳逻大捷之后，伯颜采纳了副手阿术的建策，决定先取附近的鄂、汉“以策万全”，巩固所得的战果，然后再向大江下游的蕲、黄等地发展。元军兵临鄂州，纵火烧毁了宋军的数千艘战船，一时火光冲天，鄂州、汉阳、德阳的南宋守官为元军的声威所吓倒，“皆以城降”。伯颜安排了新附诸城的军民事务，就地充实了军饷，留右丞阿里海牙将兵四万镇守鄂州，以进一步规取荆湖未下之地，自己则与阿术率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

从占领鄂州截至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沿途一帆风顺，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地进占长江下游的池州。沿江所过州郡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安庆等城相继迎降。

为挽救覆亡命运，南宋朝廷派其丞相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摆出决战的架势在芜湖一带布防，企图阻止元军继续东进。贾似道先遣使致书于伯颜，重施故伎，愿“约贡岁币”以换取元军退师北还。伯颜断然拒绝了宋方的请求，并责贾似道前来面议。

和谈未成，宋元两军在丁家洲一线（今铜陵附近）遭遇，爆发激战。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两岸树炮击其中坚”。水师则在阿术带领下顺流直冲敌阵。面对排山倒海的进攻，宋军在气势上已被压倒，主① 见《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卷一二八《阿术传》、卷一二九《阿拉罕传》，《经世大典·平宋录》。① 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伯颜、阿术传；元明善：《伯颜勋德碑》。按：本节中“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一句系照《世祖纪》、《阿里海牙传》、《张弘范传》所载记述。伯颜本传系武矶堡为阳逻堡。

将夏贵先遁，惊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闻之，仓皇失措，“急回棹走”。元军在伯颜指挥下，乘胜追杀百五十里。宋军溺死无算，“水为之赤”，其他如战船、军资器杖、图籍印符也尽为元军所获。此战同阳逻之战一样，重创了宋军主力，南宋由此基本上失去了还手的能力，同时也奠定了元灭宋的基础，为元军直下临安扫清了道路。

兵下临安丁家洲之役后，慑于元军声势，江东、淮西的南宋诸郡太平、无为、镇巢、和州、溧阳、镇江、江阴、宁国等地的守官非逃即降。元军除分兵向江西掠地外，主力则由伯颜统率，以董文炳为前锋长驱直下，顺利开进长江下游重镇建康（今南京）。

三月，国信使廉希贤南下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

伯颜受命以行中书省驻节建康，对部署作了一些调整，以原淮西行枢密院的阿塔海、董文炳驻守镇江，阿术则分兵北上攻扬州，为下一步行动预作准备。是时，江东时疫流行，居民乏食。伯颜下令“开仓赈饥，发医起病，”安定了社会民心。

四月，世祖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命元军暂停进攻，“俟秋再举”。伯颜则认为，“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奏上，许伯颜相机行事。但事实上元军还是放慢了进攻步骤，作战重点暂时移到其他地区。

五月，伯颜北上述职，路过镇江时召集诸将计事；抵上都晋见世祖，“面论形势”，说服他准许元军继续对临安实行进攻。

八月，伯颜进阶为中书右丞相后，携招降宋室书南还，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部元军“溯淮而进”。九月，伯颜指挥淮东元军攻打淮安城，拔其南堡。十月，元军围扬州，伯颜召诸将“指授方略”，部署孛鲁欢（或博罗欢）等守湾头城堡。同月，抵镇江，罢行枢密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行省事。显然，元军这一阶段的行动着重于长江以北，目的在于剪除淮东地区宋军对元军侧翼的危胁。

十一月，元军恢复了对临安的攻势。伯颜决策分三道进兵，最后会师于临安。其右路军由参知政事阿剌罕率步骑自建康出溧水、广德一线，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击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道路；左路则由参知政事董文炳领舟师发自江阴，出长江口，循海岸线，入杭州湾，堵截宋室从海道逃亡的路线；伯颜与右丞阿塔海节制诸军由中道的常州、平江（今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

伯颜及其率领的中路军出发后先抵常州。该城原已降元，后又反正归宋，推举姚訔为城守，坚决抵抗元军的进攻。伯颜招降不成，乃亲自督战攻城。宋军两次来援均被击败，常州坚守两日而失守，元军屠其城。此后元军在无锡、平江、嘉兴、湖州等地再未遇到有效抵抗。

十二月，伯颜率师抵无锡，遇宋使柳岳来见。柳以宋度宗去世不久，“自古礼不伐丧”为由，乞求元军退兵，表示愿年年进奉修好。伯颜声称元军征杀是为宋长期拘留元使郝经而兴师问罪，加之本年宋将又半道杀害元使廉希贤。如欲元军停兵不进，除非宋廷纳土出降。完全封死了宋人苟安求存的侥幸之心。及伯颜师抵平江，宋廷再次派尚书夏士林等前来乞和，表示只要元军为宋廷留一条生路，宋帝愿尊元帝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且岁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伯颜毫不理会，只是遣人将宋使逐回临安促降。十三年正月，元军进至临安近郊皋亭山，南宋皇室不得不遣临安知府与宗室奉传国玺及降表至伯颜军前请降。是时，宋室谢太后及幼主赵 尚留在临安宫中，而宰臣陈宜中、张世杰等拥宋主兄弟益王赵 、广王（后封卫王）赵 南下逃亡。伯颜急遣阿剌罕、董文炳等据守要津，防止宋室再逃，另派一支劲旅追捕益、广二王，但追之不及而返。

伯颜对南宋皇室的投降事宜作了妥善安排。为维持临安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将大军驻扎于临近的湖州，严禁军士入城扰民，仅遣原宋降将持黄榜抚谕临安内外军民，使之“安堵如故”。他带左右亲随，巡视临安，观察形势，尔后派兵“分屯要害”，保护宋室的宫庭、山陵。他命要员入城籍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诰命、符印，罢宋官府，改编三衙诸司宋军，同时派遣新附降官分赴湖广、四川招谕未下州郡。整个受降交接过程井然有序，避免了改朝换代之际常有的毁灭和破坏。

二月，宋少帝率文武百官朝北拜交降表。三月，伯颜正式入临安，籍没宋室的礼祭器、册宝、仪仗、图书；留阿剌罕、董文炳治行省事，继续经略闽、广，自己则押解宋室君臣北上入觐。

出镇北境，讨伐叛王平宋还都后，世祖对其信赖更重，曾面谕太子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不可以常人遇之”。因此，当宋亡之后，北方诸王不时作乱威胁到元朝安全时，伯颜又肩负起镇守北疆的重任。至元十四年，漠北迭传边警，急报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右丞相安童，“胁宗王以叛”。忽必烈命伯颜统兵北征，坐镇和林，都督诸路军平乱。是秋，伯颜率所部与叛军遇于斡鲁欢河（今鄂尔浑河）。两军隔水相持竟日，伯颜令部下“牧马具食”以迷惑对方，敌军果中计懈怠。伯颜掩其不备，分军为二，迂回包抄，大破敌军。昔里吉由此一蹶不振。

十八年，燕王真金领父旨巡抚北疆，伯颜被指派随行，日与太子“论天下事”，以备顾问。真金也对其尊礼有加，事实上伯颜是以其丰富的治军经验辅弼太子在实践中历练才干。

二十二年，诸王海都与都哇联兵反叛，西北边陲的别失八里与火州频频告急。伯颜再度受命，取代失职的宗王阿只吉，统帅西北边军。他的到来一度稳定了边防形势，解除了都哇对火州的围困，并恢复了屯田，尽可能以当地资源来保障军需供给。次年，伯颜指挥元军进军别失八里，在洪水山击败叛军，但因“追击浸远”，后援不至而败绩。

二十四年春，东道诸王乃颜将叛，伯颜曾衔命深入其地探察。乃颜假意设宴款待，阴谋伺机拘捕。伯颜察觉，以智脱身。归来后，又伴随忽必烈亲征乃颜。他所推荐挑选的汉军李庭、董士选部担当护驾宿卫，在征战中“以汉法战”，力却叛军。

乃颜虽灭，海都对北疆的威胁却长期不能解除。二十六年，伯颜以中书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的双重头衔出镇和林。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铁木儿入寇。伯颜奉命进讨，遇敌于阿撒忽秃岭。敌方居高临下，飞矢如雨，众军畏战不前。伯颜率先冲锋陷阵，带动部属大破敌兵。次日，他又乘锐追击，歼敌数千。对待战俘，他力戒祭旗的陋习，并致函明里铁木儿，促其感悟来归。伯颜久戍北土与海都周旋而未能彻底殄灭，朝中便有人进谗，说他作战因循保守，“无尽寸之获者”，甚至怀疑他与海都通好。终于使伯颜被撤换，由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行其职。临近交接时，适逢海都又来进犯，伯颜不因被谗而放弃职守，他深知海都“邀之即遁”的习性，决定诱其深入，以便一鼓擒敌。所以交战后并不急于迎击，而是一连七天“且战且却”。诸将不解其深意，执意还军迎战。伯颜因已被解职，难以约束部众，只得任其改变战法，结果又使海都逃脱。

南归前，当时抚军巡边的皇孙铁穆耳特意向伯颜征询驭兵之道。伯颜诫之以酒色当慎、恩威并济、营驻循旧三条建议。

至元三十年（1293）冬，忽必烈病重不起，召伯颜自大同还都。次年正月，忽必烈逝世，伯颜遇变不惊，镇定如常，统领百官保持了宫中的安宁。皇孙铁穆耳即位于上都，亲王中有人表示异议，伯颜作为朝中重臣，挺身而出，“辞色俱厉”，“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稳定了政局。成宗即位后，升为太傅。

同年，伯颜染疾，仍扶病参谋、顾问政事。是冬十二月，病故，终年五十九岁。

伯颜一生治军严谨，赏罚分明，“诸文武将佐，皆密悉其才用，临事遣授，各尽其当。故能所向无前，动必有成。”

第二节　阿术

阿术（Achu，1227—1281）。蒙古兀良合部人，祖速不台、父兀良合台均为一代名臣宿将。

宪宗年间，阿术就随父从军，参与了蒙古军平大理，从西面迂回包抄南宋的万里远征，“率精兵作候骑”，担任开路先锋，屡建奇功①。在攻打押赤城（今昆明）时，阿术“潜师跃入”；在乾德哥城（今澄江）“兀良合台病，委军事于阿术”。阿术不负所望，率部“搏战城上”，破其城；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在今曲靖境），阿术先登，取其三城；攻赤秃哥山寨（在今昭通境），拔之，乘胜进击鲁鲁厮国（即罗罗斯，今西昌地区）、阿伯国，皆大惧请降（《元史·兀良合台传》）。

宪宗九年（1259），兀良合台奉命率兵自西南方突入宋境，以期北上与忽必烈所率的主力会师于湖南长沙。宋军在其境内邕州附近的横山寨、老苍关一线，陈兵数万，试图拦截蒙军的前进。阿术在其父指挥下，“潜自间道”绕出其后，“冲其中坚”，大破宋军，成功地突破了宋军的阻拦。此役战罢，兀良合台一军进展顺利，沿途“蹴贵州（今广西贵县），蹂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长沙）城下”。不久随父撤军北还，仍充先锋。在南宋境内，阿术随父“转斗千里”，“大小十三战未尝败北”（《元史·兀良合台传》）。在近十年的军旅生活中极大地锤炼和提高了自己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干。

世祖即位后，阿术入宿卫。中统三年（1262），从诸王拜出、帖哥平定李璮之乱有功。同年九月由宿卫将调任征南都元帅，驻扎开封。到任以后，阿术恢复了淮北宿州建置，并以此为基地“经略两淮，攻取战获，军声大振”①。

至元四年（1267），元廷鉴于以前的经验教训，开始把攻宋的主要目标转向汉水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宋元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在此展开了长达五六年的争夺战。阿术作为襄阳之战的元军总指挥主持了对该城进攻的全过程。当年八月。阿术“观兵襄阳”，驻马虎头山侦察其周围地形及宋军的布防情况。他带领一支精骑“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退兵时避开宋军的拦截，在中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布下埋伏，一次歼敌万余。

元军知襄阳城坚池深，非强攻可下，决定取长期围困之策，“俟其自毙”。从至元五年起，在阿术要求下，世祖不断增兵襄阳，尤其是增添长于攻山寨、水栅的汉军。为适应水战，阿术奏请造舰数千艘，练水军数万人。这不但加强了元军对汉江的控制，而且为后来南下渡长江灭宋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阿术指挥元军环绕襄阳修筑长围，陆续建造了白河口、鹿门、新城、楚山、百丈、漫河滩等城堡。甚至“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有效地切断了宋军的水陆援道，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其后几年，元军主要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略战术，屡挫来援的宋军。其中较大的战斗有至元六年的新堡、虎尾洲之战，七年的万山堡、灌子滩之战，八年的鹿门、百丈山、湍滩之战和九年的柜门关之战。这些战斗，阿术大都亲自指挥，重创了南宋的援军，达到了孤立襄阳，置之于死地的目的。这期间阿术还多次组织元军袭① 《元史》卷一二八《阿术传》。下引文出此传不再注明。

① 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击襄阳外围州郡，掠地至复州、德安、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①。

至元九年，元军攻破与襄阳夹江而峙的樊城外郛，增筑重围逼之。但樊城仍可通过汉水中的浮桥与对岸的襄阳互通声气，彼此支援。阿术听取了部属的意见，派兵破坏了宋军植入江中保护浮桥的本栅、铁索，火烧浮梁，一举断绝了襄、樊之间的联系，为最后攻克两城铺平了道路。是年十二月樊城陷落，未几襄阳守将吕文焕举城出降。

十年，世祖任命阿术与史天泽等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于襄阳。次年正月，阿术入觐，与阿里海牙共同奏请趁势灭宋，议久不决。阿术以自身的经历更进一步证实道：“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终于使世祖下灭宋决心，毅然增兵十万，并晋升阿术为平章政事，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行中书省于荆湖，组成征宋的指挥中心。

九月，元军水陆两路浮汉而下，首先抵达设防坚固的郢州。阿术从一俘民口中得知前有间道可绕过郢州，便“与丞相伯颜议，决意前进，遂拖舟达（汉）江，舍郢而去”②。

十月，阿术带数十从骑作为殿后。行至大泽中，突遇郢州的宋骑兵千人追袭而来，阿术挺身迎战，一举歼敌数百，击退了宋军的追赶。

十二月，元军行抵大江北岸。是时，宋军在江中和两岸防守严密，渡口及要害之处均在掌握之中。元军虽用阿术军将马福的建策，将战船迂回沦河中入江，但连攻三日仍未能克服战略要点阳逻堡。阿术建议伯颜暂停攻城，而由他引“军船之半，循岸西上，对青山矶止泊，自隙捣虚，可以得志”。伯颜正好也有此意，欣然同意他的建策。次日雪夜，阿术率四翼精兵驾舟飞渡长江，与巡江的宋军水师“血战中流”；登上靠近南岸的沙洲时，又遇到宋军顽强抵抗。阿术与手下数十人“攀岸步斗，（敌阵）开而复合者数四”，终于占领了一块滩头阵地，为大队人马渡江开辟了道路。

渡江后，元军策划下一步进军方向。有人主张顺流东下，直取下游的蕲、黄二州，阿术却认为，“若赴下流，退无所据。上取鄂、汉，虽迟旬日，师有所依，可以万全”。事实确如他所料，天险失去之后，汉阳、鄂州的南宋守将已闻风丧胆。元军西指，兵临城下，两城便拱手投降。这就保证了元军渡江后得以站稳脚跟，尔后相机向下游扩大战果。而蕲、黄、江、池、安庆等州府也都慑服于元军的威势，先后降附。

十二年正月，元军前锋直逼芜湖。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前来拒战。交战前先遣使至元军营中请和。适伯颜也接到诏令要他们驻守待命，因而问计于阿术。阿术深感于以往元军得而复失，劳师无功的教训，力主拒和进兵。他提醒伯颜：“若释似道而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并慨然表示，“今日惟当进兵，事若有失，罪归于我。”

二月，宋元双方数十万水陆大军决战于丁家洲。激战之中，阿术身先士卒、勇冠三军。“诸战舰居后者，阿术促骑召之”。他索性“挺身登舟，手舵冲敌船，舢舻相荡，乍分乍合”。在此同时，他挥舞小旗指挥元军水师将校，“并舟深入”，“突入敌阵”，大败宋军。

丁家洲大战使南宋元气大伤，但在江北两淮地区宋军尚有一定的实力。

① 参见《元史》卷六、七《世祖纪》三、四；卷一二八《阿术、阿里海牙传》；一二九《唆都，帖木耳不花传》；卷一五九《赵璧传》；卷一六一《刘整传》。

② 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尤其是驻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所部更是宋廷赖以支撑危局的主要力量。同年四月，阿术奉命分兵北上围攻扬州。以掩护东进元军主力的侧翼，阻止两淮宋军增援临安。

当月，阿术军至真州（今仪真），在珠金砂（老鹳口）歼敌两千，派兵树栅留守原地，以确保元军粮道。进而，又占扬州西南四十五里江边的瓜洲，督造楼橹战具以防备宋军水师来袭。他的第三步棋是在扬州之南十五里的交通要冲扬子桥筑木垒据守，既“断淮东粮道，且为瓜洲藩蔽。”六月，宋军两万人来争夺扬子桥，为阿术所却，损失甚重①。

七月，宋将张世杰、孙虎臣出动大批战船进据焦山，直接威胁元军占领的镇江、瓜洲。宋舟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以示必死战。阿术见宋军势盛，决定与镇江行院的阿塔海等联兵合作，火攻宋军，共同破敌。交战前，阿术与阿塔海登上长江南岸的石公山，首先命水军万户刘琛率一军循江南岸，绕出敌后，尔后以刘国杰、忽刺出、董文炳分左中右三路齐头并进冲击敌阵，并以张弘范作为后续部队随后跟进。战斗开始，元军选强健善射者千人，乘风以火箭分两翼夹射敌船的篷帆、樯桅。刹时，“烟焰涨天”。宋军水师因舟船锁在一起，欲战不得，欲走不能，完全陷入被动，元军乘胜追至团山，获敌船数百艘，而“宋人自是不复能军矣”。阿术的战绩有效地策应配合了主力的正面攻势，史称“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

十三年二月，淮西宋将夏贵举诸城降元，唯有坚守扬、泰的李庭芝、姜才等誓死不降。阿术为防李、姜“东走通、泰，逃命江海”，更多方布控，进一步收紧了对扬州等地的分割包围。他在扬州西北之丁村设障，以扼高邮、宝应粮道。又在扬州和泰州之间湾头、新城两地驻屯精兵，以断宋军东走之路。五月，元军先拔新城，扬州宋军出击湾头堡，激战竟日，仍被逼回。六月，扬州宋军再次出动进攻丁村栅，接应高邮米道，又被阿术部下的精兵拦了回去，七月，扬州、泰州守城宋将开门投降，李庭芝、姜才被执就义。元军占领两淮全部。

灭宋之后，阿术与其他军将一样被调至北方镇压叛乱的诸王。

二十三年，阿术奉命讨伐叛王昔剌木等，凯旋而归。次年，又受命西征，病卒于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

阿术一生“南征北讨四十年间，大小百五十战，未尝败衄”①，不失为一位难得的将才。

① 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阿术、张弘范、李璮、史弼、刘国杰等传及《宋史》李庭芝、姜才等传。

① 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第三节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AriqQaya1227—1286），畏兀儿人。父阿散合彻，业农。阿里海牙聪敏善辩，立志建功立业，遂弃耕就学，习畏兀儿书。后投蒙古大将不怜吉带麾下，不怜吉带使教其子忽鲁不花畏兀儿字，又推荐给宗王忽必烈，成为王府宿卫士（怯薛）①。1258 年，从忽必烈攻宋，在进攻鄂州时奋勇先登，为流矢所伤，因功受赏。

中统二年（1261），授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至元元年（1264），参议中书省事。二年，佐平章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南京、河南府、大名、顺德、洺磁、彰德、怀孟等路，任签行省事，实施罢世侯、行迁转政策。三年，改领鹰坊，兼领中都路阑遗。四年，签制国用使司。

五年，转同签河南行省事，时立元帅府领兵攻宋襄阳，别置行省掌签军、屯田、供饷诸事。次年，以驸马忽剌出、左丞相史天泽出任行省平章，统筹攻宋事宜，阿里海牙专责入奏军机。八年，授参知行省事。九年，兼汉军都元帅，与刘整共掌汉军，从蒙古军都元帅阿术攻襄、樊，破樊城外郭，筑重围困之。襄阳宋将张贵乘夜以船出城，顺流突战，阿术、阿里海牙令军士于两岸积薪举火，照江如昼，率水师与战，至柜门关，擒张贵。行省议攻取之策，与万户张弘范等皆言襄、樊唇齿相依，是以难破，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则襄阳易取。十一月，赴京以此策入奏，获准；适回回人亦思马因等自西域来献所造巨石炮，遂请求以回回炮助攻，携同亦思马因等回军中。十年初，攻破樊城；二月，移攻襄阳，仍发炮击之，声如雷霆，所中无不摧陷，守军惊乱。刘整以前曾至襄阳城下说降守臣吕文焕，被伏弩所伤，因此主张立毁其城俘文焕，阿里海牙不同意，自至城下再次劝降，谓：“君以孤城御我数年，今鸟飞路绝，帝实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赐以劝方来，终不仇汝置死所也。”①并折箭为誓担保，于是文焕出降，奉旨偕同入觐。四月，罢行省，分立荆湖、淮西二枢密院，真拜阿里海牙参知政事，与左丞相史天泽、平章阿术同行荆湖枢密院事，镇襄阳。阿里海牙与刘整不和，诏命分领汉军。十一年正月，阿里海牙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元史·世祖纪五》）并请增兵十万，分三道进攻。世祖决意大举攻宋，命丞相伯颜统军。三月，改二行枢密院为二行省，升阿里海牙为右丞，与伯颜、史天泽、阿术及参政吕文焕同行省荆湖。九月，荆省诸军发襄阳，顺汉水而下，绕过防守坚固的郢州，攻拔沙洋、新城，降复州，十二月四日，进至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等以战船万艘分据江边诸隘，重点防守北岸要塞阳逻堡（即武矶堡），元军攻三日不克。阿里海牙奉伯颜之命率张弘范等部继续攻打阳逻，诱宋军主力来援，使阿术军得以出其不意从沙芜口渡江占领青山矶，然后他乘宋军军心动摇发起猛攻，遂破阳逻堡，宋鄂、汉江防完全崩溃，鄂州、汉阳守臣相继献城降。

伯颜、阿术率大军沿江东进，留阿里海牙仍行荆湖省事，领兵四万镇鄂① 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按：宪宗元年（1251），遣不怜吉带那颜率10万军队前往别失八里之境镇压察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反对派（见《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253），阿里海牙投不怜吉带麾下或在此时。又：忽鲁不花是忽必烈王府怯薛官，中统二年拜中书左丞相，疑本任怯薛必阇亦长。阿里不哥或系随忽鲁不花入为王府宿卫士。

① 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州，以防遏上游，使东进军无后顾之忧。十二年二月，用签省贾居贞之议，奏请乘势攻取宋京湖制司首府江陵，以保鄂州安全，诏从之。三月，率师进兵江陵，适宋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高世杰集诸州军二万、战船1600 艘欲攻鄂，相遇于洞庭湖口，击败宋军，世杰降，遣其招降岳州。四月，至沙市，以火攻破之，屠其城；遣人谕降江陵，宋京湖宣抚制置使朱祀孙、湖北安抚使高达等以城降，遂入江陵，遣使招降了湖北许多府、州，以所得户口、财赋奏上，并请授降官官职。世祖原来担心伯颜领兵东下，阿里海牙以孤军戍鄂，如果宋人荆、蜀连兵顺流而下，人民起而响应，就将使整个灭宋战略失败。今见此“小北庭人”竟能占领全荆，从而使伯颜军“可无后虞”，不觉大喜，亲笔写畏兀儿字诏褒赏之。五月，诏命中书右丞廉希宪行省于江陵，阿里海牙还戍鄂州。七月，奉旨进取湖南。十月，率军攻潭州（长沙），遭到宋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李芾的顽强抵抗，至十三年正月始破；诸将企图乘机虏掠，提出由于潭州持久抗战，应按例屠城，阿里海牙采纳参政崔斌、郎中和尚的意见，以屠城不符合世祖所谕“曹彬不杀”之旨说服诸将，乃下令抚慰城民，发仓赈饥。遂移省治于潭州，传檄招降了湖南诸州县。奉旨入朝，上所得州县、户口。诏命进兵广西，升平章政事，行省于湖广。十一月，率军入广西，攻破严关，进逼静江（桂林），遣使持世祖诏招降，宋守将马暨焚诏斩使，坚决抵抗，元军攻打三十余日始克，遂以静江与长沙不同，“民性骜嚣，易叛难服，不重典刑之，广西他州不可言以绥徕”，下令屠城，并杀所俘马暨等宋官①。接着分遣诸将略取广西诸州县，还驻潭州。十五年，镇压了湖广各地响应宋二王的起义，并亲自领兵渡海攻取琼州，谕降万安、吉阳等军。十六年，入朝，进献金3500 两，银53100 两，并携所招降八番酋长见帝，请置宣慰司治之。十八年，奏准复移省治于鄂州，遂成定制。其后，元朝出兵侵占城、安南，立荆湖占城行省，仍以阿里海牙为平章领之，发本省兵民出征；又命佐镇南王脱欢领兵攻安南。二十三年初，入朝议征安南事，拜安南行省左丞相，未及行，五月，病死于上都。后追封楚国公，至正八年（1348）进封江陵王。

阿里海牙在攻取荆湖南北路战争中，将降民3800 户没入为私奴，自置官吏治之，岁责其纳租赋。湖北道宣慰使张雄飞请他将这些人户还归政府，不从，遂入朝奏其事，诏还籍为民；至元二十年，有旨命南台御史大夫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及湖广省参政忽都帖木儿等所占俘丁32000 余人，并放为民。十九年，相威又弹劾阿里海牙占降民1800 户为奴，阿里海牙辩称系征讨所得；又自言功比伯颜，要求赐养老户，也受到御史的弹劾。（《元史·相威传》；虞集《姚天福神道碑》）。二十三年四月，中书省平章要束木奉旨钩考湖广省钱谷，阿里海牙奏请与要束木相互钩考贪贿事，但不久他就病死，世祖命钩考事依要束木之言行之。十二月，要束木抄籍了他的家资，并将他所庇逃民无主者千人发去屯田。他还据有大量江南田土，成宗时被收归国有。他在取湖广后，罢宋夏税，按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比夏税增钞五万余锭，造成湖广赋税比江浙更重的后果。

有子六人，次子贯只哥之子小云石海涯以文著名。

① 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第四节　张弘范

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祖籍河北易州定兴，元初汉人世侯张柔第九子。他少承家训，文武兼备。

中统初年，张柔致仕，张弘范之兄张弘略袭职任顺天路总管，带领宣德等路诸军屯兵淮上。张弘范时年二十，暂时代兄管理府事，处事断案十分果敢干练，对入境肆虐的蒙古军，同样予以惩戒，故所属吏民无不帖服。不久，授御用局总管之职。

中统三年（1262），山东李璮叛乱，张弘范改任行军总管，随蒙古宗王合必赤赴济南平乱。临行之际，张柔将自己多年军旅生涯中得来的作战带兵经验一一传授给他，要他“围城勿避险地”，带兵“无怠心”云云。及抵战场，张弘范遵照父亲的指点，择险地立垒设伏以诱敌。敌兵不明虚实，果中计来袭，为张弘范所歼。但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为防范再度发生类似事件，决计削夺汉人世侯“兵民之权”并“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张弘范也依例在被罢之列。

至元元年（1264），张弘范因其兄入值宿卫而被起用，继任顺天路管民总管之职。次年，实行迁转法，弘范奉调出任大名路总管。到任前，他特意“微服行民间察其所患苦”①。这年大水漂没庐舍，民生艰难，难以缴纳租税。张弘范体恤民艰，决定蠲免当年税收。元廷以其未经同意，私自免税，而“罪其专擅”。张弘范入见世祖申辩道：“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库乎！”世祖悟，不再追究他的责任②。四年七月，张弘范由于“盗用官钱”的罪名而落职③。

六年，元廷调集各路兵马围攻襄阳，张弘范得以恢复兵权，授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率领原由李璮教练出的强兵悍将。他接受的任务是戍守鹿门堡，以断绝襄阳宋军的饷道和来自汉水下游鄂州方向的救兵。张弘范研究了襄阳四周的地形和以往的战例，认为元军的包围还有漏洞，尤其是在汉水之中和襄阳以南接江陵、归、峡的道路尚未截断。因此，他建言“宜城万山以断其后，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以进一步孤立和隔绝襄阳。这一建议为帅府采纳，从他的部属中抽调千人去万山筑堡驻守。万山城完工后，一次张弘范与部下出城堡演练射技，突与大队宋军遭遇。众将以众寡不敌，要求回城拒守，张弘范坚持与敌周旋，击溃了宋军。

八年，张弘范督军筑一字城迫近襄阳，掩护元军袭破樊城的外郭，次年在攻打樊城的战斗中，肘臂中箭。他向主帅献策，主张“截江道”，切断襄阳从水上增兵樊城的通道，实行“水陆夹攻”。樊城若破，襄阳也必破。次日，他带伤指挥手下精兵奋勇争先，力拔樊城，襄樊之战结束，他因功受奖。十一年，元军大举伐宋。张弘范随主帅伯颜率军循汉江左岸南下，参与了鄂西、武矶堡几次战斗。在元军跨越长江直至芜湖丁家洲一路作战过程中，他都作为前锋，“转战而前”，“宣布威德，所过降下”，长驱直入建康①。① 《元帅张献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② 《元史》卷一五六《张弘范传》，下引此传不再注明。

③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① 《元史·张弘范传》；虞集：《张弘范庙堂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十二年四月，时刚入夏。世祖传令告诫征宋的前方将领，“毋轻敌贪进”，“少驻以待”。对此张弘范不表苟同，他向主帅进言，作战军务应根据实际来确定，“缓急之宜，而非可遥度。今敌已夺气，正当乘破竹之势，取之无遗策矣。岂宜迂缓，使敌得为计耶？”他的见解深合丞相伯颜之意。所以，其后伯颜赴阙觐见忽必烈时，“面论形势”，促使世祖批准元军继续进兵②。五月，张弘范被调至江北驻守瓜洲，受都元帅阿术节制，担当拦截扬州宋军南进的任务。扬子桥一战，辅佐阿术挫败了宋军夺路南下的企图。七月，宋元两军水师大战于镇江焦山，战斗中张弘范率一军从旁横冲敌船队，促成了宋军的溃败。他因战功突出而获拔都（勇士）称号。

十月，元军向临安发动总攻。张弘范随中书左丞董文炳，出长江取海道包抄临安，与伯颜率领的主力会合于临安近郊。是时南宋朝廷为投降条件交涉往返迁延不决。张弘范奉命入城，迫使宋帝上降表。

十三年，浙东台州一带人民继续进行抗元斗争，张弘范奉命绥靖其地。

他用恩威并济的手段，诛其为首者而宽大其余，很快就平定了局势。

十四年，平宋元军大部北调。张弘范被任命为江东宣慰使，负责维持南方新附地区的安定。次年，宋将张世杰等拥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兄弟，复辟宋室于南方沿海。闽、广一带群起响应，“诸州应者十五郡县”。元廷正式授张弘范以蒙古汉军都元帅之职，命其前往征讨。陛辞之际，他请求“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因为他深知此前无汉人统蒙古军的先例，顾虑难以指挥，无法保证成功。但世祖鉴于以往安丰之战中，“委任不专”，张弘范之父张柔与蒙古主将察罕捍格龃龉，以至“进退失据”的教训，断然决定把这次行动的指挥大权完全交付给他。为示信任还专门赐以尚方宝剑，并当面交代，“剑，汝之副也。不用命者，以此处之”。

张弘范衔命至扬州选调水陆兵将两万人，分道南征。他以李恒为副手由江西南下广东，以其弟张弘正为先锋直趋闽、广。行前张弘范特意告诫其弟要勇敢作战，谨慎从事，表示自己不会因私情稍假宽纵。进军途中，连拔三江寨、漳州、鲍浦寨等几座防守坚固的城堡，致使其余“濒海郡邑皆望风降附”。宋丞相文天祥、礼部侍郎邓光荐也在五坡岭（在今海丰）被俘获。张弘范慑于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将其礼送大都。

十六年正月，张弘范由广东潮阳发船下海，搜寻宋室踪迹，在甲子石林获两名宋谍，从他们口中探知宋帝君臣的藏身之地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80 里）。张弘范随率舟师追踪而至。

崖山系东西对崎的近岸小岛。宋人建宫室于岛上山麓。岛下“结巨舰千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即船头向内，船尾向外），大索贯之为栅”①。为防火攻，“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炙”（《宋史·瀛国公纪》），隐然一座海上坚城。因崖山之北水浅“舟胶”（易搁浅），张弘范指挥元军船队由崖山之东转入大洋，尔后由南面逼近宋人的水上基地。正式接手交战前，张弘范“潜舟载骑兵登陆焚其宫，命乐总管立寨断其汲路”②，使宋人失去了陆上的基地和淡水供应，在心理和生理上遭受沉重打击而困顿不堪。② 按：《元史·张弘范传》载此事在至元十二年五月，而《伯颜传》载此事在四月，五月伯颜已奉旨赴阙。根据伯颜传改。

① 《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录》，《元文类》卷二一。

② 同上。

二月，张弘范发起总攻。他分军为四，指挥诸将从东南北三面接近敌船，自将一军居西南，担当最难的一面。元军每艘船上均构造成楼于舟尾，外覆布阵，内藏甲士。张弘范命令各船以他船上的乐声和锣声为号令。乐作，宋人闻之，以为元军摆宴而放松了警觉。待元军舟师直犯其前，宋军才放箭拒敌。元军按照命令皆伏盾不动，直至舟将接，突然“鸣金撤阵，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元军“诸将乘乱皆殊死战，自己至申，声震天海，斩获几尽”①。宋丞相陆秀夫在绝境中背负幼主赵昺投海自尽，宋朝最终灭亡。宋将张世杰率残余舟船败走交趾，遇风坏舟，死于海陵港，“岭海悉平”。张弘范勒石纪功于崖山之阳而还。

十月，张弘范班师回朝，受到忽必烈接见，慰劳甚厚。不久竟染疾身死，年四十三岁。

① 《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录》，《元文类》卷二一。

第五节　李恒

李恒（1236—1285），字德卿，唐兀人。其先姓於弥，后赐姓李。祖为西夏兀纳剌城守帅，1209 年，蒙古军来攻，城陷不屈而死。父惟忠，时方七岁，为兵士所掠，欲从死，所隶将吏惊异，执献宗王合撒儿，因留养之。及嗣王移相哥继立，追随进征中原。稍晚，以为汤沐邑淄川路（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达鲁花赤，佩金符。未几，迁全家于所镇淄川县。至元十五年（1278），卒。

李恒于弟兄十三人中排行第四，得王妃喜欢而认作义子。及长，作为本位下代表被任命为行尚书断事官，不久，让职与兄，改任淄州安抚司郎中。中统三年（1262），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举益都、济南等路附宋，他谋与其父赴京师告变，事觉，全家被收狱中。叛乱平靖后，始被释放。四年，授淄莱等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并得赔偿损失家资。此后，历任管军总管、副万户。至元七年（1270），擢益都淄莱新军万户，受命率部南下。围攻襄阳府时，他负责城西南万山堡的构筑。南宋守帅吕文焕派水军来袭，他设伏击败之；十年，移部围攻樊城，自南面渡汉江登垣。

至元十一年九月，从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南征，领部为后卫，败敌追兵。十二月，进次长江北岸的阳逻堡，宋淮西帅夏贵遣子夏松等逆战；他领部陷阵，流矢中额依然奋勇不退，射杀敌主将。继而大军南渡，与宋大军遭遇，他领部作战，击败敌主力，乘胜招降鄂、汉阳等州、军，仍随大军东下。十二年正月，宋岳州安抚使高世杰遣部北窥，图复失地，他乃受命西还，守镇鄂州安抚司。时地方豪杰聚众抗元，行省檄令发兵，他敛部未动，先遣使招谕，得生口十余万，使为良民，仍禁约士卒掳掠，所有馈献一无所受。三月，他领部从荆湖行省右丞阿里海牙南征，与万户解汝楫等共败高世杰军于洞庭湖口，克岳州。四月，移徇江陵府东南沙市，拔之。宋湖北制置副使高达等以城降，更江陵府为荆南安抚司，留他镇守之。不久，又徙控湖南冲要常德安抚司。

当年七月，有诏李恒晋右副都元帅，偕都元帅逊都台、万户武秀、张荣实、兵部尚书吕师夔等经略江西。九月，开府于江州安抚司，擒都统熊飞，进围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市）。南宋江西路转运使刘某诈降，他窥破诡谋，密为准备。有顷，其锐兵突然来袭，麾众聚歼之，刘乃真降。至元十三年正月、二月间，抚、瑞、建昌、临江等州、军皆降。三月，又下吉、赣、南安等州、军，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亦遣部将梁雄飞赍蜡丸书，以所部来附。五月，返旆北上，宋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举部以邵武军（今福建邵武市）归降。返驻隆兴安抚司，而同僚有人觊觎财货，诬富民通敌，被害者已一百三十余家；他察其无罪，为之争辩，其余人被释。

同年六月，宋左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等聚兵福建，图谋分道出师，恢复浙东、江西。李恒因率部南向，于建昌安抚司备御。镇抚孔遵以偏师出宁都县，俘获逃亡乡民数人押解至营，告同知易仲荣密报敌以虚实，遂搜得南宋枢密使文天祥与当地故宦大家书札，留戍将校因欲惩治，以遂私利。他焚毁书札，释放受牵连者。时江西故地多响应文天祥，起兵抗元，宋将吴② 本节主要依据《元史》卷一二九《李恒传》；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刘岳申：《李恒庙碑》，《申斋集》卷七；柳贯：《李恒新庙碑》，《待制集》卷九；吴澄：《李恒家传后序》，《吴文正文集》卷二四。

浚复取南丰等县，张文虎进兵建昌，恒率军击败之。十二月，授同知江西道宣慰司事；加镇国上将军，遥领福建道宣慰使，又改江西道宣慰使。十四年三月，宋右丞相文天祥军出广东，围赣州安抚司，连陷附近兴国、太和等县。他分遣部将应援，自己则率主力转战永丰、庐陵等县，扫荡敌部。宋军全线溃败，他乘胜追击，捕获文天祥妻、女及监军赵时赏等。七月，授参知政事，行省江西。九月，与都督忙兀台、招讨高兴等会师南征；不久，领部至梅岭，出其不意地击败宋师。

至元十五年六月，改授蒙古汉军副都元帅。十月，率部克英德府及清远县，闰十一月，进入广州。因都元帅张弘范军未到，他以主力据守，偏师东取梅、循等州。十六年正月，乃领部与张弘范军会合，攻崖山，恒负责围守北面。二月，双方决战，他先率军自北乘早潮退去发动进攻。宋以劲卒殊死搏战，相持至午时，张弘范督师从南合击。宋军溃败，枢密使张世杰等十六船突围。时已天晚，风烟骤起，弘范收兵，他独与士卒尾追，又降宋承宣使翟国秀等，以功入觐。

至元十七年，拜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省荆湖。李恒到任后，严令禁止掠鬻男女为奴婢，犯者正其罪。澧州、辰川、沅州等路受灾饥馑，居民至以子女易食；他开仓赈济，存活者十万余口。时系猎户籍者数量颇多，他奏请除保留一千户外，其余仍散归地方。十九年，上书辞去军职，世祖即命其长子世安袭领本管万户。恒从镇南王脱欢攻安南，率所部与大将乌马儿由水路进兵，俘其建德侯陈仲；进陷天长府，复率水师追安南王，获船200 艘。未几，值盛夏连降暴雨，江水横溢侵淹营地，军中发生病疫，主帅遂决计班师，行至南策江（今越南海阳市西北），左丞唐兀歹军遭伏击损失惨重；因改命他率部殿后，杀退敌兵。一路追军数番逼近，他且战且退，至永平关，膝中毒矢，至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西北），毒发身死，享年五十，归葬大都西永安山。二十八年，追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至大元年（1308），封滕国公。

第六节　史弼

史弼（1247—1318），字君佐，一名塔剌浑，蠡州博野县（今河北蠡县）人。曾祖彬，率乡人投归蒙古。祖忠，官工匠提领。父伯祥，业农耕①。史弼体格魁伟，膂力绝人，尝举置四百斤重的石狮子于数步之外；精习挺槊，又善骑射。潼关守将王彦弼招为婿；中统二年（1261），荐于左丞相耶律铸，给侍省府。近侍火里台见其所挽强弓，告于世祖，召见，试射远垛中的，留为宿卫士，遂通蒙古语言文字。尝奉旨计数军需、礼祠山岳，以廉干闻名②。四年，授金符、管军总管。至元六年（1269），从都元帅刘整攻南宋。出阵挑战，射杀二将，横刀前冲，敌兵退却。十年，分诸将为十二道围攻樊城，他攻东北隅，凡十四个昼夜，终破其城。行省上其功，升副万户。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十月，率部攻沙洋堡，飞矢中臂，奋勇不退，及堡破，凝血满衣袖，因授金虎符。十二月，大军驻阳逻堡前，万户史格一军率先渡江，为宋军所败；他领部继进，击败宋军，乘胜克武矶堡。论功第一，进定远大将军。十二年五月，元军驻瓜洲，他受命领三千士卒立木栅于扬子桥头，断敌粮道。六月，率数十骑驰抵扬州，诱其来攻；宋都统姜才果以一万余人乘夜来攻，他一面向阿术告急，并告戒营中镇静，等其靠近，始发木、石击之，又开堡门出战，至天亮，值主力援军到达，合击，遂大败守军，姜才脱走，擒副将张林。十三年四月，移部泰州西北丁村堡，截断高邮、宝应等军与扬州的联系。六月，姜才等以步骑数千来攻，他与大将苫彻共同抵御；兵少被困，手斩数十人，方出围。会援军赴到，反攻，宋军惊走。七月，朱焕举扬州降，他以数骑入与之接洽受降。

十四年，授淮东淮西大都督，改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军万户；不久，迁黄蕲道宣慰使。十五年，入朝，升江淮行省参政、仍行黄蕲道宣慰司事。十七年，都昌县（今江西都昌）杜万一、谭天麟起事，自称天王、副天王；他率部前往平定，杀其亲党而赦胁从。江州路宣课司征收米税，商人闭市，为奏罢之。十九年，改浙西道宣慰使。二十年，黄华在建宁路举兵，诏令他辅大将不怜吉带往讨。二十一年，师还，逢连降大雨，米价腾涌，他开仓发粮，计十万石，平价出粜。行省长吏欲加价，他竭力反对，并得再增十万石出粜。不久，改淮东道宣慰使。迁签书沿江行枢密院事，驻建康路（治今江苏南京市）。二十五年，仍改浙西道宣慰使；二十六年，浙东诸处发生反元起义，弼请率军讨之，又改浙东道宣慰使。不久，率部参预讨伐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市）杨镇龙，复东阳县。拜尚书左丞，行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七年，仍改浙东道宣慰使，擒杀处州路（治今浙江丽水市）等地起义首领吕重二、杨元六。

二十九年，擢福建行省平章，率军征爪哇国，以右丞高兴、左丞亦黑迷失为副，发付金符一百五十，钞、帛各二百锭、匹，以奖励立功者。十一月，他以本部五千人和其余应征各部自泉州后渚港登船，经七洲洋、万里石塘至于占城国。翌年正月，又历橄榄屿、假里马答山而抵达爪哇。时葛郎城（今① 王恽：《史忠行状》，《秋涧集》卷四七。据《行状》，降蒙者为史忠，忠之父名成，与《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异。

② 王恽：《史忠行状》，《秋涧集》卷四七。据《行状》，降蒙者为史忠，忠之父名成，与《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异。

印度尼西亚谏义里市）主哈只葛当攻杀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剌，又围其婿土罕必阇耶于麻诺八歇城（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巴亚市西南）。二月，元军驻八节涧，他遣使招谕，值土罕必阇耶来纳款并求援，命偏将守护营地，麾部三道以进。敌闻讯，集主力于答哈城迎战，元军胜，哈只葛当被迫出降。四月，命土罕必阇耶归国准备货物入觐，不期其在道袭杀委派陪伴监视的万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等二百人，又集部下来袭。元军败，他决定撤退，因自率部断后，且战且行，始回到船上。六月，归到泉州。十二月，朝廷以是役士卒死者三千，虽得价值五十余万贯的金宝香料和他物上献，犹未足抵赎过失，杖十七、籍没家资三分之一。

元贞元年（1295），起为同知枢密院事，太师玉昔帖木儿奏请还其籍没家资。寻拜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右丞。至大三年（1310）三月，仍同知枢密院事①。延祐五年（1318）四月，升平章②；又加银青荣禄大夫，封鄂国公。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②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第七节　高兴

高兴（1245—1313），字功起，一字显卿，汴梁路蔡州汝阳县（今河南汝南）人。

高兴年少力大尚武，尝在南阳山中遇虎，神色自若，发一矢而毙。至元十一年（1274）冬，偕八骑至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县）城投奔宋沿江制置副使陈奕为部将。十二年正月，右丞相伯颜领南征大军至，他随主帅出降，授千户，从攻宋，行省上其功，因得专将一军，常充前锋。十一月，次溧阳县（今江苏溧阳），阵斩大将三人，授金符，为管军总管。继至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境，遂由间道袭夺独松关，进至武康县（今浙江德清县西武康），擒捉了曾杀使者严忠范、廉希贤等的守将张濡。十三年二月，他随参政阿剌罕、左丞董文炳等经略浙东，招降建德府（治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已降又反，推章焴为守；他率五千卒往讨，克婺州，擒章焴③。复进至衢州，连胜宋军；追宋秀王赵与■至福安县，敌据桥隔岸而阵，他领部出其不意夺桥冲阵，杀观察使李世达；宋军败，斩首三千，擒与■父、子及小王二、裨将二，获印五、马五百。未几，往攻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市），降其参政陈文龙、制置使印德傅等一百四十人、军兵三千、水手七千，获海船七十八艘；以功迁管军万户。

十四年，他佩虎符，充衢、婺二州招讨使，还守婺州。九月，东阳县张念九、强和尚等袭杀宣慰使陈祐于新昌县，兴率军讨平之。次年，奉旨立行都元帅府于建宁（治今福建建瓯县）。政和人黄华、邵武人高日新、高从周等起兵，讨降之。十六年，入觐，献江南所得珍宝；改辅国上将军、浙东道宣慰使，赐西锦服、金钱鞍辔，不久，奉行省檄讨败海盗顾某、处州路（治今浙江丽水市）富某、漳州路王南慰等部。十七年，诏以他为福建等处征蛮右副都元帅，从都元帅完者都往平漳州路高安寨。十八年，陈吊眼等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他麾部攻击，克十五寨。陈吊眼走保千壁岭，他佯装和善，至半山与交谈，乘不备徒手将其擒捉。

二十年，改浙西道宣慰使。黄华又起事，有众十万；十月，兴领兵与战于铅山县（治今江西铅山县东南永平），俘八千人，转战分水岭，取嘉禾县（治今福建建阳县）。黄华移兵攻建宁路，他亦赶赴，与福建方面军合，遂决战，获其将二。追逐至赤岩，黄华返斗又败，自投火死①。二十一年，改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省参政，时江淮多处发生反元斗争，高兴率军讨平婺州路施再十；又接受总管许楫建议，喻降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②；仍任浙东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复拜江淮行省参政，平林洪、柳分司等部。二十七年，领军讨詹老鹞、林雄等部。又进师徽州路，平汪十千部。二十八年，行福建道宣慰使，劝降漳州路欧南喜等部；召入朝，擢江西行省左丞。二十九年，迁福建行省右丞，与平章史弼、左丞亦黑迷失等出征爪哇。

次年，失败而还，因他与释放土罕必阇耶事无关，没有受处罚，反得赐金50两。三十一年，赐号拔都鲁，进福建行省平章。大德元年（1297），他建言③ 《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

①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招捕》，元明善：《高兴神道碑》。② 《元史》卷一九一《许楫传》。

招取琉球，仍为福建平海行省平章①。三年改江浙行省，在任颇有善政②。八年，授枢密院副使。十年，同知枢密院事，又改河南行省平章。十一年，进行省左丞相，仍商议行省事。病死，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封梁国公，谥武宣。元统三年（1335），加封南阳王。

①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② 任士林：《高兴去思碑》，《松乡集》卷一。

第十一章　玉昔帖木儿　月赤察儿　土土哈床兀儿

第一节　玉昔帖木儿

玉昔帖木儿（Usutemur，又译玉速帖木儿，1242—1295），蒙古阿儿剌氏（Arlat），成吉思汗建国功臣“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世祖赐号“月吕鲁那颜” （Orlug-noyan，意为“能官”。Orlug 又译月儿鲁、月鲁、玉吕鲁），遂常以此号代其名。父孛栾台，袭博尔术职为右翼万户，统领蒙古西部直到阿勒台（阿尔泰）山诸蒙古千户。窝阔台八年（1236）分授贵戚勋臣中原州县民户，得广平路洺水县（今河北威县）份地民户17333 户。

中统二年，（1261）玉昔帖木儿20 岁袭父职，后被召入朝，为怯薛官宝儿赤（ba’urchi），掌内廷饮膳，成为世祖的亲信侍臣。至元十二年（1275），出任御史大夫。当时，御史台下属有七道提刑按察司，分掌纠弹地方官吏奸邪、违法及检查各地方官府文卷等事。十三年，因省并衙门，诏罢各道按察司。玉昔帖木儿以监察御史姚天福之言入奏，陈述设立按察司是为了扩大朝廷耳目，防范非常，系出于深远考虑，不仅纠察地方官府而已，不宜罢。世祖大悟，即下诏复立按察司①。十四年，置江南行御史台，职在监察南方各行省官府。起初，行台文卷令行省官检核，十六年，玉昔帖木儿奏称：这样做不便于行台执行其监察职能。乃诏改之。二十二年，中书右丞卢世荣总领财赋，受到世祖宠信，奏请将各道提刑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领钱谷事（财政），凡刑名事报御史台，钱谷事报户部呈中书省。玉昔帖木儿奏言：如按察司兼掌钱谷，则其纠弹之职废矣，此事应请丞相安童与朝廷老臣集议，终于得以不改②。二十四年，尚书省平章政事桑哥专擅朝政，又提出应让各路管民官检核按察司文案，以互相纠察，并称这符合太祖圣旨“凡临官事者互相觉察”的旧制。世祖已准其奏，玉昔帖木儿谏言：监察机构职在止息奸邪，若如此则有伤监督之体。于是桑哥之议不能实行。玉昔帖木儿领御史台事达二十年，多次阻止了权臣削弱监察机构的企图，维护了台察的权力和职能。元朝制度，凡军国重事，多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长官共议而行。

玉昔帖木儿除领导全国监察机构外，还参与许多重大军、政事务的决策，如与丞相伯颜等拟定江淮以南镇戍军的部署和屯戍体制，西北边境防范叛王海都、都哇的军事布置，发兵镇压江南各地反元起义等等。

至元二十四年，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发动叛乱，世祖亲征，玉昔帖木儿为前军主帅，统兵先进，击退敌军。与世祖会合，渡哈剌河（今哈拉哈河），夺取乃颜之失剌斡耳朵（今新巴尔虎左旗东辉河旁），复率蒙、汉诸军追击乃颜，擒之。世祖还都，玉昔帖木儿奉命统领诸军继续征讨乃颜余党塔不台、金家奴等，败之于海剌儿河，追至蒙可山（当在今海拉尔河上游）、那兀江（今嫩江），皆擒之。二十五年，乃颜余党诸王哈丹等复叛于辽东，皇孙铁穆耳督诸军征讨，玉昔帖木儿再任统兵官，率军出征。初与哈丹军战于贴列可、木骨儿抄剌，不利；八月，会土土哈等部军，进至贵列儿河（今归流河① 《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传》。此传系罢按察司事于十二年，据《元史·百官志》，应为十三年事。又据同书《王磐传》，权臣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乘汰冗官之机并罢之，因王磐言得不罢。②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卷二○五《卢世荣传》。

——洮儿河上游支流），击败哈丹军，又追击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那兀江等处，哈丹遁走。九月，遣部将伯帖木儿往那兀江以东各处招集叛王所属蒙古、契丹、女真等百姓①。其年冬，佯言驻兵休整以待来春进讨，乘敌不备，率军倍道兼进，过黑龙江，突袭叛王营垒，杀戳甚众，哈丹逃亡，后奔入高丽。二十六年春，班师，以平叛功，诏赐内府七宝冠带，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先是，西北诸王海都和阿里不哥子明里铁木儿相结，于至元二十六年大举进攻漠北地区，世祖以丞相伯颜兼知枢密院事统领漠北诸军讨之，并留镇和林。二十九年秋，海都又入寇，廷臣中有人进谗，谓“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因仍保守，无尺寸之获”，世祖诏召伯颜南还，遣玉昔帖木儿代之出镇，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命漠北诸王、将帅皆听其号令，特赐步辇使乘以入宫，“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三十年，诏命皇孙铁穆耳“抚军”（总领诸军）于漠北，以玉昔帖木儿辅之。玉昔帖木儿奏请将“皇太子宝”授予皇孙以重其权。他与铁穆耳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三十一年，世祖病故，玉昔帖木儿护送铁穆耳回到上都。宗亲大臣召开忽里台大会共议推举新帝继位，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争执，以致世祖死后三个月还未能推举出新帝。玉昔帖木儿谓晋王曰：“..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这就是说，他利用世祖已将“皇太子宝”授予铁穆耳为理由，迫甘麻剌放弃争位并拥戴铁穆耳。其实授“皇太子宝”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由于铁穆耳和玉昔帖木儿总领军事的实力，以及掌握朝政大权的伯颜丞相的支持，使甘麻剌不得不屈从，于是宗王勋戚大臣共推铁穆耳即帝位（是为成宗）。玉昔帖木儿以推戴之功进拜太师，仍还镇漠北。

元贞元年（1295）冬，玉昔帖木儿回朝商议边事，备受恩宠。十一月，病死于大都家中，诏赐厚葬。大德五年（1301），赠功臣封号，追封为广平王，谥“贞宪”。

有子三人。长木剌忽，袭职为万户；至大四年（1311），仁宗特授知枢密院事；皇庆元年（1312），封广平王。幼脱脱哈（又译秃秃合、脱忒哈），延祐六年（1319）以勋臣之后由御史中丞进拜御史大夫，七年英宗即位，因曾谋废立罪被诛。木剌忽子阿鲁图，至正间拜中书右丞相，为元末名臣。① 《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卷一五四《洪万传》；卷一一八《特薛禅传》。阎复撰碑称初战“两与敌遇，皆败之”，唯据《伯帖木儿传》，贴列可之战显然是失败的。

第二节　月赤察儿

世祖朝怯薛长月赤察儿（Ochicher，1249—1311），蒙古许兀慎氏（Hu’us-in）人，成吉思汗建国功臣“四杰”之一博尔忽的曾孙。祖脱欢，袭父职领右翼第二千户兼右翼军副万户①，从蒙哥西征钦察、斡罗思有功。父失烈门，从忽必烈征云南，死于军（1254）。

月赤察儿六岁丧父，由母石氏（金宰相之女）抚育成长，事母孝敬。至元元年（1264），世祖追念其父从征而死，召入朝，见其容貌英伟，举止端重，奏对详明，甚喜，即命为怯薛执事官宝儿赤（Ba’urci，掌御膳者）。儒臣王思廉进讲《通鉴》等书，世祖皆命他在旁听受。十七年，任第一怯薛之长。次年，以其执事敬慎，熟知朝章，授为宣徽使。元朝宣徽院是蒙古大汗怯薛职能与中原官制相结合的宫廷机构，主要掌内廷饮膳，朝会宴享，兼及怯薛歹的选拔和廪给，御位下畜牧，蒙古人民差发和诸部（爱马）赏赐、抚恤等事，职权甚重，故院使皆以最亲信侍臣如宝儿赤、怯薛长担任。出则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长官；或由这些军政大臣兼院使。月赤察儿是元勋后裔，又联姻皇室，所以受到特殊的恩宠②。二十一年，分拨武冈路绥宁县民5000 户为其封户。二十六年，海都攻占和林，漠北危急，世祖统兵亲征至于杭海（今杭爱山）。月赤察儿从征，他以自己未有战功，不如同是勋臣之家的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光彩，乃请求出战。世祖劝慰他说：你亲佩弓矢，日夜守卫宫帐，保护了皇帝的安宁，功劳就很大，何必要自身上阵杀敌！可见其受宠眷之深。

二十七年，尚书省右丞相桑哥方倚世祖专信，委以朝政，权倾内外，凡中央、地方官员任命均由他决定，但按制度委任宣敕仍由中书省颁发，遂奏言不便，世祖即命以宣敕付尚书省掌握，于是求官爵者纷纷到桑哥门下用重贿请托。尚书平章政事帖木儿在怯薛中为月赤察儿下属，暗以此事告之，月赤察儿遂奏明世祖，其他大臣、内侍也多弹劾桑哥。次年一月乃诏罢桑哥，治其罪；以月赤察儿能发桑哥欺君贪赃之罪，将没入桑哥之金、银、田产、别墅等赏之。同年，都水监奏凿通惠河，世祖急欲成功，诏命四怯薛及京中诸府人都参加凿河，分段负责，刻日完工。月赤察儿亲自带领怯薛歹应役，起了表率作用。他还荐举哈剌哈孙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治绩甚佳，可见有知人之明。三十年，世祖以他为元勋后裔，又有摧奸荐贤之功，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并仍当宣徽使。

讨伐西北叛王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太保，仍为知枢密① 《元朝秘史》第202 节所载成吉思汗始封95 千户中有脱欢，那珂通世以为即博尔忽子，据此则脱欢于建国时别授千户，非袭父职（见《成吉思汗实录》页324；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八即采此说）。伯希和、李盖提、姚从吾等皆以《秘史》所载脱欢与其下之帖木儿合为一人之名，氏族不明。此处从元明善撰《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② 月赤察儿尚斡赤斤孙女抹开公主、塔察儿孙女也逊真公主。

院事和宣徽使。大德四年（1300），拜太师。当时海都、都哇统治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不承认元朝皇帝的大汗——宗主地位，还时常进攻大汗属境。大德二年冬，海都、都哇军来袭，统领西北边防诸军的亲王阔阔出麻痹轻敌，饮酒作乐，疏于防守，以致大败。三年，成宗遣皇侄海山出镇称海、金山沿边，取代阔阔出；晋王甘麻剌仍统漠北诸王之军，共同防守。五年，又把月赤察儿派到漠北，以朝廷大臣身份作为晋王的副手指挥诸军。其年秋，海都、都哇大举进攻漠北。元朝军队有五支，月赤察儿指挥其中一支。先是海山之军与海都军战于帖坚古山（在札布罕河旁），获小胜，但旋即陷入海都大军的包围之中，力战突围，后退至合剌合塔之地（当在札布罕河上游之东杭爱山南某处）。这时晋王、月赤察儿统率的军队开到，五军会合，与海都军大战，互有胜负。不久海都因病撤军。都哇军后至，在与元军作战中负伤，亦退。这次战役虽然并没有如一些汉文史料记载的那样大获全胜，终究是阻止了海都、都哇的猛烈进攻，保卫了漠北地区。战后，月赤察儿回驻原镇守之地。

战后一个月，海都病死，长子察八儿继立为汗，窝阔台汗国发生内争，国势衰落。都哇自知已无力继续与大汗对抗，首先于大德七年向朝廷请和。月赤察儿派人向海山及诸王、将帅提出建议说：“都哇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代，无有已时矣。都哇之妻，我弟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报使许其臣附。”（《元史·月赤察儿传》）众人都赞同他的建议，于是先派马兀合剌去见都哇，再遣使入朝报告此事。成宗赞扬月赤察儿“深识机宜”，并许都哇和议，命仍统治其察合台汗国。察八儿和叛附海都的阿里不哥之子明里铁木儿也遣使请和，承认元成宗的大汗——宗主地位。次年，元朝和西北诸叛王达成和议，持续了数十年的内争终告结束。

由于海都之死和窝阔台汗国的内讧，原先在海都领导下结合起来的西北诸王联盟解体了，臣服元朝以后，其属下各部军民纷纷离开他们投向朝廷，都哇和察八儿又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但明里铁木儿所部仍屯于金山（阿尔泰山），与察八儿连在一起，对漠北地区的安全终究是个威胁。大德十年七月，海山、月赤察儿出其不意发动袭击，率领大军越过金山，俘获其诸王、驸马并家属人等；月赤察儿遣部将秃满铁木儿、察忽率兵万余深入其境，获其部众。元军进至也儿的石河，明里铁木儿和窝阔台后裔诸王秃满等被迫投降。时察八儿正领兵去抵抗都哇，委托明里铁木儿照管其斡耳朵，明里铁木儿投降元朝后，就与海山、月赤察儿之军一起袭取了察八儿的斡耳朵、家属和部众达十余万人，察八儿无奈投靠都哇。这次战役基本上摧毁了窝阔台汗国及其联盟者阿里不哥家族的势力。

拥立武宗，建省和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皇后卜鲁罕和一些诸王、大臣合谋立安西王阿难答为帝，三月，海山母答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一部分大臣支持下扑灭了后党。海山接到成宗死讯，立即率领精锐军队从称海至和林，迳自召集漠北诸王、勋戚大会，定议拥立海山为帝，并以三万大军扈从南来即位。月赤察儿当时是驻镇漠北地位最高的朝廷大臣，在拥立海山的策划中起了很重要作用。五月，海山即位（是为武宗），为赏其战功和拥立之功，将察八儿之女燕铁木儿公主配他为妻，并赐以世祖宴幕、成祖御辇及侍仆、乐工等；七月，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统领漠北全境，任命他为行省右丞相，特封淇阳王。诏书称：“卿（月赤察儿）乃国之元老，宣忠底绩，靖谧中外。朕入继大统，卿之谋猷居多。今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卿为右丞相，依前太师、录军国重事，特封淇阳王（因其曾祖博尔忽份地为辉军路淇州—引者），佩黄金印。宗藩、将领，实赡卿麾进退。”（《元史·月赤察儿传》）可见授与了他节制漠北诸王、将帅的大权，其势和分藩漠北的晋王相埒。十一月，赐江南田40 顷。时赐田皆夺还官，中书省以此提出异议。武宗有旨：“月赤察儿自世祖时积有勋劳，非余人比，宜以前后所赐合为百顷与之。”（《元史·武宗纪一》）并命浙江行省平章为他掌管赐田岁入。他是元朝第一个生前就获得王封的异姓大臣，曾请置王傅，虽因中书省言异姓王无置傅之例而被驳回，但武宗对此亦未加深责，足见其权位之重。

至大元年（1308），月赤察儿遣使上奏：“诸王秃苦灭①本怀携贰，而察八儿游兵近境，叛党素无悛心，倘合谋致死，则垂成之功，顾为国患。臣以为昔者都哇先众请和，虽死，宜遣使安抚其子款彻，使不我异。又诸部既已归明，我之牧地不足，宜处降人于金山之阳，吾军屯田金山之北，军食既饶，又成重戍，就彼有谋，吾已捣其腹心矣。”武宗十分赞许他的计谋，即命他移军于阿答罕三撒海之地（当在金山之北）。月赤察儿把大军部署在逼临窝阔台汗国边境上，随时可以直捣腹心，察八儿、秃苦灭甚惧，欲投奔款彻，款彻不敢接纳，只得投降元朝。漠北边境得以安宁。至大三年，复赐清州民17919 户为其封户。

至大四年，武宗死，仁宗继立。月赤察儿自和林至大都朝觐，仁宗宴之于大明殿，礼遇优重，诏仍太师，并厚赐金帛。九月，病故于大都家中。月赤察儿尚三宗王女，有子七人。长子塔剌海，为皇太子真金侍臣，至元三十年，任左都威卫使佩金虎符，大德元年授徽政使仍兼前职，四年兼枢密副使，六年升同知枢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十年升知枢密院事。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拜中书省左丞相，仍领枢密、徽政、宣徽三职及怯薛之长；不久加太保、拜中书右丞相。一人兼任最高军、政及内廷机构长官，可谓荣宠显贵之极。至大元年再加领中政使。其年病死。第三子 头，武宗赐名脱儿赤颜，斡赤斤孙女抹开公主所生，幼侍武宗、仁宗兄弟；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以弟为皇太子，乃任太子府四怯薛之长；不久，相继授徽政使①，加右丞相；至大元年，兼尚服使，又加中政使，拜太师，兼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速卫指挥使、左都威卫使；二年，兼知枢密院事；四年，仁宗即位，命嗣父怯薛长之职；皇庆元年（1312），诏佩父印嗣淇阳王爵。其余诸子皆供奉内廷。

① 秃苦灭，海都子。

① 《太师淇阳忠武王碑》作宣徽使。按《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六月丙午条有“徽政使■头等言..”的记载。■头时侍仁宗母子，当以《元史》所载为是。

第三节　土土哈、床兀儿

土土哈的祖先土土哈（1237—1297），钦察人，祖先原为武平②北折连川③按答罕山部族，伯牙兀惕氏。其地原为奚王牙帐所在地。伯牙兀惕氏属迭列列斤蒙古，源出于蒙古乞颜、捏古思两始祖氏族。当是一支迁出额尔古纳昆山谷后，南下进入奚地的蒙古人。约在辽末金初时离开故土，万里西迁至位于押亦水（即今乌拉尔河的钦察语名称扎牙黑（Jayaq）水的东部或南部突厥语读法）和也的里水（Etil，今伏尔加河的突厥语名称）之间的玉里伯里山地区。降服了当地部落而统治之，自号钦察，但与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人是两支不同的部族。玉里伯里纬度高，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地宜马，富人有马至万匹者。土风刚悍，其人勇而善战。

土土哈的五世祖曰曲年①，土土哈四世祖曰唆末纳②，曾祖曰亦纳思③。蒙古部的世敌蔑儿乞被击破后，余众在霍都的率领下继续西奔，投向定居于玉里伯里的亦纳思。成吉思汗遣使至玉里伯里求索霍都等人，被拒绝。成吉思汗命将征讨。亦纳思年老，国中陷于混乱。1237 年，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前往蒙古朝见元太宗，其时拔都所率西征军中蒙哥之师已至其地，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投降，从军西征。忽必烈南征大理、伐宋，班都察率部民百人从军侍左右，掌军马。钦察特产黑马湩，岁时以进，色清味美，号黑马乳。在蒙古-突厥语中黑为“哈剌”，故其部人号曰“哈剌赤”，中统年成乱，班都察随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有功；土土哈弱冠随行，亦立功。

长期征战漠北班都察卒，土土哈受命袭职，备宿卫，长期征战于漠北。至元十四年（1277），昔里吉等发动叛乱，率兵越金山而东，漠北诸部及前汗大帐皆被掠。土土哈率军征讨，同年春三月败叛军将领脱耳赤颜于纳兰不剌之地。次月，应昌弘吉剌部万户斡罗陈驸马之弟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起兵叛乱，脱脱木儿引兵东援途中，与土土哈部相遇，战不利退去。只儿瓦台陷于孤立，不久被消灭。当年夏秋，又败敌于土兀剌河、斡儿寒河流域，夺回祖宗大帐。又受诏率钦察骁骑千人随大军北伐讨叛。至元十五（1278）年追昔里吉越金山，擒叛将扎忽台，又败叛将宽折哥等，在战斗中受伤仍力战不退，获敌辎重羊马甚众。因钦察军英勇善战，忽必烈下诏收集散在诸王位下和成为奴仆的钦察人，户给钞粟帛，隶属土土哈组建钦察军，并从中选勇建者入宿卫。冬入朝，世祖召至榻前，亲慰劳之，赏赐有加，并赐质孙服，授以先皇武帐，② 武平之地在辽代称武安，见《辽史》卷三九《地理志》，及《契丹国志》，林荣贵、贾敬颜点校本，页209，至金大定七年（1167）方改名武平。

③ 即《元史》中屡次出现的折连怯儿、者连怯耶儿、折连怯呆儿等，为突厥—蒙古语jeren ke'er 之音译，意为黄羊（羚羊）原。

① 阎复：《枢密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按《元史》本传其名曰“曲出”。② 约为也速该同时代人，活动于十二世纪七八十年代。

③ 为成吉思汗同时代人。

军中宴诸帅则设之。

至元十九年（1282）因功授昭勇大将军、领群牧司事。又授霸州方安县田，命钦察种人屯田，并增以亡宋新附军八百余名。二十一年（1284）赐金符，划拨河南等路蒙古军弟子四千六百余人及其他财物和田产，至元二十二年（1285）升枢密副使。二十三年，元廷设钦察卫，土土哈以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卫以下官属皆由土土哈从族人中择人任之。同年夏，海都兵犯金山，受命与大将朵儿朵怀率兵御敌。

海都攻入漠北时，东道诸王乃颜起兵响应。土土哈集中兵力与乃颜叛党作战，至元二十四年（1287）侦知东道诸王乃颜与元漠北驻军之阔列坚之子也不干、合赤温后裔胜剌哈要结谋叛，奏报要求朝廷召胜剌哈入朝，以夺其兵权。胜剌哈设宴邀朵儿朵怀与土土哈，企图借机擒获之，被识破，不往，胜剌哈计不得行，元廷为防不测，召胜剌哈入朝，欲从东道往。土土哈向北安王那木罕建议，防备胜剌哈与乃颜勾结，不允取东道，遂令取西道入朝。不久也不干叛变，率所部兵东趋怯绿连河成吉思汗大帐，以策应乃颜。

诸将欲先奏报朝廷，再行出兵。土土哈否决此建议，自率精兵为大军前驱，日夜兼程，疾行7 日，出其不意渡土兀剌河，于孛怯岭大败叛军，也不干仅以身免。元世祖亲征乃颜获大胜，东道叛王属下的康里、乃蛮部民归降者，均划给土土哈部，并设立哈剌鲁万户府。散处安西王等诸王位下的钦察部民，亦全部划归土土哈指挥。

同年十月，乃颜余党重起，土土哈扈从皇孙铁穆耳往讨。次月大军至海剌，杀叛王兀塔海，收降其属民。至元二十五年，元军诸王也只里部众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掠，遣使求救，土土哈奉命从皇孙铁穆耳往援。夏五月双方在兀鲁灰之地①会战，叛军败，追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②，再败之，叛王哈丹仅以身免。辽东诸部悉平，元廷乃置东路万户府镇守其地。诸王也只里妻以己妹塔伦。

以功受勋扑灭乃颜叛后，元廷集中精力对付海都，把防线从杭海岭推至金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春从晋王甘麻剌征海都。同年夏，军至杭海岭，海都军已先据有利地形，元军溃，土土哈率钦察军苦战，护卫晋王脱险。海都乘势进逼，北安王那木罕被迫下令放弃和林。次月，元世祖亲征漠北，收复和林，褒奖土土哈，比之以成吉思汗班朱尼之战。归阙后，世祖再次提及钦察军善战，闻名于敌我之事。土土哈自知国制色目低于蒙古，答称庆赏之典，蒙古将士宜先之。世祖要土土哈勿推让，并言蒙古人地位的确高于钦察人，但战功并不如土土哈之旅。次日论功行赏，先钦察将领。封以建康旧籍租户，又以俘获之户一千七百赐之。命其一子为官，督赋税。至元二十八（1291）年，奏报钦察军数已盈万，请战。受命率钦察军至汉塔海，海都军原准备入寇，闻知土土哈守边，遂引去。次年秋，元军在金山发动攻势，获海都部民三千余户。还驻和林。

至元三十年（1292）奉诏攻取吉利吉思，至谦河。冰行数日，尽收五部① 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郭勒。

② 今洮儿河上游支流归流河。

之众，屯兵镇守之。以功授行枢密院印，以便移文。同年五月，海都为收失地，引兵至谦河，遭败迹，叛将孛罗察被擒。

成宗即位，知土土哈善战，诏镇守北边，无需专程赴朝会往返，并予赏赐。元贞二年（1296），叛王药木忽儿与叛将朵儿朵怀来归，衣食无着，沿停抢劫，边民惊扰，逃匿山谷，土土哈率军至金山玉龙海为备，馈赠资粮，安辑部众，导叛王入朝。成宗亲解御衣赐之。大德元年（1297）迁同知枢密院事，乃兼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同年病卒，有子8 人。

床兀儿床兀儿（1260—1322），土土哈第三子。至元二十四年（1287），奉诏以大臣子从太师玉昔帖木儿军在百搭山战有功，授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元二十六年（1289）杭海之役后，扈从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授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大德元年土土哈逝后，受命袭父职，领北征诸军。

大德元年帅师逾金山，攻入八邻之地。依附于海都的帖良古惕部在八邻之南的答鲁忽河边立营，阻水而军，伐木栅岸，军士皆下马跪坐以待元军进攻，矢不能及，马不能攻。床兀儿命吹铜号角，全军大呼，声振林野。帖良古惕军不知原因，以为元军将至，争起坐马，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床兀儿指挥军队抢渡，奋师驰击，大破敌军，尽得其人马庐帐。元军还次阿雷河，与海都所遣增援八邻部的孛伯相遇。孛伯立营于高山之上，向床兀儿军发起冲击。山高不利于马匹下驰，孛伯马匹多颠踬。床兀儿乘势奋击之，孛伯军大败，仅以身免。

大德二年（1298），叛王都哇、彻彻秃等偷袭元军据守的火儿哈秃之地①，据守此地者为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所率领的6 千人。床兀儿、囊家歹等将帅为其左右翼。都哇军至时，元军统帅阔阔出正与床兀儿、囊家歹等因饮酒作乐，怠忽不设备，消息传到时已烂醉如泥，不能出战，致使阔里吉思孤军被困，战败被俘。当床兀儿的军队投入战斗时，都哇等择高地卓帐。床兀儿选勇而能步战者，从四面发动猛攻，都哇之军退去。大德三年，奉诏入朝，成宗命缚床兀儿、囊家歹至前，怒斥之。还边后，仕于海山麾下，边政军事大计必咨询其意见。逢战，钦察军常为先锋，深得重用。

大德四年（1300）秋，窝阔台后裔宗王秃麦、斡鲁思犯边，床兀儿迎敌于阔客之地。未待敌列阵，钦察军已抢先发动进攻，直冲敌营。秃麦、斡鲁思等不敌，向后溃逃。床兀儿军追逾金山而还。大德五年，海都大举东犯，率军越金山，止于铁坚古山，据高设营自守。床兀儿以钦察军猛攻，诱使海都军离营入平川地，元军力攻，击败海都。都哇应约率军与海都相会，与元军会战于兀儿秃之地，双方大战，元军不利，钦察军驰入奋击，大量杀伤敌军。战后朝廷派员与北边诸将帅会于赤纳思之地，议论战况，亲王以下至于诸军咸以为床兀儿当立首功。安西王、晋王均赐以重赏，海山除赐赏之外，命尚楚王牙忽都之公主，并将床兀儿战功上奏。成宗赐以御衣。

大德七年（1303），床兀儿入朝，成宗亲自表彰他累建大功。赏赐之外，晋为枢密副使，并以重金犒劳钦察亲军。海都死后，都哇、察八儿、明里帖① 应为蒙语Qorqutu，此言“有寨子”。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下），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 辑。

木儿相聚而谋，认为元朝边将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等骁勇善战，连年动兵死伤甚重，愿请和通好。都哇等通过安西王遣使朝廷，成宗立即响应，明里帖木儿入朝，床兀儿特为置驿，北边以宁。大德十年，晋同知枢密院事，又晋知枢密院事。随同海山赴北边浑麻出海。

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去世，床兀儿鼓动海山归朝抢夺帝位。海山纳其议，即日南还。床兀儿率本部军护卫。武宗即位，仍遣还北边，封容国公，赐银印。至大二年（1309）入朝，赐以大量财物，加封为句容郡王，赐金印。因床兀儿有足疾，赐以世祖所乘安舆。不敢受，固辞，武宗特为制马轿，使得乘之殿门下。

武宗朝末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因牧场纠纷关系重趋紧张。双方军队沿边对峙，位于床兀儿右翼的为脱火赤丞相所率领的12 万军队。而与之相对的是彻彻秃所率领的察合台汗国军队。察合台兀鲁思汗也先不花向驻于霍博和野孙漠涟的脱火赤丞相军队发动突袭，因走漏消息而未能得手。战幕拉开后，也先不花有意求和，除了向元仁宗遣使以外，与床兀儿之间也使者往来不断。也先不花派出术里只出使床兀儿，并借机侦察元军动静。床兀儿对军事行动计划严格保密，使也先不花误以为所需要对付的只是脱火赤的12 万军队，床兀儿不会参战。结果床兀儿所部军突然投入战斗，与脱火赤的军队协同大败也先不花。次年，仁宗下旨命元军夺取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及其冬营地和夏营地，战事迅速扩大到察合台汗国境内。脱火赤、床兀儿率军深入察合台汗国，驱敌达三月程之遥，床兀儿于赤麦干（赛阑）败也先不花之弟也不干及忽都帖木儿，追出其境，越铁门（铁木儿忏察关），于扎亦儿之地大败察合台汗国军。延祐四年（1317），因年老召回。其子曰燕帖木儿、撒敦、答里。

第十二章　哈剌哈孙　李孟　铁木迭儿　拜住　燕铁木儿

第一节　哈剌哈孙

家世与经历

哈剌哈孙（Harqasun，1257—1308），斡剌纳儿氏。曾祖启昔礼，初为乞颜氏那颜也客扯连帐下马夫。金泰和三年（1203），也客扯连及其堂兄阿勒坛依附于克烈部长王汗脱斡怜勒，共谋以兵袭击铁木真，启昔礼得知消息，遂与另一帐下马夫巴歹连夜潜往告变。克烈部覆亡时，铁木真恩赐以金帐和百姓，加号“答剌罕”①。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后，授为千户那颜。其后，参加对西夏王国和花剌子模的出征。1232 年，卒。祖博里察，曾随拖雷率军迂回攻金。1236 年，得授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为汤沐邑。父囊加台，以近侍护卫蒙哥入蜀。1258 年，在军中病死。

哈剌哈孙二岁时丧父，自此不妄言笑。稍长，善骑射，习蒙古字，喜爱儒家学说。至元九年（1272），由勋臣裔擢宿卫百户，袭号“答剌罕”。他供职唯谨慎，世祖曾当面许以日后重用，且叮嘱太子真金善遇之。十八年，割钦州、廉州（今广西钦州市、合浦县）益其封户。二十二年，拜大宗正（札鲁花赤）。当时郡县囚犯盗诈者都要报大宗正府裁决，他到任后，要求申移案牍完备，略有疑缺者即勒令再勘。当年奏处死者仅六十人，其余数百人则因大赦令得减免。西京路（今山西大同市）居民群殴，系籍鹰房者三人被杀，近臣某以事变上告。他受命处置，只将为首肇端者抵罪。京师有造伪钞者，主审官故使攀附富民百余家，他为之辩析开释。保定路5 处旱灾，当地百姓按规定要纳米于大都，有人在畿内籴米输纳，经管官借此为罪，他为之开脱说：“舍贵就贱，民便事集，又何罪为？”均予释放。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叛乱，他扈从大驾北讨，曾以壮士三百败敌突骑①。不久，桑哥以尚书右丞相秉政，其家僮犯禁杀牛，他不阿权贵，竟置于法。桑哥奏以江淮等南方行省重案复谳事亦隶大宗正府，借此因扰之。他上疏说，这些地方相去数千里之遥，兼领恐怕难免滋生冤狱。桑哥之议遂不行。

至元二十八年，升荣禄大夫，出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湖广所辖，东接江西、广东，西包八番、两江，北涵湖北，南及海南，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素号难治。哈剌哈孙到职后，审利病、度先后，简僚佐，抚兵民，理财断刑，井井有条。其地自宋时就有巨盗出没山野，剽掠商旅，他挑选士卒，亲授方略平灭之。相邻江西行省所属江州路（今江西九江市）有豪民勾结官吏，为害地方数年，他遣人擒缚，处以极刑，远近震惊。二十九年，他因入觐之机，于世祖前力陈南方各行省重设行枢密院，兵民分权，吏员相结成党，造成不便。当提到有人抱怨“风宪”官员干扰治理时，他指出：朝廷倚重御史台、行御史台等进行纠察，贪官污吏视为眼中钉，故而肆以诽谤。三十年，他返回行省首府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值平章政事刘国杰奉命调军出征安① 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一文指出：“迨蒙古勃起，答剌罕之号始贵。专用以报私恩，大体对可汗本人或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悉封以此号。其所享特殊权利，中国所重视者为月脱、宿卫等礼仪，回教史料所乐者，则免除赋税等实惠。至于九罪弗罚，则东、西史籍皆有记载”（《穹庐集》，页18—46）。① 刘敏中：《哈剌哈孙碑》，《元文类》卷二五；黄溍：《也速带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南国，他戒饬将卒无扰民居，适逢有抢夺鱼菜者，即杖其上级千户。少顷，有旨征发湖南富民万家屯田实边；他度事非便，暗地遣使往奏。属吏抱牍请署，不答，再请，则嘱暂缓。数日后，果然返使回报已经取消成命。迨广西道宣慰司请募南丹安抚司五千户屯田，他认为屯田者系土著居民，可以不劳士卒馈饷有余，便极力赞成，使相地立五屯，供给牛、种及农具①。大德元年，常德、澧州、辰州等路（今湖南常德市、澧县、沅陵县）江湖泛滥，飘没房屋，他即刻下令开仓赈济。湖南道宣慰使张国纪建议按南宋末年例增征夏税，致百姓困顿，他与御史台官一齐上奏反对，有旨革罢。

大德二年（1298），朝见成宗于上都，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莅职七十日，而革弊兴利七十余项②。召还朝，拜中书左丞相。到任后，罢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事故，必召引诸儒臣聚议。大都（今北京市）孔子庙未备，国子学寄寓他署，他为申奏建立，挑选名儒施教，以近臣子弟入学。五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倡议远征八百媳妇，他竭力反对。成宗不听，仍发兵二万以往。半途，终因将校勒索黄金、骏马，逼使亦奚不薛女酋长蛇节等武装反抗，衅起兵败。会有赦令，有司议释罪魁刘深，他力争，竟置于法。七年，转中书右丞相。鉴于当时普遍存在所用官吏非人的情况，他主持遴选，并核定贪赃罪罚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止进献户口、山泽。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他必留守大都。其时，成宗多病，中宫弄权，幸臣党附；他身居要职，尽力斡旋，颇有匡补之功。十年，加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得以置僚属；他奏修三朝皇后和宗室、功臣诸传。入冬，成宗病重，他内侍医药、外掌宿卫；为避免发生意外，他拒绝了诸王进宫省问的请求。

拥立武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太子德寿前殇，储嗣未立。中书左丞相阿忽台与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帖木儿等，合谋以成宗后卜鲁罕摄政，谋立安西王阿难答。哈剌哈孙认为此非“祖宗法”，属意于故太子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于是，他收藏京城百司符印，封闭府库，称疾居阙而不署公文；同时，秘密遣使，北向告迎出镇漠北西境的海山，南向延请被谪居怀州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三月，卜鲁罕等决以二日后御殿，他佯为同意，却连夜差亲信与爱育黎拔力八达联络。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与诸王秃剌等率卫士入宫，擒阿忽台、阿难答、明里帖木儿，禁闭卜鲁罕后，局势因而得到基本的控制。下个月，他随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至上都。五月，海山自北方至，即皇帝位，是为武宗。他以“定难”功加太保、录军国重事；未几，又加太傅，赐宅第一区，而令其子脱欢入侍。七月，因反对封秃剌“一字王”，遭其谮言，改任和林行省左丞相，出抚漠北。既至，杀偷盗来商者一人。值大风雪，居民饥馁垂① 又，《元史》卷一六三《乌古孙泽传》：“岁饥，［乌古孙泽］上言蠲其田租，发象州［路］ 、贺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赈饥者，既发，乃上其事。时[湖广]行省平章哈剌哈孙察其心诚爱民，不以专擅罪之。”② 《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碑》皆作“视政七日”；但是，据碑，任命哈剌哈孙在大德二年九月，而《元史》卷十九《成宗纪》载同年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咕剌哈孙）升［中书］左丞相”。以此，疑“七”当作“七十”。政死；他奏请得钞七千三百万贯及布帛、牛羊等，分遣使者四出赈济，远的地方则置传车。有以子女易食者，即官为赎回。近水处，散给网罟使捕鱼充食。灾情过后，他着力于发展生产：疏浚古渠，整治屯田，修建仓库；一时间，漠北号称大治。至大元年（1308），赐大帐，待遇如诸藩王。闰十一月，积劳成疾，卒，享年五十二。归葬昌平县（今北京昌平西）。二年，追赠推诚履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顺德王，谥忠献。

第二节　李孟

仁宗潜邸文学侍臣李孟（1255—1321），字道复，号秋谷，元代中叶政治家。后唐皇室沙陀贵族后裔。先世居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祖父昌祚，任金潞州税务同监，归降蒙古，授潞州招抚使，佩银符①。父唐（1226—1306），通蒙古语，从军于秦、陇，1248 年，以才能被兴元行省夹谷龙古带辟为掾，自此，长期在汉中担任幕僚职务，遂迁居汉中，至元八年（1271）退职家居。

李孟自幼力学，博闻强记，通贯经史，善文章，常纵论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有志用世。当时科举尚未恢复，读书人谋求官职的主要途径是担任吏员，李孟不愿由吏途出仕，于是在家开馆教授生徒，来学者甚多，声名益著，前辈名士大夫如商挺、王博文、刘宣、魏初过汉中，皆与交往。至元十九年，随父居四川（时李唐当就任四川行省幕职），行省拟辟为掾，辟为晋原县主簿，皆辞不就。时值权臣阿合马被杀，主张行汉法的皇太子真金得以真正参决朝政，支持新任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改革阿合马专权时的弊政，起用儒臣；二十年，刑部尚书崔彧又奏陈时政十八事，中有广开言路，多选正人，以及博访耆儒硕望，以重翰林之选等条，被世祖采纳，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商议施行。朝政出现了革新气象。李孟以为施展其学识才能的时机已到，乃赴京师，受到行中书右丞杨吉丁器重，推荐给真金，召见于东宫，未及擢用而真金死（至元二十二年），杨吉丁延请为家塾师①。翰林诸名公尝识其才，呈请中书省授以馆阁之职，但铨曹却拟为梓潼县主簿，不受。二十三年，李唐出任夔府路（治今四川奉节）总管府经历，孟离京赴夔府省亲。二十八年，随父还居汉中。

三十一年，李孟在父亲敦促下再次北上求仕，路过关中，时成宗即位，诏命各省采访世祖朝政事以备修史，陕西行省留孟参与讨论编次，送京进呈。皇太后阔阔真（真金妃）为孙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已故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子）选聘名儒为师，李孟被推荐当选。大德三年（1299），海山出镇漠北。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京中，孟“日侍讲读”，甚得亲信和敬重，召画工为之画象，命集贤大学士王颙书其号“秋谷”二大字，亲自刻匾并署名其上，旁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①。成宗闻孟名，诏授官职，执政者以孟未尝登门拜谒，沮格不行。成宗晚年疾病缠身，朝政多决于皇后卜鲁罕及执政大臣。大德九年六月，立卜鲁罕所生皇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出于卜鲁罕之谋，遣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李孟仍随侍爱育黎拔力八达，忠勤如故，为他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之理及治天下之法，并引荐人才为其用。于是，更加受到信任，成为心腹谋士。出谋画策，两定内难① 刘敏中：《李唐神道碑》，《中庵集》卷六。黄溍所撰《李孟行状》（《黄金华集》卷二三）亦作“佩银符”，《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作“授金符、潞州宣抚使”，不取。① 《元史·宰相表》无杨吉丁之名，屠寄以为即成宗朝中书右丞相杨炎龙（《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七《李孟传》）。

① 姚遂：《李平章画像序》，《牧庵集》卷四。

大德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德寿死。十一年正月初八，成宗病故，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随即爆发。自世祖依汉制册立皇储，就赋与了皇太子真金一系继承皇位的正统地位。成宗别无其他嫡嗣，真金长子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书，愿守藩服”，“不谋异心，不图位次”②，因而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答剌麻八剌嫡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成宗皇后卜鲁罕操纵朝政多年，曾谋贬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为了免遭报复并继续掌权，不愿皇位落入海山兄弟手中，遂与其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划，先实行皇后临朝称制，以安西王阿难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为辅，掌握主动权，然后拥立阿难答为帝。阿难答与诸王明里铁木儿已于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参与谋划。朝中反对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怀州，向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请他们速回京城。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未决，李孟进言，先指出安西王图谋皇位违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训，继而说以利害，谓形势危急，而海山远在万里，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诏来召，势将难以自保。经他启发，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决计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哈剌哈孙守宿东掖门，称病卧床以抵制皇后内旨，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前往与他计议，适逢皇后接连派人来探病，孟假装医者，从容上前为哈剌哈孙诊脉，瞒过了皇后使者耳目。据《元史·李孟传》记载，孟从哈剌哈孙处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还报，主张先发制人，尽快采取行动。同列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皇后掌有玉玺，可以调动四卫之士（怯薛），安西王侍卫亦多，而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侍卫才数十人，恐难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来再行动。李孟分析说，皇后之党违弃祖训，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进入内庭，晓以大义（指对宿卫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将舍彼而听命于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时机，让安西王抢先即了位，即使海山来到，他岂肯拱手让位，必将发生内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命以占卜决之，卜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嘱咐只言大吉，于是决计举事。据《武宗纪》、《仁宗纪》及《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报皇后已定于三日临朝称制的消息，并提出不能等海山到来，“当先事而发”的主张。应该说，后一种记载更具权威性，哈剌哈孙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卫并守宿宫内，他的主意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根据同时代人对李孟“定难”功勋的赞颂，孟运筹定策，不避艰险与嫌疑，在这次政变中确是起了重大作用。传记所载事实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与哈剌哈孙的秘密联络中商议了计策，故敢于力主先期举事。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李孟等侍从、卫士由延春门入宫，哈剌哈孙来迎，立即控制了宫廷，召捕阿忽台等诛之，囚阿难答、明里帖木儿（后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赐死），贬卜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

政变一举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李孟被任为中书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备知民情，其处理政务兴利除害，悉皆得当；因抑绝侥幸之风引起群小人不满，仍毫不退缩。然而，随着政变成功而来的海山兄弟之间的皇位风波，却使他陷入因窘恐惧。海山居长，又因统军漠北，手握重兵，论名分和实力，皇位自当优先属他。但在他还没有南还之前，爱育黎拔力八达便在② 见元文宗即位诏与泰定帝即位诏。甘麻剌是否真金元妃阔阔真所生嫡长子，仍有疑问（参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 辑）。

朝中诸王、大臣和宿卫军支持下扑灭政敌，先掌握了皇权，当下就有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请爱育黎拔力八达早登帝位，据《元史·仁宗纪》载，他当即推辞，表示无意“觊望神器”，皇位应属其兄海山。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却请阴阳家推算两子星命以“问所宜立”，“推算”结果兄凶弟吉，即遣内侍以此传谕海山，意在要他主动退让而拥立其弟①。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闻成宗死讯，其部下大将就提出以武力为后盾来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诸王勋戚大会商议推戴，并向他们颁发赏赐。对母亲的劝谕，他极为恼怒，竟指责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谋，并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随即亲率大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答己只得慌忙遣使迎请海山南来即位。李孟在这场皇位风波中的态度不明，只是他作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心腹谋士参与策划政变，事成后又立即被任命为执政大臣，不能不招致嫌疑。海山对“任事之臣”的指责充满杀机，无疑使他深感震惧，于是就在海山南来之际提出辞职说：“执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亲擢，今銮舆在道，臣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寄。”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准，他竟不告而别，逃到许昌陉山中隐居。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发说：“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察其诬，不予追究，爱育黎拔力八达也不敢再推荐李孟。避难隐居中，他作有《寄东宫二首》诗（东宫指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兄弟达成妥协）①，表达了对朝廷政争险恶的认识：艰危勤扈从，俯仰尽周旋。小试屠龙技，翻成抱虎眠。

脱钩鱼纵壑，漏网鸟冲天。万事众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顾问，一旦决安危。自合成功去，应惭识事迟。

长城何自坏，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师。

时隔两年多，爱育黎拔力八达才在一次内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难之功，遂命寻访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0）正月入见，特授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只是虚衔清职。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企图废储另立的风波。武宗滥行赏赐，奢侈无度，以致库藏空竭，宠信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敛财之臣，立尚书省，任为宰执，授以重权，通过发行至大银钞、增加税课等手段进行搜括。尚书左丞相三宝奴等恃宠专权，惧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通过宦官李邦宁劝武宗另立皇子为皇太子，并以“建储议急”，亟召右丞相康里脱脱来议，因脱脱反对而作罢①。三宝奴所说：“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忧虑，此事背后必有武宗与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复杂、微妙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刻罢尚书省，并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将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等处死，随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平章政事以掌政务；三月，以储君身份，无须通过忽里台推举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为仁宗）。在这段虽隐秘却十分激烈的斗争期间，李孟一直居于京中，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当有接触，可是关于他的活动竟毫无记载。唯同时人姚燧（武宗时任太子宾客、翰林承旨）称颂他说，当成宗死后和武宗末年，“洪济于艰，①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传》；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① 《元诗选》二集乙《秋谷集》。

① 《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卷二○四《宦者传》。

嘉猷是赖，两扶青天之红日”②；张养浩（武宗时任太子文学、中台监察御史）也明白说他“两定内难”③。看来，他在保储和仁宗即位过程中，也曾出谋画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书，施行新政李孟当政后，针对当时的弊政之尤甚者进行改革，主要有四项：一、节赏赐，办法是“复其旧”④，即按原行定例颁给，削其额外增赐和停止滥赐。二、重名爵。大德以来，名爵大滥，封授三公者无数；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扰乱政事。孟奏请削夺滥冒名爵，罢僧道官。三、核太官之滥费。宣徽院掌宫廷饮膳、宴飨及宿卫廪给等事，太府监领左、右藏等内库，掌其钱物出纳，这些内廷机构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滥支情况十分严重。李孟提出应予核查。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元史·仁宗纪一》）当是施行新政的一环。四、汰宿卫之冗员。元代四宿卫（怯薛）人数累朝增加，同时，由于充当宿卫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径，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仁宗诏命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原籍，当出于李孟之议。这四项改革都触犯到贵族、近臣的利益，虽蒙古大臣亦不敢议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将有危险而不顾。他还奉命兼领国子监学，亲诣国子学课督诸生，整饬学政。建议：“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仁宗采纳其议，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纪一》）。并命李孟博选南北才学之士任职翰林。仁宗即位一年就颇多善政，如选用儒臣，重视教育（增国子生额及其廪膳等），整顿机构（至元三十年后新设、升级诸衙门及冗员分别裁、并、降、罢），撙节经费等等。这和李孟多年教学的影响和当政后的辅佐有很大关系。他曾说：“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

当政才数月，李孟便请辞平章职，仁宗不允，谓“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至大四年闰七月，加封秦国公，命装潢其画像，填金刻匾，摹前赐号及亲署，令文臣作序、赞于其下。对一个布衣出身的汉族儒臣来说，可谓备极荣宠。然而，半年后，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归葬其父母于上党，虽仁宗嘱其事毕速还，却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毕）方回京，并坚请辞政务，终于获准解除平章政事实职，保留原职衔、爵位，留任翰林学士承旨。皇庆二年夏，又缴还秦国公印绶。为什么李孟正当君臣相得之际却一再请求辞去相职？时人张养浩说是“公自以布衣致此，惧弗克任。”①实际上应有更深一层原因。对李孟的改革，“贵戚近臣恶其不利于已”，只是碍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对，但朝中还存在着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宠臣、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首的另一强大守旧势力。他们处处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报了严重的财政状况：“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② 姚燧：《［李孟］考赠韩国忠献公制》，《牧庵集》卷二。

③ 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归田类稿》卷五。

④ 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① 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归田类稿》卷五。

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指出营缮、赏赐仍为巨大支出。十二月，中书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无故更代，或躐等进阶，僭受国公、丞相等职，诸司已裁而复置者有之。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伪，岂能悉知！坏乱选法，莫此为甚。”可见财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干扰（尤以“内降旨”为甚），并不顺利；反对新政的贵戚近臣有太后为之奥援，不能不使无“根脚”汉人李孟深感处境艰危。这从他的《偶成》诗（疑作于归乡葬亲期间）中可以看出：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硷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皇庆二年十月，仁宗命中书省集议实行科举，李孟亦预议。十一月，颁《行科举诏》，定于明年八月乡试，又明年二月会试。当时科举停办已久，恢复科举一事，从世祖初年以来屡次议而不行，直到仁宗时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①。在这些赞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长期执教于潜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仁宗语）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针；在与仁宗论用人之道时，他提出了实行科举的主张：“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促使仁宗果断作出决策。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贡举，主持了元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担任廷试监试官。在《初科知贡举》诗中，他得意地写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七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原为从一品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改封韩国公。

权奸的掣肘与迫害然而，李孟第三次进入中书后，在政务上似未能有所作为。右丞相铁木迭儿专权，奏以孟分领钱帛、钱法、刑名。铁木迭儿怙势贪虐，孟不附权奸，但亦无力匡正。其《在朝思乡》诗有“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句，看来并非谦辞。延祐二年初，御史台因水旱上奏，议及“宰臣燮理有所未至”，孟即请辞职以“避贤路”①。其后又屡次以衰病不能任事乞解政务。四年七月，仁宗允其请，免去平章政事，复授翰林承旨。孟退居闲职后，日以文史自娱。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罢去相位的铁木迭儿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为右丞相，重掌大权，大肆迫害曾弹劾过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书共事时不肯附己，乃谗构诬谤，夺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并降职为集贤侍讲学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借以中伤之。孟竟欣然就职，使权奸无从借口。从铁木迭儿一上台就把李孟作为迫害的对象来看，他对铁木迭儿专① 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三二。

① 《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卷二五《仁宗纪》二；《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七《李孟传》将此事系于至大四年，误。

权也有过抗争，并非缄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于大都。时人蒲道原的挽诗中有“事有难为可若何”，“磊落勋庸无复纪，令人愤懑寄哀歌”句②。反映了他晚年的处境和对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气跌宕，落笔纵横，所作诗传播甚广，所进论议、奏章，常自毁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诗选》存其诗若干首，《山右金石录》有其文一篇而已。

② 蒲道源：《挽秋谷平章》，《闲居丛稿》卷六。

第三节　铁木迭儿

太后宠信

铁木迭儿（Temuder？—1320），蒙古人，曾事世祖。成宗大德年间，授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宣徽院掌宫廷饮膳等事，铁木迭儿久任此职，有亲近内宫之便，得到武宗母答己太后的宠信。武宗即位后，拜宣徽使，至大元年（1308）夏四月，加右丞相①。后任江西平章政事；同年，又迁云南行省左丞相。

三年十月，铁木迭儿自云南擅离职守逃回大都，遂为尚书省奏劾，奉旨诘问。但不久，从宫中传出皇太后答己的旨意，铁木迭儿乃得以“贷罪还职”。四年一月，在武宗海山刚死，仁宗受育黎拔力八达尚未即位之时，答己便急急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回朝，拜中书右丞相，使其成为自己控制朝政的最得力助手。

三月十八日，仁宗即位于大都，欲改革弊政，以儒术治国，任命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然而母后答己却从后宫传旨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为不逆母意，遂以铁木迭儿为相，主持中书省事务。

皇庆元年（1312），铁木迭儿以病去职。仁宗于次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延祐元年（1314），秃忽鲁以灾变乞罢相。仁宗以回回人哈散继相位，哈散不敢当国，自谓“非世勋族姓”，请仁宗再任铁木迭儿。仁宗令哈散“启诸皇太后。与之印，大事必使预闻”。显然，这是太后答己的安排。夏四月，复拜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九月，即复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延祐经理仁宗新政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国家的赋税。铁木迭儿入主中书省后，除了竭力控制任用僚属的权力，也集中朝中诸老臣共议补救国家赋税欠缺的办法，而且主张以敛财的手段谋之。他说：“往者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设其货。又经用不给..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己倍五十矣。惟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令岁之用。”又说“江南田粮、往年虽尝经理，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今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则国用足矣。”铁木迭儿的奏本符合解决财用不足的需要，仁宗从之，并于是年冬实行江南经理。十月，铁木迭儿遣江浙平章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①，他们括田增税，敲榨勒索，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至大元年四月铁木迭儿加右丞相事，《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一不载。

① 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一六。

无所不用其极。被派往江西的使臣昵匝马丁，酷暴尤甚。仅信丰一个县，就被他拆毁民房一千九百多间，还到处乱挖坟墓，充作新增田亩，百姓们恨之入骨。当时各地吏治也十分腐败，“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②。

江南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民不堪命，延祐二年四月，赣州人蔡五九遂在宁都举兵反抗，进围州城，烧四关，杀贪官，除污吏，号令四方。铁木迭儿乃又遣张驴率兵往剿。蔡五九率众抵抗，终因势穷力蹙，被杀。

因延祐经理失败，铁木迭儿“得罪斥罢”，但他“更自结徽政近臣。复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元史·杨朵儿只传》）。延祐二年七月，太后降旨，铁木迭儿又被任命总宣政院事。十月，又晋封为太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提出反对，认为太师论道经邦，须有才德兼备之相，方足以担当此重任，而“铁木迭儿非其人”。太后怒其言，趁仁宗巡幸上都之隙，令徽政院使失列门召张珪入见，以杖击致重伤。张珪即缴还印信，挈家眷离开大都。

跋扈朝中仁宗对答己母后处处袒护铁木迭儿，在朝中肆行威福，心中早已不满，然而他却不断向太后曲意妥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了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的私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且不使武宗之后将来起而争夺帝位，与太后、铁木迭儿势力相结盟达成暂时利益的一致是十分必要的。

延祐三年（1316）春，朝中议建东宫，铁木迭儿上奏议立仁宗之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实际上，这也正是仁宗、皇后弘吉剌氏和太后答己的意思。是以这年冬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元史·仁宗纪二》）。

有太后的庇护、仁宗的放纵，铁木迭儿在朝中更加肆无忌惮。他与失列门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相结纳，凡宗戚、大臣忤己者，“巧饰危间，阴中以法，忠直被诛窜者甚众”（《元史·张珪传》）。时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不阿附铁木迭儿，遂为其所恨，罗织若愚之罪。后因仁宗知其枉，才未成冤案。延祐四年六月，上都富人张弼杀人，被下入狱中。他重贿铁木迭儿六万贯。铁木迭儿乃派心腹家奴潜至上都，威胁上都留守贺胜，令其释放张弼。贺胜不肯，据实上奏。时侍御史杨朵儿只升任御史中丞，对铁木迭儿在中书怙势贪虐，常“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闻张弼贿赂案，遂邀集平章政事萧拜住及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合弹劾铁木迭儿，极言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慑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并列举其六大罪恶，即：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窃食郊庙供祀马；受诸王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毹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圣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其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为害百端，以致阴阳不和，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奏本证据确凿，义正辞严，② 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三二；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结尾厉言铁木迭儿至今“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以示天下，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元史·铁木迭儿传》）。”

仁宗素恶铁木迭儿所为，闻奏震怒，“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①，下诏逮问。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不得捕之，不久，答己为其说情，仁宗“恐诚出皇太后意，不尽重伤咈之”，仅罢免了铁木迭儿的相位。

此后，铁木迭儿家居。延祐六年四月，他被重起为太子太师，又引起了以赵世延为首的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的联合弹劾，认为他“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但结果仍“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元史·铁木迭儿传》）。

延祐七年（1320）正月二十一日，仁宗死，英宗未及即位，答己、铁木迭儿乘机夺取权力。二十五日，答己从内宫宣旨，命铁木迭儿“复入中书为右丞相”。几日后，又超擢旧日爪牙黑驴、木八剌、赵世荣等人，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对仁宗时常与他们相对抗的御史台臣实施报复。二月十四日，铁木迭儿派人逮捕了曾奏劾他十三条罪状的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二十七日，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仍仆其先墓碑”。二十八日，又伙同其党羽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以违太后旨之罪，枉杀曾弹劾过他的杨朵儿只、萧拜住二人。

答己、铁木迭儿及其党羽在朝中，“日诛大臣不附己者”，一时朝廷大臣在他们的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发任何议论。铁木迭儿意欲进一步排除异己，为中书左丞张思明劝止：“如今山陵甫毕，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杀戮，国人皆谓阴有不臣之心，万一诸王、驸马疑而不至，将奈之何，不可不熟虑也”（《元史·张思明传》）。铁木迭儿从其言。然而答己却未罢休，几日后，又通过徽政院使失列门传命英宗“请更朝官”，以便进一步在朝中大树己党，控制朝政。

英宗硕德八剌自小在父亲仁宗身边长大，曾受过相当程度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思大有为于天下，对答己对自己的束缚十分不满。所以当答己传命到来的时候，英宗乃言：“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英宗不满答己、铁木迭儿的肆行威福，但因为自己缺乏像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有足可以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底，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①的境地，所以未立即与答己正面冲突。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他即位于上都，尊皇太后答己为太皇太后，进铁木迭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二十五日，又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但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英宗与答己、铁木迭儿之间却开始了越来越明显的斗争。铁本迭儿有答己太后依仗，愈加无所顾忌，以为英宗小儿不足畏，继续对以前弹劾过他的人打击报复。二十三日，他奏请尽收李孟所受制命，降为集贤侍讲学士，欲以李孟推辞不往而治其罪，后因李孟受到英宗的保护而未得逞。五月二日，他设计陷害最早揭发张弼贿钞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加以“便服迎诏为不敬”之罪杀之。

① 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仆文续集》卷七。

① 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铁木迭儿对仁宗旧臣的擅杀，更加剧了英宗与其祖母答己之间的矛盾。

五月十一日，英宗以拜住（名相安童之孙）为中书左丞相，遂开始对答己的党羽进行大规模的诛杀。二十日，英宗将当时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要束谋妻亦列失八等以“谋废立”罪而尽加诛戮，并籍其家。答己之党“势焰顿息焉”（《元史·后妃传二》）。铁木迭儿也有所收敛。然而英宗与祖母之间的矛盾更加表面化。八月十日，铁木迭儿摄太尉。时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已被铁木迭儿下在狱中，赵世延在仁宗时曾弹劾于他，他复相后拘捕世延，诱使诬告当年一同在御史台共事参劾他的人，许以高官，被世延严词拒绝，遂蓄意致之死地。英宗每有旨赦免赵世延，而铁木迭儿却“更以它事白帝”，暗中指令刑部党羽，威逼赵世延自裁。十二日，铁木迭儿乃诬赵世延不敬，“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自知此为铁木迭儿对赵的构害，不允，并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十一月，铁木迭儿又因恶平章王毅、右丞高昉不附于己，以在京诸仓储粮亏耗，奏请诛杀二人。拜住乃进奏英宗，言平章、右丞皆宰臣的副手，宰相的职责是论道经邦，不应当以金谷琐事来责怪他们。英宗免二人死罪。铁木迭儿遂恨拜住，欲“谋中害之”。

劣迹败露不久，铁木迭儿称病不朝。时拜住奉旨往范阳为其祖安童立忠宪王碑。

铁木迭儿闻言，又趁机入朝，临出，才至内门，便有人报之英宗。英宗乃遣人候门前，向铁木迭儿赐酒，传旨说：“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元史·拜住传》）铁木迭儿遂怏怏而还。从此抱病不出，但仍然操纵其朝中党羽为其通风报信。

至治二年（1322）拜住又参铁木迭儿二本，一是司徒刘夔私买累代失业之田，贿赂宣政使八里吉思，托词田是卖给僧寺，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偿付买田钱款。铁木迭儿父子及御史大夫铁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二是道士蔡道秦以奸杀人，下至狱中，私下打通关节，贿赂铁木迭儿，减免了死罪。英宗得拜住奏本命御史台鞫之，尽得其情，判刘夔、蔡道秦和八里吉思皆坐罪死刑，未治铁木迭儿父子之罪。但八月十五日，铁木迭儿终以老病惊恐死于家中。

铁木迭儿生前，在朝中“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

（《元史·铁木迭儿传》），以至于“中外切齿”恨之。死后，乃为御史盖继元、宋翼所参，言其上负国恩，下失民望，生逃显戮，死有余辜。英宗乃命毁所立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籍没其家。

铁木迭儿有子二人：班丹，知枢密院事。子锁南，尝为治书侍御史，至治三年（1323）八月，与铁失弑杀英宗，十月，被泰定帝以逆党诛杀。

第四节　拜住

英宗心腹

拜住（Baiju，1298—1323），蒙古札剌儿氏。成吉思汗开国功臣木华黎之后，名臣安童之孙。五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令知文学者为之讲陈儒家孝悌忠信之说，拜住“闻辄领解”①。“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史·拜住传》）。武宗至大二年（1309），袭怯薛长。仁宗延祐二年（1315），拜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四年，进荣禄大夫、大司徒。五年，进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每参议大政，辄问是否合于典故。常延儒士咨访古今典章制度和治乱得失。余并如故。七年春三月，英宗即位，拜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升中书左丞相。时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布置爪牙，威慑朝野”，与“威临三朝”的太皇太后答己相勾结，“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英宗不悦其所为，乃任拜住是职，“委以心腹”（《元史·铁木迭儿传》），以牵制之。由于英宗对拜住的信任，铁木迭儿一直到死，“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虽百计倾之，终不能遂”（《元史·拜住传》）。不久，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要束谋妻亦列失八谋废立，英宗召拜住谋，命率卫士擒斩之，其党悉平。

至治新政及其失败至治二年（1322）二月，元廷置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命拜住总之。五月，又以拜住领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佩三珠虎符。秋七月，敕赐拜住平江田万亩。凡此种种，表明英宗对拜住恩宠有加。是年八、九两月，铁木迭儿与答己相继病死，这两个政治反对势力代表人物的消失，为英宗和拜住实行政治革新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促使英宗实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至治二年一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广大地区，人民反抗斗争时有发生。英宗为维护其统治，乃决心进行改革。从至治二年十月起，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①，且不设左丞相，以示信任与权力之专。拜住为英宗新政参与决策的主要人物和具体执行者。此后数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臣。拜住“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稍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元史·拜住传》）。接着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都在短短数月内被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英宗对拜住所推荐的赵居信、吴澄等“有德老儒”，不仅深表赞同，且进一步令拜住“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元史·英宗纪二》）。

① 黄溍：《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① 英宗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的具体年月，《元史·英宗纪》及同书《宰相年表》均载系至治二年（1322）冬十月；然《元史·拜住传》谓系“至治二年冬十二月，进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时人黄溍所撰《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则系此事于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兹从《元史·英宗纪》及《宰相年表》。（二）罢汰冗员。英宗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罢世祖以后所置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英宗纪二》）。后因被剌于南坡而未能完成这一改革。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沉重。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元史·英宗纪二》）。《元史·干文传传》对此法的记载较具体：“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文传谕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时人余卓在其所撰《松江府助役田粮记》一文中对当时上海县的田、粮、纳税及实米助役诸数额均有明确记载，其文云：“上海计田七百一十六顷有奇，粮二万九千有奇，纳税二千七百有奇，实米助役二万六千三百有奇。”①由此可证助役法对广大农民确实是有利的。

（四）岁减江南海运粮二十万石。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以海运粮比世祖时顿增数倍，“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元史·拜住传》）。英宗遂并铁木迭儿所增江淮粮免之。

（五）审定颁行《大元通制》。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将仁宗时未最后审定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令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并加以补充；书成，“堂议题其书曰《大元通制》”②。凡二五三九条，内断例七一七，条格一一五一，诏赦九四，全类五七七，颁行天下。全书共八八卷。此书是元朝“政制法程”的汇编。

英宗新政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大规模任用儒臣和罢汰冗员，势必引起元廷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元代儒臣袁桷曾称拜住“选贤与能，奸党滋惧”。英宗又曾对其大臣说：“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耶？”（《元史·英宗纪二》）这些言论和行动，使元廷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是对他们既得特权的莫大威胁。尤其是英宗拜住的对立面原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死后，英宗说他“贪蠹无厌”，下令“宜籍其家，以惩后也”（《元史·铁失传》）。“时铁木迭儿过恶日彰，拜住悉以奏闻”，英宗乃命“夺其官，仆其碑”（《元史·拜住传》）。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又坐刘夔冒献田地伏诛，仍籍其家。次年二月，刘夔及参与此冒献田地案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也被诛杀。铁木迭儿的党羽，其义子铁失等甚为恐惧。至治三年六月，他们阴诱群僧说：“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遭到拜住严厉斥责，他说：“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铁木迭儿的党羽闻之更加恐惧。一场谋杀英宗和拜住的宫廷流血政变就迫在眉睫了。

铁失等为发动宫廷政变，需要物色新的靠山，乃与晋王也孙铁木儿的心腹、王府内史倒剌沙“深相要结”。至治三年（1323）八月二日，铁失等遣使至也孙铁木儿处，告以准备发动政变之谋，并说事成之后，推立也孙铁木儿为帝。五日，铁失等乘英宗自上都南返到离上都三十里的南坡之时，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① 余卓：《松江府助役田粮记》，嘉靖《上海县志》卷八。

② 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等以及按梯不花等五个蒙古诸王，共十六人，利用铁失自己所统辖的阿速卫兵为外应，发动政变，先杀右丞相拜住，然后杀英宗于卧所。

史称“拜住入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之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英宗倚之，相与励精图治。时天下晏然，国富民足”，“而奸臣畏之，卒构祸难云”。泰定初，制赠清忠一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东平王，谥忠献。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运功臣，余如故。

第五节　燕铁木儿

密谋政变，拥立文宗燕铁木儿（El-Temur？—1333），钦察氏，床兀儿第三子。自少年为宗王海山宿卫，从镇漠北。大德十一年（1307），从海山南还，海山（武宗）即位，授同知宣徽院事。皇庆元年（1312），袭父职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二年（1325），加太仆卿；三年，迁同佥枢密院事。致和元年（1328），进金枢密院事。

致和元年春，泰定帝在柳林围猎对得病还宫，燕铁木儿即与诸王满秃等密谋待帝死后发动政变，拥立武宗子①。三月，泰定帝北幸上都，燕铁木儿留大都掌宿卫军。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燕铁木儿凭借掌握的大都兵权，与居守大都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策划举事。八月四日，率族党阿剌帖木儿及心腹17 人持兵刃入兴圣宫，召百官至，宣布“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顺者斩”，当即缚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等有异议者下之狱；与阿剌忒纳失里共守内廷，封府库，收百司印，召百官听命。随即，遣前河南行省参政明里董阿等驰驿南迎被贬居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都，密谕河南行省平章伯颜（武宗旧臣）拥立之意，令他领兵护送，并宣称已遣使奉迎流亡金山之西的武宗长子和世■。时朝省大臣多在上都，燕铁木儿遂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政事，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左丞，与原右丞赵世延等共掌政务，另立政府，同时调宿卫诸军严守宫廷及京畿诸要隘，完全控制了大都局势。不久，又令人诈称为和世■派来的使臣，扬言和世■已率诸王兵南来，“旦夕且至”，以稳定人心①。与此同时，在上都的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与梁王王禅、辽王脱脱等宗室、右丞相塔失帖木儿、知枢密院事铁木儿脱、御史大夫纽泽等大臣结成拥护泰定帝太子的一派，处死企图在上都起事响应大都的诸王满秃等，出兵分道讨伐大都，于是两都之战爆发。

两都之战图帖睦尔在伯颜护送下，急趋大都，先遣使升燕铁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八月二十六日至京，燕铁木儿奉天子车驾郊迎，遂入居皇宫。燕铁木儿虽然声称同时奉迎武宗的太子，但和世■多年僻居西北，底细不明，故实际上是打算拥立图帖睦尔，当他任命诸宿卫军官时，就命他们向南拜谢，可见其意所在。九月初八，不待和世■至，他就率领诸王、大臣劝请图帖睦尔即位。十三日，图帖木尔即位，封他为太平王，以太平路（令安徽当涂）为食邑，赐金、银、钞及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官田500 顷，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仍前知枢密院事。同月，倒剌沙等也在上都奉泰定帝子阿剌吉八即帝位。

①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又据卷一八四《任速哥传》，泰定四年速哥与平章政事速速（按：速速于英宗时任中书左丞，泰定帝即位后改御史中丞，寻被免职。其任平章政事在文宗即位后）曾密议拥立武宗子，并以其谋告燕铁木儿，得到了他的同意。可见早在泰定帝得病前他就与亲信密谋政变。①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以下凡据本传者不注。

上都军由梁王王禅、诸王失剌、也先帖木儿等分别率领，进向居庸关、古北口和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剌台等率另一路军绕道山西进向紫荆口，对大都地区形成四面进攻的态势。九月初，燕铁木儿亲率主力击退逼近榆林（居庸关外）的王禅军。不久，因上都诸王也先帖木儿、平章秃满迭儿所部辽东军突破迁民镇关口西进，复奉旨前往蓟州堵截，十六日军至三河县，得报王禅军已破居庸关，乃留一部军守蓟州，自率主力迅速回师西向。二十日，与敌前军遇于榆河，激战却之，追至红桥北，于是两军隔江桥立营。后数日中，与王禅军两次会战于榆河北白浮之野，设计命将卒乘夜鼓躁，钲鼓号角齐鸣，敌营惊扰，自相踏践、射击，败走。二十五日，追袭王禅军于昌平北，杀敌数千，降者万余；次日，敌军溃散，王禅逃入北山，遂收复居庸关，命将守之。

二十七日，获悉上都军攻破古北口，进掠石槽（怀柔西南），即遣弟撒敦领兵急往迎击，自率大军继至，转战至牛头山（怀柔南），俘其驸马孛罗帖木儿等，上都军万余人降，残部溃散，被逐出古北口。二十八日，上都也先帖木儿、秃满迭儿军攻占通州，逼近大都，燕铁木儿又麾师驰救，十月一日黄昏赶至，立即乘敌休息直捣其营，敌不及应战，退到潞河东，二日后宵遁，乃渡河追击，进驻枣林（通州东南）；五日，上都军复集来攻，激战破之，斩其阳翟王太平，敌死伤惨重，北遁。上都诸王忽剌台军于九月末攻入紫荆关，十月初进犯涿州，于良乡南打败大都军，据卢沟桥而阵。七日，燕铁木儿率军兼程西进，人马皆且行且食，急趋良乡，在卢沟桥作战的大都军遂声言燕铁木儿军将至，上都军惧，退走；后此路军曾攻下冀宁（太原），而上都已败，退至马邑，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剌台等皆被擒。十一日，上都秃满迭儿军复入古北口，燕铁木儿率军御之，大战檀州（密云）南，敌败，其万户以所部军降，秃满迭儿遁走辽东。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与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燕铁木儿叔）率军包围兵力空虚的上都，倒剌沙等出降，两都之战至此以上都的失败告一段落。此次内战，上都方面拥有较多诸王、大臣的支持，兵力颇强，其四路军均曾先后攻入京畿，但缺乏统一指挥，未能配合，而燕铁木儿则集中精兵由自己直接统率，又富于谋略，勇决善战，虽往来奔驰救援，均能以优势兵力各个击溃敌人，保卫了大都的安全。赢得两都之战的胜利使燕铁木儿权势更盛。文宗下诏：“今后朝廷政务及籍没田宅赐人者，非与燕铁木儿议，诸人不许奏陈。”加号“答剌罕”，使子孙世袭其号；许兼三职署事。十二月，置龙翊卫，分领钦察卫士，以燕铁木儿兼都指挥使。天历三年（1329）正月，立都督府（六月升为大都督府），统左、右钦察卫、龙翊卫及哈剌鲁、东路蒙古二万户府和东路蒙古元帅府，亦命他兼统，并授御史大夫。于是军、政、监察大权尽掌握在他手中。

参与谋害明宗文宗即位时曾宣布等长兄来到立即让位，打败上都集团后就派官员北迎和世■。天历二年正月，和世■从西北来到和宁地区，岭北诸王、旧臣争先迎谒拥戴，于是不等与文宗及其大臣见面就在和宁北即帝位，是为明宗。三月，文宗命燕铁木儿奉皇帝玺往见明宗；四月，到达明宗驻地洁坚察罕（在和宁北，本太宗春季行宫），献上帝玺，明宗命他仍为中书左丞相，封爵如故，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燕铁木儿奏请任命中书、枢密、御史台大臣，于是明宗任命追随他的旧臣哈八儿秃等为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并向燕铁木儿及新任大臣谕示了一系列政令；同时，立文宗为皇太子。燕铁木儿从明宗南行，八月一日，至旺兀察都（即中都，今河北张北之北），次日，文宗从上都来迎，兄弟相见，宴诸王、大臣于行宫。六日，明宗“暴崩”，燕铁木儿声称奉明宗皇后之命，以皇帝宝授予文宗，立即拥文宗“疾驱”还上都，途中“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八日，抵上都。十五日，文宗再即帝位。明宗之死，事有蹊跷，皇后八不沙、子妥欢贴睦尔（即元顺帝，时已十岁）当时都在行宫，必知其情，朝野当亦有疑者，但八不沙于次年即被谋杀，妥欢贴睦尔被贬于高丽。直到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才公开颁诏揭露文宗“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元史·顺帝纪三》）。诏中没有提燕铁木儿，但《元史·燕铁木儿传》则谓其“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此系据权衡《庚申外史》）。胡粹中《元史续编》卷十载：“闻故老言：燕帖木儿奉上玺绶时，明宗从官有不为之礼者，燕帖木儿且怒且惧。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儿闻哭声，即奔入帐中，取宝玺，扶文宗上马南驰。”可见他参与谋害明宗之事在元末广为流传，且合乎情理，当是事实。

权倾朝野文宗再次即位后，更加倚重燕铁木儿。诏追封其父祖王号；以燕铁木儿既为右丞相，乃不置左丞相，使独掌政务，诏告天下，谓其功勋卓著，“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和所有官员都不得越过他奏事；命艺文监刊行其《世家》；命礼部尚书马祖常撰碑文纪其功，赐题《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诏于红桥南为其建生祠，树纪功碑，并亲祀其生祠；命于兴圣宫西南侧为其建居弟；诏以其子塔剌海为养子；此外还多次赏赐田地、鹰坊、金银、宫女等。其弟撒敦授知枢密院事，子唐其势宣徽使，并赐号“答剌罕”，一门权势盛极，以致唐其势扬言“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元史·唐其势传》）。燕铁木儿掌握大权后，“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让中书省臣奏请赐给自己安丰等路封户，龙庆州之园池、水硙、土田，嘉兴、平江等处田地，占有了大量财富；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先后娶宗室女达40 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淫、奢侈至极。

至顺三年（1332）八日，文宗死，遗诏立明宗之子。为了便于控制朝政，燕铁木儿乃立明宗次子，年仅七岁的懿璘质班，十月四日扶之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仅做了四十三天皇帝就死了。于是文宗后临朝，燕铁木儿又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不同意，主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妥欢贴睦尔时年十三岁，至顺元年（1330）被文宗流放于高丽一海岛中，第二年又被迁居广西静江（今桂林）。燕铁木儿派人迎他入都，并亲至良乡迎接，陈述迎立之意，妥欢贴睦尔因年幼且畏惧，“一无所答”，燕铁木儿疑忌，深恐妥欢贴睦尔即位之后追究明宗被害之事，所以迁延不立达六个月。在皇位空缺期间，一切军国重事均决于燕铁木儿，实际上拥有皇帝之权①。后燕铁木儿以荒淫过度身死，妥欢贴睦尔才得于至顺四年六月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顺帝。

燕铁木儿虽死，但其家族势力仍旧把持朝政。顺帝以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后至元元年（1335）三月，又立其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同年六月，均为右丞相伯颜所杀，至此，燕铁木儿家族在元朝政治舞台上消失。

① 公哥朵儿只：《红史》，汉译本页28—29。

第十三章　伯颜　脱脱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

第一节　伯颜

伯颜（Bayan，？—1340），蔑儿乞氏。祖称海，为领军百户，从宪宗攻宋合州钓鱼山死；父谨只儿，仁宗时总领太后兴圣宫宿卫。伯颜年十五，成宗命侍皇侄海山。大德三年（1299）至大德十一年（1307），从海山出镇北边，与西北叛王海都、笃哇战，屡立战功。大德十一年，成宗死，海山率部南还争位，大会诸王驸马于和林，赐伯颜号拔都儿。

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授伯颜吏部尚书，不久改任尚服院使，又任御史中丞。至大二年（1309）十一月，任尚书平章政事，特赐蛟龙虎符，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

延祐三年（1316），仁宗命为周王（武宗子和世■）府常侍。其后历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等职。至治二年（1322），复任南台御史大夫。泰定二年（1325），又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①。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武宗旧属燕铁木儿任佥枢密院事留守大都，谋立武宗子为帝，联结同党发动政变，拘杀异己，严控枢密诸要害，遣同党明里董阿等驰乘驿迎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并命以其谋密告伯颜，使选兵以备扈从。伯颜立即响应，筹集粮饷费用，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浚濠，修战守之具，选募骁勇士五千遣往护卫怀王北行。同僚平章曲烈等持异议，参政脱烈台谋刺伯颜，都被伯颜处死。怀王至汴梁，伯颜劝请即速北上大都即位，并亲自披坚执锐，率军护送。同年九月，怀王即位于大都，是为文宗。伯颜以功特加银青荣禄大夫，仍领宿卫，寻加太尉，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历二年（1329）正月，拜太保，加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宗立，任中书左丞相。明宗暴死，文宗嗣位，加伯颜储政院使。三年正月，任知枢密院事。至顺元年（1330）文宗以伯颜功大，特令凡饮宴比照诸宗王赐“喝盏”之礼，并赐怯薛歹百人，蔑儿乞百人，阿速百人为其宿卫，又命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卜颜的斤。二年八月，进封浚宁王，并追封其先三世为王。三年，诏建伯颜生祠于涿州、汴梁，立碑记其拥立之功。八月，文宗死，同受顾命，立明宗次子，是为宁宗；拜太傅，加徽政使。不久宁宗死，复依文宗皇后意，将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从静江迎入京。自文宗即位以来，朝廷大权一直掌握在右丞相燕铁木儿手中，伯颜地位虽仅居其次，但在实际国务中作用不大。次年（1333），燕铁木儿死，妥欢贴睦尔（元顺帝）即帝位，伯颜以翊戴功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元统二年，进太师、奎章阁大学士，领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威武、阿速诸卫。十一月，进封秦王，继领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宫相诸内府，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中书左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见伯颜独得势，耻位居其下，忿然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遂与其叔塔里蓄谋政变，交结诸王晃火帖木儿。郯王彻彻秃告发其谋。后至元元年（1335）六月，伯颜捕杀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皇后伯牙吾氏为燕铁木儿女，庇护其兄弟，亦被逐出① 马祖常：《敕赐太帅秦王佐命元勋之碑》，《石田集》卷一四。

宫毒死。塔里举兵叛，杀朝廷使者，北奔诸王晃火帖木儿。伯颜率军讨之，执塔里处死，晃火帖木儿自杀。七月，专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罢左丞相不置。赐“答剌罕”之号，子孙世袭。自此朝令悉归伯颜。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议罢科举，诸汉臣争之，卒以伯颜支持此议，科举竟罢。三年，伯颜以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等起兵反元，奏禁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并拘刷其马匹。甚至禁农家用铁禾叉，以防造反。又，诏禁汉、南人习学蒙古、色目文字；诸中央、地方衙门幕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皆出于伯颜。他还荒唐地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后因顺帝不从作罢。四年，郯王入朝，伯颜为子求婚王女遭拒，极为不满，又忌郯王位尊望重，遂指使他人诬告其谋反，捕王下狱，查无实据后，竟不待诏令，擅自处决①。五年十月，诏以伯颜为大丞相。

伯颜独秉国柄，专权自恣，益无所忌，“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元史·脱脱传》），势焰薰灼，威权在顺帝之上，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其官衔多达246 字。顺帝深忌之。其侄御史大夫脱脱惧祸及己，至元六年（1340）二月，与顺帝心腹世杰班筹合谋，乘伯颜出猎柳林之机，将其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诏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广东阳春）安置。伯颜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① 权衡《庚申外史》谓：“伯颜本郯王家奴也，谓郯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有使长乎耶？’遂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

第二节　脱脱

早年经历

脱脱（Toqto’a，1314—1356），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出生在一个地位显赫的蒙古贵族家庭里。伯父伯颜，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达八年之久；父马札儿台，仁宗以来即居要职，伯颜罢相后即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自幼养于伯父伯颜家中。稍长，就学于名儒吴直方。直方，字行可，婺江浦江（今属浙江）人，儒学素养很深，曾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名儒交游过。后出游京师，任教于周王和世■藩邸，和世■出走后，改任上都路学正，脱脱父马札儿台对他的智谋大加赞赏，比之为诸葛孔明。于是延入府中教其子脱脱、也先帖木儿。吴直方是脱脱的启蒙教师，后来成为脱脱的心腹幕僚。

少年时代的脱脱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是一位显见的将才。但经吴直方的谆谆善诱，他接受了许多儒家文化，虽然不习惯于终日坐读诗书的生活，他的进步依然是很明显的。脱脱善书画，书法刚毅有力，酷似颜真卿；画竹颇得妙趣。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用儒家标准做人，他立下了“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元史·脱脱传》）的志向。

15 岁时，脱脱为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怯怜口怯薛官。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他渐被擢用，天历二年（1329）任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不久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1331）授虎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伯父伯颜有翊戴之功而独揽大权，他亦随之飞黄腾达，元统二年（1334），由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升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1335）在挫败前右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余党塔里、塔剌海等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进为御史大夫。

铲除伯颜伯颜是武宗海山的旧臣。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病卒后，他支持燕铁木儿发动政变，是拥戴文宗图帖睦尔夺位的第二号大功臣。燕铁木儿死，顺帝即位，伯颜独揽大权。唐其势不满，发动兵变，反被伯颜执杀。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儿，当然视脱脱为亲信，曾企图以脱脱为宿卫，以监视妥欢贴睦尔的起居。脱脱虽自幼养于伯颜家中，但目睹伯颜倒行逆施，势焰熏灼，深感事态严重，虑一旦事败，伯颜有杀身之祸，自己也会受牵连。于是一场以家族内部斗争为形式、关系到政权易人和政策变化的政变正在酝酿着。

开始，脱脱与生父马札儿台进行商议。脱脱对其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虽然也感到事态严重，但不敢贸然付诸行动。脱脱乃问计于吴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脱脱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复何惜。即死亦不失为忠义耳。”脱脱顿足曰：“吾意决矣。”①吴直方引经据典，为脱脱鼓气，终于使脱脱下了铲除伯颜的决心。

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关键是取得妥欢贴睦尔的支持和赞同。妥欢贴睦尔虽然年轻，但并不甘心做傀儡，脱脱测知伯颜擅权，“帝患之”；伯颜矫旨擅杀郯王彻彻秃，贬走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帝益忿之”；伯颜胡作非为，“帝积不能平”。特别是至元四年（1338）脱脱获知伯颜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文宗后）谋立燕贴古思（文宗子）而废妥欢贴睦尔，把此事告诉了吴直方，直方教他“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预为之防”（权衡《庚申外史》）。因而，脱脱与妥欢贴睦尔之间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但是在宫廷复杂的环境里，在伯颜的淫威下，妥欢贴睦尔未敢轻易表态，私下派心腹世杰班、阿鲁对脱脱反复试测后才释去疑心，表示支持脱脱采取行动。

至元五年（1339），脱脱曾两次准备下手，均因准备不足而未下手。这一年，脱脱与伯颜的矛盾实际已经暴露。十一月，河南省台掾史范孟因不满其地位低下，假传圣旨矫杀行省长官，命原河南廉访使段辅居省中权事，自命为河南都元帅。五天后事泄被杀。这件事因牵连廉访使段辅，伯颜大怒，命御史台臣上章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作为御史大夫的脱脱与吴直方商议，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故御史台臣上章被妥欢贴睦尔驳回。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元史·脱脱传》）再加上脱脱增兵宫门的事，使伯颜对脱脱愈益增疑。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约妥欢贴睦尔去柳林打猎，妥欢贴睦尔托疾不去。伯颜遂邀太子燕贴古思同往。脱脱密告妥欢贴睦尔曰：“伯父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脱脱遂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士兵及宿卫士控制京师，先收京城门钥，由亲信列布城门下。当夜，妥欢贴睦尔在玉德殿诏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中夜二鼓命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30 骑抵柳林太子营，连夜将燕贴古思接回京师；即起草诏书，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奉诏前往柳林。诏书称：“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右丞相。”（《庚申外史》）

天明，大都城门紧闭，脱脱倨坐城门上等候。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惟伯颜一人而已。”伯颜要求入京向皇帝辞行，不许。所领诸军见伯颜失势，纷纷散去。伯颜无可奈何，南下而去。三月，命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其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旧政更化”

脱脱与伯颜的斗争虽然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利的斗争，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围绕着继续推行“汉法”还是抵制“汉法”的斗争一直很尖锐。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是元代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脱脱虽为伯颜之侄，从维护元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不① 宋濂：《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满伯颜的“变乱祖宗成宪”，因而发动了一场在皇帝支持下的政变，驱逐了伯颜。这一行动是受到朝野官民普遍欢迎的，有些士人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百姓则痛恨伯颜专权贪赃，当他卒于龙兴路驿舍后，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②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为知枢密院事，脱脱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上台后，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贩运长芦、淮南盐、热衷于经商敛财。脱脱让参政佛嘉问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迫使马札儿台辞职，“养疾私第”，仍为太师。是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吴直方在帮助脱脱决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③。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推行的更化政策主要内容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后仅一个多月，即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正式宣布恢复科举。这一举措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人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而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的作用。接着，脱脱大兴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三千多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选讲。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创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伯颜弄权，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一片凋零凄凉景象。脱脱执政后，立即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改艺文监为崇文监，由康里人巎巎董阁事。宣文阁主要任务是宫廷教育。宣文阁设立后，在经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少好作用。脱脱非常注意对皇帝进行传统的经史教育，决定开经筵，遴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为皇帝五月一进讲，读五经四书。脱脱对妥欢贴睦尔说：“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圣学。颇闻左右多阻挠者，设使经历不足观，世祖岂以是教裕皇（即真金太子）哉？”于是从秘书监取真金所授书以进，帝大悦。在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了解历史上的前言往行，写大字，操琴弹古调，“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由于皇帝重视儒学，曲阜衍圣公升秩二品，又下诏译《贞观政要》为蒙文，让蒙古贵族子弟认真阅读。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伯颜专权以来，礼仪制度多有破坏，现在一切按规矩办事。至正三年（1343）十月，妥欢贴睦尔享于太庙，按礼仪向其弟宁宗懿璘质班灵位下拜。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伯颜为了自己的私利，迫害、打击异己，造成蒙古贵族内部不和。现在正式为郯王昭雪，召还宣让王帖木儿不① 杨维桢：《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③ 宋濂：《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这些措施对于维护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起了一定作用。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减轻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伯颜曾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有寸铁，禁百姓畜马，脱脱下令罢禁，元代财赋倚重盐赋，广大灶户苦不堪言，故脱脱减盐额，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始免余盐三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十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三万引。此外，还时而下令减免赋税、负逋，如至正三年十月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

第六，整顿吏治。元末官贪吏污，吏治败坏。脱脱上台后对地方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创立六条标准，“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年仓得法，凑成六事”（《庚申外史》）。又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

主持“三史”的修撰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复相后的开河变钞脱脱第一次执政，推行更化政策凡三年又七个月，除因论证不足强行开大都金口河，造成沙泥壅塞、民舍被毁、丁夫死伤、劳而无功外，其他措举大体得当，朝政为之一新，汉儒们“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皇帝用功读书，注意节俭，颇有“励精图治之意”（《元史·脱脱传》），脱脱治国有方，“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至正四年五月，脱脱因病辞相。七年六月，马札儿台被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弹劾，帝命徙甘肃，脱脱力请同行以照料父亲，遂居甘州（今甘肃张掖）就养。十一月，马札儿台病死，脱脱回京师。八年，命脱脱为太傅，负责东宫事务。

脱脱辞相后，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先后任右丞相。这段时间有5 年多，妥欢贴睦尔虽仍有励精图治之志，也曾推出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于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命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

脱脱复相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下决心治理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当时摆在脱脱面前的有几大棘手的难题：第一，河患引起的严重财政危机。

脱脱辞相后仅一个月，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等所属沿河州县均遭水患。元廷对之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诸地；继而“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元史·贾鲁传》），大有掐断元王朝经济命脉之势。运河中断将危及大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浸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盐场，将会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减少。本来已经空虚的国库面临着新的危机。

第二，河患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

自从河患发生以来，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纷纷起来反抗，有的劫夺商旅，有的打击官府，所在有司无可奈何。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至正四年七月，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活动于鲁、晋、豫一带；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七年十月，全国发生起义达二百余起；八年春，台州黄岩（今属浙江）盐贩方国珍起兵反元；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今山西太原）平遥等县有曹七七起义；十年，江西铅山、真州（今江苏仪征）、泰州（今属江苏）均有农民起义。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脱脱去相后，以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首的一派与脱脱父子有旧怨，别儿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韩嘉纳、右丞秃满迭儿等10 人，结为兄弟，曾弹劾马札儿台，使之远徙甘州。康里人哈麻与弟雪雪，因其母为宁宗的乳母，兄弟俩充宿卫士，为妥欢贴睦尔所宠幸。脱脱为相时，哈麻官任同知枢密院事，对脱脱百般趋附。脱脱去相后，遭到别儿怯不花等攻击，哈麻在妥欢贴睦尔处竭力为之辩护。至正九年，太平、韩嘉纳支持御史斡勒海寿列哈麻罪行劾奏，妥欢贴睦尔不得已夺哈麻、雪雪官职，而太平、韩嘉纳、斡勒海寿等均被贬官。未几，脱脱复为右丞相，为报答哈麻辩护之功，对太平等人进一步打击报复，使太平谪居陕西，别儿怯不花谪居般阳，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奴儿干致死，秃满迭儿出为四川右丞，途中被杀。脱脱重新召用哈府，从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至于官贪吏污、纪纲废弛、赋役不均等，已是积重难返的社会现象，脱脱复相后根本顾不上去治理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危机和治理黄河。

解决财政危机最快的办法是变更钞法。因为从至元后期以来，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以后历代大量印钞，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脱脱终于下决心实行变钞。妥欢贴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下诏曰：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爱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元史·食货志》）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二，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结果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 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变钞的最后结果是完全失败。

在实行变钞的同时，脱脱决心治理黄河。

早在至正八年二月时，元廷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命贾鲁为行都水监使，专治河患。贾鲁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提出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元史·贾鲁传》）。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九年，脱脱复相后，专门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并进一步强调“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当机立断，取其后策。并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抗争，坚定地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元史·脱脱传》）脱脱明知“此疾难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风险，还是坚决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问题越严重。脱脱是把治河当作制止“盗贼滋蔓”的重要手段来加以认识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 路民15 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 翼2 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190 天。贾鲁按照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镇压农民起义然而，就在贾鲁治河之时，白莲教主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凿好独眼石人一个，预先埋于黄陵岗，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在颍州颍上（今属安徽）发动起义，元末农民战争爆发。

颍上起义爆发后，韩山童虽遭官府捕杀牺牲，刘福通则在占领颍州成功后，迅速进据河南朱皋、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众至10 万。同年夏，彭莹玉兵起淮西。八月，邳县人李二（芝麻李）、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占领徐州；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起兵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月，徐寿辉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十二月，王权（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南阳，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令湖北襄樊），称“南琐红军”。二月，定远人郭子兴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北、南、西三片地方的红中军几乎同时而起，来势之猛为元廷所料不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脱脱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当初廷臣议论治河时，有人认为中原必乱，脱脱把不同意见者压制下去后，岂料中原果然大乱。于是急忙遣兵镇压，结果事与愿违，起义烈火越扑越旺。所以在议政时，脱脱总是讳言这伤透脑筋的事。一日，妥欢贴睦尔把脱脱召去，怒责之曰：“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一时竟无言以对。

丞相的对策主要有二：一是加紧对汉人、南人的防范。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僚必须回避。一日，脱脱奏事内廷，事关兵权，回头看到中书左丞韩元善、中书参政韩镛随后而来、脱脱立刻命守门人拦阻不得入。于是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庚申外史》）有一次，中书省吏员抱文牍，题为“谋反事”，送到脱脱处，脱脱视其牍，改题为“河南汉人谋反事”。这两件事说明，在关系到蒙古贵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脱脱仍然要借助民族压迫政策来维护其统治的。二是采取血腥镇压方式。颍州起义爆发后，脱脱曾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镇压，结果大败而归；不久又派其弟也先帖木儿等率十余万军进兵河南，结果在沙河不战而溃。脱脱还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起义军，其中以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罗山的李思齐最为凶狠，对中原红巾军威胁最大。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当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尽有徐州附近州县，徐州地处黄河与运河交汇处，因此红巾军切断了通过漕运对大都的物资供应。九月，脱脱破徐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芝麻李被杀。脱脱班师回朝，妥欢贴睦尔加其为太师，于徐州为脱脱建生祠，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功绩。

徐州红巾军被镇压后，元军联合各地地主武装对北、南、西各部红巾军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使各路红巾军被迫转入低潮。

统治集团的腐败与脱脱贬死在一派至正中兴、天下太平的假相下，元朝以妥欢贴睦尔为首的统治集团进一步腐化堕落了，政治更加黑暗。

脱脱复相后，对哈麻兄弟深为感激，提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但脱脱对左司郎中汝中柏十分倚重，引起哈麻不快，脱脱改哈麻为宣政院使，且位居第三，于是哈麻对脱脱怀恨在心。哈麻为取悦于皇后奇氏和皇子爱猷识理达腊，找脱脱商议授皇太子册宝礼事，脱脱加以推托。哈麻善于媚上，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的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天僧伽磷真来教“演揲儿”法（汉语“大喜乐”），使之修成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淫乐。秃鲁帖木儿与老的沙等十人结为“倚纳”，引进公卿贵族家的命妇和街坊良家妇女到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倚纳们玩乐，君臣全然不顾羞耻，男女赤身裸体作乐。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脱脱对哈麻一伙益加痛恨。这时，脱脱利用战争停息之时，对农业生产抓得颇为有力。至正十三年三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师地区，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自领大司农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500 万锭，以供其用。当年收成甚佳。又于江浙、淮东等处立分司农司，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1000名为农师，教民播种，所募农夫，每名给钞10 锭。

正当红巾军暂时失败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初起兵，攻破泰州、高邮。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六月，士诚破扬州，南北运河再次梗塞。九月，妥欢贴睦尔再命脱脱出师，南征高邮。其诏书语句颇为恳切：“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轸其忧，相任其劳，理所必致汝往。”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连“西域西蕃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双方战于高邮城外，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

脱脱出师之前，命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以辅助其弟也先帖木儿代理朝政。汝中柏认定哈麻必为后患，劝脱脱除之。脱脱犹豫不决，命与也先帖木儿商议。也先帖木儿向来无能，又认为哈麻曾有功于己，不从。哈麻获悉后，将脱脱拖延皇太子册宝礼等事，挑拨奇皇后、皇太子与脱脱兄弟关系。脱脱出师后，妥欢贴睦尔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大权在握，即唆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奏劾脱脱兄弟，奏章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习益著。”妥欢贴睦尔轻信谗言，又害怕脱脱成为伯颜第二，先罢也先帖木儿职，又下诏削脱脱兵权。

诏书到达军中之时，参议龚伯遂对脱脱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下抗也，君臣之义何在？”不从，遂交出兵权，由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等代为总兵。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言毕，拔刀刎颈而死。妥欢贴睦尔临阵易将，高邮城下百万元军乱作一团，“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高邮战役元军不战自溃，是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各路农民起义军转被动为主动，重新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高潮。大约过了10 年后，监察御史们上书说：“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元史·顺帝纪》）脱脱先被安置于淮安路，不久即命移置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十五年三月，诏流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治今云南腾冲西），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籍没。十二月，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时脱脱年仅四十二。二十二年，平反昭雪，诏复官爵，并给复其家产。哈剌章、三宝奴召还朝封官。

脱脱是元朝后期蒙古贵族集团中少见的有见识、有能力的宰相。《元史》本传称他：“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之臣，何以过之。”用封建史家的标准来衡量，脱脱不失为善于治国的忠臣，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他虽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但终究不能挽救垂死没落的封建王朝，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徒劳的。

第三节　察罕帖木儿

察罕帖木儿（Chaqan-temür，？—1362），字廷瑞。汉姓李，又称李察罕。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即元之别失八里）。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军取河南，以探马赤军户留居。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居河南，遂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人。察罕帖木儿自幼攻读儒书，曾应进士举，名闻乡里。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北方红巾军发动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亳州（今属安徽）、罗山（今属河南）、汝宁（今属河南）等地。不数月，江淮诸郡皆被红巾军占领。元廷派军镇压，多大败而归。

十二年，察罕帖木儿率先组织地主武装，纠集当地数百人，号称义兵。

并与罗山县典吏李思齐组织之地主义兵相合，设计袭破罗山。时元廷官军破敌无方，忽有地主武装收复城池，因而大加赞赏，授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自此，元廷颇重视利用地主武装，于河南、淮南等地立义兵万户府、毛胡芦（乡人自相团结之意）义兵万户府等，“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元史·百官志》）。察罕帖木儿义兵在朝廷支持下发展很快，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与刘福通部红巾军屡战告捷，并迫使北方红巾军一度处于低潮。

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起义进入高潮，汴梁（今河南开封）以南邓、许、嵩、洛诸府州皆为红巾军所有。察罕帖木儿驻戍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遏制红巾军。十一月，刘福通部红巾军北渡孟津，破怀庆（今河南沁阳）。察罕帖木儿率军进战，红巾军败退。朝廷以其功，升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时驻荥阳苗军叛元，察罕帖木儿夜袭之，尽虏其众，乃结营于中牟。未几，淮西红巾军30 万来攻中牟营，察罕帖木儿率众奋力抵抗，红巾军不能支，弃旗鼓遁走，察罕帖木儿追杀十余里，无数红巾军惨遭杀戮。

十六年，升为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九月，刘福通遣李武、崔德等为西路军，破潼关，进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虢州（今河南灵宝东北），扼崤函。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往攻，察罕帖木儿率军西行，乘夜取崤陵（今河南渑池西）。再攻陕州，城坚不可拔，转灵宝城（虢州），克之。李武、崔德渡河入山西，克平陆，掠安邑，察罕帖木儿追袭不舍。李武、崔德回师下阳津，与元军相峙数月，终因不敌退走。察罕帖木儿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初，李武、崔德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急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由陕州、潼关来援。红巾军再次遭到杀戮，余党溃散，逾南山，转攻兴元（今陕西汉中）。朝廷对察罕帖木儿大加嘉奖，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由四川北上，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攻凤翔（今属陕西）。察罕帖木儿先分兵入守凤翔城，然后诱红巾军围凤翔。红巾军不知是计，发重兵来围城，察罕帖木儿自率铁骑，昼夜急驰200 里赴凤翔城外，分左右两翼包抄，城中元军开门而出，形成内外合击。红中军大溃，自相践蹂，被杀者数以万计，伏尸百余里。西路红巾军从此一蹶不振，李喜喜南下川蜀，李武、崔德转入宁夏。

十八年二月，山东红巾军首领毛贵开始挥师北伐，进逼京师。元廷惶恐不安，急征四方兵入卫，命察罕帖木儿屯兵涿州（今属河北）。察罕帖木儿留兵戍清湫（今陕西眉县东南）、义谷（今陕西蓝田西南），屯潼关、塞南山口，以防陕西起义军再起。自率精骑急赴河北。时关先生、破头潘等所率中路红巾军逾太行山，破上党，攻掠晋宁（今临汾）、冀宁（今太原），陷云中（今大同）、代州（今代县），又遣军南下。察罕帖木儿遣其将关保、虎林赤守上党，关先生等克辽州（今左权），旋被虎林赤击退，关先生等又占领冀宁。为遏制红中军南下之势，察罕帖木儿遣兵埋伏于太行山南山关隘，而自勒重兵屯闻喜、绛阳。红巾军果南下走南山，遭伏击，损失惨重。察罕帖木儿分兵屯泽州（今晋城），塞硫子城（今晋城南），屯上党，塞吾儿谷（今黎城东）；屯冀宁，塞井陉口（今平定东），以杜塞太行山通道。致使中路红巾军在山西无法活动，逐离开山西北上，转攻河北，进军上都。察罕帖木儿进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顺帝妥欢贴睦尔对察罕帖木儿十分倚重，下诏令其守御关陕、晋、冀，抚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

是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于此。北方红巾军虽未攻克大都，但东自山东，西至甘肃，北达辽阳，南方江淮、荆楚、巴蜀，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宋政权势力出现鼎盛局面。察罕帖木儿不得不收缩兵力，于晋、豫交界一带，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自将中军守渑池。时福通将周全攻洛阳，察罕帖木儿出宜阳，率精兵自新安来援。周全久攻不下退走。元廷拜察罕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

十九年初，宋政权各路红巾军出击未达预期目的，逐渐由盛转衰。时关先生等中路军破上都，转攻辽阳；山东毛贵为来投奔的淮安赵君用所杀，山东红巾军自相屠杀；西路军李武、崔德一支进宁夏路（今银川）。于是宋政权都城汴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五月，察罕帖木儿开始调兵遣将进攻汴梁。自率大军次虎牢，遣兵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蔡诸州；北道出汴东，发战船沿黄河，水陆并下，略曹州（今山东菏泽）以南，据黄陵渡（今河南兰考东）。又调陕西兵，出函关，过虎牢；山西兵出太行，逾黄河，会师汴梁城下，夺取其外城。察罕帖木儿自屯杏花营（在汴梁城西），指挥各路军环城而垒，把汴梁围得水泄不通。刘福通起义军屡次出战皆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形势十分危急。八月，城中食将尽，察罕帖木儿与阎思孝、李克彝、虎林赤、关保等将商议，分门而攻。入夜，元军登城，破关而入，刘福通与数百骑护送宋主韩林儿自东门夺围而遁，元军俘获皇后及起义军家属数万，宋政权官员五千余人。元军夺取汴梁后，起义军失去河南，察罕帖木儿势力大振，朝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于是，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元史·察罕帖木儿传》）。元军在战场上取得暂时胜利，各军阀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萌生。当时在中原屡与刘福通部红巾军争战的河南行省左丞相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珊竹带氏功臣世家，地位在察罕帖木儿之上，但战绩远在察罕帖木儿之下，察罕帖木儿自恃有功，颇为不满。十七年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因战绩不佳，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原管军马，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曹州有战功。二十年二月升中书平章政事，又在兴和（今河北张北）一带击败中路红巾军，朝廷命其总领一应蒙古、汉人诸军，便宜行事。战功显赫的察罕帖木儿对年少气盛的孛罗帖木儿内心当然不服。朝廷为避免双方发生磨擦，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东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遣兵自石岭关围攻察罕帖木儿兵所守之冀宁，旋又退屯交城。十月，朝廷又命孛罗帖木儿守冀宁，孛罗派其将保保、殷兴祖、高脱因欲进城，冀宁守将不纳。察罕帖木儿派其将白琐住、陈秉直以兵来争，被孛罗帖木儿部将脱列伯打败。二十一年正月，顺帝命平章答失帖木儿、参政七十前往劝谕，孛罗帖木儿遂罢兵回到原驻地。但双方结怨已经很深，和解是不可能的。山东红巾军原来形势非常好。毛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勇有谋的农民领袖，加上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归附红巾军，势力大增，山东之地几为毛贵、田丰所有。毛贵北伐大都虽未成功，退守山东后仍然局势稳定。但不幸毛贵为赵君用所杀，毛贵部将续继祖又从辽阳赶回益都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互相仇杀，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从此一蹶不振。这时，山东红巾军中以田丰、王士诚两部势力最大，王士诚原是毛贵的部将，毛贵派他和续继祖参与中路红巾军进攻山西，后来回到山东。田丰称花马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不已。察罕帖木儿占领汴梁后，得知山东红巾军自相攻杀，决定大举进攻山东。

二十一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洛阳召集各路将领，商定发师进攻山东战略部署：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与汴、洛军水陆分道并进。而自率精锐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经怀庆，鼓行而东。七月，占领东昌（今山东聊城）、冠州（今山东冠县）。八月，察罕帖木儿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儿、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等，率精兵5 万人进攻东平。元军由东河造浮桥渡河，田丰派二万军夺桥，关保、虎林赤且战且渡，元军两败红巾军，占领长清，兵临东平城下。田丰遣其将崔世英等出战，不胜。察罕帖木儿考虑到“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元史·察罕帖木儿传》）。时田丰提兵穆陵关，使人因答：“总兵如不信我心，且不与总兵相见，当为平沿海诸城，然后相见未晚也。”察罕帖木儿大喜，命田丰为前锋，从元军东进，东平王士诚、棣州（今山东惠民）俞定、东昌杨诚等皆降。察罕帖木儿以朝命授田丰为山东行省平章。

当时，山东红巾军诸将会聚于济南，决定出兵齐河、禹城以抗击元军。

察罕帖木儿分兵三路：北路攻济阳、章丘；中路由察罕帖木儿自率主力攻济南；南路攻泰安、益阳。察罕帖木儿中军渡大清河，与红巾军战于分齐，元军胜，进逼济南城。时北路元军得齐河、禹城，南路元军亦报捷。益都红巾军见济南危急，遣兵来援，与察罕帖木儿军战于好石桥，败绩。元军乘胜攻围济南，分兵取山东其他由红巾军控制的州郡。元军攻济南三月，克之。朝廷拜察罕帖木儿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仍旧。红中军失去济南后，仅存益都一座孤城。益都为宋政权益都行省治所，原由毛贵任行省平章，毛贵被杀后，众拥毛贵子为平章，称小毛平章。小毛年幼，无力驾驭诸部众，山东各地红巾军各自为战。元军攻山东后，各地败退之红巾军均会集益都，作拼死抵抗。察罕帖木儿自济南东进围益都，田丰于益都城西会见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命诸军环城列营，凡数十处，又大治攻具，百道并进。益都守军全力拒守。元军又挖掘深沟，筑长围，引南洋河水灌城中。

二十二年，元军围攻益都数月，屡攻不下。时田丰扎营益都南门，频往察罕帖木儿营议事，“见其待朝廷使甚简傲，又所施多术数，无忠诚心，田丰乃忿曰：‘我以山东地降汝，又为汝平海上诸城之不同心者，诚以汝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是汉室之曹操耳，使汝为曹操，我岂不可为之耶？’”至是年六月，与扫地王“王士诚私谋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围，我预椎牛酿酒，至日，设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帅，酒行，汝选骁勇带刀，若供给然，两人夹一人，以击鼓为之，自察罕以下皆杀之。’”谋定，察罕帖木儿于十四日日落后与从骑二人来田丰营。行前，诸将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又请以力士从行，不许。察罕帖木儿先至义兵头目王信营中，再至田丰营。王士诚“其人躁勇，见察罕轻出，意谓得间，带刀入侍。田丰目之使退，其人误以为使之行其所谋，转身自察罕后挥刀，中其肩。田丰知其不可止，遂击鼓三通，城中闻，即开门纳田丰军，遂拥察罕入城，城中人复推察罕为主以拒朝廷。田丰不允。已而，察罕死。”①察罕帖木儿被刺的消息传到朝廷，朝野为之震动。据载，善观天象的妥欢贴睦尔曾预言“山东必失一良将”。即驰诏察罕帖睦尔勿轻举，使者未到山东而察罕已丧命了。朝廷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后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命其子扩廓帖木儿袭总其父兵，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

察罕帖木儿出身探马赤军户，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作为色目地主阶级的一员，深感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因而纠集武装，组织义兵，对抗起义军。他以治军有方，作战勇敢，使这支地主武装发展成当时规模最大、对农民军镇压最力的地方武装力量。察罕帖木儿因此而跻身行省长官，地主义兵改编为官军，他本人也成为握有重兵的军阀。他是元末兵起以来支撑元朝统治的柱石，也是血腥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

① 权衡《庚申外史》将察罕之死记于至正二十一年，不确，当为二十二年；又记察罕死于益都城中，亦与《元史》本传等不同，但《外史》记田丰、王士诚谋杀察罕过程之详为他书所不及。

第四节　扩廓帖木儿

镇压山东红巾军

扩廓帖木儿（ ü，？— ），本姓王，名保保，颍州沈丘k ke - tem r 1375 &&o人。察罕帖木儿之甥，察罕无子，养为己子，遂更名扩廓。

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儿组织地主武装义兵，与北方红巾军屡战屡胜，累官至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兵力控制豫、晋、陕、鲁等地。扩廓帖木儿随父征战。二十一年四月，奉其父命，以皇太子副詹事身份贡粮至京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亲与订约，朝廷对察罕帖木儿不再存疑。八月，察罕帖木儿总兵进攻山东红巾军，命扩廓帖木儿与阎思孝、关保、虎林赤诸将率精兵5 万攻东平，迫使山东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诚投降。后随其父破洛南、围益都。

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田丰军营中被王士诚刺杀，诸将校惶惑不知所从，军中亦颇有异论。察罕帖木儿旧将、同佥白琐住遂倡言曰：“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令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犹不死也。”（《庚申外史》）于是率先下拜，众亦皆拜，人心始定。元廷起用扩廓帖木儿，拜银青荣禄大夫、右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

扩廓帖木儿领兵柄后，率诸路军急攻益都，但城守益固，于是挖掘地道以入。十一月，破益都，城中红巾军首领二百余人被俘，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众皆被诛杀。又遣关保取莒州，于是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当是时，东至于淄、沂、西逾关陕，已无起义农民，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失去汴梁后，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既无兵力，又失去号召力。扩廓帖木儿乃驻兵于汴、洛，朝廷倚之为安。

与孛罗帖木儿的权力之争战争暂时停息后，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之争立即激化。这场斗争既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又是宫廷内部争权的一种反映。

扩廓与孛罗之争根源在察罕帖木儿与答失八都鲁。至正十七年（1357）

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曾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冀宁（今山西太原）等地，朝廷调解后双方各还本镇。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刺后，扩廓帖木儿总其兵。时孛罗帖木儿戍兵大同，屡次派兵争夺晋、冀地盘，并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张思道与李思齐在关陕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思道在孛罗支持下，设伏兵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大败思齐。二十三年六月，孛罗乘扩廓战事方休，移兵汴、洛之机，南侵扩廓守地，遣其将竹贞袭据陕西。当时陕西行省右丞答失铁木儿与行台有矛盾。恐陕西为扩廓所有，遂与孛罗相结，引竹贞入奉元（今陕西西安），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印，并予拘留。扩廓亦不示弱，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之，竹贞战败投降。

扩廓帖木儿为集中力量对付孛罗帖木儿，采取纵横捭阖手段，与据有江淮、势力不断壮大的宋江南行省左丞相朱元璋主动修好。早在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时，元璋就曾以都事汪河、钱祯去察罕帖木儿军中通好，察罕帖木儿亦以书报聘，元璋以前所遣使不返，未予回聘。扩廓帖木儿总领其兵后，于二十二年十二月派尹焕章送还使者，自海道南下献马。朱元璋东有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西有武昌陈友谅的严重威胁，乃采取同样手段，于次年正月，遣汪河送尹焕章归汴，致书扩廓曰：“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之厚贶，何慰如之。薄以文绮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于双方有利。一旦各自目的达到后，这种关系就会破裂，代之以兵戎相见。

宫廷内争与此同时，元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御史大夫老的沙，哈剌鲁人，顺帝母舅，与宦官、顺帝后奇氏高丽同乡朴不花素不和，为奇皇后和皇太子所恶。顺帝将老的沙遣回。老的沙途经大同，留于孛罗帖木儿军中。而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与皇太子结成一帮，依靠扩廓帖木儿为外援。皇太子屡次向孛罗索要老的沙，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顺帝下诏削孛罗兵权、官职，令其归四川。孛罗拒不从命。朝廷下令命扩廓出兵讨孛罗。这时宗王不颜帖木儿等出面上书替孛罗说情，并与孛罗会师。顺帝怕事情闹大，急忙下诏，贬斥搠思监、朴不花，孛罗官复原职。

诏书虽下，搠思监、朴不花依然留居大都。这年四月，孛罗帖木儿以此为由，遣前知枢密事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大都。秃坚帖木儿兵入居庸关，朝廷命知院也先、詹事不兰奚迎战，败归。皇太子见势不妙，率侍卫军出光熙门，东走古北口，趋兴（今河北承德西）、松（今辽宁赤峰西）。秃坚帖木儿兵至清河。当时京师空虚，城中大震，诸官吏士卒奉命分守各城门。顺帝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帖木儿军营问明原委。秃坚帖木儿声称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二使反复劝解，不听。顺帝被迫交出搠、朴二人，孛罗杀之。秃坚帖木儿浩浩荡荡率军自健德门进入京师，顺帝赐宴慰勉，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命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

是年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儿岭，知孛罗、秃坚复职，愤怒不已。遂命扩廓帖木儿调动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乃命白琐住领兵3 万守御京师，以貊高、竹贞为中道领兵4 万，以关保为西道领兵5 万，合击孛罗于大同，扩廓则至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与秃坚、老的沙以“清君侧”名义再次攻京师。前锋抵居庸关，皇太子统军迎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兰奚屯军昌平，锁住军亦抵京师，然也速军士无斗志，琐住部将杨同佥在居庸关被孛罗军杀，不兰奚战败逃走。皇太子见势不妙，回到京师，胁迫东宫官僚随他出走，白琐住扈送皇太子由雄、霸、河间，直奔太原。孛罗军抵健德门外，本拟追袭皇太子，因老的沙阻止未去。孛罗等3 人进大都，顺帝于宣文阁接见，分别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未几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八月，顺帝加封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孛罗主政后，杀倚纳（与顺帝共习“演揲儿”进行淫乱活动的人）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祃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并多次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被皇太子拘留于太原，拒不还朝。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军中下令曰：“孛罗帖木儿袭据京师，余既受命总督天下诸军，恭行显罚，少保、中书平章政事扩廓帖木儿，躬勒将士，分道进兵，诸王、驸马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等，各统军马，尚其奋义戮力，克期恢复。”（《元史·顺帝纪》）于是调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孛罗闻之，乃将奇皇后幽禁于厚载门外诸色总管府中，遣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上都附皇太子者，调也速南御扩廓。也先驻兵永平， 举师倒戈，遣人西联扩廓，东联辽阳，军声大振。也先袭孛罗将姚伯颜不花于通州虹桥，斩姚伯颜不花。孛罗大怒，自领大军出通州，遇大雨三日而还。

孛罗在京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无常。顺帝极为不满，密令威顺王宽彻普化子和尚寻找机会刺杀孛罗。和尚募得杀手6 人，于七月二十九日乘孛罗入宫时，杀死于延春阁李树下，老的沙逃奔孛罗家中，携其母、妻及子天宝奴北遁，与秃坚帖木儿会合。两人谋与赵王起兵，被赵王灌醉，缚送朝廷处死。

与各路军阀混战当顺帝在京密谋杀孛罗帖木儿之时，扩廓帖木儿派其将关保取太原。皇太子联络也先及魏、辽、齐、吴、豫、幽诸王准备进兵京师。孛罗被杀后，顺帝诏皇太子还京。原先皇太子投奔太原时，就想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扩廓与不兰奚等不从。现在还京师，奇皇后传令扩廓以重兵拥皇太子入城，以胁迫顺帝让位。扩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师30 里处，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师。皇太子怨恨在心。

既入京，顺帝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居两月，扩廓请南还视师。闰十月，顺帝诏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并迤南一应军马，诸王各爱马应该总兵、统兵、领兵等官，凡军民一切机务、钱粮、名爵、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扩廓置分省官属，随之南下，其气派之盛大，几与朝廷相等。

二十六年二月，扩廓抵河南，欲守父墓以终丧，心腹幕僚孙翥、赵恒献策曰：“丞相受天子命，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合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淮，彼若前顽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所使，不亦善乎！”（《庚申外史》）但各路军阀根本不服扩廓调遣：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兵，为扩廓前辈，得调兵札后大怒曰：“乳臭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耶！我与尔父同乡里，尔父进酒，犹三拜我然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今日公然称总兵调我耶！”张思道曾与孛罗结盟，也拒不受命；孔兴、脱列伯等皆以功自恃，各怀异见，要求别为一军，也不受调遣。四将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庚申外史》）他们共推李思齐为盟主。扩廓遣关保、虎林赤西攻张思道于鹿台，而思齐与思道合兵抗之。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

北方军阀混战之际，正是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南方之时。至正二十四年元璋灭武昌陈理汉政权后，称吴王，建百官，拓地江北、淮东，并准备大举东灭张士诚。二十六年五月，扩廓军与诸军阀相持于关中，自率中军由怀庆（今河南沁阳）屯彰德（今河南安阳），彰德积粮草达10 万，顺帝颇疑扩廓有异志，因屡催扩廓发兵攻江淮。扩廓遣将攻徐州，元璋将徐达分兵击退之。时元璋正发兵征张士诚，必须避免与北方交兵，因而于七月又遣使致书扩廓，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关系。扩廓面对关中诸军阀，不敢寻衅江淮，因而于十月遣其弟脱因帖木儿及貊高、完仲宜驻兵济宁、邹县等地，名为保障山东，实为防南师北上。双方均有避免两面作战的心态，因而均十分谨慎，虽在徐州发生过磨擦，但均未形成较大规模的交战。

二十七年，扩廓继续增兵关中，誓必决一雌雄，李思齐、张思道等渐感不支，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焕、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儿传旨，令两家罢兵。孙翥进密计于扩廓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误听息兵之旨。且袁焕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贿其家，则袁必助我。”袁焕受贿后，果对扩廓曰：“不除张、李，终为丞相后患。”于是扩廓攻张、李益急。七月，孙翥、赵恒又进计曰：“关中四军，李思齐最强，思齐破，则三军自下矣。今关中兵将，彼此相持不决，所畏者，惟貊高耳。宜急抽貊高一军，疾趋河中，自河中渡河驰凤翔，覆思齐巢穴，则渭北之军可降，此唐庄宗破汴梁之策也。”扩廓从之。（《庚申外史》）

八月，顺帝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动员所有兵力，南下剿杀各地反元武装。诏书命扩廓帖木儿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领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与侯伯颜达世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中书省左丞相，驻扎本省，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王信本部军马，固守驻地，别听调遣。“诏书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涤虑，同济时艰”（《元史·顺帝纪》）。这道诏书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自至正二十二年元军先后占领汴梁、平定山东后，立即代之以军阀混战，可谓国无宁日。元朝的军事力量用于内耗。当时没有任何人有力量把各支军阀加以统一指挥。

诏书下后，首先在扩廓军内发生兵变。貊高的部将多为孛罗帖本儿旧部将，对扩廓本来就心怀不满。当部队行至卫辉，部将夜聚商议道：“我为官军，扩廓为总兵，用我敌南军犹云可也。今者却闻檄我们粮，星驰往河中，渡河西趋凤翔，李思齐乃官军也，以官军杀官军如何？”于是发动兵变，胁貊高叛扩廓。貊高军攻破卫辉，杀守御官余仁辅；夺彰德，杀守御官范国英；引军至清化，闻怀庆有备，遂还彰德。貊高上奏曰：“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亲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俛首听命。乞降明诏，别选重臣，以总大兵。”（《元史·顺帝纪》）

与此同时，关保也宣布脱离扩廓，上书朝廷，列扩廓罪状。关保、貊高皆察罕帖木儿老部将，关保勇冠诸军，功最高；貊高善论兵，为察罕所信任。元廷对扩廓拒不南攻江淮，而西攻关陕，又跋扈不从命，正欲削其兵权而找不到借口。貊高、关保上奏其罪状，正好是个机会。这时，皇太子用沙蓝答儿、帖林沙、伯颜帖木儿、李国凤计，立抚军院，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儿。顺帝以貊高等能倡大义，赐号“忠义功臣”。

十月，顺帝以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构兵仇杀，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职，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与其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所有从行官属悉令还朝。凡扩廓所总诸军，其主帐由白琐住、虎林赤领之；在河南者由李克彝领之；在山东者由也速领之；在山西者由沙蓝答儿领之；在河北者由貊高领之。又命秃鲁、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率兵东来，准备南讨。扩廓帖木儿被迫交出兵权，退军屯泽州（今山西晋城）。

正当元廷内部倾轧之时，朱元璋在消失灭了劲敌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南征北战同时开始了。十月二十一日，元璋正式下令，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 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一月，徐达陆续占领山东州郡。十二月，徐达军至济南，元平章忽林台等遁去。守将以城降。所俘元将官送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元璋对杨左丞等曰：“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今王保保..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明太祖实录》卷二八）这时的朱元璋已把扩廓帖木儿视为与“叛乱”无异的、专权跋扈的军阀。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明军北伐正按既定方针向大都逼近，而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无止境地你争我斗。

正月，元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领兵守城。扩廓帖木儿立即遣兵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二月，皇太子命魏赛因不花及关保与李思齐、张良弼诸军夹攻泽州，顺帝下诏削夺扩廓爵邑，令诸军共诛之。扩廓自泽州退守晋宁（今山西临汾），关保据泽、潞二州，与貊高合。三月，明兵已至河南，汴梁守将李克彝遁走洛阳。至五月，明兵尽取河南，察罕帖木儿之父阿鲁温，以梁王金印出降。闰七月，貊高、关保以兵攻扩廓于晋宁，大败被俘。这时顺帝态度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下诏称：“关保、貊高，间谍构兵，可依军法处治。”于是两人皆被杀。是月十九日，顺帝诏罢大抚军院，杀提议成立大抚军院的知大抚军院事伯颜帖木儿、李国凤等。顺帝还不自量力地作了一番军事部署：“命扩廓帖木儿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白）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藩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元史·顺帝纪》）接着顺帝即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命其出援京师、勤王御敌，扩廓得诏，提军由晋宁向大同。有人劝阻曰：“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河间也速军合，势可以遮截南军。若入云中（今山西大同），至燕京（即大都）沿途千里，无乃不可乎！”扩廓曰：“我潜师由紫荆口，出其不意，岂不可以图胜？”其幕僚赵恒、曩元辉则曰：“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云中，观其成败，徐为计耳。”（《庚申外史》）当时元都已危在旦夕，扩廓依然抱着观望态度，拒不勤王。至二十八日，明军势如破竹，兵临大都城下，当日夜半，顺帝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及扈从官员，开健德门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明军入大都，元亡。

拥兵抗明，退据漠北顺帝逃奔上都后，元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忽视。扩廓帖木儿拥兵数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思道等盘踞陕西，辽阳有兵10 余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守云南。实力最强的当然是山西扩廓帖木儿，明廷亦视其为头号劲敌。

明军占领大都后，并没有立即出关追击残元，因为山西扩廓帖木儿威胁不除，将后患无穷。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取山西。未几，又派偏将军汤和、右副将军冯宗异（即冯国胜）增援。明军分兵两路：南路由冯宗异等率领，扩廓部将平章韩札儿、毛义来攻，与明将杨景战于韩店，明军失利；冯宗异、汤和率师下潞州（今山西长治）。北路由徐达、常遇春率领，九月下保定，十月克真定，元平章孙克义降。这时明军已形成对太原夹击的态势。在上都的元顺帝，谋复大都心切，命皇太子出屯红罗山（今辽宁兴城北），觊觎关内；为拉拢扩廓，改封其为梁王，仍为中书左丞相，命其速出兵攻大都。扩廓率军至保安，拟经居庸关，乘虚收复京城。徐达得知，与诸将曰：“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抗 虚也。若彼还军求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常遇春又提出用精兵夜袭其营。明兵至太原，扩廓自保安还军，双方对垒，列营二十余里，相持3 日，徐达果然夜袭，以扩廓部将豁鼻马为内应。扩廓仓猝不知所出，匹马只鞋夜遁，从者仅18 骑。豁鼻马以城降。扩廓直奔大同。①明师乘胜追至大同，于是猗氏、平阳、榆次、平遥、介休等地次第而下。山西尽为明军所有。时大同已为明军占领，扩廓遂奔甘肃。

顺帝仍不死心，继续谋复大都。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1369）正月，顺帝命也速屯全宁（今年蒙古翁牛特旗西），拜扩廓为中书右丞相。四月，明军主力攻陕甘，顺帝以为有机可乘，命也速等南下攻大都。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从凤翔返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与副将军李文忠大败残元军队。六月，顺帝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奔应昌（今年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与此同时，西线的明军也取得节节胜利。是年三月，明军攻陕西。时元将李思齐据凤翔，副将许国英、穆薛英等守关中，张思道、孔兴、脱列伯、金牌张、龙济民、李景春等驻鹿台，以保卫奉元（今西安）。明军入关后，张思道、金牌张等逃至宁夏，被扩廓帖木儿所执。明军轻取奉元，常遇春、冯宗异下凤翔，李思齐率所部十余万人西奔临洮（今属甘肃）。明军分兵攻临洮、兰州等地，李思齐以临洮降，甘肃大部分州县为明所有。五月，徐达挥师萧关，下平凉，张思道弟良臣以庆阳诈降，旋乘夜劫营，伤明将薛显。徐达命诸将会师攻庆阳。七月，扩廓命部将韩札儿破原州（今甘肃镇原）、泾州，援庆阳。八月，残元将贺宗哲攻凤翔，脱列伯、孔兴攻大同，以牵制明军，脱列伯被擒，孔兴逃绥德。庆阳被明军攻破，良臣父子被杀。

庆阳之役后，顺帝在应昌势孤力薄，遂征扩廓帖木儿来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上奏，请顺帝速移至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剌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以后又多次催促，但顺帝仍寄托希望于扩廓，故迟疑不定。① 《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一《河南扩廓帖木儿》引俞本《皇明纪事录》。扩廓则继续屯兵甘肃，为恢复计作殊死斗争。十二月，扩廓攻兰州，俘明巩昌守将于光，命于光至兰州城下呼降，于光大呼“坚守”，被扩廓杀死。至正三十年（洪武三年，1370）正月，扩廓久围兰州不下。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再征西北。他说：“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缓急之宜。吾欲分兵二道：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攻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我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明太祖实录》卷四八）

时扩廓已撤离兰州，纵兵四掠。三月，徐达兵至定西，扩廓退屯本道峪（在定西西北），徐达进兵沈儿峪，与扩廓隔深沟而垒，立栅以逼之。明军粮储充足，扩廓军粮乏。四月，徐达命各卫士兵昼夜轮番掠扰残元军，使之无法休息。初七夜，令军士停止骚扰，俟其军熟睡之际，袭其中军，擒获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1865 人，将校士卒84500 余人，获马15280 余匹，驼骡驴杂畜无算。扩廓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走，至黄河得流木而渡，入宁夏奔和林。至此，残元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顺帝卒于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五月，明军兼程攻应昌，爱猷识理达腊匆匆北奔和林。

洪武五年（1372）正月，因扩廓帖木儿军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决定出师北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冯宗异为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三道并发，共15 万人。二月，徐达命都督蓝玉先出雁门，深入至漠北土拉河，与扩廓帖木儿军相遇，击败其众，扩廓遁去。五月，徐达大败，死伤数万人。是役为明军与残元军战争中明第一次重大失利。六月，冯宗异等西路军平甘肃，扫除残元军事势力。左副将军李文忠等出居庸后，进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兼程至土拉河，与残元太师蛮子哈剌章交战，元军稍却。再至鄂尔浑河，双方激战，明军追至称海，元军退去。是役，两军胜负相当，明军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战死。

六年六月，扩廓遣兵寇雁门，明指挥吴均拒之。十一月，扩廓犯大同，徐达击之，擒其武平章、康同佥，获马八千余匹。

朱元璋遣军深入漠北不能取胜，扩廓又屡屡犯边，因而转为和平攻势，争取北元归降。洪武七年夏，特遣李思齐至漠北劝谕扩廓帖木儿。扩廓待之以礼，留数日，遣归，令骑士送至界上，骑士辞思齐曰：“总兵有旨，请留物以作遗念。”思齐曰：“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曰：“请留一臂。”思齐知不可免，断一臂与之，还京而死①。九月，元璋释放在应昌俘获的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剌；又赠爱猷识理达腊织金、文绮锦衣各一袭。但扩廓帖木儿始终不降。

洪武八年八月，扩廓帖木儿病死于漠北。

扩廓帖木儿少年即随其养父察罕帖木儿征战，父死，以青年总领其父军、剿灭山东红巾军。此后即成为军阀互斗的主角，且卷入元宫廷内部纷争，耗时达五六年之久，元之速亡与其不无关系。然元亡后，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明军所向披靡，徐达智勇双全，独兵败漠北。朱元璋从不轻视① 《国初群雄事略》卷十《汝宁李思齐》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扩廓，“尝获其家庭，厚恩以招徕之”（姚福《清溪漫笔》）。察罕帖木儿父阿鲁温死则厚葬之，扩廓之妹以“名家贤女”收为第二子秦王妃。不可谓不优待有加。然扩廓终不降。故高岱论曰：扩廓“勇略善用兵，以逋播垂尽之势，犹能转斗千里，屡挫不衰。徐达自入中原，未尝少衄，独陇右之克甚艰，至多斩杀其部曲，则扩廓之故也。暨其祚终运迄，卒遁沙漠，而不为亡国之俘，此亦难能哉！我圣祖激励诸将，尝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岂非深羡之耶。”①

第十四章　韩林儿　刘福通　徐寿辉　陈友谅　明玉珍

张士诚　方国珍　陈友定

第一节　韩林儿

韩林儿（？—约1367），栾城（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曾祖父韩学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大约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朝廷禁白莲教时，从栾城谪徙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父韩山童继为白莲教主，宣传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以宗教宣传方式组织群众，“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顺帝纪》）。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崇奉阿弥陀佛，相信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观前”（《庐山莲宗宝鉴》卷二《离相三昧无住法门》），认为弥陀、净土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正统的天台宗僧侣，如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把明教、白莲教和白云宗称为“事魔邪党”，宗鉴在《释门正统》中说“此三教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白莲教在宋之前就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南北香火都很旺盛，得到元朝政府的扶持。但自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利用白莲教组织武装起义后，此类情况屡有发生，终于导致武宗时被禁。仁宗时虽有所恢复，但仍受到歧视，而在民间则信徒愈来愈多。白莲教主在宣教时，与明教、弥勒教，甚至道教互相渗透。如元末红巾军起义前，南北白莲教主都宣传“弥勒佛下生”，韩山童则宣传“明王出世”。他们力图使苦难的民众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了，就迎来了光明的极乐世界。

元末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特别是变钞、开河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贾鲁开河后，韩山童等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他们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里凿一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贾鲁开河后不久，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不胫而走，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借独眼石人来鼓动造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五月初，韩山童与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3000 人于颍州（今安徽阜阳）颍上县，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韩山童发布文告内有“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草木子·克谨篇》）等语，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辍耕录》卷二七《旗联》）的战旗。山童还自称宋徽宗八世孙。这些文告和宣传，无非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用“复宋”来号召群众投入反元武装起义。但正当起义群众聚集一起宣誓起义时，地方官突然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韩林儿与其母杨氏，乘乱逃到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躲藏起来。

这时，刘福通等冲出重围，重新聚合起义军，于五月初三日占领颍州城，大起义正式爆发。刘福通等击败前来镇压的元军，迅速占领今安徽、河南许多城镇。是年八月，李二（芝麻李）起义于徐州；徐寿辉、邹普胜起义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起兵邓州（今河南邓县），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称“南琐红军”；二月，郭子兴等起义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总而言之，颍州起义后，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起兵反元者“无虑千百计”。北方红巾军的首义之功不可磨灭。

由于元朝军队和地主武装——义兵的镇压，一度轰轰烈烈的起义形势迅速转入低潮。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也受到遏制。至正十四年九月，顺帝妥欢贴睦尔命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镇压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因元廷内部倾轧，脱脱在前线被削兵权，元军不战自溃，百万大军四散，元末农民战争的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利用高邮战役后的形势，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他将韩林儿自砀山夹河迎至亳州（今属安徽），立其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大宋，改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皇太后。林儿号称宋徽宗九世孙，故国号称宋，以迎合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表示“复宋”之实现；所谓“小明王”者，是为迎合“明王出世”之预言，以示黑暗已经过去，光明来到。

韩林儿命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杜遵道专权，被刘福通杀死，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

宋政权很重视政权建设，中央机构多仿元制，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为节制北方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比较巩固的地区，宋政权设置行省机构，现据史料可考者有江南、益都、淮安、辽阳、曹州等中书省；行省官制亦与元制同；行省以下地方政府，则废除元的路一级机构，即设有府、州、县。管军机构也自成系统，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各行省另设行枢密院，相应的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

宋政权建立后，“林儿徒拥虚名，事皆决于福通”①。林儿年轻，无军事指挥能力与经验。刘福通从领导颍州起义以来，四五年间，身经百战，面对元军主力，冲破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十五年六月，元廷以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为中原元军总指挥，被刘福通先后击溃于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中牟，红巾军渡河，河之北为之震动。十二月，元军进围亳州，小明王避兵安丰（今安徽寿县），福通击败敌军，亳州得安。十六年九月起，刘福通发动著名的三路北伐：西路由李武、崔德率领，转战于陕甘；东路军毛贵，曾兵抵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境内），元都人心大骇；中路军关先生、破头潘等由鲁入冀、晋，北破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东进高丽。十八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汴，实现了使“宋”名副其实的宿愿。宋政权历年战况，详《刘福通传》。

作为宋政权的皇帝，韩林儿负责下达诏书，建立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任命各级官员。如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朱元璋克集庆（今① 高岱：《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

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行中书省、江南行枢密院，韩林儿以朱元璋为行省平章、郭天佑为左丞，以后韩林儿又升元璋为行省左丞相、吴国公，元璋虽不断壮大，仍奉龙凤为正朔。益都行省约建于龙凤三年，韩林儿任命毛贵为平章；淮安行省约建于龙凤二年，韩林儿任命赵君用为平章；辽阳行省约建于龙凤五年初，韩林儿先后任命毛居敬、潘诚（破头潘）、沙刘、关铎（关先生）等为行省平章；曹州行省约建于龙凤三年初，武某为行省丞相。宋政权迁都汴梁后，北方红巾军势力发展至顶峰，但从龙凤四年七月开始，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开始大举反攻。当时三路北伐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兵力分散，陷汴梁于无援之地。次年五月，汴梁被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林儿妻及诸官员家属数万人、官兵五千人被俘，符玺、印章、官库被夺，宋政权遭到严重破坏。

韩林儿到安丰后，由于兵力丧失大半，已不构成对元廷的威胁。察罕帖木儿把进攻重点放在山东红巾军方面。韩林儿名义上仍为宋政权皇帝，因而曾多次下诏加封朱元璋官职，而元璋直至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下达命令仍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用龙凤年号。

龙凤九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安丰被围日久，“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皇明纪事录》）。小明王在城中号泣，刘福通遣人求救于朱元璋。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刘辰：《国初事迹》）朱元璋不听，率徐达、常遇春等击吕珍。吕珍得到庐州左君弼支持，极力拒守，被元璋军击败，吕珍与左君弼逃遁。朱元璋遂救出韩林儿与刘福通。元璋拟将林儿安置于应天（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改名），诸将亦议于中书省设御座奉林儿，刘基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密陈“天命”所在，元璋领悟。遂“设銮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待之甚厚”。是年三月三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赠元璋三代：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妣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公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

龙凤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在取得鄱阳湖大战胜利后，即吴王位。

这时，宋政权已名存实亡，但元璋仍奉之为正朔。十二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廖永忠自滁州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南），将他们溺死。①韩氏君臣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作为，史家历来有较公正评论。《国初群雄事略》引李文凤论曰：“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明史·韩林儿传》赞曰：“元之末季，群雄蜂起。..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夫岂偶然哉！”

第二节　刘福通

刘福通，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导人。

元朝末年，由于权臣专权，官贪吏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北方白莲教主韩山童以宣传白莲教的方式广收门徒，刘福通与罗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显忠、韩咬儿等成为韩山童最早的一批信徒。他们鼓吹“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信徒，等待时机，推翻元朝统治。

至正四年（1344）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深达二丈许，白茅堤、金堤先后北决，沿河郡邑均遭水灾，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由于河水溢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威胁两漕盐场，直接影响到元廷国库收入，右丞相脱脱决定采纳贾鲁的治河方案，开凿自黄陵岗南至白茅、黄固、哈只口，西至阳青村，共280里新河道，然后塞南行之旧河道，使黄河由新凿之河道至哈只口进入故道，东去徐州，合淮河入海。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13 路15 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18 翼两万军队，开始治河。韩山童、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农民起义。

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正当起义即将举行之时，县官派兵前来镇压，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刘福通率众冲出重围，于五月初三日攻占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或称红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刘福通攻占颍州后，犹如平地春雷，震撼中原大地。“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元廷亦为之震惊，急命监戍治河民工的同知枢密院事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进讨刘福通军。赫厮、赤秃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三人但以酒色为务，属下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望见红中军人多势众，扬鞭大呼“阿卜！阿卜！”（蒙古语“走”之意）回头就跑，元军不战自溃，来自高加索北麓的阿速人不服水土，不习水战，病死者过半。后来徐左丞被朝廷诛杀，赫厮战死于上蔡。六月，刘福通乘胜占据朱皋（今河南固始北），攻破罗山、真阳、确山，进攻舞阳、叶县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克汝宁府（今属河南）、息州、光州（今河南潢州），众至十万。

刘福通起兵仅四五个月，击溃了元廷派遣的赫厮、秃赤大军，摧垮了一批地方统治机构，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元廷深感这是“心腹大患”。是年九月，元顺帝以右丞相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军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押送京师处死。江浙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十二年正月，刘福通将韩兀奴罕摆脱敌人围剿，挺进河之北，进攻东明。二月，克滑、浚二州，进克开州（今河南濮阳），出现了“红衣遍野，呼声动地”（《万历濮州志》卷六）的壮观场面。未几，为元军所败，韩兀奴罕被擒。三月，元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日夜沈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战死，元军退至项城。元廷命也先帖木儿为总兵，率精兵30 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庚申外史》卷上）。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仅收散兵数万人逃奔开封，受到指责，遂驻军朱仙镇。元廷命蛮子平章代之，也先帖木儿径归京师，仍为御史大夫。

北方红巾军首义成功并抗击元军的围剿，为全国各地不满元朝统治的广大劳苦大众树立了榜样，也鼓舞着他们拿起武器投入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徐州芝麻李，蕲黄徐寿辉，湘汉布王三、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纷纷起义响应，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全面展开。

至正十一年八月，萧县人李二（因家有芝麻一仓，饥荒时赈济饥民，故称芝麻李）与社长赵君用（一作赵均用）、樵夫老彭及其子彭早住等亦以“烧香聚众”，一举攻占徐州。未几，占领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睢宁、虹县、丰、沛、灵璧、安丰、泗县等地，众至十万。

同年十一月，王权（又称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称“北琐红军”，旋又占领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等地。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称“南琐红军”，旋克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等州。

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四人起兵，占领濠州，郭子兴等称元帅，亦以红巾为号。

上述各支起义军，起初均各自为战，并未有相互的统属关系。徐州、濠州显然是韩山童传教的活动范围，芝麻李、郭子兴等有可能共尊韩山童为教主，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建立宋政权后，这两支起义军统归宋政权领导，因此可以纳入北方红巾军系统。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彭莹玉为白莲教主，其徒邹普胜与徐寿辉发动蕲黄起义，建立天完政权，统庐州、巢湖等地起义军，为南方红巾军系统。布王三、孟海马的南北琐红军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们与南北方红巾军有什么联系。

脱脱在屡次出兵镇压刘福通起义军失利的情况下，采取攻其两翼——徐州起义军和南阳襄湘起义军的战略，以达到孤立刘福通部的企图。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自督制诸处军马，出师徐州。九月，徐州城破，元军大肆屠城，芝麻李被捕杀，赵君用、彭早住等率余众逃奔濠州。脱脱命贾鲁攻濠州。次年五月，贾鲁病死后元军才撤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权在郭子兴之上。十四年，彭、赵取盱眙、泗州，旋二王火并，彭早住死，赵君用据淮安。濠州方面郭子兴与诸将不和，其部将朱元璋南略滁阳，另图发展。

自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起，元廷先后派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四川行省参政答失八都鲁，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等分路围剿南北琐红军。五月，答失八都鲁攻陷襄阳，布王三被俘，北琐红军被镇压。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南琐红军亦被镇压。

刘福通部红巾军自击溃也先帖木儿后，虽未遭遇元军主力，但其两翼有元军围剿其他红巾军，而其占领区内崛起了两支地主武装。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官李思齐各结集“义兵”，合兵袭破罗山，元廷分别授为汝宁府达鲁花赤和汝宁知府，渐拥兵至万人，屯驻沈丘，屡败刘福通部红巾军，因而牵制了刘福通部的进一步发展。

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元廷因张士诚占领高邮（今属江苏），阻塞漕运，再命脱脱出师征高邮。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十一月，军抵高邮，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高邮城中日议投降事。这时在京师的中书右丞哈麻乘机奏劾脱脱和也先帖木儿罪行，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诏书到达军营，“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元军竟不战自溃。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元军丧失了优势，再也无力纠集如此众多的力量来镇压起义军，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元朝的统治。

刘福通利用战场上形势的急遽变化，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今属安徽）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任平章，福通弟刘六任知枢密院事，尊山童妻杨氏为太后。未几，因壮遵道擅权，刘福通命甲士挝杀之。杜遵道原为一名书生，因建言“开武举，以收天下智谋勇力之士”，被知院马札儿台补为掾史，“既而知不能行其业，遂弃去”（《庚申外史》卷上），追随韩山童发动农民起义。据说杜遵道与杨氏有染，“自是专权怙势，人皆嫉之”（《垄起杂事》），以致被杀。此后，刘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成为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北方红巾军的总指挥。在往后长期的斗争中，展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宋政权建立后，元军把进攻矛头又集中到中原来。这年六月，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率原属太不花的诸王藩将兵马，进攻许州长葛，为刘福通击败，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红巾军劫其营，夺其辎重，俘获其子孛罗帖木儿。但红巾军又遭元将刘哈剌不花袭击，孛罗帖木儿被夺走。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将小明王移置安丰，次年三月，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军激战于太康、亳州，击退敌军，亳州得安。

刘福通在率领红巾军与敌人搏斗的同时，十分注意利用宋政权的名义，把北方各支农民起义军纳入宋政权统辖之下，并建立地方政权。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江南等处行枢密院，任命朱元璋为行省平章；同年十月，赵君用取淮安，乃设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任命赵为行省平章。以后，为了节制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较为巩固的地区，继续设置行省机构。

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从至正十六年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到至正十七年（1357）夏，形成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而刘福通自率大军攻克汴梁，北方红巾军进入鼎盛时期。

一、西路军早在至正十六年九月，刘福通即遣李武、崔德进兵陕西，首破潼关，元陕西行省参政述律杰战死。红巾军又克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答失八都鲁急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阻截，李武、崔德折往晋南，取平陆、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遭察罕帖木儿追袭，红巾军溃散。十七年二月，李武、崔德重振队伍，占领商州，攻武关，取七盘，据蓝田，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诸州，三辅震恐，陕西省台告急。元廷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来援，红巾军败走南山，入兴元。李武、崔德其后一直无战功，曾受到刘福通斥责，至正二十一年（1361）五月，向李思齐投降。

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部署各路军马三路北伐，命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组成西路军。十月，红巾军取兴元，克凤翔，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击走之，红巾军退入四川。是年底，白不信等又攻入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据巩昌（今甘肃陇西），再攻凤翔。次年正月，白不信败入四川。四月，察罕帖木儿纠集陕西各路元军进攻巩昌李喜喜，李喜喜败入蜀。败退到四川的红巾军改称“青巾”，为徐寿辉天完政权的部将明玉珍所不容，李喜喜又率余部到武昌，投奔陈友谅。西路军在溃散时，有一支起义军于至正十九年（1359）四月北上宁夏，攻占宁夏路（今银川），活动于灵武等处。二、东路军至正十六年三月，地主武装“青军”在其头目张明鉴率领下据扬州，逐走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逃奔淮南。不久，由盐丁组成的地主武装“黄军”反叛朝廷。十月，占据盱眙等地的赵君用联合青军、黄军攻占淮安，杀镇南王。宋政权命赵君用为淮南行省平章。赵君用命其部将毛贵北上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地，因元将也先来攻，毛贵夺取海船，由海道进入山东，于至正十七年二月取胶州，其后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连克莱州、益都、莒州等地。元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等镇压毛贵。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宣布起义，克济宁路（今山东钜野）。刘福通命毛贵联合田丰尽取山东之地，北伐大都。

是年冬，元义兵千户余宝在棣州（今山东惠民）杀知枢密院事宝童起义，而元廷在山东的元军总指挥太尉纽的该龟缩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轻易出动。至正十八年正月，田丰克东平路，使南北漕运中断，而毛贵在益都西南的好石桥大败孛兰奚，孛兰奚退至济南，毛贵乘胜于二月初攻占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被毛贵、田丰占领。

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毛贵立宾兴院，选用故宫，命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元史·顺帝纪》）。十分注意生产建设和经济政策，为建设北伐基地作出了努力。

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挥师北伐，进河北境。时升任河南行省右丞的董抟霄驻兵南皮之魏家庄，毛贵兵至，将其刺杀，遂北克清、沧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兵至通州枣林、柳林，直逼大都。“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元史·刘哈剌不花传》）但毛贵孤军深入，元军四方来援，毛贵军败于刘哈剌不花，退回济南。

毛贵北伐之时，田丰夺取东平、济宁、东昌等地。所以，尽管毛贵北伐未能成功，但山东形势还是有利于红巾军的。

三、中路军至正十七年初，宋政权丞相之一的盛文郁攻占曹州（今山东菏泽），与在山东其他地方作战的毛贵、田丰势相联结，宋政权有可能在曹州建立行省。是年夏，刘福通发动三路北伐，遂命曹州行省组织中路军。九月，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的中路军，逾太行山，取陵川、高平，克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冀宁（今山西太原），被察罕帖木儿所败，退入太行山。

至正十八年二月，东路军毛贵由河北进攻大都，为分散敌军力量，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路，杀元怀庆路总管王得贞。三月，王士诚取晋宁路，杀总管杜赛因不花，并与关先生等所率军相合。刘福通命中路军分兵两路：一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路由沁州出发，攻冀宁（今太原）、代州、大同，“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南且还”。此路的意向是北上与东路军形成对大都的包围，但这时毛贵已在大都附近受挫退回山东，故中路军北至大同后南还。可惜，他们回军途中遭察罕帖木儿伏击。五月，察罕帖木儿将董克昌收复冀宁。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等克辽州（今山西左权），旋被察罕帖木儿将虎林赤击走，而关先生军再克冀宁。九月，关先生等攻保定，不克，转而攻克定州。十月，占领大同，北上进攻兴和（今河北张北）。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攻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上都为元廷夏都，筑有宫阙官署，中路军予以焚毁，逗留七天，中路军又攻破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克辽阳。并以辽阳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刘福通就在这时置辽阳行省，任命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为平章。

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红巾军发布致高丽王书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高丽史·恭愍王传》）十一月，红巾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红巾军在毛居敬率领下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平壤）等地。翌年正月，红巾军在西京战败，退走。三月，红巾军从海路进攻高丽西北沿海诸州，旋退去。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率十余万红巾军渡鸭绿江攻朔州。十二月，攻占开京（今开城），迫使高丽恭愍王南逃。二十二年正月，高丽军收复开京，关先生、沙刘二被杀，破头潘率余众败退辽阳。四月，辽阳行省兵邀击红巾军余众，破头潘被俘。中路军残部投降孛罗帖木儿。

刘福通在发动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同时，意图倚托益都、曹州两行省比较巩固的基地，展开对汴梁的攻击，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宋政权都城。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首攻汴梁，不下。八月，取大名、卫辉（今河南汲县）两路，形成对汴梁包围的态势。十月，元廷增派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攻雷泽、濮州，被刘福通杀死，节制河南元军的答失八都鲁被迫退至石村。“朝廷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刘福通又使反间计，“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之，一夕忧愤死，十二月庚子也”（《元史·答失八都鲁传》）。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退驻井陉。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再次进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遁，福通据汴梁为都，迎韩林儿居之。时毛贵虽进攻大都失利，但山东形势甚好，中路军转战山西，西路军趋关中，出现了鼎盛局面。《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称：“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在这一形势下，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以怀庆路降。刘福通命其进攻据洛阳的察罕帖木儿，“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杀之”（《元史·顺帝纪》）。

宋政权鼎盛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发生了逆转。至正十八年九月，孛罗帖木儿统领诸军夹攻曹州。十月，元军破曹州，擒杀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曹州陷落，使宋政权与山东红巾军联系切断。十九年初，孛罗帖木儿北上代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守大同，以切断宋政权与中路红巾军的联系。而察罕帖木儿一直以重兵驻守渑池、洛阳，时刻准备对汴梁发起进攻。宋政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山东红巾军这时也发生了逆转。毛贵北伐大都失败后返回山东，与田丰配合，其势仍很盛。至正十九年四月，淮安失守，赵君用逃奔毛贵，竟阴险地把毛贵杀死。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益都，怒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自此一蹶不振，这时王士诚也脱离中路军返回山东，与田丰争夺势力，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至正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据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包围汴梁。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突围奔安丰，元军俘获韩林儿妻及红巾军家属数万，红巾军各级官员五千。至此，宋政权虽曾发布文告，加封朱元璋官爵，朱元璋名义上也仍奉龙凤为正朔，所发布榜文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但实际上宋政权已名存实亡。

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向山东红巾军发起总攻，田丰、王士诚降之。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部将陈猱头等坚持抵抗。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参加益都保卫战。察罕帖木儿子扩廓帖木儿袭其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猱头被俘送大都，毛贵子小毛平章不知所终。接着，莒州陷，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在安丰的宋政权，名义上只存下朱元璋的江南行省。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乘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韩林儿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击败吕珍和支援吕珍的原天完政权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左君弼，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今南京），途经瓜步，廖永忠将他们沉入水中溺死。

第三节　徐寿辉

徐寿辉，一名真一，蕲州罗田县（今属湖北）人，原籍湖南。生平以贩布为业，往来于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于蕲州起兵，十月建都蕲水（今湖北浠水），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寿辉称帝，成为南方红巾军名义上的领袖。

南方红巾军与北方红巾军一样，信奉白莲教，念弥勒佛，燃香，起兵后头裹红巾，作为标志。南方白莲教主是彭莹玉。莹玉，又名国玉、翼，教徒尊称为彭祖，俗称彭和尚，敌人称之为“妖彭”，江西袁州（今宜春）南泉山东屯庄农家子。10 岁时入附近慈化寺为僧，会治病，在民众中威望甚高，“袁民翕然，事之如神”。莹玉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宣传活动，并秘密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1338），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失败，子旺被杀，他“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庚申外史》）。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等地继续宣传白莲教，足迹遍及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地，并在各地招收门徒，策划武装起义。他以“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宗教口号来鼓动群众起来反元，其早期门徒多以“普”字命名。由于他坚韧不拔的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农民起义的骨干，而且为农民大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徐寿辉最初并非白莲教徒，且缺乏组织能力，但体貌伟岸。据《湖广总志》记载：当时在蕲、黄一带从事秘密策划反元起义的人物是麻城铁工邹普胜。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邹普胜积极准备起义，但需物色一位体态雄伟的人物，以应“弥勒佛下生”之偈言。一日，寿辉行山中，获鉴铁10 斤。某日夜，邹普胜梦见黄龙蟠其铁砧。明日寿辉携铁过之，令普胜制■锄，蹲坐铁砧上。普胜大异，告之曰：“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万历《湖广总志》卷九八《别传》）于是两人深相结，谋举大事。是年八月，邹普胜、徐寿辉起兵，以红巾为号，南方红巾军起义爆发。九月，起义军占领蕲水县及黄州路，起义军将领倪文俊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及其子别帖木儿、答帖木儿于金刚台，并执别帖木儿。起义军占领蕲水时，元蕲州路总管李孝先不敌身死。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表达了农民起义军誓死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它的行政机构多仿元制，设有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军制有百户、千户、万户，管、统军元帅等职，并有管军万户府、管军总管府、统军元帅府等管军机构。天完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起义军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原来以宗教为纽带联系南方各地白莲教徒的状况将逐渐被政治关系所代替。

天完政权建立后，南方各地起义形势发展迅猛。天完红巾军分兵出征，各地群众奋起响应。是年十一月，天完军南下江西，新建人邓南二聚众攻瑞州（今江西高安），被元军擒杀；同月，天完军入宿松，破太湖、潜山（均属今安徽）。十二月，王权（布王三）起兵克邓州、南阳（均属今河南），称“北琐红军”，后来占有今河南中部南部一带；均州郧县（今属湖北）人田端子聚众杀官吏，旋被镇压。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杀元襄阳路总管柴肃，这支起义军称“南琐红军”，后奄有均、房、荆门、归、峡等地。由于各地群众蜂拥起兵，形势对天完红巾军十分有利，于是徐寿辉等决定派出各路红巾军，分兵攻占湖广、江浙等地。

天完军首攻目标是湖广行省首府武昌。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丁普郎、徐明远克汉阳，杨普雄克兴国（今湖北阳新），形成包围武昌的态势。是月，邹普胜率主力军攻克武昌，元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元顺帝下诏追夺宽彻普化王印，和尚被诛。天完军夺取武昌后，向湖北中部、西北部推进，同时遣兵南下。曾法兴率兵克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擒杀元安陆知府丑闾、江陵守官山南廉访使卜理牙敦，沔阳府达鲁花赤咬金自溺死。天完军与布王三的北琐红军、孟海马的南琐红军势相联结。

在江西的战斗十分激烈。邹普胜自率主力与彭莹玉等沿江而下，夺取江西门户江州（今九江），元江州路总管李黼被杀。邹普胜挥师南下，直抵江西首府南昌，南昌城高水深，围城数周、激战54 日不克，红巾军退走。但南昌周围多被红巾军占领，史普清占领新建、进贤等地。是时，南昌以西多为天完红巾军所有，张普宪连克宁州（今修水）、靖安等地；陶九、况普天、钟普高等克瑞州（今高安）、上高、新昌等地；欧普祥、陈普义克袁州，欧普祥又西攻醴陵、茶陵，陈普文下吉安。天完军分兵攻抚州，取宜黄、乐安，进克宁都、兴国、会昌、瑞金等地，但多得而复失。

天完红巾军在江浙的战斗中最为壮烈。至正十二年二月，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项普寿）、彭莹玉在攻占江州后，挥师南下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今江西鄱阳）、信（今江西上饶）。四月，克婺源、黟县、休宁、徽州（今江西歙县）。他们遇到休宁大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组织的“义兵”的拼死抵抗。六月，项、彭率军破昱岭关。七月，攻克江浙行省首府杭州路，元江浙行省官员纷纷逃窜，参政樊执敬自杀。红巾军纪律严明，“不杀不淫”，一面宣传“弥勒佛出世”，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一面把官府库藏没收归红巾军所有。元顺帝急令江浙行省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前线撤围，与江浙行省平章三且八一起攻打杭州的红巾军，项、彭等被迫弃守杭州，退回徽州，敌人又扑向徽州。为摆脱敌人的“围剿”，红巾军北上广德。九月，克广德，入湖州、武康、德清、吴兴等地。十月，克常州，夺取大地主王“佛子钱财，发其仓廪，分给贫苦农民。又攻占江阴、宜兴、溧阳、溧水、丹阳、句容等地，并遣军进逼集庆（今江苏南京）。因元军势大，再返徽州，项普略被俘牺牲，彭莹玉在巢湖水师支援下再克徽州。直到次年春，元军攻占徽州，彭莹玉退到江西瑞州，是年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城，莹玉与诸守将惨遭杀害。

至正十二年四月，江西宜黄、新城（今黎川）的红巾军在涂乙、涂佑、童远等率领下进入福建，建宁起义首领应必达响应，占领建宁、泰宁，直入邵武。红巾军进入邵武，“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邵武府志》卷二）。“摧富益贫”这是南方红巾军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有力地鼓舞了千千万万贫苦大众投入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中去。这支红巾军分兵几路，一支进取顺昌、将乐、万安，围攻延平（今南平）、建安（今建瓯）、建阳等地；一支攻入浙东龙泉；另一部分红巾军在王善、江二蛮等率领下深入福建东部沿海，攻克福安、宁德、福宁（今霞浦）等地。十三年春，王善曾克罗源、连，围攻福州。到这年春，这支红巾军得地多被元军重新占领，起义军领袖或杀或俘。

天完红巾军早在十二年二月便攻入今湖南境，克岳阳、长沙。但在衡州（今衡阳）受阻。后来，红巾军曾攻破常宁、道州（今道县）、宝庆（今邵阳）等地，但均被元军收复。

南方红巾军利用北方红巾军抗击元军主力的有利形势，于至正十二年初采取分兵四出的战略，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战果。“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东西、湖南北，以及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余阙：《青阳集·合肥修城记》）。红巾军的胜利，使所到之处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以致出现“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元史·魏中立传》）的壮观场面。

天完红巾军早期的胜利是与彭莹玉长期的秘密组织活动分不开的。蕲州起义爆发后，彭莹玉长期活动的根据地江淮地区“人多应之”，以巢湖为中心形成了三支起义军：即赵普胜（即“双刀赵”）部，金花姐、李普胜（即“李扒头”）部和左君弼部。金花姐牺牲较早，左君弼活动范围不广，赵普胜曾于至正十二年春率水师南下，与天完军密切配合，战功显赫。是年三月，赵普胜自合山出发，与据无为的李普胜合兵攻繁昌，由于繁昌监邑孛罗铁木儿顽抗，赵普胜率舟师转攻铜陵、池州（今贵池），进围安庆。元急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等部兵镇压，原在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也派兵助战。星吉等联合地主武装，在安庆、池州、湖口一带与赵普胜水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九月，赵普胜开始进攻小孤山元军。据元军巡哨头目赵国用报告说：“哨见三江口有红巾反贼，乘胜大小船只万余，顺流而来；并江两岸，步行贼徒，不计其数，水陆相接。”（《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南台备要》）可见红巾军声势之大。当时星吉等虽据守小孤山、鄱阳口等要冲，但很快就被红巾军击垮，星吉也在鄱阳口被击毙，致使元军在长江的驻防全线崩溃。赵普胜在鄱阳口大胜后，连取湖口、彭泽等要地，转而围攻安庆。十一月，再克池州。至是年底，赵普胜等占领了从繁昌到湖口的长江两岸，包括宿松、太湖、潜山、枞阳、太平、石埭等地。元朝在“江淮以南郡县陷没者十七八”（《青阳集》卷二）。元安庆守将余阙惊呼：“红军..纵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巨镇，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长戟强弩之所守，环辄碎之，鲜有固其国者。”（《青阳集》卷六）至正十三年，赵普胜在沿江一带继续与元军激战，并占领桐城等地，击败向小孤山反扑的元军，但先后11 次攻安庆未下。随着天完军在各地的失守，赵普胜率领的水师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退居黄墩，等待时机再起。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巢湖水师一开始就是天完政权的属部，但赵普胜、李普胜、左君弼等都是彭莹玉的门徒这是无疑的。彭莹玉在南方红巾军起兵后，虽然没有担任天完政权的要职，但他往来于各支起义军之中，起到了别人无法起到的协调、指挥作用。巢湖水师活跃于江淮之间，激成于长江两岸，牵制了敌军主力，对天完红军主力驰骋湖广、江西、江浙，帮助是很大的。回顾至正十一年到十三年天完红巾军第一阶段的战史，不难看出由于红巾军发展过快，士兵缺少训练，组织松散，徐寿辉等领袖人物没有制定出明显的作战部署，听任各部流寇式的作战，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因而当元军与地主武装结合起来后，红巾军所占城池多不敌而失守。从至正十三年春天后，南方各地红巾军普遍遭到元军和地主武装镇压，天完红巾军由盛势转入低潮。是年十二月，元军在卜颜帖木儿、蛮子海牙及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率领下，向天完都城——蕲水发起进攻，蕲水陷落，天完政权的四百多名官员惨遭杀戮，徐寿辉等天完领导人“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庚申外史》）。

至正十四年（1354 年）以徐寿辉为首的天完政权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天完政权主要领导人被迫潜伏于山泽之间，活动相当困难，但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积极恢复和组织力量，等待时机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斗争。这一点可从已发现的治平四年（1354 年）颁发的“统军元帅府印”中得到证实。这方铜印证明了天完政权当时仍有自己的根据地，并继续在委任各级将领。事实上当时仍有许多红巾军余部在活动，如欧普祥在袁州，史普清在奉新，李普成、王普敬在瑞州周围。

高邮之战为天完红巾军再起提供了机会。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今属江苏）称诚王，国号大周。九月，元顺帝命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前往镇压。十二月，城之将下，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于是，天完红巾军乘机壮大队伍，开始出击，进入反元斗争的第二阶段。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攻克沔阳。文俊，号蛮子，黄州黄陂渔家子。他是蕲州起义最早的成员之一，勇敢善战，“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草木子》卷三《克谨篇》），寿辉命为统军元帅。天完红巾军处于低潮时，文俊仍积极活动，积聚力量，故能抓住时机再起。及文俊攻克沔阳后，实际上揭开了天完军第二阶段战史的序幕。

当时驻守湖广的元军主要是宽彻普化的军队。宽彻普化因武昌失守被夺王印，后因镇压天完军立有战功，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元顺帝下诏还其印，仍镇守武昌。文俊再起后，宽彻普化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船四十余艘水陆并进，攻沔阳。兵至汉川县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文俊以火筏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败死，报恩奴自杀，随行妃妾为文俊所获。宽彻普化逃奔陕西。三月，徐寿辉遣元帅扫地冯由安陆攻襄阳，元襄阳万户杨克忠投汉水死。五月，元军复襄阳。倪文俊自沔阳克中兴，元将朵儿只班战死。

面对天完红巾军的再起，元廷重新结集军事力量，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为总兵官，领本省军马并江州苗军杨完者、黄州李胜等军守御湖广，命章佩监丞普颜帖木儿、翰林修撰烈瞻招谕沔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儿吐华等助之。元军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采取诱降办法，以分化瓦解起义军。七月，倪文俊攻克武昌、汉阳。这时元军进一步大调动，知枢密院事答儿麻监藏、四川行省左丞沙剌班、湖南同知宣慰使刘答儿麻失里屯兵中兴，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桑哥、亦秃浑及秃秃屯兵襄阳，参知政事哈林秃、王塔失帖木尔屯兵沔阳，又命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从便调度湖广行省左丞卜兰奚所领苗军，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守御蕲州、黄州、兰溪等地。十一月，元以湖广行省左丞相统领湖广、荆湘诸军，镇压天完军。面对元军咄咄逼人的势态，天完红巾军继续攻城夺池，扩大战果。是月，徐寿辉遣军克饶州、克都昌，招降都昌“义兵”头目于光，命为江东宣慰元帅，镇守饶州。十二月，天完军克婺源，进军徽州路各县。

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迎徐寿辉入居，改元太平。自任丞相，以邹普胜为太师。同月，天完军经过反复激战后，占领徽州，并由歙县东逾昱岭关，一度攻占于潜、昌化。但这条战线上红巾军并不顺利，汪同等地主武装夺回徽州及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等地。倪文俊自率大军进攻湖南，取得巨大战果，三月克常德，五月克澧州、攻辰州（今沅陵），八月克衡州（今衡阳），十二月克岳州。次年二月，倪文俊又破峡州，占领鹿卢夫。天完统军元帅明玉珍开始进军四川。

与此同时，巢湖水师也开始出击。至正十三年底，赵普胜、李普胜退到黄墩后，与俞廷玉父子、廖永安兄弟、赵伯仲兄弟及张德胜、叶升、桑世杰、华高等连水寨于巢湖，由于与庐州左君弼不和，赵、李急欲寻求同盟，以求出路。至正十五年春，原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将朱元璋自滁阳（今安徽滁县）取和州（今安徽和县），因城中乏食，欲渡江取采石，但苦于无舟楫。赵普胜欲与元璋结盟，助其渡江，但李普胜企图乘机杀元璋，吞并其部队，结果被元璋识破，将李普胜杀死。赵普胜闻讯后率部分水师归附天完政权，而俞廷玉等则投奔朱元璋，巢湖水师发生分裂。赵普胜率水师离开巢湖，进驻枞阳，南下夺取池州、青阳等地。至正十六年曾两度围攻安庆，杀元怀庆县达鲁花赤伯家奴。

倪文俊虽然在重建天完政权上立下了巨大功劳，但他经不起敌人的引诱，曾经动摇过。早在至正十五年初在沔阳俘威顺王诸子、妃妾后，元顺帝“特降诏招抚”（《草木子》卷三《克谨篇》），诱以官、禄，文俊求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因元廷中有人反对未成，文俊遂杀威顺王诸子。之后，文俊战功显赫，更加居功自傲，虽位居天完政权丞相，仍不能满足其篡权野心。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图谋杀害徐寿辉，事败逃奔黄州其部下陈友谅处，反被友谅杀死。友谅尽并其兵，自称宣慰使，旋称平章政事。这时，友谅已实际上控制了天完政权的军权。

当时天完政权控制的范围，主要有长江中游地区、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地区北部，加上进入四川的明玉珍部、控制袁州周围的欧普祥部和在池州一带活动的巢湖水师赵普胜部。在天完政权控制范围之外，元军和地主武装仍有强大实力。但这时北方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红巾军已经建立了宋政权，吸引了元军的主力，并发动了三路北伐，逐渐进入鼎盛时期。这一形势十分有利于天完政权发兵出击元军在南方的各据点。

陈友谅杀倪文俊后的次月，即至正十七年十月，便率沔阳战船东下出征安庆，与赵普胜、饶州祝宗汇合，经过三个月激战，于次年正月攻克，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负伤自刎，终于打通长江从四川到今安徽的通道。友谅又进破南昌、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自率军入抚州，破建昌、赣、汀、信、衢诸州。

战场上的胜利使陈友谅产生了强烈的权力欲。至正十八年夏，徐寿辉准备将天完政权迁徙到南昌。“友谅忌其来不利于已，不从，寿辉不得已而止。”（《明太祖实录》卷八）可见，这时的陈友谅根本不把徐寿辉放在眼里，而徐寿辉只是徒具虚名的天完皇帝而已，根本指挥不了握有重兵的陈友谅。陈友谅为了达到篡夺天完政权的目的，首先铲除了骁勇善战的赵普胜。

下一个目标是除掉徐寿辉，达到登上皇帝宝座的目的。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引兵发汉阳，仍欲徙都南昌。路经江州，陈友谅伪装出迎，阴设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寿辉入城后，城门紧闭，城外伏兵尽杀其部属。寿辉只身一人，如友谅囊中之物。友谅遂以江州为天完都城，仍保留寿辉帝号，而自称汉王，置官属，大权独揽，“寿辉但拥虚位而已”（《草木子·克谨篇》）。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友谅挟寿辉攻朱元璋部所有的太平，城下，友谅自以为天下无敌，迫不及待谋杀寿辉，篡夺帝位。次日，遣人于采石舟中，持铁挝自寿辉身后击其头致死。友谅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位称帝，国号大汉，天完政权亡。

徐寿辉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论其能力和威望，确不称职。故史书中说他“无他长”，“木强无他能”（《明太祖实录》卷八）。诚然，他缺少刘福通指挥千军万马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气概，更无朱元璋纵横捭阖能在夹缝中生存壮大的谋略，但他在天完近十年的战斗历程中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蕲黄起义的发动者之一，天完政权的建设者之一；他也制订过作战计划，派遣将领四出掠地，在反元斗争中态度是坚决的；他“资性宽纵”，待人宽厚，能团结各部，故其亡后，诸部将多不服陈友谅，如明玉珍在蜀割据后，立寿辉庙于重庆城南，春秋奉祀。

第四节　陈友谅

陈友谅，沔阳玉沙县人，世业渔。本姓谢，祖赘于陈氏，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曾担任过县衙小吏，但非其所好。蕲黄起义爆发后，他慨然投奔红巾军，为倪文俊统军元帅府的簿掾。从文俊攻城夺池有功，升至领兵元帅，驻黄州（今湖北黄冈）。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文俊谋弑天完帝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友谅乘机杀之，其部众尽归友谅，友谅自称宣慰使，不久称平章政事，从此握有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

是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兵势大盛，刘福通率师攻汴梁，分军三路北伐，元军主力被吸引，无力南顾。陈友谅抓住时机在南方扩张地盘。是年十月，友谅发战舰东下，与巢湖水师赵普胜部合兵进攻安庆。友谅直捣小孤山，大败义军元帅胡伯颜，兵临城下。饶州祝宗奉友谅命来援攻南门，普胜军东门，友谅军西门，筑飞楼昼夜急攻。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负伤自刎，城中焚死者以千计。至正十八年正月城破。自至正十二年起，赵普胜屡攻安庆不得，至是城下，自四川至池州长江上中游打通，天完军威大增。

陈友谅攻占安庆后，为扩大战果，分兵进攻皖、浙、闽、赣各地。

赵普胜奉命东进，与朱元璋争夺地盘。是年四月，自枞阳发兵夺回被占的池州，俘朱军院判赵忠。普胜命别将守城，自据枞阳水寨，与元璋军战于建德等地。十九年四月，元璋军夺走池州，普胜破石埭、太平二县。双方争夺安庆尤为激烈，朱军屡攻不下，后调黑先锋领兵水陆并进，船至枞阳，普胜于水中置铁索横截，将黑先锋及所部擒获。

王奉国奉命于是年二月率军20 万攻信州（今江西上饶）。是役历时最久，战况激烈。元镇南王子大圣奴、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屯兵城中坚守。十九年正月，元江东廉访副使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州引兵来援，天完军受挫。二月，陈友谅弟友德率军驻信州城东，攻城益急。三月，王奉国分信州军攻衢州。六月，奉国率军穴地百余处，或架梯登城，破信州，大圣奴等战死，伯颜不花的斤自刎。

邓克明、康泰等奉命于十八年五月攻邵武，不克。克明原为新淦（今江西新干）义兵头目，率众归友谅，封为右丞，遂转攻永丰、宁都、石城、汀州、宁化等县，克崇仁、乐安等地，据抚州。是年十一月，克明由建昌分三道进攻福建，破杉关。二十年初，克邵武、汀州、延平等地，闽地骚动。六月，邓克明、康泰合兵围建宁，不利。以后转战邵武、建宁等地，不克，还兵驻抚州。

陈友谅自率主力军主攻江西各州郡。十八年四月，友谅自九江南下克龙兴路（今南昌），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火你赤弃城遁走。友谅军再克进贤。同月，友谅遣王奉国克瑞州（今高安），守臣临江同知给事中死之；进兵临江，守臣定住降。五月，遣熊天瑞克吉安路，元参政全普庵撒里等逃遁。同月，友谅克抚州路，杀道童及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八月，友谅围建昌路（今南城），元守臣王溥降。九月，友谅遣熊天瑞、幸文才克赣州路，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总管哈海赤死之。陈友谅在江西的攻势犹如风卷残云，仅四五个月内便几乎占领了今江西全省。次年三月，又遣兵占领襄阳。不久，王奉国又得信州，邓克明进兵福建，赵普胜在安庆、池州顶住朱元璋部攻势。有利的形势使他威望大增，篡夺最高权力的欲望也急剧上升。

实现篡权最大的障碍是赵普胜。普胜是彭莹玉的门徒，起兵早，骁勇善战。早在至正十二、十三年间，就曾率师百万与元军激战于江淮一带。以后取池州，得安庆，堪称天完政权东线的支柱。友谅对他有所忌，又担心他投靠朱元璋，故处心积虑欲除之。朱元璋亦因屡与赵普胜交锋不得胜，遂施反间计，买通其门客，潜往友谅处离间陈、赵，普胜毫无察觉，“见友谅使者辄自言其功，悻悻然有得失”（《明太祖实录》卷七），更加深了友谅的疑忌。十九年九月，元璋将徐达、张德胜率兵自无为登陆，夜至浮山寨，击走赵普胜部将胡总管，进克潜山县。友谅决意借机杀普胜。乃诈以会军为名，至安庆，普胜不知其计，具烧羊迎于雁汊，登船见友谅，友谅杀之，尽并其军。

陈友谅杀赵普胜是天完红巾军的第一次大分裂，而且对当时的战局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赵普胜的部众以枞阳为据点，安庆、石埭、太平等地皆有其部属。朱元璋部数欲突破天完东线，皆因普胜强悍，不能取胜。普胜被杀后，其部众心中不能平，不愿为陈友谅卖命，造成东线形势吃紧。普胜被杀后不久，朱元璋将徐达轻取枞阳水寨，威胁安庆。陈友谅不得不亲率主力稳住东线，遂于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率军攻池州，徐达、常遇春设伏兵于九华山，友谅中伏，士兵被杀万余人，被俘3000 人。这次池州大败是他谋杀普胜后得来的恶果。六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篡权后发兵攻朱元璋政权首府应天（今江苏南京），在龙湾大败，赵普胜部将张志雄率众投奔元璋。“张志雄者，故赵普胜部将，善战，号长张，尝怨友谅杀普胜。故龙湾之战无斗志。”（《明太祖实录》卷八）志雄又献计攻安庆，未久果然取之。

陈友谅谋杀徐寿辉蓄谋已久。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引兵发汉阳，决定徙都南昌，路经江州，友谅伪装出迎，阴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寿辉入城，将城门紧闭，尽杀寿辉部属于城外。于是以江州为天完都城，挟寿辉号令各部。自称汉王，立汉王府于城西门，置官属，大权独揽。次年五月，亲率水军攻池州，大败而归，损失士卒万余人。闰五月，率水军挟寿辉攻太平（今安徽当涂），擒元璋将花云，杀之。友谅“既陷太平，志盈满，急谋僭窃，乃采石舟中先使人诣寿辉前，佯为白事，令壮士持铁挝自后击碎其首，杀之”①。友谅残忍地杀死徐寿辉后，急忙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将庙中神像颠倒置于门外，不顾倾盆大雨，群下冠服皆濡湿，草草举行礼节于江岸，遂自称皇帝，改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

天完政权的灭亡和大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南方起义的失败，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封建割据政权。

陈友谅在至正十七年掌握天完政权后，就把争取和依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元故官作为巩固自己权力的措施。例如，友谅攻下南昌后，立即召辟名儒吴澄的孙子、曾任元肃政廉访使的吴当，当时元廷已命吴当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友谅来聘后，“当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载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为屈”（《元史·吴当传》）。友谅还在南昌亲自登门拜访元江南行台侍御史韩准，卑躬屈膝地称：“吾向为县小吏，已闻公名”。韩准不答，“既去，使人致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吴海：《闻过斋集》卷五）在陈友谅的积极争取下，不少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故官投奔而来，① 《明太祖实录》卷八。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称友谅勒死徐寿辉于采石。其中著名的有黄昭和解开、解开之叔解观。黄昭曾任元兵部尚书，与吴当一起镇压过江西农民起义；解氏是江西名宦之家，解开曾嗾使陈友谅杀徐寿辉。陈友谅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受到一部分地主分子的赞赏，曾任元进贤县尹的傅箕，称友谅“以雄毅之姿，英迈之略，纠集群帅，起兵汉、沔，而威吴、楚。凡行师立署，所至之处，能者使，才者用，贤而有德者尊礼，俾各遂其性，无意于富贵功名者不强以职，此所以超轶群雄者也”（《同治南昌府志·人物志》）。陈友谅篡权建汉后，更多的地主分子投奔而来，“伪汉之在九江，趋者日众”（王礼：《鹿遴原前集》卷三）。于是，早期参加起义的一批农民军领袖，如欧普祥等也和陈友谅一样，蜕变为新的地主阶级利益代表者，而投奔汉政权的元故官和地主知识分子在汉政权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结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田赋数额有的地方高于元制一倍①。

陈友谅一伙也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置鹿苑，造镂金床，有成群的后宫妃妾。

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明太祖实录》卷九）。徐寿辉、赵普胜的旧部纷纷脱离大汉政权，或自立，或归附朱元璋。汉政权的实力貌似强大，实际上已是十分虚弱了。

汉政权建立后，元朝在南方的势力越来越小，所以陈友谅除了派军队进攻福建邵武、建宁等地与陈友定争夺地盘外，主要精力用在东线与朱元璋争雄上，他倾尽全力，意图一举全歼朱元璋军，达到称霸南方的目的。但最后的结果却导致他自己的覆灭。

至元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称汉帝后，率舟师顺流而下，锋芒直指应天。陈友谅为了这场战争，命四川明玉珍出兵来会，玉珍大怒，“不与相通”；又遣使约平江（今苏州）张士诚东西夹击朱元璋，“而士诚欲守境观变，许使者，卒不行”（《明史·张士诚传》）。尽管如此，友谅舟师仍十倍于元璋。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政权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①。朱元璋采纳刘基的意见，用计胜友谅。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是陈友谅的故友，元璋让茂才致书友谅，愿作内应。友谅不知是计，应约至江东桥，连呼“老康”，无应之者。友谅始知中计，即与其弟友仁率舟千余向龙湾，朱军伏兵四起，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溃，又值退潮，陈舟搁浅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被俘者达二万余人。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皆降，所造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船数百皆为元璋军所获。与此同时，元璋遣其将胡大海克信州（今江西上饶），以牵制友谅。友谅兵败后逃奔江州，朱军乘胜取太平、安庆。

龙湾大败后，陈友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至正二十年七月，陈友谅鄱阳院判于光、左丞余椿以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降元璋。九月，原天完政权大司徒、袁国公欧普祥，因不满陈友谅骄恣，以袁州（今江西宜春）降元璋，友谅遣其弟友仁往攻之，普祥大败其众，俘友仁，友谅派太师邹普胜去说和，友仁得归。欧普祥是天完政权中老资格的勇将，据守袁州已近十年，“时江、楚诸郡皆为陈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赣兵不得出，友谅势大蹙”（《明史·黄彬传》）。

① 《重修上高县志》卷一《艺文志》载，瑞州上高田赋“伪汉陈友谅加一石为二石”。①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企图进行反扑。五月，派李明道攻信州，明道被朱军俘获投降。七月，友谅遣其将张定边攻占安庆。八月，朱元璋亲率舟师攻陈友谅，打出“吊民伐罪，纳顺招降”旗号，乘风溯流而上，经采石，直扑安庆，命廖永忠、张志雄率舟师击陈军水寨，进克安庆。长驱至小孤山，友谅守将傅友德、丁普郎迎降。师次湖口，追击友谅舟师至江州。友谅亲率兵督战，大败而归，夜半携妻子弃城逃奔武昌。元璋命徐达进兵追击，徐达屯兵汉阳之沌口以遏制友谅沔阳战舰。元璋乘胜取南康（今江西星子）、蕲、黄、广济，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吴宏以饶州（今江西波阳）降。九月，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王溥以建昌（今江西南城）降。十一月，朱元璋遣邓愈、吴宏攻抚州，守将江西行省右丞相邓克明以抚州、建昌、临江、汀州等4 路，南丰、宁都、富三州，临川、乐安等18 县印诈降，旋又逃归新淦；康茂才取瑞昌（今属江西）。十二月，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佥康泰等以南昌降。

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宁州（今江西修水）土豪陈龙以分宁、泰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宁6 县民兵2 万降元璋；吉安土军元帅孙立本、曾万中与其弟粹中以城降；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彭时中以龙泉降。三月，祝宗、康泰据南昌叛，朱元璋将邓愈逃回应天，元璋命徐达从汉阳出兵攻南昌，次月克复。祝宗奔新淦依邓克明，后被克明所杀，函其首降元璋；康泰走广信，途中被俘送应天。八月，陈友谅遣其将熊天瑞攻吉安，守将孙本立战败走永新，天瑞复攻永新，执本立杀之。友谅命其知院饶鼎臣守吉安。十二月，朱元璋将朱文正遣兵攻吉安，饶鼎臣败走，朱军复得吉安。

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时，陈友谅的处境更为恶化，众叛亲离，疆土日蹙。是年四月，气急败坏的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安丰（今安徽寿县）救援小明王韩林儿尚未回师的机会，大举进攻南昌。为了这次战争，他特制大舰数百艘，“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明太祖实录》卷一二）。陈军号称60 万，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岂知陈友谅此举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朱元璋在陈友谅鄱阳湖兵败丧身后说道：“我不当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兵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诚进无所成，退无所守。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刘辰：《国初事迹》）

南昌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容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去江岸30 步。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南昌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都督朱文正，文正与诸将分城拒守：参政邓愈守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土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淡台二门，文正居中，节制诸军，自将精锐二千，往来应援以御敌。友谅攻城甚急，牛金海、赵德胜等一些战将阵亡，文正督诸将死守，双方相持达85 日。与此同时，友谅遣将陷吉安、无为等地。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20 万，大将徐达、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皆随师出发。友谅闻朱军来援，即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于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鄱阳湖水战。

陈朱双方虽然实力悬殊，但陈友谅戕主篡权，大失人心，他“唯知巨舰，未知军心恇怯”（《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而朱元璋的部队上下一心，士气高涨，准备决一死战。而且，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战场上的指挥能力。陈友谅战舰虽大，但用铁索连在一起，转动不便；朱元璋战船虽小，但机动灵活，故战争一开始，元璋就决定用火攻破敌。

七月二十日，双方舟师相会于鄱阳湖中康郎山。友谅舰高船坚，占有优势。元璋见势，下令分舟师为11 队，用火器、弓弩攻击。二十一日，元璋命俞通海乘风发火炮，焚友谅舰20 余艘，杀溺者甚众，元璋将韩成、宋贵等战死，友谅骁将张定边攻击元璋所乘之舟，而元璋舟又搁浅，形势危急，常遇春、俞通海来援，方脱险，战斗十分激烈。二十二日，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舰，使友谅水寨中数百艘船被焚，“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友谅弟友仁、友贵、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焚死。是日，元璋将张志雄、丁普郎等亦丧身。此后，连战数日，友谅愈不利。元璋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抢先驻泊左蠡，而友谅亦移舟渚矶。相持3 日，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降元璋，失此二将，友谅兵力益衰。元璋乘机展开舆论攻势，派人致书友谅，重申共同反元、各安一方主张，指责友谅挑起兵端，造成损兵折将，要友谅“听我指挥”。友谅“得书怒，留使者不遣”，下令杀所俘元璋军士。元璋闻之，命遣返所有友谅战俘，有伤者赐药疗之，又再致书友谅，劝其放弃抵抗。同时又遣将克蕲州、兴国等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八月，友谅粮绝势困，进退失据，准备突围奔武昌。二十七日，友谅率楼船百余艘趋南湖嘴不成，转向湖口突破，被流矢射中而死。明日，其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等率楼船军马降，元璋得士卒五万余人。张定边及杨丞相、韩副枢等乘夜用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

张定边到武昌后，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降，大汉政权亡。

陈友谅是一个猜忌成性、刚愎自用、唯私欲是图的人。为了达到篡夺目的，不惜杀害战友、国主，其手段之残忍令其部众胆战心惊，于是“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再加上其才略低下，举措失当，军事上终于一败再败，导致覆灭。朱元璋在陈理投降后对群臣说道：“陈氏之政，非为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致至于此。使其恃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豫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为鉴戒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三）这段话是有道理的。

第五节　明玉珍

明玉珍（1329—1366），生于河南行省随县梅丘村（今湖北随县柳林）。本姓旻，后因崇信白莲教（因鼓吹“明王出世”，又称明教）而改姓明；一说名瑞，字玉珍。家世务农，曾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实际上是一种差役）。他身高八尺，“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①。

元至正十一年（1351）夏秋之际，刘福通等率北方红巾军起义于汝颍，徐寿辉等率南方红巾军起义于蕲黄，于是天下骚动，群雄并起。玉珍家乡也不安定。“玉珍一日谓乡耆老曰：‘元君无道，天下兵起荼毒，吾侪将不免也。为之奈何？’耆老对曰：‘明公平日勇略，人所信畏，集乡兵，屯青山，量力审时，大则进取，小则自卫，盍策之。’玉珍曰：‘善’。”①于是组织乡兵，修栅治城，分屯县南青山等诸要害，结寨自保。其众达千余人，玉珍被推为屯长。

徐寿辉已于至正十一年十月据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建国天完，年号治平。十一年正月，天完军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武昌、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中兴（今湖北江陵）等地，势力逼近随州。寿辉遣人招降明玉珍，玉珍见大势所趋，遂参加了天完红巾军队伍。寿辉待以殊礼，授玉珍为统军元帅。命其率本部军马，镇守沔阳，隶元帅倪文俊部。

至正十三年（1353），天完红巾军所得多不能守，元军加紧围剿。元军将领哈麻秃（或作哈麻都）屡攻沔阳，明玉珍率部英勇抗击，不幸被飞矢击中右目，致使失明，故人称“明眼子”。是年十二月，天完都城蕲水为元军攻破，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中和沔阳湖中。在沔阳湖中，玉珍担负起保卫天完政权和领袖的重任。是时，沔阳水涝连天，民采菱、鱼为食，处境相当困难。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重整旗鼓，夺取沔阳城，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为扩大战果，红巾军急需筹粮，于是文俊命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50 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筹粮。时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天完参政姜珏所辖，故玉珍得以往来巫峡，满载粮食而归，而四川人民亦未受到骚扰。明玉珍去四川筹粮的成功，解决了天完红巾军的军需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倪文俊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天完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战功。

至正十七年（1357）春三月，屯兵西平寨的义兵元帅杨汉领兵至重庆，屯于江北。时镇守重庆的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正招兵买马，欲扩大势力，闻杨汉兵至，遂遣人招纳。杨汉不知是计，应邀谒见完者都，被完者都用计于酒席间杀死。杨汉将士忿而起兵复仇，不克，于是掳夺船只顺江东下。适遇明玉珍于巫峡，杨汉部众诉说被害事，且言重庆城兵备单薄，完者都与另一守将、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不和，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庆易如反掌，重庆下，则全蜀可图。玉珍犹豫不决。万户戴寿献计说：“鸟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分船为二，以其半载粮还沔以济荒，以其半因汉兵攻重庆，事济则据之，不济则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幸勿他虑。”玉珍从之，遂率兵与杨汉余部合兵至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大批斗船① 明玉珍墓出土之《玄宫之碑》，见重庆博物馆编：《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① 杨学可：《明氏实录》。本传引文多引自《明氏实录》，下引此书者不另注。云集，远近骚动。完者都见明玉珍军势大，夜遁果州（今四川南充），哈麻秃仓促出战，战败被执。玉珍轻而易举攻占重庆，父老迎玉珍入城，其军纪律严明，城中安然如故，远近降者络绎不绝。玉珍遣使献俘哈麻秃于汉阳徐寿辉，寿辉大喜，是年秋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逃至果州的元四川行省左丞完者都与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屯嘉定州，妄图夺回重庆。明玉珍命其义弟明三（一作明二，原名万胜，湖北黄陂人）领兵围攻嘉定，屯兵九顶山、大佛寺，相持达半年之久，不克。玉珍则率军由涪江西进。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西路军李喜喜（李仲贤）部在陕西作战失利后进入四川，占领成都等地，改称“青巾”。六月，玉珍败青巾于普州，李喜喜率青巾退至成都，玉珍班师返重庆。明玉珍西进时曾驻军泸州，其宣使刘泽民曰：“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李喜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玉珍亲往拜访，与之交谈后大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遂邀至舟中，与论国事，拜为理问。

与此同时，天完政权内部先后发生了倪文俊、陈友谅的篡权活动。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其部将陈友谅处，友谅杀文俊，兼并其军。友谅握有军权后，排除异己，不听天完主号令，玉珍上表斥责友谅罪状。友谅遣刺客陈亨等潜入四川，图谋杀害玉珍，因不得近身而未能得逞，遂乘玉珍出兵广安之机，杀员外郎鲍玉等7 人而逃遁。

至正十九年（1359）春，青巾军李喜喜、王虎、郭成等被明玉珍军击败，军队四散。其后，部分士兵为明玉珍所收编，部分士兵由李喜喜率领东投陈友谅。是年，玉珍遣使进贡于天完，徐寿辉拜玉珍为骠骑卫上将军、陇蜀省左丞相①。

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大汉。遣使赴明玉珍处讣告，玉珍“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天完）主发丧，拊膺哀悼，殆不堪忍”（《玄宫之碑》）。又命其将莫仁寿领兵守夔，不与相通，立徐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

至正二十一年（1361）春，明玉珍自领兵围嘉定九鼎山，命明三率精锐直趋成都。时在成都的元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享被青城农民军所执，城市空虚，由都事薛元理理署行省事。守城士兵皆新募者，闻明玉珍军至，大惊溃散。明三领兵进入省府，掳郎革歹、赵资之妻，顺流而归。郎革歹妻投江自尽，赵资妻至阵前劝降，被赵资射杀。玉珍挥师勇进，元军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至重庆，玉珍劝降不成，杀三人于大十字街，以礼葬之。此后，明玉珍议进讨陈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至正二十一年十月，明玉珍正式称陇蜀王，不改国号，不改元，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下令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明氏实录》）

① 此段记载仅见于《玄宫之碑》。

明玉珍称蜀王后，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参与裁决政事。

刘桢竭力鼓吹明玉珍割据称帝。“桢一日屏人，从容说珍曰：‘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夔塘可以达江左。今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刘桢屡劝之，其左右戴寿、张文炳亦力赞之。玉珍终于决定加紧筹划称帝事宜。与此同时，明玉珍派兵四出，以图拓展疆土。至正二十一年九月，遣兵下四川东部诸郡县，元命四川行省左丞李思齐出兵，思齐佯为出兵，旋即退守凤翔。二十二年五月，玉珍分兵攻龙州（今四川江油北）、青川，北犯兴元（今陕西汉中）、巩昌（今甘肃陇西）诸路。

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明玉珍即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夏政权建立后，主要措施和军事活动有：第一，建立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巩固政权。

玉珍建国诏中称：“元以北人，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因而在立国规模上颇有复古倾向。其朝廷官制，行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总理百官；明三复姓名万胜，为司马，掌军事；张文斌为司空，掌工程；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掌司法刑狱；吴友仁、邹兴为司徒，掌土地户籍；刘桢为宗伯，掌礼仪制度。置翰林院，以牟图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太子明升朝夕受学；内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立进士科，科举取士。夏政权行周制，官制名称皆不合时宜，故于至正二十五年（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为平章，江宝英为考政，荆玉、商希孟为宣慰使。

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玉珍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府置官刺史、州置官太守，县置官县令。其统治范围最盛时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到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达播州（今贵州遵义），北抵兴元（今陕西汉中）。州县多所改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宣慰司、安抚司、军民府、镇边都元帅府等。

第二，采取恢复生产等经济措施。

夏政权建立后，制定“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的措施，应该说在当时各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赋税是最轻的。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将领毛贵在山东“官民田十止收二分”，也较夏政权为重；陈友谅汉政权加紧搜括民脂民膏，其所收田赋数额，有的地方竟比元制高出一倍。明玉珍实行低赋政策，有助于战乱中恢复农业生产。

明玉珍还很重视军队屯田。如天统三年（1364）冬，守夷陵的姜珏，在当地屯种置仓，“以赡军用”。夏政权还发行新的钱币，一种为“天统通宝”，一种为“天统元宝”，均为小平钱，作流通之用。

第三，继续奉行弥勒教，与天完政权保持政治上的延续关系。

明玉珍建大夏政权后，下令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这表明明玉珍在宗教意识上仍然一如既往，以白莲教作为号召群众的宣传武器。同时，这不仅仅表明明玉珍与天完政权在宗教意识上的继承，而且是一种政治关系的延续。

第四，继续展开反元武装斗争。

夏政权建立后，明玉珍在军事上作了重要部署：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友谅。这一军事部署，充分表明了夏政权的军事斗争目标，即巩固蜀地，北取陕右，与元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东塞夔门，以对抗背叛天完的陈友谅。这一战略思想，在天统三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玉珍致朱元璋书中也有所表白：“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首先巩固后方。故天统元年（1363）冬，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剌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遁，获其人马，即报捷而还。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当时主要军事行动还是用在安定后方上。天统二年春，玉珍命万胜领兵11 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宁番入。二月，万胜屯兵金马山，等待邹、李兵来会合，两军却迟迟不至。而驻守云南的元梁王勃罗、云南省廉访司官员闻风逃遁，万胜“遣使四方，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而纳降，降者不可枚举”。万胜继续深入大理，“初临乌蛮，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乌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这支军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四月，元梁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万胜因孤军深入，约兵又不至，战士多病伤，于是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堇等领兵8000 人与大都拒守同马，自引兵而还。不久，玉珍命万胜领兵攻兴元城（今汉中），围城三日，不克而还。此次战争不胜后，夏政权便采取保境自守政策，不再轻易出兵进取。

天统三年（1363）春，明玉珍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调整，立中书省、枢密院。同时，在军事部署上也作了调整，以达到保境自守的目的。命平章邹兴镇成都，平章吴友仁镇保宁（今阆中），平章莫仁寿镇夔关（今奉节），平章邓元帅镇通江，参政江宝英镇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荆玉镇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宣慰商希孟镇黔南，参政姜珏守夷陵。

第五，采取与朱元璋修好的政策。

明玉珍在蜀称帝之时，正是朱元璋崛起之日。至正二十五年（天统三年，1365），朱元璋已在一年前灭亡汉政权，并自立为吴王。这年秋天，元璋遣其都司孙养浩到重庆与明氏结好，元璋致书于玉珍曰：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闻者得姜珏诰命，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灭。元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明玉珍接书后，遣参议江严答聘，其书曰：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元人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元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唯高明谅之。

明玉珍与朱元璋在推翻元朝这一目标上有共同点，因此采取通好政策，这是很正确的。

天统四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六日，明玉珍病卒，享年仅38岁。在他病危时，召臣下遗言曰：“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玉珍葬于重庆江北之睿陵。皇太子明升继位，年仅10 岁，尊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开熙。

明玉珍出身农家，以地方武装保卫乡里，旋即归附徐寿辉天完政权，作为红巾军将领进据四川。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割据四川称帝，建立大夏政权。明玉珍始终继承天完政权，反元目标不变，躬行俭约，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为此得到历代史家的好评。明初方孝孺说：“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明末查继佐也说：“以义终寿辉，事颇正。顾减税、下贤，留心礼乐，郁然成文，诸偏安之主不及也。”（《罪惟录》）

明升即位后，诸大臣互相残杀。万胜与张文炳有隙，密遣人杀文炳；玉珍义子明昭又矫旨缢杀万胜。明升起用刘桢为右丞相。平章吴友仁对杀万胜不服，遣使与元将李思齐、张良弼通好，明升调兵征伐，皆败而还。丞相戴寿被迫杀明昭，始和解。刘桢病卒，大权由戴寿执掌，戴寿屡次拒绝明使要求，竟绝和好。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东路，傅友德等率步骑由北路取蜀。六月，明升降，夏亡。

第六节　张士诚

张士诚（1321—1367），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以“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为业。因平时受富户欺凌及弓兵丘义多次窘辱，怀恨在心。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其后，徐寿辉起兵蕲、黄，芝麻李起兵徐州，郭子兴起兵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全国各地农民群众奋起反抗元朝黑暗统治。时有泰州人王克柔者，“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事泄，被高邮知县李齐收捕于狱。克柔好友李华甫、面张四，谋劫狱以救克柔，李齐遂将克柔解往扬州，同时将华甫等招安，任华甫为泰州判，面张四为千夫长。张士诚得知李华甫有起事之谋，遂与之共谋起义。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壮士李伯升等18人联合李华甫等起兵，士诚等杀弓兵丘义及所仇富家，焚富家庐舍，引兵进入附近盐场，时“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明史·张士诚传》）。士诚率起义军行至丁溪，当地土豪刘子仁集义兵抗拒，士义中矢死。士诚奋击，子仁溃逃入海，士诚乘胜攻克泰州。

张士诚攻占泰州后，元河南行省遣李齐前往招降，被拘留。未几，士诚与李华甫等意见不合，发生火并，华甫等被杀，其众亦被士诚兼并，李齐乘机出走。行省派兵镇压，不胜，再派李齐往泰州说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元史·赵琏传》）。时元淮南江北行省参政赵琏驻军泰州，命士诚治战船，赴濠、泗镇压郭子兴部起义军，士诚疑惮不肯发，见赵琏无备，半夜发兵杀赵琏等，大掠官库，进入得胜湖结寨，进克兴化县。行省以左丞偰哲笃与宗王驻守高邮，遣李齐守甓社湖。五月，士诚派兵突袭高邮，城内官员闻风逃遁。李齐急还救城，城门已紧闭。此时，士诚兵势大盛，自泰州至兴化，舟舰四塞，北至宝应县，锐不可挡。元廷下诏至高邮，再次招降，诏使不得入城，行省命李齐前往，被士诚杀死。其后，元廷又遣盛昭等先后赴高邮招降，均未成功。

六月，元廷见屡次招降张士诚不成，决定发兵镇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贴睦迩于淮南、淮北等处召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淮安。同月，亲王完者秃进攻泰州时阵亡，再命也先不花为淮西添设宣慰副使攻泰州；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寿攻兴化。有枢密院都事石普，向元廷提出领兵3 万，定能攻克高邮，元廷命为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义兵万人（后减其半）南下占领宝应，乘胜攻高邮，城几乎被克，因同行诸将忌其功不予配合，使之孤军作战，而卒于阵；元淮东宣慰司掾纳速剌丁与其三子宝童、海鲁丁、西山驴在高邮前线亦因诸将领及阿速军临阵逃遁而一家死于阵。元军腐败不堪，由此可见一斑。

元军屡攻高邮不能得手，士诚已不感到威胁，遂于至正十四年（1354）

正月，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自称诚王。他下令放出元时入狱囚犯，免去民逋，征用儒士。春三月，下务农桑令；四月，下州县兴学校令。但元廷对张士诚的进攻并没有停止。十四年二月，元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攻高邮。六月，又命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大败而归，旋又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同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但张士诚依然据有高邮等地。

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南北红巾军虽一度轰轰烈烈，但多得地不能守，元朝军队和各地地主武装虽受到猛烈打击，仍具有一定的实力，以致对起义军各个击破，迫使南北红巾军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而张士诚却在全国起义转入低潮时崛起于淮东，且占据运河要道，严重影响江南财富和粮食通过运河北运大都，等于掐断了元廷的财源，因而出兵高邮已迫在眉睫。

十四年九月，元顺帝命右丞相脱脱亲自挂帅出师高邮。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出师之盛，从未有过。由此可见，元廷对夺回运河补给线何等重视。脱脱一路浩浩荡荡，至十一月抵达高邮前线，士诚兵力不济，连战皆败，“兵围邮，日事攻击，矢石雨注，城中几不支，日议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庚申外史》卷上）。元军又连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高邮城破也指日可待。这时，脱脱“以士卒劳苦，视贼以釜鱼罟兔，何可逃免，姑俟明日进兵，破之决矣”（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岂料京城里的佞臣哈麻一伙，因与脱脱不和，乘机唆使监察御史弹劾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元史·顺帝纪》）。昏庸的元顺帝竟下令削脱脱兵权，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诏书到后，前线元军大乱，“诸军溃散，叛而资寇者有之”（《农田余话》）。张士诚不战而胜，客观上使高邮之役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转折点。因为百万元军是元廷费了好大气力纠集而成的主力，竟因临阵易帅，不战而溃。从此，元军主力丧失大半，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众多的军队来镇压起义军，而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危局，元朝对起义军的优势转而成为劣势；高邮之役的胜利成为南北红巾军重新组织力量，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的转机。之后不久，刘福通迎韩林儿于砀山夹河，建大宋政权于亳州（今属安徽）；倪文俊连战皆捷，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

高邮之役后，元廷又转而采取招安手法来对付张士诚。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命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 赴高邮招安，士诚不降。五月，元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廉访使王也先迭儿赴高邮招安，士诚亦未降。

是时，江阴石牌有朱英（一作朱定）者聚众反元，元遣江浙行省参政纳麟哈剌讨之。朱英得知张士诚据高邮，乃遣人引张士诚兵南下。当时，淮东遇饥荒，士诚决意南下占领江南富庶之地。十五年冬，士诚遣其弟士德率军自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次年正月破福山港，福山有曹氏，富甲县中，士德率军纵掠一空。进破常熟。二月，士德率三四千人攻平江（今江苏苏州），元江浙行省参政脱因、平江达鲁花赤哈散沙、平江总管贡师泰等兵败，士德率军缘北门城而入，遂据有平江城，脱因被杀，哈散沙自刎死，贡师泰等逃遁。未几，昆山、嘉定、崇明皆降。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张士诚自高邮抵平江，改平江路为隆平府，据以为都，以承天寺为王宫，立省、院、六部、百司，设学士员，开宏文馆，使将吏子弟、民间优秀子弟入学其中；设礼贤馆，招四方儒士居之；籍户部田赋，皆仍元旧，免逋欠，赐当年田租十之四及往年粟、帛给贫民；设郡劝农使、县劝农慰，讲修水利。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士德为平章，蒋辉为右丞，潘元明为左丞，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锻工周仁为隆平太守。

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军事上一度进展顺利。是年二月，张军攻松江，守将王与敬元帅降，达识贴睦迩命苗军杨完者破城，苗军“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苗军恣肆检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妇多为淫污。房舍间有存者，皆为焚毁，靡有孑遗。居民两遭锋镝，死者填街塞巷，水为不流”（《辍耕录》卷三○《松江之变》）。四月，士诚遣其将史文炳来攻城，苗军逃遁。当地群众对元朝残暴统治极为不满，曾对张士诚军队寄予厚望，张军攻松江之前，松江城内曾有民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张军府上坐”（《辍耕录》卷九）。后苗军蹂躏松江等地，民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姚桐寿：《乐郊私语》）。张军连克无锡、常州。七月，破杭州，元江浙行省平章左答纳失里战死，左丞相达识贴睦迩逃遁。未几，苗军杨完者又收复杭州。张军屡攻嘉兴，皆败于苗军。

与此同时，朱元璋已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势力向东扩展，与张军开始接触。六月，朱元璋遣杨宪通好于士诚，提出“睦邻守国，保境息民”的主张。士诚踌躇满志，根本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得书不悦，竟拘留杨宪不遣。七月，张士诚遣兵攻镇江，为朱军击败。元璋遣其将徐达攻常州，士诚军大败，张、鲍二将军被俘。士诚惧，遣使孙君寿向元璋请和并愿岁输粮20 万石、黄金500 两、白银300 斤，以为犒军之资。元璋复书谴责士诚，士诚得书不报。

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已经降元的方国珍攻太仓、昆山，士诚大败。而朱元璋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在常熟被元璋军所俘，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大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元璋军）有，士诚侵轶路绝”（《明太祖实录》卷五）。张士诚在战场上遭到巨大挫折。

造成战场上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张士诚集团的蜕化变质。张士诚从泰州起兵不久，就表现出动摇、投降的政治倾向。从李齐泰州说降到脱脱兵围高邮，士诚集团都表现出十分动摇。到平江后，这个集团的头目面对江南富庶之地，开始追求钱财和享乐，“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辍耕录》卷二九）。他们本无推翻元朝的决心，“士诚之士无日不在泰州、高邮”（《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他们向往的只是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就专门设学士员，开弘文馆，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朝旧官吏为其服务。于是一批旧官吏、地主分子、儒生蝇营狗苟，纷纷前来投靠，“张氏继陷姑苏，浙以西震恐，有官资者多趋附之”（《始丰稿》卷三）。张士诚对这些人一律重用，“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旦张士诚军事失利之后，这些旧官吏、地主分子都纷纷劝说士诚降元。十七年八月，张士诚请出投降他的原元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赴杭州请降。士诚始要王爵，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不许；士诚又请爵为三公，遂授士诚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余头目皆授官有差。时士德已为元璋军所俘，拘押于应天（今江苏南京），士德阴寄书于其兄士诚：“可降元朝，以为之助”（刘辰《国初事迹》），后不食不语而死。因士德被擒，元升士信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元命江浙行省参政周伯琦往平江授太尉诰，“谕以大义，士诚稽首称臣”，后伯琦留居平江不归。“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元史·周伯琦传》）。张士诚降元后，即与元军结合，对朱元璋控制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士诚与苗军杨完者联手攻严州（今浙江建德），败归；其后屡攻江阴、常州，遭失败。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紧缩对张士诚的包围，也于十月出兵克宜兴，廖永安率水军入太湖，被士诚军俘获而死。杨完者出师屡不利，又强娶江浙行省庆童之女，达识贴睦迩也对其不满，因而与士诚密谋清除之。苗军无备，士诚以出兵建德为名，出杭州城北，突袭苗军军营，完者与弟伯颜兵败自杀，达识贴睦迩与张士诚都除掉了心腹之患。

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军与张士诚军在余杭、诸暨、江阴、湖州、建德、绍兴、杭州、常州等地展开争夺战。双方对诸暨的争夺最为激烈，十九年正月，胡大海夺得诸暨；六月，士诚将吕珍来攻，决水堰灌城，大海反灌，吕珍败退；次年九月再来攻城；二十二年三月，张士信又率军来攻城。但直到二十三年秋，朱张双方在江南地区基本上维持原来形势。而士诚则趁宋政权三路北伐造成苏北、鲁南空虚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济宁，甚至连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士诚占领。

张士诚既受元朝名爵，必受制于元廷。由于海运及河运中断，至正十八、十九年京师发生大饥荒。十九年九月，元廷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士诚，以征其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开始，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至二十三年止，每年运粮抵京师11 万至13 万石。这一行动无疑是为摇摇欲坠的元朝输血打气，从而延长了它的统治。

张士诚一伙也是新生的地主分子。他们占据平江后，特别是投降元朝后，更加贪婪地追求财富和享乐。这一伙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乾隆《苏州府志》卷一○），“诸公经国为务，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农田余话》卷上）。士诚本人常年不出门，不理政事，终日与一批地主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弟张士信，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洙金玉翠，极其珊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其婿潘元绍，“娶美娼凡数十”（《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铁崖泳史乐府》）。一些将领也极为腐化堕落，“大将丧师失地亦置不问，骄恣成习”（《隆平纪事》）。张士诚政权的权力实际上操纵在一些旧官吏和政客手里，“士诚兄弟，骄奢淫侈，懈于政事，又谙于断制，权为元吏所窃”（《明太祖实录》卷二○）。这一伙新生地主分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运粮支持残元政权，加紧对其控制区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昆山一地为例，“张氏以来，比于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今催粮里长人等，破家荡产，累遭杖责，监系囹圄，受罪数月，逃亡缢死，不知其数”①。松江地方也是“数年间军旅之需殷而赋敛之役亟”②。他们已经完全从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叛离出来，堕落成割据一方的地主政权。

至正二十三年（1263）二月，张士诚遣吕珍突袭宋政权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宋政权自三路北伐失利后，继而汴梁失守，被迫退至安丰，当时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吕珍围安丰，“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① 谢应芳：《吴府侯书》，《龟巢稿》卷一二。

② 高启：《送刘侠序》，《高太史凫藻集》卷三。

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③。刘福通遣人求援于朱元璋。元璋不顾陈友谅乘机进攻的危险，毅然亲往救援，吕珍败退，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被救出后安置于滁州。元璋退兵后，士诚军遂占领安丰。张士诚乘人之危，夺取安丰，是他投降元朝、与红巾军为敌的必然结果。之后，由于陈友谅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鄱阳湖大战，张士诚觉得机会来了。这年九月，士诚自称吴王，请求元廷批准，元廷不准；元廷向士诚征粮，士诚不与。此后，他与元朝断绝了关系。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八月，张士诚逼迫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让位给其弟张士信，达识贴睦迩无奈，只好移居嘉兴，不久被鸩杀。张士信当了江浙行省左丞相后，只顾寻欢作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切政事全由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三个文人掌管，民众气愤地以十七字歌谣加以讥讽：“丞相作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国初事迹》）至正二十三年冬，张士诚为增加农业收入，疏通常熟白茆塘，群众编民谣曰：“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与开得全，好与西帅歇战船。”（《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西帅指朱元璋，可见张士诚统治区的人民对这伙新贵恨之入骨。

张士诚称吴王后，为了突破朱元璋的包围，曾派投降过来的原朱元璋部将领谢再兴进攻东阳（今属浙江），派李伯升率60 万大军四攻诸暨，派张士信攻长兴，都未获胜。至正二十五年（1365）月，又派李伯升、谢再兴五攻诸暨，又遭败绩。到这年十月，朱元璋在灭汉政权后，开始发动削平群雄的大规模战争，第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的战争，主要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占领张士诚在苏北、淮河流域的地盘；第二阶段是占领江南地区的城市，形成对平江的包围；第三阶段是围攻平江。

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士诚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令徐达、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规取淮东、泰州等处。到次年四月，徐达等攻占了泰州、通州、兴化、盐城、高邮、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沛县、邳州、安丰等地，夺取了张士诚在苏北和淮河地区的全部占领区。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列举张士诚八大罪状：“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 ，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0 万进攻张士诚。至十一月，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只有无锡仍为士诚部将莫天佑驻守，朱军已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张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③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张天骐、潘元明等均投降朱元璋。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

围平江后，朱元璋用叶兑的锁城法，由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张温、康茂才、仇成、何文辉等分兵驻守各门、各方之外，城四周筑长围困之，架木塔（名曰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轰击。张士诚依仗城坚死命坚守。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士诚数次突围未成，士信于阊门督战中石炮死。九月，徐达破葑门、常遇春破阊门，士诚诸将周仁、潘元绍等皆降。士诚先令其妻妾自尽，然后亦自缢，气未绝，俘送应天，自缢死，终年47 岁。不久，元璋军克无锡、常熟，张士诚割据政权灭亡。

第七节　方国珍

方国珍（1319—1374），名珍（因避庙讳更名真），以字行，其字又称谷贞。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明太祖实录》卷八），身高七尺，状貌魁梧，脸黑而体白。

至正初，黄岩有李大翁啸众反元，出入海岛，劫夺漕运舟，杀使者。其地有蔡乱头起兵，元命江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伐，祸及平民。国珍仇家陈氏乘机诬告国珍与蔡乱头通，国珍怒杀陈氏，陈氏家属诉之于官，官府追捕，国珍“大恐，屡倾资贿吏，寻捕如初”，遂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等谋曰：“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天下乱自此始。今酷吏借之为奸，媒蘖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国初群雄事略》卷八引《秘阁元龟政要》）遂与其兄、弟及邻里之惧祸逃难者逃入海中，旬月间得数千人。他们劫掠漕运粮，梗海道，严重影响粮食海运。元廷命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舟师捕之，兵败，反为所执。国珍逼迫朵儿只班为其请朝廷下招降之诏。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无奈，授国珍庆元定海尉。国珍得官后返回故里，但其所聚兵士不解，势益暴涨。至正十年（1350），方国珍不受元廷节制，四出劫夺。五月，兵至大、小篑衍当，元宣慰司命元帅扈海率万户孙昭毅等往捕，溃于小澳，扈海被俘。十二月，方国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攻入温州，焚烧漕舟，登岸入镇海门，官兵逃窜。次年正月，国珍率舟退出港。二月，元命孛罗贴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讨方国珍，驻庆元（今浙江宁波），以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驻温州，对国珍进行夹攻。未几，方国珍再次进攻温州，泰不华纵火筏焚之，国珍逃去。孛罗贴木儿与泰不华密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国珍。孛罗贴木儿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袭，官军赴水死者过半，孛罗贴木儿被执，反为国珍上书朝廷，元廷遣大司农达识贴睦迩等至黄岩招降，国珍兄弟投降，元复授其兄弟官职有差。

至正十二年（1352）初，徐州芝麻李起兵后发展至十余万人，阻塞南北运河，元命逮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前往镇压，又命江浙省原募舟师守大江。方国珍心起疑窦，又率舟入海反元。三月，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发兵扼黄岩之澄江，国珍以小舸二百突海门，入州港，进马鞍诸山，与泰不华激战，泰不华与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等皆战死。国珍又北上袭击太仓刘家港，烧海运舟船无数。闰三月，元命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讨方国珍。五月，元又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给宣敕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等地主武装，夹击方国珍。国珍率众攻台州城（今浙江临海），自中津桥直上，登城南垣外水仙楼，楼坍，国珍兵纵火焚城外民居。六月，国珍破黄岩，克之。十一月，元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总兵讨方国珍。

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率舟2000 余艘，登岸掠温州。元江浙行省官遣使至国珍船上招降。三月，元再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时元廷上下为招降方国珍事颇有分歧，中书右丞相脱脱主征讨，中书平章政事定住则主招降，江浙行省都事刘基亦主“捕而斩之”。方氏兄弟为达到投降的目的，重贿刘基，为刘基拒收；又使人浮海至京师，重贿省、院、台大小官员，故有准贴里贴木儿等招谕方国珍之议。至是年十一月，元廷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贴里贴木儿等设立巡防千户所，纳国珍船，散遣其徒众。国珍不从，率其船1300 余艘，仍据海道，阻绝海运。

至正十四年（1354）四月，贴里贴木儿、左答纳失里因方国珍降而复叛，被御史台臣所劾。元命阿儿温沙为江浙行省右丞、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领兵讨方国珍。阿儿温沙等令各州县树栅捍江，加紧备战，但元兵入海遇国珍兵皆溃而归。方国珍依然横行海上，曾北至太仓刘家港，为元水军副万户董抟霄所败。九月，方国珍拘执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州达鲁花赤宋伯颜不花、知州赵宜浩为人质，要挟元廷再次招安。

元廷为中原、江浙各地红巾军所困，河运已经中断，京师发生粮荒，而方国珍据海上，海运亦中断，京师粮荒愈加严重，故元对国珍仍以招抚为主。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元以方国珍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张士诚在取得高邮之战胜利后，已从苏北渡江南下，据平江（今江苏苏州）为都，占有苏南大片富饶土地，元廷为之不安。十七年八月，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兼海道运粮万户，命其率兵讨士诚。国珍率兄弟诸侄等以舟师5 万进击士诚昆山州，士诚遣其将史文炳等御于明子桥，国珍七战七捷。未几，张士诚降，元廷命方国珍罢兵。士诚“乃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国珍还，开府于庆元，兼领温、台两州，以兄国璋、弟国瑛居台州，侄明善居温州，留弟国珉为副手。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的军队已东下衢州（今属浙江）、婺州（今浙江金华），逼近方国珍所据的庆元、温、台诸地。十二月，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国珍招集其兄弟谋曰：“方今海内虽乱，而元运未终，然惟建业善用兵，威振远迩，恐吾兄弟不足与抗。不如姑示顺从，以观天下之势。”乃遣其子完为质子入侍，元璋知其无诚意，命完归去。（《明太祖实录》卷七、卷八）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于朱元璋，并献黄金50 斤、白银100 斤、金织文绮百端。其书略曰：国珍生长海滨，鱿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威武，以安百姓。国珍响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城，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晾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明太祖实录》卷七）

三月，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献元璋，且以次子关为质，元璋命关返还。九月，元璋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福建行中书省右丞、国瑛福建行中书省参政、国珉枢密分院佥院。并令国珍“奉龙凤为正朔”，以本部兵马城守，俟命征讨，国珍“欲不受，业已降；欲受，又恐受制”（《明太祖实录》卷七），真可谓“心持两端，觇伺成败”，因而提出借口，“不奉正朔”，“姑以至正为名”（《国初事迹》）。果然，这个诡诈多端的两面派在地主政客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就又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出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大都（今北京）去，元顺帝大为赞赏，封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至正二十二年五月，方国珍曾遣使至山东察罕帖木儿处，并愿为之效劳，适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对国珍使臣“于礼特优”。

方国珍害怕朱元璋派军来攻，伪装“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明史·方国珍传》）。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部苗帅蒋英叛乱，杀胡大海，持大海首级奔国珍，国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时方国璋守台，截击之，为蒋英所败，国璋被杀，朱元璋遣使吊祭。次年，温州人周宗道以平阳降元璋，方明善以兵争，元璋参军胡深击败之，进兵瑞安、温州。国珍恐，请岁输白银3 万两，俟元璋下杭州城后，即纳土归附。元璋遂命胡深班师。而国珍仍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企图形成犄角之势。

元廷对方国珍不断拉拢。至正二十五年（1365），以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二十六年九月，以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国瑛、国珉，侄明善并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未几，进太尉。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湖州、杭州，进而围攻平江张士诚。“国珍拥兵坐视，屡假贡献觇胜败，为叛服计”。朱元璋见其反复，以书数其十二过曰：“当尔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谁敢称乱？惟尔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袭子弟，顾惜妻子，其军久不知战，故临阵而怯，尔得鸱张于海隅。及天下乱，尔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冲，窃据山岛二十余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岂大丈夫所为，尔过一也。吾下婺时，四方强敌甚多，岂暇用兵海岛，与尔较短长。尔自怀惧，遣子纳降。吾以诚心待人，不逆尔诈，即遣还尔子。尔乃诡诈多端，不数年间，迭生兵隙，尔过二也。近者浙左会稽、浙右钱塘诸郡皆下，尔阴蓄异志，时遣人觇吾虚实，尔过三也。未有衅端，先起猜忌自怀反侧，尔过四也。易交而轻悔，尔过五也。扩廓贴木儿以曹操之奸，将乌合之兵，东奔西扰，顿师之粮；又为李思齐、张思道逐出潼关，三秦已失，中原徐、邳、宿郡为吾藩篱，大河为吾门户，吾舟师往还，如入无人之境。尔不能料中原事势，顾且泛海交好，声言击我。虚张声势以速怨尤，尔过六也。彼若仓卒有事，尔隔海滨，岂能应援，败亡由尔；彼若无事，交疏礼菁，则豪杰之怨，祸乱之生，由此始矣，尔过七也。尔兄弟无功于朝，无恩于下民，盗据海隅，以势要君，以私贿下，坐邀民爵，跋扈万状。今归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贵，欲驱民于锋镝，尔过八也。尔兵数出，掠我并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违天虐民，尔过九也。尔若有大志，尽驱温、台、庆元之民，与我较胜负，此果决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数舟狗偷鼠窃，小举而兴大怨，尔过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军旧馆，张氏将士尽皆降附，遂捣姑苏，对垒深沟，民安如故。尔乃诱我海上土豪作乱，近已平定，匿其首恶，此岂良谋，尔过十一也。福建陈友定，奸诚待尔，反自疑贰，辄以诈罔，所谓首言为定者何在？尔过十二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是年七月，朱元璋责令方国珍贡粮23 万石，同时又致函以威胁。方国珍惶惶不已，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九月，朱元璋军攻克平江，消灭张士诚割据势力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明善逃走，亮祖分兵取瑞安，自率舟师败方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瑛逃入海中，汤和率师追击，克定海、慈溪等县。十一月，朱元璋再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国珍见其诸将皆降，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这股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元璋军得其步卒9200 人，水军14300 人，官吏650 人，马190 匹，海舟420艘，粮151900 石。

洪武元年（1368）正月，方国珍至明京师叩首谢罪，明太祖朱元璋授其为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京师，洪武七年（1374）卒，享年五十有六。

第八节　陈友定

陈友定（？—1368），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后徙汀州清流县明溪。幼孤，帮佣于富室罗氏，邻舍王氏妻以女，使其习商贩，因亏本，充明溪驿卒。为人沉勇，喜游侠，乡人畏服。

至正十二年（1352），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遣各路兵四出，福建各地民众起兵响应。宁化有曹柳顺起兵据曹坊，拥众数万，遣其兵八十余人至明溪索马，友定率众尽杀之。柳顺大怒，率步骑千余奔明溪。友定募集赖政、孙通、胡璃等500 人，将当地老孺引入山寨，大败柳顺军，友定追杀至曹坊，俘获曹柳顺以归。时汀州府判官蔡公安至清流募义兵，友定请见，公安令统所集民兵，授为明溪寨巡检。后从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剿灭汀、延、邵、建诸山寨起义军，以功升清流县尉、主簿、县尹，再升延平路（治今福建南平）总管。

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天完元帅陈友谅遣其将康泰、赵琮、邓克明等进攻邵武。十一月，邓克明占领汀州，进围清流。陈友定驻兵于县前平安寨，夜袭红巾军军营，大败之，追至宁化，收复清流。乃修缮崆峡岭关寨及南北寨，加以坚守。

十九年，友谅移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等地。元福建行省授友定汀州路总管，率兵抵御红巾军，双方战于黄土寨，友定获邓克明将邓益，克明败退。友定以功升行省参政。十一月，陈友谅遣军破杉关，友定力战，友谅兵退却。

二十一年，汉政权（陈友谅在至正二十年篡夺天完政权，改国号为大汉）将领邓克明再克汀州，转攻永丰、宁都、石城、宁化等县，克宁昌，破杉关，攻光泽，经顺昌以攻建宁（今建瓯），汉军于城西北立数十寨，以铁炮、火箭、云车、机弩轮番攻击，前后达半年之久，城中食将尽，元守将、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急檄陈友定解围。八月，友定率数十骑突围入战，焚橄榄山寨，夺水南寨，败克明军于菱角塘，其将孙通等复建阳、崇安、浦城等县。克明退守抚州。友定寻复邵武诸县。

二十二年五月，陈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陆并进，一由顺昌出将乐，一溯延平溪而上清流，会攻汀州，汉军败退。友定既复汀州，萌生占有全福建之心，于是威迫行省平章燕只不华，“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①。

二十四年，元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至是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俱由友定据而守之。唯泉州一带为亦思巴奚（波斯语Isbah 的音译，意为军队，由中亚穆斯林士兵组成）占有。至正十七年春，义兵万户赛甫丁、阿速里相率亦思巴奚占领泉州。十八年，奉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命进攻福州廉司兵。二十年，与兴化分省右丞苫思丁谋，出兵兴化（今莆田），攻陈从仁。次年，苫思丁杀从仁，亦思巴奚进入兴化，参与汉人割据势力互相攻伐。二十二年二月，代表蒲氏（元初福建行省左丞莆寿庚后裔）势力的那兀纳（又译阿巫那）据泉州，杀阿速里丁。五月，新任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华杀赛甫丁于福州。那兀纳乘机扩充势力，拒绝行省命官，控制泉州、兴化，清除赛甫丁余党。

①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三《陈友定》引《秘阁元龟政要》。

二十五年二月，陈友定攻朱元璋吴政权控制之处州（今浙江丽水）。吴政权参军胡琛往援，友定遁去。胡琛追至浦城。四月，胡琛克松溪，获友定守将张子玉。五月，朱元璋命指挥朱亮祖由铅山、行省左丞王溥由杉关，会胡琛军进攻福建。六月，亮祖克崇安，进攻建宁时，胡琛被执遇害。

二十六年四月，亦思巴奚头目那兀纳遣其将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柳伯顺，陈友定遣军与城中柳伯顺军夹击亦思巴奚军，亦思巴奚军大败。五月，友定破泉州，擒杀那兀纳，大肆杀色目人，又发蒲氏诸冢，致使大批穆斯林逃离泉州，迁徙乡间或他方，多隐姓埋名，以求生存。八月，元中书左丞李国凤上其功，升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既为平章，发兵讨省内未服者，远近闻风献城，惟漳州总管罗良不服，以书指责友定：“今郡邑之长，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害；百司之职，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为家资，驱官僚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耳。”（《龙飞纪略》）友定得书大怒，“益发兵攻之，罗良巷战死之，友定遂据漳州。元福建宣慰使陈瑞孙镇守福清州，不服友定，被执，瑞孙愤骂不已，遇害，其妻及幼女皆投井死。崇安令孔楷，因拒友定亦遇害。建阳詹斡结兵自保，不从友定，亦遇害”。是时，“友定据全闽，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元史·失里弥实传》）。友定每年遣海舶运粮由海道经登、莱等州运抵大都，虽得达者仅十之三四，元廷大加嘉奖。

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在削平方国珍割据势力后，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安吉、宁国、南昌、袁州、赣州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十二月，吴军度杉关取邵武，友定守将李宗茂降；至建阳，守将曹复畴降；吴将沐英破分水关，克崇武；李文忠克浦城，杀守将胡璃。是月，朱元璋命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廖永忠、都督佥事吴祯等率舟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由海道攻福州，驻师南台河口，遣人入城招谕守将曲出、赖正孙、谢英辅等，曲出杀使者，吴师围西、南、水部三门，曲出等遁去，正孙、英辅逃奔延平陈友定处，其余元臣多自杀死。汤和遣使招谕兴化、漳州、泉州诸路，分兵攻略福宁等州县未附者。

洪武元年（1368）正月乙亥，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壬辰，胡廷瑞克建宁，守将达里麻降。庚子，汤和破延平，执陈友定。先是友定大会诸将，杀明招降使者，置其血酒于壶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汤和师至延平，隔水而阵，廖永忠渡水攻西门，友定诸将请出战，不许，诸将屡请不已，友定疑其部将萧院判、刘守仁有贰心，杀萧院判，刘守仁被迫降明，诸士卒亦多逾城夜遁。明将李文忠、胡廷瑞率部会师，攻城益急。友定见大势已去，饮药自尽，其将白哈麻、谢英辅自杀，赖正孙出降。明兵入城，友定气未绝，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友定子宗海自将兵来援其父，亦被俘送至京师。朱元璋责之曰：“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隅，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陆梁弗服，欲何为哉！’友定对曰：“事败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父子均被诛杀。二月，明兵取兴化、泉州、漳州、潮州诸路。友定余部金子隆、冯谷保等曾在将乐、清流、宁化等地据山寨反抗，至是年七月，均被平定。

陈友定出身贫寒，曾为富户佣工。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他因镇压福建当地起义群众有功，从士兵升为军官，从小军官又升至行省参政、平章。他以结集义兵、镇压起义群众起家，成为割据全闽的土皇帝，专权跋扈，作威作福，敌视农民起义、忠于元廷始终如一，直至兵败被杀。

第十五章　邱处机　八思巴　爱薛

第一节　邱处机

金宋蒙三方争取的全真道首领

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山东登州栖霞县人。幼年失母，父娶继室抚育之。聪敏强记，能日诵千余言，久而不忘。金大定六年（1166），十九岁弃家遁居昆嵛山石门峪学道。次年，闻重阳真人王喆在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创全真庵，道行甚高，即前往拜谒，礼之为师，遂被留庵中掌文翰。其名、字及道号皆王喆所命。王喆本京兆咸阳儒生，兼精武艺，家产丰厚，但文武两业均无成。正隆四年（1159），自称遇异人面授口诀，不久弃家屏居终南刘蒋村修道。大定七年游山东，得到宁海州富者马钰的尊信，乃建庵授徒。其创立的道教新派，因主张三教合一，道、释、儒兼修，倡言“屏去幻妄，独全其真”，故名“全真”。大弟子有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邱处机（号长春子）、王处一（号玉阳子）、郝大通（号广宁子）及马钰妻孙不二（号清静散人）七人。后全真道门以祖师王喆（重阳）与马、谭、刘、邱、王、郝并称“七真”。

大定九年冬，马、谭、刘、邱四子从师至汴。十年初，王喆死于寓舍，遗命马钰（丹阳）掌教，令邱处机师事之。四子遵师命同往王喆原修道处终南刘蒋村故庵（此处全真门人奉为“祖庭”）。十二年，赴汴奉灵柩归葬刘蒋村，为之守墓。十四年，四子分处，丹阳仍守祖庭，长真、长生往游汴洛传道，长春则西至磻溪（今宝鸡东南），凿洞以居，日丐一食，潜心修炼。二十年，移居陇州（今陕西千阳）龙门山娄景洞，率门徒数人继续苦修，自谓至此道业始成。从居磻溪以来，长春道誉渐著，秦陇士人颇有与之结交者。二十二年，丹阳归山东，以关中教门事付处机。二十六年，金陕西统军使夹谷清臣差官召他主持终南祖庭。此时全真道在陕右、河南北、山东诸地已拥有很多信徒，声名甚大。二十八年初，金世宗遣使者访求重阳门人，长春应召至中都，主持万春节醮事，敕建官庵居之。都下亲王、公主及官民等多有来问道者，金世宗也两次召见，问以养生之术及“天人精微之理”。八月，辞还，途中在河南北各地传道数月，创立卫（今辉县）、孟、洛阳等处道观数所。次年春回到祖庭。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东还栖霞故里；门人先已于其祖宅建长春庵，后请于礼部，命名为太虚观。

全真道提倡“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柔弱为本”，不抗争，勤耕作，耐辛劳。这一套逆来顺受的哲学，很有利于统治者，因而受到赏识。但其势力发展很快，到处“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形成宗教社团，又引起统治者的疑忌。金章宗明昌初年，即以全真“惑众乱民”下令禁罢。明昌六年，又“沙汰道流”，连终南祖庵也被没官。到承安二年（1197），经长春倾资纳粟，金廷才许登、莱、陕右重立道观九所，并赐额。全真道经过这些年的挫折后，“稍微而更炽”，道门复兴，长春起了很大作用。泰和三年（1203）刘处玄（长生子）死后，邱处机成为最有威望的掌教首领。他① 本传主要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尹志平《北游语录》、史志经《玄风庆会图说》卷一《龙门全真》等著作。

与金统治者结合起来，“达官贵人敬事者日益多”，定海军（莱州）节度使刘师鲁、邹谷皆与为友。大安三年（1211），他再次奉召赴都，后因蒙古攻金而未成行。次年，山东红袄军起义，两年中发展到数十万人，夺取许多州县。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向蒙古求和后，即派仆散安贞率军镇压起义，时登州、宁海都在起义军手里，仆散安贞请长春出面“抚谕”，长春果然用说教平息了起义，因而得到金朝的封号。

金宣宗迁都汴京后，先已遭受蒙古军攻掠过的黄河以北地区，更陷入蒙、金及各地土豪武装的争夺攻战之中，战祸使人民处于极度困苦境地，希望从宗教得到庇护以免兵燹之苦。在这种背景下，全真道徒众大为增加，成为北方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派别，金、南宋和蒙古三方也都想争取它。贞祐四年，长春居登州长春观，金宣宗命东平监军王庭玉来请，公主亦差官来请，皆辞不赴。兴定二年（1218），移居莱州昊天观。这一年，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益都金元帅张林等归附南宋。兴定三年八月，南宋命彭义斌、李全邀请长春南行，众人以为南方重道，他会接受邀请，却也被推却。他说：“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所谓“天”，其实就是时势。此时金朝已衰弱不足依倚，南宋比金更弱，新兴的蒙古则势力强盛，非金、宋所能抗衡。待机选择新的依托，是长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机果然来到了。这年五月，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侍臣刘仲禄荐举长春“有保养长生之术”，侍臣耶律楚材从三教“皆有益于世”、能帮助大汗“安天下”的角度也加以赞成。于是成吉思汗遣刘仲禄与蒙古20 人传旨邀请长春面见。仲禄等经半年跋涉，先到潍州访得其门人尹志平同行劝驾，十二月抵莱州。尹谓长春：“道其将行，开化度人，此其时矣。”此言正合其意，遂决意应召北行。时年已七十岁。

晋见成吉思汗1220 年正月，长春与选定同行的弟子十八人从山东出发，二月抵燕京。

闻成吉思汗尚在西域，惧年老不堪远行，欲留在燕京等待班师后觐见。仲禄派使者去西域报告，长春亦上表请求。八月，应宣德路长官耶律秃花邀请至宣德（今河北宣化）。十月，使者阿里鲜、燕京宣抚使王檝分别传达斡赤斤旨意，请他西行时先到其斡耳朵。去西域的使者带来成吉思汗诏书，敦请西行，命仲禄善为护送。次年二月，离宣德，出野狐岭，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向东北行；三月初一，至鱼儿泊（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四月初一，至斡赤斤斡耳朵（今内蒙新巴尔虎旗东辉河旁），停留十七日，转西北行，过大海子（呼伦湖），沿陆局河（克鲁伦河）南岸西行至其上游，又西进入多山地区（土拉河之南），经契丹故城（辽镇州，喀鲁哈河下游青托罗古城），度数河及山岭（鄂尔浑河上游东西），六月底至皇后斡耳朵；七月，西南行过大山（杭爱山），西行至镇海城（在今哈腊乌斯湖之南），金公主及被掳章宗妃等并众多汉民工匠居此，有城郭、耕作。镇海来见，长春表示想留在这里过冬以待成吉思汗回，镇海称奉有圣旨不许稽其行程，愿亲自随从长春去西域，遂留弟子九人于此，选地建栖霞观；八月八日在镇海、仲禄护送下启行，南越金山，过大沙陀（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二十七日抵阴山（天山）北，西行过二小城，至憋思马大城（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九月二日，沿阴山北麓西行，经诸城，由大池（今赛里木湖）南越阴山，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十月二日过亦列河（伊犁河）西行，十六日至大石林牙（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今古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东南），又十余日至赛兰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南渡霍阐河（锡尔河），十一月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这时，成吉思汗正击溃花剌子模王扎兰丁，统兵溯印度河而上攻略诸地。又已届严冬，长春获准留在邪米思干等待明年春天朝见。1222 年三月，阿里鲜从成吉思汗行营来传旨慰劳，并告已回师，命长春前往朝见。十五日启程南行，二十九日渡阿姆河，四月五日至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行营。成吉思汗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答曰：“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嘉其诚实，命以“神仙”称之。因该地发生叛乱，准其回邪米思干。八月七日奉旨再赴行营朝见。二十七日随成吉思汗回师北行，九月一日渡阿姆河。十五日开始论道，由耶律阿海（邪米思干长官）、阿里鲜、镇海、仲禄陪同听讲。阿海充当翻译，成吉思汗命记其所论（当用畏兀字蒙文），并“誌以汉字”。自此行途中多次讲论，关于长生之术，以“减声色，省贪欲”为言；关于治国之方，则劝以戒杀戮，敬天爱民，择良吏治汉地等。月末至邪米思干。十月下旬扈从东还，十二月末过霍阐河，成吉思汗再次召见，并集太子、诸王、大臣，以长春先后奏对之语告之，并谓“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次年二月，一再请求先行东还；三月，获准，命阿里鲜等护送，并赐旨许汉地神仙门人并道观悉免差发。五月初，至镇海城栖霞观。取东南道南还，六月二十二日到丰州（今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应阿里鲜请求，派弟子尹志平持其谕书随之前往山东招谕未降人民。八月中，回到宣德。又次年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刘敏等，遣使者迎请居燕京天长观。

长春的应召西行，使成吉思汗十分满意，尽管他并无长生之药进奉，仍给予极高的礼遇。在东还后，还一再遣使传旨问候。居宣德时，元帅贾昌来传旨问其回途食宿行旅是否安好，“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及入居燕京，使者曷剌又来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后又命宣差札八（即都达鲁花赤札八儿）传旨，表示思念之意，并许随意居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即佳”。于是行省及札八以北宫（即金宫城东北之琼花岛离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给之，遂立道院于此。又重修和扩建天长观，1226 年完工。次年五月，成吉思汗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遣道人王志明来传旨，改北宫仙岛（即建道观之琼花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之人皆隶焉，且赐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其所以如此优待，正如多次诏书所示，主要是因为长春在汉地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可利用他“招谕在下人户”，“以清净道化人”，使汉地人民归服和顺从蒙古的统治。燕京等处官员秉承旨意，对长春备极尊礼；士人们也竞相逢迎，拜谒、求名者不绝于门，处于逆境者希望得到他的庇护。长春与其众弟子也利用蒙古大汗给予的特权大肆扩展全真道势力，“教门四辟，百倍往昔”，甚至恃有圣旨、金牌，驰驿四出，宣称可通管僧尼，或抑僧为道，改寺为观，种下了僧道矛盾尖锐的祸根。不过，在当时蒙金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情况下，长春“大开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对保全人民，减轻社会生产力受破坏的程度，不能不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全真道势力的扩展丁亥（1227）七月，长春病死于燕京，享年八十。遗命以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金中叶时全真道初创，本主除情去欲，清静无为，到长春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尹志平说：“丹阳师父以无为主教，长生真人无为、有为相半，至长春师父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尝云：‘无为之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行之率不可至，..都不若积累功行最为有效。’”（尹志平：《北游语录》）这一演变过程，与全真道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正相应。在蒙、金、宋三方纷争中，长春成为各方争相笼络利用的对象，身价陡增。他选准了最强的蒙古一方为依托，完全摒弃师父、师兄的无为思想，提倡有为，广招徒众，扩大地盘和道观财产，使全真道势力臻于极盛。其诗文有《磻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其西行旅程以及自奉召启程至去世期间的诗词、讲论；尹志平《北游语录》记载了他的重要议论；《玄风庆会录》①记载了他对成吉思汗“论道”的言论。

① 《金莲正宗记》谓系耶律楚材所记。

第二节　八思巴

继任萨斯迦法主八思巴（hPhags-pa，1235—1280），又译发思八、拔思发、八合思巴。

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人。家族为款氏（hKhon）。1235 年3月6 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父索南监藏（bSod-nams-rgyal-mtshan），母觉卧公却吉。1244 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致函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第达公哥监藏（Sa-skyapanditaKun-dgah rgyal-mtshan，1182—1251，简称萨班），邀其前来商谈吐蕃归附蒙古事宜。萨班从大局出发，接受邀请，八思巴遂与伯父萨班及其弟恰纳朵儿只（Phyag—nardo-rje，1239—1267）启行前往，1246 年抵达凉州。其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为可汗的忽里台大会，次年返回凉州。双方商订归附条款，由萨班通告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吐蕃正式归附大蒙古国。嗣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应上师留居凉州，八思巴则随伯父学法，恰纳着蒙古服，学习蒙古语言并娶蒙古王公女为妻。

1251 年，萨班在凉州地方去世，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之位。次年，蒙哥下令在吐蕃括户，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儿只不鲁克（dge-bshesrDo-rjehbrug）与格西孙不（dge-bshesSum-bu）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动。同时，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萨斯迦仍为阔端及其后裔封地。

封为国师，掌天下僧政1253 年，八思巴与受命经营漠南中原地区的忽必烈初次相会，忽必烈接受其密续灌顶。随后，忽必烈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凉州主持萨班灵塔开光仪式之后回乌思藏，拟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从商客处得知伍由巴大师已去世，遂折回。次年，在阔端子蒙哥都王的陪同下，与从大理班师北上的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忽必烈喜出望外，“留下了萨斯迦人（即八思巴），［为他］ 授了灌顶，结为施主与福田”（《红史》）。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道诏书（hjah-sabod-yig-ma），宣布保护寺院不受侵害，号召僧人不可争官位、依恃圣旨欺凌他人，应该“敬奉上天，为我祈祷”（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

1255 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从涅塘巴·扎巴生格、恰巴·却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绛曲监藏等人受具足戒。然后，到内地从事宗教活动。1257年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诗及《听法广记》。

1258 年，佛道争执加剧，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在开平城主持大辩论，双方围绕《老子化胡经》真伪展开。八思巴参预其事，位次那摩大师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辩之才为释教一方获胜立下功劳。会后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削发为僧，伪经被毁。八思巴声名渐著。同年著《道果法明鉴》，阐述本派主张。

1260 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王磐：《八思巴行状》），成为全国最高的佛教首领。1264 年，元世祖立总制院而领之于国师。“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传》）同年，元世祖颁布诏书，说明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已封之为国师，令掌天下僧政，不可违背，以及优礼僧人，保证其寺院财产不受侵犯。

建立乌思藏行政体系，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64）夏，八思巴与恰纳离开大都前往吐蕃，受命建立乌思藏地方行政体系。至元二年（1265）元旦，八思巴至拉萨，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献辞遥贺新年，春天抵萨斯迦。在萨斯迦修建了塔庙，并为七座纪念前辈教主的灵塔树立伞盖、金铜法轮及金顶，用金汁写制显密经典及般若等经二百余部，同时还向名师大德求学问法，增广见闻。

至元四年，八思巴建立了“剌让”（bla-brang），设置司礼官（gsoldpon）、掌内室与服饰之官（gzim-dpon）、司宗教仪式之官（mchod-dpon）、司礼宾官（mjal-dpon）、主文书官（yig-dpon）、司库官（mdzod-dpon）、司厨官（thab-dpon）、司引见官（hdren－dpon）、司座位官（gdan-dpon）、掌运输之官（skya-dpon）、掌马官（rta-dpon）、掌犏牛官（mdzo-dpon）、掌犬官（khyi-dpon）等十三名，负责其起居与日常生活。

八思巴在吐蕃的几年间，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创制蒙古新字。六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及王公大臣的欢迎。八思巴向元世祖献上了受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大悦，随即颁行天下，诏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元史·释老传》）次年，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作为帝师，八思巴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次年，又在御座上置白伞盖，上书金字梵书，用以“镇伏邪魔，护国安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集史》）。

萨斯迦派在乌思藏的影响至元八年，八思巴离大都至临洮住夏，并在当地建寺传法。十一年三月启程前往拉萨，由真金太子率军护送，帝师之职由其异母弟亦怜真（Rinchenrgyal-mtshan）代理。途中八思巴还多次写信给元世祖问安，并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并向真金讲解佛教教义，此即后来成书的《彰所知论》。十三年底抵萨斯迦，乌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事务的首领，都前来相会。次年正月，在出密举行了有七万僧人参加的大法会，真金太子以元世祖的名义充当施主，扩大了萨斯迦派在乌思藏地方的影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来还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监卜（Kun-dgah-bzang-po）的本钦（dpon-chen）职务，以尚尊（ zhang-btsun） 代之。同时， 指定恰纳的遗腹子答耳麻八剌（Dharmapala-rakshita，1268—1287）为萨斯迦款氏家族与教主的继承人。这些措施在当时均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真金护送军返回后，矛盾尖锐。《汉藏史集》记“由于本钦公哥藏卜做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朝廷。皇帝顾念朝廷与萨斯迦派关系重大，遂决定予以护佑，派大臣桑哥（senggha）为首领，率蒙古大军前往究查”。桑哥率蒙古军七万及朵甘思（mDo-khams）和朵思麻（mDO-smad）军三万人，共十万人前往，迅速击败对抗者，处死公哥藏卜。嗣后，还拜见八思巴喇嘛。桑哥率军返回后不久，1280 年11月22 日，八思巴在萨斯迦中的拉康喇让中逝世，终年46 岁。“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史·释老传》）为之建大宰堵波于京师。至治年间（1321—1323），元英宗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又以绘像十一幅，令各行省为之塑像，备极尊崇之礼。

帝师制度的沿袭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护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由元世祖所确立的帝师制度也为元朝诸帝所沿袭，直至元亡。这一制度规定：帝师由萨斯迦一派掌握；由皇帝任命，总天下释教兼管吐蕃地方事务；荐举宣政院及乌思藏地方行政官员；为皇帝、皇子、后妃讲经说法，祈福祷寿，为护国安刹躬尽其力等。有元一代有帝师十四人，简介如下：（1） 八思巴（hphags-pa），1260—1270 年任国师，1270—1274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2）亦怜真（rin-chenrgyal-mtshan，1238-1279 或1282），八思巴异母弟，萨斯迦款氏家族人。1274 年八思巴前往乌思藏，以其继任帝师，直至去世。

（3）答耳麻八剌剌吉塔（Dharmapala-rakshita，1268—1287），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恰纳朵儿只的遗腹子。1282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86 年去职。1287 年卒于朵甘思。

（4）亦摄思连真（ye-shesrin-chen，1248—1294），八思巴弟子之东支，夏尔巴（Shar-pa）系统。1286 年继答耳麻八剌剌吉塔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91 年去职。

（5）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pahod-zer1246—1303），八思巴弟子的康赛（khan-gsar，萨斯迦新寺）传承，西夏王室后裔。自1291 年起先后为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直到去世。

（6）辇真监藏（Rin-chenrgyal-mtshan，1258—1305），八思巴弟子的东支传承。夏尔巴氏家族人，为第四任帝师亦摄思连真之弟。1304 年任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次年卒。

（7）相家班（sangs-rgyasdpal， 1267—1314），萨斯迦康赛传承，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侄，西夏王室后裔。从1305 年至1314 年先后任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及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帝师。

（ 8 ） 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 Kun-dgah 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1299—1327），萨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15 年至1327年，先后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剌及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旺出儿监藏（dBang-phyugrgyal-mtshan，？—1325），家族出身不详。自1323 年至1325 年先后任元英宗硕德八剌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或云其为前任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去萨斯迦期间代理帝师。（10）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 Kun-dgahlegs-pahihbyung-gnasrgyal-mtshandpal-bzang-po， 1308-1330），萨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27 年至1330 年先后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元幼主阿里吉八及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1）辇真吃剌失思（Rin-chengrags－shis），家族出身生卒年不详。

《元史》卷三三文宗二及《元史》卷二○二均记其天历二年（1329），任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2）公哥儿监藏班藏卜（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g-po1310—1359），萨斯迦款氏家族人，帝师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之弟。自1333 年至1359 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二十七年。

（13）唆南罗古罗思（bsod-namsblo-gros，1332—1362），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公哥儿列思八监藏班藏卜之子。1361 年至1362 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

（14）喃加巴藏卜（rnam-rgyaldpal-bzang-po？）据《明实录》卷七七记，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1373 年1 月21 日，“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遣使来贡方物”，可知其曾任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帝师（又见《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第三节　爱薛

代父应召

爱薛（阿拉伯语名‘ ，即欧洲语之——耶稣的音译， — Isa Jesus 1227 ~ 1308），也称爱薛·迭屑·怯里马赤，意为通事基督徒爱薛。①西域拂林（Porum，Rom 的突厥语读法，指叙利亚地）人。出身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世家。祖不阿里，父不鲁麻失，均有名望。窝阔台汗时，有叙利亚聂思脱里派长老审温—列边阿答（SimeonRabban-ata， Simeon 为其名，Rabban-ata 系叙利亚—突厥语混合称号，意为师父、长老）者，奉命从蒙古至西域传诏，谕蒙古军帅勿滥杀无辜，保护基督教徒。大约在贵由汗即位时（1246），列边阿答回蒙古朝觐②，并推荐不鲁麻失的才能。在汗廷极有权势的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崇信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又很注重收罗人才，遂奏请遣使征召。不鲁麻失因年老“辞不能往”，以子爱薛能继其家学，通晓西域诸国语言和星历、医药之学，乃极力推荐于使者，让他代父应召。爱薛到蒙古后，供奉于唆鲁禾帖尼母子，甚受亲信，得娶唆鲁禾帖尼的同族侍女（克烈氏，亦信奉基督教）为妻，夫妇一同当过蒙哥汗之女的傅父、傅母，与拖雷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直言敢谏”，反对阿合马爱薛“直言敢谏”，忽必烈即位前对他就很器重，后召侍左右，能时进善言。中统三年（1262）春，诏命燕京于二月八日（汉地佛教以此日为佛出家日）大做佛事，临大街结五采流苏楼观，集教坊百伎，备法驾迎佛。爱薛谏曰：“方今高丽新附，李璮复叛，淮海之壖，刁斗达旦，天下疲弊，疮痍未瘳，糜此无益之费，非所以为社稷计也。”二月十五日，元世祖游燕京道观长春宫，欲留宿，爱薛又急入谏：“国家调度方急，兵因民罢（疲），陛下能安此乎？”其言都得到嘉许。他不仅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反对崇奉佛、道，也是从国计民生利害的角度提出意见。如至元五年（1268）春，元世祖大猎于保定之新安县（今安新）境多日，人民疲于供应。他有意在世祖面前问供给之民：“得无妨尔耕乎？”世祖悟，即日罢猎。自蒙古征西域以来，有不少擅长天文历法和医药之学的西域人才被征召来华。中统年间，由爱薛建议设立了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即命他掌其事。他创立了京师医药院，至元十年改为广惠司（正五品机构，后升正三品），仍由爱薛兼领。广惠司掌管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为宿卫士及京城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疗疾。至元十三年，伯颜灭南宋班师，阿合马以伯颜所赠礼物太薄，诬告他私取宋玉桃盏，元世祖下令审查，爱薛叩头力谏，事得解。时阿合马任宰相（中书平章政事），恃宠擅权，专事聚敛，回回人（木速蛮）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势力甚大，借机谋利，侵害国家财富和百姓。朝中许多官员对此极为不满，爱薛也加入了反对阿合马和回回势力的行列。至元十六年，有回回商人从八里灰、火里（Barqu，Qori，部落名，今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取海青鹰隼到大都贡纳，所过之处，拒绝食用供应给他们的别人宰杀的羊，而索要活羊按伊斯兰教规的断喉法宰杀，因而搔扰沿途百姓。此事触怒了元世祖，下令回回人必须食① 本传资料主要依据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五）、《元史·爱薛传》。② 有关列边阿答及爱薛事迹的西文资料，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15—66。用任何人宰杀的羊肉，不许按伊斯兰教规“抹杀羊”，违者处死，其奴仆首告者放出为良，并以其主人家口财物赏之。爱薛及其下属基督教徒，正利用这道诏令压制回回人，诱使他们的奴仆告密，夺取他们的财富，以致回回人一连四年不敢奉行其教法，其经商者纷纷离开汉地，不敢再来。后来回回人用重金贿赂丞相，以商税减少、珠宝不至为由奏请解除了禁令①。

出使远域爱薛因通晓西域诸国语言，曾数次被派遣出使远域。至元二十年四月，又奉命副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并充译人（怯里马赤， Kelemechi）。二十一年冬，孛罗、爱薛一行抵达伊利汗冬营地阿兰草原（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南境，阿拉斯河下游）之满速里牙行宫，晋见阿鲁浑汗。大汗派出以显贵大臣为首的高级使团在伊利汗国受到高度重视，《史集》中作为大事予以记载；在梵蒂冈档案中有1285 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的拉丁文本，信中提到了大汗派来的使者Ise terchiman（波斯文tarjuman，“译人”），即爱薛怯里马赤。孛罗丞相被留在伊利汗国，享有极高的地位和礼遇；爱薛则带着阿鲁浑汗献给大汗的礼物宝装束带等回朝。当时叛王海都、都哇正与元军在西北境激战（如至元二十二年进攻和州，二十三年战于马纳思河，攻彰八里、哈密力等地），爱薛途遇战乱，与其他使团成员失散，冒矢石，出险境，路上走了两年才回到大都。他以阿鲁浑所献礼物进呈，报告了往返情形。元世祖对他的归来大加赞誉，说：“孛罗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即拜平章政事，固辞不受。二十四年六月，擢为秘书监（掌管皇家图籍及阴阳禁书并领司天台的中央官署秘书监的长官，正三品）①。二十六年，置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以爱薛为崇福司使（从二品）。“马儿·哈昔”是叙利亚语Mar-Hasia 的音译、聂思脱里教派主教的称号（义为圣者）；“列班”即长老；“也里可温”系波斯人对聂思脱里教士的称呼（erke-’un，似源于希腊文αρΧων），元代通指基督教教士和教徒；“十字寺”是元人对基督教堂的称呼。崇福司是掌管全国一切基督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品级次于掌管佛教的宣政院（从一品），与掌道教的集贤院相同（从二品）。基督教在元朝境内传播甚广，自京城至诸路，也里可温为数颇多，从此开始和佛、道一样有专门官方机构管理有关他们的各类事情，这无疑是爱薛为基督教势力争取到的地位和权益。爱薛及其子相继担任这个机构的长官。元世祖对爱薛日益亲信，时常召见，他也能提出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如谏止迁移原燕京南城居民以实大都新城，请赐宿卫士庐舍，下令禁止猎杀怀胎鹿及幼鹿，设立广惠司，给在京贫穷残疾者赈济、治病等。

秦国公之封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加授爱薛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荣衔，优遇益隆。因其年老，特赐腰舆乘以出入宫廷。大德元年（1297），遥授平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6—347。① 据《秘书监志》卷九职官题名（作海薛）。

章政事。大德七年以后，元成宗久病，国事多取决于皇后卜鲁罕，爱薛常数月不得一入见。这几年屡有灾异，皇后以爱薛知天象，有时召见询问。他乘机进言，力陈弭变之道，辞语激切，不被采纳。十一年，元成宗死，皇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遣内官到秘书监迫取仅供御览的秘文，爱薛厉色拒绝，表明了他在这场皇位继承斗争中的态度。元仁宗母子诛灭卜鲁罕和阿难答一党，迎海山即帝位，为元武宗。以爱薛为忠，封秦国公。至大元年（1308）六月，爱薛病死于上都家中。

据程钜夫撰的爱薛神道碑，有子六人：也里牙，袭职为崇福使、领司天台事；皇庆元年封秦国公，为权臣铁木迭儿之婿，后以贪赃罢。天历元年（1328），命为太医院使。至顺元年（1330），复加秦国公，同年，以诅咒皇帝罪被诛。腆哈，翰林学士承旨。黑厮，光禄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哈，提举广惠司事。咬难，为宿卫。另据姚燧《牧庵集》所载，爱薛尚有一子名阿实克岱（原文应为阿速台），先于也里牙任崇福使；其子蒙克特穆尔（原文忙哥铁木儿），为元武宗侍臣，至大二年任尚书省左丞，爱薛遂以孙贵追封秦国公。元仁宗即位后，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惩治尚书诸臣，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①。

① 参见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穹庐集》页93—108。

第十六章　札马鲁丁　郭守敬

第一节　札马鲁丁

关于札马鲁丁的史料

札马鲁丁是十三世纪来华的元代回回天文学家。他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知识介绍到中国，并发起编纂了《大元大一统志》，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札马鲁丁是汉文音译。在元、明、清代的文献中就有不同译法。《元秘书监志》译作札马剌丁或扎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札马鲁丁。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曾对汉文文献中一些民族的人名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改。札马鲁丁于此时被改作札玛鲁鼎。今取《元史·天文志》的译法，统作札马鲁丁。

关于札马鲁丁的生年、祖籍或出生地以及其早年的活动史，迄今未清楚。国外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他来自波斯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加城（今属伊朗）。当时统治波斯等地的蒙古伊利汗旭烈兀曾接受波斯天文学家纳速剌丁·图西的请求，从1259 年起聚集了一批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英国学者李约瑟等就认为，札马鲁丁是在这座天文台工作的一位学者。后来他由旭烈兀或其后裔的派遣，来到中国①。

对这一传统的说法，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上述说法与中国的文献不合。他提出，札马鲁丁可能是中亚细亚的布哈拉城（今属乌兹别克共和国）人②。

根据中国现存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以前到中国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忽必烈于1258 年底起兵攻宋，此后他一直处于繁忙的军政事务中。《元史·百官志》所记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在1258 至1260 年之间。即使札马鲁丁是在这期间来华的，那么他也不大可能是马拉加天文台的人。因为这座天文台当时还正在酝酿、筹组和开始建造。因此，山田庆儿对传统说法的否定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确实是布哈拉城人，则由于中亚等方面的史料不足，有待新的材料发现时再断定。又，《元史·世祖本纪》中提到：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这里的“岁甲辰”是指1244 年。当时忽必烈正是三十岁。所谓文学之士，乃是泛指学者。这段记载表明，忽必烈招请四方学者的起始年份是相当早的。因此，推测札马鲁丁来华时间的上限可以早到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下限则为忽必烈即位的前一年，即1259 年。较可能的是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或稍后。

据前引《元史·百官志》表明，札马鲁丁来华后最初并没有正式的官职，做了些什么工作也不清楚。不过，忽必烈是不会让一位有才能的回回学者长期无所事事的。查《元史·食货志》有段记载：① J.Needham，Scienceand CivilisationinChina，Vol.III，pp.372—373。② 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株式会社みすず书房，1980 年版第48—53 页。世祖中统二年（1261）..是年三月，又命札马剌丁籴粮，仍敕军、民官毋沮。这位为元朝筹办军粮的札马鲁丁，很可能就是那位《元史·百官志》中提到的“回回为星学者”。事实上，以天文学家著名的札马鲁丁确实从事过与天文历法全然无关的工作。看来，札马鲁丁是一位具有多种才干的人物。在蒙古汗国和元皇朝统治时期，包括回回在年的色目人，具有仅次于蒙古本族人的民族地位，得到蒙古族统治者较大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委派这位回回星学者札马鲁丁担任极重要的筹粮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也不足为怪。

札马鲁丁的天文工作，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至元四年（1267）。计有二条。一是《元史·天文志》，称他在这一年造了西域仪象七件。另一是在《元史·历志》，说他这一年撰进《万年历》，得到元世祖的批准颁行。这两件工作无论哪一件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由此可以肯定，扎马鲁丁在1267年以前若干年就从事这两项重大的天文工作了。

此后，史籍中对札马鲁丁的活动屡有记载。

至元八年（1271），元皇朝在上都（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建立回回司天台，札马鲁丁被任命为“提点”（即台长）。

至元十年（1273），札马鲁丁以回回司天台提点的身分被元世祖任命兼职为新设立的秘书监两长官之一。另一长官是汉人，原任户部尚书的焦友直。秘书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收藏的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从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务等。而元代的司天台则因当时认为其工作关涉皇家机密，故也被划为秘书监管辖。元代回回司天台和秘书监的主管人往往是兼任的，札马鲁丁就是这一惯例的开始者。担任秘书监职务的人，都是皇帝较信任之人。据《元秘书监志》记述，札马鲁丁曾被引到万寿山（今北京颐和园中的万寿山）下的浴室里向忽必烈奏事。如果不是忽必烈十分信任他，那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在他领导下的秘书监，引进了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学、数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图书、器物，其中著名的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著作，还有大量阿拉伯的地图等。元代的秘书监是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心。

与此同时，札马鲁丁官阶日升。他在任司天台提点时才是从五品官，任职秘书监就一下子升到从三品。几年之后他又被宣授嘉议大夫职衔，那是正三品的官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升任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就成了从二品的大员。集贤大学士主管的集贤院，职掌“提调学校，征求隐贤，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都归集贤院管理。作为一个回回人，札马鲁丁被任命为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事务最高机构的主管领导，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

在这段时间里，札马鲁丁除了从事日常的天文工作和秘书监、集贤院的领导工作外，还做了许多培养和提拔后进的工作。

札马鲁丁在后期还做了两项特别重要的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完全与天文学无关。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札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与丝绸同局造作”。撒答剌欺是一种波斯或中亚地区的纺织品。此种织物的原料、结构及品质特点，迄今我国学术界均未弄清楚。但它是一种美丽又高贵的织物，则无疑义。《元史·百官志》记载称元廷因札马鲁丁的成功而“改练人匠提举司为撒答剌欺提举司”（《元史·百官志一》）。若非撒答剌欺有特殊的吸引力，元廷是不会这样做的。《元史·百官志》并无明确记载札马鲁丁是否当了撒答剌欺提举司的提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当。因这提举才正五品，而札马鲁丁当时已是从二品了，官阶相差太远。无疑，这个纺织机构应该是由他领导的。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继札马鲁丁任秘书监的另一个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剌丁，兼任了撒答剌欺人匠提举。按照封建皇朝任命官吏往往重视循例的习惯来看，札马鲁丁在这个因他的努力才得以创立的机构的领导地位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如何，札马鲁丁把一种新的纺织技术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项工作严格来说则应与天文学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向忽必烈提出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批准，其工作就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最后成果就是著名的《大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不但在当时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有关札马鲁丁的活动，史书有记载的最后年头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秘书监志》记载他在这一年的两项活动。一条有关荐举人才，一条则为编地理图志的人请支报酬及请求给他们提职。此后，在元人的史料中再未发现他的活动。清人钱大昕却提到，《大元大一统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后由札马鲁丁及其助手秘书少监虞应龙两人一起进呈朝廷①。现尚不清楚钱大昕此说有什么根据。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秘书监名义上奏的已不是札马鲁丁而是可马剌丁。由此看来，札马鲁丁很有可能在此以前已去世了。至于钱大昕之所以还把他列为进呈《大元大一统志》的第一责任者，当是因为札马鲁丁一直是编撰这书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人们也可推测，至元二十七年并非是札马鲁丁的卒年，而只是他离开秘书监之年而已。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虞应龙一起于至元二十八年进呈《大元大一统志》。一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让札马鲁丁离开秘书监，至少，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是，札马鲁丁于1290 年故世。

天文仪器的创制札马鲁丁一生中有三项业绩值得详细研究：造七件西域仪象、编制《万年历》、编修《大元大一统志》。

造七件仪象在《元史·天文志》有具体的介绍。此事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今据迄今所见有关研究新成果叙述如下②：一、咱秃哈剌吉《元史》汉译为混天仪。根据有关描述知道，这架仪器有一个地平环，一个垂直于地平环的子午双环，双环的中线即相当于观测地的子午线。这两组环互相固结不动。在子午双环之内还有一对较小的双环，它们的中线则相当于天球上的赤经圈，可以绕着天球的南北极作东西方向的转动。这些环圈①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8410页。

② W. Hartner，The AstronomicalInstrumentsofCha-Ma-Lu-Ting，their Identification，andRelationtotheInstramentsoftheObservatory ofMaragha，Isis，1950，Vol.41，p184。J.Nedham。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Vol.III，CambidgeUniversityPress，1959， pp.373—374。薄树人：《回族先民札马鲁丁的科学贡献》，载《科学》杂志，1986 年第4 期。

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的结构一致。但是，在这套结构之内还有两个中国传统浑仪中所没有的环。《元史·天文志》对此是这样描写的：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即上述可转动的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之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所谓有窍的铜方钉，是指一块直立在各环面上的小方铜片。铜片上开了缝，从缝中可以观测天体。由铜片所在位置可以在各环面刻度上读出天体的相应坐标读数。这种铜方钉实际上是一种观测用照准器，其功用和古代浑仪中用来瞄向天体的那根细长管子——窥管相同，只是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不相同而已。既然咱秃哈剌吉的第三、第四环上装了照准器，则它们应是能提供经度或纬度读数的环圈。从上引《元史·天文志》的描述来看，它们应是黄道环和黄经环。黄经环的中央有一条极轴，轴的两头套连在可转动的赤经双环上离南、北极各二十四度的地方。这两个套连结处的中心就是南、北黄极。黄经环可以绕着南、北黄极轴旋转。只要转动赤经双环，使仪器上的南、北黄极摆到与天球上的南、北黄极相应的位置；再转动黄经环，使天体处在黄经环面上；然后把黄经环上的铜方钉对向那个天体，这时就可从黄经环刻度上读出铜方钉所在的位置读数，这个读数就是天体的黄纬。至于黄道环，则当是垂直地固结在赤经双环上，且与黄经环的黄极轴也相垂直。这时，黄道环与赤经双环相结而有两组结点，这两组结点的两个中心点就分别是仪器上的冬至点和夏至点。它们分别离赤经双环中腰（即仪器上的赤道圈）的南和北各二十四度。转动赤经双环，把黄道环摆到和天球上的黄道相一致的位置上，移动黄道环上的铜方钉，就可测读出天体的黄经。在现今的北京古观象台上还存有一件清康熙十二年（1673）制造的黄道经纬仪。除了这件仪器的可转动的赤经环只是单环而不是双环这一点外，其他的结构大体与《元史》所描述的咱秃哈剌吉相一致。

咱秃哈剌吉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它与我国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相比较，在外形上大体相似，都是在一个球面空间内由多层环圈所构成；但是两者的具体构成和功用则不相同。因此，《元史》中把咱秃哈剌吉译成“混天仪”，混字与浑字音近而字不同，翻译者是颇为有心的。二、咱秃朔八台《元史》释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从《元史》所作的具体描述来看，这是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发明的天文仪器。西方学者称之为托勒密长尺。

咱秃朔八台有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铜表，高七尺五寸。表顶设有机轴。

轴上悬挂二根五尺五寸长的铜尺。外面的那根尺上附有同样长的窥管一根，用来瞄准天体。两根铜尺的底端又都连在一根横尺上。整个仪器可以绕铜表转动，而窥管则可以高低转动。这种仪器可用来测定任意方向上的天体的天顶距。窥管、始终置于铅直位置上的里面的那根铜尺及底下的横尺，三者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其顶角即天体的天顶距。它可以由窥管所指示的横尺上的读数，用三角学方法计算出来；也可以直接在横尺上刻出相应的顶角度数。托勒密在其名著《天文学大成》第五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这种仪器，不过，托勒密的铜表是三角形的，而咱秃朔八台的铜表则可以是方柱形或圆柱形的，更可能是圆柱形的。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元史》汉译为春秋分晷影堂。据有关描述，这台仪器是置于一座基本密闭的屋子里的，只在顺东西方向的屋脊上开了一道缝，让日光从缝中射入屋内。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与天赤道面平行。贴着台面放置一条铜的半圆环，半圆的半径长达六尺。另有一根六尺长的铜条，一头固定在半圆环的圆心上，一头可贴在环面移动。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在赤道面上，太阳光就正好照射到环面上，观测此时的太阳位置，便可求得准确的春、秋分时刻。与春秋分晷影堂相类似的仪器，现在在印度的德里、斋浦尔等地还可以见到，不过它们都是露天的。这些印度仪器是十八世纪初的印度天文学家摩诃罗阇·贾伊·辛格所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这种仪器的照片，称之为二分日晷（equinoctialsundial）。但这是定节气的仪器，称之为定时刻的日晷，是不妥当的。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元史》汉译为“冬夏至晷影堂也”。据有关描述，这件仪器也是安置在房子里的。房子有五开间大。屋脊顺南北方向，且上开一道缝。缝的正下方立一道墙。墙上挂一条长一丈零六寸的铜尺。又以挂尺之点为中心，以尺长为半径，在墙上画一仰天的半圆规环。环上标有刻度。墙底下还挖有一定深度的坑，以便人可以站在铜尺的一端进行观测。每当太阳到达子午线时，日光从屋缝中直射下来。转动铜尺，对准太阳，从半圆规环上可以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因为冬、夏二至是太阳赤纬最小和最大的时刻，所以使用冬夏至晷影堂即可测定冬、夏至的准确时刻。

这件仪器实际上就是后来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墙仪。《元史》虽然称之为用来测太阳定节气的，但用该仪器测量任何其他天体的赤纬，也是同样有效的。

五、苦来亦撒麻《元史》汉译为“浑天图”。从具体描述来看，当是一种天球仪。它与中国传统的浑象无大差别，只是其上所绘的当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六、苦来亦阿儿子《元史》汉译为“地理志”。历来的研究家一致认为，这是地球仪。从《元史》的描述中可知，这个木制圆球上画着白色的陆地和绿色的江、河、湖、海。陆地和海洋的比例为3∶7，与现今的结论很接近。球上画有许多小方格，用于计算道里的远近。但当然，这些小方格并不是真正的方格，而是经纬线所形成的网格。

早在札马鲁丁之前五百多年，唐代的僧一行已提出了地球的纬度里差数据；之前四十多年，蒙古汗国的耶律楚材也提出了在寻斯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的纬度上的东西里差问题。但是，统一的、比较科学的经纬度概念和明确的地球概念，是在札马鲁丁的地球仪上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并未在元代的科学史上产生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置于回回司天台上的仪器，其他学者能见到的极少。其二，与这些新天文概念相联系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没有翻译介绍过来，即使别人见过这架地球仪，也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全新的概念。

七、兀速都儿剌不《元史》原文作“兀速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但据德国学者哈特纳的研究，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种天文仪器，名叫al- Usturlab，即后来在欧洲也风行过很长时间的星盘。此仪器名的词尾音应该是“不”，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也都如此。从《元史》有关具体描述来看，这确是一件星盘。因此，上述《元史》有关这件仪器的名称及说明是有讹误的。应当改正为：“兀速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

根据《元史》的描述，札马鲁丁星盘上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条铜条，中间钉在星盘中心，可以绕中心旋转。铜条二端各屈起一小块，垂直星盘盘面。这二小块铜片上各有一个孔，二孔的联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通过这二个孔，就可观测太阳或恒星，以确定时刻。这是又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观测照准器。

以上这七件西域仪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之点外，无论从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来说，都大有不同。而这些特色鲜明的仪器却对以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发展没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英国李约瑟认为“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天文学特有的体系——有天极，并使用赤道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例如，托勒密式的黄道浑仪或长尺，就很难使不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天顶距的天文学家感兴趣。

李约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与这些仪器的运用极为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的缺乏，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等，都没有在当时被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了解和使用这些仪器。关于这一点，对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况就可明白。以星盘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欧洲耶稣会士再次传入中国。由于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陆续把《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译成了汉文，又在介绍星盘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星盘就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李之藻专门为之写了一部说明书，名为《浑盖通宪图说》。

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发展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既然这七件仪器已在中国的司天台上安装，那么，不但在这个台上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用它们从事观测，而且对这个台之外的天文学家也可能产生某种启发和影响。例如，当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传统的天文仪器时，有两点当是从扎马鲁丁的仪器上借鉴来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立运仪等仪器中废止了中国传统的观测照准装置——窥管，而改成象扎马鲁丁星盘中一模一样的窥衡，即一根贴着仪器刻度环面旋转的铜条，两端立有两块带观测孔的小铜片（郭守敬称此铜片为立耳）。

其二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的时刻盘上采用了传统的整个圆周分成100 刻的制度（这是中国传统的制度）之后，又将每1 刻再分成36 分，而这是传统时刻制度中所完全没有的。它当是札马鲁丁仪器上所用360°制度的衍生。因为100 刻×36 分刻= 3600 分，而360°×10 分度=3600 分。且360°或3600分的刻度分划，比传统的100 刻或传统的100 刻×60 分刻＝6000 分的刻度分划较容易达到精密的程度。

《万年历》《元史·历志》载：“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遗憾的是，这《万年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法？史书上没有留下一点儿具体的资料。

《元史·仁宗本纪》中提到，皇庆二年十二月辛酉（1313 年12 月23 日），“可里马丁上所编《万年历》”。可见，在札马鲁丁初次进呈《万年历》之后，至少一直行用到1314 年，而这，大概也不会是这部历法行用的最后年份。在中国历法史上，一部历法能行用到46 年以上，这寿命也就不算短了。

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札马鲁丁在司天监的副手司天少监可马剌丁，曾奉皇子安西王的命令，每年推算、编撰回回历两本。又，在《元史·食货志》上记有天历元年（1328）皇家发卖的历日——即每年民用的历书——数字，在总数3123185 本历日中有回回历日5257 本①。相比起来，这个数字的确很小。不过，既然回回历日在天历元年有发卖，当然，其他年份也是会有卖的。照此说来，元皇朝稍许颁行的是《回回历》。

历日，或历书，向使用者提供了他在一年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时间坐标。作为国家政权来说，它不可能容许一个国家内有二种不同的时间坐标，因为这将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除非国内有宗教信仰或生活习惯比校特殊的民族，为了照顾这部分人民，会允许他们使用特殊的、合乎其信仰和习惯的历日。但这必然只是限于这些民族内部的、小范围内的事。一当这些民族要从事超出本民族范围的社会活动时，他们就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历法，否则将导致混乱。这样的行为规则，在中国封建皇朝执行得更加严格，因为中国的封建皇朝一向把“颁正朔”视作是自己的权力标志。所以，元皇朝可以颁行万年历，但这只是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故称为“稍颁行之”。因此可以肯定，元皇朝绝不会向这部分人民提供二种不同的历法，否则岂不自找麻烦？这样看来，札马鲁丁——可里马丁的万年历和《元史·食货志》上所说皇家发卖的《回回历》历日应是一回事。

至于说到可马剌丁为安西王推算、编纂回回历两本一事，则因为可马剌丁是札马鲁丁的下属（后来又成为札马鲁丁的接班人），故可认为，札马鲁丁当时已将推算、编纂《万年历》的事交给了可马剌丁。安西王（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封于至元九年，卒于至元十七年。《元史·诸王表》称他被封后“出镇长安”。长安本是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城市，又是与西北各地伊斯兰民族交往的要地。因此安西王自有必要早一点得知明年的回回历日，故可能与可马剌丁私相交往，要求尽早得到此物。不可能想象安西王会要求可马剌丁为他编二本与朝廷颁行的《万年历》全不相同的《回回历》。如果他要的历日与朝廷颁行、发卖的历日不同，那么第一，他要了也没有用；第二，他就犯了自行正朔的大罪。在他那样的地位，这可是与不臣、谋逆相联系的罪名。这反过来也表明，《万年历》与《回回历》当是一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回回历》和《万年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它们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历法，而只是同一个历法下的两种形式不同的历日（历书）。比如说，《万年历》是一种长达几年、几十年的历日，就像现今市面可见的一些万年历一样。《万年历》中的“万年”两字只是表示所预推的历日年头较长。而《回回历》则是一种每年一本的历日，这种历日除了《万年历》中也会有的各月历日安排；伊斯兰教的各种节日、礼拜日期；朔、望等天文现象之外，可能还有关于日、月、五星的位置；合乎阿拉伯星占学的各种吉凶、宜忌等的历注之类，等等。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回回历每本售价和大历（即根据《授时历》编印的颁行全国的历日）每本售价一样，都是纹银一两。可见两者的篇幅和刻印的工本是很相似的。

① 《元史·食货志·额外课》。

总之，《万年历》和《回回历》应是同一种历法所编的历日；两者的形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无论如何，两者的历日安排是应当一致的。在承认历日安排一致的前提下，也许两种历日（历书）的形式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大些。

《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志书。从至元二十二年修起，到二十八年进呈，共成书七百五十五卷。其后，因得到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地图，又加重修。重修工作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成，撰书一千三百卷。这前后两部书的绝大部分都已佚失。当代学者赵万里曾努力汇辑残存资料，于1966 年出版了《元一统志》辑本两册。辑者在序中指出，是书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时代的地方志，“此书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此书学术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赵万里序中未提及是书的编纂经过，在给辑本署名时又只列了一千三百卷本的进呈者的名字，因此，现代的一般读者已不知道本书的编撰还有札马鲁丁的巨大功绩。

元末有位身居宰辅高位的学者许有壬曾于元至正七年（1347）为《大一统志》写过一篇序。序中说到，当时的朝廷曾决定将这部书的七百五十五卷本刻印，“以永于世”②。为此才有旨命他作序。他明确指出，这部书是由札马鲁丁创议修撰的。

很幸运的是，元代王士点撰的《元秘书监志》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编撰《大一统志》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可清楚地了解到札马鲁丁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一、札马鲁丁是修撰《大一统志》的发起者《元秘书监志》卷四中收录了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的一道文书，其中摘录有札马鲁丁的奏文：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做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太史院编历法是指编《授时历》一事。此历于至元十七年冬编成，十八年颁行天下。故札马鲁丁在此称“做有”。《大元本草》之事鲜见本草史家提起。从文字语气推断，当时似正在编纂中。何时编完，最后定名是什么，均尚无考。但肯定，当时也应是件学术界的大事。札马鲁丁以编历法和编本草两件大事为说辞，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批准秘书监也做一件大的编纂工作：把国家疆域内各地地图拿来做有关地域的文字介绍。此项要求得到元世祖的批准，经由中书省交秘书监办理。

当时，兵部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也提出了由各行省提供所辖郡邑的图志，及各路、京、府、州、县的沿革的要求。因此，当札马鲁丁的奏章批回到秘书监后，秘书监即提出，由翰林院和兵部“各差正官，与本监一同商量编类”。此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于是，《大元大一统志》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① 赵万里：《元一统志序》，载赵万里辑校《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 年版。② 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二、札马鲁丁重视《大一统志》中的地图工作札马鲁丁非常重视地图的工作。他在给忽必烈的奏章中就强调：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每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札马鲁丁的思想里，是要以地图为本来写志书。而他的地图也主要着眼于地理景观。所谓路分，是指元朝的一种行政区划——路的区域四至；所谓野地、山林是笼统地指路内的自然地貌；所谓里道是指路内外的交通道路，而所谓立堠则是指古代沿交通要道设立的里程碑式的堠堆（五里一单堆，十里一双堆）。至于所谓地生出来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当是指当地的物产资源，也可能还包括地面的重要建筑物。

值得注意的是，札马鲁丁曾把大量回回地图带到了中国。他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上的一道奏章中说道：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哩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札马鲁丁在这里说到，他掌握有许多回回地图。这些图是当时的汉人看不懂的。他要把它们与原有的汉文地图总做一个图子。他的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这样一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西域地图，不但大大扩充了地理知识，而且随之也引进了阿拉伯的地图制图法。而这种有地球概念为背景的地图制图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因此，从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来看，札马鲁丁的工作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对《大元大一统志》的佚失就格外感到痛惜。

三、札马鲁丁为推进编篡工作而积极荐举人才后来任秘书少监并与他一起联名进呈《大一统志》的虞应龙，就是经他推荐而从秀才被破格提拔上来的。

札马鲁丁为了加快工作进程，曾多次尽力督促各方努力工作。他甚至还亲自过问为工作人员支请伙食费，及对他们“从优升用”等具体的人事工作。由于札马鲁丁在《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需要从事许多具体的学术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参加本项编纂任务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所以，秘书监曾专门请求中书省批准，给札马鲁丁配备了一名汉语翻译。仅此一事就可想见他和《大一统志》的关系有何等之深了。

第二节　郭守敬

生平事迹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生于元太宗三年（1231），卒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

郭守敬的父亲情况史传未载，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郭荣是饱学之士，尤精通数学、水利。在郭荣的教养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有当时人的记载①，他曾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出一架测天用的浑仪，而且还堆土做了一个土台阶，把竹制浑仪放在上面，进行天文观测。他还曾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弄清了这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的、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计时仪器的工作原理。

当时，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大学问家刘秉忠因守父丧，正在邢台西南武安县境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者有后来的大数学家王恂。郭荣和刘秉忠是好友，知此消息后，就把少年郭守敬送到刘秉忠门下深造。这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郭守敬后来的一生事业却很重要。

刘秉忠守丧期满后回到了忽必烈身边。郭守敬则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时的郭守敬已小有名声。在他成年不久，忽必烈派来安抚邢台一带地方的脱兀脱和刘肃等，发起了整治开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郭守敬依仗家传绝学，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使 漫的水泽各归故道，并且在郭守敬的指点之下一举挖出已被埋没了近三十年的石桥遗物。这项工程受到了时人的传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①，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轻的郭守敬。

1260 年，忽必烈登上了皇位。他任命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到大名路（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等地任宣抚使。张文谦把郭守敬带在身边协助他办事。郭守敬所到之处，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他还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铸了一套他少年时所探究的莲花漏，不过，大概他把作为装饰性的莲花作了改动，因此改称为宝山漏。

中统三年（1262）春，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即在开平府（后称上都）召见了他。召见时，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因而所提计划都很具体而有明显的说服力。忽必烈对他大加赞赏，当即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次年，他又升任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初夏，忽必烈派唆脱颜与郭守敬二人去西夏一带视察河渠水道。几个月后又派张文谦作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相当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内蒙西部一带）。郭守敬在张文谦的领导和支持下，修复了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受到西夏人民的爱戴。当地人民曾在渠头上为他建立生祠。

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① 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三。

至元二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至元八年（1271）升任都水监。至元十三年，都水监并入工部，他被任为工部郎中。

这一年，元兵攻克南宋首都临安，全国统一在望。忽必烈想起了已于两年前去世的刘秉忠曾在生前提出过的建议：改革历法，编修新皇朝自己的历法。为此，他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任命张文谦和另一位大臣张易主持；任命当时任太子赞善的王恂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后正式任他为太史令。王恂除了调集大都、临安等地的天文官外，还聘请了其他一些专家，包括当时的理学家许衡和杨恭懿等。其中王恂的老同学工部郎中郭守敬则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后来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据当时人记载，参加修历的主要人员有明确的专业分工①。其中王恂负责历法的推算，而郭守敬则负责仪器和观测。郭守敬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惊人的创造力，发明了十多件天文仪器，把我国光辉的天文仪器制造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峰。郭守敬还组织并亲自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为新历提供了坚实的观测基础。

新历于至元十七年（1280）冬，初步告成，被定名为《授时历》，并颁发了次年的历书。但从至元十八年起，几个主要的修历人员都先后去世或退休，于是，只好由郭守敬担负起了整理和总结新历资料的浩大工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整理成《推步》（历法计算的步骤与方法）七卷、《立成》（各种天文计算表）二卷、《历议》（评议历代历法的各种得失及新历的优点所在）三卷等书，从而使《授时历》得以流传后世。至元二十三年（1286），郭守敬被任命为元皇朝的第二任太史令。于是，他把上述几种书，以及《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等书一并进呈朝廷。其后，他还著有《时候笺注》（研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物候现象和人们届时应从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卷、《〈授时历）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研究历代用圭表测影定冬、夏至时刻的问题）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等重要著作，也都藏于官府。但这些书现都已失传，令人十分痛惜。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提出利用滦河水道，向上拉纤可到上都；又有人提出，从麻峪经泸沟（即今永定河）往上可到上都附近的荨麻林（今河北省万全县西北）。忽必烈派郭守敬去调查。郭守敬调查表明，这两种方案都是不可行的。在向忽必烈汇报时，郭守敬提出了自己的十一项水利计划。其中第一项是提出修一条从大都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的运河，以解决向大都运粮的问题。忽必烈对此极为重视，并决定重新设立都水监，由郭守敬领导，把开凿运河作为首要任务进行安排。至元三十年秋天，这条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通惠河工程全部完成。从此，南来的船舶经大运河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中。

此后，郭守敬身兼天文和水利两方面的领导工作。至元三十一年，他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但仍然要他过问水利方面的工作。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有人提议在上都西北的铁幡竿岭下，开出一条宣泄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滦河。成宗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议。郭守敬根据地势和历年山洪资料，指出这条宣泄山洪的渠道要宽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约80—115米）。但经办此事的人认为郭守敬太夸大了，就把他定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① 杨桓：《太史院铭》，《元文类》卷十七。

一。谁知次年山洪暴发时，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滥成灾，还险些冲了元成宗的行帐。元成宗在避水时叹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此后，郭守敬的声望更高了。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诏令，年满七十岁的官员都可以退休，独对郭守敬，因为许多工作都要依靠他，故破例不准他退休。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这样，郭守敬就一直工作到去世。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天文工作上的贡献郭守敬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制造仪器、从事天文观测和为《授时历》作整理定稿工作。

一、天文仪器的制造郭守敬为完成《授时历》工作创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四件可携至野外观测用的仪器。这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在郭守敬的门人齐履谦为他写的传记中全有记载，每件还附有极简洁的一二句赞语①。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传记中合计仪器总数为十三件。由此后世研究家颇为迷惑。但细检齐履谦所记叙及其他各种史料，实为十二件。至于四件可携式仪器，则在齐履谦也全部罗列。这十六件仪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较详细记载：简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闚几和正方案。其中仅正方案被称为可携式仪器。

1.简仪这是郭守敬发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加以简化、改造而成。浑仪是一种赤道装置。它由七八个同心圆环组成，共分三层。外层古称六合仪，起固定架构作用，也可以测读地平方位角等读数。中层古称三辰仪，包括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可以读取赤道度数、黄道度数和白道度数。内层是个双层的圆环，古称四游仪。在这双层环中夹有一条两端开口、供瞄准天体用的窥管。四游环可以绕整个仪器的极轴旋转；窥管则可以在夹层中绕整个仪器的中心旋转。这样，就可以把窥管瞄向星空中的任何一点。浑仪是中国古代在天文仪器方面的一大创造，它在世界天文仪器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由于浑仪窥管外的环圈较多，有相当一部分空间被遮蔽了，使用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郭守敬的简化是省去与黄道度数、白道度数有关的圆环。把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形成一架独立的仪器—立运仪。郭守敬的改造则是改造了同心结构，把六合仪和三辰仪中的两个赤道环都移到四游环的南端，用一组云柱架子斜托着它们。四游环转动轴的北端则用另一组云柱结成一个小圆环，让圆环中心套着轴的北端。转动轴安装得和天球周日转动轴（也就是地球自转轴）相平行。这样就形成一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这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后在现代天文望远镜中得到广泛运用。这是简仪成功的第一个事例。由于撤去了许多圆环，在四游仪的上方一无遮拦，观测范围和效率就有了增加和提高。

郭守敬对浑仪中的窥管也作了改革。传统的窥管是个细长的正方立柱管，柱的两端开有圆孔。这种细长的中空的立柱体在加工精度上是比较困难的。郭守敬撤去了柱管的三个面，只剩下一面可贴着四游仪环面转动。这一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面就像一根尺子，故改称窥衡。窥管两头开观测孔的小正方板现在是垂直立在那条尺上的，故称为立耳。这样的构造比管子容易加工得多。

由于中国古代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位置时有自己的特点：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纬的量，中国古代用其余角——去极度来表示；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经的量，中国古代用入宿度（即待测天体与其前在二十八宿中某宿的距星的赤经差）来表示。前者在简仪中的四游仪上可以直接读出；后者在浑仪的情况下是采取二次观测法，即把窥管先对准某宿距星，从赤道环上读出四游仪所对的读数；然后快速转动四游仪，把窥管对向待测天体，再从赤道环上读出此时四游仪所对的读数。前后两数相减，可得天体的入某宿几度的数值。因为二十八宿的距星各有不同的去极度，与待测天体的去极度一般来说也都不同，因此，即使是一个熟练的观测者，在前后二次观测之间也都必须用相当一段时间。而天球是在不停转动的。这就使前后二次观测所得的差数，并不是这两个天体之间真正的赤经差，而是有一定的误差。针对这个情况，郭守敬又在简仪上增加了二个部件。它们都是一条长尺，称为界衡，贴在简仪南部的二个赤道环上，中心可绕着四游仪转动轴旋转。每根尺子的两端都用细铜线连接起来，细铜线又穿过四游仪的北极轴端。于是，二线一尺形成一个平面。观测时，可以由两个人分别把一根尺的二条线对向距星或待测天体，这样可以同时得到二个读数，其赤经差的误差，较之浑仪观测所得就可降低。就是在一人观测的情况下，因为每次不需要瞄准一个点，而是瞄向这个点所经过的线，因此所需的瞄准时间也就少得多。这样，也就降低了误差。

简仪的刻度也比较精细。古代浑仪刻度一般将圆周分成度，或者3651 4100 刻。每度后来又可分成4 等分，每刻则分成6 等分。这样古代浑仪的最小刻度数是度和刻（古时分刻为分， 刻即为分）。而简仪上的刻度，则度分成等分； 刻分成等分，即，最小读数是度或刻，1 41 61 61101361 60 101 10 1 36与古浑仪相比，读数精度大大提高了一步。

简仪的二个赤道环是重叠在一起的。一个固定不动，好像浑仪的六合仪中的赤道环，上刻时刻制度。一个可以转动，好象浑仪三辰仪中的赤道环，上刻周天度数。为了增加可转环的灵活性，郭守敬在二环中间装了四个滚柱，这种机械装置可说是近代滚柱轴承的祖先。西方类似的发明是郭守敬之后两个世纪的意大利大科学家达·芬奇所作出的。

2.候极仪古人早就知道，北极星不在正北极点上，在周日运动中北极星绕不动的北极画出一个圆。在安装浑仪时应把浑仪的转动极轴对准这个北极星轨迹的圆心。郭守敬发明了候极仪，专门用来作这件事。这件仪器的主要功用是校正仪器极轴的安装位置。故在简仪中就包容了它。在简仪南北极轴的大小两圆环中都有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十字中心就是极轴中心。北极一端的十字上叉处又置一小圆环，圆环中有正置的正十字铜条。十字中心离北极轴中心有个固定的距离甲。简仪南极轴处也有一组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其上叉处置一方铜板，板中心开一小圆孔。圆孔中心和南极轴中心的距离也正是甲。因此，从南端的方铜板小孔中心到北端小十字中心的连线正与四游仪的转动轴中心线平行。通过南端小方铜板的中心向北观测，应看到北极星在北端的小圆环内。当北极星的轨迹所画出的圆，其圆心正好和小十字中心重合时，简仪的极轴就被安装正确了。否则，就应加以调整。

3.立运仪这是把浑仪中的地平环分离出来而构成的一个独立装置。一个地平环水平地卧在地上（仪器底座上），另一个可转动的环立在地平环的中心，名为立运环。立运环的转动轴就是从天顶到地平环中心的铅垂线。立运环上也附有一条窥衡，可以用它来观测天体的地平高度（或天顶距，它与地平高度互为余角）。至于地平方位角的测定问题，则因没有史料留存，故只能推测：或许它是和简仪相仿，有一条界衡，它的两端用细线和立运环转动轴的上端相连。转动界衡，让二线与所测天体重合，就可从界衡所在读得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也可能不用界衡，而是从立运环的所在估读出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一般而言，古代对于地平方位角和地平高度这样的量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因此，从立运环所在进行估读也不是件不可以的事。现今史料所传这件立运仪是安装在简仪北部的云柱架下的。实际上它是一件简仪的附属装置。虽然如此，这件能同时读出地平高度和方位角的仪器，在古代世界还是很有意思的。直到清初，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北京制造的6 件仪器中，有2 件是分别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地平经仪和测读地平高度的地平纬仪。在中国，把二者功能合在一起的地平经纬仪则是法国传教士纪里安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所制造的。

4.仰仪这是一台铜制的、中空的半球面形仪器，形状像口仰天放着的锅。半球的口上刻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半球内面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座标网。半球口上还用一横一竖两根十字交叉的竿子架着一块小板，板心开一小孔，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像，坐标网上立即可以读出太阳此时在天球上的位置。更妙的是，当发生日、月食时，仰球上的日像或月像也相应地发生亏缺现象。这时，从仰仪上可以观测出日、月食发生的方位，亏缺部分（称为食分）的多少，以及各种食相发生的时刻等等。这件仪器后来传入了朝鲜，朝鲜人民把带小板的十字竿改成一根尖顶的竿，尖顶位置则正在半球面的中心。这件改造了的仰仪能更精确地测读地方真太阳时，因而改名仰釜日晷。现今在汉城就还有这样的实物遗存。

5.浑象这是一台天球仪，与现代常见的天球仪本质一致，只是安放在一只方柜子中。方柜的面相当于地平面，半个天球露在方柜之上。柜内有机轮系统，可以用漏壶流水来推带，使之与实际的天球作同步运转。这是对张衡所创的水运浑象传统的继承。

6.高表古代有一种测量二十四节气时刻的仪器，叫做圭表。表是根垂直立在地上高八尺的竿子或铜柱。圭是从表足下往北延伸的一根平放的尺子，大多为石刻。每天正午，太阳投射出表影落在圭面上，测量影子的长度，可以推算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等等。圭表是件简单而实用的仪器、但有个缺点，主要由于空气中微粒尘埃的漫射，使表影的顶端界线模糊不清，这就影响了观测精度。

郭守敬将圭表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原来表高的五倍，故称高表。绝对数据增长到五倍，同样的测量误差，其影响就缩小了五分之四。关于这一点，后世的天文学家也都认识到，所以，从阿拉伯世界到印度，天文仪器巨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方面，郭守敬是先行者。

郭守敬的高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顶不是完全的实体，实体只有三十六尺。在其顶上升起二条龙，抬着一根水平的、直径三寸的横梁。梁心到表顶为四尺，梁心到圭面为四十尺。郭守敬这样设计的缘故，下文自明。

7.景符这是一件与高表相配合使用的仪器。一个座架，斜撑一块宽二寸、长四寸的小铜板。铜板中心开一小孔。利用针孔成像原理，使太阳光在小铜板背后成一光亮的像。把景符放在圭面上合适的地位，当太阳过子午线时太阳和表梁在圭面上投出清晰的影子：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光点，中间有一条纤细的黑线。测量从表足到那根黑线的距离，这就是高表的影长。由于使用了针孔成像原理，景符到圭面的距离很短，这样，阳光漫射使表影模糊的问题就解决了。

古代测量影长的读数精度只能到寸以下的分。再往下，因为影端模糊的问题就不再有意义，而且在刻度上求分以下的单位也很困难。郭守敬由于使用了景符，测量的读数精度就可以到分以下的厘；厘以下还可估计到五毫。至于他在量度实践中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可达到厘和估到五毫的精度，则史无明文，无可猜测。

8.闚几这件仪器也是配合高表使用的。古代圭表技术只能用于测量太阳影长，月亮和星星的光太暗弱，没有人想过用圭表来对它们进行测量。于是，郭守敬发明了闚几来从事这件古人所没有想到的事。

闚几是一张长六尺、宽二尺、高四尺的桌子。桌面上开一道长四尺、宽二寸的缝。缝两旁刻上尺、寸、分的刻度。把闚几放在圭面上，人蹲在几下进行观测。几面上横放着二根长二尺四寸、宽二寸、厚五分的木条，称为闚限。它们的两头各比闚几长出的二寸处，又各往下增厚二寸。这样它们就可卡紧在闚几边上。观测时，用于挪动南闚限，使其北边沿和高表横梁的下边沿及待测天体的下边相重，然后再挪动北闚限，使其南边沿和横梁上边沿及天体的上边重合。折取二闚限位置的中线所在就可得到天体的表影数。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表高就只有三十六尺。如果要求四十尺表的“影长”，当然还要经过一定的折算。

重要的是，据《元史·天文志》记载表明，当时曾提到过，用远隔两地的高表、闚几，同日观测，由此可以推算星、月离地面的距离。这样的测定，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只可惜当时的推算方法和实测事例都没有留传下来，否则，将为中国天文学发展史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

9.正方案这是一件所谓供行测，即可以携带到野外用的仪器。是一块四尺见方，厚达一寸的板。板四周开水沟，放水，可以调整仪器的水平位置。从板中心画一个十字直达边缘。以十字中心为心，作十九个同心圆，圆的半径从一寸起，一寸一寸增加。最外第十九个圆则画成双重的，以便中间画上刻度线。最内层的半径一寸的圆上做成一个高二寸的圆台。中心打洞，洞内立表。表高一尺五寸，冬至时则改为一尺高表；夏至时则改成三尺。改变表高的目的是使一年四季里中午表影一定会落在最内圆之外、最外圆之内。每天从日出开始，监视正方案上表影的移动情况。每当表影正落到一个圆上时，就记下记号。表影从西方进来，到中午时影最短，下午则影从东方出去。一般来说，在一个圆上有二个记号。将这二个记号折取其中，中点和圆心相连就得南北线。如果每个圆上都得到相同的南北线，则这条线就是正确的南北线。当然，做这种观测，应当在太阳赤纬变化很小时效果较好。这主要是在夏至或冬至前后的若干天内，若在春分或秋分日附近，则太阳赤纬的变化较大，此时只能使用正午前后少数几个圆上的观测结果。

有意思的是，正方案也可以用来测定北极方向。把正方案侧立在已确定了的正南北线上。用某种方法测定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也即地理纬度）。然后从十字中心斜引一线，与水平横线所成角度和地理纬度相等，则斜线所指即为北极。以后在安装其他仪器时，极轴所指即以此正方案上的斜线所指为准。

以上九件在《元史·天文志》中有介绍的仪器，研究的人较多，大体对其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①。其他七件中有二件可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找到一些史料。这二件中的一件是固定安装在天文台上用的，叫星晷定时仪；另一件是所谓可携式的“行测之器”，叫悬正仪。

10.星晷定时仪根据齐履谦记述和赞语，有人判断所描述的是具赤道式日晷。故提出星晷和定时仪是两件仪器①；其实齐履谦的记述有脱文，失落了赤道式日晷的名称和星晷定时仪的赞语②。但从《李朝实录》卷七十七《世宗实录》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日条记载，这些猜测都错了。星晷定时仪应是一件仪器，《李朝实录》称之为日星定时仪。星晷定时仪中的“星晷”二字应理解作星和晷，这个晷字作日影解，而不作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器物解，否则将和定时仪中的仪字意义重复。但星晷二字合在一起，确实有这么一种器物。例如，《明史·天文志一》中就几次提到星晷这种仪器。所以，星晷定时仪一词确实容易引起误会。朝鲜学者改称为日星定时仪，是很合理的。关于这件仪器的具体情况，齐履谦留下的四句赞语：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

此外则无考。但在《李朝实录》中却有对日星定时仪结构的详细介绍，此段文字转录于下：（日星定时仪）其制用铜为之。先作轮，势准赤道，有柄。轮经（径）③二尺，厚四分，广三寸。中有十字距，广一寸五分，厚如轮。十字之中有轴，长五分半，经二寸。北面剡掘，中心存一厘以为厚，中为圜穴如芥。轴以贯界衡，穴以候星也。下有蟠龙，含轮柄。柄厚一寸八分，入龙口一尺一寸，出外三寸六分。龙下有台，广二尺，长三尺二寸，有渠有池，所以取平也。轮之上面，置三环。曰周天度分环，曰日晷百刻环，曰星晷百刻环。其周天度分环居外运转，外有两耳，经二尺，厚三分，广八分。日晷百刻环居中不转，经一尺八寸四分，广、厚与外环同。星晷百刻环居内运转，内有两耳，经一尺六寸八分，广、厚与中、外环同。有耳，所以运也。

三环之上，有界衡，长二尺一寸，广三寸，厚五分。两头中虚，长二寸二分，广一寸八分，所以不蔽三环之画也。

腰中左右，各有一龙，长一尺，共捧定极环。环有二。外环、内环之间，勾陈大星见；内环之内，天枢星见。所以正南北赤道也。外环经二寸三分，广三分。内环经一寸四分半，广四厘。厚皆二分。些少相接如十字。界衡两端虚处，内外各有小穴。定极外环两边，亦有小穴。以细绳通贯六穴，而结于界衡之两端，所以上候日星，而下考时刻者也。

周天环刻周天度，每度作四分。日晷环刻百刻，每刻作六分。星晷环亦刻如日晷。但子正过晨前子正，如周天过一度为异耳。

① 参见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

②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③ 原文以“经”字代“径”字。下同。

上述文中把日星定时仪的大小、结构乃至一些细部都已说得很清楚，可不必再作解释。唯一不太清楚的是，捧定极环的二条升龙立在什么地方？所谓“腰中左右”究竟是什么涵义？此事幸得上引《李朝实录》原文之后还有一段铭文：“双龙挟轴，擎定极环”。可见，这：“腰中”就是“贯界衡”的轴。这两条龙当然不会站在界衡之上，因为这样将要妨碍观测。应当是站在赤道轮中的十字距上的，而且从器物本身平衡的考虑，可以推知当是在子午向的那条铜距上的。

仔细推敲这段文字，可以发现日星定时仪与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可能有细节上的差别。这主要是指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中是“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也就是说，星晷定时仪中未必有一套定极环等等的结构，而是用某种方法测定了北极方向之后，用一根指标竿固定地对向它就行了。这样做当然不如有定极环可以随时观测校正仪器的极轴方向；反之，它因为没有二条立龙，故此仪器的使用范围要比日星定时仪来得宽广些。两者各有利弊。

11.悬正仪这件可携式仪器过去被推测为是一种校正仪器垂直方向的辅助仪器。①究竟具体结构是什么？中国文献中未查到资料。查《李朝实录》，在卷七十七“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条下记有戊午年春承旨金墩所作的一篇记。记中描述了世宗十四年壬子秋七月起，世宗命大提学郑招、艺文馆提学郑麟趾、中枢院使李藏及户曹判书安纯等制造天文仪器，修筑简仪台、报漏阁、钦敬阁等工程情况。还提到了当时所造的多种日晷。其中有一种称为悬珠日晷，结构如下：方趺，长六寸三分。竖柱趺北，凿池趺南。画十字于趺北。悬锤于柱头，与十字相当，则不必水准，自然平整。画百刻于小轮。轮经三寸二分。有柄斜贯于柱。轮心有窍，贯一细线，上系柱端，下系趺南。线影所在，便知时刻。

这是一台赤道式日晷，只是用北高南低的一根线来代替通常的晷针罢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悬锤校正的设备和方法。在趺北画一个十字，从柱头悬一个小重锤下来，当它与十字中心相当，就使仪器自然得以平整。这种装备和校正方法，在天平日晷、定南日晷等仪器中曾多次使用。这应是郭守敬所发明的悬正仪。正象郭守敬的候极仪成为简仪中的一个装置一样，悬正仪也可以不是一件独立的仪器，而是一件辅助装置。

此外，还有玲珑仪、证理仪和日月食仪三种固定式仪器，丸表、座正仪二种可携式仪器尚未有可考的资料以使研究者们得到肯定一致的结论。

12.玲珑仪关于此仪，郭守敬当年的下属太史院校书郎杨桓写过一篇铭文①；明代叶子奇的《草木子》中也有一段关于玲珑仪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有人判断玲珑仪是一种演示性的假天仪②。人进入仪器腹中去，仪器本身是个中空的大圆球，球面上凿着与恒星位置相应的孔。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星星的东升西落。也有人认为这是件假天仪式的浑象，天球的制作材料是与玉相类似的半透明的玻璃③。

有人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札记，认为这是一件精巧的浑仪④。更有①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① 杨桓：《玲珑仪铭》，《元文类》卷十七。

② 李迪：《对郭守敬玲珑仪的初步探讨》，《北京天文台台刊》第11 期，1977 年7 月。③ 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みすず书房1980 年版，第207—209 页。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4 卷，第459—464 页。人指出这件浑仪是明代仿制浑仪的母体⑤。据说晚清时来华的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就认为利玛窦在札记中所描述的浑仪是玲珑仪⑥。后来德礼贤（DasqualeM.d'Elia）在编辑《利玛窦全集》及研究利玛窦札记中所述在南京所见天文仪器那一大段文字时，也将利玛窦所见到的浑仪释为玲珑仪①。但事实上这都是误解。利玛窦本人并未说过自己在南京所看到的那架精美巧妙的浑仪有个玲珑仪的名字。

有人详细分析了杨桓《玲珑仪铭》等较可靠的资料后认为，只有解释作假天仪式的浑象才比较合理②。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铭文中“十万余目，经纬均布”，“遍体虚明，中外宣露”，“人由中窥，目即而喻”等句的理解，就观测用的浑仪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13.证理仪齐履谦赞语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则一之，作证理仪。”所谓“证理”是指证明古人称月行九道，实即一道的道理。至于如何用仪器来证明法，因无线索，无可推测。

14.日月食仪齐履谦赞曰：“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这件仪器是用来验证历法的，所以可能是一件具有实测性能的仪器。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15.丸表据推测可能是一具新型的天球仪式日晷。在一个可携式天球上刻着时角一赤纬坐标网。天球赤道上安设一条赤道环。赤道环上装一根可沿环移动的、垂直天球面的晷针。当把这样的丸（天球）表（晷针）携到一个新的地点后，先把丸表的极轴校正得与天的极轴相平行。丸表上的赤道环与天赤道平行。这时移动晷针，当它的日影最短时，从晷针所在的时角线即可得知地方真太阳时。

16.座正仪这当是一种校验大型仪器底座的水平位置是否正确的仪器。可能是从中国传统的水平仪发展而来的。

以上十六件仪器都是郭守敬在为创编《授时历》的工作期间所发明制造的。而在创编《授时历》工作前后，他还制造并创作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多数是计时器或与计时器有关的仪器。工作之前制作的仪器有：17.宝山漏这是根据燕肃莲花漏的原理建造的。

工作之后所制作的仪器有：18.大明殿灯漏又称七宝灯漏。作于元世祖晚年。此仪器《元史·天文志》有关于外形方面的记载。这是一架高一丈七尺的大型仪器，有四层。顶层是代表日、月、参星、心星的四个神，每天左旋一周。次层有龙、虎、鸟、龟四种动物像，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方，每到一刻就跳跃鸣叫。再次层有十二神分执时辰牌。到某个时辰，该神就在四门通报。另外有一个人，常以手指时刻牌上的刻数。最末层在四角上各设钟、鼓、钲、铙，各有一人，一刻鸣钟，二刻打鼓，三钲，四铙。所有动力机构和主要传动机构都藏在一个柜子里，用水来推动。

此器因较复杂，也没有关于机械部分的任何说明流传下来，故迄今尚未⑤ 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⑥ 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

①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 卷第5 章，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53 页，中译者注②。②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第2 节“关于玲珑仪”《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期。

有人作过研究。

19.灵台水运浑天漏① 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这又回到古代的水运浑象传统，既有报时刻的部分，又有演示天球周日转动的部分。这项仪器的复杂程度远较原来的要高。其中主要是有日月二环，在随天球作周日转动的同时，又要表演其在星空间的周期运动。因为日、月的运转速度不同，且日的视运行轨道——黄道，与天球转动的赤道不在同一平面上，这种机械结构就比黄赤道在同一平面时的结构要复杂得多。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台仪器的机轮共有25 个，那的确比宋代苏颂《新仪象法要》所记的机轮要多。20.柜香漏中国古代有焚香的习惯，或为敬神礼佛，或为去秽除臭。如果香制得均匀，燃烧时空气相对稳定，那么焚香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一种方法。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晷漏四法”条记道：“铜壶、香篆、圭表、辊弹。”这香篆就是香漏。因为把香制成曲折盘蛇形（以减少占地面积而又能燃多时间），有如篆字，故称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柜中，大抵是为了保持燃烧时空气流的稳定。至于其具体结构，则无资料可考。

21.屏风香漏这当是把香篆放在屏风上的了。齐履谦说“以备郊庙”①，大概这件屏风是在皇帝祭神、祀祖时，放在神庙里的。郊祀庙祭时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多有时刻规定，因此，计时仪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风香漏则兼有计时和敬神的作用。

22.行漏这是供皇帝出行时随行用的。《宋史·舆服志一》记有一种行漏舆，要用六十人来抬着走的。舆中的漏是一种很大的秤漏。郭守敬的行漏是个什么结构，也因缺乏史料已无考。

综观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仪器，大多具有设计科学、结构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仪器安装的校正装置。他的创作博得同时代和后世的高度赞扬。王恂是很高傲的人，每见到郭守敬的新创作，皆为之心服。三百年后，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几件明初从北京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天文仪器，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①。这几件仪器，后又于清初运回北京。后来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年间的几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当作铜材熔化掉了。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二、天文观测郭守敬运用他改进、创造的天文仪器，进行了许多精密的天文观测，从而使《授时历》的编制有了可靠的观测基础。他所从事和领导的观测项目甚多。仅举几例来说明。

1.冬至时刻的测定冬至时刻是中国古代编算一年历日的起始时刻，是极重要的基本数据。

郭守敬在大都运用4 丈高的木表，每天中午太阳到正南方时观测影长。然后运用数学方法，推算出从至元十三年冬至到十六年冬至的时刻及这期间的三个夏至的时刻。这中间共利用了九十八组观测数据，反复核较，处理是很谨① 此器在《四库全书》本的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称为“灵台水浑莲浑天漏”。显然有误。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①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年版。

慎的②。

他还从八百多年前的祖冲之所做的冬至时刻观测开始，选取历史上比较可靠的六次冬至时刻的测定，由此定出了一个回归年数值为365.2425 日。此数值与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制成于1199 年）中的数值相同，是祖冲之以来最精密的数值。郭守敬还进一步证实了回归年长度逐渐缩小的规律，定为每百年往后减少万分之一日。此数虽较现代天文学测定的数值要大（约为后者的16.3 倍），但却优于其前辈杨忠辅（杨忠辅的数值约为现代值的34.5倍）。

2.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测定中国古代为了确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就在天空黄道、赤道带附近选取了二十八组恒星，作为量度日、月、五星位置的相对标志。这二十八组星称为二十八宿。每组星中又选取一颗星作为标志星，称为距星。这一宿的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间的赤道度数（即这二颗星之间的赤经差），称为这一宿的距度。二十八宿的距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基本数据之一。从西汉太初改历时的唐都起，到郭守敬为止，中国历史上共进行了六次测定。以郭守敬的测定精确度为最高，其误差的绝对值平均为0°.075 或4＇.5。

郭守敬还做过全天星表的测定工作。所谓星表通常是指具有坐标位置的恒星目录。中国最早的星表是分载于唐《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表》。此表约共121 颗星（今本《开元占经》佚失6 星），坐标位置取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一入宿度和去极度。据研究，此表测定于西汉中期约公元前78 年①。其后唐、宋两代也都有过全天性的星表测定。其中以宋仁宗皇祐年间（1051—1053）所测星数为最大，在中国古代283 星官（星组）1464 星范围内大约测定了将近360 颗星②。郭守敬的工作应当汇集在他的《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及《新测无名诸星》一卷两书中。遗憾的是这两书都已不存。从这留下的二个书名可以推想，前一部书是当时有关中国传统的全部1464 颗星的星表，后一部则是超出了中国传统星官范围的其他恒星。令人感兴趣的是，郭守敬是选取的哪些无名星？根据什么原则选的？怎么称呼它们？这些星的选取和阿拉伯的星表是否会有某种关系？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由于此书一佚，均无法解答。

前一部书虽已佚，但最近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明代抄本《天文汇钞》，收了一篇题为《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图的形式绘出传统星官中的267 官1374 星（其余16 官89 星当是某种遗漏），且在741 颗星的边上注出了该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另有633 星未注数据。对这份特殊形式的星表，潘鼐认为是元代郭守敬所测无疑①。其理由：（1）其中列有二十八宿距度数值和黄道十二次宿度数值，均与《元史·历志》所载《授时历经》中的数据相同②。（2）各种度值数据均采用百分制，即1 度分为100分。这与郭守敬的方法也相同。

对此，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所载的不是郭守敬的数据，而是其后② 关于具体计算方法，参阅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三章（一），第67—72 页。① 孙小淳：《汉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 卷2 期，1994 年。②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 章第3 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一百年左右的明初人所为。其结论主要来自对741 颗星的座标数据所作的数理分析；同时指出所绘的冬至、夏至点和春分、秋分点的位置，也是明初的数值③。虽然他和潘鼐的结论不同，但他也承认该书曾受到郭守敬的深刻影响。

3.四海测验中国古代历法都是以首都作为计算基点。许多天文现象，如日，月交食的时刻、食分，当地的昼、夜时间长度等等，却是因地而异。在唐代，僧一行在改历时就提出应派观测队到全国十三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以便使新历能适应全国的要求。元朝比唐朝疆域辽阔，因而郭守敬奏请元世祖批准派出十四个观测队，到全国二十七处地点观测。这次史称“四海测验”的部分结果在《元史·天文志一》有记载。有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和大都七处，各测出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地理纬度）、夏至日中时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大都为四十尺高表的影长），以及这一天的昼、夜漏刻数（昼夜时间长度）。其余二十一处地点则只留下一项北极出地高度的数据。据对现今可考的二十处观测地点所测北极出地高度计算，平均误差为0°.35。关于检验夏至日正午表影的数据，以大都、和林、岳台三处可考的地点来说只误差几分（现代单位，1 度＝60 分），最大也仅13 分。其精确度是比较高的①。

4.黄赤交角测定地球的赤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也称为赤道，或称天赤道。地球绕日公转的轨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称为黄道。黄道和赤道之间有个交角，称为黄赤交角。这是天文学上的基本数据。许多历法计算上的问题都要用到这个数据。郭守敬通过观测太阳一年中去极度的数据，得到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夏至去极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这两个数据相减，差数除以2，即得黄赤交角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化成现代使用的单位，则为23°33＇33″.9。运用现代历书天文学公式可推知，当时的黄赤交角值应为23°31＇58″.0②。郭守敬的误差为1＇35″.9。古代的黄赤交角测定值中虽然有比郭守敬更精密的。例如，北宋史序等人编撰的《仪天历》，其误差只23″.9。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误差也仅39″.0。他们都比郭守敬要精密。但郭守敬的观测在当时世界上已是非常先进的了。欧洲要直到三个多世纪以后才有可与郭守敬相比的观测出现。

5.一些历元时刻的测定在现代天文学上，各种天文周期都有自己的起算点。这种起算点称之为有关的历元。当然，在推定、编排一部天文年历或民用历书时，都只能用一种历元为主，而把其他历元都归算到这个指定的历元时间系统中去。在中国古代，这些归算的目标和方法都比较特殊。实际上是推算出一个理想的历元，这个历元是各种天文周期的共同起点。因此，这个理想的历元一定离开现实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古人称之为上元。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各种天文周期的数值测定得越来越精确，这个上元离开现实③ 孙小淳《〈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提要》，《中国科技典籍通汇·天文学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① 潘鼐、向英：《郭守敬》，第三章第（三）节，第79—86 页。

② 现代历书天文学关于黄赤交角ε值的计算公式是由美国天文学家纽康（SimonNewcomb）于1901 年提出的，公式为：ε＝23°27＇08″.26—46″.845T－0″.00591T2＋0″.00181T3 式中T 是从1900 年起算的儒略世纪数（1 儒略世纪＝36525 日），往过去为负。

也越来越远。例如，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中的上元，离他的编历年份竟有8863 万余年。如此巨大的数字要在历法编算中使用，对古人来说是件极其费力的事。因此，到郭守敬时代，王恂等人就决定断然废除上元。他们改用至元十八年（1281）天正冬至（即至元十八年开始之前的那个冬至时刻，实际上在至元十七年内）为其主要起算点。其他各种天文周期的历元，均推算出与该冬至时刻的差距，称为相关的“应”。由此形成一个天文常数系统。在这个天文常数系统中，《授时历》提出了七应。这些应值的确定首先必须依赖有大量的天文观测，有的还须经过复杂的计算，但郭守敬及其观测班子的工作则是个基础。

这七应是：（1）气应。这个数据的含义是，从作为历元的那个冬至时刻与其一个甲子日夜半之间的时间距离。郭守敬等人历时三年多的对日影长度的观测，共取得九十八组数据。并进而推算出这三年中的冬至及夏至时刻，最后确定至元十八年的天正冬至为己未日六刻正。用现代通行的单位说，那是在1280 年12 月14.06 日。按照现代理论的推算，郭守敬等人测定的这个冬至时刻十分精确。（2）转应。历元时刻与其前面一次月亮过近地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从所留数据得知，郭守敬测定的那次月过近地点时刻在1280年11 月30.87 日。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0.15 日。这是历代测定中最佳结果之一。（3）闰应。历元与其前一次平朔之间的时间距离。（4）交应。历元与在其前一次的月亮过黄白道降交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5）周应。历元时刻太阳所在的赤道宿度位置与赤道虚宿六度之间的角度距离。这是7个“应”中唯一不是时间量的“应”。但因郭守敬等人把一个圆分成365.2575度，其数值和太阳（实即地球）的一个恒星年（相对任一颗恒星，太阳在天上绕行一周的时间）长度365.2575 日完全相同。故周应虽然是个角度的量，但却完全可以当作时间量来运算。郭守敬等测定，在历元时刻太阳在赤道箕宿10 度。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0.22 度。在古代诸历中准确度是比较高的。（6）合应。历元与其前一次五大行星平合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因为每颗行星的平合时刻各不相同，所以，合应实际上是5 个数据。（7）历应。历元与其前一次的五星过近日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这实际上也是5 个数据。

以上十五个数据中，除水星平合时刻和火星过近日点时刻这两个数据的误差较大外，其他都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或近于最佳的。

三、《授时历》在《授时历》创作中，郭守敬虽然有专业分工，他负责制器和测验，但与整个创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总体工作，并非全然无关。《授时历》的编制是一件规模较大的集体工作。工作中既有专人分工负责，也有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传中记叙了改历之事外，还在许衡、杨恭懿等人的列传中也作了相当篇幅的叙述。这些叙述中都透露出《授时历》编撰工作的集体性。按照当代科学史家钱宝琮的观点，甚至可认为，早在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等人同学的时代，他们就对历法问题有过许多探讨①。

在估价集体工作的体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时，应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① 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初刊于《天文学报》四卷二期， 1956 年12 月。收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的《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352—376 页。敬所分工负责的任务一定会吸收别人的智慧和劳动。例如，关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测定就不是哪一个人所能独力完成的。至于在测定七应的工作中，也离不开历法的推算和对数据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该肯定在整个历法的创新和改革中，也凝结着郭守敬的贡献和智慧。在新历颁行后不久主要骨干王恂等因先后去世或辞归②，唯剩下郭守敬继续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时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没。这也就是后人把《授时历》的成就都归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授时历》除了在天文数据上的进步之外，在计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创造和革新。主要特点有：1.废除上元积年这一点前面已述。

2.以万分为日法古代的天文数据都以分数形式来表示。例如，《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为日，朔望月为日。这中的就称为日法。

西汉《太初历》或《三统历》取朔望月为日，回归年则为日。

3651429499940429438136538515391 4这两历就称81 为日法。后人为区别起见，又称《四分历》的4 为岁日法，而《太初历》的81 则为朔日法。后世各历也都有自己的朔日法或岁日法。唐代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曾发明回归年和朔望月统一的日法，但其用分数表示的方式一直未变。但这种分数方式难以立即比较数值的大小，在历法计算中又需作繁杂的通分运算，很不方便，而且随着天文数据测定的进步，古人实际上已逐渐明白，无法用一个分数来完全准确地表达这个数据的值。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有人企图打破分数表达法的老传统。南宫说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编的《神龙历》即以百进制为天文数据的基础。曹士 于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编的《符天历》更明确提出以万分为日法。但《神龙历》未获颁行。《符天历》只行于民间，被官方天文学家贬称为小历。到《授时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断然采用以万分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数据的表达方式走上了简洁合理的道路。

3.发明正确的处理三次差内插法方法自隋代刘焯以来，天文学家使用二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等各种非均速的天体运动。但实际上唐代天文学家已发现，许多运动用二次差来计算是不够精确的，必须用到三次差，但关于三次差内插公式却一直没有找到，只能用一些近似公式来代替。《授时历》发明了称之为招差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三百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而且，招差法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推广到任意高次差的内插法，这在数据处理和计算数学上是个很大的进步。

4.发明弧矢割圆术天文学上有所谓黄道坐标，赤道坐标、白道坐标等等的球面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家运用球面三角学可以很容易地将一个坐标系统中的数据换算到另一个系统中去。中国古代没有球面三角学，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数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授时历》采用的弧矢割圆术，将各种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个平面上，利用传统的勾股公式，求解这些投影线段之间的关系。再利用宋代沈括发明的会圆术公式，由线段反求出弧段长股关系的方法是完全准确的。它们与现今的球面三角学公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② 王恂卒于至元十八年。许衡于至元十七年告病辞归，次年卒。杨恭懿至元十八年辞归后即不再返回朝廷。张文谦于至元十九年拜枢密副使，次年病故。张易于至元十九年受他人案件的株连而被处死，等等。①。

以上这些计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学者也为此付出了劳动。特别由于郭守敬是《授时历》的最后整理定稿者，使这些突出的天文学、数学成就得彰后世，故其功不可没。

水利工程上的成就郭守敬生平的第二项事业是水利。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项工程：修复西夏水利和开凿通惠河。

1.修复西夏水利所谓西夏水利，是指西夏国首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一带黄河两岸的水利设施。

这一带早在秦汉时起就陆续开凿了许多河渠，引黄河水灌溉，由此构成一张水渠网，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粮仓。但在元朝开国前，历年征战，严重毁坏了原有水利设施，使此地九万多顷良田荒芜，人民常年处于饥饿之中。郭守敬的有关修复水利工作，主要据齐履谦的记述①。

郭守敬对原有的十二条正渠，六十八条大小支渠“因旧谋新，更立牐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整修原有的渠道，使之焕然一新，原有已损毁的牐堰也修补更新。总之，这项工程大抵是因旧整修，即令有新渠开挖、新牐堰的建立，也不会很多。所以全部工程才能“役不逾时”，干了不到一个季度，“渠皆通利”。当然，这也是因为涉及千百万人的生计大事，上、下均望其速成。投入和工效一定都是极高的。此事的成功对郭守敬来说，在于他有组织大型工程的才能，干的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因而人民才会在渠上给他立生祠。

2.通惠河的开挖元世祖把首都定在大都（今北京）。为了供养大都臣民的生活，保证帝王、贵族们的享用，许多物资都要从南方运来，其中粮食每年需要从南方征运数百万斤之巨。在金代，就利用华北平原上的天然水道，与自隋唐以来陆续开挖修建的南方运河相连网，建立了一个水上运输系统，从南方往金朝中都（今北京）运送粮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系统的终点不是在大都，而是在京东的通州。通州距离金中都和后来的元大都还有好几十里路。这一段路程就只能依靠陆运。而陆路运输的成本很高，并且一到雨季，道路泥泞难行，牲口倒毙，粮车陷在泥中，运输效率极低。因此，自金朝起，人们就力图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以解决运粮问题。

通州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筑一系列牐坝，使南来的船逐级上驶。这样，就必须在大都城周围寻找水源以保证运河的水量。大都城郊有西北方的高粱河，西南方的凉水河，其水量都很小，不敷运河的用水。大都城北几十里处，有清河和沙河，虽有一定水量，却因地形自然流向东南，成为通向通州的温榆河的上游。大都城西几十里的浑河（今称永定河），水量在当时是相当大的。金朝时曾从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① 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文中专有一节讨论弧矢割圆法，见《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 年12 月；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麻峪村开了一条运河，经过中都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因浑河中泥沙极多，运河很快淤积；加之夏、秋洪水季节，浑河水极其汹涌，极易泛滥，对运河两岸造成威胁。所以，开凿了十五年之后又复把运河上游的口子填塞了。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郭守敬的身上。而郭守敬也不是一举成功的。

由于金朝开挖的运河，正流经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所需解决的只是上游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郭守敬初见忽必烈时所提的六项水利工程计划中，第一项提的就是此事。他计划把清河的上源中，从玉泉山涌出后东流，经瓮山（今万寿山）南面的瓮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再向东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进入运河。这项计划曾经实施。但因只是一泉之水，只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宫苑的用水量，对航运则无裨益。

三年以后，他从西夏回来，又提出了修运河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利用金人所开浑河的口子，只是另在金人运河的上游开一道分水河，引回浑河。当河水暴涨，危及下游时，就开放分水河闸口，解除对大都城的威胁。同时考虑到浑河水携来的泥沙问题，他撤去了运河上的闸坝，以使泥沙自然运走。这种设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运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虽比大都以上的运河段梯度较小，却仍然是相当大的，没有闸坝控制，巨大的粮船就无法逆流而上。因此，这个方案在至元十三年（1276）实施完成以后，只对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业有所帮助。

此后郭守敬总结了两个方案失败的教训，并在大都周围仔细地勘测水文和地形起伏情况。只是由于他又被调去修历，才把此事搁下了。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元世祖不能决断。派太史令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发现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已筹划多年的大都运河新方案。

这个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凿成的把瓮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为了进一步扩充水源，又把昌平县神山（今称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此后，河水并不径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脚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拦截所有原来从西山向东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汇成流量可观的水渠，再经高粱河进入流向通州的运河。因为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运河下游可以无顾虑地建立船闸，使粮船平稳上驶。元世祖对这一方案极为重视，下令重设都水监，命郭守敬兼管都水监事，并调动几万军民，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听郭守敬指挥。此举虽然只是个象征，但却反映了元皇朝对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整个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运河连同全部闸坝工程就完成了。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瓮山泊的一段又特称白浮堰。从此以后，南来的船舶可直驶到大都城中，作为船舶终点码头的积水潭上登时桅樯如林，热闹非凡。通惠河不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而且促进了南货北销，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

通惠河工程从技术上来说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线路的选择。白浮泉的发源地海拔约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角约十米。但因两者之间隔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地带，它们的地势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还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从白浮泉直线南下，则泉水势必沿河谷东流而下，进不了运河。如果用架渡槽的办法，则也只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费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选的线路，虽然迂回，却保持了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拦截沿途所经的诸多水源，使流入运河中的水能有较大的水量。因为从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线距离有六十多华里（三十多公里），在这么长的路程上地形有几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测量技术实在是很高超的。当代许多地理学家考察了白浮堰线路之后，对郭守敬的成就无不交口赞誉。

光辉业绩郭守敬的毕生事业和主要成就虽在天文和水利两个方面，但他却是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创造性的贡献。

他曾提出，以海平面作为基准，比较大都和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两地地形高下之差，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创始。

他在西夏水利工程结束后曾溯黄河之流而上，探寻黄河的发源地。由此他成为以科学考察本身为目的，专程探求黄河河源的先驱者。他的探查结果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传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专著为都实所撰《河源记》，此是至元十七年（1280）都实奉忽必烈之命专程考察河源的纪实。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对都实肯定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简仪中使用了滚柱轴承，以使简仪南端的动赤道环可以灵活地在定赤道环之上运转。西方的类似装置是在二百年后才由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发明的。

他所创作的大明殿灯漏是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在中国钟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在景符、仰仪等仪器中反复运用了针孔成象原理。这在中国光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成就。

这样一位有多方面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身后自然会得到后人的赞扬和敬仰。

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对他更隆重纪念。1959 年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门厅中陈列了他发明的简仪，元代展品中设立有他的胸像和事迹介绍。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家乡建立了郭守敬纪念馆。在北京积水潭上的汇通祠中也陈列有关事迹和开挖通惠河的介绍。1962 年，邮电部就发行绘有郭守敬像和简仪的纪念邮票共二枚①。1970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其位置为134°W，8°N。1977 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小行星2012 号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中国天文学会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委托，在八十年代举办过几届有关天文学前沿的世界性讲习班，这些讲习班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①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共8 枚），编号纪92，1962 年12 月1 日发行。郭守敬像为第7 枚，简仪为第8 枚。

第十七章　王祯　黄道婆　忽思慧

第一节　王祯

王祯的身世和劝农活动

王祯，《元史》中无传，《山东省通志》也未载他的事迹，只知他是山东东平县人。《东平县志》有“王构传”附带一笔提及：“同郡有王祯者，为丰城①县尹，著《农书》行世。”

王祯活动的时代，正当元朝初期至中期。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建国号为“大元”。他在未登大位前就已采纳耶律楚材等的建议，重视农业生产。登位后，即“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同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具体措施，设置农业管理机构和官员。中统元年（1260），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中统二年，立劝农司。至元七年（1278），“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元史·食货志》）。同年，又颁布劝农立社条规十四条。此外，还组织人编写和多次印发《农桑辑要》一书。元皇朝统一江南后，江南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东南地区北运大都的粮食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三百五十多万石。经济作物棉花这时已推广到淮河和长江流域。随着全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一部总结并指导南北方农业生产的农书。而元初编写的《农桑辑要》有很大局限性，所记载总结的农业科技知识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王祯的《农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王祯的家乡东平，位于山东西部，是大运河和黄河交汇之处，元初已文人荟萃。当时名士加王磐、李昶、徐世隆等都先后在东平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人才，著名的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谦等。孟祺于至元七年（1270）任山东西道的劝农副使，也是《农桑辑要》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行，对包括王祯在内的东平知识界必然有所影响。王祯自元贞元年（1295）至大德四年（1300）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在任期间，他生活俭朴，曾捐出薪俸兴修当地的学校、桥梁、道路，教农民种植树艺，施舍医药给有病的穷苦人。六年后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由于王祯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颇有好评，人们称他“惠民有为”（《旌德县志》）。据《农书》，他自称：“愚尝客居江淮”①，“尝见于江浙农家”②，“又见江南春夏之间，用此挟贮泥粪”，③均反映了王祯对当时的江南农业生产是非常熟悉的。

从《农书》的字里行间，还可分析出王祯的思想品行。

首先，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农书·自序》开头就说：“农，天下之大本也。”又说：“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遵循这种农本思想，身体力行，教民耕织。为了① 此丰城应为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

① 《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沙田”条。

② 《农器图谱集之八·蓧蒉门》“筛谷拐”条。

③ 《农器图谱集之十二·舟车门》“划船”条。

总结经验，他立志编写一部《农书》，“不揆愚陋，搜辑旧闻，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三百有七十。”戴表元为《农书》写序，介绍王祯在旌德时劝农事迹：“丙申岁客宣城县，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施德治。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 、麦之类，所以时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杷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他县为宰者群揶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赖而诵歌之。”①二是重视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器。王祯在写作《农书》过程中，重视对新发明的农器和生产技术的搜集，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在推荐民间新创可兼磨、砻、碾三用的水转轮轴时说：“一机三事，始终俱备，变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②《农书》本身就是一部收集和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器的科学著作。

第三，反对虚文，重切实致用。王祯认为进行“劝农”工作必须“加实意，行实惠，验实事，课实功”；“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这样农民才能“恳恳然劳之哉”。王祯反对当时劝农工作中不讲究实效，徒具虚文的做法，说：“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报告，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在《农书》中，他从实用目的出发，着意比较南北方的农具、耕作和蚕桑方法等的优劣，加以介绍，交流推广。

第四，同情农民，反对统治者无止境的剥削。《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写道：“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朘削脂膏以肥己”。指出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使“其间有收刈甫毕，无以糊口者”①。他宣传提倡北方农村中的“锄社”，认为此可以发挥小农互助力量的作用，“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为锄社，甚可效也”②。

综上所述，可见王祯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又较体恤民情和克尽职守的地方官吏。

《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王祯《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有重大贡献。关于写作时间，《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中称：“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是《农书》方成”；在“自序”中则记为“皇庆癸丑”。由此可知，《农书》始撰于他任旌德县尹时，到永丰县二年以后，即皇庆二年（1313）才脱稿。明代和清代中期以前的官私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的元刻本，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书在永乐年间（1403—1427）被收入了《永乐大典》。明嘉靖九年（1530），山东布政使司根据一个抄本刻印，这可能是此书完整的最早刻本。万历二年（1574），山东济南府章丘县县署又翻刻① 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

② 《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① 《农桑通诀之四·蓄积篇》。

② 《农桑通诀之三·锄治篇》。

一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邓渼又据“嘉靖本”重刻，行款有了改变，插图略有删减。这刻本较稀见。在明代共刻过三次，三种刻本均为同一来源。清代中期以前，本书流传不多。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收入本书，称“库本”。“库本”比“明刻本”多一篇作者“自序”，书的次序和内容都有些出入。“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也收入了本书，这是清代的第一次印本，系据“库本”，参考“明刻本”改订的，有的地方甚至与这两个版本都不同，即后来流传很广的几种版本之祖本。晚清时，全国上下提倡“实学”，福建、广东、上海也都有翻刻。民国以后，有1924 年山东农业专科学校排印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入“万有文库”。新中国建立后，有1956 年中华书局铅印本，仍用“万有文库本”纸型，稍有修改①。1981 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王毓瑚校订本，文字以“库本”为主，用“嘉靖本”校补，并参考其他版本，此是迄今最好、也较接近《农书》原貌的本子。

王毓瑚校订的《王祯农书》，内容大体如下：开头是王祯写的“自序”；接着是正文，共计三十七集，三百七十一目，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是“杂录”二目。

《农桑通诀》共六集，二十六目。属农业总论性质。开卷根据古代传说等叙述农事、牛耕和蚕事的“起本”，即历史渊源，为中国古农书中所首见。接着以“授时”、“地利”、“孝悌力田”三篇说明天时、地利的作用和人力的重要性。然后转入正题，泛论农、林、牧、副、渔各业。农业生产中从耕种到收获止的一些共同基本措施，如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再有“种植”（种植树木）、“畜养”（包括马、牛、羊、猪、家禽、鱼、蜂）、“蚕缫”三篇，作为农家副业。另有“劝助”、“蓄积”、“祈报”三篇。概而言之，其主要内容贯穿着农本观念与天时、地利、人力共同决定的思想，与《齐民要术》“序文”中“教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百谷谱》共十一集，八十三目。属农作物栽培各论。“谷属”十四目，记述粟、水稻、旱稻、大小麦、黍、大豆等十五种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贮藏、利用的技术与方法。“蓏属”十三目，介绍甜瓜、冬瓜、芋、萝卜、蔓菁、莲藕等十二种作物；“蔬属”十九目，介绍葵、芹、芸苔、菌、蒜等二十种作物；“果属”十八目，包括有梨、桃、梅、杏、荔枝、柑橙等二十三种果树。此外，还有二十一种竹木、纤维、药材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收藏，以及利用的技术和方法。这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汜胜之书》到《农桑辑要》已有各种农书，新增的只有十几条。后为“饮食类”，原有“豳风七月诗说”、“食时五观”和“备荒论”三篇，今仅存“备荒论”。从积谷仓和区田、柜田等积极防荒的措施谈起，又列举了许多可以代粮用的野生植物，最后是抄录的一些不可信的民间相传的所谓“辟谷方”。

《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收有插图共三百零六幅，分为二十门（二十集），二百六十一目。田制门（十四目）、耕作工具耒耜门（十六目）、钁臿门（十二目）、钱镈门（十一目）等；收获工具铚艾门（十二目）、杷朳门（十五目）、蓑笠门（十目）等；蓧蒉门（二十目），即搬运工具；以及杵臼门（十目，包括油榨）、仓廪门（十二目）、鼎釜门（八目，包括炊① 有关《农书》版本情况，据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缩写。具和盛具）、舟车门（九目，包括田庐、守舍、牛室）、灌溉门（二十三目，包括设备和工具）、利用门（十四目，包括水利工具和水力设备）、 麦门（八目，收麦的特殊工具）、蚕缫门（二十目）、蚕桑门（十目）、织絍门（七目）、纩絮门木棉附（十二目，包括制作丝绵和棉花加工）、麻苎门（十六目）。每一幅图均附有文字说明，记述构造、来源、用法、演变和性能等等。并附有一段韵文，或一首诗赋，有的录自前人作品，但大半为王祯自己所作。这些图经过辗转复刻，自然会有些走样，但所绘的实物，大体上还是精细正确的。

“田制门”包括的区田、圃田、圩田、沙田、涂田、柜田、架田等，是一些特殊的土地利用和改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温饱和生存，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是如何千方百计找地种的。从丰富多样的农具图像中，也看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需要而创造出不同用途的农具，显示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还有少数不属农具范围的“梧桐角”（用梧桐叶卷成角形的哨子）、“薅鼓”（薅田时，挂在村头树上，敲击时能起召集和娱乐之作用）、“击壤”（一种农村老农玩的游戏）。此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民俗风习。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和江南水田农业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写成的。其次，《齐民要术》奠定了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基础，而《王祯农书》，则是中国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比前者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农器图谱》篇幅占《农书》的十分之八，把农具列为综合性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王祯开始的。此后的农书和其他书籍所记述的图绘农具多以此为范本。

多才多艺王祯多才多艺，在机械学等方面也颇有发明创造，是一位出色的工艺学家。他所编的《农器图谱》，把当时农业生产所用的各种器物分门别类详尽地用文字介绍，一一绘有图样。有的已失传的农业机械，他大力搜集加以复原，如西晋时刘景宣制作的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此磨用力少而功效大，但久已失传。王祯“寻绎搜索，度其可用，述此制度”，名之为“连磨”①。东汉时杜诗发明的水排，可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元代时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是特意“多方搜访，列为图谱”。他对轮轴特别感兴趣，在《农器图谱》中有“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收集了五十七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制出“水砻”和“水轮三事”。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王祯称之为“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②。

创制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是王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王祯开始写《农书》，因字数较多，雕板印刷有困难，他就请工匠创制木活字约三万多。其方法是先用纸写好字样，糊于木板上刻字。刻后把每个字锯开，用小刀修理成一样大小。然后一行行排字，用竹片夹开来，排满一板框，用小竹片垫平，木楔塞紧，使每个字都坚牢不动。再于活字上刷墨，铺纸，用棕① 《农器图谱集之九·杵臼门》“连磨”条。

② 《农器图谱集之十四·利用门》“水排”条和“水轮三事”条。

刷刷纸，就印出文字来了。这套活字他原计划用于排印《农书》，后因故未用上。大德二年（1298），王祯用来试印《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字，不及一个月百部书都完成，同刊板一样，证明效率较高①。为了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提高工效，王祯又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以字就人”代替“以人寻字”。排字工人坐着推转轮盘，就可找到所需要的活字。王祯把这种先进的造木活字方法和排版印刷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此后，有一位马称德在浙江奉化也用此法雕镂木活字十万个，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元代时木活字印刷还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中就发现过元代畏兀儿文木活字。明、清时木活字大为流行，除排印书籍、家谱外，还用于印行邸报。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使用广泛仅次于雕板，而远胜其他活字。毕昇虽试制过木活字，但用于印刷书籍，并把制造方法和经验写成专文的，则是王祯。②《农书》所述“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这也是王祯首创。后一图的原图已佚，书中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及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各物候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连成一体。王祯在对图的说明中强调两点：一是不依历书所载月份，而用节气定月份，即“以交立春节为正月，交立夏节为四月，交立秋节为七月，交立冬节为十月”③。二是指出图中所列的各月农事，只能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当按纬度和其他因素而有所变更，不能“胶柱鼓瑟”。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简明了然，使用方便，确实是一种值得叹赏的创作。

王祯在文学上也有较高的素养。《农器图谱》一幅幅插图所附的一篇篇韵文和诗赋，大多是他所作。有的写得颇有文采。徐光启评论说：“余读《农书》，谓王君之诗学胜农学。”①① 《杂录·造活字印书法》。

② 张秀民：《王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60 年版。③ 《农桑通诀之一·授时篇》。

① 转引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价》，农业出版社1980 年版。

第二节　黄道婆

黄道婆对元代以后棉纺织业的发展很有影响，本卷丙编第四章中有所论及。有关黄道婆的“本事”，各种官方史书均不载，元以后的私家笔记、诗文杂著中略有提及，内容大多相同。这些记载虽不很准确，但却是我们了解黄道婆生平的重要资料。

黄道婆的生卒年月及名字已无从查考，“道婆”两字无疑是后人对她的尊称。最早提到黄道婆事的是《辍耕录》，作者是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辍耕录》成书于元末，其载黄道婆生活于“国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的乌泥泾（时属上海县，有的书称松江乌泥泾，那是因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之故）。正确地说，黄道婆应是元代前期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人。据与陶宗仪同时代人王逢的诗《黄道婆祠并序》所记，黄道婆年轻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曾远离故乡漂泊到海南的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在那里从事很长一段时间的植棉和棉纺织劳动，掌握了一整套出色的棉纺织技术，待至中年，方才返归乌泥泾故乡。

乌泥泾毗邻东海，在黄道婆离乡前，这里农业极不发达，棉纺织技术更是落后。黄道婆回乡后，看到家乡棉纺织生产的落后情况，决意使之改变。她陆续采取不少措施，向家乡人传授在崖州学到的整套棉纺织技术，结合内地传统的纺织工艺，进行改革，创造了一套新技术。至今可推断的技术革新有五项：1.改良棉种。用她从崖州带回的棉种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优良棉种，取代了原有的质次种子。

2.改良捍棉机具。用双把手摇轧棉的搅车代替原有的用手剥脱棉籽。

3.改良弹弓。用檀木椎（或称槌）往来敲击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弹弓代替仅有一尺四五寸长的指拨线弦小弓。

4.改良纺车。缩小纺麻丝的三锭脚踏车竹轮直径，调整踏杆支点和竹轮偏心距，制成一手纺三根纱的脚踏三锭纺车，代替手捻纺坠纺纱或单锭手摇纺车纺纱。

5.改良织造工艺。借鉴和汲取黎族织造“崖州被”的经验和方法，发展汉族民间固有的传统织造工艺；织布讲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技法；被褥、带、帨等织物，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图案；创造了具有江南特色的“乌泥泾被”。这些织物具有独特的风格，很快成为当时异常珍贵的品种，称为“云布”风行一时。由于乌泥泾棉布销行日广，千户农家和手工业者生活大获改善，从而使乌泥泾很快变成了一个富庶的知名村镇。

黄道婆的棉纺织新技术，对棉织业在与上海县相邻的松江、青浦一带的普及，和上海地区棉纺织业日益繁荣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黄道婆逝世后，松江府地区很快成为全国植棉业的中心，并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赞誉。黄道婆创造的棉纺织新工艺长期流传于世。据清代褚华《木棉谱》记载：松江府地区普遍栽种的“杜花”和“紫花”，均为黄道婆传下的棉种。盛行于明清两代匹值万金的棉织龙凤、斗牛、麒麟等袍服材料，也是沿用黄道婆的方法生产的。

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府地区的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后人无不衷心感谢黄道婆的功德。民间传诵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乡人为她造墓树碑，建祠塑像，奉祀香火，敬如神祗。如清代上海县城内一处黄道婆专祠碑文所记：“天怜沪民，乃遣黄婆，浮海来臻。沪非谷土，不得治法，棉种空树。惟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踏车去核，继以椎弓。花茸条滑，乃引纺车。以足助手，一引三纱。错纱为织，灿如文绮，风行郡国。昔苦饥寒，今乐腹果。..”①此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黄道婆革新棉织技术的功绩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① 包世臣：《新建黄道婆专祠碑记》，刊《安吴四种》卷二九。收入《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页46。

第三节　忽思慧

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时间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回回人）。忽思慧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被选充饮膳太医一职，至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由于有关史料缺乏，该书成为考其生平的主要依据。从该书“虞集序”可知，忽思慧尝为赵国公常普兰奚下属，且两人关系密切。据《新元史·常齩住传》，常普兰奚于延祐二年（1315）加金紫光禄大夫、徽政院使，掌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很可能即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饮膳正要》成书之后，专门进呈中宫供览，受命担任该书刊刻、校正者又多为与中宫关系密切之人，如拜住为中政院使，张金界奴为内宰、隆祥总管等，且“虞集序”中专有褒颂“圣后”之语，故忽思慧当时应在中宫供职，以膳医身份侍奉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营养保健学在我国古籍中称为“食疗”、“食补”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帝王往往都很注重自身的医药养生，食疗亦为所重。宫廷中食医机构与职官的设置，可追溯及《周礼》。据《天官》章载，就专门设置有两名为王家服务的“食医”，专司宫廷饮食和齐、四季所宜。此后，历代皆有类似制度与职官设置。至元代，蒙古统治集团性喜豪宴，食医与食官尤为偏重。自成吉思汗时就有食医之设，如常普兰奚之曾祖父常资、祖父常兀迩笃，就先后担任成吉思汗宿卫兼典御膳。元世祖忽必烈对饮食卫生尤为重视，他“食饮必稽于本草”（《饮膳正要·虞集序》），设置有执掌饮膳的太医四人，负责宫廷的补养调护之术，饮食百味之宜，且每日须将“所职何人，所用何物..标注于历，以验后效”（《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有较为严明的规章制度，这对于总结食疗经验是十分有利的。出生印度的铁哥，为忽必烈掌饔膳汤药，深得信赖，元世祖尝谓其曰：“今卿典朕膳，凡饮食汤药，宜先尝之”（《元史·铁哥传》）。铁哥即为当时的饮膳太医之一。元初名医许国祯之母韩氏，亦曾以食医身份侍奉元世祖之母庄圣太后。

金元时期，我国医学的发展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外各民族医学的交融，一是医药学术的争鸣与创新，这不仅促进了食疗学的发展，也为食疗经验的继承与总结提供了特色各异的丰富资料。忽思慧长期担任元廷饮膳太医，负责宫廷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实践与研究，得以有机会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进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造的技艺与经验加以及时整理总结，他自称，《饮膳正要》一书就包括了元世祖时“尚医之论著”（《饮膳正要·虞集序》）。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这些都构成了《饮膳正要》一书的丰富内容。

《饮膳正要》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廷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全书三卷，约三万一千二百余字。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食疗基础理论；一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廷饮食谱153 种与药膳方61 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24 则；一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兽、鱼、果、菜、料物等共230 余种，② 本文材料主要参考忽思慧《饮膳正要》，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明宋濂等《元史》；清柯绍忞《新元史》，民国初得耕堂刊本；李经纬等主编《中国医药百科全书·医药史》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并附本草图谱168 幅。全书另有21 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该书的编撰工作曾得到集贤大学士、赵国公常普兰奚的直接支持。书成后，于同年刊行，惜元刻本久已失传，今存有明经厂刊本及近现代影印的几种刊本。

忽思慧继承了前代食、养、医结合的悠久传统与食疗、养生的丰富经验，尤其重视与承袭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有关学术理论与见解。他着重论述了有病先以食养、不愈再取药疗，及“保养之道，莫若守中”等食疗理论，强调了食疗在医药学中的作用与地位。书中选录的每一种药物与食谱、药膳方，都十分重视和讲究其养生和医疗作用，因此书中所载食品大多是具有补益与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他比较重视“以脏补脏”的食疗理论，并在其食疗方中充分加以运用，如以羊、鹿、猪肾治疗肾虚等等。除食疗方外，忽思慧还注意汲取前代养生学各方面的丰富成果，如在卷一“养生避忌”节中收集了前代养生箴言近60 则，其中既有与饮食有关的如“凡热食有汗，勿当风”、“夜不可多食”等，也有如“节嗜欲、戒喜怒”、“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等其他方面的养生经验，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神仙服饵、气功导引方面的内容，更反映了传统养生学的特色。书中所引用的前代有关养生的著述有《道书·八帝经》（1 条）、《抱朴子》（8 条）、《列仙子》（2 条）、《神仙传》（4 条）、《修真秘旨》（2 条）、《孙真人枕中记》（1 条）、《东华真人煮石经》（1 条）等多种。

在中国食疗史上，较为全面地论述食疗理论与应用的，忽思慧可谓第一人。我国食疗的发展源远流长，至唐宋时期形成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食疗专书，而“千金”两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唐宋时的大型综合性医书中也收载了很多食疗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专书与内容大多以食疗本草或食疗方剂的形式出现，形式与内容均较单薄，食疗理论的阐述也较零散。而忽思慧在食疗应用范围、食品性味与营养价值、饮食保健、饮食治疗、饮食卫生与宜忌、食物中毒及解救、食物烹调等各方面，从基础理论到实际应用均有论述，并且较前代有不少新的发展，内容涉及到了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尤其重视妇幼保健，除继承了前代胎教学说外，对“妊娠食忌”、“乳母食忌”等均列有专节论述。他新增补了不少不见于前代文献的药膳方。对饮食卫生，他也很重视，反复予以论述。如主张不食不洁或变质之物，防止病从口入；又如“烂煮面，软煮肉，少饮酒，独自宿”的主张，对于当时的饮食习惯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还在医学中首先使用了“食物中毒”这一术语，并列举了许多有效的解救食物中毒的方法，有的沿用至今。

《饮膳正要》的学术成就与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如以继承发扬前代食疗学成就为经，以广泛吸取汉、蒙、藏、维等各族人民各具特色的饮食经验为纬，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书中卷一首列“三皇圣纪”一节，条述伏羲、神农、黄帝等的传说，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汉族医药文化在书中得以延续的生动体现。书中尤其突出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饮食特点。如“聚珍异馔”节的食谱方中有78 方用有羊肉、羊脏、羊骨及羊血等，占全部94 方的4/5 以上，其余16 方中，尚多有用马、鹿、狼、熊、雁等漠北常见动物者。这些食谱方的功效以温中益气散寒为主，显然也与当时蒙古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饮料马奶在书中也颇多应用。书中专列“饮酒避忌”一节，收集饮酒卫生经验33 条，尚有解酒毒法，并设五味子汤、人参汤等代酒饮料，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人民的饮食风尚。而书中所载酥油、醍醐油、白酥油（马思哥油）、西番茶等，则是具有藏族特色的饮食。另外，卷二的“搠罗脱因”，自注云“系畏兀儿茶饭”，显系维吾尔族特色的食谱。卷三并称哈剌火者（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所产葡萄酒为最佳。

《饮膳正要》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活动十分兴盛，其中外来药物与方剂的输入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书中收载了大量外来药物，如回回药物八担仁（巴旦杏仁）、必思答（开心果）、马思答吉（黄连木乳香）、咱夫兰（藏红花）；来自东南亚与南亚的胡椒、草果、孩儿茶，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参等。其中有的外来药物如孩儿茶未见于以前文献，为《饮膳正要》所首载；有的药物如咱夫兰等以前文献虽有个别记载，但以《饮膳正要》收载为依据，才标志着该药物已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与广泛应用。传入较早且已习用的胡椒之类辛香类药物在书中应用颇广，而较为珍贵的新罗参也见于书中的五个方剂之中，且如“铁瓮先生琼玉膏”一方中用量达24 两，可证当时输入量之多。书中所载的许多外来药物为《回回药方》、《本草品汇精要》与《本草纲目》等元及元以后的本草著述所收载，并逐渐成为中国医学的常用药物。书中还收载了一些外来植物，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西瓜、苏门稻米等。

烧酒在医药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元代以前文献中很少见，尤其未见有关于制作方法的可靠文献。《饮膳正要》卷三载有：“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记述了阿剌吉酒的性味、功用与制法。从以好酒蒸馏而成的制法看，显即后世所称烧酒，故《饮膳正要》当为烧酒可靠史料的首载文献。元代以后类似记载即多见，而烧酒也逐渐成为中国各地的常见饮料。从现有资料看，烧酒及其蒸馏制法，有可能是在元代从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到中原地区，并逐渐在全国广为流传饮用的。蒸馏法烧酒的传入和制作，可谓中国酿造业的一个巨大变化。

外来方剂的传入在《饮膳正要》中也有反映。在中世纪的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药物实用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是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这类方剂宋金时即已传入我国，在元代，由于统治集团的喜爱，颇为时兴。《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节中即载有这类制剂近20 种。这类制剂因所取果品不同，具有不同性能与效用，大多具有某种治疗作用，但过量服用却可致病，中性者则可充作饮料。如所载“五味子舍儿别”，系取新北五味子与白沙糖一同加工熬煎成。舍儿别又译舍利别、舍里别、舍里八、砂哩别等，为波斯语sherbet 的音译（语源或来自拉丁文syrup，药典译为“糖浆”）。成吉思汗时，撒麻耳干名医也里可温撒必，曾因进所制舍儿别医愈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病，而被授予答剌罕封号，并充任专司其法的“舍里八赤”一职。撒必外孙马薛里吉思尤精此术，至元五年（1268）奉元世祖召进舍儿别，获赏赉甚多，并获专司其职的金牌，并专为造舍儿别事赴云南，闽浙等地。当时可能因果品取用之便，其制造以东南沿海地区为甚，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如据《至顺镇江志》、《续通考》等记载，元时镇江、泉州等路每年均向元廷进贡不少舍儿别。这类制剂元代以后仍见流传，如舍儿别，至清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尚有记载。除上述回回方剂外，《饮膳正要》还载有一些其他外来方剂，如卷一所载“八儿不汤”、“撒速汤”，均自注云“系西天茶饭名”，当为传入的古代印度饮食方。

《饮膳正要》卷三部分为食疗本草。忽思慧在“进书表”中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如狼肉、黄鼠肉等，还首次提出海红一药的性味功效。《饮膳正要》还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绘图形象生动准确，168 幅附图除录自北宋《本草图经》外，尚新增有银杏、八担杏、草果等图。虽今传本为明重刻本，但应仍大部保存了原刻风貌，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弥足珍贵。书中引用的本草著述有唐苏敬等《唐本草》（即《新修本草》。3 条）、唐孟诜《食疗本草》（3 条）、宋《日华子诸家本草》（7 条）、《食医心镜》（作者待考。1 条）、《药性论》（作者待考。1 条）及太清诸本草（当为道教本草著述。1 条）等，多为散佚不传的古本草，有关引文对研究辑佚这些古本草著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饮膳正要》还保存了部分元代风习与语言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足资考证。如描述元廷奢侈的食尚：“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精制。..进酒之时，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牛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书中丰富的元代宫廷食谱药膳方，是我国饮食史、烹调史上宝贵的资料、很有进一步研究、开发的价值。卷二“井华水”一条，则追载了元武宗时内府御用之水必取邹店井水的由来，以今观之，其地井水水质佳良，很可能与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有关。又书中有不少蒙汉对照的词汇，如沙吉木儿-蔓菁根、答必纳-草龙胆、哈昔泥-阿魏、赤赤哈纳-北地酸角儿、白纳八-沙糖、阿剌浑-花鹅、速速儿-鸭、塔剌不花-土拨鼠等等，也是研究民族历史语言学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少数民族作为大家庭的成员，各自为华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忽思慧为其代表之一，他的成就在我国食疗史与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编撰的《饮膳正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

第十八章　阿尼哥　朱思本贾鲁

第一节　阿尼哥

来自尼波罗的优秀工艺师阿尼哥（Anigo，1244—1306）①，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为王室后裔②。其祖名密迪迩，父名腊可纳。阿尼哥自幼诵习佛书，并通梵文。有从事画塑业的同学读《尺寸经》，他一听即能默记，稍长大后，就善于画塑和铸金为像。尼波罗国曾属于吐蕃王国，九世纪玛剌（Malla）王朝建立后，仍与吐蕃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其国人擅长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以尼波罗国多良工，发诏书征召，其国搜罗得80 人应征，令推一人为领队，阿尼哥自清任之，时年仅17 岁。遂率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请归，八思巴奇其才，劝其入朝，乃为之祝发，收为弟子，授以秘典，并荐之元廷。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问以“汝来何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诏构塔于吐蕃者二载，见彼土兵难，愿至尊安戢之，特为苍生来耳。”又问其能，答曰：“臣以心为师，粗知绘塑铸镂。”元世祖遂命他修补一尊针灸铜人像，系窝阔台时王檝出使南宋时所得献进者，关膈脉络皆备，但年久损坏，诸匠皆不敢承命修补，阿尼哥请试为之，于至元二年（1265）补成，令诸匠折服，叹为天巧。此后凡大寺庙建塔、造像及重要画塑、铸镂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18 个司局，授阿尼哥为总管①。时其妻尚留本国，察必皇后遣人赐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携黄金500 两乘驿往召之来京。至元十五年，诏命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以宋景献太子孙女妻之，并赐景献太子所有之府库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圣寿万安寺塔成，赐京畿良田万五千亩、农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皇太后阔阔真赐银万两，并赐贵戚女为妻。次年，崇真万寿宫建成，诏为其设位置像②。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病卒于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谥敏慧。

建筑工艺上的非凡成就阿尼哥巧思绝人，凡塔庙之建筑，像设之铸镂、雕塑或绘织以及其余器① 藏文《汉藏史集》载其名作E-ner-dga’。《元史》卷二○三本传谓“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其义不详。达斯《藏英辞典》有Par-bu 一词，据Schmidt《藏德辞典和藏文文法》，同于梵文patra，意为图画，绘画，未知是否即此。

② 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以下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碑。① 神道碑作“至元十年立诸色人匠总管”，据《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诸色人匠总管府系至元十二年始置，其所属11 司局，除铸泻等铜局置于至元十年外，其他10 局亦皆置于十二年。颇疑阿尼哥初授者仅为铸泻等铜局官，两年后立诸色人匠总管府，始授总管。

② 崇真万寿宫系为张留孙所建江南龙虎山正一道教之道观，建成于元贞二年，见《元一统志》（辑本）卷一。阿尼哥像，见程钜夫《题凉国敏慧公画像》，《雪楼集》卷二五。

物之铸造刻镂，无不精湛。仕元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两座，道宫一座，像设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园之“凌空”玉塔、大圣寿万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护国仁王寺之庄严佛像，涿州护国寺及所塑摩诃葛剌（大黑天神）主从之像，大都东花园寺所铸丈六金身佛像，圣寿万宁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萨及所铸五方如来，大都和上都国学文庙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后之织像，真金和其长妃阔阔真之织像等。此外还先后铸成内廷之大鹏金翅雕和尚酝巨瓮；制造了镔铁自运法轮，元世祖行幸时用于前导；又创浑天仪及其他司天器物。阿尼哥对中国艺术的主要贡献，其一为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护国仁王寺时，汉族巧匠刘元被召参加塑造佛像，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为绝艺，成为仅次其师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艺家，这种造像式样也日益盛行。其二设计建造了尼泊尔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现存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于至元八年，高50.9米，砖造，塔基上建二重复合式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覆莲承托之圆瓶形硕大塔身，塔颈作圆锥形相轮状，顶端华盖直径9.9 米，其周边悬挂36 个铜质透雕之流苏和风铃，其上之塔顶为一铜质小塔（原为一宝瓶）。因塔座、塔身通体用石灰粉妆，故俗称“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长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腊，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第二节　朱思本

遁世入道

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抚州）人。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年不满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此山传教。元平江南时，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应召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留大都，建崇真宫于两京，专掌祠事，并被授为玄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吴全节至大都，协助留孙处理教务。是时，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潜心学道，以其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龙虎山的地位不断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师张留孙命，离龙虎山去大都，成为留孙、全节的得力助手。这时，朱思本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贞一斋诗文稿·发山中》）看来他早就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般的人，更无意去追求权势。然而他却利用这一机会，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①，在科学上做出一番事业来。

游历考察二十年朱思本游历考察各地先后达20 年之久。这期间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德三年（1299）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贞一斋诗文稿·舆地图自序》）；第二阶段，从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0）止，是奉诏代祀名山大川时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这20 年间，除了在大都一段时间外，他的足迹遍及今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真可谓“跋涉数千里间”。

第一阶段从龙虎山出发北上大都的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道士，真正接触到社会，对“人生休戚，时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胜计。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灾的悲惨情景，他在《庙山九日》中写道：“良田没巨浸，鱼鳖为鲜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在《东吴行》中写道：“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袭下，不知夺去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飘零”；“流尸日夜下，水气为之腥”（《御河》）。大水之后，扬州一带又发生旱、蝗等灾和瘟疫。他在《广陵行》中写道：“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虫① 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二。

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广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灾后，能否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朱思本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庙山九日》）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1307），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随从吴全节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夺位成功，至大三年（1310）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诗作已在大都知识界中流传，其才能李孟必有所闻。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记述了这段事迹，并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始终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开始了长达10 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0 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舆地图》的绘制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首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古地图所载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贞一稿序》）

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发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成果。在《自序》中他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增补，于大德七年（1303）成书，凡1300 卷。该志所引资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发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可知即以计里画方绘制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法。

形实可据，“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发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广舆图序》）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广舆图叙》）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这时吴全节已嗣为玄教大宗师。泰定年间，吴全节曾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思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约于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病逝。

第三节　贾鲁

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读经书，谋略过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间，两度以明经考试名列乡贡前茅。泰定初年，授为东平路儒学教授，后历任宪史、行省掾等吏职，升为潞城县尹。元顺帝至正年间，起用为太医院都事。中书右丞相脱脱主修辽、金、宋三史，召贾鲁为《宋史》撰修官。修成后，他出任燕南山东道宣抚使的幕僚。

贾鲁有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民情及社会弊端相当了解，也有志于改革时弊。当他因出色的政绩而被选为中书省检校官后，即上书数万言，指出由于管理不善，粮仓数以万斛计的官粮遭到损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后来在担任工部郎中期间，又逐步积累了工程建设的实际经验，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议改革天下营造百工。可见，贾鲁是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沿黄河的州县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严重水灾。大水吞没了黄河两岸的农田庄稼，淹死、饿死、病死的人民“不可胜数”。大批背井离乡的流民，弃儿鬻女、剥树食皮、死尸遍野，处境十分悲惨。大水继续北漫，大有威胁会通运河漕运和冲垮山东盐场之势，元顺帝不得不征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贾鲁被任命为行都水监，筹备治河事宜。

贾鲁上任后，以治河之事为己任。他沿着黄河屡次泛滥的中下游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往返达数千里，仔细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终于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后，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贾鲁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第一条，“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此方案显然是针对元政府软弱的财力，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筑北堤，用工实省，然而山东境内的积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古代鲁西南一带有许多湖泊，由于千百年来黄河一直是从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长期淤积，几成平地。特别是金代初黄河改道后，原来湖泊低洼之地渐成垦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绵亘一百余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缩小。这时的黄河北河地域内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水系调节库。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时，北溢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泊，说明河水北溢后，运河和大清河（今黄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运河的沛县周国地区，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积越来越大，受灾地区越来越广。所以，筑北堤只能暂时阻止河水继续灌入运河。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的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那时的灾情就更难控制了。

第二条，“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如将黄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数倍，而是几十倍，费时不是数月，而是几十年的问题。南行虽然存在类似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淮河的泄洪能力显然比大清河强。元代黄河几次大决，问题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间南北摆动。如能抓住这一要害，在这一范围内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积于山东的洪水改归黄河，又能立即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当时贾鲁的方案却未被接受。不久，他调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运使。

贾鲁是很有抱负的，每担任一项职务，就会对所管辖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议。在右司郎中任内，他提出“时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运使后，把在考察黄河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以“漕运二十事”提供给元廷。

疏塞并举复故道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脱脱再次出任中书右丞相。这时黄河的灾情日益严重，北溢的河水已侵入安山（今山东寿张东），泛入运河，蔓延到济南、河间一带，漕运和盐场均受到严重威胁。大都河间盐运司和山东盐运司所属运河两岸的盐场，在全国制盐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盐场被水冲坏，元朝的财政危机将急剧上升。再加上黄河决堤四五年来，以流民为主的农民起义一年比一年增多。脱脱深感问题严重，所以抓紧治河大事，展开讨论，以求最佳方案。贾鲁以都漕运使的身分，参加了制定治河方略的讨论会，并重新把他的治河二策提出来。与会者众说纷纭，提出了种种方案，贾鲁坚定地认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当，害不能已。”脱脱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取其第二策。

至正十一年春，贾鲁一切准备就绪。治河即将开工之际，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力陈不可”，坚决反对治河，主要理由是：（1）工程浩大难成；（2）害怕“盗贼”与挑河夫结伙起义。脱脱不为所动，毅然下令施工。四月，脱脱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处驻军二万开始治河，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一百九十天。

贾鲁治河的方案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整个工程分为三段：第一为疏浚故河，第二为堵塞黄河故道下的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第三为堵塞白茅决口。有关工程概况及技术措施如下：第一大工程是疏浚从黄陵岗到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由于河道的情况有高有低、有宽有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浚方法。贾鲁指出：“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至正河防记》）具体施工是从白茅口南二里的黄陵岗向东开始的，“辟生地（开新河）十里”，到达南白茅，又开河十里至刘庄村，接入故道，从刘庄至专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从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从黄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这段干流工程共长一百八十二里。为防止以后堵口合龙后水势的狂怒，特浚凹里村减水河：从凹里村向西开生地三里四十步，分别不同情况拓宽旧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张赞店，从张赞店到杨青村垦生地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这段减水河共长九十八里五十四步。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强。

第二大工程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至正四年河决后，黄河故道两岸已是千疮百孔，为使回河故道后不致出现决溢险情，贾鲁在疏浚了故道和开凿减水河的同时或以后①，先后筑塞了专固缺口和凹里减水河豁口处，从哈只口至徐州三百余里，修缺口一百零七处。同时，又兴两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势低洼，修筑护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贤村等处，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长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长六里三十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黄河勒回故道。这是决定治河成败的关键一役。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向疏浚完毕的故道放水。在此以前贾鲁考虑到决口势大，又正值秋涨汛期，故在口门侧的北岸筑剌水堤二道，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减弱口门溜势。又筑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黄陵北岸者，总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门西侧岸上筑土堤伸入水中，修叠埽台，系龙尾埽，直抵龙口；黄陵南岸总长九里百六十步，但剌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较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而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行，洄旋湍激，难以下埽。且埽行或退，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至正河防记》）在此关键时刻，贾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新的“障水入故河之方”。九月七日，贾鲁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绠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绠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锚于上流邦锤之水中。又以竹绠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绠或锤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船沉后，水溢入故河道，“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舶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至正河防记》）。由于用船堤障水，加长了挑水的长度，减轻了剌水堤回漩湍激对龙口的威胁。但由于水势过大，堵口合龙极其惊险，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时，“用工尤艰”。“薄龙口，喧猛疾，势撼埽基”，将大埽冲裂冲陷，“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这时，贾鲁“神色不动，① 塞口工程西起凹里减水河，东至徐州，大体应在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前修毕，据《庚申外史》记：“八月十日（芝麻李、彭早住、赵君用等）佯为挑河夫，日夜仓皇投徐州城。”可见当时徐州附近正在进行塞口工程。

机解捷出”，命十余万人扎帮、运埽、叠埽，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至正河防记》）。贾鲁在堵口技术上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

整个治河工程耗资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所用木桩大者二万七千根，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根，藁秸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绳索五万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缆、铁锚、大钉等等物资不计其数。总计用去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如此浩大，这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见的。贾鲁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把汹涌泛滥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证了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使黄河下游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勒回故道工程虽然竣工了，灾情严重的北河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的元朝政权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治理，致使决溢接踵而来。因此，贾鲁治河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治河工程结束后，贾鲁以功拜中书左丞。至正十二年八月，随从脱脱攻徐州芝麻李。九月，元兵陷徐州，芝麻李被俘杀，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是年冬，贾鲁奉命与总兵月哥察儿围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卒于军中。

第十九章　关汉卿　王实甫

第一节　关汉卿

关汉卿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230 年到1300 年前后。以字行，号已斋。关于他的籍里，《录鬼薄》记“大都人”（今北京市），熊自得《析津志》记“燕人”，清姚之遂《元明事类钞》引《元史补遗》记“解州人”（今山西运城），《乾隆祁州志》记“祁州”（今河北安国县）之“伍仁村”人。当以大都说较为可信。《录鬼簿》记他做过“太医院尹”，或在太医院任过职，但无旁证。他和杨显之、梁进之、纪君祥、王和卿等杂剧、散曲作家交好，与杂剧名艺人珠帘秀交往甚密。他经常出入歌楼舞榭，过着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生活，有时还“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臧懋循《元曲选·序二》），参加戏剧导演和演出活动。《析津志》记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他的性格风貌。关汉卿有一首著名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作品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泼辣的语言，描写了一个书会才人以“浪子班头”、“郎君领袖”自居，坚持“攀花折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在元代社会里，作为书会才人，鄙弃功名利禄，不去做帮闲文人，甘愿一生浪迹江湖，与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表现出高尚的志节。关汉卿自豪地宣称：“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并强调：“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表达了他我行我素，决不与当朝统治者妥协的精神。

关汉卿一生创作的杂剧约六十六种，现存可以肯定为关汉卿创作的杂剧有十六种，即：《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诈妮子》、《救风尘》、《金线池》、《望江亭》、《绯衣梦》、《谢天香》、《拜月亭》、《西蜀梦》、《玉镜台》、《陈母教子》、《鲁斋郎》、《单鞭夺槊》。此外，《裴度还带》和《五侯宴》二种是否关汉卿所作，尚有争议。另有《哭香囊》、《春衫记》、《孟良盗骨》等存有残曲。现存的关汉卿散曲有小令五十七首，套数十三篇，残套二篇。

关汉卿是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人，始终积极关心现实社会，坚定地站在受压迫受迫害者一边，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民主的光辉。他的杂剧作品题材广泛，有社会剧、爱情婚姻剧、历史剧、文人逸事剧等，唯独没有宗教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精神。

关汉卿的社会剧代表作有《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其中《窦娥冤》的思想成就最高，堪称彪炳一代的悲剧杰作。《窦娥冤》的题材渊源于西汉刘向《说苑》卷五《贵德》篇所记“东海孝妇”的故事，又见《汉书·于定国传》、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东海孝妇》。《窦娥冤》借用这一故事，却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剧中窦娥之父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这一官名始见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则该剧当写成于是年稍后，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

《窦娥冤》的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和意志冲突。首先，高利贷如羊羔儿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如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但关汉卿着力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在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道德同蹂躏节操、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只要读一读第一折中窦娥埋怨蔡婆婆的几只曲子（《后庭花》、《青哥儿》、《寄生草》、《赚煞》），对此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第四折中窦娥唱道：“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窦娥冤案的根源，主要不是别的，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的现实社会中，坚守传统的美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以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的意志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相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窦娥对自己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守寡的悲惨命运，怨愤满怀，难以抑止，一出场就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但守节尽孝以修来世之福的愚昧认识，又迫使她不得不安于现状，她说：“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当窦娥蒙受冤屈时，她情不自禁地诅咒天地鬼神的糊涂昏聩：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正宫·端正好》）

但她还是对天发下了三桩誓愿，坚信“皇天也肯从人愿”。最后窦娥又不得不化作鬼魂，亲自为自己诉冤。在窦娥心目中，天地鬼神既昏聩得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死境，又聪明得足以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剧中一再渲染窦娥善良的道德品质，以造成感天动地的艺术效果。但在窦娥内心深处，却对传统道德的效用不无怀疑，她说：“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这并非无由而发，而是窦娥的心声。遵从传统的美德，反而惹祸遭灾，这竟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窦娥冤》全剧最后，窦娥的节、孝等道德情操，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关汉卿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元代社会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涣散，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沉忧患和强烈悲哀，也激发了他们维系纲常、端正人伦的责任感。只有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关汉卿正是把这种时代意识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类似的思想也表现在关汉卿其他社会剧的艺术构思中。《蝴蝶梦》里，皇亲葛彪随意打死王老汉，竟扬长而去，还说“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王婆婆的三个儿子为了替父报仇，打死了葛彪，却必须要一个儿子抵命。公理简直沦丧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时，王婆婆顾全大义，宁可牺牲亲生儿子王石和来保全王老汉前妻的两个儿子。她的贤惠品德感动了清官包拯，他“以情不以理”，以偷马贼作替身抵死，私放了王石和。传统的道德终究战胜了黑暗的现实。《鲁斋郎》里的鲁斋郎是个“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倚仗着恶党凶徒，害良民肆生淫欲”的权豪势要，他居然随心所欲地抢夺他人的妻子，肆意蹂躏、公然践踏道德和法律。六案孔目张圭迫于强权，屈辱地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鲁斋郎府内；而鲁斋郎却把被他蹂躏的铁匠李四的妻子“酬答”张圭，“全失了人伦天地心”，社会秩序完全反常了。后来包拯决心处斩鲁斋郎，却不得不采用私自修改圣旨的办法，瞒天过海，骗过皇帝。在这些剧作中，传统道德与不道德、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同时在外部（人物与人物之间）和内部（主要人物内心中）展开，因此显得极为复杂、十分激烈，也颇为深刻。而关汉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丝毫不回避这种冲突，反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种冲突，使人们在对冲突的艺术欣赏中，认识现实的黑暗，呼唤道德的力量。

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诈妮子》等。这些剧作不是孤立地描写爱情，也很少直接地、细致地描写青年男女缠绵曲折的情感，而是将爱情同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紧密结合，反映了种种社会现象，揭露了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包含了较为宽广的社会内容。《救风尘》的表层故事，写的是妓女宋引章、商人周舍和书生安秀实的三角恋爱，但是杂剧主角却是侠肠义胆的妓女赵盼儿。赵盼儿以大智大勇同奸诈狠暴的周舍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她利用周舍好色的弱点，虚与周旋，骗得休书，“风月救风尘”，终于使宋引章脱离虎口，与安秀实终得结合。赵盼儿身陷风尘，心灵却像水晶一样纯洁明亮，并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这种鲜明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望江亭》的矛头指向权豪势要杨衙内。太守白士中的妻子谭记儿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当杨衙内拿了皇帝的势剑金牌要来取她丈夫的首级，并企图娶她为妾的时候，她毫无惧色，乔扮渔妇，以切脍献新为名，在望江亭上尽情捉弄了杨衙内，赚得他的势剑金牌，从而粉碎了他的阴谋毒计。谭记儿老练、机智、勇敢、泼辣的性格和凭借智慧战胜恶势力的奇行异举，可以与赵盼儿相媲美。

《拜月亭》歌颂了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指责了阻碍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封建的家长制度和门第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乱离的时代和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诈妮子》写倔强高傲的婢女燕燕委身于答应娶她做“小夫人”的小千户，却被小千户抛弃，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大闹婚礼，终使主人同意她做了二夫人。在这两部剧作中，王瑞兰和燕燕的痴情，都是通过婚姻所受到的社会性阻碍得以表现的。在她们的理想结局中，也或多或少地笼罩着受污辱、受损害的阴影。这一点，在那些描写妓女从良的杂剧如《金线池》、《谢天香》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角的。他以深切的同情态度和鲜明的对比手法刻划了一系列受压迫受迫害的妇女形象，歌颂了她们追求幸福生活和反抗邪恶势力的精神。这些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闪烁着理想性格的光辉，她们雄浑泼辣而又玲珑剔透，悲壮沉郁而又乐观豪迈，从大苦大难最终演化为大智大勇，依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幸福的生活，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形象画廊中一组光彩耀人的形象。

关汉卿的历史剧，主要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这些历史剧继承了宋代说话艺术和杂剧艺术“多虚少实”的创作传统，往往随意捏合史料，对历史进行了再创作。因此，这些剧作总是从现实出发去缅怀历史英雄人物，曲折地表达现实感受和时代精神，借历史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流溢着悲凉的时代情绪。

《单刀会》是关汉卿的历史剧代表作，写三国时东吴鲁肃邀请蜀国荆州守将关羽过江赴筵，谋夺荆州，关羽单刀赴会，大义凛然，平安返回。据《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鲁肃为索取荆州，与关羽相会，并大义凛然地谴责刘备贪而弃义。“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元代民间的《三分事略》平话却作了翻案，渲染了关羽以英武风度震慑鲁肃。《单刀会》吸取了民间传说的内容，强烈地肯定蜀汉正统，并借肯定汉朝正统来肯定汉族的正统。作者通过索荆州和保荆州的斗争，表达了主权不可拱手相送的思想。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时代，舞台上演出这样的剧作，无疑有助于唤起当时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复仇情绪。关羽义正辞严地宣称：“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还带着自豪的口气嘲笑鲁肃：“百忙里趁不了你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种对“汉家”、“刘姓”的肯定和强调，既表达了封建正统观念，又包含着特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意义。剧中的关羽形象，具有超凡的勇武、冲天的豪情和凛然的正气，不愧为一位盖世英雄。第四折开场关羽唱道：［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为一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两只曲子，于雄壮之中透露出一股英雄的悲凉情怀：人生短暂而自然永恒，“一世英雄”短暂而“千古事业”永恒。这是作者的主观情绪，也是关羽的内心感受，二者融为一体。

《西蜀梦》根据民间传说，写关羽、张飞死后，鬼魂向刘备托梦，请求出兵报仇雪恨，全剧充满强烈的复仇情绪。张飞被作反小军刺死，关羽因糜竺、糜芳献城降吴而被杀，叱咤风云的英雄却丧身于奸人之手，作者对此悲愤不平。《哭存孝》更突出了这一点，剧作写五代后唐勇将李存孝战功卓著，对义父李克用忠心耿耿，却受到小人李存信、康君立的诬陷，含冤而死。其妻邓夫人哭祭亡灵，李克用终将存信、君立车裂，为存孝报仇。印证历史和传说，无论是《旧五代史·义儿传》还是《五代史平话》，都记叙李存孝之所以被诛杀，是因为他反叛李克用。《哭存孝》的描写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是非颠倒的社会的愤慨，对阴险毒辣的小人的鞭挞和对英雄冤死的沉痛的惋惜。

元末明初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挽关汉卿的《凌波仙》词，高度评价了关汉卿其人其作的成就和地位，说：“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

首先，关汉卿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明王骥德《曲律》说：“作北曲者，如王、马、关、郑辈，创法甚严，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逾越。”而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无疑贡献最大。不仅在外在形态如一剧四折、一人主唱等等方面，关汉卿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巧，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曲的民族特征，成为戏曲艺术的典范之作。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称：“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这可作为对关汉卿杂剧情节结构的概评。

其次，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丰富多样，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的表现功能。关剧继承了中国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人物无分平民、显宦、英雄、闺秀、才子、妓女，情节无分沙场争战、情爱波澜、豺狼横行、弱者抗争，语言无分市井俗谑、雅士轻吟、深闺艳词、莽将壮言，关汉卿几乎无不兼收并蓄。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分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明王骥德《校注西厢记·自序》，以王实甫与关汉卿比较，说：“实甫以描写，而汉卿以琱镂。描写者远摄风神，而琱镂者深次骨b 。”所谓“琱镂者深次骨b ”，说的就是关汉卿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隐秘，将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

《太和正音谱》评关汉卿杂剧语言风格“如琼筵醉客”，即具有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从杂剧史的角度看，关汉卿是本色派、豪放派的开创者，同他艺术风格相近的杂剧作家，前期有杨显之、高文秀、纪君祥、李直夫、康进之、李行道、孟汉卿、张国宾等，后期有曾瑞卿、萧德祥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此当为的评。

第二节　王实甫

王实甫，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

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著名作品，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当为王实甫作。明代中叶以后，有人认为《西厢记》是关汉卿所作，始见于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说是关作王续，始见于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所收无名氏《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或说是王作关续，始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凡此数说，皆不足征信。

《西厢记》描写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相国小姐崔莺莺随母亲寄居于蒲州以东的普救寺的西厢院，与张生发生情爱，后终遭遗弃。这个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李绅曾分别作《崔娘诗》、《莺莺歌》，吟咏此事。到了宋代，崔、张故事流行甚广。文人诗词以之为典事，如晏殊《浣溪沙》词中借用《莺莺传》中的诗句“怜取眼前人”，苏轼《赠张子野》诗中有“诗人老去莺莺在”，自注用《莺莺传》事。而苏门文人秦观、毛滂，则分别以崔、张故事为题材，写了“调笑转踏”歌舞曲，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局。稍后，曾在颍州做过苏轼属官的赵令畤，把《莺莺传》改编为韵散相间、可说可唱的鼓子词，题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收载于其《侯鲭录》中。鼓子词同意王铚《传奇辨证》以《莺莺传》为“微之自叙”的说法，删去原作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和为自己“忍情”开脱的部分，谴责悖义的元稹，同情深情的莺莺，并以莺莺被弃为憾事。同时或稍后，崔、张故事也进入了民间说唱和戏剧领域。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上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有《莺莺传》。元初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宋“官本杂剧”名目中有《莺莺六么》，明初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金院本名目中有《红娘子》和《拷梅香》，可能都是演崔、张故事的。

在宋代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础上，金章宗时人董解元集其大成，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由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又称为《西厢 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以莺莺和张生的相爱、私奔以至美满团圆代替了《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局，以崔、张同崔老夫人的冲突代替了原作张生和莺莺的矛盾，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主题，突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又增饰了红娘、惠明和尚等人物，增添了新的情节，曲词也极为精彩动人，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崔、张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诸宫调》的反对封建礼教，经历了内容上的变革；从传奇、诗歌、鼓子词到诸宫调，又经历了文体上的嬗递。

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及其与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挚的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捉摸、无以名状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回顾觑生”，“临去秋波那一转”。月下隔墙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神情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每日价情思睡昏昏”。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她说：“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在危难之际，仗义修书，请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这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机遇，它既赋予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崔、张的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第二本第四折她唱道：［离亭宴带歇指煞］ ..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闹简”和“赖简”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莺莺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爱情。莺莺和张生自由结合的事情暴露后，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他们的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她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离愁别恨，“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头，又早上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甚至收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也未给她带来欢乐：“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莺莺和张生最后的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

《西厢记》里张生形象和红娘形象也十分生动。张生怀才不遇，湖海飘零，但他却重爱情甚于重功名，在应试途中由于邂逅莺莺而留滞蒲东，将“云路鹏程”丢在脑后。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不同，杂剧将这一情节改为老夫人“逼试”，这就更突出了张生“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的心理特征。张生对爱情诚挚、执著而又专一，甚而至于近乎痴傻，前人评论张生形象，就常说他是“志诚种”。张生的性格既机灵又忠厚，有时还带些懦弱和傻气，显得既“痴”且“呆”，这就给这一形象染上了喜剧的色彩。红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对背信弃义的老夫人、仗势欺人的郑恒是反感的，对莺莺和张生的恋爱是全力支持的。她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不仅一手促成了崔、张的私自结合，而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向老夫人陈说利害，维护崔、张的幸福。可以说，没有红娘，崔、张的婚事圆满结局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拷红》这场戏之所以几百年来盛演不衰，正是由于王实甫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一形象，并通过红娘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崔、张恋爱的支持和歌颂，对纲常伦理的嘲讽和批判。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此外，剧中着墨不多的老夫人形象和惠明和尚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确，《西厢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西厢记》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元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篇幅比较短小。《西厢记》突破了杂剧的体制，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演述崔、张故事，而一折戏虽然多以一人主唱，但也有若干折由数人轮唱，体现出作者的创新精神。明人有见于此，所以称《西厢记》为“传奇之祖”。

《西厢记》在《西厢记诸宫调》艺术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修饰，情节单纯，结构严谨，而又波浪迭起，悬念丛生。全剧围绕崔、张爱情故事，主要设置了三对戏剧矛盾：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崔、张、红娘三人之间的矛盾，孙飞虎的叛军和崔家、张生及普救寺僧人之间的矛盾。三对戏剧矛盾中，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全剧的主线，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则是作家描写的重点。全剧情节单纯而不贫乏，连贯而不平淡，波澜起伏，变故迭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语言运用上，《西厢记》堪称古代诗剧的一个范本。朱权《太和正音谱》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西厢记》的语言往往既符合人物性格，又适合舞台演出，在戏剧性和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张生的唱词爽朗热烈，跟他热情而乐观的性格一致。莺莺的唱词则表现出大家闺秀聪慧、优雅而又深沉、多情的风度。红娘的唱词特别泼辣、爽快，表现了她机敏、巧慧、侠心义骨的性格特征。在元杂剧作家中，能够驾驭各种色调——豪放的、婉约的、本色的、华美的语言写情达意，使剧中“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像王实甫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西厢记》的语言构成，以当时的民间口语为主体，适量而自然地融化前人诗词文赋中的语句，形成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艺术风格。《长亭送别》里崔莺莺一出场唱的三只曲子，就历来为人称道：［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第一只曲子融化了宋人范仲淹的《苏幕遮》词，情景交融，含蓄细腻；第二只曲子借景写情，情溢于景；第三只曲子从文转白，由雅而俗，抑止不住地直抒胸臆。三只曲子紧扣莺莺的情感变化，表情达意，臻于化境。《西厢记》中的佳句美不胜收，历来脍炙人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曾借林黛玉之口，赞誉《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明清两代《西厢记》的刊本很多，至今明刊《西厢记》尚存近四十种，清刊《西厢记》也有近四十种。明刊本以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最早，而以王骥德校本和凌濛初校本影响较大。明清之际金圣叹批改《西厢记》，删去第五折，以《草桥惊梦》作结，现存的最早本子为清顺治间贯华堂刻《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此本在清代影响最大。

第二十章　刘因　吴澄　赵孟頫　高克恭

第一节　刘因

从专意“明道”到东京执教

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学，元世祖中统年间任武邑县令，后以疾辞归。刘因三岁识书，过目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当与父亲有很大关系。

北方名儒砚坚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后，在那里授徒达十余年。刘因师从砚坚，学业大进，为同舍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学说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这时更专心研读程朱诸书，后成为在北方名声仅次于许衡的理学传人。

在刘因以性理之学名闻北方的初期，他专以“明道”自任，颇有“笃志独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贫寒，父母、祖父去世后长期无力安葬，后来在朋友帮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书事》一诗里，他这样描写自己的经济状况：“娇儿索粟一钱空，怪见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贫贱我，吾儿自合享吾穷。”（《静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愿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全祖望在《书刘文靖公渡江赋后》一文指出：“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三）。他所以不愿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以元开创规模言之”，“不足为辅”（《静修集》卷八）。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这应当是促成刘因采取超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读汉高帝纪》里批评西汉初年的朝政轻视儒术：“规模自袭挟书律”，“只知才到萧曹尽”（《静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发的，不能不是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刘因还反复以“夷皓”（伯夷和“四皓”）为诗作的主题，也无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时则甘于隐沦、“名书丹阙非吾望”的心迹。他用诸葛亮“静以修身”的名言额所居曰“静修”，大约也在此时。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陆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刘因自己说，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书三年，主要是因为那里藏书很多，可以一遂“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荐，以太子燕王守中书令下教，召刘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他受教之后，“即与使者俱行”。时真金建学宫中，教近侍子弟读书。刘因抵京后，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学于东宫。未几，因继母感风疾，辞归省视；翌年母卒，乃丁忧家居。

重归隐沦由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他想起汉初吕后以卑辞厚礼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汉惠帝），使刘邦以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飞鸿鹄，“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因而不敢废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贸然卷入宫廷斗争的危险，因此竟吟出“一读《鸿鹄歌》，令人心胆寒”，“出处今误我，惜哉不早还”的沉痛诗句（《静修集》卷二《四皓二首》）。在应征而起的六年前，刘因写过一篇《退斋记》，在文中婉转地批评在政坛上进退无恒，认为许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从政，就不应复因道之难行而“以术自免”（《静修集》卷一八》）。对照刘因作《退斋记》的宗旨，亦更可见他对于自己竟然蹈许衡旧辙，追悔不已。关于刘因在继母去世后近十年中的隐居生活，史料甚为缺乏。他有词《太常引》云：“红尘尽处，白云堆里，高卧对青山。风味似陈博，休错比，当年谢安。”（《静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这个时期里他的心境。他无疑仍以写作和教书为业。当时流传有《四书集义》一书，是朱熹有关四书的问答与集注而为他人所汇辑者。刘因认为其太繁，且有牴牾处，于是另加采择阐发，撰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李谦在刘因居丧期间曾拜访他，说他“形体癯瘁，须发颁白”（《静修集》卷首），这时他不过三十五六岁。到四十二岁这年，儿子又先他去世；这对他的精神和身体，不免又是一次大打击。

至元二十八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刘因墓表》）。元廷以集贤学士的三品清要之职往征刘因。他绝不愿再仕，乃以疾固辞。

刘因在疾病缠身的最后两三年内，又写成《易系辞说》一书。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其撰述流传至今者，有《静修集》、《丁亥集》、《四书集义精要》、《椟蓍记》、《樵庵词》等。

第二节　吴澄

家居授徒的大半生

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题其居屋为“草庐”，人称草庐先生。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联系甚深。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十六岁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产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维持读书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长达十五年之久。有好几年他曾迁居乐安，与当地的一名南宋贡士同隐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间他校读考释《易》、《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孝经》等经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大德五年（1301），恰是在他居母丧服除翌年，元廷诏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这时他已不能再以母老为托辞了。在写给力荐他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信中，吴澄表示了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尝粪，何所不至”的厌恶情绪，并希望董士选理解他“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吴文正公集》卷七《复董中丞书》）。但是，不顾吴澄受诏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他赴京。吴澄被迫在秋季启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达京师之前，吏部已将去年授予他的官职作不赴任阙处理。很可能是这一缘故，吴澄抵京不久即欲归还。无奈河冻不可行，拖到下一年开春才得动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学副提举之命，仍不赴。几年之间，他潜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书》，订定《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还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为催请他赴学职，先后遣人十余次，文移往复凡数十，吴澄仍以疾固辞不就。

国子监传道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廷以国子监丞之职再诏吴澄。翌年春，他在殡葬去世的次子以后，由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赴任，是年60 岁。在这个年纪步入仕宦生涯，无论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吴澄是以蜚声天下的学者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指导诸生。这与他以接续道统自任的本衷并不抵牾。他接受官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到职以后，国子学的生徒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危素《吴澄年谱》，《吴文正公集》卷首）。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书省变更钞法、经理国用。原中书右丞刘楫以阿附脱脱、三宝奴等人，改授尚书右丞。刘楫尝通《尚书·洪范》、《易经》之义，近进者多敷言儒术以迎合之。刘楫殊欲借吴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吴澄执意不愿与之相过从。刘楫的一个门客自谓能致之，两次拜访吴澄。吴澄先以疾为辞，拒绝与刘楫交往；继之则回避不见客。门客逆知终不可致，“归给其人曰：‘老儒未尝骑乘，堕马折臂，不能来矣’。乃止”（《吴澄年谱》）。元仁宗继位后，尚书省臣伏诛，阿附得进者皆斥罢。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时新任国子祭酒的刘赓，自渭“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国子监教学实际上由吴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列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议论纷纷，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陆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陆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陆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辩，乃于翌年化冻后决意辞归。国子监诸生及属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县）河上恳留，不从。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窃禄”为官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为时尚不足三年①。元仁宗① 吴澄辞职不久，他的学生和同事、国子博士虞集也由于相同的舆论压力离职而去。国子监内的这场斗争，皇庆元年（1312）冬，吴澄回到江西老家，继续著书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坚请，吴澄被迫同意主持恢复科举以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元廷又以集贤直学士聘召他入京。吴澄拜命后久病不愈，遂无行意。经虞集执意敦请，才在翌年五月勉强动身。行至仪真，复因疾作而辞谢任命；乃令使者回京复命，他自己则暂住淮南，后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滞留。他的《尚书纂言》完成于羁旅建康时；在江州，寓于濂溪书院，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衔，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吴澄。二月，吴澄自家中启行，正月到达大都。这时，在大都庆寿寺内，用泥金誊录佛经两部的制作工程，已开始将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传敕，命吴澄为“金书”《佛经》作序；并授意吴澄，此役意图在于“一追荐列圣，一祈天永命，一为民祈福”。这是吴澄就新职后接受的第一道诏令。他却以超生荐拔实乃“蛊惑世人”为由，拒绝接元英宗旨意写序。元英宗可能来不及得到吴澄的答复，就于八月初从上都回銮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书《佛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冬天，晋王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开经筵。吴澄与中书平章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同为讲官。今《吴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着一篇阐发通鉴所载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经筵讲义。在这篇讲义里，吴澄开导长年出镇漠北、不谙汉地事务的泰定帝说：“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这样的“讲义”，与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论学问对相比，自然粗浅得多。但这些言辞出自一位七十多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之口，在蒙古皇帝听来，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据说泰定帝听讲后“大悦”。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吴澄因老疾不克朝贺，复有南归之意。到闰正月，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仍被指名与役。是年秋，英宗实录修毕，他便坚意离京。冬，吴澄至家，时已七十七岁。次年，朝廷又有诏征澄，不起。乃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吴澄写信给时宰，说自己“虚老而已，无才可称”，乞“收还所赐”。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至顺二年（1331），他的长媳、孙、孙媳、一妹、一弟先后去世，“半载之间凡五丧”（《吴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从崇仁迁到杭州郡城，就养于三子吴京。他的最后一部撰述《礼记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时。有的学者认为，诸经纂述之中，吴澄对《礼记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元统元年（1333）盛夏，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对朱陆末学的匡砭是否具有中原士大夫抵制南儒控制国家最高学府的性质，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依后代儒学家的观点，“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蒋超：《吴澄从礼奏疏》，《吴文正公集》卷首）。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学史上，许衡和吴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略有不同。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开创之功，吴澄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许衡兼有政治家和师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后，他的主要志向，毋宁说是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促使元政权进一步汉化，并通过朝廷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理学；只有在从政遭遇挫折时，也才退而为师儒。吴澄则差不多完全以解惑传道自任，即使在为时不长的仕宦期间，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学官或者国史词翰之职。就从学术的层面推广和发扬理学内涵而言，则吴澄花费的精力，似乎又远远多于许衡。濂洛关闽之学的侧重点，在于“独标性命之言”（江藩：《汉学师承记》），而不甚强调追究礼乐之源。此种倾向经朱学未流承袭扩大，遂一演而成为徒习成说之风，以至于“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吴澄对这种“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为感慨（《吴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针砭此种弊端，并在以下两点形成显著的个人特点。

一是按照理学的观点，重新考校并阐释多种古代经典。在他看来，这是在续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尽之言。经他先后校定和发挥的古代儒家经典有《尚书》、《易经》、《春秋》、《孝经》、三礼、《葬书》等。儒家以外的《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也曾由他订定，意在“使智之过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拟度于虚高”（《吴澄年谱》）。虽然他在经学方面的许多断制，并不为后学所赞同。但程朱门人，“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吴澄对元和元以后经学的发展，是起了重要的影响的。例如古文尚书，宋人虽多已疑之。但“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接指《尚书纂言》）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二是力图发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陆学的影响。吴澄承认，“陆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陆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陆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发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吴澄最早接触理学，是他在抚州郡城结识并师从程若庸的时候。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朱、陆两家。吴澄调和朱、陆的主张，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他和程若庸一样，以朱学为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想吸收陆学基本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传授朱学过程中的方法论补充而已①。元代有些人以吴澄为陆氏之学，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误解，而更像是在当时学术界人事冲突中用来对他进行排斥的口实。

①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

第三节　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孟頫为宋太租子秦王德芳之后裔，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宋高宗赵构无子，立子偁之子伯圭（孟頫兄，后为孝宗），始居湖州。曾祖父师垂，祖父希永，父与訔，均为宋代大官。母李氏，生母丘氏。祖父早死无子，由祖母收他为后。孟頫为第七子，十一岁父死，生母督学②，孟頫自幼聪敏过人，刻厉进取，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考中国子监。后任真州司户参军。

南宋灭亡后，孟頫一度蛰居在家。生母丘氏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读书，如何超乎常人？”因而愈加努力，拜老儒敖继公研习经义，学业日进，声名卓著。吏部尚书夹谷之奇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辞不赴任。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孟頫名列其首，并单独被引见入宫。元世祖宠幸，让他坐于右丞叶李之上，有一御史中丞以前朝宗室子弟为由，称其不宜荐举并近于帝王左右，反而被逐出御史台。立尚书省，元世祖命孟頫草拟诏书，挥笔立就，甚得赏识。诏集百官议法于刑部，孟頫奉命前往。讨论到赃刑时，会议拟定贪赃满至元钞二百贯处死，孟頫指出：始造中统钞时，以银为本，虚实持平。二十多年来，轻重相差已达数十倍，今虽改为至元钞，但二十年后至元钞值势必再次如同当年的中统钞。如果计至元钞抵法，我怀疑失之过重。古代以米、绢二物为民生所必须，称为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比，谓之二虚。四者相较，虽时有升降，终究不会相距太远。因此，以绢计赃，最为适中。何况纸钞乃宋人所造，行用于边远之地，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现又要以此断人死命，似大不足取。在大臣中有人以为他是前朝宗室，刚从南方北上，诋毁金人钞法，必出于成见。刑部杨郎中便严词责难：今朝廷行用至元钞，故犯法者以钞计赃。而你却以为不当，岂不是想阻止行用至元钞吗？金人定钞法，也与大臣共同商议，难道就没有比得上你的人吗？孟頫说：法者人命攸关，拟定时如失轻失重，就会让人死于非命。我奉诏参与讨论，认为有不当之处，不敢不言。中统钞虚，才改行至元钞，难道至元钞就始终没有虚的时候吗？你不据理而言，只想以势凌人，是什么道理？杨郎中愧而致歉。

元世祖将以丞相之位安置孟頫，初拟授为尚书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议不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理天下驿站。按至元十三年的规定，使客饮食之费每年定为中统钞二千锭，至此物价已上涨几十倍，而使者征发，有司请事及外国贡献，又日益增多。于是站吏乏供，便强取于民，僻县小市，买卖几乎断绝，而使客、站吏与小民仍纷争不已。孟頫乃请于中书，饮食之费增为二万锭。至元钞法阻涩不行，遣尚书刘宣与孟頫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对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可直接加以笞罚。孟頫认为鞭笞官吏有辱于士大夫，力辞其任，在桑哥的威逼之下，不得已而成行，但遍历诸郡，未尝笞罚一人。还朝，桑哥严加谴责，而士大夫则交口称赞他的仁厚德行。王虎臣揭举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诏遣虎臣往治。右丞② 杨载：《大元故翰要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载《松雪斋文集》附录。除《元史》本传外，其他内容多半取于此。

叶李力奏虎臣不宜，元世祖不听，孟頫进言：赵全在平江，为政贪暴，固然当治，但虎臣在他之前任该路总管时，多强买人田，放纵宾客为非作歹，赵全多次与他扞格，双方结怨至深。王虎臣之罪，侥幸犯于大赦之前，若派他去问治，必假公法而报私仇，所问之罪，纵然属实，别人也会持不同看法。元世祖醒悟，乃改遣他人。桑哥为丞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听事，六部官员后至者即遭笞罚。孟頫偶而后至，按例将遭处治，孟頫乃突入都堂上诉，右丞叶李以刑不上大夫之论怒责桑哥，从此，仅笞六部以下官。此后，孟頫有一次骑马行于东御墙之外，因道路陡狭，不慎落马跌入河中，桑哥得知，特奏请元世祖，得准将御墙西移二丈有余。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拜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该年七八月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涌黑砂水，死伤数万人。当时元世祖北巡，驻于龙虎台，特遣平章阿剌浑撒里还京师，召集贤、翰林两院官，问以致灾之由，并告戒勿令桑哥得知。此前，由桑哥建言，派忻都、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数百万，未征达数千万，州县为之特置牢狱，逮捕拷掠，械系者相望于道，大家巨室破产者无数，甚至逼妻女为娼。而使者四出，征取更为急迫，大批富人纷纷逃入山林，官府又发兵搜捕，两河之间，起事者数万人。此次大臣会议，本可乘机指责当权丞相施政失当，但桑哥气焰熏天，一般人仅仅援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泛泛而论所谓“修人事”、“应天变”的道理，而不敢言及时政。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私交甚密，乃乘势与之相商：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实由此而生。宜援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理算钱粮，应尽数蠲免。阿剌浑撒里如言上奏，获元世祖认可。诏书拟定后，桑哥于都堂召会两院官员，孟頫前读诏书，阿剌浑撒里充当翻译，读至除免逋欠条文时，桑哥摇手说，这决不是皇上的意见，孟頫说，拖欠者死亡已尽，无从征取，故未征钱粮，均属虚数，不在此时顺从诏书除免，今后如有人说尚书有失陷钱粮数千万之责，丞相何以自解？桑哥顿悟，蠲免诏书得以下达。元世祖曾令孟頫比较留梦炎尚书与叶李右丞优劣，孟頫崇留而淡叶。元世祖曰：梦炎在宋，状元及第，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不道，梦炎只是屈己附和，无一言以悟主听。叶李布衣之士，但能伏阙上书，故叶李贤于梦炎。但叶李论事厉于声色，盛气凌人，刚直太过，因而易招人怨。你不敢斥梦炎之非，是因他是乃父挚友之故。于是让他赋诗以讥刺梦炎。孟頫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后两言深得元世祖赞许。孟頫即以此事说动侍臣彻理：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辈不能言，他日何以辞其咎？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者，没有能超过你的，你当行仁人之事，为万民除去残贼。彻理乃于世祖前极数桑哥之恶，元世祖闻言震怒，令卫士掌彻理双颊，口鼻流血倒地，片刻再问，对答如初，不久又有大臣进言，元世祖醒悟，处死了桑哥。

桑哥死，尚书省废，大臣多因罪被逐，中书参政贺伯颜奏请早择辅相，元世祖乃属意孟頫，慰勉再三，终力辞不受。元世祖再问翰林学士阎复、集贤学士宋渤能否称职，孟頫答，二人皆非相才。当日，京师盛传孟頫已入中书为相，日暮归第，已是贺客盈门，孟頫逊谢再三，才稍稍散去。

元世祖在位，曾多次有意重用孟頫，并进而传旨，特许他自由出入宫门，寄以腹心。孟頫则自感身处要地，势必遭人猜忌，因此，问及军国大政时，他一如既往，倾心直言，但此后却更少出入宫中，并力请调离京师。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授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缺官，他独署府事，处事有方，宦绩卓著。为政常以兴学为务。城东有膏腴田八顷，两家相争，数十年不决，孟頫判为赡学田。夜出巡察，闻读书声，往往削其柱而记之，次日，派人赠酒慰勉，能文之人，亦必加褒美。三十年后该地俊杰之士，号为天下之冠。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以苛虐著称，孟頫未能顺随，乃寻事中伤，恰逢元成宗召他赴京预修《世祖皇帝实录》，才免于其难。不久辞归乡里，时值大德元年（1297），朝廷又授太原路汾州知州等职，尚未到任，又召还京师令书《藏经》，书成后，执政拟留他入值翰林，孟頫力辞请归。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满后于至大二年（1309）七月转任扬州路泰州尹等职。时元仁宗在东宫，正收用文武才士，因而未到任又被召回，次年十月授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因与其他学士在撰写祀南郊祝文时意见不合，告假而去。元仁宗即位，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按从二品资历，推恩封赠两代。

皇庆二年（1313）后又多次升迁，至延祐三年（1316）七月，授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按一品资历，推恩封赠三代。元仁宗恩宠有加，常常字而不名，有所撰述，往往密旨相召。与侍臣论文学之士，将孟頫比为唐之李白、宋之苏轼，并将他“超乎常人”之处归纳为七个方面：帝王苗裔、状貌昳丽、博学多闻知、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而造诣玄微。中伤、离间者往往遭元仁宗斥责。六年五月，力辞归乡。至治元年（1321）春，元英宗遣使就其家书写《孝经》。至治二年六月去世，与夫人管道昇合葬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之原。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孟頫博学多艺，文学艺术开创一代风气。经学主治《尚书》，尤精于礼、乐之学。对律吕之学也有精深研究，颇得古人不传之妙，著有《琴原》、《乐原》各一篇。篆法尊《石鼓》、《诅楚》，隶书法梁鹄、钟繇，行草崇二王，晚年又受李北海影响，各种书体，冠绝古今，天竺、日本均以收藏其翰墨为贵。手书佛、道书法，有许多散于名山。诗赋文河，清邃高古，读来往往使人有飘然出世之感。至元年间诗人之中，他与戴表元等人一起，力扫南宋卑弱习气。他善于融篆籀之法于绘画之中，竹石、人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无疑是一代画坛领袖。对世俗贬低界画的看法，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他画科，有时尚可杜撰瞒人，而界画却更须具备功力法度。有记载说，入元之后，孟頫家事甚贫，平时也常以字画收取润笔费用，聊以自补。他还精于古器物、书法、名画的鉴定，有关年代、作者、真伪，望而知之，百不失一。有《松雪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传世。另著有《谈录》一卷。子三人，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夫人管道昇，字仲姬，为孟頫同里，聪敏过人，能书善词，绘画精于墨竹、梅、兰，笔意精绝。元仁宗曾取其书法，与孟頫及其次子赵雍的书法用玉轴精装，钤上御印藏于秘书监，说：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第四节　高克恭

高克恭（1248—1310）①，字彦敬，号房山。回纥人②，祖父汉名乐道。父名亨，字嘉甫，对儒家经典与理学颇有研究，且重操行，达官名士交章举荐，但他崇尚风雅，不乐于仕途，晚年退居大都房山，生子五人，克恭为其长子。克恭早年受父亲影响，于经学奥义，口诵心研，“识悟弘深”。至元十二年（1275）起，他先补各处掾吏，后任户部主事，以文雅置身于公卿大夫与魁儒硕彦之间，渐以名闻。

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高克恭先后任河南道和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二十四年，升监察御史，台臣称他处事干练，持法有度，纲条具举。次年，桑哥为相，选为右司都事，次年改派江淮行省，考核簿书，施政号称“平恕”。还都后，授为兵部郎中。不久，桑哥被处死，朝议称高克恭为端介练达之士，选为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在任期间，定儒籍，罢弊政，荐才望。当时浙西公田多隐漏失实，行省命高克恭检括。克恭认为，江南每岁输粮四百万石，浙西地区占三分之二，其中公田七十五万一千顷有余，办粮一百三十万石，租粮是民田的近二十倍，公田租赋特重，其由源于宋代，贾似道检括公田，骚扰民间，民田有限，只好强行拼凑，田有虚额，官府不予蠲免，于是负欠者众，吏民交病，应讲求良法，不当再次骚扰。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后来又有理财大臣奉朝命至杭州经理田粮，增收浙东夏税，瓯、婺一带深受其扰，行省自执政以下皆顺旨画诺，唯高克恭认为此举在重伤百姓，拒不署名，并烧毁了一批经理帐册。

杭州每年征调百姓看管官仓，如遇奸利事件，宫库折耗，百姓变卖子女无法偿还。高克恭则另选州县受钱代服徭役的人夫承当，服一年则升其任，百姓得免于征调，杭州此后便以此为常规。税务司往往列刑具于门，用以惩办逃税人员，克恭召见税司官吏，问税入定数多少，答称，不足额定之数。克恭说：我将向上司明言，但示此刑具，加之以威，不是称职的作为。次晨赴税司牙署，见刑具已去，而税入此后却反有盈余。至元末年，江浙一带仍厉行火禁。克恭认为，平民依赖手工维持生计，如因火灾频发而严禁夜间点火，那末小民房屋狭小，夜间又势必要点灯作业，只好设法遮藏，结果，反倒使火灾频频发作。因此，他取消了这一条禁令，此举深得杭民拥戴。

江淮行省易名江浙，高克恭复归中书任郎中。元贞二年（1296），升山西河北道廉访副使。时畅师文仅任佥事，位在其下，高克恭上疏御史台，列“不可居纯甫（畅师文字）之上者”三条，力辞其任，于是，大德元年（1297）改选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畅师文也升为他任，时人多称克恭谦让之德。王敬父与克恭同历台、省之职，情义款密，但后来渐染放荡之习，饮酒则往往出语诋毁，使人难堪，克恭毫不动意，称“敬父趣尚高远，不应以小过摈废”，并力荐于朝。任职期间曾建言，朝廷累颁诏旨，议行贡举法，但权臣卖官营私，拔引同类，阻碍施行，致使天下乏才，因此，贡举法应立即施行。又言敦学校、选实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等事，同列多龃龉讥讪，唯御史大夫彻里为之首肯。大德三年，调任工部侍郎，进而转为翰林直学士。

① 本传主要依据邓文原：《巴西文集·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② 元人著述多称其为西域人，朱德润《存复斋集》卷十《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并称：“高侯回纥长髯客”；张雨《贞居先生诗集》卷三《高尚书山水，仲川第请题横幅上》：“我识房山紫髯叟。”大德六年，授吏部侍郎。次年河东（今山西）大地震，高克恭被派赴平阳，赈饥葬死，审冤案，平反若干事。大德八年，改刑部侍郎。有人上告御史问案时有枉法行为，元成宗命立案问罪。与御史联名办案的官吏为免受牵连，纷纷袒护投诉者，御史于是服罪，后虽遇赦免，但仍议加责罚。高克恭深察其事，坚持联名办事者当与御史同罪，其言与执政意旨不合，但在朝廷辩论时，克恭始终不改初衷。升任刑部尚书后又建言：修明刑罚，本是教化人道的辅助手段，而人道莫大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伦常秩序。而今子控父罪，妇指夫罪，弟证兄罪，奴诉主罪，拷掠成案，大伤风化，宜加禁绝。又在押囚犯，每年死于狱中不下数百人，这些都足以证明，施政有碍于阴阳调和，亟待改善。在刑部与同官论事，不肯随声应和。不久，改任大名路总管。

至大三年（1310）二月还京师，将朝拜之际，感风寒，久治不愈，九月初去世。一子名柜，曾任秘书著作郎。

克恭生性坦荡平易，与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则倾心相交，终身不疑。房山有田二顷，此外身无余资。他身为色目世家，但汉文化修养极高，去世前还特命丧葬“用朱文公法”，无疑是一位汉化的代表性人物。仕于南方时，他酷爱钱塘山水，余暇则呼僮携酒，杖履登山，留连尽日。画以山水、墨竹著称，兼及兰惠梅菊①。山水始师二朱，后学董源、李成、巨然，墨竹学黄华，集众家之长而“大有思致”。时人诗称：“近代丹青谁自豪，南有赵魏北有高”②，与赵孟頫南北相对，为一代画坛领袖。画竹则独步于时，后人有称：“前朝画竹谁第一，尚书高公妙无敌”③。山水则主一代风尚，所谓“世之图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④。在江南做官时，常与名士李仲芳、梁贡父、鲜于伯机、柳贯、虞集等交游，切磋技艺，与赵孟頫尤称至交，经常挥毫合作。平时不轻于作画，而喜于酒酣兴发之际，好友在侧，为之铺纸研墨，乘快为之，《图绘宝鉴》的作者夏文彦称其画“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锁泼染，作者鲜及”，可见他喜用泼墨写意，画风形神兼备⑤，气韵闲逸，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去世后，遗墨一纸，价值百千缗，因而，出现了许多刻意临摹的作者，传世赝品也比较多。他同时兼有诗名，诗风“神超韵胜”，另有一派奇秀之气⑥，《元文类》选西域诗人五家，他的诗作在数量上仅次于马祖常。此外还精于书法、名画、古器物的鉴赏。文集有《房山集》一卷（《元诗选》）、《高尚书文集》（《式古堂画考》，有王士熙跋）与《高文简公集》七卷（《千顷堂书目》）。

① 学界多认为高克恭绘画题材仅限于山水、墨竹，实际对兰、蕙、梅、菊等花卉也有涉及，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② 张羽：《静居集》卷三《临房山小幅感而作》。

③ 善住：《谷响集·为陈仲孚题薛公远墨竹》。

④ 刘仁本：《羽庭集》卷二《题米元晖〈青山白云卷*⑤ 自题画竹诗曰：“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见王逢：《梧溪集》卷五《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此语亦得时人首肯。

⑥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八《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

第二十一章　赡思　马祖常　萨都剌　迺贤　虞集　苏天爵

第一节　赡思

赡思（1277—1351）①，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迁，居丰州（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窝阔台汗时，官至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又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为师，不乐于仕途，赡思九岁时，能每日记诵儒家经传至千言。弱冠之年，师从名儒王思廉，博览群经，涉猎宽广，“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虽少壮之年，已为乡里推重。

延祐初，诏行科举，有人劝他就试，赡思笑而不应。不久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荐。泰定三年（1326），以遗逸名义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龙虎台召见，甚得宠幸。当时倒剌沙擅权，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赡思避而不见，倒剌沙屡次派人征召，赡思乃以奉养父祖为由，辞归乡里。

天历三年（1330），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阁召见，问赡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见而称善。又下诏令参预修纂《经世大典》，因与诸儒意见不合，请求离去，元文宗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挽留，赡思以母亲年迈为由，力辞，乃赐钞放还。至顺四年（1333），又命为国子博士，适遭母丧而未赴任。

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赡思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他针对当时朝政腐败情况，密封上达奏章，提出十条意见：“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当时正值权奸伯颜乱政，赡思忠耿之言，震惊朝堂。侍御史赵承庆慨叹：“御史所言，切中时弊，实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赡思亲属为陕西行省执政，为非作歹，赡思罗列其罪状，予以查办，该执政乃弃职夜逃，恰逢朝廷下诏，勿予逮捕问罪，赡思仍杖罚其所宠幸之人。巡察云南时，查办违法省臣，该省臣即挂印而去，远近为之震慑。

襄、樊一带有数千户流民，聚居宋绍熙府旧地（今四川荣县），为求生计，冒禁私开盐井，并常常拦劫囚徒，杀官府巡卒。赡思捕其首领，释放其他党羽。并为之上奏：“绍熙之地，土地富饶，利益丰厚，所以流民趋之若鹜，如将这批人发放原籍，又可能酿成边患，应设置官府抚定。”元廷下诏，以其地设置绍熙宣抚司。

后至元三年，授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任间查办都转运盐使、海道运粮都万户、行政院等官贪赃罪行，浙西郡县诸官赃迹有所收敛。浙西诸寺院以所谓道人、道民、行童名义，私自招纳民户，赡思认为这些民户出家，既碍伦常，又逃避官府赋役。后据勘察，嘉兴一路出家者即达二千七百人，乃提议将他们强制送归原籍，供纳官府赋役，借以宽松民力。朝廷认可，并著入律令。后至元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因病归还。

赡思历官台宪，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为己任，先后平反多项大辟之狱，但对有碍伦理纲常的行为，却量罪特严，不予宽贷。例如，他曾与五府官至贵州咸宁判案，当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妇，与邻人张子文通奸。① 本文资料主要依据《元史·赡思传》。

一日，张对该妇说：我将杀你丈夫。宋娥随后将此语转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数日，宋娥才将张子文之事禀告姑母。五府官认为宋娥不属合谋杀夫，并且已有赦免诏令，应予释放。赡思说：张子文杀人，实际已得宋娥首肯，况且，夫死将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实情，情节足以说明，宋娥乃与张合谋，后来自感不能始终相瞒，方予举告，罪在十恶之列，岂可因下达赦免诏书而免罪？枢密判官说：“平反狱案，免人于死，乃阴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规。”赡思曰：“你这是故出人罪，并非平反冤屈。况且，如欲以宽释刑犯而积阴德，对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单独赴刑部议罪，宋娥最后以同谋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书少监，讨论治河事宜，均称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终年七十四。后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号文孝。赡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学卓异，对经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它如天文、地理、音乐、算数、水利及外国史地、佛学，也无不研习精到。家贫，有时乃至困于饮食，仍考订经传，自相慰乐。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贞石志》中保存赡思的撰文五篇：《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顺三年十二月）、《善众寺创建方丈记》（元统三年二月）、《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①。

① 赡思通晓佛学及《常山贞石志》中发现的赡思撰文，据陈垣先生揭，见陈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四《西域之中国文家》。

第二节　马祖常

马祖常（1278—1338），字伯庸。世出西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贵族，辽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迁居甘肃临洮。七世祖帖穆尔越歌积官至马步军指挥使，人称马元帅。六世祖伯索麻也里束时辽亡，被金兵掳至辽东，久而释放，迁静州（亦作净州，今内蒙四子三旗西北）天山。五世祖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选为尚书省译史，贞祐（1213—1216）末随金宣宗南迁开封，积官至凤翔府兵马都总官判官，元光二年（1223）死于抗蒙战事。四世祖月合乃（即祖常之曾祖）随世祖忽必烈征宋，官至礼部尚书。祖世昌，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父润，同知漳州路事，家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先世所任官职名称中因有马字，便因以为姓②；后迁居静州之天山，故为汪古部人。先世已致力于儒学，曾祖月合乃，“学问文献”，已“过于邹鲁之士”①。从父马润开始，始背弃基督教②。

马祖常七岁时已刻苦好学，得钱全部购书。十岁随父至仪真（今属江苏仪征市），有一次见火烛倾倒，延烧墙壁。他即用水湿衣扑灭，父问为何独自灭火而不呼救。他回答说：“怕惊动长者”。少年时代他仰慕古学，时蜀儒张■至仪真讲学，他曾列数十条经史问题相质疑。延祐元年（1314）行科举，列乡贡第一，在参加会试的一百三十五人中，又在一科之首；廷对规定以蒙古人为首，他屈居第二。虽列右榜，但文章学识也深为左榜中试者所叹服，故名声隐然耸动京师。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与袁桷、王士熙等互相切磋文字，相交甚密。延祐三年冬，拜监察御史。当时元仁宗在位已久，但仍居东宫，饮酒过节，臣下常常乘机奏请而遂私欲，祖常为之上书：视朝当御大明殿正衙；百官奏事，当按朝仪，三日二日一朝，宰相、群臣依次奏对，御史执简，史官执笔，缙绅佩玉，俨立左右，这样，虽有怀奸利乞官求赏之人，必不敢妄自出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调进玉食；近侍进酒，当行一献百拜之礼。元英宗为皇太子，祖常又上书请慎选师傅辅导。时丞相铁木迭儿当权，祖常首先得知他违制盗观国史事，因而与同僚上疏，列其贪纵不法十事，铁木迭儿赖太后庇护得免。祖常又上言，中书参议孛罗、刘吉是丞相心腹，交相贿赂；左右司都事冯翌、刘允忠依仗权势，侥幸图进，均被罢黜。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地震山移，祖常上书言：山为不动之物，而今居然移动，原因是在野有当用而未用的贤才，在朝有当言不言的奸佞。大臣为之惶恐，均家居待罪。河西廉访使杜某将大赦后的杀人者作赦前原免，大都路总管范某因家财被盗，自行赴兵马司督问，祖常认为前者肆意废法，后者侵官失礼，予以弹劾。又力荐遭铁木迭② 《马氏世谱》（载黄溍《黄金华集》卷四三《世谱》）及《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传》称马氏始于迁居中国后的第二代（帖穆尔越歌），而许有壬《敕赐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并序）》（载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碑志》三）、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载《滋溪文稿》卷九《碑志》三）及《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均置于第四代，因习礼吉思（锡里吉思）任金凤翔兵马判官而死节，故“子孙历官以马为氏”，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亦据以上材料归纳说：“则谓马氏始于四世也。”

① 马祖常：《石田集》卷一《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儿排挤的前中书平章萧拜住、左丞王毅、监察御史彻里帖木儿、中书参议韩若愚以及现任翰林承旨刘敏中、国子司业吴澄等。量刑定罪尤重仁厚平允，当时规定，汉人百人以上执弓矢行猎者处以极刑，百人以下流远方，微及一兔之获，都有相应的罪名。对于这条禁例，祖常认为：条格已有携带弓矢及聚众的禁令，现又再作新规，错综繁复，诚恐愚民举手投足，皆涉罪名。祖常的建议均据之以理，因而多见于施行。延祐五年，改宣政院经历，不久辞归，又召为社稷令，奉命赴泉州以南罢杂事。

延祐七年正月，元仁宗去世，铁木迭儿复相，屡次想加害于马祖常但又无隙可乘，便将他调任开平县尹。开平为行都所在，供给浩繁，讼狱繁多，意在因事而中伤，祖常乃辞官退居光州，以诗书自娱。以后，丞相铁木迭儿死，拜住入相，召为翰林待制。泰定元年（1324）三月诏立太子，不久重开经筵，任典宝少监。泰定帝巡幸上都，他以老成讲官的资格，与王结、虞集等随行。次年拜太子左赞善，任翰林直学士兼赞善。泰定三年，考试大都乡贡进士，次年任同知礼部贡举，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试读卷官。秋，拜礼部尚书，适值祖母丧，丁忧南归，请准以封妻恩让封祖母。不久起为右赞善，又兼经筵讲官。泰定四年，始至大都，再入礼部。不久又辞官归乡。

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两度遣使召，至顺元年（1330）知礼部贡举，取士九十七人；改燕王内尉，又入礼部①。祖常在礼部选拔士人，务求实学，空言浮词一概不取，故中选者有很多成为知名人士。升参议中书省事。是年十月，元文宗举百年旷典，亲祀南郊。祖常充读祝册官，参定亲郊礼仪。诏令特准饲养驼马的卫士可借住百姓穴舍。祖常说：“卫士饲养驼马已有居处，今不遵旧制，细民徒遭惊扰。况且，我官列三品，尚无穴居，何况细民？”获准恢复旧制。建德（治今浙江建德东北）有一百姓远游被杀。一年多后，其妻因贫改嫁。不久案发，法司以不举告罪判妇罪。祖常说，“事关纲常名教，当从重论处，张天下人妇之道”，此议获准施行。至顺二年，拜治书侍御史，又升御史，特赐犀带及文宗手书《奎章阁记》等。至顺三年，转徽政院副使，至顺四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六月，元顺帝即位，祖常应召与翰林承旨许师敬等赴上都共议新政，转同知徽政院事。顺帝命儒臣进讲，祖常又兼知经筵事。冬，拜御史中丞。祖常三为台臣，起居皆有礼法，违纲者常遭摒斥。例如，西台御史高坦于禁酤时弹劾同僚而面露酒色，祖常判他苛细不持大体，予以罢黜；山东佥宪巡行曲阜时，有李经者向他陈告：自己不应贿赂衍圣公，求为官属；另有孔氏举告衍圣公不法行为数条。祖常批曰：“李经自陈之事，发生于大赦之前；孔氏宗室自相告讦，事涉名教，不应张扬。”佥宪受理上案，故引咎而去。江西佥宪任忙古带贪赃，按制在山东东阿的田舍奴仆应当没官。祖常奏准，转为孔府所有。祖常善于奖拔后进，官至台臣，举荐更多，故礼部尚书宋本初至京师，鲜为人知，经祖常张扬其学，因而声名大振。元统二年（1334），拜枢密副使，上书言：军将子弟骄弱不堪任用，而庶民却不乏挽强蹶张而老死草野之人，当立武学、武举，习武储材，以备非常。所议未获答复，辞归光州。又历拜江南、陕西行台中丞，皆称疾不赴。后至元四年三月去世。葬光州之北平原乡西樊里。赠魏郡公，谥文贞。祖常初娶常州录事判官之女索氏，又娶河南镇守千户和尚之女怯烈氏。① 《元史》本传与《至正集》载：“天历元年，召为燕王内尉，仍入礼部，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时称得人。”兹据《滋溪文稿》。

子二人，任行省检校官及秘书监著作郎等职。

祖常崇尚儒学，曾出资赞助光州郡守修孔子庙，又于淮南构筑别业，名石田山房，以耕读相标榜，教授《孝经》、《论语》、《孔子》之说①。并建言：国族及诸部既诵习圣贤之书，当敬事诸母，以敦厚人伦。他文学造诣甚高，曾慨叹魏晋以来文风卑弱，故作文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文风宏赡精核，自成一家。所作训诰文体，富丽典雅，勋阀贵胄，褒赠父祖，常有请托。尤善赋诗，酬唱之外，亦间有诸如《室妇叹》、《石田山居》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诗风圆密清丽，才力富健，长篇巨制，又显得磅礴奔腾，含不受羁勒之气，因而深获元文宗赏识，曾说：“孰谓中原无硕儒乎？”《元文类》选录祖常诗文，多至二十一篇，为全集之冠。曾预修《英宗实录》，翻译润饰过《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进读。有《石田集》十五卷传世。另有《章疏》一卷（见于《千顷堂书目》）②。

① 马祖常：《石田集·附录》。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

第三节　萨都剌　迺贤

萨都剌

萨都剌（1290？—1348？），一说是阿拉伯语Sa’dal—Allāh 的音译，意为“真主之福”，与其字“天锡”意合。号直斋，回回人。祖父思兰不花、父阿鲁赤曾镇守云、代。萨都剌生于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说生于镇江（今属江苏）①。萨都剌早年家境清贫，但资质超拔颖敏。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天历元年（1328）七月以将仕郎资历，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任间多以风教为先，他亲书录事司堂匾为“善教”，用以自勤自勉。至顺二年（1331）七月，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前后三年。在职期间，他南至吴楚，西抵荆楚，北达幽燕、上都等地，并与张雨、倪瓒、马九皋等人诗文唱和，写出《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登北固城楼》、《鬻女谣》等名作。

元统二年（1334）八月，调任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治所真定，今河北正定）。次年初又调职。他曾作为监礼官陪集贤学士只儿合舟祭祀拖雷在真定的影堂，又先后赴河间、沧州审察刑狱。后至元二年（1336）春，他南行入闽，就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治福州）知事，途经徐州、扬州、平江、杭州、桐庐、兰溪、仙霞岭、崇安、建溪等山水胜地，均留下诗篇。

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他再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升入从七品，该年冬季到职。至此他一生创作了四百余首诗词。可能他因体弱多病而较早去世。关于萨都剌的晚年，尚有隐居武林（杭州）、寄情山水而莫知所终之说，还有充任方国珍幕僚以及终于太湖司空山、太白山下之说等。萨都剌自称“名在儒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官清廉，宦绩亦可称道，他生性好游，善写楷书，主要成就在诗词创作。由于官职低微，元人将他与贯云石、马祖常、余阙等并列，但后人备极推崇，列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因宦游南北，故胸中包纳万里名胜风情，又以北人气质，涵融前代各家之长而不蹈袭前人。诗作诸体皆备，文词雄健，音律锵然，具有一种清朗寥廓之气。诗词编有《雁门集》（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本）、《萨天锡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毛晋刻）、《萨天锡逸诗》（日本刻本）及《西湖十景词》①。

迺贤迺贤（1309—？）②，字易之，号河朔外史，合鲁（葛逻禄）部人。合鲁部人东迁，散居各地，迺贤家族先居南阳（今属河南）。后其兄塔海仲良入① 萨都剌《元史》无传，事迹主要散见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诗文以及明清以来的著述中，因而生卒年及履历有多说。张旭光《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2 期）与《回族诗人萨都剌姓氏、年辈再考订》（载《扬州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3 期）也可存一说。① 以上篇目转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三《西域人华文著述表》。② 生年见迺贤《金台集》卷一《徐敬伯哀诗》序，迺贤与徐仁“同生年”，而后者因病卒于庚辰（1340），年三十二，故迺贤当生于1309 年。

仕江浙，他随之迁居四明（治今浙江宁波）。迺贤先世可能是黄金家族姻亲③。其兄师事本乡儒者，中进士后任职宣慰，名重一时。迺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为了扩大见闻，他于至正五年（1345）离浙北上，循运河达齐鲁之地，再向西进入中原。十二月初二，他从郏城（令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北上，进入山西。次年至大都，在那里旅居五年左右。北上的前一年，黄河南北遭受巨灾，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过半。迺贤以当时亲历见闻写成《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当地“赤地千里黄尘飞”、“疫毒四起民流离”的惨状，并透露出农民举义旗，攻占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羆，长官邀迎吏再拜”的史实①。北行期间，他对沿途山川古迹、衣冠人物、断碣残碑以及宋金疆场之变更，均留意察访，并结合图经地志和耆老口碑详加考订，每有感触，便作诗歌述志言怀。在大都期间，他广结名流，对典章制度无不研习精到。至正十一年（1351），他经原路南下，返回吴越。反映中原十万百姓被驱迫修河而再遭凌轹的《新堤谣》，即写于归途之中。

返浙后，常与友人泛舟鉴湖之上，以诗酒自娱。有人为通达权贵而不惜重金贿赂，每遇此事，他必婉言谢绝，曰：“赂不可黩，周之可受也。”与朋友宾客言谈，多以典故为题，从不涉及官府之事。又乐于为朋友解燃眉之急，因而颇有声望。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刘仁本举荐他主持东湖书院，意在使之获禄而解贫。但他却以全部学官所入修治庙宇，兴建朱子祠堂，延请学行兼得者训导乡里弟子，本人亦登堂讲肄不辍。至正二十二年（1362）三月七日，中书省上奏，推举处士布达等四人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迺贤名列第三。次年循海道北上赴任。

至正二十四年，陷于灭顶之灾的元王朝企图求助神灵的护佑，派遣使者函香四出，代元顺帝祭祀天下岳镇海渎，迺贤作为熟知祭祀礼仪的清望文臣，衔命南下浙闽。南镇礼成，他取道福建再祀海渎。南行期间，他仍未忘沿途观风采俗的传统。一首反映元末民瘼吏弊的《枫亭女》，可能写成于此期间。迺贤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作为世家子弟，他较严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处末世而仍不忘报效元廷。在优游山水古迹的同时，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腐败，因而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他对邱处机劝阻成吉思汗杀生所起的作用甚为推崇，因而钦慕道家，迷恋于服食和外丹。传世诗作一百八十余篇，吟颂道家者约占十分之一，这在元代文人中是仅见的。当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迺贤长诗词，并列称“江南三绝”。他博学能文，气格轩翥，五言短篇，流丽而妥适，七言长句，宽畅而条达，近体五七言，精缜而华润；又善以长篇述时事，故亦有“诗史”之称。著述有《金台集》、《河朔访古记》。后人又编有《迺前冈诗集》三卷（明万历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③ 袁士元：《书林外集》卷一《送马易之》：“外戚高攀桂”。

① 迺贤：《金台集》卷一《新乡媪》、《颍上老翁歌》及余阙撰后记。

第四节　虞集

文章世家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以书斋称“邵庵先生”。祖籍四川仁寿，生于湖南衡州①。为儒学世家，唐初名臣虞世南之后裔。曾祖虞刚简，任南宋利州路提刑，曾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蜀人师尊之”（《元史·虞集传》）。祖父虞■，因文学盛名，为西南文望所宗。父虞汲，任黄岗尉，与吴澄交往甚密，是南方理学草庐学派的讲友。母杨氏也“明于性理”（《元史·虞集传》），故虞集因袭家学，三岁即知读书。

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举兵南下，战乱不已。虞汲一家避乱来到福州泉州地区。至元十七年（1280），虞汲一家还至长沙。虞集“始得书之摹本，尽读诸经，并通其大义”，从此，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研习。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迁居江西崇仁，父母为其求师临川谢仲直，遂得以系统学习经易之学。吴澄对他的才华称叹不已，视为契家弟子，侍于身侧。

南宋名士遗老，因避乱多流寓江西。虞集“游于诸公间，备问前修格言，考檄前代典故，于旧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其贤才遂为江西行省官员董士选所知。大德元年（1297），为董士选延请，以宾客从行京师。虞集客授董氏学馆，并以文章游于文臣儒士间，得到当时的文章大家姚燧、程钜夫等人的称赞，被视为“异日斯文之柄”。有些朝臣甚至称其“才堪御史”（赵汸：《虞集行状》）。大德六年（1302），擢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从此开始仕宦生涯。

任职国子学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虞集为国子助教。任职后即“以师道自任，申国学之成法，本圣贤之遗书，通雅俗以性情”，使国子诸生俱获其益。他馆之士闻其名，也多相率请益为师。

至大四年（1311），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为元仁宗。元仁宗欲以儒术治国，遂兴国子监，先后拜刘赓、吴澄为国子祭酒、国子司业。虞集也升为国子博士。时吴澄倡“为学以尊德性为本”之说，虞集亦言“惟学务修德，勿以利禄使之进”。遂为朝中所非议，甚至有“吴澄为陆学，非国学，不可为国子师”之谤（《道园学古录》卷四四、四五）。皇庆元年（1312），吴澄投檄辞去。不久，虞集也因力赞其说，朝中谤甚，孤立不可留。皇庆二年，乃以病免，留京师数月以私塾为业。

四朝文学名臣延祐元年（1314），虞集又回任太常博士。时拜住方为太常院使，每问礼器祭仪等，虞集皆尽心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实及古今因革治乱之迹。拜住遂雅重虞集，更信儒者可用。延祐四年，迁承事郎集贤修撰，并主大都乡试。时朝中议论学校之治，集谓“今学校之弊在于师道不立”，“今① 虞集：《欧阳元公待制潇湘八景图跋》，《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以求之”。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再“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如此则师道得立。虞集之议，诸朝臣称是。

延祐五年春，元仁宗欲再起吴澄为集贤直学士，乃遣虞集召吴澄于临川。吴澄因病不能行，虞集遂返京师。六年，虞集又拜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秩正五品。元仁宗尝叹曰：“儒者皆用，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七年，元英宗硕德八剌继立，欲大有为于天下，用拜住为丞相。拜住超用贤俊，力荐虞集可大用。时虞集因服父忧归江西。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趋朝。三年八月，受召与袁桷、马祖常同趋上都。八月五日，南坡政变，元英宗、拜住被铁失等弑，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试礼部进士，虞集为考官。他认为国家科举取士，科目以程朱经注为主，其目的为“一道德、同风俗”，而“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是年，迁国子司业。泰定帝恢复经筵制度，虞集受命讲授经筵，为汉文进读。见润泽之际，“陈圣学未易尽其要”，“指时务尤难于极其情”，每为反复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辞达其意而不止。泰定帝见其气貌温和，敷对恺切，赐以中统钞五十锭。自此常从行讲经。泰定二年，自国子司业上秘书少监。四年，再考试礼部，又拜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诏同修国史。五月，赴上都经筵。因讲罢，议论京师恃东南海运竭民力事。集与同列蒙古讲读阿鲁威学士协同上奏，言治理之法当为“宽远民、因地利”，即以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沃野、滩地，“用浙人耕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并主张减轻赋税，“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他认为，若能行之，“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 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论，后元顺帝海口万户之设，即宗此说。时朝中议之，有臣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因而未能实行。

致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职兼经筵官，进阶奉政大夫，后又兼国子祭酒。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发动兵变，迎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儿为帝。九月，图帖睦儿在大都即位，是为元文宗，虞集为作即位诏。文宗在潜邸时，已知集以文辞知名，即位后，命仍兼经筵官。集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文宗婉言相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不令其去。天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学士院，集被除为奎章阁侍书学士，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职位。他侍从文宗于奎章阁，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①。时关中大饥，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数百里无人迹。文宗问以对策，虞① 欧阳玄：《送虞德修序》，《圭斋集》卷八。

集认为，大灾之余，当重新振作，应“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并趁机求借一郡相试，左右大臣言虞集此举是欲辞去，文宗遂罢其议。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职事繁，难于同时兼领，求免此职，文宗以奎章阁事最为切要，特免祭酒之职。又求免同修国史之职，不允。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虞集趋上都，奉命写即位诏。

至顺元年（1330）初，廷试进士，虞集为读卷官。二月，文宗诏命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撰《经世大典》，以虞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又特命燕铁木儿总监其事。虞集以“入侍燕间，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与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辞职。文宗谕谓：所以立奎章阁，是“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乳母夫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子，并召令忽都鲁都儿迷失、阿嶙帖木儿书其事于蒙古国书《脱卜赤颜》上，以虞集书诏，播告天下。①秋，赵世延因病告归，虞集遂领《经世大典》总裁官之职，并兼修治典事。至顺二年五月一日，《经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上进文宗后，集乃以目疾求解职，文宗不允。集又上章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御史中丞赵世安也为集请：“虞集久居京师，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医药，他日后诏用未晚也。”文宗终不令其去，并迁怒于赵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

至顺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讲学士，余如故。八月，文宗崩。十月宁宗懿璘质班立。十一月，宁宗崩。四年，朝臣在上都议立顺帝妥欢贴睦尔，有人言及书诏事，虞集遂谢病归临川。有终隐之志，乃在旧居处筑室，每日以讨论旧学、咏诗读书，引宾客、门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间为乐。元统二年（1334），顺帝遣使召虞集还朝，因疾作不能行。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诏撤文宗庙。有人又以虞集诏书事告于顺帝，顺帝不悦，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①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总裁，终因老病、目疾难以前行而止。至正八年，病卒。赠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虞集在当时文学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时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仅被视为为皇权利益服务的词臣而已。虞① 虞集书“顺帝非明宗子诏”事，见《元史·虞集传》，根据《元史·文宗纪》卷三四，至顺元年（1330）八月，文宗大驾才至京师，御史台臣即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是以知这之前（在上都时）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故虞集书诏事，当取在至顺元年。

① 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八《元纪·二十六·考异》云：“《元史·虞集传》以顺帝‘此我家事’之言系于元统二年，按其时尚未追理文宗旧诏也。盖《元史》连书之，失之限断，今酌于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谓顺帝撤去文宗庙主。并逮当时草诏者。瞿宗吉《归田诗话》云：集已谢病在家，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则以文宗亲改稿呈上。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即脱脱亦为之言，得释，然两目由是丧明。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恶集者为之也。使文宗当日果有亲改诏书，是为御笔改定，其稿当藏之禁中，岂得为集所藏，留为他日地步耶？”所见甚是。另，从虞集诗文来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临川且目未丧明。

集亦知晓上层政治斗争的险恶，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顾问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在文宗朝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尽管虞集小心谨慎，但还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谓的“知遇之隆”而被许多人所嫉妒。一日，虞集受命草封营都王制，贵臣阿荣、巎巎因平素嫉集，乃传谬言，令集制封营国公制。虞集完稿，丞相来索取发现其误，问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为，即请重新易稿以进。后始终不言此事，故人皆以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处世上亦讲求孝友。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遗孤，集抚育如己子。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库输赋京师，亏损数千缗，虞集乃尽力借贷代为偿还，无难色。其交友以“尚德”为准则②。遇“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而对“权门显赫，则未尝有所附丽”。归老后，虞集家贫，然“平时居口未尝言贫”①，常受到邻里乡亲、故友门生的接济，于其求碑跋、墓铭，有求必应，然却未尝苟作。尝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后，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铭，并以中统钞五百锭为赠，虞集不许而罢。

文章学术虞集于经学，博洽精深，在其著文立说之间，每言陆子、朱子“皆为圣人之道，互相发明”②。与吴澄、郑玉等人一样，无门户之见。其为文，好“穷拯本原，研精探微”，其诗赋亦是“质而不惺，华而不靡”，被时人列为“元诗四大家”之首。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为其幼子翁归与门人李本于至正元年（1340）所整理编辑。

子四人，长子安民，知吉州路安福州；幼子翁归，业进士。门生弟子著名者：苏天爵、王守成等。交游最厚者：袁桷、范椁、陈旅等。

② 虞集：《跋山谷书萧济夫墓志后》，《道园学古录》卷四○。

① 赵汸：《跋刘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图诗序》，《东山存稿》卷五。

② 虞集：《吴澄行状》，《道园学古录》卷四四。

第五节　苏天爵

仕历与政绩

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①。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②。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③。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①，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① 刘基：《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诚意伯文集》卷六。

② 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③ 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黄金华集》卷二二。

① 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脱脱已辞职，以阿鲁图继任。据《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后，除阿鲁图外，左丞相为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为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为搠思监，左丞为董守简，参知政事为朵儿只班、吕思诚。不知时相之中，何人力主罢免苏天爵。才学横溢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②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①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①。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②；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③。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② 赵汸：《治世龟鉴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 赵汸：《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 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② 王理：《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③ 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

第二十二章　数学

宋元时期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其成就和总体水平都处于世界数学的前列。元代的杰出数学家有朱世杰、李冶、王恂和郭守敬等，名著有《测圆海镜》（1248）、《益古演段》（1259）、《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数学著作还有《丁巨算法》，何平子《详明算法》，贾亨《算法全能集》，《透帘细草》，《锦囊启源》等。重要成就是天元术和四元术、垛积术、招差术、弧矢割圆术和球面三角法、筹算、歌诀的完备和珠算的发明等。

第一节　天元术和四元术

在古代数学中，列方程和解方程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重要问题。宋代以前，数学家要列出一个方程，如唐代王孝通运用几何方法列三次方程，往往需要高超的数学技巧、复杂的推导和大量的文字说明，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随着宋代创立的增乘开方法的发展，解方程有了完善的方法，这就直接促进了对于列方程方法的研究，于是，又出现了中国数学的又一项杰出创造——天元术。据史籍记载，金、元之际已有一批有关天元术的著作，如蒋周《益古》、李文一《照胆》、石信道《钤经》、刘汝锴《如积释锁》等（朱世杰《四元玉鉴》祖颐后序），可惜都已失传。但在稍晚的李冶和朱世杰的著作中，都对天元术作了清楚的阐述。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字仁卿，号敬斋，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生于大兴府（今北京市）。曾为金代词赋科进士，钧州（今河南禹州市）知州，元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晚年隐居于河北元氏县封龙山下，收徒讲学并勤于著述，与元好问、张德辉交往密切，时人尊称“龙山三老”。他在数学专著《测圆海镜》（12 卷）中通过勾股容圆问题全面地论述了设立未知数和列方程的步骤、技巧、运算法则，以及文字符号表示法等，使天元术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新阶段。《益古演段》（3 卷）则是他为天元术初学者所写的一部简明易晓的入门书。李冶还著有《敬斋古今黈》40 卷、《敬斋文集》40 卷、《壁书丛削》12 卷、《泛说》40 卷等，前一种今有辑本12 卷，后三种已失传。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生平不详。据《四元玉鉴》莫若序称：“燕山松庭朱先生，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矣。四方之来学者日众，先生遂发明《九章》之妙，以淑后学。为书三卷..名曰《四元玉鉴》”，由此可见，朱世杰当时已是声名卓著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所著《算学启蒙》3 卷，内容包括常用数据、度量衡和田亩面积单位的换算、筹算四则运算法则、筹算简法、分数、比例、面积、体积、盈不足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数字方程解法、线性方程组解法、天元术等，是一部较全面的数学启蒙书籍。《数学启蒙》曾传入朝鲜和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部书，清代刻印所依据的是朝鲜翻刻本。朱世杰的代表作《四元玉鉴》记载了他所创造的高次方程组的建立与求解方法（四元术），以及他在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垛积术）、高阶内插法（招差术）等方面的重要成就。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Sarton）在他的名著《科学史导论》中指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除李冶、朱世杰外，赡思《河防通议》中也有天元术在水利工程方面的应用。

天元术是利用未知数列方程的一般方法，与现在代数学中列方程的方法基本一致，但写法不同。它首先要“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 为某某”，再根据问题给出的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代数式。然后，通过类似合并同类项的过程，得出一个一端为零的方程。天元术的表示方法不完全一致，按照李冶的记法，方程a0xn+a1xn-1.+an-1x+an=0可写成如下形式：其中a0，a1，.，an 表示方程各项系数，均为筹算数码，在常数项旁边记一“太”字（或在一次项旁边记一“元”字），“太”或“元”向上每层减少一次幂，向下每层增加一次幂。方程列出后，再按增乘开方法求正实根。天元术的出现，提供了列方程的统一方法，其步骤要比阿拉伯数学家的代数学进步得多。而在欧洲，只是到了十六世纪才做到这一点。此外，宋代创立的增乘开方法又简化了求解数字高次方程正根的运算过程。因此，在这一时期，列方程和解方程都有了简单明确的方法和程式，中国古典代数学发展到了比较完备的阶段。不仅如此，继天元术之后，数学家又很快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多元高次方程组，如李德载《两仪群英集臻》有天、地二元，刘大鉴《乾坤括囊》有天、地、人三元等，最后又由朱世杰创立了四元术。“四元术”是多元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方法。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用天、地、人、物代表四个未知数，然后根据已知条件推导出四元（或者二元、三元）高次方程组。这个方程组的表示方法是将其各项系数摆成一个方阵，其中常数项右侧仍记一“太”字，四个未知数一次项的系数分置于常数项的上下左右，高次项系数则按幂次逐一向外扩展，各行列交叉处分别表示相应未知数各次幂的乘积。解这个用方阵表示的方程组时，要运用消元法，经过方程变换（实际上也就是矩阵变换），逐步化成一个一元高次方程，再用增乘开方法求出正根。在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法国数学家贝佐（ é ）才对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元法作了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从E'.B zout从四元术的表示法来看，这种方阵形式不仅运算繁难，而且难以表示含有四个以上未知数的方程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中国代数学在这一时期确实发展到了顶峰，如果要再前进一步，那就需要另辟蹊径，突破新的难关了。后来，清代的代数学的进展是通过汪莱、李锐等对于方程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引进西方数学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

第二节　垛积术

对于一般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创“隙积术”，开始研究某种物品（如酒坛、圆球、棋子等）按一定规律堆积起来求其总数问题，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并推算出长方台垛公式。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和《算法通变本末》中，丰富和发展了沈括的隙积术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垛积公式。沈括、杨辉等所讨论的级数与一般等差级数不同，前后两项之差并不相等，但是逐项差数之差或者高次差相等。对这类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在杨辉之后一般称为“垛积术”。朱世杰对于垛积术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得到一系列重要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这是元代数学的又一项突出成就。例如，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角垛公式：11 2 11111 2pr r r r prnpn n n n p!( )( ) ( )( )!( )( ) ( )+ + + -=.=++ + +LL其中p=1，2，3，4.。在这一串三角垛公式中，后式恰好是把前式结果作为一般项的新级数的求和公式。又如岚峰形垛公式：11 2 11121 2 1 1pr r r r p rrnpn n n n p p n!( )( ) ( )( )!( )( ) ( )[( ) ]+ + + -=.=++ + + + +LL·也是很精彩有趣的。他还研究了更复杂的垛积公式及其在各种问题中的实际应用。总结和归纳出这些公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有相当难度的。朱世杰究竟如何得到这些公式，由于史料缺载，至今尚不清楚。朱世杰《四元玉鉴》所载“古法开七乘方图”，比杨辉所引贾宪“开方作法本源图”（贾宪三角）多出了平行于两斜边的许多斜线，有些学者推测，从这些斜线相连的数字关系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其中包括推导出某些垛积公式①。① 杜石然：《朱世杰研究》，载《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 年版。

第三节　招差术

招差术即高次内插法，是现代计算数学中一种常用的插值方法。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早已应用了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又创立了等间距和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用以计算日月五星的视行度数。但是太阳等天体的视运动并不是时间的二次函数，因此仅用二次内插公式推算的结果仍不够精确。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列出一个包括三差的表格。由于当时数学水平所限，一行还没有能够给出正确的三次差内插公式。元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王恂、郭守敬在所编制的《授时历》中，为精确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和位置，根据“平、定、立”三差，创用三次差内插公式，这在数学上是重要的创新，同时也把天文历法的计算工作推进了一大步。朱世杰对于这类插值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四元玉鉴》中成功地把高阶等差级数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内插法， 得到了一般的插值公式：f n n n n n n n ( )!( )!( )( ) , = + = + - - + △ △ △1 211 31 2 2 3 L并且明确指出公式中各项系数恰好是p=1，2，3，.时的三角垛求和公式。上述插值公式，在中国数学史上一般称为“招差术”，其用途并不仅仅限于内插法。招差术与垛积术是密切相关的，这两者可以互相推演。朱世杰掌握了三角垛公式，因而易于推导出一般的内插公式。相反地，利用招差术，也可解决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问题。因此，朱世杰的垛积招差术，将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推进到了更加完善的地步。在欧洲，对招差术首先加以讨论的是英国数学家J.格雷戈里（J.Gregory，1670）。此后不久，牛顿得到了现在通称牛顿插值公式的一般结果。牛顿插值公式在现代数学和天文学计算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朱世杰所发现的公式与牛顿插值公式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而后者要晚三百多年。招差术的创立、发展和应用是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成就。

第四节　弧矢割圆术和球面三角法

古希腊、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创用了球面三角法，用来解决天文学方面的计算问题。隋唐之际，印度天文学开始传入我国，如《开元占经》所收《九执历》中曾介绍过印度的正弦表，但球面三角法基本上没有引起中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重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创“会圆术”，把割圆术方法应用于推算弧、弦、矢的关系， 提出了一个由弓形中弦和矢的长度来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的结果相当于公式： ，其中为弧长， 为相s = c +2vs c2d应弦长，v 为相应矢长，d 为圆的直径。王恂、郭守敬在《授时历》中，根据相似三角形相应各线段成比例的关系，并反复应用沈括“会圆术”，创立了一种推算“赤道积度”和“赤道内外度”（即已知太阳的黄经度数求其赤经度数和赤纬度数）的新算法。这种新算法常被称为“弧矢割圆术”，它与球面三角学中求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方法是类同的。在推算过程中，他们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关系式。这些关系式相当于下列的球面三角公式：sinα=sincsinαcoscossin cos cossinsin cossin cos cosbcc cbcc c=+=+2 2 22 2 2ααα其中c 为黄经，b 为赤经，a 为赤纬，α为黄赤交角。由于当时用于天文计算的中国传统代数学方法并不逊色，并且会圆术公式误差很大，采用圆周率π=3 入算，误差也很大，所得结果并不精确，所以王恂、郭守敬虽然开辟了通向球面三角学的途径，但他们所引入的新方法并没有能够发展起来。一直到十七世纪进行历法改革时由《崇祯历书》等引进西方数学之后，球面三角法才在天文计算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五节　中国数码和零的符号

中国古代演算用算筹，记录数量用一、二、三、四、..十、百、千、万等汉字，这是比较简明方便的。因此，虽然商周甲骨、金文和秦汉简牍中曾出现一些按照算筹形象描绘下来的记数符号，但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用于记数和演算的数码。

由于社会和数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唐代已开始用数码记数，宋元时期的数码已较完善，而且其使用也更加普遍。现存最早记有数码的著作是唐代敦示36、108、126 等，其数码完全摹仿算筹摆放形式，用空位表示零，记数法也与筹算记数原则相同，但笔划长短不等，不如算筹记数那样整齐。北宋时尚未出现“0”号。

在十三世纪，中国数学有了高度的发展，有些数学方法如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的演算程序比较复杂，仅仅依靠文字说明难以讲清楚，因此一些数学家便把解题过程的算草详细记录下来并写入其数学专著，于是出现了较完整的中国数码。如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和杨辉数学著作所用的数码是：筹记数法中一条横线或竖线代表五。金元时期李冶《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朱世杰《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在论述天元术时所用的数码，则完全采用了算筹记数中九个基数的写法，但笔画长短不齐，并添设了一个零号“○”：零的符号在一套完整的数码中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数学中有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中国数码中的零号是外国传来的，其实并非如此。印度数码和阿拉伯数码早年曾传入我国，如唐代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在《开元占经》中曾介绍印度数码，其中用一个圆点作为零号表示空位，元代安西王府所藏铁制纵横图，其数字均为阿拉伯数码，其中也有“0”号，但这些数码当时并未为我国学者所采用。中国数码中的零号是宋元时期我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自己创造的。新旧《唐书》、《宋史》等所载各家历法曾用“空”字表示天文数据的空位。为了避免误解，宋代学者又仿照古代用方框“□”表示脱落文字的习惯，用“□”来表示数据中的空位，如南宋蔡沈《律吕新书》将林钟律管的律数118098 记作“林钟十一万八千□□九十八”，将南吕律管的律数104976 记作“南吕十□万四千九百七十六”等。后来，为了书写方便，方框“□”顺笔写成了圆圈“○”，于是形成了中国数码中的零码。现在已知最早使用“○”表示空位的是金《大明历》，其中有“三百○九”、“五百○五”、“二千○七”等等，但《大明历》使用更多的仍是“空”字。直到宋元四大数学家的著作中才普遍使用了零码。

明代以后珠算术逐渐推广，为区分算筹记数位数而采用的纵横相间制已无实际意义，因而在需要用数码记数时，除表示1，2，3 的数码仍兼用纵横二式以防混淆外，其他数码都单用南宋数码的横式，明程大位《算法统宗》称之为“ 暗码” 。后来， 暗码中很长时间的商用暗码（又称苏州码）：清末学制改革设立了新式学堂，各地还有许多教会学校，大多采用新编译的数学课本，现在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才逐渐传播开来。

第六节　筹算歌诀的完备和珠算的发明

唐宋时期对于实用算术的研究是一个相当活跃的领域，不少人积极从事筹算算法的改进尤其是筹算乘除法的简化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如把筹算乘除需要摆放三层的摆法简化为在一个横列里演算，提出了求一、上驱、搭因、重因、增成、身外加减、损乘、九归等等筹算乘除捷法，并且其中一些方法还被编成容易上口和便于记忆的歌诀形式。到了元代，这种简化筹算乘除法的歌诀经过不断改进而更加简练和完备。这一时期新编成的比较重要的歌诀有“化零歌”、“归除歌诀”、“撞归诀”、“起一诀”等，如朱世杰《算学启蒙》记载有“化零歌”：“一退六二五，二留一二五，三留一八七五..”即1160 06252160 1253160 1875 = = = . , . , .当时一斤等于十六两，这个歌诀就是以斤化两的算法。南宋杨辉也有斤价化两价的歌诀：“一求，隔位六二五；二求，退位一二五；三求，一八七五记..”显然朱世杰的歌诀更为顺口易记。《算学启蒙》还记载了36 句的“九归”（除数为一位数的除法）歌诀，如“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等等，也比杨辉的九归歌诀简单明确。此外，在元代还很流行“归除”，在做多位数除法时先“归”后“减”，以简化除法运算。贾亨《算法全能集》记有算法歌诀：“唯有归除法更奇，将身归了次除之。有归若是无除数，起一回将原数施。或值本归归不得，撞归之法莫教迟。若还识得中间法，算者并无差一厘”，其中提到的撞归诀和起一诀也趋于完善。如《丁巨算法》（1355）提到的撞归诀是“二归撞归九十二，三归撞归九十三..”，元末何平子《洋明算法》已将其改为“见二无除作九二，见三无除作九三..”等等。以上这些口诀与珠算的口诀已经基本相同，只不过当时还是用于筹算而已。根据这些口诀作除法时，一念口诀便能立即得到商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熟练掌握口诀，具体计算本来可以变成相当简便的事情，然而当时的计算工具却还是那些不很便于取用的小竹条，因此手不应心的矛盾，也就是计算工具与计算方法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改进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而筹算口诀的完备，已经提供了更为简便的计算方法，于是，一种崭新的计算工具——珠算盘便应运而生了。

珠算是在我国筹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计算方法吸取了筹算方法，尤其是筹算口诀的产生和改进，对于从筹算向珠算的演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珠算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什么人创造的，根据现有史料还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南北朝时期的《数术记遗》中记载了多种记数方法，其中的“珠算”并非后世的珠算，但是否对珠算的产生有所影响，则还须作更深入的研究。有人认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画有一个算盘，但是原图并不很清楚，难以确认是否为珠算盘。元中叶之后的一些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已经提到珠算。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一条俗谚：“凡纳婢仆，初来时，曰雷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日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言，虽拨亦不动。”①明初刊刻的一本看图识字书《对相四言杂字》有算盘图，共十档，上二珠下五珠。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算盘图。书中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

所绘人物服饰为元代式样，由此可知该书原刊于元代。另一方面，南宋和元初的著名数学家秦九韶、杨辉、李冶、朱世杰等又都没有提起过珠算。因此，珠算大约产生于元中叶以前不太久的时间。总的说来，正像我们不能确切说明筹算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什么人创造的一样，这种情况恰恰说明珠算和筹算都不是哪一个个人创造发明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根据实际需要创造出来并逐渐加以改进和完善的。珠算盘和珠算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作出的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突出贡献。

第七节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数学交流

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接触，很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在宋元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数学方面，见于记载最早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有所研究的人是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多桑蒙古史》称：“成吉思汗系诸王以蒙哥皇帝较有学识，彼知解说Euclid 之若干图式。”①蒙哥是通过《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而了解古希腊数学的。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上都设立回回司天台，由著名天文学家波斯人札马鲁丁领导。回回司天台的主要任务是编制回历，供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明朝钦天监中仍设有回回科，直到清康熙时才撤销，专门编制回历的机构前后共设置四百余年。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国家的天文数学知识陆续传入我国。据元朝王士点、商企翁著《秘书监志》记载，当时回回司天台曾收藏有多种阿拉伯文数学书籍，如：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撤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有些学者认为“兀忽列的”就是Euclid 的音译，因此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5 卷已在元代传入我国②。后三种著作中，“罕答昔牙”意为几何学，“呵些必牙”意为算法，但究竟具体是哪些数学著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元朝时，阿拉伯数码也曾传入我国。1956 年，在西安市郊元朝安西王府旧址发掘出五块铁板，上面都刻画有用东阿拉伯数码表示的六行纵横图（亦称幻方，同行、同列及同一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均为111，见下图）。这类铁板可能是王府人员作为驱魔避邪用的器物。1980 年上海浦东陆家嘴又出土一枚可佩戴的玉挂，上面刻有四行纵横图，所用数字亦为东阿拉伯数码③。但是，这种阿拉伯数码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广泛使用，至于其纵横图的来源则尚无人研究。在明西安出土的铁板刻文及据以译出的现代纵横图代的一些著作中还介绍了在伊斯兰国家通行的“土盘算法”，“格子算”（又称“铺地锦”），球面三角法和角度的六十进制等。但总的来说，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如它对欧洲数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阿拉伯数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数学自然也会传入伊斯兰国家。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军队西进占领巴格达之后，旭烈兀汗建立了马拉盖（今属伊朗）天文台，并任命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纳速拉丁·图西主持工作，编制了著名的《伊儿汗历表》。这个天文台拥有四名中国天文学家，据记载，“旭烈兀汗曾自中国携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至波斯，其中最著名者为Faomoun-dji 博士，即当时人称为先生（Singsing）者是已。纳速剌丁之能知中国纪元及其天文历数者，盖得之于是人也。”①这些人除天文历法外也必定熟悉中国数学，并且会把中国的数学知识传播给其他国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页91，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严敦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元代输入中国说》，载《东方杂志》39 卷13 号，1943 年。③ 王正书：《浦东陆家嘴出土元代珍贵玉挂》，载《文汇报》，1980 年12 月16 日。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页91，中华书局1962 年版。关于Fao-moun- dji，冯承钧认为“后二字疑为蛮子之对音，其人或者姓包姓鲍”，也有人将其音译为傅穆斋。

家。此外，中国数学曾对于印度数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八世纪之后，印度数学知识不断传入各伊斯兰国家，印度数学家如婆罗摩笈多等的著作被译成了阿拉伯文。现在在流传至今的中亚数学家的一些数学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诸如与中国古代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分数记法、四则运算、三率法、盈不足术、重差术、百鸡问题等极其相似的数学内容和算法，这些很可能是直接从中国或通过印度这两条途径传入伊斯兰国家的。在十五世纪，兀鲁伯修建了撒马尔罕天文台，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尔·卡西是这个天文台的主持人。在阿尔·卡西的名著《算术之钥》（1247）中，有些数学内容如除法、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契丹算法”、“百鸡问题”等都有吸收了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痕迹。尤其是高次开方法，开方不尽时命分的方法：a r ara an nn n + . ++ - ( ),1以及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贾宪三角）等等，更和宋元算书的内容完全相同①。而这些数学知识，在当时除了宋元算书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数学著作提到过。因此有理由认为，与古希腊和印度数学一样，中国数学也曾给予阿拉伯数学以一定的影响。而阿拉伯数学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公认的重要地位，它对欧洲数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①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页220—224，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

第二十三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天文学发展盛况空前

在元代，占统治地位的蒙古族的经济、文化虽然都远落后于汉族，但天文学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更换而衰落，却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代，将中国天文学推向鼎盛时期。

首先，元初制订的《授时历》，在总体水平上大大超过宋代。历法的基本数据更精密，计算方法有进步，并有一些新的创造。其次，天文仪器的制造水平有所提高。宋代浑仪的制造已很精致，元初为制订《授时历》而设计制造的天文仪器却有更多的创新，特别是对浑仪作了革命性的改造。第三，元代建立两所大型的国家级天文台，各具特色，仪器风格迥然不同，为中国天文学史写下了新的篇章。第四，继唐代一行之后，元代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不但在全国布有许多天文观测站，而且有的观测站拥有创新的大型仪器。第五，继宋代大规模的恒星测量之后，元代的恒星观测又取得新成就。

第二节　元代天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

蒙古族有崇敬上天的习俗。虽然保留原始时期敬畏自然力的遗风，形成不同的宗教信仰，敬奉不同的神祗似乎是共同的特点，但蒙古族的信仰却更集中于天。《蒙鞑备录》中记有“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黑鞑事略》记其风俗“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无一事不归之天”。从其日常用语可知，他们认为“天”是长生不死的，是威力无比的，能得到“天”的庇护和支持，就有力量战胜各种困难。这类语言，甚至常常出现在成吉思汗的诏书中。如1206 年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善上断事官，诏书称：“当［我］被长生天护祐着，使天下百姓入轨就范的时候，你要作我的耳目..任何人不得违背你的话。”（《元朝秘史》）

天可见面不可及，要想知道天是不是“庇护”着自己，就得求助于卜师。这些卜师充当着为人们消灾祈福的重要角色，从而受到普遍的敬畏。英国人道森《出使蒙古记》记录了蒙古人“对于预卜、预言、占卜、巫术、咒语等等极为注意。..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并向它下跪祈祷”。书中还记录了人们为了免罪而付给占卜者许多钱。这些习俗是崇敬上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成吉思汗在征战中带有许多星占家，其主要任务是在重大军事行动前作出预卜。耶律楚材就是其中最受重视的一个天文星占家。“太祖十五年（1220）..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真将易主矣，明年而金主殂。”（《新元史·耶律楚材传》）由于这次成功的预卜，“帝出兵必命楚材卜”。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人，博学多才，旁通天文历算及医卜，1219 年跟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域。在征伐祃旗时逢雨雪三尺，他释为克敌之兆而解大汗的不吉之疑，进兵果胜，因而为成吉思汗所看重。另外两件事更使他威信日高，1220年，成吉思汗身边的西域天文星占家们说，这年五月望傍晚有月食，楚材根据自己的推算认为没有，结果证明楚材是对的；他又推算出1221 年十月望有月食，西域人认为没有，届时果然发生日偏食。这两件事使成吉思汗非常信服地对耶律楚材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事乎。”（《新元史·耶律楚材传》）天象预报的准确，也使崇敬上天的蒙古族统治者对天文星占更加关注，成吉思汗有时还亲自灼羊脾以验证楚材所卜。

为什么耶律楚材能知天上事呢，原来他是用金《大明历》作的推算，事实证明这部历法是一部好的历法。据《元史·历志》称，“元初承用金大明历”，《新元史·历志》也载：“蒙古初无历法。太祖十五年驻跸撒马尔罕城，回鹘人奏：五月望月食。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大明历推之。”看来蒙古帝国至迟在1220 年左右是沿用金《大明历》的。

金《大明历》与南朝祖冲之《大明历》同名异历。金天会十五年（1137）颁用的《大明历》实际上是受宋代优秀历法《纪元历》的影响而编成的，1180年又经过金代著名数学家、历法家赵知微重新修订，水平更为提高。可以说汉族天文历法对北方少数民族天文历法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他们经过消化吸收并加以发展后，又产生了超过《纪元历》水平的新历法。蒙古族统治者选用了金《大明历》，使其最初的历法起点就很高。崇敬上天的习俗和传统思想以及成功地利用了《大明历》术，是蒙古族早期领袖重视天文学的思想基础。

1251 年成吉思汗去世，由蒙哥即位。他的一个弟弟旭烈兀建立了东起阿姆河、西括小亚细亚大部地区的伊儿汗国。旭烈兀西征时，不少精通天文历法的中国学者随军西征，他们后来留在马拉盖天文台工作，参加了《伊儿汗历表》的编纂，并将中国天文历法介绍到中亚。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总领漠南，1256 年在开平建立藩邸，并征召回回天文学家为其工作①，显然这种形势有利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天文学交流。

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继大汗位，据《新元史·百官志》载，这一年在开平设置了司天台。中统四年（1263）开平府升为上都，至元四年（1267），著名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向忽必烈进献七件西域天文仪器。据李约瑟考证，札马鲁丁可能是札马鲁丁·伊本·穆罕默德·纳贾里，他曾表示不愿负责修建伊儿汗国首都南面的马拉盖天文台②，曾受旭烈兀派遣而来中国。忽必烈的皇弟拥有大型天文台和众多天文学家，不可能不对忽必烈产生重要影响。忽必烈在至元八年于上都承应阙宫增置回回司天台。

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是元代天文学继续发展的保证。他不像他的祖父在征战中顾不上颁用新的历法，尽管耶律楚材先后进献过《西征庚午元历》和《麻答历》，但都未能采纳颁行。早在至元四年（1267），他就将西域人札马鲁丁进献的《万年历》在部分地区颁用①，并积极准备组织编撰并不限于信奉伊斯兰教人使用的通用历法。因此，尽管蒙古族过去是一个靠物候掌握时日的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但固有的习俗和形势的变化，促使新的统治者重视天文历法，为元代天文学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① 《元史·百官志》：“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提到他也可能名叫札马鲁丁·伊本·马赫福兹，现在巴黎还存有他作的有72 颗恒星的星表手稿。见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III，pp.372-373。① 《元史·历志》称“世祖稍颁行之”，《新元史·历志》称“西域人札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帝稍采用之”。

第三节　两所国家级天文台

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决定迁都，改原中都为大都。到达大都后他网罗天文人才，除原金朝、宋朝司天监的人员外，还召来了一些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秉忠就是其中之一。刘秉忠曾创办书院，从事数学、天文学的教育，王恂、郭守敬等都师从于他。他向忽必烈提出改历建议，并推荐了王恂和郭守敬等治历人才。郭守敬有句名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元史·郭守敬传》）他的话得到参加治历的同仁们的赞同，也得到了元世祖的全力支持，于是他为治新历先制新仪，全力投入大都天文台的建设工作中。

至元十六年（1279）修建大都司天台，地点选择在元大都东城墙下。据《元文类》卷十七杨桓的《太史院铭》，可知这不仅是元代太史院的办公之处，而且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天文台。台高七丈，分三层，院墙长约123 米，宽约92 米。最高层是观测台，上有简仪、仰仪、圭表和玲珑仪；中间一层八个方位有八间房，分别放置图书资料、星图、浑象、计时漏壶等，是作观测准备和进行天文研究的专用工作间；下面一层是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以及仪器设备的储藏室，可见其设计周密，设备完善。

司天台最高层的仪器都是郭守敬设计制造的，都是极为出色的天文仪器，其中首推简仪。简仪是对古代浑仪进行重大革新后面貌完全改变了的测量仪器。它不拘泥于用浑圆的外形表示天球，不再是将天球上的大圆分层用圆环表示的古老形态。虽然它的测量结果仍与浑仪一样是天体的赤道坐标，但其使用更为简捷方便。简仪至少有下列六种创新：（1）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由高低支架构成的赤道仪，贯穿于高低支架上的仪器转动轴就是极轴，测量部分可绕极轴旋转。现代天体望远镜的英国式赤道装置，其实就是从简仪结构中脱胎而来，不同的只是置于极轴上的观测部分换成了望远镜；（2）简仪充分利用空间，在高架下面安装有测量地平坐标的立运仪，成为一仪多用的综合性仪器；（3）仪器附加有安装调整使用的附属设备，如底座上有水槽可用于调整支架放置的水平，有正方案可保证仪器的极轴调整在子午面内，有候极仪可用于调整仪器的极轴高度，使极轴与观测点的地理纬度一致；（ ）一改过去度的圆周分割法，将一圆周分成分， 分为一4 3651 43600 10度，是采用360°分划，度以下采用十进位的新划分法，有利于提高分划精度；（5）在百刻环与赤道环之间装有四个可滚动的圆柱体，由于加入滚柱轴承，转动更为灵活；（6）仪器结构的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如与极轴一道旋转的测量部分，只是一个四游环和一根窥衡，彻底避免了浑仪多重圆环互相遮挡的弊病。其他较小的创新还有窥孔中加十字丝以提高对中精度、以窥衡代替望筒等。毫无疑问，简仪是十三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天文测量仪器。第二件重要仪器是仰仪，其主体是一个直径一丈二尺的铜半球，像一口大锅，凹放在一个平台内。半球球心位置安放一个可以转动的景符。景符是一块宽二寸、长四寸中间带有小孔的铜板，阳光通过其上小孔可成像在球面上，于是由球面上的刻度线可读出太阳的位置。尤其是观测日食时，初亏的位置和时刻，食既到生光以及复圆的全过程，均可一一详记，它改仰观为俯视，减小了直视太阳时日光耀眼之苦，而且不易疲乏，可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台太阳投影观测仪。仰仪也是一种完全创新的天文仪器。

以上两件仪器，《元史》中均有详尽记载。司天台上的另一件重要仪器是玲珑仪，但《元史》中关于玲珑仪的文字却很少，因此在学术界有两种互不相同的看法，有人参照杨桓写的《玲珑仪铭》①中有“遍体虚明”、“人由中窥”和“十万余目，经纬均布”，理解为封闭球体上钻有十万余小孔，人在里面观看的假天仪，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台浑仪。

大都天文台显然是一座规模巨大、工作人员众多、仪器精良、设计周密的天文台。但是在北方的上都还有另一座风格迥异的国家级天文台，上都司天台。双台并重，成了元代天文学的一大特色。至元八年上都回回司天台建成后，秩从五品，以札马鲁丁为提点。他所制造的七件西域天文仪器安置于台上。此台和这些仪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中国和阿拉伯天文学交流的产物。七件仪器名称如下：（1）咱秃哈剌吉（2）咱秃朔八台（3）鲁哈麻亦渺凹只（4）鲁哈麻亦木思塔余（5）苦耒亦撒麻（6）苦耒亦阿儿子（7）兀速都儿剌不定关于这七件西域天文仪器结构与功能的较详细介绍，请参见本卷第十六章札马鲁丁传。这些仪器明显具有西域特色，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有所不同，其中“浑天仪”（咱秃·哈剌吉）极高三十六度，而上都的纬度近42.5°，因此它不会是为在上都安装使用而设计制造的。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进献这些天文仪器，是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如果当时的元朝统治者能组织中国天文学家与西域天文学家一道对它们详加研究，并将必要的阿拉伯文献译成汉语，上都司天台及这些西域仪象显然能起更大的作用，但忽必烈并未这样作，回回司天台主要负责回回历书工作，这些具有西域特色的新鲜仪器未能发挥更大的影响。

① 收于《元文类》卷十七。

第四节　授时历

据《元史》记载，大都天文台上有郭守敬制作的仪器十三件。据说，为了对它们加以说明，郭守敬奏进仪表式样时，从上早朝讲起，直讲到下午，忽必烈一直仔细倾听而没有丝毫倦意。这个记载反映出郭守敬讲解生动，也反映出元世祖的重视和关心。接着郭守敬又举唐一行为编大衍历作全国天文测量为例，提出今为编授时历也应作此工作，他说“唐一行开元间令天下测量，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域比唐尤大”，应更多设观测点于“远方测验”（《元史·天文志·四海测验》）。

元代四海测验不少于二十七个观测点，至今犹存的观测站之一在古人认为是“地中”的阳城，此即今河南登封测景台（“景”字古代同“影”），又称元代观星台。登封测景台不只是一个观测站，同时也是一个固定的高表。表顶端就是高台上的横梁，距地面垂直距离四十尺。高台北面正南北横卧着石砌的圭，石圭俗称“量天尺”，长达一百二十尺。与通常使用的八尺高表比较，新的表高为原来表高的五倍，减小了测量的相对误差。郭守敬敢于在各观测站都使用四丈高表而不怕表高导致的端影模糊，是因为他配合使用了景符，通过景符上的小孔，将表顶端的像清晰地呈现在圭面上。明嘉靖七年（1528）陈宣所撰《周公祠堂记》有“观星台，甚高且宽，旧有挈壶漏刻以符日景，而求中之法尽矣。”以一台遗迹而想郭守敬当年四海测验之全貌，可知这次测量对授时历的编算贡献很大。据今人研究，仿郭守敬测量太阳高度的误差仅有1/3 角分，这比其后三百年欧洲最精密的天文观测还要精确，它们为授时历提供了高精度的原始测量数据。

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诏命改治新历，经过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四年的努力，于至元十七年完成，元世祖赐名《授时历》。王恂是以算术闻名于当时的，元世祖命他负责治历。他谦称自己只知历数，可负责推算，但负责人要找一个深通历理的人，于是他推荐了许衡。许衡是当时大儒，于易学尤精，接受任命以后十分同意郭守敬“历之本在于测验”的看法，支持制造仪器进行实测。至元十八年（1281），《授时历》颁行天下，许衡于同年病卒，王恂已于前一年去世，这时有关授时历的计算方法、计算用表等尚未定稿，郭守敬又挑起整理著述最后定稿的重担，成为参与编历全过程的功臣。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创制的最精密的历法。据《元史·历志》载，郭守敬在授时历中考证了七项天文数据：（1）至元十三年到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

（2）回归年长度及岁差常数。如关于回归年长度的确定，他收集了从大明六年（462）到至元十五年（1278）间八百一十九年的冬至时刻，又从中选出六个较准确的数据，求得一回归年长为365.2425 日。此值与现行公历（格雷戈里历）值相同，但在时间上要早三百多年。

（3）冬至日太阳的位置。

（4）月亮过近地点的时刻。

（5）冬至前月亮过升交点的时刻。

（6）二十八宿的赤道坐标。

（7）元大都日出日没时刻及昼夜时间长短。

此外他又计算出五项新的数据：（1）太阳在黄道上不均匀的运行速度。

（2）月亮在白道上不均匀的运行速度。

（3）由太阳的黄道积度计算太阳的赤道积度。

（4）由太阳的黄道积度计算太阳的去极度。

（5）白道与赤道交点的位置。

《授时历》采用的天文数据是相当精确的。如郭守敬等重新测定的黄赤大距（黄赤交角）为古度23.9030 度，约折合今度23°33′34″，与理论推算值的误差仅为1′36″。法国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在论述黄赤交角逐渐变小的理论时，曾引用郭守敬的测定值，并给予其高度评价。

在数学方面，《授时历》的推算中使用了郭守敬创立的新数学方法。如“招差法”是利用累次积差求太阳、月亮运行速度的，这种计算方法原则上与1670 年牛顿创立的内插法是一样的。又如“弧矢割圆法”是用来计算积度的（所谓积度可看成黄经或赤经的余弧），类似球面三角方法求弧长的算法。不仅如此，他废弃了用分数表示非整数的作法，而采用百进位制来表示小数部分，从而提高了数值计算的精度。他不再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计算上元积年，直接采用至元十八年冬至为历法的历元，表现了开创新路的革新精神。

在恒星观测方面，郭守敬等不仅将二十八宿距星的观测精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对二十八宿中的杂坐诸星，以及前人未命名的无名星进行了一系列观测，并且编制了星表。如在《元史·历志·授时历议》中载有周天列宿度，是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三年间二十八宿距星的距度测量值。据潘鼐在《中国恒星观测史》中的研究，元代二十八宿的测量误差很小，其中房、虚、室、娄、张五宿的测量误差小于1′，大于10′的仅胃宿一宿，实在是高水平的测量，也是元代天文仪器精密的客观记录。除《元史》中的二十八宿数据外，郭守敬还著有《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和《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惜已失佚。清代梅文鼎说曾见过民间遗本，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天文汇钞》中的《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一卷，就是抄自郭守敬恒星图表的钞本，甚为珍贵。

第五节　气候知识的应用

元世祖忽必烈接受汉族谋臣的建议比较重视农业，曾由官方颁印《农桑辑要》七卷及《农桑杂令》等书，以提高农事中季节、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认识。《授时历经》中专列气候一节，将每一个月两个节气的各种物候详细列出，以便掌握一些农事安排的时间。例如四月的记事有“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七月的记事有“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在有了精确的历法后，继续列出物候，主要目的是供农事参考。

《元史·五行志》中也载有部分气象气候资料，此外还有一部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系统的天气谚语专辑《田家五行》。《田家五行》主要辑录农谚和老农之言，编者为元末娄元礼，霅川（今浙江吴兴）人。该书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分若干类。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天文、地理、草木、鸟兽、鳞虫类；下卷三旬、六甲、气候类。其中包括天气、气候、农业气象、物候等方面的谚语共500 多条，而用天象、物象预测天气的则有140 多条，中长期天气预报100 多条。这些谚语适用于长江下游地区，许多内容至今还可作参考。

气候知识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对气候规律的认识上，例如对信风的认识。娄元礼《田家五行·气候类》有“凡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风打头，楝花风打末”，将物候与信风结合。该书对寒潮或北方冷空气南下的信风记叙颇详，“九月中气前后起西北风，谓之霜降信。有雨谓之湿信，未风先雨谓之料信雨”，是下雨的预兆。但是“霜降前来信，易过而善；霜降后来信，了信必严毒。此信干湿，后信必如之”，告诉人们此信风晚了，气候干湿。立冬后冷空气频频南下，故有“立冬前后起西北风，谓之冬信”。“月内风频作，谓十月五风信。”同书也写了主旱的信风，它发生在梅雨以后，书中写道：“东南风及成块白云起，主半月舶 风，水退兼旱。”指东南或东北信风伴随着天空多淡积云的气候主旱。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元代人们已能较好地应用气候知识了。

第二十四章　物理学

元代物理学总的水平与宋代大体相当，在某些领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更深的认识。

第一节　力学、热学和声学知识

大气压力（压强）、水力及风力的利用

元代，利用虹吸现象制成的排灌器具已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王祯《农书》中有关于“连筒”的描述：“连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离水泉颇远，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数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间，如药畦蔬圃亦可供用。”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了元大都的宫廷园林中，利用虹吸管及其他提水装置将水升高，造成人工喷泉的情形：“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大 ，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由东西流入太液池。”①农业生产中利用风力也很普遍。如在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其六，就有这样的诗句与自注：“冲风磨旧麦（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皆悬杵以舂）。”②测定液体浓度的方法元代后，测试盐卤的浓度多用莲子，而且随着制盐业的发展，测定方法更加精细了。陈椿在《熬波图》中说到：“要知卤之咸淡，必用莲管秤试。如四莲俱起，其卤为上。..莲管之法，采石莲先于淤泥内浸过，用四等卤分浸四处：最咸■卤浸一处，三分卤浸一分水浸一处，一半水一半卤浸一处，一分卤浸二分水浸一处。后用一竹管盛此四等所浸莲子四枚于竹管内，上用竹丝隔定竹管口，不令莲子漾出。以莲管汲卤试之，视四管莲子之浮沉以别卤咸淡之等。”③这里所述的方法是：先把莲子分别浸泡在已知浓度的四种盐水中（咸水所占比例分别为100％、75％、50％和33％），然后把这四种莲子浸入未知浓度的盐水中，根据这些莲子的浮沉情况即可判断盐水的浓淡程度。这种方法十分合乎科学原理，浸泡过的莲子恰如浮沉子，可以定量地测出盐卤的浓度。

热胀冷缩实验① 王祯：《农书》卷十八《农器图谱》十三《灌溉门》。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②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六。

③ 陈椿：《熬波图》卷下“淋灰取卤”。

元代陶宗仪进行过热胀冷缩的实验。把一玉轴塞进另一加热后的玉的孔洞之中，两者可以像“辘轳旋转，无分毫缝罅”。他认为这是后一物体“煮之胖胀”的缘故。①振动的音乐效果我国自古就重视乐器的制作及其声学和音律学性质，历代研究者不乏其人。宋代沈括科学地解释了古代乐钟所以是扁形的道理。元代吾丘衍在《闲居录》中也指出：“古人制乐，皆用律尺九，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钟、磬：箫、管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谐。后世琴瑟太长，长则声缓；笙不用匏而用木，木实而声过清；钟太圆，圆则声清而摇，故不协也。”这里已认识到，琴瑟的弦不能太长，否则声音过于低缓；笙不能用木制，否则声音过于清亮；乐钟不能用圆钟，否则声音清亮而不稳定，亦即声波易相互干扰而不协调。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

第二节　光学实验

针孔成像的实验研究

元代，赵友钦进行了关于针孔成像的大型实验①，并总结在他的《革象新书》卷五的“小罅光景”一节中。首先，他利用壁间小孔成像，观察日光、月光通过大小与形状不同的壁间小孔时，所成（倒）像的大小浓淡随屏的位置而变化的情形。然后，他设计并进行了大型实验：以楼房为实验室，分别在楼下两个相邻房间的地面上各挖一个直径四尺余的圆井，右井深四尺，左井深八尺。根据实验需要，左井中可另放一张四尺高的桌子。作两块直径四尺的圆板，每块板上密插一千多支点燃的蜡烛，放在井底或桌面上作为光源。两个井口分别用中心开孔的板遮盖。以楼板为固定的像屏。实验分五个步骤进行：（1）保持光源、小孔与像屏三者距离不变，观察中心开孔甚小但大小稍有不同时两处的成像；（2）改变光源强度，即改变点燃蜡烛的支数；（3）改变像距，即另用两片大木板水平挂在楼板下作为像屏，改变像屏的高度；（4）改变物距，即移去左井中的桌子，把点燃的蜡烛置于井底；（5）改变孔的大小和形状，即更换盖在井口的中心开孔不同的木板。他详细研究了各种情况下成像的规律。关于针孔成像及照度实验（前四个步骤）的结果，赵友钦指出：“景之远近在窍外，烛之远近在窍内。凡景近窍者狭，景远窍者广。烛远窍者景亦狭，烛近窍者景亦广。景广则淡，景狭则浓。烛虽近而光衰者，景亦淡；烛虽远而光盛者，景亦浓。由是察之，烛也、光也、窍也、景也四者消长胜负皆所当论者也。”也就是说，物距、像距、光源强度和孔窍都影响像的大小与浓淡。关于小孔成像和大孔成像（第五个步骤）的实验结果为：在光源为日、月的情况下，因小孔“不足容日、月之体”，故像“随日、月之形”；因大孔“可容日、月之体”，故像随孔之形。在光源为“千烛”情况下，因小孔“不睹一井之全”，故像随千烛之形；因大孔“总是一井之景”，故像随孔之形。赵友钦总结说：“是故小景随光之形，大景随空之像，断乎无可疑者。”即孔大时，所成的像与孔的形状相同；孔小时，所成的像与光源的形状相同。赵友钦的实验是中世纪最大型的光学实验，其研究方法是科学的，见解也是正确的。他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对小孔（形状和大小）、光源（形状和强度）、像（形状和亮度）、物距、像距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

关于圆球受光及视角的认识赵友钦也曾用实验模拟研究了月亮的盈亏。他指出：“若遇望夜则日月躔度相对，一边光处全向于地，普照人间；一边暗处全向于天，人所不见。”之后月相逐渐变小，“（日月）渐相近而侧相映，则向地之边光渐少矣。”至晦朔，“日月同经，为其日与天相近，月与天相远。故一边光处全向于天，一边暗处却向于地。”之一后月相逐渐变大，“（日月）渐相远而侧相映，则向地之边光渐多矣。”最后他指出：“月体本无圆缺，乃是月体之光暗，① 参阅王锦光：“赵友钦及其光学研究”，载《科技史文集》第12 辑，页94—99，1984 年；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页79—9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版。

半轮转旋，人目不能尽察，故言其圆缺耳。”（见《革象新书》卷三的“月体半明”一节）他的解释很科学而通俗。

赵友钦在《革象新书》中还指出：“远视物则微，近视物则大”（卷二的“天地正中”节）；“近视则虽小犹大，远视则虽广犹窄”（卷三的“月体半明”节）。这些都是关于视角方面的问题，其论述也是符合实际的。关于透光镜西汉时就已出现透光镜，由于其特殊的光学效应，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沈括《梦溪笔谈》中已有明确记载，宋元之际周密的著作中也有关于透光镜的记述：“透光镜，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辈传记仅有沈存中（沈括）《笔谈》及之，然其说亦穿凿。..凡对日映之，背上之花尽在影中，纤悉毕具，可谓神矣！”①但是周密并未涉及透光镜的制作及原理问题。

吾丘衍在《闲居录》中写下了他的看法：“世有透光镜，似有神异，对日射影于壁，镜背文藻于影中一一皆见，磨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说。假如镜背铸作盘龙，亦于镜面窾刻作龙，如背所状，复以稍浊之铜填补铸入，削平镜面，加铅其上，向日射影，光随其铜之清浊分明暗也。昔徐生操示余，因以告之。后数日，家志行取去，忽坠地而碎，痕迹并见，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沈括）《笔谈》尝载此镜，而不得其说，因记之。”这段话反映出吾丘衍对于镜面材质不同而反射率有所不同这一透光原理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他的解释及对其制作方法的猜测，因一面透光镜“忽坠地而碎，痕迹并见”而得到证实。

近年已通过实验证明，铸制透光镜有多种方法，如所谓“加热法”，即如沈括所推测的，在铸镜过程中，因镜各部分厚薄不同造成冷却快慢不同，使得各处收缩率有差别，结果镜面产生细微的曲率差异；“补铸法”，即如吾丘衍所记述的，铸镜时先将镜面依背面的图案铸成空凹状，然后以另一成份的铜填补铸入，使得镜面的材质有所不同；以及“磨刮法”，即镜铸成之后用磨刮的方法把镜面磨光，使镜面亦形成微小的曲率差异。以上三种方法确实都能制成透光镜。

①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透光镜”条。

第三节　电和磁物体的导电性

元代时，人们继续观察到不同性质的物体遭雷击后的情况。如杨瑀曾提到：“钱塘韩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风雨骤至，令庖僮往楼上闭窗。雨过，不见此僮，楼上寻之，则已毙矣。因取所带刀而敛之，绦鞘皆如故，刀刃则销铄过半。事为《笔谈》所载：内侍李舜举家暴雷所震，人以为堂屋已焚，窗纸皆黔，有一宝刀极钢坚，就刀室中镕为汁，而室俨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强解也。”①元代人们仍只观察和记载了有关雷电的现象，但还不可能从电学知识方面加以理解。

指南针及其应用元代也有类似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磨制磁针和安置磁针的记述。如程棨在《三柳轩杂识》中写道：“阴阳家以磁石引针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异。按《本草衍义》：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其法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盖丙为土火，庚辛金受其制所致，故知是物类相感耳。”但没有更深的认识。

指南针在元代已成为海上导航最重要的仪器，不论昼夜阴晴，都要利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此外，为海上航行还特别编制有“罗经针簿”，船行某处，应采用何针位，都一一标识明白，作为航行的依据。在《真腊风土记》（周达观著）、《海道经》、《大元海运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根据罗经针位确定航线的明确记载。

① 杨瑀：《山居新语》卷四。

第二十五章　化学

中国古代炼丹术

到了元代，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丹家炼制的所谓“神丹仙药”大都含有各种有毒物质，服食之后往往会使人生病甚至丧命，因此对于炼丹术的热情大为降低，传统炼丹术开始走向衰落。元代炼丹术著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唐宋时期相比。但是，历代炼丹家通过炼丹实践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化学变化规律，连同他们的一些朴素的科学思想、丹药知识、炼丹设备、操作技术以及各种发明创造等，在元代仍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农业、手工业、军事和日常生活中，其中有些项目还经改进取得了不少新成就，从而为化学知识的积累作出了新的贡献。

元末明初成文的《墨娥小录》，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采访与读书笔记，其作者很可能是陶宗仪。①此书尤其是卷十一“丹方烧炼”记载了不少有关化学知识的宝贵资料，如提到两种抽砂出汞的方法，第一种与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载生产水银的设备与操作过程基本相同。第二种抽汞法是：“朱砂不拘分两为末，安铁锅内，上覆乌盆一个，于肩边取孔一个，插入竹筒固济，口缝合牢固，竹筒口垂入水盆水内，锅底用火。其汞有在乌盆上者，扫取之，亦有自竹筒流下者。每两可取七钱。”①这是升炼汞的一种新方法，也是我国用蒸馏法生产汞的最早记载。这种方法操作简便，产率又高，因而逐渐取代了旧法并有所发展。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蒸汞法与此基本相同，但已用大釜代替铁锅，用铁弯管代替竹筒，一次可以处理三十斤朱砂，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墨娥小录》卷十一还记有制轻粉法。轻粉即氯化亚汞（Hg2Cl2），俗称甘汞，为白色结晶，难溶于水，无毒。《墨娥小录》相当详细地记述了制取甘汞的原料配方、原料处理、设备装置以及适当掌握火候等操作要点。所用原料有汞，皂矾（FeSO4·7H2O）或明矾［K2SO4·Al2（SO4）3·24H2O］，食盐（NaCl），其化学反应式可表示为：2Hg+2FeSO4 Hg2SO4+2FeO+SO2Hg2SO4+2NaCl Na2SO4+Hg2Cl2↑《墨娥小录》也记载了两种制粉霜法。粉霜即氯化高汞（HgCl2），俗称升汞，亦为白色结晶，易溶于水，有剧毒。其中一种方法是：“盐硝矾法：白矾三两，枯白盐三两，飞硝（KNO3）七钱半，或死或不死皆可。右一处入铁挑搅匀，入汞三两用匙来去搅匀不见星为度，待松了入五十两水火鼎封固。升打七鼎水干为度，塞炉取出。”这里的“或死或不死”是指硝石是否预先熔融均可，“升打七鼎水干为度”是指水火鼎（升华器）顶盖先后七次补充冷却水。《庚道集》卷二载“升粉霜法”配方所用物料为：汞一两，食盐一两，明矾一两（矾枯者用），硝六钱①。

我国炼丹家早在东汉（公元二世纪）时已经制得甘汞，隋代时制得升汞，① 郭正谊：《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墨娥小录》卷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59 年影印本。

① 《庚道集》，见《道藏》洞神部众术类。

而元代的配方则与前代有所不同，用料简明，升炼工艺也更为成熟。

《墨娥小录》卷二载“铜上镀金”法：“先以酸齑汁浸数日，却以盐霜梅煮半日，炭末炒干净，烘干。水银轻轻涂过，然后贴金，金皆变白色，火上烘热，候金还元，光珠打实。”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先将铜器表面用酸处理干净，然后涂上一层薄薄的汞使生成铜汞齑，再在铜汞齑表面贴上金箔，贴金后生成的金汞齑与铜汞齑互相渗透，最后经过在火上加热蒸发掉汞就会生成牢固的镀金膜。这种方法与以前采用的在铜器上涂抹金汞齑的方法不同，可使镀金均匀又不浪费黄金，是一种利用汞齑镀金的新工艺。《墨娥小录》卷六所载定量分离金银的技术和卷十二所载蒸馏香精法等也是值得称道的。如定量分离黄金法巧妙地利用银与硫在熔融状态时很快反应生成硫化银，而金在熔融状态下不与硫起反应，从而把银从金中除掉，然后再用碳将硫化银还原成银。在这一过程中金银成分没有任何损失，作到了金银的定量分离，说明当时对金和银的化学性质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②大约成书于元代中叶至明代初期的《造化指南》、《纯阳吕真人药石制》、《轩辕黄帝水经药法》等著作，已经注意研制以植物作原料的丹药，以及各种植物对于传统丹药原料汞、硫、铅、砒等的伏、制作用。其中也论述了一些与炼丹术有关的化学知识。如《造化指南》称“朱砂伏于铅，而死于硫，硫恋于铅，而伏于硇”，“金公变化最多，一变而化胡粉，再变而成黄丹，三变而成密陀僧，四变而为白霜”（《本草纲目》卷八）。其中朱砂为硫化汞（HgS），砌为氯化铵（NH4Cl），金公为铅的隐名，胡粉为碱式碳酸铅［Pb(OH)2·PbCO3］，黄丹为四氧化三铅（Pb3O4），密陀僧为氧化铅（PbO），白霜为乙酸铅，这段话反映了汞、铅、硫、硇砂等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及进行化学反应的过程。

此外，在《元秘书监志》卷七“回回书籍”条所列书目中有“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八部”。“亦乞昔儿”是阿拉伯文Iksir 的对音，又译点金术。这一名词加上冠词就成为al-Iksir 或aliksir，eliksir，欧洲文字里的elixir和elixier 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烧丹炉火”则是译名①。这部著作表明，阿拉伯炼丹术已在元朝时候传入中国，但其在中国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② 郭正谊：《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元代）》第89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第一节　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

元代东西方交通盛况空前，各类人员的交往频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的地理视野得到扩大，地理知识得到发展，对西方各国的地理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同样，西方各国对中国也有了进一步认识，激起了对于中国文明的向往。

元代有许多西方旅行家来中国旅行。最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3）、鄂多立克（旧译和德理，Odoric，1286—1331）、马黎诺利（JohnMarignolli），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亦常译作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h，1304—1378）。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把中国情况详细介绍到欧洲去的人①。他于1271 年随父亲、叔父经中亚来到东方，1275 年到上都（多伦），后又到大都（北京），在中国住了十七年，为元朝服务多年。1295 年由海道回国。旅居中国期间，他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宁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区和五十多个城市。回国后在战争中成了热那亚人的俘虏，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由马可·波罗口述，难友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笔录，写成了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另一位鄂多立克，是意大利圣芳济各会教徒，1316 年开始东游，由印度乘船来中国。1322—1328 年在中国旅行。回国后由鄂多立克口述，另一人笔录写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书中介绍了广州、泉州、杭州、北京等城市的地理风貌。

伊本·拔图塔是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从二十一岁起，遍游世界各地。

除地中海沿岸外，还东至东欧、中亚、印度、锡兰、苏门答腊、中国等地。向西横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尼日尔河流域、苏丹、马里等地。历时28 年，行程12 万公里。1346 年，他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地游览。回国后，由伊本·拔图塔口述，穆罕默德·伊本·米赞·凯洛比笔录，1356 年编成《伊本·拔图塔游记》，又名《异域奇游胜览》。除了西方旅行者到东方来旅行外，中国也有不少旅行者西往。他们有的走陆路，有的走海路。如耶律楚材、邱处机、常德等人的中亚、西亚之行，周达观、汪大渊等人的航行南海，都是比较有名的。

耶律楚材是元初的学者和佛教徒。1218 年，成吉思汗把他召至蒙古，第二年随成吉思汗大军征西域。1224 年东归，1228 年写成《西游录》，第二年自己刻印发行。由于印数少，不久即成“人所罕见”的书，今原刊失传。1926年日本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部旧抄足本《西游录》，是照元代原刊本抄录的。1927 年神田据图书寮本排印出版。后来罗振玉又据神田本重印。1927 年王国维又据神田抄本重抄，现藏北京图书馆。1980 年中华书局又将向达校注的《西游录》与周致中的《异域志》合刊。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约1500 字，记述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的经过，描述了沿途地理风貌，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下部约3400 余字，专门攻击长春真人邱处机，这①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39 页，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部分内容没有什么地理价值。

邱处机是道教全真派道士，山东栖霞人。少年时代，父母早亡，无机会读书。但天资聪明，有志向学。19 岁到山东昆仑山学道，被重阳真人王喆看中，命掌文翰。经过四十多年的修炼、学习，邱处机成了闻名四方的北方道教领袖，并曾被元太祖任命总领道教。1219 年，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两域，途经宣化、和林、阿尔泰山、天山、楚河、锡尔河、阿姆河等地区，1223 年东归，往返两年零七个月。西游时，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将沿途见闻及邱处机的诗词言谈作了记录。回北京后，很快将草稿整理成书，名曰《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分上、下两卷，约18900 余字。书稿当时未刊行，历元、明两代无人过问。直到1795 年，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阅《道藏》时发现，借抄一部，才公开流传。道光年间，收入《连筠簃丛书》及《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以后又被译成俄文、法文、英文①，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此书的地理内容比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丰富。在他们两人都旅游过的地方，《西游录》没有描述或是描述简略，而《长春真人西游记》则作了详细描述。

常德，字仁卿，元宪宗蒙哥九年（1259）奉命前往波斯朝觐旭烈兀。从和林出发，经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渡伊犁河、锡尔河、阿姆河、到里海南面的纥立儿。1260 年回国，往返用了14 个月的时间。他的行踪比耶律楚材、邱处机都远，已到达伊朗高原西北部①。中统四年（1263）三月，由常德口述，刘郁笔录，写成《西使记》。全书约2500 字，内容比《西游录》丰富。如所记撒尔马罕的药物十数种，“皆中国所无”，当时地中海的采珠方法与中国类似，等等。此外，还介绍了印度的地理及物产。

周达观，温州人，自号草庭逸民。1266 年左右生，终年八十多岁。他出使真腊时是以钦使随员的身份去的，并非朝廷命官②。1296 年3 月，他随使团由温州出发，经过5 个月到达真腊国都吴哥，在吴哥停留约一年，1297 年7 月回国。1297—1312 年，周达观写成《真腊风土记》。书中介绍了真腊国的名称演变，随使团访问真腊的经过，真腊的城郭、宫室、服饰、山川、村落、物产、宗教、文化、风俗、生产、贸易、交通、生活等。《真腊风土记》是现存最早全面介绍柬埔寨吴哥时期情况的专著。翔实可信，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819 年被译成法文。

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平不详。20 岁以后即参与商船航海，前后两次，分别到印度洋沿岸及南海诸岛国旅游，游踪之广，在清代中叶以前，可居前列。1349 年写成《岛夷志略》。全书收录域外地名达220 个，有些地方的描述比《马可·波罗游记》详细。1888 年以后，该书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还有一本《大德南海志》，作者陈大震，1304 年成书。原书20 卷，仅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北京图书馆有残本6—10 卷，其中只有第7 卷物产篇附列舶货与诸蕃国，收录地名较多，是元代海外交通的宝贵文献①。

① 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 年版。①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76 页。

② 段立生：《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学术研究》1985 年1 期。① 姚楠：《岛夷志略校释前言》，中华书局1981 年版。

第二节　地志

元世祖时，开始官修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三年（1286）命札马鲁丁、陈俨、虞应龙等编纂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共755 卷，名曰《大一统志》，藏之秘府②。元成宗时，因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所以有人倡议增修，后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大德七年（1303）完成，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简称《元一统志》。全书1300卷，至正六年（1346）在杭州刻板印行。此书体例继承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的传统。所引资料，基于各行省撰送图志，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大江以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

此书规模很大，但由于民族矛盾的影响，流传时间却很短促，明朝官府拒不收管，私家无力保藏，因而很快散失。清代收集残本，只遗留15 卷。1944—1965 年，赵万里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元刻残帙、瞿本、袁本与其他文献所引文字，汇辑成《元一统志》10 卷，约450000 字。1966 年由中华书局分上、下两册出版③。

朱思本著有《九域志》80 卷，于大德元年（1297）刻印刊行。此书明代以后没有重版，原刻早已残缺难寻，成为稀有珍本。朱思本在自序中说：“自嬴秦破九州为郡县，中古以下，迄而不改..暇日因取郡集，参考异同，分条晰理，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乃以州县属府，府属都省，以都省分隶焉”①。可见他是把元代的省、府、州、县分隶《禹贡》九州。由于元代官修的《一统志》比《九域志》面世更早，因此，朱思本的这部私人著作在历史上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但他精心绘制的《舆地图》有很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地方志约10 余种，如：至元五年（1268）于钦纂修《齐乘》6 卷；至元二十五年（1288）单庆、徐硕纂修《至元嘉禾志》32 卷；元贞二年（1296）骆天骧纂修《类编长安志》10 卷；大德二年（1298）冯复京、郭荐等纂修《大德昌国州图志》7 卷；大德五年（1301）李京纂修《云南志略》1 卷；延祐七年（1320）袁桷纂修《延祐四明志》20 卷；至顺三年（1332）脱因、俞希鲁纂修《至顺镇江志》21 卷；至正元年（1341）杨譓纂修《昆山郡志》6 卷；至正二年（1342）王元恭纂编《至正四明续志》12 卷；至正二年李好文纂修《长安志图》3 卷；至正四年（1344）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15 卷；此外，还有佚名《河南志》4 卷，赡思《东阳续志》，洪焱祖《新安后续志》，以及《岁华纪丽谱》、《吴中旧事》、《平江纪事》等。在这些地方志中，南方占多数，北方占少数。其中尤以《长安志图》和《类编长安志》颇具特色。

《长安志图》与一般地方志的体例不同，它是以地图和图说的形式组成。上卷原有15 幅地图，今存12 幅，无图说。中卷有5 幅地图，外加19 篇图说。下卷有2 幅地图，8 篇图说。图说详略不均，差别很大，字数少的100 多字，多的11000 多字。如《图志杂说》5300 余字，内容涉及龙首山、北斗城、小② 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③ 赵万里：《元一统志·前言》，中华书局1966 年版。

①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第51 页，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儿原、村名历史、出土文物、樊川、杜陵等名胜古迹的地理位置、规模、以及古迹之间的关系等。《泾渠图说》11000 多字，讲各渠的开凿历史，灌溉面积，渠道长度，渠道配套工程等，是一部水利工程专著。

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是记载长安州郡变迁、城郭迁移以及山川名胜沿革、宫室第宅、丘陵冢墓兴废的地方志。此书原刊本无存，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残本5 册，缺1—2 卷。卷首目录之前有《安西路州县图》一幅。此书体裁与一般地方志也不同，除历史资料外，又增加了金、元材料。特别是金、元诗文，所载尤多。

《元史·地理志》和《元史·外夷列传》，是元代中国地理和外国地理著作。《地理志》的范围，只是以元政府管辖的各省、府、州、县为限，与前代地理志差别不大。地名沿革追溯到唐代为止。《外夷列传》介绍了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瑠求、三屿、马八儿等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内容则是记载各国与元皇朝交往的情况。《元史·食货志》中有部分经济地理内容，如关于全国的矿产资源及其分布，海运及其航线，河运，对外贸易与主要港口，国内市场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元史·五行志》有部分气象气候、水文、地震资料，如水灾的日期，霜冻灾害，雪雹灾害，气候异常，山崩地震等。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较丰富的地理资料。如盐、铁、矾、坑冶、漕运、气象气候、水灾、地震、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等。此外，还表述了他本人的一些地理学观点。如关于建都条件问题，马端临不同意过分强调客观地理条件，主张客观地理条件应与国力配合，都城才真正安全。如果国力很弱，即使客观地理条件再好，都城也会受威胁，不安全。在河源问题上，他赞同杜佑、欧阳忞对河出昆仑说的非议。

第三节　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

黄河之源自古以来就得到人们的密切注意，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人们就已知道黄河发源于今青海省，出现了“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尚书·禹贡》）的记载。不过由于河源地区环境恶劣，人迹罕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专人实地考察过河源。

元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使，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至元十七年（1280），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既受命，是岁至河州。“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真正发现了河源。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的弟弟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志》，这是我国关于河源的第一部专著。与此同时，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中，也有一本记载河源的书，并把它译成汉文。这本书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很有价值，惜已佚，幸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根据潘昂霄的记载，黄河源出星宿海：“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山，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阑。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术，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

根据朱思本翻译的梵字本记载，则黄河源在火敦脑儿西南一百多里，即星宿海西南面的一条河流上。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喀喇渠①。梵字本写道：“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两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除上述两种书外，元人梁寅也写了一篇《河源记》②。内容与《河源志》相近，但未及《河源志》详细。

上述三种关于河源的记载，除河源外，还记载有关河源地区的地理状况。如“土人抱革囊骑过之，其聚落之处，多编木如舟以济，附以毛革，中仅容二人”（《河源记》），“昆仑以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河源志》），“（河）自星宿海至汉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众，其山或草或石，至积石始林木畅茂”（《河源记》）。《河源志》还对伏流重源的错误说法，作了有力的反驳。这种求实的精神是可贵的。

① 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载《地理学报》22 卷1 期。

② 载《梁石门集》卷一。

第四节　地图

元代最有名的地图学家是朱思本。他总结了唐宋以来的绘图经验，利用当时能够看到的图籍，加上他自己的旅游实践和对地图的钻研，编成了著名的《舆地图》2 卷。这部图影响很大，是元、明、清三代舆图的重要范本。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江西临川人。“学道江西龙虎山中，从张仁靖真人扈直两京，又从吴全节居都下..尝以周游天下，考核地理。竭十年之力，著有《舆地图》二卷，刊石于龙虎山上清之三华院，惜今不传”①。此外，还著有《九域志》八十卷，《贞一斋杂著》一卷，诗稿一卷等。在《贞一斋杂著》中有一篇《舆地图自序》，自述其研究地理及绘制《舆地图》的经过：“予幼读书，知九州山川。及观史，司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后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辙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乃知前人所作，殊为乖谬，思构为图以正之。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皇《元一统志》，参考古今，量较远近，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士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自至大辛亥（1311）迄延祐庚申（1320），而功始成。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嗟夫，予自总角，志于四方，及今二毛，讨论殆遍。兹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后之览者，庶知其非苟云。”（《适园丛书》第十七函）

从这段引文中知道，朱思本查阅了许多历史文献，先绘制各个地方的小图，然后合成一幅全图，从1311—1320 年，整整花了十年才完成。这是朱思本野外考察与书本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地图精度超过了前人。尽管如此，朱思本的态度仍然很谦虚谨慎，对那些他没有去过的边远地区，对不熟悉的地区，以及资料不足或资料不十分可靠的地区，他不乱画，而是宁缺勿滥，以免影响后人。

朱思本绘图的方法，据罗洪先《广舆图序》说：“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刘献庭也说：“朱思本舆图，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裴秀准望之意也。”（《广阳杂记》卷2）《舆地图》的大小，据罗洪先说是“长广七尺，不便卷舒”。

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历史地图集，是李好文的《长安志图》。《长安志图》原有图22 幅，现存19 幅。图幅大小不一，比例尺与方位也不一致。主要内容是关于长安地区行政区划、城市、陵墓、宫殿、禁苑、名胜古迹和水利灌溉渠道共七类地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水利灌溉渠道图，它是水利灌溉渠道系统中最早的一幅地图。《长安志图》的绘制，据研究，在现存宋、元地图中处于中上水平。

此外，元代还有两幅中国全图，即李泽民1330 年左右绘制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人清浚绘制的《混一疆理图》，惜已失传。

① 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二。

还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出现了我国第一个地球仪。至元四年（1267），札马鲁丁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木质地球仪，七分水面用绿色表示，三分陆地用白色表示。又画江河湖海，形成水系网络①。地球仪上绘有小方格，用来计算道里远近。这些小方格显然是经纬线。地球仪上水陆分布比例，同现代所测得的比例基本一致。地球仪在中国首次出现，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件大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不重视，在学术界影响不大，这是非常遗憾的。

① 《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在元代，生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尤其是关于动植物生长规律的认识更为丰富和深化，并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园艺等生产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进展相当集中地反映在元代三大农书：元政府大司农司编《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著作中。

第一节　植物生态知识

植物的生长发育情形与其生存环境（包括阳光、水分、土壤、气候以及植物相互间的状况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元代以前已有大量论述，元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并积累了很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加王祯《农书》指出：“天下地上，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对于南北不同纬度、东西不同海拔高度、气温、土质等与所宜作物及种植时机作了简要的总结。元代大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对于植物形成的生态影响，也有类似的论述。该书新添栽木棉法说：“穊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①表明当时对阳光强弱与棉花生长的关系已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切的体验。

动植物生活都离不开水。元末娄元礼《田家五行》记有“稻秀水浇”，稻在“将秀之时，得雨则堂肚大，谷穗长；秀实之后，得雨则米粒圆，见收数”。“将秀之时”实际上是指水稻生长的抽穗期。近代植物学研究证实，水稻抽穗期其生殖器官正在形成，茎叶生长旺盛，如缺水会使叶肉细胞失去膨压，破坏植株水分平衡，抑制植株上部节间生长，妨碍花粉和子房的正常发育，最后穗小而粒少以致减产。“秀实之后”则是指灌浆期，也是水分充足才有利于将茎叶制造的有机物质输送到籽实，使得“米粒圆，见收数”。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水稻在抽穗期和灌浆期必须充足供应水分已有较清楚的观察和认识。雪水对植物生长有促进作用。《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著作早已记载了古人对雪水的利用。元代鲁明善指出：“雪者，天地之气，五谷之精，浸诸色种子，耐旱，不生虫。”②俞贞木也提到：“麦最宜雪，谚云：冬无雪，麦不结”（《种树书》）等，对于用雪水处理各种种子使其耐旱和不生虫，以及雪水对冬小麦增产的重要性等作了更为精当的记述。虽然雪水与普通水的不同及其影响植物生长的机理是现代科学才揭示清楚的，当时人们还不能正确解释雪水促进增产的原因，但他们通过生产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之谈和雪水浸种、积雪于田等方法，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科学见解和实用技术，有着重要的实际价值。

植物生长与土壤状况密切相关。为满足植物生长需要和保持地力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施肥。据王祯《农书》记载，当时已有踏肥（厩肥）、火粪、苗粪、草粪、泥粪等多种肥料，其中较早地提到了苗粪和草粪两个概念，并指出绿肥在江南地区已普遍应用。此外，元代已施用含有各种矿质元素的特种肥料，这也是特别值得称道的。如《农桑衣食撮要》载，种皂荚“有不结荚者，凿一孔，入生铁三五片，用泥封之，便开花结子”。金元之际成书的《种艺必用》，以笔记形式记载了许多宝贵的民间生产经验，明代很流行的《种树书》，其很多内容就来源于这部著作。《种艺必用》载，种茄子时“初见根处劈开，掐硫磺一匕大，以泥培之，结子大如盏，味甘而宜人”，种芥子“治园可令土极细，以硫磺调水泼之，撒芥子于其上，经宿已生一两小叶矣”，种竹“择大竹，就根上去三、四寸许截断之，去其上不用，只以①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二，农业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页132，农业出版社1979 年版。竹根截处打通节，实以硫磺末，颠倒种之地”。《种艺必用》又载，“凿果树，纳少钟乳粉，则子多且美。又，树老，以钟乳末和泥，于根上揭去皮抹之，树复茂”。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早在十三、十四世纪，我国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铁、硫、钙等矿物元素是植物生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并设法用来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和开花结果以及防治植物病害，显然这是经过长期摸索和研究所获得的很有特色的突出成就①。

王祯《农书》载：“凡垦辟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莱深者，至春烧荒，趁地气通润，草芽欲发，根荄柔脆，易为开垦），夏曰‘■青’（夏月草茂时开，谓之■青，可当草粪，但根须壮密，须借强牛乃可，盖莫若春为上），秋曰‘芟夷’（其次秋暮草木丛密时，先用刀，遍地芟倒，暴于放火，至春而开，根朽省功）。”在不同的季节要采取不同的除草开荒措施，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长习性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

① 周肇基：《植物生态生理知识的发展》，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二节　植物生理知识

我国很早就已发现植物的顶端优势现象，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以控制植物的定向生长。《农桑辑要》卷二指出，木棉“苗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农桑衣食撮要》也记载种木棉要“常时掐去苗尖，勿要苗长高，若苗旺者则不结。”这是棉花整枝时打去顶芽破除顶端优势的技术措施，以促进分枝，多结棉桃。现在修剪树木和花卉仍然根据不同情况常常采用这种方法。

植物营养生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生殖生长。由于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人们有时需要植物作充分的营养生长，因此就必须设法限制其转入生殖生长。如《农桑衣食撮要》栽种大蒜法：“候苗高尺余，频锄，浇灌，拔去苔则结实肥大。”拔去蒜苔就是不让花苔继续生长消耗养分，使营养集中供给鳞茎（蒜头），结实就会肥大。《种艺必用》指出：“凡果木未全熟时，宜摘。若熟，则抽过筋脉，来岁必不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控制生殖生长的方法，借以避免由于果实全部成熟而过多消耗营养成分，以至影响树木来年的长势和结果。

随着嫁接技术在植物繁育生产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元代一些农书中出现了有关接木生理知识的进一步论述。如王祯《农书》指出：“一经接博，二气交通，以恶为美，以彼易此，其利有不可胜言者。”元初的《士农必用》也有类似的记载：嫁接之后“使之功相附丽，二气交通，通则变，变则化，向之所谓鄙恶者，而潜消于冥冥之中。”近代园艺学研究表明，植物嫁接后，砧木和接穗在营养物质供应上和新陈代谢方式上都发生相互交换和同化的关系。虽然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在理论上有这样深入的了解，但从王祯《农书》和《士农必用》的论述可见，当时人们确已初步认识到嫁接后砧木与接穗之间有“气”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从而促进嫁接体的形质改变，使原来不良性状“潜消于冥冥之中”，所谓“功相附丽”，“二气交通”也是相当简练和精彩的概括。《士农必用》还指出；“令接头之骨与树之骨相着，肌肉与树之肌肉相着。木之津液行于肌肉之间，如不相对着，又不紧密，多不活。”①这种解释也是符合砧木和接穗通过各自的本质部和韧皮部的营养输送而达到嫁接成活的机理。以上这些论述突出地反映了元代在关于嫁接成活生理机制和植物品质改良方面的朴素理论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已经有了明显的深入和提高。

开花是高等植物的正常生理现象，而根据不同目的，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植物开花的时间和数量，后世称为“变花催花法”，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又一项杰出创造，其中也体现了对于植物生命活动规律的了解和掌握。如早在《齐民要术》中就已记载促进甜瓜多开雌花以便多结瓜的具体措施。金元之际的《种艺必用》指出：含苞欲放的花卉，“用马粪浸水浇之，当三、四日开者，次日尽开。”除促进开花法外，《种艺必用》还记载了抑制开花法：“八九月间菊含蕊时，和根取掘一坑，将菊倒垂在内，用竹架起，密铺竹叶片，以角屑放根中，四傍却用土埋之，筑紧。于来年取，以水洒暖取根，渐开花如初埋，每一二日，以水洒少许养之。”这实际上就是改变菊花的外界环境条件，有意识地控制生命活动，尽可能降低其生理代谢水平，并采取① 引自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三，农业出版社1982 年版。

防干、防冻和施肥等适当的保护措施，待次年春季取出后，洒水使它渐渐恢复生机，开放花朵，供人观赏。这种延迟菊花生长和开花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发明①。《种艺必用》还指出：“竹有花辄槁死。花结实如稗，谓之‘竹米’，一竿如此，则久久举林皆死。其治之法，于初米时择一竿稍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许，通其节，以粪灌而实之，则止。”竹子开花往往导致竹林成片死去，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营养，而及时施肥则是防治竹类开花和死亡的切实有效的措施，《种艺必用》提出的方法是有实际意义的。《农桑辑要》引《博闻录》（南宋陈元靓辑录，已佚）说：“银杏，有雌雄。雄者有棱，雌者有二棱，须合种之。”银杏是雌雄异株的，这里的“棱”指的是果实（白果）的棱道。这一记载是现在已知的发现银杏有雌雄二性及其判别方法的最早资料。此外，如《农桑辑要》所载甘蔗种植的选取种苗法，苎麻栽培的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法等也都具有一定的植物生理学价值。

① 周肇基：《植物生态生理知识的发展》，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三节　养蚕

随着蚕桑业的发展，到了元代对蚕的生活习性有了更充分和深入的了解，并相应总结出更为科学的饲养方法。如元初《务本新书》说：“蚕必昼夜饲，若顿数多者，蚕必疾老，少者迟老”，“若寒热不均，后必眠起不齐”①，最早论述到营养和温度对蚕的发育的影响。该书还指出：“墙壁湿润，多生白醭、贴沙之病”②，“白醭”是蚕的硬化病中危害最严重的白僵病，“贴沙”是指病蚕体小质弱，行动迟钝，往往呆伏于桑沙中而死，这里说明了湿度对蚕的发病的影响。王祯《农书》在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多。如其中第一次记载了蚕的龄期因地区而不同，“北蚕多是三眠，南蚕俱是四眠”；蚕在各个龄期中体色的变化；蚕病的起因，“凡叶，不可带雨露，及风日所干或涓臭者，食之令生诸病”；以及调节温湿度的方法，“自初生至两眠，正要温暖。蚕母须着单衣，以为体测。自觉身寒，则蚕必寒，使添熟火。自觉身热，蚕亦必热，约量去火。一眠之后，天气晴明，巳午之间，暂揭起窗间帘荐，以通风日。南风则卷北窗，北风则卷南窗。”

①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四，农业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四，农业出版社1982 年版。

第四节　养蜂

我国古代对于蜜蜂和蜂蜜的了解是比较早的。据考证，甲骨文中已有“蜜”字，可能还有“蜂”字，《诗经》和《礼记》也都提到了蜂和蜜，《神农本草经》已把蜂蜜和蜜蜡列为医药的“上品”。晋皇甫谧《高士传》和张华《博物志》则分别有关于东汉姜岐养蜂和蜂蜜收集方法的记载等。但总的说来，由于资料所限，中国早期养蜂史还不是很清楚。在唐宋时期及以后的著作中，关于蜜蜂、蜂蜜及养蜂业的记载逐渐增多，如宋代罗愿《尔雅翼》、程大昌《演繁露》、王元之《蜂说》，元代大司农司编《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以及清代郝懿行的养蜂专著《蜂衙小记》等，对于蜂的种类，蜜蜂的形态、生活习性、社会组织、饲养技术、分封方法，蜂窠的清洁卫生，天敌的驱除，以及蜂蜜的收取和提炼，蜜的色味与蜜源植物的关系等，都作了比较科学的记述和讨论①。

《农桑辑要》新添“蜜蜂”一节载：“人家多于山野古窑中收取。盖小房，或编荆囤，两头泥封，开一二小窍，使通出入。另开一小门，泥封，时时开却，扫除常净，不令他物所侵。秋花凋尽，留冬月可食，蜜脾割取作蜜、蜡。至春三月，扫除如前。常于蜂窝前置水一器，不致渴损。春月蜂成，有数个蜂王，当审多少、壮与不壮。若可分为两窝，止留蜂王两个，其余摘去。如不壮，除旧蜂王外，其余蜂王尽行摘去。”王祯《农书》的记载基本与此相同，仅增加一句话：“于家院扫除蛛网，及关防山蜂、土蜂，不使相伤。”中国古代食用的蜂蜜，一直到明末还是野蜜多而家蜜少，如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说：“蜂造之蜜，出山岩土穴者十居其八，而人家招蜂造酿而割取者，十居其二也。”《农桑辑要》的“蜜蜂”一节则是我国关于养蜂法最早较详细的记载。其中提到招收野生蜂群进行家养的蜂巢设置：箱式（“盖小房”）和篓式（“编荆囤”）养蜂，清扫管理，过冬，割取巢脾，饲水，根据工蜂多少和群势强弱决定是否选留蜂王和分蜂等，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掌握了蜜蜂的生活习性和种群生态等生物学知识。

元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除载于各种农书者外，一些动植物谱录著作也是值得重视的。如李衎《竹谱详录》记有多种竹子的品种、形态、生态、产地、用途等，并且附有很多插图，是竹类研究的重要文献。柳贯《打枣谱》记有73 种枣名及其性状、产地。王恽《宫禽小谱》，介绍了17 种鸟的形态和别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鸟类的专著。

① 周尧：《对昆虫的认识和利用》，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二十八章　医药学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医药卫生的发展方面，有一些颇具特点的卫生保健机构和医疗思想；在内外交流活动方面，更富有开拓求新的精神。

第一节　医事制度的继承与创新

在1206 年蒙古国建立前后，蒙古族医药卫生保健还处于较原始的状况。

虽然也积累一些医疗经验和技术，如正骨技术、灸术、刺血放血术，以及应用马奶酒等作为药物治疗方法等，但治疗疾病大多由巫医所掌管。医与巫的界限尚不很清楚，故卫生保健制度也是较原始的。

蒙古国建立后，医事制度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对医疗保健提出迫切要求，得到迅速发展。这发展主要是通过继承蒙族医药经验，特别是汉族历代形成的先进医疗和卫生保健制度而实现的。忽必烈时期基本上形成了元代医事制度的完整系统。在此期间，他还引进了阿拉伯医学和医事制度。

早在1237 年，元太宗窝阔台吸取宋代经验，始于燕京等十余路设置了惠民药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璧、齐楫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择良医以疗贫民之疾。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建立了太医院，其官员为正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以及领各属医职等。1261、1263 年，忽必烈又先后建立了大都惠民局和上都惠民局，其官员为从五品，掌收官钱经营市药、修剂，以惠贫病之民。1262 年，太医院使王猷、副院使王安仁提出关于“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友”，提倡兴办医学教育的意见，仿效宋徽宗创设“医学”，进行医药生徒的培养教育，提高医师医疗理论和技术水平。为了满足统治阶层蒙、回、汉族官员，以及日益增多的回回士兵民众等的需要，于1270年创设了“广惠司”（原名京师医药院），其提举为正三品，级别仅次于太医院，掌修治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的官员和回回医不断增加。忽必烈为了提高医生医疗水平，淘汰不合格医生，于1272 年正式建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太医以及各级医学人才的考校，并负责校勘医籍指导各路医学及辨别药材等。1282 年，又正式建立了为太子保健服务的“典医监”等机构。1288 年还在地方设立了“官医提举司”，管理医户差役词讼等事务。1292 年，于广惠司下建立“回回药物院”，职别从五品，专门管理回回药事，使阿拉伯医学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294 年又建立掌医监及广济提举司，管理修合药饵，以施贫民。至此，元代的医事制度，已基本形成，并有较完整的医疗保健制度。元代的医事制度，给予医官待遇和职务也是较高的，这说明医药卫生在当时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医学基础研究与营养学成就

忽思慧

忽思慧，蒙古族营养学家。元仁宗延祐年间任宫廷饮膳太医，主管宫廷饮食、药物补益等工作。他积十余年之经验，吸收总结历代有关饮食营养、烹调技术、食品、食用药物、名医食疗用方等，于1330 年整理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共三卷，其内容极为丰富。对阿拉伯饮食、药用食物方面也颇多记述，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回回青、回回小油，以及必思答（开心果）、阿剌吉酒、舍尔别等数十种之多。并对上述食物和药物烹调而成的粥、汤、羹、浆等营养品和饮料作有介绍。如：舍尔别，即糖浆类制剂，是成吉思汗时由阿拉伯引入，再由太医撒必仿制，后来逐渐在各地生产。糖浆制剂既是美味饮品，也被广泛应用于药剂。又如八儿不汤、撒速汤等，则是来自印度的饮食；马肫方（即膏子药方），也来自印度。《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很注意对未收入本草书的药物采集研究，如，所强调：“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卷三分可作食用的药物为：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七类，计二百种。每种食用药物按药用介绍其性味、主治，并重点论述食疗、饮食制作和饮食宜忌等。详见本书第十七章

第三节　忽思慧传

杜本

杜本（1276—1350），字清碧，人称清虚先生，清江（今属江西）人。

元天顺帝时召为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他专心增订敖氏十二舌苔图为三十六图，并列治法与方药，于1341 年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为我国现存第一部舌诊专书。他使中医学舌诊水平有所提高，每一病理舌苔图，均记其证候、治法、方药以及若干鉴别方法等。

滑寿

滑寿，字伯仁，河南襄城人。精于针灸医学，对十四经学说尤有研究。

他提出并强调人体任脉与督脉应与十二经脉有着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一见解和论证集中表述于《十四经发挥》。关于十四经脉的注释、发挥以及补记、说明各经脉所属经穴，奇经八脉循行内容等，对中医学理论发展和针灸医学的丰富有重要贡献。另一重要贡献是1359 年撰成的脉学专著《诊家枢要》，书中就脉象在临床诊断上的学术价值和切脉辨证的方法，以及各种不同脉象的主病等，颇多独到见解，对于指导临床诊断发挥过重要作用。

王好古

王好古（1200—？），赵州人。尝任医学教授，他在医学理论上较重视人体内在因素在发病上的意义，对药物学尤多研究，于1289 年积生平经验撰成《汤液本草》三卷。首先叙述药性总论，并引用李东垣《药性法象》及《用药心法》部分内容，作为个人见解的依据和补充。其次，按中药学传统分类法，对临床最为常用的238 种药物，各按其归经的特点，结合药物的气味、升降浮沉等理论，加以发挥，切合临床医生的选择运用。

第三节　医学争鸣与临床医学的发展

中国医学的发展，时有不同理论认识之间的学术争鸣和研讨，但以起于金而盛于元和影响明代医学发展的医学争鸣最富有代表性，且对促进临床医疗理论和技术的丰富最为明显。

医学争鸣与学派形成宋代医学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强调儒学，特别将其《惠民和剂局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医界甚至形成按证索方，不求辨证的通弊，这种情况越演越为普遍。故在金代的医学家不为宋代信条所惑，结合临床实际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论点，对古方特别是局方提出质疑，认为要发展医学必须结合现实提高治病效果。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了著名的四大医家。刘完素（1120—1200）提倡运气学说，强调：“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认为传染病、流行病多由火热之毒而得，故主张多用寒凉药物予以治疗，并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在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被尊之为寒凉派代表。张子和（1156—1228），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论点，批评了《惠民和剂局方》滥用温燥药物的弊端，认为疾病多因实邪所致，提倡：“邪去而元气自复”理论，故于疾病治疗多用汗法、吐法和下法，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他的学说源于刘完素而又有不同，使医学上的汗、吐、下三法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李东垣（1180—1251），提倡“人以胃气为本”，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十分重视人体消化功能的保护和恢复。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虽与其师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有关，更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群众颠沛流离、食饮无常的生活环境和消化性疾病十分多见密切相关。由于他治疗多用温补脾胃之法，故后世尊之为补土派之代表。朱丹溪（1281—1358），他在中医理论上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用“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对滥用温燥药的《惠民和剂局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更撰《局方发挥》以纠其偏，故在临床治疗上强调“滋阴降火”之法，后世医家尊之为滋阴派。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于十五世纪成立“丹溪学社”，继承和发扬其学术成就。

以上四大医家，各成门户。著名于世的还有张元素、麻九畴、罗知悌、项昕、王好古、罗天益以及明代葛乾孙、倪维德、吕复、王履、戴思恭等。临床外科与骨伤科在临床外科与骨伤科方面，元代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人物有齐德之、李仲南、范亦林等。齐德之曾任太医院太医、医学博士，以精于外科而闻名于时。编撰有《外科精义》（1335 年）3 卷，总论外科医理等35 篇，选录外科疾病常用方药145 方，并各予以简要的叙述。其理论简明，其方药实用，对中医外科学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仲南，初尚养亲寿老，建道院于栖碧山中，因悟丹药之道远而尽心医学研究，汇集前人医疗经验和自己心得，尤以骨折、脱臼的诊断、整复和治疗更多特色，1331 年编撰成《永类钤方》22 卷。该书中所述多种骨折、脱臼之整复和夹板固定治疗方法，以及医疗器械、方药等，均达到蒙古正骨术和中医正骨术的先进水平。就其时代而言，或可视为军阵外科骨伤科一次比较系统的经验总结。约与李仲南同时的范亦林（1277—1347），出身世医，曾任南丰医学教授，家藏历代医书甚多，经十余年整理研究，撰成《世医得效方》19 卷，经江西医学提举司呈太医院，至正五年（1345）刊行全国。该书于正骨科论述尤精，所述正骨麻醉、正骨手法以及一些复杂骨折、脊柱骨折的复位和固定方法，多有创新。元代骨伤科发展所以先进，还在于运用了骨关节解剖观察以提高治疗效果。例如武将赵匣剌左肩中矢镞不得出。钦察取死囚二人，解剖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拔镞出之。又如创救战伤休克每用杀骆驼急以休克病人入驼腹、牛腹以急救之，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以上两书均系大型综合性医著，以擅长外科、骨伤科而著名。

第四节　各族医学家

元代医学家中影响较大者，尚可举出以下数人。

耶律楚材辽太祖之子耶律倍的第八世孙。耶律倍，契丹族，惧其弟继帝位而潜逃后唐，以通辽汉文和精医药、砭■之术而闻名。耶律楚材在其母的教导下，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术。成吉思汗定燕闻其名，召见之，用其所长。1226 年，“从下灵武，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又如1235 年以“水土异宜，疾疫将生”的意见，改变窝阔台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的议决，避免了军队水土不服和疾疫流行，为蒙古军的医疗保健作出重要贡献。他深受赏识和重用，成吉思汗每语近臣曰：“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赐耶律楚材名）者耶。”（《元史·耶律楚材传》）

许国祯出身世医，博通经史，尤精医术。元世祖闻其名，以医征至翰海，留守掌医药。他曾以治愈太后、元世祖疾得信任和重用。1260 年忽必烈继位，始设太医院，即任命许国帧为提点太医院事。1275 年，许国祯上疏言：“慎财赋..建学校”等，从而也加强了医学教育。国祯母韩氏，亦以能医侍太后。子扆，继家学，博学精医，进退庄重，得元世祖喜爱，赐名忽鲁火孙，后继父职提点太医院事。外国使至，帝必命扆与之语，辞理明辨，莫不倾服，改尚医太监，转正议大夫，仍提点太医院事。可见元太医院事多得许氏父子之功而兴焉。蒙古族统治有以活人祭鬼神之习，群臣莫敢言谏，许扆独谏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于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元史·许国祯传》）帝即命释之。许氏父子直言相谏，对改变蒙古族地区统治者的落后习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邱处机号长春子，养生学家。1219 年应成吉思汗的诏求，历四载始达雪山。每以如何得天下和长生之道相问，“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或曰：“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以劝之。深得成吉思汗的尊重和理解，曰：“朕常念神仙，神仙勿忘朕也。”（《元史·邱处机传》）邱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殁后，褒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封号。邱处机治国和养生的理论对成吉思汗是有较大影响的。他的养生学说对道教养生是一个发展，从而丰富了中医学卫生保健知识。

爱薛爱薛（1227—1320）西域弗林（约今叙利亚）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深得元世祖器重。1263 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二司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对推行回回医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在谏言改变统治者迷信鬼神、安抚民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276 年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仍领广惠司。1297 年授平章政事。1312 年封秦国公。五子鲁合，继任广惠司提举。爱薛父子在中国推行阿拉伯医药学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昌答里麻于1307 年任御药院达鲁花赤，后迁“回回药物院”。回回药物院于1322 年拨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一员，从其管理人员之多和职位之高可知其在当时医疗作用之大。现存之《回回药方》残卷，或即来自回回药物院医方底本。

刘哈剌八都鲁刘哈剌八都鲁（？—1295）本姓刘，业医世家。1271 年，元世祖根据近臣言召见重之，后擢太医院管勾。善骑射，奉谕随宗王别里铁穆耳征昔里吉叛。王妃有疾，与药即愈。每以武功与医效而升迁，元贞元年召为御史中丞。

第五节　中外医学交流

元代时的中外医学交流，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元代大量吸取阿拉伯医学，并设立六个专门机构予以推广应用和研究，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传统医疗保健机构中，也有外籍医生工作，回回医生在民间行医卖药者更为普遍，并得到人们的赞誉。有一首诗写道：“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居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竟来集。居人相见眼终青，不似当时答木丁。师心已解工名术，疗病何烦说《难经》。”①这位耄耋之年的回回老医生，居中国江南多年，以高明的医术和优质膏药治愈了无数中国人的疾病与伤折。此外，元代时中国同高丽、日本、南海诸国及印度次大陆也有着较多的医学交往。与日本交流多属民间性质，多由僧侣和医学者往来。与南海诸国和印度次大陆的交流，则多以药材贸易的形式进行。

中外药材贸易，在元代也有较重要的地位。元代的中外药材交流有三个主要途径：一为元统治者所辖地跨亚、欧、非诸汗国的“进贡”。诸王贡药甚多，有的一年五次贡药，有一次贡回回太医药“打里牙”价值十五万贯之巨。二为派专人出使采买，如1273 年诏遣札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1287 年遣畏兀儿人亦里迷失使马八儿国，次年归，得其良医善药；又如1290 年遣使桑吉剌失等人“诣马八儿国访求方使士”。第三种交流即商贾贸易。元代外商至中国作药材贸易者逐渐扩大，特别是统一中国后，海陆交通繁盛，来中国之商贾云集，药材贸易在其买卖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当时，对药材贸易也已有了较严格的管理，不但有一定的市药城市，且多配备辨别药材真伪的专门人员和论质议价的官员。如1275 年，元世祖曾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及贸易药材事。元代在广泛吸收外来医学和经验，促进中外医药卫生交流等方面，在中国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① 王沂：《伊滨集》卷五。

第九卷 明时期（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基本史料明实录

第二节　私家著作

第三节　地方志

第四节　明代徽州文书档案①

第五节　其他明代档案史料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

第二节　关于几个专题的研究情况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明朝的建立与北元的覆灭

第一节　元末天下大乱

第二节　群雄并起

第三节　朱元璋的崛起

第四节　扫平群雄，北伐中原

第五节　北元的覆灭

第二章　明朝的兴盛

第一节　明初政治

第二节　“靖难之役”与永乐年间的政治

第三节　“仁、宣致治”

第三章　明朝的中衰

第一节　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政治

第二节　成化至正德年间的政治

第三节　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大礼议的风波

第四章　明朝的灭亡

第一节　皇室疯狂兼并土地

第二节　万历年间的矿使税监和民变

第三节　争“国本”和“三案”

第四节　东林党争

第五节　魏忠贤专权

第六节　严重的财政危机

第五章　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　明初的农民起义

第二节　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第三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

第六章　南明政权及各地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清兵入关及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

第二节　弘光政权的建立和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三节　大西军的抗清斗争

第四节　南明其他政权的抗清斗争

第五节　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及收复台湾

第七章　明代军政体制的变化

第一节　明朝的行政体制

第二节　军事制度

第三节　司法制度

第四节　监察制度

第八章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农业的发展

第二节　手工业的进步

第三节　商业的繁荣

第四节　资本主义萌芽①

第五节　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

第九章　明朝的民族关系

第一节　明与东北民族

第二节　明与蒙古的关系

第三节　明代的西域和西藏

第四节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第十章　明朝的对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与朝鲜的关系

第二节　与安南的关系

第三节　与日本的关系

第四节　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第五节　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第六节　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入侵

第七节　传教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十一章　明代的学术思想

第一节　明初对理学的提倡和统治思想的确立

第二节　王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及其流派

第三节　泰州学派的兴起与李贽的异端思想

第四节　罗钦顺、王廷相等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

第五节　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学派

第六节　明末两大师——刘宗周和黄道周

第七节　实学思潮的兴起

第十二章　文学艺术

第一节　文学

第二节　小说与话本

第三节　戏曲

第四节　音乐、舞蹈

第五节　美术绘画与书法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学和农业技术

第一节　农具和农田水利

第二节　对耕作技术的认识和提高

第三节　施肥和改良土壤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新作物的引种和良种选育

第五节　棉花栽培技术的进步

第六节　大田作物的无性繁殖技术

第七节　园艺、植桑养蚕和畜牧兽医技术

第八节　农书

第二章　土地制度

第一节　明代土地制度的形式

第二节　编造田籍核田定赋

第三节　推行屯田

第四节　限制庄田

第三章　户口制度

第一节　建立户帖户籍

第二节　抚辑各色人户

第三节　调整人口布局

第四节　户口统计混乱

第四章　赋役制度

第一节　明初赋役制度的重建

第二节　金花银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

第三节　明中叶赋役制度的改革

第四节　万历清丈与一条鞭法改革

第五节　三饷加派与明代赋役制度的终结

第五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官府手工业

第二节　地方官府手工业

第三节　官府对工匠的管理制度

第四节　民间手工业

第六章　手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第五节　冶金矿冶业的发展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造船与航海

第八节　兵器

第九节　造纸

第十节　印刷

第十一节　制瓷

第十二节　漆器

第十三节　煤炭

第十四节　石油天然气

第七章　阶级结构

第一节　明代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

第二节　宗室与勋戚

第三节　界限分明的官与民

第四节　农村的阶级对立

第五节　成分

第六节　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

第八章　商业

第一节　明代商业的特点

第二节　市场管理制度

第三节　商税的征收和管理制度

第四节　对商人的管理与控制

第九章　教育、科举与铨选、考核制度

第一节　教育制度

第二节　考试制度

第三节　科举制度

第四节　任官制度

第五节　任官回避制度

第六节　官吏的考核制度

第十章　明代的宗教

第一节　佛教

第二节　道教

第三节　民间宗教

第四节　伊斯兰教

第五节　天主教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明太祖

第一节 从行僧到帝王

第二节 皇权的树立

第三节 经济政策

第四节 保境安民

第五节 “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第二章 刘基 李善长 宋濂 胡惟庸

第一节 刘基

第二节 李善长

第三节 宋濂

第四节 胡惟庸

第三章 徐达 常遇春 沐英 蓝玉

第一节 徐达

第二节 常遇春

第三节 沐英 蓝玉

第四章 明成祖

第一节 “靖难”取胜，朱棣即位

第二节 文治武功

第三节 长驾远驭，迁都北京

第四节 宫闱

第五节 余论

第五章 方孝孺 解缙

第一节 方孝孺

第二节 解缙

第六章 姚广孝 夏原吉

第一节 姚广孝

第二节 夏原吉

第七章 郑和

第一节 哈只世家

第二节 七下西洋

第三节 历史影响

第八章 宗喀巴

第一节 幼年出家

② 《宗喀巴大师传》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 入藏求学

第三节 云游和立宗

第四节 宗教改革

第五节 创立格鲁派

第九章 唐赛儿

第一节 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第二节 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

第三节 唐赛儿失踪之谜

第十章 明仁宗

第一节 仁厚之君

第二节 夺嫡之争

第三节 九个月的仁宗之治

第十一章 明宣宗

第一节 宣德初政

第二节 宽松与务实

第三节 任人唯贤

第四节 守成之君

第十二章 周忱 况钟

第一节 周忱

第二节 况钟

第十三章 杨士奇 杨荣 杨溥

第一节 杨士奇

第二节 杨荣

第三节 杨溥

第十四章 明英宗

第一节 “委政阁臣”，纲纪未弛

第二节 朝政渐乱，宦寺擅权

第三节 “土木之变”，英宗被俘

第四节 南宫复辟，重登帝位

第十五章 于谦

第一节 巡抚二省，声著朝野

第二节 挺身于危难之中

第三节 改革军制

第四节 “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第十六章 明孝宗

第一节 弘治初政

第二节 从宫廷到朝廷

第三节 弘治中兴

第四节 兴革与法祖

第十七章 丘浚 李东阳

第一节 丘浚

第二节 李东阳

第十八章 王恕 马文升 刘大夏

第一节 王恕

第二节 马文升

第三节 刘大夏

第十九章 明武宗 汪直 刘瑾

第一节 明武宗

第二节 汪直

第三节 刘瑾

第二十章 王守仁

第一节 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第二节 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第三节 镇压农民起义

第四节 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

第五节 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第六节 身居闲职，讲学不辍

第二十一章 王艮

第一节 从灶丁到学者

第二节 师生之间

第三节 创立泰州学派

第四节 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十二章 明世宗

第一节 议礼皇帝

第二节 “嘉靖新政”

第三节 道长皇帝

第四节 君臣之间

第二十三章 张璁 桂萼 杨慎

第一节 张璁

第二节 桂萼

第三节 杨慎

第二十四章 严嵩 徐阶 高拱

第一节 严嵩

第二节 徐阶

第三节 高拱

第二十五章 海瑞

第一节 聪敏好学，立志用世

第二节 以礼为教，不畏强权

第三节 丈田均赋，革弊兴利

第四节 冒死上疏，抨击皇帝

第五节 巡抚江南，挫抑豪强

第六节 退居林下，关心国事

第七节 任劳任怨，一生清贫

第二十六章 明神宗

第一节 冲年即位

第二节 励精图治

第三节 自毁改革成果

第四节 三十年晏处深宫

第二十七章 张居正

第一节 厚望所寄

第二节 从翰林到内阁

第三节 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

第四节 选用人材——考成法

第五节 边事安排

第六节 捐上而益下

第七节 度田、条编

第八节 从“夺情”到抄家

第二十八章 戚继光

第一节 世袭

第二节 抗倭于东南沿海

第三节 北戍蓟辽

第四节 功大赏薄，晚景凄凉

第二十九章 俺答 三娘子

第一节 俺答

第二节 三娘子

第三十章 李贽

第一节 商人世家子

第二节 官场受磨难

第三节 著书立“异端”

第四节 无辜系狱

第三十一章 魏忠贤

第一节 独揽朝政

第二节 迫害“东林”党人

第三节 阉党与生祠

第四节 厂卫刑狱

第五节 从九千岁到败亡

第三十二章 顾宪成 李三才 杨涟

第一节 顾宪成

第二节 李三才

第三节 杨涟

第三十三章 赵南星 高攀龙

第一节 赵南星

第二节 高攀龙

第三十四章 张溥 张采

第一节 张溥

第二节 张采

第三十五章 刘宗周 黄道周

第一节 刘宗周

第二节 黄道周

第三十六章 李梦阳

第一节 官场险恶，四度入狱

第二节 “今真诗乃在民间”

第三十七章 王世贞

第一节 身世和宦历

第二节 文学理论

第三节 史学理论

第三十八章 罗贯中 施耐庵 吴承恩

第一节 罗贯中和《三国志通俗演义》

第二节施耐庵和《水浒传》

第三节 吴承恩和《西游记》

第三十九章 佚名 冯梦龙

第一节 佚名

第二节 冯梦龙

第四十章 汤显祖 徐渭

第一节 汤显祖

第二节 徐渭

第四十一章 归有光 袁宏道 钟惺

第一节 归有光

第二节 “公安三袁”

第三节 钟惺附谭元春

第四十二章 董其昌 陈洪绶

第一节 董其昌

第二节 陈洪绶

第四十三章 唐寅 文徵明 祝允明 沈周 仇英第一节 唐寅

第一节 唐寅

第二节 文徵明

第三节 祝允明

第四节 沈周 仇英

第四十四章 回回诗人

第一节 丁鹤年及赛景初等

第二节 金大车等江南诗人

第三节 马继龙等云南诗人

第四十五章 李时珍

第一节 出身世医

第二节 《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

第三节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第四节 深远的影响

第四十六章 徐光启 利玛窦

第一节 徐光启

第二节 利玛窦

第四十七章 徐霞客 宋应星

第一节 徐霞客

第二节 宋应星

第四十八章 朱载堉

第一节 家世和主要著作

第二节 创建十二平均律

第三节 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

第四节 淡泊名利，辞却王爵

第四十九章 崇祯帝

第一节 “中兴”之梦

第二节 重宦官、轻文臣

第三节 急躁与褊狭的性格

第四节 孤独的勤政者

第五节 煤山自缢

第五十章 周延儒 温体仁

第一节 周延儒

第二节 温体仁

第五十一章 袁崇焕 孙承宗 熊廷弼

第一节 袁崇焕

第二节 孙承宗

第三节 熊廷弼

第五十二章 陈子龙 张煌言

第一节 陈子龙

第二节 张煌言

第五十三章 杨嗣昌 史可法

第一节 杨嗣昌

第二节 史可法

第五十四章 李自成 张献忠 马守应

第一节 李自成

第二节 张献忠

第三节 马守应

第五十五章 数学

第一节 传统数学研究的衰落

第二节 商业

第三节 珠算术的发展

第四节 西方数学的引进

第五十六章 天文学

第一节 厉禁和抗禁

第二节 历法

第三节 天文台

第四节 回回天文学

第五节 航海

第六节 西方天文学的传入

第七节 《崇祯历书》

第五十七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材料

第二节 声学

第三节 光学

第四节 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

第五十八章 化学

第一节 《道藏》中的炼丹术著作

第二节 本草学中的化学知识

第三节 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

第五十九章 地理学

第一节 郑和航海与域外地理学著作

第二节 地方志

第三节 地图学

第四节 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

第五节 旅行家及其著作

第六十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知识

第二节 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第三节 遗传与变异

第四节 微生物知识

第五节 解剖学知识

第六节 《救荒本草》和《闽中海错疏》

第六十一章 医药学

第一节 医学基础学科的进步

第二节 临床医学进一步丰富发展

第三节 医学革新与求实思想的兴起与成就

第四节 卫生保健管理制度与中外交流

题记

本卷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历史。

明代，起于洪武元年（1368），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它是继秦汉、隋唐、宋元之后又一个统一的皇朝。明代有许多新的东西是以前所没有的，这表明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

封建的土地关系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它的变化尽管很小，但触及到社会组织的根本。明代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是很显著，但动摇已经开始了。封建依附关系是封建化在人身上的直接反映，明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是逐渐向松弛方面发展的。

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历代不绝，但像明末农民大起义那样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这也透露了历史上的新消息。

明代，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中外关系，其密切程度都超过以往。在科学技术发展上，也不同于以往。我们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必须放宽视野，加深力度。尽管一时尚不能有太大的成果，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当寄予极大的期望。

本卷主编王毓铨同志是明史的专家，1910年生于山东莱芜。他于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47年曾任美国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50年回国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兼研究生院博士、硕士生导师。1989年以后，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顾问。他在明史研究上有丰厚的成果，主要著作有：《EarlyChineseCoinage》（《中国古货币》）、《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明代的军屯》、《莱芜集》。近年的主要论文有：《明朝徭役审编与土地》、《籍、贯、籍贯》、《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纳粮也是当差》、《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明朝的配户当差制》、《户役田述略》、《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等。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使他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比较有系统而完整的观点。他对本卷的撰写有具体的考虑。

八十年代初，多卷本《中国通史》各卷编写组陆续成立。明史卷的编写小组也于1984年应运而生。当时的编写组成员有商传、毛佩琦、张显清、王天有、廖心一、任道斌等同志。1987年冬，王毓铨同志和我一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确定了本卷的编写大纲和编写宗旨，明史工作正式展开。

商传同志，1945年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谢国桢同志攻读明史。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志》，参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综述部分的第十二章；典志部分的第七章，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三节，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四十章和第五十一章。

毛佩琦同志，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78至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尚钺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现任国家文物局对外交流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教授，主编《岁月河山》、《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做了组稿、审稿工作，并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章和第四十八章。

张显清同志，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至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师从吴晗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研究员。著有《严嵩传》，并撰有论文多篇。

王天有同志，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78至1981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商鸿逵、许大龄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著有《〈明史职官志〉校注》、《东林党与晚明政治》，并撰写论文多篇。

任道斌同志，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谢国桢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方以智年谱》、《赵孟頫系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发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三十九章第二节，第四十章第二节，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五十三章第二节。

廖心一同志，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王毓铨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著有《明朝小通史》，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四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第一节、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一章。

除上述几位同志外，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同志依次如下：阿风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节。

林金树同志，196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著有《天启皇帝大传》，并发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六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五十二章。

尹选波同志，人民出版社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一章。

张美娣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

张英聘同志，中国地方志办公室助理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与王熹同志合作）；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三节、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一章。

高寿仙同志，北京行政学院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

王熹同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九章（与张英聘同志合作）、第十章、第十一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第一节。

梁勇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张兆裕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第二节，第四十七章第一节，第五十九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五章，并负责科技部分的通稿工作。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三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四节。

许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

李松茂同志，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伊斯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章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

邓建军同志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张德信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节。

张宪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

马寿千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二节（与韩新光同志合撰）、第五十四章第三节。

韩新光同志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与马寿千同志合撰）。

孙湘云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

江心力同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

吕景琳同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二章第一节。

李雪慧同志，《中国检察报》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二章第二节。

徐凯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

张自成同志，《中国文物报》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六章、第三十七章、第五十一章第二节。

白崇人同志，《民族文学》杂志副主编、编审，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蔡景峰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五章。

潘吉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第二节。

谭天星同志，国务院华侨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范中义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一章第三节。

林永匡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杨志清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十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选图、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宫伟同志参与了本卷的部分摄图工作。

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作者多有疏漏，只有以后补上了。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努力，终于完成。如果从1987年算起，时至今日，已有十年了。王毓铨同志在学术观点上同我颇多接近，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事。我们曾经合作撰写了《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的文章，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彼此差异不多。毓铨同志因健康关系，本卷的许多具体工作由商传同志协助办理，有时我也参加点意见。如有错误，尚望读者指正。

周振甫同志和顾诚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7年9月12日于北京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基本史料明实录

明实录是明朝官修的“国史”，是明朝最重要的官修史籍。明朝共修有十三朝实录：《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明仁宗实录》十卷；《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明穆宗实录》七十卷；《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明光宗实录》八卷；《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

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140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故无官修实录。

明制，新皇帝登极后，即诏修前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嘉靖前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后，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内阁。

《明太祖实录》凡三修。《明史·艺文志》记：《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03）解缙等重修。九年（1411）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①今所见之《明太祖实录》，即三修本，前二修本则均已不得见其书。

《明太祖实录》三修本成书于永乐十六年（1418）。自建文元年初修之始，至永乐三修告竣，二十年间三成其书。中经“靖难”之役燕王夺位，政事、人事变动甚大，因而引起对本书的各种议论，加之历来史家多称颂建文“宽仁”，不满于燕王夺位后对建文遗臣之杀戮，故多指斥永乐中之三修，“事皆改窜，罪在重修”①。然而究其修纂史实，并不尽如此。

《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元年正月，书成于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前后凡三年。

当洪武晚年，太子朱标病逝，太孙朱允炆年幼，诸王觊觎皇位，藩衅已萌。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月，命曹国公李景隆突执周王，废为庶人，数日后，便有“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之命②。至建文元年正月正式开局修书，则同月又废代王。四月湘王自焚，五月废齐王，六月废岷王，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靖难”之役爆发。建文三年十二月书成上呈时，则燕王挥师南下，战局已定。半年后燕师入南京。由此可知，其一修《明太祖实录》始于“靖难”起兵之前夕，终于燕王夺位之前夕，大略与“靖难”之役相始终。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修成的《明太祖实录》中，对于燕王及诸藩的记述，自然会多有指斥之处。因此燕王夺位后，“以前任知府叶惠仲等修《太祖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③。

既然《明太祖实录》中有此记述，燕王朱棣夺位后必然亟命修改，建文四年（时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此距燕王夺位仅三月，而距建文一修成书尚不足一年。①利用这次改修《明太祖实录》以正其夺位之名，这与当时大戮建文遗臣目的乃是一致的。

这次重修，前后仅用了八个月，至永乐元年六月即匆匆成书。全书一百八十三卷，分写一百六十五册，此即所谓《明太祖实录》二修本。②从修纂时间及过程来看，这并非一次真正的重修，而只是在原书基础之上，将其中触犯忌讳之处作删改增订而已。这是出于当时形势所需，“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③。因此便决定了此书必然还将有第三次修纂。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始于永乐九年，至十六年五月书成，历时六年七个月。全书计二百五十七卷，分写二百五十册，又有《宝训》十五卷，分写十五册。④①张岱：《琅嬛文集》卷三《征修明史檄》。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

③《监修实录》作叶仲惠。今据《明史》卷一四三本传改。

①《明太宗实录》卷十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②李景隆、解缙：《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首。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二○，永乐九年十月乙巳。

④夏原吉：《进实录表》，《明太祖实录》卷首。

这次修纂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当时全体内阁成员几乎都参与了修纂工作；再是监修官姚广孝和夏原吉均直接参与修纂工作。

从这三次修书参与的人员来看，虽然主要修纂者人数相当，但情况却有所不同。一修、三修用人较为精当，二修人数虽多，却有不少挂名而实未与者。如《进实录表》中所列之王景、胡俨、杨荣、金幼孜等，《明太宗实录》、《明史》等书均未记其与修之事。其领衔监修者李景隆才品均劣，又多用监生、生员，此为永乐之初，史官乏人，且当时在政局变动之后，人心未定，岂能尽心于考订编修国史。至三修之时，朱棣已用胡广之言，停止追治所谓“奸党”，时当永乐盛世，所用多为当时名臣，着力于“访问考稽，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①。因此三修本从内容上不仅较前二修丰富，而且较前二修为好。

《明太祖实录》一修、二修本今均已不得见其书。《明太祖实录》二修书成，即焚一修本，为使不留改动之痕迹。但三修书成，却并未焚二修本。是以二修本曾传至明末。明末清初顾炎武曾记：“闻之前辈老先生曰：《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②明实录中另一部被改修的是《明光宗实录》。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实录仅八卷，但却经历二修。《明史·艺文志》记：《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16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向高本并贮皇史宬。③《明光宗实录》的改修，源于明万历以后的党争。据史载初修本出于周炳漠、张鼐之手，而由叶向高裁定。“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①对此，叶向高早有所虑，曾说：“光宗在位仅一月，实录所载多潜邸时事，然其间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脱稿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而自余归后，言者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旨改正。”②张差即“梃击”之主犯，进药即“红丸”案。这明末三案是阉党与东林党冲突之焦点。待到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大肆诛灭东林党人后，便必然要改述其史事。朱国桢《皇明大政记》称：“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群奸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首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①姚广孝：《与夏尚书》，《明经世文编》卷十三。

②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

③《明史》卷九七《艺文志》。

①《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

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阉党所篡改，以“三案”史事为主，但光宗在位仅一月，为太子时有“梃击”案，即位后有“红丸”案，死后又有“移宫”案，贯穿其全部活动，实属大事，是非亦明。阉党所改之《光宗实录》，“不为人采信，明史馆不予传录，故终于湮没无传也”③。今所见《明光宗实录》乃叶向高等原修本。明十三朝实录，除《明太祖实录》、《明光宗实录》经重修外，余皆无重修本。

清人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④此为就明实录本身之比较而言，至于明实录之史料价值，则自明朝以来，史家多有所议论，且多批评之辞，惟明史家王世贞及清人万斯同较为公允。

王世贞称：“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①万斯同虽对明实录“暗于大而明于小，详于细而略于巨”②给予批评，但仍对其有推崇之论：“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③明实录从《太祖实录》起便强调事直文简，理明义彰，对典章制度记述尤为详明，成为后世研究有明一代典制的最主要史料。明实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收有重要人物传记，其中虽间有隐讳失实之处，但仍保留了较为丰富之史料，成为后人纂修明史列传及研究这些人物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对于明实录中保存的史料，不同研究范围的人，见解也不相同。总括来看，明实录所记，偏重于政治事件、制度，而缺乏社会经济方面内容，这是③影印本《明光宗实录校勘记》。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一》。

②万斯同：《群书疑辨》卷十二《读太租实录》。

③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万先生斯同传》。

史官们囿于封建正史编修传统之必然结果。

《皇明宝训》《皇明宝训》与明实录一样，亦为明代之官修正史。有明一代先后共修有十三朝宝训：《明太祖宝训》十五卷，今存六卷；《明太宗宝训》五卷；《明仁宗宝训》二卷；《明宣宗宝训》五卷；《明英宗宝训》三卷；《明宪宗宝训》三卷；《明孝宗宝训》三卷；《明武宗宝训》二卷；《明世宗宝训》九卷；《明穆宗宝训》二卷；《明神宗宝训》十二卷，今存十一、十二卷，共十二页；《明光宗宝训》一卷，已残，存七页；《明熹宗宝训》四卷，存五十三页。

明制，宝训与实录同时修纂。其制始于永乐中三修《太祖实录》。夏原吉《进实录表》中称：谨撰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实录二百五十七卷，计二百五册，宝训五十七卷，计十五册，谨伏阙上进。①表中所称宝训五十七卷，今已不存。待到万历年间吕本校订刊行《皇明宝训》时，《太祖宝训》仅存六卷，自太祖至穆宗共四十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此刊本，台湾影印出版。

所谓宝训，即为皇帝语录，按照内容分类辑录。这些内容实录中均有记述，文字也尽相同，不过将“上曰”之类，改为“太祖曰”罢了。但是宝训集中了皇帝的言论，又分类开列，易检索，易读，作为“遗之子孙”的训条，既实用又方便。

以《太祖宝训》为例，卷一：论治道、敬天、孝思、谨好尚、谦德、经国、封建、兴学；卷二：尊儒术、圣学、褒功臣、教太子诸王、正家道、厚俗、议礼、兴礼乐、崇教化；卷三：任官、守法、求言、纳谏、去谗佞、却贡献、勤民、理财、节俭；卷四：戒奢侈、励忠节、报功、警戒、弭灾异、屏异端、评古、仁政；卷五：求贤、恤刑、赏罚、宽赋、恩泽、赈贷、保全功臣、礼前代、礼臣下、训将士；卷六：谕群臣、武备、驭夷狄、怀远人、①《明太祖实录》卷首。

辨邪正、育人才、务实。共五十一目。此为有明一代宝训之开创，后世所辑，均依此体例，仅分目略有不同而已。

明朝诸帝，优劣殊分，太祖、太宗（成祖）均以百战创业，勤于政务；仁、宣守成，弘治中兴，亦有所建树，言论中，多有可取之处。至武宗、世宗、神宗、熹宗诸朝，荒政怠国，言行不一。所谓“宝训”，不能反映其实，史料价值也就较差了。顺便一点要说及的，明朝皇帝训言、敕谕、批文，均多白话，“宝训”所用文言，盖出自史官润饰之笔。

《大明会典》简称《明会典》，前后共纂修三次，第一次于弘治十年（1497）开始纂修，弘治十五年成书，于正德六年颁行；第二次于嘉靖年间续修五十三卷，未颁行；第三次于万历四年（1576）重修，至万历十五年修成，为二百二十八卷。

会典修纂会典者，汇集一代之典章制度也。其体例首创于《明会典》。

“四库”收于“政书”类。历代典籍中，“政书”一类，首推杜佑《通典》，但其所记乃上起三代，下迄唐中叶，通述历代政治经济制度之沿革；唐人苏冕撰《会要》四十卷，始有述一代典制之作，今得见者，宋人王溥《唐会要》。然而“会要”体，旧作类书，盖为检索之便，述事简明。《唐会要》因所录史籍散佚不存而独具价值，至两汉、三国及明之会要，则俨然工具书。

《明会典》不同于《通典》及“会要”诸书。其专述有明一代之典章制度，且经多次补纂删润，备载诸典制之事例，为当朝人修当朝典制最为丰富充实者，后为清人所沿袭而作清会典及事例。《明会典》之修纂，可溯源于明初。明人称：会典一书，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太祖初著《诸司职掌》，至英宗复辟，复命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盖会典已权舆于此，但未及成帙耳。①国初事简，有《诸司职掌》为典章制度之依据。至英宗以后，事例渐繁，故修条格，续于职掌之后，一为明了典制之更迭依据，且可条存事例为今后用据之本。

会典之正式开局始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孝宗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充总裁官，程敏政、王鳌、杨守阯充副总裁。当日又有内阁大学士徐溥等请赐所修书籍名目，使“纂修者有所依据，承行者易于遵奉”。“上命书名《大明会典》”①。

此为初修会典之始。此修先后凡五年，至弘治十五年（1502）十二月书成。实录记：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

①《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三，弘治十年三月戊申。

纂修《大明会典》成，翰林院进呈，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百官各朝服侍班行礼毕，赐总裁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健等宴于礼部，命英国公张懋及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侍宴。②典极隆重。即日孝宗亲为制序，但未及刊行。

弘治十年敕修会典时，内阁首辅为徐溥，故当时总裁官以徐溥为首。次年春，刘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为首辅，徐溥以目疾乞归，逾年而卒。十五年《大明会典》成书，刘健“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李）东阳、（谢）迁同赐蟒衣”③。

此修因未及刊行，内容不甚详。今正德会典基本便是弘治原书。今所存正德会典及万历会典前均有孝宗《御制明会典序》，并有《纂辑遗书》与《弘治间凡例》。可知书凡一百八十卷，所据有《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式》、《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

弘治会典虽未刊行，但它却开创了《明会典》的基本体例。以往于会典之体例，或称其“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①”。或以为其仿《元典章》之旧体。此不过后人类比之法。依四库之分类，《唐六典》列于史部职官类，不入政书。《元典章》则并非尽以官署为纲，且“体例瞀乱，漫无端绪②”。不足与明会典相拟。

关于会典体例，弘治间凡例已有明述：“本朝旧籍，惟《诸司职掌》，见今各衙门遵照行事，故会典本职掌而作。”③又据明人所记，天顺间已有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遂开会典之先例，弘治开局修纂，依此未变。会典首刊于正德四年（1509），正德《御制明会典序》称：朕嗣位之四年，为正德己巳。检阅前帙，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复命内阁，重加参校，补正遗阙，又数月而成。④可知此次刊行，对弘治原书有所校补，且时经数月。正德校刊会典，始于四年五月：初纂修《孝宗实录》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例。既而又令查其中尝与修《大明会典》已升及守制未升者职衔、履历与到馆日期，至是上之。诏纂修实录，重事也，其即照例拟升职等第以闻。且谓先年刘健等以编纂会典为名，多所糜费，已升之职，俱革之。其书仍令大学士李东②《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四，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③《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三《史部·政书类存目一》。

③《大明会典·弘治间凡例》。

④正德《御制明会典序》。

阳等复视更定，务令明白。①此本为刘瑾专权，裁抑文臣之举。同年为避刘瑾请迁南京之户部郎中陈洪谟记称：“初，《大明会典》成，内阁自李东阳而下至翰林、春坊皆升职。瑾以为破坏祖制宗书，妄增新例，毁其书，悉追夺各官升职，惟东阳不夺。”②东阳虽未夺官，仍有降支俸禄之罚。降职者有梁储、靳贵、傅珪、朱希周、毛纪、潘辰、周文通、沈冬魁、张芮、毛澄、顾清、杨守阯、王华，降俸者并有杨廷和、白钺、刘机。刘瑾干部拟降处以议未尽满意，时得旨从之，“仍谓吏部奏拟欺隐含糊，法有未尽，姑存大体不究”③。主要即为李东阳降俸为未能尽法。“瑾欲裁抑儒巨，谓旧例纂修升秩为过，故先革其所以升者，而复加之，以示己（瑾）恩”④。先是以修《孝宗实录》已有升赐，事载四年四月实录，至此旋降旋复均出刘瑾之意。

黜降之外，陈洪谟有“毁其书”之记述，殊可存疑。实录仅谓刘健等“多所糜费”。陈洪谟则记有“以为破坏祖宗制书，妄增新例”云云。然观刘瑾降黜诸臣，意不在书而在人，似未必有毁书之举。且正德校刊会典，始于四年五月，成于同年十二月，仅半载有余，180卷之巨帙，若全部重修，势难完成。当以原书为本，另作校补而已。

今存正德刊行之《明会典》，卷首有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孝宗御制序文及正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武宗御制序文。所列总裁官为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为吏部尚书梁储，纂修官为翰林学士毛纪、侍讲学士傅珪、侍读毛澄和朱希周、编修潘辰等人。与刘瑾降黜诸人相核，尚有多人未曾署名，是弘治、正德两修会典，参与之人亦稍有异。正德校刊会典，卷目同于弘治原书，并无新纂凡例，事例亦仅记于弘治十五年（1502），故后人记续修会典，或有不记此修者。

会典续修，见于嘉靖年间。嘉靖间续修五十三卷，今不存其书。其间凡两续修，一为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内阁：“仍将弘治十五年以后，至嘉靖七年续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当，写成上进，续修附入。”①一为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以阁臣严嵩之请，续添新例。由此推知，所修五十三卷，当为原一百八十卷外增补之数。嘉靖间纂修凡例今存。其中可略知续纂内容：一、正原本之差讹，补其脱漏，并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

二、变更事目，有应分立之目，有应合立之目，有分类不当者，有增立未尽者，另有目下记事不详或失实者，旧立目而今无其事者，均予删补重订。三、将原有分类总注中不统一之处，统一格式。

四、增补等制礼仪，旧制不载则增立新目，旧制变更者载于旧目之下。

①③④《明武宗实录》卷五○，正德四年五月戊戌。

②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三。

①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五、新立之坛庙冠服仪仗等制度，各绘制成图，随类附入。

六、增加世宗御制册告等文。

七、殿阁大学士旧载国子监之后，当时已与师、傅同为大臣兼官，故不隶衙门，移列于师、傅之后。

八、更订南京各衙门事例混记于北京者。

此距弘治成书，以嘉靖八年敕谕内阁时即已二十八年，若以嘉靖二十八年续修成书时计则四十又八年，所增事例应为不少。然当时所重，在于更定祀典，八条凡例之中，仅一条为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而嘉靖续修之可贵者，亦仅在此。万历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上重修会典奏本，其中有云：“嘉靖年间，世宗皇帝尝命儒臣续修会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经进呈，未蒙刊布。”①对于嘉靖间两修会典，后人评价不高，初则张永嘉、桂安仁、夏贵溪等为政，以议礼诸臣续典，自然强调以兴献王为宗，及改定冠服祀制等，因过于突出新制，旧制反而简略不详。再修又以严分宜为总裁，严氏只求取媚世宗，紊礼逾法之处更多。又嘉靖时祀典太滥，明人即已有所议论，书成留于禁中，不制序，不发刊，后亦不传。

隆庆二年（1568），都御史孙应鳌奏请事例，附入会典。万历初年，又有给事中林景旸等复申前请。但因当嘉靖、隆庆两朝实录尚未告成，“披阅校正，日不暇给，若复兼修会典，未免顾此失彼”②。

至万历四年六月，始有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合疏奏请开馆续修会典。是月神宗敕谕内阁，择日开馆。此修至万历十三年完稿，又二年至十五年二月上表进书，前后十余年，纂成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会典成书后期，张居正病逝，继有抄没之祸，故重修之总裁列名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副总裁礼部尚书沈鲤，吏部侍郎沈一贯、朱赓，礼部侍郎王弘海、张位、于慎行，侍读学士徐显清等。纂修官有赵用贤、刘虞夔、刘元震、孙继皋、黄洪宪、曾朝节、刘楚先、张应元、陆可教、杨起元、杨德政、冯琦、庄履丰、萧良有、王庭譔、余继登、沈自邠等。另有催纂、誊录多人。

此次重修，工程浩繁，几可与弘治初修相比。重修之举，首先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再行校订补辑，自嘉靖己酉（二十八年）以后事例补入，补至稿成之万历乙酉（十三年）。旧体例以《诸司职掌》为本，列历年事例于后，然《诸司职掌》成于洪武二十六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故改为类事编年，凡《诸司职掌》所记，改为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令》则改写洪武元年，《大诰》则称洪武二十年。其余颁降各书，均依此例。户口赋税等项则例，首载洪武间数，以记其始；次载弘治间数，以记其中，次载万历①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②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六年（1578）会计之数，以别登耗。嘉靖间数字，因增减无几，略去。而涉及嘉靖间重大定制，如三大营之设，系嘉靖二十九年（1550）更定，又大阅为隆庆三年（1569）创行，其规制仪节，皆备书不省。旧会典事例只以编年排述，不便阅读，改为以事分类，以类分年，其中再以圈隔开记述，以便检阅。凡旧会典中以旧官署名立目者，改以新名立目。经此次重修，无论其内容、形式、体例，均更趋完善。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得正德刊《明会典》一百八十卷，而未见嘉、万诸续修本，亦莫知其存佚，却推而论之曰：“殆以嘉靖时祀典太滥，万历时秕政孔多，不足为训，故世不甚传欤？”①据今所见正德、万历二会典相比较，此推论失之偏颇。嘉靖时所续五十三卷，抑或有祀典太滥之嫌，万历会典二百二十八卷，就史料价值而论，诚在正德会典之上。

会典卷目《明会典》凡四修，两次刊行。今得见者，正德、万历二会典。

正德《明会典》一百八十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五：吏部；卷十六至卷四十一：户部；卷四十二至卷一百五：礼部；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二十六：兵部；卷一百二十七至卷一百四十六：刑部；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六十三：工部；卷一百六十四至卷一百六十六：都察院；卷一百六十七：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六科；卷一百六十八：大理寺；卷一百六十九：太常寺；卷一百七十：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一百七十一：光禄寺、太仆寺；卷一百七十二：鸿胪寺；卷一百七十三：国子监；卷一百七十四：翰林院；卷一百七十五：尚宝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太医院；卷一百七十七：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一百七十八：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一百七十九：五军都督府；卷一百八十：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三：吏部；卷十四至卷四十二：户部；卷四十三至卷一百十七：礼部；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五十八：兵部；卷一百五十九至卷一百八十：刑部；卷一百八十一至卷二百八：工部；卷二百九至卷二百十一：都察院；卷二百十二：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卷二百十三：六科；卷二百十四：大理寺；卷二百十五：太常寺；卷二百十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二百十七：光禄寺；卷二百十八：太仆寺；卷二百十九：鸿胪寺；卷二百二十：国子监；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卷二百二十二：尚宝司；卷二百二十三：钦天监；卷二百二十四：太医院；①《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一》。

卷二百二十五：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二百二十七：五军都督府；卷二百二十八：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以二书卷目相比，可知万历会典中吏部少二卷，户部增三卷，礼部增十一卷，兵部增二十卷，刑部增二卷，工部增十一卷，六科单立一卷，太仆寺单立一卷，太医院单立一卷，合计共增四十八卷。

嘉靖间续修《明会典》，补五十三卷，与万历中所增卷数相近，虽未得见其书，然万历续修大致当以嘉靖续修本为依据，万历《重修凡例》称：“遵奉敕谕，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校订补辑。”①亦盖指此而言，故得万历会典，则嘉靖会典大致可得之矣。《嘉靖间续纂凡例》记：“坛庙冠服仪仗等项制度，凡奉钦定而旧所未有者，各画为图，随类附入。”②查万历《重修凡例》，并无增补坛庙冠服仪仗诸图之记述，可知今万历会典中得见之礼部诸图，系增于嘉靖续修之时。

以往于嘉靖续修多有微词，主要即认为其时祀典太滥。不仅卷数增加十一卷，图增更多。首先增加了冠服之图，如冕、冕衣、下裳、中裳、大带、车带、革带系蔽膝、革带系佩绶、镇圭、鞋袜、皮弁、绛纱袍、红裳、中单等，并有常服、燕弁冠服及皇后冠服、文武官冠服等。这样就比正德会典中只有公侯驸马伯及文武官员官服花样内容丰富了许多，给后人留下直观资料，并未有冗滥之感。

祀制之图，正德会典中重视新旧之对比。首列南京大祀殿、太庙、山川坛、社稷坛等旧图，再列弘治间诸图。万历会典除诸祀祭之图外，增加了各种祭器之图。祀典陈设之图也较前形象化。总之，万历会典较正德会典在附图方面胜之一筹。

此外万历会典于兵部镇戍下载图二十幅，其文称：“天下险隘要冲，在职方皆有图本，今不能尽载。而边事特重，故载镇戍总图一，九边图九，其沿海及腹里地方，夷蛮瑶僮之属，所宜备御者，咸著于总图焉。”①万历会典于兵部所增内容最多，达二十卷。盖因嘉靖以后南倭北虏，军事日繁，制度变更，事例屡增之缘故。以《各镇分例》辽东为例，正德会典不述，万历会典则记：“辽东孤悬千里，国初废郡县置卫所，以防虏寇。独于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处降夷。东北则女直建州、毛怜等卫，西北则朵颜、福徐、泰宁三卫，分地授官，通贡互市，寇盗亦少。嘉靖间虏入，大得利去，遂剽掠无时，边人不得耕牧，城堡空虚，兵马彫耗，战守之难，①《明会典》卷首《万历重修凡例》。

②《明会典》卷首《万历重修凡例》。

①《明会典》卷一三三《镇戍八·图本》。

十倍他镇矣。”②其下事例，以嘉靖年始，屡次提及海西、建州、毛怜诸“夷”。清初修《四库全书总目》称未见万历会典，或即因此而有意回避。若修四库时不见万历会典，则修《明史》亦不见其书，然《明史》诸志中录万历会典之处屡见而不鲜矣。

会典述例《明会典》作为一代之政书，其修纂目的本为当时及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所谓：“以昭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成宪。”①故于修纂中力求“至精且当”，不仅典制完备清楚，且所引事例典型明了。故成为今日研治明代典章制度之要籍。

清修《明史》，有关典章诸志，如礼、食货、职官、兵、刑法、舆服、仪卫、选举等，均以会典为重要依据，其时虽称未见万历会典，而诸志中文字间有抄录会典之痕迹。

会典之修纂，不以它书为据，其法“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各委属官，将所载各司事例，再行检查校勘，若有差错，备细贴注明白，送史馆改正”②。“其近年六部等衙门见行事例，各令选委司属官，遵照体例，分类编集，审订折衷，开具送馆。”③再由史馆中纂修人员将各衙门上报材料选编成书。此程序与纂修实录相仿，“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④。实录以编年成书，会典以分类编集。由此可知会典之价值，后世修史及考订史志，多以会典为据，兹述例于下。

《明史·选举志》记“监生历事”，系抄录于《会典》：“凡监生历事，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三十五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谓之正历。”而《会典》所记，更详于此。六部名额中，尚有“兵部二十五名，刑部七十名，工部二十四名”，及“都察院六十三名”之数①。

又《明史·职官志》中“荫叙”之制，原载于会典：“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其世禄。”“凡荫叙，洪武二十六年定。”《职官志》则将洪武二十六年，误作十六年②。黄云眉教授作《明史考证》，称：“类是者未遑概举。”③②《明会典》卷一二九《镇戌四·各镇分例》。

①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四十《请重修大明会典疏》。

②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③万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敕谕内阁》。

④王鏊：《震泽长语》。

①《明会典》卷二二○《国子监》。

②《明会典》卷六《验封清吏司·荫叙》。

③黄云眉：《明史考记），第493页。

关于都察院之设置，《明史·职官志》记作洪武十五年（1382）。《明会典》则记：“国初置御史台..十四年改都察院。”④其间相差一年。今查《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记：遣监察御史林愿孙荣等分按各道罪囚。明初所置御史台虽设有察院监察御史，但未分道治事。设都察院后，始分设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道。此称“分按各道罪囚”，则已设都察院无疑。⑤凡《明史》之抄自会典者，照录则无误，更改则错出，如自永乐五年（1407）起，渐置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彝、高昌、缅甸八馆之记述，系据《明会典》卷二“提督四夷馆”。《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仅记有“选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⑥《明史》所能据者，仅会典一书。

再如《明史》记会试之额，称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为明朝盛事。其会试之额数，见于会典卷七七，而永乐间取录四百七十二人则在二年甲申。修史志者疑甲申非会试之年，臆改丙戌，误为永乐四年。殊不知永乐夺位，建文四年（1402）乡试未行，永乐元年补乡试，二年始有会试。《明会典》诸卷目中，以户、礼、兵三部内容最丰，合为一百四十五卷，其余三部及文武各官署合计不过八十三卷。户、礼、兵三部中，户部虽二十九卷，篇幅之多却超过兵部四十一卷。其中所记田土、屯田、税粮、人户等项数字，尤为可贵。

《明史·食货志》首列“户口”，其所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户口一千六百零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口。弘治四年（1491），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1578），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①此三年之数字，均出自《明会典》，但洪武二十六年所记户数有误，会典记为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②弘治十五年（1502）天下土田之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明史》中此数字抄自正德会典，正德会典载，当年民田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零一顷七亩，官田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六顷九十三亩，合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但《食货志》又称：“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而实际当为“六之一”。③至于税粮之数，万历会典有三个年份的统计数字，一为“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④《明会典》卷二○九《都察院》。

⑤《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亥。

⑥《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

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及校勘记。

②《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户口一》。

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既有全国总数，又有分征数额，其夏税又分大小米麦丝绢麻苎棉钞等项，秋粮分为米棉苎麻布绵丝钞桐油红花马匹等项。《明史·食货志·赋役》系本于此。其所列两税各项之外，如称：“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①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除去十五万石民粮，官粮当为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余石。同年浙江通省秋粮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二百零七石，故称“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

《明史·食货志·赋役》有述及匠户之制，文称：“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②原文中有轮班误作输班之失，中华书局点校本已作校正，姑不论。而其所谓“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盖指轮班工匠，而非住坐工匠。《明会典》记：嘉靖二十七年（1548）议准，工役囚人“如果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一钱，委官雇人上工，不许额外多取”。此系住坐工匠。轮班工匠则“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③。此为轮班工匠输罚班银之例。《明史》中所述不清，且将二者混淆，须以会典为据，以正其误。

漕运之数，《明史》记成化八年（1472）后始定四百万石之常额，下有北粮南粮之数及兑运、改兑、折色，又有加耗米入京，通两仓之数，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此段文字亦见于《明会典》，而会典中又有各布政司、府兑运、改兑及加耗等详明数字，不仅可补《明史》记述，且可知四百万石之数，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并非大概之数，而是以此数字为根本，分派于诸布政司及诸府，务求合乎此数。盖漕运之数定自总额，再行分派。《明史》中不列各布政司及各府数额，读之往往误以为漕运四百万石乃一大概之数。

述及改兑之议，《明史》记：“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①《明会典》则于成化七年（1471）前记：“凡水次交兑，宣德七年，令官军运粮，各于附近府州县水次，江南民运粮于瓜洲、淮安二处交兑。河南所属民运粮至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船官军领运。山东粮于济宁交兑。”又记：“正统九年，令江南漕粮，于九江水次交兑。”②是改兑之议，始自宣德七年（1432），非成化七年。至于《明史·食货志》中其他失误，李洵教授《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多有精辟之论，于此不①《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②《明史》卷七八《食货志》校勘记十七。

③《明会典》卷一八八《工匠一》、卷一八九《工匠二》。

①《明史》卷七九《食货志》。

②《明会典》卷二七《漕运、漕规》。

复赘述。

《明会典》于礼部记述独详，达七十五卷之多。明人重礼典，《明史》称：“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③撰成《存心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十一年间，所著可考见者还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

自洪武以后，礼制渐增。“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祔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今其存者，若《明伦大典》，则御制序文以行之；《祀仪成典》，则李时等奉敕而修；《郊祀考议》，则张孚敬所进者也。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世宗、神宗时，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①观有明一代礼制之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洪武之初创，而总结于弘治间；一为嘉靖之更定，而总结于万历之世。留为成宪者，则万历会典礼部之记述。

今查会典礼部所述，更定者不论，创于嘉靖间者，有“冬至大祀庆成仪”、“皇嫔册立仪”、“皇子、皇女诞生命名仪”、“亲蚕仪”、“皇嫔冠服”、“分祀”、“祈谷”、“大享”、“雩祀”、“节拜”、“帝社稷”、“太岁月将”、“大禘”、“先圣先师”等二十余种，其中有些后罢。

《明会典》虽详于礼典，明人仍有批评：“仪制莫重于登极，当以为首，乃居朝仪之后；宴莫大于庆成，宜详，止书大略；至封爵，是国家重典，并未一及。朝贺仪以皇上冠于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宫虽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妇先姑，可乎？丧礼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已太甚乎？开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国尊崇之后之前。虽仪注非实事，宁不触目动心？”①此论不为无理，然均属编纂体例不当，非记述之误，考读有明一代礼制，仍当首举会典。

会典于吏、户、礼三部之外，尚有六部中之兵、刑、工及其他诸司衙门，事例亦称详尽。如其中兵部所述，自中叶以后，兵事日繁，京营制度及变更之驿递、马政诸项，内容十分丰富。万历会典较之正德会典陡增二十卷，盖③《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①《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①朱国桢：《涌幢小品》一《大明会典》。

亦由此。因篇幅所限，不可备述。

以上所列，多为会典之可取处，至于其缺失之处，自然在所难免。体例所限，姑且不论，即其记述事例，亦间有断章取义，述事不明者。如记永乐初设北京行部之事，与其后设置行在六部相混淆，使人误以行部职权同于行在六部，则将管理北京地方行政之行部，与设于北京之临时朝廷机构混谈。再如述及明初垦荒，则与移民屯种混同记述，易使人将民屯与移民垦荒误为一谈。此均属弘治后修史者于明初史事不甚明了，又未加仔细考订之结果，今之治史者不可不再考而明之。

《明史》《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明史》的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少于《宋史》，居第二位。

《明史》为清代官修的前朝正史，大学士张廷玉总裁成书。这部正史自清顺治二年（1645）下诏修纂，到乾隆四年（1739）刊行问世，前后长达九十五年，为二十四史中修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卷帙多，修纂时间长，使其具有许多与诸史不同的特点。

《明史》的成书及其背景《明史》自开修到刊行，历时将近百年，百年修一史，这实在是罕见之事。那么《明史》的修纂为什么会历时这样长久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纵观《明史》的修纂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无绩可言的初修阶段。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年5月26日）。据清顺治朝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隔江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6月8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6月21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发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1646），明臣苏观生等奉唐王朱聿■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1649），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高潮。例如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1673），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发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顺治二年（1645）所下修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修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修纂工作的进展。所以，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修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

2.卓有成效的五十年。

“三藩之乱”虽然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始告结束，但是《明史》的修纂工作却并未等到此时，而要略早几年。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这时“三藩之乱”虽未平定，但朝廷胜利之大局已定。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吴三桂死后，清廷便由以军事为主转向了追求进一步的政局稳定。康熙皇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和开修《明史》，正是他炫耀文治、稳定人心之举。修纂《明史》是康熙皇帝用来笼络知名人士，尤其是那些坚持明朝遗民立场，不肯做清朝官吏的著名文人的一种手段。此时明亡已久，决无复兴之可能，这些遗民之情，也只能寄托于修纂《明史》之中了。

康熙皇帝虽然表现出对修纂《明史》的重视，但是他深知，国家稳定之基础并非修书，而在于经济。早在他亲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①。待到三藩、台湾及准噶尔先后平定，他更感到天下无事，而以治理黄河为最重要。

正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

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1645）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今天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

到雍正元年（1723）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

3.最后成书阶段。

经历将近五十年断断续续地修纂，《明史》成书的基本工作业已完成。

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进呈《明史稿》，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基础之上，增损成书。这次开局修《明史》，虽有康熙年间众史家之努力及万氏、王氏《明史稿》为本，但仍集中了数十人之力，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方始告竣。

雍正皇帝的即位，一向有“夺嫡”之说，成为清初的一大疑案。尽管对此众说不一，但康熙末年立储之争与雍正皇帝的即位，则是历史事实。雍正皇帝是一位强权的专制皇帝。他登极后，着手削弱诸王旗主势力，打击“朋党”，以至到骨肉相残。雍正皇帝也是一位追求功利的有为之君，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要求有建树。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诏令开修《明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康熙晚年，诸子为以自身的表现去求得继承皇位的机会，便曾有过修书之举，即陈梦雷侍读诚郡王允祉之邸所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后因雍正皇帝与兄弟相残，受牵罹祸，下场颇为不幸，然而《古今图书集成》则于雍正年间继续编成刊行，反而成为雍正皇帝彰文之举。

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即命开修《明史》的原因，还在于可以由此表现其对父皇遗志的继承。康熙年间所修《明史》未成，只好由雍正皇帝继续。

这一次开修《明史》贯穿了雍正一朝，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同年十二月，修《明史》成，大学士张廷玉进表，持续多年的修史工作方告结束。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得以问世。

《明史》的真正修纂，是从康熙中到雍正末。这时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尽管清朝统治者从其统治需要出发，在修史时为达其目的，不可能给予真正的关心与支持，但是由于社会长期稳定，经济的恢复发展，文化的日趋繁荣，在客观上为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修纂人员能够尽其所能，使这部《明史》保持了许多诸史所不及的特点。

《明史》编纂体例举要《明史》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它的编纂体例沿袭了前朝诸史，分为纪、志、表、传四种。《明史》虽然与前朝诸史同属纪传体史书，也采用了相同的分述方式，但是究其实际编纂内容，与诸史并不完全相同。

1.本纪。

本纪共二十四卷：《太祖纪》三卷，《恭闵帝（建文帝）纪》一卷，《成祖纪》三卷，《仁宗纪》一卷，《宣宗纪》一卷，《英宗纪》前后共二卷，《景帝纪》一卷，《宪宗纪》二卷，《孝宗纪》一卷，《武宗纪》一卷，《世宗纪》二卷，《穆宗纪》一卷，《神宗纪》二卷，光宗纪附于神宗后，《熹宗纪》一卷，《庄烈帝纪》二卷。

就卷数而论，《明史》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若以字数而论，则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纪在《明史》中所占比例甚小，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一个特点。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以编年形式叙史的部分，《明史》显然是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而不是使人在读阅本纪时便事无巨细尽览尽知。这应该算是《明史》修纂整体设计上的独到之处。

《明史》本纪的另一个特点，是尊重史实，不以明代官定史论为据。如建文帝年号于成祖夺位后革除，其四年实录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于《明太祖实录》之后。《明史》中则专立《恭闵帝纪》一卷，甚为得体。再如英宗削景泰帝号，情形与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处理得当。清代史家钱大昕曾论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实录》附景泰七年事，称郕戾王，而削其庙号，此当时史臣曲笔。今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中，斟酌最为尽善。”①明洪武中懿文太子朱标，因早逝而未及继位，建文元年（1399）追尊为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

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成祖夺位后，废其帝号庙号，复称懿文太子。是虽曾有帝号，而未改元登极，故不入本纪，而入列传，但其曾有帝号，亦为史实，又与诸传不同，特于后妃传后，诸王传前立传。与之同列者，又有嘉靖皇帝之父，兴献王朱祐杬。嘉靖中兴大礼议，特尊其父为睿宗兴献皇帝，也属仅有帝号而已。《明史》本纪不列兴宗、睿宗，正与其以本纪为叙述有明一代历史之大纲有关。光宗即位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死于同年九月初一，在位仅一月，未及改元，遂定以是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光宗本纪》于是附于《神宗本纪》之后，未单立一卷，仅以数百字述过，不失为大纲之作。

《明史》本纪虽以时间长短为本，分卷记史，然而又不尽拘泥于此。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本纪则占三卷，因其为开国之君。成祖在位二十二年，本纪则占三卷，虽可称因其夺位登极，事属特殊，则已有轻重之分。英宗二卷，尚可因前后各有年号为由，宪宗二十二年，亦占二卷，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同样各占二卷，庄烈帝十七年，亦占二卷。可见诸人修史，颇以史事轻重叙述，此又符合其立纲之体。总的来看，《明史》本纪，分帝而述，编年记事，又不失为一个整体，笔墨虽少，却完整明了，轻重适宜。《明史》本纪中一大令人遗憾之处是未能给南明诸帝立纪，这是清初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清朝官修史书，不仅不可能给南明诸帝立纪，甚至于列传中亦不立传。清初私家修史，妄谈及此，则也难免于“文字狱”之祸。

2.志。

《明史》本纪之后即为志，史家常说，“读史必先读志”。《明史》志共七十五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历志》九卷，《地理志》七卷，《礼志》十四卷，《乐志》三卷，《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选举志》三卷，《职官志》五卷，《食货志》六卷，《河渠志》六卷，《兵志》四卷，《刑法志》三卷，《艺文志》四卷。

《明史》志之修纂，依照天、地、礼、乐之顺序排述，《天文志》出自汤斌之手。汤斌为清初廉正之臣，于修《明史》颇有所建言。顺治初修《明史》时，他曾应诏陈言，请广搜野乘遗书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特传文天祥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亦著巴颜布哈之义。我朝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亦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万世。”此下于所司，招致冯铨等人攻击，说他“夸奖抗逆之人”，幸亏顺治皇帝赞许汤斌之言，才未因此获罪。至康熙再修《明史》时，汤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充任《明史》总裁，因此《明史》中本纪、志、列传不少篇出其笔下。但汤斌颇重经学，于天文则非其所长，其所撰《天文志》较为难读。

《明史·天文志序》称：“自司马迁述《天官》，而历代作史者皆志天文。惟《辽史》独否，谓天象昭垂，千古如一，日食、天变既著本纪，则《天文志》近于衍。其说颇当。..然因此遂废天文不志，亦非也。天象虽无古今之异，而谈天之家，测天之器，往往后胜于前。无以志之，使一代制作之义泯焉无传，是亦史法之缺漏也。..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兹掇其要，论著于篇。”

由此可知，修纂《明史·天文志》的宗旨，虽然仍抱对天文之轻视，但也看到了明代天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天文学知识，于中国传统天文学颇有裨补。《天文志》除第一卷叙述传统天文学与“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者外，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明太祖至崇祯皇帝其间仪象（即天文仪器）的发展变化。第二卷与第三卷则记有明一代天文现象的变化，除去日食已全部记入本纪之中外，其余如“月掩犯五纬”，“五纬掩犯”，“五纬合聚”，“五纬掩犯恒星”，以至“星昼见”、“晕适”、“星变”、“流陨”等，多有记录，虽然难懂而泛浅，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除去《天文志》之外，汤斌还执笔了《五行志》和《历志》的编纂。

《五行志》即金、木、水、火、土，其体仿《汉书》及前代诸史，记自洪武至崇祯间所谓“祥异”之事。其三卷中，首卷为水，如恒寒、恒阴、雪霜、冰雹、雷震、鱼孽、蝗蝻、豕祸、龙蛇之孽、马异、人痾、疾疫、鼓妖、陨石、水潦、水变、黑眚黑祥，皆属之水。第二卷为火、木，仿前史，以恒燠、草异、羽虫之孽、羊祸、火灾、火异、赤眚赤祥属之火；仿前史以恒雨、狂人、服妖、鸡祸、鼠孽、木冰、木妖、青眚青祥属之木。第三卷为金、土，仿前史以恒旸、诗妖、毛虫之孽、犬祸、金石之妖、白眚白祥属之金；以恒风、风霾晦冥、花孽、虫孽、牛祸、地震、山颓、雨毛、地生毛、年饥、黄眚黄祥属之土。

《明史·五行志》的编纂是不够成功的，一是简单而缺漏太多，如地震水旱等灾情；二是多有记述不确之处，甚至记入传闻，以增其神秘色彩，所以史家多认为其“无大用”。①《历志》共九卷。明代历法，由于崇祯时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创新。其《历法沿革》一卷，对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介绍较详，后徐光启等督修历法，重视西洋历法，也多用文字。这当是《明史·历志》的一大特点。

《历志》的第二大特点是除表之外而有图，与诸史不同。计有图五，均附于《大统历法》之中。有“割圆弧矢图”、“侧立之图”、“平视之图”、“月道距差图”、“二至出入差图”。

全志以大统历为主，计有二、三、四、五、六共五卷，回回历法为辅，计有七、八、九共三卷。《历志》述事虽详，因涉于历法知识，又有古今之别，及明朝所用《大统历》与《回回历》之别，颇为难读。

①柴德赓：《史籍举要》。

《历志》之后为《地理志》，《地理志》共七卷。

明朝为我国历史上统一的朝代之一，如《明史·地理志序》所称：“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自明太祖统一全国后，京师之外，置十三布政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分领天下。成祖即位，又增设交阯、贵州二布政使司，而改北平为北京。仁、宣以后，弃交阯，而渐定为南北二京，十三布政使司，全国一统遂定。英宗天顺五年（1461），李贤等奉敕修成《大明一统志》九十卷，为明朝全国政区之志书。而该书记述失误颇多。《明史·地理志》则“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具著于篇”而成。

七卷之中，南、北两京一卷，山东、山西一卷，河南、陕西一卷，四川、江西一卷，湖广、浙江一卷、福建、广东、广西一卷，云南、贵州一卷。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有总述，记其沿革，均以《禹贡》诸州为本。总述之后，再以府、州、县分述。后附都司、卫、所之设置沿革，内容颇为详尽可取，然亦间有漏误之处，后人有作考辨纠误者。

《礼志》十四卷，吴苑所撰。礼、乐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礼教为治民之本。礼仪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及社会生活状况。礼仪同时也被用作封建刑法的补充。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朝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礼制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复有“礼崩乐坏”之势，而所谓“礼崩乐坏”则正是社会变革之时。《明史·礼志》也就必然要反映出这方面内容。

《礼志》所述，首为吉礼，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诸坛、诸庙等，共六卷。次为嘉礼，以宫中之礼为主，附有地方“乡饮酒礼”，共三卷有余。嘉礼之后为宾礼，除来宾之礼外，官民相见之礼亦属之列。宾礼附嘉礼后，篇仅半卷。后有军礼一卷。再后则为凶礼三卷，述陵寝丧制。正符古五礼之制。《礼志》的优点是叙述较详，缺点是官民之礼过简，且所述礼仪，难于读明，需与《明会典》诸书相参而读。

《明史·乐志》三卷，主要记述有明一代乐器及乐章之制，以礼为本，乐随礼行。乐制所述并非明代音乐，而仍为礼制而已。明代有音律家朱载堉，为近代音乐创始之名人，惜其所创，非《乐志》所述。

《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内容亦与礼制相关，记述较详尽。

《明史》仿《宋史》体例，《礼志》、《乐志》、《仪卫志》、《舆服志》均立而分述，较前诸史所立更为全善。

《选举志》三卷，所述颇有特点。其序言称：“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

因此《明史·选举志》首卷为学校，次卷为科目，三卷则荐举、任官铨选考察。明初重荐举，永乐以后；科目渐盛，荐举日轻，此种变化于志中叙述十分清楚，其体例为制度与事例夹叙，使人易读易懂，一目了然。《选举志》出自陆葇之手，陆葇进士出身，又选博学鸿儒，于选举关键，自当有所体会，故述史颇为得体。

《职官志》五卷，为《明史》诸志中之重点。明初太祖朱元璋罢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设内阁，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至此为一大变化时期，又有宦官衙门之设与历朝不同，其特点显而易见。

《明史·职官志》采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内及边的记述方法。南北两京官署，以北京为主，南京官专立于后，述记颇简。

其一卷所述为：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师三少、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二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衍圣公。

三卷：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五城兵马司、顺天府、武学、僧道录司、教坊司、宦官、女官。

四卷：南京官、应天府、王府长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仆寺、苑马寺、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茶马司、府、州、县、儒学、巡检司、驿、税课司、仓库、织染局、河泊所、批验所、递运所、铁冶所、医学、阴阳学、僧纲司、道纪司。

五卷：公侯伯、驸马都尉、五军都督府、京营、京卫、锦衣卫、南京守备、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卫、王府护卫、总兵官、留守司、都司、各卫、各所、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军民府。

《职官志》中于内阁叙述不详，而以六部为重，是因六部为明代官制主体，但明代内阁作用之大，设置之突出，实应多述。都察院系改原御史台而置，为明代始置。都御史职关纪纲风宪，尤其重要。又有巡抚之职，为都御史外任，并有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名目；监察御史又有巡按之制。故此都察院置于第二卷之首，而所占篇幅最长，此亦史笔之用心。

宦官专立一篇，列于第三卷之末，即在京诸衙之后。首述十二监、四司、八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门，及诸库、房、厂、提督、守备、镇守诸职，记述颇为清楚。如记提督东厂，下记：“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无定员。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私设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明代宦官之权势，跃然于纸上。

且宦官之后，另有评述文字，由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永乐后中官四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之专权，直至明亡，颇有总结。清朝以此为戒，宦官遂无干政之机，这实在是以史为鉴。

明代土司制度，亦为当时一大特点，故职官之尾专立土官，文字虽然不多，却给人以完善之感。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出自潘耒之手。其实潘耒所作，实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但据记潘耒对编纂《食货志》用力最勤，“自洪武至万历朝实录之有关食货者，共钞六十余本，密行细字，每本多至四十余纸，少亦二十余纸，他纂尚不在是”①。故人多认为潘耒曾作有食货之稿，或为长编。后王原入史馆纂《食货志》即所见《学庵类稿》中的《明食货志》，至于其是否曾用潘耒所纂，就不可得而知了。

王原《明食货志》共十二卷：卷一：志序、农桑。卷二：户口。卷三：田制（附屯政）。卷四：赋役（附荒政）。卷五：漕运（附海运）。卷六：仓库（附马房、仓场）。卷七：盐法。卷八：钱钞。卷九：茶矾。卷十：课税。卷十一：上供采造。卷十二：会计（附俸饷）。

王鸿绪所上《明史稿》钞本中，除将“会计”并入“上供采造”而存十一卷外，内容与王原《明食货志》几乎完全相同。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

卷一：户口、田制（附屯田、庄田）。卷二：赋役。卷三：漕运、仓库。卷四：盐法、茶法。卷五：钱钞、坑冶（附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卷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除去内容有所增减外，基本略同。因此说《明史·食货志》系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食货志》将“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于篇”①。自清朝以来，论者甚为推崇，但其实志中错误之处甚多，且有文字过简不明之处，待后尚有介绍，故于此不赘。

《河渠志》六卷，依旧史之例，分河而述。黄河分上、下，共二卷，运河亦分上下，而未足二卷，附有海运半卷。《明食货志》中海运原附于漕运之后。淮、泇、卫、漳、沁、滹沱、桑乾、胶莱诸河共为一卷，直省水利另为一卷。显而易见，《河渠志》之目的不在于河渠而在于水利，着重于河工和漕运。其内容与食货可互为补充。

《兵志》四卷，记有明一代军政之详。首卷记：京营、侍卫上直军（附皇城守卫、京城巡捕）、四卫营。第二卷记：卫所、班军。第三卷记：边防、海防（附江防）、民壮、土兵（附乡兵）。第四卷记：清理军伍、训练、赏功、火器、车船、马政。

明代兵制特点突出，主要体现明太祖集权之用心。所谓“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②。此系得唐朝府兵制之遗意而更为详密。

①杨椿：《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①《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序》。

②《明史》卷八九《兵志序》。

有明一代，困于南倭北“虏”，军事至为重要，而形势所变又迫使军制屡更。其间沿革变化，《兵志》中记述颇为清楚，只第一卷内关于京营之记述与《职官志》互为交叉，采用简述方法与之互为补充而已。

《明史·刑法志》仅三卷。明初太祖极重刑律，后因循日久，虽视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点。《刑法志》三卷，每卷无题类之别，但首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执行情况。此卷内容本易与《职官志》诸法司重复，而史官姜宸英撰写得体。《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点，开首便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此卷记厂卫之事较详，史论甚佳。厂卫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锦衣卫镇抚司狱，末年废罢，至永乐中复置，且立东厂。立东厂事实录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隐晦遮掩，《刑法志》颇予详述，此举甚当，亦补《职官志》之所难述。

《艺文志》四卷，出目录学名家黄虞稷之笔。黄虞稷撰有《千顷堂书目》，于目录之学甚为博知。《艺文志序》另出倪灿之手，文中申明本志体例，仅录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与前史不同。“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修，搜罗历代图书，考其存亡，为目录学整理之大功业。《明史·艺文志》不采用此种修纂方法，专取有明一代之书，似简而实详，确是颇有用心者。然智者百虑，不免一失，如其著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体例而论，必为误录之书。

《艺文志》四卷，依经、史、子、集排述。一曰经，共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二曰史，共十类：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三曰子，共十二类：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四曰集，共三类：别集、总集、文史。其经部收书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计收书四千五百八十九部。虽然并未能将有明一代图书尽收其中，仍不失为一大功绩，而为了解明代目录书籍之不可少者。

3.表。

《明史》表共十三卷，其中《诸王世表》五卷，《功臣世表》三卷，《外戚恩泽侯表》一卷，《宰辅年表》二卷，《七卿年表》二卷。其中《七卿年表》为首创，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评《七卿年表》称：“盖取《汉书·公卿表》之意。明时阁部并重，虽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关，则略之。南京九卿亦闲局，无庸表也。”所谓七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都御史，此为有明一代政体之本。另《宰辅年表》初列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至洪武十三年（1380）革中书省并左、右丞相，左、右丞及参知政事，遂止。自建文四年（1402）成祖夺位后，始改记内阁诸臣，则实为内阁诸臣表。

《明史》诸表的最初修纂似与纪、志、列传同时进行，王鸿绪康熙间增损史馆旧稿，先成于列传二百零五卷，始有先成列传之说。其雍正元年（1723）进呈《明史稿》时，于诸表所改不大，诸王表仍旧，去功臣、戚臣、宦幸，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因此可知，原稿中诸表俱备。诸表之修，则并非依据《明史列传》，表中所载，可与列传记述互为补证。4.列传。

《列传》二百二十卷，构成了《明史》之主体。共二十二类。《后妃传》二卷；《兴宗孝康皇帝（附皇后、吕太后）传》、《睿宗兴献皇帝（附皇后）传》共一卷；《诸王传》五卷；《公主传》一卷；诸臣传，前并有明开国前群雄三卷，共一百五十八卷；《循吏传》一卷；《儒林传》三卷；《文苑传》四卷；《忠义传》七卷；《孝义传》二卷；《隐逸传》一卷；《方伎传》一卷；《外戚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宦官传》二卷；《阉党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奸臣传》一卷；《流贼传》一卷；《土司传》中，《湖广土司》一卷、《四川土司》二卷、《云南土司》三卷、《贵州土司》一卷、《广西土司》三卷，计十卷；《外国传》九卷；《西域传》四卷。

《明史》列传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总之，《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史》中指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由此可见《明史》体例优于诸史者之大概。

《明史》评述《明史》体例堪称完善而优于诸史，此已有公论。而作为一部纪传体官修正史，就其记述有明一代历史而论，则尚有优劣之评。

清人于《明史》，推崇备至，盖因官修而历四代始成书。清代史学家赵翼作《廿二史札记》，于《明史》多有赞誉之文。他总括谈到《明史》的几大优点：一是修纂时间长。“盖阅六十年（按自康熙十八年始计算，至乾隆初刊行止）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日久而功深者也。”二是动手时间早。“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三是详于考订。“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执笔者不知几经审定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此三大特点，也便决定了《明史》优胜之处。

清人对《明史》的评价，固然有其道理。但近世史家普遍认为，这是出于“清人对《明史》例不敢议”，“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当清世为史学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专就《明史》中优点而表扬之。”然而，其实清人对《明史》之缺失自然亦有所见，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已有所表述，而近人对《明史》的评价，更为公允，兹就诸人之论，简述于下。

1.《明史》的史料价值。

《明史》成书时间最长，一方面固然由于清初形势所定，同时也说明其搜集史料，考订撰写之艰难。

《明史》史料之来源，已见前述，赵翼所谓，“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而《明史》实始修于顺治二年（1645），则去明朝更近，甚至尚有南明诸朝并存。赵翼言不及此，一是顺治中并未认真修史，二是要避南明事迹不谈。然而实际上顺治中已着手于史料的收集。

清初开局修《明史》，确距明亡未远，但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则即使以顺治初修计算，与明初亦有二百多年之遥，所谓“见闻相接”，只能是明末之事，大约在万历以后。因此，清初修史诸人，从一开始便注重于史料收集。如汤斌于顺治中与修《明史》时，便建言广搜野乘遗书。到康熙中大批人材入馆修史，对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也就更上一筹。

就其史料价值而言，总的来看，《明史》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正史。

《明史》的修纂，带有遗民修史的味道。如大史家万斯同，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弟子，被聘为《明史》总审定稿之人，但他只同意以“布衣”参加修史，不署衔，不受俸，完全是一种遗民立场。修史者的这种立场，也就使得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尽量保留明代历史内容，以寄托遗民思故国之情感。

明初历史，时隔久远，修史时尽量照顾历史脉络，存其真貌。如明代野史记有徐达病故之事，称徐达有背疽，最忌食鹅肉，明太祖朱元璋赐之蒸鹅，徐达流涕食之，遂卒。后世史家多认为是无稽之谈。刘基之死，则《诚意伯文集》中记有太祖圣谕之言，归罪于左丞相胡惟庸，“并谓其毒基至死云”。徐达、刘基之见忌见猜，明人野史俱有所言，虽不可尽信，亦绝非无稽之谈。《明史》徐达、刘基二传中却只记太祖对二人始终恩礼，毫无纤芥之疑。这是因为史官们感到明初功臣多不保全，像徐达、刘基这样能保始终，已属仅有之事，因此而未加微词。而同时对徐达、刘基见猜忌之说，亦非全部加以掩饰。《李仕鲁传》中便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这也是一种记史的方法。这种情况在《明史》中非止一例。因此，《明史》中的记述，有时可以达到自证的效果。如建文逊国之事，《恭闵帝纪》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既言不知所终，又言出帝后尸而葬，是存疑于此。其后又称：“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但下文举正统间僧人杨行祥诡称建文帝之事。“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则又将出亡事作传闻而记。然记建文逊国事，非止此而已。《明史》卷三○四《郑和传》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卷一六九《胡传》：“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又遣胡，“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而卷一一八《谷王朱橞传》记谷王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谷王虽欲以此言欺蔽众人，但其身为金川门之变当事人，更造此言，足见建文帝并非焚死宫中。

在建文逊国一事上，《明史》的记述亦有其变化的。近代史学家孟森（心史）先生作有《万季野明史稿辨诬》，其中谈到《明史》旧本与今所见通行本的不同记述。旧本作建文焚死说，并传此说之定于万斯同。民初修《清史》，其《万斯同传》稿中专记此事一则。孟森先生在驳斥此说定于万氏的同时，指出关于建文自焚的断论取决于清初政治之需，“朱三太子之案，至康熙四十八年乃结。明崇祯帝之子，坐以诈冒而戮之。馆臣定稿，正在天下汹汹，传有朱三太子之日。清廷必以朱三太子为妄传，以安人心，且便于弋获之后，可以假冒定谳，以除所忌。其用意与明成祖之对建文同。故于修《明史》而及建文，亦必主张建文为焚死，以见失国之君主或其子孙，断无能隐遁在野之理。馆臣可有此希旨之举，季野先生必无此媚世之心也”。但是，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诏改《明史》本纪时，“去朱三太子事已远，既不虑天下复有思明之人，亦不虑明复有系天下之望的裔”，于是将文字改为存疑之说。由此亦可知一代修史之艰难。

再如记于谦之死，系因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定罪。但《于谦传》中仅记遭石、曹之诬陷，未提谋立之事。因此事为定罪之因，谈及则须辨诬，传文必繁，且与襄王传重复，因此记述于《襄王瞻墡传》中。英宗复辟后，于皇太后阁中见襄王金符。乃因“土木之变”后，欲召襄王而未果，其符遂留阁中。顿知并非于谦等人于景帝病危时私取符相召，于谦所蒙之冤也就不辩自白。

《明史》之所以有其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因其记史求真得体，还因其重于考订。至今能见史馆诸人文集之中尚存考辨文字。

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奔丧与否为例，则朱彝尊时有专文辨证，见《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伏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彝尊本之实录，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稿三卷，业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稿，书法相违。彝尊愚暗，非敢露才扬己，暴人之短，惟是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故敢述其所闻，复上书于阁下。”下有五段考辨文字，一为建文初燕王入朝之不可信，今所见《恭闵帝纪》已删去此说。二为成祖备礼葬建文之说不可信，今亦不见于本纪。三为天下大师墓之不可信，四为《从亡随笔》之不可信，五为《致身录》之不可信，均辨建文出亡之传闻。朱彝尊的论证，均为修史所采纳。袁崇焕之被杀，如今人所共知为一大冤案。但在明末清初之际，世人并不知其实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袁崇焕之死》：“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即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清）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辨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

这确实是修史者勤于考订的结果。

2.《明史》的缺点。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①赵翼原文虽然委婉，《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刘基廖永忠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陈友谅传》所记略同。《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所记不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张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杀，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有隙，从旁进言劝杀。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①柴德赓：《史籍举要》。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杀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杀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杀。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并一一列举易人之事。《刘凤之传》中亦有此段文字，并且一字不改照录于传中。此二传一在卷二五四，一在卷二五六，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也。”①至于书中此类错误不足之处更多不胜举，故史家多作考证文字。如地理设置，记兰州于成化十三年九月复为州，而实录则记在成化十四年四月复县为州。成都府南江，《明史》作正德十一年置，《大明会典》卷十六记为九年添设。如太仆寺之设置，《兵志》中记为设四十牧监。《职官志》、《大明会典》均作“十四牧监”。《兵志》中之“四十牧监”，系承袭《明史稿》中之误。北畿计丁养马，始行于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实录中有记。《明史·兵志》记作十二年，恐为误以月作年，未经核订之故。

《明史·艺文志》史论颇为推崇，然其中失误之处亦不少，前举所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误入志中。再如所著录陈仁锡《周礼句解》六卷，据考体例文字多剽窃猥杂，系坊贾托名，而非出陈仁锡之手。修志人似未睹原书而录。顾起元《说略》亦同此，《艺文志》作六十卷，而顾起元自序记，全书只三十卷，志中误记六十。再如《艺文志》中著录杨慎《墨池琐录》1卷、《书品》1卷、《断碑集》4卷，而遗漏《画品》1卷，估计也是成篇时未及仔细订正之故。

其述史不一之处，尚有表、传之不合。如吴悼王允熥之死，卷一○三《诸王世表》作永乐十三年卒。卷一一八《吴王允熥传》则作“永乐十五年卒”。《宰辅年表》汪广洋，洪武三年左丞。而《汪广洋传》则误记为右丞。李贤天顺元年为吏部右侍郎，则当依《李贤传》为左侍郎。又有志、传不合之处，如《徐光启传》记所进《日躔历指》一卷，《艺文志》作四卷；《通率表》一卷，《艺文志》作二卷。均不合。

此类小疵，不胜枚举。以《明史》三百卷之多，虽经修纂日久，难免有失误之处，众人成书，或有顾及不到，在所难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处不仅在此，而在其有意隐蔽史实。

清初修《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于清与明本身之关系。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末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清朝的发祥，大概与明朝的建立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肇祖即童猛哥帖木儿。先袭职为元朝万户，后归明朝，授建州左卫指挥，升至①赵翼：《廿二史札记》。

都督。清称都督孟特穆，追尊肇祖。据《明太宗实录》所记，明永乐间即有关猛哥帖木儿之记录。近代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先生曾对清之世系作有考订：“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①建州女真于明代入朝进见、上贡、袭替、改授及与周边之关系活动甚多，但此均清朝发祥后为明朝之臣的明证，为清廷所讳，因此在《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而且凡是“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①自古以来，凡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之处，难免没有曲笔。但是一般来说，大都相涉年代不多，其掩饰之处，读史者也能意会其中缘故，从未有如明朝与清朝这样关系始终，“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者。

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再如马文升，以抚安东夷，自著专书记其事，名《抚安东夷记》，书中主要记述成化时女真状况及其与明朝之关系，尤对海西女真多有记述。《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亦记其“凡三至辽”之事迹，然读之却并不知其为建州女真之事，文词隐晦，只略述其曾于辽事有功而已。宦官汪直，与马文升不合，欲建功辽事，但其传中亦不作明述。据诸史家考证，《明史》中讳记女真之事，亦有疏忽之处，如《宪宗纪》及《汪直传》中，有伏当伽一名。伏当伽为其时建州女真一首领名，史官不知伏当伽为何部酋领，漏出其名，反彰其曲笔掩饰之实。

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此外亦有明显删掉者。如卷二五七《王洽传》记：“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定款议。详见《象乾、宗衡传》。”然《明史》无《象乾传》、《宗衡传》。《王象乾传》，万斯同所订《明史》列传中原有传，在卷三四八，王鸿绪《明史稿》亦有，在卷二二八。《张宗衡传》则分见两书卷三六四及卷二四一。显然为《明史》定稿时所删。

明初于黑龙江下游设奴儿干都司之事，《明史·地理志》中漏而不述，只见于《兵志》，称：“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下列：“都司一（奴儿干都司）”，再列卫三百八十四。所谓“边外归附者”，即女真①孟森：《明史讲义》第一章。

各部。至于蒙古、西番，则均直书其名。

《明史》中另一掩饰之处，则为南明诸帝。自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克北京，随后清军入关，明朝即亡。几乎与清军入北京同时，南京建立弘光朝廷，此后又有隆武朝、绍武朝、永历朝及鲁王监国。永历帝朱由榔于康熙元年（1662）为吴三桂所杀，或以为此系明亡之时。而孟森先生作《明史》末述《南明之颠沛》，最后有云：“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殂于台湾，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1664）。”则此距崇祯之亡，又二十年矣。此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亦予隐讳，不承认其帝号，而将其事记述于诸王传中，以示其仍为诸王而非帝统。

说到清初修史之讳，顺便可以略述清初之文字狱。清初著名文字狱，一为庄氏史案，罹祸者至七十余人，死者剖棺锉尸，生者延颈就戮，妻孥极边充军为奴。而观其原书，涉及清室并未有过分讪谤之语，惟于清兵入关之事，直书为“夷氛”、“夷寇”，于“奴酋（努儿哈赤）”名号，迹未加避讳。而于李成梁传中，称努尔哈赤为成梁所豢养：“已而并杀教场及他矢于阿台城下。他矢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此为清廷所最忌讳之事，庄氏及诸修史之人因遭大祸。此为涉及清入关前史事之文字狱。涉及南明诸帝的著名文字狱有戴名世《南山集》狱。戴名世，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清康熙间进士，官编修。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散佚，走访明季遗老，考求遗事。著《南山集》，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存明朝统绪，为左都御史赵申乔所劾，论斩。凡为《南山集》作序者，如方苞等人，均获株连，达数十人之多。此则为清初又一文字狱大案。由此可知清廷这两大避讳是触及不得的。史官岂敢冒杀身之祸而必书其实？即使有此董狐之风，以清初文禁之严，又岂能留只字于官修史书之中？隐讳史实固然是《明史》一大缺失，又是必然结果。

谢国桢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评论《明史》缺失，共列五点，除“毁灭不利清廷之史实”外，尚有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明史》对党籍中人，言之刺刺不休，与其他方面人物相比，记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难得其平。

此为先辈学者见识，足资后世读史时体验之。

3.《明史》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如何给予《明史》一个概括的评价呢？前面的评述，基本上还是就其自身内容而论，然而要给《明史》一个总的评价，就不得不把它放到历史中，放到整个中国史学史中去看。

白寿彝教授将明清时期划为中国史学史的第五个时期，他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史学史的第五个时期。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这时，生产力在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新生产力的发展不够强大，还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这是社会进程的一段微妙时刻，很容易迷惑人，使人给它作偏高或偏低的估计。我们说它衰老，不说它解体，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但生命力还是有的，甚至还相当顽强。这种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在不断地问世。”①在这样一个条件下问世的《明史》与它的编纂者们一样，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章炳麟在谈及明末清初浙东史学时说：“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因此《明史》虽然最后定刊于乾隆间，但并没有完全陷于考据学风之中。白寿彝教授指出：“万斯同、全祖望对《明史》的工作，其兴趣在于保存明代文献，他们也还有清初学者那样的民族思想。”因此，《明史》虽然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但是它仍然继承了前代诸史的风格，这绝不仅仅表现在体例上，而且表现在述史的追求上。

但是，正如白寿彝教授所指出的时代特点所限，《明史》已无法像前四史那样去体现史家的思想，也无法像其余诸史那样相对少有避讳。史家们的艰难是在史德与现实中找寻出路。尽管如此，《明史》仍不失为一部历史巨著，它的完善是突出的，它的避讳难言是突出的，它反映出的史家们的艰难也是突出的。这也是清初史学的特点。“但这是社会变革中易于遇到的现象，这是社会变革的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有的反映得明显，有的反映得曲折，有的为封建桎梏所紧紧掌握，有的是要挣脱封建桎梏而又苦于力量不足。”①《明史》是中国封建官修正史的尾声，它同前朝诸史一脉相承。《明史》以后，中国封建传统正史便走上了日暮途穷的末路。

①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叙篇。

①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叙篇。

第二节　私家著作

明人文集

《明史·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部而为四卷，所录皆为明人的著作，其中经部收录书目九百零五种，史部一千三百十六种，子部九百七十种，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种，以集部为最多。四部之中，经、史多官修书，且史部又多方志，而集部皆属私著，可知其在有明一代的书籍中，占有极大的比例。集部又分为别集、总集、文史三类。三类之中，尤以别集为最，计有一千一百八十八部，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六卷。总集类以部而计虽仅一百六十二部，但因系总录诗文，故亦有九千八百十卷之数。文史类者，即明人文评诗话之作，志中所录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而已。

明人文集，主要即指别集，是为集部中的主要部分。据《明史·艺文志》所载，明人文集超过千部，几近二万卷，数量之大，令人惊诧，但尚有漏而未收者，由此亦可略知明人文集之浩繁。

明建国之初，太祖文禁虽严，然而当时承元末的学风，文人士大夫们或敢于面对世事变革的现实，或避世而追求诗文唱和的雅兴，以一批由元入明的文人为先导，继之以一批后学，留下了为数颇多，且质量较高的文集。据《明史·艺文志》中所载，洪武、建文两朝文集140余种，其中不乏影响较大者。如宋濂《潜溪文集》三十卷、《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刘基《刘文成集》二十卷；杨维桢《东维子集》三十卷；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十五卷；贝琼《清江文集》三十卷；方孝孺《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练子宁《金川玉屑集》五卷；解缙《解学士集》三十卷、《春雨集》十卷、《似罗隐集》二卷。其中解缙虽入永乐朝，但其主要诗文均作于洪武、建文两朝间，况且他的身上依然带着浓厚的元、明之际的文人风气，当属元末明初学风尾声之代表，清修《明史》，目录名家黄虞稷将其收之于明初，实为卓见。

永乐以后，文风渐趋沉闷，文集成为官僚地位的象征，在通共五十余种文集中，以杨士奇《东里集》为代表的阁部大臣之作，成为当时文集之主流。此外较有影响的文集，也只有太子少师姚广孝的《逃虚子集》十卷，与志中未录的《逃虚类稿》六卷。

洪熙、宣德两朝文集仅二十种，较永乐朝而不及，成为明人文集的低谷。文化思想的禁锢得到了充分体现。

宣德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这时候的文集中既保持了永乐、宣德以来的身份特征，同时开始有一些名流、才子以及下野官吏的文集先后问世，文集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著名的有周忱《双崖集》八卷，后人集佚的于谦《于忠肃集》十三卷，李贤《古穰集》三十卷、《续集》二十卷，倪岳《清溪漫稿》二十四卷。也有像刘溥、姚绶之类名流才子的文集，如《草窗集》二卷，《云东集》十卷等；有像徐有贞那样罢职官员的文集《武功集》八卷；还有著名学者薛瑄、吴与弼等人的文集《敬轩集》四十卷、《康斋文集》十二卷。在五十余种文集中，能够包罗如此丰富的内涵，明人文集开始摆脱了那种官僚气，成为所有文人士大夫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

这种变化的直接作用是明人文集在数量与范围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从成化到正德五十余年间，可考的明人文集已达二百种左右，从数量上已同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相埒，而著作者的范围则更远非前所能及。其中主要的文集有：刘定之《呆斋集前稿》十六卷、《存稿》二十一卷、《续稿》五卷，周洪谟《箐斋集》五十卷、《南皋集》二十卷，陆釴《春雨堂稿》三十卷，罗伦《一峰集》十卷，陈献章《白沙集》九卷，胡居仁《敬斋集》三卷，夏时正《留余稿》三十五卷，陆容《式斋集》三十八卷，桑悦《桑悦文集》十六卷，丘濬《琼台类稿》五十二卷，李东阳《怀麓堂集》一百卷，程敏政《篁墩全集》一百二十卷，吴宽《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补遗一卷），何乔新《椒丘文集》四十四卷，沈周《石田诗钞》十卷，祝允明《怀里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文徵明《甫田集》三十五卷，王鏊《震泽集》三十六卷，杨廷和《石斋集》八卷，杨一清《石淙集》二十七卷，章懋《枫山集》四卷，李梦阳《空同集》六十六卷，康海《对山集》十卷，王九思《渼陂集》十九卷，何景明《大复集》六十四卷，徐祯卿《迪功集》十一卷，王守仁《阳明全集》二十二卷，黄省曾《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

除去这些正式的文集之外，宣德以后，以奏议为别集的情况也逐渐多了起来，比较有名的如《轩奏议》四卷，《姚夔奏议》三十卷，《余子俊奏议》六卷，《林聪奏议》八卷，《叶盛奏草》三十卷，《王恕奏稿》十五卷，《马文升奏议》十六卷，《刘大夏奏议》一卷，《杨廷和奏议》一卷，《杨一清奏议》三十卷。

到弘治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愈发明显起来，这本来是成化年间即已经开始了的变化，弘治初期因为孝宗与身边一批儒臣发起的整顿而暂时有所收缩，但是到弘治中期以后，这种收缩便不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孝宗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与困惑不解。所谓明朝中叶才士的傲诞之习，便是以此为发端的，这种风气自然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明人文集当中。像祝允明、桑悦、唐寅等人，虽然未曾入仕，但均有文集行世。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取士的日趋成熟，入仕必由科举，一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将乡、会试三场试卷，亦多收入文集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气，丰富了当时文集的内容，并且为嘉靖、隆庆以后的明人文集开创了先例。

嘉靖以后，进入了明人文集的高峰期，《明史》中将其分为嘉靖、隆庆和万历以后两个时段。从这两个时段明人文集的数量看，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左右，均近四百种。这一时期，由于明朝人在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文集也进一步由官僚化走向了名流化。大多数文集不再是政治地位的炫耀，而是更加追求文人士大夫的本色。

嘉靖、隆庆年间的著名文集有：罗钦顺《整庵集》三十三卷，吕柟《泾野集》五十卷，杨慎《升庵集》八十一卷，陆深《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边贡《华泉集》四卷，王廷相《家藏集》五十四卷，湛若水《甘泉集》一百卷，毛伯温《东塘集》十卷，王以旂《石冈集》四卷，黄佐《泰泉集》六十卷，聂豹《双江集》十八卷，黄绾《石龙集》二十八卷，方献夫《西樵稿》五卷，霍韬《渭集》十卷，欧阳铎《欧阳恭简集》二十二卷，夏言《桂洲集》二十卷，严嵩《钤山堂集》二十六卷，欧阳德《南野集》三十卷，王艮《心斋文集》二十卷，王畿《龙溪文集》二十卷，徐阶《世经堂集》二十六卷，李春芳《诒安堂稿》十卷，范钦《天一阁集》十九卷，唐顺之《荆川集》二十六卷，罗洪先《念庵集》二十二卷，薛应旂《方山集》六十八卷，李开先《中麓集》十二卷，杨继盛《杨忠愍集》四卷，李攀龙《沧溟集》三十二卷，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十八卷，谢榛《四溟山人集》二十卷，汪道昆《太函集》一百二十卷，高拱《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张元忭《不二斋稿》十二卷，徐渭《徐文长集》三十卷，归有光《震川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万历以后的著名文集有：张居正《太岳集》四十六卷，张四维《条麓堂集》三十四卷，俞大猷《正气堂集》十六卷，戚继光《止止堂集》五卷，海瑞《海刚峰集》十卷，申时行《赐闲堂集》四十卷，耿定向《耿天台文集》二十卷，顾宪成《泾皋藏稿》二十二卷，高攀龙《高子遗书》十三卷，屠隆《由拳集》二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卷、《栖真馆集》三十卷，冯时可《元成选集》八十三卷，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十五卷，罗汝芳《近溪集》十二卷，焦竑《澹园集》四十九卷、《续集》三十五卷，袁宏道《袁中郎集》五十卷，谭元春《岳归堂集》十卷，钟惺《隐秀堂集》八卷，董其昌《容台集》十四卷，张采《知畏堂文存》十一卷，张溥《七录斋集》十二卷，黄道周《石斋集》十二卷，张肯堂《莞尔集》二十卷，艾南英《天慵子集》六卷。

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略有代表性的而已，其实晚明的文集较前更加随意。霍韬、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是政治人物与当时军政之关系；王艮等人则反映了泰州学派等学术思潮；顾宪成、张采等是晚明党社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的文集中带有浓厚的时政色彩；王世贞等人的文集则是明代史学的代表；还有袁宏道的公安派，钟惺、谭元春的竟陵派等文学流派；汤显祖的文集体现了一代传奇戏曲创作与反道学的思想。可以说，明代的文集发展到这时候，达到了它的顶峰。

明人文集虽多，但内容参差不齐。因为明人的文集中，一般都包括了作者大量的诗与为人作的墓志铭文字，及一些主要的奏疏，如果不是真正有影响、有思想的作者的话，有时往往都只有些应酬诗文，而绝无实际的内容，不过为作者其人充一充门面罢了。

私人修史私人修史，从中唐始兴，明中叶以后达到了高峰。当代的史学史学者们在谈到明朝私人修史的情况时说：“到了明朝，尤其是正德以后，私人修史数量浩繁、体裁齐备、内容广泛，确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前代无法比拟的。”①就中国史学发展之趋势而论，诚然如此。然而明代的私人修史，亦有其发展的特点，即明初较少，弘治后始有所增多，至嘉靖、万历后而成其数量浩繁、体裁齐备、内容广泛之特点。

私人修史是由于史家们痛感正史的失诬，他们希望通过私人修史以正视听。而这种本来出自正义的做法，由于加入了史家自己的思想倾向，私人修史也就逐渐成为宣扬个人所持史观的手段。明朝中叶以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之下，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他们寻求各种机会来表现自我，史学于是也成为了这种表现的方式之一。而这种现实状况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史家们不必更多地在前朝史中去寻求抒发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去谈本朝的历史。因此，不仅是私人修史，而且是修本朝史，成了明中叶以后史学的一大特点。

自然，明人也修前朝史，除去官修的《元史》之外，私人所修的前朝史还有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冯琦的《宋史纪事本末》，张溥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和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明朝是取代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建立的汉族地主政权，元朝的遗臣当中，尽管有人不肯与新朝合作，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却也不会从遗民的角度去追寻元朝的历史。于是修本朝史也就成为了士大夫们通史而知典的象征。

较早的明人私修国史有刘辰的《国初事迹》一卷。刘辰早年曾从李文忠幕下，建文中累官知府。永乐初以知国初事，与修《太祖实录》，因得私述国初史事。此为明人较早私著国史者，其后即不复多见，直至弘治以后才有所发展。其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顾粦《国宝新编》与徐纮《名臣琬琰录》之类的史传。史传虽然是传统史学的基础，但是明人所作史传，重于记述，失于褒贬，缺乏明确的史家批评之眼光，资料性强，史论性差，虽然有颇高的史料价值，却绝非上乘之作。正德后，私人修史的风气渐浓，一批较有成就的史家也相应而生，如王世贞、薛应旂、焦竑、朱国桢等。

王世贞所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与顾璘《国宝新编》和徐纮《名臣琬琰录》等已有明显的不同。王世贞的这部传记不是一般罗列人物生平，而是比较明显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史观。明朝自嘉靖以后，政出内阁，首辅地位尤重，因此首辅位置成为政争的焦点，王世贞有感于此而作首辅传，以示嘉靖以来明朝政治之关键及政争之根源。王世贞还不同于以往史家们人云亦云滥用史料的做法，开始对于史料进行考辨而作《史乘考误》，这种考证方①尹达师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第二章第四节，第218页。

法与他对明代掌故的探寻，构成了他的治史风格，也使他成为明代史学最高水平的代表。待到李贽著《藏书》、《续藏书》，不仅强调了历史人物的政治作用，而且一改旧日的说法，在人物传中注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使明代的史学走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焦竑，是万历年间翰林院修撰，并曾应聘与修国史，但未成书而事罢，仅成《国史经籍志》六卷，且书中讹误颇多，不为后人所重。然其因修史而辑成的《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则成为有明一代内容最为丰富的人物传集。书中收入明建国至嘉靖中各类人物近四千人，分为宗室、戚畹、勋臣、内阁六部等朝廷官员及地方官员、王府官属、武职、义人、儒林、艺苑等。书中的人物传记多用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及旧传，实际上更像是一部资料汇编，但是其中所录人物之多，收集资料之全，均为前所未有者。

明代史家中，朱国桢也属著作甚丰者，曾作《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今虽不传，但有《皇明开国臣传》十三卷，《皇明逊国臣传》五卷，均为《皇明史概》中的内容，可见该书中人物传记系分类而作，且突出时段的特征，与《国朝献征录》不同。其中逊国之臣传，记建文遗臣事迹，是明人修史中较为系统记述“靖难之役”死难诸臣之私修史籍。朱国桢另著有《皇明大政记》三十六卷，以编年体记述自洪武元年（1368）至隆庆六年（1572）间史事，虽为后人批评其失于取舍，但叙事之详，仍多可取之处。

但明人修国史的代表作品还应当是郑晓的《吾学编》。《吾学编》六十九卷，以纪传体记述明史，自洪武至正德、嘉靖或万历，分记、传、表、述、考诸类。如《大政记》、《名臣记》、《同姓诸侯表》、《同姓诸侯传》、《地理述》、《百官述》、《四夷考》等，收集史料甚丰，也是明代私修的最为完整的一部史书。

尽管后人对明代史学的评价不一，但明代私人所修史书毕竟是明代私人著述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除去上述的史籍之外，还有如嘉靖间邓元锡的《明书》四十五卷、高岱的《鸿猷录》十六卷、徐开任的《明名臣言行录》九十五卷、张朝瑞的《忠节录》六卷、朱国桢的《皇明大训记》十六卷、娄性的《皇明政要》二十卷、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谢蕡《后鉴录》三卷、薛应旂的《宪章录》四十七卷、陈建的《皇明从信录》四十卷、尹守衡的《史窃》一百零七卷、何乔远的《名山藏》三十七卷、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宋端仪的《立斋闲录》四卷、祝允明的《野记》、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五卷、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一百零六卷、张岱的《石匮藏书》二百二十卷等，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笔记明代的史籍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便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旧作四部中的子部小说家类，其内容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无所不录其中，内容博杂丰富，所述史事虽不必信，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政治事件、人物活动、阶级斗争诸方面，均可补正史之不足，其价值早已为史学界所共认。明代的野史笔记，就其发展变化情况而言，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元末明初，元朝的典章掌故、太祖建国之事迹，记载纷纭，此为明代野史笔记发展的初期。其主要代表作品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叶子奇《草木子》四卷。当时的士大夫们对于野史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正史。他们在身历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无不想将其所历记述下来。但是明初的文禁又使得他们不可能随意而作，因此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也就只能出于一些未曾追随新朝的士大夫之手。这些在后来被称之为“多杂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①的作品，在当时却得到了士大夫们的极高的称许。孙作在为《南村辍耕录》所作序中写道：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议论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①孙作是在明初入仕为官的，而且官至国子监司业，史称其“为文醇正典雅，动有依据”②。他本人也曾著《东家子》十二篇，属于明初文人士大夫中的主流派人物。他对于《南村辍耕录》的称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中的普遍看法。

第二个时期是洪熙、宣德以后。经历明初文化控制与文人士大夫官僚化的过程，明代文化进入了一个寂寞萧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相对较少，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叶盛的《水东日记》四十卷。这时的野史笔记与明初的风格已截然不同。叶盛以进士出身而官至吏部左侍郎，历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是上层士大夫的代表。因此他的笔记着重于官场中的轶事，及朝廷制度。至于《南村辍耕录》所记述的那些“闾里俚俗”之事，他是决然不述的，所以史称：“叶盛《水东日记》病其所载猥亵。”③不去记述“猥亵”之事，是要表现出士大夫的高雅与官僚的身份，这也就难免将自己限制了起来，虽然是在作野史笔记，却总是脱离不了当时那种“台阁体”的影响，缺少了野史笔记的味道。

黄瑜的《双槐岁钞》十卷，也属这一时期野史笔记的代表作品。黄瑜以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子部·小说家类二》。

①孙作：《南村辍耕录序》。

②《明史》卷二八五《孙作传》。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子部·小说家类二》。

景泰年间举人而任长乐知县，政治地位远不及叶盛，因而笔记中也较少叶盛那种大臣之体。据说他在县官任上多有惠政。手植槐树两棵，因以为称。官衙双槐下的作品，毕竟不能同辍耕树荫下的作品相比，《双槐岁钞》虽然较之《水东日记》有所不同，但也仍然未能突破当时的文风，追求于掌故制度，士大夫轶事，加之神怪之说，殊少社会生活的记述。这种情况到陆容的《菽园杂记》时始有所变化，除去朝野掌故之外，旁及了谈谐杂事。内容开始丰富了起来。而陆容的时代也较之叶盛等人稍晚，《菽园杂记》已是弘治年间的作品了。与之相埒的笔记还有王锜的《寓圃杂记》，开始涉及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其中《吴中近年之盛》一文，记弘治年间苏州的变化，表现出士大夫们对于民间社会生活开始给予了注意。但是王锜更不同于黄瑜，他隐居故里终身不仕，这也就使其作品必然不同于那些官场中人了。

第三个时期是从正德、嘉靖直到明末。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而经济繁荣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人们的思想也十分活跃，野史笔记也处于兴盛时期。《明史·艺文志》中收录了明人笔记一百二十七部，其中大约一百余部是正德以后的作品，还有一些未曾收入，或者改入杂史类目之中。其中著名的有：郎瑛《七修类稿》七卷，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八卷，陆粲《庚巳编》十卷，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朱国桢《涌幢小品》二十四卷，田艺蘅《留青日札》三十九卷，焦竑《玉堂丛语》八卷，顾起元《客座赘语》十卷，谢肇淛《五杂俎》十六卷，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十四卷，郑晓《今言》四卷，张瀚《松窗梦语》八卷，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李乐《见闻杂记》十一卷，于慎行《穀山笔麈》十八卷。

这一时期的笔记，无论是出自名臣宿儒之手，还是出自府县官吏、布衣的士大夫，与前相比，均改变了那种单纯追求掌故记述的做法，笔记的内容更多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使人感到了明人笔记的丰富色彩。郎瑛的《七修类稿》分为《天地类》、《国事类》、《义理类》、《辩证类》、《诗文类》、《事物类》、《奇谑类》七大类，其中只有《国事类》与过去的笔记内容相近，其余六类中则多为《吴楚娶妇》、《蒙汗药》、《恶俗》等民间细屑之事。李乐的《见闻杂记》也以记述民间习俗风气等为长。其中记述晚明服饰的变化、市镇的典当行业、商界的牙人、地方官府的胥吏等等，都深入到了社会的细微之处，而其可贵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至于叙述明代社会风俗的笔记，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与谢肇淛的《五杂俎》则是更为典型的作品。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自序中说道：“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事，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与垅亩老农，谈说前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①也就是说他的记述，既来自父祖前辈，又来自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序》。

垅间农民，加上他本人的经历所见，使这部野史笔记成为内容最为繁杂的作品。笔记中对于民间下层文化的种种记述，也反映了当时上下层文化的流动。《五杂俎》所述内容与之相近，而取舍则又有过之。谢国桢先生当年在《明清笔记谈丛》中曾将此二书作过比较，他说：谈明代社会风俗的书籍，当首推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和谢肇淛所著《五杂俎》。《野获编》涉及的方面过于广泛，有时但凭传闻，不甚确切，且有近于猥亵的地方。谢肇淛《五杂俎》则记载得比较谨慎，且有识见独道之处。①《五杂俎》分天、地、人、物、事五部记述，内容极为广泛，多有涉及社会风俗之处。但谢曾任朝廷中级官员，叙事时不如沈德符那样无所顾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张瀚的《松窗梦语》也是万历间的作品，他与沈德符、谢肇淛的情况不同，张瀚曾官至吏部尚书，是当时最高统治层的成员，此外，张瀚生活于江南地区，他的笔记中注意的不是异闻奇事，而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他虽然曾经作为朝廷要臣，但是作品中却并不追求那种漫述典故的卖弄，在《松窗梦语》中，包括了像《士人纪》、《三农纪》、《百工纪》、《商贾纪》、《时序纪》、《风俗纪》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中涉及江南地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形况，更是颇具价值的记述。我们倘若将其与叶盛的《水东日记》相比，就不难看出明人野史笔记的前后变化了。

第四个时期是明末清初的时期。从天启、崇祯间直到清初，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大多着力于记述明末的社会矛盾与农民起义，或以清初的史事为主，其中有入清遗民的作品，也有清人的作品。但由于时代的变动，加之清初文字之狱的禁锢，野史笔记又走向了衰退，直到清中后期才重又兴盛起来。

专业类书籍在明代的私人著述中，还有一些属于各种专业类的书籍，如农业、水利、地理、医药及其他自然科技类的著作。这些书籍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这类专业书籍中，有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如周定王朱橚的《救荒本草》、邝璠的《便民图纂》、俞贞木的《种树书》、黄省曾的《稻品》和《蚕经》、张履祥的《沈氏农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有关水利方面的著作，有吴道南的《国史河渠志》、吴山的《治河通考》、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王圻的《东吴水利考》、熊三拔的《泰西水法》等。

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有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陈诚的《西域行程①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23页。

记》、马欢的《瀛涯胜览》、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张燮的《东西洋考》、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以及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

有关医药方面的著作，除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外，尚有李濂的《医史》、徐凤的《针灸大全》、缪希雍的《方药宜忌考》、汪机《外科理例》、王銮《幼科类萃》、薛铠《保婴撮要》、周子蕃《小儿推拿秘诀》等。

关于其他科技类的著作，还有利玛窦《几何原理》、熊三拔《简平仪说》、茅元仪《武备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之藻的《天学初函》、方于鲁的《墨谱》、程君房的《墨苑》等。

在这些专业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徐光启《农政全书》六十卷，辑录了各种农学的文献二百二十九种，加以评注。全书分为十二项：《农本》三卷、《田制》二卷、《农事》六卷、《水利》九卷、《农器》四卷、《树艺》六卷、《蚕桑》四卷、《蚕桑广类》二卷、《种植》四卷、《牧养》一卷、《制造》一卷、《荒政》十八卷。其中如《农器》等均有图谱。后人评论此书道：“其书本末咸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于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①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十卷，书成于崇祯十四年（1641）。全书采用日记方式，科学记述了作者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崇祯十二年（1639）在各地进行地理考察的观察纪实。其中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记述，是世界最早关于岩溶地貌的科学文献。

李时珍《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取神农本草以下诸家本草，汇集成书。

全书分为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其中旧有者一千五百一十八种，由李时珍后补者三百七十四种。历三十岁，采书八百余家，三易其稿而后成。集本草之大成，无过于此书者。自清初刊行后，行医者无不家有一编。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三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综合科技著作。全书分十八篇，分别记述农作物的种植与收割加工、种桑养蚕、织染、制盐、榨糖技术，砖瓦、陶瓷、金属器物制作，车船制造，石灰、硫黄等矿石的烧制技术，采煤、造纸、榨油等技术，以及矿物的开采冶炼，兵器制作等。全书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为后人留下了操作与机械的直观形象，反映了到明朝崇祯时期的科技水平状况。

明代的科技类书籍在浩如烟海的明人著作当中虽然不多，但是与前相比，仍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且出现了像《本草纲目》之类集前人大成的著述。因此可以说，明人的科技著作，是中国传统科技的一次全面的总结。明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子部·农家类》。

代科技的另一个特征，是西方科技的传入，一批思想解放的士大夫在接受西方科技的同时，发展了中国传统科技，徐光启、李之藻的著作即属此类。因此又可以说，明人的科技著作，也代表了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发展。

第三节　地方志

明代地方志的修纂

地方志在明代史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地方志所包括的内容丰富，对于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政治建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重要人物、文献古迹都有颇为详细的记述，所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方志乃一方全史”，也就是说方志就是一部地方史。①中国历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对此可以上溯到《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最早的方志修纂。据当今学者的研究统计，中国历代所修方志共有八千多种，十多万卷，而明清两代的方志即达六千四百多种，九万二千余卷，其中明代所修的地方志据估计达一千四百多种，一万二千余卷，也有人统计多达二千八百九十二种，总之明代的方志在中国历代方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②方志的修纂虽然起源这么久远，而且从宋元开始更有了很大的发展，方志作为一种地方史书，在体例格式上都渐臻完备，但是方志作为一种地方史书的普遍修纂则始于明代，明朝人曾自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①可惜的是，明代修纂的方志，今天已大都散逸。今存的明代方志据朱士嘉等所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仅有九百七十三种。这九百余种明代方志作为地方史所保存下来的大量珍贵史料，对于明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大量清代乃至民国时期所修的方志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明代史料，也是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

明代的地方志包括有：全国性志书即一统志，省级志书有各省的通志、总志，省以下有府志、州志、县志，县以下有镇志、乡志、里志，卫所有卫志、所志，一些特殊地方，如山、水、关隘、书院等亦多有志。

明初洪武三年（1370）便修成了《大明志》，编类天下山川、州郡形势及各地降附始末，是为明代最早的全国性志书。而其时尚有多处未入版图，故虽有《大明志》，而未有一统。待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则云、贵（设都司未设布政司）、川尽入版图，于是再修成《寰宇通衢》。“时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彝不与焉”②。其后又修成《洪武京城图志》一卷，即当时京城南京的图志。全国性志书与京城图志的修纂对于地方志的修纂无疑是一个鼓励，所以明代自洪武朝起，地方志的修纂便已开始进行。今天可以见到的洪武中卢熊所修《苏州府志》及《明史·艺文志》著录其所作《吴邦广记》五十卷等均为洪武中地方志书的代表作。此外，①《章氏遗书》卷二八外集一《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①万历《满城县志》序。

②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

还有如宋讷所作《东郡志》十六卷，虽然大多不存，但仍可知洪武中方志修纂之概况。洪武中为政严猛，卢熊为洪武中循吏仍不免坐累死，加之开国之初，经济尚未恢复，所以虽有修志之举而未普及。

成祖即位后，永乐十年（1412）曾颁降“修志凡例”，见于嘉靖《寿昌县志》。十六年（1418）下诏修纂天下郡县志，并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内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领其事。其时复颁纂修“郡县志凡例”共二十一条，见于正德《莘县志》卷首。

嘉靖《寿昌县志》载永乐十年所颁“凡例”十六项：一、建置沿革分野，二、疆域城池里至，三、山川，四、坊巷乡镇，五、土产贡赋，六、风俗形势，七、户口，八、学校，九、军卫，十、口舍，十一、寺观祠庙桥梁，十二、古迹，十三、宦绩，十四、人物，十五、仙释，十六、杂志。其每项均有明确规定，如《坊巷乡镇》：“据现在所有坊巷、乡都、村镇、保社之名载之。若古有其名，而今已无者，则于古迹下收之，仍要现其今在某处。”《土产贡赋》：“凡诸处所产之物，俱载某州某县之下，仍取《禹贡》所赋者收之。有供贡者，载其上贡之数，或前代曾有所产而后遂无者，或古所无，而今有充贡者，皆据实备载之。若有所赋田亩税量，以洪武二十四年及永乐十年黄册田赋贡额为准，仍载前代税额，以见古今多寡之数。”《风俗形势》：“凡天下州县所定疆域、山川，既有间隔，习尚嗜好，民情风俗，不能无异，宜参以古人之所论，与近日好尚习俗之可见者书之。”这些规定，对于方志的修纂不仅形成统一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方志修纂中必应保存的史料的记述。①正德《莘县志》所载永乐十六年凡例共二十一项，与前述凡例大同小异，估计很可能是修县志者对于永乐中官方颁行的同一凡例的不同记述，其中关于赋役、户口等记述下限，也均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止于永乐十年。该志序中称：“若夫条目之紊乱者，则依我国朝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凡例与夫一统志参用之。”根据明人记述，永乐十六年下诏纂修天下郡县志，其后景泰中叶盛称：“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②显然永乐中颁行的方志修纂凡例，既为地方修志所用，也为修一统志所用，故郑晓以“天下郡县志”为一统志之续修，并有以夏原吉、杨荣、金幼孜总其事之说。若只是各地修志，则无须三人领其事。但永乐中修纂“天下郡县志”之凡例毕竟公布于天下，也可以理解为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于地方修纂方志的控制，这当首先是出于永乐中所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但是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方志的纂修。只是由于明初的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各地方府、州、县还不可能将修方志这类地方文化举措放到首要日程①傅振伦：《中国史志论》，第144—148页。

②郑晓：《今言》卷一。

之上，因此我们今天见到的明代方志主要在弘治、正德以后。也就是说，明代方志的修纂是到弘治以后才逐渐增多起来的。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统计，明代已知的二千八百九十二种方志中，洪武至天顺年间所修二百五十七种，成化至正德年间四百六十种，嘉靖至万历年间一千六百二十二种，天启至崇祯年间六十六种。①如果具体到每一个时期来看，明代方志修纂最多的时期是嘉靖朝，正德次之，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天启、崇祯者最少。有些学者由此而得到的结论是；“明代修志，从正德起逐渐增多，到了嘉靖，掀起一个高潮，万历以后又缓慢地转入低潮。”②万历以后修纂方志转入低潮，显然是与当时的政治局面的混乱有一定的关系。万历中期以后，矿监税使四出，怨声载道，民变四起，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地方上修志之举，再到天启、崇祯时，江河日下，亡国之象已然显露，修志之事更无从提起了。

明代地方志举要明代的全国性志书有《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代全国性的志书始修于洪武初年，即前所述洪武三年（1370）修成之《大明志》。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修成《寰宇通衢》。但其时全国行政设置未定，因此成祖即位复有修志之意，故永乐十六年诏纂“天下郡县志”。至景泰中再议修志之事，并准依宋代《方舆胜览》为式。时人叶盛称：“此赵宋偏安之物，况直为四六设。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直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可也。”遂成《寰宇通志》。③然书成未刊，至英宗天顺三年（1459）再令李贤等重修，虽称重修，其实是在其基础上略作改动而已。书成后更名《大明一统志》以示与景泰时所修之别，刊行天下。地方志书首为各省通志。明代各省均有通志，其重要者有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弘治《八闽通志》八十七卷，嘉靖《江西通志》三十七卷，嘉靖《山东通志》四十卷，嘉靖《河南通志》四十五卷，嘉靖《陕西通志》四十卷，嘉靖《湖广通志》二十卷，嘉靖《广东通志》七十卷，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嘉靖《四川总志》八十卷，万历《四川总志》二十七卷，嘉靖《贵州通志》十二卷，正德《云南通志》四十四卷。各省通志载一省疆域、沿革、户口、田赋、风俗、物产、职官、学校、名迹、人物等，是了解各省历史的重要文献。

如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嘉靖四十年（1561）胡宗宪、薛应旂纂修。其时胡宗宪为浙江总督，未必真正参与修志之事，具名而已。薛应旂虽①参见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

②参见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③郑晓：《今言》卷一。

主修书之事，而真正修志者当另有儒士多人。该志薛序称：浙江旧无通志。嘉靖乙未、丙申间，今少傅存斋先生徐翁视学于浙，始创为之。越十有六年辛亥，旂承乏浙中学政，至则问翁志稿，而掌故已凡几易，罔有知者，因慨钜典就湮，妄意修辑。乃博访旁搜，于故牍中得翁旧所录史传全文及各志铭，凡十有一册。①因知薛氏所修《浙江通志》系本于徐氏原作而在其基础上扩充成书。书中卷一至十二为《地理志》，卷十三至十六为《建置志》，卷十七至十八为《贡赋志》，卷十九至二十为《祠祀志》，卷二十一至三十五为《官师志》，卷三十六至四十九为《人物志》，卷五十至五十二为《选举志》，卷五十三至五十六为《艺文志》，卷五十七至六十为《经武志》，卷六十一至六十二为《都会志》，卷六十三至七十二为《杂志》。由此可见各省通志纂修体例之大概。其他诸省通志列目不尽同，而所述内容基本相近。

各省通志之下，则为府、州、县志。终明之世，全国通计有府一百四十，州一百九十三，县一千一百三十八；羁縻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如此众多的地方机构，各有其方志，且一些府、州、县志先后一修再修，其数量之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府、州、县志与各省通志体例相同，述事大同小异，或稍细于通志，而更具地方特色。以正德《姑苏志》（即《苏州府志》）为例可见其一斑。正德《姑苏志》六十卷，正德元年王鏊、吴宽纂修。其中卷一为《郡邑沿革表》，卷二至四为《古今守令表》，卷五至六为《科第表》，卷七为《沿革》、《分野》、《疆域》，卷八至九为《山》，卷十为《水》，卷十一至十二为《水利》，卷十三为《风俗》，卷十四为《户口》、《土产》，卷十五为《田赋》，卷十六为《城池》，卷十七为《坊巷》，卷十八为《乡都》，卷十九至二十为《桥梁》，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为《官署》，卷二十四为《学校》，卷二十五为《兵防》，卷二十六为《仓场》、《驿递》，卷二十七至二十八为《坛庙》，卷二十九至三十为《寺观》，卷三十一为《宅第》，卷三十二为《园池》，卷三十三为《古迹》，卷三十四为《冢墓》，卷三十五为《吴世家》，卷三十六为《平乱》，卷三十七至四十二为《宦绩》，卷四十三至五十八为《人物》，卷五十九为《纪事》，卷六十为《杂事》。

王鏊等的《姑苏志》是明代方志中的名作，在地方志中属列目颇细者，因此所保存的史料也详于其他一些地方志。除《姑苏志》外，明代方志中著名者还有如康海的《武功县志》，祝允明的《兴辽志》。其中康海的《武功县志》在编纂上与方志的习惯体例有明显区别，其全书仅三卷，二万余字，记事可谓简练明了，一反通常方志的记事杂芜琐碎，但也因此而“失去纂修志书征文备献的意义”①。

府、州、县志是明代地方志的主体，也是明代地方文献中最受重视者。

①《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浙江省》。

①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一般或由地方官员出面组织修纂，或请名人修纂。因此明代的方志一个主要特点是“许多地方志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特点，编制了比较罕见的篇目”②。如正德《琼台志》中的“平乱”，嘉靖《韶州府志》中的“洞寇出没”，嘉靖《清流县志》中的“盗贼”，嘉靖《南康县志》中的“十家牌法”和“乡约”，正德《琼台志》中的“破荒启土”，万历《嘉兴府志》中的“医药”，嘉靖《汀州府志》中的“窑冶”，嘉靖《建阳县志》中的“图书”，成化《新昌县志》中的“图像”等等。

明代方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纂修思想上的创新。有些地方志修纂中主张“不志天文”（嘉靖《临安府志》），有的地方志主张“不书星野”（嘉靖《耀州志》），也有的纂修者反对修志中的记事芜杂，主张简练高古，如韩邦靖所编《朝邑志》，全书二卷仅五千七百余字，虽称文风高古，对于后世史家来说，却难有所取了。③府、州、县以下有乡镇志。明代中叶以后，乡镇志的修纂渐多，其体例基本遵循府、州、县志，而因记事范围相对狭窄，内容也相对为简。如嘉靖《澉水续志》，董穀纂于嘉靖三十六年，即为乡镇志中之名作。全书九卷，分为地理、职官、公署、贡赋、兵卫、祠宇、人品、杂记、艺文九门。在明代的地方乡镇志中，也有不依照这类体例的作品，如崇祯末仁和沈谦所撰《临平记》四卷，即全然不遵方志修纂之体，现存该书抄本仅三卷，卷一至二为《纪事》，卷三为《杂记》，全书所辑凡一百余条，末附临平十咏。分年记事，被后人称作“系乡镇志中之创例。”①除乡镇志外，明代的方志中还包括有卫所志、山水志、风土志、海防志、古迹志等。这些专门类的志书，因为不属于国家行政区划，所以与一般方志体例上不尽相同。如嘉靖《雁山志》，志浙中雁荡山，全书分为山水、寺院、土产、诗文四类，虽仍志书之体而与省、府、县、乡之志迥然不同。再如崇祯年间僧人传灯所纂《幽溪别志》十六卷，记天台山幽溪，书分为形胜、开山沿革、重兴规制、宗乘、泉石、人物、金汤、檀度、福田、塔墓、古迹、著述、赠遗、余学等凡十六，从形式上近于县志，而内容集中于山水名胜，与地方志所记地方史事仍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类方志在明代方志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著名的如刘效祖《四镇三关志》、詹荣《山海关志》、冯世雍《吕梁洪志》、孙存《岳麓书院志》、乔世宁《五台山志》等。

从全国性的总志，到地方性的各省通志，各府、州、县方志，以及各地山水风土古迹等志，构成了明代方志的不同层次。这数以万卷计的明代方志，是今天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②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

③参见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等。①洪焕椿：《浙江方志考》卷十三《浙江乡镇志》。

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关于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曾经有许多学者作过详细的论述。明代是中国方志纂修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在宋代地方志修纂走向定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使之更趋完善。有些学者提出，明朝人在方志的修纂方面，已经开始涉及方志学的内容。明人对于方志修纂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如或尚繁或尚简，或主张史志为主从，或主张史志为表里，或修志以崇史学或修志以崇地理。虽则看法不同，这些争论与修纂中的尝试，对于明代方志的进一步成熟发展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如明人杨一清称：“国有史，郡有志。..志，史之翼也。”②又田秋云称：“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③张居正则称：“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④李东阳亦称：“大则史，小则志，兼行而互证。”⑤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与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方志乃一方全史”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强调方志的史学特点，就使得明代方志大都突出了记史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且大都于地方之事无所不载，从而被学者们称作是一种“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并进而指出：“无所不载这个传统之所以优良，是因为一部方志将一地的古今疆域沿革、自然条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人物、异闻、琐事等等，分门别类，一一记载下来，就概括了一地已知的全部古今情况，要了解一地重要的人、物、事，只须从中查阅即可。这个任务是任何一部国史或任何一种类型的图书所未能承担，也承担不了的，只有千百部方志同时存在，才能予以完成。”①这实际已经涉及了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从今天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方志记述的内容越细，在史料上保留下来的东西也就越多。作为一部省通志或者府、州、县志，都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史研究史料，而同一地区或者相近地区几部省通志或者府、州、县志，甚至乡镇、山水、风土志，就构成了带有普遍性内容的史料，这就不仅可以作为地方史研究之用，而且能够作为一个时代更深入研究的史料依据，这也就是近年来地方志为愈来愈多的史学工作者所重视的原因。

对于地方志的研究，从清人章学诚开始被视为方志学，近年在方志方面的研究随着全国地方志修纂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有所深入。1935年朱士嘉所撰①参见马楚坚：《明清人物史事论析·略论明人修志主张》，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②嘉靖《九江府志》序，转引自马楚坚：《略论明人修志主张》。

③嘉靖《思南府志》序。

④《张太岳集》卷七《刻滦州志序》。

⑤嘉靖《许州志》序。

①参见黄苇：《方志论集·论方志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地方志综录》出版后，又于1980年出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傅振伦《中国史志论》、黄苇《方志论集》都是对方志的专论之作，黄苇的书后并附有《历代诸家方志论文篇目选录》，为利用了解历代方志提供了方便。再有如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一书，著录明代方志不下四百三十五种，现存者二百七十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为利用明代方志提供了线索。目前已经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共收一百零七种。台湾影印出版的地方志综录中，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明代地方志。而且对于明史研究来说，不仅明代方志，许多清代方志中的材料也都涉及明史研究内容，甚至民国时期的方志中保存的艺文、碑刻等，许多今已不存，也都为明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从目前明史研究的发展趋向看，在政治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开始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国家控制的作用。这也就需要更加深入到地方基层政权及区域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地方志和档案成为必不可少的史料。如对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在正史往往根据当时官员们的报告，其中很难反映出真实的情况，而地方志中则往往根据地方经历的实际情况，虽然也多有对于农民军的污蔑不实之处，但与官修的正史相比在这方面的记述要相对真实可靠些。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尤其是对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农业经济、土地制度、市场经济、手工业生产等，都离不开地方志中的资料。它比较起官修的正史，以及通考之类综述性史料具有更加细微的特点，从而使研究者们得到许多从正史无法得知的历史实际情况。明代方志的一个传统是对于地方赋役情况的较详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大都是根据各地赋役的实施情况，因此是研究赋役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再如明代各地移民屯种的情况以及屯田民田化等重大土地史方面问题，我们离开地方志就很难进行研究，而地方志中仅仅各地屯与社的名称之别，就足以使我们对当初屯民与社民的数量进行明确的比较了。至于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要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要了解地方风俗、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的真实表现，不能仅仅凭藉官修史籍，而往往只有在方志、笔记和文集中才能够得到真正有价值的资料。当然，地方志中的许多材料出于当地士大夫之手，有些出于地方官吏或由地方官吏组织修纂，他们只能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进行编纂，这就不可避免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甚至作伪的情况，但是由于地方志的编写不会像官修正史那样严格谨慎，因此在记事上也不会像正史那样有过多的忌讳，史学工作者往往也就能够从中找出那些反映历史真相的东西。

白寿彝教授在本书第一卷的“导论”中谈到历史文献的特点时曾经说过：“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他还说到历史文献的多重性问题：“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白寿彝教授还指出，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①就这一点而论，在我们通常使用的历史文献中，地方志当属最为丰富的并且能够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研究的材料，而且它在除去一般政治资料之外，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特征。

①《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294页。

第四节　明代徽州文书档案①

对于契约文书的研究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的契约文书源远流长，但由于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因此，“汉简”的发现，“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都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明代而言，虽然保存下来的正史、方志、文集以及官方档案汗牛充栋，但流传至今像“徽州文书”这样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契约文书并不多见。

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徽州文书是指宋朝到民国徽州所属六县及与之相毗邻的遂安（今浙江淳安）等县遗存的契约文书。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古称“新安”，从北宋宣和三年（1121）开始正式置徽州，领有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婺源六县，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到民国初年，其行政区划基本未变。明清时代，徽州商人遍及海内，“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②。徽州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徽州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素有“东南邹鲁”之称。从南宋以来，徽州也是刻书、印刷业中心之一。

徽州境内多山，交通不便，“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①。地少人多，民鲜田畴，所以对地权尤为看重，非常注意保存作为地权证明的文书。特别是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很强，非常重视祖先留下的家产，同时把这类文书视为祖先的文化遗产而加以收藏，借以维护家族财产②。且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险阻天成，兵革少到，因此大量的契约文书得以保存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是注意保护的。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重视下，徽州文书得以通过在屯溪设立的古籍书店流传到全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此外，徽州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也有①本节主要参考周绍泉的《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载《明代史研究》第20号，1992年日本出版）和《徽州文书的分类》（载《徽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两篇文章上有关资料。②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

②鹤见尚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曲翰章节译自日本《东洋学报》第七十六卷第一、二号。

大量收藏。据初步估计，流传出来的徽州文书大约有十万件以上③，仍然藏于民间的文书更是不可估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徽州文书并未得到很好的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六十年代曾经对其收藏的文书进行编目、编号。进入八十年代，一些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开始对其收藏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出版。到1996年底，已经出版的徽州文书资料有以下几种：《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安徽省博物馆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共收明、清两代徽州文书九百五十件。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共收宋元土地买卖文契十二件，明代土地买卖文契六百八十五件。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为影印本，能显示出原资料形状，分上、下编，各二十卷。上编实收宋、元、明三代散件文书一千八百十一件，簿册五十七部。下编实收清、民国散件文书一千零十件，簿册三十三册。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该书所选录的宋、元、明、清文书绝大多数也是徽州文书。

以上已经整理、出版的徽州文书，仅占全部徽州文书的极小一部分。更多的徽州文书还有待于将来去开发利用。

徽州文书的分类徽州文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各个方面，按不同的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以徽州文书的现存形式分，可分为散件与簿册两类。所谓散件，就是由一张或二三张契约文书组成的一件文书，如土地买卖文书就多为一件白契或红契，有的附有一张推单或一张验契纸，有的既附有推单，又附有验契纸，这样的三张文书就成为一件文书。所谓簿册，就是装订成册的文书，有的簿册原本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如鱼鳞图册、商业账簿、分家书等。有的则是因其内容相同或相近，后人将数量不等的散件文书抄录在一起成为簿册，如抄契簿、租底簿、诉讼案卷等。徽州文书就其来源、性质而言，可分为私家文书和官府文书。私家文书多属民间行为，如土地买卖中的白契、抄契簿、租底簿、入赘文约、商业合同、还文约等。这些私家文书有的不必经由官府，有的则属私下交易。官府文书是由官方制定或认可的文书，如布告、税票、执照、黄册、鱼鳞图册以③详见周绍泉：《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这批文书主要为明、清两代，但明代文书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是难以确定的。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保存的一万多件文书统计，明代文书占一半左右，而其他收藏单位的比例可能没有这么高，但现存的明代徽州文书数量仍然是巨大的。及土地买卖文书中加盖官印的红契、验契纸等。

从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徽州文书分为以下几类。

土地文书。这是徽州文书中反映土地所有、土地所有权转移、土地经营方式及其他与土地有联系的文书统称。它反映出当时的地权变动与土地经营方式的演变。

土地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土地买卖文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第二辑所选录的文书绝大多数为土地买卖文书。它包括卖田契、卖地契、卖山契、卖塘契、卖园契、卖屋基契等。这些文书有的加盖官印，成为红契，有的则属民间交易，为白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崇祯十三年休宁朱士达卖田官板契纸”①。该契纸为县刷印，右上角顶格大字印有“直隶徽州府休宁县”，第二行印有“玄字拾柒号契纸产价××”、“税银××”，右下角印有“领契纸坊长、里长”。接着为填写契纸内容的方格。契纸左半部印有关于崇祯八年颁行官板契纸事和《大明律》“典卖田宅”条。最后左下部印有“右契纸付业户××收执”，形式完整，印制精美。

土地买卖之后，按法律规定，要税契。《明律笺释》称：“典卖田宅，照价多寡，纳税于官，官为印其契券，谓之税契。”这样官府才在双方书立的草契（白契）上加盖官印，发给税契凭证，承认和保证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徽州文书中保存了许多税契凭证。税契凭证因时代早晚又有税票、号纸、契尾、执照等不同名称和形制。徽州文书中保存最早的税契凭证是元朝至大元年（1308）“徽州路祁门县谢良臣置产税票”①，这是目前仅见的元代税契凭证原件。明初税契凭证承袭元制，税契凭证上都要写明买方用价多少买到某人田产验价收税，给付文凭及年月日等。例如，洪武二十四年“祁门谢翊先置产税票”：徽州府祁门县税课局，今据西都谢翊先用价宝钞三贯四百文，（买）到在城冯伯润名下山地为业，文契付局印兑，除已依例收税外，所有文凭须至出给者。契本未降。右付本人收执。准此。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日。攒典蔡斗生（押）

税课局（押）②明中期以后的税契凭证印制精美，并在其中引述《大明律·户律》中“典卖田宅”的条文，强调契尾是田土交易的凭证，对不税契者要严厉惩治。

徽州地区在土地经营方式上主要采取租佃经营，因此也保存着大量租佃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四卷，第457页。

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8页。关于税契凭证，详见周绍泉《田宅交易中的契尾试探》，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32页。原契中多有简写、俗写之字，今以规范简化汉字录出；契中遗漏之字，用圆括号括起补上；契中错字，用方括号括起，后面用圆括号补上正字。残字或无法识读之字以方框标出。下引文同。

契约。例如，万历四十六年“汪子华佃山约”

汪子华今承佃到本都王家龙名下六保土名王兴住后并下坞山二号，里至小苗坞界，外至下坞界；里至石界合角山场，前去拨种松杉苗木。务要［变］（遍）山满密，无得抛荒。其苗两半均分。日后力分先尽山（主），无得变卖他人。如要不遵，甘罚白（银）伍钱公（用），仍依此文为准。（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卅日立承佃人汪子华（押）

中见人汪福龙（押）①一般来说，在租佃契约有住主屋、葬主山、投佃、违约受罚等内容的文书，特别是在称呼中出现“房东”、“房主”等字样的文书，都说明了租佃者的佃仆身份。但仅凭租佃契约有时并不能看出租佃者的身份地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佃仆租种其他人的土地所立租约与一般租约无异。

在徽州地区，租佃经营的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山场力分和田土力分。不仅租佃契约中经常提到关于“力分”的内容，而且还有买卖“力分”的契约。如“万历三十年祁门汪大銮卖力分契”②等。山场力分是山场租佃者在山场栽种苗木，等到苗木长大成材，其中包含着租佃者付出劳动应得的份额，即为力分。力分是租佃者自己的财产，可以将其出卖，但租约中大多规定出卖力分必须“先尽山主”。与山场租佃中的力分相似，在田土租佃中也有力分问题。这是由于租佃者对其所租佃土地进行改良、增加肥力等原因，从而取得了这块土地的租佃权，这种佃权即称为“力分田”域“粪草田”。地主要改变与原租佃者的关系，就要付给原佃户力分银方能实现，而佃户也可以将这种力分田出卖，这种买卖在清代又称为“小卖”。

除了以上几种土地文书外，还有土地典当契、土地批契、田土清白合同、土地对换文约、添价契、山场合业契、退契等。土地典当契是以土地为抵押物借款，它与土地买卖契不同之处在于规定了还赎期限，逾期不能还赎，便加批文成为卖契。土地批契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批给指定的继承人而立的文书，它多发生于家族内部、亲戚之间，是一种无偿转移。田土清白合同则是为了划清田土界线而订立的合同。土地对换文约包括对卖契、对换文约和对换合同三种形式，是业主为了经营便利而相互对换土地。

添价契是土地出卖者出卖土地之后的添价、加找行为。不仅未经官府的白契有添价行为，而且部分赤契书立之后，仍发生添价行为。添价契在明代并不多见，清代中后期较多。历史研究所所藏的“永乐二十二年吴中原卖契”附有“景泰二年添价契”①。退契是买主将土地退回原卖主，“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买卖双方合意，同意退回；另一种是土地重复交易，造成纠纷，后买之人立退契将田土退还原卖主，如“正统八年祁门方寿原退还重复买山①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②《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409页。

①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地契约”①。

赋役文书。明代对于赋役征收与田土经理已经达到相当成熟阶段，鱼鳞图册与黄册一经一纬，以保证国家赋役征收，杜绝田土之讼。

（一）黄册及其相关文书关于明代黄册，保存下来的原件十分稀少。但徽州文书中不仅发现了黄册原件②，而且也保存有许多与黄册有关的户帖、黄册底籍抄件、实征册、亲供册等，可以弥补黄册研究上史料的不足。

黄册源于洪武三年（1370）实行的户帖制度，徽州文书中有一些户帖原件，如“洪武四年祁门汪寄佛户帖”③、“洪武四年祁门江寿户帖”④等。户帖中记有该户户名、乡贯、丁口、年岁以及该户事产。但户帖难以完全反映每户人丁、事产的变化，而黄册则在这方面弥补了户帖的不足⑤。黄册有两种形式，进呈朝廷的用黄纸为面为黄册，存留府、州、县的用青纸为面为存留册（又名青册）。而各里书手留底的草册，即为黄册底籍。徽州文书中的黄册底籍多为抄件，如永乐元年、十年、二十年，宣德七年祁门李舒户黄册抄底⑥，万历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⑦。这些抄件也是采取旧管、开除、新收、实在四柱式登记，与黄册内容基本相同。徽州文书中还有实征册，这是地方官吏为了保证赋役征收，另造的一种实际征税编徭时的实征册，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至天启休宁汪氏实征册”。

亲供册是造黄册之时，首先要各户亲供，依照黄册制度规定的内容将自家有关情况依式填写，形成亲供册，也称归户亲供册。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万历玖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归户亲供册”。

（二）鱼鳞图册及其相关文书鱼鳞图册是总图和清册（又称为分装册）的总称。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的明清鱼鳞图册原件很多。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鱼鳞册为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的龙凤经理鱼鳞册①，该册载有田土字号、土名、都保、业主、田土面积、四至、佃户等，但没有总图。徽州文书中还有洪武、弘治等朝的鱼鳞图册，万历以后的鱼鳞图册更多，仅《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就选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139页。

②赵金敏：《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③《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25页。

④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⑤栾成显：《明初地主制经济之一考察——兼叙明初的户帖与黄册制度》，载日本《东洋学报》第六十八卷第一、二号，1987年版。

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54—56页。

⑦原件藏安徽省博物馆。

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十一卷，第3—100页；栾成显：《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有明代鱼鳞图册13部。鱼鳞图册又别称“保簿”、“田册”、“经理册”等，在土地买卖、典当文书中，常见“田土四至，不及开写，自有经理可照”，或“田土四至，自有保簿开载，不再开写”等语。鱼鳞图册编成以后，为了便于查阅，图保常将鱼鳞图册简化成“田土号簿”，只有田主姓名、亩步、字号以及田土四至，而无图形。这种“田土号簿”以田土字号排列，不限于一图、一都，有的是几都的数图田土收于一部田土号簿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遂安县明万历吊号田土号簿。

与鱼鳞图册有关的文书还有归户册与归户票。归户册是将鱼鳞图册中某一户所有田土归纳到一起，此种册籍便于计算某一户田土总数，它是攒造黄册和实征册事产中田产的主要依据。编纂归户册的主要依据是归户票，现在所见到的明代归户票都是万历清丈以后的，如“万历十年吴彦能清丈归户票”、“万历十年汪保分亩归户票”①等。（三）其他赋役文书，包括审定户由、条编由票、垦荒帖文、田土丈量单、推收单、承役合同等。

审定户由是为编审丁粮而印制的一种文书，它列有都图所在，户主姓名、籍别（是民籍还是军、匠、灶籍），户内成丁口数、不成丁口数，应纳官民米数等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三十年歙县吴鲁审定户由票”②。

条编由票是一条鞭法实行的结果，条编由票填注户主姓名，所在都、图、甲，籍别，成丁口数，应纳官民麦、丝、米、银数量，税粮和条编总银数等各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万历十六年歙县税收条编由票”。

垦荒帖文是官府发给垦荒者的文凭，以承认垦荒者的土地所有权。今将“永乐四年祁门谢能静、李胜舟垦荒帖文”抄录于下：徽州府祁门县永乐四年四月十一日，据西都里长谢齐受申奉帖文，为开垦事，申乞得此案照先为前事已行体勘去后。今据见申，既已不系有额田土，拟合准令开耕，为此俟县令开前去，文书到日仰照各人所告田亩如法开耕，各为己业，候三年后收科，仍将该科税粮依期送纳毋违。须至帖者。一户谢能静李胜舟开田肆亩麦捌升伍合陆勺米贰斗壹升肆合..（田土字号、四至略）

右帖下告人谢能静李胜舟准此永乐四年四月十一日对同（红批）开垦事帖（押）

（押）①帖文上盖有祁门县印，印文清晰。从这里可以看出，垦荒帖文的目的和作用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84、100页。

②《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316页。

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61页。

主要有两个。一是防止垦荒者侵占他人纳粮田土；二是“该科税粮依期送纳毋违”。

田土丈量单。明万历时清丈土地，填写丈量单，其内填注都、图、甲，见业户名、田土土名，东西四至，原额田土类别、等则、亩数，新丈积步。丈量单前面印有该图公正姓名，后面印有“弓书算”姓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十年徽州商字叁佰伍拾号土地丈量单”。

推收单是土地买卖结束之后的推收过割所立的文书，由卖主立推单，言明该田亩步、税则、税粮数目，将其推入买主户内。同时由买主填写收单，内容相同，表明该由税粮由买主缴纳。推收单保留很多，如“嘉靖元年王奢卖山推单”②、“崇祯十年吴世顺本户推收票”③等。

承役合同。当一户不能独立承担里役，便采取几户联合承担的方式，即朋充，朋充各户要共同立一合同，即承役合同。如“万历八年洪时可等朋充合同”就是洪时可等人“因九甲程汝良扳充里役，自量一人不能承当，又恐人心涣散，众议将洪思南户承役，共立合同条则一样四纸，以便遵守。务宜同心一气，共承此役”①，后面开列具体内容。

商业文书。徽州商帮是明清时代最重要的商帮之一，他们的商业活动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书资料，包括商业合同、商业账簿等。

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要订立各种合同，用以筹集商业资金，确立经营原则，协商赢利分成比例与蚀本赔付标准。如“万历四十一年祁门郑元祜等立清单合同”就是一纸族内合伙股份式经商所立的蚀本赔偿清单合同。从中可以知道，郑元祜等五人以定股方式合伙拼买山林，“不期节遇风潮，漂散梱木。又遇行情迟钝，耽误利息，以致蚀本”。因此“照原合伙议定分［殳］（股），以作十二［殳］（股）均赔”②。从这些商业合同中可以看出当时商业的各十种经营方式与经营原则。

徽州文书还有许多商业账簿，如万历“货盘店总帐簿”、“程氏染店查算帐簿”（所列商业账簿均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清康熙时“程氏盘存收支总帐”，账面金额达十万两白银。又如祁门茶商胡廷卿光绪时的“采售茶叶总登”、“茶叶总登”等账簿达十余部，再加上其“进出总登”等日用收支账簿，总账簿就达二十七部，时间连续、资料完整。这些商业账簿是研究商业史难得的完整资料。

此外，徽州文书中还有一些与商业有关的文书，如田土买卖契约提及因筹资或经商失败而卖田、合伙经营加工磁土的碓房契等等。还有商人自述其盛衰的文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关于明代商人张友兰一家盛②《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二卷，第4页。

③《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四卷，第426页。

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62页。

②《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438页。

衰的文书，包括张友兰次子张明方写的“南京生意始末根由”和五子张明廉所写的“自叹”，从文中可以看出，张友兰一家可说是商、耕、学结合，他本人携长子、次子、五子在南京经商，而妻子和三子、六子在家务农，老四读书。他对诸子的这种安排，反映出当时商人的典型心理。从文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大量消费性开支（婚丧、讨丫头、造屋等）、诉讼费用以及析户分产使张家逐渐走向衰败。①宗族文书。徽州地区宗法制发达，有关族田、祭祀、家法族规以及家产分析的文书很多，它们中的许多文书是以簿册形式保存下来，有的时间延续很长，达几百年，是研究宗族发展史的宝贵资料。这些文书主要包括抄契簿、租底簿、宗祠簿以及分家书、保产呈文等。

抄契簿又称誊契簿、置产簿、堆积簿等，是一个家族历年买进土地等的契纸抄存。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洪氏誊契簿”誊录了从明洪武二十年到万历三十三年间契约文书共227件。而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凌氏置产簿”从明永乐十五年到清光绪九年，时间长达四百余年。

租底簿又称租谷簿，登录田税的又称租税簿。它是宗族族田出租所立租约的汇抄，它登录田土字号、亩步、租额、税额，是研究宗族族田收入的重要资料，也有许多反映租佃关系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有明末“歙县怀忻公租簿”，簿中除记录地租收入外，还记录了田产进出、田地面积、约定租额、佃户抗租、更换佃人以及灾歉、抗灾等有关事项。

宗祠簿包括祀规、祭祀账目、修造宗祠账目等。祭祀账簿也有的称为祭祀簿。祀规又常成为族谱、族规、家法等的主要内容，也有的独立于族谱之外，单独成为宗族文书者。历史研究所藏有明代隆庆、万历，清代康熙“胡氏祀规及祭祀帐目”，明永乐到清乾隆休宁吴氏“向杲孟阳公叙历代祭祀簿”等等。

分家书又称阄书、分关书、标书、分家合同等。徽州文书中有许多分家书，既有一纸或数纸的散件，也有簿册。散件如“正德十二年吴珰等分家合同”①、“万历十一年祁门枥山主人所立分家合同”②等。簿册如永乐至正统“李氏分家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隆庆元年歙县“汪姓阄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万历四十七年“程氏阄书”（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选收的关于分家书的簿册就达16册。分家书分为家产所有者父和母共同押署、父或母同诸子共同押署、诸子共同押署三种形式。前一种多称作标单、标分单，后两种多称分书或分家合同。分家书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分家原因与分家经过；二是关于所分家产和共有家产内容的记载。分家书一般经由族众、长辈①详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230页。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360页。

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合议，按照习俗、惯例分割家产。

保产呈文是宗族借助官府的力量以保护族产不被盗卖而立的批文。它常常是由族长向官府申呈，由官府批文数语，借以保护族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嘉靖五年祁门李榤恳请执照以保产呈文”①。

诉讼文书。徽州文书中保存着许多诉讼文书，有状文、传票、保书、提单、传唤信牌以及争讼帖文、息讼合同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例如“隆庆四年徽州府缉捕吴伯起传票”：直隶徽州府为违判复害事，据歙县十七都三图民吴伯起状告前事，据此拟合就提，为此，票仰本县官吏照票事理，速拘犯人吴伯起正身，星火解府，以凭究问施行，毋得违迟未便。须至票者。空。

右票仰歙县准此隆庆四年三月廿八日比限月五日缴②又如“万历十年祁门谢荣生等状文”：告状人谢荣生，告为公副不法事。土豪谢大义仗充公副，骗产无厌，买业不遵赤契，租产不验阄书，将身郡坑、吴坑基屋、坳上住前梨木坞口、栗树庄等田地，任势填图，注为己业。欺侄幼懦，主凶打压，伊亲李振儒证。切豪乘丈乱法，弱肉惶惶，乞天勒救，粘单上告。原告谢荣生被告谢大义干证李振儒、洪金胜、胡六保准万历十年正月初八日告状人谢荣生计开豪占身业田地基屋土名于后..（略）①通过这些诉讼文书，不仅可以了解明代的诉讼程序、诉讼文书形式以及官方执法情形，而且可以从中听到普通民众作为证人、原告、被告的声音，以此进入普通百姓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文书。这类文书包括卖身契、投主文约、应役文约、还文约、甘罚约、戒约以及缉拿逃仆的批文等。

明代的卖身契一般不直书卖身契，这是由于明朝限制庶民之家蓄奴，所以卖身契常以“投到文书”、“婚书”、“入赘文约”等类形式出现。例如“万历十六年潘应武卖仆婚书”：七都立婚书人潘应武，今凭媒原用财礼银买地仆王天福男来法，年方拾壹岁，自愿出卖与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二卷，第32页。

②《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二卷，第448页。原件四周花边，上方有“府票”二字，有朱文“徽州府印”整印一方，半印一方。

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82页。

拾二都汪名下为仆。凭媒叁面［仪］（议）作时值财礼银贰两壹钱整，其银、婚约”等书当日两相交付。其仆出卖之后，一听买人随即领去用，日后成人长大娶妻完聚汪家住屋，并无回宗异说。今恐无凭，立此婚书为照。

万历十六年四月贰拾叁日立婚书人潘应武（押）

中见媒人吴囡儿（押）

李记囡（押）①还文约、甘罚约、戒约等大多是农民、奴仆由于逃亡、拒主以及聚众倡乱等原因而被强制书立的文约。这些文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形式。例如“万历十一年朱法等连名戒约”，就是朱法等二十二人“不服主公约束，纠众倡乱。经众家主公呈告官处治，蒙县主开恩，不深重究，押令当堂写立连名戒约。身等自知前非，悔过自新，磕求众家主仍复收留。嗣后永遵约束，小心供役，再不敢在外纠众抗拒”②。封建官府一方面镇压各种反抗斗争，另一方面也靠各种文约来约束反抗者，同时避免激化矛盾。

社会文书。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当时民间成立的祠会、文会、“社”

（村社之社）会、桥会、船会、商会等组织，它们保存下来许多“会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明崇祯到清康熙的“汪氏上帝会簿”、明崇祯至清道光祁门善和里“世忠会各会清册”等，这些文书的内容很丰富，如“世忠会各会清册”记载了从明崇祯十七年到清道光十四年善和里的世忠会、元宵会、文昌会、关帝会、地藏会、张王会、正义会等会的会租、会规等内容，对于了解当地的风俗、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信仰都是相当珍贵的资料。

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徽州文书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上面仅是就几个重要的方面加以简单的分类与说明，还有许多文书种类未能一一列举，其史料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徽州除了保存下来大量契约文书之外，它也是一个“文献之邦”、“文物之邦”，大量的地方志、文集、族谱等流传于今，许多明清时代的民居、祠堂以及商业街道至今保存完好，所有这些文献史料、文物史料与契约文书相互印证，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徽州以至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领域的特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规律，其意义将会是巨大的。正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山本英史说的那样：“明清农村社会状况与日本江户时代的农村状况相比，之所以还有许多不明了之处，恐怕与这些契①《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204页。

②同上，第121页。

约文书未被充分利用有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对徽州文书的期待将会越来越大。”①①山本英史：《明清农村社会制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载《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五节　其他明代档案史料

明代史料中还有一些相对分散的档案材料，虽然数量不及徽州文书，但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档案材料包括明代的官方文书和民间文书两种，官方文书如：明代的户帖、黄册、鱼鳞图册、题本奏本等官府公文、军职选簿、战报、邸抄、塘报、刑讯口供等；民间文书如：买卖地契、买卖山塘契、婚书、占地契据、账簿等。

档案材料不同于一般史料，它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一般来说，除了有些官方文书在造作之初即已有所不实之外，其中大多数都较之后来所修纂的官私史籍更具有原始性特征，也就更趋于真实。档案史料的另一个特征是每一件史料的孤立性，因此在有些问题的研究中，或者在利用档案史料的同时参阅其他史料，或者所用档案材料必须具备一定的数量。

对于明代档案的收藏与利用早就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明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在发现和利用明代档案方面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明代现存档案不像清代档案那样丰富而且系统，除去徽州档案之外，一般都比较分散，而且尚未整理发表，因此在使用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明代档案保存相对较多的机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孔府博物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等单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1958年时曾改为明清档案馆，1980年恢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清两代官方文书档案共七十四个全宗、一千余万件。但是其中绝大部分为清代档案，明代档案数量相对较少，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

这些明代官方文书档案并非明朝档案库中的旧存，而是清初为修纂《明史》征集到的明代档案。据清顺治朝实录，顺治五年（1648）九月上谕，有命内三院征集明朝档案的记述：“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著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标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份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卷四○）再据康熙朝实录，至康熙四年十一月，又有上谕：“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查开送，至今未行查送。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查送。”（卷十六）《明熹宗实录》缺天启四年、七年事迹，据传清初为阉党余孽冯铨所毁：“《熹宗实录》成，藏皇史宬。相传顺治初，大学士涿州冯铨复入内阁，见天启四年纪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无完书。”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主要即顺治、康熙两朝所征集之物，并存于清内阁大库之中。明朝档案于明亡时毁于宫殿官署之火，清初又经文字狱之销毁，故所存甚少，而征集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也同其他内阁大库档案一样遭到严重损失，存留下来的也就更为稀少了。

这些档案除天启、崇祯两朝之外的其他档案，多系1949年后北京大学、东北图书馆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移交而来的，因此在整理中也按照“北大移交”、“东北移交”、“人大移交”和馆存四部分编目。档案材料则按照朝别、年月和文种分类。这些明档种类繁多，包括有敕谕、诰命、题行稿、题本、奏本、奏疏、揭帖、奏表、呈、禀、启本、手本、塘报、咨文、札付、舆图、契约、税票、户口单、状纸、钞票、实录、圣训以及各种册簿等。其中绝大多数是题行稿、题本、奏本，大约占全部档案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批明档多为天启、崇祯时兵部的文书，记录了农民军在陕西、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甘肃、河北等地的活动情况，尤其是在农民军攻克襄阳建立政权后的情况记述得尤为具体。对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还有两件稀见的南明弘光朝档案，其中一件是弘光元年（1645）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乞辨先帝太子真伪”和“请求归期”致摄政王的揭帖。但是由于这些档案数量相对较少，内容也相对分散，一般需要与其他史料参考使用。

类似的文书档案还分散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等。此外，台湾的有关学术机构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明代档案。如张伟仁教授主编的《明清档案》，系整理历史语言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已出版的二百二十余册，四万余件档案，虽然称为明清档案，其实只包括清顺治元年至乾隆四十一年的清档，并无明代档案。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较多档案史料。主要是旧藏于清内府、军机处、内阁及史馆等四处的档案。依其类别可分为宫中档、军机处档、清史馆档、起居注、本纪、实录、诏书、国书、满洲老档及杂项档等十类，基本上均为清代档案。但其中亦有边疆档案及清入关前的满文老档逾万件（其中满文老档四十巨册），为研究清入关前与明之关系及边疆问题之重要档案史料。

此外，明代档案收藏相对集中之处还有山东曲阜的孔府档案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明代辽东档案。

孔府档案①朱彝尊：《曝书亭集·书两朝从信录后》。

孔子的后人作为特殊的世袭贵族，在任何朝代都保持了这种地位而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这一特殊的条件使孔府得以保存下来大量的档案材料，目前发现的留存下来的孔府明清两代档案总数约在二十万件以上。曲阜县文管会在国家档案馆专家指导下，对所有档案进行整理和妥善保护，将孔府档案整理分订为九千余卷，全部归类编号上架入箱。其中的明代部分主要集中于明中后期，除去少量成化、弘治至正德间的内容（包括了一些方志中的有关材料）外，大部分是从嘉靖十三年（1534）至崇祯十七年（1644），大约一百余年的各种文书档案。明档在孔府档案中所占的比重较少。

孔府的明代档案经整理后，共分作九大类，十余小类，据《曲阜孔府档案全宗类目索引》，其明代编目如下：一、袭封荣典世职知县先贤奉祀二、宗族家谱资助族人三、属员庙廷官员府内官员经理租税人员学录四、徭役刑讼徭役刑讼孔氏族人属员庙户佃户船户五、租税祀田地亩钱粮房租集市六、宫廷朝贺进贡七、灾异八、资料九、文书其中资料部分包括一些与孔府相关的资料记录，如“明朝官服款式抄单”等，文书则为孔府中处理本府公务的稿簿，如票差某人为征收下属庄田租麦等事的票文。

孔府明档与清档相比虽然数量较少，但是在目前国内保存的明代档案中还是相对集中之处，而且“像这样的封建贵族地主的第一手私家档案，在中国为仅有，在全世界也不多见”①。这就为我们通过研究这个具体而细微的宗法社会进一步去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宗法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明代辽东档案明代辽东档案，共一千零八十件，现经整理发表的有五百八十五件。这部分档案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在1949年春天，东北文物处的工作人员从沈阳故宫所藏的屏风和信牌套上发现的。这些档案经过工作人员的精心揭取修裱整理，习惯称之为“屏风档”和“信牌档”。少部分为北京故宫内阁大库的零散档案，后由罗振玉献给奉天图书馆，1949①杨向奎：《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前言”。

年后曾收藏于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这部分档案于1985年，由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整理，为《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由辽沈书社出版。全书共收入明代档案五百八十五件，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辽东都指挥使司档案。档案所涉及时间从明洪武到万历末年，涉及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跨度相当大，内容相当广泛。但是由于这些档案被清朝入关前用作信牌套的衬纸，剪成椭圆形，造成材料的残缺不全。经过整理共收录军政、职官、财税、屯田、矿业、交通、马市、民族、司法、教育十类三百十六件。

二是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山东都司等档案。这部分档案多为明嘉靖年间关于山东军务及海防的公文。

三是崇祯年间部分兵部题稿。

四是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实录》稿本。

这四部分中，除《明太祖实录》为稿本外，其余三部分内容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除了这些相对集中的明代档案之外，还有不少散见于各地的明代档案，一些地方博物馆中还藏有像明代铺商的日记流水账之类十分重要的档案资料。目前全国三千三百五十六个各级档案馆和数量相近的博物馆等单位，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档案材料，其中也应有一定数量是明代的。此外，还会有一定数量散落于民间及个人手中，这都需要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去进一步收集利用。

许多学者对于档案的利用日益重视，他们不仅指出“编纂和公布档案文献更是档案学和历史学在较高层次的结合”，而且提倡在对于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和对档案文献的编纂和公布等等基础上，“利用馆藏档案作为主要史料来源，对某些历史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关论文、专著等”①。在这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后期，邓拓撰写《从万历到乾隆》一文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在文章中主要利用了有关北京门头沟矿地区一百座民窑，从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间的一百三十七张档案文书。六十年代初期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一书也是在对于明代档案利用的基础上完成的。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出版的《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册）共收入了从明朝万历到清朝宣统间的满文档案六百四十七件，汉文档案九十五件，这些档案材料解决了关于锡伯族族源等过去未曾解决的问题，成为今天研究锡伯族历史必不可少的依据。

就目前的情况看，明史研究对于档案的应用与清史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明代档案在数量上无法同清代相比，因此大多数明代档案不可能形成清代那样的系统化内容，而只能作为研究中的补充，①韦庆远：《明清史新析》《档案馆进行史学研究之我见》，第601—603页。同时也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明史研究工作者对于明代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还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去不断加强。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

明史研究的兴盛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建国，迄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中经十六帝、十七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跨越四个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明代约占七分之一。而且上承秦汉唐宋元，下启有清一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时正值世界范围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国也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明朝这段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辉煌灿烂的篇章，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到了明代，这种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面临解体，但可惜新的进步因素仍十分脆弱。因此，既有原先历史留下的深深烙印，又有自己创造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君主专制主义皇权的高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权力结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新变化。这些也是研究明史时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

当然，也是明代历史最迷人的魅力。

明代，还是一个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时代。

明太祖一举废除丞相制和中书省的大动作；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人数最多的移民垦荒运动。永乐帝，第一次在中国创立内阁制度；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标志大明帝国由强变弱的“土木之变”。

由税粮“折色”而引发的中国古代实物地租向近代货币地租的过渡；东南地区率先掀起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市民运动”的发生以及近代启蒙思潮的出现；欧洲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

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万历三大征”、“东林党争”、辽东战争与“三饷”加派、明宫“三案”、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

明太祖的雄才大略，明成祖的开拓进取，明武宗的风流韵事，明世宗的崇信道教，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明光宗在位一月而死，明熹宗好弄斧锯，明思宗吊死煤山。

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所处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如此等等，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从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说，明代又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在这之前，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力强盛，雄踞亚洲，威震世界，远近咸服。直到明代初年，中华帝国仍是声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间，形势却急转直下，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首先公然入侵广东，继之进占澳门，为列强侵略中国开了先例。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从此由主动变为被动。

明朝历史画卷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丰富内容、生动场面和深刻变化，历来深深地吸引着中国学者的注意力，使明史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同时，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使明史研究越出国界，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

现将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概述于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统计，从1900年到1978年共计出版明史研究著作七百余种、论文等万余篇。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明史研究事业更加繁荣，论著更多，成绩更为显著。研究的领域，遍及明代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农业、水利、交通、手工业、商业、城市、赋役制度、金融货币、政权结构、阶级结构、军事、法律、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宗教问题、社会风俗、历史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历史人物、海外华侨、对外政策等等。从研究的发展过程看，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在此以前，为明史研究的启动时期。在此以后，为明史研究的发展时期。后这一时期，又可以七十年代末期为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1949年前的明史研究从现有的资料看，在二十世纪国人研究明史的第一篇文章，是毋暇撰写的《明苏州知府姚善》，刊于《清议报》1901年3月20日。《清议报》，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在日本创办的刊物，由梁启超等人主编。姚善（1360—1402）字克一，安陆人，举人出身。洪武三十年为苏州知府，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又好礼贤下士。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姚善秘密联络江南松、镇、常、嘉诸府练兵抵抗。建文帝失败，姚善为燕王所俘，不屈而死。当时，《清议报》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唤起国人研究明朝历史的兴趣，并鼓舞斗争勇气。自此之后，明史研究遂蔚为风气，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严格说，中国学者对明史的研究，在明代已经开始。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明会典》、《明经世文编》，以及明代所修的地方志书、明人文集、野史、笔记等等，都是明朝人研究明朝历史的结晶。明朝败亡以后，明史研究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日益发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的《罪惟录》、傅维鳞的《明书》、陈鹤的《明纪》等，各有千秋，倾注了明末清初学人潜心研究明史的滴滴心血。而清修《明史》的行世，则可以说是清朝政府试图总结明代兴亡经验教训的集大成之作。对明清两代学者这种辛勤的笔耕，理应予充分肯定。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如此规模宏大的资料基础建设，后人研究明史不知要碰到多少困难。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局限，阶级偏见，他们仅仅是做了一些史料整理与编纂，并没有对明朝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无论是指导思想、研究方法，还是史学理论体系，都还存在着严重问题，有时甚至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增加了后人研究明史的难度。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至四十年代末期为止，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逐渐变化，明史研究才慢慢摆脱封建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向着以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的方向转化，逐步揭示了明朝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辛亥革命前夜，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评介明代志士仁人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精神，提倡民族意识。在史料整理方面，也主要以明末遗民的活动事迹为重点对象。辛亥革命以后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明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开始转移。这时一些学者开始留意明代的政治与经济，把较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尚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研究课题有所深入，而思想倾向、理论方向，仍没有跳出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家的研究路数及其所构筑的理论框架。

由三十年代开始，至四十年代末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史研究也从此得以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在研究课题方面接触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批明史专门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例如，孟森先生、吴晗先生关于明代政权结构与阶级关系变动的研究；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朱东润先生关于大学士张居正与万历初年改革的研究（《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版）；谢国桢先生关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的研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容肇祖先生关于明代思想史的研究（《明代思想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李文治先生关于晚明民变的研究（《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版）；傅衣凌先生关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等等，均各具特色。在当时，已广为学界所崇。这些老一辈史学家治学勤奋，知识渊博，学风端正。他们的著作史料翔实、分析深刻、观点独到，在今日仍为广大读者爱不释手。如，谢国桢先生的力作《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印行），上起万历，下止南明，其搜罗之广泛，考校之精详，向来为人们所叹服。自其面世以来，一直为治明史者所必读。多次重印，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的激烈撞击中，一些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探讨、解释明朝历史上的某些重大课题。1936年，吕振羽先生首先提出了明代已有“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重要论断，为五十年代开展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194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的史学名文《甲申三百年祭》，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评价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功绩，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了先河。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永不可没。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巨大付出，对我国明史研究逐渐走上正确轨道，兴旺发展，意义不可低估。

另外，这一时期在史料整理方面也有不少成绩。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商务印书馆承印的《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甲编1930、1931年；乙、丙编1936年）出版之后①，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明实录》，又于1940年影印行世。《明实录》为明朝政府官修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最重要、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这部传抄本存在不少问题，但有了它就便于同其他本子互相校勘、去伪存真、补缺求全。这两种大型史料的出版，为人们研究明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的明史研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从此以后，神州大地面貌一新。明史研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走上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道路。

学术研究的特殊规律，在于它不能忽视前人的研究成果，保持科学研究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史研究，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不必否认。然而，这一时期明史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发展之迅速、指导思想之明确，还是研究广度深度和总体水平提高诸方面，都是前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量的变化增加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理论上质的飞跃，即运用马列主义观察、研究明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明史研究划时代的转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明史研究最主要的收获。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至六十年代中期为止，广大明史研究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形势，站在新的起点，运用①《明清史料》后来又陆续出版丁、戊、己、庚、辛、壬、癸诸编。

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从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入手，对明朝从建立到败灭的全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对明史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对外关系诸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专题讨论（详见“关于几个专题的研究情况”）。这种讨论，以点带面，促进了整个明史研究出现生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有明一代史研究方面，有李洵的《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和李光璧的《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明清史》一书，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明朝通史专著。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基本脉络清楚。此书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固然有所欠缺，但不宜苛求，因为它是当时理论的主流。况且又具有拓荒性质，在普及明史知识，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方面，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从横的方面看，在不少领域中有较大的开拓和发展。例如：一、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经济是基础。明代经济史是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向来为治明史者格外重视。举凡大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体到户口、土地、农业、手工业（包括盐业、矿业等）、商业诸部门的发展情况，以及经营管理方式、产品分配、赋役制度与变革、城镇、货币、对外贸易，都有人问津。而用力最勤的是农业、手工业和赋役。

农业，研究的重点有两个：一是研讨明初的移民垦荒、军屯、商屯、兴修水利交通，及其在维护皇权中的历史作用；二是探析明代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及由此而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并进而阐明这种变革对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巨大推动作用。文章很多，而深浅不齐。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从农业生产的恢复、棉花的广为种植、工商业的发展三方面，论列了明初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与原因，并与元代作了比较。认为它是元末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

对于手工业，多数人都把视线投向江南苏、松、嘉、湖诸府的棉纺织业和丝绸业的发展沿革、生产规模、经营性质、原料来源、产品营销、经济效益，及其对当地农业、商业、城镇兴起、社会风气变化的影响。另一个重点，是研究明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一般认为，明代官营手工业的衰落，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崛起，都是发生于嘉靖、万历年间。人户和土地是皇权的物质基础。根据人户和土地征派的赋役是为官府经济。明代赋役名目繁多，而且多变，情况复杂，研究难度大。五六十年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选题颇为广泛，有通论一代赋役制度的发生与演化，有专论某一阶段赋役的变迁，有综述一代户口制度和田土制度，有分论田赋、盐法、茶、马各个门类，有概述全国各地赋役状况，有具体透视某一区域赋役编派。从时间与内容看，多数偏重于明初赋役制度的建立、中叶以后的赋役改革、明末赋役制度的败坏。对于明初，更多的是研究“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明末，重点是剖析“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危害。在这两方面看法比较一致。分歧较大的是关于赋役改革问题。当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由均粮、均田开始，最后归结为“一条鞭”法。对于“一条鞭”法，从它诞生之日起，人们就毁誉参半，评价不一，始终未能取得共识。（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详细介绍）

反映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论文颇多，著作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0年版）、《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明代江南市镇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秦佩珩《明代社会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及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都较好地体现出这一阶段明代经济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二、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明代时间长久，社会变迁激烈，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才辈出。仅收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1965年版）一书的，即有万余人。不少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明史各个领域中，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从1950至1966年，仅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明人传记著作就有五十多种。专文论及的明代人物四百余人。用墨最多的有：明太祖、明成祖、明英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崇祯帝；郑和、魏忠贤；海瑞、张居正；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霞客）；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自成、张献忠等。就多数人的评论意见而言，褒贬不一的人物不多。这里着重介绍对朱元璋和史可法两人的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有明一代各种典章制度的奠基人，在明代历史上影响最大，始终是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久盛不衰。以研究朱元璋的学术专著而论，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绮云《明太祖风流史》（上海新华书局1923年版）、陈醉云《明太祖》（中华书局1936年版）、季柔《朱元璋》（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年版）等书刊行于世。而最具权威的当推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吴晗为著名的明史专家，三十年代已闻名学界。1944年，他出版专著《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版），后经反复修改，1949年以《朱元璋》为名，由新华书局公开发行。《朱元璋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不断推敲写成的。全书虽只有二十余万言，但分析深刻，而且写得有血有肉，文笔生动流畅，可读性很强。从朱元璋的童年，写到他即位后的家庭生活。特点是突出明初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以及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是书在史料运用和学术观点上，存在一些缺陷，然就对朱元璋一生及其事业的全面估价，可以断言，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这里顺便提一下，明史学界在评价朱元璋这位历史人物中，虽然没有尖锐的意见冲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不仅研讨的重点不同，他的身份和地位也时常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时高时低，脸谱上的油彩不断变换。在五十年代，主要是探求他投身反元起义的作用及其政权性质转化的原因。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有文章认为他参加反元起义是以孔孟思想为武器，是一名蜕化变质的农民起义领袖，还有文章以为他是“投降派”。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更多的是批判他坐天下时如何强化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推行个人独裁统治。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点则转移到全面分析他所强调的中央集权的正负面作用，肯定其在明初经济恢复中的积极意义。对其经济政策、整饬吏治、用人之道等亦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他是一位有作为的伟大帝王。关于史可法的评价，之所以要作为一个特例提出来，是因为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理论问题。众所周知，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那些为封建国家效劳的官吏，由于阶级立场和自身利益的驱动，都对农民起义怀着敌视的态度，污蔑他们是“盗”、“贼”、“匪”、“寇”，并积极参与镇压。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关系的本质与主流是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家庭里，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创伟大的中华文明。但由于各族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差异诸因素的影响，也有过兵戎相见、互相战争、争夺统治地位的现象发生。于是有些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中的重要人物。对这些人如何评价，自然而然又成为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史可法（1602—1645），就兼具这两种情况。他既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又在明亡清兴之际，在东南坚决进行抗清斗争，反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屠杀人民，因此被清朝政府杀害。由于后一种原因，所以在各种史书上和人民的心目中，史可法一直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且已定论。意见分歧最早是从五十年代初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历史教学》1952年第5期）一文引起的。丁正华等人认为：史可法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历史的罪人。理由是：他在政治舞台上十七年，“无日不以贼为事”，自始至终主张“安内攘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用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后来，他转为抗清，是被迫的。其转变过程是：由怯于对外，勇于对内，转到放弃对外，全力对内，乃至企图联合外敌，共同对内。最后，因为联外失败，才勉强走上抗清的道路。即使如此，他还是内外并抗，以内为主。进入扬州以后，仍举棋不定，甚至准备逃跑。他没有降清，是为了顾全家眷。他做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但不是他一生中的主要部分。总而言之，史可法是至死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他的死，不是殉民族，而是殉阶级，是不值得歌颂的。与丁正华等人的意见相反，多数人还是坚持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基本观点。他们以为：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论据缺乏说服力，不光是史料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在评价这类人物中，如何把握评价的方法、标准与理论问题。从本质上看，史可法的抗清是坚决的，为当时抗战派的一面旗帜。他的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殉阶级与殉民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不等于说他没有错误和反动的一面。镇压农民起义，甚至企图联合满洲贵族消灭农民起义军，无疑是他一个极大的错误，但决不能因此抹掉他的抗清事迹，掩盖他的大体和本质。他是作为民族英雄而死的。后来清政府对他追赠，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在人民中间的影响。如果以此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更是站不住脚的。

总观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明史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喜中有优”。喜的是明史研究与新中国各项事业同步前进，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理论、轻史料的不良倾向。当时关于“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出”的议论，就是一种反映。二最为严重的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左”的思想影响时有所见。具体反映在选题长期偏重于农民起义问题，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方面，而又只讲其进步作用，忌讳分析其落后的一面。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往往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有时以至把政治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划为“禁区”，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经济史，也没有花大力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在人物评价方面，往往偏于正面人物，而对他们的思想深处又不敢进行深入发掘，政治面孔大多公式化、概念化，忽略人物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私人生活，没有血肉，失去光彩。对于所谓反面人物，多数是不敢碰。其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能正确区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挫伤了积极性，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直至使明史研究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陷入停顿状态。

从1966年中期开始，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明史研究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场“大革命”就是以明史研究为突破口而发动起来的。明史学界关于明代名臣海瑞的研究，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曾经是很有生气的。然而，为时不久，风云突变。1965年底，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号角”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借题发挥，公开点名批判吴晗。整个明史研究也被引入邪路，先是“横扫一切”，继而“评法批儒”。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彻底改变。

1978年后的明史研究及其成果1978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阔步前进。科学研究事业日益振兴。明史研究也从此进入了全面、健康、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由于广大明史工作者政治方向、理论方向、科研方向明确，无论是在史料整理、队伍建设，还是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

在史料整理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现存的明朝史料，主要有这样几大类：明朝政府官修的历史文献；明臣奏议；地方志书；明人笔记；墓志、碑刻、谱牒等。这些都是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而由于这些资料，有的卷帙浩繁；有的内容庞杂；有的当时印数很少，加之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一般很难见到。总之，是需要进行一番整理，或加以分类编排，或者是去粗取精，或是重新刊印，使之更好地为研究工作服务。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研究条件逐步改善，明史学界广大同仁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重新校勘、出版一批明代官私著述之外，还对《明实录》进行分类整理。这项工作，始于五六十年代，如《〈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等。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郭厚安编的《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将分散在二千多卷的有关经济资料，一一按其不同内容分门别类摘录出来，分为户口、田地、岁入总数、田制、赋役、农业、工商业、盐务、漕运、财政八大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使用方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另外，还陆续出版了《明实录人物传记选编》、《明实录广西资料选编》等。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谢国桢先生关于明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编辑。

谢国桢，这位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一生爱书成癖，懂书，懂版本，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购得不少“难得而珍贵”的书籍，尤其嗜好明清野史笔记及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于是渐渐“盈架累屋，俨然成聚”。谢先生年老而笔耕不辍。1980年至198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就是从他搜集到的大量的明清野史笔记中摘录出来的。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统率，以抄录原文为原则，以明清野史笔记中涉及明代史事为主，兼及明清时代的诗文集、地方志和档册，间及近人著作，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不少为稀世珍本，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有些资料还间附按语，加以考证，堪称研究明代经济史难得的一部好书。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谢先生又以嘉惠学林的可敬精神，从其珍藏的众多书中，精选出《留青日札》、《梅花草堂笔谈》等十种，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为名，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中，不少是孤本或抄本，为世罕见。出版时，谢先生逐一写跋，介绍作者、版本流传、史料价值及其他有关问题。谢先生的另一部作品是《江浙访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它是谢先生七十年代末以后不辞辛苦，南下访书的成果汇编。书中，分别介绍了南京图书馆、扬州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元和顾鹤逸、常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四川省图书馆等所藏的明人精辟之作，极富史料价值。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版），共著录明清两代稀世史书一百三十七种。内中，明人著作七十一种、明末清初人著作十七种、清人著作四十九种。一百三十七种中，刻本六十一种，抄本四十三种，稿本二十六种。多为不见于诸家著录的珍本。苏州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张海鹏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亦都颇具参考价值。在工具书编纂方面，有《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和《明史人名索引》。在队伍建设方面，主要有几件事：成立专业研究机构；培养新生力量，注入新鲜血液，形成老、中、青梯队结构；创办专业研究刊物；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1989年8月，中国明史学会成立，是为明史学界的一件盛事，现有会员二百余人，公开出版《明史研究》。学会的成立，对于国内外明史界的学术交流，互通信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下，着重介绍这一阶段学术研究情况。仅择加强总体研究、深化重点课题、抓紧薄弱环节、努力填补空白四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加强总体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前，对明朝历史的总体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只有《明清史》与《明朝史略》两部著作。八十年代以后，面貌焕然一新，色彩纷呈。先后出版了明清史大师孟森的遗著《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汤纲与南炳文合著的《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版）；《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明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桢与陈支平合著的《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黄云眉《明史考证》（全八册）（中华书局1979年起陆续出版）。论文集则有：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洪焕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年版）等。以上专著或论文集所收，皆为作者得意之作，不乏宏论和新意，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明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二、深化重点课题所谓重点课题，主要是指明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这些问题，从研究现状看，有的研究得深入一些；有的还没有很好开展。从八十年代以来，总的趋势是求新、求深。新，就是积极开拓新领域，讲求新内容、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深，就是要求有一定的深度，并对原来研究过的一些重点课题加以深化。根据以往的研究情况，需要深化的很多，这里只取社会经济史和人物评价。这两方面过去都下了不少功夫，但不少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加大研究力度。

从八十年代开始，社会经济史和以帝王传记为主体的人物研究，可以说是明史研究的两台“重头戏”，成果最引人注意。

（一）关于社会经济史。

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有一百余篇，著作亦是琳琅满目。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有明一代城乡经济的发展过程、水平、特征等，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概括和分析。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所论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各个经济部门，值得一读。

在分类研究方面，较起眼的有四：1.户口与户口统计。

户口，是封建国家征发赋役的重要依据。它的升降历来被认为是国家兴衰的标志。户口数通过户口统计显示出来。研究户口问题，是了解明代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古代历史文献上的统计数字。按《明实录》的记载，明代人口数最多时为六千余万口（其中最高一次记录为七千余万）。而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与这个数字大有出入。有人以为明末时人口已突破二亿大关或者接近二亿。对明代人口总数的这个估计是否可靠，看来还是难以定论，仍须进一步探讨。关于明朝的户口统计，王毓铨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只有明初的统计数，以及极少数办事认真的地方官编造的户口数，与实际大致相符，比较可信。就一般情况而言，《明实录》、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的各种册籍，户口数字多有伪增、冒滥、隐瞒、脱漏诸种弊病，“有绝不可信者”，不足为据。并深入解释了造成这些弊病的各种原因。

2.赋役问题。

聚点在明代赋役的本质、“一条鞭”法评价、江南重赋三个问题上。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为系统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一部学术专著，考察了明代赋役制度由建立、改革到破坏的全过程，提出明代赋役制度属于典型的封建课税制，具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和古老的原始性两个基本特征。并沿着三条轨迹演进：因解决官田重赋，而导致国有土地私有化；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实物税和力役之征向货币税过渡；因赋役改革，而导致乡村里甲性质发生变化。

关于赋役的本质问题。它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明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一个理论问题。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哪些变化，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与它有关。在这个问题上，王毓铨先生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在《明朝徭役的审编与土地》（《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文史知识》1988年第11期）、《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严嵩传序》（1989年12月）、《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明史研究发刊词》与《户役田述略》（刊《明史研究》第1辑，1991年9月出版）、《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见《莱芜集》）等系列文章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是“王土”，（人）民是“王民”的基调出发，认为赋与役的本质，都是“役”，都是绝对强制的为皇帝纳粮当差。理由是：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的“家业私产”；“人是属于别人的”、“没有自由的事实”，“人身依附关系统治着所有的人”。当差纳税者，都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他们“种朝廷田”，“纳朝廷税”，“种什么田地就得当什么差”，“纳粮也是当差”。这些都是他们的“本分”。“品官，无论他品级多么高，也还不过是皇帝的当差的”。“近代的土地税不是役，其中也没有役，而古代中国的封建田赋制是役，而且完全是役”。古代中国农民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由于役的压迫，“民逃，为逃役耳”。

关于“一条鞭”法的估价问题。“一条鞭”法出现于明代中后期。它的产生说明了什么？其内涵是否覆盖赋与役两方面？实际执行得如何？在中国古代赋役史上有没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学者深感兴趣的问题，而又长期争论不止。明人对“一条鞭”法已有种种议论与见解，有肯定，有否定。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以为它的推行，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由此田赋的缴纳才以银两为主体，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地租形态。其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本身，也反映出一般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以及赋法和役法的变迁。与一向的田赋制度不同，从此便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的主要结构（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6年5月，第4卷第1期）。

在五六十年代，总的倾向还是褒多于贬。认为它的产生虽然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增加财政收入，但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明代赋役制度中一场改革的发展与总结。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对一条鞭法的评价则多有歧异。一种认为它是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成果，具有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是我国赋役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把各种徭役折成银两摊入人丁、田粮之中，与田赋统一征收，简化了手续，使赋与役逐渐趋于一元化。同时，扩大了货币流通领域，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广大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以至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有利于工商业发展。这是顺应当时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总之，一条鞭法的产生与施行，反映了封建制度的成熟，也说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参见王春瑜：《张居正和“一条鞭法”》，《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樊树志《一条鞭法的由来与发展》，《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另一种看法，则大相径庭。以为一条鞭法只是役法改革，与田赋改革无干，也丝毫不包括“田赋折银”、“田则合并”以及田土清丈等。它的出现根本不是一种新生产方式萌芽所造成的，而主要是明中叶以后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余用心：《明代一条鞭法的考察》，《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还有人认为，一条鞭法并没有照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实行不久即出现种种加派，最后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说明它根本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很微小的。

另外，历来治明史者多以为：自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以后，赋与役合二为一，皆“计亩征银”，开始实行货币地租。对此，近年来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从实行一条鞭法到明末“三饷”加派以前，国家财政收入仍以实物为主，白银收入所占的比例很有限。国家财政收入的构成也没有改变。对它不能作无根据的想当然的过高估计（吴慧：《明清（前期）财政结构性变化的计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关于江南重赋问题。这是明代经济史上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以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明代，赋税之重莫甚于江南，尤其是苏、松诸府。无论是税率与绝对量，还是按田亩与人口平均计算，都是如此。

到了五十年代，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认为历来的评论者都指责明代苏、松诸府税粮太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明初官田和民田在概念上与实际负担上，皆有明确的区分。如果看不到苏、松诸府存在庞大官田这一事实，而单纯从赋税数额同其他地区比较，得出苏、松重赋的结论是很不妥当的。除去极少数地方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重赋问题（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至于江南重赋的成因，过去多沿袭明人的某些记载和《明史·食货志》的说法，以为其源盖出于明太祖迁怒吴民为张士诚“死守”，故困以重赋，以示惩罚。目前这种观点已没有市场。其后，又有“纺织业发达”论，认为明太祖之所以敢于把江南苏、松、嘉、湖四府租额定得特别重，是因为他看到那里的纺织业特别发达，可以满足其剥削欲望（王仲牵：《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的租额和江南纺织业》，《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2期）。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流行的是“官田重租”说与“社会经济发展”说。前者以为，江南重赋由来已久，而在明代主要是由于官田多，且官租尤为畸重。这也是时下多数人认可的一种普遍看法。后者以为，江南重赋并非完全由官田引起，也没有因官田的消失而减轻。它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地，在封建国家耗费日繁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削减；另一方面，它是伴随着江南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重的。

对于江南重赋的影响与后果，归纳起来也有三种不同见解。一种说，因赋重而导致民困、逃亡，或沦为佃户和奴仆，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因赋重而迫使农民不得不以副补农，甚至以副业维持生计，从而强固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延缓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另一种说，赋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超越其承受能力，更没有导致经济萎缩，其富裕程度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再一种说，重赋固然造成当地农民的沉重灾难，但也造成了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并促使留在土地上的小农改变经营方式，发展家庭副业，增加收人，以抵挡重赋之压力。这样一来，就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商业与城市。

对于商业，以往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以为它不属于生产范畴，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因而导致商业史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近些年来，随着观念的转变，商业意识的增强，商业史研究方兴未艾。明史学界对明代商品生产与商品结构、市场网络与商品营销、商路与商书、商人与商帮、物价、金融、货币流通等，都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还有文章剖析了明中叶文人“下海”经商的原因。

城市，是工商业中心和文化的摇篮。它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七十年代末以来，古代城市史研究成为经济史中的热门之一。有关明代城市史的论文，平均每年达数十篇，成果显著。特点是由个别到群体，从对外貌的描绘进入其内部构成与经济功能的具体剖析，透视其时代特征。明代是中国城市由古代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转移的变革时期。明代的城市是怎样形成的？它有哪些类型、其内部阶级结构、各个城市的性质和特点，它的出现对整个社会、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城市内市民的生产与生活怎样？城乡之间的关系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其渠道是什么？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主要区别在哪里？明代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些是明代城市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相信不少读者已经在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找到比较明确而又满意的答案。是书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用动态和比较的方法，第一次全面展示了明代各类城市的风采。可惜，这种总体研究的专著至今仍只有这一部。更多的学者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江南市镇之上。这方面的论著甚为起眼，有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王宏钧等《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的繁荣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等。另外，一个值得高兴的势头，是开展了对明代长城带城市的研究。如：王长升与傅崇兰《长城沿线城市》（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4.区域经济研究。

由个别到一般，是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唯有如此才能进行综合研究。加之，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理条件不同，风俗各异，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就更有必要，更有意义。自八十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受到中外学者的格外重视，而视线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并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及各自的优势，规划了不同的研究重点。对长江三角洲，以往已有相当的基础。这一阶段继续以农业、手工业、商业、市镇和人口问题为其主要对象。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罗主编、范金民与夏维中合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论文方面，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为明代江南人口研究的一篇力作。此文对明代浙江、江西、南直隶的人口密集程度与影响作了深刻论述，并与西方各国加以比较。认为明代江南人口密度居全国之冠，在全国七分之一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在十四世纪末已经高于十九世纪初欧洲经济发达、人口最稠密的英、法、德、意四国的平均密度。美国则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比十五世纪前后的江南低得多。江南人口多，有助于提高农田耕作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多种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压力，以致出现人口过剩状况，使相当多的人沦为奴仆，另外一些人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人口；或流向华北、华中、西南等开发区。沦为奴仆是历史的倒退；而后两种流向有利于经济发展。

珠江三角洲区域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些。主要在商业性农业的始兴及对外贸易的开展诸方面下功夫。其成果有：广东历史学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福建区域史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入手，把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家族制度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有力例证。（二）关于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人物的目的，是通过再现人物以折射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社会风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一阶段人物研究的最大收获，是重视真实性。对任何色调的人物，都尽可能保持其本来面目，努力克服以往那种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不良倾向，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出个性特征，给人以立体感。并把注重学术性与加强可读性结合起来。这种风气的转变，已经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并促进了明史知识的普及。另一收获，是敢于为明代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展其风采，论其得失。明代有十六位皇帝，过去只有《朱元璋传》。现在，十六位皇帝个个有传记，而且有的还有多部传记同时面世。将相研究方面，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另名《明太祖周围的群星》，黄山书社1989年版）、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版）等。科技人物方面，奉献给读者的，有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一批新书。缺点是，关于帝王传记的选题，似乎重复多了一些。

三、抓紧薄弱环节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少，最明显的莫过于政治史。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只局限于阶级斗争，尤其是农民战争。八十年代以后，领域不断拓宽，而且思路对头，不带框框。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在明代，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取决于皇权，以及阁权和宦权的互相制约。这也是本阶段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具体有：（一）关于皇权问题。

明代皇权高度发达，肇基于洪武，至永乐时进一步强固。关于它产生的原因、经济基础、历史作用，诸家所见互有差别。有一种观点认为，明初皇权高度强化政治局面的出现，是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反抗斗争日趋激烈的客观形势，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以便镇压人民的反抗，强制他们为地主阶级交纳地租和服徭役。而不是为了对付元朝残余势力，不是因内部斗争威胁皇权的地位，更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好恶心理（参郭厚安《关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问题》，《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商传《试论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关于皇权强化的经济基础，看法五花八门，至少有八九种。其中，有“小农经济”说，“地主制经济”说。关于它的作用，一种以为：虽然它给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是，在明初特殊环境中仍具有进步意义。不仅有效抵御了北元残存势力的侵扰，而且使朱元璋可能对贪官污吏、豪强地主进行有力的打击。另一种则持基本否定态度，以为这种极端专制主义对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明太祖钦定的各种法律，如《大明律》、《大诰》等，是明代强化皇权统治的另一种表现。对此，以往鲜有研究，空白点不少。近十几年来，也有不少文章予以认真探讨。而对实质各有不同解释。有人以为：《大明律》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对地主阶级贪暴行为的防范与惩治；《大诰》则以法外重典惩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法行为。这两个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一方面对勋贵豪强、文武官吏的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对遵守朝廷法令的农民，予以“休养生息”。它们能在明初得到相当认真的实施，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永乐、宣德年间国势的稳定铺平了道路。从总体上评价，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有人则认为：《大诰》虽然以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为主要内容，但是实际收效却很有限。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无论就朱元璋的目的、使用的手段与后果，都不值得作过多的肯定。因为明初政治并未因此而清明，劳动人民也没有从中得到实惠，真正受益的只是朱元璋本人（以上分别见张显清《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陈高华《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政治》，《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二）关于内阁问题。

中国之有内阁制度，自明代始。关于内阁的研究，重点是探求它的性质及其与皇权、宦权的关系，论文居明代政治史研究之首，仅1980至1991年即达一百二十余篇。专著有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明代内阁的权势与作用，因人因时而异。宣（德）、正（统）以前和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阁和严嵩、张居正为政时，宦官势力相对低落，阁权崇重。其他时期，内阁基本上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关于内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似乎仍没有说清楚，多数以为内阁是皇帝的另一套秘书班子，代草诏令与票拟。也有人以为内阁是中枢决策机构，但对它经常不能正常运转，权归宦官的现象又无法加以说明。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宦官问题。

关于宦官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年版）。它是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宦官组织、特务机构的重要著作。对厂、卫的产生、组织、性质、作用、影响，一一作了深刻分析，至今仍无愧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上乘之作。在这个问题上，以前多把焦点对准宦官组织，与外廷阁、部、院的关系，以及宦官干政的根源、表现、特点和社会危害诸方面。这一阶段则多注意宦官插足社会经济领域、运用权力积聚资本的问题，并由此揭示封建皇朝自身的矛盾运动。如，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等。

（四）关于党社运动。

东林党的出现，是明代万历以后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起眼的新现象，对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东林党争的性质和对东林党本身的评价。前一个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后一个问题，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到阶级基础，都有分歧。对其作用与意义的评价，意见尤为对立。有的说东林党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进步思潮”。有的则以为东林党不是“市民反对派的代表”，亦非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尊经重道的救世思想与政治主张，与万历初年张居正注重实效、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革新思想相比，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封建制度日趋解体之时，无疑是起了反动作用（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也有的以为不宜全盘否定，说东林党是代表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反对增加商税，主张惠商及民的思想与行动，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大势，对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五）其他诸问题。

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有：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明代二百多年国家机构的设置、沿革、职能、实质、特点、运作机制、变化与原因等，一一作了粗线条的勾勒，穷其来龙去脉，究其利弊得失。内中，关于皇帝在国家政权的地位、内阁与丞相制异同、翰林院兴盛的原因、督抚制置立的意义、吏在各级机构中的作用诸问题上的见解，尤具学术价值。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从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考索南北地主的斗争与关系，确有见地。第一章关于明初江南地主及士人对元朝怀念成因的剖析，更为精彩。李文治《明代家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从经济关系的变化，透视家族制在地方政权中的统治作用。认为在明代家族制发生的深刻变化，皆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的发展所制约，其最终根源是土地关系松懈。永乐都燕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京制从此出现。万明《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提出，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两京制和多京制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而明朝在建国之初迁都则属罕见。明代两京制度自形成至确立，经历了初创、变化、确立三个时期，时达半个世纪。其间几经反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究其根本原因，实在于南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明代两京制的最终形成与确立，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发展的根本需要。综观十多年来，明代政治史研究确有成绩，发展快，开拓了不少新领域。不足之处是，整体研究不够，显得有些零碎，对一代政治演进概貌以及各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形，还是不甚明确。至今缺乏一部容量较大、而又分析深入的明代政治史，就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四、努力填补空白填补空白，主要表现在文化史（包括社会生活史在内的大文化）的研究。文化，是观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水准的窗口。明代经济空前发达，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各种文学艺术竞放异彩。有一些在今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而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惧怕封建文化影响，往往将其排斥于研究课题之外，致使其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空白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变化，文化史研究也掀起了一股热潮。大至文化史与社会学史的相互结合、文化史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具体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服饰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等，都被提上了研究日程。各种文化流派、文化生活，都成了研究的热门课题。就其研究成果而言，以下几方面稍高一筹。其一，从学术思想与文化流派的结合，考察明代文化的演变历程。如，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明代文化史专著。是书把握双向、纵横结合，对程朱理学的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明中叶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晚明实学思潮的形成与地主阶级的文化反思，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描述了各个文化流派的特色。值得读者认真一读。

其二，从某一文化现象，透射整个时代风貌。如，第一本中国古代断代酒文化学术专著、王春瑜的《明朝酒文化》（台湾大东图书公司1990年版），从人们最熟悉的“酒”，看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与民情世态。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通过对明代时令、年节、饮食、服饰、房舍、行止、器用、婚娶、丧葬、祀神祭祖、生产商贸、文化娱乐、陋习劣俗等各个侧面，勾画了有明一代物质生活从初期“俭朴”→中期“渐趋奢侈”→晚期“华侈相高”的转变过程，由表层的物质文化挖掘深层的精神文化，并进一步总结了习俗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

其三，探索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演变的历史价值。不少论者以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由俭到侈的转化，是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反映。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人们视野的扩大，消费生活的更新，追求更高的物质与精神享受。这种时尚也促进了异端思潮的萌芽。但在另一方面，又使礼制日益失控，价值取向与道德标准变了样，人际关系冷淡。

另外，开展了地域文化研究与中西文化研究比较。

近年来的“文化热”，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热起来。或者说，没有从深层次热起来。究其缘由，大约有二：一是基础薄弱。文化史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相互配合，必须具备综合性知识。从现有的研究力量看，这方面还有一些困难，有待今后继续努力。二是一些理论概念还没有很好弄清楚。仅就“文化”一词的界定而论，至今尚含混不清。例如，时下在各种场合，以及被各种传媒载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饮食文化”这个提法，有些专家学者就大不以为然，表示难以接受。尤其是把“文化”的内涵不断扩充、膨胀；外延无限伸长，使“文化”一词成为包罗万象、无所不能装的筐筐，什么东西都可以贴上“文化”二字的标签，乃至“鬼”也变成了“文化”，叫做“鬼文化”。于是凡与“史”有关者，几乎都成了“文化史”。另外，在选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明史研究之不足学术研究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具备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定的物质条件。近百年来，中国明史研究队伍由小到大，领域不断拓宽，课题逐渐深化，成果越来越多。而其发展过程则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由于国家政策以及经济能力的诸多困扰，加之一些人指导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研究力量薄弱，学术成果有限。五十年代以后，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实现了时代跨越，得到了迅速发展。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新台阶，成绩相当可观。对此，举世公认，但也着实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长期形成的重在“两头”（明前期与明后期），忽视“中间”（明中叶），以及重在东南沿海地区，忽视北方地区的现象，尚未根本改变。这当然不是说，要无视客观条件，均衡使用研究力量。而是说，要加大力度逐步摸清明代整个发展变化概貌，了解东西南北各地的基本情况。在研究课题的规划、实施方面，亦时常缺乏通盘考虑，全面安排，分步开展，等等。这些，似乎都有必要加以改进。另外，关于明代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目前也没有深入展开讨论。关于今后的发展趋势，可以比较明确地断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经济史仍是热门，特别是城镇、商业、市场、人口、宗族与区域经济史；政治史必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皇权、阁权、宦权三者关系及其对明代政治的影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地方政制的变化等问题；文化史经过这一时期的初步探索、深入反思，一定会再度掀起研究热潮，并有力推动关于家庭、妇女等明代社会史的深入研究。其他领域的研究，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亦都会有新的收获。总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全民文化素质的日益提高，研究者自身知识的更新，研究方法的改进，手段的现代化，中国明史研究必将以新的面貌跨入二十一世纪。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节　关于几个专题的研究情况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研讨，收获不少。八十年代以来，又继续加以讨论。在这些研讨中，与明史密切相关的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三个问题。另外，为了便于叙述，明代对外关系问题也移入这里，一并加以介绍。

关于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正确认识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弄清包括明代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关键问题之一。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农民的身份与地位。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究竟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简单说，就是公有制（国有制）还是私有制。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其田土制度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即《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研究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必须从这两大类田制入手，对此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但具体到明代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诸家所见就大为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的有：国有支配说。持此说者承认明代同时存在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但占支配地位的是国家土地所有制（或称皇族土地所有制）。只是到了嘉靖、万历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的不断发展，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日益加强，土地国有制的形式才渐渐地不占支配地位。至清代初年“更名田”的立法，才最终标志着国有土地所有制的废除。①私有支配说。这是一种比较普遍流行的说法。持此说者同样认为明代同时存在着上述两种不同形式。但在整个明代，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实现而言，占支配地位的自始至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也只能是它的补充形态。理由是，有了地主政权，才能出现土地国有，才能产生皇族。把皇族的产生及其土地所有①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制作为封建政权产生的基础，是倒因为果。明初官田的增加，不是国有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表现，而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无限制发展引起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使地主政权的财政基础削弱了，才用这种办法与地主进行对抗。赋役制度上，“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出现，同样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反映①。

国有说。持此说者从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所有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其主要论据是：第一，中国封建社会，是“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权力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支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就是经济权力”。“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权力”，是政权，不是资本。第二，皇帝控制着全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土地（包括矿产、森林、川泽）和人民。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和人民是归帝王所有。“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没有哪一位帝王及其官僚不说土地和人民是帝王所有”。土是“王土”、民为“王民”，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的家业私产。土地、山林、川泽，“被帝王据为私有，便成为他们持以役使剥削人民的条件”。因此，“古代封建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高最大的地主”。第三，皇帝用户役法把全国人民编制起来，驱使各种役户为之种田、造作、煮海、冶炼、经营各种生产，即服各种役，叫户役。编户齐民没有政治权力，皇家之法“保护的是藉以产生赋役的私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而不是对它的所有权”。个体农户是“小土地占有者”，他们“种朝廷田”、“纳朝廷税”，绝对强制地为皇帝纳粮当差。土地是皇帝为役户执行其本分差役而给予或许其管业的。皇帝之所以使役户与恒产相结合，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其目的是为了产生赋役，为了办纳所需要的各种徭役。就是说，编户齐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第四，封建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田土还不是抛向市场，毫无封建超经济强制剥削牵挂，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第五，在明朝，有的地土禁止买卖，连典卖都不许，怎么能说得上编户民的地土，编户民对之有所有权。今人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土地所有者，多力称编户民（各类役户的总称）占有的土地是他们私有的，各具有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须知封建社会的土地不是市场上的商品，它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能使佃种者（占有者）供办超经济强制的劳役。因为佃种者对它没有所有权，所以能被所有者朝廷禁止典卖①。这是至今为止对明①参见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另参见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文治：《论明代封建土地关系》，《明史研究》1991年第1辑；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①以上参见张显清：《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记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明史研究》第4辑，1994年。

代及整个封建社会国家土地所有制最完整、系统的看法，也是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国有”说最明确的表述。

关于明代江南官田所有权诸说。官田为明代田土制度中之一种形式。

就数量言，全国以民田居多，但官田也占一定的比例。据《明史》统计，弘治时官田占全国田土总数的七分之一。而且影响很大，在国家财赋收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的出现，是明代土地关系发展的必然，也是封建国家与地主之间争夺地租分配的深刻反映。

明代官田，以江南苏、松诸府为最集中。

关于明代江南官田（包括各地官田）的所有制性质，在明、清两代已有不少人认为：官田是封建国家的田土，民田是民间私人的田土，“官（田）者，官（官府）之所有，给民耕之；民（田）者，民自买卖者也。”“官田者，抄没入官，朝廷之田也。”“官田者，朝廷之有，而非细民之产；耕之者乃佃种之人，而非得业之主。”“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虽然这些话说得如此明明白白，但是并没有为众人首肯。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国有”和“私有”两种不同说法，迄今仍无定论。八十年代以后，明史学界在探究明代“江南重赋”的由来和发展时，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但依然不能取得一致的结论。

伍丹戈在论述明代均田、均粮运动时，对明代官田的起源、发展、种类、科则、负担、数量、比例、阶级关系以及官、民田土制度差别消失诸问题，从官田的变化、理论与实际脱离、官田买卖等方面，对它的所有权问题作了极其清晰的表达：明代官田最初（明中叶以前）是“封建国家所有而不是民间私人所有”。然而这“也只是在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官田如果确实属于封建国家所有，那末它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官田的使用人或占有者决不能将它作为商品出售，也不能独自转让他们的租佃关系；第二，使用官田的人向封建朝廷缴纳的是地租，而不是赋税，这一点应该得到公认，不能认为按照租额征收，就是负担过重。可是这样两个条件，就在明太祖籍没土地、设立官田的时候，在江南的官田上，也没有真正实现，顶多是有过不完全的实现”。“官田使用人将他们所占有的官田出卖，从理论上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实际上他们都用出让租佃关系的方式来实行田土的售卖”。由此可见，“明代的官田，无论是在它的买卖上，或是在占有地租上，都不能充分体现出封建朝廷的所有权。官田已经不能成为这个封建朝廷实现它的意志的专有领域。特别是由于官田冒充民田出售和民田冒充官田出卖，官民田土到明朝中叶已经发生极大的混乱”。“中叶以后，官田和民田在实际上已经不再成为土地所有制上的不同种类，它们已经不能体现所有制上的差别；它们已经只是封建朝廷田赋负担上的不同种类，它们体现了赋役负担上的轻重。尤其是苏、松一带官田问题严重的区域，官田成了沉重的赋役负担的名称或标志”①。

明代官田，各地皆有。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最大，闹得最凶的是关于苏、松诸府官田的问题。苏、松官田与其他地区官田的区别，主要是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旧额官田，以及明初新抄没的近额官田特别多。江南，又是明代田赋首重之区。因此，从明初开始迄清初数百年间，朝野各界对这个问题始终吵得不可开交，而争论的焦点还是官田的所有制问题。因而也成为明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浓厚兴趣，纷纷加入讨论的行列。除上述伍氏一说之外，还有其他多种说法。兹择两种于下：一种与伍氏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明代江南官田不是国有土地，是一种特殊的民田。它大量由民田转化而来以后，只是在形式上称为官田，并未改变其原来的民田性质，仍与民田一样可以自由买卖。因此，与其说它是官田，不如说它是具有官田色彩的民田，或者官田化的民田、重赋的民田更为合适。它和民田的区别，仅仅在于税粮科则不同，不在于所有制性质的差别。另一种以为：从明初到明中叶，官田的“所有权是属于官府的”，是为国有土地，而非民间私人田土。它交纳的是官租，而不是税粮，或者说是地租和赋税合二为一。自明中叶官民田科则实行合并划一以后，官田的所有权性质才发生改变，大量私有化。

明初出现的某些买卖官田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其国有性质。不能以后期的私有化去否认前期的国有化。当然，也不可以前期的国有化去否认后期的私有化①。

关于其他一些田土的具体形态问题，学界也有所讨论。李文治在《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方法论问题》（《经济研究》1963年第5期）、《明清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研究》1963年第8、9期）、《从地权形式的变化看明清时代地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论文中，围绕封建剥削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明代庄田、屯田的属性。认为：庄田为土地私有制的一种形式。其中，勋戚庄田是一种具有官田形式的贵族私有制，庄田劳动者的全部剩余产品为庄园主所占有，最后它也向民田转化。

屯田的情况较为复杂，前后变化很大。虽然后来出现民田化，但总的说来属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全面论述了明代军屯制度的产生、作用，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其“民田化”的演变过程，体系严谨，史料丰富，论证周密。

在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研讨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意见分歧，原因①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①以上分别参见樊树志：《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唐文基：《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同刊《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林金树：《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郭厚安：《明代江南赋重问题析》，《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史料限制与对史料的理解问题。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理解运用，各人认识不同。三是由于对明代土地问题研究不够深透。据粗略统计，论文仅数十篇，专著则只有数种。自永乐以后至嘉、万以前土地关系演变进程，可以说知之甚少；在地域上又多局限于江南一隅，对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了解得更少；对各类地主和农民阶级各阶层的土地占有量也缺乏定量分析。官田的租佃关系性质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明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是1936年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它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我国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曾经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对外国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先后发表了近二百篇学术论文。其中，直接与明代有关的约在百来篇。多数收集在1957年、1960年分别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1981年、1982年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还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为了推动研究的深入展开，交流研究成果，1980年至1981年先后举办了四次以“萌芽”问题为中心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有：萌芽出现的时间与标志。有没有萌芽？何时出现？其标志是什么？这是讨论的焦点问题。少数学者否认中国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而多数学者主张中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时间上有不同见解，有战国说、两汉说、魏晋说、唐宋说、元末明初说、清代前期说，而以明代中后期说居多。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出现于明代中后期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依据是，时至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虽然封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江南等地，无论是手工业、农业、商业，还是社会风俗、文化生活、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普遍地看到这种新变化的迹象。例如：手工业方面，随着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纺织业中，织机和织工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工场手工业已经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业已出现，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矿冶业内部，在嘉靖、万历年间官营矿业急剧衰落，民营矿业迅速发展。在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农村商业性农业开始勃兴，有些地区甚至专门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生产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进行交换，纯属商品生产。万历初年，一条鞭法的实行，加快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其实质亦是商品经济新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反映。私有土地日益扩大，以致出现了“经营地主”。商业方面，商品货币经济更加繁荣，白银广泛使用。具有近代城市性质的新型工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国内市场网络开始形成。对外贸易获得新的发展。商业资本家与封建保守派之间在对外贸易上的激烈斗争，实质也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生动反映。

五六十年代，对萌芽问题的研究重点放在手工业方面。八十年代以来，更多的是盯住农业方面及明中叶流民运动的社会性质。认为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等地已经产生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叶的流民运动具有新的性质，带有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的特征，“应被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正式开端”。对这种意见，也有人表示不敢苟同，以为明中叶还没有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流民运动也非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开端，根本没有超越封建生产方式的运行轨道。

还有一些人对明代萌芽说的种种解说，大不以为然。认为明代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许多“萌芽”论者，都是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把非商品生产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把农奴式劳动当作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片面的，贴标签的基础并不稳固。

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六种不同解释：（1）根本原因是由于存在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它一方面残酷剥削农民，造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并引起农民大量逃亡，为手工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使生产技术不能很快提高，生产工具得不到迅速改进。另一方面，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许多作坊或工场手工业主把积累的资本用于购买土地，不能转为产业资本。（2）主要是取决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以抑商、重税，摧残工商业；另一方面用垦荒、赈恤、招抚等手段，使小农经济得以勉强维持下去，保持自然经济结构。（3）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不高。明代旧的生产方式内部结构还非常牢固，小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紧密结合；地方性小市场在城乡还广泛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由此形成了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一系列独特的内部结构。没有较高的生产力，就无法使之分解。（4）主要是由于当时封建社会本身的特征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未形成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条件；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拖住先进；人口众多的压力，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影响。（5）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封建国家统治力量强大，并有一整套封建主义思想体系。（6）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思想影响太深，而新的因素十分脆弱。以上诸种说法，实质上是大同小异，不过是提法不同，立论的角度与侧重点有所差别而已。

关于今后的研究任务与方法问题。在讨论中，大家都深深感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又复杂的课题，非一时所能解决。通过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为使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必须认真分析历史文献资料，避免对同一条史料有多样性的解释；还要努力发掘新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取得更多的实证；尤其要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萌芽”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萌芽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同时要改进研究方法，先从微观做起，把明代的国情、封建专制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明中叶雇佣劳动的性质，特别是江南等地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面貌，一个一个逐步摸清。对“萌芽”的概念运用，如：“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萌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等等，究竟何种提法较为确切，最好也能尽量统一起来。因为概念混乱，所以有人以为，与其争论“萌芽”产生在何时何地，远不如探讨商品经济已持续地大发展，何以未能及早地瓦解封建制度，这样一个问题更为有意义。

对于研究方法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必须坚持：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研究；总体与地区、行业的统一研究；整个发展过程与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发展的统一研究；中外比较研究。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问题有明一代，农民战争频繁。在洪武年间就爆发了一百多起农民起义。明中叶以后，随着赋役剥削日趋加重、吏治败坏、土地兼并盛行，农民起义更是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至明末终于发生了以李自成为代表、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进军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明史学界对明代农民战争的研究，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这里。

最早研究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两篇文章，分别为束世徵《明季流寇之成因》和于飞《关于张献忠的材料》①。在这个领域内，具有开创之功的是郭沫若。1944年初，他撰文《甲申三百年祭》②，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歌颂明末农民起义的斗争精神，由此拉开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明代农民战争史的序幕。五十年代以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更上一层楼，成绩斐然。史料整理方面，有郑天挺等《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版，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专题研究方面，发表了近五百篇论文、著作十多部，对这次农民大起义的社会背景、主要原因、起义过程、纲领口号、战略方针、战术运用、重要战役、领袖人物、内外关系以及历史作用等等，作了①分别刊于《史学杂志》1927年7月第1卷第3期、《民俗》1929年12月第90期。②刊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9日至22日。

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不少问题看法大体一致。有些问题意见不一，择其大者有：历史作用。这个问题的争论，集中在总体评价与纲领口号两个方面。一种认为，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规模较大的起义之一，发生于土地高度集中、赋重役繁的封建社会晚期，打击的目标是整个地主阶级。它推翻明皇朝，对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清初实行“更名田”，放宽赋役，从根本上看就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结果。另一种则以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不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明末农民起义，实际上也是起了破坏作用，是搞封建化和封建主义。还有人提出，李自成应对明末以后中国落后挨打负一定责任。不过这种看法只是极少数。

对于纲领口号的意见歧异，主要是出于对史料的理解问题。

如，对于“均田免赋”，一种认为，当时的历史实际和文献资料都充分证明：李自成起义军不仅提出，而且在其管辖的区域内，的确实行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将没收官僚、贵族的土地交还给农民，不纳粮、不当差。使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转变为农民所有，“均田免赋”是确有其事，也是明末农民起义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一大特点。这个口号的提出和实践，反映了农民大众对土地的要求。如果把“均田”解释为平均赋役，就文献与史实而论，是所据极偏；就起义军的政策而言，是未究其本，失于臆断①。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起义军的“均田”根本不是“耕者有其田”，不是没收地主、贵族的土地归还农民耕种。在明代末年，“均田”是均平赋役的代名词。“均田免赋”也不是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而仅仅是减轻赋役。起义军的“割富济贫”政策，不意味着农民阶级重新分配封建地主的土地，而是为了分夺地主的“浮财”，没收他们的粮食、金银、衣物等可动之产，用以赈济贫民。由于明末清初查继佐把起义军的“且免徭赋”，说成“均田”，致使今人误为“耕者有其田”。这是没有领会史料的原意，离开了社会时代和阶级条件，只凭主观臆测，穿凿附会的解说②。

大顺政权的性质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是否反对皇权主义，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农民起义军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权？这是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争论得最为热闹的问题。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包括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常常成为争论者援引的一个典型例子。一种观点以为：大顺政权的性质，基本上是封建的。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政权，不仅成员绝大部分是原来明朝的官吏，而且他们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机构中居于领导地位。从其提出和实行的不淫、不杀、不掠、平买平卖、减免钱粮、割富济贫、均田等政治经济主张和口号来看，亦只限于对①参见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化和封建化》，《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②王守义：《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质疑》，《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明朝政治腐败的揭露和批判，不是针对皇权制度。他们的主张和宣传，只是对封建政治的刷新，不是对封建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他们实行的经济、政治纲领口号，只是相对减轻农民的负担，不是根本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这些都足以证明：大顺政权不是农民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①。有人还提出，大顺政权是以孔孟思想统治的封建帝国。李自成建国称帝，礼遇任用地主阶级分子，组成专制主义皇权的政权机构，也是明末起义军性质转化的标志。另一种则认为：它的领导者是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支柱是几十万起义军；地主阶级出身的文官不起决定作用；提出的斗争口号和推行的各项政策，固有封建性的因素，而本质是革命性的，打击的并非个别地主，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农民革命领袖称王称帝，是敢于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表现，也是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反映。不能一看到农民领袖称王称帝，就以为是封建帝国，要具体分析是哪一个阶级的王和帝。把李自成称帝视为起义军性质转化的标志，更是不符合实际。

关于大顺政权迅速失败的原因，尤其多种多样。有说是由于清兵力量强大；有说是大顺军入京后腐败，领导者为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有说是流寇主义的结果；有说是起义军在战略上没有东下占领江南富庶之区。还有说主要是没有根据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停止对汉族官绅的打击，因而使之纷纷倒向满洲贵族一边，形成满汉地主阶级共同联合起来对付起义军①。

另外，关于荥阳大会和李岩其人。这是在史实考辨方面，意见最为对立的两个问题。

荥阳大会。一种认为它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乃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召开荥阳大会和攻克凤阳，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从分散、被动、消极防御转变为联合、主动、积极出击的转折点，是起义军整个斗争发展的里程碑。另一种则以为，所谓“荥阳大会”，纯属虚构，实无其事。

李岩其人。观点亦是明显对立。一种认为是确有其人，为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李自成的谋士、起义领袖之一。他提出不少进步的政策措施，为农民起义军的斗争作出了贡献。另一种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在没有获得第一手材料之前，是决不能相信有李岩其人的。再一种是明确肯定史书上所记载的李岩，纯系“子虚乌有”。

明代农民战争史，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明史研究中久盛不衰的领域。

其后，从总体上说已变得有些冷清，研究者日见减少。但仍有一些优秀作品问世。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此外，还有方福仁《李自成史事新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关于李自成究竟是死于湖北九宫山，还是隐居于湖南石门的争论，①孙祚民：《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再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3期。①顾诚：《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更是远远没有结束。

关于对外关系问题我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到了明代，范围进一步扩大，接触日益频繁，关系更为密切，与亚洲、非洲、欧洲等地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广泛的政治联系、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同明史其他领域相比，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起步不算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很缓慢，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八十年代以后全面展开。

总观近百年来，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包括民间私人贸易）、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关系、郑和下西洋、“倭患”与抗倭战争、明末欧洲传教士东来的评价等五个问题。其中，以后三个问题最引人入胜，有时亦意见最为分歧。

明初郑和下西洋。这是十五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件盛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明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点课题。本世纪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最初就是从这个题目做起的。1904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郑和的文章《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当时，梁启超一方面继续宣扬改良主义路线，一方面提倡“史学革命”，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主张用历史启迪国人，猛醒起来，为未来而奋斗。总之，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自此至1949年为止，研究郑和的论著不断行世，至少有四十余篇（本）。内有：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1期）；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法国伯希和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期）；郑鹤声《郑和出使之宝船》（《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23期）、《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郑和遗事汇编》（中华书局1945年版）；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2期）等。从这些题目不难看出，前辈史家对郑和是如何崇敬、于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是何等执著追求。他们的开拓精神不仅令人佩服，而且也为后来郑和研究和整个明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郑和研究也上了新台阶。

在资料整理方面，郑鹤声等《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3年版），汇集了郑和下西洋的各种资料，内容最为丰富。著作方面，亦是成绩喜人。其中，有朱偰《郑和》（三联书店1956年版）、陶秋英《郑和下西洋》（上海四联1954年版）、黄淼《郑和下西洋》（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以及周钰森《郑和航海考》（中国航海技术研究会1959年版）、朱监秋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等。八十年代初，郑和研究会的成立和《郑和研究》的创刊，对郑和研究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专题研究方面，对许多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

1.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性质。

明清两代流行的传统看法，以“追踪建文”、“耀兵异域”两说居上风。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传统说法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怀疑。除了有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牵制帖木儿帝国东侵之外，多数人都不以军事目的为然。而是把笔墨更多地花在明初的政治、经济、外交动态，从多视角探求郑和下西洋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具体有四种说法。（1）国内“政治斗争需要”说。认为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基于永乐初年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建文帝的残余势力还比较强大，明成祖的统治地位仍不很稳固。他局部改变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不断遣使出访各国，企图以此造成“万国来朝”的局面，以利于进一步瓦解建文帝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郑和下西洋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是明成祖为维护其权力统治的产物，与明初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无因果关系①。（2）“朝贡贸易”说。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国进行官方贸易，即明朝政府以赏赐大宗物品的形式换回各国的贡品。这些贡品绝大部分都是奢侈品。这种朝贡贸易，是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大发展的一种逆转，是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和封建制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质上起着一种严重的阻碍作用②。（3）“政治经济并重”说。认为郑和下西洋含有双层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耀兵异域”，显示中国之富强，造成“万国来朝”的气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辟通往西洋各国的海上交通，以适应对外贸易与各国入华朝贡的需要①。（4）“前期政治”与“后期经济”说。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前后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前三次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后四次则以促进经济交流为目的。理由是，通过海路交通，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为明朝前期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指导郑和下西洋“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郑和前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缓和中国与东南及南亚各国的紧张关系，建立这个区域的和平环境。而其后期的活动则表明：他的活动主要是放在南亚以西的地区，以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的友好关系，促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②。

2.关于郑和下西洋对明初经济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发生于明代初年国力强大之时。对它在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①冯尔康：《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兼论“下西洋”同封建专制政治的关系》，《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

②参田培栋：《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①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陈得芝：《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3期。

②郑鹤声等：《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的深远影响，学者们几乎没有异议，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而在如何具体估价其历史作用，特别是此举对明初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诸家所见则颇不一致。一种认为，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又反过来扩大了明朝的对外贸易，刺激了国内官手工业与民间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种则认为：郑和下西洋进行的对外贸易，是以官营手工业为基础，属于封建国家垄断的商业，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产物。其结果非但没有推动国内外贸易、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反而阻挠了商品经济的成长壮大，对封建自然经济起到了维护作用。

同时，也助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虚荣、骄傲心理、固步自封，不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革新。如果片面宣传这种“盛事”，势必不利于消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

另外，还有不少文章分别就郑和的家世、宝船的建造地点与宝船形制、下西洋的次数及途经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开创了海洋时代，但何以未能促使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证和探索。对于“地理大发现”问题，有论者以为：主要是由于郑和下西洋纯粹是为了扩大中国封建帝王的政治影响，这一性质和目的必然限制了人们的眼光，亦与当时中国人狭隘的和平观有关。

倭患与明中叶抗倭战争。日本，古称倭奴国，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往来。至宋代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而元代则始终未相通。明兴元亡，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遣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禁海”。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从而，又为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课题。

我国学者对明代倭患与抗倭战争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本世纪二十年代已有人问津。三四十年代著述益多，内中有李晋华《三百年前倭寇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版）、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吴重翰《明代倭寇侵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以及《倭寇事略》（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版）等。从研究结论看，以往多数学者对“倭寇”与明中叶抗倭战争的性质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八十年代初，有人撰文提出要“排除成见，用社会进步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嘉靖“倭患”问题①，才引发了关于这个问题一场新的①陈杭生：《嘉靖“倭寇”探实》，《江汉学报》1980年第3期。

争论。

1.“倭寇”的成分问题。

这是研究明代倭患由来与抗倭战争性质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各种意见分歧都与之有关。关于倭寇的成分，早在明代就有不同见解。目前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几说。（1）日本海盗集团。认为“倭寇”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武装集团。（2）主体是日本海盗。认为明代的倭寇情况复杂，既有日本无业浪人、走私商人，又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与破产农民参与其内，但就其作用而言，主要成分还是日本海盗。（3）主体是中国人。认为元末明初主要是日本海盗。而嘉靖以后，由于日本海盗与我国私人海上贸易商人相勾结，以及破产农民的大量涌入，倭寇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真倭（日本海盗）为数极少，且不居主导地位。从首领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或者说大部分是中国人。所谓“倭船”，也大多数是“中国船只”②。

2.倭患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种认为，主要来自日本封建势力。由元初迄明末之所以产生倭变，有元、明两朝政治、军事诸因素，也有流民、奸徒、势家大族为了生活或贪图财货，而与外来的日本倭寇互相勾结。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对倭寇的支持所引起的。从倭寇船只的规模、侵略计划、人员组织与训练等情况来看，更是明晰无疑。如果没有日本封建藩侯和大寺院的支持，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对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日本学者，也无不承认①。

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原因造成的。他们说，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所引起的军卫制度的破坏、海防的废弛，是倭患蔓延扩大的原因之一②。或者说，“主要原因不在日本，而在中国”③。

3.抗倭战争的性质与作用。

这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日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倭寇的一个重要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不同观点：（1）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根据是，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日本海盗，他们又是由日本封建割据势力直接支持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侵扰，致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及农业、手工业、商业遭到严重损失，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不抗击这种外来侵略劫掠活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2）中国内部的反封建斗争。认为嘉靖年间的所谓“抗倭战争”，压根就不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而是一场由中国沿海海商领导，有广大破产农民参加的反抗明朝②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海盗”》，《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①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②李光璧：《明朝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③李卓：《试论日明勘合贸易的产生及其影响》，《南开史学》1981年第1期。政府海禁政策的斗争，是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力量反对封建保守势力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暂时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扫清了障碍。同时，迫使明朝政府部分放松海禁，促进了海上私人贸易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生产，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有利条件，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所以，明朝政府对这场斗争的镇压，只能说是历史的悲剧。（3）反对汪直海盗集团的国内战争。持此论者认为，挑起这场斗争的罪魁祸首是国内汪直海盗集团。因此，它实质上是由内祸引起的国内战争，但其性质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势力、新生势力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汪直一伙人，始终与日本等国的海盗相勾结，煽动并组织他们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进行劫掠活动，是历史的罪人。戚继光等爱国将领对他们进行镇压，是正义的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明末欧洲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明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是中西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学者很早就从资料整理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传注释》（张维华著，1934年版）、《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谭春霖著，1936年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宗泽著，1949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结晶。五六十年代，着重就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展开讨论。近十几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个问题深受重视，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论文。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江汉文《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中编）（齐鲁书社1987年版）；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译著。

欧洲耶稣会，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成立于意大利罗马，创始人为反对宗教改革的西班牙人罗耀拉。明万历十年（1582）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由印度到达澳门，次年至广东肇庆进行传教活动，万历二十九年（1601）到北京。继利玛窦之后，一批欧洲传教士相继来华。过去一般认为，利玛窦入广东肇庆之日为欧洲传教士在华传教之始。近年有人提出，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之前三十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租居澳门之时，当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汇的开始①。有了欧洲传教士来华的活动，于是也就引出了如何评价他们的问题。

综观中国学者对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评价，在不同的时期内，把握尺度多有不同。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基本肯定，一种是基本否定，一种是主张“一分为二”。

①黄启臣：《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肯定者认为：耶稣会士本身虽是欧洲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主要工具之一，但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不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东来传教基本上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反映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宗教活动，符合当时中国新兴市民阶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这些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否定者说，当时侵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主要是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背景。

他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为了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实行“门户开放”。他们也不是散漫的个人宗教活动，而是依据殖民主义国家统治者的命令，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侵略活动。不是传播科学，而是传播宗教，为殖民主义者的经济侵略服务，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本身也不具备传教士和科学家双重资格。

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者认为，在揭露他们东来负有为欧洲反动势力效劳的同时，当肯定其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对于当时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重新焕发青春所注入的积极因素。

八十年代以后，总的趋势是评价较高，而且有不断拔高的倾向。但意见交锋依然存在。

有人非常强调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进步作用。他们认为必须把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同鸦片战争以后的传教士区别开。明清之际东来者，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诸方面都没有对中国构成大的威胁。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播宗教，通过各种交往使中西方有了初步的文化交流与认识。交往的双方是平等的。有的还进而强调他们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介绍中华文明以及为中国造就科技人才等方面的贡献。并说其时东来传教士大多数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一心传教、著书立说，在华数十年遵守中国法律，没有从事侵犯中国主权和有损于中国利益的活动。他们是进步守法的宗教人员。总之，他们在华的活动，都是无可非议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东来才造成了中国科学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以为明清之交来华传教士具有政治上的反动性和科学上的保守性双重特点。指出耶稣会士是当时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西方殖民国家关系密切，利用宣传科学为殖民扩张服务，为入侵中国开辟道路。正是为了进入中国的大门，他们才被迫一再改变传统政策，其主观动机仍然是为了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以帮助西方殖民主义为其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利玛窦等人所代表的已经不是蔚为主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对当时西方很多名著、名科学家的学说和理论，如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等，耶稣会士基本上没有向中国介绍。所以对西学东渐不能估计过高。有的还认为，当时中国处于闭关自守、对外妄自尊大的状态，这也决定了从整体上说，此时西方输入的科学文化，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关系，以及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物质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过程。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不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秀，同时也呈现腐化的加深。

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多年间，民族纠纷是存在的，但没有大的纠纷，从总的来说，民族关系是相对安定的。民族地区封建化的扩大和汉族作为全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进一步得到明确。我们对于这些说得都很不够，只是把一些主要的意思说出来了。

明代的中国是社会的先进力量要求更快发展，而旧的社会势力不断加紧压迫和剥削的时期，因而明代的社会矛盾是尖锐的，也是复杂的。我们说死的拖住活的，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写照。但要把这种形势表述得更清楚，还有待于努力。

关于明史的研究，我们还处在新的起步阶段，有许多专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明代社会阶级分析、明代劳动人民身份的分析、明代政治体制的特点，还有一些特别题目如东林党问题、太监问题、八股文问题等，都很少研究，或根本没有研究。

中国人的航海活动，史书早有记载。秦始皇多次派人入海求仙，一次派男女三千人，在当时确有其事，并不会都是传闻。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沟通了中外人物的往来，在文化上作出了不少贡献。中外交流的研究应该在我国历史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太单薄了。我们应该以积极开拓的精神，打破目前的局面。

乙编综述

第一章　明朝的建立与北元的覆灭

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皇朝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各地，天下大乱，群雄乘势而起。在群雄中，朱元璋一系越来越强大，先后打败诸雄，并北伐中原，攻克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皇朝。

第一节　元末天下大乱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愈来愈腐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负担日益沉重，无法正常生活下去了，内心呼唤新的皇朝取而代之。人们的心声，通过民谣到处传播：在浙江温州、台州等地区，不堪重负的农民公然在村头树起大旗，直书：“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①在河南，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①在河北，有童谣预示着天下易主：“塔儿黑，北人作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②在淮、楚地区，则有童谣预示道：“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园。”③各地秘密教派则利用宗教组织，宣传着改朝换代的思想。泰定二年（1325），河南息州人赵丑厮等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韩山童、彭莹玉等人则利用白莲教，倡言天下大乱，宣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徒众，准备起事。

元朝末年天下形势，已到了民怨鼎沸的程度，元皇朝“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变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④开河变钞，尤其是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属河北）等十三路民夫十五万人修复黄河故道，直接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发生。原来元朝廷严禁集会，在于害怕人们组织反抗，而修治黄河则聚集了十五万怨夫，他们不满于元朝的统治，传诵着“石人一只眼，①《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②《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③《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三。

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渴望有人带头造反。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乘机在黄河故道上埋下石人。不久，民工在黄陵冈黄河故道上挖出了石人，石人背上赫然写着十四个大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背上的文字，正与民谣相契合——天意如此，不反待如何？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广平府永年县（今属河北）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同刘福通一起，在颍州聚集民众三万人，歃血盟誓，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树起了义旗：“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①，并发布讨元檄文。但是，不久韩山童即被元廷捕杀，刘福通则率众组成农民起义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颍州。刘福通振臂一呼，万民响应。附近贫苦农民“多乐从乱”②，黄陵岗修河民工纷纷前来，起义部队声势大振。至九月，已占领了河南数县，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

刘福通红巾军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南北各地到处燃起了农民战争的烽火。在北方，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李二（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在徐州起兵，占领徐州及附近郡县。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等起兵于濠州（今安徽凤阳）。在南方，至正十一年八月，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起兵。十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以徐寿辉为帝，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统军元帅，国号天完，年号治平。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布王三）、张椿纠众起义，攻占了邓州（今属河南）、南阳、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一带）等地区。他们这支队伍又被称为“北琐红巾军”。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起兵，攻占了襄阳、荆门、房州（今湖北房县）等地。他们这支队伍则被称为“南琐红巾军”。

以上数支起义队伍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此外，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西等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

农民起义的广泛兴起，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恐慌，元顺帝急忙调兵遣将，疯狂镇压北方红巾军。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北琐红巾军被扑灭，次年正月南琐红巾军也被扼杀。但是，北方红巾军的主力——刘福通所部却越战越勇，一再击败元军，声势益发壮大。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人迎回了逃匿于砀山夹河的韩林儿（系韩山童之子），并拥立他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都毫州，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刘六（刘福通之弟）知枢密院事。

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红巾军分兵三路，向元大都、元上都、关中地区大举进攻。东路由毛贵率领，连破山东胶州、莱州、益都、滨州、莒州（今莒县）。至正十八年二月攻克济南，并乘胜北伐，抵达天津附近，锋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七。

②叶子奇：《草木子》卷三。

芒直指元大都（今北京）。元廷惊慌失措，延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①。但后来由于东路军内部自相仇杀，自相削弱，所攻克的州县又先后被元廷收复，东路军也被元廷消灭。

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等率领，连克山西、河北一些州县，至正十八年（1358），关诚率部攻入元上都，焚毁了元宫室。西路军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攻入关中地区。西路军在凤翔受到重创，余部由李喜喜率领，自号“青巾军”，占领了成都等地。

宋军三路北伐，给元廷以沉重的打击。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一举攻克汴梁，大宋政权随即迁都于此。此时，中原及其以北地区，三分之二为红巾军纵横驰骋之地，元朝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红巾军三路北伐，互不联系，各自孤立作战，分散了战斗力，遭到了元朝军队的各个击破，红巾军也受到了很大打击。至正十九年（1359），元廷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刘福通率军坚守百余日，在城内粮绝的困境下，突围至安丰（今安徽寿县）。刘福通红巾军受到重创，势力大减。至正二十三年（1363），投降元廷的张士诚派部将吕珍攻陷了安丰，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驰援而来的朱元璋接到了滁州（今安徽滁县）。至此，龙凤政权结束。至正二十六年（1366），韩林儿又被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迎往南京，途中被沉入瓜步江中。

元末人心思变，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应时而起，纵横中原，屡败元军，沉重打击了元朝的统治，隔断了元大都与南方之间的联系，并直接造成了元廷内部军阀势力的壮大、割据，造成了南方各地群雄并起。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所造成的天下大势——军阀割据与群雄并起，最终却灭亡了元朝。

①《元史》卷一八八《刘哈喇不花传》。

第二节　群雄并起

地主武装

红巾军兴起之后，元朝以其主力扑灭红巾军，但是元军主力与红巾军也几乎同归于尽，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元廷只能依靠各地地主武装——“义军”、“乡军”和“民兵”。为此，至正十四年（1354）二月，元廷“诏河南、淮南两省并立民兵万户府”①。次年二月，又诏“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于天长县，统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②。但是，各地地主武装集团在响应元廷诏令，起兵保元的合法外衣下，在“拥元”的旗帜下，乘机夺城夺地，扩大自己的地盘，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至正十四年（1354）以后，逐渐形成了几支势力强大的地主武装：一是河南沈丘探马赤军察罕帖木儿（系汉人，本名李廷瑞）和罗山典史李思齐纠集的地主武装。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儿在沈丘组织数百人的地主武装，与罗山李思齐纠集的地主武装联合，袭击了刘福通红巾军占领的罗山。其后，这支武装在镇压红巾军中逐渐壮大，连年在河南、河北、陕西等地镇压红巾军，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盘。至正十七年（1357），李思齐占据了陕西，察罕帖木儿占据了山西，成为一支颇为强大的割据势力。二是元朝宿将答失八都鲁率领的“义丁”。答失八都鲁于至正十一年（1351）被任命为四川省参政，率领本部探马赤军三千人出兵荆襄地区。次年，又招募了襄阳官吏及逃亡的土豪组织的“义丁”，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官府的队伍，形成了两万余人的强大武装集团。这支武装多次击败过红巾军，先后镇压了南琐红巾军和北琐红巾军。至正十五年（1355）十二月，在河南太康大败刘福通红巾军，并进逼毫州。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续统领这支武装。

三是福建陈友定的地主武装。陈友定曾经是贫苦农民，充任过驿卒。红巾军兴起后，他应官府的招募从军，因镇压汀州、延平等地农民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清流县尹。其后，陈友定一再击败陈友谅军，又被升为福建行省参政、延平分省平章。至正十七年（1357），泉州色目人赛甫丁、阿迷里丁反元自立，陈友定又奉命征讨，趁势占领兴化、泉州、漳州、潮州等地。陈友定虽然接受元朝所授官职，但他割据八闽之地，独占一方。

四是广东的何真，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兴起之后，他组织地主武装“义兵”，镇压东莞等地农民起义，后被元廷委任为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至正二十三年（1363），南海三山民邵宗愚率众攻陷广州，何真率军收复了①《元史》卷四三《顺帝纪》。

②《元史》卷四四《顺帝纪》。

广州城，升任为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成为割据广东的武装。

反元群雄与此同时，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红巾军内部也形成了几大反元集团。他们虽然共同反元，但彼此之间也互相争斗，势同水火。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也是一股股割据势力。当时主要反元群雄有以下几支：陈友谅与“大汉”政权。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所部红巾军的部将。至正十七年（1357），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丞相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事泄率部逃往黄州。部将陈友谅驻扎于黄州，乘势杀死倪文俊，并有其众。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攻占了太平，杀害了徐寿辉，于采石五通庙即帝位，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大汉”政权势力较为强大，雄踞于江西、湖广等地。明玉珍与“大夏”政权。明玉珍本是随州（今湖北随县）地主，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纠集千余人结寨自保。至正十二年（1352），投归徐寿辉，任统兵征虏大元帅。至正十七年，奉徐寿辉命攻占四川，至正十九年六月已占有四川大部，被授予四川行省参政。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以后，明玉珍即与陈友谅决裂，“斩［陈友谅］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指徐寿辉）发丧”①。至正二十一年攻下成都，自立为陇蜀王。次年正月，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明玉珍占有天府之国四川，旁及贵州、湖广部分地区，依恃四川天险，雄踞一方。

张士诚和“大周”政权。张士诚是江苏泰州白驹场盐户出身，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起事，吸引了大量盐丁及贫苦农民参加，队伍很快扩大至万余人，先后攻下泰州、兴化、高邮等地。至正十四年，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张士诚占据高邮等地，梗塞了元朝南北粮食运道，成了元朝心腹大患。至正十四年九月，元朝派遣中书右丞相脱脱率军百余万攻打高邮。张士诚率军英勇抗击，脱脱屯兵于坚城之下，一筹莫展。十二月，元顺帝以“老师费财，已逾三月，坐视寇道，恬不为意”②为罪名，削夺了脱脱的官职和兵权。脱脱所部“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归附者，多从红军（即红巾军）”③。此役之后，元朝主力解体，张士诚之势力大增。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率军南下，攻占了江南之平江（今江苏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等财富集中之地，并改平江为隆平府，建都于此。但张士诚于至正十七年（1357）降元，被封为太尉，从海道运粮入大都。同时仍割据一方，并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其割据之地，“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①刘祯：《玄宫之碑》。

②《元史》卷四三《顺帝纪》。

③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洒，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①，势力非常强大。

方国珍占领浙东地区。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1348）聚众反元，不久被元廷招降，为庆元定海尉。此后，方国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摇摆于元廷与红巾军政权之间，时叛时降，雄踞于以庆元（浙江宁波）为中心的浙东地区。

但是，无论是在元朝大旗下的北方地主武装，还是势力、财力较大的陈友谅、张士诚，虽然称雄于一时，最终还是被崛起于濠州的朱元璋所灭。①《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

第三节　朱元璋的崛起

朱元璋，原名重八，起兵后改名元璋，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至正四年（1344）春，淮北大地旱、蝗、瘟疫并行，四月，朱元璋父、母、长兄相继死去，孤苦无靠，遂于九月入皇觉寺为和尚，干些杂活。但五十余日后，寺主封仓遣散僧众，朱元璋再次失去了依靠，做起了游方僧，四处化缘乞食，备尝生活之艰辛，至正八年（1348），再次回到了皇觉寺。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自称元帅，攻占了濠州城。元廷派遣官军镇压，并烧毁了皇觉寺。朱元璋再次失去了安身之地，在友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起而抗争”的劝说下，他于闰三月参加了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

朱元璋作战勇敢，“匹马单戈，日行百里”，而且“度量豁达，有智略”，才能出众。从军不久，即脱颖而出，被郭子兴收为宗人，待同子弟。其后，郭子兴又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朱元璋便被人们称为“朱公子”，在红巾军中如鱼得水，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奉命回家乡钟离召兵，扩大队伍。他以旧时伙伴和同乡徐达等二十余人为骨干，招集了七百余人入伍，朱元璋因而被任命为镇抚。朱元璋发现郭子兴暗弱，难以成就大业，“无足与共事”，乃决心发展自己的队伍。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将其率领的兵士交与郭子兴，仅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等二十余名心腹至定远。不久，即招编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收编了横涧山缪大亨义兵二万余人，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加以整顿和训练，形成了一支基本队伍。

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即率军南下，攻占滁阳。经过妙山时，结寨自保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率众来投。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有政治、军事眼光。朱元璋同他们讨论天下大势，冯国用从容献策：“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①冯胜提出先占领金陵（今南京），建立稳固根据地，然后征战四方，夺取天下的方针，投合了朱元璋的心意，因此被任命为幕府参议，计议征伐大事。

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来到军营求见。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①，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朱元璋委任他为幕府掌书记。朱元璋询问天下何时能平定，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②李善长把①《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朱元璋视作“天命所在”的“天子”，劝他以汉高祖为榜样，就可以平定天下。这使朱元璋十分高兴，更加信任李善长，不仅让他参与机密，而且让他协调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协助考察各种人才，量才委用。

七月，朱元璋攻克了滁州。八月，郭子兴率万余人来到滁州。他看到朱元璋已拥有三万人的武装，且号令严明，军容整肃，十分高兴，升朱元璋为总管。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朱元璋建议攻取和州，解决军粮问题。郭子兴于是任命朱元璋总和阳兵，率张天祐、汤合等将士攻占和州。攻下和州后，请将士“暴横多杀掠，城中夫妇不相保”③。为此，朱元璋召集诸将，严肃军纪。他诫谕将士说：“请将自滁来，多掳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夫妇，悉皆还之。”④朱元璋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第二天即将所掳妇女全部放还。此后，朱元璋更加留意于军纪问题，禁止杀掳掠夺，因而他的部队更加得人心。

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这时刘福通在毫州建立了龙凤政权，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但“事皆不禀其节制”①。

是年五月，结寨巢湖的水军千余艘在廖永安、俞通海等人带领下，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因而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时，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朱元璋势力大增，决计攻取金陵，建立自己的地盘。

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拔采石，占太平。朱元璋大军进入太平时，李善长奉命将“禁约”榜贴于通衢，士兵入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城中肃然。儒士李习、陶安前来拜见朱元璋。陶安看到朱元璋，兴奋地说：“我辈有主矣！”又建议说：“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世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又询问夺取金陵妥否，陶安回答说：“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②这一回答，与冯国用、李善长的建议相同，更加坚定了朱元璋夺取金陵的意图。朱元璋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以李善长为令史；登记乡兵，扩大队伍；修城浚壕，加强守御。这样，太平成了攻取金陵的根据地和桥头堡。

七月，朱元璋令张天祐率军攻打集庆（南京），未克。九月，朱元璋再命郭天叙、张天祐攻打集庆，再次受挫，郭天叙、张天祐被俘杀。至正十六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②《明太祖实录》卷三。

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自率军攻集庆，从太平出发，水陆并进。先破江宁镇，得降兵三万六千余人，再破集庆城，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并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

攻下集庆城以后，朱元璋信心大增，自视为拯民于水火的真命天子，发布告示说：“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惕惕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毋横暴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①不久，他又对身边将领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民人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②朱元璋攻克集庆，信心大增，但并未盲目乐观。他清醒地看到张士诚在东南方、徐寿辉在西北方虎视眈眈；而“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花、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③。当时的形势可谓群雄环伺，不容乐观。因此，攻下应天府以后，朱元璋即开始攻占周边城镇，巩固应天府的守御。至正十六年三月，即攻下应天府的当月，朱元璋即派徐达攻下镇江。六月，又派邓愈攻下了广德。至正十七年四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下了宁国，俘获了朱亮祖等将士十余万人。与此同时，朱元璋遣使与张士诚通好，但张士诚拘留了使臣，且派兵攻打镇江。因此，朱元璋在击退进攻镇江之敌以后，又于至正十七年二月攻下张士诚占领的常州，其后又派耿炳文、刘成攻下了长兴，赵继祖攻下了江阴，徐达攻下了常熟。获得了这些城镇，即控扼了守卫应天府的军事要地，使张士诚“侵轶路绝”①。

稳定了应天府的形势以后，朱元璋开始向浙东发展，扩大势力。至正十七年七月，胡大海攻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至正十八年三月，邓愈克建德，十二月，朱元璋亲率大军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改为宁越府，又改为金华府，置浙东行省。至正十九年初，胡大海克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再克处州（今浙江丽水）。这样，元朝江浙行省的西部地区大部分为朱元璋所有。

这些地区的攻取，不仅为应天府提供了屏障，补充兵员和军事物资，而且还获得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如浙东地区著名文士叶琛、章溢、刘基等被聘召至应天府，朱元璋为之创建礼贤馆。攻克徽州时，儒士朱升献上“高筑墙，①《明太祖实录》卷四。

②《明太祖实录》卷四。

③《明史》卷一《太祖纪》。

①《明太祖实录》卷五。

广积粮，缓称王”②之计，为朱元璋所采纳。朱元璋不急于称王，而是利用有利时机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红巾军在安丰失败，朱元璋迎小明王韩林儿于滁州，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势力，才“张皇六师，飞旗角亢”③。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吴王位，公开树起了大旗。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请小明王至应天府，途中覆舟沉死小明王，翌年改为吴元年。朱元璋自此割据一方，势力日强，踏上了统一战争之途。

②《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③《御制皇陵碑》。

第四节　扫平群雄，北伐中原

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扫平群雄开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为结束的。这一战略是基于当时形势所决定的。

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了政权，虽然夺取了周边重要城镇，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处在几个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中。其中东北方是张士诚，西南方是陈友谅，东南是方国珍，南方则为陈友定。这些割据政权，不仅限制了朱元璋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而且还时时威胁应天府的安全，而张士诚财力雄厚，陈友谅兵力强盛，对朱元璋威胁最大。基于这样的形势，谋士刘基献计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掠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①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这一建议亦成为日后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灭陈友谅。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即向朱元璋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占太平，驻采石，并联合张士诚夹攻应天府，但张士诚并未出兵助战。陈友谅挥师南下，朱元璋利用部将康茂才与陈友谅的故友关系，设计诱使陈友谅进入埋伏圈中，大败陈友谅，并乘势收复太平、安庆、信州、袁州等地。次年，陈友谅又发兵夺信州、安庆，又大败而回。朱元璋乘胜进击，再败陈友谅于江州。这样，陈友谅一再失利，到至正二十二年，龙兴（今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临安、吉安等州县都被朱元璋占领，而陈友谅“疆场日蹙”①。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兵援救安丰红巾军之机，发兵六十万，巨舰数百艘，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先后攻取了吉安、临江、无为州，进围洪都。洪都守将朱文正率领部众死守，坚持了八十五天之久。到七月，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主力部队二十余万人驰援。陈友谅被迫撤回，率众至鄱阳湖迎战。七月二十一日，鄱阳湖大战开始。经过连续数日交阵激战，陈友谅部损失惨重，左右金吾将军投奔朱元璋，军心逐渐瓦解。陈友谅无奈，率众退还武昌，又遭朱元璋截击。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在混战中中流矢死，其子陈理率败将残兵逃回武昌称帝。

九月，朱元璋率军亲征武昌，十月围城，并占领了湖北诸境。次年二月，朱元璋再围武昌，陈理势穷计竭，出降，大汉亡。朱元璋设立湖广行中书省，分兵略鄂、赣诸郡及广东韶关、南雄，尽并陈友谅之地。

平张士诚。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以后，势力大增，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了财力最富的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①《明太祖实录》卷四。

①《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逭”②。接着派徐达总兵出征，采取“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③的策略，先后攻占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丰等州县，尽有张士诚江北之地，因而切断了张士诚与元廷的联系，绝其降元的阴谋。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顺利完成第一步战略任务后，准备大举扫平张士诚，发布了《平周檄》，历数张士诚八大罪状，劝谕张士诚文武部下弃暗投明，号召百姓安业不动。八月，朱元璋即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众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先后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廓清了平江外围城镇，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平江城。张士诚数次突围失败，只得困守孤城，坚持了十个月，城破自缢，大周政权被消灭。

陈友谅、张士诚两大政权灭亡后，南方方国珍、陈友定等较弱的割据势力已成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而朱元璋则挟其余威，双管齐下，一举消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以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讨平方国珍；同时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道江西进攻陈友定。两路大军旗开得胜，当年十二月，方国珍即被迫投降；次年正月陈友定被俘，这两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

至此，除四川明夏和广东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大片土地全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因此，朱元璋有了足够的军力、财力北伐中原、统一天下。

攻克大都。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在红巾军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军阀混战，军事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可以说，蒙古贵族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已无力镇压各地的反抗，只能苟延残喘了。

鉴于当时的形势，朱元璋在平定张士诚以后，以主力部队北伐中原，同时派两支部队讨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对于北伐，朱元璋十分重视，专门召集谋臣将领讨论方略。最后，朱元璋提出了谨慎从事、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①朱元璋为北伐中原制定了战略，并戒谕将士保持军纪，同时发布了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民族斗争口号；为了争取北方人民的支持，檄文中保证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②《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③《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犯”，对蒙古、色目人，也“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②。至此，北伐准备工作就绪了。

次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陆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河南（今河南洛阳）等地。四月，元梁王阿鲁温降，河南平。五月，冯国胜、康茂才等率军攻克了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阻断了关陇地区李思齐武装集团与元朝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成了朱元璋囊中之物，指日可下了。

五月，朱元璋来到了汴梁，从容部署了攻克大都的战斗。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挥师北上，经彰德（今河南安阳）、广平（今河北永年），攻克临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下长芦、直沽。二十七日夜，攻克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次日夜仓皇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北伐大军克复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朱元璋在北伐中原的进军途中，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府为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其他文臣武将也授予不同官职。②《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第五节　北元的覆灭

元顺帝逃往上都后，于明洪武元年七月，又被赶出上都，逃往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达米诺尔附近）。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统领大军兵分两路往征沙漠，明军取得了沙儿峪（今甘肃定西以北）和应昌两大战役的胜利，迫使元朝残余势力北撤。这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奔和林旧都，蒙古尊号称必力克图可汗，仍奉“大元”国号，史称“北元”。

元势力虽退居塞北，但对中原地区“犹有觊觎之志”①，企图重新入主中原，恢复元朝的统治。因此，为了解除蒙古贵族对北方的压力，统一大漠南北，明朝几次派兵北征。

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发兵十五万，兵分三路远征岭北，号为“清沙漠”。徐达率领中路军出雁门直捣和林，李文忠领东路军经应昌赴岭北，冯胜西路军进兵甘肃。明军此次远征岭北，只有西路获胜，中路主力惨败，兵力大损。经过这一次战役，朱元璋也感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全部平定，就改变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此后十余年间，明朝与岭北的元廷，暂时处于对峙状态。在北方边境，明朝与蒙古虽仍有战争，但规模都不大。

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命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领兵二十万，大举征讨盘踞在金山的纳哈出。纳哈出见明朝强兵压境，遂向蓝玉投降，部下诸将也相继降明。纳哈出降明后，北元失去了辽东兵力，意欲西迁。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蓝玉奉明太祖之命，率十万大军再入漠北，从大宁至庆州（今内蒙古林西）追击，至捕鱼儿海（今贝尔湖），直捣元营，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西逃。行至土剌河畔，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部帅纷挈，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①。建文三年（140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势力，各自为政。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在吉林、辽宁一带）为兀良哈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为瓦剌部，处于兀良哈部和瓦剌之间的是鞑靼部，它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

①徐祯卿：《翦胜野闻》。

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第二章　明朝的兴盛

自明太祖洪武开国，经惠帝、成祖、仁宗、宣宗，约六十七年，是明代的前期。就明代的历史来说，这是明朝的盛世。明太祖朱元璋注意到大乱之后休养生息对巩固政权的必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招诱流亡农民垦荒屯田，实行免税三年或永不起科制度；迁徙长江下游无业农民到淮河流域、边远地区、空旷地区开垦，推行军屯制度，注意水利的兴修，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等等。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使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较前有所增加。

明成祖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削除藩王势力，进一步加强专制集权统治，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成祖继位之初，继续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征收的粮食和布帛都达到很高的数量。在此基础上，明朝廷与国内各少数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加强了。从永乐七年（1409）起，朝廷分别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有地方官司，还在今西藏、青海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明成祖至宣宗时，还多次派遣郑和出航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航程远至非洲东岸的红海和麦加。这一航海纪录，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

成祖时，宦官开始被赋予重大职责，宦官权力越来越大。宦官权力的过大，长期成为明代政治中的一个危险的毒瘤。

第一节　明初政治

明初的统一战争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在北伐中原期间，朱元璋正式建立了明皇朝，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

洪武初年，元在中原的统治虽已结束，但退据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仍不时窥视着中原，意欲卷土重来。另有无丞相纳哈出率二十万大军屯据东北，夏政权据有四川，元梁王据云南，秦、晋、关、陇地区也有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无疑是继续征战，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出动二十万大军，以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大举征讨东北的元丞相纳哈出。强兵压境，纳哈出不敌降明，东北的割据势力被消灭。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奉命率十万大军入漠北，追击北元势力，在捕鱼儿海（今贝儿湖），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途中为部将所杀。北元的威胁不复存在。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帅军分两路进击四川，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攻克重庆、成都，夏主明昇降，夏政权覆灭。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蓝玉、沐英奉命出师征云南。当年十二月，蓝玉、沐英攻克昆明，傅友德率军攻下乌撒，梁王在逃亡途中自缢而死。翌年二月，大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悉平。

经过长期征战，朱元璋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明皇朝的稳固统治。

明初各项制度的改革与确立朱元璋不仅在战争硝烟中创建了明皇朝，而且为了使朱明皇朝长治久安，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明皇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首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制。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元旧制——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中书省之职责，三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以防止地方势力过大而闹独立性的可能。是年，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属二级：府（州）、县。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从诛丞相胡惟庸入手，对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并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

与政治改革相应，朱元璋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洪武初年，朱元璋便与刘基研究创立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屯耕，战时出征；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在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朱元璋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年间，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洪武三年（1370），明皇朝开始推行户帖制度，规定：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铃记”；“男女田宅牛畜备载”；“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①。户帖制度的实行，改革了元末户籍散失、赋役征发无据的状况，为明皇朝的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洪武十四年，明皇朝又建立了黄册制度，它比户帖制度更为详细，管理也更为严密。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以防隐漏。朱元璋十分注重法律的制定，洪武年间，曾颁行了《大明律》、《大诰》等一系列法典。早在吴元年（1367），朱元璋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制定了《律令直解》，其后几经修订，至洪武三十年，编纂成《大明律》，正式颁行。《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它以唐律为蓝本，简于唐律而严于宋律。朱元璋惩元代吏治之弊，对官吏的贪污罪惩治特别严厉。《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甚至有对贪赃者施以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姑息，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欲给子孙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用以维护明皇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对巩固明皇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这些改革中旨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做法，也给明皇朝的统治埋伏了危机。

封诸王，戮功臣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朱元璋又实行了分封制，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①《续文献通考》卷十三《户口考》。

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这些藩王各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人。如宁王朱权，就藩喜峰口外的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①，俨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分封制无疑与朱元璋力图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大臣叶伯巨当时就上书指出“裂土分封”，会造成许多国中之国，恐怕数世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并以汉初吴王濞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为鉴，告诫朱元璋“分封逾制”，祸患马上就会降临。忠言逆耳，朱元璋非但不听叶伯巨之劝，反而骂他是离间骨肉，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关入牢狱。①叶伯巨所预见的分封之祸，并未等到数世之后，仅在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事隔十年，又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三万余人。三年以后，又发生了蓝党大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为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谋反，于是，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②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于难。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负责警卫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大权，开了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先河。

朱元璋把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端，采用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统治手段，实际上，这恰恰暴露了其专制统治的极度虚弱和不得人心。

①《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①《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②《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第二节　“靖难之役”与永乐年间的政治

惠帝削藩，燕王起兵

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朱元璋去世，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殁，皇位由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

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辅政，任之为尚书；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柏闻变，在王府自焚而死。六月，岷王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而卧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却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七月，燕王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遂夺九门”，迅速控制了北平。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书天子，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大战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①。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驻兵真定，前锋九千人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雄县，城破，“九千人皆死”。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备告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骤至，燕王与部将张玉前后夹①《明史》卷五《成祖纪》。

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②。燕王大胜，俘副将李坚等，斩首三万。耿炳文退回真定，众尚十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闻耿炳文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驻河间。李景隆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燕王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诚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权，吞并了其属下八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因而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后又遭燕王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在今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又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燕王攻城三月不克，退师北归。

惠帝遂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阵”①。燕王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冲不动，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②，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也死于阵中。幸亏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燕王才得以突围，返回北平。这一仗，王师大胜，史称：“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③建文三年（1401）中，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燕军所据，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心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上台伊始，便大开杀戒，对不肯投顺的建文遗臣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朱棣首先公布了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五十余名的“奸臣”榜，将他们逮尽杀绝并加族诛。名士方孝孺因为惠帝穿孝痛哭、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朱棣处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礼部尚书陈迪、大理寺少卿胡闰、刑部尚书暴昭、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左佥都御史景清等均因不肯屈从，而被处以残酷②《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①《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②《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③《明史》卷一四二《铁铉传》。

至极的剥皮、凌迟处死的极刑。同时被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后人称之为“瓜蔓抄”，即连疏族远亲也不放过，都在诛除之列。这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①的明成祖，诛除异己的手段之酷烈，较之乃父朱元璋杀功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朱棣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他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疆域迈汉唐，国名播西洋朱棣“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②。确实，在朱棣统治的二十二年中，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明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巩固；二是他多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

明皇朝建立后，北部的蒙古地区和东北境始终是多事之地。洪武年间，明太祖为歼灭北元势力，屡次征讨漠北，直至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才消灭了北元的残余势力。永乐初年，蒙古分为三大部：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遣郭骥出使鞑靼，要求“相与和好”，不料鞑靼杀死了使节。同年七月，朱棣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明军在胪朐河遭鞑靼骑兵包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远征鞑靼，在斡难河大破鞑靼军，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脱。本雅失里于永乐十年为瓦剌部所杀，明朝廷遂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部又起兵骚扰兴和等地，朱棣又多次率军亲征，沉重打击了鞑靼部，巩固了边防。

永乐十年（1412），瓦剌势力逐渐强大，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后，向明皇朝多所要挟，并不断骚扰边庭，阻遏明朝的西北通道。永乐十二年，朱棣亲率三十万大军，出塞征讨瓦剌，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瓦剌顺宁王马哈木逃遁。翌年，马哈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的朝贡。

在东北，永乐二年（1404），朱棣设置了奴儿干卫，七年，又建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这是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同时还开通了东西两条驿道，保证文书传递、贡赋粮饷的运送。在西北，永乐年间建立了众多的羁縻卫所，如建于西北要冲的哈密卫，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并颁给金印、建筑王城，待遇一如朱姓亲王。这些优抚政策无疑是有效的，哈密卫的政务一直由明朝廷直接控制。

①《明史》卷七《成祖纪》。

②《明史》卷七《成祖纪》。

永乐年间，明皇朝与乌斯藏交往密切，相处很好。永乐四年（1406），噶举派黑帽寺主哈立麻应邀到南京朝贡，朱棣亲自接见，设宴款待，封其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物等。永乐十一年，萨迦寺喇嘛昆泽思巴亦应邀到南京朝贡，明成祖封其为“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赏赐无算。十二年，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入朝，明成祖封授其为“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永乐年间还开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终明之世，乌斯藏“奉贡不绝”。①在西南，朱棣平息了田琛与田宗鼎之间为争夺职位而引发的战乱，增设了贵州布政使司，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和开发。

《明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②，故遣郑和等通使西洋。其实不论其初衷如何，朱棣的这一举动，客观上促成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促进了明朝与西南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郑和七下西洋，六次在永乐年间。他先后到达三十余国，航程最远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由于对外关系拓展的需要，朱棣还在翰林院下开设了“四夷馆”，以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和外语。

然而，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扬威的性格，也不免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造成失误。永乐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乱后，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这一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安南人民的愿望，安南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至宣德五年（1430），才不得不宣布撤销交阯郡，恢复安南。

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明成祖诏告天下，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因封藩北平，又从北平起兵夺得帝位，永乐元年正月即诏改北平为北京，接着又改为顺天府，并在北京设立行部。此后，又多次迁徙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商民、山西居民来北京，以促进北京经济的发展。永乐四年，下诏扩建九门、六部、诸司公廨。七年，朱棣便借北巡之名，居住北京，在北京设行在六部，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命皇太子所决庶务，六科月一类奏”①。永乐十四年，“作北京西宫”。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正式落①《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②《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①《明史》卷七《成祖纪》。

成，明成祖即下令以北京为京师，将国都迁往北京。

明成祖迁都北京，并不仅仅因为北京是其“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即有将国都北迁之意。而元朝建都北京近百年，使漠北与中原地区加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朱棣的迁都与元朝从上都迁往大都同样都有出于长远的政治上的考虑。

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阿鲁台复叛，不断骚扰兴和等地，明成祖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军亲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病死榆木川，终年六十有五。

第三节　“仁、宣致治”

永乐以后，仁宗、宣宗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取代了明初以来的严猛政治，在他们治国的十二年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其为“仁、宣致治”。

仁宗治国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于榆木川，遗诏由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诏改翌年为洪熙元年。

朱高炽八月即位，至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的十个月。然而，在这十个月中，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永乐年间，这些盛大的活动频频举行，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郑和下西洋，一次多达数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出洋，永乐年间即有六次；北征鞑靼、瓦剌，南征交阯，连年不断用兵，这些无疑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仁宗刚即位就果断地停罢了这些糜费之举，施行“恤民之政”，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的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仁宗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阁臣的地位，使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由于政务繁忙，难以应付，便置“四辅官”以协助处理政务，但四辅官皆老儒，不能胜任其职，设置仅一年就罢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朱元璋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帝王，终洪武一朝，这些大学士对朝政很少有参决权。永乐时期，阁臣设置成为常制，并明确阁臣的职责是“参预机务”，内阁开始成为明代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时阁臣的官秩仅五品，权位远逊于尚书。地位权力的限制，使阁臣在政务决策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此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地位。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①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②。当年朱棣残酷屠戮建文旧臣，株连无数，积怨甚深。连《明史·成祖纪》“赞曰”在颂扬他的卓越功绩时还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评语：“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德亦曷①参见汤纲：《明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②《明史》卷八《仁宗纪》。

可掩哉！”仁宗的这一道诏令纠正了明成祖的残酷报复政策，这多少反映了仁宗对这种报复政策所持的否定立场，以及其实行“恤民之政”的决心之大。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

史称：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①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致治”。

宣宗平汉王之乱洪熙元年（1425）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诏改翌年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一年后，明皇室便又发生内乱。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之役，上章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诰封文臣，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对其侄儿宣宗朱瞻基发难。然而，朱高煦远没有其父来得幸运，他曾命亲信枚青潜入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而张辅反将枚青执送朝廷；他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共同起事，结果为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而阴谋败露。朝中无内应，地方无援兵，朱高煦一开始就陷于孤立之中。而宣德时的形势，亦非建文初期所能比拟。宣德时期，历经永乐、洪熙两代，在朝廷中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统治集团；而永乐时期，明成祖一再削夺封藩诸王的实际权力和兵权，使他们的力量不足与一镇相抗衡。这些，都是宣宗战胜朱高煦的有利条件。

朱高煦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宣宗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帅兵征讨，但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力劝皇帝亲自出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认为“荣策善”，主张宣宗亲征。于是，八月初十日，宣宗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京居守，亲自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发。二十日，宣宗大军至乐安城外，将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朱高煦的护卫军见此阵势，龟缩在乐安城中不敢出来。宣宗敕书谕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后被处死。宣宗胜利回朝，对有决策之功的杨荣、夏原吉等大加赏赐。

任人唯贤，息兵养民①《明史》卷八《仁宗纪》。

史称：“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①这也是“仁、宣致治”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宣宗曾对臣属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君子进，小人退，人君大有为；小人进，君子退，人君就不能有所作为。“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①宣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他的致治用人的思想在宣德年间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宣德年间有几次较大的人事调动，对宣德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宣德三年（1428），蹇义等一批元老年岁已大，相继退职，“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②。这次被推荐的九名官员中，就有政声卓著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顾佐取代了贪墨被黜的都御史刘观后，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同时荐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③。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宣德五年六月，蹇义、杨士奇等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同年九月，周忱、于谦等六位被荐任巡抚。

其中，况钟任职苏州知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期间，治绩最为突出。江南重赋，租税积欠，人民逋逃是由来已久的问题。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积欠的税粮已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从宣德初年起，宣宗屡诏减赋，但由于积弊既久，并非几纸减赋诏令所能解决。周忱巡抚江南，深入民间，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赋税不均的情况，创立了“平米法”，采取了平均分摊增耗、统一使用斛器的标准、减粮长三人为一人等具体措施，均平赋税，减轻了民户负担。针对赋税过重的情况，周忱和况钟对苏州府的田税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精细的计算，提出将其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后以为定制。明人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称道周忱任巡抚期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仁、宣致治”局面的出现，与任用了周忱、况钟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开的。

宣德年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放弃了交阯，采取了息兵养民的政策。自永乐年间出兵征讨安南黎氏，把安南置为明皇朝辖下的交阯布政司后，安南屡次起兵反抗，明皇朝不断派兵征剿，无岁不用兵，用兵最多时达八十万，交阯的战事成了明皇朝的一大历史包袱。宣德元年（1426），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出征安南的荣昌伯陈智兵败，宣宗接到败报后，已有意放弃交阯，后两次在文华殿召见大臣，商讨解决交阯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明皇朝在交阯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劳费多矣”，一旦要放弃，就连蹇义、夏原吉这样的股肱之臣也表示反对，因此，宣宗一时也未能痛下决心。宣德二年，征讨交阯的安远侯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①《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赞曰”。

①《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③《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立坛为盟，从交州退师。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遂纳其言”。十一月，宣宗命礼部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为使节，“赍诏抚谕安南”，“尽撤军民北还”①。至此，明宣宗彻底甩掉了这个备受困扰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去施展他的息兵养民、安民求治的政策。

①《明史》卷九《宣宗纪》。

第三章　明朝的中衰

从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即位开始，明朝经历了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的统治，约一百四十年。这一时期，明皇朝由盛而衰，皇帝信任宦官，政局经常出现动荡；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财政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规模不断扩大；蒙古族的瓦剌、鞑靼部不断骚扰，对西北边防构成极大威胁；东南沿海倭寇不断侵扰，由于政治腐朽，使倭患日益严重。

明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他信任宦官王振，使之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以致在正统十四年（1449）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由于兵部侍郎于谦等坚决承担了保卫北京的责任，打败也先，迫使其退出紫荆关，保卫了京师的安全，并使也先送回英宗。但英宗仍不悔悟，他复位后，继续宠信宦官，并杀害于谦。英宗死后，继位的子孙也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好转。

由于朝廷的挥霍浪费，军费开支的增多，皇族、宦官及一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土地的大量侵占，英宗以后逐渐增大了财政危机。明廷把这种危机转嫁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的剥削压榨加重，农民在遭受到无法忍受的压榨时，只有纷纷起义。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反映了明代中衰的两个根本的问题。

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财政危机达到了极尖锐的地步，入不敷出，朝廷浪费很大，世宗又好兴土木，崇奉道教，正赋所入不够，就以各种名目搜刮人民，加深了农民对朝廷的不满。穆宗、神宗时虽有张居正针对当时的迫切的财政危机采取了各种措施，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终不能防止官府各种临时加派。张居正采取的各种措施，使明廷的腐朽政治有所改变，但也与当权人物的利益有很大抵触，不能推行下去。1582年张居正去世，明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再也无法逆转。

第一节　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政治

“土木之败”英宗被俘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病死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

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遵遗诏，凡朝廷大政均奏请太皇太后张氏（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推心任能，委政阁臣，以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辅政，嘱咐英宗，遇事行动要与他们商议，“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因此，正统初年，“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①。然而，随着张氏与杨荣、杨士奇等大臣先后去世与致仕，明英宗渐渐信用宦官王振，以致开启了明皇朝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并直接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

正统年间，发生了两件军政大事：一是平定麓川宣慰司反叛的战事；二是瓦剌南侵，与明军在土木堡大战，英宗被俘。

麓川之役发生于正统二年（1437），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先后攻打“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势甚猖獗”①，黔国公沐晟奏请发兵征讨。正统三年六月，朝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镇南将军沐晟等率兵进讨。由于沐晟屡次不准出战，方政独率麾下出战，先胜后败，沐晟怒其不听节制，不发援兵，致方政全军覆没。沐晟后亦惧罪暴卒。

正统四年（1439）五月，任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征兵十二万人，讨思任发。十一月，沐昂率师“讨平师宗叛蛮”。思任发致书云南总兵官，表示愿向朝廷进贡谢罪。然而，明朝廷却拒绝了思任发的求和，于六年正月，由兵部尚书王骥督军十五万，再兴麓川之师。十五万军队历时一年多，捣毁思任发的老寨，思任发逃窜缅甸。七年，思任发子思机发“帅余众居者蓝，乞入朝谢罪。廷议因而抚之，王振不可”②。时“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骥可属，思大举”③。于是，王骥三征麓川，“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麓川战事延至正统十四年方始告竣，历时十二年。明朝廷长期以来将大部兵力投入麓川之役，而拒不采纳刑部侍郎何文渊、侍讲刘球的“罢麓川兵，专备西北”的正确建议，以致忽略了西北边防，坐大瓦剌势力，贻患无穷。

早在正统十年（1445），瓦剌也先就发兵攻打哈密卫，明朝廷只顾南边①《明史》卷九《英宗纪》。

①《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麓川》。

②《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③《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战事，对哈密卫忠顺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闻，坐失西域要道哈密卫。十一年，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并要求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供应粮食，英宗与王振只是命郭敬“毋见，毋予粮”，并不发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继扫除了明朝西边和东边的屏蔽，接下来，便毫不客气地大举入攻内地。

对于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统六年（1441），刘球曾建言罢兵麓川，北防瓦剌。八年，又上疏：“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①，宜加强北边防务。但王振以其语刺己，把刘球逮下诏狱，令指挥马顺杀害并肢解了刘球。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建议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而英宗、王振只热衷于麓川兵事，对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势则视而不见。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贡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使贡马送聘，朝廷答诏“无许姻意”②，遂于是年七月，大举进攻辽东、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亲自率兵进攻大同，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没。败报传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动英宗亲征瓦剌。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等“伏阙恳留”，而英宗与王振执意不听。

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太监金英辅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以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焚、户部尚书王佐等随从，亲率五十万大军匆匆忙忙向西北进发。十八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①。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瓦剌畏惧而退兵，坚持要进兵北行。邝埜、王佐等见势不好，力谏回銮，王振不听。后太监郭敬将瓦剌的实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惧，下令班师。王振是蔚州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走，到蔚州后请英宗驾幸其第，后又怕大队人马损坏乡里庄稼，所以行进四十里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当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骑兵已大批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而王振以辎重未至，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军逼近明军，占据水源。也先从麻谷口发动进攻，都指挥郭懋与瓦剌激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与明军讲和。王振见使者来议和，急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瓦剌骑兵遂四面围攻上来，“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数十万”。张辅、邝埜、王佐等数百名大臣勇将战死，护卫将军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最后，自己也英勇战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①《明史》卷一七○《刘球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士木之变》。

遂为瓦剌所俘。

土木堡惨败，明朝皇帝被俘，五十万精锐尽失，二十余万骡马、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从此明军元气大伤，也先则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统天下。

景帝即位与北京保卫战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于朝”①，侍讲徐珵甚至提出南迁京师的逃跑主张，兵部侍郎于谦挺身出来反对，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②于谦坚决抗战的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批官员的支持，太监金英将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二十一日，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

二十三日，郕王临朝主政，群臣请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当堂叱骂群臣，愤怒的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当堂击毙马顺，又打死王振同党宦官毛贵、王长随。面对血淋淋的场面，郕王害怕想退回宫去，于谦“排众直前”，拦住郕王，请其宣布“顺等罪当死”，廷击马顺的官员俱不论罪；并将王振侄儿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清除王振余党，顺应了民心，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齐心，共同御敌。九月初，群臣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准议，郕王却惊让再三，于谦坦荡地对郕王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③九月初六，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明史·于谦传》称：“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于谦增兵调援，运粮、运兵械入京，积极做好战备。同时，还荐举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并请景帝奖励镇守宣府、大同有功之臣，鼓舞了民心士气。

十月初三日，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举进攻紫荆关、古北口，进逼北京。初九日，瓦刺军在叛降宦官喜宁的引导下，绕小路越过山岭，攻破了紫荆关。十一日，瓦刺大军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①。也先听从喜宁的建议，用议和迎驾之计来试探明军的虚实，遭到景帝和于谦的严辞拒绝，诡计落空。十三日，①《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②《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③《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①《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瓦刺从德胜门展开进攻，明军事先已有准备，埋设了伏军，瓦刺军大败，也先之弟“铁元帅”平章孛罗卯那孩也在此战中被火炮击毙。瓦刺军还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发动了进攻。在西直门，明军守将都督孙镗率军迎战，城上发火炮助战，孙镗失利，背靠城池拼死力战，后有二路援兵适时赶到，瓦刺三面受敌，被迫退却。在彰义门，副都督武兴率兵迎战，瓦刺军前锋失败稍退，明军阵中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跃进出阵，扰乱了阵形，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败退，武兴中箭死。瓦刺军追至土城，遭到当地居民的阻遏，随后，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仓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军将赶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敌，退路被断，遂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陵寝殿，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获得了胜利，明皇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英宗复辟也先进攻北京城失败，想要夺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里的王牌——英宗朱祁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无奈之下，于景泰元年（1450）六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景帝虑及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英宗，在于谦的劝说下，最后应允讲和，接回太上皇。

八月十五日，景帝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将朱祁镇迎回北京，进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将朱祁镇送进南宫禁锢起来。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为皇太子，景帝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遂与同党都督张、太监曹吉祥谋议，与其复位东宫，还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①。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家里密谋行动计划。十六日夜，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石亨、张

、曹吉祥等会合，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千人，直奔南宫。宫门上锁砸不开，徐有贞命军士悬巨木撞门毁墙，撞开门墙后，即扶朱祁镇登辇，入东华门，至奉天殿升座，英宗复辟。此次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等下狱治罪。石亨、徐有贞等诬陷于谦、王文等谋立藩王，议罪处斩。徐有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词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①功高盖世、爱国忘身的于谦，最后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英宗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先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后又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张封为太平侯。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①《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徐有贞入阁以后，得到英宗的宠信，独揽内阁事权。同党石亨、曹吉祥渐生不满，两人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的关系，并暗中使人弹劾徐有贞专擅威权，结果，才当了六个月阁老的徐有贞被逮下锦衣卫大狱，谪戍云南金齿，直到天顺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苏州。

然而，英宗对曹、石两人也心怀不满，一是两人劣迹昭著，强夺民田、冒功贪赏、纳贿卖官；二是除掉徐有贞后，两人依恃兵权，专横跋扈，使英宗感到难以控制。吏部尚书李贤为英宗出主意，让他独断乾纲，将权力收归己有。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这使英宗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便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死狱中，石彪等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罢黜。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寝坐难安了。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在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由曹钦拥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当天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发曹吉祥谋反情况，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瑾、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曹吉祥。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并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兵败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后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

第二节　成化至正德年间的政治

宪宗怠政，汪直掌西厂

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奉诏即位，是为明宪宗，诏改翌年为成化元年。

宪宗刚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①。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②。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①。但李贤辅政不久，即于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1466），宪宗平反了于谦的冤狱。次年二月，受于谦案牵连被贬逐的官员商辂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阁”。商辂上疏辞官，宪宗挽留说：“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②其时，为宪宗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彭时在成化七年上疏劝诫宪宗不要迷惑佛事，浪费钱财；针对宪宗时形成的传奉官制度，提出“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针对宪宗荒疏朝政的情况，提出要“延见大臣议政事”③。彭时的上疏都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荒怠的宪宗已听不进忠言。

宪宗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史称：“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④宪宗宠幸万贵妃，进而又宠信万安。万贵妃原为孙太后宫女，后入侍宪宗于东宫，因其“机警，善迎帝意”，故深得宪宗宠幸。皇后吴氏仅因杖责万贵妃而被宪宗废去，打入冷宫。宪宗出游，万贵妃戎服前驱，侍从在侧。宫中宦官用事，亦要见万贵妃颜色行事，“一忤意，立见斥逐”⑤。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与内阁时通声气，把持朝政。翰林学士万安于成化五年入阁，他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①《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②《明史》卷三○七《门达传》。

①《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②《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③《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④《明通■》卷三三。

⑤《明史》卷一一三《万贵妃传》。

自称子侄，以此博得宪宗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东厂之外又开设了西厂，以太监汪直掌西厂。汪直是大藤峡瑶人，朝廷镇压瑶民起义时被俘入宫，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因汪直“年少黠谲，上宠之”①。西厂刚一开张，便罗织了数起大狱，令臣民悚怵不已。建宁卫指挥杨晔（已故少师杨荣曾孙）被锦衣卫百官韦瑛告发，汪直听说其有“家资巨万”，便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逮入狱中拷问至死。西厂设立仅四月，阁臣商辂即连连上疏请罢西厂，“疏入，上怒曰：‘一内竖辄危天下乎！’”②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辂反问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③怀恩将商辂的话如实上奏，宪宗无奈，只得令罢去西厂，罪责汪直，谪韦瑛戍宣府。然而，罢西厂仅一月，御史戴缙、王亿别有用心地倡言恢复西厂，宪宗本来是不得已而罢西厂，此时便乘机恢复西厂，仍用汪直掌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员屡谏不听，均遭排斥，相继致仕离开朝廷。而与此相反，阿谀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迁，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又擢升佥都御史；王亿擢为湖广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学院事，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一时间，汪直势倾天下，其奉诏巡边，“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④。兵部侍郎马文升因对汪直“不为礼”，又轻视陈钺，遂被汪直陷害戍边。汪直“年少喜兵”，在辽东杀害海西诸部入贡人员，“焚其庐帐而还，以大捷闻”①，回京后，宪宗给汪直记上大功，并加其俸禄，令其监督二十团营。巡按辽东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汪直、陈钺等隐瞒军情，坐失战机，结果反被汪直等诬陷，下锦衣卫狱，戍辽东。

汪直把持西厂五年，作恶多端，后因与东厂太监尚铭争权，尚铭在宪宗面前先告了他一状，加之万贵妃、万安、李孜省等的嫉恶，科道也交章论奏西厂苛察，汪直遂失势。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责“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东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②。宪宗遂降汪直为奉御，递逐其党王越、戴缙、陈钺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④《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等。

成化后期，宪宗好方术，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③，被授为通政使。太监梁芳谄事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④。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继晓，进献方术与符箓。宪宗从迷信方术渐至宠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梁芳等逐渐得干预政事。大学士万安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争献房中术以固宠。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万贵妃病死。八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

孝宗求治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宫廷生活备受磨难。其母纪淑妃，原为“蛮土官女”，俘入宫中后，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内藏”①。宪宗偶至内藏，因纪氏应对称旨，遂得幸。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要除掉纪氏，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病居西内，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六岁时，因悼恭太子病死，宪宗为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才将朱祐樘的身世道明，孝宗遂被立为太子。纪氏被封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不久，在宫中暴薨。太监张敏也因惧怕而吞金死。孝宗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经历对孝宗影响很深。史称：孝宗恭仁俭朴，能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②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与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弘治年间最为史家称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况。确实，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而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时期“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①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即位仅五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发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孝宗则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③《明史》卷三○七《李孜省传》。

④《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①《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⑥《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十月，孝宗召王恕为吏部尚书。王恕系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年间官南京兵部尚书，历来以谠言忠直闻于朝。当时曾有歌谣称赞王恕忠直敢谏：“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②宦官怀恩亦由衷地称赞王恕：“天下忠义，斯人而已！”③王恕在成化年间屡遭宦官构陷，“帝亦衔恕数直言”④，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对起用传奉官事上疏极谏，遭致宪宗不满，遂离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⑤。而在弘治年间，孝宗对王恕委以重任，倚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后，“不避权贵，请谒路绝”⑥，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很大的整肃作用。王恕对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多为孝宗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因与丘濬发生矛盾而辞官。

弘治二年（1489），孝宗又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是景泰二年进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陈钺陷害入狱，谪戌重庆卫。汪直败后，马文升复官，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后又受李孜省排陷，调为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时期任兵部尚书达十三年之久，后又代屠滽为兵部尚书直至正德年间。史称马文升“任兵部十三年，尽心戍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①。

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②。刘大夏是天顺八年进士，成化年间任福建右参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诏狱，后得怀恩力救，杖二十而释放。刘大夏就任兵部尚书后，明孝宗见了他问道：“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大夏顿首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过了两天，孝宗又问刘大夏：“征敛俱有当，何至今独言民穷财尽也？③”刘大夏答道：我在两广时，见广西征铎木，广东市香药，所费皆以万计。于是，孝宗下令取消这些奢侈的征取，并下令天下“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④。大臣忠直敢言，孝宗能虚心纳谏，这是弘治政治比较突出的一点。

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⑤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如这时，明初②④⑤《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①《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②③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④《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建立的户口赋役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控制的田地赋税大量流失，财政匮乏，兵饷不继，宦官监军及滥封传奉官的问题，都对弘治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弘治时期，土地兼并趋势严重，皇亲国戚占田请田动辄千顷，甚至连宦官也占据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孝宗张皇后之兄寿宁侯“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粮二分”①。因户部尚书周经奏言阻止，孝宗未同意其加税的要求，但千余顷民田后来仍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发生了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间民田已大部成为贵戚的庄田，以致户部侍郎何进与巡抚高铨前往勘察时，河间人民“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②。十八年，又有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罢诸内珰田，尽归之民”的奏疏。虽然对于臣下的意见，孝宗大都予以采纳，对这些夺田占田事件作了处理，但同时，孝宗本人又不断地封赐贵戚勋旧以大量的田地。这种矛盾的做法无疑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减少，势必导致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弘治时期的财政已相当匮乏，以致“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③。军费不足、荒歉救济竟然要通过滥收生员入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状况之拮据可见一斑。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使出行，路经天津，适遇旱灾，一路上，只见“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①。弘治时期财政匮乏的状况及其导致原因，李东阳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详尽的分析，孝宗看了颇为嘉叹，将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后期，财政状况江河日下，这是历朝积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企图在不变更“祖宗成宪定规”的前提下改变这种状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宪宗成化末年，宫中传奉官达干余人，孝宗即位后即淘汰了大部分传奉官，但由于孝宗囿于祖制，不能下决心革除旧弊，到弘治末年，传奉官又增至八百余人。对宦官监军的问题，兵部尚书刘大夏曾向孝宗指出，由于监军宦官贪污纳贿，克扣兵饷而导致兵饷常乏，孝宗则认为“第祖宗来设此辈已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久，安能遽削之”②。孝宗有心求治，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他因循守旧，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逝。临死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让他们尽心辅佐太子。

武宗荒嬉孝宗去世后，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06）。

年少的武宗“好逸乐”，“好骑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时称之为“八党”。刘瑾等经常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帝”①，武宗则乐此不疲。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户部尚书韩文等连疏请诛“八党”，但刘瑾等八人在武宗面前跪地哭诉，称司礼监太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加害他们，武宗不辨是非，反令刘健、谢迁致仕，将王岳逐之南京，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

武宗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而刘瑾则日益诱导武宗戏玩娱乐。刘瑾往往“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帝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瑾由是自决政”②。

给事中吕翀、刘菃，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六科给事中戴铣，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斥权阉、挽留刘健等辅臣，刘瑾即矫旨派遣缇骑将他们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上言“八党”罔上诬下，也被刘瑾革去官职。前朝老臣马文升、刘大夏也都被迫致仕。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矫诏公布“奸党榜”，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名反对“八党”擅权的大臣列为奸党，并令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其宣诫。

与此同时，刘瑾不失时机地把同党亲信安插在重要职位上。正德元年十月，他任命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二年三月，又令内阁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使他们的地位悉如巡抚、都御史，刑名政事都有权干预。同年四月，河南钧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关系，厚贿刘瑾以万金，刘瑾大喜，因而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同年十月，焦芳又向刘瑾推荐了陕西同乡张綵，张綵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晋升为吏部尚书，后又入阁取代了焦芳的地位。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一时间，刘瑾势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不敢与之抗礼，所上章奏，都先具红揭投给刘瑾，号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称“白本”。章奏中皆称刘太监而不称其名。一次，都察院奏本中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当堂高声怒骂，吓得都御史屠滽率属下跪谢，方才作罢。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发现一封状告刘瑾的匿名信，刘瑾大怒，当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进行诘责，直至第二天才予释放。其时正值酷暑，有的官员竟至热渴而死。刘瑾还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内行厂较东、西厂更为酷烈，“屡起大狱，冤号相属”，“一家有犯，邻里皆坐”①，使得道路惶惧，人不自安。

刘瑾当政，贿赂公行，“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②。给事中周鑰勘事归，因无计筹措钱款纳贿而被迫自杀。刘瑾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③。及至正德五年刘瑾获罪抄家时，抄出财物竟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等等。刘瑾在短短的五年内，即搜括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可见其贪得无厌、贪贿索贿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对于刘瑾的擅权乱政，武宗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他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每日游乐其中。皇帝的荒嬉无度、宦官的恣意枉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

正德五年（1510），刘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度田宁夏，周东为了向刘瑾献贿，度田时以五十亩为一顷，多征亩银，并“征马屯租甚急，敲扑惨酷”①，激起戍卒将士的愤怨。藩王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机起兵反叛，争夺皇位。他设计袭杀了周东、总兵姜汉等，颁布“清君侧”的檄文，指斥刘瑾内外交结，图谋不轨。陕西守臣将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刘瑾匿而不报。朝廷派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太监张永监军，率军西讨安化王。大军至宁夏，安化王已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设计擒获。西讨途中，提督杨一清乘机联络张永扳倒刘瑾。八月，张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武宗献俘，并呈上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揭发刘瑾意图谋反。武宗途命连夜逮捕刘瑾。武宗“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违禁物”②，不禁勃然大怒说：奴才果然要造反！于是将刘瑾下狱审讯，六科弹劾刘瑾罪行三十余条，将刘瑾凌迟处死，榜示天下。

①《明通鉴》卷四二。

②《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③《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①《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②《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刘瑾虽诛，但明武宗声色犬马之所好却无丝毫改变。刘瑾之后，他又宠信山西宣府人江彬。江彬初任蔚州指挥佥事，以勇武著称。在幸臣钱宁的引见下，江彬得到了武宗的赏识。一天，武宗在搏虎时，钱宁畏缩不前，江彬却冲上去为武宗解了围，武宗由是日益宠信江彬。

在江彬的诱导下，武宗屡屡出巡。正德十二年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四次出巡。出巡宣府时，江彬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女御全部运送到这里。江彬还随从武宗夜入民宅，索取妇女。武宗在外乐不思蜀，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四次出巡，时间长达半年。

武宗的荒疏朝政，纵乐无度，频频出巡，使得早已觊觎皇位的藩王江西宁王朱宸濠伺机而起。江西早在正德三年起，农民起义就蜂拥而起，朝廷派兵镇压，屡平屡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然举起反叛的旗帜，袭杀不依附于己的地方官，集兵六万。七月初一日，朱宸濠亲率大队人马，“分五哨出鄱阳，舳舻蔽江而下，声言直取南京”。朱宸濠经过安庆时，安庆知府张文锦等令军士登城大骂，朱宸濠便急攻安庆。当时，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刚刚将围剿了一年的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得到宁王叛乱的消息，马上组织兵力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庆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围的消息，马上丢下安庆回援南昌。二十四日，与王守仁部相遇于黄家渡，激战三天，朱宸濠大败，妃嫔多投水死，宸濠及其子皆被擒。

宁王之乱，给了原本就想寻找机会出巡江南的武宗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武宗不听群臣的谏阻，于当年八月亲自率军平叛。军到涿州，传来王守仁平叛的捷报。大学士梁储请武宗回驾，武宗不允，反令王守仁在原地候驾，不必进京。武宗一路上游山玩水，捕鱼捉鸟，寻欢作乐，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报捷。八月，武宗在南京，设广场，身着戎服，“设大纛，环以诸军”①，令释放朱宸濠等，然后与侍从等再行擒获，作凯旋状。武宗北返途中，照样玩乐不辍，九月，至清江浦，在积水潭捕鱼时舟覆入水，被侍从救出后得病不愈。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病死于豹房，年三十一。

①《明通鉴》卷四九。

第三节　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大礼议的风波

武宗死后无子，皇太后张氏（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明世宗，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史称其“多谋”而“刚愎”。确实，年仅十五岁的明世宗，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从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显示出君临天下的威势。四月二十二日，当明世宗来到京城外的行殿时，在即位礼仪上便与内廷和内阁发生了争执。礼部官员具议请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则认为自己是来继承皇位的，应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位，拒绝行皇太子即位礼。内阁首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②。最后，内廷与内阁只得让步。第一次较量，世宗便以皇帝的权威压倒了内廷与内阁。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武宗去世至世宗即位的三十七天内总揽了朝政。在这段时间内，杨廷和做了几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1）颁布武宗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等，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等。（2）收捕江彬。武宗死后，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他自知“天下恶之”，在反与不反之间正自犹豫。杨廷和适时提醒皇太后发布懿旨，谋划捕捉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患。（3）草拟世宗登极诏书。登极诏书长达八千多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如诏复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而去任降调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十四万多人，减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等。登极诏书的颁布，不仅使“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①。无疑，杨廷和所做的这几件事都是顺应民心、有利于巩固明皇朝统治的，因此，杨廷和在朝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声望加上权位资历，使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亦使他能藉此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世宗相抗衡。

世宗与杨廷和的矛盾在即位礼仪上已显现出来，以后在议定世宗生父兴献王主祀称号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

世宗即位五天后，令礼官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六十余名官员上疏：以世宗为入继之君，应效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阅疏，恼火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②毛澄等仍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之议。明世宗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①《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疏》，提出与杨廷和不同的“继统不继嗣”的论说，明世宗得到支持很高兴，即将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也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①，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②。到了十月间，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③。明世宗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的结果。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④。这项提议当然是符合皇帝心意的，但此时的明世宗还是有所顾忌地说：“此关系天理纲常，仍令文武群臣集议可否？”⑤群官议论的结果，有二百五十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认为“必以孝宗为考，而后大宗为不绝”⑥。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三年春正月，屡与世宗意见不合的杨廷和再次提出辞官，世宗终于不再表示挽留，并斥责他“因辞归咎，非大臣道”⑦。与此同时，世宗下令调张璁、桂萼等赴京集议。二百多名朝官仍坚持原议，不肯退让。明世宗非常恼怒，曾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⑦毛纪等听后惶惧而退。

明世宗将二百多名朝官的反对看作是无君的举动，而迂腐守。至武宗时，镇守太监的权力大肆扩张，与巡抚、都御史相侔，有权干预刑名政事了。镇守太监，多有贪污纳贿、克扣兵饷、延误军机、交结内宦等不法行状。张璁任首辅期间，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卫官五百人，并以京师亲军改属兵部。以后，又陆续裁革了浙江、两广、湖广、福建的镇守太监及一些地区的分守太监。这些大刀阔斧的裁革，极大地打击了宦官势力。史称：世宗“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①。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清查勋戚强占的庄田，归田于民。自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侵占民田之事，屡见史载。即使政治较为清明的弘治时期，孝宗张皇后的父兄也一再强占河间民田千余顷，甚至连宫廷内宦也强占了大量民田。勋戚豪族的大肆兼并田地，势必导致国家所掌握的额田大量减少和赋税的相应减少。嘉靖时，天下额田已减少一大半，国家的税收财政①《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⑦《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①《明史》卷三○四。

已无以为继。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嘉靖十年，世宗听取了户部的建议，下令查革王府以山场湖陂荒地为名强占的民田。此后，又进一步下令，只准许王府留用封国之初所请庄田，此外，不得议留。这些清查庄田、还田于民的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已很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编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吏部方献夫奏称：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不已。建议自现在始，已封爵的令终其身，不得再承袭。今后皇亲驸马，亦不得夤缘请封。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及陈皇后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发展上颇有成效，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清查庄田，还田于民，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均平人民的负担，是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①，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开，因而它的成效也很有限。及至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②。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世宗崇道与严嵩揽权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毁京师诸淫祠，并没收了在正德年间赏赉无算的大能仁寺僧齐瑞竹的资财，毁损了玄明宫的佛像。然而，自嘉靖二年始，世宗在太监崔文等人的诱导下，开始崇信道教方术，在宫中到处建醮，日事斋醮。世宗崇道修玄，愈到后期愈益崇信，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嘉靖三年（1524），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征入京。他在宫中祷雪应验，世宗因之宠信不疑，封其为“致一真人”，在京城西建真人府，并遣缇骑四十人供洒扫，赐田三十顷，免其赋役。嘉靖十五年，加授其为礼部尚书。十八年，邵元节死，恤典同伯爵例。邵元节死后，方士陶仲文得到世宗宠信。世宗先封其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世宗得病，既而痊愈，世宗认为这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故授其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授太傅，食一①《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品俸。数年之内，陶仲文官至三孤，可见道人术士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谏官的命运。嘉靖十八年九月，明世宗竟欲令太子监国，以便自己去静修炼道。太仆卿杨最上疏反对，“帝览之大怒，逮系镇抚司考讯，久之死狱中”①。二十年正月，御史杨爵上疏请禁除邪佞之术，“帝大怒，命镇抚司长系之”②。自此以后，延臣再也不敢谏阻，神仙祷祀之风愈演愈烈。

世宗中年以后，“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③。当时阁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词而入阁，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④。其实，“青词宰相”远不止这几位，他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也都以善撰青词而得到世宗的青睐。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宫内发生了一起宫婢造反之事，明世宗差点被勒死。此后，世宗便“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

世宗对道士方术长期宠信不衰，但对内阁首辅却时时防范，权势稍盛，便加抑制。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就如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即使宠信如张璁、夏言，也“罢相者屡矣”。阁臣方献夫“见帝恩威不测，居职二岁，三疏引疾”①。嘉靖朝任首辅时间最长的是严嵩，这与严嵩“一意媚上”，善于见风使舵，善于揣摩世宗的心理有很大关系。严嵩也是两度为首辅。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当时严嵩勾结给事中王交、王尧弹劾首辅翟銮，翟銮被削职为民，而严嵩得以继任首辅。但严嵩任首辅后，“事取独断，不相关白”，“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票拟事，政事一归嵩”②。严嵩任首辅仅一年，“帝微觉嵩横”③，于是又复用夏言。夏言复任首辅，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严嵩暗中勾结被夏言处罚的官吏，并收买宫中太监，而夏言则视太监为奴仆。如此，夏言在世宗面前屡屡失意，而严嵩则能及时得到情报，了解世宗的喜怒心态，讨得世宗的欢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计划收复河套一事上违忤了世宗旨意，严嵩终于抓住机会，设计诬陷夏言，夏言被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十四年中，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④。明世宗为防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明史》卷一九三《顾鼎臣传》。

④《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①《明史》卷一九六《方献夫传》。

②《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③《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④《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止大权旁落，也偶尔“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但严嵩往往能揣摩世宗心理，“移帝喜怒”而不失⑤。严嵩柄政时间久了，植党营私，排斥异己，对弹劾自己的官员必欲置之死地，制造了不少冤狱；而其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广市良田等危害朝政的恶行，更令天下人“罔不怨恨”。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世宗向他问道：“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仙“假乩仙言嵩奸罪”①。御史邹应龙在阁臣徐阶的支持下，上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对严嵩久握权柄、遍植党羽早已心怀不满的世宗，遂藉此令严嵩致仕。严嵩致仕后，世宗还一度“追念其赞玄功”，要徐阶等效法严嵩，助其崇道“同辅立修”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病死，其子朱载堉继位，是为明穆宗，改翌年为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明皇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则无以为继的地步。

张居正改革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1573）。

登上皇位的明神宗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政务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穆宗去世后，阁臣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纳，冯保素与首辅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于是太后下旨，将高拱逐出朝堂，由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与李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③。

张居正是明皇朝最有权势的首辅，当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在训责神宗时，则往往说：“使张先生闻，奈何！”神宗听了很害怕。当张居正父丧归乡时，朝廷大事专门派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①。张居正还朝，一路上，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南阳，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史称：“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②张居正在万历初柄政的十年中，可以说是权侔帝王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权势，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皇朝的旧政积弊进⑤《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明史》卷三○七《蓝道行传》。

②《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③《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①《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②《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1.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吏治腐败的局面，改变因循敷衍、没有实效的官场恶习，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抚按不能悉心甄别、如实考核，则抚按为不称职，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实处理，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处置。逐级考核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规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之间来往公文、传达处理均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③。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建立了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④。张居正据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庸懒无能的官吏，奖励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实施也在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2.经济方面的改革。（1）清理逋欠田赋。为了增加田赋收入，缓解财政危机，张居正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令清理积欠的租赋。万历元年，诏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①，第二年又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次年又规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②。张居正将之列为官吏考成的一项内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转了明皇朝财政窘迫的困境。至万历四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③，“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④。（2）清丈田地。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⑤的社会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清丈田地，并严令强宗豪民不得挠法，否则严惩不贷。万历九年丈量完竣，计田地的总额比弘治时期多三百万顷。这个数字中虽有个别官吏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况，但清查出来的田地大部分是强宗豪民的田地则是毫无疑问的。史称清丈以后“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报”⑥。（3）赋役制度的改革。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但“数行数止，③《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④《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②《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

③《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⑥《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⑦。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的内容为：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皆合并为一项，一律征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赋役额数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准减少；赋役额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病，减轻了贫穷小民的负担，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史称：“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①。

3.整饬边防。鉴于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守备单弱”

的状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守御边疆。如用名将李成梁镇辽，小王子部众十余万数次入寇辽左，均被李成梁力战击败。戚继光镇蓟门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而在他之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②。史称，由于张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饬边防，故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

此外，张居正在整理驿递、裁汰冗官、整理学校方面多所改革。

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针对明皇朝历代积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变，号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③；财政亏空变得绰有剩余；从“边事久废”基本达到“边境晏然”。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④。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张居正去世后九个月，明神宗下诏追夸张居正的官秩，并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东流。直到崇祯年间，后人又重新给了张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评价：“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①⑦《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③《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④《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第四章　明朝的灭亡

万历中叶以后，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财政诸方面，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日益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促成和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第一节　皇室疯狂兼并土地

土地兼并问题是贯穿于封建皇朝始终的大问题，皇族地主、勋戚地主、官僚地主无不利用其特权地位掠夺土地，万历年间，皇室兼并土地尤其突出，两次赐田，藩王所占土地竟达六万顷之多。

明穆宗第四子朱翊镠于隆庆五年封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就藩河南卫辉，赐给豫、楚两地闲田和原景王府庄园共四万顷。所谓闲田不过是虚饰，如河南地方，“民多告瘁，业无常主，或因水旱饥荒，及粮差繁并，或被势要相侵，及钱债驱迫，不得已将起科腴田，减其价直，典卖与王府人员..不曰退滩闲地，即曰水坡荒地，否则不肯承买。”①自明中叶以来，这种情形相沿不改，不同的是，朝廷有时承认藩王乞请的是闲田，即认可藩王对该田土的占有，有时不承认藩王乞请的是闲田，命藩王退还其田土，或归于官府，或归于原业主。明神宗赐田潞王，显然是前者。

明神宗第三子朱常洵，万历二十九年（1601）封福王，万历四十一年就藩河南洛阳，就藩前，明神宗命括地四万顷作为福府庄田，大臣力争，叶向高建言：“自景府而前，诸王庄田并未出数千顷外，独景府逾制，皇祖一时失听，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①神宗不得已，减为两万顷，洛阳四周良田不足，取山东，湖广田补之。朝廷赐予潞府者，名义上还是闲田，对福王，则是公然命抚、按拨给良田。

在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沦为佃户，有的流亡他乡，用革命手段夺回土地，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主要目标。

①徐恪：《修政弭灾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一。

①谈迁：《国榷》卷八二，五月辛未条。

第二节　万历年间的矿使税监和民变

矿使税监的横征暴敛

明神宗“好货成癖”，张居正死后，他再无约束，不放过任何机会聚敛钱财。臣僚们不断上本，请他豁免房税，停买金、珠，减免织造。他一概留中，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四年（1596），坤宁宫发生火灾，扑灭不及，连乾清宫一起烧为灰烬。修复两宫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大笔经费。

在此之前，有人报告阜平、房山等地有矿，请派官开采，因内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等反对，未能实施。但对于开矿取利，神宗一直跃跃欲试。两宫火灾后，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建议开矿以助“大工”，正中他的下怀。神宗派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指挥张懋、太监王虎随仲春在京畿地区开矿，由王虎总领其事。仲春得计，锦衣卫和其他卫所的军官，各衙门的下层官僚，纷纷效仿，争走阙下。神宗有请必准，先后派太监到北直隶地区的真定、保定、昌黎、迁安、昌平、涞水，以及山东、湖广、辽东、江西、浙江、陕西等地开矿，开矿太监遍布各省。

万历二十六年（1598），神宗又向各通衢大邑派设税监。矿使、税监往往是二位一体，主持开矿者，同时兼征税收。此外，有的太监专职征税：梁永为陕西税监，马堂为天津税监（兼辖临清），杨荣为云南税监，高宷为福建税监。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各路矿使、税监共进银三百万两，并不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在聚敛财富的过程中，报矿者经常是无中生有，矿使不管有无，据其所报，便招矿徒开采，编富民为矿头，并随意征用民夫。陈增在益都县境内开矿，每天征用民夫上千人，许多人无辜而死，富民也很快成为盘剥的对象。税监则到处树旗建厂，巧立名目，穷乡僻壤，米盐鸡豕，无不征税。

奉派太监的骄横，激起朝野官僚的激烈反对。吏部尚书李戴揭露，矿使、税监聚敛财富，以十分计算，为皇帝所用的不过一分，矿使税监本人私入腰包的二分，他们的随从人员就地瓜分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凤阳巡抚李三才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敛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①直把派遣税监、矿使比作暴秦。有些地方官吏对差派的太监采取强硬的措施。太监潘相去上饶县查勘矿洞，事先通知知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却禁止百姓供给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②。像李鸿这样的官员在当时十分难得。官员①《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②《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公然对抗矿使税监是要准备吃苦的，只要被指控阻挠开矿，轻则降职罢官，重则下狱治罪。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神宗患病，一度曾想罢去矿使税监。他把首辅沈一贯召入后殿，谈及要把派出的内监全部传回：“矿税因大工权宜，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陶器具停。”③沈一贯忙回内阁拟旨，庆幸几年来的苦谏有了效果。谁知第二天神宗身体康复，又派宦官二十多人到内阁追索前旨。

竭泽而渔的政策和令人发指的暴行更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万夫所指，人同一心，武昌、苏州、景德镇、临清等地群众相继发动“民变”，驱除和制裁矿使税监。

武昌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御马监六品奉御陈泰被派到湖广地区，兼理矿税。他僭称“千岁”，胁迫官吏，纵容随从人员劫掠行旅、坑害商贾，还闯入民家奸淫妇女。人心大恨，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程度。一日，陈奉从武昌去荆州，商民数千人聚于途经之处，投掷瓦石袭击陈奉一行，势不可当。地方官吏拼死掩护，陈奉才得逃脱。他非但不知感谢，反而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府、州官员。首当其冲的是蕲州知州华钰，因为他曾经鞭挞陈奉的仆从，事件发生时又不在现场，有失维护之责；其次是襄阳知府李商耕，他曾治办过陈奉的参随人员。华钰被关押了好几年，李商耕被贬官，其他受牵连的府、州、县官员有数十人。事后，有人告发兴国州民徐鼎等挖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墓，得黄金万计。神宗闻讯，命陈奉将这笔财富送进内库。陈奉有恃无恐，在境内大掘古墓，毒刑拷打被告，刀剖孕妇，溺死婴儿，激起更大的动荡。这期间，汉口、黄州、宝庆、德安、湘潭等处，都发生小规模的反抗。年底，被辱诸生之妻赴官哭诉，万余市民尾随其后。巡抚等衙门不敢受理，愤怒的人群转向矿税监衙门，以巨石为武器，击伤了陈奉。官衙派甲士千人前来保护，陈奉气焰复嚣张。他发射火箭火炮烧毁民宅，许多市民死于甲士手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的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公开站在市民一边，逮捕了陈奉的爪牙。事变后，他愤然上疏，陈述陈奉的十大罪状。结果，他反被陈奉告倒，贬官调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朝廷派缇骑到武汉，捉拿冯应京进京问罪。陈奉得意之余，在交通要道上张贴榜文，罗列冯应京“罪状”。武汉市民聚众数万攻打陈奉宅第。陈奉躲进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出门。市民们抓住陈奉左右十六人，投入长江；因巡抚支可大助恶，市民又放火烧了巡抚衙门。

③谈迁：《国榷》卷三四。

武昌民变虽未使神宗有所改变，但多少也使他震动，加上太监内部的矛盾，江西税监李道告发陈奉侵吞财物，神宗终于把他召回。

临清民变天津税监马堂和山东矿监陈增为抢夺地盘发生争执。神宗为二人调解，命马堂在临清征税，陈增在东昌征税。临清州虽然属东昌府，但处水陆交通冲要，一直是重要钞关。说起来，马堂并未失利。

马堂到临清，所带随从数百人，非偷盗之徒即市井无赖。他们手持索链镣铐，白日夺人资财，遇有抗拒者，乱加违禁的罪名，锁起来就走。马堂还规定，家僮告发主人，没收财物，七分归官，三分归告者。临清州中产之家多破产，远近罢市抗议。一日，万余州民放火烧了马堂的税监衙门，击毙他的随从三十七人。守备王炀率士卒二十多人冲入，背负马堂而出，马堂的手下反告他肇事，将他逮捕。王炀最后死于狱中。官府追拿参与事变的人，州民王朝佐挺身而出，自认发难者，英勇就戮。临清人民曾建立祠堂来纪念他。云南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太监杨荣往云南采矿。他在云南虐待诸生，结下了第一层怨；诬告云南府知府蔡如、赵州知州甘学书等，将二人下诏狱，结下了第二层怨；要丽江土知府退出他所管辖的地盘，以便开矿，结下了第三层怨。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云南腾越（今云南腾冲）民众聚众起事，烧毁厂房，杀死税监衙门驻腾越代理人张安民。这是一个警告信号。但杨荣有恃无恐，继续作恶，杖毙民众。因为卫所军官不那么听话，他把一个指挥使戴枷示众，把另一个指挥使关押起来，并扬言要把卫所军官全部逮捕，使人人自危。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市民万人冲入杨荣府第，放火烧房。在混乱中杀死杨荣，将其尸首投入大火。杨荣随从二百多人丧命。在诸多民变中，税监矿使虽都像惊弓之鸟，但只有杨荣当即被杀。他初到云南时，密奏神宗，说阿瓦、猛密等地有宝井，一经开采，每月可增加收入几十万，这当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于他的死，神宗深感悲戚。

苏州民变孙隆是苏、杭织造太监，署衙在苏州，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受命带收该处税课。万历中期苏、杭织造不断增加征收，已是不小的负担。织造太监对当地人民，特别是对织工的盘剥，已很严重；再兼税监，孙隆更成为群众所痛恨的人物。万历二十九年（1601），为反对加税，苏州市民蜂拥而起，包围了税监衙门，杀死孙隆随从六人。孙隆狼狈逃往杭州。参加这次事变的主要是机工。神宗命抚、按衙门追捕“乱民”，织工葛成（又名诚、贤）独赴官府，一力承担。他被判死刑，关在狱中，但没有执行，十多年后被放出。清朝初期，苏州人民在苏州虎丘为他立了一块碑，题名“吴将军葛贤墓”。

辽东兵变尚膳监监丞高淮出任辽东税使，恣横不法，每开马市，强夺好马，逼令驻军以高价购买次马，吏民稍不合意，全家受累。他甚至调动兵将，干预军事。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高淮率家丁三百人，打出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要入京谒见皇帝。该队驻扎广渠门外，京师大为震惊。大臣们说，高淮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是数百年来未有之事；他自称镇守，协同关务，也是荒唐至极。神宗不但不降罪，反而存心袒护，说高淮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使得高淮更无忌惮。他肆意召募死士，出塞射猎，与边将争功，扣除军士粮饷，山海关内外无不受害。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卫发生骚乱，士卒齐声呼喊：“愿食高淮肉而甘。”六月，高淮派人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愤怒，杀来人，聚众千余人围攻高淮衙门。高淮恐惧，奔入关内，告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在边民间造成更大的动乱。因局面完全无法收拾，神宗才把高淮召回。

此外，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等地也先后发生“民变”。

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各地，规模巨大，动辄万人，表明“市民”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其中城市的劳动者（如机工）和商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民变是市民各阶层和反对宦官集团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联合行动，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诸生、乡绅，或者受欺凌的中下层军官。

第三节　争“国本”和“三案”

争国本立储是封建皇朝的头等大事，因而被称作“国本”。明朝立储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王氏无所出，万历十年（1582），慈宁宫宫女王氏生下神宗的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四年，贵妃郑氏生下神宗的第三子朱常洵，围绕着立长立幼的问题，在明神宗和廷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神宗宠爱贵妃郑氏，意欲废长立幼，然而又虑召致廷臣反对，故而迟迟不予立储。万历十八年（1590），在大臣们的强烈奏请下，神宗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说：“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①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朱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才被册立为皇太子，时已二十岁。同时，朱常洵封为福王，神宗五子朱常浩封为瑞王，六子朱常瀛封为桂王。

册立皇太子，“国本”算是争到了，危机却并没有过去。围绕着朱常洛即位前后所发生的明皇宫的三个著名案件，即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烈。

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一男子手持枣木棍，似疯非疯，似癫非癫，闯入慈庆宫，打伤守门侍卫。他跑到前殿才被抓住。慈庆宫是太子居处，有关官员认为“情境叵测”，加意审讯。这个人叫张差，小名张五儿，居住蓟州。为什么要持棍闯宫，他前后有几种说法。刑部十三司会审，张差招供：他的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随一个不知姓名的太监走，答应事成给他几亩地种。到京后走进一处大宅院，另一太监给他饭吃，鼓动他闯进宫门，对他说：撞着一个，打杀一个，如能打着小爷，就不愁吃穿了。还说：出了事情，自有人能相救。后来审出，带张差入京的太监叫庞保。住大宅院内的太监叫刘成。司礼监和三法司在东华门前审问庞保、刘成，他们至死不肯承认。

相当一部分廷臣认为，此案与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有关。也有人认为：“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①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官僚们的疑惧。①《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①《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

处境最窘迫的要属朱常洛了，他即使心有所疑，也不敢说出。

这就是“梃击案”。对此案的处理，基本上根据朱常洛提出的原则：张差误入宫闱，打倒内侍，罪所不赦，即刻处决。马三道、李守才等大逆扇惑，判处流放。庞保、刘成从轻拟罪，但后来在宫内被击毙。

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神宗死，太子朱常洛即位。这就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光宗皇帝，年号泰昌（1620）。他即位不过十天，便感觉身体不适，找医官诊视。御医崔文昇开泄药，朱常洛服用后，下泄不止，一昼夜达三四十次。接着，鸿胪寺官李可灼至内阁，自称有仙药，称为“红丸”。事关重大，阁臣不敢轻易决定。调查李可灼用药效果，他同乡二人同时服用，一恢复健康，一病情更重。阁臣刘一燝说，这不是万全之药，不可轻用。但李可灼与中官熟识，请他们代向皇帝启奏。朱常洛病重乱投医，催取药来。服药后，朱常洛渐觉舒畅，连声称李可灼为忠臣。下午，李可灼又进一丸。这一丸药却要了朱常洛的命，他当晚就死去了。

此案称“红丸案”。崔文昇用泄药，有人怀疑是郑贵妃主使。给事中杨涟说：“臣闻文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①他的话表达了这样的怀疑。李可灼进红丸，许多人归罪于内阁大臣。朱常洛服药丧生，不但不追究责任，阁臣还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说，这是为了堵塞外朝大臣之口。红丸案成为朝中党争更加激化的原因。

移宫案朱常洛死，长子熹宗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1621—1627）。朱常洛即位时，郑贵妃为赎前愆，选美女八名进献。其中，选侍李氏最有宠。朱由校和他的弟弟朱由检都交给李选侍抚养。朱常洛死前，册封李氏为皇贵妃，李氏不满足，要朱由校出面，为她求皇后的封号，没有成功。朱常洛死，李氏仍住在乾清宫内，年方十六岁的熹宗皇帝对她也有一番依恋之情。朝中大臣怀疑李选侍要垂帘听政，心怀焦虑。

在杨涟的倡导下，朝臣多人拥入宫内，要求朝见新帝。李选侍藏起朱由校，不让他与大臣见面。阁臣刘一燝大呼：“谁敢匿新天子者？”①气势逼人。李选侍无奈，放出朱由校，送他到慈庆宫暂时居住。御史左光斗说：李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八《三案》。

①《明史》卷二四○《刘一燝传》。

选侍“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②。朝臣要求李选侍马上移居他宫。

李选侍不打算搬出。她知道，朱由校一当上皇帝，就会搬进乾清宫。只要同宫，她就能控制住局势。首辅方从哲态度暧昧，以为选侍搬迁不必太急。但主张李选侍立即搬迁的刘一燝、周嘉谟、杨涟、左光斗积极活动，形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选侍被迫移至哕鸾宫。

此案称“移宫案”，与“梃击”、“红丸”合称“三案”。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八《三案》。

第四节　东林党争

争“国本”和明宫“三案”不但反映了皇帝和官僚集团的矛盾，而且，对争“国本”和“三案”的态度不同，使得官僚集团中的党派之争日趋严重。统治集团中的反对派东林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是南直隶无锡人，因推举阁臣违背帝意，万历二十二年罢归。无锡城内东林书院是宋儒杨时讲学处。顾宪成罢官后，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等人的支持，修葺东林书院，讲学其中。他的弟弟、进士顾允成及行人高攀龙（无锡人）、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无锡人）、南京礼部郎中刘元珍（无锡人）、南京工部主事叶茂才（无锡人）、御史钱一本（武进人）、国子助教薛敷教（武进人），或免官，或归省，同聚东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东林八君子”，形成了东林学派。

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切磋学问，教授弟子，在学术上有一些成就。但东林学派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关心朝政，评议时局，与各地官僚学者联系密切。顾宪成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①他为书院写了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身在书院，心怀天下，以切磋学问求得修养的提高，以抨击时政求得政治的清明，这就是东林党的宗旨。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顾宪成等人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立场。

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以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部院为清高。东林党基本上站在批评执政大臣的立场，以清流自命。顾宪成去官以前，与首辅王锡爵对话，王锡爵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①鲜明地表示出他的反对派立场。所谓反对派，当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朝廷的政策。因此，东林党人的概念也扩大了，凡是批评朝廷的腐败，凡是为清流所承认的正派大臣辩护，凡是主张在官僚考察中去奸留贤，凡是在国本之争中批评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凡是在三案中敢于力争的，都被视作东林党人。以东林书院为基地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与其他地区反对朝廷政策的士大夫，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浑然一体，形成一股社会力量。顾宪成和江西吉水人邹元标、北直隶高邑人赵南星被海内目为“三君”。

以清流自命的士大夫，都希望名列东林。那些行有劣迹，或被认为有劣迹，因而不为东林接受的官僚，因地域而分，各立党派，彼此为援，与东林党人相对抗。这些官僚主要形成三大党派：一是山东人组成的齐党，一是湖①《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

广人组成的楚党，一是浙党。三党成员交往甚密，一意攻击东林党，今日指其乱政，明日责其擅权。但后来，三党的关系中出现裂痕，力量削弱。

天启初年，一些东林党成员陆续被起用。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邹元标、高攀龙先后任都御史，由在野派变成在朝派。天启三年（1623），赵南星等利用京察的机会，尽力罢免浙、齐、楚党成员和品行不好的官员，把东林党人及正派官员升至重要职位。有些官员，不见容于清流，便去投靠掌握大权的宦官魏忠贤，后来被人们称为“阉党”。此后，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为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所取代。

第五节　魏忠贤专权

魏忠贤是北直隶肃宁县的一名无赖子，虽目不识丁，但颇有心计。少年时在赌场上不得意，家境日益贫困，他一怒之下净身入宫，改姓名为李进忠。地位改变后，他才恢复魏姓，皇帝赐名忠贤。初入宫时，他管过甲字库，结识了太监魏朝，转为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典膳。王才人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魏忠贤小心侍奉，得到大太监的称赞。

明朝习俗，宦官在宫中都有相好的女人，结为“对食”。魏朝与朱由校乳母客氏原为一对，但因闲暇不多，魏忠贤乘虚而入。客氏移爱于魏忠贤，感情日笃。朱由校即位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给田二十顷为护坟香火资。保持和客氏的关系，不但是感情的需要，而且是在皇帝面前邀宠的重要手段。魏忠贤首先假传圣旨，把魏朝排斥到凤阳去，并在途中把他杀死。接着又除掉对手大太监王安。魏忠贤指使外朝弹劾王安，把他降至南海子净军，并派亲信在该地杀了他。

天启元年（1621）的冬天，魏忠贤升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①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地位虽在魏忠贤之上，可他一切唯魏忠贤的马首是瞻。另一秉笔太监李永贞，更是魏氏死党。王、李二人颇通文义，通过他们，魏忠贤完全可以自如地处置大臣章奏。

魏忠贤还试图建立一支私人武装，杀王安后，设内标万人，全副装备。

这支队伍在宫禁之内操练，鼓声震天；一次试用枪铳，不慎炸开，几乎伤及前来观看的皇帝朱由校。御史刘之凤提醒朱由校说：“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①这话的意思已很明白了。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提督东厂。东厂和锦衣卫是控制内朝、监视官僚系统的重要机构。万历时热衷于派遣官员向外勒取，放松了对厂卫的管理。魏忠贤任事以来，安排他的亲信田尔耕掌握锦衣卫，许显纯掌握镇抚司，屡兴大狱，打击异己。他们派出大批密探，四处活动；镇抚司狱中刑具齐备，一旦被捉入狱，则势难生还。

对于魏忠贤专权，外朝官僚分为两大派，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称依附魏忠贤的官僚为阉党，依附魏忠贤的官僚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僚通划为东林党。魏忠贤得势之初，正是部分东林党人得到重用之时，魏忠贤曾想笼络他们，遭到严厉拒绝，从此，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形同水火。

天启四年（1624）六月，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罗列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包括拟旨内批、玩弄机权、翦除异己、兴狱滥刑等内容。要求把他交刑①《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部严讯以正国法。杨涟的奏疏掀起反对魏忠贤专权的高潮。一两个月内，弹劾章奏不下百余道。魏忠贤在惊恐之余，忙采取应对措施。十月，将赵南星、高攀龙罢免，十一月，将杨涟、左光斗等削籍。天启五年三月，伪造罪名，将反对自己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人下狱，赵南星等十五人削籍。杨涟最为魏忠贤痛恨，被施以各种酷刑，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而死；左光斗、魏大中也被打得体无完肤，与他同日而死。

依附魏忠贤的官僚趁势助虐，其亲信阁臣魏广微撰《缙绅便览》一书，把前阁臣叶向高、韩爌以下百余人列为奸党，而把阉党王永光、黄光缵等六十多人列为正人。魏忠贤把这份名单当作用人的标准。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吏部尚书崔呈秀编《东林同志录》，按词林、部院、卿寺、台省、部属顺序，开列东林党人名单，编《天鉴录》，开列不附东林党官员的名单。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打击迫害持续数年，直到他垮台才停止。

魏忠贤的权势膨胀，致有“九千岁”的称号。权势的无限度发展，也导致了他的灭亡。天启七年，朱由校病死。因为无子，他的异母兄弟信王朱由检被推上了皇位，年号崇祯（1628—1644）。朝内外重新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朱由检召魏入宫，命内侍宣读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的十大罪。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在被发配去凤阳的途中自杀。崇祯二年（1629），朱由检定逆案，尽数驱除魏忠贤党徒。

魏忠贤专权是明朝宦官专权的最高峰，它集中反映了明朝后期的政治危机。

第六节　严重的财政危机

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和矿使税监的疯狂掠夺，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明朝后期战事频繁，用度巨大，明朝廷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

万历年间，明皇朝四面用兵。中期，有被称作“万历三大征”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的战争；万历末年以后，明朝与后金政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宁夏之变虽涉及明朝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但其性质，为边臣处置不当而引起的兵变，由万历二十年二月变起，到九月事平，历七月之久。播州之变集中反映了明朝廷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以后，与西南土司政权的矛盾。万历二十一年和二十七年，明朝两度对播州拥兵反叛的土司官用兵。援朝战争与宁夏之变、播州之变的性质不同，是在日本侵入朝鲜的情况下，明朝廷接受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赴朝鲜，抗击倭军。援朝战争从万历二十一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七年，历时六年。

万历三大征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要耗费巨额的钱财。据统计，明朝廷用于三项战事的白银超过了一千万两。万历四十六年，当辽东战争发生，已是库府空虚，难以支应。当时大臣合议，安排辽东的防务，需军费百万，但因筹措不及，朱翊钧只准与十万，且要延迟拨给。

明廷多方筹措军饷，以应付战争之需。五个月后，明廷议决，除贵州外，全国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再增二厘。连续三年，先后三增赋，合计九厘，共得银五百二十万两。这宗以“辽饷”名目加征的田赋，被朝廷固定下来，成为常赋。

崇祯十年，与清军和农民军两面作战的明朝廷，为了一举消灭农民军，根据杨嗣昌“因粮加赋”的倡议，再次加派。其主要措施，是在旧额田赋的基础上，每亩加粮六合，而以每石折银八钱的比率输官，计可得银近二百万两。加上民间田土溢额者，核实输赋，以充饷；按照事例，富民输资为监生的银两，以充饷；全国邮驿裁省的银两，以充饷，估计共可得银二百八十万两。这宗加派被称作“剿饷”。朱由检明确表示，这次的加派是临时性的：“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①可在第二年，仍然征收了其半数。

崇祯十二年，延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蓟镇，中而畿辅，西而陕西三边，共练兵七十三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七百三十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练饷”。此后，“练饷”又成为明朝廷的另一宗常赋。

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有御史称：“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①《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是亘古未有之事②。如果说，万历年间的危机，是因朱翊钧“非但内者不出，且欲外者复入”③，尚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到了崇祯年间，则是外库内库俱空，不依靠一宗又一宗的加派，便无法维持。加派三饷是明朝廷将财政危机转嫁于小民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剜肉医疮，归根结底，只是加速了明皇朝的灭亡。

②《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③《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

第五章　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　明初的农民起义

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间，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以改朝换代而告结束，而且冲刷了元末社会的痼疾，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会作了不少的努力，从而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却并未因为明朝的建国而缓和，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横征暴夺而更加激化，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遍布于大江南北，发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地。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白莲教起义的余波白莲教在下层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即使到明朝建国之初，在白莲教活动的地区，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

江西、湖广地区，在元末农民起义时，一直是徐寿辉、陈友谅割据政权的管辖地区。因此，这里受白莲教的影响特别深。明朝初年，这里的白莲教起义不断。洪武六年（1373）正月，蕲州人王玉二聚众烧香密谋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鼓动民众起义。洪武十二年七月，陈友谅旧部荆州孙谅等曾谋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称为弥勒佛大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与当地居民杨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玺，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用弥勒教宣传群众。这些起义有的在组织中，有的在发动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镇压。

四川、陕西在元末也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贵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明朝调遣四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广安①据汤纲、南炳文《明史》考证：所谓“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州（今四川广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动于沔县（今陕西勉县）西部地区，以佛法“惑众”。洪武二十五年，陕西又有徽州（今甘肃徽县）“妖人”聚众起义①。洪武三十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聚众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合并到一起，众至千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为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山寨，杀死官军，又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复攻入徽州（今甘肃徽县）、文县。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率四川、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其部众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刚奴和仇占儿率领下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东也是白莲教活跃地区。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自称是弥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纷纷加入，“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②。山东地区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今山东莒县），杀同知牟鲁。不久即遭镇压。永乐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自称佛母，在山东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活动。唐赛儿起义后，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起义军声势更为高涨。山东布、按三司连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往镇压，围攻卸石棚寨，唐赛儿率众于夜间袭击明军突围，都指挥刘忠战死。与此同时，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州、即墨，约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卫青率骑兵来战，起义军二千人被杀。与此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也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唐赛儿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失败。成祖因未能捕获唐赛儿而惊恐不安，他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①，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②，可终究没有查出唐赛儿的下落。唐赛儿起义是明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

地方性的农民起义①《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②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明初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但这些起义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只限于一个县或几个县。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首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广西地区。洪武三年（1370），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农民当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广西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府的横征暴敛而起义，被柳州卫明军所镇压。到洪武二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政府派征南将军杨文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率军镇压了这次起义。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覃公旺与河池县罩公新联合忻城莫山洞韦万黄等起义；直到宣德年间，起义者还在活动。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乐三县农民三万余人，再次占据大盘山，自称永顺王，声势颇为壮观。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发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①。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发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①。

四川地区。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发人民大起义，众至“五万余人，攻围松潘卫城，转攻威茂、叠溪等处”②。并南下捣毁绵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挥佥事韩整、高隆并叙南卫指挥吴玉调集京师、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发生起义。十月，明朝以都督陈怀为总兵官，遣都指挥邢安率兵围攻，都指挥赵宁率兵往援，镇压起义。邢安、赵宁皆战死③。

①谈迁：《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明宣宗实录》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谈迁：《国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国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节　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洪武时，太祖屡屡颁诏天下奖励农民垦荒，然而当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现象随之发生。到洪武末年，据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就有一万四千余户①。到明中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赋役、地租的苛重，使破产失业的流民大量出现，社会矛盾也因之尖锐起来。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正统年间浙闽农民起义明代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间开挖，并划定封禁山区，派重兵驻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即是禁区之一。但受生活驱迫的人民，仍冒险进山“盗矿”，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正统七年（1442），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郑祥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地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统十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的永丰，明朝调集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帮助官军诱杀了郑祥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正统十二年九月再次起义，攻占政和县城，复还庆元，召得千余人，活动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交界地区，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并派兵进占三省交通要道车盘岭，以致“行旅断绝”①，官府一筹莫展。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在沙县暴动。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户征取田租外，还强迫佃户逢年过节时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福建御史柳华整顿里甲组织，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邓茂七被任为总甲。于是他便利用总甲的合法身份，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县衙，县里派出巡检来捕，邓茂七杀了弓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兵聚众起义。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起义军又把他们打得大败，并杀了巡检和知县。附近州县人民积极响应，不数日，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而后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农民政权，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邓茂七起义后，“东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前去镇压，途经浙江时，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叶宗留率众与明军奋战，不幸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声势渐振，发展到数万人，并与福建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使明军两面应战。在福建，邓茂七也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邓茂七率部攻打建宁。八闽之地，数月之间，几乎为起义军席卷。起义者扩充到八十余万人。

闽浙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发展，使朝廷惊恐万状，于是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兼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镇压。二月，邓茂七亲自率兵进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军埋伏，明军突起合法，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身亡。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战败被杀。转战于浙江境内的叶希八迫于压力降明。

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外，正统年间广东还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黄萧养是广东南海县人，他被明政府以“盗贼”的罪名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黄萧养与狱中难友集体越狱成功，遂举行起义，“赴之者如归市”①，旬月间势力发展至万余人。次年六月，黄萧养率部分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也参加了黄萧养的起义。为了镇压这支起义军，明朝调动了两广和江西数省的军队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战中，黄萧养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抚，一万名将士遭到屠杀。余部坚持斗争到成化年间才被镇压。

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荆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①。长期以来，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①毛奇龄：《后鉴录》卷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黄盗》。

①项忠：《报捷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官府难以禁止。成化时，这里流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辖，明政府曾于天顺八年（1464）特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处置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正当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时，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在湖广房县领导流民起义。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分设将军、元帅等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响应，众至四万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以及湖广总兵李震等督军征讨。成化二年，总兵李震率兵进山围剿，起义军在梅溪附近大败李震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见李震战败，急调京营及江西、四川诸路兵马，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路攻击。刘通、石龙力战不支，被俘牺牲。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0），刘通的部下河南新郑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发动起义。李原于这年十一月称太平王，“往来南漳、内乡、渭南，号召饥民至数万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发京营兵及神枪火器营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土兵，共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①。同时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今湖北均县），也被明军所俘。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②。然而，项忠的滥杀并未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失业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到几十万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荆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开设郧阳府，领七县，抚辑流民。荆襄地区的流民，暂时得到安抚。

正德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武宗的荒怠和刘瑾的擅权，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其中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个地区，而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刘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项忠传》。

③《明史》卷一六二《白圭传》。

④毛奇龄：《后鉴录》卷一。

①《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当地民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次年，刘烈为乱兵所杀。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发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地区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会合四川巡抚林俊，并调集石柱等地少数民族土兵前往镇压。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至汉中，正德六年初，被陕西明军逼回四川。在东乡被明军围困，蓝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义军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曹甫、方四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寿人，他们于正德六年起义。两支起义军转战四川、陕西、贵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河北刘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近畿，密迩京师，皇室和勋贵广置庄田，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时，河北地区受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袭元制，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后又令北京附近州县改养寄养马，养马户负担很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③。于是，丧失土地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往往聚集起来，骑马驰骋在平原旷野上，劫富济贫，明统治者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①，弄得人心惶惶。终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他们共推著名的响马交河人“杨虎为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县“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员赵鐩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率五百人响应起义。

正德六年（1511）春，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又由山东攻京畿，众至数万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率领。两路时分时合，往来接应，数月之间，“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④。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势力所及①《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盗》。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隶·大名府田赋志》。

①《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②《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③高岱：《鸿猷录》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⑤《明武宗实录》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达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联合进逼京师，遭到明军的阻击，于是转而南下。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沧州，进至山东，山东诸郡县多为起义军所破。明朝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加派京营军，并增调宣府、大同、绥远边兵，前往镇压。杨虎军突破明军包围，南向进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迁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杨虎不幸落水身亡。

杨虎死后，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继续战斗。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霍丘（今属安徽），大败明军。“当是时，河、淮南北官吏望风遁”⑥，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旗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他们转战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正德七年（1512），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刘惠转至河南南召，兵败，纵火自焚。

刘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进入山东，连战连捷。次年，他们再由山东攻入河北，进抵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屡败明军，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明朝发重兵堵截，刘六、刘七率众南下湖广。由于刘惠、赵鐩所率起义军已被明军镇压，刘六、刘七孤军奋战。后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率众顺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跃在九江、安庆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①。这年八月，起义军在南通战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英勇战死，几百名起义军将士壮烈牺牲。

江西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抚州东乡有王钰五、徐仰三、傅杰一领导的农民起义，饶州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境）有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领导的农民起义，瑞州华林山（今江西高安县境）有罗光权、陈福一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大帽山（今江西寻乌县南）有何积钦领导的农民起义，靖安县越王岭玛瑙寨有胡雷二领导的农民起义②。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在明军的胁迫下，上述几支农民起义被先后镇压。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又趋于活跃。“始则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县”①，“围攻城池，敌杀官兵”②。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镇压。到正德十三年，南赣的几支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⑥《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赣盗》。

①《王阳明全集》卷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②《王阳明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嘉靖时，进入明中叶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仍在发展，财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发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规模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东矿工王堂在青州颜神镇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杀河南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者遭到明军镇压。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县陈卿起兵，屡败明军进剿，累获战捷，“千里内如暴风卷浪”③。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失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县。九月，攻打宿州，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这次起义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一、县八，杀戮十余万”①，震动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东饶平县人张琏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起来。他最初参加了郑八的起义，郑八死后，他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福建、江西间。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请调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战败被俘，起义军三万余人被遣散。③毛奇龄：《后鉴录》卷三。

①《明史》卷二○五《曹邦辅传》。

第三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

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徐鸿儒、于弘志的白莲教起义明末以秘密宗教组织的民众反抗斗争，迅速发展。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信徒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他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义，并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①。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②，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起义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③。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杀害。徐鸿儒起义被镇压下去。

陕北农民起义的崛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是从陕西开始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农民起义虽发展迅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一般都各自为战。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已波及到陕西几十个县，①清康熙《剡城县志》卷九。

②《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③王一中：《靖匪录》。

④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甚至还扩展到山西，参加起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各部渐有了“小并为大”①的联合趋势。

农民起义的发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于是，明廷在军事剿杀的同时，采纳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建议，对起义农民开展诱降活动。一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农民相继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抚政策只不过是伺机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因此，许多受招抚的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等惨遭杀害。这就迫使受招安的农民再次起义。杨鹤的主抚政策也以失败告终。明廷于是改变策略，专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往围剿。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余部亦纷纷进入山西。崇祯四年（1631）六月，活跃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围长达六个月后，在阳城为部下所杀。之后，王自用联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三十六营，号二十万”②。明廷感到问题严重，遂调集重兵在山西加紧围剿。崇祯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牺牲后，各路起义军拥推高迎祥为首领，并于这年冬季，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广等省区交界地带开展活动。

明廷为了遏止农民军的攻势，于崇祯七年（1637）春，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驻郧阳巡抚卢象昇与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围剿农民军。农民军连遭重创，张献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则被包围在汉中兴安的车箱峡。李自成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击，声威大振。陈奇瑜被削职逮问。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畴继任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洪承畴调集重兵，分兵四路向农民军合围，准备聚歼高迎祥等。结果起义军避实就虚，挺进湖广、河南。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次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多”①。十五日，农民军进抵凤阳，放火烧毁了明皇陵和龙兴寺，“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②。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军与高迎祥的农民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明廷任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诏（洪）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东下安徽，围攻滁州，旋又进入河南，撤回陕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①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绥寇纪略》卷一。

③据汤纲、南炳文《明史》（下册）考证，王自用之死有三说：死于济源；病死；为邓王已射杀。见第1145页。

①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②《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③《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县黑水峪，不幸陷入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激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众歼散殆尽”④。高迎祥死后，西北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军在西北崛起。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柳树涧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父务农兼小贩，家境贫寒。幼年时，他曾读过书，青年时落魄无依，常受欺压。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号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张献忠一度就抚于总督洪承畴，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与其他农民军首领共推王自用为盟主。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②。崇祯六年冬，在明军的压迫下，张献忠进入河南，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

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之后，张献忠独自率众东下庐州、舒城，经湖广回到陕西。这年冬天，张献忠又再次出潼关入河南。崇祯九年，张献忠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亦连连受挫，张献忠部遂成为明朝镇压的重点。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发起进攻，湖广震动。次年春，兵部尚书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张招抚农民军。在孤立无援、明军云集的形势下，正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人不散队，械不去身”③，加紧操练，积蓄力量。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为彻底消灭这支起义军，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①。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杨嗣昌认为时机成熟，遂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密谋，调集陕西、四川边兵，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张献忠遂先发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灿以招抚失败，被逮下狱处死。杨嗣昌被迫“自④孙传庭：《鉴劳录》。

①《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②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③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范景文：《抚剿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①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请督师”②，赶赴襄阳，以左良玉为主力剿杀。玛瑙山一役，张献忠大败，遂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奋战入川。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又挥师东出湖广，一路乘胜直下，二月初占领了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③。杨嗣昌被迫自杀身亡。明朝改派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督师追剿张献忠。张献忠在河南信阳战败，率部由豫东入安徽。到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驰骋于鄂、皖之间。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占武昌，沉楚王华奎于西湖，“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④，赈济饥民。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铸西王之宝，自称“大西王”。所设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有巡抚、守道、巡道、学道、知府，知府以下设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并且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崇祯十七年西进四川。这年六月，一举攻克了重庆，处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杀。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在其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整顿吏治，录用明降官和知识分子，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没收官绅财产，实行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并向富商大贾征收钱粮。这些措施，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曾为僧，做过牧羊奴。

成年后，充当驿卒，有勇有谋，“能得众”①。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义，投不沾泥义军。次年，陕西农民军大部进入山西，推王自用为盟主。李自成与其侄李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③，李自成的队伍得到了发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汉中车箱峡以诈降奇袭明军总督陈奇瑜的合围，声名始著。崇祯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转战关中，有众三四万人。崇祯十一年潼关之战后，“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④，遁②《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③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④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①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②康熙《延绥镇志》卷五《李自成传》。

③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④《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入商雒山中，处境十分艰难。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谷城再起粉碎杨嗣昌军事围攻之际，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时河南久旱，饥民争相投附，势复大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时，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宝丰县举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献策、杞县人李信也加入农民起义军。他们为李自成出谋划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他们针对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主张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还给无地耕种的农民。这对起义军其后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由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①。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②，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企图乘胜进攻开封，但明军严守开封，三次围攻均遭失败。崇祯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万大军由河南挥戈南下湖广。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今湖北钟祥），二月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机构。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在地方上，于要地设防御史，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上，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五营，以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军事，共设二十二将。同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贺，张献忠亦以重金回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

李自成夺取襄阳后，明朝在中原已无精兵可与农民军作战。崇祯帝急于消灭起义军，只好调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进剿李自成。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孙传庭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南北军务。孙传庭遂以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孙传庭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弱点，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郏县一战，明军师饥自溃。自成“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①。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枢，杀死陕西巡抚冯师孔。接着，分兵攻取陕西三⑤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①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②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①《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边，所至风靡。至此，湖广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陕西三边，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以下功臣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以下设六部政府尚书、侍郎，分理政务。地方上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西安政权建立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所过之地，严禁抢掠，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宁武关，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关，十七日进围北京，十八日入彰仪门进据外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严明军纪，禁止扰民。他下令“商贾仍令开市不闭，军士掠杀者斩，最轻者亦断手砍足”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始终粗衣粝食，保持农民本色，不时“问民疾苦”③。

健全政权机构，完善各项制度。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拟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种机构，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顺文官俱听武官节制。制定《永昌仪注》，“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湖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为恢复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时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县，“所至无违者”⑤。

甄别录用明朝降官。大顺军入京后，充实和加强政权建设。除以农民军将领为核心骨干外，也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明朝中下级官员。责令在京的明朝官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凡三品以上，不予录用；四品以下，酌情录用。首批选用九十六人，后又陆续录用。为求取人才，大顺政权还开科取士。设置“比饷镇抚司”，继续实行追赃助饷，以大将刘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级高低定出银数多寡。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对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进行了争取，令其父吴骧①赵士锦：《甲申纪事》。

②陈济生：《再生纪略》。

③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④谈迁：《国榷》卷一○○。

⑤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作书招引，并派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前去劝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受追赃拷索，爱妾被掠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农民军反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六万东征，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不料清骑兵突然袭击，战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农民军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经由山西，进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顺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军追击转入湖广。同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它历时十八年，规模大，势力所及达到全国十六个省区。参加人员广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并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农民军在军事组织、指挥，战略和战术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附表明世系表①《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第六章　南明政权及各地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清兵入关及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

清兵入关

崇祯二年（1629）以后，清兵多次进入京畿、山西，围宣府，入永宁，攻大同，破代州，甚至屯兵于皇陵所在的天寿山①。其时清兵入关的目的，主要是劫掠，而不是占地，每于饱掠后即退。这些军事行动对明朝君臣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力，更甚于军事方面的压力。

崇祯十六年（1643），清帝皇太极死，其弟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拥立皇太极第三子福临，此举引起清政权内部的斗争，在一段时间里，不向关内用兵，稍微减轻了明朝廷的压力。

对在西安建立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清政权曾试图与之结成反明的联盟，但未得到响应。大顺军进入北京，大顺政权取代明政权，成为清军通向中原的最重要的障碍。

原明朝边将吴三桂的降清，对清廷来说，是绝好的时机。吴三桂在其父吴骧调入京师提督御营后，继任镇守宁远的都指挥使，封平阳伯，镇守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一线。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吴三桂突然发兵，夺取已为大顺军控制的山海关。消息传到北京，李自成认为，山海关掌握谁手关系重大，便亲率主力四十万进行征讨。吴三桂自知不敌，派使者与多尔衮联系，寄希望和清军联合作战。多尔衮答应出兵，但他不承认所谓“合兵”，同时要求吴三桂投降。吴三桂接受了投降的条件，入清营见多尔衮，髡发称臣。清兵出动十余万，由多尔衮统率，吴三桂则充当了清兵入关的先锋。

山海关一片石之战首先在大顺军和吴三桂军之间展开。多尔衮先按兵不动，一来窥测大顺军的虚实，并在作战中削弱其力量，二来检验吴三桂的投降是否真心。直到恶战了两天，双方消耗都很大，吴三桂军已明显支持不住，多尔衮才“使铁骑数万，以白标为号，绕出吴兵之右”①，给予大顺军突然的冲击，战场的形势立即发生变化。在清兵和吴三桂军的合击下，大顺军由优势转化为劣势，损失惨重，“虽刘宗敏勇冠三军，亦中流矢，负重伤而回”②。李自成不得不率败兵退回北京。吴三桂因功受赏，清政权封他为平西王。李自成认识到山海关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在思想上过于轻敌，对吴三桂公然降清，和清兵同吴三桂联合的形势没有充分的估计，未做周密安排便仓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六○《清兵入塞》。

①《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②《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促出兵，导致山海关战役的失利。战后，大顺政权面临严峻的形势，清兵可以长趋直入，大顺军分布数省，一时难以召集。既无险可守，又无足够的守城力量，退出北京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是主动退出，还是拒守不成再撤。李自成选择了前者。四月二十九日，他在紫禁城内的武英殿举行了即位典礼，然后运草入宫，放火焚烧明朝的宫殿、太庙以及北京九门。大顺君臣离开北京，经山西退回西安。

五月初，多尔衮率清军一部进入北京。他一面派兵南下追击，很快控制了京畿，一面根据谋臣范文程和降清的明朝经略洪承畴的建议，对明朝士大夫采取安抚政策，在北京为崇祯皇帝治丧。降清的原明朝官僚，不论是否与大顺政权合作过，一律官复原职。被农民政权没收的明朝勋戚的赐田、家产，尽数归还。这一政策对改变北京士大夫的态度，稳定京畿的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农民军，多尔衮也采取了征讨与招降并举的方针。大同总兵姜瓖是原明朝将领，这时首先背叛大顺政权，向清廷投降。镇守代州的将领唐通也是明廷降将，在清廷招降下，突然袭击李自成的重要战将李过，拜表降清。镇守长治的平南伯刘忠虽然没有投降，但在清军逼近时弃城而走，晋南的防线随之崩溃。十月初一，清顺治皇帝在北京举行大典。

清兵入关以后，特别是清政权建都北京以后，关内的政治格局和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都把抵抗清兵作为主要的任务。既没有投降清廷，也没有投降农民政权的原明朝势力，则纷纷打出复明的旗号，拥立明朝宗室为帝，建立起各自独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了明朝后期的官僚门户之争和腐败的政治，对大顺政权、大西政权持敌对立场。但在李自成和张献忠死后，他们也希望利用存留下来的农民军力量。各地的抗清斗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清政权移都北京以后，大顺政权据有陕西，被清政权视为第一大敌。摄政王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及汉将吴三桂、尚可喜等攻取陕北，命豫王多铎及汉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由河南攻取潼关，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两路清军中，多铎一路进军迅速，潼关危急，李自成、刘宗敏等亲率大顺军赴援，与清军激战。从清顺治元年（1644）的年底到顺治二年的年初，几经交手，大顺军均处下风。与此同时，北路清军也加快了进军速度，由陕北向西安逼近。李自成被迫将主力撤守西安。不久，潼关失陷。

潼关一失，西安无法再守，李自成又一次弃都而走。李自成率军十余万人，南下河南、湖广。从战略上考虑，与东部的大顺军联成一气，求得发展，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受山海关、潼关战败和先后放弃北京、西安的影响，大顺军士气低落，产生了畏战情绪，李自成本人在接连失败的形势下，似乎也失去了驾驭全军，控制战局，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在客观上，陕西各路总兵中的原明朝将领纷纷降清，只有高一功在榆林，李过在延安，仍然坚守阵地，阿济格率师追击李自成，没有后顾之忧，来势很猛，使李自成无暇进行通盘的战略考虑。

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李自成部占领武昌，撤离陕西的大顺军，加上召集来的襄阳、荆州等地的大顺军，合计二十余万，还有相当的实力。但是阿济格抢先一步，先是在武昌围城，迫大顺军弃城而走，接着，在阳新的富池口打败大顺军。因此，李自成的东进，完全不是从容的战略转移，而是力不从心的败退。四月，大顺军老营驻扎九江附近，为清兵攻破，刘宗敏被杀，宋献策投降，牛金星逃匿。大顺政权面临崩溃，东进的道路完全被堵断，李自成不得不率余部折向西南。五月初，李自成率义子张鼐及少数大顺军兵士行至湖北通山九宫山，突然遭到地主程九伯组织的当地团练的袭击，李自成在格斗中身亡。大顺军将领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亭坚持了长期的抗清斗争。郝摇旗、刘体纯在清康熙元年（1662）战死，李来亨在巴东茅麓山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

第二节　弘光政权的建立和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弘光政权的建立

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在朱由检自缢、北京城易主之后，南京成为有实际内涵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成为原明朝官僚最集中的地方。在南京，很快展开一场拥立新帝的斗争。当时逃难到淮安城的有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崧。凤阳总督马士英主张拥立朱由崧，因为他是神宗皇帝的孙子，而朱常崧是神宗皇帝的侄子。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日广及原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朱常崧，理由是朱常崧比朱由崧贤明，当立贤不立亲。马士英得到江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的支持，拥兵迎朱由崧进入南京，先给他以监国的名义。1644年五月，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户部尚书高弘图与史可法、马士英等被推入阁，史可法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仍督师凤阳。

弘光政权坚持与大顺政权为敌的立场。当大顺军和清兵双双南下，对南京都形成威胁时，弘光政权把对付大顺军作为当务之急。史可法提出，“目前最急者，无逾办寇”①。马士英则认为，坐视大顺军和清兵两虎相斗，是当今上策。但在广大士民的眼里，弘光政权是明皇朝的合法继承者，清兵与大顺军的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清政权与弘光政权的矛盾突出起来，弘光政权成为南方人民反抗清兵的一面主要旗帜。

另一方面，尽管马士英和史可法反对大顺政权的立场是一致的，具体的执政纲领却有区别。以史可法为首的官僚集团包括许多东林党人，他们主张实行比较开明的政治，减轻人民的负担，免去崇祯年间的加饷杂派。为了加强弘光政权的实力，他们还仿效朱元璋占据应天时的做法，兴修水利和开垦屯田。对待清政权，他们的立场是“复故土以光祖业”，号召四方义师勤王，共守南京。在具体措施上，史可法提出，设淮安、扬州、庐州、泗州四镇固守，设凤阳、徐州、滁州、六合四镇图攻，督师驻扬州调度。

这些措施是对崇祯时期政策的否定，反映了某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可惜的是，弘光政权很快就压制了这种精神。以马士英为代表的另一个官僚集团，对史可法等人持排斥的态度。他们把东林党人论不可立福王的书信奏告朱由崧，又指使高杰、刘泽清等向南京施加压力，指名要史可法督师。史可法无奈，在朱由崧即位的第二天，自请督师。朝政由马士英把持，因投靠魏忠贤被列为逆党的原太常少卿阮大铖得到重用。他不但要为自己洗去恶名，而且要为整个逆党翻案。明末党争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炽烈，东林党人受到打击，吕大器、高弘图、姜曰广等先后被罢免。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对清政权采取妥协议和的立场。他们派使臣北上谈①《史忠正公集》卷一。

判，提出的议和条件是：第一，于天寿山立陵，改葬朱由检；第二，割山海关以外地区；第三，每年供给大清国钱币十万。江南士人痛恨马、阮之流，视之为南宋时的秦桧。

作为明朝宗藩制度的代表人物，朱由崧腐朽的本质很快就暴露无遗。他依靠马士英、阮大铖，把一切朝政托付给马士英。他放纵马士英和内官勾结，鬻官卖爵，公开定价：武英殿中书一千二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布政司吏员五百两，按察使司四百六十两，以下不等。当时的民谣说：“金刀莫试割，长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①田指中官田成，马即马士英。在生活上，朱由崧追求奢华、享受。皇宫内悬挂着一副对联，写道：“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但见月当头。”

当时，隶属于弘光朝廷的军队尚有相当数量。但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中发展起来的武臣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式军阀。他们不尊重朝廷，不接受朝廷辖制，相互之间也矛盾重重。

史可法督师淮扬，一面布置防务，一面试图经略中原，命高杰北征，收复河南失地。清顺治二年（1645）初，睢州总兵许定国与清军勾结，杀死高杰。史可法闻讯，赶至徐州，进行安抚，以高杰外甥李本身提督高部。在回扬州途中，得知黄得功部有异动，他又忙派人加以宠络。不久，左良玉兴师东进。弘光朝廷视其为寇，制定“寇至则防寇，寇去则防敌”的方针，命史可法回卫南京。为处理内部纷争，史可法疲于奔命，不要说再次主动出击，连部署有效的防御也不可能。

清军夺取陕西以后，多铎一路开始东征，在河南归德分兵，一路向毫州，一路向徐州。四月下旬，经由毫州一路的清军逼近扬州，史可法一昼夜赶回扬州，指挥守城。他传令各镇兵马援守，竟无人应命，扬州总兵李栖凤、监军李岐凤拔营降清，史可法更加孤立。清兵以大炮轰开城池，他拔剑自刎，未死，为清兵俘获。多铎劝降，史可法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信念，以身殉难。清兵进入扬州城，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清兵屠城十日，被杀的居民数十万，扬州成为一座空城。史称“扬州十日”。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逃窜，在芜湖被俘。他被押进南京时，百姓夹路唾骂，投掷瓦砾，表现出对他的轻蔑和痛恨。弘光政权仅维持了一年，就灭亡了。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就是从反对剃发开始的。

清兵占领北京时，曾下令剃发。为了避免与汉族人民的矛盾骤然加剧，又宣布暂缓一年执行。占领南京以后，清廷认为心理上征服广大汉族人民的①《明季南略》卷二《时语》。

时机已经成熟，再次颁布剃发令，所征服的地区，以十日为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兵以剃发匠人随军，挑担过市，强制剃发，抗拒者砍头，把头挂在挑担上示众。这种高压政策，使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未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抵抗更加顽强。苏州、松江等地群众组织乌龙会，就以反对剃发为宗旨，遇有剃发者立即处死。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也是从反对剃发开始的。顺治二年六月，多铎向江阴县派去县令，限县民三日内剃发。诸生许用倡言：“头可断，发不可剃。”四城内外响应者数万人，用县中所存火药器械装备起来，逮捕清守备官，在城内搜寻奸细。明朝原典史阎应元被推举为指挥。他组织群众，修缮城池，制造火器箭弩，准备迎敌。围城的清兵及降清的刘良佐部共二十多万人，大规模进攻从七月初开始。江阴人民在阎应元、陈明遇等人领导下，英勇作战，击退清兵无数次进攻，杀敌三王爷十八大将，给以清兵从来未有的重创。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失陷，阎应元、陈明遇等牺牲。为了报复，清兵屠城三日，杀人十七万之多。有人歌颂江阴人民“八十日戴发效忠”，“六万人同心死义”。①嘉定经过清兵与抗清义兵的反复争夺，斗争十分激烈。顺治二年闰六月，降清的明朝将领李成栋驻守嘉定城外，委派官员，推行剃发令。南翔镇、石岗镇和王家庄等地人民纷纷组织民兵，赶走了清朝官员，打败了清兵，占据县城。崇祯时曾任浙江右参政的官僚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被推举为领袖。在他们鼓动下，义军守城十余日。城破后，侯峒曾投池，黄淳耀自缢。李成栋纵兵在城内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清军退出后，一个叫朱瑛的抗清人士重兴义师，再据县城。七月下旬，清兵攻破嘉定，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八月中旬，一支明军反攻嘉定失败，清兵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

此后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还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已是在清朝统治下的反抗斗争，与两个政权之间的对抗不属于同一性质。

①《明季南略》卷四《江阴纪略》。

第三节　大西军的抗清斗争

与大顺政权一样，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和大西军，坚持抵制清政权、抗御清兵的立场。在大顺政权与南明弘光政权相继败亡后，清军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西南。清朝廷一面向张献忠招降，一面组织军事征讨。招降诏书说，张献忠率众来归，可优加擢叙。征讨的清军以肃王豪格为主帅，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等为大将。张献忠对清廷的招降置之不理，而对于清军的征讨，他决心抵抗，却没有做出认真的部署。由于部将刘进忠的背叛，使大西政权一开始便处于危难之中。

刘进忠为大西军将领，驻守川北遂宁，与汉中相望。清军汉中守将马科原是大顺军将领，有一定的实力。张献忠告诫刘进忠不要轻动，但他没有听从，恃勇轻进，袭击汉中，被马科打败，折兵大半。张献忠大怒，下诏书责骂，辞句严厉。刘进忠恐惧，向清军投降，充当清军入川的向导。在这同时，四川的明军也向成都逼近。张献忠感到成都无法再守，“乃拔营尽起，相率走川北”①，打算由四川进入陕西。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豪格率清兵入川，一昼夜三百里，动作神速。通过对大西军俘虏的审讯，清兵获知张献忠的动向，而大西军对清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当两军在西充县境内凤凰山隔水相望时，张献忠还不相信清兵已至，险些把报警的探兵杀死。在敌情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亲自带七八名士卒，不穿盔甲，不携长枪，出营观探虚实。结果被一支冷箭射中要害，坠马而死。

张献忠之死，标志着与明、清两代王朝相抗衡的大西政权的灭亡。但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等人的领导下，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继续抗清。李定国指挥的军队，转战四川、湖南、广西、广东、云南等省，清顺治九年（1652）攻克桂林，使降清封王的孔有德畏罪自杀，撤离长沙时，击毙清军元帅尼堪，使清廷大为震惊。另一路大西军在刘文秀率领下，恢复重庆，逼近成都，在成都以北的保宁县包围了吴三桂，使他险些丧命。大西军和大顺军一样，在南明抗清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明季南略》卷十《张献忠乱蜀本末》。

第四节　南明其他政权的抗清斗争

弘光政权灭亡以后，志在抗清复明的士大夫，拥戴不同的藩王，在南方各省又相继建立了几个政权。

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灭亡的消息传到浙江，原籍鄞县的明末官僚钱肃乐，联合号称六狂生的宁波秀才董志宁、陆宇■、王家勤、毛聚奎、华夏、张梦锡等，在宁波举义反清，明定海总兵王之仁起兵响应。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余姚、东阳等地都出现抗清义军。余姚山中的一支义军，号“世忠营”，是由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组织的。浙江义军和原弘光朝廷的官僚，如总督江上军务的尚书朱大典、协理兵政的尚书张国维、总兵方国安等，将流落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迎到绍兴，以监国的名义建立政权。在鲁监国的旗号下，义军控制了福建的长乐、永福、兴化、海口、福安等地。朱以海一度入驻福宁州。清兵南下浙、闽，鲁监国的军队接战不利，所经营的地盘相继失去。大臣张煌言、武将张名振等奉朱以海占据舟山。顺治六年，清军攻下舟山。朱以海沿金门、天台逃亡。顺治八年，张煌言劝说朱以海去鲁监国名号，接受永历政权的辖制。

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差不多与鲁监国建立的同时，原弘光朝廷委任的镇江总兵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等人迎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建元隆武，由郑氏兄弟主持军事，黄道周为首辅，张肯堂为左都御史，政权粗具规模。隆武政权得到福建以外各地义军的拥护。明湖广巡抚何腾蛟招抚了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郝摇旗、袁宗第、王进才等及左良玉的旧部，号荆、襄十三家军，这时也投到隆武的旗帜下。

朱聿键“性率直，喜诗书，善文翰”①。崇祯八年，他曾兴师勤王，因未曾奉旨，反遭弹劾，禁锢凤阳。后被弘光朝廷赦免，避难到浙江。他的品行和经历既不同于昏庸的朱由崧，也不同于无所作为的朱以海，本该有一番建树，但是，他既然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对邻近的鲁王政权就不能不有所猜疑，对明末农民军的余部就不能不有所忌讳。在隆武的旗帜下，各派抗清力量无法联合起来，朱聿键主要是依靠郑芝龙的军事力量。

郑芝龙原来是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盗头目，后来接受明朝的招安。他虽然拥立朱聿键，对兴复明室却并不热心。降清的明朝大臣洪承畴和他是同乡，二人早就秘密勾结。

黄道周出师北伐，是隆武政权下最壮烈的一幕。黄道周弟子散布江西，他请求去江西募兵。朱聿键要郑芝龙助资助饷，郑芝龙不与一钱。黄道周凭着朱聿键发给的密札百道，招来门下百人。闻风而至的群众达数千人，没有武器，便用农具、木棍装备起来，号“扁担兵”。黄道周的夫人还组织了“夫①《明季南略》郑七《闽中立唐王》。

人军”作为后援。北伐军进至广信府，准备攻打徽州。兵败，黄道周被清兵抓去，不屈而死。在他穿的袍子上，有用血写的“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由于郑芝龙撤回仙霞岭守军，南下福建的清兵得以直趋福州。驻守延平的朱聿键出奔。郑芝龙以征剿海寇为名，弃朱聿键于不顾，回到南安老巢。在位一年的隆武帝在汀州被俘，死于福州。

郑芝龙不听他的儿子郑成功的劝告，决意降清。使他失望的是，清廷既没有对他封王，也没有任命他为闽粤总督，而是把他送到北京，做了“寓公”，后因郑成功始终不肯投降，而把他处死。

隆武政权的大学士苏观生在朱聿键死后，于广州拥朱聿键之弟朱聿■称帝，建元绍武。绍武政权根本没有来得及和清军交手，朱聿■等人还在练习朝仪的时候，李成栋率领的清兵已打进广州城。这个政权只存在了四十天。隆武政权灭亡后，原弘光朝廷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府永明王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据有两广、湖广、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等地。永历政权的主要地盘在广西，由瞿式耜镇守桂林，形势比较稳定。

永历政权是南明政权中历时最长的一个政权。大顺军余部在内的荆襄十三家军，和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孙可望等先后归附永历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明政权和明末农民军的联合抗清。何腾蛟、瞿式耜在明末官僚中是比较开明和讲求实务的人物，在各派抗清力量中努力调和。然而在不同派系的官兵之间，不同派系的农民军之间，官兵和农民军之间，矛盾重重，不是靠一两个人的意愿和努力就可以化解。郝摇旗因受不了官军的歧视，与刘体纯等仍屯兵于荆襄地区，发展为夔东十三家军，永历政权无力节制，削弱了抗清的力量。

顺治四年（1647），清朝在广东的大将李成栋和在江西的大将金声桓等分别在广州和南昌打出反清的旗号，依附永历政权。李成栋派人接朱由榔还都肇庆，与金声桓策划夺取赣州，打开广东、江西通路。这一变局牵制了清军，使永历政权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会。何腾蛟的部将收复了全州（今全县），瞿式耜的部将围攻永州，李过、高一功攻打长沙，北上汉水间。但李成栋、金声桓二部未能实行协同作战的计划，也未能与永历政权的其他力量联合作战，只一年时间，便被清军逐一击败。

顺治六年初，荆襄十三家军内部矛盾尖锐，何腾蛟在湘潭只有三十多名士卒守城。清兵乘虚而入，何腾蛟被俘，绝食七日后被杀。湖广的抗清武装失去了统帅，全线崩溃。

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将孔有德攻陷岩关，永历政权守将不是弃城逃跑，就是出守阳朔，桂林也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瞿式耜、张同敞（总督，张居正后人）置生死于度外，秉烛危坐。清兵把他们关押在民舍，二人赋诗唱和，得百余首，题为《浩然吟》。十天以后，清兵在独秀山下把他们杀害。

桂林丧失，永历政权在广西无立足之地。朱由榔依附孙可望、李定国，辗转于贵州、云南。孙、李二人争夺权位，关系本来就不相睦，现在要争夺对朱由榔的控制权，矛盾更加激化。顺治十二年，李定国奉朱由榔至昆明。孙可望由贵州进攻云南，被李定国打败，向清军投降。顺治十五年，清军分三路攻云南，清将铎尼的中路军迅速抵达曲靖，使昆明两面受敌。永历政权由昆明退到永昌（今保山），由永昌退到腾越（今腾冲），再由腾越逃入缅甸。李定国沿怒江设三道埋伏，虽被吴三桂攻破，总算遏住清兵穷追的势头。清康熙元年（1662），缅甸当局把朱由榔交给清军处置，吴三桂用弓弦把他绞死，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也悲愤而死，坚持了十多年的永历政权灭亡。

第五节　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及收复台湾

郑成功在永历旗号下进行的抗清斗争和对台湾的收复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事件。郑成功本名森，隆武帝见到他很是喜爱，赐姓朱，后来他就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他深以为耻，举起“背父救国”的大旗，招集义军。他的队伍开始用隆武年号，后改用永历年号。郑成功将中左千户所（今厦门）改为思明州，作为根据地，积极筹备北伐。到顺治十五年（1658）为止，他三次北伐，九征闽、粤，成为清廷在东南的心腹大敌。与此同时，张煌言也屡次出师北伐，与郑成功相配合。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自任招讨大元帅，以张煌言为监军，联合北伐。此次军事行动出动水陆大军十七万，分八十三营，声势迅猛。义军在崇明岛登陆以后，破瓜洲、镇江，包围南京，震动江南。最终由于轻敌和指挥上的失误，对南京的围攻被瓦解，郑成功退回福建。向徽州进军的张煌言势孤力单，被清军击败。张煌言返回浙东一带坚持反清斗争，康熙三年（1664）被捕，在杭州城外就义。

郑成功退回福建以后，决定攻取在荷兰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岛，作为反清的根据地。荷兰人进入台湾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他们先侵占台湾南部，后来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夺取了台湾北部。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台湾人民不断进行着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领舰队，渡过海峡，直驶台湾，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终于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郑成功在台湾创建政府，制定法律，开办教育，奖励生产，对台湾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事件的意义，不但在于郑成功父子以台湾为根据地，又进行了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更在于收复了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的这块领土，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第七章　明代军政体制的变化

明太祖初即位，沿袭元制，但随着全国统一的完成，又对原有制度一再变革，使国家军政大权更加集中于皇帝，地方军政也更集中于朝廷，从而建立起一整套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后经过历朝施政变革，使这套体制更加强化，权力也更加集中。

第一节　明朝的行政体制

明初承袭元制，设中书省总揽全国行政，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行政事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必须建立适应封建统治者需求的集权于上而适度分权于下的政治体制，为安邦治国，江山社稷永固创立坚实的基础。

中枢官制明初设中书省与丞相之职，赋予丞相极大的权力，对此朱元璋深为疑忌。为加强皇权，明太祖遂于洪武十三年（1380）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罢中书省，废丞相制，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分任朝政，直接由皇帝指挥，以期“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①。然而，由于皇权高度集中，却使皇帝所管政务大大增加。曾有人统计：“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②。事务的庞杂，使朱元璋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③。于是，同年九月，朱元璋依仿古制，设置了四辅官，称春、夏、秋、冬官，用以佐理皇帝政务。春官、夏官各选耆儒三人，每月三旬轮流任事，秋官、冬官不专设，由春官、夏官兼理。但任四辅官的王本等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④，不能胜此重任，相继致仕。此制实行仅一年余。四辅官的设置时间虽短，但它毕竟是朱元璋在废相后进行改制的一种尝试，为改革官制运行积累了经验。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依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大学士为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但终洪武朝所设殿阁之职，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⑤，仅备顾问而已。

明成祖即位后，参据此制，简选翰林院文臣入文渊阁参预机务。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被简选入阁，在皇帝左右，参议朝廷政务，成为皇帝的参谋。此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例。但这时的阁臣由于职位低下，秩皆五品，秉处政务虽有皇帝的支持，而且明成祖也肯定他们“裨益不在尚书下”①，然而其权力却远远不及六部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己亥。

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五《六科》。

③《明史》卷一三七《安然传》。

④《明史》卷一三七《安然传》。

⑤《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

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尚书。阁臣不得直接管理六部诸司事务，诸司奏事也不得通告阁臣。

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仁宗刚即位，就把阁臣的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同时，在文渊阁之外，另建弘文阁由杨溥负责，亲自授给阁印。接着又加杨士奇等公、孤衔，相继进为尚书。宣宗即位，罢弘文阁。杨溥与杨士奇、杨荣、黄淮、金幼孜等同值文渊阁。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又称内阁，以别于外廷。宣德元年（1426）三月，晋行在礼部左侍郎张瑛为华盖殿大学士。次年二月，再晋行在户部侍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阁。阁臣人数与成祖时相当。此时阁臣的职责，虽无明确规定，但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事实上已从多方面通过不同的形式，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②。

宣德时期，随着阁臣参政权力的不断增大，体现内阁权力渐趋隆崇的突出表现是，阁臣掌握了票拟权。票拟又称为条旨，它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对各部门各地方所上奏章提出批答意见，供皇帝裁决参考，经批红后颁示，因而具有相当的决策权力。③虽然此时票拟只是内阁条旨的开端，而且当时参与条旨的尚有支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自正统后，始专命内阁条旨”④。但这毕竟可以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并且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

这时阁权重于部权已有所肇启。宣德三年（1428）十月，宣宗特命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停辍政务，专备咨议，“与三杨同心辅政”①。二人虽是有名望的老臣，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此时“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时亦以此少之”②。与此同时，内阁的内部体制亦有所变化。当时内阁权力集中在三杨手中，“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③。其他阁臣的权力无法与三杨相比。三杨历事三朝，受顾命辅立宣宗，享有崇高的威望，也最得宣宗的倚重。尤其是宣德六年以后，随着其他阁臣的致仕、调任或病死，内阁中唯有三杨三人，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正统初年。这正如李贽所说：“我朝相业，以三杨为首，然亦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④可见在当时内阁诸臣中，虽然尚未有“首辅”的名义，但由于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阁臣资历的深浅，阁臣间的主次等差已渐露端倪。

“首辅”之名见诸史文是在天顺时。《明史》载：“终天顺之世，李贤②参考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08页。③参考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④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

①《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②夏燮：《明通鉴》卷二一。

③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

④李贽：《续藏书》卷十《太师杨文定公》。

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⑤这时明代内阁阁臣员额不固定，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同称辅臣或辅相，但实际上有主要柄政者，习惯上称之为“首辅”。一般说来，首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皇帝信任程度来确定。资深才高，深受皇帝信任的阁臣被称为首辅。其余的阁臣则称次辅、群辅。弘治、正德以后，首辅秉笔票拟，与次辅、群辅差别更大。嘉靖时，由于政归内阁，所以阁臣不仅“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①，而且首辅地位日趋显赫。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嘉靖十六年（1537）增修内阁房舍，使内阁成为阁臣经常的办公之所，阁臣原备顾问咨议，此时也得以更多地干预朝政，“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②。到万历初年，张居正任首辅，“威柄之操，几于震主”③，内阁首辅的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标志着内阁制度至此也发展到高峰。内阁不仅与闻大政，而且凌驾于六部之上，“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④。但自张居正以后，明代内阁即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发挥作用。地方官制明初秉承元制，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着手整顿地方官制，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负责本地区的行政、民政及赋役征收。与此同时，设立了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管理司法、军事。三司不相统属，各自直属朝廷。分权鼎立，又互相牵制，有力地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也由元朝的路、府（州）、县三级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州）二级。

地方官制改革后，全国除京师（南京）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共十三布政使司。永乐元年（1403），成祖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永乐五年置交阯布政使司。永乐十一年，置贵州布政使司。宣宗宣德三年（1428），罢交阯布政使司。终明之世，全国凡十三个布政使司，两直隶。明初定都南京，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遂有南北两京。北京在元时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1368）分属湖南、山东两行中书省。次年置北平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为北平布政使司。永乐元年罢北平布政使司，设顺天府。永乐十九年⑤《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①《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内阁》。

②《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九，嘉靖十六年四月癸亥。

③《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④《明史》卷二二五《杨巍传》。

改北京为京师，领八府一百三十三个州县。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辖有十四府一百一十个州县。所属府、州、县，皆直隶两京六部，号称南北二直隶。除此之外，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设羁縻府州县及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土知州、土知县，统管军民之政。

第二节　军事制度

五军都督府及卫所制

明朝的军事机构几经调整、变革才固定下来。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即置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以亲侄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罢中书省废丞相制，也废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互不统辖，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是地方最高军事机构，掌管一省的军政，率其卫所隶于五军都督府。

卫所军是明朝的常备军，按卫、所两级进行编制。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革元旧制，创立了卫所制度。在他为吴王时，就曾下令“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覈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①。明朝建立后，刘基“奏立军卫法”②，于是“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③。在军事上重要的地区设卫，次要的设所。洪武七年（1374）定卫所之制。大抵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为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为千户，管辖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为百户。百户所下辖总旗二，每个总旗下辖五个小旗，每个小旗为十人。这样，“大小联比成军”④，构成明朝的基本军事力量。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国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永乐以后，卫所之数屡有增改。

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可分为“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类。“从征”就是原来参加农民起义军的诸将所部兵。“归附”就是元朝军队、元末各起义部队和割据势力部分向朱元璋投降者。“谪发”就是因罪被罚充军者。“垛集”即征兵，是卫所军队最大的来源。明初曾几次按一定比例征调民户从军，或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一。

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洪武二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③《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④《明史》卷九○《兵志二》。

十一年（1388），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一经签派为兵，就永远不能脱籍。

卫所军士的操练平时由卫所军官负责，一遇有警，则拨给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明初，对卫所军士的训练要求很严。洪武六年（1373）议定《教练军士律》，规定“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①。同时规定，在京卫所，每五千人中抽一千人，每年轮流一次，由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试验。在外都司卫所亦以此比例由千户以下官领赴京验试，验试结果，如“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②。十六年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较阅，以优劣为千百户赏罚。边军则以本卫较射。永乐以后，由于战事不多，军士也就放松了训练。隆庆以后，“规制虽立，然将卒率媮惰，操演徒为具文”③。

卫所军士也番上京师，称班军。班军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令“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京操自此始”④。凡番上京师外军，往往在农忙结束后抵京，而在下次农忙开始前遣归。仁宗时，因英国公张辅的建议，调直隶及近京卫所军番上操备。不久，又因京军少，边军放还，明政府又调山东、河南、中都、淮扬诸卫诣京师校阅。这时，每年春秋番上军士达十六万人。但成化后，班军在京多被用作营建土木，或被势家占役，以致班军往往逾期不至或逃亡，或雇倩老弱以代。万历末年，甚至“军不营操，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①。班军的作用至此完全丧失。

亲军、京军明初，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后屡经改制。洪武中期，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轮值宿卫，不隶五军都督府，而由上直卫亲指挥使司统率，直属皇帝。永乐中增置十卫。宣德八年（1433）增置四卫，共二十六卫。二十六卫中作用最大而与其他卫显著不同的是锦衣卫。锦衣卫设于洪武十五年（1382），前身为仪銮司，负责直驾侍卫、巡察缉捕，常以勋戚都督掌管。成祖时，倚锦衣卫为心腹，所属南北两镇抚司，南理本卫刑名及军匠，而北专治诏狱。凡问刑、奏请皆径达于皇帝。

京军或京营，指驻扎京师以卫京城之军。明太祖定都南京，集全国卫军①《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②《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③《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④《明史》卷九○《兵志二》。

①《明史》卷九○《兵志二》。

精锐于京师。遇兵事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洪武中有留守等四十八卫。永乐迁都北京后，以京师置于国防前线，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增为七十二卫，并定制立京军三大营，有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永乐八年（1410），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五军营。除统领在京卫所外，还统领每年从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轮番到京师操练的兵士十六万人。三千营以边外降丁组成，分为五司。神机营专用火器。永乐时，征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的设置同三千营。神机营的组织同五军营，也分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五军。京军三大营在平时，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皇帝亲征时，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

洪熙时始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当时京营是最精锐的部队。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时，英宗为瓦刺所俘，明朝京军几乎全军覆没。景泰时任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兵政，选三营精锐十万人，设立十团营，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为总兵官，以内臣为监军，以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称为老家。以后营制屡变，正德中还选团营精锐分为东、西两厅。到嘉靖年间，随着军政败坏，京营中占役、虚冒及舞弊行为十分严重，以致营伍日亏，军力衰耗，走上崩溃的途径，以迄明朝败亡。

勾军与清军明代军籍世袭，其在役正军老疾或逃亡时，即到原籍勾取继丁补役，若正军一家全部亡绝，则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顶充。这就是所谓“勾军”。执行此项公务的称“清军官”，所以清军与勾军经常并提，简称为“清勾”。勾军之形成制度，主要在于卫所军士的不断逃亡。

明代军士地位十分低下，因为“谪发”作为卫所军士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有相当数量。正如弘治时丘濬所言，明初卫所军队“内地多是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①，因此“人耻为军”成为当时人的普遍认识。明中期以后，军职冒滥，占役严重，军士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卫所军士逃匿日多。实际上，在明代前期，这种情况已很严重，据统计，从吴元年（1367）到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全国逃军计有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名②。永乐时，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额，约二百七十万，到正统时逃故的有一百二十余万③。弘治年间，逃军已占军额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弘治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卫所军士大规模逃亡，明朝采取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清军，整顿卫所①丘濬：《州郡兵制议》，《明经世文编》卷七四。

②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③《明英宗实录》卷四六，正统二年九月丙戌。

军伍的措施，诸如清理全国的军籍，编造清勾军册，直至派遣清军官进行勾军等一系列制度。洪武十六年（1383），太祖命五军都督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并特派给事中潘庸清理。洪武二十一年诏令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同年秋，太祖命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诸军，军士遇点阅以为验。然而，清军、勾军制度的实施，非但不能足军，反而扰害百姓，弊端百出。

到宣德时，清军之弊已很严重。宣德二年（1428）定清军条例十一条，榜示天下。第二年增为二十二条，以期矫正清军之弊，但积重难返，无济于事。嘉靖时，军伍更缺，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卫所制度已近完全崩溃。

募兵卫所制度和募兵制度是明代两种重要军事制度。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卫所制的废弛，军伍奇缺，只好募民为兵。募兵无特殊户籍，虽领饷银，但不世袭，也无固定驻地。正统二年（1437），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给布二匹，日粮四斗。这样的民壮属地方军，系召募而来。天顺时，民壮鞍马器械由政府供给，免本户粮五石、丁二丁。弘治二年（1489），明廷又定立佥民壮之法，以增加地方兵力。弘治十四年，因西北诸边所募士兵多不足五千，明政府遣使以银二十四万两往募，所募民壮有三十多万。嘉靖时再增数额。但以后民壮或调边塞，或抽补军役，而且占役、应募营差等弊端严重，已失去原来防卫各地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募兵兴起。

募兵制发端于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后，京军溃丧几尽，各地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达，于是派朝官四方募兵。然而募兵和民壮不同，民壮是由地方佥发，平时定期训练，余时归农，调发则官给行粮，事定还家。民壮主要为警卫地方之用。而募兵则由朝廷派人召募，入伍后按日发饷。募兵之费由朝廷征银于民。战时和平时一样，除退役外不能离开行伍。而且募兵必须由朝廷派人主持，地方官不得擅募①。

最初，募兵只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多充实沿边军事力量。嘉靖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卫所军毫无抵抗能力。为有效抗击倭寇，一些将帅纷纷募兵训练，组成精锐部队。名将戚继光在浙江金华和义乌，招募精壮三千人，训练卓有成效，在平倭战争中屡建奇功。名将谭纶亦募兵训练，“纶亦练千人，立束伍法，..未久即成精锐，益募浙东良家子教之”①。同时，还有南京兵部尚书张鏊为御倭而招募的振武营，名将俞大猷招募的“俞家①参考陈群《中国兵制简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351页。①《明史》卷二一二《谭纶传》。

军”等。此时募兵制不仅盛行东南沿海，而且北边的边军乃至京营，也逐渐用募兵来代替和补充卫所军。如嘉靖初年，世宗令甘肃镇清行招募；嘉靖二十九年（1550）又令蓟镇于密云、昌平、永平、遵化募兵一万五千，并遣御史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募兵四万，分隶京军的神枢、神机二营。嘉靖以后，明朝便以募兵为主力，卫所军只留虚名，置而不用②。万历末年，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因辽东用兵，明政府因此募兵更多，国库日绌。募来的兵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又不能按时发饷，结果也和卫军一样，逃亡相继。天启时，各地所募兵逃亡的日益增多。募兵制的弊端到明末已暴露无遗。

②《明史》卷二五一《蒋德璟传》。

第三节　司法制度

刑律的制定

朱元璋惩元末法制松弛之弊，对立法十分重视。吴元年（1367）十月，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制定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讨论制定立国安邦之法。是年十二月律令成，洪武元年（1368）正月颁行天下。凡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以记载诸司制度为主，是律的补充。以后随着《大明律》的不断完善，许多令条归并进律条。洪武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同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颁行天下，篇目皆准唐律，共六百又六条，分三十卷。洪武二十二年（1389）八月，以刑部奏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①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更定大明律，使之趋于完备。至洪武三十年最后修定完成《大明律》，颁行全国。

《大明律》颁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偶发事件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于是就临时制定条例加以处置。弘治五年（1492）七月，刑部尚书彭韶以鸿胪寺少卿李鐩所请，删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孝宗又令刑部尚书白昂与九卿议上《问刑条例》二百九十七条。嘉靖时曾进行两次修改。万历十三年（1585），刑部尚书舒化又重加修订，并将《问刑条例》附于律后，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②。崇祯十四年（1641），亦有议定《问刑条例》的建议，然议未及行而明亡。

除《大明律》外，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又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大诰》共七十四条。次年五月，颁行《大诰续编》共八十七条。洪武二十年二月，颁行《大诰三编》共四十三条，次年，又颁行《大诰武臣》共三十一条。《大诰》的内容是汇集官民犯罪的条例，尤其是惩处豪强和贪官污吏的大量案例共一万多件。洪武三十年，太祖“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重略，附载于律”①。《大诰》中的例实际上成为律外之法，起着补充、解释《大明律》的作用。《大诰》颁行后，发至全国，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②。这一做法“意在使人知所警惕，不敢轻易犯法”③，以达到强化统治的效果。

①《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②《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②《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

③《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明孝宗时还命阁臣仿效《唐六典》的体例，编纂记述明代典章制度的《大明会典》。其后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都重行校刊增补，编定《正德会典》、《嘉靖编纂会典》和《万历会典》。《大明会典》是明代的行政法典，备载各级衙门的设置和职掌，规定了各类行政机关的职责和职能，是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大法。

明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诰等方面的内容，但随着《大明律》的不断完善，明代刑律逐渐过渡到以《大明律》及其条例为主。《大明律》共有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分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部分。刑分笞、杖、徒、流、死五等。法定的刑具有笞、杖、讯杖、枷、杻、镣等。从总的来看，《大明律》整个法律体系比《唐律》完备，也更严酷。它反映了如下特点：第一，在对待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恶”的行刑上，以及秘密宗教活动的处治，比前代严厉而且残酷。对“十恶”罪人的行刑，明律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并且还扩大了“十恶”的范围。明律规定，凡部民杀死所属知县、知州、知府；军士杀死百户、千户、指挥的，均属“十恶”中的“不义”罪，一概处以极刑。与此同时，鉴于元末农民起义曾以宗教形式组织发动，《大明律》特定了“禁止师巫邪术”律条，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第二，《大明律》增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严禁官员结党，这是前代法律条文中所没有的。为了限制大臣专权，《大明律》规定：“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①将任用官员的权力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专属皇帝。与此同时，《大明律》还规定：“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②禁止官员私相荐引，结成朋党，形成与皇权抗衡的力量。

第三，经济立法的比重有所增加。明初，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且制定了在性质上属于经济立法的具体条款。如明律禁止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若系强占，最高可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刑。对“占田过限”、“欺隐田粮”者也有惩治，“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为了保证赋税、徭役的来源，明廷特将居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匠户和灶户四种。但明律规定军户、匠户、灶户平时不能随意流①《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大臣专擅选官》。

②《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上言大臣德政》。

动，私自脱籍要受严惩。同时，明律还限制养奴蓄婢的数量，规定贵族功臣之家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一般庶民之家不许蓄养，否则杖一百，奴婢放免为良。如有诱骗和掠卖良人为奴婢，则杖一百，流三千里。另外，随着明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明律专列“钞法”，如拒绝收受宝钞，或制造、使用伪钞，除追纳赔偿外，并处杖刑。而在条例中又作了补充规定：“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若知情行使者，皆斩，财产入官，告捕者官给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明律还以严法禁止犯“私盐”、“私茶”。并且明律还增订了《市廛》、《田宅》、《钱债》、《邮驿》、《营造》等编。以刑法推行经济立法，这是明律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的。

第四，以严法整饬吏治。明初为了整顿吏治，以重法治赃吏。《明律·职制律》中专列“受赃”名目共十一条。如严惩“枉法赃”，明律规定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对御史犯赃的惩处，规定“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在《大诰》中就列有许多重刑赃官的案例。明律对擅权失职的官吏的惩处也较为严厉。在条目繁多的失职罪中，以失守、纵盗、监守自盗处罚最重。如对于监守自盗者，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处斩。诉讼制度和审判制度明代朝廷司法机关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称为三法司。即由刑部审判案件，都察院纠察，大理寺覆核驳正。明初刑部所属四司，后扩充为十三清吏司，分别受理地方上诉案件，以及审核地方重案要案，审理中央百官案件。刑部有权处决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罪犯连同案件送大理寺覆核，再由刑部具奏行刑。流刑以上的重大要案的刑罚，或经三法司，或经九卿鞫讯，最后由皇帝裁定。

明朝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军户与民户截然分开。军人案件的审理，由都指挥使司及卫所千户、百户负责，重要的要申报五军都督府，或由兵部奏报皇帝，请旨定夺。一般民户案件的审理，则由州县正官主待初审，若罪犯不服，可逐级向上控诉，但不许越诉，洪武元年（1368），曾于午门外设置登闻鼓，“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①。但由于越诉赴京上告者众多，洪武十五年（1382）遂申明越诉之禁，“凡军民诉户婚田土，作奸犯科诸事，悉由本属自下而上陈告，毋得越诉..违者罪之”②。洪武末年，又下令凡越诉者发配边远充军。宣德时规定“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①万历《明会典》卷一七八《刑部二十·伸冤》。

②《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六《刑考二》。

仍戍边”。景泰时又规定“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③。但对一些特殊地区，又有特殊规定。如两京、两直隶及其所辖府县的上诉，要由府直达中央。对于案件的起诉，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举劾、自劾和告发；二是告诉，包括自诉、越诉、直诉和亲属代诉，但禁止诬告，对诬告加重惩罚。另外，明律对各级衙门及官员接受诉讼也有规定，应受理而不受理的要受到惩处，但不应受理而受理的也予以禁止④。

明代审判狱囚罪犯，各级司法衙门，根据其职掌权限予以判处。审录判决重大罪囚，也有诸多形式。明初，凡有重大案件，多由朱元璋亲自审讯，谓之廷鞫。洪武十四年（1381），令刑部审议后议定入奏，以四辅官、给事中、翰林院等会议覆核无异，然后复奏论决。有疑议，由四辅官封驳。次年罢四辅官，议狱归于三法司。洪武三十年（1397）定会官审录之例，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及驸马参加，称“会审”。天顺三年（1459），英宗始令每年霜降后，由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遂为定制。成化十七年（1481），宪宗始以司礼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重囚，谓之“大审”，并定制以后每五年举行一次。在南京，“大审”由内守备负责。

此外，又有“热审”、“寒审”、“春审”、“恤刑会审”。热审和寒审是为了防止未经审理囚徒因寒暑而大量死于狱中而设的制度。热审始于永乐二年（1404），令轻罪犯人听候审判。后来又放宽到徒流以下。时间是每年小满后十余日开始至六月底，一般以两个月为限。成化以后相沿成为制度，开始定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1506）热审之例通行两京，地方皆依此例。寒审开始于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因天寒，将杂犯死罪以下约二百人，全部准予自赎发遣。以后类似情况屡有出现。宣德四年（1429）冬，以天气寒冷，敕令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①。其后至嘉靖、万历年间，皆有寒冬审理发遣狱囚之例。但寒审作为定制迟至崇祯十年（1637），结果也寝而不行。春审始于宣德七年（1432）二月。宣宗阅三法司进呈系狱囚犯罪状审判案卷，御批决遣千余，此后偶或举行。恤刑会审指朝廷派官赴地方会审狱囚，定制于成化十七年（1481）。规定每大审之年，即遣部寺官分往各地，会同巡按御史详审疑狱，发现原判过重的，可以奏请减刑直至释放。

③《明史》卷九四《刑法二》。

④参考杜婉言：《明代诉讼制度》，《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①《明由》卷九四《刑法二》。

第四节　监察制度

监察机构的设置

朱元璋建号吴王，设置官属，依元制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机构，分掌行政、军事与监察。御史台之下亦仿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御史台置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等。朱元璋很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在命邓愈、汤和为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时，阐述了御史各官建立的意义。“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①。洪武九年（1376），罢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及殿中侍御史，并诏监察御史巡按州县。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及丞相制，罢设御史大夫，专设左、右中丞，左、右侍御史，同年五月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更置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并称七卿。都御史之下，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设十二道监察御史。建文二年（1400）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改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成祖即位复旧制。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九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阯三道。宣德十年（1435）罢交阯道，始定为十三道，置按察司，设按察使分别掌管地方监察事务。

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设立“六科给事中”。吴元年（1367）

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1373）三月，给事中开始分为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以后隶属、员数、品级屡有变动。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罢丞相后，六部作为独立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地位的提高，朱元璋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因而于洪武十五年裁谏官，唯设六科给事中以监察六部百司。永乐时定制六科为独立机构，于午门外直房办事。六科给事中作为对朝中六部的监察机构，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作为对地方的监察机关同时并行，称为科道。

此外，明朝还建立了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名为巡按御史。洪熙元年（1425）又定巡按以八月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①，权力很大，管辖的范围也很广。洪武时，为巡察风纪和处理地方突发事件，派遣亲信、重臣带宪衔出巡，谓之巡抚。永乐以后，由临时差遣向专设过渡，成为固定官职，并逐步演变为地方军政长官，其以监察为主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

《宪纲条例》①《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①《续文献通考》。

这是明代的监察法规。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即以敕令的形式陆续颁布了对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施行规则等各项法律规定。曾先后制定了《宪纲》、《出巡相见礼仪》、《奏请点差》和《巡历事例》等条例。此后经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历朝有所增补，至英宗时条款已颇具规模。正统四年（1439）正式制定颁布了《宪纲条例》（简称《宪纲》）。《宪纲》对监察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察对象以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后，历朝陆续有所增补。弘治时编纂成的《大明会典》把有关监察机关的法规条例汇总纳入其中。之后《大明会典》历经正德、嘉靖时重修，万历时再修，万历十五年（1587）正式成书。《会典》所载都察院法规和六科给事中法规，不仅对监察职能、履行职务的效益等方面规定得极为详尽，而且制定了具体的部门监察法规及施行细则。从体系上集两千年监察法律之大成而臻完备①。

监察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明朝监察制度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到国家政务的决策与实施、官吏的任免与黜陟、刑狱的审决等方面。

第一，政务监督。明代台谏对国家政令的制定和执行有“各陈所见，直言无隐”②之责，不仅可以参预议政，而且在具体实施中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明代“朝廷有大政及推举文武大臣，必下廷议”③。廷议是朝廷最高首脑会议，一般有内阁阁臣与九卿（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科道官参加。会上凡行政决策，均由“部院官陈述始末，内阁辅臣即拟可否”，“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如诸臣陈述未详，议拟未当者，许公同评正”①，廷议结果奏请皇帝裁决。台谏官不仅参与廷议决策，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进行监督。与此同时，台谏官对国家政务不仅可建言陈奏，而且可以向皇帝进言，履行“拾遗补过，近侍之职”②。明朝规定凡“系重事特旨，令科道记著者，即时纠举，不得隐漏”③。明代台谏官有广泛的言事权，既可在朝廷上“露章面奏”，也可以“退上封事，以详析其可否”④，进行评议，①参见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410页。②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九《都察院》。

③《明史》卷一九九《李承勋传》。

①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八。

②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九《求立纳谏》。

③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④胡应嘉：《重延纳广聪明以隆新政疏》，《皇明疏钞》卷七。

甚至对皇帝也可以规劝谏诤，“互相可否，以求至当”⑤。

台谏官还负有监察朝廷文武百司的职责。明制，凡六部及朝廷内外向皇帝奏请的章疏，须经由六科给事中分类抄出，加以审查，“驳正其违误”⑥，这是对国家行政监督的一个程序。对行政执行，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也有监督之责。六部奉旨执行，须到给事中处登记，按时办理注销，延期则予以参奏。十三道监察御史不仅监察地方，而且还协管两京、两直隶各行政机构，巡察刷卷，稽察在京大小衙门的各类档案文件，监控范围涉及一切政务，这对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监督百官。台谏官不仅参与铨选、考选各级官员的全部活动，而且还有弹劾百官的权力。明代选授官吏，“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尤要”①。但选用重臣，不由吏部专权。明制规定，凡大臣升迁，必考满。考满不只由吏部负责，台谏官也要参与。平时“若员缺应补不待满者”②，往往采取廷推的方式，即由廷议推举。如选用内阁大臣及吏部尚书等高级官员，“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最后“皆请自上裁”③。科道官参与廷推，可以推举人选，也可行否决权。

明代考核文官由吏部和都察院参与，科道官监督。官员考满到部，由都察院及河南道监察御史考核，“各出考语牒送吏部该司候考”④。武官五年一次考选，兵部考察完毕，由兵科咨访，“有不职者，连名具题参劾”⑤。考察分为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最初是不定期地对京官进行考察，到弘治时形成定制，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的京官，上疏自陈，向朝廷述职，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官则由吏部与都察院主持考察。外官（即地方官）三年一次进京朝觐，由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综合考察其为政功过，以定黜陟。为保证考察顺利进行，科道官有权对考察进行复查，即所谓的“拾遗”。台谏官的监督，对于裁汰顽劣、澄清吏治有积极作用。

另外，弹劾百司、纠举官吏的不称职和非法行为，也是台谏官的专职。

都御史及监察御史的举劾权尤重。举劾的形式，可以“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⑥，也可各陈所见，公同举奏。

第三，司法监督。明朝的最高司法机构为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审理天下诸司狱案，大理寺覆核驳正，均须受都察院的监督审查。⑤刘定之：《题建言事》，《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

⑥《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

①《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

②《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

③万历《大明会典》卷五。

④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九《都察院》。

⑤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⑥《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

明制凡鞫重囚大案，必须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会审，谓之三法司会审。洪武时确定会官审录制度，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等部门的官员到场审录，以后形成制度化。另外，刑科给事中还把握了死囚的终审环节，对于已经判处死刑的罪囚，行刑前还须经刑科最终复核，“有投牒讼冤者，则判停刑”①，并由“刑科三复奏，得旨行刑”②。在地方上，提刑按察司为省级执法机构，同时朝廷派出的各道监察御史、巡按御史等都要参与地方要案的审理。洪武时，差监察御史“分按各道罪囚，凡罪重者，悉送京师”。永乐时，各省“死罪重囚至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③。府、县由知府、知县负责审理案件，但要受到监察机关的严密监督。明制规定：“凡府、州、县轻重罪囚，依律决断。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④总之，从中央到地方一切重大要案的审判，台谏官都要参与，“凡有疑狱，必力争不已”⑤。台谏官对司法活动的参预和监督，这是明朝监察制度的内容之一⑥。

监察机构的作用与缺陷明代监察制度十分严密，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职又互相纠察，由此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监视网络，皇帝可总其纲，监督协调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监察机构为维护皇权，也起着良好的积极的作用①。监察机构加强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全面的行政监督，包括朝廷行政决策、各级行政衙门的执行情况，纠劾各级官员的失职和非法行为，保障了行政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对于惩治朝廷的不法官员，整肃纪纲，澄清吏治有很大作用，有利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

在官吏的选拔简任、考察等方面，监察机构直接参预并予以监控。如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监临乡试、会试和武举。给事中在乡试中充任考试官，会试、武举中任同考试官，殿试时“掌科官充受卷等执事官”②。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营私舞弊等现象，御史、给事中可随时予以纠劾。在对官吏的考核、考察中，也有台谏官的直接参预和监控，这对于整肃吏治，①《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

②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一《都察院》。

③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一《都察院》。

④《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

⑤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八○《唐仁墓表》。

⑥参考张薇《明代的监控体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93页；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90页。

①参见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②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提高官员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

台谏官谏天子，纠朝廷，树立了秉公办事的典范。但明代监察机构设置重叠，权力重复，而且监察官员权重品低，大多数只有七品，因此从其本身考察，还存在着自身的缺陷。职权过重，监察过苛，影响了正常的行政，而监察官员品秩很低，官俸微薄，又容易造成监察官员的贪赃枉法。所有这些都是造成明代监察机制严重失调的原因。

第八章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农业的发展

作为明代社会经济主体的农业尽管在经营方式和技术水准上仍处在比较落后的传统农业阶段，但与前代相比，其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人口和耕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水利建设更受重视，耕作技术有所改进，商品性农业空前发展，经营模式有所转变，这一切说明传统农业在明代仍是富有活力的，其发展潜力还很大。

明皇朝建立后，朝廷颁行了一系列劝奖垦荒的政令，并大规模地开展军屯、民屯和农田水利建设，力图使因遭受长期战乱打击变得凋残不堪的社会经济尽快得到恢复。这些劝农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中原草莽，人民稀少”①的局面迅速得以改观。洪武以后，各种形式的垦荒活动仍不断进行，耕地面积续有增加。据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田地共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宣德八年（1433）为四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四顷，弘治十六年（1503）为八百三十万七千四百八十九顷，到万历三十年（1602）增至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①。与耕地增加的趋势相对应，明代人口也增长很快，尽管这种增长趋势由于人口登记中的严重偷漏在官方册籍中未能体现出来。据现代学者估测，到万历后期，明代人口总数很可能已达到一亿五千万以上②。在明代，人们还更加深刻地体味到水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上自朝廷下至民间都为发展水利事业作出积极努力，特别是各地方政府和民间自行兴修的水利工程与日俱增，其数目超过了前此所有的朝代。由于铁的冶炼技术有所提高，明代农具的质量得到改良，在较高的人地比例的压力下，人们更加追求集约经营，不断探索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和方法。到明代中后期，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传入我国，农民的生存能力得到增强。

明代农业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单一经营格局被逐渐突破，农民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网络之中。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广东等地则利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颜料作物、油料作物以及茶树、花卉、果木、蔬菜、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四。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明宣宗实录》卷一○七、《明孝宗实录》卷二○六、《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

②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459页。

药材、烟草等也在各处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并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宋元以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民谚，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使得明代中后期的乡村面貌有了较大改观，一些面向使用价值的小生产者转化为追求交换价值的小商品生产者，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被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以及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所替代。这些变化虽然还是局部的、个别的，没有导致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质的变化，但却是这种质的变化的预兆，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与市场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不仅改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还促使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出现了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雏形。如江南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不再满足于把土地出租，而是雇工经营全部或部分土地，他们亲自管理生产，非常注意作物配置和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苏州常熟谭晓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的经营规模很大，并且获得实际的成功。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记载，谭晓居住在水乡，“田多洼芜”，他趁乡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的时机，低价购买了大量田地。他雇用百余名乡民为其劳动，将低洼处皆凿为池，四周围以高塍，“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开挖出来的水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上筑舍养猪、鸡，鱼食其粪易肥。“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连鸟凫昆虫之属也不放过，“悉罗取而售之，亦以千计”。上述出卖鱼、果、蔬菜、鸟凫昆虫等的收入“视田之入复三倍”。谭晓“家故起农”，是个以农起家的富农，后来大量购置低洼荒芜的土地，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空间的使用非常巧妙、合理。可以说，这已经是一处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立体化经营的农场。此外，在明代后期，先向地主租佃土地、再雇工经营的“佃富农”经济模式，在山区开发过程中也已出现。

第二节　手工业的进步

明代手工业生产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各个部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不少工艺流程和技术得到改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手工业日趋兴旺，到明代中后期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主体力量，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萌芽。

明代手工业部门很多，其中规模较大、进步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明代矿产品的种类比宋元时代有所增加，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锡、煤、矾等，其中铁冶的规模最大，朝廷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辽东等地陆续设立了铁冶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工部奏报，“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现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①，可见各冶铁所冶铁额是很高的。洪武末期部分解除了对民间从事矿冶业的限制，到英宗即位以后，弛民间用银之禁，听民自由采矿，民营矿冶业进入大发展时期。纺织业主要有丝织业和棉织业，明代前期官营丝织业力量雄厚，政府在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山东分设多处织染局，江南地区是官营丝织业的中心，朝廷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派有宦官督管织造事宜。民间机户明初即已存在，中叶以后数量大增，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并促使一批丝织业市镇的形成。棉织业的总体产量极高，但生产比较分散，自然经济的属性较重，但在松江、苏州等地，棉织业在明代后期也已发展成为专业性的商品生产。陶瓷业所在多有，但其中心当推江西浮梁县景德镇。明代前中期官窑占主导地位，后期则由民窑唱主角，制瓷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所制青花、祭红等品类的瓷器闻名遐迩。官营造船业在明代前期极发达，沿海设有许多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就集中体现了明代高超的造船技术。中期以后，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民间造船业迅速勃兴，东南沿海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民营造船厂。造纸业在明代达到了手工造纸的高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大量造纸作坊，称为槽房，有的槽房规模很大。在造纸业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印刷业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印刷书籍之多是以前各代无法相比的。明代中后期，在手工业各部门普遍发展的条件下，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这在丝织业、矿冶业、榨油业等部门中最为明显。从地域上看，出现规模化生产萌芽的单位主要分布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明代后期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织匠的数量当很可观。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记载，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也就是说，其时“机户”雇用“机工”从事规模化的丝织生产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机工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

者。他们与“张机为生”的机户，即拥有生产资料的丝织业作坊主之间纯粹是一种货币关系。矿冶业以广东的冶铁业规模较大。“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①。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线，并且带有综合经营的特点。这些工场中的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基本上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榨油作坊在中国农村和城镇中早就存在，但一直规模很小，并且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了一些拥有巨资、雇工很多的大型油坊。如浙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在万历年间有油坊二十家，“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②。很明显，油坊中的工人都是雇用而来的，所谓“赤身亡赖”云云，正说明这些雇工已丧失了土地，脱离了官府户籍的束缚，成为纯粹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每个油坊平均雇工达四十人，规模相当大。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②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五。

第三节　商业的繁荣

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速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万历年间吕坤在《去伪斋集》卷二指出，贫民“或给帖充斗秤牙行，或纳谷作粜籴经纪，皆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贫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由此可见从商者之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当时的国内各地方市场连为一体，“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①。这些转毂四方的商业经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极多。景泰二年（1451），大兴、宛平二县曾召集各行商人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制订出一个“收税则例”，其中列举了二百三十余种商品，包括罗缎布绢丝棉、巾帽衣服、陶瓷制品、文具纸张、矿冶产品、各种砂糖、日用杂货、药材以及各类农副产品②。很显然，这份商品名单只是当时北京市场上的主要产品，远远不能包括所有类别的商品，如民生必需的粮食就未列其上。其实，在商品货币关系已十分发达的明代中后期，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不过，从远途贩运的角度来看，除属于国家专控商品的盐和茶之外，流通量和交易额最大的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的货币体系也发生了转变，明代前期一直被禁止使用的白银在正统以后取代纸钞和铜钱成为主币。白银的广泛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代前期，朝廷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于鼎盛，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海外各国纷纷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正统以降，入贡国家日渐减少，朝贡贸易趋于衰微，如自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六年（1493），自广东入贡的海外国家仅占城、暹罗各一次。不过，朝贡贸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对外贸易的萎缩，与朝贡贸易衰落的同时，私人海外贸易队伍却逐渐壮大起来。在开展贸易的压力下，经过激烈争论，朝廷在隆庆元年（1567）部分解除海禁，一直被视为走私的私人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海外各地的特产和香料为主，也有暹罗红纱、番被、嘉文席、交阯绢、西洋布等少量手工业品。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生丝、丝绸、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在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十分活跃的背景下，明代中叶以后，还崛起了一①李鼎：《李长卿集》卷二。

②万历《明会典》卷三五。

些地区性的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它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一支支颇有活力的生力军，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谱写了极其光彩的一页。在这些商帮中，论资本之雄厚、人数之众多、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域之广阔，当推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徽商活动范围极广，“尽天下通都大邑及穷荒绝徼，乃至外薄戎夷蛮貊，海内外贡朔不通之地”，“足迹无或不到”①，他们经营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山陕商的活动地域最初局限于黄河流域，随着盐法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向南推移，终至“足迹遍天下”，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加，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明代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各个市镇往往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苏州府的璜泾镇、南翔镇、娄塘镇、外冈镇等，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嘉兴府的濮院镇、王店镇、王江泾镇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在地理上，江南市镇的分布也十分密集。以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例，东南至新杭市五里，东至王江泾镇六里，北至平望镇十五里，西南至新城镇三十里，至濮院镇五十里，西至震泽镇三十里，至南浔镇五十里。这些市镇构成密集的市镇网络，在商业上可以相互支持。毫无疑问，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市镇的勃兴所表现出来的乡村都市化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市镇充分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加强了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联系，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

①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七。

第四节　资本主义萌芽①

在明初，纺织业中首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踪迹。这时，杭州的富人设有机杼，雇织工十数人进行纺织，这可能就是小规模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万历年间，苏州的手工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其中有纺织工，有纱工，有缎工，往往十百为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无论是为商品生产，或是为官府定货生产，他们本人都是脱离了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

在明代末叶，苏州、杭州、松江等处有一些个体纺织者，最初是自备原料，自己劳动，后来有利可图，逐渐增加织机，自己脱离了劳动，专靠工人生产。还有的是以布商身份，准备了原料交给机房、染房、踹房等分别依次施工，最后完成了纺织品的生产。前一种人，是由小商品生产者分化出来的手工工场主。后一种人，已具有包买商的身份，他们实际上是把分散在社会上的一些生产单位组成为手工工场。这两者，都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过还只在东南的很少地区、很少生产部门中出现，还只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的情况。

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出现，经历了近三百年，但始终没有得到正常的成长。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的顽固性。以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基本上不需求市场上的供应而自己解决简约的衣食需要。封建的朝廷、官府和地主加在农民身上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他们很难得到改善生活的条件。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受益者首先是地主阶级，而农民很少有份。农民的不断起义，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状况。大规模起义结束之后，农民的身份有了一定的变化，但还是要回到土地上来，重新建立起男耕女织的家庭。这种自然经济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开展，阻塞了产业资本为自己开辟道路。

第二，手工业行帮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手工业者自唐宋以来就有行帮。它不是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组织，而是封建国家强加于手工业者的一种编制。到了明代，行帮已成为手工业者长期习惯了的组织，因而具有更大的约束力。按照行帮的规定，原料分配、产品规格、学徒帮工的人数、销售的市场和产品的价格都要受到限制。这些规定的现实意义，就是限制发展，限制竞争，这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很大的障碍。

第三，封建国家对于商业手工业的压迫剥削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封建国家，历来关心的是使农民束缚于土地以便于统治，而不愿劳动人民游离于土地，最害怕劳动人民聚在一起。明廷对于矿产，时而开采，时而封闭，而一般是严禁人民自行开采，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虽看到开矿有利①本节原文系采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367页。可图，却更重视矿区聚集劳动人民过多时可能引起的麻烦。朝廷对于一些比较有发展前途的生产部门，如丝纺织业和开矿，往往采取限制生产和强制以低价收购的办法。对于盐、茶、酒等商品，都以禁榷的名义抽取重税。对于一般商品，营业有牙税，通过关卡有关税，到达市场有落地税。另外，地方官吏还有各种勒索。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妨碍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第四，在手工业商业必须经常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封建地租和高利贷有更大的吸引力。地主要兼并土地，要放高利贷。商人发了财，也是要置田地，开当铺。田地被认为是最牢靠的产业，高利贷可以安坐而有丰厚的收益，这都阻碍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因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第五，明代朝廷对海外贸易作了严格的限制，甚至有时根本不许商民下海，这是人为地削弱、封锁商品的对外销路，很不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成长的这些原因，归结到一点，是封建势力还很顽固，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突破这一桎梏的力量。明代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能拖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却能阻碍新社会制度的产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最大特点。

明代的地主阶级是极其腐朽的阶级。皇族地主是地主阶级的最上层。明皇室直接掌握土地，设有皇庄。明的藩王赐有大量的土地。但在全国范围内占有土地最多、在社会上影响最广泛的是官绅地主。在宋元多次农民战争后，品官地主阶层被打垮了，官绅地主取代了其地位。官绅地主中，也有可称为品官的，但作为一个阶层，明代的官绅地主跟过去的品官地主是不同的。第一，官绅地主的成分要比品官地主广泛得多。它包含现任的官、卸任的官和科举考中的未来的官。所谓绅，就是指后两种人。在某地是现任的官，在家乡也算是绅。作为一个阶层，官绅地主要比品官地主的政治身份削弱了，而剥削贪污的能量却增加了。第二，官包庇绅，绅支持官。绅就是地方上的豪强，官绅地主也就同时具有豪强地主的性质。第三，官绅地主也具有商人地主的性质。做官的，做生意、开当铺，这是官而商。盐商、茶商、出口商，都是以皇家的名义做买卖，有的人还取得大大小小的官衔，这是商而官。而且捐纳可以得官，则每一个富商都可能有得到官衔或官职的机会。明廷以极其腐朽的政治而仍能进行长期的统治，这是与官绅地主这一庞大的腐朽势力的支持分不开的。在这种腐朽势力的高压下，新兴的生产事业是不会正常发展的。

明代的历史，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中叶，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处于西欧国家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而中国的农民正在李自成领导下浴血奋战。明及后来的清代的封建势力在镇压人民中虽然能取得暂时的优势，但它所形成的落后，终于不能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使中国各族人民陷于更痛苦的命运。

第五节　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

明代社会尽管依然维持着鲜明的贵贱等级结构，但与前代相比，已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和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这既体现在平民与国家的关系上，更体现在地主与佃农和雇工的关系上。导致此种变化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商品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日益深刻的渗透，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明代前期，朝廷通过严密的户籍管理对平民百姓实施严格的约束。无论是行之于乡村的里甲制，还是行之于城市的坊厢制，都是以丁户为基本的编制单位，农民因为要按照人丁多少负担相应的差徭，所以不准随意脱籍迁徙，这给他们自由择业带来很大限制。至于被编入匠籍的手工业者，社会地位比一般民户更为低下，不惟不能自主择业，人身也受到朝廷严厉控制，对国家的依附性很强。明代中叶以后，官府对平民百姓的控制偏重于赋税征收和社会治安，而赋役征收随着“一条鞭”法一类的制度改革的进行越来越倚重于土地，因而官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而放松了对丁户的控制，正如顾起元所说：“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①这样，对于明初特别强调的“丁业”方面的限制也就趋于松弛，平民百姓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有利于职业选择和变动。受到国家人身束缚很严的手工业者，在明代中期以后也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匠亲身到指定地点服役逐步改变为纳银代役，无力纳银者则允许亲身服役。到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也可从事农耕，人身束缚大为削弱。

作为明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与前代相比，法律地位有了明显上升。在宋、元时代，佃客在法令中虽然具有“良人”的地位，但与地主之间则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法令对这种依附关系是加以维护的。如宋代法律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可减罪一等，元代法律也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只罚烧埋银若干，而不须抵命。明朝建立后，对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不平等的法权关系作了改变，国家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法律上都被当作平民看待。当然，朱元璋也未赋予两者绝对的平等地位，他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①可见，在日常礼仪方面，地主对于与其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佃户仍享有优越地位。另外，还要看到，法律规定与实际生活并不完全相符。明代佃农的法律地位虽有了上升，实际上并未能真正摆脱人身依附，主佃间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关系，而且地主的社会地位越高，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越强。但无论如何，明代佃农获得了以前所没①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①《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有的一些法律保障，而且由于定额租制和永佃制的普及，地主对佃农的生产过程的控制放松了，佃农的生产独立性得到加强，这也有利于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因而，在明代中后期，才会出现徐阶所谓的“佃户嚣然动其不义不信之心”②的现象，这说明佃户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对地主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了，斗争性增强了。

地主雇工耕种土地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主雇间的依附关系在明代也趋向松解，尽管不像主佃关系那样明显。明代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被称为“雇工人”，自明初以来在法律上是一直承认他们对雇主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明代后期，此种法律规定也未能改变，但对雇工人的范围作了限制。万历十六年（1588）的“新题例”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①短工的身份地位《大明律》中没有加以规定，万历十五年（1587）左都御史吴时来在奏疏中谓“有受值微少，工作止计月日者，仍以凡论”②，看来在涉及诉讼时，短工基本上是被视为“凡人”的，他们与雇主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会太强。尤其是到明代后期，由于人们有了较多的迁徙自由，客籍雇工的人数大为增加，这类雇工与雇主间既无宗法的也无地域的纽带联系，人身依附关系更弱，也更勇于与雇主开展斗争。明末湖州府沈某在所著《农书》中追述说，百年以前“人（即雇工）司攻苦，戴星出入，俗柔顺而主尊”，到他所处的时代，雇工“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不肯像以前那样听任雇主随意摆布了。雇主也开始注意到改善与雇工的关系问题，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就特别强调要善待雇工。这些都说明，明代后期主雇间的关系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变。

②徐阶：《世经堂集》卷二二。

①《明律集解附例》卷二○。

②《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一。

第九章　明朝的民族关系

明朝治理边疆的思想和政策是由太祖和成祖奠定的。明初奠定中原以后，便向边疆地区进发，力图实现全国的大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治理，仍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以及西北等地建立羁縻卫所；对北部边疆蒙古鞑靼、瓦刺诸部则分别封王，使之互相牵制；对西藏地区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西南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总之，由于明朝各边区形势不一，明朝边防的侧重点及具体措施亦有所不同①。①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载《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一节　明与东北民族

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唐至辽、金历代朝廷均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辖。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并把女真、水达达等族编入户籍。明朝建立后，其势力很快进至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并建置都司、卫、所制度予以有效管辖。

奴儿干都司明代奴儿干都司设立前，在东北首先设置了辽东都司。明初，朱元璋即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中书省平章刘益奉辽东地图降明，置辽东卫，以刘益为指挥同知。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十月，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二十五卫。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洪武二十年，纳哈出降明后，明军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处于原元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悉境归附”①。成祖即位，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经营和管辖。永乐元年（1403），成祖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至古烈迷诸部招抚之”②，次年置奴儿干卫，这是明政府在黑龙江下游建置的开始。此后，明廷一方面加强对奴儿干卫的管理，征纳贡赋；一方面继续在该地区进行招抚，设置卫所。从奴儿干卫建置后，到永乐七年，明朝先后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

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永乐七年（1409）四月，奴儿干卫官员忽刺冬奴来朝，奏称“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于是明朝接受这个建议，这年闰四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③。管辖西起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直属明朝廷，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司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佥事等官，均由明廷从内地派员担任，他们不仅领有较高的俸禄，而且每年往来京师，得到优厚的奖赏。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除军事职能外，也兼理民政。其大小官员也都由明朝政府委派任命，“因其部族所居，..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①。都司驻军，多时三千，平时有二百名至五百名戍守，戍期二年，而且各卫所必须服从明朝的调发。奴儿干都司各卫所居民，也要向明廷缴纳贡赋，根据明朝①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志六；茅瑞徵：《东夷考略·建州》。

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

③《明太宗实录》卷九一，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

①《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真》。

规定，“贡到方物，例不给价”②。而且各卫所要以时朝贡，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

明朝廷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儿干地区进行管理外，还不时派官员到奴儿干地区进行巡视。从永乐七年（1409）到宣德七年（1432），太监亦失哈等人先后多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及其附近地区。永乐十年（1412），亦失哈与康旺等人巡视奴儿干各地以及苦夷（库页岛）诸部落。康旺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附近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永乐十一年镌刻《敕修永宁寺记》碑石。宣德八年（1433）又立《重建永宁寺记》碑石。碑文用汉、蒙古、藏、女真四体文字书写，记录了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这不仅说明了明皇朝对奴儿干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而且也说明奴儿干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促进。

后金的兴起明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有女真、蒙古、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族，其中人口最多，居住范围最广的是女真族。女真在秦以前称肃慎，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叫靺鞨，辽、宋至明末则称为女真。

明初，女真族依据分布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分成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三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相互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扰海西和建州，“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①。永乐以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各部被迫南迁。建州女真几经迁徙，到英宗正统时，逐渐稳定下来，定居于浑河上游②。永乐十年（1412），增设建州左卫。正统七年（1442），明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海西女真的南徙，到嘉靖初年才稳定下来，散居于开原以北至松花江一带。海西、建州南移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万历初年，女真各部势力日益壮大。

明朝面对女真势力的发展，感到极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其统治，采取“分其枝，离其势，互合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③，以致女真各部“各自雄长，不相归一”④，彼此互相牵制，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这给女真各部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崛起。

②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朝贡通例》。

①毕恭：《辽东志》卷七；庐琼：《东戍见闻录》。

②《明英宗实录》卷四三，正统三年六月戊辰。

③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兵部类》。

④杨宗伯：《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努尔哈赤（1559—1626）明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六世孙，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均为明代世袭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他从小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年后又经常到抚顺马市贸易。他熟悉汉族习俗，了解汉族社会经济情况，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万历十一年（1583），明朝廷积极扶植的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遗甲十三副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历程。经过五年的征战，他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兵势日盛。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①。

建州女真统一后，努尔哈赤一面与明廷通好，遣使往来，岁致朝贡表示顺服，明廷也先后封其为都督佥事、左都督、龙虎将军；另一方面，他积极整顿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与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八旗制度”。八旗制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一切事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牛录之上设甲喇和固山。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八旗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各自向努尔哈赤负责。在这种制度下，从事生产和征战，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另外，他还兴筑城池；选人才，设议政五大臣，颁布法制；创制满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强了各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后金的崛起，逐渐成为与明朝廷相对抗的强大势力。

明与后金之战争随着后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很快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连破抚顺、东州、清河等城，全辽震动，明神宗也深感“辽东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①。于是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铤等为副，调兵筹饷，于次年二月进攻赫图阿拉。

①《满洲实录》卷六。

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明大军十万人马，“号大兵四十七万”②，采取分兵合进的战略，分四路进军。辽阳总兵刘铤率军出宽甸由东；开原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辽东总兵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部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努尔哈赤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集中兵力击败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三万人，结果杜松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又乘胜进击，大败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接着尽歼刘铤部，刘铤战死。明军三路丧师，经略杨镐急令李如柏退兵。

萨尔浒战役，明朝阵亡将士四万五千余，损失马骡驼二万，辎重器械无数，明军惨败。之后，明朝的力量大衰，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力量大增，由防御转入进攻。努尔哈赤挥军西进，连破开原、铁岭，辽阳地区一片混乱，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①。明廷感到事态的严重，遂派熊廷弼为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恢复失地。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武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以御史巡按辽东，主张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推行屯田，加强战备。在辽东数年，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②，风纪大振。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命四年），随着开原、铁岭的相继失陷，辽阳、沈阳孤立，辽东危势日甚。熊廷弼受命后，于这年八月抵达辽阳。熊廷弼认识到，明军新败，士气低落，所以仍主张以防御为主。他大力整顿军务，浚壕缮城，练兵制械，并招抚流民，屯田积粮，以守为战，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十个多月的经营，“辽阳之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①。

然而，正当辽东形势有所好转时，熊廷弼被罢官。“时朝贵皆碌碌，徒以台省之焰凌人，不复念国事”②。朝中党争激烈，浙党给事中姚宗文因怨恨熊廷弼不替他说话，遂联络同党攻击熊廷弼。熊廷弼罢免后，明朝以袁应泰为经略。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他上任后，认为熊廷弼执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③，并且盲目地要发兵攻打后金。这时，后金正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夺取辽沈。天启元年（1621，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围攻沈阳，经过激战，号称“坚城”的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辽阳是辽东首府，辽东经略皆驻节于此。守卫辽阳的明军不到一②《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①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一《辽东大势久去疏》。

②《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②《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

③《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万人，却进行了顽强抵抗，经过三天激战，辽阳失陷，袁应泰自杀。后金兵乘机进占了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并迁都辽阳。

明廷闻讯，举朝震惊，又议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朝又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可是，明朝对辽东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进攻还是防御，这一战略方针久未解决。熊廷弼仍主张坚守防御，并以广宁为主，重点设防，稳住河西动荡局面，然后乘虚入攻，步步挨进，从而收复辽阳。而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④，要倾关外之兵，同后金决一胜负。这样，经略主守，巡抚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⑤。但王化贞大权在握，在广宁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则仅有经略虚名，手中兵力只有四千余。大多数明朝官员，也都同意王化贞的主张，反对熊廷弼的策略。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发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从一开始就提出“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①的防御方针，坚持固守广宁，但遭到王化贞的反对。王化贞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很快广宁失守，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后，王化贞与熊廷弼俱被逮下狱。天启五年（1625）十月，熊廷弼被斩。崇祯五年（1632）王化贞也被处死。

广宁失守后，后金连陷四十余城，占领河西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消息传到京师，举朝汹汹，朝中官僚纷纷主张退保山海关。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后，明朝另派王在晋为辽东经略。但王在晋无远谋，也提出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可当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却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②，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朝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

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又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及右屯诸要塞，形成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关外防线。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关外四年，边防大备。然而，天启五年（1625，天命十年）十月，孙承宗因阉党攻击辞职还乡，明朝以高第为辽东经略，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高第到任后，认为关外不足守，尽反孙承宗所为，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不听，仍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十三万西渡辽河，长驱直入，进抵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宁远城防守坚固，后金兵强攻不克。努尔哈赤决心要攻④《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下宁远城，但经三天急攻未下，伤亡众多，“大挫而退”①。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交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努尔哈赤在宁远败后，遂惭恨而归，不久病死。朝廷闻讯，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

宁远战役后，袁崇焕一面在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块构筑防线，一面派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而后金方面，在努尔哈赤死后，汗位之争十分激烈。皇太极上台后，虽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入主中原，但后金尚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军事上又要解决东部朝鲜和西部蒙古问题，以避免三面受敌。这样，双方书信往还不断，但因双方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所以始终达不成协议。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出征朝鲜，回师沈阳后，立即调兵西进，攻打锦州、宁远。锦州久攻不下，皇太极便亲率大军进攻宁远，宁远有袁崇焕驻守，城防坚固，也未能攻克，后金军遂弃宁远，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池坚固，后金兵死伤累累，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回师沈阳。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袁崇焕在宁远先后两次击败后金的进攻，挽回了明朝在关外的危局。但事后因专权的魏忠贤不喜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回乡。直到崇祯初，袁崇焕复被召还，督师蓟辽。此时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表面上和袁崇焕书信往还议和，暗中却积极备战。

崇祯二年（1629，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区，取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外率兵入援。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十二月，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沿途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派兵驻守，返回沈阳。袁崇焕被杀后，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督关内外军事，很快收复了遵化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四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被劾归乡。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入关，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在他称帝这一年秋，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攻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1638，清崇德三年），清军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六个月之久。尽管如此，但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欲夺取北京，必须先攻下锦州。

崇祯十三年（1640，清崇德五年），清军攻打锦州，锦州明军守将祖大①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十二。

寿进行抵抗，结果清军大败。次年一月，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失利。四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为左右翼元帅，对锦州进行长期围困。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投降，清军占领了外城。但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仍率明军坚守内城。祖大寿向明廷告急，七月，明廷派洪承畴率兵十三万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冒险轻进，终招失败。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松山处于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次年二月，洪承畴被俘。这时，久被围困的锦州也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于是祖大寿举城投降。四月，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座孤城外，全部落入清军之手。松锦之役后，明朝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第二节　明与蒙古的关系

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蒙古贵族的侵扰，几乎与明朝相始终。明初，主要是对北元的征讨，明中期以后，由于国力衰退，军备废弛，明朝廷处于全面防御态势。与此同时，在北方，明廷还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并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手段，牵制蒙古诸部。

北征蒙古建文三年（140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分。永乐初，蒙古三部不断发生战争，尤以鞑靼为盛。永乐元年（1403），阿鲁台杀鬼力赤，与本雅失里称雄鞑靼。永乐六年、七年成祖连续派人去鞑靼，但本雅失里无意通好，并杀了使臣郭骥。七年七月，成祖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鞑靼。由于丘福孤军轻进，明军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遭到鞑靼骑兵的包围袭击，丘福及诸将被执遇害，“一军皆没”①。永乐八年二月，成祖亲率五十万众出塞北征。明军大败本雅失里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②。明军旋回师东击阿鲁台部于飞云壑（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阿鲁台部大败，于是年冬遣使贡马，表示内附。之后，成祖又于永乐十四年（1416）、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进行了四次亲征，除十四年是打击瓦刺势力以外，其余皆是征讨鞑靼部。

明朝前期对蒙古的北征，虽然未能达到统一漠北的目的，但对巩固明朝统治、稳定北部边疆有一定积极意义。明兵攻下大都后，各地还有割据势力的存在。面对这种割据势力，朱元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洪武年间延续二十年之久对蒙古的征伐，可以说正是朱元璋为了消除北元对明朝统治的威胁，实现这一事业的重要内容。到永乐年间，形势已有很大变化。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对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员和头领，分别封以官职；对其首领封王，如永乐七年（1409），成祖封瓦刺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永乐十一年（1413）又封鞑靼部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对明朝所造成的威胁程度也已大大降低。但成祖为了实现他做“天下共主”的雄心，多次大规模亲征，其目的就是使蒙古臣服①。这种大规模用兵，固然有其利益所在，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战争不仅割裂了蒙古与内地的联系，影响了双方经济的①《明史》卷一四五《丘福传》。

②《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①参见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下篇第四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发展，而且由于连年征战，征需频繁，民力凋敝，也使明朝的财力因之“大窘”②。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成祖的北征，不免失策。

北疆的防御明朝边防的重点是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从洪武初年开始，太祖就着力经营北方，派重臣加以镇守，以致“重兵之镇，惟在北边”③。但当时明朝的国都在南京，太祖对远离京师的北方，又放心不下，于是就“酌周、汉，启诸王之封”④，实行分封诸王的宗藩制度。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太祖陆续将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洪武三年四月，首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国北平”⑤。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分列在各个军事重地。

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太祖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地区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①，在长城沿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边墙。而在各王的辖区，即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诸王守边，有利于加强北部边防，捍御蒙古的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②，也有利于明朝的久安长治。然而，到永乐时，这种诸王守边的局面因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坏。永乐年间，成祖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太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1428）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尽管如此。明朝对北部边防并不敢掉以轻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后，首先把拥兵镇抚北方边境的藩王内迁。建文四年（1402）把驻宣府的谷王徙往湖广长沙。永乐元年（1403），徙宁王于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辽王等藩王的军事力量，减其护卫。这样，从总体上看，削藩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如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②郑文彬：《筹边纂议》卷一。

③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④李日华：《官制备考·分封》。

⑤《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①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分藩记》。

②《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

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由于藩王及卫所内徙，“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①。与此同时，出于对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将靖难有功的将领派往边塞要地，直接统率节制军队。因此《明史》亦言：“帝（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②到弘治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号称“九边”。并且每镇设巡抚都御史一人，总兵官一人，根据需要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分守辖区诸要地。

除此之外，从洪武时起，明朝还在边地设置都司和行都司，如万全都司、辽东都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设卫所。这些都司和行都司与内地其他都司不同，它们除了具有军事性质外，还兼理民政，负责屯田、征收赋税等事宜，以加强对边地的管辖。另在蒙古的兀良哈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在西北地区，也设置哈密卫、安定卫、沙州卫等。这些卫所皆为羁縻卫所，使在东北与西北构成两道屏障，以扞蔽蒙古的进犯和骚扰。

总之，永乐迁都以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③。

瓦剌的兴起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崛起。宣宗时，蒙古诸部战争频仍。宣德九年（1434），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①。正统初，脱欢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②。于是蒙古的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欢统率。脱欢“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③，脱欢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瓦剌军政大权均由也先执掌，不听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接纳，分别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逐渐扩张其势力。正统十年（1445）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发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王振擅权，也先阴与王振结纳，①《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②《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③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③《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王振对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④。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借口贡马减其值而分兵四路大举进犯，其主力由知院阿剌和也先率领，分攻宣府、大同，“塞上诸城堡多陷没”⑤。大同参将吴浩战死。

大同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鼓惑和挟持下，决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扈驾从征。随征的文武臣僚虽有数百人，但却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一切行动皆由王振专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没有周密的军事部署，诏下两日，英宗统率的五十万大军便匆匆出发了。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①。王振不管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王振不听，仍坚持北进。会前军败报踵至，“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出御，全军皆覆没”②，同时郭敬也密告王振，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③。八月三日，匆匆下令班师。初十日，明军退至宣府，瓦刺大军追袭而来。十三日英宗率军到达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随从的文武官员主张“入保怀来”，而王振却以“辎重千余辆尚在后未至”④，主张留待。瓦刺大军紧紧围困土木堡，明军无法移动。十五日，瓦刺军四面围攻，“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全线大溃。混战中，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数百人皆死”⑤，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明朝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明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①。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朝廷震动，一片混乱。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④《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丙戌。

⑤郑晓：《皇明北虏考》（《吾学编》本）。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

④《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①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②，不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主张南迁逃跑，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反对，主张坚决抗御。朱祁钰以太后命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刷新内政，加强战备。

是年九月，郕王正式登皇帝位（景泰帝），明朝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下令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部署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外防务等。十月初，瓦剌军又大举进犯。也先率主力骑兵三万掠大同，直冲紫荆关，知院阿剌率二万骑突入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荆关，阿剌等军从赤城南下，两路向北京合围。于谦“身先士卒，躬擐甲胄”，出德胜门亲自督战，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③，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④。十一日，瓦剌军列阵西直门外，也先的本营设在土城。当夜，明军进击瓦剌军先锋于彰义门，杀敌数百人。次日，明军在各门外略有斩获。十三日，瓦剌军与明军战于德胜门外。于谦令大将石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发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⑤，明军奋勇砍杀，“亨挺刀单马进，独杀数十人”①，瓦剌军大败，只好退兵营守。相持五日，瓦剌军“战又不利”②，又怕四方勤王兵至，断其后路，遂挟持英宗北撤，退出紫荆关，京师解严。景泰元年（1450）八月，也先送还英宗，恢复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鞑靼的复兴土木之变后不久，蒙古瓦剌部内部发生矛盾。景泰二年（1453）春，也先追杀脱脱不花，四年自立为可汗。六年（1455），也先又被阿剌知院杀死，致使内部分裂，瓦剌部势力逐渐衰落。鞑靼部却从此强盛起来。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最强。成化元年（1465），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驻扎下来。成化六年（1470），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也入据河套，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当时被称之为“套寇”。明廷虽派兵对其进行打击，但“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③。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明朝称之为小王子）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渐往②《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⑤《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②《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③《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来河套，出没为寇”④。正德末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离析，但到嘉靖中期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时，势力又兴盛起来，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边总督曾铣上疏请复河套，加强北方防务，这个建议得到首辅夏言的支持，但严嵩为了扳倒夏言，他把计划收复河套的曾铣说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①，借此杀了曾铣和夏言。从此，明朝廷内再无一人敢言收复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从间道攻古北口入犯，长驱直入，掠怀柔，围顺义，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②，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当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③，于是只得急调宣府、大同、辽阳、蓟州诸镇兵入辕，“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④。当时明朝集合了五万援军，但却未及储备粮秣，以致军粮缺乏，当援军会集京畿时，“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⑤。仇鸾虽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又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但却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恇扰不知所为”⑥，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当政的严嵩认为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饱将自去”，暗示将官“惟坚壁为上策”⑦，世宗也准备以“皮币珠玉”去向俺答求和。这样，明廷任凭俺答的军队在城外肆意掳掠达八日之久，最后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为这年是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明朝又经过一场惊恐，度过一次危机。

俺答退兵后，于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贡市。世宗准许先在大同开设马市，后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但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初，俺答部又在大同边境骚扰，于是世宗下诏停罢马市，以致边境战事又起，明朝京师多次戒严。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④《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①《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

②《明史》卷二○四《丁汝夔》。

③《明史》卷二○四《丁汝夔》。

④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⑤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⑥《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⑦《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十至，京师戒严”①。四十二年冬，大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直到隆庆初年，形势才有所好转。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对九边的建设日益重视，边防因之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蒙古贵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坚决抵抗，损伤颇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贸易，以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遂出现了“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1570），鞑靼内部再次发生矛盾，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翻脸。三娘子原为把汉那吉之妻，俺答见其貌美，夺为己妻。把汉那吉恚恨，遂于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投降，并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他们共同上疏极力主张乘此机会优待把汉那吉，“因与互市”②，采取安抚政策。王崇古的建议在明朝大臣中意见很不一致，“朝议纷纷”③，但是得到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支持，王崇古的主张遂获批准，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赐绯衣一袭。时俺答势孤，又看到把那汉吉受到明朝的优待，于是遣使向明朝请开互市。

隆庆五年（1571）二月，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了具体处理封贡、互市事宜的八条建议。“封贡互市”主张提出后，“朝议复哗”①，张居正毫不犹豫，仍全力支持王崇古的主张，明确指出封贡通市有互利，在他的坚持下，封贡互市的主张“才获通过”②。于是，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余蒙古诸首领也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又根据王崇古的建议，恢复贡市，蒙古与内地经济交往得以正常往来。从此，四五十年以来不断南犯的俺答，“事朝廷唯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③。

万历十年（1582）俺答死，由其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万历十四年黄台吉死，其子撦力克袭封。俺答妻三娘子，在俺答祖孙三世中，“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④，明朝政府封他为“忠顺夫人”。在“俺答封贡”到三娘子掌权的数十年间，明朝与蒙古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明朝从建国以来，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延续了二百余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进取，还是防御，却都一直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然而，俺答封贡后，北部边疆各民族却友好相处，“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③《张居正集》卷四七附录一《张文忠公行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③《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④《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⑤。明朝北方形势的安定和这种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人魏源曾对此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①，论述极为深刻。

⑤《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①魏源：《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

第三节　明代的西域和西藏

明代的西域

明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是明朝对北部边境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明初，每次派兵出征蒙古，其西路军的进军方向就是西北地区。明军攻克一地后，为加强对这里的管辖，往往设置羁縻卫所，招抚当地各族首领，命将屯兵据守。

从洪武初年到永乐时期，曾先后设置了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岷州（今甘肃岷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卫。在其西境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领地，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三卫（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在嘉峪关以西设置了罕东（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市西北）等卫。沙州（今甘肃敦煌）蒙古部众降明，永乐初置沙州卫。在明朝通往西域的要道，又设置了哈密卫。

哈密“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为西域诸国之喉咽”②。明朝对其地非常重视。朱棣即位后，即遣使至其地招谕。永乐元年（1403）安克帖木儿遣使向明朝进贡，次年，明封其为忠顺王。四年设卫，封授当地畏兀儿、哈剌灰等族首领为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又派汉人官员为府长史、纪善（官名，王府辅导），协同理事，“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领至彼译表以上”①。其目的是“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②。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明朝政府所预期的作用。

明政府加强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管理，其经济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明代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畏兀儿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回族等。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等地过着游牧生活外，其他地区则兼营耕牧。他们和明朝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朝贡、马市等方式。他们不时派遣庞大的使团向明朝进贡物品，人数达几百人。对此，明廷要给予“回赐”，如绢疋、彩缎等物，有时也给银、钱。因此，朝贡实际上也带有贸易性质。另外，明朝政府还准许他们利用朝贡时机，“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③，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有时允许他们在河州等地进行茶马贸易。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政府派遣中官而聂到河州，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得马万三百余匹，给茶三十余万斤④。哈密、土鲁番用来进贡和马市的物品有马匹、玉石、回回青、刀锉、硇砂、兽皮等，他们需要的物品主要有纱罗绫缎、瓷器、茶叶、铁器、药材等，都是难得而②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哈密志》。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二《哈密》。

②《明史》卷三二九《哈密卫传》。

③《明武宗实录》卷四三，正德三年十月甲戌。

④《明史》卷三三○《西番诸卫传》。

又不可缺的，因此他们对通贡十分重视，不断要求增加进贡次数和人数，开展马市贸易。这说明西北边疆在经济上已与中原密不可分。

明代的西藏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向该区招谕，并在这里建立了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①。

西藏盛行喇嘛教。元世祖尊奉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但到元朝衰亡时，由于喇嘛教派间争权，使这一地区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1369）即遣使去西藏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受职。洪武六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从洪武四年到六年，明廷陆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完善了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在这一秩序之下，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②，而且不干预宗教事务，所设官吏，近于内地“流官”③。洪武七年（1374），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与此同时，随着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的相继兴起，明成祖即位后，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实行“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对各地宗教首领分别封王。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为灌顶国师。明初袭封。章阳沙加死后，由其徒承袭国师。永乐年间先后封授五王，即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他们是宗教领袖，但各有份地，每三年向朝廷朝贡一次。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为“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统领本教派僧众，地位很高。明朝历代相承，三教分别向明廷遣使进贡，明廷也各有回赐。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的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定。明廷规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经“敕书勘合”。但由于封赐过滥，明英宗、孝①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②《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

③傅崇兰主编：《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宗和世宗时多次采取递降、落职、追夺诰敕等措施，裁减了一些僧人的封号。明代西藏的喇嘛教随着萨迦派独尊地位的改变，格鲁派地位日渐上升。

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因出生于宗喀巴（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鉴于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因创新派，弘扬戒律，整饬寺院，并要求入教喇嘛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并不大，但他和明朝廷建立了密切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次年明朝廷封授他为“大慈法王”。到万历时，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得到明政府的有力支持。

明朝廷与西藏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官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明廷朝贡，他们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明朝廷也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往往回赐品的价值数倍于入贡品。另外，为了便于通贡，明廷还多次下令恢复或新修西藏至内地的驿站，在四夷馆中设“西番馆”，任用藏族官员翻译贡表和其他文书。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入贡人数不断增加，明中期以后，“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①。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还存在茶马互市贸易。从洪武五年（1372）起，明廷先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甘肃雅安）等地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行茶之地五千余里”②。明廷为了以茶叶换取足够的马匹，禁贩私茶，但在有明一代，明朝廷虽一再明令严禁，可民间私茶贸易却一直与官茶贸易并存。

①《明史》卷三三一《阐化王传》。

②《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第四节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明代云南、贵州、两广、湖广以及四川等地，自然条件差别甚大，民族众多。除居有汉族之外，还有苗、瑶、彝、傣等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元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土司制度进行管理。土司的官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这些土司官职，大多由各族的首领世袭。

明初，太祖以数十万兵力平定西南各省后，为控制这些地区，遂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洪武初年，“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①。

关于土司的选任和袭替，“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②。但明朝政府的这一规定，并没有贯彻始终。从天顺末年起，朝廷“威柄渐弛”。到嘉靖九年（1530）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③。

土司必须定期向明朝朝贡，明朝也回报以丰厚的赏赐。各地土司朝贡分一年一贡、二年一贡或三年一贡。贡使人数只许五六十人，多不过百人，限每年十二月底前到京，按期到达者给全赏，逾期者给半赏。关于土官的考核，由土官本衙门将土官的事迹验实后，申报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进行④。

另外，明政府在西南地区也建立了军事卫所，隶属各省都指挥使司。都司以下设都司土官，将诸土司的土兵纳入都司的管辖之下，都司和卫所的官员均由朝廷任命，土官可以世袭。土司的土兵听从朝廷和都司的调发。

改土归流明代推行的土司制度，对稳定南疆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土司的世袭性造成割据势力的事实存在，土司间为争夺领地、承袭权而仇杀、内江，于是明朝廷在一些矛盾比较突出①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

②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

③《明史》卷三一○《土司序》。

④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的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主要内容是改土司为府、州、县，由中央派官员治理，或废府、州、县中的土官，全部由流官统治。同时丈量土地，额定赋税，设兵防守等。

如永乐十一年（1413），思州宣慰使思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地而仇杀，明成祖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来京斩首。于是裁撤土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①，蒋廷瓒为左布政使。宣德初年，贵州永从蛮夷长官李瑛卒后，无人继嗣，改设流官。嘉靖末广西龙州土知州与副使仇杀被改土归流。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后，在该地设遵义、平越二府，分隶四川、贵州。其他有的地区也先后以各种原因被改土归流。但明朝在推行这一政策时，由于受到土官的抵制而不断反复。如马湖府在弘治时设流官，然而到嘉靖初，虽已有两次改流，但结果仍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①。改土归流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则是到清代才得以完成的。

①《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九《四川》。

第十章　明朝的对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朝的对外政策确立于洪武、永乐两朝，以后被长期沿袭下来。在明朝存在的二百七十多年间，虽然不同时期在具体内容上有些变化，但其指导思想和主要方针并无多大变化。

明太祖在位期间，对周围邻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不断派遣使臣，广加招徕，力图建立起正常的友好关系。但出于巩固内部统治和防御北元再起的考虑，又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也禁止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长期保持不变。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明朝的对外政策又趋于保守和内向①，在与外国的联系方面，又多处于被动的地位②。永乐时，一方面继续实行海禁，另一方面又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明中期以后，海禁时紧时松，中国海商和倭寇相勾结，出现了嘉靖年间的倭患。隆庆以后，部分地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明初制定的禁海政策至此基本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这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中国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①，但也蕴藏着危机。

①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②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①毛佩琦等：《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第一节　与朝鲜的关系

明朝与朝鲜基本上保持着往来聘使的关系，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明军两次出兵，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明末，随着女真族在东北的崛起，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明初的交往明初朝鲜称高丽，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即位，朱元璋即遣使持书前往高丽谕告。次年，高丽国王颛也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井请封号。朱元璋应其之请，于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从而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②。是年，明朝开科取士，诏准高丽等国“行修经明之士，..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③。这一年，高丽参加会试的有三人，其中金涛及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后因不通汉语，回到高丽。洪武五年高丽派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南京国子监留学，途中因遇海难，溺死三十九人。“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④。

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李仁人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明太祖却而不受。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高丽东北面都指挥使李成桂发动兵变，除李仁人，囚禁了国王辛禑，十月辛禑让位于子昌。次年，李成桂废辛昌，拥立王颛之后王瑶（恭让王）。洪武二十四年王瑶让位于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①。二十六年，李成桂遣使来明，贡马九千八百余匹，明太祖回赐纻丝绵布等近二万匹。建文初，李成桂因年老体弱，逊位于次子芳果（定宗），两年后芳果亦因病让位于五子芳远（太宗）。

明成祖即位，朝鲜太宗遣使朝贡。永乐五年（1407）朝鲜十四岁的世子提得到明朝允准，作为进表使率各级官员五十余人，至明京师南京。次年正月到达南京，进贡马匹金银器物。成祖数次召见，厚加赏赐，“赐织金文绮。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③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④《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①《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及归，帝亲制诗赐之”②。永乐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以年老逊位，废世子禔，传位于第三子祹。明成祖遣使赴朝，封为朝鲜国王。时明“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③。

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日本战国群雄，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到十六世纪末期，丰臣秀吉陆续削平了其他封建诸侯，统一了日本。万历十三年（1585），日本天皇任命他为“关白”（摄政），又兼太政大臣。这时日本社会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商业资本发展迅速。统一后的日本商人积极要求开辟海外市场，丰臣秀吉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策划侵略邻国朝鲜。

万历二十年（1592）初，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侵朝日军共计十八万余人，舟师数百艘，分为九军，四月十二日在朝鲜釜山登陆，分兵北犯。“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①。日军迅速占领王京（汉城），进而攻占平壤。在三个月时间里，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国。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

明朝得报，遂派副总兵祖承训、辽东游击史儒率军三千余去朝鲜作战，结果明军全军覆没，史儒战死，祖承训只身逃回。败报传来，明朝大为震动。神宗即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以提督陕西总兵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部署军事，前往支援。次年一月，抵达平壤城外。平壤东南临江，西枕山陡立，迤北牡丹台高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筑设炮台。李如松指挥攻城，城上日军炮矢如雨。李如松坐骑被击毙，仍换马再战。部将吴惟中被铅丸击中，也仍奋呼督战。经过激烈战斗，明军大败日军，史称“平壤大捷”。收复平壤后，明军与朝军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日军连战皆败，伤亡惨重，退到釜山一带。于是汉江以南千有余里的朝鲜故土都被收复。然而在援朝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之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与日和议罢兵，丰臣秀吉以和议为缓兵之计，不仅留驻釜山的日军始终未撤，而且暗中加紧准备，企图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丰臣秀吉又调集十四万大军，再次侵入朝鲜。

明朝以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再次赴朝抗倭。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下，连败日军。次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去，日军人心动摇。明军乘势加紧发动进攻。日军企图从海上逃走，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率水军邀击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邓子龙年逾七十，意气风发，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算。朝鲜李舜臣也曾在日军第一次②《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③《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侵朝时，多次打败日军。在这次海战中，邓子龙和李舜臣都壮烈战死。这次海战，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万历年间的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维护了朝鲜的独立和明朝边境的安全，但同时也应看到，战争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剧了明朝的财政亏空，削弱了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正如《明史·朝鲜传》所言：“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属国迄无胜算。”

女真与朝鲜的关系万历末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努尔哈赤所向披靡，攻占了明朝辽东大片土地，建立后金政权，企图问鼎中原。自努尔哈赤兴起后，由于朝鲜地势重要，后金和明朝都竭力结好朝鲜。后金的目的是要切断朝鲜与明朝的来往，以消除后顾之忧。而明朝的意图则是要联络朝鲜，牵制后金，使明军与“丽（朝鲜）兵声势相依，与登莱音息相通，斯于援助有济”①。尽管后金百般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朝鲜仍和明朝合作。皇太极上台后，为了缓解三面（朝鲜、蒙古、明朝）受敌的境况，以争取时间，储备力量，进取中原，于是他不断向明朝廷提出议和。崇祯四年（1631）至五年，是皇太极议和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向明廷“上疏称臣，求款再四”②，而且要朝鲜出面，“绍介其间”，转奏明廷，“以表其诚悃”③。尽管如此，掠夺明朝和朝鲜的军事行动却并未停止。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二月，皇太极不宣而战，派遣阿敏等人统率三万多八旗兵进入朝鲜，连陷义州、定州等地。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派使者前往阿敏驻地求和。朝鲜政府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江都和约”，这个和约基本上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

崇祯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太极以朝鲜“助明害我”为借口，第二次对朝用兵。皇太极率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直指朝鲜京城。次年一月，后金兵围攻京城，朝鲜国王李倧退守南汉山城，后金兵又将该城包围，迫使朝鲜国王投降，签订城下之盟。朝鲜断绝和明朝的一切来往，向清称臣纳贡，变为清控制下的藩属。至此，明朝与朝鲜结束了往来聘使的关系。①《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天启元年八月庚午。

②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三《朝鲜国咨三》。

③《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二八。

第二节　与安南的关系

安南古称交阯，自汉至唐为中国属郡，五代时独立成国，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元朝时，安南国王陈氏受封世为国王。明代除永乐至宣德间有战事发生外，双方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

用兵安南和交阯明初，朱元璋即遣使告谕安南，并因其请，封授安南国王陈日煃，建立了明与安南的宗藩关系。洪武末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擅权，逐杀陈氏，独揽朝政，立其子黎苍为皇帝，自称太上皇，改姓胡氏。黎苍改名胡■。成祖即位，胡■遣使奉表朝贺，并求封号，诈称陈氏宗嗣已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①。成祖不明安南内情，遂于永乐元年（1403）由十一月封胡■为安南国王。胡■受封不久，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从老挝至南京，陈诉黎氏篡逐真相，请求明朝出兵征讨黎氏。永乐三年成祖遣使前往安南查问内情，黎苍遂遣使“入朝谢罪”，并且“请迎（陈）天平归，奉为主”。第二年，成祖派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嵒领兵五千护送。黎苍却设“伏兵邀杀天平，（黄）中等败还”，成祖大怒，“决意讨之”②。

其实安南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今广西宁明）的禄州、西平州等地，还侵云南的宁远州，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这为成祖所不能容忍①。因此，成祖为安定南方，阻止安南向外扩张，发大兵征安南。

永乐四年（1406）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及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调兵八十万，兵分数路出征安南。京畿及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巴蜀、建昌、云南、贵州兵出云南蒙自，两路齐头并进。十月，朱能病死于龙州，张辅受命代将其军。明朝传檄，历数黎氏父子二十大罪，并表明，这次出兵意在恢复陈氏子孙的王位。安南倾巢而动，全线布兵堵截，号称二百万。张辅等攻下多邦城，进克东都。次年三月，张辅、沐晟追击黎氏父子于富良江中，斩首数万，夺船三百艘。黎季犛、黎苍先后被俘，安南尽平。

明成祖败黎氏后，在安南依内地各省建置，改安南为交阯，设置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命吕毅为指挥使，黄中为副，黄福为布政使兼按察使。下设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

①《明太宗实录》卷十九，永乐元年四月丁未朔。

②《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①参见毛佩琦：《明成祖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页。弃交阯后与安南之关系成祖发兵征安南和交阯布政司的设立，是违背安南人民的意愿的，所以激起了安南的反明斗争。永乐六年（1408）八月，安南陈氏旧官简定起兵反明，称日南王，纪元兴庆。成祖得报，再命张辅领兵二十万出征。永乐七年简定称上皇，立陈氏后裔陈季扩为大越皇帝，纪元重光。张辅兵至安定，简定兵败被擒，押解至京师处死。永乐八年十二月，陈季扩遣使请降，明成祖不复王封，而以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季扩拒不受命。永乐九年张辅、沐晟再次出兵征安南，安南继续抵抗。战争延续三年，至永乐十二年交阯重新平定。张辅受命镇守交阯。永乐十四年（1416）冬，张辅在安南已逾十年，奉召还京。次年正月，交阯清化府巡检官黎利乘机起事反明，明军极力镇压。洪熙时明军将领不和，屡次失败。

宣宗即位，安南反明斗争规模仍很大。后来黎利谎称在老挝访得陈氏之后陈暠物故，并请明朝对他册封。明朝遂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不久，黎利即正式称王，向明朝朝贡不绝。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正式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两国之间又恢复了正常的友好关系。

第三节　与日本的关系

明初中日两国的交往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唯元世祖发舟师东侵日本，覆没海中，所以终元之世，日本与中国不再通使。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修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遂于洪武二年（1369）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赴日，详细解释了明朝的睦邻政策。日本国王良怀知道明朝与元不同，遂于第二年遣使奉表贡马，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中国人七十余人，洪武四年十月抵明都南京。明太祖宴赏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

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虽然仍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之一，但互相间使臣往来绝少。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①。自此以后，终洪武朝日本贡使未再来中国。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十月到达南京。明朝优礼相待，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准按时价出售，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此后两国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须持明朝发给的“勘合”（即凭证）

贸易。永乐初，成祖定议日本十年一贡，人不过二百，船限两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人和船舶，都超过规定的数目，并且携带的私物也特别多，甚至超过贡物十倍。宣德初年改为人不过三百，船不过三艘。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

明初的倭寇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有着不同的特点，性质也有所不同。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②，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于是明朝廷便大大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①《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②《明史》卷九一《兵志》。

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所十船，每卫五所，共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①。

永乐时，成祖一面与日本修好，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这年六月，倭寇分乘三十多艘船侵犯辽东，登岸后直奔望海埚。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瞭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数百，斩首千余”②。倭寇受此沉重打击，不再敢大规模侵扰。

嘉靖时的“倭患”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嘉靖时又猖獗起来。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益衰落，尤其到嘉靖时，海防废坏，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①，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四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宋素卿原是宁波人，后来投奔日本。他贿赂明市舶太监，得先查阅瑞佐货物，市舶司设宴时也使瑞佐上坐。宗设不平，袭杀瑞佐，并俘获了明军的指挥官袁琏，都指挥刘锦亦战死海上。嘉靖帝闻讯大怒，听从了夏言的建议，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置之”②。于是，撤销了市舶司，海禁更加严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巨商和海盗便和倭寇相勾结，亦商亦盗，兼行劫掠。这也是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和突出特点。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命巡抚赣南的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着力整顿了海防，“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③，处死李光头等走私海商及海盗九十余人，震动一时。闽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击朱纨，朱纨愤而自杀。明朝也罢设提督海防军务的巡抚御史或巡视大臣。于是海防更加空虚，海盗与倭寇的活动也更加猖獗了。

①《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兵考》。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①《明史》卷二○五《朱纨传》。

②《明史》卷二○五《朱纨传》。

③《明史》卷二○五《朱纨传》。

面对倭寇的侵扰，明朝不得不再设巡视大臣。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王忬到任后，在浙、闽沿海地区逮捕沿海各地作为内线的猾民，倭寇因而“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④，其在海中的船只，也得不到菽粟和火药，往往自行遁走。王忬又巡视诸未筑墙的府、州、县，建城三十余处。但不久他便被调任大同巡抚。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①。同年秋，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解兵部事②。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曾总督两广军务，为当地少数民族拥戴。他受此重任，“亦慷慨自负。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③。

当时倭寇二万盘踞在华亭（松江）柘林川沙洼。张经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次年陆续调集两广土司兵，分配给总兵官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和游击邹继芳等，俟永顺、保靖苗兵到达后，即展开决战。可在此时，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又受命到浙江祭告海神，以镇倭寇，兼督察沿海军务，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赵文华来到东南，即催促张经出兵，张经自以为地位比文华高，“心轻之”④，不予理会。赵文华极不满意，竟密疏诬告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寇报功，宜亟治”⑤。世宗得疏大怒，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诏令逮治张经。

然而就在此时，永顺、保靖苗民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兴，张经派参将卢镗从水陆两路进攻，大败倭寇于石塘湾。倭寇行至王江泾，张经又令永顺、保靖土兵夹击，斩首二千级，倭寇大败。余寇奔窜柘林，纵火焚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张经指挥作战，取得王江泾大捷，一时称为自有倭患以来“为战功第一”⑥。

王江泾大捷后，世宗命将张经逮解进京，这年十月，将张经斩首。与此同时，世宗以赵文华督察军务，赐铸关防。赵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①。张经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得赵文华荐引，巡抚浙江，又晋为总督，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十六年，胡宗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①谈迁：《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②谈迁：《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③《明史》卷三○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④《明史》卷三○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⑤《明史》卷二○五《张经传》。

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宪虽然诱杀了海盗徐海、汪直等人，沿海屡获胜利，但“新倭复大至”②，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

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继光受命任参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负责御倭事宜。戚继光到浙江后，请求在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训练新军，得到朝廷恩准。嘉靖三十八年秋，他亲自来到义乌，招募了三千人，制定纪律，严格训练。戚继光还创造了“鸳鸯阵”的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就成为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开赴抗倭战场。由于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掠浙东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急趋宁海，扼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倭寇逃遁，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也大获全胜。戚继光先后九战九捷，俘馘一千余。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

嘉靖四十一年（1562）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福建明军连连告急。戚继光被调入闽，在横屿、福清、兴化等地又获全胜，班师回浙。戚继光还浙后，又有大批新倭来福建。福建倭患再起，明廷急调俞大猷往剿，任命俞大猷为镇守福建总兵官，以戚继光为副，领兵剿倭。次年四月，戚继光至闽，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部相继突入，斩首二千二百，戚继光以军功升都督同知，世袭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次年春，戚继光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等地，斩获颇多，余倭掠渔舟出海去。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广东总兵俞大猷在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吴桂芳的支持下，与其他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广东倭患也得到解除。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抗倭战争也使明王朝消耗很大。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台州等地起，“七八岁间，所破城十余，..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数十万”①。为了御倭，明朝几乎帑藏空虚，不得不在江南实行加派，全国各地精兵良将也被调往东南沿海，因此有人指出：“由于倭寇的侵扰，明朝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农工商业生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②通过这场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明朝廷也鉴于嘉靖时“倭乱”的教训，到隆庆时开始部分开放海禁。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①王世贞：《倭志》。

②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第四节　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明朝初期，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为密切。太祖在位时，琉球、暹罗、占城、爪哇诸国先后遣使入贡。成祖即位，多次遣使到各国招徕，宦官郑和几次出使，尤为一时盛举。

郑和下西洋“西洋”在明代是指婆罗洲（今文莱）以西地区，以东称东洋。郑和出使所经地区多是东南亚各国。永乐年间，对外交往有所高涨。成祖即位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维持明朝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宣扬国威，不断遣使四出，这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使者，郑和是其中的佼佼者。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人。洪武时入官，初在燕王藩邸任职，后随朱棣起兵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俗称“三保太监”。郑和出身穆斯林世家，又信佛教，东南亚各国人民多信佛教，穆斯林也很多。而且郑和通晓诸国文化习俗，又知兵习战，能武能文，自是恰当人选。郑和出使这些地区，特别有利于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与副使王景弘奉命出使。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福建五虎门出海，到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经南海入西洋，途经爪哇、暹罗、苏门答剌、阿鲁、旧港、满剌加，经锡兰到达印度半岛的南端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回航。永乐九年九月返回南京。郑和这一次航行共有船只六十二艘，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每船可容千余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设备。永乐五年、七年郑和又两次出使，他积累了更丰富的航海经验。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受命远航阿拉伯和东非一带，作第四次远航。次年冬出发，到永乐十三年七月返回，历时一年八个月左右。这次出使到了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今属伊朗），接着又到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剌撒、阿丹（亚丁），又到了红海东岸的圣地天方（麦加）。同时，郑和使团还沿非洲东海岸南下，依次到了木骨都束、卜剌哇（今属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友好关系。接着，郑和在永乐十五年冬至永乐十七年七月、永乐十九年冬至二十年八月，又进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出使。

郑和数次出使西洋，虽然意在宣扬国威，开拓朝贡贸易，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但毕竟开支浩繁，所以屡屡遭到臣下的反对。明成祖一死，继位的仁宗便听从了夏原吉的建议，“罢西洋取宝船”。西洋宝船的罢设，其原因似乎不仅限于此。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开创，其国力强盛，已非昔比，若单从财力上讲，此时应具备更充足的物质条件。但其关键在于，随着明初国内统治的逐渐巩固和对外的开拓，明朝也正面临着一个时期的重大转折。到仁、宣时，仁宗、宣宗二帝无论从阅历还是本人能力讲，都远逊于太祖、成祖二帝，而且由于社会的稳定，使他们无力也无心向外开拓发展，他们意在如何守住大明的江山。所以这次罢设后，直到宣德五年（1430）六月，宣宗“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命郑和组织第七次出使。这次出使从宣德六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七月，历时一年七个月，历经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如此，但这次出使规模和影响却远非前六次可比。在这次出使前，郑和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记》碑，后在福建长乐也立碑勒铭，历记以前数次下西洋的始末，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之后，明朝政府再未进行过类似大规模的出使活动。

郑和的出使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它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以郑和为首的官兵数万人，远航海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团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分别记录了航行诸国的见闻。《郑和航海图》和郑和的《针位编》，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与东南亚各国之关系明朝初期，东南亚各国不时入贡，关系极为密切。洪武时规定，琉球、占城等国来朝就“任其时至”①，不作限制。另外，明政府还设置市舶司负责中外贸易事宜。洪武三年（1370）在宁波、泉州、广州分别设置，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②。洪武七年一度罢设，由沿海地方长官负责。永乐元年（1403）又依洪武初制设市舶提举司，“寻命太监提举市舶”③。

永乐年间，东南亚各国不断遣使和商队来中国。据统计，永乐二年（1404）暹罗、日本、琉球、中山来了两次。永乐三年，暹罗、琉球、山南、山北来了两次，琉球、中山来了三次①。郑和下西洋以后，来中国的更多。如郑和第一次出使于永乐五年回国，“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门答剌、满剌加、小葛兰入贡”②。除少数的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使节的来访都与郑和的出使有关。许多外国使节就搭乘郑和的船只来中国。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带回了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时，随郑①《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②《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③《明史》卷五五《职官志》。

①《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②《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和来中国朝贡的共十六国，各国“悉遣使”，“贡方物”③。这在中外关系史上，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盛事。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除了一些王子、王妃外，共有四个国家的国王八次来华访问。这也是以前朝代所不曾见过的。

一是满剌加。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王拜里迷苏剌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受到明皇朝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永乐十七年，继位的新王又率领妻子和陪臣来中国谢恩。其子继位后，于永乐二十二年和宣德八年（1433）又两次来华，其中最后一次在明朝的南北两京逗留了一年半时间，直到宣德十年四月，明朝才派船送其回国。从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的二十二年间，满剌加王三人四次来华。

二是苏禄。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王、西王、峒王同时来朝。他们“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④。原来苏禄并不在朝贡国之列，这次以如此规格的朝贡使团来华，使明朝廷感到惊讶和高兴，认为苏禄三王“倾国来归，鳞次阙下，亦向化之笃也”①。明成祖亲自设宴款待，并根据苏禄国王的要求，为他们加封，赐诰命及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明朝为苏禄国王加封，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苏禄为独立国家和苏禄国王的地位②。但在他们回国途经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因病去世，即葬在德州。东王眷属和陪臣守灵者，大都长期住在中国，其子孙长期享受“廪粮”、“布钞”等，受到诸多优待。明中期以后，因各种原因，两国官方较少往来。

三是浡泥（今加里曼丹岛）。永乐六年（1408）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领妻子弟妹等家属及亲戚、陪臣等一百五十余人来明朝京师，奉表朝贡。明成祖在奉天殿召见，亲与交谈，在华盖殿和奉天门，接连设宴款待，并命大臣一人在馆舍陪侍，赐予仪仗及金银丝绢等器，甚为丰厚。但麻那惹加那乃不幸于十月间病死南京会同馆，明成祖为此“辍朝三日”，命厚葬于安德门西，建陵树碑，谥恭顺王，并“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③。永乐十年袭封的国王遐旺带领母亲和妻子再次来朝，明成祖对他的馈赠也十分优厚。

四是古麻剌朗（即麻剌，今属菲律宾）。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国王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第二年至福建，国王因病而死。明成祖闻讯非常悲痛，“命有司治坟茔，葬以王礼”④。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二十年八月壬寅。

④《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朔。

①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②朱亚非：《从苏禄国王来华看明朝与苏禄关系》，《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③《明太宗实录》卷八四，永乐六年冬十月乙亥朔。

④《明太宗实录》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夏四月丙辰。

第五节　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明朝建立之初，在中亚地区兴起了帖木儿帝国。十三世纪时，随着蒙古人征服区域的扩大，曾形成窝阔台、察合台、伊利和钦察四个汗国。后来，封地较小的窝阔台并入察合台。十四世纪初，察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相互间不断发生战争。1370年，帖木儿夺得西察合台的统治权，占有西部广大地区，成为中亚盛国，被称为帖木儿王国。明太祖在位期间，两国即有使臣来往。明成祖先后亲征鞑靼、瓦剌，但对帖木儿王国遣使修好，使臣和商旅往来不绝。

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位初期，对东方的明朝纳贡修好。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帖木儿首次遣使到明朝，贡马十五匹，骆驼两头。朱元璋赐宴款待其使臣，并赐其白银十八锭。自此以后，帖木儿每年都遣使贡马、驼和其他方物。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遣使贡马二百，并携带表文，盛称朱元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①。此后，帖木儿的使臣每年都来，有时一年两次，贡马上千匹。帖木儿王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马匹，其次是骆驼、玉石及刀剑等物。中国与之交换的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等。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外，民间的贸易和交往也频繁起来。

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朝派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率将士一千五百余人，赴帖木儿都城撒马儿罕，竟被帖木儿扣留。当时帖木儿在西方战胜奥斯曼帝国，俘虏奥斯曼的国王，名震中亚，便准备对明朝用兵。永乐初，成祖曾遣使往谕，并责备帖木儿不来中国朝贡之过。帖木儿扬言要征服明朝。永乐二年（1404），帖木儿领兵八十万东来攻明。明朝廷闻讯后，敕谕甘肃总兵官宋晟准备迎战。但次年春初，帖木儿在中途病死，大军返回。

帖木儿死后，贵族间又掀起争夺王位的内战，其孙哈里承袭王位。哈里不想和明朝交恶，就在永乐五年（1407）派使臣送傅安等人回国，恢复和明朝的友好关系。明成祖对其使臣盛情款待，赏赉甚厚，并派使臣往祭故王帖木儿，又赐新王哈里以银币，以后其贡使往来不断。如永乐六年，明成祖派遣傅安再为使臣，赴哈烈地区，与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通好。沙哈鲁也遣使随傅安来明朝贡。永乐十二年，成祖命吏部员外郎陈诚同宦官李达出使帖木儿帝国，次年哈里又遣使随陈诚等入贡。

明代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除洪武末年至永乐初曾一度紧张以外，一直①《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撒马儿罕》。

到万历年间，都是和睦相处的。据《明实录》等书记载：自洪武年间至万历九年（1581），帖木儿朝贡使团至明首都多达五十余次，明政府从洪武至天顺年间也至少有十一次正式遣使撒马儿罕。另外，双方贸易往来自洪武至万历，也始终没有间断。但从明初起，帖木儿的使者每次入京，都要采购大批丝织品而归，然而从帖木儿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马、狮子、鹦鹉等禽兽和玉石，除了马以外，其他的东西对中国并无多少经济效益。对此，明朝官员也从经济利益出发多次展开讨论，但明政府为巩固和帖木儿的关系却并不计较经济得失。明朝廷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从周边形势来考虑。蒙古族在明代是北部边防的主要威胁，而帖木儿无论在地缘还是血缘上均与蒙古族接近，因此明政府在积极防范蒙古各部的同时，需要和帖木儿保持较好的关系①。所以，明在与帖木儿的交往中所求的并不在经济的得失，而在于政治上的得益。

陈诚出使西域陈诚（1365—1457），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陈诚奉命第一次出使“西域”，赴撒里畏兀儿建置安定等卫。永乐年间先后四次奉命出使中亚一带。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宦官李达、陈诚率使团离京，次年正月从肃州卫出发，出嘉峪关西行。直至永乐十三年十月回到北京。这次西使，他们访问了撒马儿罕、哈烈、达失干等地。每到一地，他们首先交上玺书，接着献给当地国王文绮、纱罗、布帛等物。陈诚一行回国时，撒马尔罕遣使来中国朝贡。次年，使臣回国，成祖派陈诚、鲁安随行。中亚各国盛情接待了他们一行，帖木儿帝国国王沙哈鲁盛情款待，并遣使护送陈诚回国。永乐十六年四月陈诚回到北京，五月，成祖下令：“升行在吏部郎中陈诚为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嘉其奉使哈烈之劳也。”①永乐十六年十月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陈诚又奉命出使中亚。永乐二十二年四月至十一月，再次奉命出使，中途召回。永乐年间四次出使，其主要使命均与帖木儿帝国有关。明成祖一再遣使西域，与帖木儿王国修好，从而稳定了西部边陲。

陈诚第一次出使时，将行程和沿途见闻写成《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者为西使的日程记录，后者则是对所历各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的考察。尤其是《西域番国志》分地记载，共录西域诸国十八处城镇，内容极为丰富，其后明人凡涉西域之书，几乎都曾取资于此书。此书成为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

①朱亚非：《略论明朝与撒马尔罕的关系》，《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①《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庚申。

第六节　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入侵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各国为了积累资本，迫切要求发展海外贸易，东方世界成了重要目标。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便来到南洋群岛一带，继之首先和中国发生了关系。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紧随其后，亦纷纷来到东方。

葡萄牙占澳门葡萄牙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首先抵达广州沿海的屯门岛。次年，葡驻满剌加总督派遣菲莱斯特罗正式出使中国，开始了葡官方与明朝的正式交往。

正德十二年（1517），葡驻满剌加总督派安特拉德和皮莱资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广州地方官员以其素不通中国，拒绝葡人登岸。后来他们强行驶入中国内河，进入广州城。广州总督陈金不敢擅自做主，便奏请朝廷定夺。正德十五年皮莱资到南京，觐见了南巡的明武宗，要求与中国通商，未被获准。嘉靖初，世宗命葡使回广州听候处置，皮莱资被系于广州监狱，嘉靖三年（1524）五月死于广州。

葡人来中国，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和中国的贸易，而明朝则一直推行海禁政策，对朝贡以外的私人海外贸易一概禁止。中、葡之间的这种矛盾，就决定了冲突势所难免。

正德十六年（1521），以御史邱道隆、何鳌力奏，明朝下令将占据屯门（今广东深圳蛇口）的葡人驱逐。明军在汪鋐的带领下，进占屯门，葡人寡不敌众，战死甚多，有些被明军俘虏，葡人乘夜遁去。嘉靖二年（1523）初，葡萄牙船只五艘来广州，请求通商，遭到拒绝。葡人遂转攻广东新会，又遭备倭指挥柯荣的打击，俘虏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缴获船只两艘，并夺回被葡人掠去的中国男女十多人。这两次冲突后，葡人在广东不能得逞，遂转向闽、浙一带，并与沿海海商勾结。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宁波附近的双屿，将葡人全部驱逐。次年，朱纨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攻福建的浯屿（今金门），也大获全胜。

葡萄牙人虽一再被明军所驱逐，但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通商据点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位于珠江口边的澳门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

澳门原属香山县，故又称香山澳。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商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贿，托言货船遇到大风浪，打湿了货物，请求在澳门晾晒。阴谋得逞后，便打算长久居留下去。他们在澳门修筑房屋，扩充居地，建造炮台，并设官治理。到万历时，葡人继续在澳门扩展其势力，来澳门者多至万余人。神宗即位后，即向澳门的葡萄牙商船抽取舶税。每年可得税银二万余两。葡人居住澳门，每年贿赠明朝官吏银五百两，其后转归官府。明朝因有利可得，遂听任澳门被葡人独占。但明廷对在澳门的葡人却一直戒备森严，因此终明之世，澳门未出现大的混乱局面。

西班牙迫害华侨西班牙人紧随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沿海。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以武力征服了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进行交往。

万历二年（1574）冬，中国海盗头目林凤率战舰六十二艘，水手二千人，士卒二千人南下吕宋，与西班牙人发生武装冲突。当时明朝对海外情势所知甚少，海禁政策也一直未彻底废除。明朝命广东提督殷正茂和福建巡抚刘尧诲克期剿除，于是福建巡抚刘尧诲为彻底剿除林凤，派把总王望高率领战船两艘前往吕宋，约西班牙人出兵夹击。林凤势不可支，率余部遁去。万历四年明朝准予漳州合法请引的船只，往吕宋商贩，于是两国有了贸易上的往来。

与此同时，因吕宋资源丰富，且有金矿，比较容易开发。但西班牙人少，当地土人又不习耕作，所以西班牙占领吕宋后，极力招徕华人。明朝后期，中国沿海人民前往吕宋垦殖、采矿或从事其他手工业生产，人数越来越多。另外，西班牙人为了得到中国的商品，促进吕宋的繁荣，他们特地在马尼拉附近为中国商人建立了一个丝绸市场，即华侨所说的“涧内”。不少华侨在涧内长期住了下来，很快达到万余人。他们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但却引起了殖民者的疑惧。于是有了西班牙人对华侨的迫害和华侨的英勇反抗。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役使华侨远征摩鹿加岛。摩鹿加岛古称美洛居，以盛产香料闻名，故又称香料岛。最初被葡萄牙人占领，后来荷兰与葡人争夺香料产地，荷人将葡人驱逐，占据了该岛。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合并，葡人遂向吕宋西班牙人乞援。西班牙新任驻吕宋总督达斯麻雷那斯企图以此为借口，将摩鹿加岛置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达斯麻雷那斯遂遣战舰百余艘，载西班牙军士七百人，士兵铳手四百人，弓箭枪手一千人，组成远征军。另外，西班牙人又在吕宋征发华人二百五十名随征。西班牙人视华侨如奴仆，“日夜驾船，稍倦辄箠之；或刺杀，苦毒备尝”①。于是华侨潘和五率领华侨在海上起义，杀死了西班牙总督达斯麻雷那斯，以及许多西班牙士兵，西班牙人仓猝不知所措，纷纷跳海逃生，许多人淹死海中。潘和五等人驾船离去，迷路到了安南。

万历二十五年（1597），西班牙殖民当局突然下令驱逐大量华侨出境。

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吕宋华侨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死难华侨达二万五千人。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所谓的“采金案”。万历三十年，自称“善望气”的张嶷奏言，吕宋机易山产金银，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①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于是福建税珰高宷派海澄县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偕张嶷前往吕宋勘验。因事属虚妄，当然只能无功而返。西班牙人因此事而怀疑中国有异谋，怀疑明朝将派兵夺占吕宋，故对华侨严加防范，将华侨家中的铁器全部收缴。并扬言，如中国派兵来犯，就先把华侨全部杀掉，华侨因而惊恐不安，便在城外设防自卫。西班牙人认为华侨要大举反叛，遂派军队前往攻杀。华侨奋起反抗，但因多是商人，不习攻战，组织得也不好，因此许多华侨被杀戮，其中以漳、泉人为多。

于是不少华人纷纷返回家乡。华人离开后，西班牙人贸易收入锐减，于是又招抚流离的闽商前往吕宋。与此同时，明朝也遣商往谕西班牙人“无开事端”①，不要再杀害华人。万历三十三年以后，逃离吕宋的华人又陆续返回。但到崇祯十二年（1639），吕宋华人又遭到一次屠杀，被害者高达二万二千人②。

荷兰侵占台湾荷兰，明代史籍称之为红毛夷或红毛番。它来东方较葡、西二国要晚。

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武装船队到达澳门，请求准予贸易，葡萄牙人严加戒备，不许登陆。明朝驻广东税使为平息争端，召荷人首领入城游览。荷人在澳门一个月，毫无所获，怏怏而去。这是荷兰与中国第一次发生关系。万历三十一年（1603），荷兰军舰驶抵澳门，劫夺葡萄牙一艘商船。万历三十三年荷兰军队再次来到澳门，终因葡人防守坚固，荷人只好无功而还。此后，荷兰人又多次进犯澳门，均未得逞。

荷兰人在广东一无所获，便想在福建沿海夺占一个通商据点。澎湖离福建很近，又是海上交通要道，荷兰人打算扼此咽喉水域，阻绝别国船只往来，独占与中国的贸易之利。

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荷兰军舰驶抵澎湖，他们伐木建屋，想长期占领此地。福建地方官派人往谕，令其撤离。荷人向福建税使高宷行贿，迁延不去。福建沿海的一些私商也纷纷前往澎湖，与荷人进行贸易。明朝的一些官员力请剿除。于是总兵施德政派兵严守要塞，令材官沈有容率兵往谕，令其退兵。同时施德政下令严守海岸，断绝海上接济之路，又声言预作火攻，荷人终于离去。这次占领澎湖，前后约五个月。

天启二年（1622），荷兰派遣雷伊尔斯苏恩率舰船来华，其目的是夺占澳门或澎湖。因在澳门无机可乘，便驶往澎湖。荷兰人一面以澎湖为据点，修筑城堡，并和海寇勾结，互相接济，一面又往福建濒海地区进犯。天启三①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②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2页；邱炫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2页。年，南居益代替商周祚为福建巡抚，力主将荷人驱逐。天启四年二月，南居益遣将夺占了镇海港。南居益见荷兰人仍无退意，便令漳州和泉州发兵接应，调大兵围击。荷兰人虽武器精良，但终因寡不敌众，且补给困难，感到难以固守，遂遣使请求缓攻，最后表示愿毁城撤退。这年八月，荷兰船十三艘遁去。

荷兰人从澎湖撤走后，便占领了台湾南部，他们修筑城堡，加强防务。

陆续修建了安平城（又名台湾城，荷名热兰遮城）、赤嵌城（今台南，荷名普罗文查）。与此同时，他们还建学校，设医院，招民屯垦，并以此为基地，与中国、日本进行贸易。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人为了与荷兰人相抗衡，侵占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和淡水。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将台湾全部占为己有。

第七节　传教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

耶稣会士来华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传教士的足迹也开始进入东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仅有的几个旧教国家与罗马教会形成旧教同盟，并于1540年成立了耶稣会，致力于复兴罗马教廷势力，于是耶稣会努力向海外发展。

耶稣会士来华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年八月，耶稣会士沙勿略经过一番奔波，来到广州沿海的上川岛，打算寻找机会进入广东传教，但明朝海禁甚严，他无法登陆，不久即病逝于岛上。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耶稣会士随之而来，澳门不仅成为商业贸易的基地，还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前站①。

万历二年（1574），耶稣会士范礼安等四十一人来到澳门，企图进入内地传教，未获批准。但他在澳门经过一番调查，认为到中国传教，要适应中国的习惯，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万历七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中文，次年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万历十年，他又获准到肇庆传教，十六年回国。意大利另一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苦学汉文。他认识到“到中国来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他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②。万历十七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开始使用知识传教。以后他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他在中国传教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能迎合各阶层的爱好，因而受到礼遇。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次到达北京，得到明神宗的赏识，赐留居北京传教。万历三十八年病死北京。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研习中国儒学，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先后撰写、翻译天文、数学、地理、语言、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著述多种，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

利玛窦死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接替他在中国传教。龙华民不善于与士大夫交往，但却致力于在普通群众中发展教徒。万历时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如庞迪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坚持利玛窦的传教思想，将传教与传播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将天主教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合起来，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教徒人数大增。据樊洪业统计，万历十七年（1589）教徒人数有八十人，到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已有二千五百人，万历四十五年中国教徒达到一万三千人①。明朝末年，发①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②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中国当代社会》第二册，第216页。

①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展到三万八千余人②。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教相比，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播更快。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也开始在国内传播并开始初步实践。如在天文历法方面：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帮助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修改历法，完成了《崇祯历书》，这是当时较准确的历法。明代历法，兼用大统、回回历，但预测天象谬误时有发生，从明中期起，不断有人倡议改历，均未能实行。利玛窦来华后，他在传教期间也注意到了中国急需改革历法，就广泛向中国官吏、学者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先进。他在李之藻等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先后译著西方历算书籍多种，如《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乾坤体义》。之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等人多通晓西方天文历法，一时在中国士大夫中造成很大影响。崇祯二年（1629）在徐光启、李之藻的坚持下，明朝设西方历局（简称西局）修历，并吸收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进局工作。次年五月邓玉函卒，又征传教士汤若望、罗雅各入局译书、演算，督修历法。西局设立前后达十四年，成就可观，崇祯皇帝将几次进呈的历书共一百三十五卷赐名为《崇祯历书》，明季改历工作基本完成。传教士在华期间，还更新了中国的天文仪器，制成浑仪、天球、地球、日晷等多种天文仪器。汤若望还带来了西方望远镜，并撰《远镜图说》加以介绍。与此同时，他们还与中国天文学家一起编撰了一大批天文历法书籍，如汤若望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编成的《西洋历法新书》受到学界重视，“言历者莫不举为俎豆”①。

在数学方面：来华传教士大多精通西方数学，利玛窦数学造诣较深，是介绍西方数学的第一个传教士。他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数学著作是《几何原本》，此书自万历年间刊行起，至清代多次出版，影响极大。继利玛窦之后，其他传教士也不断介绍西方数学，涉及几何学、三角学、算学等方面的内容。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图》成为第一部让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的较为准确的地图。他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地球为圆形，地球有南北二极，以及赤道、经纬度、五大洲等地理知识，在当时影响极大，然而，其中也有很多谬误。再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分叙五洲各国，详细记载了当时各国风土地理知识，开阔了国人对边界地理认识的视野。

在物理、机械学方面：西方物理学在明末开始传入中国。汤若望的《远镜图说》，介绍望远镜的制法及其原理，如凸镜凹镜的配合，光线折射反射原理等。瑞士人邓玉函与儒生王徵共译《远西奇器图说》和王徵撰《诸器图②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①《清史稿》卷二九三《畴人传（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说》论述了各种机械的制造方法，也对许多机械原理作了介绍。意大利人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农田水利，讲述了水利知识及水利器械的构造、图式和原理。

在兵器制造方面：徐光启曾向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的制法，万历四十七年（1619）因辽事紧急，徐光启受命练兵，有意购西炮，募炮手以佐教演。天启二年（1622）外患日亟，徐光启上练兵制器之疏，“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①。于是明朝令传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崇祯时还设铸炮厂。崇祯九年（1636）汤若望制成战炮二十门，又令再铸五百门。随着火器的制造，介绍西方火器的书籍也有刊印。由汤若望口授、焦勖笔译的《火攻挈要》（又称《则克录》）介绍了火器的制造方法及使用火器的基本原理、西铳的一些知识。

此外，传教士还将医学、建筑、音乐、绘画、语言、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介绍到西方，在西方社会也引起很大影响②。

西学的输入，对于突破中国专制制度下封闭的文化状态，开阔人们的视野，客观上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当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技知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传教士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宗教，传播科学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加以使用，因而他们传播的知识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对于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成果如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伟大成就不能也不敢毫无保留地介绍过来，因而这也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深入和传播，再加上当时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和闭塞的小农经济，也使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吸收和推广受到局限，因而传教士所传播的科学知识，除了天文历法和武器制造因统治者的需要稍有发展外，其余的或昙花一现，或稍起波澜，但不久就湮没无闻了。尽管如此，但这毕竟使中西之间在科技领域有较大规模的沟通，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①《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

②参考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西学东渐及其影响》一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朱亚非：《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明代中外关系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

第十一章　明代的学术思想

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和皇朝统治思想，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与广泛传播，反对圣贤偶像、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潮的滥觞以及明后期反理学或心学空疏误国，倡导“实学”这样曲折的过程。各种学说并立，名家辈出与有识之士对理学或心学的修正批评，以及启蒙色彩的新思想的出现，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总结和终结宋明理学，批判封建专制统治，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着思想条件，也为明清之际实学高潮的形成推波助澜。

第一节　明初对理学的提倡和统治思想的确立

明朝建立初期，出于加强大一统封建皇朝统治的需要，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的圣典，成为官方的哲学。永乐年间，朱棣以程朱思想为圭臬，汇辑经传、集注，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企图“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以统一全国思想。三部理学《大全》的编纂完成，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其独尊地位的确立。当时一批很有影响的学者，如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理学家，崇尚理学，著书讲学，门徒遍及南北，形成风气，更加巩固和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三部《大全》的编纂及其目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即信用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等。朱元璋在称帝的前一年，于宫室两庑书写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前往曲阜祭孔庙，赞扬“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宋濂等儒生，更是与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不遗余力强调程朱理学的重要性，促使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颐、朱熹及其弟子等的注解为准绳。并规定，文章须据于宋代经义、仿元代八比法，谓之八股，又称“制艺”、“制义”，不但强调“代圣贤立言”，不许自由发挥，而且严格规定体例和字数。程朱之学由是成为官方的统治学术。明洪武年间，解缙上书，建议“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①。这是官修理学之书的开端。其用意亦在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解缙的建议，成为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三部理学《大全》是指《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共二百六十卷，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二年（1414）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组织编纂的，前后不到一年编纂成书，由明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三部《大全》的内容，前二部是“五经”、“四书”的集注汇纂。《五经大全》卷帙最多，共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周易大全》是据《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是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是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是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是据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为朱熹学生，陈澔之父大猷是朱熹三传弟子，他们均属程朱学派。由此可见，程朱理学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包含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着程门弟子、朱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理学家的思想学说①。《四书大全》共三十六卷，包括四个部分：（1）《大学章句》、《大学或问》；（2）《中庸章句》、《中庸或问》；（3）《孟子集注大全》；（4）《论语集注大全》。前两部分将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后两部分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诸儒之说。因此，《四书大全》可以说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放大。《性理大全》共七十卷，主要是程朱学者解释六经和阐述性理之学的著作。总之，三部《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著作汇集②。

明初统治者颁行三部《大全》，企图建立一套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更为系统完整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以统一全国的思想，从而达到加强封建思想统治的目的。它与八股科举制度相结合，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有意提倡，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朝廷国子学到地方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无不进行程朱理学教育，“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①。程朱的影响到处存在。那些一头钻进《大全》去猎取功名富贵的读书人，许多成为无益于国家社会的废物，有钻营成功者，则蠹国病民，行同窃盗。更为严重的是，在其他文化领域，如戏曲、小说、曲艺等艺术领域，也深深地打上了程朱理学的印迹，对人们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愈到后来，它的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和思想禁锢的消极作用，愈为明显②。

宋濂、方孝孺的理学思想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潜溪人，后移居浦江青萝山。

他的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的。朱元璋攻取婺州时，宋濂投其门下出谋划策，深得赏识重用。在学术师承上，宋濂既从黄溍、柳贯等人继承“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朱学之传，又从方凤得闻陈亮事功之事，间学于吕祖谦的后学李大有。同时，潜心于佛教典籍，“饱览三藏诸文”，得识“明心见性之旨”，以致“渐流于佞佛者流”。宋濂一生埋首笔耕，传世之作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浦阳人物记》、《洪武圣政记》等，现行于世者有《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宋濂在本体论上，把“天地之心”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产生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他说：“夫生者，乃天地之心，其阴阳之所以运行，有开阖惨①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

②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舒之不齐，盖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环于无穷。”①认为人之所以能体验和把握到“天地之心”，是因为“吾心最大”，本具一切。他说：“天地一太极也，人心一太极也，风雨雷霆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参私伪，用符天道，则其感应之速，捷于桴鼓矣。”②即天地和人心各是一个宇宙，人心只要能够克除私情物欲，就能与天地桴鼓相应。在他看来，认识主体的“吾心”本就包含着被认识的客体“天地之心”。仰观清明穹窿，日月运行，阴阳变化，俯察山川融结，草木繁芜，万象森然而莫不备于心中，“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③。因而不是“我心”参合天地万物，而是如何让“我心”固有的天地万物立起来，“我心”一立，不但一身可存，国家可治，而且“家可颜孟，人可尧舜”了④。这样就把主体之“吾心”的作用无限夸大，而与产生宇宙万物及其变化之客体的“天地之心”等同起来，于是主观精神吞噬了客观世界。在如何识心、明心的问题上，宋濂的主要方法是“不借外求”的向内冥悟，而不是向外的格物穷理。他把佛教超世脱俗的“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看作“有补治化”的作用，强调儒、佛“本一”、“同一”和“儒释一贯”，认为佛界的“无”与世间的“有”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是“空有相盗”、“二体互融”的相需相函关系，佛教“明心见性”是从有形的世间获得的⑤。在对六经的看法上，他认为吾心与六经是形影之间的关系。“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六经也同“心”一样，具有绝对性。这与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观点有所不同，说明他维护“天理”的绝对性，强调心与理的统一，注重学术的修身与用世等等，在客观上服从于明初统治者的需要。

方孝孺（1357—1402），是宋濂的受业弟子，浙江宁海人。在建文帝时被召为翰林院侍讲，迁侍讲学士，参与商议国家大政。建文四年（1402）“靖难之役”，燕兵入南京，孝孺被执，坚决不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遂被磔杀，诛灭十族。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维护程朱理学，反对心学空谈，抨击佛教“异说”。针对当时学界偏重道德修养、空谈性命而不务实的风气，他以憨迂耿直的处世之态和以讲明道学为己任的责任感，对其大张挞伐。他认为“道之不明莫甚于今”，那些高谈性命的理学家不仅“扣之以辅世治民之术则冥然而莫知所为”①，而且根本“以道德为虚器”②。方孝孺将这种败坏儒林风气现象概括为利禄之蠹、务名之蠹、训诂之蠹和文辞之蠹四蠹，认为“四者交①《越国夫人练氏像赞》，《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②《赠云林道人邓君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③《凝道记·天下枢》，《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④《凝道记·天下枢》，《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⑤管敏义主编：《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①《与苏三先生书》，《逊志斋集》卷九。

②《答王仲缙五道》，《逊志斋集》卷九。

作而圣人之学亡矣”。长此以往，不待“百余年间，风俗污坏，上隳下乖，至于颠危而不救”③。因此，他强调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必也本诸身，见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圣人之学。”④这就是说，修身养性和致力政教是统一的，而且只有使两者一以贯之，才符合圣道，才能成功，否则，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儒士。并认为儒士的当务之急，“当以修身养性为先，一反浅陋之习，以表正海内”⑤。作为一个儒士，无论修养多深，本领多大，如不能见诸政教，为世所用，验诸事功，勇于有为，仍将毫无用处。他强调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做到“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笃，用于世则使..九州四海老癃单弱之民得其欲”①，要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切不可修身而忘世。

他尊崇和维护朱学，主张“博文约礼”、“格物致知”，反对心学派的那套注重心悟的做法，即所谓“弃书语、绝念虑，锢其耳目而不任，而侥幸于一旦之悟”②。他认为，这套求于“一旦之悟”的做法，完全是受佛教“异说”的愚弄而不知其害的结果。所以，方孝孺进而抨击佛教以维护儒学正统。薛瑄与“河东之学”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终生从事著述和讲学，“从学者甚众”。他是继曹端而起的朱学学者，以“复性为宗”，强调日用人伦，提倡笃行践履之学，是明代初期朱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与弟子阎禹锡、白良辅、张鼎和私淑弟子段坚等创建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他的著作有《读书录》和《读书续录》。清人又辑其所有文字和年谱等，汇编为《薛文清公全集》。

薛瑄在曹端理气一体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理不离气”、“理气无缝隙”和“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的观点，修正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他从太极、阴阳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理不离气”的观点。他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理只在气中，非是气之外悬空有太极也。”①他强调理在气中，故他认为“理气浑然无间，截理气为二则非矣”②，从而否定了朱熹的所谓“太极阴阳，决是二物”的思想，初步确立了“理不离气”的③《杂诫·第四章》，《逊志斋集》卷一。

④《答赵白钦三首》，《逊志斋集》卷九。

⑤《答王仲晋》，《方正学先生文集》卷一。

①《逊志斋集》卷十六。

②《逊志斋集》卷十四。

①《读书续录》卷二。

②《读书续录》卷一。

观点。薛瑄还从道器关系方面论述了“理不离气”说。他说：“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原不相离，举目皆是”③，“显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离道，道不离器”④。他从道器本不相离得出理（道）不离气的结论，进而提出“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的观点。这一道器不二的观点，也正是合乎他的“理气浑然无间”、“理气密匝匝地真无毫发之缝隙”的说法。薛瑄之所以要修正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目的在于修补朱学之不足，更好地维护“理为主，气为客。客有往来，皆主之所为”⑤的理本气末、理体气用的朱学观点。

在认识论上，薛瑄继承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说，把即物穷理、向外求知看作是认识的主要途径。他说：“就万物万事上求实理，格物致知之要也。”⑥他同朱熹一样，把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统称之为物，格物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自然界，还包括人自身和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他说：“格物所包者广，自一身言之..推而至于天地万物，皆物也。..又推而至于圣贤之书、六艺之文、历代之政治，皆所谓物也。”⑦至于穷理，他把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对道德践履的认识都包括在内，认为格物穷理就是要在客观事物上穷其理以求内外相通，“于事物求至极之理”。他说：“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穷至其理，知至是万物万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犹是物各为一理，知至则知万物为一理。”①即要求在逐事逐物的穷理中，最后抽象出事物的一般原则。

与他的格物穷理说相联系的，还有他的知行观。他认为知与行是相联系、又相促进的。曾说：“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知行不可偏废也。”②强调没有“知”作指导的“行”，是盲目的；没有“行”去实现的“知”，则是无用的。因而他的学说也被称为“践履笃实之学”。

他从本体论的高度认为，理学的道问学和尊德性就在于“知性复性”，“为学只要知性复性而已，朱子所谓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提出他的“知性复性”之说。他根据程朱理学的观点，认为性是天所赋予人之理。他说：“性乃天命赋予人物之实体”③，“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为性”④，“天道③《读书录》卷七。

④《读书续录》卷三。

⑤《读书录》卷五。

⑥《读书录》卷四。

⑦《读书录》卷四。

①《读书续录》卷三。

②《读书录》卷六。

③《读书录》卷二。

④《读书录》卷八。

流行，命也。赋予人，性也”⑤。进而指出：“仁义礼智即是性”⑥。具体来说，道只是循此性而行，德即是行此道而得于心，诚只是性之真实无妄，忠即是性于心，恕即是推此性于人，等等。总之，这种道德本体论，实际仍是抽象的道德人性论。薛瑄所谓的“复性”，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封建道德修养的途径，复返到湛然纯善的本体之性，也就是合乎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这实际上就是要以封建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也体现了程朱理学对明初思想统治的强化。

吴与弼与“崇仁之学”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抚州崇仁人。他与薛瑄同时，也是明初的朱学代表人物，号称南北两大儒。但他们治学侧重不同，各具特色。吴与弼的理学，主要是讲道德修养。他认为个人道德修养好了，就不难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①。至于修养的方法和内容，则遵循朱学的观点，强调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有一个长期持续不断的艰苦过程，要通过读书穷理等的“集义”工夫，才能“涵养德性本原”。关于道德修养，吴与弼还在程颐“敬义夹持”说的基础上，提出“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的观点。他认为，通过敬内功夫和读书穷理等的集义功夫，加以“浣洗”，即可使具有“知觉”的神妙之心“莹澈昭融”而上达天理。吴与弼还将“存天理，去人欲”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他说：“君子之心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②并在他的《日录》中，强调“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学圣贤者，舍是何以哉”，强调为学和日常行事都要时刻警惕有“非分”的欲望和意念的萌生，处处要遵循封建伦理纲常的“天理”。他认为，这就是“君子”和“学圣贤者”所要进行的道德修养。在道德修养论上，更重视“主静”的涵养功夫。他提倡“静坐”、“夜思”的冥悟。他说：“枕上思《晦庵文集》及《中庸》，皆反诸身心性情，颇有意味。”①由此得知，在吴与弼的朱学中，杂入了陆九渊的心学，正如清代人称他的理学是“兼采朱陆之长”。而他的存心以涵养本源和静思冥悟的修养方法，既是他的理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也是其门人陈献章衍化为心学的发端。

⑤《读书续录》卷四。

⑥《读书续录》卷五。

①《康斋文集》卷十。

②《康斋文集》卷十。

①《明儒学案·崇仁学案》。

第二节　王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及其流派

明代中期，理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王阳明心学的异军突起及王学的广泛播扬和流派林立。程朱理学仍是官方统治哲学，但其影响已渐居次要地位。在王学崛起之前，陈献章的“江门之学”为其发端。

陈献章的“江门之学”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因白沙里濒临江门，故称其学为“江门之学”。他早年曾锐意科举，但屡考不中，促使他潜心于学术，曾一度受学于著名的朱学学者吴与弼门下。他与一般恪守朱学传统的明初学者不同，注重独立思考，讲求“学贵自得”。他说：“前辈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②正是这种“贵疑”的精神、注重独立思考和“学贵自得”，促使他成为阳明心学的发端人物，从而将明代学术思想由理学转向心学。其著作有《白沙子全集》。

在“道”（理）与“气”（天地）的关系上，陈献章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认为，道和天地一样都是“至大”，“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①。这种以“道”为“天地之本”的观点，与朱熹以“理”为“生物之本”的观点很相近。但陈献章却与朱熹有所不同，他不像朱熹那样把“理”（道）看作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绝对本体，而是提出了万事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的观点。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②由此，引申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本论观点，与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本论十分相似。

陈献章虽然在本体论上与陆九渊相同，均持心学观点，但还有其不同之处。在论证的方式上，陈献章毕竟受过朱学的熏陶，从承认理（道）到承认“心具理”、以至心吞噬理，在认识上是有一个逻辑发展的，不像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那样直接。在对“心”的理解上，陆九渊除了指出“心”具有知觉能力以外，还特别强调“心”的伦理本性，所谓“仁义者，人之一心也”，呈现出强烈的伦理色彩。而陈献章则主要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所谓“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御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③，具有明显的②《白沙子全集》卷二。

①《白沙子全集》卷十。

②《白沙子全集》卷十。

③《白沙子全集》卷一。

唯我主义的倾向。

陈献章从“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观点出发，进而提出了“以自然为宗”①的为学宗旨。他所谓的“以自然为宗”，是指无任何束缚的、绝对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为了实现“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陈献章提出了“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这种方法，是他从切身经验中得出来的。据他说，他从吴与弼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但仍然“未知入处”，于是回到白沙里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不靠师友指引，专从书册中搜寻，废寝忘食数年，亦未有得。“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作圣之功，其在兹乎！”②他认为，遍读群书亦未求得“用力之方”，改变方法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终于达到本体的认识，即所谓“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陈献章这种从“静坐”中直见心体的思想和方法，确比朱学简易，因而成了由朱学转向阳明心学的过渡环节。

湛若水对“江门之学”的发展与修正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学者称他为甘泉先生。他于二十九岁从学于陈献章，很得其师器重，视他为自己学术的继承人。四十岁登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晚年致力于讲学和著述。著作有《甘泉先生文集》等。

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的“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万事万物莫非心”③的心本论观点，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卷七）和“天地万物皆我分内”（卷二十三）。他也和陈献章一样，在心学观点中带有明显的唯我论的色彩。但是，构成湛若水的思想特征的，还是他的“随处体认天理”的为学、修养方法。黄宗羲把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看作是“王、湛之学各立门户”①的标志。湛若水也认为自己生平著述“其词虽多，不过止在体认天理四字”（卷十九），他把“随处体认天理”看作是“千古圣贤心法之要”（卷二十）。湛若水的所谓“天理”，即指封建伦理道德。他所说的“体认天理”，则是强调在保持心境空虚的状态下体认“天理”。这实际上仍是自我道德的内省功夫，即所谓“随处体认天理，功夫全在省与不省耳”（卷十一）。湛若水认为，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是发展了其师陈献章的“静坐中养出端倪”①《白沙子全集》卷二。

②《白沙子全集》卷二。

③《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

①《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的修养方法。他说：“体认天理而云随处，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②也就是说，无论动或静，无论思或行，都要合乎“天理”，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因而他认为在动静、心事合一之中，自然包含并发展了陈献章的“静坐”法。他说：“随处体认天理，自初学以上皆然，不分先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即随处体认之功，连静坐亦在内矣。”（卷八）而且，他还批评说，“舍书册、弃人事而习静，即是禅学”（卷六），强调“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时着力”（卷七）。可见，在具体内容上，湛若水却融会了程朱理学中的“天理”和“事理合一”的观点，从而充实和发展了心学的修养方法。湛若水虽说是发展了心学的修养方法，而实际上却又是对陈献章心学的有所修正。

王守仁的心学体系及其影响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祖籍浙江余姚，年轻时因家迁至山阴（越城），他筑室阳明洞而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心学，人称王学或阳明心学，又称“姚江之学”。

王守仁是弘治时进士，历官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镇压江西南部农民起义，推行保甲制度，平定宁王宸濠的叛乱，受封为新建伯，谥文成，从祀孔庙。王氏从政之余，读书不辍，曾师事娄谅，泛览儒、释、道三家。他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面对社会危机，深感于“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已到了“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所以决心要寻求一种能使天下事势“起死回生”的良方。他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只作为饵名钓誉之阶，无补于社稷安危。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统治学说，提出与朱熹理学相对立的主观唯心论的理论，著成《传习录》、《大学问》（均载《王文成公全书》或《阳明全书》）。继承和发挥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①。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是人心发生的意念活动的结果，没有心就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是宇宙的本体，是第一位的，从而形成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心学体系。王阳明心学体系主要包括“良知”是“心之本体”说、“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三个方面。

“良知”范畴出于孟子，是指“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验道德意识。从王阳明始，则把“良知”的内涵加以扩充，并赋予宇宙本体的地位。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即理”观点，把“良知”与“心”看作是同一意义的范畴，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卷二），并进而发挥“心即理”的②《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①《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观点，把“良知”、“心”、“性”、“理”（天理）都看作一事：“心即性，性即理”，“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这就与程、朱的“性即理”学说相异。他还从“心即理”观点出发，把认识主体（心）等同于认识客体（物理），认为人心不仅是人身的主宰，而且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所谓“充塞天地之间，只有这个灵明（心）”，“天地鬼神万物离却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卷三）。不仅如此，他还把天地万物看作是“良知”（心）的“发用流行”。于是，精神实体的“心”或人的主体道德意识的“良知”即成了宇宙的最高本体，成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从而得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以及“物理不外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卷二）的结论。王阳明把“良知”、“心”、“性”、“理”（天理）都认作一事的做法，强化了“良知”的性质和作用。一方面，“良知”既是性、是理，就不只是孟子所说的那种一般的先验道德意识，而是天赋予人心固有的封建道德规范。因此他说：“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卷二）他强调封建道德伦理植根于人们的内心，如若丧失，则是“私欲之蔽”造成；只要在“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即能使“良知”复明，自觉地去践行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王阳明之所以将“良知”，赋予“天理”的崇高地位，强化“良知”的性质和作用，其目的就是以此来激起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增强人们践行封建道德伦理的自觉性，从而克服朱学末流所造成的那种“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自私自利之实”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良知”还成了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准则。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又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卷二）王阳明强调吾心“良知”为“自家底准则”，这就突破了以程朱理学的是非为是非的框框，有了些微人的主动性。王阳明还进一步从“良知”为“自家底准则”出发，大胆地否定了以孔子和“六经”的是非为是非。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卷二）他所说的“未及孔子者”，所指就是朱熹。在朱学占据统治地位之时，王阳明公开否定朱学，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颇具胆识，在思想界掀起了层层波澜。他还把“六经”等同于“吾心”，置之于“吾心”的轨迹之中。所谓“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卷七），实际上是否定了“六经”作为神圣经典的崇高地位。这些观点，对于后来的李贽等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阳明从“心即理”观点出发，指出朱熹将“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为二”的原因。并认为，如若再继续“专为近世学者（指程朱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则势必仍要沿着程、朱的“知先行后”说的错误滑行下去，在实践上造成“遂致终身不行”的流弊。因此，“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王阳明针对朱学造成知行脱节、空谈道德性命而不躬身践行之弊而提出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将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宋明理学的共同特征。但他的“知行合一”说，则是把认识论的问题更多地局限在“尊德性”的伦理道德范围内，企图将道德伦理哲理化，将“天理”“良知”的封建道德伦理的准则赋予绝对权威性。他说的“知”，是指“良知”的自我体认，“行”是指“良知”的发用流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良知”的体用合一。他认为，“良知”在发用流行中，知与行是合一而不分的，这就能保持所谓良知本体的本来面目；如若被“私欲”隔断了，或者没有去认真践行“良知”，良知本体就会晦暗不明。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讲“复本体”，实质就是讲“良知”，在发用流行过程中的“知”与“行”的合一，保持所谓良知本体的本来面目。这种“知行合一”的理论，在道德论上则是讲作为本体的“良知”在付诸客观的过程中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而在认识论上，则是讲认识与行为的关系。“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无论是从道德论还是认识论上说，都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王阳明却夸大二者之间的统一性，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以致歪曲成绝对的同一，抹煞了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之间的区别，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的“知”。从而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和它在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作用。此外，王阳明还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卷七），强调所谓“知之真切笃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卷二）。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知行观中，已含有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道德践行）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一自觉的思想认识。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他自认为是自己心血的结晶，是理论上的一大发明，被他称作是“孔门正法眼藏”、“圣人教人第一义”（卷二）。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说是他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部分。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通过对《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

观点以及陆九渊的“心即理”说的吸收、改造而融合成的。他把修、齐、治、平的活动说成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活动。他从“致知”引出“致良知”以代替朱熹的释“致知”为“穷理”。故他在“致知”方法上与朱熹不同，不是把“格物”释为“即物”，而是释“格”为“正”，所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卷二六）。“格物”成为“正物”或“正事”。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主要是讲道德修养，说的是如何通过“致”的工夫，使“良知”在人的修养和行为中得到完满体现。王阳明的“致良知”作为道德修养论，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其宗旨和归宿的，并未超出理学的规范。他也同样是把“人欲”看作是实现封建道德伦理的障碍，曾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卷二）可见，“致良知”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去其“物欲”之“昏蔽”，而存“廓然大公”的“良知之本体”。于是，王阳明就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使他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在理论上产生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既然“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那么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就不应有“昏蔽于物欲”的可能。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与“良知”对立的“物欲”存在，则“致良知”说便成为无的放矢而无须存在。对这一无法克服的矛盾，王阳明只好把“物欲”作为当然存在，而用主观臆断的方法来加以掩盖。至于“致良知”的具体内容和途径，则包括“体认良知”的静的工夫和“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两个方面。前者是讲人的身心修养，后者讲的是以“良知”去规范人和社会。所谓“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即要求人们按照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去为人处世。他认为，讲修养不能空谈道德性命而“悬空无实”，必须使“良知”在现实行动中体现出来，在为人处世中做到“去恶”、“为善”。此外，王阳明还认为，“实现良知”还须通过“事上磨练”来增强道德修养，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卷三）。这是从他的“良知”体用一体的观点出发而言的。他说：“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卷二）王阳明把事物“千头万绪”的发展变化，都说成是“良知之发用流行”，显然是本末倒置的主观唯心论，但他认为“良知”要通过“见闻酬酢”体现出来，强调要通过“事上磨练”来增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却又是有价值的思想。可知在王阳明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中，其“体认良知”的静的内省修养工夫就与“实现良知”的“事上磨练”等的动的工夫相矛盾。这埋下了后来王学分化的契机。

第三节　泰州学派的兴起与李贽的异端思想

王艮和泰州学派

王艮（1483—1541），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学者称他为心斋先生。他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灶籍出身，做过小商贩，布衣终身，著有《王心斋先生全集》。三十八岁时造访王阳明，听讲“致良知”，认为是“倡明绝学”，遂拜为师。早在师事王阳明之前，王艮就以“某谈格物”而自命与“王公论良知”不同。到晚年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他的格物论被称之为“淮南格物”。王艮基于“天地万物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浑沌一元”的一元论出发，提出“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答问补遗》）的命题。他解释说，一物有本有末，而吾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所谓格物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本与末之间的关系。王艮一反理学倡导的“格物穷理”和王学的“格物”、“格心”以求达到对封建道德伦理纲常的格求而“存天理，去人欲”，而是把“格物”落到了由端正自身出发的对于天下国家“正”的实处。由此出发，他提出“修身立本”、“反己自修”、“正己物正”等强调完善自我的观点，显示出他的“格物”说与传统格物说的不同。由此，王艮进而提出“尊身”、爱身和保身的观点，主张人己平等和爱人思想。王艮的“安身”，除了物质条件的安，还要求人格道德上的“尊身”。他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自尊，才是至善。”（《答问补遗》）他把“身”等同于“道”，从身、道统一出发，提倡尊身立本，把“尊身”与他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学”的“道”相结合，并给予了辩证的说明。为了“尊道”，还必须爱身和根据客观的险恶条件做到“明哲保身”、“爱身如宝”。尽管王艮的格物说不符合阶级社会的现实，且还保存了大量封建伦理思想，如推崇孝道等，但他的“尊身立本”思想，却展示了他重视人身，提倡平等、爱人等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特点的新的思想观点。

此外，王艮的《乐学歌》将乐与学联系在一起，也是他的一个创造。他认为，人心本体就是自然，自然之乐是生机畅通的表现；而学是为了发展人心本体的自然之乐，故“百姓日用即是学”。学的方法是简捷明了、不费力气而无边快乐。故而他反对烦琐的读经解经，提倡到百姓日用中去学，这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之言。他重视讲学，说：“经世之学，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语录》）。他的讲学对象主要是下层百姓、士农工商，后又发展到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以“百姓日用之学”取代正宗儒学，提倡“人人共同共明之学”①，以达到“人人君子”，故而讲学遵循“有教无类”，颇①王一庵：《会语正集》。

有发展平民教育的趋向。

王艮和他创建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道”和“淮南格物”说的独具新意的早期启蒙色彩和“异端”旗帜，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被李贽称之为“真英雄”的王艮，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徐樾“解官善道”而后死在战场，颜钧不入仕途、终生讲学而又遭诬陷，罗汝芳一生遭排斥，何心隐“以布衣倡道”而惨遭杀害。正如《明儒学案》所说，泰州学派“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可见，对封建统治的叛逆精神以及独具的早期启蒙思想色彩，正是泰州学派的根本特征。泰州学派的这一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①。

泰州后学何心隐何心隐（1517—1579），字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他曾得省试第一名，因随颜钧学“心斋立本之旨”而不参与科举考试。他怀着建立一个家家富足、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以家族进行了试验。他的现存的唯一著作为《爨桐集》。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认为天下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同样，士农工商也无贵贱等级之分，亦皆可以成为圣贤。而且他还指出，农工商士要成为社会主人，“不凭人之议论，不凭人之求”（《条作主》），“必实超之而实为之”，要自己去争取。这一思想，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要求得到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保护其权益的愿望，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曙光。

何心隐由“安身立本”、“人之自然本性”出发，针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提出“寡欲”，并创造了“育欲”这一新命题。他指出，声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性之自然，应该“尽天之性”而“有所发”，但亦应适中（“中”）、有所节制（“节”），这就是“寡欲”。他强调，无论君主、圣贤也都应“寡欲”，要“与百姓同欲”，由此形成老安少怀的和谐局面，就是“育欲”的结果。他认为，孔子提倡的明明德、修齐治平等，均是“育欲”，即“与百姓同欲”。他还从“万物一体之仁”出发，设计了“万物一体之政”的“天下国之身之家之”的理想社会，这就是他的“聚和堂”模式。他以一宗、一族组成“会”，这既是一种讲学组织，又是社会基层组织，凡士农工商的身家藏于“会”，在“会”的统一组织下平等互助。“会”①《中华文明史》第八卷“学术文化思想”一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钱财通用，供养老人和照顾鳏寡孤独、教育青少年，以达到家家富足、人人安乐。“会”上有“主会”。在“会”是师，在天下国家是君。君者，“均也”、“群也”，君可以轮流担任，君民平等，“君臣相师，君臣相友”，这样就可以“天下归仁”，“行道于当时，明道于万世”。他在家乡创聚和堂，捐出家财，自理一族之事以进行实验。虽然因遭迫害而未能继续，但从他的空想的社会模式中，可见他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叛逆精神和对平等社会的向往。

何心隐也和王艮一样，在许多方面运用王学的理论，并糅合着儒释道的某些传统。他发展了王艮的思想，由同情百姓提倡人人平等而传道讲学，并身体力行、实验其社会理想，乃至公开反对封建专制的禁毁书院，号召“易天”，这些都已不能为时所容，以致最终身遭残杀。

李贽的“异端”骇俗思想将泰州学派的学术推向顶峰的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笃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李贽治学，博览群书，纵横百家，他继承和发展了王艮、何心隐的思想学说。其主要著作，有《李氏藏书》六十八卷，《李氏焚书》六卷，《初潭集》三十卷，《易因》二卷，《王龙溪先生文录钞》九卷，以上为生前刊行的。去世后刊出的有：《李氏文集》二十卷，《李氏续藏书》二十七卷，《李氏续焚书》五卷，《李氏丛书》十二本，《李氏六书》六卷，《四书评》，《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等。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和“人即道”、“人必有私”的命题，以“人”为中心，具有明显的早期启蒙思想因素。

首先，李贽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的观点。不论圣人、凡人的“生知”、“德性”都是一样的，故而所谓的“道”也是一样的。与理学家的“道”即“理”相反，李贽提出“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即道”、“道即人”①的观点。他认为，犹如水无不在地一样，人无不载道，这是自然之本性，故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即是“当下自然”之“道”。李贽把“道”视为“饥来吃饭困来眠”的人们基本物质生活的自然要求，并说这才是“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②，把“道学”落实到人的穿衣吃饭，恰恰是对道学的反动。其次，李贽提出，“趋利避害”是“民情之所欲”，即为“至善”。他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③他指出，就是这些治生、产①《李氏文集》卷十九《明灯道古录》卷下。

②《续焚书》卷三《孔融有自然之性》。

③《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业等事，都是“百姓日用之迩言”，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不已的、人人都企求的物质利益，乃是人之常情之所欲，而某些所谓君子“不乐闻”的，却偏是“舜独好察之”的内容，故而“百姓日用之迩言”就是“有德之言”，也才是“尊德性”的内容。进而他认为，物质享受是每个人之所欲，即使是圣人亦不例外，“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④。他评论孔子的生活说：“惟酒无量，不及乱，大圣人、大圣人，其余都与大众一般。”⑤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人物，说明“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得出结论说：“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故说“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①。故而他与理学家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相反，认为“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并说这才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②。正因为“富贵利达所以厚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所以圣人一定要顺从这一规律，“顺之则安之矣”③。由此，他反对违背自然本性的“礼”，提倡“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的“千变万化活泼之理”。他批评现实社会是“以条约之密，无非使其就吾之条理..是欲强天下使从己，驱天下使从礼。人自苦难而弗从，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耳”④。他反对统治者的礼、政、刑，提倡使千万人“各遂其千万人之欲”，达到“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的理想社会。李贽设想的社会，既不可能没有圣人、君王、也不可能取消剥削，同时也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他要求人人平等地去争取物质生活的享受，把“人”的地位、权利提到如此高度，则是对封建秩序的否定。

宋明理学家们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出发，提出：人的先天的“气禀”决定了人有贤愚、贫富、寿夭、贵贱、圣凡等差异，李贽则以“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来否定其差异，从而发展了王艮、何心隐的平等学说。他从儒家经典《中庸》中抽出一截“生而知之”，赋予了人人平等的理论意义。他提出，人人“生知”即“人之德性，本是至尊无对，所谓独也，所谓中也，所谓大本也，所谓至德也”。他指出，不要以为道学家们所宣扬的“尊德性”的人是“异人”，其作为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人但率性而为”，则“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①。佛教所说的“大圆镜智”，儒家所说的“德性”、“生知”，都是“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②。尤为可贵的是他主张男④《明灯道古录》卷上。

⑤《四书评·论语》。

①《藏书》卷二四《德业儒臣后论》。

②《藏书》卷二四《德业儒臣后论》。

③《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④《明灯道古录》卷上。

①《明灯道古录》卷上。

②《老子解》。

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李贽在用人人生来平等的观点反对封建等级制的同时，又以人人有不同的个性，且都应得到发挥来反对名教的束缚。他提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物情不齐”③的个性说。他指出，“性者，心所生也，亦非一种而已”，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要“因材”、“并育”，使之“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发挥各人不同的长处，并让人们“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反对用统一的“条教禁约”来整治人、束缚人。在李贽看来，人的本性即“童心”，这是“绝假纯真”的“真心”，如果被“条教禁约”束缚便“失真”，故而必须冲破束缚求得“真心”的恢复。李贽还认为，人的本性有自觉，故“人能自治”，也应“听其自治”。他反对束缚人身的“君子之治”，提倡“因乎人”的“至人之治”，使人人能根据自己的个性自由发展。李贽的平等观和个性说，维护人们物质生活、社会地位和人格道德的平等，提倡个性发展和解放，与资本主义萌发时期的社会变化要求相适应。

此外，李贽还倡导是非“无定质”，“无定论”，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而变化，不能有“定本”。批判儒学经典和儒学圣贤，“掊击道学，扶摘情伪”，致使“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④。招致了当权者和道学家们的残酷迫害。

他否定儒家的独尊地位，为诸子百家辨正，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按照人性之自然和是否“适时”、“经世”，作了重新评价。他指出，申、韩“原与儒家分而为六”，“各自成家”，各家有各家的“事功”，故而不可抹煞。相反，儒家却正如司马谈所评论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特别肯定墨子的学说。由此可见，李贽的思想，复杂而充满矛盾。他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学术传统，非儒非道非释、亦儒亦道亦释，却又把泰州学派的思想理论发展到了顶峰，闪烁出市民意识的光华。

③《老子解》。

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第四节　罗钦顺、王廷相等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

罗钦顺开批评王学之端

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他不但批判禅学，且立足于程朱理学而对其有所改造。他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是明代持气本论观点的第一位学者，也是明代对陆王心学进行批评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有《困知记》六卷传世。

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以“气”为本，提出“理”

为“气之理”的观点。他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①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气”，就是这“一气”的运动变化，形成了“四时之温凉寒暑”，形成了“万物之生长收藏”，形成了“斯民之日用彝伦”乃至“卒不可乱”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规律，这就是“理”。他主张“理”依附于“气”而立、而行，一反程朱理学的“理”为本和“理先气后”之说。批评其将理、气分为二物，把“理”作为独立的虚构的精神以主宰物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陆九渊、杨简等人的“宇宙便是吾心”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观点。他指出，天地宇宙的变化是“万古自如”的，有它自己固有的规律，并没有主宰它的力量，更不能用人的主观精神“人心”去决定；而“人心”的变化则不同，是与生命同在和同灭的，它不可能与宇宙同日而语。物质世界是离开“人心”而独立存在的，人的精神活动不能违反宇宙天地的自然规律。对于张载的气本论中“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的错误观点，罗钦顺也指出：“气聚而生，形而为者，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耶！”罗钦顺的这一唯物主义理气观，导致他对陆九渊的“心即理”说、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的禅学本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把“理一”（太极）视为最高的精神本原，万物则“分殊”，强调的是“理”，“理”才是“分殊”的万物的根本，二者是体、用的关系。罗钦顺则以气本论对此进行了改造，并吸取了其中所包含的某些辩证因素。他从“理即气之理”出发，还进而明确指出，所谓“理一分殊”就是总体和部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他以人为例，指出人的出生从“受气之初”来说，其理是一致的，但是成形以后，显示出各各不同，所以“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①，在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中，体现了其一般性、共性，而事物的一般性、共性就存在于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之中。这是对于事物的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认识。罗钦顺虽然把“理一分殊”说改置在物质“气”的基础①《困知记》卷上。

①《困知记》卷上。

上，进行了辩证的解释，但仍未能彻底摆脱理学窠臼，除了沿用“理一分殊”的概念外，对“理”的解释，有时使用与程朱相似的语言，有时又承认世界万物之理存在于人心中，表现出神秘色彩。

罗钦顺基于朱学的“格物致知”说，而又有所发展，坚持以“物”为认识的唯一对象。他说：“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虽合字亦不必用矣。”①他提倡对客观万事万物的“格”求，从而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相符合。由此出发，他对王学进行批评。他针对王阳明的“格物”即“正心”、“格心”和“物者意之用”的观点，指出“格物”是格宇宙万物，人心只是万物中的一物，所以不能把格物等同于格心。王阳明从“良知”说出发，把“格物”解释为“正心”，提出“格物”的“物”就是“事”，“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而所谓“格”就是“正”，“正其不正”以“归正”、“去恶”，故所谓“归于正”就是“为善”。王阳明提倡的是向内反省，“正心”即达到“格物”。也就是他说的“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罗钦顺指责王阳明歪曲了儒家经典《大学》中所示的“致知在格物”和“物格而后知致”的道理，颠倒了“格物”和“知致”的顺序。罗钦顺虽然力图用气本论来阐明事物，但谈到心性，基本上沿袭朱熹的“道心”（性）、“人心”（情）二者不可分离，而把基点归结为“道心”，从而陷入了与理气观的自相矛盾之中。罗钦顺的气本论，对于日本哲学界有所影响。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思想家贝原益轩（1630—1714）受其《困知记》的影响，由崇信程朱理学转而称赞罗钦顺，并传播他“理只是气之理”、“理须就气上认取”等观点。

王廷相的“元气”论和“知行兼举”说的理论贡献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厓，河南仪封人。他的学术思想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持批评态度，且富有独创精神。他是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根于气”、“理在气中”的气本论，对理学的理本论的深刻批评，以及他的“知行兼举”强调“笃行”的认识论和无神论思想，对此后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全部著述，后人集为《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王廷相以其“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与理学的“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理本论相对立。他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并深刻而系统地完善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原；“气”是“实有之物”，“理根于气”、“理在气中”；“气有聚散，无息灭”。进而指出，“元气”是永恒存在而无始无终的。“气有常有不常，则①《困知记》卷上。

道有变有不变”。王廷相从自然现象变化中的“常”与“不常”出发，说明从总体看，宇宙的事物均由“元气”变化而来，这就是“常”，即普遍性；而从个别看，各事物各异，则为“不常”，是特殊性。二者是统一的。

王廷相的人性论，也是以“气”为本为主，提出气与性“相资而不得离”的命题。他反对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他认为，儒者所谓的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都是“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他批评朱熹所说的“性者，理也”，把性建立在一个抽象、虚空的“理”上。他指出，要讲性，其前提是人，有了人才有心，有了心才有性（仁义礼智），而“人之生”是“气”形成，性是“生之理”，有生才有性，故而论性决不能离气，论气也决不能丢了性。他又认为，“气”的“清浊粹驳”决定了人性的善与恶，而人性的形成又决定于后天的“习”。他强调后天的“习”，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宋儒的所谓“本然之性”，否定王学的“先天人性”至善之说，在认识论上有积极意义。

王廷相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批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认识论中，建立了他的重视见闻、“知行兼举”和强调“笃行”的认识论。

首先，他把认识的对象规定为人之外的“物”，即一切客观事物；“物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这就与把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合一的心学相对立。其二，重视“见闻”的作用，在指出视、听、思都依赖于人的感官的基础上，指出“物理不见不闻，虽圣贤亦不能索而知之”①。“目无所见，虽积弊如山，民病如火，孰从而知之”②。其三，由“见闻”而“思”，提出二者的“会”——统一，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由见闻而得的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思”而上升为理性认识。他接受了张载的“物交之客观”和“内外之合”的观点，并予以发展。第四，王廷相还对认识过程中的“博”与“约”的关系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他既反对程朱的“博杂”、“支离”之烦琐，又批评陆王从发明“本心”出发而“致良知”的“约”，指出“博粗而约精，博无定而约执其要”的辩证关系，主张在“博”的基础上“约”而取其精。王廷相对以上认识过程的分析，以及他对于“识”与“思”、“讲”与“习”、“外”与“内”、“理”与“事”、“博”与“约”之间关系的认识，都具有较为深刻的辩证观。

由此，王廷相对张载、程颐的所谓“德性之知”进行了论辩和批评。张载提出“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德性所知”，而且认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①。程颐则进一步明确区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把“德性之知”抽象为“不假闻见”的神秘概念。王廷相指出，张、程否定思虑见闻之知，把其说成是“小知”，却把“德性之知”的“无知”奉为“大知”，①《雅述》上篇。

②《雅述》上篇。

①《正蒙·人心》。

说明他们的虚空本质是禅学；因为，即便是“生知”的圣人“性善”、“近道”，也要通过“因习、因悟、因过、因疑之知”，也要重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知”才能达到“内外相须之自然”②。对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所倡导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以及依赖“静坐”以“求理于吾心”的认识方法，王廷相也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人并无“先天良知”，而是后天的“接习”和“学”的结果，心学家提倡的“终日端坐、块然枯守其形而立”的“静坐”，“畔仲尼之轨远矣”，是佛禅的修养方法，从而揭示了心学与佛禅的内在联系。

王廷相在主张“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同时，重视“参验”，并主张“以行验证”。他反对“唯前言之信”，提倡“随事体察，以验会通”③，并认为这才是判明规律的正确途径。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认识论中的“符验”、“参验”之说。王廷相强调参验，并通过“亲验”来获得“真知”的方法，既与他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相联系，又对当代和此后的科学家提倡验证和实验的方法有所启发。

此外，王廷相继承了荀况、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的无神论思想传统，对于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五行灾异”、鬼神迷信乃至邵雍的神秘主义象数学等进行了批判。他的不少观点和独到见解，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影响。

黄绾由信奉王学转向批评王学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号久庵，浙江台州府黄岩人。在学术上，他早年宗程朱，后转而信奉王学，与王阳明、湛若水建立了深厚友谊，并长期笃信王学、传播王学，晚年又转向批评王学。

黄绾为了以“经世之学”否定王学的“禅门之学”，提出“圣门之学”

的“道脉”是从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至“孟子而绝，至今则无传矣”①。他在批评王学的同时，对整个理学予以否定，认为均出于禅。他指出，周敦颐的“无极”来自禅宗的“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而“圣人之言”则不然，无论是《易》的“太极”、《洪范》的“皇建其有极”，以至《诗》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都是说“有”。所以，周敦颐等人说“无”，就“堕于空虚”，与“圣人之旨”相违背。故周敦颐的“无极”、“无欲”，二程的“无心”、“无情”，乃至朱熹的《太极图说解》、《调息箴》都是出于佛禅。他又认为王学出于禅学之上乘，程朱理②《雅述》上篇。

③《慎言·潜心》。

①《久庵日录》卷一。

学出于禅学之下乘，并批评说：“禅说益盛，实理益失。”①由宗程朱而转向王学，由崇信王学而转为抨击王学乃至整个理学，指出王学实质是禅化，不畏世俗的讥评，显示了黄绾倡导“经世之学”的积极思想和勇敢的批评精神。

早年，黄绾曾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说奉为“孔门之正传”，在他转向批评王学之后，在认识论上与王廷相基本一致，他针对王学的“致良知之外无学”和“不学不虑”说，提出学、思应该结合，尖锐地批评了陆象山、杨简、王阳明的“不思”、“不起意”观点。可见，黄绾的认识论，由提倡学思结合，强调致思而后笃行，也是为了贯彻“经世之学”——他所谓的“圣学”。他在长期的为官生涯中，接触并同情下层百姓，积累了治世的丰富经验，促使他背离了以前所崇尚的王学的“知行合一”和“格物格心”等观点，呈现出积极的趋向。

此外，黄绾针对王学的“去情”、“去欲”和“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的理论，提出“天性人情之真”的命题。他按照封建伦理的等级亲疏，沿用了“情有亲疏，爱有差等”的传统观念，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人有私情是得之自然，“私心”乃其“本心”，而“大人之学皆由其真者”，犹如人之有喜怒哀乐，这是发之自然天性人情之“真”，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

黄绾的学术思想，在宇宙观上有他的局限性。他把阴阳二气的主宰说成是鬼神，陷入有神论，使用的理论武器也还是传统的，但是他由宗程朱理学而转向尊崇王学，最后又转为批评王学，这一学术上的转变，除了有其进步意义外，却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变化。

吴廷翰的气本论和对“知行合一”说的批评吴廷翰（1491—1559），字崧柏，别号苏原，南直隶无为州（今安徽省中部，长江北岸）人。著作主要有《吉斋漫录》上下卷、《椟记》上下卷等。吴廷翰与罗钦顺、王廷相一样，在宇宙观上持气本论观点。提出气“为万物之祖”和“气出于天赋”的命题。他说：“天地之初，一气而已矣，非有所谓道者别为一物以并出其间也。气之混沌，为天地万物之祖。”①在此，他指出在宇宙天地万物间，只有“气”，“气”为宇宙万物之“祖”，在它之上并无所谓的“道”或“理”的存在，这正与程朱理学的理本论、“理先气后”观点相对立。而所谓“太极”，并非如朱熹所说的“太极”“即是理”和“无极而太极”、“无形而有理”，也非陆九渊所说的“太极”即“理”，“心”即“理”，而是“太极”为气的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状态，即：“至尊而无上，至极而无以加”，故而“无极”就是“太极”，这就是“出于天①《久庵日录》卷一。

①《吉斋漫录》上卷。

赋”，亦即客观的存在。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吴廷翰也继承了张载的观点，认为“气之凝聚造作即是理”，是由混沌之初的“一气”的运动，分而为轻清发散和重浊凝结的阳和阴，“阴阳既分，两仪四象五行四时万化万事皆由此出，故谓之道”，故而“阴阳即道，盖指气得其理而言”，也就是说“气得其理之名”②，所谓“道”、“理”是指“气”的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

吴廷翰基于他的气本论，把性说成是气、又是生。他认为，性即气，不能离气而言性，因为性是“生乎心而根于心”的，而人是“得气以为生生之本”，气是性的物质基础，“气之凝而有体质者，则为人之形；凝而有条理者，则为人之性”①，因而人性的本质是气。说人性不是先天就有的，是有了“生”才有性。

由于吴廷翰主张人性来源于气，反对把性分成“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也不同意把“道心”和“人心”、“天理”和“人欲”相对立，要求用“守中”来保持平衡，提出了“人欲之本，即是天理”的命题。他指出，人有口鼻耳目就有食色臭味之心，“人之大欲，故谓人心”，这是人的生理本能；而仁义礼智之道是“道之大伦，故谓道心”。人心和道心是一个，所以性也是一致的，故而人心与人欲也是一致的。他说：“人欲之本，即是天理，则人心亦道心也；道心天理，天理之中，即是人欲，则道心亦人心也。”②也就是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并无矛盾对立，这就包含着承认人人有享受生活要求的权利的进步思想，也是对元代以来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吴廷翰的认识论以王学作为主要批评对象。他指出，认识的对象是“物”而不是其他。他指出，不离开物的认识，才是实在的认识。如何认识物，就要通过“格物”。他的“格物”，既不是程朱的“即物穷理”，更与陆王心学的“正心”相对立。他把“格”解为“至”（接触）而否定程朱的“穷至”。

在知与行的联系上，他提出了“知至而行即次之”的命题。他把知和行视为工夫的两端，也就是说“知行决是两项”，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就像“治骨角者一切一磋”，“治玉石者一琢一磨”，“舟之有桨有舵”、“车之有衡有轮”一样，知和行缺一不可，却是各有工夫，“自有先后，自有作用”。

在认识论上，吴廷翰把批评的主要对象放在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他指出，所谓“知行合一”，倡导“一念发动处便是行”，把知、行看作一个工夫，实际上是“知而不行”。而“致良知之说，源头只是佛”，它与禅宗的“明心见性”相一致，王阳明所谓的“向里寻求”、“从②《吉斋漫录》上卷。

①《吉斋漫录》上卷。

②《吉斋漫录》上卷。

自己心上体认”是“全在心上用功”，脱离客观的事物而达到所谓“神悟”，实际就是禅宗的“顿悟”之说。吴廷翰还指出，“致良知”说的危害之大，甚至超过了佛禅。

吕坤的“独见之言”和批评精神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晚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

著作今存的有《去伪斋集》、《呻吟语》、《实政录》等。吕坤在道学（理学）盛行之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道学”，而且批判“道学”称之为“伪”、“腐”，把自己的书斋名为“去伪斋”，著作有《去伪斋集》，颇有批评道学的勇敢精神。他认为，“开口便讲学派、便说本体”，是“痴人说梦”①，“冥目端坐、见性明心”是“释氏之寂”②；只有为国为民、建立事功之学才是真正的学问。他说：“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试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①他对于自古以来多数儒者脱离实际事功，停留于讲学著述，颇不以为然。故他以身自许，在实政、实事上建功立业，以事功之学批判“道学”。

吕坤对于当时正盛行的王学，批评尤其激烈。他认为阳明之学根源于禅学，自晋唐时佛教传入以至于今，使人们鄙视孔孟，而“明道、阳明皆自禅悟入”②。他讽刺王阳明的门人周伯时“刻意讲学，尚是傍人脚根走，无一副自家天趣，替宋儒添卷案”，故而批评他的学问“每多乖驳，大都谈本体、宗上乘，不能接引后学”，继而感叹说：“近日多是此等流派，不出姚江（按：指王阳明）、黄安（按：指耿定向）口吻耳！”③由此，吕坤把释道称之为“异端”，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吕坤对朱熹持批评态度，除了从理论上加以反对外，还有专著针对朱熹的《家礼》和《资治通鉴纲目》进行批评。吕坤说：“是礼也者，枝叶忠信，而后世之礼则忠信之贼也”。他认为《仪礼》本身有“近于迂阔”、“迫隘”、“矫拂”而严苛繁缛之病，对于忠信有所轻忽，而朱熹的《家礼》发展了这个错误，“于节文上增一重锁钥”④，更是“忠信之贼”。

吕坤和王廷相一样，持“气”一元论，也洞察到物质不灭的原理，并具有他自己的特点。

①《呻吟语·品藻》。

②《去伪斋集》卷七。

①《呻吟语·品藻》。

②《去伪斋集·答礼部康庄衢》。

③《为伪斋集·答大宗伯孙月峰》。

④《呻吟语·应务》。

吕坤的认识论和人性论，也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他强调“学知”。反对“生而知之”，在知行观上强调“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难算得行”①。他还批评孟子的性善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和宋儒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指出“道心人心本同一贯，离人心何以见道，无人心何以为道”②，并指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不能分离。但是他在强调“学知”的同时，夸大了“我心”和“洗得此心净”的作用，在释“格物”时，又把“格”释为“知止”，释“物”为至善，且提出“格物以后，举此心以加诸彼，措之天下裕如”的错误命题，落入了理学窠臼。

①《谈道》。

②《呻吟语·虞书十六字解》。

第五节　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学派

东林学派的形成及其特征

神宗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创建了东林学派。

东林学派的形成，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在朝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被贬回乡时，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顾宪成、允成兄弟倡议，修复东林书院，偕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聚众讲学，并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就是他们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东林书院为主体的东林学派，就在读书、讲学、救国的呼声中诞生了，以致像赵南星、李三才、邹元标、冯从吾、周起元、魏大中、李应升、杨涟等在朝的正直官员，也往往与东林书院的“讽议朝政”“遥相应和”。这样，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

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①，体现在政治思想上首先是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他们强烈要求革新朝政，并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把百姓看作社会的主体。在改革朝政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弊端，提倡不分等级贵贱破格用人。他们提倡“依法而治”，试图以法治限制君权和“不肖者”的贪赃枉法。在经济方面，他们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东林名士赵南星则进而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把“商’与“士农”一样并列为“本业”，是对“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突破。

与此相应，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具有新的特色。他们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脱离实际、言而无物的传统经院的不良学风。

在知行观上，他们批评了王学末流的只言本体、“不说工夫”，强调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否定了“见（现）成良知”，改造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倡导经过“学”和“虑”而达到“良知良能”；并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竭力反对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

①参见步近智：《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文史哲》1985年第5期。顾宪成的“理是主宰”和“道性善”说顾宪成（1550—1621）在被革职为民、回故乡无锡后，修复东林书院，创建东林学派，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在学术思想方面，顾宪成尊奉程朱“性即理”“理为主”的本体论，认为“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和法则。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主张“理”在“气”先，“理”是主宰，“气”从属于“理”。他同朱熹一样，把“理”也称之为“太极”，说“性，太极也”①，“太极，理也”②。他按照朱熹“理生气”的观点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并借《周易》的传统观点予以论证。顾宪成还借用《周易》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作为他“理是主宰”的本体论立论的依据，并以此说明“太极”（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揭示释氏“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的谬误，以批评王学末流引释入儒或混儒释为一，他的针对性十分明确。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曾明确提出了“以性善为宗”的人性论。顾宪成继承了朱熹的观点，也说“性即理也”、“性，太极也”、“性，天道也”，把人的本性问题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但他与朱熹不同的是，为了突出人的本性“善”的作用和地位，还从《周易》中万物生成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善”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这样，“善”与“太极”（理）一样，不仅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原，而且具有“天之德”、“地之德”的宇宙本性。顾宪成还进一步从对《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中，阐述“善”不仅有天地之德的宇宙本性，还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不仅把以“善”为主体的仁义礼智为内容的人性论赋予了本体论的内涵，而且把封建的人性论极端神圣化和永恒化了。顾宪成如此抬高性善说的人性论，正是针对着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说风行之后，在周汝登、管志道等王学末流中掀起的一股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而言。他说：“将这‘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①当时主“性善”之说的，除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史孟麟等东林学派人士外，还有湛甘泉的再传弟子许孚远，陕西关学学者冯从吾，原出王门后又别立宗旨、倡“止修”学说的李见罗以及与管志道同出于泰州学派之门的方本庵等人。他们虽非出于同一学派，但一起与“无善无恶心之体”学说展开了论辩。顾宪成在抨击“无善无恶”之说时，还对佛教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他认为佛教最大的错误是把现实世界看作“空”而人伦为“幻迹”，即使现实世界最核心的社会伦理关系荡然无存。同时，顾宪成还对佛教的因果①《小心斋札记》卷四。

②《证性编·质疑下》。

①《小心斋札记》卷二。

报应之说进行批判。

针对“无善无恶”说在知行观与伦理观上“不说工夫”、取消道德修养的倾向，顾宪成竭力反对“不学不虑”、“不思不勉”的“见（现）成良知”，提倡“躬行”、“重修”的知行观与修养论。顾宪成一贯提倡本体与工夫的“合一”，要求君子“立志”做圣贤。他说：“道性善，是说本体；称尧舜，是说工夫”，要求以尧舜为榜样，努力于仁义礼智的封建道德实践，所以他反对“不学不虑”的“见成良知”论，强调后天的“学”和“虑”。他反对《中庸》中“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说和朱熹的注释，认为要获得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必须有“发愤忘食”、“好古敏求”的精神，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①的认识实践，才能成圣人。这就打破了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传统观点，在知行观上有积极意义。

顾宪成在道德修养论方面提出“重修”。他认为“悟”由“修”入，修与悟是“下学”和“上达”的关系。“悟”又与“行”相结合、相终始。他之所以提出“重修”，是要以“修”来纠正王学末流的重“悟”之弊。具体的修养方法除强调“躬行”外，还主张居敬穷理，从“道性善”入手，落实到“积仁”，因为仁是四德之首。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和务实致用学说高攀龙（1562—1626），与顾宪成同为东林学派的创建者。著书讲学，抨击王学末流的谈空说玄、引儒入释，提倡治国济世的务实之学，被尊为“一时儒者之宗”②。顾宪成病逝后，他“独肩其责”。高攀龙著述甚多，有《东林讲义札记》、《周易孔义》、《毛诗集注》、《春秋集注》、《四子要书》、《古本大学》、《困学记》等二十余种，后由门人陈龙正编辑成《高子遗书》。除此，还有《朱子节要》和《张子正蒙注》。

高攀龙继承了程朱“理”（太极）的思想学说，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极”则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事物之万善至好的标准，所谓“太极者，理之极至处也”①。他也认为天地万物的形成，既要有“理”为生成之本，也要有“气”为生成之材料，是二者综合成的。在理和气的关系上，他坚持程朱以“理”为主的观点，却又推崇张载的“太虚”（气）为万物之本的观点，与他的以“理”为本的理气观相矛盾。

他认为“理”（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原，体现在人的身上则谓之“性”。他说：“《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①《东林书院志》卷三。

②《明史》卷二四三《高攀龙传》。

①《高子遗书·悟易篇》。

说谓之天，在人身上说谓之性。..性即人之性也。”②而人之本性，也就是“理”。

高攀龙从“性即理，理即善”的性善论出发，参加了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之说的辩难。他对管志道的儒释道“三教统一”论的论驳，是他的主要贡献。他揭露了“三教统一”说的目的是“本无三教，惟是一乘”，“总归佛门”，也就是说要以佛代儒、一统三教。高攀龙继承了程朱“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明确提出“学必由格物入”、“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的观点。同时，他的“格物穷理”说，对王阳明的“致知格物”说进行了系统的批驳；还对顾宪成的“格物草木”之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就使他的认识论突破了程朱“格物穷理”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束缚。

面对国危民艰的严重现实，高攀龙忧国忧民，产生了“实念”、“实事”的积极思想，把注意力从“至善”的道德原则转向了“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他把《大学》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正心诚意的个人道德修养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纲领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把治国平天下看作是前二者的必然结果，进一步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①的进步观点。这些看法，对于儒家的“经世”传统以至宋代叶适、陈亮的“事功之学”思想有所继承和发扬；而把“百姓日用”之学，联系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显示了他思想的进步色彩，与李贽的“百姓日用便是道”观点基本相通。这就说明高攀龙已经开始反叛程朱理学的教条，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②《高子遗书》卷四。

①《高子遗书》卷五《东林会语》。

第六节　明末两大师——刘宗周和黄道周

刘宗周的思想矛盾和“慎独”、“敬诚”之说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因讲学于山阴城北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所创建的蕺山学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坚人物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均为刘宗周的学生，他们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高涨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学术思想方面，刘宗周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论，形成了独有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以“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①，“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②。他认为“气”又是产生精神“理”的根据，并进而指出，尽管附丽于气的理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但也不能误解为“理能生气”。他和张载同样认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虚空均为“气”的不同形态的表现，从而得出“虚即气”的结论，坚持了“气”一元论。在此基础上，刘宗周又有所发展。

在论述“虚即气”，批驳“虚生气”、“无生有”的同时，刘宗周论述了“有”、“无”的辩证观。他认为，无形的“虚”和有形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的存在形态，而事物的“有”、“无”不过是气的聚散的形态变化，故“有”中有“无”，“无”中有“有”，事物的产生和消亡是统一的。他把“太虚”看作是“有”与“无”的统一，又把“气”之有（无形）和具体万物之“有”（有形）作了一定的区别。这种对“气”的原始物质存在形态变化的辩证观，是对“虚即气”说的深化，并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作了唯物主义的解说。他指出，“太极”即“气”，“一奇即太极之象，因而偶之，即阴阳两仪之象”③。所谓“一奇”，即奇数一，即汉代王充所说“元气未分，混沌为一”的原始物质“气”。所谓“阴阳两仪之象”，则如唐代《无能子》所说气之“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这一说法虽有象数论的痕迹，但却把宇宙的构成看作是“太极”——“气”的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刘宗周提出“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说：“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①从“离气无理”的观点出发，他认为“离器而①《刘子全书·读易图说》。

②《刘子全书·学言中》。

③《刘子全书·学言中》。

①《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道不可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从此句来”②。他明确地认识到，作为具体事物的“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与程朱理学“道本器末”、“理在事先”的观点截然相反。

刘宗周的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与他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紧相关联。人性问题在他的学说中占重要地位，清人全祖望曾说：“蕺山之学，专言心性”③。

刘宗周认为人性是人出生以后才形成的，是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的。有“气”才有“性”，不能离开“气”去谈“性”，但也不能离开人心而谈性。他指斥离心而言性的“愈玄愈远”的观点，否定了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先天人性论。同时，他也否认程朱的人性根源于“理”的观点，指出在“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就谈不上什么人性问题。在人性内容上，刘宗周从“道不离器”出发，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观念看作是父子、君臣等社会关系的反映，“无形之名，从有形而起”；与理学的“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把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也看作是先天的、人性所固有的观点不同。至于人性的具体内容，刘宗周认为人的生理功能才是人性的具体体现，“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听，耳之性也..”④，他离开了人的社会性而单纯从自然属性来论述，最终要陷入唯心主义。在“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上，刘宗周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反对把“道心”和“人心”、“天理”和“人欲”说成是对立的关系。他还认为“气质之性”是“义理之性”的主宰。而“人欲”只是人的生理的自然要求，只有那些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这一观点后来为陈确所发展，得出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命题。

刘宗周在认识论上提出“良知不离闻见”，以与王阳明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相对立。但他却未能摆脱“心学”的羁绊，中年后又提出“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的观点。

在“良知”的来源问题上，刘宗周提出“离物无知”的观点，主张“即物以求之”的格致说，与王阳明的“先物而求之”的格致说对立。他认为，人的认识（良知）需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接触才能产生；“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否则就会堕入释氏的“虚空圆寂之觉”①。不但“世未有悬空求寂之学”，而且“学”还必须与“思”、“问”、“辨”、“行”相结合，才能“觉斯理”。为了做到这五者相结合，故他力主“即物以求之”的格致说，批评王阳明的“先物而求之”导致心物两离、“离物无知”，甚至会像王龙谿（畿）那样“深陷于释氏而不自知”。刘宗周对王阳明以“良知”为②《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③《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

④《刘子全书·学言中》。

①《刘子全书·学言上》。

天赋而只求格其“本心”的先验论的“良知”说的批判，在认识论上突破了“心学”的束缚。

从上可见，刘宗周在认识论上与王阳明及其后学有根本分歧，但到他中年以后，却开始转向阳明“心学”，提出“君子之学，心学也”，“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的主张和“识心”才能成为圣人的观点，并论述王学“识心”之说和孟子的“养心知存养之说”的一致性，进而提出“识不待求，反之即是”，沿袭儒家传统的所谓“内省”、“反求”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途径，并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走上宋明理学家的老路。

刘宗周被革职为民而隐居读书之后，转向“心学”。他把世道之坏，归结为人心之恶，提倡通过讲求内心省察以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来解救世道。于是他的“慎独”、“敬诚”之说，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慎独”一词原出于《中庸》，历来被儒家作为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而尊奉。刘宗周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①，“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②。在他看来，“慎独”包括了上至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下至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重要学问和做人的道理。“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③。他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④说明“独”即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心”，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良知”。他还认为“慎独”能使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的境界，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必要途径，故而“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这样，他的“慎独”就已不是以往儒家所说的一般的道德修养方法，而是融合一切的理学思想。并且认为“慎独”要与“敬诚”相联结，故又提倡“敬诚”之说。他认为，子思所说的主观精神“诚”，不但体现天道，而且与“独”一样，具有宇宙万物本体的作用，是人们道德认识的基础。由此可见，刘宗周的思想学说，复杂而充满矛盾，这也正是明末特定社会和思想的反映。他的一些叛离理学的思想观点，后来为他的学生、蕺山学派的主要代表黄宗羲和陈确继承并发展，逐步建立起与理学相对峙的思想体系，从而展开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抨击。

黄道周复杂而矛盾的思想学说以明末儒学大师著称的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福建漳浦人。

青少年时代博览群书，二十五岁作《易本象》八卷，开始了他对《周易》象数之学的研究和著述。中年举进士，任职期间，因刚直敢言，严操守、重气①《刘子全书·书鲍长孺社约》。

②《刘子全书续编·证人杜语录》。

③《刘子全书·中庸首章说》。

④《陈确集·辑祝子遗书序》。

节而历经三次革职、一次入狱，乃至险遭冤杀。他一生除居官外，主要从事著述和讲学，问业者达几千人。他讲学中凡与学生之疑难答问，后均汇为《榕坛问业》一书行世。他的著述约四十余种，近二百卷，达百万言，其中论《易》者居多。他的理学思想，基本倾向朱学，提倡“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主张天性皆“善”的人性论，在《易》学思想上继承了邵雍的神秘主义象数学，但是在自然观、认识论方面，对理学传统又有所背离，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倾向。

黄道周的自然观主要来自《周易》和《洪范》、《月令》中的阴阳五行说以及东汉张衡的浑天说，都是建筑在“气”的朴素唯物论基础之上。黄道周把阴阳二气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看作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元素，但从更高的层次来说，他还是强调“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然而说“太极与阴阳，总是一个”①，“太极”也具有了物质性。他强调有了阴阳之气，才有天地的形成和人类万物的产生，才出现了“时有寒暑”、“日有昼夜”等自然界的变化和“积成自然，序数可别”的变化规律。

黄道周一生对易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他的易学思想主要地是继承了自汉代京房到宋代邵雍的象数学观点，企图根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推导出它与历代的治乱、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因而他步邵雍的后尘，将古今的历学尽归于“易”，生硬拼凑，以致走上了神秘主义的道路。黄道周在其《周易》研究的代表作《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二书中，就试图推知历代的治乱；并以《河图》、《洛书》之数，自相乘除，得出《大象十二图》、《历年十二图》等图象，作为推测之术。他还把日月之食的出现比附为人世祸乱的兴起，看作为“示救于圣人”的举止，提出“讲学修德，圣人所救日月”的观点，坠入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窠臼。他的易学思想，深受传统象数学的影响，神秘主义色彩甚为浓厚；但是他也从积极方面吸取了朴素唯物主义宇宙生成论的观点，阐发了一些合理的可贵的思想。

强调治《易》要“推明天地、本于自然”（《易象正序例》）。提出治《易》要摆正理、象、数三者的辩证关系。他说：“有日有月有星是三要物，理学数是三要事。”提倡治《易》要贯彻“实测”精神。黄道周“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提出人的认识来源于“物上精魄”而不是精神——“性地灵光”，触及了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此外，黄道周还强调他的“格物致知”与以往“圣贤”的道德践履不同，讲求的是“格于上下、格于鬼神鸟兽草木鱼鳖之理”。他批评陆九渊等人“说向空去，从不闻空中有个止宿..此‘止’字，只是止善”。在“致知”问题上，他还阐明了“博”和“约”的辩证关系。他主张求学问要先博后约，彼此交相往复、贯通渗透。同时，黄道周的认识还表现为重躬行、重实践。他认为，圣贤经书只能为人“开道”引路，起理论上的指导作用，而千里之行，有待人们去“躬行”、去实践。

①《榕坛问业》卷十四。

在道德修养论方面，黄道周继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的观点，提倡“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其特点，一是，“修己以敬”与“涵养须用敬”的主敬说相比，着眼点已有所不同。程颐的“敬”是“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①。黄道周则视“敬”为“本体工夫”，是“中和之本，礼乐渊源”。儒家所谓“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人的修养达到了“中和”，就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神秘境界。黄道周把敬看成是“中和之本，礼乐渊源”，“敬”就成了一种能产生神秘力量的主观精神。二是，程颐言“敬”，出发点在于居敬穷理。黄道周言“敬”，则和“安民”、“安百姓”联系起来，与“君子事功”、“君子学问”一起作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组成部分。其三，他吸取了《中庸》关于“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观点，将“敬”与“诚”联结起来，提出“诚是天道，敬是人道，修己便要修到诚处，便与天地同体”②。黄道周把人的主观意识的道德观念的“敬”与“诚”，与客观事物、自然界的“天”的真实性混同起来，最终必然以主观意识代替客观世界，“诚便与天地合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黄道周的性论与程朱等理学家相比，有同有异。在人性本原问题上，他与程朱的观点一样，认为人性本原于天，又把人性和天命完全等同起来，使人性具有神秘性质。他又吸取了《孟子》和《中庸》的“诚”的观点，认为天命之性的道德内容来源于“诚”，进而得出了“诚是性之本体，至诚是明诚之极功”①的结论。这一切，说明黄道周意图贯通天人，想从本体论中寻求封建道德合理的理论根据，背离了他在自然观上不信天命鬼神而重客观自然规律的观点，陷入了理学的“天道性命”的精神本体论。

黄道周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天命之性从根本上讲都是至善至美的，甚至把这种天赋的“善笥”看成是万物生成的根源，强调它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性是天命，生是物质；物质虽雕，天命不死。”②他反对把“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人之所以变“恶”或“愚”，皆是后天习染不同之故。因此他重视后天的修养和学习。黄道周的天性皆“善”的人性论，虽然错误，但他把人性的由善变恶看作是后天的习染，并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仍能由恶变善或由愚变智，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然有其积极的因素。

①《二程遗书》卷十五。

②《榕坛问业》卷十五。

①《榕坛问业》卷十一。

②《榕坛问业》卷十。

第七节　实学思潮的兴起

实学思潮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股进步思想潮流，由东林学派开其端绪。

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心学”的禅化而提出，其后发展为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性质。这一进步思潮，由学术思想领域而影响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其基本特点是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

明中期以后，在理学内部出现的批评理学、提倡实学的思想，至明代后期蔚然而成为实学思潮，继承和发扬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明中期的实学思想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神宗万历初年的明代中期，封建自然经济机体内萌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封建统治日趋腐败，社会危机深重，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堕入寻章摘句、支离烦琐的境地，王阳明的“心学”逐步取代了朱学的一尊地位。阳明心学强调以“吾心”之“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不以圣贤经书和理学教条为是非善恶标准的主张，在客观上为某些进步思想家反对圣贤偶像、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条件，从而把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在此时，有人已敏锐地指出阳明心学走向虚无、空谈的祸害，提出要从事“兴道致治之术”①，要求学术为治世服务。

以罗钦顺和王廷相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既反对程朱理学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同时也批驳陆王心学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主张“理只是气之理”和“理在气中”的观点。他们反对理学家的“知先行后”或“现成良知”的先验论，提倡“知行兼举”的认识论。王廷相还特别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严正指斥脱离实际、虚空的弊病。在此之后，还从王学中分化出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异端”学说，提出了“吃饭穿衣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命题，以与理学家的“天理”论相对抗。他们还敢于“凭持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宣称“六经”、《论语》、《孟子》中的话决非“万世之至论”。嘉靖年间，杨慎坚持求实，首开考据之风，主张实地考查古文、古音，以历史事实和科学知识辨伪。早年师事理学家顾问的李时珍，以其巨著《本草纲目》和从事医药为“格物之学”，并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修正了传统的“心则官之思”理论。朱载堉创建十①王廷相：《雅述下》。

二平均律，把数学作为探求自然规律的方法，提倡实证和“试验之法”。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实学思想，都为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条件。

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思潮的兴起，针对着明后期思想学术界王学末流谈空说玄、禅化误国的学风。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天崩地陷”，危机深重。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这两股势力的汇合，构成了实学思潮兴起的主要社会基础。一批进步思想家充分意识到学术沦于虚空、脱离实际导致误国，他们倡导“实学”，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事实事、实政，“贵实行”，力主改革弊政，提倡“有用之学”。东林学派的出现，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学派从一开始就与皇帝、宦官、权贵、豪绅势力对立。他们从“济世”、“救民”的“实念”、“实事”观点出发，对朝政的腐败进行抨击和斗争，并在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套革新的思想和主张，吸引了在朝的部分正直官吏，形成了朝野呼应、南北相连的声势，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兴起。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把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看成是“以学术杀天下”，把能否治国平天下作为衡量学问是否有用的尺度。高攀龙还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的观点，他的“格物草木”之说，既反对王学的“格物”即“格心”，也不赞同朱学的把“至善”作为“格物穷理”的主要对象，这一思想与稍后的方以智的“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的“质测”之学似有相通之处。东林学派还严厉批评“良知”学说，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而“贵实行”，重视“躬行”，提倡做学问要“参求”、“理会”、“判明”、“印证”、“体验”和坚持，要“讲”、“习”结合并进行“印证”，至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则发展为“言必证实、言必切理”的重实践、重实证的一代新学风。

刘宗周的“离气无理”和“道不离器”的自然观，否定和批评了王学的虚无。黄道周提倡“实测”和重躬行、重实践的思想也都丰富了实学思潮的内容。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名士，“接武东林”，提出造成明末吏治腐败、士人无行的原因，就在于“士子不通经术”，王学末流“其说汪洋，其旨虚渺”。他们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立志事功、务为实学，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

此时的一些学者，从务实出发，在从事自然科学的实践中，为实学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徐光启的富国强兵之旨和《农政全书》，以及开始引进西方历法、数学等“主于实用之学”，徐弘祖《游记》中的实地考察之学，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成务”在人的科技观，乃至在文学艺术上，反传统的市民文学艺术思想的兴起。徐渭的强调“本色”，追求“自然”，提倡“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市民通俗文艺；李贽力倡“童心说”，推崇“发于情性”的自然，荡除传统的观念和俗套；汤显祖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至情论等等，都成为实学思潮的组成部分。

尤为可贵的是出现在实学思潮中的民主性思想内容。东林学派除了在经济上提出“惠商恤民”和视工商与士农一样为“生人之本业”的进步观点外，还从“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出发，大胆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高攀龙更把百姓看作是社会的主体，指出“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黄道周也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点。这些闪烁着民主色彩的进步观点，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提供了思想启迪，也为明清之际实学高潮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①。

①参见《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岱年主编：《中国唯物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十二章　文学艺术

第一节　文学

有明一代的文学发展可以分作四个阶段：明初、明前期、明后期和晚明。《明史·文苑传》说：“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也就是说，明初的文学主要是继承了虞集、柳贯等人的风格。虽然也有“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刘基、袁凯以诗著”①，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流派。明初推行的文化专制限制了以后的文学发展，永乐、宣德以后，这种不良后果开始有所表现，即出现了所谓“气体渐弱”的局面。“气体渐弱”就是文学的呆滞萎缩。

这时候也还有继承元末文风的人物，例如解缙、胡俨，就都是“学有本原”者。胡俨“自言得作文法于乡先生熊钊，钊得之虞道园（集），故其学有原本”②。但是他们都只是元末明初文风的尾声，已经不能成为当时文风的主流，而只能是“气体渐弱”。值得回味的是，在这种“气体渐弱”的文学状况之下却比之明初不同地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台阁体派。

台阁体派的代表人物是永乐、宣德时期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①三人均官居内阁，历事四朝，所以他们所代表的文学流派被称作台阁体派。

台阁体是明初文化专制条件下的产物，从太祖到成祖所推行的极端专制统治，不允许人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由发展，而将文学作品限定在固定的格式之内。太祖时著名的“文字之祸”“贺表案”发生之后，向全国颁发的贺表格式，便是这种限制的具体体现。成祖以藩王夺位登极，又具有好大喜功的个性，他所要求的文字就必须做到既平稳无奇，又雍容华贵。杨士奇、杨荣等作为成祖身边的近臣，平时所作文字多应制之作，大都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又由于“三杨”当政时间甚久，这种文风对于明前期文坛影响也就甚大，数十年间官僚士大夫们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字格式和套路化的辞句堆砌，限制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因此后人对于台阁体批评甚多。

但是，就杨士奇等人来说，似乎还不能笼统给予指责，其文风初成之时，在文禁甚严的情况之下，也曾给人以新鲜可读的感觉，因此方得以流行于士大夫之中。

①《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

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胡宾客俨》。

①《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三杨”初作虽未必如其所论那样的完美，但是后人的效仿则确是流弊的所在。“三杨”的文字，本是无才之作，而这种无才的作品竟能主文坛数十年之风气，则是文化专制的结果，而绝非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直至成化后，因“茶陵诗派”出现而始有所变化。

“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历官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师（北京）。天顺八年（1464）进士及第，历官翰林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及尚书等。弘治八年（1495）入内阁参预机务，历事三朝，史称其“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①。李东阳的仕途情况虽然不及“三杨”之盛，却有相似之处，均“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者②。

李东阳与明初“三杨”地位虽然相似，但茶陵派与台阁体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台阁体是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的产物，因此它带给文坛的影响是消极的。茶陵派则与之不同，它是在政治状况相对宽松条件下的产物，它虽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模仿之弊，但是在诗文创作上找寻优秀的继承点，对于打破文坛长期以来的沉闷，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茶陵派之后，在明代文坛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流派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茶陵派虽然不同于明初的台阁体派，但是对于正德、嘉靖以后求新立异的社会思潮来说，则仍然没有脱离开旧的窠臼，于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大夫开始通过文化复兴的形式，在最为辉煌的文化历史阶段去找寻为新文化服务的东西，他们与学术领域的新儒家们互相呼应，形成了新文人集团。

前“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康海。他们以复古为旗号，提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①，相互呼应，成为一时争相效仿的文坛主流。

李梦阳（1473—1529），字献吉，陕西庆阳人。因其父官周王府，遂居开封。弘治七年（1494）进士，历官户部主事、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因与总督、布政使不合互劾，以挟制上官，冠带闲住。“梦阳既家居，益跅弛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②。

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作为文坛领袖的人物已不再是太平宰相、三朝元老，而是放荡不羁的文人才子。

何景明（1484—1522），字仲默，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官中书舍人。“与李梦阳辈倡诗古文，梦阳最雄骏，景明稍后出，相①《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六《集部·诗文评类二》。

①《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

②《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与颉颃。”③何景明少年成才，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史书中说他“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他与李梦阳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创造，反对摹仿。因此后人评价说其才本逊于梦阳，而其诗文秀逸稳称，反而超梦阳而过之。④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吴县（今属江苏）人。工诗歌，与唐寅、沈周、杨循吉等相友，未入仕而已知名。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大理寺左寺副，贬官国子博士。卒年三十三岁。少时为诗喜白居易、刘禹锡，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号“吴中四才子”。入仕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相交，改少年时所作，而趋汉、魏、盛唐，然其少年之习不能尽改。

边贡（1476—1532），字廷实，山东历城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历官太常博士、给事中、太常寺丞，出为知府、提学副使，嘉靖初任南京大常寺少卿、太常寺卿、刑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始终官于南京。史书中说他“久官留都，优闲无事，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都御史劾其纵酒废职，遂罢归”①。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陕西鄠县（今户县）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历官翰林检讨、主事、郎中。受刘瑾案牵连，被谪贬致仕。后与康海纵情于诗酒声妓，又擅制乐作歌，除诗文外，作有杂剧散曲多种。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与李梦阳等相倡和。正德初，为营救李梦阳而交刘瑾，刘瑾败后被牵落职。与王九思相交友，颇用力于杂剧器乐。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山西潞州（今长治）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提督京师团营。政治上主张改革弊政，反对宦官权臣当政。他不仅与李梦阳等倡复古诗文，而且坚持反理学的思想，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晚年因受朝中矛盾所累，被夺官。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是针对明朝长期以来由政界领袖人物主柄文坛局面而提出的，目的在于打破文坛的单调，是一场带有文学变革性的运动。到嘉靖、隆庆年间，又有后“七子”，继承并发扬了李梦阳等人的文学主张，成为其后主导文坛的流派。

后“七子”与前“七子”同样坚持复古的主张，“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②。他们与前不同之处，是有自己的诗文组织——诗社。他们中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李攀龙、王世贞和谢榛。李先芳、吴维岳未入“七子”之列，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则名声未及前三人。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③《明史》卷二八六《何景明传》。

④《明史》卷二八六《何景明传》。

①《明史》卷二八六《边贡传》。

②《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1544）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出任知府，升陕西提学副使，以病告归。隆庆中再起任浙江副使参政，河南按察使。他初官刑部官时，即与谢榛等倡诗社，声名已著。至告归乡里，建白雪楼，名声益高。宾客至门，率谢不见，高官来访，亦不予见，因此得简傲之名。史书中说他：“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①为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他虽然与王世贞等同倡复古，但是他自己的诗文却追求声调及古字句，以致所作的文章“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②。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青州兵备副使。因父都御史王忬为严嵩所害，守丧家居。隆庆初复官，再历参政、按察使、布政使、太仆寺卿，万历中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世贞出身世宦之家，自幼即有才名，与李攀龙等相交结为诗社，名声更著，而傲视当世，被奉为文坛盟主。

如果说前“七子”是明代复古文学的发端，那么后“七子”则是对于复古文学运动的集成与总结。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破旧，但是他们在创新上面却并不十分成功，他们所提倡的那种“伟丽虚骄”的文风，最终也没有能够摆脱对于汉、唐的模仿。到了王世贞晚年，明代的文风开始向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是回过头来，再去找寻以前那种平实无奇的文风，另一种则是继续发展创新，由是而形成了晚明诸家诗文流派。其中最为著称的是“公安派”与“竟陵派”。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万历年间的袁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即时人所称“三袁”。因袁氏兄弟系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公安派”。袁宏道字中郎。未仕前，在乡里与诸生结社城南，自为之长，平日作诗为文唱和，颇有名声。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官吴县知县、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吏部员外郎和郎中。其间无论在职或解官家居，常与士大夫们谈说时文，以风雅自命。

其兄宗道，字伯修，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卒官右庶子。

弟中道，字小修。万历末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

“公安派”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力反复古派末流因袭之风。袁宏道在谈论诗文风气时，对于复古的实质给予了批评：“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①他还曾经批评“诗必盛唐”之说：“以为唐自有诗，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皆有诗，不必初、盛也。欧、苏、陈、黄各有诗，不必唐也。唐人之诗，无论工不工，第取读之，其色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人之诗虽工，拾人饤饾，才离笔①《明史》卷二八七《李攀龙传》。

②《明史》卷二八七《李攀龙传》。

①袁宏道：《袁中郎随笔·雪涛阁集序》。

墨，已成陈言死句矣。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者所从来异乎！”袁宏道的议论颇中复古派的时弊，所以后人称：“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①袁宏道自己在诗文创作上则追求清新轻俊，戏谑嘲笑，间杂俚语，摆脱了单纯复古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更为贴近生活的清新的文风，成为晚明小品文的代表。

“竟陵派”的代表人物是钟惺与谭元春。因为二人均为湖北竟陵（今沔阳）人，故名。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官行人、主事、南京礼部郎中、福建提学佥事，晚年逃禅。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与钟惺同里。名辈晚于钟惺，因与钟合作《诗归》而闻名。至钟惺死后，始中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名。“竟陵派”的特点在于诗文上刻意创新的追求，而又不受名人世势的局限。他们既反对诗文的千篇一律，也反对“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语，必欲一一使尽”的文风，认为这“亦是文之一病”②。

钟惺曾说，国朝工诗者自多，而文不过数家，因此而知文难于诗。他的目的在于要说明成文章大家的难处，其实明朝人的诗，实在是提不起的，反倒是文章，往往自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晚明诸家的小品文，在创作形式和创作思想上均有所突破，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受到欢迎并且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对于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晚明诗歌的另一发展趋向，即晚明的宫词与时调。

明代士大夫们过于务实的生活状况，限制了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发展。

但是到晚明时代，一些士大夫将诗歌写作转向了记述宫廷生活的类似于史诗的宫词。这很适合于明朝人那种缺乏想象力的情况和文人圈子当中传播野史轶闻的兴趣。因此晚明那些并无艺术价值的宫词，却保存下了一些颇有历史价值的史事。其中著名的《天启宫词》，在《熹宗实录》被人为销毁后，更成为后世修史必用的依据。

晚明另一些思想解放的文人士大夫，鉴于明代诗歌的没落，开始从民间时调中去找寻营养，将诗歌带入了另一个境界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冯梦龙辑集的时调集《挂枝儿》和《山歌》。所谓时调，就是流行的歌谣词曲的歌词。这些歌词大都产生于民间，再经过文人的加工整理，成了正式的作品。在当时一些思想解放的士大夫看来，这些民间的产品正是他们创作的营养。袁宏道就曾经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枣竿》、《劈①《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

②钟惺：《与谭友夏书》。

破玉》为诗，故足乐也。”①在袁宏道的心目中，这些民间的时调词，才是真正的好诗，才给了当时诗人们以一条全新的出路。

①《袁中郎随笔·与伯修》。

第二节　小说与话本

元末明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一些颇有集话本之大成味道的长篇历史小说先后问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施耐庵的《水浒》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水浒》作者施耐庵，名子安，一说原名耳，名彦端，字耐庵，兴化白驹场（今属江苏大丰）人。①生平事迹不详。只知曾中元末进士，因与权贵不合弃官归里。据传曾入张士诚幕下，其作《水浒》时张士诚曾前往看望。从这些传说看，施耐庵可能确曾与张士诚有关系。张士诚据苏州，礼遇文士，幕下聚集了不少文才之士。待到明太祖建国后，凡与张士诚有关的文士，多因此致祸。施耐庵事迹的不传，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今天可知的版本有三种，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均为明万历以后刊本，其中以万历时的天都外臣序的百回本为最早的刊本。万历末杨定见序的百二十回本次之。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内容所差，只是少征田虎、王庆之故事，其余文字略同。七十回本，即明末金圣叹删节本，只保留到梁山一百零八人排座次，将原书七十一回以后部分删去，将第一回改为楔子，结尾补写“惊噩梦”一回，而成七十回。

在《水浒》成书之前，已有宋、元间流行的《大宋宣和遗事》、《癸辛杂识》和《瓮天脞语》等书，记述宋江起义故事。元代民间的说唱故事及杂剧中，也有不少的《水浒》戏。施耐庵的《水浒》便是在这些故事片段基础之上完成的。

《水浒》成书于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元末社会生活的丰富，尤其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的江南一带文人士大夫们纵情诗酒的生活，为一些文人创作这种历史长篇小说提供了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到，施耐庵的《水浒》创作必然始于元末。在明初严厉的文禁之下，不仅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长篇小说，而且事实证明，已经成书的《水浒》在明初也没有能够刊刻流行。直到弘治年间，民间对于宋江等人的故事，还只限于话本的描述，而士大夫们也仅知其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等书，并不知道《水浒》。所以成（化）、弘（治）年间人陆容见到民间斗叶子游戏中，叶子上附以宋江水浒英雄人物，但其诨号、名字均不同于《水浒》，他也只称：“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①《水浒》成为流传于世的小说，还是万历以后的事情。

《水浒》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小说，它第一次用生动细致的白描手法和穿插错综的情节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为其后长篇小说的创作①参见王春瑜：《施让地券及〈云卿诗稿〉考索》。

①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

确立了一个极高的起点。在它以后，再没有人能够在长篇历史小说上达到这样的高度了。它因此被后人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一部。

过去在评价《水浒》的时候，人们经常讨论到它的思想性问题，认为它是一部描述农民起义的成功的历史小说，或者说它突出了农民起义者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接受招安的局限性，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说教的小说。可以说《水浒》所反映的创作思想是比较复杂的，这与作者的社会地位经历和所处时代有关，在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情况下，像梁山好汉那样劫富济贫的行为，很容易为人们所向往。但是在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目中，这些本为“盗匪”的人物，只有接受招安、效力朝廷，才是最好的归宿，此外他们恐怕也设计不出其他更好的结果了。地主阶级文人的双重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既欣赏农民起义反贪官的一面，又不能容忍农民起义离经叛道的一面，《水浒》便是按照他们的这种思想去再创作的。

与《水浒》几乎同一时代的另一部“奇书”是《三国演义》。关于这部书的作者罗贯中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

仅得见明初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这段记述，后来被当作有关罗贯中简单情况的最为可靠的依据。元至正甲辰，即二十四年（1364）。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故称“别后又六十余年”。后人据此推知罗贯中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元天历（1328—1330）到明永乐（1403—1424）之间。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后人据此称《三国演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而习惯列之于《水浒》之前，则尚难定论。据郎瑛所说，罗贯中除编《三国》之外，并编有《宋江》（即《水浒》）一书，乃据“施耐庵的本”。是其作书时已有施耐庵之书。且《水浒》以白话写成，显然是为民间阅读之便，而从元末战乱到明初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民间并无阅读这类小说的条件。况且《水浒》写作上更接近民间说书的形式，因此很可能作于元末战乱之前。《三国演义》用文言写成，主要读者应当是文人士大夫。从文言小说的发展情况来看，文言小说在元代是相当的衰微的，不大可能出现像《三国演义》这样优秀的长篇文言小说，而明初则是文言小说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具备了像《三国演义》这样的文言小说创作的可能。因此《三国演义》很可能晚于《水浒》，成书于明初洪武、永乐之际。

关于三国的故事，早在唐、宋时已有流传。到元代更出现了《全相三国志平话》之类的话本。这些材料便成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基础。但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不同，它所叙述的主要内容不是出自民间传说的故事，而是依据了《三国志》正史，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最为规范的历史演义小说。

现在可知的《三国演义》最早的刊本是明弘治七年（1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作序的版本，但该本今已不传。今天可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嘉靖元年（1522）本。全书二十四卷，每卷十目，每目有题，共二百四十目。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嘉靖后该书版本日多，至明末李卓吾将二百四十节合编成为一百二十回本，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现在通行的版本为清人毛纶、毛宗岗的删改评定本。从这一情况来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一样，都是在成书后没有立刻广泛流传，而是到明中叶后才流传开来的。

从写作的想象力来说，《三国演义》确实不如《水浒》和《西游记》，但是其特点也正在于此，它以通俗的笔法记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抛开了史家的公正，带入了文学家的感情，是对于三国历史的一次再创作。这对于那些不读正史的民间百姓来说，影响力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三国演义》虽然是以文言写给文人士大夫们的作品，但是它的真正影响力却在民间，而不是士大夫中间。

其实，《三国演义》在写作方法上与通常的历史演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它并非排叙历史事件，而是十分注重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三国时代的许多人物，除去曹操、刘备、孙权之外，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鲁肃、黄忠等都是通过《三国演义》而广为人们所知的。《三国演义》一书中，还十分注重对于政治、军事活动的描写，从大到小，从千军万马到一人一事，充分体现出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

除《三国演义》之外，据传罗贯中还作有《十七史通俗演义》，现存的作品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只是这些作品经后人多次删改增补，已失其原貌了。

明朝初年，文言小说的创作曾经有所发展，除去《三国演义》这样的优秀长篇作品外，还有一些传奇小说先后问世，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这些传记小说与唐人传奇已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还颇受士大夫们指斥。《新话》、《余话》之类虽不能与《三国演义》等相比，但对于明后期拟话本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明朝从永乐以后，小说创作进入低谷，正统以后虽有坊刻的“小说杂书”流行，但是并无真正优秀的作品问世，真正的优秀作品是明朝中叶以后出现的《西游记》。

《西游记》是以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今印度）各国取经故事为题材的长篇神话小说，一百回，作者吴承恩。

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少年时即有文名，但屡试不第。嘉靖二十三年（1544）举贡，后迁居南京，以卖文为生。三十九年（1560）任长兴县丞，仕途颇蹇。隆庆初归乡，放浪诗酒，贫老以卒。史称其著有“杂记”数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所著杂记之一，其余均无考。

《西游记》主要取材于《永乐大典》中所收的宋元话本，成书于吴承恩晚年，成书后不久即开始刊刻流行，今所见较早的刊本有万历二十年（1592年）世德堂刻本，及其后的李卓吾评本。

《西游记》虽然与《水浒》、《三国演义》并立明代的“四大奇书”之列，且同样出于落拓文人之手，但是由于产生的时代不同，因此在写作手法和思想内容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西游记》在写作上突出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虽然所写的完全是超出了人间生活的天廷、地狱，神、佛、鬼、怪，但是却都活灵活现，具有超人的能力和活生生的人的行为特征。作者通过自己多彩的想象，勾画出了一个仿佛就在身边的幻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思想突破的渴望。在作者勾画的人间生活之外的境界中，却又都有着与人间社会相同的种种弊端，晚明社会中的种种腐败现象都被写到了神怪的生活当中。作者的敢说、敢骂、诙谐的揶揄和痛快淋漓的抒情，都是以前的小说中所没有的。神话小说本身的特点，给作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思想表现的条件。对于唐僧的那种带有嘲弄性的刻画本身便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感情标准，而作者的感情更集中地体现到了书中成功刻画的主人公孙悟空的身上。这个以猴子为原形的神通广大的人物，除去猴子的机灵好动之外，集中了人类的正义、勇敢、力量和自信。这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晚明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价值的表露。尽管这部小说还受到了时代的各种局限，不可能真正明确提出思想解放的要求，而且书中对于佛教以及三教合一的宣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都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部。而且迄今为止，也再没有一部神话小说能够与之相媲美。

在《西游记》产生的前后，曾经出现了一个神魔小说的创作高潮。除去《西游记》之外，当时流行的神魔小说还有《封神演义》、《西游补》、《三宝太监下西洋》、《四游记》等。其中只有《封神演义》有较大的影响，其余多为粗糙平庸之作。

晚明时代是思想突破的时代，也是人们放纵和追求自我的时代，各种思想都希望能够得到充分展示，这在小说的创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晚明小说创作上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西游记》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金瓶梅》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倾向。

《金瓶梅》也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而它的奇特更在于其中那些毫无掩饰的性描写，因此它也成为了中国古代色情小说的代表。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近人据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刻本《金瓶梅》中署名欣欣子的序中的一段话：“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断定作者应当是兰陵（今山东峄县）人，而且书中确实使用了不少山东方言，更使人由此而确认作者是山东人无疑。至于作者究竟为谁，目前尚未能有定论。

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根据书中一些具体的记述，推断出该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隆庆至万历三十年以前。他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①《金瓶梅》的创作方法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利用了《水浒》中武松为兄报仇杀西门庆的故事，说武松当时误杀他人，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从此为所欲为，霸占潘金莲，又勾引结义兄弟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强娶富孀孟玉楼，还奸占丫鬟春梅、仆妇王六儿等，欺男霸女，谋财害命。只因花钱行贿，结交官府，甚至攀附太师蔡京为靠山，威福一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作者虽然预见了这样的社会的必然覆灭，却无从去找寻到任何出路，前途一团漆黑，只能寄之于因果报应之类带有宗教性的说教。

由此可以看出，《金瓶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生动地描述了晚明社会的一个侧面，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官僚士绅们的生活糜烂等社会问题有所暴露，但是它却并未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的精神。书中大量过分突出的性描写，流露出作者对于那种放纵生活的欣赏，从而反映出晚明士大夫们自身的局限，以及他们在那种奢靡纵欲的社会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脱离开历史故事或者传说而以社会日常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开了写作世情小说的先河。它的出现，说明了中国小说发展日趋成熟，为以后如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先例。

但是在明代，《金瓶梅》的直接影响却是诱发了一批以写世情为名，而实际上热衷于专写风流猥亵情事的小说出现。如《续金瓶梅》、《隔帘花影》、《玉娇李》之类，都是续写《金瓶梅》的情节，强调因果报应，名为警世，实则铺张秽黩的描写，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上来看，又远不及《金瓶梅》了。此外又有《绣榻野史》、《浪史》、《肉蒲团》等，更专力于色情描写，而且很突出地表现晚明人在“房中术”方面的兴趣，充分反映了晚明士大夫的低级趣味和畸形的性心理。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些是出自当时的“名士”之手。《肉蒲团》出自李笠翁，《绣榻野史》出自吕天成，并有李贽为之评点，冯梦龙为之校订。《玉娇李》一书据称亦出于写《金瓶梅》的名士之手。这些小说虽然都并未注意于对人情世态的描写，但其本身的出现，则正是晚明社会那种萎靡、纵欲与茫然心态的鲜明写照。

除了这些长篇名著外，明代也出现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高潮。明代的①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载《读史札记》。

白话短篇小说源于宋、元的话本，也就是当时民间“说话人”的文字本，经过加工整理后，成为话本集，或者短篇小说集。明代的这类话本集最早的是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1541－1551）由洪楩辑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其中所辑的主要是宋元的话本，也有少量明代的话本。从现存的《清平山堂话本》篇目来看，二十七篇中共有十篇后来被选进“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之中。因此可知，《清平山堂话本》以及稍后的《京本通俗小说》、《话本小说四种》等，不仅是对于宋、元话本的整理保存，而且更为其后的明代文人们改写与创作“拟话本”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代民间文化的发展，使得士大夫们那种所谓的高雅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于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开始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了雅俗共赏的作品。为了适应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民间流行的说书故事的兴趣，他们在创作时有意模拟原来话本的结构形式，甚至有意突出取材于“书会先生”或者“老郎”，以示其来源有据，这于是也便形成了明代特有的短篇小说——拟话本的创作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即是“三言”、“二拍”。

“三言”是冯梦龙编写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冯梦龙（1574—约1646），字犹龙、耳犹、子犹，号龙子犹，又号顾曲散人、茂苑外史、詹詹外史、姑苏词奴、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苏州长洲（今苏州市）人。崇祯三年（1630）举贡，后任官寿宁知县。除去收集撰写白话短篇小说外，还擅长词曲，注意民间文化作品，曾收集时调编成《挂枝儿》、《山歌》等时调集。其代表作即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三言”虽然以话本的形式写成，但是在内容上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从传统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发展为以世情故事为主，增加了创作的活力。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已不再限于那种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而变成了发迹的商人，市井的女儿，刚烈的妓女，种种过去最普通的人开始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勤劳善良的卖油郎和追求爱情的花魁娘子，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以死向社会抗争的美丽善良的妓女杜十娘，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三言”中每集包括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每篇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的故事。其中刊行最早的《喻世明言》（《古今小说》）中保存的宋、元话本故事最多，《醒世恒言》中最少。总体来看，还是明人创作的内容占了大多数，其中许多便是冯梦龙自己的创作。

“三言”创作于明末，许多的时代特色被写入了作品当中。因此有些人一直认为“三言”属于市民文学作品的代表。从“三言”的故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当时市民生活的反映，这是晚明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必然影响。但是从冯梦龙本人的情况来看，他还应该算作是典型的官僚士大夫，不过他“酷爱李氏（贽）之学，奉为蓍蔡”，思想上属于反理学的进步的一派，因此他能够接受脱离传统的东西。但是他本人并不属于市民阶层，他从来也没有成为市民或者市民思想的代表，因此他也不可能创作出市民文学的作品来。他对于市民生活的描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事实上，商品生产的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有通过商品生产去真正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社会形态的改变，也才有可能出现新的阶级。冯梦龙显然并没有代表这种变化。如果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三言”中那些维护传统道德观念的说教是十分正常的。

与冯梦龙的“三言”相比，凌濛初的白话小说集“二拍”，就完全站到了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上，成了典型的说教文学。

凌濛初（约1580—1644），又名凌波，字玄居，号初成、稚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通判等职。他在思想上属于保守之列，他编写白话小说，主要目的是为了思想说教。

“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白话小说。其中《初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元年（1628），《二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五年（1632），各四十卷，每卷一篇，两书共有八十篇拟话本的故事，但两书中第二十三卷相重复，《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十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因此实际收入拟话本故事七十八篇。“二拍”中的故事虽然也有采自宋元话本者，但经过了作者的重新创作，也大都被注入了宣传因果宿命和忠孝纲常的内容。与冯梦龙的反理学倾向相反，凌濛初则是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因此“二拍”中真正反映当时社会的作品相对较少。而在这种道学面孔之下，书中却又充斥大量的色情描写，表现出了当时统治阶级中那种没落腐朽的人生观。

在明末白话小说创作的高潮中，出现像“三言”和“二拍”这种创作思想差距甚大的作品，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中不同的思想倾向。

晚明确实是白话小说的创作高潮时期，当时刊行的白话小说集，除“三言”、“二拍”之外，还有《醉醒石》、《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石点头》等，多达十余种。但是这些小说，从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没有更大的突破，也都没有“三言”、“二拍”那样大的影响。

第三节　戏曲

明代的戏曲发展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洪武建国到正德、嘉靖以前为一个阶段，以后为一个阶段。总的来说，前者是杂剧走向衰落的时期，后者则是传奇戏发展的时期。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写道：“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实厘而二之。”①他在这里所说的国朝系指元朝。也就是说，元代继承了金院本和杂剧而发展成了元代的杂剧。金院本是一种固定的戏曲表演形式，由五种固定的角色扮演，故又谓之五花爨弄。但是院本的唱法到了元末便逐渐失传，无人能按谱唱演了。由院本发展而形成的元代杂剧继承了院本的基本形式，并且在表演中逐渐形成了每剧四折一楔子的固定程式。杂剧到元末虽然有所衰落，但是仍然是当时的主要戏曲表演形式，所以到明初又继承了元杂剧的基本形式，并且逐渐发展形成了明代的杂剧。

明初的杂剧不仅继承了元代杂剧的基本形式，而且同元代杂剧一样，以民间的演出为主，并伴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新成为城乡民间文化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大约到永乐中，杂剧的演出便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永乐九年（1411）正式公布的关于杂剧的禁令，便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这种官方干预也就决定了明初杂剧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当时政治允许的范围之中进行：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象，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②在这样的限制之下，明初的杂剧几乎只能是以正统的忠孝节义的教化戏、正统的历史戏以及空洞无物的神仙戏为主，而与元代杂剧那种大胆揭露社会黑暗，表露人民心声的民众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了。

明初最有代表性的杂剧作家是周宪王朱有燉，史称其“博学善书”①，尤精于北曲。作杂剧三十余种，大多为宣扬正统思想教化和神仙吉庆之类的作品。所以万历年间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说：“本朝能杂剧者不数人，自周宪王以至关中康王诸公，稍称当行，其后则山东冯、李亦近之。”而且明杂剧的作品也逐渐成为皇室权贵活动中的排场，或简单供其笑谑的闹剧，虽然也有一些相对优秀的作品，但总体水平却是每况愈下了。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正德时期，甚至到嘉靖、隆庆年间。当时人曾记南京地区民间戏剧演出的情况：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

①《明史》卷一一六《周宪王朱有燉传》。

大套北曲，乐器用筝、■、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②南京地区权势之家流行北曲，显然并不是因为出于对北曲的欣赏，而是因为这时候的北曲还是代表了官方的正统戏曲。不过这时候已经是明代戏曲的转变时刻，由南方发展起来的南曲，无论从内容还是表演形式上都超过了北方的杂剧，而且已经开始进入到宫廷之中。

然而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和整个上层社会中，他们心目中杂剧仍然是一种官方艺术，是具有传统的高雅艺术，他们不甘心于这种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的衰亡，因此一些人不仅提倡而且开始着手创作新的杂剧，以求达到挽救杂剧的目的。于是随着杂剧逐渐失去了原来的观众而被南戏所取代的变化，明代的杂剧开始退出了民间表演的舞台，走进了文人圈子之中，成为明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的案头之物。这便是被称之为明代戏曲“雅化”的变化。明代的杂剧已经不同于元代的杂剧的地位，早已不是俗文化而应属于雅文化的行列了。

明中叶以后的文人士大夫们不满于那种千篇一律的教化戏和神仙戏，在文禁已弛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创作一些历史题材和世情题材的杂剧。这种文人戏的创作风气，使明杂剧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由此而真正形成了明杂剧的特点。明末西湖福次居主人沈泰所辑的《盛明杂剧》收集的六十种明人杂剧，可以算作是明代文人杂剧的代表作，其中大多数是嘉靖以后的作品。明代的著名杂剧作家除周宪王朱有燉等人之外，还有不少正德、嘉靖以后的文坛名流，如像康海、王九思、徐渭、汪道昆、梁辰鱼、叶宪祖、陈与郊、沈自徵、孟称舜、吕天成等。据学者们的统计，明代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者约一百余人，作品约五百二十余种。不包括内廷的教坊杂剧，现存的剧本约有一百八十种左右。作家与作品数量均与元代所差无几。①其代表作品有康海的《中山狼》，王九思的《中山狼》、《游春记》，徐渭的《渔阳弄》、《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合称《四声猿》），汪道昆的《南唐梦》、《远山戏》、《洛水悲》，梁辰鱼的《红线女》，叶宪祖的《四艳记》，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沈自徵的《霸秋亭》、《鞭歌妓》、《簪花髻》（合称《渔阳三弄》），孟称舜的《桃花人面》，吕天成的《齐东绝倒》等。

而此时的文人杂剧与原来的杂剧也已经有所不同，首先是突破了元代杂剧四折一楔子固定格式的限制，可以多至七八折，乃至十几折，也可以只有一折；其次是突破了杂剧只用北曲演唱的限制，在演唱曲调上，既可以用北曲，也可以南、北兼用，成为一种全新的杂剧，我们似可称之为新杂剧。但是这种杂剧的改革也没有能够挽救杂剧衰落的命运，其结果只能使明人杂剧②《客座赘语》卷九《戏剧》。

①参见《中国戏曲文学史》第五章第一节，第199页。

离开了舞台演出，成为文人案头戏曲文学的作品。在明代的演出舞台上，杂剧终于为传奇戏所取代。

明朝中叶以后，在杂剧走向没落的同时，来自民间的传奇戏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南曲一般配以箫管，谓之唱调，不入弦索。明初北曲流行，太祖亦以《琵琶记》不可入弦索为憾，令教坊设法改变，经重改唱腔，可配以筝琶，但终为南音，而少北曲蒜酪之风。这时候南曲用索弦官腔，说明北曲的主导地位，与明中叶以后杂剧兼用南曲恰成鲜明对照。

明初的南戏除《琵琶记》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荆刘拜杀”，即《荆钗记》、《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四戏。曲调主要有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等，各用地方腔调演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这种地方戏曲完全适应于民间的演出，内容大多应属对于传统剧目的改编，加之明初对戏曲的种种限禁，很难有新的成熟作品产生，所以到后来也就随着这些地方戏种的变化而失传了。

明朝中叶以后，传奇戏开始有所发展，著名戏曲家李开先和梁辰鱼的作品为这一时期传奇戏的代表。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嘉靖二十年（1541）因上书弹劾内阁首辅夏言而罢官家居，专心致力于戏曲创作。其代表作有传奇《宝剑记》、《断发记》，另有杂剧《园林午梦》、《打哑禅》二种。

梁辰鱼（约1519—1591），字伯龙，号少白、仇池外吏。昆山（今属江苏）人。终身不仕，专心于戏曲创作。其作品今存传奇《浣纱记》和杂剧《红线女》。梁辰鱼对于明代戏曲的贡献不仅在于戏曲创作，而且对于嘉靖以后昆腔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嘉靖年间，南曲曾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即魏良辅等人对于昆山腔的加工整理。

魏良辅，字尚泉，江西豫章（今南昌）人，后寓居太仓或昆山（今均属江苏）。初习北曲，后改南曲，在张野塘、过云适等人协助之下，并在吸收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及江南民歌小调基础之上，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造，创造出一种宛转舒缓的唱腔，当时被称作“水磨腔”，也即后来的昆腔。魏良辅的努力，将本来流行于民间的南曲推上了文人化的轨道，这也就为南曲登上大雅之堂准备了条件。但是经魏良辅改革的昆腔在起初还只是作为一种流行的曲调传唱，并没有用到戏曲中去。将昆腔运用到戏曲中去的，则是随其而后的梁辰鱼。

其后魏良辅弟子张小泉与其侄进士张新不满于梁氏曲谱，又与赵瞻云、雷敷民等往来唱和，以魏良辅之校本为据，但“其实禀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为均节。昆腔之用，勿能易也”①。昆腔由此而成为戏曲的主调，海盐腔、①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卷十二《昆腔》。

余姚腔等从此逐渐不再流行，江南的地方唱腔中，只有弋阳腔依然保留于民间戏曲之中。

魏良辅等人扩大南曲的音乐范围，改革音调，开创昆腔，使得用南曲表演的传奇戏的音乐不再像以前那样单调而变得丰富起来，再加上传奇戏本身的生动充实的内容，明代的传奇戏于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戏曲舞台上。明万历年间，大约是明代戏曲最为纷繁的时期。这时候杂剧还在流行，传奇戏也已经进入到了宫廷之中。除去昆腔之外，其他地方戏种也都在舞台上争妍斗艳。

在昆腔尚未成为传奇戏的主流的时候，传奇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

其演出范围也居然扩大到了宫廷之中。待到昆腔流行，文人士大夫们争相涉足于传奇戏的创作，传奇戏更进一步进入了黄金时期。昆腔成为戏曲的主调而渐被列为官腔。万历后期便形成了以昆腔为正统戏曲和以弋阳腔为民间戏曲的基本格局。而以昆腔演唱的传奇戏的创作也逐渐进入了高峰。如像沈宠绥《度曲须知》中所说：“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后，竞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②万历年间在传奇戏创作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当属汤显祖与沈璟。

汤显祖（1550—1617），字义仍，一字若士，号海若、海若士，别号清远道人、茧翁。因系江西临川人，故被称为临川派，又以其书斋玉茗堂，亦称玉茗堂派。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自请为南京太常寺博士，升南京礼部主事。因上疏弹劾内阁首辅申时行失政，被谪为广东徐闻任典史，后迁浙江遂昌知县。二十六年告归，居乡著述。作有戏剧多种，尤以《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种最为著名，合称为《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虽然曾经步入仕途，但屡被贬斥，长年居于乡里，生活清贫，这使其更加接近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他在思想上接受泰州学派的影响，主张以情反理。后人说他：“义仍志意激昂，风骨遒紧，扼腕希风，视天下事数着可了。”很有泰州派那种赤手搏龙蛇的气概。“然有度世之志，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四梦之书，虽复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①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反映了他的重情反理的思想，而四梦之中，又尤以《牡丹亭》为其得意之作。这是一部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戏曲杰作。汤显祖在剧中塑造了一个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女性主人公杜丽娘，通过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体现了汤显祖本人的思想追求。这样的戏曲作品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汤显祖也因此被公认为明代成就最高的戏曲家。

临川派剧作家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吴炳和孟称舜、阮大铖等。

②沈宠绥：《度曲须知》。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汤遂昌显祖》。

沈璟（1533—1610），字伯英，改字聃和，号宁庵，一号词隐先生。因系吴江（今属江苏）人，人称吴江派。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官主事、员外郎、光禄寺丞。后告病还乡，居家三十年，专事词曲创作整理。作《属玉堂传奇》十七种，又据蒋孝《南九宫谱》增为《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考订了六百五十余支曲牌的声律，为现存最完备的南曲谱。此外还著有散曲《词隐新词》、《曲海青冰》、《情痴呓语》，并辑有《南词韵选》、《北词韵选》，对于明代词曲的发展贡献很大。

沈璟在戏曲创作上主张讲究声律，语言雕琢，因此他的一些作品属于戏曲文学创作，并不适应于舞台演出。

吴江派除沈璟之外，主要的作家还有冯梦龙、范文若、袁于令、王骥德、沈自晋等人。

明代的传奇发展到临川、吴江派的作品，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宫调曲牌上都更加规范化。在表演角色和演唱方法上，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都反映了明代戏曲的日趋成熟。因此明代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它是继元代杂剧之后，中国戏曲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其后中国戏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传统戏曲。

第四节　音乐、舞蹈

宫廷乐舞

宫廷乐舞是被称之为雅乐的官方歌舞，是明代乐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太祖起于民间，其登极之前又经元朝近百年统治，中国宫廷传统乐舞的许多东西到这时候已经无传。从史书的记述来看，太祖登极前曾经有一段时间用女乐代替了朝贺的雅乐，这对于一个自命为正统的新朝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太祖即位之初便命儒臣厘定雅乐，但是其效果并不理想。《明史》中说：“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凤韶辈皆知音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①当时太祖正以严猛治国，对于儒臣们所厘定的雅乐是否合于古律，也就无暇顾及了。但是，自从太祖得天下的规模已定的时候，他便开始设置了掌管官方乐舞的机构，并由此而逐渐完善了明代的宫廷音乐和舞蹈。

按照《明史》的记载，明初雅乐的制定出于道士冷谦之手，这可能是因为在道教音乐中，较多地保留了传统东西的缘故。

冷谦的考订在当时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只能是当时道教音乐的变种罢了。到永乐时，成祖问黄钟之律，臣工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学者们的理论与乐工们的演奏无法相通，所以明代的雅乐是集历朝之旧，加以民间音乐，所谓雅俗杂出，而这倒使得明代的雅乐成为了一次集大成的再创造。《明史》中说：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②明代的宫廷乐舞主要用于各种礼仪活动中，其器乐歌舞均有定制，按照洪武初的定制。宫廷乐舞的全套歌舞包括：乐师七十二人，有编钟、编磬各十六人，琴十人，瑟四人，搏拊二人，柷、敔各一人，壎六人，篪四人，箫八人，笙八人，笛四人，应鼓一人，篪四人，凤笙四人；歌手十二人，由协律郎一人为指挥；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籥，另有舞师二人执节引舞。除去文武舞生之外，还有“四夷”舞士，与文武舞士配合起舞。

各种不同的场合，歌舞器乐也不尽同，除去上述的器乐之外，还有如像戏竹、头管、琵琶、二十弦、方响以及“四夷舞”所用的腰鼓、胡琴、箜篌、羌笛等。

按照这种规定的舞蹈也是十分单调的，例如朝贺的舞蹈，由文武两队舞①《明史》卷六一《乐志》。

②《明史》卷六一《乐志》。

士，各三十二人，分作四行，每行八人。武舞士由舞师二人执旌引导，左手执干，右手执戚，舞作发扬蹈厉坐作击刺之状；文舞士由舞师二人执籥引导，左手持籥，右手持翟，作进退舒徐揖让升降之状；“四夷”舞士十六人，分为四行，每行四人，由舞师二人执幢引导，舞作拜跪朝谒喜跃俯伏之状。这种单调的歌舞，除去礼仪效果之外，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所以到后来，宫中教坊司等机构便多方设法改变旧的歌舞形式，更将一些民间的歌舞引进了宫廷之中。弘治时行耕田礼，教坊司以杂剧应承，间出狎语，为都御史马文升所斥。但是到武宗时，这种事情就更加屡见而不鲜了。武宗以礼乐不全为由，大量征集乐工，并选各省艺精者赴京供应，结果民间杂艺进入宫中，所谓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世宗以外藩即位，一心于更定礼制，再续皇统，对宫中的乐舞也有所考订，他甚至亲制乐章，再由太常寺配以乐曲，对于洪武所定的旧歌章多有改动。但是这些改动并没有改变宫中祭祀乐舞的基本形式。所以明朝的宫廷歌舞就分为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专为礼仪而用的歌舞，一种则是供给帝王欣赏的宫廷歌舞。严格地说，后者已经不属于宫廷歌舞的范围，而与民间歌舞无异。

民间音乐歌舞明代的民间音乐歌舞实际上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民间娱乐型的音乐歌舞，一是表演型的音乐歌舞。

民间娱乐型的歌舞包括的内容很广，例如船夫的号子，挑夫的小调，以及大量的民歌，民间节庆及赛神等活动中的自娱性歌舞，均属此列。人们非常熟悉的凤阳花鼓，应该算是这类民间歌舞的代表。

民间歌舞带有极强的传统性质，一般来说经过长期在民间流传，许多都无法明确究竟属于何时何代了。然而在明代的民间歌舞中，一种被称作时调的民间歌曲，则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成为明代非表演型民间音乐的典型。民歌本来应当是长久流行于民间的，但是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带有流行歌曲性质的民歌时调突然盛行起来。

万历年间方志中记：“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①待到明末冯梦龙整理这些民间小曲的时候，收集到的作品多达三百余首，真足以同“唐诗三百首”相媲美了。这些民间歌曲为当时的表演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很快便成为了歌舞艺人们演出的内容。

有些所谓的时调小令，后来被用到了传奇戏曲中，也就成了表演音乐。

明代的民间音乐，除这些流行歌曲之外，还有民间的器乐表演，这也不同于官方教坊中乐师的作品。如嘉、隆间名闻于京师的李近楼琵琶，被称为①万历《山东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

京师一绝。其传授也以民间方式进行，时人称：“世庙时，李东垣（即李近楼）善琵琶，江对峰传之，名播京师。江死，陈州蒋山人独传其妙。时周藩有女乐数十部，咸习蒋技，罔有善者，王以为恨。”①其后又传于汤应曾，故应曾有“汤琵琶”之名。这些民间艺人的演奏，除去一些绝技之外，主要是演奏古曲，他们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承传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随着这种民间器乐的发展，当时民间也形成了流派，例如鼓琴，当时即分为浙操和闽操两派，在手法和曲调上都各不相同。其中浙操近雅，为士大夫所推崇，闽操则更近于乡音。

不过明代表演型的音乐主要在戏曲表演中。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兴起的传奇戏所采用的南曲，无论是余姚腔、弋阳腔还是昆山腔，都是地方民间流行的曲调，其中的器乐伴奏也带有明显的地方音乐特色，这就是被后人称作的剧乐。待到魏良辅等人改革昆腔，取代其他诸腔，戏剧音乐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的戏曲表演中，不仅有音乐，而且有舞蹈，当时戏曲中的舞蹈也是舞蹈表演的主要形式。不过舞蹈与音乐有所不同，戏曲中的音乐随着时调变化而变化，舞蹈则似乎变化要少一些。从明代杂剧、传奇戏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舞蹈的名目，如《跳和合》、《跳钟馗》、《舞鹤》、《跳虎》、《跳八戒》等。这里的《跳八戒》显然是明代的舞蹈，其余的就很难说了。其中的《舞鹤》就是一种很古老的舞蹈。一般来说，模拟动物的舞蹈都会相对形成得早一些，只是这些舞蹈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这些戏曲表演中的舞蹈也很难区分，哪些是专门为戏曲表演而创作的，哪些是将民间舞蹈移植到戏曲中来的。永乐十七年（1419），一支来自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使团在进入明朝边境后，受到了驻边将士和地方官府的接待，席间有优童表演歌舞，其中就有鹤舞。由一名优童扮作仙鹤，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其高超的舞技令使臣们惊叹不已。而这种流传到西北边远地区的舞蹈显然不是明人的创造。由于是出于帖木儿使臣的叙述，我们无法知道这次表演的鹤舞究竟是单纯的舞蹈表演，还是杂剧中的一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明代戏曲中的舞蹈许多是可以单独表演的，而且有相应的固定曲调。

朱载堉与《乐律全书》在世界文化史上，朱载堉这个名字与音乐理论中的乐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数学方法完满地解决了音乐的旋宫转调的问题，对于全世界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非常大的贡献。

朱载堉（1536—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少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明太祖朱元璋第九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世子。郑恭王于嘉靖年间①王猷定：《汤琵琶传》，《虞初新志》卷一。

因上疏世宗谏止斋醮获罪，被削爵禁锢于凤阳高墙。当时朱载堉年仅十五岁。史称：“世子载堉笃学有至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①作成《瑟谱》十卷。世宗死后，郑恭王获释复爵，朱载堉从此专心于乐律研究著述，并在其父死后拒绝继承王爵，用数十年功夫，终于完成了《乐律全书》的写作与刊行工作。

《乐律全书》是朱载堉所著十四部著作的合集，包括《律历融通》四卷附《音义》一卷，《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律学新说》四卷，《算学新说》十卷，《乐学新说》十卷，《律吕精义》内外篇十卷，乐谱、舞谱共七种十二卷。这些著作涉及了声律、音乐、舞蹈、历算等多种学科，其中还保存了大量的乐谱和舞谱。

《乐律全书》中最可贵之处是用科学方法解决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计算。明朝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更多地涉足于戏曲和音乐的创作，他们不安于南曲之类民间音乐的随意性，开始对其进行改造和发展。这些在音乐戏曲上的努力，为朱载堉的音律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明代的音乐从此开始向近代民间音乐发展。他计算出的密律为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这就是他所说的“新法密律”。

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不仅解决了音乐理论中乐律的问题，而且还保存了许多乐谱和舞谱。他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舞学”的概念，从而将舞蹈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立了出来。《乐律全书》中保留有《人舞谱》、《六代小舞谱》、《灵星小舞谱》、《灵星祠雅乐天下太平字舞缀兆图》、《二佾缀兆图》、《小舞乡乐谱》等。其舞谱中并附有图，图下有说明。他用上转、下转、外转、内转、未转、转初、转周、转过、转留等标明旋转的幅度，用伏睹、瞻仰、回顾来标明视线方向，用鞋形的不同画法来标明左右脚与全足或足掌、足尖及着力腿与非着力腿的区别位置等，其精确与明晰程度，令今天的舞蹈研究者深为惊叹。①①《明史》卷一一九《世子朱载堉传》。

①《中华文明史》卷八。

第五节　美术绘画与书法

中国的传统绘画在宋元曾经出现过繁兴，不过宋代的绘画是以画院为主体，元代则文人画盛极一时。明太祖建国后，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在这种政策影响之下，明初画坛只能向宫廷院体画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时候的画家们，都是元末画派的传人，他们在画法上继承了元代画家的风格，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院体画派，画风上较为多样，而且其中多有由元入明的画家，如王冕、王蒙、倪瓒等，他们当中虽然也有入仕为官者，但是却并未成为宫廷画师，当时以宫廷画师名义在朝的主要有赵原、周位、王仲玉、陈远、朱芾与盛著等人。

在明初的严刑峻法之下，思想上所受到的限制使明初的画师们无所适从，他们只能墨守陈规，而不敢有丝毫的创意。这与中国绘画传统的精神恰恰是相背离的，因此明初的绘画，在几位由元入明的画师之后，便只能走上思想局限的院体画派的道路。

永乐以后，君主专制与政治稳定相辅而成，逐渐形成了“台阁体”文化现象，出现了“台阁体”的文风和书法风格，与之相应的画坛风格便是“院体”画风的进一步发展。永乐时的宫廷画师范启东曾说：“长陵于书独重云间沈度，于画最爱永嘉郭文通。以度书丰腴温润，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有言夏珪、马远者，辄斥之曰：‘是残山剩水，宋僻安物也，何敢焉！’”①启东，一字起东，名暹，号苇斋，人称苇斋先生。昆山人。永乐中被召入画院，善画花竹翎毛，兼工书法。②郭文通，成祖赐名纯。画法师承元代画家盛懋，所谓“布置茂密”的风格，并因此而受到好大喜功的成祖的欣赏。成祖的这种好恶对于当时画坛风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郭纯的山水，虽然在形式上是对元人绘画的继承，但是在绘画的精神上却同洪武中的宫廷画师们一样的拘守成法，而并无丝毫的创新，所以他只能代表洪、永宫廷绘画风格的尾声。与郭纯同时的还有王绂（1362—1416）。王绂，字孟端，号友石生，一号九龙山人。无锡人。洪武中以博士弟子征入京师，因胡惟庸案所牵谪戍山西朔州（今大同），建文中隐居无锡九龙山（惠山），永乐中以荐授文渊阁中书舍人。他在绘画风格上师从王蒙，除山水画外，还擅长竹石，史称其“画不苟作，游览之顷，酒酣握笔，长廊素壁，淋漓沾洒”③。他与稍晚些时候的夏珪（1388—1470），又都以墨竹闻名。夏珪，字仲昭。永乐十三年①叶盛：《水东日记》卷三《长陵所赏书画家》。

②《图绘宝鉴》卷六。

③《明史》卷二八六《王绂传》。

（1415）进士，历官太常寺卿。时有“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说④。他与王绂虽然都以画知名，但都不是专职的宫廷画师。两人都列名于《文苑传》，画风带有浓郁的文人画气息，所以被后人视作吴门画派的先驱。从这些情形来看，当时的官廷绘画尚未形成固定的风格，尚处于发展变化的过渡阶段。待到洪熙、宣德以后，来自闽、浙等地的画师给宫廷绘画带来了新的风格，明代的宫廷绘画一改元代的画风，重现宋代画院的传统，从而真正形成了明代的院体画派。

从洪熙、宣德到成化、弘治的八十余年间，是明代院体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代，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画家。其中著名的有边景昭、赵廉、蒋子成、谢环、商喜、李在、周文靖、顾应文、倪端、孙隆、林良、王谔等人。

明代的院体画，到成化、弘治的时候，可谓是到达了顶峰。宪宗和孝宗父子也都是长于绘事的，但是明代的院体画到这时候也开始走向衰落。正德以后，吴门画派兴起，逐渐成为时代画风的主流。

“浙派”的代表人物是戴进。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道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故称之为“浙派”。

戴进的画，吸收了宋元各家的画法，在技巧上有极深的造诣。明人评价他的画时说：“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而妙处多自发之，俗所谓行家兼利者也。神像人物杂画无不佳。..死后人始推为绝艺。”①今人评价他的绘画时也说：“正是由于戴进不囿于‘专攻一家而出于一家者’，故能高出宫廷画家一筹，自创新格。”②在戴进的作品中，除去继承宋、元笔意之外，多有所创新。如《风雨归舟图》中用纵向的刷笔来表现风雨的气势，《钟馗夜游图》则采用粗笔钉头鼠尾的描法，都超出了南宋院派的画法。戴进卒于天顺六年（1462），其后虽有子戴泉及门人夏芷、方钺等承其衣钵，但戴泉资质有限，夏芷、方钺皆早逝，于浙派的绘画均无所发扬。直到成、弘间“江夏派”吴伟再起，才得以重振戴进的画风。

吴伟（1459—1508），字次翁、士英，号小仙、鲁夫，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所以成名后人称之为“江夏派”。吴伟是浙派的继起，也是浙派的尾声。近人评论说：“吴伟继戴进为浙派盟主，与北海杜堇、姑苏沈周、江西郭诩齐名。用笔则雄健豪放，用墨则挥洒淋漓。其纵横自如，痛快排傲之趣，固有墨飞笔舞之妙，然以过事驰骋，难免剑拔弩张之弊，只图快意，毫无蕴藉含蓄之致。士气日少，作家气愈多，浸假而为霸悍俗浊之态。习之者更肆为狂怪以骇世惊俗，已为画道之蠹。至钟钦礼、郑颠仙、张路、张复阳、蒋嵩辈，私心妄用，焦笔枯墨，点染粗豪，板重颓放，狂态可掬。异派④徐沁：《明画录》卷七。

①徐沁：《明画录》卷二。

②单国强：《时起波澜的明代画法》，《中国古代美术史》第12册。

之讥评蜂起，而浙派自身亦渐以不振矣。”①其后在画坛上活跃的是“吴门四家”。

“吴门四家”指的是明中叶以后定居于苏州的四位蜚声画坛的吴派名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一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父沈恒吉、伯父沈贞吉均以画名，故承家传而学画。善诗文而生平不仕，纵情于江南山水之间，长于山水画，写生花鸟亦俱佳。

沈周的山水画作品，早期学元明之际的王蒙，用笔细缜，被人称之为“细沈”，后期改变风格，用笔粗放，人称之为“粗沈”。

沈周之后，继之而为吴门代表的是文徵明和唐寅。

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

文徵明在绘画上继承发展了沈周的风格，并师法王维、赵孟頫。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文人色彩，却不仅于用墨，且重于用色，不止于粗放而且能工致精细，文采儒雅，颇增书卷之气。所以他的作品深受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欢迎，名声与门人都有超越其师沈石田之势。

与文徵明同时代的唐寅，也是“吴门四家”之一。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鲁国唐生、逃禅仙吏、梅花庵主人等。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年有才，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名，次年会试，因科场泄题案被牵，谪浙江为吏，耻而不赴，遂以卖画为生。工诗擅画，于山水、人物、花鸟等无不通，尤长于人物。

唐寅在绘画风格上兼有文人画与院体画的特点，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与他文人的气质和以卖画为生的现实所致。这也更增添了他的作品的自身特点，使之成为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他并且因此而名声甚著。唐寅由于仕途的挫折，而将怀才不遇的情感以狂放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所以应该说，他虽然接受院体派职业画家的影响，但是更多的还是他的文人本色。不过唐寅所处的时代，明代社会开始发生变化，以王守仁为代表的新儒家兴起后，开始强调个性的追求。这对于唐寅等人在绘画上的突破不无作用。唐寅曾受召于宁王宸濠府中，后因察知宁王有异志而佯狂归，筑室苏州桃花坞，与友人诗文作画其中，终于没有成为皇室的画师。

“吴门四家”的最后一位画家是仇英。仇英（约1506—1555），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他与文徵明和唐寅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非文人出身。他年轻时曾为木工，喜绘画，后移居苏州并以院体派画师周臣为师，又与文徵明等人交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在“吴门四家”中，仇英是一位典型的画技派的画家，他曾经长期客居于当时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家中，临摹“天籁阁”的藏画，用力甚勤。所以仇英的画既有文人画的气蕴，又有院派画的传统，以笔墨细腻见长。

①俞剑华：《中国绘画史》第十三章《明朝的绘画》，第76、77页。

吴门派的绘画追求文学与绘画的统一，强调画本身的意境，提倡神似。

对于其后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颇大。

从吴门画派以后，晚明的绘画走上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一种是以徐渭、陈洪绶为代表的创新派的画家，一派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书斋文人画派的画家，这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构成了晚明画坛的主要特点。

徐渭（152—1599），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山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长于诗文、戏曲，工书画。才华甚著而屡试不中。嘉靖中受知于总督胡宗宪，入其幕下。胡宗宪入狱后，畏祸佯狂避于富阳。隆庆中又因杀妻被逮，晚年游于宣化（今属河北）、辽东及南北两京，贫困终生。这种坎坷的经历造成了徐渭愤世嫉俗的性格特点，这在他的戏曲作品和绘画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的绘画一反吴派文人画那种恬雅闲适的平稳，处处表现出一种情感的发泄与个性的追求。这与当时社会上泰州学派传人那种反传统的思想特征是十分相合的。他们都代表了当时明朝知识界强烈的思想变革要求。徐渭的绘画因此而带有极强的随意性，不受任何局限，不求模仿。他在吸收宋、元诸家和当时一些画家技法风格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特点，开创了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对于后世中国写意画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又有“青藤画派”之称。

晚明绘画史上另一位卓具成就的大师是陈洪绶。陈洪绶（1598—1652），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青年时受业于当时的名儒刘宗周、黄道周门下。崇祯时为监生，明亡后忠于明朝，不肯降清，入玉门寺为僧，改号悔迟、悔僧、九品莲台主者。他的许多晚年作品创作于清初，所以也是清初画坛上的一杰。

陈洪绶是中国人物画的大师，在人物画法上具有独特的创新，并且着力于木刻人物画，对于以后版画的发展具有极重大的作用。

晚明时代是一个求变与保守交织的时代，虽然强烈的社会变革要求造就出了一批卓具改革精神的画家，但是作为当时文化主流的则依然是因循保守的士大夫绘画，其代表人物是“松江画派”的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号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长寿和高官对于他在书画方面声望固然有所作用，然而更为直接的原因还当是他在文人画方面的成就。从绘画的技巧来看，董其昌确实堪称当时之典范。但是由于他过于追求笔墨功夫，片面强调形式，逐渐陷入了缺乏自然真趣的书斋化之中，将其后的文人画引入了误区。

董其昌在当时画坛上影响极大，他与李流芳、杨文骢、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王时敏、王鉴被后人称作“画中九友”，基本上垄断了明末的画坛。

董其昌强调绘画构图的所谓“三段法”，即远山、中川、近坡树的三层次入景。这本来是出于透视学对于景物的观察结果，但是过于的强调则导致了程式化的弊病，使山水画离开了真实的山水，变得千篇一律起来。事实上文人画的最大弊病本在于弃形求雅，它虽然可以打破画院的院派气，但却失去了造型艺术的基础。因此明代成功的画家，都必须对于两者兼收并蓄，董其昌过于强调文人画的本身也就必然不利于其后绘画的发展。董其昌本人在书画上虽然卓有成就，但是他对于其后的影响则有消极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美术中，书法和绘画往往是统一的整体，一位著名的画家，往往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然而在明代，这种情况却有时会稍有所不同，当明初以宫廷画师为主体的“院体派”作为绘画主流的时候，他们与士大夫们的书法尚好就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那时候绘画称为“院体”，书法则与文学一样，称之为“台阁体”。这种情况直到明中叶以后，文人绘画兴起后，才逐渐统一起来。但是即使是在那时候，明代绘画还是作为士大夫雅兴中的专门技术的，而书法则是他们所有人的必修科目，而且是他们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在明代，书法的发展与其说与绘画的发展同步，倒不如说它与文学的发展更为接近。

明初的书法，首推“三宋”，即宋克、宋璲和宋广。实际上“三宋”的书法，尤其是宋克的书法，代表了元末明初的那种学风，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宋克（1327—1387），字仲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史》中说他：“伟躯干，博涉书史。..性抗直，与人议论期必胜，援古切今，人莫能难也。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时有宋广，字昌裔，亦善草书，称二宋。”①“三宋”之中，宋濂之子宋璲是与方孝孺同辈的人，同样是属于那种学风的范围，他们与后来的沈度、沈粲兄弟是截然不同的。沈度以丰腴温润的书法而得到成祖的欣赏，并由此而成为“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但是“台阁体”本来是人们对当时以内阁大学士“三杨”为代表的文章风气的通称，沈度并非阁臣而以其书法为“台阁体”，原因应当在于他的书法与当时“台阁体”的文章一样，“首尾安闲”，是一种平和稳重的风格和富贵堂皇的气派，只有这样的东西，在当时才会为帝王所爱，并推成时风。书法上的“台阁体”与文学上的“台阁体”一样，在此后数十年间始终是书法的主流。

一种并不高明的书法竟能够统治书坛如此之久，这与永乐以后科举的确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科举考试中，书法是考官取士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台阁体”的流行，就迫使应试的文人们不得不随波逐流，以求中式。“台阁体”书法也就因此而能够久盛不衰了。

明朝中叶以后，这种情形开始有所变化。随着画坛上文人画的兴起，书法开始逐渐向绘画靠拢，这时候的书法流派没有再出现与文学流派相同的名称，而是出现了与画坛相同的“吴门派”书法。虽然如像李东阳及其后的沈①《明史》卷二八五《宋克传》。

周等人，在书法上也同样采取了追寻古体的方式，藉以打破“台阁体”的禁锢，但是却不再比于东阳的茶陵派或者前后七子的复古派了。文人画本身就是诗文与绘画的统一。所以“吴门派”的书法家大部分也是“吴门派”的画家，只是在其代表人物上，或有重书重画之别。

“吴门派”书法的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与王宠。

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因生而枝指，故号枝山，又号枝指生。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主将，也是吴门书法的代表。他最擅小楷，今传的作品，如《离骚经》、《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是绝妙的精品。万历以后，董其昌和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四家，成为晚明书法的代表。但是如同画坛一样，其他三人是不能同董其昌相较的。而事实上董其昌的书法比他的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有更大的影响。他自己也认为同时代的人无可相比，能够相比的只有元初的赵孟頫。

如果说赵孟頫于苏、黄、米、蔡之后以其秀丽妩媚的“松雪体”书法影响元明两朝近三百年的话，那么董其昌则是继其后而起，以秀逸潇洒的风格影响了明末至清代的三百年书坛。他是中国书法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宗师，也是中国书坛上最后的一位宗师。

民间美术明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大众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也是民间美术十分丰富的时期。明代的民间美术主要包括民间风俗画、版画、寺庙壁画、雕塑和工艺美术等。

明代的风俗画今天可以看到的代表作品有《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等。这类风俗画的特点是表现民间生活内容真实生动、场面巨大、刻画细腻。与这类作品相近的还有浙江太平（今温岭）当地画工周世隆所画的《太平抗倭图》，描绘嘉靖三十一年（1552）浙江太平倭寇之乱的情景。画面上人物众多，形象生动，从城内到城外，场景极大，而每一处场景之下，几个人物之间，又都构成了一幅幅小的独立的情节画面，再由这些情节相互贯穿，构成整个全境画面，没有丝毫零乱之感。这反映了当时民间风俗画技法已经趋于成熟。这些民间风俗画的价值还在于它所保留下来的关于民间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直观的描绘，对于今天研究明代社会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除风俗画之外，民间绘画的主要作品还有版画。版画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风俗版画，如年画、孝行图等，另一类是小说插图，第三类是木刻的画谱。风俗版画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除夕晚贴门神，五月初一起门上挂的吊屏画，十一月张挂的《九九消寒图》等。

明代自中叶以后，小说戏曲流行，因此为小说戏曲所作的插图版画也因此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达到了鼎盛。这些插图一般都能紧扣故事主题，描绘故事中人物形象，生动准确。如《忠义水浒传》、“三言”“二拍”、《金瓶梅词话》等书的插图及明代杂剧传奇《琵琶记》、《望江亭》的插图，都是极成功的作品。

明代版画的发展，使一些颇具盛名的画家加入版画创作队伍，如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萧云从等人。这也对明代版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今天还可以看到陈洪绶的木刻《水浒叶子》和《西厢记》插图，实堪称版画中的精品。

明代的壁画受到建筑风格变化的限制，并不十分的发展。但是从今天所存的北京法海寺壁画及山西稷益庙壁画中也反映出了明代壁画的高超技艺。画中人物，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神怪仙女，都具有鲜明的写实感，人物比例准确，形象逼真。虽然出自一些不出名甚至根本不知名的民间画工之手，却不能不令人为之精湛技艺所倾倒。

明代的寺庙雕塑，包括一些宫廷建筑雕塑也都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明代，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再能够起到唐以前的那种决定性的作用。宗教作用的淡化也就决定了寺庙艺术的衰落，所以在明代已经不再会出现像晋、唐，甚至宋代那样的大型石窟。但是在明代寺庙的建设却并未因宗教的衰落而有所减少，而且因为贵族和宦官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热衷，寺庙与寺庙雕塑却相对兴盛起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寺庙中的明代雕塑已经很少了，而且大多经过了后世的改造。从现存的大同上华严寺内大雄宝殿中宣德年间的佛像雕塑来看，明代的佛像雕塑程式化的情况比较突出。几乎所有的雕塑都是一种扁平面孔，神情淡漠。这与明代建筑雕塑的情况颇有相近之处，即强调宗教或者帝王的肃穆之气而缺少生活气息。虽然也有少量精美作品存世，如明人所记《核舟记》之微雕作品，堪称绝世佳作，但是从总的趋势看，明代的雕塑还是追求大与程式化，并没有明显的创新。

与雕塑相比，明代的工艺美术则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工艺美术不仅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生产与科技的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代的官营与民营工艺都较前有很大的发展，以至于明代出现了重近不重古的现象。所以明人又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①明代的绘画与造型美术在这些民间或官营手工业工艺上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如宣德炉的古朴，景泰蓝的精美绚丽，以及青花瓷的典雅，加上高超的工艺技术，使明代的工艺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①沈德符：《敝帚斋余谈》。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学和农业技术

明代前期农业生产有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述：“洪、永、熙、宣之际（1368—1435），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兴旺发达，影响到农业生产中的作物栽培比重，特别是经济作物的栽培面积显著增加，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某些经济作物集中经营的趋势。如江南松江，“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①。泉州一带则“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促使农业科学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展。

①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②何乔远：《闽书·风俗》。

第一节　农具和农田水利

明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类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出现或有所改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农具人力“代耕架”的应用。它大致创始于唐代，到明代有较大的发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总督陕西，遇连年旱灾，耕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进行困难，于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玩，量为增损，易其机发”，制成五种“木牛”，分别称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这些耕具适应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亩。使用后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机巧，用力且均，易于举止”①。继后，嘉靖二十三年（1544）欧阳必进在郧阳府（今湖北郧县一带）也组织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遗制，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赖焉”②。可惜两者的书、图和耕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年间（1621—16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并撰有《代耕图说》及附图。从《代耕图说》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两头分别设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装一辘轳，在辘轳中段缠以绳索，索中间结一小铁环，环与犁上曳钩，连脱自如。辘轳两头安装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动。三人合作，田地两头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则使一来一往。屈大均说：“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①。“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杠杆原理，从现代机械角度看，它们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此外，如灌溉农具拨车和风力水车，稻谷脱粒农具稻床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

①顺治《延庆州志·艺文志》；李衍：《木牛图序》。

②同治《郧阳府志》。

①屈大均：《广东新语》。

明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民间修建和小型为主。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是海塘修筑技术逐渐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盐、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为石塘。塘面不同于宋代的斜直方式，而采用了阶梯形。海宁地段不仅有强潮侵袭冲击，且土质为粉砂土，塘基的修筑和塘坝的保护都较困难。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筑成石塘，但还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柜修筑。嘉靖时的黄光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他不仅主持修筑了设计合理、坚厚稳固的鱼鳞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鱼鳞塘”发展成结构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牵制，条石间用糯米汁石灰浆灌砌，并在合缝处用油灰抿实，再用铁锔、铁锭嵌扣起来，使之更加坚固不易冲坏，从而使沿海农田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海塘问题的论著，如黄光昇《筑塘说》、仇俊卿《海塘录》和清初陈訏的《宁盐二邑修塘议》①等。它们从取材、土墉叠砌、程式、验土、层叠、打桩、坡陀等方面总结了海塘的修筑经验。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旱田用水疏》，从水位、流速、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考虑各种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学的原理。具体为：（1）用水之源，即对山泉和地下喷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对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潴，即对湖、荡、沼、泽等积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滨地区江、河出口处以及海中岛屿、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潴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开凿水井或修筑池塘、水库以蓄积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带进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学知识。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全书共六卷，《农政全书》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讲龙尾车，这是用于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讲玉衡车和恒升车，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讲水库；卷四水法附余，介绍寻泉凿井的方法。

①乾隆《海盐县续图经》。

第二节　对耕作技术的认识和提高

随着精耕细作传统技术的发展，明代人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已明确认识到“人力足以胜天”；并具体化为“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①。

从汉《氾胜之书》讲耕作以来，都以“时宜”、“地宜”为基本依据，虽阐述这些原则时也常和作物联系，但明确提出“物宜”也作为耕作基本原则的，则自《农说》开始。这是一大发展。关于合“天时”，《农说》指出，整地要根据一定的土温和土壤湿度进行，如“冬耕宜早，春耕宜迟”；播种和收获则要“发其生者，与其晚也，宁早；收其成者，与其早也，宁晚”。合“地脉”，主要表现在土壤耕作上，《农说》明确指出：“农家栽禾启土，九寸为深，三寸为浅”；耕地深浅应随原隰土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一般应以深耕为佳。对耕地要求耕透耕熟，力求平整，为的是消灭两犁犁底之间所形成的隔条，以利于根群发展，避免造成“缩科”生长停滞的毛病。关于“物性”的理解范围比前两者还广，如把种子和幼苗看作母子关系，“祖气不足，母胎有亏”②，说明对选种留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又如除草原则，在以前“锄早锄小锄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在杂草未出土以前就应予以消灭，可达到“用力少而成功多”③的效果，还认识到不同品种对环境适应能力不同，选用对自然灾害抵抗力强的作物品种，在生产上具有巨大意义。《农政全书·树艺》提到：“下田种稗，遇水涝，不灭顶不坏，灭顶不逾时不坏”；该书还指出：“若将吉贝地种薯，十之一二，虽风潮不损，此种扑地成蔓，风无所施其威也”；“至于蝗蝻为害，草木无遗..惟有薯根在地，荐食不及，纵令茎叶皆尽，尚能发生，不妨收入”。

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元代的反对“风土不宜”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列举了一些外来作物引进我国以及南方作物移栽北方的成功事实来驳斥“风土”不宜，指出：“古来蔬菜，如颇陵（菠菜）、安石榴、海棠、蒜之属，自外国来者多矣。今姜、荸荠之属，移栽北方，其种特盛，亦向时所谓土地不宜者也”；“元人称关、陕而外，诸郡土地不宜吉贝，识者非之，今之艺吉贝者，所在而是焉”。由此进而指出：“凡地所无，皆是昔无此种，或有之而偶绝，果若尽力种艺，殆无不可宜者。”徐光启不仅从理论上来认识“风土”问题，而且还探索了“风土驯化”的方法，说明除精细地采用栽培技术外，还可用选择的方法来提高作物的适应能力。为了打破作物栽培的风土界限，徐光启多方进行试验，“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①马一龙：《农说》。

②马一龙：《农说》。

③马一龙：《农说》。

广播之”①。

①《农政全书》卷二九《树艺》。

第三节　施肥和改良土壤技术的发展

明代已把积肥列为农家的头等大事，并认为一切残渣废物都是好肥料。

如《月令广义》指出：“田家首务，在于积粪。积粪之方不一，自人粪、六畜粪及尘埃粪、杂物浸渍臭泥及各草木叶皆是粪也。”广泛使用无机肥料是明代的一大特点，《月令广义》提到：“种茄子时，初见根处，掏硫磺一钱，以泥培之，结子多而倍大”。“山阴会稽有田，灌盐卤或壅盐草灰，不然不茂”。开始把硫磺、砒、黑矾、卤水等用作肥料。绿肥和农产品加工的副产品也是当时的主要肥料，其中有棉籽饼、脂麻饼、豆饼、桕饼、麻饼、楂饼，还有酒糟、糖渣、豆渣、果子油渣、青靛渣、小麻油渣等。制造堆肥的方法多种多样，如袁黄《宝坻劝农书》记载：“有踏粪法、有窖粪法、有蒸粪法、有酿粪法、有煨粪法、有煮粪法..”

明代继宋、元之后在施肥方面已具有较系统的经验和理解。首先，认识到肥料是决定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从而概括出了“惜粪如惜金”，“粪田胜如买田”的农谚。第二，《农政全书》指出举凡落叶腐草、沟泥和豆苗绿肥等皆能做肥料，改良土质，并有利于作物根系的生长，从而加强作物抗风兼耐水、旱的能力。并特别强调施用生泥对于冷浆田的好处。这是明人的又一宝贵见解。第三，袁黄《宝坻劝农书》指出，对不同土壤要用不同肥料来加以改良，如用灰和浮沙改良紧土，用河泥改良缓土，用焚草和石灰改良寒土等等。第四，《宝坻劝农书》还指出，基肥能改良土壤，追肥有滋苗的作用，说：“化土则用粪于先，而瘠者以肥；滋苗则用粪于后，徒使苗枝畅茂而实不繁。”第五，认识到施肥量“多寡量田肥瘠”①；施肥还必须与深耕相结合，以避免肥料集中于土表而遭致流失或引起作物徒长②。

除施肥改土的方法外，还有通过耕作来改良土壤。在明代值得注意的，一是盐碱地的改良和利用。在我国历史上早就不乏化斥卤为良田的事例，但到明代以后，生齿日繁，农民千方百计地找地种，盐碱地改良利用的意义就不同于过去了。如位于海河流域的曲周县农民为了求生，总结了多年探索的经验，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改良和利用盐碱地：（1）赶盐，在有水利条件的地方，用水冲刷，把盐赶走；（2）压盐，在田里打围埝，蓄存雨水，用来压盐下沉；（3）躲盐，通过耕作，切断土壤毛细管作用，减少蒸发，并施用有机肥来改善土壤结构，设法尽可能避开盐碱之害①；（4）挑沟筑岸，用造田来改良利用滨海盐碱地②。还有就是分布在以今兰州为中心的陇中地区的石砂田，也源于明代。它是一种独特的改良利用土地的创造。砂田建设，①《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②王象晋：《群芳谱》。

①同治《曲周县志》。

②袁黄：《宝坻劝农书》。

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上粗砂石和卵石或片石的混合体。每铺一次可有效利用三十年左右。以后再重新起砂、铺砂，实行更新。因砂石覆盖具有增温、保墒、保土、压碱的综合性能③，所以砂田产量超过一般田地百分之十至五十。

③李凤岐、张波：《陇中砂田之探讨》，《中国农史》1982年1期。

第四节　新作物的引种和良种选育

明代中后期从海外引进了番薯、玉米、马铃薯三种粮食作物和花生、烟草两种经济作物。经过多年的传播，这些都逐渐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重要作物。

1.番薯。异名很多，以番薯和山芋两名比较普遍。《闽小记》记载，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据《金薯传习录》记载，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从菲律宾带回薯蔓，在家乡试种，次年由福建巡按金学曾加以推广。据《东莞县志》和《电白县志》记载，大致在此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种薯。番薯引进一二十年后就已在闽、粤部分地区普遍栽培，并在救荒中起了一定作用。徐光启是最早把番薯从岭南引种到长江流域来种植的人，并著有《甘薯疏》。黄河流域大约是在十八世纪前期从福建和长江流域引种的。

2.玉米。最早提到玉米的是田艺蘅的《留青日札》（1573），说它“旧名番麦”，“秆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实如黄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指杭州）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玉米在我国广泛种植大约是十七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主要种在山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已相当普遍。《植物名实图考》称：“陕、蜀、黔、湖皆曰包谷，山氓恃以为命，大河南北皆曰玉露秫秫。”

3.马铃薯，也叫洋芋、土豆、山药蛋。约在十七世纪前期传入中国。1650年荷兰人斯特勒伊斯（HenryStruys）访问台湾，曾见到栽培的马铃薯，称之为“荷兰豆”①。内地栽培马铃薯大约在十七世纪后期，清康熙《松溪县志》记载：“马铃薯，..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根据《植物名实图考》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我国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山、陕都已广泛种植马铃薯。

4.花生。过去一般人认为我国花生是直接或间接从南美洲传来的①。最早记载花生的是江苏太湖地区的一些著作，如嘉靖《常熟县志》、万历《嘉定县志》和苏州人黄省曾写的《种芋法》。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大粒花生品种引种于上海和山东蓬莱②。由于它的产量较高，逐渐代替了小粒种的地位。5.烟草，也叫“淡巴菰”。十六世纪中后期到十七世纪前期由两路传入我国。南线，自菲律宾传入。《景岳全书》记述：“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此外，还有自吕宋先传入澳门，再经台湾，于①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①经考古发掘，在距今约五千年前的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江西修水山背遗址，都出土过碳化花生米。但对此有不同看法，故尚须进一步研究。

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十七世纪初进到内地③，以及自南洋或越南传入广东④。另一路北线，也在明末由朝鲜引进我国东北。《露书》记载：“［烟草］关外人相传，本于高丽国。”烟草传入我国，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十八世纪末，全国各省已遍植烟草了。

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期，是我国选种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所说“种性随水土而分”，这一关于作物品种产生变异的论断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谷类作物的选株、选穗和混合繁殖相结合的方法，奠基于六世纪以前，而到明代就更完善普及了。如耿荫楼《国脉民天》讲到“必先仔细择种”，然后选取条件特别好的田地，加倍上粪，播种株行距“比别地又须宽数寸”；中耕除草俱“加数倍”，并及时灌水，收获的种子要特别注意保藏“晒种”。这是当时留种地的种植技术要求。再从这样的种子田挑选“上”、“极大者”作为第二年留种地的种子，照样繁殖。“如此三年三番后，则谷大如黍矣..其妙难言”。耿荫楼把这套办法称为“养种之法”。稍后《知本提纲·农则》进一步指出选择种子田固然不应瘠薄，但也不可太肥，必须多上底粪；在管理上要加强中耕培土，按期浇灌；成熟时继续穗选；收获后再行粒选。反映出混合选种在我国传承愈久，愈臻完善。

单科选择、系统繁殖的方法在生产实践上可能早已有之，但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清康熙的《几暇格物编》，其一是关于从“丰泽园”中单株选育出“御稻米”的经过；另一是记述“白粟”的选育情况。这两个优异品种，都是选取了与众不同的“一科”，单独繁殖，“生生不已”形成的。“御稻米”曾被“颁其种于江、浙织造，令民种之”。以后还推广到浙、皖、赣，苏北等地种植。

由于传统选种技术的发展，培育新品种的进度加快，因此这一时期作物品种相当丰富。如《天工开物》记述黍、稷、粱、粟的名称很多。尤其是稻的品种特别多，质性有粘、不粘的；生育期长短有“五十日早”、“六十日稻”、“七十日即获”和“二百日方收获”者等；形状有长芒、短芒、长粒、尖粒、圆顶、扁面的；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有品质特别好的“香稻米”，还有“深水稻”、“咸水稻”等等。水稻品种的多种多样和适应性较强，有利于种植品种的搭配，也为改进种植制度提供了条件。

③黄先诚：《论嗜好品类作物——菸》，《西北农学》1963年。

④《本草纲目拾遗》卷二“烟草火”。

第五节　棉花栽培技术的进步

元代时棉花栽培地区日渐扩大，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大力提倡植棉。由于生产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棉花栽培技术作出了比较突出的系统性总结，为一巨大成就。《农政全书·蚕桑广类》用四句话十四个字扼要地概括了棉花栽培的六个主要环节：“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①精拣核就是精选种子，不仅要“岁岁择种”，并要求做到年前选种和播种前选种。年前选种是指棉花成熟之际，到田间实地选择，其方法除王祯《农书》提出的选留初花以后、近霜以前这段时间里成熟的花以外，又强调要“取其高大繁实者，特留作种”②，“旋熟旋摘”。播种前选种，用水选，将浮于水面的不良种子去掉，并结合手捻“遇壳软而仁不满”③的一并淘汰，从而进一步精选。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以“棉重”（指从籽棉所得到的皮棉的分量多）作为衡量品种好坏的标准。据《农政全书》介绍，当时江南农家已百分之九十选用了优良棉种。

早下种明代特别强调要早播种，“凡种植以早为良，吾吴滨海，多患风潮，若比常时先种十许日，到八月潮信，有旁根成实数颗，即小收矣”④。《农政全书》还指出，所谓早播的时期也须随各地纬度不同、天气冷热相差悬殊而有所不同，如长江下游地区一般以清明至谷雨之间为合适。

深根明代人认为棉花根系入土不深是遭冻害的原因。对使棉花根系深入土中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择秧”，棉种好，根系生长力就强；二是“稀”植，“密则无处行根，根不远，不远亦不深”；三是“厚壅”，多施肥料，“少壅”，再加上棉种不良，“两者皆无力可生根”；四是要“穴种”覆土，不能撒播，“漫种浮露，根不入土”；五是整地要好，“皆令地虚，苗得深远行根，便能寒，且能风雨旱，亦深耕之义耳”①。

短干就是对棉株要进行整枝摘心。此项技术元代已开始运用。明代时认识更为深刻。《农政全书》就讲到：“苗高二尺，打去冲天心者，令旁生枝，则子繁也；旁枝尺半，亦打去心者，勿令交枝相揉，伤花实也。”整枝摘心时间要“视苗迟早”，灵活掌握；摘心时“不宜雨暗，恐聋灌而多空条；最宜清明，庶旺相而生”②。

①此句按上海古箱出版社1979年版的《农政全书校注》，断为“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今从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农学史》（初稿）下册之说。

②《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③《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④《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①《农政全书·蚕桑广类》。

②《农政全书·蚕桑广类》。

稀科《农政全书》特别强调要“稀科”，说“棉之于长数尺，枝间数尺，子百颗，亩收二、三石，其本性也。今人密植少收，皆其夭阏不遂者耳”。还进一步指出密植之害处，“玄扈先生曰，棉花密植者有四害：苗长不作蓓蕾，花开不作子，一也；开花结子，雨后郁烝，一时堕落，二也；行根浅近，不能风与旱，三也；结子暗蛀，四也”。

肥壅明代人很强调给棉花多施肥料，并采取“早种”、“稀科”和“肥壅”相结合的综合技术措施来求得棉花单位面积的丰产。《农政全书》指出：“若依吾法，岁岁择种，取其高大繁实者，特留作种，淘汰择取精核，又早种，科间三尺，科用粪数升，而遇丰年，岂不遍地花王哉，即欠岁亦数倍恒时矣。”

第六节　大田作物的无性繁殖技术

无性繁殖技术在我国原以果树花卉为最早。到明代，又开始应用到大田作物，如番薯、苎麻和甘蔗等。

在番薯引进我国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其无性繁殖技术，除藤蔓扦插外，还创造了从种薯育苗结合扦插到温床育苗的技术。据文献记载，番薯主要有四种育苗繁殖方法，其扦插法也有四种。

番薯育苗的方式：一是露地自然育苗，其法是设有“养苗地”，“春分后取薯种斜插町内”①，等半月发芽后“蔓长一丈或五、六尺，割七、八寸为一茎，勿割尽，留半寸许，当割后复发，生生不息”。此即现今常用的冷床育苗法。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是引种番薯后最早采用的育苗法之一。其次是越冬老蔓育苗，“若养蔓作苗，须用稍长尺许（老蔓），密密竖栽，如养葱韭法，畏霜畏寒，冬月以土盖之。亦有取近根老蔓，阴干收温暖处，次年亦萌发”②。此法经济简便，可节省大量种薯，但运用过久会使番薯品质和产量下降。这也是最早采用的一种育苗方法。三是切块直播育苗，此法以《农政全书》记载最早，春分后在大田内直接将种薯切块下种，“每株相去数尺，俟蔓生盛长，剪其茎另插他处”。剪时留近根藤蔓，长约二尺，使其再生，然后于蔓节着土生根之处，壅土剪断，使各成单株，以弥补大田稀植之缺陷。徐光启认为这是“最要法”。第四是催芽畦种育苗，此法记载首见于《齐民四术》：“择［番薯］肥好者掘干土坑藏之，覆以草，谷雨后取出，四面皆生芽一、二分许，摘芽种畦内。蔓生，以竹或柴缘之。及夏至，剪取蔓枝，每一叶下截过节为苗，栽之沟塍。”

关于插蔓技术，与现今方法名称相对照则有“斜插法”：“栽茎：使牛耕町，宽二尺许，高五六寸，将茎斜插町心，约以七分在町内，三分在町外。..每茎相去一尺余”①；“直插法”：“俟蔓生既盛，苗长一丈，留二尺作老根，余剪三叶为一段，插入土中，每栽苗相去一尺，大约二分入土，一分在外，即又生薯”②；“波状插法”：“待苗盛枝繁，枝长三尺以上者剪下，去其嫩头数寸，两端埋入土各三、四寸，中以土■压之，数日延蔓矣”③；“船底插法”：“取所采之苗，插其半于土，斜插之如船底之状，或竖插亦可，每苗相离七寸。日日灌水，大雨则否”④。

明代以来种苎麻，初次种植用种子，以后多用无性繁殖法。其中尤以分①金学曾辑：《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②金学曾辑：《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①《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②王象晋：《群芳谱》。

③《农政全书·树艺》。

④《农话》。

根繁殖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有采用压条法和分株法的。

《农政全书·蚕桑广类》介绍：“苎，初种用子。一种之后，宿根自生。数年之后，根多纠结，即须分栽耳”；《菽园杂记》指出插根分栽以“取当年旁生根为佳”。分根繁殖的优点是简单易行。关于压条法，与“压条栽桑”类似，“今年压条，来年成苎”，此法虽速效，但管理费工，不是繁殖苎麻之主要方法。至于“分株法”，《三农记》提到：“拔取新科移栽，则本科长茂”，但分株搬运不便，在实际中运用也有一定困难。

甘蔗最通常用的是侧芽繁殖法。此法文献记载首见于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凡种获蔗，冬初霜将至，将蔗砍伐去杪与根，埋藏土内，雨水前五、六日，天色晴明，即开出，去外壳，砍断约五、六寸长，以两个节为率，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头尾相枕，若鱼鳞然，而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难发”。

第七节　园艺、植桑养蚕和畜牧兽医技术

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小城镇的纷纷兴起和扩大，刺激了园艺业的发展，促进了栽培技术的提高。果树栽培种类和品种增加，《农政全书》所著录的果树种类达四十种，较元代《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所著录的二十余种大大增加。又如北方梨产区的主栽品种莱阳梨和秋白梨，以及上海水蜜桃都是在明代选育出来的。繁殖栽培技术在许多方面比起以前也有不少提高。果树嫁接法，宋、元时期已达到六种之多，果木生产中常用的方法基本上都已具备。到明代又出现了“匕头接”和“寄枝”两种嫁接方法。“匕头接”就是根接，“寄枝”就是靠接。根接的出现，说明从过去相同器官之间的嫁接发展到了不同器官之间的嫁接；而靠接的出现则为那些嫁接不易成活的植物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无性繁殖措施。

果树修剪，如葡萄的夏季修剪是在明代开始出现的①。葡萄于汉代引种到我国，在南北朝时采用了棚架栽培和埋土防寒技术①；唐代开始应用扦插繁殖技术②，到明代又创造了夏季修剪技术，葡萄栽培的基本技术至此已相当完善。南方常绿果树预防冬季寒害和果树休眠期灌溉的一些措施都是明代开始采用的。

如《农政全书·树艺》记述：“此树（柑、桔）极畏寒，宜于西北种竹，以蔽风寒；又须常年搭棚，以护霜雪，霜降搭棚，谷雨卸却。”

腊前灌溉，在冬春雨雪较少的北方地区和山地果园现今仍然采用。明代还出现了和现代滴灌原理相同的“滴灌”技术。《群芳谱》针对无花果的需水特性说：“结实后不宜缺水，常置瓶其侧，出以细霤，日夜不绝，果大如瓯。”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在明、清之际“弃田以为基，以树果木”③，创造了果基鱼塘的栽培方法：把洼地或水田深挖成鱼塘，用挖出的泥土垫高成“基”，在“基”上种植果树，在池塘里养鱼，使这一河网地区成为我国香蕉、荔枝、菠萝等亚热带果树的重要产区。

明代蔬菜种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白菜、萝卜开始成为主要的栽培菜蔬；再就是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南瓜、辣椒、番茄、马铃薯、菜豆等南美原产的蔬菜④以及球茎甘蓝引种到我国。栽培技术的改进有下列几方面：（l）豆芽菜的生产，不仅用大豆而且开始用绿豆。《种树书》记载：“豆芽菜：拣绿豆，水浸二宿。候胀，以新水淘，控干。用芦席洒湿衬地，①邝璠：《便民图纂》；徐光启：《农政全书·树艺》。

①《齐民要术·种桃第三十四》。

②段成式：《酉阳杂俎》。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

④南瓜最早见于《本草纲目》；辣椒最早见于高谦《草花谱》；番茄最早见于《群芳谱》；马铃薯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纂修的福建《松溪县志》；菜豆最早见于《三农记》。

掺豆于上，以湿草荐覆之，其芽自长。大豆芽同此”①。这里也是“豆芽菜”名称的最早记载。豆芽菜的生产不外三个原则：不见风日，供应适量水分和保持一定的温度。第一点古代人还不可能作出“为什么”的解释；关于水分问题，明中叶以后的书里才明确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要“日以水喷之”，“一日二次洒水”；对于温度，南宋时只是利用太阳的热能，明代则进而知道“春冬置坑旁近火处，夏季不必”②。育苗移栽，在明代已是蔬菜栽培中普遍采用的方法。《便民图纂》记述了四十余种蔬菜的栽培，其中半数以上采用育苗移栽的方法。明中叶以后的著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关于应用火室、火炕生产黄瓜、韭黄等蔬菜的比较具体的记载，虽然对火室、火炕的构造仍缺乏具体描述，但从所记内容可推知已接近解放前后北京郊区的土温室。③桑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杭嘉湖地区优良桑品种的形成和增多，如万历《崇德县志》记载有十二种，明末清初又增加到了十八九种。实际上三吴农家沿用的自育桑种更多。明代多用埋条和压条法繁殖桑苗，杭嘉湖地区桑树栽培密度一般已达到每亩二百株左右。栽植和剪定形式也有了很大改变，如采用“年年拦头”的夏伐剪定，树势只养成一定高度，给压条带来许多方便。明代人把如何管理好桑树，总结为“非朝稽暮剔，则蠹不去；非旬锄月壅，则色不肥”④。由于在桑树管理上狠下功夫，当时桑叶产量较高，民间流行“举手不见天，一亩采三千（斤）”的农谚。据明代有人估计，当时上等桑田产叶二千斤，中等一千六百斤，次等的也有一千斤左右①。对桑树萎缩病和病毒病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沈氏农书》说：“设有癃桑，即番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凡桑一癃，再无医法，断不可留者”。“癃桑”即为患有病毒病的桑株，有强烈的传染性，为害桑树严重。在当时对这种病害即有所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浴种是制备茧种的重要技术措施，最初其意义偏重在卵面清洗和相应起到消毒功效；到了宋、元时逐渐由消毒发展到和选种相结合，明、清时则成为保存良种淘汰病弱卵的重要手段。据《天工开物》记载，嘉、湖二郡浴种的方法有三，即天露浴、石灰浴和盐卤浴。对杂交优势的认识是明代蚕业科学的重大成就，《天工开物·乃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用一化性的雄蛾与二化性的雌蛾相杂交，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良种。“又一种不忌泥涂叶者，名为贱蚕，得丝偏多”。“贱蚕”是在不良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抗逆性强的品种，这种品种在不良环境条件下，相对说产丝量偏多些。又说：“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①据《农政全书·树艺》。

②高濂：《遵生八笺》。

③参见《学圃杂疏》、《群芳谱》。

④汪曰桢《湖蚕述》辑引明闵光德《东林山志》。

①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

嗣变成褐茧。”

明代，我国家畜家禽已有相当多的著名品种，如马，北方和西北有蒙古马和与之有血缘关系的西宁马、伊犁马、三河马、焉耆马等；西南则有四川建昌马、云南乌蒙马和贵州的水西马。牛有秦川牛、南阳牛。羊有湖羊、洮羊、蒙古羊、同羊、封羊等。生长于岭南的猪“自易极肥”，陆川猪据《本草纲目》记载“大者可至二三百斤”。这个猪种骨质细致，易熟易肥，耐粗饲，繁殖力高，抗病力强，十八世纪传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地方品种杂育成大约克夏猪。鸡有辽阳鸡、矮鸡、泰和鸡、长鸣鸡、寿光鸡、九斤黄、狼山鸡。鸭有番鸭、北京鸭和淮鸭。

在家畜家禽饲养方面，有几种家禽的肥育法是很有特色的：（1）栈鸡易肥法。《臞仙神隐书》记载：以油和面擀成指尖大块，日与十数食之，并将土硫黄研细，用饯许与硬饭拌而喂之，数日即肥。（2）栈鹅易肥法。与栈鸡相似，不同者在于须用砖盖成小屋放鹅在内，勿令转侧，门以木棒签定，只令出头吃食。日喂三、四次，夜多与食，勿令住口，只如此五日必肥。（3）填鸭法。《滇游日记》记载其法：“将食之前二十一日，白米作饭以盐花和之成团，作枣核状，每日减去一团，至期宰食，其味鲜嫩无比。”

兽医学发展的特点：隆庆以前，以继承为主并有所发展，出现大量新的兽医学论著，如《元亨疗马集》引用的三十四种兽医专著，绝大部分为明代作品。万历年间则以总结提高为主，出现了疗马、疗牛的经典性兽医著作《马书》和《牛书》。天启以后，马病治疗学停滞不前，但对牛病、猪病的诊断治疗有较大发展，有《养耕集》、《抱犊集》、《牛医金鉴》、《牛经切要》和《猪经大全》等书问世。兽医的出色成就表现在色脉诊断、望形察色以及系统理论应用于医疗实践，并与辨证施治紧密结合。如喻本元等撰写的马病治疗各论，罗列七十二种常见的难治重大病症，称为“七十二大症”，对每一病症都指出病因和病机，对症候群的特点也有详尽描述，特别是症状相同时能指出其相互区别的要点，其在马病治疗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①。

《三才图会》将渔具分为网、罾、钓、竹器四大类，绘图精致真切。很多渔具至今仍在沿用。明代还发明了滚钓捕鲟的钓具，小者二三百斤，大者一二千斤均可捕获。在钱塘江富阳一带，夜间渔船吹螺，“鱼喜螺声，闻声跃出受捕”。这是以声诱鱼的一种方法。淡水养鱼有了更大发展，黄省曾《养鱼经》和《农政全书·牧养》等从鱼苗孵化、采集，一直到鱼饲养的各个阶段，如鱼池的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饵料、分鱼转塘、施肥，以及鱼病和桑基鱼塘综合经营等都有详细叙述。

①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

第八节　农书

近人王毓瑚著《中国农学书录》，著录之明代农书共有一百三十多种。

其种类有农业总论、作物（茶附）、耕作及土壤、农具、气候和气象、虫害、园艺总论、蔬菜和野菜（菌附）、果树、花卉、蚕桑、畜牧、兽医、水产等。虽然数量不少，但质量较高的，不过十来种。①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是明代农学的最大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约七十余万字，引用文献二百多种。徐光启在世时这部巨著的规模大致已定，但没有真正完成。身后，存留手稿由陈子龙约集一些人编定，刻印成书。全书分为十二月：（1）农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2）田制（井田考和《王祯农书》中的各种田制图）；（3）农事（营治、开垦、授时、占候）；（4）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泰西水法》）；（5）农器；（6）树艺（谷物、蔬菜、果树）；（7）蚕桑；（8）蚕桑广类（木棉、苎麻）；（9）种植（经济作物）；（10）牧养；（11）制造（食品、房屋）；（12）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农政全书》与以前所有农书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它着重而系统地论述了屯垦、水利和备荒三项；另外，还吸取了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分析整理了自己调查所得和科学试验的材料。

《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为明代两位民间兽医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所编撰。此书是喻氏兄弟收集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吸取当时民间兽医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医疗实践体会，系统地总结汇编定型的。《疗马集》几乎全部使用了《司牧安骥集》和《司牧安骥方》的材料；此外，《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中的医方，也有一些收录在《疗马集》和《疗牛集》里。书中记有相法、针灸法、外治法、内服药方等，并有一套仿自“金元四大家”的医病理论。此外还将相法、针穴和症状，绘制成图；又将病因、症状、治法、养护之主要内容编成“歌”或“颂”，这样更便于群众记忆运用。

还有两本地方性小农书写得比较有特色。一是马一龙的《农说》，这是中国古代农书中较少见的一本理论性专著。该书试图从理论上来分析和总结水稻的耕作技术，如深耕与根群之间的关系、施肥与地力的关系、密植与土壤肥瘠的关系、中耕与除草的关系、留种与丰产的关系等等。特别是把“阴阳”等概念与气温、水分、日照、地温、湿度、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等结合起来，强调阴阳要和谐，强调农业生产要“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其农业生产指导思想是“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另一本书是明末涟川沈氏撰《沈氏农书》。全书分为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和家常日用四部分。“运田地法”为全书主要部分，叙述各种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桑树的栽培技①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述》，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

术。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地主阶级对于农场土地的精打细算的经营方式和明末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

第二章　土地制度

第一节　明代土地制度的形式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国家的财政收入，最根本的是田赋（又称田租、税粮），是为税收的正项。“赋从田出”。有了土地，才能有田赋。土地，要依靠农民开发耕种。为了使农民能够勉强生活下去，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历代封建皇朝为了保障田赋收入，无不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建立了一套土地制度，并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时加以修改、补充、完善。

所谓土地制度，一般是指土地的分配与所有权的归属；土地的垦殖与经营管理形式；地租的等则与征收方式，以及地租的分割占有等。

明朝承元朝之后，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土地制度和其他各项典章制度一样，“多因前代旧制”。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造，显示时代风貌与特征。其“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明史·食货志》的这段话，大体概括了明朝土地的种类及其归属和官田的内涵。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朝的土地制度，有必要首先粗略介绍一下各种官田的历史渊源、演变沿革、所有制性质及其经济功能。

宋、元时入官田地，即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官田，又称“旧额官田”，或“古额官田”。明朝新籍的官田，称为“抄没官田”，或“近额官田”。前者主要是南宋的官田，后者主要是没收豪强地主的。这两种官田大多分布于江南苏、松诸府。

还官田，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初赐给公侯，以其租入充俸禄。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另一种是赐给官员或百姓承种，后因事故还田于官。洪武十二年（1379）以前，苏州一府即有功臣还官田二万余亩。

没官田，籍没之田，即由政府没收入官。这种做法，早已有之。明代凡官民犯法，被抄家没产者，土地概归入于官。明初在苏州府抄没的田土最多，达三百八十多万亩，占全府田土的三分之一以上。抄没的对象，主要是张士诚“大周国”的成员，以及被明太祖视为不法的“富民”。没官田有“一没”，“再没”，“三四没者”，科则亦随之加重。

断入官田，指双方互争，而又来历不明的田土，因无法断给任何一方，由官府裁定没收入官。

学田，亦称府县学田，有些地方称“供田”。又可细分为书院田（学院田）、儒学田。为府州县学所有，以其租入为办学费用或资助贫困学生。宋元两代置学田之风甚盛，明代江南等地亦相当流行。

皇庄，皇庄之名始于明代（详后）。

牧马草场，官马放牧之地（详后）。

城堧苜蓿地，城堧地，即城郭旁之余地。苜蓿，为农作物之一种，可作为马的饲料。这种余地原来禁止耕种，后来解除禁令，听任开垦。

牲地，即光禄寺、太仆寺所用牲畜之饲料地或牧放地。

园陵坟地，指帝王陵墓用地。如南京钟山明孝陵和北京昌平十三陵等。

也包括地方上的公墓用地。

公占隙地，“多指民间义家或显贵坟茔，官仓坛殿等所占用之田”①。

诸王等赐乞庄田，包括赐予和奏请两种。前者，为皇帝主动赐给功臣的田地。后者，是诸王等为了占夺土地，向皇帝奏请乞讨的。

百官职田，即品官职分之田，又称“公田”，以其租入为补充俸禄之用。职田之名，始于隋朝开皇年间。北宋天圣年间曾下诏罢革，不久复设。明代行职田之制时间不长，洪武末年即告结束。

边臣养廉田，置立在边境地区，以其租入用于边镇官吏和监军使俸禄以外之津贴的官田地。

军、民、商屯田，这三种屯田，经营管理体制和收入所得分配等各有不同（详后）。

民田，为民所自有。种类比较少，主要有新开田、沙塞田、闲田、僧道常住田等。

“官田”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对其后来的发展变化，史书记载不一。有谓“自汉至唐不闻云官田者”，有说汉、唐时亦有“官田”。宋、元以后，官田渐多，迄明益盛。关于明代官田的所有制性质，特别是对于明代初年江南苏、松诸府官田的性质，从明代开始就有不同见解，长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明初苏、松、嘉、湖诸府的没官田、断入官田，是“名为官田，实民田耳”，不可与皇庄、牧地诸在官之田相提并论。或者说，明初苏、松、嘉、湖诸府，“虽有官田、民田之分，然皆系民业，并非公产，唯科则有轻重之不同，与宋之官田又不同矣。若明之皇庄及诸王、勋戚所赐庄田，则为在官之田”①。近年来，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下列观点：包括明初苏、松诸府在内的官田，实为“国之所有”，即国有土地，法律上禁止自由买卖；民田为民所自有，是私有土地，允许互相交易。就数量而言，明代全国官田少，而民田多；在明初苏、松二府则是民田少而官田多。明中叶以后，官田逐渐私有化，其科则与民田合而为一。

官田和民田，不仅数量不同，种类不一，所有制性质有异，而且征税的名目、税粮科则（田租的等级与数量）也各有差别。官田曰租，民田曰税。①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续三），《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①《清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考·官田》。

官田租重，民田税轻。科则则数多寡亦有区别，经营方式也不一样，官田多由贫民佃种，民田多归豪右所有。只有根据官田与民田的这些不同情况，建立一种比较可行的土地制度，使之与户口制度相配套、丁口与田产互不分离，才能使国家的赋役征发有保障，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明代的土地制度，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与户口制度一样，大部分也是前紧后松，最终流于形式。

第二节　编造田籍核田定赋

元末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用战争的形式，把他的政敌打翻在地，一统天下。可惜，无情的战争，也同时把事关军国大计的户籍、田籍，或者化为灰烬，或者残缺不全。“版籍多亡，田赋无准”①，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朱元璋深感忧虑。不立即解决这道难题，编造田籍，皇权的巩固与强大，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为了尽快改变“田赋无准”的局面，使税粮征收有所依据，赋役均平，减少矛盾，唯有立即制定田籍。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明太祖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因为田籍一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同月十三日，即派遣国子监生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苏、松各地核田亩，定赋税。明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兵火之后，郡县版籍多亡。而田赋之制，不能没有增损。征敛失中，百姓必然生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不能超过限度损害百姓。养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派周铸等人前去各地核实田亩、定其赋税。又告诉周铸等人说：你们经理田亩，必须据实奏报，不要重复以往的弊病，妄自增损，曲徇私情，以害吾民。否则，国法难容②。

此后，明太祖在抓户口建设的同时，认真抓紧核实田亩，严禁欺隐田地，为制定全国田籍做好准备。

制定黄册、鱼鳞册洪武四年（1371）六月，中山侯汤和统帅大军进入四川重庆，“夏国”

明昇投降。次年六月即命户部派员清丈四川土地①。

洪武十三年（1380），令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于时，江、浙等地豪民富户极力与封建朝廷争夺人口与土地，为了逃避赋役，往往将自己的田产隐瞒起来，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②。结果是平民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拖欠税粮的现象日为严重，皇权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明太祖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赋役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版籍”，原指户籍，这里包括田籍在内。②《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沈度：《圣君初政记》；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七。

不均，命令户部编造“赋役黄册”。

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赋役黄册造成。二月，命户部覆核天下官田。赋役黄册对于加强户口管制，健全基层政权组织，维护社会秩序，完成赋役任务等都起了不小作用。但它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尤其是因偏重于户口，那些田产多者便经常从中钻空子，搞名堂，减轻自己的赋役负担。由于当时赋役是按照人丁、事产佥派，丁、田都必须负担。所以，单有赋役黄册仍然有缺陷。对于这一点，明太祖说得清清楚楚：“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①又说：“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今民愚无知，乃诡名欺隐，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②，以致“一里之内，贫富异等”。欲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使民无怨，就必须同时弄清户口和田地，既要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建立户籍，又要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田籍，并使之互相发挥作用，相辅相成。

于是，从洪武十九年（1386）开始，明太祖便先后派遣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分行江、浙等处府县乡里“丈地、画册”，经理“田赋图籍”③，即在核定田亩的基础上，制定田籍。其具体内容为：第一，随税粮多寡定区，设立粮长。以税粮一万石为一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以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这一点，与大造赋役黄册时编民为里实行里甲之制，设立里长、甲首完全一样，也是先抓组织落实，责任到人。于此亦可见，明太祖是何等注意把全国的纳税户组织起来，实行专人管理，以民（粮长）治民（纳粮户）。这样朝廷就可以少为征纳税粮之事操心。第二，核定田亩，对田土逐丘进行丈量，方圆、坐落，俱令绘成图册，各按字号次序排列。图册上写明田主姓名、田土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因为所绘之地册图，形如鱼鳞状，故号“鱼鳞图册”④。

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浙江布政司、南直隶苏州府等府县，首先编成“鱼鳞图册”，进呈朝廷。随后各地陆续编制完毕。编造田籍的工作随之结束。

黄册以户为主，详列旧管（原来登记的户口数）、新收（新出生或迁入的户口）、开除（迁出或死亡者的户口）、实在（现在实有的户口）之数为“四柱式”。也就是四项主要内容。“鱼鳞图册”与之不同的是，它以田土为主，各类田土及各种田质，如平原、山地、低洼地、新开田土、田地肥沃与贫瘠、沙荒地、盐碱地等之差异，毕具其中。

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③参见《明史》卷一五○《古朴传》、卷一五一《吕震传》。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①凡是典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由官府记录在籍，有案可稽。田土纠纷因此减少。隐瞒田土、转嫁税粮、产去税存的现象也有所改变。

鱼鳞册与黄册互相配套，经纬结合，户口制度与土地制度并行不悖。封建国家从此既控制了全国户口，又掌握了全国土地，立法可谓完备。

在编制田籍的过程中，明太祖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在土地分配与开发上实行不同政策，既有原则又灵活多样。

针对中原地区田地荒芜数多的特点，命中书省臣议定土地分配办法，计民授田。并于洪武三年（1370）五月设立司农司，专门经管河南各处垦田事务。

临濠地区，以地多闲弃，故验民丁力，计亩给田，以尽地利。又令富者不得兼并。

北方近城地区，因地广人稀，“地多不治”，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三年免纳税粮。

制定田籍，打击了豪强，清理出一些漏脱、欺隐的土地，有利于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安定，生产发展。而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又有利于加速土地开发。当时明确规定：凡由官府资给耕牛、农具者，收其租税；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永远不纳税粮），各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比较充分的调动，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据明朝官府提供的资料，洪武初年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有些年份增幅甚大，少者以万计，多者至近百万顷。请看洪武元年（1368）迄十六年（1383）全国的垦田数：洪武元年：全国州县垦田七百七十余顷。

洪武二年：全国郡县垦田八百九十八顷。

洪武三年：山东、河南、江西府州县垦田数达二千一百三十五顷。

洪武四年：全国郡县垦田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二顷。

洪武六年：全国垦田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余顷。

洪武七年：全国郡县垦荒田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洪武八年：南直隶宁国诸府、山西、陕西、江西、浙江等省开垦田地六万二千三百零八顷。

洪武九年：全国开垦田地二十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四顷。

洪武十年：垦田一千五百十三顷。

洪武十二年：垦田二十七万三千一百零四顷。

洪武十三年：开垦荒闲田地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洪武十六年：垦荒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南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①《明史》卷七七《食贷一》。

州四府七百三十八顷，山西平阳县五百二十七顷）①。

以上十六年内共计垦田二百零五万三千三百十四顷。另据《诸司职掌》等书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田土总计八百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②。元末明初以来田多荒芜的现象为之大变，农村经济面貌焕然一新。田野辟，户口增，是明初经济恢复的主要标志，也是明太祖巩固皇权的重要基础。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土地制度的建立、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封建制度的剥削本质，又决定了当时各项法律不可能贯彻始终。“赋役黄册”，到了后来已是“十之八九”变了样，“誊旧塞责，遂成故套”，“鱼鳞图册”的命运也差不多。

鱼鳞图册名存实亡“鱼鳞图册”之作，非始于明代，至迟在元朝已经有之。核田亩，定赋税，亦是历代相沿的惯例，而历朝历代没有一个能坚持下去。明代“鱼鳞图册”，在洪、永二朝以后很快就受到冲击。税粮与田亩相分离，“有田者无粮”、“有粮者无田”，田产已去而税粮犹存，无田者纳无穷之税的怪现象，比比皆是。

在北方广大农村，由于大亩、小亩之制引发的土地不均现象日益加剧，并为地方在赋税上大做手脚、欺骗上司，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北方凡田以近城为上地，远者为中地、下地。计亩的方法，以五尺为一步，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而河北诸州县的地亩，却有大亩、小亩之分，两者的步尺完全不同。起初，明太祖沿用元代里社制①，原来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以社分里甲，称为“社民”。后来移民屯田，新迁入者叫“屯民”。屯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原占有的亩大，屯民新占有的亩小，故又称社地为大亩，屯地为小亩。至宣德朝，土地政策开始改变。国初规定“永不起科”的一些垦荒田地，以及低洼、盐碱之地而无粮者，一概量出作数，列入赋额。是以原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大大超过旧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恐怕亩数增多，引起朝廷不满，为使符合原额之数，乃以大亩当小亩，至有数亩当一亩者。自是每次编制册籍，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以大亩上报朝廷，用小亩向小民派粮。由大、小亩制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人们可以随意伸缩地亩，为经理者上下其手、弄虚作假开了绿灯。亩数的随意性，终于使鱼鳞册渐渐成了一纸空文。

北方地区大、小亩之异对田籍的破坏，终归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尤为①以上据《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四八、五九、七○、八六、九五、一○三、一一○、一一六、一二八、一三四、一五八。

②一般以为此数偏大，实际为六百五十万顷左右。

①即在乡村里中以五十家为一社，二十家为一甲。

严重的是全国各地田制发生混乱。当初，明太祖治乱世，刑用重典，执法严猛，人们多数不敢以身试法，如实申报、登记，欺隐田土的现象尚不十分普遍。明中叶以后，由于法制日趋松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鱼鳞图册已是名存实亡，田土多被欺隐，见籍纳税者日为减少。嘉靖八年（1529）六月癸酉，詹事霍韬等奏曰：臣等奉命修《大明会典》，各该衙门未见送到册籍。未及编纂，臣等先于私家将旧典各书翻阅。窃见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则赋税何从出，国计何从足耶？臣等备查天下额数，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由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此失额极多者，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或册文之讹误，不然何致此极也？若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又不知何故致此也？盖广东无藩府拨给，而疆里如旧，非荒据于寇贼，则欺隐于猾民也。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再数百年，减失不知又何如也。乞敕户部考求洪武初年额田原数，备查弘治十五年失田额数，及今日额田实数，送馆稽纂。仍乞特诏户部尚书询之。洪武初年，甫脱战争，人庶鲜少，田野多荒，田额宜少也，乃犹垦辟八百万顷。今奕世承平，人渐生聚，田野尽辟，田额宜多也，乃失额四百万顷。总国计者，可不究心乎？天下有司，受猾民赃利，为之欺隐额田，蠹国害民，弊无纪极①。

霍韬这份奏疏列举了中叶以后田土失额的严重情况，分析了失额的原因和危害，历来为治明代经济史者所注意。田土大量减额，田赋无从所出，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嘉靖以后，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怀抱忧患意识，纷纷上书请求核实田亩，丈地之议由此兴起。江南、江西、河南等处的地方官，首先身体力行，履亩丈量，均平赋役。但是，由于“法未详具，人多疑惮”，一些豪民大户亦乘势而起，攻击他们是变乱祖宗成法，结果不少是“虽有均田之名，殊无平赋之实”，不了了之。稍后，福建各州县又掀起一股丈地浪潮，同时编造经、纬二册，登记土地和户口。其法虽详，而“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大搞名堂，丈地工作遂告失败。自是全国各地欺隐田土的现象有增无减。

隆庆元年（1567），巡按御史董尧封奏言：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献、诡寄田土共计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亩、花分田三百三十一万五千六百亩。这一事实再次说明田土确实非清丈不可了。

张居正清丈田土万历改元，明神宗朱翊钧用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性沉深，勇敢任事，素以豪杰自许。隆庆时即上六事疏，①《明世宗实录》卷一○二。

请求革新时政。为内阁首辅以后，明神宗非常尊敬他，委以重任，张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主持阁政期间，积极饬吏治，整边备，综核名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讲求富国强兵。当时，豪强地主大量欺隐田地，致使国家“无田”、“无赋”，“公室日穷”、“私室日富”。国家田赋收入岌岌可危。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动机，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巩固皇权统治。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针对豪强欺隐田地，坚决进行清丈田粮。这项工作，首先在福建进行试点。试点成功以后，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初十日，户部下令全国田亩通行丈量，并具体规定八条丈量细则，说明丈量的方针政策、方法和计划步骤，以及丈量经费和其他有关事宜，时限三年完成。这八项细则是：一、明清丈之例：谓失额者丈，全者免；二、议应委之官：以各右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三、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四、复本征之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五、严欺隐之律：有自首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自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六、定清丈之期（通限三年丈量完毕）；七、行丈量磨算之法；八、处纸札供应之费。

对此八条，明神宗一一允准，“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①。

张居正办事讲求实效，执法严厉，凡事“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各级官吏不敢文过饰非，怠慢消极，“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②，认真贯彻，全国绝大部分省直都在三年内按期完成清丈任务。

这次清丈，成绩显著。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赋役也相对得到均平。万历六年（1578）全国土田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进行丈量以后，仅山东、江西、北直隶保定府、山西、浙江、贵州、南直隶江南十一府州和江北凤阳、淮安、扬州、徐州、河南、湖广、四川、广东、陕西等十二个省直，丈后即新增田土一百四十四万零九十八余顷，约占万历六年全国田土总数的五分之一。①经过清丈，勋贵、宦官、豪绅地主欺隐田土的不法行为受到一些限制，民间虚粮赔①《明神宗实录》卷一○六。

②《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详参林金树：《万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版，第107—122页。

纳之弊有所减少。如北直隶沧州地区，“清丈以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②。山东，“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③。随着国家所能控制的纳税田土的增加，税粮收入亦大为增加。如按明初制定的民田最低租额每亩三升五合五勺计算，丈后新增的一百四十四万余顷，即可增加税粮收入五百余万石左右，相当于当时全国税粮总数的五分之一。这对于国计民生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史称其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④，经过清丈以后田籍制度比较健全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各地还在丈量田土的基础上，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这次所编的“鱼鳞图册”，“盖一准国初鱼鳞之旧而益核之”⑤。即在格式上循洪武之旧制，在内容上加以覆核，力求更加精确，切合实际。万历九年（1581）各地丈量鱼鳞清册今存世者仍不少。从下面徽州府歙县丈量鱼鳞清册残卷伐字2624号（见附图），即可看出：与明初鱼鳞图册相比，万历初年新造的鱼鳞图册，项目编排更为整齐明白。例如，字号置于顶端，标明土名，又增加分装（庄）一项，凡是地段属两人以上共同占有者，于分庄项下详细记载各人所占之分数，而且登记丈量的实亩面积和税亩面积以及地块四边的边长等等，都较旧制精细、科学。

附图：②万历《沧州志》卷三《田赋志》。

③《张文忠公全集》卷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

④夏燮：《明通鉴》卷六七。

⑤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五《食货·土田》。

这次清丈田土，是在张居正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因此也产生了严重弊病，主要表现在丈量的方法上。各地为了讨好张居正，在清丈中多采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①。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谈迁说：“江陵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之。想各省亦然。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未始无王成之伪也”②。不少地方，先后按用小弓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当然也就谈不上田籍有准的问题。而田籍无准，最终受害包赔的还是广大无辜小民。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加之“豪猾率怨居正”，早就用各种形式反抗、阻挠清丈田土，蓄意破坏田籍，土地制度终于随着朝政是非而日益松废。

从明初到明后期，不断丈地，核实田亩，编造田籍。而田籍始终混乱，田亩始终无准，图册遂成故事，赋役难以均平。这些并不是某个人的行为失误，而是封建土地制度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②谈迁：《国榷》卷七一。

第三节　推行屯田

明代的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和商屯。其中，最主要的是民屯和军屯。

从历史渊源说，民屯和军屯都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在性质上各有差异。

相同的，都是以开发荒地为主要任务。差异之处很多，授田亩数、税粮科则、产品分配，俱不相同。经营管理体制也不一样：“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①。所谓“宽乡”，就是“民稀地旷”之区。移民的主体是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罪犯是少数。民屯“领之有司”，即由户部及地方司府州县负责具体实施。这是民屯有别于军屯的一个重要特点。民屯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调整人口布局中叙述，于此不赘。明代军屯制度的建立军队“屯田之法，始于汉氏。盖取空闲之地，课人以耕，而因以战守，于足粮饷而省转输。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②。简单说，军屯就是兵不出农，犹可以兼农，而省坐食之费。由于它寓兵于农，耕战结合，是军队生产自给的一种好方式，世称“其法最善”。所以，代代相传，至明不改。而且规模超越前代，效益更为可观。这也是明太祖的一大功劳。明太祖崛起田间，深知四民之中为农者最苦。因此起兵以后，一直留意军屯。尝曰：“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他沿元代旧制建立民兵万户府，专管军屯等事务，令军士在南京龙江（今南京下关一带）诸处屯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令军兴屯，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也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到至正二十三年，仅康茂才所部就得谷一万五千余石，除给军饷，尚剩余七千石。同年二月壬申，明太祖下令嘉奖，并为此再次申明将士屯田之令：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今各种大小将帅，已有分定城镇，然随处地利，未能尽垦。数年以来，未见功绪。唯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①。自此之后，军屯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并与移民垦荒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成为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经济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命诸将分军屯种直隶滁州、和州、庐州、凤阳等地。凡开立屯所，各设都指挥一员统领。此后，他一方面反复告谕全军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②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①《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将士开展屯田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从思想上明确，在行动上落实，务求实效。另一方面不断下令军队走出兵营，到边区和人烟稀少的地方开垦荒地，力争军粮自给，减少百姓负担。同时，还一再遣将四出，到屯田第一线严加督责。于是从东到西，自北而南，在在兴屯种田。洪武时军队屯田总计八十九万余顷。洪武二十一年九月，敕天下卫所屯田，岁得粮五百余万石。在边境地区，云南和辽东两地军屯的成绩尤为显著。自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以后，多次派大军前往屯垦。仅洪武二十年八、九、十三个月调入云南屯戍的军队，有数字可计者即达十万八千人①。给屯牛数万头。沐英父子镇滇时先后督军垦田三十万余亩②。辽东也是军屯的重点地区。为了减少从海路运粮辽东的经费与劳苦，一再令辽东卫所屯田自给。自洪武至永乐，辽东军士屯田二万五千三百余顷，收粮七十余万石③。

永乐帝即位以后，继续大力命军兴屯，开垦土地，发展生产。建文四年（1402）九月，令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命令各卫所遵洪武旧制，卫由指挥一人，所由千户一人，专职提调，由都指挥负责督察，年终奏报屯田所入之数，以稽勤怠。从而使军屯之制在永乐朝得以坚持下去。明人叶春及说：“国初置卫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以军计之，约三百十万余，..天下屯田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分丽三百十万余之军人，得二十九亩，..三百十万余之军，岁食粮三千七百二十二万余石，..除正粮外，纳余粮六石，八十九万九千余顷，通得余粮二千七百万石，则是军之食，军自给之。边储之所运，军需之所征，供于民者无几也。军多为农，故虽额设数百万而不见其冗；食出于军，故虽岁费数十万，而不见其匮。”④可见，明初洪、永二朝，国力强盛，边饷恒足，军屯之功不可没。

军屯的管理明初，军屯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主要是由于明太祖精心指导。他不仅从根本制度和方针大政上构筑军屯的基本框架，而且规定了明确有效的管理方法，从各个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军队屯田的组织形式、屯田与守戍的人力比例、军士屯田顷亩、军屯的科则、后勤保障、奖惩办法等等，差不多都是在洪武年间出台的。

天下既定，明太祖根据地理要害，“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①据谈迁《国榷》卷八，洪武二十年八月辛未、九月辛巳、十月丙寅条。②《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③《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④叶春及：《修军政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

有二人为百户所”①。卫所是明代军队的基层单位，军屯由兵部、五军都督府管辖，具体由卫所负责实施。这样，使军屯有了组织保证。

在军屯全面展开以后，有许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军队屯、守的比例；军士屯田顷亩以及军屯科则。

明代军屯，集中于边区，尤其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等九个边陲要地（史称“九边”）。这九个军事重镇，“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既是重兵固守的要地，也是军屯的重点地区。内地相对少些。确定屯、守的兵力比例，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军队生产自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主要是权衡地理险易、田土肥瘠、卫所军与王府护卫军的不同任务。一般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又称营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诏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以省转输①。二十一年（1388）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之法：凡卫所系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其余卫所以五之四屯田②。此外，还有一九开、四六开的，各因地而异。迄永乐二年（1404）四月，又更定屯、戍之数：凡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③；也有个别是全卫屯种的④。自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以后，由于边境多事，景泰皇帝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但就整个明代而言，最主要的仍是三七或二八开。

制定军士屯田顷亩，意在人尽其力，而地无遗利。授田亩数，各地不一，一般是每军（每人）给田五十亩，叫做一分。也有少者三十亩、二十亩的。军屯科则，是体现国家对这类田土的地租占有，同时鼓励调动将士屯田的积极性，将奖勤罚懒的措施融化其中。屯田所交纳的租税，叫做“子粒”。而“征收则例，或增或减殊数，本折互收，皆因时因地而异”⑤。

起初，明太祖命内外将校量留军士城守，余悉屯田。城守兵每人每月给米一石，屯田者给五斗，在边地者给七斗，官给农器牛种。

洪武三年（1370）九月，由于军屯渐次开展，垦田日多，形势变化，中书省臣请令山西太原、朔州诸处屯军纳税。明太祖命勿征。次年，中书省又奏曰：“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明太祖仍令免征，待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尔后，遂以此数（一斗）为军屯亩税。最初，明太祖定全国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①《明史》卷九○《兵二》。

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八。

④《明太宗实录》卷七五。

⑤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升。唯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①。军屯每亩收“子粒”一斗，则介于轻重两者之间，而比民田和普通官田为重。对个别地区，也有例外的。例如，洪武二十年（1387），令陕西西安府临潼等处，“屯卒率五丁选一，编成队伍，以时屯种，税粮与民田等，杂徭复之。冬月则练习武艺”②。建文四年（1402）九月，正式定军屯科则：每军田一分（五十亩）征收正粮十二石，贮于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则作为本卫所官军俸粮。

永乐二年（1404）正月，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多者赏钞，缺者罚俸③。并对洪武时创立的屯田红牌（布告牌）重加详定，令每屯设立红牌一面，列则例于上。“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三千户、二千户。总以提调屯田都指挥，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种籽外，俱照每军岁用十二石正粮为法比较，将剩余并不敷子粒数目通行计算，定为赏例”④。凡屯军年六十以上及残疾、年幼者，令耕种自食，不受此赏罚条例限制①。凡屯军因公事以妨农务者，“免征子粒”，并严禁卫所随意差遣他役。又区别田地肥瘠，鼓励官军各种样板田，以其岁入之数作为考核勤懒的标准。山西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军余粮二十三石，明成祖下令重奖。宁夏总兵官何福勤于督责，积粮尤多，明成祖赐敕褒美②。此外，明成祖还从实际出发，对军屯子粒的征收方式做了一些改变。是时，户部尚书郁新上言：“湖广诸卫上去年屯田所入租数，例当考校。然所物不一。今宜以米为度准之。每粟、谷、糜、黍、大麦、荞、穄各二石；稻谷、薥、秫谷各二石五斗，稗三石，并各准米一石；小麦、芝麻、豆并与米等”。奏疏呈入，明成祖从其请，同意随地所产，著为令③。

到了宣德年间，法久弊生，各项典章制度渐趋破坏。军队屯田亦不例外。于时屡次覆核各屯，发现问题不少。为此，凡以征戍罢耕及被官豪势要占匿者，命减余粮之半；果系灾伤无收者即予蠲免④。

军屯制度的破坏①《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八。

④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①《明太宗实录》卷三○。

②《明太宗实录》卷三二。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六。

④《明宣宗实录》卷二二。

产品分配，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部分。屯粮科则的变化，是军屯制度破坏的深刻反映。

实际上，从永乐末年起，随着移民垦荒的基本结束，军屯也开始走下坡路。

明仁宗即位已经看出了卫所屯田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古寓兵于农，不夺其时，民无转输之劳，而兵食足。先帝所立屯种法甚善。后来所司数以征徭扰之，既失其时，遂无其效。其令天下卫所，凡屯田军士，自今不许擅差妨农务。违者处重法。

宣德二年（1427）正月，明宣宗又申明屯田之法，令兵部移文所司，选老成军官提督屯田，还命巡按御史以时巡察。宣德三年（1428）四月，给事中戴弁奏言：自山海关至蓟州，守关军万人，操练外无他差遣。若稍屯种，亦可实边。请取勘营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给，且屯且种，实为两便。宣德五年，工部尚书黄福疏曰：永乐年间，虽然营建北京，南讨交阯，北征沙漠，资用未尝缺乏。近来国家无大宗耗费，岁用反而仅仅可以勉强维持。假使不幸遇到水旱、征调之事，将何以应付。请役操备、营缮军士十万人，往济宁以北、卫辉、真定以东沿河屯种。初年令自食，次年每人收粮五石，三年后加倍征收。既可省京仓口粮六十万石，又可省本卫月粮一百二十万石，每年可得一百八十万石。这些奏疏说明：当时军屯已不被重视，所以才要多次上疏皇上，请令军士兴屯，以省费用。宣德六年二月，宁夏左屯卫指挥使张泰奏曰：宁阳侯陈懋公然侵占屯粮二十余万斤，又私役军士为其种田三千余顷。是时，陕西参政陈琰亦奏言：宁夏、甘肃二处膏腴之地，“皆为镇守官及各卫豪横官旗所占，俱不报输粮。间有报者，十仅得一”。同年九月，行在工部侍郎罗汝敬自陕西回京，说：宁夏、甘州等处官豪之家占种田土计一万零四百九十余亩，依屯田起科，增收子粒一十九万五千五百七十余石，开除沙硷等田岁无子粒者四千六百九十一顷有奇。宣德八年三月，山东按察使虞信奏称：近见山东都司卫所管屯官私役军丁，怠废农务。如济南卫军旗总五千六百人，随营余丁老幼亦不下千余人。宣德五年下屯止一百九十人①。正统以后，军屯之制进一步发生剧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屯政益弛，屯法尽坏，屯军逃亡，屯田多被内监、军官占夺，屯粮越来越少；二、屯粮与全国税粮“折色”同步进行，亦开始折征银两。

正统元年（1436）四月，准许陕西行都司所属各卫所，宣府、大同各处边卫，旗军余丁所种屯田五十亩之外，每亩如民田例，纳粮五升。二年，又令军屯正粮免上仓，止征余粮六石。是时屯粮所存只为旧时三分之二。尔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各边屯田子粒亦分别酌情减免②。是时，屯粮所存①以上参见《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卷一○○。

②参见《明英宗实录》卷十六；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只有旧时三分之一。正统九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佥事徐朝宗奏：大宁都司官军指挥佥事田礼等八千二百九十五员名，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会敕不即改正，管屯官匿不以闻。正统十四年五月，徐朝宗又奏：直隶兴州左屯等二十四卫官军余丁指挥使杨升等二万一千六百四十员名，侵种屯地三千四百四十五顷余，不纳子粒③。

成化时，虽屡议厘复，而屯粮“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④。成化元年（1465）二月，巡抚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上言：近年以来，各都司卫所原行文卷，多有朽烂，间有存者，旋复改洗，以致无籍官旗人等乘机作弊，“屯田之制，日就消削”①。此后，兵部奏言：“屯田之制，行之既久，其法渐废。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归于公廪，管屯者有积蓄之利而无差操之苦，所以启后来者之谋也。”②成化十九年九月，总理粮储户部郎中毛泰在谈到辽东军屯的破坏情形时，说：自洪武至永乐，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顷），粮七十一万六千石有奇。当时边有储蓄之饶，国无运饷之费，诚足食足兵之道也。至于宣德以后，屯田之法虽曰寝废，军士犹余四万五千四百，而粮亦视旧不减三分之一。近彼边方多事，屯田之法尽坏。..今所存唯正军一万六千七百余名，而岁征粮止一十六万七千九百石，..较于旧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③。史称：“屯粮之轻，至弘（治）、正（德）而极。”④弘治时，屯粮愈轻，有每亩止收三升者。屯粮愈减，根源在于屯法愈坏，屯地多为贵戚、势家、王府、太监等侵占，据为私业，或被军士盗卖，以故“征粮之数，多不过三分”。于时，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言：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为治，首定民田，验亩起科，以备军国之用。次定屯田，上纳子粒，以给军士之食。此我朝一代紧要制度，行之万世不可废者也。..迨我太宗文皇帝，其于屯田尤为注意，创置红牌事例，示以激劝良法，册籍明白，无敢欺隐者。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清出在京在外卫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项，共四万一千余顷，该征子粒四十万八千余石。中间尚有未能清出者。..下人作弊..不能清足原额①。弘治十五年（1502）议准，京卫新增地亩，每粮一石折银二钱。寻复议轻减，每亩征银一分五厘。在京赴太仓、在外赴附近有司交纳，放支官军月粮。翌年，题准浙江除昌国卫田亩数多、温州卫田地膏腴外，其余各卫所屯军全纳子粒六石，每年本（色）折（色）中半，每石征银二钱五分，由附近③以上分别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三、卷一七八。

④《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①《明宪宗实录》卷十四。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一。

③《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④《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①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明经世文编》卷六三。

有司官库收贮备支②。

沿及正德，屯粮进一步锐减，饷粮艰难。正德三年（l508）六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周熊，以辽东为例亟言屯政之坏，曰：永乐十七年辽东定辽左等二十五卫，原额屯田共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至是，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共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共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奉敕会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揆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一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缘永乐年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外，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有余。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士凡一十九万，以屯粮四万二千有余供之，而受供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亦实坐此①。

上述周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时至正德初年，辽东军屯已遭到严重破坏。而是时宦官刘瑾擅政，为伪增田数，横加搜括，遣官分出丈田责逋，竟然说辽东军屯比永乐时增加一万八千余顷，而屯粮之入减少五十余万石②。

正德、嘉靖以降，社会风气大变，官豪势要之家纷纷求田问舍，广置田产，土地兼并之风益为盛行。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多破产逃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军屯之制也进一步走入了死胡同：“屯地多侵没于将领豪右之家，以致屯军终岁赔粮”；“管屯之官，至计十岁以下幼男报充屯丁，叁两朋合，谓之抬粮”；“卫所官占种屯田，私役军卒，扣减粮廪，大为奸利”；“军士之领屯者无几，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屯田私相典卖，隐蔽难稽”。还有，户部管粮官不问屯田有无，月粮只给半数。沿边屯地，或者变为盐碱、沙碛，不能耕种，而粮额照旧征收。屯田御史，又于额外增加本折，屯军益不能堪。凡此种种，说明屯田已是“名存实废”。当时给事中管怀理上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①嘉靖时林希元说：明太祖立卫兴屯，用意周密，为法简易，然军屯“行之未久而大坏，军士逃亡且尽，田土遗失过半，其故何也？科税太重。又拨田之初，不问腴瘠洼亢、虚实隔涉，但欲足数牵纽补搭配抑军人而使之耕。加之军士多游惰，督耕无良将。此其法所以速坏也”②②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①《明武宗实录》卷三九。

②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①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②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军屯科税，明初为每亩一斗，其后愈轻。至“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③。又行“折色”。嘉靖八年（1529），准浙江爵溪所屯田，并象山县民带种本卫中前千户所屯田，照有司税粮折银事例，每石征银二钱五分④。隆庆二年（1568），令宣府、大同开垦田已成业者，每十顷内给将官五十亩为养廉之资。若副、参开种不及百顷，守备以下或不及十顷，俱予参论戒饬。隆庆四年，令各边自垦田地，照永乐二年事例，永不起科。如每年增加十万石、五万石，自垦田至百顷、千顷者，予以重赏。

万历十一年（1583），议准陕西延、宁二镇丈出荒地，凡不在屯田旧额之内者，俱听军民随便领种，永不起科。各边但有屯余荒田堪垦者，亦俱照此例。

屯粮“折色”征银，是大势所趋，自然不必非议。但由于屯法大坏，军士逃亡且尽，屯田大量遗失，将士多不用心，无论屯粮科则如何变更，此时屯田没落已成定局，下令清理也好，戒饬督耕也好，都于事无补。万历时，计军屯之数只六十四万四千余顷，比洪武时减少二十四万九千余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弊病丛生，已无良方妙药可救。万历三年（1575）十二月，户科都给事中尤懋等人疏曰：“国初额设屯田，所在无几。今欲复屯田，先清军额。军数明，而田数明。”①叶向高在谈到九边军屯之坏时说：“因循废格，日以滋坏。及嘉（靖）、隆（庆）以来，累清屯田，虽时盈时耗，而较其见存之数，大约损故额十之六七矣。盖在洪（武）、永（乐）间，辽东屯粮以石计者七十万，今十七万；甘肃六十万，今十三万；宁夏十八万，今十四万九千；延绥六万，今五万；蓟州十一万，今仅视延绥。山西计其初，岁亦不下十万，今得二万八千有奇。”他认为九边军屯之坏，原因有四：一是边境日渐多事，多抽屯军补伍，田地荒芜；二是沿边腴田多为将官、豪右侵夺；三是边备设施湮没，无以抵御边境骚扰；四是赏罚不明，玩愒成风②。尤、叶等人所论虽不无道理，但毕竟是大势已去，纸上谈兵而已。

当是时，还有一些地方官，为了挽救明皇朝，也纷纷上疏请兴屯田。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垦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开垦海坛山之后，复请开垦南日山、澎湖，以及浙江滨海诸岛；天津巡抚汪应蛟请于天津兴屯。结果全都以失败告终，有的奏疏被明神宗束之高阁，留中不发；有些是兴屯不久，即告停止，半途而废。

天启时，巡按御史张慎言建议在天津静海等处屯田；御史左光斗在天津兴水利，种水稻；李继贞巡抚天津时，对屯田事务亦颇用力。最后皆因时局③《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④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①《明神宗实录》卷四五。

②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动荡，加以年年旱、蝗成灾，而鲜有实效①。

崇祯时，兵部尚书王洽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沿海荒地，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本朝万历初，总督张佳胤、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为豪右所阻。其后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今已垦者荒，未垦者置不问。遗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讲生财之术，为养军资，不大失策乎。乞敕诸道监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之制，实心力行。

庶国计有裨，军食无缺。”②于时，明亡在即，王洽还梦想复兴军屯，可谓关心军国大计。崇祯皇帝也以为其言甚善，命即行之，可谓精神不死。而究其实都是说说而已，自欺欺人，根本不可能付诸施行。随着明末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北京城的脚步声，明代军屯也终于宣告结束。

明代的商屯政策与民屯、军屯同时进行的，还有商屯。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为了满足军国之需。但出发点各有不同。推行民屯，主要是为了解决民食；推行军屯，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区及内地军队的粮饷；而推行商屯，目标则比较单一，就是为了资助边境军粮。另外，商屯的作用亦远远不如民屯和军屯。操作方法也不一样。

商屯，按照《明史·食货志》界定的含义，为：“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盐法开中之制，在宋、元两代已有之。商屯的产生，源于盐法。盐，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由政府垄断，实行专卖，严禁民间私贩，违者治罪。明太祖初起，即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议立盐法，置局设官以掌之，令商人贩鬻，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资军饷”①。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置两淮盐官。吴元年（1367），又置两浙。洪武初年，诸产盐地次第设官，建立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云南白盐井、云南安宁盐井、云南五井七个盐课提举司，以及陕西灵州盐课司，分别管理各地盐的生产与销售。

“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所谓“开中”，就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召募商人将其粮食运入官仓，按米与盐的一定比价，向官府换取盐引，到指定盐所支盐贩卖。卖毕，复将原给引目交回所在官府。①以上参见《明史》卷二四一《汪应蛟传》、卷二七五《张慎言传》、卷二四四《左光斗传》、卷二四八《李继贞传》。

②《明史》卷二五七《王洽传》。

①《明太祖实录》卷九。

盐引有大引、小引两种，“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

明代商屯，最初始于洪武三年（1370）。是年，山西行省奏曰：“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准从所请。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②。

洪武四年（1371），正式定淮、浙、山东中盐之例，皆以盐一引为率，视入仓道里远近，定商人输米之数。具体为，输米入：临濠府仓，淮盐六石、浙盐四石；开封府及陈桥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二石；襄阳府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一百五斗；安陆府仓，淮盐四石、浙盐三石五斗；辰州、永州及峡州仓，淮盐三石五斗、浙盐二石五斗；荆州府仓，淮盐四石五斗、浙盐四石；归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二斗；大同府仓，淮盐一石、浙盐八斗；太原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孟津县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北平府仓，淮盐一石八斗、浙盐一石五斗、山东盐二石五斗；河南府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西安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陈州仓，淮盐三石、浙盐二石；北通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八斗、山东盐二石五斗①。

此时，商人赴淮、浙、山东三地中盐，虽然输米之数有别，上自六石，下止八斗，但是无论在何地，以米易盐的手续都极为严格：必须“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①。

后来，米、盐的交换比例，有所变动。其原则是以时势缓急、米值高下、道里远近险易以及中纳者是否有利为转移。

洪武十一年（1378）二月，明太祖以原先所定盐价过重，以致商人利薄，商屯效益不佳，命令中书省议减盐价。诏曰：朕初以边戌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淮、浙盐偿之，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数年，②以上参见《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①《明太祖实录》卷六一。

①《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所输甚薄，军饷不供，岂盐价太重，商人无所利而然欤？尔中书议减盐价，俾输粟于西河、梅川，庶粮饷可供，而内地之民省挽运之劳。

于是，中书省臣奉诏定拟，凡输粮于：凉州卫者，每盐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临兆府七斗；河州四斗②。

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普安军民指挥使司周骥奏言：“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军储不为无补。今蛮夷屡叛，大军所临，动经数月，食用浩穰，而道里险远，馈运不给，宜减盐价以致商人。旧例：云南纳米二斗，给淮、浙盐一引；二石给川盐；一石七斗给黑井盐；二石四斗给安宁盐。近因盐重米轻，故商人少至，请更定其例。”奏文送到朝廷，明太祖采纳其言，命户部量减盐价：淮、浙盐一引，米一斗五升；川盐一引，米一石五斗；安宁盐一引，米二石；黑井如川盐之数③。民屯与军屯价值的实现过程是，通过直接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而商屯实行之初并非这样，没有与耕地发生关系。商屯价值的实现形式是：通过商人以米、官府以盐，官商互相进行米、盐交换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商人运往边境的粮食，不是由他们直接经营土地生产出来的，而是以（盐）引目为媒介，通过商业流通渠道实现的。

明成祖即位以后，商屯的范围和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范围的变化有些反复：“成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乏，悉停天下中盐，专于京卫开中。唯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开中如故。不数年，京卫粮米充羡，而大军征安南多费，甘肃军粮不敷，百姓疲转运。迨安南新附，饷益难继，于是诸所复召商中盐，他边地复以次及矣”①。内容的变化，主要是一些商人直接参与土地开发，将商业资本引入粮食生产领域。

原因是，当时一些商人感到运粮到边境，路途遥远，且多危险，费用浩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不合算，本大而利微，遂改变形式，招民直接在边境进行农业生产：“募众督耕”，开垦土地，自设保伍，就地种粮，换取盐引。募众督耕之法行，经济上对商人有利。侯方域代其父侯恂奏议屯田，谓：“国初计边地寒，又受兵，且耕且守力最艰，乃通商中盐以维之，令贾人输粟边郡，官给之引，赴盐所领盐转鬻。永乐时，粟二斗五升，得盐一引，商赢引过当，争趋之，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于是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屯军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时各镇军饷，就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①《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其地足给，无所谓太仓年例者，闾左自正供外，亦无他财赋。”①永乐帝去世后，朝廷对商屯的政策，除了继续鼓励商人募民垦边，就地种粮之外，主要是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米、盐比价，激发商人输粟于边的积极性。这个调整，首先是由钞法引起的。

明代的货币，开始用钞（纸币），后改为银。纸钞行不多时，即遭到破坏。明成祖逝世不久，因钞法不通，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请令有钞之家中盐。明仁宗下旨允准，遂定各盐司中盐则例：沧州盐，每引，钞三百贯；河南（东）、山东盐，每引，钞一百五十贯；福建、广东盐，每引，钞一百贯。

输钞不问新旧，支盐不拘资次②。

由于钞法阻滞，积重难返，这种办法很快也宣告失败。

明宣宗继位之初，即令停止中钞之法，恢复纳米易盐之旧制。宣德元年（1426）六月，行在户部奏曰：“各处运司岁办盐课，本召商中粮，以供边储。近因钞法不通，暂许官员军民人等中纳烂钞，不次支给，人图便利，无复输米。且边境各场，岁办有限，不足支给。请停中钞之例，仍旧纳米，用实边储。”明宣宗从之③。

宣德三年（1428），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人、工匠粮饷不支，而中盐旧则太重，致使商贾少至，上疏请更定中盐之例。乃定盐每引易米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不等，召商纳米北京④。

宣德四年（1429）六月，行在户部尚书郭敦以中盐则例已减，而商贾来者反少，疏请收缩中盐范围，其言曰：“尝具奏减中盐则例，召商于北京纳米，不拘资次支盐。缘近年中纳各项数多，盐不足支，客商来者愈少。今拟依永乐五年营造事例，淮、浙等处盐不为常例，以十分为率，六分支与北京在城仓纳米者；四分支与辽东、永平、山海（关）、甘肃、大同、宣府、万全已纳米者。其余各处中纳，暂且停支，则客商皆至，粮储可积。”奏疏呈上，俱得允准。郭敦又说：洪武中，客商中淮、浙等处盐者，年久物故，其子侄及远亲异姓之人，往往具文代支，多有虚冒。请行各运司，将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以前客商所中盐，于流通簿内销注。以各商姓名、籍贯造册缴部，移文原籍有司，每盐一引，给钞十锭，以革连年冒支之弊。明宣宗曰：国家尝资其用，今彼身虽殁，而妻子尚存，仅给钞十锭，不偿所费，宜每引给钞二十锭①。

①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4页。②《明仁宗实录》卷二。

③《明宣宗实录》卷十八。

④《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①《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宣德五年（1430）四月，行在户部奏定各处中纳盐米则例为：京仓：云南安宁等处井盐，每引纳米五斗。

宣府卫仓：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纳米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二斗。

山海卫仓：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纳米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二斗。

甘肃卫仓：灵州盐课司小盐池盐，若陕西、山西所属客商，每引纳米麦四斗五升；宁夏卫并行所属客商，每引纳米六斗。

同时，又奏准独石开中盐粮则例：淮、浙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山东、福建、河东、广东、四川盐，每引皆为一斗五升；云南安宁等井盐，每引纳米三斗①。

宣德七年（1432）四月，因各处总兵官纷纷请招商纳米，以实边地。行在户部经奏准，重拟边境中盐粮例：宁远、独石、肃州三处，淮、浙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三斗；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均为一斗五升。宣府、大同、山海、龙门、甘州、宁夏六处，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俱二斗②。

商屯的破坏自正统以后，屯政松废，边境多事。商屯作为屯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能不深受影响。择其大要有：一因边政日趋废弃，军马缺乏，令商人纳马中盐，输粮于边者因之日少；二是官豪势要之家纷纷奏请大量中盐，以侵商利。例如，成化中，内官王钿奏令家人中支河东官盐二万四千引。按照祖宗之制，“开中盐课，例该召商，以备边储”。内外官员、豪民势要插手中盐，造成商人失利，于是各边仓廪逐渐空虚，粮草缺乏。尤其是随着税粮“折色”的普遍推开，有些地方也开始实行纳银中盐，边粮日益紧张也就势在必然了。迨弘治以后问题更为严重。弘治中，叶淇变法，请召商纳银盐运司，终于导致开中之法大坏，商屯随之破坏①。

《明史·食货志·盐法》说：“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①《明宣宗实录》卷六五。

②《明宣宗实录》卷八九。

①详见《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②对此，《明史·食货志·田制》说得更为清楚具体：“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③，而收效实少。

嘉、隆以后，不少大臣争言屯政，有的还亲自经理盐屯，区划屯政甚详。万历十六年（1588）闰六月，户部奏言：“顷因屯政不修，边储日缩，诏各镇抛荒屯地尽令商人开垦，以中盐之利，偿开垦之劳；以所纳之赋，为实边之计，法至善也。今册报虽有顷亩，中间恐多虚冒。宜行各镇将各商垦过处所，逐人逐地查开清细，以存永业。”明神宗令依议实行④。然是时，因循日久，屯政已坏，“逐人逐地查开清细”之议，也仅仅是议论议论而已。②《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③《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④《明神宗实录》卷二○○。

第四节　限制庄田

庄田，本是封建朝廷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于它的不断扩充，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百姓利益，侵吞国家田租，变“公产”为“私业”。从而大大加剧了中央财政困难，引起了朝野各界的强烈不满。所以，又不得不对它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皇朝生存的物质基础。

明代的庄田，如前所说，种类很多。有皇庄、诸王庄田、公主庄田、勋戚（功臣与贵戚）庄田、大臣庄田、中官（太监）庄田、寺观庄田等。其中，于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皇庄、诸王庄田、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

皇庄皇庄，即由皇室直接命人（太监）经营，并以其租入归皇室所有的田地。它是皇家的私产，是皇帝制度的产物。

皇庄，在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汉代称“苑”，唐代称“宫庄”。明代起初亦称“宫庄”，最早建于永乐末年，地点在顺天府丰润县境内，名为仁寿宫庄。据嘉靖时勘查，共有地九百十四顷、水泊地九百八十顷、芦苇地一千三百二十二顷。建立宫庄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宫中的费用。

宣德时，又陆续建立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这两个宫庄，占地广袤。自北直隶东北部丰润县起，向西南经宝坻、武清、静海，直至河间等府县①。以上仁寿、清宁、未央三宫庄田，经过长期扩展，迄嘉靖初年已达六十三处，合计有地一万六千一十五顷又四十七亩②。

天顺三年（1459）四月，因诸王尚未就藩之国（即进居封地），宫中供用浩繁，明英宗立昌平县汤山庄、三河县白塔庄、朝阳门外四号厂宫庄为东宫（皇太子朱见深）庄田；北京西直门外新庄村并果园、固安县张华里庄为德王（朱见潾）庄田；德胜门外伯颜庄、鹰坊庄和安定门外北庄为秀王（朱见澍）庄田③，成化三年（1467）德王离京进居山东济南王府；成化六年（1470）秀王出京入封地河南汝宁，二王的庄田才归官府。

天顺八年（1464）正月，明英宗逝世，皇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是为明宪宗，改元成化。宪宗登位以后，将原先朝廷所没收的太监曹吉祥的庄田改为皇庄。明代皇庄之名，由此开始。其后庄田满天下，皇庄遍畿内。曹吉祥的庄田，在北直隶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共三十五顷。改为皇庄之后，又先后侵占民田四十顷，总计七十五顷。

继而，又增立顺天府宝坻县王甫（浦）营皇庄一处（此地原为会州之草①参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45页。

②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③《明英宗实录》卷三○二。

场）。

明孝宗弘治时，立顺天府丰润县、保定府新城县和雄县等三处皇庄。

至是，正式名为皇庄者五处，总计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此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民田合计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五顷，皇庄与四府民田之比为1∶12.9。

明代自永乐帝迁都北京，即以北京为京师（国都）。由于皇庄建于迁都以后，而其管庄之人又是太监，因此，皇庄除南方湖广安陆皇庄之外①，都集中于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明代京师（北直隶）共辖八府。除去顺天等四府，还有顺德、广平、大名、永平四府。八府中，顺天四府，距京城最近。这样皇庄设于顺天四府，既便于朝廷对管庄人户太监的管理，又有利于租银的解进、使用。这也可以说是明代皇庄地理分布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皇庄创设之初，尚有章法，未酿成民害。“皇庄之始，先朝畿内空闲之地，籍之公家，佃民耕种，而收其入。其地广狭有定界，其入有定额，非以病于民也。”②后来，朝廷失控，规制混乱，不是利用空闲之地，而是占夺民田。是时，皇庄不仅侵占民田，而且租额颇重，如，河间府东光县皇庄有每亩收租三斗者。加之管庄人户横行不法，皇庄遂成民害。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也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税粮收入。由此引起了广大官民的不满和愤恨。

早在成化十六年（1480）五月，户科给事中齐庄（章）就上书朝廷，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庄田与贫民较刀锥之利哉。

且财尽则怨，力竭则怼。今东光之民失其土地矣，而赋敛比之公田又三倍其数。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亦可知矣。”③明宪宗不听。皇庄占夺民业的现象日益严重，管庄人户有恃无恐，以致民情骚动，延臣纷纷上疏反对。

弘治二年（1489）七月，户部尚书李敏等人以皇庄日多，管庄人户恣行不法，趁灾异发生之机，上疏亟言皇庄之种种危害：臣惟灾异之来，率由民心积怨所至。窃见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一万二千余顷。勋戚、太监等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比来管庄官校人等，往往招集无赖群小，称为庄头、伴当、佃户、家人名目，占民地土，敛民财物，夺民孳畜，甚者污人妇女，戕人性命，民心伤痛入骨。少与分辩，辄被诬奏，至差官校构拿，举家惊憾，怨声交作。灾异之兴，皆由于此。且皇庄之设，在祖宗时未有。正统间，以诸王未封，供用浩繁，不欲重征小民，又①在今湖北钟祥、京山、天门、潜江县等地。明世宗入京继统之后，由王府庄田升为皇庄。至嘉靖十一年（1532）占地一万零六百十一顷，明末农民大起义时废。详见施正康：《明代南方的安陆皇庄》，《明史研究》第三辑。

②《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③《明宪宗实录》卷二○三。

见彼时地广民稀，因其闲地立庄，以资公用。诸王之国，地仍归官。其后因袭，遂有皇庄之名。且普天之地，莫非王土。若以此地为皇庄，则其余者非朝廷之土乎？今若革去管庄之人，拨付小民耕种，每亩征银三分，当可得银三万八千余两，比之官校掌管所得犹多。以此银收之内帑，充各宫用度，则不显立皇庄之名，而有实用之效矣。

奏疏呈入，明孝宗不纳其言，曰：“皇庄留与朕弟诸王。”但令“今后管庄之人，敢有生事害人者，听巡按御史指实参奏，从重治之”①。后因有人上疏，再次亟论皇庄之害，明孝宗迫于舆论，才勉强下诏罢革仁寿宫庄，以其地归还草场，并令凡侵占牧地者悉还其旧。

弘治十一年（1498），御史何孟春上疏，请明孝宗命官往勘皇庄地面，从实丈量，造册缴部，岁收其入，以备经费。若遇水旱，与民田一例开除。既不失本庄之赋，亦不病近庄之民，畿甸之内庶无侵夺之害。弘治十三年，由于各地为避赋役而将土地“投献”给官豪势要之家的风气进一步盛行，以致朝廷控制的纳税田土日益减少，才被迫下令严禁军民僧道人等将土地投献，充为庄田。违者究治。是时，尚膳监奉御赵瑄献保定府雄县的土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赵瑄被逮下诏狱。然而，由于整个政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类禁令往往是一阵风，像赵瑄那样受到惩治的不过是个别人，无济于事，投献土地者有增无减，皇庄照样大肆扩充。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死。明武宗朱厚照继位，改元正德。正德以后，朝政日坏，社会风气更加腐败。于时宦官刘瑾擅权，群小为奸，巧立名色，乘机进献官民田土，皇庄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武宗即位仅仅一个月，即在顺天府大兴县境内十里铺、大王庄、深沟儿、高密店、石婆婆营、六里屯、土城庄等地，分别建立皇庄。“自此之后，设立渐多，而皇庄之名始著”。

正德元年（1506）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昌平州苏家口皇庄，三河县白塔皇庄；真定府宁晋县铺头村皇庄、大柳村皇庄，隆平县大灰窑皇庄，新河县仙汪庄皇庄，南宫县南庄村皇庄。

正德二年（1507）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东安县南葛里皇庄，宝坻县李子沽皇庄，通州神树皇庄，武清县灰蜗口皇庄、王头陀皇庄；河间府静海县四当口皇庄。

正德四年（1509）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大兴县三里河皇庄二处。

正德五年（1510）设立的，有六里屯皇庄。

正德七年（1512）设立的，有顺天府武清县尹儿湾皇庄，大直沽皇庄。

①《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正德八年（1513）设立的，有：顺天府昌平州楼子村皇庄；河间府静海县卫河两岸皇庄、孙儿庄皇庄；保定府安州骟马庙皇庄，清苑县阎庄社皇庄。

正德九年（1514）设立的，有保定府安肃县龙花祉皇庄。

皇庄由是遍布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与民争地，数量大增。以上各皇庄，计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①。若按前述弘治时北直隶顺天、河间、保定、真定四府民田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五顷计算，则此时北直隶四府皇庄与民田的比例，已由原来1∶12.9上升为1∶4.4。明臣秦金说：正德元年以后，“奸猾无籍之徒，乘时射利，沾恩冒赏，多将畿内逋逃民田，投献左右近幸之人。而左右近幸，不念畿辅重地，献谄取说，乃遂奏为皇庄。弊源一开，无有穷极”②。

明初没有皇庄。明中叶以后皇庄的出现，说明了国家经济形势已经潜伏着某种危机。皇室也因随意高消费而感到难以满足，于是建立皇庄，收取租税，剥削民力。这既反映出封建皇帝的贪婪本性，又透视出封建统治集团争夺地租分割的激烈斗争。从皇庄的不断扩充还可以看出，明代皇庄的实质就是利用皇权占夺土地，蚕食国家的税粮。土地为衣食之源。土地分配不均，是造成封建社会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皇庄创立之初，多利用空闲之地，招民耕种。而后多数系占夺民业，遂成民害。如此，则皇庄越建越多，交纳税粮的民田必然越来越少，国家的税粮收入亦一年不如一年，皇权的物质基础为之动摇。于是引起了统治者的惊惧，开始意识到对皇庄必须加以整理和限制。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端。疏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盖莫不以土地、农人为重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立国之初，检核天下官民田土，征收租粮，具有定额，乃令山东、河南额外荒地，任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隶地方，比照圣祖山东、河南事例，民间新开荒田不间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统六年，则令北直隶开垦荒田，从轻起科，实于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寻亦追复洪武旧例，再不许额外丈量起科。至今所当遵守，..夫何近年以来，权幸亲昵之臣，不知民间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听奸民投献，辄自违例奏讨，将畿甸州县人民奉例开垦永业，指为无粮地土，一概夺为己有。①参见夏言：《勘报皇庄》，《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②秦金：《论皇庄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七四。

由是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臣等查得各官庄田，祖宗以来未之有也。惟天顺八年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此则宫闱庄田之始。而数十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已十倍矣。..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带之旗校，有跟随之名下，每处动至三四十人。其初管庄人员出入，及装运租税，俱是自备车辆夫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来，权奸用事，朝政大坏。于是有符验之请，关文之给。经过州县，有廪饩之供，有车辆之取，有夫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有语言不能尽者。及抵所辖庄田处所，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则驾（架）搭桥梁，则擅立关隘，则出给票帖，则私刻关防。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邻近土地，则展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本土豪猾之民，投为庄头，拨置生事，帮助为虐，多方掊克，获利不赀。输之宫闱者曾无什之一二，而私人入囊橐者盖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半，而粮差愈难。卒致辇毂之下，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倒骨。向使此弊不革，将见十数年后，人民离散，土地日蹙，盗贼蜂起，奸雄借口，不知朝廷何以为国，此可为太息流泪者也。..祖宗以来，宫闱一切供用，自有成规。况九重之内，锦衣玉食，何欲不遂。顾可屈万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亩之业；辱宫壶之贵，杂于闾阎，以争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训后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尝有此。..且‘皇’之一字，加于帝后之上，为至尊莫大之称。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夺民田，则名其庄曰‘皇庄’，..足以传笑天下，贻讥后世。甚非臣等所望于陛下者。”①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①“皇庄”改为“官地”，名称不同，实质一样。田归于官，而不还于民；皇庄租银照数解进内府应用，于国用无补。而且在征收和解进的过程中，多为管庄太监克扣、私吞，租银拖欠至数十万两，百姓没有得到半点实惠。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尚书孙交呈上各宫庄田数目，与旧籍所记不同。世宗责问其故，孙交曰：“旧数多者，以奏乞投献数多妄报也。新数少者，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世宗命查清成化、弘治年间原数，向他奏明。从此之后，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有一些归还于官。但由于太监、勋戚屡屡从中作梗、渔利，清理难以进行下去。不仅如此，各宫仍置皇庄，遣官校分督。户部侍郎秦金为此进言：两汉盛时，以苑囿赋贫民，今奈何剥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间额外侵占者，悉归其主，而①夏言：《勘报皇庄》，《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①《明世宗实录》卷二三。

尽撤管庄之人②。世宗令从其议，命清还正德以后额外侵占之地。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正德以前可以不动，正德以后非“额外”者亦可保留。结果相当一部分庄田都没有归还百姓。皇庄的数量受到一些限制，其害民的本质没有改变。而此时其他各类庄田，更是纷纷劫夺民业，兼并由地。

诸王庄田诸王庄田，即王府庄田。它的产生缘起于明代的分封制度。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慎固边防，翼卫王室”，或者叫做“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承前代之旧制，于洪武元年（1368）首定“国本”，立皇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洪武二年，下诏定诸王国邑与官制，开始分封宗室。从洪武三年四月起，相继选择名城大都，正式分封诸子为亲王。明太祖共有二十六个儿子。皇长子朱标立为皇太子，不封王；第二十六子朱楠，洪武二十六年（1393）生，“逾月殇”，未封。其余俱封王。在所封的二十四位亲王中①，除第九子赵王朱杞、第二十子韩王朱松未之国而死，其他二十二位亲王均在永乐六年（1408）以前就藩之国。因为古时称封建皇朝分封的地面为“藩”，称分封之国（即封地）为“藩国”（蕃国），所以人们又称亲王为“藩王”、王府为“藩府”。

洪武以后，俱依“祖宗成法”，代代分封。

由太祖至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十二帝，亲王五十五国。亲王嫡长子（十岁立为王世子）嗣位为王者，凡三百二十一人。王之子孙封为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及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者，将近三万人②。

明太祖众建藩国的视点，在于维护皇权的最高统治地位。而其实质则是皇室内部矛盾互相调和的结果，是一种权力分配与财产分配。诸位亲王不仅拥有特别丰厚的经济待遇，而且拥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特权。经济上，除常禄外，有的还直接拨给田土，或者让其经营商业活动。亲王长大就藩之国（进居王府）以后，都是大地主，都会得到朝廷拨给的大片土地，甚至多是肥沃优质田，作为养赡之用，时称“王府庄田”，或“王庄”。

洪武五年（1372）四月，明太祖第一次赐诸王庄田。是月，赐第二子秦王朱樉、第三子晋王朱、第四子燕王朱棣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又赐给江西湖池渔课岁米，秦王九千二百石，晋王、燕王各三千石①。洪武五年②《明史》卷一九四《秦金传》。

①明太祖所封之靖江王朱守谦，系其从孙、朱文正之子，“禄视郡王，官属亲王之半”。不称亲王。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皇明盛事述一·南直隶盛事》。

①《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六月，赐第五子周王朱橚②、从孙靖江王朱守谦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岁计米各七千八百石。同月，赐第六子楚王朱桢、第八子潭王朱梓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岁计米各七千八百石③。其他各王也皆依例有赐。

不过，这时所赐的田土，多是官田，其性质也只是以其租入充禄。与后来由王府直接经营管理的王府庄田不同。

亲王，物质生活优裕，广纳妻妾，从而使宗室人口的再生产，始终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出生率高，死亡率低。洪武时宗室人口只有五十八人，永乐时上升为一百二十七人。经过一百四十多年的繁衍，至正德间除去死亡，以及因罪在皇族谱牒（玉牒）中被除名不计者之外，仅男性即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嘉靖时，又比洪武、永乐年间增加一百五十余倍。嘉靖八年（1529）为八千二百余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升为一万余人。隆（庆）、万（历）之际，宗室繁衍，“可谓极矣”。如：明太祖第三子晋王朱的后裔、庆成王朱济炫，“生一百子，俱成长，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①。万历二十三年（1595），见于《玉牒》所登的宗室人口为十五万七千人②。明末复增为数十万人，达到“千古所未有”的惊人程度。

人口与消费成正比。宗室人口骤增，而且生活奢华，花费势必巨大。除国家追加禄米，主要是依靠拨给大量土地，充作王府庄田，以庄田的地租收入予以维持。否则，何以为计。明代，自洪武至万历亲王五十五国，虽然有死有废，情况不尽相同，但王府俱有数额多少不等的庄田。全国王府庄田之多，也就不难想象了。

今据《明实录》提供的有具体数字记载的资料（当有遗漏），将历年赐给（包括皇帝主动赐予和经奏讨被动赐予、少数王府遗田转赐）各地王府的庄田之数，整理统计于下：洪熙元年（1425）至弘治十八年（1505）的八十年间，共计赐庄田三十次，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五顷。其中：洪熙元年至天顺八年（1464）赐六次，计为一千六百八十九顷；成化元年（1465）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计赐九次，二千九百四十七顷；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十八年（1505）赐十五次，计七千七百十九顷。正德元年（1506）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之国河南洛阳之前的一百多年间，共赐十次，计六千八百四十八顷。其中：正德元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计赐六次，二千九百十三顷。

②洪武三年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

③《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皇明盛事述一·庆成王百子》。

②《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次，一千五百二十顷。

隆庆元年（1567）至隆庆六年（1572），一次，六百零一顷；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次，计二千八百十四顷。以上数字显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正德以前，赐予王府庄田最多的是成化、弘治二朝。其时，徽王（朱见沛，英宗第九子，成化十七年之国河南钧州）、兴王（朱祐杬，宪宗第四子、世宗之父，弘治七年之国湖广安陆），岐王（朱祐■、宪宗第五子，弘治八年之国湖广德安）、衡王（朱祐楎，宪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之国山东青州）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①，平均每人近二千顷。崇王（朱见泽，英宗第六子，成化十年之国河南汝宁），“岁有常禄万石”，又有“赐地二千五百余顷”②。明代从整个社会风气演变过程来说，土地兼并之风主要是从正、嘉以后开始的。而上述王府庄田的发展历程说明：在社会上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之前，宗室已经开始疯狂兼并土地。这个事实证明：有明一代土地兼并之风，首先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刮起来的。

皇帝以皇庄与国家争夺地租，以保障皇室的高消费。王府庄田的性质与皇庄相同，也是与国家争夺地租，以保障王府的巨额费用。其结果都是威胁中央政府的税粮收入，引起军国费用困难。弘治十三年（1500），为了限制王府庄田的大肆泛滥，不断扩充，明孝宗曾经发出一道诏令：“凡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赏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势之家，捏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①又令：诸王辅导官，凡导王奏请土地者，罪之。

然而，这道诏令，形同一张废纸。其后照样是“奏献不绝，乞请亦愈繁”②。尤其是到了嘉、万以后，所赐王府庄田数额越来越大。

嘉靖四十年（1561）二月十七日，世宗第四子、景王朱载圳之国湖广德安以后，“多请庄田”。世宗宠爱，无视祖宗规矩，概予赐给，庄田多至数万顷③。嘉靖四十四年（1565），景王病死，无子可嗣，景府遂废。

万历中，穆宗第四子、神宗之弟潞王朱翊镠，在京时“王店、王庄遍畿内”。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十九日就藩河南卫辉以后，又多请赡田（养赡之田，即庄田），神宗俱予允准。景王府所遗下之庄田皆归其所有，“多至四万顷”。

而在明代历史上，王府庄田问题闹得最凶的，当推福王庄田。

福王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初五日，明神宗第三子，为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②《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九。

①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③《明史》卷一二○《诸王五》。

皇贵妃郑氏所出。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王，封国河南洛阳。福王未出京以前，明神宗令户部每年支给禄米三千石④。还允许他在北京崇文门外开设官店，经商牟利，每年可获利润一万余两银子。万历四十年四月初四日，洛阳福王府建成。当天，礼部上疏请择期令福王之国。明神宗置之不理。福王迟迟不肯离京，明神宗和郑氏也想让他在身边多住些日子。于是父子两人便在庄田额数上大做文章。由于廷臣反复奏请，明神宗无奈下诏应付，说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天令其出京。后来，明神宗言而无信，以种种理由改变日期。由于明神宗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使得福王之国的日期一改再改。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因廷臣交章奏请不已，明神宗忽然下旨，出了一道难题，令：按福王的请求，拨给福王府的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并由王府“自行管业”。诏曰：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潞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还着上紧作速具奏，不许再有迟延①。

对此，廷臣无不大吃一惊。当时全国田土总计大约只有七百余万顷。四万顷，约占全国总数的千分之六。在各省田土中，唯大府能有四万顷，小府只有一二万顷。特别是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非但百姓无田，即朝廷亦无田”。四万顷之数从何而出？况且这个数字也严重违背祖制：“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②在福王之前，由于情况不同，唯有景王、潞王庄田超过数万顷，其外概无先例。所以从此开始，福王的庄田数额，遂成为廷臣争论的焦点之一。

争庄田顷亩，核心是争夺地租。明神宗无视祖宗法度，不顾现实，令福王庄田非四万顷不可，意在为私其子，与国家争夺地租收入，企图将向国家纳税的大量土地，转变为福王的私业。因此，四万顷之诏一出，各地为争占地租，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纷纷上疏反对。阁部大臣亦轮番进言，极力抗争。目的也是为保障国家的税粮收入。在抗争福王庄田的廷臣中，万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内阁首辅叶向高所言最为激烈而中肯。其言曰：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亲王禄米万石，所谓养赡名目，已是添加，岂可过多！各省直田土之数，惟大郡方有四万顷、小者仅一二万顷。自祖宗以来，封国不少，假如亲王都各割一大郡，则天下土地必尽。今日非但百姓无田，即朝廷亦无田。圣子神孙源源不断繁殖，哪有土地拨给。列圣相传，遵守家法。每一个都想爱子，欲予加厚，只因祖制不敢逾越。必如是，而后万世可常行。福王所请，不过援引景府、潞府事例。潞府就封地，废府田地尚多，未尝括及民④《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一。

①《万历邸钞》。

②《明史》卷一二○《诸王五》。

间。如今田地已尽，而福王租银之入已超过潞府，何必要求如此之多。至于景王久不之国，皇考穆宗皇帝在裕王府邸时，就常怀危疑，其后皇祖世宗皇帝断然勒令他之国，人心始安。景府屡请湖广地土，几至激变，当时皆讥讪皇祖太过宠爱，不是爱护他，此亦前事之鉴。臣以为祖制当遵，吉典当举。福王方建维城之固，与国同休，不当以土田小事滋生天下人之口舌。

叶向高还进一步从当时的土地关系状况出发，尖锐批评明神宗和福王无视祖宗法律，说：假使福王庄田必足四万顷，则之国无日。福王奏称祖制，《皇明祖训》有这样的规定吗？《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规定吗？历朝功令有这样的规定吗？臣不知福王所引的祖制是什么。如系援引景王府，则自景府以前，诸王庄田从未超过数千顷之数的。唯独景府以皇祖宠爱超过分数，致坏祖制。这是由于皇祖一时没有采纳忠言的缘故，至今仍追其过错。

福王为何引以效尤。况且今日河南、山东等省抚、按官，已将土地搜括殆尽，如复搜括不已，恐有奸徒以“投献”为名，挟仇报怨。如果这样，中州、齐、楚之间，稍有土地者必不安心其生，天下必从此多事①。

其后，叶向高又多次上疏抗争。其他廷臣也一再力争。明神宗才被迫同意减半，改为二万顷。最后总计实给一万九千余顷。

因为河南肥沃之地不足，只能拨给一万一千余顷。差额由山东、湖广二省各划给四千余顷，予以补齐。福王才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之国洛阳。

在明代封国河南的诸王中，福王府庄田最多。“诚为迥逾常格”，“偏爱而私之”。据《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七月条载，是月户部奏中州诸王钦赐庄田之数：周王府五千二百余顷；赵王府九百九十余顷；唐王府一百四十余顷；郑王府三百六十余顷；崇王府八千五百顷；伊王府、徽王府遗地三千余顷。

明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后继者起而效尤。天启七年（1627），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府；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之国荆州府；明神宗第七子桂王朱常瀛进居衡州府，所赐庄田，“动以万计”②。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明代王府庄田与皇庄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分布广。皇庄除了南方有湖广安陆皇庄以外，均设在京师地区的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而王府庄田则遍及全国各地。在两京十三省中，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广、江西、广西等省都设有王府，有的一省有多个王府。有王府必有庄田。唯有南北两京和浙江、福建、云南等省没有设立王府。“吴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闽、广、滇、僰不以封，以其险远”①。这是明太祖立下的制度。永乐迁都以后，北京亦不再设立王府。①以上综合叶向高：《请减福藩庄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明神宗实录》卷五○八。②此为《明史·食货志》的笼统估计。据《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两条记载：瑞、惠二王各请给庄田三万顷，后因无田可给，瑞府庄田“尚未得十分之一”；惠、桂二府也相差甚远。①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三《藩封》。明太祖第十八子岷王朱楩，洪武二十八年改封云南。未之国，即可见不设立的地方，一是京畿所在地，即政治中心，二是财源重地，即经济重心，三是边远地区。说明明太祖在分封诸子为王的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些考虑，既担心他们妨碍政治、经济要地，又要防止鞭长莫及。王府最集中的地区是河南。因为它和北直隶毗邻，距离北京不远不近。洪、永以后，列圣相承，都以吴越、闽广等地为禁区，不设王府，自然也就没有王府庄田。

第二，数量多。皇庄，包括起初的宫庄、湖广安陆皇庄和畿内地区的皇庄，总计为七万六千余顷左右。而王府庄田，有数字可考的，总计达数十万顷之多。仅设在河南省内的潞王府（卫辉）、福王府（洛阳）以及早先的周王府（开封）、赵王府（彰德）、唐王府（南阳）、伊王府（河南）、郑王府（怀庆）、崇王府（汝宁）、徽王府（钧州），合计即有庄田七万七千余顷，比全国皇庄多出一千余顷。万历六年（1578），全国官民田土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河南田土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九顷。上述河南九个王府庄田占全国田土总数的1％、河南的10％左右。王府庄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规模越来越大。皇庄始创于永乐，至三十多年后的天顺朝方正式命名，且发展缓慢。迄成化朝只增加一处，直到弘治中也仅再增三处。正德时进入高峰，新建三十一处。其后，除湖广安陆兴献王庄田改为皇庄外，再没有扩张，并改名为“官地”。而王府庄田的发展过程则大不一样，与国相始终。从洪武朝开始，不断直线上升。“仁、宣之世，乞请渐广”。至英宗时，诸王所在多占夺民田。成化、弘治年间发展尤其迅速。正德以后，由于宗室人口激增，宗室禄米供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当皇庄在嘉靖以后渐趋衰落之时，当朝皇帝世宗、神宗却逾制偏宠爱子，大量赐田，动以万计，使王府庄田的数量日益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直到明亡。《明史》曰：“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这里所说的“庄田”，王府庄田当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这两类庄田，也是明代土田之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性质与王府庄田无异，都是为了侵夺国家税粮。从地理分布青，与皇庄基本相似，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中国皇帝制度造成的恶果。

勋戚，即勋臣和皇亲国戚。明太祖朱元璋能够夺得天下，建立新皇朝，与一帮文武能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朱明皇朝诞生以后，这些人都成了开国功臣、新兴贵族。其中一些人还与朱家联姻。明太祖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同时也为了防止这帮新贵居功自傲，影响他因故被废为庶人，徙福建漳州，复徙武冈。此后再没有封国于云南的。

的最高统治地位，在洪武三年（1370）四月分封诸王之后，立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徐达等人为国公；汤和、唐胜宗等人为侯；汪广洋、刘基等人为伯，并分别赐予不等量的庄田和佃户。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出身布衣，又身逢乱世，为了尽快治理国家，凡事比较注意权衡利弊。因此，在对待勋戚的问题上，他又无时无刻不怀着复杂的心理，既给予各种特殊待遇，积极争取、利用他们，又处处加以防范和限制。明太祖这种双重的情感心态，在赏赐勋戚庄田的过程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首先，是赏赐的数量有限。洪武四年（1371）三月，赐李善长等六国公、汤和等二十五侯，以及丞相、左右丞、参政等临濠山地六百五十八多顷①。不仅是山地，而且每人不过十数顷。同年八月，赐大都督府佥事沐英（西平侯）苏州府吴江县田十二顷，岁计租一千石②。后又赐给铜陵县田十二顷有余，岁计租五百四十八石③。四年十二月，赐中山侯汤和田一百顷。并以千石田所收之租，赐巩昌侯郭子兴④。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赐江夏侯周德兴田二十七余顷⑤。可见，所赐庄田少者只有十余顷，“多者百顷”。其次，是严禁私自奏讨。洪武二十五年二月，颍国公傅友德奏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圃。遭到明太祖的严厉训斥：你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议休事耶？于是傅友德惭而退①。不仅如此，还在作风上严格要求他们。当时诸勋臣多放任庄佃之家胡作非为。明太祖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戒谕诸勋臣，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不严戒约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自纵不已，必累你德也。②在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也充分表露出明太祖对那帮新贵的不满情绪。

再次，归田于官。洪武一朝，明太祖所赐勋臣庄田，多为江南官田地。

当时正是他进行南北征战的特殊时期，对勋臣的经济优惠，只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巩固皇权统治而临时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所赐的庄田，勋臣们不得永久占有，实际是赐租，以田租之入充其岁禄。在那帮开国的勋臣宿将渐次凌迟殆尽之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即改革公侯俸禄制度，由赐田收税充禄的间接供给形式，改为归赐田于官③、由国①《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③《明太祖实录》卷八二。

④《明太祖实录》卷七○。

⑤《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明史》卷三《太祖纪三》。《明会要》谓：赐勋臣公侯庄田始于洪武十年，复公侯岁禄、归田于官，家提供岁禄的直接供给形式。是月，魏国公、宋国公、曹国公、信国公、江阴侯、靖海侯、永平侯、蕲春侯，“各归旧赐田于官”④。

当然不排除有些勋戚由于各种原因，或以种种借口，当时没有将全部赐田归还官府。但应该承认从总体上说，洪武朝对勋戚庄田的限制还是比较严格的。而且不仅是洪武朝，就是到了永乐朝和宣德朝执法仍是颇为严厉的。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有人告发隆平侯张信强占丹阳县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明成祖以“贪纵厉民”命三法司杂治之①。宣德五年（1430）二月，武定侯郭玹令其家人强夺沧州南皮县民十七家田土，拆毁民居，置立庄屋；天津右卫指挥吕升阿附权势，侵夺官军屯田一千零九十余亩送给郭玹，以致军民失业，嗷嗷怨嗟。事发，明宣宗下诏曰：勋戚之家，正当谨守礼法，庶几长享富贵，乃敢纵恣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玹姑宥之，令其改过；吕升及玹家人，皆执而治之②。

另外，此时也尚未出现中官（太监）庄田。

自明英宗开始，皇帝多宫生内长，且年幼登基，而辅佐者又罕有贤臣、重臣，加之祖宗之法因年久而逐渐弛废，导致国是日非。中官势力因此迅速发展、膨胀，贪婪心理滋长扩张，开始涉足经济领域，插手土地，明代庄田的类别，于是增加了“中官庄田”的新名目，与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一起，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共同扑向农村，侵占民田，掠夺官田，私吞国家税粮。

正统二年（1437）四月，朝廷命官勘查，发现中官、外戚所占据的田地已达六百余顷③。同年五月，又查出西宁侯、驸马都尉宋琥，太监王安、王谨，崇信伯费，都督刘广、史昭等六人，共计占田六百余顷①。

正统六年（1441）三月，御马监已故太监刘顺的家人奏言：先臣（刘顺）存日，钦赐并自置庄田、塌房、果园、草场共二十六所，其蓟州草场等十所，计地四百六十八顷，谨进入官。余十六所，乞留与臣供祀②。

明英宗诏准其奏。明代田土进献之风，从此开始。

正统九年（1444）闰七月，明英宗赐其所宠之尚膳监太监尹奉庄田三百十亩。十二年（1447）二月，御用监太监喜宁奏乞河间府青县地四万一千五百余亩。因内多民田地，英宗命以荒闲之地七千九百八十亩赐之③。明代中时在洪武二十四年。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二○。

①《明太宗实录》卷七三。

②《明宣宗实录》卷六三。

③《明英宗实录》卷二九。

①《明英宗实录》卷三○。

②《明英宗实录》卷七七。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五○。

官庄田，自是正式创立。

从此以后，中官庄田与勋戚庄田，“遍郡县”，竞相发展，愈演愈烈，占地越来越多。其途径有三种：或是皇上赐予；或是私自奏乞；或是使用暴力强行霸占。

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驸马都尉王谊纵其家奴在河间府肆逞横暴，占种军民田地④。同年六月，该府青县奏言：英国公张辅看庄阍者别有庄田一百余顷，又侵占民田二十顷⑤。

景泰元年（1450）七月，锦衣卫指挥汪瑛奏乞顺天府宝坻、昌平所属南乡等处草场一所、水旱田一百五十顷，并果园、庄屋之类。景泰帝诏令户部赐之⑥。次年三月，给事中林聪等奏言：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汪泉，以后亲怙威，纵家奴杨俊等人先后占夺顺天府武清等县官民田地计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余顷①。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物极必反。由于勋戚、中官侵夺官民田地的胃口越来越大，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公害，终于引起了各界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加以禁限。

景泰三年（1452）四月，户科都给事中李侃等人上疏弹劾中军都督佥事石彪，先令家人张政在保定府庆都县强占民田，事发恐怕连及自己，饰词妄奏。石彪叔父武清侯石亨素无家法，纵容为非，家人附势凌人，俱应处以重罪。请户部转行公、侯、驸马、伯、都督、都指挥以及勋戚大臣之家，不许令家人侵占民田。并通行各布政司、府、州、县官吏，不许容令占民田土。违者一体治罪。而景泰帝却对石亨采取包庇、保护态度，曰：“彪令家人占民田土，于亨无与，免逮问。”②景泰五年（1454）三月，给事中林聪等人再次上疏，亟言内外官员侵占田地的严重情形，要求禁势要以限田地，疏曰：分田制赋，所以供国用而养天下之民也。有官守者自有禄以养之，岂可逾制而请求乎。近年以来，内外官员多有恃宠挟恩、奏求田地，因而倚势虐人，侵占倍数。如武清侯石亨，食禄千钟，乃称养马艰难而求田地刍牧。指挥郑伦，俸禄亦厚，乃谓日食不敷而求田地耕植。百户唐兴奏求田地多至一千二百六十余顷。其田地既多，一家岂能尽种。询访其实，多是在京奸诈之徒，投充家人名色，倚势占田，害人肥己，可不为之限乎。乞命正统以来，凡势要所求田地，立为限制，少不过五顷，多不过十顷，其余侵占者，悉令还民耕种。违者治以重罪。庶豪强不得逞其欲，而下民均得沾实惠①。

景泰帝口头上嘉纳其言，行动上照样慷慨赐予。景泰七年（1456）七月，④《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三。

⑤《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五。

⑥《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四。

①《明英宗实录》卷二○四。

②《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五。

①《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准从尚膳监左少监刘祥奏请，赐予直隶真定府冀州并宁晋县清水河田地共五百八十余顷②。

景泰之后，奏讨之风益盛。

天顺元年（1457）正月，明英宗“夺门”复位，封武清侯石亨为忠国公。五月，监察御史杨瑄进言：忠国公石亨令其心腹至河间县唯一可耕的乡里“立标为界，悉占为己有”③。同月，又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十一月，都督同知于忠奏求深州田地，以树艺养赡。经户部复视有六百七十顷间隙地可以赐给，明英宗命给一百顷④。

天顺二年（1458）三月，从惠安伯张琮之奏请，赐给顺天府武清县空地五十余顷⑤。当年，鉴于民情骚动，令皇亲公侯伯文武大臣，“不许强占官民田地，违者治以重罪”。话是这么说，实际并不这么做。勋戚中官们也不惧怕这一套，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变换手法，多数都是采用“奏请”的合法形式，去达到自己侵占官民田地的欲望。

天顺三年（1459）二月，赐太监张辉保定府新城县空地一百五十余顷①。八月，复从后军都督府带俸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儿之奏请，赐真定府深州地一百五十余顷②。继而，后军都督府带俸左都督马克顺奏求直隶真定府隆平县空地牧马，诏赐一百顷③。是年九月，从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钱僧护的祖母陈氏之请，赐给河南归德州宁陵县黄河退滩地一百顷④，又从奏，赐给顺德府巨鹿县田一千三百余顷。稍后，再赐钱僧护真定府新乐县地一百顷⑤。十一月，户部奏劾忠国公石亨私役官军占耕直隶怀来等处地一千七百余顷。明英宗以石亨助其复辟有功，宥其罪，命没其地于官⑥。同年十二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阿讨剌真定府赵州宁晋县地五十顷⑦。

天顺四年（1460）七月，赐达官都督同知和勇、都指挥使赛弗剌直隶新乐县地，各一百亩⑧。

②《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

③《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④《明英宗实录》卷二八四。

⑤《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九。

①《明英宗实录》卷三○○。

②《明英宗实录》卷三○六。

③《明英宗实录》卷三○六。

④《明英宗实录》卷三○七。

⑤《明英宗实录》卷三○九。

⑥《明英宗实录》卷三○九。

⑦《明英宗实录》卷三一○。

⑧《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七。

天顺六年（1462）七月，赐广义伯吴琮没官地八十顷⑨。同月，锦衣卫都指挥使钱僧护祖母陈氏奏乞抄没庄田一百顷。这次明英宗没有允准，曰：“贵戚之家当知止足，僧护赏赐地千余顷，已足耕种，何得复求。”⑩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继位。皇位易新主，风气仍照旧。勋戚、中官继续求讨不止，皇上亦依然有求必应。成化元年（1465）八月，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皇太后之弟、庆云伯周寿奏求河间等县田四百四十八顷。明宪宗命如数照给①。

当时，勋戚、中官们往往以“空地”、“退滩”地为名，奏求赐给。其实并非如此，多数都是已经开垦的熟地。成化三年（1467）三月，户科给事中丘弘上疏揭露说：固国本在于厚民生，厚民生在于抑兼并。惟洪武、永乐年间，北直隶、山东地方土广人稀，太祖、太宗屡涣纶音，许民尽力耕种，永不起科。盖欲地辟民聚，以壮基图，圣虑神谟，深且远矣。夫何近年权豪势要专利病民，或称为退滩，或指为空地，往往朦胧奏请。..虽皇上天地之量，不咈其请，然群下溪壑之欲，必至无厌。承行者受其嘱托，虽知非所当得，略无执辨之词；勘报者畏其权势，虽明知有租税，亦作空闲之数。原其所由，是皆无籍之徒，窃以投献而渔猎其中，奸狡者投为管业而囊橐其内之所致也。况地逾百顷，古者百家之产也，岂可徇一人之嗜好而夺百姓之恒产哉。伏望陛下均天地育物之心，厚民生衣食之本，收回前命，还给下民。仍敕该部痛革前弊，永以重法，庶几警惧，民得聊生。

奏疏呈上，明宪宗表面上下诏禁求庄田，曰：“继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许，著为令”②。诏令说得非常坚决、动听，实则全是骗人的官样文章，乃至诏书墨迹未干，即于同年四月诏赐周寿顺天府涿州庄田六十三余顷。时方下诏禁求庄田，明宪宗为了自圆其说，以周寿为皇太后之弟，虽冒禁以请，亦“不得已与之”，只是说了一句下“不为例”①。事实证明，过后还是言行不一，没有停止赐予。

将纳租税的熟地指为“空地”、“退滩”地而加以奏讨，名为奏讨，实则强占。国家的田土成为勋戚、中官的家业，税粮自然而然大量流失，为他们所侵吞。国家的收入受到损失，百姓遭受更为残酷的经济剥削。

成化五年（1469）八月，户科给事中李森上言：皇上曾经下旨，今后凡有奏求田地者，“一切不允”。奈何权豪亲幸犹复恃恩，恣横不已。如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周寿之弟长宁伯周彧，诩圣夫人刘氏，屡蒙圣恩，赐给的田土已经不计其数。今周彧又奏求真定府武强、武邑二县田共六百余顷；诩圣夫人刘氏又求讨武清县地三百余顷，俱蒙允准。皇上只念及亲亲保佑之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二。

⑩《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二。

①《明宪宗实录》卷二○。

②《明宪宗实录》卷五二。

①《明宪宗实录》卷五三。

功，不忍拒之，曲从所请，殊不知其贪欲无厌。畿内田地有限，而小民赋税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夺之，何以为生。且入皇朝以来，于今百年，民生日众，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闲田，名曰求讨，实则强占。望陛下法祖为治，令出必行，毋以私恩废公议。特敕有司，将给赐二家之地，还民为业。今后敢有投献者，悉发戍边；奏求者许科道官劾之，治以重罪。如此，则豪强畏法，小民受惠，宗社之幸。明宪宗见疏，以为“所言良是，但已给赐者置之，余待勘报区处”②不仅已给赐者置之不问，而且继续大方给赐。成化十四年（1478）九月，赐锦衣卫千户邵宗直隶真定府深州民地一百二十四余顷①。成化十七年（1481）三月，赐内官陈显定兴县庄地三百九十余顷②。成化二十年（1484）二月，赐锦衣卫带俸千户姚福员青县地一百四十顷，从姚福员奏求也③。勋戚、中官非但奏求不已，甚至公然占夺。如成化十六年（1480）六月都给事中王垣等人所言：皇亲、锦衣卫指挥王源，“受赐之地，其初止是二十七顷，四至分明，版册可考。今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千二百二十顷有奇，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朝廷因其乞请，并以赐之”④。

到了弘治年，奏讨之风仍无底止。

弘治元年（1488）五月，明孝宗准茂陵神宫监太监陆恺奏讨，赐给保定府定兴县等处田地二百顷。不久，又分别赐给该县地一百七十二顷余、武清县庄田一百四十顷⑤。

弘治二年（1489）三月，赐驸马都尉黄镛顺天府东安、良乡二县田六十余顷。同时，以黄镛原受赐之永清县田二百又八顷转赐皇亲、锦衣卫指挥纪贵⑥。七月，户部尚书李敏奏曰：今畿内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处，总计占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⑦。

弘治三年（1490）四月，赐瑞安伯王源顺天府固安县庄地二百二十五顷，复赐其母肃宁县洋东淀田二百顷⑧。三年闰九月，明孝宗从刑科给事中胡金之请，下诏禁宗室及勋戚势要之家“无故奏讨”土地，以及受人投献；妄自②《明宪宗实录》卷七○。

①《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二。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一八。

③《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九。

④《明宪宗实录》卷二○四。

⑤分别见《明孝宗实录》卷十四、五一、一○九、一一一。

⑥《明孝宗实录》卷二四。

⑦《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⑧《明孝宗实录》卷三七、九三。

投献者发边卫充军①。可惜也是套话，而且“无故”一词更妙，因为所有奏求者都可以找出种种借口，上疏奏请。

弘治六年（1493）九月，皇亲庆云侯周寿变换个手法，请“承买”宝坻县官地一千二百顷。孝宗竟然下旨曰：“不必承买，准令于内拨给五百顷与管业”，继之，干脆将其余七百顷“悉以赐之”②。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赐皇亲、寿宁侯张鹤龄肃宁县地一千一百二十一顷。其可常耕者，每亩征银五分③。十六年（1503）二月，赐皇亲、建昌侯张延龄涿州等处田七百五十余顷④。同年三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使邵英三河县庄田二百一十五顷多⑤。

勋戚之家，不仅大肆占夺官民田地，而且他们之间为此互相角斗，纷争不止。例如，皇亲、会昌伯孙忠原受赐永清县义河、宝坻县把门、老鸦口等处田土二千四百八十一顷。后来孙氏宠衰，把门城田一千二百顷被转赐给太监辰保。及辰保死，皇亲周寿贵幸走红，乘势奏乞，并改变四至，将孙氏之田占为己有。当周寿稍失势时，皇亲张延龄又与之争利。孝宗以二家俱为皇亲，于弘治十七年（1504）四月，再赐给周寿田地八百顷，同时将更多的田赐给张延龄。最后，周寿得二千顷，而张延龄得一万六千七百余顷①。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土地的数量总是有限的。“皇亲之家，占小民之田，罔天下之利，狼贪虎噬，漫无纪极”。当他们看到，在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等处“皆有庄田”，皇庄、勋戚、中官之田连成片，在这些地方可以随意占夺的田地已经不多，而相互竞争又日趋激烈，小民怨声惊天动地，不绝于耳的时候，为了占得更多的土地，便来个“既极于北，又转于南”，冲出北直隶，把争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南方。例如，皇亲、建昌伯张延龄奏请泰州光孝寺民粮田土，以致“道路喧传，民心惊骇”②。

明人况钟说：明初，在江南最富有的苏州府，“民无粮五百石及千石以上大户，止有小户”③。

何良俊在谈到苏、松一带官僚发家过程时说：“宪、孝两庙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④。

①《明孝宗实录》卷四三。

②《明孝宗实录》卷八○、一三一。

③《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

④《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

⑤《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七。

①《明孝宗实录》卷二一○。

②以上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九○。

③况钟：《况太守集》卷七。

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

顾起元说：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求田问舍之事少”⑤。

陈鸿说：嘉靖以前，“士大夫畏清议，归来宦囊皆淡，无豪强兼并之风”⑥。

根据明人的这些论述，对照上面皇庄、诸王府庄田、勋戚与中官庄田发展历程的简单勾画，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即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刮起的那股强烈的土地兼并之风，并不是由那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首先刮起来的。而是风起京城，源在皇家。皇帝及其皇子皇孙、皇家亲戚和帝后身边的太监，才是这股邪风的真正始作俑者。“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由进士、举人之类步入官场的官僚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只是到了正德、嘉靖以后，由于风气污染，才慢慢撕下脸皮，不畏清议，“起而效尤”，“营产谋利”，“求田问舍”，投身于剧烈竞争的旋涡中，从而加大了“风”力，扩大了“风”区，使之愈刮愈烈。

据《明实录》的不完全记载，从正德元年（1506）到明末天启七年（1627）的一百二十多年间，朝廷新钦赐（包括奏讨）给勋戚、中官的庄田，计为二万七千九百余顷。弘治二年（1489）以前，北直隶地区已有勋戚、中官庄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两者相加，合计六万一千余顷①，占当时北直隶八府田土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②。

正德以降，由于京师内外，“民间田土搜括殆尽”，庄田的社会危害已经暴露无遗，“地方骚然，民不堪命”，加之军国之用难以维计，于是庄田问题便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要求限制庄田的呼声步步高涨。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顺天府通州知州刘绛奏曰：近京地方，若皇庄及皇亲、驸马、功臣田土，大为民害，..其勋戚田土，亦乞差官查理，果旧额颁赐，听令管业，照依旧制，每亩起税银三分，此外不许丝毫侵剥佃户。若系近来包占夺买等项，责令退还①。

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大学士杨一清等人，眼见“近畿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以忧国忧民之心，上疏进言：“愿陛下自今以来，凡势豪请乞，绝勿复许；小民控诉，亟赐审断，庶使畿内之民有所恃以为命。夫王畿四方之本，王畿安则四方安矣。”②嘉靖八年（1529）四月，户部左侍郎王在奏言中，提出限制勋戚庄田的办法，曰：⑤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

⑥陈鸿：《熙朝莆靖小记·甲戌康熙三十三年》。

①其中有些因死亡或事故，赐田被收回，但数量不多，对总数影响不大。②据《后湖志》卷二《黄册事产》条载：北直隶田土总数，弘治十五年（1502）计为二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三顷，嘉靖二十一年（1542）计为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六顷。

①《明世宗实录》卷三。

②《明世宗实录》卷八二。

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千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此后勋戚日增，有限之土岂能应无已之求哉。乞如成周之制，随其官之品级而定拟多寡，别其世之亲疏而量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报纳粮差者，俱追断如功臣田土律，庶几为经国裕民可久之道。疏呈上，明世宗不置可否，下户部议处。尚书梁材在王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体办法：成周班禄而有土田，盖禄以田出也，非于常禄之外复有土田之赐。今勋戚高爵厚禄，已逾涯分，而陈乞田亩，动以数千，诚非祖宗立法之意。自今宜申明诏旨，不许妄为奏讨，侵渔小民。其已经钦赏有成命者仍与管业；中有世远秩降，或非一派相传者，量存三之一，以为墓祭之费。余皆入官，以备边储。

至此，明世宗才明确表示态度，谕曰：已赏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王。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①。

清查勋戚庄田的工作，自是得以逐步展开。

嘉靖三十九年（1560），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计二万六百余顷。

内中，退还民户者一万六千余顷，没官田二千五百余顷，绝户田一千九百顷。隆庆二年（1568）四月，户部复御史王廷瞻奏：“勋戚庄田，请乞太滥。或本宗已绝，为异姓所冒；或身后陵夷，为势家所夺，使国家优恤之典，为奸宄射利之资，甚无谓也。宜于初给时酌为定数，不得过多，仍诏以世次递为裁减。其无宗无爵者，悉归之官。”明穆宗准如议，令酌拟递减则数②。于是，户部奉旨议裁革勋戚冒滥庄田，并定出四条具体规定：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至七十顷；宗支已绝及失爵者夺之；奸民影射者征程入官。

至同年十二月，复稍加修改：“元勋世裔限以二百顷，勋戚半者限百五十顷。”③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户部复御史刘霖题：“戚臣庄田，除皇后之亲，传派五世，准留一百顷为世业；驸马传派五世，准留十顷供主祀；其诸妃家传三世，即尽数还官。庶尊卑有别，而皇仁可永。”明神宗以为可行，但对妃家一条加以更改，令：“有出（生皇子）之妃，赐田原在百顷以下者准留。”①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正式定戚臣庄田之数：皇后家派传五世，留一百顷。

①以上见《明世宗实录》卷一○○。

②《明穆宗实录》卷十九；《明史》卷二二一《王廷瞻传》。

③《明穆宗实录》卷二七。

①《明神宗实录》卷二○一。

皇贵妃并贵妃家派传五世，留七十顷，以为香火地。

后家不论旁枝别派，永远给付遵守。妃家无正派，传至三世，不论多少，尽数还官。

驸马传至三世，准留十顷，以为公主香火地，永远给付遵守，余着还官。以后养赡、香火庄田递减，都照今规则，永远为例。②由于赐额有所限制，虽钦赐和奏乞者仍络绎不绝，但庄田之为民害，自是还是逐渐有所减轻。

除上述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及中官庄田之外，明代还有为数不少的公主庄田、大臣庄田和寺观庄田。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叙及。

明代庄田的性质和特点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庄田，都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副产品。如果没有皇权的存在，就不可能衍生出这些占夺官民田地、蚕食国家税粮的社会公害。封建皇帝准许建立这些庄田的本意，原是为了通过运用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特权，干预经济，插手土地，分割地租，以巩固皇权的物质基础，维持皇统“万世不易”。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破坏了皇权的尊严，而且加剧了皇朝的财政困难。这可以说是明代各类庄田的一个共同点。

另一个特点是，各类庄田的数量多而来源同一，都是以掠夺官民田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纳税的开垦田、成熟地，真正属于荒地者为数不多。而且庄田数量巨大。如前所述，皇庄至嘉靖初年已达七万余顷；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六万余顷；王府庄田，仅万历时河南省内的王府庄田即有七万余顷。它们的构成，不外赏赐、奏讨、投献、强占。依仗权势，辅以金钱，“自置田宅”者，为数极少。投献所占的比例也不少。正德初年太监刘瑾得势时，“受献为庄田者不下千顷”①。皇庄也有不少是投献的。例如，刘瑾把持朝政之日，“奸民乘隙多将军民屯种地土诬捏荒闲及官田名色投献，立为皇庄，因而蚕食侵占，靡有界限”②。但最主要的，则是来自皇帝的赏赐（包括奏乞与赐予）。兹举一条典型材料，以为证明：（嘉靖）十七年四月丁卯，户部奉旨查明革爵重犯张鹤龄、延龄顺天等府庄田，原系节年钦赏者二十四处，共三千八百八十余顷，责令原佃人户照旧承种，征子粒银解部，许每年一次关领，以为家口食费。原系奏讨者九处，共一千四百余顷，尽数追没入官。其自买顺义县庄田一处，计四百十七顷，许令变卖。诏可③。

张氏为皇亲之家，位至侯伯，弘治间得幸之时，红得发紫，势力大得很。②《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

①《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未条。

②《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

③《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一。

其庄田的构成比例为：钦赏者占73％；奏讨者占26.2％；自买者占0.8％。这个材料对于了解明代各类庄田的来龙去脉，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各类庄田的要害和实质，都是按照各自的政治权力，进行经济利益分配。换句话说，就是占夺、蚕食国家税粮（田租）。结果造成“奸伪百出，私门日富，国计日亏”①。因为：其一，这些庄田往往是“名为钦赐庄田，而册籍不载者”②。册籍不载，就是隐占，租粮收入自然全归隐占者所有。

其二，明初洪、永二朝，为了复兴社会经济，改变农村生产面貌，规定在山东、河南等处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③，永远不纳租税，即所谓“永不起科田”。这部分田地，后来不少被侵夺，成为庄田地土。农民的血汗田变为权贵者免纳租税的家业。

其三，势要之家“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为之荒地”④。原来已经纳税的成熟田，被捏称为“荒地”，然后奏求强占，税粮也就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其四，民田和官田的佃种者，在其所种的田土被强夺或进献以后，往往是照旧“纳无地之税”，而庄田主则“得收有田之租”⑤。

其五，各类庄田，由于“倚势兼并”，数额巨大，“田连阡陌”，真正由其家人、家奴，或私役军士耕种的，只是少部分，大多数都是出租给佃民耕种。于是他们就在租额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花样百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按国家规定的租额征收。“如各王府往往营谋增置庄所，或因其近便而占夺，或托为官业而奏讨，纵令旗校，加倍征租。又如各侯伯等官，强佃官地，召民转种，倍数收租。及民居既久，辄诡称造府，威逼迁移，小民惜费惧威，倍加租利”①。于“旧正额外，多方掊克，苛暴万状”。按规定：一般是每亩征子粒（租税）八升，而过取“至今五升者，民不能堪”②。过取之数，亦无疑俱流入他们的腰包。

其六，逃避差徭。按制度规定：各种庄田，“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品官蠲免，皆有定数，即皇亲勋臣之家亦无全免之理”③。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等等，凡“钦赐田地，佃户照原定则例，将该纳子粒送本管州县上纳，令各该人员关领，不许自行收受”④。而且必须同时出①《明孝宗实录》卷二一○，弘治十七年四月甲寅条。

②《明穆宗实录》卷二七，隆庆二年十二月丁酉条。

③《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④《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条。

⑤《明武宗实录》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甲午条。

①《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弘治十五年八月乙酉条。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四○，成化十九年五月癸丑条。

③《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三，万历二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条。

④《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九，万历四十三年二月辛巳条。

办徭役，即使是“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后来，各类庄田多令“自行管业”，“自收其课”，非但地方政府不得干预，且有“尽免其徭”者，致令“军国费用靡所出”。

其七，管庄之人额外科索。皇庄，由太监经管。“管庄内官（太监）假托威势，逼勒小民，其所科索必逾常额”，“使利归群小”⑤。王府庄田的官校也从中大肆贪污。“王府所入不过十二三，而官校以下侵冒常十七八”①。勋戚庄田，“管庄之人，诛求无厌”，以致“征租害民，打死人命”②。关于各类庄田，以及其他官、民田的经营方式及其地租形态，因本书另有赋役制度专章叙述，故这里从略。

⑤《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二月乙卯条。

①《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条。

②《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弘治十二年十二月戊戌条。

第三章　户口制度

自秦始皇迄清朝灭亡，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中国都是实行君主专制主义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的权力归于皇帝，皇权至高无上。经过汉、唐、宋、元以来的不断完善，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明代，皇权进一步强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大权，皆由皇帝一人独断。君主极端专制主义至此最终确立。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变化。

但是，这种发展和变化，并没有改变皇权存在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户和田土。任何一个政权，一旦失去它们，就势必无法生存。

管理户口和田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事关军国大计，非抓不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历代封建帝王一样，从一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程的极端重要性，对户口和田土问题始终常抓不懈。并为此颁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及相应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和规程，以确保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与徭役征发，巩固皇权统治。

户口，包括户数和口数。这两个数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以农为本的封建时代，户口的升降影响更大。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速，而且被看作是国势盛衰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户口制度历来都受到高度重视。在封建国家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中，户口制度往往置于首要地位（在官修的“正史”中，户口常常列为经济政策《食货志》的首篇），并付诸实践，时时命官进行普查登记、核定册籍，实行层层管理，措施亦颇为严密。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而后，列圣承业治国，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明朝户口制度的中心问题是千方百计控制人户与土地，强制农民大众为封建国家交纳赋税，提供劳役。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节　建立户帖户籍

户贴制的颁行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登记的国家，户口制度源远流长。根据史书记载，这个制度在秦朝以前已经实行。及汉代，设有专官管理户籍。唐、宋两代，户籍编制工作日臻严密，开始划分户等。元朝统治之日，户口类别的划分更为细致，有民户、军户、匠户、站户、医户、盐户、窑户、儒户等各种户别。此外，还有驱户、佃户等。明朝的户口制度，就是在前代，特别是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只要看看明朝户籍的分类，即可一清二楚：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①。

《明史·食货志》曰：“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籍，通俗也叫册”②。所以，户籍也可以称为“户册”。明太祖所以在建国之初急于“籍天下户口”，是事出有因，非籍不可的。因为人户和土地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而土地又要依靠劳力进行开发耕种。不掌握户口，不明人丁事产，就不能了解基本国情，征发赋役也就无从下手。由于元末以来，连年战争，兵荒马乱，人民流散，田册、户册，或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严重失实，不足为凭，“民有一户应数十户差役者”。所以，整理户口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建国以前，明太祖在四出征战，炮火纷飞的日子里，就多次下令在其控制的区域内“籍户口”。

明建国以后，洪武元年（1368）立即命中书省议役法。以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补足，名曰“均工夫”，立册叫“均工夫图册”，行于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③。均工夫，按田出夫，只求夫役与田亩一致，尚未与丁口多寡挂起钩来。同年十月，明太祖命各地总兵官收集元代户册。洪武二年（1369）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①“许以原报抄籍为定”，就是暂时允许以元朝的户籍为准。时值建国之初，社会秩序仍然相当混乱，漏口、脱户者不可胜计，暂时承认原有户籍的做法，当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

②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③《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①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

是可取的。但毕竟非长久之计。明太祖一直以“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深感不便，屡思改变这种局面。于是在洪武三年（1370），进一步派遣一部分军人与行政官员，分赴各地核实民户，统计人口。这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人口大普查。户部奉命在普查的基础上制订户籍、户帖。籍保存于户部，帖则由民自己保管。

户帖，最初是由宁国知府陈灌（瓘）创制出来的。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太祖朱元璋命陈灌为宁国知府。陈灌为良吏，关心民间疾苦，在府内大力除弊兴利，“革兼并之俗，核欺隐之籍”，首创户帖之制。明太祖得报，以为可法，遂取以为式，颁行天下②。对于这种户帖的创设与规制，明人多有记述。其中，以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一书所记，似最为详尽。兹摘录于下：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看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著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著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一户某府州县乡都保附籍户计家口男口成丁不成丁妇女口大小事产基田瓦草屋右户帖付某收执。准此。洪武三年十一月日。

书中，又谓此帖“周围梅花阑，大不满二尺，号数处用户部印合同半铃，年月日下空处用全印，后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连者三，又横并者三，无官吏职衔姓名。背后沿边，县刊一小牵长腔宕印于其上，首行云：江阴县提调官，下分注知县钱文德，县丞傅学。第二行司吏麋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贯道。每人皆有花押。末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县印向前，不在年月处”①。

据称，洪武户帖的原件，今世有存。李诩是明朝常州府江阴县人。他所记的江阴县户帖，与其他地方的户帖，规制完全一样。由上可见，明代初年户帖的内容与格式，主要有以下三项：前面，记载皇上圣旨；中间，写明户主姓名、籍贯，全家口数，分为男子成丁、不成丁以及妇女大口、小口，俱记各人姓名、年龄及其与户主之亲属关系；最后，登录事产。包括不动产（如房屋、田地）以及动产（如船只、耕牛）等之种类与数量。“唯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等，此其与赋役黄册不②参见《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陈灌》。

①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半印勘合户帖》。

同之处”①。

户帖制的推行，对于明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它从洪武三年起全面实施，迄洪武十四年（1381）编造“赋役黄册”为止，在十多年间一直是明太祖用以管理户口、征派赋役的主要根据。不仅为他完成统一大业，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是对“均工夫”法的完善和发展，并为实行赋役黄册制度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另一方面，户帖制亦有其不足之处。它“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势必容易造成赋役征调轻重失宜。同时，户帖上所登记的人口、事产，又都是静态的，不能及时反映出其动态变化，也没有涉及到人口与财产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些都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管理机制，一方面使国家的赋役征收能够有保障，另一方面又使百姓的赋役负担能够平均一些。

编造赋役黄册众所周知，全国赋役事务，原由中书省负责管理。洪武十三年（1380）

正月，明太祖以中书省丞相胡惟庸谋叛为由，将其杀死，并宣布永罢丞相制，革除中书省，分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暂时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集大权于他一人，皇权从此登峰造极。但是，在经济上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之一，就是户口混乱，漏口、脱户、隐瞒丁产者数多，从而引起赋役负担严重不均。隐瞒丁产，直接威胁国家赋役征派；赋役不均，则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两种现象集中到一点，都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因此，非改变不可。

如何改变，这又是一道难题，需要认真思考，细心做好。当时中国已是一个世界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都是一家一户，基本上处于一种分散状态。如果没有一种严密的组织机构，以及可以具体操作的管理系统，是绝对难以办到的。为此，必须首先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管理、监督自己，即赋役由民出民管，公共事务、社会治安，也由居民自己负责维持。明太祖的聪明伟大，就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敢于进行变革，政治、经济同时并举。而且讲求策略，每做一件事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为了在户帖的基础上，更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户口与土地，他首先改革地方政权组织，仿前代里甲之制，强化户口管制。元代基层一级的政权单位为“社”，每社五十家。明太祖废“社”，编民为里，实行里甲制。通过里甲组织，把本里本甲的赋役管理起来。从改变农村政权组织形式入手，以达到管理经济的目的。

为了管好赋役，洪武十三年以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编置小黄册”，而后各地相互仿效、创新，不断摸索，加强赋役管理。洪武十四年，明太祖①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认为时机成熟，“以赋役不均，命户部编赋役黄册”①。并以该年为全国第一次大造之年，以后每十年编造一次。其内容、编造方式、管理程序是这样的：第一，在乡村以一百十户为一里①，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人（户）。每年役使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负责一里一甲之事。里长、甲首轮流担任，其先后次序以丁、粮多寡为定。每十年为一周，叫做“排年”。

第二，在城镇同时实行这种管理体制，只是建制单位名称不同。乡村叫“里”，城中称“坊”，城乡结合部为“厢”。坊、厢的钱粮差役，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坊长、厢长督责，差役由坊、厢内的居民按丁轮充。

第三，每次编造黄册时，每里编为一册。册的前面绘有一个总图。鳏寡孤独不服徭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列于图尾，称为“畸零”。僧人、道士给以度牒（身份证明文书），凡有田者编入民册，按一般民户征派赋税；无田者亦称为“畸零”。

第四，赋役黄册每隔十年，由有关衙门重新核实编造，以丁、粮增减而定里长之升降。册一式四份，一份送户部，其余三份分别保存于司（省）、府、县。送呈户部的那份，册面用黄纸，故称为黄册②。黄册于年终进呈，然后转送南京玄武湖后湖东西二库收藏。每年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

明中叶以降，各种典章制度多遭到破坏。赋役黄册也徒具形式，失去实际意义。官府征收赋税，编派徭役，往往自行另造一册，时称“白册”①。①《明史》卷一三八《范敏传》。

①《明史》卷三《太祖纪三》云：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此处百户为里，似为居民互助合作组织。②关于“黄册”一词，明人张萱《疑耀》卷二另有一种说法：“今制，丁口税粮，十岁一籍其数，曰黄册。自刘宋时已有之。齐高帝即位，尝敕虞玩之与傅坚意检定。诏曰：‘黄籍，人之大纲，国之政端’云云，时亦称人籍。今世多不解黄字之义。余偶阅唐开元制，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帖，三年一造户籍，即今之黄册也。谓之曰黄，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耳”（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4页）。

①以上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关于明太祖颁定的赋役黄册，史料多有记载，俱可资参考。其中，傅维鳞《明书》卷六八《赋役》一文所载，似更为详细清晰。其文如下：“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其不能十户，或四五户，若六七户，名半图。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系于百十户之外，著之图尾，曰畸零带管。册成，上户部，而省、府、州若县各存其一以侍会。皆十户。有司将定式给坊、厢、里长，令人户诸丁口、田塘、山地、畜产，悉各以其实自占，上之州、县。州、县官吏查比先年册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产、田塘、山地贸易者，一开除，一新收，过割其税粮。其排年，坊、里长消乏者，于百十户遴丁粮近上者补之。有事故绝者，附畸零。”

以里甲为基层单位，编制赋役黄册，这是明代赋役管理的一项重要变革。以里中富裕者（丁、粮多者）轮充里长；以老人劝督里中居民，“导民善，平乡里争讼”，这是明代赋役管理的另一个特点。如前所述，明代对户等的划分，俱以职业为标准，“毕以其业著籍”，为其户籍制度的根本特征，但它却是沿用元代旧制，非明代之创举。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凡漏口、脱户，必须向官府自首，目的是防止人民逃避赋役。

明代的役法，实行配户当差制，即由朝廷佥拨一定数量的人户去充当某类特定的差役，时称“户役”。最主要而又最重的户役，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种。役户各有籍，“列其人户丁数于内，以便差派。民户籍、灶户籍隶户部，军户籍隶兵部，匠户籍隶工部。全部各类役户在五十种以上。充当户役的则是全国的编户齐民。上述四类役户中，军户户役、灶户户役最重”②。军户、灶户，都是世代永充，不得更改。匠户也是如此。赋役黄册，侧重于户口管理，强调人户统计与控制。洪武十四年第一次大造黄册时，南直隶应天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广东、广西、四川、湖广、江西、福建等十二省（布政司），编入赋役黄册的户口数，共计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户、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五百零五口。

以里、坊、厢为编审赋役的基层单位，以及里长、坊长、厢长职能的确立，是明代赋役管理体制日为完善的表现，也是当时地方基层政权暂趋成熟的反映。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通行证）。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

可是，在封建剥削制度下，这种层层控制的高压政策，事实上很难维持下去。更不可能杜绝人户逃亡、移徙，隐瞒人户的现象更是有增无减。终于迫使封建皇朝不得不认真对付这部分群众。

②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

第二节　抚辑各色人户

《明史》称：“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①在封建社会，“逃户”与“流民”的出现，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历史、地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压迫本质所决定的。附籍，却有些不同。应该说，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的一种正常现象。至于朝廷所实施的“移民”，原因更复杂，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专门叙述。这里先介绍朝廷对待逃户、流民、附籍等各色人户的政策。

关于逃户与流民逃户和流民的产生，除了“避徭役”、“年饥或避兵”之外，躲避赋税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两种情况，历代皆然。就明朝而言，从明建国开始，迄明朝灭亡为止，逃户与流民从未间断。从发展阶段来看，大约可以宣德朝为界始，宣德以前，由于国力相对强大，社会比较稳定，逃户和流民问题尚不十分突出，规模小，对封建国家的直接威胁还不严重。从宣德后期开始，从南到北，人民逃亡的现象已经变得相当严重。为了明白起见，先将《明实录》所记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正统十二年（1447）五十多年间，逃户与流民的一些资料，表列于下：时间地区人数与去向逃亡原因资料出处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山西繁峙县逃民300余户，“累岁招抚不还”。

迫于苛政。《明太祖实录》卷208。

建文四年八月丁丑南直隶淮安、北平、永平、河间诸郡流移复业者71300余户。

“避兵流移”。

《明太宗实录》卷11。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流民复业者130600余户。

《明太宗实录》卷16。

（续表）

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时间地区人数与去向逃亡原因资料出处永乐元年闰十一月了未河南开封诸府复业之民302230户，计男女1985560人。未复业者32050余户，男女146020余人。

因赋税繁重“不得已而去”。

《明太宗实录》卷25。

永乐五年八月壬辰广东揭阳诸县民多流徙者，近招抚复业1000余户。

“此皆逃避差役之人”。

《明太宗实录》卷70。

永乐八年七月戊子山东莒州等县复业之民13400户。《明太宗实录》卷106。

永乐十六年二月癸巳湖广随州等地各处逃来之民5O0余户。

“厄于饥寒”。《明太宗实录》券197。

永乐二十年十月戊子山东高密县复业逃民700余户。“科差烦扰，衣食不给”。

《明太宗实录》卷252。

洪熙元年十二月丁亥浙江海宁等县民逃徙复业者9100余户。

“科敛无度所致”。

《明宣宗实录》卷12。

宣德三年闰四月甲辰河南南阳诸县由山西流入之饥民不下10余万人。

“民饥流移”。《明宣宗实录》卷42。

宣德五年十一月甲寅河南开封等府逃民复业者115600余户。

徭役所致。《明宣宗实录》卷72。

宣德十年六月丁未河南彰德等府逃民复业者50000余户。

“追累年负欠税粮，民不聊生”。

《明英宗实录》卷6。

正统二年三月戊午陕西汉中逃民四、五万人。“比因徭役频繁，饥寒《明英宗实迫切，遂致转徙”。录》卷28。

（续表）

时间地区人数与去向逃亡原因资料出处正统二年四月戊寅河南归德诸处逃民540余户。“赋税浩繁，家道贫窘”。

《明英宗实录》卷29。

正统五年正月辛亥真定、太原各州县招抚逃民复业计36640余户。

租役烦扰。《明英宗实录》卷63。

正统五年正月甲子山西、河南等处流民34230户。“贫民困乏，迫于科关，遂致逃移”。

《明英宗实录》卷63。

正统五年十二月甲午山西招回复业流民计11533户。

“岁荒艰窘，流移各处”。

《明英宗实录》卷74。

正统十年五月庚子凤阳宿州自山东、山西诸处逃入之民动以万计，已招抚男女4100余人，计780余户。

差徭所致。《明英宗实录》129。

正统十二年三月戊子河南邓州自山东、山西逃入流民350余户。

“徭役繁重，逃移至此”。

《明英宗实录》卷151。

正统十二年四月戊申山东青州诸城县民先逃移者10300余户，继又逃者2500余家。

“地瘠民贫，差役繁重，频年荒歉”。

《明英宗实录》卷152。

正统十二年五月壬子河南自各处逃入流民将及20万，尚有行勘未尽之数。

累因旱伤，辗转流移。

《明英宗实录》卷154。

正统十二年六月丁卯山东兖州府沂州饥民逃移者5500余户。“累岁旱涝，民饥逃移”。

《明英宗实录》卷155。

表中所列的数字，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从中不难看出：在此五十多年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已出现大批逃户和流民。如果每户按五口计算，人数多达440余万（包括复业与尚未复业）。在如此众多的“辗转流移”的农民中，不排除有些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弃家逃出，但大部分都是明皇朝建立以后，由于经济剥削和“靖难”战争等原因而造成的。无论是还乡复业者，还是累招不还者，概不例外。洪熙元年（1425）十二月，浙江海宁县的奏言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逃徙复业者九千一百余户，所欠夏税丝绵四万余斤，粮三万余石，乞恩优免。上谓尚书夏原吉曰：一县几何民，而逃者九千余户。此必官不得人，科敛无度所致”①。宣德时，宣宗又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只缘有司不善抚恤，横征暴敛，致其如此。”②他还①《明宣宗实录》卷十二，洪熙元年十二月丁亥条。

②《明宣宗实录》卷六八，宣德五年七月丁巳条。

说：“天下人民，国初俱入版籍，给以户帖，父子相承，徭税已定。近年各处间有灾伤，人民乏食，官司不能抚恤，多致流徙。”③正统时，英宗说：“朕自即位以来，屡诏轻徭役，蠲逋负，慎简官僚，善加抚字。今岁未为荒歉，而民流移如此。盖由府、州、县官尸位素餐，苟且度日。稍有科差，则放富差贫。征收税粮，则横加科敛。或徇势要所嘱，督追私债，甚于公赋。或为豪猾所饵，通同侵渔，无所不至。以致小民不能存活，弃家业，携老幼，流移境外”④，“迁徙不常”⑤。

逃户与流民大量涌现的后果是，“田地荒芜，庐舍荡然”，经济萧条。

例如：苏州府太仓城，洪武二十四年编造赋役黄册时，原有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至宣德七年（1432），只余下十里、七百三十八户。四十一年间，户口逃亡十分之九①。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府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人户逃绝，田多荒芜，势必“逋负税粮，遗累乡里”，“公私耗竭”，皇权的经济基础也受到猛烈冲击。为此，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予以调整。

逃户明初洪武、永乐二朝，对选户的政策一般说来是恩威并重，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有暴力强制，又有宽恤之举。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太祖命国子监生会同各地府、州、县官员，审查逃户，派人押回原籍复业，免其徭役一年。而对于老弱不能还乡以及不愿还乡者，则令所在著籍，授田输赋②。洪武二十四年（1391），山西繁峙县奏言：“逃民三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明太祖不同意，谕户部官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因此而逃，宜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加以善抚③。永乐七年（1409），山西安邑县奏曰：逃民田土荒芜，而税粮尚征，里甲赔纳。明成祖立即指示户部尚书夏原吉，说：百姓必耕以给租税，既弃业逃徙，则租税无出。若令里甲赔纳，必致破产。破产不足，必有逃徙。于是租税愈不足。应马上发文，凡有此种情形者，一律停止征收租税④。永乐十九年（1421），令原籍有司核审逃户。永乐二十年，山东高密县奏言：“逃民七百余户，已还乡复业。其历年所欠粮料，上司一再遣官催征，请予宽免。”明成祖即谕户部官，宜申令有司：“自今逃民复业者，历年所欠粮料等物，悉与蠲免。”①永乐帝勇于开拓进取，他在位二十二年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③《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乙未条。

④《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七，正统十年三月辛丑条。

⑤《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一，正统九年九月己酉条。

①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②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逃户》；《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③《明太祖实录》卷二○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条。

④参见《明会要》卷五○《民政一·逃户》。

①《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四，永乐二十年十月戊子条。

要贡献。但他毕竟是一位封建皇帝，有功劳，亦有过错。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大动作，有的值得歌颂，有的难免有副作用。当时最为轰动的有三件：迁都北京、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这三件事都有得有失，既为大明帝国树起了威武强盛的形象，又使国家财力消耗太大，增加了百姓的赋役负担。于是从宣德朝开始，人户逃亡的现象很快蔓延开来。宣德帝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巩固皇权的经济基础，宣德五年（1430），一方面，选派一批廉能官往治财源所系或名都大邑等繁剧难治之地：以况钟为苏州知府、赵豫为松江知府、莫愚为常州知府、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罗以礼为西安知府、邵旻为武昌知府、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又择才堪重任之臣周忱为工部侍郎，巡抚财赋重地江南，督责税粮，整理赋役，均平官民田科则；另一方面，还是实行宽恤政策。他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比闻漳州强贼，皆是逃民，罪虽可诛，情亦可悯。推原其始，责在有司，其即榜示各处，务从宽恤，若有扰害，致其逃亡者，罪不贷。”②正统元年（1436）六月，为了摸清各地逃户的情况，命山西、河南、山东、湖广、陕西、南北直隶、保定等府州县，造“逃户周知文册”，备开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军民匠灶等籍，及遗下田地税粮若干，原籍有无人丁应承粮差。若系军籍则开某卫军役及有无缺伍，送各处巡抚并清军御史处，督令复业。其已成家业愿入册者，给与户由执照，仍令照数纳粮。若本户原有了多税粮十石以上者，今止存一二丁者，认种地五十亩。原籍有人办粮者，每人认种地四十亩，俱照轻则民田例，每亩起科五升三合五勺。原系军匠籍者，仍作军匠附籍，该卫缺人，则发遣一丁补役。该轮班匠，则发遣一丁当匠。原籍民灶籍，灶户免盐课，量加税粮。如仍不首，虽首而所报人口不尽，或辗转逃移及窝家不举首者，俱发甘肃卫所充军①。

正统八年（1443），令逃军、逃匠、逃犯人等，自首者免罪。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明军惨败，国力大衰，社会开始动荡不安，逃户现象加剧，一些大臣对此深为忧虑。景泰五年（1454），镇守福建兵部尚书孙原贞上言：臣昔官河南，尝稽核逃民簿籍，凡二十余万户。此辈悉转徙南阳、唐、邓、樊间，群聚谋生，安保其不为盗？宜及今年丰，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为编户，给田业，课农桑，立社学、乡约，使敦本务业。生计既定，徐议赋役，可无他日患矣②。

成化四年（1468）三月，巡抚陕西右都御史陈价奏曰：“平凉、延安、庆阳等府所属人户，为因年荒贼扰，逃移外郡十有七八。所遗田土、粮草、②《明宣宗实录》卷六八，宣德五年七月丁巳条。

①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逃户》。此处文字据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七，景泰五年十一月辛酉条。

钞、绢，俱责现存人户代纳。存者被累，亦欲思逃；逃者惟虑追赔，不愿复业。臣愚，欲将逃于河南、山西、湖广、四川地方者，或行文彼处官司差人送回，或令回文原籍府县发人起取。无分彼此，悉与口粮。其代逃户赔纳者，悉与蠲除。凡公私逋负，一皆停免。庶逃者乐于复业，而存者不致思逃。”奏疏呈上，下户部商议，以为“逃民近而知所向者，宜如拟起取；远而无定在者，宜行该巡抚官勘实遣回。于粮差实免二年，于赔纳则量蠲其半”。诏从之①。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巡抚湖广都御史阎仲宇奏：“本镇地方，多流民啸聚。请下各州县审核，有系逃军、逃匠、逃囚者，各递解原籍处理。其不系逋逃，愿自还乡者，抚遣以归。如住久置有产业，不愿回还者，照例收附里籍，三年之后，随垦田多少，从轻纳粮当差。若军匠冒称民籍者，从原籍官司查取改正。”诏从其议②。

由此可见，明朝廷对逃户的政策不外数条：动用武力强迫还乡复业；老弱不能归或已在外地成家立业等原因而不愿归者，准予所在附籍；适当减免赋役；原来的户籍不得改变。中心是为了使所有的民户都必须有户籍，人人都在户口管制之列，而且不得改变原来的户籍类别，以保证社会治安和应征丁粮数目。

明代的“逃户”，就其政治、经济地位而论，除了以贫民为主体外，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有钱有势的富户。富户之逃，起于明太祖仿效汉代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又惩元末豪强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平）、大（兴）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①。

宣德以后，随着法制松懈和贫民逃亡日趋严重，那些当初被迁徙南京、凤阳、北京的富户，也由于长期困累于徭役，纷纷开始逃窜。于是朝廷在宣德年间又出台了对付富户逃亡的政策，总的精神比对贫民逃户严厉得多。宣德三年（1428）定制：凡富户逃亡，一律发边境地区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宣德六年又令：富户在京入籍，逃回原籍或躲避他处者，正犯发口外充军。

至成化时稍作变动，令顺天府查勘在逃富户，应清勾者，造册送部，发①《明宪宗实录》卷五二，成化四年三月庚辰条。

②《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七，弘治十二年二月癸丑条。

①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富户》；《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关于明太祖移徙富户实京师及其户数，《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条云：明太祖谕工部臣曰：“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于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户。”各该司、府、州县，拘解补役。

迄弘治朝始为放宽，改为罚银助役。弘治五年（1492）令：顺天府在逃富户，各省不必起解，每户每年征银三两，转发宛平、大兴二县帮贴见在厢长当差。嘉靖时，又进一步放松，减为征银二两，以充边饷。嘉靖二十九年（1550）题准：将原收富户银两，历支四百两，给宛平、大兴二县厢长代役。仍行文原籍查各富户果系逃亡，节年累徭户帮佥者，自本年为始，每名减银一两，止征二两解部②。

流民“流民”与“逃户”（富户除外），有时很难分别开，按照《明史·食货志》所下定义，只是起因有所不同而已，“逃户”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而“流民”则主要是由于饥荒和兵火所致。明清之际王夫之说：“流民，不知何时而始有，自宋以上无闻。大抵自元政不纲，富者骄而贫者顽惰，有司莫之问。未流之先，不为存恤；既流之后，不为安集，相沿至于成化而始剧。初为流民，既为流寇，遂延绵而不可弭”①。流民，“自宋以上无闻”一说，恐有些失实。在封建社会，哪朝哪代没有流民。而元代末年以来，流民成批涌现则属无疑。明朝从宣德开始日趋严重，至成化时规模空前，矛盾激化，并主要集中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诸省。

据《明宪宗实录》卷十九，成化元年（1465）七月辛未条记载，当时仅南阳及荆、襄一带，就有流民十余万人。同书卷六一，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条称：于时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不下百万”。

明初洪武、永乐二朝，对待流民的政策，与对待逃户大体相当，主要是以招抚为主，减轻赋役，令其还乡复业。洪武初年，韩政镇守河北，由于实行招抚政策，流民复业者甚众②。永乐四年（1406）九月，朝廷对苏、松、常、杭、嘉、湖六府流民加以救济，还乡复业者达十二万余户。永乐六年四月，明成祖下诏：凡流民归里复业者，三年免予赋役。宣德以后也基本上如此。宣德三年（1428）七月，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回京，奏曰：“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日多。”宣德帝遣官抚辑，发仓粮赈济。正统时，除继续使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救助之外，又从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正统四年（1439），英宗令流民勘籍编里互保，由所在甲长严加管束，并设抚民佐贰官。凡归本籍务业者，官给耕牛、种籽、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之请，对流民复业者免征税粮。正统六年（1441），山东、陕西二省流民二十余万人流入河南，于谦发粟救济，同时令官安抚，授田给牛耕种，流民得以安居务业①。景泰初年，对河南、山西等处流民还乡复业者，有的计口给粮，有的免除赋役五年。

②以上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富户》。

①王夫之：《恶梦》。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388页。②《明史》卷一三○《韩政传》。

①参见《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至成化朝，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加之灾伤频仍，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省，流民蜂拥而起，且集中屯聚荆襄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成为明朝历史上流民潮最为高涨的时期。封建国家对流民的政策，也从此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以军事镇压为主，另一方面令添设专官抚治，从组织上行政上加以控制。

是时，从各处流入湖广荆、襄山区的流民，多达百万人。成化元年（1465）三月，刘通号“刘千斤”，集众数万起义，署将军、元帅等职，称“汉王”，建元德胜，进军于襄、邓之间。次年闰三月，朝廷派大军镇压，刘通被俘遇害。成化六年十一月，其党李胡子等人冒死起义，称“大平王”，设立总兵、先锋等职。朝廷前后调兵二十五万，分八路进行血腥围剿。与此同时，为了整治荆襄山区流民，朝廷不断加强地方统治力量，于湖广境内增设府、州、县，在湖广周边地区设专官进行抚辑。成化元年，添设陕西按察副使一员，于汉中抚治流民。又专门为此增置府、县，建立郧阳府，设上津等县，从事统治。成化十七年（1481），添设四川按察司副使一员，在重（庆）、夔（州）、保、顺四府，抚治流民。弘治八年（1495），添设河南布政司参议一员，于南阳县抚辑流民。自是，一时席卷湖广等地的明代流民大潮，次第平息，有的就地附籍，有的被迫还乡复业。

明朝统治者采取上述种种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把人民紧紧控制在国家手里，维护户籍制度，防止人户流徙、动摇赋役根基，以保证“皇统万世不易”。

随着流民大潮的结束，从正德年开始，朝廷对各地流民又逐渐恢复以经济扶持的做法，进行优恤安抚。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给京师流民发放米粮，每人三斗。次年五月，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流民归业务本者，官给粮食、庐舍、耕牛和种籽，五年免纳租税。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诏流民还乡复业者给耕牛、种籽，开垦闲田者十年免租。隆庆元年（1567）七月，招山东、河南被灾流民复业，免租五年。万历四年（1576），刑科给事中郭四维言：山东百姓流移，有一邑而逃数十社者。皆因灾眚频仍，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小民安所措足。乞谕有司，务酌缓急，加意招徕，有不称者，治以抚按法。万历帝以为然。

关于“附籍”与鳏寡孤独“附籍”，简单说就是原先外来的人户，附入后来所在地的户籍，成为当地正式的编户民。其由来原因很多。主要有二：大量的是原来的“逃户”与“流民”，其次为文武官吏及其家属。前者，缘于封建剥削制度；后者，是出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加强统治力量。

附籍封建皇朝为了控制户口和土地，严禁百姓流移，变乱户籍。然而，残酷的政治经济压迫，又不断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逃户与流民，无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手段，都不可能使他们一一回到原籍，终归有一部分人在他乡异土生存下去，传宗接代。另外，由于明代实行官员回避制度，不得在原籍从政，必须异地对调，一些文武官死于外乡，而其家属不能回到原籍，不得不就地入籍。对这些人如何处置、管理，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产发展、社会秩序，以及对待官僚家属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这方面，明皇朝的政策主要是区别户等，宽严相济。具体有：第一，对非世袭的民户，许予随地附籍。例如，正统初年山西参政王来疏言：流民所在成家，及招还故土，每以失产复逃去。乞请随在附籍为便。上从其请①。

第二，对世袭的永充户，不许随地附籍。例如，景泰三年（1452），令民籍者收附；而军、匠、灶役户，冒充民籍者，发还。这条规定，到了嘉靖年间有所松动。嘉靖六年（1527），诏巡城御史，严督该兵马司官查勘京师附住军、民人等，其年久置立产业者，令附籍宛平、大兴二县，一体当差，仍暂免三年，以示存恤。嘉靖四十四年（1565）九月，又令编南畿流民户入籍。

第三，对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按其离原籍道里远近酌情处置。正统十三年（1448）令，凡离本籍千里者，准予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本籍。景泰中，令文职改调事故（事故，指或被处死，或病死，或受处分等）等项官员遗下家子弟，如有畏避原籍军、匠、灶役，朦胧报作民籍寄住，以致原籍缺役者，不分年月久近，已未附籍，押发原籍官司收管，听继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附籍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人户“毕以其业著籍”，不得变乱，凡世代永充的军、匠、灶户，更不得改变。总而言之，凡人户都必须编入户籍，纳入朝廷的管理范围，不得脱户。若离开原籍，应随地附籍。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明律》第四《户律一》明文规定：“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

鳏寡孤独如果说，一些“附籍”者流落异乡的处境有时令人为之可叹的话，那末，许多鳏寡孤独者的命运，更使人感到怜悯。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往往不为人注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当然，他们中间也有所不同，有的有田产无劳力；有的两者皆无，是社会的负担，国家的包袱。但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个群体毕竟是人户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养其年，送其老。也正因如此，历代对他们都采取优恤政策。明代亦不例外。

明建国之初，虽然民力财力俱困，百废待举，明太祖也没有忘记他们。

洪武元年（1368）七月，下诏救济中原贫民。八月，又诏对鳏寡孤独者时加存恤。同时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于洪武五年（1372）五月在全国各郡县置立养老院（养济院），收养无业贫民，每人每月给米三斗、薪材三十斤，①参见《明史》卷一七二《王来传》。

②以上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附籍人户》。

冬夏各给布一匹，小孩发给大人三分之一的口粮。又设漏泽园，收埋贫民，在府州县立义冢。对高年者，实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洪武八年（1375）正月，明太祖命给穷民无告者房舍、衣食。尔后，多次下令给钞和口粮。洪武十四年（1381），编制“赋役黄册”时，尽管他们不能服徭役，也没有抛弃他们，将其编入里甲组织之中，列于图尾，名为“畸零”，视其为整个国家户口的有机组成部分①。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诏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每年给米六石。建文元年（1399）令每年给米三石，由亲戚收养；笃废残疾者收入养老院，按例支取衣、粮。宣德元年（1426）十一月，命顺天府尹加意恤贫，一概收入养老院。天顺元年（1457），令收养贫民，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老院一所，日给二餐。成化以后，由于流移日多，经济困难，救济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京师地区。但救济物多为董事者据为私物。成化十六年（1481），户部进言：大兴、宛平二县，岁廪孤老七千四百九十余人，岁赡粮二万六千九百余石，布如人数。近有司疏于稽察，董其事者日肆侵牟，无告之民不沾实惠，宜令府尹勤于巡视，使惠泽下流，毋负朝廷恫瘝至意。帝准其请，诏天下有司殚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奏闻治罪。

朝廷优恤鳏寡孤独，目的在于通过宣扬皇帝的“仁慈”与“德意”，防止他们扰害社会秩序，巩固现存制度。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日益腐败、国家财政危机，鳏寡孤独者的处境，也终于越来越“困穷可悯”。

①有一种观点认为：鳏寡孤独者，“一般不计算在总户数之内”。

第三节　调整人口布局

明初的移民垦荒

调整人口布局，在明初是通过移民垦荒运动而实现的。这次移民垦荒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又反过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重大的政治作用。而影响最深远的，是由此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人口分布的格局，为南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调整人口布局，最初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之所以要实施这个大动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加快人口增长，恢复社会经济，巩固皇权统治。

明皇朝，是在元末群雄割据中建立起来的。

元朝末年，政治败坏，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全国反元大起义爆发，一时间，群雄并起，拥兵据地，称王称帝，争夺天下，干戈不息。在他们当中，除去明太祖朱元璋的南京政权（亦称“西吴”政权），尚有兵力最强大、割据江西与湖广等地的“大汉国”陈友谅；经济实力最强，立都苏州的“大周国”张士诚（又称“东吴”政权）。他们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此外，还有称雄浙东海上的武装集团方国珍、建国四川重庆的“夏”政权明玉珍等。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很快演变成为一场群雄之间与群雄和元皇朝之间复杂、激烈、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从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起兵海上开始，迄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为止，历时整整二十年。朱元璋即位以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与元朝残存势力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前后总计近五十年。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是唯一的胜利者。他用战争的手段，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政权。但是明朝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以高枕无忧，在他面前仍然摆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使他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由于连年战争造成许多地方居民死亡，人口减少，田园荒芜，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同时，也使全国各地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史称：“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①。耕桑之地变为草莽，道路榛塞，“人烟断绝”①，所在萧条。江、淮之间，不少地方是“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情景更加可怜。如众所知，北方本为元朝统治的心腹之区，饱受赋役剥削由来已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统一中国，又把主战场由南方移到北方，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命徐达统帅二十万大军北伐中原，入山东、转河南，从此战①《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三。

火不息、硝烟弥漫，“地多荒芜，遗骸遍野”②。其间，受祸最烈的是久罹兵革的山东、河南两省。山东、河南，原为北方的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因为人民大量逃亡，竟然成为“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新附之邦，民生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所。同年十二月，命宋冕为河南开封知府，谕之曰：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为中原今日之急务③。当地的守土官也多次上书朝廷，说：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④。洪武三年（1370）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言时政，曰：“自辛卯（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兼以无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⑤继而，户部郎中刘九皋疏言：河北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⑥。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北方地区所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于是，各地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鲜明、相互对比强烈的反差现象；北方不少地方，“多是无人之地”，地多人少，时称“宽乡”；南方和北方某些地区，却是“地狭人稠”，地少人多，时称“狭乡”。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明太祖必须解答的一道大难题。

明太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向着变“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为“田野辟，户口增”的目标前进。这场移民垦荒运动，虽然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久，参与的人数之多，则为前代所罕有。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后，不断完善，全面推广，深入发展。

洪武三年（1370）五月，在河南设立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事宜。六月，以苏、松、嘉、湖、杭五府地狭民稠，而皇明发祥地临濠地多闲弃，迁五府无田贫民四千余户往耕①。

洪武四年（1371）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六月，复徙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不久，移徙沙漠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②。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②《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③《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④《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⑤《明太祖实录》卷五○。

⑥《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①《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六。

阳垦田。

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到泗州屯垦①。

洪武二十年（1387）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民有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②。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

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九月，召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

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上列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十几次移民中，有户口数据可考者七次，如按每户五口推算，合计约五十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人。“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太祖以后，移民垦荒运动继续进行。

建文四年（1402）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永乐元年（1403）八月，“靖难”之役结束以后，明成祖发遣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

永乐二年（1404）九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永乐十四年（1416）一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无业流民，往保安州开荒，三年免租。

以上所举只是国初洪武、永乐年间规模较大的移民垦荒事例。至于由江南移入江北地区；江、浙省内各地的移徙；湖广移居云、贵、川，以及由内地移入边区或由边区移到内地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由山西移居北京、河南、山东等地和山东本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次数尤为繁多，不胜枚举。“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明初朝廷移民垦荒，至永乐末年基本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生产，调整人口布局，除了移民垦荒之外，另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展军队屯田。军队屯田，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南、西北等广大边陲地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等“九边”地区。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洪、永之世，“东起辽左（东），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这场军民垦荒大生产，也是一次人口布局大调整，这是由移民和军队屯田的区域与方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

向所决定的。

移民的原则和路线明初朝廷实行移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从“狭乡”移居“宽乡”，以均衡人口、调节地力，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而有恒产”。当时移民的区域和路线，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洪武朝移出居民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西及山东东部，移出人数为五十万以上；塞北地区，约移出四十七万（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考虑）；江南苏、松诸府，约移出二十万人。

而移入人口最多的，“多是无人之地”的山东西部、河南及北京三地交界处，总计约移入一百万人。其次，南京、临濠、泗州各约移入二十余万人。洪武时移民的路线：前期，主要是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

中期，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

后期，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年，由于发生了“靖难”战争、出兵安南、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对移民的区域与路线也相应进行了一些调整。是时，移出人口列于首位的地区是南京。一是因为它已变为陪都，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驻军除外，尚有三十余万人，且多匠户。其次，为山西与山东东部，总计约移出十余万人。原因是“民户丁多”，且“多无田”。再次，为安南，约移出二万人，意在安抚。移入居民最多的为北京，总计为三十万人左右。原因是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也是为了建设、充实京师。

总之，除一部分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之外，都是由人多地少的地区移入人少地多的地区。洪、永二朝的移民人数，有数字可考者为二百万左右，实际可能有四百万左右①。再加上大批军队开入边境地区屯田，长期从事生产，有一部分人以致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事实上与移民无异。如此众多的军民进行空间大转移，由“人稠地窄”之区移居“人稀地旷”之地，对于改变人口分布密度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明代初年移民运动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开始，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前后约六十年。这次移民能够顺利开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应该①近年有人提出，仅洪武二十六年（1393）移入长江流域的人口就达七百万（见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

说与当时的户口制度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户口制度，户籍管理严密，因此朝廷对于各地人口分布情况，各家各户的职业、人丁事产等，大体有所了解，发动起来就比较容易，对移民区域、方位、人数的确定，才能做到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而移民垦荒的结果，又增加了耕地面积，使大批无田的贫民有田可种，生活从此有所保障，安心在家务农。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口增长，恢复农村生产，而且有助于减少逃亡和流移，进一步巩固户口制度，更有利户口管理和赋役征派。

第四节　户口统计混乱

明代户口统计的范围和方法

户口统计，意义重大。它既是整个户口制度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又是维护和健全户口制度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通过调查、统计，才能及时发现户口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是否有变乱户籍、漏口、脱户、逃亡等。也唯有运用统计手段，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各种人口数据，为各项决策提供依据。

严格说，户口统计的内容应是全面、准确的，包括静态与动态两方面。

例如，各个行政区域（司、府、州、县、乡、都、保等）的户数和口数；男、女人数及其比例；各个年龄段人数；军、民、匠、灶等各类役户的户数与人数；各个时期（或各朝）户口数及其升降变动；各种民户（富户、贫户等）的产业（田土、耕牛、房屋等）占有情况；全国每年死亡与出生人口数等等，都属于户口统计的范畴。其中，最基本、最起码的一点，是必须对一代的总户数与总口数有一个比较完整、精确可靠的统计数字。遗憾的是，就连这一点在明代的户口统计中也难以做到（其他各代亦然）。以致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有明一代的户口数还是若明若暗，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明确的说法，给明代经济史，特别是人口史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

明代究竟有多少人口？这是明代户口统计中的首要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种种推测和说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明代初年约有一亿人口；明代万历中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明代（或明末）人口总数为二亿左右。

除去时间差别，透过这三个不同数字，仍然可以发现各家观点的歧异。

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对历史文献资料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与解释，但最根本的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不齐全，尤其是官府统计上的混乱。

对于明代的户口统计，首先需要明确它的统计范围。这里包括区域地理范围和宗室人口登记范围。

明皇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幅员辽阔，而封疆代有变化。

“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①。当时东北、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边疆地①《明史》卷四○《地理志·序》。

区，都是大明帝国的领土，都与明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在经济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地区对明朝廷只是“岁时纳贽”而已，其户口数（包括田土数）始终没有包括在朝廷的统计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无论明朝的封疆如何变化，明朝廷户口统计的地理区域范围，从明初到明末一直只限于两京十三省，即京师（北京）、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所谓“全国”和“天下”，都是这个意思。

另外，明朝宗室的人口也不在官府的户口统计数之内，而是自成系列，单独登入皇族的族谱“玉牒”。“天潢日繁”，宗室人口增长迅速，至明朝末年为三十万人左右。

对于明朝的户口统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认真深入探讨，亦即明朝官府统计的人口数，到底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还是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合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1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超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含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1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超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

户口统计混乱不堪下面，再检讨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混乱现象。

明太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户口统计。早在明建国以前，他就为建立户口统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建国以后，又不惜人力、物力，直至派遣大军下乡，和各级地方官一起，普查人口，核实登记。然后逐级汇总上报朝廷，每年年终由中书省将户口增减情况报告皇上。洪武十三年（1380），中书省革除以后，这项工作改由户部负责。洪武十四年编造赋役黄册以后，户口登记和管理更加严格、细密。由里甲长督责挨家挨户登录人丁事产，审核造册，一式四份，一上户部，其余分别保存于布政司、府、县，以便复核、比照。户口统计项目之详细，要求之严格，方法之完备，绝非前代所可比。按理说，明代的户口统计应是清清楚楚，人口数也应是一目了然。但令人感到不解的，事实偏偏不是这样。无论是地方司、府、州、县等基层单位编造的，还是中央有关部门（户部）进呈皇上的，可以说都是一团混乱。明太祖在世时已经出现不少问题，明太祖以后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便于检讨、分析，先将《明实录》所载历年人口数摘录于下（户数略）：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05人。

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人。

建文四年（1402）56301026人。

永乐元年（1403）66598337人。

永乐二年（1404）50950470人。

永乐三年（1405）51688500人。

永乐四年（1406）51524656人。

永乐五年（1407）51878572人。

永乐六年（1408）51502077人。

永乐七年（1409）51694769人。

永乐八年（1410）51795255人。

永乐九年（1411）51446834人。

永乐十年（1412）65377633人。

永乐十一年（1413）50950244人。

永乐十二年（1414）51618209人。

永乐十三年（1415）51524436人。

永乐十四年（1416）51878172人。

永乐十五年（1417）51501867人。

永乐十六年（1418）51694549人。

永乐十七年（1419）51794935人。

永乐十八年（1420）51446434人。

永乐十九年（1421）51794228人。

永乐二十年（1422）52688691人。

永乐二十一年（1423）52763178人。

永乐二十二年（1424）52468153人。

洪熙元年（1425）52083650人。

宣德元年（1426）51960119人。

宣德二年（1427）52070885人。

宣德三年（1428）52144021人。

宣德四年（1429）53184816人。

宣德五年（1430）51365851人。

宣德六年（1431）50565259人。

宣德七年（1432）50667805人。

宣德八年（1433）50628346人。

宣德九年（1434）50627456人。

宣德十年（1435）50627569人。

正统元年（1436）52323998人。

正统二年（1437）51790316人。

正统三年（1438）51841182人。

正统四年（1439）51740390人。

正统五年（1440）51811758人。

正统六年（1441）52056290人。

正统七年（1442）53949951人。

正统八年（1443）52993882人。

正统九年（1444）53655066人。

正统十年（1445）53773934人。

正统十一年（1446）53740321人。

正统十二年（1447）53949787人。

正统十三年（1448）53534498人。

正统十四年（1449）53171070人。

景泰元年（1450）53403954人。

景泰二年（1451）53433830人。

景泰三年（1452）53507730人。

景泰四年（1453）53369460人。

景泰五年（1454）53811196人。

景泰六年（1455）53807470人。

景泰七年（1456）53712925人。

天顺元年（1457）54338476人。

天顺二年（1458）54205069人。

天顺三年（1459）53710308人。

天顺四年（1460）53747400人。

天顺五年（1461）53748160人。

天顺六年（1462）54160634人。

天顺七年（1463）56370250人。

天顺八年（1464）60499330人。

成化元年（1465）60472540人。

成化二年（1466）60653724人。

成化三年（1467）59929455人。

成化四年（1468）61615850人。

成化五年（1469）61727584人。

成化六年（1470）61819814人。

成化七年（1471）61819945人。

成化八年（1472）61821232人。

成化九年（1473）61823480人。

成化十年（1474）61852810人。

成化十一年（1475）61852891人。

成化十二年（1476）61853281人。

成化十三年（1477）61853581人。

成化十四年（1478）61832198人。

成化十五年（1479）71850132人。

成化十六年（1480）62456993人。

成化十七年（1481）62457997人。

成化十八年（1482）62452677人。

成化十九年（1483）62452860人。

成化二十年（1484）62885829人。

成化二十一年（1485）62885930人。

成化二十二年（1486）65442680人。

成化二十三年（1487）50207134人。

弘治元年（1488）50207934人。

弘治二年（1489）50302769人。

弘治三年（1490）50307843人。

弘治四年（1491）50503356人①。

弘治五年（1492）50506325人。

弘治六年（1493）50539561人。

弘治七年（1494）50614196人。

弘治八年（1495）50678953人。

弘治九年（1496）50727539人。

弘治十年（1497）50765186人。

弘治十一年（1498）50855375人。

弘治十二年（1499）50827568人。

弘治十三年（1500）50858937人。

弘治十四年（1501）50895236人。

弘治十五年（1502）50908672人①。

弘治十六年（1503）50981289人。

弘治十七年（1504）60155835人。

弘治十八年（1505）59919822人。

正德元年（1506）46802050人。

正德二年（1507）55906806人。

正德三年（1508）59425208人。

正德四年（1509）59514145人。

正德五年（1510）59499759人。

正德六年（1511）60446135人。

正德七年（1512）60590309人。

正德八年（1513）63284203人。

正德九年（1514）62123324人。

①《大明会典》记为53281158人。

①《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记为61416375人。

正德十年（1515）62573730人。

正德十一年（1516）62573736人。

正德十二年（1517）62627810人。

正德十三年（1518）62664295人。

正德十四年（1519）62695812人。

正德十五年（1520）60606220人。

嘉靖元年（1522）61929862人。

嘉靖十一年（1532）61712993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63401252人②。

嘉靖三十一年（1552）63344107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63654248人。

隆庆元年（1567）62537419人。

隆庆二年（1568）62537419人。

隆庆三年（1569）62537419人。

隆庆四年（1570）62537419人。

隆庆五年（1571）62537419人。

万历三十年（1602）56355050人。

泰昌元年（1620）51655459人。

天启元年（1621）51655459人。

天启三年（1623）51655459人。

天启五年（1625）51655459.5（口半）。

天启六年（1626）51655459.5（口半）。

从上列《明实录》一组变化无常的数字中，可以明白看出，明朝官府的人口统计存在着诸多问题。

其一、有头无尾。按照明朝祖宗定下的制度：天下户口，“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而上列数字表明，从建文四年（1402）至天启六年（1626）的224年中，通过《明实录》显示出来的、有户口统计数字的只有136次（年）。其中，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泰昌九朝最为完整，年年都有统计数字。建文缺三年；正德缺一年；嘉靖朝计四十五年，仅有四次，缺四十一年；隆庆缺一年；万历朝计四十八年，仅有一次，缺四十七年；天启缺三年。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共有九十六年没有户口数字，不知是有司没有进行统计，还是《明实录》没有登记。但它至少说明明朝的户口统计制度，从嘉靖朝开始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不像当初那样为人重视。

还有，按规定户口之数载诸“赋役黄册”，“赋役黄册”始造于洪武十四年（1381）。尔后，“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即每十年造一次。据此，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则攒造黄册之年应为：洪武二十②《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记为62530195人。

四年（1391）、建文三年（1401）、永乐九年（1411）、永乐十九年（1421）宣德六年（1431）、正统六年（1441）、景泰二年（1451）、天顺五年（1461）、成化七年（1471）、成化十七年（1481）、弘治四年（1491）、弘治十四年（1501）、正德六年（1511）、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十年（1531）。嘉靖二十年（1541）、嘉靖三十年（1551）、嘉靖四十年（1561）、隆庆五年（1571）、万历九年（1581）、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三十九年（1611）、天启元年（1621）、崇祯四年（1631）、崇祯十四年（1641）。但在《明实录》里，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建文三年、正德十六年都没有记载户口统计数字；嘉靖朝只有四年有户口统计数字，而且皆非为造黄册之年；隆庆六年（1572）也没有户口统计数字（此年非造黄册之年）；万历朝只有一年有户口统计数字，但亦非造黄册之年；天启二、四、七年也未见有户口数字（皆非为造黄册之年）。这也同样足以说明：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已经渐渐淡薄，祖制的威严已经遭到蔑视，再也不是按原来规定的时间，每十年都必须“更定其册”了。其二，人口数越来越少。在《明实录》记载的136个人口数据中，人口数最多的一年是成化十五年（1479），计为71850132人；最少的是正德元年（1506），仅为46802050人。短短二十七年间，减少25048082人，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其余的134个数据中，6600余万者1；6500余万者2；6300余万者4；6200多万者17；6100多万者13；6000万左右者7；5900多万者5；5700多万者1；5600余万者3；5500余万者1；5400多万者4；530O多万者18；5200余万者9；5100多万者25；5000多万者24。其中，5000至5300多万者计76个，5400至5900多万者14个，两项计90个。可见，绝大多数都低于开国洪武朝的三个人口统计数字。经过200多年的长期发展，经济又比较发达，文化颇为繁荣，在此期间也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灭绝人口的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总的说来比较平静，人口数量反而出现如此大起大落，总的趋于下降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对此，《明史》的作者引用周忱的话说：“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周忱此言出自其宣德七年（1432）所撰之《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时间上指宣德七年以前；空间上主要限于江南一带。不能用它说明全国的人口变化现象，更不能以此解释有明一代人口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其症结恐怕主要仍在于人口统计混乱、失实。

其三，变化无常。从列朝看，人口数量较多，且变动不甚激烈者，在永乐以后唯有成化一朝。其次，正德、隆庆二朝，亦大多数在6000余万人左右。人口较少，但相对稳定者有永乐（只有永乐元年为66598337人、永乐十年为65377633人）、宣德、弘治、天启四朝，均只有5000万至5100余万人左右。从整个升降走势看，呈波浪形状态：自永乐、宣德至正统中叶，大多数只有5100多万人；由正统中叶开始逐渐回升，迄成化末年达到高峰，增长为6200多万人，成化十五年高达7100多万人，成为明代人口最多的一年；从弘治朝开始，又忽然大幅度跌落为5000余万人左右，弘治末年起再度迅速回升为6000余万人；及正德、嘉靖、隆庆稍增为6200余万至6300余万之间；天启时再度回落到5100余万左右。成化朝是明代流民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而明朝官府统计到的人口数却最多。这种变化无章可循，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明史·食货志》的作者，引明人王世贞的话说：“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将这段话，与前列数字对照一下，可以发现不少问题。一是靖难兵起“民数反增于前”不全面、不准确。洪武朝三次的人口统计数字不仅多于建文四年的56301026人，而且大大超过永乐二年至九年、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5000余万至5200余万之间（只有永乐元年、十年两次超过洪武年间）。二是“至天顺间为最衰”，更与事实不符。天顺朝计八年，元年、二年、六年均为5400余万人，三年至五年为5300余万人，七年为5600余万人，八年为6000余万人，均多于宣德朝和正统朝的5000余万至5300余万左右，与正统中叶以后至景泰末年基本持平。三是“成、弘继盛”之说欠妥。成化时，确实兴盛。而弘治时从统计数看，非但未能兴盛起来，反而大幅度下降为5000余万人左右，成为明代人口数量最少的时期之一。四是“正德以后又减”亦有误。除正德元年的46802050人之外，自正德二年起升为55906806人，三年以后不断上升，从59425208人升至63284203人，直到隆庆朝仍保持在6200余万人以上，与成化时一样，同为明代人口数量较多的时期之一。万历以后才再度减少。

其四，连年照抄。照抄，亦称“抄旧”。所谓“抄旧”，顾名思义，就是每逢大造新册时，将旧册的数字，原封不动地抄入新册。在户口统计方面，“抄旧”现象最为典型的，当数隆庆、天启二朝。隆庆自元年至五年，年年都是为户10008805、为口62537419。天启计七年，有户口统计数字的有元年、三年、五年、六年四年。在这四年中，每一年均是为户9835426、为口51655459①。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启五年与六年比元年和三年每年都多出半口。所谓“五分丁”。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对此评论说：“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如或有生有死，则死生口数不多不少正相当。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怪事，但在官场中这却是典型的惯行故事”②。户口兴衰，取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在上述种种弊病中，最为突出的是变化无常，毫无规律可寻，以致不可能从户口数量的增减变动中，透视出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种统计数据问题太多，不足为信。明朝官府户口统计中所存在的这些弊病，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①天启朝的户口数字，实为抄自泰昌元年（1620）。

②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是“天下之通弊”。朝廷的统计数字是这样，地方司、府、州、县编造的册籍也是如此。对于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必须从当时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主义恶习中去寻找。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存在，必然驱使官绅、地主疯狂追求财货，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同时为了减轻自家的赋役负担，利用权势，有意隐瞒丁口，逃避户口统计。那些无权无势的广大贫苦农民，则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剥削，而不断逃亡，飘泊四方，使官府难以准确地进行户口统计。至于官僚主义恶习对户口统计的危害，更是明显可见。从明初开始，最高统治者为了保证赋役征调，一再强调天下丁口、田土“务不失原额”。其实皇帝所关心的只是赋税和徭役“不失原额”，税粮不得减少，劳役必须按时完成。而对于户口统计数究竟增减多少，他并不怎么感兴趣。那些官吏，由于利益的驱动，为了安身立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为求得田土、户口之数“不失原额”，对于田土和户口统计一般都是应付差事，很少认真办理。有的为“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失额的不除，新增的不加，不管它是否准确。有的干脆照抄“原额”，“大抵足旧数而止”。有的只求纸上的数字，不问实际情况。有的视统计造册为具文，“随时捏算”，胡编乱造，因循苟且，徒事虚文。有的甚至营私舞弊、嫁祸于人。所以，明人说赋役黄册是“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为空中之影”，不实、不准。名为黄册，实为“伪册”，根本靠不住。总之，是“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①。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时有变化。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由于明朝官府视户口统计为“儿戏”，混乱不堪，致使有明一代的户口之数，已经不是一般的差错，而是绝大多数令人难以置信。前引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一文，在谈到如何看待明朝官府的户口统计数字时，有一段非常深刻、精辟的分析：第一，“就一般情况说，《明实录》和明朝史书里的官府户口数字，不可为据”；第二，“明初立法严猛，一般人不敢轻易犯法脱漏户口。《明史》谓‘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明朝和其他各朝一样，政令都是先张后弛。政令张时，隐漏可能不会太多，官府户口数字或与实际大致相符”；第三，“遇有认真办事的知府、知县，他们编造的户口数字就比较可信。认真的知府如况钟，认真的知县如桂萼、海瑞、叶春及、沈榜等。可惜的是像他们那样的认真办事的地方官为数极少”。

王毓铨的意见，尖锐而中肯，把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问题，以及后人在研究明朝户口之数时应持的态度，说得明明白白。据此，我们以为在考察明代户口之数的时候，应结合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大背景，利用现存的某些户口统计资料，以明初立法严猛的洪武朝的户口数为基础，以人口密度最大的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八《户口登耗之异》。

江南为重点，从宏观上加以把握。

明代人口数据的比较研究洪武朝官府统计的人口之数（户数暂不予考虑），现存的数字有下列三个：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05人①；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人②；洪武二十六年（1393）60545812人③。

万历《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所记明代人口的三个数字分别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60545812人；弘治四年（1491）53281158人①；万历六年（1578）60692856人②。

第一个数字，在《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里，都同时记有各省直的细数，可与总数互相验证。第二、三两个数字，只有《大明会典》一书记有各省直的细数。

以上两组数字，显然都有问题。

先看，第一组洪武朝的三个数字。

洪武朝三个数字的统计范围，十四年为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等十二布政司（省）。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增加云南省。云南人口少（二十四年为354797人，二十六年降为259270人），于全局影响不大。另外，经验算：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各省直细数之和比总数少400001人；二十四年，则比总数多出49754人；二十六年，又比总数少20069人。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

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的十年间，全国人口减少3098744人，且南方除四川省增加103139人外，其余各省均出现负增长，具体如下：南直—179129人；浙江—1888598人；江西—826871人；湖广—501165人；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四○。本年和二十四年，同时记有各省直细数。

②《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③《诸司职掌·户部职掌》。《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所记相同，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总数》亦同。

①是年人口数，《明实录》记为50503356人，两者相差2777802人。

②是年人口数，未见《明实录》有记载。

广东—590231人；广西—71137人；福建—546806人。

以上七省计减少4603937人。

与南方相反，该年北方各省人口数全部呈正增长，具体如下：山西＋382983人；陕西＋334805人；河南＋215904人；山东＋475828人；北平＋87492人；以上五省计增加1497012人。

洪武二十四年，北方各省人口增加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耕地增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死亡率会有所降低，出生率必有所增长。而南方各省人口全面下降，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南方同样开展移民垦荒，发展生产；明太祖打击江南豪强地主，整治欺隐丁粮、转嫁赋役，扶持贫困；减低江南重租官田的租额等，这些都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再说，当时移民也没有移到北方各省的，江南苏、松诸府，广东等处都是移到南直临濠、泗州、南京等地。另外，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还将大批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移入南京。所以，到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应与北方一样大量增加，而不该是大量减少。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上升，当是比较可信的，不可信的是北方各省以及四川、云南的人口数这一年全面下降。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比，这一年南方各省（除四川减少100876人、云南减少95527人）的人口全部增加，具体为：南直＋674028人；浙江＋1825927人；江西＋826871人；湖广＋610755人；广东＋426181人；广西＋90669人；福建＋623362人。

以上七省计增5077793人。

北方各省下降的情况，分别为：山西—34130人；陕西—173236人；河南—194449人；山东—416667人；北平—54300人。

以上五省总计减少872782人。

明太祖立法严猛，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已基本结束，各项典章制度亦基本建立，法制颇为健全；《大明律》、《大诰》等法令，即将公市施行；国家机关工作开始规范，颁行《诸司职掌》；经济立法方面，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均已实施；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兴修水利等项工作全面展开。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已开始由恢复阶段转入发展时期。因此，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人口肯定出现增长。例如，云南于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以后，即不断移入不少居民（不算屯军），迄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岂能减少。北方山西等五省移民人数最多，但都是在这五省之内移动，并没有移到南方地区的（从总体上说）。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北方各省的人口也不应呈下降趋势。有人说，明初的人口升降是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何以洪武二十四年只有南方各省全都进行反控制，而四川及北方各省皆没有反控制？洪武二十六年则倒过来，南方各省不进行反控制，四川、云南及北方各省又不约而同进行反控制？在赋役黄册颁行的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户部官曾向皇上奏曰：“天下郡县所进赋役黄册，丁粮之数，类多错误。”①如果说是黄册本身有问题，为何洪武二十四年南方各省的人口数都减少而北方各省都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又整个变了样，北方各省皆减少而南方各省均增加？所以，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

根据洪武朝的政治、法律以及经济恢复发展情况，我们以为可以对当时南北方人口增长问题作出一种最保守的推测，即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不会低于洪武二十四年。

若依此推测，则洪武二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六年南北各省的人口总和，应分别为：洪武二十四年：59873305（十四年总数）＋1497012（北方山西五省新增数）＋103139（四川新增数）＋354797（云南新计入人口数）＝61828253人。

洪武二十六年：61828253（二十四年总数）＋5077793（南直等七省新增数）＝66906046人①。

以上两年全国人口数的推测，肯定不会超出实有人口数，因为：第一，南直等七省人口基数大。洪武二十六年比二十四年增加5077793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

①据《明太祖实录》、《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的有关资料，南直、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等七省，洪武十四年计为42842130人、二十四年为38238193人、二十六年为43315986人；四川、云南两省，洪武二十四年计为1922451人、二十六年为1726048人；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直等五省，洪武十四年计为15166659人、二十四年为16663671人、二十六年为15483709人。人。两年间平均每年增加2538896人，似乎偏大得多，是不可能的。但若与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42842130人相比，则十二年间亦仅增加473856人。

第二，北方山西等五省，洪武二十四年比十四年增加1497012人，平均每省在十年内只增加299402人，也肯定不会超过实际的增长数。

当然，不能以这些推测作为统计依据。所以，我们还必须回过来，以官府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作为依据，探讨一下当时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洪武朝为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立法严明，有令必行，官民多畏法，人口欺隐之数相对少些。洪武十四年为明朝第一次大造赋役黄册之年，也是明朝第一次出现官府统计的全国人口数字。

虽然这个数字有不少问题，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按照官府的统计，洪武十四年为59873305人，洪武二十六年为60545812人，年增长率为0.093％。从洪武朝到万历初，社会生产虽有波动，但总的是不断向前发展，又没有发生绝灭人口的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据此，可以在承认这些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以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为基数，以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六年的年增长率0.093％作为以后历年增长率的标准，对万历六年全国人口数作出估计。自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的人口数如下式：59873305×（1＋0.093％）197＝71905705（人），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多11212849人。

自然，必须明确这个数字仅是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字，而非实际人口数字。

以下，再看第二组内明代中后期全国人口的两个官方数字。

弘治四年的数字，最令人怀疑。

万历六年的数字，亦不无问题。

南方各省，在有明一代自始至终是人口最为稠密之区。这个地区人口增减，对全国人口数量影响最大。因此是探析明代人口变化的重点所在。

为了便于检讨，兹将南直等七省弘治四年和万历六年的人口升降走势，分别表列于后：（一）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弘治四年人口数较洪武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六年增减南直7983518－2257484－2078355－2752383浙江5.05843－5244395－3355797－5181724（续表）

弘治四年人口数较洪武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六年增减江西6549800－2432681－1605810－2432681湖广3781714－811356－310191－920946广东1817384－1354566－764335－1190516广西1676274＋213135＋284272＋193603福建2106060－1734190－1187384－1810746合计29220593－13621537－9017600－14095393（二）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万历六年人口数较弘治四年增减南直10602641＋2619123浙江5153005－152838江西5859026－690774湖广4398780＋617066广东2040655＋223271广西1186179－490095福建1738793－367267合计30979079＋1758486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四年总计98年。按《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的记载，全国在籍人口减少7264654人。如按《明孝宗实录》卷五八的记录，则减额更多，达到10042456人。弘治四年人口数字如此锐减，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很不协调的。如前所说，成化时农民大量逃亡，流民蜂起，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仍绝大多数在6200万以上。而到了弘治年，流民大潮已经结束，成千上万的流民纷纷还乡复业或随地附籍，仅湖广荆襄山区这类人就有上百万。这些还乡复业者或随地附籍者，户口自然在官府的控制与统计之列。再说，明中叶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亦已经成为历史，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南方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华北农村的经济面貌也大为改观。何以随着皇位易主，明宪宗死，明孝宗即位，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也马上跟着骤减千万左右。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问题更大。

自洪武至弘治，南方经济日趋繁荣，江南苏、松诸府这个人口最密集的财赋之区，发展尤其迅速。而上列表一显示，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除广西之外，其余六省人口皆大为减少。最严重的是浙江，竟然比洪武十四年减少49.8％，比洪武二十四年减少38.8％，比洪武二十六年减少49.4％。其次是福建，分别减少45％、36％、46％。

从万历元年起，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政，执法严猛，讲求富国强兵，凡事务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非常重视赋役管理和户口问题。而由表二可见，弘治四年到万历六年的八十七年间，按官府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增加7411698人①。内中，南直等七省通算只增加1758486人，约占全国新增数的23％。这种增长速度，不仅与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相称，而且与其原来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为逊色。按官府的人口统计，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42842130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5％；洪武二十四年计为38238194人，占全国的67.4％；洪武二十六年计为43315986人，亦占全国的71.5％。即使到了弘治四年，共计为29220593人，仍占全国的54.8％。就是到了万历六年的30979079人，其人口数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1％，为何其新增数仅占全国新增数的23％？难道是其出生率比北方各省低，或者其死亡率比北方各省高？南直等省除嘉靖中一度遭受“倭患”之苦外，其他条件均大大优于北方地区。人口减于洪武年，实属反常。

因此，对于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还得根据洪武年间的人口数进行估算。

按照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南直等七省计为43315986人，比洪武十四年的42842130人增加473856人，年增长率为0.092％，恰与前面洪武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大致相同。现在仍然采用全国人口的估算方法，以洪武十四年42842130人为基数，以0.092％的增长率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数，可如下式估算：42842130×（1＋0.092％）197＝51350704（人）。

比《大明会典》统计的30979079人，多出20371625人。

最后，再检索一下官府统计的北方山西等五省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明代中后期人口变动走向。此八省，弘治四年计为24058564人，万历六年为29815762人。八十七年间，共增加5757198人。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的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计4030454人、陕西2155000人、河南1891087人、山东5196715人、北平1893403人、四川1465515人。六省合计为16632174人。洪武二十六年这六省合计为16950487人，比洪武十四年增加318313人，年增长率为0.16％。由于云南洪武十四年无人口统计数，而贵州则直到永乐以后始有人口统计数。况且这两个省人口少，于大局关系不大。为了与前面的估计方法保持一致，这里仍以16632174人作为洪武十四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六省的人口基数，以0.16％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人口总数，当如下式：16632174×（1＋0.16％）197＝22789208（人）

比《大明会典》所记少5258890人。

万历六年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七省的人口数①以《大明会典》为准，因其备载各省直细数。

为51350704人，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的人口数为22789208人，两项合计为74139912人。如再加上万历六年云南1476692人、贵州290972人，总计为75907576人。则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的60692856人，多出15214720人。这是采取南北分别估计的结果。这个结果与上述进行全国统一估计的71923108人，只相差3984468人。如果考虑到洪武十四年全国人口基数没有云、贵两省人口的因素，则相差就更小了。

第四章　赋役制度

第一节　明初赋役制度的重建

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的赋役制度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之上。一方面，皇帝是全国人民的大宗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居有支配地位，全国人民都要被皇帝编制在户籍册中成为其编户民（役户），除皇室、勋臣、国戚及少数钦赐优免者外，无不被分拨承担徭役，为皇帝纳粮当差。百司臣僚、地方庶尹替皇帝经管土地、牧养百姓、管理国家，听候皇帝差遣，是纲纪之仆，故官亦役也。另一方面，皇帝又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户役田。无论是原报抄籍的事产、祖遗田宅，抑或是无地人户被拨与开垦的临近空闲地、移徙宽乡时垦种的田地，以及自认自报经官府批准的荒地，它们的被授予或被允许管业，都是以役户必须执行其本等差役为前提的。户役田具有主人的身份，有田即有役，种什么田当什么差。并且户役田不得自由买卖，土地买卖必须严格税粮的推收过割手续。这样就形成土是王土，民是王民，“占由于民，则入赋于君，制也”①的封建逻辑，无论输赋纳粮或当差承役，都是编户民的封建义务，是封建的贡或役。故而朱元璋告诫其臣民：“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②“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封建政权的基础是土地和人民。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人民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只有使生产资料和劳动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产生满足郡国所需的赋役。另外，民有常产则有恒心，只有使百姓拥有生生之具的衣食之资——田宅，他们才能安居乐业，为王输赋当差，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治平境界。雄才大略的朱元璋精于治道，自然明白此理，他在继承宋元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创造鱼鳞图册和黄册制度，将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编管起来，并使民附著于土，为其纳粮当差。鱼鳞图册即田地之图，它是针对“元季丧乱，版籍多亡，国赋无准”③的混乱局面，为切实掌握各地耕田数字以杜绝隐田逃税而设立的。其编制程序为：由朝廷派人或由地方官主持，逐田度量核实田亩，“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以图所绘状若鱼鳞，故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南阳府志·田赋》。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③《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号鱼鳞图册”④。朱元璋对鱼鳞图册的经理循序渐进，它萌芽于龙凤时期⑤，迄明立国，朱元璋多次遣使行天下，在全国各地进行核实田亩、攒造鱼鳞图册的试点，洪武二十年，鱼鳞图册编制完成，并在全国许多地区推广。与鱼鳞图册并行的是黄册，前者用于括地，后者用于括户。黄册的前身是户帖。“洪武三年，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及置户帖。”户帖备开籍贯、丁口、产业于上，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帖给于户。①户帖既是户籍的根据，又是征收赋役的凭证。黄册是在户帖的基础上产生的。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各给户帖，备开籍贯丁产，有司岁加稽察，十年一造，造必审图，皆据户帖现额添减开除”②。册成为四本，“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③。黄册的主要内容有：（1）用里甲将人民编管起来，使之附著于土，然后驱其力以供徭役。它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里甲既是户籍管理单位，又是佥编应承徭役的基层组织，还是民间自治机构。（2）黄册十年重新编定一次，曰大造。“黄册所载，人丁事产其经也，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其纬也。”④一百十户必须各自依照格式开写本户人丁事产，有司据之将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并九则），以凭点差。明初的赋役制度正是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⑤，黄册以户为主，详载各户的人丁与产业结合状况，凡属同一业户的坐落不同的土地皆登载在黄册中，官以此定户等，以户等征派徭役。鱼鳞册以土地为主，详载土地的形状、性质、等级及种类，凡属该地区内的所有土地状况皆可按图索骥。二者互补，相得益彰。“按图（鱼鳞图册）以稽荒熟，为某人现业，则田土不可隐；按册（黄册）以稽某家某户占田若干，坐落某处，则税不可逋。”①从而保证了国家赋役的正常征派。

“配户当差”

在此基础上，朱元璋建立起配户当差的户役法制度，驱民之力以供役。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⑤栾成显：《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①《明太祖实录》卷五八；《正德会典》卷二○《户部五》。

②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钱谷一》。

③《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④杨廉：《后湖志序》，《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一。

⑤《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①万历《武进县志·额赋》。

户役法就是皇帝以户为编制单位，依封建国家的不同需要将全国的人户分编为若干不同的役种，为每一役种设立一役籍，驱使他们去承担各种差役。配户当差就是定户当差。其内容包括：（1）役皆永充。皇家朝廷佥拨一定数量的人户去承当一定的差役，拨就的人户被编在同一册籍（版籍）里，那册籍里规定的差役就是那同一册籍人户共同的籍。籍就是役籍，通称户籍。男子十六岁成丁即须附籍供役，六十岁免役。役籍是世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承。《大明律》明确规定：“人户以籍为定”，严禁“脱免及变乱版籍”、“诈冒脱免避重就轻”②。（2）役因籍役。编户民必须纳粮当差，配户当差的“配”即抑配，就是强制。不同役籍的役户所配给的徭役各不相同。如民户种田输租，军户守御供役，匠户只应造作，灶户煮海制盐，马户牧养军马，牛户畜牧官牛等等，专户专役。明代的正役（办纳粮草）和杂泛差役（均徭、丁田之役、上命非时的杂役）佥拨征派时，不同役籍的人户其应承情况各异，如民户正役和杂役全都要承当；而马户、牛户、陵户、坟户、坛户、站户等却正杂二役全免，俾其全力以供本职遣差；其他役户则一律应承当正役，杂泛差役量予优免。（3）役有役田。役户的职责是备驱使，供力役。役使者欲役民之力就必须先制民之产，赋予其“生生之具”，以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于是便出现户役田。户役田就是当差地，入什么籍当什么差，种什么田。民户种民田、民地，当民差；军户种军田、军地，当军差；匠户种匠田、匠地，当匠差；灶户种灶田、灶地，当灶差。因为户役田的赋予或授给以役户执行其本等差役为前提，某一役户的户役田便与该役户的本分（役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也就具有了该役户本等差役的负担。役皆永充，籍不得改，各色役户的田土也不许脱役而买卖。民田虽然可以买卖，但民田上的民差于买卖之际必须明白推收过割，务以不损失该项田土向朝廷办纳的赋役原额为前提。重役户的重役田，如军田、灶田、匠田等不许买卖，以防止当差役户丧失应役的条件。而且为使维持该差役的田土不失原额，重役户还不许分家析产、将户下子弟过房别人、入赘做轻役户的女婿。（4）以户供丁。配户当差的户役法是以家族为供丁单位、供役单位、责任单位，这对朝廷含有如下效益：以户出丁，丁不离户；以户供丁，丁赖其户；以户养丁，子孙相承。以军户供军差为例：军丁按户征发，应役军户必须户出一丁赴指定卫所当兵应役，该役丁即为正军。正军的军装、盘费、马匹皆为自备。除正军外，每一军户还得出余丁一名，随同正军到卫，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军户户下还得保留一丁以供给在营正军。军户户下还必须预备一丁为继丁，倘若遇正军事故逃亡，则由清军御史到役户户丁的原贯户下勾解继丁应当。所以帝王役使的不仅仅是应役正军一名丁身，而是役使着其户下的全部家人的劳动和事产。故有“一军出则一家敝”之谚。而且一旦帝王佥配某些户应当某一差，他便可永享该役户役丁的无偿劳动及其户下的②《大明律·户律》。

无偿劳动。

正役和杂役朱元璋用配户当差的户役法驱民之力以供役，其取民之制不外两途，曰赋曰役。赋或曰租、曰税，曰夏税秋粮，或俗称钱粮、皇粮、赋税、田赋等。明初田赋之制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秋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有时均得以丝绢、棉、钱钞等物折纳。米麦名曰本色，折纳物品叫折色。两税征收期限依各地收获时间而定，“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课税的方法依据土地面积并参酌其种类、用途、性质等以定科则高低。土地的种类有田、地、山、塘等，其性质则有官田、民田之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所纳税粮分两部分，一曰存留，留供本地开支；一曰起运，解送朝廷或边疆等地。凡距离起解地远且运输困难的税粮仓库曰重仓口，反之则曰轻仓口。役曰职役、徭役，其中有贡，曰职贡。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但均工夫不是明初役法的全部，明初行之于全国且贯穿始终的役法只有两种：正役和杂役。正役亦叫里役、里甲正役，它是以里甲为承役单位，以办纳税粮为目的的维正之供。明初的里甲役制度是伴随着黄册制度和里甲制的确立而确立起来的。黄册制已如上所述，里甲之制远溯宋代以五等编制乡户制度，近仿湖州等地的“小黄册之法”，它在明初最早由开济创设以清查户口，至洪武十三年经户部尚书范敏的奏请始得伴随黄册制在全国推广开来。里甲制的主要职能就是用超经济的政治强制手段将人民管束起来并使之附之于土以供应赋役。明初的里甲既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即它是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依就近就地原则，每甲由居住最近的十户组成；但又不纯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里甲的编制划分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在内，因为明代各里所承担的徭役大体相等或相近，且规定“钱粮不过都”，而佥拨徭役的根据则是人丁事产（即户等），如果编制里甲时只考虑由相邻居处的人户构成而不理会户等的均搭，就可能会导致徭役负担的畸重畸轻。所以一里之内的人户不一定由居处相邻近的人户构成，而居处在同一地区的人户亦不一定编制在同一里之内。里甲正役包括里长之役，编户之役，里甲三办等，分次述之。“里长者，里之长也。天下之执，自上而下，甲首上有里长，里长上有县令，县令上有郡守，郡守上有藩司，藩司上有六卿，而天子加焉。”①里长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王所当之差包括三部分，（1）管摄十甲，“主十甲人户十年事产之推收，丁口消乏之大事”②。（2）催征①叶春及：《叶絅斋先生全集》卷十《顺德县志论一·里役论》。

②嘉靖《东乡县志》卷上《户口》。

钱粮。“该办税粮，粮长督并里长，里长督并首甲，首甲催督人户。”③里长催征钱粮之役与粮长之役很相似，但二者实有区别，“粮长，盖佥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非轮年也，惟粮多处有之”①。首先，粮长户等比里长户等高。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七年下令，“各处赋役，必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依人丁事产多寡将户定为三等，厘为九则，科差时先富后贫，富者编重差，贫者编轻差，若两户财富相等则先丁多之户，后丁少之户。“推丁粮多者为（里）长”，可见里长固为上户，为重差，但粮长户比里长户户等更高，故明人丁元荐谓“于里长中提出殷实大户，号曰粮长”②。而且粮长差也比里长役重。其次，里长役为岁役，一里之内推丁粮最多者十户担任里长，里长役十排轮转，每年由一户担任现年里长，其余九户为排年里长，十年一轮，循环应役。而粮长不轮年，父死子继。再次，里甲制行之全国，故里长役无地不有。而粮长之设仅限于税粮较多的南方地区如浙江、南直隶、湖广、江西、福建等。（3）勾摄公事之役。“呼唤曰勾，追取曰摄。”③它包括：清勾军匠，根究逃亡，拘捕罪犯；到各级衙门承符呼唤。如攒造黄册时，“有司先将一户定式誊刻印板，给予坊长厢长里长并各甲首，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首。其甲首将本户并十户造到文册送各该坊厢里长，坊厢里长将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④。编户之役是指被里甲编管起来的人户输纳田赋之役。“为王之民，执王之役，分也。”⑤编户民必须为王纳粮当差。明代田赋输纳之制很复杂，它规定“将税粮洒派远近仓分，令各户自行上纳”⑥。所纳之粮既有科则之异，又有缓急之分，此外还有存留、起运之别，而起运粮又有轻重仓口的区别。明代对编户纳粮之役的编审与里长役一样亦是以人丁事产即户等为基准，一般说来，瘦瘠田地办纳存留轻粮，肥沃田地办派起运重粮；户等越高，仓口越重，丁多之户输远地；富户派本色税粮，贫户许派折色。里甲三办是夏税秋粮以外里甲正役中的繁重差役，主要是出办上供物料和官府公费。三办之名各地不一，三办之实各地亦不尽同，“明制，供御用曰岁进，供四司（工部所属营膳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曰岁办”①。岁进亦曰岁贡、上供，傅维鳞《明书》称之“天子玉食”，朱元璋所谓“凡内府饮食常用之物，官府③《明会典》卷二九《户部十六》。

①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一《傅算之籍》。

②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③《吏学指南》卷十六。

④《明会典》卷二○《户部七》。

⑤宋一韩：《牧政日弛振刷宜亟敬陈一得以裨国计疏》，《明经世文编》。⑥万历《四川通志》卷二一《经略志·财赋》。

①同治《嵊县志》卷三《田赋》。

上下行移，不免取办于民”者即指岁进。岁办是供国用的“任土作贡”②的科差，亦曰岁派、料派、料办等，按类征收，有额办、坐办之分。除了岁进、岁办外，还有地方官的征需曰杂办。洪武时期里甲三办简省，但永乐以后，三办之役逐渐成为民间沉重负担，尤其是正统以后，官府诛求日增，其项目之繁，数量之夥，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里甲三办既曰里甲，故亦按里甲编派，“里甲起于户”，而户又分三等九则，审别户等的基准是人丁事产，尤其是丁产，而丁产之产中田是主要的，故里甲三办又有人称之为丁田之役或丁田之法。里甲三办计丁量田而出办，大致南方科派重在田，北方科派重在丁，科派中的丁田有比例，或丁三粮七，或丁四粮六，而且田、丁可以互准，并呈现出田的比重逐渐增大之势，明中晚期的十段册法、一条鞭法就是在丁田兼派、丁粮互准的基础上产生的。

正役之外的所有差役都叫杂役，又称杂泛差役，它是民间出办（也就是里甲出办）供地方官府使用的银两和供地方官府差遣的役夫。役夫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定额有定期的，由里甲人户其户等轮充，如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甲首、轿夫、伞夫、解户、狱卒、隶兵、应捕、坟夫、义冢土工等。有供本府本县衙门的，有供京朝官驻在本府本县各衙门的，名色并不太多，但役夫名额不小。这一类杂役正统以后称之为均徭。另一类是不定时、无定额、非经常性的临时差遣，称之为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杂泛差役的审编基准是丁，丁分两类，一类是有田地的丁，一类是没有田地的丁，即寡丁。有田地的丁依据其人丁多寡产业厚薄分为上中下三等人户，去承当正杂二役。只有丁没有田地的寡丁编入户等为下下则，承当杂泛差役。其下下则中之极贫困者，或充轻役，或免役。

“纳粮即是当差”

赋与役之名可分而实则不能分，二者没有本质的差异。明代的田赋不是土地税，而是役，并且是正役。近代意义上的税依亚当·斯密的说法，其征收应有两条基本原则，（1）每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按照他在国家保护之下获得的收入，缴纳其一部分给政府，以支持政府。（2）每个人向国家缴纳的税额是一定的，而不是专断的。拿此原则衡量明代田赋，不难发现田赋与近代税的差别。明代编户民缴纳的田赋不一定是其收入的一部分，而可能是收入的大半甚至全部。明代的田赋是专断的，没有固定数额，“节年多寡不同，（州县）一如府帖应纳”①。“大要取给公家而止”②。而且如果里甲户逃亡，见存人户还得强制代其包赔差粮。更主要的，近代税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②《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①海瑞：《淳安县政事》。

②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

上，公民法律上是自由平等的，而明代赋役制度则建立在朱明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的，田是皇田，纳粮当差是土地占有的条件，不纳粮当差其田入官。民是皇民，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各色人丁必须收籍当差，其所当之差分为两种；有赋役者之差和无赋役者之差③，“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也”④。二者都是役，其区别在于有无田土，缴不缴税粮。再者，从田赋本身而言，其科派赋以田定，但丁存乎其中，其输纳定仓口之远近照户等，而户等之分豁照丁田，而丁亦存乎其中，因而田赋本身也是役，而且是正役，里甲之役就是催办税粮。称纳粮为正役，不仅见于明代臣工题本和历朝实录，而且还见于志书。这本身亦说明赋与役二者本质是相同的。

③《大明律·户律》。

④王肯堂：《大明律笺释》。

第二节　金花银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

明中叶以后，田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金花银的出现，二是苏（州）松（江）府等地的均田均粮活动。

金花银金花银卸货币化的田赋，它是封建国家为保证朝廷财赋收入对实物田赋制进行的灵活改革。对金花银的出现，《明史·食货志》记载颇详：正统元年八月，“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处，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①。

从表面上看，金花银的出现似乎是俸帖贱卖的结果，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便不难发现金花银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田赋是封建土地国家（皇帝）所有的经济体现，种皇家之田就必须为朝廷纳赋输粮。明初田赋的实物之征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在经过元末战乱后，土地荒芜，百姓逃亡，社会财富极端困乏。农业乃立国之本。明初百废待兴，“军国之需，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②国家机器运转要求民著于土。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使游离于国家编户外的人民重新纳入统治轨道，也须民著于土。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恢复社会经济亦必须民著于土。以米麦为主的田赋之征正是民著于土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强化民著于土。但是这种实物税有其固有弊端：（1）它容易造成所贡非所产。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在明朝广袤大地上，恐怕“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①的地区不少，但田赋是维正之供，百姓不得不易米以供纳，“转展折阅，公私交弊”②。（2）从田赋运纳角度考虑，运纳税粮既有舟车转运虫鼠齿蚀的耗折，又有搬运装载如人夫船车水脚及芦席木板等种种费用，更有风波漂没与盗贼劫窃之危险。而对于那些僻居深山不通舟楫的役户来说，运纳田赋更为艰辛，甚至连朱元璋自己也哀叹：“民间租税，水陆窎远，送纳京师，实①《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①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六《田赋》。

②《皇明诏令》卷一《初元大赦天下诏》。

为艰难。”③（3）田赋贮存亦受客观条件限制。永乐中，“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④。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浪费。（4）从田赋的分配消费而言，对于到南京支取俸禄的武官而言往返劳费，不得实惠。而单一的田赋实物之征与伴随社会发展而来的从皇帝到普通官员的日益庞杂的各种消费需求相比，显然已力不从心。因此，在确保国家财赋不亏而又能使官民两利的田赋折纳便势在必行。

金花银的出现是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的必然结果。明太祖采取的重建经济秩序的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在农业上，他奖励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为工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经济作物栽培面积的扩大，为手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手工业上，他放宽对工匠的限制，实行轮班坐匠制度，刺激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在商业上，实行轻税政策，三十而税一，整顿驿站，疏通运河，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一批市镇的勃兴。迄成祖即位，边境互市贸易逐渐展开，同时“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①，朝贡贸易的活跃又刺激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崛起。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传统的封建政治控驭下的经济带来冲击，它突出表现为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率皆用银的出现。田赋折银正是在此历史背境下的产物，它不是一蹴而就，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金花银的催生剂。

事实上，田赋折银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已经开始。宋仁宗时曾下令将陈州夏税所征小麦折变成现钱②，宋神宗熙宁十年也有过田赋输银的记载③。在明初，朱元璋为解决逋赋、灾伤、税粮贮运困难等问题，多次下令将田赋改折他物，并称之为折色。但是此时的田赋折银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且货币作为折纳的其中一种方式，与其他折色相比不居于显著地位。明正统出现的金花银实际上是我国田赋折纳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明初折色一脉相承，体现着政策的连贯性。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金花银是将田赋折纳货币正式制度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赋改折金花银的地理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在南方，金花银作为均平官田、民田赋役负担的重要手段而被广泛运用。在北方，成化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敏“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自敏始也。”①③归有光：《与邑令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明经世文编》。

④《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②《包孝肃奏议》卷七《请免除陈州折纳现钱疏》。

③《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①《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

田赋货币化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继两税法之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它对明代赋役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金花银推行地区和派征对象不断扩大，金花银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就连一向“不蠲不赦”、“全征本色”的漕粮在成、弘以后亦开始有条件、有限额地折征，并于隆庆五年正式确定“岁折一百万石”②的定例。受田赋折银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力役折银趋势日益明显。就里甲正役而言，正统景泰间，周忱巡抚江南时，在南京推行里甲银制度，“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③。浙江天顺中出现“里长敛钱从事”，供应里甲三办、均徭的“甲首钱”④。广东成化时出现“见役里甲又随丁田赋钱于官，待一年之用”的“均平银”⑤。福建成化、弘治间出现“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的“纲银”⑥。明中叶以后杂役折为价银的现象也比较频繁，正德初年，均徭出现力差、银差之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银差日增、力差日减。里甲、杂役折银代役，最终促成了纳银募役的一条鞭役法的诞生。

金花银给明代财政制度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亦引人注目。它使明朝廷财政由原来的户部一元化管理改为太监掌管内承运库、户部掌握太仓库的二元管理。正统元年以后，原用于收贮坑冶课税的内承运库改以专贮金花银，由太监掌握，其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①。但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宫廷用度奢靡，内承运库入不敷出，往往向太仓库索取银两。如成化十七年，因“赏赐用度浸广”，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承运库②。弘治时，“内府承运库告缺少供应金银，户部请借太仓银十万两应用”③。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力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阻”④。但是，倘若国家财政拮据时，则不能动用内承运库银，这无疑使明中叶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愈加困难。金花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田赋的货币化促使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将农产品投放市场，换取货币，即所谓“输赋之金，必负米出易”⑤。加速了农产品的商业化过程。并且，田赋征收白银，使货币成为衡量国库收入的依据之一，传统的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不重田土、逐末求利，弃②何乔远：《名山藏》卷五四《漕运》。

③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④《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八四《浙江二·海盐县》。

⑤《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九《广东三·赋役志》。

⑥《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一《福建一·福州府》。

①《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③《明孝宗实录》卷七四。

④《明史》卷七九《食货三》。

⑤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

儒从商，在所有之。田赋货币化刺激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专业市镇蓬勃兴起，社会经济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但是也可以看到金花银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纳税者而言，由于田赋是编户民的封建职贡，交纳什么，交纳多少，皆由朝廷依据政治权力专断，所以尽管有田赋“折色以米值为断”①的规定，但通过提高税粮的折银价以掠夺纳税者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成化十六年，山西粮价为每石值银三四钱，但闻喜县“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王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石勒折银三两”②。禄米的折价银比市价高达十倍。这无疑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再者，即使是“折色以米值为断”，但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田赋的折粮价随市场粮价的变化而波动，荒年折粮价高，丰年折粮价低，交通便利处粮价低，交通困难处粮价高，故而有谓：“折纳京储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处，而南方则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贵之处，而上江则为不便。盖湖广、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价不至翔贵，且每石有折银七八钱者，有一两者，参差不齐。令即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③对于国家而言，金花银的折征必须以国家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基础，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将其国家财政流转完全依托于市场。面对金花银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少官员忧心忡忡，如丘濬曾指出：“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寂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④丘濬的意见切中肯綮，令人深思，但其矫枉过正，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

江南的均田均粮与金花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①。这场运动因其是在明代国家赋税重地——以苏州、松江二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故而对明代中后期国家的赋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肇于该地区的赋役之重，我们可从丘濬之言窥其一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①《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五《赋役部·总论八》。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一○。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二。

④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二《贡赋之常》。

①章漳：《均田论》，《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五八《田制部·总论》。天下为多。”②。其中苏州府以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输纳全国9.8％的税粮，松江府以占全国0.67％的田土上缴全国4.1％的额赋，无论是绝对田赋总额还是相对亩赋税率，均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地区。导致该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官田太多（见附表），而明朝廷规定，官田是“按私租簿为税额”③。

江南官田集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政治上讲，（1）它是朱元璋打击张士诚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必然举措。元末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附表：苏松二府官民田比率表①地区官田民田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苏州62.9994.737.015.3松江84.5294.315.845.7①资料来源：《正德会典》卷十九；《明史》卷七八《食货二》；正德《松江府志》卷七。

由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①。及张士诚伏诛，“其将帅叛臣亦以歼灭，田皆没官”②。对于当时依附张士诚的江南诸豪右，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③。（2）它是朱元璋抑制豪强重建统治秩序的政策体现。江南大地主多聚族而居、累世仕宦，虽经元末动荡却死而不僵，明初他们“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④，朱元璋运用政治暴力，或移江南富民外出濠州开垦荒田，而其江南之产籍没入官；或以重典严刑，将“田产遍吴下”的江南豪右如沈万三（松）、史有为（嘉）、黄旭（苏）、纪定（湖）等人抄没家产。（3）明立国后，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屡兴大狱，在著名的“胡蓝党狱”中，江南豪族受株连尤多，不少人“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⑤。从经济上讲，明初百废待兴，亟须大量的赋役作为经济支持。而江南一带自魏晋以后由于民聚地辟，经济富庶，逐渐成为赋役的渊薮，唐代即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⑥之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①之谚。自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②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四《经制之议》。

③《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日知录》卷十；《廿二史札记》卷三○。

②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

③《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④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友人论井田》。

⑤《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松土》。

⑥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都通过设立官田来加强对江南地区财赋的掠夺，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凭藉政治特权，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遗留的古额官田的遗产，另一方面又通过查抄籍没等手段增置近额官田来满足其郡国之需。但是，官田重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使百姓“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②其承受赋役重负的能力有限。为完纳赋役，“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③。这样对国家而言就产生“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的逋赋问题，以苏州府为例，洪武三年逋负秋粮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米麦竟高达七百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九十石。使江南“徒有重税之名，殊无重税之实”④，国家的财赋收入大打折扣。对百姓而言就是大量逃亡，“苏松二府，盖因赋重而流移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⑤。赋役编佥的基础发生动摇。

朱元璋也知道：“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团于租而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⑥但鉴于大明社稷未稳，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重建急需该地区的经济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来扶植生产，或通过减轻税率、蠲免逋赋、田赋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以求苏松稍得苏息，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根本解决江南官田重赋问题。建文帝即位后试图缓解这一矛盾，但其享国日短，难有作为。靖难之师方息，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赐功臣、赏士卒，大封亲藩。他增置武卫，添设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数百人于馆阁，编辑《永乐大典》，“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矩万万计”①，从而使得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明仁宗的即位标志着明初国家重建及开疆拓土时代的结束和安定的守成时期的开始，历史的演进使解决江南重赋正式列入朝廷议事日程。明仁宗遣广西布政使周幹赴苏州、松江等地巡视。次年，周幹向继位的宣宗皇帝起奏调查结果，这份奏折详尽陈述官田困民的弊政，使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深受触动，并促成其三下诏令以对重租官田改科减征：宣德四年下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②宣德五年重申减①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志》。

②《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③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④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⑤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⑥《明太祖实录》卷一三○。

①《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②《大明会典》卷一七。

科令：“因各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为始，减除十之二三不等。”宣德七年再次颁诏：“自宣德七年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谕恩例减免。”③同时遣“才力重臣”周忱赴江南督理税赋。

周忱的均田均粮改革周忱于宣德五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正式揭开明中叶江南均田均粮的序幕。周忱下车伊始，即“入民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民间疾苦”①，“一切故弊皆为之虚心访问”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将自己的改革宏图在江南地区付诸实施。周忱改革的第一步骤是认真贯彻宣宗改科减征的诏谕。他与苏州知府况钟悉心计划，“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③。并于宣德六年奏请将松江古额官田依民田起科。但将官田改科减征，势必削减国家财赋收入，这是封建朝廷所不愿接受的，故“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④。周忱也以“变乱成法，沽名要誉”之罪遭户部尚书的弹劾。宣宗虽不罪之，然其法终不得行。改革是一个艰难的扬弃过程，周忱作为一位封建官吏不可能顶住来自各方尤其是户部的压力，客观条件决定了他的改革权限只能是在保障江南赋税总额的前提下对官田、民田赋税负担畸重畸轻进行调整。聪明的周忱想出了两全之策——均耗折征法，并将其推广实践。这就是其改革的第二步骤。

均耗即均征加耗、牵摊耗米，或曰平米法。耗米是正粮以外的加派，主要用于补充税粮运输时的盗窃、消耗及脚费等。明初都金陵，民田每亩起科五升，已带七耗；后抄没入官之田科则各异，又征一斗七合。及成祖迁都北京，江南税粮漕运北上时，“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⑤，甚者“率三石致一石”⑥。但“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⑦。针对于此，宣德八年周忱奏行《加耗折征例》，令官田民田并出耗米，耗米并入正米一起征收，谓之平米。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均得加耗。加耗的方式主要是论粮加，或每秋粮一石加耗六斗七升，或正粮每石征平米一石七斗至一石九斗；但也有论田加耗，“周文襄（周忱谥号文襄）于轻额③《明宣宗实录》卷八八。

①焦竑：《焦氏笔乘》卷四《周文襄》。

②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十七。

③《明史》卷一三五《周忱传》。

④《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⑤《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常镇》。

⑥《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⑦《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民田，每亩加耗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亏欠”①。耗米除支付漕粮运输费用、损耗外，所剩余额称为余米，周忱设置济农仓以贮之，“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②。如果余米数多，则下一年减征耗米。客观讲，加耗均征之法的推广使得江南各府税粮实征数额由于耗米的征收而比过去有所增加，这首先与国不亏，增加了国家财赋收入。同时，由于该法抑制了豪户不肯加耗的特权，并通过加征耗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田民田税粮畸重畸轻的矛盾，对于耕种官田的贫民来说，肩上负担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其时粮虽加于民，而其补助余积之利悉归于民。民自征赋一石五斗（许多地方为一石七斗甚至一石九斗）之外，漠然不见他役之及，官府亦无科索之扰”③，官民两便。

折征就是折纳，周忱以田赋改征折色银而均平赋役。江南粮多役重，粮多源于官田多而租重，役重是因为该地区承担着解运数百万石税粮的艰巨任务。明朝廷规定，“其有全种官田人户亦编入围内轮当”④。轮当即轮当甲首，而甲首的第一要务便是输纳粮差。针对这种情况，正统以后，周忱以金花银为手段通过田赋改折以期达到赋役的均平。他规定派征田赋时，“七斗至四斗则纳金花、官布，轻赍折色；二斗、一斗则纳白粮、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则轻重而为之损益”。①由于四斗以上科则之田只能是官田，所以实际上金花银“专为此等重租官田（派征），..如无将民米派纳”②。本色米折纳金花银，免去了力役劳苦，节省了税粮运输之费，以此调停轻重科则田土，“是粮额虽未均，计其税则均也”③。

在推行均耗折征法的同时，周忱革除粮长制弊端，改良田赋漕运方式，渐次建立并完善税粮的征收、贮藏、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粮长制的改革包括：（1）针对税粮征收过程中粮长私造大样斗斛掊克百姓之弊，周忱“请敕工部颁钱斛下诸县准式，革粮长之大入小出者”。（2）简化粮长领缴勘合手续。“旧例，粮长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勘合，既毕，复赍送部，往返之资费皆科敛充之”，周忱令“止设正副（粮长）各一人，循环赴领，讫事，有司类收上之，部民大便”。（3）鉴于各县收粮无屯局，粮长即家贮之，周忱设立水次仓制度，“令诸县于水次置屯，屯设粮头、屯户各一人，名辖收，至六七万石以上始立粮长一人总之，名总收。民赴帖赴①蒋伊：《苏郡田赋议》，《清经世文编》卷三二。

②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③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④《大明会典·黄册》。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②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③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屯，官为监纳，粮长但奉期会而已。（4）严格税粮运输管理，设《拨运文簿》登记支拨起运之数，设《纲运文簿》开列运输途中花销开支之数，以备核查，杜绝运输途中粮长自盗或挥霍行为的发生。税粮漕运方式的改革主要是将原来军民各自运输的支运改为由民运至淮安或瓜洲交兑官员、由官军接运至通州的兑运，百姓承担官、军运输中的给耗：民运至淮安交兑者每石正粮加耗米五斗，民运至瓜洲交兑者每石加耗米五斗五升。同时还奏行京俸就支法，即将原在南京支俸的北京军官改向苏、松、常三府支取。这些与均耗折征法并行的配套改革，一方面使百姓所纳之粮最大限度地进入官仓，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完整，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减轻了纳税人负担。

江南重赋的实质是官田太多且科则太重，周忱既没有奏减官田数额，又没有降低官田科则，所以他的改革并不彻底，没有根本解决官田重赋的问题。但是他通过均耗、折征以及完善田赋输纳手续等手段，既保障了国家财赋收入，又使百姓赋役负担均平。然而周忱推行平米法抑制了豪户不纳耗粮的特权，触动了江南大地主的切身利益，他们群起攻讦，而明景泰帝即位后又对前朝重臣猜忌，周忱于景泰元年被迫致仕。

周忱以后的均田改革均平江南官民田负担的改革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所以“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①。其继任者亦沿着周忱制定的改革方略向前推进。景泰五年，陈泰继任江南巡抚，鉴于“富室多轻额，其重者多在贫下”，陈泰“因以周文襄之法推广调停”，下令论田加耗，“民田五升之田倍其赋，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额。泽始均而赋不损，上下便之”②。陈泰之后的继任巡抚李秉萧规曹随，“一守成法”，并制定了具体的加耗则例：亩征六斗以上田只征正粮不加耗，亩征五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斗五升，亩征四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三斗，亩征三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六斗，亩征二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八斗，亩征一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五升，亩征五升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一斗五升。陈泰、李秉的论田加耗与周忱平米法相比，尽管都是田无分官民一律加耗，但周忱加耗无论科则轻重一律加征一石七斗，而陈泰、李秉加耗却是“以赋之轻重递盈缩”，科则重的官田加耗少、甚至不加耗，科则轻的民田加耗多，通过征收数额不等的耗米渐次实现官民田税粮的均平，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李秉之法“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①，故其均平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又加其上任不到一年即坐举知府违例罪被逮，人去政废。接替李秉任江南巡抚的是崔恭，他一上台就废除了李①《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②康熙《松江府志》卷三二《名宦》。

①《明史》卷一五九《崔恭传》。

秉的改革，“悉如忱旧”，恢复了先前的论粮加耗，苏州府吴江县每正粮一石征耗五斗②，松江府“华亭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七斗或减至五斗，上海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九斗”③。这种做法，使得税粮越重，加耗愈多，“民嚣然不便”④。天顺五年，左副都御史刘孜巡抚江南。他在增辟财源的基础上对官民田负担进行整饬。当时由于江南赋繁役重，百姓纷纷逃亡，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仅松江府就有四千七百余顷积荒田。刘孜奏定召佃荒田例，“召民开佃，不论原额。肥田亩税米三斗，瘠者二斗，谓之官租，不起科加耗。民欢趋之，芜秽尽辟”①。其垦荒所得羡米或用于抵充荒田虚税，或用来资补正粮加耗。针对官民田负担不均，刘孜因地制宜，苏州府论田加耗，“以陈（泰）、李（秉）二公所定酌为四则，正粮六斗以上加一斗，四斗以上加四斗，一斗以上加五斗五升，一斗以下加一石二升”②。松江府论粮加耗，华亭县每石秋粮加征耗米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县每石加征耗米八斗五升至六斗。伴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苏州耗米“后亦稍减”，而松江府正粮加耗也降至五斗。降至成化二十二年，浙江常山人樊莹知松江府事。为杜绝田输运纳时仓场书手侵盗害人之弊，樊莹“请革民夫，俾粮长自运，宽其纲用以资之”。针对当时“粮运纲费与供应军需皆出自余米，既收复粜，辗转重烦”，以致运夫折阅逋欠积累的状况，他令“夏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白银，见数支遣”③。其数“华亭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银一钱五分；上海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银二钱”④。樊莹的论粮加耗与周忱、崔恭，乃至刘孜等人之法无甚差异，但他将耗米折银，在田赋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正统以后，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赋役负担的手段逐渐为江南人所认同和接受。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高下定加耗多寡，有利于耕种官田的人；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定加耗多少，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但就两种加耗方式而言，其侧重点仅是田土的社会属性——官田与民田及与之相对应的税粮，田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如各地土质不同、产量高低悬殊、灌溉条件好坏等却被忽视。以松江府华亭县为例：中乡近郭，在黄浦江两岸，亩收不到一斗；西乡依泖湖，多膏腴之田，岁亩收三石以上；东乡滨海，地高土瘠，岁亩收仅棉花十余斤或绿豆几斗余①。纳税户为维护自身利益，“东乡粮轻而收利薄，此愿粮上加耗也；西乡粮重而收利甚厚，此愿田②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③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④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①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②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③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二《名宦》。

④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四《职官志》。

①何良傅：《与郡守刘沂东书》，《明文海》卷二○六。

上加耗者也”②。依土地自然属性差异来确定不同加耗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便有弘治八年江南巡抚朱瑄的《分乡论田加耗例》的颁行。他规定按照土质的不同，将松江府所属华亭、上海二县各分为东、中、西三乡，各乡以统一科则征收耗米：东乡亩加耗一斗一升，中乡亩加耗一斗三升，西乡亩加耗一斗五升。后来又将东乡分为沿海、不沿海两则，沿海亩加耗一斗，不沿海亩加一斗一升。此外，华亭县中乡亩复加耗一升，上海县中乡亩加斗三升、西乡斗六升。③分乡论田加耗法以加耗之均求田粮之均，它分乡论等，与田赋科则轻重无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均赋。但是由于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④，将土地肥沃亩产较高的西乡田多征耗米，这自然遭到了士大夫豪右的抵制，所以弘治十一年新任巡抚彭礼即在松江恢复以往的论粮加耗。弘治十五年彭礼为缓解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纷争，在松江知府刘琬的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折衷方案：官田加耗于粮，每石征平米一石六斗；民田加耗于田，每亩征耗米一斗二升⑤。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官田民田税额皆上升。实践证明这种折衷之法很难行通，故正德二年，巡抚艾璞又恢复了朱瑄的老办法，只是征收耗米略有下降。但正德六年新任巡抚张凤上台后再次改为论粮加耗。

自宣德到正德朝，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官民田负担的手段，经历了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多次反复，它实质上是封建皇帝与封建地主相互争夺地租斗争的反映。朱明皇帝为维护封建郡国之需，通过广置官田将江南作为财赋的渊薮。明中叶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蓬勃发展，江南缙绅地主迅速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①。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广占良田，一方面千方百计以求轻赋，所以就造成“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②，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而册籍类寄于东乡，田多缓征之处”③的局面。加耗法之争实质上就是利益之争。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确定耗米额，官田科则重，加耗少，民田科则轻，加耗多，这自然有助于解决官民田科则的畸轻畸重，但是论田加耗触动了广占民田的豪右士大夫的利益，因而他们群起抵制，其直接后果一是“辄减田土总额”，一是“钱粮不清”④。封建朝廷财赋不保，对此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另外，由于不同科则之田加耗各异，其改折种类亦各不相同，这就使原本复杂的田赋科则更加繁多细碎，②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③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④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⑤康熙《松江府志》卷六。

①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②《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④参见康熙《松江府志》卷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

苏州一府田土科则达一千余则，湖州府竟达四千四百四十七则⑤，而这反过来又为豪强胥吏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官民之田，旧不过十余则，近则乃至千余，自巧历者不能算，惟奸民积年出没其中，轻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税寄之官宦，谓之诡寄；或分散于各户，谓之飞洒；有司拱手，听其所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于则数之细碎故也。”①从而使原来均平官田民田税额的效能难以全部实现。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征收耗米，官田科则高，其耗米必多；民田科则低，其加耗也少。这对民田私有者——豪右士大夫自然有利，他们力主论粮加耗以实现转嫁赋税负担给耕种官田的贫民的目的，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论粮加耗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万历时的赵用贤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田始有赋，凡与之贡赋，未有不因于田之多寡。惟田数未定，而概以粮数派征，此侵渔隐蔽所由起也。”②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企图通过加耗来作为实现赋役均平的手段已显得力不从心。正德以后，朝野请求将“田粮无论官民，合为一等”的呼声日渐高涨。

明中叶以后的田赋改革：官民一则事实上，明中叶以后，国家对江南官田的直接控制权在逐步削减，它突出表现为官民田相互更易现象的频繁发生。按照规定，官田是国家直接占有管理的田地，耕种官田的人只有佃种权，官田不得买卖。但是，“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认为己业”③。官田买卖屡见不鲜，“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民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④。更有甚者，“埋隐官田，以为己业，转将瘠田诡为官税”⑤。在国家对官田控制权逐渐沦落的前提下，要保证朝廷财赋不减，将官民田科则合并、土地扒平负担不失为明智的应时之举。另外，由于明中叶以后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官租无处收取。对统治者而言，与其让重额官田抛荒，倒不如将其准依民田起科来增加财政收入更为有利。“官民一则”改革实际上也反映了统治者的利益要求。

江南“官民一则”改革走在最前列的是湖州府，早在宣德元年，湖州知府赵登就“疏清官民田地山荡各为一则起科”，但由于得不到批准，“事寝⑤万历《武进县志·田赋》。

①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②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④王鳌：《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明经世文编》卷一二○。

⑤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不行”①。正统时巡抚周忱亦有是法，然仍遭抵制。迨英宗复辟之初，湖州始行孙原贞等的官民田分搭加耗之法，“起科重者征米宜少，起科轻者征米宜多”，令“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百岁征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二百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②。该法论田加耗，通过对不同科则的田土加征数额不等的耗米来渐次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均平。但是新任知府岳璇上台后即废除该法，实行论粮加耗，“奏每亩正粮不动外，其耗米不分等则，每亩通为一斗”③。但湖州府的改革并没有停留在论粮加耗与论田加耗的争论上，成化时该府辖属的武康县就已“奏行田粮事例”，开始“官（田）为一则，民（田）为一则”的改革探索，后又在全府七县推广④。正德十四至十五年，都御史许庭光和知府刘天和在湖州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官民田一则的改革，“奏将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则均为二则，凡官田为一则，凡民田为一则”①。其具体方法是：“科则一依黄册不动”，但用耗米和折色进行通融均摊，“照官民田轻重加减分派，俱以实米三斗为率”②。嘉靖二十一年，知府张铎据粮里邵越等呈告申请，将正德官民各一则的改革向前推进为官民田合并一则的均摊法，他把全府夏税平米、折色、马草等米银总数分摊各州县，“于各州县田地山荡上不分官民，均摊派征包补”。各州县再按本府派给的米银总数，“委曲通融均派”，每田、山、荡一亩各应纳米银若干，“一州自为一则，六县各为一则”③。

苏州府的官民一则改革起步也较早。正德初嘉定知县王应鹏就倡议“官田轻重均作一则，民田并丝麦不科粮地，与成田荡涂亦均一则，造册在官，使民一体出纳”④。惜其建议未被采纳。迨入嘉靖朝，昆山人顾鼎臣充世宗的侍从近臣，后升礼部尚书，他在乡居四载，目睹江南田赋弊端，凡三次上书恳请予以清理，嘉靖十六年终于得到世宗皇帝的批准。江南巡抚欧阳铎受命总其事。其具体措施为：“令府州县各总其亩之额，而丈量田以正亩；括其征米、征银之凡，而计亩均输之。”“科则不易其旧，而比其最重者与其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之。重而不能尽损者，为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以阴见轻；轻而不能加益者为征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以阴见重。诸推①万历《湖州府志》卷九《守令·郡守》。

②《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③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④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

①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②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③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④万历《嘉定县志》卷七《条议》。

收田者，从圩不从户；田为亩，人为子。奸巧无所容，而逃窜渐复。”①史称“征一法”或“均耗法”、“牵摊法”。顾鼎臣的门生王仪时任苏州知府，对欧阳铎的征一法改革贯彻得力。在王仪的积极推动下，苏州府官民一则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吴县“将各科则与金花田耗裒益扣算牵摊，每亩正耗米三斗四升四合”②。通过计亩均输本色米和折色银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平等。嘉定县在知府李资坤的主持下，在履亩丈田、清理逃税的基础上，推行征一法，“总计概县实存肥瘠相等田，算派岁用正耗平米，每亩止该二斗八升。以前项虚粮额不可缺，每亩均包二升，以三斗为则”③。常熟县在知府冯汝弼的推动下，履亩清丈，依土质不同定田赋为四则，最重者亩征三斗三升④。吴江县在清理粮册基础上，将全县平米四十三万八千余石，除去部分法定免征耗米外，“每亩摊正耗米三斗七升六合”⑤。昆山除低湮地外，每亩均摊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⑥。长洲县经过丈量；“每亩摊平米三斗七升五合”⑦。通过改革，苏州的官民田科则差异被逐渐拉平。

欧阳铎、王仪的改革在江南地区影响强烈，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嘉靖十六年，常州知府应槚征得巡抚欧阳铎同意，在全府推行改革。他首先将一县夏税二税、各项杂征以及随粮征收之耗脚合并计数，得出其应征的本色米和折色银的总数，然后验粮均摊，向全县各项田土和税粮摊派。不过应槚的均摊是各县将官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官田，民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民田，各自通融均派，其实质就是官民各一则，这与苏州府官民一则有很大区别。嘉靖三十二年该府无锡县率先实行官民一则，无锡知县王其勤奉命清丈田地，在此基础上，“竟并官民田地”，依土质、地势不同“均为三则”①。江阴、宜兴等紧步无锡后尘“奏定官民田合为一则”②，取消了官民田科则差别。隆庆二年武进县亦实行官民一则起科，常州府“自是官田之则遂废”③。这标志着常州府官民一则改革的完成。

嘉兴府官民一则改革肇于嘉靖二十六年知府赵瀛发动的扒平法。扒平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将各县正耗米总数，按各县官民总数均摊。“田不①《古今治平略·明朝田赋》，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总论八》。②崇祯《吴县志》卷七《田赋》。

③万历《嘉定县志》卷五《田赋考》。

④乾隆《常昭合志》卷三《田赋》。

⑤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⑥归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震川先生文集》卷八。

⑦万历《长洲县志》卷二《田赋》。

①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②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概以三年起征”④。（2）“不动版籍”，“合官民田地麦地一例牵摊耗米”，“正米重者耗减轻，正米轻者耗加重”，每亩“俱不出三斗之数”。但低产的山荡滩涂池溇水面等项亩征米五升，自为一则。在江南如火如荼的官民一则改革浪潮中，松江府则显得相对冷清。松江人文荟萃，景泰以降进士名额大增，成弘以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不乏其人，伴随着明中叶以后王学的逐渐勃兴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松江府日益强大起来的松江身份地主开始追逐一己之利。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竭力阻挠官民一则的改革，嘉靖十六年欧阳铎在苏州府改革之时，松江知府黄润迫于压力没有归并官民田科则，只是将原来的论粮加耗改为论田加耗，改革明显滞后于苏、常等府，但扒平科则已是大势所趋。隆庆二年，林润任江南巡抚，他上任伊始便发现“江南诸郡久已均粮，民已称便，惟松郡未均”，奏请实行丈田粮。在林润的举荐下，原松江同知郑元韶奉命负责主持均平田则的改革。他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依松江府东、西、中各乡土质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乡，上乡田二亩七分三厘九毫纳平米一石，中乡田三亩一分二厘纳平米一石，下乡田三亩六分三厘纳平米一石，自此，松江府官民田科则差别渐趋消失。

江南地区官民一则的改革自嘉靖末至隆庆已成不可阻遏的潮流，影响所及，许多地区也开始官民一则的均田、均粮运动。嘉靖三十一年，宁国知府刘起宗在该府实行核田，对于“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弱者粮无虚赔”。并在此基础上，“以官民均为一则”①。自隆庆元年至隆庆三年，应天府在两任巡抚林润、海瑞的奏请下，先后进行土地清丈，“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②。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在知县许天赠的主持下，丈量土地，合官民为一则起科③。万历三年，镇江府在巡抚宋仪望的奏请下，“官民田地照亩起科”，“均为一则”④。大约到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江南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官民一则的改革。④《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十二册《浙江下》。

①《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七《赋役部·总论十》。

②万历《上元县志·田赋》。

③民国《海宁志稿》卷九《田赋》。

④《明神宗实录》卷四二。

第三节　明中叶赋役制度的改革

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社会政治因素

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上的配户当差制。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全国的人户都是皇帝的役户，全国所有的土地同样也是皇帝的户役田，人因籍役，役随田转。皇帝用里甲制把全国人民编管起来为其纳粮当差，他据都稽图，据图稽户，编户成甲，积甲成里。明朝的正役、杂役的编佥皆以里甲为基干，审编则以户等为先决条件。户等高低决定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为人丁，一为事产，大抵在北方以人丁为重，在南方则以田产为重。户等分三等九则，户等越高，科差越重。一百一十个里甲户中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户，余百户皆为甲首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催征钱粮，勾摄公事，是为正役（亦曰里甲役）。杂役是因事编佥，供地方官府遣派使用的徭役，上中等户既当正役又当杂差，下等户即使无田亦得承当杂泛差役。

明初的赋役制度就其制度本身而言，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严密、系统和完整。它对明初封建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统治秩序的重建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明初的赋役制度有其先天的不足。在封建专制社会，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尽管从制度上讲鱼鳞图册和黄册是赋役佥派的依据，但皇帝为了自己需要可以随意征派，其随意性较强；再者，明代的赋役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封建等级政治控驭下的经济，赋役能否顺利征调完全取决于封建政治的效力。如果说在明初由于政治清明简约，这种赋役制度还能基本正常运行，那么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国家控制力减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就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的挑战。

1.国家统治集团不断扩大，奢侈性消费恶性膨胀，造成国家行政开支的急剧增加，百姓赋繁役重。造成行政开支急增的主要原因包括：（1）宫廷之奢。正统以降的皇帝大多昏愦，生活奢侈，大兴土木，开支庞大，他们不仅将内承运库的金花银大部分给挥霍掉，有时甚至还向太仓库支取银两。（2）宗室之藩。嘉隆时“天下王府之禄反多于岁供京师之米，即使尽发上供之输，犹不足王禄之半”①。（3）冗员之盛。洪武时武职人员仅二万八千余人，但到成化时“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②，随后又有大批人通过恩荫等途径汇入这支队伍，使其总数到嘉靖时又增数倍③。（4）军费之增。明中叶以后卫所军制逐渐衰落，募兵制逐渐兴起，另外南倭北虏，边患①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蔬》，《明经世文编》卷三八八。

②《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③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八。

不绝，军费开支日增。由于封建郡国之需皆出自编户民的徭役，封建朝廷有一事之需必设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役，所以日益增加的行政开支自然由百姓来承担，百姓赋役负担大增。里甲正役“旧例止令输纳物料供给差使而已。今（弘治）则百凡官府所需，悉出于此。县取于里，里取于甲，而府又取之县。盖视景泰、天顺间已不啻其几十倍矣”④。至于因事编佥的杂泛差役，百姓更是叫苦不迭。其最难供应者，一是修河，嘉靖元年，“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①。二是水陆运输，如北直隶“密迩京师，路多冲要，中间外夷朝贡往来络绎，接递夫役及砍柴、抬柴、养马、京班、皂隶、水马二站诸徭役最为繁剧”②。三是供应京师的砍柴等夫役，天顺时，仅顺天一府就有夫役应出砍柴夫一千七百三十名，惜薪司抬柴夫三千二百名，还有其他差遣如巡拦、防夫、仓脚夫、库夫、弓兵、铺兵等一万一千六百余名③。四是营建王府、修造坟墓等。繁苛的赋役使得大量的人、财资源被封闭在为统治集团消费效劳的徭役之中，不利于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一旦赋役的繁苛程度超过百姓承受能力，他们轻则转徙他乡成为流民，重则铤而走险，甚至酝酿成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严重削弱封建统治基础。

2.地主经济的膨胀与吏治腐败以及由此造成的役法的混乱。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上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交换逐渐频繁，商品经济也随之得到繁荣和发展，以正统六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为标志，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正式参与商品流通。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渐提高，促使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刺激了人们对“利”的追求。土地作为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便成为人们争夺的目标，土地兼并构成明中叶经济变革的最主要的特征。皇室、勋臣、贵戚凭藉政治特权，通过钦赐、奏讨、投献等手段，大肆掠夺官民田土，建立皇庄、王庄、贵族庄田等，缙绅地主亦随之推波助澜，广占田亩。明初朱元璋为了使一部分人倾其全力以供职役，曾给予其优免差役的恩赐，这部分人既包括勋臣贵戚、进士生员等统治集团成员，亦包括如马户、灶户等重役户。但是明初对优免规定严格，“优免差役之法，免杂役，不免正办”①。“在京文武官员除里甲正役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全户优免；外官优免事例皆以品从为差。”②然而明中叶以后优免这种恩赐却被无限扩大化，“今日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乃听所④光绪《黄岩县志》卷六《版籍·徭役》。

①《明世宗实录》卷十八。

②《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三。

③《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①吕坤：《答通学诸友论优免》，《去伪斋集》卷五。

②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亲厚推收诡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产米在户者后且收添，又于同姓兄弟先已别籍异居者，亦各并收入户以图全户优免，或受其请托以市恩，或取其津贴以罔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槖克盈，多置田产，寄庄别县，仍以官户立户，中亦多受诡寄。势焰者官府固已闻风免差，势退者立能多方攀援以图全免”③。由于“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④，结果造成了朝廷所拥有的科征赋役的田土和户口数字大大减少。一边是财政开支日增，一边是朝廷财源日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于是见在里甲赋役负担大增。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政治上，明中叶以后皇帝昏愦，宦官专权，奸佞秉政，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腐败、吏治江河日下。吏治腐败反映到赋役制度上就是官僚、地主、胥吏们沆瀣一气，为逃避赋役施展鬼蜮伎俩通同作弊。“遇有造册，［巨室］贿里胥，有飞洒现有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管带；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故（黄）册不过纸上之桑，户皆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编差无归者，俱命小户赔偿”①。政治腐败加剧了赋役负担的不均，“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②，官户偃然处十甲之外，差役独累贫下户。下户当差有身无力，只得举家逃窜。贫户逃亡之后，甲虽不及十户，但役额不减，由剩余人户均摊，剩余人户役重而不能堪，便整甲逃亡，从而演成空前的逃亡。

严峻的现实使得明中叶以后赋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既能摆脱财政困境，又能均平赋役、缓解阶级矛盾的改革思路，从而揭开了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序幕。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及其影响里甲正役的改革最早可上溯至周忱巡抚江南之时。宣德五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他推行“里甲银”制度，所谓里甲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解释为：“往周文襄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③里甲银的精髓在以粮补丁，他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部分或全部地摊入田粮内，折成银两，以耗米的名义加征。在苏松，周忱则推行平米法，“初，年③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④《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①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议》卷十六。

②罗伦：《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③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粮一石收平民一石七斗，候起运日酌量支拨。..除拨边外，有余则入济农仓，以备赈济，谓之余米。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①。平米法中里甲等费取自余米，其实质与里甲银一样，也是以粮补丁、摊丁入地。周忱在江南将赋役审编基准由明初的以户等（人丁、事产）定徭役到明中叶的以粮（田）补丁，实际上开创了摊丁入地的先河，而这与历史发展潮流是相适应的。因为明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赋繁役重，造成“闾里小民，游荡失业者十室而九”②。这给传统的赋役审编带来困难，“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查为难”。但是土地却是“万世而不变”的，“定税以亩，检核为易”③。所以徭役审编基准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诚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另外，尽管正、杂二役大体皆以人丁事产作为编佥的根据，但它们的性质与编佥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周忱的平米法却将其一体混编，随粮带征，赋役完纳在制度上简单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除里甲银和平米法外，周忱还对里长之役进行重大改革：“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每名出银一两，轮当一年，歇息两年，酌量轻重多寡朋合造册，犹如车轮之转。吏无那移之弊，民得轻鲜易完。”④周忱对里长役的改革有三点引人注意：（1）通计一县一年应征里长之役，固定役额。这是针对明中叶以后事繁费冗，里甲供役激增，里长之役除“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外，其他诸如祭祀、宴飨、营造、馈送、夫马等费杂沓而来，有司征敛日繁，里长赔累不堪等状况而进行的必要改革。它反映了官民的一致要求，对官府而言，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保证了赋役的征收；对百姓来说负担进一步明确。（2）将力役折银，这是明初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结果，官府收入不减，百姓亦可安于田亩。（3）缩短里甲十年轮支的应役时间。“国初事简里均，闾闬殷富，便于十甲轮支。其后事繁费冗，里胥因而为奸，里甲凋敝，而轮支始称苦矣。”①里甲轮役称苦是明中叶后里甲制度削弱的具体体现。明初里甲以户等均搭，故而赋役均平。但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打破了“田不过都”的禁令，诡寄、花分、寄庄盛行，地主胥吏勾结舞弊猖獗，严重侵蚀了里甲制的经济基础，各里甲土地占有不均，里甲规模不等，“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户无立锥且充数役”②，改革里甲已成时代要求，里甲轮役的改革只不过是顺应这一潮流。

①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但文中所言“均徭”，恐有误。按均徭法始于正统时夏时进柯暹所撰《均徭册》。

②许国：《条上弭盗方略》，《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二。

③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

④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一《田赋四》。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里甲论》。

②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下》。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影响深远。他的改革无论是正杂二役混编合并征收、徭役编佥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固定役额，抑或是力役折银、缩短里甲十年轮支时间，在实践中既保证了国家赋役的正常征派，使其财政收入不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百姓徭役负担的均平。实际上，明中叶发起的由地方到中央、由局部到全国的赋役制度改革探索，基本上沿着周忱的思路并使其更加完善和制度化，在江南出现欧阳铎的征一法，浙江、广东出现均平银的改革，福建则有纲银之法。在北方则出现会银制度，然而最终殊途同归，导致一条鞭法的孕育产生。

欧阳铎的征一法又名均摊法，“石江欧公巡抚，悉举里甲诸项并入秋粮，名曰均摊”。它是对周忱改革的继承和发展：“巡抚周文襄公始为劝借之说，以粮补丁，然不过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抚欧石江公时，事益增，役益繁，而人丁不能支益，于是有均摊米与人丁均编。”①征一法的内容主要有：（1）丈量土地以正田亩。（2）总征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3）以全县丁田数分摊全县徭役，以嘉定县为例，“通计一县里甲备用之数为银一千一百七十二两；均徭以银差者为银四千二百五十五两有奇，以力差者为银五千一百六十八两有奇。乃计丁而编之，丁出一分；计田而编之，亩出七厘七毫；计滩池涂荡而编之，亩出四厘”②。（4）正杂二役合并，役有定额。“里徭有异而丁粮无二，若仍二次编审，亦不免于烦扰，今将合用数目总会而并征之，仍查照旧额各以类分，法虽简而实不废也”③。至于徭役之费，在苏松等府，以八事（丁田、庆贺、祭祀、乡饮、科贡、恤孤、公费、备用）考里甲，以三事（银差、力差、马差）定均徭；在应天府，以十二事（国祀、国庆、供应、诸司之用、内府坐派、工部坐派、祭祀、乡饮、科贡、恤政、公用、备用）定里甲，以二事（银差、力差）定均徭，以六事考驿传。（5）“令民家以出缗钱雇役，毋得仍十年旧”④。力役折银，改徭役数年一编为一年一编。

继周忱之后，东南各省相继对里甲正役进行改革，“在浙江则曰均平银，在江西则曰公费银，在福建则曰纲银，在南直隶则曰直日银，遇有所费，官自支用”①。

浙江的均平银亦曰甲首钱，最早始于天顺中②。均平银支应的对象很广，“凡解京料价、祭祀、乡饮、备用夫马轿匠、公私诸宴，皆籍此”③。均平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上元县·田赋》。

②万历《嘉定县志》卷六《徭役》。

③万历《常州府志》卷六《钱谷三》。

④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三《赋役后》。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②《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③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银的派征最初无定规，至嘉靖四十五年，巡抚庞尚鹏奏行《钦依两浙均平录》，始酌除诸弊，立法定制。“通行会计各府州县每年合用一应起（运）、存（留）、额坐杂三办钱粮数目，仍量编备用银两，以给不虞之费，俱于丁田内一体派征”。④丁田派征原则是计丁与田，然后折田为丁，输银贮官，以给供费。百姓纳完均平银后，里长在官勾摄，甲首悉放归农。

广东的里甲正役改革也叫均平银，“广东丁田，自编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钱五百文，田一亩出钱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谓之均平银”⑤。广东均平银与浙江均平银相比较，内容大体一致：首先二者都计丁与田，将按户佥派的里甲役部分地摊入田粮；其次，广东与浙江一样，“见役里甲随丁田赋钱于官”，“既出此钱，甲首归农，里长在役只追征勾摄二事”⑥。但是二者也有不同：浙江均平银中里甲三办的支应占很大比例；而广东均平银不包括里甲三办，只是供应地方衙门的日常杂泛开支。另外，浙江均平银每年通融核算依丁田均平科派；而广东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广东均平银制开始于成化时，由于明中叶后事繁费冗，到嘉靖时已是弊窦丛生，为此嘉靖三十七年广东巡抚潘季驯对此进行整顿：“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胥里老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①“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田粮六总征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②纲银之法盛行于福建，其创行大约在成、弘之间，史载：“成弘之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谓之纲，以雇一年役事之佣者谓之徭。既出此钱，［甲首］则归之农，雇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勾摄。”③关于“纲银”之“纲”的意义，历来说法不一，何乔远认为是“提纲之谓”④，《明史·食货志》亦持此义；但《万历福州府志》则认为“宪纲经用者名曰纲银”⑤。其实二者一就征派方式而言，一则对其供支内容而言，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二者无根本上的区别。纲银的支应范围同均平银一样非常广泛，包括“若庆贺、接诏、迎春、视学、祀典之当举者，乡饮之再行者，校文阅武之赏赉者；贡士于礼部者赏其路费，邑之废疾孤寡给其衣粮，行部及士夫之往来者有饩牵牢礼，官长始至有效劳、致馆、门祭、④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志二》。

⑤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⑥《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七册《广东上》。

①《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

②《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③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④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⑤万历《福州府志》卷二九《食货四》。

堂燕、舆盖、器什；冬夏易其研席，岁终供桃符、花灯”。⑥大凡地方政治文化社会经费皆取自纲银。但里甲三办的上供物料却不由纲银开支，这与广东均平银类同。纲银征派亦计丁与田，而且丁田可以互折，“民米一石，准丁一丁”，把原本论户按丁负担的里甲支费，部分摊入田地负担。明中叶后，由于官府费用无节，胥吏舞弊，里长负担过重，纲银无力供办，所以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对福建纲银进行厘定，他规定“将通县费用分正杂二办，以丁四粮六法则科派”①。其中正办包括文庙、社稷之祭及乡饮之类，杂派则包括迎春桃符、新官到任、生儒考试一切供办之类。由于福建纲银不包括上供物料的支应，沈灼还创八分法以征收上供物料。“国朝物料俱于该年里甲丁银出办。至御史沈（灼）奏准各县每米一石、人丁一丁，发征八分，通融全县该办之数，就于八分内支解”②。使里甲三办亦有一部分被摊入田粮。但沈灼的改革并不彻底，“二办之目，正纲之费可稽，杂则私而难诘矣”③。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阳再次对纲银进行整理：“议征银储库，用度各有定则。但额外费多，支应不给，仍令里长贴办，称为班次。”④但是成效不大。迨至隆庆间，福建纲银被十段册法替代。

当南方赋役制度改革如火如茶之时，华北的改革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既有政治对地缘渗透控制上的差异，又包括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在南方朝廷所以必急图改革，在北方或可稍缓而已。虽可稍缓，但终须改革。嘉靖四十三年，北直隶赵州出现以银代役的里甲制度改革：“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始议征银在官，委人代支，不用里甲。”⑤万历时河南彰德府和信阳府之罗山县出现“会银”之法。会银亦曰办银，它也是按丁田通县概征，概县通融征银，省里甲归农①。会银后亦并入条鞭内征收。上述里甲之役的改革，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如里甲之役由原来的按户编派逐步改为按丁田分摊，有利于均平赋役，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贫民的负担；里役依丁田折银雇役，甲首省归于农，缓解了里甲人户的人身依附，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另外，就赋役制度本身而言，明中叶的里甲役改革为后来的一条鞭法铺平了道路，一条鞭法的许多编审原则由此发展而来。但是由于吏治腐败，里役改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见役里甲赋钱于官，曰纲银，曰办银。有司复摄之，令直日供应，无名之征纷然四出，即百缗不以⑥《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福建》。

①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②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③乾隆《建宁县志》卷七《赋役》。

④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

⑤隆庆《赵州志》卷三《田赋》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

抵数。穷乡小民，白首不识官府，雇人代直，月费数十金，里甲大苦”②。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在里甲正役改革探索的同时，杂役的改革也相伴而行，其突出表现为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

均徭法是明代杂役改革的开始。明初杂役由里长依据黄册所登户等，量户因事点差，上户重差，下户轻差。然法久弊生，朱明皇朝传至英宗初年已是千疮百孔。在审编差役上，最大的弊政就是放富差贫。奸民豪户或飞洒诡寄田粮，或贿嘱里书挪移作弊，或隐漏丁口脱免差役，或州县官役占富户充当皂隶厮役，卖放入己，所有差役大部科派中户、下户充当。下户贫困难堪，纷纷逃亡，统治者要求不能满足，于是均徭之议兴。以正统八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时“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和《均徭册式》，刊为令”①为标志，均徭法正式创立实施。均徭法改革首先是把那些有定额、有定期的常役如祗侯、禁子、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膳夫等同无定额、无定期的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划分开来，并把前者从杂役中独立出来，冠其名曰均徭，自此明代赋徭正式区分为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三类。另外，针对里胥为奸，大造黄册时以上作下弄虚作假、佥派徭役时放富差贫，均徭法令“里甲除正役照黄册应当外，又别另编造均徭文册，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排上中下户，量计杂泛重轻等事佥定，挨次轮当”②。

均徭法的推广一波三折，正统八年③夏时在江西创行均徭法，人皆便之。但遭到江西右参政朱得的反对，他以夏时“多以上等粮户为隶兵，意在逐年取用，未免民害”④相构陷，英宗皇帝于正统十年诏罢江西均徭册。直至景泰元年，在礼科给事中金达“安民莫先于均徭役”，“乞重将均徭之法举行”的奏请下，江西巡抚韩雍与布政使崔恭大力申明此法。广西均徭法推行不到一年即在布政使揭稽的反对下被迫停止。在四川，按察副使刘清曾以丁粮为差将户分为三等，造均徭册，官为定其役，但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天顺元年重庆府永川县民邓琪上书英宗，指责均徭法“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巨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日无休息之日矣”，四川的均徭法一度诏罢。但均徭法乃时代需求，大势所趋，景泰中，广东右参议朱英“立均徭法，十岁一更，民称便”。成化初他升任福建、陕西右布政使，亦将均徭法推广至这两省。②《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二《赋役部·艺文五》。

①《明史》卷一六一《夏时传》。

②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徭役》。

③此处从《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说，但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则认为均徭法始于正统四年，待考。④《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

及至弘治元年，明孝宗下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直隶巡按御史，严督州县管印正官，审编均徭，从公查照岁额差使，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①均徭法遂正式在全国推广实施。

均徭法由地方官员创立并经过长期探索试验才逐步完备起来，它在推广过程中亦开始一些新的调整：（1）银差的出现。银差与力差相对，它包含两重意义：对官府来说，徭役折银交纳，官府雇人充役；对役户而言，服役者得纳银代役。夏时初创均徭法并无银差、力差之分，皆为力差，“银差”一词最早见于正德元年，它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金花银、里役折银的出现是同步的。正德后银差、力差之例逐渐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力差多为重役，由上户承充；银差多为轻役，由下户支应。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银差日增，力差日减的趋势。（2）南方、北方均徭审编基准大体相同，计丁验粮，确定户等，量役轻重挨次轮当。但由于南北经济、政治等因素发展的不平衡，二者又稍有差异。一般来说南方均徭杂役丁粮兼派，浙江、福建、南直隶各州县莫不如此，其法多“总验一县之丁粮，配请当役之数，通融而审编之”，其中丁粮可以互折，并且在准折比例中，田粮所占比重往往大于丁，南方均徭编审实际上是偏向田亩的。在北方均徭编审则人丁事产参间，有地亩之征和门银之编。地亩之征始于弘治十二年，“都御史洪钟姑奏请（在北直隶顺天、永平二府）查地土，计亩出银，以为年需料价之用。盖因近京地方逐末优免者多，故为此通融之计”①。但正德元年顺天巡抚柳应辰反对地亩之征，恢复了论丁编役。嘉靖元年顺天府尹万镗奏请“申明征地亩之法”，“酌量人丁地亩，兼征银两”②。万历五年顺天府尹王之垣条上编审均徭宜事，以为地科太轻，丁科太重，议请现在丁地通融计算，每地一亩征科银二分③。万历十一年，顺天府尹臧惟一又认为“每亩科银二分，涉于过重，不若以丁、门为主”，得旨如议行。④此后门、丁科派构成北方徭役法的特点。这里丁即丁役，折币征银；门即照门审编徭役。门银之编比地亩之征可能还要早，万历《大明会典》载成化十五年令；“令各处差徭户分九等，门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买办、采办，各因所派多少，定民输纳，不许隔年通征银两在官。”可见成化年间北方就已开始照门编差。门银“为富家援例得以优免而设”⑤，其科派对象是品官及举监生员吏典之家。门银、丁银俱照户等审编，“上中六则照门银等则编审，下户既出丁银，①《皇明制书》卷十三《问刑条例》。

①《明武宗实录》卷一三八。

②《明世宗实录》卷二一。

③《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⑤《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不得复议门银”⑥。而户等的划分依据人丁事产，所以门银、丁银之征是丁田兼论的。（3）均徭审编周期各地不一，“南北直隶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审编之法，有一年一编者，有二年一编者，有三年一编者，皆因时地之不同，繁简之不一，轻重之不等，固难执一隅而议拟也”①。均徭的应役之法一直是轮役制，其轮役次序与里甲正役的轮役次序密切结合起来，一般是在里甲正役停歇后隔若干年，然后再充应均徭，其目的在于使民稍得喘息，以并力于供应也。②明中叶后杂派夫役名目纷繁，这些杂役多被归并为均徭，结果均徭种类越来越多，成为百姓最主要的负担。均徭既以均名，其目的即在于均平徭役，然而均徭法在推行过程中，其不均的弊端日渐显露出来：首先，均徭计丁验田、按里甲轮当，但明中叶后里甲之间贫富悬殊，贫富不等的里甲却要负担相等的徭役，势必造成“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无立锥，且充数役”③。其次，均徭佥派的依据是《均徭文册》，它是对黄册失实的改革，然而明中叶由于富豪贿赂胥吏以避重役，《均徭文册》造册之时以上作下，以亡为存，故其登载失实，有司“只凭籍册，漫定科差”，致均徭负担不均。为了改革均徭弊端，十段册法应运而生。

十段册法又称十段锦法，其内容在各时各地颇有差异，然其主要方式不外两种，一曰十段田法，它不再采取里甲轮流服役之法，而是通计一县丁粮，将其均分十段，每年提编一段。丁田互折，力差亦折合为银差。一曰提编法，“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寄庄田亩不拘同府别府，但已经原籍优免者，不再免。”④十段册法的最早执行者当推南直隶人盛颙，史载：“成化改元，（盛颙）由进士历官知邵武，..先是徭役多从里胥推举，奸弊万端。颙乃通扣一县丁田数十甲，以一年丁粮应一年徭役，周十甲而复始，民甚便之。”①可见早在成化时十段册法即已在福建试行。正德中常州府武进县同知马某也曾“议将一县田地均分十段，别造十段文册，每年编审一段。初甚便之，而后造册之时，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长参错，多有产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②。遂革而不用。嘉靖十六年李元阳任福建御史，在全闽推行十段法，“概一县［丁粮］之数，酌什分之一，今年盈则捐明年不足，缩则益取⑥《明神宗实录》卷六八。

①李士翱：《钦奉敕旨陈言民情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九。

②万历《常山县志》卷八《赋役表》。

③天启《海盐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

①嘉靖《邵武县志》卷十二《名宦》。

②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钱谷一》。

诸今年之有余”③。嘉靖二十九年苏州知府金城亦议立十段均徭。嘉靖二十九年后，虏患倭寇迭相交乘，十段册法（提编法）被采用作筹款方法之一种。嘉靖四十四年直隶巡按温如璋亦仿十段锦册法（提编法）以防“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④。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浙江巡按庞尚鹏推行的十段册法最有成效，“臣（庞尚鹏）自祗役以来，即议立十段锦之法，通行各府州县。查将十里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⑤。隆庆二年江南巡抚林润将十段册法加以整顿，“合无行府吊取各县十段丁田，逐一查理，裒多益寡，务得其平。除已应役外，其未轮年份各候该年，即有过割不得规避。一年止编一段，即有别故，不得擅提下甲”①。迨至万历初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十段册法被一条鞭法替代。

十段册法不是对均徭内含役目的改革，而只是对均徭编审对象和轮役方式的改革，但是它在清核一县丁粮基础上，或以丁折田，或以田折丁，将全县该年应派的徭役一并折银，扣除优免外，推算每丁、每亩应摊徭银，然后将核实的全县田土均分为十段，依段轮役。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均徭法执行中富户贿赂吏胥避重就轻的弊端，而且也抑制了优免冒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③乾隆《尤溪县志》卷五《赋役》④《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⑤庞尚鹏：《题为厘弊以均赋役》，《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第四节　万历清丈与一条鞭法改革

万历清丈

明中叶以来的赋役制度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积极成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改革仅限于局部地区，且多为阶段性成果，因此很不彻底。朱明朝廷的财政危机未能根本解决，全国赋役不均的状况依然严重，客观现实要求执政者必须将赋役制度的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历史将此重任落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的张居正的肩上，于是便有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清丈土地和推广一条鞭法。

清丈土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明中叶以后，皇亲、勋臣、贵戚“恃宠挟恩，奏求田地”①，皇庄、王庄、贵族庄田风云而起。缙绅地主推波助澜，广占田土，从而在全国刮起兼并土地的狂潮。土地是封建皇朝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有土此有财”，赋自田出，有田即有役，但是由于这批人享有优免赋役的恩赐，钦赐土地例不纳粮当差，文武官员亦论品优免，“官员之家率得优免，遂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②。从而使得国家控制在籍的纳粮当差地大大减少。“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③。对于在籍的纳粮当差地，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腐败，“飞洒”、“花分”盛行，放大户而勾单小，结果造成“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④。小户力薄难撑，举家逃亡。赋役不均遍及各地。

为缓解财政危机，实现赋役均平，一批有识之士率先发出清丈土地的呼声。嘉靖九年，桂萼提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嗣后郭化弘、唐龙、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的对策方略尤力：“请责州县官，于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凤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府，给散里中，永为稽考。”⑤另外还有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吏在局部地区业已开始清丈土地的试点，如嘉靖十至十四年邹守益在江西安福、安如山在河南裕州进行的清丈土地的尝试，嘉靖十五年王仪在苏州主持的丈田均粮运动，嘉靖十八年欧阳铎在应天进行的清理虚粮、清查隐匿田亩的赋役改革，嘉靖二十六年嘉兴府海盐县令民自守田粮，嘉靖三十一年刘起宗在宁国府清理虚赔钱粮，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令①《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②《明孝宗实录》卷二○○。

③《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④罗仑：《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⑤《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许天曾的清丈田粮等等。其中“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①。张居正在总结前人清丈经验的基础上，于万历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丈土地的运动，史称“万历清丈”。

张居正深谋远虑，刚毅明断，清醒地认识到明皇朝已成“将圮而未圮”

②的摇摇欲坠的大厦，为挽狂澜于既倒，张居正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社会危机的原因在于“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贵，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③。鉴于此，在政治上，张居正强调“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他立考成，饬吏治，整顿边防，综核名实。

在经济上，针对“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④的状况，张居正打算通过丈量，使土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奸，盖既不减额，亦不益赋，贫民不敢独困，豪民不能兼并”⑤。

尽管张居正“日夜忧劳，念欲君国子民计，非清丈不可”①，但是万历八年前履亩度田仅限于对局部地区勋戚庄田的清丈，促使张居正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丈的是福建度田的成功。万历六年十一月，明朝廷“以福建田粮不均，偏累小民，令抚按官著实清丈明白具奏”②。福建左布政使劳堪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奉旨稽核，履亩丈量，均匀摊补。万历八年九月，度田事竣，“闽人以为便”③。福建度田事实上是张居正清丈土地改革的试点和前奏，福建的成功使他深受鼓舞，“遂与张公（四维）、申公（时行）、大司徒张公（学颜）议请其意，诏行诸路”④。同年十一月，户部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拟定《清丈条例》，其内容如下：1.明清丈之例，谓额失者丈，全者免。

2.议应委之官，以各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

3.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

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②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九《京师重修贡院记》。

③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七。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①《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②《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③《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④《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4.复本征之粮，如军种屯地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

5.严欺隐之律，有自首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首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

6.定清丈之期。

7.行丈量磨算之法。

8.处纸札供应之费。

明神宗批准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①。从而在全国各地揭开清丈田粮的序幕。

当是时，神宗皇帝十龄幼主，难有作为，张居正首辅执政，独揽朝纲。

中国传统经济向来就是政治控驭下的封建政治经济，张居正政治上的成功为其经济改革铺平了道路，“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豪宦之家殊为未便”②。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隐田，而这却触动了勋贵、官宦、豪绅的利益，他们群起抵制，“豪家势多出有司上，有司惧挠成议，不但不尽丈，且以余粮送入其家”③。对此，张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矢志不移，坚定地将清丈运动开展下去。他一面写信给各地巡抚，鼓励他们放手去干，“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考，使诸公得便宜从事”④。一面严惩阻碍清丈的勋贵豪强和清丈不力的官员。山西代王府宗室、镇国中尉廷■和奉国将军俊槨等人阻挠清丈，张居正建议神宗下诏废俊槨为庶人，其余人等削夺宗禄，同时宣谕各处抚按：“丈田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⑤。万历九年七月，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以旧册数字报充清丈数字，被连降两级。同年十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以清丈亩怠缓”，“各住俸戴罪管事”⑥。

为了推动丈田，张居正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隐漏田亩。他写信给江陵老家的儿子张嗣修，命其严格查核自家有无诡寄影射田亩。在核查中发现，张家原有田土不过粮七十余石，而在该县赋役册中却写着“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这多出的五百七十余石，“有族人倚借名号一体优免者，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者，有奸豪贿赂该吏，窜名户下巧为规避者，有子弟族仆私庇新故公行寄受而逸者，是以十分之中，①《明神宗实录》卷一○六。

②邹元标：《敷陈吏治民瘼恳乞及时修举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六。③邹元标：《敷陈吏治民瘼恳乞及时修举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六。④《张太岳文集》卷三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⑤《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

⑥《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

论本宅仅其一，余皆他人包免”①。查清之后，张嗣修按其父要求不仅将诡寄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田粮上交国家，而且表示主动放弃优免待遇，“本宅田粮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②。

张居正大权在握，正己肃下，在他的亲自策划和督促下，全国绝大部分州县认真执行《清丈条例》，如山西平阳府曲沃县，知县沈时叙“先令其人自清丈，自首者免罪，欺隐者重究。丈毕，各填供报单一张送本里，里长挨甲口口类为一册，名曰《供报顺甲册》，余收贮密室以为底据，仍复择乡民中素行端谨者兖公、直里各二人，带书算手各一人，复分里按段丈之，与供报者同则已，多少口口口之少者正其隐欺之罪，口类其册曰鱼鳞册，则丈无遗地矣。”③河南杞县知县段绍先让业主自报田亩数额及方圆四至，然后亲自检查，“验田认粮，遂得一县田清和税均”④。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各地还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这次的鱼鳞图册“盖一准国初鱼鳞之旧而益核之”①，内容较之洪武时期更加精密完备。如常州府武进县，“是年（万历十年）丈量，尝造鱼鳞图册。闻之每鄙实费四金，推求缮写，不止再三，总而藏之于官”。鱼鳞图册每乡都以四境为界，境内田土划分为坵，坵与坵紧接相挨，绘于图册，如鱼鳞之相比，次以字号。田地分官民、高圩、腴瘠、山荡，一一注明，其后写有业主姓名、年月，卖卖则有开注。②比较如实地反映了清丈后的土地占有状况。正因如此，清入关后摊派钱粮所用的《赋役全书》就是依据万历清丈后的图册编纂而成：“顺治三年，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③万历九年，顺天八府州县和南京锦衣卫屯田、山东、江西先后报告丈量完毕；万历十年，保定、大同、蓟辽、山西、广西、应天、宣府、浙江、贵州、淮安、扬州、徐州、河南、延绥、湖广、四川、陕西、两广等陆续报告清丈完毕；十一年，宁夏、甘肃、云南亦报告清丈事竣。至此，历时二年多的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丈田亩、清浮粮”运动始告结束。

《清丈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明清丈之例，谓额失者丈，全则免”，表明清丈的目的不在于增加役额，而是以清核隐田为手段去均平赋役保证国课。通过清丈，应该说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首先，大量隐田被清查出来。兹据《明神宗实录》列出《万历清丈田亩增额表》：①《万历邸钞》，万历九年夏四月条。

②《万历邸钞》，万历九年夏四月条。

③沈时叙：《平阳府曲沃县均田记》，原碑现藏曲沃县文化馆。

④焦竑：《焦氏笔乘》卷三。

①天启《海盐图经》卷五《食货·土田》。

②《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③《清史稿》卷一二○《食货二》。

万历朝清丈田亩增额表地区丈田完成时间丈后新增耕地（顷）

见于《明神宗实录》卷数顺天八府州县九年四月2835111山东九年九月365755*116江西九年十二月61495.54119北直隶保定府十年正月17580120山西十年三月5100122蓟辽十年三月1157.88*122辽东十年三月8390＋24188.70122北直隶各州县军卫关营十年六月11309.56*125宣府保安、延庆、永宁等县十年七月1467.41126江南十一府州县十年七月23730126浙江十年七月16146.6*126凤阳府十年八月18290127淮、扬、徐三府十年八月12240127河南十年九月8093.17128湖广十年十月541470.78129延绥十年十月30.43129宁夏十年十一月68.94130四川十年十一月264520130陕西十年十二月30988.32131两广十年十二月71213.18*131陕西延、宁二镇十一年正月18990132注：有*字符号的数字系由几个数字相加而统计出来的。

其次，隐占田土被查清后，“以多余之地补失额之粮”①，减少了“民间虚粮赔累之弊”。如北直隶沧州，“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①。在山东，“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②。另外，随着额田的增加，国家财政危机亦得以缓解，《明史·张学颜传》称：“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明史纪事本末》亦称万历十年“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①《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一。

①万历《沧州志》卷三《田赋志》。

②张居正：《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

张居正在清丈田亩的同时，还积极总结嘉靖以来各地赋役改革的经验，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一条鞭又作一条边、一条编、条鞭、条边、条鞭等。一条鞭的内容，《明史·食货志》概括为：“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③但是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有一发展过程，它发轫于嘉靖初年，至隆庆、万历初始盛行，万历中叶以后范围几已遍及全国。从创行到最后推广及全国，一条鞭法内容有个从粗到细、从简单到复杂的逐步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嘉靖初所创行的早期条鞭与隆万时所见之晚行者，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另外，一条鞭法的实施推广不是由朝廷创议而后自上而下统一实施，而是由地方自发并相互仿效而风行起来，因而即使同一时间，不同的地区其推广的条鞭法内容也互有差异。还有明朝经过长期的酝酿、争论、反复到最后所确定的条鞭章程与实际执行的条鞭内容也未必完全相同。因此，在当时就有人指出：“条编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粮不分廒口，总收类解，亦谓之条鞭；差不分户则，以丁为准，亦谓之条编。粮差合而为一，皆出于地，亦谓之条编；地不分上下，一体出银，此地之条编。其名虽同，而其实不相盖也。”①一条鞭法的创行，一般认为是嘉靖十年由御史傅汉臣。其实，早在嘉靖九年十月桂萼就已提出一条鞭的主张。当时户部奉旨讨论大学士桂萼所奏的《任免考》，在该奏折的“编审徭役”的一项建议中，桂萼提出“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②。桂萼的奏疏虽未将此法冠以一条鞭之名，但实际上已有其实。而傅汉臣则是在桂萼后五个月，即嘉靖十年三月提出：“顷行一条鞠法。十里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一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③这里尽管傅汉臣第一次提出“一条鞭法”的称谓，但因其建言实际上是几个月前桂萼主张的翻版，所以我们还③《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于慎行：《穀城山馆文集》卷三四《与抚台宋公论赋役书》。

②《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二《赋役部》。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三。

是应该将桂萼作为一条鞭法的最初倡导者。

尽管桂萼和傅汉臣的建议都未被世宗采纳，但是一条鞭法还是得以在局部地区得以推广，在南方尤以江西、南直隶、浙江等处成就最大，在北方则北直隶、河南、山东诸处亦有在试行中。在江西，嘉靖三十五年，巡抚蔡克廉倡议为一条鞭法，“各州县统计粮诸额，不轮甲，通十年均派，帖下民户，备载所应纳之数于上，征银解给，县官亲裁之”①。“公议一出，民翕然称便”，然“二府（淮、益二王府）言［禄米折银］独重，称不便，而一条鞭法革不┬幸印*②。其后王宗沐亦曾建议实施一条鞭法。后来周如斗巡抚江西时，“稔知民困差役，创议行条鞭法”，然其立法未就即“以劳瘁卒”③，至隆庆二年，巡抚刘光济继周如斗之后，在江西推行一条鞭法：“通计一岁用银若干，止照丁粮编派，开载各户由帖，立限征收，如往年编某为某役，某为头户，某户帖户，今一切革之。其有丁无粮者必系下户，止纳丁银；有丁有粮者必系中户，及粮多丁少与丁粮俱多者必系上户，俱照丁粮并纳。”④其条例周详，对后来影响很大。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最有力者为庞尚鹏。嘉隆之际，庞尚鹏多次改革赋役制度，初行里甲均平法，后又行十段锦法，最后才归结为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鞭总征而均支之”⑤。万历以后，庞尚鹏还在福建、两广等地推广一条鞭法。在南直隶，海瑞在丈量土地扒平田则的基础上实施一条鞭法，“立划一之法，以一县繁简适中为准，总计徭役几何，当雇值几何，于是概一县之田，除一切优免外，总计田亩几何，一亩当出雇值几何，不论官民，惟按户计亩，按亩收值，其编差徭，官自办雇”。

一条鞭法自创行之后即成为争论的焦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各自申述见解，一条鞭法“忽行忽止”①。张居正秉政后，对一条鞭法采取慎重态度，最初他主张“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②。但是随着局部地区一条鞭法改革的成功，张居正开始逐渐感到一条鞭利多弊少，并坚决支持一条鞭法的推广。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户科给事中光懋以“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不便于江北”，将其弹劾，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为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①万历《南昌府志》卷八《差役》。

②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一《赋书》。

③《江西通志》卷五八《名宦二》。

④万历《南昌府志》卷二五《艺文》。

⑤《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一》。

①《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

宜，所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③给予白栋以支持。张居正还致书白栋的支持者山东巡抚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④尽管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没有颁布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的政令，但是他支持一条鞭法改革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张居正的态度对一条鞭法的推广影响深远，它加速了推广的进程，大约万历二十年左右一条鞭法已推及全国。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是旨在挽救明中叶以后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百姓赋役不均所引起的政治危机的改良措施。“条鞭之善者，以为均丁粮、消冒滥、息赔累、简明目、寝觊觎、屈市猾、平贫富、清册籍，一举而官民积重之弊皆反”①。一条鞭法的实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1.合并赋役项目，简化征收手续，赋役除繁趋简，皆有定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2.将户丁负担的部分徭役摊入田亩，按亩而征，“称最便矣，第丁多苦贫，田易取办”②，既保证了国家收入，又减轻了贫下户的赋役负担。

3.废止里甲排年轮役制改为每年编审，“合一邑丁粮充一年之役，所以少易办”，“为民利甚”③。

4.赋役折银征收，“凡百用费，皆取于官银，民间有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徭役，自完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差使，吏胥无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无忧矣”④。

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两税法，融入了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优秀成果，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赋役制度发展的规律，它所体现的“摊丁入地”、“度地而税”的趋势，为清代所继承，清代的地丁制度是一条鞭法演进的必然结果。

③《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①郑文郁：《经国雄略》卷一《赋役考》。

②《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③光绪《漳州府志》卷一四《赋役上》。

④张栋：《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三八。

第五节　三饷加派与明代赋役制度的终结

万历中后期的财政危机

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卓有成效，一度扭转了嘉靖、隆庆时期的财政危机，使得“海内殷阜”，“帑藏充盈”。然而这种好景没有持续多久，万历中后期，明皇朝一直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

造成财政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以及援助朝鲜击退丰臣秀吉侵略，所征饷银，“宁夏用兵，费［银］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①，国力消耗极大。宫廷消费膨胀，加剧财政危机。万历中期皇帝一人每年膳食费增至三十万两②，修造定陵寿宫费银八百万两，修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即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③。“居正卒，添织渐多，..二三年间，费至百万，取给户工二部，搜括库藏，扣留军国之需”。④采买金珠，“费以巨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⑤。各地宗室繁衍益盛，万历四十年宗室人口突逾六十万⑥，单食禄米一项即给国家财政增加巨大负担。与国家财政开支激增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籍纳粮田地的锐减，万历时皇亲贵戚奏讨土地再度兴盛，“神宗赉于过侈，求无不获”⑦，四川沃野“为王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①。万历四十一年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赐田二万顷，河南不足则括山东、湖广土地益之。

巨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消费，使明皇朝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万历十年岁入白银三百六十七万两，岁支四百二十二万两，超支五十四万两②。万历二十七年前后，每年超支仍为五十万两左右③，时至万历三十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④。

①《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

②《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③《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④《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⑤《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⑥《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⑦《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①《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②谈迁：《国榷》卷七二。

③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④赵世卿：《题国用匮乏有由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

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封建郡国之需来自赋役，赋役的种类及征纳多少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求。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明廷推行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臭名昭著的赋役征收政策——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

开矿榷税肇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民之生死”

⑤的明神宗好货成癖，于万历二十四年委任大批宦官做矿监税使，“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⑥。矿监税使以开矿榷税之名，行勒索民财之实。矿监所到之处，“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①。甚而至于公开敲诈勒索，“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于江”②。“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③，“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④。

矿监税使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他们“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⑤，使得整个国家“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⑥。从而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万历二十七年，湖广税监陈奉到荆襄收税，激起民变，“商品鼓噪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⑦。陈奉逃回武昌后不思悔改，恣行威虐，万历二十九年，武昌市民不堪勒索凌辱，一万余人“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从后门潜逃，匿楚王府中。众民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缚手足，投之于江”⑧。山东税监马堂横征暴敛，“凡系背负米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临清市民忍无可忍，万历⑤《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⑥《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①《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②《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二册《扬州府》。

④《明神宗实录》卷三七○。

⑤《明神宗实录》卷三七○。

⑥《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⑦《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⑧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二十七年聚众万人，纵火焚烧马堂衙署，杀其党羽三十七人⑨。苏州织造太监孙隆盘剥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①。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机户爆发了反抗孙隆的斗争，葛贤成为这次斗争的首领，击杀孙隆爪牙黄建节，孙隆狼狈逃往杭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地民变不下数百起。

三饷指辽饷、剿饷和练饷，都属于正额之外的加派，按亩征收。加派三法最早可溯源至明中叶，弘治时因对蒙古用兵，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提议，“苏松折粮银价轻，宜稍增之”以充兵饷，但遭礼部尚书谢迁反对，未能成行②。正德时因修乾清宫，“加天下赋一百万两”③。嘉靖二十九年秋俺答入寇，剽掠京畿，直薄都城，军饷无措，户部尚书孙应奎建议加派田赋，除北方诸府及广西贵州不派外，其他各处皆量地之贫富加派，骤增赋银一百一十五万两，苏州一府乃至八万五千两④。嘉靖三十一年以后，倭患渐炽于东南沿海，俺答之患仍急，又于南畿浙闽的田赋加额外提编⑤。万历二十五年，因朝鲜之役，在山东加派，每亩征银二三厘，每丁加银三四分，二年并征⑥。

万历中期前，田赋加派基本上是在局部地区实施且数额不大。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陷抚顺，克清河，震动京师。为抽兵增援辽东，明廷援引征倭征播故例，实行加派，开征辽饷，除贵州因有苗民起义未加派外，“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石，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惟湖广、淮安额派独多，另外酌议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通融加派，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①这次加派，神宗皇帝答应，“辽饷事宁即为停止”，但第二年辽饷用尽，辽事吃紧，萨尔浒一役明军丧师失地，为了增加兵员、修筑工事以抵御后金进攻，急需经费支持，明神宗不肯用金花银充饷，只得再次加派，每亩征辽饷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明廷又第三次加派辽饷，每亩二厘，先后三次加派，每亩加派银九厘。崇祯三年，辽东战事急剧恶化，后金挥师入关一度占领永平、滦州、迁化、遵化四镇，明廷决定在蓟州、通州、昌平三镇增兵五万余，马一万匹，岁需银一百一十五万两，崇祯皇帝再次下诏每亩加派三厘，是为第四次加派。除了辽饷加派外，从天启六年开始，还实行了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十分之三，第二年缺十⑨《明史》卷一○五《陈增传》。

①《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②《明名臣琬琰续集》卷二《文正谢公》。

③《明史》卷十六《武宗纪》。

④《明史》卷二○二《孙应奎传》。

⑤《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⑥邢侗：《东事策》，《明经世文编》卷四六八。

①《明神宗实录》卷五七四。

分之三，又要预征第三年的十分之三。辽饷加派的对象主要是田亩，但又不限于田亩的征收，盐课、芦课、钞关也加派辽饷银，并且崇祯时期，在增派地亩银的同时，杂项、盐课、钞关、芦课等也续有增加。剿饷和练饷是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局势下，为筹措镇压经费而增设的名目。崇祯八年，湖广巡抚卢象升首倡湖广等五省乡官及有田之家出“助饷银”，助饷银征派对象分乡官、非乡官两类，因粮输饷，以税粮高低定助饷多少，故又有因粮之称。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崇祯皇帝，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要求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并提出剿饷的四条征收办法：1.均输。均输是对卢象升因粮法的改进，“今惟不分五两上下，一例通因粮粮输”，具体征收标准为“每田一亩，派米六合；每米一石，折银八钱”，每年约可得银一百九十余万两。

2.溢地。就是对万历九年以来各地多清丈出来的尚未加派辽饷的土地加征剿饷，每年约可得银四十万两。

3.寄学监生事例。通过出卖国子监生资格以换取银两。

4.驿递，将在此之前邮递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剿饷。

崇祯帝接受了杨嗣昌建议，崇祯十年闰四月正式下诏征收剿饷。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势不可当，辽东战事又日趋急迫，明廷不得不练兵增饷。于是在崇祯十二年又下令增派练饷。练饷各项征收额如下：（1）照亩加派，亩征一分，共加征四百八十一万一千八百两。

（2）赋役所核可得七千两。

（3）兵部所裁站银五千两。

（4）关税量增二十万两。

（5）盐税四十万两。

（6）契税二十四万两。

（7）赃罚银二十万两。

（8）典税三千两。

（9）公费节省一万两。①以上各项合计共七百零九万一千八百两，其中“照亩加派”和“赋役所核”二项合计五百五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两，占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九，可见练饷征收对象仍以土地为主。

明代赋役制度的终结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赋役征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赋役的征收量不能超过生产者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某一限量，但三饷加派却①孙承泽：《山书》卷十三《议加练饷》。

是依军需决定征收额，其加派额直线上升，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①。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加速了明皇朝的灭亡。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三饷加派与明代其他赋役制度一样随着明朝的覆亡而寿终正寝。

①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第五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官府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是明代前期手工业的主体，其产品直接满足皇室消费、政府以及军队的各项需求，它对于保证政权机器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的经营极为重视，建立了一套庞大、复杂又比较完整的生产和管理体系，其目的是为了组织好官手工业的生产，使之更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代官营手工业及其管理机构大致可分为中央、地方两大系统。中央系统包括工部、内府、户部等中央部门管辖的手工业。地方系统是指地方有司管辖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此外，地方军队卫所生产军器的手工业亦属地方系统。在两大系统中，中央系统的手工业最为重要，所掌管的事务也最多。工部手工业工部是六部之一，它是明代官手工业最主要的领导机构。工部最高长官为尚书，自明初废除丞相后，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工部尚书的职责是“掌天下百工营作，山泽采捕，窑冶、屯种、榷税、河渠、织造之政令”①，他是官手工业的最高行政长官，凡属法令、方针之类大政均归其掌管。辅佐尚书的是侍郎，史书称为“侍郎佐之”，工部设左、右侍郎各一人。

工部下设四个清吏司，即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的名称在洪武初称总部、虞部、水部、屯田，后几经更变，在洪武二十九年定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清吏司设郎中一人，为本司总负责，其副职为员外郎，属员有主事。

在每个清吏司下都有一些直辖的官手工业生产机构，如营缮所、文思院、皮作局、鞍辔局、颜料局、军器局、织染所、杂造局等等。这些机构由工部委官负责，他们品级不高，最高的营缮所所正不过正七品，其他多为九品或从九品。但这些人在官手工业中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他们负责的是最具体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在他们之下，就是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了。

在工部四清吏司中，营缮清吏司是最主要的官手工业管理部门，因为它的职责范围全部是官营手工业。其他各清吏司的职责中一般只有一部分属于官手工业范围，其中屯田清吏司与官营手工业的联系最少。下面就对各清吏司的职责及所属手工业作一介绍。

营缮清吏司的主要职责，《大明会典》概括为“掌宫府、器仗、城垣、①《大明会典》卷一八一。

坛庙经营兴造之事”②。凡需要国家负责兴建的工程，均由营缮司筹措并督造。其次，皇帝和皇后、太子、亲王世子、皇妃的卤簿、仪仗、乐器也由营缮司主要负责，具体工作“移内府及所司，各以其职治之”①。营缮司按期检查质量。营缮司的第三个职责是管理物料，包括木材、瓦器、陶器、琉璃器以及薪苇，这些物料是供应京师各工程的。第四项职责是管理工匠，即负责浙江等地轮班匠的簿籍、调拨和清查。此外，营缮司还负责一部分刑具的制造，以及流罪以下罪囚的调拨。

营缮司除直属的营缮所外，其分支机构有琉璃厂、黑窑厂、神木厂、台基厂，以及重都城、清匠司等。这些分司都十分重要，是官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比营缮所要高。官员一般由员外郎或主事担任。

虞衡清吏司的职责范围甚广，“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②，祭祀、御用、宴宾客所用的野味即由虞衡司负责催办，此外，山泽禁令也归虞衡司掌握。在虞衡司诸多职责中，属于官手工业的是如下几项：一是保管及核查陶瓷器皿，“籍其数、会其入，毋轻毁以费民”③。二是管理铸器、铸钱方面事宜。凡内外衙门所需铜铁器皿一律由虞衡司的宝源局铸造打制，铸器的样式和用料也由宝源局定夺后呈部批准。铸钱明代一般由内府铸造，但宝源局要委官负责，同时每季计算人匠数目和物料数目，此外，钱的制式也由宝源局监督，“必准铢两”④。钱铸完后，负责收贮奏闻，并差官交内府入库。三是制造、验收军装、兵器。虞衡司下设有军器局，它是京师制造军器的主要机构，下辖盔甲厂和王恭厂。军器局在正统初由工部侍郎提督，成化年间由郎中代之，嘉靖末则由注选主事负责。制造出的军装军器的质量要会同兵部检查，“必程其坚致”⑤。除普通军器外，军器局还制造一部分火器。军器造成后，其验收工作早期由工部官、给事中、御史按季抽查后交库，嘉靖二十八年虞衡司设立分司即试验厅，专门检验军器质量，这其中既包括军器局的军器，也包括其他各处的军器。检验合格后，方给进状，准与入库。试验厅则造册奏报。四是采集鸟兽的皮张、翎毛、骨角用于制造军器、军装和礼器。明代，各地交纳的皮张、翎毛岁有定额，解到的皮张、翎毛由工部虞衡司给长单勘合与交纳人，再给札交库收贮备用。虞衡司下属有皮作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该局负责熟造生皮和煎制水胶。明代皮张、翎毛的交纳，或改折或本色变化不一，而本色俱由虞衡司经手。五是管理冶课、颜料、纸札等项事宜。明代官冶时兴时废，虞衡司的职责是在兴举时“先行移各司岁②《大明会典》卷一八一。

①《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②《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④《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⑤《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办”，而在废止后，铜铁之类“如果缺用，即须奏闻，复设炉冶采”①。明代最大的铁冶厂遵化铁厂在开炉时亦由虞衡司负责管理。虞衡司所属有颜料局，此局设于洪武年间，它是掌管、供应以及生产一部分颜料的机构。

虞衡司的分司及所辖机构除前面涉及的宝源局、试验厅、军器局、皮作局、颜料局外，据《工部厂库须知》载，还有街道厅。街道厅的责任是维修都城内外损坏的街道、桥梁，栅栏、牌坊等，以及各河、水道的清污。

都水清吏司的职责，据《大明会典》卷一九六载：“掌川渎、陂池、桥道、舟车、织造、衡量之事。”《明史·职官一》所记，除与《大明会典》相同者外，还多了券契一项。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都水清吏司与官手工业有关的职责是舟车、织造、衡量诸事。

舟车，即官用船只、车辆，如运贡马的马船、运官物的风快船、御用的黄船、海运的遮洋船、漕运的浅船等等；其车辆如大车、独辕车、战车等。这些官用舟车的修造的协调组织工作由都水司承担，“会其财用，酌其多寡、久近、劳逸而均剂之”①。此外，各种车船的额定数目、用料、成造及修理时间亦由都水司掌握。

织造是都水司负责的又一工作。明代织造方面的官手工业机构有内织染局和外织染局，“内局以应上用，外局以备公用”②，此外南京还设有神帛堂，苏州、杭州等地也设织染局。这些机构是官办手工业中纺织业的基本组织，都水司的工作与这些机构密切相关。都水司织造方面的具体职责有如下几项：一是掌握织造之物的制式、用料。如段匹必须宽二尺、长三丈五尺等。二是掌握各地岁造的数目及参与验收。岁造就是有织染局的地方每年必须完成的朝廷的织造定额。都水司要掌握这些定额以及变化情况，并要参与验收解到的岁造段疋，宣德十年规定，该司官要同原封的段匹及原解人会同辨验御史、司礼监官、库官一同查验收库。三是协调冕服、诰敕、制帛、祭服、净衣的织造工作。如祭祀所用祭服，净衣令本司所属文思院成造，御用冕服、诰敕等行移内府织造，制帛则由南京神帛堂织造运京。这就是《明史·职官一》所说的“移内府、南京、浙江诸处，周知其数而慎节之”。

衡量指斛斗秤尺、天平砝码等，都水司对此的管理，据《明史》所言，为“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③，意即都水司要检查度量衡的精确度，保证符合标准的衡器量具在社会上使用，同时处罚那些使用不合格的衡器量具的人。除管理度量衡外，都水司的另一项工作是督造光禄寺及在京各衙门所需各种器物。洪武年间，御用、祭祀及各衙门所用器物，并不全由都水司造办，如金属器物由宝源局制造，皮革制品由皮作局制造①《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①《大明会典》卷二○一。

②《大明会典》卷二○一。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等，永乐以后设立器皿厂，为都水司的分司，初由郎中一员管理，后改注选主事。器皿厂设十二作（一说十八作），主要职责是成造光禄寺所需器物，“每年光禄寺坐出该用器皿数目，题送工部奏准，札付本厂。修造完备，该寺差人领用”①。此外，各种供用器物，也由器皿厂制造。

器皿厂是都水司领导下的最主要的官手工业机构。另外，通惠河、织染所也是都水司的所属机构。

屯田清吏司主管屯田事务，它是四个清吏司中与官手工业直接关系最少的机构，但在它的权限中也有一部分与官手工业有关，这就是抽分和山陵坟茔的修造。

抽分是向客商征收竹木等实物税，税率按所征收之物的不同，有三十分取一、三十分取二等不同标准。如永乐六年规定：松木，三十分取六；杉木，三十分取二；芦苇柴，三十分取十五。具体负责抽分的，是设于各地的抽分竹木局，这些抽分竹木局由朝廷派官主持。抽分的项目有木、竹、柴草、石灰、砖瓦等，这些都是建筑所必需的。事实上，抽分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满足官手工业的各种需要，即史书上所说的“以资工用”②。从这一点上说，屯田司是官营手工业的物料供应机构。

屯田司的职责中有一项是营建帝王陵寝和职官坟茔，“山陵营建之事，俱本司掌行”①。在营建过程中，屯田司要委官总督工程，此外还要根据死者的身份的不同，建造不同的坟茔，其堂碑、碣兽都有差别。

工部及其下的各清吏司对明代官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工部是一个有职有权的机关，它直接领导着许多手工业生产的骨干机构。同时，工部在整个官手工业的生产中起着组织和协调的作用。这些决定了工部在官手工业中的突出地位。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永乐以后，北京代替了南京的地位，但南京仍保留一套与中央一样的统治机构，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工部。

南京工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其下仍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南京工部下属的手工业机构有营缮所、文思院、宝源局、军器局、织染所、龙江抽分竹木局、瓦屑坝抽分竹木局、清江提举司。其中清江提举司是负责建造粮船的机构。各司职责与北京中央的工部相仿，只是管辖地区限于南京及附近各省。此外，还承担工部的一些手工业生产任务，如成化十七年工部奏准岁造器皿一万件，其中南京工部承担三千件②。嘉靖二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纪元的九种钱及嘉靖钱共一千一百万锭，“内工部六分，南京①《大明会典》卷二○一。

②《大明会典》卷二○四。

①《大明会典》卷二○三。

②《大明会典》卷二○一。

工部四分，各分铸”③。可见，南京工部既是明代在南方地区的官手工业的管理中心，又是中央工部的辅助机构，在整个官手工业的管理协调上，占有不能忽视的地位。

内府手工业明代，直接服务于皇帝的宦官机构有四司八局十二监，共24个衙门，这些衙门统称为内府。皇帝需用的各种手工业品基本由内府制造，因而内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这个体系是明代官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内府制作依据产品的不同，分别由内府的不同衙门掌管。下面就介绍一下与手工业有关的各衙门及其职责。

内府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十二监中内官监及御用监是两个管理官手工业的主要机构。

内官监设掌印太监一员，其下属有总理、管理、佥书、典簿、掌司等。

内官监的职责大致有三：一是掌管“成造婚礼妆奁冠舄、伞扇衾褥、帐幔仪仗及内官内使贴黄诸造作，并宫内器用首饰与架阁文书诸事”①。另外，皇帝所用的草纸，由内官监纸房抄造。二是参与国家大型建设工程的主持工作，凡营建帝王陵墓，须“请敕内官监官二三员提督工程”②。三是管理住坐工匠。内官监辖有十作，即木作、石作、瓦作、土作、搭材作、东行、西行（铁器作坊）、油漆作、婚礼作、火药作。内官监手工业生产规模是很庞大的。

御用监是内府又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其职责是造办皇帝所需的室内摆设及玩乐用品，如御前所用围屏、床、榻、桌、柜、双陆棋子、骨牌、梳栊、雕漆盘匣等等。该监在隆庆二年建立洗白厂，专门成造上用兜罗绒袍，隆庆五年洗白厂扩大规模，设立袍作和绦作。除各种御用品的生产外，御用监还负责一部分兵器的制造，即近侍长随以及各营的总兵官所用的盔甲和绣春刀。御用监生产规模十分庞大，据《大明会典》记载，该监在嘉靖、隆庆之际，所用各种工匠人数在二千八百人以上。

除内官监、御用监外，十二监中尚衣监与司礼监的职责中都有一部分与手工业有关。尚衣监的职责洪武二十八年规定：“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袜之事”①，其中袍服一项，据《酌中志》载，由尚衣监所属袍房缝制。③《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

②《大明会典》卷二○三。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

司礼监是诸监之首，职掌甚多，手工业方面的主要有成造上用各种笔墨、制敕云龙笺，写印上用书籍，制造糊饰宫殿屏风、窗格所用纸札，成造龙床等。司礼监所属大藏经厂始建于正统九年，是专门刊印上用书籍和成造制敕龙笺的手工工场。大藏经厂内的作房“乃匠作印刷成造之所”②。按照嘉靖十年的额定人数，司礼监辖有一千五百八十三名工匠，其中刷印、笺纸、刊字等书画用品方面的工匠就达一千二百七十多人。这表明司礼监的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帝提供文化用品和书籍。

内府十二监中司设监也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其工匠人数达一千五百人左右。

内府四司包括借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四司中宝钞司的职责与手工业关系紧密，“掌造粗细草纸”，“以备宫人使用”③。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员，其他佥书、管理、监工无定员，其工匠人数在六百人左右，内设造纸作房七十二间。宝钞司每年草纸的生产定额是七十二万张。

内府八局是内府手工业较重要的生产场地，八局包括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其中除浣衣局、司苑局与手工业生产无关外，其他各局均为内府制作的骨干。

兵仗局设于洪武年间，职掌成造皇帝的各类卫士及锦衣卫所需各式盔甲兵器以及一部分火器。《大明会典》卷一九二云：今兵仗局“成造修理摆朝上直围子手、锦衣卫官旗将军，及都知监带刀长随，兑领盔甲军器”。这些军器盔甲每三年成造一次，由工部具料。而弓弩火器则“不时成造”。明初火器的成造主要由内府兵仗局负责，正统以后渐由军器局分造。兵仗局所造盔甲军器有九十余种，火器四十多种。其火器主要供给各边关使用。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该局的工匠人数基本在一千七百人左右，最多时达三千多人。兵仗局附设火药局，实则是兵仗局的军器库。内府兵仗局是明代很重要的军事手工业，它与军器局、南京兵仗局、各地方卫所的军器生产共同支撑起明代的军事工业，并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兵仗局所造兵器有时成为各卫所成造兵器的标准。

银作局设于洪武三十年，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后改设掌印太监一员。

银作局“掌打造金银器饰”①，如金银钱、金银豆叶、金银锭等等，银作局所造，主要是供钦赏之用。此外，银作局还承担一部分其他工作，如为铸造亲王印符、金牌的金牌厂的产品镀金等。银作局的工匠人数一般在二百至三百人之间，规模较小。

巾帽局“掌造内宫诸人纱帽、靴袜及预备赏赐巾帽之事”①。赏赐的对②《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一。

③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

①《明史》卷六四《职官三》。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

象包括新选中的驸马、新升任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以及随藩王之国的旗尉。巾帽局所造诸物的工价从工部支领。该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其工匠在五百人左右。

针工局的职责史书记载基本相同，即成造宫中诸人的衣服、铺盖。所谓宫中诸人主要指内官、内史、长随、小火者，他们的冬衣三年发给一次，铺盖六年发给一次。此外，一些史书还记有针工局的其他职责，如成造诸婚礼服裳，“缝制王府册封赏赐等项衣服”②。针工局设有掌印太监一员，工匠人数在三百六十以上。该局所需工价也由工部支给。

内织染局设于明初。洪武二年内府即有尚染局之设，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八年更定内官诸监库局时，都设有织染局。内织染局的职责“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③，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供用袍服段匹及祭祀制帛等项，须于内府置局，如法织造，依时进送”④。这以后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即“内局以应上供”。内织染局织造皇帝在重要场合穿用的袍服时，要由钦天监择日，礼部祭告，然后才能开工。如冬至大祀所用十二章衮服、皮弁服即如此。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工匠额数嘉靖十年为一千三百十七名，嘉靖四十年为一千四百六十一名，隆庆元年为一千四百三十名（内有匠官八十七名），可见其生产规模很大。内织染局的外署有蓝靛厂，在都城西，另外在朝阳门外还有一处外厂，是“浣濯袍服之所”①。

酒醋面局的职责是“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②，所谓宫内，是指皇宫内为皇室服务的人。在其职责中酒醋等项是由该局自造的。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其工匠人数在一百七十人左右，另万历时有宛平佥派的磨户三十一名，酒户三百三十名。

内府手工业除上面所述外，还有以下几处：金牌厂，负责铸造亲王印符和金牌、上直守卫官军金牌、土官信符和金牌。御酒房，“掌造御用酒”③，其设提督太监一员，与酒醋面局无隶属关系。王恭厂与盔甲厂，二厂归工部军器局统辖，由工部主事一员监管，但实际工作统由宦官实行，这是由于保密的需要，二厂是明代军器和火器的重要生产机构，为了防止其法式泄于外，便形成了这一格局。二厂各设掌厂太监一员，贴厂佥书各数十员。王恭厂辖匠头六十名，盔甲厂辖匠头九十人，另各有小匠若干。二厂所造项目主要有盔甲、铳炮、弓矢、火药等。天启六年五月王恭厂发生爆炸，“厅库栋②《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三九。

③《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④《大明会典》卷二○一。

①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

②《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③《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宇虽已倾塌，而偏东库房及匠作小房尚存百有余间”④，据此可推知王恭厂的生产规模是相当大的，而盔甲厂的规模则大于王恭厂。

内府手工业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即南京内府的手工业。南京内府的衙门设置大体如北京内府，其职掌较重要手工业的有南京司礼监、南京内官监、南京内织染局、南京兵仗局前厂。

南京司礼监职掌的手工业主要为神帛堂供应机坊。神帛堂负责织造各种祭祀所用的帛，如郊祀上天的郊祀制帛，祭祖用的奉先制帛，祭社稷、历代帝王、孔子及各神祇的礼神制帛，祭功臣的报功制帛等。该神帛堂每年例须供应一千三百九十六段帛，每十年一次料造，共一万三千九百六十段，所需工料由南京工部支给。神帛堂额设机四十张，工匠一千二百余名。生产规模还是不小的。神帛堂每年起运北京的各式制帛为一千零九十六段。

南京内官监的职责主要包括：一是参与内府衙门的各项修造工程，凡内府衙门损坏，内官监有责任“或奏行或揭帖到部”①，然后会同南京工部修造。二是成造硃红漆、朦金彩漆云龙膳桌、上用盛米竹箩、供用筛簸、烘篮、焙笼，以及郊庙宫殿等处所用的棕荐。其物料由南京工部办送。南京内官监军民工匠原额三千九百余名，天顺时达到四千多名，嘉靖八年奏准该监食粮军民匠数额为一千九百人。

南京内织染局负责织造文武官员诰敕、进宫各色绢布，包括阔生绢、白布、苎布等。所需物料由南京工部关支。官员诰敕织成后，由南京工部派官验查，合格后送南京印绶监装裱起运。南京内织染局额设机三百余张，军民人匠三千多名。原制每十年题造一次，共五万匹，嘉靖中改为七年一题，隆庆四年复旧。

南京兵仗局前厂的生产规模相对较小，军民匠原额三百六十七名，嘉靖九年重定额数后，军匠达六百三十四名。南京兵仗局前厂负责成造毛袄、狐帽，每年八百八十件；军器，每五年一次计料，每季全造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七件。造完验试合格后奏报。兵仗局前厂所生产的军器为盔、甲、枪刀、箭、牌等普通军器，火器只偶尔造办。南京兵仗局前厂设于正统二年，此前南京内府只有兵仗局。

户部手工业户部是明代主管国家财政的最高机构，在六部中地位十分重要。由于职责所限，户部所属手工业并不特别发达，综合起来，大略有制钞业、制盐业、铸钱业几项与户部关系紧密，其中铸钱是明末时户部才有的职责。此外，明代官营手工业所需物料及产品的管理也与户部有关。

④《明熹宗实录》卷七二。

①《大明会典》卷二○八。

明洪武初，铸钱流通天下，但“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钱”①。

于是洪武七年，朱元璋设宝钞提举司，次年开始造大明宝钞。洪武十三年，宝钞提举司成为户部所辖衙门。永乐七年，北京设立宝钞提举司。按洪武二十六年的规定，大明宝钞的生产每年三月开工印造，至十月停止。造完后宝钞提举司将钞数核定备案后送内府收贮。造钞所用桑穰等物料，由户部“预为会计”②，即核算出所需多少，该用价银多少，然后行移浙江山东北平等出产地方收买。宝钞提举司设提举一人。另，户部辖有钞纸局、印钞局，二局盖为宝钞提举司的印造厂。

明代铸钱，在中央一直由工部的宝源局承担。至明末天启二年，辽东战事频兴，军用不敷，于是在皇城东北增设宝泉局铸钱，希望以钱息弥补军需不足。宝泉局属户部，由户部侍郎督理。①明代制盐业由户部管理。户部十三清吏司中的山东清吏司的职责之一就是带管两淮、两浙、长芦、河东陕西、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五个盐运司和六个盐课提举司是明政府设在产盐区的最高盐政盐税的管理机构。盐运司下一般设有分司，分司下设盐课司。盐课司设在各盐场所在地，是政府最基层的管理机构，它直接管理灶丁和盐业生产及盐课征收。

户部对盐政的管理大致有如下几方面：收贮折银盐课。明代盐课的折色，早期以布帛为多，如宣德五年题准山东信阳等盐场盐课每二大引折阔白绵布一匹。这些折色基本不解户部，如山东信阳所折白绵布须运送登州府交收，备辽东支用。成化以后盐课折银逐渐盛行，成化九年令两浙水乡灶户每引纳工本银三钱五分，解送盐运司给散灶丁或年终解送户部太仓，备各边支用。水乡灶户折银主要是由于他们不具备生产条件，早在景泰元年他们即以每丁“岁出米六石或折收价物”的方式输纳盐课。②两浙水乡灶户盐课折银后，其他具备生产条件的盐场效仿之事不断发生，折银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对灶户来说，制盐越来越无利可图，“煎盐穷苦，因利纳银”③。同时钞法沮坏，金银流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各地所折银两，均须解送户部交太仓库收贮。户部太仓库设于正统七年，专门收贮赃罚及各种改折银两，故又称银库。该库由户部员外郎、主事掌管，巡视则由给事中进行。

参与盐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明代盐政头绪纷杂，问题百出，政策①《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②《大明会典》卷三一。

①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二。

②《大明会典》卷三二。

③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时时需要调整。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户部负责对各地反映给皇帝的问题及其建议加以复查审核，再将结果奏报，作为皇帝决断的依据。正统十三年，四川按擦司就盐井灶丁的处罚问题上奏，请求“自今有犯者或调别井，或发摆站，或责充囚兵”。事下户部，户部认为应加重处罚，“坐杂犯死罪者，罚役五年；流以下递减年月，俱于本井上工，日煎盐三斤，仍令煎办常课”。明英宗批准了户部的建议①。史书中“户部复议”、“户部复奏”即是户部此项职责的概括说法。除参与政策制定外，户部还要参与执行工作。景泰五年，景泰帝批准了两浙盐运司同知王彪所言三事，同时“命户部行之”②。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或重要问题时复议工作难度就增大了，有时还要做实地勘查，如增设盐井之事就如此。永乐十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上奏：“潼川州安岳县古迹竹筒小井及椅滨竹筒小井，比旧井有增。已遣官核实，宜令开煎。”③永乐十二年四川罗泉井灶丁上奏：“蓬州睦坝里旧有小竹筒盘李、意兴二井，可以开煎。”当时在南京监国的皇太子“命户部遣官复视，如实，即从所言”④。这些表明户部在国家盐业政策的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与地方盐政的清理工作。明代各都转运盐使司（盐运司）和盐课提举司的官员由吏部委派，而巡盐之官则由都察院的御史充任，称巡盐御史。户部虽无巡盐之责，但有时也派官参与这项工作，直接参与清理工作。此外，户部负责管理收存灶丁名册。成化九年上命两浙巡盐御史会同盐运司官清查灶丁，将各类灶丁及其负担的盐课登记造册，并送户部。此后每十年清造一次。

刷印盐引勘合。明代盐法，行开中之制，即商贾欲经销盐以赢利，不许非法私下买盐货卖，必须输米于各官仓，各仓所在有司及都司卫所根据米的数目、时价高低、所输道路远近，计算出应支盐数，填写盐引勘合，令商贾“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①。无盐引之盐即为私盐，犯者罪至死。可见盐引勘合在开中盐法中不可或缺。明代盐引勘合的刷印，由户部负责，南京户部具体承办，南京户科刷印。“每遇户部咨到：开中某运司盐粮若干，该用勘合若干。进纸南京户科，刷印完，领回本部（南京户部）用印。”②然后交给原差人带回。刷印盐引勘合的铜版由南京工部铸造，南京户科收贮（明初为内府收贮）。万历五年奏准南京户部选委司官一员“专印盐引”。南京户部有盐引匠二十九名，南京户科有盐引匠三十九名。洪武时，中央户部直接负责盐引勘合的刷印工作，永乐迁都后，中央户部把此项工作留给了①《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八。

②《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四。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三○。

④《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一。

①《明史》卷八○《食货四》。

②《大明会典》卷四二。

南京户部。至正德三年，刘瑾变法，“诏今后但于户部印给，南京引板，俱令销毁”③。中央户部重新直接负责刷印。正德五年，刘瑾被诛，户部奏请“刷印盐引，仍隶南京户部”，获得批准。此后一直未变。

户部主管的制盐业是一项十分特殊的官营手工业，其特殊之处在于产品以开中的方式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像其他官手工业产品那样，全部直接用于皇室和政府的消费与各项需求。但这并不影响其官营性质，因为制盐业的管理机构、生产过程、生产者灶户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其灶户与其他官手工业行业的军匠、民匠一样，属“役皆永充”的；而且灶户煎盐，官给工本，有如政府官匠的月米。即使是开中售盐，也是在政府的强制之下完成的，其实质是实现制盐业生产出军需之物——粮饷的目的。由于制盐业的管理机构是朝廷单独设置在产盐区的，与地方有司无涉，因而制盐业是中央系统的官营手工业。

除制钞、铸钱、制盐外，使户部与官手工业产生联系的是内府十库。内府十库由户部广西清吏司带管，实际掌管由宦官担任。内府十库是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十库虽设于内府，但其或贮存物料，或贮成品钱物，大多与整个官手工业有关，故在户部手工业中对其加以介绍。

甲字库。该库收贮布匹、银朱、丹黄、水银、乌梅、栀子、槐花、石矿等。除布匹外，其余均为颜料或生产颜料的原料。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淘洗青绿，将见在甲字库石矿按月计料，支出淘洗。”“若烧造银朱用水银，黄丹用黑铅，俱一体按月支料，烧炼完备，逐月差匠进赴甲字库收贮。”①明宫室、官署房屋修造所用颜料由甲字库关支，不足再另行措办。该库设掌库太监一员。

乙字库。该库收贮各省解到的军用胖袄、战鞋、军裤、军士裘帽，以及官员的奏本用纸和其他公务用纸。乙字库所贮均为成品。该库设掌库太监一员。

丙字库。该库收贮串伍丝、荒丝、吐丝、棉花、布匹。丙字库所贮之物是为“备各项奏讨”。内官监每年维修各种物品需串伍丝一百斤，荒丝一百斤。

丁字库。该库收贮桐油、广清漆、鱼线胶、苏木、黄芦木、黄白麻、苎麻、黄熟铜、红熟铜、生铜、熟铁、熟建铁、生铁、铁线、山羊皮、绵羊皮、狐皮、鹿皮、翎毛等。丁字库贮料甚多，供给范围也广，外织染局所需部分物料，京师宝源局铸钱所用铜、油、麻俱从本库支放。

戊字库。该库收贮盔甲、弓箭、腰刀、弦、明弦、撒袋。戊字库所贮军器是供应京营官军的，“天下卫所岁造军器在边镇者，留本处给军；在腹里③《明武宗实录》卷四五。

①《大明会典》卷一九五。

者，解戊字库，专备京营官军领用”①。该库所贮是卫所手工业的产品及各布政司所造军器。

承运库。该库收贮各地的岁解绢疋、阔生绢、翠、毛、皮。承运库所贮物料主要是用于织造各类赏赐衣冠。《大明会典》载，凡赏赐衣服每年两次题造，其中各色纻丝由内承运库放支，阔生绢由承运库放支。

广盈库。该库收贮纻丝、纱罗、绫绵、绢。广盈库的库藏是供给“上用”的，该库的纻丝等织品与承运库的生绢不同，是变染的。皇帝用此赏赐内外人等。

广积库。该库收贮硫黄、硝石。广积库的硝石、硫黄规定每十年派造一次，每次二百万斤，供各边及内府使用。如兵仗局每三年关领一次，辽东延绥亦三年一次，宣府甘肃宁夏五年一次。这是万历时遵循的规则。

广惠库。该库收贮巾帕、梳笼、刷抿、钱钞。广惠库以收贮钱钞为主。

赃罚库。该库收贮罚没官物和金银钱钞。

内府十库中承运、甲字、丙字、丁字、广惠、脏罚六库是户部属库。乙字库属兵部，广积、广盈、戊字库属工部。

内府十库所贮之物的来源主要有四，一为贡赋，包括夏税和各种名目的土贡，承运库的生绢就是浙江、江西、湖广等布政司和直隶等府解纳的，数目达十四万八千一百二十九匹。丁字库所贮造箭用的羽毛是江西等处解办的，该库的苎麻是山东、北直隶的九十三个州县卫所贡纳的。二为召买，广积库的硝石硫黄遇缺即行召买，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该库曾请求召买九百万斤硝黄，后减半召买。三为实物税，丁字库在明初曾自设竹木抽分局，以征收实物税的方式，采集物料。四为官手工业制造，戊字库的军器是由地方都司卫所手工业制造的，甲字库的青绿、水银之类的颜料由颜料局、器皿厂等处生产。

诸物料在入库前要经过验收，合格后方许入库。洪武时，各处解到物料要原封不动入库，至永乐时才遣官查验，合格才能起运赴京，到工部后，要复查，结果与初检相同，才进库。

嘉靖二十八年为验收方便，建造试验厅一所，凡甲、乙、丙、丁、戊、承运、广积诸库收贮之物要在此验收，合格后给状寄库。

诸物寄库后，每月逢九日试验厅官要会同巡视库藏科道官进库验查。明代官手工业受到都察院御史及给事中的监督，都察院的福建道协管户部所辖手工业机构及甲字等十库，四川道协管工部所属手工业机构及内府手工业；户科与工科对户部与工部的手工业的监督更是分内之事。都察院御史与手工业有关的职责包括巡库、巡盐、监税等；户科给事中掌管盐课、鱼课的账目、勘合的查收注销，各库钱物的盘查监收等；工科给事中的职责包括军器的验试、监收，工程监工，审查账目等。内府十库的验收盘查主要由户科给事中①《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负责，但其中的戊字库由工科给事中及巡视东城御史、工部官监收。

十库的物料放支，手续是严格的。如工部手工业需要攒造某物，必须开具所需数目，以公文形式转行户部，户部再札行该库支给，支过后仍要申报户部。

内府十库的管理按照规章①是严格的，经办衙门和人员都有相当的权力。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其弊端仍然大量存在。这除去人员的因素外，管理体制的繁琐也是不能忽视的。

明廷系统的手工业除去工部、内府、户部的手工业外，还包括礼部的铸印局等。中央的手工业是官手工业的主体，是最重要的部分，它基本代表了明代官手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

①《大明会典》卷二一三。

第二节　地方官府手工业

地方官府手工业

明朝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布政司，布政司下设府（州）县。这些地方政府一般都附属有一定规模的官营手工业。据《大明会典》卷四载，布政司的所属机构有杂造局、织染局、军器局、宝泉局，府也设有杂造局、织染局，各局设大使、副使掌管。实际上，并非每一布政司和府都全部设有这些机构，如许多布政司就不设织染局。尽管如此，地方政府的手工业仍是靠司府下各局支撑起来的，它们是明代官手工业的组成部分。

明代地方政府的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在织染、铸钱等方面，其产品用途，一是满足地方的各类官用。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各布政司所铸钱数，“就于彼处官军收贮，听候支用”①。万历四年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以佐海■之用”②。二是起解赴京，归朝廷支配。嘉靖六年令河南及闽、广等处铸嘉靖通宝，铸完解京贮内府司钥库。而织染的段匹主要是解京的。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政府的官营手工业只是朝廷官手工业的生产场地，没有更多的自主权。下面就对地方政府手工业作一介绍。

1.织染业。

地方官营织染业大体有两种情况，一为常设织染局经营，一为临时设局织造。

明代地方上设织染局的布政司及州府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其他地方数量较少。《大明会典》的记载是：浙江杭州府、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宁波府、湖州府、嘉兴府。

江西布政司。

福建福州府、泉州府。

直隶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府。

河南布政司。

四川布政司。

山东济南府。①这些设有织染局的地方，每年都有固定的造解定额，名为“岁造”。定额之外的生产任务有“坐派”和“召买”，坐派是奉旨增派的，召买是“一时急缺，令部买办者”②。明代的岁造定额是三万五千四百三十六匹一丈六①《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②《大明会典》卷三一。

①《大明会典》卷二○一。

②《大明会典》卷二○一。

尺多，分别由浙江、江西等处造解。如：浙江布政司造一万二千八百十七匹，江西布政司造二千八百零二匹，苏州府一千五百三十四匹等等。

织染局的管理由大使、副使具体负责，而各司府的掌印官负责督造，验查催办由巡按御史掌管。巡按御史除验查段匹的质量外，还负责对织染局的工匠和生产状况进行稽考，“正统元年令各处岁造段匹等物，该府州县官将织染局见在各色人匠、机张及岁办并关支颜料等物数目，开报巡按官，以凭稽考”③。

地方织染局岁造所需工料及价银的来源主要有：里甲税银。“各省织造银两，多出里甲丁田并无碍官银”④。严州府织染局每年在淳安县取银六百八十两多，“于夏绢内征解”⑤。

无碍官银。万历三年九月，工部议行应天等处抚按官，“动支无碍官银，令有司织造九万七千九百有奇”⑥。

户工二部银。万历三十三年题派浙江各项袍缎二万余匹，料价三十八万三千余两，“计三分派办，户四工六”①，共办二十五万五千四百余两，浙江自办十二万七千七百余两。

地方主管官员用这些价银购买物料或给予工人。在折价盛行之前，各织染局所需工料一般由所属府州县征解本色。

地方织染局规模大小各异，较大者有苏州织染局和杭州织染局。苏州织染局在嘉靖时有房屋二百四十五间，机杼一百七十三张，内分织作、染作、打线作、掉络作，民匠达六百六十七人、军匠一千零三名。杭州织染局有房一百二十余间，有织作、罗作。②织染局开局时间在五月。严州织染局即如此。织染局的工匠要在局工作，月给食粮，这是官营的特色。

在一些地方并不常设织染局，只是在有生产任务时，临时设局织造。陕西的织造即属此类。在弘治以前陕西就有织造任务，永乐时成祖因驼毼温暖，“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③。此后岁以为常，至正统时才罢止。但当时未见有设局的记载。弘治五年，孝宗令陕西织造“各色彩妆绒毷画图”，陕西诸司“动支帑银收买物料，往南京转雇巧匠、科买湖丝，又于城中创造织房”④。自此陕西设局，但陕西的织造时停时续，其织局也随之兴③《大明会典》卷二○一。

④《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

⑤《海瑞集》上编。

⑥《明神宗实录》卷四二。

①《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一。

②《苏州织造局志》卷三；乾隆《杭州府志》卷十八、十九。

③《明英宗实录》卷十九。

④《明孝宗实录》卷六一。

衰。至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巡抚陕西兵部右侍郎吕鸣珂言陕西“据停织造二十四年，局作机张，自己倾废，今始葺修。挑花机匠，现存无几”⑤。陕西修葺织局，是因为该年上命陕西织造羊绒，每岁解进四千匹。至万历二十五年陕西织局额设机为五百三十四张，织匠五百三十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零二名，新设机三百五十张，织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络丝打线匠四千二百人，其规模极为庞大。

织染业是地方官营手工业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受重视的项目，因为其产品主要是起运京师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御用之物。

2.铸钱业。

明代铸钱，除两京的宝源局外，有时也允许各布政司经营此项手工业，布政司所设宝泉局就是此项手工业的职能机构，“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①。宝泉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负责具体工作。洪武时，规定各布政司的钱炉数目和年生产钱数为：陕西炉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二千三百零三万六千四百文。

广西炉十五座，每年铸钱九百零三万九千六百文。

广东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四百文。

四川炉十座，每年铸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

山东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十二万二千文。

山西炉四十座，每年铸钱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文。

河南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三百十二万二千文。

浙江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

江西炉一百十五座，每年铸钱六千七百六十万八千文。

北平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八十三万零四百文。①福建至迟于永乐九年设炉，该年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至明末宣大、辽东、密云等处也都设炉铸钱。

明代各布政司大规模铸钱主要有三个时期，一为洪武，二为万历，三为天启崇祯。洪武初江西等行省各置货泉局（后改宝泉局），设官铸造，此次铸钱至洪武九年罢止。洪武十年各布政司重设宝泉局铸小钱，洪武二十六年罢止。同年又令在外各布政司“一体鼓铸”②。此后各布政司的铸钱规模都不甚大，如永乐九年江西等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宣德九年浙江等处铸“宣德通宝”，嘉靖六年直隶、河南、闽、广铸“嘉靖通宝”。嘉靖三十四年令云南铸“嘉靖通宝”，至万历四年首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随后⑤《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八。

①《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①《大明会典》卷三一、一九四。

②《大明会典》卷三一、一九四。

令十三布政司所属并两京“开铸制钱”③，朝廷“每府发旋边样钱一百文，直隶州五十文，令照式铸造，铸完呈样”④。此次铸钱至万历十年停止。天启初“令各省直藩司开炉鼓铸”，此次铸钱，有的局炉因亏损“报罢”，坚持下来只有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崇祯二年各地又开始铸钱，“至如南京兵部操江及应天府亦各纷纷铸钱”⑤。

按规定，各布政司铸钱，要有工部的公文，同时宝源局要委官监督。各局所铸之钱，在洪武以后万历以前大多解赴京师，从万历开始，各局所铸留在地方“与本地方旧钱相兼行使”⑥，至明末，更是“自铸自用”⑦。各布政司铸钱所用物料经费一般由布政司自办，如嘉靖三十四年云南铸钱，扣留该省盐课银二万两，就近买料雇匠鼓铸。

3.制瓷业。

明代制瓷业的主体是民营，官营者较少，除两京外，设于地方上的制瓷机构见于《大明会典》记载的有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瓜洲、仪真二厂。瓜洲、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其他地方也有为朝廷制瓷的记载，如河南钧、磁二州及真定府曲阳县每年为光禄寺生产缸、瓶、坛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等。

景德镇御窑厂设于洪武年间，“洪武二年（按：一说为建文四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①。御窑厂的管理在嘉靖之前一直由朝廷派官负责。宣德时或遣宦官，或“以营造所丞专督御器厂工匠”，此后宦官经常被派往景德镇督理烧造。至嘉靖初，裁革宦官，命江西“各府府佐轮选一员管理”②，后改为“止是饶州府委官烧造”③。嘉靖三十七年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④，至此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经营转变为由地方有司经营，但烧造任务仍由朝廷下达。

御窑厂的规模甚大，仅龙缸大窑就有三十二座，正德、嘉靖之际厂内官匠凡三百余名，此外还有五百多夫役。御窑厂的工匠因系轮班匠，在厂上工时，自备工食，夫役的工食则由饶州所属七县征解。

御窑厂的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嘉靖初，尚有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③《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④《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⑤《大明会典》卷三一。

⑥《大明会典》卷三一。

⑦《天府广记》卷二二。

①《景德镇陶瓷录》卷一。

②《文房肆考》卷三，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

④《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余万器”①。嘉靖以后每次烧造数目都在数万件以上：嘉靖三十七年三万，隆庆五年十余万，万历十年九万六千，万历十九年二十四万九千件。

景德镇御窑厂，明后期虽由饶州府负责管理，具有地方官手工业的特征；但以任务的下达、产品的用途看，御窑厂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官手工业。这种只负责生产管理，而没有产品支配权（或只有一部分支配权）的现象，是明代地方官府手工业的一大特点。

4.矿冶业。

明代官营矿冶业，主要由朝廷派官管理和经营。地方政府只在明初直接经营过铁冶，其他时间均是参与管理，有时参与程度还很大，故将官营矿冶的经营管理情况，附在此处叙述。下面分别不同矿课，对明代官营矿冶作大致的介绍。

铁课。铁课是明代主要矿课之一。洪武时各行省（后改布政司）均有官冶，当时各地的岁办数额分别是：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零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七斤，福建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②这些定额中没有广西的定额，而广西洪武五年即已办理铁课，《明太祖实录》卷七七载：“中书省计湖广、广西、江西、山东、陕西、山西、河南七行省是岁铁课凡八百五万六千四百斤”，广西铁课未纳入定额管理，其原因除去后人漏书外，很可能是广西本无定额。

明洪武初地方铁冶的管理较为宽松，各处开炉，只要“行移各司”即可。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各处若要开炉，“即须奏闻”，批准后才可开炉。决定权收归中央。洪武二十八年各布政司官冶最后被废止。此后各布政司的铁课就向民间征收了。

为了加强对铁冶的生产管理，明初还有铁冶所的设置。它是朝廷在各布政司官冶以外设置的铁课生产机构。在各布政司的官冶罢止以后，它仍延续了很长时间。洪武七年设置十三所铁冶所，每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这十三处铁冶所及其生产定额是：江西南昌府进贤冶一百六十三万斤，临江府新喻冶八十一万五千斤，袁州府分宜冶八十一万五千斤，湖广兴国冶一百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蕲州黄梅冶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东济南府莱芜冶七十二万斤，广东广州府阳山冶七十万斤，陕西巩昌冶十七万八千二百十斤，山西平阳富国丰国二冶各二十二万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十二万斤，潞州润国冶十万①《明史》卷八二《食贷六》。

斤，泽州益国冶十万斤。①此后又陆续设置了一些铁冶所，如河南钧州冶、新安冶，四川蒲江新市冶等。永乐时添设了四川龙州冶、顺天遵化铁冶等。铁冶所的课额在明初几乎与各布政司的铁课相等，因而它受到重视。朝廷经营的铁冶所其生产规模是可观的，如遵化冶仅夫役一项，在永宣之时就有二千多人。至嘉靖七年，已是几经裁员的遵化铁冶仍有军夫四百二十五人、军匠六十七人；民夫四百十人，民匠二百零一人，轮班匠四百十人，共计一千五百十三人。这种大规模生产正是官营铁冶的特色之一。

官营铁冶所自设立后罢止不一，多数在明前期即关停了，唯遵化铁冶延至万历时。万历九年，遵化铁冶，这个历时最长的官营铁冶被废止了。

金银课。金银的生产是由各级政府共同经营管理的，严禁民间私采，如正统三年令：“军民私煎银矿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①朝廷的管理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为设置固定的官吏，如福建银屏山设置银场，由大使和副使管理，四川的阜民司也是这样。这一类的生产都有固定的生产定额，如银屏山银场每季纳银五百七十两。二是朝廷派官管理金银课的征收，这就是史书中常说的提督和闸办。如永乐十三年差御史及户部郎中到湖广、贵州布政司提督，仍委官于辰州铜仁等处金银场采办金银课。十九年差御史监生闸办福建浙江银课。闸办没有定额的限制，以多为目标。朝廷派官闸办的原意用明宣宗的话说，是“欲察其奸弊，不令虐民”②，是为整顿地方金银生产派遣的，但实际上这成了一种经营方式，由于闸办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故自永乐开始闸办以后，历朝都沿袭不变。在闸办中，宦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天顺二年“命中官于浙江、福建、云南三布政司闸办银课”③。自此宦官介入金银的生产，至万历中期矿监的四出，使之达到极致。一般来讲提督不直接介入生产环节，而闸办则无不干预。三是有关金银开采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如开矿闭矿的决策等。

在金银生产的管理中，地方官府的作用很大，如正统九年奏准浙江福建二布政司各添设参议一员，“专理巡矿”，这是做一些次要工作，许多时候地方官府还直接管理金银场，如正统五年令浙江福建按察司各委堂上官一员“提督银坑”。成化九年奏准“各处山场有新生矿脉者，从各镇巡三司等官，勘实开采”。成化十九年设云南布政司参议一员，同按察司佥事“管理银课”①。此外，地方官还要参与或直接确定矿税的数额。这些表明地方官府是官营金银生产的基本管理者。

①《明太祖实录》卷八八。

①《大明会典》卷三七。

②《明宣宗实录》卷十二。

③《明英宗实录》卷三一四。

①《大明会典》卷三七。

明代金银生产规模很大，输纳金银课的地方有浙江、福建、贵州、云南、四川、陕西、湖广等布政司。其中云南就设银矿二十三所，福建银屏山银场有炉四十二座。各地生产所用人员数目也是惊人的，仅湖广宝庆等府所属二十一个金场，岁役民夫达五十五万多人，而云南的楚雄、大理、洱海、临安四卫的卫军，“全充矿夫”②。这表明佥发民夫和使用卫军，是征集金银生产者的主要方式。

金银生产的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生产开支增大，产量降低。而与此同时朝廷对金银的需求却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严私采之禁，另一方面加大搜括力度，万历时的矿监就是这样出现的。这意味着政府对金银生产管理的失败和金银生产的衰落。

卫所手工业卫所手工业是明代地方手工业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产品主要是军器。

卫所手工业的生产管理机构是各卫所设置的军器局，洪武二年“令天下卫所各置局”。各局由卫所委员管理，参与管理的有地方有司，弘治十三年规定：如果军器局成造的军器不合标准，各卫所官要会同三司及府掌印官究问。此外巡按御史参与部分管理。

都司卫所手工业的生产者是军匠，其军匠来源在明初由“军士不堪征差者”经过学习穿甲、制造弓箭等技术后充任。此外还有因各种原因充为军匠的。按照明代的制度，军匠是世役的，则此后都司卫所手工业者就是这些承袭下来的军匠。

都司卫所手工业生产所需物料及费用，明前期由军卫自办，“各处成造军器合用颜料，系军卫者，军卫自办”①。“各官司倒死马皮，就于所在官库收贮，成造军器支销”②。明中期以后折银盛行，成造军器所需银两有些就是折解的银两，嘉靖四十一年免山西民兵三千入卫蓟镇，每年每人征工食银五两，“解蓟镇军门及密云道修造盔甲器械”。次年又免山东民兵三千入卫，每年共征银二万六千两，解赴蓟镇“为造军器、犒军士之用”③。除使用折解银两外，各边都司卫所还奏讨原料，主要是铁。正德四年奏准给宣府熟铁二十万斤，这是首次由朝廷资助各边军器生产。嘉靖二十二年规定每五年甲字库关支各边熟铁十五万斤。①内地的都司卫所手工业则没有各边的这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四。

①《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②《大明会典》卷一五七。

③《大明会典》卷一二九。

①《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种待遇。

明代自各都司卫所建立军器局后，地方驻军的军器的生产任务就由各都司卫所的军器局承担了。都司卫所手工业的生产要依据朝廷的有关规定进行。明朝廷为使卫所军器生产合乎需要，有着一套完整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时因情况变化会做一些调整，但同样规定得很细致。如弘治时规定南方卫所原造铁甲改用水牛皮造，绵绳穿吊；又如嘉靖时规定各卫所将六瓣明盔改造八瓣帽儿盔，其大甲要将布身加长二寸。弘治九年曾令兵仗局造精致盔甲腰刀送给浙江等处，令依式成造。

都司卫所生产的军器主要是普通的盔甲和弓刀之类，如每副军器包括的内容是：盔、甲、腰刀各一件，弓一张，弦二条，箭三十支，撒袋一副，铳箭五支，长枪一根。火器生产则有严格的限制，永乐元年规定神枪神炮“在外不许擅造”。都司卫所生产火器最早时间不详。嘉靖三十六年题准蓟镇置造快枪、铅弹和火药给主客官兵，不知这是否最早时间。蓟镇是北边重镇，其所造火器均为先进武器，其他都司卫所只能生产一般的火器。《大明会典》卷一五六载：“都司卫所季造，止是编‘降’字号手把铳口。”而“胜”字、“天威”、“列”字等神铳俱由兵仗局制造。都司卫所生产火器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

明景泰二年，由于刚刚经历的“土木之变”，暴露出军卫方面的许多问题，朝廷决意整理军政，连续颁布新规定，其中有关军器生产的主要有两项，一是规定了各卫所的生产定额，二是规定各卫所按季成造军器。洪武十一年曾规定全国每年军器的制造总数，但各卫所的生产似无明确定额，至此规定：“每卫岁造军器一百六十副，每所四十副”，这两个数字在弘治二年被改为八十和二十①。明宣德时卫所的军器生产是按月发料进行的，“天下各卫所所造军器，每月具报”②。景泰二年则规定“各卫所季造军器”③，这是对此前卫所军器生产制度的一项改革。这项制度此后执行得并不好，至成化二年又重申此令，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卫所所生产的军器，其用途明代有明确的规定，即“在边镇者留本处给军，在腹里者解戊字库专备京营官军领用”④。所谓边镇是指陕西、山西、湖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辽东。这项制度至迟在弘治时就已确立，因为当时已有明确的造解定额：浙江都司十六卫五所，全造二千七百六十副，减造一千三百八十副；江西都司四卫十一所，全造一千零八十副，减造五百四十副；福建都司十一卫，全造一千七百六十副，减造八百八十副；福建行都司五卫一所，全造八百四①《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②《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③《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④《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十副，减造四百二十副；山东都司十六卫五所，全造二千七百六十副，减造一千三百八十副；河南都司九卫三所，全造一千五百六十副，减造七百八十副；大宁都司十一卫一所，全造一千八百副，减造九百副；北直隶三十八卫四所，全造六千二百四十副，减造三千一百二十副；南直隶三十七卫五所，全造六千一百二十副，减造三千零六十副。

全造是景泰二年的定额，减造是弘治时的定额，景泰二年的定额目前只知其为生产定额，是否也是当时解运定额尚不能肯定，而弘治时的定额既是生产定额也是解运定额则是无疑的。至万历时，军器造解定额又有了一些调整，每卫多者一百副，每所少者为十六副。存留各边备用的军器，每年要造册具报，以备查考，这是朝廷对这部分军器的管理方式。

对卫所军器及生产情况进行监督的是巡按御史和刷卷御史。景泰至成化时期，巡按御史对卫所军器每五年吊卷查盘一次。弘治十七年奏准各卫所军器由刷卷御史每三年带管查盘一次。御史查盘的内容有二：一是生产中有无弊端，如侵吞物料等违法之事；二是军器质量的好坏。

军器生产是卫所手工业最主要的生产项目，除以上提到的军器外，有的卫所还生产兵车。嘉靖三十七年题准大同制造兵车。

卫所有时还进行其他生产，如炼铁、铸钱、造船等，这些生产就整个卫所手工业来说不占主导地位，在此就略而不述了。

第三节　官府对工匠的管理制度

明代官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有民匠、军匠和灶户。军匠和灶户只从事特定产品军器和盐的生产，而民匠则充斥于官营手工业的各个部门中，生产着各类手工业产品。因而民匠是官手工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是生产者中的主力。本章主要叙述民匠（通称工匠）的管理制度。

工匠管理制度概述匠籍、轮班匠、住坐匠明廷对工匠的管理是从编定匠籍入手的。这项工作至迟在洪武十六年已完成，因为洪武十七年正月朱元璋否定工部起送隐于民籍的工匠的理由是“匠籍既定，不可复扰于民”①。事实上匠籍编定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洪武时最早的全国户口统计工作洪武三年即已进行，匠籍的编定应该与这个时间同步。

编入匠籍的人，一是元代遗留下来的手工业者，这是最主要的一部分，二是非手工业者因各种原因充匠的。各色人等一旦编入匠籍，便世役永充，子孙承袭，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为官营手工业从事劳作。这正是政府编匠籍的目的所在，也是工匠制度最基本的内容。匠籍是政府对工匠的全部管理的基础。

继匠籍之后，朝廷为协调好生产，推行了又一项工匠管理制度，即轮班。洪武十九年，在工部的建议下，实行了议而未行的工匠轮班制，将各地工匠按照其丁力，和路途远近，定以三年一班，轮流赴京服役，时间为三个月，役满更替。这些轮流赴京的工匠称为轮班匠，政府发给轮班匠勘合，届时赍勘合赴京听工部分拨。这是明政府第一次发给工匠勘合。

洪武十九年制定工匠轮班制度时，所参考的一是匠户的丁力，二是路途远近。由于没有考虑到工作量的多少，使三年一班的规定很快就遇到了“诸色工匠岁率轮班至京受役，至有无工可役者”的问题，为此明政府重新制定工匠轮班的制度。洪武二十六年“上令先分各色匠所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率三年或二年一轮”①。此次更定旧制，增加了两个新的参考因素，一是工匠的专业，二是役作的繁简。新的轮班制，实际上制定的班次是五种，即五年一班，四年一班，三年一班，二年一班和一年一班。这五种班次中手工业行业分别如下：五年一班：木匠、裁缝匠。

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四年一班：锯匠、瓦匠、油漆匠、竹匠、五墨匠、妆銮匠、雕銮匠、铁匠、双线匠。三年一班：土工匠、熟铜匠、穿甲匠、搭材匠、笔匠、织匠、络丝匠、挽花匠、染匠。

二年一班：石匠、艌匠、船木匠、箬篷匠、橹匠、芦篷匠、戗金匠、绦匠、刊字匠、熟皮匠、扇匠、魫灯匠、毡匠、毯匠、卷胎匠、鼓匠、削藤匠、木桶匠、鞍匠、银匠、销金匠、索匠、穿珠匠。

一年一班：表背匠、黑窑匠、铸匠、绣匠、蒸笼匠、箭匠、银朱匠、刀匠、琉琉匠、锉磨匠、弩匠、黄丹匠、藤枕匠、刷印匠、弓匠、旋匠、缸窑匠、洗白匠、罗帛花匠。①合计各种工匠共六十二种，此后至嘉靖时在这个数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八十多种。

五种班次的工匠分别给予勘合，届时持照上工，“以一季为满”，工完日“查原勘合及工程明白”就放归宁家②。这是明政府第二次发放勘合，此次接受勘合的工匠共有二十三万二千零八十九人。

轮班匠是京城以外的各地工匠，在京城中还有大批的工匠，这些工匠在永乐以后称为住坐匠，以区别于轮班匠。

洪武时即有大量住在南京的工匠，“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③。洪武时在京工匠每月上工十日，休息二十日。这一规定一直被以后各朝沿袭。

永乐迁都将南京、苏、浙等处大量工匠带至北京，于是“设有军民住坐匠役”。宣德五年将从南京、浙江等处起至北京的工匠附籍于大兴、宛平二县。这是住坐匠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北京住坐匠人数永乐时民匠至少有二万七千户，成化时额存六千余名，嘉靖十年的定额是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名。

优免、粮米优免。明政府对工匠有优免政策，这种政策各时期把握的尺度不甚一致。洪武十九年规定工匠家的其他杂役一概免除，即《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所说的“免其家他役”。洪武二十六年将这一规定作了调整：“本户差役，定例与免二丁，余一丁一体当差”，而单丁重役及一年一班者，可以“开除①《大明会典》卷一八九。

②《大明会典》卷一八九。

③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一名”，老残无丁者“疏放”①。显然调整后的政策比原来的一概优免详细了许多。宣德元年再次对优免政策作了规定：“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其余都放归家中，以后更替。单丁视时间远近，次第放免；老幼残疾也一体放免②。这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但执行得似乎并不好，因为五年以后明宣宗还说：“比闻在京工匠之中，有老幼残疾并不谙匠艺及有一户数丁皆赴工者，宜从实取勘。老幼残疾及不谙者皆罢之，丁多者量留，余悉遣归。”③看来工部并没有认真执行皇帝的命令。事实上，宣德以后，随着逃匠问题的日益突出，优免政策即形同虚设，官府勾补尚且不足，优免政策之被搁置实属自然。

月粮直米。在京工匠每月由户部支给月粮，上工时由光禄寺支给直米。

这是政府为保证在京工匠生活实行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最早施行于洪武时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命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日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④。此时只限于给予上工的工匠，到第二年即洪武十二年则命工部“月给米赡之”，有妻子者一石，无者六斗⑤。这里就没有再规定休工上工之分。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时月粮支给工作是由工部负责的。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令在内府做工的工匠，每天“给钞以为廪食”，给予的数量，“视其劳力为差”⑥。这是洪武时宝钞通行于官方的一种反映，同时，宝钞之给，是在月米发放令之后，而且未见有取消月米之诏，则明代这一政策在洪武时即已制定完成，只是给钞这种形式未被遵行，改为关米或关饭了。

永乐十九年令内府各监局南京带来人匠每月支米三斗，无工住支。这个规定将月粮直米合而为一，而且数量只给三斗，比之洪武时的一石六斗少了许多。此后各朝多循三斗之数，但也有一些特例，如宣德九年令内官监工匠月支粮五斗，上工之日仍给饭食。景泰三年令兵仗局民匠月支粮四斗。成化九年令高手人匠月支粮一石，上工时于光禄寺日支粳米八合。但总体来说三斗居多，成化以后基本如此。

清理勾补清理勾补是针对逃亡工匠的政策。明自宣德以后，工匠因不堪重役，逃亡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诸色工匠，多有逃逸”①。正统三年各处逃匠四千二百五十五人，正统十年逃匠万人，景泰元年逃匠三万四千八百多，天①《大明会典》卷一八九。

②《明宣宗实录》卷二一。

③《明宣宗实录》卷六三。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

⑤《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

⑥《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①《明宣宗实录》卷四二。

顺四年天下逃匠三万八千四百余人，成化元年逃匠一万八千五百九十二人，等等。由于逃匠太多，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受到威胁，朝廷对清匠勾补工作日益重视。宣德六年遣官查审浙江并苏松等府失班工匠，“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以上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②。正统十年规定“今后有三次逃者，发充武功中卫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③。这是一次最严厉的规定。弘治六年规定逃匠若抓捕不到，要“查其初起是何州县，行移原籍官司按名勾解”，如果是户绝者，要别选他人充补①。此项规定的重点在于别选他人充补，但选择哪些人来充补则没明确说明，至正德九年就有了明确的说法：“年远户绝，则以承佃本户田产之家者抵充；无田产则以各衙门近年招入匠役扣补。”②这个说法实则是很荒唐的，但它反映出政府对匠源不足的忧虑与弥补缺额的急迫心情。

工匠逃亡是明代官营手工业中不小的问题。由于工匠是主要的生产者，他们的逃亡对于官手工业的打击是巨大的，明代官手工业的衰落与此有很大关系。

工匠制度的两次重要变化明代进入中期以后，工匠制度有两次较重要的变化，一次是工匠班次的更定，二次是班匠征银。

更定工匠班次。班匠的班次自洪武二十六年定为五种以后，沿用了六十多年没有改变，直至景泰五年情况才出现了变化，五班轮流，被一律改为四年一班。

改变班次的意见其实早在正统十二年就已提出。该年十二月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上书，对旧的轮班制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他说：“正班虽止三月，然路程窎远者，往还动经三四余月。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接着他说：“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陈敏政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但朝廷以“旧例难改”为由，否定了陈敏政的意见。①景泰五年给事中林聪再次将更定班次的问题提出，他请求将二年一班的更为四年，三年一班的更为六年。林聪的这个建议与陈敏政的建议基本相同。工部复议，在上奏时建议将所有班次均改为四年一班，上工时间仍为一②《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四。

①《明孝宗实录》卷七一。

②《明武宗实录》卷一一四。

①《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三。

季。为了消除皇帝对工匠不足的担心，工部算了一笔细账：“通计匠二十八万九千有余，除事故外，南京五万八千，北京十八万二千。今以北京之数分为四班，岁得匠四万五千，季得匠一万一千，亦未乏用。”②景泰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次在更定旧制时，对工匠人数重新进行了统计，并编定了新的勘合给予工匠。《大明会典》卷一八九记述这件事时只用了二十多个字：“景泰五年奏准：轮班工作，二年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重编勘合给付。”此次更定旧制的重要之处，在于减轻了工匠的负担。对于一年一班者，等于减去了四分之三的工作量，二年一班者，减去了二分之一。在原定班次中，五年一班的只有木匠和裁缝匠两种，四年与三年一班的工匠各有九种，而二年一班的工匠是二十三种，一年一班的工匠是十九种。这就是说新的轮班制使四十二种行业的工匠受益最多，占工匠种类的三分之二强。所以四年一班的轮班制对于放松封建劳役对广大工匠的束缚是有重要意义的。

班匠征银。班匠征银是工匠制度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一次改革。如果说四年一班的轮班制大大地减轻了工匠的负担的话，那么班匠征银则是轮班制瓦解的条件和象征。也正因此，班匠征银的完全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明代班匠征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是在成化二十一年，但早在正统之初，南京所属的轮班匠中就已实行征银。成化五年工部上奏说：“南京轮班各色人匠，虽皆取以供应朝廷造作之用，中间谙晓本艺者十无二三，以此先准南京工部左侍郎范理奏，令各出备工价雇觅在京高手造作供应。经今三十余年，彼此两得其便。”①南京班匠征银的实施范围和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但班匠以工价代替劳役则是无疑的。

成化二十一年全国范围内的班匠征银开始实施：“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司类赍勘合赴部批工；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同时还规定，“不愿者，仍旧当班”②。很显然这不是强制性的法令，而是一个建议性政策，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即从政策上允许班匠以银代役，只要按规定出办工价银，班匠本身可以不去服役。这无疑是对旧班匠制度的一次革命，为班匠摆脱封建劳役的束缚打开了大门。

由于成化二十一年的政策不是强制性的且征银工作处于开始阶段，故此后有的地区班匠征银的推行是很缓慢的，“此例止行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而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处尚责解正身”③。这种情况在弘治十六年重新编填班匠勘合时仍是如此。

弘治十八年明朝廷规定，南北二京班匠，依照弘治十六年编填的勘合，②《明英宗实录》卷二四○。

①《明宪宗实录》卷六四。

②《大明会典》卷一八九。

③《明孝宗实录》卷二○○。

有财力的班匠每班征银一两八钱，止解勘合到部批工；无财力的班匠每季连同勘合解部上工，工满日批放。如果没有勘合，班匠即使纳银，也仍要到部。弘治十八年的政策，在征银数额上比之成化时没有大的变动，但它的突出之处一是强调勘合的重要，把勘合作为征银的重要依据，这是为了保证政府这部分收入不至于流失的手段。二是政策中强调有力与无力，以此区分是否征银，这与成化时的愿与不愿已有明显区别。判断班匠有无出备工价银能力的工作，由所司官员负责，不由班匠自己决定。其强制性加强。

全国范围的班匠完全征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完成的。该年题准：“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征解数额仍是每班银一两八钱，再将每班银均为四份，即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各地方有司要计算出班匠银每年的数额，征完解部，年终造册上报。①至此，班匠全部征银。这意味着班匠与明代官营手工业已无直接关系，不再受封建劳役的束缚。对于明廷来讲，财政又开发出一个新的税种，增加了收入，嘉靖时属于北京的班匠银为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两八钱。班匠虽不上工，但仍隶属匠籍，但此时的匠籍，只是政府征收班匠银的一个依据，已无其他意义了。

明廷对工匠的管理行政管理从广义上讲，上面所述均属政府对工匠的管理，此处只就工匠管理的职能部门作一介绍。

明代管理工匠的最高机构是工部，但其中又有分别，即“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内官监”①。工部管理职责主要有：管理各地造送的班匠册，工部专有管册主事负责这一事务；负责逃匠的清勾，“弘治元年奏准添设主事，清理内外衙门军民住坐轮工匠”②。第三负责到京轮班匠的分拨派遣和放归工作，班匠到上工时将勘合“赍至工部听拨”③。

明代北京工部管理的是浙江、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及应天等二十六府的班匠，嘉靖四十一年这些地区的班匠为十四万二千四百八十六人。南京工部管理的是江西、湖广、福建三布政司的班匠，人数为五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人。在《大明会典》卷一八九有一条记载云：“湖广、四川、两广、云贵、福建、江西各省班匠隶南京工部。”实际上四川、广东、广西、云南、①《大明会典》卷一八九。

①《大明会典》卷一八八。

②《大明会典》卷一八九。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

贵州五省并无班匠。理由之一是《大明会典》卷二○八说：“凡本部（指南京工部）各色班匠：江西起送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五名，湖广一万三千二百四十四名，福建起送六千八百九十六名。”如果四川等省有班匠，则此处必然加以记录。二是在涉及到南京所属各省班匠时，史书从未涉及四川等省，如《宣宗实录》卷七七云：“（失班工匠）其湖广、江西二布政司，令南京工部遣官查审如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条在《大明会典》卷一八九中误书为广东、江西二布政司。《宪宗实录》卷二六五在记述班匠征银这一重要事件时，则更明确地记载：“其江西、湖广、福建三处该隶南京工部者，亦宜照此例行。”所谓照此例行，是指班匠征银之事。这更清楚地说明四川等省没有班匠。三是明人的记述对此讲得也十分清楚，王夫之在《噩梦》中云：“直省之中，若广东、四川、云南为工作之薮，广西、贵州地虽瘠而百工之所为亦备，乃独无班匠，亦非法也。”①这表明：一、《大明会典》说四川等省班匠隶于南京是一个错误，使许多后人学者被误导。二、四川等省并无班匠。南京工部所辖只有江西、湖广、福建三省班匠。明代在四川等五省不设班匠，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民较少，在操作上有相当的难度。

除工部外，各地官府要负责本地班匠的管理事务。这些事务包括：一是起送班匠。二是清理工匠，在班匠征银以后，这是各地有司的主要管理内容，“每年奉府帖发匠班花名文册，各年不等，行准清匠官审追班银”②。为此各地均设有清匠官。三是造送班匠或班匠银征收情况文册。

在行政部门之外，朝廷还派御史监督和帮助管理工匠。

法规管理明代的工匠管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不应被忽视的，那就是法规管理，在《大明律》中有许多针对工匠的法律条文，这表明明代已将工匠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尽管这些条文是以惩罚为特征的，但它透露了明政府的一种思路和态度，即为维护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秩序，必须充分注意和严密管理工匠。

下面将《明律集解附例》中一些针对工匠较重要的条文稍加罗列，以便从中体会一下明政府在工匠管理上的良苦用心：1.两京工部各色作头，犯该杂犯死罪，徒罪以上者，依律拘役，满日革去作头；杖罪以下拘役，满日仍当作头。（卷一《名例》）

2.若御幸舟船误不坚固者，工匠杖一百；若不整顿修饰，及在船篙棹之属缺少者，杖六十。（卷十二《礼律》）

3.凡造作不如法者，答四十；若成造军器不如法及织造段匹粗糙纰薄者，各笞五十；若不堪用及应改造者，并计所损财物及所费雇工钱，重者坐①《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八章第三节。

②《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

赃论；其应供奉御用之物，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并偿物价工钱还官。（卷二九《工律·营造》）

4.凡造作局院头目、工匠多破物料入己者，计赃以监守自盗论，追物还官。（同上）

5.凡各处额造常课段匹、军器过限不纳齐足者，以十分为率：一分，工匠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笞五十。若不依期计拨物料者，局官笞四十，提调官吏减一等。（同上）

从这些条文中可以看出《明律》所涉及的官手工业中的问题很广泛，其处罚也比较严厉，尤其是对涉及御用诸物时，处罚更重。这一方面体现了明律本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出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生产和工匠管理的重视。《明律》制定于明初，但其中关于工匠的一些条文，在以后还多次被重申引用，可见法规一直是明代管理工匠的手段之一。

第四节　民间手工业

民间手工业概况

明代民间手工业十分发达，中期以后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一是手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官营手工业产品不是用于出卖的，它满足的是皇室和政府的各种消费，民间对手工业品的需求只能从市场上得到满足。这对商品经济是一个促进，而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又带动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市场的存在和扩大是明代民间手工业存在和发达的基础。二是工匠制度的逐步瓦解。明代的工匠制度束缚了数十万国内的手工业者，这些人有着熟练的生产技术，是明代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力量。而工匠制度强迫他们把时间和技术投入到官营手工业当中，客观上削弱了民间手工业的生产。但随着工匠制度的改革和瓦解，工匠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民间手工业生产中，应该说，这对于明代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三是明廷的有关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明朝廷对民间手工业，除金银、盐等生产外，政策上的限制并不十分严格，这就为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明政府严格的赋税征收政策，使大批农民依靠土地无法生存，家庭副业成为他们寻求衣食的重要手段，明代民间手工业最雄厚的基础是家庭手工业。因此说政府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1.民间手工业的类型。

明代民间手工业类型大致可分为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两种。此外，还有一些以手艺谋生的手工业者，他们游离于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之外，但又与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时刻变动的不稳定的群体，故在此不作特别的叙述。

家庭手工业。明代的家庭手工业是民间手工业最基本的手工业生产形式，数量也最多。这种手工业是从家庭副业发展起来的，所谓“夫织妻络”就是其写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这种家庭手工业出现的原因有很透彻的分析：“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于是各种开销“全赖此一机一杼”①。正德《松江府志》卷四也有类似的说法：“俗务纺织，不只乡落，虽城中亦然。..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这里所讲虽是松江府的事，但它很有代表性，各地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家庭手工业不仅包括为生计奔波的小户，就是一些衣食不愁的大户也往往兼营此业。“松人中产以下，日织一小布以供食。虽大家不自亲，而督率女伴，未尝不勤。”②“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①《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②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

多以纺织求利..如华亭相（指徐阶）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③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基本有三种用途，一是出售，如徐阶家的织品即是如此。二是自我消费，“绢帛绫绸叠满箱，将来裁剪做衣裳。公婆身上齐完备，剩下方才做与郎”④。明邝璠的《剪制》诗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三是向政府交纳赋税，洪武二十六规定：“凡民间一应桑株，各照彼处官司原定则例，起科丝绵等物。其丝绵每岁照例折绢，俱以十八两为则，折绢一匹。”①明代夏税除征麦外，在洪武时只有绢，至弘治时有些地区还要加上苎布、麻布等织品。这些纺织品作为夏税的一种，土地所有者是必须出办的，而最终的承担者还是农民的织机。

作坊手工业。明代作坊手工业较之家庭手工业有明显的不同，一是规模较大，二是其产品完全是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作坊有许多是从家庭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如纺织业中就比较普遍。张瀚自述家事时说：“毅庵祖家道中微..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②显然，二十多张织机已是一个规模不算小的作坊了，当时南京内织染局的额设机也才三百张。除纺织业外，其他各行业都有作坊式生产。如陶瓷业、造纸业、制糖业、酿造业、造船业、冶铁业、木器制作业等等。这其中的很多行业离开作坊，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必须有分工协作才可完成，如铁冶业中的炒铁：“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十余人”③。如果没有分工协作和大规模的人力投入，这些行业的生产就会停顿。

作坊手工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其产品为市场而生产，因而与商品经济联系密切，甚至有些作坊就是由商人投资经营的。因而作坊曾被认为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地之一。

2.民间手工业的行业种类。

明代民间手工业有多少种行业很难有确切的统计，这里也只作一般的介绍，以便人们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著名的科技著作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较全面地记录了明代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书中涉及到的行业有：作咸（制盐）、甘嗜（制糖）、膏液（榨油）、乃服（纺织）、彰施（颜料）、五金（矿冶）、冶铸（铸造）、锤锻（杂造）、陶埏（陶瓷等）、燔石（煤炭等）、杀青（造纸）、丹青（制墨③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④邝璠：《便民通书》卷一。

①《大明会典》卷十七。

②张瀚：《松窗梦语》卷六。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等）、舟车（造船等）、佳兵（军器）、曲糵（酿酒）、珠玉（珠宝）。共有十六大类，其中有些类又可分为许多种，如乃服中就有棉纺、丝纺、织绒，甚至裘衣等。明代社会上的各种手工业行业，可以说，绝大多数不超出这个范围，只是具体分工更加细致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天工开物》中只就生产技术本身加以介绍，基本不分别官方、民间，而事实上，就行业来讲，官方与民间要划出一个绝对的界限，是困难的。明洪武时统计的官匠行业有六十二种，到嘉靖时又多出八十余种，这是可以确知的明代手工业行业，那么民间的数字至少不会少于这个数字，第一工匠在不服役时，其技术特长的发挥是不受限制的（除造龙袍）；第二民间的实际需要从品种范围来讲要多于官方。当时的人就说有三百六十行，这带有夸张成分，但却道出了民间手工业行业之多这个事实。

3.民间手工业的水平。

明代民间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是高超的，甚至在一些行业远远超出官营手工业，如成化时因官匠不得力，下令在民间“雇觅高手造作供应”①。下面我们通过当时人的一些记述，看看民间手工业的技术水平。

制瓷业居领先水平的一直是官窑产品，但民间也不乏高手，嘉万时期景德镇的昊十九就是一位。他所制瓷器“妙绝人巧”，“尝作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②。他的技术至清代犹为人钦羡。

陶器制作，明代也是高人辈出，宜兴陶名传天下，与当地高手众多不无关系。“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锡注以黄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③。关于宜兴这些高手制作的陶器，清人记录也颇多，如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上）中说时大彬的壶“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④。

造纸业中纸的质量、种类都超过已往，其中特种工艺纸也相当普遍。“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松江潭笺不用粉造，以荆川连纸，背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⑤四川的薛涛笺也颇负盛名。

制糖业已熟练地掌握了白砂糖、冰糖的制作技术。此外，造船、园林、工艺等等行业的技术都达到相当水平，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民间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也是十分可观的。如山西阳城一县的铁产量在天顺时已达七百五十万至九百万斤①。纺织业的生产水平虽无明确记载，但可以从征收的官税上推断：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共征收绢布六十四万六千八百①《明宪宗实录》卷六四。

②《紫桃轩杂缀》，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③《陶庵梦忆》，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④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⑤《蕉窗九录》，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①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6页。七十匹，永乐二十一年征收布帛二十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三匹，成化二十三年征收绢十九万零七百四十九匹、布一百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匹，嘉靖四十一年征收绢三十二万零四百五十九匹、布十三万二千二百零六匹，万历三十年绢布共征收五十九万一千三百十四匹。政府的夏税的数字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数字，此外加上供税以外的产品，其生产量当是很大的。其他行业的生产量有的是可估的，有的是不可估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要满足全国五千多万人口的消费，其生产水平必要保持在一个相当的高度。

明廷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明朝廷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基本不介入生产环节，而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法律。此外一些行业在生产前要经政府的批准，如民窑烧瓷、民矿开采均须主管部门同意，否则即是违法。

1.税收管理。

明代对民间手工业的税收有货币和实物两种，货币税如手工业作坊的门摊税，实物税如小产品的抽分等。

门摊税本是商税的一种，主要向商人征收，但由于手工业作坊多是带有经营性质的，故从明初开始即已征收此税。洪武初年规定：“凡诸色人等踏造酒曲货卖者，须要赴务投税方许货卖。违者并依匿税科断。”“如卖酒之家，自无曲货者，须要收买曾经投税曲货造酒货卖，依例办纳酒课；若系自行造曲，亦须赴务投税。”①宣德元年规定，酒醋等税收由当地有司收纳，政府“给与由帖执照，每月一次点视查考”。如果不按照规定交税，除治罪外，罚钞一千贯。②同年还规定：裱褙铺月纳钞三十贯，油房、磨房每座月纳门摊税五百贯。在京的缎子铺月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剪裁、刺绣等作坊每月三十贯。

在京作坊的税钞由宣课司和都税司征收，而税额的制定由户部负责。

除门摊税外，有些手工业产品还要抽分，“薪炭、竹帚、锄柄、担柸，例当抽分”③。如匿不报税，要一半入官。这类产品多系家庭手工业生产，在生产时无须向官府纳税，但在出售时，官府则以抽分待之，可见政府税网之密。

但明代有一些手工业品是免税的，如染练自织布帛，农用之器，日用杂物，在永乐元年的规定中均属免税范围。

明代矿税是政府十分重视的一项税收。洪武二十八年罢官冶，“令民得①《大明会典》卷三五。

②《大明会典》卷三一。

③《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自采炼而岁输课，每三十分取其二”④。这是指铁冶，金银的开采，明初一直是禁止的，但到后来这方面的管制也不严格了，并在事实上予以承认。民间开矿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允许，所谓“陈之官而准焉”⑤。输税的多少也由官府规定，云南的银矿税是这样制定的：“商民凿穴得砂，先呈官府辨验，然后定税。”①矿税以征实物为主，万历时浙江铁课每年七万四千五百八十三斤，福建二十九万九千一百五十五斤，广东潮州铁课是七万斤。据《广志绎》卷五载，在云南，民间开矿把矿石分为四堆，其中一堆“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这部分就是矿税。其他地方的民矿如何输税，情形不详。

2.法规管理。

明朝政府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虽不直接介入生产环节，但它的各种法规对手工业的生产却有很多限制。这些法规实际上是政府对民间手工业的重要控制手段。

明代有关民间手工业的法规大致有两类内容，一是规定不可以经营生产的范围，这是最主要的一类。二是强调要生产合格的产品。

明代法规中划定的民间不允许从事的手工业生产有：织造违禁物品，包括有龙凤图案的各种纺织品。“凡民间织造违禁龙凤文纻丝纱罗货卖者，杖一百，段匹入官。机户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②除龙凤文外，蟒、飞鱼、斗牛等图案也是禁止民间织造的，如果违反，“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③。这项规定的背景是“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不许僭用。这是封建等级观念所使然，也是维护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类规定的目标，并非直接针对工匠，但工匠则成了被殃及的池鱼。

民窑生产中，一部分瓷器也是明令禁止的，“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①。后来不仅青花白地瓷不许生产，就是黄、紫、红、绿、青、蓝等地的青花瓷也不许生产。违者首犯凌迟，籍其家产；知情不举的连坐。处罚是严厉的，其目的无非是维护朝廷的特权。因为这些种瓷器均是皇室用品，或皇帝赏赐官员、外国使臣的钦赏之物。如果民窑生产这些瓷器，皇帝所特有的权力的威严就有可能丧失。而当时确有私自生产此类瓷器或赠送官员或卖给外国商人、使臣的现象，所以，朝廷的严厉禁止就不难理解了。明廷对民间铸造业的禁令是不许私铸铜钱。“凡民间私铸铜钱者绞，匠人罪同”，“私铸铜钱为从者问罪，用一百斤枷枷号一个月，民匠舍余发附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

⑤《广志绎》卷五。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五金》。

②《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九。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九。

①《明英宗实录》卷四九。

近充军”②。货币生产是政府的特权，不许私铸铜钱，这在各代均是如此。除以上所列外，明廷还有制盐业的私煎之禁、矿冶业的金银之禁、杂造业的火器之禁和度量衡之禁等等。从这些禁令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凡涉及政府或皇帝专有的产品，民间手工业是不能问津的，至少在法规上如此。在明代的法规中，还有一类强调的是产品的质量，“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③。“夏税农桑绢匹，务织造紧密厚重，双经双纬。除两头色丝长二尺外，净织钞尺长三丈二尺，阔二尺。”④这类法规虽少，但它体现了政府对民间手工业品质量的重视，以致不惜把这类问题写入律法当中。

明代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总体来说，强制性较少，虽然也有一些，但不足以阻滞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可说是明代民间手工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四。

③《明律集解附例》卷十。

④《大明会典》卷二八。

第六章　手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建筑

都城建设

明朝建国之初，以应天府和开封府为南北两京。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确定以南京为国都，次年又命李善长主持营建中都，并有都城北迁之意，以便管理北方，控制中原。中都选建在朱元璋家乡临濠府西南的凤凰山下（今安徽凤阳）。城市总体规划周密严谨，规模宏大，建筑豪奢，全城宫室、殿堂、坛庙、官署、街巷等按中轴线对称分布，共有九门，十八水关，周长五十余里。在长达五年的建设过程中，每年役工百万，先后耗资亿万，劳费过巨，因而，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诏令停止役作。不久，又令改建南京大内宫殿。中都虽未完全建成，但其规划设计对南京和后来北京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378年，明太祖诏改南京为京师，并废当时的北京，复为开封府。

南京城的改建工作早在元末明初就已经开始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时为吴王的朱元璋“改筑应天城”，对于金陵旧城进行整修、改筑和扩建，拓展城址，加高城垣，并“作新宫钟山之阳”①。洪武六年（1373），南京新城建成，城东部钟山和玄武湖的南面为宫城和皇城，各有六门。皇城外为京城，有十三门（后塞二门），四周城垣长达九十六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砖石城垣。以后，南京城垣、城门、宫阙、坛庙等又屡经重修或新建。洪武二十三年（1390），外郭城建成，有十六门，周一百八十里。至此，南京改建和新筑的部分已完全连成一体，形成一座气势雄伟、规模举世罕见的著名都城。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的。洪武元年（1368），徐达率明军攻占元大都，改置北平府。当时城内北部比较荒凉，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的袭扰，于是放弃北部城垣，在原来大都北墙南五里另筑新墙，仍设两个北门，即安定门和德胜门，并将东墙的崇仁门与和义门改称东直门与西直门。永乐元年（1403），北平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②六年，“初建北京宫殿”。十五年（1417），木料漕运抵京，随即由泰宁侯陈珪督建北京宫殿，加紧施工。十七年，又把北京南城墙南移（由承天门算起）二里，形成了北京的内城。南墙仍开三门，沿用旧称丽正门、文①《明史》卷一《太祖纪》。

②《明史》卷六《成祖纪》。

明门和顺承门。十八年，郊庙宫殿全部竣工，明成祖诏改北京为京师，“圣驾北幸”，率政府机构迁至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又重修九门城楼，四年完工，改称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同时改称东墙齐化门与西墙平则门为朝阳门与阜成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加强京师防卫，世宗原拟在北京四周修筑郭城，但因财力和物力所限，而仅在都城南面加筑外郭城，此即北京外城，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平面“凸”形城郭。

北京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按一条南起永定门、北抵钟鼓楼的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对称展开。宫城，亦称紫禁城，居于全城中心地位，周六里一十六步，有六门：正南第一重为承天门（清初改称天安门），第二重为端门，第三重为午门，以及东华门、西华门和玄武门（清乾隆时改称神武门）。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有六门：大明、东安、西安、北安、长安左和长安右。皇城之外为京城（内城），周四十五里，有九门已如前述。重城（外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有七门：永定、左安、右安、广渠、东便、广宁、西便①。明代城垣和城门屡经修葺，特别是将元大都的土城墙加砖包砌，城门洞改为砖砌筒券，开凿围绕全城的护城河，使北京成为规划严整、重点突出、庄严雄伟、优美和谐的世界名城。

宫城（紫禁城）是遵循传统礼法制度仿照中都和南京设计建造的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整个宫城建在元大内旧址而稍向南移，南北长九百六十米，东西宽七百六十米，占地面积约七十二万平方米。内有房屋近一万间（民间传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外围有高达十米的红色宫墙。城墙四隅修有结构精巧、造型端丽的角楼。环绕宫城开凿有宽约五十二米的护城河（筒子河）。从总的布局来说，这一建筑群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部以皇极殿（原称奉天殿）、中极殿和保极殿为中心，这三殿统称外朝三大殿，清初改称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后部有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统称内廷后三殿。外朝三大殿和内廷后三殿坐落在紫禁城也是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其他宫殿门阙均对称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现在故宫的太和殿，高约三十五米，殿座纵深约三十七米，东西横宽约六十四米，梁架由七十二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建筑群中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并且建在高约八米的三层台基上，更显得庄严雄伟，借以体现封建帝王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明清故宫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它突出地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杰出成就，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营建北京的宏伟工程中，涌现出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蒯祥就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蒯祥，苏州府吴县人，出身于木匠家庭，其父蒯福曾为“木工首”。他自幼学习和钻研土木技工，以至“精于其艺”，后在南京①《明史》卷四○《地理志》。

继其父为木工首。永乐时营建北京，他随南京匠户一道迁京，参与设计和修建北京城池和宫殿。在永乐至成化年间，特别是“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予”①，“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效劳尤多”②，“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③，“每宫中有所修缮，..祥略用尺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④。蒯祥把他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献给了北京，为营建和维护这座伟大的城市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长城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则是明代重新修筑的。明代所修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约一万三千华里，故世人誉称万里长城。自明初至明中叶万历年间，修筑长城达十八次，前后历经一百多年，这项浩大和艰巨的工程方告完成。

明代长城一般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山西以东至山海关为东半部。东半部长城大部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连绵不断，气势雄伟。城墙总高约八米，墙基宽约六米，墙顶宽约五米。城墙里面是夯土，外面用砖砌筑，石灰浆勾缝（八达岭长城及以东的有些部分则是用大石条砌筑的），十分牢固。墙顶外部设垛口，高约二米，内部砌女墙，高约一米。墙身每隔七十米左右修敌台一座。敌台有方形、圆形，内部有空心、实心。空心敌台内部为砖砌拱券结构，可以驻军，上设瞭望口和炮窗。墙身内部每隔二百米左右建石阶磴道，以作上下城墙之用。山西以西为明代长城的西半部。西半部长城用夯土版筑，墙面没有包砖。城墙总高五米多，墙基宽约四米，墙顶宽约二米。墙顶设有敌墙，垛口高约一米。

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城。关城都选建在地势险要的军事要道上。著名的关城有嘉峪关、雁门关、居庸关、山海关等。嘉峪关是明代长城西端的起点，位于甘肃酒泉西约三十五公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关城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居庸关，旧称军都关、蓟门关等，位于北京昌平西北，形势险要，向为交通要冲，现存关城是洪武元年（1368）重建的。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东北，是明代长城东端的起点。关城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平面方形，四面各开一个城门，并建有城楼，上下两层，城高约十三米，周五公里。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长城蜿蜒起伏自上而下与关城相连，并延伸到关南四公里的老龙头（南海口关）入海处，历来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地，号称“天下第一关”。一般认为，万里长城的东端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十一。

②黄瑜：《双槐岁钞》卷八。

③皇甫录：《皇明纪略》。

④民国《吴县志·人物志》。

在老龙头，但也有人认为，明代还建有辽东长城，从辽宁绥中铁厂堡吴明口出发，经绥中、兴城、锦州、黑山、铁岭、昌图、抚顺、本溪到丹东的虎山（又称虎耳山），全长约一千公里，因此，虎山才是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与长城有关的重要建筑还有烽火台、墩台等。烽火台大多设在长城内侧或附近的山顶上，一般为平面方形，每面约八米，总高约十二米，用夯土筑成，重要的则外部包砖，台上建有雉堞和瞭望室。烽火台约每隔一点五公里设有一座，日间焚烟，夜间举火，以传报敌情。

建筑技术的进步明代建筑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砖普遍用于民居砌墙。元代之前，虽有砖塔、砖墓、水道砖拱等，但木架建筑均以土墙为主，砖仅用于铺地、砌筑台基与墙的下部等处。到明代，由于大量应用空斗墙，可节省用砖量，从而推动了砖墙的普及。砖墙的普及又为硬山建筑的应用创造了前提。明代砖的质量和加工技术都有提高。砖面和砖雕加工更加娴熟。各地府、县城和南京、北京的城墙也都用砖砌筑。现存山西、河北境内二千余公里的长城，也是明代砌筑的。这些都说明制砖工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砖的发展，出现了全部用砖拱砌成而不用木结构的建筑物——无梁殿。这大多用作防火建筑，如佛寺的藏经楼、皇室的档案库等，重要实例有明洪武年间所建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原称无量殿）、北京故宫皇史宬及山西太原永祚寺、苏州开元寺等处的无梁殿。

2.琉璃砖瓦的质量提高，应用更加广泛。琉璃砖瓦是属于釉陶性质的工艺，至迟在公元前十世纪西周早期就已出现。秦汉时期琉璃制品更为丰富。北魏时则开始在建筑上采用琉璃，说明当时琉璃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北史》所记，北魏太武帝建五色琉璃行殿，是现在已知关于建筑用琉璃的最早文献记载。隋唐时期琉璃制品更为盛行，从宋元到明清，则出现了使用琉璃构件的整体建筑，如宋代的琉璃塔等，琉璃制作技术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明清时期在全国各地已建立很多琉璃窑厂。早期琉璃用粘土制胎，明代琉璃砖瓦用白泥（或称高岭土）、瓷土制胎，烧成后质地细密坚硬，强度较高，不易吸水。当时，琉璃面砖广泛用于塔、门、照壁等建筑物。如明成祖时建造的南京报恩寺塔，高达八十余米，外表全用琉璃砖镶面，釉色有白色、浅黄色、深黄色、深红色、棕色、绿色、蓝色、黑色等。并制成表面有浮塑的带榫卯的预制构件来镶砌，组成五彩缤纷的各种图案和仿木建筑的构件。此外，还有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北京的琉璃门、坊等，都表现了明代琉璃工艺水平的提高。

3.木构建筑，经过元代的简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构架，木构建筑设计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如斗拱的结构作用减少，梁柱构架的整体性加强，构件卷杀简化等。明代宫殿、庙宇建筑的墙体因用砖砌，因而屋顶出檐就可以减小，斗拱作用也相应减少，并可充分利用梁头向外挑出的作用来承托屋檐重量，将挑檐檩直接搁置在梁头上，这是宋以前的建筑未能做到的。这样，柱头上的斗拱不再起重要的结构作用，原来作为斜梁用的■，也成为纯装饰的构件。但是由于宫殿、庙宇要求豪华、富丽的外观，所以，失去了原来意义的斗拱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繁密。为了简化施工，柱子不再采用宋代那种向四角逐根升高的做法，亦无金元时期大胆减柱法，檐柱向内倾侧的“侧脚”逐步取消，梭柱、月梁等也被直柱、直梁所取代。因此，明代官式建筑形象较为严谨稳重，而不及唐宋的舒展开朗。由于民间建筑的普遍发展，技术水平相应提高，并出现了木工行业的专著《鲁班营造正式》，其中记录了明代民间房舍、家具等的建筑或制造的程式和规范。

4.建筑群的布置更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来营造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明孝陵和十三陵总体布置的形制是基本相同的，但孝陵结合地形，采用了弯曲的神道，陵墓周围数十里内有松柏包围。而十三陵则用较直的神道，山势环抱，气势更为宏伟。明代建成的天坛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建筑群布置的优秀实例，它在烘托最高封建统治者祭天时的神圣、崇高气氛方面，达到了非常成功的地步。北京故宫的布局也是明代形成的，它的布置严格对称，层层门阙殿宇和庭院空间相连接组成庞大建筑群，把封建“君权”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端严肃的布局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君主制度的典型产物。各地的佛寺、清真寺也有不少成功的建筑群布置实例。

5.官僚地主私家园林发达。尤其是江南一带，由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官僚地主群集，因此园林也特别兴盛。南京、杭州、苏州及太湖周围许多城镇都有不少著名的私家园林。当时的园林风格已经明显地趋向于建筑物增多，用石增多，假山设计则追求奇峰阴洞，使园景更加丰富多姿。计成所著《园冶》一书，从理论上总结了江南一带造园技术的成就，是园林建造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6.官式建筑的装修、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如门窗格扇等都已基本定型。彩画纹样庄严，构图严谨，配列均衡，如大木梁枋以旋子彩画为主要类型，到了清代，和玺彩画及苏式彩画等才有了大量的运用。砖石雕刻则吸取了宋以来的手法，比较圆和纯熟，花纹趋向于图案化、程式化，如须弥座和阑干的做法，明代二百余年间很少变化。这种定型化有利于成批建造，加速施工进度，但使建筑形象趋于单调。建筑色彩因运用了琉璃瓦、红墙、汉白玉台基、青绿点金彩画等鲜明色调而产生了强烈对比和极为富丽的效果，这正是宫殿、庙宇等建筑所要求的气氛。

此外，明代的家具也是闻名于世界的。由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南亚地区所产的花梨、紫檀木等不断输入中国。这些热带硬木质地坚实、木纹美观、色泽光润，适于制成各种精致的家具。当时家具产地以苏州最为著名，其制作的家具结构合理、经久耐用，形状秀美简洁，雕饰线脚不多，构件断面细小、多作圆形，榫卯严密坚牢，能与造型和谐统一，油漆能发挥木材本身的纹理和色泽的美丽。直到清代乾隆时广州家具兴起为止，这种明代家具一直是中国家具的代表作。

第二节　水利

明成祖迁都北京，迫切需要南北大运河畅通无阻，增加运输能力，以便从东南地区调运粮食和物资供应北京。为此，诏命工部尚书宋礼主持修浚会通河事宜。宋礼在施工过程中，接受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于汶水下游东平戴村筑新坝，拦截汶水流入南旺，然后将十分之四的水南流接徐、邳，十分之六的水北流至临清，从而解决了元代会通河行水不利的难题，以便漕船顺利地在会通河上航行，使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

明代黄河决口改道频繁，平均约七个月有一次决口，因此，治河任务十分繁重。在治河策略上，明代重北轻南，以保漕为主，形成“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格局。

在治河理论上，四任总督河道的潘季驯（1521—1595）继承和发展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他按地形坡度，因地制宜地筑堤合流，并“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于是“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①。潘季驯治河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他不但使河道得到刷深，而且改变了海口积沙高仰的形势，为黄河开辟了入海的道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潘季驯的主要水利著作有《河防一览》、《总理河漕奏疏》等。

在水利著作方面，徐贞明（？—1590）的《潞水客谈》颇为有名。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要以人力控制水旱灾害。为此，他曾在京东地区对地形、土壤、河流、水泉等进行考察，把结果绘制成图。徐贞明认为，不但濒海荒地可以耕治，其他如密云、平谷、三河、蓟州、迁安、卢龙、抚宁、丰润、玉田等地，都有丰富的水源可用于灌溉，以利耕垦。他还认为，“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收之则利”。因此他主张兴修水利应从上游入手。他的治水思想强调治理地理环境，并把治水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体现了经世致用的观点。

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西方水利学开始传入中国。万历三十九年（1611），徐光启和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1575—1620）合译《泰西水法》。他们的翻译不同于一般人的直译，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只选择其中适用的或确实比中国先进的部分翻译。翻译时，一边翻译文字，一边照图制造水工器具，一边试验，然后把制造的经验及试验的结果也写进书中。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翻译了，而是融进了徐光启的研究心得。万历四十年（1612）春天，《泰西水法》六卷译成，成为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水利学专著。

①《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

第三节　纺织

官府纺织业与民间纺织业

明代官府纺织业是规模庞大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当时在两京设有内外织染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①，南京还设有供应机房。其中工部都水清吏司所辖织染所有大使、副使等官员，专门负责织染生产。为了供给皇室贵族的奢侈需求，内府监局也设有相当规模的工场。据记载，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总理佥书等数十员。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类”，“有外厂，在朝阳门外，浣濯袍服之所；又有蓝靛厂在都城西，亦本局之外署也”①。各地方官府，凡是有条件的，便设有织造机构。据《明会典》、《明史》记载，当时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以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河南、山东等地许多州府都设有织染局。其中以苏州织造局最为著名，杭州织造局次之，内府司礼监有苏杭织造太监一员，专司苏杭织造，派驻苏州。官府纺织业主要生产丝织品，且岁造有定数，“自万历中，频数派造，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②，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明代民间纺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一些纺织作坊已具备某种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江苏吴江（时属苏州府）的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停足之隙”③，生动地反映了当地民间纺织业的一片兴旺景象。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④他提到其祖父在成化（1465—1478）末，由资本银一锭，“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月，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①。冯梦龙《醒世恒言》中也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施复夫妇因经营丝织业而发家，“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后来渐渐发达，“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余家事”，“开起三四十张①《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①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

②《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③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①张瀚：《松窗梦语》卷六。

绸机”②。又如万历“癸未甲申间：（1583—1584），临邑邢子愿以御史按江南苏州富民潘璧成之狱”。这个潘璧成的先辈，“起家机房织手，至各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③，这些材料反映出明代一些小商品生产者，从小本经营起家，资本急剧增殖，生产迅速发展的情形。不仅如此，有些机户已较多地使用雇佣劳动者，采用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方式④。如《吴江县志》载：“至明熙、宣间，邑民始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当然，绝大多数机户并没有如此幸运，他们还大都是贫困的小手工业者，是“倚织为命”的贫户。

丝织品的产地及产品1.丝织中心。明代江浙一带苏、杭、嘉、湖地区是闻名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其中尤以苏州为盛。明初朝廷与苏州设有织染局，并且派有坐派、召买等，每年织造丝、纱、罗、纻诸布及帛，“约三万七千四百余端”①。苏州的民营丝织业也非常发达，几乎“家杼轴而户纂组”，据载，“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天下”②。杭州也是“习以工巧、衣被天下”，有些“饶于财者”还雇工十数人，纺织丝绸③，所辖临安盛产绢，“县民织者甚众，今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④。嘉兴“蚕桑织绣之技，衣食海内”⑤，近镇村坊皆以丝绸为业，如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⑥，湖州“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

在北方，丝织业中心，应首推山西潞安。这里出产的潞绸名闻中外。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潞安“在昔殷盛时，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其织机达九千余张⑦，且“机杼斗巧，织作纯丽”⑧。所产潞绸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行销全国各省，乃至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此外还有一些地区的丝织品也很著名，如四川的蜀锦，广东的粤缎、粤纱，福建福州的绢丝，②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③《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④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七。

①《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引《苏州府志》。

②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七。

③徐一夔：《始丰稿》卷一。

④乾隆《杭州府志》卷五三引万历《临安县志》。

⑤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四引王世贞《檇李往哲列传序》。

⑥胡琢：《濮镇纪闻》卷首《总叙》。

⑦顺治《潞安县志》卷一。

⑧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十六。

漳、泉二州的倭缎，南京的云锦，山东的柞蚕丝绸等。

2.丝织品的品种。明代丝织品的种类齐全，花色繁多。当时不仅纱、绢、绫、罗、绸、缎、锦、绮、绒等各类丝织品应有尽有，而且每类又有许多不同的花色品种。例如罗，苏州有花罗、素罗、刀罗、河西罗、秋罗等，泉州有硬罗、软罗等，其中花罗，仅《天水冰山录》所载就达五十五种①。绸，苏州有线绸、绵绸、丝绸、杜织绸、绫机绸、绉绸、纹绸、春绸、捺绸，嘉兴有素绸、花绸、绫地花绸、轻光王店绸、濮绸，建昌有笼绸、假绸，湖州有水绸、纺丝绸等。纱，湖州有直纱、花纱、夹织纱、包头纱等，泉州有素纱、花纱、金钱纱等。此外如丝绒中新创的双面绒，外观富丽、质地坚牢耐磨的天鹅绒（漳绒），斜纹地起斜纹花的绫，多重组织绚丽精美的锦等，也有许多名目，织造技术更臻完备。但是，唐宋时期曾盛行一时的绮，在明代则因织金锦、彩色锦和印花织物的增多而趋于衰落，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都比较少见。

（3）丰富多采的织纹花样。明代丝织品的纹饰花样千姿百态，“五色眩耀，工巧殊过”，其中尤以“妆花”和“织金”最为人们所称道，“妆花”是在地纬之外，另用彩色纬丝在织物上以控梭等方法形成花纹，织法复杂，花纹精美，色泽艳丽，反映了丝织技术的高超水平。除妆花锦缎外，纱、罗、绢、丝绒、丝布、改机、云布都可以用“妆花”织成。早期妆花织品，主要靠手工织造，如内蒙古集宁发现的元代妆花罗，尚可见到手绘的墨迹。明代妆花更为盛行，并逐步推广依次引入彩纬、地纬，用提花机提花的织造方法。“织金”，是在织物上织入金银线，以形成特殊光泽效果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元代“纳失失”发展而来的。明代织物加金已不限于锦，而且出现了金彩绒、织金妆花缎、织金妆花绢、织金妆花罗、织金妆花布等，大大突破了元代的水平，现在可见的实物如绯红地卷云金龙妆花缎、绛地云龙卷浪妆花缎、青地牡丹加金锦、红地牡丹加银锦、杏红地万寿八宝加金缎等①，都极为艳丽精美，令人赞叹。此外如《天水冰山录》也列举了不少妆花和织金品种，明神宗定陵出土的一百六十五卷锦缎和大量袍服衣裳，也都是当时的丝织精品。

棉织品的产地及产品1.棉纺织品的著名产地。明代植棉遍及全国，棉纺织业非常发达，正如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卷称：“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棉布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主要衣着原料。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扩大，许多棉纺织手工业中的城市和中心地区逐渐形①《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彩色图版，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成，其中仍以江南为最。如松江自元代以来，逐步发展成全国棉织中心，其产量、质量均居全国首位。明正德《松江府志》载：松郡“俗务纺织，他技不多”，“家纺、户织，远近通流”，“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嘉定，“邑之民业，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②，“机声轧轧，子夜不休，贸易惟棉花与布”③。常熟产布，“用之邑者有限”④，大多运销外地。浙江湖州，“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我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以归，仍治而织之，明旦复持以易”⑤。嘉善（今县府驻魏塘镇）棉纱和棉布生产相当发达，棉纱尤有盛名，当时民谣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①的赞语。

南方的福建、湖广、四川、江西等省的棉纺织业也相当发达，如福建惠安出产白细布，“几遍天下”②，泉州“府下七县，俱产棉布”，“多出于山崎地方”③。

北方也有许多产棉区，但棉布起初却绝大部分仰给于江南。徐光启《农政全书》提到，“今北土之吉贝（即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④，反映了明代北棉南运和南布北贩的情形。实际上，在正德嘉靖以后这种北方依赖南布的情形是有所改变的。特别是由于棉纺织技术的不断推广，北方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棉纺织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如关于河北肃宁的棉纺织业，徐光启就指出：“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⑤又如山东邹县最初是“民不织而资布于邻”。后来棉纺织业发展起来，不但做到了“邻不来鬻布”，而且还“鬻布于邻”⑥。登州，“纺织花布，以自衣服，穷乡山陬，无问男妇为之”，“有余布，立兼鬻于乡市。复有市贾贩之城市，庶人、在官及末作、游寓者均需焉”。⑦此外，西南苗族、瑶族、土家族、侗族、壮族及黎族等少数民族也擅长棉织。如最著名的有诸葛棉，用白色棉纱作经，蓝色棉纱作纬，随机挑织，②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

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部·风俗考》。

④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志》。

⑤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物产》。

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物产》。

②《惠安县志》卷三七。

③万历《泉州府志》卷三。

④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⑤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⑥吕坤：《实政录风宪的》卷六《宪纲十要》。

⑦《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登州府志》。

自成花样，多产在贵州青特洞等处①。

2.棉纺织品。明代棉纺织品不仅产量大而且品种也是相当多的，宋应星曾评论说：“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②松江生产的棉织品有标布、扣布、稀布、番布、荣斑布、中机、小布、三梭布、龙墩布、云布、飞花布、浆纱布等。其中“标布”，畅销秦、晋、京边诸路，“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数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③。“中机”，较标布稍窄而长，畅销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格与标布相同。郊西龙墩布“轻细洁白”④，用来做暑袜，很受欢迎，远方多来购买。松江棉布中极细者为飞花布，亦称丁娘子布，也是非常著名的。

除松江外，全国各棉布产地也大多生产一些质量精良的棉布品种。如苏州的药斑布、刮白布、官机布、缣丝布、棋花布、斜纹布⑤，以及紫花布、鄢陵布、孝感布、咸宁大布等。

麻、毛纺织品在明代，麻、葛、毛等纺织手工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中原与东南各省是麻纺织品的主要产地。如用苎麻织成的夏布，明代多用来做暑衣和帷帐。正德以前，太仓以苎布名于时。苎布，“真色者曰腰机，漂洗者曰漂白，举州名之，岁商贾货入两京、各郡邑以渔利”①。正德以后，太仓棉布生产超过麻布，但苎麻布仍有相当的产量和销路。有些其他麻织品也很著名，如福建莆田盛产青麻布，“商贾转贩他方亦广”②，特别是惠安，“北镇之布行天下”③。广东出产的蕉布与黄麻布，“岭外所重，常以各布相易”④，新会的苎布也“甲于天下”。此外如江西赣州出产的极细的“女儿布”，广东东莞出产的苎麻纱与蚕丝交织的“鱼冻布”等，也都是质量上佳的苎麻织品。大麻在元明时期已基本上不再作为衣着原料，虽然北方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仍用大麻布做衣服，但其主要是用来制作绳索、麻袋等，并一直沿袭至今。

葛是我国远古先民最早用来制作夏服的材料。但由于葛藤生长缓慢且加①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引《魏平府志》卷三下。

②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③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府部·物产考》。

⑤《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部·物产考》。

①弘治《太仓州志》卷一《土产》。

②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二《货殖志》。

③何乔远：《闽书》卷二二八《风俗志》。

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工困难，因而在隋唐时逐渐为麻所取代。尽管如此，宋元以后，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山区，仍在生产精美的葛布。如在明代广东雷州产雷葛，其中“细滑而坚”的称为“锦囊葛”，“为为绤者，分村而居”⑤。玉林产山葛布，据载，“粤中多产葛，惟玉林州所产者，知名最久”⑥。增城出产的“女儿葛”，出自当地特产的葛藤，其纤维“细若毫芒，视若无有”，织物细薄如“蜩蝉之翼”，卷其一端（六尺），可“出入笔管”⑦。此外如湖北黄陂的葛布也极精致，陶允宜《黄陂葛》诗提到：“楚人种葛不种麻，男采女绩争分拿。皎如白纻轻如纱，进之内宫传相夸”⑧。

明代毛纺织业主要集中在西北兰州、西安等地。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提到，当时饲养的羊有蓑衣羊（即蒙古羊，绵羊）和矞芳羊（少数民族语言译音，山羊），前者“自徐淮以北州郡无不繁生，南方唯湖郡饲畜”，“一岁三剪毛”，“剪其毳为毡，为绒片，帽袜遍天下，胥此出焉”，“粗褐（粗毛布）亦间出此羊之身”。山羊，“内毳细软，取织绒褐”，唐代或更早即已自西域传来，“今兰州独盛，故褐之细者皆出兰州，一日兰绒，番语谓之孤古绒，从其初号也”。这种毛绒布质量很好，“此褐织成，揩面如丝帛滑腻”。明代毛织的毡毯，也有不少质料细密，颜色鲜明，图案美丽的品种。除羊毛外，还有驼毛等其他毛类织品，如明代曾设陕西驼羯织造局，屡令陕、甘织造羊绒驼毼①。明神宗定陵还出土一批孔雀毛缂丝织物，另有一件缂丝龙袍，其胸部团龙补子中的龙纹部分，是用孔雀毛绕于蚕丝上织入的，这些织品，精工细作，别具光彩，格外珍贵。此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毛织品，如新疆毛毯、西藏氆氇、贵州水西彝族毡衫等，也都颇负盛名。

纺织工具的改良和织造技术的进步明代在纺织工具及织造技术方面都有所改进和创新。如缫丝工艺中徐光启提出的“连冷盆”法，“一人执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二人直釜，专打丝头。二人直盆主缫”②。这种二乘缫车五人共作的方式，不仅可将煮茧和抽丝分开，控制水温，保证丝质，而且可节省薪柴，提高缫丝功效，“五人当六人之功”。《天工开物》所载治丝图，绘有脚踏缫车，为一人用手索绪添绪，用脚踏动踏板，回转丝軖。这种缫车是当时江南通用的缫丝工具，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⑥张萱：《疑耀》卷一《玉林葛》。

⑦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五《葛布》。

⑧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四《衣冠门》。

①《明孝宗实录》卷六○；《明史》卷八二《食货志》等。

②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蚕桑》；《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蚕桑部》。比以前的手摇缫车以及二人对缫的川蜀丝车要先进，劳动生产率也较高，“穷日之力，一人可取三十两。若包头丝则只取二十两，以其苗长也”①。关于继缫丝以后进行的调丝、纺纬、整经，浆经等各道工序，其所用机具及操作方法，《天工开物》也都有简明的记述，并附有插图。此外《农政全书》、《便民图纂》等著作，也介绍了一些丝纺织机具，但有些机具的名称和结构，与《天工开物》所记略有不同。

明代最先进的丝织机是“花机”。花机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大型提花机，工匠据“花本”可织出多种多样极为复杂的纹饰图案。《天工开物》相当详尽的记载了花机的结构与特点（参见本书“机械”一节引文）。其中有些部件的设计是很巧妙的，如“机架中部的叠助木，其打纬力是切向分力，且能调节力的大小，这样可使一机多用，以扩大织物的品种范围。花机在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主要用来生产各种高级丝织品。

花机又称大机，另外还有一种小机，称为腰机。《天工开物·乃服》载，“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机。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创制一种新型织缎机，称为“改机”。“改机故用五层”，林洪“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段机为四层，故名改机”①，这是对福州织缎机的重要改进，简化了织机结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明代对普通织机也有重要改进，如徐光启曾引用晋傅玄的话：“旧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马生者（指马钩），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遗日丧巧，乃易以十二蹑”，而后则指出：“今红女织缯，惟用二蹑，又为简要。”②显然，徐光启所指的织机，更为操作简便，灵巧实用。

明代棉纺织技术和生产工具也有明显的进步。如用来除去棉籽的木棉搅车（即轧花机），轧花效率提高了三四倍。《农政全书》提到：“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③轧花机，称“赶车”。这种赶车是一人右手转动曲柄，右足踏动踏板，左手喂添棉花，使用方法和工作情形与搅车大致相同。又如木棉弹弓，据《农政全书》记载是“以木为弓，蜡丝为弦”，较元代竹弓绳弦更加适用。纺车，明代通常是三继纱锭，“凡织工能者，一手握三管，纺于铤上”④。《物理小识》载：“（纺纱）有纺双缕者，有一手勾三线者，松江，徽、池、合州，九江皆能之”。《农政全书》还提到：“纺车容三维，今吴下犹用之。间有容四繀者，江西乐安至容五繀。”说明在个别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还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①万历《福州府志》卷三七《食货志》。

②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四《蚕桑》。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使用了四繀、五繀纺车。这种多继脚踏纺车的出现反映了纺纱技能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一只手的指间仅有四处，如何放置五根棉线则是个问题，所以徐光启也提出疑问，“更不知五繀向一手间如何安置也”⑤。

兴盛发达的印染业明代染料作物的种植和染整工艺技术都有所发展。例如，宋应星指出：“凡蓝五种（指茶蓝、蓼蓝、马蓝、吴蓝、苋蓝），皆可为淀”①，并对蓝草的种植、造靛和染色工艺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当时蓝草的种植很广，产量多且质量上乘者首推福建，如文献记载，“近来出产，闯入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山中结箬篓，输入舟航”②，“利市四方，谓之福建青”③，“福建而南，蓝甲天下”④。其次如江西赣州，“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⑤，安徽太平府产青靛，“圃人习以为业，贩者多收之”⑥，浙江归安“北乡负廓东出蔬靛”⑦。此外，洪武时，还“置蓝靛所于仪真、六合，种青蓝以供染事”⑧，专门设立了官办的染色原料供应基地。其他如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等植物染料，就印染工艺而言，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而有些品种如染绿的荩草则因新品种的出现而逐渐被淘汰。

明代练染业的中心为芜湖和京口，“浆染尚芜湖”⑨，“红不逮京口，闽人货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⑩。松江练染业也极盛，“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家、踹房、商贾悉从之”①。松江是棉织业非常发达的城市，因此专为染坊染好的棉布进一步整理加工的踹坊也很多。

踹坊用大型踹石踹布砑光，“下置磨光石版为录，取五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施转运之，则布质⑤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

②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

③《闽大纪》卷一一。

④天启《赣州府志》卷三。

⑤天启《赣州府志》卷三。

⑥《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太平府部》。

⑦《湖州府志》卷二九。

⑧《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⑨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⑩王世懋：《闽部疏》。

①顾公燮：《消夏闲论摘抄》卷中。

紧薄而有光”②。苏州机房林立，练染绸缎的染房亦不在少数。

据《天工开物·彰施》“诸色质料”篇记载，当时已能染制的颜色，共有二十六种，其中有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木红、紫色，赭黄、鹅黄、金黄、茶褐、大红官绿、豆绿、油绿、天青、葡萄青、蛋青、翠蓝、天蓝、玄色、月白、草白、象牙色、藕褐、包头青、毛青等，《天水冰山录》所记的颜色则有三十四种，而到了清代已可配得七百零四色③。如此丰富的色谱，当然不难在纺织领域营造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

②褚华：《木棉谱》。

③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关于银矿苗，宋应星的说法是：“凡土内银苗，或有黄色碎石，或土隙石缝有乱丝形状，此即去矿不远矣。”④关于煤的勘探，宋应星说：“凡煤经历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

①在《庚辛玉册》中，还记载了根据地表植物找矿的事例，书中写道：“透山根，似蔓菁而紫，含金气；石杨柳含银气；马齿苋含汞气；艾、蒿、粟、麦含铅、锡之气；酸菜、三叶酸含铜气。”②坑采技术关于银矿的开采，明人陆容记载：“矿匠采矿，如虫蠹木，或深数丈，或数十丈，或数百丈，随其浅深，断绝方止。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锤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锤尖，惟烧爆得矿。”③同一书中，讲铜的开采方法与银的开采方法稍有不同。“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

云南保山玛瑙山开采玛瑙的旧矿井巷道“高四五尺，阔三尺，以巨木为桥圈支架于下，若桥梁之巩，间尺余辄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压者，上透为明洞”④。这反映了明代巷道支护的情况。

关于煤的开采，《天工开物》写道：“掘挖深至五丈许，方始见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出，人从其下施钁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①这里讲的排除井下毒气的方法比宋代孔平仲记载的躲避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由被动躲避进步到主动排除。排除的方法就地取材，简单易行。

④《天工开物》卷十四。

①《天工开物》卷十一。

②见《本草纲目》卷九。

③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

④《徐霞客游记》卷十八。

①《天工开物》卷十一。

井采技术明万历年间（1573—1620），四川射洪县人马骥写了一篇《盐井图说》，详细叙述了盐井开凿技术②。马骥的记载比宋人的记载详细很多。按施工顺序大致有以下几项技术内容：（1）勘察井位；（2）开井口和准备钻凿工具；（3）竖井架，凿大窍；（4）清孔及竹筒桶的用法；（5）下套管；（6）凿小窍；（7）测量井水含盐度；（8）树立提卤井架；（9）吸卤及其机械装置；（10）处理井场事故。从马骥的记载中，读者不难看出，明代盐井钻凿技术在宋代卓筒井的基础上又有较大进步③。此外，在《天工开物》中，也有井采技术的记载④，但不如马骥记载的详细。

②原著已佚，《蜀中广记》卷六六及《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方物纪”有引文。③彭久松、李芝：《〈盐井赋〉初探》，《文物》1977年1期。

④《天工开物》卷五。

第五节　冶金矿冶业的发展

明前期矿冶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有较大增长。如明初铁年冶收量达到九百多万公斤，洪武二十八年（1395）内府存铁达一千五百多万公斤，于是放宽限制，允许民营，税率降到十五取一。宣德年间（1426—1435）重申原由民营的坑冶“听民采取，不许禁约”①。明初朱元璋对那些驱使丁户从事采冶之类劳民损民的建议，还常加训斥与惩处，以缓和官府与百姓的矛盾。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矿冶业的发展。当时，湖北大冶为最重要的铁产地，湖广课铁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广东佛山在明中叶已成为重要冶铁中心。有色金属产地集中于岭南和西南地区。铜产自四川、云南、贵州。锡产自广西贺县、南丹，湖南衡阳、零陵和云南楚雄等地。汞多产自云南。云南所产白银流遍全国，如《天工开物》所说：“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这些也反映了矿冶业重心南移的史实。

明代中叶，官府设冶纳课，大肆搜括，引起民众强烈反抗。正统九年（1444），福建、浙江银课比洪武年间增加十倍，邓茂七、叶宗留相继起事。成化九年（1473），云南巡按御史胡经奏称，楚雄等地卫军全部充任矿夫，因“煎办不足，或典妻鬻子，赔补其数，甚至流徙逃生，啸聚为盗”。面对这种严重局面，明皇朝不但不采取改善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镇压和搜括。弘治十三年规定，“聚众至三十人以上，分矿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问初犯再犯，问发边卫充军”。万历年间（1573—1620）派宦官到各地摊派勒索，十年间得银三百万两，迫使反矿税的斗争此伏彼起，遍及全国。《明史·食货志》谈及矿政积弊时说：“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是有一定道理的①。钢铁冶炼技术明代，炼铁竖炉及其熔炼技术有进一步发展。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遵化铁冶“铁炉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辟数丈为出铁之所，俱石砌，以简千石为门，牛头石为心，黑沙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施下，用炭火，置二鞴扇之，得铁日可四次。妙在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捣而碎之，以投于炎，则化而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投之，则其沙始销成铁。”这里所说的色如桃花的石子应即莹石，用作熔剂可①《明史》卷八二《食货志》。

①参见《明史·食货志》和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降低熔点，使炉况顺行，是炼铁技术的重要进展，文献记载以此为最早。炼铁所用鼓风器多为双动作的活塞式木风箱。由于箱体结构和活门的巧妙设置，使得正、逆行程都能送风，为炼炉提供连续风流。四人拉拽的大型木风箱，风压可达三百毫米汞柱，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先进的鼓风设备。有些铁场还使用了机车，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州铁场装填矿料“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节省了劳力，提高了工效。

焦炭至迟于明代已用于炼铁。方以智《物理小识》说：“煤则各处产之，奥者烧焙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灭，煎矿煮石，殊为省力。”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北京地区“炼焦炭，备冶铸之用”。按木炭所含灰分只0.5—2.5％，磷分0.01—0.017％，硫甚少，可不计，并且气孔度大，料柱透气性好，利于熔炼操作。但由于其强度低，炉高不能超高十米，限制了高炉的发展。煤的杂质多，炼铁时须加大造渣量，兼以热稳定性差，易使炉况不顺，所得生铁含硫量高，质较次。焦炭在制备时经过蒸馏，除去大部分挥发物，强度大，发热量高，为竖炉炼铁的理想燃料。英国于公元1709年由阿拉伯罕·达比创用焦炭炼铁，其后竖炉高度迅速超过十米以上。所以，明代发明炼焦并用于炼铁生产，是有重要意义的。

隋唐以后，炒铁是从生铁制备熟铁的几乎是惟一的方法，因而在制钢术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明代的炒铁炉有地炉、反射炉和生熟炼铁炉三种。与简陋的地炉相比较，反射式炒铁炉较为先进。它的燃烧室与熔池分设，以减少灰分与杂质的混入，可用煤作燃料。

生熟炼铁炉见于《天工开物·五金》篇：“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其柳棍每炒一次，烧折二三寸，再用，则又更之。炒过稍冷之时，或有就塘内斩划成方块者，或有提出挥椎打圆后货者。”这种将炼铁炉和炒铁炉串联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耗的做法，在工艺思想上是很先进的。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于此有相似记载：“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既炒则熟，生熟相炼则钢。尤溪毛铁，生也。豆腐铁，熟也。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搅炼制熟铁的工艺，于近代仍在四川、云南等地使用。

灌钢在各种传统制钢术中最为重要。唐顺之《武编》说：“熟钢无出处，以生铁合熟铁炼成，或以熟铁片夹广铁锅，涂泥入火而团之，或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置熟铁上，擦而入之。”这里所说的前一种方法，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所述相似，但把屈盘的熟铁改为铁片，可增加生、熟铁的接触面积，有利于造渣和碳分的扩散与匀化，此法又见于《天工开物》和《物理小识》。后一种方法亦即清代至近代仍盛行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等地的“抹钢”和“苏钢”。有学者曾于四十年代在重庆作实地考察，认为通过生铁液滴对料铁的渗淋，有助于造渣和使铁净化，与现代白林炼钢法的原理相近①。

金属锌的冶炼和黄铜的应用锌的古称为倭铅。它的冶炼工艺在古代文献中仅见于《天工开物·五金》篇。原文称：“凡‘倭铅’古书本无之，乃近世所立名色。其质用炉甘石（碳酸锌ZnCO3）熬炼而成，繁产山西太行山一带，而荆衡为次之。每炉甘石十斤，装载入一泥罐内，封裹泥固，以渐砑干，勿使见火拆裂。然后逐层用煤炭饼垫盛，其底铺薪，发火煅红。罐中炉甘石熔化成团。冷定毁罐取出，每十耗去其二，即倭铅也。”

按锌的沸点仅907℃，而氧化锌的还原温度为904℃，二者非常接近，因此必须用冷凝装置予以回收，才能得到单质锌。这是炼锌的困难所在，也是《天工开物》所未详明的。根据近年一些学者的实地考察，得知贵州赫章传统炼锌工艺所用锌铅矿，其主要矿物组成为菱锌矿（ZnCO3），间有异极矿（H2ZnSiO5）和硫酸锌矿（ZnSO4）等，蒸馏罐用耐火泥加熟料制成、上部特做出回收锌蒸汽的斗壳。长方形的坩埚炉内一次可放蒸馏罐一百二十个。罐内盛以碎矿和煤。放入炉内后，点火，锌矿石在高温下被还原，凝集于斗壳底部。所得锌块纯度约为97—98.7％，生产周期约一昼夜。

印度的炼锌技术早于中国。它的蒸馏罐为倒置，罐颈细长，穿过隔板下伸而起到冷凝器的作用，使锌凝集于下方的容器中。据此可知，印度的传统炼锌术是采用下冷凝式，中国则使用上冷凝式，其技术渊源不同，属于两种工艺体系，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明的。锌在十六世纪传入欧洲。据埃契森称，1745年有一批锌锭从广州运往瑞典，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1842年左右，部分锭材被打捞出来，证实其为纯度98.99的锌锭。英国于1738年用下冷凝式炼锌，可能是受到印度炼锌术的影响。但中国锌锭的长期出口，无疑也对欧洲炼锌业的兴起产生着推动作用。

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明自嘉靖时开始大量铸钱，《明会典》载：“嘉靖中则例，通宝钱六百万文合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嘉靖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每锭五千文；嘉靖钱千万锭，每锭五千文”。可见黄铜用量之大。先前多用炉甘石点化红铜得到黄铜。如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宁州水角甸山，在州东百三十里，地名备录村，产芦（炉）甘石，旧封闭。嘉靖中，开局铸钱，取以入铜，自是复启。”但这种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如《天工开物·五金》载：“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唯人打造。”又载：“凡铸器，低者红铜、倭铅均平分两，①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创造的成就》，《科学通报》1965年第2期。甚至铅六铜四；高者名三火黄铜、四火熟铜，则铜七而铅三也。”有学者据明嘉靖年间成书的《三元大丹秘苑真旨》所述福建出产“白气倭铅”，河南出产“青气倭铅”，山西出产“黄气倭铅”，认为《宣德鼎彝语》所载“倭源白水铅”和“倭源黑水铅”为中国自产的金属锌①。还有人对明代钱币作了测试，发现天启后的钱币含镉量有明显增大，认为系蒸馏法炼锌所致，据此可将中国以单质锌配制黄铜用以铸钱的时间定在天启元年（1621）②。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寻找证据，但由此可见，铜锌合金的配制与使用逐渐进入成熟阶段，且广泛用于钱币和各种器件的铸造与锻制。这在冶金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大型金属铸件1.兰州铁柱。明洪武五年到九年（1372—1376）造。供黄河浮桥缚系铁缆之用，南北岸各立两根。现存两根柱长6.3米，直径0.6米，重约14吨。2.永乐大钟。铸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前后，现存北京大钟寺。高近7米，口径33米，重约46吨。钟体内外铸有经文22万余字。大钟合金成份为：铜80.54％、锡16.4％、铝1.12％，钟体铸型由七段铸范和泥芯组成，蒲牢先铸，于浇铸钟体时铸接成一件，浇注用槽注法①。

3.武当山金殿。位于武当山主峰天柱峰巅，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为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重檐庑，殿式仿木结构，高5.5米，宽5.8米，进深42米，全部用铜构件由榫卯装配而成。

除正面门扇外，构件表面均鎏金。类似的铜建筑物有北京万寿山铜殿、五台山铜殿、昆明铜殿等。

这些大型金属铸件，在铸造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都可说是领先于世界的。

①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②周卫荣：《中国古代使用单质锌黄铜的实验证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①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吴长元：《宸垣识余》；夏明明：《明永乐大钟》，《北京考古与文物》1982年。

第六节　机械

明代前期，我国机械工程技术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这集中地反映于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中有《乃粒》、《粹精》、《甘嗜》、《膏液》、《乃服》、《冶铸》、《锤锻》、《舟车》、《佳兵》诸篇有关各类机械、机械制造工艺的记述中。诸如以性能良好，功效卓越著称的连机水碓和活塞式风箱；失蜡铸造、锻焊、生铁淋口、渗碳热处理等先进而实用的技艺，都在中国古代机械发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造糖车（即双辊式压榨机）和利用尖劈原理工作的油榨，以其构造简单、效率较高且坚牢可靠，直至近代仍广为使用。

《天工开物》所载纺织机械中的缫车和赶车（双辊式脱棉机械）也都很有特色，在促进纺织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提花机为古文献中最具体完整的记载，原文称：“凡花机通身度长一丈六尺，隆起花楼，中托衢盘，下垂衢脚。..提花小厮坐花楼架木上。机末以的杠卷丝，中用叠肋木两枝，直穿二木，约四尺长，其尖插于筘两头。”著名的云锦、蜀锦都是用这类花机织成的。在提花技术中，结花本尤为复杂，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结花本，使成千上万根经线，按设计图案的要求，有规则地交互上下提综，几十种结线有序地横穿排列，从而构成一整套花纹记忆装置。结好花本，上机起织，织工和挽花工相互配合，就能织出合乎设计要求的复杂图案与纹饰。这在技术思想上是非常卓越的，其进一步发展便是其后出现的打孔操作以及现代的程序控制。

明初詹希元所创五轮沙漏，见于《明史·天文志》：“［詹希元］以水漏至严寒水冻辄不能行，故以沙代水。然沙行太疾，未协天运，乃以斗轮之外复加四轮，轮皆三十六齿。”在宋濂《宋学士文集·五轮沙漏铭》一文中，对沙漏的形制、轮系的配制有更详细的记载。《明史·天文志》又载：“厥后周述学病其窍太小而沙易堙，乃更制为六轮。其五轮悉三十齿，而微裕其窍，运行始与晷协。”周述学对五轮沙漏做了改进。以沙代替水作为传递运动的介质，这一构思颇为巧妙，而其齿轮系的结构方式也已和其后的西洋时钟轮系相近似。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兴起，以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等人为代表，在机械设计及工程应用等方面，已明显突破传统从而使中国传统机械工程技术相形见绌。在此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在机械工程方面，徐光启于万历四十年（1612）与传教士熊三拔（S.deUrsis）合译《泰西水法》一书，介绍西洋水利工程作法与各种水利机械，可称开风气之先。而成就最卓著的允推王徵。他在天启六年（1626）进京，与邓玉函（JohannTerrenz），汤若望（J.A.S.vonBell）等传教士交游。在西方输入的自鸣钟等机械装置的影响下，王徵曾创制虹吸、轮壶、代耕器、自转磨等机械。其中，轮壶是以重力为动力的计时器，所设“十字微机”这一构件相当于现代钟表中的擒纵器，可使齿轮运转速度变慢和防止倒转。他还设计了自动启闭的闸门和十矢连弩等，载于自撰的《新制诸器图说》一书中。由邓玉函口授，王徵笔译并绘图的三卷本《远西奇器图说》于天启十年（1627）刊印。此书首次系统介绍了该时期西方的先进机械工程技术知识，包括曲柄连杆、链轮、齿轮系、蜗轮蜗杆、飞轮等机构，以及人力、畜力、风力、重力的应用等。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和时势变迁，除时钟外，该时期传入的西方机械及有关工程技术并未引起重视，更乏人继续予以介绍、引进及传播。

此外，汤若望为明末徐光启主持修历工作时的重要成员，曾主持制作浑仪、天球仪等天文仪器。崇祯九年（1636），他奉旨设厂铸炮，铸成大炮二十门，可发射重四十磅的炮弹。这些，对该时期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七节　交通运输造船与航海

1.造船业的发展。

明代前期，造船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船舶制造技术也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当时南京、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福建等地都设有官营大型船厂，此外各地也有不少小型的民营船场。所造船舶种类繁多，如有用于远洋航行的大海船，近海运粮的遮洋船、海鳅船，漕运用的漕船，各种类型的战船，以及适合于不同用途或适航于各江河湖海的巡船，快船，江汉课船，三吴浪船，东浙西安船，福建清流船、梢篷船，四川八橹船，黄河满篷梢船，广东黑楼船、盐船，黄河摆子船等①。所造船舶数量也很大，如永乐十二年（1414）凿成会通河后，漕船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运输工具，每年运送漕粮达三四百万担，运船之数达三千艘，后又陆续增至万艘，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②，可见所用漕船数量之多，而且这些船只按规定还要“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③。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出明代所拥有的造船能力和造船业的发达。

明代造船就船型而言主要有沙船、福船和广船。南京和江苏太仓等地船厂主要是造方头方艄平底多桅篷的沙船。沙船最早出现于唐代，后不断有所改进。这种船“底平篷高，顺风直行，逆风戗走”①，安全、平稳、快捷，顺风逆风均能行驶，且装置有披水板（腰舵）、梗水木和太平篮等，稳定性和适航性都很好，是一种性能优良的船型，不仅用作漕船、战船，而且也常作远洋航行的海船。福建所造福船，底尖上阔，首昂尾高，船体有上下四层，最上层两侧有护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这种船吃水深，转向灵活，乘风破浪速度快，适于在狭窄或多礁石的航道中航行，是一种性能良好的战船。广东所造广船，头尖体长，梁拱较小，两旁搭架摇橹风篷俱与福船不同。但其吃水较深，结构坚固，有较好的续航能力，也是我国古代南海航线上的一种重要船型。此外，明代也有人试图建造新型船舶，如唐顺之曾议造定波船，这种船底似沙船可涉浅水，面似福船便于攻防，卢崇俊造静江龙舡，则是一种有八轮的车船。

明代造船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如当时规模最大的南京龙江船厂，占地广阔，有巨大的船坞，船造成后，可直接在长江下水。厂内分工细致明确，除主要的船体制造场所外，还附设有艌、铁、篷、索、缆、细木、①沈■：《南船记》；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九《舟车》。

②《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③《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①何汝宾：《兵录》。

油漆等八九个作坊②。沈■《南船记》相当详尽地记述了各类船舶的构件及器具的名称、尺寸、工料定额和修造规定等，并附有船图。这部著作，“图之形像以便效法，析之度数以便量材，条之因革以便考信，别之章程以便计功”③，是关于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部难得的重要文献。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对漕船、海船等的形制和造法也有较详细的描述。南京宝船厂承造的郑和下西洋所乘宝船，则可作为明代造船技术成就的突出代表。

2.郑和宝船。

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间，明廷曾命三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西洋，在南宋至明末清初泛指南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海域及沿海地区，大致为现在的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郑和率领船队泛越南海，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遍访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和北非“凡三十余国”①，“涉沧溟十万余里”②。这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先进水平。关于郑和其人其事，本卷下册别有传。

据《明史》、《太仓州志》等现有文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船队规模是最大的，计有各类人员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分乘宝船及各种辅助船只共二百零八艘。其中大型海船称为宝船，有六十二艘。

郑和宝船的船型与结构，因有关资料曾被毁弃，迄今尚难确定，多认为应是方头平底的大型沙船，船体庞大，帆多桅多，大者长四十四丈（约合150.5米），宽十八丈（约合61.6米）③，张十二帆④，“体势巍然，巨无与敌”⑤，甚至篷帆锚舵也“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⑥。1957年在南京下关宝船厂旧址曾出土一件木制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舵杆如此之巨，宝船的规模也就可想而知了。有学者根据对宝船长宽比例及适航性能的分析，认为文献所载“广十八丈”为“广于八丈”之误，但正史、家乘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所以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建造这样大型的船只，要有相应的船坞，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技术措施，如龙骨加长，龙骨接头比一般规定要高，需要设法使接头避开桅位，以保证船体主体结构的安全；两侧的大■也要相应增多，以增加纵向强度；用坚牢可靠的水密隔②《龙江船厂志》。

③沈■：《南船记》。

①《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②宣德六年（1431）郑和在福建长乐南山寺所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③《明史·郑和传》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④费信：《星槎胜览》。

⑤巩珍：《西洋番国志》。

⑥巩珍：《西洋番国志》。

舱，以提高船体的抗沉性能等。郑和宝船是明代造船能力和先进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3.郑和航海图。

我国航海技术，在明初仍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郑和远航的成功，不仅与先进的造船技术有关，而且与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也是分不开的。先进技术包括导航工具、掌握航向和有效利用风力的技术手段，以及准确的针路记载和海图绘制等等。

罗盘是海上航行最重要的仪器。郑和下西洋时，宝船上设有专门放置罗盘的针房，选派最有航海经验的人为大长，根据罗盘、针路和海图掌握航向。同时还派有专人负责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华盖星或其他方位星，以确定船舶夜间航行时所在的地理纬度。此外，还有简便易行的计算航速和航程的计程法，测量海水深度的测深器等。如当时在航海上把一昼夜分为十更，多用燃香以计量时间。已知船舶长度，再把木片从船头投入海中，测量木片到达航尾所用的时间，前者除以后者即可求得航速，航速再乘以航行时间即可求知航程。据研究，当时船的航行速度，一般是一更六十里。测深器则是用长绳系结铁器以测水深兼以了解海底情形的器具。

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所收郑和下西洋绘制的航海地图，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现通称“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极负盛名的中国古代航海图。郑和航海图有四十面，二十图，可合为一长卷。图上绘有航途沿岸国度、地形、山脉和特殊标志以及所经岛屿、礁石、浅滩等，尤其是比较详细地注明针位、牵星记录、水深和航路，如其所标针路记有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停泊处所等。由此可见郑和航海图的内容是相当丰富和完备的，并且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它在东西交通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陆上交通运输工具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九《舟车》中指出：“四海之内，南资舟而北资车，梯航万国，能使帝京元气充然。”就是说，在国内，南方用船而北方用车，人们凭借车船，翻山越海，贸易往来，才使得京都繁荣起来。各种形制和用途的车辆一直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和应用最广泛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据《天工开物》所载，明代有双轮和四轮骡车，其中四轮大车，可载重五十石，骡马多达十二挂，少的也有八挂，双轮骡车则和近代北方通用的大车大致相同。此外还有装运粮草的牛车，盛行于山西，用牛拉的轿车，盛行于河南。独轮车，又称手推车、二把手、羊角车及江州车子等，据传为诸葛亮木牛流马的遗制。有的独轮车上部为平面，有的则装有立架。明代北方的独辕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可载货四五石，亦可乘人，南方独轮推车则仅由人推，可载货两石。明代车辆种类很多，难以枚举，所以，《天工开物》仅对其作了简略的介绍。

晚明时期的王徵，是一位对中国和西方机械都很有兴趣的学者。

他不仅研究过木牛流马，而且在《新制诸器图说》中提到他还曾研制一种“自行车”，并制成“能自行三丈”的小样。“自行车”是利用所载货物重力，通过齿轮系，驱动车轮旋转。他推测“若作大者，可行三里”。这种“自行车”，在机构上是说得通的，但需要不断提升作为动力源的重物，因此实际上恐怕难以应用，而其创意则无疑是很新颖的。

第八节　兵器

明代是兵器制造技术大发展的时期。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兵器，特别是火器的生产、研制和应用，并用以装备军队。如明成祖创建的神机营，与当时五军营、三千营合称京军三大营，内卫京师，外备征战，就是一支完全用火枪火炮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

明代的火器，不仅种类繁多①，质量也不断提高。其中尤以管形火器发展很快，如由简单的火铳发展到各种类型的火枪和巨炮，由单管单发发展到多管连发，还创制或改进了较先进的枪炮瞄准装置和击发装置等。管形火器取得发展后，逐渐取代了一部分传统的抛石机和弓弩，使冷兵器和火器在军队装备中的比例开始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火器的结构和性能还不完善，制造能力也很有限，不足以完全取代冷兵器，因此明代的冷兵器也有所进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创造发明。

明初的管形火器，通常称做枪、铳、炮，爆炸性火器也常常称做炮，在名称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有些大型火炮，还尊称将军，如大将军、二将军、夺门将军等。管形火器一般由铁或铜铸成圆筒形，口径较大，身管较短，火药由炮口装填，用火绳发火，发射石弹、铅弹和箭等。这时的火器还存在很多缺点，如装填及发射缓慢费时，且射程不远；体形笨重，不便于机动作战；没有刺刀之类的装置，火器手缺少近战和自卫能力；没有瞄准装置，命中率很低等。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明中叶以后，一些火器研制家曾对这类火器做过许多改进。如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造两头铳，可旋转连放，后来又创制出夹把铳、二眼铳至十眼铳等多管或多节铳。这类新型火铳可以单放、齐放或连放，部分地解决了装填及射击速度慢的问题。代宗景泰元年（1450），根据辽东戍军的建议，曾将手把铳的木柄，增长为七尺，并安上矛头，这样在手铳施放后可用以与敌进行格斗。后来还制有子母铳、剑枪、铳棍等。这种使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设计，加强了士兵在短兵相搏时的主动性和自卫手段。嘉靖二十五年（1546）曾制造一种百出先锋炮，上面有锐锋，如戈形，长六寸，亦可像冷兵器的铁枪一样使用。上面提到的手把铳、子母铳、百出先锋炮等，可说是近代安装制式枪刺的先声。为了减轻重量，以利于野战，景泰四年（1453）曾将永乐时造的三十四斤大铳，改为重八斤的小铳，嘉靖时又造出一种千里铳，平时悬挂于腰间，遇敌举手可放，更为轻便。另外，明中叶以后，部分火炮的炮弹，已由实心弹改进为爆炸弹，《武备志》所载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飞濛炮、龙云霹雳猛火炮、毒雾神烟炮等，都是发射爆炸弹，以炮弹的碎片或喷出的毒火、毒烟杀伤敌人，大大提高了火炮的威力。

①《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载：“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造有将军炮、神机炮、佛郎机炮、手把铜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双头铁枪、快枪等数十种。

自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各种火器，不仅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且传入了一些外国火器，并经过仿制和创新，丰富了中国火器的品种，改进了火器的效能。明代由外国传入的火器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佛郎机炮和鸟嘴铳。“佛郎机”是当时对欧洲人的泛称。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使臣乘舰船到达广州，明朝官员在葡船上初次见到佛郎机炮。嘉靖元年（1522），五艘葡萄牙舰船停泊珠江口外并侵犯广东新会。经过激战，中方获胜，缴获舰炮二十余门，于是佛郎机炮“始得而传之”，“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①。《明史》记载：“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②这种炮具有装填便利、发射速度快和装有瞄准具等优点，其构造与性能确实要比明朝原有火炮先进。嘉靖二年（1523），明朝由何儒负责在南京仿制成功佛郎机炮，此后，其他管形火器也陆续鉴此作了改进。鸟铳亦称鸟嘴铳，是一种用火绳点火发射弹丸的单兵枪。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东南沿海平倭寇的战斗中缴获了经日本改进的鸟铳，并仿制成功。《武备志》论述鸟铳与过去火铳不同的地方是，侵彻力强，命中精度好。它的缺点是，用火绳发火，遇风雨不便使用，又没有刺刀，“执空铳与敌角必无辜”。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祯仿制的噜密铳也是一种单管火绳枪，但较鸟铳又有进步，除枪体轻便和改进了发火装置外，铳尾部还装有钢刃，近战可作斩马刀用。赵士祯，字常吉，号后湖，浙江乐清人，约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约卒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曾任鸿胪寺主簿，中书舍人，是明代著名的火器研制家，撰有《神器谱》，《续神器谱》、《神器谱或问》等。他不仅研究、仿制而且创造了不少火器，如掣电铳和迅雷铳，均能连续发射，迅雷铳已近似近代多管式机关枪。此外，在十七世纪初还对鸟铳加以改进，创制了燧石枪。毕懋康在其所著《军器图说》中将燧石枪称为自生火铳。据说这种枪的优点在于“风雨不飘湿，缓急皆可应手”。天启至崇祯年间，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和焦勖等，积极学习和仿效西方火器理论和技术，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和工匠来华工作，培养中国铸炮工匠，因而提高了研制西方火器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科学性，并仿制出红夷炮等威力强大的火器。焦勖《火攻挈要》、孙元化《西法神机》、毕懋康《军器图说》等都是较全面介绍西方火器科学技术并在明末清初的火器制造方面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著作。

在管形火器发展的同时，明代其他火器，也有很大进步，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发明创造。这一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火箭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①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三《佛郎机式》。

②《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平。宋元火箭，是把火药包扎起来，捆绑在箭杆上，点燃后用弓弩射出去。这种火箭主要是利用火药燃烧作用。后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火药燃气向后喷射的反冲力，可以推动物体前进，于是应用这个原理造成了一些新型火箭。在明代，不仅弓弩火药箭有所改进，而且利用喷射作用的火箭也有了更大的发展。茅元仪《武备志》等明代的文献对此有很多精彩的记述。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约生于隆庆四年（1570），卒于崇祯十年（1637），曾任广西兵备佥事，北直隶大名兵备副使，吏部主事等官职，博学多才，文武兼备，是晚明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和火器专家。所著《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引历代兵书两千余种，其中《军资乘》火攻篇《火器图说》，系统总结了中国的火药、火器技术，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火药火器的集大成之作。根据《武备志》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明代的火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1.火箭的式样增多。它的箭头不只是普通的箭头形状，更有刀形箭头、枪形箭头、剑形箭头、燕尾形箭头等，名为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及燕尾箭等。

2.同时发出的箭数增多。《续文献通考》引《明会典》提到，明初兵仗局曾造“一窝蜂”、“神机箭”。《明史稿》载：“天顺八年（1464），延绥参将房能言麓川破敌，用火器曰九龙筒，一线然则九箭齐发。”《武备志》载：“木桶箭贮神机箭三十二枚，名曰一窝蜂”，可射三百步，“总线一燃，众矢齐发。势若雷霆之击，莫敢当其锋者”。

3.二级火箭的雏形。《武备志》卷一二九载有一种叫做“飞空砂筒”的武器，“飞空砂筒制度不一”，一般用河内流出细沙，亦可用特制的石砂。“每斗用药一升，炒过听用。铳用薄竹片为身。外起火二筒，交口颠倒缚之。..前筒口向后，后筒口向前，为来去之法。前用爆竹一个，长七寸，径七分，置前筒头上，药透于起火筒内。外用夹纸三五层作圈，连起火粘为一处。爆竹外圈装前制过砂，封糊严密。顶上用薄倒须枪。如在陆地不用。放时先点向前起火，用大茅竹作溜子，照敌放去。刺彼篷上，彼必齐救，信至爆烈，砂落伤目无救。向后起火发动，退回本营。敌人莫识。”这可说是一种返回式火箭。尽管它实际上还不可能有理想的返回效果，但在设计思想和技术实践上已经是一种二级火箭了。《武备志》还载有一种叫做“火龙出水”的火箭。其构造是用毛竹制成箭筒，作为龙身，前后安装木雕的龙首龙尾。龙腹内装有数支神机火箭，身外缚有四支起飞用的火箭筒。外缚火箭筒点燃后，推动火龙出水飞行，然后引燃腹内火线，再发射神机火箭，飞向目标。这也是一种二级火箭。二级火箭的创制，是我国明代火箭技术一大成就，也是现代多级火箭的先声。

4.导弹的雏形。施永图《武备心略》上记载了一种震天飞炮的火器：“其炮径三寸五分，用篾编造。中用纸捍一筒，长三寸，内装送药。筒上安发药，神烟药线接着送药。外以纸糊十数层，两旁插凤翅两扇。顺风点信，飞入贼营，药发乱击，身焦目瞎”，“其腹藏棱角数枚，一炮角发，钉人身上。其尖上加蘸虎药”。同书所载的“神火飞鸦”：“用蔑为之，照今人清明时所放纸鹞之式，或八角、或圆、或鹞，中藏毒火毒烟等。下系四支火箭。药信上结线香一段，香尽信燃，线断鹞落，火焰齐发。烧营焚船之妙着。”《火龙神器阵法》，《武备志》上也有类似的记载，《武备志》称之为“飞空击贼震天雷炮”。就设法控制飞行方向和飞行稳定性而言，这也许可说是导弹的雏形。

5.航空的尝试。美国科学家齐姆（H.S.Zim）在所著《火箭与喷射》（RocketsandJets）一书中，记述了一个重要的发明故事：“约当十四世纪之末，有一位中国的官吏名叫万户（WanHoo，可能是官名，外国人误为人名），他在一个坐椅的背后，装上四十七个当时他可能买到的最大的火箭。他把自己捆在椅子的前边，两只手各拿着一个大风筝，然后叫他的仆人用火同时把这四十七个大火箭点着。他的目的是想借着火箭向前推进的力量，加上风筝上升的力量飞向前方。”①试验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位万户的想法是很先进的，可以说与现代喷气式飞机的飞行、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的升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所以齐姆称他是“第一个企图使用火箭作运输工具的人”，又称他是“第一次企图利用火箭作飞行的人”。万户是最早甘冒风险，敢于为人类航空航天事业献身的先驱者，是一位可敬的英雄。为了纪念他，现代科学家已用“万户”命名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

明代还创制了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等新型的爆炸性火器。如嘉靖年间（1522—1566），曾铣发明了一种能自动爆炸的地雷。《渊鉴类函》引《兵略纂闻》：“曾铣在边又制地雷，穴地丈许，柜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砂，令与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经日。系其发机于地面。过着蹴机，则火坠药发，石飞坠杀人。敌惊以为神。”此后又相继发明了各种样式的地雷，如《武备志》中就载有炸炮、自犯炮、伏地冲天雷、无敌地雷炮、万弹地雷炮等十多种。其中无敌地雷炮用生铁铸造，形如圆球，大者可装火药三至五斗，用坚木封住雷口，并用竹竿由雷中引出火线，埋设于敌方必经之路。待敌进入雷区时，即点燃火线，将地雷引爆，借以杀伤敌人。炸炮是用生铁铸造的踏发式地雷，大小如碗，还附有一种自动的钢轮发火装置。曾铣在西北守边，戚继光蓟镇练兵和守卫长城，都曾大量使用地雷。《熹宗实录》载：天启二年（1622）六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摆设空营大炮，最称便捷。不用火然药线。虏马触机，火即喷爇，贼不及避”。在防御和作战中，巧妙地使用地雷，可收到很好的效果。

万历时的水底龙王炮，是一种用熟铁为壳，定时爆炸的球形水雷。重四至六斤，内装火药五至十升。雷口插有信香、外壳包有牛脬制成的浮囊，并用羊肠作为通气管通向水面浮筏，以防信香窒灭。施用时在水中顺流漂放，①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

待接触敌船，信香燃尽后自行引爆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佳兵》载：“混江龙：漆固皮囊裹炮，沉于水底。岸上带索引机。囊中悬吊火石、火镰。索机一动，其中自发。敌舟行过，遇之则败。”明代发明的这类能自动爆炸的水雷，如“混江龙”，宋应星评论说：“然此终痴物也”，在实际作战中，恐未得到广泛的运用。

《渊鉴类函》引《兵略纂闻》：“曾铣在边，置慢炮法。炮圆如斗，中藏机巧，火线至一二时才发，外以五彩饰之。敌拾得者，骇为异物，聚观传玩者墙拥。须臾药发，死伤甚众。”《续通典》也有同样的记载。这是曾铣发明的一种巧妙的也是最早的定时炸弹。

由于火器的发展，明代军队如水兵营、步兵营、骑兵营、车营等都加强了火器的配备，抛石机等逐渐被管形火器所取代，但总的来说，冷兵器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并且无论射远或近战，还是格斗或护体所用的兵器，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如长兵器中，枪和长柄刀的形制较宋代简化，更加轻便适用。另外，还创制了许多杂式长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短兵器中的刀，有些在形制上吸取了日本刀的优点，并按步兵、骑兵、刀牌手的特点和战斗要求加以改进，制成各种长刀、短刀和腰刀等。明代的防卫武器，也有所改进与发展，如铠甲改为棉制，减轻了士卒的负荷，盾牌除与长、短兵器并用的以外，还发明了一些能与火器并用的，如虎头火牌、无敌神牌等大型盾牌，用来掩护施放火铳和火箭。此外，自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总兵朱冕创议用“火车备战”以后，直到明末，先后曾试造多种多样的战车，如偏厢车、双轮战车、雷火车、木火兽、万全车、火柜攻敌车、塞门架器车等。其中除用于安营时作掩护或堵塞城门缺口者外，主要是火攻战车，车上装有火箭、火铳等火器，初步做到了火力、防护力和机动力三者的结合，展现了陆战武器设计的新方向。但由于当时火器水平有限，物料也不够坚固，人力、畜力推挽的车辆还要受到地形和道路条件的限制，所以这类战车在实战中往往收效不大，还未得到广泛的运用。

①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第九节　造纸

元代的造纸技术，总的来说进展不大，所造纸张崇尚朴素和实用，因此，除明仁殿、瑞本堂等有限的几种名贵加工纸外，没有太多的创新。到了明代，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印刷业对纸张的大量需求，造纸业也相应有了发展。当时，不仅政府在各主要纸产地设局造纸，抄造宝钞用纸，票据和公文用纸，以及各种精美的官笺，而且民营槽坊也大为增多，遍布全国各地，尤以江西铅山、永丰、上饶，福建建阳、顺昌，浙江常山、开化、余杭，安徽歙县、休宁、贵池，四川眉山、夹江等地的纸业更为兴旺发达。有些槽坊已具有较大的生产规模，如据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铅山的石塘、陈坊等镇，“纸厂槽户不下三千余户，每户帮工不下一二十人”①。同时还有了较细致的分工，如“每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礁一人，检择一人，焙干一人”②等，这种生产规模和雇用工人的生产方式，已经突破了一般家庭副业的范围。

明代造纸原料主要有竹、楮皮、桑皮、麻、稻草等。竹纸生产发展最快，已跃居全国纸业前列，其中以福建、江西生产的连史、毛边等产量最大，质量相当不错，价格也比较便宜，因此，深受印书业的欢迎。竹纸生产技术难度较大，但经宋元时期的不断探索与改进，在明代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如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卷提到“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并详细记载了抄造竹纸的方法。福建造竹纸要用青竹经浸沤、捶打、蒸煮而成的熟料，其工艺流程大致为：砍竹→浸沤（将上料青竹截剖成五、七尺长，入塘水浸至百日）

→槌洗（反复捶打并洗去粗壳与青皮，称为“杀青”，使竹穰形同苎麻）

→第一次蒸煮（浆石灰水，蒸煮八昼夜）

→漂洗（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洗净）

→第二次蒸煮（浆草木灰水，反复淋煮至十余日）

→舂捣（舂至形同泥面，使成浆料）

→漂洗（《天工开物》未载）

→漂白（将纸浆倒入抄纸槽与水和匀，并使清水浸浮其面三寸左右，再加入纸药水汁）

→抄纸（在纸槽内将纸浆打匀，然后用纸帘抄纸）

→压榨去水①康熙《上饶县志》卷十。

②《铅山县志·食货志》。

→焙干，最后从焙纸夹巷上逐一将纸揭起成帙，整个造纸过程就完成了。福建生产的连史（原名连四）就是用熟料竹浆制成并在当时大量使用的一种好纸。如果省去以上提到的一些工序，则可制成火纸、糙纸等不同用途的纸张。

明代在产量和应用广泛性上仅次于竹纸的是皮纸。《江西省大志》详细记述了江西广信府造楮皮纸的技术过程：“槽户雇请人工，将前物料（指楮皮）浸放清流激水，经数昼夜，足踏去壳，打把捞起，甑火蒸烂。剥去其骨，扯碎成丝，用刀锉断，搅以石灰成性，月余，仍入甑蒸。盛以布囊，放于急水，浸数昼夜，踏去灰水，见清，摊放洲上，日晒雨淋，无论月日，以白为度。木杵舂细，成片摛开，复用桐子壳灰及柴灰和匀，滚水淋泡，阴干半月，涧水洒透，仍用甑蒸。水漂、暴晒不计遍数，多手择去小疵，绝无瑕玷。刀斫如炙，揉碎为末，布袱包裹，又放急流洗去浊水。然后安放青石板合槽内，决长流水入槽，任其自来自去。药和溶化，澄清如水。照依纸式大小高阔，置买绝细竹丝，以黄丝线织成帘床，四面用框绷紧。大纸六人，小纸二人，扛帘入槽，水中搅转，浪动搅起，帘上成纸一张，揭下垒榨去水。逐张掀上，砖造火焙，两面纷饰，光匀内中，阴阳火烧，熏干收下，方始成纸。”这是关于当时皮纸制造工艺的最详细的记载。其中提到造皮纸要经过三次蒸煮，两次自然漂白，三次漂洗，另加纸药处理，由此不难想见，这样造出的皮纸必定是洁白、匀细的良纸，这也是制造上等皮纸的技术方法。弘治《徽州府志》和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造皮纸方法都没有这样复杂。另外，有学者认为，不仅造皮纸有自然漂白（“曝日”）这道工序，而且造竹纸也应该有，但《天工开物》讲竹纸时没有提及①，也有学者猜测这可能是由于竹纸造法在不同地区并不完全相同或者明代以后又有所改进。关于造皮纸时用布囊盛浆料进行第二次漂洗（“囊湅”）这道工序，《天工开物》所记竹纸造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②明代所造纸张品种繁多，如连四纸、连七纸、毛边纸、观音纸、奏本纸、榜纸、开化纸、绵连纸、藤皮纸、油纸等，仅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列举的当时江西抄造的纸就达二十八种。明代还研制出不少著名的加工纸。如宣德年间创制的“宣德笺”，与“宣德炉”和“宣德瓷”齐名。宣德笺有金花五色笺、磁青笺、羊脑笺、素馨纸等，多供内府御用。其中磁青笺是桑皮纸用靛蓝染成深青色，再经砑光制成，颜色犹如明代青瓷，古色古香，光如缎玉，坚韧可宝，非常著名；羊脑笺是对磁青笺的进一步加工，表面呈黑色缎纹，黑如漆，明如镜，且可防虫蛀，更为名贵。宣德宫笺秘法后经谈彝从内府传出，谈彝及其后人在仿制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制成了名重一时的松江谈笺。《娄县志》载：“谈仲和笺梼染有秘法，今邑中多业此艺，西门外列肆而售，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116页。②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5页。有玉版、银光、罗纹、朱砂、玉青等笺，大而联榜，小而尺牍，色样不一，或屑金花描成山水、人物、鸟兽之形，或染花草，俱极精美。”此外，明代还曾仿制过前代的一些名纸，如唐薛涛笺，宋金粟山藏经纸等。明代的加工纸还有多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关于加工纸的制作方法，屠隆《考槃余事》、冯梦祯《快雪堂漫录》以及高濂《遵生八笺》等著作都有一些记述，如关于染葵花笺法、仿制宋笺法、制金银印花笺法、制松花笺法等，虽不周详，但亦为研究我国古代加工纸技术的珍贵史料①。

①戴家璋主编：《中国造纸技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180页。

第十节　印刷

刻书之风大盛

明代是刻书之风大盛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很重视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编撰和出版，内府、部院以及各地藩王府、府司雕版刊书风行一时，私家坊肆也很活跃，因此，明代印刷业日趋发达，至嘉靖、万历年间达到极盛，直到晚明仍盛而不衰。明代印刷业的中心有南北两京、杭州、苏州、建阳、建安等地，明中叶徽州、湖州迅速崛起，甚至后来居上，“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②，“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南京）、新安（徽州）、吴兴（湖州）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③，形成了新的印刷业中心。所印书籍涉及经、史、地志、文集、宗教、科技、医药、小说、戏曲、制书、类书、丛书等，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尤以《南藏》、《北藏》各六千多卷，《道统》五千多卷，印刷规模最大。所用文字有蒙、藏、女真、西夏、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和日、梵、波斯、拉丁等外文。明代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很大进展，如创造了饾版、拱印等方法，彩色套印和活字印刷也更加成熟，从而使中国传统印刷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

雕版印刷明代雕版印刷以木版为主。官刻本有内府、司礼监太监掌管的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以及各部院、藩府、地方府司等刻印的。其中经厂本有《皇明祖训》、《大明律》、《贞观政要》等，版式宽阔，行格清朗，字大楷书，标有句读，且刻印精良，纸墨也选用上品，实际上质量是很好的，并对其他官刻、私刻书籍产生了一定影响①。但经厂本的缺点是校勘不精，存有舛误脱漏，且又出于宦官之手，所以后世藏书家一般都不太重视。各地藩府所刻经史文集，多以朝廷所赐内府宋元版为翻刻底本，刻印极好，且校勘精当，如周藩朱橚所刻《普济方》、秦藩朱惟焯所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等，可说是藩府本中的代表作。除官刻本外，明代私人的家刻本早在明初就已兴起。如洪武十年（1377），已有浦江郑济等刻印刘基编选的《宋学士文粹》。明中叶以后，私家刻书更加风行，出现了不少藏书刻书的名家，如苏州袁褧嘉趣堂，无锡的华氏、安氏，钱塘洪楩清平山堂等。明代晚期的常熟毛晋汲古阁更为著名。他不惜重资广求宋元善本，雕板刊行，从万历到清顺治，四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

③谢肇淛：《五杂俎》。

①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十余年间刻书六百多种，著名的有《十三经》、《十七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六十种曲》、《津逮秘书》等，流传广泛，影响很大。坊刻本书籍一般以出售获利为目的，因此出书较为庞杂，不仅有供士人阅藏的经史文集，也有适应人民大众需要的戏曲、通俗小说和日用百科杂著，其中也不乏内容精采、图文并茂、刻印俱佳的精品。明代雕版书也存在一些显著的缺点，如有些书尤其是官刻本和坊刻本，校订不精，脱文误字相当严重，又如妄改书名和对内容妄加删节，以致失去原貌，以及伪造古书等。

明代版印除木版外还有铜、锡等金属版。如洪武、永乐时行用的纸币称为“大明通行宝钞”，南京宝钞局有钞匠五百八十名，其规模已相当可观，宝钞印刷数量也很大。当时印钞用的就是铜版。有一块传留至今的明代印钞铜版，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此外，大明宝钞上印示：“户部奏准大明宝钞与制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但利之所惑，宋元以来就有人制造伪钞，明代也不例外。如“句容县杨馒头出主意，与县民合谋，叫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与印造纸马之户同谋刷印”①，这种印制伪钞的锡版做得很高明，大概足可乱真，但事发之后，参与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彩印明代印刷术的一项突出成就是发明了彩色套印方法。我国元代就已出现了朱墨两色套印的佛经。但在明代前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套印法并未受到重视，直到万历年间，湖州闵齐伋、凌濛初两家才将其广泛应用于刻印书籍，特别是用于刻印经、史、子、集四部古籍。闵、凌两家套印书除两色外，还有三色、四色，甚至五色，如闵齐伋印《三经评注》三色，《国语》四色，凌瀛初印《世说新语》有蓝、黄、朱、墨四色，闵刻《南华经》则多至五色。彩色多用于区分不同学者的评点和批注，以便读者阅读。据统计，闵、凌两家套印书共有一百四十多种①，其中有先秦诸子和史书，还有不少著名的诗文集和戏曲小说。有些戏曲小说还附有彩印插图，延请名家绘刻，秀逸工致，色彩斑斓，可说是版画艺术的精品。此外，明代还首创蓝印，用靛青代黑墨印书。如现存较早的蓝印本有成化十四年（1478）的《灵棋经》等②。蓝印多作初印样本，以便用墨笔校改。万历时，云南丽江木增土司还曾用白色银粉，在瓷青棉纸上印成《大乘观世音菩萨普门经》③。这种银粉①洪武《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②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523页。③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523页。印独具一格，在印刷史上甚为罕见。

饾版和拱花彩印版画技术也是在万历时发展起来的。最初的彩色套印，是用几种颜色涂在同一块雕版上，如在花上涂红色，叶上涂绿色，枝干上涂赭色等，然后伏纸刷印。现存较早的彩印版画，例如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程氏滋兰堂所刻《墨苑》中的“天姥对庭图”，万历刻本《花史》等，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印制的。但这种印制方法并不容易取得理想的效果。于是，又有人发明了“饾版”和“拱花”，这是明代版画彩印技术方面的又一项杰出成就。“饾版”是将彩色画稿勾描下来，然后根据画的本身，分若干部分，刻成几块甚至几十块版来表现原作的各种色彩及其深浅浓淡，再逐色由浅入深依次套印。这样印出的作品效果极好，几与原作无异。“拱花”就是凸印，即将雕版加力压印在纸上，使花纹凸起。拱花方法适用于表现行云流水、花叶的脉络及鸟羽、衣纹等。现在可见的早期饾版拱花印本有天启年间江宁吴发祥在南京所刻《萝轩变古笺谱》，以及原籍徽州休宁后移居南京的胡正言，在天启至崇祯年间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等。这些印本，绘刻精美，施墨着色也很考究，阅看时确实使人赏心悦目。

活字印刷明代的活字印刷术比宋元时期有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万历及以后，木活字印刷更为流行。当时南京，江苏苏州、常州、常熟，浙江杭州、湖州，福建建宁、福州，四川成都，以及江西、云南等地，都曾刊印过木活字印本。所印有《史记》、《历代史书大全》、《函史》、《西京杂记》、《黔南类编》、《文心雕龙》、《古文会编》、《国朝文纂》、《栾城集》、《曹子建集》、《武备志》、《太平广记》等各类书籍，木活字本《鹖冠子》尤为著名，曾用作清代《四库全书》的底本。此外，南方有些地方还开始用木活字来排印家谱。据统计，明代木活字本有书名可考者约有一百余种①。

除木活字外，明代还创用或发展了铜、铅、锡等金属活字印刷术。陆深在《金台纪闻》中提到：“近日毗陵（今江苏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陆深的这部著作撰写于弘治十八年至正德三年（1505—1508），虽然他是反对使用铜活字和铅活字的，但至少说明当时已在常州使用了这两种活字。铜活字在我国究竟创用于何时，迄今尚无确论。根据现有资料，一般认为，铜活字印刷以无锡华氏为最早。据载，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0页。

华燧“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辨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质焉。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为‘会通馆’”②。他书亦有类似记载，文字略有不同，如“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难得者，悉订正以行”③。华燧会通馆最早用活字铜版印的书有弘治三年（1490）刊印的《宋诸臣奏议》，后来又印有《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百川学海》、《九经韵览》、《文苑英华纂要》、《音释春秋》、《古今合璧事类前集》等。其父辈华珵“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④，以活字铜版选印有陆游的《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华燧之侄华坚兰雪堂活字铜版印有蔡邕、白居易、元稹等的诗文集，以及《艺文类聚》等。这些铜活字本都很著名。无锡安国是嘉靖年间继华氏而起的著名出版家，用铜活字刊印有《东光县志》、《吴中水利通志》、《春秋繁露》等。此外，在常州、苏州、南京、浙江、福建等地也都有用铜活字刊印的书籍。据统计，明代铜活字本可考者约有六十余种①。关于铜活字印刷术，前面引文提到华燧“范铜板锡字”，有人认为应是以铜为版，以锡为字，并非铜活字，也有人认为华燧制有铜活字还制有锡活字，当然也可能文献记载或传抄有误。究竟何以为是，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

关于我国自创的铅活字，除陆深所记者外，还未找到更多的文献记载，也没有发现传世的常州铅活字本，所以对此尚缺乏了解。关于锡活字，元代王祯曾提到“铸锡作字”，但锡活字印刷未能获得成功。明代华燧“范铜板锡字”，具体情况如何，已无从知晓。另外，据说有位波斯商人嘉奇·默德在意大利参观一家印刷所时，他看到的锡活字同中国的很相像。无论如何，元明时期我国已创用了铅、锡活字，到了清代则成功地运用于印刷实践。利玛窦、金尼阁等西方传教士来华，曾带来不少用皮面装订的西洋书籍，其纸张、印刷和装订方法等都与中国书有所不同，这虽然引起中国一些士大夫的惊奇，但对当时的印刷技术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②邵宝：《容春堂集》“会通君传”。

③华诸：《勾吴华氏本书》“华燧传”。

④康熙《无锡县志》卷二二。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1页。

第十一节　制瓷

中国瓷器的发展，到明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江西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从事瓷业生产的人数达十余万人，官窑、民窑都极为兴旺。明万历时人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当时景德镇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畅销国内外。

明代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曾大量输出国外。永乐、宣德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制作规整而负盛名。着色剂用料基本为进口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锰量较低，因而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在适当的火候下，能烧成像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但同时由于含铁量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却又相映成趣，被视为无法模仿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成功之作”。

明代的彩瓷，是中国制瓷走向黄金时代的重要阶段。它的突起，使以往一贯占统治地位的颜色釉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同时也使某些历史名窑，如以烧造青瓷而闻名于世的龙泉窑以及铜红釉的发源地河南禹县钧窑等从此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成化时期的斗彩，是彩瓷的代表，它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彩色相结合的新工艺，主要着色剂为铁、铜、钴、锰，但运用不同的选料和配比，做出了鲜红、油红、鹅黄、杏黄、姜黄、水绿、叶子绿、松绿、孔雀绿、孔雀蓝、葡萄紫等绚丽的彩色，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内容和装饰手段。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也曾盛极一时。

明代景德镇的单色釉瓷器也有很大的发展。明初永乐烧成的白瓷，代表了中国制瓷史上白釉的最高水平。永乐白瓷胎薄如纸，洁净如玉，几乎只见釉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胎上划纹更清晰可见。因其薄如卵壳，故称之为“卵幕”。其釉细腻莹润，微闪肉红色，给人以甜的感觉，又称“甜白”。永乐、宣德时期出现的霁红和霁蓝，代表高温单色釉瓷取得的辉煌成就。霁红又称祭红、积红、宝石红，是以铜为着色剂的高温釉，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技术难度很大，可谓中国古瓷技术中的一项绝技。霁蓝是以钴为着色剂的一种高温石灰碱釉。宣德的霁蓝独树一帜，釉色如蓝宝石，釉质肥腴。明代低温单色釉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化孔雀绿（法翠）和弘治黄釉。前者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色釉，烧成工艺始于成化，但明代的孔雀绿器以正德时期为多，这种绿釉呈色碧翠雅丽，与孔雀羽毛的色泽很相似。弘治黄釉的色调是纯黄色，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釉的最高水平，其釉色滋润明洁，有如初开的葵花，娇嫩晶莹，故有娇黄之称。它是一种用含铁的天然矿物作着色剂的低温铅釉。

明代除景德镇外，还有不少地区生产瓷器。福建德化的白瓷就享有很高的声誉，这种白瓷质地细腻，透明度好，白中透红，被称为象牙白、猪油白、葱根白、建白、中国白等，是当时中国白瓷的代表作品。广东饶平地区的青花、惠阳窑仿龙泉青瓷等，在明代均负有盛名。山西磁州窑系的白釉黑花瓷、黑釉瓷器仍大量生产。明代的龙泉青瓷，仍继续烧造，在明初全国制瓷业中也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十二节　漆器

髹漆技术的进展

天然漆亦称大漆、生漆，是漆树分泌的汁液，其中含有漆酚、漆酶、含氮物质和树胶质等成分。漆通过适当加工，涂刷在车辆、用具等物体的表面，可形成一层光亮的薄膜。这种漆膜非常坚牢，并且不怕日晒水烫，具有耐高温和抗腐蚀的优良性能。如果在漆液中加入各种颜料，还可以配制出不同的色漆，以增加漆器的装饰效果。中国用漆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初步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涂饰器物。此后历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漆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更加细密，漆器工艺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漆器生产继续发展并有所创新。如夹纻技术在战国时已经出现，至汉代而盛行。这种技术是先用泥塑成底胎，然后在底胎表面糊裱几层麻布再加以髹饰，最后除去泥胎，即可制成坚实轻巧的夹纻漆器。汉代以前，夹纻大多为杯、奁、匣等形状比较简单的器物，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已能制作外形多变、体态较复杂的中空造像，如塑制高达一丈八尺的大型佛像，这是夹纻技法的重要的新成就。宋元后所谓“布心纸胎”、“重布胎”以及清代以来且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的脱胎漆器，实际上都是夹完好纻，只不过名称和胎骨用料稍有不同而已。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还列有专条介绍保护漆器的方法，反映了当时对漆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在漆器使用和保护方面的宝贵经验。

隋唐以后，瓷器迅速兴起，逐渐取代了日用漆器，但漆器作为轻巧美观的生活用品尤其是作为精美的工艺品，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其工艺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如唐代创制了剔红漆器。剔红，即雕红漆，是以银朱调成朱漆，把朱漆层层涂在木或其他材料制成的胎骨上，然后用刀雕刻出深浅不同的花纹图案，使之呈现出立体感。剔红漆器的漆层有多有少，唐代属于剔红的草创时期，漆层较少且花纹大多较低平，明清剔红的漆层则有多到五六十道甚至百道以上的。唐代的金银平脱器也非常著名。“金银平脱”就是先将金银箔雕切成花片和鸟兽等图像薄片，有的还要在其上加刻花纹，以胶漆粘贴在器物表面，然后上漆若干道使其与漆地齐平再打磨抛光。这样制成的金银平脱器，漆面闪现出光亮的金银花纹，更显华贵考究。据文献记载，唐代有平脱屏风帐、平脱盘、平脱盏、平脱胡平床等，传世实物有金银平脱镜以及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金平脱古琴等①。

宋元时期漆器品种增多，剔红、剔犀、螺钿嵌饰、戗金等髹饰技艺也大为提高和更加纯熟，其中尤以雕漆的成就最为突出。雕漆可细分为剔红、剔①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黄、剔彩、剔犀等。如宋代的剔红亦称雕红，比唐代剔红更为精细。宋内府所用剔红漆器，有的用金银做底胎，雕工精巧，剔刻刀口显露出灿烂分明的金银胎色，尤其名贵华美。明代张应文提到：“宋人雕红漆器，宫中所用者多以金银为胎，妙在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极厚而无敲裂，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佳绝耳。”①剔犀，近世通称“云雕”，是在器物上用两种或三种色漆逐层涂刷，并涂至相当的厚度，然后剔刻出回文、云钩等花纹图案，在刀口断面可见不同的色层。1977年江苏武进出土的南宋剔犀执镜盒，圆形带柄，木胎，在褐色漆地上用朱、黑、黄三色漆更叠髹制堆积成层，用刀剔出八组云纹，刀口显露不同漆色，这是现在已知最早的剔犀漆器。元代剔红和剔犀继承和发扬了前代的漆艺成就，故宫博物院藏著名匠师张成造栀子纹剔红盘，杨茂造观瀑图剔红八方盘，安徽省博物馆藏张成造剔犀盒，都是传世的元代雕漆精品。螺钿漆器是用经过研磨和裁切的蚌壳薄片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以之作为镶嵌纹饰的漆器，且有厚螺钿与薄螺钿之分。厚螺钿漆器起源很早，如洛阳西周墓出土的嵌蚌泡漆托，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嵌蚌泡漆豆，一直到唐代漆背嵌螺钿铜镜，晚唐五代间花鸟纹嵌螺钿黑漆经箱等，都属于厚螺钿一类。薄螺钿漆器以前多认为始于明代，1970年在北京后英房元大都遗址发现了广寒宫图嵌螺钿黑漆盘残片，表明元代薄螺钿技法已经相当成熟，但迄今还仅此一例。关于元代漆艺、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十对黑光、朱红、鳗水三种漆器的做法和戗金银法等，有较详细的记载，这是研究漆器发展史应予重视的较早的重要文献。

明代漆器和黄成《髹饰录》明代是漆器生产有更大发展、漆器技术达到高峰的时期。当时官办和民营漆器制造业都很兴旺发达。如明宫廷内官监下设油漆作，御用监有专人负责造办螺钿等漆器，内府供用库还特设丁字库，常贮生漆、桐油等物，在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又开设果园厂，调用著名漆工，专门制作漆器。民营油漆作坊也分布很广，如浙江嘉兴、安徽新安、山西新绛，以至北京、扬州、苏州、云南、四川等都是重要的漆器产地。明代漆器品种已很齐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戗金、百宝嵌等。其中如嘉兴和新安的剔红，苏州和北京的描金，扬州的薄螺钿和百宝嵌，新绛的雕填和剔犀，云南大理的雕漆等，都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明代漆器不仅品种繁多，色彩绚丽，图案精美，而且刻花、雕琢、镶嵌和仿塑瓜果、花卉、飞禽、走兽及亭台楼阁等，也无不精工，髹饰工艺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如传世的宣德林檎双鹂①张应文：《清秘藏》。

图剔彩捧盒，木胎，色漆层次为红、黄、绿、红、黑、黄、绿、黑、黄、红、黄、绿、红，共四色十三层，刀法圆润，图案生动，色彩为刻后磨显，雅丽多变，可说是明代剔彩器中罕见的作品。又如进狮图剔红圆盒，锡胎，漆色鲜红，上刻一彪形大汉，高颧钩鼻，须髯卷曲，耳穿大环，戴皮帽，插长雉尾，两袖飞扬，作叱喝之势，旁一雄狮，回头奋爪，奔驰欲前。整个图案人兽神情飞动，刻工简练，是明代别具风格的剔红精品①。明末清初扬州著名漆工江千里所制漆器，驰名当世，有“家家杯盘江千里”之誉。传世的江千里云龙海水纹螺钿漆盒，是他的一件代表作，也代表了当时薄螺钿漆器的最高水平。清代除宫廷设有漆作（漆器工场）外，民间漆器生产也有所发展。在髹漆工艺方面则全面地继承了明代的技术，有些品种如百宝嵌、薄螺钿、剔红等做工更加精致纤巧，后来甚至趋于繁琐拘敛。漆器产地与明代相比变化不大，但盛衰和质量略有不同。比较突出的是福建脱胎漆器和北京的雕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至现代仍盛而不衰。此外，如广东阳江漆器以牛皮作胎，贵州大方漆器以马皮作胎等，防潮防水，坚固耐用，独具风格。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善于制作漆器，如彝族、傣族、高山族所制高脚盘、木勺、酒具、皮甲、皮盾、弓箭壶、马鞍等，一般用黄、红、黑等色漆描绘几何图案，纹饰古朴，风格粗犷，色彩对比强烈，可说是独树一帜，颇受使用者和收藏者珍爱。

明代黄成所著《髹饰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漆工技术专著。黄成，字大成，安徽新安人，是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的著名漆工。他技艺高超，尤精于剔红，并且“精明古今之髹法”①，《髹饰录》就是他系统整理和总结前人及自己的实践经验而写成的。此书在天启五年（1625）又经嘉兴漆工杨明（字清仲）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内容更加丰富翔实。《髹饰录》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乾集主要讲述制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设备，以及漆工容易犯的各种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讲述漆器分类和各类的不同品种，以及漆器的制作、髹饰和修复方法。《髹饰录》的突出贡献是根据漆器特征和工艺特点为髹饰工艺提出了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同时也为品种繁多的漆器定名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这部著作虽然讲的是明代漆器但又不限于明代，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更早的制作，因而它也是研究漆工史的重要文献。《髹饰录》用相当多的篇幅来叙述各种漆器的形态和作法，其中有不少是现已失传的品种，这类材料无疑是很宝贵的；书中关于漆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漆器生产的基本工艺流程和应避免的弊病等方面的内容，也都很有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对挖掘、整理、继承和发展传统漆器工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髹饰录》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①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①黄成：《髹饰录》杨明序。

①王世襄：《髹饰录解说》前言，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古代漆工专著，很可惜在国内早已失传，三四百年来只有一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直到1927年，此书才由朱启钤先生根据日本抄本刊刻行世。198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王世襄先生所撰《髹饰录解说》，对此书作了精辟的注释和讲解，并引用考古发现和传世漆器二百十三件，插图三十幅，书后附漆工术语和漆器门类表，使之内容更加详明完备，现已成为这一领域公认的经典之作。除了《髹饰录》以外，曹昭《格古要论》和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等，关于漆器也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中国漆器在国外的流传中国的漆器及其制造技术，早在汉代以至唐宋时期就已相继传到朝鲜、日本、缅甸、印度、泰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各国，并在当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漆器行业。如朝鲜平壤古代乐浪郡遗址曾出土了彩绘神仙龙虎盘等许多中国汉代漆器。在唐代，中国大量漆器以及夹纻造像、金银平脱、螺钿等髹饰技法流传日本，奈良正仓院现藏有金平脱花鸟纹八角镜、盒、古琴等唐代漆器，奈良唐招提寺供奉有鉴真圆寂时其弟子制作的夹纻“鉴真坐像”。宋元时期浙江杭州、温州的雕漆，嘉兴张成的剔红，也曾传至日本，备受推崇，如京都龙翔寺珍藏张成款绶带鸟纹香盒，被日本指定为国宝。明代永乐年间中国使臣出访日本也曾带去大量漆器。而日本在仿制中国漆器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反过来回传中国，对中国髹漆工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明代杨埙、方信川、蒋回回等都是仿制日本描金洒金等漆器的著名漆工。《新唐书》卷二二二《骠国列传》提到，骠国（缅甸）国王雍羌曾派遣其弟舒难陀率国家乐队至成都，他们所用乐器中的牙笙、三角笙等都作了髹饰。缅甸与我国云南接壤，两国之间无疑会存在髹漆工艺方面的交流。

我国的漆器还曾经由波斯和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商船又曾将中国漆器直接运往欧洲，深受欧洲各国人民的欢迎。当时传入欧洲的漆器大多是屏风、家具和花瓶、酒具、茶具等，其中不少珍品现藏于欧洲各国的博物馆内。康熙时法国传教士李明等还曾在寄回本国的书信中介绍了中国漆器生产技术的情况。欧洲一些国家也曾仿制中国漆器，但直到十八世纪，法国、丹麦、奥地利、英国等国的漆器才有了较迅速的发展。随着近代化学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各种化学合成漆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中国天然漆及传统漆器尤其是漆工艺品的一些优良性能和装饰效果，仍然是合成漆所难以企及的。

第十三节　煤炭

明代采煤业的发展

煤炭业在宋代发展到一个高峰之后，进入元代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用煤更加普遍。对此，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1304—1377）都有过描述。《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写道：“整个契丹省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①伊本·拔图塔在他的旅游见闻中说：“中国及契丹之居民，不用木炭，而用一种异土，以作燃料。此种之土，乃天然之产。..燃时亦与炭同。火力比炭尤烈。”②马可·波罗来自欧洲，在中国做官和游历达十七年之久，到过陕、甘、晋、冀、鲁、苏及新疆等省区，伊本·拔图塔一生遍游穆斯林世界，到过印度、锡兰和中国的许多地方，这两位见多识广的欧非旅行家，看到中国采煤、用煤那样普遍，几乎到了“到处都有”的地步，非常惊叹。但是，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却尚未有“煤炭”一词，只能称煤为可燃烧的“黑色石头”或可作燃料的“一种异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作一简单推论，欧洲、非洲及亚洲的印度等国，在十三至十四世纪时，用煤远远不如中国普遍，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用煤历史不会比中国更长，从而间接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

古代采煤业到了明代有了大的发展，现今探明的煤田，当时差不多都已进行了初步的开采。不仅盛产煤炭的北方数省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省的煤炭已得到开发，而且南方数省如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省的煤炭也得到了开发。煤炭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成为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燃料和原料。正如明代科学家李时珍（1518—1593）在《本草纲目》中所说：“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今则人以代薪炊爨，锻炼铁石，大为民利。”①明代煤炭业的大发展有下述几个原因：第一，社会比较安定，为煤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社会对煤炭的需要量急剧增加，为煤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明代，一方面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有较大发展，与燃料密切相关的冶金、陶瓷、制盐、砖瓦等手工业发展较快；另方面，人口增加，森林资源减少，人们仰赖柴薪取暖、炊爨越来越困难，尤其城镇居民，困难更加突出，发展煤业，势在必行。

第三，明代统治者把解决燃料问题看作是关系社会安定的大事，采取了①《马可·波罗游记》第2卷，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②转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

①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石炭”。

一些鼓励开发煤炭的措施。如放宽对煤炭开采的管制，减收或免收煤税，对受灾煤窑进行抚恤等。

第四，开采技术进一步完善，为向地层纵深处采掘煤炭提供了可能。

明代采煤技术中国古代煤炭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到明代已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并见之文献记载，如：1.找煤。这是在对煤的性质、埋藏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才能进行的。

明代，已能从煤岩学的角度对煤进行分类。明人崔铣在《彰德府志》中讲：“炭有数品，其坚者为石，软者为烸。”即指按硬度分，煤可分为石炭与烸炭两种（烸——煤的古字）。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煤按块度进行了分类，并对煤的分布作了描述：“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末煤如面者，名曰自来风。”明末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讲：浅部的煤“其色蒙”，深部的煤“其色晶”。明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已能通过视石、查矿苗、观察地表植被的方法去找煤。

视石，即看土石是什么岩层，什么颜色，判断其有无煤。《颜山杂记》中讲：“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意即有页岩（数石）的地方，往往有煤脉存在，有石灰岩（青石）的地方则没有煤。这种判断，符合一般的煤层埋藏规律，但也有例外。找煤不仅要看石质，还要看土色。《天工开物》讲：“凡取煤经历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经验表明，煤层距地表较近时，可使表土变黑，所以黑土成为找煤的标志。查矿苗。不少地方的煤层直接出露于地表，这种现象古人称之为煤苗，今人称之为露头。从煤苗（露头）开始，查找煤脉是最简便而有效的找煤方法。《颜山杂记》讲：“查其土有黑苗”，就可找到煤。方以智（1611—1671）在其《物理小识》中也记有“外记孛露，有土能燃”的找煤常识。

观察地表植被找煤，是根据一些地区煤层与植物生长的关系而总结出的找煤方法。有些地区，含煤地层不生草木，故有无草木或草木是否茂盛，可作为判断该地区是否有煤的一个标志。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讲：“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乡”，“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煤”，这是符合他家乡江西一带情况的。有些地区则在含煤地层上面多见某种植物，故可把这种植物作为找煤的指示植物。

明代不仅有在地面找煤的丰富经验，而且有了在地层深处找煤的知识，已懂得煤系地层的断层和煤尖灭现象，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说：“脉正行而忽结，磻石阻其前，非曲凿旁达不可以通，谓之盘锢；脉乍大乍细，窠窠螺螺，若或得而骤竭，谓之鸡窝，二者皆井病也。”

2.井筒开凿。有三种方式：一是浅部直接挖坑，露天采取，古称炭穴；二是沿煤层露头向深处打平峒或挖斜井；三是开凿竖井。开凿井筒，讲究位置准确，偏斜度小，坚固牢靠。这在明代《颜山杂记》中都有记述：“凡攻炭，必有井干，虽深百尺而不挠。”“视其井之干，欲其确而坚也。否，则削。”为了保证井筒坚固牢靠，《颜山杂记》又说：凿井必须“避其沁水之潦”，注意“井病”（指断层和鸡窝煤），注意“测石之层数”。意即说，开凿井筒要重视地质条件，不可在含水大、有断层的地方开井，凿井时还要准确测定岩石和煤层的层数。

3.巷道部署。井筒开凿至煤层后，就要布置和挖掘巷道，准备采煤工作面。明代已经懂得根据煤层的走向、倾角和厚度布置上山、下山和运输、通风巷道。这在孙廷铨《颜山杂记》中有明确记载：“已得炭然后旁行其隧”，“井得炭而支行”（“隧”指主要巷道，“支行”指由主巷到工作面的小巷道）。“其行隧也如上山，左者登，右必降，左者降，右必登，降者下墄，登者上墄，循山旁行而不得平，谓之反墄（墄指阶齿）。”其意思是讲，要想采出不同位置的倾斜煤层，需要布置上山或下山，与采煤工作面连系。古代煤窑，通常采掘合一，掘进巷道也就是采煤。明代的巷道延深可达数十百丈①。掘进巷道（往往即是采煤）所用的工具主要有凿、锤、镐、钎。

4.井下支护。为了防止巷道和工作面塌落冒顶，支护是重要的。古代支护方法基本可分为人工支护和留煤柱支护。煤层及其围岩较软、较破碎时，用人字形木支架或二柱一梁木支架或方框支架支护。若煤及其围岩较坚硬时，一般不加支护或留煤柱支护。

5.井下运输。古代煤窑井下运输主要靠人背、肩挑，到明清时期，还用一种拖筐（或拖车）运煤。拖筐形似船形或长方形，用竹制或木制。有些木制拖筐下面还钉有铁条（拖条），使运输煤更为方便省力。

6.矿井通风。一般采用自然通风或人工通风。自然通风又分为单井筒通风和双井筒通风。双井筒通风较为普遍。明代《颜山杂记》对双井筒通风作了明确的记载：“是故凿井必两，行隧必双，令气交通，以达其阳，攻坚致远，功不可量。以为气井之谓也。”专门用作通风的出风井，通常选择在较高处（进风井在低处），这有利于自然风流的流动。

单井筒通风，多采用表风法，即在井筒的一角，用片石砌成一个三角形的回风道，回风道高出井筒，形如烟囱，名曰“噘咀”。风从井口进入井下，到采煤工作面，再经过用表墙隔出的回风道，由噘咀流出。单井筒通风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一竹筒（南方有一种径粗如碗的竹子，凿去中节）放入井中，竹筒高出井口，井下即可形成自然风流，由竹筒抽出瓦斯等废气。这在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内的采煤图中，作了形象的说明。

人工通风的办法，主要是用风车、风柜、风扇、牛皮囊等往井内扇风。

人工通风对浅部采煤有效。

①崔铣：《彰德府志》卷八。

7.提升与排水。古代煤窑的提升工具主要是桔槔、辘轳、绞车。使用辘轳、绞车，既可用人力也可用畜力。明代《天工开物》已有关于牛拽辘轳的记载：“井上悬桔槔、辘轳诸具，制盘架牛，牛拽盘转，辘轳绞縆，汲水而上。”提升工具，可提煤也可提水。盛水器具，古代多用牛皮囊（牛皮包），因其坚韧耐磨，盛水较多。古代南方也用唧筒（有的地方称水龙）排水。《天工开物》讲：“井及泉后，择美竹长丈者，凿净其中节，留底不去，其喉下安消息，吸水入筒。”

8.矿井照明。古煤窑浅部挖煤多用明火油碗、油盘。但随采深增加，瓦斯增多，极易引起爆炸，遂给灯加罩。明代《本草纲目》的采煤图中，立柱上挂吊的矿灯已有灯罩。矿灯既是照明工具，又是检测通风情况的工具。《颜山杂记》讲：“凡行隧者，前其手必灯，而后之。”意即说，在矿井下走路必须一手在前拿灯，看情况有无变化，然后前进。因为通风良好，则风量足，灯火亮，反之则灯火变暗乃至熄灭，这是危险的信号。这种通风不良的现象，矿工叫做憋气、煞气、闷亮。

中国古代煤炭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煤炭技术的发展，到了清代晚期，达到了高峰，就古代手工操作技术而言已非常完善。古代长期形成的传统煤炭技术，有些直到近现代仍在使用。譬如传统炼焦方法，现今有的地方仍在应用。我国传统炼焦方法主要有圆形炉炼焦法与长方形炉炼焦法两种。长方形炉练焦法在清末萍乡煤矿得到重要改进，使炼焦时间减少一半，炼出的焦炭质量可以和西方洋法炼出的焦炭媲美，一时名扬中外。萍乡长方炉炼焦时间三天，出焦率六成以上，每座炉一次可炼焦二十吨。其建炉方法如下：长方形炉底略高于地面，用砖铺平，四周筑土墙，墙脚深约一尺，墙高三尺、厚一尺四寸。炉宽八尺，炉长三五丈至八九丈均可。火门对称修筑，火门间距约三尺。火门形状，外方内圆，外大内小。外火门高一尺四寸、深七寸、宽一尺，门下距地面三寸，内火门在外火门内层土墙上，偏凿圆孔，孔径六寸，斜上通入炉中，上沿约与外火门相齐。炼焦程序是，首先装末煤一尺三四寸，再用砖坯叠砌火路，使之四通八达，但每一相对火门的火路必须对直。尔后，在每两相对的火门炉中心的火路上面，用砖砌一方形烟囱，而靠两头横墙边亦砌一烟囱。各烟囱下的火路成一直线。烟囱砌好后，用炉灰或洗矸石末铺盖三寸，使除火门烟囱外无漏风处。再后用煤泥炭饼、木柴引火。各火门之火力宜猛，不可间断。晴天约七八小时，阴雨天约十二小时，各烟囱便有红火冒出，此时各火门用砖封闭。当视烟囱已无烟，火色红白时，便可拆卸烟囱、火路，随之覆盖细灰，勿使进风，约过十二小时，用水浇湿面灰，以熄余火，再过六小时即可取焦①。

①参见俞燮堃：《萍矿土法炼焦附土说》，1907年活字本，第11—16页。

第十四节　石油天然气

明代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现为凿井技术的发展。明代凿井技术继宋卓筒井发明以来，有很大进步，凿井技术逐渐趋于程序化。据《蜀中广记》等书记载②，当时凿井程序大致可分为选井位、立石圈、凿大窍、扇泥、下竹和凿小窍六道工序。

凿井前先请有经验的山匠来选井位，这需要丰富的地质学知识，当时工匠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基本掌握这些知识。井位选好后，为了防止表层泥土的垮塌，必须“尽去面上浮土，不计丈尺，以见坚石为度”③。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外方内圆的石圈下入挖好的坑中，层层相垒筑成井筒。接着用大铁钎为钻头，进行顿钻。大铁钎“扁竟七寸，有轮锋，利穿凿”④，人们用杠杆原理提起，放下大铁钎，使它上下运动，凿穿岩石，为了防止井径弯曲，凿井时必须时常转动钻具，这与现代钻井中大钳的作用相当。凿井过程中，还要向井内灌水或利用地下水，与凿碎的岩屑混合成泥浆，便于泥筒汲取。此外，还可以冷却、润滑钻头以加快钻进速度。每当钻井一二尺后，就要用扇泥筒扇泥。这样钻凿与扇泥交替进行，凿到二三十丈深，“见红石岩口，大窍告成”⑤。然后开始下套管，使“四溃淡水障阻，不能浸淫”①。最后再以小铁钎为钻头钻进，直至完井。钻井工艺的程序化，为钻井向深部地层发展创造了条件。

凿井技术的程序化迫切需要固井技术和治井技术的发展，因此固井技术和治井技术的进步，也是这时期钻井技术发展的标志。

明代的井，“浅者五六十丈，深者百丈”②，约合今制155.5至311米，井深比宋元时期有明显增加。套管必须下到红石岩层，深度达“二三十丈（约今62.2至93.3米），这样套管所承受的拉力、内部液压力和外部挤压力加大，需要强度较高的套管柱。宋代所用楠竹的强度显然适应不了凿井深度的猛增。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石料、圆木代替楠竹制套管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如在井的上部用外方内圆的石圈，筑成石质的套管，这种套管不易变形，强度大；在土层之下，用竹木为套管，一般采用松木或柏木等木质坚硬且耐腐蚀的材料，按井径大小，剖开圆木，“挖空如竹，合而束之”，然后“以麻合其缝，以油灰衅其隙”③。油灰是用桐油和石灰混合制②马骥：《盐井图说》，原著已佚，《蜀中广记》等书有引文。

③马骥：《盐井图说》，原著已佚，《蜀中广记》等书有引文。

④马骥：《盐井图说》，原著已佚，《蜀中广记》等书有引文。

⑤马骥：《盐井图说》。

①马骥：《盐井图说》。

②光绪《射洪县志》卷五引郭子章《盐井图说序》。

③同治《南部县志》卷六。

成的，它涂在木竹表面可以进一步提高套管的强度和防腐能力。新套管材料的出现，为地质井向更深层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井深的增加，如何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井下事故，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明代的治井主要有打捞落物和淘井两种类型。在凿井过程中，钻头折断落入井中，或遇到淤泥受阻，就需进行治井。为了打捞落入井中的物品，人们发明搅镰、铁五爪、撞子钎等打捞工具①。用这些工具可以成功地处理各种井下事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撞子钎，后来演变成现代钻井中的主要器具——活环。此外，人们还发明搜子、漕钎和刮筒等淘井工具，用以排除“淤泥填溢”等井下事故。

这一系列钻井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对明代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有极大推动作用。在石油开采方面，据《益部谈资》等书记载四川嘉州、眉州、青州、井研、洪雅、犍为诸县都有石油井。这是继西北油井以来，我国又一批早期的石油井。

在天然气开采方面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在四川自流井出现了世界上最早投入开发的天然气田。明嘉靖年间，由于自流井地区的盐井大多坍塌成为废井，或是井老水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运用先进的凿井技术，又钻凿一批新井②。这批井的深度都较以前有所增加。在开凿盐井的同时，相继出现了一大批高产的天然气井。据《李氏家谱》记载，明万历年间，自流井地区天然气的开采已有一定规模。这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性开采的天然气田之一，在世界天然气开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南方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在上海、云南、广东等地又发现大批油气苗，这些记载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大自然认识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是石油天然气蕴藏量极为丰富的国家。

凿井技术的发展和油气苗的更广泛发现，为石油天然气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明代石油天然气的应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明代陕西延安地区居民，不再以原油直接点灯，而是把它加热后，除去水分及其他易挥发成分，然后“浸不灰木”（不灰木即石棉），可长期点用。这是石油作为照明用油工艺上的又一次突破。四川许多地区也广泛地把石油用于夜间照明①。此外，石油在医药上的应用更为普及。《大明一统志》载，石油可以“燃灯疗疮”；《居家必备》载“可涤疖毒，无名恶疮效”；《延安府志》载“可燃灯涤疮”；《本草纲目》载“石油气味与雄硫同，故杀虫治疮”等，对石油药用价值的这些记述，显示明代人们对石油性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①《明会典》卷三三。

②马骥：《盐井图说》。

①曹学佺：《蜀中广记》。

第七章　阶级结构

第一节　明代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

阶级的存在是与生产发展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决定了阶级结构的特点。本书“导论”中，白寿彝教授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一章中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论断进行了分析说明：“人类历史上曾存在三种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前两种社会的阶级是以等级形式出现的。”他并且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①列宁也曾经说过：“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②一般来说，阶级是按经济地位划分的，等级的划分则既取决于经济地位，同时也取决于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它在社会阶级构成上保存了等级社会的特征；但是由于它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旧的等级制度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加强，传统等级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切都构成了明代社会阶级的特点。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登极称帝的时候，明军的北伐之师已经攻克了汴梁（今开封），并且势如破竹直指向元大都（今北京）。八个月后，徐达率领的明军攻入了大都，元顺帝北走，在一场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的动荡之中，新朝建立起来了。

明朝是一个由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国家，在它建立之初便体现出了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诸多特征。首先是由朱元璋及其周围的一批新贵取代了元朝的旧贵族，一个由皇帝为核心的皇室、外戚与功臣勋贵组成的贵族集团仍然是新朝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皇帝并且去体现这种皇权统治的则是一大批等级分明的官僚。这种官僚统治一直渗透到地方府、州、县和军队中的卫所当中。而在地方州县以下、军队卫所以外的基层社会当中则由缙绅地主（即有身份地主）、无身份地主、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居民及军士、军馀等等构成了社会的主体。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社会阶级结构的共性特征。尽管明朝人户分有军、民、匠、灶以及商籍等户籍的区别，但是户籍的区分主要是为了便于对于各类人户的管理，如赋役编派等，这是封建人身依附的一种体现，并不能够从中反映出社会等级结构特征。例如明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页。

②《列宁全集》第六卷，第93页注1。

代的军户，在明初虽然比一般民户身份要略低，但从社会等级上看，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他们是在军卫管理下从事生产而已。到明中叶以后，由于军屯的破坏，军屯田地私有化，种田的军户更与农户无异。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明朝前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基本上保持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等级特征，只是由于时间条件的不同而体现出了一些必然的差异。

经过了长期战乱后的明初社会，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土地的重新分配，这比较起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更为重要，因为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只是一批新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者，而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则造就了一大批新生的拥有一块属于自己耕作土地的农民，我们过去习惯称之为自耕农。自耕农即指不雇工、不出租，自己从事分散零星个体经营的农民。①我们虽然无法详知当时这种自耕农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但可以确信他们的比例是空前增加了的，这可以从当时大土地所有者人数的畸少中得到反证。据洪武三十年（1397）户部对全国的统计（除云南、两广和四川外），田盈七顷户为14241户，当时全国除云南、两广、四川外，总户数为9490713户。②则知田盈七顷户仅占当时户数的0.15％。再以富户相对集中的苏州为例，洪武三年（1370）全府田粮百石以上户554户，当年全府总户数为473800户，田粮百石以上户仅占0.12％，其所承担税粮共计150184石，为全府税粮总额2211391石的6.8％。而其余百分之90以上的税粮则落到占人口百分之98以上的中小地主及自耕农民的身上。这与元朝及明中期以后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而那些田粮大户在明太祖所推行的严猛政策之下，许多被列为“奸顽豪富之家”而受到打击破产。如当时人所记：“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①这些破产的富户也就逐渐衍变成为耕种官田的国家佃户，或者自行开耕荒田占为己田的自耕农户。

其实在明太祖的心目中，包括那些占田颇多的地主在内都是民，在当时称之为无身份者。他们与官的根本区别在于不能享受各种特权，例如免役及以身份抵刑罚等。在明初，取得了官的身份的人数尚不甚多。元朝末年江南地区那种“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的情形已一去而不复返。一个由大量国家佃户和自耕农民构成的明初社会，也就为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基础。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极端专制皇权政治的一个重要社会表征便是鲜明的等级化阶级社会。

中国的等级化社会与西方等级化社会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中国很早便开①王毓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莱芜集》附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四年四月癸巳。按：史缺三十年数字，若以洪武二十六年为据，全国总户数减去云南、两广、四川户数为9490713户；以浙江等九布政司及应天十八府州户数相加为9490213户，微异。今取前数。

①贝琼：《清江集》卷十九《横塘农诗序》。

始了科举考试的文官选任制度，从而使得社会等级的形成较前有所变化，增加了等级的可变因素。明代的文官制度确立，经过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宣德年间才真正确立下来。但是文官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的一成不变的等级制度，它所体现的仍然是相当鲜明的等级社会特征，等级身份成为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准则。这种传统化的情形到明中期以后才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也就构成了明代社会结构的另一个更为主要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才是真正前所未有的。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首先应当归功于明中期以后商品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金钱开始对于社会结构产生了愈来愈大的作用，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宏观决定作用开始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大约从成化年间起，旧有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官僚队伍中，骤然间混入了一大批三教九流之辈。他们以传奉授官的形式，很快居于高位，并且掌握了朝中的相当权力。以往的史家们大都将此作为成化弊政的代表，因而孝宗即位后裁汰传奉官也就成为了“弘治中兴”的德政。但是这里面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社会因素，即旧有的等级社会开始发生了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未及发展开来，便由“弘治中兴”的君臣们拉回了原有的轨道之上。但是商品生产对于旧有等级社会的冲击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孝宗时已感到了改变这种社会趋向的困难，待到孝宗死后，武宗即位，这种社会的变化便如溃决的洪流，愈加一发而不可收。因此明朝人也就将正德、嘉靖前后作为了这种社会变化的转折时期。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奕、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者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①这种变化的社会表象是竞奢之风，而它的内涵则是商品化发展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传统等级社会开始发生了动摇。隆庆、万历年间经济比较发达的苏松地区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当时人管志道曾说：“开国以来之纪纲，唯有日摇一日而已。..于是民间之卑胁尊、少凌长、后生侮前辈、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盖其所由来渐矣。”②而商业发达的徽州地区，商人地位亦有明显提高。汪道昆便将学儒与经商看作是一种人们自己的生活道路选择，他说：“古时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反而归贾，此其大抵也。”③当金钱对于人们的吸引①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

②《从先维俗议》卷二。

③《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

力，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超过权力的时候，旧有的等级社会便开始瓦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曾经说过：“商业到处对于各种已有的在它们不同各种形态上主要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生产组织，都多少发生分解的作用。对于旧生产方式它有多大的解体作用，首先是依存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④明中叶以后各级官吏利用等级制度所赋予的权力去攫取财富以满足其日益膨胀的欲望，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传统政治日趋腐败。旧体制的内部结构被它自身破坏了。商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人从事于经商活动，这便更加剧了对旧体制的破坏。于是在明朝隆、万以后出现了一种过去许多人不能理解的现象：一方面是传统政治的日趋腐败，一方面则是社会经济的日趋繁荣。这其实正是一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当然我们不是说明朝中叶以后已经由明显的阶级社会取代了原有传统的等级社会，而只是强调了传统等级社会中的这一变化，这在明朝中叶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的突出，因而构成了明代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随着这种社会变化，仍然维持的传统等级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王毓铨教授指出：“不是政治，倒是商业和商品生产逐渐地推开了封闭的凝固的自然经济结构，破除了贱商的政策和习俗，打破了传统的等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此各地商帮会馆也成了举子的旅舍，商人成了许多地方文化事业的经济支持者。”①过去一些学者曾经试图从明代雇佣关系中去找寻农民或者手工业者身份的变化。一个重要的例证是明万历间公布的将短工由雇工人等级确定为凡人等级的变化。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明代社会等级的变化提供了论据，但是，社会等级的变化并不能完全体现出等级社会的根本变化，而只是一些过去地位相对低下的社会等级地位相对有所提高，而且他们所能够找寻到的材料还都无法证明旧的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变化更为突出表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层，即剥削者当中，也即王毓铨教授所说的商人地位的提高。这种变化才直接冲击到了旧的社会阶级体制，使得上层社会等级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至于说到社会下层的小民，却并未体现出地位上的明显变化。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还没有脱离开等级社会的结构，只是对于旧的等级观念发生了一些改变。

④《资本论》第三卷，第411页。

①王毓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

第二节　宗室与勋戚

明代作为等级社会，它的最高等级是皇帝以及与皇帝有关的各种特殊身份的人，主要包括了宗室、外戚和功勋贵族。

中国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家国同构的社会政体。朱元璋从建立明朝的第一天起便构筑了一个家天下的模式。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他自己，即皇帝。皇帝的继承人是皇太子。朱元璋所选定的太子是他的长子朱标，至于其余的诸子，则都分封为亲王，并且封往各地作为藩王，以屏藩皇室。

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①这些宗室，构成了有明一代一个庞大的贵族核心。

在明洪武时，除太子之外，藩王是封建等级中最有权力的等级。他们不仅拥有封藩所在地的统治权，而且拥有相当实力的军权和所在地方官员（包括王府官员和地方官员）的控制权。朱元璋的这种做法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他家天下的构想，但是实际上却因此而开启了“藩衅”，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后代们对皇位的争夺。皇太子朱标是先于朱元璋而死去的，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重又选定了皇孙朱允炆为皇储。于是他原来设计的诸王屏藩皇帝的构想失去了旧有的平衡。这种内轻外重的局面发展到朱元璋死后，最终引发了燕王朱棣夺位的事件。这场朱氏家族内部的皇位之争，使明代宗室的地位受到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与成祖朱棣夺位后所推行的再次削藩，开始改变了藩王们在太祖时期所形成的地位。

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因为代简王的违法行为，成祖特诏命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军民、敛财物，听者治之。”①此时的诸王已经渐失其旧日的权势，逐渐由屏藩王室的实力型贵族转化成为了寄生型贵族。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起兵夺位失败后，这种局面被进一步确立下来。

洪武、永乐以后，宗藩虽然失去了参与军政的权力，但是他们仍然是等级社会的最高层，是具有贵族身份的大地主。他们因为贵族的身份而取得了其他地主所无法与之相比的经济地位。王毓铨教授专门研究明代的王府庄田，并通过对清初更名田的统计由此对明代王府庄田作了大致的估计，结论是大约在二十万顷以上。明代的藩王通过给赐、奏请、侵夺、投献等各种方式，从民间获取了大量田地。明代藩府的庄田动辄上万顷，其中最为突出的①《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

①《明史》卷一一七《代简王传》。

当属隆庆间景恭王和潞简王的赐田，均达四万顷之多。而万历间的福恭王奏讨的田地亦达二万顷，天启间瑞王的赐田达三万顷。郡王比起亲王来说，占地量当少一些，但数目也仍然相当可观，从现存的零星记录来看，郡王的占田也常在数百乃至千顷以上。而按照洪武间的定制，郡王诸子也有定额赐田：“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①这当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宗藩的需求，有力量的宗藩必然会竭力去侵夺发展。到嘉靖间，明代宗室造入玉牒的共有四万五千多人。隆庆初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对于当时社会所构成的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见的，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内部，也必然会出现分化，同样都是太祖的子孙，景况却大不相同了。势力较大的亲王、郡王享受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支系较远的宗室则不得不过着平民般的生活。尤其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破落宗室所能够保持的政治地位，已成一纸空文，他们如果无法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便只能像平民一样去谋求生路。于是宗室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危机。

天启二年（1622）壬戌会试，始开宗科，准许宗室成员同平民一样应试科举，通过做官来谋求生路，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宗室贵族的旧日地位的进一步变化。法定贵族地位的丧失是等级化社会向单纯阶级化社会转变的重要体现。

在明代的贵族阶层当中，除去皇室贵族之外，还有由勋戚，也就是驸马、外戚和功勋贵族们这些异姓贵族构成的贵族阶层。

明建国之初，对于异姓贵族的限制是十分严格的。驸马都尉欧阳伦因违法而罪至于死，而明代的外戚，则素称“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①。明代的功臣，在太祖时每每无端获罪，身家不保。明初分封的公、侯、伯，被牵入到“胡蓝之狱”中的很多，还有些被以其他罪名赐死除爵。能够保全下来的勋臣已经不再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而是皇权的附庸。但是这些勋戚贵族同宗室贵族一样，是明代等级社会中的特权等级，并且利用这种政治上的特权取得了经济上的特殊地位。

明代的公侯勋臣，在分封时如同亲王一样，要赐给庄田和佃户。这一制度从洪武初封功臣的时候便已确立下来了：甲辰，中书省奏公侯佃户名籍之数：韩、魏、郑、曹、宋、卫六国公，延安、吉安、江夏、淮安、济宁、长兴、临江、六安、荥阳、平凉、江阴、靖海、南雄、德庆、南安、广德、营阳、蕲春、永嘉、豫章、东平、宜春、宣宁、汝南、中山、巩昌、河南、颖川二十八侯佃户，凡三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四，洪武九年二月丙戌。

①《明史》卷三○○《外戚传序》。

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②这于是成为了有明一代的定制。这些佃户所耕种的官田地，也就成为了公侯们的赐田。除去赐田外，勋戚们还通过奏讨、侵夺和投充等形式，取得更多的官民田地。这些洪武初封的功臣，到后来多获罪夺爵，田地没官。但是勋戚赐田的制度并未有所改变，其后所封勋戚，也都有大量赐田和奏讨田地，所以清初人说：“前朝之滥恩也，功臣外戚利民间膏腴之地，巧言奏请，乞为庄田，朝廷夺民地予之，而即以地主为佃户，畿府苦之。”③朝廷虽然屡有禁约，而不能止。这些勋戚贵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间大多是世袭贵族，是社会的最高等级，他们是维护等级社会的基础。

这些勋戚贵族不仅占有大量田地，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批贵族地主，而且往往插足于商业兴贩，与民夺利，成为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垄断商人。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对财物的占有，他们在经商方面的兴趣愈大。这些勋戚商人与一般商人不一样。他们是勋臣或者皇亲国戚，有着一般商人所不具备的封建特权，可以恣意侵夺官民之产建立店铺塌房，霸占商民店铺，甚至邀截商货，抑价夺买，私设牙人把持市肆操纵物价。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凌虐平民商人，也能够威胁地方官吏，使之无法执法干预。这种情形虽然在明初的记录中已有所见，而在嘉靖以后的史料中则更是屡见而不鲜。世宗初年，曾有官员上言：“通州张家湾密切京畿，商贾之辏，而皇亲贵戚之家肆列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①二十年后，这种情形更加变本加厉，翊国公郭勋等“乃敢藐视国法，广置店舍千余区，滥收无籍，擅用官刑，阻绝经商，暗损国课”。又于“南京、淮扬、临清、徐州财赋之地，皆置有私店。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安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②。

事实上，明朝中叶以后的勋臣皇亲几乎都成为了大商人，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商业资本，而是封建特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巧取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而富商大贾见逼于勋戚势要的特权，于是设法与之勾结，伙同罔利，形成了勋贵奸商浑然一体的情况。明世宗曾在他的旨批中谈到盐法问题时说：“盐法系足边急务，祖宗具有成法。近来势要官员通同奸商买窝卖窝，以致阻坏，流弊滋甚。”①②《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十月。

③康熙《束鹿县志》卷五《食货志·田赋》。

①《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庚申。

②《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三，嘉靖二十年九月乙未。

①《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二，嘉靖十三年四月乙巳。

阻坏盐法，暗损国课，这还只是勋戚经商对于国家收入的损害，而他们对于社会更深远的损害，则是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由于他们对商业的介入，使得本应成长起来的商人和经商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正如王毓铨所说的：“这是他们（勋戚贵族）所继承的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历史传统，也是地主阶级发展的道路。”②也就是说，他们所代表的不是经济的进步，而是对经济进步的破坏与反动。

②王毓铨：《莱芜集》九《明朝勋贵兴贩牟利怙势豪夺》。

第三节　界限分明的官与民

在中国的传统等级社会中，作为社会上层等级的，除去皇室和勋戚贵族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即官僚阶层。官僚阶层不同于皇室贵族，他们不一定是天生的特权等级，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进入官僚行列，从而取得了与一般平民不同的政治地位。

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官与民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等级。一般来说，官僚们虽然也属于地主阶级的行列，但是在明代社会中，具有官僚身份的地主与无身份的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无身份的地主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还是属于民的行列，他们除去拥有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并以此作为剥削手段之外，在政治上则与一般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明代官与民之间如此鲜明的界限，反映了当时的等级社会特征。

明初，朱元璋便通过荐举、科举和学校作为选官的途径，开始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官僚队伍。但是此时由于建国未久，整个官僚体制尚未健全，文官治国的政治局面尚未形成。

明代的官僚集团，在建国之初基本上是依附于文臣出身的功臣之下的，像明初的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人，都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人物。这时候的官僚们，受到太祖所施行的严猛政治的限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未能够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洪武中所发生的著名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主要是针对功勋集团的话，那么“郭桓案”、“空印案”以及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则主要针对了当时的官僚集团成员。目的虽然是为了防止官员的贪污腐败，其结果则直接打击了整个官僚队伍，造成了“仕不为君用”的政治局面。当时人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说：终洪武一朝“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①。这当然不仅仅是太祖个人好恶的结果，而主要是在明初的社会条件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限制官僚地主势力发展的时代需求。所以后人在谈及洪武与永乐间官僚成分的变化时曾说：“国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洲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首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①其实在洪武与永乐之间，明朝的士大夫们还经历了一个他们心目中更为美好的建文时期，那是一个被视为宽仁和文治的最理想的时期，但是由于明成祖的夺位而被永乐朝所代替，那种为士大夫们所乐道的建文之治最终流产。永乐中对于建文遗臣的残酷杀戮，使明初文官阶层的发展再次受阻，一切都似乎又回到了开国的时代，但是那毕竟是不同的了。朱棣的成功只是明政权内部的一次皇位争夺，而不是改朝换代，虽然又出现了一①解缙：《大庖西封事》，《明经世文编》卷十一。

①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三二《吴县儒学进士题名记》。

批帮助成祖夺位的新贵，整个国家体制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然延续了洪武和建文两朝的基点——官僚化的进程还在缓慢继续。

永乐初的名臣解缙在家书中对于自己生活情况的描写，很能够代表当时官员们的普遍状况：“在此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又尝留下三石，粜四石，得钞百余贯。而马料豆每石五十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饮食之类，所费不赀。”②当时的另一位名臣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来京探亲的弟弟送行时，所赠也不过米二石。生活上的清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官僚势力的衰弱。这时候的官僚们真正体现出了在国家机器上的服务作用。这种情形直到永乐末年才开始发生改变。永乐末，由于成祖多病不临朝，一些官员趁此机会开始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史料中说：“太宗自十五六年，数疾不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①仁宗即位后，改变了永乐中皇帝治国的状况，以及永乐后期吏治的失控，文官治国的局面开始形成。宣宗时在此基础之上，对于吏治进一步整顿，完成了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明代官僚政体也得到了完善。

大约从仁、宣到成化以前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还是处在恢复与发展之中。这一段时间对于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是十分关键的时期，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他们开始真正羽翼丰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主导势力。成化以后，他们更进一步不再安于旧有窠臼的限制，开始用放纵和猎奇去弥补生理和心理的不足。这时候他们那种天然的双重性开始暴露出来。他们一方面在朝廷和各级官府中充当国家机器的执行者，一方面却又在农村乡镇以身份地主的面目，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从而构成了明朝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的乡官问题。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②经过长期的官僚政治局面，从朝廷到地方，无处不形成一张张关系的密网，本来分散的官僚个体的权力，通过这样的关系网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可以左右朝廷与地方政治的力量。清人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评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巡抚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生员则门斗张油伞前导。婚丧之家，绅衿不与齐民同②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四。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坐，另构一室，名曰大宾堂，盖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矣。①这里所谓的尚爵，实际上是尚等级、尚权力。读书人一旦中式，便开始进入了官僚的行列，也便取得了相应的特权，他的一切也便由此而得来了。到明朝中后期，各地田连阡陌，奴仆成群的大地主，也都是权势显赫的大官僚。如像严嵩、徐阶、董其昌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清初人郑廉谈到明末河南情况时曾说：“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七百顷。”②河南在明后期确是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③。从藩王到官僚们如此的横行，民怨已极最终导致了明朝政权的覆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这些官僚体现了国家权力，他们本身担负着平衡社会矛盾的作用，然而却同时又作为身份地主，利用自身的特权成为农村中侵夺田地，荫占人户，破坏社会平衡的势力。这种封建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与经济的危机。

成化朝开始出现了内阁首辅制度，这反映了明代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成熟。官僚内部的政治争斗也因此而更加激化。到嘉靖以后，这种政治斗争进一步公开以党争形式出现，官僚阶层开始进一步走向了没落。

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官僚阶层内部的分裂，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官僚阶层内部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政治观点，因此，明代官僚阶层内部的斗争主要是以政治斗争形式体现出来的。

从嘉靖、隆庆年间内阁的纷争，到万历以后东林党、阉党以及浙、齐、昆、楚、宣诸党的形成，明代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他们斗争的实质是，一部分官僚为了保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希望一切不变；一部分官僚感到危机的存在，而希望通过清明政治来缓和危机。他们因此在执政路线上发生激烈的分歧，最终导致由不同的政治主张而组合的政治派别，形成党社。在这场党社斗争中，即使是东林党那样的相对开明的党人们，也从未有过改变社会政治体制的主张，他们充其量也只是追求一种政治上相对清明的旧秩序而已。因为他们始终只能是官僚政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由于大都处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上有时会体现出一些维护士农工商利益的要求，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城乡平民的同情与支持。这于是给官僚阶层内部的政治瓦解提供了一次机会，可惜这次机会在强大的旧势力的压制下最终流产了，留给人们的只能是党争给本已难以克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的雪上加霜。所以后人在评论明朝党争时，一直都认定党争误国的结果。近世清史学家孟①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②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③汪价：《中州杂俎》卷一。

森教授曾经说过：“门户之祸，起自万历。..在万历间不过把持朝局，排除异己而汲引同党，至边事既起，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于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①由明朝官僚政体所建立的明朝秩序，最终还是葬送在官僚政体的手中。

明朝官僚政体自身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所维系的等级化的破坏。官僚政体在明朝中叶以后，还受到了来自富商、地主等非身份者捐纳授官的影响。这在当时被看作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办法之一。

明朝的纳赀授官始于景泰之初。当时正值“土木之变”后，边事危急而财政匮乏，因以户部议令军民输纳者给冠带，官吏罪废者，输草于边得复职。这在当时虽然是权宜之制，也立即遭到了反对，所以行之未久即从礼部侍郎姚夔议止。明代的捐纳制度真正开始于成化朝，而成化朝也正是明代社会的第一次变化时期。这显然决非巧合。

成化二年（1466）以镇压荆襄地区流民起义用兵，令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而止。纳米入监之事早于景泰间即已有之。富民输纳授武职或者散官也早在成化前即已有先例。但是如同成化间这样明确的捐纳条例，以前是尚不多见的，而且这时候虽然名义上仅限于授散官，其实恐多有实授官职的情况，因为到了弘治五年（1492），吏部尚书王恕上奏中即说到：“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饷，当时无捐粟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比年来，一遇灾歉，辄行捐例。人既以财进身，欲其砥砺廉隅如循吏，岂可得也？”①这已是弘治初年革罢传奉官之后的事情，捐纳授官在弘治“中兴”的初起也并未曾废革。至正德初年，捐纳的规定更加明确：凡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银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军民客商人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的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其等有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布、按、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再至万历中“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②。捐纳授官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捐纳授官实际上是金钱与特权的交换，它与近世社会学者们所说的人们通过考试进入中产阶级的官僚秩序有着明显的不同，相反它是中产以上的富人不通过考试而进入官僚体系之中。明代的捐纳授官与前代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里。在废除了旧的一成不变的选官制度之后，在考试成为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的时候，捐纳便是对于等级社会的一种破坏，它再次打破了等级社会的秩序，使明代社会向着按照经济地位区分阶级的方向上又跨出了一步。①孟森《明清史讲义》（上）第二编第六章第一节《天启初门户之害》。①龙文彬：《明会要》卷四九《选举·纳赀》引《昭代典则》。

②《明史》卷二二四《宋纁传》。

第四节　农村的阶级对立

明代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是农民，社会构成的主要体现是农村的阶级对立。

在明代，如同宝塔式的社会结构体当中，农民是社会的底层，同时也是支撑整个社会的主体。按照明代等级社会的观念，农民是指没有任何特权身份的农业生产者，其中包括了佃农、自耕农、富裕农民、中小地主乃至没有身份的大地主（包括部分商业地主）。但是他们实际属于完全不同的阶级。对此我们可以按照今天的习惯，将他们分为农民和地主。除去农民和地主外，明代的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身份地主，即贵族及官僚地主，以及地位更低于一般农民的雇工和奴仆。我们一般所说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主要便表现在当时农村的社会构成上。

明初的农村，由于战乱后的特殊环境及朱元璋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为个体农民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农村形成了以个体自耕农民、国家佃户和中小地主为主的社会结构。洪武元年（1368）的《大赦天下诏》中写道：“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为己业，免徭役三年。”①从当时的史料记录来看，虽然后来出现了不期而税的现象，但是农民们开耕的荒田，则确实成为了己业。

以往的历史著作中都谈到了洪武时在农村始终推行了一种鼓励耕垦的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使人民与土地结合，以恢复生产，以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但是洪武时的鼓励耕垦的政策其实是曾经有所变化的。大约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以前，所推行的是一种保证耕者有田的政策，而二十一年以后，则推行了一种组织农民耕种的政策。这两种政策所造成的不同后果，前者是造就了大批自己有田耕种的农民（或称自耕农），后者则造就了大批耕种官田地的国家佃户。

在洪武、永乐期间，由于民屯的发展，农民由社民，即土著农民和屯民，即民屯农户构成。社民是在明初复业的农民，即原有的乡土居民。屯民的成分要相对复杂一些，主要包括罪囚、“故元遗民”、公侯家人和仪从中的逾制多余之户、自愿为民屯种的州县属吏、洪武中内徙的边地州县民户和永乐中复置的边地州县民户、被迁徙的农户等。其中以迁徙屯田的农户最为主要。明初为了发展生产，将民户由地少人多地区迁往地多人少地区，当时出现了许多屯民多于社民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社民与屯民渐相混合，明中叶以后，官田私有化更有所发展，社民与屯民的区别主要在于所耕田地赋役轻重而已。正德、嘉靖间桂萼在《成安政事记》中说道：“［成安县］十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卯。

三社八屯，社即周司徒所谓各以其土所宜，木名社于野是也。屯者，以先世民尚稀，迁朔方关右民屯田焉。当时迁民多于郭西，亦民屯所谓西关厢屯是也。然无其实数，窜民因为奸。..盖社民狃此土故占地广，赋役倍输之屯，屯益繁，地不能给用，不常逃复，于是诡社避差。..”①不论是自耕农民，还是国家佃户，就阶级关系而言，他们都是直接承担国家赋役的民户，是封建皇权的阶级基础。由于大量无主田地可供这些农户们开耕，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存在丧失土地或者沦为地主佃户的问题，当时农民的流亡，大多是由于赋役过重，无力承担。刚刚处于恢复之中的小农经济，禁不起哪怕是稍加的压力，不期而税或者大户的靠损，都会造成小农的破产。但是在明初，即使是破产流亡的农民，他们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还乡复业（或者有少量被移民屯种）。这种特殊情形之下，明初的农村社会阶级结构中，便形成了以有田地农户为主体的结构特征。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了正统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沦为地主或者贵族们的私人佃户，明初那种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农户既然有田地耕种，并且承担官府赋役，因此他们与其对立的阶级——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就处于了相对缓和的时期。这时候的封建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财政收入，对于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采取了限制甚至打击的策略。在朱元璋亲撰的《御制大诰》中，除有关吏治的案例之外，也有相当多的关于惩治农村中豪强地主的案例。但是明政权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它从根本上维护的最终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到了建文以后，地主阶级的势力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燕王朱棣起兵夺位的时候，江南一带便已经出现了农民起而响应，攻杀地方大户的情形。当然，这只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一点苗头，真正阶级矛盾激化则是正统以后的事情了。正统十三年（1448）福建沙田的邓茂七起义便带有明显的阶级对立特征，而与明初那些带有明显宗教起义传统或者直接针对国家赋役的起义有所不同。茂七“尝佃人田，例于输租外，馈田主以薪米鸡鸭，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输租于远者，令田主自运而归，不许辄送其家。田主诉于县..县闻于上司..。至是惧讨，乃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①。农村中田主即地主，与农民即佃户之间的矛盾开始走向激化。

明中期以后，虽然总的趋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但是南北不同地区农民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例如北方地区，由于一般情况下相对地广人稀，农民可以有田地耕种。明宣宗曾经在他的一篇名为《耕夫记》的谈话记录中写到宣德时北方农民的情况：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跽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①黄瑜：《双槐岁抄》卷六。

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②这段谈话生动地勾画出了当时北方自耕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宣宗所看到的其实并不能代表当时农民的普遍状况。这只能说明，在没有天灾人祸，没有发生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农民尚可以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农民的生活便无法维持了。仁、宣时期是明朝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时期。当时所推行的一系列相对宽松的政策，对于改变农民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有明一代的情况来看，下层农民即小农们的生活，一直是贫苦不堪的。从仁、宣之后，到正统间农民流亡的情况便已是日趋严重，成、弘以后，北方农民贫困化的情况并无丝毫改变，正德末年杨廷和所谈北方的情况与宣宗的《耕夫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各地水旱相仍，灾异迭见。岁用钱粮，小民拖欠数多，各处军士月粮，经年无支，该镇奏讨，殆无虚日。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闾阎之间，愁苦万状，饥寒所迫，啸聚为非者，在在有之。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处，盗贼百十成群，白昼公行劫掠。居民被害，商旅不通。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水旱灾异。我们看到的永乐十九年迁都后北方各省饥民的情况，也曾经是“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疲乏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犹且徭役不息，征敛不休”②。那时候虽然是永乐的盛世，与正德时农民的生活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在整整经历了一百年以后，北方的农民生活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

江南地区与北方有所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富庶，使得农民生活要明显好于北方，但是从明初以来江南一直都是朝廷赋税重地，尤其是大量重赋的官田地，给耕种者以极重的负担。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人为造成的。《明史·食货志》中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①这是明初政治报复与严猛政治的产物。到成祖以后，还依然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在成祖夺位后被族诛，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为了“令世世骂翔也”②。不过高翔不是苏松人，而是陕西人，这只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成祖以后江南的重赋问题开始表现了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无法完赋。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①《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正德十六年四月。

②谈迁：《国榷》卷十七，成祖永乐十九年四月甲辰。

①《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②《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增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③也就是说，真正受到重赋之扰的主要还是下层农民。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正常岁入的三分之一。这实际上已经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发展下去必将是国民两竭。洪熙元年（1425）广西右布政周幹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京，曾经上言苏州等处农民逃亡的情况。称：“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④这时仁宗已经去世，宣宗即位，于是从宣德初年起，明朝廷开始议减官田租额，“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①这在当时对农民的生活来说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一年以后，江南巡抚周忱又进而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但是这一次由于多人的反对没有能够实施。次年便是著名的宣德七年江南大丰收。为防止粮价暴跌国家以官钞平籴，并由此而建立起济农仓。这对于江南农民的生活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甚至一直影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但是这次减少的官田租赋额度甚小，对于真正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并不太大。

江南官田租的再次减额是在正统元年（1436）：“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②这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按照民田起科，但是对于税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国家岁入由宣德间的三千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三石，锐减为正统间的二千六百八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明朝自正统后的岁入，基本上在这个数字上下浮动。

当然，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与实际的情况相去还是甚远的。何良俊就曾经记述了松江农村农民的不同情况。

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三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于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彀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粗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天渊不同矣。①不过，一般来说，江南地区自然条件要好于北方，农民的状况也较北方为好。明朝人说：“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鱼③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④顾炎武：《中随笔》卷二上。

①《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②《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夹之衣，可过隆冬。”北方则田地虽多，“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每见贫皂村氓，问其家，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②。

江南农民占有的土地虽然明显少于北方，但是在明朝建国之初大都是曾经占有一定量土地的。对于明初授田的具体情况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从明初对于农民垦荒及田主不准抛荒的种种政策来看，当时无论南北，农民大都有田，而且有些数字还相当惊人。例如著名的狭乡徽州就曾有过明初各授田三十六亩的记录。③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不复存在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大批农民变成了地主的佃户。所以尽管南北各地有着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农民生活差异，但是从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来看，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终年劳作，而所得甚少。即使是素称富庶的江南，其实也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①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贫富差别也日益扩大，地主，尤其是身份地主兼并大量土地，租佃关系矛盾也就日渐激化。阶级对立激化的表现是那些反抗田主或者反抗官府征敛的民变和农民起义明显增多。如万历间黄梅的刘汝国即起于入富户蔡氏家中“抢掠”。又有太湖应采者，亦起于以饥民为主体专门抢劫富室之民变。崇祯间苏州一带“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焚其居，抢掠其资”②，南洋方怀忠率数乡农民，蜂拥至城下，声称：“田主取租不公。自古收租，只秤加一，今加二、加三不止。”也是租佃矛盾的集中体现。③当然，当时土地兼并一方面是出于势豪之家的侵夺，而就明代的特殊情况，其中更有相当多是出于下层农民的投献。农民因为不堪徭赋，将自己田产献于当地势豪大户，这些献田的农民也因此而成为了大户的家奴，在当时也称作家人或者世仆。如明人所记：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室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即得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④使用家奴在当时南北各地都有。当时的北方一般是主人家出资雇募，而南方则多为小民自动投充。

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矣。然主势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产、②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③参见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卷上《汪·竦川》。

①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②叶绍袁：《启祯闻见录》卷二。

③陈鸿：《莆变小乘》，转引自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附录第226页。坑主赀财，转献新贵有势，因而投牒兴讼者，有司亦惟力是视而已。①这大约应该是有明万历、天启间达到了高峰。农民将自己的田地与自己本人一起“投献”到缙绅之家，目的本是为了求得保护，既摆脱国家徭赋的征索，又取得主人的声势。其中当然确有一些因此而发达起来的例子，甚至有些世仆子弟读书有成，取得功名，但却无法摆脱奴仆的身份。如《复社纪略》中所述延陵世睿家僮张嶤的事件：“延陵世睿有家僮张嶤者能文章，少受业于越自新，两张（张采、张溥）收之为弟子，主人不之许，使之供隶役，职抄誊。嶤耻之，避之南张（张采）所。延陵拘其父母，南张为请甚力，事虽解，而使供役如初故。嶤不能堪，举家徙之武陵。吴来之处之客席。未几，两张使之入泮，吴江延陵控之当事，求正叛之罪，卒不胜。久之，两张嘱州守周仲涟携来之手书，造延陵进赎金，为嶤削隶籍。”其后便引发了陆文声以此为由对复社的讦奏之事。主人对于奴仆的压迫必然激化主奴之间的矛盾，因此到崇祯以后不断发生“奴变”，也就是势在难免了。晚明因奴仆而引发的事变最著名者当是“民抄董宦”的事件。不过“民抄董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变”，真正意义上的“奴变”应当是指那些奴仆的反抗斗争。如崇祯十四年（1641）松江府奴仆陈丑的暴乱，以及十七年浦东等地奴仆起事焚杀主人的事变等。其中除去为生活所迫入主人家中抢夺财物者外，更多的则是奴仆们的索契斗争，即所谓：“逆奴群聚，向主人索鬻身文契。..有不与者，即焚其庐。”①同年，嘉定华氏拷掠家奴，激起奴变，“各大姓奴同时起，缚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或杀或辱，所至数万人，百里内如沸”②。待到张献忠破麻城时，大批奴仆起而响应，则更将这场阶级斗争融入了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起义之中。

①孙之：《二申野录》卷八“四月条注”，转引自谢国桢：《明季奴变考》。①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

②王季重：《祁忠敏公年谱》。

第五节　成分

复杂的城镇阶级构成

一般来说，城镇的阶级构成较之农村要复杂一些。它不像农村那样可以用地主与农民的简单对立来概括。城镇的阶级构成由于阶层、行业以及城镇的不同类型而不尽相同。

明代城镇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太祖朱元璋建国直到成化、弘治之世可以算作是明代城镇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的城镇主要是作为全国乃至地方的统治中心而发挥着政治控制的功能。学者们一般称之为政治型城市。

与这种明显政治型城市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军事型城镇，它们多处于边塞地区或者内地的军事要地。这种城镇中有些虽然不是地方政治中心，但是实际上就国家控制的角度而论，它们所起的作用则都是国家对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因此这些城镇的构成往往多有相近之处。

与这种政治军事型城镇截然不同的是工商型城镇。明代的工商型城镇发展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是在明永乐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如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在元末经战乱而城毁，“只编篱寨而已”。到明永乐迁都北京，随着漕运的疏通，通州成为了南粮北调的集散地，开始发展为漕河沿线的重要市镇。成化、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曾说：“文皇建都，治必南向，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①。然而通州作为工商型城镇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期还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北京作为都城消费的增长，通州不再仅是南粮北调的集散中心，而且成为了“百货汇集处”，万历时蒋一葵更记述通州张家湾的情形：“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陆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当时人的诗中写道：“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②除去通州这类沿运河而发展的城镇外，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市镇，这种市镇的兴起构成了明朝城市发展的特征。

由于城镇的类型不同，因此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必然不尽相同，而且这种情况也伴随着城镇自身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

一般来说，在明初年除南北两京外，各地方城镇主要都是各地的政治中心，或者军事重地。这些城镇社会构成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国家控制机能，因此也就必然十分突出地表现出等级社会的特征。像南、北两京，它们的社会阶级构成中首先要包括皇室贵族和官僚，由他们构成了封建统治的主体，他①《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八《京畿》。

②《长安客话》卷六《潞河》。

们是鲜明的官民区别中的官，是统治者。明太祖建都南京，明成祖建都北京，都是在迁徙富民基础上来保证京师优势的，所以在明朝两京内保存了一批城市富户。这些富户迁入南北两京，成为京城厢坊的住户，也就是当时京城的民，但他们后来在社会地位上也在不断变化，或者从事于经商而进入商人行列，或者通过科举而进入官僚集团。大约只有少数依靠殷实家底或者原籍的支持而维持着相对富裕的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生活与农村相对脱离，也就脱离开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城市经济生活主要必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于是商人也就自然成为城市生活中最为活跃的阶层。除去商人之外，在明代的城市生活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城市平民，他们大都是城市的劳动者，也是城市人口中的主体。他们靠自身的手艺劳作、支棚设摊或者肩挑手提叫卖为生。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城镇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城市生活当中与之俱来的还有那些构成了最下层社会的无业游民、娼妓、乞丐、流氓等。这不仅是在南北两京，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城镇中都有着这样基本的社会构成，即使是边塞军事重镇，除去由武臣代替了内地城镇的官僚，由军户取代了民户之外，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以一般来说，明朝前期城镇阶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除去官府之外城镇居民是统一编户的。如太祖建国初的北平（今北京），“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各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各曰‘当行’”①。这样的编户应役，与农村中的情况十分相似，而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编户，是当时官府的需求相对简约，而民户的行当也尚不甚多。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万历时人曾记述到当时京师北京的情况：“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所以京师只有四种人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②而在太祖建国之初，不要说北方，即使是作为六朝故都的南京，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据当时人的估计，北京五城兵马司辖管的乞丐便不下万人，“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③。除此之外，“如京师阉竖、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其它藩省虽无妇寺，而缁黄游方，接武①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②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③《五杂俎》卷五《人部》。

远近，粉黛倚门，充牣城市”④。这显然已不仅限于京师，而是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里所说的阉竖、宫女都是皇宫中的成员，他们在宫中为皇室服务，不属于城市平民的范围，但是他们同时又都是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娼妓与僧道虽然应当属于城市中的平民，但是他们却不事生产。

除去娼妓僧道者外，当时的城镇中还多有游手无赖之辈。这些人不事生产，结为团伙，专事敲诈勒索，甚至斗殴杀人，被称作光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开设赌场、贩卖人口，或者偷盗抢劫，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最不稳定因素。如此大量的寄生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以京城为代表的这些城镇也同时都是商人集中之地，待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旧有的等级社会受到了挑战，金钱开始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于是开始由一批富商大贾与官员共同构成了城市的上层社会。不过这些大商人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在人数上却并不很多，在当时的城镇居民中，更多的还是那些城镇劳动者。

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城市中，都必须有相应数量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才能够保障城市的日常生活。根据万历间关于北京铺行情况的记述来看，为京城生活服务的一百三十二行中，除去典当等一百行本多利重的行当应属城市商人经营之列，其余三十二行都被列入到了贫民以微资觅微利的行列，如网边行、针蓖行、杂粮行、碾子行、砂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卖笔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秤行、泥罐行、裁缝行、刊字行、图书行、打碑行、鼓吹行、抿刷行、骨簪罗圈行、笔绳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筛行、土工行等，此外还有如卖饼、卖菜、肩挑、背负、贩易杂货等项，则更在铺行之下了。①这些更为下层的劳动者姑且不论，仅当时开列的这三十二种下层铺行，其从业者便多达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七户，占当时北京铺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②，人口也当以十万计。这些城市劳动者构成了城镇居民的主要部分。

到明中叶以后，这种情形也不限于京城或各省都会等消费型城市，即使是江南一带新兴起的工商型城镇中，也出现了大量相应为城镇生活服务的行当。例如当时的苏、松一带，“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有几千人享用于其间，而这成千上万人的享受需求，又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从业的机会。所以当时人说：“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④《五条俎》卷八《人部》。

①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②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18页。

③这种城市消费的发展，为流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所以当时有人称之为“穷人大养济院”。这虽然说得过头了一些，但也不无道理，“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矣”④。这里所说的都是典型的城市服务行业，他们虽然不直接从事生产，但仍当属城市劳动者的行列。这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城市劳动者人数越多，也就说明当时城市的消费化程度越高。尽管城镇居民本身也需要消费，但是当时真正的消费主体还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那些城镇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除去为城镇居民服务之外，主要也还是为了这些人服务，也就是为了城镇自身服务。

城镇行业的复杂决定了城镇社会构成必然复杂。因此明朝人在谈到当时的社会结构时，将传统的所谓四民、六民发展而为二十四民，即除去士、农、工、商及兵、僧之外，又增加了道、医、卜、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蓖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①这样的分类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从中所表现出来的城镇社会中各种行当的复杂则是显而易见的。

明中后期的城镇，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网络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政治中心型城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这种工商化的城镇社会容纳了相当数量从农村流入的人口，但是却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城镇的政治中心特征，城镇的工商化为城镇自身服务成了一大特点，这就必然限制了城镇的工商化进程。尽管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在工商化发展中走得更快一些。除去一些因手工业或者商业发展而新兴的市镇外，当时的大中型城市中，还不可能将城市人口尽可能地转化为城镇的生产者，从而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无业流民，或者不事生产的占卜、星命、相面、相地、卖淫，或者成为游手无赖。如果这些人可以统称之为“市民”的话，那也只能是城镇居住民户的泛称而已。

③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④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①参见姚旅：《露书》卷九。

第六节　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

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人数上虽然并不很多，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明初，由于战乱后的恢复，国家的政策必须鼓励农业生产，所以推行的是一条重本抑末的路线。被称之为末的商人受到了当时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商人是属于庶民范围的，但是洪武十四年（1381）关于庶民冠服的规定中却给予了商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①不准商人衣绸纱，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商人有衣饰的炫耀，社会上也就不会有人因羡慕商贾的富有而弃本趋末。

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商人通过经商致饶，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仅仅因为服饰上的限制并不会影响到人们经商的热情。所以当时太祖这些做法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便是要通过对商人的限制，扭转元代商人甚高的社会地位，以提倡明初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

事实上明初的商人经商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以当时临清会通局上报的岁办课钞数额为例，便可见其一斑。洪武间临清会通局岁办课钞共计八千七百五十三贯，到永乐元年（1403）更减为二十九贯，这实际上已无商税的意义了。

朱元璋的做法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末的作用，但是明初商人活动不甚发达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当时的整个社会还处于生产的恢复发展时期，对于商品的需求还不很大，商品生产还不十分发达。但即使是这样，那些对于商人的社会限制也不可能维持长久，随着“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防地区的盐商首先发展了起来。

我们在明初的商界中能够看到的几乎只有盐商。

《明史》提到：“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①又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②以给盐引行盐为条件，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境，边境军储赖以充足，而商人也可由此取得行盐资格，再通过贩运食盐获利。这种开中的做法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一批商人，同时也吸引了相当多的势豪勋贵，于是在明代的盐商行列中包括了成分不同的官商与普通商人。这里面的普通商人主要是山西和陕西的商人，通常也合称之为山陕商人。

①《明史》卷六七《舆服志》。

①《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②《明史》卷八○《食货志》。

明初所推行的开中制虽然刺激了盐商们的发展，但是由于势豪勋贵们的争利，一般商人无力与之相抗衡，那些运粮到边得到盐引却无法取得食盐的商人，只能无限止地去守支等待，甚至父子相继守支多年而得不到食盐，成为徒有其名的盐商。中小商人很快在这毫无公正可言的商业竞争中失利破产，只有少数财力雄厚的商人保留了下来，成为真正的行盐大贾。所以明初的开中法虽然给了北方商人以发展的机会，却并未因此而出现北方商人的发展高潮。在明代最为著名的商帮——晋商与陕西商帮的形成并不在明初，而是在明朝中叶以后。

对于明代的商人们来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便是弘治五年（1492）的叶淇变法。当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提出了对于开中制的变革：“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①叶淇虽然因此而被指为破坏北边军储的祸首，但是商人们却从此而开始了一个新的经营天地。

其实事情并不出于叶淇的个人意愿，事实上叶淇变法也是出于当时时势所迫，改输粟到边防的开中法为输银官府，既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是为了解决权势官商们对商利的侵夺。从这种代表了商人利益的变法中，已经开始看到了明代商人的力量。

自从正统、天顺以后，社会经济较之明初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成化、弘治时，社会经济生活便已发展得十分的繁荣。当时人记述苏州等地的情形说：“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①这种城市生活的繁荣与商业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内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给商人们提供了活跃的市场，明初那种依赖于输粟边卫而换取行盐资格的做法也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于是从边地到内地各种大小经营商一下子变得兴旺了起来。在学者们常常提到的明清晋、陕、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十大商帮中，除去“江右商帮”兴起较早外，其余的九大商帮均形成于成化、弘治以后。②这也就是说，大约从成化、弘治时起，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明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生活中崭露出来。

明代的商人以商帮的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充分体现了其自身的地域与血缘纽带关系。这也是中国商人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些重要商帮的产生地区，大多为地少人稠或者山多地少的去处。在农业发展上的限制迫使他们①《明史》卷八○《食货志》。

①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②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

走上了经商之路，而他们的经商活动又大都无法在其原籍本土进行，于是从边陲到内地，凡是便于商业活动的地区都成为了商人们的活动领域。中国广阔的国土为商人活动提供了充实的内在的市场，地域与血缘纽带则对于商人们起到了自身保护与互助的作用。明代的商人于是沿着这样一条自身发展道路成长了起来。而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和洞庭商帮更将自己的行商范围扩大到了海外，《拍案惊奇》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便是一个洞庭商人在海外发迹的故事。大约从成、弘以后，商帮和商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嘉靖、万历之际，徽商与晋商已成为南北富室的代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①据说嘉靖时严嵩之子严世蕃曾论天下富户，家产在百万以上者为一等，共十七家，其中晋商三姓，徽商二姓。商人在明朝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与勋贵官僚取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结果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商帮自身的发展，而且显然开始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像严氏父子这样贵极一时的权臣也在谈论天下富户，财富的吸引力自然是渗透了整个的明代社会。事实上从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已经开始由单一的做官转变成为做官或者经商，社会观念与明初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经济上取得了主导地位的商人们，开始需要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保证自身的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了明代商人发展的必然途径。

明代的商人在经营发展中必须结交官员，以作为自身经商的政治保障。

这在晋商与徽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明朝人一般常说晋商偏于俗而义气，徽商偏于雅而好交。如像晋商中的张四教，其父及叔父均为商人，而其兄张四维、舅父王崇古则为朝廷中的重要官员。又如徽商中的梅仲和凌和贵等人“重交游，乐与贤士大夫款洽”。“自达官绅士及氓庶无不以礼相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洽”。而姑苏为冠盖往来之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②。他们还往往通过对于官员们的经济资助或者联姻以取得与官员结盟。《二刻拍案惊奇》中写到一个徽商事先将一女子“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赔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心满意足”①。这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当然也有一些商人家庭的成员进入到官僚队伍之中，如像前述张四维，以及汪道昆等。他们在对待农商的本末关系上与以往的传统认识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别。汪道昆就曾说道：“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为重，耕者十一，文王不以农故而毕蠲。..然关市之征，不逾十一，要之各得其①《五杂俎》卷六四。

②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315页。

①《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夫人》。

所，商何负于农？”②这番话出于身为兵部尚书的汪道昆之口，其意义就不仅是个别人对农商持有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不少官僚开始经营工商业的例子。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官宦人家除田地之外，并有若干织机，雇工织作，已不再罕见。尽管官员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商人还间或有所卑视，但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使他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了同一个社会阶层。对此我们从当时的传奇戏曲和小说中便可明显看到，过去只是由才子佳人充当主人公的作品中，开始出现了发迹的商人。

在明代社会中，商人永远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并不相同，但是在经济与政治利益上却是一致的。他们要攀附官府，但目的只是为了找寻依靠，在真实的利益与感情上他们则往往更接近于城市居民。这是商品经济发展本身与封建体制矛盾的必然结果。发生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引发的民变斗争中，商人们明显地站到了民变的一边。在苏州发生的以葛贤领导的民变中，商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直接参与了这场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其后葛贤被赦出狱后，新安富商程尚甫曾以一美姬相赠，以表崇敬之意。①商人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成功刺激了他们的自信。在他们周围于是开始形成一种自身的文化，这虽然还没有能够脱离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范畴，但是其中增加了相当多的商业化的内容。所谓“贾而好儒”，追求儒商形象开始成为商人中的一种时尚。

明代商帮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对本地教育的投入。在明中叶以后的徽州一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②。教育成为十分普及的事情，其他如像商业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读书已成为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二十无成始从农商百业之艺。这种重教之风在北方的晋商当中也颇为普遍，被视为陋而实的山西商人，到明清之际也成为了地方与家庭教育的推动者。

除教育之外，晋商对于文物古董收藏鉴赏方面的发展，徽商对于书版刻印及传奇戏曲的支持，也都在当时开的风气之先，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明代后期，在南京等大都市中，商人对于文化活动的支持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一些影响较大的大规模戏剧演出，也多出于商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商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商业的发展与风格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商业风气。在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上的诚信、节俭、好义、乐施等崇尚，都与当时商业文化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关系。商人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明代社会的繁荣，商业经营直接关系到了社会②《太函集》卷六五《虞部吴使君榷政碑》。

①《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55条。

②万历《休宁县志·风俗》。

商品生产的发展，江南地区新兴工商城镇的出现，便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成果。商人与商业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冲击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旧的等级界限。这都或多或少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点近代化的萌动。但是明代的商人本身却又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的对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表现在官商结合上，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则又往往是用来购置田产宅园。明代的大商人往往也同时又是大地主。而且明代的商帮自身也带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如封建宗族势力在商帮中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都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独立于封建政体之外的群体。

第八章　商业

第一节　明代商业的特点

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仅以钞关为例，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钞关收入二千七百十九余万贯，折合白银约八万两，在当年太仓收入中约占百分之三左右；至万历六年（1578），钞关收入增至三十二万五千两，为当年太仓库收入的百分之八；万历二十五年（1597）达四十万七千五百两，约占太仓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①。可见明朝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与日俱增。万历中期以后，明廷大兴土木，皇室奢靡无度，使国用陡增，财政日蹙。不久，辽东战事又起，军饷无出，朝廷于是决定以加派重敛百姓。商税又成为加派的对象。据《天府广记》载，天启五年（1625），全国八个钞关岁入正余银②高达四百八十万余两③，为万历中期钞关岁入正银的十二倍。足见商税已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国家的长期和平稳定，以及全国道路交通的改善和畅通，为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明代建有一套较为完整、系统、严格的商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沿袭过去历代，尤其是宋元两朝烦杂众多商业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有继承有创造地逐步形成的。综观其形成过程，有前简后繁、前虚后实、前弛后严，由零散到比较系统，从较大随意性到逐渐有序的特点。《明史·食货志》在言及关税时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烦杂，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大致反映了整个明朝商制形成发展的过程。

明朝的商业制度主要由朝廷制定颁立，同时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行业守则、条规，也属于制度范畴内。明中叶以后，随着明朝政权危机的日趋严重，统治者利用订立制度的权力，加剧了对商业的重征暴敛和对商人的控制及超经济强制，严重压抑乃至摧残了蓬勃繁荣的商业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形势下，一些商制在保障商务活动的有序进行、保证商品的公平交易以及促进贸易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开展等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明代的商业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①参见何本方《明代榷关浅析》，刊于《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②指向国家交纳的正额（包括加派）和羡余两部分。

③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

第二节　市场管理制度

明初，由于遭连年战乱之累，社会生产力低下，朝廷又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当时商品交易十分有限，市场普遍弱小。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宣德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大量富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刺激了市场的迅速发展。明中叶以后，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各地市场繁荣，并日臻成熟。其表现为不仅市场规模大、交易品种多，而且其结构也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方向发展。明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强化国家对市场贸易的控制与管理。与此同时，市场本身也在实践中约定俗成了贸易参与者务必遵守的一些条规、守则，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备的市场管理制度。

市场管理机构明代城市的市场由兵马司兼管。洪武元年（1368），太祖令在京（南京）兵马司兼管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也“一体兼领市司”①。永乐二年（1404），北京也设城市兵马司，成祖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分领京师坊铺，行市司实际管辖权②。

农村集市，由地方官府管理。集市的开设废销，集期的调整，集市的分辖等，都须由当地官府批准或指定。

此外，城乡许多官、私牙也参与市集管理。明初，朝廷一度打算取缔牙行，以将市场管理权直接操纵于自己手中。但随着市场的扩大，牙商普遍存在，并活跃于城乡之间，而且地方各封建势力又依赖于他们的协管作用，因此牙行非但取缔不了，而且迫使朝廷承认甚至保护他们，使其在市场管理之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有些集市，还有集头参与管理。史载，“诸市皆官为校勘斛斗秤，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山市则县倅亲往治焉”①。“市之在乡者，恒有集头，以把持其中”②。

市场管理项目①《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②明代城镇置坊、铺、牌，市司在行政上理应由所在府县管辖，可是朝廷将市司的实际管辖权归兵马指挥司。兵马指挥司本是城市治安管理机构。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因为城镇市场、商贾流动性大，不易管理，比如北京，如沈榜言，“京城多销户，多非土著，两县未易制也”（《宛署杂记》）。市司管理权归兵马司，意在更好地维持市场秩序和治安。

①万历《安丘县志》卷五《建置考》“街市”。

②乾隆《夏津县志》卷二《建置志》“镇集”。

明代市场管理项目众多，其中商税下有专章论述，其他主要如下。

1.度量衡管理制度。度量衡的统一，是市司公平交易的保障，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铸造新的铁斛、铁升，以为标准量器。二年（1369），再下令，“凡斛斗秤尺，司农司照依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较定则样制造，发直隶府州及呈中书省转发行省，依样制造，校勘相同，发下所属府州，各府正官提调依法制造，较勘付与各州县仓收支行用。其牙行、市铺之家，须要赴官印烙。乡村人民所用斛斗秤尺与官降相同，许令行使”③。明令市场贸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定标准相吻，且经官府核定烙印后，方可用于市场交易。以后每隔数年，如洪熙元年（1425）、正统元年（1436）、景泰二年（1451）、成化五年（1469）、嘉靖二十七年（1548）等，朝廷都颁布核校度量衡法令。后来，司农司取消，制作和校定标准量器的工作由工部负责，“凡度量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①。依照朝廷统一下发标准量器，各地逐级依样制造后，“立平准，悬于市肆，谕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②。各地对依标准样生产度量衡器具十分严格，如明中叶人陈铎描写等秤铺的制作，要求等秤“锤儿无捅移，杆干要正直，量数儿须匀密。世人个个讨便宜，赖你成平易。铺面营生，出入一例，好名头从此起。轻重在眼里，权衡在手里，切不可差毫厘”③。

朝廷还严格对度量衡的监管。一是派兵马指挥司二至三日一次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二是针对违法作弊现象，制定法律，给以一定处罚：“凡私造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杖七十；提调失于校勘者，减一等，知情而同罪”；“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虽平而不经官司校勘印烙者，答四十”④。有些地方，发现度量衡不合法，则“重责枷示不贷”⑤。

统一度量衡制度对买卖双方进行公平交易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市场的发展。如山东济南府莱芜县的十七个集市，因“斛斗秤尺，官为之谨，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故贸易平而争者鲜少矣”⑥。

2.物价管理制度。物价平稳、合理，是市场有序乃至国家安定的一种表现，也是市场贸易渠道畅通的关键之一。朝廷对此一直很重视。洪武元年③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权置”。

①《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工部”。

②嘉靖《六合县志》卷一《地理志》，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③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等秤铺”，转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④《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市廛》“私造斛斗秤尺”。

⑤崇祯《祁州志》卷十《杂事志》“兴革利弊”附：平量法。

⑥嘉靖《莱芜县志》卷二《集市》，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1368），太祖针对当时物价起伏较大的情况，命在京、在外兵马司每隔二三日“时其物价”①，即由官方确定物价，并向民间公布，以平抑市场价格。二年（1369），又制定“时估”制，命“府州县行属”，“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如果“物货价直高下不一，官司与民贸易，随时估计”②。二十六年（1393），又规定，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的价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③。宣德元年（1426），朝廷颁令，凡“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的客商，都要给以罚钞处理④。《明律》对此有进一步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盗窃论，免刺”⑤；“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答四十”；“若已得物利，计赃，重者准窃盗论，免刺”⑥。嘉靖二年（1523），中央政府再定市易之法，重申上述各项规定。各地方也建立起“每月朔望，各集经纪，谨较斗秤，备访物价”⑦之制。当时物价的基准，是以国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的价格为转移的。朝廷为掌握平抑物价的主动权，通过国家行为，如建立预备仓，实行收籴、平粜制度等，来保证物价的平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①。对于赢利过多的行业，政府则采取限制措施。如对既无“舟车之榷”，又无“江湖之险”的典当行业，《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若他们违禁取利，要给予“笞四十”的惩处②。

商品质量管理制度商品质量问题，一般由各行各业的商品经销者自己来把握，但政府也有原则规定，并赋以法律形式。《明律》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③。货物“不牢固”，①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校勘斛斗秤尺》。

②《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

③《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

④《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钞法”。

⑤《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⑥《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⑦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二。

①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②《明律》卷九《户律》“钱债，违禁取利”。

③《明律》卷十《户律》“市廛”；《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市廛》。

纺织品“纰薄”、“短狭”，均属次、劣商品；“不真实”，则是指冒牌、假伪或者以次充好者；“短狭”，也指尺寸不合格、数量不足的商品。实际上这是规定了伪劣与不合格商品不得在市场交易，否则要受到制裁。

平抑物价和质量管理制度，对于约束奸商，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均起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机制本身的原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存在，市场贸易中高抬物价、弄虚作假、欺诈行骗的情形屡见不鲜。尤其明中叶后，不法商人更和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使物价、质量等制度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正德年间，流传民间的一首俗曲说，生药铺里“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色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香铺内“有香名色无香味，戗喉喷鼻。一团烟气，多半是榆皮”①。

货币规范制度货币在商品经济中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是市场贸易得以公平进行的关键。政府对货币的规范、管理一般都十分严格。但由于明朝不恰当地推行“钞法”，致使几度出现国钞危机，造成流通货币的混乱。尽管如此，明政府还是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情势，作出反应，制定修正应急措施，加强对货币的管理与规范。

洪武初年，明朝规定铜钱和大明宝钞“兼使”，二者同为合法流通货币。它们之间的比价是：“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钞四贯，准黄金一两”②。但不允许以金银直接交易，“违者治罪”。十三年（1380），纸钞在流通过程中破损严重，政府颁布“倒钞法”，乡民、商旅可“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③，用这一办法推动国钞在市场上通行，并保证纸钞发行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十七年（1394），宝钞贬值，民间重钱轻钞，政府为扭转这种趋势，限军民商贾在半月之中，将所有铜钱交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铜钱，并对“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者，罪之”④。但这只是一纸空令，对实际无甚补救，民间依然使用铜钱、金银。三十年（1397），因杭州诸郡“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政府又颁布禁止以金银交易的命令。永乐六年（1408），钞法更坏，政府再申严金银交易之禁，“犯者准奸恶论”①，即处以死刑。宣德元年（1426），对以金银交易者，定出罚钞之例。正统十三年（1448），再禁街市交易行使铜钱，以强挽钞法。其实①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生药铺、香铺”，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②《明史》卷三一《食货志》“钞法”。

③《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工墨直”即工本费。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

①《明太宗实录》卷十八。

这些命令不可能起到政府所期望的作用。由于明朝发行宝钞没有以贵金属作为储备，滥印滥发，造成极大贬值。百姓对宝钞完全失去了信任。其必然废弃之势已非人力可以挽救。不久，朝廷在颁布米麦折银之令后，不得不下令市场也“弛用银之禁”。从此“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②万历年间，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市场贸易“强半用银”③。但此时社会上造制低色、假银现象非常严重，大都市商业界更是“专造伪银”、“伪银盛行”。对此，政府也屡颁严禁法令，但终因没有得力措施而不能止之。

此外，在钞势式微之时，政府对钱的使用也作出过规定，市场上通行明各朝“制钱”，也可用“前朝旧钱”。但因私铸钱币有大利可图，所以市场中使用私铸钱币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府下令禁止使用伪钱。嘉靖三年（1524），“令户部出给榜文，晓谕京城内外买卖人等，今后只用好钱，每银一钱七十文。低银每银一钱一百四十文。著缉事衙门及五城御史缉访，违犯之人，发人烟去处枷号示众”④。六年（1527），再下令“晓谕京城内外商贾及铺行人等，但有收积新钱（伪钱），限一月内，尽数赴府县并各城兵马司出首”，违者“严行究治”①。

隆庆元年（1567），朝廷颁定，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②。从此肯定了白银在市场中为主要货币的地位。

流通领域银钱并用的实际，导致了一种专门兑换货币的机构——钱庄（也称钱铺、钱桌、钱肆等）的产生。为了控制交换中的基本等价，政府对钱庄的经营是作出限制和规定的，这从当时钱庄为官府所立的保证状式中可以窥见：“钱行△今于抵结，为钱法事，遵依明示，遇蒙解到发下官钱，承领出外，开肆贸易，不敢亏损，所结是实。”③这表明，（1）钱庄进行钱银兑换，要“遵依明示”，即要遵守官方规定的比价及其他有关法令、章程；（2）钱庄营业必须要承领官府一定的借贷款项。

对牙行的限制制度牙行是市场贸易中为买卖双方说合的中介人，也称之为牙侩、经纪、牙人、驵侩等等。他们协助官府参与街市校勘度量，平抑物价，辨识假银、伪钱，征收商税等市场管理工作，并为卖方提供膳宿、货栈、交通方便以及为②《明史》卷八一《食货志》“钱钞”。

③《春明梦余录》卷四七。

④《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钱法”。

①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

②《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钱法”。

③《四民便用积玉全书》卷十六《状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买卖双方牵线说合等，在大宗贸易中充当重要角色。商人们认为，“买卖要牙”，“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所谓牙者，权贵贱，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①。可见牙行的重要。正因为如此，不少牙商就利用对市场行情的经验和政府给予的特权，把持行市，扰乱正常的市场贸易秩序，从中渔利。时人说他们，“将无作有，当行久惯，把秤滑熟。十分客货才成就，一分先抽”②。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曾有意取缔一切官私牙行，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最后只好撤销原议，同意设牙，同时对他们设定限制。对“高抬低估”物价、“刁蹬留难”商贾的牙商给予严处：“拿缚赴京，常枷号令，至死而后已，家迁化外。”③三十年（1397），朝廷“命户部申明牙侩朘剥商贾私成交易之禁”④。这是对不法牙行实行的法律管制。

明中、后期，国内较大的商贸都通过牙行进行，牙行的存在和活动完全合法化。政府允设官牙与私牙两类。官牙是明朝官僚、诸王开设在各地的官店和市镇中协助地方官府征收商税、管理市场的牙行。私牙即是一般的经纪人。政府对他们的身份有明确的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必须“选有抵业人户充应”⑤，并要得到官府认可，交纳帖价，获得牙帖⑥，方可营业。牙帖的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如果想继续充牙，则要“换帖”，重新纳价申请牙帖⑦。如若不再充当，就须上缴此帖。另外，政府还允许军兵充当牙行，镇宁凤阳定远县池河的军营中，“旧例，该营出给官军帖文，以充牙侩，取其货税，以供操货”①。

朝廷规定，牙行可以从事的合法活动是，（1）领到官府颁发的印信文簿后，在交通要道上，如实填写商人、船户的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②。（2）要如数开报收税”，将收来的税款，如数交付监察御史、主事稽考③。（3）说合买卖，代商贾买进卖出货物，帮助雇请车船、脚夫，解决客商停放货物、供应食宿诸问题，并从中收取牙佣。（4）评估物价，缴纳牙税等。

①《士商类要》卷二《买卖机关》，转引自杨正泰《明代的驿站》。

②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牙人”。

③《御制大诰三编·私牙骗民第二十六》，转引自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

⑤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八章。⑥万历《扬州府志》卷二○《风物志》，“俗习”中记：“官为给帖”。⑦据袁黄：《宝坻政书》卷十四《给帖入市示》载，万历时，“许穷民入市者告官给帖，过秋成纳谷一石，即换新帖，以来年凭据，不愿者即缴帖”。

①《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八。

②《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一○《户律》“市廛”。

③《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对于在以上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牙商，明律定有处置办法：（1）私充牙行，即没有得到官府批准，发给牙帖者，杖八十④。（2）“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客隐者，笞五十革去”⑤。（3）在评估物价时，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窃盗论”⑥。（4）与商贾勾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⑦。（5）强行邀截客商货物者，“不论有无诓赊物，问罪，俱枷号一个月。如有诓赊货物，仍监追完足发落。若监追年久无从陪（赔）还，累死客商，属军卫者发边卫，属有司者发附近俱充军”⑧，等等。然而，牙商违法还是很普遍的事。一些奸牙，在客商“初至”时，往往“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商货散去，商本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商累月经年坐守者有之。礼貌渐衰，而供给渐薄矣，情状甚惨”。而“官斯地者，慎勿等为征债，漫不经心，漫不加刑，漫不区处可也”①。牙行的违法欺诈，一直是明代城镇商业活动中的一大祸害。

城乡市集管理制度市集是各地进行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各地对市集的称呼不一，广东称之谓“虚”，川西称之为“亥”，北方一些地方也称“店”等等。市集还分城集与乡集。市集的大小、多少，本来是地方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体现，而非统治者随心所欲意志的结果，然而，具有权威的地方政府，为掌握和控制这种自由交换的集市贸易，对市集采取了人为和严格的管理制度。

首先是定点。由知州、知县确定市集开设地点。如洪武二十九年（1396），开封府临颍县，“知县李实立县市。每月南街二集，东西北中及四关厢各三集”②。宣德十年（1435），开封府尉氏县知州选择城中东街、东门外、小十字街等处，设立了十四个集市③。嘉靖间，保定府蠡县知县李复初开创了北关市④。西安府商南县，知县郝京儒“立东关、西关、南关三集”⑤。有些市集地点，官府都规定得十分具体：如尉氏县曹寨集，知县刘绍将其位置定④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

⑤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

⑥《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⑦《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⑧《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①李乐：《续见闻杂记》卷十一。

②嘉靖《临颍志》卷三《建置志》“坊市”。

③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市集”。

④嘉靖《蠡县志》卷二。

⑤嘉靖《商辂商南县志》卷二《建置》“市集”。

在“县南三十里”；白家潭集，知县曾嘉诰规定在“县东南五十里”⑥。一些县州增设市集，也由当地官府决定。如成化年间，内乡知县沃频就下令在西峡口增开一乡集，在东西街厢再加设二城集①，等等。

二是定期。城乡集市，都由地方官府“各立限期”，即由官府确定开市日期及周期。集期长短、稀密，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异。明朝初年，经济萧条，集期间隔较长。如临颍县，洪武中每月全县总共只开二三集。一般都为十日一集。如河南光山县，全县共有八个市集，官府规定，每集每月分别逢一日或二日开市，此指某集于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或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开市②，为十日一集者。宁波府象山县，共有五市，每市在一月中，逢九或五日开市③，亦十日一集。有些地方集期稍密，如内乡县的城集在成化前就“每月二、七日”开市，间隔为五日，不过“俱在大中街一处开设”④，全县城只此一市。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贸易日趋兴旺。为从民便，地方官府所制定的集期渐次频繁，间隔缩短，从十日一市改为三日一市、间日一市，并向常日市方向发展。如兖州府寿张县，“古以四五为期，正德乙亥（即正德十五年，公元1515年），知县陶傑始更为偶日”⑤。“柘城县关厢，原间日一集。正德五年，知县高举易为常市”⑥。江南有许多乡村市集，也都超越了定期市的阶段，如苏州府昆山县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⑦。

三是一些地方官府对市集规模、经营商品等也有规定。如德州府，永乐九年（1411）因其州治迁至卫城，便在卫城附近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官府指定“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①。保定易州共有易州、柴厂等八集。易州、永安坊二集又各分二市。此二市中，规定一为大市，另一为小市②。嘉靖、万历年间的绍兴府市集，就只许经营日用常物，“无珍奇”③。

明中叶以后，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固定的市集逐渐向市镇化转型。如松江、吴江等地原有的集市，由于居民日盛，商贾辐辏，⑥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市集”。

①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里店”。

②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里店”。

③嘉靖《宁波府志》卷九《经制志》“都鄙”。

④成化《内乡县志》卷二《食货略》“市集”。

⑤清康熙《寿张县志》卷一《方舆志》“市集”。

⑥嘉靖《柘城县志》卷一《地理志》“市集”。

⑦嘉靖《昆山县志》卷四《市镇》。

①乾隆《德州志》卷四《疆域志》“市镇”。

②弘治《易州志》卷五《街坊》。

③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

纷纷自成市井，使城镇数目激增。其时，官府将它们纳入了城市的管理之中。商人、商店自定的经营管理制度在长期的经营实践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人们为了求生存、发展，往往在总结经营经验的基础上，为自己立下了许多训戒、条规，久而久之，有些则走向制度化。

明代行商中有“客商规略”、“为客十要”④等，坐贾铺店中有行规、店规。具体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商业礼仪制度、商品分级分类销售制度、商业广告制度、商业道德规范制度等等。苏州孙春阳南货铺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当时最突出、最典型的一例。史载，该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田。..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①。这里首先反映了该店采用的是一种衙门式的管理制度，分门别类，明细完备。其次，从它“铺中之物，亦贡上田”，及海货等房外货内品的“选制之精”，可见其内部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和精密的外购制度。再次，从它财、货分开，使各司其职，账目清楚，相互监督等来看，又见其高超的经营手段。

孙春阳南货铺的种种店规，显示出我国明代商店经营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由商贾们在商业活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店规、守则中，有不少是前朝鲜有、只有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新鲜的经营管理模式，如（1）合资制度，也称同本制。这可从商人的合约中窥见其大概内容：“各出本银若干，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得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得支动店银，混乱帐目。”②这种合伙股份式经营制度在中小商人中十分流行，因为这种制度，虽不能使入股者在商业成功时暴富，却能使他们在商业失败时免于倾家荡产。注重血缘亲族关系的大商人，也常合伙经营，或父子、兄弟、叔侄之间，或同里、同乡之人，结伙经营。徽人汪道昆曾总结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资”③，指出了合资的优势。（2）伙计制度。“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①。嘉靖、万历年间人沈思孝说，在山西平阳、泽、潞豪商中，“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④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①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②吕希绍：《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③《太函集》卷一《送刘大夫按察贵州序》。

①归庄：《归庄集》卷七《洞庭三烈妇传》。

一人出本，众伙共商之”②，即富商出钱股，贫商出力股，双方共同经营。伙计制度在大商人中较为普遍，明末清初人艾纳居士在《豆棚闲话》中记述了同样情况，一个拥有二十万资金的徽商，“大小伙计，就有百余人”。显然其中多是雇主剥削伙计，但雇主、伙计的职责和义务都各有规定。（3）有些商铺建立掌事制度，即大店家专雇一出纳财货之人，谓之掌事。掌事的职责，以六字概括：“谨出纳，严盖藏”③。（4）账目制度。有掌事制度，必有帐目制度。明商普遍认为“收支随手入帐，不致失记差讹”④。“人家掌事，必记帐目，盖惧其有更变，人有死亡，则笔记分明，虽百年犹可考也。”记账格式，一般分“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四项。而且“虽微物钱数，亦必日月具报明白”⑤。可见当时有些店家的记账制度已相当完备。这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体现了明代商业经营文化的新水平，反过来，它们又推动了民间商贸的发展。

②沈思孝：《晋录》，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注文。③孔齐：《至正直记》，转引自谢国桢上述书。此条虽记元末事，但明时商业经济更为发达，掌事制度只能比元末更为完备。

④《士商类要》卷二《为客十要》，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⑤孔齐：《至正直记》。

第三节　商税的征收和管理制度

商税是国家以强制手段，向用于交换为目的的商品所征的税。商税自古有之。在封建社会，商税收入有限。但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收入，以及出于封建统治者为维持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采取的强本抑末政策的需要，历朝对商税的征收和管理都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予以控制。到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市场的活跃繁荣，丰厚的商业利润成为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商税收入也在日趋匮乏的国家财政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成为明统治者重要的财源之一。这就迫使明廷制定出比以往历代更加完善健全的商税征收和管理体系，以保证朝廷对商业的控制和国家财政的收入。明代商税制度是整个商业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详尽具体、最具时代特色的部分。

商税的征收机构明代商税衙门林立，机构旁出多门，比较庞杂，主要有：1.税课司、局：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就在他所辖区域内建立宣课司、通课司，作为商税征收机构。明朝建立后，朝廷又把全国各府的商税征收衙门通称税课司，州县称税课局，隶属户部。同时，在一些大的市镇及道路交通的关津、桥梁、渡口处设立分司、分局，或派员驻扎征税。洪武初，设在京城诸门和各府、州、县市集的税课司局，约四百所左右①。成祖迁都后，在北京设置顺天府、正阳门等九个税课机构。处于关津要道的安徽临淮河上，洪武中“设广济、长淮二关”②，南方商人北上，“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①。从商人在关上“书填商船货物”以“送税课司征税”的情形看，这些水道上的关卡，显然是税课司的隶属机构。明初杭州府设有府税课司，江涨、城北税课分司等七个税收衙门及东新关、板桥关、观音关三小关，行商往来，查勘税票后，“方可放行”②。这表明陆上道路关要处的关卡也是税课司的下属机构。

税课司局的职责是“以司市廛”，具体来说，制定商品纳税细则收取各类商税，然后将收得税款“年终具印信文解明白，分豁存留，起解数目”，①据《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载，全国税课司、局有四百多所，而万历《明会典》统计，明初商税机关共三百八十所，至万历间截并为一百一十一所。这里取“四百所左右”。②《明宣宗实录》卷一○七。

①《明太祖实录》卷九八。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一册上。参见唐文基：《明朝对行商的管理和征税》，《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逐级解赴上司，再由各布政司在来年解到京都户部③。

各税课司、局主管官员称大使、副使。洪武中大使、副使多由儒士担任，归属地方官府管辖，时人记述，“国家立税课以征天下之货，郡有司，州县有局，..然多以儒者司之”④。永乐以后，逐渐改由朝廷直接派御史、主事、监生等到各处税务机构“闸办商税”⑤。这是政府加强中央对商税征管的一大措施。大使、副使下还有攒典、巡拦。巡拦本是均徭之役，但各税课司局的巡拦，明朝规定，“止取市民殷实户应当，不许佥点农民”⑥，即巡拦等税务人员必须由市井中的富裕商民来承担。他们既具体负责收税，又协助管理市场。

2.竹木抽分局（厂、场）：洪武初，朝廷在竹木柴薪盛产区的道路关津处，设立竹木抽分局，从商人贩运的竹木等货物中抽取若干实物以为官有，供朝廷土木营造之需。抽分起初为抽取实物，后渐转化为同等货币，实际就是商税。当时苏州的阊门、葑门、太仓等地，都设有抽分局，“抽分竹木、柴炭、茅草、芦柴等物”①。十三年（1380），有些抽分局一度被革罢。以后，又陆续在南京、北京等地，设置抽分局：“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太平、兰州、广宁..科竹木、柴薪。”②抽分局、场大抵隶属工部，“明世竹木之税属工部”③。芜湖的抽分厂“系工部分司..主管长江大河竹木税”④。宣德年间，钞关普遍设立后，抽分局也有被称为工部钞关的。明中后期，全国抽分局数量比宣德前又有所增加。

抽分竹木局、场一般也设大使、副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后来，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朝廷特派中央大员，如工部主事、给事中、御史等官监临抽分⑤。竹木局长官下设吏役人员，如官攒军士、老人、书手等等。万历年间芜湖有省祭官吏、册房书手、直堂书手、算书、门子、承舍、阴阳生、皂隶、买办、巡兵、水手、表背、刻字匠等吏役二百七十一人。这些吏役在抽分局长官率领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如省祭官吏负责“守关、点江抽分、报丈尺、差查小抽、放单”。册房书手负责“呈堂公文、两京季报册簿、行下牌票、书柬礼仪、修造厂署、补置家伙等项”。算书负责“大抽簰捆并③《诸司职掌·户科》“金科”。

④郑真：《荥阳外史事》卷二四《送泗州税课局副使金仲考满序》。

⑤《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⑥《续文献通考》卷十六《职役考》。

①民国《吴县志》卷四六。

②《明史稿》卷六三《食货五》“课税”。此条史料胪列不全。明代全国究竟有多少抽分局，待考。③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转引自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史研究》第4辑。④清康熙《太平府志》卷十二。

⑤《续文献通考》卷二四《杂征敛》。

一座小抽算明标数，发吏出票”①。

3.钞关：这是明中叶出现的、为明朝所特有的商税征收衙门。明初无钞关。宣德初年，朝廷滥印纸币，造成宝钞大肆泛滥、大幅贬值的局面，为挽救宝钞，朝廷采取措施，疏通钞法，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些道路、关津处，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征收宝钞以强令宝钞流通，同时增加日益困乏的国家财政收入。四年（1429），明廷首先在南北二京间的沿运河重镇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设立七个钞关，于是钞关名起②。正统年间，移漷县钞关至河西务，为河西务钞关。正统后，钞关开设渐多。计有景泰元年（1450）设置的苏州浒墅钞关、江西九江钞关、湖广武昌金沙洲钞关、杭州北新钞关，及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设立的寿州正阳钞关、广东南雄太平桥梅关、赣州黾角尾赣关等。但这些钞关时闭时开。其中开设时间长、较为著名的，为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处钞关。钞关主要向行商所雇舟船等运输工具征税，又称“船料”。所收之税归属户部，因此钞关系户部分司，也称户部钞关。钞关初设时，政府都委派“本府通判等官管理。..上受巡抚、巡按、分巡、分守管官节制”③。但户部不时派员进行监收。明中叶后，政府为控制榷关之征，特规定各处钞关由户部委派御史、主事主持。万历间，朝廷还派税监坐镇各钞关。钞关也置有众多吏役人员，如嘉靖年间，浒墅钞关有府吏、老人、阴阳生、库夫、门子、馆夫、银匠、船埠头等，共一百零六人①。他们的职责，是在关长带领下，管理开放关口、丈量船只、登录簿册、收兑钞银、解送饷银等。

以上三类商税征收衙门，结构大致规整，人员齐全，且各有分管，独立行事。但也有互相交叉、替代之处。如北新、临清钞关也兼收商税②；浒墅钞关还兼辖周边税课司、局九处，并征商税③。明中叶后，淮安抽分厂、九江抽分所都征收商税。

除上述三个主要机构外，塌房、官店、官牙也兼收商税。尤其官店，“国家设立官店，经收税课”④。景泰之后，朝廷专为官店规定了收税准则、细则，成为明朝事实上的又一征税机构。明后期，朝廷纲纪弛废，为攫取财富，从皇室到地方政府，都私自添设征税机关，收取无名税项，致使税网如织，①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③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钞关”。

①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史研究》第4辑。

②据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参见魏林《明钞关的设置与管理制度》，《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④《明景泰实录》卷二七。朱元璋曾改官店为宣课司、通课司，就证明官店本来就有征税的职能。以后，明代官店非但没有因改为宣课司而消失，相反，终明之世，官店一直存在。重盘如剥，遂成为重罪商人之一大祸害。

商税的征课与管理有明一代，朝廷和地方都制定过许多商税“则例”，如《起条纳税例》、《户部议定船料则例》、《竹木征收则例》、《大兴、宛平二县收税则例》等。这些则例记载了当时商税税种、税率、征课客体、征取方法等方面的规定，为我们窥探有明一代的商税征收提供了可靠材料。兹分述如下。

税种、税目与征课标准①明代商税税种大体可分为买卖交易税（亦可称营业税）、关税、门摊税、储藏税等。交易税为从价税。明初制度，细民日常用品、纤悉之物及书籍、农具免税，其他货物买卖，要纳交易税。如“买卖田宅、头匹”，要“赴务投税”②。洪武十三年（1380），朝廷下令“凡酒、醋、门摊等酌物价锭有差”③。永乐元年（1403），朝廷仍免军民常用杂物等税。永乐六年（1408），北京一地征税的商品就有罗、缎、绫、锦、布匹、毛皮、纸张、糖、铜铁、盘、碗、竹帚、水果、药材、各种海产、水产等二百多种④。这时已税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税率概为三十税洪熙元年（1425），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下，朝廷始征市肆门摊税，即对各城镇“开张店铺之家，审其生业，分别等则”，进行征税，这是向坐贾或摊贩征收门面或摊位税。宣德四年（1429），朝廷以“钞法不通，皆由客商积货不税与市肆鬻卖者阻挠所致”为由，在设立钞关的同时，在顺天、应天、苏松、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等三十三个府、州、县的商贾麇集地增收门摊税五倍①。虽朝廷表示，倍加门摊等税，“候钞法通止”，但事实上，门摊一税终明未止，且成为常例正课。其征税标准，多有变化，在正统七年（1442）时，“每季缎子铺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茶食、木植、剪裁、绣作等铺三十六贯，余悉量货物取息，及工艺受值多寡取税”②。以后，市肆门摊税有增无减。嘉、万以后，还要根据铺户坐贾资产情况征收代役银等。

抽分竹木局主要征收实物。凡舟、车装载竹木、芦柴等一应之物均须抽①自汉以降，中国历代封建政府都实行盐、茶等专卖制度，明朝继承了这种制度，因此，盐、茶税是对商人征收的一种特殊税，也是明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它们有别于一般常规性商税，故此所论商税制度不将这二项包括在内。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③《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照这条史料看，这里所谓的门摊税应为交易税（从价税），与洪、宣年间所增之市肆门摊税应该有别。

④详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

①《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钞法律”。

②《明英宗实录》卷八八。

分。明太祖定制，抽分竹木局也为三十取一。但实际并非如此。洪武年间南京龙江大胜港竹木局规定，松木、杉板、水竹、竹交椅等“十分取二”，杉木、白藤等“三十分取一”，芦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永乐十三年（1415），通州、白河等抽分局规定，松木、杉木板、水竹等“三十分取六”，蒿柴、豆稭等“三十分取三”，杉木、白藤等“三十分取二”，稻草、茅草“三十分取一”，芦苇“三十分取五”③。抽分局除征竹木外，还对砖瓦、铁料等征税。淮安抽分厂对“切铁、钢板、建（福建）铁、新铁、黄铁、钉坯、铁钱..凡四十件”④都征税。明中叶后，竹木抽分局的税开始向货币税过渡，不久即以货币代替实物。

钞关主要是对运货之舟船征税，又称船料、船钞。其课征定额，户部在宣德四年（1429）规定，以装载物货舟船“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⑤，即是以装货的多少，亦即船的大小及路程的远近为计量标准，空船不征，物货不税。如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由北京直达南京，或南京直达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①。即分段行驶和直达，同样大小的船只，所交的税是一样的。所谓“一百料”，是根据商船船头长度和梁头座数估算的。以遮洋船为例，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即算作一百料。其他类型的船也各有标准和计算办法。但载货之船形状大小各异，以每百料起征数目又太高，后来遂改为按梁头广狭征收，“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又规定，度梁头时，“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②。即舟船梁宽五尺以上起征，且以尺为单位累征，尺以下不计。如九江钞关，每五尺纳钞二十贯五百五十文，钱四十三文有奇③。但各地钞关所征船料并不相同，同一钞关前后所征也不相同。如江南一带钞关，对梁头为一丈的平料船，嘉靖时交船料银四钱，万历时提高为五钱六分，明末时又多出了补料、加补料等名目，显然又有了提高④。但钞关对舟船以梁头广狭征税的原则和制度，终明一代，基本无大的变动。

其他，如商品运到销售地，商人必须按规定将货物存入塌房、官店，于是除了要交商业交易税外，还要交塌房税等。景泰二年（1451），商人开始要向塌房等交“牙钱”。以当时大兴、宛平的收税则例为例，共有二百多种③光绪《荆州府志》卷十。

④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四《抽分税办》。

⑤《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①《明宣宗实录》卷五五。据唐文基《明朝对行商的管理和征税》（刊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的观点，一料相当于一石。

②《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江西二》。

④乾隆《江南通志》卷七九《食货志》“关税”。

商品要交纳商税、牙钱钞、塌房钞。

“上等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十五贯；..上等纱绫锦，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六贯七百文；..细羊羔皮袄，每领..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五贯..”①如果说，明初的商税税率为三十税一，这里三种并收，实际税率变为十分取一了。塌房、官店也须向税务机构纳税。永乐七年（1409），朝廷令“京城官店、塌房照南京三山门水塌房例，税银一分，宣课分司收”。还要交“免牙、塌房钱二分，看守人收用”②。一些私营塌房、库房、旅店等与商品流通有关的服务行业，更必须交纳营业税。一般来讲，“塌房、库房、店舍停塌客商货物者，每间每月纳钞五百贯”③。此外，还有车马过税，“驴骡车受雇装载物货，或出或入，每辆纳钞二百贯”④。明中叶以后，朝廷纲纪败弛，加之国用激增，国库空虚，统治阶级遂将敛财的目光瞄准商人。他们任意开设税种，对商人重盘苛征。如正德间增京城九门税，嘉靖末抽淮安过坝税。万历朝，各种商税更是多如牛毛。从朝廷到地方官府，乃至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都可借名目向商人征税，如天津店租、广州珠榷、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其时，商船进京，除原有的船料钞外，还要征收正、条两税，共计三项。所谓“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已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商税的繁杂苛重，使全国商业蒙受极大损害。商税管理与监察制度在对商税的管理方面，明代确立了许多制度，概括起来，比较正规和成体系的大致有：时估、报单、起条预税定额以及对税务官的考核、对税务机构的监察等等。

1.时估制。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令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拘集铺户，估定各商品时价，然后按时价收取三十分之一的交易税①。这即是征税前的时估制。景泰二年（1451）。朝廷重申这一规定，令顺天府及二县“俱集各行，依时估计物货价直，照旧折收钞贯”②，“凡商客纱罗、绫锦、绢布及皮货、瓷器、草席、雨伞、鲜果、野味等一切货物以时估价直收税钞、牙钱钞、房钞若干贯及文各有差。估计未尽者，照相当则例收纳”③，强化了由官商合作估定商品价值，然后征税的做法。明中期之后，朝廷加强了对商贾的重征，税种税目剧增，这种以官商合作对商品估价然后征税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况且朝廷本身在召商买办大宗物料时的会估都名存实亡了。税前的时估制终被统治者弃置而消亡。

①《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③《明宣宗实录》卷五五；又见《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④《明宣宗实录》卷五五；又见《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①参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③《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

2.申报制。凡商，无论是开店设铺的坐贾，还是长途贩运的行商，都要向税务机构如实填表申报自己出售或贩运的物货，及其数目，是为申报制度。坐贾在申请占籍时，要向当地官府或税课司局自报所货所业。行商持货出发前在向当地申办填写路行时，必须将其资本、货物等“明于引间”；途经水陆关卡，在钞关设置前，则在广济、长淮等关，“书填商船物货，送税课司征税”。建立钞关后，更要填写船单。船单中要开列船户籍贯、姓名，货物名称、数量、起止地点以及船只式样、梁头尺寸和该纳钞银若干等等。长途贩运经过多处钞关，尤其是再过临清、杭州二关，商人则要多次或再次填报。船户报单后，钞关据报单征税、放行。行商住店时，又须在店历上填清经销货物名称。牙店主人及船埠头还要对过关时的报单进行检核上报。税课司局照报单所填商品数量品种，与本部门纳税登记互为参照，“定出税银”①。商人交税后，司局开出税票，商人持税票方能进入市场买卖。

3.起条预税制。这是明中叶时，朝廷为防止商人偷逃税款，更为多敛早收商税而强行推行的税款预收制度。弘治元年（1488），朝廷“令客商贩到诸货，若系张家湾发卖者，省令赴局投税。若系京城发卖者，以十分为率，张家湾起条三分，崇文门收税七分”②。这大概就是起条预税的肇始，即张家湾的货物，若要发往京师出卖，则先在张家湾交十分之三的商税，由张家湾税课司开具税票（谓之起条），商货到京城崇文门税课司，凭张家湾税票再交剩余的十分之七。这就是起条预税制。这一制度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因此，正德元年（1506），曾一度取消。但到嘉靖朝由于国用紧蹙，为补不足，朝廷又恢复了这一制度。十年（1531），朝廷颁布例令：凡经“崇文门客货，例该二百五十贯以上起条”③。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令：凡经京城往居庸关南口的商货，要在京宣课司预交税款，获得税票，才能启程。④万历十一年（1583），朝廷进一步议准，在临清实行预税制：“一应商货，如在临清发卖者，照旧全税。在四外各地发卖者，临清先税六分，至卖处补税四分。其赴河西务、崇文门卸卖者，临清先税二分，然后印发红单，明注某处发卖，给商执至河西务补税八分，共足十分之数。”朝廷并令地方将这一规定“刻示关前，示谕各商遵守”⑤。预税似乎并不加收税额，但事实上不可能如此。多增加一道税卡，势必增加一分搜刮，无怪嘉靖十年的规定特别强调起条之后，各收税衙门必须“止照分司原税之数，不许加收”。显然加收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4.定额制。朱元璋曾认为，“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①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③《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④《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⑤《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自有定额”①。但主张与民休养生息的他又对商税定额表示过怀疑，他说：“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概为定额，尚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②因此明初商税虽有定额，其数目一般以所设司局第一年或某一年的征收数为准，但执行并不严格，也有的税课司、局从实征收。永乐二十一年（1423），明成祖采纳山东巡抚陈济建议，派员在京城及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地“监榷商税一年，以为定额”③。商税定额遂为制度。

对商税定额，朝廷管理很严。如征不及额者，责令巡拦或当地百姓赔纳④。或罢革差额过大的税课司、局官员，直至撤消司、局，改由府州县官府衙门征收当地商税。朝廷还经常派员到各地核实定额标准，对已不再经商者免除其税额；令新开张者申报纳税；每过若干年要根据实情重新“立为定额”⑤。可见定额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商品流通的高涨而增加。但税有定额这一制度没有动摇。

明前期钞关也无定额，为量实而征。如临清钞关，在景泰、弘治年间就“课无定额”。后来各钞关都建立起定额。据万历《明会典·钞关》条记，全国主要的钞关岁额，河西务为一百十九万余贯，临清一千二百六十万余贯，浒墅关五百八十六万余贯，九江一百九十三万余贯，杭州一百九十万余贯，淮安三百万余贯，扬州一百六十九万余贯，七关总计为二千八百十七万余贯。这是否就是钞关岁入之定额，尚不能肯定。但成化十六年（1480），户部向朝廷题奏钞关事宜时说：“各钞关每年大约收钞二千四百余万贯，近年委官多方作弊，以致数不及原额。”①这就明确表明，至少在成化年间户部钞关已有定额。工部钞关（竹木抽分局）在明中叶后，也仿效户部钞关，实行了定额制。

钞关定额也跟其他商税定额一样，并非定而不变，而是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弘治十五年（1502），户部统计，各钞关船料钞年入达三千七百十九余万贯，跟成化年间相比，二十多年内增加了一半以上。这种趋势到嘉靖年间更加明显。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贸易更加活跃，商品流量扩大，使可征商税增加，更主要的是朝廷将定额制作为考核税官的重要内容，规定钞关长官“倘惩收逾额，则破格优录”，若“解不如额”，则“不准考核”，还要受到处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

③《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

④《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九记，正统十三年，浙江杭州府知府高安奏：“‘本府属县自国初取勘开铺店及卖酒醋之家，岁课钞十万六千八十贯有奇，经历年久，中有乏绝者，其钞岁令巡拦、里甲陪（赔）补。’上从之，乃命户部布其令于天下。”

⑤《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

①《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九。

分②。如此，各钞关长官为争取“优录”，则竞相多方搜刮，以示自己“逾额”的业绩。于是有“正关之外，复设小关凡二十处”③者；有因“额课不敷”而向往来民船民舡“俱报梁头，或报价银纳抽”①者；更有“例所不载，亦牵合使无遗算”②者，使钞关征课大大超过正额。如杭州北新关，在嘉靖初年“所收税课司折银，常盈正额”。显然这种超额大大加重了商人的负担，扩大了朝廷和商人间的矛盾。弘治及嘉靖中期，明廷曾以“量为中制”为原则，对钞关定额进行重新调整，试图缓解这一矛盾。如成化二十年（1484），杭州南关工部钞关重新确定岁额：“查前十年约其中数定为则例”③。嘉靖二十二年（1543），户部将杭州北新关岁入关税“酌数岁之中，取其不多不寡者，著为额”，定额为岁解银三万四千九百余两④。但这一做法并未取得效果。各关长官为取得“优录”，更为中饱私囊，明中暗中继续加额超征，遂使正额外的盈余成为常数，而原定额沦为虚文。嘉靖四十一年（1562），朝廷下令各钞关除将岁入定额如期解入太仓外，“各将余饶悉入公帑”⑤，企图以此整肃贪横，遏制各关太多的超额征收。但仍无作用。如北新关在朝廷下令的第二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依然有商税羡余银二万多两⑥，几近岁入正额的六成。而朝廷乘机通过此举，将超过定额的多征税额充为国用，以解财政之急，并逐渐将此项收入变为“常额”而公开向各钞关、税课司局征收，遂使商税中有“正余银”之称。所谓正，即为正额，余为正额外多征的部分，也称羡余等。待到政府公开向商人征收“正余银”，表明商税的定额制已在事实上被废弃了。

5.监察稽考制。这是国家为维持商税制度正常运转，保证商税收入而对纳税人和征税机构税官采取的一种行政督察措施。

明朝对纳税人的监督，主要由地方官府及当地税务部门来承担。行商坐贾在申请占籍、路引时的填报资产与经营情况（详见下章）、贸易过程中的申报（报单）、停塌客店中的登记，直到商贾到税务衙门纳税，各税务机关都持各布政司所发印信簿籍一扇，“将日逐过商人货物姓名，逐一附记，按季解赴布政司，呈报抚按衙门查考”①。这一切无不是为了保证税源、多征税额对纳税人实行的监督手段。

②转录于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史研究》第4辑。

③王文南：《榷税关记》，载光绪《荆州府志》卷九《建署志》。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徐淮》。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一册《浙江上》引《北新关志》。③《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六。

④雍正《北新关志》卷四《课额》。

⑤《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⑥《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八。

①《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然而，国家商税收入能否最后完成，即及时如数上缴国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税务机关、主要是税务官员是否奉公守法。明中叶以后，大小官员贪枉腐败已经成风。税官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为国家商税不能如数收缴的一大障碍。如钞关、抽分厂掌官“将在官钱隐漏侵克”，甚至“藏其所收簿籍，致使无从查考”②。国库的日渐空匮，迫使朝廷对其僚属进行必要的规范与约束。明朝对税务机关及税官的监察稽考制度主要有两项：簿籍稽考制和遣官制。

簿籍稽考制。嘉靖年间，户部尚书梁材针对税务机关的问题，改革和完善了钞关的簿籍稽考制度。他重建两种文簿。一是挂号文簿。此簿类似存根发票册，原来只设一扇，由钞关收掌。此时每样装钉为二扇，与收料文票挂号相联，又都在官司编号，用印铃记，然后才能交委官使用。其中一扇由钞关委官收执，“遇有船户纳料，就将船梁丈尺并料银分两，明开票内，仍照票数目填写在簿，挂号对同无差，将票给付船户收照”①。另一扇送地方官司收掌，以备查核。二是稽考文簿。此簿共设三扇，由户部加印后发给各钞关。其中一扇，规定必须转发给选委的地方佐贰官，令他们在每日闭关时，主持“将收过钱粮，眼同登记”②，然后呈报户部主事。主事查核实数后，再在另外两扇文簿上“亲笔于前件项下照款填注明白”③。待他任满之日，将这三扇文簿一扇存留本关备照，一扇由所委地方佐贰官收执，一扇送部查考。当商人纳交货税时，钞关长官每天要根据挂号簿存根所记，将船梁阔狭、料银多寡等，类算总数，逐一登记在稽考文簿中。再定期将一扇用过挂号簿籍送钞关所在官府收贮。每逢钞关按季起解税银，户部主事要根据稽考文簿，地方委官则根据挂号簿，分别开列船梁丈尺和料银分两等项数目，呈报户部。钞关所在的地方官府，则将收贮的一扇原填挂号簿钤封后，交付解银官员赍送户部，由其逐一查对磨算，几处相符，方准缴销解进④。

抽分厂、场也仿钞关实行簿籍制度。约于隆庆二年（1568），南京、芜湖抽分厂，“照依荆、杭二处钞关条件，每年置立印信文簿十二扇，内四扇发本地方有司登记所抽料价，四扇该厂主事收掌，四扇填报南京工部稽查，该厂主事仍督同原委府佐贰官抽验登记”⑤。真定抽分厂也规定，每岁“首发一印信号簿与抚按官，令真定府掌印官同知，逐日将抽到各木登记..”①，这便是抽分厂、场设置的簿籍制。万历七年（1579），户部进一步规定，②《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一。

①《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③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

④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

⑤《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四。

①《大明会典》卷二○四《抽分》。

商人到达货物销售地时，要将经过钞关和抽分厂的纳税所得税票缴予当地税课衙门，“每季解银，备造一册并原收税票送部磨对”②。

簿籍稽考制度本身不可不谓严密细致，但在政治腐败的明朝末期，再严密的制度也阻止不了各级官吏的贪污。这点连明世宗也不能不承认：各钞关“关务累经申饬，给有稽查文簿，所司玩视成风，往往入多报少；委用府佐，徒相比为奸，致亏国课”③。

遣官制。这是朝廷或地方政府派遣特派官员对税课机关进行监察的一种制度，它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年（1412），朝廷今“各处巡抚御史及按察司官，体察闸办课程，凡有以该税钞数倍增收，及将琐碎之物一概勒索税者，治以重罪”④。弘治二年（1489），朝廷令北京、南京各差御史及主事一员监收崇文门宣课分司和南京上新河税课司商税。隆庆元年（1567），鉴于京师九门税课司“信征横索”的做法，朝廷采纳刑部孙枝建议，令分管五城御史，“各委兵马司一员监收”商税，“岁中会同部官覆奏”⑤。这是朝廷直接派员对税课机构进行监察。另一种是朝廷责令地方布政司遣官监察。弘治元年（1488），令顺天府委官二员于草桥、卢沟桥宣课司监收商税。嘉靖元年（1522），朝廷令“广东、江西巡按衙门委南雄、南安二府知府督同税课司官吏综理商税”⑥。

宣德年间设立钞关，朝廷就在南京至北京沿河各关“差御史及户部官照钞法例，监收船料”①。正统至景泰年间，又派主事分别至淮安、临清、湖广、金沙洲、苏松二府、上新河等地监收船料。弘治六年（1493），朝廷为直接控制、掌握关榷之征，令由户部委差主事任各钞关长官，负责征榷事宜。为对委官进行监督，朝廷又令各地方政府派遣通判、同知之类的佐贰官，每日赴关监督收税，“听钞关主事督同公平秤收，倾煎银两，以候类解”②。抽分局大体情况与此相似。嘉靖年间，朝廷加强了对委官的考核，遣差未任钞关长官的其他户部主事，“每年终备开委官贤否送部，转咨吏部黜陟”③。明廷推行这项制度，本意是要对委官进行监督，可事实上遣官难以节制差官（委官），更抵御不了明朝吏治的败坏。其结果往往是差、遣官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作奸犯科，进一步败坏税法。

6.惩处制度。这项制度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纳税人违背税制的处罚。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③《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四。

④《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⑤龙文彬：《明会要》卷五七《食货》“商税”。

⑥《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

①《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③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刊《明史研究》第4辑。

二是对征税者违纪犯法的惩处。

对商贾，明政府主要订立的是对匿、偷、漏税处置的法律规制。在明代的基本律令、典制中，都列有“匿税律”条：“凡客商匿税及卖酒醋之家，不纳课程者，笞五十。物货酒醋一半入官”④；“若买头匹不税契者，罪亦如之，仍于买主名下，追征价钱一半入官”⑤。宣德四年（1429），根据北京纳税情况，朝廷又令，“今后课钞过期不纳者，令顺天府兵马司催督。私匿货物者，取勘各追罚钞一千贯”①。对于年终尚未交齐商税者，“计不足数，以十分为率，一分笞四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八十”②。对于海上贩运的商贾，规定贩货到岸后，必须及时将货物尽实报官抽分。如果匿塌于沿港土商私牙家中，则要依不从实报官者处，“杖一百”；不如实申报，即“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货物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③。永乐中期，太祖早先明确规定的、不征税的细民纤悉之物，日常生活、生产用具用品，朝廷也开始“例当抽分”，有匿不报者，有的要“以舶商匿番货罪，尽没入官”④。这些都反映了明朝对匿、逃商税处置制度的严厉。但封建专制社会，往往是因人废法，那些官商合一的达官显贵及其亲友门徒，就不仅不受这些律令的约束，反而受到保护。弘治时，户部尚书李敏指称：“凡税课，皆势要京官之家，或令弟侄家人买卖，或与富商大贾结交，经过税务，全不投税。”⑤于是明中后期，便出现了行商夤缘显官，借其官牌贩运商货，或伺机随显官官船同行而免一路商税之事。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就有某行商在其货船上树了王尚书的水牌，因而在江河上畅行无阻，各税关不敢向其征税的故事。御史祁彪佳日记中也记载：当他由漕河南行，有装载枣货的三艘商船与之并行，至临清税关，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⑥。

对征税人，如税官、税务机关员役和权豪，利用职权，无端勒索、侵占税款、破坏税法的惩处制度。早在朱元璋当吴王时，他就下令，对“过取（商税）者以违令论”①。洪武间，一巡拦伙同家人，勒索强截税项，又到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概科要门摊”。明太祖下令重处：将其人凌迟，其弟及男皆枭令示众，其余家人押发原籍，并申明，今后为巡拦者，倘“倚恃官威，④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⑤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①《明宣宗实录》卷五四。

②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③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④《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⑤《明孝宗实录》卷二二。

⑥《祁忠愍公日记》。参见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台湾《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①《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剥尽民财，罪亦如之”，对重叠再取商税者，也“虽赦不宥”②。以后《明律》进一步规定，税务官员对应征缴之商税，“若有隐瞒侵欺借用者，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③。弘治年间，刑部奏准，“凡纳税，俱令客商自纳。如有搅扰商税者罪之”④，“枷号三个月发落”⑤。嘉靖年间，朝廷一方面严格各地商税呈报制，另方面遣官不时查访各钞关税课司奸弊，发现征榷官侵欺挪移税金，即处以“监守自盗”⑥。如山海关守关主事犯有侵匿税收科，朝廷下旨，“许巡关御史劾治之”⑦。万历年间增修《问刑条例》，朝廷再次强调，“权豪无籍之徒结党把持拦截生事，搅乱商税者，徒罪以上枷号二个月，发附近充军。杖罪以下照前枷号发落”⑧。但那时的税务官及权豪们早已玩视法规成风，而以增课为能事，侵吞渔利，司空见惯。以上律令几乎都成了只能针对所谓“市井无赖”、手书门库及“无籍之徒”的表面文章。商税的本色与折色有明一代，在市场流通货币问题上有过几次大的反复。明初实行钱钞并行的双重货币制度，但宝钞因没有钞本，朝廷不加节制随意滥发，发行数年，便壅塞不行。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多次发布禁用铜钱、金银交易，甚至禁用银作货币等命令，但收效甚微，到明后期钞法完全崩溃。如此，朝廷征钞作为商税已没有意义，因此以征银代替征实（物）征钞，白银成为实际上的流通货币。这一系列变化和反复，反映在商税征课客体上，就有本色与折色之征。

洪武初年，“凡商税课诸色，钱钞兼收，钱十之三，钞十之七。百分之下则用钱”①。此时商税所征之钞、钱谓“本色”。二十七年（1394），朝廷发布禁用铜钱令②，强“令有司悉收民间钱归官，依数换钞”③。这时，征纳商税只许以钞，所谓商税本色，就只指宝钞了。其实朝廷的禁令并未严格执行，由于在实际生活中金银依然是最可相信的量价货币，且便于携带保存，于是朝廷也有变通：“若便于征解者解本色，路远费重者许变卖金银。”②《大诰三编·巡拦害民第二十》，转引自张德信等主编《洪武御制全书》。③《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④《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⑤《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⑥《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⑦《明世宗实录》卷四八。

⑧《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①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二《宝源局》。

②《明书》卷三《太祖高皇帝纪》。

③《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

并且规定了金银与钞的比价：“金每两价钞六锭，银每两价钞一锭。”④这就为一些地方商税征银提供了依据。如南京三山门的塌房就征收税银。

此时，商税也有征实物的，即以应收钱钞折合成实物，主要是以粮食来征收。如洪武十年（1377），太平府繁昌县狄港镇每年交纳“米八百九十余石”作为税课①。十三年（1380），许多税课司局征米，朝廷并以课额米是否满五百石作为税课司局设罢与否的根据②。征实如粮食外，也有布帛等物。各抽分竹木局，则征收竹木及其半成品、器皿等。

永乐至宣德年间，由于钞法阻滞，朝廷为强制推行钞法，银禁转严。宣德四年（1429），朝廷“令湖广、广西、浙江商税课纳银者，折收钞，每钞一百贯，准银一两”③。然而，征银之法并未禁绝，有些地方，即便是上述诏令中所提到之处，如浙江温州等地，商税征课仍然用银。九年（1434），朝廷再次下令，“各处诸色课程旧折金银者照例收钞”④。

明廷强制推行钞法的另一措施，便是设立钞关。以在钞关向过往行商征钞，加重对百姓的敛收而达到疏通钞法的目的。朝廷命令，“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⑤。“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委廉干御史及户部官于缘河人烟辏集处监收”⑥。另外，朝廷还提高门摊税，增收车马税、塌房库房等税，令纳钞。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宝钞的颓运。

正统年间，明廷弛金银之禁。以后由于边事和大兴土木，朝廷财政出现巨大亏空，于是再次滥印纸钞，宝钞进一步贬值。成化元年（1465），朝廷被迫宣布变通钞法，允许钱钞兼收。“凡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①。“各处船料钞，俱钱钞中半兼收，每钱四文，折钞一贯”②。

钱钞兼收，使铜钱私铸日甚一日，姿质低劣之钱充斥市场，加之当时朝廷所规定的钱、钞、银三者的比率与市场上相去很远，商税“钱钞中半兼收”使朝廷所得好处甚少。如此，朝廷只能从弘治元年（1488）起，逐步向各税课司、局颁布商税改折银征收之令。六年（1493），又将此推广到各钞关，④《明宣宗实录》卷八○。

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记：“［十年］太平府言繁昌县狄港镇，商贾所集，户部委官收课，岁计米八百九十余石，宜于其地置税课局。从之。”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

③《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④《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⑤《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⑥《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①《明成宗实录》卷四三。

②《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令各关照彼中则例，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③。钱钞折银计价是谓折色。以后，商税征收时而本色，时而折银。嘉靖以后，则通行折银，本色钞、钱为辅，直至终明。

工部钞关——各抽分竹木局、厂，原以征收实物为主。成化七年（1471），杭州、荆州、太平三抽分厂，“以竹木解运不便”为由，也请准了“各折抽价银”，改实物税为从价银。如“建昌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五两；清江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三两；连二松木板，每副抽银八钱”④。嘉靖九年（1530），芜湖钞关抽分竹木，亦已“折银解部”⑤。隆庆二年（1568），真定抽分厂随时将征得各木“变卖银两贮库，候冰合之日呈缴”⑥。嘉、隆以后，朝廷土木所需实物，概由工部召商买办，买办经费则取自抽分竹木的改征银两。如，龙江抽分局每年应向竹木商人征收价银五千七百七十六两，上缴作召买经费；芜湖征九千四百十八两①，也作此用途。

明代特有的税使制度永乐以后，宦官恃势横行，干预朝政现象日见普遍。正统年间，有内官到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抽盘，宦官染指商税自此而始。正德三年（1508），内监高魁督抽荆州商税②。嘉靖四年（1525），中官在京师九门收税，每门竟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竟为朘削，行旅苦之”③。真定抽分厂更是常有内监盘踞其中。但这种派遣和涉足税务，还是小规模的，尚未形成大气候。

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明神宗为搜刮矿业和商税所得，命令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皆由内官充任，以监收各地的矿税、商税。有关商税使的记载是：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始命中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这是神宗派出的第一个税使。不久，“命中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④，派往各“通都大邑”⑤。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在这以后的三年中，派往各地的税使具体人员是：高宷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江，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③《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④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⑤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⑥《大明会典》卷二○四《抽分》。

①杨成：《厘正起运板本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一。

②朱睦■：《皇朝中州人物志》卷十《高魁》。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

④《明通鉴》卷七一。

⑤《明史》卷三○五《宦官传》。

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其中有的是“专遣”，有的则是由矿监“兼摄”。

税使一出，商人顿遭大殃。时人称，“自矿税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自税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矿”①。这是因为内官税使仗恃皇权，打着奉命行事的旗号，凌驾一切，肆无忌惮，横征暴敛。其搜刮民财、鱼肉百姓，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毒辣，前所未有。

主要有：（1）重征叠税，同一种商品在运输、交易中多次被税使征税。

税使及其爪牙，无视历史定规，在交通路道任意增设关卡以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②。如陈奉在湖广，“水则阻塞舟商，陆则拦截贩贾”③。山东、河北一带，原已有二税使，“落地之税已属张烨（晔），南来之税又系马堂”。不久朝廷又派出王虎也为该地税使。王虎一到，则“旁搜蔓行，商船过地，无不波及”，以致“区区一隅，三监并列，重叠征收，商民困累”④。就连户部也认为，“今榷税中使项背相望，密如罗网，严如汤火”⑤。（2）增加税种、税目和税额。税使所到之处，“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⑥。他们“穷天索产，罄地伐毛，宇宙间靡有留利”⑦，“始犹取之商税，既则取之市廛矣；始犹算及舟车，既则算及间架矣；始犹征之货物，既则征之地亩，征之人丁矣”⑧。高宷在福建，“诸关津饷税毕尽献”⑨。梁永坐镇陕西，所征十万之税，“皆系各州县裁役夫，勒牙户，括间架，征蔬果，克廪膳，剥军需以充之”①。浙江的应税物件，只凭宦官及其随从任意点派，“其最细者如民间卧床草荐，儿童作戏鬼脸，亦在税中，鄙琐极也”②。连对家中有大厅者，税监也要加征门槛税③。福建一些小县城，自从“中贵至，倍征三之”，商税“几与中原大都会埒矣”④。（3）实行包税，即拘持商户，让他们包收一方税款的做法。如宣府地区，①《明神宗实录》卷三四○。

②《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树旗建厂，指税使的爪牙到处滥用旗牌，设立临时收税站。③《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

④《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一。

⑤《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九。

⑥《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⑦《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

⑧《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三。

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三》。

①邹漪：《启祯野乘》卷二《余尚书传》。

②李乐：《见闻杂记》卷六。

③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④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

由于税使的加税增额，使商贩稀疏，税不及额，于是税使就“递年佥报行户，责以包收”，结果被佥报者“大者破产，小者倾囊，每一践更，合镇骚然”⑤。有些地方本无物产可税，但税监却将商税矿税同时压在当地商民身上，“包矿者此民，包税者亦此民，吮髓吸血”⑥。有些地方，包矿包税殃及闾阎小民、村居茅房。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一些地区恶珰搜税已到了“无地无人无物不税，亦无地无人无物之税而非包”⑦的地步。（4）税外掠夺。税使“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⑧。高宷在福建征税，“正税外索办方物”⑨。太监陈增名下参随程守训，每日都持钦命牌闯入富商之家，“搜求天下异宝”。对于稍殷实者，也不放过，“罗而织之”，“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献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①。

明代的税使制度，受害最深重的自然是商业。千百商人在税使的威逼下，或“弃家逃窜”，或“立见倾荡丧身”。许多繁华的城市，在税监的疯狂掠夺下，店铺倒闭，商旅驻足，负贩稀踪，市场萧条。当时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命税监四出抽分征税，“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卖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②。税使制度的推行，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也遭到从朝廷到地方无数官吏的强烈反对。广大城居之民，更是对此进行了殊死斗争，发动了一起又一起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而且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史无前例。这一切迫使明神宗对自己的举动有所顾忌，万历三十三年（1605）后，他在滥派税监上有所收敛，对有关政策有所调整，对税监有所约束，然而，终未彻底废除。直至神宗死后，其子朱常洛即位，才“传令旨，命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晔、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即行撤回”③，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税使制度。

⑤《明神宗实录》卷四六八⑥《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四。

⑦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杜婉言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⑧《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⑨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①《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

②张应俞：《杜骗新书》十九类《太监烹人吸精髓》。

③《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

第四节　对商人的管理与控制

制度明初，朱元璋实行重本抑末政策，颁布贱商令。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下令，“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纱”①。封建社会中，着装代表了人的社会等级，这一法令体现了朝廷对商人地位的蔑视和严重压制。同时，朝廷还对商人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除向商人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对其进行封建的超经济强制。明中叶后，随着社会商业的繁荣发达，统治阶级对商人的压榨主要转到经济上的重盘苛征，但依然未放松对商人的人身控制，直至终明。这条紧勒在商人脖子上的绳索，不仅将商人置于绝地，最后还几乎窒息了明中后期活跃的商业经济，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明廷对商人制定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与办法，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商人，表现了封建制度对劳动者的主宰意识。有明一代对商人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占籍和清审制度明代商人大致可分为坐贾与行商两大类，“大凡民间开一铺一店者，无论物之贵贱，即名坐贾。移彼就此者，无论途之远近，即曰行商”②。无论坐贾、行商，政府都要对他们进行户籍归类与登记，以掌握其个人、家庭人口及资产等情况，便于封建徭役的佥派。

坐贾，又称铺户、行户或铺行，是指在城镇开店设铺卖货者。他们有的是世代经商，承继祖业经营店铺的；有的是后来加入的，其中不少是外来的富绅、地主、手工业者来某地开店设铺，经销从各地贩运来的土特产的。如当时两京铺户大多从外乡而来。

京师附近的河北宣化，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等①。因此，坐贾成分比较复杂，既有世代开店铺者，又有从行商改为铺户者，有富民②、小手工业者，还有军人（包括锦衣卫官校）、士夫、品官及皇亲贵戚等经营店铺者。从户籍看，既有民，又有军、匠户。在明代商人中，坐贾人数也比行商多，几乎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和新兴城镇。特别明中叶后，坐贾人数更是大幅度增加。宣德、正统年间，长江中①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国朝重农考》。

②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等《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①《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宣化府部风俗考”。

②永乐年间，迁往北京落籍的富民及其后裔，开设店铺者就很多，甚至有的一家有数处开张。见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三○。

流的刘家隔，“商贾占籍者亿万计”③。这显然有夸张成分，但人数众多恐是事实。两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商业都会，更是铺户集中和稠密之地。万历年间，据当时宛平知县沈榜记载，仅宛平一县铺户合计有三万九千四百零二户。照此推算，整个北京铺户约七万八千余户。这些人成为城市人口的主要部分。

对这些人数众多的商户，朝廷将其纳入册籍。官府首先“因其里巷多少”，将坐贾“编为排甲”，然后，“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①。同时，根据习惯，将经营同一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处，如明初南京，“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皷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帘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钞库街，北则木匠营。盖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②。行政管理上单独编排，进行注籍登记，并将他们归属五城兵马司的管辖，在完成了这一套手续后，商贾们方能取得居住和营业的合法权利。这就是坐贾的占籍制度。铺商一旦注籍，就与官府建立起一种封建隶属关系；编成铺行，是朝廷对他们的严密组织。

行商流动性大，不易掌握。一般在原贯或原籍地进行注籍登记，著令承役。但在明前期行商的占籍制度并不十分严格。至明中叶后情况有了变化，若他们在某地定居年久，置下房屋、产业或铺面者，政府一定要责令或逼迫其在新地或常居地附籍。如山东临清繁荣之地，就有许多徽商在那里占籍①。万历时，商人方文箴见常熟“居江海水陆之会，有湖山膏腴之产，凡鱼鳝米③嘉靖《汉阳府志》卷三《创置志》黎淳记。

①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明代商贾籍的问题，是一令人费解的问题。明史研究者对此多有涉及，但至今仍似不清。这里对有关问题作些粗略说明：1.商贾原籍：洪武二（三）年，明朝继承元代户籍制，令“人户以籍为断”，将全国人户分为军、民、匠三等。“民有儒、有匠、有阴阳”（见《明会要》卷五○、《续文献通考》卷一三《户口二》等），其中未提到商，但照此划分，商与儒、阴阳一样，原籍主要应属民籍，为民户中的一种职业户。2.商贾占籍：明代所有人户都要占籍应役，商也不例外。商贾占籍是为应商役而向官府所作的册籍登记，即如沈榜说，铺户要“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客商在某地定居年久，置下产业，也要责令附籍当差。一说商贾占市籍，如程嘉燧《松园偈庵集》卷下记，万历年间，徽商在常熟“占市籍”。这是因为商贾身处街市，为城市赋役户之一，所以称他们“占市籍”。市籍即是役籍，与以上所说原籍并不矛盾。3.关于“商籍”。明中叶后直至清代，有了“商籍”一说，那是因为，明清科举，必须根据户籍，分别流品，才能参试。商人子弟随父兄远行，年年回户籍所在地考试极其不便。于是政府准令他们“各以家所业闻，著为籍，而试于郡”（许承尧《歙事闲谭》册二九）。这“籍”人们称为“商籍”。“商籍“的实际意义在于科举考试上，它为侨寓大商人（尤其是大盐商）子弟参加科举的专利，而不把小商小贩包括其中。关于这一问题详见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刊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②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市井》。

①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盐布缕之属，羡衍充斥，闾阎富乐，可以逐什一之利”，便在常熟占了市籍②。总之，在明代，“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③。

无论行商坐贾，只有占籍之后才能合法贩运经营。也无论以前是什么身份，要经商都必须“占籍”，如江西清江“士人或窜身市籍”④。锦衣卫官校本系军籍，但不少人在京城开设店铺牟利，人们称之为“锦衣卫铺行”。然而，“锦衣卫官校［也］多占行户籍”。嘉靖四十五年（1566），京城还发生过一场是否要勾取锦衣卫旗校按籍服役的争论。结果虽是锦衣卫优免铺役，主张其服役者贬官降职⑤，但还是证明了经商者必须占市籍的事实。商贾占籍后，就要接受封建庸役的佥派。有不少铺商“一挂商籍，其家立罄”⑥。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入籍。有的逃离占籍地，有的“变易姓名”，有的“冒合匠户”或其他职业户，有的投充校尉、力士等。结果“占籍”者的数目大大小于坐商实际人数。如湖广衡阳，“酒户万家，籍于官者四千七百”⑦，占籍人数不足实际人数一半。封建庸役的点派是以在册商户为准的，而大批商贾的逃匿，就使负担沉重地压在少数人身上，使他们不堪忍受，只得也采取逃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未占籍的商贾，或隐、脱、漏、逃避市籍者，朝廷许其自首。对不自首者“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发充军”①，或先送其至五城兵马司受惩，然后再逐出城。如成化时，广东南雄府的知府璞某说，“通济镇..天顺以来，为无籍者所据。..成化乙未（十一年，1475），予奉命守郡。..

屋百二十楹，无籍不律者，惩而去之”②。铺户逃亡、脱籍者过多，于统治者派役、搜刮不利，于是明廷立清审制度。

永乐年间，明廷制定了以两京为代表的定期清审制度，“铺行清审，十年一次，自成祖皇帝以来则已然矣”③。所谓清审，就是对商贾的占籍情况进行清查核对，亡故、破产者除其名；新开店铺或未占籍者，重新登记注籍，编排在册。清审的具体做法，以顺天府为例，据汪应轸的记述是：“该科（户科）及咨都察院照例行委给事中、御史各一员，督同顺天府佐贰官员，并通过宛、大二县及五城兵马指挥司，将各行铺户查照节年事例，无分军民官舍②程嘉燧：《松园偈庵集》下《明处士方君墓志铭》。

③嘉靖《增城县志》卷九《课程》。

④崇祯《清江县志》卷一。

⑤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⑥王元翰：《凝翠集·圣泽诞被困商偶遗疏》，《云南丛书》集部之七。⑦《耳谈类增》卷十七《衡郡为乐土》，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①《续文献通考》卷二○《户口考》。

②嘉靖《南雄府志》上卷。

③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之家，逐一挨门查出”④。这“查出”，一是查出逃名漏籍户，二是核定各铺户资产消长情况。根据其资产多少，定以上中下三种等则，然后按等派役。“事完，将清理过铺户及编审过等第，造册奏缴，青册送部查考”⑤。很明显，清审之举严格和强化了官府对铺商的人身控制。

正德年间，“因时势难为”，北京铺行没有按期进行清审①。进入明中叶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商铺队伍瞬息变化，有消乏者，有外逃者，有迁徙者，有新开者，有暴发户，也有冒名顶替者，不一而足。十年一审，对政府随时掌握商贾情况已显时间过长，以致造成“弊端丛生”。嘉靖四十年（1561），政府“令应天府各色商人清审编替五年一次，立为定例”②。万历七年（1579），明神宗题准，顺天府应与应天府事同一体，亦于戊、癸年份审行。两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只要铺商编成排甲，轮流为当地衙门服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清审制度。万历年间，清审之风刮到了各名邑都市，甚至边防重镇。

路引、店历制度行商的经营方式是长途贩运贸易，流动性大，不易管理和控制。对此，明廷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竭力将行商纳入掌中。

其主要措施有路引、店历等。

行商出外经商，先要向政府交一笔钱，申请路引（也叫关券）。取得官府批准，领到官府签发的凭证——路引后，方可远行，这笔钱就叫路引钱。史载：“凡商贾欲赍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③“凡出外，先告路引”④。明朝后期，商人自己制定的经商“规略”中，也都强调带路引是“要”中首要。成书于天启、崇祯之际，由商人自己编写的《士商类要》，有多处告诫客商：“但凡远出，先须告引”①；“凡出外，先告路引为凭，关津不敢阻滞”②。朝廷发给路引不仅是多收行商一笔钱，而且也是控制行商贩运规模、路线等的一种手段。

路引上注明行商的姓名、乡贯、去向、日期及监运者的体貌特征、资本④均见汪应轸：《青湖文集》卷一《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⑤均见汪应轸：《青湖文集》卷一《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①万镗：《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一；又见《明世宗实录》卷十六。②《大明会典》卷四二《铺行》。

③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征榷之税》，转引自唐文基：《明朝对行商的管理和征税》，刊《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④《士商类要》卷二《客商规略》，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①《士商类要》卷二《客商规略》，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②《士商类要》卷二《为客十要》。

数目、货物重轻、水运还是陆行等，也都要“明于引间”③，以便沿途关卡和旅店的查验。客商商船每在一码头、一关卡或一地停靠，都有专门牙行出来查验路引，并对行商及所带货物进行登记，然后将所登记簿册“每月赴官查照”④，即与官府所掌握的路引进行核实。凡出关贸易，如山海关法就规定，“其商人往来，稽验文引、年貌，恐其中有诈冒也”。而且“必要原籍真引”⑤。行商在一地出卖物，也要向当地政府呈上路引。如正统年间，襄阳府县知县廖任就曾宣布，“诸处商贾给引来县生理”⑥。

对于无引，或引目不符、持假引者，官府都给予逮捕治罪。明初，朱元璋就作出规定：无物引（路引）而经商者，即便是老年人，也要“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⑦。有记载说，洪武年间南京检校高见贤与兵马指挥丁光眼等，“巡街生事，无引号者，拘拿充军”⑧。成化年间，京师曾对城居无引者进行过大规模搜索，凡遇寄居无引的商户，“辄以为盗，悉送兵马司”①惩处。嘉、万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的经商欲望与经商手段都有膨胀和提高，而官场腐败也日甚一日。如此，官府私出、伪卖路引，贿买官文，假充势要亲族，无引“驾舟悬牌，装载客货”②等情况十分普遍。对此，明廷又制定一系列措施，加重对违法官吏和商贾的惩处以儆效尤。如对“不应给路引之人而给引”、“冒名告给及以所给引转与人者”、“经过官司停止去处倒给路引及官豪势要之人嘱托军民衙门擅给批帖影射出入者”、“不立文案，空押路引，私填与人者”，都分别治以鞭笞、流放、物货入官、入狱乃至处斩等刑罚。行商的路引制与有明一代几乎相始终，其实施初期，在维持社会和商业秩序的稳定方面，曾起过一定作用，但后来它的封建本质越来越凸现，成为限制商人活动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行商贩货，尤其是陆路运输，路途总要投店住宿，因此旅店、客栈成为官府掌握控制行商动态行径的又一重要环节。政府规定，凡住店客栈，都必须备有官府署发的“店历”，“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月日，月终各赴有司查照”③，即客店要对投宿的商人进行详细登记，并按月上报所辖官衙进行③《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④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⑤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卷上，转引于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⑥《明世宗实录》卷四四。

⑦《御制大诰续编·验商引物第五》。

⑧刘辰：《国初事迹》，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①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②《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七。

③《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

查照。这样，官府就可以全面掌握客商经营情况和流动路线。

与店历性质相似的，明朝还在行商贮（停）货之地即塌房，也建立登记制度，详细登记商人姓名、字号、货物品类、数量、从何处来等内容，并定期上报官府。塌房的登记，除了可掌握商人情况外，还可据其货之多少而向行商征收商税（由塌房代征）、支配他们的买卖。

商役制度封建社会的黎民百姓都必须承担庸役，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到明代，由于社会分工较细，使得统治阶级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而征召不同职业的人来为自己服务。在他们看来，商铺理所当然应该为自己的物质追求和奢靡享受服务。因此，他们在向商人课征高额商税外，还强迫商铺承担封建义务，为皇室、朝廷及各级官府衙门提供无偿劳役和货物。

一般说来，皇室、官府所需之物，小者如灯盏、器皿、麻绳、笔墨纸砚、水果等，“大者如科举之供应与接王选妃之大礼，而各衙门所须之物，如光禄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甚至宫殿营造等，“无不供役焉”①，即这些物品、需要都要由商人去采办或提供。这种必须由铺商承担的庸役就叫商役，也称“铺行之役”。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役或变相劳役。

商人承担商役并非始于明代。在两宋时期就有“和买”、“和雇”的做法。明朝初年，朱元璋奉行与民休养政策，要求统治阶级都躬行节俭。洪武二年（1369），他曾下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②，即禁止官府向商贾征买物货及指派商贾为皇室或其他衙门采办物品。永乐时，成祖开始弛禁，允许官府衙门去市场采购，先是“止令军家每（们）在街市者买办”，后来又令应天府，“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①。但当时的买办，其原则还是“佐解纳之不继，抵坐派之原数”②，即是对朝廷粮食以外征实不足部分的补充，数量不多，规模亦不大。弘治以后，统治阶级奢侈之风日盛，于是采办日多，向商贾诛索无止。铺行之役日繁，商役遂成为商人们的沉重负担。嘉、万年间，不少商人因此而弄得资产告罄、家破人亡。商人们视商役为危途，纷纷逃匿、脱籍、投靠势豪权贵等逃避商役。而这样做一方面使商役更加集中在少数没有逃籍的商人身上，另一方面促使统治阶级以更极端的形式强行佥派甚至拘捕商人来承担官府买办，于是商役从开始的“买物当行”发展到“召商买办”，最后“佥商买办”，成为明末商人的一大灾难。①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铺行》。

②《大明会典》卷三七《时估》。

①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九一。②张学颜：《覆太监王效等题坐派召买颜料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买物当行是明代商役的最初阶段。“从来买（卖）物要当行，书写在由帖上”③。这就是说，坐贾在编完排甲，注上册籍时，买物当行已明明白白记录在户帖上了，这是商贾的“职分”。当行的一种形式是，官府买物，铺户“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④。这“答应”即是每行由一家铺户出面应付，提供本行销售的商品，并以排甲次序轮流应答。而官府出具“官牌”（官价之代用票），也称由票、牌票、印票，索取物品。据《明世宗实录》载：户部“大小诸司物料，取具本府印票出买”①。官票并不能在市场流通，铺户拿到后只能到规定的时间去向官府兑现钱钞，但兑到的数目总是大大低于货物的实际价格，有的“其价但半给”②。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勒索和庸役。当行的另一种形式是，“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③，这是官府出银，按籍召唤铺户，让他们用官银轮流去为官府买办，即提供力役。当行时间，有一岁一轮，“岁终践更”，也有一月一变，称为“值月”。为买物便利对口，京师将油、面行，乳、饼、茶果、牲口、器皿等行隶属于光禄寺下；草料商行等归属户部之下；竹木商行等归属工部，如此等等。地方上仿效这种做法，将铺行也分配于各衙门之下，如常熟县铺行，“（某）衙门系某人独认，某衙或系某人□当手，其按月轮□，穷行贫户无不派及”④。

成、弘年间，一些富商大贾大都以贿赂逃避当行，真正应役的多是穷行小户，资本人力都有限。他们不堪赔貱役使，愿意出银代差，以减轻重负。嘉靖四十五年（1566），有人题奏，在进行审行的基础上，将京师宛平、大兴两县的铺户，按其资产多寡分为三等九则，其“上上、上中两则免征其银，听有司轮次佥差，领价办供。其余七则，令其照户出银..以代力差”⑤。朝廷只对题奏中“独责上上、上中两则买办”不同意，其余都允准了，并由户部正式出布颁定：“原编九则铺行，皆征银入官，官为招商市物”⑥。于是有了征代役银招商买办之例。

征银代役、招商买办，首先在两京实行。照大兴、宛平的做法是，先将其辖内铺户分成三等九则，然后按则征银。其标准是：上上则征白银九钱，③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解斗铺》，转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④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①《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记，嘉靖时南京、苏州等地，“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办，其价但半给”

②《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记，嘉靖时南京、苏州等地，“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办，其价但半给”。

③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④《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三五《禁止行户当官碑》。

⑤《明世宗实录》卷三三六。

⑥《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以下每则以次递减一钱，至下下则征银一钱①。南京应天府情况大致相同。所征银两，在北京称“行银”，南京则称“则例银”②。行银的用途，是“专预备官府各衙门支用”，其中主要用于召买大宗物料，其他支出也很繁多。照《宛署杂记·经费》一节记载，京师大小衙门及顺天府、大兴、宛平县各衙门一应笔墨纸砚等日常用品用具也都由行银支解，行银用途颇为广泛。商役的以银代役，在明代各地并非同步实行，而且有些城镇从来未实行过，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封建统治者“征其银，不复用其力”，这对广大铺户是一种解放，他们的应役由力役向银差转化，而政府的求取也从无偿强索转为征银后再行购买，可以说这一变化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倘若不是由于统治者对物质享用穷奢极侈的追求而强行扭曲了它，以银代役会推动明代商业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积极的作用。明廷在征行银后，着各部自行招商买办，应招者大多为富商大贾，其中有“豪右铺户”，有资产雄厚的行商，也有一般铺户。他们向官府领价，帮助官府买办。一开始应招商人至少在名义上是自愿的。万历前期官方也强调商人要自愿应招。七年（1579）奉命清理铺行的郑秉厚也认为，凡应买物料“则顺天府酌勘议价，责令宛、大两县召买，或在商人，或在铺行，但须彼此情愿”①。一些招买项目有利可图，商人们还争相承办，如买草料、木料等，各部要对应招商贾进行挑选。如万历间御用等监用木板数多利大，不少商人争着应招买办，负责此事的工部，不得不“每年先期行芜湖厂主事，拣选真正多木商人，送部阄认”②。

起初，当行买办有“会估”③一项，即由官府和应役商贾一起对需办之物的价钱作一大致估计，然后官府将钱交由应役商人前去买办。这样商人所支付的款与官府预给铺商之钱较为接近，因此铺商“未尝不乐就”④。但官吏的贪欲和营私舞弊，使这些制度慢慢走了样。先是会估不实；到招商买办后，多半少给或者不给预付钱，商人垫款后，事实上不可能再领回所支全款；更有甚者，铺商交差时，验收官与内监索取的铺垫剧增。“铺垫一入，则验收从宽；铺垫若无，则多方勒啃”⑤。应招商人被弄得走投无路。隆庆间，大学士高拱亲眼目睹，招商买办使里巷中“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①《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②李廷机：《李文节集》卷二七《杂著·论处铺行疏》。

①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②杨成：《厘正起运板木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一。

③《大明会典》卷三七《时估》条记，“正统二年令，买办物料，该部委官一员，会同府县委官，拘集该行铺户，估计时价”，根据时价，预付买办银。这种集体估计时价的做法，称为“会估”。④《工部厂库须知》卷三一，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⑤《工部厂库须知》卷二刘元霖题。铺垫，又称“常例”，是官吏，尤其是内监，在验收商人所买物料时的额外盘剥。

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⑥。如此，铺商视买办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商人们逃避商役，而朝廷所需不仅不减反而大增。于是万历年间，政府对商人实行了完全强制性的“佥商买办”。所佥对象，是“身拥雄赀，列肆连衢”的大铺商。佥点办法，有“差官佥选”，“押解着役”；有坊厢“里甲报名”，或在编审之期，“著旧役商人各自查访，每一个人许报二名，二名择佥一名。如报者不堪，即著旧商仍自充役”①。各衙门佥商一般都秘密进行，“薄夜拘之，如缉巨盗”②。一役大约佥商二十至三十名，但万历三十一年（1603）佥报后，商人“脱逃相继，甚至薙发断颈，市子割女”，只得将三十余人责付五、六人③。三十二年（1604），“佥报商人不过十余名，犹且满路哀告，有自缢投河者”④。次年（1605），继续佥商，“一则曰行五城佥报若干，一曰行顺天府佥报若干，旨意一出，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立见辇毂之下，抚嚷号啼，变且莫测”⑤。可见佥商制对明代商业资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摧残！

铺商原先以为交纳了行银就可以免除当行的愿望，至此也彻底破灭了。

在交纳行银后，铺户们仍要被官府役用。“官府不时之需，取办仓卒而求之不至”，“无得已复稍稍诿之行户，渐至不论事大小，俱概及之”。凡官府买物，“仍责铺户领价”。因此铺户“赔貱之苦”雪上加霜。连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沈榜也说：“征银又何名哉？”⑥铺户的一项负担增至二项，这个矛盾在北京铺户中格外突出。南京地区也基本恢复了买办当行。这足以说明，体现封建剥削关系的力役之征，是不可能在当时、即使是在某一个领域中被消灭的。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明末铺商作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有资竭而罢市者，有倾家而移徙者”，有勒石立禁商役碑以反抗者①。然而，铺户当行、招商买办等，终明之世终未废止。这一制度的裁革，大约是在清中叶了。

⑥高拱：《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①《续文献通考》卷二五《市籴一》。

②《明神宗实录》卷四四○。

③王元翰：《凝翠集·圣泽诞被困商偶遗疏》，《云南丛书》集部之七。④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六《请缓门殿大工揭》，转引自王春瑜等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⑤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六《请缓门殿大工揭》，转引自王春瑜等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①均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崇祯）常熟县永禁诈索麻杂货铺行碑》、《（万历）常熟县禁革木铺当官碑》、《（崇祯）永禁诈索油麻杂货铺行碑》等。

第九章　教育、科举与铨选、考核制度

第一节　教育制度

明代教育可以分为民间教育和官方教育两个不同层次。民间教育是官方教育的基础，官方教育则是民间教育的准则。

一个人从幼时的启蒙教育开始，便在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作准备。进入学校以后，则要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因此，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便限定在了官方规定的文化范围之中。但是，民间教育与官方教育又毕竟有所不同，民间教育不像官方教育那样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如私塾、家馆、义学、族学等等，可以有各种形式，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设立。官方教育则具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制度，而且它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各级学校。

在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教育体制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书院。

书院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虽然属于民间教育范围，却必须有官方的认可。它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的教育。

因此，民间教育、官方教育和书院教育构成了明代多层次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明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几乎都与这种教育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私塾与社学明代的民间教育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除官方学校诸如国子监、府州县学及卫学等官学之外，所有非官方教育形式，都可以算作是民间教育的范围。对于明代民间教育的情况，史书中没有明确而集中的记述。

从零散的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民间教育包括了私人教育和半官方的教育两部分。私人教育主要指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家馆等。半官方的教育则包括地方民办的义学、族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

这虽然并不都属于官方规定的正规化的教育体制范围，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教育传统的影响，到明代已经相当的成熟，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教育方式。从学生的入学拜师到授课程式，从教授的内容到考试方法，都有固定的规矩。

一般来说，这类民间教育都属于启蒙教育的阶段。所学习的内容也是从识字开始的。学习中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等等，由浅入深，依次学习。

明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朝廷虽然提倡发展教育，以正风化，但是各地民间教育情况尚较为低落。洪武二年（1369）以后，在朝廷的强令推行下，各地官办的儒学开始逐渐有所发展，与之相应的民间启蒙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明史》记述，到洪武中叶以后，“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①。然而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洪武到永乐间，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却又受到国家大幅度的开支的影响，当时的经济特征实际上是国富民穷，这也就必然会限制民间教育的发展。《明史》这段记述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

就当时的教育情况看，洪武中所谓的“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主要还是指官办的府、州、县儒学和半官方的地方社学。

地方社学始建于洪武八年（1375）。

太祖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十六年，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②这种半官方的学校在设置、学习与管理等方面也都有其制度。所以后来人也称之为“乡里学舍生员”。

明初生员分二等，有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乡里学舍之生员。府、州、县学舍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而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庠术序之遗也。..若乡里学舍，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为首，继及经史律算之属，守令亦稽其所统弟子之数，时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之，加以录用。其学舍生员，则俊秀者升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其各就所业。①这种半官方的社学，就其设置安排而论，确似一种办学的较好形式。但是不久社学便出现了问题，用明太祖的话说是“好事难成”。以致洪武十八年（1385）他在《御制大诰》中不得不专门写上了《社学》一条：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顽愚，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呜呼难哉！天灾人祸，若不灾于此官此吏，载在祀典之神无凭可敬。似此善道难为，惟天可鉴，智人详之。朕恐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时住罢。复有不知民艰，茫然无知官吏害民者，数言社学可兴！古云：为君难，诚如是，为臣不易，果然哉！②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②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社学》。

①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②朱元璋：《御制大诰·社学第四十四》。

从《大诰》中的这段文字来看，到洪武十八年时，对于社学已经不再提倡了。所以王圻所记洪武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赴京诵读《大诰》之事，已不是社学的活动内容。

然而洪武以后一段时间里，所立社学的传统得到了提倡支持：英宗正统元年（1436），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

宪宗成化元年（1465），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贫乏不愿者勿强。

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进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①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社学的创建与发展的过程。看来社学兴盛的时间并不很长。到成化年间，便已经出现了贫家子弟不愿入学的情形。弘治朝虽复予提倡，但成效似并不明显。弘治朝的特点便是对于祖制的追复，这实际上便是“弘治中兴”的实质。但是这种追复由于脱离了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并未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对于社学的提倡也是一样，到弘治以后，关于社学的记述便不复多见了。随着明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私塾与家馆式的民间教育逐渐取代了社学。明中叶以后，教育普及的大幅度发展，主要还是依靠私塾和家馆等民间教育方式。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明代各个时期各地方启蒙教育的具体数量，但是从其地方官办儒学生员数额的增长中，也可以看出与之相应的民间教育的概况。按照这样的情况分析，明代民间教育可能是从宣德以后才真正逐渐发展起来的。

私塾和家馆都是通过私人聘请教师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这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明初，由于建国未久，一批元朝的遗民，或安于平静生活，隐居于乡里，或不愿意与新朝合作，不肯出仕为官，其中相当一部分便靠教书为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有洪武中被延为诸王师的李希颜。《明史》记述：“李希颜，字愚庵，郏人。隐居不仕。太祖手书征之，至京，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赞善。诸王就藩，希颜归旧隐。”①这位隐居不仕的宿儒显然是非常习惯于民间私塾中对待学生的教育方法的，而且将其搬用到了宫廷教育之中。明初著名学者谢应芳也曾以教学为生。他于元末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②。素有“石门先生”之名的梁寅，于元末明初隐居教授多年。著名诗人丁鹤年，于元末明初“转徙逃匿，为童子师”③。再如明初著名文人王行，《明史》有记述：①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社学》。

①《明史》卷一三七《李希颜传》。

②《明史》卷二八二《谢应芳传》。

③《明史》卷二八五《丁鹤年传》。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④名气虽大，也是一辈子以教书为生的。还有在明太祖《大诰三编》中说到的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他们因不肯出仕为官，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而在截指之前，伯启自还乡复业“教学为生至今”①。当时的这些以授生徒为业的儒士，几乎都是太祖选官任用的对象，足见当时人才的缺乏。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读书人数量的增多，未能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以教书为生的人数开始有了较大的增加，教授私塾或者家馆甚至成为了一些读书人在不断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暂以为生的手段。名儒为民间教师的情况不再多见了。这些以教书为生的文人中，略有名声的一般被势家延请为教席去教家馆，更多的则到私塾中任教。这既反映出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也反映了民间教育的败落。其实不仅私塾的教书先生，即使是官办儒学中的教官，也是人不乐就的卑冷之职。

但是民间教育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大多数私塾中就读的学生，只是识字断句，并没机会求得功名，只有少数学业突出的，才有机会考入府、州、县儒学，成为生员（秀才）。当然还有个别极为突出者，不通过入学，而直接参加乡试。据《明史》记载：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②明中叶以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如张岱所说：“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③这里所谓的“无成”，便是没有考取功名，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取得秀才身份的后生小子，因此去操百工之业。

家馆的情形与私塾稍异。一般财势之家，延请地方名师以教授其子弟，目的多为子弟的功名前途，因此对教育情况极为重视，其子弟多能考入儒学。这类人家在为子弟择师的同时，还要为其子弟选择伴读伙伴，一般都要选择聪敏好学者。于是一些平民子弟往往附读于大户家馆而得以学而有成。无论是私塾还是家馆，其中的教学内容与方式大同小异。明末宫中宦官刘若愚曾经记述了宫中小宦官读书的情形，虽然是宫中官办的学堂，其教育④《明史》卷二八五《王行传》。

①朱元璋：《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

②《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③张岱：《琅嬛文集》卷一《夜航船序》。

内容与方式都完全依照宫外私家学堂的样子，所述颇为生动：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来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择日拜圣人，请词林众老师。..每学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派年长有势力者六人或八人为学长，选稍能写字者为司房。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罪者，词林老师批数目，付提督责之。其余小者，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扳著几炷香。扳著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著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胀头眩，昏晕僵仆，甚而呕吐成疾者。..凡强凌弱，众暴寡，长欺幼，每贿托学长，借公法以报私怨..遇令节、朔望，亦放学一日。其每日暮放学，则排班题诗，不过“云淡风轻”之类，按春夏秋冬，随景而以腔韵题毕，方摆列鱼贯而行。有不知而搀越者，必群打诟辱之。别衙门官遇学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①一般私塾学堂，当然没有这样多的学生，也没有这样过分的体罚，但除此而外，大体情形还是基本相同的。

明代的民间教育，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教育形式，如寺庙庵观的教育。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年少读书私塾时就曾到佛寺中求学，并最终出家为僧。不过这些特殊的教育形式在当时的民间教育中所占比重甚小。地方各级儒学明代的民间教育一般是读书人的启蒙阶段，当读书人经过民间教育，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如果还想要继续读书，或者通过科举考试求官的话，就必须进入官办学校中学习。《明史·选举一》中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也就是说，在明代官办的学校中，共分作两级，一级是府、州、县的儒学，这是官办学校中的低级阶段；一级是国子监，这是官办学校中的高级阶段。明代的读书人如果想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资格的话，首先必须要进入官办的府、州、县儒学中学习，因为只有在儒学中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而只有参加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后，才能继续参加会试去求得官职。但是如果能够进入国子监读书的话，即使不通过科举考试，也有可能得官。

明初，因为亟需人才而实行荐举授官的制度，学校教育尚未与官吏的使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不久便开始实行科举授官的制度，由于科举必经学校，于是官办学校的教育也就逐渐成为明朝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无疑更进一步推动了明朝官办学校的发展，所以《明史·选举一》又说：“郡①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执掌》。

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这里说的是明朝中叶以后的情况。按照《明史》记述，终明之世，全国共有一百四十府，九十三州，一千一百三十八县，再按照府儒学设教官五人，州设四人，县设三人计算，应有教官四千四百八十六人，如果再加上都司卫所和都转运司儒学，以及宣抚司、安抚司儒学中的教官，人数应该更多一些，估计可能在四千五百至五千之间。而在校生员的数量，不包括无定额的附学生员在内，估计人数也在三万至三万五千之间，如果加上附生，人数应该在五万以上。如果按照当时全国人口为五千万计算，在校生员占人口比例为百分之零点一至百分之零点二之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现在还很难准确知道当时接受过官办学校教育的具体人数，但那个数字肯定比上述的数字要大。

明初未建儒学之前，曾经设有儒学提举司，至洪武二年，始诏立儒学。

太祖诏令全国府、州、县设立儒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行教化，二是为育人才。这在他于洪武二年（1369）十月间连续两次下达的建立学校的诏谕中说得十分清楚。

洪武二年十月辛巳，上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况兵燹以来，人习于战斗，唯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①辛卯，命郡县立学校，诏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②显然起初太祖想到的只是行教化，但既然是建学校，自然也不能不谈到育人材的问题，而重点仍在行教化上。正因为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尽管称之为最急之务，却是到了洪武二年十月，也就是建国将近两年后才正式提出设立学校。

洪武二年的这两个诏令，后来便成为了有明一代儒学的定制。建文、永乐两朝基本上承继了洪武朝的规定，只是从永乐以后，专行科举取士，学校的主要作用由洪武中的行教化转变为育人材，而且与之相应对于儒学的教学①《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巳。

②《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

内容也有了新的调整。

永乐中颁降府、州、县学的必读书籍计有：《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文》、《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劝善书》、《五伦书》等①。这些教本后来基本上为各朝所因袭。其中《孟子节文》为太祖时所删定，其余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都是永乐朝刊定的。这里面既有儒家思想教化的书籍，也有为生员日后步入仕途而必须掌握的知识。明朝的儒学从洪武后期至永乐以后，开始正式成为国家文职官员的培养机构。

府、州、县学生员，责任守令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守令亲身相视，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齐，自年十五以上，已读《论语》、《孟子》四书者乃得预选。在内监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视，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择人补之。②凡是明初由童生进入府、州、县儒学读书，必首先经过面试。这种面试的情况，后来略有所变化：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各省参用副使、佥事。景泰元年罢提学官。天顺六年复设，各赐敕谕十八条，俾奉行之。直省既设学校，有所辖太广，及地最僻远，岁巡所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司、卫所、土官以属分巡道员，直隶庐、凤、淮、扬、滁、徐、和以属江北巡按，湖广衡、永、郴以属湖南道，辰、靖以属辰沅道，广东琼州以属海南道，甘肃卫所以属巡按御史，亦皆专敕行事。万历四十一年，南直隶分上下江，湖广分南北，始各增提学一员。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所受词讼，重者送按察司，轻者发有司，直隶则转送巡按御史。督、抚、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①以御史、道员之类要职管理学政，足见朝廷对于学校管理的重视程度。

除委官管理之外，府、州、县儒学中还确立了一套严格的学规。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颁布了学校禁例十二条，“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②。

这十二条学规中，有针对生员的，也有不仅针对生员的，其用意主要还在于社会教化。看来太祖是将办学当作了推行统治政策和改变社会风气的事情来做的。

学校生员的数额虽然在太祖敕建儒学之初即已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读书人数不断增加，要求进入官办儒学学习的人数也随之而增加，于是不得不在原定额之外增广生员人数。到宣德以后，又确定了增广的①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卷五。

②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②《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数额：两京府学增六十人，在外府学增四十人，州学增三十人，县学增二十人。这些增广的生员出现以后，为与初设的食廪生员相区别，于是称原设生员为廪膳生员，称增广者为增广生员。其后读书人数一增再增，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于是明代的府、州、县儒学生员中便有三种不同的生员：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由于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都有固定的数额，而附学生员没有数额的限制，所以后来凡是初入儒学的生员，统统作为附学生员，然后再经过考试去补充廪生与增广生。

明太祖初建儒学的时候，由于当时官吏的缺乏，教官与生员得以升擢的机会甚多，所以《明史·选举一》中说：“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然钳束亦甚谨。太祖时，教官考满，兼核其岁贡生员之数。后以岁贡为学校常例。”到二十六年（1393）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中举人数少者为第二等，中举人数太少或者全无者为殿。教官的升降便与生员学习好坏与中式率有直接的关系：其计典，守令与教官各置文簿报之，而巡按御史、按察使为政。守令一月一考验，有三月学不进者，教授辈及本科训导罚米。巡按御史、按察使一岁一考验，府学自十二人以上，州学自八人以上，县学自六人以上学不进者，守令辈及本科训导罚俸。府学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学自十六人以上，县学自十二人以上学不进者，教授及本科训导罢黜，守令笞，生员有父兄者亦罪之。①而且要求教官必须按照统一规定对生员进行教导：“务要依先圣先贤格言，教诲后进，使之成材，以备任用。敢有妄生异议，瞽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发化外。”①但是，实际上明太祖对于教官的要求还不仅如此。据记，当时有教官吴从权、张桓等奉诏至京，明太祖向其询问民间疾苦，二人称：“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明太祖却因此而大怒道：“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以无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下令将其窜之远方，并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②在明太祖的心目中，教官如果不能知道民间疾苦，也就不可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学生。

当时不仅对待教官要求严格，对于生员们的学习要求也十分严格。生员入学后，“其所业自经、史外，礼、律、书共为一科，乐、射、算共为一科，以训导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学正或教谕为之提调。经史则教授辈亲董之，自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笺表、碑版传①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①《明史》卷一三九《萧岐传》。

②《明史》卷一三九《萧岐传》。

记之属。其考验时，观其进退揖让之节，听其语言应付之宜，背诵经史，讲明大义，问难律条，试以断决，学书不拘体格，审音以详所习之乐，观射以验巧力，稽数则第其乘除之敏钝”③。以其中所学射、书、数为例：“遇朔望，习射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采二爵。”“习书，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数，务在精通《九章》之法。”④每天早晨，师生都要到堂上行恭揖礼，礼后，再各归而依制学习，平时要求生员们一定会食肄业，到晚上还要行恭揖礼。这样做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生员们认真于读书，防止他们外出游荡。

自洪武以后，历代对于生员们的管理，都不断有所规定，例如洪武中关于生员学业的要求：“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追夺廪粮。”①再如成化中将生员德行、文艺、治事的综合能力分为三等，分列于三等簿的做法，以及后来弘治中不准生员傲慢师长，挟制官府，败伦伤化，结党害人的申谕。到嘉靖中还有专门惩治学霸和对于生员肆为“怪诞文字”的禁令。从这些禁令中反映出了对于生员管理的日渐松散，也反映出了学校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早在正统十四年（1449）重申对于生员处理办法的时候，要求已经有所变化：凡“受赃、奸盗、冒籍、宿娼、居丧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隶发充国子监膳夫，各省发充附近儒学膳夫、斋夫，满日为民，俱追廪米。犯轻充吏者，不追廪米”②。再到后来，教官的黜降，生员的发充，皆废格不行，即卧碑所定制度，亦成具文而已。诸生中上者中式，次者为廪生，年久充贡，或选拔为贡生。那些累试不第者，到年过五十，愿意告退者，给予冠带，仍复其身。与明初的严格要求不啻天壤之别了。随着生员数额的增多和学校管理的松散，学校教育的质量明显下降，同时出现了督学官员为收士心而私自扩大取录人数的做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嘉靖中曾下沙汰生员的诏令，因御史杨宜力争而止。但是问题并未由此而解决。

实际上地方学校的好坏与地方守令关系甚大。学校的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吏治问题的反映。嘉靖中内阁大学士桂萼曾经在奏疏中谈到自己任县官时建学的情况，可以代表当时较为有序的学校规制：“臣治县时，辟义仓之右废寺隙地南北数百步有余建为学舍。左右相向，中设四堂，前后为门，左右为塾。以笃实长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时至，日夕亦如之。次为习礼堂，中绘陈祥道、杨复所撰礼图，曰童子礼，曰士相见礼，曰婚礼，曰子事父母礼，曰妇事舅姑礼，曰祀先礼，曰乡射礼。立师③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④《明会典》卷七八《学校·学规》。

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②《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掌之。诸童子进学，即率见先生，习升降、拜揖、坐立之节，随授一图，指示擘画，令其通晓。间令展习，以辨杂服。又次为句读堂，内榜管子弟子职，亦列数图示之，日讲一图。次以《孝经》、《小学》，教之句读，令其粗熟。仍为讲说大义，约之人身。又次为书算堂，榜六书法，每日止教一两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数授之。又次为听乐堂，内置鼓鼙、笙磬、投壶、诗章、弓矢礼乐之器，或教以鼓节，或教以诗歌，或教击鲁、薛鼓之半以习投壶，或击鲁、薛鼓之全以习射仪，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听乐堂复之书算，以次至句读，至习礼，皆略复旧业，于门左右塾，以次序出。”①桂萼的这种做法固然是好，但在当时却属绝无而仅有者。多数地方守吏是不会这样去用心于学校教育的。

四十多年后，到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在重申学校管理制度时，对旧的《提督学校官敕谕》作了更定。

为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当时还重核减员人数，并提出：“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收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①这本来是与张居正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相辅的一次整饬，但是结果督学官们为了遵从上意，奉行太过，甚至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造成了新的矛盾，不久便无法再推行了。

事实上，明朝府、州、县儒学中的问题与其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是无法根本改变的。

国子监明代的官办学校中，比府、州、县儒学更高一级的是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一般沿旧的习惯，也名之为太学。其肇建之初，亦曾称国子学。据《明史·选举志》中记：“国子学之设，自明初乙巳始。”《职官志》又记：“乙巳九月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所谓明初乙巳，即指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这是朱元璋称帝登极前三年。乙巳置国子学之前，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已于应天府（今南京）称吴王，并设置中书省及百官，已粗具建国之规模，故次年即于应天（南京）元朝旧集庆路学改设国子学，并将其作为招揽和培养人材的主要机构。

但是，这时候的国子学从各个方面都尚未规制化，据明人所记，仅称：“太祖乙巳岁置国子学，以元故集庆路儒学为之。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②此外并无再详细之记述。直到两年以后的吴元年（1367），才正式确立了国子学的品秩与设置：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五《府学》。

①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②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

吴元年，定国子学官制，添设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典膳，省注。①第二年，朱元璋于南京建国，同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选国琦、王璞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入对谨身殿，姿状明秀，应对详雅。太祖喜，因厚赐之”②。这才真正是国子学开办的记述，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建官置署的阶段了。但是这时候的国子学，仍然尚未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规制。按照当时设置官办学校的设想，国子学为官办学校的高级阶段，其学生应当由地方儒学选送，因知国子学正式形成规制必须在地方儒学建立起来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洪武二年（1369）以后。所以《明史·选举一》中又说：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择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及贡生董■等入学读书，赐以衣帐，命于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其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使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谓之老秀才。

国子学在当时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成为朝廷选才任官的重要机构。此时尚未举行乡试及会试，而且明初始行乡会试后，仍以荐举为主要取士手段，国子学也因此而显得格外重要。

洪武八年（1375），于凤阳另置中都国子学，与京师（南京）国子学并立，但是中都国子学选收的学生，均为京师国子学优选后的中式生员。

随着建国后学校教育的发展，到洪武十四年（1381），又重定了国子学的官员设置：更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二人，正六品。其属，监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典膳一人，俱从九品；掌馔二人，杂职。①与此同时，又选择了城北鸡鸣山下为太学新址，另建学舍，第二年新舍建成，于是改学为监，正式确定了国子监的名称，从此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这与二十四年（1391）再次更定的国子监官吏设置已经基本一致了：国子监。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其属，绳愆厅，监丞一人，正八品。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从八品。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从九品。典簿厅，典簿一人，从八品。典籍厅，典籍一人，从九品。掌馔厅，掌馔二人，未入流。②洪武二十六年（1393），罢中都国子监，将其师生并入京师国子监。至成祖夺位，改北平为北京，于永乐元年（1403）始设北京国子监。十九年①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

②《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①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国子监》。

②《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1421）迁都北京后，以原置于南京的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于是又开始有了南监、北监之分。终明之世，南北两监一直并立为全国最高学府。黄佐《南雍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书中，对于南北两监有所记述。以北京国子监为例，其规制大致如下：正堂七间，为彝伦堂。中一间，列朝皇帝临幸设座于此，内悬敕谕五通。东一间为祭酒和司业的公座。堂前为露台，台南为甬路，东西为墀，诸生列班处。后堂三间，东讲堂三间，西讲堂三间。药房三间。折而东为绳愆厅三间，鼓房一间，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间。西为博士厅三间，钟房一间，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各十一间。这六堂即监生肄业之处。南面东西两侧各有廊房九间，门一间。国子监大门三间。门东有敕谕碑、洪武十五年申明学训碑、洪武三年定学规碑、洪武初定永乐三年申明学规碑、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钦定庙学图碑等。监外东侧有井亭，再东为持敬门通孔庙。中北为储才门，通启圣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馔厅和仓库。典籍厅五间，典簿厅三间，掌馔厅五间。西另有井亭，再西为退省号门，西北为广居门，为司业和诸生入号房的通路。墀前为集贤门三间。门前东西各一牌坊，上题“国子监”，监街东西各一牌坊，上题“成贤街”。彝伦堂后为斋明所九间，格致成正号，每号通计三十七间。嘉靖初，作敬一堂，有御制圣谕碑七座。前为大门题“敬一之门”。监东北为会馔堂，堂门右侧为土地祠。退省号及广居门之西，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规、矩、准、绳、纪、纲、法、度，共十八号，即所谓号房。并有混堂、净房各一所。国子监初为国子学时，学生止称太学生，至改学为监以后，则亦统称之为监生。监生的来源为地方儒学，即岁贡生员。因初以各儒学岁贡一人，故名。其后贡例屡变，洪武二十一年（1388）定以府、州、县分别一、二、三年贡一名，二十五年（1392）改定府学岁贡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永乐八年（1410）又定为州县户不及五里者，州岁贡一人，县隔岁一人，后改依洪武二十一年例。宣德七年（1432）后再改用洪武二十五年例。正统中改为府学每岁一人，州学每三岁二人，县学每二岁一人。直到弘治、嘉靖后再改用洪武二十五年例，遂成定制。

按照洪武十六年（1383）的规定：“岁贡生员至京，从翰林院试经义、《四书》义各一道，判语一条，中式者入国子监，不中者罚充吏。”①这时候已经设立了中都国子监，所以又有中式生员，上等送国子监，次等送中都国子监之令。而其所谓上等、次等，只是考试成绩的大致区分，多数被选送南京国子监，少数送入中都国子监。如洪武十九年（1386），“礼部言天下岁贡生员中式者，计九百五十三人，诏选其优者六百八十三人，升之太学，余并送中都国子监”②。第二年全国岁贡人数多达一千二百人，中式选送国①《明会典》卷七七《岁贡》。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三月。

子监者为九百七十五人，送中都国子监者仅一百三十二人，另有九十三人未能中式。洪武二十一年（1388）重申岁贡生员选择标准时定：“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许充贡。”③从而保证了生员来源的质量。被选入国子监的贡生们入监后还要经过再考后分堂肄业。国子监共分为六堂：即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其中以率性堂为最高一等，次为修道、诚心二堂，再次则为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左、右司业各掌三堂。凡是只通《四书》，未通经义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肄业，入监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再经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堂。升入率性堂后始行积分之法。所谓积分法，即通过考试给予分数并积累分数，以区分及格与不及格。一年之内积至八分者即为及格，可以授官，未及八分者为不及格，仍须坐堂读书。

洪武中对于监生的使用极为重视，《明史·选举一》称：“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当时监生出身而授官要职者甚多。《明史·选举一》又记：“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大批的太学生出任官吏，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明初官员缺乏的局面。太学生既然是日后即用的后备官员，因此对于在太学读书的学生，朝廷也便给予了极优厚的待遇：学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鞾。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之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月米二石。诸生在京师岁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其优恤之如此。①其事出于一次明太祖幸太学回宫后。马皇后问及“生徒几何？”太祖答：“数千。”马皇后道：“人才众矣。诸生有廪食，妻子将何所仰给？”于是立红板仓，积粮赐其家。太学生家粮自此始。②太学生待遇的优越固然是有马皇后的作用，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对于太学所培养的人才的亟需。也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当时对于太学的管理也便极为严格。尤其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国子监新舍落成，其制度也基本确立以后。这时候的国子监与其说是一所高级儒学，不如说更像一所管理制度严明的官吏培训中心。因此对于教官的选用，也就不仅限于宿儒，而且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

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②《明史》卷一一三《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传》。

需要酷吏了。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宋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宋讷，字仲敏，滑人。父寿卿，元侍御史。讷性持重，学问该博。至正中，举进士，任盐山尹，弃官归。洪武二年，征儒士十八人编礼、乐诸书，讷与焉。事竣，不仕归。久之，用四辅官杜荐，授国子助教，以说经为学者所宗。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未几，迁祭酒。时功臣子弟皆就学，及岁贡士尝数千人。讷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十八年，复开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学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悦，制词褒美。③据记一次有学生因趋踣碰碎茶器，宋讷为之而发怒甚久，以致画工为之所画之像都带有怒容。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师生们都要小心翼翼地行事，这不仅使学生们颇感不堪，一些任教的文人也感到不满，“助教金文徵等疾讷，构之吏部尚书余熂，牒令致仕。讷陛辞。帝惊问，大怒，诛熂、文徵等，留讷如故。”至宋讷死后，太祖思之，复官其子宋复祖为司业。宋复祖确有复祖之风，“戒诸生守讷学规，违者罪至死”①。简直是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管理了。

《明史》中说：“明开国时即重师儒官，许存仁、魏观为祭酒，老成端谨。讷稍晚进，最蒙遇。与讷定学规者，司业王嘉会、龚。三人年俱高，须发皓白，终日危坐，堂上肃然。”②明代国子监的学规先后更定了四次，洪武十五年（1382）两次，十六年（1383）一次，二十年（1387）一次，尽载于《明会典》。宋讷死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这四次监规的更定他都直接参预了。

十五年的监规比较简单，共九条，针对监内不同职官及监生分别作了一些规定，对于监生的规定只有一条，也只是要求监生们明礼适用，遵守学规。此外便是对于课程的具体安排：每月背讲书日期：初一日假，初二日、初三日会讲，初四日背书，初五日、初六日复讲，初七日背书，初八日会讲，初九日、初十日背书，十一日复讲，十二日、十三日背书，十四日会讲，十五日假，十六日、十七日背书，十八日复讲，十九日、二十日背书，二十一日会讲，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背书，二十四日复讲，二十五日会讲，二十六日背书，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复讲，二十九日背书，三十日复讲。①除去背书，就是复讲、会讲，月月复始，这种学习生活实在是够令人乏味的。但是监生们则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监读书一般至少四年时间，如果到率性堂后一年，积分达不到要求的八分，就还要继续在监读书，有长达十余年者。

同年再定的监规共十二条，其中主要条款便都是针对监生的了，例如其③《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①《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②《明史》卷一三七《许存仁传》。

①《明会典》卷二二○《国子监·监规》。

中第一条规定：“学校之所，礼义为先，各堂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第二条规定：“在学生员..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再如第三条规定：“今后诸生，止许本堂讲明肄业，专于为己，日就月将，毋得到于别堂，往来相引，议论他人短长，因而交结为非。违者从绳愆厅究察，严加治罪。”②十六年的监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学习制度，如率性堂积分之法等等。这三次监规的更定，对于国子监师生有了比较全面要求，但其中亦有重复，又分为三规，不够统一，于是二十年再重定监规二十七条，内容具体而详明，成为明代国子监遵承的规制。

这时候的国子监管理基本上都是针对生员而制定，其他如像洪武十五年（1382）初规中所定的那些学校礼仪等项，都已以约定成制，无须再行申明了。这是明代学校管理趋于成熟的表现。

洪武、永乐两朝是国子监的极盛时期，在校人数经常可达千人以上，洪、永以后便逐渐衰替下来。

明代国子监监生除去岁贡以外，还有举监、选贡、恩贡、纳贡、例监、荫监等名目。

举监即举人坐监之制，始于永乐中。当时会试下第的举人，由翰林院录其优者，送入国子监学习，以待下科会试，并给教谕之俸。

选贡始于弘治中，南京祭酒章懋上言：“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今在监科贡共止六百余人，岁贡挨次而升，衰迟不振者十常八九。举人坐监，又每后时。差拨不敷，教养罕效。近年有增贡之举，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资格所拘，英才多滞。乞于常贡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充贡。通计天下之广，约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一行，则人才可渐及往年矣。”①乃下部议而行。选贡施行后对于岁贡冲击甚大，选贡多英才，入监后即为上等，拨发诸司历事时亦显才干。相比之下，岁贡生员颇显颓老势绌，多不愿再入监读书，朝廷只得尽使落第举人入监，于是举人、选贡、岁贡更迭盛衰，国子监便出现了监生时多时少的情况。

恩贡是指国家有庆典或新皇帝登极，以特恩令当贡者即时充贡，因为亦属特别的选充，其地位往往高于岁贡。

纳贡是指纳粟之例，始于景泰四年（1453），凡纳粟之家得以入监。且不限出身资格，即使庶民，亦可与生员同样入监，时称之为民生，亦称俊秀。例监始于景泰元年（1450），时值“土木之变”后，边事颇急，令天下纳粟马者入监读书，限以千人为止，行四年而罢。其后虽儒臣屡谏，但或遇②《明会典》卷二二○《国子监·监规》。

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边方有警，或遇大荒，或有大工程时，往往开例行之而不能止。例监名在纳监之下，其实相仿佛。

荫监为官员之子以荫恩入监者。明初定文官一至七品，皆得荫一子，后渐限于三品京职方可请荫，其得入监读书者称官生，以别于民生。亦有不限于官品而特恩入监者，称之恩生。一般死节官员之子得为恩生。

明代国子生除在堂读书外，尚有历事的规定。这实际上是监生们的实习安排。其制始于洪武五年（1372）。建文中定考核法，将监生考定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则历一年再考。上等依上等任用，中等随才而用，下等仍回监读书。

一般历事监生便不再愿意回监读书，仁宗时各衙门官员多奏历事监生不愿回监，请留以任职，仁宗未准，到宣宗以后，有历事于都察院各道者，期以三月，选择任职，称试御史。其后渐成为定制，凡监生历事，各衙门均有定额，历事时间自三月、半年至一年不等。这种历事实习，对于监生将来为官任职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监生任官一途渐轻，各地儒学地位渐重，生员以乡、会试而得官，成为入仕的正途。

第二节　考试制度

明代的考试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学校考试制度和官吏选任的考试制度。

学校考试制度主要是指官办学校从入学到结业期间所规定的各级考试；官吏选任的考试主要是指科举考试。这两种考试形式与结果虽然并不尽同，但是实际上都是为官吏尤其是文官选任服务的。

在明代，无论是学校中的考试还是科举考试，都是由官方安排的考试。

这种由官方统一安排的考试充斥了读书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生活，乃至他们从接受文化教育的第一天起，便是在为以后无休止的考试而作准备。许多读书人的一生都葬送在这里面。因此多年来，人们对于明代的考试制度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科举制度至明代而走向没落，尤其是八股文出现后，更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却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人们倘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明代的考试制度，似乎也可以得出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文官考试制度在明代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进步，而且明代在这方面较前走向了进一步的成熟。八股文考试的规定，实际上正是考试规范化的表现，实行规范化考试，使考试标准本身减少了人为的主观因素，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考试标准的客观性，这对于以后的考试制度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显然，明朝人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他们所实行的考试制度本身，而更在于他们对考试本身的理解，考试本来是对于教育的总结，但却往往被人们当作了教育的目的，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必然会限制人们的全面发展，使考试结果与人们的实际能力脱节。这种对于考试的理解，导致了后来发生的许多问题，使人们对于考试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结果是事与愿违。

明代的考试制度是中国传统考试制度发展的顶峰，也是传统考试制度的末世。

岁试与科试在明代考试制度中，读书人首先遇到的是府、州、县儒学的入学考试。

但由于这并不属于学校考试范围之内，所以各种政书中都没有详明的记述。《明史·选举一》中只说：“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各省参用副使、佥事。”又说：“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这里所说的岁试，便指提学官对于儒学生员和童生入学进行的常规考试。

岁试也称岁考，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于在学生员的考试，一是对于准备入学的童生的考试。《儒林外史》中曾经写到一位名叫周进的提学官在广州任上主持岁考的情形：“这周学道..到广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这种入学考试，也有发卷、归号、封门，考试完毕后，也有放牌、阅卷、排名等等，应该说也是一次正式的考试。而该书中所写的童生范进，则从二十岁起应考，至五十四岁，先后考过了二十余次。

岁考虽然是常规考试，但也有固定的制度，按照制度规定：“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①这两次考试，先进行的便是岁考。因为是生员在校学习期间的初次考试，或者是童生进学的考试，所以并不要求像正式科举考试那样规范，一般情况下，提学官都是请一些文人帮助阅卷。

对于童生们来说，岁考是其进学的必要考试。如果想要取得功名的话，首先必须要取得生员的身份，也就是通称的秀才，所以童生们非常重视岁考。明初对于在校生员的考试相对比较频繁，地方守令按照规定应当每月一试，巡按御史、按察使一年一试。地方官员根据生员的考试情况分列三等簿。每次考试后都要按照考试结果对教官给以不同处理。洪武以后，这种严格要求在儒学中渐不再行，其后实行提学官制度，规定提学官在任期间三年两试，作为生员们的基本考试，但是为了保证在校生员数额，有时也会根据情况增加岁考的次数。如万历十一年（1583），由于张居正当政时裁抑生员数额太过，诏令增补，当年题准：各提学每岁考校一次入学，务要不失原额。间有他故，巡历不周，次年即行如数补足，虽系科举之年，亦宜照岁考例，总计三年之内，大府务足六十人，大州县务足四十五人。①由此看来，朝廷对于提学官员的要求，主要是保证生员和参加科举的人数，其在任三年间的岁试关键不在次数而在于取录的人数。这样才能保证科举取士的基础。

童生通过岁考进入儒学成为生员以后，并不意味着岁考的结束。在学的生员还必须再次通过岁考。这时候的童生虽然已经入学，但其所参加的岁考仍然是一种生员资格考试。明代的学校开办未久，便在原有的生员名额之外扩大收取了生员，称之为“增广生员”，其后又有“附学生员”。于是凡是进入儒学的生员，最初统为附学生员，然后再经过岁试和科试的成绩递补为廪膳生员及增广生员。

明代的岁考制度规定，诸生员通过考试后按照成绩分为六等：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①这种岁考是对于生员们学业的考察和督促。初入儒学的附生可以通过岁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①《明会典》卷七八《学校·风宪官提督》。

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考成为廪膳或者增广生员，同时也有极少数受到挞黜。

除去岁考外，生员们在学校期间还要进行科考，《明史·选举一》中记：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科考的分等也有一定比例，与岁考所不同者，岁考是以廪膳、增广定额取补，而科考则是按照乡试取录举人数额比例，选取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大致中举人数占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的三十分之一。

科考是在校生员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因此，科考合格的生员人数多，能够中举的人数也就容易更多一些，同样，取录举人多，科考合格人数也就可以更多一些。所以《明史·选举一》中说：“举人屡广额，科举之数亦日增。及求举者益众，又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以收士心。凡督学者类然。”随着明代吏治的颓坏，儒学考试制度也每况愈下。明朝人说：明初重督学之选，..其后，督学官稍轻，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实学，厌士心如异时。高者虚谈沽誉，劣者安禄养父，下者至开幸门，听请托不忌。又巡历或二三岁乃一至，至不过浃旬月，独品所为校试一日文而止，不复关行能，考察他道艺。即甄考德行，亦独案郡县学官所报三等簿奖汰之，不复有案质。甚乃惮巡行劳苦，独高坐，引日月，至大比，独委府、州、县类考而合试之，故士习顽而人骛于奔趋。

又说：明初重学官之选，往往取耆儒宿学以充。..后久顽弊，师儒之职益轻，副榜举人不屑就，而贡生年稍迈、若贫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于鼓舞，而学术纰谬，无能为诸生先，奔走有司，结富豪以苟得，而于月考课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赀，不复问行能，盖冗蠹甚矣。①明代学校考试的另一变化，是考试内容的变化。明代儒学生员的考试文字通谓之举业。包括有《四书》义一道，限制在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限制在三百字以上。文章只要求论述明析，不要求文字华丽。但是随着整个社会文风的变化，生员们的考试文字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礼部上奏言及举业文字中“好用佛经道藏”一事，请以“朱卷犯者参处”①。据《明史·选举一》引礼部言：唐文初尚靡丽而士趋浮薄，宋文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谲。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

当时选取了历朝中式文字一百一十篇，作为府、州、县儒学中生员们的考试范文。但结果却并无丝毫的作用。“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论者以明举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①谈迁：《国榷》卷七四，神宗万历十五年二月戊辰。

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之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②这里虽然讲的主要是乡试文字，但礼部官员们显然认为问题出于平时在校考试的要求，因此才奏请选择范文，刊布于学宫，以为学校中岁试和科试的准则。

礼部中所坚持的旧的考试标准，虽然由于晚明文风的变化而未能奏效，但是礼部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对于旧有考试制度的维护。尽管随着文风的变化，生员们考试时所作文章内容已经逐渐脱离了明初所规定的文字限制，然而这只是十分有限的变化，还不足以影响到明代学校考试制度的本身。

乡试、会试、殿试与明代生员的在校考试相比，乡试、会试、殿试是更为重要的考试。人们一般习惯于将这三次考试称之为科举考试，而不大称生员在校时为取得乡试资格进行的科考为科举考试。

《明史·选举二》中说：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日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三甲第一为传胪云。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皆初九日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

这是对于有明一代科举考试的最基本的概括叙述。

早在朱元璋建国前一年的吴元年（1367），即已有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但当时主要是“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①。还只是行科举的准备，尚未正式开科。洪武三年正式下诏书，将考试时间、内容、取录标准及范围等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从此成为有明一代科举取士的基础。

但在当时由于制度初行，尚未完备，且仅为是年科举而诏，与其后渐趋成熟的科举取士尚有一定差距。

按照明朝人的记述，洪武三年，除去京畿的乡试外，各地也大都举行了乡试，所取录的举人全部到京授予了官职：“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此世所知也。不知先一年庚戌。以明经荐至京师者，上俱亲策问之，赐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则庚戌实开天第一科。”①②《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①《明史》卷七○《选举二》。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五《洪武开科》。

事实上，洪武三年各地乡试后，举人赴京听选，虽然也进行了策问，但是并不是正式的会试。正式的会试则始于洪武四年（1371），即明人所谓的辛亥开科。《明史·选举志二》中说：“明年（即四年）会试，取中一百二十名。帝亲制策问，试于奉天殿，擢吴伯宗第一。午门外张挂黄榜，奉天殿宣谕，赐宴中书省。授伯宗为礼部员外郎，余以次授官有差。”同时又说：“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由此可知，当时会试者并非前乡试的举人，因为举人们未参加会试，便均已授官了。而参加会试的举人，则显然是各省所另选，而且也并非当年乡试的中式举人。这是明初典制未定情况下的特例。明人沈德符曾记：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盖居四分之一，而会元俞友仁，复为浙西之仁和人。首藩首科，盛事如此。②这取中的一百二十人经过廷试后，吴伯宗、郭翀、吴公达被取为一甲前三名，伯宗授员外郎，其余二甲以上授主事，三甲授县丞。

从洪武三年至五年，连续三年乡试，其间四年又举行了会试，而且乡试与会试又各有不同的参加者，这对于战乱后重振读书风气，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次开科取士仅行三年便诏令停止了。洪武六年（1373），太祖谕中书省臣：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①这次暂停罢科举后，直到十五年（1382）复设，其间停罢达九年。

“洪武十五年八月丁丑朔，诏复科举，期三年，著为令。”②然十五年并未见科试之行。十七年（1384）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于各省，此后遂有科举定制。是年乡试，诏令不拘额数，从实充贡。这一年，应天府中式举人多达二百二十九人，其中大部分是国子监生员。这很使太祖为之兴奋，他认为这是他兴办学校的成绩。这当然与国子监育才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多年来积压人才，也是十七年乡试兴盛的原因。随后便是十八年的会试和廷试，这次会试取录黄子澄、练子宁、花纶等人，但廷试后太祖因为做梦的缘故，改以丁显为状元，练子宁第二，花纶第三，黄子澄取为三甲。这便是著名的洪武乙丑科。这一科取录的进士中确实出了不少的名人。有明一代的科举制度，也从十七年以后开始确定了下来。

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定考试等官俱于当月初七日入院，也就是提前两天进入考场，以保证考试有事先较充分的准备，同时还可以防止考官徇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一《科试考一》。

②谈迁：《国榷》卷七，洪武十五年八月丁丑。

私。考试官入院后，就要封锁内外门户。在外的提调、监视等官称外帘官，在内的主考、同考官称内帘官。内帘的同考官最初八名，其中三名翰林、五名教职。景泰五年（1454）改用翰林及部曹。从此后考官渐增，至正德六年（1511）增至十七人，分为《诗经》五房，《易经》、《书经》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共十七房。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科，因《易经》卷多，乃减《书经》一房，增《易经》一房。十四年丙戌科《书经》卷多，增《书经》一房，而共为十八房。四十四年丙辰科，《诗经》、《易经》复各增一房，共为二十房，用翰林官十二人、六科官四人、六部官四人，共二十人充职，终明之世未再有变化。

廷试又叫做殿试，是在会试取录以后对取录的士子们进行的重新排名的考试。

洪武三年初行科举诏时便对殿试作了考试内容的规定：试时务策一道，要求在千字以上。按照规定，殿试须由皇帝亲自策问，一应考试官员各有其职。洪武三年公布的殿试时间定在会试同年的三月初三日，但次年正式举行会试后，却未按照这一规定的时间举行。《明会典·殿试》中记道：“四年，定恩荣次第。二月十九日，御奉天殿策试贡士，二十日午门外唱名，张挂黄榜，奉天殿钦听宣谕，同除授职名，于奉天门谢恩。二十二日赐宴于中书省，二十三日，国子学谒先圣，行释菜礼。”洪武初仅举行了这一次会试，到洪武六年（1373）应该再行会试的时候，却又诏令停止了。直到十七年（1384）重开科举，始于次年会试后再行廷试。其后廷试时间渐定于会试同年三月初一日。

殿试的定制始于永乐二年（1404），《明会典·殿试》记：永乐二年定，前期，礼部奏请读卷并执事等官。其读卷，以内阁官，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提调以礼部尚书、侍郎；监试，以监察御史二员；受卷、弥封、掌卷，俱以翰林院，春坊、司经局，光禄寺，鸿肿寺，尚宝司，六科及制敕房官；巡绰以锦衣等卫官；印卷，以礼部仪制司官；供给，以光禄寺、礼部精膳司官。至日，上御奉天殿，亲赐策问。诸举人对策毕，诣东角门纳卷，出。受卷官以试卷送弥封官，弥封讫，送掌卷官，转送东阁读卷官处，详定高下。明日，读卷官俱诣文华殿读卷。御笔亲定三名次第。赐读卷官宴。宴毕，仍赐钞，退于东阁拆第二甲、三甲试卷，遂旋封送内阁填写黄榜。明日，读卷官俱诣华盖殿，内阁官拆上所定三卷。填榜讫，上御奉天殿传制。毕，张挂黄榜于长安左门外。顺天府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明日，赐状元及进士宴于礼部，命大臣一员侍宴，读卷执事等官皆预。进士并各官皆簪花一枝。教坊司承应。宴毕，状元及进士赴鸿胪寺习仪，又明日，赐状元冠带朝服一袭。请进士宝钞，人五锭。后三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明日，状元率诸进士诣国子监，谒先师庙，行释菜礼。礼毕，易冠服。礼部奏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

永乐以后，基本上依照这一定制，未再有大的变化。

中式的第二甲、第三甲进士中还有一种考选庶吉士的制度。所谓庶吉士，是一种尚未正式评级授官前的储备官员。太祖初时置有六科庶吉士。洪武十八年（1385）以后，改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称庶吉士，永乐二年（1404）正式定置翰林院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①。从此成为一种制度，但是并非历科皆行。弘治中大学士徐溥在谈到考选庶吉士的制度时曾经说道：“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域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②从此翰林院庶吉士的考选成为常制。这应该算是明代最高级别的考试了。与选者称为馆选，入翰林院学习三年，以品高资深的翰林及詹士府官员一人专课其事，称教习。庶吉士三年学成后，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或检讨，次者出为给事中或者御史，谓之散馆。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明末。

“八股文”取士与南北卷《明史·选举二》在谈到科举制度时曾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这里所说的八股文，便是明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文字。关于八股文取士的定制，过去人多据上文，而以为系太祖与刘基所定，即始于明初。但其实前文中只说“专取四子书及..五经命题试士”，乃太祖与刘基所定。后面所谓作文之法，可以是泛指有明一代的试文，未必说太祖时即以八股取士。因为清修《明史》时，与修诸人对八股取士说已有不同看法，不必断言其始于太祖与刘基所定。

清初人胡鸣玉曾考订此事：今之八股，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见先辈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顺、景泰、正统、宣德、洪熙、永乐、建文、洪武百年中，无一篇传也。①这应该算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明证。鸣玉，字廷佩，号吟鸥，青浦人，乾①《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②《明史》卷七○《选举二》。

①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500页。隆中荐举博学鸿词，对考订文字等颇见功力，他既能断言明成化前未见八股文字，必然看到过不少当年的经义试卷。明清之际顾炎武，也曾谈到八股始于成化间的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接过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①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本之唐人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②这里不仅谈到了八股文，而且谈到了八股文对于文风的负面影响。于是后来人们一般都批评八股文，认为八股文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而且导致了文风日下。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更将明代科举试文作了前后对比，他认为，明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不超过三百字，亦不得浮词异说。篇末大节，可以各抒己见，陈论国家时事。试文具有相当的实际能力的考验。而后因功令加严，忌讳日深，便不再许言本朝之事，至百余年后，即至成化年间，试文渐为冗长，凡千百余言，庸陋支离，无恶不备，并据杨慎所言：“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又舞单枪鬼，一跃而上也；又八寸三分帽子，无不可套也；起语数十百言为寿星头，长而虚空也。”①这段话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了明代八股文之弊，但这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颇为费解的问题，八股文作为明代士子考试的试文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如明清两代学者们所言，明初本是不用八股的，至成化末始行，然而恰恰是并未以八股文取士的成化以前，却也正是文化的禁锢时期。明代的文化自从洪武“文字之祸”以后，在专制控制之下，出现了文坛寂寞的局面。永乐以后，文坛盛行“台阁体”，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又空洞无物的文风成为当时的主流。成化以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文风也随之而出现了变化。如《明史》中所说，论者常以明代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这种比拟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其所反映出的明代科举试文风气变化的几个阶段则颇为清楚。而这与有明一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①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501页。代文化发展变化的情况也是颇相符合的。也就是说，成化以后八股文取士的结果，并未影响到当时文化的发展。而且再到后来，科举试文也都进一步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①。八股文依然，而举业文字毕竟变化了，整个社会的文风也毕竟变化了。将文运的不振归咎于八股文，看来也未必就那么恰当。

如果我们能够从八股文的出现重新考虑一下对它的评价的话，应该说，它的主要作用还是使科举考试更加规范化。也就是说，八股文是一种格式化的答卷形式。在传统文化考试的情况下，考官需要一种格式化的答卷，这使他们能够有相对固定的评卷参照，以八股取士实际便是由此而形成的。

事实上有明一代的考生中，尽管有些人将八股文作为生平文章的写作方式，然而更多的人是将其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的。弘、正间的著名才子唐寅起初便是“不事诸生业”的，后以祝允明的规劝，“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名。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②虽称是一篇奇文，但必定是按照八股的格式去作的。如果不是后来被牵到江阴徐经科场案中的话，唐寅必定还能够考中进士，那当然也是要作八股文的。能够作八股文字，并没有影响唐寅在诗文与绘画上的发展，他显然是将八股文作为入仕的敲门砖了。

考试规范化是考试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在中国传统科举考试中，基本上是采取了作文考试的形式，以八股文为考试规定，就要求应试人必须去作政论文字，而不能随意去作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字，如像诗词歌赋等等。而一般来说，政论文字对于考生写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考察较之其他文章形式要更加有利，由此而论，八股文虽然有其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个方面，但其仅仅作为试卷的要求则是有其道理的。清人赵翼在考察八股文字时，曾经谈到八股文的破题，他说：“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题，然破题不始于八股也。”其下所举诸例包括了经义文字和诗词歌赋各种文体，都有破题的写作方式：“又范蜀公赋《长啸却敌骑》，破题云：‘制动以静，善胜不争。’宋景文破题云：‘月满边塞，人登戍楼。’是皆赋之破题也。诗亦有破题。..骆宾王《灵隐寺》诗唯破题‘鹫岭郁龙宫隐寂寥’是宋之问所作，下皆宾王作。此又诗之破题也。”①破题只是一种文章格式的要求，有了同样的要求，才能有相对接近的标准。

对于荐举来说，科举是一个进步：就科举考试自身来说，八股文考试比其以前的经义考试又是一个进步。

随着明代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到明朝末年，在取士标准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①《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②《明史》卷二八六《唐寅传》。

①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二《破题》。

（崇祯）七年甲戌，如贡举礼部侍郎林釬言，举人颜茂猷文兼五经，作二十三义。帝念其该洽，许送内帘。茂猷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五经中式者，自此接迹矣。②崇祯十年（1637）有揭重熙，十六年（1643）又有谭贞良、冯元飙，均以五经中式。这也许意味着科试形式上将要发生一些变革。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予明朝人以这个机会，一年以后，明朝便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打击下灭亡了。

明代将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推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会试的分卷制度。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发生了“南北榜”事件，这成为明代有南卷与北卷之分的开始，但这还不是分卷制度，而只是太祖为加强对科试控制的手段。明代真正实行分卷制度始于洪熙元年（1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到宣德、正统间，又分为南、北、中三卷，南卷占百分之五十五，北卷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卷占百分之十。景泰二年（1451）辛未科曾一度废止分卷，但立即引起廷臣们的争论，到五年（1454）甲戌科，便又恢复了分卷取录的制度。

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顺天诸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其后因为当国权臣南人北人不同，又发生各为其地方之利而增减分卷比例之事。如成化二十二年（1486）丙午科，因大学士万安与礼部尚书周洪谟均为四川人，乃藉布政使潘稹之请，南、北各减二名，以给中卷。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给事中赵铎按照当权太监刘瑾旨意请增河南、陕西、山东、山西乡试名额，于是增陕西乡试额为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东、山西俱九十名，以刘瑾陕西人也。又以会试南、北、中卷为不均，于是再增中卷的四川额十名，并入南卷，其余中卷均并入北卷，南、北各取一百五十名。但是这些人为的变化，都没有能够改变分卷制度，有明一代始终采取了分卷取录的考试制度。

分卷制是针对全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制定的，对于全国文化的发展与协调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实行单纯文化考试取用官员的情况下，分卷制起到了补充文化考试局限性的作用。

②《明史》卷七○《选举二》。

第三节　科举制度

地方府州县学只是培育人才之所，生员入仕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洪武三年（1370）五月，明朝始开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①，并令连试三年。与此同时，颁行《科举条格》，对乡试、会试的时间，应试资格，考试内容，录取额数，出身及科场禁例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同年在南京及各省举行乡试。考试分三场，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及“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中式后十日举行复试，科目是骑、射、书、算、律五科。洪武四年（1371）二月，各地举人在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进士一百二十人，分别授官。

各省连续实行三年后，效果并不理想。朱元璋曾一度罢科举，改行察举。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复设。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为永制。府州县学先举行县考，中式者为秀才。每三年举行一次省试，即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八月在省直举行，中式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可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又称甲科，由礼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二月在京举行，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会试中式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称作廷试或殿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资格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进士皆由朝廷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甲考选庶吉士皆为翰林官，其余授给事中、御史、六部主事、内阁中书、行人、太常、国子监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

明初科举考试的程序和办法，大体上都是沿袭元代科举的旧制，规定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以朱熹集注为依据，考试经义、策等。在明代会试取士中，又有南北卷之分。洪武三十年（1397）会试，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五十二人皆南士，引发“南、北榜案”。至洪熙元年（1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会试南、北卷，规定比例为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①。后来，虽在比例上有所增减，但其制不变。

与文科取士并行的武举也得以建立。吴元年（1367）朱元璋诏令设文、武二科取士之后，到洪武二十年（1387），礼部请沿前代旧制，立武学，开武举，朱元璋予以批准。至天顺八年（1464）十月，才逐步系统化。“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①《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①《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②。成化十四年（1478）如文科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举六年一次，弘治十七年（1504）改定三年一次。嘉靖年间，武举之制多有变化。崇祯四年（1631）始设武举殿试。从武举演变趋势看，是愈来愈与文科试规相一致。

明初官吏的选拔，与学校、科举并用的还有荐举。立国之初，朱元璋以致贤为急，令各地官员荐举人才，上报朝廷，亲自策问，校定优劣，即行除官或送吏部决定任职。洪武六年（1373）诏令暂停科举，改用荐举。荐举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存举的实行，可以从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补充官吏，在明初官吏铨选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②《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第四节　任官制度

明初，为补足缺额官员，曾大批选任监生及荐举贤才为各级官员。以后定制，官员的任用，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铨选分大选、急选、远方选、拣选、岁贡就教选和举人乞恩选。大选包括听选及考定升降，于每年双月举行，前者指取得资格的初次授官，后者指已任官员的考察升降。急选包括调动、降职、丁忧、留任起复、补缺员，于每年单月举行。远方选是指边远地区官员的选授。拣选是从科贡监生中选员补足府佐、州县正官。岁贡就教选是不定期地考选会试下第举人或岁贡生任教职。举人乞恩选是举人三试不中，出于皇帝特恩，可以到吏部就职，“部中另立班铨注”①，铨选不定期举行，选后发给文凭前往报到。

凡官员升迁必须“考满”，如果官员缺额应补，则可以不待考满而用推升。推升因推者、被推者身份不同而分廷推、部推、会选、会举四种。推升的名单最后由皇帝审定。地方府州县正佐官，在京大小九卿之属员选授迁除，经考满、考察，由吏部决定，循次升迁，称常选。馆选是由内阁会吏、礼二部考选庶吉士进行储才教育，由翰林院、詹事府官高资历深者任教，侍三年学成，授予相应的官职。

文官由铨选得官后，再经署职、试职一年后，予以较严格的考试或考察，合格者实授。实授后京官即给诰（五品以上）、敕（六品以下），地方官三年考满，亦按品级给予诰、敕。武官的任用，洪武五年（1372）定武选法。武官铨选除京营外，均由兵部武选司主持。凡大选分色目、状貌、才行、封赠、袭荫等项，其途径则有世职、武举、行伍、纳级。但实际上均未能认真执行①。

①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

①参考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五节　任官回避制度

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亲族回避洪武元年（1368）明政府规定：“凡内外官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①意即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不准有亲族关系的人在同一衙门或地区任职，否则就要调任，以下避上。此后，明政府多次重申这一规定，万历五年（1576）令：“从卑回避，以职官论。今后除巡按御史从方面官回避外，其余内外官员，俱从官职卑者回避。”②关于回避官员的调任又有规定：“凡各衙门官员，遇有更革，及合回避，任满，如本衙门无相应员缺，于相应衙门对品改调。”③亲族回避之制的实行，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和控制，有其积极的作用。

籍贯回避即地区回避。洪武四年（1371），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但由此产生了冒籍之弊。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亲自把全国定为地方官任用三大互调区域。即“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用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用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之人，亦用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考核不称及降谪者，不分南北，悉于广东，广西，江西龙南、安远，湖广郴州之地任用，以示劝惩”④。但是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官吏互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对籍贯回避重新作了界定。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就原籍任用外，其余官吏，各照籍贯例任用。嗣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但亦不限南北。明代官吏实行本籍回避的手续是极为严格的，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籍贯回避制度，有效地①《明会典》卷五《改调》。

②《明会典》卷五《改调》。

③《明会典》卷五《改调》。

④谈迁：《国榷》卷七，万历五年。

割断了地方官与宗族势力的勾结，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职务回避内容较为广泛，这是针对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吏而实行的。如户部官的回避。洪武二十六年（1393）诏定：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甚至连日常办理具体事务的吏员也包括在内。究其原因，这些地区是明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为了防止户部官吏串通江浙、苏松、江西地方官吏豪绅徇私舞弊，上下其手，明令户部官员不得由这些地区的人出任。

明朝的监察官也有特殊的回避要求。洪武元年（1368）规定，两京堂上官的弟男子侄不得任科道官，“属僚同族则以下避上”①。监察御史出巡，也实行严格的籍贯回避。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分巡按治州郡，其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及按临之人有仇嫌，并宜回避，毋得沽恩报仇，朦胧再问。”正统四年（1439）又重申：“凡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并先曾历仕、寓居处所，并须回避。”②明朝科举考试中考官也实行回避制度。景泰二年（1451）诏定：科场官亲属回避。嘉靖三十二年（1553）规定，考试时各省乡试、会试主考官不得用隶籍本省的官员，两京主考官要回避本省。

同样，明代官吏在执行司法职能时，也有特殊的回避规定，回避的范围由亲族扩大到姻亲、老师及旧有仇嫌之人。明朝还有一种特殊官员的回避，即王府官回避。英宗以后定制，王官不外调，王姻不内除。

官吏回避制度的实行，可以防止官吏利用亲属、地域、职务等关系以权谋私，可以克服腐败，保证社会政治的相对清明。但在实行过程中，也滋生了种种社会弊端。①①《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②《明会典》卷二一○《出巡事宜》。

①参考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六节　官吏的考核制度

明朝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二者相辅而行，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由吏部考功司主持。

考满所谓“考满”是“任满考绩”②的意思。内外官员自任现职起，三年为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后行黜陟之典，项目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由于官吏任职的地域、秩品不同，又有着不同的考满体系、内容和升降标准。洪武十一年（1378）开始朝觐考核。以后京官一般由部门长官开具情况备送考核，地方官分别由监察御史，布、按二司考核和复考。

一般说来，京官四品以上者皆自陈，由皇帝直接决定升降。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有关衙门正官根据本衙门长官的评语考核，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地方官员九年任满，给由赴吏部考核，依例升降。考满中称职者升，平常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或不法的送法司问罪或罢免为民。但是从明中期起，考满往往流于形式，成为故套。“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概与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所无惩，贤亦安劝。此考绩之弊。”①考察是对官员进行全面考核，不仅考绩，还包括居官行止各个方面，有京察、外察、闰察之分。京察的对象是朝中各机构及顺天府、应天府的各级官员。最初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到天顺时始规定每十年举行一次。弘治十一年（1504）定制，京官六年一考，在巳、亥之年，分别在北京、南京举行，称北察、南察。届时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考功司郎中主持。考功司负责具体事务。对外官考察始于洪武四年（1371）。弘治时每三年，即逢辰、戌、丑、未岁到京朝觐，同时考察，谓之外察。不论京察还是外察，考察的内容主要是该官任职期间的政绩、德行、过失等。考察结果，不称职的官员分为贪、酷、浮躁、才力不及、老、疾、疲软无为、素行不谨八类，称之“八法”。处分分为四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

武官考核称军政，由兵部武选清吏司负责。成化二年（1466）定五年一②《吏部职掌·考功司·有司科》。

①《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

次，以现任掌印、带俸、差操及初袭官一体考察。十三年（1477）令两京通考以为常。五府大臣、锦衣卫堂上官、直隶总兵官自陈，听皇帝裁决。五府所属并直隶内卫所官，全部由巡视官及部官注送。在外都司、卫所官由抚按造册送兵部。副参以下，千户以上，由都、布、按三司察注送抚，咨兵部考举题奏①。

致仕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效能，明朝的致仕制度也规定得很具体、细致。文武官致仕年龄屡有变动。明初规定致仕的法定年龄为六十岁。洪武十三年（1380），诏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②。致仕有的是自己请求，有的勒令退休。有些官员年龄超过的，仍不致仕，皇帝即强迫其退休。一般京官年七十，外官年六十五，乞致仕者不限年龄。五十五岁以上可以冠带致仕，五十五岁以下可以冠带闲住。六十五岁即使不致仕，亦不再列入铨选之列。

官员致仕以后，一般给予某些优待。致仕者官品仍在，只是没有职权，仍可以继续享受在职官吏的种种特权，如免除徭役、晋秩等。经济困难的略予补助，有的还给予第宅、俸禄、夫役等。致仕后皇帝还可以特命起用，所以致仕与削职为民二者差别很大。对于犯罪的官吏，不仅革除官职，而且还要追缴诰敕，使其不能享受致仕官员的待遇。

致仕也不一定以年龄为准。凡因朝廷“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①。有的年龄虽然未到退休，但因病、不称职或其他原因，也可以致仕。但凡致仕者必须有一定的理由，没有理由，只能请求辞职，不能享受致仕的待遇。明朝中叶以后，法纪荡然，十官九缺，现任官吏呈辞不理，也谈不上致仕或休假了。

①参考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①《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第十章　明代的宗教

明代是宗教发展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随着宋、明理学显学地位的确立，作为中国自身的宗教道教和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都逐渐走向了衰微。宗教学术无法与新儒家们那种平民化的学术思想相对抗，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势的主流，实际还是宗教的儒化。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不断强化，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已经最大程度地减弱。明代的宗教只是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蒙、藏地区）的统治作用。与官方宗教的情况相反，明代的民间宗教却经久不衰地发展，成为秘密社会乃至民众的精神武器，因此对于宗教的控制也就成为了明代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在明代西北地区得到了发展。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如藏传佛教、小乘佛教、萨满教、东巴教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始传播天主教，并且打入了士大夫和部分民众当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到明朝末年，几乎有机会成为统治者新的宗教选择。

第一节　佛教

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一个年轻和尚脱下袈裟，投身到了农民起义的大潮之中，十六年后，这个当年的年轻和尚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变化，也就必然给明初的佛教带来一些特殊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明初佛教的微妙地位。据《明史》记载：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①但这只是笼统的记述，明初朱元璋的佛教政策实际上还是以控制为主。

自洪武元年（1368）设立善世（佛教）、玄教（道教）二院，到四年（1371）即行革罢。五年起，诏给僧道度牒，而此后十年间并未再设立僧道官署。直到十五年（1382），始置僧录司、道录司。

僧录司是明代佛教最高管理机构，设官左、右善世各一人，正六品；左、右阐教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讲经各一人，正八品；左、右党义各一人，从八品。各府县则设有僧纲司，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掌之。并定全国僧人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

这大概就是李仕鲁等儒臣上疏反对明太祖“舍圣学而崇异端”之时。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①这是儒、释之争在明初的反映。在李仕鲁之类的儒臣们看来，对于佛教，应该是实行厉禁的。其实在此前，明太祖已有对于僧道的限令：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上以僧道日多，蠹财耗民，莫此为甚。乃诏天下府州县止存大观寺一，僧道并处之。非有戒行通经典者，不得请给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为尼者。并著为令。②这个限令的下发，是因为洪武五年给度牒令后，取得度牒的僧道一时多达九万六千余人，不得不加以限制。然而到十五年设立僧录司后，不到三年时间，新度牒的僧尼又达二万九百五十四人。

元代的崇佛，到明初在民间还有较大的影响，而这与明太祖对于佛教的①《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①《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②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

推崇是完全不同的，用当时官员的话说：“其实假此以避差役。”③所以从洪武十七年（1384）起限令三年一次出给度牒，而且要严加考试。二十四年（1391）更明确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①这一方面为防止劳动力流入僧道，一方面防止青年妇女出家，影响人口生育。次年，再令僧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天下僧人皆为在册者。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至此，明初的佛教管理遂成定制，并且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就曾有过大规模的给牒考试，而且“就试三千余人，悉不习内典”②。太祖为此欲尽付之法。这种强调佛学的做法，使得明初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学术风气，佛教开始成为了与朱学并存的学术派别。

明初的洪武、永乐时期，带有建国初的种种政治色彩，朱子学虽然开始成为显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人们对于事功的追求，给予了各种不同思想以一点活动的余地。当时的名臣宋濂便精通佛学，这或多或少对于太祖会有所影响。当时的僧录司左善世宗泐与僧来复齐名，都是兼通儒学的高僧，明太祖称之为“泐秀才”。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的蒋山太平兴国寺广荐法会，共征召了高僧十八人，宗泐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后来还俗为官的吴印也是其中之一。至于来复，则因上诗谢恩而死于文字之祸。

面对明初佛教的这种变化，当时的佛教界似乎并无自我选择发展的余地。在极端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明初的佛教其实并没有因为吴印等人的为官而有所兴旺，与元代相比，明显是每况愈下的。

这种情形到永乐中稍有所变化，其原因是僧人道衍（姚广孝）帮助朱棣夺位而成为一代功臣。道衍虽然兼通儒、释、道三家之说，但是他在自身的学术上坚持佛家的宗旨，因此曾著《道馀录》，从佛家学说出发，对于宋儒攘斥佛、老给予反驳。他在序中写道：“三先生（二程、朱）因不多探佛书，..一意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他因此择《二程遗书》二十八条、《朱子语录》二十一条“极为谬诞者”，“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①。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在当时能够问世，一方面固然由于朱子学的一统地位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绝对，同时也由于道衍的特殊身份。待到道衍死后，他的这部著作就遭到了儒士的焚毁。其友张洪称：“少师于我厚，今无以报，但见《道馀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③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

①《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六《永隆传》。

①姚广孝：《道馀录》序。

②目的是要使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不再传世。《道馀录》的出现应该说是一个特例，道衍死后，这种情况便不大再会发生了。仅仅十二年以后，宣德五年（1430）修成的《明太宗实录》中已经写道：“广孝尝著《道馀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③而且永乐初上书“诋讪先儒”的朱季友，便曾因此罹祸。

佛教在明初即被定为了经典之学，在朱学统治地位日益确立的情况下自然是难得发展的。

永乐中佛教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不过那只是为了加强对于西南乌斯藏地区的控制，而并非真的要发展藏传佛教。

永乐以后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便是宦官与佛教的关系。宦官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心态，颇重佛教的修来世之说，因此支持建寺度僧。景泰二年（1451）正月，太监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进言不纳，从此以后，建寺度僧之事便一发而不可止。弘治中，尚书马文升的奏疏中谈到成化末年寺院僧人的情况：定制：僧道，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设僧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该五十余万。..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几何。①马文升用“创修寺观遍于天下，妄造经典多于儒书”概括了当时佛教的情况，这与明初相比显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从现存的材料看，明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还是在正德以后，这与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情况是同步的。本来也可能在成化时就发展起来，但是追寻祖制的“弘治中兴”将其推后了二十余年。正德以后心学的兴起，对于禅学的发展有所刺激，到晚明王学末流更走向禅化，禅学也随之而得到了发展。明代佛教各宗的名僧，以及明代的四大高僧均出现于正（德）、嘉（靖）以后。一、禅宗。

明代禅宗主要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个支系。

临济宗的发展主要在嘉靖到万历以后，从笑岩德宝（1512—1581）以禅学与诸儒学者相交而知名，其后有门人幻有正传（1549—1614），正传门人中又有圆悟最为著称。圆悟号密云，宜兴人，原姓蒋。三十岁以后出家龙池山禹门寺，天启三年（1623）于天台山通玄寺开堂说法，始有名声。先后主持嘉兴金粟寺、福州万福寺、宁波天童寺等，因其弘扬临济宗风，故有“临济中兴”之称。

②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三《姚广孝》。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①转引自《明会要》卷三九。

曹洞宗在明代的著名高僧有慧经及门人元来、元贤和高僧圆澄等。慧经（1548—1618）晚年长期主持江西黎川寿昌寺。他主张农禅并作，是一位将躬耕田野与讲禅说法结合起来的高僧。他的门人元来（1575—1630）以提倡“禅、净无二”而闻名。元贤（1578—1657）幼年致力于儒家的程、朱理学，由儒而入释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他因此重于著述，主张兼容并纳。曾经明确提出：“禅、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并且强调儒、释、道三教一理。①他的思想明显地代表了明后期佛教发展的趋势。

二、净土宗。

明代净土宗的发展也是在嘉靖以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被称为“莲宗八祖”的袾宏，袾宏（1535—1615）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他先后著有《答净土四十八问》、《净土疑辩》等净土宗的重要著作。但是他同时也积极主张“禅净一致”，而且重视华严宗的教义，代表了明朝后期佛教各宗渐趋融合的发展趋势。

三、天台宗。

明代天台宗于万历年间始有“天台中兴”之说，其中兴高僧为传灯。传灯（1553—1627）于万历十五年（1587）入天台山，习天台之学，兼习禅宗和净土宗教义，也是博及诸宗的高僧。其后有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1599—1655），在弘扬天台教义的同时，进一步主张各宗融合，三教合一，成为明末三教合一的推动者之一。

除去佛教的上述三个宗支外，其余各宗，如律宗、华严宗等，在明代一直处于衰微之中，没有突出的人物与学说出现。

明代的四大高僧，除净土宗的袾宏大师、天台宗的智旭大师外，还有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袾宏与智旭虽然各有宗派，但都是主张各宗融合的，而且主张儒、释、道的相合。而紫柏与憨山则不仅主张三教的合一，而且自身也从无明显的宗派。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声响亮的高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紫柏（1543—1603）后于万历中“妖书案”中被牵入狱而死，憨山（1546—1623）亦于万历间以私造寺院罪入狱论戍，而其于戍所讲佛，居然使戍卒们闻之若痴。

不固执于佛家之说，而与儒、道相合，就使得佛教为士大夫们所接受，这同晚明士大夫们近禅的趋势是一致的。三教合一是晚明儒、释、道三家发展的共同趋势，林兆恩（1517—1598）的“三一教”，更是这种三教合一的具体实践。

①王友三：《中国佛教史》第五编第二章《明清佛教》，第749页。

第二节　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因此道教历来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朱元璋起自民间，对于道教有特殊的感情，在他打天下时，身边的周颠和铁冠道人张中就都是道士。而他本人也经常阅读道教的经典《道德经》。明初最为著名的功臣刘基，也是颇信道教的，传说中他曾师从九江道士黄楚望，得其天文地理术数之法。在明初的功臣当中，刘基近道，而宋濂近佛。历朝的统治者都要宣传自己是有天命的，因此就要神化自己，道教在推算占卜方面的传统于是成为统治者神化自己的工具。

明建国后道教与佛教一样，成为朝廷确定的官方宗教。洪武元年（1368），江西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被召入朝，明太祖命去其天师之号，封为真人，世袭，称龙虎山正一真人，秩正二品。另设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山、三茅山各设灵官一人，正八品。另设太和山提点一人。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恩封，与对于当时全国道教的管理并没有直接关系。掌管全国道教事务的机构还是与佛教的善世院同时成立的玄教院。洪武四年（1371），玄教院与善世院同时革罢。次年开始由朝廷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1382），始置道录司，设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至灵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义各一人，从八品，基本与佛教的管理一样。但是道教与佛教不同之处在于它还要承担郊祀活动，所以从洪武十一年（1378）起，又专门设立了神乐观，掌乐舞，以备祭祀。设提点一人，正六品；知观一人，从八品。神乐观隶属于太常寺，与道录司没有统属关系。对于地方道教的管理，则于府、州、县分设道纪司，以掌其事。

明朝的建立给了各种势力表现自己的机会，而朱棣的起兵夺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新的权力更替。在帮助朱棣起兵的谋臣当中，就有一些以占卜为长的方士，成祖最主要的谋臣姚广孝虽然是僧人，但是也曾于苏州灵应宫从道士席应真习方术。也许是出于这种情况，所以永乐初年，曾有人给成祖进献《道经》，希望以此获用，但是这时候成祖更需要标榜的是以儒道治天下，进献《道经》的人因此遭到了成祖的斥责，他说：“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①但是到永乐十五年（1417），却有了一次对于道人徐知证、徐知谔的敕封。徐知证被敕封为“九天金阙明道达德大仙显灵溥济德微洞元冲虚妙感慈惠护国庇民崇福洪恩真君”，徐知谔被敕封为“九天玉阙宣化扶教上仙昭灵溥济高明宏静冲湛妙应仁惠护国佑民隆福洪恩真君”。当时还在北京兴建了洪恩灵济宫。这是明初对于道教的一次盛典。据说原因是一个名叫曾辰孙的道士在为成祖医病时祷于二徐真君，而且梦见二徐真君授以灵药，才治好了①娄性：《皇明政要》卷四。

成祖的病。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同年八月，便有人献金丹方书给成祖，称其可以长生不老。成祖没有听信这些话，令其人自食金丹，烧毁方书，不许再以此惑人。但是由曾辰孙进药引起的二徐真君的封敕之事，反映了从明初开始，道士的丹药便与宫廷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朝的皇帝从成祖开始，几乎没有不服用道士丹药和用房中术的。这也就使得明代的道教与佛教完全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与佛教的学术化不同，明代的道教走的是一条修炼斋醮的道路。

在成化以前，一些知名的道士还较为追求戒行，如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道士刘渊然，史称其“在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②。其徒邵以正及道士沈道宁，均以道术知名。再如：“玄妙观道士张宗茂，自幼传其师李雷谷之法，祈祷必应，戒行亦端。后举为道纪，非其所好，常托病不视事。”①但是成化以后，方术便成了人们谋官的捷径。

明宪宗时方士李孜省以方术得幸，内阁大学士万安，也借进献房中术而固宠。所以成化朝僧道多以符箓烧炼得官，到孝宗即位后，裁汰以僧道得幸的在朝官员，数目已经相当惊人了：孝宗初，诏礼官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喇嘛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②孝宗虽然对僧道进行了整顿，但是他本人也是信奉道家的，宦官李广便以道家修炼之术获幸。

有明一代道教最为显贵的时候是在嘉靖朝，世宗因为过度崇信道教而与宋徽宗一样得到了“道君皇帝”之名。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有道号。嘉靖三十五年（1556），他为其父上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其母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无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嘉靖朝最受宠幸的有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邵元节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世宗即位后，“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邵元节于是被召入朝，大加宠幸。为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为太常丞，邵本人后来官至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其徒陈善道等俱进秩，其师李伯芳、黄太初封为真人。邵元节死后得赠少师，陶仲文更得以封恭诚伯。道教的获宠，与皇帝追求长生有直接关系。据《明史》记述：②《明史》卷二九九《刘渊然传》。

①王锜：《寓圃杂记》卷四《张宗茂尸解》。

②《明史》卷三○七《继晓传》。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①陶仲文的被宠，主要是他进献的丹药对世宗“有验”。

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②据一些史家分析，嘉靖间著名的“宫婢之变”很可能便与这种用少女炼制丹药有关，世宗本人险些在那场宫变中丧命，但是他却终生笃信道教不已。

内阁大学士严嵩便是以作青词而得到世宗的信用，而大学士夏言则因不冠世宗所赐香叶冠而遭疏远，终至被祸。在这种情形下，士大夫们也纷纷成为道教的崇信者。当然，明朝士大夫们对于道教的信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道教方术的兴趣。随着明代朝政的日趋腐败，从皇帝到官员，都成了修炼方术的信奉者，而且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了民间。

明代的道教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特殊的条件下发展的。所以它的特点一方面是烧炼，另一方面是世俗化。在这样条件之下发展的道教，很难在教义和组织上有所提高，因此也就不可能凭借从上层社会到民间对于烧炼推算的兴趣而得以发展。

从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到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祖的情况很能反映道教在明代的处境。张元吉于天顺、成化间屡进封号，而成化五年（1469）其杀人事发，论死系狱，后改杖一百戍甘肃卫，以母老还家死于家中。其子张玄庆得嗣为真人，传至张永绪，“荒淫不检，死无嫡子”。为吏部奏不当复袭，江西守臣亦言：“张无功于世，有害于民，宜永裁革。”遂以礼部所定，革封号，以裔孙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后复其真人号。至万历间，“其人时时入朝京师，频留主斋醮。与其子为狎邪之游。各买乐妇为姬妾，至今遨游诸贵戚间，饮博谐谑之外，他无所解”①。据《明史》记述：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②明代的道教经典不盛，组织混乱，日趋衰微，而且道教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成为民间宗教组织，脱离了道教原有的宗旨。

在《明史·艺文志》中收录的明代道家类著作共计五十六部。其中最为主要的有《道藏目录》四卷，《道经》五百十二函，以及焦竑的一系列有关道教的著作《老子翼》、《老子翼考异》、《庄子翼》、《南华经余事杂录》、①《明史》卷三○七《陶仲文传》。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词》。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真人张元吉》。

②《明史》卷二九九《张正常传》。

《南华经余事杂录拾遗》等。此外《艺文志》中未著录的还有道士白云霁所著《道藏目录详注》四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

《艺文志》中所记的《道经》，即后来世称的《道藏》，始修于永乐间，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纂校，终永乐之世而未竣，至正统间再行纂校，十年（1445）刊行，颁赐天下宫观，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万历三十五年（1601），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敕续补《道藏》三十二函，前后合计五百十二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卷。

《道藏》按照传统的道家“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为大乘上法；二、洞元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为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为小乘初法。四辅者，其一、太元部，洞真之辅也；二、太平部，洞元之辅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辅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辅所会归也。..其七部子目，则各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十二类。①《道藏》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除去道教的经典之外，还收集了先秦至宋的诸子百家之作，以及关于医药、养生和炼丹术方面的著作。

明代《道藏》的纂修，是对于道教文献的一次规模甚大的总结，对于道教的发展应当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明代道教后来发展的状况所限，有明一代道教文献还是相当贫乏的。

明代的道教支派主要有正一派、全真派、武当派和丹法派（东派）。正一派即明代敕封的张天师一派，由于得到了朝廷的有意扶持，这一派于明代最盛。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生活于元末明初，太祖、成祖都曾专门派人找寻其踪迹，他因此而名声甚大。成祖即位后，声称曾受真武大帝的护佑，于是大兴土本，修建武当山宫观，武当派由此而成为明代道教的一个主要支派。丹法派创于明嘉（靖）、隆（庆）、万（历）间的道士陆西星（1520—1606）。这一派原是以烧炼丹药为主的，到陆氏以后，进一步发展了男女同修的阴阳丹法，以炼就内丹。这种修炼方法投合了晚明士大夫们的纵欲思潮。关于道教炼内丹的著作，在明初修纂《道藏》的时候，便小心地加以删除了，所以陆氏的著作，是在这方面保留下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

第三节　民间宗教

明代的民间宗教中最主要的是白莲教。朱元璋投身元末明教为主体的农民起义而取天下建立了明朝。但是当时的明教实际上已经不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明教，而是“已合于佛，已混于道，又与出自佛教之大乘教、三阶教合”。“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白莲社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弥勒教合。至元末遂有红巾军之全面起义。”①所以许多材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起义教众所宣传的还是白莲教的教义。但这时的白莲教所宣扬的弥勒下生及明王出世的说法，实际上是融合了弥勒教和明教的教义，成为一种混合型的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一般是由佛、道两教分化而成，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义的简明，并且由于其在民间传布，极易发生各种民间宗教的互融，而且在传布过程中往往产生许多的分支，所以有时候不大容易加以区别，而习惯于统称之为白莲教。

明朝建立后，明廷对于明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采取了严禁政策。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白莲教之类的民间宗教在组织民众反抗政府方面的潜在作用，但是白莲教的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在明初，白莲教在全国的活动相当活跃，如洪武初年陕西的王金刚奴起义，继承元末韩林儿龙凤年号，前后坚持四十余年：陕西妖贼王金刚奴，于洪武初，聚众于沔县西黑山寺等处，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者，自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①王金刚奴直到永乐七年（1409）才被官府捕杀。而同年湖广湘潭又爆发了李法良领导的弥勒教起义。永乐十六年（1418）北直隶附近有刘化自称弥勒佛下世，在新城、真定、容城和山西洪洞等地传教，受戒者甚众，相约起事，事泄被捕杀。两年后便又有山东唐赛儿起义，成为明初最具影响的白莲教起义。

唐赛儿者，蒲台民林三妻也。儿时能刻纸为人马使战斗。自号佛母，预言成败事颇验，往来益都、安丘、即墨、寿光诸县，相煽诱。②永乐中，山东民妇唐赛儿夫死，唐墓祭回，经山麓，见石罅露出石匣角，唐发视之，中藏宝剑妖书，唐取书究习，遂通晓诸术。.因削发为尼，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初亦无大志，画冗浩阔，妖徒转盛至数万，官捕之，唐遂称反，官军不能支。①当时山东是白莲教活跃的地区，所以唐赛儿能够一呼百应，至其起义被镇压失败后，官府仍无法得到唐赛儿的踪迹。

这些史料中记述的唐赛儿所得的“妖书”，便是白莲教所称的宝卷，也①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载《读史札记》。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再僭龙凤年号》。

①祝允明：《野记》卷二。

就是教义的经典。白莲教教义在明代还在不断发展，到正德以后，白莲教吸收了罗教教义中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说法，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而弥勒下世，则是由“无生老母”派来领导教众前往“真空家乡”的。这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们无疑是最富吸引力的。

到明朝后期，随着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传播也更加活跃，并且由白莲教众为主体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主要有：嘉靖二十五年（1546）汶上连氏与白莲僧惠金、杨惠通起义；嘉靖三十六年（1557）乌镇道人李松起义；嘉靖中重庆大足蔡伯贯起义；万历二十七年（1599）徐州赵一平、孟化鲸起义；万历三十二年（1604）福建瓯宁吴建、吴昌起义；万历三十四年（1606）临淮刘天绪起义；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起义；天启二年（1622）王森弟子徐鸿儒起义。

明代的白莲教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许多分支，明末著名的白莲教经卷《古佛天真考证华宝经》中确认为白莲教支派的就有：红阳、净空、无为、西大乘、黄天、龙天、南无、悟明、金山、顿悟、金禅、还源、圆顿、收圆等等。而当时的涅槃教、三一教、长生教、老子教、龙华会、忠勇会等，也都是白莲教的分支，应州的罗廷玺、湖州的马师祖、单县的唐云峰、重庆的蔡伯贯等则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白莲教首领。可以说终明之世，白莲教始终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贯穿于整个的下层社会，甚至宫中宦官也多有信奉白莲教者，因此民间宗教的传播成为明朝统治者深感不安之事。①明代的民间宗教虽然大多属于白莲教的支派，但是其中也有较为特殊的情况，如罗清创立的无为教，高阳、韩太湖创立的弘阳教，即曾有不同于白莲教的特点，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与白莲教融合了。

无为教即罗教，创始人为明朝成化年间的山东人罗清，他初奉佛教禅宗，在其基础上吸收道教及各种民间宗教的教义，创立无为教。后为得到正德时当权太监张永等人支持，写成《罗祖五部经》（《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因其崇奉无为，诋毁白莲教，所以得到了正德皇帝的支持，罗清被封为“无为经师”，其《罗祖五部经》由官方刊行，成为明代官方支持的唯一的一个民间宗教。但是因为无为教提出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劫变及改造现实的观点，其后逐渐与白莲教相接近，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遂为朝廷所查禁。

弘阳教的创始人为万历间山西洪洞高阳，他主要活动于当时的京城北京，并且在宫中宦官们的支持下刊印弘阳教的经卷，宣传“红阳劫尽，白阳①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五章《中国民间宗教》，第1188页。

当生”的劫变口号，认为世界分青阳、红阳、白阳三个阶段，每一劫变时便生大乱，到白阳的阶段，即成为最光明的世界。

高阳死后，道士韩太湖继续传播弘阳教，但是他奉罗教创始人罗清为祖师，吸收罗教的教义，而且仿罗清撰写了《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弘阳苦功悟道经》、《弘阳叹世经》、《混元弘阳显性结果经》、《弘阳显性结果深根宝卷》，也称五部经，后又将经咒等编成五部经，称小五部经。韩太湖也长期在北京传教，多与宫中宦官交结，但是他与高阳不同之处在于高阳时的弘阳教入教者多为中上层人士，韩太湖时的教众则多为下层社会的劳苦大众。①明代的民间宗教名目虽多，但多数是由白莲教、罗教发展而成的，其后各支派互相融合，教义也互相渗透，其创立之初在教义等方面的区别到后来也就愈加不明显了。

①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五章《中国民间宗教》，第1188页。

第四节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唐时传入我国，称“大食法”，宋代称“大食教度”，元末明初称“回回教”、“回回教门”，明代又称“天方教”（我国明时称阿拉伯为天方）、“清真教”；以后“清真教”的称呼普遍起来，伊斯兰教寺院因而称为“清真寺”。明代清真寺的建筑比元代多了起来，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敕建南京三山街净觉寺和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清修寺）。敕谕称：“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当日于奉天门奉圣旨：..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永乐三年（1405）二月初四日立石。碑存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①。明代建筑的清真寺遍及各地。在北京，有东四清真寺、西花市清真寺、锦什坊街清真寺、长营清真寺。在天津，有天穆清真寺、金家窑清真寺。在宁夏，除了著名的同心大寺外，尚有纳家户清真寺、银川南关清真寺、单家集清真北寺。在甘肃，有兰州绣河沿清真寺、临夏华寺清真寺、临潭旧城清真上寺、徽县清真寺、武都清真寺。在青海，最有名的是洪武年间始建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此外有西宁北关清真寺、康家清真寺（永乐年间）、阿河滩清真寺（万历年间）。陕西，除敕建的清修寺外，尚有洪武十七年（1384）铁铉修建的西安羊寺清真寺，永乐十一年（1413）郑和重修小皮院清真寺（原名真教寺，亦称清真北大寺，始建于万历年间）、观上清真寺（初建于明末）。在山西，有长治南寺、北寺。在河北，有保定清真西寺、宣化清真南寺、沧州清真北寺、大厂清真寺、山海关清真寺等。在山东，有济南南关清真寺、德州北营清真寺、禹城韩寨清真寺、青州清真寺、菏泽西关清真寺等。在河南，有郑州北大寺、开封文殊寺街清真寺、朱仙镇清真北大寺、博爱县西关清真寺、陈州（淮阳）清真寺等。在江苏，除南京净觉寺外，有常州清真寺、六合南门清真寺、菱塘清真寺（扬州市属）等。在安徽，有合肥清真寺、太和清真寺、寿县城关清真寺、安庆清真寺等。湖北明建清真寺有代表性的是沔阳清真东寺，湖南是常德清真古寺，浙江是嘉兴清真寺，江西是赣州清真寺。四川、云南的明建清真寺尤多，四川有成都鼓楼街清真寺、重庆清真西寺、都江堰市清真南寺、平武清真寺等，云南有昆明顺城街清真寺、沙甸清真寺、寻甸清真寺、小围埂清真寺、回回营清真寺等。辽宁的锦州和沈阳明代也建成了东北地区最早的清真寺。回族散居各地，回族村落在明代大量形成，有一定数量回民聚居的地方就有清真寺，这样的清真寺难以计数。明代清真寺修建之多远远超过元代，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更深地植根于中华大地。

清真寺教职人员受到保护，永乐五年（1407）敕谕中说：“大明皇帝敕①照片载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无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刻石存泉州清净寺。同一敕谕福州、扬州亦有发现，只个别文字不同。

关于清真教职人员的情况，白寿彝在《中国伊斯兰经师传》中有所叙述，说：净觉寺和清修寺约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相当于公元1392年。鲁密人可马鲁丁和他的子孙，从洪武年间一直到弘治五年（1492）都主持净觉寺的寺务。又有哈马鲁丁，在永乐三年（1405）以后主持清修寺寺务。哈马鲁丁后，有一位阿林名摆都而的，也在清修寺，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死的。泉州清净寺寺务元代主持人夏不鲁罕丁，享有一百二十四岁的高龄。他的儿子夏敕继承他的职务，也活了一百一十岁。他的后裔夏彦高在正德年间（1506—1521），夏东升在隆庆元年（1567），夏日禹在万历三十五六年（1607—1608），都相继主持清净寺。从夏家在清净寺的历史看，中国伊斯兰教在十四世纪后期开始了掌教世袭制度①。

十四世纪后期以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而清真寺在各地普遍建立，宋、元建清真寺得到重修，于是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情况②。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胡登洲创办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是在清真寺进行的培养中国伊斯兰教人才的教育。胡登洲，陕西咸阳人，一说渭南人，生于嘉靖元年（1522），逝世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早年读儒书，后来改业习经，并到麦加朝觐。回来后，感到教内人才缺乏，便立志兴学。招了一些学生到寺里，亲自授课，设法供给伙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教法和宗教哲学，课本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及数传弟子中，很有些著名的经师，清代康熙年间赵灿著《经学系传谱》，系统叙述自胡登洲开始、迄康熙年间的著名经师传承关系及主要活动。胡登洲开创了经堂教育，因此被尊称为“太师”。到清代，经堂教育大大发展起来。经堂教育的出现，说明伊斯兰教在明代的新发展——发展到教育领域内。

伊斯兰教在明代最深刻的发展，是在思想哲学领域内伊斯兰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出现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张忻和詹应鹏。

张忻字静之，山东掖县人，熹宗天启五年（1625）进士，任河南夏邑知县，授吏部主事，崇祯时官至刑部尚书。张忻擅长书画，究心伊斯兰教义、教史，撰有《清真教考》一书。书已佚，仅存序。序云：①详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399—40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②《修建胡大师祖佳城记》，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册附卷。

清真教考者，考其教之源流本末，以教天下万世者也。而其教始于天房，天房之教始于人祖阿丹？阿丹生而神圣，与天地相参，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万物之主。嗣后，代有圣人，相与继述。隋开皇时，至圣穆罕默德出，而道愈昭明矣。

穆罕默德，命立于未有天地万物之先，挺生于千万圣人之后。其德化灵异，视前圣尤为迥绝，而为古今特出之一人。至其降生天房，其以地当天地之中央也。志云：西域诸国当昆仑之阳，于诸方为得风气之正，故异人多自西域出。斯人其殆有所确见而云然乎？然犹未知天房之何以名也。开辟时，其房名“恺而白”者，自天而降，故国以天房号焉。房自天降，亦以地当天地之中也。惟其中，故万国之建立寺字，以拜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者，惟天房是向焉。而礼拜之义蕴，何在乎？拜主则尘缘尽却，而生人之本性见矣。本性见，而天运不息之机，与一切幽明兼备之理，莫不于拜跪起止之间而俱见之。拜主则物我皆忘，而身心之私妄泯矣。私妄泯，而忠孝廉节之事与一切尽己尽物之功，莫不于入寺事主之时而思尽之。夫一礼拜而其义蕴包举之广大如此，则其事顾不重哉？而其事则详于阿丹诸圣、至穆罕默德之经。然经之所载，实在不止此者。言理则举无极以前、太极既判，以及人之所以像天地与像一十八千世界之故，深切而著明之。言事则举真主所以造化天地、造化人神万物，以及古今圣贤作则于天下之事，历历而详述之。言物则举天以上之所有，地以下之所有，以及宇宙间风火水土、胎卵化湿之物，莫不备悉而记载之。后人稽其经传，即白首不能尽也。若志云：历法精详，不过传中片言只字而已，岂足尽吾教经学之万物哉？

夫以如是精微宏博之学，自天房始，则天房诚大道从出之方，至圣丛生之地。而志云：国产麟凤狮宝，又岂足在齿颊间哉！虽然，麟凤狮宝，天下不经见之物也，而天房诸国所在多有，又足见圣人有道之祥不绝于亿万斯年。较之凤仪兽舞，白鱼跃舟，瑞仅一时者，为独亘终古而常存也。且其祥实不止此。志云：“风俗醇美，民不犯法”，则圣道入人之深，而祥见于政清民服也。“轻财好义，恤孤赈寡”，则圣人之流风善政，而祥见于民日迁善而不知也。回鹘诸国悉遵其教，则圣道之足为祖述，而祥见于万邦为宪也。然要非天房神圣，考其道之源流本末以教天下万世，又乌能有此祯祥盛事也哉！而当日西游之名公巨卿不能取其至理经学以表彰之，第多为颂说，以形其西方极乐世界焉。予故采辑数语，使大人达者知清真一教独高出诸家之上。至其理之精深，道之正大，又当据其经传，与有志者相求于无尽焉。

这篇文章写于崇祯七年（1634），即张忻考中进士的第九年，距明亡尚有十年。

詹应鹏字翀南，安徽宣城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连续三次在户部做官。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教义均有很深研究，辑有《群书汇辑释疑》并为此书作跋。跋的全文如下：是集也，余于群书中偶见而偶录之。披览之下，遂觉天房诸国胜境俨在目前。虽然，有言之能及者焉，有言之未能及者焉。有言之所及，而无可疑者焉。有言之所及，犹必俟申明之而始知其所以然者焉。若所云风俗之纯，物产之异，寺宇之美，人情之诚朴，气候之中和，以及夫诸国遵教之广远，至圣神灵之迥异，教规之崇正而黜邪，皆其言之能及而无可疑者也。至道之所以精所以微，则未有能言者。吾兹且不言其所未言。第即其言之所及，而必俟申明者一言之。

志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之主。惟主，故无像也。若曰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作此志者，或以万物莫尊于天，故以天之名称主，非曰天即主也。阅者于事天拜天等语，俱当以天字作主字观，慎勿作天字观也。志云：国人遵教，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盖言其守教之专也。而实与私立其教而专守者不同。盖诸教皆起于人物充繁之后。教立于教者，真伪难分，守之，可也。不守之，亦可也。惟吾教传自人祖阿丹圣人，在诸教未立之先。阿丹初生，凡一切行止语默，皆真主之所命也。阿丹以真主之所命，教其子孙。历代相传，以至于今。是吾人之教，依然人祖之教，依然真主之所命也。惟教本主命，故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也。

志云：国王穆罕默德，设其经三十本，凡六千六百余段。又云：授受天经三十部册。诚三十本也。但其经非穆罕默德之所自设，亦非受之于前圣者也。盖穆罕默德为真主所笃降，较诸往圣为独隆。主之爱之者重，故所示之者深。是经殆真主所示穆罕默德之言，而穆罕默德集之为经，以播之众人者也。册仅三十而不繁，自包总乎前圣亿万之经。其篇六千而有奇，皆详阐乎幽明化育之微。一捧读之，不独此生伦常之理，有以知其备悉，即吾人未生以前，既去以后之境，灿若日星。不独斯世万有之机，有以洞其渊源，即世界未立以前，既尽以后之事，了如指掌。经言固若斯之详且晰也。缘其故，皆主之厚至圣以示之，而因以及乎吾者也。读其经又安得不因至圣之教我众人，而益专事其主也哉！而其事主之事，则在五时朝拜，岁斋一月，以及朝天房，敦彝纪，广施济，无一事不遵主而行，无一念不专之于主。而后为事主之至。而究此数事之由来，又莫非主之谆谆诏示于经，以命其行者也。至其斋拜等事之精义，则非可一言尽矣。

此皆余因志所言及，而特为申明之者也。至其道之所以为道，则语焉而不精，说焉而不详。即余日服习其中，亦不能以言言之也。又何怪乎作志者之不能出一言以道之乎哉！虽然，道不可言，而教则可言。教贵得其原；事主而无所歧则得其原而不至入于迷。教贵得其全；事主以尽其伦，则出乎尘而更不流于虚。然要之，事主与尽伦，二者合之而无容合，亦分之而无可分也。心乎主而事君，自不敢不忠。心乎主而事亲，自不敢不孝。以至视听言动之间，自不至无所持循，而或入于非礼也。服其教者，惟心乎其主而已。心乎主，而教自得其真矣。故清真一教，真于事主而不歧也，尤真于事主而无像。真于世守之不敢易也，尤真于传自人祖而得其原。真于主示之经可据也。尤真于事主以及尽伦之得其全。凡此，皆教之可言者也。至其道之所以为道，仍未可以易言也。

这篇跋文写于崇祯九年（1636），距明亡尚有八年。

张忻和詹应鹏的“序”、“跋”，从哲学角度认识伊斯兰教，用儒家理论解释伊斯兰教，以中国太极学说会通伊斯兰教真主本体论，把程朱理学与伊斯兰教义相协合，成为汉克塔布（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哲学基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开端。

汉文译述能自成体系的，是王岱舆。王岱舆别署“真回老人”，大概生于万历年间（1573—1619），金陵（今南京）人。他的著作有三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是明末清初完成的。以后重刻《正教真诠》，作序的人说：“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故开卷了然。瀹我心源，发人聋聩。阅其条款，而黄童白叟知所钦遵；览厥遗规，即黑汉村愚亦思所恪守。”即是说老人小孩、黎民百姓都能看懂，适应了通用汉语文的回民大众的需要，因此汉文译著到清代大发展起来。和王岱舆同时或稍晚的，有张中、伍遵契。前者有《归真总义》，后者有《归真要道》，都是早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述。不谈新疆，看不到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全貌。伊斯兰教自十世纪传入新疆，元代东渐，到十四世纪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时（1346—1363），取得进一步发展。在他强制下，有十六万人成了穆斯林。他的后裔也都是伊斯兰教的热心推行者。他的幼子黑的儿火者即位后（1383—1399），征服吐鲁番和哈剌火州，强迫那里的居民改信伊斯兰教，放弃佛教。黑的儿火者的后继者马哈麻也是虔信的穆斯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惩罚不归信和不遵从教规的人。在他统治时期，新疆地区察合台蒙古人都信仰了伊斯兰教，和已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融合，壮大了新疆穆斯林队伍。十五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密，并拥有众多信徒，出使哈密的马文升在《兴复哈密记》中说，哈密“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到十六世纪，伊斯兰教在哈密取得完全支配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亦在新疆占优势地位。①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喀什艾提卡尔大寺亦于明代建成。

伊斯兰教在明代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发展。

明代，一赐乐业教传入中国，亦称清真教，一赐乐业是以色列的旧译，即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不相干，是论史者所应注意的。

①《新疆简史》第一册第七章，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五节　天主教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的来华，是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华，在影响上远远超过了前两次，这一次的基督教传华，更加突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明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西方背景，是基督教内部的新旧教派之争与地理大发现后的海上扩张高潮时期。而当时中国的背景，则是宋明理学的一统地位发生动摇，各种学说兴起，传统社会开始向近世转化的时期。

第一个企图打开明朝封闭的大门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Xavier，1506—1552年），他是当时天主教耶稣会的首批成员之一。但是他只到达了靠近广东的上川岛，没有进入中国内地就在那里病故了。

就在沙勿略死后第二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行贿于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借口遇到风暴，要求在澳门晾晒浸水货物，由此开始进入到澳门。当时正是倭寇经常侵扰福建、广东一带的时候，葡萄牙人通过帮助打击海盗取得了明朝廷的信任，嘉靖三十六年（1557）被允从上川岛移住澳门。于是耶稣会士也随之进入澳门，开始在当地的中国人当中传布天主教。在起初的传教过程中，传教士们要求凡是入教的中国人，必须首先取葡萄牙文的名字，学会葡萄牙语，从生活上也必须葡萄牙化。这种传教方式，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此几乎无法开展传教工作。耶稣会负责远东事务的意大利人范礼安（Alexan-dreValignani，1538—1606年）认为只有按照中国的风俗进行传教，才有可能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他的建议得到了耶稣会的批准，于是三名传教士从印度被调往了澳门。他们是巴范济（F.Passio）、罗明坚（M.Ruggieri）和利玛窦（MatthieuRicci）。

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夏天到达澳门，并开始学习汉语言，他利用语言的便利结交了明朝的当地官员，终于在万历十一年（1583）被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并且修建了第一座天主教堂。

在最初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尽量去适应中国的习俗，他们甚至都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他们非常善于不露痕迹地宣传基督，将圣母和基督的画像放在教堂中，任凭来访的中国人跪拜。长期以来中国的多神崇拜，使人们并没有对西方的神像产生过多的怀疑。但是后来便发生了教堂与当地民众的冲突，不同文化的碰撞在这里体现出来。罗明坚在此后虽然受两广总督郭应聘之请到浙江杭州传教，但他的传教活动始终没有能够展开。万历十三年（1585），他返回欧洲后没有能够再回到中国，他在肇庆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也在六年后被关闭。但是罗明坚毕竟是明后期第一个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他不仅印制了《祖传天主十诫》的宣传材料，并且是第一个用汉文撰写宣扬天主教教义著作的外国人，他在万历十二年（1584）撰写了《天主圣教实录》一书，他在书中用文言将天主教的一些名词作了注音及意译，对天主教的教义“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体”进行了解释。所以后来人们一直都将他作为明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

罗明坚以后，继承他在中国传教的主要传教士便是后来名声颇著的利玛窦。

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罗明坚走后便成为了当时传教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同罗明坚一样非常重视在传教中去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穿中式的衣服，讲汉语，并且研究儒家的经典，与明朝的士大夫们交往，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传教服务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利玛窦在肇庆时认识了一个名叫瞿太素的士大夫，后来利玛窦移居韶州后，瞿太素便成为了第一个皈依天主教的明朝上层社会人物，是他告诉利玛窦不要穿中国僧人的服装而着儒士服装的。关于瞿太素其人的具体情况，史书记述不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他是一个被称为尚书的第二级高官的儿子，苏州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因有官职而知名，但更因他是三百名应博士学位考试中的魁元而著称。”①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只有死后被赐尚书的礼部左侍郎瞿景淳，《明史》中说景淳有两子：汝稷、汝说。但是当初为景淳作传的王世贞却明确记说他有三个儿子，瞿太素便应当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因为他后来交结败类，沾染恶习，有辱家门而不再被人提及了。万历十八年（1590），利玛窦在韶州建立了第二座天主教堂。这次建立教堂与肇庆不同之处在于是它开始有了更多的信徒，据记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止，韶州的教徒已经超过八百人。

利玛窦建立的第三座教堂在南昌，这是一次计划外的举动。他本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随侍郎石星前往北京，后因石星改变主意而留在南京，南京官员又拒绝其住留，只得退居南昌，于是在南昌开辟了传教事业。

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从南昌再次前往北京未成，于次年在南京城西建立了第四座教堂。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地位仅次于北京，南京教堂的建立，说明天主教开始进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区，并由此而引发了明朝高层参与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即后来的“南京教案”。然而当时利玛窦对于在南京的活动并不感到满足，他一直将传教的目标指向北京。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曾经这样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在睡眠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遇到一个陌生的行人向他说：“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原来，自从他进入中国时起，他始终是把他的最终打算当作绝密加以保守的。所以他答道：“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自己，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他听到回答说：“根本不是魔鬼，倒是上帝。”看来好像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了，他跪在这个神秘人的足下，含泪请求他：“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一臂之力？”说完这话，他趴在地上哭，泣不成声。到最后他听见保证的话时才感到一阵安慰：“我将要在两座皇城里向你启祥。”那和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字数完全一样。他仍在梦里，恍惚进①《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三第三章《瞿太素》。

了皇城，完全自由而安全，没有人反对他的到来。①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梦境，实在是因为他太想在北京获得成功了。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末到二十九年（1601）初，利玛窦通过太监马堂终于再次来到了北京，而且将礼品和奏章送到了神宗那里。那是一份无可挑剔的奏章，利玛窦在其中声称自己来华的原因是“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他称自己“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旨”。“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庭”。他带给神宗的礼物包括：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一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①尽管当时礼部尚书朱国祚两次上疏请求“乞量给所进行李（贡物）价值，照各贡译例，给与利玛窦冠带，速令回还，勿得潜住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且使眩惑愚民”。②但是神宗都没有给予理睬，利玛窦被获准在北京传教，从此北京的传教士们成了宫中尤其是太监们的常客。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窦在北京宣武门建立了教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堂”。这一年北京受洗的教徒超过了二百人，从人数上看虽然不算很多，但是因为是在京城，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利玛窦等人的支持下一个取教名为路加的吏员出面成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圣母会。几个月后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三月十八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神宗特赐墓葬，墓地在北京阜城门外。利玛窦是继罗明坚以后传教最为成功的一个，是他通过晋见神宗皇帝从而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官方通道，所以他比起罗明坚等人有着更大的影响。按照明朝人的记述，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除利玛窦外，还有意大利人龙华民、王丰肃、熊三拔、毕方济、艾如（儒）略，西班牙人庞迪我，葡萄牙人阳玛诺，瑞士人邓玉函，德意志人汤若望、罗雅谷（各），均见于《明史·意大利亚传》，韩霖、张赓《圣教信证》中还载：尚有意大利人罗明坚、杜奥定、卫匡国，葡萄牙人孟三德、罗如望、苏如汉、费奇规、傅汛济、费乐德、伏善望、瞿西满、郭纳爵、何大化、孟儒望、安文思，瑞士人郭居敬，拂览第亚人金尼各（阁），西济利亚人贾宜睦、潘国光等，并有著述，阐述教义，而纳袜辣人方济各·沙勿略，在嘉靖世，至我国边关即卒，实早于利玛窦来华三十年也。①明代西方传教士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在于他们在传教思想上的两方面努力，一是他们将天主教中国化的努力，一是他们与中国儒学结合的努力。他们因此而取得了一批明朝社会上层士大夫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而在南京的时候焦竑和李贽也都十分敬重利玛窦，并①《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三第十章《利玛窦神父被逐出南京》。

①徐光启：《徐文定公集》卷首。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大西洋》。

①黄云眉：《明史考证》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对其教义表示了赞赏。这与当对明朝士大夫自身的情况有直接关系。徐光启等人都是晚明实学的倡导者，他们不仅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而且接受了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技，焦、李更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他们代表了晚明士大夫中思想解放的一类。当然，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更多的人对这种外来文化的东西是表示怀疑的，也有相当一批反对派，以沈所发起的“南京教案”，则是一次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天主教的教义，对于晚明禅化的儒学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他们认为天主教的传播是“欲扫灭中国圣贤传统”，因此是“邪教”。一些士大夫为此而撰写了声讨天主教的文章，如王朝式的《罪言》、李生光的《辟教辩证》、黄贞的《破邪集》等等。

万历三十八年（1610），传教士王丰肃在南京建起了西式教堂，引起一批官员士大夫的不满。四十三年（1615），沈出任南京礼部侍郎后，便先后两次上疏明神宗，请求禁教，但是没有得到神宗的批准。四十四年（1616），他第三次上疏，得到内阁大学士方从哲的支持，遂将王丰肃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传教士和教徒。当时礼科给事中余懋孳的上疏中更将天主教与当时被严禁的白莲教等列为一处：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①其后虽然有禁教之令，而“命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

“丰肃寻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②。到天启元年，沈被罢后，教禁也就停止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南京教案”是一次“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的典型东、西方文化之争。当时一些传教士传说沈收受了南京佛教徒一万两银子的贿赂，因此发起这场教案。这虽然只是传说，但是佛教僧人参与排斥天主教的活动，在当时确实是相当明显的。③与南京相比，当时新兴起的城市上海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万历三十六年（1608）郭居静应徐光启之邀到上海传教时，两个月间受洗人数便达五十人，三十八年又有一百五十人受洗，到崇祯间，上海教徒已达一千多人。这也反应了晚明南北两京在文化政治上的保守，与江南城市的思想活跃。其实从明中后期王阳明等人讲学开始，江南地区思想活跃的情况就已经比较明显了，这也是晚明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①《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②《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③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七章《明末清初基督教再次传入与传播》，第893页。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是由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荣登皇帝宝座的。明朝建立后，他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为明朝前期的社会繁荣打下了基础。与历代皇帝比较，他都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尤其是他不平凡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第一节 从行僧到帝王

贫苦家世

朱元璋（1328—1398）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籍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祖上数代都是庄稼汉，由于忍受不了官府的横征暴敛，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来又搬到西乡，最后总算在孤庄村找到了落脚地。

朱元璋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父亲名世珍，乡人都叫他朱五四，一辈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贫困。然而，就是这个布衣黔首之家，日后却出了个帝王——大明的天子。

青年流浪

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是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遍地荒芜，庄稼被毁，继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使钟离几个村子，变成了鬼蜮之乡，到处呈现出凄凉惨淡的景象。

灾难也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首先是六十四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起，离开人世，接着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不到半个月的时光，昔日那和睦欢乐的家没有了，那父疼母爱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撞击着朱元璋的心扉，使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下子跌进了不幸的深渊。一时间他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真不知该走向何方？困惑中，他想起幼时曾许过愿，长大要舍身当和尚的皇觉寺。于是他到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一个小行童，在寺里干些粗杂活计。就这样，他在寺里住了下来。但寺里的生活也并不好过，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逐个打发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呆了五十多天，也只好加入到托钵流浪的行列。

他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底，乡讯平安，才回到寺里。在这三年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识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使他见了世面，开扩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了他的坚强毅力，但同时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众各为计，云水漂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不止，心滚滚乎沸汤。”①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铸造了残忍、猜忌的另一面。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以后事业的成功，确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至正十一年（1351）五① 《皇陵碑》，《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首举义旗，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攻下蕲水。起义很快传遍全国各地。他们以红巾包头，故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率众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并接受了颍州刘福通的领导。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心情也难以平静。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一同玩耍，一同放过牛，现在已成为军中的小头目了，当军官吃粮了，这怎么能不让朱元璋动心？恰在此时，皇觉寺被乱兵烧毁，朱元璋只能放下钵盂，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荣登帝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为妻。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顿时身价百倍，兵士也对他另眼看待，敬呼他为“朱公子”。因为地位的变化，他也就取了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不再用“重八”这个旧名了。后来，朱元璋回到家乡去募兵，得七百人，郭子兴让他带领这支队伍，井提升他为镇抚，从此，朱元璋一跃成为带兵官了。一年以后，又以军功升作总管。

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素来不和，朱元璋感到几支队伍同住一起，相互间不断发生磨擦。为了自谋发展，至正十四年（1354）他统率二十四人南略定远，作独立发展的尝试。结果定远之役，他收编了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两万多人，发展得十分顺利。正如他在《皇陵碑》中所说的那样“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①。朱元璋把这支队伍悉加训练和整顿，“率而南入滁阳”②，并依靠这支队伍克滁州，下和州，赢得了初步的胜利。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这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刘福通在毫州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队伍的左副元帅。不久，郭子兴的两个任都元帅和右副元帅的儿子战死，朱元璋就被提升为大元帅，独任元帅府事，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指挥调动，并以宋政权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朱元璋由一名普通士卒而升任元帅，在他通向皇帝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进取集庆（今南京市）。集庆是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占领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久，集庆城破，朱元璋率队入城。他在巡视了集庆城郭后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①当下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到七月，又置江南① 《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②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

行中书省，朱元璋“自总省事，置僚佐”②，将应天作为他发展的基地。此时，朱元璋虽然占据了应天，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狭人稀，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且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来说，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当时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元军。虽然形势相当严峻，但三支起义军却吸引和牵制了元军的主力，像树起了三道屏障，隔绝了元军主力的进攻，从而对朱元璋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南面的元军，也由于南北交通被起义军截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朱元璋适时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采取巩固东西线，向南面和东南面出击的战略，集中兵力进攻皖南和浙东诸地的元军据点，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婺州、扬州等地。他在攻占徽州后，还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咨询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缩小目标。朱元璋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即予采纳，集中力量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另外，朱元璋还注意斗争的策略，在形式上仍保持与宋政权的隶属关系，遥尊小明王为帝，打着宋政权的旗号来号令军士，以免树大招风。直到他改称吴王，所发布的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明自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诚的臣属。这一策略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以应天为中心，营建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兵壮粮多，足可以同其他势力相匹敌了。

朱元璋审时度势，以观时变。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害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并约张士诚来夹攻朱元璋。陈友谅军事实力相当强大，其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一百多艘，战舸数百条，真可谓“投戈断江，舳舻千里”。面对强敌压境，在应天的文官武将中，曾引起了一度的骚动。有的人主张投降，有的人主张放弃应天，还有的人竟作逃跑的准备。在此危急的形势下，朱元璋与谋士刘基等就敌我形势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刘基说：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图自固，未必会出兵，暂时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险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利舰，而且居我上游，野心勃勃。只要集中兵力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便不敢出兵了，应天也就相安无忧了。朱、刘二人一起制定了战争策略，朱元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改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他先集中兵力击败陈友谅于鄱阳湖，然后再掉头东向，俘张士诚于平江（今苏州），打破了东西夹击的局面。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应天，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小明王覆舟沉江死，这标志着小明王的龙凤政权灭亡。在擒杀张士诚以后，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接着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实现了除四川、云南之外的整个南部中国的统一。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又调集精锐部队，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发兵二十五万，不失时机地北伐中原。北伐军连连得胜，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慌忙弃城出走，逃亡漠北，统治达九十九年的元皇朝灭亡。

在南征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② 《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在应天府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由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开天辟地，成为开国皇帝，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蓝玉奉命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元将纳哈出。辽东平定后，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归于统一了。

第二节 皇权的树立

革旧鼎新

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实践中，朱元璋渐渐感到其中的弊端，于是毅然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改革。

朱元璋对国家的机构改革首先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元朝行中书省，总管一方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权力很大。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这三个机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过重而闹独立的可能。

朱元璋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当年，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一共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下设府（州）县。

接着，又进行朝廷机构的改革。明初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在朝廷各个机构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极易与皇帝产生矛盾。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朱元璋发生大的矛盾冲突。但胡惟庸任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日俱增。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淮西集团重要人物之一。洪武六年（1373），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由右丞相升左丞相。胡惟庸专权用事，“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①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达到顶峰。朱元璋见大权旁落，自然不能容忍。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朝廷政务由六部分理，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丞相制的废除，宣布了中国一千多年宰相制度的终结，也使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废除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二名，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督府的职权与兵部有明确的分工。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每逢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遣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二者互相制约，军权集于皇帝一身。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朱元璋和刘基研究了历代兵制，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制度。这种制度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屯耕，也训练。卫所制分卫、所两级，在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体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① 《明史》卷三○八《胡惟庸传》。

户所辖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称千户。千户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百户所辖一百一十二人，长官称为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每总旗领五小旗，每小旗十个军士，大小相连，比比成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设有十七个都指挥使，下辖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队一百二十万人，其精锐留驻在京师南京一带。十七个都指挥使分别隶于朝廷的五个都督府，这样使权力分散，便于皇帝控制。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对朝廷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共设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却可以以小制大。与都察院职责相似的，还有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称谏官，与都察院互相配合。

经过一番整顿，朱元璋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但政务也随之繁多起来。过去有丞相协助，现在全国大小政务都要他亲自处理，即使他“昧爽临朝，日晏忘餐”①，整天批答奏章，也难以承担。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协赞政事，但因不胜其职，不久相继致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宋朝设殿阁大学士的办法，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这是明代内阁的肇端。整肃吏治朱元璋即位后，“惩元季吏治纵弛”，决心创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朝廷。

为此，他详定了官员考课办法，凡内外官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规定考察时间和内容，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约束官员很为严格。同时，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他常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

吴元年（1367），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长任总裁官，开始了法律的制定工作。是年底初步编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但朱元璋觉得所定律令还不够完善，又下令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几经修改，才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共三十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它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律文包括各项法律章程，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惩处办法。

对官吏的贪污，处罚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再摆到衙门公座两旁，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① 谈迁：《国榷》卷十。

惕。就连官吏因公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如乘坐官府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十杖，十斤罪加一等，最高杖六十；如果乘坐官家的船，携带私物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杖，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杖七十。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颁布了《大诰》，以后又陆续颁布《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汇集所诛杀官民的罪状，以警示臣民。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中说道：“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①并令后代世世遵从。

明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洪武年间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即使朱元璋自己，也对制定的明律满怀信心，带头执行，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朱元璋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隐常州田，不输税”，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整顿吏治收到一定的效果，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然而在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报布政司，布政司再报部，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结。但户部审核遇有钱粮有不符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报。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千里上下，所以为了减少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就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本来是公开的秘密，不料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举廷又告发北平布政、按察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下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于是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逮捕入狱，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计其数。这两案株连被杀的达七八万人。

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贪官，虽对吏治清廉有一定作用，但又不免陷于滥杀，这当然与其性格的猜忌多疑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出于对明朝长治久安的考虑。

斩除荆棘

随着明皇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成了新皇朝的显贵，他们以血战立功封公侯，拥有大量的土地、佃户、奴仆，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这些勋臣武将们无不把明朝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认为理所当然地应享受这个胜利所带来的一切财富、荣耀和权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许在失望、失意之余，他们渐渐我行我素起来，恃功① 《洪武御制全书·御制大诰序》。

犯法的事也屡屡发生。这使朱元璋感到忧虑，他真担心这些权势烜赫的元勋重臣，将来某一天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抢走他的皇帝宝座。时间的推移，更加重了他的疑虑。考虑到日后的大明江山，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他只好向昔日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大开杀戒。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专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以后，胡案就成了他打击异己的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权有威胁的，都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不断牵连扩大。胡惟庸被杀后十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家属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这次受牵连及坐诛的达三万多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①。第二年有人上书为李善长辩冤，朱元璋不理，也没有治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洪武二十一年（1388），率大军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俘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被封为凉国公。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战，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傲起来，专恣暴横。他霸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蓝玉一顿乱棍把他赶走。朝廷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于是兴起党狱，发布《逆臣录》，“族诛者万五千人”，把军中骁勇之将几乎杀了个干净。

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一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①在二案之外，朱元璋还鞭死亲侄朱文正，毒死亲外甥李文忠。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事赐死，朱亮父子被鞭死，胡美以犯禁死，周德兴以帷薄不修被杀。洪武二十七年（1394）杀王弼、谢成、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冯胜。传说开国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背生疽，经治疗已有好转时，“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②，不数日而死。经过朱元璋的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已寥寥无几。

对于朱元璋如此滥杀功臣的做法，皇太子朱标极力反对，他主张仁慈、宽大，君臣和睦相处，他曾对朱元璋说：父皇杀人太多，恐怕会伤了和气。朱元璋听后一言不发。到了第二天，他故意把一根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去掉了，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你才能当好这个家。皇太子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太子扔去，太子只好赶紧逃走。这个故事或许是出自明朝野史的杜撰，不一定真实，但也反映了朱元璋为明皇朝的长治久安而颇费心机。他这样做的真正动机乃是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坐稳江山。对此，朱元璋或许比谁都清楚，对于他的行为，他生前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然而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却下令不准后人效法。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① 《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② 徐祯卿：《翦胜野闻》。

专制统治

洪武时期，有一事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就是朱元璋采取特务手段，侦缉臣僚私下的言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处处猜疑多虑的性情所致，但更重要的是他出于控制臣僚的目的。身为一国之君，他不能容许臣僚对他有所欺瞒，他要求他们绝对忠诚。

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开始派遣检校从事这样的活动，其职务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有的人甚至专做告发人家隐私的勾当。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散朝回家，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迟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①。国子监祭酒宋讷在家独坐，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把派人偷着给他画的像拿出来②。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回黄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打听，等使者回来说吴琳正在家老实务农，朱元璋听了很喜欢③。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出于打击元勋功臣的需要，他把自己身边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大权。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有指挥、佥事、镇抚、千户、百户，所统率的人员有将军、力士、校卫，直接由皇帝控制。它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有它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诏狱”。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亲自掌握，锦衣卫也只对皇帝负责。朱元璋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的刑法，使不少大臣惨死杖下。

在地方上，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有巡检和副巡检，都是从九品官，带领差役、弓兵，警备意外，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但是即使这样，似乎对广大民众仍不能达到约束的目的。于是里甲便被赋予执行检查的任务。里甲内的百姓不能随便外出，如果到百里之外，必须事先向地方政府领取路引（通行证），倘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而且里甲有责任了解所属百姓，对无正当理由外出的要报告官府，不报者以连坐处置。

这样，朱元璋通过这些机构布下了一张监视网络，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僚到百姓，都处于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明初几起大狱的兴起，多与这些机构有关系，因此，不少达官重臣也难逃厄运。朱元璋尝说：“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专制帝王的嘴脸。

朱元璋利用特务手段，实行恐怖统治，对强化皇权一时颇有成效，然而他却同样不希望后人效法。洪武二十年（1387），处理胡案罪犯已近尾声时，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给刑部。又过了六年，待蓝玉案犯处理完后，他又再一次申明，以后一切案件交由朝廷三法司审理，内外刑狱① 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

② 《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③ 《明史》卷一三八《吴琳传》。

公事不再由锦衣卫处理。

朱元璋试图以一个开国皇帝的能力，为子孙后代创造条件，以保证他们将权力的接力棒永久地传下去。可惜没过几年，他的四子朱棣以“靖难”成功，登上帝座，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并且还设置了提督东厂，开了明代厂卫一起制造恐怖气氛的先河，对明朝政治造成极坏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取士与文字狱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读书不多，但他很注意访贤纳士，吸纳知识分子，并虚心向他们请教，如李善长、陶安、宋濂、刘基等。他们给他讲经读书，参与军事密议，成为他的智囊谋士，这对建立明朝起了极大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沿袭战争年代的做法，非常重视人才，洪武年间，他几次下诏访求贤才，如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令各级官吏荐举人才，其科目有许多种：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等。荐举来的人许多被授以大官，如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就更多了。

与荐举并行，还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以进一步延揽人才。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设科取士，但到六年一度停止，十七年（1384）复设，后遂为永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以“四书”、“五经”为题，行文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来阐释，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规定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乡试，中式的成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作会试。会试后再经皇帝亲自复试，叫做殿试，取中的成为进士。进士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考中进士的，就可授以官职了。另外，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统治人才，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国子监，这是朝廷的学校。在地方上，还设府、州、县学，洪武八年（1375）又在各地农村设学。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再通过考试做官。有些甚至被授以地方大员或朝廷官吏，至于州县地方官，更是大批任用。另外，在学的监生还常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在各衙门实习办事等等。由于明廷对兴办教育的重视，并且又从中大批选拔人才，充实朝廷机构，入学就可入仕，因此士人入学读书的积极性都很高，可以说，明初的学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兴盛发达。

朱元璋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延纳人才，扩大新皇朝的社会基础，但却仍有一部分地主文人不愿和朱元璋的新皇朝合作。他们认为朱元璋出身卑微，发迹于红巾军，不甘做他的忠臣。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办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典型的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斩断手指，誓不出仕。朱元璋把他们逮到南京审问，他们还口口声声称红巾军为“红寇”，引起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以死刑。当时许多不愿和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都落了个杀头没产的下场。

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地主文人，多采用严刑峻法，而这些人更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这样双方的对立越来越显著。朱元璋痛恨这些人胆敢抗拒，用尽一切方法镇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疑忌心越来越大。因为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忌讳“光”、“秃”这些字眼，就连“僧”字也很刺眼，推而广之，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他早年投身红巾军起义，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到也生气。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笺，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然而这小小的表笺，却使朱元璋屡次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读成“帝非”。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就更严重了，“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翰林院编修高启曾经作了一首名叫《题宫女图》的诗，其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二句，被朱元璋认为是讥讽他的，从此怀恨在心。后来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犯了忌讳，被人告发。正巧新房子的上梁文是高启写的“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把高启和魏观均腰斩。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1396），前后达十三年。

其间，造成了朝野文人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据说，有一年元旦之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忽然发现一个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马背上，马蹄故意画得特别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后即命察缉，结果将做灯谜的杖死了。刑官执刑后，还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马皇后是淮西人，是个大脚，朱元璋怀疑灯谜是在暗讽马皇后，就这样一条小小灯谜，竟送了一条人命。

这些未必可信，据陈学霖先生考证，朱元璋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而罗织成狱，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①尽管这样，恐怕多多少少也能反映出朱元璋的专横和残暴。① 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第三节 经济政策

朱元璋即位伊始，几近二十年战乱的中华大地，却是遍地荆棘、满目疮痍。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②而河北州县，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③。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元璋采取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洪武元年正月，各地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才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像刚学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休养生息、搞好生产。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免为开封府知府，上任前要求他到开封后，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他还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者降罚。

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洪武三年（1370）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同时还规定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旧业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这就承认了自耕农开发熟地的产权，也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在大力推行。并规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垦荒田，不论多少，俱不征税，若地方官有去征税危害百姓的，要以法治罪。

为了加速荒地的开发，朱元璋还采取了移民屯种的办法，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1370）六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以后朝廷多次组织太湖流域和山西无地的农民，迁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垦荒。

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也使大量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据户部统计，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

明初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以屯为单位，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六七十年间，由于军屯的发展，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军屯规模是很大的，军粮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商屯是为了解决边地军粮，朝廷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贩盐凭证），然后贩卖，从中获取厚利，后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商屯的推行，解决了边储，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他即位当年，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对那些不重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卷一七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发和利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一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还裁撤税课司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一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第四节 保境安民

都城的建置

朱元璋即位后，有一事令他颇费斟酌，而且在他脑际萦绕二十多年，仍放心不下，这就是都城的确立问题。

朱元璋略地定远后，根据儒士冯国用的建议，至正十六年（1356）进据了古都金陵，之后他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然而对定都于此却并不满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出于当时经济的考虑，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为新皇朝的首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也不容易。反复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运之便为由定为中都，随后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由于种种原因，又下诏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确定为国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所有的一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而搁置下来。

用兵漠北朱元璋一再徘徊，考虑迁都，究其原因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北走大漠后，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最为忧虑的事。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他也多次对蒙古用兵。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较大胜利，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御也得到稳定。之后在洪武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进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将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元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蒙古上层人物根据不同情况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他们和当地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以二十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分封诸王朱元璋远在南京，仍屡屡挂念北部边防。北部边防的重要使他觉着仅靠他本人往来巡狩，或派出征大将仍是不够，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他更放心不下，必须派可靠的人去镇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1391）又两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①，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①以后他在《皇明祖训》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②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② 《皇明祖训·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①。以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③。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④。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四三、五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

第五节 “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后，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进行改造，集大权于一身。建立特务网，兴党狱，以削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皇权的威胁。但他在不择手段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从《左传》、《史记》、《汉书》到两《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吸取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披背。

反映了朱元璋处理国家政务的勤勉不怠。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休息日和假期。据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七十一岁，这年五月他终于病倒了，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三十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他在遗嘱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章 刘基 李善长 宋濂 胡惟庸

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都是明朝的开国谋臣。

第一节 刘基

刘基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而驰名天下。他足智多谋，有卓越的分析判断能力，被世人喻为魏徵、诸葛亮再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浙东名士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①。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①。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②“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③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败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①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①。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②。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①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②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③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④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经画盛世文明之书《郁离子》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① 刘基：《吊泰不花元帅赋》，《诚意伯文集》卷八。

② 张时徹：《诚意伯刘公神道碑》，《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③ 吴晗：《朱元璋传》。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①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①《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着，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腐败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① 吴从善：《郁离子序》。

① 徐一夔：《郁离子序》。

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发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为首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发，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①当然，刘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②这实际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运筹帷幄，决策千里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① 徐一夔：《郁离子序》。

② 刘基：《题王右军兰亭帖》，《诚意伯文集》卷六。

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①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0）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②另一方面，刘基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深谙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他们运筹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

刘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①。

当时朱元璋左有陈友谅，右有张士诚。比较起来，张士诚富，陈友谅强。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陈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险进取。朱元璋在应天，陈友谅居上游，可顺流而下，其视朱元璋是笼中之鸡，可手到擒来。他派出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领土。朱元璋问计于刘基，他分析了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首鼠窜伏，阴阳于元，是个自守虏，不足与谋。主要的威胁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地处上流，其心无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陈氏，上游无事，张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这番透辟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作战的危险。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一定全军出动，到时腹背受敌，胜负就很难说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大喜曰：“先生神机妙算，请知无不言。”②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袭击龙江，其锋锐不可当。朱元璋欲发兵抵御，而众将恇忧不决。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奔据钟山。刘基独张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内，刘基激动地说：先把主张纳款及奔钟山者斩了再说！敌人现在志骄气盛，但骄兵必败。如果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然后派伏兵突然袭击，胜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举者胜，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结果大获全胜。以“克敌赏”授刘基，刘基辞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又遣将攻下安庆，朱元璋欲亲自带兵征讨，刘基极力赞助。安庆城坚，从早到晚不能攻下，刘基又建议撇开安庆，出其不意，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捣陈友谅巢穴。陈友谅从梦中惊觉，疑神兵天降，仓猝应战，携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汉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遣子请降，不过他要求降后仍统率自己的部属。朱元璋一时面有难色。刘基急中生智，从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许之。结果，胡廷瑞降后，①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②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 《明史》卷一《太祖纪》。

其他汉将接二连三遣使来降，江西诸郡皆下。

先是，刘基母亲富氏病逝，因战事正紧，无暇抽身。这时刘基请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后，碰巧苗军发动兵变，杀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大震。刘基便替守将夏毅安谕旁近诸属县，又与平章邵荣等一起谋复处州，乱遂定。方国珍一向敬畏刘基，这时特地遣使吊丧，刘基借回谢之际，盛赞朱元璋威德，于是方国珍从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刘基虽在家居丧，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总是派特使到他家请教，刘基条分缕析，悉合机宜。不久召还，路过建德，逢张士诚来犯，守将李文忠奋欲击之，刘基止之曰：“敌兵三日后必退，退而尾之，尽可擒也。”三日后，刘基登城望曰：“贼兵退了。”众人见张营壁垒森严，旗帜密匝，且闻鼓声阵阵相应，不敢进军。刘基拚命催促，等部队赶到其驻地，才发现只剩下一座空营，所留都是老弱残兵。于是遣兵追击，一直追到东阳，大获其众。

朱元璋原信弥勒教，属红巾军的一支，接受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名义上的领导。后南下另辟基地，仍遥奉韩林儿为帝。每逢过年，中书省都要设御座行礼，刘基到应天后，独不拜，并说：“彼一牧竖耳，奉之何为！”因密见朱元璋，告诉他，在群雄四起之际，要成大业必须摆脱别人牵制，完全自主独立。朱元璋听后大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刘基回到应天，时张士诚大将吕珍袭击安丰（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杀刘福通，朱元璋欲亲自出救，刘基极力劝阻说：“汉、吴伺隙，未可动也。”①而且救得小明王出来，当发放何处？是继续让他当皇帝？还是关起来杀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岂不是自讨没趣！朱元璋则认为，安丰如失守，应天就会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遂出兵，吕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关在滁州，后又派廖永忠沉之于水。

当朱元璋出兵救安丰时，陈友谅果然乘虚进犯，陈军号称六十万，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围三月，几陷敌手。守将朱文正遣张子明来报，朱元璋乃治兵二十万西上迎击，并对刘基说：“我不该有安丰之行，假如友谅乘我不在，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一日数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战中，刘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换座舰，迅即原乘舟被击碎。陈友谅凭高见之，以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进，汉军皆失色。②双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刘基又建议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克日决胜。陈友谅穷蹙无奈，进退失据，慌乱间中流矢而死。鄱阳湖一战是朱、陈之间的决战，为朱元璋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朱元璋亲自督战，刘基则“千里相从，言从计用，累赞成大功”；①又“累察乾象，多效谋猷”②。日后，朱元璋对刘基次子刘璟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懂..鄱阳湖到处厮杀，他都有功。”③友谅既死，武昌随即降附，其后朱元璋东取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均有记载，而《罪惟录》、《续藏书》均不录。关于刘基“手挥难星”之说当属无稽。日侍左右，临难决策则是事实。

① 《明太祖实录》卷九九。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五八。

③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业，基本上遵照了刘基的战略构思。

治世能臣明皇朝建立后，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刘基竭智尽虑，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元年（1367），刘基被任命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统历》。值太白金星出现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灾。刘基发觉后，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诏罪己，以回天意，众心乃定。逢大旱，刘基上请处理滞狱，朱元璋即命刘基平反，刚批示完毕就大雨如注。刘基遂趁此时机要求立法定制，以制止滥杀。朱元璋从之，不久纂成律令，是为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之张本。一日，朱元璋梦见一人头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杀一批犯人以应之。刘基故意假析此梦曰：“头有血，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朱元璋为之停刑三日，不久传来海宁归顺的捷报。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给他放还。④这时刘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无不听。中书参政张昶，元故臣，上书颂功德，刘基当众叱之：你大概想做赵高吧！张昶脸色为之一变。便暗中派人窥伺刘基阴事。齐人翼岩，飞章弹劾刘基专擅，朱元璋怒诘之，查出系由张昶所使，便把他杀了。①洪武元年（1368），刘基根据当时“民困必须苏，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时军屯法和府兵制之长处，奏请创立军卫法。即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常驻军队，士卒平时屯垦，战时从征，调编任将一律归朝廷掌管，旨在减轻百姓负担，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权。这一制度对朱元璋统一疆域、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不久，刘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当时国家初创，凡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长、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请定处州税粮，朱元璋命参照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乡人传为美谈。”

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支柱来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淮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压倒的优势，浙东集团被排挤、受压抑，他们当然不会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两大派系斗争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当时，左丞相李善长功高望重，众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刘基与之分庭抗礼，李善长为之不乐。逢李善长因过失受谴，御史凌悦乘机弹劾，刘基却站出来替李善长辩护，说李勋旧，且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惊讶地说：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给他做说客呢？看来，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诚实，可以代他为相。刘基叩头答：这使不得，好比要换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将加速倾覆。臣驽钝，岂能受此重任。后李善长罢相，朱元璋欲拜杨宪为相。杨宪和刘基关系一向不错，刘基却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义理为权衡，而己从不置身其中。宪则不然。”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及胡惟庸，刘基不高兴地说：为相犹如驾车，恐怕他会把④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你的车翻掉的！朱元璋说：做我的宰相，确实没有比先生更合适的了。刘基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果真，后来这些话都一一应验了。杨宪因怙宠、汪广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结果。

北伐军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谓宋元以宽纵失天下，宜肃纪纲。于是朱元璋诏令诸御史纠劾不要有任何回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禀皇太子置之于法，人威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纵服法，李善长和他私交挺好，请刘基拖延处理此案，刘基不循情面，马上上报，报可，方祈雨，即斩之。从此李善长与刘基绝交。朱元璋回应天后，李善长攻击刘基在盛夏祈雨时，杀人坛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刘基的人也交相诉苦诬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广开言路，刘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暴尸野外；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按他的意见办妥了这些事，可十天过后仍不下雨，心中很恼火，恰逢刘基丧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这时朱元璋方有营建中都之意，又锐意出塞追歼残元主力王保保。刘基临走前，上书说：“凤阳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轻也。”后来果真被他说中了。

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刘基劳苦功高，亲自写了封信，召他回京，赐赉甚厚，进兼弘文馆学士，并追赠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刘基诚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许他回家。刘基回青田后，仍上章问朱元璋起居情况，撰《平蜀颂》。朱元璋有事也常请教刘基，曾亲笔写信询问天象：“即今天象叠见，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见，不知灾祸何年何月何日至？”刘基就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个奏本，主要意思讲：霜雪之后，必有阳春。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应该给老百姓松口气，给民实惠。

刘基性格刚强，嫉恶如仇，不能与世事推移，“与物多忤”①，得罪了许多权贵。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满，触犯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②的禁条。他屈己藏身，消极逃遁，反而给小人们提供了一块禁脔，日后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稍一作弄，刘基的气数也就完了。初，刘基上书说，瓯、括间有一块叫谈洋的空地，南抵福建，为盐盗聚集之所，方国珍也由此起兵，请设立巡检司加以弹压。豪右奸民为之叫苦连天。碰巧茗洋逃军叛乱，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责，隐匿不报。刘基叫长子刘琏奏其事，奏章没有先向中书省关白。时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挟刘基旧语，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书诬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之为墓地，民不给，就请立巡检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听后颇为所动，遂夺去刘基俸禄，刘基大惧，慌忙间赴京谢罪，不敢遽归。不久，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右丞相，见朱元璋对刘基日渐疏远，于是佯与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挟医前来探病。刘基饮其药，觉肚中有个拳头般的块状体，又三月，病势转剧。朱元璋听说后遣使护送他返乡，并亲制文暗含威胁地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刚到家里，病情就恶化，居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一三》。

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谥文成。临终前，预缄所习天文秘书授长子刘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①刘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追思刘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对刘璟说：你父亲是个忠臣，临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们的蛊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处。又安慰道：“你父亲是有分晓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晓的，终不亏了他的好名声。”②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颁诰，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

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见《诚意伯文集》卷一。

第二节 李善长

开国功臣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朝开国元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他“比之于萧何，未必过也”①。后因“谋反罪”被杀，故鲜为世人所传。

青年时期的李善长读书不多，粗通文墨，但为人有智计，喜欢法家学说，“策事多中”，里中推为祭酒。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淮河南北大震，李善长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欲从雄，未果”②，乃避乱东山中。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方任郭子兴麾下大校，用计收得横涧山兵二万，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很礼貌地接待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朱元璋问四方兵起，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说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为人气量大，看得远，善于用人，不乱杀人，五年功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与沛相去不远，你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听后连声叫好，留下他做幕府的掌书记，嘱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得好，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我看群雄中管文书的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要说左右将士的坏话，文武不团结，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败不可。将士垮了，主帅势孤力单，也相继而亡，你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协调诸将，不要学那些幕僚的坏样子。从这时候起，李善长便一心一意地追随朱元璋，随他“下滁阳，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很受信任。随着事业的扩大，四方将士来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处分不积极的将吏，使部下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武将中有以力相争的，李善长就“委曲调护”，致使不发生矛盾。①但是李善长的乡里观念很重，在战争年代，这个缺点还不很明显，到明皇朝建立以后，他的同乡观念不免有结党之嫌，最后则成了致祸的口实。

至正十四年（1354），郭子兴南下，率万人至滁阳，因统朱元璋军，并欲夺善长自用，李善长不愿，朱元璋曰：“主帅，我父也，安得不去？”但李善长极力推托，始终未往，久之，郭子兴也不再相强，而朱元璋却对他更加信任了②。不久，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代领其兵，镇守和阳（今安徽和县）。有一次，朱元璋亲自袭击鸡笼山寨，派少量兵佐李善长留守，临行嘱曰：“敌人一旦来犯，千万不要出击！”当时元朝王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也先先后屯兵新塘、青山等处，闻和阳城虚，急来偷袭。李善长临危知变，暗设埋伏，大败敌军，朱元璋闻报喜曰：“不意缝掖乃办执戈！”③因共谋渡江，李善长说：“我兵众粮少，舟楫不备，请稍候。”碰巧巢湖水①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② 李贽：《续藏书》卷二。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帅俞通海、廖永安等，以水军万余来投，李善长大喜曰：“天赞我也！”便决定渡江，败蛮子海牙，拔牛渚，下采石，乘胜取太平。在军队进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长先写好禁约：“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等太平城一下，就四处张贴，军士们看了，“肃然无敢犯”。严明的军纪使朱元璋在民众中留下良好的影响。乃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军纪好，民众都放了心，这名气传遍了，朱元璋军事上的成功和巩固便有了保障。这年，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陶安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李善长。有一天，朱元璋问他：“你常比我为汉高祖，你是酂侯。至于徐达吗，也比得上淮阴侯，可留侯在哪里呢？”李善长答：“金华人宋濂博闻强记，又兼通象纬，可当此任。”朱元璋补充说：“据我所知，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于是便聘请两人共谋大业。①可以这么说，以宋、刘为代表的浙东集团在朱元璋一生事业中，与淮西力量发挥着相得益彰的巨大作用。至正二十年（1360）夏，陈友谅约张士诚合攻应天，朱元璋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康茂才速使陈友谅来攻，李善长不解曰：“我正以来为忧，怎么反叫他快点来呢？”朱元璋解释道：“假如陈张相结，我怎么抵挡得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攻破友谅。陈败，张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李善长称是。遂出兵，大败陈友谅。②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①。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国定身死洪武三年（1370），以徐达、李文忠班师回京，大封功臣。当时，将军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②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们功劳大的平定了中原，小的也攻取了闽越州郡，李善长留守南京，“雍容无所见绩”①，朱元璋体会到这一点，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与我共事的时间很长，又努力保障后勤供应，功劳很大，进封韩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参军国事，岁禄四千石，子孙世世勿绝，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大将军徐达功绩赫赫，然犹位在李善长之下。

李善长外宽和而内多刻薄，进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书都事李彬犯法，刘基铁面无私，置之于法，李善长“恶人先告状”，以致刘基被迫告老退职。朱元璋凭借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后，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他们不但有汗马功劳，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势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别是李善长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朱元璋只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发。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曰：“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李善长听后叩头称善②。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一百五十户，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与魏国公徐达等。洪武五年病愈后，命他督建临濠宫殿，凡数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李佑担任府州官员。洪武九年，又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为驸马都尉。光宠赫奕，时人艳羡。婚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谢罪，大不敬，请付有司议处。”于是坐削李善长岁禄一千八百石，几及其半。李善长“自是意忽忽不自得”①。

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获诛。胡惟庸是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时善长当政，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②。累迁中书参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来。惟庸任相后，“与善长深相结”③，“贪贿弄权，无所畏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④，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⑤群臣请并诛李善长，朱元璋以彼为初起时心腹股肱，置不问。李善长以年老养疾奏，许之。

自胡惟庸被杀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使下一代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②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④ 吴晗：《朱元璋传》，第251 页。

⑤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⑥。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明朝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史载：“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卒相收坐重狱。”①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李存义父子实胡惟庸之余党，诏免死，发放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衔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耄不检下”，然仍欲增隆其第宅，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以闻。四月，有京民坐罪应徙边者，李善长又数次请托，免其所亲丁斌等。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知道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词连李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诧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遗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②“又旬日，惟庸谒善长，延之东西向座，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③这时，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劾李善长：洪武二十一年（1388），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掳获元宗室大臣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无数，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绩，而李善长却匿不以闻。④有的更说私书中有李善长的亲笔信。⑤这时，李善长家仆卢仲歉等亦上告他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①。狱词锻炼完毕，朱元璋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显示有灾变，占得应在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②李善长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缙、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称冤。朱元璋得书，竟未怪之于罪。

⑥ 徐祯卿：《翦胜野闻》。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②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③ 李贽：《续藏书》卷二。

④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⑤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 《明史·李善长传》卷一二七。注：善长之死，史有异辞，《明太祖实录》、《国榷》、《续藏书》云自杀；《明史·太祖纪》、《罪惟录》云赐死；《明史·李善长传》云杀善长。

第三节 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明初有名的大儒，以文学见长。朱元璋时，以其博洽经史，延置幕府，备作顾问，参与谋议。“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③，深受太祖的信任，太祖称赞他“学通今古，性淳而朴实，有古人之风”④。

出山辅政宋濂幼时体弱多病，有时一连昏迷数日不醒，家里人到处求医，求神保佑，好不容易才得长大成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赢弱的孩子，自小却天资聪敏，领悟力高，又勤奋好学，六岁时已能吟诗赋词，在乡里小有名气，人呼之为“神童”。十五六岁时，同里一位德高望重者张继之，闻其善记诵，曾对他亲加试验，结果也感到这孩子天分非凡，于是就向宋濂父亲建议，将他送到有名望的老师那儿学习，使将来有所成就。

宋濂先师从大学者刘梦吉，学习儒家经书，通“五经”，后来又跟从著名理学家吴莱学习，深得其蕴奥，最后拜在大文章家柳贯、黄缙的名下。由于宋濂禀赋优异，又刻苦学习，所从的老师又多为饱学宿儒，因此，到元顺帝至正初年，即以文章名闻海内了。

至正九年（1349），元朝征召宋濂为翰林院编修。是时，入主中原八十多年的元朝却已走过了它的鼎盛，日薄西山了。皇帝的昏庸，奸臣的专权，朝廷内部为权力而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残杀，官场上下贪污腐败，已处处显示出颓败的气象。到这样的朝廷里供职，岂不是为这个没落的皇朝去殉葬。宋濂断然以“亲老”为理由，坚辞翰林编修不就，隐居到龙门山去读书写作。他在龙门山一呆就是十年。十年的隐居生涯，并没有泯灭他报效国家的信念，也没有使他忘却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发展，社会的每一动荡，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变革的时代。十年的著述立说，使他积淀了深厚的学识和底蕴，足以面对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去施展自己的经世之才。

就在这时，朱元璋在浙东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注意。至正十六年（1356）

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占了集庆（今南京），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建立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机构，以此作为向外发展的基地。为了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朱元璋率先派兵攻占了浙东地区，雄心勃勃地拓展势力。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对文人也特别留意。他每到一地，都礼贤下士，对应聘儒士，妥善地给予安排和任用，因才授职，用其所长，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朱元璋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毕竟由于文人的大量涌入，给朱元璋的队伍增添了活力，使其显示出蓬勃的生机。而且由于朱元璋的做法，也使这些文人在对元朝统治者失望之余，看到了希望。宋濂对朱元璋的行为感到满意。

③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④ 雷礼：《国朝列卿记》卷十九《翰林学士宋濂行实》。

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兵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在两百多年前，曾是理学中心，“婺学”大师吕祖谦在此倡导经史致用，反对空谈性命之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元朝末年，斯风尚存，浙东出了许多著名学者。宋濂就是当时有名的文人。朱元璋早闻其名，此时经胡大海推荐，马上派使者樊观携书信、重金，去龙门山邀请宋濂出山，建功立业。宋濂遂幡然应召，被授予郡学五经师。次年三月，由于李善长的推荐，他又与刘基、章溢、叶琛一道被召至应天。初到应天，宋濂就向朱元璋提出“不嗜杀人”的建议，受到朱元璋的称赞，并被命为江南儒学提举，给太子讲“五经”，寻改起居注。这是宋濂出山辅政之始。

宠遇优渥宋濂从至正十八年（1358）出山，到洪武十年（1377）致仕，前后十九年。在这十九年的时间里，宋濂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行，赢得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并一直“恒恃左右，备顾问”①。

宋濂是一个饱学之儒，长期受儒学熏陶，精通经史，深谙世之兴衰的道理，他期望能以儒家的统治思想去影响朱元璋。

一次，朱元璋召请他讲解《春秋左氏传》，他就乘势进言道：“《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朱元璋在作战的时候，喜欢黄石公《三略》等兵家书籍，宋濂就进言不应只看兵书，而忽略了统治者所必须学习的“《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明朝建立后，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朱元璋也经常和他一起研讨帝王之学，探究治国的策略。太祖曾经问他帝王之学里，哪一本书最重要，他举出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太祖就命人大书揭示在宫殿的两庑壁上。除自己观览外，当诸大臣会集时，还命宋濂讲解分析。宋濂就乘此时进言“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倡言人君要以身作则，应用礼义治理民心，用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该只用刑罚的办法。

宋濂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深深地影响着太祖。虽然明初朱元璋对文人的举措反复无常，他的“文字狱”亦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也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太祖“好儒”的做法，这或许与宋濂的影响不无关系。因此太祖每与群臣言及，皆称其“淳谨君子，辅导有方”①。

宋濂辅导太子朱标，先后十余年，一言一行教太子遵守礼法，导他走上正道。每当他和太子讲解学业，谈到政教及前代兴亡事情，太子的意见，他认为是对的，就说“应该如此”，若是不对，他便说“不该如此”，绝不投太子所好，或作模棱两可的答复。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返乡省亲，太祖和太子给他许多赏赐。他上书道谢，并在信中继续勉励太子要以“孝、友、恭、敬、进德、修业”为努力目标，“毋怠惰、毋骄纵”。朱元璋看到这封信，非常高兴，把太子找来，亲自为他详细说明信中的内容。又写信褒奖宋濂，还叫太子回信以示感谢。

宋濂的尽心辅佐，赢得朱元璋和太子的信任，更以其忠厚诚谨，得以久①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① 《国朝列卿记》卷十九。

居庙堂之上。

宋濂久居宫禁，严格约束自己，对朝中诸事绝不向外人道及。为了能时刻自我警醒和约束，他还在自己的住室中写了“温树”两个大字，每当有人问起朝内之事，他就指着这两个字作为回答。“温树”的典故，原来是汉成帝时孔光的故事。时孔光官至御史大夫，谨慎守法度，对家人亦绝口不言朝中政事，家人或问宫内温室①树皆何木，孔光也嘿然不应。宋濂用这两个字，其用意不言自明。但宋濂对太祖却很坦荡，虽家事，苟有问，亦一一道之。有一次，宋濂和朋友在家中喝酒，太祖秘密派人侦察。第二天，太祖问宋濂说：你昨天喝酒没有？跟谁一起喝？用些什么菜肴？宋濂都据实回答，太祖很高兴，笑着说：一点都不错，你果然没有骗我。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他推辞说：“臣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待罪禁林足矣！”因此，太祖对他益厚。每次在便殿朝见，都要设座命茶。早晨，则叫他陪同进膳，下朝后，也常反复咨询，直到夜半才散。有一次，太祖跟他开玩笑，宋濂不善喝酒，太祖强要他喝，只喝下三杯酒去，宋濂就摇摇晃晃了，太祖看他行不成步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然后太祖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为赏赐，并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还说：“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太祖又曾亲手调甘露汤给宋濂喝，并说：“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命太子朱标选良马赐宋濂，还亲自写了一首《白马歌》，以示宠耀。

宋濂终于以诚信获得了太祖的好感，但他更以自己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太祖的信赖。他长期侍从内廷，但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朱元璋询问群臣的好坏，宋濂只举出那些正直的大臣，对其他人则一言不发。太祖问他，他就说：我说他好，是因为他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才说他好；那些和我没交往过的人，我不知道他好坏，就无法说了。还有一次，主事茹太素上了封万言书，太祖看了十分生气，便征求廷臣的意见。有的廷臣迎合太祖的意旨说：“这书不敬！”“这书诽谤！”“这书不合法度！”独独问到宋濂时，宋濂说：他是尽忠于陛下的！陛下既然广开言路，怎么又要深责臣子！过了一会儿，太祖仔细看完上书，觉得很有些可供采纳实行的地方，就召集那些廷臣斥责一顿，并说：“向非景濂，几不误罪言者。”太祖常在朝廷上说：古人最高等的是圣人，其次是贤人，再次是君子。宋景濂事我十九年，未曾讲过一句谎话，未曾批评过一个人的短处，宠辱不惊，始终若一，他不只是个君子，可以说是贤人了。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为了褒奖宋濂的功劳，特封他的次子宋濂为中书舍人，长子宋瓒之子即长孙宋慎为礼仪序班，并对他们多方教诫。朱元璋笑着告诉宋濂说：“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老病乞归，朱元璋赐他《御制文集》一部及绮帛若干，皇太子赠衣三袭。太祖对宋濂说：“朕最慎于赉予，嘉卿忠诚可贯金石，故以是赐。”宋濂此时六十八岁，太祖还说：“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太祖还亲自写诗为他饯行，“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表达了太祖对宋濂的恋恋别意。宋濂致仕后，太祖为了表示对宋濂的恩宠，还给他的祖父、父亲赠官，赠官的封词都是太祖亲自书写的。

宋濂走后，朱元璋不时在朝廷问起宋濂的情况。几个月后，宋濂也回朝拜见了太祖。太祖在端门接见了他，久别重逢，两人都高兴万分。太祖亲命① 温室：汉代宫殿名，汉代长乐宫、未央宫均有此殿。

仪曹诸官将醇酒、精膳以及其他物品，送到宋濂的寓邸。太祖每日游观宫阙，盘旋禁御，都邀上宋濂，两人还像从前一样，宋濂陪太祖在便殿进膳，太祖向宋濂咨询国事，日晚始散，其恩礼之优，群臣莫敢奢望，太祖也常赞叹说：“纯臣哉尔濂！”宋濂这次来朝，一共逗留两个多月，到这年年底才离开。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一生读书很多，文章也写得好，当时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文字为荣。相传刘基曾对太祖评论当代文章时说，天下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自己不过居第二。

宋濂一生著作甚丰，后人将其编为《宋学士全集》75 卷，其中包括《銮坡集》20 卷，《翰苑集》20 卷，《芝园集》30 卷，《朝京稿》5 卷。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方面，诗文不多，仅《列朝诗集》收其诗六十一首。他的散文宗法唐宋，“醇深演迤”①，辞采雅丽，《四库总目》评其文曰：“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然而由于他长期受正统儒学影响较深，故其文又不免“醇正有余，恣肆不足”。不过他散文中的传记很有特色，既汲取了古代传记文学的精华，又有自己的创造，褒贬人物寓于叙述之中，很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如《秦士录》、《王冕传》、《李凝传》、《胡长儒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都是其传记中的名篇。

宋濂在朝十九年，长期供奉翰苑，以文才为明皇朝所用。明初有关在朝郊庙、山川、百神的典礼，朝会宴享，律历衣冠制度，四裔贡赋赏劳的仪节，以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的言辞，都是委由宋濂执笔，所以他屡次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在宋濂负责主持下，明初编写了几部书籍。

洪武二年（1369）初，宋濂刚从家省亲回来不久，朱元璋就下令修《元史》，以宋濂为总裁官。官修史书的做法，始于唐代，以后历经宋、元，渐成惯例，历代新皇朝对编写前朝史都很重视。明朝刚一鼎建，修史的重任就落在宋濂身上。宋濂果不负众望，从这年二月开始，到八月即完成除元顺帝以外《元史》一百五十九卷，第二年又只用六个月时间，继续修完《元史》顺帝部分五十三卷，在他主持下，整个《元史》的编纂，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宋濂主持编修的《元史》，在今天看来，由于匆促成书，许多史料未加考核订正，书中舛误不少，而且编次也不免混乱芜杂，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书，这恐怕在“二十四史”中所仅见，而且整部书的编写，“发凡举例，一仰于濂。濂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传记之大者，同列敛手而已。..书成，濂之功居多。”①并因此获得了“太史公”的称誉。

洪武六年（1373），宋濂升为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一年，他负责编纂了几部书。先是奉命编写《辨奸录》，此书主要搜集历代奸臣故事而成，同年七月成书刊行。其次他负责了《大明日历》和《皇明宝训》的编纂。《大明日历》共一百卷，洪武六年九月着手，七年五月纂成。自起兵至洪武六年底历年史实逐日记载，是一部明朝开国史。据宋濂说，太祖超过前代皇帝的方面有六：“一曰一统内外；二曰得国之正；三曰治政诘戎，群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家法之严；六曰兵政有统。”书成后，又根据①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纂述》。

宋濂建议，仿唐朝《贞观政要》体例，缩编为《宝训》五卷，公开刊行。据史载，宋濂“德重而不居，位显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门求文之士，先后相继”①。宋濂以自己的文才享有盛名，不仅在国内，而且还流传到外国。高丽、安南、日本，甚至出两倍的价钱，购买他的文集，可见宋濂的影响之大。

宦海浮沉宋濂在朝十九年，虽然受到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但官位却一直浮浮沉沉，最高官阶只不过是正五品。

洪武二年（1369）八月，他因修成《元史》，被授予翰林学士，正五品官。然而到次年八月，因失朝而被降为正七品的编修。洪武四年（1371）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可不久却又因奉命考据祭祀孔子的典礼，未能按时上奏，又被贬为正七品的浙江安远县知县。一年后，调为礼部主事。洪武五年（1372）改为詹事府赞善大夫，是从六品，仅升了半级。当时太祖留意文治，征召张唯等几十个名士，其中年少俊异的，都授予编修，并令在宫中文华堂学习，这时宋濂即做了他们的老师。洪武六年（1373），宋濂由赞善大夫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是从五品，一直到他离开朝廷，官职都没有变化。从洪武二年的翰林学士，到六年的侍讲学士，当官好几年，官阶反不如他刚步入官场时高。

宋濂在太祖身边多年，对太祖可谓太了解了，太祖的每一举措，他都会知道其内含的用意。他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鉴戒，一生言行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洪武六年（1373）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时，他都婉言谢绝了，结果反而赢得了太祖更多的信赖。

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告老回乡。离开朝廷，那每时每刻都绷得很紧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他回到家乡后，就在青萝山畔盖了间草屋，闭门纂述，布衣疏食，无异贫士。空闲的时候，他在浦江等地为人家作墓志铭，诗文集的序、题跋、小传等等的应酬文字，虽然终日也忙忙碌碌，但却也优闲适在，平民自有平民的乐趣，他真准备着以这种杖履优游的生活方式，度过他的晚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朱元璋称为“贤人”的人，最后也未得善终。本来宋濂致仕后，每年要入朝一次，洪武十三年（1380），因身体欠佳，太祖准允可不来朝。结果至期太祖忘记曾允准他不来朝，见宋濂没来，很不满意。太祖偷偷派人侦看，见宋濂正和乡人饮酒作乐，于是大怒，要处死宋濂，后因太后和太子解释，事乃作罢。但不久，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其孙宋慎被名列胡党，子宋璲亦被牵连，均处死。宋濂全家系狱，朱元璋想连宋濂一起处死，后经马皇后、皇太子力救，才改为举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宋濂以七十一岁衰病之躯，千里跋涉，于洪武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今四川奉节）途中，终因老病而死①，终年七十二岁。

宋濂死后，知事叶以从将他葬在莲花山下，永乐十一年（1413），蜀献王仰慕宋濂德业，命孙恪将他移葬华阳城东。弘治九年（1496）四川巡抚马① 《国朝列卿记》卷十九。

① 一说是“自经而死”，见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

俊请求复其官职，春秋祭葬，得到朝廷批准，正德中②，追谥文宪。

② 一说是成化中，见《罪惟录》列传卷八中。

第四节 胡惟庸

官至左丞相，结党朋欺

胡惟庸（？—1380），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克和州，始归附，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尔后，任宁国县主簿，进知县。做宁国县令，可以说是他起家的开始。当时太师李善长柄政，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行贿于李善长，从此青云直上，先迁吉安通判；至正二十四年（1364），设湖广行省，又擢为湖广佥事。朱元璋称吴王，由于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召为太常少卿，不久升为太常寺卿。洪武建国后，更是曲谨市宠，几年后便位极人臣。洪武三年，入中书省，拜中书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正月，右丞相汪广洋因“无所建白”出迁广东参政。从这时到同年七月，“帝难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月，七月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迁左丞相，汪广洋仍为右丞相。从洪武六年汪广洋第一次罢相后，中书省的大权实际上由胡惟庸一人独揽，到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被杀为止，任相达七年之久。

徐达、刘基对胡惟庸的人品极为鄙视，徐达“深疾其奸”，曾多次“从容言于帝”。为此，胡惟庸一度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憎恶他的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又变换手法，企图贿赂徐家守门人福寿来加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徐达知道此事后，并没有向他问罪，只是向朱元璋进言，胡惟庸不够资格做丞相。洪武初年，朱元璋曾与刘基论相，当问到胡惟庸是否可为丞相时，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并说，天下何患无才，只要明主全心全意地求访，便可得到，就目前的人选来看，确实没有可以胜任的。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刘基的意见，不久便擢胡惟庸为相，刘基悲叹道：“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

胡惟庸任相时，淮西集团的政敌杨宪已经在洪武三年被诛，胡惟庸独相数年。尽管汪广洋在洪武十年与他同居相位，但汪为人“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可否”，在中书省仅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在政治上胡惟庸感到唯一有些威胁的人便是刘基。由于刘基曾与朱元璋论相，胡惟庸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刘基也深感处境艰难，隐居青田故里期间，为了避祸，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韬迹如此，还是防不胜防，仍遭到胡惟庸的攻讦。刘基家乡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谈洋，位于浙、闽交界处，这里峰峦叠嶂，常有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人隐匿其间，元末曾为方国珍所占据，社会秩序一直较为混乱。刘基曾奏请朝廷在此处设立了巡检司，以实行有效的控制。后来温、处之间发生兵变，当地官吏不敢上报，刘基命长子刘琏直接上奏朱元璋，没有经过中书省。这时胡惟庸刚刚以左丞掌省事，他并没有忘记当初刘基议相一事，于是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给刘基罗织罪名，说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基要在此修墓，百姓反对，便请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假手朝廷以图不轨。朱元璋知道刘基精通象纬之学，料事如神，因此对此事半信半疑。虽然没有对他治罪，但却夺了刘基的俸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刘基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结局，立即入京谢罪，并暂且留住在京城不敢归乡。刘基很聪明，他很清楚，不主动赴京自责，或者擅自归乡，都有可能酿成杀身之祸。就这样，在洪武八年，大概朱元璋看看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来杀刘基，加之刘基病卧在床，只好遣使护归乡里。但在南京卧病之时，胡惟庸曾派医生为刘基治病，刘基饮过药后，感到“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回归青田一个月后，病情加重，离开人世。后来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涂节告胡惟庸逆谋，同时揭发毒死刘基一事。

关于刘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对刘基的次子这样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又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还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①根据洪武八年朝中政治斗争形势来分析，胡惟庸毒死刘基极有可能。因为当时刘基正为“谈洋”一事入京谢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岁禄，处于朝不保夕之时，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朱元璋对刘基的冷落和怀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这个时候，置刘基于死地，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胡、刘双方在政治上的强弱差异，实在太过于悬殊。胡惟庸当时颇受朱元璋的宠信，独掌中书省，位极人臣，正如后来朱元璋承认的那样“满朝都是党”。而刘基此时，却像一只关在樊笼中的鸟。刘基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也没有被胡惟庸放过。洪武十年，刘琏出为江西参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明初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与朱元璋推行的极端的君主专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权越来越趋于强化的情况下，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更加保守、没落、腐朽的特点。独相数岁，恩威震主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很有关系，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这样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来往更为密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位列勋臣第一，虽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权势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遂为帝亲。朱元璋曾有任杨宪为相的意图，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也“数言李善长无大材”。胡惟庸为此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倾轧下，杨宪不久被处以极刑，罪名是“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排陷大臣、放肆为奸”①。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竟能“独相数岁”，这对胡惟庸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说明他颇为朱元璋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是才干上的认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需要的认可。本来，从人品、学识、才干上来说，丞相这一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刘基。朱元璋也曾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从明太祖欲将皇权强化到更高的程度来① 刘仲璟：《遇恩录》。

① 刘辰：《国初事迹》。

看，刘基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自然有恃无恐，特别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愿意出现的局面业已显露出来了，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以防止大权旁落，去掉中书省、废除丞相这一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继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首先进行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基础，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着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①。这两项大的政治举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实际行政权力，差不多已经被削夺殆尽，这对胡惟庸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对这种杀机步步迫近的威胁，胡惟庸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朱元璋嗜杀成性的残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政治基础，他应该选择后者。因为相权与君权斗争的不断激化，是双方面的对抗，不可能有一方处于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状态，否则双方不可能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这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据说这时胡惟庸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又有人报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间有火光烛天，阿谀奉承之辈纷纷将这些说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后“益喜自负，有异谋矣”。他的家人因殴打关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杀了他的家人，“切责丞相”，胡惟庸也不谢罪。还因中书省办事违慢，多次“诘问所由”②。诚意伯刘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这都使胡惟庸极为恐惧。于是对其同党说：“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结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以权势和利益相胁诱。陆仲亨因在陕西擅自动用驿站的车马而被怒责，命捕盗于代县。费聚奉命按抚苏州军民，因贪恋酒色，被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残部，无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责。现在他们与胡惟庸密相往来，常在胡家饮酒。胡惟庸对他们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谋反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为外应。又与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另外，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下海勾结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续致书元嗣君脱忽思帖木儿，以称臣为条件请求出兵为外援。

就在君相之间杀机隐隐的时候，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将双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明史》记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① 夏燮：《明通鉴》卷六。

② 谈迁：《国榷》卷七。

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明史纪事本末》说：“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①，这三个记载各不相同，不管是自己坠死车下，还是马死，或者是误践人死，我们不必考证，但胡家草菅人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十分严厉，“命偿其死”，胡惟庸请求用金帛作为赔偿，又遭到制止，这就更使胡惟庸恐惧。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起事，暗中通知“四方及武臣从己者”。这时日本贡使私见胡惟庸，双方商定，日本以舟载精兵千人，伪装进贡，到时候与府中力士一起擒住朱元璋。如果不能得手，就乘机掠夺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皇帝顿首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他有无此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朱元璋非常生气，认为他结党朋欺，贬他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罪行，当舟停太平时，传命赐死。很明显，下一步就该轮到胡惟庸了。事态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汪广洋被杀，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坐罪没籍官员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知道后更为震怒，说坐罪没籍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怎么可以做文臣的妻妾。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坐罪。杀戮已经到了胡惟庸的家中。

谋逆被诛，太祖废相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因害怕事情败露，向朱元璋奏发了他们的谋逆之事，谪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值此，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终于到了，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又因为涂节不早告发，“亦弃市”①。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诡称他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

御驾行至途中，被宦官云奇拦住，想告发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图弑君。但因为过度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气恼，左右卫士几乎将云奇的手臂打断，但他仍奋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这才醒悟过来，登皇城眺望，果然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亟调禁兵捕擒之”。

这种说法很富有戏剧性，但却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难以置信，这里仅说几点理由。首先，从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废除丞相已是势在必然，仅仅在案发之前数日杀汪广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君臣之间不是彼此无猜，而是关系异常紧张，怎么可能“邀帝临幸”，而又竟然“帝许之”呢！其次，朱元璋身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随便，凭他的雄猜多疑和丰富的经验，“井出醴泉”之类的话岂能轻易相信，在没有预先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应不会轻举妄① 谈迁：《国榷》卷七。

① 谈迁：《国榷》卷七。

动。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国刚刚建立不久，政务繁多，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的闲情逸志。因此这种类似于说唱文学式的记载不足为信。

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一般认为实据不足，有些扑朔迷离。这也许是人们比较注意强调朱元璋嗜杀多疑和意欲废除丞相这一动机，而相应地忽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权的抗争。从双方政治斗争的逻辑上分析，应该说胡惟庸谋反的企图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实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不算少，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完全为朱元璋所罗织，似乎不可能。另外，从胡惟庸、陈宁一伙的为人来看，都具有十分残暴的本性。上边提到胡惟庸因儿子骑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见一斑。史载陈宁“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为此曾受到朱元璋的责怪，但没有改正。他的儿子也多次劝谏，陈宁大怒，“捶之数百”，竟将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这些人谋反弑君的胆量是有的。

胡惟庸被杀，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实为胡惟庸的同党。几年后李存义父子又词连李善长，说胡惟庸曾数次指使李存义等人进说李善长，胡本人也亲自往说，并许诺事成后，“当以淮西封地为王”，李善长最后的态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在十九年十月，林贤通倭之事败露，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俘获封绩，被李善长隐匿起来，二十三年五月，封绩被捕，这时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来往的情况，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本亦揭发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同胡惟庸共谋不轨的阴谋。

李善长的罪状是“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说李善长想谋反，似乎过于牵强，但是否知情而不报，做“观望怀两端”，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事实上他既不能告发胡惟庸，又不能支持胡惟庸，两种后果都是危险的。

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仍有靖宁侯叶升以胡党伏诛，这时去案发已有十二年之久。就连开国儒臣之首太子师父宋濂也因其长孙坐胡惟庸党而几乎被杀，在皇后、太子力救下，才得幸免。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郑家在《宋史》、《元史》中皆有传。郑濂被告交通胡党，兄弟六人争入狱。朱元璋说：“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于是免死。这两个例子充分反映出立案的证据不足，说明朱元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滥杀方针。

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秩正二品，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置丞相，“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寘之重典”①。

朱元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而以丞相为首的① 夏燮：《明通鉴》卷七。

中书省这一行政权力机构造成了很多妨碍。他不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就可以不必设丞相，他认为相权可以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而胡惟庸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将朱元璋废相这一变革的时间提前了。通过对胡惟庸由受宠遇到谋逆伏诛过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第三章 徐达 常遇春 沐英 蓝玉

徐达、常遇春、沐英、蓝玉、胡大海，都是明开国功臣，常遇春、沐英、蓝玉等，是开国功臣中相传为回回的人物。

第一节 徐达

投奔朱元璋

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今安徽凤阳东北）人。由于家境贫寒，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长大以后，身材魁梧，性格坚毅，遇事善用脑筋。明太祖朱元璋在削平割据群雄，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皇朝的战争中，徐达长期担任最高军事统帅，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廓江汉，清淮楚，电扫西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①。为朱元璋开创明皇朝立下了盖世之功，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回到家乡招募兵士，二十二岁的徐达听到消息，毅然仗剑从军，投奔到朱元璋部下，开始了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这一年，徐达等随朱元璋相继攻克河州新塘、三汊河、阳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寨，攻下徐官仓寨，朱元璋部声势大振。至正十四年五月，徐达随朱元璋攻克全椒，七月攻克滁州。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驻在滁州的朱元璋部队因粮饷缺乏，进攻和州（今安徽和县），以便筹集军粮。徐达率军先行，与张天祜、汤和一道攻下和州，徐达因攻打和州立下战功被擢升镇抚。

就在徐达被任命为镇抚之后不久，起义军中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孙德崖因其部队缺粮，来到和州，请求朱元璋资助，朱元璋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收留了他的部队。郭子兴则因过去与孙德崖有矛盾，知道这一消息后很生气，亲自从滁州赶来和州，训斥了朱元璋。孙德崖听说后很担心，想悄悄地溜走。朱元璋挽留不住，只好为其送行。走出城外三十里左右：忽然城中有人来报，郭子兴已和城中尚未走掉的孙德崖部打了起来，孙德崖已被郭子兴捉住，扣在城里。朱元璋听到后，大吃一惊，想打马回城劝说郭子兴把孙德崖放走。孙德崖部下误以为这是朱元璋策划的阴谋，便把他五花大绑，并扬言要杀掉朱元璋为其主帅报仇。徐达在城里听说朱元璋被孙部下扣留，生死未卜，就毅然请求替代朱元璋作为人质，以平息这起事件。后经多方调解，孙、朱都被对方释放，这场危机才算平定下来。然而，在这次事变中，徐达的舍身相救深得朱元璋的称赞，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攻占采石、太平、集庆不久，郭子兴染病而死，朱元璋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朱元璋感觉到仅仅据有和州，难以实现他的雄图大略，而要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又苦于没有船只。正在徘徊犹豫之时，巢湖水军头领赵普胜、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廖永忠等率军归附。朱元璋大喜，对徐达等说：“方谋渡江，而巢湖水军来附，吾事济矣！”①于是，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朱元璋派兵遣将，部署作战方略：“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采石镇）大镇，其备必固。牛渚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

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中）前临大江，彼难为备御。今往攻之，其势必克。”②徐达与诸将听命，各自挥师进发，直抵牛渚矶。常遇春奉命为先锋，先登上岸，徐达等率军一拥而上。在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之后，元兵力不支，溃败逃窜，徐达等占领了牛渚、采石。沿江一带元兵望风而降。朱元璋被这次胜利所鼓舞，便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提出继续进攻周围州县的计划，他对徐达等将领说：“今举而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军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事去矣！”徐达等表示赞同。为坚定将士们前进的决心，朱元璋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下令砍断渡船缆绳，把船推到江中，顺流漂下。众军士一见大惊，朱元璋趁机说道：“成大事者不规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将奚为？”③士兵们只好听命。他们吃饱饭，就从观渡（采石附近）向太平进发，经太平桥直抵城下。纵兵急攻，守城元军抵御不住，守将完者不花等弃城而逃，元万户纳哈出等被俘。

翌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进攻集庆，徐达奉命为先锋，率水陆军士并进。至江宁镇，攻破陈兆先营垒，陈兆先以所部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余人。十月后，再攻集庆，大败元兵于蒋山（今南京钟山）。元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城接战，被徐达等击败。朱军乘胜攻城，冯国用率陈兆先部降兵奋勇先登，终于攻破城门，打进城内。福寿战死，蛮子海牙逃奔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率军民五十余万降附。占领集庆后，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在渡江攻拔采石、太平，进攻集庆的战役中，徐达作战勇敢，功勋卓著，成为朱元璋手下的得力战将。

统兵东下占领应天后，朱元璋有了根据地，粮食问题也基本解决，但军事形势极为严峻：东边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张士诚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又占据浙江西部部分地区。南面有元将八恩尔不花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右抹宜孙驻处州（今浙江丽水），石抹宜生驻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守衢州；天完徐寿辉则攻占了池州（今安徽贵池）。为了摆脱军事上的不利境况，朱元璋在占领应天后，于当月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东下，进攻东线门户镇江。

大军出发之前，朱元璋为了整顿军队纪律，防止士兵进城后抢掠，故意找徐达的错处，扬言要按军法处治。暗地里让李善长当着众人的面苦苦求情，才松绑，并当面告诫说：“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①全军肃然，徐达等率军进攻镇江，不到两天，就打败镇守该城的元军，杀其守将定定、段武。徐达率军从仁和门入城，部队纪律严明，号令整肃，老百姓照常生活，就像没打过仗一样，因此很得老百姓的拥护。附近地方听到消息，都翘首盼望他们早日到来。

镇江一役，徐达以战功升任统军元帅，镇守其地。他兢兢业业，克尽职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明史纪事本末》卷一。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明史纪事本末》卷二。

守，一方面安抚百姓，督课农桑，一方面分兵回击，攻下金坛、丹阳等地，以巩固镇江这个最东边的前哨阵地，防止张士诚的西侵。

同年七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国公，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同时设立了自己的军事管理机构江南行枢密院，任命徐达为同佥枢密院事。身为江南行枢密院同佥、镇江统军之帅的徐达，在打退张士诚军一次次的进攻之后，乘胜进围常州。

但是，常州守敌据城固守，不肯投降。加上城内兵粮充足，徐达等攻打不下。朱元璋即以军法把徐达及其属下都官降一级，以示惩罚，并写信责备徐达说：“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其勉思以补前过。否则必罚无赦！”②徐达为常州久攻不下而焦虑，也对朱元璋的责备而沉思，还要应付张士诚军的一次次反扑。可是，徐达处变不惊，沉着地指挥部队迎战，使张军的企图难以得逞。与此同时，驻在城外三十里远的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赶来增援，内外夹攻，大败张军，生擒敌将张德。残敌溃逃奔入城内。张士诚见常州危急，派其手下悍将吕珍夜间潜入城内，加强防守能力。徐达督军轮番猛攻，吕珍眼看士气低落，难以支撑，不得不丢弃常州，只身逃遁。到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常州攻坚战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朱元璋在常州设立长春枢密院，任命徐达为佥枢密院事，汤和为枢密院同佥，统兵镇守该城。

接着，徐达等乘胜移师进攻宁国（今安徽宣城），得军士十余万，战马二千匹，继而又攻拔宜兴、常熟、江阴马驮沙（今江苏靖江）等地，宜兴到靖江一线尽为朱元璋所有。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经营，以应天为中心的朱元璋江南政权已经逐步稳定，大体控制了今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徐达作为朱元璋手下的主要战将立下了赫赫战功。

鄱阳湖首战告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数丈的巨舰，纠集号称六十万人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南昌。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八十五天，使陈友谅顿兵坚城之下，未能前进一步。南昌守军浴血奋战，为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准备与陈友谅决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七月初六，徐达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回师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龙江（今江苏南京兴中门外）誓师，亲率大军二十万进击陈友谅。陈友谅听说朱元璋亲率大军到来，遂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返战。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史称“鄱阳湖之战”。徐达作为主攻部队，率军先行，首先与陈友谅相遇于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两军依湖对阵。陈友谅军人多势众，舰船高大，气势汹汹。徐达毫无惧色，身先诸将冒死闯阵，其部下将士大受鼓舞，无不以一当十，奋勇冲杀。徐达部一举击败陈友谅前锋，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巨舰一艘，初战告捷。接着俞通海等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敌船二十余艘，烧死、溺死很多敌军。徐达在敌阵中奋力拼杀，连续酣战。大火从敌船上烧到徐达的战船上，他一面指挥士兵扑火，一面继续与陈军格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国榷》卷一。

斗，越战越勇，并指挥战船在敌阵中节节推进。双方在康郎山鏖战整整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红色，天空也被炮火硝烟遮蔽得暗淡昏黑。朱军在徐达等勇将的率领下，殊死搏战，击退陈友谅的进攻。此战，徐达首挫敌锋，壮大全军声威，为朱元璋取得决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天晚上，朱元璋为防止东线张士诚利用鄱阳湖大战之机乘机入寇，命令徐达撤出战斗，回守应天。徐达走后，朱元璋指挥将帅士卒继续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血战，终于击毙陈友谅，全歼陈军主力，取得鄱阳湖大战的胜利。

徐达回到应天后，严格训练部队，加强东线守备力量。缉查奸细，修缮城池，张士诚无缝可钻，未敢贸然进犯。后来朱元璋称赞徐达说：“我让徐达回守应天最为放心，无论遇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妥善处理。”可见朱元璋对徐达多么信任。

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还师应天，徐达等率军攻克庐州。不久，奉命再返湖广前线。徐达先后率兵相继攻取江陵、夷陵（今湖北宜昌）、湘潭州（今湖南湘潭）、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靖州（今湖南靖县）等地，彻底肃清陈友谅残余势力，占领湖湘地区。徐达在消灭陈友谅割据集团的战役中，身经数十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为表彰徐达的功绩，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称吴王后，任命徐达为左相国，地位在众将之上。

讨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徐达等奉命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淮东、泰州等地。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攻克泰州海安坝（今江苏海安），进围泰州。经月余血战，终于攻克泰州，擒守将严再兴五千余人。之后，徐达又攻下通州、兴化、濠州等地。徐达在这些战斗中，师出迅捷，变化无穷，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徐达用反间计制胜，使张士诚的老巢平江完全陷入孤立。次年，徐达亲率将士攻破葑门，大军一拥而上，进入平江城内。张士诚兀自率兵巷战，但其手下将士已无斗志，纷纷投降。张士诚见大势已去，纵火焚死其妻儿，闭门上吊自杀，被其部将解救，徐达将其押送应天。破城之日，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①率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受百姓的欢迎。徐达论功封信国公，是此次封赏的最高爵位。

北伐主将吴元年（1367）十月二十一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二月攻克济南，收俘元军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马四百二十九匹。在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声中，朱元璋于翌年正月在应天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徐达被封为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

元顺帝逃至上都，仍然保持着一套政府机构，军事上仍然具有一定实力。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统帅大军攻取山西、秦陇。徐达在扫平山右、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出师秦陇的整个作战过程中，抓住扩廓帖木儿北出雁门关，进攻北平之机，乘虚直捣太原，倾覆扩廓的巢穴，使其进退失据，一举平定山西。抓住陕西元军李思齐、张思道遥巡观望，不敢主动出击的时机，直入奉元，进逼临洮，围困庆阳，似摧枯拉朽，风卷残荷，降李思齐，斩张思道，威震关陇。徐达用兵出奇无穷，料敌制胜，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和指挥才能。

徐达出师秦陇，平定关陇后，明朝北方版图已达今河南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一线。但扩廓帖木儿仍驻扎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西北），火儿忽答驻扎云州（今河北赤城北云州镇），纳哈出驻屯金山，失喇罕驻军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扩廓帖木儿在西北活动猖獗，趁徐达平定关陇之师凯旋京师，大举围攻兰州。洪武三年（1370）春，徐达征尘未洗，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分兵两路，扫荡侵扰北方的元朝残余力量。徐达从潼关向西进军，出西路捣定西，进攻扩廓。徐达此次率军北征，取得较大胜利，逼使元朝残余势力向应昌、定西一线北撤。从此，明朝北边的防御趋于稳定。

同年十一月，徐达等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北伐将士。随后，大封功臣，徐达因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子孙世袭。

塞上长城为了进一步打击残余元军，洪武五年（1372）正月，徐达再次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率军北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兵三路，“肃清沙漠”（指对蒙古用兵）。徐达从雁门关出塞，直趋和林，作为中路军。三月，徐达师抵山西边境，派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向北挺进。蓝玉在野马川击败扩廓部流动部队，徐达率军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再败扩廓军。扩廓败逃后，与贺宗哲合为一军，在岭北布下阵势阻击徐达部队。扩廓、贺联军拼死进攻，明军受挫，死伤数万人。徐达处变不惊，收缩战线，坚守营垒，才免遭大败。然后，徐达整军而还，敛兵守塞。扩廓军队见此未敢贸然追击。

由于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明朝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从此，徐达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备边，镇守北平十余年。徐达在镇守北平期间，先后三次迁徙山西农民到北平屯田种地，以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徐达将他们分散到长城沿线各卫所，按其户籍服役课税。属籍军户的，发给衣服、食粮，使应军差；属籍民户的，分给田地、牛、种子，使纳租税。前后移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余人，建立屯田点二百五十余个，垦田一千三百多顷。徐达的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北方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使明朝北部边疆日趋稳定。同时，徐达严格训练士卒，缮治城池，加强守备，谨严烽燧，时时防备蒙古军队的侵扰。徐达被视为塞上长城。明朝建国后，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过去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臣逐渐受冷遇，但是徐达始终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捍御着明朝北方的安全。

长期的戎马生涯，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还应天。翌年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五十四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太庙，名列功臣第一。

关于徐达的死因，有些史书记载：“（徐）达病疽，甫痊，赐蒸鹅，流涕食之而卒。”①这些材料虽不完全可靠，但也不是望风捕影，随意捏造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为了确保朱明皇朝“万世一系”，便想方设法加强皇权，凡是他认为有碍于独裁统治的人，不管是勋臣宿将，一律翦除。胡、蓝党狱，把功臣旧将几乎一网打尽。前一年又将南征北战、立下大功的义子亲甥李文忠暗中毒死。徐达虽为开国功臣第一，立下盖世大功，而且一直忠贞不二，但想到他的震主之威，朱元璋“赐蒸鹅”一事也就可能并非子虚乌有了。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翦胜野闻》。

第二节 常遇春

南下立功，升任元帅

常遇春（1330—1369），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属安徽）人。他家世代务农，家境寒苦，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已经“勇力绝人，猿臂善射”了。元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爆发，各地豪杰四起，拥众自雄。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打家劫舍者刘聚干了两年。至正十五年（1355）春天，投奔朱元璋，这一年常遇春二十五岁，从此追随朱元璋征战十四年，与朱元璋的开拓和统一事业相始终。后来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①所谓“开拓之功”，就是兼并群雄，推翻元室，统一中国的事业，概括起来就是：南下、西征、东取和北伐这四个大阶段。常遇春从始到终，无役不从，为朱明江山效命疆场，屡建奇功。

勇猛敢战，这是常遇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并贯穿于历次重大战役。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军渡江南下，在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着乱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即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缘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改为应天府。集庆及其周围地区的占领，使朱元璋获得一块财富之区，为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战斗，常遇春锋芒初露，立了头功，开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西征陈友谅，战功卓著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陈友谅占据上游，精兵大舰，雄心勃勃，是朱元璋开拓事业的主要威胁。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取应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设伏，为全军主力。经过一场鏖战，在龙湾登陆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正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挥水陆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转危为安，并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不久，升行省参知政事。

龙湾战后的第三年，1363 年，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大军倾巢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速度慢，朱元璋军船小、速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② 本节和第三节，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本节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主要根据《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宋濂《宋文宪公集》卷四《常遇春神道碑铭》。① 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常遇春》。

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发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为平章政事。

东征北伐，攻取元大都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先是随徐达率军攻占庐州。接着，又与邓愈会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岭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风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与徐达率军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翦除了张士诚的羽翼，平江（今苏州）孤立无援，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围攻，平江城破，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进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当时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出师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史称塔儿湾大捷。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挥军西进，攻取山西。与精锐的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战，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力竭投降。元顺帝乘明军主力长驱秦晋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驰救北平，元军闻讯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军追奔千里，大获全胜。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洪武二年（1369）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仅四十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为表彰常遇春的功绩，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又封子常茂为郑国公，岁禄二千石。常茂隶宋国公冯胜北征纳哈出，不奉约束，被削爵，安置在广西龙州；又别封次子常升为开国公，建文末，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

“虽古名将，未有过之”

常遇春自从1355 年追随朱元璋，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1369 年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①，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在历次战役中都不乏其例。比如1359 年七月，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元将宋伯颜不花悉力守备，常遇春使用各种攻城器具，仍久攻不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挖穴道进入南门瓮城，毁敌所架炮，又策动元将张斌约降，内外夹击，乃夺得衢州。再比如，1360 年五月，常遇春与徐达一起攻破了陈友谅的枞阳水寨，陈友谅率大军前来报复，四处扬言要攻取安庆。常遇春经过分析，认为其中有诈，这是陈友谅要夺取安庆附近的池州，是声东击西之计。同徐达商议后，决定将计就计，设伏诱敌，陈友谅果然中计，腹背受敌之下大败而逃。这都是常遇春以智谋取胜的典型战例。所以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①。常遇春“爱抚士卒”，“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②。这是自古名将几乎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应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发展屯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①，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特别爱重，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②。常遇春也善于处理同主子的关系。1365 年二月，当常遇春率军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县班师之后，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③。貌似宽厚心实险狠的朱元璋自然最爱听这样的话了。

常遇春忠于朱元璋，大有功于朱元璋。四十岁暴卒于军中，功成名就，是朱元璋开国功臣中少有的善终者。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① 傅维鳞：《明书》卷九一。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三。

③ 《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第三节 沐英 蓝玉

沐英

沐英（1345—1392）字文英，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初重要将领。沐英幼年时，父亲早死，随母避兵乱，母又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从朱姓，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当时朱元璋已投郭子兴部下为兵，沐英小时是在战乱、兵营、征途中度过的。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派徐达攻占镇江，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沐英“数从上征伐，入侍帷幄，昼夜勤励”，十八岁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后擢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今上饶）。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朱元璋派水陆军取福建，沐英将兵自西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分水关，下崇安，再破闵溪十八寨，俘陈友定部将冯谷保。又奉命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皆属福建）。

洪武三年（1370），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佥大都督府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机务繁积。沐英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剖决无滞，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派沐英前往关陕，体察民情，布皇上恩惠，并给予了全权，又命他练兵准备征战。同年十一月，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随邓愈出征吐蕃。次年（1377）四月，邓愈、沐英统兵至甘、青，分三路前进，略川藏，兵威至昆仑山。这次是得胜而回，没有久留。回师途中邓愈死，沐英率师返回，因功封西平侯。

洪武十一年（1378）八月，沐英为征西将军，与蓝玉等统兵征西。初胜土门峡，再进俘洮州十八族头领。翌年二月，朱元璋命在洮州设卫，说：“洮州，西番门户，今筑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置洮州卫。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命沐英率兵进击屯兵和林的由元国公脱火赤、知院爱足率领的一支残元势力。沐英由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距其营五十里处，沐英分兵四路前进，一路袭其背后，两路左右夹击，沐英自率精骑正面冲击，四面合围，一举战胜，俘脱火赤及其全部。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军徐达奉命北征。沐英领兵出古北口，独当一面，再次胜利而归。

平定云南和治理云南，是沐英一生的最大功绩。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军征讨云南。朱元璋亲自安排进军路线，谕先取曲靖，出奇制胜，说：“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拼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沐英随傅友德等率主力逼曲靖。元梁王闻讯，派平章达里麻率十万众前去抵御。沐英等率兵冒雾前进，“出奇制胜”，迅速到达曲靖。明军突然出现，达里麻大惊。当时达里麻军列阵白石江一岸，明军临另一岸。傅友德欲即刻渡江，沐英不同意，说敌方已兵陈对岸，扼制水面，这样渡江于己不利。于是只摆出渡江的样子，临江而立，另派数十人从下流潜渡，到达对岸后鸣金吹角，大造声势，致使这里麻军阵势开始动乱，明大军趁机渡江。沐英以勇猛善泅④ 本文所引用资料，主要引自李贽《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沐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者先行，登岸后破敌前锋，达军后撤。明军渡江毕，与达军展开大战。沐英纵铁骑直捣其中坚，战数合，达军大败，达里麻被俘。沐英将二万被俘士兵悉数放还，各归其业，明军声威大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讯自杀。沐英、蓝玉率兵直逼昆明，不攻而下。“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被消灭。

云南西部大理一带，存在段氏割据势力。段氏世据大理已数百年。大理依点苍山，面洱海，号称天险。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沐英随蓝玉将兵西攻大理。段氏聚众守下关（点苍山有上、下二关，又称龙首、龙尾关，守此二关大理可确保，下关尤为重要）。沐英、蓝玉遣王弼攻上关，自率兵攻下关，形成犄角之势；另派一旅攀点苍山背后而上，居高临下策应。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莫敢后，遂斩关而入”。段氏不知背后虚实，阵势溃乱，兵败被俘。攻占大理后，沐英、蓝玉或分兵其他地区，或下谕招降，云南西部大部归附明朝。沐英、蓝玉又取得平定云南西部的胜利。

七月，沐英率师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镇平一些复叛地区。九月，当傅友德、沐英再次领兵征服一些地区时，土官杨苴散布明大军已回，纠众二十万攻昆明。当时守昆明的是冯诚（冯国用子）。城中缺粮，士卒多病，形势危急。沐英闻讯，率兵返回，和冯诚合力，打败段军，确保了昆明，稳住了局势。

洪武十六年（1383）三月，诏傅友德、蓝玉班师，由沐英率数万众留守云南。

早在洪武十五年春，明廷就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云南布政使司，建立起统理云南的军政机构。地方置卫、所，辟筑驿道，形成一套统辖系统。以后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民政系统亦趋完备。

沐英治理云南，大抓屯田，解决粮食问题。洪武十九年（1386）九月，他上疏朱元璋，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朱元璋同意了沐英建议。沐英令军士且戍且屯，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兼得。沐英还招携省外人来滇屯田，朱元璋命外省军人到云南屯田，一时云南屯田大兴，粮食收获大有增加。沐英还以屯田的增减考察官吏的政绩，赏罚官员。主滇九年，屯田总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

沐英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广滇池，兴修水利；招商人入滇，运进米谷帛盐，发展商业。开发盐井，增加财源，是沐英治滇的重要内容。他还整修道路，保护粮运，使云南农商都有发展。

沐英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月赐饮膳，年赐衣服。他本人“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在沐英统治时期，云南相当安定。

洪武二十二年（1389）冬，沐英入朝，朱元璋赐宴奉天殿（皇帝办公的正殿），给予厚重赏赐。朱元璋高兴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沐英病卒于云南，年仅四十八。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沐英去世后，他的子孙世镇云南。长子沐春十七岁随沐英征西，以后又征云南，材武有父风，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沐英死后，袭父职，镇守云南。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溉宜良涸田数万亩，使五千余户民有生业，文治武功都效法其父，惜年仅三十六而卒。

沐春无子，其弟沐晟（沐英次子）继其位。沐晟性格似其父，喜读书，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爱，历官后军左都督，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统四年（1439）死于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沐晟承其父兄业，久镇云南，名声远扬，沐氏在云南威权日重。

沐晟子沐斌，因年幼居京师，由沐昂（沐英三子）代镇云南。以后沐氏子孙相继镇守，直到明朝终了，达二百多年。

蓝玉蓝玉（？—1393），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为明朝统一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蓝玉早期的历史，史籍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妻弟，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旋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不断上升。

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北征开平，南归途中暴死。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东南已平，中原已定，北方广大地区仍是北元势力，甘宁一带常与明廷有战事，四川有夏的割据势力，云南梁王忠于北元，誓不附明。洪武三年（1370），蓝玉被擢为大都督府佥事，进入明朝最高军政机构。次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领水陆军伐蜀，蓝玉从傅友德行，经过几战，夏主明升（明玉珍子）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后一个割据势力被平定。

元末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这时退入西北，徐达曾和他进行过激烈战斗，但未将其击垮，故时而从西北方面威胁新建立的明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统兵去讨伐，徐达出中路，都督蓝玉为前锋。抵山西境败扩廓部游骑于野马川，再进败王保保于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取得初胜。但王保保后退拒明军于岭北，明军再攻失败，死伤万余，无奈退兵。两年以后，蓝玉再度领兵北击，攻下兴和（元路名，治所在今张北，辖区相当今河北张北、怀安，山西天镇，内蒙古集宁市之间地），俘获一些残元要人，取得胜利，但只解近忧，未能远略。洪武八年扩廊帖木儿死去，从西北方面对明构成的威胁基本消除。

洪武十一年（1378）秋，蓝玉等率兵出征甘、青。第二年取得胜利。朱元璋命置洮州卫，设官领兵驻守。师还以后，蓝玉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进入明初新贵公侯行列。

甘、青大体平定以后，朱元璋用兵西南和东北，蓝玉在这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大的作用。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朝灭亡以后，负隅顽抗，一再拒绝明朝招降，最后竟将明使杀掉，朱元璋决定派兵征讨。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蓝玉为左副将军，跟右副将军沐英一起，随征南将军傅友德率三十万兵征讨云南。“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次年闰二月，蓝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取得胜利。其他一些民族地区，遣人招抚，大部不经战斗便归顺明朝。奉诏班师后，蓝玉因功加禄五百石，其女被册为蜀王妃。东北的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前曾被明军俘获，放还后仍与明朝对敌，据① 本文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多采自李贽《续藏书》卷四《凉国蓝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及《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不再一一注明。

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带屯兵蓄锐，待机南下，从东北方面构成对明的威胁。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根据朱元璋授意，大军先驻通州，探明纳哈出虚实后再作行动。驻通州后，探知庆州（治所在今辽宁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有纳哈出部驻守，蓝玉率轻骑冒大雪奇袭，取得胜利。明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兵大宁，储草备粮，准备进击金山。夏六月，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直趋前进，一路胜利，到达金山之西。与此同时，明派去劝降的人也见到纳哈出，说明朝廷厚意。纳哈出见久战必败，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派蓝玉前往受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纳哈出斟酒谢蓝玉。蓝玉不喝，一定让纳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纳哈出斟的酒，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双方争执不下，形成僵局。纳哈出将酒浇在地上，和随从密语几句，想走。在场的有人明白纳哈出话的意思，告诉常茂（常遇春子，冯胜婿，蓝玉外甥），常茂急上前阻拦，将纳哈出砍伤。纳哈出被拥至冯胜处，冯胜虽然待之以礼，但纳哈出部众闻纳哈出被伤，四处惊散，冯胜派人花了很大气力才将其大部收服。回军路上，明军遭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让常茂承担这个责任，到朱元璋面前去说明。常茂说明了情况，朱元璋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收回了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蓝玉成为明战时统兵的最高将领。

纳哈出随冯胜等一起南来，被封为海西侯。元残余势力从东北方面对明的威胁从此消除，且为明向白山黑水一带开拓廓清了道路。

扩廓帖木儿死后，纳哈出降，北元势力虽经明军打击，一再失利，但败而未灭，仍然构成对明的威胁。击败纳哈出的当年，蓝玉为大将军，率兵征讨，给北元进一步打击。冬十一月蓝玉报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遁入和林，乞进步剿灭。”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计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夏四月，蓝玉率兵出发，自大宁进至庆州，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抄近路兼程而进。行至百眼井处，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侦察不到元军行迹，蓝玉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十万，深入漠北，未见到敌人就回师，如何向上交待。蓝玉同意王弼的意见，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使敌人见烟火，秘密前进。到达海南，仍未见到敌人。后侦知元主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缺水乏草，不会深入，未加设防，加之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明军到来，元方竟无察觉。明军突然到达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北遁，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元主北逃后被人杀死，北元四分五裂，不久灭亡。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剌章营，再获胜利。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大加褒奖，回来后封凉国公。蓝玉的政治生涯、军事武功达到巅峰。

封为凉国公后，蓝玉又奉命到西部民族地区进行过一些军事活动，还奉命到陕西练兵，这些已是蓝玉军事活动的尾声。

蓝玉自恃有功，骄横不自检束。早在征云南梁王胜利后，他就私搞盐引（食盐运销专利凭证），派人到云南贩盐，牟取暴利。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妃占有。朱元璋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蓝玉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人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语言傲慢，失君臣礼。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举劾，他竟将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夷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①，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事过五百多年以后，1936 年有人到蓝玉家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写成了一篇《王回岗回民调查记》②，介绍说：“王回岗位安徽定远县东南，距城六十余里，居民三千余户，尽悉回民，以王姓居多，又以地势颇高，故名曰王回岗。”王回岗之“古迹”有“国公宅：明朝有蓝国公，..朝廷认为有叛意，拘而杀之，其家闻讯亦恐有被杀之虞，俱投入院中井内，现该井仍存”。① 关于“蓝狱”死亡人数，从《明史》。

② 石觉民：《王回岗回民调查记》，载《晨熹》第二卷第二期。

第四章 明成祖

第一节 “靖难”取胜，朱棣即位

封燕王，就藩北平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据说他“姿貌秀杰，目重瞳子，龙行虎步，声若洪钟”。洪武三年（1370），朱棣被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北平（今北京），成为威震一方的亲王。

分封诸王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决定的。他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让众子孙都来出力，以维护朱家皇朝。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也要受到这些年轻亲王的节制。在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初年，虽然元顺帝带领臣属北遁朔漠，但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为了降服强敌，朱元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故元势力在明军的打击下日趋衰落，镇守边塞的亲王却在战斗中成长起来。

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元将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麾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说：“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于是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老相识，两人相见，不禁相抱而泣。正在这时，明军已近围敌营。元军大败，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于是，乃儿不花与观童一起到明军营帐中请降。燕王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他的全部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屡次命令燕王帅师出征，又令他节制沿边军马，燕王威名大振。史书说他“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又说他“料敌制胜，洞烛万里，威震朔漠”。“燕王扫北”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民间。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引起诸王，特别是秦、晋、燕王的不满。他们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史载晋王到朱元璋处告燕王“劳师冒险”，又日夜搜求燕王的“国中细故”，“专欲倾陷燕王”，燕王每入朝，太子“数以语见侵”等等，其间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死，秦、晋、燕王无不窥伺皇位，但朱元璋接受了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不久，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死。朱棣的两个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他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了。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①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告诫：“燕王不可不虑”，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靖难之役”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本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的人。朱棣向朱元璋要了道衍。道衍到了燕邸，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辞世，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斗争终于公开化了。这年六月，燕府官校于谅、周锋以图谋不轨被逮到京师处死。朝廷同时下诏切责燕王。燕王朱棣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有时竟卧在土中，整日不起。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毕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朱棣临事不乱，与部属设计擒杀谢贵和北平布政使张昺。他在端礼门内设置了伏兵，把张、谢诱入燕府，张、谢二人被杀。北平守军群龙无首。燕王命张玉等率兵乘夜攻夺九门，北平迅速被朱棣控制。

朱棣正式起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战争开始后，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四十余万北伐，军驻真定。燕王躬擐甲胄，率师至涿州，连败官军，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是硕果仅存的老将。他的失败，引起建文帝的忧虑。太常卿黄子澄却认为无足虑，并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建文帝亲饯江浒，赐以斧钺，期在必胜。

李景隆是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不过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朱棣出兵永平，诱李景隆攻北平，而以世子留守北平，戒其坚守勿战。朱棣打败永平守军，进击大宁，勾结兀良哈三卫渠长，挟迫宁王与之结成联盟。李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

景隆攻北平不克，背后又有朱棣回军杀来，一战而败，退走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白沟河流经华北平原，在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列阵以待。第一天战斗十分激烈，直至深夜双方才各自收军。这一仗燕军损失很大，朱棣在深夜混乱中竟迷失了方向，下马辨别水流才找到归途。第二天再战，南军气势更盛。朱棣坐骑三次被创，弓矢皆尽，剑锋折缺，马又却步不前，几乎被官军射及。双方鏖战，天已过午。忽然一阵大风，将官军大将旗折断，军阵为之震动。朱棣带劲骑绕到敌后袭击，反败为胜，官军大溃，被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走德州。燕军又破德州，围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坚守济南，三月不克，朱棣暂时退师。

朝廷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再次率兵北伐。朱棣佯称攻辽东，发兵攻打沧州。沧州陷落。燕军再经临清、馆陶、大名，至于东昌，与盛庸、铁铉所率主力相遇。双方大战，燕将张玉战死，燕王朱棣挺身短兵接战，有几次处境十分危险。燕军大败，被擒斩万余人，燕王独以一人殿后，赖二子朱高煦带兵营救，始免于难。不久两军再战于夹河，官军大败。

一个月后，两军再战于藁城。燕军再次乘风击败官军，斩首六万余级，擒其骁将，获其军资。

自举兵以来，已经三年了，燕军所克城邑，兵去后又为官军所据，所得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这时有一批被罢斥的宦官从南京来投奔燕王。他们向朱棣透露了南京布防的情况，说南京空虚可取。朱棣决心迅速了结这场战争，“临江一决，不复反顾！”

建文四年（1402），朱棣麾师南下，由馆陶渡河，循徐州，与官军大战于齐眉山下（在今凤阳灵璧西南）。不料官军连连获胜，燕军几员大将相继战死。朱棣下令有进无退，麾军继续前进。燕军下泗州，克盱眙，徇扬州，驻军江北。朱棣凭藉大江麾师强渡。谷王朱橞、李景隆开南京金川门迎降，朱棣率师进入南京。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他以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残杀建文“奸党”

朱棣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这两点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不利于统治的巩固。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起初，他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杀戮和被迫害的难以统计。

朱棣进入南京后，打算借重著名文人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遭到拒绝。

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诛十族奈何！”于是便酿出一场诛杀十族的惨祸。朱棣令人“以刀挟其口两旁至双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连坐被处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边远而死者不可胜计。对兵部尚书铁铉，则割了耳鼻，又割了肉烧了，塞到铁铉的嘴里让他吃，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铁铉至死骂不绝口。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凶手，骂得更厉害，终于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

第二节 文治武功

恢复洪武旧制，俭朴勤政

朱棣执政，特别是在永乐初年，努力恢复洪武旧制，凡建文年间更改者，罢废殆尽。

首先，朱棣在对众亲王的态度上与建文帝相比有所变化。凡在建文年间被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祖制以笃亲亲之谊，但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在胁迫宁王结盟时，朱棣曾许宁王以“事成当中分天下”，但朱棣做了皇帝却不认旧账，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也不获准，终于改封南昌。朱棣还暗中削夺诸王的实际权力及军权。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连同母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交出。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相抗。

建文帝曾说《大明律》量刑较前代往往加重，因而稍稍放宽。朱棣则声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看似恢复祖制，实际他的严刑酷法比朱元璋更有过之。他登上皇位后，对反对派的残酷杀戮令人发指。更为恶劣的是，朱棣强化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皇帝的亲军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为诏狱，它曾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后来朱元璋也认为这太过分，先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继而又宣布内外刑狱不得上交锦衣卫，而由司法机关审理。朱棣上台，重新设立了诏狱，而且刑罚花样翻新，为后世开了恶端。朱棣由藩王夺位，为钳制人口，又用宦官组成了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厂卫联结，形成一个严密的特务网。

苏松重赋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建文年间曾宣布减免，而且解除苏松人不得在户部做官的禁令，这一德政也在恢复旧制的口号下被取消了。结果是“吴民大困，流亡日多”，特别是在迁都北京之后，苏松农民不仅要交纳重赋还要承担税粮北运的费用，负担更加沉重。更有甚者，朱棣连建文年间限制僧道占田的规定也予以废除。

建文年间，对官制作了若干变革，文职官员的地位有所提高。朱棣上台则强调“悉复皇考之旧”，“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朱棣不注重文官，在他身边也常聚集着一些文士。他们不仅与皇帝一起说文论史，吟诗作赋，有时还参预机务。这些文士虽接近皇帝，但品级都不高，多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侍读官。他们在文渊阁入直，地处内庭，故称内阁。

内阁的出现，是明朝官制的一大变化。以后，阁权日重，逐渐成为明朝政务中枢。

朱棣夺得天下，主要凭借武力，所以他多少带有开国君主的气质，不少表现很像朱元璋，居安思危、俭朴勤政。

朱棣常以安不忘危告诫群臣。他说：“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事不谨，将至大患。小过不改，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永乐十五年（1417），他又说：“朕德凉薄，托于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认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微细事不敢怠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览，以熟悉政情。永乐初年，朱棣处事也较为谨慎。他自称“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其事于礼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俟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蔽，故不得不勤。”

朱棣对民情也比较关心。永乐元年，他说：“朕即位未久，尝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近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朱棣比起后世皇帝也还算是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下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1414），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衷衣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濯更进。”这一点和朱元璋相类。他说：“昔皇妣躬补绩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以上所述，不免有朱棣的自我标榜，有史臣的溢美，但与明代中后期的皇帝相较，实胜多多矣。明人称他“英武神授，决机应变，飙发川流，群臣莫窥其际。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均不为无据。可惜，他的好大喜功，使他的政绩大为减色。

修书朱棣以武力得天下，又以高压治国，但却锐意标榜文治。他喜欢聚众编书，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其中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

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 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 卷，共11095 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

朱棣修书为了标榜文治，同时也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明清之际的人将其比拟于宋朝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其用心实有深意。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书是《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一朝史实的《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已经修成。但朱棣以为这部实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又命人重修。重修之后，朱棣仍然不满意，又命三修。三修实录历时七年之久才完成，这时朱棣才说：“庶几稍副朕心。”重修实录无非是想掩盖历史事实，说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朱棣将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自己不利者则片纸不留。

在掩盖历史事实的同时，朱棣更懂得从思想意识上进行统治的重要，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朱棣派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与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恶劣，至为深远。而朱棣在这方面的活动较其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边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对北方故元势力怀柔与武力兼施。朱棣曾说：“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人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因此，在朱棣的军队中有不少“鞑官”和“鞑军”，这些人在靖难之役中为他效了力。他即位后，更以优厚的待遇给予归服的蒙古军民，除根据原有官爵授予官衔外，还赐予衣、钞、牛羊、孽畜。有愿居京师者，还给以居第及日用什器。在蒙古族聚居地，凡归顺的，也如内地设置卫所。这些卫所以当地酋长为首领，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政务，朝廷则不加干涉，因而这些卫所被称为羁縻卫所。羁縻卫所的首领定期入塞朝贡。他们带来马驼牛羊，而朝廷赐予锦缎丝绢，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种朝贡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形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这些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永乐初，故元势力相互混战，已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高傲的大明皇帝为保住尊严，只好亲征了。

永乐八年（1410）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勃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再度出塞，亲征瓦剌。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杀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1422）到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其后，又两次征鞑靼，均未见效。就在最后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虽然使故元势力受到打击，但是除了阿鲁台、马哈木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外，故元宗室始终未对明朝表示臣服。

在西北，永乐年间也建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其中以哈密卫的建立意义最为重大。哈密地处西北要冲。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颁给金印，建筑王城，置官一如朱姓亲王。哈密卫的政务由朝廷直接控制。哈密则以“诸番领袖”的地位，为朝廷“译诸番贡表，侦察向背”。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对钳制蒙古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东北地区，居住着以女真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元朝曾在这里设立辽阳行省。朱棣特别关心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北征中，他曾详细询问当地风土山川。永乐元年（1403），朱棣派人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方招抚诸部落。奴儿干地方在元朝先后归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永乐二年（1404），朱棣下令在这里建立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又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并派钦差内官亦失哈同往就任。永乐年间，朱棣多次派亦失哈等到奴儿干地方视察。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在特林地方的江边上修建了永宁寺，供奉观音、佛像，并立碑为记。《永宁寺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建立的经过，和明朝对当地管理的情况。亦失哈宣示朝廷旨意，并“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所至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奴儿干都司的统辖范围极广，西起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卫（今鄂嫩河流域），东到黑龙江下游的囊哈儿卫（今库页岛西岸北部郎格里地方），北起古里河卫（今精奇里江上源支流吉柳伊河），南至建州卫（先在今绥前河流域，后迁至辽宁苏子河上游）。明初所建卫共二百个。这些卫所的官员大都由本地酋长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但他们的任命、袭职、升迁、罢黜都要由明廷决定，由朝廷颁给诰敕、印信，作为凭证。各级官员要按规定定期到京师朝贡，朝廷根据官员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和赏赐。各卫所必须听从朝廷的调遣，执行明朝的法律政令；各卫所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各卫所若要迁居，也要经朝廷批准。在东北地区，为了保证使节朝贡往返和文书传递，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交通驿站。这些驿站的建置，保证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管理的有效实施。永乐三年（1405），明朝在广宁、开原等地开设了马市，各种土特产品均可在市上贸易。马市的开设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

明朝把青海、西藏一带称作西番。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信仰佛教，宗教领袖亦即行政长官。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元旧制，尊礼当地宗教首领，并在西番地区设立了许多羁縻卫所。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南京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并亲自接见于奉天殿，又在华盖殿设宴款待哈立麻，给予大量赏赐。朱棣请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大斋七日，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祝福。不久，朱棣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存佛”，命其统领天下释教，同时赐给诰印、金银、彩币、法器、鞍马，其徒也被封为大国师。永乐六年（1408），哈立麻归藏，朱棣又命中官护行。朱棣还敕封许多番僧以王号，如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等。朱棣还命阐化、护教、赞善等王和川藏诸族修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从此，朝廷与西藏地方“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这些做法，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有所加强，但朱棣所封番僧过多过滥，也有流弊：“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宫，公私骚然。”

永乐初年，贵州地方思州宣慰使田仁智之子田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之子田宗鼎分别承袭了宣慰使的职位，因争夺沙坑之地，互动刀兵，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朱棣派行人蒋廷瓒前去调查此事。田琛随蒋廷瓒入京辩白。朱棣劝他守土安疆。田琛回去后，仍不思悔改，于是朱棣派镇远侯顾成率校卫将二人秘密抓获，逮至京师处斩。为了安定贵州地方，朱棣下令将思州宣慰使司改为思州府，思南宣慰使司改为思南府，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辖一司六府十五卫和若干千户所。贵州布政司的建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第三节 长驾远驭，迁都北京

明初朱元璋定都于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以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但朱元璋早有将国都北迁之意，他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这时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

朱棣起于北平。他在登上帝位后立即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这时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朱棣下诏求言。群臣再次提出了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朱棣说：“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当时，朱棣已将镇守边塞的宁王、谷王内迁，并将处于北京东北的大宁都指挥使司南迁至保定，山西行都司的一些卫所也迁到北京以南，因而北部边防空虚，北京直接面临前线，许多人据此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南下。其实，朱棣另有目标，永乐十四年六部都察院给朱棣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朱棣迁都的本意：（一）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二）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永乐十八年朱棣颁布的迁都诏更明确提出要“君主华夷”，而北京“实为都会”。因此，朱棣的迁都北京（即元大都），其目的主要在于“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

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元朝定都于大都，不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以大都作为首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

改安南为交阯自朱元璋以来，明朝与周边诸国大多都保有通使通贡的关系。明朝皇帝即位要诏谕各国，各国国王拥立、袭位都要到中国请封，即求得中国的承认。每值节日或喜庆丧葬，明与各国间都要遣使庆吊。许多国都派有学生在明朝的国子监中学习。朱棣在与诸国的交往中，也采取厚往薄来的方针，常常通过使臣给外国以大量赏赐，而不计较贡物的多少，且准其携带货物到中土贸易，即使有时违反中国禁令，也不予追究，这在当时叫做“怀柔远人”。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来到中国，礼官李至刚说，根据惯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应该命有关机构严格检查来船，凡犯禁物资全部籍送京师。朱棣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

洪武初，安南（今越南北部）曾派官员到京师朝贡。朱元璋派使封其首领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钮涂金银印。诏书称颂他在朱元璋一即位便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朱元璋希望他“永为藩辅”，并赐给他明朝的历书《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等物。从此双方往还不断。

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发生争斗。国相黎季犛擅权，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相继被杀，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说先祖是帝舜的后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胡■为安南国王。胡■一方面遣使谢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却在国中自称皇帝。

胡■等豪霸一方，侵夺广西思明府所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谕令归还，不听；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诏令修好，而侵掠如故，并强收占城为其从属，明朝赐给占城的物品也被安南劫去。永乐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国王陈日煃之弟陈天平先后绕路逃至明廷，请求发兵诛讨叛逆。云南宁远州又告胡■侵夺七寨。胡■闻讯，遣使到明廷，佯称谢罪，请迎归陈天平，立为国君。于是朱棣派广西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还国，并敕封胡■为顺化郡公。不料，这一行人在归途中，中了胡■设下的埋伏，陈天平被杀，护送的明军败还。朱棣闻讯大怒，决意发兵征讨。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中途，朱能病卒，以张辅代将其军。明军进入安南，传檄数胡一元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安南郡县相继归顺。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但耆老一千二百余人前往军门陈说：“陈氏已为黎贼杀尽，无人可以继绝。安南本中国之地，请仍划入中国，如同内地郡县。”于是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朱棣下诏，凡陈氏诸王被弑者都给予赠谥建祠治冢，宗族被害者赠官，军民亡死暴露者加以掩埋，居官者仍任旧职，与新任官员共同治事。黎氏的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全部放免，礼待高年硕德，鳏寡孤独无依者收入养济院，又征求怀才抱德之士，凡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者，但有一技之长，都送往京师录用，先后被举者达九千余人。后黎季犛被安置广西为戍兵，其子因善兵器，被赦免录用。这是永乐五年的事。

应当说明，朱棣打安南，并在安南设交阯布政司，是违反当地人民愿望的，因而遭到反抗，不久，便发生了陈氏故官简定等造反事件，以及自称为前安南王孙陈季扩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马骐等到交阯采办，掠索珍宝，也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人情骚动，直到宣德初年，仍不能平安，明廷不得已于宣德五年（1430）撤销交阯郡县，仍令安南为蕃属。

遣郑和出使海外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明朝人对海洋的概念，是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为东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当时，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掠，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残余，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募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在永乐元年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到了永乐三年，郑和的航海活动便开始了。

郑和奉命出使，先后到达三十余国，宣扬了国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加强了明朝与西南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朱棣在国内的威望也因之提高，地位更加巩固。郑和的航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

第四节 宫闱

朱棣在做藩王时，朱元璋便为他册封了王妃，那便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做了皇帝后，徐妃册为皇后。她常规劝朱棣与民休息，又劝朱棣对新旧官员不要有不同对待。在靖难之役中，徐妃的弟弟徐增寿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报送给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杀。朱棣要为他追赠官爵，徐皇后反对。后来朱棣还是将徐增寿封为定国公，并让其子袭封，徐皇后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而不向朱棣道谢。她还曾将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召进宫来，让她们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徐皇后明于治理，还采辑《女宪》、《女诫》，编成了《内训》二十篇，及《劝善书》，颁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乐五年（1407），徐皇后病逝，临终时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首先将徐后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朱棣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昭献贵妃王氏，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王氏有贤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谨，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属动辄得罪，不论太子诸王公主还是大臣，都得到过王氏的调护。徐后死后，宫中一切大事实际都由王氏掌管。

权氏是朝鲜人，姿质秾粹，善吹玉箫，甚受朱棣宠爱。永乐八年（1410），权氏随朱棣北征，在还师时死于山东临城。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便是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虽为长子，又仁贤，却不为朱棣喜欢。他很胖，因而很笨，走路要人搀扶，还不免失足，当然难以带兵出去打仗了。朱棣最喜欢老二朱高煦。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他从小不肯读书，为人凶悍，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几次救朱棣转危为安。朱棣想立他为太子，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大学士解缙的死，黄淮的下狱，就与他们跟朱高炽的关系有牵连。幸亏朱高炽有位聪明伶俐的儿子朱瞻基，很受朱棣宠爱，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朱棣死后一年多，朱高煦便起兵想夺取皇位，这时是朱瞻基（明宣宗）在位，亲自率兵东征，兵临城下，朱高煦不战而屈。朱棣的三子朱高燧，封为赵王。四子朱高爔，未封而殇。朱棣的母亲是谁？自明朝以来便众说纷纭。按宗法制说，谁与朱元璋最亲，谁便有资格做皇帝。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这一招确实在他夺取皇位中起了大作用。但人们逐渐发现各种官私记载与朱棣所说大不相同，这些记载之间又互不相同。有的说朱棣与周王朱是高皇后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晋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说朱棣是达妃所生，太子与秦王、晋王则是高皇后所生。有的则说朱棣的生母是碽妃。还有说朱棣是元顺帝妃洪吉喇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妃瓮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的高丽妃所生的。

朱棣既然说他是皇帝亲子，皇后亲生，他于即位后便无法改口了，应有的礼仪封典也只能给高皇后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明南京《太常寺记》认为是碽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皆李妃所生。这不仅从看守孝陵的阉人口中得到旁证，而且明朝就有人为此专门进入寝殿探寻究竟。果如《太常寺记》所记；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座位南向，左淑妃李氏等座东向西，惟碽妃座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碽妃除高皇后外地位高于其他妃嫔。原来这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朱棣为了自己皇位坐得稳一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母，只好把碽妃偷偷供奉在这里。明人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关于碽妃，有的野史说她是高丽人。燕王出生后，马皇后养为己子，便将碽妃赐死了，据说是用铁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确实，已不得而知了。

朱棣好色，吃饭要有宫女伴唱，晚年朝参也要有宫女陪伴。这在明初是很特殊的。他曾多次派人到朝鲜去选淑女，弄得朝鲜君民不得安宁。朱棣最宠爱的朝鲜妃子权氏享年不永。对她的死，起初无人怀疑。后来宫人吵架，有人揭发是朝鲜妃子吕氏串通中官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妃。朱棣大怒，将中官、银匠处死，命令用烙铁烙一个月杀死吕氏，并杀死吕氏在宫中的从人，牵连至死者达数百人。其实这是个冤狱，到朱棣晚年才暴露出来。永乐十九年（1421），诬陷吕氏的宫人鱼氏与宦官的私情被揭发，二人自杀。朱棣将他们的侍婢拘捕审讯，侍婢们因受不了拷掠，诬服认罪，并说要谋杀朱棣。这一来非同小可，后宫连坐者竟达二千八百人之多。行刑之日，朱棣亲临刑场，看着她们被一一剐死。有的宫人在临死时大骂朱棣：“自家阳衰，故私少年寺人，何咎之有！”两案所杀竟达三千余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朱棣何等阴毒残暴！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在第五次北征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这一年，他六十五岁。

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了，然后将锡匠杀死。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炽即位，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1538），皇帝闹大礼，要尊本生父母，于是修改朱棣谥号为“启天宏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则称成祖了。

第五节 余论

一代雄主

明成祖朱棣的业绩不仅对明朝，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朱棣本人也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

永乐十八年（1420），就在朱棣要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修完，交阯的战事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山东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仅就《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

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迁都，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都出现在永乐一朝。虽然这些事就朱棣来说，是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但它们同时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贞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们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分封过侈，皇朝虽未易姓，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即位，削弱诸藩势力，强化皇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同时使它立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但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为了巩固统治，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必须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经过他，完善了中国封建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第五章 方孝孺 解缙

第一节 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3），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明初著名政治家。

方孝孺生于元末乱世，但宁海地处偏僻，没遭战火之殃，他的童年生活尚安定。他的家庭虽不富有，但世敦儒术，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所以他从小受到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天资聪颖，六岁能诗，十三岁善作文，千言立就，乡人呼为“小韩子”。他读书时全神贯注，“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看到书中刊载的圣贤事迹和贤良形貌，便悠然神往，慨然生愿学之心。

洪武四年（1371），其父方克勤受任为济宁知府。方克勤是一个循吏，他以民生为念，克尽职守，他认为，民之为乱是苦于徭役、迫于饥寒；治国之道在举贤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敛、明教化。当时朝廷有诏，开垦荒地，免税三年，“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这期间，方孝孺侍父宦游，父亲的言行无疑对他是一种言传身教。他后来在书中写道：“某少则嗜学，窃有志于斯道，自从先公学经，匪圣人之言不敢存于心，匪生民之利害无所用其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循吏，也未能逃脱朱元璋的专制魔爪。洪武八年（1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为吏所诬，遭诛。方孝孺扶丧归葬，哀恸行路。

方克勤行将流戍之际，命方孝孺拜太师宋濂为师。宋濂性诚谨，所学上溯到王鲁斋，远承朱子，是理学中程朱一派的传人。方孝孺从洪武十年（1377）至浦阳师从宋濂，直到洪武十三年秋归省祖母，几年中，在学术上获得长足进步。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天下名士很多，但学术上均“尽出其下，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如。先生顾未视文艺，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于理学渊源之统，人品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故，名物度数之繁，靡不会通底极，见于论著..先生留浦阳越四寒暑，尝以周孔自处，海内之人亦咸谓程朱复出矣”。甚至有人想看看他的形貌是不是真的像古人。就学浦阳的四年，对方孝孺影响至大，他自己谈到：“就太史公学于浦阳，然后知经之道为大，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宋濂的孙子宋慎被告发是胡党，宋濂连坐要处死刑，得马皇后解救，才被免死流放茂州，不幸死于途中。

自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三十一年，这段时间，方孝孺基本以读书、教学、著述为业。他的《四忧》等箴、《君学》杂著、《周易考次》、《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大易枝辞文统》等著作，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满腹经纶的方孝孺，当然并不满足于著书立说的书斋生活，他踌躇满志，欲以所学来经邦济世。他曾慨然陈词：“人不生则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纪，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风俗，揭斯道于无极，而窃取于文字间，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号，不亦羞圣贤、负七尺之躯哉！”“天苟欲治斯世乎，仆将抱遗经，陈之达者而施之于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书，授之其人，乐之以终身，亦未见其不可也。”他的政论文章中也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即“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君尽教养之职，民守奉上之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治理国家，应当尚德缓刑，以修身、教化为主要方法。

洪武十五年（1382），吴沉、揭枢荐方孝孺于朱元璋，次年，方孝孺应召如京，见朱元璋于奉天门，陈说颇称上意，朱元璋欲留为子孙光辅太平，便令他去觐见太子。太子赐宴，宴几稍稍歪斜，方孝孺不肯就座，必正之才坐。有人如实向朱元璋汇报，朱元璋对皇太子说：“此壮士，当老其才。”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又应召到京，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乃授其为汉中府教授。蜀献王也久仰其贤德的名声，聘其为世子师，十分尊重他，给以特殊的礼遇，并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后人因称其为“正学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日侍左右，备顾问。凡军国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见。既得皇帝倚重，方孝孺欲尽复三代之治，把理想变为现实。他辅助建文帝省刑、减赋，更定官制，锐意文治，力图改变洪武以来严苛峻急的统治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一改革进程为靖难之役所打断。

建文元年（1399）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诛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经四年作战，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大军攻打南京前，谋士姚广孝特意对朱棣提到了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劝道：“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告以“彼自焚死”。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很不耐烦，只说：“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笔札，要方孝孺拟诏。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即使十族之诛也不屈服。朱棣下令把他关进监狱，大抓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十分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劝他：“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九族全诛后才磔方孝孺于市。方孝孺视死如归，就戮前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其门人廖镛和弟廖铭检遗骸掩埋于聚宝门外山上。族诛之前，他的妻子郑氏和儿子中宪、中愈自经死，女儿贞、淑投秦淮河死。族诛之后，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门生作为一族杀掉。后来成祖时修实录，说方孝孺曾磕头求生。李贽指出：“孝孺死节后，至今百六十年，人皆历历能言，虽人人殊，其成仁取义，之死靡悔，断然不可泯灭。而同时文学柄用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以故魏惠安公泽哀江南词，有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

成祖既杀方孝孺，为避杀忠臣的历史谴责，下令藏方孝孺之文者罪至死。其著作有《孝经诫俗》、《周易考次》、《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等。幸有其门人王稌潜录集其文，才得传于后世。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一刻再刻，不少人因重其气节而重其道德文章。

皇帝也知道忠义之臣的价值。明仁宗谕群臣：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诏：革除被罪诸臣特许建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清高宗“褒其大节凛然，无忝纲常”，批示：“正未可以谋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滥诛泄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无可恕耳。”

方孝孺的成仁取义，朱棣的残酷杀戮，忠义无畏与奸邪残暴就这样谱写成历史。

第二节 解缙

青年才子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生于世宦之家，祖父解子元曾任元朝江西行省安福州（今江西安福）判官，死于兵乱。父亲解开因此伤透了心，居家守业，不肯出仕为官。朱元璋建国之初曾召见解开，同他讨论元朝政事利弊，并想授予他官职，解开却辞谢而去。解缙自幼在家中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他聪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1387）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师（南京）参加会试，又被取为第七名，经殿试后取录为三甲进士，与其兄解纶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这次殿试取录的第一名状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卢原质被授编修。此后这种授职便成为了定制。又廷议以新进士行御史事，新进士任巡按的制度也从此而始。解纶被任礼部主事，解缙却被留选为中书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①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

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解缙这次上书的做法与内容都是十分巧妙与明智的。

对政事的大胆直陈，正应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而对于朱元璋的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则反而会招致他的怀疑和不满。洪武时的酷法，几乎闭塞了言路，解缙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缙也并非毫无顾忌，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内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这一回朱元璋毫无忌讳地将“封事”公之于众，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

这篇题为《大庖西封事》的开头用批评的口气说到朱元璋不宜“下比（唐）太宗”，而“当同符尧舜，师表百王”。“既皆远过于汉宋，又何谦逊于唐虞？”这实际上难免变相吹捧之嫌，这样也才为后面的批评奠定了一个恭敬忠诚的基础。歌颂的是朱元璋其人，批评的是当时的弊政。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解缙所批评的都是朱元璋已经考虑到，但却没有听到臣下讲过的，这正是封事的巧妙之处。

首先批评“用刑太繁”，留下了“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的名句。朱元璋用重典治国。据《明史》记载：“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而明初的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①。解缙批评“用刑太繁”的时候，也正是朱元璋整齐律令的时候，言辞虽激，却正是朱元璋已经着手解决的问题。

①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 《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然后谈到读书，解缙劝朱元璋不要去读《说苑》、《韵府》之类“杂书”，并由此提出纂辑修书的主张，核心还是尊儒礼贤，不辱士大夫的身份，从而对士不为君用之法提出批评。当时朱元璋对臣下不能谏诤极为不满，解缙指出，这还是由于严法峻刑所致，从而提出了政治上放宽些的要求。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还谈到了赋役不均，官吏失道等等问题：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进退奔趋，肌肤不保，甚非所以长孝行、励节义也。

积弊都在内外有司，而且势将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这篇万言书于当日写完上呈。急于陈献，所陈略无次序，亦不暇组织成文，故是一篇较为杂乱的奏书，但也同时充分反映出了解缙的才气。这次上书是颇为成功的，“书奏，帝称其才”。朱元璋表示满意了。

此后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这一次他在文字上颇费斟酌，内容有条理而清楚：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兴礼乐；五曰审辅导之官；六曰新学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税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可惜这篇经过刻意雕琢的上书，效果远远不及那篇“封事”，因为其中除去大讲“广封藩”外，内容基本同于“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谈“广封藩”的内容同洪武九年（1376）时叶伯巨所上“万言书”中指责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么平庸而低劣。

很明显，解缙的才华并不表现在政务上。在解缙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荡不羁的个性。在他作为中书庶吉士的肄业期间，人们便已几乎一致地将他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他的浪漫，则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史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洪武二十三年（1390），“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尽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①。从事后的处理看来，朱元璋对他还抱有希望，想用御史这样一个耳目风纪之臣的职任去约束他。朱元璋希望将这位才子塑造成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仅比解缙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同年复兵部，年内又被免职。解缙对这个资历相近的官员显然是不够尊重的。

尽管庶吉士的生活结束了，改任御史后的解缙却并未能改变疏狂的文人之习。次年又发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疏中指出像李善长这样位列勋臣第一的人，是毫无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为他冒杀身之祸得到的也不会超过今日。又指出“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天下闻之，① 黄云眉：《明史考证》四，第1244 页。

四方解体，人心危疑。并且说李善长虽已被杀，仍须上此疏以儆戒将来。①这的确是一份大胆而又有理有据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时，居然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批评，而且使朱元璋无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缙这个年轻疏狂的才子能够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这奏疏是解缙代为起草的。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詹徽是个勤政而刻薄的官吏。李善长之死，他起了一定作用。当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请求朱元璋置解缙于法。朱元璋虽然对解缙感到不满，但他还不想加之于罪。也许是他不愿在这时候去承担不惜人才的名声，事情竟然不了了之。解缙也丝毫没有接受教训，随后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山西万全人，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进士，他刚刚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便遭到了属官的弹劾。因此恨透了解缙，解缙的御史也难以干下去了。

到处代人草疏，惹事生非，一个嫉恶如仇的青年官员，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在官场中是无法立足的。恰好此时解开以近臣父入觐，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像解缙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让他再回家进学十年，究竟学些什么呢？显然不是去学诗书儒学，而是去学为人处世的本领。朱元璋的做法究竟是出于对这位才子的爱护还是不满，已经很难说清楚。总之解缙从此离开了涉足未及一年的都察院御史之职，回家乡吉水读书去了。

仕途坎坷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解缙奉旨归读，前后达八年之久。不让他在政务中磨炼，却让他归乡闭门读书，用这种类似于冠带闲住的方式“以待大用”，实在令人费解。

这八年当中，解缙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误，又撰定《宋书》，删定《礼经》凡例，此外便终日在家中读书撰著，倒也过得自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解缙得知后，顾不得母丧未葬，辞别了九十高龄的父亲，赶往京师（南京）。他这样匆匆而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谁也说不清，是奔丧还是求官，或是二者兼有？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口谕随着他的去世已变得十分渺茫。结果是令人惊异的，人们竟然还牢记着朱元璋八年前的话，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解缙未满十年不得入京，却不是十年后的“大用”。

于是有司弹劾解缙违背诏旨，又有母丧未葬，父亲九十高龄不当舍之而行，总之解缙这次入京不仅不是忠君之举，而且是违背皇帝生前嘱咐的大错特错，他甚至因此受到类似充军的处罚，被谪贬到地处陕西临洮的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吏。①在以宽仁和尊崇文士而著称的建文之政下，解缙这位才学之士却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如果不是当政者有意压制打击的话，恐怕再难找到别的解释了。

① 解缙：《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

① 《明史》等书均作“河州卫”，但据《明史》卷九○《兵志二》所记，洪武、永乐中仅于河州设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后始改置河州卫。

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背井离乡前往西北荒瘠之地去充当吏员，其景况之狼狈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提什么“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凉秋登途，孤身西行，更使解缙感到凄怆。他知道自己这是为声名所累，他写诗吟道：“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遥，黄叶飘萧更无数。”②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东南还乡的邹生，对解缙讲了不少关于六盘山、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举酒浇愁强自宽颜，心中却惦念着家中老父。“我心尤切念庭闱，九十严亲双鬓垂；倚门斜日望子归，临风托寄平安字。”③解缙祖籍平阳（今山西临汾），后徙雁门，后来因有人于唐朝时到吉州为官，才成为吉水人。这次西北之行倒使他有机会领略祖籍的山川风貌了。自幼生长在南方的解缙，有些禁不住北方的寒暑，然而更使他不堪忍受的是与吏卒们同伍，听从军卫官吏驱使。这一年的除夕，他是在寂寞孤凄中度过的。正月十五，河州到处挂起红灯，爆竹喧天，耍狮歌舞，彻夜不息。解缙却独坐沉思，想到自己的家世：“我家不与世俗同，弟兄伯叔联簪组；满堂宾客皆雄奇，新吟健笔争蠭午。”又想到自己幼时的生活：“我时七步诗即成，诸生学士观如堵。”还想到自己少年登第志得意满的日子：“布衣十五步蟾宫，年年看灯天九重。”如今却在河州这北国荒镇观灯，父亲也一定彻夜不眠，在灯下思念着远在边陲的儿子。①解缙不久便病倒了，想起自己满腹经纶，却落得这般下场，又因思念家人父老，经常独自垂泪。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文人孤傲之气。解缙终于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

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哈术来归之时，钦承顾问，谓宜待之有礼，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稍忤机权，其徒必二。此类非一，后皆亿中，封事留中。又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公事，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为文劾袁泰，泰衔恨至深，见尝切齿。但以不为屈膝之故，竟致排诬。累迹深文之语，皆非律令所该。伏蒙圣恩，数对便殿，申之以慰谕，重之以镪锡，许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序，洊将八载，宾天之讣忽闻，痛切之诚欲绝。向非先帝之明，缙亦无有今日，是以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瞻山陵，陨泪九土。何图诖误，蒙恩远行。扬、粤之人，不堪寒苦，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与吏卒为伍，低徊服事，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有不测之忧，进不能尽忠于国，退不得尽孝子亲。不忠不孝，负平生学问之心，抱万古不穷之痛，为天下笑，为先生长者之羞。是以数鸣哀感，冀皇天后土之鉴临，得还京师，复见天颜，少陈情悃，或遂南归，父子相见即走也，更生之日。临书不胜恺切愿望之至。①这一函书信写得很有点水平，首先谈到削藩，这完全是为应合建文时的政治形势，然后是表功示才，既有辩解申诉，又有哀求待怜。而且解缙选择② 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四《西行示侄祯期还家》。

③ 《解文毅公集》卷四《长安别邹生》。

① 《解文毅公集》卷四《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

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五《寄具川董伦书》。

董伦作为相求对象，也是颇具心计的。建文中当权的官吏主要是齐泰、黄子澄，受知的官吏首称方孝孺，其次才是董伦。四人当中，他与方孝孺不甚相识，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被荐入朝时，解缙已经还乡归读了。齐泰、黄子澄均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比解缙早一科。解缙在京时，齐泰任兵部主事，是沈溍属官，对解、沈二人的矛盾，他肯定是有所知的，解缙因此而不便相求。黄子澄与解缙曾同官翰林院，二人应当熟识，但可能关系并不融洽，因此解缙转而求于年高望重的董伦。

董伦被这函书信打动，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常设。改定官制后，待诏隶于翰林院文翰馆下，成为一员供掌应对的小官。

比起在河州为吏是强多了，但这远非解缙所愿。他十九岁登第，名噪一时，到三十余岁，却仅仅做到一个最低品级的备员，可算是时运不济了。当年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谋夺皇位，历时三年的夺位战争开始了。解缙并无出色表现，不知是出于上次贬官的教训，还是对当政者的不满，他只是随同诸臣们上些平庸的奏疏，说些众口一辞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年以后。

建文四年（1401）六月，燕师攻抵京城（南京），许多官吏趁夜缒城而逃，解缙却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张。建文朝廷除去将他谪贬河州吃了些苦头外，也仅仅给了他一个从九品的翰林待诏，他对建文帝无须报忠。当燕王朱棣率师入京时，解缙同极少数的几名翰林之臣迎附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记述：燕兵薄京城，（王）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弛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①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为王艮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时，却又保留了这段记述。这中间记述解缙城陷前陈说大义，城陷后又迎附，似有贬斥之意，却很符合解缙本人的情况。这也无须指责，他希望受知于一个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内阁名臣解缙受知于夺位登极的朱棣还不仅仅因为他首先迎附，而是因为他草《登极诏》称旨。①《登极诏》本是让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的。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不肯草诏。据说朱棣还曾命侍读楼琏草诏，楼琏不敢辞，归而自经。也有传说此诏出于括苍王景或无锡王达之手。②但是诏书出自解缙的可能性更大，这正是他表现才华的机会，他从此开① 《明史》卷一四三《王艮传》。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引许浩：《复斋日记》。②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附楼琏、王景、王达传》。

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五年。

其实这篇《登极诏》写得并无什么特色，只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诏书中指责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又讲到援“祖训”起兵“靖难”，屡战屡胜，及欲仿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只因建文帝自焚已死，迫于众议，拒之再三，勉强即位。随后便开列大赦蠲免，安民给赏等一系列条款。这便是所谓“称旨”的诏书。

第二个月，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从九品一下变成正六品。同时升迁的还有胡靖，由从六品修撰升为六品侍讲，吴溥、杨子荣由正七品编修升为从六品修撰，郑好义由从七品检讨升为正七品编修，都仅仅升迁一品而已。

八月间，解缙、黄淮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常命他们在身边备顾问，有时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重务。

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等人大约也在此时被检入直内阁。

九月，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这七个人成为最重要的内阁之臣。几天后便是中秋，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查阅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将这千余件上书中有关军马钱粮数目的留下，其余有涉及“靖难”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毁，以免群臣危疑。

“尔等皆宜有之。”朱棣当时大约是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诚然如此，众人都俯首不语了。

“臣实无。”修撰李贯理直气壮地答道。他显然误解了朱棣的意思。

“尔以独无为贤耶？”朱棣不满地说道，“食其禄，则思任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①朱棣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这一年冬天，朱棣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时，他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叶惠仲因在原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中直书“靖难”事被逮杀族诛。

重修的《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解缙任总裁，实际主持工作。这次解缙表现得颇为慎重，书成“尽焚旧草”，以免引起麻烦。②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治杀戮建文遗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像解缙这样个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须慢慢改造自己。担任《太祖实录》总裁官对解缙来说是一种超擢的荣誉，他的同官，甚至高于他的官员们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解缙因此名声大噪。《明史》中称，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实际上解缙进官侍读学士是在建文四年（时称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①。《明史》的记述很可能是弄颠倒了。

这次改修实录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忌讳之处，并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历期年之久”②，到第二年六月便书成上呈。

改修《太祖实录》成书前不久，朱棣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谥。皇后徐氏因此想到当年孝慈皇后曾命儒臣考订《列女传》，而未能修成，于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国初实录》。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② 复原吉：《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首。

是要下令修纂此书。恰在此时，《太祖实录》完成，朱棣便命解缙等人动手编辑，只用了半年时间，到十二月便完成了。时间虽不长，却颇下功夫，朱棣并亲撰序文，刊印颁行。

次年七月初一，解缙随祭太庙后，又被朱棣召了去。“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③依然是为修书之事。

这颇符合解缙所想，他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万言封事时，就曾建议朱元璋这样做。不过在修书的宗旨上他又有与朱棣不甚相合之处。朱棣主张大而全，不厌浩繁，解缙却反对收录过杂，他按照自己的好恶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和史籍为主。

在朱棣的心目中，解缙是可以倚重的才子。八月中秋，宫中设宴，朱棣与近臣一起赏月，哪知天公不作美，浓云掩月，令君臣们有些扫兴了。据说解缙当即口占《落梅风》一首：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①词虽无奇，那股不罢不休的劲头很中朱棣的意，朱棣高兴起来，又让他作长歌。夜半，浓云渐散，明月当空，朱棣不胜欣喜说道：“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这时候他们君臣之间已融洽到顶点了。②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解缙等人将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起初他很满意，但不久便发觉了其中的不足，并决定重修此书，这便是后来成书的《永乐大典》。这次除解缙外，又命七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刑部侍郎刘季箎共总修书之事。陈济等兼通百家的布衣之士也被请来担任总裁。修书过程中，朱棣亲自过问了进展情况。永乐四年（1406）他在文渊阁召见了解缙等人。

“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解缙如实回答，于是命人四出购求书籍。③这一次解缙未能参与修竣全书，第二年春天他便遭到外任之罚。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他修书时的偏执，而是因为立储之争。

在永乐五年（1407）春天解缙出任以前，他除去奉敕修书外，还始终作为内阁近臣参预机务。当时都察院有陈瑛，吏部有蹇义，户部有郁新、夏原吉，兵部有金忠，都是各负其责的重要大臣。解缙等近臣的职责主要是备顾问，而在当时，诸需顾问的事情中，最重大的莫过于立储。

朱棣的三个儿子中，二儿子朱高煦“靖难”中随军征战有功，与一批武臣往来甚密，一心要夺嫡。小儿子朱高燧也以英武闻名，最得朱棣钟爱。因此长子朱高炽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不过朱棣真要废长立幼，一时还难下决心。

据说当时朱棣曾命群臣题《虎彪图》，图中画的是一只大虎领着几只小虎，相互亲昵。解缙提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①朱棣为之所动，于是将朱高炽由北京召回。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丙子。

① 《解文毅公集》卷四《中秋不见月》。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中秋无月诗》。

① 《解文毅公集》卷五《奉敕题虎顾彪图》。

朱高炽回到京师（南京）后，立储之争更显突出。据《明史》记述，首劝朱棣立长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金忠是“靖难”功臣，曾辅太子居守。他不仅列举历代立嫡故事相劝，而且将此事告知解缙、黄淮、尹昌隆等人。解缙当然是支持此议的，以他那清傲的性格，遇有机会必定直陈不顾，于是当朱棣私下征求他意见时，他便明确表态了。

“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解缙不仅极力维护嫡长制度，而且明确拥护朱高炽这类文德的储君，反对朱高煦之类的凶悍武夫。他见朱棣不吭声，知道他尚在犹豫，顿首道：“好圣孙！”圣孙即朱高炽长子朱瞻基。解缙知道朱棣最喜爱这个长孙，特以此相劝。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太子遂定。这件事后来传到朱高煦耳中，他于是对解缙怀恨在心。

永乐二年（1404）二月，解缙出任会试主考官，这一年是甲申年，故称甲申科，为明朝科举盛事，共取录四百七十人。这其实也是江西人的盛事，三月廷试取录的状元曾棨为永丰（今属江西）人与解缙有旧①，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均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七人均属吉安府。而主考的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也都是江西人，解缙、胡广、杨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后来解缙被劾廷试读卷不公，不知是否便指此次。

廷试后不久便正式设置了东宫官属，解缙被任右春坊大学士，这时侍臣们又修竣《文华宝鉴》一书，书中辑入古代人的嘉言嘉行，专用以教导太子。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解缙等人每天奉敕为太子讲说《文华宝鉴》，他确实以东宫官属为己任，于是与蓄谋夺嫡的汉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日趋激化。

解缙却似乎并无明显觉察，他的书生气并没有改掉多少。这一年饶州鄱阳教书先生朱季友将所著批评宋儒之书上呈，解缙知道后大怒，坚决要求将“谤毁圣贤”的朱季友置于法。结果朱季友被押还乡里，杖一百，销毁所著文字，不许称儒教学。解缙很有些儒家正统卫道士的味道，他见到汉王宠遇日隆也要站出来讲话：“是启争也，不可。”这都是朱棣最不爱听的话，他给予汉王宠遇也有些出于无奈，“靖难”中为使汉王拚死出力，他曾暗示许以立储，如今未能兑现，难免有所容让，解缙却偏要揭穿这件隐私，朱棣自然十分恼火，骂他“离间骨肉”。再加上朱高煦等人不断进谗，解缙渐遭疏远，最终成为这场夺嫡斗争中的牺牲品。

据《明史》记述，“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而不及缙”。似乎由此而表现出矛盾公开化。但据《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四年（1406）三月初一，朱棣亲临太学致祭奠礼，同一天，“赐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六员二品金织罗衣各一袭”①。这是解缙在朝时最后一次赐衣。第二年再赐黄淮等人西洋及高丽布时，解缙已被出为广西参议了。

解缙的出任是很突然的。永乐四年（1406）三月，他还主持了会试和廷试，他同祭酒胡俨一同去观放进士榜时，还在一起开玩笑，说：“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可耳。”因为胡俨不是甲科出身，胡俨也开玩笑相讥道：“彼固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莲竹轩记》。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辛卯。

亦有侥幸得之。”②此后便发生了解缙反对出兵安南之事。如果说解缙在立嫡问题上的所为还是针对汉王其人的话，那么反对出兵安南则是与朱棣直接的矛盾，而朱高煦等人则将解缙立储之议传播开来，并反告解缙泄禁中语，书生气十足的解缙便抵挡不住了。这些才是解缙被出任外职的直接原因，至于说他廷试读卷不公，则只是找寻藉口罢了。也有人说此事与黄淮有关，黄淮“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①。

惨死狱中永乐五年（1407）二月，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这是一次很奇特的改任，带有明显的贬黜性质，因此史书中大都将此记为“谪贬”。但是《明太宗实录》中用了一个“黜”字，这似乎更准确些，因为解缙是从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出任从四品的布政司参议，从任官品秩变化看，还不能说是谪贬。当时胡俨也由内阁改任祭酒，这二者当然不能相比，但明朝的史家则将他们并记为阁臣外任的例子。②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树敌颇多的人，一旦离开近侍的位置，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解缙整装上路，礼部郎中李至刚却又告他“怨望”。解缙虽然也可能会有些牢骚不羁之辞，但李至刚的做法则是明显的报复。当初朱棣曾书写了一些廷臣名字，让解缙评论，他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别人大都有赞有贬，惟独李至刚，只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基本上否定了。李至刚的报复使解缙被改官交阯，督饷化州。

关于这次改任交阯的记述有些含混，因为直到这一年六月初一才正式设置交阯布政使司，解缙却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再行，因此当时解缙很可能是以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身份去督饷化州。

解缙似乎也并不在意这次出任，离开朝廷反而使他恢复了文人性格，他在交阯三年，除去公务之外，依然是撰文赋诗，与友人唱和。

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师，他谒见过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后便回交阯去了。朱棣是十一月回到京师的，汉王朱高煦便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汉王的目的在攻击太子，但结果是置解缙于死地。

朱棣早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便已离开京师前往北京；解缙不应不知道，他却在第二年赴京，又恰恰在朱棣归京师前夕离去，这一巧合也给汉王的诬陷提供了依据。

解缙离京后，道由江西、广东往交阯，一路上同翰林检讨王偁游览山川名胜，吟诗作赋，甚至为人撰写墓志，丝毫没有预感到祸之将临。途经广东时，因交通不便，他又忽萌开凿赣江（章江）的念头，并且写成奏疏上呈。朱棣回京后得到朱高煦的奏报已经十分恼怒，随即又接到解缙请凿赣江的奏疏，他怒道：“人臣受事辄引而避去，乃更欲劳民如此！”①命逮解缙、王偁下诏狱。

②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解胡观放榜对答》。

① 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八月甲子。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阁臣外任》。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第二十《解缙传》。

这是永乐九年（1411）六月，解缙的仕宦生涯结束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半的狱囚生活。

解缙初入狱时曾遭到严刑拷打，因而辗转牵连到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及李至刚等人，都被逮入狱。王偁、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等人先后瘐死狱中。

掌锦衣卫诏狱的都指挥佥事纪纲是个凶残的酷吏，但他是诸生出身，颇好风雅，对解缙的才学久有所闻，渐渐与他熟识起来，解缙在狱中便不再多吃苦头。按照解缙的性格，这狱中三年应该有不少诗文之作，但文集中却鲜有所见，只有一篇《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从行文中可知作于永乐十一年（1413），正是他在诏狱中时。①另有一首题为《忧患中寄友》的诗写道：“手扶日月归真主，泪洒乾坤望掖庭。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②可能也是狱中之作。

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十五日，朱棣在午门与群臣观灯时发生火灾，都督马旺被烧死。几天后，朱棣照例下令蠲赦修省。大概纪纲认为这是解缙获释的机会，在上锦衣卫囚籍时，将他的名字一起送上。

“缙犹在耶？”朱棣不仅没有赦免之意，而且明显是要置解缙于死地。

纪纲也无能为力了。他回去后设酒与解缙对饮，并为之泣下。解缙一切都明白了，而像他那样一个个性极强的才子，是不会惜恋狱囚生活的。解缙开怀畅饮，仿佛不知道这便是最后的晚餐，直到醉得不省人事。酒醉后的解缙被埋到积雪中，默默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一年他仅四十七岁。

发生在封建皇权极端专制机构锦衣卫诏狱中的这一幕悲剧，记写了一个不能按照封建专制模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的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三《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

② 《解文毅会集》卷六《忧患中寄友》。

第六章 姚广孝 夏原吉

第一节 姚广孝

姚广孝（1335—1418），明初以僧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姚广孝幼名天禧，字斯道。出家后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的难民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祖父、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当父亲给他讲授医药知识时，他鼓起勇气对父亲说道：我不想学医，我愿意读书，将来挣得一官半职，干一番荣宗耀祖的大事。

尽管姚家祖辈事佛，但是当有子孙真正要出家为僧时，还是引起了一番争议。他的伯父姚震之支持，说道：“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①父母听后送他于里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从此开始了出家人的生活。

姚广孝出家后不仅学佛，而且读书工诗，“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①，并研治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博通佛、道、儒诸家之学。了解他的友人说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②姚广孝则在勤奋学习中成为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他自己也说：“余少为浮屠而耆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③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好友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比之于唐代诗人王、杨、卢、骆。其中徐贲家居望斋门外，故号北郭生④。比邻而居的高启⑤、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但当他们劝姚广孝弃佛归儒时，被他用无言长笑拒绝了。姚广孝并非“阳释阴儒”。大约至正二十三年，他从遇庵和尚于径山习禅，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开始了佛、儒二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诗文酬和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的出家人，倒像个胸怀大志的书生。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虽有逃禅之心，却并未真正成为“方外之人”。这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写的一篇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斥牟文》中得到充分反映：“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视苗之长否，有老农泣于旁。余问其故，曰：夫虫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⑥他借田间虫牟以指斥人间虫牟，他一刻都不曾脱离现实社会。在那群雄辈出的时代，寒微的家世，器宇恢弘、性怀冲淡的天资，丰富的生活经历，这一切都为姚广孝投身政治舞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史》记其“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① 王鸿绪：《明史稿》卷一三四《姚广孝传》。

① 《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刘凤：《续吴先贤赞》卷一《姚广孝》。

③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八《读至天隐文集》。

④ 万历《长洲县志》卷十三。

⑤ 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五《答衍师见赠》。

⑥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六《斥牟文》。

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他也曾为此写诗道：“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①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之路：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但是，谁曾想到，他竟在这条道路上摸索了十五年。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取高僧，姚广孝因一场大病失去应诏机会。从他的诗文中可知，他卧床不起，直至次年正月初六。当他大病初愈起身试步，与友人同到檐下小憩时，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院，引起众人注意。友人们对广孝说道：“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异日文章当有大进矣。”但姚广孝所思非仅如此，他在当即所赋诗中，用“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的诗句抒发了自己的鸿图大志②。

洪武八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而于次年春“赐还吴门”，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官宦、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归经北固山时，他吟出了《京口览古》的寄情诗：“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③同行僧宗泐窥知其诗意道：“此岂释子语耶？”广孝报之以一笑。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辟一小室曰“莲花室”，“盖期当来极乐国中莲花生也”。从此他在海云院禅居四年之久，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①。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②。这时四十七岁的姚广孝已经倚杖而行了。正当他感到“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时，因宗泐荐，于洪武十五年（1382）再次被选高僧赴京，这才成其毕生事业的开端。明人刘凤说：“时运方遘，则异才出焉。”③姚广孝这个兼通佛、道、儒的怪杰，在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得到发挥其才能的机会。

姚广孝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活动，是策划发动“靖难”之役。《明史》说他：“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

姚广孝到北平庆寿寺后，经常出入燕王府，“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这些密谈内容当与“靖难”夺位有关。在姚广孝的思想深处，是对朱元璋“为政严猛”怀有反抗情绪的。他的故旧，几乎都成了洪武严政下的冤鬼。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对姚广孝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在燕王朱棣“靖难”起兵的关键时刻，姚广孝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明人盛传当时姚广孝曾以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燕王起兵④。为增强燕王朱棣起兵决心，姚广孝还曾推荐著名相士袁珙，相称燕王为“异日太平天子”。“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⑤姚广孝与袁珙不同于那种空口欺人的术士，他们用意在于促使燕王起兵。姚广孝曾对①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九《赠相士袁廷玉》。

②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三《五色雀并序》。

③ 《明诗纪事》乙签卷三《京口览古》。

①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五《莲花室铭序》、《紫竹杖铭并序》。

②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四《送芳上人游甬东序》。

③ 刘凤：《续吴先贤赞》卷一《姚广孝》。

④ 唐枢：《国琛集》卷上；高岱：《鸿猷录》卷七《靖难师起》。

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当时形势有过一段极精辟的分析：主上（建文帝）猜间宗室，侵渔齐藩，所戮辱囚首隶士伍，盖五王矣。

虽未及燕，燕可觊幸免耶？..夫燕，胜国之遗，而北方雄镇也。其民习弓马，地饶枣栗，悉雄蓟属。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万，粟支十年。大王护卫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万。鼓行定山东，略淮南，此势若建瓴而下，谁为抗御。大王即不，南机或先发，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①从“靖难”之役的过程看，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又帮助燕王朱棣作了军事准备。“王意益决，与道衍选将练兵，收召材勇异能之士。”②燕王府以其独具的条件，保持元官旧制，殿院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建文元年（1399 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叛燕上变，朝廷命逮燕府官属。与此同时，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叛朝廷密入燕府告急。燕王闻报“戄然起立”③，召姚广孝、张玉、朱能等定计起兵，一场酝酿已久的夺位战争终于爆发。姚广孝在指挥这场战争中，也发挥了较大作用。朱棣曾说：“朕靖难之初，卿侍左右，谋谟弼赞，裨益良多。”④《明太宗实录》中亦称：“上每出师，命侍世子居守，严固备御，抚绥兵民，与赞谋策。”⑤其具体记述，主要有如下五事：1.“靖难”起兵誓师时，“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当时确有天气之变，《奉天靖难记》卷一亦记：“俄，阴晦，咫尺不相见。少焉，东方云开，露青天仅尺许，有光烛地，洞彻上下。”姚广孝随机应变，以固军心，表现了过人之智。

2.“靖难”出师后，“留世子守北平，僧道衍、郭资、内使赛因帖木儿等辅之。”①“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

3.建文二年六至八月，“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这是燕师首次失利。九月九日重阳是在战败气氛中度过的。姚广孝当日写道：“八月中秋不玩月，九月九日不登山。可怜时节梦中过，谁对黄华有笑颜。”②他已不仅是风雅飘逸的高僧，而且是肩负战争重任的主角。

4.东昌之战，主将张玉阵亡，燕师大溃，退守北平，士气大挫。据传出师前，姚广孝曾称：“师且捷，费两日耳。”东昌战败后，他又称：“臣固已言之，昌于文两日也。此后全胜矣。”③这不是一般的诡辩，而是稳定军心的措施。当时燕王欲稍休息，“道衍力趣之”，在他的安排下，为东昌阵亡将士的祭奠，成了再次出征的誓师。

① 王世贞：《名卿绩纪》卷三《姚广孝传》。

② 夏燮：《明通鉴》卷十一，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③ 《明史》卷一四六《张信传》。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壬申。

⑤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① 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元年七月壬申。

②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九《九日感怀洪武三十三年作》。

③ 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

5.燕师直捣南京，亦出自姚广孝之谋。他力主“毋下城邑，疾趋京师。

京师单弱，势必举”。燕王“从之。逆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姚广孝的活动贯穿了战争全过程。史料的缺乏，并未能掩盖其重要作用。这已为历代史家所公认。清人赵翼评论《明史》编纂时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①这是对其在“靖难”夺位中所起作用的最概括的肯定。

对于姚广孝晚年的传统说法，认为他功成身退了。这种说法出于对其特殊身份的推测。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攻入南京，夺得皇位。同年十月，姚广孝奉旨离北平南下，回到阔别二十年的南京。此时他已是六十八岁高龄。“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师。”②功勋卓著的姚广孝并未脱去袈裟，并因此辞官不受。但是由此而得出功成身退的结论，则值得商榷。

建文四年十月，姚广孝受官僧录司左善世，这个秩仅六品的僧官位置，对于“靖难”首功的姚广孝虽显不宜，然就其和尚身份来说，却又是必任之职。当初这个佛教最高职位原由溥洽担任。“太宗即位，召斯道衍公于北京，命主教事，公（溥洽）以左善世逊衍，而己居右。”③永乐二年（1404）四月，姚广孝再受太子少师之职，成为当时文臣最高秩（正二品）。这与一般官吏升迁不同，因此被附会了一些传说。尹守衡《明史窃》称姚广孝因左善世品秩过低，朝班立阶下，面露不豫之色，为太宗朱棣所察，即授太子少师。焦竑《国朝献征录》则记其屡辞官不受，朱棣“令人潜以冠服披体，亟命宣谢，不得已，受命”。传说虽有不同，但认为姚广孝理应得官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当然，长年出家为僧，对姚广孝不无影响。他在出仕与退隐问题上确曾有过矛盾心理。他在《题江行风浪图》一诗中，借长江风疾浪高船行艰险，比喻人世。“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他对于人心难测，“一笑杀人顷刻间”的官场争斗感到厌倦，认为“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利奔驰有何乐。”他用“老年无事不江行”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退隐之心①。他把千秋功业，视如黄粱梦断，想往着归依青山的生活。

成功后的姚广孝与前有所不同。他不再以刘秉忠自命，并一再称自己“不是高阳酒徒（郦食其）”，“不入非熊（姜子牙）梦”②。他将自己比作“既倦终宵巡瓮下”的老病之猫，并为“谁念前功能保爱”而深感不安③。洪武功臣的悲惨下场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何况此时他已不再是满怀抱负步入禅门的青年，而是已近暮年的老人。谈迁曾说：“当公贵显，年殆七秩，桑榆垂尽，何论婚宦哉。”④但在姚广孝思想中，也有“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闲”的一面⑤。当他以功臣身份与皇帝同在京师正月十五观灯时，事业成功的喜悦，对知遇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明史》。

② 王鏊：《姚少师像》，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一。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壬集《南洲法师洽公》。

① 姚广孝：《逃虚集·题江行风浪图》。

②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八《题独钓图》。

③ 姚广孝：《逃虚集·咏病猫》。

④ 谈迁：《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⑤ 姚广孝：《逃虚集·送范生过古北口》。

之恩的感激，又使他踌躇满志⑥。

暮年的姚广孝虽未任七卿要职，然所任太子少师却是实职，与后来此职不同。“时上狩北京，广孝留辅太子。自是以后，东宫师、傅终明世皆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①永乐二年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师后两个月，姚广孝又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济。这是一种特殊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这次还乡的兴奋中，也伴随着怅然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去世，“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他将父母灵位放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他并未退隐，回京后畜养一只雄鸡，每晨闻鸡而起，壮心未已地度过了一生最后十数个年头。他因忙于清理教务，常负友人之邀；他又辅导太子居守京师，并为太孙讲读华盖殿。而他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则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

原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解缙并未理解皇帝指令编修这部巨帙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书成上呈，定名《文献大成》。“既而上览其书，更多未备，复命姚广孝等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二万多卷巨帙的类书，在姚广孝主持下完成，定名为《永乐大典》②。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从此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他在晚年写给夏原吉信中说：“仆衰老..区区所念《太祖实录》，万世法则，此是国家至重之事。..尔蒙意实录中，最难书者，发迹定鼎征伐等项。且喜稿完呈进了当。..凡事访问稽考，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以副上意。如或延缓岁月寖久，亦非所宜，惟阁下谅察。”①他显然不是挂名监修，而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所见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重修，所用时间和全书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修纂。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书成，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在两月前与世长辞了。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八十四岁高龄的姚广孝奉诏由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庆寺后就病倒了，临终无一语及私。但却提出了释放建文帝僧人溥洽的请求。这大概不仅出于与溥洽同为出家之人的相怜，而且是一种寻求解决朱棣夺位后与建文帝及其诸臣关系的暗示。他始终不能脱离政治家的本色，然而他毕竟带有出家人的修养与淡泊。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他被依僧制安葬在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撰的祭文。祭文追忆他辅成“靖难”的功绩，并说：“朕统承天位，图任旧人，特授卿以官僚之位，朝夕启沃，资益良深。..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②诚然如此，像姚广孝这样双重性格、双重身份的成功人物，是明朝的唯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⑥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八《永乐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京都放灯甚感赋近赋二首》。① 龙文彬：《明会要》卷二九《职官·东宫六傅》引《弇山集》。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

① 《明经世文编》卷十三《与夏尚书》。

② 民国《相城小志》卷二《姚少师祠堂记》。

第二节 夏原吉

夏原吉（1366—1430），字维喆，祖籍江西德兴。其父夏时敏在湖南湘阴任教谕，于是定居湘阴。他前后主管户部二十九年，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夏原吉幼时，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非常艰难。他发奋学习，获得良好的社会声望，洪武中被举荐到太学学习。朱元璋选太学生充实朝廷，夏原吉被选中，分工抄写朝廷有关的文件。同去的太学生不以为然，嬉笑喧闹，而夏原吉则一丝不苟，正襟危坐，其举动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被提升为户部主事。夏原吉到户部任职后，兢兢业业，把复杂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受到尚书郁新的关注，在户部站稳了脚跟。建文帝时期，他顺利地升迁为户部右侍郎。

朱棣即位后，夏原吉又被提升为户部左侍郎。有人向朱棣挑拨离间，说夏原吉在建文中用事，不可信用。朱棣置之不理，派他赴江南浙西治水，委以重任。夏原吉到浙西后，疏浚吴淞江下流，上接太湖，并因地建闸，用来蓄水或泄水。治水期间，夏原吉布衣徒步、日夜操劳，既使是在盛暑烈日之下，也不令仆人张盖遮阳，真正做到了与民同甘共苦。永乐三年（1405），户部尚书郁新死后，朱棣将夏原吉召回朝廷主管户部，主掌国家的财政大权。夏原吉从全国的财政状况出发，提出“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①的建议，朱棣欣然采纳。夏原吉尽职尽责，努力熟悉财政业务，将户口、府库、田赋等数字都写成小条，带在怀中，随时检阅。据说有一次朱棣向他问起天下钱谷数字，他的回答既迅速又准确具体，朱棣感到非常吃惊。《明史》中评论夏原吉说：“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官阙，供亿转输以巨万之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应之，国用不绌。”同时，夏原吉能够坚持从国家的财政实际状况出发，反对不正确的决策，不惜触怒朱棣。迁都北京的永乐十九年（1421）秋天，朱棣决定组织第三次亲征，向夏原吉询问边储情况。夏原吉据实相告：“比前出师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废。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迄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朱棣一意孤行，将夏原吉逮捕下狱，幸亏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幸免于难。直至仁宗朱高炽即位，才复官职。

夏原吉被逮下狱后，家被抄没，家中除皇帝的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瓦器。

夏原吉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人却廉洁自守，生活非常俭朴。他的弟弟到北京看望他，临走时，夏原吉只送给弟弟二石米。朱棣见到东西太少，觉得奇怪，夏原吉回答说：“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①朱棣过意不去，又赏赐了几匹好布。宣宗朱瞻基率军北巡，夏原吉随行，朱瞻基拿出夏原吉的干粮品尝，结果难以下咽，朱瞻基过意不去，赏赐给他一些为高官们特制的食品。

①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三。

夏原吉还是一个难得的识大体顾大局的人物。朱棣在位期间，他经常被秘密召见，讨论国家大事，但对于讨论的实际情况他绝不外传。一次他和几个同事雪夜饮酒后回家，路过禁门，有人主张直接通过，夏原吉认为不可，即使没人监督也要依礼而行。朱棣迁都北京，赞成与反对者形成对立的阵营，闹得不可开交。夏原吉深感不安，为保证迁都之初的政治稳定，他主动承担责任，使矛盾缓和下来。朱瞻基即位之初，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夏原吉和杨荣等人力主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叛乱很快被平定。夏原吉为人还非常大度，有雅量，“同列有善，即采纳之。或有小过，必为之掩覆”。平江伯陈瑄非常讨厌他，他却极力赞赏其才能。礼部尚书吕震曾在背后诬陷他，但当吕震为自己的儿子讨官时，夏原吉却为之力争。他的仆人不小心污损了皇帝所赐的金织衣服，他告诉仆人，脏了可洗不必害怕，有时仆人不小心污损了朝廷的文件，请求赐死，夏原吉却主动承担责任向皇帝请罪。山东唐赛儿领导的起义被镇压后，三千多人被俘，夏原吉却请求朱棣宽恕他们，结果没被杀害。史称其“有古大臣风烈”。

宣德五年（1430），夏原吉去世，朱瞻基封他为太师，谥号忠靖。此后，人们为了怀念他，还建祠立祭。著作有《万乘肇基集》、《东归稿》、《夏忠靖集》等。

第七章 郑和

第一节 哈只世家

郑和（1371—1434），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姓马，小名三保，人称三保（宝）太监。曾祖父叫拜颜，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麦加朝觐，故有“哈只”之称，受到乡里的敬重。郑和弟兄二人，哥哥叫文铭（或作文明），还有四个姐妹，其事迹不详。

洪武十五年（1382），郑和十二岁时父亲病故，他投靠燕王朱棣，做了宦官。在燕王藩邸里，郑和的聪明才干受到赏识。建文元年（1399），他二十九岁，从燕王举兵，出入阵战，多建奇功。燕王称帝后，因功擢内官监太监，主管宫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等事宜。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被赐姓“郑”。

郑和经事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七次奉使远航，历南海及印度洋沿岸三十余国，行程十万余里，时近三十年。仁宗时，曾任南京守备太监。宣德九年（1434）病逝于古里。终年六十四岁，赐葬于南京的牛首山。①郑和死后，至今南洋各国人民仍旧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不衰。

① 本文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21 卷《郑和》。本文所引资料，主要依据《明史·郑和传》，《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一七○、一八二；《天妃之神灵应记》、《通番事迹碑》；并参考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十章《郑和之下西洋》。① 关于郑和墓，据明天顺元年（1457）佚名氏所撰《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认为郑和是第七次下西洋归国途中，于宜德八年四月初逝于古里；同治《上江两县志》也记载，卒于古里，赐葬牛首山。按此两说，郑和亡于古里，葬在国外。

第二节 七下西洋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声势最盛、影响最大的是永乐三年（1405）、永乐五年、永乐七年和永乐十一年。

西洋，在明代是指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洋诸地，约当于今之印度洋②。明成祖即位后，疑惑建文帝逃到海外，又欲向海外炫耀中国的富强，决定派人出使西洋。郑和因“有智略，知兵习战，姿貌才知，内侍中无与比者”，被任为正使。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与太监王景弘开始奉命出使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他率领一支有六十二艘船的船队，载有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金、帛、货物。据史载，郑和的宝船，船身最大者有四十四丈四尺之长，宽十八丈；中者有三十七丈之长，宽十五丈。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海，先到福建，再从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Champa），再历经爪哇（Java）、苏门答剌（Samu-dra）、南巫里（Lambri，又称南渤利），至印度古里（Calicut）返航，于永乐五年（1407）秋回国。此次出航，所历之地远至印度西岸。南洋各邦国使者随郑和前来朝见者甚多，明成祖非常高兴，加赐爵位俸禄不等。永乐五年九月，郑和复奉命出使西洋。他率领有二百四十九艘的船队，沿着首次开辟的航线，先后到达了爪哇、古里、柯枝（Cochin）、暹罗（Siam，今泰国）、锡兰（Ceylan，今斯里兰卡）等国。郑和每到一处，颁布明朝皇帝诏书，立碑文。服者，赐给金帛，不服者，则以武力慑服之。在离开锡兰后，郑和船队满载着各国贡献的珍奇异宝返航，于永乐七年（1409）九月上旬回到南京。

永乐七年九月下旬，郑和奉命第三次出航，所率船只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从刘家河出发。此次出航，是要巩固明朝同南洋已通好国家的关系。船队所到之地，有古里、满剌加（Malaka）、苏门答剌、阿鲁（Aru）、加异勒（Kayal）、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这些国家对明朝的态度和好如初。永乐九年（1411）船队回京，随同前来朝贺者有十九国，当时的朝廷“万使云集”。

郑和回京后，修整一年，于永乐十一年（1413）冬，又奉命开始第四次远航。明成祖以印度洋沿岸以东更远一些的国家尚未臣服通好，特命郑和等赍敕前往。据史书记载，这次出使所历之地，不仅远至忽鲁谟斯（Ormuz，在今伊朗波斯湾口），而且抵达了非洲东岸麻林（ Melinde）、木骨都刺（Mogedoxu）、不喇哇（Brawa）等国。郑和于永乐十三年回国，史书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Pahan）、锡兰山（Ceylan）、木骨都剌、溜山（Maldives）..不喇哇、阿丹（Aden）、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Palembang）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

从永乐三年至永乐十一年的四次出航，郑和为明朝开辟了向海上发展的新纪元。

②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记：“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

永乐十五年（1417）十二月，郑和奉命护送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者回国，并携有赠送各国国君的礼品，作第五次远航。这时的明朝，威震海外，它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发展起来，互市通商者，络绎不绝。明朝赠予和交换物品大多为丝绸、珠宝、瓷器等，换回大量的琥珀、珊瑚、珍珠、玛瑙、药材等，多数是供朝廷享用的奢侈品。十七年七月（1419）前来朝贡者中，有诸国的王子、王叔或王弟，所献礼品也为各国珍奇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长角马哈兽、千里骆驼、驼鸡、麋里羔兽等等。

永乐十九年（1421）春，郑和率大■宝船出发，第六次远航，于二十年八月回到南京，随来的各国贡使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人。郑和此次航行，据载曾远至非洲东岸。

宣德六年（1431），郑和最后一次奉诏出使西洋。明成祖去世后，仁宗继位不到一年便也故去。宣宗继位后，海外诸国前来朝贺者渐少，宣宗决定重振国威，再行通好。是年闰十二月，郑和始行。这次远航距第六次的航行归来，已间隔九年之久了。这时的郑和，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行至古里时，已是宣德八年（1433）三月了。郑和船队的分■则奉命前去天方，得各种珍奇和天堂图真本于宣德九年回京。

郑和前后七次出使西洋，航程最远者到达非洲东岸，他率领的船队的分■远至红海和麦加。在出使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成祖对海外各国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招徕政策。郑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经旧港，其酋陈祖义，甚豪横，称霸海上，劫掠过往商旅。欲谋郑和，被郑和缚回南京，诏戮于都市，除掉了阻碍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碍。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独持不恭态度，派兵五万余，欲劫和舟。郑和趁其国内空虚，亲破其城，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眷官属，带回南京。明成祖为了向海外诸国表示圣明，放他归国，又另立了锡兰国君。来中国朝贡者日益增多。郑和第四次出航，途经苏门答剌。苏门答剌原国王受那孤儿（Battak）国花面王侵扰，作战时中药箭而死。当时有一渔翁率众杀死花面王，收复失土，替国王报了仇。王后如约，奉渔翁为国王。原国王嫡子长成后，欲夺回王位，谋杀渔翁，赶走其子苏斡剌。郑和来到后，将王位赐给原国王之子，追擒苏斡剌于南渤利（即南巫里），回朝后，诛苏斡剌。新王立，感明朝威德，朝贡不绝。郑和在航海过程中擒王摧敌，数建奇勋。

自宣德九年（1434）归来后，明朝虽然也间或有船队出洋，但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影响之深都远不及郑和，明朝在海外的声誉也大不如前了。前来朝贡的海外使者、通商客旅，比起永乐年间，就十分稀落了。

第三节 历史影响

郑和远涉重洋，排除险阻，为明朝跟海外各国的通商和友好往来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航海纪录的最终完成，比哥伦布（Col-unbus）于1492 年发现美洲、达·伽马（Vascoda Gama）于1498 年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下西洋航程绘制的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记有航向、方位、航程、停泊地点、暗礁浅滩、港口等，是我国最早的一份远洋航海图，为后世航行西洋提供了重要依据。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造船工艺上的成就，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八章 宗喀巴

第一节 幼年出家

湟水发源于青海湖东北的日月山，东流五百里而入黄河，两岸形成了一片水土肥美的草原。藏文曾将整个湟水流域称为“宗喀”，而地处湟水中流重镇西宁西南五十余里的湟中城，更是这片草原上的一颗珍珠。元朝时这里属甘肃行省西宁州。

这里的达鲁花赤名叫鲁布木格，他与妻子馨萨阿其是一对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笃信佛教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

至正十六年（1356）岁末之夜，鲁布木格在睡梦中见到了曼殊佛，那佛以诸花鬘为庄严法衣，以叨利树叶为裙，形如黄绢，背负着经卷，自称从五台山来，要借宿于此。说罢径自上楼到佛堂中去了。此后他又梦到一金杵，光明耀目，不知从何处飞来，直入其妻怀中。恰巧这时他妻子怀了孕，于是这些梦幻中的东西便被附会成了佛的转世之类传说。

至正十七年（1357）十月，馨萨阿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罗桑扎巴。①这便是后来被尊称为“宗喀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也有尊称他为杰仁波且，藏语的意思是宝贝佛爷。①宗喀巴的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全都信奉佛教，也出了不少有名望的高僧。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宗喀巴，他的命运自然也就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他出生前父母曾有那许多梦幻的缘故，宗喀巴从幼年起便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这都成为他后来创立佛教格鲁派（黄教），而且最终成为藏区佛教领袖的有利条件。

宗喀巴出生的第三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应元顺帝之请，由西藏前往大都（今北京），途经湟中，被宗喀巴的父母请到家中，见到了年仅三岁的宗喀巴。乳必多吉很喜欢他，劝他父亲将来送他入藏，并且特为他授近世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乳必多吉走后不久，他们便请来噶当派大喇嘛顿珠仁钦，让宗喀巴拜他为师。从此，三岁的宗喀巴便离家随顿珠仁钦而去，开始了他的宗教生涯。

同所有幼年出家的孩子一样，宗喀巴从佛门童子功习起，在修习入怖畏金刚、胜安乐轮、欢喜金刚、金刚手之后，又受持一切密乘律义诸三昧，并开始诵读佛经。他十分聪敏，不用费力便将经文诵读如流。不久，顿珠仁钦又开始传授他瑜伽功和曼殊心咒五字明。宗喀巴七岁时，便已经熟知佛经显密律法和各种修行之功了。

长期的佛教教育使这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完全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他几乎只知道佛经和佛。即使在睡梦中，梦到的也常常是噶当派始祖阿底峡。他并不知道这位印度高僧的真正相貌，只能从常见到的佛像去臆想，这当然同寺院中的佛塑和壁画不会有很大出入，因此后来他入藏见到阿底峡像时，自然也就觉得如同梦中所见。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岁的宗喀巴正式受沙弥十戒（戒杀生、戒偷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一节《大师之诞生》。①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90 页。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戒涂饰香鬘、戒视听歌舞、戒坐高广大床、戒非时食、戒蓄金银财宝），取法号贤慧，名吉祥，到西宁南边黄河北岸的一个小寺甲琼寺出家。①他在这里继续师从顿珠仁钦，直到十六岁，这十年成为他一生宗教活动的奠基时期。

顿珠仁钦是一位学识广博的高僧，他本人曾多次入藏，钻研显密教法，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宗喀巴生活学习关怀备至，使宗喀巴受益极多。后来宗喀巴谈到这些事情时常说：“义成大师（按即顿珠仁钦）恩德最深，虽父母之慈爱，亦不过如是而已。”②① 王森：《宗喀巴传论》。

② 《宗喀巴大师传》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 入藏求学

明洪武五年（1372），十六岁的宗喀巴感到在家乡从学已经不能满足，他希望能前往当时佛教盛行的西藏去深造，去接触更多更广泛的佛教流派。当他把这些想法告诉师傅顿珠仁钦时，立即得到师傅的支持和鼓励，并为他准备了充足的资粮。

与宗喀巴同行的还有前藏止公寺喇嘛等人。宗喀巴的两个舅父也决定同他一起入藏。顿珠仁钦赠给宗喀巴一段很长的偈语，为他作好入藏后的学习安排，还特地陈设坛场，祭告诸佛圣众。

这一年秋天，十六岁的宗喀巴满怀理想，告别师父和父母家人，踏上了入藏的路程，此后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来。①入藏的路途是极其艰苦的，宗喀巴一行系绕南路而行，取道应昌，跋涉三千余里，翻山越岭，经过一年时间，于洪武六年（1373）秋天抵达必力公。宗喀巴在必力公的时间不长，就听受了大乘发心仪轨和大印五法，还阅读了寺中喇嘛的著述和拿■六法等较深的佛教经论，他开始对这些经论入迷了。他本想立即前往极乐寺，学习更多更广泛的经论，但是同伴们都劝他先往公塘，从师一位名医学习医术和梵藏注译，他拗不过同伴的相劝，勉强应允了。这次赴公塘习医，后来居然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只是他当时尚未感觉。他在公塘几个月后便来到了位于拉萨西南的第瓦巾寺。

第瓦巾寺是当时乌思藏著名的噶当派寺院，也是宗喀巴启蒙师傅顿珠仁钦的母寺。住持善满，大善知识德海，大阿阇黎■锦巴都是当时名僧。在他们的指教下，宗喀巴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佛教经论。

大师们很快便对宗喀巴的聪敏好学感到惊讶了。他只用了十八天，便将一部《现观庄严论之本释》读得精熟；他还去听邻近的僧人讲大乘《庄严经论》；听说萨迦教主福幢在法城寺，他立即前往礼见，从学曼殊五字明和其他的佛法。在第瓦巾寺的两年中，他学到了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最初的学习生活对宗喀巴来说也是极其艰苦的。骤然间来到这样一个广阔无垠的佛教天地之间，年轻的宗喀巴如饥似渴地学习，恨不得一下子都学到手，而佛家的经法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难。在听绛嘉释时，有很多引文十分难懂，这一切使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对宗喀巴的另一个困扰是水土不服，他经常病倒，在公塘学习的医术帮了他的忙，加上他本人坚强的毅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两年的艰苦学习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据《宗喀巴大师传》记：顿珠仁钦曾于祭坛上手握青稞一束，青稞粒粒发光，是为成熟之青稞，故知当时约在七至九月间。

第三节 云游和立宗

洪武八年（1375），十九岁的宗喀巴开始云游诸寺院的生活，这可以算是他事业的开端，他一面继续学习，一面于各寺院立宗，名声渐著。

所谓立宗，就是在寺院中立辩场，同寺院中的僧人辩论。宗喀巴先后到过桑朴、仰思多（今江孜）、沙鲁、萨加、拉孜、觉摩囊、那哩当等地。他并且在那哩当寺中结识了仁达瓦大师。仁达瓦是噶当派高僧，他讲论佛法时，不是依照原文直释其义，而是将全论要义前后配合说明。这对宗喀巴教益甚大，他当初在第瓦巾寺中百思不解的许多疑难，都渐渐明了。他还经常向仁达瓦提出疑难问题，请他讲论，直到弄清楚为止。仁达瓦曾高兴地对他说：“为汝讲授，实须慎也。”①这一年秋天，宗喀巴听说一位号菩提顶的高僧将在布达拉冬季法会上讲解集论。他久闻菩提顶大师是藏中集论的一代之主，岂肯坐失良机，连忙赶赴乌思藏听讲。可是当他赶到时，菩提顶大师却因年迈，未及讲论，已经回后藏去了。宗喀巴并不失望，他追随不舍，来到法城寺，终于见到高僧，并向他讨教了不少东西。

冬天，宗喀巴到党摩陇寺院中从学于罗赛瓦，受持毗奈耶广释，每天听讲之余，受持根本经广释十七大页，每日不断。这样过度的劳累使他不久便病倒了。背上疼痛难熬，无法再坐禅听讲，只好到朵陇求医，经过诊治也不见好转，人们把他送回第瓦巾寺养病。谁知寺中矛盾重重，多生口舌，师生厌离，宗喀巴在寺中住不下去，拖着病体，冒着高原的严寒前往萨加。当他来到内宁寺时，再也走不动了，内宁寺留他住下来，直到第二年春天。

洪武九年（1376），春天，宗喀巴回到萨加，在那里养好病后，又前往拉兑绛囊仁寺，较为安定地度过了一个春夏。

正当他逐渐习惯了西藏寺院生活，并且名声渐著之时，一封家信又险些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洪武十一年（1378）秋天，有人将他的一封家信送到前藏。宗喀巴赶往前藏去取到了这封信，信是母亲写的，离家已经六载的宗喀巴看着书信，触动了思念之情。同伴们也都劝他回去看看，他于是开始动手收拾行装。行装快要准备好了，宗喀巴却处于极度犹豫之中。事业未竟就这样回去，难道就这样前功尽弃么？他隐隐感到，这思乡之情正是自己俗念未绝的表现，他终于改变主意，决定不回家乡去。

此后母亲又频频寄来书信，并且在信中夹带了一缕白发，表示了思念儿子之情。看着慈母的白发，宗喀巴百感交集，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慢慢平静下来。他在给母亲的回信中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的宗喀巴仿佛正在呼唤着母亲。母亲也终于理解了儿子，她默默地为儿子祝福。

这一年的冬季法会后，宗喀巴又住到了第瓦巾寺。不久，他收到新嗣位的北元脱古思帖木儿的书信和礼物，他回致了书信以表示酬谢。这是宗喀巴同朝廷往来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北元已经无力外顾。几年后，随着明军进占云南，北元对乌思藏的控制便逐渐被明廷所代替。

这时候，二十余岁的宗喀巴已在后藏至前藏诸大辩场立释量、集论、俱舍、戒律四部之宗，“慧辩锋芒，理教渊深，释难则势如破竹，酬问则语同扣应”①。这时他已经达到“格西”的地位。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三节《大师入藏学法》。

第四节 宗教改革

洪武十八年（1385），宗喀巴二十九岁时，在雅垄的南结拉康寺拜楚臣仁钦为师，受比丘戒。②大约也就从这时起，宗喀巴开始戴上黄帽，这是藏中佛教徒中兴佛法弘扬戒律的标志。宗喀巴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深感当时藏区喇嘛教的腐败，决心针对这种状况进行改革，提倡严守戒律。

宗喀巴开始在各地讲论因明、中观、入中论等。几年以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十二岁的宗喀巴完成了十年前立宗答辩讫的《现观庄严论》，他在佛教理论上更趋成熟。

一个冬天的夜晚，宗喀巴和寺中僧人们围火而坐，有人说到过去曾有一位高僧，在一次法会上，同时讲论十一种经论，成为讲论最著的高僧。于是几位僧人便请宗喀巴也同时讲授多种经论。宗喀巴想了想说道：“若稍励力，或亦能之。”①于是应允二十天以后，于初一日开讲。

同时讲解多种经论，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在讲解过程中，各种经论互通互异，每讲一种，须取多种之注释，但又不能紊乱，这就需要对佛经有深入研究。宗喀巴在应允讲授多种经论后，闭关作了认真准备。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各寺僧人闻讯争相来听，有些惟恐来不及赶到，纷纷写来书信，请求将开讲日期后延数日。

宗喀巴虽然没有改换日程，但为照顾远道后至的僧人们，他先讲了四天诸经散论，直到第五天，才开始正式讲授，那一天，他同时开讲十五种经论，后又增至十七种，包括：慈尊五论，中观五论和集论、俱舍论、戒律、因明、入中、入行、四百论。

法会共进行了三个月，这对宗喀巴后来在噶当派基础上创立格鲁派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他又逐渐增加讲论种类和内容，最多时一次同时讲论二十九部大论，成为佛教法会史上绝无而仅有者。

从洪武十八年（1385）宗喀巴受比丘戒以来，大约七年左右的时间，他已经完成了密法的学习，也就从这一年（洪武二十五年）起，三十六岁的宗喀巴开始收徒。开始是八大弟子，后增至十三人，又增到三十余人。他虽是游僧，却总有数十名弟子相随，逐渐成为一支在西藏佛教界颇有影响的势力。这些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宗喀巴四十岁时收得的甲曹节。甲曹节当时已是后藏的名僧，他到前藏立宗辩论时听到宗喀巴的名声，不服气，找上门来寻衅。这时宗喀巴正在为僧众讲经，甲曹节直闯了进来，连戴的帽子也不摘，径直来到法座前。宗喀巴知道对方寻事，不与他相争，从高座上下来，到小座坐下，继续讲论。甲曹节毫不在意地在高座坐了下来。但是随着宗喀巴继续讲论，甲曹节听着听着，渐渐地感到不自在了。宗喀巴所讲的经论，竟然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他不由肃然起敬，从高座上站起来，摘下僧帽，走到听讲众僧徒之中。从此他便甘心从师宗喀巴，到宗喀巴死后，成为继承其事业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洪武三十年，宗喀巴在娘地的惹种寺创办讲经法会，调解了当地四个头人的不合，宗教活动与政权统治的关系加强了。宗喀巴的传教活动和宗教改②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3 页。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二，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四节《受具及遍学密法》。革主张得到了西藏帕竹第悉明封灌顶国师札巴坚参的支持。建文元年秋天，内邬宗本南喀桑布和桑朴寺堪布衮却粗墀，请宗喀巴到布达拉为桑朴、第瓦巾、公塘、噶瓦栋、觉摩垅等寺院僧人数百人讲经，这种集合各寺僧人来听讲经的事，以前是很少见的。①这也说明宗喀巴在西藏政教界地位逐渐稳固，实行宗教改革的条件形成了。

建文三年（1401）春天，宗喀巴与仁达瓦及贾乔贝桑会于囊孜顶寺，进行了教规整顿。寺中六百余名僧侣都被命“悔已往之违犯，防未来之过■。罪辨重轻，境分多寡，出罪必道名种，舍堕定离犯物。覆本意喜出罪作法，下至加持衣钵、房舍、卧具、漉水、观虫、折草、掘地，莫不一一如律而行”①。当时的西藏因袭了元朝以来的政教合一体制，喇嘛僧侣生活极端腐化，他们与封建领主互相勾结，把持寺院，贪婪成性，淫荡自恣，不仅酗酒耽食，而且纳妻生子，甚至藉口修密宗之术，强取民女以供奸淫，藉口法事之需，挖取活人心肝作为供品。人们对这种做法日益怀疑不满，这对政教合一的体制十分不利，宗教改革已势在必行。当时许多有名望的高僧，大都囿于原教派的教义，难于更改，正因为如此，宗教改革的任务便落到外来僧人身上，而宗喀巴便是其中最合适的人选。在帕竹第悉札巴坚参的支持下，宗喀巴以原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进行了改革。

这一年宗喀巴回到热振寺后开始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于次年撰成全论，两年后又作《密宗道次第广论》三十卷，成为他所创建的格鲁派的经典之作。

永乐五年（1407），五十一岁的宗喀巴又来到前藏，居住于色拉却顶。

这时名僧克主节也来到前藏，立十部论宗，游诸辩场。他参见了宗喀巴，被收为弟子。克主节后来成为宗喀巴最著名的两大弟子之一，即班禅一世。第二年，宗喀巴在一个夜晚，趁众人不觉察时，只带了两名弟子，来到喀山岩洞中闭关修行，他实际上是想寻个安静去处完成自己宗教改革的理论。在那里他著成“辩了不了义论”，定名为《善说藏》。但是他的名声使他无法寻求清静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臣找到他，带来了皇帝的书信，要迎请他前往京师。这是给藏区宗教领袖的最高荣誉。宗喀巴却不能离开，他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他给明成祖写了复信，指派弟子释迦也失随使臣而去。①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宗喀巴在帕竹第悉明封阐化王札巴坚参支持下，在拉萨主持大祈愿会，这是他一生宗教活动最光辉的时刻。全藏各教派前来参加大会的僧众多达万余人，赶来观光的俗人则更有几万人。这个大会的成功使宗喀巴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西藏喇嘛教界的第一号人物。②① 王森：《宗喀巴传论》。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一节《广宏圣教》。① 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

② 王森：《宗喀巴传论》。

第五节 创立格鲁派

这次大会后，宗喀巴所创立的新噶当派（格鲁派）也就开始形成了。

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宗喀巴还没有自己的寺院，要创建一个新的教派，首先必须有自己的寺院。大祈愿会后不久，宗喀巴在帕竹集团贵族仁钦贝、仁钦伦布等的财力支持下，在拉萨东五十里的旺古尔山创建了甘丹寺，这个寺院成为格鲁派的主寺。

在宗喀巴创建新教派新寺院的同时，原来的噶当派则正感到没有出路。

他们虽然寺院众多，僧人云集，但是组织涣散，缺乏有权威的大师。于是这一年岁末，宗喀巴作隐语诗，公开宣布直承噶当派创始人阿底峡之传。他在诗中宣称，永乐七年（1409）十二月初三之夜，见到了文殊菩萨十九尊之曼陀罗。文殊手执瓶水，对宗喀巴说道：“此瓶之水，是阿底峡住那哩当水边时与文殊慈尊抉择一身（法报化）二身（法色）法义和合之水。从阿底峡至今三百余年，未有所付，今当付汝也。”①很明显，既然阿底峡三派传承法义全部授予宗喀巴，宗喀巴自然便成为了噶当派的领袖。其结果也只能是噶当派寺院逐渐改宗格鲁派。

甘丹寺的建设由于帕竹贵族大力支持布施而进展极快，一年后便建起了七十余院，定基百余处。宗喀巴这时却感到身体不适，他带了数十名弟子去闭关“息灾”。但他终于还是病倒了。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闭关修行时病情渐加重，最重时二十余日不能安眠，他自己也相信这是魔劫之至。直到永乐十二年（1414）六月初五日宗喀巴始病体痊愈，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这一年多闭关养病并未影响到宗喀巴名声日著。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派遣使臣迎请他入京，因而使他声望更有所提高。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因大病初愈，不胜劳累，又未能成行，他再次派弟子释迦也失随同使臣入京。这次入朝，《明史》中有所记述：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按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仗、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其徒益以为荣。①释迦也失在京师（南京）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同一年，宗喀巴受札巴坚参之请，在闻地的札希垛喀为丹萨替寺、节塘寺和烈伍栋僧官僧众讲经，并且为丹萨替寺京俄（阐化王札巴坚参胞弟，帕竹教派最高首领）授比丘戒。虽然明廷并未直接授予宗喀巴封号，但他作为明封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师，同时也是藏区最受推崇的至高无尚的宗教领袖。

宗喀巴的晚年是极其忙碌的。随着格鲁派势力的不断扩大，永乐十四年（1416）宗喀巴命弟子绛央却杰在拉萨西郊又建起一座新的寺院哲蚌寺，宗喀巴亲临其地，为寺院加持地基。两年后，又命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立色拉寺。这两座寺院与原建甘丹寺被称为拉萨三大寺，奠定了黄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①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六节《根本道场》。① 《明史》卷三三一《大慈法王传》。

永乐十七年（1419）秋天，宗喀巴应徒众之请，往朵垅温泉沐浴。但他只是在那里略濯其足便转往哲蚌寺，为两千多僧俗听众讲论《菩提道次第》，他过去从来不传此经于俗人的，这一次却例外了。这是哲蚌寺修密法之殿竣工的日子，僧众请宗喀巴讲经以为开光。但是宗喀巴未及讲完，便因故返回拉萨去了。不久，又受释迦也失之请，往色拉寺讲经。宗喀巴大约已经感到自己寿命不会长久，他是在勉力而为。不论何处之请，凡无二次者，他全都应许下来，他要利用自己不多的时间，去力争多传此教法。

直到这一年入冬后十月二十日，年迈多病的宗喀巴才回到甘丹寺，回到他自己的住室中，他感到安心了。

当天夜晚，宗喀巴病情发作。三天后，他留下遗嘱，由达玛仁钦继承住持寺院事务。二十四日夜，重病中的宗喀巴仍在竭力修持，他要用佛家的绝对虔诚走完一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二十五日清晨，宗喀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第九章 唐赛儿

第一节 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明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蒲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场发生于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夕的起义，又在距离北京较近的山东一带，给明初政治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在明初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便是后来被民间演义为传奇式的女英雄唐赛儿。

山东蒲台在元朝末年曾经是红巾军控制的地区，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从此这一带在红巾军控制下，明教也从此深入到民间，直到明初，明教作为一种民间传播的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是明教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较早去世，于是当地明教的秘密传播便由唐赛儿承担起来。唐赛儿的传教范围不仅仅在蒲台，到她发动起义的前夕，除蒲台之外，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都发展了大量教众。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故事说，唐赛儿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中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她便通晓法术，运用神剑，剪纸人马作战，完全成为了一个真正为教众们所信奉的“佛母”。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为传播明教的宣传，而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她能够真正有助于那些失去生计的贫民。所以就连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在论及此事时，也不得不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门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①。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只有唐赛儿才是能够救民于困厄的“佛母”，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

第二节 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

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战后的经济破坏相当严重，明初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后期，对于流民的安置，生产的恢复，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难的问题。太祖死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夺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一带又成为重要战场，尚未完全恢复的生产重遭破坏。朱棣即位之初的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百姓困顿，商贾不通，满目疮痍。对于这种情况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经说过：“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②对于在“靖难”中“供给特劳”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带“顺民”，朱棣夺位后还能够想到给予一些特殊的优免，然而山东地区却不在此列。所以永乐间，当山东饥民需要赈济时，许多地方已是仓无储粟，不得不“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①。

永乐四年（1406），山东济南府发生蝗旱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同年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永乐七年（1409）朱棣开始准备对北元的北征，并且加快了对于北京的经营，于是地近京畿的山东又一次成为征发的主要地区。那些被征发挽运粮粟的民运户得到的只是当年田租的优免。两年以后，会通河工程开始，山东大批民户应役，虽然免去了应役者的其他徭役和当年田租，但是对于处境维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免，而且是赈济。第二年春饥之后，当朝廷不得不给予山东饥民赈济时，一次所需的赈济粮便多达六十万石，几乎是永乐初年给予江南大水灾后十余万户灾民赈济的四倍。事实上，永乐中几次数额大的赈济几乎全都发生在山东。到永乐十二年（1414），随着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备，山东再次成为征发的对象。两年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山东与北京、河南的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超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发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鲁，深知这一带民间宗教的传播影响，也学了一些教中的诀语，自以为掌握了破教的办法。永乐十一年（1413）他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看到当地习教民风未息，加上连年灾荒，民情汹汹，恐限制过严反而激起变乱，只得采取了抚绥的办法。永乐十四年（1416）的大规模赈济，很可能便出于这种抚绥政策。

但是，抚绥赈济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饥民的一时生计，却无法改变山东的赋役负担。所以没有多久，唐赛儿部下的董彦杲、刘峻（一作俊）、宾鸿等率众二干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栅（一作棚）寨，以红白旗为号，声势日盛。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对此，山东布政司储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镇压与抚绥并行的办法。永乐十七年（1419）由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结果被义军击溃，高凤被杀。其后又遣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但结果也被义军拒绝，前往招抚的官军也被杀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员隐瞒未报，他们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抚绥，但是实际上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最令他们感到担心的还不止是这二千余人的起义队伍，而是山东各地的数万名明教教众，乃至更多的寻求生计的饥民。

关于唐赛儿起义的情况是由直隶沂州卫上报的，时间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初十日。这时候唐赛儿的教众起事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尽管奏疏中说到起义教众仅二千人，但是朝廷仍然不敢大意，山东毕竟是漕运的要道，是供给京师的基础。朱棣一方面接受了高凤失败的教训，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山东卫所的不信任，他决定派出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

三月十三日，柳升率领的官军到达益都，包围了义军的山寨。面对强敌，义军采取了诈降之计，声称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待到官军放松警惕，义军乘夜偷袭官军军营，杀都指挥刘忠，突围而去。

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已经率领义军攻克莒州、即墨，并且包围了安丘。据有些史书中的记述，当时攻打安丘的义军多达万人，成为这场起义的高潮。但是围攻安丘的义军却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备倭都指挥使卫青所率官军的突然袭击。安丘战败，使唐赛儿的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无力再与力量强大的官军作战。不久，另一支义军在诸城与官军作战中再次失利，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第三节 唐赛儿失踪之谜

这场由民间宗教传播多年而组织的起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镇压下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在义军占据山寨以至其后与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过唐赛儿出现，但她却被认定为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这很可能因为她始终只是保持着民间宗教领袖的身份，而董彦杲等人的聚众山寨，则只是当时明教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教众的行为，而并非全体教众在唐赛儿领导下的行为，所以只有两千人参加了占据山寨的起事。待到义军攻打安丘时，这场起义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高潮，参加起事的人数也骤然增多。但是占据山寨也好，攻打安丘也好，唐赛儿作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很可能并未直接参加，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起义的整个行动显得缺乏统一领导指挥，更缺乏民间宗教背景下起义的严密组织特点。但是这场起义的秘密宗教的特色，在起义失败后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起义被镇压的同月，朝廷下达了追捕唐赛儿的诏令：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三，永乐十八年三月戊戌）

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朱棣将追捕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上惩妖妇唐赛儿通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五，永乐十八年五月丁丑）

因这两道命令而遭逮捕的妇女不下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是唐赛儿却始终未能捕获。而关于唐赛儿的传闻却愈发神奇了起来。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祝允明：《野记》卷二）

..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语解者曰：“今死矣！

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存砚楼二集》卷二四《秦五公传》）

在这些记述中，唐赛儿成为了一个通晓妖术的“妖妇”，但许多人把她当作了一个传奇的英雄人物。明朝人大都对唐赛儿未被捕获而感到惊异，认为她一定会有神人相助。这所谓的神人相助，其实便是民间宗教力量的体现。中国历史上的极端封建专制统治，一向以强大严密而著称，但是在那些信仰着依靠民间宗教精神改变命运的民众面前，却虚弱无用到了这样的地步，一切官府、巡检司、关隘、军队乃至特务机构，都无济于事。唐赛儿的下落永远是一个谜，她谜一般消失在民间。

第十章 明仁宗

第一节 仁厚之君

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七月，明成祖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

皇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明仁宗。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八月十五日，一个不同寻常的中秋节。隆重的登极大典在北京紫禁城中举行。因身体过胖而步履艰难的朱高炽，在人搀扶下登上了奉天殿宝座。略显疲惫的神色掩饰不住一丝成功的兴奋，在监国多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皇位。但他依然是那么仁厚谦和。他让一名太监出来，传旨鸿胪寺，免去了原已安排好的百官表贺之仪。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礼之后，便往承天门外，依照文东武西的仪制分列，等候着开读《登极诏》。

朕惟上天生民爰立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于太和，御统华夷，同跻于熙皞。①诏书开首不外这类惯用的溢美之辞，但是群臣却感到一种孕于无形的变化。这固然因为诏书中明确改革了永乐朝的诸项“弊政”：“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①同时这也是出于他们对朱高炽本人的了解。肃穆静听这作为施政宣言的《登极诏》，仿佛在群臣面前展开了一幅治世蓝图。这位生性仁厚的新皇帝，要用仁政来统驭“华夷”了。”

“仁政”对于明初的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有些显得陌生。自从明太祖朱元璋登极称帝，实行的便是“严猛之治”。那些曾将功臣宿将诛杀殆尽的大案冤狱，人们还当记忆犹新。明太祖死后，建文帝朱允炆登极，这位近于懦弱的青年皇帝也曾想实施“仁治”，但却被燕王朱棣发动的夺位战争所替代。当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那些追求“仁政”的士大夫们遭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恐怖政治代替了理想中的“仁政”。

出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朱高炽，几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他本人的坎坷经历更加使他感到了“仁治”的可贵。洪武二十八年（1395），作为燕王长子的朱高炽被册立为燕世子。这时已是明太祖的晚年。太祖死后，燕王起兵夺位，与父亲性格迥异的朱高炽也被卷进了这场战争之中。

朱高炽虽然生性仁厚，却并不懦弱。他奉命居守北平（今北京），曾经抵挡住朝廷方面数十万大军的进攻。虽然上有母亲徐氏，下有道衍（姚广孝）、顾成等人相助，但仅以万人坚守孤城，也确实不易，可见其绝非庸懦之辈。史书中说朱高炽“善拊士卒”，而且擅射好学，“发无不中”②，颇有些文武兼才的味道。但是朱棣却不大喜欢他。朝廷方面曾想利用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致函给朱高炽。朱高炽不启封，命人径送给朱棣，使朝廷离间之计落空。朱高炽的胞弟朱高煦则是个悍勇无赖之徒。朱棣起兵夺位，他一直随同在军中作战。白沟河、东昌诸战役中，他拼死狠斗，史书中说他“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攻者，高煦力为多”①。朱棣认为朱高煦勇武之气像自己，危急① 《明仁宗实录》卷一上。

①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②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 《明史》卷一一八《汉王朱高煦传》。

之中，得其出力，心里自然喜欢，相比之下，便不大喜欢朱高炽身上的仁儒之气，有时竟会抚着朱高煦的肩鼓励道：“勉之，世子多病。”②朱高煦自然也便会意，这是许他日后为嫡的暗示。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第二节 夺嫡之争

待到燕师攻入南京，朱棣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后，真的要考虑选立太子的时候，却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他因此没有立即册立太子。君臣对此多有觉察，于是纷纷上言，请求建储。不少勋臣贵戚都支持立朱高煦为太子，理由不外其“靖难有功”，文臣则大都支持朱高炽，其代表人物是兵部尚书金忠和内阁学士解缙。金忠在朱棣面前列举历代立嫡故事，劝他册立嫡长子朱高炽。朱棣再去问解缙，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听罢低头不语，解缙知道朱棣平素最喜爱长孙朱瞻基，于是顿首道：“好圣孙。”③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实际上这些文臣们所坚持的还不仅是立嫡长的旧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对皇帝的选择。文臣们渴望一个像朱高炽那样“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④的仁君。

文臣们不失时机地支持朱高炽，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据说一天朱棣命诸臣为一幅《虎彪图》题诗。解缙看到图中大虎与小虎，作讽谕诗吟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①隆平侯张信是勋臣中为数不多的明确支持朱高炽的一个代表人物。朱棣曾直接向他谈到欲立朱高煦为太子。张信怫然道：“事干天常，岂易为耶？”②因此激怒朱棣，被砍伤牙齿。

迫于压力，朱棣不得不于永乐二年（ 1404）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被封为汉王和赵王。然而这场立储之争却并未因此结束，不仅汉王朱高煦一直图谋夺嫡，赵王朱高燧也在宦官黄俨等人支持下暗中活动，而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的受害者主要还是那些支持太子朱高炽的文臣们。

册立太子后，朱棣便不愿再有人议论此事。解缙是个恃才自傲少有顾忌的人，看到汉王朱高煦有夺嫡阴谋而宠遇日隆，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③一下戳到朱棣痛处，大骂解缙“离间骨肉”。朱高煦恨透了解缙，也趁机谮告解缙泄露禁中密语，于是解缙成为了这场夺嫡之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事情发生在太子朱高炽第一次监国期间。永乐七年（1409），朱棣前往北京筹备北征事宜，朱高炽留南京监国。所谓监国，就是代理皇帝问政。但是对于朱高炽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处理政务，因为与其说这次监国是朱棣对他的培养锻炼，不如说是对他的考验。

永乐八年，解缙已被贬官交阯（今越南北部）布政司参议，入京奏事，恰值朱棣前往北京，于是入见过监国的太子后便离京南去。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奏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①朱棣果然大怒，③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④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 陈沂：《畜德录》。

② 陈沂：《畜德录》。

③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①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将解缙下狱。这个立储之争中的大案牵连到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李至刚等人。少詹事邹济也因此积忧成疾，不久病死。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先后瘐死狱中，解缙在关押五年后被处死。

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北征回师，监国的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朱高煦再次乘机进谮，结果东宫官属几乎全部入狱。其中黄淮、杨溥等人系狱达十年之久，直到朱高炽登极，才被释出狱。

文臣们在这场立储之争中受祸匪浅，而他们也确实起到了保护太子的作用。永乐九年（1411），朱棣回师南京时，曾向阁臣杨士奇询问太子的情况。“太子孝敬。”杨士奇抓住了朱高炽最突出的优点，这也是朱棣对其唯一满意之处，朱高煦等无法与之相比。朱棣于是让他再说具体些。

“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杨士奇举例说道：“去年将时享（祭祀），头风作（感冒），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②永乐十五年（1417），梁潜、周冕等人侍从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当时有个姓陈的千户因擅取民财被谪贬交阯，后又念其军功，改为输粟贷罪。宦官黄俨谋立赵王，于是诬告：“上所谪罪人，太子曲宥。”朱棣一怒之下，杀掉陈千户，将梁潜、周冕下狱，不久也一同处死。刑前朱棣曾亲自讯问过梁潜，明知事情真相，并对近臣杨荣、吕震说过：“事岂由潜！”但仍行肆戮，显然是出于对太子的责怪。牵连于此案中的还有徐善述、王汝玉、马京等人。①事后朱棣命胡■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实际上是让他去监视太子朱高炽。临行前密谕道：“人言东宫多失，南京可多住几日，试观如何。”②胡■果然到南京住下不走。杨士奇对此有所怀疑，直截了当促其亟行。胡■以“冬衣未完”为辞，掩饰过去。待他离南京行至安庆，才将有关太子的情况写成密报，疏奏太子监国七事，称太子诚敬孝谨，朱棣看到后才决心不再易储。

十多年后，当年幼的明英宗登极时，仁宗的皇后张氏已是太皇太后。她在便殿中召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和胡■等人，让他们同心协力，辅佐幼帝。她又特别对杨溥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形愁叹，不谓今日复得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皇太后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左右皆悲怆无言。史书中记：“盖先是永乐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谗故，官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相继死，而溥及黄淮一系十年。仁宗每与后言，辄惨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为言。”③① 《明史》卷一五二《梁潜传》，并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同传。

②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仁宗立》。

第三节 九个月的仁宗之治

朱高炽与文臣们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与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登极后的政策。

朱高炽与建文帝朱允炆同属朱明建国后的第三代。他们既不同于祖父朱元璋，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朱标、朱棣，他们在君主独裁和统治集团内相对民主化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

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宽松政治。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追求。

早在洪武时代，当时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和作为燕世子的朱高炽这堂兄弟身上便已明显表现了这种趋势。太祖最初让太子朱标省决章奏，朱标对刑狱多有减省。朱标死后，皇太孙处理此类事务，更加宽大，“尝请于太祖，遍孝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①。几乎与之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与秦、晋、周诸世子受命分阅军士，朱高炽归来最晚，问其缘故，回答说：“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②当他奉命分阅章奏时，只取那些关切于军民利病的内容上奏，有些章奏中出现文字谬误，则不予挑剔上闻。太祖阅读时发现，指着那些谬误之处问：“儿忽之耶？”朱高炽回答道：“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听。”再问他：“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回答说：“恃圣人有恤民之政。”③恤民之政者，仁政耳。这堂兄弟二人，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在推行仁政方面，也同样不顺利。朱高炽仅仅登极一年，便不幸病故，他们推行仁政计划均未及展开。

严格算来，朱高炽在位时间尚不足九个月。短短九个月，他能做些什么而使后世颂之为一代治世呢？

除去在他登极诏中所说的罢西洋宝船，停止迤西市马和云南、交阯采办外，他还施行了一系列善政以及致治的措施。多年监国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他在监国时无法推行的政治主张如今能够付诸实施了。

朱高炽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些儒臣委以重任。

夏原吉被释放复官，他是因为反对永乐十九年（1421）的北征而入狱的。系狱多年的黄淮、杨溥也被释出狱，黄淮被授官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杨士奇被授官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均兼大学士如故。

这一切都是在朱高炽即位后三天之内完成的。足见其对此早已有所考虑了。

这一年九月，即朱高炽即位的第二个月，吏部尚书蹇义及内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都得赐“绳愆纠缪”银章，“谕以协心赞务，凡有缺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①此时的杨士奇、杨荣等人已经兼职侍郎、太常卿，不再仅仅以翰林入直内阁，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十一月，夏原吉也得赐“绳愆纠缪”银章。一个以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① 《明史》卷四《恭闵帝传》。

②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③ 《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 《明史》卷八《仁宗纪》。

金幼孜等人为核心的文臣执政班子基本形成了。这个班子在洪熙、宣德两朝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这便是儒臣治国。

朱高炽即位后的另一惊人之举是为建文遗臣平反。所谓建文遗臣，指的是那些忠于建文帝朱允炆，不肯迎附燕王朱棣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围绕在建文帝朱允炆身边的文臣集团。他们在朱棣夺位后遭到亘古未见的迫害屠杀，并被榜列为“奸臣”。

如果认为朱高炽身边的文臣集团是朱棣扶植起来的新的集团，而与建文朝臣无关的话，显然不符合事实。且不说夏原吉这样的建文要臣曾险些名列“奸党”，便是当初迎附的诸臣，对于自己同僚那触目惊心的惨祸，也实难无动于衷。

朱棣在对建文遗臣及亲属追治杀戮十余年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①。但这只是稍有缓和而已，追治“奸党”并未停止。永乐十四年（1416）文渊阁大学士胡广奔母丧自江西还朝，朱棣向他询问地方上的情况，问到“百姓安居”时，胡广说道：“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亲，为民厉。”②朱棣听后，传旨停止追治“奸党”。不过实际上此后依然经常发生与所谓“奸党”相关的株连，没有人敢出来为建文遗臣们讲话。第一个出来为建文遗臣讲话的就是朱高炽。

“方孝孺辈皆忠臣。”③朱高炽曾不止一次对廷臣这样谈及建文遗臣。史书上看不到当时诸臣的言论，但在这一年十一月，这种宽宥终于以正式诏书下发了。朱高炽在御札中写道：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谪充军者，亦宥为民。①这虽然是写给礼部尚书吕震的御札，但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定论，朱高炽不可能不征求近臣之议。到十二月初二，“上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调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②仁宗之所以能够闻知建文诸臣外亲的情况，显然有人向他谈及。此即史书所称，永乐末诏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臣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③这里所说的“永乐末”，系指成祖死后，仁宗即位尚未改元洪熙之时，并非成祖晚年。虽然还在口口声声称之为“奸臣”，但个中的变化，人人都已感觉到了。

登极之初的几个月，就这样在忙碌中匆匆而过，转瞬便是洪熙元年（1425）正月。正月初一，改元的正旦大朝，朱高炽御奉天门受朝，但不举乐，以示孝俭。然后是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再后是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朱高炽亲手把印授给杨溥，对他说道：“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识以进。”④与此同时，加黄淮兼① 李贽：《续藏书》卷五《逊国名臣记》。

② 《明史》卷一四七《胡广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① 《明仁宗实录》卷四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

②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③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首。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官少保户部尚书，杨士奇兼兵部尚书，金幼孜兼礼部尚书，都再次得以晋官。朱高炽按照既定的方针一步步地前进，不久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兵部尚书李庆因考虑民间养牧官马蕃育，分送军伍后尚余数千匹，于是奏请“令朝觐官领之，太仆苑马，岁课其息。有亏，罚与民同”。杨士奇认为这有悖于求贤养士的原则，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负此名于天下，“岂贵贤贱畜之意乎？”李庆对杨士奇的反对感到忿然，不肯采纳。朱高炽起初答应罢止，但此后便无消息。次日上朝，杨士奇又言及此事。朱高炽答曰：“偶忘之。”过了些时候，朱高炽在思善阁召见了杨士奇，对他说道：“内批岂真忘之！朕闻吕震、李庆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为众所伤，不欲因卿言而罢，今有名矣。”说罢，取出一份奏章，是陕西按察使陈智言畜马不便的上疏，让杨士奇以此为题草敕罢止官员养马。①“陛下知臣，臣不孤矣。”杨士奇顿首说道。“继今令有不便，惟密与朕言。李庆、吕震辈不识大体，不足语也。”②朱高炽对杨士奇表示了最大的信赖。

其实朱高炽这个评语有欠公允。李庆其人“清介有执”为列卿之良者。③吕震虽为人“佞谀倾险”，但“有精力，能强记，才足以济其为人”④。凡有事陈奏，千端万绪，背诵如流。据说有一次他随成祖北征，见沙碛中立有一碑，与诸从臣读过。一年后，成祖与诸臣语及此碑，欲派人往录。吕震称无须遣使，当即笔书全文。事后成祖命人拓来碑文相对，无一字脱误。这样的才干确是难能可贵。

显而易见，李庆、吕震均属于干吏之列，而不同于那种典型的儒臣。干吏乃治世中必不可缺者，纷杂事务主要依赖于他们。不久发生的弋谦言事之事，更说明李庆亦颇识大体。

弋谦是永乐朝的御史，因言事忤旨，贬为知县，又被免官归乡。朱高炽即位后，知道他是骨鲠敢谏之士，召授大理少卿。但不久弋谦便又因直言，词语太激召致朱高炽的不快。吕震、吴中、吴廷用、虞谦等人纷纷弹劾弋谦“诬罔”。都御史刘观让众御史合疏纠劾弋谦。一时间形成众臣声讨的局面。大臣中只有李庆和夏原吉一无所言。

朱高炽召见杨士奇等人询及此事。杨士奇劝道：“谦不谙大体，然心感超擢恩，欲图报耳。主圣则臣直，惟陛下优容之。”

弋谦因此没有获罪，但朱高炽每见到他，总是词色甚厉。杨士奇看在眼里，找机会进谏道：“陛下诏求直言，谦言不当，触怒。外廷悚惕，以言为戒。今四方朝觐之臣皆集阙下，见谦如此，将谓陛下能容直言。”

“此固朕不能容，亦吕震辈迎合，以益朕过，自今当置之。”朱高炽像是明白了点。传旨免去弋谦每日朝见，让他专门管理大理寺事。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朱高炽很快便感到言事的人愈来愈少了。他再次召来杨士奇，说道：“朕怒谦矫激过实耳。朝臣遂月余无言。尔语诸臣，白朕心。”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③ 《明史》卷一五○“赞曰”。

④ 《明史》卷一五一《吕震传》。

杨士奇却认为此事不应由自己转达。“臣空言不足信，乞亲降玺书。”①朱高炽于是在榻前写下了一份引过自责的敕书。

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繁，殆难独理，是以数诏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今谦就职，但兑朝欤，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解（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掠其嘉谋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乃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议，弋谦朝参如故。①说是自责，其实也是一种自诩，朱高炽力图使自己保持一个仁德圣明皇帝的形象。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也正因为如此，有时过激的否定上言，便会招致他无法遏制的恼怒。中年多病，又使他一改宽谨的性格而时常显得躁怒。他虽以自责求直言，只是在表示君主的大度。可是偏偏会有一两个迂腐的儒臣不识时务，终于导致了第二次直言事件。

这一年五月，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再次上疏言事，他以过激的言词批评朱高炽“土木遂兴，重劳民力”，用宦官“折辱郡县，棰楚小民”。“大孝尚未终，正宫尚未册”便选取侍女，惊动远近，“恐乖风化之原”。如今天下并非大安，“飞蝗蔽天，民食寡乏”，不能像太祖高皇帝那样未尝见日而临朝，“或旭日已旦，朝仪方肃”。非勤政之君。并引程子之言，劝朱高炽加深涵养，务正学，求帝王经世之要、古人治乱之由，除逸乐无益之事、佛老异端之说。①疏入，朱高炽勃然大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质问，李时勉却倔强不屈。

朱高炽命武士用金瓜扑打，李时勉被打折三根肋骨，曳出后险些丧命。罚他为交阯道御史，每天问一囚犯，上言一事，三天后逮入锦衣卫狱。

经过这场风波，朱高炽也气得病倒了，他临终前对身边的夏原吉说：“时勉廷辱我。”②说罢忿然不可遏，当天夜里病发而死。短短九个月的帝位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他在位时的一些事情的结果似乎有悖于仁治之道，但后人却给予了他过高评价，所谓“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这虽然只是假设，但却不曾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朱高炽确实在推行一套治世的计划，只不过未及展开。而明朝政治脱离君主独裁的轨道，真正形成文官治国制度，这一切到宣宗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 《明史》卷一六四《弋谦传》。

① 《明仁宗实录》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辛未。

① 夏燮：《明通鉴》卷十八，仁宗洪熙元年五月。

② 《明史》卷一六三《李时勉传》。

第十一章 明宣宗

仁宗朱高炽的治国，不到一年时间便因突然病故而结束。这给明初守成治国的过程带来了一些必然的变化，本来很可能出现的“洪熙之治”，却不得不延长到了宣德时代。

第一节 宣德初政

宣宗朱瞻基（1398—1435）登极之初，立足未稳的文官政治面临着一次考验。朱瞻基酷似其祖父朱棣，而且从他少年时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宠爱和培养。

永乐七年（1409）春天，朱棣夺位后第一次返回旧藩北京，年仅十二三岁的朱瞻基即受命从行。次年朱棣亲自率师北征，朱瞻基又受命留守北京，俨然有些监国的样子。永乐九年（1411），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而确立了他的储君地位。

朱棣对于这个长孙确是独有所钟。永乐十一年（1413）的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也再次给祖父脸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仅屡射屡中，而且当祖父当众说了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时，便立即叩头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①他既有着祖父的英武，又具备了父亲的睿智，难怪朱棣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②所谓的“太平天子”，绝非仁宗那样的仁德之君，他对仁宗那种儒生气甚至感到厌恶，因此几乎酿成汉王夺嫡。在这关头倒是朱瞻基帮了父亲的忙。他对叔父觊觎储位的企图，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一次谒陵途中，当时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因身体肥胖，行走不便，靠着两名内侍搀扶，还是滑了一跤。汉王朱高煦在旁说道：“前人把滑，后人知警。”话音未落，身后有人应道：“更有后人知警。”③说这话的便是皇太孙朱瞻基，汉王高煦不由回顾失色。朱瞻基并未把勇悍善斗的叔父放在眼里。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第二次亲自率师北征时，朱瞻基便随同出征了。在忽兰忽失温激战中，他在宦官李谦引导下追敌至九龙口，遭到瓦剌骑兵围攻，几乎发生危险。在朱瞻基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宠爱与骄纵，同时也有锻炼与拼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成祖的安排，他一心想把皇太孙培养成同自己一样的追求文治武功的开拓之君。

洪熙元年（1425）五月，明仁宗突然病故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他是因为南京屡次发生地震而受命前往居守的。六月中，得到仁宗病故的消息，朱瞻基火速赶回北京。汉王朱高煦本来图谋于途中设伏邀击，因为朱瞻基行动迅速而未得逞。他们叔侄之间的斗争从此便真正拉开了序幕。

这场斗争给文官们帮了不小的忙。汉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当初参与“靖难”的军人集团。这种历史造成的结果使得朱瞻基从登极之初便不得不去依靠当初仁宗身边的一批文臣。

历史有时往往就这样巧妙而奇特，这一切都仿佛在重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是朱棣依靠军人集团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此刻轮到了汉王朱高煦和侄儿朱瞻基。朱高煦终于决心仿效父亲来第二次“靖难”。朱瞻基是洪熙元年（1425）六月登极的。七月，朱高煦陈奏利国安民四事，这实际上是对朝廷的试探。尽管所陈并非如意，朱瞻基还是曲徇其意，付有司施行。

“永乐中，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志，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宣宗击射》。

② 《明史》卷九《宣宗纪》。

③ 叶盛：《水东日记》卷七《后人把滑》。

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①朱瞻基顾谓群臣的这番话不无弦外之音，既有警示，亦有安抚。但身处局内的朱高煦却毫无所悟。

次年改元宣德，正月里汉王朱高煦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有人告诉朱瞻基：“汉府所遣来者，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②朱瞻基对此岂无所知，他不过采取后发制人之策，表面上推诚以待而静观其变。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汉王府索要骆驼，立即与之四十，索马与之百二十，还有袍服等等，皆遂其意。这些做法与朱瞻基性格颇有些不符，显然是他周围文臣们起了作用。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官集团已经在永乐、洪熙乃至宣德三朝皇帝身边逐渐形成了。

朱高煦的准备则极不顺利。八月初，他命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反被张辅执送朝廷。再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于济南反叛相应，又被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预防，谋不得发。朝中旧功臣既无人内应，地方官员又不肯从乱，朱高煦陷于孤立之中。在乐安家中居丧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连忙换装改名，间道入京告变。

倘若朱高煦稍有头脑，他应该明显感觉到形势对于自己的不利，但他却不顾一切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八月初一，朱高煦在乐安授官命将，建立五军。五天后，便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终于重演“靖难”旧剧。

直到这时候朱瞻基才临朝宣布命将出征，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起初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将兵征讨，但是第二天夜里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①他一句话把人们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夺位的灾难之中。“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②杨荣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朱瞻基亲征。朱瞻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鉴，不可失也。”③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④杨荣和夏原吉都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靖难”之役。尽管此刻与当初形势截然不同，他们还是希望万无一失，而惟恐重现那幕历史惨剧。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文臣的主张。

文臣们的劝说使朱瞻基终于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应该说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态。这场斗争最终是以朱瞻基亲征与朱高煦的失败宣告结束。这是仁宗之治的胜利，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师还，杨荣以决策功，受到赏赐，得赐银章五，褒奖甚至。夏原吉也被赉予加等，得赐阍者三人。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则因在这次出征时反对袭执赵王，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④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彻底孤立了汉王朱高煦，杨士奇因此更得到信用及赏赐。

仁宗身边那批有为的文官，重又聚集于朱瞻基的周围并为其所倚靠。

这一年十月，曾因气死仁宗而入狱的翰林侍读李时勉被复官。史书记述了这有趣的一幕。

当时有人对朱瞻基说起李时勉得罪先帝的情况，朱瞻基不由大怒，命令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使者去后，他愈想愈气，又令王指挥前去将李时勉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时，使者正巧带李时勉由端东门入，没有碰上。朱瞻基见到李时勉，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头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听了这两件事，朱瞻基怒气稍解。李时勉说了六事便说不下去了。让他接着说完，他回答说：“臣惶惧不能悉记。”这时朱瞻基已怒气全消。“是第难言耳。草安在？”他甚至想再看一遍那份疏草。“焚之矣。”李时勉答道。朱瞻基不由叹息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李时勉已经完全是一位忠臣了。等到王指挥去狱中提人不到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冠带立于阶前。①李时勉的复职表现了朱瞻基的宽容大度。李时她虽然不属于当时文官集团中的代表人物，但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自然会得到文臣的普遍欢迎。

四个月以后，有五名文臣在文华殿得到皇帝赐予的范银图书。他们是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胡■。蹇义得到的是“忠厚宽弘”，夏原吉为“含弘贞靖”，杨士奇“清方贞靖”，杨荣“方正刚直”，胡■“清和恭靖”。后来又有一位内阁学士杨溥。这便是史称的“蹇、夏”、“三杨”。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经历了长期政务锻炼的文官群体。蹇义掌吏部，夏原吉掌户部，“三杨”掌内阁，胡■掌礼部。他们在继承和推行洪熙、宣德两朝仁政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便是“宣德之治”的基础。

永乐后期，由于皇权专制过于强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短暂的一年间根本无法解决，这任务也便落到宣宗头上。当时主要问题是财政的困难。北征、迁都、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内属后的交阯布政使司，这一切都花费了大量资财。为了这样庞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赋役征输，结果又造成对生产的破坏，社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仁宗即位后，停止了北征、营建和西洋宝船。这些紧缩开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即位后，在解决了汉王对皇位的威胁后，继续推行了这种紧缩开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举动便是放弃交阯。

自永乐五年（1407）安南内属改设为交阯布政使司后，几乎没有过一天平静。出征安南的明军撤离仅一年，当地便发生了动乱。永乐六年（1408）八月，简定、邓悉、阮帅等出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路，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诸州县皆起响应。当地明军镇压不力，只得调发云、贵、川三都司及成都三护卫军，由西平侯沐晟挂征夷将军印率师征讨。但是同年十二月，沐晟兵败生厥江，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儁突围不成，自经而死，交阯都司吕毅、参政刘显同时战死。次年二月，成祖只得再次启用当初平定安南的主帅张辅。十一月，张辅擒获简定报捷，随后即受命班师。当时成祖正着力于北征，交阯不再成为重点。因此当退据乂安的陈季扩派人入朝求封时，成祖援例诏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并分授其部属都指挥、参政、副使等官。这与陈季扩求封安南国王的愿望大相径庭，结果一纸诏书反而成为交阯新战乱的导火线。永乐九年（1411），成祖不得不第三次命张辅率军前往交阯。张辅到达交阯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局面，但是陈季扩仍然坚持了两年多，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初，阮帅被擒，陈季扩败退老挝，于蒙册被明军俘获，交阯重新平定。

成祖凭藉武力征服对交阯进行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于兰山，交阯再次动乱起来。史书往往将交阯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当初甚至成祖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阯撤足。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阯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阯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

当这个包袱落到仁宗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阯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阯触怒成祖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1426）。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阯问题了。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宣宗谕旨督责陈智等人兵败的第二天，便在文华殿中秘密召见了二杨。“昨谕荣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独与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带含混地说道：“昔在南京，皇考曾与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氏篡陈，法所必讨，求陈氏之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尚有后，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此语藏之朕心未尝忘。”

“永乐三年初征黎贼，凡诰敕皆臣等亲承面命。圣志惓惓，在于兴灭继绝。”二杨回答得可谓婉转得体，放弃交阯，复立安南，不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的惓惓圣志。

“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与朕合，三二年内，朕必行之。”①这次谈话便是宣宗放弃交阯的前奏。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天退罢朝，宣宗又在文华殿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他首次直接谈到了放弃交阯：“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后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师，盖兴灭继绝盛心也。而陈氏子孙为季犛杀戮已尽，不得已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自是以来，交阯无岁不用兵，皇考念之，深为恻然。昨遣将出师，朕及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①这一次又谈到了《祖训》，可见宣宗确实反复考虑了，因为他不仅要说服群臣，而且要首先说服自己。但是对于蹇义和夏原吉来说，这实在太突然了，他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臣等以为非是。”这大约并未出乎宣宗意料，他看了看杨士奇和杨荣，问道：“卿两人云何？”“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汉、唐以来虽为郡县，叛服不常。汉元帝时，珠崖反，发兵击之，贾捐之议罢珠崖郡，前史称之，夫元帝中主，犹能布行仁义，况陛下父母天下，与此豺豕较得失耶！”②宣宗点了点头。这番对话目的在于说服蹇、夏二人。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蹇、夏为首的主要大臣的支持，这当然还需要时间。但是事情发展得比宣宗预料要快些，就在宣德二年（1427）即发生了王通与黎利私下立坛为盟之事。王通初至交阯，曾大败黎利，但不久黎利势力复兴，朝廷再命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调军征讨。柳升勇而寡谋，沐晟怯而无能。明军于倒马坡中伏，沐晟坐视不救，柳升全军覆没。王通得知柳升败报，更无心再战，遂与黎利立坛为盟，宣布退师。

十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这次上表人的名义却不是黎利，而是一个所谓的安南国王陈氏三世嫡孙陈暠。陈表中写道：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首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犛父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今二十年。近者国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云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陈立之，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谨奉表上请。①表中所言颇令人感到蹊跷。宣宗看过后，交给英国公张辅。

“此不可从，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张辅是当年平定安南的主帅，自然依旧主战，“此表出黎利之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②蹇义、夏原吉支持张辅建议，反对放弃交阯。自永乐中黎利反叛朝廷，二十年间未闻有陈氏后人之说，此时突然冒出陈暠，当然是黎利诡妄之谈，但是杨士奇和杨荣却宁愿以假作真，趁机放弃交阯。

“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以兵，臣不忍闻。”

谈到了国家状况及其当务之策：“且求立陈氏后者，太宗（成祖）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后郡县。叛乱相寻，至深廑先帝忧。今因其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计大便。汉弃珠崖，前史荣之，安在为示弱乎？”①这是二杨与宣宗多次谈话的总结，是考虑已久的计划，宣宗认为没有必要再作讨论。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第二天，向群臣出示交阯奏表的同时，宣布息兵养民，放弃交阯。

明宣宗终于迈出了这艰难而关键的一步，经过仁宗、宣宗两代人的努力，明朝开始摆脱了开国以来，特别是永乐以来形成的种种财赋重负，真正走上了息兵养民的道路。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第二节 宽松与务实

宣德三年（1428）暮春三月，明宣宗在宫苑中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十八位要臣，但这并非议政，而是一钦赐的春游。群臣们随从宣宗乘马登山周览，又泛舟于太液池水之上，望着四周一片盎然春色，君臣们赋诗赓和，融融之意，似乎也如这春色一般，由儒臣们的心头延展开去。上有励精图治之君，下有同心辅政之臣，一片祥和宽松，使人感到太平盛世之将临，同时人们也不得不对宣宗的治民方针感到惊异。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天下多有辱没之感，他却在杨士奇、杨荣等人支持下办到了。史书中说：“自交阯内属者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馈饷至百余万，转输之费不预焉。至是弃去，官吏军民还者八万六千余人，其陷于贼及为贼所杀者不可胜计。天下举疾通（王通）弃地殃民，而上不怒也。”②这在太祖、成祖时是不可想象的，而仁宗又似乏此胆量。宣宗之所以能够放弃交阯，显然是放弃了那种专制君主的尊严，转而追求一种安定太平和官民的称颂，这一弃一求，也就成为宣德中宽松政治的基点。如果将其与仁宗的仁治相比较的话，宣德之治在文官治国制度上比洪熙时更为突出，政出内阁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

宣德五年（1430）的清明节，宣宗奉皇太后谒祭了天寿山的长、献二陵。这位年轻的皇帝没有乘坐御辇，他英姿勃勃地骑在马上，亲自为皇太后的凤辇开道。这一次人们都瞻仰到了皇帝的风采。经过清河桥的时候，宣宗又下马为太后扶辇，道路两旁跪满了黎民百姓，叩拜山呼，声震郊野。太后望着宣宗说道：“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①这种现实中的说教，更容易打动宣宗的心，他切实感到了安民的重要。谒陵返回途中，他饶有兴致地来到田间，向春耕的农夫询问起稼穑之事，并且取过犁来试着推了几下。尽管只是几下，宣宗却已经感到十分吃力了。他回顾侍臣们说道：“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②这件事对宣宗的触动颇大，回宫后他再次对身边大臣谈及此事：“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③宣宗果然将与农人的谈话记录成文，题名曰《耕夫记》。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② 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①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③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①大概是耕夫对于县官的那番谈话对宣宗起了一定作用，两个月后，他下诏追夺赃吏诰敕，并且著为令，定为制度。随后便是九位著名知府的委派。史书中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②于是尚书蹇义、胡■，大学士杨士奇等首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任苏州知府，同时被荐的有户部郎中罗以礼为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赵豫为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为常州知府，户部员外郎邵■为武昌知府，刑部员外郎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御史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九人后来皆有治绩，而以况钟最为著名。

这一年的九月，又有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丙午..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总督税粮。”①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今湖南、湖北），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曹弘巡抚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由此开始了各省专设巡抚的制度。宣宗在给他们的敕谕中写道：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斯。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迭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钦哉。②这些派往各省的巡抚，与不久前就任各地的知府们带去了宣宗敕谕中安民求治的意旨。宣宗希望依靠他们去实现一种祥和、宽松、安定、富裕的局面。这些巡抚与九位知府都是奉敕行事的，远非一般地方官员所能相比，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周忱和况钟了。他们出任的苏、松一带是当时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也是文人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

当时江南一带情况十分特殊，这里素称富庶，但又是赋役最重的地区，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①这是明初的政治报复与严猛之治的产物。到成祖时还在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为监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却“丧服入见，语不逊”，被族诛，其先冢被掘，亲党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令世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②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②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世骂翔也”②。不过高翔乃陕西朝邑（治今大荔东）人，并非苏、松人，且成祖时的这种加税，只是个别现象，不致形成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但其起因与性质则同样是出于严猛与专制。也正因为如此，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宽松，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赋，也必须给予解决了。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赠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③结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正常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江南，这种财政混乱势必造成国民两竭。因此从宣德初年起，便屡诏减苏、松重赋。到周忱、况钟就任后，与当时全国上下宽松形势相一致，他们开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周忱不负宣宗之选，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尝去趋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①周忱巡抚江南，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理财，但他不为多收而横征暴敛，而是以宽纾民力去解脱困境。所以《明史》指出：“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以爱民为本。”②而就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③。在安民求治的原则下，他们确实作出了成绩。

他们首先着手解决的便是赋税不均的问题。当时苏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耗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身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纳税多少平均分担增耗，又请工部颁发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粮区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② 《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③ 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③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②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首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③。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①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③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①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 任人唯贤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②，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①，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首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支持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发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贰，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①。袭赵之议起自陈山②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140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②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1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首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③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①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②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0）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② 《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③ 《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① 《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② 《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支持，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①。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①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②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第四节 守成之君

明朝自太祖建国，成祖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太祖三十年治国，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头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他接着又说道：“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①命司礼监重新刊刻《祖训》，并颁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还在于加强对藩王们的控制。但是他同时讲到了一个问题，即守成的原则问题。仁宗的守成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

五年以后，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正月，宣宗在斋宫中对大学士杨士奇也谈到了守成的问题。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因为仁宗虽然也力图于守成中有所作为，但他毕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与群臣计议国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则上与仁宗又不尽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样去强调敬天法祖。

“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无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②宣宗的这番话很有意思，后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先王之制是可以改变的。世无定法，关键在于守成之君的作为。这比起仁宗一味主张动法祖宗要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诚然，洪武、永乐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书上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①但那是个国富民穷的时代。巨大的收入难于应付更大的支出。史书中亦称：“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国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部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并有成祖五次亲征蒙古，以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②。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领在于减少这类大规模的开支。仁宗首先罢西洋宝船，并罢迤西市马及云南、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传》。

交阯的采办。宣宗二年，又放弃交阯。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乐后期经济困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未能根本解决财政的艰难。

宣宗即位的前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将退的形势下，积极选拔新人，努力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一个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轻的初仕官吏组成的梯队形官吏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从宣德五年（1430）起，他开始实行一套恢复经济的措施。

这一中心工作的转变，大约是在宣德三年（1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罢左都御史刘观，以顾佐代。那也是为了解决官吏的贪浊之风。顾佐任都御史后，风宪部门得到整肃，吏治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是人事安排的关键一步，第二年十月，张瑛、陈山被调离内阁，张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则专职教授小太监读书。张、陈是宣宗为太子时东宫旧僚，这次被排斥出参预机务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于陈山“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又“于诸司征求不厌”。“瑛行事亦类山”①。这种索贿行为与当时的反贪颇不相宜，于是又引出主张罪废赵王的往事。张瑛、陈山调离内阁，意味着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从宣德五年（1430）五月起，宣宗开始着手经济的整顿。这一年的两次任免，目的都是为了财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区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财赋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谦等为巡抚，分治各省。

当时凡属理财方面的上报，宣宗都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像郭资、胡■这样老资格大臣出面反对时，也遭到宣宗毫不客气的切责。

这种强有力的支持，给理财官员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许多措施很快便收到了一定效果。在这里老天也帮了一点忙，宣德七年（1432）江南大丰收，周忱和况钟等人设置的济农仓获得大量存贮，以后数年间，“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②。财赋的充盈，使地方上诸事得以并举，“修葺廨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稍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①。此事颇遭朝中物议，而富庶之名亦由此播之四海。

据史书所载，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亦着力于发展当地经济，垦田植树，两省各积谷数百万，对缺食下户随分支给，老疾贫困无力偿贷，则予蠲免。至正统初，山东、陕西大饥，流民入河南达二十万，全凭地方所积，发仓赈给，成效甚著。

然而，史书中却亦有不同记述。

宣德五年（1430）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②周忱奏请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1431）三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①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月。宣宗得奏后，命户部会官议，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于是奏言：“其欲减官田古额，依民田科收。缘自洪武初至今，籍册已定，征输有常。忱欲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宣宗对郭资等人所奏并不满意：“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议。”③显然，宣宗是倾向于周忱的，只是迫于朝议，难于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张去办。大约半年前，广平、大名一带因水涝无收，宣宗命户部蠲免田税，当时他曾与侍臣谈起这个问题。

“水旱灾伤，世恒有之。..毕竟君道当修，其在己，不可委之于天。”

“亦贵国家素有备。”侍臣答道。这是太祖太宗时的旧方针，“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是宣宗却认为：“国家有备，犹不若百姓有备。”①这也便与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区别。主张百姓有备，是明确的富民政策。与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敛，再于凶年蠲赈，不若藏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惜的是，宣宗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户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员，还因循于永乐间的旧方针，难于一时改变。这一点从全国税粮征收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明代历朝全国田赋实收平均数额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为100）

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①因为实际上宣德中的减额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丰收暂时扩大开来，并未能根本解决重赋的压力。史书在谈到正统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时称：“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②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宣德末应为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抚江南之时，然而《明史·食货志》中却明确记述了周忱与况钟计减苏粮之后，周忱请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赋的诏书难于实施，宣宗也慨叹：“计臣壅遏膏泽。”而后才又谈到宣德末年逋粮之事，这显然说的决非宣德五年（1430）间的事情。

到这时候我们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阯问题等等，从而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它还力图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正统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但是仁宣致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它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它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这便是有些史家说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①这是否也正是史家们不称之为“仁宣之治”，而称之为“仁宣致治”的原因呢？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一，宣德五年十月乙未；《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戊子。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第十二章 周忱 况钟

第一节 周忱

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0），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1430），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①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1430）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明史·食货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便弹奏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

田粮运输的改革。粮食的运输征解是田赋制度中一个十分困难与棘手的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民运中，运夫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周忱与漕运总督陈瑄商议，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每正粮一石民运至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1433），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②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③又据《明史·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①。“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正统初年，由于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货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流通开来。连国家与皇帝的权威也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势炎。于是江南四百万石漕粮也折征为一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就是改折为布、绢等“折色”物品，也比缴纳“本色”粮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尽可能争取缴纳“折色”，同时，利用米粮、布绢、白银作为调节赋税负担的杠杆。“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②松江为明代棉纺织中心。洪武时已有以布折赋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请恢复松江、常州部分秋粮折布缴纳。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公私皆便。洪武间，因为北方地旷人稀，便于江浙苏、松等处按田粮佥派人夫到凤阳等地养马走递，充当驿夫。正统间，周忱奏请以秋粮带征耗米，易银交付北方有关地区，从而减轻了江南马夫的负担。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②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武进县志》。

①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正统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视淮安、扬州盐务，以整理那里的盐课拖欠。

周忱命苏州等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至扬州盐场，抵作田赋，而令灶丁纳盐支米。当时米贵盐贱，饶足，施及外郡。

周忱的改革触及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正统七年（1442），豪强尹崇礼攻击他“多征耗米”。九年给事中李素等弹劾周忱“妄意变革，专擅科敛”。景泰元年（1450），当国难当头之际，应天府豪民彭守学又攻击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击他“变卖银两，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户部竟奏请“分往各处查究追征”①。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

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②景泰四年（1453）十月卒。终年七十三。卒谥文襄。著作有《双崖集》。

① 《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九。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第二节 况钟

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经科举，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况钟（1384—1443），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家境贫寒，其父仲谦为生活计，送给黄氏收为养子。七岁时，母亲去世，无限悲痛。于是，刻志于学。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十二年（141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二十一年（1423）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超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宣德四年（1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宣德五年（1430），延臣会议，提出江南赋税征收困难问题，谈及“天下九大郡，繁难治，苏州尤甚，税粮甲于他省，民困吏奸。每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于是，皇帝朱瞻基诏令六部、都察院，各保举“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礼部尚书胡■、吏部尚书蹇义交章推荐况钟，其时首辅杨士奇“尤秉知人鉴，凡所识拔，悉为名臣，然性严不轻于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况钟为苏州知府，“赐敕书，假便宜从事，章奏得径达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况钟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环立请判牒，况钟假装木讷，不懂诸务，随群吏之意。群吏异常高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三天之后，况钟召群吏责问：“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即捶杀数人，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从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

苏州因元末为张士诚之地，为张氏据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泄其愤，而将苏州租赋加重，致使百姓难以承受。至仁、宣时逋赋数额巨大，赋税旧制难行。宣德五年（1430）春，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尽管如此，至况钟到任，苏州一府拖欠赋税已达四年。况钟请求“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于是又上书指出：“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③ 本文主要依据《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以及《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卷四《张太史赠太守况钟前传》，凡引上文，不另作注。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几经曲折和努力，终于得到皇帝的批准，按照况钟所奏，予以免除。

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多次请求减免苏松重赋，都与巡抚周忱的支持分不开。其时，二人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周忱所行的善政，况钟在苏州都悉心玉成。他所积济农仓粟每年多达数十万石，除赈济灾荒外，还代民间支付杂办徭役及拖欠的租粮。曾置善恶二簿，以行惩劝；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入为奸；置纲运簿，防止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止非理需求。总之，其为官理事，纤悉周密；兴利除害，不遗余力。以致“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苏州以富丽闻名，宫中宦官购买花木、禽鱼、器玩等，受工部委派，纷纷前来。郡佐以下，稍有异词，辄遭辱骂，甚至被绑被打。一些高官大僚，恣意需索。而况钟对此，待之以礼，从不屈膝；且戒属僚，勿赂一钱。致使往来苏州的京官宦竖，惧怕敬畏，不敢胡作非为。

况钟虽是吏员出身，但对教育特别重视，对文儒皆予厚待。凡单门寒士，多有赈济。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书生，曾递诗给况钟，况钟很为赏识，准备推荐为官，同时却收到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即保举，上奏朝廷，授予吏、刑二部司务，后迁御史，“整饬举劾，俱得其当”，著声于朝。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之习，无论大小事件，都动辄赴京告状。由于苏州属直隶府，上无布政司、按察司的设置，一旦准予差提，每一家牵引多件，株连数十数百。无辜之人受诬解送，农耕经年抛荒。对此，况钟上书奏请，遇有告状之事，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刁风顿息，而越控解京之弊始除”。另外，每当御史巡按到府，府官过于卑屈，御史肆其贪侮。况钟奏定“相见礼仪，而宪纲始肃”。

况钟任苏州知府，事事根据朝廷法令办事，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宣德六年（1431）三月，继母去世，况钟奏闻朝廷，回家守孝。百姓挽留，不得遂愿。时过不久，“秋粮应减者，倍加收敛，奸吏舞法，故弊丛生”。百姓更加思念况钟，作歌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还有一歌唱道：“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吁嗟之声，溢于衢巷。于是，御史、府同知等，据县民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余名告词，奏请夺情起复。于是奉皇帝圣旨，召况钟由家乡径回苏州知府任上。正统五年（1440），况钟九年职满。同年十月循例备由赴部候升，而“饯送者数百里不绝，况钟作诗慰劳。入京召见，奖励倍至。”苏州耆民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联名上疏挽留，其中说“尹苏仍非公不可”。最后皇帝下达圣旨：“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次年正月，又降圣旨：“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况太守集》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这是自明皇朝建国以来七十余年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由此可见况钟政绩的卓著和品德的高尚。

正统七年（1441）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年六十。况钟去世之日，郡民罢市，如哭私亲，苏州七县绅耆人等，俱奔赴哭奠，就连邻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次年春的归柩之日，倾城出送，白衣白帽，两岸夹舟，奠别出苏州之境，还有奔程路祭的，略不断绝。朝廷赠正议大夫资治卿。祀名宦祠，准许城邑建祠以祀，春秋官为致祭。

第十三章 杨士奇 杨荣 杨溥

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均是明代入阁的政治人物，并称“三杨”。

第一节 杨士奇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其著作主要有《周易直指》十卷，《三朝圣谕录》三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明人王世贞对其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①大致概括了他的诗文特征。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宠，杨士奇的仕途充满了阳光与鲜花。

天有不测风云，杨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①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②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之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按照封建礼仪，新皇帝应为过世的皇① 《纪录汇编》卷一二○《明诗评》。

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帝服丧二十七天。期满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张辅、杨士奇三人仍着丧服上朝，满朝文武皆更换服装，由此朱高炽对杨士奇更加敬爱，逐步提拔他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成为内阁首辅，位次列于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

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①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当然的首席顾命大臣。

洪熙元年（1425），朱瞻基继承皇位，是为宣宗，他既具备父亲的文才，又具备祖父的武略。“三杨”继续留任内阁，他们定期上朝觐见皇帝，讨论较为迫切的具体事务。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封的奏议，并对官员呈递的奏议提出适当的答复，供皇帝御批，内阁由此成为皇帝与六部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②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发动了武装叛乱。朱瞻基在杨荣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叛乱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处以酷刑。种种迹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赵王朱高燧也与汉王的阴谋有所牵连，杨荣等人主张同加严惩。针对这种纷纭复杂的形势，朱瞻基举棋不定。杨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局的稳定，与杨荣针锋相对，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终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没有追究赵王的责任。赵王主动献出护卫人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趋向了稳定。

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朱瞻基即位后，还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交阯继续抵制明皇朝的统治。是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还是撤军，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将领们主张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杨士奇看到连年的征战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杨荣一道力主讲和，认为可以让交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他们的主张正中朱瞻基下怀，于是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交阯的叛乱问题。后来几经周折，朱瞻基勉强授予交阯的实际统治者黎利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这样既赢得了南部边疆的安定，又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事开支，再次显示了杨士奇的战略眼光。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腐败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其一，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交纳税粮的制度，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另外特定的折换率的定期调整也保证了国家财源的稳定。其二，征粮的衡量单位标准化，防止了税吏的营私舞弊。其三，每个县设粮仓贮藏征收的税粮，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税，用于运输通过运河直达京师的粮食。其五，在每个县设济农仓，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余粮，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和歉收时分发。所有这些措施，基本上体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朝廷的财源。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首，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赋诗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三杨”，凡军国大事皆请他们参决。同时她的同乡宦官王振开始控制司礼监，与“三杨”相抗衡。年迈的杨士奇极力支撑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议朝廷训练士兵，巩固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派文武镇抚到各地考察民情，罢除派往各地的特务，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刑罚，加紧吏治的整顿，使明英宗统治初年继续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时自阉进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朱祁镇做太子时，他被派往东宫，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之一，被亲切地称为“先生”。司礼监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过对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个人控制及司礼监的独特权力开始干预朝政，给杨士奇为首的内阁造成极大的威胁。

王振还很快争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成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权运作过程中的枢纽所在。此外，王振还赢得了兵部尚书徐晞和王冀的追随，控制了明皇朝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杨士奇等人进行挑战。

王振首先攻击杨士奇的盟友杨荣。杨荣好收受贿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侦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1440），杨荣去世，杨士奇更感势单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之罪，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大臣们讨论后将情况通报给杨士奇，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朱祁镇对他加以劝慰。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更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面对王振势力的膨胀，他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杨士奇撒手人寰。卒后谥号文贞。

第二节 杨荣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为“东杨”。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既以武略见重，又有些文才，据《明史·艺文志》载，其著作有《训子编》一卷、《北征记》一卷、《两京类稿》三十卷、《玉堂遗稿》十二卷。

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杨荣建议朱棣先谒埋葬朱元璋的孝陵而后即位，朱棣欣然采纳。朱棣即位后，从翰林院中选用杨士奇、解缙等人与杨荣一起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朱棣自然对其格外宠爱，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朱棣不苟言笑，与大臣们讨论事情，议而不决之时，脸色更是难看，大臣们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每当此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令“龙颜”大悦了。

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克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

永乐八年（1410）二月初十日，朱棣率军开始了即位后的第一次北征，杨荣作为贴身大臣随行。不久，明军进抵胪朐河，朱棣赐名为饮马河。由于侦知了鞑靼军队的行踪，朱棣亲选精锐进行长途奔袭，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二十日粮，命杨荣率勇士三百人作为亲兵跟随。明军追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率领的鞑靼主力相遇，经过激战，明军大获全胜，本雅失里只率少数轻骑逃走，朱棣下令班师回朝。由于轻装前进，在回师途中，明军的粮草供应紧张起来，士兵几乎断粮。杨荣建议朱棣将御用的储粮散发给将士，并且让军队中粮多与粮少者借贷互济，还京后加倍偿还。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使明军顺利地度过粮荒，胜利班师回朝。

永乐十二年，朱棣带着皇太孙朱瞻基，率领五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二次北征蒙古的战争，杨荣再次随行。杨荣承担了两项基本任务，其一，向朱瞻基讲说经史。其二，掌管皇帝的玉玺，充当朱棣的机要秘书。行军期间，有一天晚上，朱棣在自己的大帐中召见杨荣，同他讨论军队粮饷的问题，杨荣认为：“择将屯田，训练有方，耕耨有时，即兵食足矣。”①提出一套实行军屯以解决粮草问题的计划，得到朱棣的首肯。虽然朱棣的第二次亲征，明军损失不小，但也使瓦剌大伤元气，此后大约七年多的时间里，北方基本保持了稳定。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北部的边患，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明朝官吏大多生在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江南，要他们远离故土，远赴塞下，困难重重。一些官吏便利用这种情绪，反对迁都。杨荣看到迁都北京对于解除蒙古部的威胁有不可低估的战略作用，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等坚决支持迁都，并且在《题北京八景卷后》指出：“迨我皇上继承大统，又以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乃诏建北京焉。”①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这一年的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杨荣指挥卫士进行抢救，只抢出一些重要图籍，三大殿均未保住，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反对迁都的政治风波。杨荣等人极力支持朱棣，使风波很快平息下去。迁都北京，对北部边防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永乐二十年，朱棣进行第三次北征，杨荣与金幼孜再次随行，明军无功而返。为了鼓舞士气，朱棣大开庆功宴会，有功无过者坐前列，食上肴，杨荣与金幼孜被特命坐在前列。次年，朱棣进行第四次亲征。有关军务皆让杨荣参与，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朱棣经常召见杨荣，并且亲昵地称之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不言自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开始了第五次北征。明军到达开平时，朱棣做梦，梦见一位天神向他说：“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便有些犹豫，杨荣乘机加以劝谏：“此举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②朱棣领悟了杨荣的意思，便说：“卿言合朕意，岂以一人有罪，罚及无辜？”当即下令杨荣等人草敕，诏谕各部落人等，罪止阿鲁台一人，余皆不问。又命令军士们收拾死于兵火的遗骸，葬为丛冢，朱棣亲自撰写了祭文。明朝大军进至翠云屯时，仍未发现阿鲁台踪影，在杨荣等人的劝说下，朱棣决定班师回朝。

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杨荣请求辞去尚书俸禄，未得批准。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1425）继承了皇位，汉王朱高煦发动了叛乱。年轻的皇帝有些犹豫不决，召见杨荣商讨对策，杨荣极力主张趁朱高煦尚未切实准备之际，出其不意，御驾亲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瞻基接受了杨荣的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被平定。朱瞻基还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个历经几代皇帝的问题——安南人继续抵制中国人的直接控制。开始时，他在撤军和继续平定的努力之间举棋不定。当时，武将主张采取武力，杨荣和杨士奇一道力主放弃交阯，朱瞻基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从安南撤出了明朝的全部军队。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病死，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委政“三杨”，杨荣在老迈之年，仍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正统三年（1438）晋升少师头衔。由于王振的崛起，杨荣受到攻击。正统五年（1440），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① 《明经世文编》卷十七《题北京八景卷后》。

② 杨荣：《北征记》。

第三节 杨溥

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时人称为“南杨”。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

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成祖北征回师，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汉王朱高煦乘机进谮，成祖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这成为继解缙入狱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当时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系成祖“靖难”旧人而幸未被祸。金忠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他不顾触怒成祖，以身家性命力保太子，才使太子未遭废罢，但是作为东宫宫僚的杨溥、黄淮等人却因此事件而被入狱，而且一系即长达十年之久。杨溥的出狱是在十年后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初五，也就是太子朱高炽得到成祖遗诏的第四天。十天以后，太子朱高炽正式即皇帝位。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对于杨溥的受祸入狱过程，仁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这时候他对于杨溥更多的大约只是同情，因为除去杨溥因作为东宫宫僚入狱之外，朱高炽起初对于杨溥本人其他方面的情况似乎也并不十分清楚。根据史书所记，杨溥做太子洗马时，使得太子朱高炽对其赏识的事情只是他有一次将汉文帝的史事类编以献。这大概只能算是儒臣们一般常做的事情了。其后杨溥便归乡守丧，直到太子监国，才被命起视事，随后便发生了迎驾事件。

从仁宗即位后对于杨溥的安置看，显然是有些因人设事的味道。洪熙元年（1425）仁宗在思善门建立了一个名叫弘文阁的机构，选诸臣“有学行者侍值”①。这样的安排实在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被荐入阁的都是些无名无为的儒士，而杨溥则被命掌阁事，并且得赐给阁印。当时仁宗曾经对杨溥说：“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②其后杨溥再授官太常卿，仍掌弘文阁事。数月之间，连授三职，足见仁宗对于杨溥的关切之心。但杨溥虽三受其职，却并未得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杨溥真正走上朝廷重臣仕途，是在仁宗去世，宣宗即位以后。

宣宗即位后，罢弘文阁不置，杨溥被检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务。

宣德、正统间，名臣称三杨先生，以文贞（士奇）为西杨，文敏（荣）

为东杨，盖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别之。文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乃因以南杨号文定焉。③从此而始有“三杨”之称。杨溥也从此开始与东、西杨有了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是这最初的入阁只有四年时间，杨溥便又因母丧而归，而且起复后却并未再度入阁掌机务。也许是因为在仕途上长期受挫的缘故，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③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三杨两王》。

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这一切都决定了杨溥在明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当宣宗急于以改变吏治解决国家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在内阁中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还是杨士奇那样通于决策的干吏，但是当国家政治转向简约守成的时候，老人政治便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但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

正统初政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的因循化与英宗皇帝的少年登极。这也便确立了“三杨”必然的重要位置。所以自从英宗登极起，杨溥便与杨士奇、杨荣忙于开经筵、择讲官以及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之事，三朝元老的治事风格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这很得张太后的欣赏。外有老臣，虽然皇帝年幼，她也感到放心而不必由自己去垂帘听政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注重旧事与感情，对于在朝的五位重要辅臣，她有时便会更多想到杨溥。一次她将英宗召到便殿，又召来英国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张太后将这五位老臣作为了正统政治的核心。而她同时又专门再将杨溥召到近前，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这种气氛的感染，比之任何方式都更为有力地确定了杨溥在正统时代的地位。当张太后指着五位大臣向年幼的英宗要他“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的时候，杨溥在五人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入的人物。正统三年（1438），杨溥进官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史书中说：“溥后士奇、荣二十余年入阁，至是乃与士奇、荣并。”①但这也到了“三杨”政治的尾声。这一年在馆阁的学士七人，杨士奇七十四岁、杨荣六十八岁、杨溥六十七岁，其中最年轻的也在六十岁以上了。而这个朝廷的政治似乎也如同这些老人们一样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参预机务的老臣们居然开始仿唐、宋洛中诸老的样子去搞起一个真率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酒各随量，肴只一二味，蔬品不拘取，为具简而为欢数也。”②具简而欢，这不仅成为当时这批老臣们的生活性致所在，而且成为了他们政治性致的所在。他们自身感觉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太平盛世之中，而他们则是那种盛世华贵的台阁体风气的开创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对于这种老臣政治提出异议的人物，竟是那个明朝前期最具反面形象的太监王振。

“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王振的目的当然是要通过人事的变更减轻“三杨”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力。“老臣当尽瘁报国。”杨士奇回答道。杨荣却截住话题说道：“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

其后杨荣推荐了陈循、高谷等人，按照杨荣的解释，与其让王振之流去随意任人，还不如事先检选自己的人，以为今后安排。

三人当中只有杨溥并无建言。这大概就是杨溥的性格特点所在，在身处其境的政治斗争中，他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敢于面对的勇气。他诚然是一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

位正人君子。当他被谗入狱的十年当中，家人供食数绝，他却读书不辍，以“朝闻道夕死可也”的精神维持着自身的意志与尊严。他在朝当政的时候，儿子自家乡来京省亲，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途中只有江陵知县待其甚简时，他却因此而知其贤，并将该县令荐升德安知府。①这就是杨溥其人，他有甚多的律己，却缺少东、西杨那样鲜明的性格。他是一位正臣，却不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正臣。这一切在杨荣、杨士奇先后去世以后，就愈发变得明朗起来。所谓后进望轻，杨溥孤立，都不能解释他在朝的最后几年中王振专权的形成。所以当“土木之变”发生后，人们追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会过激地起而争暴其短，认为他“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②这也许是过于苛求他了。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二《杨溥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第十四章 明英宗

明英宗前后在位二十二年，两次登临大位。他在位之日明帝国正从繁荣走向衰落，成为明朝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

第一节 “委政阁臣”，纲纪未弛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关于他的亲生母亲，史家们向来说法不同。有人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所出；也有人说孙氏“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明史·孝恭皇后传》则认为：“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由于皇后胡氏多病无子，明宣宗宠爱贵妃孙氏，更宠爱这个小孩。他出生不久，于宣德三年（1428）二月初三日赐名祁镇，又赐玺书。三天后，二月初六日册立为皇太子。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朱祁镇正位东宫刚刚过二十多天，同年三月初一日明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明宣宗逝世，遗诏命皇太子继位。是月初十日，朱祁镇第一次登上皇位。改元正统。初登皇位时才九岁，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小皇帝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致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进入正统朝，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陆续发生。从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一手造成的，而实质上是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明朝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永乐二年（1404）封为皇太子妃，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宣宗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五位大臣入朝。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英宗当即应声受命①。这五人，都是几朝元老，是当时最有威望的文武大臣。太皇太后张氏持天下之正，推心任能，“委政阁臣”。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经济是基础。要管好国家，首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英宗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夫役一万七千人，又放库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九万二千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正统元年（1436）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即诏发禁军三万到京畿地区屯田①。

至此，明英宗即位一年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开局还算顺利。但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无疑是学习治国的基本知识。太皇太后也很懂得对英宗进行启迪教育的重要性。杨士奇等人先是上疏请开经筵，请皇上读书学习。而后又进言：皇帝的学习，其事体与皇太子、亲王不同。请先命礼部、翰林院详定讲筵礼仪。并请慎择“学议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为讲官。二月二十日，行在礼部遵旨进呈经筵礼仪。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穀，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明代的“经筵定仪注自此始”。经筵官任命以后，按照规定的时间，三月初九日开始第一次御经筵。此后，遂以为常。经筵每月举行三次，故又称“经筵月讲”。月讲之外，还有日讲。月讲和日讲的内容、方式、程序，基本相同。一般都是先讲《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等经传，然后再读史书。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经筵月讲每月只三日；日讲则不拘日期，礼仪也比较简单。

这一时期，还在一些方面进行立法定制。

在学校教育方面，开始设立提学道，专门督责学校。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南北两京设有国子监（国学、太学），地方有府州县学，王所有武学。后因管理不力，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急待解决。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奏言：近来生员学艺疏浅，宜令布、按二司遍历考试，庶得真才。英宗纳其言，下诏曰：“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皆设提学道，专理学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南北两京以御史为提学官；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为之。著为令。”是为明代设立提督学政之始。提学官的设立对于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英宗问行在户部尚书胡■，胡■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①。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为了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此外，九月十一日，又派刑部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前去督理两淮、长芦、浙江盐课，并命内官同往。明代钦差巡盐之制，亦自此时开始。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① 参《明史》卷七八《食货二》、卷七九《食货三》。

总之，就全局而言，这一阶段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

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由于宦官“王振尚未横”，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明史·英宗纪》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这主要是指其即位迄正统二年这段时间，此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第二节 朝政渐乱，宦寺擅权

正统二年（1437）以后，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等人年老多病，宦官势力的膨胀，加上边境日益多事，纲纪遂日趋紊乱。

先是，明英宗命宦官王振掌司礼监。这是导致正统朝纲纪紊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明代宦官组织，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一切宦官组织的首脑部、明代全国特务机构最高指挥机关。它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东厂”，而且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宦官是皇帝制度的必然产物，宦官组织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明太祖在世时，虽然从洪武八年（1375）起，曾先后派宦官参与某些经济（如茶马贸易、覆核关税等）、军事（如阅视军队等）活动，但他鉴于历代宦寺为祸之教训，一直严格限制宦官的人数、职衔、品级、冠服，禁止各部门与宦官公文往来，并特铸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三尺大铁牌，置立于宫门，警告内官们时加注意。建文帝嗣位，对宦官的约束益为严厉。可是到了明成祖即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御宦寺之禁近乎全面放开。“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①。及明宣宗即位，又专设“内书堂”，命教官教习宦者，使之通晓文墨，且遂为定制。

进入正统朝，宦官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明代宦官还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提督盐课、总督京营、充总兵官；有正式监军职衔；宦官世袭，及其弟侄封爵、荫官等等，都是从明英宗时代开始的。王振占据司礼监之后，权势大得很。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畏祸者争附之，阿谀奉承，贿赂财物，有人还对他自称“孝孙”②。公侯勋戚至呼他为“翁父”，连明英宗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呼其为“先生”。于是王振气焰也就渐渐嚣张起来，胆子越来越大，行为益为放肆。正统元年，杨士奇年七十二，杨荣六十六，杨溥六十五。“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①公开以年老威逼他们去位。其时，王振为使朝臣全都慑于他的淫威，甚至常常引导明英宗用重典治臣下。那些好事的言官们亦纷纷争承王振的旨意，不断利用大臣们的某些过失，上疏大肆攻击，自公、侯、驸马、伯以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弹劾的，直至枷刑、下狱、谪戍等等，殆无虚日。

正统二年（1437）正月，由于王振得意忘形，对内阁大臣商议的大政，“辄施可否”，随意取舍，违背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政内阁的命令，张氏怒极，欲诛王振。因明英宗跪地求情，诸大臣亦请予免死，才饶了他一命。自此，王振表面上稍敛戢，而骨子里并没有改变。五月，以边防寇犯不止，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军务，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九月，命将镇守独石。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逐步紧张起来。

正统三年（1438）三月，京师多次发生地震，陕西大饥。六月，麓川宣① 《明史》卷三○四《宦官传》。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周文襄》。

① 《明史》卷一四八《马愉传》。

慰使思任发起兵叛乱。明英宗命军出征，屡战而不能平息。翌年三月，明英宗命增兵赴援，调湖广官军三万余人、贵州一万人、四川八千人入滇，合力进剿，结果还是师出无功。五月，复命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率军进讨思任发。从此开始，连兵十载，增兵加饷，先后征发夫役近五十万，云、贵两省将士多亡，卫所空虚，田园荒芜，民困至极，“西南骚动”。西南反叛未平，北方边患又起。

同年，蒙古瓦剌也先嗣父位，称太师，北方各部皆归其所有，于是“其势益横，边境自此多事矣”①，从而构成了对明皇朝的严重威胁。

从正统五年（1440）开始，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离世，明英宗渐渐亲近宦寺，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朝局也为之大变。

正统五年七月，杨荣在还朝途中病逝。杨士奇等年老不能视事，充位而已。

正统六年正月，因王振欲逞己威，不顾朝廷罢兵之议，力主用兵，明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调集各路兵马十五万，大举进兵麓川。翰林院侍读刘球上疏，请止麓川之役，加强对北方瓦剌的防御。疏上，而明英宗不用。

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逝世。张氏在世，委任五大臣，政在台阁”。及张氏一死，明英宗完全受制于王振，杨士奇等人虽仍挂名列位，但对王振只能“拱手唯命，莫如之何”。或谓“不过浮沉自全而已”。十二月，王振毁去明太祖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之大铁牌，自是益无所忌惮，为所欲为，擅权乱政。

正统八年（1443）五月二十五日，雷击奉天殿鸱吻，以为不祥之兆，明英宗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刘球针对王振专权恣横，应诏上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一曰勤圣学以正心德；二曰亲政务以揽乾纲；三曰任大臣以崇国体；四曰选礼臣以隆祀典；五曰严考核以肃吏治；六曰慎刑罚以彰宪典；七曰罢营作以苏民劳；八曰宽逋赋以恤民穷；九曰息征讨以重民命；十曰饬武备以防外患①。刘球前次上疏已引起王振的痛恨。这次疏入，他益恶之，大怒不止。六月初三日，将刘球抛入监狱，十二日夜令人杀之。

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至此，“三杨”已失东、西二杨，“南杨”杨溥年迈而孤立。王振更加无所顾忌，威势日重，自都宪以下，见之皆下跪。北边瓦剌也先，亦已实力大增，又置甘肃行省名号。明英宗面临内外交困局面。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明经世文编》卷三一；《明史》卷一六二《刘球传》。

第三节 “土木之变”，英宗被俘

正统十年，也先举兵侵哈密，围其城，杀首领，劫男女，掠财物。边将知其必为大患，屡次奏报，而明英宗终不省悟。

正统十一年三月，浙江矿工叶宗留发动起义，自称“大王”。明英宗令闽、浙、赣三省联合出兵镇压。七月，杨溥去世。张辅、胡■均年届七十二，身体衰老，难有作为。

正统十三年，瓦剌遣使二千人贡马，而号称三千。王振怒其诈，令礼部核实，没有如数给赏。也先对此大为不满，以明廷“赏不如例”，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伺机大举进犯。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一日，也先率部进犯大同。明军右参将吴浩在猫儿庄迎战，兵败身亡。明英宗命重兵把守阳和口。是时，形势危急，边报每日数十至。王振遂导上统军亲征。兵部侍郎于谦等上疏力劝，明英宗不听。七月十五日，下诏亲征，命皇弟■王朱祁钰居守北京。十六日，明英宗统帅官军五十万，自京出发。英国公张辅等文武大臣从行。张辅衰老，“不使预军政”，“默默不敢言”①。大军出发之后，前方频频传来败报，“伏尸蔽野，众心为寒”，加之风雨交加，众皆危惧，军纪大坏。群臣再三劝明英宗停止前行，而王振一心诱上冒进。八月初一日至大同。十四日，明英宗至土木，距怀来城二十里，遭到瓦剌也先的四面伏击，明军五十万人，居然不堪敌骑一击，全军覆没。明英宗被围不得出，下马据地而坐，遂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又称“土木之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明英宗终于自己吞下了宠信王振所结出的苦果。因为明英宗是皇帝，当然要避讳，不能说他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是役，明军精锐死伤数十万，文武大臣死者张辅等五十余人。王振也在乱阵中被打死。

明朝经此巨变，将士无敢再战，社会风气日坏，国力大降。一般认为土木之败，是明朝由强变弱的分界线。

明英宗被俘，一时国中无主，人心不安。也先口头上声称要送明英宗回京，实际上是准备大举进攻。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命■王朱祁钰监国，并召集朝臣议战守。时京师老弱兵马不满十万。侍讲徐珵（徐有贞）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坚决反对，誓与京城共存亡，发动军民保卫北京，由此也得罪了徐有贞等人。八月二十一日，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五日，命都督石亨总督京营，暂时渡过了危机。

九月初六日，■王朱祁钰即皇帝位，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帝，改元景泰，以翌年为景泰元年。

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在明朝满足了也先的各种要求之后，在漠北整整过了一年俘虏生活的明英宗被送回北京。景泰皇帝令其哥哥、太上皇帝入居南城（南宫），实际是将其软禁。

明英宗在南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连做梦都想再登大宝，夺回失去的威风和权力。在南宫过了六年又五个月的“幽闭”式生活之后，他终于实现了① 《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

这个多年的梦想。

第四节 南宫复辟，重登帝位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晚，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潜入南宫，夺门拥明英宗出宫，复辟帝位。史称“南宫复辟”，或称“夺门之变”。五天后，正月二十一日，明英宗第二次即皇帝位，建元天顺，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第二天，亦即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明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操纵下，听信谗言，颠倒是非，杀害功臣于谦。这是他的又一个过失。之后，明英宗又在石、徐、曹等人的指使下，将一批大臣或杀或罢；同时以夺门之功对另一批人加官晋爵，委以要职，进为公、侯、伯之类，连官舍旂军晋级者也有三千余人。

天顺元年（1457）二月初一日，明英宗下诏废除景泰皇帝，仍称■王，迁居西内。十九日，■王朱祁钰病死（一说为明英宗派人杀死）。同月，命吏部侍郎李贤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三月，复立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十月，诏复王振官职，刻木为像，招魂祭葬，立祠祀于智化寺，赐额曰“旌忠”①。王振擅权乱政，又导帝亲征酿成土木之祸。明英宗以王振为“功臣”，对他一直念念不忘，迷信至深，可以说达到“顽固不化”的地步。明英宗复辟之初，对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徐、石、曹等人，分据要害，操生杀之大权，处处以“功臣”自居，骄纵恣甚，不可一世。他们之间也争斗不休，互相整来整去。这时明英宗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俘虏生活、南城苦度，渐渐成熟起来，看到石、徐、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于是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收拾他们，徐有贞首先失宠，多次被捕下狱。

天顺三年（1459）八月，明英宗经调查取证，证实石亨的侄子定远伯石彪谋镇大同，居心叵测，将其逮下诏狱，抄没家产，又捕其党七十六人。十月，石亨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被罢官闲住，不准入朝。同时下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二字，凡以此冒功得官者，许自首更正。一时因“夺门”功被罢者四千余人。

天顺四年（1460）正月，逮石亨入诏狱，抄家没产。三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斩首示众。同月，经吏部考察，晋布政使萧晅为礼部尚书。又以阁臣李贤力荐，起“执法不挠”之致仕副都御史年富为户部尚书。三月，明英宗以耿九畴和轩輗二人“廉正不易得”，分别召为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

朝局治乱在用人，皇权基础是经济。明英宗在处置用人行政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关注赋役问题。

同年四月，派遣内臣卢永等人，分别往浙江、云南、福建、四川督责银课，闽、浙两省课额，大略如旧；云南征银十万余两，四川一万三千余两。新旧总计十八万三千余两。五月，免去浙江等处被灾秋粮，罢中官督苏、杭织造。六月，免除湖广被灾税粮。七月，令征全国逃亡工匠三万八千四百余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名，由吏部遣官二十余人分往各地督捕。

为了巩固皇权，这时明英宗又进一步加紧整顿内部，消除隐患。

司礼监太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的曹吉祥，原与石亨狼狈为奸，及石亨失败，他预感到自己亦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阴谋发动叛变。经过多次策划之后，定于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清晨正式起事，由曹吉祥的养子曹钦自外拥兵入宫，废除明英宗，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结果谋定而事泄。七月初一日夜，明英宗得到奏报，急令将曹吉祥关闭于内廷；皇城及京城九门俱不准开启。曹钦知事败露，狗急跳墙，于夜半时分驰往各处，杀害大臣多人。然后率兵攻东、西长安门，纵火毁门，因火势凶猛而不得入，遂退守他处负隅顽抗。经一番恶战之后，曹钦走投无路，投井死，其家大小均被诛。

七月初五日，磔曹吉祥于市，灭其族。初八日，再磔曹党汤序等人，皆籍其家。

七月十二日，列曹、石诸人罪状，诏示天下。“曹石之变”至此结束。

十一月二十日，明英宗在文华殿召见阁臣李贤，曰：“曹吉祥非无功，一旦犯法，诛殛无遗。且朕在南城时，若辈如何，一旦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复位五年矣，未尝一日忘在南城时。是以每日视朝，朝母后毕即亲政务，览章奏。至于饮食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俱从便。”李贤曰：“如此节俭，益见盛德。若朝廷节俭，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可期。”明英宗曰：“愿卿勉辅朕躬，君臣一德。”①天顺六年（1462）四月，诏免河南、开封诸府去年被灾税粮二十八万四千余石。七月，免两淮盐课三十万引。天顺七年七月，免陕西被灾税粮九十一万石。

天顺八年正月初二日，明英宗患病，初六日，命皇太子在文华殿视事。

十六日，病情加剧，交代后事，命草遗诏。

翌日，复辟帝位整整七年的明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五月，葬于裕陵。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八。

第十五章 于谦

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节 巡抚二省，声著朝野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①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②，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① 《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②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 挺身于危难之中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 改革军制

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

第四节 “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①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① 《明史》卷一六○《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1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十六章 明孝宗

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连忙伏地道：“死罪，万岁已有子。”纪氏生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①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儿去，无食也。”朱祐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已饱。”给他汤，说：“疑有毒。”②万贵妃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发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也于当年病逝。③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中兴”之世。①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②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第一节 弘治初政

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发，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①，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②结果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③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④宪宗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①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④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性生活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当然，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①①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第二节 从宫廷到朝廷

《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②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1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首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①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②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①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0）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②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②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八九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发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①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①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① 《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①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②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字。“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诸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①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①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①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1491）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1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1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②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③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0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①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① 《明史》卷三○四《萧敬传》。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③ 《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①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①“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②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③① 《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② 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③ 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第三节 弘治中兴

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④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干柴烈火。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①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嘉兴盗起”。但是这所谓的“盗”，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发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④ 《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发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发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支持，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①。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①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②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 户增至10100279 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 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 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 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 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②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0 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①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①，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②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①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① 《明史》卷三○四《李广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② 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②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①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②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①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首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②。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③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①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②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② 郑晓：《今言》，第130 页。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 兴革与法祖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发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①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②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①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② 郑晓：《今言》，第135 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①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首先发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②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专制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①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②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③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① 郑晓：《今言》，第135 页。

② 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 《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③ 《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④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发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首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①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②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④ 《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② 《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高潮。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①《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①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②随着① 《明史》卷八○《食货四》。

②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经济的发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①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速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①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②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① 《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①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②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第十七章 丘浚 李东阳

第一节 丘浚

名重于公卿之间

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速战速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①。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发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发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②于是发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① 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文庄丘公墓志铭》。下引江渊事同。② 《丘文庄公文集》卷一《进大学衍义补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发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①，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陆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发生具体的影响。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发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其）知古，后赖知今者也”①。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① 《丘文庄公文集》卷一《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下引同。

① 《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②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③。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①。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②。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② 《春明梦余录》卷十三。下引同。

③ 《春明梦余录》卷十二。下引同。

① 《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② 《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

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弘治七年（ 1494），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①，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丘浚学问赡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

① 《明儒学案》卷一《吴康斋先生语录》。

第二节 李东阳

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首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首辅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①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首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①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继发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①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首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阳自然是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①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②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① 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① 《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①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②。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首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③。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①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②。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③。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首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②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③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①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②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③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为处。”④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⑤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发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0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①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②。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③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④。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⑤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①。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②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首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④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⑤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③ 《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④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⑤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首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③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①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②。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③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①。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②。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② 《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③，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④。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淫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①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1516），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②，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③。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④，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⑤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①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②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④ 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⑤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②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③。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如怀竹诗有：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④咏菊诗有：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⑤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①如果说，这一首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发》诗，对须发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发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发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发。”“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②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② 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③ 《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④ 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① 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② 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③，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①。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②。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③。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④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⑤。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①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首，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②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③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③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①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⑤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①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④。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④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第十八章 王恕 马文升 刘大夏

孝宗在位的弘治朝，人材称盛。尚书都御史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称为“弘治三君子”，名声甚至超过了内阁刘、李、谢三臣。他们各有特点，堪称老成之士。

第一节 王恕

王恕（1415—1508）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①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三十四岁时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以钻研古文辞为风气，但王恕“不喜为古文辞，务以明体适用，本之经术，博极经济”。因此，他没有被授以翰林官，“出为大理寺左评事”②。

景泰五年（1454），王恕由大理寺左寺副外迁扬州知府。值得一提的是，他于扬州创办的资政书院，在明中叶地方官员于治地开办的书院中具有代表性，不少学生以后成为官僚。天顺四年（1460）考察外官，王恕治行第一，超升江西右布政使，一跃而成方面大吏。四年以后，升河南左布政使。

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荆襄山区，是个不安定的地区，数以万计的流民迁入其间。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绰号刘千斤）及石龙（绰号石和尚）等聚众起义。朝廷派大兵镇压，升王恕为西副都御史，协助工部尚书白圭治其事。王恕的观点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①与一味贪杀求功的官员相比，王恕更重视对流民的抚治，在用兵立威收效之后，他“榜谕流民，各使复业”。这一安抚措施缓和了流民的反抗情绪，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当地为王恕建立生祠，许多人家挂起了王恕的画像。②他在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了一次成功。

不久，王恕改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成化十二年（1476）又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镇守内臣钱能颇专横，他的亲信指挥使甚至逼淫土司官女眷。王恕对不法中官多所制裁，双方关系紧张，中官甚至指派凶手行刺。结果，宪宗不得不召回钱能。后来钱能与王恕在南京共事，“敬事而已”。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的第二次成功。

王恕在南京掌都察院事，随后参赞南京守备，升南京兵部尚书。成化十五年（1479），又巡抚应天府等。苏州、松江二府是天下官田数量最多的地区。官田的田赋远高于民田。一般官田由贫民耕种，民田归于豪族。王恕到任后，均平官田民田负担，减官田耗米十余万石，又因水灾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赈济灾民二百余万。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的第三次成功。

王恕特别以勤于职守出名。他任云南巡抚九个月，上奏疏二十道；他任应天巡抚五年，所上奏章，“应诏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①，致声誉大振。有歌谣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朝事遇有争端，则曰：“王公胡不言也？”另有曰：“公疏且至矣。”果然，王恕的奏疏很快就送到。②建言过多，一般不会为皇帝喜爱。成化末年，宪宗在批答他人乞罢的奏疏中附加一旨，加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不少官僚举荐，但没有结果。直到孝宗即位，才召他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有人建议，王恕年事已高，不当委以剧务，宜用于内阁。孝宗表示，他用王恕主吏部，当效前朝皇帝用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四《吏部尚书王公恕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平郧阳盗》。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蹇义、用王直故事，“若有谋议，亦无不听”③。

身为六部之长，王恕仍然遇事则争则谏，但他主要成功之处，在于选用了一批大臣，包括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耿裕、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何乔新等，还有刑部侍郎彭韶、礼部侍郎周经、工部侍郎张悦。他们后来也都升为尚书，或南京尚书。史家称他“裁抑侥幸，褒崇名节，无敢以私干者”④。

王恕是较早注意协调内外官员关系的官僚之一。明朝中叶以后，官僚结构中的重内轻外倾向越来越严重，知县、知州等品秩很低的外官更为士人所不齿。王恕反对这股潮流，并利用自己的职位试图造成重视亲民官的风气。对弘治三年（1490）三甲进士石存礼的处置即是一例。其奏文如下：“照得自今六月本部大选官员，取到三甲进士内一员石存礼，年二十二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该选知县。臣等窃唯知县乃一县之主，百责所萃，生民休戚系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胜任。..今石存礼年方二十二岁，气质清秀，形体孱弱，若除授知县，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群僚之上，督率众职，分理庶务，加以送往迎来，承上接下，劳苦百端，恐不能堪。”①在以知县为劣选的普遍意识下，指出某些进士授予知县不合格，是需要有一定的见识的。

王恕与内阁的关系却相当不融洽。当时的内阁成员，除刘吉与他同科，徐溥、丘浚是景泰五年（1454）进士，刘健是天顺四年（1460）进士。资历深浅大约是造成不和的原因之一。刘吉首先对王恕采取不友善的态度，他在成化十八年（1482）入阁，成化二十三年（1487）为首辅，是所谓“纸糊三阁老”（另二人为万安、刘珝）之一②。他的无所事事与王恕的遇事必争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他用破格升迁科道官的办法来对付言路，但言者誉王恕时必毁刘吉，毁刘吉时必誉王恕，使他忌恨在心。两人意见每相左。③丘浚与王恕的关系也很紧张。王恕地位本在丘浚之上，丘浚入阁后，他不肯相让，矛盾由此而生，直发展到在公务中相抵触，两人不交一言。丘浚性情褊隘，是史家所承认的。但两人交恶，王恕也负有一定责任。

王恕最后去官和丘浚有一定的关系。太医院判刘文泰因迁官不成而对王恕不满。他听丘浚说：王恕尝嘱人作传，有沽名钓誉、毁谤先君的内容，便上疏弹劾。孝宗命锦衣卫狱勘问刘文泰，将他贬为御医。孝宗对王恕也感到厌烦了，斥责他沽名。王恕于弘治六年（1493）闰五月致仕，一般官僚同情王恕，责备丘浚。这甚至成了丘浚夫人的一块心病，她承认其夫排斥王恕，是负了不义之名。

王恕家居十余年，正德三年（1508）四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在明朝士大夫中算得上极高寿。朝廷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

王恕为官四十多年，他的廉介很值得称道。他赴云南时，“不挈僮仆，惟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块，菜一束，酱③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一。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荐举》。

① 王恕：《议进士石存礼除官奏状》，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② 《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醋水皆取主家结状，更无所供”①。在南京任上，“往还衣书一橐而已”②。任吏部尚书时，他在衙门口贴一布告：“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③代王恕任吏部尚书的耿裕，史称“无爱憎”④，但他对王恕极为敬佩，曾讲过这样一件事：王恕在任时，他为礼部尚书，“暮自部归，必经过王三原之门，过必见老苍头持秤买油于门首”，他“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买油点也，故每过则面城墙而行”，感到惭愧⑤。

王恕老而嗜学。他最后一次去官回家，已近八十岁，每日仍读书不止，并颇为自慰地说：“我垂老，方理会学问。”⑥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传》。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④ 《明史》卷一八三《耿裕传》。

⑤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九《史五》。

第二节 马文升

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1426）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①。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②。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他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146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

成化四年（146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③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十一年（1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

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1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1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①。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②弘治二年（1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一《平固原盗》。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①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1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1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①句，发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弘治十七年（150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②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① 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议御虏方略以绝大患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四。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二。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①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也被除名。正德五年（1510），在刘瑾被治罪前两个月，马文升去世，终年八十五。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②刘瑾败，马文升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③在这点上，他比王恕又高了一筹。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马文升传》。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吏兵二部正》。

③ 《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第三节 刘大夏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

景泰六年（1455）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本来他可以留在翰林院中，却要求去行政衙门，而且被分配到兵部，先后任职方主事、员外郎、车驾司郎中。由于他明习兵事，干练敢言，为尚书所倚重。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侵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有乘机收复安南之意，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化后期西南没有构成大的战事，当然是由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决定的。刘大夏藏文牍这一段小插曲反映出，宣德以来的收缩政策在士大夫的头脑中已扎下根。

成化十九年（1483），刘大夏升福建右参政，颇有政绩。后因父死，去官服丧。

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再次起用，先后任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及浙江左布政使。有一件事很值得提起。官库中有某项余钱，向来不记入账簿，为官者公然入己私囊。刘大夏到任，检查库藏，发现前任未尽取者。吏员告以故事，说明不当入账。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感慨，大声说：“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①弘治六年（1493），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刘大夏以副都御史治理黄河张秋段。他巡视灾情，认为“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乃堵塞决口，以石堤绕之，隐若长虹。治河成功，孝宗命将张秋改为安平镇。②刘大夏再次入朝，任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左侍郎。

不久，刘大夏被派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兵饷。按照户部尚书周经的意见，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①他了解到，塞上籴买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除中官、武臣之家，无能负担者。为了打破垄断，他改变制度，凡有粟有草者，粟十石草百束以上准许报纳。这样一来，普通的商人民户都可直接报纳，不须受势家子弟控制，受益不浅，以致“仓场有余积，而私家有余财”②。

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称病致仕。他回到故乡，在东山下筑起草堂，过着乡居生活。“东山先生”的称号由此而得。但两年后，他又被召回，以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由于以前在广东任官时的政绩，这一任命受到地方人民的欢迎。

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故世，马文升改吏部，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朝议由刘大夏接任。他这一年已六十七岁，以老病屡辞，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不准，只得赴京。他即刻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语移时。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间或宣都察院，于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上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多或一二时方退。间亦召吏部尚书马文升与语，然比二公稍疏。其与刘公语，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当时减九门监税官，及禁革过取商税，皆本于此。”③孝宗甚至毫无顾忌地向刘大夏说起对内阁大臣们的看法。一次，他问刘大夏，“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刘大夏回答，只要每事都如今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孝宗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

孝宗对刘大夏的态度中，包含着很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一方面，这当然因为刘大夏是干练之臣，廉介之臣，符合皇帝求治的需要。刘大夏也确实发表过不少的议论。例如，他讲到民穷，举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为例，其花费动辄以万计。孝宗举一反三，令其他征敛一一议而革之。他又讲到卒穷。孝宗不解，问：“在卫有月粮，在戍有行粮，何乃穷甚？”①刘大夏指出两点：一是受困于服役，“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②。二是武官的贪贿，“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他还举广东的例子，“抚按总兵三司供亿，不能敌一中贵人”③。

民穷兵穷，刘大夏坚持不要轻易用兵。太监苗逵在延绥用兵，曾有俘获。孝宗想倚重苗逵，清除边患，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问刘大夏，当初远在广东，是否知闻苗太监的边功？刘大夏回答，听说过，“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孝宗又问，为什么太宗皇帝用兵漠北，屡屡得志？刘大夏回答：“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不能。”他又说，即使在太宗时，淇国公王福“一小违节制，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结论：“度今上策，唯有守耳。”④孝宗于是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另一方面，与王恕、马文升相比，刘大夏说话更慎重，对孝宗的态度更恭顺，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孝宗曾与刘大夏等议论人物，刘大夏认为致仕的许进是一时人材。孝宗反驳说，许进巡抚陕西时，与镇守太监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有失大臣风度；任户部侍郎，参赞北任，不能划一策以益军旅，这等官员怎能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复敢言”。另一次，孝宗对刘大夏说，听说某人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孝宗又大声发问，“大夏仍未敢对”。孝宗只得说：“朕唯闻其人能干办耳，未暇知其为人也。”刘大夏这才叩头说：“诚如圣谕。”①刘大夏是兵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评骘人物，不是他的本职。但即使对于职任内的事情，刘大夏也是很小心的。孝宗要他参与拣选坐营近侍内官，③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② 刘大夏：《乞休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九。

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④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他就以“国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预此事”②，要求回避。

孝宗明白，刘大夏不愿参与内官事，是怕此辈他日加害。实际上，由于孝宗过分的宠信，不但引起宦官的猜忌，也引起包括几位内阁大臣在内的同僚们的猜忌。阁臣们不得不向刘大夏打听孝宗的意向，“意不无怏怏”③。武宗即位以后，刘大夏根据孝宗遗诏，提出撤还镇守中官二十四员，裁汰传奉武臣六百余名，又得罪了一大批人。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加太子太保致仕。刘瑾听信吏部尚书焦芳、副都御史刘宇之言，以为“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土官岑猛事，将他逮拿下狱，发配肃州。

刘大夏离开京师的场面颇为壮观。他徒步布衣过大明门，叩首而去。然后“雇骡马出都门，观者如堵，所在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进菜食，有焚香密祷，愿大夏生还者”①。在戍所，遇有团练，刘大夏以七十三高龄荷戈就伍，并且说：“军，固当役也。”②正德五年（1510）夏，刘大夏遇赦归。不久，刘瑾案发，刘大夏之案平反。但他年事已高，不再起用。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卒，终年八十一岁。赠太保，谥忠宣。

②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③ 谈迁：《国榷》，正德元年五月。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第十九章 明武宗 汪直 刘瑾

第一节 明武宗

明武宗（1491—1521）即朱厚照。孝宗长子，母张氏。弘治五年（1492）被立为皇太子。一出生便受到赞扬，他诞生的时辰好，是正宫所出，貌似太祖高皇帝，又是“睟质如玉，神采焕发”，等等。①少年时代的朱厚照，据说有不少被士大夫称道的品行：如好学，每逢讲读，“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如知礼，“讲官退，必张拱致敬，作揖送状”。不数日知讲读者姓名，偶以他故不至，必向左右询问：“某先生今日安在耶？”如宽厚，见某学士误束花带，绝不责备，只是私谓左右：“傥在朝班，必以失仪为御史所纠矣。”②弘治十八年（1505），朱厚照十五岁即位，年号正德。在他宠信的太监刘瑾等人引导下，他喜爱运动、游戏的天性得到充分发挥。他遍游宫中，架鹰犬，观歌舞，为角觝之戏。他又常恶作剧，每至奉天殿，便以猴坐犬背，放起爆竹，猴犬皆跳走。皇宫的庄严，皇帝的尊贵，他都不大放在眼里。正德二年（1507），武宗在宫城西侧兴建宫殿数层，造密室于西厢，勾连栉列，称为豹房。开始，他只是白天在豹房戏耍，不久，就把豹房当作常居之所。他还与宦官们开设酒家，前挂一联云：“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①。宫中还开设宝和等六店，武宗曾扮作商人，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话既罢，就宿廊下”②。皇宫对宦官来说是个牢笼，对皇帝来说也是个牢笼。武宗和其他皇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向往牢笼外的生活，所以，常微服行游京师。在刘瑾被诛杀后，游幸由近而远，多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以及太原。

正德元年（1506），武宗就册封皇后，随后又册封皇妃。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他并未被异性所吸引。他宁愿和小宦官们在一起玩乐。后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影响他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于永，一是江彬。

于永是西域人，任锦衣卫都督同知。他对武宗说，回回女肌肤皙润，大胜东土。不知确实由武宗传旨，还是于永假传旨意，从一个姓吕的都督家中索取善西域舞的回回女十二人，迎入大内，歌舞昼夜不止。他又劝武宗召西域籍勋臣家眷入宫，声称教舞，而择其貌美者留之。③江彬则把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已出嫁且有身孕的妹妹介绍给武宗，盛赞她的美艳④。他又对武宗说，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察边情，瞬息驰千里，何必郁郁居于大内，受廷臣的限制。①传说武宗在途中见一村女，令车载而归，赋词曰：“出得门来三五，偶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卷首。

② 毛奇龄：《武宗外纪》。

①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六《杂缀》。

② 《日下旧闻》卷三五《宫室》。

③ 毛奇龄：《武宗外纪》。

④ 《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一，正德十一年九月丙午。

①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逢村妇。讴歌红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这里停骖驻辔，他那里俊眼偷睃。虽然不及俺宫娥，野花偏有艳，村酒醉人多。”②此词是否武宗所填，大可怀疑。至于见所悦女子便载归，则是事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刘良女的故事。

刘良女是一名乐伎，嫁晋王府乐工杨腾为妻。武宗西行，在太原听到她的演奏，大悦。不久从榆林返太原，便把她带回京师。武宗对她十分宠爱，饮食起居不离须臾。她被封为美人，而武宗周围的亲信都称她刘娘娘。这位刘娘娘居住腾禧殿。不知因为她皮肤较黑，还是因为没有受到正式册封，腾禧殿又被叫做黑老婆殿。武宗十分听她的话，发怒时只要她出面劝慰，便一笑而解。

统兵打仗，是武宗的最大愿望之一。江彬是武宗最喜爱的武臣。他开始只是大同镇的一个普通游击，因武宗宠爱的锦衣卫官钱宁的推举进入豹房，与武宗同卧起。一日，武宗在宫中搏虎，虎向前逼迫，江彬冲上解围，武宗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③由此对江彬的忠和勇十分欣赏。在江彬的怂恿下，他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在大内操练，号外四家。各镇领兵官被收为义子，赐国姓，以江彬统领之。又组织善骑射的宦官为一营，亲自统领，称为中军。④武宗第一次出关是正德十二年（1517）。他与江彬等结伴而行，在居庸关意外地受阻，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不肯放行。武宗要召见守关指挥，守关指挥说，御史在，不敢擅离；武宗要召见分守中官，张钦坐镇关下，称：“敢言开关者，斩。”内阁大臣梁储、蒋冕恰好赶到，武宗只好怏怏而去。但十九天后，利用张钦外出巡视的机会，武宗还是混出了居庸关，直奔宣府。有趣的是，出关时，他催马疾驰，数问御史安在？对张钦，他也始终未加处分。①为巡视边关更合情理，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不久，又自封镇国公。这是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的又一个证明。

武宗的出巡，造成很大的财政浪费：他在宣府建镇国公府；为挥霍方便，输内库银两百万两于宣府。同时，也骚扰了民间。武宗常夜行，见高屋大房则闯入，索要酒食，搜掠妇女。军士拆毁民房供炊，以致市肆萧然，白昼闭户。②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武宗实实在在统率军队打了一仗。当时鞑靼军五万余骑有入犯举动，武宗在阳和闻讯，率太监张永、魏彬等赴援，并调动、部署各路兵马，俨然有序。双方初次交手，明军被分割数处，但由于武宗亲自督阵，“众殊死战，敌少却，诸军乃得合”。第二天，自辰时至酉时，大战百余合，鞑靼军退。此役明军杀敌十六，被杀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武宗也险些被俘，差点重演“土木之变”的悲剧。③武宗返回京师，大臣们在德胜门迎候。他对阁臣们说：“朕在榆河亲斩敌首一级，亦知之乎？”杨廷和等肯定是哭笑不得，只能顿首称圣武。①实录记载这一事件，对武宗的② 张合：《宙载》卷上。

③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① 《明史》卷一八八《张钦传》。

② 毛奇龄：《武宗外纪》。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四，正德十二年十月丁未。

① 夏燮：《明通鉴》卷四七。

指挥才能或有夸大，而亲自上阵，以及对阁臣们说话的口气，却很符合武宗的性格。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武宗由宣府还京师，二月，便自加太师衔，表示要以太师镇国公的名义巡视两畿、山东，祀神祈福。此举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三月的一天，科道官首先上疏谏止，武宗不但不予理睬，还借口病惫，干脆连朝也不上了。后数日，翰林院官、部属官及其他各衙门官一百六十余人联名上了十余道奏疏。修撰舒芬等的奏疏说：“若陛下之出，不过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而已”，“博张、柏谷，其祸亦可鉴矣”②。郎中黄巩等奏疏更有危言：“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③主事何遵等的奏疏则说：“淫祠无福，万一宗藩中借口奉迎，潜怀不轨，则福未降而祸已随。”④文谏之外，还有“武谏”。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袒身赴端门，负土数升，声称：随驾出必死，宁死于此。恐血污宫门，自带土来掩之。说完，以刀自刃，被武士拦住。⑤一向虽不听官员劝阻、却也对言者不大追究的武宗大为震怒。或许因为他对此次南巡过于热衷，不愿意臣子们来扫兴。而出面说话的，既不是科道官，又不是地位尊贵的大臣，加以惩罚可少些顾忌。张英被杖八十后当即死去。百余名文职官员在午门被罚跪五日，有数十人被下锦衣卫狱。官员们的奏疏中多论及江彬，江彬怀恨在心，于廷杖时做了手脚，“杖之甚重，号哭之声彻于禁掖，往往舁归私宅几绝”①。兵部员外郎陆震、刑部主事刘较等都死于杖下，何遵等也因创伤过重不久即死去。

众臣拼死力争的结果，是武宗“亦为感动，竟罢南巡”②。但到了六月，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又给了武宗一个南下的口实。他决意亲征，以安边伯朱（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充先锋；以宁晋伯刘聚为威武副将军，左都督朱（刘）晖为平贼将军，帅师分趋南京、江西。为了防止群臣再次谏劝，他下令：“再言之，极刑之。”③朱宸濠之变很快被平定。南赣巡抚王守仁收复南昌，擒获朱宸濠。八月十二日武宗离开京师时，还没有得到捷报。十六日，消息传来，大军方行至涿州。如果真是为了亲征讨叛，完全可以还朝了，但武宗命隐匿捷报，不使外人得知。

从北京到涿州用了四天，行军如此缓慢，是因为武宗和刘娘娘的约会。

出师前，武宗把刘娘娘安排到潞河相会，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武宗过芦沟桥时，驰马失簪，便按兵不行，大索数日不得。大军到了临清，武宗依约遣使召刘美人，刘氏不见信物，不肯前往。武宗便独自离军，乘舟夜行，亲自去接。

十二月，武宗到了扬州，干了好几件极荒诞的事情：先是索取美女，而且专要处女和寡妇。太监吴经先至，记下寡妇及处女家。夜半令通衢燃炬，② 《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

③ 《明史》卷一八九《黄巩传》、《何遵传》。

④ 《明史》卷一八九《黄巩传》、《何遵传》。

⑤ 《明史》卷一八九《夏良胜传》。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二，正德十四年三月戊午。

② 《明史》卷一八九《何遵传》。

③ 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光如白日，遍入其家，掳诸妇出。遇有藏匿者，破垣毁屋，无一得脱，哭喊者远近震动。诸妇分送尼寺寄住，要其家以金赎，“乃得归。贫者悉收入总督府”①。武宗在扬州遍阅妓女，致使花粉腾价②。其次是索取财物，武宗对珍贵器物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索要财物多是为了取笑对方，如钓得一大鱼，戏称值五百金，江彬逼太守蒋瑶买去。蒋瑶进献其妻之簪珥、袿服，说：“库无钱，臣所有惟此。”武宗也就罢了。他要取琼花，蒋太守说：自宋徽、钦北狩，此花已绝。他要征异物，蒋太守答非扬州所产，最后他说：“苎白布亦非物产耶？”蒋瑶不得已，献五百匹。武宗的属下就不像他这样通融了，因无所得，太监丘得恼怒，用铁絙系住蒋瑶，数日才放回。③扬州百姓多亏这位太守才免去更大的灾难。第三是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大约因为他生于辛亥年，属猪，恐怕民间养猪杀猪对他不利。他还找了个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朱为国姓，二字同音，当避讳。这道圣旨传出，“旬日之间，村市居民畏避重罪，随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④。武宗在南京共住了八个多月。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朱宸濠押到，但过了六七个月，也没有正式受俘。王守仁奉命重新报捷，把功劳统统归于太师朱寿，这才正式举行仪式。按照武宗的计划，离开南京后，接着游苏杭、江浙、湖湘，再登武当山。随驾的阁臣梁储、蒋冕跪于行宫外泣谏，由未时至酉时凡两个时辰，武宗才同意北还。⑤在返京途中，武宗一面继续游玩，一面又突发奇想，要将朱宸濠释放，再由自己亲自擒拿。①经众人劝阻，他没有再坚持。途中，武宗在积水池垂钓时溺水而得病。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武宗喜兵，却没有更多的机会指挥作战，军事操练于是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至于其他各种游戏和女色，可说他是沉湎于斯而毁于斯。这些都使他距离一个好皇帝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但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热切追求宫廷之外的生活，又可说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若把他的行为放在那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来考虑，更可引人深思。

事实上，明朝自从成化时起，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为突出之处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物质生活的普遍追求。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旧有等级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大量三教九流以传奉授官，成为过去士大夫们独据的官场中的引人注目者。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开始取代旧有的等级。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相当多的人们带来忧虑。所以当孝宗即位后，依靠朝廷中的老臣去寻求对旧有秩序的恢复时，有人便称之为“中兴之世”。这种带有明显复旧性质的“中兴”，显然无法抵抗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当孝宗病逝，武宗以少年登极时，弘治一朝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社会观念的再度突变，如同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这也就是明朝人自己乃至后世所公认的明朝中叶后的社会变化。而武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一，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辛酉。

② 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③ 《明史》卷一九四《蒋瑶传》。

④ 《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三，正德十五年二月戊戌。

⑤ 《明史》卷一九○《梁储传》。

① 毛奇龄：《武宗外纪》。

宗的荒怠，在客观上恰恰促进了这种变化，这也许是武宗和他周围的官员们所料不及的。

第二节 汪直

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汪直幼年净身入宫为宦官。①成化时，他先充昭德宫内使，侍奉万贵妃，后迁升为御马监太监。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出现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的平民李子龙出入禁中，且与宫女通奸。②这起严重的事件引起宪宗想知晓宫外之事，以及宫中与宫外联系的欲望。东厂原来就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但他还感到不足，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西厂。

由于宪宗信任汪直，其为人“便黠”被选中，提督西厂。西厂比东厂权势更大，“所领缇骑倍东厂”③。所侦伺的范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署鸡狗琐事，辄置重法”④，以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⑤。内外大臣也无不受到威胁。据阁臣商辂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⑥对西厂的作为，朝臣由“惴惴不自安”而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内阁大臣们首先发难，商辂的奏疏提出“收回伺察之人，诛逐奸邪之辈”，这样，“自足以颐情而养神”，“安邦而定国”①。太监怀恩也支持大臣们的主张，宪宗不得不在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罢西厂，但他对汪直的信任未减。一个月后，九年考满而不得升用的御史戴缙上疏，赞颂汪直缉捕奸恶赃贪，禁革宿弊，“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②。宪宗罢西厂本是不得已的举动，藉此倡言，马上再开西厂。汪直利用西厂，加强对官员的侦缉，压制反对他的官员。数年间，应天巡抚牟俸、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被谪戍，兵部尚书项忠被除名，阁臣商辂罢免，科道官五十六人受牵连。

从以下事例可见西厂和汪直本人的权势。

左都御史王越原是较早巴结汪直的亲信。吏部侍郎尹■通过王越也与汪直结交。一次，王越先入，谈论之际，不觉伏于床下。尹■也照样拜伏于地。所以京师有歌谣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③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他便诈称汪直。自芜湖、常州、苏州，而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有司争相奉承，连市舶司内官也不例外。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他南下直至福州诈骗，被福建镇守太监所识破，杨福获罪被斩，轰动一时。此案虽使汪直难堪，却反映了他的尊贵地位。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汪直传》。

② 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③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④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⑤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六，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

① 商辂：《请革西厂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八。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

③ 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成化十五年（1479），汪直开始干预边事。自天顺（1457—1464）以来，鞑靼人进入黄河以南、宁夏至偏头关之间的河套地区，对明朝北边形成很大威胁。宪宗命汪直督抚宁侯朱永军，加强防御。翌年，又以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抵御鞑靼首领亦思马。

在文职官员中，王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材。他字世昌，河南浚县人。

景泰二年（1451）进士，历官御史、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巡抚大同。成化初兼宣府巡抚。北边屡易大将，都以他总督军务。王越谄媚汪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性情豪爽，善于用人，得到部下拥护。

成化十六年用兵，汪直按照王越的计划，命朱永率大军出南路，自己与王越率轻骑沿边墙向西，商定会于榆林。西线一路行至大同，探知鞑靼军在北边的威宁海子，便选宣府、大同两镇兵二万人，分路潜行，获大胜，斩首四百余，得牧畜六千余。王越因而封威宁侯，领都察院事，提督团营。

皇帝对汪直的奖励是不断提高俸禄。明太祖贬抑宦官的一个措施就是不使其有恒产，“月支廪米一石足矣”①。后定宦官最高品秩为正四品，按照制度，每月俸米二十四石。以后为了褒奖某个宦官，往往额外增加俸米。而汪直以缉事功加岁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宁海子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前后累计增加俸米四百零八石。俸米增加的数额是宦官得到恩宠的具体体现。

汪直权势的增长受到普遍的注意。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在宫中佯醉谩骂，左右称圣驾至，仍谩骂如故，或称汪公来，立即惊走。问其故，回答：“今人但知汪太监也。”他又在宪宗面前表演：着汪直衣冠，持双斧行，并说：“吾将兵，仗此两钺耳。”①两钺，一指辽东巡抚陈钺，一即指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

有的皇帝，容不得大臣刚正严厉的直谏，但却可以从市井俚语中悟出些道理。宪宗正是看过阿丑的表演，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不久，汪直与东厂太监尚铭发生矛盾。尚铭把汪直泄露禁中秘事的情况报告宪宗，使宪宗对汪直更加疏远，让他专门镇守大同。

朝臣利用汪直失宠的机会，再次提出革去西厂。首辅万安领衔上疏，称“西厂存革实于人心治体关系最大”②。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房中术，以及在官场上的种种表现，不但为士人不齿，也为中官鄙视。但他奏罢西厂，许多人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一罢，汪直的命运也由此而决定。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倾轧生隙，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且不说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发生争执，皇帝也很少说太监的不是。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八月，科道官再次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在权势上升过程中，突遭变故，逐步跌落，是痛苦的。但对汪直来说，又安知不是幸事。远离皇帝，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使他得以在南京善终，避免了其他权势者那样更悲惨的命运。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洪武四年正月乙巳。

①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五，成化十八年三月壬申。

第三节 刘瑾

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①。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专制更加重视。

“八虎”之首景泰二年（1451），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②。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乾清宫灾，复发配，又召回佥书”③。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正德元年（1506）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①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②。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③他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①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王鏊：《震泽纪闻》。

③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五《刘瑾》。

① 《明武宗实录》卷十四，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③ 王鏊：《震泽纪闻》。

监。”④于是，“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正德元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文学名士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最为严厉，称“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①。武宗读到这份奏章以后，“惊泣不食”。外朝官僚得到另一派太监王岳等人支持。武宗派他们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

刘瑾与外朝的联系也起了作用。一说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②。一说“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吏部尚书焦芳得到消息，即“驰曰瑾”。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消息，刘瑾都预感到大祸将临。他率“八虎”跪伏在皇帝前，哭泣说：“非上恩，奴侪磔喂狗矣。”又说：“害奴侪者乃王岳。”武宗问其故，刘瑾说：“岳前掌东厂也，谓谏官诸先生有言第言。而阁议时，岳又独是阁议，此其情何也？”他最后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今在班官敢哗而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③外朝官僚认为处置“八虎”已有了七八成把握，而刘瑾的一番话，使武宗作了相反的决断：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命刘瑾入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局面一夜间大变。

司礼监的第一号人物是掌印太监李荣，他虽位在刘瑾上，“主画诺而已”①。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荣被逐出司礼监，据说是在宫中发现的匿名文帖誉李荣而短刘瑾。李荣被逐后，刘瑾自任司礼掌印太监，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太监。

刘瑾的地位确立以后，他与“八虎”中其他太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张永是“八虎”中第二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恶刘瑾所为，刘瑾也发觉他不附己，两人渐疏远，至动拳脚。而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皆有怨心。与同党结恶，是刘瑾很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树威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令廷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部曹李梦阳等数十人，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②。宣示奸党，便把反对派官僚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第一个重大措施。

正德三年（1508）六月的一天，因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他刻意追查，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在追查过程中，有三百多人被送至镇抚司究问。翰林院官跪诉：“内监事待翰林官素厚，岂肯如此？”御史表白：“御④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三《中官考》。

① 《明史》卷一八六《韩文传》。

②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 王鏊：《震泽纪闻》。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史等官素知法度，岂敢如此？”刘瑾训斥：“尔每把朝廷事件件坏了，略加处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尔等不曾见，岂不闻知？”③显然，刘瑾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但已有数人因日晒干渴、紧张恐怖而死。

宦官专权，总要凭依暴虐行为。刘瑾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使用了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披带者不数日即死。还有另外一些对付官僚的方法。比如用疲劳战术，使六科给事中长时间办事，寅入酉出，达七个时辰。他还规定，京官养病三年不赴部报到，革为民。

正德四年（1509）十月，设内办事厂，又称内行厂，刘瑾自领之。东、西二厂已很跋扈，缉事人员四出，争相用事，致使“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①。内行厂更加酷烈，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寡妇尽令嫁人，停丧未葬者，尽焚弃之，使京师“汹汹几致乱”。②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形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

用刑树威，在官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惧。都察院上审录重囚之本，不合刘瑾意。左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跪于阶下谢罪，听刘瑾斥责，皆叩头不敢仰视。③给事中周钥外出勘事，向淮安知府赵俊借贷千金，以便回朝献与刘瑾。赵知府先已答应，既而不贷，周氏计无所出，竟在半途自杀。给事中许无锡以敢言著称，他清核内库时，发现侵匿数十事，他写好奏疏后自杀，命家人于他死后上之。据载，谏官“惧祸者往往自尽”④。

在畏惧和讨好两种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各职官奏事，先将章奏送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刘瑾的执政思想。由于以上种种行为，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中外官僚多称他为“内相”①。他的同党更称他为“小太祖”②。

结党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刘瑾也在拉拢一批官僚：最早与他结交的焦芳，人品、才干均不足道。他既是行贿者，又是分赃者，“四方赂瑾者，首具三分之一赂芳以转及瑾，亡不如愿”③。对于这样一个合作者，刘瑾一直是不满意的。如焦芳想让他的儿子焦黄中中廷试第一，遭到李东阳、王鏊的抵制。他向刘瑾诉说，刘瑾回答：“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 《明武宗实录》卷四一，正德三年八月辛巳。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④ 《明史》卷一八八《许天锡传》。

① 韩邦奇：《苑洛集》卷四《大明嘉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西野曹公墓志》。② 孙继芳：《矶园稗史》。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八《纰漏》。

④另一个很早与刘瑾结交的官僚刘宇，首先以万金馈赠。刘瑾对他很客气，然而并不满意。刘宇一心想入内阁，刘瑾满足了他，但在他要入阁办事时，刘瑾却说：“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正如当时人所评论的：“刘瑾擅权，大臣以贿进，然见其才劣，卒未终任。焦芳、刘宇俱以万金赂入阁，然皆被斥归，其他凡庸九卿报罢者，日不可测。”①刘瑾的做法显然是有其道理的，他要达到专权目的，就不仅要接受形形色色的小人，还必须网罗有才干的人。因此，一旦有了机会，刘瑾就很注意选用那些干练之人。如韩福，在知县、知府、参政任上，均有政绩，任右副都御史时因事下狱，刘瑾素闻其名，立出之，拜户部侍郎②。屈直任太仆寺卿，近幸“揽纳请托，百计求中，直力禁之。近幸共谮于权瑾，瑾察得其情，亦雅重之，谮者失气”③。后来清理刘瑾党人，有不少如韩福、屈直者。

结交刘瑾较晚，而刘瑾最为信任、欣赏，与之相始终的官僚是张綵。张綵，陕西安定人。马文升、杨一清等一代名臣都很器重他。弘治年间，他曾弹劾辽东镇守等官“乱杀贡夷冒赏”。张綵通过焦芳与刘瑾结识，刘瑾大为敬爱，称为神人。张綵也有许多不好的品行。如好色，为了夺同僚美妾，或者升之官，或者治之罪，都是极恶劣的行径。但与焦芳相比，他不但在才智上远远超出，而且对刘瑾确有积极的影响。④张綵之前，无人敢对刘瑾的行为有所评论，晓以厉害。自“吏部尚书张公采（綵）入朝始敢进言。凡事于顺门讲议，虐政多所中止，然后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⑤。张綵进言，在两方面对刘瑾有一些影响：一是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说：“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⑥刘瑾“疏同类”，与张綵有关。二是劝刘瑾惩治贪贿。当时朝觐官员们为讨好刘瑾，往往在京师借贷向刘瑾行贿，时称为京债，回到任所，再靠盘剥小民，或取之府库，加倍偿还。张綵对刘瑾说：“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公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①刘瑾对张綵此论大以为然，故而采取惩治贪贿的措施。苏州知府鲍■、同知王卺，江西左布政使马龙等贪赃，山东巡按胡节用重金贿赂刘瑾，侍郎张鸾出使福建，敛银二万送刘瑾，给事中欧阳平、御史贝仪、少卿李宣、指挥赵良等，合伙向刘瑾行贿，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张鸾所送银两，还被刘瑾送交承运司。于是，“剥削之弊，一时少息”②。张綵指出“利归于私家，怨结于朝廷”的严重性，颇能打动重于专权的刘瑾，这于是也成为他致力于与儒臣交接的基础。

如果说，刘瑾与张綵等人的关系中，还包含着很大的彼此利用的成份，那么，对文学名士的延揽，似乎就更虔诚了。他对康海的仰慕之情，是其他④ 《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① 《明史》卷三○六《刘宇传》。

② 《明史》卷三○六《韩福传》。

③ 清康熙《陕西通志》卷二○《人物》。

④ 《明史》卷三○六《张綵传》。

⑤ 韩邦奇：《苑洛集》卷十九《崆峒记》。

⑥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权势者们很难达到的。康海，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状元。刘瑾认为这是很为陕西人争光的事情，欲招致之。康海在文学上名气很大，且“性刚直”，不肯往。刘瑾要杀李梦阳，康海受托，前往刘瑾处拜谒讲情。刘瑾听到康海至，“倒屣摄衣相迎，留饮坐话久之”，李梦阳由此而保全性命。③康海还对刘瑾说：“天有夏必有冬以敛之，有雷霆必有雨泽以濡之。今公威则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长之。”刘瑾高兴地说：“真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①刘瑾的乡土观念是很强的，上面提到的数人都是陕西人。应当说，张綵因列入刘瑾党人被杀，康海因列入刘瑾党人被逐，都是很冤枉的，他们是“党争”的牺牲品。

查盘查盘包括的范围很广泛。刘瑾执政期间，组织科道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乃至夫运、柴炭等进行查盘。

查盘首先是打击反对派官僚的一种手段。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东阳指出，查盘钱粮，巡抚官等只是督理不严，请宽追赔，或罢斥不用。刘瑾拟旨，谈到督抚等官应负的责任后，突然一转，称：“如钱钺之擅改禄米，张缙、马中锡等之不职，王时中之酷烈，许进之越制选官，刘健、谢迁、韩文之无知叩阍，尤有不能尽举者，不治何为？”②这些远远超出了查盘的范围。刘瑾所推行的查盘，也带有一定的改变吏治目的，因此，查盘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也会波及其他官僚，甚至包括刘瑾的亲信，使他们惕厉不已。正德三年正月查盘时，刘宇已任兵部尚书，因前任大同巡抚耗费者多，他深感不安，上疏自陈，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③。刘宇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瑾对各边年例银的查盘。

年例银是朝廷每年分解各边的银两，包括食盐开中改折的部分和朝廷对边费的贴补，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1506），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送银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送银三十三万四千两。①正德三年（1508）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诏不许。谓各边既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户部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1466）。盖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而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②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年例银用度：“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三年，预解过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年例银并奏讨银两共五百四万六千七百五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一《言语上》。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三四，正德三年正月壬戌。

① 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五。② 《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己亥。

十三两有奇，乞差给事中、御史分行稽核籴买粮料草束用若干，折放过若干，见存若干，有侵盗浪费诸弊，从实参奏。”③边饷边银屡告缺乏有许多原因。刘瑾认为，“各边粮草缺乏，马匹罢（疲）惫，皆由官不得人。”④他还说，巡抚总理等官，“既治边无方，以致浥烂糠秕百有余万”，等到事发，则“全罪仓官小民”⑤。官僚失职造成的损失确实惊人。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给事中安奎等奏：宁夏大河口驿新旧草烂十四万三千三百束有奇，典守者捏称浥烂成灰。正德三年（1508）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料浥烂糠秕者三万六千余石，布匹浥烂者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仓，侵盗浥烂者计万余石。

一方面是负担过重，朝廷不堪支付，一方面是官员失职，造成巨大浪费。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赔银多至干两，罚米多至千石。他们中有一些是无辜者，另有一些当治罪而未治罪者，而相当一部分被治罪的官僚确为失职。罚米很引起官僚们的不安和反感，但对后一部分官僚来说，要他们分担朝廷的经济压力，有其合理之处。

清丈刘瑾对清丈土地的自觉意识或许不如查盘，其意义却要更大。从正德元年十月刘瑾开始把持朝政以后，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1507）十一月，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所进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量出余地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

正德二年十一月，敕守臣踏勘汝府获（嘉）、辉（县）二县三桥坡田地，共一百三十一顷余，赐该府者七十顷。其余为退滩无粮地，只以原赏地与之。正德二年十二月，命巡按直隶御史赵斌清理大同无粮地，得五千九百五十九顷余，清理宣府原设听拨屯田地四百五十三顷余，失额并无粮余地二千零十八顷，照数造册，备考。同月，命司礼监太监王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查勘泾王奏请土地，赐王为业者二百零五顷，其余各类土地一千七百余顷，难以给赐。锦衣卫逮系有关人员至京究问（后仍以其中无粮地七百余顷赐之）。

正德三年（1508）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查勘山东活碱地官民地一千二百七十八顷余，可办纳存留以备常赋，死碱官民地六百三十九顷余，可折纳布钞以宽民力。

正德三年四月，命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或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干四百余顷，户部议，有抛荒者，亟召人佃种。

正德三年五月，命监察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古浪等三所屯田，清出膏腴田三千余顷，除补原额之数外，尚有一千余顷，拨军壮余丁承种。正德三年六月，山东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比永乐年间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户部议，已清田粮行各卫征纳。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三八，正德三年五月丙寅。

④ 《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乙卯。

⑤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正德四年（1509）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核实张允于弘治初所献徽府河南鹿邑、直隶毫州田土，得地六千一百九十余顷，起税二万四千余石，以二千石给徽王，其他输河南有司。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值得注意的是，正德三年三月以后，即议革罢年例银之后，刘瑾把注意力转到对屯田的清丈。这不是偶然的。刘瑾把年例银和屯政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看到了屯政败坏和年例银日益增加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在革罢年例银之后，才特别重视清丈屯田。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这与成、弘年间清理丈田“止于腹里”①的状况相比，无疑是大为改观。不但范围扩大，而且用法严厉。高淓丈沧州等地草场屯地，劾治不职官员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他的父亲高铨。史称“淓畏瑾，遂并劾其父，士论薄之”②。对此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官员自劾其父，足见当时清丈法令之严。

在对屯田的全面清丈中，除了继续强调以前提出的基本规定，还统一规定了限制内外镇守官占田的数额，即所谓“养廉田”。正德四年闰九月，户部提出裁减内外镇守等官田，诏曰：“内外镇守官，朝廷重托，俱准以水旱地各十顷，副总兵半之；分守、监枪、游击各旱地十顷，守备半之，免其征税。其余愿自佃种者，照例起科，多余田地拨与空闲舍余人等承种佃种，明立文册。敢有奏讨并吞并者，科道官查记重罚之。”③清丈过的免征地，四面立石作为标记，“严禁移换侵占”④。可见，“限田”的规定确曾一度认真执行过，也收到了一定的实效。十二月，甘肃巡抚王宪核实卫所屯田，保留下一组很有价值的数字。⑤姓名官职清出地（顷） 免税地（顷） 税地（顷）

宋彬镇守太监112 20 92王勇总兵87 20 67操军湖田87 87张昭分守33 10 23白琮总兵14 20 -6王欣监枪10 10姜汉副总兵25 10 15苏秦分守13 10 3赵承序守备15 5 10总计396 105 291① 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

② 《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丙戌。

③ 《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由九月庚子。

④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丁酉。

如果不考虑水旱田的区别，据上表统计，漏税的土地，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查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内外镇守等官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宁夏之变中，武臣多从朱寘鐇反，是合乎逻辑的。

在作出限田规定的同时，还针对勋戚庄田采取了措施。兵部左侍郎胡汝砺奏报，对“查出地土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定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依顷亩粮数以立案册”①。

半年以后，吴世忠提出另一项建议：“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买不首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田仍给主，价亦免追。若本主无力，另给附近军民屯种。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惟在租税不失原数耳。”②提出这一更为灵活、变通的规定，显然是考虑到韩福在辽东“所行过刻”，以致激起兵变的教训。

以“溢额为功”，是对清丈的最常见的批评。刘瑾清丈亦遭此议，如说周东清丈宁夏屯田，“希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此外，还有人批评刘瑾以清丈为名敛银收贿。也是这个周东，“亩敛银为瑾贿”①。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刘瑾清丈的性质。刘瑾清丈，特别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争夺土地的斗争，以官豪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刘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可以说，它是张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动，意义重大。以宦官而主持这一重大举动，尤为难得。

凌迟处死正德五年（1510）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璠反叛事件。朱寘鐇原认为，“若推我为主，以诛瑾为名，必成大事”②。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事变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朝廷停止了清丈屯田等行动，将各处原差丈量地土官员撤回。这实际上宣布了刘瑾政策的失败。

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师方出，寘鐇已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奋然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③八月甲午日（9 月13 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甲午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事。太监马永成亦出言相助。武宗有所悟，即日行动，亲自逮拿刘瑾。两人相见，“武宗骂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劝解，遂谋送内狱。”①武宗开始没有杀刘瑾的念头，① 《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闰九月戊戌。

② 《明武宗实录》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丁丑。

①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②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

只是把他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对瑾也安然处之，说：“犹不失富太监也。”②直到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确信刘瑾确有反状，才下决心处死刘瑾。

大臣于午门外会审，刘瑾尚有余威，刑部尚书畏惧，噤不能出一语。其他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刘瑾声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③驸马蔡震说：“震国戚，何赖于汝！”命官校上前批刘瑾颊，边批边问他为什么私藏甲胄，刘瑾回答：“以卫上。”蔡震又问，为什么藏之私宅，刘瑾语塞。

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④，可说极为残酷，仇家于行刑之日，以一钱易一脔，得则生食之。⑤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④ 张子麟：《端俨公年谱》，见《借月山房汇钞》第六集。

⑤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五《中官考六》。

第二十章 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以曾隐居讲学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

第一节 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王守仁先世山东瑯琊人，为东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后裔。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1481）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守仁初名云，五岁时改名守仁。十一岁随父入北京。其间，他曾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目睹北方少数民族对京师的威胁，同时又听到京畿地区石英、王勇以及陕西石和尚、刘千斤农民起义的消息，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忧虑，数次欲献策于朝廷，被其父斥为“狂”而止。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八岁登进士，入工部实习。时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有长驱直入之势。王守仁面对形势，“不胜为国惓惓之至”，就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①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寻出南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主持山东乡试。弘治十七年九月，补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这一时期为王守仁的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思想变化不定。中举人以前，已仰慕“圣学”。二十一岁中举人以后，他在北京开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穷理”之学。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后成为“圣贤”。然而，他从早“格”到晚，一直坚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开始怀疑、放弃朱熹的“格物”之学，随世俗习辞章，并结诗社于余姚龙泉山寺，以文会友，研讨诗赋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骑射，处处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无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学，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隐居绍兴阳明洞静坐修道，“遂有遗世入山之意”。这时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论，对他后来创立“心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① 《陈言边务疏》，《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书局1936 年版。

第二节 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封建统治者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过这个苦头。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死，长子朱厚照嗣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恃宠操柄弄权，分布要害，无恶不作，人称“八虎”，而刘瑾尤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惩办刘瑾一伙，以件旨罪被逮下诏狱。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书申救，称“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恳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①。这一事引起刘瑾发怒，把王守仁下锦衣卫狱，矫诏杖五十。死而复苏，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当驿丞。王守仁一下子变成了流徒，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转。

王守仁既谪，刘瑾仍不罢休，“使人伺之途，将置之死”。正德二年（1507）夏，王守仁赴谪行至钱塘江，度不免死于途，于是急中生智，乘夜佯为投江，浮冠履水上，遗诗曰：“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隐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虑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经湖南，赴贵州。刘瑾果然移恨于其父，免去王华南京吏部尚书，勒令致仕还乡。②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部万山丛中，为少数民族杂居的荒僻之地，人烟稀少，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他到驿之初，无屋栖身，就穴而居。他原为官正六品，贬为驿丞，没有品级，地位低下，任务只是“典邮传递送之事”③。这种艰苦环境和地位，如他后来自己说：“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横逆之加，无月无有”①，吃尽了苦头。当年他才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而郁郁不得志。置身穷荒之地，又无书可读，不免深感惆怅，精神空虚，只有寻找寄托，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脱内心的痛苦。因此，他谪居龙场两年②，除了应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导、开办书院、教人读书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体验“圣人之道”。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静坐，超脱于“得失荣辱”之外。据说，忽然在一天夜里，体验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满自足地存在着，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体验是否完全正确，他还以所记忆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① 《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王阳明全集》卷九。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③ 《明史》卷七五《职官·驿》。

① 分别见《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寄希渊》。

② 王守仁自云“谪贵州三年”，其实，他自来龙场，到赴江西庐陵任知县，前后仅两年。典之言证之，结果“莫不吻合”③。于是“日坐石穴中，默记旧牍，辄为训释”，写了一部书，名曰《五经亿说》④。朱熹主张理和气不能相分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在先，气在后”。王守仁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外无物。“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⑤这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要区别。王守仁所说的“理在心中”，是从与泉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那里继承过来的。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远不变的。

在龙场驿丞任上，王守仁在应聘任贵阳书院主讲时，还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有人把知与行看成是两回事，是由于“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①。他不仅认为知是行的起点，又是行的归宿，而且对行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把行归结于知，最后强调的是知。知与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若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与行两者互相割裂、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意义，这对于哲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王阳明在反对朱熹“理在心外”的过程中，滑向了陆九渊“理在心中”一边，从客观唯心论转向了主观唯心论。③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条。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⑤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

第三节 镇压农民起义

明朝在宣德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间，明代政治危机频频发生，北部边防形势紧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正德五年（1510）初，刘瑾与张永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结果刘瑾失宠被诛。刘瑾死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离开贵州龙场，内调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县仅七个月，便于十一月入京朝觐。十二月，迁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为吏部尚书杨一清所赏识，调入北京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七年三月，晋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赴南直隶滁州督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鸿胪寺少卿。十一年（1516）九月，因闽、赣等省农民起义势不可当，兵部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成了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谪居贵州时，农民起义已此伏彼起。龙场驿附近也发生过少数民族起义。正德三年以后，先后爆发了江西王浩八起义，四川蓝廷瑞起义，河北刘六、刘七兄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为时不久，在赣、闽、湘、粤交界的深山险谷地区，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十一年（1516），江西谢志珊称“南征王”，聚众起义，占领横水、左溪、桶冈等地。与谢军相呼应的，有池仲溶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浰头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江西大庾陈曰能起义等。

王守仁这次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的任务，就是镇压以上各地的农民起义。

接到任命之后，方“抱病请告”在家的王守仁，为报效朝廷之恩，不顾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陆兼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赶到江西赣南，开府上任。他认为过去之所以镇压不力，“机宜屡失”，不断失败，主要是由于从外省调动军队，不能经久驻扎弹压。因此，他一到任即改变做法，采取挑选赣、闽、湘、粤四省精兵和召募乡兵相结合的办法，选“能将”督练，整肃军纪，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是月底，他首先集中力量进攻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军。初战长富村，虽获小胜，但至象湖山一战，便损兵折将，明军指挥覃桓等战死。为扭转败局，王守仁使用计谋，率兵退屯上杭，以退为进，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后再举”，以此麻痹农民起义军。二月中，乘夜间漆黑一片，突然命将分三路对象湖山发动进攻，詹师富等七千余人被俘。四月回师上杭。这时，王守仁进一步提出：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处山岭相连，而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托，只设巡抚一员，“责任不专”，“军伍无制”，以致“盗贼”“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为加强军权，请求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①。兵部尚书王琼再次“使从其请”②。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着手改革兵制，立兵符节制：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佐之；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为① 见《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② 《明史》卷一九八《王琼传》。

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各级可“递相罚治”。“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③这年七月，王守仁统兵进攻大庾。时江西农民起义军主要分布在横水、左溪、桶冈三处。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王守仁所见与众不同。他认为三处起义军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为咽喉，而横水、左溪为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为腹心，而桶冈为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者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只有先攻横水、左溪二处，再移兵桶冈，方能成破竹之势④。最后按照王守仁的主张于十月出兵围攻横水、左溪。农民起义军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谢志珊等数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击桶冈起义军。十三年（1518）正月，移兵攻广东龙川浰头等地。至三月，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暂告结束。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王守仁统率的军队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残酷杀害农民起义军一万八千余人，并对当地农民群众实行野蛮的烧杀掠夺政策。

为了加强明皇朝在这些地区的政权控制，在进行军事征剿的同时，王守仁相继奏请朝廷添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等县。他一到达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图从根本上孤立农民起义军，断绝农民群众与他们的联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马上报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隐匿不报，十家连坐①。在镇压农民起义以后，又在赣州等地制立“乡约”，推行保甲之法。同时，以“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处兴建社学，延师教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材。但在儿童教育方面，却有其可取之处。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不能使童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②由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晋爵，成为一个正三品大臣，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再进副千户。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尽。十四年（ 1519）正月，在江西疏谢升荫，并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请致仕，但没有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为维护明朝统治效劳了。

③ 《兵符节制》，《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④ 《横水桶冈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

① 《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②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三年四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节 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

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种下的苦果。立国之初，广封诸王，赋予各王军政大权，最后成为朝廷的肇祸之基础。从建文朝起，虽经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仅在正德一朝，继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后，十四年（1519）六月正当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处理福州三卫军人谋叛事件时，在南昌又爆发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朝廷的严重斗争。

哀濠（1477—1520），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孙，为第五代宁王。宁王封地原在大宁，自永乐二年（1404）改封南昌之后，对朝廷始终怀有不满情绪，“早蓄异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①，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1507）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势不两立。朝廷对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则暗中策划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护卫，归还所夺官民田土。宸濠知阴谋败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县各级要员前来庆贺谢酒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监国，发动反叛，凡不从命者杀，收缴各衙门印信，释重囚，开府库，设丞相，封官爵。随后，“集兵号十万”，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发布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号，止称大明己卯”，声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号“顺德”，并分兵北上①。江西各界一时上下为之震动。

王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赣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达丰城县闻宸濠反，忠愤至极，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决定紧急逆流返舟趋吉安。值南风急，舟不能前，乃于舟中焚香密祷，“誓死报国”。须臾，北帆尽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张疑设计，易服潜行，连续三昼夜没有休息，于十八日赶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专人火速赍疏赴京告变，并在疏中说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谓：“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抚慰军民。”②一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计，制定方略，传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状，集兵筹饷，并佯奉朝廷密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万余人守南昌，自己帅舟师顺江东下，进攻安庆。时众议安庆被围，宜引兵直趋安庆。王守仁综观全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力排众议，认为必须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为宁王所据，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贼，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已震慑，因而并力急攻，其势必下。已破南昌，贼先破胆夺气，失其根本，势必归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王亦可以坐擒矣。”①①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云：弘治十年朱觐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宁王传》谓：弘治十二年嗣。谢蕡《后鉴录》作弘治十一年。今从谢说。① 谢蕡：《后鉴录》。

② 《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① 《擒获宸濠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庆不能克，闻王守仁将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于七月十七日弃安庆，遣兵二万仓皇回师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统兵攻南昌，逆击宁王回师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鄱阳湖。守仁师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败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责不用命者，议未决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等俱被活捉。为时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连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其中，后一疏写道：宁王“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议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以不俟诏旨之下，而调集数郡之兵、数郡之民。亦不待诏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国家之难，长驱越境，直捣穷追。不以非任为嫌，是乃伏至险于无形之中，藏不测于常制之外”②。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赞赏。可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武宗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劳挂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承认王守仁的功劳，反而千方百计要把他打成宸濠同党，使他差一点与之同归于尽。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游”，抢夺民女，游山玩水，由于廷臣劝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终于为他找到了机会，可以借“征讨”之名，行南游之实。八月，当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却在北京下诏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身边的一批太监人等也纷纷谋欲夺功，宦官张忠、张永，边将江彬、刘晖，武宗的干儿子许泰等人俱称“将军”，带兵数万人，前呼后拥开出京城。至良乡，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请止亲征疏》。疏谓：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队已散，地方惊扰之民已帖，不必“亲征”了。又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他恐沿途发生意外，将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阙门①。因为武宗意在南游，故疏入而“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②，继续率众南下，不让守仁北上献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发槛车北上，再次要求“献俘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张忠、江彬、许泰等人却说当将宸濠放回鄱阳湖，待他们一伙拥着武宗亲自与之“战”，重新活捉这只死虎，而后再“奏凯论功”。并为此屡次派人到江西广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献俘。张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笔勾销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劳之外，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师重道”、欲从王守仁“讲明圣学”为名，派人前去探询王的态度。王守仁则派他的门生、湖广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处讲学，“以探其诚否”①。因此，当王守仁俘获宸濠之后，张永等人为夺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说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后知事必败，②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①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转而擒宸濠脱罪、攘功②。又称“守仁宸濠党”，“迟早必反”③。为找到王守仁的“罪证”，他们还将冀元亨逮捕下狱，酷刑逼供，结果虽“无片语阿顺”④，但他们的言行却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处境十分危险。在绍兴，已经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产，准备抄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达广信之后不顾他们的阻挡，连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将之交给张永。

张永与张忠一伙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复命，备言王守仁忠诚及张忠等人叵测之心。张忠之流再生一计，说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无君上。当王守仁应召奔至龙江，他们又从中阻挠，不让他见皇上。王守仁愤而纶巾野服入九华山⑤。张永闻知，再次进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释，使王守仁“危而不死”，并受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①，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欲望。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② 谢蕡：《后鉴录》。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④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⑤ 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 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②。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③。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①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发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②。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③；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②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 《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② 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②。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而他自己在平息宁王叛乱中也受到张忠、许泰一伙的诬陷。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和宁王反叛、张忠一伙的争权夺利，本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回事，而王守仁却不加区别，统统认为是人心“不正”、“私欲”作祟的结果。因此，他主张要用所谓“良知”去代替“私欲”。他说：“经今变后，始有良知之说。”又说：“自经宸濠、忠（张忠）、泰（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自今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见”③。

第二，“致良知”的渊源与内容。“亚圣”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他前前后后说了许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识。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①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②。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③比如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恶、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来就有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这些都叫“良知”。可见，王守仁所说的“良知”，归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人的道德修养。一句话，就是要发现“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④。只要恢复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复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欲，存天理”⑤。“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⑥“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没有恶的一闪念，是由于他去掉了“私欲”，存了“天理”，故其“心与天地一体”，“与天地同流”，对天下之人无分内外远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欲”，不要“相矜以知，相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②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1990 年第2 期。③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三。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罗钦顺》。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三。

③ 《与王公弼》，《王阳明全集》卷五。

④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⑤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⑥ 《南赣乡约》，《王阳明全集》卷十七。

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就能做到致良知⑦。“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血骨”，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孔门正法眼藏”①，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实现“大同”了②。王学虽然和朱学在如何看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张要性善，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谓“致良知”的实质，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禁锢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为生存而斗争，安于现状，永远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通过“去私欲”，达到保存封建剥削制度之目的。

总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万物”或“心与天地一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颠倒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从根本上说是谬误的，是先验论的表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明中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积极因素。它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专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它是世界的本原、本体、主宰。“强调主体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阳明心学‘开发’、‘开大’等特点还改变了朱门后学支离繁琐、帖括拘泥的学风，活跃了学界的哲理思维，提高了学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①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助于缓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秩序暂时得以相对稳定。所以，它一经提出就能产生巨大影响，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儒学的主流。

⑦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卷五。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1990 年第3 期。

第六节 身居闲职，讲学不辍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宪宗之孙朱厚熜入立，更号嘉靖。

王守仁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安静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驰驿赴京。可是，由于当时朝廷为“大礼议”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治集团斗争的结局对他也不利，故衔王守仁的费宏再度得势入阁，而过去积极支持他的兵部尚书王琼则因坐结交宦官罪被发往绥德充军，加之时论对他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毁誉不一，因此，谗邪构煽，祸变莫测。就在王守仁奉旨出发之时，费宏等人潜讽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丧事未毕，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遂下令止守仁于浙江钱塘道上，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战在外，家中“亲老多病”为辞，就地上疏恳乞顺道回里省亲，获准。

自永乐朝国都北迁之后，南京改为留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整套官僚机构，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实权，没有什么大事可干，全都是闲散职务。王守仁的兵部尚书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对参加平叛宁王的各官员论功行赏，名义上封王守仁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但实际上，不予诰券，不给岁禄，徒有虚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为示迁，而阴多绌之，废斥几无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个别人得到加官晋级。王守仁闻之，愤甚。嘉靖元年（1522）二月，父王华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屡次疏辞封爵，并建议起用平宸濠有功诸臣，咸不报。同年，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等秉承费宏之意，倡议论劾王守仁，反对“心学”。官僚章侨、梁世骠等人也上书，谓：三代以下“正学唯朱熹”，现在有人以“异学”号召天下，取陆九渊之简便，诬朱熹为支离，应下令天下严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请朱熹的后裔朱墅充“五经博士”。在科举考试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陆、王之“心学”。还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为宁王宸濠同党的问题①。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丧服，例应起复，不召。礼部尚书席书、御史石金、光禄寺少卿黄绾等交章论荐，因费宏阻挠，仍不召用。有人屡推王守仁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②。一直在家闲住了六年。面对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乡愿”。他说：无论别人如何忌嫉他势位隆盛，非议他与朱熹争异同，攻击他门徒日众，他都要“只依良知行”①，把谤议置于一边。并声称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谓学问都是邪妄和异端，世界上的知识除“良知”之外没有可讲的。后来还将他最得意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②，传授给他的门生。另一方① 据杨天石：《王守仁》，中华书局1972 年版，第31 页。

②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① 《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二月条。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三。

面，继续讲学不辍，先后在绍兴创办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招集绍府八县及湖广、广东、南直隶、江西等省子弟，仅在稽山书院者即多达三百余人。嘉靖六年初，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爆发了瑶、僮各族人民起义。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卢苏、王受等人，由于明皇朝准备改土司为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乘机胁众煽乱，总督姚镆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无计可施，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张璁等人的意见起召王守仁。五月，诏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③。守仁闻命，因“痰疾增剧”而上疏请辞。不允，并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绍兴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广西梧州，上疏谢恩，同时条陈军政大事，一曰：思、田地处边陲，不宜改土（司）为流（官），必须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为中土屏蔽”。二曰：当前所应忧虑者是各族人民起义，不是一二个上层人物的叛乱，对他们不必大动干戈，应当予以招抚，以便共同镇压各族人民起义④。是月，命暂兼理巡抚两广。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抚政策的威迫下，卢苏、王受率众一万七千余人到广西南宁接受投降，并请马上带兵杀“贼”，立功赎罪。王守仁称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为了明理学，正人心，振风教，王守仁于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学，六月立南宁学校。七月，在朝廷没有降旨的情况下，他以“思、田既平，苏、受新附”，故伎重演，采用“罢湖广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痹起义军，命将分道围剿广西八寨、断藤峡等处义军，遍搜山洞，杀害四千余人，血腥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断藤峡农民大起义。是月十二日，他上经略疏，亟言在这些地区必须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从根本上切断农民起义军的脉络和咽喉。“若失今不为，则数年之间，贼以复渐归聚生息，不过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①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疏入，未报，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县，病势危亟，弥留之际，仍问门生近来进学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学”。门生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复言”。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 年1 月9 日）辰时气绝死，终年五十七岁②。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书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离职守，又言处置思、田事宜失当，学术不端，诋毁朱熹，招集门徒，互相倡和。虽平“贼”、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乃诏夺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庆元年（1567）五月，因“廷臣多颂其功”，才追为新建侯，谥文成。二年，子正亿嗣世伯爵。万历十二年（1584），以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之请，准入孔庙从祀。“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①。

《明史》赞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实，在政治上他并不值得称道。在学术上，虽然他的“心学”是集历代主观唯心论之大成，但是毕竟自成体系，又敢于公开非议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③ 《明史》本传作“总督两广兼巡抚”，有误。兼巡抚，时在十二月。

④ 《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王阳明全集》卷十四。

① 《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五。

② 《罪惟录》等书作“年五十有八”。

①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的教条，具有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对明后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启迪的作用。他的学说对日本、朝鲜等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足迹所至，注重兴学校，办书院，招徒讲学，“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十一章 王艮

第一节 从灶丁到学者

王艮（1483—1541），是泰州学派创始者。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生于一个世代灶户家庭。

泰州安丰场，为明代淮南盐场之一。盐场有团有灶，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役为永充。灶丁煎办之苦，甚于耕凿之民，而宽恤之惠独无一分之及。他们既要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品，又要承担各种杂役。因此，绝大多数的灶户都是极端贫困的，王艮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七岁“始受书乡塾”，至十一岁即因家境清寒，不能继续上学，“辞塾师，就理家政”①，参加劳动，备受艰难困苦。但是，他聪明好学。“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②王艮自十九岁起，奉父亲之命经商，开始贩运私盐，从中牟利，由此结束了灶丁生活，摆脱了贫困，“家道日裕”。其时，他以山东为孔子故乡所在，径趁其地，入曲阜，谒孔庙，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读《孝经》、《论语》、《大学》三书。他学无师承，信中谈说，逢人求教，以顽强的精神自学儒家经典著作，遂从经商转向治学。二十六岁时，曾替父亲到官府服徭役。

王艮，不但“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善于经商理财，而且善于学习和思考。“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辩难者，即为解说明白”，不拘泥儒家经典的释义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学。二十七岁时，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欲为天下万世师。二十九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衣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同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在语默皆在觉中”。于是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欲救斯民于水火①。开始在家乡讲学。其学主“格物”，“以悟性为宗，以反己为要，以孝弟为实，以乐学为门，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②。

正德十五年（1520），江西吉安人、塾师黄文刚闻王艮讲解《论语》，颇似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诧曰：何类王守仁语也。王艮大悦，遂于同年九月坐船至南昌。及入城，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稀奇古衣，手执笏板。“观者环绕市道”，人多怪之。起初，王守仁对他有些鄙视，王艮对王守仁的观点亦不完全同意。经过多次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最后王艮才自愧他的“格物”不如王守仁的“致良知”之高深，心服口服地拜其为师，从此在王门达八年之久。王艮原名银，这时王守仁改银为艮，字汝止。

① 分别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三《年谱》七岁和十一岁条，1922 年印行。② 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民国年间陕西教育图书社铅印本。① 以上皆见《全集》卷三《年谱》。

② 《全集》卷五《疏传合编上·吴甡从祀奏疏》。

第二节 师生之间

“艮本狂士”①

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尤其是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王艮和其师王守仁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学术观点上，王艮有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一面。在治学态度上，又具有顽强的独立思考精神。因此，他入学王门之后，经常在各种问题上与王守仁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时不满其师说”②，甚至“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③。嘉靖二年（1523），王艮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拯救民众，自制一驾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北上京师。一路之上，他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面向社会，面向普通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次北行讲学活动，无论是讲学形式还是讲学内容，皆有悖于王学正宗，具有鲜明的“异端”色彩，从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注意，“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轰动一时。自然也引起王守仁的强烈不满，特地遣人令他作速南归。王艮回到绍兴，欲见王守仁，王守仁以其“意气太高，行事太奇”，严厉裁抑，“及门三日不得见”。直到王艮长久跪地求情，承认错误，始予宽恕。

嘉靖三年以后，王艮主要在绍兴及南直隶广德州、泰州、南京等处从事讲学活动，结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学者。同时进行著述，撰写《复初记》、《天理良知说》诸书，多数是承袭师说，重复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但也有所发挥，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张，显示出不同于王学的独立见解。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绍兴举行会葬。王艮乃“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①。自此开始创立泰州学派。

①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王艮传》。

③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① 《全集》卷三《年谱》四十七岁条。

第三节 创立泰州学派

嘉靖九年，王艮赴南京会见王门同学邹守益等人，聚讲于鸡鸣寺。

十年，居家讲学。是时四面八方的学者以及佣工、樵夫、农民、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纷纷入门定师弟礼，门徒日众。艮“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并由此陆续写成一批著作，如《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书》、《均分草荡议》、《王道论》、《大成歌》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学术观点。其中，《格物要旨》和《勉仁方》两书，被誉为是“百世不可易”之作。

十四年，泰州大饥，“族家子至除夕多不举火”。艮命长子王衣以所食粟赈之，并劝乡里富者共济饥民。

十五年，会王畿于金山，访唐顺之于武进。又入南京泛交各界官僚。御史洪垣访艮，且为其构东淘精舍数十楹。

十六年春、冬，按淮阳之御史吴悌两次至泰州造访王艮。是年，艮“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时，有不谅艮者，谓其自立门户。王艮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

十七年，以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遂谋于王艮。艮竭心经画，二公喜得良策，“一均之而事定”。

从十八年起，王艮时时患病，而四方入学者日益众。艮“据榻讲论，不少厌倦”①。

总观这一时期王艮的活动，一在与王门同学和各界官绅广泛接触交游，以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二为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关心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民请命，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是在此基础上，以家乡安丰场为基地，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传播自己的学说。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1541 年1 月4 日），王艮以病不治，卒于家，终年五十八岁。有子五，长王衣，字宗乾，号东堧；次王襞，字宗顺，号东堧，“皆能承其家学，不习举业”②。

王艮因出身贫寒，“自少不事文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鲜少著述”。今传《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五卷）内所载之语录、论文、诗，多系经过其子和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学派的创始人中亦属少见。① 以上参阅《全集》卷三《年谱》有关各条。

② 袁承业：《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

第四节 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

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明末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思想派别。这个学派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关系很深，基本上以陆王心学作为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从王学演变分化出来的。但是它又有别于王学，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叛逆精神。李贽曰：“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①王艮泰州学派的主要学说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学”。这是泰州学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学派产生、形成于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实质上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这时明皇朝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赋役日增，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师围剿“山中贼”，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为了破“心中贼”，从思想上消灭农民起义，提出了一剂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为主要宗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放弃追求物质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圣贤。王艮，虽曾在中年拜王守仁为师，入王门多年，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响。但他毕竟出身于世代受压迫的贫苦灶户家庭，本人又当过灶丁，对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有着真切的体会，因此他和王守仁势必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首先反映在他提出的“百姓日用之学”（或称“百姓日用之道”或“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从思想渊源和理论形式看，虽然与古代儒家的传统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有关，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实在事物，即“本体”。王艮认为，“日用”就是“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士、农、工、商；“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确地把解决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道”的中心内容和检验“道”的标准。又曰：“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①“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互为对立的。不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还包含着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强调发展平民教育。这是王艮泰州学派与王学的又一个区别，也是泰州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王守仁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① 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① 以上引文均见《全集》卷一《语录》。

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①竭力赞美唐虞三代“五伦之学”。王艮则不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而且始终与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敢于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提倡发展平民教育，力图把高深的儒学改造为士、农、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学”，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经生文士的正宗儒学。这一点，在王艮所招收的门徒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学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则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系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不少是农夫和手工业者等。

二曰“格物”（亦称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论，在他入学王门之前已有所得，所谓“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是也。泰州学派的“格物”，也同样有别于王学。不仅不赞成人为的道德修养功夫，以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即“安身立本”之说。王艮训“格”为“格式”之格，而其“物”则指“身与天下国家”。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①。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要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个人的独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禄害身，不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爱，实现“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王艮还针对明中叶所存在的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主张行“仁政”、“务本而节俭”、重视平民教育。

泰州学派的上述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要求摆脱贫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的封建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王艮本人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学说在不少方面未能摆脱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尤其在他晚年过分强调孝弟，上书嘉靖皇帝，陈言“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为教，时时、日日、月月大讲孝道②。为了倡导新说，他甚至制造了一些悟道、梦兆之类的神话，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狂想，最终流于空疏。

然而，王艮的历史功绩是必须肯定的。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明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门墙之盛，影响之大，皆在王门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又云：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③。据不完全统计，泰州学派自王艮至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内属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东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弟子中为广西、云南、甘肃三省之官者甚夥。他们当中，① 《王阳明全集》卷二《答顾东桥书》。

① 《全集》卷一《答问补遗》。

② 《全集》卷二《与南都诸友书》。

③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和《王畿传附王艮传》。

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人，以举人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一书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总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①。于此可见，泰州学派人物之兴旺，同时也说明它既以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级势力较为强大的东南为其主要传播地区，但又决不是囿于一隅的地方学派。“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②王艮的泰州学派，为王门两大学派之一。然而，它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响，并不是由于它宣传王学，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明中叶以后封建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日趋动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年代，敢于冲破封建专制制度的樊篱，否定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人的自然本能与生命价值，提出“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等违背儒家正统、有别于王守仁心学的“异端”思想，反映出平民的思想觉醒，具有“掀翻天地”、“赤手以搏龙蛇”、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气概，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羁络”③、敢于破除名教的无所忌惮的叛逆精神。这是王艮泰州学派的本质，是它与王学的根本区别，也是它最可贵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在泰州后学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和李贽等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家世饶财者也”。他自三十岁中举人之后，即放弃功名，从师颜钧（山农）学“心斋立本之旨”，从事讲学活动。东起杭州，西至重庆，南止福建，北到京师，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是泰州学派中一位反封建的斗士。何心隐与王艮一样反对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主张“与百姓同欲”，肯定人类物质欲望的合理性，认为广大劳动人民同样有要求满足生活需要的权利，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横征暴敛。他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组织方面敢于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李贽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道。”①何心隐主张摈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把朋友和师弟关系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上，并用一种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会”，以“尽道”、“尽学”。他还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家乡试行过“合族”的集体生活的计划，试图实现“老安少怀”的理想社会。最后因为坚决维护讲学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遭受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迫害，被封建统治阶级诬为“妖逆”，于万历七年（1579）九月在武昌为湖广巡抚王之恒杖杀。“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不知公之冤也”②。“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③。

① 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②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序》。

① 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② 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③ 《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第二十二章 明世宗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正德十六年（1521）以藩王入继帝位，年号嘉靖。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嗣，朱厚熜入继大统。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一种特殊色彩。

第一节 议礼皇帝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4 月20 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刚袭封兴王的朱厚熜入继大统。四月，当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一行从安陆驻地到达京师附近时，突然被挡了驾。原来是朝中主事的大臣们要朱厚熜由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上笺劝进，再即帝位。这是皇太子即位礼。然而，朱厚熜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以武宗遗诏上“继统得人”和“兄终弟及”的话为据，声明自己是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他自己确定了由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线，登上皇帝宝座。

首辅杨廷和原想藉拥立之功控制这个年轻的皇帝。在武宗死后，杨廷和曾用计擒获拥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宫前，他已总理朝政几十日。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功劳和朝中实力制约皇帝没有问题。谁知第一个回合就遭到失败，这也预示着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败。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议兴献王封号的问题上与杨廷和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初，礼臣议孝宗皇帝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们再议，他明确对杨廷和说：“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①七月，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张璁上疏：“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②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将张璁的奏疏颁下，命廷臣再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世宗皆不听。杨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敕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蒋氏宜称兴献后，祖母邵氏称皇太后。

嘉靖元年（1522）正月，杨廷和等利用宫中火灾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并非是孤立的，除张璁之外，一批中下层官僚，如主事桂萼、霍韬，同知马时中，员外郎方献夫，给事中熊浃，郎中黄宗明，经历黄绾等，以及个别上层官僚，如前朝老臣杨一清，湖广巡抚席书等，赞同和发展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接着，世宗又把张璁、桂萼从南京召入朝廷，准许杨廷和致仕，还责备他“因辞加咎，非大臣道”①。嘉靖三年，皇考之争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遂了世宗的心愿。

为了争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争取孝宗—武宗系统的延续，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顺门跪伏哭谏。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使世宗非常恼火，在劝谕无效之后，将二百多人逮系入狱，为首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责，有十七人先后受杖而死。这是世宗对反对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报复行动。

另一次重大报复行动是兴李福达之狱。山西人张寅通晓烧炼术，与武定①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

② 《明史》卷十七《世宗纪一》。

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侯郭勋交往。官府怀疑他是参与谋反的白莲教徒李福达。郭勋为他辩护，受到大臣弹劾。张璁、桂萼认为，这是借故诬陷支持议礼的郭勋，欲图波及议礼诸臣。世宗有意保护议礼诸臣，于嘉靖六年（1527），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事，方献夫摄大理寺事，重新审理此案。张、桂等完全推翻旧案，有关官员被惩治，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七人，罢官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张寅获释，告发者被处死。后来有事实证明，张寅的确是李福达。不过，这无关紧要，世宗通过李福达狱达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1528）六月，完成《明伦大典》的纂修，对议礼作出权威性的总结，并定议礼大臣之罪：杨廷和为罪之魁，革职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职；前阁臣蒋冕、毛纪，前吏部尚书乔宇，前礼部尚书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职，冠带闲住；前刑部尚书林俊革去生前职衔；前吏部侍郎何孟春、前吏部文选郎中夏良胜发原籍为民，等等。

兴献王称帝，需要立庙奉祀。嘉靖四年（1525），在太庙旁立世庙，后改献皇帝庙。到嘉靖十七年（1538），才奉兴献帝入太庙，称睿宗。为了将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1530）还发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讨论。将近四百名官员发表了意见。给事中夏言主张分祭，与世宗意见相合，成为定论，于是在京师分设天坛、地坛。

世宗对议礼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议礼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杨廷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武宗，因而希望通过登基仪、议皇考等一系列事件来加以制约皇帝。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批议礼的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人物，张璁、桂萼、方献夫以及夏言先后入阁，熊浃、黄绾、席书、霍韬、黄宗明等升任尚书、都御史或侍郎。在这个意义上说，议礼不仅仅是对封建礼法的争论，而且是权力的争夺和重新分配。

第二节 “嘉靖新政”

所谓“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顿朝纲的措施。这应当从杨廷和主持朝政时说起。他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不但消除了江彬这一隐患，还革除了专为皇帝私人开设的店铺，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把武宗行宫中金银收归内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减少漕粮，罢斥恩幸得官者。仅裁革冒滥职员十四万多人一项，每年就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连世宗后来也承认：“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①杨廷和被除，却没有否定他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还扩大了整顿的范围。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就整肃朝政发表过一些更为深刻的意见。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②。多年以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君知人惟尧舜与我太祖耳。若（严）嵩者，朕所自简，不才若此。”③应当说，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④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八百五十万余顷，弘治年间是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一作六百二十二万余顷）。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田亩之失，或拨给于王府，或欺隐于滑民，或委弃于寇贼”①。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③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二《言语下》。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① 霍韬：《修书陈言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到嘉靖后期，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节 道长皇帝

明代皇帝有别号自武宗始。世宗的别号很多，都离不开真人、真君、帝君之类，短者如“雷轩”，长者如“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①，可见其对道教的迷信。

世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宗教问题。霍韬说，僧道盛者，王道之衰。方献夫说，尼僧道姑，有伤风化，应将现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家。世宗认为他们的意见都很正确，也发过“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的诏令②。但他不是要取消道教，而是要把道教变成更皇家化、更贵族化的宗教。

世宗入宫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1523），太监崔文等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世宗拜奏青词。接着，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事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给邵元节的最高礼节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另一个真人陶仲文则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即壬寅年，宫中发生事变。十月，世宗宿曹端妃宫中，险些被宫女杨金英等合谋勒死。史称：世宗“性卞，待宫人多不测。”③此后，世宗移居西苑永寿宫，“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④，一心一意追求长寿去了。时章奏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入者，诸司衙门的章奏，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

由于沉湎于斋醮之中，以“清心寡欲”戒，世宗对后妃的感情淡漠。元配陈皇后，孕中逢世宗震怒，惊吓而死。第二任皇后张氏以“不顺不敬不逊”废。第三任皇后方氏，在处置“壬寅宫变”时，不但杀了与事宫女杨金英等，还杀了世宗所宠爱的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世宗对此一直记恨在心。嘉靖二十六年（1547），宫中失火，方皇后被烧死。

世宗因迷信道教对诸子也日益疏远。庄敬太子死后，他把成婚的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都迁到宫外居住，并且迟迟不肯再立太子。到了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凡裕邸喜庆，一切不得上闻”②。朱载垕生皇孙不敢奏闻，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幸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③因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藉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华丽、吉祥。如宫中有一只猫最得世宗喜爱，死后葬于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的悼词中称作“化狮作龙”④。青词内容大抵如此。下面的长联被视作青词的代表作：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天子别号》。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

③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圣主命名》。

③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④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⑤撰者袁炜是嘉靖末年的阁臣。第一个由于撰写青词受知于世宗的阁臣，是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状元顾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入阁。袁炜在嘉靖四十年（1561）入阁，严讷和李春芳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郭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他们被人讥为“青词宰相”①。李春芳主持过制定“宗藩条例”，这是明代处置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较有才学，但他们因青词写得漂亮，又合皇帝心意而入阁，也是事实。另外，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徐阶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他们也都善撰青词，这对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世宗的信任，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夏言到严嵩似乎可以看作一种象征：以议礼决定取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道教开始在政治生活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斋醮造成财力的浪费是很惊人的。例如，斋坛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有的中书官因善书写而升卿贰，有一中书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书官既升了官又发了财。②世宗迷信方士，从嘉靖中叶以后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丹药或取妇女月经，或取“生儿未啼时口中血”③，嘉靖三十一年（1552）选八岁至十四岁女子三百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1555）选十岁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宫，都为炼药用。王世贞《宫词》中说“只缘身作延年药”④，真是很形象的说明。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①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③ 《万历野获编》卷四《徽王世封真人》。

④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六○《杂缀》。

第四节 君臣之间

嘉靖朝是内阁权势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张璁、桂萼开始，阁臣打击异己，傲视七卿、科道诸臣，控制朝政，超过了前朝，但他们大都不得善终。这与世宗权势欲极强，猜忌心很重有很大关系，史载他“威福必自己出”①。张璁、桂萼在议礼之争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干。但张璁在八年的时间里，一次罢官，三次致仕，原因是他为人刚强，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嘉靖十一年（1532）八月张璁去官，就是因为有彗星出现，世宗怀疑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1529）一年内就两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的命运也几经反复。嘉靖十五年（1536）闰十二月入阁，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成为首辅，次年五月致仕，未行复职，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落职致仕，十月复职，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革职闲住，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复职起用，二十七年正月削保傅衔致仕。他失宠以及最后被杀，一方面是因为碰到了像严嵩这样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的厉害对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太无所顾忌，按世宗所罗列：“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②另外，夏言还做了一些伤害世宗个人感情的事情，如世宗赐给入值大臣香叶巾等道家服饰，夏言密揭谓非人臣所服，不敢当。这对世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必欲置夏言于死地。

即使对于严嵩，世宗也保持着很高的警觉，虽然对官僚们的弹劾往往不以为然。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的一天，已成为首辅的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被召至西苑。“上谓嵩、浃曰：‘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嵩、浃闻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上曰：‘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嵩、浃惶悚益甚，伏不能起。”①当面说阁臣“心高高似阁”，吏部尚书“胆大大如天”，这无疑是一种警告了。

世宗的猜忌心极重，亦可从嘉靖朝官吏的频频罢官得见一斑。从嘉靖二十年（1541）到嘉靖四十年（1561）并没有发生什么大案，七卿中却有二十五人次被罢官。

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廷相为民；二十一年，刑部尚书吴山削职；二十三年，兵部尚书毛伯温为民；二十四年，吏部尚书熊浃为民，兵部尚书戴金免；二十五年，吏部尚书唐龙谪为民，兵部尚书路迎免；二十六年，户部尚书王杲谪戍；二十八年，礼部尚书孙承恩、兵部尚书赵廷瑞免；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李士翱闲住，兵部尚书丁汝夔弃市；三十年，兵部尚书王邦瑞革职，刑部尚书顾应祥降调；三十一年，吏部尚书李默、刑部尚书应大猷闲住，兵部尚书赵锦谪戍；三十二年，吏部尚书万镗为民；三十四年，兵部尚书聂豹闲住；三十五年，起用不到三年的吏部尚书李默下狱死；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为民；三十七年，兵部尚书许论革职；三十九年，户部尚书马坤闲住，刑部尚书郑晓闲住；四十年，礼部尚书吴山闲住，刑部尚书冯天驭闲住。其中还不包括疏辞不肯就任而被罢免的官员。

①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七。

② 《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

① 张合：《宙载》卷下。

这一段时期，严嵩势力增长，对官员的任免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以上官员的罢免，多与严嵩无干。丁汝夔对“庚戌之变”负有主要责任，他是遵照严嵩的意见办事，杀他肯定不是严嵩的意愿。而万镗与严嵩同科，聂豹与严嵩同乡，唐龙一直与严嵩友善，赵文华虽一度与严嵩交恶，但终是他的义子。另一方面，如王杲被罢，是因为久不肯奉诏买龙涎香。可以说，对朝中大臣的任免，世宗受严嵩的影响是有限的，很少顾及严嵩的好恶，更说不上为严嵩所控制。

明朝方面大员受处罚、被罢官、被杀也不在少数。蓟、辽的总督，巡抚，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有二十七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①顺天巡抚张汉，建议大将可专杀偏将裨将，以树军威。此议颇不合世宗的口味，他对身边的大臣都缺少信任感，增强在外大帅的权威又怎能放心？有言官弹劾张汉刚愎，世宗就把他发配到边远的镇西卫。御史陈九德推荐张汉是可用之材，也被斥为民。张汉流放二十年，死于戍所。

南方各省督、抚则多受倭乱的牵累。首先蒙难的是浙江巡抚朱纨。其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被杀。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三十九年（1560），应天巡抚十易其人。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倭寇，不等继任到来便离任而去，被下狱除名。方任丁忧，陈洙才不足，未任。屠大山失事，下狱为民，陈洙谪戍，张景贤考察夺职，赵忻因金山兵变贬官，陈锭罢去，翁大立免职。虽然上述官员的罢免或被杀，基本是事出有因，但同时也反映世宗对官吏的制裁是很严厉的。

与鞑靼、倭寇的战争，是嘉靖朝的两大事件。鞑靼人围攻北京，倭寇骚扰南京，朝野震动。世宗对督、抚官的严厉制裁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1567 年1 月23 日），世宗由西苑迁回乾清宫的当天即死去。《明史》评价他：“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①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① 参看吴廷夔：《明督抚年表》。

① 《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二》。

第二十三章 张璁 桂萼 杨慎

第一节 张璁

议礼之争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萝峰，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举人，先后七次赴京会试，终不第。居乡中治学益力，遂贯通古今，尤精“三礼”。张璁性格耿直，争强好胜，凡事不随便附和，常与士大夫评论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始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适世宗入登帝位，议追崇所生父母之礼。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武宗遗诏，策立世宗，又总朝政凡四十余日，颇事威福，乃指示礼部尚书毛澄，规定世宗继嗣为孝宗之子，礼以汉定陶王和宋濮议为式，不能过分追崇所生父母，并说有异此议者即是奸邪，可处以斩罪。会张璁观政于礼部，心非其说，遂上疏论陈其事。张璁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儿子，他们分别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养宫中为嗣子，其为之后的身份是明确的，今武宗无嗣而崩，大臣遵祖训迎立今上，武宗遗诏亦只称兴献王长子云云，遗诏未有要其为大宗后嗣之意。张璁陈述了这些事实后，提出了议礼的主张，当今皇帝以伦序当立的身份入继大统，与汉宋继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为藩王的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璁还从礼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师法濮议的错误，第一，《礼》中有明文规定，长子不得为人后。而世宗恰恰是兴王独子，如为人后，则违反礼法而自绝其宗。其二，世宗生母尚在，如按杨廷和、毛澄的主张，则世宗只能称其母为皇叔母，母子关系就要变成君臣关系，这样又违反了子无臣母之义。于是张璁建议，在京师建立兴王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亲养母的大孝。世宗本意要追尊父母，无奈被杨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议牵制，所以一看到张璁的奏疏，十分高兴，连声赞叹，“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①世宗将璁疏交付内阁拟旨批答，要阁臣等重议追尊之礼。杨廷和凭借权势，胁制廷臣附从己意，他并不把这个初入仕途的新科进士放在眼里，“斥曰‘秀才安知天下事’”②。然而杨廷和却无法回答张璁的诘难，于是唆使科道官员交章弹劾张璁。时世宗之母兴献王妃蒋氏至通州，闻廷议将以己子为他人子，十分不悦，留驻不进。世宗乘机以归藩养母相要挟，杨廷和等人大窘。张璁又撰写《大礼或问》，辨论继统与继嗣的区别。并就礼制上的尊崇及墓庙诸事析说甚详。《大礼或问》在部分朝臣中传阅，颇有影响。礼部侍郎王瓒赞同张璁所议，并在朝官中传播其事。张璁决定要把《大礼或问》奏呈世宗，杨廷和得知，非常恐慌，布置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诱阻之，张璁不从。世宗看了《大礼或问》后，要礼部议处，杨廷和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于是拟敕下礼部，诡称奉孝宗张皇后懿旨，追赠世宗之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则称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则称皇太后。此举意在略作让步，以厌世宗之心，并称奉皇太后懿诏，云云，表示廷议仍未尝以之为是，借以在心理上牵制世宗。① 《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

② 《明通鉴》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杨廷和为了减少和消除张璁在朝中的影响，他指示吏部将其授职为南京刑部主事，使其远离京师，不再妨碍自己推行所议。张璁到南京后，与同官刑部主事的桂萼结为政治盟友，二人讨论古礼，研究与杨廷和等人斗争的策略，等候时机，再度掀起议礼的斗争。

张璁在南京任职期间，京师发生了几桩与议礼有关的事件。世宗任命皇亲蒋荣为安陆祠祭署奉祀官，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后，议以崇仁王朱厚炫嗣兴国，则应由崇仁王奉祀，群臣上疏争其事，世宗不予理会。关于庙乐，廷议以“正统本生，义宜相间”，主张安陆祠庙较太庙用乐应降低等次，世宗置廷议不顾，命用八佾乐舞，又自制乐章，“迎神曰太和，初献曰寿和，亚献曰豫和，终献曰宁和，彻馔曰雍和，还宫曰安和。”①这个乐章和太庙诸帝享用的乐章完全一样。

同安陆庙祀相类的事，还有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的丧礼。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子，其庶祖母的丧礼较嫡祖母应有所减杀，定为哭临一日，丧服十三日而除，文移两京，不以诏告天下。世宗不遵所拟，服丧二十七日，服除视朝，不鸣鞭，不鸣钟鼓。世宗还不顾杨廷和的阻挡，将邵太后袝葬茂陵。祭祀是封建皇朝的大政事，然而某些庙祀礼制毕竟属于皇室私事，杨廷和不可能过分干预。以上事件表明，世宗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杨廷和的安排，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推翻其决定。

京师的这些消息给张璁、桂萼极大的鼓舞，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议大礼，世宗立即纳其议，要朝臣集议其事。杨廷和自揣难以维持旧议，于是辞职。杨廷和去后，赞成张、桂观点的人渐次增多，许多人上疏赞助其说。世宗下诏，命张璁、桂萼入京参加关于大礼的廷议。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为了阻挡张璁等入京，不惜作出让步，改动兴王的称号。嘉靖三年四月，诏称武宗为皇兄，称孝宗皇考，称兴王本生恭穆献皇帝，称兴王妃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改动的实质是在兴王尊号中加一个“皇”字，虽称兴王为父，却冠以“本生”二字，以志区别。张璁、桂萼在赴京师途中获知这一新情况，为了彻底击败政治对手，二人毅然上疏请去“本生”二字，指出问题的关键，孝其亲不在于一个皇字，“惟在于考与不考”①。世宗接到两人的奏疏，大喜过望，复下诏催促张璁、桂萼等速来京师。张璁等到京师后，“复条上七事，极论两考之非，以伯孝宗考兴献为正”②。张璁又奏上《正典礼第七上十三议疏》，全面阐述议礼涉及的问题。世宗十分欣悦，特旨擢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不久免去党附杨廷和的蒋冕、毛纪、汪俊的职务，廷杖左顺门哭谏诸臣。三年九月，张璁等议礼诸臣参与廷议，决定称孝宗和张皇后为皇伯考皇伯母，称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王妃为圣母章圣皇太后。至此，张璁的议礼主张实现了，张璁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由此确立。嘉靖四年，记述大礼议的过程的《大礼集议》书成，后赐名《明伦大典》，张璁进官詹事兼翰林学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六年内阁大学士贾咏与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及三法司诸臣涉嫌借李福达案陷害张璁、桂萼及支持议礼的武定侯郭勋，世宗着意保护议礼诸臣，尽换法司官员。世宗命张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寺，重新审理李福达案。张璁等尽反其狱，① 《明伦大典》卷九。

① 《明伦大典》卷十三。

② 《明伦大典》卷十三。

并借此案打击异己者，株连四十余人，史称大狱。大狱之前，科道尚狎视张璁，欲借京察拾遗之例打击之，大狱之后，旧党诸臣都不敢轻视张璁了。改革弊政，抑制宦官张璁掌握了国家监察大权后，立即运用监察之权，改革弊政。他反复申明太祖规定的宪纲，像太祖那样严格地约束官僚集团。首先整顿都察院，对不遵守有关规定、耽误公事的“河南等道监察御史傅元等二十员”查催赴部。①又疏请对失职的科道官员进行惩治，严格检查十三道的工作效率，要求各官在规定的时限内将题奏涉及的公事办完，对办事拖沓的人员轻则量行戒谕，重则参劾别用。张璁在院，斥去失职的科道官员二十多人，补充以比较廉明和干练的人员，改善了都察院的状况。正德以来，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非常散漫，竟然到中午才开始办公，相沿成例。张璁请申饬三法司堂官严督所属，早上散朝后，就各回衙门开始办公。张璁尤其痛恶官僚的贪污和行贿，都察院行文京内外各衙门，“敢有仍科派小民馈送京官者，在外许巡按御史纠察，在内许缉事衙门访捕，依律治罪”①。张璁执法严格认真，打击了正德以来贿赂之风，史称“一时苞苴路绝”。嘉靖前期，吏治得到改善。嘉靖六年冬，张璁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一入内阁，他立即对翰林院的积弊进行清理。正德以来，形成一些陋习，如规定由内阁教习的庶吉士才可进入翰林，其他部门的官员虽有文学才能亦不能入充翰林官员。由是，内阁将翰林职位在门生弟子中递相授受，形成结党营私的局面，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张璁疏请革除此弊，不拘内外官员，只要文学才行出众，都可以被推荐和召试授翰林之职。同时对现在翰林院官进行考核，将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二十二人罢黜或外调他职。同时任命大理寺少卿黄绾、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等为翰林官员。张璁还加强了庶吉士的拣选和考核。

张璁借世宗平台召对的机会，密请撤除各地镇守中官，其后又屡次请求施行。由外藩入继帝位的世宗目睹正德中宦寺之祸，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张璁限制宦官势力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先后革去镇守、守备内官二十七员。正德中受中官控制的腾骧四卫改隶兵部，宦官势力遭到抑制和削弱。

张璁立朝，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即使与同议大礼的霍韬等人亦每因政事相争，不少假借。张璁对朝廷耿耿忠心，深得世宗嘉许，特赐银章二枚，文曰“贞良忠一”和“绳愆弼违”。时杨一清为首辅，翟銮先于张璁入阁，而世宗待张璁礼遇特隆。七年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官场倾轧张璁利用议礼作为取得政治权力的手段，掌权后，他就致力于政治改革，清理正德以来的弊政。张璁因议礼而获得皇帝的不次拔擢，一般人视为干进，致使张璁等未能在士大夫中建立相当的威信，当时六卿都是很有资格的人物，他们表表自树，政治上同张璁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人，他① 《张文忠公集》卷三《催取风宪官员》，载《敬乡楼丛书》，民国黄群排印本。① 《张文忠公集》卷三《禁革贪风》。

们在议礼中观点同张璁基本相同，但却不愿与张璁一起为争礼而斗争。对大礼持相同态度的人尚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因之张璁等的改革缺乏深厚的人事基础，每论事立议，虽其主张明显的合理合法，却必定不能在大范围内获得推行，加上世宗专制严酷，张璁的举措受到一定限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此外，张璁还受到“应机玩世，持禄苟安”的庸俗官僚杨一清的牵制。①正嘉之际，杨一清在家闲居，因赞成张璁的大礼之议，得以被荐入阁。杨一清在武宗朝边功甚著，劣迹也不少。再相后，乘张璁整顿翰林院之机，“送乘间引所厚入院”，又“多循旧弊，用私人，受馈遗”②。于是张璁和杨一清产生嫌隙，进而相构不已。张璁在与杨一清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打击，八年八月，张璁被给事中陆粲论罢，幸而霍韬力为之辩，一清乃致仕，璁得召还，遂任首辅。杨一清始去，张璁又受到夏言的牵制。世宗自大礼议后，以制礼作乐自任，如分祀天地，罢太宗配祀等，夏言在更正祀典上迎合世宗，获得世宗的信任。张璁自取得政治权力后，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并不醉心于礼乐上的繁文缛节，对世宗兴作礼乐多所谏正。于是夏言和张璁相轧。十年七月张璁再次被迫致仕，后虽被召还，其改革的锐气和努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张璁和桂萼在议礼时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斗争的胜利，执政后两人都锐意于革弊，但他们却免不了封建官僚的通病，二人因序位之尊卑发生龃龉，逐渐失去政治上的团结，以致使张璁遭到杨一清、夏言势力的攻击而蒙受重大损失。其后，张璁与议礼中的政治盟友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等无多改善，十四年张璁疾作，屡疏乞骸骨。十五年四月致仕，十八年二月卒，适世宗南巡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赐谥文忠。璁传世有《礼记章句》、《敕对录》、《谕对录》、《大礼要略》、《钦明大狱录》、《张孚敬诗集》、《张文忠公集》。

① 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史》卷二《永陵编年信史》，万历刻本。

② 霍韬：《石头录》卷四；《玉堂丛语》卷六。

第二节 桂萼

均平赋役，屡忤官吏

桂萼，字子实，号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东乡东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丹徒知县，史称其人性刚使气，屡忤上官，后调知浙江青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还遭到御史白简弹劾。桂萼不但屡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书手的关系也不协调，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实属少见。桂萼在县任职，非常了解缙绅势家及豪强地主欺隐土地逃避赋役的情况，深知赋役不均给朝廷的统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因之，他积极致力于均平赋役的工作。然而官豪势家总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官豪势家不但通过诡寄、飞洒等诸种手法欺隐土地，又独占肥沃的土地，却只按低税率交纳很少的田租，不愿为农民“分粮”和“为里甲均苦”①。只要有志于清理赋役积弊改变不公正状况的州县正官着手于丈量土地或均平赋役，“势家即上下夤缘，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为。桂萼历次任上，都致力于均平赋役。正嘉之际，他任成安知县，排除多方阻难，终于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额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顷五十九亩九分”，清丈之后，“均量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顷四分五厘”②。丈地之后，桂萼“计亩征粮，民不称累”，纠正了当地社民享无税之田、屯民供无田之税的不合理现象。桂萼看不惯官场中的贪污腐化，痛恨势家豪强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结、在征赋派役中营私舞弊的各种丑行，这就是桂萼屡忤上官下吏的社会原因。正德中，武宗政荒，大臣苟于利禄，士风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刘六、刘七和四川爆发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明朝的统治，武宗无子，因之引起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桂萼满怀经世济国之志，锐意革弊，而每被抑挫，他对正德以来的腐败政治十分愤激不平。

以正大礼而入阁嘉靖初，桂萼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他身在闲曹，却非常关心国事和政局的变化。当他通过乃兄翰林修撰桂华获知朝中关于大礼议的斗争，即赞成张璁的主张。不久张璁被杨廷和党排挤到南京，桂萼与张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两人在南京日相讨论，研究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策略。

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请正大礼，疏中强调指出，宋人范纯仁已把预养为嗣的英宗和入继之主作了区别，而当今皇帝入继帝位分明是入继之主，为什么要遵从为预养的宋英宗而制订的濮议之礼呢？桂萼还指出杨廷和所议“灭武宗十有六年之统，泯遗诏禅受之旨，而夺兴献帝不可夺之嫡宗，且使兴国太后处慈寿皇太后之间，礼莫之尽”①。世宗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决心重议大礼。

① 《明经世文编》卷一八○，《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下引同。

② 《成安县志》卷三《赋役考》，明刊本。

① 《桂文襄公奏议》卷一《请正大礼疏》，康熙刻本。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评杨廷和的议礼方案，世宗又不断降敕诘责杨廷和，朝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附从，杨廷和自知难以维持，于是辞职。杨廷和既去，赞成张璁、桂萼观点的人渐次增多，世宗决定召张、桂入京。内阁蒋冕、毛纪为了阻挡张、桂来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提出在兴王尊号上略作让步，称世宗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但仍考孝宗母昭圣，并请下敕谕停召张璁和桂萼。桂萼、张璁在凤阳途中接到诏书，桂萼复上疏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在尊号中去“本生”两字，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师，桂萼又与张璁联名上疏，极论两考之非，指出两考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是剥夺皇帝尊奉父母的神圣权利。

桂萼、张璁初到京师，杨廷和党的势力尚盛，二人颇为孤立。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等勾结，阴谋扑杀桂萼和张璁。世宗通过厂卫侦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勋的保护。三年七月，由于礼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杨慎等人的煽动和要挟，发生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争礼的事件，世宗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世宗旋即任命赞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议定兴王尊号，三年九月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学士。由于内阁首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获参与经筵，不参与献皇帝实录的修纂，不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是年杨廷和余党借李福达案倾陷赞议大礼的武定侯郭勋，而欲牵连加罪于桂萼诸臣。世宗痛恶旧党借事罗织，尽换三法司诸官，以桂萼署刑部，张璁署都察院，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李福达案。会搜查御史马录私书，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大礼诸臣的私书被发现。贾咏引罪致仕，其他人则纷纷下狱候审。桂萼密承世宗风旨，认真审理此案，狱词颇详。该案最积极的策划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承认犯了故入人罪，于是旧党利用李福达一案倾陷大礼诸臣的阴谋暴露无遗。桂萼等对该案进行判决，大略言李福达非白莲教，马录仇恨郭勋，构成冤狱，又列出了原来审理此案及与该案有关诸臣的罪过。世宗悉从桂萼所言，将该案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①李福达获得释放，马录等论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边、削籍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奖。是年京察，旧党犹借拾遗之例攻击桂萼，桂萼疏请斥逐杨廷和在言路的私党，实行科道互纠，世宗下令速举。于是京察和互纠罢黜科道十三人。是年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① 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首，请为马录、颜颐寿等平反，《明史》采其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明史·马录传》）。然而同时代的郭子章怀疑庞论（《国榷·嘉靖六年》）。支大纶亦不赞成庞论（《世穆两朝编年史》）。高拱、张居正坚持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修穆宗实录时，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朝局人事焕然一新。

嘉靖六年九月桂萼改吏部左侍郎，旋升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明代尚书兼学士自桂萼始。任礼部甫逾月，迁吏部尚书，获赐银章两枚，文曰“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和内阁辅臣一样，桂萼获得了密疏言事的特殊权利。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八年二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创立一条鞭法桂萼执政后，发舒多年以来的政治抱负，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积极主张均平赋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层政权下的赋役之法，看到了业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册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户等划分标准很不一致，户等一样，而实际丁产可能相去甚远；户等一样就要承担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再说十段册法，实施其法必须对各户丁粮作彻底清理，在此基础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产仍很难一致，徭役的负担仍不均平。桂萼根据自己的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赋役改革意见。嘉靖九年（1530）十月，桂萼进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黄册派定年份轮役的老办法，改以一省之丁粮供一省之役。时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建议，规定了新的赋役征法：“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①根据桂萼的意见颁布的赋役征法奠定了“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续了赋和役合并以及化繁为简的趋势，把各种役目并为一项，按丁粮一次编定，俱于秋粮征收。桂萼的主张比同时代的十段册等改革完善得多彻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类赋役改革的总结。

同桂萼相先后，许多地方行政官员都推行了赋役的改革措施。万镗提出赋役的均平应“在县不止以里论，而当均于一县。在州不止以县论，而当均于一州。在府而所均当益广矣”①。万镗所论，限于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范围内通融科派，均平负担。不难看出，桂萼创立了一条鞭的赋役征收法则，又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导实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头，较之于顽固守旧反对赋役改革的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不啻霄壤之别。②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的发展，从两税到一条鞭法，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桂萼在这个变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桂萼的赋役改革实践中，均丈土地是改革的前提条件，桂萼极为重视均丈土地的工作。他认识到只有把欺隐的土地清理出来，登记入册，朝廷按丁产佥派徭役的原则才能切实贯彻，桂萼多次上疏，强调重新丈量土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在《进任民考疏》中指出：“臣闻仁政必自经界始，今之经界存乎版图。自正统末，天下吏阴坏版图，诸色田土散漫参错，难以检讨。”①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议》卷八《进任民考疏》。① 《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哈佛燕京学社排印本。

② 杨廷和为首辅时，曾拟旨反对役法的改革，见《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桂萼还提醒世宗，势家豪强总是反对丈量土地，朝廷要下决心，要由有关大员会议其事，订出实施措施方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清丈工作。土地一经清丈，版籍澄清，各种违法行为就难以掩盖。桂萼丈量土地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均丈土地的意义为许多士大夫所认识，世宗朝郭弘化、唐龙、简霄、顾鼎臣都继桂萼之后，疏请核实田亩，均丈土地。据各种史籍记载反映，嘉靖年间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均丈土地的工作。

宦海沉浮桂萼还积极会同张璁，在嘉靖前期进行政治改革，肃清言路，加强都察院的监察职能，清理翰林院积弊，改变正德以来内阁控制翰林院以及内阁同六部结党营私的现象。桂萼还用世宗所赐银章密疏奏事，请“除百数十年弊习，罢还镇守”①，襄助张璁请撤除镇守内臣之举。

桂萼等大礼诸臣以议礼为手段取得政治权力，在论资排辈和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认为逢君干进。许多重要人物赞成其议礼主张，但在政治上却同桂萼等人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显势孤力单。此外，守旧派政治势力虽经打击，仍寻找机会向桂萼等实施反扑，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挥刘永昌越位妄奏，硬说都督桂勇与桂萼同族，表面上请削桂勇兵权，实则动摇桂萼的地位。旧党甚至利用星变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张璁在议大礼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集团斗争的胜利，其后又锐意革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入阁后，桂萼与张璁逐渐失和，遭到夏言势力的攻击，而使大礼诸臣蒙受损失。在大礼诸臣中，有不少王学的弟子，如方献夫、黄绾等，桂萼和张璁反对程颐的濮议，对王守仁带有新倾向的学术思想持包容的态度。桂萼等执政后，推荐王守仁任总督两广兼巡抚。桂萼希望对两广土酋实现有效的控制，为明朝建立巩固的边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扩张。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卢苏、王受的叛乱。为防止归顺的土酋复起叛乱，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两广，责以抚处三年。会王守仁疾作，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径归。桂萼恶王守仁不奉行自己的靖边之策，两人关系恶化。王守仁死后，桂萼攻击王守仁并请申禁其学。方献夫、霍韬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辩解，大礼诸臣意见各不相同，杨一清、陆粲乘隙攻击，八年八月桂萼和张璁一度被解职，遭受重大挫折。九年四月后被召回入阁，翌年正月引疾乞归，八月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桂萼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

①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密论四事》。

第三节 杨慎

青年入仕，宦途坦达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江西庐陵，六世祖避元末乱徙湖广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属成都）。祖父杨春，官至提学佥事。父杨廷和（1459—1529），成化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入阁，官至内阁首辅。杨慎正德三年（1508）会试下第，入国子监，拔历而事于礼部，尚书刘宇颇重之。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及至殿试，内阁首辅李东阳“密以制策题示”①，故杨慎“所对独详”，于是列名一甲第一，取得状元头衔。这次科场作弊，大概做得很秘密，一般人无法知晓，所以没有发生政治风波。再者杨慎毕竟不是胸无点墨，在京师颇有才名，故未引起人们訾议。日后事露，史家还是把此事记载下来。李贽《续藏书》记载说，京师民众称杨慎为“面皮状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称为“关节状元”。明代以来，实行八股取士，士子为应试而习时文，惟抄袭或揣摩程文以应试。明代科举答案限在永乐年间纂定的《性理大全》一书之内。成化中礼部右侍郎周洪谟奏请订正朱熹注“四书”、“五经”之误，宪宗以《性理大全》一书为天下士子“习学已久”为由，不准更改①。这种科举考试，不是造就人才，状元并非就很有学问。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即默默无闻，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文化等方面俱无大贡献。再有，殿试时一甲三人的名次确定，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科名高下，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不关乎才学的高下，状元亦非必是人才之冠。一甲状元，例以相貌端正或体貌伟壮者为之，许多文优而因貌寝被改变科第名次的史不绝书。如建文进士王艮廷试本第一，以貌丑屈为第二，遂以胡广为状元。有的掉换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谬，如万历进士朱国桢，以名同国姓，且似佳谶②，于是拔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难认而被任意更换名次，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陈循，因与考官同乡，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难认，于是又改洪英为第一。有的纯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应黄子澄第一，“既启封，上自以梦故，用丁显为状元”，黄子澄反被抑为三甲进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梦中听见雷声，遂拔雷鸣为状元。不难看出，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条件下，状元属谁全凭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状元非必真才。

杨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于宣、大、榆林诸边。杨慎上疏切谏，未成，称病归。

世宗嗣位，杨慎改经筵讲官。武宗崩后，佞幸江彬伏诛，中官为恶者或已服罪，而大珰张锐、于经以纳金银获免，杨慎借讲《舜典》之机，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元恶大奸，则无可赎之理”①。嘉靖二年（1523），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试考》。

① 《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减场解元》。

② 《万历野获编》卷一五《廷试》。

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廷争大礼，获罪遣戍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之争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请世宗继统而不继嗣，继而提出伯孝宗而考兴献。杨慎之父杨廷和坚持己议，不赞成世宗改变初议，其在内阁封还御批四次，前后执奏凡二十余疏。世宗坚持召桂萼、张璁至京重议大礼。杨廷和无奈，致仕归去。在议礼一事上，杨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对张璁等的议礼主张大加挞伐。张、桂来京后，被擢为翰林学士。杨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②。表示不愿与桂萼、张璁等同列，并以请求罢斥己职相挟。世宗怒，切责杨慎等诸臣，予以停俸处分有差。逾月，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争议礼。当此之际，杨廷和虽已去职，其追随者皆居重位，如蒋灵、毛纪、汪俊、何孟春等，在他们的操纵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诸司等各部官员具疏，廷争大礼。世宗将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罢，杨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众，要群臣跪哭宫门，给皇帝施加压力，听从群臣的意见。杨慎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①杨慎遂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拦阻散朝的百官，胁制众人跪哭谏争，并威胁说：“今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②于是二百四十余名朝官俱跪伏左顺门。皇帝命司礼中官谕众臣退去，众人说要得皇帝遵从议礼前议的谕旨才肯散去。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士执丰熙等八人下诏狱。杨慎与王元正撼门大哭，跪伏的众臣应之，声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员到午门听上谕，宣布给予跪伏者停俸处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杨慎服杖之后，又被谪戍到云南永昌卫（今属大理）。

嘉靖六年（1527）冬，云南寻甸、武定土司安铨、凤朝文叛乱，流劫于嵩明、杨林、木密等地，进而围攻省城。杨慎适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于是戎服执戈，帅百余人往援木密。入城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③。杨慎在滇，时领戎役，或于永昌，或于沪州，或于重庆。杨慎虽身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国公镇守中官都很优待他，故杨慎得乘间游历云南，咏诗为文，以抒其怀。而世宗因议礼一事最恨杨廷和和杨慎，每每向左右索问杨慎的情况，阁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松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杨慎等不能获得赦免的恩典。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除了奔丧等特殊情况，不得随便奏请还家。根据有关法律条例，戍卒年满六十者可以请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岁的杨慎乞求有关衙门准许。而“军卫及当道皆唯唯，转相推调”①。杨慎又委托门人走云南巡抚的后门，皆不得要领。地方官虽善视杨慎，但谁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过界限。因之，杨慎有子而壮，却仍要以衰迈之躯，荷戈趋伍，对于一个曾一度风云于政坛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剧和打击。杨慎年届七十，私自归蜀，巡抚急遣四名指挥使逮之，械还。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②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② 《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③ 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新都县志》。

① 杨慎：《与同年书》，转引自《杨慎诗选》第142 页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在云南，努力从事于文化学术活动。其一生著述，绝大部分成于云南。杨慎在云南结交广泛，行迹所至，总是以其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云南为各族杂居之所，许多少数民族士人也都趋从杨慎。经常与杨慎从游的滇中士人有吴懋、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等，称杨门六学士。上述六人加上杨云山，又称杨门七子。与杨慎过从甚密的还有白族士人董难和丽江土知府木公。从杨慎在云南的诗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游的有百人之多。这些士子在杨慎的影响下，砥砺志学，大多取得了成功。杨门六学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阳系著名的白族学者、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归乡，与杨慎唱酬甚密。编撰《云南志》、《大理府志》，元阳还辑刻了不少书籍，可惜大都佚而不传。

杨慎与望风慕学的云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诗文词曲外，他还致力于经书、史书、子书的研习，甚至还涉足于书画医学等领域。杨慎对学问的广泛学习研究，其著述的辗转抄录和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的发展。杨慎还在临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杨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向学，其门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如杨元达叙刻师作《诗话补遗》，梁佐编刻《丹铅总录》。洪武中沐英入滇，军兴之际，焚毁图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杨慎在滇，传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开启一代学风，其流风遗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杨慎身为戍卒，因役事之间而往来各处，他不可能随身携带许多图书资料，况且地处偏僻落后的云南，图书资料也缺乏而难于寻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学术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杨慎许多时候和场合下，凭记忆写作，产生了许多失误，从而影响其著述的准确和质量。同时，在杨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间亦有弄虚作假的缺点，但这与他传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终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杨慎幼承庭训，甚警敏。既在翰林，见闻益广。武宗叩问疑义，众不能答，杨慎广征博引，一一作答。尝奉使过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随口成诵，杨慎十分惊异，于是克服松懈自满情绪，愈加肆力于古学。既戍云南，戎余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①。由于杨慎勤于学问，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其“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清代修《明史》时，尚有许多杨慎的著述还未刊出。近人根据新都升庵祠堂藏书、《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新都县志》、《新都年鉴》、丛书《函海》、《升庵合集》、《绛云楼书目》、《文瑞楼书目》、《顾修汇刻书目》、《益部谈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统计，杨慎著作则有四百种左右。①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佚而不传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复的书目，因为杨慎的著述经多次刊刻和编辑，有一些书名是后人分类的类目，而并非升庵著作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① 参阅陈廷乐：《简辑杨升庵著述评选书目》，载《昆明师范学院院报》。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伪托杨慎所著，这些尚待进一步考证和清理。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或私人藏书中，可见到的杨慎著述，包括杨慎所撰、所编、所辑、所选、所评注、所批点的共约一百三十四种。②还必须指出，署名为杨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并非杨慎所撰，有的是刻书之误，张冠李戴，有的是有意伪托。这些情况有的已经考证出来，有的已露痕迹，尚待进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辂所撰的《南诏野史》列为杨慎的著作，并为之作序。此本初刻于乾隆，再刻于光绪，原版存云南省图书馆，印本流传颇广，故世人皆以为杨慎撰《南诏野史》。近人的《丛书书目汇编》亦将该书列为杨慎著作，即编者以讹传讹而编入之。③又《滇载记》一书，今各家均以杨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国瑜研究结果表明，此书非杨慎所作，据《滇载记》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该书有姜龙的序，姜龙字梦宾，嘉靖初以副使任云南兵备道，《明史》有传。姜龙与慎极相友善，杨慎初来滇，姜龙适在任上，龙于五年解职，杨慎有诗文记颂其政，姜龙归后，二人亦诗文日相往来。姜龙原序说：“（龙）俄起废承乏边圉，杨子用修由侍从论时事忤旨，谪戍博南，相得甚欢。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白，即僰从省也。其事怪，其词鄙，盖滇地与身毒密迩，汉使之入也，假道于彼，则其怪也，有所蒙袭，无足究者。其书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意其经几译，而后属之书，文何由雅也。余辄以慁杨子，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词旨简奥，足补史氏之阙。”①结合其他史料考较，该序表明，杨慎与姜龙稽古问俗，时在嘉靖四年，删正其书，亦在该年。姜龙解职后，携该书归，与陆粲共赏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杨从张云汉处得到的《滇载记》，已从僰文《白古通》屡经译述，转为汉文。姜龙所得即为已译述为汉文之本。惟其词鄙陋，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从《滇载记》的内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录自汉文史籍，乃编纂之书。且该书未经仔细考校，多有粗疏错讹，如言南诏王会隆立于会昌十三年，会昌仅六年，何言十三？此书出自杨慎，当不至此。再从该书刊行情况看，陆粲最早刊行。收入丛书，则为嘉靖二十三年陆楫的《古今说海》最早。陆楫刻此书时，削去姜龙之序。后辗转传刻，亦无姜序。杨慎于是捏造作书经过，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翻译而成。万历《云南通志》为之铺张宣扬，于是，点窜前人之作而据为己有的事实遂不为世所知。

梁启超曾经指出，杨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①也就是说，杨慎的治学态度颇不严谨。如其杂著中的《汉杂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杨慎自序述云，“得于安宁州土知州万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杨慎所伪作，许多学者也持相同看法。②杨慎著述中的杜撰、附会等不实之处，在明代就有人进行清理过，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万历野② 参阅《杨升庵研究论文集》，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编印，1984 年。① 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滇载记》；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载记》。① 参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评语》。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

获编》都有一些记载。明人陈耀文撰《正杨》四卷，系统地考正其误。据近人研究，杨慎著述多成于云南，但其所记与云南有关者，除词章外则甚少。惟《滇程记》记其入滇之经历。所撰《云南山川志》，简略而无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屡刻其书。其《丹铅总录》以博雅著称，其中关于云南史事者仅数条而已，且大多错误，殊无价值。有的人认为杨慎对云南地方史事颇有研究，这实在是一个错觉。盖杨慎有关云南所作，大多诗歌词章，或乘雅趣而发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则极少。③一般来说，杨慎的学术性著述可分为五种类别，第一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如《转注古音略》、《异鱼图赞》、《滇程记》、《古音骈字》等。《转注古音略》尤见功力。顾炎武撰《唐韵正》时，引用了很多杨慎的材料。《异鱼图赞》则被认为可以与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颉颃。①第二类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本身在体例、内容、征引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奇字韵》，慎作该书时，对汉唐学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该书的价值。属于这一类的书还有：《古音丛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录》、《水经注碑目》、《谭菀醍醐》、《丹铅总录》等。

第三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如《经子难字》，其书上卷是杨慎读诸经义疏所记，有《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下卷是读诸子所记。杨慎读书时“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②，其孙杨宗吾“过珍手泽”而编帙成册，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价值。又如《六书索引》，杨慎著此书时，其所征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③，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的可靠性。类似的还有《谢华启秀》、《檀弓丛训》等。

第四类是他人之作，如《滇载记》、《别本家礼》。《别本家礼》题作杨慎撰，实乃丘濬之《家礼仪节》。④类似的还有《广夷坚志》、《翰苑琼琚》、《词林万选》等。

第五类是杨慎的伪作。如《汉杂事秘辛》，清初学者胡震亨指出，该书的内容与汉代典章制度不符，虽杨慎复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胡震亨意见相似的还有姚士粦、沈士龙、王谟等。⑤《汉杂事秘辛》虽然是伪作，然而其文字佳丽，描写精细，颇有生气，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划属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范畴。杨慎的伪作还有《石鼓文音释》，据杨慎称，《石鼓文》拓本得于李东阳之手，李东阳告之曰“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云云①。③ 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南园续录·滇载记》。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礼类存目三”。

⑤ 参阅胡震亨：《汉杂事秘辛跋》，姚士粦：《汉杂事秘辛跋》，沈士龙：《汉杂事秘辛跋》，王谟：《汉杂事秘辛跋》，均转引自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

① 杨慎：《录石鼓文音释序》，参阅《升庵著述序跋》。

后来陆深、朱彝尊等学者发现了杨慎作伪的明证②，又李东阳犹叹惜“拾阙补残能几何”，怎么能有“篆籀特全”的东坡拓本送给杨慎？很明显，《石鼓文音释》是一部伪作，这样的伪作则毫无价值。

杨慎的诗歌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嘉之际，明诗由台阁体转向李梦阳等的前七子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文坛上影响极大。杨慎受诗法于李东阳，他在贬谪云南之前，即与何景明订交，论诗谈艺，而颇有异同。杨慎不赞成李、何等人专崇盛唐的主张，认为应上溯汉魏六朝及初唐，从中汲取营养。杨慎善七律、七绝，其诗或自然清丽，或绮藻丽辞，或雄浑蕴藉，追踪汉魏六朝，仿佛三唐，取得较高的文学价值。总之，杨慎独立于前七子之外，独树一帜。尤其贬到云南后，接近人民群众，诗的风格和内容更臻至境。前七子之后，复有后七子之兴起，论明诗者，多着墨于一代文学的主流，于杨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有所忽略。

总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的汉民族中原文化乃是杨慎的主要历史功绩，同时杨慎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

② 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石鼓文音释三卷》。

第二十四章 严嵩 徐阶 高拱

第一节 严嵩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入阁之前严嵩（1480—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①。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②。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③。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④。“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⑤，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⑥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⑦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严分宜》。

① 严嵩：《钤山堂集》，崔铣序。

② 据《明史》本传。严嵩自己则说：“卧痾钤山阅八稔。”

③ 《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④ 严嵩：《钤山堂集》卷二《感述》。

⑤ 《钤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⑥ 李梦阳：《空同集》卷十八《题严编修东堂新成》。

⑦ 《钤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访》。

⑧ 《钤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恭肃周公墓表》。

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①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②，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③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④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①。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②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③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④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① 《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 《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 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⑤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① 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②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 《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④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①。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①。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②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 于慎行：《穀山笔穀》卷四。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辰。

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③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①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②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③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

① 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二五《赠光禄少卿沈公传》。

② 《明史》卷二○九《沈鍊传》。

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①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①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②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③，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① 《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①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鹏》。

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三《请立桥建名额》。

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④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①。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②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③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④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⑤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①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④ 严嵩：《历官表奏》卷二《论边事》。

①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庚寅。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四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④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三，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⑤ 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二《计处倭件（二）》。

①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谕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胡宗宪》。

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②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③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①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②。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③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①。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②。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③。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④。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①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十七。

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③ 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一。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严嵩传》。

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大臣恣横》。

④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惑溺》。

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①。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②。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③。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④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终年八十六岁。⑤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⑦。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②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五。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二相之害》。

⑤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六《大学士严公嵩传》。

⑥ 唐顺之：《钤山堂集·序》。

⑦ 《振秀集》卷下，杨慎评点。

第二节 徐阶

谪官与“早达”

徐阶（1503—1583），字子升，早年号少湖，后号存斋，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祖上一直受耕不仕，到他父亲徐黼才补了个邑的掾史（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随父任上，亲眼目睹父亲处理公务的谨慎和辛劳，这对他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十六岁时，华亭知县聂豹见他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器重，“引为同志”，并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当时，王阳明心学风靡天下，鼓动海内。徐阶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的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①，在缙绅中小有名气。嘉靖元年（1522），徐阶中式应天，次年，又以第三名中进士，时年才二十一岁。

徐阶“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②。入谒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见他翩翩年少，气度不凡，十分喜爱。授翰林编修，参与经筵讲授、预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嘉靖三年丁父忧后，仍复原官。

嘉靖九年（1530），世宗更定大礼余兴未衰，又准备黜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首揆张孚敬迎合上意，佯交臣下讨论。大臣们“相顾慑讋，亡异同者”，唯徐阶独持异议，提出黜孔子王号三不必、五不可，据理反对。张孚敬很不高兴，诘问，你这不是叛我吗？徐阶回答说：“叛者生于附者，阶故未尝附，明公何得言叛。”长揖出①。世宗以不奉诏罪徐阶，将他谪为福建延平推官。

由京官贬为边远地方一个小小的七品刑狱官，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当时的徐阶并不以为然。他对人说：“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盘根错节所以砺我不浅。”于是单车驰往福建。到任后，他平反冤狱，释放久系牢狱的囚徒三百余人；又力纠猾吏侵吞钱粮，打击盗贼；更定输银法；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淫祠，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诸生讲授圣贤之学，“因病设方，随问而答”②，很受欢迎。但延平山多田少产薄，民生极为艰苦。自邓茂七起义以后，几经兵燹，饥疫相继，生齿日耗，而官府赋役却有增无减。徐阶再勉力而为，作为一小小推官也无力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至此，徐阶才深为自己“以狂愚见斥于朝”，结果流落到穷山僻壤，失去了更大作为的机会而后悔懊丧③。

嘉靖十二年（1533），迁黄州同知，未到任，又擢浙江佥事，管理和监督省以下的地方学校。十五年（1536）升江西按察副使，仍督学政。在此期间，他勤于职守，“岁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体、端士习为先”④。江西是王阳明的发祥之地，他去后“大推明其学”，先后培养了许多进士，其后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②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② 徐阶：《少湖先生文集》张真序。

③ 参见《少湖先生文集》卷三四《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④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成为朝廷名宦者也为数不少。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挑选宫寮，徐阶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不久，他又升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国子监祭酒。当时吏风士习颓坏，吏士中“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①。徐阶尽力摆脱这种不良风气对学校的影响。他将学生分为“淑”、“慝”两类，循循善诱，发扬优秀，惩劝不良，勉励他们不断向上。所以诸生“人人感激，相戒勉”。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阶擢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改吏部右侍郎，时年四十三岁。以这种年龄佐铨，时人视为“早达”②。徐阶踌躇满志，也更谨慎用事，尝“榜戒语于堂自警”。过去吏部大臣身居要职，多骄矜傲慢者，接见庶官，都不与深谈，“以示严冷”。徐阶以为，这样做是不能真正考察和识别人才的。他常亲自找庶官、下属交谈，向他们“咨访边腹要害，吏治民瘼，错及寒暄可怜语，冀以窥见其人”③，以掌握各级官员的优劣。这种折节下士、平等和蔼的做法，博得一致好感，庶官都愿与他倾心交往。徐府一时宾客甚盛，车马盈门。吏部先后几任尚书，如熊浃、唐龙、周用等也都雅重徐阶，凡事与之商量，托以肺腑。徐阶在缙绅中声名日著。他曾多次代掌吏部，推荐任用了宋景、欧阳德等有政绩、有才干的优秀长者。二十六年（1547）他受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官阶不高，然而翰林院却是国家优秀人才的荟集之处，朝廷遴选阁臣的重要场所。徐阶担负的实际是培养国家栋梁和一代储相的重要职责。在教育中他吸收和发展了王学中“知行并进”的合理主张，以为知之就要行。因此他“虽名不废课习，而脱去所谓骈丽帖括之旧，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訾娓说之，又间勗以国典民事”①，以有关国计民生的策问为施教的重要内容，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经世之材，以致出现如张居正这样卓然称名臣者。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施教中，“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铨”，“故直发于事业，光明俊伟，非俗儒所可仿佛。”②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之处。

与严嵩的斗争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徐阶进礼部尚书。世宗自二十一年遇宫婢之变后，移居西苑，一心玄修求长生之术，不仅到处建坛斋醮、滥兴土木，尽民脂膏而不知恤，而且疏于朝政，长期不上朝视事，以致部院大臣也多年不得见面。为逢迎世宗崇信道教，朝臣竞相争上符瑞祥物、供奉青词，冀求邀宠。世宗极为看重斋醮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好些人因此发迹，成为“青词宰相”③。徐阶侍帝左右，也厕身其列，所献青词很得世宗赏识，不久即被召入无逸殿直庐，并得到飞鱼服、尚方珍馔等赏赐。一次吏部尚书员缺，廷议首推徐阶，世宗因不愿阶离开左右，竟不允。徐阶虽受宠于① 夏燮：《明通鉴》卷五七。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一，卷五《早达》。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二《铨选》。

① 《玉堂丛语》卷六。

② 李贽：《续藏书》“内阁辅臣”《太师徐文贞公》。

③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帝，但对其一味修炼、不理朝政的做法也感担忧。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世宗进行规劝。庄敬皇太子死后，照例应重新立储，徐阶奏请册立太子。世宗对此却有隐私：当时两子裕王、景王，他内心偏爱景王而序次当立裕王，究竟立谁颇犯虑。又自己正求长生之术，不欲言继嗣，故而不听。徐阶深知其隐，仍接连五次上疏奏请，并在裕王、景王的当冠、婚礼及开讲等问题上，坚持先裕王后景王的次序，“帝不怿”。不久，世宗想把在宫变中对己有恩的方皇后袝入太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徐阶以“女后无先入庙者”为由，婉言相抗，礼科给事中杨思忠附和于他。世宗闻后大怒，“督责阶甚峻”。其时，世宗又派他前往邯郸，为吕仙洞落成斋醮祈福，阶“心知其非”而“不欲行”。为此，世宗“内衔阶”甚。徐阶见状，想起谪官延平的教训，遂改变前议，惶恐谢罪。世宗尚不满足，借故对杨思忠发难，廷杖并斥为民，“以怵阶”。正在这时，权臣严嵩又趁机落井下石，谗言徐阶，说他“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①。徐阶深识自己处境艰危，只得收起锋芒，一面谨事严嵩，一面更加精治斋词，以求宽容。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谕对及密疏，均“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②。

徐阶为部臣时，也是严嵩权势熏灼之际。“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群臣“畏嵩甚于畏陛下”③。徐阶由夏言荐举而提擢。严嵩与夏言争权，曾置言于死地而代之，自然十分忌讳徐阶。徐阶受宠，严嵩心怀憎恨，时时设法挤阶。当时徐阶“度未可与争”，遂处处提防，“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甚至“以附籍、结姻以固其好”④，求得安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庚戌之变”。原居住在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人在首领俺答的率领下，控弦策马，进掠内地。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京师门下。京城告危，廷臣相顾失色。这时徐阶以直庐之便，奏请世宗立即释放被囚的原总兵周尚文及参将戴纶、欧阳安等，让他们带兵击敌，“彼蒙殊恩，必肯出力”①，同时请调遣京城驻兵分守各门加强防卫。徐阶又力请世宗视朝，召见群臣，“使中外仰知皇上留意兵事，各自奋激”②。世宗一一从徐阶议，并委派阶巡视京城九门，犒劳各地勤王将士，激励斗志。当俺答提出与明朝通贡的要求，世宗问计于严嵩、徐阶。严嵩认为俺答的目的是掳掠，抢足了自会离去，“不足患”。徐阶则认为，目前“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而且俺答又贪得无厌，“许则彼厚要我”，不能草率处之。不如“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在暗中加紧准备，“援兵集，寇且走”③。世宗交廷议，国子司业赵贞吉激言反对通贡之议，谓允贡是丧权侮主之举，影射阶等为奸邪之臣。群臣肃然不敢多言。未几，俺答饱掳而去，世宗遂罢徐阶议，宣布“弗许贡”。“庚戌之变”暴露了嘉靖朝在军事、边备、将领等方面的朽溃腐败。严嵩党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谀墓》。

③ 《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④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记：“会吴中有岛寇，华亭即卜宅豫章，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嵩）坦然不复介意。又，徐阶将长子璠之次女配给嵩子世蕃幼子。

① 徐阶：《世经堂集》卷七《御虏事宜》。

② 《世经堂集》卷二《请还大内并召见大臣计议边事》。

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羽大肆贪贿军饷，使士卒苦于饥馑；各路将帅多是勋贵大臣，平时溺于宴乐，遇事“不足以仓猝应战，不足以慷慨立功”；羽林禁卫，则“参中贵之苍头”，游手好闲之徒“厕身兵籍，滥食数丁”④。对此，徐阶陆续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军事主张。他力主以骁勇善战的将领取代各勋贵将领，让他们“各量与万人或数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练，居则自守一方，出则自当一面”，先后又荐举了聂豹、何栋兹、周益昌、刘大章以及俞大猷等一大批名将。他密疏参劾了纵敌进犯的大将军仇鸾，打击了卖国贪奸者的气焰。针对各地为扩充兵源乱征滥募的现象，他建议“推二三将官（与地方官）同往，听其精选，选迄就会统理操练..如各地将自募家丁之法，庶得实用也”①。仇鸾为总兵时，曾令各地增派进京入卫士卒。仇败后有人提议减少京卫人数。徐阶认为不能“惩咽而废食”，现在边防很虚弱，京师防卫力量不能减弱，还应加强。他亲自视察京师营卫，访得不少人挂名军营却在市井贩鬻或在衙跟官，营卫士卒有其名而无其实，深感“京营所以积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②。于是提出裁冗汰弱，严明赏罚的主张，“就各营中汰去老弱数千或万人”，以“所汰之粮兑操练之赏，则赏可施而罚可行”，使“能者自劝，怯者自奋”③。他在督察各地勤王士卒时发现“延安卒善战而云中（大同）卒善牒”，遂建议用兵时要注意发挥各地军队的特点，“各取所长”④。宣化大同一带因长期受鞑靼侵扰，生产遭到破坏，米麦踊贵，军民苦于饥馑，常相继逃亡，因而使边备益虚，徐阶积极建议用平输法调剂边方缺粮的矛盾。麦熟时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收买粮食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往宣府，紫荆输往大同。这样，不仅能解决那里的饥荒、稳定当地的粮价，更安定了人心。“世宗大悦，密令传谕行之”⑤。在加强边备，整饬军务问题上，徐阶还提出严惩有司和军队首领贪奸，以贪奸赃款济边及在战术上不轻易出战、坚守御敌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措施，从而使西北边防上的紧张得到了舒缓。

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阶加少保，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后因办事多称旨，不断晋升。第二年进勋，为柱国，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三十五年加少傅，录子为中书舍人；三十八年以一品考满九载，玺书褒谕，赐宴礼部，并改兼吏部尚书。

在此期间，东南沿海倭事告急。多年来，朝廷对倭寇一直采取姑息态度，尤其是严嵩，更以安抚为名，任倭掳掠抢劫，甚至纵容包庇通倭官员，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助长了倭寇的气焰，使入骚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三、四年里，仅浙江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侵扰范围也已深入到松江、苏州、常州等府所辖各县及长江沿岸之南通、海门、太仓等地。这一带正是国家财赋重地。世宗便以倭寇“所蹂躏多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问计于阶。徐阶对倭寇长期不息骚扰自己家乡早就痛恨不已，他力主发兵抗倭。当时兵部拟发三千羸卒去应付差事，徐阶力言不可，上疏称：用兵之道，首在当计发与不发，“不当发，则无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① 《世经堂集》卷二《答边事》。

②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③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④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太师徐文贞公》。

⑤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以取胜”，现在敌侵我财赋重地，怎能“量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向倭贼？”①兵部于是改发六千精兵往赴。不料在一次进剿中军队遭敌伏击而大溃。有人趁机追徐阶发兵之咎。徐阶却从中看出了军队不能克倭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从容为言，指出：用兵固然主要在将帅督抚，但也必须地方有司的有力配合支持。“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军队和地方应该通力合作才对。但今皆不然，地方有司对战事极不负责，究其原因，则是朝廷赏罚不公，“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甚至城溃失守，守令也“仅左降”而已。文官又“推升行取率有常期，奔竞钻利积成习俗”，当遇有战事，他们“惟思脱去地方，无有任事之态”，“不复博求御城之计”①。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期望他们与武将通力合作，一致御敌呢？因此，徐阶力促兵部立即会同法司援据大义，“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城池失陷，文官应与武官同样治罪，以激励和增强地方有司的责任感。同时他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注意选用优秀将领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倭寇入骚最严重的时候，徐阶向统领抗倭的江南总督张经推荐了俞大猷，说俞“素称将才，望公诸凡与谋信和任之，毋使■人肆其谗间，紧要紧要！”②俞率领广西瓦氏兵多次大败倭寇，使敌闻风丧胆。不久，俞大猷升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军抗倭，徐阶还以书信向他授计：“望公就华（亭）上（虞）二县乡兵中选其便舟楫者教之水战，其奔走矫捷者教之陆战。如二舟用兵百人，常以松人二十，配漳人八十，俟二十者教成可用，渐增松人，渐减漳人，庶足为永久之利”③，以此来改变地方依靠客兵作战的现象。徐阶责有司、重将权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时人亦称他“老成谋国，自有超世俗之见”④。

其时，严嵩贪贿擅权依然如故，徐阶虽恩宠有加，然犹不及严嵩，所以仍小心处之，不露锋芒。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怒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震动朝廷，但被严嵩下锦衣卫狱。杨在疏中语及徐阶，说他“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⑤。徐阶并不记恨，反而暗中佑杨，并以“危语动嵩”，使严嵩有所收敛。之后御史锦宗茂、给事中张翀等又相继文章劾嵩，严嵩盛怒欲严治之，徐阶却“薄其罚”，为此严嵩大恨，疑是徐阶在背后指使，因此，“几株及阶”。徐阶被迫称病，杜门谢客。三十八年，严嵩又以私仇杀总督侍郎王忬，并欲加害其子世贞。徐阶以力相救，王世贞“德之入骨”①。徐阶以这样的方式与严嵩相抗，并保护了一大批朝廷直臣。此时，严嵩已年满八十，老态颟顸，办事多不称旨。而徐阶“益勤于应制笔札”，“上久而察知阶忠廉，有所咨询，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阶”②，徐阶终于取代了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四十年（1561）阶兼太子太师。是年春，西苑永寿宫火灾，世宗徙居玉熙殿住，嫌该殿低下狭窄，欲有所营建，问计于严嵩。严嵩却请移南城离宫。南城乃英宗逊位受锢之地，帝“大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① 《世经堂集》卷二《请以兵事责有司》。

② 《世经堂集》卷二三《复张丰洲总督》。

③ 《世经堂集》卷二三《与俞总兵》。

④ 《玉堂丛语》卷四。

⑤ 《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① 《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

②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不乐”，又问徐阶。徐阶揣知帝意，便回答说，昔日营建三殿时尚有不少余材，正可用来修建新殿，“可计月而就”。他推荐工部尚书雷礼来主其事。世宗准其议，并命徐阶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③。不三月宫成，世宗大喜，赐名万寿宫，即日徙居。以徐阶忠谋，再进少师，荫一子。徐璠亦超擢为太常寺少卿。而与此同时，严嵩子严世蕃贪横淫纵的恶行被揭，世宗“心恶之”，朝廷上下弹劾严氏父子的声浪日高，“嵩乃日屈”。徐阶与严嵩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严嵩预感到前景不妙，便“置酒邀阶，使家人罗拜”，希望徐阶能翼护之。徐阶却不理睬④，他觉得驱严时机已经成熟。

重吏治、荐贤才、通言路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串通方士蓝道行，借用乩仙，说严嵩是当朝最大的奸臣，而且必须由皇帝亲自正法。之后徐阶又策划让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世宗令严嵩致仕，将其子严世蕃交大理寺审理，后谪戍边地。世蕃不久逃回原籍，继续横行乡里。徐阶又亲自出谋划策，指使有司控告世蕃通倭谋变，帝怒令斩于市。严嵩也坐大逆罪削籍为民，没其家。

晚年的世宗，依然晏处深宫，修仙炼道，不理国务，而且健康日趋下降。内阁首辅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四十一年，徐阶登首揆席后，有心对国事做一番力所能及的改弦更辙。他在世宗赐给的原严嵩的直庐墙上榜书三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①，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治国施政方针。在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票拟中，徐阶倡导“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②的原则，有事多与同僚商量，一改前任专断独行的恶习。他常劝诫世宗，“采舆论利便者白而行之”。每当世宗讨厌御史抨击过当，欲有所行遣时，“阶委曲调齐，得轻论”③。他以严嵩为例，谏告世宗识人要沈慎。他说，“自古人心难测，盖有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者”，但大奸大诈之人也不是绝对不能识别的，只要广听纳，纵然穷凶极恶，深情隐匿也是可以发现的。他规劝世宗，“凡有言则必详加询察，事大而言实，则行之；其不实者，..事大则亦薄其责而容之”①。使言路有所疏通。

徐阶十分重视吏治，以为“惟用人论其材，不当专论资格”。嘉靖末年兵事频繁，士风却“以媚奉奔竞为贤，以骁勇质直为劣”，将帅不能御敌入边。徐阶推荐起用马芳、胡镇等人，说他们虽起于行伍，目不识丁，但谋勇惯战，能带兵杀敌，应该重用②。兵部尚书杨博在御虏方面有所作为。一次俺答进兵通州，杨博因世宗忙于修炼，未敢报。徐阶及时帮助杨博调兵遣将，作出周全安排，驱走了入犯之敌。世宗怒杨博不早报，欲严治，徐阶力为博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④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②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① 《世经堂集》卷二《答知人谕》。

② 《世经堂集》卷二《又答兵事》。

辩解，保护了杨博。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在张居正当政时得到了充分的信赖和重用，实际在徐阶任首辅时已有机会施展各自才能了。当俺答屡屡入犯，明军节节失利时，徐阶通过门生、工科给事中吴时来的举荐，请谭、戚二将，练兵蓟州。他又让已进入内阁的张居正主持整顿蓟辽宣大边政。徐阶还亲自与谭、戚“面论”，细议杀敌办法，建议以南兵之术培训北兵，热情支持他们运用火器打击敌人，保卫边防。徐阶主持内阁数年，北虏南倭虽没有完全平息，但也未曾扩大事态，这不能不说与徐阶任用一批优秀边将有关。

徐阶对文臣的选择极为谨慎严格，对吏部尤为重视。一度为他信任的吏部尚书欧阳安，后贪贿徇私，徐阶即请上罢之。后任严讷告退，有人荐举工部尚书董份接任。徐阶以董是严嵩党羽，亦贪狡无行，不议，坚决起复在家守制的郭朴。对于有作为的直臣、诤臣，徐阶很是爱护。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治安疏》，激烈指斥世宗缺失，“帝恚甚，欲杀之”。徐阶一面宽慰世宗：“臣等闻主圣则臣直”；一面为海瑞开脱，说瑞只“欲沽一直谏之名耳”①，数次上疏力救，才使海瑞免于一死。徐阶先后引荐严讷、李春芳、郭朴乃至以后的高拱、张居正等较贤明或有作为的大臣入阁，这对当时及后一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和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世宗子景王朱载圳死，徐阶奏夺景府土田、湖陂数万顷，还之于民，“楚人大悦”②。翌年，他请求取消严嵩走狗鄢懋卿为巴结主子、邀功请赏所增加的盐课四十万金，使恢复旧额，给盐民盐商以生路，鄢也被逮问法办。徐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③，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经济有所发展。

同时，徐阶对世宗迷信方士、一意修真的做法，也开始了有力的谏劝。

方士胡大顺等劝帝饵金丹，徐阶力陈其矫诬，后来胡大顺伏法。方士熊显进长生药，徐阶极劝，止帝服食。世宗欲建雩坛、兴都宫殿，病中尚欲巡幸兴都，徐阶都力谏止之。

世宗死，徐阶以硕德元老与张居正密谋，草拟遗诏。遗诏的主要内容是：一、祖宗旧典斟酌改正；二、自世宗即位至今建言（包括“大礼议”大狱中的）得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三、方士等人查照情罪各正刑章；四、斋醮、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①这份遗诏假托世宗的反省自责，也曲折反映出徐阶对自己某些行动的否定，及他重整纲纪、复兴社稷的决心。遗诏一出，朝野一片称颂，将其与杨廷和草拟的世宗登极诏相提并论，视为嘉靖朝始终盛事。然而他草拟遗诏仅与尚未入阁的张居正密商，却没有与同列高拱、郭朴共议，尤其高拱，是新朝君主的座师。因此招来了高、郭的不满，并引出了以后的纷争。

徐阶故乡华亭，是江南富庶的大镇之一，嘉靖中叶后，那里工商业发达，尤其是纺织业，几乎户户都闻机杼之声，“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作为一朝重臣的徐阶，其家在乡里发达起来，成为领先之户，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徐阶子弟璠等却借势荫官，横行乡里，引起民愤。他们在苏松占夺土① 《世经堂集》卷三《答传继谕》。

②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

③ 《世经堂集》卷三《论两淮盐银宜照旧额》。

① 《世经堂集》卷三《视草遗诏》。

地二十四万余亩，并雇用众多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②，霸占市场，置产之多，令人骇异。当地百姓纷纷告状。

隆庆元年（1567），早与徐阶结怨的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③。郭朴也以徐阶草拟的遗诏“谤先帝”参阶。徐阶上疏极力申辩。身为先朝元老，徐阶权势大大高于高拱，九卿以下反而交章弹劾高，称誉并挽留徐。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高拱引疾归田，齐康被斥，郭朴也乞身而去。徐阶虽然取胜，但毕竟受到打击。隆庆二年初，他一度称病请假。

在这次徐高争斗中，穆宗“未尝有意弃徐”。不过，对言官如此着力为徐说话，舆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情况，颇觉不悦。他依赖内阁，却又不敢太信任他们，于是转而宠幸内侍。他命中官李用等分督团营，建立自己的耳目网络。徐阶力陈不可。由宦珰督导的南京振武营兵屡次发生哗乱，徐阶命御史解散之，并逮治了为首者，再一次得罪宦官势力。二年春，穆宗欲游南海子，徐阶又谏不可，更增添了穆宗的不满。徐阶感到自己处处受到掣肘，欲干不能，颇为气馁。当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参劾他时，徐阶再次乞休，穆宗有意弃他，于七月准其致仕。徐阶结束了十七年阁臣、包括七年首辅生涯。九月初回到原籍。他在自家堂上贴了“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①的对联，不无事业未竟却身离政坛的遗憾心理。

宦海余波，晚年著述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再起，他对徐阶仍耿耿于怀。此时海瑞正为御史中丞兼应天巡抚。吴中饥荒，海瑞决定“劝借富室”，自然连及当地产业最为庞大的徐府。他逼迫徐阶退田过半，并遣散徐府一大批家奴，以振乡里。于是高拱“倚海为股，以龊华亭”。徐阶对海瑞的行动，表面应从，暗中却玩耍花样，捐款仅“以数千界之”；退田又“以父改子”，设法抵制；又以自己曾柄国日久之便，“以一尺之书走长安故人”，买通秉笔太监冯保，重贿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唆使他们参劾海瑞。海瑞的行动确实打击了徐家为富不仁的行为，使乡民大受鼓舞，但在江南乡官缙绅的联合攻击下，瑞仍罢官而去。只是高拱报复徐阶并未过瘾，隆庆五年（1571）中又起用原苏松兵备蔡国熙“以迹阶”。蔡治阶两子充军，一子革职为民，籍田数万亩①。子孙们牵阶衣号泣，徐阶无可奈何地说：“吾方逃死，安能相活”②，处境十分狼狈。但他终不甘愿罢休，遂利用张居正对高拱施加压力，自己也修书，从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上，说服高“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最后，高拱作出一定妥协，拟旨谓对徐阶及其子的处理“太重”，“令改谳”。不久高拱去位，张居正为首辅，徐阶的罪名化为乌有，“灾难”也彻底平息。

此后，徐阶一直以著述打发日子，“并其前后积而为言者以属梓”③。然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③ 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五三《古今人物传·徐阶》。

① 《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对联》。

① 谈迁：《国榷》卷六七。

② 《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③ 《世经堂集·陆树声序》。

而他仍关注着国家大事，“挈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④。张居正在日后的改革中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也是从徐阶“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等施政方针中汲取了合理成份。当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曾自述：“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⑤，这里即指曾大大得益于徐阶。万历十年（1582），神宗使使存问，赐谕优渥。次年闰二月，徐阶病死故里，时年八十周岁，赠太师，谥文贞。

徐阶文风质朴，作品“直写胸中所见，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险者亦必刊而去之”⑥。他早年著作有《少湖先生文集》七卷。晚年汇集成册的著作为《世经堂集》二十六卷，“上自经济，下迨酬应，鸿钜纤曲，体裁各备”①。内有奏对、视草、序、志、铭、策、辩、书、诗等等。

④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⑤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⑥ 《少湖先生文集·张真序》。

① 《世经堂集·陆树声序》。

第三节 高拱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郑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参机务，隆庆元年（1567）辞官。三年再起，以内阁大学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辅。六年六月去职。高拱是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入阁及首次下野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②。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为之破颜①。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②。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他数次主或副主会试，所撰科举示范文章颇见称道。但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几乎有所行遣。徐阶出面辩解，才使事懈③。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②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列传·大学士高公讳拱传》。

① 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卷二六《谑语》。嵩为江西人，明代俗号江西人为腊鸡头。②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③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①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②，“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③。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首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发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顿时“颊赤语塞”①，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② 《明史》卷二一五《胡应嘉传》。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①“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②。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③，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④，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①。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②。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③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④。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③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④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①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② 高拱：《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③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五。

④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①。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①。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②。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③，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②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①，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②。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③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①，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②，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③，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④，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⑤，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① 《明穆宗实录》卷五○。

② 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② 高拱：《与王鉴川书论封贡》，《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

③ 《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

④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⑤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皇明经世文编》、《高文襄公文集》均收载。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①。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物议，逐归田里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②，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①。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②。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③。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① 《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②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①。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②。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③。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④。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⑤。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⑥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①。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②，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① 《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内阁中书外补》。

②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③ 《高文襄公文集·掌铨题稿》卷二六《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④ 谈迁：《国榷》卷六七。

⑤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⑥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①。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②。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①。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① 《高文襄公文集·列传·高拱传》。

② 据《明通鉴》卷六六记：“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伪为内侍服，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以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太监陈洪谋大逆。遂发缇骑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张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①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②。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③，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②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六。

③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一。

第二十五章 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 聪敏好学，立志用世

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 年1 月22 日），出身于“海南望族”①。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成人。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①。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②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③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①。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待到榜发，还是名落孙山。

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中进士为得志，从地方到朝廷各级的重要官员，绝大多数也由中进士者所担任。海瑞则不同凡俗。连续两次会试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渐看清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病；某些进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决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说：“文不过如画师之写神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78 页。① 《严师教戒》，《海瑞集》上册，第2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4 页。

③ 《治黎策》，《海瑞集》上册，第5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8 页。

者耳。穷一生读书作文，而于国家身心毫无补益，何异宋人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②；“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③。遂毅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听从吏部谒选派官。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35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0 页。

第二节 以礼为教，不畏强权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调教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①。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民主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②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当年，延平府督学官莅校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诸教官一见，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如笔架挺立在中间，拒不跪拜，仅长揖而已。由是得了个“笔架博士”的雅号。督学官为此嫉妒他，百般刁难。海瑞志在行道，谓：“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遂愤然乞休。后经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复教谕之职。

海瑞在训士之余，依然十分关心地方政事。在南平县学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议。当他得知福建驿递困苦，即作《驿传申文》与《驿传议》，上报有关衙门。略曰：驿递之疲，千疮百孔。为今之计，只有恢复国初之法，厘清积弊，凡利者兴之，才是上策。否则，就是中策、下策乃至无策。

时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海瑞长校已四年有余。以实事求是、治学有方、成绩显著，巡抚监司交章论荐，授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由此步入政界。

① 以上见《教约》，《海瑞集》上册，第13—18 页。

② 以上见《规士文》，《海瑞集》上册，第21 页。

第三节 丈田均赋，革弊兴利

“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不惩贪暴，害怕别人诽谤自己；凡事不认真，害怕生怨取祸，不顾朝廷利益，做个乡愿，“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①。从这一思想出发，抱着革弊兴利的决心，海瑞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达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②。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③。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充总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气得胡有口难开，只好作罢。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欲取道淳安县境。鄢招权纳贿，贪酷成性。若依之，势必扰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愿取他道往”，去信挡之。鄢不得不怀恨绕道而去。此两事“更为人所不敢为者”，百姓为之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

海瑞一心为民除弊兴利，而他自己却清苦自持，衣服破旧单薄；为母亲做寿，只买肉二斤，别无他物。淳安百姓颂之曰：“爱民如子，视钱如仇。”海瑞去县之日，人人放声痛哭，“如丧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绩卓著，擢浙江嘉兴府通判。由于他在淳安得罪过鄢懋卿，这时鄢便嗾使其党羽袁淳上疏弹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严嵩败落，鄢、袁相继去官，海瑞乃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四十二年（1563）春到任。兴国地薄民穷，时弊亦在浮粮，“岁征不满什之伍”。“虚粮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绝户极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海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兴国八议》，厘清宿弊，发展生产。“八议”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复明初拨军下屯、军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军队由侵吞民田而来之“余田”，“以补民田之虚貱”，使“下之小民无军人之扰，上之屯粮无亏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开垦“无主山地荒田”，使地尽其利，而民无游食之人。三曰均赋役，此为“八议”之急务，重点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粮虚实、人户富贫，按实征发。四曰招抚逃民，蠲除虚粮重役，招民复业，“三年后实有收成，依例报税，收成稀少①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49 页。

② 《淳安县政事序》，《海瑞集》上册，第37 页。

③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73 页。

则听之”。五曰革冗员，凡军政各衙门一切人浮于事者，皆裁革之①。“八议”上南赣巡抚吴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听令”，“民间用度十分中减去三四”②。任兴国知县一年有余，因功被荐，应召入京。母谢氏畏北国严寒，留居兴国。

① 以上见《兴国八议》，《海瑞集》上册，第202—209 页。

② 《申军门吴尧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册，第210—211 页。

第四节 冒死上疏，抨击皇帝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后，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奉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愤时政阙失，为维护封建皇朝的久安长治，列举事实，犯颜直谏。上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后人所说的“海瑞骂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此为其一。该疏谓：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京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①此疏一出，海瑞“直声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②。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触怒皇帝，获罪而死。因此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后事，毫无惧色，从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铮铮一汉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将该疏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后事，在朝听候处置。皇帝默然。少顷，复取疏览之，若有所动，遂将其留在宫中者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抛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释放海瑞，皇帝命锦衣卫杖之百，亦锢之诏狱，昼夜榜讯①。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颁布遗诏，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时获释。海瑞复官户部主事。不久，改为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二月，升为尚宝司丞。海瑞上疏请求归家养母，不予允准。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时内阁首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夺徐阶之权，指使门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① 《治安疏》，《海瑞集》上册，第217—221 页。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8 页。

①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奏劾徐阶。海瑞上疏支持徐阶，说：徐阶为首相，“天下骎骎然有向治之渐”，而且“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齐康捏架无影虚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请罢斥高拱，重治齐康②。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谪远出，高拱落职回家闲住。为此，高拱心里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隆庆三年春，海瑞迁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③，遂离开京师，启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② 《乞治党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册，第226—227 页。

③ 时应天巡抚驻苏州，辖地包括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等府和广德州，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

第五节 巡抚江南，挫抑豪强

应天十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是明皇朝经济重心之所在，但又是历来素号“繁剧难治”之区。为了巩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并参照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事情。择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饬吏治。自明初以来，江南地区不法官吏往往与当地豪绅大户串通一气，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谋财害命，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祸害。据此，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具体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责、禁私役民壮、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差遣人役骚扰乡里、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赂书吏、正军法、革募兵、定抚按出使车马，等等。严令各府、州、县大小官吏“一体遵奉施行，俱毋违错”。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①。

二曰勒令退田。应天十府州强宗巨室数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当地阶级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嘉靖以来，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各地乡官豪绅无不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田产。其中比较普通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投献”侵占农民的土地。由于该地赋繁役重，“每一役出，辄破数大家。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①。至于其他小民之田产，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归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几矣”②。松江府华亭县，“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无有也”③。其余府县亦大都如此。江南乡官的代表人物徐阶家所拥有的二十多万亩（一说四十万亩）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所谓“投献”夺来的。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④。对此，海瑞十分气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适当调整土地关系，使乡官豪绅“百年后得安静”，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对势力最大的徐阶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动。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而豪强缙绅则恨之入骨，谤议纷起，伺机报复。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三曰兴修水利。江南河流众多，湖泊交错。境内吴淞江水道，尤为“国计所关”，纵贯苏、松两府，穿越吴县、吴江、昆山、青浦、嘉定五县。由于长期失修，淤积不通。屡议疏浚，迄无成效。民有谣曰：“惟是海龙王始得开耳。”河道涸塞为陆，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海瑞巡抚江南时，恰遇暴雨不断，吴淞江泛滥成灾，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背井离乡。海瑞通①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0 页。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④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一面赈济救灾，一面修复水利。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饥民正式动工修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余里。又以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开吴淞而不开挑白茆，诚为缺事，难免水患”①，于二月初九日集众兴工开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总计救济饥民数十万人，而用银不过五、六万两。且所用钱粮，皆为历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以及部分义捐的“赈济谷”。“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②。海瑞还劝民在吴淞江旁垦田四十万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③。就是当地竭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劳。说：“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云：开河费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④。根除水患，是海瑞在应天巡抚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绩。

此外，针对江南官户多、优免户多，转嫁赋役十分严重的现象，海瑞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尤其注意均平赋役，制定《钱粮册式》、《均徭册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认真严治刁讼，平反冤狱。时人评曰：海瑞抚江南九阅月，“而天下财赋之原，肃然一清”①。

海瑞巡抚期间实行的虽然只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经触犯了江南官绅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大肆攻击和极力反对，纷纷指责他“第一不知体”、“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管闲事”，甚至投匿名信，进行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朝廷内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结，“共思逐公自便”②，千方百计要把海瑞赶走，以便改变他所实行的政策。

隆庆四年（1570）正月，正当海瑞领导大批饥民破土修浚吴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③的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首先发难，上疏指责海瑞在巡抚任上“迂滞不谙事体”，所立条例“非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提出只宜与两京清秩处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没有同意，仍“留抚地方如故”④。接着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劾论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⑤。海瑞向来以刚为主，挺立于世，对于戴凤翔之流的无耻攻击，他针锋相对上疏辩明，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指出戴凤翔疏中所言，“无一字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报① 《开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册，第233 页。

② 《开吴淞江疏》，《海瑞集》上册，第232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1 页。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5 页。

③ 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 页。

④ 《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壬午条。

⑤ 参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2 页；《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癸亥条。

国”，而以“行私”⑥。

此时，与海瑞有夙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柄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的职务①。消息传出，江南小民“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②。隆庆四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粮储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明确表示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曰：“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伏愿皇上所敕新任抚臣，勿以臣受谤而轻改臣事”。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③。上允其请。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他自四十岁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禄所余，仅置居第一区，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亩，其他皆无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当时的官僚中是罕见的。

⑥ 以上见《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下册，第237—2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③ 见《海瑞集》上册，第241—242 页。

第六节 退居林下，关心国事

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④。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同月，宦官冯保以两宫懿旨将高拱逐出都门，张居正与冯保相结，出任内阁首辅。居正当国，“惮公（即海瑞）刚直”。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谓：“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①，拒绝起用。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沸腾。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②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①。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④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3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0 页。

第七节 任劳任怨，一生清贫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②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①。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②。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③。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④。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①。神宗降旨，一方面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②。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288 页。

② 《海瑞集》上册，第291 页。

③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1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条。

① 详《三进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册，第625—630 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条七月乙卯条。

上疏，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③。至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归。入秋，病情渐重，又不服药。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587 年11 月15 日），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无子。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腐败势力的攻击和迫害。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④。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①。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辑录在《海瑞集》。

③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④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600 页。

第二十六章 明神宗

第一节 冲年即位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钧幼时的命运并不好，由于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不要说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孙，就连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报，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发，甚至到了五岁还没有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为他赐名，叫翊钧。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②。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①。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夸耀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终因纵欲过度，病入膏盲，病死于乾清宫。

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改元万历，以翌年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②。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穆宗弥留之际，授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和内外文武百官一起，“协心辅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如今，先皇尸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些“顾命大臣”，不是“协心辅佐”，顾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顾及自己，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开始火并起来。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小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② 谈迁：《国榷》卷六五。

① 《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后传》。

② 《明史》卷二○《穆宗纪》。

第二节 励精图治

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他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力支持张居正以整理赋役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①神宗偏听偏信，把六十一岁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显然做得太过分。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界人物来看，他用张居正主阁，无疑是最佳选择。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①。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人问题。明神宗从一开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权的强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处表现出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见解，决不受制于人。当时对有些人事的处理，他与张居正并非没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张居正的悲剧发生，正是这种君臣意见差异逐渐淀积下来的结果。

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隻千古矣”。①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

①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冲圣日讲》。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其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就其实际效果而论，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结局，归于失败，以悲剧告终。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②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①，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②，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会，土地自始至终是关系到农业能否发展、农村能否安定、农民能否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民与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势要为了逃避田赋，并向农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断隐瞒土地，霸占土地，转嫁赋税。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万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①。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② 谈迁：《国榷》卷三九。

① 详见《明神宗实录》卷八一。关于这次丈量的始行时间，《国榷》等书记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②。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③。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一条鞭，又称“一条边”、“条边”、“一条编”、“条编”等。其视点是变通赋与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亩一样，也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神宗的功劳，是支持把它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为实行货币地租创造了条件。

自唐代杨炎作两税法以来，一直是实行赋与役分开。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①。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反映。

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年又巧逢张居正入内阁十五年。明神宗为了表彰他为国振兴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赐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写敕奖谕，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太傅与太师、太保，并称三公，其尊崇仅次于太师，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这是对张居正的特殊恩宠，也是对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张居正直接策划、设计、指导的这场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变革，虽然成绩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极其沉重的压力，屡遭攻击，各项改革措施不久就变了形，“规制顿紊，不能尽遵”。明神宗本人为了“垂戒威权震主”，也很快反过来扼杀这场颇有生气的改革，自毁新政。

② 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四。

③ 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九至一二二、一二六至一三一。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第三节 自毁改革成果

从万历十年（1582）初开始，张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频频遣使慰问、赐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张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论辽东战功，进他为太师，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文臣没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后才能赠给。在明代，一人而独享三公之殊荣者，唯有张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还多次说过不仅要破例赏赐张居正，而且要特殊优待他的子子孙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八岁。一代名相谢世，皇上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

张居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万历初年置生死于度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业绩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代名词。对此，国人有定论，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他的新政，没有那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气象。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神宗也是这样一个皇帝。他长大以后，越发感觉到张居正处处揽大权。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现象，张居正一死，他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是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他是如何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不能平白无故地说张居正是坏人。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问题是从哪里下手？

明神宗素以“贪财好货”闻名。当时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即将结婚，需要一大笔开支。其母李氏为儿子的婚费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赶紧筹办。神宗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天天随意挪用国库的钱，正巧，这时有一个名叫张诚的贴身太监向他秘密奏报，说经过长期暗中侦查，张居正和冯保“宝藏逾天府”。神宗一听，怦然“心动”①，而且怀疑张居正积蓄多于冯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及渐长而“心厌之”。于是就不管什么冯“大伴”和“元辅张先生”，也不顾不是“谋反、叛逆与奸党”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②。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十二月，以“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免去东厂提督，押到南京软禁，抄家没产，神宗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瑰异无算。

当时，冯保和张居正是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由于张居正生前是内阁首辅，又是太傅、太师，影响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舆论，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去，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然后再步步升级，彻底搞臭。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上柱国、太师①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② 《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

兼太子太师。八月，复夺“文忠”谥号。万历十二年四月，辽王宪■次妃王氏状告张居正强占辽王庄田和金宝万计。遂以侵盗王府资产罪，命抄张氏在京与江陵老家财产，总计得银十多万两、黄金数万。八月十三日，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罪状，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子张顺、张书，都着永远戍边。”①自此开始，“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张居正其人其事，成为禁区，谁也不得议论。张居正当然有不少过错，但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是进步的。明神宗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却也因此走向了反面。这道诏令，是他自毁新政，全面扼杀他与张居正共同进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书，也是他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皇上怠荒，朝纲必坏，各种社会弊端开始全面复辟，地方秩序由相对稳定而走向混乱。

从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一面搞臭张居正，一面以“病”

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内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继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及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后主阁者申时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动荡”②。万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四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十五年十一月，湖广郧阳发生兵变。

万历十六年八月，明神宗不顾南北各地大饥荒，为身后之计，大肆挥霍，加紧修建“寿宫”。十七年正月，太湖、宿松地方爆发农民起义，饥民数万闻风响应。三月，云南永昌卫士兵暴动。四月，广东白莲教起义。至同年十二月底，太仓外库银只剩下三十一万余两，“利孔已尽，无复可开”。初年改革的积蓄，用得近乎精光。

这一年，明神宗因为有人批评他唯好酒色财货，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章奏留中不发。

万历十八年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万历十九年十月，京营武官闹事，直冲入长安门。举朝惊骇，人心不安。是时，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严峻的现实：“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①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大逞酒色之乐。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奏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而“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其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之乱。明神宗被迫令军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西征、东征、南征，历时十余年，丧师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

② 以上见谈迁：《国榷》卷七二。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三八。

数十万，耗银千万两；兵连祸结，国库空虚，百姓遭难。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彻底完成了由勤变懒的过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发脾气整人、嗜酒、恋色、贪财。

第四节 三十年晏处深宫

在“三大征”尚未结束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乾清、坤宁二宫被火化为灰烬。“只知爱钱”的明神宗，乘机以“修建宫殿”为名，从同年六月起，陆续派出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各地“开矿榷税”，大肆搜括钱财，迫害官民无数。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为时近二十年的“矿税使之祸”，从此开始。这也是他在位期间历时最久、为祸最烈的弊政。

明代朝廷差官“开矿”，始于明初洪武；遣使“榷税”，在中叶时亦已有之，皆因得不偿失，后多废止。这次神宗“患内廷匮乏”，担心因“三大征”耗费数多而影响皇室的高消费，不顾臣民的一再反对，硬干下去，劲头大得很。凡有关“开矿榷税”之事，有求必应，“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日不下”①。至万历三十三年为止，解进内府的银子约为五百余万两，被矿税使等私吞者尤多，“大约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其实这些银两，并非开矿、征税所得，不开矿也征银，不经商亦征税，“矿不必穴”，“税不必商”，都是公开掠夺而来的。因此遭到各阶层的强烈反抗，纷纷暴动、起义，时称“市民运动”、“市民风潮”或“城市民变”。

派矿税使四出，是明神宗贪财思想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关于他的贪财，事例极多。远在抄张居正家产时，有大臣批评他“重货而轻人”。就连最起劲帮他大反张居正的御史李植也说：“皇上称我为儿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银宝玩，必是喜欢。”①在派矿税使之前，吏科给事中李沂因批评他贪财，而被削籍回里。稍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冒死写了一篇《四箴疏》，说他患的是“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②。不久，又有人说他平日“好逸”、“好疑”、“好胜”、“好货”③。在矿税使横行之日，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内阁首辅沈一贯奏曰：“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④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有人说他是“唯贿是闻”⑤。

“开矿榷税”，闹了近二十年方告结束。史载：“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即万历三十九年），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上下隔绝，而“延臣部党势渐成”⑥。

“陛下万事不理”，此话一针见血，说得何等尖锐、深刻、准确。由于明神宗晏处深宫，不补缺官，早在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已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①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

② 《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

③ 《明史》卷二三五（张养蒙传》。

④ 《国榷》卷七九。

⑤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⑥ 《明史》卷二四○《叶向高传》。

人⑦。不仅“曹署皆空”，而且自万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纷纷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办事机构陷于瘫痪状态，政务荒废。至于“延臣部党”，问题尤其严重。廷臣部党，就是延臣分门立户，结党相争。结党，又称“植党”、“朋党”。万历朝廷臣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先是以“阁部之争”为主要形式。后来顾宪成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形成一股反对派势力，人称“东林党”。于是，宣、昆、齐、浙、楚诸党互为犄角，专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议”由此始。《明史·选举志》云：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迨万历时“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经过万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东林党人已被排斥殆尽，所剩无几，后来便被一网打尽。

在东林党议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太子东宫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宫廷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①。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东北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后金”

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②，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明神宗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嗣位。九月初十⑦ 《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二。这一年御史翟风翀疏曰：“上不见廷臣，又二十五年矣。”② 《明光宗实录》卷四。

日尊谥曰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三十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寿宫”，名曰定陵。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①

第二十七章 张居正

第一节 厚望所寄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

少年时代“颖敏绝伦”，被誉为“神童”。十三岁时，他写过一首《题竹》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径节，只上尽头竿。”①反映了他的抱负不同凡响。

大人物的不同凡响，往往托之以梦。据说张居正诞生的前夕，他的大父东湖公（祖父张镇）梦见“大水骤至，流溢庭下。大父大惊，问奴属所以来。奴属口对状，言水自张少保纯地中流出者。是夜会怀葛公（曾祖父张诚）亦梦有月坠水瓮中，流光发色，化为白龟浮水上”②。结果，张诚为他的曾孙起了个谐音的名字，叫白圭。

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参加荆州府的考试。“时大司徒李士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庭下，太师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得闻命天皇上帝矣。”①结果，神童易名居正。不但如此，李士翱还竭力向省里来的督学称赞张居正，使他名扬全省。

张居正“颀面秀眉目，髯长至腹”②。这是他成年时的形象，使人过目难忘。“上（神宗）在东宫尝昼寝，梦一美髯大臣在侧，若将有所陈见。上寤，异之。以问内侍，内侍对曰：‘殿下他日当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见太师平台，长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记忆梦中事，语内侍曰：‘此即梦中所见者乎？’”③这些不寻常的梦兆，即使全是编造出来的，至少也显示了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嘉靖十六年（1537），张居正至省城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璘认为大器当晚成，建议考官不予录取，以便“老其才”。因而，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才中举人。顾璘对他当日的主张有些后悔，对张居正说：“张生幸过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诚不当以中人薄视吾子，退吾子三年作相。”④① 《张太岳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② 《张太岳文集》卷四七《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①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②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③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④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第二节 从翰林到内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中进士。从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会试中第，他历经十年。而当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使他再一次得到“老其才”的机会。他所重视的不是儒学经典和文字雕琢，而是史百家者言、国家典故和时务之切要者，遇人多所咨询①，这与“选也以诗文，用也以诗文”②的翰林院传统不相合拍，很能反映张居正的旨趣。

嘉靖二十八年（1549）解馆，张居正授翰林院编修。在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阐明对时政的看法：“臣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③血气壅阏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宫变之后，久不见群臣百僚。臃肿痿痹五种病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这篇《论时政疏》有两千言，是张居正两年来读书中秘、观察时政的成果。第二年发生的“庚戌之变”，证明“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险的程度。

当然，一个小小的翰林编修的奏疏，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但应当说，初入仕途，张居正所处的环境是不错的。第一个赏识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虽然只任职八个月就被免，却先后任工、刑、户三部尚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大臣徐阶对他也格外器重。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他却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请归。据他的儿子张敬修说，是因为他“体故孱弱，又倦游”的缘故。④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筑三五椽小室，养一两只癯鹤，过起隐居生活，不但拒见宾客，而且谢摒亲故。他“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寝，以知岁时之丰凶”。他看到农夫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阙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①。这一段生活，使张居正对农民的生活艰辛有了深切的体会，对他以后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响。

张居正说，他“先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②，因父亲的反对，才不得不复出。

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居正复出。当时，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矛盾十分突出。因畏惧严嵩的权势，与徐阶相善者唯恐避匿不及，而张居正却能在两位权贵之间处之自如。不久，张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后又经推荐以副总裁主持修《承天大志》，他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即脱稿。这件事给世宗以深刻的印象，故命他以右谕德侍裕王朱载垕讲读。不久，又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

② 高拱：《作养相才》，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

③ 《张太岳文集》卷十五《论时政疏》。

④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① 《张太岳文集》卷九《学农园纪》。

② 《张太岳文集》卷十七《先考观澜公行略》。

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张居正同裕王以及裕邸中官的关系相当好，这是进入权力中心的重要一步。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的职衔一年有四变：先是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着入内阁；隆庆元年（1567）四月，再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如果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这样的升迁速度是惊人的。

第三节 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

隆庆元年二月以前，内阁有四名成员：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陈以勤、张居正。张居正虽排在第六，但他的威望却重于其他阁臣。这不仅因为他“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更在于他“出一语辄中肯”。

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著名的《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国思想的基本纲领。疏中陈述的第一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所以能广用人材，推行变法，很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徇情者，“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于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需要由抚按议处者，酌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所谓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严考课，审名实，和上面提到的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讲到两个问题：一是指出财用日匮的根源，包括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与上考；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止与中考，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显著，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①。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论时政疏》的情况相比，张居正的治国思想更进了一步，不仅提出的问题更具体深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进入内阁以后，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强调“尊主权，一号令”。

这份奏疏上于八月。在前一个月，首辅徐阶致仕。对于徐阶，张居正一直很敬重，至于其他阁臣，他都没有放在眼里。次辅李春芳是张居正同科的状元，比张居正早两年入阁。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马上回答：“如此，庶保令名。”②可见他的狂傲。在徐阶去职后不久，呈上《陈六事疏》，虽是一种巧合，但① 《张太岳文集》卷三六《陈六事疏》。

② 《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

是也可把它当作竞争首辅的纲领。

郭朴、高拱因为与徐阶的矛盾，一个罢免，一个致仕。隆庆三年（1569）八月，赵贞吉入阁。赵贞吉也曾是少年名士，有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①张居正也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赵贞吉以晚辈视张居正，议论朝政，动辄曰：“非尔少年所解。”②这些，当然是张居正不能忍受的。

为了对付赵贞吉，张居正通过原裕邸中官、后任司礼太监的李芳，于十二月召还高拱，并使他兼掌吏部事。赵贞吉通过李春芳的支持，也兼掌都察院事。两人形成公开的对抗。高拱以次辅兼掌吏部，力量要更大些。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赵贞吉不得不辞官而去。次年，李春芳致仕，高拱转为首辅，张居正跃居次辅。

在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和高拱合作得不错，如对于俺答封贡事，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幸的是，高拱同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张居正，张居正也不甘久居人下，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冲突首先是从与徐阶的关系而引起的。高拱因宿怨，令亲信言官追论徐阶的过失，并连及他的几个儿子。张居正受徐阶所托，欲加以庇护。听从张居正的劝说，高拱心有所动，却又听到传言，说张居正接受徐阶之子三万两银子的馈赠。高拱当面加以讥讽。张居正向以“一切付之于大公”③自诩，乃指天为誓，坚不承认。高拱虽然承认误听闲言、未加详审，但两人交恶已无可挽回。

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穆宗病逝，司礼监太监冯保依其便利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罢斥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得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1572）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内阁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从此，张居正到万历十年（1582）去世，一直牢牢地占据了首辅的地位，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吕调阳，隆庆六年六月入；张四维，万历三年（1575）八月入；马自强、申时行，万历六年（1578）三月入，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有如属员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①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②冯保集司礼掌印、提督东厂于一身，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不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下，却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赵贞吉》。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张居正》。

③ 《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② 《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一事”。③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①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确不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掣肘，在明中叶以后实为特例。

③ 《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第四节 选用人材——考成法

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关心的问题。他说得很恳切：“故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②他又颇为自得地宣称，“平生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觉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得人言”。甚至有这种情况：“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③张居正主张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关于官员的出身，神宗和张居正就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贿事有过一番对话。神宗问：“昨览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如籍如此？”张居正回答：“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④他建议恢复三途并用，且加以实施。山东莱芜知县赵蛟、费县知县杨某，都是吏员出身，“干局开敏，能肩繁钜”。非经科举的官员，是士人看不起的。但杨某“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还有司狱黄清，张居正用为淮安府同知，以筑高宝诸河内堤，“甫岁余，成功者已半”，加两淮运司同知，以竣其役，“又匝岁功且报完”①。张居正出身甲科，起家翰林，能恰当地评价和任用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他优于其他执政者的地方。

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能不计虚名，量才为用。如张学颜，任山西参议时，为总督江东所劾，后事得白。高拱曾称赞他“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张居正以其“精心计，深倚任之”，万历六年（1578）用为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会计，实施清丈，颇有成绩。②如潘季驯，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两次总理河道，礼科右给事中雒遵勘查工程，说他“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腾率报功”③，因而被罢官。万历初年以来，黄河、淮河不断泛滥，淮、扬间多有水患。张居正深以为忧，终于在万历六年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④，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又如殷正茂和凌云翼。殷正茂性贪，岁受下属贿金以万计，高拱曾对他有一番评价：“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⑤凌云翼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议。张居正看中他们的干济之才和事可立办的效率，把两广军事先后委托给两人。

张学颜、殷正茂等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没有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认为，或议论“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议论“某为新郑所进，不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二《与藩旧贺澹庵言得士》。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癸酉。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异途任用》。

② 《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③ 《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辛亥。

④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⑤ 《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宜用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①。“一切付之于大公”，这也可以算作一个证明。

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不应当是孤立的原则，还应当有制度上的保证。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和推行考成法，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考成法规定了办事的时效，建立了监督的网络。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并建立了层层监督网络，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②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谈何容易，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加以整顿，说明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③这当不是虚妄之言。

再者，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内阁控制部院，自明中叶以后不断加强，但明确提出内阁通过六科控制、监督部院，这还是第一次。

作为考成法的辅助手段，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将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设于文华殿后神宗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次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①这项措施有两层意义。一是使用人权宜最终集中于皇帝，二是让皇帝有所凭依，正确地行使用人权宜。

行考成法，会造成另一些弊病。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②但总的说来，由于推行考成法，使“政体为肃”，是史家所承认的。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② 《张太岳文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③ 《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六年正月乙巳。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

② 《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第五节 边事安排

张居正一直关注北边形势，按他的说法：“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③他虽然说过，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都不足患，但对此三者，却无不予以注意，无不下力解决。

先说足边足食。张居正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减兵，而是要足边。他说：“天生五财，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但足兵不应当是盲目的，“足食乃足兵之本”①。张居正在给顺天巡抚的一封信中反对盲目增兵：“贵镇清查虚饷万有余人，数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国计者，方且啧啧称羡，乃闻近日又欲募卒补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额之外，方患无以给之，赖此补数，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滥也。”②足食当然不能只靠清查虚饷，关键还在于恢复屯政。兴屯政则食足，食足则兵足，这是张居正解决足边足食的策略思想。“如欲足边，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切勿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他还认为，这些话“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③。

再说选择边臣。万历五年（1577），调顺天巡抚王一鹗至宣府，以原应天巡抚陈道基抚顺天。张居正认为：“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④一人之调之用，都要躬亲，都要三思，可见其对边务的关注。

在西边，先后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时以及出于高拱门下的吴兑为总督。王崇古首先提出封贡，得到高拱、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更大。“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①如果高拱主议，在他罢官后，张居正应不会大加渲染。方逢时当时任大同巡抚，吴兑任宣府巡抚，以两人总制一方，是因为他们都曾参与了封贡事，且能坚持封贡的方针。一段时间里，宣、大一线得以安宁。

万历七年（1579），俺答西攻瓦剌，被击败。②此行的作用是进一步沟通乌斯藏与内地的联系。乌斯藏僧锁南坚错称活佛，在俺答劝说下，致书张居正，表达了通贡的愿望。俺答也接受活佛作善戒杀的教导，准备东还。张居正发现，俺答与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此③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与蓟镇杨巡抚》。

③ 《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④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

②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③。在他主持下，许西僧通贡之请。自此，西方只知奉此僧，而内地也开始知道有活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蓟、辽一线，有两员著名的大将，一是张居正极为器重、着力庇护的名将戚继光，另一是镇辽二十二年的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军功由参将升至总兵。万历七年（1579），朝廷议加李成梁爵位，张居正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患，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①李成梁被封宁远伯。他感激张居正，派人送以馈金，张居正拒绝接受，说：“尔主以百战得以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②张居正不但善于选择边方人材，而且亲自制定大的方略，许西番通贡即是一例。再如，东部鞑靼土蛮因垂涎王号，屡次进犯，以要挟求封。“辽东将士久苦征战，一闻虏言，遂有和戎之望。”③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他认为，“东虏”与“西番”不同，“非有平生恳款之素”，“非有执叛谢过之诚”，而“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如同意其要求，岂非“畏于彼而曲徇之？”再说，“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召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由此看来，“宜故难之以深钓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若“东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益孤。而吾以全力剔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这样树德于西，耀武于东，“计无便于此者”④。这篇深谋远虑的文字中包含着两个要点：其一，不受要挟，不作城下之盟；其二，对边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万历五年（1577），土蛮入犯锦州，督抚果然遵从张居正的意见，提出只可羁虏不可媚虏，不与东部鞑靼通贡。

张居正在一首视辽东捷报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⑤他名义上是在称颂皇帝，暗中恐怕很有几分自得。北边形势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应归功于他的筹划。

③ 《张太岳文集》卷四三《番夷求贡疏》。

① 《明神宗实录》卷八七，万历七年五月丙辰。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③ 《明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

④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⑤ 《张太岳文集》卷一《辽左奏捷》。

第六节 捐上而益下

张居正执政遇到的内部问题主要是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隆庆元年（1567）户部题报：“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一百一十六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一百三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在京各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一百五十二万余两..通算本年入数比出数当少银三百四十五万，无从措处，必须广集众思以求其济。”①张居正解决难题的方针，就是捐上益下。所谓捐上益下，即倡导宫中力行节俭，度支慎加算计，则可不加征而扭转国用不足的局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张居正能够比以前的执政者更坚决地提出和实施捐上而益下的方针。如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张居正说：“今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支持。乞暂停此举，少苏民力。”此事遂罢②。神宗要铸钱供赏用，张居正说：“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府，大失旧制矣。”③神宗要修慈庆、慈宁两宫以取悦太后，被张居正挡了驾：“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慈庆、慈宁两宫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落成之日，臣等恭诣阅视，巍崇彩绚，无异天宫。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未备乎？抑亦敝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①神宗要征用光禄寺金，也被张居正劝阻：“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埸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②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十四岁的皇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有一段颇为感人的对话：神宗举御袍示辅臣，问：“此袍何色？”张居正以青对。神宗说：“紫也。服久而渝耳。”张居正说：“此色既易渝，愿少制。世宗皇帝服不尚华靡，第取其宜久者而用之。每御一袍，非敝甚不更，故其享国久长，未必不由于此。窃闻先帝则不然，服一御则易矣。愿皇上惟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神宗深以为然。③这一番对话恰如父辈谆谆教诲子侄。联系到后来神宗热衷于“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张居正在位时的规劝和约束作用是很明显的。

在规劝于上的同对，也考虑到下民的实惠。隆庆六年（1572）六月诏书，将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除金花银外，悉从蠲免。隆庆二年至①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六《国用考》。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十一月庚戌。

③ 《张太岳文集》卷四三《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① 《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戊申。

② 《明神宗实录》卷八五，万历七年三月丙午。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万历二年拖欠七分之中，也只征三分。鉴于“民犹以为苦”，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提出：“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常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①户部开出一份很长的当蠲免和当改折的单子，蠲免主要包括：隆庆二年至四年解京折色钱粮拖欠者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金花银拖欠者六十五万九千九十五两，免嘉靖年间所欠；隆庆二年至四年边镇钱粮拖欠者五万二千多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盐课拖欠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两，除票税银外蠲免。改折主要包括：万历四年所征五年起运者，除额例改折外，其余部分改折十分之三，计折米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余石，按粮数多少和水旱灾害轻重分配于各地，无论正兑改兑每石粳米折银八钱，粟米每石七钱。②这张单子可以给我们一个细民受惠的数量概念。

① 《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通赋以安民生疏》。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丁酉。

第七节 度田、条编

条编即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执政时已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推行了几十年，毁誉不一。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持赞同态度。万历五年（1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称，行条鞭法使“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享乐生之心。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不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今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于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户部的意见是：“今后江北赋役务照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①为什么江南尚可行之，江北大为不便，光懋的奏疏和户部的答复都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张居正当时对一条鞭法能否广为推行大概也没有把握，他在另一处说：“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之：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固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也。”②虽作如此解说，张居正还是相信：第一，地域的差别不应当是推行一条鞭法的障碍。第二，白栋在其地推行一条鞭法不应视为过失。他所拟旨云：“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③随后，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又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④张居正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度田之后。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失额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局部地区的土地清丈时有举行，但没有形成全国的规模。万历五年，张居正建议料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①。在一段时间里，度田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这或许和张居正丧父，因而引起朝廷上的大辩论有关。福建最早完成度田。万历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谓宜刊定国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②。而在同时，山东还在为数量并不大的勋戚茔田打官司。“户部疏称：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所奏，邹平县会昌侯孙忠茔田地九顷，胶州阳武侯薛禄户丁承种祖遗田地三十七顷。复查不系钦赐之数，优免又无明文，可据议各量除二顷以为祭祀之资，其余照依民地例纳。”③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户部才奉旨制定各省直清丈田地的条款，定清丈之期，行丈量之法，严禁欺隐，“上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④。

不到一年，清丈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地区而言，山东丈出民地三十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④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乙亥。

六万多顷，屯地二千二百多顷；顺天八府支出土地共二千八百多顷。以类别而言，屯田御史沈阳查出勋戚冒滥庄田二万二千多顷。有一事例很可说明清丈的彻底：蒲州守御千户所屯地在临晋等县，山西抚按借口非本省所辖，不行丈量，直隶抚按不知所在地方，概称额数免丈。万历九年九月，户部奏称：“屯地犬牙相制，各省直坐落本境者少，跨在别境者多，减于原额者少，加于原额者多。宜敕抚按官互勘交查，有过额数多者照军民各地当差，姑免入官，庶正额咸复，永无隐射之弊。”①正因为朝野普遍重视清丈，万历年间土地额数才有很大的增长。

丈田全面实施，张居正认为时机已到，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全国推行，只是就朝廷的命令而言。有些边远地区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十数年之后，才完成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一新赋役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六，万历九年九月丁卯。

第八节 从“夺情”到抄家

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死讯传报京师，使张居正处境异常尴尬。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当回家守制。而在其时，已形成朝廷不可无张居正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居正对得到的权势也不无留恋。户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议留张居正于朝，②内阁吕调阳、张四维疏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乞请挽留张居正。神宗随即下旨，要他“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一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张居正三疏乞终制不许，即吉服视事。这事在朝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官员因弹劾他“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赶去见张居正，为众官求情。张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颈状，曰：‘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③一些史书都以嘲讽的口气记述这一情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张居正个性极强。

张居正的报复心理同样极强。如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对他加以弹劾，措词严厉。张居正怒辩，伏地泣不肯起，直到刘台被除名为民方止。同样，对于反对“夺情”的官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报复心理导致他作出以下决定：禁毁书院。因有人聚徒讲学，讥议朝政，甚至扬言张居正“专制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①。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命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挠害地方”②。尽管他为自己辩解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③他所不满者，是讲学者对名卿硕辅每诋之，但这一极端粗暴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他个人的恩怨所决定的。

三月，张居正提出回乡为父亲治丧，获准。神宗嘱咐他：“卿未行，朕已悬望，宜蚤襄葬事，星驰赴京。”又敕谕吕调阳等：“朕冲年践祚，凡事都赖元辅，卿等所知。今暂准给假，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④甚至要“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六月，张居正在神宗催促下，上路还京，途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作了如下描述：“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者，召募殆尽，皆得重赏以归。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①张居正尚奢侈，“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②，在士大夫间造成② 《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乙卯。

③ 《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己未。

② 《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答宪长周友少明讲学》。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辛酉、丙寅。

① 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四《步舆》。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士大夫华整》。

很大影响。而像回京途中的享乐，实在太过分了。

回到京师的第八天，张居正就上疏，请求惩治弹劾他的员外郎王用汲。

王用汲被削籍为民。他又怨恨张四维处分太轻，“厉色待之者累月”③。由于权势越来越大，张居正对反对他的言论，已到了朝闻夕报的地步。

虽然花费不小的精力来对付反对派官僚，张居正对朝政的处理仍是一丝不苟，对神宗的教诲仍是严格耐心，直到他病倒在床。万历十年（1582）三月，他不得不要求在私邸办公。在最后的八个月里，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在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就因九年考绩，进上柱国、太傅，俸如伯爵。他一再辞谢，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正式给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因辽东大捷，进为太师，自李善长之后，文臣无生受三公者。六月二十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文忠”。

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④云云，但在内心对张居正的管制早已厌烦。谪冯保至南京闲住，是第一个信号。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复职，是第二个信号。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⑤。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

除了对张居正的管制不满，神宗还误信人言，贪恋张府财产。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于氏尝数次得罪张居正①，他的分析当较为公允。有不少官僚都承认张居正看重名节。

至于丁比吕说在万历四年的科考中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②，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阿居正之意，也绝与禅受无干。

在几十年内，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直到熹宗即位后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恢复声誉。

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要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③。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着实难得。

若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一生的是非，那么，不妨引用他自己的话：“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他的确是“有瑕而为玉”者。④③ 《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丙子。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

① 《明史》卷二一七《于慎行传》。

② 《明史》卷七○《选举二》。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第二十八章 戚继光

第一节 世袭

登州指挥，整饬防务

戚继光（1528—1588），宇元敬，号南塘，晚年易号孟诸。出身于山东登州卫一个世袭军官之家。祖籍原在山东东牟（今莱芜），因避元末战乱，六世祖戚详率全家迁居到离凤阳很近的濠州定远昌义乡。那时，起义烽火正旺，戚详也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中，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征服云南的战斗中阵亡。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追念戚详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自此，戚家一直在登州（今山东蓬莱）任职。父亲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曾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屡立战功①，先后出任过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今河北保定）都指挥使以及京师中的神机营副将等职。

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得子，故对儿子要求相当严格。他不仅悉心教导戚继光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常灌输一些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戚家出身将门，但家境十分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更是艰辛。在这种家庭氛围熏陶下，戚继光自小就喜欢“弄捭阖，多权奇”①，少年时代即已“通文史经义”②。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世，就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但尚未等到戚继光回家，就与世长辞了。这样，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诗，最后两句云：“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③，反映出他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远大抱负。

嘉靖二十五年，十九岁的戚继光正式担当起登州卫屯田的管理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从嘉靖二十七年开始，五年里，戚继光每年一次率领登州卫兵家子弟前往蓟州戍边，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样戍边对于他后来镇守蓟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过，“（吾）弱冠自奋，部署六郡良家备胡，稍习北鄙利弊”④。在此期间，他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考中山东乡试的武举。次年九月到京城会试时，恰逢庚戌之变，鞑靼军自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明朝廷慌忙筹划保卫京师。戚继光于是“条上便宜，部当其议”⑤，被任命为守卫京师九门的总旗牌官。尽管这次会试中，他没有考中，但他的军事才能已显露出来。此后，山东直指刘瑶、兵科给事中王德等许多有识之士看到戚继光“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⑥，都上疏推荐他。到嘉靖三十二年六月，戚继光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管辖三营三十四卫，督理山东的备倭事务。当时各卫所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而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道光仙游崇勋祠版本。

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②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③ 戚继光：《止止堂集》，《横槊稿》上。

④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⑤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⑥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且军卒逃亡严重，所剩都是些老弱残兵，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根本不能打仗。戚继光决心“振饬营伍，整刷卫所”①。一天，他母舅（当时是他的部下）仗着自己是长辈，不肯听戚继光的调遣。戚继光当众按有关的营规责罚了母舅。到了晚上，他又以外甥的身份脱冠向母舅表示歉意，使母舅心服口服。部属将士们目睹了戚继光的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都有所震动，从而使以前散漫的状况大有改观。这样，戚继光不仅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使山东的海防得到了巩固。

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第二节 抗倭于东南沿海

《练兵议》

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两省，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明兵“数万之众，贼常以矛走之”②。这种情况引起了百姓的恐慌和朝廷的担忧。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书，管理那里的屯政。他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深得胡宗宪的赏识。在胡宗宪的一再请求下，次年七月世宗升任戚继光为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一带。二十九岁的戚继光终于获得了大显身手，实现“海波平”理想的机会。

戚继光上任不到一月，就有一股八百余名的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今在镇海）。明朝廷调集了数千军士防守，倭寇兵分三路突入明朝各部军队。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明军，竟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直到新上任的戚继光奋不顾身地射死了三个为首的倭寇头目时，倭军才后退。十月，倭寇再次进犯。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台州知府谭纶三位抗倭英雄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差点全军覆没。这几次战斗，加上以前其他将领的抗倭战斗，使戚继光深深地感到，旧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士兵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军纪松弛；若不另行组建和训练一支新军，就根本无法抵御武器精良、剽悍勇狠的倭寇。这年冬，戚继光起草了《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首次向上司提出了创立兵营，然后选兵、练兵的建议。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戚继光再次向上司递交了《练兵议》。当时，左右认为这“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①，嘲笑他多管闲事。在《练兵议》中，戚继光分析了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②。总督胡宗宪以前曾练兵，但毫无成效。这次他读了戚继光的建议后，尽管心中不悦，但他相信戚继光的卓越能力，还是勉强同意了。浙江巡抚阮锷则对此大加赞赏。这年冬季，从另部拨了三千绍兴士兵归戚继光训练。不出一月，舟山一带倭患大有减轻。

防守台州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戚继光奉命率军由舟山渡海防守台州，多次取得小规模的胜利。当时，倭酋汪直被胡宗宪诱杀后，余部占据岑港。明军在胡宗宪领导下，分几路强攻。戚继光率左路兵马猛攻，但岑港是倭寇经营多年的老巢，明军一时难以攻破，相持达半年之久。明世宗见岑港久攻不下，听信谗言，以为是将官作战不力，竟下诏剥夺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的职务，限期一月荡平岑港。戚继光因奉命置身于岑港，无暇顾及台州的② 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叶春及：《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倭患，当时竟有人弹劾他“无功，且通番”①，明朝廷准备拘捕戚继光加以审讯。幸而正在这时，岑港被攻破，戚继光奋勇冲杀是有目共睹的，“通番”更是无稽之谈，戚继光也就恢复了原来的官职，驰援倭患最烈的台州地区。戚继光悉心剿杀倭寇，先后在桃渚（今属临海）、海门等地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充分显露了他的军事天才，他每战“技能独擅，勇敢先登”，“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②。

组建“戚家军”

然而，戚继光始终没有放弃练兵的计划。以前拨给他的三千军士，经过训练，转战各地，取得了不少战果。但由于选兵这一关并非戚继光亲自把握，士兵多是市井的油滑之徒，在作战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如军纪不严，甚至滥杀无辜冒功；一遇到短兵相接的情况，就怯懦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于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戚继光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指出：“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①当时，义乌百姓为争夺开矿权，与永康矿夫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十分勇猛，戚继光就请募兵义乌。这一主张得到谭纶的积极支持，并为总督胡宗宪所采纳。恰好义乌县令赵大河此时也上书胡宗宪，建议募当地矿夫当兵，以减弱械斗势力。胡宗宪于是命赵大河协助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夫。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一时应募者云集。其中有个名为王如龙的矿夫首领，“闻檄而率子弟出山”②，后来成为戚家军的中坚，王如龙也成为屡立战功的虎将。戚继光认为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③。他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认为“四者不可废，而但不可必耳”。他强调选的士兵要胆大，只有胆大，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敌制胜。戚继光在选编士兵时还有“三不用”，即“凡城居者不用，尝败于敌者不用，服从官府者不用”④。由于赵大河的密切配合，戚继光在很短时间内即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前往绍兴进行训练。

由于以前曾训练过三千绍兴兵士，再加上有了对倭作战的经验教训，戚继光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案。

首先，用卫国保家的思想教育士兵，一再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的。他指出：“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你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又指出：“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的？”①他的教育是言之有物，浅显易懂的。

①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③ 《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④ 《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① 《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其次，加强军纪，严明赏罚。他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的精神要求士兵。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视掌握程度加以赏罚。对军官要求也相当严。“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次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②戚继光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军官。他还强调要赏罚分明，“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却不干预恩仇”③。因而，尽管赏罚名目很多，却都得以切实执行。

第三，十分重视武艺的练习。戚继光指出，学习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④。

另外，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参照东南沿海的地形，分析敌我双方的短长，戚继光创立了“鸳鸯阵”。这种阵法以十二人为一队，队长居前，次随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再次两人执狼筅，后继四人持长枪，再后两人用短兵器，最后一名是专事樵炊的火夫，长短迭用，使一队成为坚不可摧的有机整体。不仅如此，鸳鸯阵还可演生出许多阵形来，如“两仪阵”、“三才阵”等。总之，鸳鸯阵机动严密、变化多端、调动便捷，在对倭作战中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在鸳鸯阵外，再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就组成了步军大营，同样能机动、变化。四千新军经过戚继光两个月严格而有效的训练，“无不以一当百也”①，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作“戚家军”，故“戚家军名闻天下”②。

台州大捷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戚继光率军奔赴台州抗倭前线。次年三月，他改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的参将，一面训练步军，充备水师，一面整饬当地卫所武备，使浙东防务有很大的增强。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沿海各地，倭船不下数百艘，人数达一二万。五月初，大批倭寇由象山海口侵入奉化、宁海之间，企图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攻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的真实意图，先在台州部署了必要的兵力，亲率大军赶往宁海剿倭。倭寇以为得计，派兵直犯台州城。戚继光得报后，挥师南下，先敌一步来至台州城下，以鸳鸯阵猛攻来犯之敌，大败倭寇，追出四十余里，俘斩敌人数百，其余倭寇全部淹死在江中，五千多被掳百姓也得到解救。不久，倭寇后续部队窜至台州东北大田一带，谋袭处州（今丽水），戚继光侦知敌讯后，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下埋伏，以少胜多，以一千五百人全歼倭寇二千五百人，充分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此后，他又在② 《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③ 《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④ 《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①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台州一带取得陆战七捷、水战五捷的战果。台州之战历时一个多月，共斩杀倭寇一千四百余人，焚溺而死的达四千多人，这是戚家军抗击倭寇的首次大捷。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①，斩倭寇一千多人。这样，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肃清了。这年九月，戚继光因在台州之战中“旌麾之所指，即捷报之连闻；台民共倚为长城，浙东实资其保障”②，晋升为都指挥使。两浙人民修生祠纪念戚继光的功绩。不久，戚继光再次募兵义乌，使戚家军的总数增加到六千多人。十月，戚继光奉命率军前往江西镇压了反抗明朝廷的义军，并于十一月班师。

《纪效新书》在台州大捷的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春至四十年秋，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中，总结了自己练兵及与倭寇作战的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③表明戚继光编写此书的精神是不尚空言而讲求实效，不拘泥古法而有所创新。此书初编十四卷，台州之捷后，又补入了新内容，扩充至十八卷。卷首有两篇《公移》作总叙，并用问答体裁写了《纪效或问》，用以解除士兵疑问，“历述所急与可办者”①。正文有礼、乐、射、御、书、数六帙，共十八篇，“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各为一卷，以诲诸三军，俾习焉”②。此书通俗易懂，“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③，实用性强，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名著。

率师援闽浙江倭患终告解除，福建的倭寇活动却愈来愈猖獗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戚继光率领六千精兵，由温州渡海至平阳，再由平阳抄小道抵达福建。福建人民饱受倭寇的蹂躏和官兵的劫掠，见戚家军来援，十分不安。后来，戚家军“号令金石，秋毫无犯，民乃以手加额曰：‘今日始见仁者之师矣。’所至箪食壶浆，争相馈饷”④。当时，福建倭寇主力集中在横屿和牛田两地，加上其他小股倭寇，东南互为声援。戚继光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破横屿。横屿位于宁德城外的海中，四面都是水路险隘，岛边又是一片泥淖浅滩，既不利于步军跋涉推进，又不利于水师舟船泊岸。倭寇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已占据横屿达三年之久。戚继光首先攻破了与横屿相呼应的张湾，随即于八月初八日直攻横屿，强行登岸，仅半日就收复横屿，歼敌数百，救出被掳男女八百多。这是戚继光率军援闽后第一个胜①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③ 《纪效新书》原叙。

① 《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② 《纪效新书》原叙。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纪效新书》。

④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仗。

略作休息后，在中秋节的次日，戚继光率军开往牛田。牛田在福清城东，是倭寇在福建的最大巢穴，周围小据点星罗棋布。戚继光在到达福清城的当晚，就带军悄悄地扑向牛田。他让士兵各持柴草一束填平堑壕，突然杀入。倭寇因戚家军新到，不加防备，在受到袭击后乱作一团，全部被歼。接着，在九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戚继光又智歼逃往林墩（今莆田境内）的残敌，倭寇仅落水淹死的就达一千余人。兴化城（今莆田）的市民直到戚家军凯旋才得知喜讯，于是“牛酒劳不绝”①。戚继光在兴化的平远台上镌碑纪念这次大捷。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转战千里，荡平横屿、牛田、林墩的大倭巢，名声大噪。各地许多将官纷纷仿效戚继光，练起兵来。“于是，东南诸省俱征义乌兵，而自直隶以至闽、广、川、贵及腹里，一时大将、偏裨，下至部曲多练。”②戚家军因在福建作战时略有伤亡，须作补充休整，于是戚继光在十一月回到浙江。十二月，戚继光因功绩卓著，升任为分守台州、温州、兴化、福宁中路等处的副总兵官。

可是，倭寇得知戚继光班师后，“私庆曰：‘戚老虎去，吾又何惧？’”③不到一月，又卷土重来，用计赚开了兴化城，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四野一空，八闽俱震”④。直到次年二月才自动退出，攻陷了附近的平海卫。明廷感到福建局势又严重起来，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派遣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又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协调各部行动。

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第三次前往义乌募兵后，戚继光率兵到福建，四月抵达福清。谭纶会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研究作战计划，决定由戚家军担任中路主攻，俞、刘军为左右两翼。四月二十日，在火铳猛烈轰击下以及左右两翼配合下，戚家军突破平海卫，擒斩敌人二千二百名，救还被掳男女三千余人。随后又在倭患各地登陆，在一个月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六月，横屿功奏上后，戚继光升为都督佥事。不久，再叙兴化、平海卫大捷，被誉为“用兵如神..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①戚继光又升为都督同知，并荫子正千户。十一月，戚继光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戎务。此时，新来倭寇二万余人侵入福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闻讯后率军前往援救，在十二月的一个大雾天，以各个击破的战术，一举消灭倭寇，解救了被困五十余天的仙游城。仙游之战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因此，谭纶指出：“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②嘉靖四十年春，戚家军又在王仓坪、漳浦蔡丕岭连败残寇，至此，福建境内的倭患暂告平息。五月，戚继光会师镇压了“山寇”蓝松山，此后，戚家军一直驻守在福建境内。

平定广东倭患①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二。

③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④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①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广东倭患本来并不严重，但在浙江、福建倭患平息后，渐渐转烈，尤其是潮州一带，“倭二万与大盗吴平相为犄角”①，肆行杀掠，贻害匪浅。驻守在那里的俞大猷军尽管多次给予倭寇和吴平以沉重的打击，但不能彻底消灭他们。嘉靖四十四年春，戚继光出兵与俞大猷相会，共同讨伐吴平。戚家军水陆两路并进，大败吴平于梅岭。吴平转据闽广交界处海中的南澳岛。九月，戚继光将军队分成中、左、右三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亲自督兵渡海，攻进南澳。俞大猷的援军随后赶到，几乎全歼岛上敌人，只有吴平等七百余人逃脱。戚继光、俞大猷率军直追，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剿灭残贼，吴平也投海自杀。这年春，戚继光因仙游功奉命兼管广东潮州、惠州两府及伸威（今江西南部）等营的军事事务。到这时，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斗，东南沿海严重的倭患终于平息了。

① 《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传》。

第三节 北戍蓟辽

《请兵破虏四事疏》

东南安定下来后，明朝北方的边防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当时新继位的明穆宗力图一改嘉靖年间的弊政，而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于是开始经营北方边防了。

隆庆元年十月，在给事中陈瓒等的推荐下①，穆宗调戚继光回京师训练兵马。到京后不久，戚继光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了自己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穆宗“授臣（戚继光）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②，去平定疆场。由于对是否任用戚继光守边，“台省议论不一，而且部持两端”③，戚继光被安置到神机营担任副将，这正是三十多年前他父亲担任过的职位。不久，在蓟辽总督谭纶建议下，集中了步兵三千，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五月，穆宗听从谭纶推荐，诏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事务，地位与四镇总督相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④练兵、筑台、修长城戚继光到蓟州赴任后不久，即多次上疏给穆宗，分析边防存在的问题，强调练兵的重要性。其中十月所上的《练兵条议疏》指出了边防军队“虽多亦少之原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⑤，提出募新兵、专事权等对策。他的建议得到了谭纶的赞同和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也得到了神宗的批准。

不久，根据戚继光的建议，蓟州防区被划十二路，设立东西协守，分别统领各路，建立七座车营，配合马、步兵进行协同训练。但调浙兵守边的建议仍没有能实现。十二月，戚继光在青山口击退长昂与董狐狸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戚继光“闻风策应而大振军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①，改变了人们以为他适于抗倭不宜敌虏的看法。

隆庆三年（1569）二月，戚继光以总理衔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亲自督率十二路兵马。他对蓟州等处边防经过仔细观察后，又向穆宗上疏，请求建立三千座空心台。穆宗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只给修建一千二百座的费用。这样，戚继光调配士卒，开始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可是，“蓟人夙多木强，律以军政即不堪”。②幸好，戚继光提议调来的三千浙兵到达了蓟州。这支军队抵城外待命时，正逢大雨，但浙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③，引① 《明穆宗实录》卷十三，隆庆元年十月乙未条：“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全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焘回籍听勘。先是，虏入永平，焘报功不实，给事中陈瓒等劾奏焘荐继光，故有是命。”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③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④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⑤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①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八。

③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得边军大为惊骇，过去散漫的恶习渐渐有所革除。到隆庆五年八月，空心台全部建成，从山海关到镇边（今昌平西）的长城防御线上，共计修筑空心台一千零十七座，从而大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改革边军在修长城和筑立空心台的同时，戚继光对边军也加强了训练，进行了改革。他除立车营进行车、马、步军协同训练外，还设制了拒马器，用我所长，攻敌所短。他在密云、遵化、建昌三地建立辎重营，作为粮草、器械等军用物资的基地。他还根据军队来源的不同，予以不同的防守任务，“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①。隆庆六年冬，在戚继光的提议和安排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地点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车、骑、步三军配合，人数多达十六万，长达二十多天，实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枹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②由于戚继光练兵有方，训练有素，当时朵颜部董狐狸的几次进攻，都落得一败涂地的结局。万历七年，戚继光还援师辽东，击败图们汗四万军队的进攻。当时明皇朝以八事评判边将，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每三年派大臣阅边。戚继光“在蓟也，足竭穷荒，心竭智虑，无一楼垣非亲自措筹而步算，无一戈橹非亲自检点而试验者也”③，因而成绩常常是最好的，但职秩仅由叙平吴平功后的右都督进加到左都督。

明朝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对蓟州防守越来越重视。但在戚继光担任此职以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④，边防并不巩固。戚继光镇守蓟州后，一方面由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决策有方，封贡俺答，另一方面，由于戚继光本人的卓越才能，所以“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⑤。

《练兵实纪》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还在隆庆五年（1571）写出了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正文是根据练兵次序而编成的训练方法，计有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八卷。另有杂集六卷。这书是戚继光训练士兵、守卫蓟镇的经验总结，无论是对付北虏的战术、武器的制造和运用、行阵的布置与变化，还是对士兵具体的训练方法，都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今以此书考相守边事迹，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①这部著作与《纪效新书》被“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①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

③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④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⑤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练兵实纪》。

百世者也”②。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第四节 功大赏薄，晚景凄凉

与同时期其他将领（如俞大猷）相比，戚继光是十分幸运的一个。他能够“更历南北，并著声”，③跟他与上司及同事间的良好关系是分不开的。他驰骋在抗倭战场时，得到胡宗宪、谭纶、阮鹗的赏识，北守蓟镇时，又得到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的倚重和督抚大臣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等的支持，他与监军汪道昆合作多年，关系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张居正，每有事即与戚继光商量，“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④，更为有识之士所乐道。但这种特殊关系在张居正身后也给戚继光带来不利影响。万历十年，“及江陵弃人间，人言波及少保”①。有一个原戚继光的部将，竟忘恩负义，“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②。给事中张鼎思则上劾戚继光在蓟镇无功，不如调往南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张居正曾交代过戚继光镇守的战略：“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③事实上，戚继光很想来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④。但为贯彻张居正意图，始终未能如愿。神宗却相信了这种荒谬的言论，于万历十一年二月改戚继光镇守广东。戚继光离镇之日，“阖镇父老，诣阙请留，当国不允，遂罢市遮道拥泣，攀辕追送出境者不绝”⑤。不久，一股蒙古军突入黑峪口，有人请留戚继光镇守，也没有得到允许。

这年夏天，戚继光正式赴任广东。此时，广东相安无事，戚继光心情郁闷，又因好友谭纶、俞大猷以及部下王如龙、陈大成相继离世，更是感到孤单，再加上年老有病，就产生了归隐林下的想法。于是一再上疏告退，万历十三年神宗同意了戚继光的请求。这年十月，戚继光回到了蓬莱故居。

戚继光晚年的生活十分凄凉，仅靠修立家庙、延师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发日子。妻子王氏不育，对他瞒着她娶妾生了戚祚国等六子十分不满，竟在戚继光病重之时，弃他不顾，卷资逃到娘家，以致戚继光“延医且无资”⑥。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588 年1 月5 日），年过花甲的戚继光在大病之后溘然长逝。在好友汪道昆及戚祚国的请求下，神宗给予戚继光一般的恤典。但荫子千户却没有兑现，他的儿子只承袭了祖先七代相传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当时有人对此感到不平，认为“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①。直到三十多年后，朝廷才给了他“武毅”的谥号。崇祯三年，由于戚祚国的请求，崇祯帝在登州建立了纪念戚继光的祠庙，并亲自命名为“表忠寺”。戚继光不仅身经百战，是个有谋略、多奇计的良将，而且能文会诗，留③ ④《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④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②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③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总兵戚南塘援击土蛮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④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⑤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⑥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① 叶向高：《请戚继光荫谥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

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五卷，他的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②，在明代方正、沉闷的诗坛上别具一格。所以，“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清初史学家傅维麟更称戚继光为“儒将”③。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③ 傅维鳞：《明书》卷一四一《戚继光传》。

第二十九章 俺答 三娘子

第一节 俺答

俺答（1507—1582），蒙名阿勒坦，汉文史籍中作俺答，或谙达。因小王子曾授他“索多汗”之号，故称阿勒坦汗。父亲是巴尔苏博罗特①。俺答是与明朝关系密切的鞑靼首领，封为顺义王，终年七十六岁②。他原来的封地在开原、上都一带，因土质贫瘠，后迁居丰州城，统领十二个土默特部落，活动中心地区在今呼和浩特。俺答“雄黠善兵”，“骁勇方略空群”③。其祖父达延汗健在时，父亲为右翼三万户之济农。父死后，其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明人称吉囊）嗣济农位。兄弟两人势力渐强。吉囊死后，俺答联合青台吉、呪剌哈、哈剌汉及出塞的汉人高怀智、李天章等势力，拥众数十万。“其精兵戴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铦利，望之若冰雪”。①遂称雄诸部。并迫使徒有虚名的小王子蒙古大汗东迁辽东。达延汗时期，蒙古各部落同明皇朝在北边关系尤紧张，贡市早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给边区蒙汉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俺答崛起后，生齿日多，“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他也曾“欲罢兵休民”，“无岁不求贡市”，一念耿耿不止。而明朝廷“不以时应也，故边患甚焉”。②嘉靖八年（1529）十月，俺答等率部扰榆林、宁夏边塞。明总督王琼疏请修筑从兰州、洮州至榆林三千里沿边城墉。尔后，蒙古骑兵攻宁夏，入宣府，克大同，进陕西，掠西川，杀略吏民，剽掠人畜。从此，“无岁不入寇”，少则几日，多则数月。京师戒严。

二十年（1541），俺答派使者至大同阳和寨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保证以后“令边民垦田寨中，夷众牧马寨外，永不相犯”③。明朝廷疑惑俺答此举，“其请贡不可信”。既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又诛戮使者，传首九边。俺答颇为恼怒，次年六月，率部数万骑入大同，经朔州，破雁门，纵掠太原而南下。尽管如此，俺答仍“勃勃有通贡意”。而明朝廷却悬赏格，“擒斩俺答，赏银千两，升不次；他酋百两，升三级”④。俺答仍拥众越太原，列营汾水东西，掠潞安、平阳诸州县。明边军皆观望不战。一月余，蒙古骑兵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获牛马羊豕二百万，焚毁公私庐舍八万区，蹂① 俺答之父，《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小王子（达延汗）有三子，次阿著。阿著有子二，曰吉囊，曰俺答。《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载：俺答，阿著子也，或言諰阿郎子。《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载：俺答即小王子赛那郎子。《名山藏》称：吉囊、俺答为赛那剌之子，歹额哈之孙。《蒙古源流》卷六记，其父赛音·阿拉克即巴尔斯·博罗特。新译校注本附录（二）萨囊彻辰家系表记述，俺答父为小王子第三子，名曰巴尔苏·博罗特。本文依《蒙古源流》（新译校注本）。② 关于俺答卒年有两种说法：万历九年说；万历十年说。本文据《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记录。为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 年1 月12 日）。

③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三七六。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

④ 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二八《世宗肃皇帝》；郑晓：《皇明北虏考》，第40 页。踏田禾数十万顷。七月，方出塞而归。

二十六年（1547）四月，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奏言：“俺答请求入贡，乞参酌其可否？”①巡按御史黄汝桂疏称不可：北边诸部怀叵测之谋，“岂可轻信，堕其计中”。世宗朱厚熜降旨不予理睬：“诡言求贡，勿得听从。”②来年正月，俺答进入河套地区，“复投译书求贡”。又遭拒绝。九月，蒙古骑兵入宣府，扰乱居庸关诸处。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边，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帅兵万人，与俺答部属大战于曹家庄。总督翁万达亲率锐卒助战，蒙古骑兵败走塞外。明边军有功将士升赏有差。时人感慨地说：“数十年间无此战功。”

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率部又卷土重来，精锐的铁骑穿过宣府，走蓟州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长驱直入，逼通州，掠密云、三河、昌平等地，转而进攻京师。腐朽的明军不堪一击，蒙古骑兵径至安定门以北教场口。③俺答又“求入贡”。后骚扰昌平诸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遂东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④翌年三月，明朝廷勉强答应与俺答通马市。俺答不满足，又投译书宣大总督苏佑，求贡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力言不可，下锦衣卫狱拷讯，持论不改，未予采纳。四月，明朝廷开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和延宁马市。俺答喜悦，亲至马市，向明朝廷献“九白之贡”，以示诚意。互市时，并嘱咐诸部首领，“毋饮酒失事”，挑选“身腰长大”、“毛齿相应”的好马入市⑤。咸宁侯仇鸾请敕厚赉俺答，赐衣币甚渥。俺答遂执献叛明归附蒙古的汉人萧芹等人。俺答部属往来大同城外，以互市为名，边军将士不敢拒阻，加上边垣及诸营堡俱废坏，戍卒多撤，蒙古游骑可长驱城下。总督史道疏言：“俺答无马者，许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官交章力阻。俺答又请开辽东。巡抚辽东许宗鲁移书兵部，数陈不可，事遂停止。时大将军仇鸾偃蹇畏懦，只恃通市，不严饬将士防御，俺答部下出入关隘，无所顾忌。而后，俺答条陈请准，互市时，“富者能以马易缎，贫者唯有牛羊，请易菽粟”。明朝廷“朝议则复难之”，指责他们“乞请无厌”①。三十一年三月，罢沿边马市。世宗明谕，“复言开马市者论死”②。四月，仇鸾率军出塞，袭击俺答于威宁海，战败而归。自此，俺答以朵颜三卫为向导，撤去辽东前屯卫边垣七十余里，掠夺宁远。时俺答数扰辽、蓟，烽火绵延，为患益剧。三十六年（1557）八月，俺答领兵二十万入雁门边塞（今山西代县西北），攻克应州（今应县）四十余堡。

隆庆元年（1567）九月，俺答所部攻陷山西石州，诛杀知州王亮，大掠交、汾等处，山西骚动。蒙古骑兵大肆抢掠二十余日，因连日大雨，所获未能尽载而还。从嘉靖二十一年始，大同镇弃墙不守，“三关边隘，皆俺答必犯之地”③。隆庆四年十月，俺答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率妻比吉及仆从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⑤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六。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阿力哥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总督王崇古收留了他们，“丰馆釳，餙舆马，厚遇款纳”④。阁臣高拱、张居正等支持王崇古的建策，明朝廷下令授予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把汉那吉出走归明，俺答汗颇悔恨，担心其孙遭不测，曾拥兵十万压境，欲讨还其孙。叛明投入其帐下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人继续鼓动俺答出兵，骚乱明地。“俺答众惮寇，指全等怨詈甚”①。后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愿“啮臂盟，世服属无贰”。十二月，俺答执赵全、丘富等九人，献于边官。明朝荣归其孙把汉那吉，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遣使致谢，呈表请封，情真意切。

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五月，王崇古又为俺答陈乞四事：一为请给王印；二为请许通贡入京；三为请给铁锅；四为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等，塞上许不时小市。明朝廷一一作复。六月，大学士高拱言称：嘉靖十九年俺答求贡，当事者惮于主计，“斩使绝之”。三十余年，“边民肝脑涂地”，今俺答感恩慕义，直受封赐，不可失良机。穆宗嘉纳施行。明朝相继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开马市十一处。同时，又开了便于蒙汉人民自由贸易的月市，或小市。从而，“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②。隆庆六年九月，明朝廷应俺答请求，颁给他“金字番经及遣喇嘛番僧传习经咒”③。喇嘛教在蒙古草原迅速传播，俺答尽力尤多。

万历元年（1573）三月，明朝再颁给顺义王俺答番经，赐镀金银印。三年四月，俺答子宾免因求河西互市朝廷未允，于驻牧西海地屡扰边境。俺答予以阻止，约束诸部颇谨，并反映了宾兔苦于甘州不开市，宁夏路途远的实际情况，明朝廷即开大市于甘州、小市于庄浪。十月，俺答与明朝廷互市得胜堡，乞请佛像及蟒缎。又与三娘子筑城于板升，请名于朝廷，神宗以其贡事积功劳，正巧五年，赐金币，名其城曰“归化”①。万历五年九月，俺答恳请开茶马互市，御史李时成奏称，禁勿予便。六年（1578）四月，俺答从甘州芦沟套、墨水乱骨堆等地入边。五月，至扁都口。他以法绳束诸部，“令毋近城堡，毋踏禾苗”②。俺答又去青海迎喇嘛教黄教派首领锁南嘉措，赴青海各部蒙古传教。万历七年十一月，俺答东归还至板升。制置使吴兑赠其金币。俺答大喜，以呈书称谢。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俺答病死。其妻三娘子继承他未竟之业，率领子孙，维持蒙汉和睦相处，“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④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①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②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③ 《明穆宗实录》卷六五。

① 关于归化城命名何时，史籍记述有二：万历三年说，或万历九年说。本文依《明神宗实录》所载说。②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第二节 三娘子

三娘子（1550—1613），蒙名叫钟金哈屯（Junggin qatun），明人记载称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③三娘子不仅“骨貌清丽”，而且“资性颖异”，聪睿英俊，颇具才华。她酷爱读书，通蒙古文字，且胸襟开阔，通达事务，为蒙古族的杰出女性。三娘子一生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在她执政近四十年中，为蒙汉民族的和睦关系的维持作出了贡献。

嘉靖三十七年（1558），俺答汗率部西征后，又行兵济勒满山之卫拉特土绵部，遣使至哲恒阿哈、扎勒满图类二处，告以俺答欲与和亲之意。哲恒阿哈献亲生女儿钟金于俺答。①从此，两部落通婚和好。

隆庆二年（1568），俺答携三娘子往征卫拉特属民，屯扎阿尔泰山巴克地时，三娘子生一子，名卜他失礼。俺答汗等举众欢腾，大设“米喇兀”喜筵。尔后，三娘子深受俺答的宠爱和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裁”。②这时，她“已籍籍有声”了。

四年十月，俺答汗之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偕大成比妓等奔归明朝。

明阁臣高拱、张居正同宣大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等力主以此事为契机，缓解长期以来北方边境兵戎相见的紧张局势。他们优待把汉那吉，“宴赏供帐甚厚”，以引渡出塞逃入板升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为条件，送归把汉那吉，并准许通贡互市。三娘子“阴劝之”（俺答），俺答汗欣喜应允。十二月，捕获赵全、丘富等人，移交明朝廷。俺答汗“请封贡，意甚坚”③。次年三月，明朝廷敕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老把都为都督，把汉那吉为都指挥使，其余首领为指挥、千百户等，赏赐蟒衣彩币等物有差。“始封事成，实出三娘子意”。①明朝廷深悉“夷情向背半系三娘子”②，特封她为“忠顺夫人”。明朝廷相继开放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十一处马市。除每年官市外，又“得塞下民互市”。月市或小市，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每当互市时，常常出现两族民人“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

万历九年（1581），俺答汗去世。三娘子率黄台吉等告讣关吏，并呈文明朝廷，贡白马九匹，镀金撒袋各一幅、弓一张、箭十五支，以示继续忠顺。明朝廷派遣使者祭吊如礼。是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③ 关于三娘子家世，汉文史籍有三种说法：（1）“本俺酋之甥女”（《北虏三娘子列传》见《逸史三传》，载《东莱赵氏楹书丛刊》）。（2）“俺答外孙女”，“俺答长女哑不害所生也”（《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两朝平攘录·三娘子传》）。（3）三娘子“宣大伎”（《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西人封贡》）。本文依朱荣戛《从＜俺答汗传＞看三娘子的名字和母家》（见《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 年版）一文说。该文根据蒙古文献《Er-deni tunumal neretü Sudur》（《宝贝汇集》），俗称《俺答汗传》，论述了三娘子名字和母家情况。

① 三娘子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宝贝汇集》（《俺答汗传》）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她嫁给了俺答，时年九岁。十年后，隆庆二年（1568），生卜他失礼。

②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③ 《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①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② 方孔炤：《全边略纪》卷二《大同略》。

须携带三娘子签发的文书，方准通行。③三娘子一跃成为土默特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群情依为向背”。她地位的变化与北方地区的治乱息息相关。明神宗从延臣议，赐三娘子大红五彩纻丝衣二袭、彩缎六表里、木棉布二十匹。④三娘子与明朝廷的关系更加密切。俺答初殁，其长子黄台吉欲妻三娘子。她时年三十二岁，嫌黄台吉老病貌陋，不愿嫁他，遂率众远遁。黄台吉明白，若不与三娘子相匹配，很难入承王位，统辖诸部。于是，他轻骑追逐三娘子。时当贡市日期，王位悬而未决，贡市迟迟未完。宣、大、山西总督郑洛考虑到，贡市没能如期，关键在三娘子身上。立即派人说服她：“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归，一妇耳！”⑤三娘子迫于利害，遂与黄台吉合婚，并急遣使者来边关完市。边吏喜悦，宰牲谢天。

十一年二月，黄台吉嗣顺义王。他常怨父王贡市议成，欲与父亲做法不同。三娘子从容相劝：“天朝所以待我者甚厚，岁通贡市，坐享全利，而无后忧。孰与夫冒矢石，出万死，幸不可知掠获也。”①黄台吉信以为然，“终其身不大为寇”②。明朝廷又封她为“忠顺夫人”。俺答汗生前，曾给三娘子一万精骑自卫。后她世为哈屯（夫人），帐下精兵数万。“戴铁浮图马具，然长刀大镟，望之若冰雪”③。把汉那吉回归后，俺答令他主持板升事务，号称大成台吉，妻子称大成比妓。大成台吉坠马丧生后，大成比妓“拥俺答所遗诸部落及板升，甚雄”④。三娘子图谋让自己长子不他失礼娶大成比妓为妻，兼并这支劲旅，扩展自己的势力。恰台吉与三娘子素有隔阂，怂恿大成比妓不从。九月，三娘子命扯布土骨、计龙等将精锐骑兵二千迅速包围了板升，爆发了“板升之战”。三娘子军斩扯布等八十余人，生擒二十人，伤者无算，缴获盔甲三十副，驼马百余匹。三娘子欲尽得板升，恰台吉又不肯予秋毫，双方征战不止。诸台吉为两家相约调停。三娘子执意不允，又征集人马，“期获恰台吉及黄鹅儿蟒兀捨倘不浪，而后休也”⑤。她“誓死相仇杀”。战事持续了五个多月，终于降服了板升。十二年四月，三娘子部下卜吉素等三人盗明杀胡堡边，被边官沈栋捕获，令人通告她。三娘子请以马十一匹、牛一头、羊六只，以赎罪过。当年，三娘子忙于板升大战，未能届期赴市。不久，遣首领至关市受赏。

十三年十二月，黄台吉病逝。三娘子手握王篆和兵符，欲私其爱子不他失礼。黄台吉的长子■力克乃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利弊，将王印传予■力克。三娘子时年三十七岁，以年岁渐老，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疆吏郑洛担忧蒙古方面无主事之人，不利于安顿边塞。于是，派人规劝■力克：“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属也。”①部下亦劝他配三娘子。■力克乃尽弃妻妾，与三娘子合帐。■力克好兵不已，疲劳后而思安乐，部族③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26 号文件。④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⑤ 《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① 《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② 《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③ 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见焦竑：《献征录》卷一二四《北虏》。

④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⑤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① 《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政务，“惟三娘子左右之”。十五年三月，■力克嗣袭顺义王位。明朝廷谙晓三娘子掌权柄，诏封忠顺夫人②，赏赐厚丰。■力克沉湎昏聩，年未及五十，须发皓然，“番汉应酬，悉诿三娘子”③。明朝廷信赖三娘子，常赐“金绘珍异”。她尤感激，愿“子孙暨部族世世为天子守边”。

十九年（1591），宣化镇附近史车二首领叛盟入边骚乱。三娘子闻讯，即擒二人，边区随安。三娘子笃信佛教，并“切切慕华”。自开贡市以来，她不时款塞，常亲诣总督吴兑营垒。吴兑将明朝贵妇穿戴的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裙馈赠三娘子。④她与边官感情甚昵，以敦和好。部落中有“梗化者”，三娘子时有预报，防患于未然。是年秋季，顺义王■力克西行助火落赤发难，扰乱洮河等地。⑤总督梅友松立即派使者驰告三娘子。她“即使使者告顺义王趋东归”。■力克殊不欲返，迫于三娘子言，无奈而东归旧地。洮河之乱渐息。因此事，明朝廷下令停贡市两年。三娘子等深表歉意，将又在边滋事的■力克之婿史二缉拿，枷送边塞。明朝廷方准贡市如故。北边又安稳无事。

二十二年（1594），■力克死去，围绕着王位的继嗣，土默特部落发生了一场以■力克孙卜石兔台吉为一方同三娘子孙素囊台吉为另一方的“夺嫡”之争。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篆授予他。三娘子不徇私情，遵循俺答汗生前与明朝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①，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卜石兔。这时，“封贡事旷岁无成”。明边官又下令禁止各边互市。三娘子遣使力争以为不可。贡市新开，边境稍安。四十一年（1613）四月，三娘子病殁，终年六十四岁。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三万历十五年三月记载：“虏王妻（三娘子）敕封忠义（义字为顺字误）夫人。”③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④ 《明史》卷二二二《吴兑传》。

⑤ 关于火落赤作乱西部的时间问题，史籍所载不一。本文依《万历武功录》卷九《火落赤列传》所记。①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条约》。

第三十章 李贽

明代著名的回族思想家

李贽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士。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十月①。当时明朝正处于由强盛到衰败的激烈变化中。李贽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性格。三十岁，登上官场，五十四岁以后弃官为民，专事著述。他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他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

① 关于李贽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三十日，另一是十月二十六日。

第一节 商人世家子

李贽祖籍河南，元末南迁泉州后从商，是当地著名的商人世家。一世祖林闾，藉前人蓄积之资，常扬帆航行于海外。二世祖林驽，不仅在国内从商，且远涉重洋，兼营海外贸易。洪武中，还受命于朝廷，奉舶下西洋。三世祖林通衢，亦“夙有经营四方志”。至明朝实行“海禁”，生意开始衰落。但高祖林易庵因“谙译语”，在天顺间曾“奉简书使外国”。曾祖林琛做过通事官，引“琉球入贡”。到李贽时，其家族内从商者仍然很多，有的开纸店，有的经营米店、染坊和棉行诸业。祖父林义方和父亲林白斋两辈也都是善于经商的穆斯林。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之一，自唐、宋以来与世界各国就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互相融合，和睦共处。李贽生长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和特殊商人家族，与他一生性情怪僻，厌恶管束；同情商人，主张“功利”；不满封建专制，提倡个性解放，显然有着密切关系。

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六岁丧母，便能自立。七岁，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能作文章，十四岁，读完《易》、《礼》，改攻《尚书》。二十岁，与黄氏结婚后不久，离开家乡，“■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①。因之对当时明朝的腐败政治、社会矛盾、农民生活，以及工商业者的状况，有较深切的认识。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于二十六岁时中举人。此后，他没有参加进士考试②，即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① 《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关于李贽是否参加考进士的问题，说法不一。他自己说没有赴京参加会试，谓中举人已是侥幸，“吾此幸不可再侥也”。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下《李贽传》则谓他“久不第，就官历姚江太守”，说明他参加过考试，但终“不得成进士”。

第二节 官场受磨难

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李贽“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他从此走入官场。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①。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他虽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于是他从跨入宦海的第一天开始，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探求学问。也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②。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③，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学问。

嘉靖三十九年，李贽离开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到任二月有余，丁父忧，东归奔丧，回家守制。时值倭寇大肆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李贽的家乡也深受其害。他“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由于倭患所致，米价腾贵，他一家三十口“几无以自活”。为了击退倭寇的猖狂进攻，李贽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了明皇朝的腐败无能。嘉靖四十一年，丧服期满，而倭患未息。他“欲以免难”，尽携眷属，直接奔到北京。“尽室入京”之后，处境殊为艰难，“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①。为养家■口，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不多日，即与国子监祭酒秦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发生抵触②。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次男死于身旁，又闻祖父讣至，遂请假回籍，安葬先人。因为经济窘迫，李贽南归时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在他回乡的前后三年中，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其间，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同情。家庭接连不断的不幸遭遇，使李贽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深受打击；官场的磨难也使他不免为之苦恼，为此在回家毕葬之后，他已“无宦意”。可是，“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于四十五年“复抵共城”。③不久，李贽携家眷由辉县到北京，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他：“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李贽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④。为了到北京求师访友，研讨学问，他把穷苦置之度外，而视“闻道”为最大的快①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②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辉县苏门山有百门泉，故以百泉称辉县。李贽自称百泉人，百泉居士。①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②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④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乐。从这年开始，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听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接触王守仁的学说。李贽非常崇拜王守仁的学问，认为“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①。尤其赏识他在正德十四年（1519）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谓“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古今亦未有”②。隆庆四年（1570），通过李逢阳的介绍，李贽又认识了王守仁的得意门生邹守益的学生、刑部主事李材，并与之共同探求学问。李贽思想中的主观唯心论因素，同这一时期受王守仁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五载春官，潜心道妙”。一心研究王守仁一派的学问，这是他从任礼部司务五年以来最大的快乐。然而，他在官场中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毫无改变，为司礼曹务，先后与尚书高仪、殷士儋，侍郎王希烈、万士和“尽触也”③。于是又不得不离开都门，另谋职位。

从隆庆五年（1571）起至万历四年（1576）止，就南京刑部员外郎。自永乐都燕，南京成为陪都，四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的风气极盛。使李贽有机会在此结交一批名人学士，如南京著名学者焦竑、湖北黄安耿定理等人，并成为挚友，在学术和生活上深得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同时见到他向慕已久的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对他们推崇备至，谓王畿良知之说具有启发思想的作用；王艮一派有真实的本领，是王守仁门徒中“最英灵”的一个派别。“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①。万历二年（1574），在南京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接受泰州学派的思想，最后成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发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以及“淮南格物”的学说，认为“百姓日用之道”的“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和要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这个观点，从哲学思想看，是一种粗俗的唯物论；从政治思想看，则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要求人人平等的愿望。万历四年，李贽五十岁。“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②，研究佛教。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不容异同”，可以合三者为一。李贽承认佛教的主观唯心论，但又“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不受儒、佛的拘限。甚至将王守仁的良知说、佛教的众生平等和众生皆能成佛说，以及他本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思想，融化成为一体，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主张人人平等，批判了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

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的五六年间，既有收获也有痛苦。

收获是结识了各流学者，增长了学问，痛苦还是和长官意见不合。他说：① 《续焚书》卷三《席书》。

② 《续焚书》卷三《王文成》。

③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① 《焚书》卷三《罗近溪先生告文》。对于李贽与王学的关系，至今仍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说：王阳明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另一则说：“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蔡尚思：《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5 期）。② 《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

最苦者为为员外郎时，不得尚书谢登之、大理卿董传策和汪宗伊之意。又最苦者是碰到尚书赵锦。“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①。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秩正四品。入滇前，他把女儿和女婿留在黄安（今属湖北）耿定理家。李贽到黄安时，即有弃官留住的意思。当决计入滇时，又和耿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②可是到任之后，他又想马上离开，因不允，遂勉强留下。

是时，姚安地区“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李贽以“原情论势”，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持简易，任自然”，以德化人，反对暴政。认为“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但他同时又说：对境内官吏的所作所为，只要“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③。在封建社会里，对地方官吏的执法情况放任自流，不加过问，只能残害人民，这显然是错误的。李贽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颇得府中僚属、胥隶的拥护。但是朝廷对他的做法并不欣赏，因为这样做也势必损害封建皇朝的利益。他说：“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凝）触，与守道骆（问礼）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④连与自己“最相知”，且“最号有能有守”的人，都“不免成触”，自然是无法再干下去了。万历八年（1580）三月，他三年任满，即“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离开姚安，到楚雄。自动放弃加官晋级的名利，向巡按刘维提出舍官从民的辞呈。刘维不应允，他便逃到滇西大理府鸡足山阅《藏经》，执意不出。刘维无奈，请于朝廷，准其提前致仕①。七月初，正式离任，由此退出官场。

①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② 《焚书》卷四《耿楚倥先生传》。

③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④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① 关于李贽弃官的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无意再仕，激流勇退，自动辞官。而《罪惟录·李贽传》则说他“佞佛，尝禅衣帽而坐堂皇，视公事，为台抨”。《明史·耿定向传》亦云：“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

第三节 著书立“异端”

李贽弃官之后，为了不受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束，以及避免“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的麻烦，尤其是为了“访友朋，求知己”，他宁愿“飘流四外不归家”②。因为有家人在黄安，特别是黄安有耿定理和周思敬二位好友“聪明好学，可藉以夹持”，故自出滇即按过去约定的计划，直接“取道适楚”③，于万历九年春抵达黄安，从此过着弃官为民，寄居外乡，“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从事著书、倡导“异端”的新生活。

万历十年（1682），李贽在黄安耿家刻印苏辙的《老子解》，并在进一步研究《老子》书的基础上，撰《解老》二卷。从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可以看出他对于事物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万历十二年七月，耿定理死，使他大为悲伤，“寂寥太甚”，以致“全不知身在何方，亦不知欠少甚么”，深感“实难度日”，另一好友周思敬又“宦游中外去”。李贽“怅然无以为计”，本想到南京去，恰巧这时焦竑丁父忧，家中窘困，以故未能成行。而他与耿定理哥哥耿定向，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关系很不相得，早有矛盾。这年八月，耿定向晋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贽有《答耿中丞》一文，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①，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耿定向“重名教”，严守封建礼教，恪守孔孟信条；李贽“识真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在黄安讲学时甚至破例招收女弟子，两人的关系势必由龃龉而成水火。十三年四月，耿定向再次升官，擢刑部左侍郎，自鸣得意，骄傲待人，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李贽决然离开耿家，寓居麻城。到麻城之初，住于维摩庵。不久，令人将住在黄安的家眷护送回闽，即于万历十三年夏天写信与耿定向告别。其中谈了他对教导子弟的看法和宁愿饿死也决不屈服、忍辱为门下之客的处世态度②。翌年，他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写了《答耿司寇》一文，对封建理学家耿定向等人的思想行为进行了揭露。指出：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云云；“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①。李贽痛恨理学家的欺世盗名和虚伪行为，赞成劳动农民和商人言行一致的真实可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已经脱离了封建阶级意识的束缚，站到新兴的市民阶层一边。② 《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 《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① 《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② 《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

① 《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李贽还为商人大声疾呼，公开提倡“私有”、“谋利”，反对“无私”，曰：“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萌芽的十六世纪后半叶，李贽的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反映了新兴商人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压迫、要求独立发展的“图利”思想。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作用的。但他对理学的态度显然有些偏激。

万历十六年初，李贽离开维摩庵，孤身入麻城龙潭（龙湖）芝佛院，与僧无念等同住院里，“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③。由于全心读书著述，以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尽白而发尽秃也”④。同年夏天，因为天气闷热，头发秽不可闻，遂剃发以为常。李贽剃发本是无意的，并不是为了出家为僧。但这个无意的举动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用“剃发以示不归”，可以由此而拒绝家属时时来逼他回乡。事实上，李贽从来没有受戒，没有认祖和师，虽落发而未为僧也。可是，在李贽剃发后，一些封建理学家竟然把他看作“异端”。“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①。从此，李贽更加毫不畏惧地站在“异端”的立场上，以“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的英雄气概，以哲学和历史学为阵地，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年夏天，李贽编纂了第一部著作《初潭集》，计三十卷。因“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是书借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给封建理学家以无情的讽刺和痛斥：“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②李贽在不断被驱逐、被迫害的生活中所完成的最著名的三部大书《说书》、《焚书》、《藏书》，也均于这年开始编辑。其中，《说书》有一大部分是在这年完成的。此书系读书笔记，为他一生学问所寄。“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③。

万历十八年初，李贽刻印他一生事迹所寄之诗文集《焚书》，计六卷。

该书以其“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④。书中称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人，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①。又因为书中有与耿定向的信七封，对其进行了严厉、尖锐的批判。六月，耿定向闻之，认为是对他的“诽谤”，急忙抛出② 《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中华书局1974 年版。

③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1935 年襟霞阁主人重刊本。④ 《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① 《焚书》卷二《与曾继泉》。

② 《初潭集》卷八。

③ 《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④ 《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① 《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求儆书》，由他的门徒、河南光山县人蔡毅中作序刊行，“以告同志”，妄图使“恶声不至于耳”，同时竭力攻击诬蔑李贽。万历十九年，耿定向为了进一步迫害李贽，掩盖自己的面目，并避免“后学承风步影”，效李贽之所为，一方面鼓动蔡毅中作《焚书辨》，反诬李贽是“流毒百世”，竭力维护封建道德。另一方面，不惜采用卑劣手段，乘李贽游览武昌黄鹤楼之机，以“左道惑众”的罪名，雇用流氓对李贽进行詈骂、围攻和驱逐。结果正如李贽所说的，“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②。虽然有若干朋友为此离开了他，使他因为老年失去朋友而时有“老苦”之感。但是更多的是因此而更加同情他、支持他。在武昌，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直接出面保护他，湖北著名的公安派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从此开始和他密切往来。他自己更没有因此而停止斗争，继续写了《读书乐》、《豫约》等一批著作，回顾自已走入仕途后的种种遭遇，总结思想，抨击明朝的黑暗政治，强烈地表现出他“平生不愿属人管”的叛逆精神。同时应友人之邀，于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出游山西、北京等地，并在游途中完成《孙子参同》，《净土诀》诸书。

万历二十六年夏初，游南京，与焦竑等共同研读《周易》和最后修订《藏书》。《藏书》共六十八卷，二十七年秋由焦竑主持在南京正式刊行。它是李贽经过多年的努力，精心编撰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著作，也是他一生精神所寄。全书分《世纪》、《列传》两部分，被传者计八百人，上起战国，下迄元末，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评说古人，否认道统，把程、朱等理学家摒于“德业”之外，褒贬人物独立思考，不盲从儒家教条，体现了他运用朴素辩证法研究历史的进步史观。他明确指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①李贽关于男女平等诸方便的思想见解，在《藏书》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在南京，李贽还三次会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作诗赠之，称其为“我所见人，未有其比”。他深感遗憾的是不理解利氏来华的目的，“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②。

万历二十八年春，曾任过湖广左布政使，后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河漕的刘东星③，亲自到南京接李贽北上，于三月底抵达山东济宁漕署。一到济宁，李贽便抓紧时间利用署中的有利环境，日夜著述，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第八卷为《阳明先生年谱》）。尔后回到湖北麻城，即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

② 《焚书》卷二《与杨定见》。

① 《藏书》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② 《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

③ 见《明史》卷八四《河渠二》、卷二二三《刘东星传》。

第四节 无辜系狱

由于李贽的著作处处渗透着“叛逆”精神和“异端”思想，因此深受群众欢迎。“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争购，殆急于水火菽粟也已”，其书之盛行，至“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人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①。特别是《藏书》，比起《焚书》更为怪僻，大多“离经叛道”之语，原来不准备公开出版，在南京时李贽愤而将其付梓面世。它的公开出版，更加激起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回到府城不久，万历二十八年冬天，当地的一些人就与官吏相勾结，故伎重演，雇用一批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幌子，在“逐游僧、毁淫寺”的口号下，气势汹汹地对李贽再次进行驱逐和迫害，拆毁了芝佛院，烧毁了他修的埋骨塔。李贽在他的学生杨定见的帮忙下，逃入河南汝宁府商城黄蘗山。在山中避难期间，他仍然手不释卷，修改旧作。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在被“斥为民”的御史马经纶的陪同下，到达通州（今通县）马家，抱病完成了研究《周易》的哲学著作《九正易因》。此时，李贽的病势不断恶化，经常卧床不起。

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七十六岁。他自知年老多病，旦暮垂危，于二月初五日，特书《遗言》，交代后事，希望能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但是凶残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因为李贽之将死而停止对他的迫害。

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得悉李贽已经移居通州的消息，专门上特疏劾奏李贽。谓：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来又刻《藏书》、《焚书》等书，“流毒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是“狂诞悖戾”、“刺谬不经”，“不知遵孔子家法”。并不择手段，无中生有，架词诬陷，竟然说一个七十六岁垂尽之人在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未刊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乱于后”①。张问达，陕西径阳县人，系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的同乡。温纯，曾任河南布政司参议，是万历三十年中进士的耿定向的门徒、《焚书辨》作者蔡毅中为生员时受赏识的座师。由此可见，这次张问达奏劾李贽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然而，张问达之疏呈上，皇帝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曰：“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②就这样，李贽从病床上被拉出，一路昏迷，用门板抬入京城镇抚司狱。

在狱多日，作诗读书自如，《系中八绝》，就是他留下的最后著作。当传说要勒他回原籍时，曰：“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三月十五日，李贽以“七十老翁何所求”，视死如归，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气不绝者两日。三月十六日（5 月7 日）子时，遂气绝，用自己的生命控诉①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六《李卓吾》。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条。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二月乙卯条。

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无辜迫害。马经纶按照李贽的《遗言》，将其葬于通州北门外。

李贽一生所坚持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封建经济局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稀疏萌芽的深刻反映。他所提出的疑经、非儒、反孔等各种观点，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进步的，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对当时和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无疑是明代历史上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清代修《明史》不为其专门立传，是很不公正的，恰恰暴露了作者竭力维护封建“正统”的顽固立场。

李贽“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南京），质正于四方”，对历代朝章典故，各地人情物产，各种学术流派，都有过接触和研究，阅识广泛，学问渊博，著作宏富，除《焚书》、《藏书》外，尚有《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世说新语补》等，以及一大批评论《水浒传》等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著。

第三十一章 魏忠贤

王振、刘瑾、魏忠贤是明朝宦官专权的代表人物，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变化，魏忠贤在执政中表现出更多的残忍性和腐败性。

第一节 独揽朝政

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原名进忠，曾从继父姓李①。他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嫁于杨家。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史称他“猜狠自用，人多以傻子目之”②。他的好赌习性和猜狠，后来在官场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没有其他出路，李进忠恚而净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逐渐富裕起来。皇太子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地位虽不高，却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李进忠托门路，进入宫中，为王才人办理膳食。当时管理太子宫事的太监是曾陪伴朱常洛读书的王安。李进忠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制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燝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梃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

“三案”本身对李进忠的命运不会发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李进忠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李进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李进忠的一大机遇。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①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客氏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人，嫁侯二为妻，但十八岁便入宫。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两宦官争一宫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李进忠，便移情于他。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朝与李进忠争客氏，意义不止于争一女，而是争宠于熹宗，自然更为激烈，甚至夜间于宫中喧闹。熹宗也竟然过问起此事，他问客氏看中了谁，由他做主安排。客氏选择了李进忠。李进忠与客氏合谋，矫旨将魏朝打发去凤阳，派人在途中将他杀死。①魏朝也是熹宗心腹，二人经常同卧起，连皇帝也不能庇护他，可见魏忠贤在宫中的权势。

地位改变之后，他复魏姓，熹宗赐名忠贤。

下一个受害者是地位更高的王安。王安不同于魏朝，是顾命太监，在移宫案中与外朝大臣合作，有相当的威望。当时御史方震孺上疏，请逐客氏和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浊乱朝政》。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七《魏忠贤传》。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异人歌”。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二九七下《魏忠贤传》。

魏忠贤。王安也感觉到魏忠贤的威胁，奏明熹宗，欲加惩处。但真要处治时，他又手软了，只是令他改过自新。

客氏出宫，魏忠贤一时无所作为。谁知熹宗比他更离不开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数日。不久，又把她召回宫中。魏忠贤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寻找伙伴，找到魏的同乡、给事中霍维华，指使他弹劾王安。客、魏包围熹宗，矫旨将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又派人把他杀害。

按照资历，王安本应掌司礼监。他一死，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这打破了常规，因为他不识字，原没有资格入司礼监的。

熹宗皇后张氏，“性严正”②，多次向熹宗谈起客氏、魏忠贤的过失。皇后主持后宫事务，有权直接处置客氏。她没有这样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决断。一次，张后看书，熹宗问她在看什么书，她答曰：“赵高传。”张后用意很明确，熹宗默然。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扬言张氏非国丈张国纪女，而是盗犯所出，借以治张家罪。另一太监王体乾说，熹宗重夫妇兄弟情谊，“脱有变，我辈无类矣”①。这才保全了张后家族。尽管如此，张皇后还是深受伤害。在她有身孕时，客氏和魏忠贤派亲信服侍，致使其流产。

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嫔，连性命也难保。光宗选侍赵氏为二人所恶，被迫自经。熹宗裕妃张氏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闭，绝饮食而死。冯贵人劝熹宗罢内操，被责为诽谤，赐死。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闭，要不是她接受张裕妃的教训，事先储备下食物，也将被饿死。

所谓内操，指挑选、装备宦官，在禁中操练。这出自魏忠贤的建议，当然不只因为他喜爱武功，更主要是为了炫耀权势，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内操之日，锣鼓之声震动禁中。据说，皇子诞生，就因惊惧而亡。御史刘之凤上疏发问道：“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②魏忠贤不止甲士三千，他掌握了内标万人，全副武装。一次试用铳枪，险些伤到熹宗，臣僚们皆惶恐不安。

在宫中可以为所欲为，魏忠贤的主要精力，便用来对付外朝官僚。

② 《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怒张后》。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二节 迫害“东林”党人

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天启元年（1621），叶向高又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赵南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赵南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①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1623）是个重要的年份。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赵南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16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爌，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爌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自为之。”①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②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赵南星传》。

① 《明史》卷三○五《宦官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魏忠贤传》。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点将录》。

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赵南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吏，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①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天启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八九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②。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舆论。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② 《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节 阉党与生祠

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天启五年（16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①。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寰。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②。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①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制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如袁崇焕是明末颇有见识的边方帅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贤。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②。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①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①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丑媚》。

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第四节 厂卫刑狱

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①。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隐私，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②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③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生问曰：‘魏监荼毒朝绅，公复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诋毁，何胆大如斗也！’”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①。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专制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扬州知府刘铎，试图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铎根本不相识。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②。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发指。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① 《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③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① 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奸恣》。

②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

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他也被五日一审，“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镣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①。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镣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超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五节 从九千岁到败亡

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鉴，文曰“顾命元臣”。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坐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①。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速驰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发。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②。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③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他上吊了。随后，对魏党进行清理。“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代最大的一起党案。

崇祯皇帝轻而易举地除去魏忠贤这个权势至高的宦官，当然表明了他的镇定和干练。不过，明朝的宦官政治从来也没有威胁到皇权和皇帝本人（只是传说仁宗为宦官所杀，极不可靠），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甚至没有一个宦官，包括魏忠贤，曾经产生过废立皇帝的念头。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十四大罪疏》。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闻香心动附记》。

③ 《明季北略》卷三《魏忠贤自缢》。

第三十二章 顾宪成 李三才 杨涟

第一节 顾宪成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发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据传他小时候听老师讲《孟子》，老师认为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顾宪成却不以为然，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

万历八年（1580），顾宪成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专擅朝政，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顺意奉承，唯恐得罪这个实权人物。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王锡爵等内阁首辅在朝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败坏吏治。明神宗荒淫好色，专宠郑贵妃，多年不过问朝政。甚至视国家安危于不顾，意欲废长立幼，以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腐败，昏君权相的种种劣迹，深深刺激了顾宪成。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因迟迟不立太子遭众臣非议。为了搪塞舆论，内阁首辅王锡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作为权宜之计。顾宪成识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对。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预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①对于神宗提出的种种借口，顾宪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驳斥。同时他又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排群议而顺上旨”，是负国误君。神宗和王锡爵看后十分恼火，但迫于时论的压力，只好放弃了“三王并封”的打算。事后，王锡爵对顾宪成耿耿于怀，一天下朝之后，王锡爵故意走近顾宪成，恶狠狠地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②义正辞严，一点也不示弱。

为了澄清吏治，顾宪成坚决主张罢黜奸佞之徒，启用正直大臣。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顾宪成协助负责此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赵南星秉公执法，裁革了一批有权势的不合格官吏，内阁首辅王锡爵庇护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朝的权势，他们勾结起来，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孙■和赵南星。结果赵南星被贬三级，孙■以不引罪夺俸。顾宪成见正直之士反遭贬斥，不由得义愤填膺，毅然请求同罢官职，没被批准。

不久，顾宪成迁吏部文选司郎中。王锡爵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示意吏部侍郎赵用贤推举自己的密友礼部尚书罗万化入阁，以取代孙■。顾① 《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蒋平阶：《东林始末》。

宪成得知后立即上疏揭露其阴谋，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①王锡爵见顾宪成处处与自己作对，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次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在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尤其是大学士王家屏当年力主早定国本，不惜封还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难堪。现在神宗见顾宪成推他入阁，心中十分不快。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说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神宗一怒之下，将顾宪成等降职问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顾宪成，神宗更疑顾宪成植党，便将顾宪成废籍，斥为民。

顾宪成被罢后，其不畏强权，敢于犯上的性格颇受朝野内外正直之士的敬重，声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书举荐，要求召顾宪成归朝复职。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顾宪成看透了明皇朝的腐败，他再也不愿混迹官场。但长期的儒家传统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归隐山林不问时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顾宪成选择了另外一条参与政治的道路，即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顾宪成的家乡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东林书院，这里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因岁月的磨蚀，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商量，准备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万历三十二年（1604），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遂约会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广结天下同仁。当时一大批“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有志之士皆闻风而起，纷纷前来。他们在此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言语之间，不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讲习，顾宪成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东林书院的学者们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并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与之遥相呼应，加以支持。一时朝野内外，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中，顾宪成是首创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各地的书院都请他前去讲学。每次顾宪成开讲，都是高朋满座，听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千里迢迢赶来听讲者。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他们的政敌也视顾宪成为东林党魁。骂东林党“由东林而蔓衍海内，由顾宪成而波及多贤”①。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围绕着淮抚李三才入阁的问题东林党与邪派官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顾宪成与李三才素来交往密切，对他任巡抚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禁革矿监税使非常欣赏，力主推李三才入阁。他亲自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方为李三才辩解，称李三才“安民弭乱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① 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

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①。反东林的人趁机抓住把柄，将顾宪成也牵连进来。说他与李三才勾结，并有贿赂公使、讽议朝政等罪。宪成皆泰然处之，不屑一顾，一心一意为保李三才入阁奔走呼吁。

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后攻击“东林”，必把顾宪成视为首要对象。这恰恰证明了顾宪成为东林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① 《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第二节 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②，从而“束发登朝”③，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1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①。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②。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③。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④。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①，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② 《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第2557 页。

③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三《科试考三》。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③ 《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④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序》。

①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李漕抚修吾》。

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学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神宗心虚，又不愿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离开凤阳到了徐州，上疏催请神宗另外选派替代的官员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恰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由另一个侍郎谢杰代替，谢杰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于无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职，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来到，但神宗竟然始终没有派出这样一个接替者来。

李三才对矿监税使深恶痛绝，屡次上疏请求罢除都毫无结果。于是他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打击在他辖区内作威作福的陈增及其爪牙，他暗地里留意矿监税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为贪暴的，买通死囚在受审招供时引这些为害最深的爪牙为自己的同党，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从而使得陈增及其追随者大为丧气，不得不略为收敛。这种隐蔽的打击活动一直进行到万历三十二年陈增死去才停止。与此同时，李三才还不断上疏力陈己见。如万历三十年，神宗因得龙孙，一喜之下就下诏颁布撤并矿税等一些针对以前弊政的补救办法，但在地方上毫无执行这一诏令的迹象。李三才认为这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执行不力有关，上疏阴诋沈一贯，继而又明言是由于沈一贯害怕自己权力落入次辅手中，从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为此十分震怒，严旨责问李三才，并罚了李三才五个月的官俸。

由于李三才的政见，如推补空缺的官员，罢遣矿监税使等都与当时的东林党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结客遍天下，善于交际，与东林党的主要领导人顾宪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属于京师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吁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巨魁。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为东林人物作辩护的。如他曾上疏说：“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涂，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已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实际上是明显地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作辩护，同时也是暗里指斥辅臣沈一贯等当政者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带治理漕政，巡抚凤阳诸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他在那里狠狠打击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当时，因朝中内阁缺少人选，有人就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辅臣的惯例，而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当时，地方官员中，数李三才的名声最响。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荐合适的人选，这样，李三才被选中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李三才被认为是东林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深深为当时在朝的浙党等反对派人物所忌恨。于是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当选。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且一一列数了李三才的“贪、伪、险、横”四大罪状。御史徐兆魁又继之猛烈诋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①，从而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与此同时，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顾舆论的喧哗，分别写信给辅臣叶向高和掌握吏部铨选大权的孙丕扬，一方面为李三才辩白，一方面极力称赞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们推荐。这两封信为好事的吴亮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更使舆论大哗，反对者引以为据更加起劲地攻击李三才。乔应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贪”“五奸”的罪状，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当时为李三才辩护的人也不少，除顾宪成外，还有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这样，李三才任用与否的问题，实质上演变成为一个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党之间的党争问题了，并且成为万历朝东林党与反对党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锋。钱谦益对此曾评论道：李三才一事，导致“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①。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李三才无能为力，只好请求罢职。他一连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都没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结果对什么事都兴趣索然的神宗也没有为此责罚他。

李三才离任回籍之日，与当地百姓离别的场面颇让人感动。那天，淮、徐一带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挟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②。以后，淮、徐一带百姓为了纪念李三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集资修建了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③。这些都说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绩和威望。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②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③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李三才回家后，仿效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授徒，也在家乡置办起双鹤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但是，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忘记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因而继续寻找机会打击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为这种打击提供了机会。《明史》中《李三才传》评论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说得不无道理。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④。即使与明朝一般的正统、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竟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李三才在给神宗的奏疏曾提出过“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⑤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他阳许张居正，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抚淮时，有一次顾宪成路过去拜访他，李三才头日招待顾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陈百味，顾宪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释说昨天因为没有钱才吃些家常便饭，今天偶尔有了就摆了这些菜。《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借此说明李三才善于操纵权机，实际上这正是李三才豪放、洒脱、敢说敢为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外出时，喜欢有大批追随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过之处，常常是车马填巷。因而，他在家乡建造了较为豪华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这恰恰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实。万历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和侵占公地来营建私第，并且暗里控制着铨部推举之权。李三才只好上疏陈辩，请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纷纷诋毁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征仪、聂心汤，为此他十分伤心和愤怒，更加坚决地请求会勘。神宗命李征仪及吴亮嗣前往勘问。次年，首劾李三才的刘光复因犯事被关进监狱。李三才表面替刘求情，要神宗释放他，暗里却竭力地为自己和东林党辩白。同时，他又写信给阁臣方从哲，公开指斥他“必欲置仆于死地”①。这一切更引起众人对他的不满。会勘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他，仍以刘光复所陈的事实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气地将李三才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新兴的后金政权不断骚扰明朝的东北边疆，辽东告急。御史房可壮请求起用李三才。于是围绕着李三才的可用与否，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陈不可用者更有之，相争不下，终究没有结果。天启三年（16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为南京户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因病离世了。但事情还没有了结，不久，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全力打击东林党人。李三才被目为东林巨魁，而在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名列榜首，从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给予的封诰亦予剥夺，直到崇祯初年才恢复。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的《历朝诗集小传》有他的传，陈田的《明诗纪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诗综》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诗。他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漕抚小草》，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据光绪五年的《通州志》①和《明诗综》，④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六《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⑤ 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六《李三才传》。

① 《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① 清光绪《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

李三才还著有《双鹤轩诗集》、《灼艾集》、《无自欺堂稿》、《诫耻录》和《鹪鹩轩诗集》等，可惜现均不存。

第三节 杨涟

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他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1607），杨涟考中进士，当了常熟县的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①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②，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给事中。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内臣的故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

次日上午，众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把目光转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大家正在担心，忽听光宗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①下旨驱逐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② 《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 《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崔文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并且还让杨涟当上了顾命大臣。

杨涟对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从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报效朝廷。

九月初一，光宗驾崩。他的宠妃李选侍欲学当年的郑贵妃，准备将光宗的长子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②。外臣周嘉谟亦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抚孤于李选侍。李选侍阴狠狡诈，光宗在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氏便是被她害死。后来她又趁光宗病重，与郑贵妃勾结，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封自己为皇后。一次光宗被她纠缠烦了，便召几位大臣商量，准备封她为皇贵妃。不料躲在门幔后偷听的李选侍不满意，竟然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光宗旁边的长子朱由校拉进去，耳语了一番，便将其推出。朱由校当即便跪在地上请父皇封李选侍为皇后。如此僭制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面有怒容，连光宗也为之“色变”。如果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挟持了皇长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杨涟等一批正直朝臣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当天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内宦持梃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挡开枪梃，众朝臣一拥而入。大家哭灵完毕，发现长子朱由校并未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心中暗暗吃惊。问左右的宦官，皆支支吾吾，不敢作答。杨涟见光宗的心腹太监王安以目示意西暖阁，当下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齐呼求面见储君。李选侍拥着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哪里见过如此阵势，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众臣连忙把朱由校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护驾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至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皇长子被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词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② 《蘧编》卷十三。

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即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从光宗驾崩到熹宗登基，前后不过六日。杨涟为辅佐太子顺利登基呕心沥血，几乎是夜夜不寝。史书上称在六天内“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天启三年（1623），拜杨涟为左佥都御史。次年，又升为副都御史。

然而，这位在杨涟等正直朝臣舍命扶持下才得以登极的皇帝，并没有像东林党所希望的那样革除万历朝弊政，相反却是变本加厉，更加荒淫奢靡，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在宫中独揽大权，肆意为虐。那些邪恶派的官吏也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打击和排斥东林党人。杨涟怀着满腔的悲愤，决心挺身而出，讨伐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皇帝，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皇帝。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又叫客氏在旁游说，为自己开脱。两人一唱一和，弄得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

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天启四年（1624）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挤走了杨涟，魏忠贤仍不肯善罢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指使“阉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借兴“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对汪文言严刑逼供，要他诬陷杨涟受贿。汪文言宁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状，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魏忠贤立即遣锦衣卫缇骑前去逮捕杨涟等人来京审讯。

六月，杨涟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众闻讯，皆为杨涟鸣不平。他们自动夹道哭送，所过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封。称“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写完便仰天大笑，奔赴刑场。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①，惨不忍睹。

忠心报国，力战“阉逆”，贯穿了杨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史家评价① 《碧血录》血书。

他“为人磊落负奇节”②，是极为中肯的。

崇祯初，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三十三章 赵南星 高攀龙

第一节 赵南星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真定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以后经历了数次起落。

赵南星性格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任侠慷慨之风，这在他早年即已为人所识。中进士后，在汝宁（今河南汝南）任推官，因治行廉平，迁为户部主事，开始任职于朝中。当时张居正当政，权赫一时，一次偶尔染病，满朝大臣遍走群望，并齐为张居正祈福，赵南星颇不以此等谄举为然，与顾宪成、姜士昌相戒这段时间不登张居正门。

后赵南星起任文选员外郎。他上了一道奏疏，陈说天下四大害：其一是干进之害。他举例说：吏部尚书杨巍请求休致，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杨的位子，又忌讳户部尚书宋纁的声望，恐将由宋来代杨，就连连上疏排挤宋纁。“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①其二是倾危之害。他列举了几个正直官吏被迫自免后，还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职，于是宵小就每思中伤诬陷，以逼迫正直官吏尽数远离朝廷。他沉痛地指出：“众正不容，宵小得志。”其三为州县之害。说州县官吏日益腐化，民生为之日益交瘁。其四为乡官之害，说乡官因着天高皇帝远，在地方上控制一方，甚至权力大于守令，横行无忌，也没人敢奈何。赵南星为此大声疾呼：“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奏疏发出，朝臣议论赵南星所言极是。但由于赵南星抨击了一些朝官，引起一些不满，遂有给事中李春开起而反驳。给事中王继光、部曹姜士昌等相助赵南星，并揭发吴时来、詹仰庇等谗谄的事状，李春开为之气沮。但赵南星不久即以病去职，再次起用时，任吏部考功郎中。

万历二十一年（1593），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京察”大计。所谓“京察”，原是明廷考核京官的制度，凡六年一次，每逢巳、亥之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秉公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此，京官多很紧张，又加上这次主持京察的赵南星、孙■平日常秉公行事，故自觉己职不妥的官员更加惴惴不安。果然，赵南星又一次显示了决不徇私的决心。开首就将自己姻亲给事中王三余连同孙■的外甥员外郎吕胤昌斥出，一时间公论所非议的人，贬斥将尽。王锡爵此时以首辅还朝，想对一些人进行庇护，而赵南星等人的察疏已上，王锡爵想要庇护的人都已名列黜单之中，王锡爵深为之恨恨不已。

赵南星大忤阁臣，于是就有人找机会报复他。恰在此时，言官论劾员外郎虞淳熙、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不称职，应予免黜，而孙■认为虞淳熙、杨于廷还可留用。于是反对者们就抓住了这件事弹劾赵南星专擅权势，培植党羽，赵南星立被贬职三级，孙■也被夺俸。孙■即接连上疏乞休，李世达因自己与赵南星同掌京察事务，上疏为赵南星辩讼，神宗不理。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等交替上章论救；其中员外郎陈泰来言语尤切，不免对① 《明史》卷二四三《赵南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神宗有所触动。神宗大怒，贬斥赵南星为民，将陈泰来等贬官。此次京察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遂以赵南星退居乡里而结束。

赵南星被贬回乡间闲居，名声反而更高，国人皆以他与邹元标、顾宪成齐名并称“三君”，朝里朝外举荐他复官的上疏百十回，但终万历朝，赵南星再未入朝复官。

光宗被扶上皇帝宝座后，赵南星方被重新起用，任太常少卿，不久即改右通政，又进为太常卿，擢为工部右侍郎。光宗死，熹宗即位后，他又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拜为左都御史，再做监察官。赵南星此次上任，更加雄心勃勃，慨然以“整肃天下为己任”。

天启三年（1623），时为癸亥年，又一次京察大计开始。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张问达掌其事，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结党乱政，议废黜四人。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赵南星遂撰《四凶论》，终将四人黜去，一时天下为之大快。此年冬十月，赵南星替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

当时干请之风甚嚣尘上，只要文选郎一出来，即被相邀，或为亲朋或为故旧谋求官职，不如意就相骂逐人，选郎不免要忍气吞声。赵南星素来痛恨此种弊风，特立独行，锐意澄清，贵官们有所干请，即碰一鼻子灰。久之，朝内外都惧他性严，不敢向他开口请官。

魏忠贤因赵南星严直之名远扬，对他不轻易有所犯，有时反而在皇帝前称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很称职，并想拉拢赵南星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应星谒见赵南星，赵南星拒而不见，魏忠贤也无奈何。一次，赵南星与魏忠贤因公事并坐于弘政门，赵南星一脸肃然正气对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魏忠贤虽未答对，已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本是赵南星老友魏允贞之子，却趋附魏忠贤，入内阁后，因着父亲与赵南星的关系，几次到赵南星门上请求谒见，都被拒之门外，赵南星叹息老友没有这种儿子，言语传到魏广微耳中，魏广微对赵南星更加恨之入骨，就与魏忠贤勾结起来谗害赵南星。

当时东林党势已大盛，叶向高、韩爌任于内阁，赵南星以掌吏部铨选之便，大举东林党人为官。一时间，众多正直官员列于朝中，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刑部，李腾芳、陈于廷任于吏部，为赵南星副贰，余者著名的东林党人如魏大中、袁化中等皆在朝为官，因为众多官员皆素为民所称誉，朝廷气象为之一新，于是朝野望治。

赵南星助东林党人张势，不免被小人所侧目，谗言日起。赵南星请休致，没有获准。天启四年（1624），御史崔呈秀在淮、扬任巡抚，贪赃枉法，还朝待考核。高攀龙举发他恶行，赵南星议将崔呈秀远戍。诏书下来，只将崔呈秀革职以待后效。崔呈秀夜晚径投魏忠贤门，叩头涕泣，请乞为义子，又说：“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点头以为然，就与崔呈秀商议从哪里下手。

山西缺巡抚，此事给魏忠贤等阉党一个机会。赵南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可巡抚山西，将谢的名字列在拟定名单最开首。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之命，说谢应祥与魏大中有师生之谊，故而魏大中在文选郎夏嘉遇面前为自己老师谋此官。原来魏大中曾参劾魏广微，魏广微忌恨不已，遂使陈九畴不利于魏大中。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自辩，赵南星、高攀龙又极言谢应祥素孚人望，非为魏大中、夏嘉遇徇私之故。魏忠贤大怒，遂矫旨，黜去魏大中、夏嘉遇，连带陈九畴也黜去，又责赵南星等人朋谋结党。赵南星求去职，魏忠贤又矫旨切责，放归赵南星。第二天，高攀龙也引退而去。不久，赵南星所检取的官员多因忤逆于魏忠贤，而被罢免，于是一朝尽为魏忠贤党羽。

阉党忌恶赵南星，必欲除之而后快。御史张讷弹劾赵南星十大罪，又将所谓赵南星的私党十数人并黜，赵南星削籍，赵南星以前所贬斥的官员皆得以拔用。

天启五年（1625），赵南星因汪文言狱词连及而被下抚按提问。赵南星送被戍于代州（今山西代县）。赵南星在戍所仍是赋诗饮酒，唾骂笑傲，一如平时。天启七年（1627）十月卒于戍所。终年七十八岁。崇祯帝继位后，追谥赵南星为“忠毅”。

赵南星一生为世所重，因他“不以谪居畏祸，少有贬损。人谓寇莱公、苏子瞻无以过也”①。王士祯更称“高邑赵忠毅公北方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②赵南星喜赋诗为文。曾刊行并加注《女儿经》，有《赵忠毅集》、《味檗斋遗书》、《芳茹园乐府》、《史韵》、《学庸正说》、《笑赞》等传世。

① 《列朝诗集》。

② 王士祯：《蚕尾续文》。

第二节 高攀龙

高攀龙（1562—1626），字云从，改存之，别号景逸，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司主要负责捧节、奉使一类礼仪性的工作。地位较低，但声望却较高，升转也较容易，故新科进士向来以任行人为荣。初入仕途，即居清要，可谓出师大利。己丑科会试主考官是赵南星，这一层师生关系为其日后的仕宦生涯埋下了伏笔。在高攀龙生活的时代，王守仁的“心学”已颇受知识分子推崇。高攀龙并未追逐潮流。他不尚空谈，尊崇程朱之学，认为“宗文成（指王守仁）者谓文清（指薛瑄）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反之于实”①。当时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上疏批判程朱理学，并进献自撰之《大学初义》，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怀着维护“正教”，铲辟“邪说”的责任心，当即上疏力驳其谬，指责张世则之说是“穿凿虚幻之谈”，一旦其书流布天下，必然会“人人得自骋其私，浮词邪说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荡然扫地”②。神宗以为然，张世则之书遂不行。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值京察之年。吏部尚书孙■主持，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及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循私”，孙■的外甥吏部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在被斥黜之列。许多由内阁辅臣循私引用的私人都因不称职而被贬免。孙■等为收回吏部独掌铨选的大权，改变惯例，未将斥黜名单通知内阁即上奏神宗。阁臣对此大为不满。

恰逢此时言官弹劾吏部属臣虞淳熙等人，神宗怒孙■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阁臣乘机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被免职，赵南星削籍。陈泰来、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先后被贬。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生性鲠直，与首辅王锡爵不和。户部郎中杨应宿为讨好王锡爵，上疏弹劾赵用贤不该“论财逐婿”，毁婚约将女另嫁，请求依法治罪。这时，出使在外的高攀龙回到北京，面对朝廷上奸邪得势的情形，非常愤慨，当即上疏指斥杨应宿阿谀阁臣。杨应宿反击。神宗盛怒之下，把两人都赶出朝廷。高攀龙被远谪广东揭阳县典史。

攀龙二十五岁时曾从顾宪成一道讲学，并从此“始志于学”，终生以宣讲程朱之言为己任。被贬出朝后，他取道闽浙前往广东，“所至亦讲学不辍。寻入武彝谒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学为己任”①。高攀龙在揭阳供职仅七月，即因事辞职回到家乡无锡。不久丁忧，索性以亲丧隐于乡野，不再出仕，家居近三十年。

高攀龙在学术上主静，他认为：为人“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向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① 许献：《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撰：《高攀龙行状》。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①。这种思想与同乡名士顾宪成相近。顾宪成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免官之后，一直闲居在家，潜心研究程朱之学。高、顾二人志同道合，来往密切。

高、顾二人虽然都推崇程朱，但他们并非一味地空谈心性，而是主张躬行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无锡原来有一座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当时已废为僧舍。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公开聚众讲学。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志同道合者纷纷参与其中。一时名声大噪。那些不为当朝佞幸所容，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风向附，乃至书院常常拥挤不堪。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的东林名士们不是为了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所以，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所不耻也”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东林书院的楹联是他们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的真实写照。

顾、高等人聚众讲学，议论国政，名声日大。许多仰慕东林名声的贤士大夫也纷纷建造书院或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东林党渐渐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万历四十八年（1612），顾宪成卒。高攀龙乃专讲席，声望日重，俨然东林党首。

高攀龙讲学，志在经世。但家居三十余年，不为当朝所用，也难免生出一些消极避世的念头。他与归子慕的应答唱和诗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归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静好，隐居田园，形如孤云野鹤，颇有陶渊明的遗风。据安希范《天全堂集》记载：高攀龙神往归氏隐居萧寂之趣已久，遂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路经昆山时前往西冈村拜访。高攀龙深为归子慕“对榻草蔬田舍话，一林风月主人心”的靖节遗风所感动，两人于是结成金兰之契。归子幕在《己亥二月过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诗中写道：常怀耦耕好，君今启我意。

共为陇亩民，欣然以没世。①受归子慕影响，高攀龙也萌生了隐居化外，不理尘嚣杂事的念头。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②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泽。

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

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但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终归只是一时的念头，一旦有机会，高攀龙还是要经世救国的。苦等了三十余年，机会终于来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驾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龙驭上宾，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①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②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熹宗朱由校登极。东林党人由于在万历朝护卫太子有功，在此期间势力大张，充斥朝廷各个关键岗位。高攀龙蒙邹元标推荐，被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1621）又进升为光禄寺少卿。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

内阁首辅方从哲性柔懦，难堪大事。东林党人目之为奸邪，必欲去之而后快。东林大将孙慎行首先以“红丸案”事发难，上疏指斥方从哲有“弑君之心”，下廷臣会议。高攀龙随即上疏指责方从哲交结外戚，“表里为奸，心不知有君，无逃首恶之罪”①。方从哲终于在满朝籍籍声中辞职下野。为继续壮大东林党势力，扶植后进，邹元标在京城创建首善书院，高攀龙积极参与其事。不久，高攀龙升任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廷推高攀龙任左都御史。当时，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认为师生不当分掌部院，否则只能为人提供口实，力辞，不成。

这时魏忠贤势力日张，群小争附。高攀龙认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珰勿与吾辈为敌”②。所以，他并没有像杨涟等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贤的崔呈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为渊驱鱼的作用。果然，崔呈秀为逃脱惩罚，急走魏忠贤所，拜魏忠贤为义父，谋求庇护。适逢会推山西巡抚，高攀龙等推荐谢应祥。御史陈九畴诬蔑部院营私结党。魏忠贤乘机以皇帝名义严旨切责。高攀龙被免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又告讦高攀龙挟私排挤，高攀龙进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余恨未消，又从织造太监李实处逼取空印纸，以李实的名义弹劾周顺昌、高攀龙等人，遣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逮捕高攀龙回京。高攀龙闻讯，视死如归，晨赴宋儒杨时祠告祭，然后从容安排好后事，衣冠赴水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崇祯初年，魏忠贤阉党被铲除，高攀龙被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曰忠宪。高攀龙一生著述有《周易简说》、《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等。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②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第三十四章 张溥 张采

第一节 张溥

张溥（1602—1641），初字乾度，后改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属江苏）娄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602 年5 月14 日）。明末著名的江南党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张溥出生于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多隐痛”，充满着尖锐矛盾。伯父张辅之，历官南京工部尚书。父亲张诩之，太学生，有子十人。张溥排行第八，且为婢出，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①。诩之既历忧患，为摆脱困境，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师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张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刻励承志，发愤读书。他六岁入学，七岁能日诵数千言。更可贵的是，“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②。

明末社会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种情形在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泰昌元年（1620），张溥十九岁，补博士弟子。自此声名籍甚，泛交一时名贤。是年，他结交同里张采，成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无间，同求进益，共倡党社，齐名者“娄东二张”。其后，张溥又结交东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陈子龙、宋徵璧以及名宿钱谦益、黄道周等人。于是门墙日广，呼应日灵。他所结交的朋友，后来有不少成为朝廷要员和抗清运动的中坚分子。天启三年（1623），张溥请张采入“七录斋”共学，时凡五年。五年中，“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时设疑难，必尔我畅怀、归于主里”①。

张溥的文学主张，深受同乡王世贞的影响，“文必六经，诗必六朝”。

他也是名闻遐迩，年富力强的文坛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著称于世。然而，各种社会矛盾也特别尖锐复杂。江南地主与封建朝廷的斗争亦始终没有休止。明中叶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采取以文会友、聚会结社的形式，一面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面学习制艺，揣摩风气，议论时政，从中积蓄和壮大自己参政的政治势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会读书、议论时政，最终演成政治运动，干预政权，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东林党”。

东林起后，踵之者不绝。张溥不但勤学，刻苦进取，有“志为大儒”。

而且为人宽厚热情，有兼容并包的风度，尤以文章奖掖后学。以故四方奔走其门者，不计其数。一时门庭若市。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干练人物，很有号召天下的组织才能。

天启四年，阉党魏忠贤逆势方炽，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以及朝中刚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① 张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张天如文》。

正之士，闹得朝政大乱，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张溥不畏强权，顶着逆风，慨然在苏州创立“应社”。“应之为名，有龙德焉”①。一时间，天下士子纷起响应。皖之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阳、庐州、凤阳，浙江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郡邑诸名士相继入社。“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②。

应社社友，以“尊经复古”为己志，评骘五经制议。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经”文字之选。张溥、朱隗主《易》；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书》；杨彝、顾梦麟主《诗》；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周铨、周钟主《春秋》，遂开明季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先河。应社名义上以读书为社事，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因此，它“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扩及江北，进而发展到河北等处，故史有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诸名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检嗣位，年号崇祯。十一月，魏忠贤死，诏磔其尸，人心大快。张溥作《五人墓碑记》，满腔热情讴歌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英勇就义的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揭露魏逆窃弄权柄、残杀忠良的罪行，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碑文，充分表达出张溥崇善辟恶、发扬正义、彰阐幽潜、激励后人的政治态度。崇祯元年（1628）春，张采成进士，张溥以选贡生入京师太学。时，诸贡生俱愿交欢溥，争识颜面，因集诸多士为成均大会。宇内名卿硕儒，闻溥名，亦皆愿折节订交，骚坛文酒，笈筐车骑，日不暇给，由是“娄东两张”名彻都下。张溥、张采“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遂在京集同志组织“燕台社”（或称“燕台十子社”）。燕台社的出现，预示着二张将由以文会友、学习制艺进而涉及当朝的政治问题。不久，张溥归里，草檄文将避匿在太仓的顾秉谦驱逐出境。顾为魏忠贤党人，在天启朝曾任内阁首辅、《三朝要典》总裁，陷害正人，作恶多端。

崇祯初年，文社四起。而执牛耳者，张溥也。崇祯二年，他以天下为己任，在吴江县令、湖北人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①。复社上承东林，旗帜与东林无异，所以一般都目其为东林党人。它以江南为中心，是东南之一大社，归入其内的各地文社有：江南应社，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黄州质社等。张溥既合诸社而为一，乃立规条，申盟词，定程课，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材，拯救封建统治为先务。在组织上，由各郡邑推择一人为社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之事。同时集各社之文而铨次之，目其集为《国表》，由张采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社友姓名，“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①。以此观之，复社俨然一在野政党。其“党羽半天下”，遍及天南地北，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①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一《广应社序》。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仅有姓名可考者即达三千零二十五人②，文数千余首。“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复社声势震朝野，张溥也就更加深孚众望了。

崇祯三年秋，张溥中举人，并在南京召开复社第二次大会。翌年春，京师会试，张溥为会魁，其门人吴伟业为会元。此次考试，一破往例，吴伟业的会元稿不是按故事由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是以张溥名噪甚，由他鉴定出名，从而引起李明睿大怒。及殿试，张溥授庶吉士，吴伟业中榜眼。是时宜兴人、内阁首辅周延儒第一次见到张溥，对他十分赏识，“恩礼倍至”。而张溥以周延儒之器重，得以“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③。为此，同馆皆妒忌他，阁臣温体仁等权贵亦由此侧目之。是年，张溥怀着敬仰之心，在北京谒见大科学家徐光启，虚心向他求教。他说：先师徐文定公”亟尝予廷对一策”，“勉以读书经世大义”。“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④。徐光启的志向、为人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崇祯五年冬，张溥请假归里，营卜宅兆，安葬其父，居家著述。吴伟业以张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于是大江南北的学者纷纷争及其门，拜其为师，徒众群集。有云：此时溥有门生七千人。此说不免夸张，但亦可见威望之高。崇祯六年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山左、江右、晋、楚、浙各地到会者数千余人，座无虚席，观者甚众，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热闹非凡，竞以复社之名为殊荣。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为三百年来所未见，此是复社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大会标志着复社和娄东二张的名望已经达到了顶峰。以致四方称二张至有“不敢以字”，而曰“西张”、“南张”，“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二张夫子”；称太仓四社长为“四配”，溥十门人为“十哲”，十兄弟为“十常侍”，又有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五人，则名“五狗”①。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②，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③。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② 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复社姓氏考订》，齐鲁书社1982 年版。③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④ 张溥：《农政全书·序》，见《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① 以上参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③ 见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一岁条。

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①。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②。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③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①。二月，“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②，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③，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④。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③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五岁条云：此事“似犹未得其实也”。① 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② 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③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④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四。

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①。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②。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③，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④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 月15 日）卒于家⑤。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①。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②。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① 《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③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④ 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七录斋集序》。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谓溥死于非命。曰：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为冯铨，奔走而线索者系张溥和吴昌时。溥与昌时皆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二人也。”由此观之，则溥为昌时所毒死。是为一说，姑以存疑。

① 黄道周：《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四七《哭张西铭二章》，清道光九年刊本。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第二节 张采

张采（1596—1648），字受先，又字来章，号南郭，与张溥同里③。因张溥居西郊，张采居南郊，人称西张、南张，合称“娄东二张”。张溥重名义，张采尚节概，相得益彰，砥濯自励，同斋共学，关系最好，且为姻家；又两人志向相同，共倡复社，世称“复社二张”。与张溥一样，张采也是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其一生主要事迹，除见于前篇介绍张溥中所述，尚可记者有如下数端。

天启七年（1627），张采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春，在京应会试，及榜发得第三名，成进士，已而归里。时昆山县士民积怨魏忠贤党人顾秉谦，“聚众焚掠其家”。顾秉谦为邑人所逐，仓皇窜匿太仓。张采素恨其“庸劣无耻”，与张溥率里中诸生将其赶出太仓，人心大快①。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令。张采的性格与张溥有所不同，“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崇祯三年秋，以疾乞假归家，“士民泣送载道”②。可见，他在临川任上颇有一番政绩。

有明一代，转输漕粮入北京和支付各卫官军粮食，是江南人民最为繁重的赋役负担。是时，仓粮以养本地之军，名曰军储。它与漕兑不同。漕兑苦于运军勒索，耗赠日多，而军储则在地方交纳，绝无耗赠，小民利之。崇祯六年秋，太仓州大风杀稼，米价腾贵，斗米值千钱，漕粮无输。知州刘士斗，“廉明仁恕，为立州以来第一人”，欲纾民，乃与张采、张溥共谋救荒之策。张采以民命为重，深入实际，广咨博访。苏州府胥吏宋文杰言：苏州府属县八，太仓、镇海两卫独隶娄卫军，军储四万九千石，分支长洲、吴县、昆山、嘉定、吴江、常熟、太仓七邑。考军储旧制，其初两卫之军原在本地支销，后来分支各邑。诚能使支独归太仓军储，越岁而收，又无增耗，即可减漕粮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张采得之大喜，即著《军储说》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独归太仓之便，建议太仓州以军储代漕兑。张溥以为可，为作跋语于后。并与张采一起共谒刘士斗而详言之。张采的建议有益于救荒，是可行的。当时太仓州民王延等人条陈荒政亦以请复军储旧额为言，主张将各邑额派太仓、镇海两卫军储抵本州之漕兑。刘士斗也积极支持张采的意见，申文上司，认为太、镇两卫坐居本州，如以太仓州军储代漕兑，即以本州之粮给本州之军，军民两便，而官军就近支领尤乐从。而内阁首辅温体仁党、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应监兑，得刘士斗申文，欲借此陷之，并倾两张，遂竭力加以攻击，甚至“干戈横起”，诬张采、张溥“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指责刘士斗“行媚乡绅”。刘士斗为此被连降四级，改署昆山县事①。张采对此大为不平，说是“梦想不到”的怪事，表现出他强烈不满晚明黑暗统治的鲜明立场。其后，周之夔还秉承温体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张采的《军储说》③ 蒋逸雪：《张溥年谱》载：万历三十年张溥出生时，其“友人张采已七岁”。据此，张采当生于万历二十四年。

① 此事，《明史》卷三○六《顾秉谦传》系于崇祯二年。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附张采传》。

① 以上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大做文章，于崇祯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别到应天府和京师讦奏二张，阴谋置其死地。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殁后，与周之夔同为温体仁党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国观案被捕入狱，而不知张溥已死，乃讦溥“遥握朝柄”，怀疑他坐罪系出于张溥之所为，因言张采“结党乱政”。于是崇祯皇帝下诏严责二张回奏。张采以“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的明确态度，上疏辩诬，备述复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复社或问》和徐怀丹的《复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窃维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①。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首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16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

① 以上见《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和蒋逸雪《张溥年谱》四十岁条。

第三十五章 刘宗周 黄道周

第一节 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 年3 月4 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1601），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①。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①。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

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观今日之势，盖已岌岌乎尽踏汉、唐季世之辙矣。爵滥而轻，禄侈而匮，官不惟贤，制不尽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乱乎。”②疏入，不报。神宗反于同年五月下诏堵塞言路，谕内阁和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③时有宣城人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讲学”，攻击东林，人称宣党、昆党。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亦力排东林，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大臣多畏避之”④。宗周为人尚气节、重操守，乃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反对门户之见，反对党同伐异。谓：“迩者，皇上于人才进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① 以上参黄宗羲：刘宗周《行状》和刘汋；刘宗周《年谱》，分别见《刘子全书》卷三九、四○，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

① 《明史》卷二八三《许孚远传》。

② 《刘子全书》卷十四。

③ 《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二》。

④ 《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又云：东林高攀龙等有“真切学问”；“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①。此疏一出，昆、宣两党大哗，飞章攻之，诬其“颠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为，“足以乱天下而有余”，甚至请诛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准之，五月抵家。

刘宗周一生从政时间名义上长达四十余年，实际上在官之日极少，仅四年有半，绝大部分时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乡里，读书著述。经过这次打击，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回家之后，遂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并撰《心论》，曰：“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②。实质上，与王守仁“心外无物”或“心生万物”说并无两样。“蕺山之学，专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视“心性”，并不是偶然的。其为学，从师于许孚远，推本于周、程，得源于王守仁。其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而他与王学又凡三变，始疑之，以为近禅也；中信之，以为圣学也；终而辩难不遗余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陆、王之学。中年遭受官场的磨难，始以“慎独为主旨”，认为“慎独之外，别无学也”，企图从内心世界寻找人生的出路。这一时期，他大谈心性之说，把“心”、精神视为天、地、人以至万物的本原，正说明他已经从尚程、朱而转向了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继位，改号天启，重用太监魏忠贤，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由于言官交章论荐，天启元年（1621）三月，召刘宗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请行明太祖铁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①。疏上，魏忠贤大怒，熹宗责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欲重治，因阁臣叶向高力救，改为廷杖六十，罚俸半年。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队陷广宁，举朝震恐。宗周请诛丧师失地诸臣，建议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并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以及谏臣杨涟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训责，但以“语言无忌，姑不究”。六月，命为光禄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宝司少卿，九月改太仆寺少卿。此时，刘宗周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珰与客氏“专权日甚”，衣冠之祸莫测，而大小臣僚又争相攀附权势，置国家安危于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连告三疏，于十一月获准回籍调理。四年九月，吏部题缺官事，奉旨起宗周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因抨击魏忠贤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诸臣被逐，不顾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辞，乞继续以原官在家疗养，并论魏忠贤误国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①，第一次将其革职为民。这时正是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为的廷臣，① 《刘子全书》卷一四《修正学疏》。

② 《刘子全书》卷二三。

① 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四《感激天恩疏》。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天启五年条。

或遭杀戮，或被下狱，或削籍闲居，阉党特务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视着朝廷的斗争和同僚的命运，对被害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杀，作《吊六君子赋》，述诸子正直之业绩，数阉党矫横之涂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随时被捕入狱的准备，将儿子托付门徒，把著作转寄于友人家里。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更号崇祯，清除阉党，起复被斥诸臣。

崇祯元年（1628）十月，刘宗周任顺天府尹。其时，“名为反正”，实则秉权者多魏忠贤余党。为此，他于崇祯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师视府尹事，寻于会极门批评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极伊始，为表示圣心宏阔，虽以所论“迂阔”而不听，然叹其忠，亦未予惩罚。在府尹任上，宗周兴学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锄豪右，安良善，恤下户；惩贪官，减赋役，振风纪。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抵德胜门外，京师戒严，崇祯帝闻警即不视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报，人心惶惶。宗周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上言：“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请安民、军、士、大小臣工和远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义当与城为存亡。”最后到午门伏阙叩曰：乞崇祯帝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请罢九门税，平物价，节财用；安抚入城流民，立粥厂养老疾；巡视城防，慰问守城军士；集士民祭于谦，要求发扬于谦精神，誓死保卫京城。人称“刘顺天”，这是对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评价。三年五月，后金军队东归，京师取消戒严，朝廷又宴然不知后患。宗周对此十分忧虑，上书曰：“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厚民生”，请省刑罚、减赋税，爱惜民力，直接批评崇祯帝即位以来“重典绳臣下”、“重敛责小民”①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做法难“以回厄运以巩皇图”。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以其语侵内阁而大恨，遂以时方天旱求雨而刘宗周称疾不修职事为借口，故意激怒崇祯降旨切责。九月底，刘宗周即被逐出都门，时守京兆甫一载。离京之日，行李萧然，都人罢市而哭，千余人遮道相送，至十余里不去。

刘宗周既归里闲居，忧王守仁之心学“杂于禅”，与佛学合流，乃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作《证人社约》十则。又著书进一步阐发心性之说，曰：“盈天地间皆道也，而统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能以为性也”②。认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统一的，“天理”与“人欲”亦非对立，否定了程、朱视两者为对立的观点。

崇祯八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陷凤阳。言官劾首辅温体仁入阁以来“专以繁刑厚敛为先务，致民穷盗起”。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前此置相不得人”，命吏部议在籍堪任阁员者。吏部尚书谢升会同廷臣举礼部左侍郎林釬、礼部尚书孙慎行以及刘宗周三人以上。诏从之，并命长吏疾驰促上道。十月，宗周抵京。由于承旨使范仁误传令，和在文华殿召对时不合帝意，加以温体仁忌之“借端以沮”，而未能入阁。九年正月，改为工部左侍郎。① 《刘子全书》卷一五《祈天永命疏》。

② 《刘子全书》卷八《中庸首章说》。

二月，上《痛切时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上更调化瑟”，以图“转乱为治”①。从而引起崇祯帝不满，传谕内阁，欲予重治。后反复再三，而意稍解，降旨诘问，奖其清直，且拟大用之。温体仁闻而惧甚，于六月嗾宗周同乡许瑚上疏论短，谓宗周“才谞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崇祯帝以许属其同乡，“所言如是，遂不果用”②。宗周不堪侮辱，连上三章，恳乞回里。诏许之。七月出都门。临行遗书温体仁，痛责其“罔上”、“诬下”、“卖友”、“阴挤同官”，“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逐异己之地”的种种罪行。是月，清军自宣镇入昌平，皇陵告急，都城被兵。刘宗周于天津途中闻警，曰：“国难崩摧，非臣子接淅时”，乃入津城助抚军贺世寿筹集兵粮。京师士民亦请召还刘宗周，又因温体仁从中阻挠而罢。九月，南行至德州，疏陈时事，斥崇祯帝用人失当，“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温体仁左右朝政，排陷异己。疏入，崇祯帝恼羞成怒。温体仁更火上加油，上章诋毁刘宗周。遂加重处分，改成革职为民。

十一月，刘宗周回到故里。始幅巾野服，“亦无再仕之意”，闭门著述，辑《刘氏家谱》七卷，定《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和《古小学通记》，删定王守仁《传习录》并作《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等。为了挽救王守仁心学危机，刘宗周在提出“慎独”之后，这时又以“诚意”之说示学者，谓：“天下国家之本递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处已无可推矣。”①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祯十四年九月，崇祯帝以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请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报，闻清兵破宁远，入锦州，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面对着清军的强大攻势和农民起义军的熊熊烈火，刘宗周终于抛弃了个人恩怨，改变了“无意再仕”的想法，奋起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②，遂风风火火带病束装入道。至淮安，献圣学三篇，凡数千言，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崇圣学以需治化③。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肃风纪之要，曰：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④。又上《辟门大典疏》，请严考选，劾纠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严云京，荐旧给事中袁恺、戍籍御史成勇。首辅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悦”。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师戒严，崇祯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献策。刘宗周应诏陈言备边大略，认为一切当“以安人心为本计”。而欲安人心，应首旌血战阵亡卢象昇，急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悍将左良玉，并献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诸策①。闰十一月，崇祯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议督抚去留事，诸臣以次奏对完毕。御史杨若侨荐西人汤若望制造火器，上许之。宗周先后两次出班奏言，极力反对。说：自古以来用兵之道，在于行仁义，有节制。火器无① 《刘子全书》卷十六《痛切时艰疏》。

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②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五年条。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七《不能以身报主疏》。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七《条列风纪之要疏》。

① 《刘子全书》卷十七《应诏陈言疏》。

益于成败，且将来必为中国之害。“汤若望西番外夷，向来倡邪说，以鼓动人心，已不容于圣世。今又创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还彼国，以永绝异端，以永遵吾中国礼教冠裳之极。”崇祯一听甚为不怿，曰：“火器乃国家长技，汤若望非东寇西夷可比，不过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②刘宗周在朝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安危，屡屡上书，匡救时艰，揭露晚明苛政，有时还敢于为民请命，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尤其是在对待外国科学技术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个封建皇帝。与其同时代且同成长于江南大地的徐光启、宋应星、陈子龙等人注重国计民生、致力科学研究相比较，就显得更加可悲了，说明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和落后。

在这次中左门召见中，刘宗周还单枪匹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狱的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开元。曰：皇上方下诏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诏狱，“甚伤国体”。崇祯向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二言官下狱是他亲自定夺的。所以刘宗周的意见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严厉责备宗周是“藐视徇私，大负委任”，“如此偏私，岂堪职宪”。同时怀疑熊开元上疏是出于宗周之指使。实际上，刘宗周与二言官素无关系。崇祯帝不容分辩，遂下“革职下理之旨”①，欲予以重处。后因辅臣奏其年老，才减为革职为民。这是刘宗周入朝以来，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辞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门，次第成《读易图说》、《古易钞义》、《证学杂解》、《良知说》诸书，继续阐明心性之说，为王学补偏救弊。在《读易图说》一文中，刘宗周针对宋元以来老生常谈而又各执一说的“理”与“气”关系问题，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②。认为“气”不仅是构成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产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离气无所谓理”，有是气，“才有是理”③。从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气末”论。但是他又把“理”与“气”混为一谈，曰：“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也”④。可见他的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继承王学，又修正王学。在《良知说》一文中，刘宗周反对王守仁“不虑而知”的先天论，因此在赞扬王守仁“致良知”说的同时，颇有贬斥王学之语。谓：“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不待龙溪（按：王畿）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⑤。明末王学的没落，同它在明中叶崛起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刘宗周一生辟佛，晚年尤其反对佛学的玄虚，力图使王学从与禅学的合流中摆脱出来，恢复王学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王学辩难，其结果只能是一番徒劳，“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门人董玚说他对王学“信② 《刘子全书》卷十七《敬矢责难之谊·附召对纪事》。

① 参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06 页。

② 见《刘子全书》卷二。

③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⑤ 《刘子全书》卷八。

之笃，故其辨之切”。①这说明刘宗周的整个思想倾向，直至最后还是属于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对清代浙东学者，如黄宗羲等颇有影响。

崇祯十七年五月，刘宗周在家闻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大申所谓“讨贼”之义。请绍兴知府“起兵勤王”，不敢应。即亲赴杭州，鼓动浙江巡抚黄鸣骏，并贻书左良玉、刘泽清、郑芝龙诸将领，冀求会师北上“讨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刘宗周竟如此到处奔走呼喊，诚可谓“不识时务”，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比之当时一般人尤为顽固。同月，福王监国南京，起他为原官。当时李自成已经撤离北京，京城已为清兵进占，清军已成为主要的敌人。刘宗周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六月，由绍兴抵抗州，自称“草莽孤臣”，再次重弹“讨贼”之义，曰：“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②。又请诛内外不职诸臣。疏上，福王没有予以施行，仅令宣付史馆，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人则因此恨甚，滋欲杀之，反诬刘宗周“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又云劝上亲征是“谋危君父”，企图发动兵变，与史可法另立潞王于杭州。同时派人往丹阳行刺之，未成。宗周见状，连疏请告，不允，乃于七月中至南京，八月初入朝受事。尔后，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在南京小朝廷里，福王不过徒有其名，实权操在首辅马士英手里。宗周既拜命，士英忌而欲去之。刘宗周上言坚决反对阮大铖知兵，福王不听。刘宗周遂于九月出朝，驰驿归里。行前，陈五事：曰修圣政、振王纲、明国是、端治术、固邦本。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刘宗周在家见大势已去，叹然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①遂出辞祖墓，投水寻死，被救出。自是绝食二十三日，后勺水不下者又十有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作《示汋儿》，曰：“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死有余悼。”越五日，作《绝命辞》曰：“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②闰六月初八日（ 7月30 日）卒，终年六十八岁。鲁王谥忠端，唐王谥忠正。清乾隆四十年追谥号忠介。

刘宗周存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门徒董玚编辑的《刘子全书》，计四十卷，分为语类、文编、经术三大类，收有学术专著、奏疏、书信、序跋、传、论、议、题、揭、诗、词以及行状年谱等，可谓大全，其中仅奏疏即有九十八篇，刊于清道光十五年。此外尚有清沈复粲编的《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道光二十九年刻版）、水澄《刘氏家谱》（十二帙，一九三三年绍兴广文印书馆铅印本）等。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出版了日人桑原忱编次的《刘蕺山文钞》二册，共收奏疏、书信、序跋等四十四篇。

① 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六年条。

② 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八《恸哭时艰疏》。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② 见《刘子全书》卷二七。

第二节 黄道周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细遵，人称石斋先生。漳州漳浦（今属福建）铜山人。先世“世代业儒”①。其能“学贯古今”，除父母通经史外，他自己从小善攻读。五岁入学，凡数年，自经传子籍、诗赋声律、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及长，“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十四岁时，“便慨然有四方之志”，第一次离开家乡外出游学，投奔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士大夫韩日缵。他“年少轶才”；日缵“贤而好士”，家中藏书宏富，与黄道周语而大悦，谓：“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遂“得尽观所未见书”②，开阔了眼界。居粤一载有余，还家改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

自十九岁起，黄道周两次献时政策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难行”。二十八岁，补漳州府学生员。同年，入省城福州应乡试，不第，归而杜门著述，先后完成《易象》、《畴象》各凡八卷，并开始撰写《三易洞玑》等书。其时，因家贫益甚，曾在漳州和广东潮州收徒讲学，借馆谷■口。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十四岁中乡试，名列第七。次年，应会试，落榜。天启元年（1621），再次公车北上。二年，举进士。寻以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馆课，由此踏上仕途。

黄道周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明代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贪酷，民不聊生。后金崛起，对明边虎视眈眈，整个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道周性存忠孝，尚气节，贱流俗，不媚权势，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几经浮沉，屡受挫折。

为庶吉士时，值魏忠贤一伙左右朝政，虐焰方炽。道周愤其祸国病民，与同列文震孟、郑鄤相约：“尽言报国”，揭露魏鄤擅权，挽救皇朝危机。天启四年，庶吉士散馆，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国史、实录的编写工作，并充经筵展书官。按制度规定：经筵展书官奉书“必膝行前”。黄道周以为经筵道尊，不应如此，独以平步而进，触怒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已除，黄道周起原官。他以为这时当可以实现其事君报国之志，便风尘仆仆于次年四月抵京师。未几，出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不得志，多恨之。事毕还都，逢《神宗实录》告成，晋右春坊右中允。八月，前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以杀毛文龙罪被诛，故相钱龙锡受到牵连，被逮入死牢①。对此，廷臣无复言者。黄道周得悉愤愤不平，“不惜身家，不爱通显”，于十二月十三日连夜草疏，犯颜直谏，冒死申救，曰：“陛下御极以来，辅臣获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间有几宰辅乎？”②疏呈上，崇祯帝不仅不听，反而斥为“诋毁曲庇”，著令回疏。他遵命三奏，而崇祯帝之疑犹“未释”，令停职四十日。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② 洪思：《黄子传》，见《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首》（以下简称《黄漳浦全集》），道光九年刊本。① 《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② 《救钱龙锡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崇祯四年五月，钱龙锡获释，改戍定海①，黄道周则为此降秩三级。此时，礼科诸臣又落井下石，数次疏参他典浙江乡试事，“千敲万挝”②，以发泄和报复对他主持浙江乡试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环境中，他见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没有容身之地，连上三疏恳请乞休。同官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词臣”，愿以职相让③。皇帝不听，于十一月降旨准行。

崇祯五年二月，黄道周于临行之前上《放门陈事疏》，谓：“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帝不怿，借“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于是再上《放门回奏疏》，曰：“迩年诸臣所自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又曰：“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同疏还荐马如蛟、惠世扬、徐良彦等十人以上④。此疏，不但批评崇祯帝用人失当，重用小人，而且荐举人材，又语刺内阁权臣周延儒、温体仁辈，故疏呈入而崇祯帝益为不怿，斥为“滥举逞臆”，削籍为民①。是月，他出京南下，游览东南名胜，在杭州附近之大涤山书院讲学数月，年底到家。

黄道周家居时，与诸弟子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并从历代史籍中筛选汉至宋代名人诸葛亮、寇准、李泌等十二人，人自为传，以行事相比，辑为《懿畜》前编。又取明代解缙、薛瑄、杨士奇、于谦、王守仁、商辂等数十人，各立为传，名曰《懿畜》后编。二编皆寓意于史，通过昭彰历代封建士大夫文治武功之业绩，激扬后人忧国忧民之精神。

崇祯九年（1636），以荐用，恢复黄道周官职。经过前两次的打击，他对于为政已经毫无兴趣。本拟上疏请假，因有司敦促赴任，不得已于秋天心郁郁而就道。十年正月，入朝。四月底，又具疏乞休，连上数次皆不允。六月，崇祯帝以久旱下诏求言。他上《慎喜怒以回天疏》，曰：“陛下焦劳于上，小民展转于下，而诸臣括囊其间，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他与复社、东林诸人关系甚好，被江南学子尊为名士。同月，他针对温体仁方招奸人构复社、东林之狱，上《求言省刑疏》，曰：“当此南北交讧，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②，反对加罪于复社与东林党人。旋升谕德，掌司经局③。这时，他见朝廷内外交困，崇祯帝刚愎自用，延臣树党营私，以① 《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② 《引罪告病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③ 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四年条（以下简称《庄谱》），见《黄漳浦全集》。④ 以上两疏引文据《明史》本传，文字与《黄漳浦全集》卷二所载原疏，略有不同。① 《庄谱》卷上，崇祯五年条。

② 以上两疏引文据《明史》本传，原疏载《黄漳浦全集》卷二。文字上，两书互有差异。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年条谓：“五月升谕德”，时间上有误。据黄道周本人疏文，升谕德应在六月上《回天》、《省刑》两疏之后，《三罪四耻七不如疏》之前。又道周自云升“左谕德”，《明史》本传作“右谕德”。

邪压正，无意受命，具疏辞职，并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用自陈不职的形式，进一步指斥朝政，希望崇祯帝能有所醒悟。十二月，升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纂集经书，为太子讲读。然而时过数月，黄道周又因上书言事被赶出都门。十一年七月初，他同时上三疏，一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入阁；一劾陈新甲夺情起宣大总督；一论辽东巡抚方一藻和议失算。是时，崇祯帝正为清兵频频进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南北交攻，弄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凡事更加一意孤行，不听劝谏。杨嗣昌等人又恃上怙宠，借机对黄道周的《三罪四耻七不如疏》断章取义，大肆攻击。八月，遂以“朋串扰乱”①的罪名，将其连降六级，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②。这次，他没有遵旨赴任，而是以养病为由请求回家。当时他已年届五十四，南归途中思绪万千，萧然感叹，对送别他的朋友吟了这样四句诗：“从此辞君各千载，故园门前千尺海；海中疏岛千高驼，记得投竿双膝在。”③准备自此之后，要在山里老家谢绝一切宾客，不事应酬，安安静静地闭门守家，研究经史，著书立说，用笔墨伴随度过了“残生余年”。

可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很快就使黄道周隐居山林的生活愿望成为泡影，随之而来的是血淋淋的严刑拷打的监狱生活。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举荐地方人材时，对黄道周推奖备至，而大学士魏照乘因甚恨道周而指责解学龙“滥荐”。崇祯帝邪正不辨，偏听偏信，也认为解学龙是“党庇行私”，将解学龙与黄道周加上“党邪乱政”的罪名，立削其籍。四月，解入诏狱①。黄道周亦于七月被捕至京，与解学龙各杖八十，下镇抚司狱论死。此时，与黄道周素无往来的户部主事叶廷秀等抗疏力救，也被逮入狱。在狱中，黄道周惨遭掠治，备受折磨，遍体鳞伤。但他意志刚强，宁死不屈，仍然坚持日夜著述，手写经书一百二十本，并研理极数，成《易象正》十二卷。十四年三月杨嗣昌死，刑部的官员亦认为所加黄道周的罪状证据不足。十二月，得旨赦出，谪戍湖广辰阳②。十五年六月，赴谪抵江西九江。八月，崇祯帝召见阁臣，再度入阁的周延儒欲用黄道周，乘间上言：道周家贫子幼，生活清苦，事亲极孝，学无不通。十月接旨：“念其清操力学，尚策励，特准赦罪还职。”③此时，黄道周“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一再忤旨被罢，再也无心继续供职。由江西返回南京之后，于闰十一月，遣义男上《免戍辞职疏》、《乞赦解学龙叶廷秀疏》，即告病从南京径直回家④，重操旧业，次第完成《孝经集传》、《坊记》诸书。

崇祯十七年春，风云骤变，皇朝更迭。黄道周在家闻明亡如丧考妣，“袒发而哭者三日”。五月十五日，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第一个小朝廷，以翌年为弘光元年。因众望所归，黄道周被命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六月二十二日，他遣义男上《时务疏》，献进取之策，谓：“窃意今日之事，类多伏莽，不设重臣，不能复驭。盖以南都① 《庄谱》卷上，崇祯十一年条。

② 《明史》本传作“照磨”。“都事”，从七品；“照磨”，从八品。此处依《庄谱》所载。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一年条。

① 《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

② 《明史》本传作：谪成广西。详参《明史》卷二五五“校勘记”第四条。③ 《庄谱》卷上，崇祯十五年条。

④ 《明史》本传云：道周既还，北上“见帝而泣”、“请假，准之”云云。不知所记有何根据。定鼎，则福建、江右皆为首藩。”应以闽之建阳、赣之雯镇、浙之衢州作为根本重地，积极组织力量，反击清军①。疏呈上而不见施行，黄道周不欲出。首辅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潞王耶？”②乃于九月十五日出山入道，途中又忽萌回车之意，为人所劝，方继续往行。十月二十一日抵衢州，闻升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上《衢州闻升辞职疏》，不准，始决意入南京。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入朝，见诸臣措置乖方，又闻刘宗周被逐，不欲久厕朝班，二月底疏请奉敕赴绍兴祭禹陵。祭祀毕，于四月就地疏请致仕，未得可否而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此时，黄道周毫不畏惧，“誓死反清复明”，上疏潞王朱常涝及当时逃亡杭州的邹太后，令闽、赣、浙三省之兵奋起抗清。又草檄谕数千言，皆持而不下。已而，杭州亦失守。六月，黄道周在衢州劝唐王朱聿键驻跸衢州，以号召两浙，联络江右，以期中兴，恢复大明江山。而镇江总兵郑鸿逵等人则一味退却，拥兵自重，于是月底挟唐王偷安入福州。黄道周看到自己的主张不为所用，无奈尾随入闽，至浦城获悉唐王已于闰六月初八日在福州就监国位，因与诸臣政见不同，不想去福州受命，仅派人往贺，而己取道还山。唐王得报，遣使往迎之。“时百事草创，危疑未定”，人心涣散，大江江右诸臣又皆“拥众横行，蓄威自卫，而抱妻携子，藏马于舟，掠盗于道，经都越邑，嗷嗷瞻乌”③。黄道周以为不早正帝位，难以挽回民心，号召天下，于七月奉唐王即位，改元隆武。唐王以道周区划裁定大小礼节事务有功，升他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寻加兵部尚书。在隆武政权中，唐王徒拥空名，实权掌握在福建总兵郑芝龙手里。道周观郑氏日图不轨，无法共事，上疏乞归。唐王留之再三，道周还是认为在朝廷中决不能有所作为，于是转而复请行边，督师征战。

从军事上看，福建东南际海，事可无虑。其余三面环山：东北有仙霞岭作屏障；西北一路，经光泽出杉关，可入江西建昌府，但道路遥远，馈饷艰难；正北由崇安，出分水关，可入江西广信府，联络徽州抗清义军。而三路通道皆在福建建阳，是为闽北重镇；关外要害，则莫急于广信，可谓全闽北门。

据此，黄道周决定由正北出闽。七月二十二日朝饯启行。第二天，他即带着“三五秀才”离福州，经延平，至建宁，先后募得闽、浙诸门人子弟及各地乡兵四千人，九月抵崇安扎营待饷。上疏唐王，郑芝龙拒不发饷。十月一日，黄道周至广信，闻徽州已于九月二十三日为清军所破，乃分兵三路，一出抚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宁。起初，出婺源之军尚有捷闻。可是，由于清军步步增兵压境，攻势凶猛；隆武小朝廷兵饷俱操之郑氏，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处处掣肘，多方刁难。黄道周名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有“一意报主”之心，但无调动兵饷之权，“于饷部实未尝有一毫之饷，于兵部实未尝有孑体之兵，于府库实未尝有一锥一粒火药器械之助”①；各地兵、饷又皆不继。因此，很快就陷入兵单食尽的困地。另外，① 《庄谱》卷下，崇祯十七年条，原疏见《黄漳浦全集》卷三。

② 《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

③ 《庄谱》卷下，弘光元年条。

① 《谏亲征疏》，《黄漳浦全集》卷五。

所募之兵多为“君子之军”，督阵诸将也多数是秀才用兵，“调度无能”。至十一月，抚州、婺源、休宁三军相继溃败。为报效唐王，黄道周欲决一死战。十二月初六日，复自广信进攻婺源。至童家坊，闻乐平县失守，广信成为一座孤城，当地官绅纷纷要求回师守城。此时，尽管他只余下三百之兵、三日之粮，仍义无反顾，于二十四日进抵婺源城外十里处之明堂里。次日清晨，清军骑兵数千，乘雾奇袭，黄道周督众死战，顷刻大败，与内弟蔡春溶、中书舍人和门人赖继谨、户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玉洁等同时被俘。入婺源县城，清军备酒席，劝之降。黄道周不屈，骂而不食，吟诗八章，神态自若。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正月二十四日，黄道周等人被清军解赴南京，幽于禁城中，绝食十有四日。在狱中，著诗文数卷。清朝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以同乡劝其降，道周拒不答。操江巡抚陈谦以剃刀、满帽见遗，亦不受。书绝命词十二字：“防风虽倒，犹留一节，以问孔丘”，藏于衣带。黄道周以身殉节，视死如归。三月初五日（4 月20 日）赴刑场路过南京西华门，突然止步，坐地不起，曰：“此与高皇帝（指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遂英勇就义，年六十二岁①。同时被害者，还有蔡、赖、赵、毛四人。唐王闻黄道周死，震悼罢朝，赠文明伯，谥忠烈。清乾隆中，改谥忠端。

黄道周博学多才，是明季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精道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书法妙绝、绘画亦见功力。尤其是他以数明理，以理明数，潜心研究《易》学，对后来的一些学者颇有影响。其奏疏、诗文、杂著，多由后人编入《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刊行于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另，关于黄道周遇难的时间和地点，《清世宗实录》卷二三，谓：顺治三年正月斩于徽州军前。似属误记。

第三十六章 李梦阳

第一节 官场险恶，四度入狱

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后改献吉，号空同子（崆峒子），陕西庆阳（今属甘肃）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为“前七子”之首。

少年时代生活于庆阳。弘治初，李梦阳父亲李正被聘为明藩周王府教授，全家移居河南开封。弘治六年（1493），逢科举，他本想在河南应试，未成，不得已回到庆阳，“而棘围且闭。梦阳拦监场使者，大言：‘梦阳不入试，是科无解首。’使者勉收之，果举乡试第一”①。狂傲自信之态，跃然纸上。弘治七年（1494），李梦阳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这时才二十一岁。此后十二年间，他除户部主事工作之外，主要活动于文学领域。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兴复古文词，与信阳何景明互旗鼓，时人称李何”。“抗论古今，傲绝一世”②。此时，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为文坛盟主，“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③。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号“七才子”，史称“前七子”。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极论时政得失，其大致内容为：(1)官场风气日下，“廉耻道丧”。“张拱深揖，呐呐不吐一辞，则目为老成；遇事圆巧，则以为善应。转相则效，翕然风靡，承讹重弊，言行无实”①。(2)宦官之祸。指出国家之仓厂场库、腾骧四卫、锦衣卫及团营等被宦官掌管，为社会稳定、社稷安全之隐患，提请孝宗要加倍留意。本来，这都是些切中时弊的言论，但因文末语及孝宗张皇后的父亲寿宁侯张鹤龄的不法行为，而以“疏末斥后，大无人臣礼”的罪名下锦衣卫狱。后来虽经大学士刘健、谢迁求情，得以官复原职，但仍被罚俸三日。李梦阳气愤难消，“一夕醉遇寿宁侯于道，以鞭梢击堕其齿二”②。张鹤龄愤极，但“为前疏未久”，毕竟有些心虚，遂“隐忍且止”。

武宗继位以后，李梦阳升任户部郎中。正德元年（1506），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等大臣联名上疏弹劾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试图除掉他们。李梦阳在其中推波助澜，并代草疏文。因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韩文等均被赶出京城，李梦阳也被降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并被勒令致仕。不久，刘瑾又以其他借口将李梦阳逮捕入狱，“将杀之”。经好友翰林院修撰康海冒险营救，才幸免于难。事后，他因感而作《去妇词》，其中写道：“孔雀南飞雁北翔，含颦揽涕下君堂。”“妾悲妾怨凭谁肖，君舞君歌空自怜。”“郎乎幸爱千金躯，但愿新人故不如”。③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满情绪。

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李梦阳官复原职。不久，起江西提学副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③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①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②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③ 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四○。

使。他虽已两次下狱，但似乎并没有丝毫改变其性格。“往往负才气自高，弗能下人。”①副都御史俞谏，“总督江西，欲用两广例屈体诸司”，李梦阳长揖廷抗道：“公奉天子诏督诸军，吾奉天子诏督诸生，何所不如公？”②又明代官场惯例，监、司官员每五日“一会揖御史所”，李梦阳又不往揖，并且喻“诸生亦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③。因此而得罪了俞谏和御史江万实。他们即借李梦阳鞭笞淮王府校一事，将李梦阳“御史按治”。李梦阳不服，援结宁王朱宸濠和他们互相讦奏，最后惊动了皇帝，派大理寺卿燕忠“即讯”，“召梦阳羁户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终以“陵轹同列，挟制上官”之罪而被勒令致仕。

罢官以后，李梦阳返回开封。少却了官场的桎梏与同僚的构陷。他“益跅弛负气”，尽享自在闲适生活之乐趣。他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④。离开官场，并不等于远离了政治漩涡。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叛乱事败，李梦阳因曾为其作《阳春书院记》，为御史周宜纠劾，以“党逆罪”被第四次关进了监狱。经大学士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力救，才得再度幸免于难。

此后的十年，是李梦阳一生最为沉寂，但仍然狂气十足的时期。有的记载称：“自后交游断绝。大梁贾客求文，赍金为寿而已。梦阳得金，复集宾客，治供帐园林，为富贵容，殊骄奢。”⑤嘉靖九年（1530），李梦阳在郁郁寡欢中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李梦阳一生命运多舛，风险迭起。虽少年得志，但因才高气傲，不懂权谋，故难容于官场而四次下狱。就其性格和气质言，他更宜做个纯粹的诗人。从历史实际看，亦正是如此。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其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①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②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③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④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⑤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第二节 “今真诗乃在民间”

李梦阳是明中叶迁延百年之久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本传称他“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因而被视为复古派。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也曾提出过“今真诗乃在民间”这样反复古的口号。

自宋代理学盛行，性理诗连绵不绝。这种诗“尚理而病于意兴”，“言理不言情”，甚至“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①，虽然扩大了诗的表现手法，但严重阻碍了诗的健康发展。至明初，则一变而为以“三杨”为代表的一味点缀升平的“台阁体”。李梦阳正是针对这种近世俗体而提出了复古的主张。他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②面对这一历史现实，李梦阳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①楚骚、汉赋、唐诗是骚、赋、诗三种文体的典范，分别代表着这三种文体的最高成就。李梦阳要求骚学楚，赋学汉，诗学唐，就是要求以各种文体的典范作品为榜样，创造出典范的封建文学。对于诗，他要求既要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高尚风格，即“格古、调逸”等等，又要出于真情，即“情以发之”。只有“情以发之”，才能成为真正的诗，这是诗的生命；只有“格古”、“调逸”，才能成为最好的诗，这是诗的高格。显然，李梦阳的文学理想，就是克服后世各种卑格俗体，全面振兴封建文学，使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这种理想虽美好，但却无法实现。因为仅从它的理论内涵来说，就有着尖锐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情以发之”同合于高格的矛盾。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情，不同时代的诗也会有不同的格调。因此，要合于古之高格，就往往不能“情以发之”；要“情以发之”，就往往不能合于古之高格。

而李梦阳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对矛盾中发展的。沿着提倡古之高格的方向，他走上了摹拟古人的道路。所谓“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仅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②这是他遭受时人及后人非议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强调“情以发之”出发，他却又得出了“今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他在《诗集自序》中写道：“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为李梦阳晚年之作，因而这是他全部诗歌理论的总结。

明代已进入戏曲和小说繁盛期，正统五七言诗已不再是文学主流。在这① 严羽：《沧浪诗话》。

② 李梦阳：《空同集·缶音序》。

① 李梦阳：《空同集·潜虬山人记》。

② 李梦阳：《空同集·再与何氏书》。

种状况下，李梦阳等倡导复古，力图振兴正统封建文学，自然属于徒劳。但是，他晚年提出的“今真诗乃在民间”却颇值得重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新兴的市民文学迸发了强大的活力。这时，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就不仅仅只具有提倡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一般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具有了面向新兴的市民文学，否定振兴正统封建文学的意义。

第三十七章 王世贞

第一节 身世和宦历

王世贞（1526—1590）①，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曾任蓟辽总督、右都御史。他少年有才名，史籍称“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②。“年十五，咏宝刀诗，师为之避席”③。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二岁中进士，次年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爱好诗和古文，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组织的诗社，又经常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往来唱和，“绍述何、李”，“名籍公卿间”④，很快升迁刑部员外郎、郎中。

王世贞是一位忠于职守、精于吏事的合格官员。有人称他“日坐公署，剖决案牒。所谳狱，度得情，辄手录付吏趣书之。各以轻重决遣，不三日而毕”⑤。“奸人阎姓犯法，匿锦衣卫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陆炳、严嵩在当时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王世贞不畏权贵，伸张正义，确属难能可贵。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揭发严嵩十大罪、五大奸，被下狱论死。王世贞挺身而出为之发丧：“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由此结冤于严嵩。严嵩即借口将他调离刑部，贬为山东青州兵备副使。

青州多大侠巨盗，他们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地方当局无可奈何。王世贞到任以后，“集强壮，教之射。申饬保甲，重捕盗之赏。又于州邑画地为界，以义官统之”。规定：盗当时捕获者为上，不出境获者次之，拒不能剿者又次之。申令：“凡盗从其所起而不觉察者，经其所过而夜巡不传捕者，罚。释盗而党者立杖死。”这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仅一年，“盗尽解散”。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鞑靼辛爱等入潘家口，掠迁安、蓟州（今河北迁西）、玉田，在边墙以南停留五日，京师震动。王世贞的父亲，蓟辽总督王忬因滦河作战失利，被下狱问死。王世贞知悉，立即从青州赶到北京，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不果。“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但亦枉然。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王忬被杀。“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

隆庆元年（1567）八月，王世贞兄弟上书讼父冤，经大学士徐阶相助，得以昭雪。王世贞也被起用为大名副使。父亲的悲惨遭遇，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不堪追往昔，醉语亦伤神”①，但他一到任上，仍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大名风俗，逢婚丧之事，姻族相聚吃喝，“多者匝月不止”。置办一次，① 《明史》本传卒年作万历二十一年。今据钱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谱》。② 《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③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④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⑤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① 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八，王世贞诗：《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

“而中人之亏去半矣”。王世贞到任，定婚丧礼，力求简约，“其俗至今守之”①。大名府下属州、县十一个，真定府三十多个，但“以军兴论供输，则大名与真定等”，极不平等。经过王世贞力争，“乃不果增”②。

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先后任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又补湖广按察使，旋改广西布政使。万历二年（1574）一月，升任太仆卿。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在任期间他“为纠劾贪纵，咨访将才，刷军政，清屯田，郧遂隐然为重镇”。

此时张居正当国。王世贞对张居正改革，是支持的，“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③。但张居正的骄横跋扈，他又极为反感，“臣道太盛，坤维不宁”。张居正的妻弟辱江陵令，王世贞“论奏不少贷”。因而张居正很忌恨。万历四年（1576），王世贞调任南京大理寺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张居正即借机“取旨罢之”。六年，起用为应天府尹，又被劾罢。十二年，又起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称病不赴。万历十五年（1587），王锡爵秉政，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但又遭御史疏劾。王世贞无奈，被迫于万历十八年（1590）辞官回乡。同年冬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①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②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第二节 文学理论

王世贞博学多识，著述甚丰。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觚不觚录》等，在文学、史学上均有很高造诣。

自明中叶发端的文学复古运动，至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已近百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出现，是该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则将其推向了第二个高峰。尤其是王世贞，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论建树，成为这一运动的集大成者。

王世贞曾回顾过自己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历程：“王氏世以政求显，余龀时，业好闻人名卿大夫之业云。弱冠举进士京师，且十载，所目睹乃大谬不然者。夫武吏以力进而文吏由经治，此其其然：独身与世致赫赫也，殆以数会尔。”①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腐败的深沉感慨。他出身于世代“以政求显”的官宦人家，从小渴望作一番“名卿大夫”的事业，但政治现实却有“大谬不然者”。官场的腐朽使他失望，也使他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不屑与那些“独身与世致赫赫”的庸官俗吏同流合污，又不能去征战沙场“佐马上之治”，于是只有“敛而为言”，把儿时的理想寄托于文学了。

王世贞总结了明中叶以来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发现自“前七子”

以来，复古思潮虽曾绵延不断，并曾两度勃兴，但文学复古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即实现“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的统一。②法则内含于事物本身，离开事物，就学不到法则。此即“有物有则”。但学习法则，又应达到超越事物本体、由乎自得、浑然无迹的程度，此即“无声无臭”。为实现二者的统一，王世贞提出了三条途径：其一，“分途策驭、默受指挥”③。王世贞要求把古人的作品当作平时的修养，而不是创作时的蓝本。平时“熟读涵咏”，“令其渐渍汪洋”，创作之时则“一师心匠”，仅从自己的情境出发，这样产生的作品，既完全是自己的创作，又完全合于古人的高格。此即“分途策驭”而“默受指挥”的意义。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去进行创作，这就把自李东阳起，整个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中包含的追求真艺术的倾向推到了顶点。

其二，“法不累气，才不累法。”王世贞称：“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①。他认识到：拘守前人的格法，就会影响自己才情的发挥，使作品徒具形貌而无生气，“前七子”即病于此；但如放纵自己的才情，又会叛离前人之格法，而有格卑调劣之失，反“前七子”者往往如是。因而，他要求从自己的意出发，“来自意而往之法”，同时又要求意之行乎自然，且合于法，即所谓“意至而法偕至”，以便达到意与法相互为用，两不干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是对“前七子”格调说的发展与修正。它原格调说之本意，纠正了损才情而就格调的弊病，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坚持了“前七子”格调说的基本思想。

其三，“师匠宜高，捃拾宜博。”师匠不高不能成高格，故前后七子都① 王世贞：《金虎集自序》。

②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参见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三）。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①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

强调以盛唐为法，以李、杜为师。但只注意师匠之高就不能广泛汲取，所以王世贞又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他说：“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②“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放宽学古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复古基本思想的转变。就诗而言，论格调，他还是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有取于宋只是“语于格之外者”①，那不过是以博济专罢了。因而，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明了复古思想在王世贞那里更臻成熟。

王世贞“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相统一的文学主张，既深入地贯彻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基本原则，又全面地纠正了复古运动开始以来的弊病，从而把明中叶的文学复古理论发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地步。

② 王世贞：《宋诗选序》。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① 王世贞：《宋诗选序》。

第三节 史学理论

与文学上主张复古相一致，王世贞在史学上也是古非今。他十分推崇汉以前的史书，尤其服膺司马迁的《史记》。他说：“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②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秦汉以下的史书都一笔抹杀，“《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史）》、《元史》，烂朝报也”③。与此同时，王世贞也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明人所修的史书：“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④与文学上的纯粹复古不完全一致，史学上，王世贞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他说：“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于今也，古则何有？我以古而诮人，人亦以今而诮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牺尊兽罍，窾识奥奇，文画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则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适于用也。由古道无变今俗，然则通今之士可少哉？”①正由于此，他才以国史自任，立志撰修当代史。

史贵实，史家贵直笔。王世贞继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②认为人们只有弄清楚每类史籍的优劣，加以综合，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在《弇山堂别集》中，王世贞为了揭发“国史”的讳笔，在被朱元璋诛杀的诸臣传记中，大胆指出其中的隐讳，以恢复事实真相。如该书卷二十《史乘考误》中对傅友德、王弼、冯胜等人的“暴卒”，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所谓“暴卒”，即是赐死。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是处嘉靖、万历两朝。这一时期，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党争剧烈，少有忠于职守的官员。对此，王世贞虽深感失望，且其家庭和他本人都曾蒙受过巨大的灾难，但他仍兢兢业业于职守，尽心竭力，努力奉行着“成则兼济天下”的古老信条。

在文学和史学上，虽有复古的一面（且是主要的一面），但他的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进行创作的追求真艺术的文学倾向，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的史学思想，又自觉不自觉地与嘉靖、万历年间勃兴的市民文学及思想界萌生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透露出了些许新时代的曙光。

②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① 王世贞：《弇山堂识小录》。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

第三十八章 罗贯中 施耐庵 吴承恩

第一节 罗贯中和《三国志通俗演义》

罗贯中是我国章回小说开山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的作者。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者很少。贾仲明（名）《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根据贾仲明的记载推测，罗贯中为山西太原人，生卒年约在1310 至1385 年之间。①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但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和《三遂平妖传》。另一部与《三国志通俗演义》齐名的历史小说《水浒传》，或说是出自他的笔下，或说由施耐庵编，罗贯中续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政治历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历史小说的第一部。它通过对三国时代各种人物的刻画，写出政治上、军事上复杂曲折的斗争。它持封建正统思想观点，奉刘备为正统，以曹操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因而着力刻画了刘备的仁厚，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关羽的忠肝义胆；而同时也刻画了曹操的奸诈狠毒，司马懿的阴险狡诈，这些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三国志通俗演义》，在题材和描写艺术上，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作品，并且在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读者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形式上，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贯中在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有关历史记载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编写了这部精采纷呈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酝酿过程，经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火热斗争的洗礼，也因此作者得以开阔了眼界，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书有很大缺点，最显著的是鼓吹封建正统的忠君思想和反映小生产者意识的“义气”。在明初的政治条件下，这书同《水浒传》都是很难流传的。一直到了十六世纪前半叶，它们才得以刻版传世。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清初康熙年间，毛宗岗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成为后来最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① 文主要参考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七编《明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及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第二节施耐庵和《水浒传》

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又名《水浒忠义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巨著。关于这部书的作者，一说是施耐庵，一说是罗贯中，也有说是施耐庵编，罗贯中续。①关于施耐庵生平，历史资料记载绝少。②据《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和发现的《施氏家簿谱》、《施子实碑》载，说他名子实，字肇端、彦端，一说名耳，原籍苏州，后迁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生于元贞二年（1296），约于洪武三年（1370）去世。

相传施耐庵生于船家，从小就熟悉河湖港汊的水上生活。十三岁他入浒墅关（今属江苏）读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三十五岁中进士。后来在浙江钱塘（今杭州）做官二载，因秉性耿直，与当道不合，乃悬印弃官而去，寓居苏州，与江浙儒学提举副使刘基相往还，结下深厚的情谊。③苏、杭二郡，素为繁华之府，民间演戏、说书之风颇为盛行，各地艺人丛集于此，表演历代故事；坊巷间也流传着许多生动的传说，绘声绘影，引人入胜。其中关于北宋宣和年间宋江起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施耐庵。为了寄托自己反抗腐朽黑暗势力的叛逆情感，他决心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写一部反映宋江起义故事的白话小说，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赞扬农民英雄的反抗斗争。

施耐庵用心搜采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对宋末以来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加以研究，铺衍其中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又在《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基础上，运用惊人的艺术才能，创造了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使宋江起义故事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他还参阅了《宋史》中《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文献，来充实自己对民间传说的再创作。

经过不懈的努力，施耐庵对宋江及其同伙的起义故事加以文学的提炼，寓以丰富的想象，初步塑造了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李逵、孙二娘等一批替天行道的英雄形象，创作了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初稿。

正当施耐庵沉酣于笔墨之间时，江南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反元斗争，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张士诚的反元武装驰骋太湖流域，割据苏州一带；变幻动荡的政局使施耐庵难以静心修改《水浒传》，他以博学被张士诚部将卞元亨荐举，入张士诚幕府。但是施耐庵见张士诚胸无大志，知他事不可为，不久便托辞照顾老母，避居兴化白驹镇老家，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小说创作。施耐庵回到白驹镇后，筑舍于四面围水的施家垛上，避开战乱的纷扰和尘俗的嚣闹，在这水网交错、芦荡连绵的水村中，尽心从事《水浒传》的修改。

施耐庵敢于打破世俗的封建陈见，大胆地借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① 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02 页。

② 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 册，第30 页。

③ 据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92 页。以消自己痛恨专制社会的块垒。他构筑以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好汉建立的水泊梁山，那里人人有平等的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个个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施耐庵在书中宣扬平等、民主，讴歌自由，并且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哲理。他笔下的“强盗”，急公好义，他们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助，为了正义而不顾生死，成为人民所喜爱的英雄，成为献身于真理、正义的楷模。《水浒传》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使那些帝王将相在农民英雄的正直形象面前，黯然失去虚伪的光环，显得卑鄙、丑陋，这不能不说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

明洪武初年，天下鼎定伊始，人才奇缺。这时任翊运守正文臣的诚意伯刘基，受朱元璋之命，网罗四方才士，以匡助明室。他钦慕施耐庵的才识，乃亲赴白驹镇，欲罗致施耐庵入朝为官。

然而年逾七十的施耐庵却无意轩冕，他喜欢在林泉之间过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因以年迈谢却了好友的荐举，并把刚完稿的《水浒传》拿给刘基看。刘基阅读了《水浒传》后，也就不再勉强施耐庵出仕了，他回去禀报朱元璋道：“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①不久，施耐庵染病而悄然逝去，享年约七十五岁，葬于家乡施家桥畔。

施耐庵的《水浒传》成书后并没有立即刊行，直到正德、嘉靖年间才得以付梓，以后又经李贽、金圣叹等人的修改，由最初的一百回本而形成通行的七十回本。全书环环相扣，波澜起伏，情节生动，紧张曲折，如武松打虎、林冲夜奔、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精彩动人，出人意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书中语言洗炼明快，酣畅活泼，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施耐庵凭着他对水乡生活的丰富感受，向读者展现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自然风貌，描绘了梁山水泊英雄们活跃于河湖港汊的侠义生活。他对人物的刻画，无论外形或内心，皆十分成功。施耐庵或以浓墨重彩，精心细描；或烘云托月，借客喧主，使之个性鲜明、呼之欲出。如李逵的忠诚不二、鲁智深的见义勇为、武松的正直英勇、林冲的不甘屈辱、杨志的刚烈、阮小二的机敏、花荣的骁勇、石秀的忠义，皆栩栩如生，脍炙人口。即使一些反面人物，如高俅的奸险、高衙内的荒淫，亦刻划得入木三分，令人读后留下一连串可憎的回忆。

虽然后来不少统治者因《水浒传》的民主性而感到惶恐不安，明令禁毁，但这部思想性与艺术性极佳的小说却禁而不止，在民间不胫而走，以致家喻户晓，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同被誉为明代文学的奇葩。近代以来，《水浒传》还被译成多种外文，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被称作“农民革命运动教科书”。①除《水浒传》外，施耐庵尚著有遗曲《秋江送别》②，另有《志余》等，惜佚。

① 顾公燮：《丹午笔记》五一《施耐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68 页。① 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2 页。② 刘冬：《施耐庵遗曲三读》，见《江海学刊》1983 年第2 期。

第三节 吴承恩和《西游记》

吴承恩（约1504—约1582）③，字汝忠，号射阳居士、射阳山人。祖籍涟水（今属江苏），后迁淮安山阳（今淮安）。出生于破落的小商贩家庭。父亲吴锐，原为儒生，喜好读书，凡经史百家，莫不浏览；又好谈史谈政，但迫于生计，弃文从商，却不善经营，朴实木讷，以致家境清寒，被人视为迂阔的“痴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承恩少年时就爱读稗史小说，喜听奇闻怪事，养成爱好文学的习惯；另方面亦饱受势利之徒的侮辱，被称作“痴人家儿”①。受此刺激，他发愤苦学，决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以雪屈辱。吴承恩十多岁时以文名而闻于淮上。②嘉靖八年（1529），就读于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受到葛木的赏识，成为书院里的“法筵人”③。然而他虽有下笔立就之才，却迂疏漫浪，屡试不中。他时时与友人朱曰藩把臂入酒垆，跅弛自放，诗酒寄趣，以宣泄怀才不遇的牢骚，将自己譬喻成不合时宜的山公。尤其是在父亲和恩师葛木相继去世之后，他更有寂寥之感，觉得“岁华推移如弈棋，今我不乐将何为”④，厌倦孜孜经营的举子之业，疏放不羁。虽然每逢应举之年他都要怀着虔诚与鄙夷的矛盾心情去南京应试，但每次都是垂翅而归。

科场的失意，使“泥涂困穷”的吴承恩转而回复到自己所嗜好的小说上来⑤；善诙谐戏谑的气质，又使他对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元杂剧《西游记》中猪八戒等形象发生浓烈的兴趣。于是他悉心搜采有关唐太宗时，僧人玄奘西行取经，历尽千辛万苦，耗时十七年，终于从天竺（今印度）取回佛经的有关民间传说、话本、杂剧等，汲取佛教故事、道教传说，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前后撰成小说的初稿。

这部融神话、传奇、志怪、演义、童话、谐■于一炉的长篇小说，以奇突铺张、神奇变幻的描写，浪漫多姿的色彩，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牛魔王等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歌颂了孙悟空的机智、勇敢、乐观、幽默和野性不驯、蔑视困难，借神怪英雄的斩妖伏魔，以表达作者的爱憎，和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寄寓了挣扎在功名线上的吴承恩的玩世不恭之意。

为了使小说的创作更为完美，吴承恩还游览了云台山（今属连云港市）

等名胜，从大自然奇美无比的景色中获取写作的素材，并且向友人李春芳讨教有关道教故事，以使生花妙笔愈呈异彩。

《西游记》初稿完成后，吴承恩暂时收起了自己的笔墨游戏，继续练习八股文，不得不走科考之路。然而他依旧蹭蹬功名，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才补为岁贡生。此时吴承恩已过不惑之年，犹抱着一线希望赴京③ 据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见李征等：《吴承恩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在淮安出土》，据《文物》1975 年第10 期。

②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见吴承恩：《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③ 吴承恩：《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见《吴承恩诗文集》。

④ 吴承恩：《赠友人》，见《吴承恩诗文集》。

⑤ 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见《吴承恩诗文集》。

应试，迢迢千里，乘兴而去，却失意而归。而这时他的友人朱曰藩、李春芳皆先后中举，金榜题名，李春芳后来还当上了青词宰相，成为皇帝的宠臣。“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行。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①他感叹自己的不遇，又不甘放弃入仕的奋斗，于是只好到那六代繁华的南京，就读于国子监。

吴承恩在南京国子监度过了十余个春秋，与旧友朱曰藩以及秦淮河畔的四方文士何良俊、文嘉、黄姬水等相往还，征逐诗酒，砥砺文辞，风流不羁，乐观慷慨。当倭寇侵入江淮时，吴承恩怀着强烈的报国之情，一度返回淮安家乡，协助反倭武装抗击强敌，获得了胜利。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逾六十的吴承恩终于以贡生的资格谋得了长兴县丞之职，步入盼望已久的官场。然而等待他的职务却是负责管理马政、粮政诸事，位卑职微，使他十分扫兴。但值得庆幸的是，在长兴任上，吴承恩与知县归有光甚为相得。归有光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两人常常诗酒倡和，谈文说史，兴味盎然。

可是好景不长，官场就是口舌场，宦海犹如是非海，吴承恩被人诬为贪污，在任仅两年就被投入监狱，后释放罢官而去①。隆庆二年（1568），案情弄清后，吴承恩又应召赴湖北，任荆王朱翊矩府第纪善。

隆庆四年（1570），吴承恩年事已高，官场亦让他绝望，于是他申请退职，回到了家乡。“性定果然知浪静，身安自是觉风微。”②吴承恩归田后，回首自己数十年谋取功名，却未能登进士之榜，仅落得个与人养马管粮的末流小官，又要受上司的诬陷；而今却一叶扁舟，无挂碍，无利害，悠游家乡，荣辱皆忘，不禁百感交集。他似乎悟出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了社会的黑暗，觉得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忘身；受爵的，如抱虎而眠；承恩的，若袖蛇而走；算起来奔波大半生，还不如现在，甘于淡泊，随缘而过；山青水秀，逍遥自在。

饱历沧桑、深谙世态的吴承恩，决心以自己对生活的丰富而复杂的感受，修改充实《西游记》，为后人留下一份不朽的文学遗产。

《西游记》的定本为一百回，约八十万字。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展现了他在大闹龙宫、地府、天宫中的叛逆性格；此后叙述唐僧师徒西行取经，着重描写孙悟空一路上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全书情节波澜起伏，紧张而富有节奏；出神入化，而极尽奇恣；语言简练风趣，流畅通俗。尤其是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涵括了许多人生道路上可能经历的艰难困苦，颂扬真善美，启迪人们的智慧与想象力，寓庄于谐，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很高的成就。

吴承恩晚年益以诗文自娱，还编订《花草新编》等。约于万历十年（1582）去世，身后“家无炊火”①。但他的《西游记》却得到刊刻流行，妇孺皆知，盛行不衰，成为我国浪漫主义古典文学名著，后来还被译为英、俄、日、法、德、意等十几种文字，流播世界。

① 吴承恩：《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见《吴承恩诗文集》。① 据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九《长兴县编审告示》、《乞休申文》、《又乞休文》；卷八《与周淀山》；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吴承恩传》。

② 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袁世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① 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一《花草新编序》。

吴承恩尚著有志怪小说《禹鼎记》，惜佚。他的诗文后人辑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续稿》一卷。

第三十九章 佚名 冯梦龙

第一节 佚名

佚名，是指《金瓶梅》的作者而言。

《金瓶梅》是一部长篇小说，一百回。约在明神宗时问世。作者自署兰陵笑笑生。兰陵为山东峄县旧称，今属枣庄市境内，作者很可能是这一带地方的人。真实姓名已无法确考。这书不同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大量取材史书，也不同于《水浒传》、《西游记》有长期民间流传的故事作素材，而是博采世情的个人独创。以《水浒传》中西门庆为主角，描写其与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的故事，反映了豪绅西门庆一家由发迹到败亡的盛衰过程，写出当时的权贵、官府、劣绅、地痞、奸商互相勾结，谋财害命，霸占别人妻女，包揽各种诉讼的恶劣行径。他们抛弃了虚伪的理学，撕破了封建礼教的面纱，赤裸裸地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狠毒的罪恶勾当。在对当时腐朽得发霉的地主阶级进行尽情的揭露上，这部小说是很成功的。其中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都是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但是，作者对于他所揭露的丑恶并没有明确的批判，并且大量地写入了女尼的宣讲、娼妓的唱词和色情的细节，这大大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成就。①《金瓶梅》对后来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很深的。如《红楼梦》，在题材和细节等描写方面就明显地受到了影响。②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29 页。

②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113 页。

第二节 冯梦龙

冯梦龙（1574—约1646），字犹龙、子犹、公鱼，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前周柱史，又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③。长洲（今吴县）人④，寄籍吴县。出身书香门第。他从小好学，博览群书，富有才情，与兄梦桂、弟梦熊有“吴下三冯”之称⑤。

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冯梦龙年轻时也准备走科举入仕之途。但他为学不拘，思想活跃，因而难入八股制义的堂奥，仅为诸生而已。然而科场的失意，岁月的蹉跎，反使他推崇李贽的离经叛道与疏狂放荡，幡然从学究式的死胡同中转而走向社会。

冯梦龙学魏晋士人之风度，骀荡不检，逍遥于艳冶场，游戏于烟花巷。

他与青楼名妓侯慧卿热恋，两人情浓意切，相约白首偕老，恩爱终生。后来侯慧卿背约，嫁与他人；冯梦龙情场失意，十分沮丧。但是混迹秦楼楚馆与茶楼酒肆的生活，使冯梦龙领略到与儒家书斋生活迥然异趣的世情，民间通俗文化的清新空气，冲淡了他脑海中的八股章句之学。闾巷民间艺人中流传的那些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歌曲小调、故事传说，幽默而活泼，新鲜而现实，启迪着冯梦龙的勃发才情，使他不由得把注意力转向受民间欢迎的白话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创作。

从三十多岁起，冯梦龙在继续从事科试的同时，用大部分精力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编辑、整理和改写、创作受社会欢迎的通俗文学故事、民歌、剧本等，陆续编有《挂枝儿》、《山歌》、《情史》、《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

其中在天启年间编成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最为著名，共收辑改写话本计一百二十篇，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叙述男女情爱，有的颂扬义侠行为，有的揭露官场劣迹，有的描述文人雅事。这些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丰富，语言流畅易懂，将世情风俗、民家悲欢，一一活龙活现地展示给读者；不少篇章发出为妇女争取人权的呼声，如《碾玉观音》、《杜十娘》等，以妓女、丫环、艺人等社会底层妇女的不幸遭遇，来鞭挞封建专制的腐朽，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因而“三言”问世后，就引起各方面的注目，文坛仿其形式而拟写话本之作，如初刻二刻《拍案惊奇》、《石点头》、《十二楼》等，联翩迭出，形成晚明通俗文学发展的高潮。

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十分重视，以为它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①，较之《孝经》、《论语》刻板正经地宣讲封建伦理，更易于被民间接受。他还认为“田夫野竖矢口寄兴”的民歌①，情感挚朴无饰，③ 陆树■：《冯梦龙》，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445 页。④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知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92 页。⑤ 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2 页。

① 冯梦龙：《喻世明言·序》。

① 冯梦龙：《山歌·序》，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本。

吐露男女真情，可以表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用来揭开伪道学者的虚伪，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他投身通俗文学的创作遭到一些顽固儒士的攻讦，但冯梦龙却以无畏的气概，执著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以回敬迂儒的嘲笑。

冯梦龙还参加标榜风雅的文社，恣情诗酒，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江南文士砥砺文辞，争妍竞畅。崇祯年间，他还加入“复社”，品评时政，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被文友称作“同社长兄”。②崇祯三年（1630），年已五十七岁的冯梦龙居然考中贡生，后来任丹阳（今属江苏）训导。崇祯七年（1634），他又迁福建寿宁知县。

冯梦龙上任后首尚文学，待士有礼，改革弊政，以解民困。他还撰写一部《寿宁待志》，为后人留下有关明代寿宁县历史的文献。虽然冯梦龙关心民间疾苦，但他试图改革却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既“掣肘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③。五年后，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他离任回到了江南，继续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数年的宦海风涛，使冯梦龙对腐朽的社会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寓于诗文，深刻而老成，更加讲求通俗与现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④，于话本、小说、历史演义、民歌、笔记小品、传奇、散曲、诗歌、散文、曲谱皆有成就，著述宏富，创作、改编、辑有《智囊》、《笑府》、《燕居笔记》；《新列国志》、《平妖传》、《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两汉志传》；《双雄记》、《万事足》、《太霞新奏》、《宛转歌》、《七乐斋稿》、《最娱情》、《墨憨词谱》、《郁陶集》；《王阳明出身靖难录》；《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春秋别本大全》、《春秋定旨参新》；《折梅笺》、《牌经》、《马吊脚例》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体裁丰富，表现了卓越的创作才华和勤奋精神。

明清之际，冯梦龙愤于明亡，怀着沉痛的心情收集明亡时事，撰成《甲申纪事》，希图南京弘光政权能够汲取教训，振作精神，成为中兴之主。弘光覆亡后，江南沦入清兵之手，他又匍匐千余里，参加福建隆武政权的抗清活动，宣传抗清复明，并不顾年迈，编辑《中兴伟略》，记隆武政权初创之事，以表达对中兴的希望。

满怀激情的冯梦龙，见时事不可为，积郁成疾，约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含恨而逝，享年约七十三岁。

冯梦龙一生，以其多产的文学创作实践，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波及海外。他的《三言》传到日本，对扶桑的通俗文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以致日本文学家仿其书体，撰成日本的“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三言”中部分篇章还被人辑入《今古奇观》，跨洋渡海，成为中国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小说集而风行文坛。①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713 页。③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88 页。④ 清道光《苏州府志》卷八一。

第四十章 汤显祖 徐渭

第一节 汤显祖

从官场到戏剧舞台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茧翁等。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五岁时开始读书，十二三岁时便通习古文诗词，十四岁考中秀才，以善属文闻名乡里。隆庆四年（1570）庚午乡试，年仅二十一岁中举人，从此更以少年有才名播于海内。

万历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为了让自己儿子中第，网罗海内名士与其子同习科考。他早闻汤显祖之名，命其子延请，但却遭到谢绝。汤显祖不肯攀附权势的清傲性格，在年轻时代已得到充分体现，这也决定了他一生孤傲清贫的必然命运。

拒绝张居正的招揽，使汤显祖在科场上颇受困顿，接连两试不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死后的癸未科，才得中进士。这时汤显祖已过而立之年。与他同科进士的两个内阁大学士之子慕名应许他同选翰林庶吉士，他再次拒绝与权贵同伍，自请前往南京任官太常寺博士，几年后就迁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

在南京任上清闲随意的生活，给汤显祖在文学创作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请南博士，览胜寄毫末。”①据说，汤显祖经常看戏。他在南京时开始了戏剧创作的尝试。从戏剧创作的发展来看，大量有地位的文人开始参与传奇戏曲的创作，一时间辞调骈丽的作品风靡整个戏曲舞台。社会经济的繁荣又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机会。“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②这样的文化氛围唤起汤显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兴趣，他的早期作品传奇《紫箫记》便创作于此时。这种寄情诗酒戏剧的清闲的官场生活，却未曾改变汤显祖那种清傲率直的性格，本已与世无争的他面对那腐败的政治时，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又使他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成为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斗士。

万历十八年（1590）三月初四夜初更时分，代州发生陨星坠落。据记，声如雨，光如烛，天鸣如鼓雷。三月初九，又有大星自东南带火流于西北方向。这种在当时被视作“星变”的灾异事件，需要按照传统的习惯修省时，明神宗却将一切责任都推向了言官们，“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③。对于当政者的这种专横，汤显祖无比气愤，他上疏仗义执言，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失政，其大略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

②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③ 《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已富贵矣。..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①在这篇《论辅臣科臣疏》中，汤显祖除了批评辅臣失政、信私人、塞言路外，还对那些在当时弊政和辅臣们包庇下的贪官污吏，一一列举给予了痛斥和揭露。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沿途“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不仅取之于所过州县，而且未经过郡县，“亦风厉而取之”，“所住驿递及所用给散粮庶官，亦戏笑而取之”。有吏员检其归装，其中金花彩币等约可八千余金，折乾等礼约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所从千人，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②汤显祖对于当政的这种腐败，他不仅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当政者失政，也包括皇帝应负的责任，必然就引起神宗的恼怒，因此被贬职为徐闻典史。他从此到僻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依制迁浙江遂昌县令。从徐闻到遂昌，从典史到县令，都是临民的地方官，他必须开始适应一种地方官员的生活，“令遂昌，哺乳其民，日进儒生讲贯古义。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虽然他成为亲职于民的父母官，却仍然没有改变正直清傲的性格，尽管能够适应那种地方官员的政务，却无法去适应那种官场的丑恶，因此他开始对官场的生活感到了厌烦。万历二十六年（1598），趁任满赴京的机会，告部投劾，弃官而归。三月，回到了家乡临川。

汤显祖的弃官，在当时曾引起一些反响。据说曾有抚按官员复荐他而起用，但汤显祖均拒不赴任，他已决心不再与官场的恶势力同伍。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外察，主事者借机削夺了他的官籍。汤显祖对此不以为然，他早已有所思想准备。对于政治的厌恶与理想生活的追求，使他重新激起了创作的热情，已不在乎什么地位与官籍。

恶势力的迫害使汤显祖从此完全脱离了官场，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在中国戏坛上造就一个旷世天才。他以一介文人回到家乡，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创作了十八年。

《临川四梦》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汤显祖移家沙井新居，即以玉茗堂、清远楼为主体的新宅，从此书斋玉茗堂便作为汤显祖的创作地而名传千古。当年秋天，汤显祖创作完成了《还魂记》即《牡丹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亭》。他在此传奇剧本的《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① 《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② 汤显祖：《汤显祖集》卷四三《论辅臣科臣疏》。

所必有邪？”①将自己的情寄于梦的理想之中，这就是汤显祖作品的主旨，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二十年来才一梦，牡丹相向后堂中。”近世史家侯外庐对汤显祖的这一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剧作不但和当时的正统观念相对立，而且向往于对封建制社会的历史的矛盾予以加剧并寻求解答。”②汤显祖对于社会问题是极用心的探讨的，所以才会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他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写道：《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③“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这句话说出了汤显祖的处世准则。这样认真的为人处世，不仅使汤显祖处处碰壁，而且长期生活于窘迫之中。但这也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不去应合潮流，将自己的情寄于戏剧的梦境之中，去批判现实。汤显祖便是以这样的创作精神写成了一出出令人惊叹的戏剧作品，而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时人记述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①在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中，对于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成为他创作的主导思想。在《牡丹亭》中，他将这种思想寄托在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身上。杜丽娘和柳梦梅不仅以自己的爱情冲破生死界限，而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己做主结为夫妻。正是这种敢于反礼教的爱情故事，才打动了观众，使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为“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西厢》交胜”的划时代之作，成为家传户诵深受欢迎的舞台主流。②乃至名伶商小玲扮演杜丽娘，唱至《寻梦》一段时，哀痛过度，竟死在舞台之上。这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不仅感染了观众，也感染了汤显祖自己，使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新的戏剧创作中去。

汤显祖的家居创作生活，并不顺利。就在他迁居新宅的第二个月里，八岁的爱子西儿病殇。两年后，长子士蘧客死南京，与此同时，又因大计被削官籍。家庭生活与仕途的接连打击，使隐而自清的汤显祖不得不去找寻一种精神的慰藉。他虽然以“清远道人”自号，却开始信奉佛教。在与当时高僧达观的交往中，他开始逐渐加深了对于佛教的理解。晚明时知识分子面对着国家政治前途的失望，往往想通过佛、老去找寻超脱。但是这只能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却无法改变现实。汤显祖在这矛盾的选择中，最终还是拿起笔，让自己在理想的梦境中去批判现实，去寻求真情。他几乎是在这种家事、政事的纷扰的同时又创作了另两部传奇剧本《南柯梦》（亦作《南柯记》）和《邯郸梦》（亦作《邯郸记》）。

《南柯梦》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这是依据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改编而成。写性格豪爽的淳于棼，因睡于一棵大槐树下，① 《汤显祖集》卷三三。

② 侯外庐：《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外传》。

③ 《汤显祖集》卷四九《玉茗堂尺牍之六·与宜伶罗章二》。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填词名手》。

② 张琦：《衡曲麈谭》，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册。

被槐树中蚂蚁国招为驸马与瑶芳公主成亲，被任南柯太守。在南柯任上，淳于棼戒酒律己，兴利除弊，将南柯郡治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因公主病故，淳于棼回朝后整日与权贵交欢，陷于淫乐，甚至与琼英郡主、国嫂灵芝及皇姑上真淫乱，最终被右相段功进谗，发遣还人间，醒来方知原是南柯一梦。

汤显祖在《南柯梦》中，借用蚂蚁国的故事写出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即南柯郡）。侯外庐对汤显祖的《南柯梦》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历史的进程还没有先进阶级来实现其历史任务的时代，梦想的追求虽然带有一些胡话，但是梦想的政治倾向却是明显的。这样具有政治倾向的伟大的理想在当时还是罕见的，而且在汤显祖的艺术思维的发展过程中也是逐步达到高峰的。”①这才是汤显祖创作《南柯梦》的主旨。汤显祖在《南柯梦》中，还写到与现实生活中同样的官场和朝廷，以权力之争中的勾心斗角及宫廷中荒淫的生活，应该说，这仍然是汤显祖的寄情之作。在找寻不到出路的时候，汤显祖又不得不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在佞佛中去追寻思想寄托。《南柯梦》中的淳于棼最终被契玄禅师一剑斩断了与瑶芳公主的情丝，终于万念俱空，被众僧引入了佛门之中。这又表现了汤显祖在找寻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时，那种感到人生如蚁的茫然之情。

汤显祖在思想上属于泰州学派，而且更近于李贽（卓吾）的思想，因此在其思想中夹入佛教出世观也就不足为怪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的失落中往往会寄托于佛、老，以求得自我解脱。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超脱了现实社会生活，相反，他们往往会更加深入到民间社会的生活当中，看到那些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产生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而在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佛、老便成为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思想寄托。

在完成了《南柯梦》的次年，汤显祖又写成《邯郸梦》。《邯郸梦》是根据唐人沈既济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的。写卢生在赵州酒店中偶遇神仙吕洞宾，谈及自己建功树名的志向。吕洞宾为了点醒卢生，让他梦中与清河崔氏小姐成亲，又受唐玄宗招贤，以钱行贿，得中头名状元，授官翰林学士兼知制诰。此后于官场中争斗沉浮，用尽各种手段，最终坐上丞相之位，出将入相六十年，子孙尽享荣华富贵。临终时还想着给年方数岁的幼子讨个荫袭，又怕死后总裁国史对其六十年勤劳功绩编载不全。..一觉醒来，店主人的黄粱饭尚未蒸熟。卢生由此大悟，对“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①。

依然是写官场生活，依然是写梦境，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却是晚明社会与官场的现实。在汤显祖的笔下，从科举取士，官员的升降，无不充满了黑暗的关节。这对于经历过官场生活的汤显祖来说，并不陌生，而在当年大计中被削籍，更使汤显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黑暗，他将这种对于现实官场生活的愤怒之情寄托于《邯郸梦》的创作之中，使这部戏曲作品更充满战斗力。从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辞官归乡，到万历二十九年写成《邯郸梦》，这三年是他一生戏曲创作的高峰时期。“临川四梦”（或称“玉茗堂四梦”）中的三梦都创作于此期间，只有《紫钗记》早于此，大约初稿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定稿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临川四梦”的完成，是汤显① 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帧罚 泄 肪绯霭嫔*1962 年版。

① 《邯郸梦》第二十九出《生悟》。

祖戏剧创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顶峰。许多戏曲评论家认为，汤显祖的作品从《牡丹亭》以后，更加成熟，到《邯郸梦》仅用三十折，写出了官场中种种复杂黑暗的关系，所谓“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颣，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拾掇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二百年来，一人而已。”①贫困的晚年“临川四梦”创作完成后，汤显祖没有再继续于戏剧的创作，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指导名伶的演出上。这很可能是出于当时一些人对于汤显祖作品的篡改，他不得不认真于对自己作品表演的保护，其后发生的“汤、沈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

事发于戏曲家沈璟从曲律出发，对汤显祖的作品进行改动。由戏曲家吕玉绳将改本及《唱曲当知》之类小册子寄给汤显祖。沈氏这种囿于格律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戏剧创作，使作者难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沈氏对汤显祖作品的改动自然也就伤及了作品的本身，所以汤显祖一再叮嘱宜伶：“《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吕家改的（实为沈改），切不可从。”因为这种改动，改变了原作的意趣，失掉了作品的思想性，不在于表现作品中的人物与情感，而去适应声律，这就破坏了原作的主旨，汤显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甚至到汤显祖身后，汤、沈的继承者们还在进行着争论。从今天戏剧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在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戏剧的发展与繁荣。

汤显祖的晚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他自己虽然因为厌恶官场的腐败黑暗而弃官，但是对于儿子们的前途，却不得不又寄托于科举上。他的长子便是于求学中病死他乡的，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月初八浴佛节时，五十八岁的汤显祖还在梦中梦见其长子蘧儿“持书颇乐，且语地下成进士”①。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汤显祖家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为三个儿子分家，一是家中失火。按照汤显祖的主张，这次分家，“分器不分书”，“分田不分屋”。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做法，当年家中的一场火灾使汤显祖的藏书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自己所著的文集也因这场火灾逸去甚多。这对他打击是甚大的。汤显祖一生的坎坷，使他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戏剧创作和饱览书籍之中。他常指着床头的书对人说：“有此不贫矣。”②而足以使其“有此不贫”的书籍也毁于火时，更加使汤显祖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与无情。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天，三儿开远中举，多少给晚年的汤显祖一点安慰。尽管这对于他的家庭生活并未带来实际的意义，但在精神上的宽慰使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感到可以瞑目了。次年约在春夏之际，汤显祖写下了《诀世语》七首：一祈免哭、一祈免僧度、一祈免牲、一祈免冥钱、一祈免奠章、一祈免崖木、一祈免久露。后世的史家在为汤显祖作传时写道：“就这样，显祖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在完成了他对封建宗法、礼教世俗、鬼神迷信的最① 王骥德：《曲律》，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六《戏剧》。

① 《年谱》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② 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汤显祖集》附录《传》。

后一击之后，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亥时（1616 年7 月29 日）溘然而逝，终年六十六岁。他死的时刻，正是黑暗最为深重的夜半。”①那时候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治最为黑暗的时刻，但是汤显祖却以他那寄情其中的伟大作品，在那冷酷的黑暗中给人以光和热。这也便是从汤显祖那个时代起，直到今天，人们对他和他的作品永远给予热爱和崇敬的原因。

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第一次将中国的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给予同样的高度的评价：“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原按：此处推算有误，系与莎氏同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②① 黄文锡、吴凤雏：《汤显祖传》，第242 页。

第二节 徐渭

考场失意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山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1521 年3月12 日）①，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他是父亲晚年纳妾所生，归嫡母苗氏。出生后百日丧父。十岁时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刺激弥深。十四岁那年，苗氏去世，他乃由同父异母之长兄徐淮抚养。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甚不相得。徐渭青少年时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九岁能为举子文，十二三赋雪词，十六拟扬雄《解嘲》作《释毁》”②，享誉远近。因而在世态炎凉之中，他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执拗、偏激、多猜、恣肆而敏感。徐渭成年后“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鹤唳”③，时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所作诗文，恣露胸臆，奇傲纵诞，有超轶千古的不羁之感。

徐渭二十岁中秀才，次年入赘绍兴富户潘氏，并随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阳江（今属广东），协助办理公文，对官场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阴，参加乡试，仆仆于浙粤道上。

徐渭虽为赘婿，但妻潘氏十分体贴，以少女的真情，给他以温柔的慰抚，带来了生活的新意和乐趣。正如徐渭后来写的悼亡诗回忆：“掩映双鬓绣扇新，当时相见各青春。傍人细语亲听得，道是神仙会里人。”①夫妻相敬如宾，恩爱似蜜。

在往返浙粤的途中，徐渭还乘兴登南昌滕王阁，观赏翠色如黛的赣江风光；又游梅岭观音洞，秉烛探胜，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叹不已。他于沿途吟诗赋辞，流露出平生以来少有的乐观情感，对生活和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徐渭还与山阴文士沈鍊、萧勉、陈鹤、柳文等结为文社，他们诗酒酬答，讨论诗文书画，评论古今人物，探索人生真谛，放情山水，时人有“越中十子”之称。在广交文友的活动中，孤芳自赏的徐渭，转而博采众长，文学与艺术的修养得到迅速提高。

然而命运多舛，徐渭两次参加绍兴府乡试，都名落孙山，这对热衷于功名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外，二十五岁时，徐家财产又被豪绅无赖霸占，房产、田园，荡然无存；二十六岁时，徐渭的爱妻潘氏又得病溘然去世，年仅十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这些接二连三的不幸，使徐渭① 徐渭：《畸谱》，《徐渭集》补编，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325 页。② 《徐文长三集》卷十九《赠妇翁潘公序》，《徐渭集》第546 页。

③ 《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凄惋，因赋七绝》，《徐渭集》第341 页。

① 《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凄惋，因赋七绝》，《徐渭集》第341 页。

茫然不知所措，为了谋生，他离乡背井来到太仓（今属江苏），却不得门径，徒劳而返。

嘉靖二十七年（1548），二十八岁的徐渭，“背负一蒯剑，挟数败橐书，来僦屋东城里中”②。他将此敝庐命名为“一枝堂”，招收学童，教私塾■口，并且开始追随季本、王畿，研习王阳明的学说。次年，他又不顾世俗的偏见，将身份低贱、分别十九年的生母接来同住，以享母子欢叙的乐趣。

在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下，徐渭对个人意志变得愈为重视。他认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故马医、酱师、治尺棰、洒寸铁而初之者，皆圣人也”①。因而徐渭公然对传统儒学的观点发出反叛的呼叫，蔑视朱熹等人宣扬的“君臣父子之懿”，强调《庄子》的绝对自由精神，性格也更加豪放不羁。他还从《首楞严经》这部禅宗的经典中，领悟到心性的自然与为人的自适。

徐渭在钻研学问的同时，对政局十分关心。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北方的俺答军队在京畿掳掠，史称“庚戌之变”。当消息传到江南后，徐渭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今日歌》、《二马诗》等，痛斥权奸严嵩误国，恨不得插翅飞往前线杀敌，炽热的忧国情感溢于楮间！由此他把自己报国的前途寄托于科试上。可是，恣肆的才情又为八股文所束缚，依然屡试屡北，先后参加八次乡试，全部落榜。嘉靖三十一年（1552）初试考中，他受到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旂的赏识，拔为第一，增补为县学廪膳生。但在复试时仍未中举。书画奇才，“词坛飞将”

徐渭的才华，在八股场屋之外得到充分的显示。他三十岁以后学习书画，一触即不可收拾，于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能；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将自己对人生的复杂感受倾注到笔墨之中，使内心的激动、寂寞、痛苦、愤慨与欢乐、追求，在写意作品中毫不犹豫地得以表现出来；他的行草书更是以桀骜之气，将自己狂傲不驯的精神、奇特雄放的气质，一一宣泄倾倒出来，如狂花扑水，破云堆岭，线条粗犷强劲，“苍劲中姿媚跃出”①，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有“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之誉②。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积极地投身到抗倭保家的战斗中去，他淡忘了个人的不幸，神情振奋，冒死来到前线，先后参加了柯亭战役、皋埠战役、龛山战役，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并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龛山战役结束后不久，徐渭应内兄潘涛之邀，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冬离浙游闽。他溯富春江，由兰溪入闽。沿途翠峰逐岸，美不胜收，舟泊夜市，笙歌不绝。他游览了武夷山，并在福建顺昌潘涛驿丞署内潜心研究南戏剧本，探求南戏的源流，分析各种地方戏声腔的发展历史。徐渭对当时流行的轻视南戏之风非常反感，他认为南戏有自己宽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间的欢迎，它通俗、多采，“无今人时文气”，可是却“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② 《徐文长佚草》卷五《司马氏嫂传》，《徐渭集》第1139 页。

① 《徐文长三集》卷十七《论中三》，《徐渭集》第489—490 页。

①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②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目者”③。为此，徐渭写下了《南词叙录》，首次对南戏加以总结，研究了南戏的艺术特点，著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丽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

回到山阴后，徐渭还致力于戏曲的创作，他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写成了杂剧《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个作品。这些剧本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长短不一，生旦合唱，随意抒写，强调自然，而且宣扬人的情欲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反对虚伪的禁欲主义；歌颂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酷压迫；表现了作者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豪达意气。

徐渭的《四声猿》，高华爽俊，洋溢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①于此可见一斑。

幕僚生涯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在此以前，徐渭曾为胡宗宪起草过疏牍奏章，并且代笔歌颂严嵩，还参预胡宗宪的剿倭计划。他对胡宗宪傍依严嵩非常不满，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离开了书斋，进入了衙署。以后，他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崇安等地，知兵设计，协助胡宗宪平倭。徐渭身在军营，而疏狂之习无改，经常与少年结帮豪饮，大醉啸歌，幕中有急事，召他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当时虽然“督府势严重，文武将吏庭见，惧诛责，无敢仰者，而渭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直闯门入，示无忌讳”①。由于徐渭长于作战计谋，又善写诗文颂词，胡宗宪对他优容有加，不仅赠银让他购得房产，不必寄人篱下，而且还帮他续弦，娶上漂亮的女子张氏为继室。

不过自由放任的徐渭总不习惯于拘谨的幕府生活，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乘胡宗宪因严嵩案受牵累、总督府解散之机，回到了绍兴。次年，又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赴京，因性格不合，不久便辞去文书之职南归。不料李春芳竟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放出风声，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于是徐渭又千里迢迢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这桩纠纷。

孰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胡宗宪在政敌的构陷下，入狱而死。徐渭闻讯，惧怕自己曾为胡宗宪代笔歌颂严嵩而忧心忡忡，以致精神失常，反复九次自杀未遂。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在一次狂病发作中产生幻觉，以为继妻张氏与僧人通奸，竟将张氏杀死。遂锒铛入狱，服刑七年。

在友人的营救下，徐渭总算没有以命抵罪，但他于万历元年（1573）出狱时年已五十三岁。他无以为生，乃以出卖字画诗文■口。怀才不遇，落魄江湖，清名受辱，前途无望，世情的冷暖，生活的辛酸，更使他放浪形骸，③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① 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陶望龄：《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39 页。

以酒浇愁。他有时彻夜狂饮，以泄忧愤，诗文不肯傍依他人，横冲直撞，呼啸而起，对封建的理念、传统的束缚，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豪迈放逸，自成一格。

徐渭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尤为反感，认为拟古不过如鸟学人语，即使学得再好，也不过是鸟语，毫无真实的价值。他主张诗歌应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有感而发，故而将胸中英雄失路之悲、托足无门之愤，以及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等可惊可愕之状，皆寓诸诗文，所作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破土，似寡妇之夜泣，若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则平畴千里，倾泻无阻；偶尔幽峭，则鬼语秋坟，凄惨悲凉。徐渭的书画，也更加泼辣豪放，荡人心魄。他善于画葡萄，老藤欹斜低垂，葡萄晶莹如珠，以表现“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愤慨。①他的诗文书画，融为一体，显露了强烈的个性，对后世反传统束缚的画风形成，颇具影响，以致清代“扬州八怪”的代表郑燮，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穷愁老病殁万历三年（1575），徐渭应张元忭之请，参与纂修《会稽志》。以后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万历五年（1577），他又应巡抚吴总之聘，赴宣化府充任文书，以为稻粱之谋，并借以开拓襟怀，放情山水。在宣化、北京等地，徐渭写下大量诗文，寄托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如《边词》、《胡市》等，活泼流利，而富有现实意义。

五年后，徐渭因旧病复发，返回山阴，定居“青藤书屋”。晚年他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①。他有时携钱与下隶佣者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穷愁老病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徐渭一生，才艺纵横，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力图追求个性解放，而又难以摆脱自身的传统意识，八赴科试，败北以终，惟从诗文书画创作中寻求个人尊严的表露，汪洋恣肆，著作宏富。他的诗文大多收入《徐渭集》。杂剧尚有《歌代啸》，传世书画作品有《牡丹蕉石图》、《墨葡萄图》、《青藤书屋图》、《骑驴图》等。

① 据徐渭：《墨葡萄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①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第四十一章 归有光 袁宏道 钟惺

第一节 归有光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开甫，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久居震泽湖畔，故自号震川，又因生于昆山项脊泾（今属太仓），乃别号项脊生。出身在书香大族，先世多以文学著称，颇有声望。但他的祖父归绅、父亲归正，却没有功名，读书力田而终。

归有光自幼颖悟，“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而能读其书”①，“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②。后来师事同县名儒魏校，攻读《史记》、唐宋八大家之文，以及濂、洛、关、闽之说，“浸渍演迤，蔚为大儒”③。二十岁成秀才，以第一名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后以贡生选入南京太学。他还与友人结社会文，常常在昆山马鞍山畔的野鹤轩谈文说史；或读书万峰山，翻阅《大藏经》。他主张为文要重视真感情、真本色，反对模拟剽窃，尤钦佩司马迁与欧阳修的文风，对他们含情不尽的笔法尤为赞赏。虽然归有光伤叹自己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可遇奇功伟烈之事，写出感泣鬼神的篇章，但是他以自己的家世和家庭琐事为题材，表达丰富的生活感受。在《项脊轩志》、《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李南楼行状》等散文中，用朴实的笔调，将他早岁丧母、青年丧妻夭子的家庭不幸变故叙述出来，在记述中插入不经意的回忆细节，如泣如诉，悲伤哀戚之情流露无遗，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归有光的这些散文，虽然写琐屑之事，却深得司马迁笔法，于不要紧之处，说不要紧之语，风神疏淡，笔墨寥寥，却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①。如《寒花葬志》，作者回忆十年前逝去的婢女，仅用数十字的篇幅，勾勒三件小事，就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感情深挚，使人们对她的不幸早逝表示悲叹。

因而，归有光的散文问世后，以其清新、简洁的文风，深挚的情感，打动着读者的心弦，使那些模拟剽窃、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干涩文风，为之黯然失色。不少学子慕名前来拜他为师，虚心求教。

嘉靖十九年（1540），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但是归有光自由不拘的文风，并没有受到那些冬烘气十足的秋试会考官的欢迎，屡试不中；他跋涉数万里，先后共赴京考了九次，皆失意而归，以致“仕进之心落然”②。科考的失利，既耗去了归有光的宝贵年华，又招致一些势利之徒的诋毁与嘲笑，尤其是乡里之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① 归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震川先生集》卷十，第222 页。按：“紫阳先生”即宋代学者朱熹。

②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③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①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附录》，第981 页。② 归有光：《上瞿侍郎书》，《震川先生集》卷六，第125 页。

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帘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①。

归有光却在多次的不第中反而窥见了科举制的弊端，觉得它让人“驱一世于利禄之中”②，使得为文服从制举八股，徒成僵化，而无情感可言。他还对那些莫辨猥杂，而唯以剽窃为能的文风发出挑战，在嘉定安亭江畔筑庐读书谈道，以一个落寞老儒的身份，大谈八股文风的革新，教授举子科考之艺；编辑唐宋散文，以反对文坛上滥行的“复古派”运动。归有光痛定思痛，标新立异，在老屋荒江畔自成一统，四方来学者竟达数十百人。

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告诫学生，要大家“毋事口耳剽窃”，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③。

自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来，明初“台阁体”的拘板文风得到很大的纠正。后来到嘉靖初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继承复古衣钵，以饾饤文字为能事，却不免流于因袭模拟，文风出现华而不实、臃肿浮荡的倾向。针对这一风气，王慎中、唐顺之疾呼学习唐宋散文，重视感情的真挚，强调文章的言之有物，世称“唐宋派”。

归有光积极地投入了文坛上的斗争，加入“唐宋派”的行列，反对王世贞等人认为文章愈古愈好的观点。归有光虽然不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文章早已传誉远近，所以显得十分有力。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抗衡“复古派”，在授徒的同时，连续写了《女二二圹志》、《亡儿■孙圹志》、《见村楼记》、《筠溪翁传》、《张贞女狱事》、《书郭义官事》等多篇散文，使被“复古派”割断的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

这些散文，质而不俚，生动自然，文从字顺；无论圹志、行状、传记、故事，都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他却“独深知而自得之”①，一洗“复古派”统治文坛近百年的混浊气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挚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学活泼健康的生命。

归有光除以创作实践来为“唐宋派”推波助澜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反对王世贞这位“复古派”权威的盲目崇古观点。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诽前人。韩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②王世贞听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③归有光还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批驳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① 《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 页。

② 《与潘子实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49 页。

③ 《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51 页。

①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见《震川先生集》第8 页。

② 《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1 页。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59 页。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④他认为学习古人固然不错，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说：“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①归有光还认为作品的艺术标准在于质之美，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②这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在抵制“复古派”专事模仿剽窃的流俗中，别开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闳中肆外，使司马迁与唐宋古文家的朴实文风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归有光把他的文风贯注到教授举子业的讲堂中，力图改造八股文，这种扭转文风的巧妙形式与勇气，使后人不得不把他称作为“彼时之豪杰”③，不仅把他的散文举为“明文第一”，④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艺，譬为“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⑤。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选，在唐顺之、归有光的崇扬下，“人几等于五经四子”⑥，文风为之一变。

归有光虽然讲学于荒江老屋，但对民间疾苦并不是漠然视之。他留意于东南水利，关心家乡的农业与民生。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从“故家野老”处搜采历代有关治理长江下游、钱塘江下游与太湖流域水利的文献⑦，编写了《三吴水利录》四卷。在这部书中，归有光绘图分析东南水利大势，条陈历代治水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考察所得加以阐发，剖明利弊，认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应当疏其湮塞，“开浚诸水”，“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漫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①，以解百姓鱼鳖之忧，使境内丰熟富裕。他将这些文献和建议，呈给地方官府，以供他们治水参考。

在抗倭战争中，归有光亦积极地返回昆山城中参加防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此外，归有光又写了《鲤鱼山》、《郓州行寄友人》、《西王母图序》等诗文，有的记所见灾祸，表达对灾民的同情；有的讥刺权贵、贬斥方士滥行，有的为劳动妇女所受的非人压迫鸣不平。他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着活跃的生命，而称誉文坛。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授浙江长兴县令。

他决心学习古代贤县令，兴利革弊，作一番事业。

归有光上任后，平反死囚犯数十人，避免株累者上百人；每审理案件，④ 《与沈敬甫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869 页。

① 《尚书别解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51 页。

② 《庄氏二子字说》，《震川先生集》卷二，第84 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世界书局1935 年版，第58 页。

④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 页。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 页。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 页。⑦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 页。

①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0—61 页。

他都详细调查，把有关妇女、儿童召至案前，细细交谈，把案情审理得清清楚楚。凡鱼肉百姓者，决不姑息；即便上司的命令不符合下情，他亦敢于忤其意而不执行。三年知县任上，“小民安居自如”②。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名为迁，实重抑之”③。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隆庆三年（1569）冬，他赴京入贺万寿节，受到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荐引，任南京太仆寺丞。后来又被李春芳留在内阁，负责敕房的工作，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他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 年2 月5 日）去世，终年六十六岁。①归有光去世后，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愈来愈为社会所重视，连他的文坛敌手王世贞也对其表示折服，渐渐改变“复古派”的旧观点。王世贞晚年在给归有光的遗像题赞词道：“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②把归有光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

归有光的诗文后人辑有《震川先生集》行世，此外，除《三吴水利录》，他尚著有《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

②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震川先生集》第981 页。③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①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震川先生集·附录》。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第559 页。

第二节 “公安三袁”

明末文学家有“公安三袁”，即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为公安派的创始者。

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善于诗文。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①，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②。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雨过庭花好，开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几年愁？一朵新红甲，四筵半白头。久知行乐是，老矣复何求？”③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①，而卓然独立。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②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① 《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传》。

②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珂雪斋文集》卷九。

③ 《花朝即事》，《袁宏道集笺校》卷一，第19 页。

①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② 《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笺校》卷二，第81 页。

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③。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④。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①，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②，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③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病”④。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①；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③ 《沈广乘》，《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第242 页。

④ 《解脱集之四·尺牍·伯修》，《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492 页。① 《徐文长传》，《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第715—716 页。

②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 页。

③ 《与张幼于书》，《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502 页。

④ 《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光明书局1935 年版，第359页。

①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西施之不能效颦乎！”②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③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④。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因兄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①。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 1606）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②。

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③。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九月初六日（10 月20 日）遽然去世④，终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一生，倡“性灵说”，强调诗文创作的直抒性灵，对荡涤复古派末流的模拟文风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同称“公安三袁”，为“公安派”的首领。他的诗文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后来集为《袁中郎集》（即《袁宏道集》）。

袁宗道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0 年3 月13 日）。①为袁宏道之兄。他聪颖早慧，十岁就会写诗，二十岁成秀才。

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②，乃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拘束。二十多岁时，他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付梓。后来他得病几死，因而暂时放弃文事，② 《冯琢庵师》，《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80、781 页。

③ 《答陶石匮》，《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43 页。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67 页。① 袁宏道：《与汤义仍》，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中郎小品》，第页。②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③ 袁中道：《砚北楼记》，《珂雪斋近集》卷一，上海书局版，第80 页。④ 袁中道：《游居柿录》。

①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传》，第45 页。

② 《公安县志·袁伯修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第353 页。终日静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问世事。在父亲的数度催逼下，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

在翰林院，袁宗道接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以禅诠儒，不再谈论道家的养生之道。后来又奉使湖北，逗留家乡，与弟宏道、中道两度赴麻城拜访李贽，求教文章之道。李贽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启发，袁宗道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他认为诗文应当代表口舌以宣传心意，因而“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不然，只会“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③；辞不达意，言不由衷，虽鸿篇巨裁，也不过是“募缘残溺，盗窃遗矢”而已①。

袁宗道针对李、王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提出“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耶”的问难，并且反驳道：“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进而一针见血地点明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②为此，袁宗道还特别选中唐以后的白居易、宋人苏轼作为自己的诗文学习榜样，并将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所写诗文以白、苏平易畅达之风为旨。在他的带动下，宏道、中道继之而起，促成“公安派”的形成。

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广返京，不久改任东宫讲官，后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时，袁宏道也入京任职，中道则寓居北京，他们兄弟三人与谢肇淛等人结“葡萄社”于城西，寄趣诗文，放情山水。袁宗道写下《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等散文，以清润婉妙见称。

袁宗道性喜恬淡，为人文雅谨慎，厌于尘俗之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决定辞官南归。可是官场的劳悴已使他体虚患病，九月，逝于北京任上，终年四十一岁。

袁宗道为官清廉，死后身无积蓄，全仗门生资助，遗妻方得移榇公安。

他的诗文收入《白苏斋集》。

袁中道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①，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为文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②。所写《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散文，笔墨恣肆，率尔不拘，寄神寄情，快人耳目，富于清幽之趣。③ 袁宗道：《论文上》，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2 页。① 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 页。② 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8 页。

②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 页。

然而袁中道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人向往科举功名的常情，在矛盾之中接连应试，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进士。此时年已四十七岁。他出任徽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博士。后来改派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

自从“公安派”树帜文坛后，诗文模拟生硬之弊渐渐得以扭转，但“公安派”末流也出现空疏不实的倾向。袁中道在宗道、宏道去世后，对此有所认识，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①因而他对后七子复古文风就不如宗道、宏道的批评来得激烈，并且对“公安派”之弊有所纠偏，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诗，则善矣。”②晚年他甚至想烧去自己的作品，以去轻佻浅露。③袁中道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后不久，因病乞休，却逝于官，终年五十五岁。他的诗文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珂雪斋近集》。

① 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笺校》第1712 页。

② 袁中道：《蔡不暇诗序》，《珂雪斋近集》卷三，第34 页。

③ 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9 页。

第三节 钟惺附谭元春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止公居士④，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酷爱诗文。在家庭的影响下，钟惺从小就刻苦学习，研习诗古文辞。他虽然外貌不扬，弱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⑤，却好奇思冥索，勤奋不懈，为诗清秀简隽，情态逼真，早年就有文名。后又师事雷思霈，雷为“公安派”袁宏道的友人，提倡“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在雷思霈的熏染下，钟惺也倾向诗歌要表现自我的主张，反对因袭模拟，故而所作诗文，愈加“清绮邃逸”①，自然流畅，“为人所称许”②。

钟惺虽然不爱参加当时盛行的社集活动，但却对诗坛的流弊较为了解，觉得诗风太沉闷无奇；他认为有的诗人抱残守缺，犹宗“后七子”余波，由模拟而流为肤熟，了无生机；有的诗人则承袭“公安派”遗绪，过分强调自我表现，以致演为轻佻、薄俗。为此，钟惺想另辟蹊径，对“后七子”、“公安派”末流进行纠补矫偏。他认为诗坛的这些失弊，主要在于诗人们的学问浅薄，不了解古人，往往“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而不知古人有“幽情单绪”的复杂情感和“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深奥之作③，因此，他要阐发古人的幽深孤峭，将其揭之于世，以“发覆指迷”④，开人眼界。

这些看法得到同邑谭元春的响应。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比钟惺小十二岁。谭元春认为写诗要注意文辞的修饰，要精心雕刻，将性灵的复杂幽深表现出来，使之能“常浮出纸上”，“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⑤，决不可率直如话，浅薄得毫无诗意诗情。

谭元春善于写诗，风格清丽自然，如《远村》五言云：“投足礼天竺，闲院木石香。有一长眉叟，背手看稻粱。近前果父执，朴野无他肠。随我至我家，不揖径坐床。呼我以小子，语笑皆上皇。见我多童仆，导我凿藕塘。繙案睹陶诗，欣然求数章。何以润我笔，归即献百觞。不然春蚕出，赠我丝衣裳。喜为纵横写，字亦不寻常。与订来往约，年高恐健忘。”①形象生动，语顺气畅，叙情描景，生机盎然。

谭元春既和钟惺意趣相投，亦欲矫正时弊，“自出手眼，别开门户”②，两人乃开始合编诗选，取古人诗歌中纤诡幽渺之作，加以阐扬。经过数年的努力，钟惺、谭元春共同编成了《唐诗归》、《古诗归》，共五十一卷，前者取唐人之诗选辑而成，后者取唐以前之诗选辑而成，合称《诗归》行世。④ 钟惺：《题跋·题马士珍诗后》，《隐秀轩文》，岳麓书社1988 年版，第304 页。⑤ 《明史》卷二八八《钟惺传》。

① 袁中道：《花雪赋引》，《珂雪斋近集》卷三，上海书店1982 年版，第36 页。② 《诗文集序·隐秀轩集自序》，《隐秀轩文》，第95 页。

③ 《诗归序》，《隐秀轩文》，第72 页。

④ 钟惺：《书牍·与蔡敬夫》，《隐秀轩文》，第211 页。

⑤ 谭元春：《序·诗归序》，《鹄湾文草》，岳麓书社1988 年版，第39 页。① 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远村之一》。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570 页。《诗归》问世后，犹如在熟俗肤浅的诗坛中吹来了一股“深幽孤峭”之风，令人耳目一新，“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诗家几乎人手一编，风行各地，被视为作诗的准绳，后来在晚明诗坛上“浸淫三十余年”③，对改变诗风起到重要的影响。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钟惺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钟惺自编《诗归》，倡幽峭诗风后，为诗也由清绮而转为孤深，遣词用字，力求含蓄隐晦，刻意表达深僻之旨，以树帜诗坛。他在《江行俳体》等诗中，以怪字、险韵来加强诗歌的诙严，如“舟卧梦归醒见水，江行怨泊快看山”等④，未免雕镂太多，僻冷不畅，显得晦涩与佶屈。

谭元春此时的诗风，也趋向怪僻，如《读曲歌》云：“交欢久，贝齿有时落，欢独长在口”等①，不仅生硬陡峭，而且支离破碎，“莫辨阡陌”②，有如游戏。

然而，他们的诗风虽然因刻意别创一格，从纠偏俗浅而流向僻涩，但他们的散文却保持原来的清丽明畅本色。钟惺在每次奉使归来，都写下一些散文，记述沿途风物，如《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梅花墅记》等，绘景抒情，情景并茂，文采鹰扬，朗朗上口。谭元春也好游佳山秀水，所写《游玄岳记》、《游南岳记》等，亦绘声绘影，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颇为流畅耐读，与诗风的晦涩迥异。钟惺在谭元春游南岳归来后，为谭的书斋取名为“归岳堂”，以祝贺他外出创作的成就。

后来钟惺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

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③。

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④。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竟于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后人将他的诗文辑为《隐秀轩集》。

谭元春在钟惺去世后两年，考中举人。崇祯年间，他活动于南京、苏州、杭州一带，与“复社”名流茅元仪、宋献孺等往还，诗酒唱和，并写下《游乌龙潭》等风格秀雅的散文名篇。崇祯十年（1637），谭元春赴京会试，不幸病死于旅舍①，享年亦五十二岁。他的诗文，后人辑为《谭友夏合集》。钟惺、谭元春，为扭转明末诗坛平俗肤浅流弊，力倡幽峭，诗风亦由清丽而变为僻涩，影响一时，人们因他们都是竟陵人，故称钟谭这一文学流派③ 同上书，《钟提学惺》，第571 页。

④ 钟惺：《隐秀轩集·江行俳体》。

① 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读曲歌》。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第572 页。

③ 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钟惺传》，第368 页。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第570 页。

① 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谭元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2347 页。为“竟陵派”。

第四十二章 董其昌 陈洪绶

第一节 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今属上海市）人，①贵显后移居松江府华亭县（今松江县城内）。出身于一个穷秀才的家庭，只有“瘠田二十亩”②，生活较清寒。年轻时董其昌究心经史，学作八股文，一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但却屡试不中。迫于生计，他曾在平湖教私塾■口，后来又为逃避差役，改入华亭县籍③，以后就一直自称“华亭人”。

董其昌虽然文运不佳，但在某次会试失利之后，产生了对书法艺术的追求。那是他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的事，当时他写了一篇很漂亮的八股文，自思准可夺魁，孰知出榜时成绩反不如他的堂侄董原正，落得个第二名。原来知府衷贞吉嫌董其昌试卷上的字写得太差，故意把他降为第二，而把文章比他差的董原正拔为第一名。这件事给董其昌很大的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决心洗去落笔不工的耻辱。①他初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此外，他还向华亭陆树声、莫如忠等书法家求教，并且一有机会就去南京、嘉兴、杭州等地访问书画收藏家，观赏历代名家作品，结交莫是龙、顾正谊、丁云鹏等擅长丹青之士，对绘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三岁时，董其昌开始学画山水，师法元末黄公望。他无钱买纸，有时竟脱下白布袍在上面写字，或在白布床褥及帐子上练字，以致屏帏床帐，淋漓殆遍。为了求得名迹临摹，他还“典衣质产”②。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入门径。

万历十七年（1589），三十五岁的董其昌终于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北京翰林院深造。北京是明朝文化的中心，翰林院是文人、学士云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窗陶望龄、朱国桢、焦竑、袁宗道等，都是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别是董其昌的老师、翰林院学士韩世能，嗜书画成癖，更是有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学士处借阅晋唐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寝食”③，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不久，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因病去世，身后一贫如洗。董其昌见义勇为，不辞劳苦，护柩回田氏家乡福建大田县，以尽师生之谊。沿途他登临镇江北固山甘露寺，饱览大江空濛、浩荡东去的雄壮景色；又游武夷山，观赏在朝晖夕阴中虚幻缥缈的群峰。大自然的百态千姿，使他感到山川的绮丽和林泉的幽雅，寓诸笔墨，点染山水，往往显得奕奕有神。回京时他路过松江，便① 据乾隆《华亭县志》卷二《董文敏祠》：“上海董家汇人。”

② 《云间杂识》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

③ 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一八：“后子、丑联捷，遂占籍华亭。”

① 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评法书》。

② 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一《来仲楼随笔序》。

③ 《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四《书家传》二三《董其昌传》。

竭力搜寻以画山水见长的“元四家”遗墨，从这些水墨淋漓、自然生动的杰作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三年庶吉士生活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董其昌在任上因公三次离京远游，跋涉数千里之外，综览祖国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瑰丽风光。

第一次在万历二十年（1592）夏，作为持节使臣，出使武昌册封楚王朱华奎。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吕梁山的流泉飞瀑；游览惊涛拍岸、乱石穿云的嘉鱼县赤壁沙渚，经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归。

第二次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又作为持节使臣，出使长沙封吉藩朱翊銮。他放舟烟波浩瀚的洞庭湖；悠游潇湘道上，欣赏两岸的汀洲丛木、茅庵樵径；畅游黄冈赤壁；乘兴登庐山，观看白莲盛开，远眺含鄱口茫茫江流；避风石钟山，探水石相搏之趣。

第三次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奉旨主江西考试。此行取道山岭葱茏、水舟生烟的富春江、兰溪；登群峰竞秀、云烟变灭的九华山，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多娇的江山，万千的气象，开拓了董其昌的襟怀，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对自然风光的美好感受，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素材。董其昌不但注意观察真山真水，同时还努力从古人的绘画优良传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无论在旅途，还是在北京，他都尽力搜采名人法书宝绘，揣摩历代山水画诸流派的风格和艺术渊源，尤其推崇王维、董源、米芾、高克恭和“元四家”的绘画，以为他们的作品富有诗意，有文人的浪漫色彩，而不拘泥于形似。这时候京中的士大夫受李贽的影响，常常三五成群谈禅为乐，董其昌时而也去聚会，加入提倡“性灵”、“顿悟”的行列。他还去通县拜访李贽，一见如故，许为莫逆之友。

受禅家南北宗之分的影响，董其昌巧妙地以禅家的宗派来譬喻历代山水画风格的分野，提出中国美术史上文人与非文人两种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影响下形成的两大山水画流派。他把禅家“北宗”的“渐修”与“南宗”的“顿悟”引入山水画派的区分中，认为文人画如“南宗”，讲求天趣，是“顿悟”的表现，这派绘画是天赋的，非徒有功力者可比；而“北宗”是“作家”之画，只重苦练，却无天趣可言，是“渐修”的表现，此派绘画不应学。董其昌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加强修养。他心目中的文人画派，即画家“南宗”，有王维、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芾父子、“元四家”，他们画山水用渲染之法，以“写”代绘；而非文人画派，即画家“北宗”，有李思训父子、赵干、赵伯驹、马远、夏圭，他们画山水用构研之法，精工而无逸趣。前者重于率意，强调自我表现，追求天真幽淡；后者巧于模拟，刻画细谨而无生机。①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主张充分发挥了画家的主观能动性，追求画外之意，在模拟刻板画风滥行之时，如惊世响雷，对美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士大夫与文人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迅速风靡画坛。

万历二十二年（1594）起，董其昌任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他尽量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去启发这位失宠的太子，结果受到皇妃郑贵妃的嫉恨，终① 据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王维江山雪霁图》；董其昌：《容台集》。于“坐失执政意”①，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副使。董其昌深感宫中是非莫测，他索性告病不赴，请假养病松江。以后竟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

由于身份的改变，那些家乡的胥吏再也不敢欺侮董其昌，而地方官吏与士绅则联袂登门拜访，前来巴结董其昌这位京官。他虽说不上踌躇满志，但既有官僚的身份，又有山林的逸致，环境清闲而舒适，这对书画创作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董其昌常常和友人陈继儒泛舟春申之浦（即黄浦江），壶觞对引，吟咏诗章，“随风东西”②，时或即景乘兴，泼墨涂数幅山水；时或观赏名人法帖，题几行跋语，悠哉游哉，自得其乐。他还去宜兴、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嘉兴、杭州，徜徉于锦绣河山之中。太湖包孕吴越的气势，西湖晴雨奇好的秀色，枫泾渔舟隐入芦荻的逸趣，灵岩古刹晨钟暮鼓的幽情，无不使他陶醉、恋眷，启发着他的创作热情。

太湖和长江三角洲，不仅风光如画，而且含英蕴秀，文化素称发达，有许多书画收藏家和文物商人。董其昌除游山玩水外，还访问友人，品评字画，鉴赏真伪。秀水汪氏“韵石斋”琳琅满目的图籍法帖，檇李“天籁阁”驰名遐迩的珍秘妙绘；苏州王氏私蓄黄公望岚气清润的山水长卷，扬州吴氏庋藏赵孟頫端庄潇洒的碑拓墨迹，都使他赏心悦目，耽玩难舍。

在松江城内，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漫论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佶、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

“风吹明月堕鱼梁，读罢残书依绿杨。湖上藕花楼上月，踏歌惊起睡鸳鸯。”①董其昌此时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浮岚暖翠图》、《神楼图》、《枫泾仿古图》、《鹤林春社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不仅用笔爽利遒劲，而且含蓄灵秀，墨色苍润，把江南烟云流动、送翠接黛的景色，传神地反映出来，令人如临其境，美不胜收。

正当董其昌在江南游目骋怀、放情山水时，朝廷派他为湖广提学副使。

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董其昌从松江溯长江赴武昌上任，后来又因公务，赴衡州（今湖南衡阳）、荆州、蕲州（今湖北蕲春）等地视察学政。他再游潇湘，注意那时晴忽雨的泽国变幻，顿觉妙趣横生，时时展观随身携带董源、米芾、郭熙等人的作品，对景领略古人作画的意境，悟出诸如米氏山水墨沉淋漓、郭熙画石如云的奥秘，情不自禁地在舟中濡墨挥毫，去表现水乡那时而丽日多娇，时而浓云密布的怪奇景色，技艺愈为奇巧多变，深得超凡脱俗之趣。不过，对于纷纭变化的政局，董其昌却不那么留意，在学使任上因不愿俯仰顺时，而受到地方权势的反对。次年秋，数百名应试的生徒在乡绅的怂恿下，哄逐董其昌，并捣坏官署。他立刻拜疏求去，解绶返里，依然在松江过着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日夕以书画诗文为乐。

董其昌的诗以清丽自然、朴实明快著称，大多描写自然景色和寻幽探胜① 《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② 陈焯：《湘管斋寓赏编》卷六《董思白山水卷》跋语。

① 董其昌：《烟雨楼诗》，万历《秀水县志》卷八《艺文》。

之趣，流露出热爱祖国河山的情感，和向往林泉的志向，与他的品行相一致。这些诗虽率尔而成、传情而发，却词工、韵险，直抒己意，隽永、婉约，耐人寻味。他的散文也平淡而潇洒，温厚而精灵，徐弘祖等人曾不远数百里来请他为先人写碑铭。董其昌最擅长题跋，有时洋洋洒洒，风流蕴藉，恰到好处；有时三言五语，亦妙趣横生，如画龙点睛，耐人寻味。他精于鉴赏，判断虽出人意表，却每每有据。同时，他的行楷书天真烂漫，又结构森然，得赵孟頫之秀而去其媚，兼苏东坡之刚而去其犷。因此，董其昌的“片楮单牍，人争宝之”①，“名闻外国”②。他的作品，往往是诗、书、画相得益彰。继“吴门派”之后，董其昌被誉为“松江派”的泰斗，而树帜艺坛。

后来朝廷任命董其昌为福建副使，他上任仅四十五天，便辞职告归。无官一身轻，他又辞去朝廷任他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在江南写字作画，鉴赏文物。一些字画往往经过他的品题而声价倍增，董其昌所得润笔也相当可观，加上子弟们仗势盘剥乡里，垄断利津，数十年间，董其昌居然成为拥有千顷良田、百艘游船的大地主。

万历四十三年（1615）九月，董氏子弟因横行霸道，次子董祖常抢夺生员陆兆芳家使女，砸抢陆氏家产，并凌辱生员范昶致死，又毒打范氏寡妇，引起公愤。次年春，松江府娄县、上海、华亭三县生员首先发难，民众群起响应，包围董宅。上海、青浦、金山三县百姓赶至华亭助阵，不下万人，放火焚烧了董氏松江白龙潭住宅，董其昌如丧家之犬，惶惶然避地苏州、吴兴，直到秋天事平息，才敢回家。这次轰动江南的民变，史称“民抄董宦”。天启初年，董其昌应召任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赴京修《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书成，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协理詹事府事。天启五年（1625），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人称“董宗伯”。但他见阉党毒焰熏天，为避免不测，乃深自远引，乞休告归。崇祯四年（1631），他又被起用，复任礼部尚书。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酷爱书画，老而弥笃，他为内府名迹题跋，环肥燕瘦，品评甲乙，常常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得不以弟子的作品，去应付络绎不绝的求书画者①。朝鲜、琉球使臣也慕名前来索书，奉若珍品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昌总觉得京中的荣华不如家乡的清闲，首都的琼楼玉宇比不过松江的五湖三泖；况且此时功成名就，还是隐退为安。经过多次上疏乞休，崇祯七年（1634），董其昌被特准致仕，朝廷诏他为太子太保，让他驰驿归里。崇祯九年（1636）秋，他以老病逝于松江，享年八十二岁。南明弘光政权时谥号“文敏”③。

董其昌传世书画作品甚丰，有的流传美国、欧洲、日本，至今保存完好。他的诗文有《容台集》等。

① 何三畏：《漱六斋集》。

② 《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①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余家书派》；程正揆：《青溪遗稿》卷二六。② 谈迁：《枣林杂俎·先正流闻·董其昌》，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 年版，第162 页。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董尚书其昌》。

第二节 陈洪绶

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小净名。明亡后削发为僧，改号悔迟、老迟、弗迟、悔僧、云门僧、九品莲台主者。①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99 年2 月6 日）诞生于浙江诸暨枫桥长阜乡。

陈洪绶的祖父官至广东、陕西布政使，父亲则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

陈洪绶天资颖异，从小就喜爱诗文翰墨，尤好丹青，有次去萧山来斯行家作客，他见来氏庭院新刷的墙壁洁白无瑕，乃于壁上画起数尺高的关羽像，躯干魁伟，凤眼长髯，雄姿勃勃，邻里叹为观止。来氏因而把这进庭院改为关羽祠。九岁时丧父，在祖父的教育下，他研习经史，学作八股文，并且对绘事的兴趣亦与日俱增。他时常过钱塘江去杭州观赏府学两廊的壁画，还把石碑上宋人李公麟的《七十二贤图》拓回家，闭门临摹，直到不规形似才算满意。画家蓝瑛、孙杕见到他的绘画后，惊叹不已，蓝瑛赞叹道：“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②除画人物外，陈洪绶还学画花鸟、山水，所绘《爱菊图》、《芙藻鸂鶒图》等，妙趣横生，闻名远近。他十四岁时，悬画于市中，已可“立致金钱”③。祖父去世后，陈洪绶离乡到萧山随来斯行研习学问，后来又娶来氏之女为妻。

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洪绶赴绍兴蕺山，师事浙东名儒刘宗周。刘氏为人刚直、沉毅，博学多才，淡然名利，恪守封建伦理，尤好谈性命之学，又富有爱国热忱，这些都对陈洪绶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课读之暇，他与同窗好友追慕屈原、李贺遗风，作长短歌行，挑灯相咏，倡和为乐。他还乘兴绘《九歌人物图》、《屈子行吟图》，以表达对爱国诗人的崇敬之情。这些图画构思简括，技巧娴熟，既如宋人梁楷惜墨若金，又如唐人吴道子“吴带当风”，人物衣纹清圆爽劲，清晰动人。他又爱读《华严经》，沉溺其中，至忘寝食。此外，还擅长行草，学宋人米芾，遒劲、奔放。有些人为了得到他的墨迹，争相与之结交。不过陈洪绶并不因名声斐然而沾沾自喜，他想到家境的败落，国运的衰微，而自己苦读有年，却依然白袍青衣，功名不就，效劳朝廷、荣宗耀祖的志向迟迟不能实现，故而常常牢骚满腹，郁郁寡欢，杜康自放，借以消愁；有时烂醉之后，使气骂座，指斥臧否，一吐胸中不悦，神情孤傲，疏狂不羁，即便学使遣人向他索画，也会遭到拒绝。

陈洪绶最喜欢去杭州饱游饫看西湖山水，他徜徉于灵隐、岳王庙、于公祠诸胜，行吟六桥三竺间，以诗画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忧伤。他在诗中写道：“萧寺闻寒鸟，冷泉写黄鸟，时年二十三，高怀甚了了。”①这类感叹岁月蹉跎的诗，流露出当时他不得意的心境。

天启三年（1623），陈洪绶妻来氏染病亡故。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加① 黄涌泉：《陈洪绶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 年版。

② 孟远：《陈洪绶传》，据陈洪绶：《宝纶堂集》卷首，康熙木活字本。③ 毛奇龄：《西河文集·传》七《陈老莲别传》。

① 陈洪绶：《枯枝黄鸟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家庭的纠葛，给他增添了新的痛苦和烦恼；赘婿丧妻，处境自然十分尴尬。于是，他决计北上，捐资参加国子监考试，图谋一展抱负。冬天，他抵北京，但京城正是太监魏忠贤柄权的时候，贿赂公行，党祸不测，群小喧嚣，一派乌烟瘴气。他不仅壮志难酬，而且还卧病不起，穷困潦倒，处境十分狼狈。四年（1624），陈洪绶病体稍愈，就扫兴南归，养病诸暨。在家乡他结识县主簿周文炜之子周亮工，两人同游五泄山，观瀑布，谈诗文，趣味相投，许为笔墨之友。

不久，陈洪绶到杭州，与张岱读书灵隐岣嵝山房，并娶韩氏女为续弦。

这时陈洪绶新得佳丽，风流倜傥，更加疏放自娱；他醉心绘事，借以寄趣排忧，而且不为时尚所囿，大胆地为那些士大夫不屑一顾的小说作图，所绘《水浒人物》，出人意表，梁山豪杰，奇形怪状而神态毕具，“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①，陈继儒、赵宦光、邵弥等画家见后，无不为之骇目惊心。钱江两岸，秀色可餐，他载酒泛舟，陶醉在绿水青山中，性格也渐渐变得豁达、开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可常傲物，我亦爱傲人。三旬不成事，诗酒江南春。”②乐观、潇洒，颇为旷达。他还和曾鲸、祁彪佳等人诗酒高会，切磋画艺，创作日丰，有《娇红记人物图》、《古木秋天图》、《凤尾墨竹图》、《松石罗汉图》、《来鲁道夫人行乐图》、《宣文君授经图》等著名的作品问世。

崇祯十三年（1640），陈洪绶再次赴北京参加国子监考试。他喜结交，善绘事，好声伎，性放诞，和方以智、王崇简等复社名士文酒往还，畅怀娱乐，后来又以国子监生召为舍人，临历代帝王像，因得纵观内府书画，技艺猛进。他不像“吴门派”末流那样抱残守缺，而是学“松江派”，博取广采，倾心揣摩古人技法，融会诸长，自成一家；所绘山水亭榭，布墨有法，苍老润洁，颇具士气；人物深得古意，奇思巧构，变幻合宜，怪伟磊落，形神毕具；设色学吴道子，与世俗所尚浓艳之趣，大相径庭。陈洪绶的绘画与顺天（今北京市）崔子忠齐名，执画坛牛耳，时人有“南陈北崔”的美誉。不久，他被任命为内廷供奉。但陈洪绶目睹朝中权臣柄政，人事蜩螗，因而无意逗留北京，托辞不赴。在为周亮工绘的《彭泽令像》中，他流露出归隐之意。崇祯十六年（1643），陈洪绶终于离京回乡，尔后僦居绍兴城中徐渭故居“青藤书屋”。此处“不闻铁骑夕阳嘶”①，可以安心创作，为此他非常欣慰。然而政局的动荡已到了使人无法宁静的地步，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皇帝自尽煤山的消息传到江南，陈洪绶深感震惊，为明室的倾覆而无比悲痛，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一失常态，人以“狂士”相称，弘光政权成立后，友人劝他去应科举，以效忠明室，但他以“腐儒不可报君仇，药草簪中醉暮秋。此已生而不若死，尚思帝里看花落”的诗句②，谢却友人的好意，表示不思进取。次年，弘光政权灭亡。清军南进，占据杭州，浙东骚然。陈洪绶的师友刘宗周、祝渊、王毓蓍、祁彪佳，痛江山不保，恨奸臣误事，或绝食，或投水，纷纷含愤自尽。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件，给他很深的刺激，当鲁王监国绍兴时，他便投奔南明① 张岱：《陶庵梦忆·水浒牌》，上海书店1982 年影印本，第51 页。

②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久留》。

①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扫除青藤书屋有感》。

②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友人劝予南京科举，时甲申九月》。

政权。可是官军却借抗清之名，行虐民之实，残酷的现实，仿佛似一帖清醒剂，使陈洪绶对南明政权失去了信心。监国鲁王任命他为翰林，隆武遥授他为御史，均被心灰意冷的陈洪绶拒绝。满腔悲愤和磊落之慨，唯有从诗画中得到宣泄，他挥毫泼墨，绘《葛洪移家图》、《雷峰西照小景》、《钟馗像》等，笔墨之间处处表现出忧国伤时之感。马士英慕名卑礼求识一面，陈洪绶对这个祸国殃民的权贵非常厌恶，闭门坚拒。倘若有老兵出酒索诗画，他反而会欣然应允。

顺治三年（1646），浙东抗清武装节节失利，陈洪绶避乱绍兴郊外鹫峰，一度被清兵俘获，因拒绝作画而险遭杀害。六月，他潜至城南云门山，迫于生计，改号披缁，开始过着借僧活命的生活。数年来动荡的环境，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在《官军行》、《搜牢行》的长诗中，他抒发了对饱受战乱的家乡百姓的深切同情。

鉴于山寺卖画的不便，顺治四年（1647），陈洪绶回到城内青藤书屋。

是时清兵磨刀霍霍，大肆镇压四乡百姓的反抗，城中人人自危。白天他不敢外出，伏处书屋写《思荡坞》、《鸡鸣》等诗，寄托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他认为虽则“乱世无德人，无可邀天福”，但“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深感自悔，觉得“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①，每当想到自己的“不忠不孝”，未免“面赤耳热”②，惶惧不安。

激于明亡，愧于贪生，陈洪绶内心充满着痛苦与矛盾，因而愈加恣情山水，纵酒浇愁。顺治六年（1649），他移居杭州吴山，旧地重游，见到苏堤垂柳皆被剪伐，顿时感到无限的伤感，作《西湖垂柳图》，表现昔日湖畔杨柳依依、绿叶婆娑的湖光美景，借以一泄离乱之恨。他自称感慨多在山水间，愿与云影、山声、水光、花色共生共灭，青壮年时期的功名之欲，在人生的磨难之中，已化为死灰。陈洪绶此时不轻易创作，只是迫于生计才染笔涂抹，但笔力练达、老成，所绘《斗草仕女图》、《折梅仕女图》，笔墨倩冶，工而入逸，仕女穿宽袖唐装，与清人满服异趣；仕女有的含愁欲诉，有的凝神多思，风神衣袂，飘飘若仙。山水如《秋林晚泊图》、《溪山清夏图》，墨色简淡，意境深邃，枯树残柳，写出自己对山河破碎的焦虑。

陈洪绶主张绘画既要汲取古人长处，又要师法自然，并强调独抒性灵，不求形似。他喜欢清晨出门，漫步长桥、苏堤，吟咏篱落间，观赏西湖群峰静谧幽深的翠色，耽玩难舍，直至红日高升，才返回吴山僧舍。他又好用篆籀法画人物，力量宏深，渊雅静穆，古拙似魏晋手笔，所写题材大多为民间版画，如《博古叶子》和《鸳鸯冢》、《西厢记》、《水浒》人物，深为百姓喜闻乐见。尤其是图中人物的衣着发式，展现汉唐传统衣冠，寄托着深挚的民族情感，意在画外。

尽管生活清贫，一些旧友对穷困潦倒的陈洪绶冷若冰霜，但饱经世态炎凉的他，却执意不为清廷服务，孤傲不屈，过着温饱不济的生活，每得佳酿，辄烂醉方休。故交周亮工降清，官至户部右侍郎，路过杭州向他索画，洪绶不应；后经屡请，才作《归去来图》，用心良苦地劝周亮工不要为清廷服务。图中《解绶》一幅，绘陶渊明傲然官禄，两眼充满着愤懑的神色，形像高大；而接印的书生，个子矮小，弯背荷腰，一副拘谨贪禄的猥琐模样。此图既表①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青藤书屋示诸子》。

② 《宝纶堂集》卷二《太子湾识》。

现了陈洪绶的爱憎与民族节气，又浑然有古朴之风，由神入化，技艺高超。顺治九年（1652），陈洪绶忽然离开杭州回到诸暨，与旧时交游流连不忍相舍，不久病逝。或说，他“才多不自谋”，“有黄祖之祸”①，意即为粗蠢武人所害。根据他晚年曾在浙抚“田雄坐，尝使酒大骂”②，可以推测陈洪绶可能被嗜杀成性的田雄所暗杀。享年五十四岁，葬于绍兴谢墅官山。

子陈字，字无名，号小莲；学生严湛，字水子，两人皆善画人物。

洪绶一生，品行旷达，才气横溢。书画颇有传世，有的流传海外，日本、朝鲜等国争相购藏，视若珍品。诗文大多收入《宝纶堂集》。此外，还著有哲学著作《筮仪象解》。

① 丁耀亢：《丁野鹤集》，《陆舫诗草》卷四《壬辰（计一百六十四篇）·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参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683—684 页。② 邵廷采：《思复堂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8 页。

第四十三章 唐寅 文徵明 祝允明 沈周 仇英

第一节 唐寅

唐寅，字伯虎、子畏，晚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自署印有“南京解元”、“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等①。苏州吴县（今属江苏）皋桥吴趋里人。生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1470 年3 月5 日），殁于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523 年1 月7 日）②。祖籍晋昌（今山西晋城），出身于商贾家庭。他父亲却追慕功名，希望子弟能以科名成家。唐寅从小聪慧过人，少年即有才名，然而他秉性疏旷，放荡不羁。父亲去世后，更是无拘无束，纵酒不事生产，不肯埋首穷经。又经儿子早夭，爱妻徐氏病故，一连串的打击，使唐寅不知所措，终日长歌当哭，嬉游无度，甚至与同邑“狂生”张灵裸立学宫泮池中，激水相斗，亦不在意。③好友祝允明见他自暴自弃，十分惋惜，乃规劝他用心读书。唐寅慨然地说：“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①非常自信，以后听从规劝，闭户苦读一年，志在必得功名，果然于弘治十一年（1498）考中江南乡试第一名举人，摘取“解元”桂冠。

唐寅参加乡试时，主考官梁储看到他的试卷，曾惊叹他为“奇才”。还朝后，又携卷给詹事程敏政看，两人相与叹息道：“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②于是，程敏政也将唐寅收纳门下。后来，梁储奉使南行，唐寅曾请求程敏政代写一文以送行。

次年会试，唐寅与江阴考生徐经同舟而行，入京后又居住在一起。不料徐经竟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书僮，偷得考题。案发，唐寅受牵累下狱，饱受拷掠，“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③。尽管当局找不到唐寅与程敏政勾通的证据，但终因唐寅是程的门生，而被取消科考资格，并发往浙江为吏。

唐寅遭此莫名横祸，痛感社会的黑暗，大呼“士可杀而不可辱”④，断然拒绝为吏，返回吴县老家，从此无意功名。此时他的继室见丈夫功名断送，富贵荣华顿成泡影，便时时口出怨言，夫妻终于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为了排遣胸中的烦闷，唐寅离家远游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凡洞庭湖、祝融峰、武夷山、灵隐寺，山水清幽之处，他都驻足流连，领略湖山之胜。祖国秀丽奇伟的大好江山，自然界宁静无争的天地，使唐寅襟怀为之舒畅。回到家乡后，他振作精神，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桃花① 徐邦达：《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年版，第544—549 页。②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七《志传》，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第8 页。嘉庆六年重刊本。③ 据《六如居士集》卷七《志传》，黄鲁曾：《吴中故实记》，第11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297 页。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297 页。③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五《与文徵明书》，第3、4 页。

④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五《与文徵明书》，第3、4 页。

庵”，寄趣诗画创作，并以卖画为生。

唐寅的绘画，初学“院派”画家周臣，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笔墨精细，形象真实。放游归来后，他把才情奇思与积郁之气，悉数倾注丹铅笔墨之中，所绘除师法自然外，还师法宋元以来诸名家，以诗画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寄托逸花吐云般的英气，并与师友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研讨技法，切磋画艺，广采博取，清秀细纤之中，更添豪迈粗放的新意。

唐寅的山水画，立意高雅，大多表现高人雅士隐遁林泉、飘然尘俗的境况，借以吐露自己对社会黑暗的痛恨与反抗，与一些纯粹陶情山水的作品有所不同，更富有思想性和超迈旷逸之趣。由于唐寅既有院派的功底，又有文人画家的涵养，所以他的山水作品纤细而秀润，沈郁而奇峭，“刊落庸琐，务求浓厚，连江叠■，■■不穷”①，给人以真实而具体的美感，令人遐思万端。如《太湖平远图》、《江南农事图》、《春山幽趣图》等，工笔、写意俱佳，雅俗共赏。

唐寅尤其擅长绘仕女、人物。他笔下的宫妓、歌女、丫鬟等，承唐人张萱、周昉之风，线条工细，衣裳劲简，彩色柔丽，但并非丰腴高髻，而是小眉、小眼、瓜子脸，表现出江南女子娇小纤丽、弱不禁风的情态，让人同情生怜。如《贵妃出浴图》、《簪花仕女图》、《秋风纨扇图》等，形象大多清秀端庄、婀娜娟丽，眼中流露出羞涩的脉脉温情，十分含蓄、动人。他所绘花鸟，既不像院体过于刻板，却能得其纤细之妙，而且墨韵明净，真趣跃然；落墨疏密有致，恰到好处。像《梅花图》、《雨竹图》、《春莺图》等，翩翩文雅，洒脱高洁。

在桃花庵，唐寅与江南文友诗酒往还，专意创作，自诩为“桃花庵里桃花仙”①，自由自在，颇得其乐。以后，他又娶沈氏为妻，两人相敬如宾，并得一女，生活中充满了天伦之乐。“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②唐寅卖画自给，问心无愧，襟怀坦荡，风雅为欢。然而，宁静的生活并没有磨平他的功名之欲，委曲之心总是耿耿难平。

正德九年（1514），唐寅四十五岁时，终于应宁王朱宸濠之聘，前往南昌充任宾客。但他到了宁王府后，逐渐发现那些应召来的幕客，大多是不学无术之徒，猥琐庸俗，阿谀奉迎；而宁王又残暴无道，居心叵测，萌有异谋。唐寅十分后悔自己即将卷入不测之祸，乃借酒装疯，露其丑秽；宁王不堪忍受，以为唐寅这个江南才子仅为徒有虚名之辈，数月后便放他东归。

“乞求无得束书归，依旧骑驴向翠微。满面风霜尘土色，山妻相对有牛衣。”③南昌之行使唐寅对权贵的奸诈与虚伪有更清楚的认识，从此，他彻底地打消了仕宦功名之念。唐寅认为：“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④因而他愈加放荡不羁，疏狂任性，每每高朋满座，纵论东西，恣肆汪洋，时发奇趣。

唐寅的诗歌，初学唐人，此时则宗刘禹锡、白居易，“多凄怨之词”，① 王稚登：《国朝吴郡丹青志·唐解元》，见《美术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744 页。①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一《桃花庵歌》，第14 页。

②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二《感怀》，第25 页。

③ 唐寅：《自题骑驴思归图轴》。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298 页。

“不计工拙，兴寄烂慢”⑤，而风采斐然，照耀江表。在诗中，他不时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叹，如《叹世词》云：“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捱。花落花开，红颜容易改。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隙。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枉把身拘碍。人生过百年，便是超三界，别无闲计策□□。”又如《漫兴诗》云：“人生七十古来有，处世谁能得长久。光阴真是过隙驹，绿鬓看看成白首。积金到斗俱是闲，几人买断鬼门关。白日升天无此理，自古有生还有死。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张纸。古称彭祖寿最多，八百年后还如何。请君听我歌且舞，穷通寿夭皆由他。”①消极自放，却饱含着辛酸的人生感受。他还出入秦楼楚馆，放浪形骸，以尽量享受短暂的人生，并借以消却胸中的忧愁，在“半醒半醉”的生活中，冷眼世事，孤傲不羁，“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②。民间为此把他称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关于唐寅玩世不恭的故事。“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托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③晚年唐寅的诗文更为颓放，但亦更为沈玄，他自谓“后人知我者在此”④。唐寅还归心佛教，从色空观与人生梦幻说中寻求寄托；绘画笔墨老成练达，蓄有疏放之气。他沉溺酒色，生活潦倒，以致贫病交加，在势利的社会中过着孤寂的生活。尽管唐寅常以清闲自慰，但内心的不平与委屈始终难以消去。“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⑤嘉靖二年（1523）冬，他在临终前留下这首绝笔诗，含愤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唐寅的一生，怀才不遇，但却以诗画为明代的文化作出了贡献，后人把他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共推为画家“吴门派”的四杰，视作重振和发展文人画的大家；又把他与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共推为诗家“吴中四才子”，以诗风明快畅达而领一时风骚。唐寅兼工书法，行楷秀劲；他又善作曲，多才多艺。唐寅的诗文收入《六如居士集》，绘画作品传世有《落霞孤鹜图》、《簪花仕女图》、《山路松声图》等。

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298 页。

① 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十六，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376—377 页。②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一《桃花庵歌》，第14 页。

③ 唐寅：《自题纨扇图》。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④ 《明史》卷二八六《唐寅传》，开明书店版，第7794 页。

⑤ 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三《伯虎绝笔》，第33 页。

第二节 文徵明

文徵明，原名壁（亦作璧），字徵明，后改字徵仲，别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成化六年十一月初六日（1470 年11 月28 日），殁于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日（1559 年3 月28 日）①，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雅好诗文书画，为官清廉正直。文徵明少年时并不聪敏，“八九岁语犹不甚了了”②，可是他并不自暴自弃，力学自勉；后从父执李应祯学书法，从沈周学绘画，从吴宽学诗文。这些前辈对他要求都很严格，有次文徵明练字模仿苏轼行书笔意，李应祯嫌他缺乏基本行笔功力，不宜过早弃楷学行，乃立即大声训斥道：“破却工夫，何用随人脚踵？”并且又说道：“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③谆谆告诫文徵明要有踏实的学风。文徵明还与唐寅、都穆、徐祯卿等游从甚密，切磋学问。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下，他经过刻苦努力，二十余岁时能诗会画，文名渐起。

弘治十二年（1499），文徵明之父在温州知府任上不幸得了重病。他闻讯立即请医生一同赶去，但到达温州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天了。当地官绅士民凑了数千金作为赙银送给文徵明，他婉言谢却，并作书答谢道：“吾父以廉吏称，而吾忍污其死耶？《传》不云乎，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温州士民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因建“却金亭”以表彰文徵明的廉洁高风。①父亲去世后，文徵明愈加勤奋学习，研习八股制义，准备应科考，但他却屡困场屋，仅为秀才。而他的好友唐寅、祝允明、都穆，先后中举。命运多舛不禁使文徵明感慨万分，他长叹道：“吾岂不能时文哉？得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时好，吾不能也。”②为了消除烦恼，他在寒窗课读之际，寄趣书画，肆力古文，以后竟醉心于此，难以自拔。他埋首艺文，不慕利禄，家境较为清贫。但文徵明却甘于朴素，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怜悯或恩赐。有次巡抚俞谏嘉慕他的才学，准备送一些钱给他，就指着文徵明的衣服说：“怎么破成这副样子？”文徵明佯装不懂说：“这是暂时遭雨淋的缘故。”因而使得俞谏送钱的意图难以出口。③“舍舟即嵚崎，探策入窈窕。穷崖擘苍铁，直下千寻表。绝蹬悬飞梁，仰首心欲悼。阴壑多长风，六月更幽悄。秋声落井干，翠雨滴深篠。与君富闲怀，竟日恣幽讨。都将双足尘，濯向千年沼。”①文徵明性好山水，创作之暇，常去苏州虎丘、天平山诸名胜游览，寄怀自然，陶情冶性；有时还与友人结伴至南京、嘉兴、滁州、无锡等地，放舟清流，欣赏奇文，指点山河，悦目赏心，怡然自得。

随着岁月的推移，文徵明的文名和清雅高风已遍传海内，不少名流都来登门求教，他与唐寅、徐祯卿、祝允明有“吴中四才子”之誉。

①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文徵明·文徵明先生年表》，香港幸福出版社1960 年版，第20、34 页。②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三《文先生传》。

③ 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619 页。① 黄佐：《泰泉集》卷五四《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

② 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20 页。③ 《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

①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三《同履仁濯足剑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37 页。正德九年（1514），宁王朱宸濠倾慕文徵明的才艺，遣人送厚礼邀他去南昌。当时吴中一些文士，如唐寅等，禁不住宁王的盛情，纷纷应聘前往南昌，而文徵明却认为宁王如此广纳人才，必定不甘“久安藩服”②，居心叵测，因而他托病谢绝。许多人觉得文徵明未免过分敏感，不以为然。数年后，宁王果然叛乱，大家才信服文徵明具有远见卓识。

文徵明五十四岁时，由苏州巡抚李克成推荐，以贡生资格到北京吏部，授为翰林院待诏，参修《武宗实录》。在翰林院中，文徵明结识了杨慎、黄佐、林俊等一些饱学之士，他们谈论学问，相得甚欢，结为“莫逆”之友。文徵明以知识渊博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时诸名士觌德相先”，以致“户外屦常满”③。

“月转苍龙阙角西，建章云敛玉绳低。碧箫双引鸾声细，彩扇平分雉尾齐。老幸缀行班石陛，谬惭通籍预金闺。日高归院词头下，满袖天香拆紫泥。”①文徵明在京中这文人荟萃、五方杂处之地，见识得以增长，胸襟得以开拓。然而却好景不长，次年，他的友人杨慎等因“大礼议”事件而被世宗放逐。京中奸佞当道，群小弹冠相庆。文徵明因为不是进士出身，遭到一些年轻进士的讥讽，被人视为画匠。《实录》修完后，他又不愿巴结权贵，得不到升迁。少傅张璁是文徵明之父在温州选拔的文士，他千方百计想拉拢文徵明，但性格耿介的文徵明却不甘与权贵同流合污，避之唯恐不及。兵部尚书杨一清是文徵明之父的同年进士，文徵明并不因此去谋求升迁，反而指责杨一清的虚伪。

“天上楼台白玉堂，白头来作秘书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遥闻刻漏长。铃索萧闲青琐静，词头烂熳紫泥香。野人不识瀛洲乐，清梦依然在故乡。”②官场的尔虞我诈，时时使文徵明产生误落尘网之感，他思念家乡，怀念昔日自由的生活，决计请求南归，终于在五十七岁时得以如愿，从此开始过着诗画自娱、绝意仕进的生活。

回到江南后，文徵明筑“玉磬山房”于长洲，栽梧桐于庭院内，整日恣肆啸咏，放情丹青，自由自在，了无遗憾。慕名登门求诗文书画者络绎不绝。他萧闲吐纳，随时应答，文思敏捷，技法娴熟，应付裕如。

受沈周影响，文徵明认为诗文书画是寄托精神的墨戏，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操与个性，是高雅的文化活动；“文人画”与画匠之作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只是机械的谋生之作。他对于藩王、权贵、外国使者的求字求画，都婉言拒绝，认为这三种人不懂诗文书画的高雅情趣，为他们作画，会有失“文人”身份，而容易被人视为“画匠”。一些外国使者经过吴门，得不到文徵明的作品，只好遥致敬礼，引以为憾。①“苍山叠叠水斜斜，杨柳阴阴拂岸长。蜗名蝇利竟何益，争似青山卧白云。”②文徵明北京归来，更加酷爱家乡如画的山水，寒山寺的晨钟暮鼓，天平山的参天怪石，虎丘的古塔，灵岩的旧宫，太湖的风帆，运河的长桥，无② 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20 页。③ 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31 页。①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十一《奉天殿早朝二首》之二，第291 页②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十一《内直有感》，第298 页。

① 《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

② 文徵明：《题画诗》。按：此《山水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令他四时陶醉不已，徜徉于山明水秀之中。得自然风光之助，文徵明隽思若涌，画意诗情，绵绵不绝。他的山水画，除师法沈周简朴浑厚的画风外，还广学元人赵孟頫、王蒙、倪瓒、吴镇、黄公望，笔意萧疏幽淡，渐渐形成自己简洁典雅的风格。文徵明笔下的山水，大多是描写他所熟悉的苏州风物，无论是平静的湖水，淡淡的远山，还是白墙黑瓦的村舍，曲径通幽的园林，都表现出江南湖山的秀美明媚，寄托着自己陶情林泉的隐逸之思。

文徵明的作品，有细密秀美之作，但却带粗拙之味；也有疏粗放逸之作，但却蓄有翩翩文雅之致。他能够将粗疏与精细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笔下山水显得更为清丽动人，生机盎然。文徵明的设色山水，学赵孟頫青绿法，而不似李师道那样金碧辉煌，能使江南翠色浓郁及阴湿多晦的特征，一一无遗地显示出来。

除山水之外，文徵明还兼工人物、花卉；仕女、古贤之像，则秉承晋人顾恺之“高古游丝描”法，笔法以简洁秀挺取胜；兰竹之属，落笔以风斜雨急之意相拟，婉润秀丽，雅趣横溢，清幽可人。

他的书法，也博采名家之长，于篆、楷、隶、行、草诸体皆有造诣，尤长于行、楷，骨力刚健，颇具宋人风采，稳重而秀劲。小楷以精整见称，平稳融和。

文徵明的诗歌宗白居易、苏轼，抒写个人胸臆，吐词清丽明快，逸韵悠远，大多流露出悠游江南的闲适情感，歌风吟月，潇洒倜傥。但也有一些作品，洋溢着慷慨豪情，如《满江红［拂拭残碑］》云：“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①指斥宋高宗偏安江南，冤杀岳飞，精警而雄肆，吐露了爱国的豪情。他善于把诗文书画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使“文人画”的书卷之气更为浓郁。

文徵明洁身自好，优游林壑，“四方文儒道吴者，莫不过从，亦有枉道至者”，“艺文布满海内，家传人诵”②。晚年他的书画老成苍秀，满纸淋漓，更富逸韵。尤其可贵的是，他“好奖掖后进”，“有乞书者辄云：‘吾老且倦，即书亦不佳，盍住周公瑕。公瑕名不减吾，而神情正旺，于君何如。’有乞画者辄又云：‘当吾世而有钱叔宝，安用我为。’”③因此周天球（公瑕）、钱谷（叔宝）等后学，皆能脱颖而出，树名艺苑。文徵明的其他门生弟子，如陈淳、陆治、文彭、文嘉、文淑等，亦皈依不绝，各呈风采。他“主中吴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①，成为江南艺坛一代功德之主，影响远近。

文徵明还“博习典故，元末国初，故家遗老，流风旧事，从容抵掌，历历如贯珠”；他常常“坐白纸窗下，拥炉曝背，剧谈亹亹，坐客皆移日忘去”②。

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文徵明安然逝于家中，享年九十岁。临终前① 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七《满江红》，第1234 页。

② 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第1633 页。③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智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影印明末刻本，第14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305 页。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第306 页。

犹为严御史母书墓志铭。文徵明去世后，学者私谥贞献先生。

文徵明的一生，十试十落，但他从中吸取教训，我行我素，淡然功名，寄趣艺事，终于大器晚成。他“劳谦自牧，未尝一置身于有过之地”③，因而能旷达无怨，知足常乐；又能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以诗文书画陶冶性情，颐养天年，把沈周复兴的“文人画”推向新的发展高度，不仅使“文人画”的诗、书、画一体结合得更为完美，而且还阐扬书画自娱的文人士大夫精神，追求笔墨清润疏秀，以致与沈周、唐寅等形成“吴门画派”，成为明代最有影响的美术流派。

由于勤奋和高寿，文徵明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作品最多的艺术家，仅据著录所载，作品就达五千余件之多。其中如《洛神图》、《古木寒泉图》、《洞庭西山图》、《漪兰竹石图》、《真赏斋图》等，以及楷书《心经》、《千字文》、《洛神赋》等，除珍藏中国外，还为日本、美国、西欧等国所收藏，成为东方美术的珍品而传誉世界。著作名《莆田集》，后人编为《文徵明集》。

③ 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第1633 页。

第三节 祝允明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因生来右手六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①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祝颢，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晚年致仕家居，高风雅韵，辉映乡邦。外祖徐有贞，曾任华盖殿大学士，官至兵部尚书，善诗文，擅草书，被人尊为“当代魁儒”②。受二祖的教育，祝允明“耳濡目染”，“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

他勤奋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无论巨细精粗，皆能兼收并容，年轻时便“贯综典训，发为文章，茹涵古今”③。被南京太仆寺少卿、书法家李应祯选为女婿。

祝允明在李应祯的影响下，擅长楷书，精整严谨，浑朴秀美。他秉性旷达，常在广庭之中，当众谈笑风生，而援笔疾书诗文，则思若泉涌，颇富奇气。又爱好戏曲音乐，不仅善度新曲，而且逢场作戏，粉墨登场，连一些梨园弟子都自愧演技不如。他蔑视礼法，风流自喜，甚至饮酒狎妓，与唐寅、徐祯卿、文徵明并称为“吴中四才子”。

然而，祝允明参加科考却连年失利，直至弘治五年（1492）三十三岁时才中举人。后又参加会试，皆垂翅而归，仅补官任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可是，放诞不羁的祝允明，又过不惯官场虚伪的生活，不久便称病回家。

“吟诗写画似参禅，不向他人被里眠。生公堂前点头石，天平山上白云泉”；“身在云西梦想闲，松头鹤影枕屏间。一声隐隐啼花雉，信手推窗满眼山”。祝允明回乡后，更加沉酣山水诗文，疏狂自放。他似乎看破了人生，觉得一切都是游戏，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费却青钱换戏资，世人多道小儿痴。不知世事谁非戏，争得长年作小儿。”①祝允明百无聊赖，又“惮近礼法”②，才情无处宣泄，乃一一托之于自己所喜爱的书法。他“虽幼承内外二祖（祝颢、徐有贞）怀膝，长侍妇翁（李应祯）几杖，俱令习晋唐法书，而宋元时帖殊不令学也”；但是中年以后，祝允明兼学宋元名家楷书，而不甘囿于晋人、唐人了。他“每见米（芾）、赵（孟頫）二公书，则又未尝不临文欣羡”，“不胜技痒”，以致“援笔试步，亦略得形似焉”③。对历代名家的广泛学习，不抱一成不变之见，祝允明终于师古创新，集诸家大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作楷书，用笔厚重浑朴，筋骨内含，寓有钟书古肥的特点；同时点画的曲折长短、大小秾纤和斜正疏密，又变化多端，与那种万字一同的科举气息、四平八稳的馆阁体势迥然相异，点画参差，大小相间，显示出一种创新的精神，而又通篇浑成一体，并无杂乱之感。

除楷书外，祝允明还兼长草书、行书。他的行草，“源自大令（王献之）、① 《明史》卷二八六《祝允明传》，开明书店版，第709 页。

② 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99 页。③ 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99 页。① 祝允明：《题画诗》，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十六，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376—377 页。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第299 页。

③ 祝允明：《跋自书千字文、常清静经》。见《书法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第38 页。永（智永）师，兼以狂素（怀素）颠旭（张旭）”①。祝允明在师法晋、唐古人的同时，还对元以来的书家进行研究，比较长短得失，从中汲取营养。他说：“虞集如卤簿礼官，赞导应节，结束弄姿，稍远大雅；鲜于枢如三河壮侠，长袖善舞，豪鸷自擅，时落胡俗；邓文原如叠壁层城，不胜沈实；饶介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张雨如道士醮词，虽礼而野；倪瓒如金钱野菊，略存别韵；杨维桢如华译夷语，自堕侏■；陈璧如有若据坐，尚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卤彝，忽见三代；解缙如盾郎执戟，列侍明光。”在博览泛学的基础上，祝允明探骊得珠，行笔沉着痛快，结体奇宕潇洒，既有法度，又能时出新意，笔势转动之中见点画分明之效，却无连绵缠藤之笔；变化多端，而合于法度；跌宕奇特，而老成不苟。他的行草澹古，显然是与楷书的深厚功力有密切的关联。

祝允明的书法“乃今时第一”③，享有盛誉。四方人士常常携带钱物登门向他求字求诗。然而祝允明却经常推辞不见，沉湎酒色之中。有些人只好央求妓女，请她们代向祝允明索字索诗。

祝允明晚年更是疏狂任性，挥霍无度，以卖字得钱用来饮酒作乐，每次把钱花光为止，或把钱散给客人，自己不留分文，以致日益贫困。有时出门时，债主群集于其后，他反而更加高兴。

“春光满郊野，吾独爱西丘。碧水一池定，白云千顷流。散人歌小海，幼妓拨箜篌。远著谢公屐，高登王粲楼。人生一杯酒，又是系年游。”①“邢溪古岸头，日午泊行舟。两树李花发，一河春水流。英灵尚香火，豪杰不公侯。不尽古今恨，拂衣归去休。”②祝允明晚年的诗歌亦愈为清新平实，流畅通俗，大多写景抒情，吐露疏旷之感。

嘉靖五年（1526），祝允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许多书法墨迹， 存世作品有《六体诗赋卷》、《草书洛神赋》、《真草二体嵇康养生论》、《楷书梅花诗》等。祝允明还总结自己学书心得，写下《论楷书及扇书》，认为“一血，二骨，三肉，四筋，五员，六直，七平，八方，九结构，十变，十者备，谓之楷书”③；又写下《论章草》，主张：“章草须有古意乃佳，下笔重要，亦如真书点画明净，学者当以索靖、张芝、皇象、韦诞、月仪、《八月帖》、《急就章》为模范也。”④祝允明的诗文收入《枝山文集》（亦称《怀星堂集》）。此外，尚有《野记》、《罪知录》、《蚕衣》等文，及撰修《兴宁志》。

① 祝允明：《草书李白歌风台卷》，曾可前跋。此卷墨迹藏北京故宫博物院。② 祝允明：《评胜国人书》，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二四下，第720 页。③ 徐渭：《又跋停云馆帖》，《珊瑚网·书录》卷二四下，第721 页。

①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三《偶游虎丘》，同治十三年开雕，元和祝氏藏版本，第19 页。②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三《春日过邢溪春申君祠》，第11 页。

③ 祝允明：《论楷书及扇书》，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二三下，第640 页。④ 祝允明：《论章草》，见《书法丛刊》第一辑，第38 页。

第四节 沈周 仇英

沈周

沈周，字启南，初号玉田，改石田，晚号白石翁，别署有竹居主人，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人。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27 年12 月10日）①。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父祖两代皆淡然轩冕，隐居不仕，寄情山水，诗画自娱，收藏图书典册宏富。少年时向伯父、父亲学习绘画，又向同县人陈宽学习经书诗文，聪敏勤奋，才华出众。十五岁时游南京，写百韵诗，受到巡抚崔恭的赞许。崔恭还以《凤凰台赋》为题，面试沈周的文才；他挥笔立就，词采烂发，崔恭不由得惊奇万分，把他譬为王勃。②沈周回乡后，学习益发勤奋，“及长，书无所不览”③。他为诗学李贺等晚唐诸家，“分刌比度”④，务求出语惊人；绘画多作小幅，山水尤佳。受家庭的影响，沈周决心效法父祖，游艺丹青，洒翰诗赋，寄趣林泉，与世无争地度此一生。

景泰四年（1453），苏州太守汪浒赏识沈周的才学，乃推荐他应贤良科。沈周用《易经》占卦，得“遁”之九五，爻辞是“嘉遁贞吉”⑤，他非常高兴，隐居不仕的决心更加坚定，并因此而辞去荐举。父亲去世后，又有人劝沈周出去做官，他则仍以养母娱亲相辞。为了避开尘俗的喧扰，他特意在苏州城外购置了一栋房子，依竹林，傍水池，筑假山，建亭阁，颇多自然之趣；而房内陈列图书文物，窗明几净，可以静心进行诗文书画的创作。

沈周潜心艺术，很少入城。他为人宽厚恤贫，孝悌好客，胸襟磊落；蔑视黑暗的政治，冷眼尔虞我诈的社会，追求精神上的爱好与人身的个性自由，而不介入名利是非之中，因而坦荡超逸，“风神散朗，骨格高古，碧眼飘须，俨如神仙”①。

步入中年后，沈周的诗文改学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诸家，清新自然，如云容水态，若放马平原，似其胸次，不雕不琢，颇得真朴之趣，而难以方圆相囿。如《写怀寄僧》云：“虚壁疏灯一穗红，闲阶随处乱鸣虫。明河有影微云外，清露无声万木中。泽国苍茫秋水满，居民流落野烟空。不知谁解抛忧患，独对青山忆赞公。”②情高意逸，天真烂熳，因物赋形，意象俱新。他也有悲壮苍郁之作，如《从军行》云：“马上黄沙拂面行，汉家何日不劳兵。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父兄。云暗旌旗婆勒渡，月明刁斗受降城。左贤早待长绳缚，莫遣论功白发生。”③踔厉顿挫，横绝四海，风度如陆游，洋溢忧国爱民之情。

沈周的题画诗最为格高调雅，闻名远近，如“钓竿七尺玉，夕阳千叠山；①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沈石田先生年表》，香港幸福出版社1960 年版，第21、32 页。② 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新一版，第290 页。③ 《明史》卷二九八《沈周传》。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第290 页。

⑤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五《沈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595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第290 页。

② 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卷四《沈周》，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9 页。③ 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卷四《沈周》，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9 页。山客恰好晚，正及鸟飞还”；“草亭跨水沧浪间，翠云零落雨痕于。如今剩写江南意，一带青山隔岸看”等④，才情风发，平淡多趣，与画相配，别具浪漫潇洒之意。他的绘画初学董源、巨然、李成诸家，中年以后乃学倪瓒、黄公望等人，并且在四十岁后，拓为大幅；笔墨疏秀，却坚实豪放，沉着雄浑，墨气淋漓。沈周于山水、人物、花鸟、禽鱼、蔬果之属，无所不精。他“凡有所作，实力虚神，浑然有余”，落笔“似其为人，浩浩落落，自得于中，无假乎外”⑤；“澹逸深永，有突入南宋人者”①；他的作品“笔墨清润，而于染渲之际，元气淋漓，诚有如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②，颇类唐人王维。

沈周还擅长书法，学宋人黄庭坚，放纵遒劲。他常常自作画，自题诗，诗书画相得益彰。所绘《东庄图》、《沧洲趣图》、《仙山楼阁图》、《三桧图》、《夜雨图》等，大多描绘江南风光，以丰富的想象与真切的感受，表现祖国山河的锦绣、风光的明媚，寄托着自己热爱自然、热爱自由的高雅情趣。

沈周的画风，继承“元四家”的写意风格，粗放磅礴，使明初以来院派纤细拘谨的画风相形见绌。他的学生文徵明、唐寅等，继之而起，终于改变了院派在画坛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使“文人画”能够复振，而且形成了明代的文人画流派——“吴门画派”，得以领一时风骚。

沈周虽然高致绝人，但却和易近物，凡小贩、农夫、牧翁等持纸来向他索画，他多予以满足；即使有人以赝品来请他题句，沈周也乐然应之。故而京师、闽广等地来求画者，非常踊跃。

有苏州太守曹某，下令征集画工为新衙署绘屋墙，查画家名单中有沈周，便遣衙役通知沈周应征作画。有人劝他去拜会达官贵人，以解除这项差役。沈周回答说：“往役义也，非辱也！求免而往，则贱耳！”结果还是服完这次差役。尔后曹太守进京述职，吏部官员向他打听沈周情况，太守不知何指，姑且唯唯而已。后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又问：“沈先生有书信吗？”曹太守更加惊慌，茫然无言以对。他出来后，急忙向侍郎吴宽打听：“沈先生何人？”方才知道沈先生就是上次自己征集的画工沈周，感到非常惭愧。曹太守回苏州后，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拜访沈周，赔礼道歉，引咎自责。①沈周除到虞山、苏杭一带近处游览外，因侍奉老母，没有到远方去游览名胜。他的母亲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这时沈周也年已八十。他虽年迈，“而聪明不衰，酬对终日，不少厌怠。风流文物，照映一时”，人们以为“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②。正德四年八月初二日（1509 年8 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沈周的诗文著作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石田杂记》、《杜东原先生年谱》等。传世绘画作品有《溪山暮雪图》、《万松图》、《西园八咏册》、《洞庭秋霁图》、《风雨孤帆图》、《庐山高图》、《盘菊幽赏图》、④ 沈周：《题画诗》，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8—19 页。⑤ 方薰：《山静居论画》，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3 页。① 曾农髯：《跋沈石田山水册》，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4 页。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67 页。① 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七《沈周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2532 页。②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五《沈先生行状》，第596 页。

《虎丘图》、《杏花图》、《慈鸟图》等。③沈周一生，逍遥超脱，名利两忘，献身诗画创作，使一度沉寂的“文人画”得以复兴，金声玉振，重振风采。他出类拔萃，开风导气，被推为“吴门画派”的宗师，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同称“吴门四大家”。

仇英仇英（约1502—约1552）①，字实父、实甫，号十洲，原籍太仓（今属江苏），后移居苏州。出身贫寒，年轻时为油漆工匠。他笃爱绘画，常常试绘山水、人物等漆画，以技艺精巧而引起画家周臣的注意。周臣发现仇英有超群的绘画才能，因而把他收做门徒。从此，在良师的指导下，绘画水平与日俱增。

周臣的绘画师法宋人马远、夏圭，注重笔墨技法的基本功夫，被视为“院体中一高手”②。受周臣的影响，仇英也特别注意笔墨基本功的训练，精于临摹，“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③；“粉涂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④。

仇英临摹古人的作品，凡山水、界画、花鸟、人物，无所不学，绘有《临宋人山水界画人物画册》、《临宋人花果翎毛画册》、《临贯休白描十六罗汉卷》、《摹李昭道海天落照图》、《摹松雪沙苑图》、《摹赵伯驹桃源图》、《临赵伯驹光武渡河图》、《临王维辋川图》、《仿李龙眠揭钵图》等。⑤在临摹古人的基础上，他既汲取了院体画家的精细纤密，又学到文人画家的雅逸放纵，于南北诸画派的长处皆有心得体会。

仇英在技法上的学习不专一家，而是撷取诸家之长，熔于一炉，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他所绘《湖上仙山图》，“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①，不一而足。又如所绘《玉洞仙源图》，亦“近仿鸥波，得其轻清之致；远追摩诘，乃多沉着之笔。而人物师李龙眠，尤能须眉变换，殆有古必参，无体不化”②。后来，仇英又结识了“吴门画派”大师文徵明。文徵明是讲求笔墨雅致、追求画外之意的文人画家，仇英虚心向他学习，得到文徵明的赞许，所绘工而雅逸，富有盎然生意。他虽然不能作诗文题跋，就连印鉴也盖在画面不显著的位置上，不像一般文人画家诗、印、书法俱美；但是，他“天赋不凡，六法深诣”，笔墨“自有沉着痛快处”，而无“专事雕缋”之意，风格“萧③ 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文物出版社出版；日本铃木敬等：《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① 据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仇英生卒年岁考订及其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年版，第41 页。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68 页。③ 茅一相：《绘妙》。

④ 民国《吴县志》卷七五上《艺术列传·仇英》。

⑤ 据安岐：《墨缘汇观》，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升：《大观录》，邵松年：《古缘萃录》，汪砢玉：《珊瑚网·画录》等。

① 张丑：《清河书画舫·仇英湖上仙山图》。

② 吴升：《大观录·仇英玉洞仙源图》。按：“鸥波”即元人赵孟頫。

疏简远，以意涉笔”③，与文徵明、唐寅等名家的雅逸之趣，不相上下。嘉靖初年，文徵明还为仇英绘《独乐园图》作记，亲自题于图上；祝允明也以自己所书长篇经文，请仇英补绘《赵文敏写经图》④。一些文士，如陆安道、周幼海、许初等，也纷纷改变看不起画工的孤陋之态，愿与仇英结交，为他的作品题诗赋文，备加称赞⑤。在文人画中心的苏州艺坛，仇英以其秀雅纤丽的画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占有一席显著的地位。

仇英的人物画以仕女为最佳，他笔下的仕女，自然传神，灵秀韶韵；落笔细精谨微，形态各具，如《胡笳十八拍图》、《西厢传奇图》、《昭君出塞图》、《列女图》等，继承了宋人行笔秀润、设色浓艳的传统，形神兼备，颇具功力。此外，如《春夜宴桃李园图》、《蕉阴结夏图》、《移居渡水图》、《临流诗意图》等，人物神采奕奕，幅幅精工，一笔不苟，却极有士气，学宋徽宗而得其精，仿李公麟而得其犷。他所临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笔力刚健，造型准确，富丽繁华，而极有蓬勃之趣；无论是楼阁的细微精工，或者是人物姿态的千变万化，都富有新意，精细层累，典雅华贵，有出神入化之妙。

仇英的山水画，以青绿重彩见称，如《桐阴清话图》、《桃源高隐图》、《子虚上林图》、《仙山草庐图》等，金碧辉煌之中，带有飘逸优雅之气；翠色满目之间，孕育淡然冷寂之感。虽然丹碧交映，林木掩然，峰峦重叠，殿阁纷纭，却给人以庄重、清幽之象，工而能雅，风韵潇洒。

周臣去世后，仇英更是名著艺苑，独步一时。后来，他应嘉兴项元汴之邀，入其帷幕，充当画客。项氏收藏古人法书名绘富甲江南，仇英得以“览宋元名画，千有余矣；又得性天之授，餐霞吸露，遂为独绝之品，声重南金”①。

仇英作画，神情十分专注，“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宛如隔壁；钗钏戒顾”。②他所作无论是大幅中堂，还是册页扇面，无不惨淡经营，竭尽心思，构图精细严谨，设色繁复周到，很少有败颓之笔。而一些长轴大卷，如《清明上河图》、《兰亭修禊图》、《职贡图》、《上林较猎图》等，往往需要数月功夫才能完成，有的甚至历时二、三年才能完成。①长期的刻意绘事，耗去了仇英许多心血，以致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年仅五十，便遽然去世。②仇英虽然不像沈周、文徵明那样，以绘画消遣娱乐，颐养精神，获得高寿，但是他的作品，笔墨流畅，风韵雅逸，工而能秀，精而能犷，沿着文士画的方向不断地得到提高，因而人们把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相提并论，称作“吴门四大家”，视为明代中叶文人画的巨子。

仇英的绘画作品传世较广，有《临雀白竹鸥图》、《竹院逢僧图》、《摹宋元六景图册》、《白描观音像》、《莲溪渔隐图》、《归汾图》等，其中③ 方薰：《山静居画论》，见《美术丛书》第三集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486 页。④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21—22 页。⑤ 据汪砢玉：《珊瑚网·画录》卷十七，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1145—1146 页。① 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7 页。

②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①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23 页。②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不少作品流传海外，至今仍被人们视为至宝，得到妥善的收藏。③仇英之女仇珠（号杜陵内史）、孙仇世祥，亦善绘画。④③ 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文物出版社出版；日本铃木敬等：《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第四十四章 回回诗人

明代回回有不少诗人，其中以丁鹤年最负盛名。金大车在南京，锁懋坚在杭州，马继龙、闪继迪等在云南，也都享有令誉。

① 本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卷二八、二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第一节 丁鹤年及赛景初等

丁鹤年

丁鹤年（1335—1424），号友鹤山人。曾祖阿老丁、曾叔祖乌马儿是元初西域巨商。元世祖西征时， 财力匮乏，阿老丁、乌马儿兄弟把全部资财奉献，并从军。元朝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愿仕，特赐田宅留京奉朝请；乌马儿擢道宣慰使，后拜甘肃行中书省左丞。其祖苫思丁累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其父职马禄丁，四十岁始入仕任临川县簿，后迁武昌县达鲁花赤，性豪迈，有惠政，解官之日百姓为之建“种德堂”，并请求留居武昌，遂为武昌人。

职马禄丁有五子，鹤年最幼，兄弟皆业儒，四个兄长中有三人举进士，其中有爱理沙，字允中，官翰林应奉；烈瞻，官至万户。其姐月娥，亦富有才学。鹤年十二岁时丧父，“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①。

丁鹤年从小习儒书，就读于南湖书院，十七岁即精通《诗》、《书》、“三礼”。曾师事豫章名儒周怀孝。在诸弟子中周独器重鹤年，欲以爱女妻之。鹤年以母老，兄皆在外而辞。

丁鹤年不求仕进而厉志为学。幼时其父欲使他袭荫叔父桓州官职，鹤年辞之曰：“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②至正十二年（1352），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武昌，年仅十八岁的丁鹤年将生母冯氏安顿于城郊，护侍嫡母顺长江东逃至镇江避难。后嫡母病逝于镇江，他徒步往浙东投奔任定海县令的从兄吉雅谟丁③。由于浙西日乱，当时江南行御史台移治奉化，不少名公大臣赏识丁鹤年的才干，推荐他做官，都被他一一回绝。不久，吉雅谟丁去世，鹤年生活无依无靠，几乎陷于绝境，只好“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食僧舍卖药以自给”④。当时，浙东一带属方国珍的势力范围，方氏“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徙无常居”⑤。在浙东海岛潜踪匿迹，逃亡避祸，不得不“居简便夷俗，含凄效越吟”⑥。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政局逐渐安定，丁鹤年在定海海边筑室定居下来，名其室为“海巢”。明洪武十二年（1379），各地交通多恢复，丁鹤年告牒武昌长官回乡迁葬生母遗骨。回武昌后，几经周折，终于寻找到生母冯氏埋葬之所，将其尸骨迁至武昌城西寒溪寺后山父墓旁。

丁鹤年后半生主要是在杭州和武昌两地度过的，其间他曾游历江西、安徽、吴越、湖北、湖南等地，也有人说他到过四川。①丁鹤年晚年有较长一段时间隐居杭州，八十岁时曾代杭州父老作《送周① 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七《丁月娥传》。

②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高士传》。

③ 一说是丁鹤年亲兄。

④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高士传》。

⑤ 瞿佑：《归田诗话》下。

⑥ 《寄乡亲济阳公》。

① 《明诗纪事》乙签卷十七。

（一作月）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诗。乾隆《钱塘县志》说他“晚习天方法”，参加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最后，他结庐于父墓旁。永乐二十二年（1424）卒于武昌，葬于武昌寒溪寺后的山上。②丁鹤年是元末明初很有影响的诗人，在当时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漂泊，诗多有遗失。曾自编《海巢集》，他的诗在明清两代中均有刻本和抄本流传，各种版本收诗数目不尽一致，以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为最多，共收诗三百四十六首、铭五篇。丁鹤年尚有文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丁鹤年早年是在大动乱中度过的。他的不少诗篇真实地描述了他“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事野人同”③的悲惨处境。在《腐儒》一诗中，他沉痛地写道：落魄乾坤一腐儒，生逢四海日艰虞。

异邦作客歌黄鸟，空谷怀人咏白驹。

岂有纵横干七国，亦无词赋拟三都。

时危那敢辞贫贱，第恨长年走畏途。

战乱连年，兵戈四起，元朝在各族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摇摇欲坠。而作为元朝功勋之后的丁鹤年，不但“有家不可归”①，而且仲兄烈瞻、姐姐月娥都死于战乱之中。丁鹤年百忧并集，千愁齐聚。思乡，忧国，怀亲，悲己。于是，“志国怀乡一寸心”②，“一寸丹心都是愁”③，便成为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旋律。

丁鹤年忠于元朝。他清醒地感到元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他看到元朝官吏的腐败，同情人民的疾苦，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在《题余姚叶散常州判海堤卷补先兄太守遗阙》中写道：呜呼！只今四海俱横流，平地风波沉九州。

苍生引领望援溺，州县有官非叶侯。

州县有官非叶侯，御灾谁复忧民忧？

无人忧民忧，而农民起义的风暴已席卷全国。丁鹤年看清了“有柱难擎杞国天”④的局面，只好“惆怅无人解补天”⑤，祈求“天运行将返治平”⑥。元亡不久，丁鹤年写了《自咏十律》组诗，格调悲苍凄恻，集中体现了丁鹤年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如第一首诗写道：长淮横溃祸非轻，坐见中流砥柱倾。

太守九江先效死，诸公四海尚偷生。

风雪意气惭豪杰，雨露恩荣负圣明。

② 清光绪《武昌县志》卷九《冢墓》。

③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九。

① 《岁百忧集》。

② 《九日登定海虎蹲山》。

③ 《劳劳》。

④ 《逃禅室与苏伊举话旧有感》。

⑤ 《题族兄马子英进士竹石嘉树图》。

⑥ 《寄张廷言》。

一望神州一搔首，天南天北若为情。

对元朝的覆灭表现了无限的沉痛和惋惜，对自己未尽到臣子职责感到无限的惭愧和悔恨。他希望有朝一日元朝再次兴起：洪运未移神器在，周宣汉武果何人？（之九）

独有遗民负悲愤，草间忍死待宣光。（之六）

所以，戴良在《鹤年吟稿序》中指出：“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愍乱思治之意，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①丁鹤年是饱蘸自己的血泪写诗的。

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元亡的现实不可抗拒。丁鹤年决心做一个元朝的“草泽遗民”，“偷生江南”，唯求“只留清气在人间”②。

浪迹浙东时，丁鹤年常常隐匿佛道寺院；与僧道唱和，有《方外集》之作，其中多寄怀之诗。

丁鹤年大半生是在明朝度过的。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时，他年仅三十四岁。明朝建立后，社会日渐安定，丁鹤年的心境也逐渐平静下来，有时还颇为舒畅，他在《武昌南湖度夏》一诗中写道：湖山新雨洗炎埃，万朵青莲境里开。

日暮菱歌动南浦，女郎双桨荡舟来。

丁鹤年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对明初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明朝的政绩是给予赞扬的。如《送周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开头就说：“戈甲三边静，车书四海同。时平尚文治，第士明光宫。”对明朝削减赋税的措施，丁鹤年也极力称赞：宣朝廷德意，问闾阎疾苦。

游民亦占籍，编户悉安堵。

力役均平赋敛轻，去者讴歌来鼓舞。

目击盛事，岂容缄默，乃歌曰：生逢舜日当尧天，经营内外皆英贤。

八十衰翁百无外，茅檐击壤歌丰年。

但是，丁鹤年的出身和身世，特别是他的忠孝思想，使他始终抱着忠于元朝的态度。他曾著诗赞颂抗元“死节”的南宋士大夫是“端合附高名”①；对于仕明的人，他可以结合为朋友，可以鼓励他们建功立业，但他本人却对元朝忠贞不二。他谢绝了推荐、邀请，不做明朝的官，以“遗民”终老一生。他有一组《采莲曲》，从内容到情调均为后期作品。这组诗以情歌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气节情操，其中一首写道：采莲复采莲，争如采荷好。

花谢叶独存，团圆以终老。另一首写道：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

不学青萍叶，随波东复西。

他要“团圆以终老”，决不“随波东复西”。丁鹤年时刻都没有忘怀自己是先朝遗民。国破家亡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因此，他在明初写的诗仍蒙上一层哀怨忧愁的轻纱。有些诗虽比战乱时的诗委婉含蓄，但因时过①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三。

② 《赠表兄赛景初》。

① 《题宋贡士袁庸死节传后》。

境迁，痛定思痛，更显得冷静深沉，艺术上也更趋老成，如《重到西湖》：涌金风月昔追欢，一旦狂歌变永叹。

锦绣湖山兵气合，金银楼阁劫灰寒。

雪晴林野梅何在，霜冰苏堤柳自残。

欲买画船寻旧约，荒烟野水浩漫漫。

澹居老人至仁在《海巢集题后》云：“鹤年予友也，其诗忠义慷慨，有骚雅之遗意焉。”正点出了丁鹤年诗的主要特点。

丁鹤年的诗在艺术上善于学习古代诗人和元朝诗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鹤年既绝意于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颇深，尤长于五七言近体，往往沉郁顿挫，逼近古人，一无元季纤靡之习。”特别是他的怀乡志国之作，情真意切，雄浑悲苍，又“炼句精致”。他的古体诗语言朴实，晓畅自然。他的题画小诗数量多，质量高，清隽流丽，富于情趣。如《题天柱山》：枝翠五云中，擎天不计功。

谁能凌绝顶，看取日升东。

丁鹤年的诗在元末明初别树一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是萨都刺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诗人。

丁鹤年不仅以诗鸣于世，而且以孝子之名轰动一时，他主张做人“毋忘孝与忠”①。时人乌斯道曾撰《丁孝子传》和《丁孝子诗》②，详细记载了丁鹤年回乡迁葬父母遗骨的经过，诗开头就赞叹道：丁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丁鹤年精诚之心下达九泉。

因此，丁孝子之名广为传诵。清乾隆年间重刻他的诗集，“艺海珠尘”本即以《丁孝子诗集》题其集名。

赛景初丁鹤年的表兄赛景初，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曾孙。其祖纳速刺丁，其父乌马儿，皆元朝显宦。

赛景初是元末明初著名回族曲家、书法家，惜其作品未有流传。《录鬼簿续编》载其名，并曰：“公天性聪明，姿状丰伟，幼从巙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深嘉之。”曾任常熟判官。元末张士诚据吴，赛景初在其幕下任将军之职③。朱元璋灭吴后，赛景初隐居杭州，以鬻字为生。丁鹤年《赠表兄赛景初》写道：“萧条门巷旧王孙，旋写黄庭换绿樽。富贵倘来还自去，只留清气在乾坤。”描述了赛景初晚年的处境和生活。

吴惟善① 《送赤土矶巡检徐白任满》。

② 《春草斋集》卷七、卷二。

③ 张宪：《玉笥集》卷八《简景初》云：“千里淮吴府，先登得壮侯。马蹄开鸟阵，虎气绕蛇矛。春酒花攒帽，秋筝目满楼。幕宾虽老病，曾识旧风流。”此外，有卷五《临安道中寄赛景初》，卷九《送赛将军入吴兴收集故业》、《春日寄赛将军》、《留别赛景初》等。

吴惟善，樊川人，也是丁鹤年表兄，履历与生卒年不详。《丁鹤年集》后附其诗五首。

吴惟善学问渊博，他的诗讲究章法，富于联想。如《寄武昌诸友》：黄鹄山前汉水濆，一时英俊总能文。

金钗佐酒年俱少，银烛钞书夜每分。

雁杳鱼沉劳远思，狼贪羊狠绝前闻。

兵戈故国知谁在，目断西南日暮云。

又如《小游仙》之二：河汉无声海月寒，长鲸吸浪洞庭干。

一声铁笛风云动，人在危楼第九栏。

这首诗想象丰富，情调低回，寄托了元末士大夫的哀思。

杨应奎杨应奎，为明代北方回族诗人。字文焕，号渑谷，生年不详，卒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正德六年（1511）进士及第，历任仁和县令、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临洮知府、南阳知府，遭人中伤而被免职。杨应奎亦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后裔。明初，其六世祖莫苏奔益都，遂为益都人。因世居宛平之羊市，故改姓杨。其父鸾，字世享，府学生，累应举不第，博学有文才，善诗文，精书法。

杨应奎性直敢谏，在礼部任上因上书讽谏帝后而出为临洮知府。在临洮任上，整顿驿政，开凿水渠，引洮河水灌溉农田，深得民心。后迁南阳，荒年开仓救济百姓，又带领民众修筑堰堤，引水灌田。南阳百姓感其德，立生祠祀之。

杨应奎曾纂修《临洮府志》、《南阳府志》，著有《渑谷集》，已佚。

晚年居乡，结诗社，以吟诗唱和为乐。诗社八人之诗收入《海岱会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诗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故王士祯称其各体诗皆入格，非苟且者。”

第二节 金大车等江南诗人

金大车

金大车的先辈是默伽（即麦加）人，东来后居永平（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明太祖赐姓金，徙其高祖洵于江宁（今南京），遂为江宁人。父名贤，字士希，号东原，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任仁和知县，入为兵科给事中，出知大名府，改知延平。金贤“性资颖敏，魁岸闳达，有巨人度”，为官“不亢不随”。改知福建延平府时，他已厌倦仕途，多次表白说：“官非我志矣”，随上疏乞挂冠还乡。晚年，居家著述讲学，与朋旧为乐。“嘉靖七年（1528），大礼成推恩进亚中大夫。年七十一卒于家。”①金贤少年曾学《易》于吴彦华，并治《春秋》学，著有《春秋纪愚》。

《明诗纪事》丁签卷九录其诗《赠刘松隐》一首：“松隐先生屏俗缘，三层高阁咏游仙。我来不解琴中理，但乞松风白昼眠。”金大车出身在这样的士大夫家庭，少年时就读了不少的书。他和弟大舆都曾随当时文坛巨宿顾璘学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金大车（1491—1536），字子有，号方山。少年才华横溢，“方弱龄，学举子业，已能作奇语，为京师诸名辈所赏异”①。后学诗于顾璘，在同学中最为顾氏爱重。他又与陈凤、谢少南等修文会，其诗“词义双美，每一篇成，同社咸敛衽辍思焉”，深受好友的推崇。他从小有抱负，在《通中赠同行许仲贻》中写道：“勿翦凌空翼，君知黄鹄不？”嘉靖四年（1525）乡试中举。他自恃才高，连续四次参加会试。他的几位挚友，大多先后及第，而他却连连落选。凭他的举人身份及身在官场的名师好友，想做个小官还是不难的。但他“懒向权门试曳裾”②，故终生未得一官半职。他的家境日渐贫困，不得不依其妻族，中年便在忧愁悲苦中亡于旅途。

强烈的进取之心和屡次落第，给金大车的心灵上造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他在诗中抒发郁积心中的悲忿：“十年来往青袍在，赢得霜伴两鬓秋。”③“潦倒泥涂空白发”④，“年侵四十多穷愁”⑤。一种被世所遗的苦痛心情折磨着他，“忧”、“愁”、“悲”、“苦”构成了他诗歌的基调：“强颜于世计益讹，丈夫未遇奈若何？”①“世网何维挚，始愿差已非。进虞世路险，退苦生事微。高揖谢尘鞅，常与世人违。”②“琴书可消忧，不受樊笼役。”③尽管才华出众，气质非凡，但英雄无用武之地。金大车断绝了仕途的幻① 顾璘：《息园存稿》文六《东园金先生传》。城《息同存椰文六《东园金先生传》。① 陈凤：《金子有传》。

② 《怀陈汝芳》。

③ 《济阳道中》。

④ 《寄许仲贻》。

⑤ 《与舍弟子坤、高进思、陈羽宴集》。

① 《赠别郑三》。

② 《感怀二首》之二。

③ 《归途杂思》之四。

想，从著书立说、吟咏诗章中寄托志向，寻求解脱。在他的大多数诗篇中，怀才不遇的愤懑，奔走谋生的痛苦，疾世傲俗的清高，无可奈何的心境，交织在一起。长期不得志的处境，加之行义好施、不善理财，家境日贫，生活清苦。这就使他较多地接触了下层社会，亲眼看到了一些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他在《归途杂诗》之二写道：我昔游齐东，数醉村家酒。

今日经古途，访之寂无有。

惆怅憩空林，偶值苍颜叟。

为言遭岁凶，饥寒苦奔走。

布褐不掩形，藜藿不充口。

沟壑半流离，十室空八九。

我闻泣沾裳，伫立不能久。

寄谢当涂人，此意还知否？

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荒年农民的苦难生活，具体地描绘了当时农村的悲惨情景。

金大车还写了一些记述旅途生活和游览山水的诗，有些诗能在严谨的格律中写得朴实自然、生动真切，如《淮阴道中》：宵发清江浦，朝来白马湖。

村童拾萍梗，水鸟集菰蒲。

索缆雨初歇，发舡人竞呼。

居民尽南语，渐喜近归途。

金大车的诗虽受当时统治诗坛的复古诗派的影响，但由于他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清贫的生活，他没有完全走上盲目拟古的歧途。他的诗尽管内容比较单薄，题材比较狭窄，但却摆脱了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窠臼。他主张诗歌要着重抒发感情。他说：“诗也者志之征也，志蕴诸中而言出焉。”①他的诗感情真挚，深沉含蓄，如潜流回萦，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由于他的处境和心情，他的不少诗给人以压抑之感。

大车以五言见长，语言朴实自然，格调细腻深幽，表现了恬澹舒缓的意境。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第七中说：“子有诗法襄阳（孟浩然）随州（刘长卿）”，是有一定道理的。著作有《子有集》，收入《金陵丛书》刻本。又有《方山遗稿》，已佚。

金大舆金大舆，字子坤，号平湖，生年不详，约晚于金大车两三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后。酷爱诗歌，“有耽诗之癖”，“不以壮暮而废吟”，“不以泰约而辍咏”②。著有《子坤集》。早年“游思故籍，极意述造，通览六纬，穷研五际”③。他也曾热衷功名，参加乡试。但连个举人也未考中，断绝了仕进的希望。为人正直不阿，“南都贵人多访，人去不答”①。他“又雅① 顾璘：《浮湘集跋》。

② 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③ 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① 《列朝诗集》丁集第七。

不事生产，而贫顾日益甚，所居蓬室污下，脱粟不厌。而子坤处之泊如也”②。黄姬水说他：“岂因贫贱事干谒，闭门著书无斗粮。犹耻王孙一饭惠，未忘侠烈五陵狂。”

金大舆一生写了大量游览山水、述志咏怀之作，诗中大多浸透着强烈的愤世疾俗之情，不像其兄诗流露出那么浓厚的感伤情调和无可奈何的心绪。他在诗中写道：“我本丘壑人，远谢当涂客。”③“君子图鼎勒，宵人甘泥蟠。大歌种豆诗，聊以灌吾田。”④“愿言谢天罚，穷居逃世网。”⑤这类表面甘于清贫的隐居生活，骨子里充满愤愤不平的诗句，在大舆诗篇中处处可见。在《伯兄忌日》中，他对封建社会的不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莫言贫贱长可欺！莫言富贵长可守！陈梁罗绮不重开，王谢楼台复何有？”⑥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了激烈的谴责，甚至是诅咒了。他在《哀吴中》中写道：君不见三吴自古说繁华，朱户雕梁千万家。

春到青山争拾翠，秋来绿水采荷花。

士女游人青雀舫，王孙公子七香车。

香车雀舫相追逐，岁岁骄奢欢不足。

..自言观赏复年年，谁知海上动风烟。

五湖不见寻芳棹，三柳俄惊泛虏船。

吴岫乱麻堆白骨，横塘衰草编戈铤。

虚征恶少催骄虏，浪说将军有控弦。

..甲士孤城守戍楼，举头村落尽墟丘。

荆榛乱塞无平路，沙岸奔崩有急流。

..勤王交广军，勇悍知无敌。

上将分符领重兵，招摇映日转旌旗。

龙城王气千年在，鱼海妖氛有日平。

明代中叶以后，国势日微，倭寇屡次侵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金大舆在这首诗中具体描绘了倭寇入侵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揭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高官贵族的骄奢腐败；痛斥了当政的将领们在抗敌时的昏愦无能；表现了中国人民能够退敌、保卫疆土的坚定信念。但是，面对外敌的巨大威胁和国内政治的昏暗，明廷却不知清明政治，仍然任用奸佞，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打击异己，使许多有胆有识之士报国无门。他对此深有感触，更加抑制不住内心的忧愤：而今海上风烟动，白骨如麻死者聚。

国贼早储递相催，羽檄飞符日转送。

见金不学鲁仲辞，哀时谁作贾生恸。

志士幽人空泪垂，经时离乱有余悲。

② 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③ 《春日雨中访许刑、曹子夏二首》之二。

④ 《奉送伯兄方山子春试三首》之三。

⑤ 《移古二首》之一。

⑥ 《秋日登高咏怀》。

已嗟身世终难料，况复虚名何所为？

君今蹭蹬不须叹，满地兵戈行路难。

且为言笑对儿女，村沽浊酒醉青山。①这些诗中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形象，正是金大舆自己。

金大舆也写了一些田园诗和山水诗。有些诗写得恬静，有些诗写得清新，特别是一些绝句，写得新鲜活泼，意趣横生。如：《白下春游曲》之一：江南春暖杏花多，拾翠寻芳逐队过。

满地绿阴铺径转，隔枝黄鸟近人歌。

金大舆豪放不羁，感情炽烈。他作诗不为时风所囿。在当时诗坛诸大家中，他最推崇谪戍云南的杨慎。他和诗友们曾悬杨慎画像于堂上，每人作诗一首寄给云南杨慎，以表敬慕之情。大舆诗云：“何时一棹穿巴峡，得就扬云问太玄。”

金大舆善七言，尤其是七古成就最高。他把诗歌创作看作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凡平生豪宕愤激愀怆之怀，一于诗发之。”②他的诗感情直率，气势磅礴，心中所想，直发于笔端，如明河湍急，瀑布飞腾，有一股暴发的力量和声势。他注意语言的锤炼，诗句对仗的工整和词藻的华美，追求意境的新奇和声音的铿锵。有人评其诗“清新秀朗”③。其兄大车赞扬他的诗“短咏长歌匹群王”④，则是很恰当的。

锁懋坚锁懋坚，杭州人，生卒年不详。有诗名，惜其无诗留传，仅存《沈醉东风》词一阕：风过处，香生院宇。雨收时翠湿琴书。移来小朵峰，幻出天然趣。

倚阑干，尽日披图。谩说蓬莱恐是虚，只此是神仙洞府。这首词是他在成化年间（1465—1487）游莒城（浙江吴兴）时所作。时朱文理向锁懋坚索诗，锁懋坚即席填此词以咏朱家假山。时人对锁懋坚敏捷的才思和清丽的文笔十分赞赏，一时传为佳话。

虎伯恭虎伯恭，明初著名的回回曲家、诗人。自幼习学儒学，与弟伯俭、伯让以孝义相友爱，并发明性理之学。虎伯恭才学横溢，“诗学韦柳，字法献羲。至于乐府、隐语，靡不究意”①。但其诗曲未有留存。

虎伯恭居杭州，经常与友人“作湖山之游，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指云”②。

① 《托赠西门仲氏》。

② 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③ 陈凤：《金子有传》。

④ 《与舍弟子坤、高进思、陈伯羽宴集》。

① ②《录鬼簿续编》。

② 《录鬼簿续编》。

第三节 马继龙等云南诗人

马继龙

马继龙，字云卿，号梅樵，云南永昌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曾在四川一带任职，官至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著有《梅樵集》，未刊。《滇南诗略》录其诗六十八首。得天居士在《滇南人物志》中说：“金齿明诗，禺山后惟梅樵一人而已。”①对其评价颇高。诗多感情深沉，气象浑厚，不少是抒发壮志未酬和仕途失意的感慨。他说：“壮志于今萧瑟尽”②，“老去功名成画饼”③。在《雨中漫述》中写道：芙蓉城上雨霏霏，浊酒清吟独掩扉。

泽国水寒云不散，江天风急雁孤飞。

十年弹铗无人识，千里思乡有梦归。

世味从来浑嚼蜡，生涯还忆故山薇。

这首诗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浑然一体，真切感人。诗人把对官场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对湮没人材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淋漓尽致地倾吐出来。“世味从来浑嚼蜡”，是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追逐功名的有力否定，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

马继龙还有不少怀古之作，大多写得苍劲古朴，耐人寻味，如《沧江怀古》：孤江铁索跨长虹，鸟道从天一线通。

树响龙来陵谷雨，山空猿啸石楼风。

白蛮南诏襟喉地，万木荒祠鼓角中。

象马年来归贡赋，土人犹说武侯功。

诗中不但生动地描绘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奇异风光、险要地势，而且表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之情。他在其他一些诗中也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马继龙的诗篇格调高昂雄健，语言清新凝炼，“清奇朗润，跌宕风流”①闪继迪闪继迪，字允修，云南保山人。生年不详，卒于崇祯十年（1637）②。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任吏部司务。“天性笃孝，家法严正，生平喜奖掖人，不喜人谀”③。曾携季子仲侗游历吴越等地，游览唱和之诗甚多，晚年居故乡。他以子仲俨贵，赠检讨，赐御祭。

闪继迪喜为诗文，著有《羽岑园秋兴》（一作《雨岑园秋兴》）、《吴① 禺山，即张含，字愈光，号禺山，明代云南著名诗人，著有《禺山集》。② 《春日出仁寿郭门有感》。

③ 《雨中忆梁大山》。

① 张履程：《滇南诗选序》。

② 据《徐霞客游记》卷十七考证。

③ 《永昌府志》卷四二。

越吟草》诸集。诗集已佚，现仅存诗六十余首。④他富有才学，但未受重用。其诗多有怀才不遇之慨，如：“少壮身违俗，江湖晚弄桡。牢骚贫贱骨，潦倒圣明朝。”⑤“有酒芳辰共潦倒，裁诗深夜破牢骚。”①但如《定海演武场怀李于鳞先生》诗，通过怀念、颂扬隆庆，万历年间的强盛，流露出对明朝后期的国势日衰、文风日颓的忧虑。他希望朝廷重用忠良贤能，对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非常不满。在《忠肃公庙》一诗中对爱国正直的于谦表达了深切的怀念：“浮云不散英雄恨，碧草黄鹂涕泪中。”而在《铜铸破像秦桧夫妇》中写道：亘古此夫妻，阴阳戾气齐。

玩龙如弄雀，杀虎似刑鸡。

挞处身曾痛，诃来面不红。

黄金在何处，留得半腔铜。

对凶残狠毒、气焰嚣张的秦桧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嘲讽。

闪继迪的诗作格调较高，一些诗颇受李贺的影响，气势雄浑贯通，语言有力，富于想象，情绪激越。例如《霹雳石》：云根嶙峋插江岸，羲之手迹镌其畔。

砰■鸪天鼓绕飞电，葳蕤展放玉兰瓣。

文字破坏不成段，点画模糊难尽辨。

才人狙喜夸笔砚，紫霄天帝煞忻羡，六丁追取何猛悍。想象琼楼白玉案，长吉作记非妖幻。此道萧萧墨一片，天上贵重人间贱。

他也写了一些清秀明丽、情趣盎然的小诗，如《西湖逢里人》：三吴水尽越山出，五色云中乡梦长。

正是西湖秋月满，故人相遇在钱塘。

此外，还留存散文两篇①，文笔平实，章法谨严，起伏有致。

闪仲俨（1597—1642），字人望，一说字中畏。闪继迪长子。天启五年（1625）进士，历官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为人刚直不阿，曾忤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庄烈帝召为撰修日讲官。

闪仲伊著有诗集，已佚，现仅存诗一首，《寄答萧五云孝廉》：骏马燕市如屯云，流星飞电谁逸群？

逞材海内罗国宝，得子天南张吾军。

愁病别来但支骨，风烟隔远疏论文。

荒园伏枕寂无事，空谷蛩然何处闻？

这首诗可能是闪仲俨遭到阉党打击排斥后，闲居家乡时写的。诗中流露出一股苦闷怨恨的情绪。同时，也表现了闪仲俨不甘寂寞，希望用“逞材海内”的强烈愿望。诗的语言流畅，格调峻峭，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倔强的进取精神，显示了闪仲俨的诗歌才华和独特风貌。徐霞客游滇西时，曾受到闪仲俨兄弟的热情帮助和款待。闪仲俨“以所④ 见《滇南诗略》、《诗源》（姚佺删定）、《滇南诗选》、《永昌府志》等书。⑤ 《仙政楼独坐》。

① 《寄王泰符侍御》。

① 《滇南文略》卷十九《刻弘山先生存稿语录序》，《滇文丛录》卷八一《创建一城碑记》。作长歌赠，更馈以赆。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②。惜其诗、字未留存下来。

闪仲侗，字士觉，号知愿，闪继迪次子。天启七年（1627）举人，有诗才，曾随父漫游吴越，到处唱和，著有《鹤和篇》①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集一卷为杂文，一卷为诗，一卷为制义。”

闪应雷，字明山，保山人，岁贡生，疑是闪继迪的同宗，生卒年不详。

《滇诗拾遗》、《大理府志》共录其诗三首，均为写景诗，如《登绣岭望点苍山》：山竹尽日云霄里，天际俄开十九峰。

立马乍疑青汉接，振衣翻觉翠烟重。

垂垂银涌千崖雪，飒飒暗涛万壑松。

胜概可容图画得，不禁清啸堕芙蓉。

这首诗写得开朗、明快，赞美了祖国西南边疆点苍山的壮丽风光。

马上捷马明阳与闪仲俨、闪仲侗约略同时的云南回族诗人，还有马上捷、马明阳。

马上捷，字云客，号阆仙，云南寻甸人。著有《拾芥轩集》，已佚。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游昆明，曾与马上捷相识并谈诗论文。可惜上捷无诗作留存下来。

马明阳，字异野，云南新兴人。崇祯间任顺宁府教授，后归隐不仕。

马明阳幼年即攻读儒学，才华出众，见解深邃。应童子试时，督学命诸生讲书。马明阳讲毕，督学避席赞之曰：“从来简册之所未载，前贤之所未发。”①马明阳对经史百家多有深入的研究，数学、天文、音乐、字韵、医卜之书，无不涉猎。他喜为诗文，“文宗昌黎，诗摹少陵，远近诵之如获异珍焉”②。著有《马异野文集》，惜不传世。

② 《徐霞客游记》卷十八。

① 《永昌府志》作《鹤鸣篇》。

① 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马异野孝廉文集序》。

② 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马异野孝廉文集序》。

第四十五章 李时珍

第一节 出身世医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出身在世医之家。父亲李言闻，为当时名医，著作有《四诊发明》、《艾叶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书①，曾做过“太医吏目”②李时珍从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父亲有志培养他走上仕途，督促他认真读书，除了儒家经典是必读的外，还有小说传奇、诗词歌赋，无不涉猎。这就为李时珍后来从事医药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三岁那年，中了秀才，但随后的三次乡试，却屡屡失利。他的志向不在科举而是对中医本草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放弃了科举。他随父亲诊病济穷，同时专心致志于医药学和博物学的研究。后因医好楚王之子的暴厥症，他被征任楚王府奉祠正。嘉靖年间，一度赴京，供职太医院，不久托病归。有感于历代《本草》多有讹误，又对方士迷信泛滥的不满，立志重修《本草》。他不辞艰辛，跋涉远近，寻采草药，访求药书，不耻下问，考辨异同。积三十余年之功，三易其稿，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晚年曾赴南京谋求刊刻，并对全书加以修订定稿。万历二十一年（1593）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① 《明史·艺文志》。

②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人参》，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 年版。

第二节 《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

《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学巨著。根据《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李时珍首先是在医药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十分重视中医的辨证论治，主张全面认识疾病，四诊合参，然后依病处方。对于所谓“一方可以通治百病”的说法，他是极力反对的，这是“方伎家之术”，不宜提倡。他认为治病应当深入了解病情，使其有的放矢①。如，在应用峻泻剂巴豆丸五十粒大胆地治愈王太仆的久痢溏泄病之后，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治病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当，才能取得疗效。②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和脏腑经络，他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能灵活应用。例如，他用木瓜来治疗转筋与血病脚膝乏力。一般医家认为是由于木瓜味酸入肝，而肝又主筋，所以木瓜可治疗转筋。李时珍则认为应从五行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即木瓜可以收敛脾肺耗散之气，脾肺在五行中分属土金二行，还能泻肝木之气，从而使病症得以治愈。③从临床上说，对李时珍影响最大的，要算金元时名医张元素、李东垣这一学派。李时珍对张元素在医药学理论如药性的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泄、六气、归经等内容的论述，备加赞扬。受“补土派”代表人物李东垣的影响，李时珍在临证过程中也特别重视脾胃的健运和正常功能。他认为人的中气（与脾胃机能密切相关）与疾病状态、人体正气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甚至人体的头部能保持端正不倾，九窍所以能通利，与胃中清阳上升之气关系也极为密切，告诫治病匆过用苦寒而伤脾胃之气。如对于用麻黄汤治疗伤寒的机制，一般均认为是风寒发表、调和营卫、发汗祛邪。李时珍则认为，汤方中之麻黄、桂枝、芍药、甘草以及姜枣等，率皆理脾救肺之药。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在医学方面，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明。如：首次记载的一些病症，有铅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虫病等。创造了诸如蒸汽消毒、冰块冷敷胸部以急救高热昏迷。倡用点燃香料烟薰以达到消毒空气的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李时珍在医药学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相当高的成就。

由于我国古代本草学的博物学性质，李时珍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在生物学方面，李时珍已经具有生物进化的思想萌芽。当时，他已经注意到生物界具有一定的变化顺序。在动物类药物中，他根据动物构造的复杂性，依次分成虫、鳞、介、禽、兽和人等部。这样的分类，大体符合现代关于动物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他还特别注意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指出地域和四时气候因素的差异，将影响生物的生长与形态。如指出在浊水和流水中的鱼与清水和止水中的鱼的颜色及习性迥别；而山禽的咮短而尾则修长，水禽则咮长而尾促。他认为鱼类的鳞与水波粼粼相似；树林中的鸟羽毛像树叶，而兽类的毛像草，所谓“毛协四时，色合五方”①。还指出动物可以通过人工豢养而予以驯化，如驯化野① 《本草纲目》卷二三《阿芙蓉》。

② 《本草纲目》卷二三《阿芙蓉》。

③ 《本草纲目》卷三○《木瓜》。

① 《本草纲目》卷四七《禽部》。

象，可以指挥自如，对于植物，家种的莲藕多佳，要比野生者好。他还观察到遗传上的相关变异，如指出人体头发发白，其迟早老少，均与寿命之短长无关，而与“祖传”等因素有关；又指出乌骨鸡只须验舌，即可以知晓是否真乌骨鸡等等。

在矿物学和化学方面，李时珍已注意到地球化学分区的现象。在叙述铜矿时，指出有赤、白、青之分。又指出水精出于南方者白、北方者黑，信州水晶则浊，说明矿物的分布和性质与地球的区域不同有关。关于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书中记载无机单体化学元素十九种，包括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锡、铝、锰、铅、铁、硼、碳、硅、砷及硫等，以及由这些元素构成的化合物数十种。对于每一种物质的来源、鉴别及化学上的特性，都有较详尽的叙述。最可贵的是已依照各种单体元素及其化合物进行分类，基本上能按单体元素分类，从而澄清了其前代在这类药物上的一些混乱。在制备各种药物时，记载了包括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风化、沉淀、干燥、烧灼、倾泄等现代化学所应用的各种方法。他认为，城市中的井水易污染，如用来煎药，须浓煎澄清后，才能应用，否则将影响药效。他还掌握了制备碱性碳酸铜的方法，即利用铜器在带微酸性的浆水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互相作用下出现的化学反应的结果。书中叙述的制备粉锡（即碱性醋酸铅）的方法，与现代荷兰法制备相似。他在叙述铅丹的制备法时，提到的制备过程，是利用物质溶解度和比重的不同，进行分离和提纯，由硝石与矾石分解和氧化而完成的。就石膏而言，李时珍指出，根据硬度的不同，长石与寒水石实为不同的两种；再根据破碎后之物理性质不同，即方解石呈方块状，而长石成片段状，也是同类的不同两种物质。在有机化学方面，李时珍记录了以五倍子制取“百药煎”治痰嗽的方法，实际上是我国最早制取没食子酸的记录。五倍子含有大量的鞣质，遇到蛋白质及胶质时即生成沉淀，经过发酵可使毒性降低，而溶解性提高，如再经麴菌的水解作用，就得出白色丝状的没食子酸结晶，这个过程他已经加以实际应用了。

其他自然科学，如在解剖生理学方面，从解剖学上说，李时珍所指的“脾”，乃俗话所说的“联贴”，是有形之物，即后世所说的胰脏。他又首先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说人体的头部如圆形的穹窿天盖，在这里有“泥丸之宫”，是一身神灵所集中的部位①，这在我国古代医学以心为全身脏腑的主宰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使其后的一些医学家对于脑子的功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在药物栽培方面，对于土壤、整地、繁殖、灌溉、施肥和收获的知识，都符合现代药物栽培学的要求。李时珍还通过利用较精密的称量方法，测量容器中水分蒸发速度的不同，以预知天气的晴雨；利用玻璃中是否有气孔存在，以鉴别天然及人工制造产品。他还指出动物粪便可以化石、动物也可以化石，这些也属首次记载。他还指出月球与大地一样，其中的树影、嫦娥之类，实乃“山河之影尔”②，至于雨中落桂、雨尘沙土石、雨金铅钱汞、雨絮帛谷粟、雨草木花药、雨毛血鱼肉等等，如其认为并“非月中有桂”，因为桂只在南方才有，所以南方雨桂，乃自然现象。李时珍当时对一些天文气象现象的了解已是很深入的了。

① 《本草纲目》卷三四《辛夷》。

② 《本草纲目》卷三四《月桂》。

第三节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李时珍之所以能在古代科学上攀登高峰，取得伟大的成就，正是因为他有着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再加上他的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精神，这些就是他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首先，李时珍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了自然科学唯物论的原则。他从小就受到儒家封建礼教的教育，在思想上受到熏陶和束缚，但他坚持了唯物论原则，因而还是能取得成就。他所从事的是研究本草学，也就是古代的博物学。宋代理学家朱熹说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看逐一件与它理会过。”①对自然界一切要做到所谓“格物致知”。李时珍同意这一观点，说古人既然如此重在“格物”，则“医者贵在格物也”②。他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为药，“虽冷僻不可遗也”，“天下无弃物”③。他认识到并掌握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变化，了解自然界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异常的。认为“神仙之说渺茫，不知有无。然其所述之物，则非无也”①。明确地把客观存在的物质，与虚无缥缈的唯心邪说截然分开。他还十分注重自然界各种事物中有时存在着违背一般规律的特殊现象，诸如诸木皆浮于水，独沉香入水则沉，而众石入水皆沉，唯浮水石入水反浮这类稀奇古怪的现象。只有在充分掌握和了解自然界的众多现象和规律之后，进行总结，才能得出正确或较正确的判断，“理外之事，容或有之，未可便指为谬也。”

李时珍对格物的目的性的认识，是为了在临证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即“格物致用”。他说过，要掌握本草的内容，得其要领，重要的是“在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焉”②。所以《本草纲目》中于每一种药物之后都列出该药的功用方剂，是“著用也”。通过对自然界大量事物的学习、实践和研究，李时珍终于成为一个具有坚持自然科学唯物论原则的杰出科学家。

其次，李时珍强调必须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变化了的自然界事物。在本草学的范畴里，一些古代本草学者，对于不同时代学者对某一生物形态、药物性质等的不同描述，常常是意见相左，争执不休，很少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在时间上的变化和迁徙所起的影响及所致的差异，也很少用同样的观点去看待地大物博、地域方舆在空间上的区别，因而在这方面仍然停留在单纯的本草学的范畴。李时珍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中药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他的前代。深邃的学识、广阔视野以及唯物论的态度，使他观察到了生物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如，汉代《神农本草经》将云实花这种药列入可长期服用的“上品”药。事实上，这是一种烈性药，不可久服，李时珍直率地指出：“此古书之讹也”，敢于批评本草学家奉为神圣的经典。对于某些叙述有所不同的药物，他并不一概斥为“古书之误”，而是辩证地① 《朱子语类》卷十五。

② 《本草纲目》卷十一《芎》。

③ 《本草纲目》卷三八《服器》。

① 《本草纲目》卷九《石芝》。

② 《本草纲目》卷九《水银》。

对待。如，黄连这种药，汉代《李当之本草》指出以蜀郡色黄质肥而坚者为善；到了唐代，则以澧州（今湖南澧县）者为好；而明代则以雅州、眉州（今四川雅安、眉山等地）者为上乘，李时珍认为这是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所致。同样，莎草一药，是重要的药用植物，李时珍指出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还不识此药，其他各种本草书也不知有此药，认为这种情况是古今在药物上的差异，不足为怪。所以，他指出现今不识之物，就弃之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①认为“盖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虽冷僻不可遗也”②。

李时珍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然界事物无穷无尽，一个人的精力、寿命都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亲身穷尽一切事物。对于那些反科学的邪说，他痛斥其谬，而对于亲自经历实践过的，肯定无疑的科学事实，他如实记载。对那些自己没有实践过的，或者无法判定其真伪的传说或记载，则作为存疑，以俟其后之识者来加以补充、判断。比如，他对所谓患疗疮者不宜见麻勃、见之即死的古代记载，他写道：“不知麻勃与疔何故相忌。亦如人有见漆即生疮者，此理皆不可晓。”③对于《广雅》所说的“天社”即蜣螂一说，对于所谓金刚石乃鹰隼粘带食入腹中、遗粪于河北砂碛间所化而成的说法，他表示“未知然否”，对于“撒八儿”乃玳瑁遗精被蛟鱼吞食后吐出，年深结成的传说，他也承认自己无法证实或否定，“亦无所询证”①。更可贵的是他抱定的那种“当俟博物者订正”、“漫记于此，以俟博识”、“以备祛疑”，..等一类谦虚而实事求是的语句，表明作者科学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胸怀。他这种态度，为后世从事博物学或相关学科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待探讨的新课题。《本草纲目》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另一原因，也在于此。

李时珍研究自然事物的规律，十分注意立论的严谨、结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他所说的“的据”，就是有可靠的证据。为了取得这种确实可靠的证据，李时珍在工作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工作方法，一种是“搜罗百氏”、“通考诸说”。他曾“闭门读书”达十年之久，把他所能见到的各种古籍，计八百多种，搜罗无遗。他充分借鉴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接经验，其中包括从当时全国各民族中收集的民谣、俚语、俗话、民谚等以及各行各业劳动人民，包括农夫、樵夫、猎人、手工业工人、矿工等等的实践经验。李时珍十分反对那种“贵耳贱目”的做法，直接批评一些前人如陶弘景等人，认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②，“谬猜乱度，殊无指归”③。他极力提倡要亲身体验，然后才作结论。如关于“螟岭有子”的诗句，他亲自观察蠮螉的巢，视验其卵。对不同的蓬蘽，他亲自采视比较。对蘋的不同品种，也“一一采视”，从而为“的据”取得第一手资料。李时珍抱着献身科学的精神，亲自饮用曼陀罗花，以取得其引致麻醉的最佳剂量，对罗勒子作实验，证实它具有治疗眼病的作用。

由于医疗临证的需要，李时珍对自然界的不少规律，有较多的了解。这① 《本草纲目》卷十四《莎草》。

② 《本草纲目·凡例》。

③ 《本草纲目》卷二二《大麻》。

① 《本草纲目》卷四五《玳瑁》。

② 《本草纲目》卷十九《蘋》。

③ 《本草纲目》卷十一《朴硝》。

种认识过程他称之为“窥造化之奥”。有许多药物，依靠其“毒性”对疾病的抑制和影响而起作用，有的毒性是极大的。如果不深入了解药性，则不能掌握药物的性能，他说，“学者可不穷夫物理而察其良毒乎？”①掌握了药物的这些性能，人们就有可能利用它治病，避害就利。他从方士、统治者服食无度、招致杀身之祸的教训中，领悟出真正地掌握药物性能，利用并研究它，使之有利于人类。这就是他的“格物致用”思想。尽管自然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奥秘未被认识，“造化之妙，诚难殚知也”②，但他认为就已知的这些知识，人们有可能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干预，进而加以改造，使之为人类所利用。他的这种思想，在本草学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药物的性能虽然有其本身所固有的本质，但他认为人类有可能改造自然，“夺造化之妙”，“达造化之权”③。这种从消极地认识自然，进而通过实践，升华为变革自然，改造自然的积极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也是李时珍全部科学思想的精华所在。① 《本草纲目》卷三九《虫部》。

② 《本草纲目》卷十一《食盐》。

③ 《本草纲目》卷九《灵砂》。

第四节 深远的影响

李时珍这个人物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就《本草纲目》而言，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甚至错误。他既批判迷信，又说过“孰谓枯骨无知乎？”①自己有时也在宣扬一些迷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李时珍在引用古代文献时，有时作了删节，甚至有个别加以主观改动的地方，这些曾不断遭到后代学者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是，作为一部科学巨著来看，《本草纲目》和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本草纲目》全书近二百万字，这样一部大著作，在当时印刷、刻镂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很不容易，刊出后立即受到高度的重视。国内外各种翻刻本至今已多达五十种以上。其中初刻本（亦称金陵本）被视为稀世珍本。

金陵本《本草纲目》刻成不久，万历三十五年（1607），日本长崎的林罗山（又名林道春）获得一部，并献给江户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此后，我国的各种版本《本草纲目》又陆续传至日本。在后来的两个半世纪中，其刻本达三十种以上。还先后传入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家或地区。

该书对欧美国家同样有巨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本草纲目》就先后传到欧洲和美国，欧美各国主要图书馆都藏有《本草纲目》。1735 年，巴黎出版的法文本《中华帝国全志》中，即有《本草纲目》的节译本。进化论奠基人、英国学者达尔文在著作中曾引用“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以证明其进化论的观点。有的学者考证，达尔文所指的“百科全书”，主要是指《本草纲目》。因为书中提到有关金鱼、乌骨鸡等材料，与《本草纲目》所述的内容相同。李时珍的《濒湖脉学》，由德国的许宝德译述成德文，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李时珍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尊敬。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鲁桂珍曾写有“中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传略”，高度赞扬李时珍①。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写道：“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著作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利略、维萨留斯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②又在第三卷中，把李时珍誉为中国博物学家中的“无冕之王”。

① 《本草纲目》卷五二《人骨》。

① Lu Gwei Djen：China’s Greatest Naturalists A Brief Biography of LiShih-chen，Physics，Ⅷ，pp.383—392，1966.②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p.147，1954.

第四十六章 徐光启 利玛窦

明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使与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有较大进展，也出现了一批科技人物，其中有把欧洲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并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利玛窦。

第一节 徐光启

信奉天主教的宰相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人。出身于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诚“尝业贾”，继弃而“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出生那年，上海县“遭倭燹”，松江府又发生灾荒。徐家的生活更为窘困。祖母、母亲都得“早暮纺绩，寒暑不辍”，为了生活而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徐光启幼年常常接触到具体的生产知识。同时，也培养了他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想，以及勤劳俭朴和旺盛的求知欲。

万历九年（1581），徐光启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在家乡教书，并参加一些农业生产劳动。万历十六年（1588），二十七岁，到太平府去赶乡试，未考中。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十五岁，在赵凤宇家教私馆，并随之由韶州到广西浔州。这次长途跋涉，俯仰于“崇山峻岭间，文日益奇益富”①。在韶州时，遇见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第一次听到有关西洋的自然科学学说。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六岁，春，由广西返广东上北京，赴顺天乡试。他的试卷已被阅卷官摈斥，幸主考官焦竑是个有实学的人，从“落卷”中看到了徐光启的试卷，“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②。但以后万历二十六、二十八年两次赴京试进士，均落第。

在第二次赴北京时，徐光启途经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从利玛窦处了解到天主教，可以“补儒易学”，而“格物穷理”之学更使他神往，于是加入了天主教。万历三十年（1604），他四十三岁时再赴北京应礼部试，以第八十八名中进士；殿试三甲，列第五十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时，利玛窦也在北京，从此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识，尤注意于数学。万历三十四年（1606）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口述，他笔译。经过两年努力，译成前六卷。以后，又合译《测量法义》。另与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等书。

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破抚顺，警报迭至。徐光启积极上疏建议国防措施。九月，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练兵事务。他制订出详细的《选练条格》和计划，但由于各方面的掣肘，使练兵计划无法完成。因此，他托病请假回到上海家乡，进行原已计划编撰的“农业大百科”性质的“种艺书”，也就是后来成书的《农政全书》。徐光启这次请假回乡，除上述原因外，也由于阉党开始专政，正直的人遭到排挤，他不愿与这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急流勇退。

崇祯元年（1628）七月，徐光启以原官起任。这年他已六十七岁。次年升礼部左侍郎；七月，奉敕修正历法。六十九岁时，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崇祯五年（1632），七十一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知制诰。崇祯六年（1633），七十二岁，加太子太保、①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②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这时，他身体已很衰弱，屡乞退休，都未获准。十月初七日（11 月24 日）逝世。赐谥文定。①徐光启一生，主要是中年以后担任过不少重要官职，他的政治倾向比较鲜明，十分关切国计民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②。为此，他曾学习兵书，后来又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参加保卫京师的战役。鉴于历年水旱灾害严重影响群众生活，他从二十一岁起就开始留意“水法”，对农田水利不断“周咨博访”③。在科学上他虽有多方面成就，但主要是以农业科学来贯穿一切，以此达到使天下“丰衣食，绝饥寒”的目的。他几乎寄一生精力于农业试验和经验总结。他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试验，开辟水田，想实行军屯，以应付长城东段后金的侵扰，并想将之推行，藉以“兴西北水利，为国家立根本之计，岁省东南挽漕百万之费”①。这一增强国防、安定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因明朝政治腐败，国势垂危，未得到实行。明末农民起义威胁着明朝的生存，徐光启片面地认为灾荒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稳定人民生活，他所撰写的《农政全书》特别重视“荒政”。这一目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收集了不少历代常平仓、备荒和赈济的材料，并录载了朱■《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谱》两书的植物，作为不得已时的粮食代用品。在他丁父忧，回上海守制期间，也不忘对“地方利弊..如建闸、蓄水、浚吴淞江复禹旧迹及民输布运等役，不靳笔舌”为大家出谋划策。到逝世之日“临殁了了，只以疆圉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②。徐光启一生廉洁自好，生活俭朴，刻苦耐劳。他做官后，对家乡邻里仍是“温温笑语，竟日无倦容傲色，然不可以干私”；“庆吊燕会，不随俗浮靡，力返于朴，服食俭约，不殊寒士。终身不蓄妾媵。教戒子孙，下至臧获皆有法”③。到病危卧榻时，他还“力疾倚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良由生平劳勚，习与性成，不自觉病体之莫可支也”④。逝世后，家人检视其卧榻，发现“褥上破烂一穴”。原来是他生前暖脚用的汤壶有些漏水，时间久了，使褥子烂了个洞。“自戊辰环召，至癸酉谢世，未尝携家自随。邸舍之内，一榻萧然，苎帷布褥..祁寒独宿夜用汤壶暖足”⑤。《明史》中《徐光启传》评说：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这是对徐光启晚年政治遭遇的扼要说明。

科技成就及《农政全书》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的科学技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① 以上徐光启一生活动经历，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梁家勉著的《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胡道静著《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及其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的三个阶段》，见《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③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① 徐尔默：《先考龙与府君及先妣顾孺人行实》，见《徐氏家谱》。

②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③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④ 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⑤ 徐尔默：《先训》，见《徐氏家谱》。

在数学方面，最大的一项贡献是翻译《几何原本》。全书共十五卷，译出前六卷。《几何原本》的翻译，自1603 年起筹划，1606 年秋开始翻译。次年利玛窦在向罗马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的人心。”足见利玛窦真正的心意了。已译出的前六卷是原书的拉丁文译文，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其他收集的欧几里得《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删去①。虽然如此，《几何原本》的传入对中国数学界仍有一定的影响。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对它评价很高，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在翻译完《测量法义》以后，徐光启自己接着写出《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书。在《测量异同》中，他比较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并用《几何原本》的定理解释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和理论根据的一致性。《勾股义》是仿照《几何原本》方法，试图给中国古代的勾股算术加以严格的论述。它表明徐光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思想。徐光启对数学的认识和数学研究的方法都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当时数学不发达的基本原因，“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前者指当时一般学者名儒鄙视数学这一实用之学；后者指数学研究陷入神秘主义泥坑。他把讲究数学原理的《几何原本》看成是一切数学应用的基础。

徐光启也是明代天文学工作中的重要代表。欧洲天文学的特点是用严格证明的逻辑方法力求解释天体运动现象的所以然。他掌握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后，每次预报天象都较其他人准确。崇祯二年（1629），由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又发生了错误，徐光启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工作。

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法为基础，工作繁重，又有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

徐光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作了精细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较快，至崇祯六年（1633）就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它是集体创作，但全书大部分经过徐光启的修改审阅。《崇祯历书》已开始接受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在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入口处迈进了一大步。如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采用本轮、均轮等一整套小轮系统来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引用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引入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等等。

除数学、天文历法外，徐光启用力最勤、收集最广的要算是农学方面的研究了。其著作有《农遗杂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它是徐光启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作。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林木）、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大项。在徐光启生前，《农政全书》虽已基本编成，但未定稿。现在的《农政全书》是崇祯十二年（1639）经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等在刊行时增删过的，“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①。因此，书中存在着的自相矛盾的错误，很可能①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

① 《农政全书·凡例》。

是由于增删造成的。

《农政全书》转录很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文献，这部分可以说是前人成就的选编，很便于参考使用。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有六万多字②，虽然只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经过他自己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材料写成的，所以科学性较强。他对前人的著述，也不是单纯选录，在其后面往往附有意见和评论。

《农政全书》写作的出发点在于农政，因此着眼于保证农业生产的其他措施，如田制、水利等项。这是与以前农书的不同之处。酿造项目，只收酱、醋、鼓，而删除了酒；烹调只限于农家用得上的简单的几条。王祯《农书》中有关“农器图谱”，《农政全书》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则，大量地收录，并有所增补。蚕桑是江南的重要经营项目，他记录总结了后起的新经验。江南又一向是棉花和苎麻的先进的栽培、加工地区，徐光启的家乡松江府又是江南纺织染业最先进的地区，因此除对种棉和棉田管理的新经验作了介绍之外，对河北肃宁群众以稳定湿度为纺织环境的好办法，特别加以推荐。当时传入的甘薯，他根据自己的试种实践，写出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提倡各地种植，用来备荒。对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农政全书》还辑录了《救荒本草》等书中的植物，作为救荒的补充食物。总之，他没有因为着重政治措施而忽视技术。

与明代一般读书人不同，徐光启很重视科学技术，认为它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尝感愤倭奴蹂躏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又“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①。张溥《农政全书·序》说：“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无人指趣。”《启祯野乘》也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专志］习天文、兵法［农事］、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②即使是非常抽象的数学，他认为研究它也是为了实用，在“度数旁通十事”的十事中指出，数学在历法、水利、测量、音乐、国防、建筑、财政、机械、地图、医学、统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又概括说数学凡“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

重视科学实验、重视实践是徐光启治学方法的特点。他利用当时天主教会教士们介绍的天文知识，推算日、月食，改订了历法。他认为，一切用数学推得的结论应该用实践来检验。崇祯元年（1628）农历五月初一日日食，徐光启说：“论救护可以例免通行，论历法正宜详加测验，盖不差不改，不验不用。”这就是说，数学理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在实践中求得发展，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就不应该再应用它。《农政全书》中也反映了徐光启研究问题重视试验和实践的科学精神。在上海、天津都曾建立开辟过试验园地，在京东计划兴修水利和开辟水田，种植水稻做了多次试验；还有引种甘薯、种植棉花、放养白蜡、提倡种乌桕树等，他都亲自研究试验，取得② 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农业出版社1959 年版。

① 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函》。

② 《启祯野乘·徐文定传》。

经验，一一记录入书中，加以推广。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仅《农政全书》一书征引的文献就有二百二十五种之多。在《除蝗疏》中，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代所记载的一百一十次蝗灾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勘察观测，掌握规律，提出正确的治蝗方法。这些方法，至今还有很大参考价值。他还经常调查访问，取得第一手资料，他的儿子徐骥说他“广咨博讯，遇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①这种重实践、实验和调查的方法也是他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创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保守思想，敢于冲破旧传统，热心追求新事物是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又一特点。在明代封建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要学习欧洲的科学知识是需要勇气的。徐光启为此曾受到过理学家们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屈服。在领导改历工作中，他巧妙地利用了明初朱元璋命人翻译回回历的先例作为自己搞翻译、吸取欧洲科学知识的根据。此后在工作中他还和一些固守旧传统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争论。欧洲天文学知识之能够为中国天文学界所吸收，徐光启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农业中，他对新引进的作物积极推广种植，以丰富人们的生活。而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往往用“风土不宜”拒绝接受新作物。徐光启对这种“风土说”屡屡给予批判。如谈到“占城稻”问题时，他说：“（宋）真宗从占城移之江、浙，江翱从建安移至中州，稍一展转，便令方内足食。则执行土地不宜，使人息意移植者，必不可也。”又说：“余谓风土不宜，或百中间有一、二，其他美种不能彼此相通者，正坐懒慢耳..余故深排风土之论，且多方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广播之。”①在“木棉”条中说：“或云：‘凡种植必用本地种；他方者，土不宜种，亦随变易。’余深非之”。“呜呼，即如彼言，吉贝自南海外物耳，吾乡安得而有之？”又说：“《农桑辑要》作于元初。当时便云：‘木棉种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独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王祯之属，能排贬其说。抑不知当时之人，果以数子为是耶否耶？至于今，率土仰其利，始信数君子非欺我者。呜呼，岂独木棉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徐光启不愧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① 《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① 《农政全书》卷二五《木棉》。

第二节 利玛窦

青少年时代

利玛窦（Matteo Ricci）字西泰，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1552 年10 月6 日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马切拉塔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驻有教皇国马尔凯区的行政长官，设有高等法院，教皇国造币厂，以及创始于1290 年的大学，城内宗教事业非常发达。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里奇是一名医生，曾任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母亲乔万娜·安乔莱利（Giovanna Angiolelli）生有八子四女，利玛窦为长子。少年时代的利玛窦，卷发碧眼，身体强健，性情活泼，聪明伶俐。初拜本奇文尼神甫为师，九岁时进入耶稣会新开办的学校学习，读完高小、初中，成绩优良，名列前茅。学生时代利玛窦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会或耶稣会，这是受他虔诚的母亲影响的结果。而父亲则希望儿子步入宦途，当市长、省长。十六岁那年，利玛窦读完中学，父亲送他去首都罗马进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为将来谋取官职打下基础。

由于中学老师的介绍，利玛窦在罗马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稣会所立的圣母会。

在十九岁的时候，他写信给父亲，提出想要参加耶稣会，深入研究教义，并表示不愿结婚等。父亲接信后，甚为恼怒，准备立即赴罗马去训责和劝阻他，可是据说还没有动身就病倒了，反复三次都是如此。他父亲无可奈何，认为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劝阻的念头，并复信同意他加入耶稣会。1571 年8 月15 日利玛窦入了耶稣会。1572 年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五年。罗马学院是依纳爵·罗耀拉于1551 年创建的，采取当时的大学制，一切都求尽善尽美，作为耶稣会一切学院的模范。在学习期间，他非常用功，不仅对于神学，而且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罗马学院，教利玛窦数学的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克拉维斯（C.Clavius，1537—1612）神父。克拉维斯是德国数学家，我国明清时译称“丁先生”，著有《代数学》、《星盘》等，并著有拉丁文的评注本《几何原本》。利玛窦后来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北京与瞿太素、徐光启等谈论几何学及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用的便是这部书。

1577 年5 月18 日，耶稣会总会派遣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等四人前往印度。当时，非洲和东亚的航海与传教权都在葡萄牙国王的控制之下，利玛窦等人要去印度，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批准才行。因此，他们从罗马经热那亚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葡萄牙国王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和资助后，于1578 年3 月24 日，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的果阿（旧译卧亚）。同行的耶稣会士共十四人，除罗明坚外，还有日后也来华的巴范济（Francisco Pasio）等。他们所乘的船名“圣路易”，是欧洲中世纪用于航海的普通帆船。舱顶高不过三尺，长不过一丈，舱中的人，仅可坐卧。航船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驶入印度洋，有风则行，无风则止。当时天气很热，船舱中郁闷不堪，不少人中暑病倒了，幸而船上未发生瘟疫，没有死人。利玛窦他们在船上困居半年，备尝艰辛，于1578 年9 月13 日安全抵达当时天主教的东亚传教中心果阿。

利玛窦到果阿后，身体虚弱，在修道院内休息了几个月才恢复了体力。

此后又继续修习在罗马学院未学完的神学。一年后，他奉命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几个月后，又被派往交阯教书半年。1580 年7 月利玛窦在交阯晋升神甫，9 月调回果阿，继续攻读神学两年。

来华始末1579 年6 月，罗明坚抵澳门，专门学习中国语言，学习读写中国文字。

由于他年已三十六岁，记忆力不甚强，所以进步缓慢。在1580 年至1583 年间，他曾到广州及两广总督驻地肇庆活动，寻求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当罗明坚久居中国时，感到一个人过于孤单，中国话也说得不流畅，于是请求范礼安（ A.Vali-gnano）神甫从果阿调利玛窦来澳门做助手。1582 年4 月15 日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调令，十一天后便与巴范济一道乘船赴澳门。海上风浪很大，利玛窦在船上重病一场，但终于在8 月7 日抵达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1583 年夏，为修建教堂等事，利玛窦随罗明坚赴香山、广州，但事情没办成，不得不返回澳门。他们二人回澳门不久，肇庆知府王泮差人来告知，两广总督已同意他们在肇庆建堂久住。实际上，这是耶稣会神甫贿使督府官员进行疏通的结果。于是，两人筹措好路费，于1583 年9 月初离开澳门，9 月10 日到达肇庆。他们对王泮说，自己只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走了三四年才到达中国，希望有一个住所和建一座敬神的小教堂，以度余年，并表示一定遵守法纪、自筹经费。王泮报请总督批准他们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①。

罗明坚和利玛窦乘此机会抓紧时间督促施工，又经过几番波折，于1585年建成了当时在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这两人除了监管和处理与建房有关的事务外，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语文，练习写作和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教堂和居所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知府王泮还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在王泮影响下，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甫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还是有隔阂的，称他们为“番僧”，还不时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些人甚至对他们的房屋扔石头。为了避免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他们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以使自己的形象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他们还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用高酬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做了以下四件事：一是把肇庆教会图书室公开，让民众参观。

二是利用刻印世界地图宣传天主教。

三是展览各种天文仪器，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还把自制的天文仪器赠送给当地官员。

四是刻印有关天主教知识的书籍，如《天主十诫》、《天主圣教实录》①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57—161 页。等，赠送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向人们宣传天主教教义。

来“仙花寺”参观的中国学者，最注意的是挂在大厅里的一幅地图。这一地图与我国已有的《华夷图》等完全不同，特别是没有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中国以外另有许多大国。人们请利玛窦解释世界的情形，于是他指着地图，述说自己在何处出生，由何处动身前来中国，中途经过哪些国家。大家听了都惊讶不已，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大，有这么多的国家，闻所未闻，大开眼界。一些渴求知识的人便要求利玛窦把地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出版。知府王泮看了这张地图后，也吩咐利玛窦把图刻印出版。利玛窦与中国朋友一道，绘制了一幅比原图更大的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图上注有中文说明。后来王泮升任岭南道，当他收到利玛窦送去的《山海舆地全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分送远近朋友。利玛窦在肇庆还制造自鸣钟，把它送给王泮等官员。这样，利玛窦在肇庆有了朋友，有了保护他的中国官员，有了立足点。

1588 年，罗明坚回澳门，利玛窦独自留在肇庆。

1589 年8 月3 日，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强夺仙花寺，限利玛窦三日内离肇庆去澳门。后刘继文又因担心强夺番僧寺院会引来弹劾，故又把利玛窦召回，并答应利玛窦去南雄的请求。1589 年8 月15 日利玛窦乘船先至韶州南华寺暂住，同行者有麦安东。

在韶州，利玛窦等受到了友好的接待，韶州同知吕良佐还答应他们可在当地光孝寺旁的一块空地上修建天主教堂。1590 年秋，教堂建成，利玛窦在这里安顿下来，一时未再提起去南雄之事。这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第二个立足点。

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一，利玛窦正式接纳钟鸣仁、黄明沙两名青年加入耶稣会，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耶稣会士。

在韶州利玛窦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是瞿汝夔。瞿汝夔，字太素，生于1549年，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江苏常熟人。幼读群书，但无意仕进。父亲去世后，携妻周游各地，访学炼丹术。1589 年秋，他在肇庆见过利玛窦。当他得知利玛窦定居韶州时，即从南雄赶来，拜利玛窦为师，学习天文、算术。利玛窦以克拉维斯的著作为教材，先教给他欧洲的实用算术，后教星盘原理，最后教欧几里得几何学。瞿学习两年，译有《几何原本》第一卷，还学会制造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等。这些仪器有木制的、铜制的，还有银制的①。

次年正月，利玛窦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来到南雄，除了与官员打交道外，也与平民百姓交往，宣讲教义，做弥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南雄富商葛盛华（译音）入天主教后，刊印了各种介绍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扩大了利玛窦传教活动的影响。

瞿太素曾对利玛窦谈起，穿僧服称僧名在中国并不受人尊敬，且易引起误会，利玛窦也有这种感受。于是在1594 年11 月，他与郭居静经范礼安批准，始留须发，改戴儒冠，穿儒服，见客时执秀才礼，同时更加努力研读中文书籍，练习中国书法。在他们看来，中国非常尊重读书人，这样穿戴对传教是很有益处的。

① 参见刘俊余、王玉川合译：《利玛窦全集（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 年版，第206 页。

1595 年5 月，利玛窦通过给兵部侍郎石拱辰的儿子治病的机会，随石拱辰到南京。当时朝廷对私通外国人是很敏感的，利玛窦满怀希望去拜见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徐却因担心受到怀疑而将他逐出南京。他不得不暂时退往南昌。

在南昌，利玛窦遇见了一个曾做过韶州官员的友人（德礼贤认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并经这个友人的帮助在南昌城外租房住下。江西巡抚陆万垓早就听说过利玛窦的事迹，很敬重他，并挽留他在南昌居住。此后，他又与建安王朱多■、乐安王朱多焿有了较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著《交友论》，绘世界舆图，并用西洋装订法装订成书，又造时钟、地球仪等。次年夏，又著《西国记法》，分别赠送给建安王和陆万垓等。利玛窦还积极与当地文人交往，在谈经论学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为了传播教义，利玛窦曾向这些文人学者出示《天主实义》一书手稿，人们劝他刻板刊行。但利玛窦觉得还不成熟，直到1603 年才在北京刻印。

1596 年冬，范礼安神甫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赋予处理中国事务的全权。并要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居留点，以便接近皇帝，争取中国皇帝的支持。范礼安甚至把赠送皇帝及大臣的礼物也运到了江西，其中有圣母像、天主像、自鸣钟等。

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指示后，立刻寻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的门路，不久发现此路不通。1598 年6 月底，利玛窦随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离开南昌，7 月初抵达南京。应天巡抚赵可怀是王忠铭的好朋友，听说王忠铭回南京，遣人送上礼品，其中有一幅拓印的《山海舆地全图》。王忠铭看到了这幅图与利玛窦准备进献给皇帝的舆图极为相似。经与利玛窦印证后，便告诉赵可怀，绘图的人已到南京。赵可怀是从镇江知府王玉沙处得来的舆图，非常赞赏，把它刻在苏州石碑上，并附有跋语，拓印下来赠送友人。知道利玛窦正在南京，便盛情邀请他到自己的驻地句容游览，并讨论了数学问题，还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因利玛窦要去北京而未能实现。

辞别赵可怀后，利玛窦继续与王尚书的家人一起乘坐行李船由水路北上，经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入直隶，抵天津，9 月17 日进入北京城。王忠铭原想进京后会升官，但事与愿违，没有升迁，一个月后返回南京。利玛窦此后租房住下，积极向各方面活动，希望皇帝能够召见，恩准留居京城。可是，他所认识及王忠铭介绍的官员，都不肯在家里接待他。王忠铭介绍的太监见无馈赠，也拒绝帮助。各方面均闭门谢绝，利玛窦无法，只好雇船返回南京。1599 年2 月6 日抵南京。在这段时间内，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还加有许多注解。

1599 年，利玛窦在南京常相过往的人有王忠铭、瞿太素、刑部侍郎王明远、刑部尚书赵参鲁、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工部员外郎刘冠南与著名学者焦竑、李贽、李本固等。刘冠南帮助利玛窦购买了中意的房子，作为新居和教堂。在教堂内展览了准备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以此来吸引南京的官员和名士参观。乘此机会，利玛窦向他们讲授西洋学术，如天算、测绘地图、地圆说等，介绍西洋风俗，解说天主教教义。又取出自造的“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纪限仪”给参观者讲解。当利玛窦参观南京观象台时，发现那里也有不少天文仪器，如“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简仪”等。他不但知道这些仪器的用法，而且指出它们有什么缺点，使听众折服，张养墨等主动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

南京刑部主事吴中明见到王泮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后，认为图上说明文字太少，于是商请利玛窦加以修订并另绘一幅较大的舆图，增加说明文字，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刻石印制发行全国各地，该图甚至流传到澳门和日本。贵州巡抚郭子章则把《山海舆地全图》缩小，改以书籍装帧，名为《古今郡国名类》。

在南京，利玛窦不时宣讲天主教教义，并接受了一批信徒入教，但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1600 年4 月间，利玛窦与郭居静、庞迪我、李心斋、瞿太素商量去北京进贡的事，请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发给去北京的路票，庞迪我陪利玛窦一同前往。祝石林又把利玛窦介绍给押送马船的刘太监，以便乘船北上。利玛窦于5 月18 日由南京启程。到山东济宁时，得到漕运总督刘东星和李卓吾的热情招待，刘、李二人又帮助他重写进贡表章，又写了几封介绍信，使利玛窦的船顺利通行。到山东临清时，遇上了皇帝派遣的税使马堂，刘太监为了及时赶到北京，摆脱马堂的纠缠，便把利玛窦之事告知马堂，说这些人带了许多新奇贵重的西洋物品，这当然是一种诱惑。马堂到船上看了贡品，表示很满意，答应立即上奏北京，实际上却想设法攫为己有。由于临清道钟万禄等当地官员的帮助，才未使马堂的贪欲得逞。利玛窦乘坐马堂的船到了天津，等候圣旨。几天之后，皇帝指令马堂办理进贡的事。此后又几经周折，在天津等了半年，利玛窦才获准进京，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 年1 月24 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便由太监将贡品送进宫内。这些贡品有：耶稣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大小时钟、三棱镜、洋琴、《世界现状》、万国图、粗羊毛布、印度布、玻璃器皿、日晷、沙漏、犀角、银币等。

在北京，利玛窦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又住钦天监，随时候命进宫修理自鸣钟及洋琴。后来因礼部干预，又搬到四夷馆，行动颇受限制，难以留京久住。但由于神宗很喜欢自鸣钟，且担心利玛窦离开北京后无人修理，故礼部侍郎朱国祚三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玛窦出京的奏折，均未批复。后又在吏部给事中曹于汴的帮助下，礼部准许利玛窦搬出四夷馆，租房居住。利玛窦迁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皇帝，请求批准他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居住。不久，太监传下皇帝口谕，允许他们住在京城里。

定居北京后，利玛窦结交了许多皇亲国戚、高官显宦，而在学术上交往较多的则有著名学者冯应京、李之藻和徐光启等。定居北京六年，利玛窦不敢建造天主教堂，避免引起疑忌。他只租用平房，开展传教活动，并吸收信徒入教。万历三十三年（1605）八月间，才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购得一所大宅，修建礼拜堂，作为北京会所。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开始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

1610 年5 月3 日，利玛窦一病不起，于5 月11 日病逝。神宗批准礼部奏请赐地，将利玛窦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今二里沟）的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播宗教，而且是为殖民者收集中国内地情报，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教士们的活动受到殖民者的操纵控制，其活动经费则由殖民者资助。利玛窦也不例外。利玛窦为了要达到在中国长久居留获准传教的目的，费尽了心机，从澳门到北京，他花了十八个年头，走了一段艰苦的历程。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打开中国大门的路子，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手段：一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掌握基本的交往工具。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

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并尽量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活动。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这一招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三是走上层路线，竭力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直至皇帝。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更甚于自己的东西”。①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

四是利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这个手段，笼络中国知识阶层。

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②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

当然，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客观效果，促成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他本人也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1.数学。最先从利玛窦学数学的是瞿太素。在学习过程中，瞿太素或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译成通顺流畅的汉文，交朋友传阅。一年后，他译完《几何原本》第一册，但没有刊刻。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至万历三十五年译完刻印。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几何原本》中那种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绎法，不依赖于数例的纯几何证明，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或者说相对缺少的。从具体内容上说，《几何原本》也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课题。比如三角形性质、两个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线，与圆有关的性质，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黄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的。因此，《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被当时中国人视为一桩大奇事，人们从未见过这样论证严密的书。这次翻译用的《几何原本》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注释本，是利氏学过的课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①同年，两人合编《测量法义》，全书设十五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在北京与利玛窦合作并听他讲授科学课程的学者还有李之藻。当利玛窦给他讲地球为圆形，有两极，天则有十天，太阳和星辰都大于地球时，他非常相信。万历四十一年（1613），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介绍①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 年6 期。② 徐光启：《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中华书局1963 年版。

① 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4 页。

了西方的笔算法等，次年刊行。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之藻又刻印了《乾坤体义》，书中收有利玛窦的著作，也有李之藻的著作。书分上、下两册，共三卷。

2.天文学。1584 年前后，利玛窦到肇庆不久，即展览并制作各种天文仪器，如天球仪、日晷和地球仪等。其目的一方面吸引当地人参观，一方面用礼品作为笼络手段，分赠当地官员。这些仪器是用铜和铁制的，对各层天作了说明，把地球表面的原来形状表示出来。又在铜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种日晷，分赠与教会友好的官员。还向当地士大夫讲解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1595年利玛窦到南京后，除了继续制造上述各种天文仪器外，还制造了象限仪、纪限仪，并给观众讲解如何使用。

1601 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天主教堂中陈列有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①又亲自用汉文撰写天文学著作或与李之藻合译西方天文学著作，如《乾坤体义》、《经天该》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方天文数学后，以克拉维斯《星盘》（Astrorabium）为基础，编译了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名为《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行。

3.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玛窦带来的一幅世界地图。万历十一年（1583）当他在肇庆“仙花寺”内第一次展出时，便吸引了许多观众。这幅图与已有的《华夷图》、《天下总图》完全不同，在此图上，中国不仅未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除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大国。这幅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识也随这幅图传入中国。在这幅图上标有经纬度，画了东西两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都画得比较清楚。文字说明在地图边缘，对各地的自然环境、物产以及社会风俗都有介绍。肇庆知府王泮看了这幅地图后，要利玛窦把这幅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把中国移到图版正中，在肇庆刻印。利玛窦按王泮的要求把舆图放大，重标经纬，图名改为《山海舆地全图》，又增添了一些适合中国人的注释。这是第一张用中文印刷的世界地图。当王泮收到此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赠送远近朋友。这幅图以后不断刻印，从万历十二年（1584）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印或摹绘达12 次之多，流传颇广。图名除《山海舆地全图》外，还有《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万国图志》、《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进中国后，给中国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地球上五带的划分、地球上海陆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国名和地名。此外，利玛窦还在南京、南昌、北京自制地球仪，分送达官贵人和朋友。如萧大亨、冯琦、陆万垓等均得到利氏赠送的地球仪。他的学生如瞿太素等也学会了制造地球仪。

4.其他物品的传入。根据记载，利玛窦送给中国皇帝的物品有油画（耶稣像、圣母像）、自鸣钟、《圣经》、珍珠镶嵌十字架、《万国图志》、洋琴等①。此外送给其他官员或放在天主教堂展览的物品有：西洋纸②，西洋画③，① （明）郑仲夔：《耳新》卷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尤侗：《外国竹枝词》。① 《正教奉褒》第4—5页，《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引。

② 王肯堂：《郁冈斋笔尘》第四册。

③ 顾起元：《客座赘语》。

地球仪，三棱镜，千里镜④，简平仪等。关于油画，刘侗说“中国画绘事所不及”①。这是西洋油画传入中国的先声。关于自鸣钟，明末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说是“以铜为之”，“高广不过寸许”，小巧玲珑。中国当时即有人仿制，但“大于斗”，不如西洋造的小巧。

此外，利玛窦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技文化。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此书在他逝世前几年用意大利文写成，共二十五万字②。利玛窦死后，此书手稿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1614 年带回罗马。在旅途中，金尼阁将手稿译成拉丁文，加以润色并增加一些内容。1615 年在德国首次出版拉丁文本，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史，会务记录》，五卷。以后，世界各国又有多种文字的译本。1983 年中华书局根据美国1953年的英译本出版中译本。在这本书中，利玛窦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到民情风俗，都有较详细的记录。他证明了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介绍了中国丰富的物产，说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又介绍了中国的漆，说涂上漆后，木器“光泽如镜，华采夺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他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和漆介绍到欧洲的人。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一部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他还把“四书”介绍到欧洲。自万历十九年（1591）开始，他花了四年时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赞誉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工艺的进步与发达。他还通过自己实地测量并参考中国历史地理资料，绘制了第一幅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寄回欧洲。利玛窦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④ 郑仲夔：《耳新》卷八。

①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53 页。② 谢方：《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载《文史知识》1984 年6 期。

第四十七章 徐霞客 宋应星

第一节 徐霞客

“万里遐征”，至死不渝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①，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祖上是江阴名门望族。曾祖徐洽官至鸿胪簿。祖父徐衍芳，曾任光禄丞。可是父亲徐有勉时家道开始没落，他为园自隐，居家治圃，或暇日带上三五家僮，来往苏杭之间，游山玩水。他厌恶达官贵人，不与官僚和乡里士绅来往。这种为人耿直和孤傲的性格，封建势力非常妒恨，所以常遭到欺压。徐有勉六十岁去世时，徐霞客已十八岁。父亲的性格和兴趣爱好，自然会对徐霞客产生影响。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她性格开朗，通情达理，勤劳持家，精于纺织。她织的布又细又好，织的丝绸，轻薄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②。她不顾年老体衰，承担一切家务，支持徐霞客去旅游。她亲自为儿子准备行装，做远游冠，以壮行色。她七十三岁那年，为了解除徐霞客旅行时对她的牵挂，特意叫徐霞客陪她游荆溪、句曲，一路上有意走在儿子的前面，以示身体健壮。徐霞客能够成才并作出贡献，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的支持，“孺人成之也”①。

由于徐霞客家藏书丰富，所以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自幼特好奇书，喜欢读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的书籍。他“髫年蓄五岳志”②，有强烈的旅游考察愿望。万历三十五年（1607），二十二岁的徐霞客第一次走出家门。首先从家乡附近游太湖，“登眺东、西洞庭两山，访灵威丈人遗迹”③。自此以后，他不断旅游，同时不断地写旅游日记。万历三十七年，“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峄山吊枯桐”④。万历四十一年赴浙江游天台山、雁荡山，今存《游天台山日记》和《游雁荡山日记》。万历四十二年冬游金陵（今南京市）。万历四十四年赴皖南游白岳山、黄山，继而入福建游武夷山，今存有游此三处的游记。万历四十五年游江苏宜兴善卷、张公诸洞。陪母亲游荆溪、句曲。万历四十六年游九华山、庐山，再游黄山，存有游庐山、再游黄山的游记。万历四十八年游福建仙游九鲤湖，今存游九鲤湖游记。天启三年（1623）游河南嵩山、陕西太华山和湖北太和山，今存游此三处的游记。崇祯元年（1628），游广东罗浮山，第三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前》。崇祯三年，第四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后》。崇祯五年，再游天台，三游雁荡，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六年至北京转赴山西游五台山、恒山，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九年至崇祯十三年，五十一至五十五岁的徐霞客作西南“万里遐征”，所写游记为《徐① 徐霞客原名弘祖，清代刻印《徐霞客游记》时，因避乾隆弘历讳，改“弘”为“宏”。② 《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248 页。

① 《徐霞客游记》，第1245 页。

② 《徐霞客游记》，第39 页。

③ 《徐霞客游记》，第1185 页。

④ 《徐霞客游记》，第1185 页。

霞客游记》的主要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三。崇祯十三年六月，由云南返回家乡，病甚卧床，不能接客。翌年正月二十七日（3 月8 日）逝世，葬于江阴之马湾。

徐霞客的主要著作是游记，还有诗文、书信等。由于战乱，他的文稿失散了不少。今存《徐霞客游记》是经后人搜集整理而成。最初以抄本流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将李介立抄本校勘考订，刻板印书，这是《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

徐霞客从二十二岁起至五十五岁止，三十四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北京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留下足迹。他的旅游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因为牵挂老母亲，所以以游览名胜古迹为主，出游时间不长，一般是两三个月，少则十天半月。各次之间相隔几个月或一年或两三年，最长达四年，并非年年在外，岁岁出游。这个时期所写的游记以现存文字计算，只占整个游记的百分之七。尽管写的游记不如后期多，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不如后期大，但通过前期的旅游，他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误论断。如纠正前人以天都峰为黄山最高峰的错误，提出莲花峰是黄山最高峰的正确观点。纠正《大明一统志》说雁荡山大龙湫的水发源于雁湖的错误，指出雁湖的水“与龙湫风马牛无及”①，他对某些地理现象追根寻源，提出了合乎科学道理的解释，如天台山植物垂直分布的差异及其原因。嵩山、太华山和太和山三个地方物候不同的原因，福建宁洋溪水速比建溪大的原因等，都是这个时期他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还积累了许多旅行探险的经验和方法，培养和锻炼了忍饥耐劳、克服困难的精神，为后期的“万里遐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崇祯九年开始的“万里遐征”，历时四年，行经九省，路程三万余里。

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盗、绝粮、涉险都没有动摇，矢志向前。更令人钦佩的是有百分之七的时间带病旅游考察，直到“病足不良于行”②，才被丽江太守叫人用轿子抬回家，不久即去世。他是为旅行考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在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领域领先西方世界达一百五十至二百年③。

《徐霞客游记》的学术价值《徐霞客游记》虽然以日记体记录作者所见所闻，而内容非常丰富，既是一部优美可读的文学游记，又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地理著作。记载的内容包括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矿藏物产、生物形态以及工农业生产状况、城市聚落、建筑、历史、地理等民情风俗。其中以地貌、水文、气象、地质、动植物等方面的篇幅最多，学术价值尤大。

1.地貌学成就。徐霞客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看见过许多地貌形态。记录在游记中的地貌类型就有岩溶地貌、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① 《徐霞客游记》，第77 页。

② 《徐霞客游记》，第1189 页。

③ 朱德浩、朱学稳：《徐霞客对岩溶学和洞穴学的贡献及其在世界岩溶科学史中的地位》，《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

山地貌、冰缘地貌和应用地貌七种。被他描述过的地貌形态名称多达一百零二种。其中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尤为详细。

地表岩溶方面，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岩溶地貌最发达的地区，非常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这些地区地表岩溶的各类地貌形态，如石芽、溶沟、岩溶裂隙、落水洞、漏斗、竖井、溶蚀洼地、岩溶槽谷、岩溶盆地、盲谷、干谷、岩溶嶂谷、天窗、天生桥、岩溶湖、岩溶泉、峰林、孤峰、岩洞、穿山、溶帽山等。他所记的这些地貌形态的名称，有的与现在的一致，有的则不相同。如石芽、溶沟他称“石萼”、“花萼”、“石纹”、“石齿”、“石骨”；落水洞他称“仰釜潭”、“窞”、“龙珠穴”；漏斗他称“釜底穴”；竖井他称“深井”；溶蚀洼地他称“盘洼”、“峒”；岩溶槽谷他称“坞”；岩溶盆地他称“盘壑”、“甸”、“坞”；盲谷他称“落水坑”；干谷他称“枯涧”；岩溶嶂谷他称“峡”；岩溶天窗他称“石隙”、“石窍”、“石窦”；天生桥与现在一致；岩溶湖他称“池”、“塘”、“潭”、“海子”、“湖”；岩溶泉他称“泉”；峰林他称“石山”、“石峰”，孤峰他称“独山”、“独秀”；岩洞他称“岩”；穿山他称“月岩”、“穿山”；溶帽山他称“土山顶上的石峰”。此外，徐霞客还对岩溶地貌的分布范围及地区差异作了精辟的论述。由此可见，徐霞客对地表岩溶地貌已有一套系统的分类和命名。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对地表岩溶有深入而系统的考察研究，是做不到的。

地下岩溶方面，徐霞客的论述也非常精彩，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溶洞、洞穴堆积、地下河、地下湖、洞穴瀑布等。徐霞客的论述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溶洞共二百八十八个，经他亲自入洞考察的有二百五十个，占百分之八十七，这个数字不包括他游过但现存《徐霞客游记》中没有记载的溶洞，如张公洞、善卷洞等。①描述洞穴的内容包括洞穴大小和洞口方向，洞穴类型和形态结构，洞穴堆积，洞穴生物，洞穴气候，洞穴音响，洞穴考古，洞穴利用，洞内石头的颜色，洞穴成因等十二项。有的地方还记述了他考察洞穴的技术。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世界最早的关于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的科学文献，反映了当时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徐霞客则是世界最早的伟大的岩溶学家和洞穴学家。

2.水文学成就。《徐霞客游记》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各地的水体类型和水文特征，记载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一条，湖、泽、潭、池、沼泽一百九十八个。对河流水文的描述包括流域范围，水系，河流大小，河水的流速，含沙量，水量变化，水质，分水岭，伏流，河床的地区差异等。为了论证长江的源头，晚年他专门写了《江源考》，据理反驳“岷山导江”的错误，理直气壮地主张：“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②。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江源作出了贡献。

《徐霞客游记》把沼泽称作“阻洳”、“湖”或“干海子”。当他考察了云南保山大寨的干海子后，写了一篇相当精彩的论述沼泽形态、性质、生产性能、水文特征的专题论文，把这个沼泽的形状、大小、生物、土壤、水文、生产、交通、物理性质作了详细的描述。像这样详细而具有科学价值的① 唐锡仁、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52 页。② 《徐霞客游记》，第1128 页。

论述沼泽的文献，在徐霞客以前没有出现过。根据徐霞客的描述，现代地理学者认为这个沼泽“可能是一片泥炭沼泽地。在这片泥炭沼泽地里，上面生长着‘芜草青青’的茂密植被，下有‘草土浮结’和‘芜土交陷’的泥炭层，而且还有补给沼泽的溪水流经其间”①。这个地方，现在已建成水库，叫做大海坝水库②。再也见不到当年徐霞客所描述的景象了。

《徐霞客游记》关于地下热水的记载也很丰富。他把水温不同的地下热水分成四类：(1)冷水泉，与冷矿水相当，水温在25℃以下。(2)温泉，与低中温热水相当，温度在25℃—55℃。

(3)热水泉，与高温热水相当，温度在55°—90℃。(4)沸泉，与过热水相当，温度在90℃以上。徐霞客对地下热水的分类跟现代地下热水分类很接近，难能可贵。此外，记载了当时人们利用地下热水资源的各种办法，如沐浴、治病、食品加工、提取地下热水中的矿物资源——硫黄、硝等。

3.人文地理成就。《徐霞客游记》中有不少人文地理内容，如手工业、矿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各地民情风俗等。如，书中记载了煤、锡、银、金、铜、铅、硝、盐、雄黄、硫黄、玛瑙、大理石等十二种矿物的产地、开采和冶炼情况，是明代重要的矿冶史料。

4.文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地理名著，因为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才得以流传。如《山海经》、《水经注》、《法显传》等。《徐霞客游记》也是如此。书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有的说它“真、大、奇”①，有的说它“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古今纪游第一”②。有的说它“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③。有的说“其笔意似子原，其叙事类龙门..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④。这些赞美之词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过誉。徐霞客是当之无愧的游记文学大师。

总之，徐霞客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同时也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徐霞客及其游记同时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放射出异彩，耀眼夺目。

① 赵德祥：《我国历史上沼泽的名称、分类及描述》，载《地理科学》1982 年1 期。②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02 页。① 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179 页。② 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258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④ 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258—1259 页。

第二节 宋应星

才大学博，勤于著述

宋应星（1587—约1666），字长庚，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宋姓在当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贤，号南塘，历官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为官清正，对宋氏后代有很大影响。祖父为宋景第三子承庆，早逝。父国霖字汝润，号巨川，少孤，赖母顾氏及叔父和庆养育，少补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国霖有四子，宋应星为第三子。与兄应鼎俱为同母魏氏所生。宋应星出生时，宋氏家族日益没落，而母亲又是农民的女儿，所以自幼易于接近农业生产和群众。

奉新地处南昌府境内，明代时这里文风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应星幼时与长兄应昇在叔祖宋和庆创办的家塾内就读。七岁时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年十六考入本县县学，入庠九载。他自幼聪颖好学，学业成绩之佳为师长所惊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①宋应星青年时代已熟读经史及百家书，对程朱理学有较深钻研，又能独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他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很有兴趣，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还喜欢音乐、美术，对时事政治特别关心，怀有济国济民的理想，常与同学好友纵谈天下大事。

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兄应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考取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县中诸生只有他们兄弟中举，人称“奉新二宋”。当年秋赶往京师应次年丙辰科会试，未中。为作好再应试准备，他们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进修，投师于洞主舒曰敬。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一次进京会试，仍名落孙山。此后又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未中，由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1631），宋应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崇祯八年（1635）在老母被兄接到浙江后，宋应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谕，主要是教授县学生员。任职四年，取得优良教育成绩，使当地“士风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够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于此时。

崇祯十一年（1638），宋应星考列优等，旋升为福建汀州府（今长汀）

推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未待任满，于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归里。十六年再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然此时已值明朝灭亡前夕。他到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次年甲申（1644）初，亳州周围已被李自成军包围，宋应星弃官返回奉新。宋应昇原已升至广州知府，甲申后亦无意恋官，乃挂冠归里。他们兄弟及其他江西志士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昇于1646 年服毒殉国，宋应星埋葬胞兄后，在清代一直过隐居生活，在贫困及悲愤中度过晚年，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岁。遗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皆有文才，人称“双玉”。宋① 宋士元：《长庚公传》，载宋立权、宋育德：《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二二，第71 页。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此遗训，在家安心耕读。

宋应星的生活时代适值明末，目睹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终于与科举仕途决裂，转向实学，尤其是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作了多年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撰写《天工开物》等作了准备。他虽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未得一进士功名，却获得极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思想更为激进，成为对旧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学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天工开物》（1637）、《观象》（1637）、《乐律》（1637）、《论气》（1637）、《谈天》（1637）等；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有《野议》（1636）、《画音归正》（1636）、《杂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原耗》（1637）、《卮言十种》（1637）等；四是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1636）、《美利笺》（16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天工开物》及其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介绍。《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及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技术，并绘出大型提花机结构图。《彰施》介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偏重靛蓝种植和蓝靛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叙述稻、麦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偏重加工稻谷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叙述甘蔗种植、榨糖和制糖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

中卷有七篇，多为手工业技术。《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着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窑烧结，都予说明。《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及铜钱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三种基本方法。《舟车》专述有关交通工具。首先用数据标明各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还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于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锤锻》系统论述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而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金属加工工艺亦曾论及。《燔石》涉及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和砒石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膏液》介绍十六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和设备，所提供的生产操作图特别珍贵。

下卷有五篇，也属工业。《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过程图十分难得。其中记载不少中国发明创造，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用于文房。《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和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新产品。《珠玉》则记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区采玉，还谈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和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

全书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实地调查的资料。

宋应星在叙述各生产过程的同时，还发展了“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

他对各种迷信神怪、荒诞旧说都有所批判，如对炼丹术的批判更为激烈，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注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这是《天工开物》一书的最大特色，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因而论述了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提到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进的技术成就。《甘嗜》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是一种新技术。《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驱动水轮转动，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实现灌田、谷物脱粒及磨面粉三种机械功能，是十七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除此之外，还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各自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现人工淘汰，可使健蚕顺利发育成长，这都符合科学原理。在工业方面，《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连使用，可完成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所改进的生、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在比较金、银、铜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概念。对金属锌（“倭铅”）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确而详细的文献记载。对铜、锌以不同配比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燔石》论及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设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作业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他的书，实际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或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榨］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①。这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简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②这种中国特有的科学思想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所谓技术，在宋应星看来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机结合，即工艺操作方法、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与工具设备的结合。人只有借技术作用于自然界，才能实现开物过程。

《天工开物》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体例上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1556）这部技术经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1604—1681）于清初发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5）及《授时通考》（1737）广泛摘引。十七世纪末，此书传入日本，被广为传抄，1771 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1608—1868）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二十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畅销。

此书在十八世纪流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篇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译成法文，接着再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内论养蚕部分还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并作过引证，称之为“权威著作”。1869 年，有关工业各篇的法文摘译稿又集中被收入《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书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 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篇又转译为德文，1966 年全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部书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英国学者李约瑟（ Joseph① 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版，第46、248 页。② 三枝博音：《支那■代表的■技术书——宋■星■〈天工开物〉》，《支∧俏幕 复浴返*59 页，东京名取书店1942 年版。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①。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②。

政论集《野议》和诗集《思怜诗》宋应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论集《野议》，崇祯九年（1636）刊行。

全书万言，不分卷，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十二议。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及经济思想。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从而体现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应星作为在野者上书崇祯帝要求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观之，所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任用及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政权建设，揭露并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二是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三是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的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五是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提出安民政策。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统治下，使工农获得温饱、商人有利可图、贫士有科举入仕机会，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工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很多精辟思想，例如《民财议》指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又说：“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货币）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鱼耳。”①就是说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提供丰富产品，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宋应星的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于1776 年提出同样思想。

《思怜诗》刊于崇祯九年（1636），是宋应星自选诗集，内有《思美诗》十首及《怜愚诗》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为七言诗②。诗集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诗中塑造了两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及讥讽。宋应星继承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而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思美诗》塑造出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①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1，pp. 12—13（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vol.3，p.154（1959）。

② 薮内清：《科学史■中国文明》，132 页（东京：NHK■，1982）。

① 宋应星：《野议·民财议》，第3—4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

② 宋应星：《思怜诗》，明崇祯九年原刻本。

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尽可为尧舜。《怜愚诗》塑造出应当讽刺或鞭挞的一些愚人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诗集以对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诗在艺术性上不及唐诗，但颇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论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论气》专论自然哲学，刊于崇祯十年（1637），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①。宋应星继承宋代哲人张载（1020—1077）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其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的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后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变成万物。根据宋应星的理论，万物生成和演化图景可以下图表之（第1983 页）。他的这一理论比汉代王充（27—107）、宋代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他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则摄取土中无机养料与水而生长，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论气·气声篇》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条件，声速及声音的传播以及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的发生原理时，指出因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发生在于破气、轧气时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速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① 宋应星：《论气》（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音大小。该篇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十倍。关于声的传播方式，宋应星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样扩散，就是说声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对声的传播媒介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仍在争论不休。直到德国学者盖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气机做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声波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其《观象》书稿本拟与《天工开物》同时问世，但临梓删去。现存其所著《谈天》，刊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为说日。当他登泰山观日时涌现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①。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有关日日新思想，后来由王夫之（1619—1692）所发挥。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但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为警告。宋儒朱熹（1130—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③宋应星针对朱熹观点批评说：“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①接下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所载事件作了对比，证明朱注说法毫无根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应星还写下历史作品《春秋戎狄解》（1644），借古喻今，伸张民族大义，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他的《美利笺》是文学创作，也有政治含义。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内涉猎极广的学者。

①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②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③ 朱熹：《诗经集传·小雅·十月之交》卷5，中册，中国书店1985 版，第90 页。①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第四十八章 朱载堉

第一节 家世和主要著作

朱载堉是明宗室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物。

朱载堉（1532—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仁宗朱高炽第六代孙。仁宗第二子朱瞻埈被封为郑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凤翔（今属陕西），正统九年（1444）迁往怀庆府（今河南沁阳）。第四代郑王为康王祐枔，早卒无子，依宗法关系，郑藩郡王盟津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应嗣王，而朱见濍此前因罪被废为庶人，遂以郑藩郡王东垣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嗣郑王。朱祐柽即朱厚烷的父亲、朱载堉的祖父，正德十六年（1521），朱厚烷嗣封郑王，即郑恭王，朱载堉被封为郑王世子。

朱厚烷曾向明世宗上《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及《演连珠》十章，以土木神仙之事相规谏，其语切直为世宗所怒。朱祐橏久欲恢复郡王爵，而怨朱厚烷不为奏请，这时遂乘世宗之怒，罗织朱厚烷四十罪，诬其叛逆。经调查，朱厚烷叛逆无证据，但世宗以其“讪朕躬，在国骄傲无礼，大不道”，将其削去王爵，囚禁于凤阳（今属安徽），朱载堉也被剥夺世子冠带。

朱载堉因其父无罪被囚而发愤，筑土室于宫门外，席藁独处，潜心学问，自十五岁起，前后十九年。明世宗崩，穆宗即位，大赦天下，朱厚烷被释还。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下令恢复朱厚烷王爵，旋复朱载堉世子冠带。次年，朱载堉迁回郑王府居住。

朱载堉岳父的祖父，南京都御使何瑭，为官正直不阿，任官修撰时，尝因忤宦官刘瑾被迫致仕。何瑭长于音律，著有《乐律管见》等书。朱厚烷与何瑭往来甚密，也长于音律，著有《操缦谱藁》等书。他们的为人治学，对朱载堉影响甚大。

朱载堉著述很多，主要有《瑟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历学新说》，这些著作大都收入《乐律全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进呈明神宗。明神宗有旨：“览奏，具见留心乐律，深可嘉尚。”朱载堉还著有《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圜方句股图解》等。这些著作广泛涉及音律、历法、数学、物理、计量、乐器制造各学科。

第二节 创建十二平均律

朱载堉最大的贡献是在中国律学史上创建了十二平均律，他称之为“新法密率”。由于千余年来在音乐中所使用的三分损益律无法实现“旋宫”，即用十二律中的任何一律“相旋为宫”——轮流充当宫音（今称转调），朱载堉“潜思有年，用力既久，豁然不用三分损益之法”①，“创立新法，置一尺为实，以密律除之，凡十二遍”①。“盖十三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还无端”。“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皆以应钟倍数十寸零五分九厘四毫六丝三忽零九纤为法除之，即得次律也。”②而朱载堉称：“《律吕精义》乃臣父遗志，而臣愚所述也”，十二平均律的思想最早由朱厚烷提出，而由朱载堉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方法和全部理论。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全部理论的创建在1567—1581 年之间完成并刊印传布，但有关十二平均律的思想在此前即已传播。在欧洲，荷兰数学家斯特芬于1585 年（一说为1600年；一说为1695—1696 年）创立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表示，但其手稿迟在1884 年才得以发表。法国数学家默森对十二平均律于1636 年也作出了和朱载堉完全相同的数学表示。一般认为，由于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使东学西传，曾经在巴黎地方修道院担任副主祭、神父的默森，有可能受到朱载堉著作的影响。十二平均律是现代音乐赖以存在的基础理论，三百多年来，深刻地影响了音乐的发展。

① 朱载堉：《进乐律奏疏》。

① 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一《密率律度相求第三》。

② 朱载堉：《律吕精义·内篇》卷一《不用三分损益第三》。

第三节 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

朱载堉的成就还表现在乐器制造和古乐器考证方面，他制造了律准、律管，考证了篪、钟、磬、籥、篴、瑟、筝、笙等古代乐器的名称、形状、规范、音名、音高与开孔法等。

在历法方面，他编制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对《授时历》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深入研究了回归年长度及其古今变化。在数学方面，他以珠算为工具开方运算圆周率，找到了九进制和十进制的小数换算法和计算等比数列的方法。他考证了历代尺的长度，指出律与度量衡相须为用的关系。他还分析了乐器的共振现象，准确测定了水银的密度，测定了地磁偏角。在音乐实践上，他通过作曲、改编、演奏和教学、教唱活动，探索恢复旋宫古法，用精确的记谱采录民间乐曲，用民歌形式写作曲词。今传朱载堉所作《醒世词》，有曲词七十三首，其中多世态炎凉、愤世疾俗之语，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探讨舞蹈理论，制定了图谱、字谱的舞谱。此外，他还善于白描画，所作舞蹈插图，用笔洗练，比例准确，生动传神。

朱载堉注重科学，躬亲实践，不鄙薄“贱工之学”，敢于破除历来天文律历中所附会的神话、迷信，对历代圣贤大儒的错误提出质疑和批判，体现了明后期崭新的时代精神。

第四节 淡泊名利，辞却王爵

朱载堉淡薄名利，不以王位为贵，不居宗室之尊，万历十九年（1591）郑王朱厚烷卒，朱载堉作为世子理应嗣位，但他坚持辞却王爵，上书说：“郑宗之序，盟津为长。前王见濍，既锡谥复爵矣，爵宜归盟津。”礼臣以朱祐■一系“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加以拒绝。朱载堉辞疏至十五上，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1），终于获准辞去王爵。朱祐橏之孙朱载堉嗣封郑王，朱载堉及其子朱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而朱祐橏正是当年诬告朱厚烷致使其禁锢高墙达十九年的祸首。明神宗为朱载堉的让国称赞说他“非道不处，惟义是取”，“让国高风，千古载见，朕嘉尚不已。”并特赐建玉音坊，以“彰天潢之美”。

朱载堉身居亲藩，深知分封制之腐败和宗藩寄生之无用。他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上书“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神宗下令“即使各藩，大破拘挛，从公用舍，以称朝廷激励贤宗之意”。从而打破了明朝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做官的规定。

朱载堉辞国后，自称道人，迁居于怀庆城外，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初八日（1611 年5 月19 日）卒，享年八十岁，赐谥端清。

第四十九章 崇祯帝

崇祯帝，即朱由检（1611—1644）。光宗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八月入继皇位。在位十七年，是有明一代最为动乱的时期。在各种矛盾激荡的漩涡中，他奋力挣扎，但明皇朝最终仍随着他的自缢而宣告灭亡。

第一节 “中兴”之梦

熹宗朱由校逝世，其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帝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时局的危机令他不寒而栗。

崇祯帝入宫之时，朝政正把持在权阉魏忠贤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员迭遭杀戮、贬斥，就连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崇祯帝不敢食宫中之物，入夜不敢熄灭烛光。魏忠贤的专横，宦官的肆无忌惮，是崇祯帝即位后所面临并且急于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愈演愈烈的党争，整个官僚集团的日趋腐化，走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财政，以及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输不迭，陷入赤贫困境，由此引发的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等等，无不危及着这个政权的生存。与此同时，后金在东北地区的日渐强大也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内忧外患，积弊已久，如何走出执政后的第一步则是至关重要的。

崇祯帝稳稳当当地下了第一着棋：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

在清除阉党的问题上，崇祯帝表现出相当的策略和少有的忍耐。他先从魏忠贤的爪牙入手，如：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乞休；命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遣散内丁，新选一些宦官入内侍奉。当然，他也隐隐露出几分对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觉得新天子不像熹宗那样可以任意摆布。天启七年（1627）九月，魏忠贤请求辞任，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崇祯帝认为时机未到，未曾允诺。十月，形势发生变化，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之父去世，崇祯帝当即令他回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徵弹劾魏忠贤“井帝”、“蔑后”等十大罪。十一月，安置魏忠贤到凤阳，不久命逮治。魏忠贤在途经阜城时惊悸万分，自缢而死。消息传至京师，欢声雷动。为解民愤，崇祯帝下令寸磔其尸，悬首河间。客氏也被笞死于浣衣局。昔日不可一世的客氏、魏忠贤，终于被崇祯帝不动声色地剪除了。崇祯帝在朝野欢庆的气氛中第一次领略了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快感，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和削弱宦官势力的行动。

首先，尽撤各处镇守内臣，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这样，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清除阉党使崇祯帝颇费心计。监生胡焕猷疏请查究那些为魏忠贤建祠的总督、巡抚，但阉党御史杨维垣迅即上疏参驳，并且请将胡下法司究问，目的是想杀一儆百、钳制群言。崇祯帝谕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①，使阉党大失所望，气焰顿挫。此时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为东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杨维垣则上疏，攻击倪元璐居心叵测，为害政纲。对此，崇祯帝倾向于倪元璐，但他害怕党争再起，因此更强调“化异为同”。然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孰是孰非已是当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当倪元璐再次上疏时，崇祯帝加快了清除阉党的步伐。随着朝野要求毁掉《三朝要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请废“魏氏之私书”。大学士来宗道票旨：“所请关系甚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帝批道：“《要典》着即行焚毁。”②五月，《要典》在熊熊烈① 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②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火中化为灰烬。不久，又将杨维垣、徐大化革职，令速回原籍，不许在京逗留。崇祯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首，分为六等，或杀，或戍，或禁锢终身，共二百六十余人。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崇祯帝此举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动。每当经筵开讲之时，他总是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更是刻意访求治国良策。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①。

除此之外，崇祯帝深切关注边政。为此，他起用天启年间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细问平定辽东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②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应允。并钦赐尚方剑，以专事权。同时还告诫他，朝廷方面“卿勿疑虑，朕自有主持”③。确实，对于袁崇焕的倚重与信任超过对当时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焕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思想，履任不久即开始布防，整顿兵备，成绩显著。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在双岛（今属大连市）诱斩总兵毛文龙。乍闻此讯，崇祯帝不觉惊骇万分，因为毛文龙毕竟对后金有很大威慑作用，但崇祯帝最后还是嘉奖了袁崇焕此次行动。

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①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①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②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① 蒋平介：《东林始末》。

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第二节 重宦官、轻文臣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睐。从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令他恼火的事情：一是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上毕竟是冲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首次会推阁臣，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为“盖世神奸”，而群臣则纷纷为钱谦益辩解。

而崇祯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焕的“叛变投敌”、“谋反朝廷”更是给崇祯帝重重的一击。这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遵化。袁崇焕闻讯，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惧败，西犯京师。袁崇焕又不顾士马疲劳，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①“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首，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① 《明季稗史初编》上卷，第78 页。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发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①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

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②。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 1640）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发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① 《烈皇小识》卷四。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速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

第三节 急躁与褊狭的性格

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①。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首除新饷，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崇祯帝对民心、元气的忽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仍然加派不断，实行竭泽而渔，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天启七年（1627），白水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不久，府谷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城陷地。崇祯三年（1630）前后，张献忠、李自成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崇祯帝任命杨鹤往陕西加以“招抚”，并以御史吴甡领库银十万两前往放赈，但起义军“旋抚旋叛”。崇祯帝并没意识到陕西“十室九空”、“人相食”的惨状并不是十万两银子所能改变的。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诏令增派辽饷，于原来的亩征九厘之外，再征三厘，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税收。百姓怨声载道，该年二、三月间，山西从起义军的人为十之一，六七月间为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崇祯六年（1633），命悍将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官军对义军进行围剿。但是到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明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崇祯八年（1635），义军攻下凤阳，并焚毁皇陵京殿与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崇祯十年（1637），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力剿杀农民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即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以剿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以堵为主，张十面之网，对农民军围追堵击。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逐渐处入低潮。李自成部连连遭挫，处境艰难。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部相继受抚。但次年，张献忠于谷城再次起义，尤其是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由商雒山进入河南，成千上万的饥民纷沓而至。李部所向无敌，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至此，崇祯帝更是气急败坏。然而，他只是咒骂督抚围剿不力，唯独没有设法解决这种致乱之源。相反，崇祯十年（1637）十月，诏告天下，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允诺一年为期。可是一年过去了，“流贼”并没平定，只好续征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他又批准了杨嗣昌抽练边兵七十三万的计划，加征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三饷加派，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八月二十五日，杨嗣昌以大学士之衔就任督师，节制督抚，前往征伐。崇祯帝对杨嗣昌此行寄予了厚望，赐宴饯行，面授机宜，并亲笔题诗相赐。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但他万万没料到杨嗣昌因襄阳王、贵阳王被张献忠处死，自度难免，自杀身亡。

① 《明史》卷二六○《杨鹤传》。

农民起义的浪潮日趋高涨之时，后金政权在东北日益强大，尤其是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意欲廓清宇内，取明代之。崇祯帝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崇祯帝只是把辽东战场的失利归之于将帅的无能与胆怯。自然，他没有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此时的清政权已远不同于后金，更不是所谓“建部跳梁”，而是一个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明廷对峙的政治势力。他对收复辽东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呈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继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兵攻击北京城后，于七年（1634）七月、九年（1636）七月以及十五年（1642）十一月三次大举进攻明朝腹地。最后一次入犯，共攻下城池五十多处，俘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许多地方简直是望风即降。每次清兵进攻，崇祯帝除了令边镇速速入卫之外，通常是令内臣监守城门，监军，催兵将快快出击。他丝毫不考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先稳固防守。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进攻宁远、锦州，总兵祖大寿坚守不出，清兵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崇祯帝见宁、锦吃紧，即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余万往援。宁锦副总兵祖大弼指出：清兵太强，难以与之硬拼，可用车营法，步步进兵，使清兵无机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洪承畴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崇祯帝以师久无功，命兵部职方司郎中方若麒去探视，审度机宜。方若麒认为清兵一鼓可平，催急速出兵。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自此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实力与清对抗了。

崇祯帝性格中褊狭、猜疑的弱点在施政中也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崇祯帝怀疑大臣们结党营私，贪贿、贰心。为了监视大臣，他采取的办法是，鼓励告发。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帝召见大学士薛国观，问他朝臣贪婪的原因何在？薛答道：“使厂卫得人，朝士何敢如是。”①崇祯帝深以为然，并把外边的情况托付给厂卫搜集、侦访。户部尚书孙居相家居时，在给友人函件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这几个字，不料被崇祯帝的侦探得知，崇祯帝二话没说，即把他逮捕、谪边。崇祯十五年（1642），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皆因直言触怒崇祯帝。崇祯帝令锦衣卫将二人逮捕，并密谕卫帅骆养性将熊、姜二人杀死。左都御史刘宗周疏请释放二人，即使二人有罪也当付之刑部；以锦衣卫行刑，“终于国体有伤”。崇祯帝大怒：“法司、锦衣卫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②。将刘宗周革职为民。崇祯帝在位期间始终感到人才的奇缺。人才奇缺，并不是说明皇朝缺乏人才，而崇祯帝也确实任用过一些人才，但由于他的急躁与褊狭，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或严刑随其后，不仅使所用之人难以施展其才，而且内阁大臣与巡抚总督动辄遭咎，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崇祯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也是有冤难言。崇祯十四年（1641），清兵围攻宁锦，陈新甲因杨嗣昌之推荐出任兵部尚书，主张和议。崇祯帝也以边兵不足恃，欲借和议暂缓危机。当时朝中之人多数是主张和议的，认为“倘肯议和，和也可恃”③。崇祯帝便将此事专门委以陈新甲去办理。但陈新甲因保密不严，和议之事被外廷知晓。崇祯帝即将陈处斩。

① 《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②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③ 《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内阁与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以刑部尚书言，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任。有明一代，阁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而崇祯一朝即有五十人之多，占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弘治帝在位十八年，用相只有七人。在内阁中，刘鸿训、钱龙锡、韩爌、李标、孙承宗、钱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说无才，且为人也较正直，但他们的任职主要在崇祯初年。这些正直之臣在阁中比例较小。阁臣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辈，如周道登、郑以伟、程国祥、刘宇亮、范复粹、吴宗达、方逢年、姚明恭、黄士俊、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无所建树。在阁臣中，真正受崇祯帝宠信的却恰恰是一些正直臣僚所耻与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熊、陈演等。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善于窥伺崇祯帝的心理，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奸猾无比。温体仁因攻讦钱谦益而备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周延儒入阁；崇祯三年十一月，温体仁入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学士韩爌、李标、成基命相继罢相而去，崇祯四年（1631）六月、八月，与周延儒一起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祯初年所谓“东林内阁”的结束。温体仁在阁八年多，是崇祯朝所有阁臣中辅政时间最长的。他入阁后，即挤掉周延儒而成为首辅。温体仁胸无大志，才识短浅，生性猜忌阴险，且善于揣测上意，因此，尽管弹劾的章奏屡上，崇祯帝不以为动。刘宗周上疏指出温体仁有十二罪、六奸，但崇祯帝相反觉得温体仁在朝廷挺孤立，不结党，故常加安慰，而对于上疏的人每每从重处治。温体仁辅政期间，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以及大学士文震孟、何吾驺等都因为得罪首辅而降职、削籍。文震孟在阁时间只有三个月。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当时人们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①（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首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谈何表率百官？崇祯帝刻意求才，却求的是这种貌似忠诚、实则奸邪的才，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在困难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危害朝政，使崇祯帝急躁、严厉的性格愈加偏执。崇祯帝任用这些平庸、奸邪之人，怎能求得大治呢？

① 《烈皇小识》卷四。

第四节 孤独的勤政者

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最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①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②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不敢接纳此疏，于是他携疏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后来内臣发现，将此疏转呈崇祯帝。崇祯帝读罢，认为陈启新的奏疏虽然不合进呈惯例，但他指出了时弊，还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职。陈启新被升为吏科给事中。崇祯帝对于那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价值的奏疏则非常反感。曾应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总是喜欢从一至数十的罗列，分不出轻重。崇祯帝特地召见，专意诘责。崇祯帝每天不知批阅多少奏疏，碰上这种空洞无物的奏疏也真够他受的。其实，别说奏章，即使是阁臣的拟旨也是难以对付的。崇祯帝遇事自有主张，阁臣们的票拟如果与之相违，那他还要通读原疏。崇祯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张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崇祯帝即令张作楫回话，这是指谁？张作楫本来是夸大其词，没料到皇上如此精细，于是只好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还涉及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见到此疏，崇祯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笔涂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个大“×”。张作楫被革职。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劝崇祯帝不要徒倚风雷，不要轻率改作，应当“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心”①。崇祯帝大怒，命阁臣拟严旨治罪，但每次拟旨都不合意，改拟达四次之多。崇祯十年（1637），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狱，卢象升等十余疏言冤，内阁先后拟旨“回话”、“为民”、“提问”，三改，崇祯帝都不满意。于是亲批：“可将三俊罪状，一一讲明，不必更处奏事官。”内阁再拟旨，当晚即下。同年六月，① 《烈皇小识》卷一。

② 《烈皇小识》卷一。

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内阁票拟议罢首辅温体仁，拟旨中有“人夫、禄米”等项，但崇祯帝将这些抹去，只批了三个字：“放他去。”

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皇帝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崇祯元年（1628）二月首次开经筵；崇祯七年（1634），日讲官由六人增为七人。每次经筵，崇祯帝显得和蔼可亲，先是恭听，讲后则常向讲官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讲官进讲颇合皇帝口味，则常会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讲《春秋》，深得皇帝喜欢。崇祯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阁臣之时，崇祯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文震孟虽然未至，仍被特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日益把日讲与经筵变成召对了。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刚完，即召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问保举与考选哪种方法最适合选拔人材？诸臣唯唯诺诺。黄景昉进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含冤下狱。十六日，正逢日讲，崇祯帝面谕黄景昉，郑三俊即使清白，也办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后，崇祯帝先是严厉斥责了一番郑三俊“欺罔委卸”，接着说：“但念别无赃贿，姑作回家听拟。”①其实，崇祯帝也知道此案错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狱为回家听拟。崇祯帝重视经筵、日讲，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能从先圣与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国之策。

每逢殿试之际，崇祯帝更是十分认真。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会试，大学士薛国观、蔡国用为考试官，取士三百名，名列前茅的有邹式金、杨琼。到三月廷试时，崇祯帝召考其中的前四十八人。崇祯帝问：“边隅多警，何以报仇雪耻？”魏藻德对曰：“以臣所见，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功业自建”，并陈说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况。崇祯帝认为可用，即拔为第一名。而邹式金被抑为二甲，杨琼被抑为三甲。薛国观因此失去了崇祯帝的恩宠，六月份就被罢职。

处于非常之世的崇祯帝，处理具体事物也往往打破常规，违背封建礼教。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的烽火正旺，崇祯帝所倚重的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虽均有家丧，但也予“夺情”起用。少詹事黄道周针对此事连上三疏，指责此三人不守丧、不忠不孝，并诘问皇上为何用这种人？崇祯帝责问黄道周用心何在？不料黄言正辞严，毫不让步。崇祯帝一气之下，将迂腐的黄道周连贬六级，发配江西。崇祯十六年（1643），给事中郝昌、御史蒋拱宸疏劾吏部文选郎吴昌时贪赃枉法，勾结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内阁机密，崇祯帝对于外臣结纳内臣之事尤为忌恨，于是召文武百官，亲自审讯，并用刑打断吴的大腿，犹不解恨，将吴论死。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帝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未有之人。”①即使皇亲国戚，对于崇祯帝的所作所为同样是意见纷纷。为了筹饷，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帝开始向皇亲筹借。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国瑞，数目是四十万两。但李国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毁房屋，把器皿什物摆在大路上变卖，以示自己一无所有。许多国戚也为他说情。崇祯帝并不罢休，立即逮李国瑞入狱，李惊吓而死。正当此时，崇祯帝最宠爱的五皇子慈焕不幸因病死去，令他痛苦之极。崇祯帝令戚贵们助饷之事随之化为泡影。

① 《烈皇小识》卷五。

① 《烈皇小识》卷八。

崇祯帝心中的疙瘩几乎无人能解。内宫嫔妃自然不少，但难以令他心悦。他不喜欢周皇后，比较喜欢的只有田妃与袁妃二人。其中田妃不仅姿色过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连骑马也在行。她是在江南长大的，入宫后把江南的一些生活习俗也带过来了，崇祯帝颇觉新鲜。于是，他的衣鞋之类也都用南方的。但是，田妃与周皇后争风吃醋，被崇祯帝违心地罚入启祥宫省愆，三个月不召幸。崇祯十三年（1640），田妃染上大疾，两年后亡故。崇祯帝悲痛欲绝，隆重葬之。爱子与爱妃的相继逝去，崇祯帝所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形容日渐憔悴，脾气愈益暴烈，动辄呵斥，踢打宫女。宫廷生活的风波，对时局的感伤，使崇祯帝的内心更感孤寂。他本是个极敏感的人，极度的空虚、愤懑乃至绝望朝他猛烈地袭来之时，有时竟不由得泪水纵横。上天也偏不作美，很少有过风调雨顺的时候，年年兵燹之外，不是干旱，就是蝗灾，且疾疫流行。为此，他不停地反省，有时斋居在文华殿或永寿宫，撤乐减膳，崇祯八年（1635）十月、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十七年（1644）二月四次下诏罪己。他多次去祭祀太庙，希望祖宗保佑。有时，他只有把这种孤独与绝望之情转为对母亲的思念。崇祯十二年（1639）他请人画了他母亲的遗像挂在奉先别殿，不时去瞻仰，本来他想借此排遣心中的苦楚，但每当此时，思绪更乱，更感凄楚。为了解除苦闷、寻找希望，他对天主教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西方著名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常被传入宫内，讲解天主教义。崇祯帝心向往之，下令将宫殿内所雕佛像尽行撤除，放在外面的寺院里，或销毁。他还把大臣有名“天”者悉改之。崇祯十三年（1640）慈焕之死，据说是得罪了九莲华娘娘的原因。崇祯帝即改对天主的祈祷而为对佛祖的忏悔，深感无限的惆怅与理想幻灭的痛苦。一个外强中干的勤政者正怀着诸般苦楚沿着孤僻的小径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第五节 煤山自缢

崇祯十五年（1642），这个曾立志“中兴”的皇帝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二月，清兵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也以锦州降于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围开封。八月，安庆兵变。九月，开封城陷。十一月，清兵入关，攻陷蓟州，深入畿南，破城八十余座，并杀宗室鲁王。在所有对农民军和清廷的作战中，明朝军队几乎无抵御之力。六月份，陈新甲被处决后，与清和谈的大门也关闭了。继任兵部尚书冯元飚不愿为灭亡在即的皇朝作殉葬品，一日上朝时，伪称疾病发作，昏倒在地，因力辞尚书职。尽管崇祯帝下诏罪己，并诏举有堪为大将军者，但根本不见成效。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湖广这个“九省通衢”、天下咽喉的地方已在农民军的掌握之中。崇祯帝忧及献陵失守，派大学士吴甡往湖广督师，吴甡只得应允。他提出的条件是崇祯帝给他三万精兵，从南京趋武昌。由于京兵难以抽调，吴甡到四月还未出京。崇祯帝大怒：“受兵督师讨贼，自当星驰受事，乃三月以来，迁延不进，未出都门，筹画莫展，若在行间，何以制胜？”①令吴致仕。最高统治集团已人心离散，悲观失望，这给崇祯帝以深深的刺激。六月，悬立赏格：擒李自成来献者赏银一万两，封通侯；能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其他也按功行赏。崇祯帝希望因此而出现奇迹。但正当官军畏缩不前时，李自成兼并罗汝才部及革、左五营，号众百万；张献忠也连克汉阳、武昌、岳州、长沙、宝庆等城。八月，崇祯帝只好把最后一张王牌打出去，进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以及应天、凤阳、江苏、安徽、河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围剿，铸督师七省之印，与农民军决一死战。孙传庭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十万人马出潼关，檄左良玉驱兵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此时，李自成也调集在湖广的全部精锐于河南，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使孙传庭一败于河南郏县，死亡四万余人；十月，再败于潼关。渭南、商州、西安均为李自成攻占。不久，总兵白广恩、陈永福降于李自成。至年底，榆林、固原、宁夏等重镇尽归李自成所有。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以陕西为根据地，对北京发起最后总攻。

眼望官军分崩离析，三秦尽失守，崇祯帝心中惶恐之极，缺兵、缺饷、缺将的情形令他一愁莫展。为了练兵，他曾与大学士蒋德璟商议良久，可当他听说：正统朝时兵饷数万，万历朝时不过三百余万，而今兵饷二千余万，而兵反少于前，尽皆耗蠹；过去京卫有四十七万，畿内有二十八万，今皆虚冒时，也丧失了信心。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①大臣一听皇帝要御驾亲征，便纷纷请代。大学士李建泰请提兵，崇祯帝大喜，即加封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不久，崇祯帝于正阳楼按古礼设宴饯行，并召集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坐，礼仪① 《烈皇小识》卷七。

① 《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之隆，前所未有。崇祯帝亲自为李建泰斟酒，举卮说：“先生此行，如朕亲征。”李建泰誓死以报。席散，崇祯帝久久地目送他出京。崇祯帝没料到这个代皇帝亲征的大学士在畿辅之内的定县、广宗县等处却吃了闭门羹，一听说李自成部已攻陷宁武关、正朝北如潮水般涌来时，只好北窜逃命。这时的内阁首辅陈演一见大势不好，疏言“赞理无效”，请告病回家。崇祯帝骂道：“汝一死不足蔽辜。”②二、三月的京城，人心惶惶，崇祯帝切身感受到了众民离叛的气氛。这段时间，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一方面下诏罪己，妄想稳定人心；一方面起用亲信太监前往各地监督。如，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监真定、保定，杜勋监宣府，王梦弼监顺德、彰德，阎思印监大名、广平等，并征诸镇兵入援勤王。其实，在正月，崇祯帝就想征调宁远总兵吴三桂入援，但吴三桂西援，实际上无异于拱手将辽东最后一镇让给清兵。由于内阁反对意见较大，因而至二月底吴三桂始终未见动静。此时，李自成部已攻陷太原。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瓖及监守太监杜勋举城投降农民军；初六，李自成部又陷宣府。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农民军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帝知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他曾密召力主“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并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①崇祯帝意在要大臣合力劝请他南迁，体面地离开京城。但是，又有人建议，固守京师，仿永乐朝事，让太子监国南京。为了顾全面子，崇祯帝慨然表示“国君死社稷”。

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召对群臣，商讨对策。人人默然无语，君臣只有相对大哭而已。昌平失守的消息传到时，君臣大惊失色。

十七日，农民军围攻北京城。城防已从根本上失去了抵御的能力。崇祯帝只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②十八日夜间，大顺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农民军一拥而入。太监张殷劝崇祯帝只要投降便无事，被崇祯帝一剑杀死。此时的崇祯帝已是精疲力竭，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不能看着他的爱妃陷入敌手，于是挥剑将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崇祯帝悲叹道：“汝为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赴宴未归。崇祯帝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实在是太沉重了，怎么也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以宣威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② 《明史》卷二五三《陈演传》。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八。

② 张正声：《二素纪事》。

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崇祯帝得知这个消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崇祯帝检阅内操之处，可如今成了他要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山穷水尽的崇祯帝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①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大顺政权派人将崇祯帝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

南明弘光时，谥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清入关后，谥为端皇帝，庙号怀宗，后改为庄烈愍皇帝。其陵随其庙号思宗称为思陵。

①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纪二》。

第五十章 周延儒 温体仁

第一节 周延儒

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

万历四十一年（1613）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修撰。时年二十余岁，志满意得，与同年冯铨友善，其后结为儿女姻亲。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冯铨在阉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势罢相，周延儒旋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

崇祯帝即位，诛魏忠贤，清理阉党，周延儒因居南京闲散之地而获擢用，召为礼部右侍郎。崇祯元年冬，驻宁远的四川湖广兵士因连续四月断饷而发生哗变，总兵袁崇焕安抚之，事方得平，锦州兵又哗，崇焕请给饷。崇祯帝召群臣问计，诸臣皆请发帑。周延儒警敏而善伺人意，他熟知崇祯帝与乃祖神宗一样吝啬财货，于是进言异于他人。他的陈奏道出了皇帝的心思，“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又奏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①。周延儒的话深得皇帝赞赏。数日后，崇祯帝又召周延儒面议政事，周延儒揣摩崇祯帝猜疑和察察为明之习，奏称锦州兵变大略是骄兵构煽为乱，有关将帅御之无策，以故哗变频仍。时崇祯帝方疑边将要挟，周延儒之奏正合皇帝胸臆，于是大悦，由是颇宠之。崇祯帝初政，客氏、魏忠贤等元凶虽除，徒党犹盛。自倪元璐颂东林攻阉党之疏出，清议渐明，不附阉的正人渐获登用。不久附魏忠贤的阁臣相继罢去，天启中致仕的老资格阁臣韩爌被召，尚在途中。于是皇帝下诏会推阁臣，东林党中的头面人物钱谦益期在必得，派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在朝中串联活动，吏部尚书王永光迫于情势，列出了以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十一人名单，供皇帝挑选。周延儒及礼部尚书温体仁均未获提名。按会推的惯例，礼部尚书应获提名，而把持会推的钱谦益等以温体仁素无人望为词拒之于外。又周延儒议事有独见，召对亦当帝意，却也被摈斥在外，于理未合。时周延儒亦暗结外戚锦衣渠帅郑养性、万炜及东厂太监唐之徵，以为内援，希冀入阁。至是周延儒不与会推之列，大恨，暗布流言，言枚卜阁臣之事为钱谦益党把持。温体仁不附东林，虽官礼部尚书亦不预会推之名，亦愤而不平。温体仁乃奏呈《盖世神奸疏》，弹劾钱谦益的浙江乡试作弊的旧案，言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①。恰崇祯帝因会推名单不列周延儒等而生疑惑，得温体仁疏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在文华殿面讯，温体仁力攻钱谦益，周延儒助之，奏称：“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①钱谦益未料到温体仁攻其旧事，周延儒指斥有验，钱谦益理亏语塞。皇帝以周延儒、温体仁所言符合实情，于是罢钱谦益官，回籍听勘，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坐钱党，降谪有差。崇祯帝乃悉置廷推者不用，枚卜之典遂告流产。

① 《明通鉴》卷八一，崇祯元年七月。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① 《烈皇小识》卷二。

崇祯元年十二月，前大学士韩爌还朝，遂为首辅。自文华殿辩论后，周延儒屡蒙召对。二年三月，崇祯帝召周延儒密议，“漏下数十刻乃出，语秘不得闻”②。周延儒得到皇帝的恩眷和进一步的信任。对此，东林一干人非常恐慌，御史黄宗昌搜集周延儒的几件小事劾之，崇祯帝怒，停黄宗昌俸半年。御史李长春疏论独对之非。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又言“延儒与冯铨密契，延儒秉政，必为逆党翻局”③。周延儒对言官的攻击一一作了答辩，崇祯帝优诏褒答。同年十一月，北兵薄京城，京师警戒，阁臣钱龙锡以袁崇焕案牵连罢职，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同时入阁的还有何如宠和钱象坤。三年二月，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周延儒在内阁，竭力援引温体仁和吴宗达，将建议二人入阁的意见书于揭帖，为之力请。崇祯帝憎恶臣下党比欺君，故特别嘉许体仁孤立忠心，六月十一日特旨命温体仁与吴宗达以原官入阁。是年正月，韩爌致仕，三月李标致仕，九月成基命亦致仕，周延儒遂为首辅。寻加少保，改武英殿大学士。

周延儒早年，曾与东林姚希孟、罗喻义相善，由于钱谦益在枚卜一事上做得太过分，事关权势利害之争，周延儒不得不奋起反击，助温体仁攻之。既相之后，延儒总揽全局，会阉党新败，审时度势，不能不与东林这股政治势力共事。鉴于东林士大夫集团并非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于是周延儒一方面与钱谦益等人对立，另一方面则注意改善同其他东林士人的关系。崇祯四年（1631）周延儒主会试，他录取东林后劲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与周延儒并相的温体仁素与东林无涉，既攻钱谦益，益仇东林，温体仁出于自身利害考虑，亟欲将敌视东林的阉党势力转变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抗衡东林。在对待东林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温体仁逐渐由差别而发展为分歧。温体仁采取了试探性行动，策划起用阉党官员，他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起名丽逆案的王之臣和吕纯如。王、吕二人在逆案中所犯较轻，且于天启中皆在边圉，未尝插手朝廷政治，盖因颂珰获罪，况且崇祯元年东林干员瞿式耜还疏荐吕纯如“谙练边事，猷胆过人，皆可当中枢戎政之任者”①。东林之人荐之，温体仁亦欲荐之，本不当大惊小怪，而有人利用此事挑拨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关系，向周延儒进言说温“体仁将翻逆案而外归咎于公”②。周延儒不察言者之意，刚好中了圈套，他把温体仁荐用王之臣、吕纯如看得过分严重，于是向皇帝奏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皇帝听了周延儒的话，起用王之臣、吕纯如等的事就搁浅了。这样，温体仁决意在政治上与周延儒分道扬镳，温体仁阴鸷有城府，表面上仍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不曾察觉。

周延儒是一个典型的没落皇朝的封建官僚，善于攘夺权位，一旦大权在手，殊无为国为民之心，惟知利用权势，谋取私利而已。史称其“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受姻娅陈于泰万金之馈，使滥厕进士及第之列。周延儒所为遭到给事中吴执御的弹劾。其后又有数十人劾之，因崇祯帝将劾疏一概留中不下，周延儒不得自知，却仍厚着脸皮入直票拟如故。其间子弟暴横乡里，兄弟冒锦衣籍授千户官，用家人为副总兵，京师舆论籍籍，而周延儒仍无敛②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③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① 《瞿式耜集》卷一《任人宜责实效疏》，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②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止之意，仍然我行我素，终为温体仁所乘，狼狈罢归。

崇祯帝初即位时，尽撤镇守中官，黜司礼之权，一心委任大臣。然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廷臣却竞相为门户之争，不能赞襄良策，甚至欺蔽朝廷。于是崇祯帝渐渐复用宦官，相继遣宦官监视各镇。又令宦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温体仁向宦官靠拢，以图周延儒。太监王坤狂躁敢言，在温体仁示意下，疏劾修撰陈于泰，谓其盗窃功名，语侵周延儒。给事中傅朝佑副都御史王志道言中官不当劾首揆，崇祯帝怒，削王志道籍，周延儒不能救解，崇祯帝对周延儒的信任已经动摇。温体仁复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为延儒功，索狱囚赇谢。而延儒至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悖逆”①。皇帝怒，穷治其事，锦衣卫考掠李元功无完肤，狱上，周延儒大困。周延儒还希望温体仁为之救解，温体仁不应，还乘机拟旨黜去与周延儒相善可能施以帮助的人。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被迫引疾辞职。皇帝仍待之以礼，赐白金，遣行人护行而归。

周延儒失势后回归乡里，对倾轧自己的温体仁愤恨不已，对曾与友好的东林诸人颇感惭愧。温体仁继周延儒任首辅，日与东林及朝臣中不附从自己的人为仇，五年后才去职。继而当国者是张至发、薛国观等，这些人都步温体仁后尘，引导皇帝苛严以待臣下，摈斥刘宗周、黄道周、刘三俊等正人，朝廷政治情况非常混乱。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运动重新起用之事，计划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中贵，“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①。具体由冯铨利用天启年间与宫中臣珰的老关系送进去，其事“擘画两年，纶綍始下”②。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于乡里。周延儒九月至京，遂复任首辅。

以张溥为代表的东林后劲把希望寄托在周延儒身上，他们忠告周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延儒临行，张溥“以数事要之”③。被钦定逆案禁锢的阉党诸人在温体仁当政时始终没有抬头，此际也把希望寄托在复出的周延儒身上，故为之集资和交通内侍，阮大铖向周延儒表示希望获得任用，周延儒以其名丽逆案而有难色。阮大铖退而请用其密友马士英，周延儒许之。

由于东林和阉党两方面的支持，周延儒重新柄政，他也注意满足两方面的要求。遵循张溥的要求，召回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掌工部，倪元璐佐兵部，其余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麟、张玮、金光辰等分任卿贰，又释放在狱和遣戍的傅宗龙、黄道周等。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人官，于是中外翕然称贤。另一方面也履行了对阉党的许诺，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控制南方的政治中心，为其日后操纵南明政权张本。周延儒当政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倾轧，皇帝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崇祯帝甚至贬损帝王之尊而揖拜周延儒，语称“朕以天下听先生”。但是，此际的明朝病入膏肓，既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州县残破，又有清兵南下，抄掠京①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① 《烈皇小识》卷七。

② 《明季北略》卷十九《周延儒续记》。

③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师，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谁都没有为皇朝挽回颓势的妙方。侯恂、范志完督师，皆遭败绩。军事局势日益恶化。周延儒则纵使门下客董廷献等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凡求总兵巡抚之职，必先通贿于董廷献，然后得之。前首辅薛国观罢职回乡，因多携财货而遭杀身之祸，周延儒惩其败，所得珠宝皆寄放于廷献家中。其后十六年再度被贬离京时，“行李故为萧减，筐箱几件”而已①，实则“所藏于心葵（董廷献）家者无限也”。政治上倚为腹心的文选郎吴昌时品质极坏，史称其“有干才，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其在朝“通厂卫，把持朝官”。凡事更张，全凭己意，明制年例，通常以科道一二人出为外官，年例外调意味着贬职，昌时不满言官，特意扩大年例的名额，欲出给事中范士髦等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昌时挟势弄权，每每如此，故而朝官恨之入骨，对昌时的仇恨，有时也会迁及周延儒，周延儒任用非人，为自己种下祸根。

明代政治体制表明，无论内阁怎样拥有相权之实，然而厂卫却是代表皇权监视和控制着整个官僚集团，周延儒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周延儒此举虽然邀获众誉，厂卫却十分怨恨他。厂卫着意刺探周延儒的阴事。崇祯十五年五月，兵备佥事雷演祚劾周延儒门生范志完督师时纵兵淫掠。翌年廷议其事，雷演祚语侵周延儒。皇帝召雷演祚面对，遂劾周延儒“招权纳贿，如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凡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幕客董廷献”①。又言范志完“两载佥事，骤陟督师，非有大党，何以至是”。雷演祚所奏，引起了皇帝对周延儒的怀疑，于是逮治廷献，诛范志完。周延儒的地位受到动摇。崇祯十六年四月，清兵掠山东，师还，至京畿，周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崇祯帝犹降手敕，以召虎裴度为喻奖之，赐给章服、白金、文绮、上驷，并给金帛，以供其功成赏军。皇帝对周延儒寄予极大的希望，周延儒却殊无退敌之策，驻兵通州，不与北兵接战，惟“每日幕客攒集，午后始开门收文书，应故事”②。周延儒视师丝毫没有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清兵退回辽东，各路援兵尾之而行，不敢邀击，却厚贿周延儒以求叙功。周延儒日与幕客饮酒娱乐，天天派飞骑往宫中奏捷，骗得皇帝一场空喜欢。周延儒还朝，请议从征将吏的功劳，周延儒又获赐银币、蟒服，荫子中书舍人。数日之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厂卫把周延儒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五月十八日，皇帝还在下谕布置凯旋之宴，二十三日传谕大小九卿，“首辅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③。周延儒再度失宠，崇祯帝为全君臣终始之义，犹降温旨，赐银百两为旅资，并许乘传归。

周延儒的敌人不但有厂卫渠帅大珰，还有阁中的魏藻德与陈演。魏藻德是薛国观的门生，吴昌时在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以是魏藻德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周延儒平素蔑视陈演，陈演大恨之，于是两人与厂卫复腾蜚语，攻击周延儒。周延儒既去，言路发舒，所言皆及他。皇帝隐忍未发。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入周延儒之幕，与董廷献表里① 《明季北略》卷十九《董心葵大侠》。

① 《明史》卷二七四《雷演祚传》。

② 《烈皇小识》卷八。

③ 《明季北略》卷十九《周延儒续记》。

为奸，无所不至，语其赃私巨万，并揭露吴昌时交通内官李端、王裕民等，侦知宫廷秘密诸状。骆养性仔细地调查了吴昌时与周延儒谋取贿赂的详情，报告皇帝。东厂诸阉亦向崇祯帝汇报了实情。吏部尚书郑三俊以误荐吴昌时，引咎辞职。这时崇祯帝了解了周延儒的全部罪行，盛怒之下，立遣缇骑逮周延儒到京师治罪。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帝召府部科道廷鞫昌时，皇帝声色俱厉，内侍用刑，吴昌时两胫皆折。周延儒在途闻吴昌时受刑之状，非常恐惧，在途中迁延不进。时旧辅王应熊应召入京，周延儒与王应熊关系密切，应熊之获再召，亦周延儒未败时为之营就。周延儒期待应熊先入，在皇帝面前为之救解，冀能逃脱罪罚。陈演通过中官，向皇帝揭穿了周延儒稽延不入的缘由，崇祯帝益恨，并及王应熊，王应熊入京，不召对而命其复归。十月，周延儒尾王应熊之后到了京城，被安置在正阳门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皇帝不予理会。十六年十二月（1644 年1 月）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

第二节 温体仁

温体仁（1573—1639），字长卿，号圆峤，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朱由检即位初，迁尚书秩，协理詹事府事。崇祯元年（1628）冬，诏会推阁臣，东林党钱谦益指使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居间活动，迫使吏部把很有希望入阁的侍郎周延儒排斥在会推提名之外。温体仁素与东林没有往来，亦不得预名陪推之列。温体仁见会推不及周延儒，忖度皇帝必疑臣下结党排挤，于是发难攻击钱谦益，遂上《盖世神奸疏》讦钱谦益为浙江乡试考官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之选”①。翌日，皇帝召集阁部科道诸臣在文华殿面询其事，命钱谦益、温体仁、周延儒等人俱至。钱谦益于枚卜阁臣之先，经过严密布置和活动，费了许多精力才将周延儒等排斥在外，却没有料到温体仁突出，以浙闱旧案劾己。文华殿面质之际，一时辞屈。崇祯帝问温体仁：“疏内称神奸结党欺君，奸党是谁？枚卜大典是谁人一手握定？”②温体仁从容奏称，“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称言”。接着将所知的情况一一陈奏，大略言吏部尚书屡疏乞休，杜门谢事，瞿式耜“受谦益指使，疏催冢臣王永光暂出完会推之事”③。温体仁指出，“谦益热中枚卜”，甚至“先令御史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张凤翔代行会推，此从来未有之事”④。吏部都给事中章允儒出班为钱谦益辩解，引喻失当，被皇帝喝令锦衣卫卫士推出。温体仁又请命吏部尚书王永光陈述会推的实情，王永光不敢开罪钱谦益，回避其事，向皇帝奏称“皇上召问吏科、河南道（御史）与郎中耿志炜便知道了”。温体仁毫不放松，他步步进逼，言“永光是六卿之长，用贤退不肖，是他职掌，如何推到司官身上”，崇祯帝再三诘问会推实情，一时阁部六科等臣俱含糊其词，搪塞皇帝，为钱谦益开脱。在此关键时刻，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站出来支持温体仁，周延儒指出，“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者惧于天威，二者牵于情面”，又说“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言出祸随”。周延儒揭露了钱谦益等在会推中挟制群臣的实情。于是皇帝罢钱谦益官，令其回籍听勘，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坐党，降谪有差。文华殿辩争之后不久，御史毛九华疏纠温体仁于杭州建逆祠时，作诗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亦纠温体仁娶娼、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温体仁再次与毛九华、任赞化等人抗辩良久。九华所谓的媚珰之诗显系栽赃诬陷，经温体仁当面诘问，毛九华词穷。而任赞化则毛举细故，排击不已。皇帝“怒其语亵，贬一秩调外”①。温体仁揭露说二人皆是钱谦益死党，皇帝亦颇以温体仁之言为是。皇帝召大学士韩爌论其事，韩爌虽心向东林，亦不得不称“体仁平日硁硁自守，亦有品望”，因枚卜一事“所以诸臣攻他”②。温体仁又向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③ 《瞿式耜集》卷一《奉台回话疏》。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烈皇小识》卷二。

皇帝陈述，“臣通籍三十年，并无一字挂人弹章，只因参了钱谦益，攻者四起。凡可以杀臣者，无所不至。岂一人之身，贤奸顿异如此？”温体仁在与钱谦益党的斗争中抗争不屈，其后，经浙江巡抚的调查，毛九华等所论体仁媚珰之诗“卒无左验”。于是皇帝对温体仁揭露诸臣结党之说深信不疑。皇帝曾召大学士韩爌，言“诸臣不忧国，惟挟私相攻”，表示要对结党者“重绳以法”①。其后，给事中祖重晔、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南京御史沈希诏相继攻温体仁，孰知攻者愈力，而皇帝却愈加相信温体仁及其对人事所发的议论。崇祯二年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入阁。周延儒在阁，极力援引温体仁。三年六月，温体仁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他既仇东林，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企图起用阉党逆案中情节较轻的王之臣和吕纯如。周延儒虽攻钱谦益，却与另外一些东林士大夫有较密的政治关系，在起用阉党上，周延儒所持与温体仁有异，加上人为的挑拨，周延儒没有注意与温体仁协调其事。于是温体仁逐渐自异于周延儒，并忌周延儒位在己上，图谋取而代之。崇祯四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永光被劾罢职，温体仁用其乡人闵洪学代之。闵洪学与温体仁相结，在吏部奉行温体仁意旨，为之拉拢朝官。凡有过失，则归之于周延儒。周延儒因温体仁曾与自己一道攻钱谦益，又援其入阁，因之对温体仁和闵洪学的诸种做法未曾觉察。由是温体仁操纵了吏部的用人大权，在朝局中的实权逐渐超过周延儒。周延儒的追随者和东林一派人非常怨恨温体仁，吏部左侍郎张捷联络太仆少卿贺世寿等暗中布置，他们串通言路，图谋逐去闵洪学，断温体仁之左右臂，进而将其逐出内阁。于是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誉等先后疏攻闵洪学，而兵部职方员外郎华允诚言之尤切。华允诚言称“今日之事有三大可惜，四大可忧”，指出“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①。皇帝也觉察到温体仁与闵洪学同里有私，于是罢去闵洪学吏部尚书之职，温体仁发展政治势力的动向受阻。周延儒为首辅，颇纵容家人奴客肆为奸利之事，京师舆论籍籍。周延儒旋与宦官交恶，温体仁向宦官泄露其阴事，使太监王坤攻及周延儒。温体仁复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为奸利及周延儒为悖逆之语。皇帝怒，穷治其事，周延儒大困，犹望温体仁为之解免，温体仁不应，且“阴黜与延儒善者”②，使周延儒不能获得任何帮助，被迫引疾辞职。周延儒既去，温体仁遂任首辅。

温体仁欲用逆案中人，使之转化为自己的基础力量，由于遭到东林士大夫的抵制，未获成功。此外，崇祯帝登位后，一直以翦除魏忠贤和钦定逆案自得，因之对逆案中人深恶痛绝，温体仁于是放弃了起用阉党的策略。温体仁与东林极端对立，又无法利用阉党发展势力，在政治上一筹莫展，惟与东林及不附从自己的朝臣为敌。居次辅时，曾以经筵讲章不当为词，罢去属于东林势力的礼部侍郎罗喻义，又以他事将东林闻人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少詹事文震孟为《春秋》名家，声誉颇属，而温体仁忌之，阴阻其担任经筵讲官。既而文震孟进讲称旨。八年七月，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入阁，适温体仁以家事告假。温体仁销假后回到任上，即与吏部尚书谢升内外相结，与文震孟为难。温体仁首先借细事打击文震孟所欲擢用的都给事中许誉卿，许誉卿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① 《明史》卷二五八《华允诚传》。

②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被斥为民，文震孟争之不得，慨叹“科道为民，是天下极荣事，赖公玉成之”③。温体仁乘机向皇帝报告，帝怒，责文震孟徇私挠法，遂落职闲住。文震孟去官，温体仁憾犹未释，迁怒于曾与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的庶吉士郑鄤。温体仁利用社会上的流言，“劾鄤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①。帝震怒，不俟佐证就将郑鄤磔死，于是演成著名的“郑鄤杖母案”之纷争。关于郑鄤杖母一案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论。明末重臣右谕德黄道周因事后为郑鄤营护而被贬职。另一名臣工部左侍郎刘宗周言政事并及郑鄤事，被斥为民。迄明亡后，黄宗羲犹撰文为郑鄤辩护。总之，该案加深了统治集团的政治分裂，其削弱皇朝的统治，加速皇朝灭亡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东林后劲庶吉士张溥与临川知县张采倡立复社，其后，本来是士子读书会文的文社，逐渐变成一个政治组织。由于张溥“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②。由是附丽者益众，复社之中既有倜傥非常之士，也窜入不少逐臭慕膻之徒，使文社逐渐变成势利的场所。复社等立，万历中士人结党的故态复萌。温体仁非常痛恶这群“自矜‘吾以嗣东林也’”的士子，寻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攻张溥倡复社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亦上疏讦奏复社在地方恣横诸状。温体仁乃欲藉之兴大狱，将这些士人一网打尽。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不承温体仁风旨，皆被降谪。即使站在温体仁一边的朝臣，鉴于当时皇朝的危机四伏，也不敢贸然响应，于是严旨察究之事暂搁下来，迄复社张溥助周延儒复出任内阁首辅，这件案子才宣布撤销。

复社之事未已，温体仁又借常熟民张汉儒告发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一事大做文章。明代官绅居乡不法原为常事，温体仁乃居中主持，严究其事，温体仁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诏狱严讯。钱谦益窘甚，求司礼太监曹化淳为之解免。曹化淳原为太监王安从阉，钱谦益曾因其请为王安撰碑文，曹化淳德之，故答应为之设法。钱谦益又以攻为守，行贿于抚宁侯朱国弼，使其参劾温体仁欺君误国。温体仁侦知钱谦益所为，秘密奏告皇帝，并请治曹化淳之罪。孰料皇帝颇为爱惜自己的鹰犬，把温体仁所奏转示曹化淳。曹化淳惧，请亲自审理张汉儒告讦之案。曹化淳主持下的东厂专找温体仁的差错，钱谦益的势力又多方配合，于是张汉儒被诬为奸民，案子完全翻过来。狱上，原告张汉儒被枷死，皇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了，使温体仁进退维谷。崇祯十年六月，温体仁引疾，藉以试探皇帝的态度，书奏方上，得旨放归乡里。温体仁用膳时得知这一消息，吃惊得掉下了手中的筷子。

温体仁为首辅八年，与朝士结怨甚深，本身又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故而不敢过分恣肆。史称其“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①，这在士风极坏的明末时期已是非常难得的表现了。自万历以来，朝臣每以政见之异结党相攻，温体仁熟知崇祯帝刚愎自用、察察为明的特点，为固君宠，不逞己能。皇帝每访以兵食大计，温体仁“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温体仁经常遭到言官的弹劾，或诋其窥帝旨行事，③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温体仁则说自己驽下，“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皇帝认为温体仁朴忠而孤立朝廷，对他愈加信赖。温体仁在位，无论于辽东的抗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未尝建一策。他向朝廷推荐的人也大多平庸之辈，苟以充位而已。温体仁则“专务刻核，迎合帝意”，故恩礼优渥，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禄，时无与并者。温体仁归乡，崇祯十二年（1639）卒于家。事闻，赠官太傅，谥文忠。南明弘光时，以尚书顾锡畴议，削其赠谥。

第五十一章 袁崇焕 孙承宗 熊廷弼

第一节 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①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①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①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②“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① 《清太宗实录》卷三，天启七年五月甲申。

① 《烈皇小识》卷一。

② 《烈皇小识》卷一。

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①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②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

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① 《烈皇小识》卷一。

② 《烈皇小识》卷一。

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第二节 孙承宗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①。

万历三十二年（ 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①。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①“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②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③。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①，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① 《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

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③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②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③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④，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①，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② 《三朝野纪》（二）。

③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④ 《三朝野纪》（二）。

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著作有《高阳集》。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节 熊廷弼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读书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

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 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它负山阻海，为京师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率重兵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的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①。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②他的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③。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④。“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①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万历三十七年二月辛巳。

② 熊廷弼：《修复屯田疏》，载《筹辽硕画》卷一。

③ 熊廷弼：《审进止伐虏谋疏》，《筹辽硕画》卷一。

④ 熊廷弼：《惩前规后修举本务疏》，《筹辽硕画》卷一。

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①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②，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③。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发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①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有的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因此，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无人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即萨尔浒之战）。这时朝廷又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兼程来京，但朝廷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直到六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才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行至十三站（今辽宁锦县西北）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① 熊廷弼：《修复屯田疏》，《筹辽硕画》卷一。

② 熊廷弼：《惩前规后修举本务疏》，《筹辽硕画》卷一。

③ 熊廷弼：《性气先生传》，《熊襄敏公全集》卷八。熊廷弼在《东夷归疆起贡疏》中概括为“树其仇忌而撤其藩篱，离其羽翼而溃其腹心”。

① 熊廷弼：《与叶向高》，《明经世文编》卷四八○。

文鼎，震慑欲逃者；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军队虽有几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①，辽之“兵又皆无人统领”②，战马瘦损不足，军心民心不稳，而哨探报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后要乘胜攻占辽阳。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斩贪将陈伦，没收其赃银；撤换纨绔子弟无能总兵李如桢，而以李怀信代之。他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并大飨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后金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以鞭指点地形，“宣言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③，故意让后金哨探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又赢得了时间，大修辽阳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再筑大堤，潴水。二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壮固的辽阳城屹然雄峙在辽东大地上，防卫空前加强。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他分析了辽东地形，认为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沈阳、奉集距抚顺各六七十里，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抚顺。于是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部署了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刚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①，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①，① 熊廷弼：《请发军器疏》，《筹辽硕画》卷二十八。

② 熊廷弼：《亟发近镇军将疏》，《筹辽硕画》卷二十八。

③ 《熊襄敏公全集》卷八《性气先生传》。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记罢熊廷弼官的时间为九月乙未，而《国榷》卷四八，记此事为九月己亥。① 《明熹宗实录》卷七，天启元年闰二月戊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②。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③。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④。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①。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②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③ 《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庚午。

④ 《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辛未。

① 《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天启元年九月癸丑。

② 《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丙子。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

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

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 月27 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第五十二章 陈子龙 张煌言

陈子龙、张煌言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志士，也是出色的文学家。

第一节 陈子龙

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上世代务农，“称素封”①。父亲所闻，以文学名江南，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刑、工两部郎。陈子龙六岁入学，勤治经史，力攻章句。天启三年（1623），十六岁举童子试，名居第二。时大批廷臣因为反对魏忠贤，纷纷被削职为民或逮之狱死。陈所闻告病在家，每阅邸报，扼腕叹息，教陈子龙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启五年（1625），阉党矫旨到苏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选员外郎周顺昌，激起吴民公愤，“奋击缇骑至死”。为伸张正气，抗议阉党的不法行为，陈子龙冒着灭族的风险，缚草为人，“书奄名射之”②。从这一年开始，他先后与本郡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宋徵璧以及苏州、嘉兴等府的一些文人学士结为好友，切磋学术，议论时务，后来大都成为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骨干分子。天启六年（1626），补松江府学生员。父病殁，居家守孝，闭门不出，博览群书，尤其致力于古文词。

崇祯元年（1628），陈子龙二十一岁，与湖广宝庆府邵阳知县张轨端之女结为夫妻。后纳妾蔡氏等三人。当时，江南一代名妓柳如是（1618—1664），年方二十余，“色艺冠绝一时”，诗赋辄工，尤长近体七言，堪称才貌出众，风流十足。不少文人才子对她“一见倾心”，爱慕不已，缱绻而别。陈子龙虽曾流连声色诗酒，但对柳如是却没有好感。柳如是以陈子龙“负海内重名”，欲委身于他，从盛泽至松江屡以刺谒，自称女弟。“陈严正不易近，且观其名纸自称女弟，意滋不悦”。柳如是才转而嫁给钱谦益做继室①。

崇祯二年，陈子龙中秀才，拔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在松江组织“几社”。“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勋、徐孚远、彭燕三人。陈子龙“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子之数”②，世称“几社六子”。几社和其他文社一样，起初是通过以文会友，选择知己，学习制艺，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几社的主要特点是取友极严，非师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亲如兄弟。它成立后汇刻制艺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几社会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几社的声势由此大振。陈子龙的名气亦因之日重，“问业者日进，户外屦满”。崇祯三年（1630）秋，应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师会试，“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归里，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祯七年春，再度应会试，复不第，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接着，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陆氏别业南园读书、写作，成《玉堂集》、① 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万历三十六年条，见《陈忠裕公全集》，清嘉庆年刊本。② 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天启五年条。

① 见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附轶事》；钮琇：《觚剩》卷三《吴觚·下》；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七《柳如是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徐兆玮：《河东君遗事》。② 杜登春：《社事始末》。

《平露堂集》。崇祯十年，第三次公车北上，榜发，与夏允彝同中进士，俱在丙科，当就外吏。陈子龙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闻继母亡，回家治丧。

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①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实”②，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是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①，不务实际的坏风气。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②。

继后，陈子龙又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③。对于徐光启的为人和学问，陈子龙向来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访他，“问当世之务”。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崇祯十二年（1639），“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④。“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⑤，灿然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并作《凡例》，概述《农政全书》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和徐光启的独到见解。同时抒发了他本人的社会经济主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经世”，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此后，陈子龙曾一度“欲绝仕宦”，在家“广其宅，示无志四方也”。

然而，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从巩固明朝的根本立场出发，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于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寻兼摄诸暨知县。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刚柔并用，剿抚兼施，一边“力①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一。

② 宋徵璧：《经世文编凡例》。

① 陈子龙：《经世文编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六。

② 吴晗：《明经世文编》影印本序。

③④ 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崇祯十二年条。

⑤ 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见《农政全书校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行保甲，设互首之法，申连坐之令”，镇压饥民起义；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十五年（1642）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节制下，陈子龙督抚标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县，积极参加浙、赣、闽三省会剿，镇压多年来活动在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首的山民起义。事平论功，陈子龙得增俸。十六年春，李自成起义军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城池，铸炮储硝，并督运军粮入南京。崇祯十七年初，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起义有功，授兵科给事中。许都出身官僚家庭，富而任侠好施，原为陈子龙的旧友。陈子龙曾经数次荐之上官，不用。关于这次许都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曰，东阳知县姚孙裴贪酷成性，借口备兵，横征暴敛，坐许都万金。许都乞免，不得。适义乌县奸民假中官之名招兵事发，孙棐遂诬许都与此有关，“结党谋逆”，于是急忙使人捕之。时，会许都葬母山中，有万人参加。有人以此报告官府，云许都反矣。孙棐遂遣兵捕之。许都被激起而反之，用孝布包头，号“白头兵”，以“诛贪吏”为号召。旬日之间，众至数万，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进围金华，全浙大震。一曰，是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入江西，许都练兵自卫，姚县令斥其不法，许都馈其千金仍不能解，且说许都隐匿吴昌时赃银十万两，是应输官。许都惧祸不能免，偕友人入县衙门。令怒责之，且欲置之狱。许都等遂先发制人，执县令，鞭数十，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将县令关入监狱，封府库，聚众反矣。但许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顾陈子龙的再三要求，违背当初许下的只要许都自缚来降，“当待以不死”的诺言，在许都率众出山投降之后将许都及部众六十余人杀死。对此，陈子龙很是不满；又闻祖母病甚笃，便没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归里。

五月二日，陈子龙得知京师已陷，“国破君亡”，“号恸欲绝”，血泪沾衣。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以后，起陈子龙原官。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又具三疏：“一劝主上勤学定志，以立中兴之基；一上经略荆襄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一历陈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以为鉴戒。”①在近两个月内，陈子龙前后上三十余疏，举荐人材；批评马士英重用阮大铖；反对中贵四出选民女并乘机大肆扰民，横行勒索。因为福王腐朽无能，朝政不修，小人当道，大权控制在首辅马士英手里，陈子龙的一切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马士英的“深疑”，群小更是“见嫉如仇”。陈子龙“念时事必不可为”，愤然离开朝班，于九月请假回家。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失守，福王政权至此结束，陈子龙避地泖滨。有旧友陈洪范时已降清，派人招抚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辞答之，陈子龙则避而不见。又有故明参将洪恩炳，与陈子龙“素执弟子礼”，亦降清，自称“安抚使”路过松江求见，陈子龙亦拒之门外，矢志坚持抗清立场。闰六月，江南各郡“竞起兵为恢复计”，组织义军，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员也同样在城内募兵抗清。这时，陈子龙与徐孚远及陈湖义士集众千余人驻扎陈湖，伺机起兵。夏允彝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参将鲁之玙率水师三千自吴淞入泖湖，总兵官黄蜚率船千艘、水师二万人由无锡到此会合。是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像誓师起义，原明① 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中，崇祯十七年条。

两广总督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左给事中，军号“振武”。陈子龙所集义兵，虽有千余之众，但“饷无所办”，且多泖滨渔人，不知纪律，未尝作战，甚不堪用，与吴志葵水师进攻苏州失败。黄蜚不听陈子龙的劝阻，将二万水师移营黄浦江，因沿途水道狭隘，不利旋转，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仅支撑两月，亦被清军击败。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犹龙等皆阵亡。陈子龙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脱，携家走昆山。夏允彝投水死。

继而，陈子龙避难青浦县金泽，最后隐姓埋名入嘉善县陶庄水月庵，托为禅僧，取名信衷，字瓢粟，号颍川明逸。在此，他与庵僧衍门同研佛学，并完成自撰《年谱》①。

弘光元年六月，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称号于福州。鲁王命陈子龙为兵部尚书，节制七省军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自清军破扬州以后，吴江进士吴易与同邑举人孙兆奎等共组“白腰党”，起兵抗清，聚众千余，结营太湖，出入无常，连攻嘉善。顺治三年（1646）春，又与苏州清兵战于吴江汾湖（分湖），大败清军，“斩获过当”。陈子龙向鲁王报捷。鲁王封吴易为“长兴伯”，命陈子龙视师浙、直。五月，陈子龙监临吴易义师。后，陈子龙见其“轻敌，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不整”，“军纪日弛”，遂与之断绝关系。至秋天，吴易被执，义师失败。此时陈子龙因为“复明”大业不成，经常沈忧咤叹，至废寝兴。及闻浙东、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单襆，混迹缁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将安之乎，惟有营葬大母归死先垄耳。”即于七月遣家归里，十一月，殡葬祖母于广富林。并作长书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负夏公”。顺治四年（1647）初，在广富林家居时，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辈一时零落殆尽，周立勋之死亦已数年，而丧未举，慨然曰：“我死，谁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会葬夏允彝，陈子龙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此系其生前最后留下的文字。

清松江提督吴胜兆，辽东人，以降将从征到江南。他的幕僚皆吴越之人。顺治四年四月，吴胜兆因为与江宁巡抚土国宝有矛盾，总督军务招抚江南经略使洪承畴又劾其滥收吴易“白腰党”降卒，遂密谋策划起兵反清。他的部下、长洲县诸生戴之儁是陈子龙的旧识，积极支持吴胜兆起兵，并微服私访陈子龙，一再请求陈子龙写信联络黄道周（黄系陈座师）族子、鲁监国舟山守将黄斌卿率舟师为外应。陈子龙认为：黄等“虚声寡信，事必不济”，没有答应戴的要求，并说：海舶往来，不乏信使，你等好自为之，我决不阻拦。戴即离去，“自是不复相闻矣”①。是月十六日，吴胜兆未举兵而事泄被捕，入狱穷治。清军诬陈子龙与吴“共谋”①，遣兵捕之。陈子龙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潜匿嘉定侯岐曾仆刘驯家。后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时，清江宁将军巴山、操江都御史陈锦和江宁巡抚土国宝阴谋乘吴胜兆事，“尽除三吴知名之士”，而以陈子龙为首。五月初，他们派出兵丁五百，手挟弓矢，如临大敌，在苏松一带大肆搜捕达五六日之久。最后由于陈子龙仆人不慎泄露住处，陈子龙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捕。巴山等人对他进行审讯，他“植① 王沄续编：陈子龙《年谱》卷下，清顺治二年条。

① 王沄：陈子龙《年谱》卷下，顺治四年条。

①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七《陈子龙纪略》。

立不屈，神色不变”。陈锦问他为何官？曰：“我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又问：何不剃发？曰：“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又问，陈子龙凛然挺立，拒不回答。乃执之舟中，令卒守之。

五月十三日（6 月15 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他乘守者不备，突然投水以死，捞起时已经气绝，清军还残暴地将其凌迟斩首，弃尸水中。时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门生王沄、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具棺埋葬。清乾隆中，谥“忠裕”。

陈子龙不仅是明清交替时一位不屈的抗清勇士，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上也颇有名望。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②，七律诗更有特色和成就。虽然他有复古的思想和主张，但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①。他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03）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② 《明史》卷二七七《陈子龙传》。

① 参何龄修：《陈子龙》，《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四卷，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382 页。

第二节 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父张圭章，天启四年（1624）举人，曾任山西盐运司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母赵氏早逝，故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长大②。

崇祯十五年（1642），张煌言考中举人。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朝廷开始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材，张煌言虽考文举，但仍须加试一些战事急需的武备科目。在考试时，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试射”，而张煌言竟“三发皆中”，使在场者十分惊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③，故周围的人们对他更加敬重。

明亡后，明宗室的几个藩王先后成立了三个南明政权，但真正的抗清力量，却在民众之中。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陷江宁（今南京），弘光政权覆灭。清军渡江后的屠戮烧杀，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浙东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士绅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人的首倡下，举起了抗清的义旗。二十六岁的张煌言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也毅然参加了这支抗清队伍。随后，他作为义军的代表到天台迎鲁王朱以海到绍兴“监国”。先是，张煌言被鲁王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当时，鲁王诸将中，以石浦守将张名振势力最强。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在博洛的率领下进攻闽浙地区，同年秋，隆武政权灭亡，鲁王在张名振的护卫下逃往舟山群岛。张煌言随即匆忙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后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守将、与张名振军“相犄角”的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鲁王一行只得逃往福建长垣重建临时政权。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又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重新组织与招募义军。而张煌言又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四月，降清的明江南提督吴胜兆准备反正，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吴胜兆，“遂监其军以行”，但当张煌言、张名振率义军水师至长江口的崇明岛时，突遇海上飓风大作，致使“舟覆”军亡，而落水的张煌言也被清军俘执，囚禁七日后，得人救助，“有导之出者”，逃出后“走间道复还入海”。途经黄岩时，被追赶的清兵“围而射之”，张煌言却仅“以数骑突［围］出”，自此他则“益习骑射”。不久，他又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率义军］履亩劝输，戢所部勿扰民”，深得民众拥护。言与王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张煌言又朝“觐（鲁）王于健跳”。次年，张名振“奉（鲁）王居舟山”，随即，鲁王“召张煌言入卫”舟山。张煌言奉诏后，“乃以平冈（义）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统领，自己则率亲军赴舟山群岛，到达后，张煌言又被加授兵部侍郎的官职。

② 全祖望：《张煌言年谱》，《张苍水集》，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③ 《清史稿》卷二二四《张煌言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张煌言在舟山得悉老父去世的讣告，逢此父丧之际，清军浙江提督田雄乘机致书张煌言以招降，被张煌言坚决拒绝。当年，清军进攻滃洲，张名振奉鲁王之命率义军攻打吴淞清军，“冀相牵制”。不久，清军攻陷舟山，张煌言与张名振只得偕鲁王进入福建的金门，依附郑成功军，联合抗清。然此时的郑成功使用的是南明唐王的隆武年号，对鲁王的到来，仅按月供给猪肉、大米之物，而“修寓公之敬”。张煌言见此状，尝对郑成功说：“招讨（指郑成功）自始至终为唐王出力效命，真可谓难得的纯良忠臣啊！”郑成功听后则答复说：“侍郎（指张煌言）您从始至终追随鲁王，与我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故张、郑二人虽各事其主不同，但其交谊却颇牢固深厚，故鲁“王亦赖以安居”。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张煌言又奉命监张名振义军，并同率义军在郑成功军队配合下，经舟山攻至崇明，并进抵金山，但因兵力不足，只好撤回。次年，这支义军又攻至长江口的崇明，但遭遇清军的阻击而遭败绩。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二张在郑军的配合下，又自吴淞攻入长江，义军进“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然由于上游的应援军队迟迟未到，只得退回崇明。同年，义军再度入长江口，攻占过瓜洲、仪真、燕子矶等战略要地，不久又只得率师退“还屯临门”。到永历九年时，郑成功派遣部将陈六御率师与张名振义军配合，攻取舟山。清军台州守将与义军约降，张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致使此战一举告捷。不久，张名振却因中毒身亡，临死前遗言将自己所统属的军队归由张煌言统辖指挥。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清军再次攻陷舟山，张煌言只得率义军在秦川一带与清军周旋。在此之前，永历七年时，鲁王朱以海见大势已去，便自去“监国”年号，张煌言虽仍事奉鲁王为主，但却只得将义军活动的情况，“通表”远在滇（云南）中的南明桂王朱由榔。

永历十一年（1657），桂王遣派使者，册授张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的官职。此时，清两江总督郎廷佐投书招降张煌言，张煌言回书以报：“来书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倘若“庸夫听之，或为变色”动摇，但“贞士则不然”。大丈夫“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至于本人，“仆于将略原非所长，衹以读书知大义”。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只因“来书温慎，故报数行”。然“若斩使焚书”，亦不作回答，则“适足见吾意之不广，亦所不为也”。回信中，陈辞激越，慷慨激昂，丝毫不为诱降信中的“浮词曲说”而动心，充溢着随时准备牺牲的凛然正气。永历十二年（1658），张煌言率义军与郑成功军会师，将再度攻入长江，以图光复，但义军次抵羊山时，遇海上飓风大作，只得引军无功而还。永历十三年（1659），张煌言与郑成功一起，为牵制大举向云贵地区进攻的清军，再次率义军入长江作战。先是，义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义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颇为坚固。张煌言却率义军乘十七条船机警巧妙地破坏了江防防线，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郑成功顾虑驻守江宁（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清军］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义军将属人数不满一万，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并进军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①。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言及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竟从水道进”②。致使有利战机瞬间丧失，而南京清军得以喘息并获后援而巩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派遣别的将领率轻舟数十艘的水军，“直（西）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率“水师”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部勒诸军”，将义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使义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①的空前盛况。而“濒江小艇，载果蓏来贸易者如织”②，给义军很大支持与鼓舞。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闻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之事，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不久，张煌言又得到郑成功军已放弃瓜洲、镇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致使张煌言所率义军处于进退维谷、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很快遭致溃败。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义军东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拒不应”，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当义军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最后，张煌言“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不能行，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此后，他“收集旧部”，① 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② 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① 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② 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准备东山再起。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张煌言又率义军移驻宁海县临门村，并加紧训练兵士。然在永历十五年时，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而未能出战。

清康熙元年（1662），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

不久，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被迫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康熙二年（1663），南明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①，张煌言得知此消息后，悲痛欲绝，放声痛哭，说：“孤臣多年以来栖栖遑遑奔走于海上，与部属相依为命而不肯离去者，只因我主鲁王您尚健存。现今您竟弃我辈而先故去，自今我辈更有何指望啊？！”次年，张煌言审时度势，眼见反清复明的大业无望，抗清斗争大势已去时，便痛下决心，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加上侍者一人，驾一条小船，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悬澳的荒僻小岛上隐居，悬澳（嶴）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一行人在此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与清军提督张杰并未放弃对张煌言的迫害，他们合谋要抓住他以邀功。为了侦知张煌言的下落与行踪，利用张煌言的一个旧部属，命他化装成普陀山的寺庙僧人，在海上四处打探、侦伺行踪，待侦知确切住所与踪迹后，清军乘夜半天黑之际，登上悬澳岛，并“引兵攀岭上”，进行偷袭，一举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① 关于南明鲁王的卒年，说法颇多，记载歧异，皆不取，今依《列传》所载为是。侍者汤冠玉等人擒获。

当张煌言等被清兵押解至杭州时，浙江总督赵廷臣假惺惺地待以上宾之礼诱降，但遭张煌言的严辞拒绝。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 年10 月25 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真可惜这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①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②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

张煌言遇害后，生前的友人山阴人叶振名（字介韬）登上越王岭遥祭忠魂，祭文长达六千五百余字，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于是，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张煌言一生仅活了四十五岁，其诗文著述甚丰，后人收辑整理名《张苍水集》。但此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为禁书，故仅有传抄稿本。直至1901 年时，始有国学大师章炳麟将其排印（二卷本），附《北征录》一卷问世。1909 年，又有国学保存会的排印本十二卷，补遗一卷，附录八卷出版。别有《四明丛书》本九卷，附录八卷传世。1959 年，由中华书局对文集的诗文重加整理、校勘后，将《张苍水集》分为四编，包括《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及《北征录》；又，附录一卷，载有年谱、传略、序跋等。

① 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 编。

② 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 编。

第五十三章 杨嗣昌 史可法

第一节 杨嗣昌

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父杨鹤，字修龄，号无山。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十二岁的杨嗣昌中进士，开始了他并不十分顺利的仕途，先授杭州府学教授。不久升迁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后又累进至南京户部郎中。泰昌元年（1620）八月，他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①表现了他对明皇朝日见衰败的恐惧心态。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响应。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崇祯元年（1628），正病休辞官在家的杨嗣昌被起用为河南副使，并加右参政。崇祯四年（1631），他的父亲杨鹤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其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被劾革职，下狱问死。这时，已调到山海关“饬兵备”的杨嗣昌，“三疏请代”，父亲“得减死”①，谪戍袁州（今江西宜春）。崇祯五年（1632）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崇祯七年秋，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本为一介书生，崇祯帝即位后这一系列任命，使他逐渐熟悉了军事。此时，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杨嗣昌处心积虑，几次上疏献计献策，“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

崇祯九年（1636），兵部尚书张凤翼卒。急需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兵部尚书以统筹全局。“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京，崇祯帝立即召见。杨嗣昌从小熟读经书，在病休和父母丧期闲居期间，又“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知识面较为广博。他当过教书先生，“工笔札，有口辨”。经管过国家财政，做过地方大员，亦担任过兵部侍郎，阅历比较丰富。加之他“锐意振刷”，又善揣度人意，因而颇受崇祯帝喜爱。“帝与语，大信爱之。”“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以后，立即着手抓了两件事：其一，面对明廷内外交困的形势，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并在其主管兵部期间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四月初二日，他上了《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②。疏中将天下大事比作人的身体：“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认为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张军事重点应放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他指出：“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这一“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际上是对明廷既往的“重外轻内”① 《明季北略》卷一《杨嗣昌奏岁饥》。

①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杨嗣昌：《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军事战略作了重大改变。此后，朝廷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以致使农民军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

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杨嗣昌提出了著名的“十面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处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处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之所向，“专任剿杀”。很明显，这一军事部署力图限制起义军活动范围，分工协作，攻防兼备，非常严密而有效，充分显示了杨嗣昌的军事才能。这个“四正”“六隅”法围剿计划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在付诸实施后，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接连失败，农民起义一度转入低潮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二，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其一举荡平起义军的美梦，“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建议一上，崇祯帝欣然接受，并传谕：“勉从廷意，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在明末经济残破、军队屡兴的状况下，实施这一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到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1640）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此外，杨嗣昌还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祯为五省军务总理。

他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①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到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兵、饷事宜都已就绪，踌躇满志地夸下了“三月灭贼”的海口。“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②这个计划在崇祯帝批准了以后，杨嗣昌便命令官军向起义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八月，张献忠在南阳与左良玉军交锋，遭惨败。后迫于明军的强大压力，于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在谷城受抚。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亦相继投降。活动于陕甘地区的李自成，在明军强大攻击下，也接连数次败北，兵力微弱，被迫转入深山密林，潜伏于商雒山中。一时，各路义军销声匿迹，起义转入低潮。

杨嗣昌入主兵部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个短时期内确实极大地强化了明廷镇压起义军的力量。虽然其“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农民起义的转入低潮无疑标志着杨嗣昌的暂时成功。

如果说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安内”方面取得了某种暂时的成功，那么在“攘外”方面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① 杨嗣昌：《兵饷遵旨熟商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

② 杨嗣昌：《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是战是和，明廷内部意见不一。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帝自己对战和亦举棋不定，他一方面调集各处兵马入京勤王，一方面却又倾心于杨嗣昌的议和。皇帝的这种矛盾态度，使朝廷文臣武将们无所适从。杨嗣昌则利用手中权力多方阻挠卢象升的抗清作战部署和计划，并一再减少其手中兵力，使卢象升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他“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十二月，卢象升阵亡。昌平、宝抵、平谷、清河、良乡、玉田、蓟、霸、景、赵失陷。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兵转攻山东。杨嗣昌又错估了形势，指挥失误，使清兵连下济南等山东十八城。三月，清兵饱掠之后，经迂安青山口凯旋。

清兵这次入关，历时八月，转战数千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入无人之境。而明军却陷城失地，处处被动，一败涂地。对此，兵部尚书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这次对清作战的失利，廷臣们多没意识到是由于最高决策层不愿做积极抵抗所致，而多归咎为兵员的多而不精。因此，练兵之议遂起。“当戒严时，廷臣多请练边兵。”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明廷拟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1.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余人，三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2.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余人。五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三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其余的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

3.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余人，五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4.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共十五万七千余人。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

按照上述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

与此同时，为对付“流寇”，崇祯帝又采纳了副将杨德政关于地方政府训练民兵的建议。“府汰通州，设练备，秩次守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秩次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

大练兵也许确能起到提高军队战斗力、加强防守的作用。但是，在“剿饷”之后加派“练饷”，则明显反映了崇祯帝和杨嗣昌的短视。他们以为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能够用屠刀杀出一个太平天下，孰不知他们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做法，实际上等于给自身统治以釜底抽薪。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房山再起，并合兵大败左良玉，天下震动。崇祯帝气急，立即罢撤熊文灿，命杨嗣昌出任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

杨嗣昌上任以后，于玛瑙山、寒溪寺、盐井、木瓜溪等处连败张献忠，官军一时声势大振。为摆脱困境，崇祯十三年（ 1640）八月，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兵入川，“以走致敌”，在把杨嗣昌率领的明军主力引至川西之后，千里奔袭出川，并于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袭占官军大本营襄阳，活捉了襄王。张献忠在处死襄王前，曾对他说：“吾欲断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供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①在此之前，经过休整的李自成部，乘崇祯十三年中原大旱，明军主力入川之机，张旗复出，并于次年正月攻下河南首府洛阳，处死了福王。李自成、张献忠的相继攻占洛阳、襄阳，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重大战略转折。从此以后，战争主动权转入起义军手中。杨嗣昌因畏罪，愤惧交加，三月一日，死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园。杨嗣昌死后，明朝再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统帅，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围剿”，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连崇祯帝后来也不得不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②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第二节 史可法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四日（1602 年12 月16 日）生于顺天府大兴（今北京）①。少时家境清寒，冬日短衣无火，往往寒涕交颐，但他苦学不懈，很有抱负。十九岁时在北京一座古刹中读书。

有一天，风雪交加，非常寒冷，他疲劳困顿，不觉伏案而睡。当时，顺天督学左光斗进庙避风雪，读了案上的文稿，十分嘉许他的苦学精神与志略，把自己的貂裘脱下来，给熟睡的史可法盖上，默记他的姓名，掩门而去。次年，史可法试入庠，补诸生，左光斗将他拔为北直隶八府之冠，并收他为弟子，留于馆署。此后，史可法愈加刻厉勤奋，在左光斗忠孝节义思想的熏陶下，立志以身忠君报国。

天启五年（1625），左光斗因反对阉党魏忠贤而被革职下狱，饱受摧残，奄奄一息。史可法冒死贿赂狱卒，入监探视恩师。左光斗不愿史可法受牵累，将他强行赶出牢狱。左光斗宁死不屈的亮节高风使他铭感难忘，以后常常流泪向人讲述这些往事，称赞“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②。左光斗惨死后，他又设法入狱殓尸，将老师安葬。

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中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协助洪承畴镇压陕北农民起义，三年后以功迁户部云南司主事，历官户部郎中等。崇祯八年（1635），史可法见皖西义军蜂起，又自请赴皖西镇压农民军，官至安庐兵备道，兼任总理卢象升的副使。

史可法身躯矮小，面黑貌陋，而双目有神，精明强干。他能与士卒同甘苦，甚至驰驱江淮间十几天衣不解带；有时天寒，夜里坐在草上，与士兵背靠着背瞌睡一会儿，甲胄上结满冰霜，每欠身站起来，甲胄上冰声嘎嘎作响。在对农民军作战前线时，他杂处行伍间，士兵不饱自己不先吃，士卒未发衣自己不先穿，律己严而待人诚，因此士卒皆服他的指挥，强悍善战。史可法一度丁忧归。崇祯十六年（1643），他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次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尽煤山。史可法闻讯悲恸不已，与大臣们商议在南京重建明廷。

当时亡命江淮的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成为南京诸臣选择继承明统的对象，史可法倾向于后者。凤阳总督马士英却倾向前者，他抢先行动，外结桀骜不驯的悍将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内贿勋臣刘孔炤，传谕将士奉福王为三军之主。史可法不得已，只好同意。

福王登弘光帝宝座后，拜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督凤阳军务。野心勃勃的马士英，借史可法曾不同意拥立福王，并抓住史可法弟弟史可程在北京投降农民军一事，在福王面前极力排挤史可法，以便独揽大权。史可法处处受到掣肘，为了表白他对明室的忠忱，不得已请求督师扬州。弘光帝加封他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史可法离京的消息引起南京太学生们的惶恐不安，他们奔走呼号，联名① 朱文长：《史可法传》附《史可法生年考》，商务印书馆1943 年版，第93—101 页。② 方苞：《方苞集》卷九《纪事·左忠毅公逸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38 页。上疏，伏阙哀吁弘光帝收回成命，“仍留可法在朝”①，没有成功。而史可法始终以恢复大明帝国为念，不“敢惜顶踵，私尺寸，堕军实而长寇仇”②，请颁发饷银、敕印等，五月十九日（6 月23 日）率刘肇基、李栖凤等慨然渡江北上。

然而江北的纷乱并不亚于党同伐异的南京，骄兵悍将各怀鬼胎，混水摸鱼，趋利若鹜。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镇，横悍不羁，或大掠士民，或互相攻讦，扬州城外，战云密布。史可法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调和各方，总算使江北开始出现脆弱的稳定局面。

当时清军企图取明而代之的意图已日益明显，但史可法对此却缺乏洞察，仍然坚持把镇压农民军放在首位，并幻想借清军之力去为明廷复仇。因此，七月时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指责他拥戴福王，使“天有二日，俨为勍敌”，要他“翩然来仪”③，学吴三桂向清军称臣；史可法虽然在答书中委婉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要求，祈求清军不要觊觎明朝江山，但依然希图与清军合作，“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恨”④。直到冬天清军攻入宿迁，陈兵江淮间，史可法才省悟到形势的严酷。

尤其是弘光元年（1645）一月，高杰西征途中，被暗中降清的总兵许定国诱杀睢州（今河南睢县），史可法不禁浩然长叹道：“中原不可为矣！建武、绍兴之事，其可望乎！”⑤他向朝廷请饷，并奔走于骄兵悍将间，舌干唇焦地劝说他们不要内哄，但因马士英等人的作梗，江北兵饷不济，各镇互争雄长，人心难协，如同散沙。

史可法对此十分痛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了自己的苦衷，称：“近地不靖，何暇远征？内乱未消，安御外侮？明明恢复大局，可惟我所为，而掣肘不舒，心忧徒切！每一念及，泪下沾襟。不意砥砺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①然而史可法并没有放弃报效明室的努力，他在扬州设“礼贤馆”，招纳四方豪杰，共襄时艰；并且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地欲挽狂澜于既倒。他生性豪饮，饮数斗不乱，但平日在军中竟滴酒不沾；逢年节，辄将所得肉食分饷将士，自己甘于淡泊；“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②许多官吏军民受他的感召，振奋了抗清的精神，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他成为弘光政权中抗清派的领袖，同时也更引起马士英之流的忌恨。

四月，当清军进取亳州（今属安徽）后，史可法驰赴南京求饷，但还未入城，便接到弘光的谕旨，要他速回江北，抵挡清兵，“奏凯后入见”。原来此时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出师武昌讨伐马士英，兵溃采石，南京举朝正如醉如痴地庆贺着胜利，根本不把江北的史可法放在眼里。史可法接旨后满怀忧愤，面对滔滔东去的大江，仰天长叹：“奏凯谈何容易，面①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公恳留在朝疏》。

② 应廷吉：《青燐屑》卷上。

③ 《清世祖实录》卷六，第16—19 页。

④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史可法答书》，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44 页。⑤ 徐鼒：《小腆纪传》卷十《列传》三《史可法》。

①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二《致给谏倪某》。

②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列传》第一《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43 页。君不知何日矣！”③随后他转身向南京城叩首，遥祝城内老母、妻子平安，便急匆匆渡江北上。等他不避风雨赶到天长时，清军早已渡过淮河，在豫王多铎的指挥下，如入无人之境，占领盱眙等地；泗州（今安徽泗县）守将李遇春也无耻地降清，坦荡如砥的江北几无险可守。史可法只好策马东驰，和副将史德威率数千兵丁赶回扬州，决心据此作一拚死的抵抗，保卫这成为江南门户的繁华城市，阻遏清兵南下。

十七日，史可法刚抵扬州，城内就传出许定国领着清兵要来杀尽高杰余部的谣言。惊魂未定的高杰余部闻讯斩关逃往泰州，牲畜船只掳掠一空，扬州城内兵力愈见不支。他飞章求救，朝廷毫不理睬。第二天，清兵前锋抵达城下，屯于城外西北一带。史可法檄召各镇援兵，仅总兵刘肇基自高邮赶来，其余无一至者。刘肇基请求乘清军阵脚不稳，先发制人，背水一战。但史可法没有采纳，认为对付清兵应养锐以待，不可轻往。清军抓住这段时机向扬州集结兵力，同时不断地向城中发出招降书，史可法都不启封，投放火中。他誓不投降，和扬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从直、王缵爵，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何刚等，发动扬州士民日夜固守，并斩获十余名清兵。

见到清军大队人马源源涌来，史可法明知大势已去，但守城抗清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他“誓与城为殉”①，并自辨早晚必死，在遗书中写道：“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②言词苍凉悲壮。清军派李遇春前来劝降，史可法严辞拒绝，毅然说：“天朝无降宰相，有与城尽耳！”③部将李栖凤、高凤岐见势不妙，密谋挟持史可法出城投降。史可法识破后正色拒绝，请他们自便，于是贪生怕死的李、高，乘夜率部出城叛降清军。扬州守御更为单弱，粮饷也更不可继，然而史可法毫不惧怕，自守旧城西门险要，日夜警惕，击退清军多次进攻，用炮杀敌数千。清军自南下以来，从来没有遇到明军这样顽强的抵抗，士气大为沮丧。多铎见扬州久攻不下，下令调红夷炮助战。

二十三日，清兵红夷巨炮至，多铎亲率精锐猛攻扬州西北隅。城上军民矢志不移，在史可法的率领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总兵乙邦才、楼挺、庄子固等，亦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清军数十次猖狂的进攻，都被同心同德的扬州军民所击溃。

四月二十五日（5 月21 日），清兵诡称明军援兵，于凌晨诈开城门，逢人便杀，扬州顿成血海世界。史可法见清兵如潮涌入扬州，乃拔剑自刎，决心以身殉难，却为部将抱住救下，拥出小东门，猝遇清兵。他神情自若，大声道：“我史督师也！”因被俘。多铎令史可法旧部杨遇蕃辨认，劝他投降，遭到史可法痛骂，狼狈而退。多铎请史可法坐，又引洪承畴降清的例子，妄想说服他。他慷慨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①任凭多铎百般威胁利诱，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多铎便下令在军前将他杀害，尸体惨遭支解。史可法牺牲时四十四岁。

③ 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下。

①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梅花岭记》。

②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五《遗书五》。

③ 查继佐：《罪惟录》卷九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31 页。①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黎士宏：《书殉扬州事》。

当时正值暑天，扬州城内外陈尸累累，史可法的遗体很快就腐烂不辨。

后来嗣子史直只好设衣冠冢于扬州梅花岭下。南明隆武时赠太师，谥忠靖。清乾隆时，追谥忠正。

史可法壮烈的抗清义举，鼓舞着人们的抗清斗争，他虽死犹生，成为抗清民族英雄的楷模。顺治五年（1648），含山王正“假故明史阁部名，聚众数千破巢，并陷无为军”①。次年，“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冯弘图起兵，假可法名号，旬日间下英、霍、六安诸县，天下欣然望之，以为可法实未死云”②。

史可法的遗著零落不全，他的裔孙收拾断简残篇，其中有的已被改窜，辑为《史忠正公集》四卷行世。史可法擅长行草书，兼工花鸟画，后人钦慕他的人品，奉若珍宝。

① 安致远：《安静子集》，《纪城文稿》卷三《朱文悫公墓志并铭》。

②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列传》第一《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44 页。

第五十四章 李自成 张献忠 马守应

明代的农民起义，在永乐年间，唐赛儿以妇女领袖的身份，首举义旗。其后，正德年间有河北刘六、刘七的起义。崇祯年间，农民起义波澜壮阔，著名的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后摧毁了明朝的腐朽统治。

第一节 李自成

李自成，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二十一日酉时。乳名黄来儿，初名鸿基，小字硙生。祖辈世代务农。父名李守忠，有二子，长子李鸿名，鸿基为次子，比兄小二十岁。鸿名有子名过，与鸿基同年生。

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分文不减。李家生活非常困难。李自成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名黄来僧，并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十几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他曾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后来在穷伙伴的帮助下，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当时，边兵的生活也很困苦，粮饷不足，军官又贪污、克扣军饷，兵士经常挨饿受冻。

到了崇祯初年，朝廷一面调兵遣将镇压农民起义，一面又要对付后金兵的骚扰。崇祯二年（1629）冬，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防守。甘肃边兵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杀死了参将，准备星散。李自成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当时他就说服大家，组织起来，投奔农民义军。这样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们先加入王左掛和张存孟（不沾泥）领导的队伍，后因王、张投降了官府，他就带着李过和弟兄们投奔义军闯王高迎祥。

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膂力过人，善于骑射。在起义军里，他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闯将。从此，这支起义军的实力大增，军威大振，成了当时起义军的主力。在各路义军中，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

崇祯七年（1634），朝廷为镇压义军，特设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的五省总督，任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专力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对义军加紧围剿。高迎祥的队伍转战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屡遭挫折。一次，他们误入汉南兴安（今陕西安康）车箱峡，被官军包围，这是个四面山壁的狭长地带，义军既乏粮草，又遇阴雨连绵，人马死伤过半，差点全军覆没。在危急关头，李自成机警果敢，据说用顾君恩的“诈降”之计，贿赂陈奇瑜的部将，伪装投降，走出栈道，摆脱了包围圈，并使队伍很快重新发展起来。陈奇瑜后悔莫及，被人以受贿罪弹劾，“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①。

崇祯八年（1635）正月，义军被明朝五省总督洪承畴率领的官军围困在河南。为了打破官军的包围，各路义军在荥阳举行军事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参加大会的有：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上讨论如何对付官军，各家意见分歧，难成决议。这时，高迎祥的部下李自成发言，他剖析形势利害，并激励大家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同时提出了互相策应，协同作战，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分兵突围和避实捣虚的反包围方针，得到各家的一致赞同。

会后，起义军主力，在高迎祥指挥下，兵分三路，向东猛打，进军异常迅速。在十多天里，他们转战千里，连破固始、霍丘等州县，直趋安徽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明朝的中都，驻守的官兵有六千多人，防守相当严密。起义军以步骑协同作战的方法，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义军一举攻克凤阳，越过紫金城，烧毁皇陵和享殿，歼灭官兵四千多人。义军克中都一仗，从军事上显示了农民军的攻坚能力，和严密的作战方法。在政治上对朱明皇朝的封建统治是有力打击。义军在凤阳休整三日后，高迎祥、李自成领兵向西，经河南归德、睢州，同罗汝才部会师，转战于南阳、汝宁等府州县。接着南入湖广。起义军北进河南和南下江北诸州县，说明李自成的战略，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打得官军统帅洪承畴首尾难顾，狼狈不堪。从此，李自成亦名声大振。

崇祯九年（1636）秋，闯王高迎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盩厔（今周至）黑水峪伏击俘获，后押至北京，英勇就义。此后，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率领部下七万多名战士，继续进行战斗。但是，在义军之间，由于首领互不团结，各家不能协同作战，所以多被官军各个击破，一时形势十分严重。从崇祯九年至十一年间，在义军首领中，有投降的，有迫于形势而被招抚的，在李自成的队伍里也有投降变节分子。李自成接连苦战，损失惨重，在陕西潼关一战，队伍战败失散，李自成仅带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顾君恩等十八骑杀出重围，转移到陕西的商雒山中。这一年，张献忠也投降了，形势对李自成极为不利。在商雒山区，李自成一面聚集残部，一面利用隐伏休整的机会，总结战斗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时洪承畴和孙传庭二人去职，李自成稍得安。熊文灿方主抚，谍者或报李自成已死，故也较平静。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重举义旗，罗汝才、马守应（老回回）等部也在郧阳响应。翌年夏，李自成认为时机已到，即在商雒重新举起闯王大旗，号召群众，东出河南。当时正值河南荒旱，“斛谷万钱”，李自成振臂一呼，饥民蜂起响应，很快由几十人发展到几万人。义军攻城略地，开仓济贫，铲除豪绅恶霸，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时参加义军的两位河南文士牛金星和李岩，向李自成献策，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广大农民像潮水般地涌进了起义队伍，民间到处传说：“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①由于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李自成的队伍在几十天里，就增加了几十万。

从此，李自成以新的姿态，率领义军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纪律，宣布“除暴恤民”、“秋毫无犯”、“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不占民房、与商人公平交易等政策。与腐败的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李自成还重视对官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当时的明朝官军非常腐败，将领贪赃枉法，士兵困苦不堪，每当与义军对阵的时候，李自成便叫部下呼喊：别给官府卖命啦，瞧你们衣不遮体，半年无粮，还能打仗吗？快过来吧，保证不杀，钱粮补发。从而使大批的明军士兵常常在阵前倒戈。由于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正确的政策，再加上李自成的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很快在河南取得了“五覆官军”的辉煌胜利。

① 《明季北略》卷二三。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指挥大军围宜阳，破偃师，西攻洛阳。洛阳是明神宗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的王府所在地，十八日一夕被攻破，福王缒城逃往东郊迎恩寺，也被活捉。李自成处死这个罪大恶极的藩王。他对民众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②，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接着，又以王府的数万石米、数千万钱赈济灾民。“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③。李自成的义军很快就发展成一支百万人的队伍。

同年二月，李自成以主力部队进围开封。这时，张献忠、罗汝才部也攻克了重镇襄阳，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将王府积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缴获了官府储存在襄阳的大量饷银和军用装备。兵部尚书杨嗣昌得知洛阳和襄阳失守，吓得魂不附体，他策划的“四正”“六偶”的“十面网”战略也宣告破产，最后在湖北沙市忧惧而死。

义军攻占洛阳与襄阳两城，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重大的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统治者也承认，从此“闯、献不可复制矣”。五月，朝廷起用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专门对付河南李自成。傅宗龙经过数月的紧急筹措，九月初，督领川、陕兵马进至河南新蔡，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部会师。初五日渡过洪河，到达项城。这时，李自成已率军到汝河上游，赶造浮桥，准备攻打汝宁。得到官军将到的消息，佯装渡河避锋西走，而将主力埋伏在官军必经的孟家庄树林之中，以待来敌。傅宗龙误以为李自成的部队已经西去，遂尾追跟进，妄图伺机攻击。初六日，当官军进抵孟家庄时，因连日行军，人饥马疲，驻兵休息。李自成的伏兵乘其不备，突然发起进攻。官军贺人龙、虎大威部惊惶失措，不战而逃，李国奇部也随即逃窜。傅宗龙部和杨文岳部势孤力单，被李自成的部队逼到项城及南郊火烧店，准备挖堑固守。在义军的猛烈攻击下，杨文岳部趁夜仓皇溃奔，逃往陈州。傅宗龙龟缩在项城，十八日夜里率领残兵败将突围奔命，义军奋勇追击，傅宗龙被活捉，其部被歼灭。

接着，义军分兵陷商水、扶沟，下叶县，处死守将、原义军的叛徒刘国能。十一月，义军攻克南阳，处死唐王朱聿镆和总兵猛如虎。十二月，李自成挥军北上，攻占禹州、许州、陈留、鄢陵、新郑、偃师、新蔡、南阳、邓州等十余个县城。时，汪乔年代傅宗龙为陕西总督，“出关，次襄城”，李自成“尽锐攻之”，汪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战死。二十四日，李自成率部进围开封。明廷檄保定总督杨文岳、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分头从杞县、汝南、南阳等地领兵增援开封。丁启睿部刚到开封城外，就被义军一举击溃，其中三千士兵投降了义军。左良玉部龟缩在杞县，不敢前进。

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由于开封城坚固难攻，义军撤围，转而南下进击左良玉部于郾城。左良玉部溃败而逃。落魄丧胆的左良玉、杨文岳、丁启睿部分别逃往襄阳、汝宁和陈州等处。三月，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再次兵围开封。明廷得知开封危急，慌忙从各地调拨兵马驰援。同时，又起用孙传庭为总督，命原尚书侯恂为督师。五月中，左良玉、杨文岳和丁启睿等部，号称四十五万大军，会师于朱仙镇东之水波集，企图从南向北解开封之围。李自成吸取前两次围攻开封的经验，结合官军外援兵力的情况，采取了围城② 《绥寇纪略》卷八。

③ 《豫变纪略》卷四。

打援的战略，以少量兵力围困开封，作出佯攻的态势，而将大部分兵力南下朱仙镇，以待来援之敌。

五月下旬，朱仙镇会战双方激战五日。在炮声轰隆中，杨文岳部仍在驱兵顽抗，而左良玉的十万大军却在义军的重点攻击下全线崩溃，残部朝襄阳方向逃窜。李自成为了截击溃逃之敌，早已在敌后方必经之处，派兵挖掘深广各八尺的壕沟长堑。左良玉在前有沟堑拦截，后有追兵赶杀的困境中，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到了第七日拂晓，杨文岳闻风丧胆，仓皇逃往归德。丁启睿知各军溃逃，也慌忙经许州，南逃光山、固始，连印信敕书也丢失了。农民军在这一会战中，先后歼敌十余万，缴获战马两万余匹和大批的军用物资。这一战基本摧毁了官军在河南东部的军事力量，迫使官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也没有力量向农民军进攻了。后来代替了启睿做督师的侯恂，就公开沮丧地说，这几次战役的惨败，使天下“强兵劲旅”皆为李自成所有。农民军精锐异常，“过无坚城”，“官军但尾其后，问所向而已。”①在朱仙镇大战取得胜利之后，义军主力再回开封。并沿黄河一线设兵把守，以阻止官军由河北来的增援。六月，崇祯帝命侯恂代丁启睿为督师，令其解救开封。但官军将卒已成惊弓之鸟，他们不是按兵不动，就是畏缩不前，有的还中途哗变。侯恂除了家丁亲兵数千人外，再无一兵一将可用，只好留在黄河以北的陈桥、柳园一带，不敢过河。七月间，朝廷又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带兵五千增援，官军依河向南推进，遭到防守义军的阻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官军溃败，大都溺水而死。驻在河北岸的官军，竟坐视不救，依然“凭河防渡，剽掠村坊而已”②。对此，崇祯帝只好把希望寄于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了，命他竭其全力东援河南，以图保住开封。

九月，先有马守应（号老回回）、贺一龙（号革里眼）、贺锦（号左金王）、刘希尧（号争世王）、蔺养成（号乱世王）等皆归附李自成，“时号革左五营”。是时，孙传庭调集陕西边军和各“土砦之渠”（即地主武装），分两路进援中原。一路出武关，准备经南阳北趋宝丰；一路由潼关沿太行东出禹州。李自成侦得确讯后，亲自急领精骑数万迎击。孙传庭以牛成虎为前锋，以高杰殿后。十日，在郏县城东，两军相遇，官军佯装败退，义军在追击中，不意中了高杰的埋伏，战斗失利，被迫向冢头镇转移。高杰部尾追，掩杀而至。李自成遂将计就计，采取“以利诱之，以乱取之”的战术，利用官军贪婪的弱点，沿路抛下大量军需财物。官军兵士抢取在怀，“胸腹率臃肿彭亨，不可俯仰”；或驮于马上，“马鞍如驼峰，亦不能驰骋”①。因此“失伍离次，不复为战备”。于是农民军乘其混乱之际，回戈反击。罗汝才又率军出敌之后，两面夹击，大败官军，俘斩将官八十人，兵士万余。这一仗把孙传庭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至登封，收拾残兵缩回关中，义军获得全胜。闰十一月中旬，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城外五里地方。官军以保定兵屯于城西，四川兵驻于城东，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义军拔除了外围据点，兵临城下。立即发起总攻，一举攻下汝宁城，击毙总兵虎大威，活捉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河阳王朱由材等人。义军从此打开了南下的大门，扫清了① 《怀陵流寇始终录》。

② 《豫变纪略》卷五。

① 《豫变纪略》卷六。

前进的道路。

同年十二月，李自成在河南大获全胜后，随即挥军南下，进抵樊城，左良玉部一战即溃，拔营南逃。襄樊地区是左良玉的驻守地，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被义军打败，逃回襄阳后即大肆招兵买马，拥兵二十万。朝廷只发给他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兵士全靠四出抢掠。当地人民对其恨之入骨，听说李自成义军到来，百姓即杀牛羊，备酒浆，热烈欢迎，并主动为义军做向导，带义军绕过官军埋设的地雷暗弩区。十万大军于初三日进至白马滩，在火器的掩护下，抢渡汉江，进抵襄阳城下，守军仓皇弃城逃走。义军连克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地，尔后挥师向南，攻占夷陵（宜昌）和荆门（江陵），直抵荆州。在荆州，李自成下令处死了湘阴王朱俨■。这年底，义军进至承天府（今湖北钟祥），攻下明世宗父陵（显陵），焚毁其享殿，杀巡抚宋一鹤。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军非溃即降。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义军占领了南至澧州、常德，东到麻城、黄州，西达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建立了农民政权，将襄阳改名襄京，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其权位仅次于李自成。在大元帅之下设立军事和行政机构，并任命了各级官员。改变了过去“陷城克邑多不守”的局面。

三月，李自成被推举为“新顺王”。设官建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构。中央又分文职和武职，文职设有太师、上相国、左辅、右弼等官，建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委任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地方设有府、州、县三级。府设尹，州为牧，县设令。在河南、湖广等地的六个府、十八个州、六十七个县，委任了地方官吏。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城镇，设立防御使一职；在形势冲要之地，设立卫，派兵驻守。

在军事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兵员的增多，农民军设立标、前、后、左、右五营。其中标营领兵百队，其他四营各领三十队。步兵每队百人，骑兵每队五十人。中央最高的武职是领兵将官权将军，由田见秀、刘宗敏二将担任。各营的首领称制将军，分别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充任。①此外，还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九个品级。

作战的主力称为“精兵”，各有一定的人员负责“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①等后勤。随军家属编为老营，小年编为孩儿军进行军事训练。军中有严明的纪律，队伍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骑兵不准践踏百姓的禾苗。规定营兵不得多带辎重，不许私藏金银财物。在行军中，以旗■为前，军卒在后，秩序井然。部队在行进和驻扎时，必有探马和哨兵，在百里内往来巡逻和侦察，并在数十里外点放烟火，以迷惑敌人。扎营之后，稍事休整，就进行骑射训练。李自成制定的作战方法，有“三堵墙”、“打倒翻”等战术②。队伍临阵时，三万骑兵列为三道防线，后面是三万步兵，前后配合，轮番而战，称为“三堵墙”。三万步兵伏后，骑兵诱敌退走，步兵夹击，共歼敌人，叫做“打倒翻”。两种战术交相使用，是一种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规定全部上交，用来装备军队和共同支用。有关义军的军机大事，李自成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听取下属的各种意见，① 《明史》本传载，制将军有贺锦。

① 见《平寇志》卷六。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后鉴录·李自成》。

然后择善而从之。

在义军内部，李自成和他的部属保持着朴素的平等关系，史称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③。在义军控制的地区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没收南阳、襄阳一带地主的“庄田”，进行耕种。同时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④；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⑤。由于流动作战，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执行，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却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盘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彻底推翻明皇朝的统治，义军在襄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北攻京城的路线。左辅牛金星主张攻占河北，直取京师（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占领金陵（南京），断其粮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策先取关中，他认为，“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六月，李自成采纳顾君恩的建议，率师北进中原，准备夺取关中。

崇祯十六年八月，明廷又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他纠集十万马步大军，再次向农民军发起进攻。孙传庭亲率高杰等部，出潼关进入河南。为了歼灭来犯官军，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待机而歼的战略。他率义军主力由南阳、宝丰一线北上，并令郏县至南阳一线的守备部队，修筑工事，营城固垒。同时，驻守内乡，以阻击商雒的官兵入豫。九月，孙传庭领兵至汝州，义军里的“革左五营”投降了官军，泄露了李自成的部署。官军袭击唐县，残杀义军家属，义军群情激奋。李自成见战局发生变化，立即派出一支骑兵劲旅袭击敌后交通要冲白沙，截断其粮道，迫使官军困守郏县。孙传庭急从小路向洛阳撤军，白广恩的“火车军”自大路撤退。李自成乘势追击，白广恩部士兵丢弃“火车”，四向逃散。孙传庭突围西逃，义军紧紧追赶，一日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伤四万余人，辎重兵器数十万，均被义军缴获。孙传庭逃至孟津，自杀未果，被残兵败将拥入潼关。在郏县的陈永福得知孙传庭惨败而逃，遂向李自成投降。

十月，李自成率兵攻破潼关，孙传庭在渭南被击毙。潼关陷落，八百里关中已无险可守。驻守西安的官军起义，李自成顺利占领西安。

义军进占西安后，对明朝宗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没收了秦王府库的大量资财。同时，派出三路大军，追击逃敌。一路由李过率领，北上追击高杰部，高杰渡河逃往山西。李过攻克三边重镇榆林和宁夏，宁夏总兵官抚民投降，庆王朱倬■被捉。一路由田见秀率领，南下追击，高汝利部投降。另一路由刘宗敏、贺锦率领，向西攻入甘肃，兰州、庄浪、凉州等地官军相继投降。贺锦攻克甘州，斩甘肃巡抚林日瑞和总兵马爌，俘获肃王朱识鋐。至此，关中之战，义军获得全胜。陕西、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均为义军所控制。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③ 《国寿录》卷一。

④ 《明清史料》乙编，兵科钞出湖广郧阳府推官朱翊■奏本。

⑤ 《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号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为西京。设天佑殿大学士，由牛金星充任。增设六政府尚书等官。地方上增加省级设置，分全国为十二个州，官为节度使。同时发布开科取士，招揽人才。

在经济上，李自成明确提出“贵贱均田”之制①，铸钱“永昌通宝”，平抑物价以利商品交易。保护农业生产，重申“马腾入田苗，斩之”和不准军士抢掠的禁令。陕西是李自成的故乡，义军所到之处，都对父老进行慰谕，凡军士妄杀百姓者偿命。责令官僚富户输金助饷，规定“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①。在文化上，制定“甲申历”，废除八股对偶的陈腐文体，改为散文形式。李自成在西安整顿军纪，加强训练，每三天亲往校场校射一次，加紧进军京师的准备。此前，已派先头部队进入山西。相继占领了荣河、河津、稷山、降州、平阳等地。

同年二月，李自成亲率精兵两万，经韩城禹门口渡过黄河，迅速占领太原。在太原，李自成发布了声讨明皇朝的檄文，并移檄山西、河南各地。文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②揭露了明皇朝的黑暗统治。大顺军在进军途中，还张贴反对明朝“加派”、宣布农民政权“不征粮”的文告，并派人广泛宣传大顺军“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的军纪和措施。③二月初八日，大顺军从太原分两路出发，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统率，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经居庸关攻取北京。另一路由左营大将刘芳亮率领，东出固关，经真定、保定，向北攻取北京。三月初二日，大顺军进占大同，总兵姜瓖投降，活捉代王朱传■。初八日，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宣布“均田赦赈”④，“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⑤。宣化总兵王承胤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十五日，大军越过柳沟天堑，到达居庸关，守将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门迎降。与此同时，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大军，东出固关后，真定知府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明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十六日，李自成率部过昌平，抵沙河。明朝京营兵三万，不战而溃。十七日，大顺军南北两路大军，前后到达北京城下。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陷于一团混乱之中。崇祯帝一面连下“罪己诏”，一面派勋戚太监，加强京师九门的防御。李自成命太监杜勋进城见崇祯帝，促其投降①。遭拒绝后，大顺军开始攻城。对平则门（今阜成门）、彰义门（今广安门）发起猛攻，并用缴获的巨炮轰城，守城官军避而不战。

十八日，大顺军在彰义门外回族民众的帮助支持下，填平壕沟，攻入外城。十九日凌晨，攻打内城各门，人声鼎沸，杀声震天，火炮的闪光，晃动① 《罪惟录·崇祯帝纪》，十七年春正月。

① 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② 《明季北略》卷二三；《甲申传信录》卷六；《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等。③ 《明季北略》卷二○；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④ 《罪惟录·朱之冯传》。

⑤ 《明史》卷二六三《朱之冯传》。

① 《平寇志》卷九。

的火把，照亮了北京城的夜空。②眼见破城在即，绝望的崇祯帝残暴地强迫皇后自杀，又亲手拿刀砍死心爱的妃子和女儿。半夜时，他企图逃出城去，但北京已被大顺军围得铁桶一般，只得回到宫中，命敲钟“召集百官”，可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走投无路，最后到万岁山（今景山公园）吊死在皇寿亭前的一棵海棠树上。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皇朝，在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之后，随着这个末代皇帝的自杀而结束了。

天将黎明，宣武、正阳两门，被李自成的骁将刘宗敏和李过两军首先攻破。接着其他各门也被攻开，义军像潮水决堤般地涌进北京城。十九日清晨，市民们张灯结彩，设案焚香，欢迎大顺军的到来。李自成命令大军整队入城，不得杀掠。刘宗敏首先率领义军从宣武门进入内城，队伍整齐，军纪肃然。中午时分，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青布箭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骑精兵簇拥下进入北京城。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领导下，经过十五年百折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取得了胜利。

当时，大顺农民政权的区域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五省，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进北京后，首先是加强大顺政权的建设，其中主要措施有：任命官员，开科取士，选拔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一律受权将军节制；立即释放明锦衣卫狱中的犯人。严厉镇压作恶多端的明朝皇族和达官贵人。史称农民军“满街捉士大夫，拘系枷锁，相望于道”，一时“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杀之”。在大顺军的打击下，地主官宦“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人觉”，“赤体狂奔，四散逃命”。那些投顺的明朝官吏，也是丑态百出。每天在午门外，他们身着青衣小帽，“匍伏听点。平日老成、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晓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俯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虐，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者，真是“种种丑态，笔不尽绘”，他们过去的那些淫威，在大顺军面前一扫无余。大顺军逮捕并处决了五百余名罪大恶极者。同时，宣布免除贫民赋税，成立“比饷镇抚司”，勒令明朝大官僚交出赃银，叫做“输银助饷”，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追赃助饷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得银七千万两。从而在政治、经济上打击了明朝的官僚地主，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

然而，夺取北京的胜利，使义军的部分将领犯了骄傲自大的错误，产生了麻痹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面对吴三桂和江南的五十余万明朝军队，以及关外的清军队，大顺政权没有采取相应的有力措施。四月初，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军队，联合向大顺军进攻，农民军伤亡二万余人。李自成得报，亲自率二十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在山海关一片石，遭到吴三桂部与清军的联合夹击，大顺军惨遭失败，被迫退到永平一带。吴三桂的投清和大顺军在山海关的失败，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自成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四月二十七日，李自成返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帝位，决心抗清到底。三十日，李自成放弃北京，准备撤回关中，继续在陕西、河南一带抗击清军。

五月初，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开进了北京城。接着，就对大顺军展开军事进攻。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大顺军重创清军，打得清军主帅多铎② 《明季北略》卷二三。

不敢出阵。但在定州的激战中，义军大将谷可成牺牲，李自成也身负箭伤，大军越固关退入山西。在平阳，李自成听信牛金星的谗言，误杀大将李岩，激起刘宗敏、宋献策等将领的不满，使军心涣散，战斗力减弱，失败不可避免了。

大顺永昌元年秋（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回到陕西后，准备进行反攻。南京的福王建号弘光，准备恢复明朝的统治。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控制了西南地区。李自成曾在七月发布大举反攻清军的文告，声称要打到辽东，“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①说明李自成反清的决心是很大的，只是力不从心。这年八月，在山西的大顺军东出固关攻克井陉；陕北的大顺军，在李过指挥下攻克府谷，直逼大同。十月，河南的大顺军渡河进攻怀庆。李自成在韩城居中策应。

清朝定都北京后，立即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多铎率领，南下攻打南明福王，一路由阿济格率领，专门攻打李自成大顺军。这年冬天，清军发动钳形攻势。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兵经大同，向榆林、延安进攻；多铎和孔有德、耿仲明率兵从河南怀庆向潼关进攻。李自成亲自赶到潼关指挥作战，依山列阵，挖壕树栅，预防清兵的冲击。

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 1645）正月初四日，刘芳亮领兵攻击清营。又在五、六两日连夜劫营。十一日，清军用炮轰击潼关，大顺军骑兵横冲敌军，又包抄敌后路，取得很大战绩。阿济格和吴三桂部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大顺军的北部防线，打败李过所部，经绥德、延安，进逼西安。这时大顺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十三日，清军攻进潼关，十八日到西安，李自成已在五天前撤走。

李自成率大顺军撤离西安后，经蓝关，出武关，向南进入湖广，驻扎于襄阳。吴三桂率领清军追击，大顺军在邓州、德安、承天等地迎战失利，李自成撤出襄阳。时，牛金星降清。四月初，原明军左良玉部自武昌东下九江。李自成率大军乘虚进驻武昌城，大顺军各将领在武昌聚集，仍有三十万的兵力。接着，大顺军弃武昌南下，在富池口与清军一战失败，大将刘宗敏被俘牺牲，宋献策被俘后降清。大顺军余部转移到湖南，后与南明何腾蛟部联合，共同抗击清兵。至此，大顺政权已不复存在。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三百多年来，一直是个疑案。官稗史乘，众说纷纭。如成书于顺治十五年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遣贼将四出抄掠，黔阳四境鸡犬皆尽。川湖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倚险筑堑为久屯计。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自将轻骑抄掠，何腾蛟伏兵邀之，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胪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①而后来纂修乾隆四年刊行的《明史》中则说李自成窜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

乾隆十一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根据实地考察所得，针对《明史》，撰写有《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关于李自成之死，由于野史所载不一，他特记备考。“余以澧志不备，周咨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有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后数年，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自号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卒于康熙甲寅岁三月，约年七十。和尚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奉天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天子之所宝，殆讫死不去僭号。与泰山贼王同一行径，可叹也。而野拂以宗门为律弟子，事之甚谨，又题称不知何氏子，寓尊奉于讳言，岂其旧日谋臣，相与为左右者欤？”①民国初年，章太炎也赞同这李自成禅隐说。并亲自到湖南石门夹山考察，访得李自成《梅花百韵》诗五首，撰写了《李自成遗诗存录》及《再书李自成事》等文。认为李自成窜死九宫山说“无诚证”，“不可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郭沫若为通城县李自成墓题写了墓碑。接着由李文治等几位学者进行了考证，认为李自成于1645 年5 月死于通山县九宫山。为此，通山县在九宫山麓修建了“闯王陵”。

八十年代初，湖南石门县在夹山寺西坡发掘了奉天和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进一步印证了何璘之说不是虚传，而是确实可信的。从此，李自成禅隐夹山和九宫山被击毙的两种说法并存。

① 清乾隆《澧州志林》卷二三。

第二节 张献忠

张献忠（1606—1647），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人。与李自成同岁。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①，最后以“鞭一百免”②。革役后他逃回到老家。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起义，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起义，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掛、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义军。

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③。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义军，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崇祯六年（1633）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八年（1635），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分兵定向，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放火烧了皇帝的祖坟。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祖宗的牌位下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一向推诿责任的崇祯帝，这次又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撤了兵部尚书的职，杀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的将士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纵横驰骋和进攻。①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绥寇纪略》卷六。

③ 张邦伸：《锦里新编》卷十《张献忠》，巴蜀书社1984 年影印本。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雒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崇祯九年（1636）初，义军部队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九月，闯王高迎祥不幸遇伏被俘，壮烈牺牲。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①，获物资巨万。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义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崇祯十一年（1638）春，各路义军均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叛变投降，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① 《平寇志》卷十二。

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他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崇祯十三年（1640）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义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义军陷于困境。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①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义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义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义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①。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他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②的布告。义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义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义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义军获得全胜。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义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③，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①① 《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①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②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绥寇纪略》卷七。

③ 邵捷春被逮，其军由廖大亨代之。见《明史·邵捷春传》。

① 《滟滪囊》卷一。

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义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所谓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义军接着又渡长江攻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转攻随州，克之。六月，张献忠率部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张献忠又陷郧西，至信阳。杨嗣昌死后，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继续围剿义军。原在一边观望不战的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秋八月张献忠在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带伤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击败，“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在此之前，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信阳败后，张献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为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五百骑，张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这时，李自成的义军正围攻开封。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等官军主力，都北上救援开封。年底，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相见，“革左五营”是由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五营联军组成的。从此，义军的声势又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义军，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又连下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接着又打败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官军。张献忠义军的胜利，使“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起用马士英代之。十月，张献忠义军被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率部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义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义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义军。张献忠处死楚王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①。发银六百余万两，赈济武昌、汉阳、六安等地饥民。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李自成使人贺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此时，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献忠惧，谋去之”②。两境相接，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接着，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义军纪律严明。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① 《平寇志》卷六。

② 《罪惟录·列传》卷三一。

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①九月，义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的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②。十月，义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杨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张献忠发的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③说明义军对官绅恶霸的无比憎恨。

在义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亲自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④。在左良玉官军的反攻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使“良玉军，遂不振”①。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义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秦良玉率兵来战，被义军击败逃走。义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义军俘获并处死。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义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②。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③。八月初七日，义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② 《明史》卷二九四《王孙兰传》。

③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六。

④ 《崇祯长编》。

① 《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② 《蜀碧》卷二，中华书局1985 年版。

③ 顾山贞：《客滇述》，上海书店1982 年版。

败走汉中①。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②，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③，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④，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①。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②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① 又见《蜀难叙略》曰：“九月，李自成遣贼将马科（珂）至绵州，献逆使孙可望与战，为所败。自往击之，科乃遁归汉中。”

② 《客滇述》曰：“张献忠自称秦王”。

③ 《锦里新编》卷十《张献忠传》曰：“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又曰：“献自为万言策，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此与《蜀碧》卷二同。又《寄园寄所寄》曰：“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

④ 《平寇志》。

① 《蜀碧》卷二。

② 《滟滪囊》卷三。

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③。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乾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①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②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大顺三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①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当时形势紧张，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

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②清将急发暗箭射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① 《蜀碧》卷三。

② 《滟滪囊》卷三。

① 王源鲁：《小腆纪叙》。

② 王源鲁：《小腆纪叙》，《献忠屠蜀》。

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时年仅四十二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①。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②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① 王源鲁：《小腆纪叙》，《献忠屠蜀》。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九。按：《清史列传·豪格传》曰：“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余所。”另据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张献忠传》曰：“未几献忠以病死于蜀中。”

第三节 马守应

马守应绰号“老回回”③，陕西绥德人。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他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最早起义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全国。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败坏、军政废弛和土地问题严重，导致流民外逃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一带的回民，每当麦熟时节便携带妻小辗转流徙，靠拾麦穗或者卖药来维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灾荒年景更加贫困无依，便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义常常同汉民联合，即“与荒民合党”①，而汉族农民起义也有当地回民参加。为此，陕西官府专门对回民规定了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的禁条，而且设法严防汉族军民“附回”造反。这说明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回、汉两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崇祯元年，陕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现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而明朝官府却不顾人民的灾难，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农民仍旧“严为催科”②，毫不留情，这无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人祸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从明统治者所掌握的情况表明，当时陕西流民武装的成份“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③，“回夷”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侮辱性称呼，这充分说明回族人民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发难的主力之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民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义有直接关系，王二劫了宜君县狱之后率众投入到白水县苜蓿沟回民起义军营垒里去，而白水县苜蓿沟的回民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在这一带坚持抗明斗争了。到了崇祯初年，陕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的回民便乘机而起，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之众。

“老回回”马守应正是在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里，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马守应最早是与高迎祥、罗汝才等人以边兵身份共同揭起义旗的。边兵或者叫镇兵，他们的起义主要是由于明朝廷财政困难和军官长期克扣军饷所致，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军饷竟积欠了三十六个月，士兵无衣无食，忍无可忍，纷纷逃散，并与饥民联合起义反抗。而在边兵当中，不仅有汉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员，所以高迎祥、马守应的这支队伍，就是由所谓“夷汉降丁”组成的“坚甲铁骑，兵有纪律”①的汉、回各族联合的流民武装，开始时他们转战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崇祯三年（1630）三月，马守应与八金刚、王子顺（据说就是白水举义的王二）等几支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破襄陵、吉州、太平。崇祯四年，马③ 据史料记载，当时使用“老回回”绰号的，有马守应、马光玉和孙昂等数家，说明回民参加明末农民起义者不止一支。本文专述马守应一支。此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①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一。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③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① 谈迁：《国榷》卷九五。

守应与高迎祥都成为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的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中的著名首领。崇祯五年，马守应与紫金梁等一度进军河南，活动于清化、修武，不久转入太行山。崇祯六年五月，马守应又与混天王等率军数万出太行山东进河北，逼邯郸、沙河诸县。这一年紫金梁不幸牺牲，三十六营起义军由高迎祥率领，他们又由黄河北岸渡渑池，突出豫西，开辟新的反明战场。

崇祯七年（1634）三月，马守应的一支武装连同过天星、满天星等共五营，以疾风般的速度由豫西进入湖北，经枣阳、巴东，西入四川，攻破川东重镇夔州，远近震动，这是明末农民军最早进入四川的一支武装。马守应与过天星等三万人马在川东停留的时间很短。

不久，他们又返回湖广，在郧阳的黄龙滩作短暂屯聚后，又转入陕南商雒山区，同混世王等几支农民军数万人一道，面对强大明军的包围，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他们曾突入关中，连营五十里，猛扑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胁。崇祯八年八月，马守应等营由陕南商雒东进河南，开辟了淅川山区作为据点，在豫西卢氏、永宁、陕州、灵宝、南阳一带坚持抗明斗争。

马守应率领所部，转战各地，飘忽不定，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常常以智诱敌或者反败为胜。崇祯八年（1635）十月夺取陕州之役，马守应让部下打扮成明军模样，到陕州诈称换马，乘机突入关厢，出敌不意一举夺取了这座豫西北的重镇。崇祯九年七月，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在陕西作战中不幸被俘牺牲，八月，马守应率军进攻河南省开封府城，火焚西关，明廷深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沟，明军左良玉率部紧追马守应不舍。左良玉是颇为凶悍狡猾的，马守应沉着应战，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向郑州方向转移，并避入深山派人骂阵诱敌。被激怒了的左良玉率军追入夹山，被马守应义军团团围住，不久粮尽援绝，左良玉自杀未遂，后来才率残部突围狼狈逃窜，这是马守应以智胜敌的一个典型战例。正由于马守应在流动作战中的胜利和不断给官军以打击，他在明封建统治者眼里被认为是属于农民军里“反复狙诈，怙恶不悛”①的一个。也正由于马守应在农民军中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的“多权谲”①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义军的信赖，并被奉为“谋主”。②崇祯九年七月，闯王高迎祥的牺牲，使农民军遭到严重损失，农民战争一时陷入了低潮，就在这时，马守应不仅耀威开封，痛击左良玉，而且抓住战机，开辟新战场。他乘秋高足食和官军不备，联合罗汝才、张献忠等营共二十万人马，马守应被推举为盟主、总掌盘子，这说明他一度在各支农民军中处于相当高的地位。这支大军由豫西南经湖北襄、樊，浩浩荡荡沿江长驱而下，进军至湖北东部，与久据大别山区的英山、霍山地区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营会合，从崇祯十年（1637）到十五年（1642）间，回、革、左等营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带，开辟和坚持了大别山区的斗争。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善于利用山区的险阻，盛夏时在深山休整，秋高马肥再主动出击，又能避开官军的围攻和追击。他们还善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①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四。

②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于侦察敌情，掌握主动，各地老百姓包括“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③，官军的虚实动静，农民军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兵多则窜，少则迎敌”，“官兵未至，旋即奔逸”④的灵活战术，主动攻击。所以，镇压农民起义的明朝将官们在屡败之余也一再哀叹。由于回、革、左诸营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带竟然出现了“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的“民贼莫辨”⑤的局面。就这样马守应与革、左诸营的铁骑纵横驰骋在大别山区和江淮平原，他们曾占据过和州、含江、江浦，明统治者的陪都金陵也暴露在农民军面前，以致沿江戒严，所在告警。农民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明皇朝在这一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慑于农民军的威势，不得不“絜印视事于濒江洲渚”，在安庆竟出现了明朝守将与农民军之间“有无贸易，酒食交欢”①的情况，明皇朝的威严扫地以尽，以致凤阳总督朱大典受到罢官的处分。在农民战争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回、革、左诸营在江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农民武装的活动，为不久李自成、张献忠的东山再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守应不仅足智多谋能征惯战，而且如同许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气节的英雄。明统治者曾经多次向他诱降，都被拒绝。崇祯九年马守应在河南淅川军营里还杀死了前来劝降的明朝总兵王进忠，然后移营而去②。这也是明统治者把马守应视为“反复狙诈，怙恶不悛”者的一个原因。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壮大，马守应率部北上正式并入李自成的闯王旗帜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带活动，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这期间马守应还率军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击败明军主力的战役，发挥了积极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马守应为“永辅营英武将军”③的称号。李自成北上进攻北京的时候，马守应继续坐镇承天、荆州、澧州等处。牵制了这一带的明朝军队，成为独当一面的势力。在四川的张献忠这时也派人专程前来同马守应修好，表示进一步联合对敌。

老回回马守应本人和他这一支起义军的最后结局，据吴伟业在《绥寇纪略》里记载说，到了崇祯末年，“老回回已病死，众推其妻掌营”。又说，从马守应营里分出来一支别名“摇天动”的农民武装，共有八营二十余万，仍在江北的潜山、桐城一带坚持斗争。吴伟业的书中还有“大、小老回回”等绰号的出现。说明马守应虽然病死，他的队伍并未溃散。值得注意的是，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朝顺治帝在诏书①里还说，当时在四川有张献忠、湖北有老回回等农民武装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由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到坚持清初的抗清斗争，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是由反封建压迫为主的斗争转③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三。

⑤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①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十五。

②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谈迁《国榷》卷九五作“解进忠”，崇祯九年（1636 年）“巡抚河南陈必谦趋南阳，令南阳知县何腾蛟谕淅川贼，不听。总兵解进忠自往，被杀”。③ 谈迁：《国榷》卷九九。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变为以反抗清朝民族压迫为主的斗争，老回回一支人马在湖北的抗清同顺治五年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发动的抗清斗争一样，都属于遍及全国的抗清总运动的一部分，代表了回族人民同汉族人民采取联合行动的正确方向。

那么，《绥寇纪略》和顺治帝诏书关于老回回存亡的记载是否产生了矛盾？老回回马守应到底在崇祯末年已经病死了，还是清朝顺治初年仍在坚持抗清斗争呢？问题在于对“老回回”一词的解释，“老回回”应是一种旗号，“老回回”有时指马守应这个人，有时指马守应和他所率领的那支武装，后来又指已经没有马守应的原马守应所率的那支武装。这样就可以说，崇祯末年“老回回”马守应已经病死，由他的妻子或者子侄辈掌营，继续打起“老回回”的旗号，或者使用“大老回回”、“小老回回”的旗号来统率这支重要的农民武装，而顺治初年仍在湖北坚持抗清斗争的“老回回”，则已经是没有马守应的那支“老回回”武装了。“老回回”马守应和他的那支武装的结局大致如此。①马守应从崇祯初年同高迎祥、罗汝才一起成为明末最早起义的著名农民领袖之一。他历经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先后转战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有三个被明统治者称为“巢穴”的最主要的活动地区，陕西北部的黄龙山区，这是起义最早发动地区；另外两个是以商雒山区为主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和以大别山区为主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马守应和他率领的这支“老回回”武装，则一直是这三大地区的积极开拓者和主力之一。特别是正当农民起义低潮时期，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坚力量。回、革、左的斗争及罗汝才诸营的斗争，对于张献忠的入蜀，对于李自成的北上推翻明朝的统治，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论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时说，这不单是李自成一支力量的作用，实际上是各支农民军即所谓“群盗”的共同作用。这一评论是颇为公允之谈。马守应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同时具有坚定不渝的革命气节。

他的威名和实力，使敌人闻风变色，受到各路友军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老回回”马守应成为仅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重要领袖。

最可贵的是马守应始终坚持团结合作的品质，他的绰号是“老回回”，说明他公开打出了民族的旗号参加到以汉族人民为主力的大起义中来，他继承和发扬了明代回汉联合战斗的历史情谊，他同其他各支农民军首领们的团结合作关系一直很好。在当时尽管明封建统治者对回族人民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特别是对于有少数民族参加的反抗斗争，总是极尽挑拨污蔑之能事，但是在有关文献记载中并没有发现回汉联合斗争方面发生过任何纠纷。在起义军内部回汉族人民之间，在马守应与各路农民军首领之间，没有因为民族成分的不同而产生矛盾与不团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汉族人民能做到这一点确是极其可贵的。马守应最早同王自用、高迎祥、罗汝才，后来同张献忠、李自成、贺一龙、贺锦等① 智夫成：《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老回回”之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1 期，据《（康熙）荆州府志》等材料，指出“老回回”在1644 年被张献忠所火并，马守应本人也为张献忠所害。此事仍待考。即使“老回回”所部被火并，绝不等于马守应被害。

农民军领袖们，都是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马守应同张献忠、李自成的关系尤为突出。崇祯初年马守应起兵反明的时候，张献忠响应马守应的起兵，投在他的部下，受到马守应的赏识，号为“黄虎”，后来才独树一帜的。①不少文献提到，崇祯十一年（1638），李自成在一次严重失利之后，部伍失散殆尽，他单人独骑由陕西商雒跑到河南淅川马守应的营里，养病半年多，后来由马守应分给他一部分人马，再度起事反明。②这件事对于李自成后来的恢复与发展壮大显然是起了作用的。特别是鉴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后期，在各路农民军中彼此猜忌，倾轧事件屡有发生，而马守应那种始终主动团结友军共同对敌的作风就更加可贵。这种作风不仅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即使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中，也不多见，这是很值得重视并给以充分估价的。①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七。

② 彭孙贻：《平寇志》卷三。另见《烈皇小识》等书。

第五十五章 数学

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先秦、两汉至隋唐的持续发展，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到了明清时期则逐渐衰落了，这是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以及传统数学内在局限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西方经过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获得蓬勃发展，科学技术也随着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发展起来。在数学方面，十六世纪时笛卡儿创立解析几何学，此后，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微积分学，从而完成了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由古典数学到近代数学的转变，西方数学走到了中国数学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数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珠算术的发展和明代万历以后西方数学的引进。中国为改变数学的落后局面和追赶世界数学主流，长途跋涉了达三个多世纪。

第一节 传统数学研究的衰落

明代研治数学的人为数不少，著述也相当多。据有关书目文献记载，明代算书约有一百二十余种，其数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①。特别是在明代，中国传统数学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宋元数学家的著作，大多还有传本。明初编辑《永乐大典》，曾将汉至明初的各种算术分类抄入事韵算字条下，共三十六卷。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戴震等从中辑录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数学九章》（即秦九韶《数书九章》）、《益古演段》等古典数学名著。《永乐大典》算字条现尚存原著第16343—16344 卷，还有学者认为，现存《诸家算法及序记》是《永乐大典》第16361 卷的抄本②。除上列之书外，从《永乐大典》现存部分中尚可见到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续古摘奇算法》、《丁巨算法》、贾亨《算法全能集》、何平子《详明算法》、严恭《通原算法》、《透帘细草》、《锦囊启源》等著作。其中有不少是早已失传的内容，为后世保存了许多宝贵的数学史料。南京国子监还曾刊刻《算法大全》、《算法》、《九章算法》等数学著作。此外如王孝通《缉古算经》、李冶《测圆海镜》、朱世杰《四元玉鉴》等在民间也有流传。尽管有较好的文献基础，但是，明代数学家对一些古典数学名著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明代数学的总体水平并不高。例如宋元时所取得的诸如天元术、四元术、招差术、垛积术、大衍求一术、增乘开方法等重大数学成就，在明朝统治时期已大都少人理解，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明代数学家程大位（著有《算法统宗》）看到开方作法本源图，说是“注释不明”，“不云如何作用”。顾应祥（著有《勾股算术》、《弧矢算术》、《测圆算术》、《测圆海镜分类释术》）看到《测圆海镜》里的天元术，说是“反复合之，无下手之处”，感到“茫然无门路可入”，只好在《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舍弃了原著有关天元术的内容。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数学后继乏人和数学研究几乎停滞不前的严重程度。现在所说的明代数学的衰落也主要是指这一方面而言的。

① 李俨：《明代算学书志》，见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54 年版。② 严敦杰：《跋重新发现之〈永乐大典〉算书》，载《自然科学研究》1987 年第2 期。

第二节 商业

数学的发展明代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因此，明代在数学理论上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数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突出表现是在当时一些重要数学著作中出现了更多的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应用问题。吴敬《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现通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吴敬，字信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曾任浙江布政使司的幕府。

他对浙江的经济情况如田赋、税收、人口等非常熟悉，常协助当地财政官员进行工作。吴敬于景泰元年（1450）写成《九章算法比类大全》这部数学杰作。全书分十卷，共一千三百二十九个应用题。第一卷前另有“首卷”，称为“乘除开方起例”，主要介绍大数记法、小数记法、度量衡的单位、乘除算法中用字的解释、整数四则运算和分数四则运算等，并给出一百九十四个应用问题的解法。第一卷至第九卷按《九章算术》分类法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和勾股。各卷内容都是对该类应用问题的解法，其中最初几个问题主要引自杨辉《详解九章算法》、刘徽《海岛算经》、王孝通《缉古算经》等，称为“古问”。而结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应用问题，则称为“比类”。此外还有用诗词形式表达的应用问题。第十卷专论“各色开方”，包括开平方，开立方，开高次方，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等。吴敬在该书“比类”中收集的许多题目，是与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特别是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应用问题。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在数学中的反映。十五世纪中，欧洲南部各城市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商业数学也有相应的发展。在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写成后二十八年，意大利出现了一部相类似的著作《脱雷维沙算术》（Treviso 为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地名）。其中有不少相当于吴敬书中的问题和解法，如“异乘同除”、“就地抽分”、“合伙经营”、“互换乘除”等。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反映到数学上，东西方有类似的步伐①。吴敬这部著作的体例和内容，对程大位《算法统宗》等后世数学著作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文素的《算学宝鉴》。王文素，字尚彬，山西汾城人。他以三十余年之功，于嘉靖三年（1524）写成《算学宝鉴》一书，书名全称《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四十一卷。这是继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之后又一部商业数学巨著。书中介绍了珠算，也运用了筹算，包含有结合社会需要的各种应用问题，内容相当丰富。但可惜的是迄今不知这部著作是否有刊本行世。现较易见到的是北京图书馆藏抄本的影印本②。①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第134—136 页。

② 见郭书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二）》，河南教育出版1993 年版。

第三节 珠算术的发展

据现有资料推测，珠算大约发明于元中叶之前不太久的时间，而在元代关于珠算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珠算发明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算法的简化，在明代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并且最终完全取代了筹算。明初刊刻的《对相四言杂字》是一部看图识字的启蒙著作。书中绘有算盘图，也绘有算筹图，说明珠算术发展很快，珠算盘在明初即已推广，成为应该与算筹同时掌握的计算工具。明中期以前的一些数学专著，如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王文素《算学宝鉴》等，也都明确提到珠算盘，并记载了一些只在珠算中才能有的口诀。如“破五诀”说：“无一去五下还四”，“无二去五下还三”一或两根算筹就行了，用不着“下还四”，“下还三”，因此“破五诀”应是珠算口诀。但这两部书又主要是介绍筹算方法的著作。这种情况表明，直到明代中期，在实际生活中还是筹算和珠算同时并用的。

明代算盘的式样与规格，在十五世纪中期的《鲁班木经》里有明确的记载：“算盘式：一尺二寸长，四寸二分大。框六分厚，九分大，起碗底。线上二子，一寸一分；线下五子，三寸一分。长短大小，看子而做。”这种算盘的上下算珠之间还没有横梁，只用一条绳线隔开。徐心鲁《盘珠算法》（1573）中的九档算盘图，上有一珠，下有五珠，中间有木梁，与日本的算盘相同。日本算盘是来源于这种算盘还是独立创制的，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柯尚迁《数学通轨》（1578）中所绘算盘图，称为“初定算盘图式”，有十三档，上二珠，下五珠，中间用木制的横梁隔开，已与现在通用的算盘相同。中国算盘的形制可能在这时已经基本定型了。

珠算的四则运算方法基本来自筹算，但也有所不同。如筹算中没有加法和减法的口诀，而加减法口诀则是珠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的珠算著作中，加法口诀称为“上法诀”，如“一，上一；一，下五除四；一，退九进一十”等等，减法口诀称为“退法诀”，如“一，退一；一，退十还九；一，上四退五”等等。为提高运算速度，这些口诀对于珠算术是必要的，而筹算术则无此必要。珠算术的乘法口诀（九九口诀）和除法口诀（九归口诀）等，与元代的筹算术完全相同。此外，明代珠算术中有一归口诀，如“见一无除作九一，起一下还一”等，这种除法口诀是筹算术所没有的。

明朝人撰写的珠算书为数不少，但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有传本的有徐心鲁《盘珠算法》（1573）、柯尚迁《数学通轨》（1578）、朱载堉《算学新说》（1584）、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1592）和黄龙吟《算法指南》（1604）等。其中以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程大位（1533—1606），字汝思，号宾渠，安徽休宁（今黄山市）人。

少年时代就很喜欢数学，二十岁以后一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商，一面研究数学问题，同时向知算者请教问难，并广泛收集古代与当代的数学著作。四十岁左右回到家乡专心致力于数学研究。1592 年，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写成《算法统宗》17 卷。后来他又将该书删繁就简编成《算法纂要》4 卷（1598）。《算法统宗》，全称是《新编直指算法统宗》。书中详细介绍了珠算盘的定位方法、加减乘除口诀和其他简算口诀。这些口诀已相当完善，至今还在继续使用。全书595 个应用题，全部用珠算盘演算，并且还设计了用珠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朱载堉在此前后也提出了珠算开方法）。万历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算法统宗》卷三“方田”中记有程大位专门为此创制的“丈量步车”，并绘有图。这种“丈量步车”是用竹篾制成的，可以卷绳，类似于现在测量用的卷尺，用以丈量土地。《算法统宗》出版之后，很快“风行宇内”，凡学习计算的人士，“莫不家藏一编”①，一直到清末还在出版这部著作的各种翻刻本和改编本。明末李之藻编译《同文算指》，还从《算法统宗》中摘录了不少应用问题，以补充西洋算法的不足。

《算法统宗》的编著和流传是从筹算到珠算这一转变完成的标志。从此，这种携带方便、使用方法简便的珠算盘，成为主要的计算工具，一直到现在还在我国人民中间广泛地应用着，充分显示了适应社会需要的创造发明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如此，珠算盘和有关著作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并且受到了这些国家的欢迎。古希腊、罗马和俄国也曾有过算盘，它们的形制与中国算盘不同，并且由于使用不便而都被淘汰了，其作用和影响是根本不能与中国算盘相比的。

① 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程世绥序。

第四节 西方数学的引进

十六世纪末，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作为西方殖民国家的先遣队，开始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最早到中国内地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他是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明代学者称其为丁先生，C.Clavius，1537—1612）的学生。明朝末年，由于改革历法的需要，又陆续聘请一些通晓天文数学的西方传教士来历局工作，其中有罗雅各（Jacqaes Rho，1590—1638，意大利人）、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瑞士人）、汤若望（JeanAdam Schallvon Bell，1591—1666，德国人）等。这些人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进行宗教宣传，但是，为了“巩固地位”、“增进自由”和使教会获得“极大的利益”，他们也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天文、数学、地理、制造枪炮等科学技术知识。在数学方面，这时传入的有欧氏几何、平面和球面三角学、圆锥曲线、笔算方法和一些计算工具等。西方的这些数学知识为濒于衰废的明代数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引起当时中国数学家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并且做出相当大的成绩，朝着中、西数学融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欧氏几何这一时期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著作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内容为平面几何学。所用翻译底本为克拉维斯注释的《原本》十五卷拉丁文本，但仅译出原著，未译克拉维斯的注释和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在稍后编撰的《崇祯历书》等著作中，又介绍了《原本》后九卷及《原本》以外的属于欧氏几何体系的部分内容，如正多边形，多面体等。欧氏几何传入后，其丰富新颖的内容及其严谨的逻辑体系和演绎方法，在中国数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徐光启曾明确指出，《几何原本》为“度数之宗”，“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①。对《几何原本》的意义和重要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徐光启、孙元化等中国数学家还撰写了一些介绍与讨论《几何原本》的专著，并试图用欧氏几何的思想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清代康熙皇帝还曾请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白晋等，到宫中讲授几何，并将法国数学家巴蒂（P.Parclies）的欧氏几何著作译成满文本《几何原本》。徐光启和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中确定的一些数学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等，都一直沿用至今。在翻译《几何原本》时，徐光启原来是想译完全书的，但由于利玛窦反对，说是“请先传此”，“徐计其余”，译事因而中辍。1856 年，李善兰、伟烈亚力译出《几何原本》后九卷，这已是前六卷译出之后二百五十年的事情了。

三角函数历史悠久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这时也传入中国。《崇祯历书》① 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中邓玉函编译的《大测》（1631），利用单位圆上有关的八条线段定义八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故称“八线”，最后两种三角函数现在已舍弃不用了。三角函数表造法有“六宗”（圆内接正六边形、正四边形、正三角形、正十边形、正五边形、正十五边形的边长求法，即求sin30°、sin45°、sin60°、sin18°、sin36°、sin12°的函数值），“三要”（指sin2A+cos2A=1，倍角公式和半角公式），“二简”［指公式：sinA=sin（60°+A）-sin（60°-A），sin（A±B）=sinAcosB±cosAsinB］等方法。此外还有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邓玉函编译的《割圆八线表》是五位三角函数表，间隔为分，分与分之间按比例插入法计算。罗雅各所撰《测量全义》（1631），除介绍平面三角学中的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外，还有同角三角函数的关系、余弦定理、积化和差公式等，并且还介绍了属于球面三角学的一些基本公式。《测量全义》附有一份四位三角函数表，间隔为15′。清初，由波兰传教士穆尼阁（J.N.Smogolenski，1611—1656）讲授，后由薛凤祚整理成书的《历学会通》中，有一卷《三角算法》，其中介绍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知识，比《崇祯历书》中有关三角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并且还给出了一个六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对数表。三角学是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较系统且最有实用价值的西方古典数学成就之一。

笔算李之藻和利玛窦合编的《同文算指》是介绍西方笔算的著作，主要是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编译的，并吸取了程大位《算法统宗》里的一些内容。书中主要介绍笔算定位法，四则运算，分数，比例，级数求和，开平方、立方和高次方，线性方程组等。记数与计算使用一、二、三..等汉字，没有采用现在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这部书对我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后来清代学者对笔算很重视并加以改进，笔算方法逐渐得到了推广。

《崇祯历书》中的数学知识在《崇祯历书》中，除平面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外，还比较零散和片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圆锥曲线（如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数学知识，以及阿基米德求圆面积、椭圆面积、球体积和椭圆旋转体体积的方法，已知任意三角形三边长求三角形面积的海伦公式等。这些也都是中国古代数学中所没有的内容，但在当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学习和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并陆续有一些论著问世。如徐光启的《测量异同》、《勾股义》，孙元化的《几何体论》、《几何用法》、《泰西算要》，陈荩谟的《度测》，李笃培的《中西算学图说》等。这些著作大多为学习西方数学的心得体会，有些还尝试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起来，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五十六章 天文学

明皇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发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发展出现低谷。禁令发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陈规，毫无生气。

明代末期出现了天文学研究复兴之势，可惜积弊时久，难以振兴。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给渴望天文新知识的中国天文工作者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开始了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汉化西方天文学时期，即在传统天文学框架内，搭入欧洲天文知识构件。

第一节 厉禁和抗禁

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改换新历。一部新的历法往往与一个新的政权有关，皇帝要通过天文家沟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则靠解释天象向皇帝传达“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间还有人懂天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对朱氏政权千秋万代不会改换的愿望，变成了对学习天文的厉禁。据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甚至规定，钦天监人员终生不得再从事它职，其子孙也不得学与钦天监无关的知识，以接替世袭，否则也要遣戍。厉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天文人才的匮乏。十五世纪末，历法常常与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动。当时官方希望征用通历法的人以备改历之用，然而竟无人应征。《野获编》说：“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

朱元璋的做法压制了数学与天文学，但毕竟还有抗禁的呼声和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呼吁改历，另一方面表现为努力保存天文资料，以免其湮灭。现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现存的常熟石刻星图碑刻于正德元年（1506），是前后两任县令杨子器和计宗道刻制的。这幅星图翻刻的是苏州石刻星图，杨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图宋人刻于苏州府学，年久磨灭，其中星位亦多缺乱，乃考甘石巫氏经而订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后来庶几欲求其故者得观夫大概。”这段话表现出他担心天文失传的急迫心情，并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实事。

比常熟石刻星图更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图。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万善正党殿为明代当时的建筑，此殿上方藻井的装饰，是一幅绘制有据的科学星图。从此殿建成到1977 年拆除，隆福寺星图一直鲜为人知。这幅星图直径一米九八，绘有二百七十三个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颗星。为什么在禁学天文如此严厉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图？就保存资料而言，也许这样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图也确实掩饰得很好。如深蓝色背景上的贴金星点在光亮处很显眼，但放在光线不强又正悬头顶较远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为了给后人留下天文测量的成果真是费尽心机，而其重见天日竟然经过了五百多年。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王世子朱载堉自己编撰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圣寿万年历》为名进献给皇帝。他因此而受到奖谕，得到“留心历学，博通今古”的赞语。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解除了禁习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而明初开始实行的禁令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节 历法

1364 年朱元璋称吴王，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等向吴王进献《大统历》。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由钦天监编算每年使用的《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上书，说明《大统历》其实就是元代《授时历》，且“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①。但明太祖无意编制新历，只是擢元统为钦天监监令。元统仍以《授时历》为基础，略加修订，整理成《大统历法通轨》四卷，并将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此后，尽管多人多次上书请求改历都未获准，终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统历》。

①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第三节 天文台

明初未建天文台，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考虑到历代都有建天文台的传统，才在南京鸡鸣山上建造了观星台，并将前一年由元大都运抵南京的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放置在天文台上。

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适合在南京使用，于是又对其中一些仪器做了调整，并新制了一台浑仪，以便进行观测。关于南京天文台，利玛窦曾有一段较为翔实的记述：“南京也设有钦天监观星台，此台以建筑宏伟著称。..城之一隅有小山岗，然仍处于城墙之内。上有平台，宽阔宏敞，颇适于观测之用。四周屋宇壮丽，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鹄立于此，以察天象，无论星陨、彗孛，皆详记奏闻。所陈仪器皆铸以青铜，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其宏伟雅致非欧洲所能匹敌。且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几经风霜雨雪，迄无所损。”①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尚如此宏伟，可见该天文台之规模。据利玛窦记载，该台最大的天文仪器有四件，即浑象，浑仪，高表和简仪。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二十二年，曾在宫城内建一小型的内观象台。但当时随行的钦天监人员却只能在齐化门（朝阳门）迤南的城墙上进行观测，且无大型天文仪器。正统二年（1437），明英宗决定修建北京观象台，并派人按照南京观象台上的仪器制成木样，然后运回北京铸制铜仪。正统七年（1442），北京观象台建成。从正统四年到正统七年间又先后制成简仪、浑仪、浑象、八尺圭表等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正统十一年，又修造晷影堂。至此，北京观象台已粗具规模。其遗址就是今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此外，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还曾在内观象台造简仪和漏壶。但关于内观象台的具体情况和观测记录，则缺乏更多的史料记载。

正统年间铸造的天文仪器十分精美，现在部分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但这些精美的仪器，在当时却安装得相当粗糙，如简仪极轴倾角与极高不合，浑仪二分二至与黄道实际位置不合，高表的尺寸不一等等，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调整合适。明代的一些大型天文仪器，从制成到能正常使用，竟花费了近九十年的时间，可见当时钦天监工作的混乱和落后。

① 见China in the Six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Mathew Ricci（1583—1610）， Random， Homse New York，195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五章）

第四节 回回天文学

元初来自西域的札马鲁丁等天文学家都有较高水平，他们世代执掌回回司天监，为中国天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后人逐渐成为应付差事的官员，回回天文学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明洪武元年（1368）置回回司天监，一如元制。又诏征元太史院张佑、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十四人，原上都回回司天台的郑阿里等十一人去南京讨论历法。这些人虽然可以编算每年行用的回回历书，但对西域天文学已不甚精通。而原藏秘书监的天文书籍又多为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与原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合作翻译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①《聚真堂马氏宗谱》简要记述了明初礼聘天文学家马德鲁丁的情况②：“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即我来华始祖德鲁丁公字彦明者，于洪武二年来至江苏省江宁县。明朝之南京成立钦天监，授钦天监监正，带来随员甚多，皆分任钦天监职务。”当时刘基为司天监监正，马德鲁丁担任的是回回司天监监正。洪武三年改称钦天监和回回钦天监，洪武三十一年（1398）罢回回钦天监，改设回回历科。马德鲁丁因其测天之学而被称为大测先生，留下了“大测堂马”的誉称。他曾以其学推测天象，预报结果优于《大统历》，因而备受尊崇。《马氏宗谱》载：“明太祖尊我祖如师，晋封回回太师。因国事初定，关于建设多所顾问，而言听计从，大为刘基所忌。”

马德鲁丁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阿拉伯天文书籍，但他于洪武七年逝世，所以译书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长子马沙亦黑，字仲德，接任回回钦天监监正之职；次子马哈麻，字仲良，洪武三年起任回回钦天监监副、文林郎。马沙亦黑主要负责回回历法。《明史·历志》记载：“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但汉人不懂西域文字，只能作文字加工和修饰润色，以使其符合汉语习惯，因此，主要工作是马沙亦黑做的。经过几年的研究，马沙亦黑对大统历的长处及缺陷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明白这一译事对皇帝的重要性，纯粹翻译并不适合在中国使用，所以他实际上做的是编译工作。马沙亦黑编译完成了《回回历法》三卷。

马哈麻主要负责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翻译，于洪武十六年（1383）译成了《明译天文书》（亦称《天文宝书》）四卷。此书原为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1029）所著星占书，原名《占星术及原则导引》，译名还有《天文书》、《乾方秘书》、《天文象宗西占》等。朱元璋对此书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今数月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于我。”①《回回历法》的编译和《明译天文书》的译成，是明代天文学发展的大① 《明译天文书》吴伯宗序。

② 《聚真堂马氏宗谱》，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① 见马哈麻译《乾方秘书》，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事，对当时和后世学习和研究回回天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有一位名叫刘信的汉族学者，曾担任过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钦天监夏官正。他所撰写的《历法通径》四卷，讲的就是回回历法。此后贝琳根据回回历法的基本理论和编算历书经验，系统整理成《七政推步》一书，这是明代研究回回天文学的重要成果。

第五节 航海

天文学明代远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间，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收有郑和航海图，在其中四幅过洋牵星图上标有天体出水平线高度等沿途所见的天空景象和有关数据，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灯笼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门双星六指平水”等等。据今人研究，一指约在1°34′—1°36′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指相当于1.9°。此外，他们还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确定所在地大约的地理位置，并用四方星相对位置定航向。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识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第六节 西方天文学的传入

158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知识。此书分两卷。第一卷主要是讲星盘的构造、原理及其中坐标网的绘制方法，第二卷主要讲星盘的使用方法，另有一篇介绍浑象的专文。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对中国天文学家来说是新鲜的内容，如第一次传入完整的黄道坐标系，即没有考虑黄极的黄道坐标；明确晨昏蒙影的严格意义，但将晨昏蒙影的原因归之于日大地小则是不正确的；讲述了中国古代极少论及的五星远近问题，并给出了数量结果；传入西方星等划分的概念，但将星的亮度差别仅归之于星大小不同是不全面的，此外还讨论了地理经度的测量等。

利玛窦和李之藻合写的《经天该》一书，是以西方星图为依据、《步天歌》为体裁的认星七言款词，其中包含了中西星名的对照工作。《经天该》的歌词颇为上口，例如关于猎户座的歌词为：“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伐下垂三四点，玉井四星右足交。玉井下方曰军井，屏星二点井南标。四颗厕星屏左立，屎星一点厕下抛。丈人子孙各连二，老人最巨南望遥。”

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初还与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汉文。

这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译自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对欧几里得原书的注释本。西方早期天文学关于行星运动的讨论多以几何为工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学习了解西方天文学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位耶稣会士熊三拔依据星盘原理，制成专门测量太阳经纬度的简平仪，徐光启的译著《简平仪说》就讲述了这种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例如根据测得的太阳赤经与赤纬，怎样定时间与地理纬度等。书中论述大地为球形的内容也是新鲜的知识。阳玛诺编写的《天问略》，则对各种各样的天文问题逐条作了回答。在这本问答体裁的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新发现等等。虽然这本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许多天文学内容为中国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在介绍伽利略及其发现方面比《天问略》更详细。这些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算晚，只是传播范围很小，影响还很有限。但当时一些接触到这些新天文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王英明著《历体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也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外来知识并不生吞活剥，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融进了自己的见解。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欧几里得几何作图法解决天球坐标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天文科学的饥渴时期。当时接触到西方天文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介绍新天文知识弥补明代“大伤元气”的天文学，以便为中国天文学的继续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一愿望在明末改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第七节 《崇祯历书》

明初以来，据《大统历》推算所作的天象预报，就已多次不准。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 年6 月21 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又发生显著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依据欧洲天文学方法所作的预报却符合天象，因而崇祯帝对钦天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后，管辖钦天监的礼部奏请开局改历，并得到朱由检的批准，从明初就一直未断的改历呼吁总算成为现实。同年七月，礼部决定在北京宣武门内首善书院开设历局，命徐光启督修历法。

徐光启深知，西方天文学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古所未闻”的，“惟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之理”①，所以改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②。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以西法为基础的改历方案。在他领导下，历局从翻译西方天文学资料起步，力图系统地和全面地引进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当时还聘用了意大利龙华民、罗雅各，瑞士邓玉函，德国汤若望等人，与历局的中国天文学家一道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的著作。这是历局的中心工作。其结果是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1629—1634）历经六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去世，经他定稿的有105 卷，其余32卷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此外，历局人员在制造观测仪器，天象推算和实际观测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祯历书》是较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46 种，137 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法原所占篇幅最大，有40 卷之多，法数为天文用表，法算为天文学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如三角学、几何学等，法器为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会通为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以及视差、蒙气差等重要天文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西方较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单位，如一周天分为360°，度以下用60 进位制等。这部书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谷体系是对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折衷体系，在当时欧洲并不先进，其维护地静观，否认天体自转，以及对岁差现象的解释等，也都是错误的。

《崇祯历书》贯彻了徐光启以西法为基础的设想，基本上纳入了“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①的规范。尽管此书大量内容为西方体系，但最后仍落实到编历问题上，并未突破《大统历》的框架。实际上，所谓“入大统之型模”，就是以历法服务于皇家，将天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编修历法这项具体应用上，而难以使之真正成为探索天体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总的来说，《崇祯历书》是汉化西方天文学的产物。其中虽然有很多新天文学知识，但由于传授者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动和因循，这些新知识①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②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① 《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华书局1963 年版。

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像在西方那样的革命力量。但无论如何，《崇祯历书》的编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学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此外，《崇祯历书》内容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以其“未入大统之型模”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为大棒，力阻《崇祯历书》的颁行，使得优柔寡断的崇祯皇帝始终拿不定主意。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他终于下定颁发新历的决心，但这时明朝政权已面临崩溃边缘，再也无力顾及历法的事情了。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订为100 余卷，改称《西洋新法历书》，得以刊行。

第五十七章 物理学

明代的物理学在某些方面，如声学，有突出的成就。但物理学同其他传统科学一样，发展十分缓慢。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也开始传入。

第一节 力学材料

力学知识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叙述了测量弓的弹力的方法：“凡试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钩搭挂弓腰，弦满之时，推移秤锤所压，则知多少。”①这里涉及到力与形变的关系及其测量方法。

风力与水力的利用我国古代很早就知道在航行中利用风力和水力。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凡风篷尺寸，其则一视全舟横身，过则有患，不及则力软”，“凡风篷之力，其末一叶敌其本三叶。调匀和畅，顺风则绝顶张篷，行疾奔马。若风力洊至，则以次减下。狂甚则只带一两叶而已”，“凡风从横来，名曰抢风。顺水行舟，则挂篷之玄游走。或一抢向东，止寸平过，甚至却退数十丈。未及岸时，捩舵转篷，一抢向西，借贷水力，兼带风力轧下，则顷刻十余里”①。这里宋应星述及了帆的宽度与受风力的关系、帆的顶部与底部受力的大小，以及船在顺风和侧向风（甚至逆风）时的航向和张帆方向。宋应星还指出：“凡舵尺寸，与船腹切齐。若长一寸，则遇浅之时船腹已过，其梢尾舵使胶住，设风狂力劲，则寸木为难不可言。舵短一寸，则转动力怯，回头不捷。..舵上所操柄名曰关门棒，欲船北则南向捩转，欲船南则北向捩转。”②论述了舵的长短对舵力大小、舵的方向对船航行方向的影响。从这些文字中可知，当时对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船的受力状况与变化等已有充分的认识，因此能操作自如，安全航行。

比重的概念及其应用程大位在《算法统宗》卷一中，列出了金、银、玉、铅、铜、铁、石等七种物质的“轻重率”（即比重），“谓诸物皆见方一寸，其轻重不同如此”。程大位所列数值系引自《孙子算经》卷上，但由于历代度量衡的变迁，数值已不准确。

在比重的应用方面，明代基本上沿袭宋元时代制盐工业发展而创造的测卤法，即用莲子检验盐卤浓度的方法。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曰：“..以重三分莲子试之。先将小竹筒装卤，入莲子于中。若浮而横倒者，则卤极咸，乃可煮烧；若立浮于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弃不用。”①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写道：“卤积则能载物，故淘土为巨器，泛中流必无沉溺。姚宽曰：煮海试卤者，杓卤而置莲子数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① 《天工开物》卷十五《佳兵》。

① 《天工开物》卷九《舟车·漕舫》。

② 《天工开物》卷九《舟车·漕舫》。

① 《菽园杂记》卷十二。

则淳卤矣。取其浮而直。闽人以鸡子、桃仁试之。饭豆亦可试也。”②他补充了一种用“饭豆”测试的方法。另外，方以智还记述了在冶炼多种金属混合其中的矿石时，由于比重的不同，“重者在下，浮土在上，以次分焉”③。对虹吸现象的进一步认识明代，人们对虹吸现象的认识已深入一步。徐光启述及“过山龙”（即虹吸管）的引水条件是“必上水高于下水，则可为之，至平则止”，在流水中“必须上流高于下流”④。徐霞客在游历云南鸡足山时，曾推断寺庙里喷泉的高度，“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⑤。方以智也认为，过山龙“其来处何高，则所激之高可与之比。或故使之瀑下，就以筒承瀑，则水激而上。上既出，则流通而不止矣”⑥。

传入的西方力学知识明末传入我国的西方近代力学和机械学知识，主要集中在邓玉函（J.Terrenz，1576—1630）口授、王徵笔述并绘图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1627）中。该书共三卷。第一卷六十一款，叙述力学基本知识与原理。包括地心引力，重心，各种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重心与稳定性的关系，各种物体的比重，浮力等。第二卷九十二款，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与计算，包括杠杆、滑轮、螺旋、斜面等一般知识。第三卷介绍各种实用机械，共五十四幅图说。该书汇总了从阿基米德到十六世纪初的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知识，并且其中有些内容引用了伽利略的著述①。

② 《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盐》。

③ 《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分金炉》。

④ 《农政全书》卷十七《灌溉图谱》。

⑤ 《徐霞客游记》卷七上《滇游日记》。

⑥ 《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转水法》。

① 参阅严敦杰：《伽利略的工作早期在中国的传布》，载《科学史集刊》第七期（1964），第8—27 页。

第二节 声学

对声的认识及应用

宋应星在《论气》中写道：“气本浑沦之物，..及夫冲之有声焉，飞矢是也；界之有声焉，跃鞭是也；振之有声焉，弹弦是也；辟之有声焉，裂缯是也；合之有声焉，鼓掌是也；持物击物，气随所持之物而逼及于所击之物有声焉，挥椎是也。”②说明一切声现象都离不开气的因素，声音的产生是因为物体的振动或急速运动对空气的冲击。他还写道：“物之冲气也，如其激水然。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纹）浪以次而开，至纵横寻丈而犹未歇。其荡气也，亦犹是焉，特微渺而不得闻耳。”①在此宋应星明确地用水波与声波相比较，认为声音传播过程中空气的振动与水波的振动类似。当然他那个时代还不可能知道声波是纵波而水波是横波的差别。

方以智曾进行声波共鸣现象的观察和实验，他说：“《梦溪笔谈》曰：今有琵琶，以管色奏双调，则琵琶有声应之，以为异物。殊不知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也。古法一律七音，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逸调至多，偶见其应，便以为奇耳。智（方以智）按洛钟西应，即此理也。今和琴瑟者，分门内外，外弹仙翁，则内弦亦动，如定三弦子为梅花调，以小纸每弦帖之，旁吹笛中梅花调一字，此弦之纸亦动。曹师夔鑢磬不应钟，犹之茂先（张华）知铜山崩也。声音之和足感异类。岂诬也哉！”②他还记述了一种原始的隔声技术：“私铸者匿于湖（地洞）中，人犹闻其锯锉之声，乃以瓮为甃，累而墙之，其口向内，则外过者不闻其声。何也？声为瓮所收也。”③与隔音消声相反，在音乐演奏中常常为了增强效果而需要共鸣装置。文震亨写道：“古人有于平屋中埋一缸，缸悬铜钟以发琴声者然。不如层楼之下，盖上有楼板，则声不散；其下空旷清幽，则声透彻；或于乔木、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境清绝，更为雅称耳。”④具有声学特性的建筑驰名中外的北京明代建筑物天坛，其中的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具有奇妙的声学效果。“回音壁”是一道圆形的围墙，高约6 米，半径约32.5 米。围墙内有三座建筑物，北面一座皇穹宇距离围墙最近处约2.5 米。整个围墙整齐光滑，是良好的声反射体。围墙的弧形使得当入射角小于22°时，声波可被围墙连续反射而不受皇穹宇的散射。因此，如果一人贴近围墙讲话，而相距较远的另一人如也贴近墙壁，则可听得很清楚。“三音石”是位于回音壁中心的一块石板，人若站在此处击掌，可听到三次甚至多达五六次回响。② 《论气》气声二。

① 《论气》气声七。

② 《物理小识》卷一《天类·同声相应之征》。

③ 《物理小识》卷一《天类·隔声》。

这是因为声音等距离地传到围墙后，被反射回到中心，于是听到第一次回声；然后声波再次传到围墙，再次被反射回来，又听到第二次回声；如此往返，直到声波能量衰耗殆尽。“圜丘”是一座由青石和大理石砌成的圆形平台，高出地面约5 米，半径约11.5 米。平台中心略高，向四周略有倾斜。除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外，四周全部围有青石栏杆。人若在圜丘中央大叫一声，听到的声音比平时要响亮。这是由于声波被栏杆反射到稍有倾斜的台面上，再从台面上反射到人耳，与原来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缘故。

朱载堉创建十二平均律朱载堉创建的“新法密率”，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发现之一。这也是世界上首次提出的十二平均律的数理理论，为现代键盘乐器（如钢琴等）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朱载堉的“新法密率”理论及其计算方法在他的《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和《律吕精义》等书中均有阐述。“新法密率”的主要科学贡献：一是创造了以弦律为主的十二平均律；二是采用“异径管律”的方法，提出了解决管口校正的新途径。

朱载堉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运用等比生律，使得任何相邻两律间的频率比都相等，从而获得各律音高间隔的等程性，成功地解决了旋宫转调的问题。其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式中表示在一个八度音程中十二个半音的任意一个音的弦长。这样新法密率实际上就是以为比例因子的十二平均律。

TTnnn + 12 12= 1.05946 = 2 T 12 ,," "朱载堉在发明十二平均律的同时，还提出“异径管律”。这就是以管定律时，各律管的内径须随律管长度而异。他利用这种不同管径的特点来达到缩小空气柱与管长不一致的问题。他研究得出，在一个八度音程中按音高次序排列的十二个律管的管径构成了以为比率的等比数列。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2412422d dnn += .

第三节 光学

传统的光学研究及记载关于针孔成像和面镜成像的问题，方以智①的研究和记述基本上与宋代沈括的研究和记述类似。

关于色散现象，李时珍①、方以智等均有观察与记述。方以智指出：“凡宝石面凸则光成一条，有数棱者则必有一面五色。如峨嵋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压纸，三面也；烧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峡日射飞泉成五色；人于回墙间向日喷水，亦成五色。故知虹■之彩、星月之晕、五色之云，皆同此理。”②他列举了数种晶体的色散及虹霓现象等，认为这些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有着相同的道理。可以说，这是对我国古代色散知识的一个总结性记录。

至于透光镜，在郎瑛的《七修类稿》中记载：“映日，则背花俱见。凡突处，其影皆空。”③方以智对此亦有研究：“世有日中见镜背盘龙，入室则隐者，..人不解其故，以为异宝。此假作者，先以精铜少剂铸镜，凿龙或花其背，复熔倍锡之铜剂填之，磨使平，又以铅盖其面，日中照之，则龙文尽出。博物如沈存中（沈括），犹讶透光之奇。吾衍（吾丘衍）始明之。”④对于透光镜的铸造方法，方以智与元代吾丘衍的见解相似。

传入的西方光学知识明末，西方近代光学知识开始传入我国。如利玛窦曾用三棱镜表演色散现象。阳玛诺（Emmanuel Diaz， 1574—1659）在《天问略》（1615）中，最早提到光学望远镜，他说：“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而衰其目力尫赢，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此处“精于历法一名士”实指伽利略，他于1609 年制望远镜，并用以观测月面、金星、土星、木星、星团、银河等天体。汤若望（J.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所著《远镜说》（1626）是在我国最早介绍望远镜的专著。该书首先列举了利用望远镜仰观月亮、金星、太阳、木星、土星和宿天诸星，及直视远处山川江河、树林村落、海上行舟和室中诸远物的情形，然后介绍了伽利略望远镜的结构和用法，在天文观测及战争中的功用，还介绍了眼镜、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制造、使用及成像原理，光的折射现象，凸透镜与凹透镜组合使用的成像原理、造法、用法及注意事项等。总之，该书从功效、原理、结构和使用等方面介绍伽利略式望远镜，并附有光路图（尽管是错误的）及整架望远镜的外形图。估计望远镜实物当在此前后传入我国。

明末，薄钰曾成功地把“千里镜”（望远镜）应用于战争，观察敌方所① 《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阳燧倒影》。

① 《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部·玉类》。

② 《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阳燧倒影》。

③ 《七修类稿》续稿卷七《奇谑类》。

④ 《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镜背纹》。

在和炮弹落点①。明代已有关于眼镜传入我国的记载，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六《事物类》及张宁的《方洲杂录》。它们主要是远视眼镜，由陆路经甘肃、陕西，或海路从广东输入，因稀少而昂贵，被视为珍品。

① 参阅《吴县志》卷七五下《列传·艺术二》。

第四节 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

明代的造船航海技术是较先进的。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船队七次航海下西洋。航海罗盘的使用是远航成功的重要技术保证之一。随同郑和远航的巩珍曾记载当时航海“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浮针于水，指向行舟”①。可见当时普遍使用罗盘指示航行。“至嘉靖间，遇倭夷之乱，始传倭中法，以针入盘中，贴纸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谓之旱罗经”②。“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天下人始多旱针盘。但其针用磁石煮制，气过不灵，不若水针盘之细密也”③。说明自明中叶开始，从日本传入有支轴指南针的旱罗经，应用于航海。在张燮的《东西洋考》卷九“西洋针路篇”和“东洋针路篇”中，就分别叙述了从南中国海至南洋和从澎湖至菲律宾、婆罗洲及台湾等地所应采取的针位方向。

摩擦起电现象张居正曾记载他亲身经历的现象：“凡貂裘及绮丽之服皆有光。余每于冬月盛寒时，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进炸有声，如花火之状。人以为皮裘丽服温暖，外为寒气所逼，故搏击而有光，理或当尔。”①冬季空气干燥，皮毛丝绸容易摩擦产生静电。与张居正几乎同时，都邛也记载了：“吴绫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②但是，在那个时代对电的本质尚无了解。

① 《西洋番国志》自序。

② 李豫亨：《青鸟绪言》。

③ 李豫亨：《推篷寤语》。

① 《张文忠公全集》文集第十一。

② 《三余赘笔》“吴绫出火”。

第五十八章 化学

第一节 《道藏》中的炼丹术著作

中国古代炼丹家在长期的和大量的炼丹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化学成就。他们的工作多记录在历代的炼丹著作里，并辑入《道藏》以传世。可惜的是自唐开元《三洞琼纲》到宋、金、元三代递修本《道藏》，在元代几乎毁损无遗。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命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但未能刊刻。直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方始刻板印行，并诏邵以正督校，重加订正，增所未备。《正统道藏》共5305 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编，以《千字文》为函目，从“天”字至“英”字，分装四百八十函。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神宗朱翊钧又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刻道藏。《续道藏》共一百八十卷，从“杜”字至“缨”字，分装三十二函。据统计，正续《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其中与炼丹术有关的著作有一百多种。这些著作，如《抱朴子》内外篇、《云笈七签》、《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太清丹经要诀》、《三十六水法》、《诸家神品丹法》、《真元妙道要略》、《庚道集》、《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太清石壁记》、《丹房须知》、《金石簿五九数诀》等，都保存了大量的炼丹史料，是研究中国古代化学的宝贵文献。这些书大多隐晦难懂，研究难度很大，虽然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著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但未获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曾指出：“李博士（指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用四册书的篇幅阐述中国炼丹术发展史，从古代丹药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和欧洲的炼金术作了对比，内容相当精彩。他的工作展示了中国古代炼丹术在早期化学和早期生物化学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表明，这个课题疑蕴尚多，仍然是值得化学史家深入发掘的‘富矿’。”①正续《道藏》所收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以前的炼丹术著作。实际上，就化学史而言，明代的一些炼丹术著作，如陈竹泉《黄白直指》、《铅汞奥旨》、《琴火重光》，李文炳《黄白镜》等，也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总的来说，由于炼丹术本身的局限性，并随着所谓“仙丹”、“灵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江湖术士点化金银的骗术为更广泛的人们所认识，中国古代炼丹术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到了明代已接近尾声，它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的使命，也即将在人们的批判和嘲讽声中终结了。

① 卢嘉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序》，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

第二节 本草学中的化学知识

明代，炼丹术虽已彻底衰落了，但炼丹术的制药化学成就和实验技术仍为医药学家继承和发扬，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和医药化学的宝库。刘文泰等编纂的《本草品汇精要》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明代本草学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后者，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医药学巨著，同时又是一部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内容丰富的博物学全书，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化学知识。如《本草纲目》所载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绝大部分载于金石部，其中有非金属元素、金属单质、合金和多种矿物及无机化合物。而无机化合物中则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碳酸盐、硅酸盐、硝酸盐和硫酸盐等。

《本草纲目》对药物的来源、性质和鉴别方法大多有明白的记述。从现代化学知识来看，其中多数是相当确切的。例如，关于金的来源和纯度的鉴别，书中指出：“金有山金、沙金二种。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也”，“［金］和银者性柔，试石则色青；和铜者性硬，试石则有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什么是伪金、伪银：“水银金、丹砂金、雄黄金..并药点成者..皆假金也”，“水银银、草砂银、雄黄银..皆以药制成者，皆假银也。”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根据在试金石上的擦痕颜色与标准样品颜色相比较而估量金的纯度（成色）和真假的方法，在地质矿物鉴定中至今仍在沿用。关于各种矾类的鉴别，《本草纲目》中也载有十分简便的方法。如石胆“涂于铁及铜上，烧之红者，真也”，“其状如赤石脂有金星者，为铁矾”，绿矾“色绿、味酸，烧之则赤”等等。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许多重要无机药物的合成方法。如关于水银霜（轻粉，Hg2Cl2）的制备，其中写道：“用水银一两，白矾二两，食盐一两，同研不见星，铺于铁器内，以小乌盆覆之。筛灶灰、盐水和、封固盆口，以炭打二柱香，取开，则粉升于盆上矣。其白为雪，轻盈可爱。一两汞可升粉八钱。”这里所述不但有工艺过程，而且有反应物的定量关系，所制得物质的纯度也很高，显然这是一种比《本草品汇精要》所载更为简明可行的水银霜制作方法。现代有人依法进行模拟试验，获得很好的结果。

又如铅粉［碱式碳酸铅，Pb（OH）2·2PbCO3］，书中也记有详细的制作工艺：“每铅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盐泥固济，纸封甑缝。风炉安火四周，养一七，便扫入水缸内。依旧封养，次次如此，铅尽为度。”这一反应的实质是铅与空气中的氧和醋酸蒸气作用而生成碱式醋酸铅，进一步在空气、水汽、二氧化碳的作用下生成白色的铅粉。这种制铅粉法的原理和步骤与欧洲的荷兰法几乎完全相同，但要早近一百年。

《本草纲目》在叙述药物的制作过程中，还提到了水浴加热、蒸馏、冷凝、蒸发、干燥、升华、重结晶、沉淀、洗涤、过滤、灼烧等一系列化学实验操作技术。这些方法至今仍在化学实验中沿用。追本溯源，中国古代医药学无疑对近代化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第三节 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

明中叶万历以后，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陆续来华。

这些传教士传入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其中也包括化学知识。但当时传入的化学知识在数量上要比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机械和火器等要少得多，并且由于近代化学在西方尚未建立起来，所以传入的内容也只是属于古典化学的范围。

在明代传入的西方化学知识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无机酸（硝酸、盐酸和硫酸）的认识和制作方法。中国古代炼丹家和医药学家早已熟悉并实际应用了制造无机酸所需要的基本原料，如硝石（硝酸钾，KNO3）、绿矾（硫酸亚铁，FeSO4·7H2O）和食盐（氯化钠， NaCl）等，也具有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因此，他们在实践活动中完全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制得无机酸，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在丹书、本草书或其他著作中找到有关无机酸的明确记载。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①。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②“强水”一词是意译的名词，其拉丁文原文指的就是硝酸。徐光启在这里记述了硝酸的性质、制备方法和操作时应注意的事项。这是中国化学史上关于硝酸的最早记载。从当时的背景看，这种方法无疑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来的。

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①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②。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① 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第190 页。② 徐光启：《造强水法》，载《徐光启手迹》，中华书局1962 年影印本。①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

② 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第191 页；潘吉星：《我国明清时期关于无机酸的记载》，载《大自然探索》1983 年第3 期。

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此外，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等翻译出《坤舆格致》一书，共四卷。《坤舆格致》的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G.Agricola，1494-1555）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朱由检在户部尚书倪元璐《请停开采疏》上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并命汤若望“赴蓟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由于次年三月明朝灭亡，因而这项有利于传播西方化学知识和矿冶技术的措施未能实现。

第五十九章 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的发展明显地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于封建经济有较大发展，国力强盛，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这个背景下，域外地理、军事地理、地图学、地志等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给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带来一定的影响。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学者，批判封建礼教，鄙弃科举，关注“考察天地人身之故”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地理学则以徐霞客为代表，在考察自然、探索自然奥秘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① 方以智：《滕寓信笔》。

第一节 郑和航海与域外地理学著作

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直达非洲东岸沿海国家。郑和的成功，对中国地理学主要有两项重要贡献。

航海记录郑和航海的原始资料虽然被人销毁了①，但经后人搜集转载，仍留下了一图一编，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和《针位编》。

《郑和航海图》今收入《武备志》中，《针位编》已佚。明人曾将《针位编》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并列。②《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详细的海图，绘有针路，包括针位和航程。来回针路一百零九条。图上标有地名、城垣、官署、庙宇、宝塔、桥梁、港湾、礁石、浅滩等。全图收入地名五百多个，其中外国地名占五分之三弱，大大超过《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书的记载。③明代学者称此图“详而不诬”④，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则称此图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⑤。

《针位编》记录郑和航程中罗盘针所指的方位，相当于航海手册。

郑和随行人员撰写的域外地理著作郑和随行人员撰写的域外地理著作就目前所知有四种，即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匡愚的《华夷胜览》。《瀛涯胜览》不分卷，写于1416 年。作者随郑和三次下西洋，充当翻译。同时“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①。全书采用分国叙述的方式，国与国之间，一般记有航向和日程。共记二十个国家，内容详略不等。一般有地理位置、气候、民族、宗教、风俗、物产、服装、住房、商品交易、货币、文化、刑法、历法、神话传说以及郑和活动情况、华侨状况等。

《星槎胜览》，原本二卷，于1436 年写成。后经他人改订为四卷，较原本有增删，文字亦由芜俚而雅洁。1936 年出版的冯承钧校注本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览目识的二十二国情况，后集为作者得自传闻的二十二国情况。费信随郑和四次下西洋，书中记载的内容颇为丰富，包括航线、航行日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②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

③ 钮仲勋：《〈郑和航海图〉的初步研究》，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年版。

④ 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

⑤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1 年版，第169 页。① 《瀛涯胜览》序。

程、各国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物产、气候、历法、房屋建筑、语言文字、宗教、民族、货币、贸易、神话传说以及郑和在各国活动情况。

《西洋番国志》不分卷，写于1434 年，作者曾随郑和下西洋。全书记载二十个国家，先后次序和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卷首有永乐至宣德的三篇敕书，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作者所写的序言也很有价值，其中讲到下西洋时曾用牵星术过洋，用水罗盘定向，火长的职责，宝船巨大的篷、帆、舵乃至淡水的积贮等。这些对于研究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华夷胜览》已佚，作者是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医生。他用业余时间留心观察所到西洋各国的山川形胜，逐一记录，绘成图册。今仅存张洪为此书写的序文。从序文得知，此书记载了交阯、占城、爪哇、三佛齐、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暹罗、孛尼等国的地理形胜、风俗、物产、人物等。①郑和航海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域外地理著作，如《西洋朝贡典录》、《海语》、《东西洋考》、《咸宾录》、《日本考略》、《日本图纂》、《日本考》、《日本风土记》、《日本一鉴》等。

① 载《归田稿》卷三，常熟市图书馆藏抄本。

第二节 地方志

明代地方志的发展已走向高潮，其表现是：(1)数量较宋、元有所增加；(2)志书范围有所扩大，如出现了大行政区的省志；(3)志书种类增多，如出现了边务图志。据初步统计，明代方志已达九百余种，“今天下自国史外，都邑莫不有志”②。

关于一统志，明洪武三年（1370），朝廷即下令按照《元一统志》体例修明一统志，但没有实现。景泰年间（1450—1456），朝廷再次下令修《寰宇通志》，成书一百一十九卷。英宗复辟后，天顺二年（1458）令李贤等人在《寰宇通志》基础上重编《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1461）成书，得九十卷。万历中又有所增补。此书的体例沿袭《大元大一统志》，以京师、南京、中都三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县分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古迹、人物等十数目，而殿以外夷各国。此书取材简略，卷帙不及《大元大一统志》的三分之一。主要缺点是引用古事错误较多，甚至句读不通。明代的省志和边务志，大多记事广博，包含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资料，如《山西通志》十七卷，李侃修，胡谧纂，有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此书体例完善，详略得体。分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形胜、城池、关塞、津梁、烽堠、公署、学校、宫室、陵墓、寺观、物产、户口、田赋、人物、诗文等。其中户口目下记载汉至明历代各郡、府、州、县的户口数，十分详细而珍贵。又如《四镇三关志》十卷，刘效祖撰，万历二至四年（1574—1576）成书。全书分建置考（图画、分野、沿革），形胜考（疆域、山川、乘障），军旅考（版籍、营伍、器械），粮饷考（民运、京帑、屯粮，附盐法），骑乘考（额役、免给，附互市胡马赔补），经略考（前纪、令制、杂防），制疏考（诏制、题奏、集议），职官考（部署、文秩、武阶），才贤考，勋考（勋劳、谋勇、节义），夷部考（外夷，附入贡、属贡、入犯等）。明代边务志书有数十种，以此志最详。

② 万历《满城县志》张邦政序。

第三节 地图学

明初朱元璋对地图很重视，洪武六年（1373）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十七年（1384）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十八年（1385），上览《舆地图》。①此后各朝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编绘地图。

在明代地图中，政区图比较多，且多数以图集形式出现。例如，杨子器跋《舆地图》，李默《天下舆地图》，罗洪先《广舆图》，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汪作舟《广舆考》，程道生《舆地图考》，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都很重要，其中尤以罗洪先的《广舆图》最为著名。

从罗洪先《广舆图序》可知，罗在“考图观史”的过程中，发现“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因而他外出收集地理资料，准备编辑一幅内容丰富、质量更高的地图。在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舆地图》后，经过与其他图比较，他认为朱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于是他在朱图的基础上，按计里画方的方法分幅转绘，并把自己收集的新资料补充进去，朱图未备者，“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咸具副纸。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图成于1541 年前后②，名之为《广舆图》。

《广舆图》继承了《舆地图》的优点，克服了《舆地图》的不足，从而把朱思本的绘图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舆地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罗洪先把它改为地图集形式，总计有图四十五幅。除十六幅分省图是根据《舆地图》改绘外，其余均为罗洪先增补。此外，《广舆图》以前的地图虽然已有各种图例，但没有明文记载其名称。罗洪先采用了二十四种图例符号，并明确以这些图例符号“类从辨谱”。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国地图，多数以《广舆图》为蓝本，如《广舆考》、《皇明职方图》、《舆地图考》、《地图综要》、《舆图备考》、《内府舆图》等。《广舆图》在明、清两代共刊印七次，手抄一次，可见其流传之广。

明后期，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对中国地图学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一到中国，就想办法把中国传统地图译制为西式地图。每到一地，便测量当地的经纬度，其精确度与现今所测无大差别。此外，他还发现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绘制的世界地图极感兴趣，于是他决心绘制用中文说明的世界地图作为他传教活动的工具。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被士大夫阶层视为珍奇，争相为之翻刻。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不仅给中国增添了制图知识，而且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学，地球五带说，海陆分布，世界名山大川、国名和地名等。

西方的地球仪是在元代传入我国的。札马鲁丁曾制作了我国第一架地球仪。明代李之藻也曾在利玛窦指导下制作过地球仪。但这些地球仪都未能流传下来。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球仪，木质实心，油漆彩绘，直径约58.4 厘米，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据研究，这架地球仪是明代制作的，后流失于国外。① 郑晓：《今言类编》（上），载《胜朝遗事》第3 函。

②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理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18 页注①，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①① 曹婉如、何绍庚、伍芳思：《现存最早在中国制作的一架地球仪》，载《中国古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 年版。

第四节 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

明代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北方的九边；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三是南方边疆地区。主要著作有：《九边图说》、《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滇行纪略》、《海槎余录》、《赤雅》、《西南夷风土记》等。

《九边图说》一卷，孙应元撰，成于1569 年。书中记载北方九个边镇的形势、军备、钱粮等情况，各镇附有地图，是明代重要军事地理著作。

《筹海图编》十三卷，郑若曾撰，1562 年初刻，是一部抗倭防倭的海防全书。卷一有《舆地全图》、《沿海山河图》共七十余幅。卷二为中日关系史。卷三至卷七为广东至辽东沿海海防地图、海防史及海防措施。卷八为倭患总编年表、寇踪分合图谱。卷九为大捷考。卷十为遇难殉节考。卷十一、十二为海防经略。卷十三为兵器图录和图说。

《海槎余录》，顾■撰，约1527 年成书，是一部全面描述海南岛地理的著作，“凡山川要害，土俗民风，下至鸟兽虫鱼奇怪之物，耳目所及，无不记载”。原稿已佚，今存部分内容，如历史遗址、植物、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动物、风俗、气候、海产、少数民族历法等。

《赤雅》三卷，邝露撰，书中“所记山川物产皆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①。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

第五节 旅行家及其著作

明代的旅行家除了上述航海家郑和以外，还有陈诚、王士性、徐霞客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徐霞客。

陈诚于1415 年写成《使西域记》，记载他送使臣回中亚哈烈国的经过及沿途各地山川、人物、风俗。既有中亚各国的地理内容，也有我国新疆吐鲁番等地地理内容。

王士性（1546—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初授朗陵令，后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又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最后迁南京鸿胪卿而卒。他幼贫而好学，诗文名天下。性好游，足迹几遍全国。他的旅游，多数是因官职调动顺道而至。著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广游记》二卷，《广志绎》六卷等。其中《五岳游草》、《广游记》为游记，《广志绎》为作者晚年写的地理笔记。他的游记多历史典故，地理内容不如徐霞客的丰富，但文笔很好，“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迈，超然埃■之外..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①。

明朝末年，出现了我国伟大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他出身在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地主家庭，自幼“特好奇书”，有遍游五岳的志向。长大以后，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从二十二岁起直至去世，三十多年间，不断地出外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徐霞客不仅坚持旅游，而且坚持写游记。旅途中的旅店、农舍、破庙、山石、路旁，以至树荫下、篝火边，都是他写作的场所。他写的手稿，“高可隐几”②。后来由于战乱，手稿遗失严重。经后人搜集整理，流传至今的《徐霞客游记》仍有六十多万字，内容涉及地貌、地质、水文、气候、生物、人文地理等。它不仅是我国系统记述岩溶地貌的巨著，而且其成果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①① 潘耒：《五岳游草·序》，1691 年。

② 钱谦益：《徐霞客传》，载《牧斋全集》卷七一。

第六十章 生物学

明代，人们在总结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动植物形态和分类、动植物生活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微生物以及遗传变异等方面的生物学知识更加丰富，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节 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知识

明代的一些著作对许多植物形态的观察和描述是很细致和翔实的，其中以李时珍的贡献最为突出。如李时珍对牛膝的形态描述：“其苗方茎暴节，叶皆对生，颇似苋叶而长且尖■。秋月开花，作穗结子，状如小鼠负虫，有涩毛，皆贴茎倒生”①，突出了牛膝的特点。据此可知这里指的是怀牛膝。茺蔚（益母草），“其叶如艾叶而背青，一梗三叶，叶有尖歧（掌状三裂）。寸许一节，节节生穗，丛簇抱茎。四五月间，穗内开小花，红紫色，亦有微白色者。每萼内有细子四粒，粒大如同蒿子，有三棱，褐色”②，对茺蔚的叶、花、子的形状和颜色，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把唇形科的轮伞花序清晰地勾画出来。又如在动物方面，明确地记载了石首鱼“弱骨细鳞，黄色如金。首有白石二枚（指头部有两块大耳石），莹洁如玉”①的形态特点。近代分类学上石首鱼科的命名，即源于此。关于啄木鸟“嘴如锥，长数寸，舌长于咮，其端有针刺，啄得蠹，以舌钩出食之”的描写也很形象和生动②，等等。关于一些珍贵毛皮兽类的记载，如貂：“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貂产辽东外徼建州地（今辽宁、吉林等地）及朝鲜国”，又“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③。可见当时对貂的种类、毛色和狐的产地等都有明确的认识。

明代在动植物分类上有较大突破者，也当属李时珍。他通过调查访问，采集标本，绘制成图，于1596 年编成《本草纲目》。全书记载动植物一千六百多种，分植物界为五部三十类；分动物界为五部十八类。“部”相当分类学上的“纲”，“类”则相当于“目”。纲目分明，扬弃了传统本草学中的“三品”分类体系，而主要依据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用途分类。这与现代分类阶元划分，是相当接近的。在《本草纲目》的一些目中，又将性状相近的种类排列在一起。例如，描述猩猩“人面人足，长发，头颜端正”；猕猴“手足如人，亦能竖行”④等等。这和现代灵长目分类特征相一致。可见《本草纲目》中反映的动植物分类系统是中国古代生物学史上一项重要成就。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 年版。本章所引《本草纲目》均用此版本，不再赘注。

② 《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五。

① 《本草纲目》鳞部卷四四。

② 《本草纲目》禽部卷四九。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④ 《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第二节 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在明代人们更进一步和更深入地认识了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这些知识在本草和其他著作中得到了反映。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以植物生境来分类的例子。如在“草部”之下又分为山草、隰草、水草、石草。说明这些草类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其生境而分的。宋应星指出：“凡棉春种秋花，花先绽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时”①，正确地观察到棉具有开花结实期较长的习性，因此收花时期就不一致。李时珍提到，荆三棱“多生荒废陂池湿地”②，龙舌草“生南方池泽湖泊中”③，水萍“浮萍处处池泽止水中甚多”④等，说明他已很了解在不同的水分环境里生长着不同植物种类。此外，不同植物对阳光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阳生与阴生之分，如石南“生于石间向阳之处”⑤，半边莲“生阴湿塍堑边”⑥等。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除水分、光照与植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温度、地形高度对植物也都有重要影响，这在《本草纲目》等著作中也有不少明确的记述。

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每种动物都有一定的栖息环境。在明代已更多地观察和认识到动物对周围环境中的温度、光线等因素的反应。如兽毛有保温作用，许多动物的毛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而变化。黄省曾在《兽经》里记载：兽类“春则毛盛，夏则毛稀少而革易，秋则更生而整理，冬则生而毛细，毛以自温焉”。李时珍写道，狐“日伏于穴，夜出窃食”①，貉“与獾同穴而异处，日伏夜出，捕食虫物”②，指出了狐、貉夜间捕食的习性。貂，“夷人夜伺树下，屏息悄声而射取之”③，指出了貂在夜间活动的习性。对蚕蛾交配产卵的情形也有非常正确的描述。如“雌者（蛾）伏而不动，雄者（蛾）两翅飞扑，遇雌即交。交一日半日方解，解脱之后，雄者中枯而死，雌者即时生卵”④。此外，当时人们对一些海产动物的生态习性也有不少翔实的观察和记载。徐光启还曾注意探讨一些昆虫的生活史。例如他对白蜡虫、蝗虫生活史做过较详细的研究，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白蜡生产和灭蝗的斗争中去。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② 《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四。

③ 《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九。

④ 《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九。

⑤ 《本草纲目》木部卷三六。

⑥ 《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六。

① 《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② 《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④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第三节 遗传与变异

明代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如“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异也”⑤。就是说，水稻在环境失水的条件下会大部分枯死（被淘汰），但可能出现仍能生存下去的突变植株。通过这种方式选择的植株，显著地改变了需水的特性，从而得到适应旱地种植的旱稻品种。夏之臣在《亳州牡丹述》中写道：“牡丹其种类异者，其种子之忽变者也。”说明牡丹变种多的原因主要在于种子突变把各种类型保存下来。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夏之臣不可能像本世纪初的卡尔任斯基和德·弗里那样，对不同植物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完整的突变理论，但是“忽变”实质上就是“突变”，他能用忽变去解释牡丹种类的差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①有意识地利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变异现象，进行人工选择，以培育出各种优良品种，是近世人们广泛称道的重要成就。例如，对金鱼的选育，当时已采用隔离饲养，逐日淘汰等手段来选择培育人们所需的尤其是新奇名贵的品种。张丑（张谦德）《珠砂鱼谱》（1596）记载：“蓄类贵广，而选择贵精，须每年夏间市取数千头，分数十缸饲养，逐日去其不佳者，百存一二，并作两三缸蓄之，加意爱养，自然奇品悉备。”②正是通过这类方法进行长期选择，才培育出世界闻名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金鱼。宋应星谈到蚕种时说：“凡蚕有早、晚二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此一异也”③。说明他已认识到品种之间可以转化，将早种雄蚕与晚种雌蚕配种，也就是用人工选择和种间杂交的方法可以产生优良品种。这也是利用杂交优势的一个突出事例。

⑤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乃粒》。

① 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 卷第3 期，1982年。

② 张丑：《硃砂鱼谱》，见《生活与博物丛书》的《禽鱼虫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第四节 微生物知识

关于微生物方面，明代对大型真菌已有更广泛和深入的认识。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真菌已近三十种，除选录历代关于大型真菌的资料外，其中粟奴、粳谷奴、皂荚蕈、蘑菇、鸡■、舵菜六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就所收载的真菌数量而言，历代文献中当以此书最丰富，如潘之恒《广菌谱》所载真菌，全部可见于《本草纲目》。该书记载：“蘑菇出山东、淮北诸处”，“长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软，其中空虚，状如未开玉簪花”①。又稠膏蕈“生孟溪诸山。秋中雨零露浸，酿山膏木腴，发为菌花。生绝顶树杪，初如蕊珠，圆莹类轻酥滴乳，浅黄白色，味尤甘。已乃张伞大若掌，味顿渝矣”等等②。说明当时人们对这些菌类的产地、形色及生境的观察和了解已相当细致了。

对于真菌发生的问题，以前长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没有正确的认识。

如历代本草著作中都沿袭《神农本草经》的说法，视灵芝为神草。李时珍则批判了灵芝为“神草”的说法，他说：“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③关于芝的生成，这种看法固然并不正确，但这表明李时珍已将芝的发生与其他菌类的发生同样看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神异性。在研究大型真菌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还提到，“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傅之，即生五色芝”④。这是我国较早关于灵芝培养的记载。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灵芝的习性，不仅可在野外大量采集，而且在室内也可以大批栽培了。

有关红曲制造方法的记载，也是较早见于《本草纲目》。其中提到制红曲有“入曲母”，“以帛密覆”，“热即去帛摊开”，用新汲水分次蘸湿等工艺过程。⑤由于红曲霉生长缓慢，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像其他霉菌一样生长得好，所以在培养红曲霉时要先加入曲母，这相当于现在的接种，以便使红曲霉从一开始就获得生长优势。在培养过程中原料时摊时聚，是为了维持较高的有利于红曲霉而不利于其他霉菌生长的湿度，这是利用红曲霉比其他霉菌耐温的特性来抑制杂菌的生长。分次蘸水，是为了控制原料的含水量，使得红曲霉可以长入米粒内部，而又不至于在米粒内部进行糖化发酵和酒化发酵①。通过这样的操作程序，就可以得到色红心实的优良细曲。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详细记述了红曲的制法，其中在原料里加明矾水的做法，是红曲培养技术上的一大创造。加入明矾水可以调节酸度，有助于抑制杂菌生长。这些培养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对微生物生长特性的深刻认识，即使在今天，对于培养微生物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

此外，明代在对植物病害和病原微生物的认识和防治方面也有不少有价值记载。如《天工开物·乃粒》对稻瘟病的发病原因和处置方法作了较全面① 《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② 《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③ 《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④ 《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⑤ 《本草纲目》谷部卷二五。

① 方心芳：《曲蘖酿酒的起源与发展》，《科技史文集》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版社1980 年版，第147 页。的叙述。俞宗本《种树书》记有用雄黄或硫磺烟薰治疗果树病害②，这是用化学药剂防治植物病害的方法。在未见到病原微生物的古代，这些从农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对于防治植物病害起了重要作用。

② 俞宗本：《种树书》，农业出版社1962 年版，第24 页。

第五节 解剖学知识

明代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的工作，大多是对古籍的整理和注释，其中也有一些新的见解，或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看法。如杨济洲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编撰的《针灸大成》，在杨介《存真图》基础上，明确指出心“居肺下膈上”，符合心脏的解剖位置。书中所附脏腑图，也较精确，接近各脏器的实际情况。此外如《内经知要注释》、《医中必读》，在呼吸与脉搏的关系等方面也有不少确切的记述。①明代解剖生理学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是西方人体解剖生理学知识的传入。当时来华的一些耶稣会士如意大利人利玛窦著《西国记法》，意大利人艾儒略著《性学粗述》，书中把感觉器官通过神经与脑联系起来，介绍了感觉、知觉（耳、目、口、鼻、体）、记忆、思维、睡眠等生理知识，德国人汤若望著《主制群征》，简要介绍了食物消化的过程和血液运行的途径等。邓玉函和毕拱辰译著《泰西人身说概》和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译著《人身图说》，较详细介绍了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和感觉器官，其中包括各器官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在这些著作中包含有西方的近代解剖生理学知识，但其中也有宣扬宗教神学的内容，对人体也还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描述，并且封建礼教也限制了西方解剖学在中国的传播，使之仅有很有限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掀起了西方近代生物学（包括解剖学）知识传入的又一次热潮。

① 苟萃华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89 页。

第六节 《救荒本草》和《闽中海错疏》

明代的生物学著作为数不少。在植物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朱■撰写的《救荒本草》。朱■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他看到当时黄淮地区灾害频繁，人民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误食丧生。为此，他致力于救荒植物的研究，组织收采和整理野生食用植物，于永乐四年（1406）编成《救荒本草》。这是一部从传统本草派生出来、结合食用以救荒为宗旨的植物书。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四百十四种，分草、木、米谷、果、菜五部，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植物描述是来自朱■对植物的直接观察，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叙述这些植物的产地形态、生境及食用部位和用法。每描述一种植物，都附有精美插图，图的精确程度远胜于以往的本草著作。朱■在封地河南开封府拥有自己的园圃，这实际上是一座实验植物园。他经常在园子里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掌握植物的主要特征，如花的结构、颜色，生长部位，以及果实形态等，并以之作为识别植物的依据。可以说《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也很有实际价值。《救荒本草》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著作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朱■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周履靖《茹草编》、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等同类著作。

在动物方面，屠本畯著《闽中海错疏》是很有名的。此书写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书中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水产动物（包括少数淡水种类）二百多种，以海产经济鱼类为主，计有八十多种，其中包括著名的海产品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对虾和蟹等，分属于二十目四十科。此外，还有腔肠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和少数海洋哺乳动物。这部著作根据动物生物学特性，将它们分成许多群，在大群中还有小群，从而体现了彼此的亲缘关系，发展了自然分类体系。此书描述动物的重点是命名、形态、生境、生活习性和经济价值等。这与现在动物志的编写体例十分相似。《闽中海错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水产动物志。

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丑（字谦德）著《硃砂鱼谱》。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十个方面叙述金鱼的形态品种、遗传变异和人工选择；下篇，也从十个方面记载了金鱼的生态习性、繁殖及饲养方法。书中正确指出金鱼的尾、颜色、花纹、躯干，各部形色都不同于普通的鱼，特别是其具有躯干粗短肥壮的特点，并首次记述应用混合选择法培育金鱼新品种。《硃砂鱼谱》是中国古代较早一部阐述观赏金鱼的专著。

第六十一章 医药学

明代，医药学的发展更趋向于全面展开，基础学科、临床分科与治疗经验总结、卫生保健与卫生事业管理等都步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尤其是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和求实思想的兴起及其获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第一节 医学基础学科的进步

在基础学科的研究上，除了更注重诊断学的研究外，仍然很注意医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这在《内经》、《难经》的研究上看得更为清楚。

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注在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对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证、注释研究均甚重视。明代医学虽出现了一些革新和求实倾向，但在注释《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著作的发挥研究上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代表著作有马萌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1586），张景岳的《类经》（1624）等。马萌的发微，将《内经》重新分卷并按作者的理解加以注释训解，为明清医学家学习研究和正确理解《内经》的理论和经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尤其首注《灵枢》，汪昂评：“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①张景岳将《内经》理论内容，按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分为十二大类，为后世分类学习和专题研究《内经》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条理井然，易于寻览”，其注亦颇有发明。

中药与方剂空前丰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李时珍的成功则借助于宋代官方多次组织全国学者对药物的征集和修定刊印；明初本草学家的努力和资料积累对其成功也不无助益。例如：朱■编撰《救荒本草》（1406），以其政治地位和权势并经采访、调查、种植观察，选可供救灾食用的植物四百十四种，各述其品名、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等，并插图以便辨认。李时珍从中采用三种以增加《本草纲目》的学术价值，并给予朱■以肯定的评价。又如：陈嘉谟《本草蒙荃》（1565），收药七百四十二种，既继承前人成就，又吸收当代及个人在学理和药物加工、贮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既富有学术价值，又以韵语对仗写成，颇便于初学诵记，是一部较好的入门书。李时珍从中汲取药物两种以充实自己的著作，并予“颇有发明，便于初学..诚称其实”的高誉。汪颖撰《食物本草》二卷，取材于卢和之书稿而成书，分水、谷、菜、果、禽、兽、鱼、味八类，颇多影响，惜其书已佚。李时珍从中竟选取十七味以充《本草纲目》之内容。①此外，对本草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著作，如兰茂撰《滇南本草》，收药四百余种，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地方性本草学专著；又如：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1505），共收药物一千八百十五种，更有由王世昌等八名画师五彩工笔绘制的药图一千三百五十八幅，十分精美，有着较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上两种书由于一位作者在云南，一位作者因医疗事故而搁置内府，故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未能以之参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称为集明代① 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五，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版，第46 页。① 参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版。

以前本草学著作之大成。

在方剂学方面，最为突出者是朱■的《普济方》（1406）。该书以明太祖第五子朱■之权势，以医学教授滕硕、刘醇之技术合作而成，其内容广博丰富，集明以前医方之大成。该书共收医疗方剂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采摭繁富，编次详析②。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在我国方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医方考》（1584），作者吴琨选方七百以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所以然等，使医疗处方之理论和方法达到新的高度，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诊断技术的进步疾病之诊断能否正确是衡量医学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诊断能否正确则取决于诊断技术是否全面、科学。明代诊断技术的进步是明显的，首先是医家们十分强调询问病情，“四诊”检查和书写完整的病案（病历）。例如：李梴《医学入门》（1575）强调了五十五个应该询问的事项，张介宾编成“十问歌”要求医家熟诵。在望、闻、问、切“四诊”技术方面，历代一些医家有将切脉神秘化倾向，而李时珍指出：“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①他的《脉诀汇辨》更强调：“设不能以四诊相参..未有不复人于反掌间者。”要求临床治疗医学家全面重视病历的书写，并将病历书写必须包括的内容——“六法兼施”一一条列，令医家有所准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六法是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原、治方术等，在六法之中，又有三十余项必须书写的内容要求。医者若能遵循这一书写病历的格式，一一询问、检查，并作全面记录，分析研究，其诊断水平必可提高。与此同时，汇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病历的《名医类案》（1552）所收医案数以千计，“可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医家之法律矣”②。②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872 页。① 李时珍：《濒湖脉学》（156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874 页。

第二节 临床医学进一步丰富发展

明代，临床医学分科按太医局已达十三科，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有不少以专门医治某种或某几种疾病的医生的出现，所以临床医学的分科已不那么严格，且明显超过了这种科别。此期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由于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技术的进步，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例如：在内科传染病方面，对鼠疫之传染性和极高的病死率已有了十分正确的认识。当时虽然还未能总结出理想的治疗方法，但由于已观察到该病与其他传染病的传染流行与病人的衣物等有关，故著书立说：“凡患瘟疫之家，将初病人衣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传染。”①又如对烈性传染病天花的预防，已在广泛探索的基础上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详后），使天花在我国逐渐得到预防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又如对肺结核病已有多种专门著作出现，并出色地提出日光、空气、环境、休养等在治疗上的重要性。徐春甫在其所著的《古今医统》中更提出：不与病人接触，不去病人家问疾吊丧，不可接触病人衣物等预防传染的方法。其他如精神病、心脏病、消化道疾病、中毒等，也都有了新的进展②。

在外科方面，除了更重视学科理论研究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取得不少提高外，外科手术、麻醉术、医疗新技术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外科学家汪机、王肯堂、陈实功、申斗垣、赵宜真、薛己等在外科学理和新手术新技术开拓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导外科学理研究获得新进展。由于强调手术器械煮沸消毒和使用药物麻醉、烧烙、止血等技术，外科手术如肿瘤切除术、复杂骨折手术整复、鼻息肉摘除术、截指（趾）术、死骨剔除术、先天性唇裂修补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以及肛门闭锁和阴道闭锁等扩张术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①在皮肤性病方面，以麻风、梅毒之防治所取得的成就为最明显。此期有两部麻风专书出现，即薛己《疠疡机要》（1554）与沈之问《解围元薮》（1550）几乎同时编成刊印，对于推广用大风子肉治疗大麻风等起了积极的作用。梅毒约在十三世纪由口岸（广州）传入我国，故有“广疮”之称。此后到明代，我国医学家相继发表了不少论著，总结出“梅毒可由男女同床同厕传染”②，“性交传染”和遗传③。由于认识到传染途径并总结出比较有效的疗法如汞制剂涂布、薰法及土茯苓内服等，所以在防治上均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针灸科、小儿科以及妇产科学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进步。医家们对封建礼教日益束缚医学的进步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明末闵齐伋提到：“盖医之候病，止于四术，而切脉为下。然望、闻、问可施诸丈夫婴儿，而每穷于妇女。彼朱门艳质”，“而其受病..非关经产，即属带淋，可云某事曾否有无？某处如何痛痒？某物若为色状？问之则① 胡正心：《万病验方》（1631），一名《（订补）简易备验方》，十竹斋刊本。② 李涛：《明代医学的成就》，《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1 期。

① 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学成就》，《科学史集刊》1964 年第5 期。② 程之范：《我国皮肤性病科的历史》，《中华医史杂志》1955 年第1 期。③ 陈司成：《霉疮秘录》（1632），1910 年石印本。

医危，不问则病危”④。诊治贵夫人、少女疾病之难，很能反映封建礼教对医学发展的束缚，闵氏对此的不满和讽刺批判，既是医学发展谋求革新的行动，也是思想革新的启迪与发萌。在这种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明代医学确曾出现过不小的革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④ 齐仲甫：《女科百问》1640 年刻本闵氏序。

第三节 医学革新与求实思想的兴起与成就

传染病病因学说的革新

传染病的病因历代多认为是风、寒、温等邪气所致，故有“伤寒”“温病”之论，形成了传统。吴又可的研究，大胆否定传统，而且公然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一称戾气）”，并指出这种戾气“自口鼻而入”，引致传染病的发作。令人叹服的是他还明确指出这种戾气在致病上的特异性，即：能使人病的戾气，牛羊可以不病；能使牛羊病的戾气并不引起鸡鸭病；能使鸡瘟的戾气，鸭可以不病①。如此卓识，已为传染病致病菌的发现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且对传染病传染途径，致病菌的特异性都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足见其洞察力的透彻和周密。

人痘接种术的成功天花约在公元二世纪传入我国后，由于其危害力大而引起我国历代医家的关注，并在无数次治疗和试图预防的实践中，终于创造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技术。据传说远在十一世纪一位峨嵋山人已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而获得天花的免疫。这一传说虽然尚不能得到充分证据，但按唐代已知接种脓汁以防治疖病等也可说明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人痘接种术发展到十六世纪中已在我国得到一定的推广。“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近代学者多据此认为我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始于十六世纪中①。人痘接种术发明后，又经许多痘医的改进，使毒性不断降低，逐渐趋于安全可靠。人痘接种术，十七世纪开始在全国推广，俄国也派医师来北京学习，十八世纪初再传土耳其、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以及欧洲、非洲许多国家，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免疫法获得预防天花的抵抗力。直至英国人痘接种医师琴那氏1796 年改进为牛痘接种后，中国人痘接种仍在许多国家继续使用。中国人痘接种术开了人类免疫学的先河②。这是中国医学家对人类卫生保健的一项杰出的贡献。

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杰出成就李时珍于1578 年撰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附图一千一百零九幅，集明代以前我国药物学研究之大成。由于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并运用了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物学的研究和创造性进行实验观察，甚至做动物实验，他对许多药物的认识和结论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当时人类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该书把四百四十四种动物药按虫、鳞、介、禽、兽、人次第分类叙述，反映了他“从贱至贵”的生物进化① 史常永：《试论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及其戾气学说》，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3 期。①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 年版。

② 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集》，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观；所叙述的“鸟产于林，故羽似叶”，“乌骨鸡但验舌黑”等，反映了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他对植物药的分类等也是划时代的，反映了当时生物学分类的先进水平，其蒸馏、蒸发、升华以及制取没食子酸白色结晶实验研究方法和生产技术，更证明他在制药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尤其可贵的是李氏记述用瓦瓶精确称量空气中含水蒸气的多少，并用以预测晴雨，也足以证明他对实验研究的重视和思想方法上的开拓精神；李时珍不但在医药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自然科学其他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①，英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誉之为博物学家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本草纲目》一书已流传世界许多国家，并被全译或节译为日、英、德、法、拉丁、俄等文字，在世界上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③。《本草纲目》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学者研究中国医药学的重要参考书。医学学术团体与学术交流明代医学的进步还与学术团体的创办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约创办于1568 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是我国医学史上由医家私人创办的最早的学术团体。这所医会是当时客居顺天府（今北京）的外地医家联合组织的，十分可贵的是他们的宗旨在于探讨历代医家学术，切磋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疗道德修养，促进会员“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他们把学术交流放在重要地位，把维护会员利益置于次要地位。医会对其成员有二十二项严格要求。当时入会者共四十六人，多为著名之士，如徐春甫、支秉中等，均有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① 蔡景峰：《试论李时珍及其在科学上的成就》，载《科学史集刊》1964 年7 期。② 鲁桂珍：《中国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载《国外医学》1979 年1 期。③ 潘吉星：《本草纲目之东被及西渐》，《李时珍研究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1985 年版，第225—273页。

第四节 卫生保健管理制度与中外交流

卫生保健管理制度

明代医学的最高管理和医疗教学机构是太医院，其下分设：大方脉、伤寒、妇人、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金镞、针灸、按摩和祝由十三科。太医院设院使（正五品）一人，院判（正六品）二人，其属御医四人（后增至十八人），全面掌管医疗之法与卫生保健和教育等事业。例如：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凡药辨其土宜，择其良楛，慎其条制而用之；珍视御脉，烹调御药；王府请医，奉旨遣官或医士往；外府州县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①。这些都是太医院的职责。明代与以前不同，因明初定都南京，后迁北京，太医院北迁后，原设南京的太医院并未撤，故在卫生保建事业和管理上设有两个太医院。两太医院以北京为主，有院使、判、吏目、御医、医士，惠民局大使、副使，生药库大使、副使等百余人。

太医院既有为帝王、宫廷、臣僚服务的职责，也兼有管理和派员四处防治臣民疾疫的责任，尽管后者是很次要的，但在皇帝诏令下，往往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尚药局、御药房、药藏局、典医监、良医所等，均纯属为皇帝、皇太子和地方皇室人员服务的医疗机构。洪武三年（1370）所设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等，才真正有为贫病民众医治疾病的目的，可惜这一制度并未普遍实施，已设者也往往有医无药，或流于有名无实。在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等方面，令设养济院等以收养治疗，这一制度曾于十五世纪初在各府、州、县普遍实行过。

中外医学交流中国医药学术与国外之交流在明代虽不及元代广泛，但在医药传出方面更有发展。日本田代三喜1487 年来中国学医，1498 年学成回国，积极宣扬“金元四大家”之李（东垣）朱（丹溪）学说。他的学生曲直濑道三于京都创“启迪院”，著《启迪集》，发挥李朱学说，成为日本“后世派”骨干，继之者甚众，影响遍及日本。日本坂净远于1492 年来中国学医，1500 年学成回国，大力宣扬中国东汉张仲景学说①，永田德本继之，反对田代喜三、曲直濑道三所倡的李朱学说，日本称之为古方派。古方派影响在十六世纪前后虽不如后世派广泛深入，但直到十九世纪甚至明治维新取缔汉医时仍存在至今。中医学在朝鲜，其发展较日本尤为普及，大型著作如《乡药济生集成方》（1398）三十卷，《乡药集成方》（1433）八十五卷，《医方类聚》（1445）三百六十卷，《东医宝鉴》（1610）等，均完成于这一时期，不但在朝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且对日本、中国等的医学发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医学与越南、印度以及东南亚等也由于郑和之出访等而逐渐密切。明代已有① 参见张廷玉等《二十五史·明史·职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① 参见［日］矢薮道明《近世汉方医学史》“中国医学的日本化”，名著出版发行所株式会社1982 年版，第8—10 页；［日］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决定发行版），形成社1979 年版，第281—298 页。西方一些通晓医学的传教士来我国，例如耶稣会士利玛窦1583 年来华，一面传教，一面行医治病，在华近三十年，与中国医家王肯堂、程■等曾有过不少接触，讨论医学学术问题。1568 年教皇庇护第五任命卡内罗为澳门主教，先后创办医院与麻风病院，并设医科实习班，培养医生。其他如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十余人在中国从事传教、医疗、翻译介绍西医之理论和医疗技术等①。

① 张慰丰：《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 年第1 期。

第十卷 清时期（上下册）

题 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基本史料

第一节　编年体、纪传体史料

第二节　政书

第三节　档案

第四节　地方史志

第五节　清人边疆史地书籍

第六节　文集

第七节　笔记

第八节　记事本末体史料

第二章　研究概述

第一节　辛亥革命（1911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后金兴起

第一节　金国英明汗首攻图伦

第二节　明满关系

第二章　清的确立

第一节　宽温仁圣皇帝

第二节　无敌军威

第三章　入主中原

第一节　君临天下

第二节　既沿明制又增新章

第四章　康乾盛世

第一节　计擒鳌拜

第二节　强化统治机构，加强思想控制

第三节　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

第四节　平定准部，统一回疆

第五节　安定西南，辖治蒙区

第六节　经济发展

第五章　嘉道渐衰

第一节　政以贿成，昏庸腐朽

第二节　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的防范

第六章　白莲教和川楚陕农民起义

第一节　白莲教

第二节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

第七章　天地会

第一节　天地会的起源

第二节　天地会的群众基础、特点和性质

第三节　天地会的作用

第八章　少数民族

第一节　蒙古族

第二节　藏族达赖和固始汗的册封

第三节　彝族

第四节　回族回民的反清斗争

第五节　维吾尔族

第六节　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索伦”诸部

第九章　台湾的开发

第一节　土地的开发

第二节　经济的发展

第十章　中俄关系

第一节　起源和冲突

第二节　早期俄使来华

第三节　雅克萨之战

第四节　中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

第五节　俄商来华与《布连斯奇条约》及《恰克图条约》

第六节　俄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学和农业技术

第一节　农具和农田水利

第二节　对生产技术原理认识的提高和耕地技术的改进

第三节　作物构成和“一岁数收”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

第五节　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

第六节　植树造林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

第七节　农书

第二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

第一节　旗地

第二节　农业租佃关系

第三节　农业雇佣劳动

第四节　台湾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

第五节　土地买卖

第三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下）

第一节　八旗王公贵族

第二节　孔府贵族

第三节　宗族制度

第四章　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

第一节　建筑标准程式化的趋向

第二节　水利沟渠和海塘

第三节　纺织官私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

第八节　兵器

第五章　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节　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六章　商人、商业、商镇

第一节　商人和商业

第二节　天下四大镇

第三节　粤海关

第四节　广东十三行

第五节　物价

第七章　政权机构及其职能

第一节　职官制度

第二节　议政王大臣会议

第三节　财政管理

第四节　漕运

第五节　学校与科举学校制度

第六节　“滋生人丁”和“摊丁入亩”

第八章　军制和法制

第一节　八旗与绿营

第二节　刑法制度

第九章　礼俗

第一节　岁时

第二节　木兰秋狝

第十章　官修图书

第一节　清代官修图书制度与机构

第二节　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

第三节　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

丁编传记

第一章 太祖努尔哈赤

第一节 艰苦创业的“英明汗”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的无敌统帅

第三节　威风凛凛的辽东王

第四节　屡犯错误的年迈之君

第五节　宁远失利含恨而逝

第二章 太宗皇太极

第一节 在战争中成长

第二节 天聪汗的成就

第三节　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

第三章 多尔衮

第一节 从孤儿弱主到和硕睿亲王

第二节 立幼帝大战山海关

第三节　九洲干戈，开国定制

第四节　功罪自有评说

第四章 顺治帝福临

第一节 六岁即位

第二节 乾纲独断锐意更新

第三节　偏袒满人，刚愎任性

第四节　对传教士、名僧的优遇和敬重

第五节　皇后和贵妃

第五章 康熙帝玄烨

第一节 聪颖勤学

第二节 登大位

第三节　擒鳌拜

第四节　平“三藩”

第五节　征“罗刹”

第六节　抚蒙古

第七节　理财政

第八节　重文化

第六章 代善

第一节 尊号“古英巴图鲁”

第二节 大贝勒

第三节　和硕兄礼亲王

第七章 李定国

第一节 大西军战将

第二节 平定黔

第三节　联明抗清

第四节　两蹶名王

第五节　转战两广

第六节　粉碎孙逆

第七节　宁死荒外

第八章 范文程

第一节 初显身手授游击

第二节 智谋日增升任大学士

第三节　疏言天下事，定计取中原

第四节　开国定制，再建功勋

第五节　功成引退

第九章 郑成功

第一节 楼船世家一少年

第二节 隆武赐姓海上起兵

第三节　立足金、厦

第四节　和战之间

第五节　北伐金陵

第七节　英雄之死

第十章 鳌拜

第一节 身经百战的巴图鲁

第二节 有所作为的辅政大臣

第三节　功过参半

第十一章 吴三桂

第一节 明朝的宁远总兵

第二节 献关降清晋爵平西王

第三节　杀故主晋爵亲王

第四节　叛清称帝，五月而亡

第十二章 图海

第一节 大起大落

第二节 重新起用平定察哈尔

第三节　降服三藩叛将王辅臣

第四节　定陕甘，征四川，功勋卓著

第十三章 明珠

第一节 先世及早年的经历

第二节 参与国事的决策

第三节　与理学名臣的往来

第四节　晚年戴罪

第十四章 索额图

第一节 先世贵族

第二节　为平定三藩积极谋划

第三节　签订《尼布楚条约》

第四节　从征准噶尔

第五节　被康熙处死

第十五章 黄宗羲

第一节 为父申冤赴京上疏

第二节　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

第三节　起兵抗清“濒于十死”

第四节　讲学十七载，创立浙东学派

第五节　著作等身，一代大师

第六节　晚年顺清，寿逾八旬

第十六章 顾炎武

第一节 遗民孤忠“无仕异朝”

第二节　“经世致用”及民主意识

第三节　顾炎武的历史性成就

第十七章 王夫之

第一节 先世和早年的生活

第二节　坚持抗清斗争

第三节　不朽的著作，光辉的思想

第十八章 汤斌

第一节 为民解忧的四品道员

第二节　精通理学的“博学鸿儒”

第三节　廉洁奉公的江宁巡抚

第四节　忤权相遭贬郁病去世

第十九章 李光地

第一节 贪功卖友青云直上

第二节　直隶巡抚政绩卓著

第三节　晋官大学士

第二十章 于成龙

第一节 勇于任事

第二节　清苦克俭

第二十一章 张伯行

第一节 治河崭露头角

第二节　“清白之名闻天下”

第三节　“礼乐名臣”

第二十二章 靳辅

第一节 早年的经历

第二节　总督河道和“一日八疏”

第三节　治河初见成效

第四节　再获成功与争论迭起

第五节　跌宕的岁月

第二十三章 颜元 李塨

第一节 颜元的家世和生平

第二节　颜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第三节　继承和发展了颜元学说的李塨

第二十四章 王锡阐

第一节 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对中西历法的研究

第三节　《晓庵新法》和《圆解》

第四节　《五星行度解》

第五节　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十五章 梅文鼎

第一节 家世和生平

第二节　学术活动和著作

第三节　对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和贡献

第四节　对中国数学的研究和贡献

第五节　对清代学术界的影响

第二十六章 蒲松龄

第一节 少年时期

第二节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第三节　幕宾生涯

第四节　贫病交加，笔耕不辍

第五节　坐馆四十年

第六节　《聊斋志异》的创作和流传

第二十七章 雍正帝胤禛

第一节 储位斗争中继承皇位

第二节　政治思想、才能和性格

第三节　政治斗争与处理政敌

第四节　改革赋役制度及对农民的政策

第五节　变更行政制度

第六节　思想文化政策的实施

第七节　改土归流及对边疆民族的政策

第八节　家庭生活和死亡之谜

第二十八章 乾隆帝弘历

第一节 继位为帝

第二节　乾隆初政

第三节　百务俱兴

第四节　“十全武功”

第五节　编纂《四库全书》

第六节　挥霍浪费，和珅专权

第二十九章 鄂尔泰

第一节 生平与家世

第二节　施行改土归流政策

第三节　可贵的用人思想

第四节　性格与君臣际合

第三十章 傅恒

第一节 受帝宠金川立功

第二节　任宰辅佐治国政

第三节　击缅失败，羞惭病故

第三十一章 兆惠

第一节 平准部之功

第二节　定回疆之功

第三十二章 阿桂

第一节 尚书之子

第二节　创办伊犁屯田

第三节　办理缅甸事务

第四节　平定金川

第五节　治水督师，查办钦案

第六节　鄙视和珅，力保晚节

第三十三章 和珅

第一节 罕见的发迹

第二节　秉权二十余年

第三节　可悲的结局

第三十四章 郑板桥

第一节 家业衰败，刻苦求学

第二节　清廉为官

第三节　卖画终老

第四节　板桥风格

第三十五章 吴敬梓

第一节 家世和生平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创作和流传

第三十六章 曹雪芹

第一节 生平和家世

第二节　《红楼梦》的创作和高鹗的续修

第三节　《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

第三十七章 戴震

第一节 钦赐殿试

第二节　哲学思想

第三节　考据大师

第四节　自然科学史上的贡献

第三十八章 钱大昕

第一节 家世和早年生活

第二节　仕宦生活与学术研究

第三节　晚年归隐，学术成就斐然

第三十九章 赵翼

第一节 早年生活

第二节　仕宦与著述

第四十章 章学诚

第一节 立志史学

第二节　一代大师

第四十一章 嘉庆帝颙琰

第一节 继位和亲政

第二节　所谓的“咸与维新”

第三节　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第四节　抑制英国入侵，严禁鸦片输入

第四十二章 道光帝旻宁

第一节 改革漕运、盐政，开禁采矿

第二节　矫正奢靡风尚

第三节　整顿吏治

第四节　禁止鸦片走私与贸易

第五节　鸦片战争中对英国侵略者的抵抗和妥协

第六节　平定张格尔叛乱

第七节　镇压瑶民起义

第四十三章 阮元

第一节 生平、家世与为人

第二节　几件政事

第三节　学术成就

第四节　对西方的态度

第四十四章 王清任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第二节　在解剖学上的贡献

第三节　“气血学说”的提倡王清任

第四节　最可宝贵的精神

第五节　历史条件的限制

第四十五章 吴其浚

第一节 生平

第二节　《植物名实图考》

第三节　其他著作

第四十六章 王聪儿 李文成

第一节 王聪儿与白莲教

第二节　李文成与天地教

第四十七章 数学

第一节 对数的引进

第二节　梅文鼎的数学工作

第三节　康熙帝与《数理精蕴》

第四节　中国传统数学的整理研究和《畴人传》

第五节　方程论

第六节　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第七节　李善兰的数学工作

第八节　其他方面的成就

第四十八章 天文学

第一节 《西洋新法历书》与《时宪历》的颁行

第二节　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第三节　钦天监以外的天文工作

第四节　近代天文学的萌芽

第五节　气象学的发展

第四十九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

第二节　热学

第三节　声学

第四节　光学

第五节　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

第五十章 地理学

第一节 传统地理学的进展

第二节　古代地理学文献的考释

第三节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第四节　关于水系的专门研究

第五节　方志学

第六节　旅行家和游记

第七节　《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

第五十一章 化学

第一节 传统化学工艺的发展

第二节　药物化学

第三节　西方化学知识的引进与应用

第四节　化学实验

第五十二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动植物形态知识

第二节　生物分类学

第三节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第四节　植物生态学

第五节　植物

第六节　对动植物生长习性的观察与研究

第七节　遗传育种

第八节　人体解剖生理学

第五十三章 医药学

第一节 本草学的发展特点

第二节　王清任对人体解剖学研究的卓越成就

第三节　温病、传染病治疗技术的提高

第四节　外科学的发展与保守倾向

第五节　针灸、外治与气功的发展

第六节　医学类书、全书、丛书等的大量编纂

第七节　最早的医学会与医学杂志的创办

第八节　西医学的传入

第九节　清代医事制度

题 记

本卷论述清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

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在年代上，如从入关时算起，是在顺治元年（1644）；如从努尔哈赤建国时算起，则为天命元年（1616）。本卷上溯至努尔哈赤的建国，下限到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开始。清的先人原来是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时期发展成为民族。

这是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民族。在历史发展阶段上，本来是明属于前列，而清为后进，但由于政治上的腐败，明被清所取代了。

清入关后，吸收前代，特别是元、明两代进行统治的经验和教训，相对地说是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的。也重视学术文化的发扬，因而出现了康熙、乾隆之治。这是清代在历史上的成就。清在政治上有成就，但也不可估计太高，这毕竟已处在封建社会的衰老阶段。

清代的民族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时民族多，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满汉关系、满蒙关系、满汉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有特点，清廷、官府，也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本卷不能提供充分的篇幅来论述这些问题，但重视了民族关系的主流，力求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防止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偏向。

清代，中外关系逐渐重要起来。对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变化，这是一个关键时期。本卷对此试图作适当的论述。

清代的人物很多，可选而不必选者也多。本卷对人物的选择是严格的，限于篇幅，可能某些人所熟知者也未选入。对此希望读者谅解。

本卷是1988 年完成初稿。其后，由于出版计划的原因，稿本又适当压缩为一百万字，变动较大。1994 年，又对稿本进行了统一体例和编辑加工，调整部分章节，增补科技方面的内容。

在本卷撰写之初，因组稿的需要，曾组成编辑委员会，主任是周远廉、孙文良两位同志。他们也是本卷的主编。

周远廉同志，1930 年生于四川省资中县。1955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兼职研究员、辽宁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一章至第三章，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一节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一章、第六章、第八章，并与赵世瑜同志合撰了丁编的第三章和第十章。

孙文良同志， 1933 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53 年毕业于辽宁省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1959 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毕业，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辽宁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二十二章。当时，本卷编委的组成人员是：黄冕堂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六章第五节。

冯尔康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六章和第四十三章。

南炳文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龙潜同志，暨南大学教授。

李治亭同志，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务委员。他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

谢肇华同志，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他和李治亭同志为本卷编辑、审阅典志、传记部分的稿件做了很多的工作。

宋元强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五节和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

朱诚如同志，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五章。

除上列编委外，还有以下各位同志分别撰稿（按本卷章节次序排列）：刘如仲同志，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写综述部分第一章第十一节。

李尚英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杂志社副编审，为本卷乙编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和第四十六章。高文德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节。

王辅仁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

胡庆钧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三节。

马寿千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四节。

任一飞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五节。

吕尧天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六节。（已去世）

汪茂和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九章和传记部分的第九章。

单素玉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十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

宫美堞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二节。

景甦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

周力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澳大利亚拉特布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德肯大学教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

常建华同志，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和第九章第一节。

华觉明、张柏春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和第十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二节、第四节和传记部分的第五十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和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第五十一章，并承担了科学技术部分的统稿工作。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一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林成西同志，成都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

冉光荣同志，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二节。

柯建中同志，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一节。

罗一星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

戴和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三节。

冯志强同志，广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六章第四节。

郑川水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七章第三节。

周绍祚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七章第四节。

彭云鹤同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七章第六节。

阎崇年同志，北京社会科学院满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

王处辉同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章。

赵世瑜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周远廉同志合撰了本卷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十章。

张玉兴同志，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章、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

宋守中同志，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

白新良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八章、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李林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吴光同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

李存山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

邓潭洲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

刘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胡铁珠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五章。

宁宗一同志，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五章。

林延清同志，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

高洪钧同志，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

冒怀辛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七章。

乔治忠同志，天津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章。

张玉芬同志，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八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三章。

以上各位撰稿同志都有自己的著作，因为参加人员较多，变动大，有关资料不全，在这里便不再列举了。

对于本卷目录编制、章节和文字上的调整，刘雪英同志花费了不少力气。

最后，我们感谢王锺翰同志和戴逸同志为本卷题字。

白寿彝1994.12.于北京扉页题字王锺翰撰稿白寿彝常建华戴和范楚玉冯志强高文德宫美堞何绍庚胡庆钧华觉明黄冕堂景甦柯建中李尚英林成西凌光刘如仲刘雪英罗一星吕尧天马寿千彭云鹤冉光荣任一飞单素玉宋元强孙文良汪茂和王处辉王辅仁阎崇年杨文衡张柏春张清建郑川水周力农周绍祚周远廉朱诚如朱大为（按汉语拼音序列）

甲编序说

第一章　基本史料

第一节　编年体、纪传体史料

清史资料之多，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既有巨量汉文书籍、档案、契据、谱牒，又有满文、藏文、蒙文、彝文、傣文等民族文字材料，还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外文资料，以及众多的宫殿园林城镇和文物，确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穷毕生之力，亦难读其什之一二。因此需要在了解史料大概情况的同时，着重阅读一些重要文献，现先从编年体、纪传体史料谈起。①这类史料，有《满文老档》、清代历朝起居注、《清实录》、《东华录》、《清史稿》、《永历实录》、《先王实录》、《皇清通志纲要》、《永宪录》等书。按其关系全局的史料价值而言，当以《满文老档》、起居注、《清实录》最为有用。

《满文老档》《满文老档》为入关前用满文写成的官撰编年体史书。现存原件四十册，多系用无圈点满文（亦称老满文）撰写，乾隆年间用有圈点满文（也称新满文）转写、重抄六部， 各一百八十册，分藏北京内阁大库和盛京崇谟阁，现原档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转写重抄本分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

《满文老档》已有残缺，现存之档，基本上按年月日记事，起于1607年，止于1636 年。《满文老档》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载述翔实，是研究入关前清朝开国史的主要文献。为何曾系明帝臣仆之建州支部女真头人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后，能在三十多年里统一女真各部，进据辽沈，屡败明军，成为强大的金国英明汗？后金生产力水平如何？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有无变化？阶级结构怎样？军政制度的具体内容，发生过多少重大事件，有哪些杰出人物，阶级斗争的方式、规模和影响，等等，只有依据《满文老档》，结合有关文献，才能阐述清楚。

例如，天命四年（1619）十二月、五年（1620）四月努尔哈赤先后两次致书喀尔喀部蒙古贝勒时，讲述了后金生产力状况：“尔蒙古国以饲养牲畜食肉著皮维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①“皇天赋与我地，盛产财物，① 本节参考了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第十一节文物部分是刘如仲编写。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3。

有三种貂皮、黑白赤三种狐皮、猞猁狲皮、豹皮、海獭皮、虎皮、水獭皮、银鼠皮、黄鼠狼皮、貂皮、鹿皮、狍皮等等皮裘。又有棉、丝棉、布、葛布、盐。复有金、银、铁，皆产于地。凡此皆有，衣食之资，皆可得之。”①又如，关于入辽沈前的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状况，《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八载，天命六年闰二月二十八日，汗谕：贝勒当爱诸申，诸申须爱贝勒。阿哈应爱主，主宜怜阿哈。阿哈之耕田之谷，须与主共食，主之征战得获财帛，须与阿哈同着，打猎所获之肉，应与阿哈同食。申年（天命五年）曾下令曰：勤种棉花织布，以衣包衣阿哈，见其着劣衣时，则取之而给与善养之人。兹已过矣。今兹酉年（天命六年），播种棉谷收获之前，勿论，若收新棉新谷后，复以衣食为劣而上诉，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贝勒与诸申，阿哈与主，若皆互相慈爱，则天嘉之，人皆喜好矣。汗之如斯互相爱恤度日之言，无论是谁，皆不得违！

这是记述进入辽沈以前后金国阶级结构生产关系，尤其是阿哈与主子经济关系，阿哈是否衣食于主、产品如何分配等等重大问题的唯一的一条珍贵史料，是判断此时满族社会性质的关键性材料。《老档》还有不少类似的珍贵记载，不阅读《满文老档》，就无法对清朝开国时期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作出科学的论述。

起居注起居注也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清代正式设馆置官撰修起居注，始于康熙九年（1670），但在此之前，摄政王多尔衮已用史官为其作记注，即《多尔衮摄政日记》。清代的起居注，历朝相沿，极少间断，因此数量很大，保存也较完整。清历朝起居注现分藏两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三千八百六十三册，最早的是康熙十年十月，最晚的为宣统三年十二月，《康熙起居注》已于1984 年出版。另一部分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起居注记载皇帝一天的言行，主要包括上谕、君主处理在京各衙门与地方大吏的题本及八旗奏折，然后记引见臣僚。起居注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珍贵，是清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所记载的都是重要朝政，如大学士明珠等人称：“起居注皆记载机密事宜，垂诸史册，所关重大。”①其中容纳了一些其他史书没有记载或叙述不详的重要史实。例如，《康熙起居注》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条，记玄烨与大学士马齐评论去世不久的左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的为人，“上曰：翰林院学士甚属紧要，自揆叙没后，朕再四思维，并不得称此职之人。..揆叙学问甚好，为人甚是谨慎敦厚，殊属可惜。..大学士马齐奏曰：揆叙年少老成，不但学问好，九卿及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5。

① 《清圣祖实录》卷107，页10。

议政之事亦甚好。伊记性远胜臣等，不惟皇上深惜，举朝满汉大臣官员俱为惜之，一闻其殁，俱往吊唁”。后来胤禛因揆叙曾推举贝勒允禩为储君，对其十分嫉恨，责其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之奸臣，故其时撰修的《清圣祖实录》，不载上述君臣评议。

《清实录》《清实录》为又一研究清史的基本资料。清代历朝实录，均由皇帝设立实录馆，指派军国重臣，一般是大学士领衔，主持编写上一代或上几代皇帝实录。例如，《清世宗实录》是其子弘历谕派大学士鄂尔泰等臣主持编修的，监修总裁为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四位总裁是大学士、三等伯张廷玉、大学士福敏、徐本、协办大学士三泰，五位副总裁是尚书任兰枝、班第、纳延泰、左都御史杭奕禄、侍郎张廷琢，纂修有刘纶、嵇璜、蔡新等四十余人，另有满文蒙古翻译、收掌、誊录一百七十余人。

《清实录》数量很大，从太祖至德宗的十二朝实录，共计四千三百六十三卷，比《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其中以《清高宗实录》最多，达一千五百卷。

《清实录》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作了一些修改，其史料价值受到一些影响，但总的来说，仍是清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具有其他任何种类资料未有的价值，这就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通贯始终，全貌清晰。清代各朝实录，记事项目虽然多寡不一，但其主要内容和类别，却是大体相同。《清高宗实录》的“修纂凡例”载其应录的事情项目共有两百多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等各方面的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登极、传位等典礼；天、地、社、稷、堂子、山陵等祭祀；帝后诞辰忌辰；册立皇后、太子；封妃、皇子、王妃、公主；巡视河之海塘；谒陵、行围、巡幸；有关文教、武功、民生之诏敕、谕、旨；宗室、异姓王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袭替封授升降；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封授袭替；九卿布按总兵及其以上文武官员除授；地方军政要员陛见；军政大计；大臣病卒、老疾乞休；文武官制及其修改；开拓疆土、设立边镇；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数量；开垦军屯、丈量地亩、圈拨土地、编审人丁；蠲除赋税；漕运、盐法、关榷；乡试、会议、御试；命将出征、调兵筹饷、指示方略、奏捷献俘纳降；出征官将赏罚；文武大臣犯罪及处置；官民犯法惩治；河工、水利、建筑城垣宫殿；等等。

虽然军国要务多有专门记录，如《平定朔漠方略》等专记某一大的战争之事，但其主要史料皆可从实录中找到，而且放在当时全国总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中，更有利于读者对这一战争的全面了解。

例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的一征金川，实录详细载录了川陕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经略傅恒历次奏报军情及皇帝弘历的系列指示，提供了此役的全面情况。张广泗连连失利，致“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有一次，金川兵数十人呐喊迎战，进攻之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自相蹂躏”。皇帝本来要捣穴擒渠，彻底踏平金川，绝不许允降了结，但他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逐渐知道金川“坚碉林立”，“险峻逾常”，“人心坚固，至死不移”，“万无可望成功之理”，且耗银巨量，“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万难继续下去，故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这四十天里，连续下了近二十道命令停征和撤军回师的上谕。《实录》还载录了好些兵马钱粮数字材料，尤其是此战所用军费总数，其他文献皆未提到，实录却摘录了“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的一份奏折：“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①又如，乾隆四十三年发现甘肃“捐监冒赈”大案，通省官员伙同贪污“捐监粮银”，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等官诛戮发戍。此案的全过程，只有《实录》记载最为详细、系统、全面，如：开捐之情；贪污之法，王亶望等官不收本色粮米，只收折色银两，然后捏称干旱赈济，“开销监粮六百余万石”及常平仓粮一百三十余万石；共约侵吞帑银一千万两；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被查处治罪的总督、布政使、知府、知州、同知、通判、知县、署知县、县丞有一百余员，斩五十六人，发遣四十六人；各官贪婪侵吞之银两数目及个别官员家产，王亶望资财多达三百余万两，侵吞二万两以上的官员有经方等二十一人，哈密通判经方一人赃款便多达十五万余两；乾隆帝首先发现此案并陆续指授方略，得以彻查此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下达长谕，讲述全案经过，训示内外大小官员应以此为鉴、廉洁守法：“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至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盖自此次开捐监粮以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经此番惩创之后，（内外大小臣工）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大法之诚。”①若无此实录的记载，这一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通省官员伙同贪污大案的详细情形，以及乾隆帝之善破疑案严惩墨员，便难以知晓了。

① 《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0、21。

① 《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0、21。

《清实录》的最大缺陷是受政局影响，被皇帝干预，因而在一些涉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和满明关系等问题上，常常删改失实或过分简略有意含混，使读者难知其实。《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便曾三次撰修，《清世祖实录》修了两次，其他小修小改，次数更多，致使一些事件失实。例如，《清太宗实录》始修于顺治，康熙时再修，雍正帝又命鄂尔泰等主持改定，乾隆四年完成。这个乾隆初改定的《太宗实录》，比顺治帝钦定修成的《清太宗实录》，在皇太极继位等问题上，便作了一些修改，姑举一例。

乾隆初修之《清太宗实录》卷一载：皇太极自幼即受努尔哈赤钟爱，“甫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以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太祖以上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理机务，多所赞画，统军征讨，辄侍太祖偕行，运筹帷幄，奋武戎行，诛携及叛，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上凡遇劲敌，辄亲冒矢石，而太祖深加爱护，每谕勿前往。时帝业肇兴，大勋将集，圣心默注，人望攸归。”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岳托、萨哈廉贝勒告其父代善：“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遂与诸贝勒议定立皇太极为君。而顺治《清太宗实录》对此却记为：“三岁时辄能记忆，至七岁，太祖托以内事，不烦太祖规画，自能料理。”太祖卒后，姚托、查哈量“告其父大贝勒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此大事，宜早定，今皇太极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即可继立大位。大贝勒云：吾亦思及于此，汝等之意，正合我意。”遂议立皇太极。两相比较，乾隆之《清太宗实录》确有不少失实之处。另外，由于《清实录》分量太大，在编写缮录过程中，难免有误书，读时亦需注意。

《东华录》和《清史稿》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叙事自天命起，至雍正止，三十二卷。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和《东华续录》，起于天命，止于同治，俗称《九朝东华录》，共六百二十四卷，亦是必读史料。民国初年，由汉军旗人原进士、东三省总督、遗老赵尔巽，原进士、编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柯绍忞相继任馆长，主持编写的《清史稿》，于1928 年出齐，共五百二十九卷。《清史稿》汇集了大量资料，对一些史事作了初步整理，叙述了一些事件的始末、制度的源起和演变、人物的梗概，一些传记也写得比较好。但是，作者中不少人还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故政治观和史观较为反动，竟将太平天国等群众的反抗斗争，一律书为“盗贼”、“土匪”，不承认辛亥民主革命，对武昌首义记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又对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且其书繁简失当，一人两传，不少史实错误，还有重要疏漏。因此，《清史稿》不是一部好的史料书籍，但因其是第一部大部头清代通史著作，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第二节　政书

政书，是政府各部门规章制度本身的记录，是关于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政策及其实行情形的著作，较为集中地提供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资料。清代的政书比过去任何朝代更多，更发展，史料相当丰富。政书的体裁，基本上是纪传体中的“志”，但比其更为扩大和发展。

清代的政书，大体上可以分为通制、铨选、科举、军机处、军政、法律、财政、礼制和诏令奏议等七类。通制类的政书的特点是“通”和“全”，所叙述的是全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制度，而且延续绵延。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清三通和清会典。

清三通清三通是指《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成于乾隆五十一、五十二年（1786、1787）。乾隆帝特设三通馆，授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吏部尚书刘墉、兵部尚书王杰（乾隆二十六年状元）、户部尚书曹文埴为总裁，翰林院侍讲学士曹仁虎等七人为纂修兼总校，翰林院侍讲学士陆伯焜等三十四人为纂修兼校对官，理藩院主事巴达尔呼等四人为满纂修官。“三通”叙事皆起于努尔哈赤，止于乾隆五十年，个别地方包括了五十一年，内容有些重复。

清三通中，以《文献通考》史料最多，价值最大。三百卷中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二十六类。《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其下再分列细目。《通志》分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乐、谥法、器服、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草虫目二十类。这三部书着重详细介绍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清史必读史料之一。

清末进士刘锦藻撰有《清续文献通考》四百卷，记事起于乾隆五十一年，止于宣统三年，材料亦很丰富，很有参考价值。

清会典会典记载政府各部门的职掌、百官奉行的政令，以及职官、礼仪等制度。乾隆帝认为：会典是“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享、贡赋、钱币诸大政于六曹庶令之掌，无所不隶。”①会典的体例是“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即以政府机构为纲，隶以各样政事。如光绪《大清会典》分有宗人府、内阁、军机处、吏部、户部等等纲目，在每一官衙下，叙其内部构成、官员、职掌，以及各自的变化。

由于法令因社会情况的变化而相应修改、增添、删并，故会典也必须适应这一变化来改写重写，清会典便先后五次纂修。康熙《大清会典》，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一百六十二卷，记事起于崇德元年（1636），止于康熙二十五年。雍正《大清会典》，成于十一年（1733），记事上接康熙会典，止于雍正五年，二百五十卷。乾隆《大清会典》，成于二十八年（1763），一百卷，叙事大体上止于乾隆二十三年。嘉庆《大清会典》，成于二十三年（1818），八十卷，记事至嘉庆十七年。光绪《大清会典》，成于二十五年（1899），一百卷。

康熙、雍正会典把具体实行的事例附载于法典条下，乾隆帝命将法典与事例分开，故又另修乾隆《大清会典事例》一百八十卷，嘉庆时另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九百二十卷，并别立“图说”一百三十二卷。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有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

会典、则例、事例所记载的政府机构及其职掌、施行法令，是那个时期的现行政策，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行政、司法、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政策及其归宿，这些内容是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故是研究那个时期的必需资料。会典图，绘制了礼制器物、乐器、冠服、舆卫、武备、天文、舆地等图，附有说明，为研究清代帝王官员服装、典礼器皿、仪仗器物、武器装备、天文仪物、地理，提供了大量的详细的重要资料。

科举和吏治则例清政府对科举及官员任免考核，作出了许多规定，据以执行。将这些规则汇辑起来，就成了专书，如《吏部则例》、《吏部铨选则例》、《吏部处分则例》、《验封司则例》、《学政全书》、《科场条例》等。雍正帝还因新任官员没有经验，命河东总督田文镜撰写了《钦定训饬州县规条》，以教臣工如何做官。此书包括了到任、交办、关防、放告、催科、弥盗、验伤、听断、慎选幕宾、待绅士、劝农桑、操守等等条目，帝命刊印，颁给县官每人一部，“俾置之几案，朝夕观览”。另一河东总督王士俊亦编有《吏治学古编》，于雍正十二年完成，两卷，性质类似。这对研究清代地方官制和吏治，很有裨益。

《枢垣记略》、《中枢政考》和《八旗通志》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首《御制序》。

关于军机处的著作和军政类史料，主要有《枢垣记略》、《中枢政考》、《八旗通志》等书。《枢垣记略》作者梁章巨，嘉庆进士，道光二年（1822）任军机章京，后外任广西巡抚、署两江总督。他于道光三年写成此书，分七门，共十六卷，记叙有关军机处的上谕、军机处的规制、历任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名单，以及有关军机处及其人员的诗文和轶事。《中枢政考》是关于八旗和绿营军政规章的书，因情况经常变化，故清政府决定每十年一修，现存较完备的是嘉庆年间《中枢政考》，共七十二卷，其中八旗三十二卷、绿营四十卷，记载了武职官员的品级、补放、铨选、考核、俸饷、漕运、营伍、牧马、驿递等方面的规定，是很好的军政资料。《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叙事止于雍正十三年，雍正五年大学士鄂尔泰等人奉敕编修，乾隆四年完成，监修是和亲王弘昼，监修总裁系大学士马齐，总裁有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福敏、徐本、尹泰、朱轼、蒋廷锡等十人，副总裁有吏、户、礼、兵、刑、工等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查弼纳等十七人。本书采取方志的体例，作志、表、传，以八旗兵制为经，八旗法令、职官、人物为纬，史料丰富，除引录实录、会典、六科史书、圣祖御制文集等书外，还大量采摘了八旗档案和地方文书，其中许多档案文书原件现已散佚，故此书的史料价值更为珍贵，是研究八旗兵制和八旗历史的基本史籍。后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福隆安等人又奉皇帝之谕，于乾隆三十七年修成《八旗通志》三百五十四卷。此外还有《钦定八旗则例》（乾隆三十七年修成）十二卷、《绿营则例》十六卷等书。

法律法律类史料主要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例》、《督捕则例》等书。《集解》三十卷，雍正三年奉敕修成。《律例》四十七卷，辑入定例一千余条。《督捕则例》是追捕旗下逃人（主要是旗奴）的法令，始纂于顺治，康熙十五年补纂，乾隆八年重定，上下卷，一百零三条。

财政财政类史料有《户部则例》等书。《户部则例》是户部银钱成例案件汇编，经常修辑，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元年（1776—1851）的七十多年里，先后纂辑了十三次。同治三年（1864）又编一次，共一百卷，分户口、田赋、盐法、库藏等十六门，既提供了清代的钱粮资料，又记载了人户身份及其变化之情。《赋役全书》始成于顺治十四年，系将各省的赋役资料汇总而成，此后时常重纂，雍正十二年定为十年一修。《赋役全书》详细、具体地记载了省府州县和全国的收支情形，是了解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收入支出及其变化的主要史料。两淮、两浙、河东、长芦、四川等盐法志，记录了皇帝之巡幸、诏谕、转运、场灶、课程等情形，是关于清代盐政的重要典籍。《孚惠全书》（乾隆六十年纂），六十四卷，记述政府蠲免钱粮详情。《户部漕运全书》，汇载了漕政各项事宜，雍正时定十年一修。《续纂淮关统志》十四卷，《北新关志》十六卷，《粤海关志》三十卷，提供了河道税关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资料。此外还有《荒政辑要》等书。需要一提的是《石渠余记》，作者王庆云是道光进士，久任户部侍郎，“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综核精密”①。他依据实录、会典、通考、上谕、奏折及大量财政档案资料，辑录成六卷八十七篇，加上按语，对所分各门类源源本本讲得一清二楚，还记录了不少关键性数据，如清代各朝兵数、军费、岁入岁出，等等，是了解清代政治、军事、经济历史的重要著作。礼法封建礼法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因素，道光帝旻宁曾着重指出：“安上全下，莫大乎礼。”清代的礼乐制度包含很多方面，如祭祀、巡幸、圣寿、赐谥、爵秩等等制度。记录这些制度的书籍，有《大清通礼》等书。《大清通礼》五十卷，乾隆元年敕修，二十四年修成，道光四年又辑成《续纂大清通礼》，五十四卷，对朝庙大典、颁诏、祭祀的吉礼、冠婚的嘉礼、宾客的宾礼、军旅的军礼、丧葬的凶礼等等礼仪，作了详细的具体说明。《皇朝礼仪图式》，乾隆三十一年敕修完毕，二十八卷，分祭器、仪器、冠服、卤簿和武备六大类，绘有器物的图形，加了说明。《礼部则例》，有乾隆二十九年、四十九年、嘉庆九年、道光二十四年敕纂等几种，对皇室、官员乃至民间的各种礼仪作了详细的叙述。《国朝宫史》，敕修，乾隆三十四年大学士于敏中等修成，三十六卷，是记述清代宫廷制度和皇室家法的著作，后嘉庆十一年大学士庆桂又奉旨纂成《国朝宫史续编》，一百卷。《南巡盛典》，两江总督高晋纂，一百二十卷，专记乾隆帝四次巡幸江浙之事。《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记康熙帝六十寿辰大庆。《八旬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记念乾隆帝八十寿辰。另外，还有《皇朝谥法考》，五卷，鲍康编，《吾学录初编》，二十四卷，吴荣光作。

诏令、奏议诏令奏议是重要的政书史料。《上谕内阁》，是雍正帝谕旨辑录，乾隆六年和亲王弘昼等完成，每月一卷，共一百五十九卷。《硃批奏折》，雍正十年约选辑七千件疆吏奏折，上有雍正帝用硃笔批示。《上谕条例》，是乾① 《清史稿》卷425《王庆云传》。

隆帝所发之谕，起于雍正十三年八月，止于乾隆五十九年，共八百九十三卷，嘉庆元年刻印。《皇清奏议》，系内外百官奏疏，六十八卷，乾隆六十年辑成。另外，个人奏疏的单刻本也很多，如河道总督靳辅之《靳文襄公奏疏》，八卷，总督鄂尔泰之《鄂少保公奏疏》，一卷，总督孙嘉淦之《孙文定公奏疏》，十卷，等等。

第三节　档案

档案是清政府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政策时所形成的官方文书，形式多种多样，有户口钱粮的黄册，科举的试卷、金榜，舆图，帝后功臣画像，中外交往的国书，等等，多达一百余种，大多数为汉文，满文档案也不少，还有蒙文、藏文及英、法、日、俄等外文档案。

清代档案之多，居世界第一，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存有一千万余件、册、卷，辽宁、四川等地方档案馆、文管会，也保存了大量档案。

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从清宣统元年（1909）开始，陆续移出、转售、分存，现绝大部分存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存有不少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设法搜集、接收了内阁大库以外的军机处、清史馆、刑部、宣统帝溥仪、湖广总督端方、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醇亲王府、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长芦盐运司等档案。

上千万件档案，需要科学分类编目，才便于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档案收藏的部门、文种、朝年、性质，予以分类。第一大部类叫“全宗”，是按其原来收藏的部门或个人来划分的，清代档案共分七十四个全宗，即内阁、军机处、宗人府、宫中、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外务部、学部、农工商部、民政部、巡警部、邮传部、理藩院、乐部、责任内阁、弼德院、都察院、资政院、方略馆、翰林院、大理寺、会议政务处、督办盐政处、总理练兵处、管理前锋护军等营事务大臣处、侍卫处、禁卫军巡练处、八旗都统衙门、国史馆、步军统领衙门、溥仪、黑龙江将军衙门，等等。全宗之下，按文种分类，如军机处全宗共分十类：录副奏折，档簿，来文，在京各衙门、督抚给与军机处的文书、外国的照会，电报，函札，清册，舆图，奏表，杂件。内务府全宗分来文、奏案、堂谕、呈稿等十四类。在大文种下还有再以小文种来区分的，如内阁全宗之题本类，又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题本。文种之下的分类，主要按朝年，如六科题本，分为顺治、康熙等朝，顺治朝又按年编排。

档案数量庞大，包罗万象，是第一手原始材料，是最好的史料，离开档案，很难对清朝的历史进行深刻的研究和作出科学的正确的论断，很难有新的突破，很难写出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很难撰成大型清史。四十年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论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开始重视和大量利用档案资料。

以人们十分关心但又很难了解清楚的清朝国库存银数量而言，其他文献只是简略地提到个别年代的数字，而档案却有系统记载。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遵旨查明自康熙起到乾隆三十九年“户部银库每年实存银数”的奏片所附“清单”，载有康熙六年等二十六个年头之存银数及雍正元年至乾隆三十九年每年存银数，十分具体，姑举几年。康熙，六年存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原有万千百十两数，现皆简化），十二年二千一百三十余万两，十六年五百三十万余两，十七年三百二十余万两，二十五年二千六百余万两，三十三年四千一百万两。雍正七年六千零二十余万两，乾隆二十年四千二百九十余万两，三十至三十九年每年存银六千万两以上，其中六年岁存银七千余万两。①再以清朝主要统治集团八旗王公贵族而言，虽然它的兴起、发展、衰亡，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应该阐述清楚，但由于他们权势赫赫，王门深似海，时人既难知其详情，又不敢妄加评说和录述其事，故《清实录》、方志、文集、笔记等等文献，关于王公贵族之情形，尤其是其重要经济基础庄园之情，记述很少，致成清史研究中一大空白。档案却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仅一史馆所存内务府、宗人府档案就有二百多万件，辽宁省档案馆也藏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档案，姑举数例。一系贵族庄地数目。一史馆宗人府堂稿有庄亲王府长史桂斌呈报庄地数目“清册”，载明庄王府地分布于河北、辽宁、山西三省三十余州县一百三十余村屯，有耕地二十二万余亩和马厂地三十二万余亩，其具体县名、村名、庄地顷亩数目，写得一清二楚。①二是庄租品种数量。辽宁省档案馆存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家道光九年《范宅老地账》载：“关东所有沈阳、辽阳、南城、牛庄、海城、西城、椴木丛，共有红册地三千六百九十七日（一日为六亩）半，共收租钱一千二百四十一两八钱整。又有开河马厂地一千零三十三日四亩八分，分给三家庄头承领一千（日），共租银[七百九]十二两九钱一分。”计：“庄头刘长盛，官地一百三十二日，交租银七十五两、鹅五双、鸭十双、粉子三升，官猪折银。”三系庄地典卖。辽宁省档案馆存《京都惠郡王府五城骑缝底簿》详细记载了道光二年王府庄地典卖与旗民耕种之情，如庄头丁玉全领庄地二百五十三日，却典出一百七十九日，其余庄头庄丁领有之地，情形亦与此类似。四是庄地经营方式由庄丁耕种变为招佃承租之变化，与庄丁逃亡之关系。辽宁省档案馆存《英公府奉天法库县南坐落上屯等村地册》载称：“及至嘉庆八年间，因充差之壮丁潜逃者颇多，以致差银无着，故将养丁之地起租，以抵差银之入。”简而言之，充分利用档案，结合有关文献，定能阐明八旗王公贵族三百余年形成、兴起、发展、衰落及其解放后获得新生的全过程，并由此而探讨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又以清代租佃关系这一重大课题而言，以往由于缺乏具体数量资料，只能泛泛而论，而档案却对土地占有状况，土地买卖，地租种类、数量，买卖、承佃之各种手续与“乡俗”，双方之身份，发生纠纷时官府的裁决，等等，记载得非常清楚十分详细，使人们眼界大为开阔，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根据档案记载，在许多地区的土地买卖，存在着卖地“先尽亲房”、“先尽原业”① 《历史档案》1984 年4 期《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引录军机处《上谕档》。① 《宗人府堂稿》，桂斌：《为呈复事》。

的“乡规”，土地之业主，出卖田地时，要先问亲房、本家、“原业”（即原来田地之卖出者），他们不买，才能售与他人①。除了田地正价以外，卖主及其亲房还要索要“画字银”。湖南桃源县，“乡间俗规，买主在正价外，另有酌给挂红钱文”。湖南武陵县“俗例”：“凡是卖产，亲房弟侄都有画押的钱文”②。有的州县，上首业主也要此钱，叫“脱业钱”。湖南安化县，“乡间俗例：凡是卖田，上首业主原有脱业钱”③。

档案载录了诉讼者呈上的大量地契，可以详细说明地价、活卖、找价、绝卖等等过去罕为人知的重大问题。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或“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如雍正元年山东兰山县杨榯之活契载：“立卖活契人杨榯同子杨文炳、杨文卓，因钱粮无凑，央到中人曹德仁说合，情愿将业地六亩，卖与杨洪如名下耕种为业，言定时价银三两六钱..”④既为活卖，卖主就可以向买主找补银钱，名为找价，理由多是原价太少。康熙六十年江苏武进县刘文龙将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德山，价银七两，雍正七年又立下“找契”，找银一两。其契为：“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今因原价轻浅，央中找得一两整..”。乾隆十四年，刘再向陈家索找，“又立找契”，复“找银七两”①。“绝卖”之原意是永归买主管业，不能找价回赎，契上写明“杜卖契”、“绝卖契”，规定永远不许找银回赎。安徽合肥县雷相明所立之杜卖契载：“立杜卖田房契人雷相明，今因手头不足，情愿将父遗实种一石在册弓口八斗六升半田..出卖与许康元名下子孙永远为业..永不加找回赎..”②押租制，是在清代迅速发展的新的剥削方式，档案对此有大量的载述，其名称就有押租银、押佃银、保租银、压佃银、庄银、进庄银、寄庄钱、上庄银、顶头钱、顶手钱、顶耕银、揽佃银、批耕银、佃价钱、坠脚银、批头银、田根银、田脚、粪土银，等等，多达六十余种。在许多州县，出现了佃民必交押租的“乡例”，如江西石城县，温海标佃种杨升远七石租的田，“原照乡例，去坠脚银十两”。浙江“鄞县乡例：佃户都有顶头钱分，名为田脚”。福建长泰县，“乡间俗例，佃户租种田亩，先给地主保租银子，若有欠租，便可扣抵”③。至于押租的数量，押租的增长，地主为增押租而夺地另佃，① 乾隆朝“刑科题本命案土地债务类”（以下简称题本）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钟晋题。② 题本，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浦霖题，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舒赫德题。③ 题本，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廉题。

④ 题本，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杨景素题。

① 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② 题本，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高晋题。

③ 题本，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岳濬题，乾隆十七年六月九日阿克敦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吉庆题。

收取押租实质上就是增加地租，等等情形，皆有大量材料，前人罕能知晓。永佃权是清代又一迅速发展的一种重要制度，档案对此提供了其他文献没有的大量、详细、具体、可靠的资料。永佃权之名称就有“佃业”、“质业”、田皮、田面、小苗、田脚、田脚小业、小租等等。许多州县形成了公认的永佃权“乡例”。浙江临海县，“地方乡例：租人田种，原有佃价与田主的。..若田主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叫做卖田不卖佃”①。浙江庆元县，“这里地方乡风俗例：凡佃户耕种田地，出银顶买，名为田皮，可以顶卖的”。“凡卖田皮，只要还人家租谷，原可自种”②。广东惠州府，“惠州府乡例：凡买田收租纳粮的，叫做粮业，买耕交租的，叫做佃业”，地主不能夺佃自耕③。福建宁德县，“乡例：收了佃户的钱，田主不得另佃”④。福建平和县，佃户交过“粪土佃银”，业主就只能“卖租不卖佃”⑤。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但又很难弄清的问题，清中叶以后，有无松动，以往由于缺乏材料，难以论述。现从档案知悉，乾隆年间的刑部档案中，逐渐出现了地主与佃农“无主仆名分”的记载，嘉庆时更为增多。如，乾隆十七年，山西岚县佃农李京打死地主温尧士，巡抚审案时认为，李京是普通佃户，“并未立有雇工文券，应以凡论”⑥。乾隆四十一年，山东沂水县佃农刘玘山殴死地主马进朝，官府断为：“刘玘山虽系马进朝佃户，并无主仆名分，应以凡论”⑦。湖南宜章县，“曹戍昌佃种尹申开田亩，每年还租谷四石五斗，并无主仆名分”⑧。河南正阳县，业主邢建功与佃户刘荒之间，业主胡养心与佃户袁德海之间，“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①。山东日照县，业主秦子焌与佃户于鹤年之间，“平日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②。嘉庆、道光年间档案所载主佃之间平等相称无主仆名分的省府州县，已知者有河南、江苏、山东、广西、云南、安徽、浙江等省州县。这对研究清代租佃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大量的可靠史料。

不仅八百多万件汉文档案非常有用，一史馆藏存的一百五十余万件满文档案也十分珍贵。例如，满洲人丁数目，尤其是顺治、康熙时期的人丁数目，① 题本，乾隆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稽曾筠题。

② 题本，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熊学鹏题。

③ 题本，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策楞题。

④ 题本，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苏昌题。

⑤ 题本，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官保题。

⑥ 题本，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阿思哈题。

⑦ 题本，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杨景素题。

⑧ 题本，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阿桂题。

① 题本，嘉庆五年八月十二日董浩题。

② 题本，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章煦题。

对研究满族历史、研究清史极为重要，但因其关系清政府机密，汉文文献没有记载，致人们只能根据八旗佐领个别时期的数目而加以估算，不太准确。现一史馆公布的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和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怡亲王允祥密奏入关时和近日八旗男丁数字，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允祥奏称，顺治五年编审丁册载，满洲八旗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蒙古八旗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汉军、台尼堪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九丁，满洲蒙古的包衣汉人二十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七丁，八旗总共有三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一丁。康熙六十年八旗编审丁册载，满洲八旗男丁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丁，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丁，汉军、抚西尼堪、拜唐阿尼堪、台尼堪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一十丁，满洲蒙古的包衣汉人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四丁，八旗共有六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一丁③。又如，多年来红学家普遍认为曹雪芹家庭被抄，是由于曹家是皇八子廉亲王允禩党羽，因而受到雍正帝迫害，不相信史书记载中曹■因亏空钱粮而抄家的说法。近来一史馆公布了满文档案，据载称：“查曹■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随赫德。”①总而言之，数逾千万件的档案，记述了清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等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形，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必须大量阅读充分利用。

③ 《历史档案》1988 年4 期，《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

① 《历史档案》1983 年1 期，《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

第四节　地方史志

中国有长期撰修地方史志的传统，清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很重视编写方志，现存全国地方志的八千一百余种之中，清代修的方志约有五千六百种，占总数百分之七十。

地方史志的种类相当多，大体有一统志、通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卫志、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原为一县，后分两县，联合修志），以及乡镇志。另外，还有专志，如山志、水志、湖志、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名胜古迹志、风俗志，等等。

官修方志清代的方志，多系官修。中央设有一统志馆，总裁官一般系大学士兼任，第一部《大清一统志》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修纂，至乾隆八年始成，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又奉敕修成第二部《大清一统志》，五百卷，道光二十二年再修成第三部《大清一统志》。省府州县厅志由地方官府主持，设立志书局，主要官员任总裁，聘请学者文人任总纂和纂修，如乾隆《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大学士阿桂等奉敕修。乾隆《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大学士兼浙江巡抚稽曾筠、闽浙总督李卫为总裁官。雍正《河南通志》八十卷，总裁为河东总督田文镜、王士俊，编修孙灏为撰修，嘉庆《扬州府志》，主修是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状元姚文田为主纂。一些文人有志于修方志，如乾隆《无锡县志》比较简略，县人秀才黄卬花了十六年，写出十二卷《锡金识小录》，作为县志的补充。书名“识小录”，是因为私人写的不能成为官定的志书，是野史，不能叫“无锡县志”。

方志的体裁从一统志到县志、镇志，各有自己的体裁。一统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立卷，先京师，次直隶，然后分列各省。各省通志多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也有以志传为纲，下面分叙各府州县之情。各种方志大都沿用正史体例，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大都有疆域、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桥梁、隄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公署、水利、盐法、艺文、物产等等分类。

清代方志的繁富清代方志甚多，内容非常丰富，记载的范围极广，有自然现象、地面概貌、地下矿藏，有政权机构、社会组织，有军政要员、文人学士、释道隐逸，有赋税徭役人丁田地，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因而为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史、科技史、文学艺术史、地方史提供了多门类的详细的广泛的资料。比如，大事记、武功、寇乱、堡塞、祥异、人物等门，保存了大量反封建、反侵略史料，光绪《广州府志》及其所属包括《佛山忠义乡志》在内的州县、镇志，记述了广东人民在鸦片战争中奋起反抗英国殖民军的事迹。方志中有大量经济史料，如山西等省方志中有煤，《新疆图志》、《玉门县志》有石油，四川方志有天然气史料，十分丰富。田赋、徭役、盐法、户口等门类，是极好的经济史料。乾隆《威远县志》卷四记录田契房契至三十二页之多。水利门是很有价值的水利史料。物产、人物门有大量关于中草药及医理、医案、医方和名医高尚品德的记载。方志中的地图史料甚多，乾隆《浙江通志》有地图一百五十一页，光绪《繁峙县志》有历代疆图边关图。风俗门记述了各地时令节气和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交往来、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等风俗习惯，是其他文献较少记载的珍贵史料。

第五节　清人边疆史地书籍

边疆史地，特别是西北、东北和西南史地，是清代兴起的学科，成就很大。所有著述，既与一般地方志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有不少差异，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方志。

由于清政府长期开疆拓地，版图扩大，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同内地民族的联系空前频繁，漠西蒙古一度势力十分强大，对清朝西北、北方地区带来严重影响，俄国沙皇政府又猛烈向中国扩张，不断蚕食我国北方、西北领土，故清政府非常重视边疆史地的研究，主持撰修了一批边疆史地著作。在此影响下，一些学者从事元史的研究，撰写了《元史氏族表》等书，也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形成。

清人边疆史地著述清人记述清代历史的边疆史地著述，大致有下列书籍：刘统勋等撰《西域图志》五十二卷；祁韵士撰《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万里行程记》四卷，《西域行程记》一卷；张穆《蒙古游牧记》十六卷；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八卷；王文锦《西域南八城纪要》一卷；关凤楼《新疆大记》六卷；盛绳祖《卫藏图志》五十卷；佚名《卫藏通志》十六卷；黄沛彪《西藏通考》八卷；佚名《西藏考》一卷；佚名《西藏志》，不分卷；王我师《藏炉述异记》一卷，《藏炉总记》一卷；何秋涛《朔方备乘》八十卷；严如煜《洋防辑要》二十四卷；林谦光《台湾纪略》一卷；卢坤等《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图理琛《异域记》二卷；还有胡建伟《澎湖纪略》十二卷等书。

《皇朝藩部要略》这些书中，以《皇朝藩部要略》等书影响更大。其作者祁韵士，任翰林院编修，参加了乾隆帝敕令纂修十二卷《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的工作。他翻阅档案、实录及蒙古书籍，积累了大量资料，历时八年，始完成《要略》。此书十八卷，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部、漠西蒙古厄鲁特部、回部、西藏五个要略，另有藩部世系表四卷，对各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如归附、叛服、封爵等，以及该部的历史，作了较好的说明，被学者李兆洛赞为：“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焉，乌可不令承学之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然于天人之故哉。”①① 《养一斋文集》卷5《外藩蒙古要略序》。

《卫藏通志》《卫藏通志》，作者不详，有人认为是乾隆末年赴藏督运粮草台站乌拉之钦差大臣工部尚书和琳。卷首为御制诗文，下分考证、疆域、山川、路程、喇嘛、寺庙、番目、兵制、镇抚、钱法、贸易、条例、纪略、抚恤、部落、经典十六卷，引用了大量西藏藏文档案、西藏各种旧志、乾隆时西征廓尔喀及安藏之各种公文、历代碑文资料，叙述了汉唐以来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着重记载了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社会的各种制度，生产、经济、风俗，如驻藏大臣职权、驻藏官兵分布、藏中各部落名称、山川形势、金奔巴掣签制度，蒙古人赴藏熬茶制度，达赖、班禅遣使入朝制度，藏民信仰及生活状况，入藏道路，藏兵，等等，是一部关于西藏史地的重要书籍。《朔方备乘》《朔方备乘》，作者何秋涛，原系刑部主事，正六品，“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资考镜，始著《北徼汇编》六卷”，继而扩充到八十卷①。其中，卷首十二卷，录上谕及钦定书籍有关文字，自撰六十八卷，为《圣武述略》、《北徼界碑考》、《北徼条约考》、《俄罗斯馆考》、《雅克萨城考》、《汉魏北徼诸国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图说》，等等，详细记述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清朝对东北、北方、西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形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沙俄之情及中俄关系。咸丰帝奕詝赞扬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其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将他升为从五品的员外郎。

《新疆识略》《新疆识略》，作者松筠，久任伊犁将军，政绩卓著。此书卷首为清帝所写平定准噶、大小和卓木之乱的诗文，十二卷卷目是新疆总图、北路舆图、南路舆图、伊犁舆图、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财赋、厂务、边卫、外裔。道光帝旻宁对此书叙述“山河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富之储备，田野畜牧之繁滋”，表示满意，此书确实提供了详细的清代新疆地理和社会经济资料。这些著作，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关系史、边疆地方史，汇集了丰富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① 《清史稿》卷485《何秋涛传》。

第六节　文集

清人文集，大体上可分为别集和总集两类，但具体名目不一，或称集、文集，或称别集、全集，或称稿、文稿、剩稿、类稿、未定稿，或叫文存、文钞，或名遗书、遗集，有的更采用其他书名，如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形式上看不出它的性质，实即文集。清人文集的题名，或用作者的别号、官名、谥号，或以其故里命名，或因特点题写。别集系个人著述汇编，总集系汇辑多人的文章。

清人文集数量极大，仅《清史稿》的《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补编》，就著录了总集书目八百五十七部，别集书目五千四百三十二部；因总集中包括了清人编辑的前人文集，扣除之后，清人文集也在五千部以上。但此数很不准确，不少文集未收录入《清史稿》。据近人柯愈春研究获悉，清人文集目前存放于各大图书馆的约有一万三千种。

文集之多，即意味着作者众多，而且成员也很广泛，上自天子，以及八旗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下及举人秀才一般文人，多有著述。康熙帝玄烨有《御制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庄诗》二卷。雍正帝胤禛有《御制文集》三十卷、《悦心集》二卷。以后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皆有文集，而以高宗弘历最多。乾隆帝弘历有《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御制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一十二卷、四集一百一十二卷、五集一百卷、《御制乐善堂文集》三十卷、《余集》二十卷、《全史诗》二册、《全韵诗》二册、《拟白居易乐府》四册、《圆明园诗》不分卷。

八旗王公大臣多有著述。勤郡王蕴端著有《玉池生稿》，安郡王玛尔浑撰《宸萼集》、《敦和堂集》，果亲王允礼有《春和堂集》、《静远斋集》，果郡王弘瞻著《鸣盛集》，和亲王弘昼有《稽古斋全集》，怡亲王允祥撰《明善堂诗集》。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有《文蔚堂诗集》八卷、《西林遗稿》六卷，大学士尹继善著《尹文端公诗集》十卷，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著《通志堂集》十八卷，协办大学士、尚书阿克敦有《德荫堂集》。

文集体例各有不同。孙奇逢之十六卷《夏峰集》，卷一、卷二为语录，卷三是记、论、说、辨、议，卷四、五系序、跋，卷六、七为书，卷八、九、十是传、志、行述，卷十一杂著，卷十二赞、铭、杂文，卷十三、十四诗，卷十五、十六为补遗。傅山的四十卷《霜红龛集》，一至十四卷为赋、诗，十五至二十六卷是传、叙、题跋、墓铭、碑、记、书札、家训、杂文，卷二十七至三十系杂著，卷三十一至三十五为读经史子，卷三十六为杂记。魏象枢之十卷《寒松堂集》，前四卷为奏疏，卷五是书序、传记，卷六、七为书简，卷八系碑志、表状、祭文，卷九杂著，卷十庸言。

数逾万种的文集，各有偏重，体裁不尽相同，有的奏议为主，有的偏于传记，也有的重在学术研究，但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十种文体：奏疏、颂赋、论说、序跋、记、书启、传记、诗词、家训、家传、杂著。另外，还有表，谢恩表、朝贺表、策问、策论、拟诏、文告、赞、铭、箴、详谘、批详、示檄，等等。

文集因其作者众多，成员广泛，题材多样，数量庞大，包罗万象，故而史料价值甚大。归纳起来，文集之作用大概有三个大方面，一是文集提供了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详细的、珍贵资料，二系今人可以利用文集作者关于前代前人的研究成果，三为便利今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

以乾隆皇帝弘历的御制诗文集为例，虽然不少诗文是逢场作戏或敷衍成篇，但也有许多文章诗词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论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或嘉奖贤臣名士，促进臣僚效忠朝廷，争取汉族名流学者，为了解当时社会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乾隆五十八年所写《御制喇嘛说》，简述了佛教传入西藏之沿革，论证了活佛转世纯系迷信，阐明了清为安蒙古而承认其转世之旧俗，并非谄敬番僧，讲清了兴黄教以安蒙古之基本政策，姑引一段如下：“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再看其乾隆五十七年《重华宫茶宴联句诗》之自注：“户部总册奏，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内俸薪、兵饷、驿站等费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余两。”这为研究清朝财政，提供了极好的具体数字材料，十分有用。

蓝鼎元之《鹿州初集》载其于雍正二年所写的《论边省苗蛮事宜书》，揭露了土司制度的野蛮，要求将西南土司改土归流。其文说：“愚闻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岁输土徭，较汉民丁粮多加十倍。土司一日为子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种种朘削，无可告诉。”土民对土司“无官民之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这为了解雍正帝之决心大规模地在云贵五省改土归流，提供了很好的资料。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①此谕与蓝鼎元之书，显然可以互为印证。蓝之《鹿州全集》，收有其任普宁县令、兼摄潮阳县令时判案的文书，名为《鹿州公案》，是了解地①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

方刑政的典型资料。他还在《鹿州初集》卷三《论江南应分州县书》，谈到江南应多分州县之事。他说：苏、松、常、太三府一州，每年赋税正额三百五十五万两，其中一个县的正税额比边疆一个省还多，赋多事繁，州县官忙不过来，民便逋赋，官员因而收不足税，致遭处罚，应把县化小，使官员易办好事。不久，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在江南分置州县，因“额征赋税，款项繁多，狱讼刑名，案牍纷织，为牧令者，即有肆应之才，亦难治理”②。可见《鹿州全集》，为了解江南分设州县，提供了重要材料。蓝鼎元还著有《平台纪略》一卷、《东征集》六卷，详述康熙六十年清军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及当时台湾情形。一部文集就可以反映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

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对多年以来困扰官民的两淮盐法和漕运之弊政，作了大胆的改革，成效很大。陶澎办理此事的有关奏疏，分别收在其《陶文毅公全集》的《漕务》、《海运》、《盐法》卷中，提供了这一改革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文集中有大量的传记。任至侍郎的方苞，在其《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八《传》、卷十、十一《墓志铭》、卷十二《墓表》集外文卷七和集外文补遗中，为张廷玉、杨名时、汤斌、法海、蔡世远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为梅文鼎等学者，为一般的文人、中下级官员、命妇、仆妇、贞女、僧道仆役等一百余人写了传。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中更为王掞、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孙嘉淦、岳钟琪等大批文武大臣作传写铭。文集的传记文，书写的人物，官民释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从其生平言行，可以了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如文官之施政，武将的军功，学者的著述，地主商人的经营，妇女生活，僧道情趣，名人事迹，等等，很有史料价值。

文集中反映经济的史料很多。包世臣之《安吴四种》，详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问题，还对当时出现的人多地少缺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海珊的《小安乐窝文集》，总结了农业生产的某些经验，如《讲粪》篇讲施肥的作用、粪的种类、蓄粪方法、运粪工具、施粪办法。《积谷会议》、《甲子救荒私议》两篇，讲备荒救荒。他谈到致荒之因时说：“今苏松土狭人稠，一夫耕不能十亩，又大抵分佃豪户之田，一家八口，除纳豪户租，仅得半，他无所资焉，于是下户困。困则不能不抗租，而豪户下以佃户抗租无米之田，上供国家之赋，于是上户亦困。而诸无田不耕之人，又无虑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见，则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

总的来看，上万种文集，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民族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详细、具体、生动、可靠的好材料，必须认真阅读。

② 《清世宗实录》卷24，页5。

第七节　笔记

笔记是作者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古今图书、鉴赏文物的心得，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它具有两大特点，一系内容广泛，涉及当时和历史上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重要政策、内外战争、经济情形、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书画、诗词歌赋、人物轶事、少数民族、社会异闻、风俗民情、他国知识，等等。二是不拘形式，随笔所记，杂乱无章。笔记有多种名称，如笔谈、随笔、杂录、丛谈、丛话、随录、随钞、杂识、杂记、杂笔、杂著、杂忆、札记、丛录、琐言、琐谈、见闻录、记闻、旧闻、新语、客话、纪闻、偶谈、新语、述闻，等等。

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多达数百种。比较有名质量较好的清人笔记，有《广东新语》、《浪迹丛谈》、《履园丛话》、《啸亭杂录》等数十种。

《广东新语》《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广东人屈大均著，以所叙的事物性质分类，每卷述事物一类，共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官、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二十八卷，凡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无所不包。屈大均生于明末，卒于康熙中，明生员，时以反清复明为念，痛百姓遭受战乱流离失所，故本书着重于经济效果与民生的关系，如实反映当时社会情况，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暴政，记述特产民俗，资料丰富。如对广东沙田、洋田、坑田、萍田、旱田、碱田、潮田等各种田土的形成、生产与占有状况及其主佃关系，对清初迁海之情，皆有详细记述。其言迁海：康熙元年首下迁海之令，居民“弃资携累，仓卒奔脱，野处露栖，死之载道者以数千万计”。第二年再迁，三年又迁，民人飘零日久，养生无计，“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有误出界墙而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实系难得之史料。

《池北偶谈》《池北偶谈》，作者王士禛，进士出身，康熙时以“诗文皆优”为圣祖玄烨赏识和提拔，擢用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著述甚多，仅刊行者即有三十六种二百七十卷，其诗词造诣尤深，“诗格风流，吐辞清雅，倡为神韵之说”，“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池北偶谈》分为“谈故”等四类二十六卷。“谈故”四卷，记叙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胜事，间及古诗；“谈献”六卷，主要记述明中叶以后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谈艺”九卷，评论诗文，采撷佳句；“谈异”七卷，记述神怪传闻故事。它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比如，“谈故”中“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试会试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旧俗，多以仆妾殉葬”，经御史朱裴奏准禁止；“官年”条记：“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伐木”条记江南造战舰，下令郡县伐木，官吏逼洞庭一孀妪伐木运郡，因候验收，“动淹旬月，妪计无所出，乃鬻女以偿诸费”。此书还几次专述世祖福临书画之事，如西山新法海寺有一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笔也”。京城西之善果寺，有世祖赐弘觉禅师之御书：“洞房作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蹄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①。《池北偶谈》还载录一县令残酷之极，竟击杀小儿食其脑。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得痿痹病，一方士自称乩仙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②。这一骇人听闻丧天害理之暴行，藉诸《池北偶谈》之记载，始得传闻于世。

《读书堂西征随笔》汪景祺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雍正二年成书，多记时事，间及古史。书中之《遇红石村三女记》、《记蒲州常生语》等篇，反映了素称富饶的山西运城地区，由于三十年来“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以致百姓卖妻鬻子，群起反抗，出现了以女子为首领的“姻脂贼”。《熊文端与明史》，言致仕大学士熊赐履在南京监修明史，既无卓见又收贿赂。《高文恪遗事》，说高士奇奸险，先倚附大学士索额图，后联合大学士明珠反索。《程如丝贪纵》，记川东道程如丝贪财，杀人害命。《上年羹尧书》等篇、歌颂年平定青海之功及论功臣处事之法。后雍正帝以其党附年羹尧及讽刺康熙帝书法“皇帝挥毫不值钱”等犯上之辞，将其处斩籍没，书藏宫中，民国时始出版其仅存之上卷。

《檐曝杂记》军机章京、探花、道员赵翼，著述甚多，计有《廿二史札记》等八种二① 《池北偶谈》页26、68、287、295，中华书局1982 年出版。

② 《池北偶谈》，页563。

百余卷，其所著《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卷一主要记述朝廷政事，尤以对军机处、木兰秋狝和皇帝、皇子情形，更为令人瞩目。其《军机处》、《廷寄》等条载称，军机大臣皆系亲臣重臣，故“承旨出政”，皆在于军机处。“拟旨”是“军机大臣之事”，世宗时，“皆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为之”，乾隆初，廷玉“以汪文端公由敦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皆文端笔也”，后“相沿日久，（拟旨）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先前仅讷亲一人见帝，“一人承旨”，后傅恒于平金川后为领班军机大臣，“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对军机处之定制、职权、办事等情，记述明确具体，素为治史者重视。本卷还叙述了乾隆帝勤政早朝，御撰诗文，善射爱射，皇子皇孙自幼即每日早晨进入书房，读书习射，“薄暮始休”，“日日如是”，故“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皇次孙绵恩八岁三发三中，等等。此皆他书未曾涉及。本卷对木兰秋狝之起因、目的、主要项目及其驾驭蒙古诸部的作用，对乾隆十六年太后六十寿典、内府戏班之情，皆有生动、具体、切实可靠之记述，实系极好史料。本书卷二记述了一些大臣的行迹轶事、科举考试、官场宦海、军务政事、京城社会风貌、奇闻异事，如述傅恒、观保爱才，尹继善肃清江南漕政，王杰中乾隆二十六年状元之因，京官趋炎附势，争吊傅恒之兄广成之丧，“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高士奇交结内监，侦悉帝之情形，预为准备，故奏对悉中帝意，蒙受特宠，权势赫赫，广受贿赂，等等，于史均有裨益。尤其是其详述乾隆军费，一征金川，用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平准定回二千三百一十一万，征缅九百一十一万，二征金川六千三百七十万。用兵台湾，银米约一千万两，更为绝好资料。其他各卷，有用材料亦不少。

《啸亭杂录》、《续录》《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五卷，昭梿作。昭梿原袭礼亲王爵，后因故被削爵圈禁三年，释后仅赏宗人府候补主事。昭梿幼喜读书，爱好诗文，后为王爷，与当时八旗王公大臣名人学士，以至下层市井优伶往来结交，熟悉宦海风波和民情土俗，他又阅读过很多历史典籍，细心研究，反复考证，故写成了这部三十二万余字的著作。此书详细、具体地叙述了清朝前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典章制度等情，以及王公贵族、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和社会风俗习惯，内容丰富，记事一般比较谨严，行文流畅，表达清晰简练，在众多笔记中名列前茅。魏源的《圣武记》、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和《清史稿》等书，都从《啸亭杂录》中选用了大量材料，现代研究清史的学者，也将此书列为必读之历史文献。

此书对清初至嘉庆大的战争和重要政治事件人物皆有记述，尤其是乾隆朝，更为详细具体。其记“三藩之乱”时，图海统领八旗家奴兵，平定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亲王之乱的详细经过，及孝庄文皇后之建议用图海，可补《清史列传》、《清史稿》之不足。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乾隆年间两征金川、平准定回、征缅攻安南、两剿廓尔喀、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十全武功”，本书皆列专条记述，多有珍贵史料，比如，雍正帝拒臣之谏发兵征准，傅尔丹不听诸将之言，轻进中伏惨败；萨喇尔陈奏准部内乱，汗臣之间争斗不息，为乾隆帝之决策用兵提供了依据；帝破格优遇阿睦尔撒纳，“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之被削去三等公爵革职下狱，系得罪了一个满洲小武官；乾隆帝谕将军常青率兵从台湾府城撤回内地，总督李侍尧以此举将使台湾尽失，“非十万兵不易取”，“因将谕节去数语，录寄常青，然后具疏请罪”，帝乃取消前旨；等等，皆其他书所未有，极有补益。

此书对一些大臣的贪婪、骄淫、怯懦、残暴，直言不讳地记录了下来，如《权贵之淫虐》记：某宗室“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任意宣淫”，“某公爵淫其家婢，不从，以鸡卵塞其阴户致死”；“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其父母莫敢诘也。后卒以劳瘵死”。此书先后有四十余处讲述权相和珅之专权贪婪倾陷直臣，致“政以贿成”，“官以资进”，朝政败坏，其他任何文献皆无如此详细具体事例。

《阅世编》上海人叶梦珠的《阅世编》十卷，对明末清初以松江府为中心的这一地区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之情形，尤其是社会经济，记述甚为详细，其《田产》、《食货》门，详记土地、米、布、柴、盐、烟、茶、糖、肉、药材、纸张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为治史者必读。近人赞其书说：“是书所记，大而郡国政要，世风升降，小而门祚兴替，里巷琐闻，旁及水旱天灾，物价低昂，举凡涉世六十余年间，阅历之所及，无事不书，有闻必录，而于松江一郡之沿革创置为特详。”

此外，法式善之《清秘述闻》，十六卷，专记科举考试制度，起于顺治，止于嘉庆四年。徐锡麟、钱泳同辑《熙朝新语》，十六卷，杂录清初至嘉庆各朝史事，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水利、农艺、人物轶事等各个方面。王应奎之《柳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书中很大一部分是记士大夫文人的遗闻轶事、社会习俗、风土人情。龚炜著《巢林笔谈》，六卷，续编二卷，按时间为序，起于康熙末年，止于乾隆二十八年前后，记述内容甚广，凡江南社会民情，风俗掌故，天灾人祸，官吏贪诈，戚友往来，皆为录述，提供了大量经济史、社会生活史资料。嘉庆进士、军机章京、知府、布政使、巡抚梁章巨，著书数十种，其《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二十七卷，主要记述道光时期人物、时事、扬州一带的地方名胜、清代的某些典章制度，也涉及古代名物、史事的考订，古代诗歌、碑铭、书画的评介。嘉庆进士，道光咸丰时任至四川总督云南总督的吴振棫，所著之《养吉斋丛录》二十六卷、余录十卷，记述了同治以前清代政府、宫廷的典章制度和宫殿园苑。道光进士陆以湉之《冷庐杂识》八卷，主要记述清代文人学者的学行经历、交游、三吴地区山水名胜及反英鸦片战争和太平军的一些事件。李光庭之《乡言解颐》，记述北京及附近风土人情。这些笔记，皆有参考价值。

第八节　记事本末体史料

清皇朝一向重视使用记事本末的体例，记述重大军事行动，常在一次大的战争结束以后，就由“方略馆”或指定专人组织修书班子，搜集这次用兵的有关上谕档案、将帅奏折、地方官员报告，以及其他资料，采取编年体，分年系月，详细叙述全部过程。前后所修方略，有数十种，例如：《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阿桂等奉敕纂，记述清朝兴起到顺治元年定都北京的过程；《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勒德洪等撰，康熙二十一年修成；《平定罗刹方略》四卷，敕撰，康熙二十七年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温达等康熙四十七年修；《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来保等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正编、续编，共一百七十二卷，傅恒等乾隆三十七年修；《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撰；《廓尔喀纪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敕撰；《巴布勒纪略》二十六卷，敕撰，乾隆末年修；《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编》、续编、附编，共四百零九卷，庆桂等修，嘉庆刻；《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奕等撰，同治十一年刊；等等。领衔主修者，皆系大学士或军机大臣。这些方略，基本上叙述了清朝历次重大战争，很有参考价值。

一些文人学士也对某些事件、战争进行了专题写作，出了一批记事本末体书籍。如邵廷采撰《东南纪事》十二卷，记南明唐王、鲁王政权之情及黄道周、金声、张煌言、郑芝龙、郑成功等人之事，其《西南纪事》十二卷，记南明桂王政权之史。曾任汉中知府，陕安道员之严如煜，著《三省边防备览》十四卷，详载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地理、经济、军制、风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资料。

尤为重要的是《圣武记》一书。作者魏源，道光二年举人，二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著有《海国图志》等七八种书。《圣武记》共十四卷，前十卷用记事本末体将清朝兴起，入主中原，直至道光之对内对外主要战争，归纳为“开创”、“藩镇”、“外藩”、“土司苗瑶回民”、“海寇民变兵变”、“教匪”六个专题，详述其始末经过，问题集中，条理清楚，可以由此了解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历史的梗概。后四卷《武功余记》，分为“兵制兵饷”、“掌故考证”、“事功杂述”、“议武”四个专题，是魏源自己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圣武记》的取材十分丰富，有经书、正史，有实录、方略，有地方志及各种私人著作，也有实地采访来的父老传说，他还充分利用了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经过分析考证，再予撰写，故其书所提供的大部分史料是可靠的，改正了一些传统错误，它虽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研究、学习清史的必读考参书。

第九节契据文书契据是契约凭证，是某种经济关系的证据，种类很多，如土地的买卖、典当、佃种、顶耕契约，房屋的买卖、典当、出租、转租契约，人口买卖文书，银米借贷契约，分家文书，合伙经营文书，征收租、赋文书，等等。这些契据文书大都有一定的格式，其内容包括当事人双方、中证人、所议物品的数量、价格，立约时间，双方之义务权利，违约时的制裁，等等。

契据文书是研究经济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它记述了大量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方志未曾谈及的重要事实，十分具体，相当准确，是非常必需的有用史料。

契据文书数量庞大，散藏于各单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藏有徽州明清两代契约上万件。台湾也出版了《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载录了数千份文契。现简要摘录部分关于台湾土地认垦、典当、买卖的契约，供读者了解。

先引台湾收藏乾隆五十三年一份招佃认垦执照如下：本业户有明买杨梅埔报垦课地，今佃吴奇俊前来认垦，给出杨梅山下□埔犁分三张，每张以六甲为淮，内扣屋场禾□□田水圳车路，经踏明四址..付佃前去自备工本开垦耕种，田园所种□豆杂子，照例一九五抽的，业得一五，佃得八五，早季收成，运至本庄公所，风干精净，平量交纳，以供国课社租。至筑埤圳乡勇公费，业三佃七匀派，俟三年垦成水田，量丈按甲八石纳供，如埤水佃人自筑，按甲六石完收，其高阜无水□□不能成田者，仍照例一九五抽的。自给垦后，务须勤耕勤种，毋致抛荒误课，三年后不去垦种，有误供租，应听业主另招别佃，不得籍阻。该佃并不得窝匪聚赌，如有此等情事，禀逐别招。..今欲有凭，给此执照。业主图章。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九日给。永字第十九号。①再引台湾典地文契一份：立典契人颜识山，有阄分承受父典得番园一段，坐落土名北势寮，年载番租二石，四至界址登载原契。今因欠银别置，先问兄弟不肯承受外，托中送就与爵武兄弟典出，契面银二百三十大员，银两即日同中交足收讫，园付银主前去管掌耕种为业，历年对番纳租二石。三面约定，不拘远近，备契面取赎，不得刁难。此园系父承番典的，其原价银二百大员，时典的典银三十大员，日后番满期备银取赎，山应备银三十大员凑额取赎。此系甘愿言定，不得反悔，保此园是山阄物业，并无重典交纳来历不明并父母弟兄争执为碍等情，如有不明，山自抵当，不干银主之事。恐口无凭，立典契一纸并缴番原典契一纸共二纸付执为照。

代书中见王若修（押）知见父文道（押）

再见兄识力（押）再见侄友奎（押）

嘉庆二十六年九月日立典契人弟识山（押）清代的土地买卖，有“活①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②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卖”与“绝卖”两种。所谓“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或未注明“杜绝”等字句，这样的卖田叫做活卖，卖主有权随时备足原价银钱向买主赎回此地，或要求买主“补贴价银”。这种补贴价银，也叫找价银，理由是“原价轻浅”。活卖经过找价之后，便变成“绝卖”。有的业主一开始便将地“绝卖”，立下“杜卖契”、“绝卖契”、“杜绝田文契”，载明自卖之后，不得找价归赎。

找价亦需立契，名叫“找契”或“杜绝增契”，现引台湾一契为例：立杜绝增契人杨奕（治）资，先原有□父在于海丰庄自垦有水田一分，情因不能自耕，出退与卜柔（芳）山兄弟，又不能自耕，出退与林匡麟承买，田甲界址，原契载明。今奉宪例，请得管甲僯亲分处，向得匡增出原田增价员银四员正，即日银契两交明讫，中间并无准折短少，亦无上下手来历不明等情，自增之后，一增千休，永断葛藤，日[后]不得言增言赎等，情。如有上下手来历不明及房族借端滋事，系卖者一力抵当。二比甘愿，两无迫勒，今欲有凭，立增契一纸付照。

在见姊夫何相锦（押）

经增亲何相荣（押）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立增契人杨奕（治）资（押）①“绝卖”之契甚多，今引台湾一份乾隆十六年之契为例：立卖断根田契人谢元万，今有先年自己续买得水田一处，坐落土名蓝兴庄桥你头庄背，奉宪经丈田甲三甲六分，后丈新甲六分正..四址分明。今因乏银应用情急出卖与人，尽问房亲伯叔人等，俱各不愿承领，情愿托中送至与刘怀顺前来出首承买，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田价番钱员银三百五十六两正，即日契价两交明白，中间并无短少，其田要系自己物业，不曾包卖别人田地，亦无重复典当等情，如有此情，系卖人一力抵当。其田自卖之后，交于买人前去耕管为业，一卖千休，异日不得言赎言增等情。此系二比甘愿，两无逼勒，恐口无凭，立卖田契付照。

说合中人谢百辉、朱多文（押）

在场见陈远学，兄元儒（押）在场侄巧琳（押）

依口代笔弟元京（押）

乾隆十六年八月日立卖田契人谢元万（押）。①清代有很多土地租佃契约，例如，雍正五年福建永安冯九珠向其族兄冯上玉租地耕种，立下佃契。其契如下：立承佃人族弟九珠，今来要田耕作，托保前在上玉兄佃得谷田一段，坐落土名黄历车头，原计实在正租并小租谷共计六石五斗，其谷递年到秋熟之日，备办好谷，送至兄家下风扇交量明白，不敢拖欠升合，卖弄界至，抛荒丘埆水浆等情，如有此色，应兄改佃，弟不敢阻占。今来二家甘心，立承佃为照。

①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①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雍正丁未五年十一月日立承佃弟九珠（押）

代字保佃九环（押）。②契据不仅记述了大量经济事情，而且也提供了许多人们罕知的少数民族史料。例如，《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中，载录了一大批关于高山族社会发展、经济实情的契据文书，现举三契为例。一是雍正八年汉民杨道弘向高山族社认垦荒地之“招垦字”、“合约字”：同立合约人武捞湾社土官君孝、欧湾及业户杨道弘、甲头七哥、阿八、买那、捞允、卓论、白番武使、斗仅、卖阵、大里兴等：兹因本社课饷无征，孝等会同众番议妥，除本社耕种外，尚有余剩荒埔一所，坐落土名兴直..。众等俱各甘愿将此荒埔贌与垦户杨道弘前去招佃开垦，除升科报课外，三面议定每年愿贴本社饷银五十两。此雍正九年起，约定八月交完饷银，其后逐年循例，不敢拖延短欠。立约之日，通同周围四至定之界限，永为照例，后日不得争端易界。

雍正八年九月日同立合约武捞湾社土官欧湾、君孝。

再引一份台湾县新港社之高山族将地典与汉民之典契如下：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阿丝、卓罗立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文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挡。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挡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罗力等承父自开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嘉庆四年正月日立典契。

高山族也存在土地买卖行为，下引一份绝卖文契：立卖杜绝尽根契人卓猴社番妇力毛雍等，有承祖父母业园一所..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房亲叔兄弟侄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卖与本社番妇买犹里、夫阿莪出头承买，三面言议，时价银一十八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即踏明界址，付与银主前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亦不敢异言生端滋事。..园一卖千休，日后子孙不敢言赎，亦不敢言找。

道光十四年四月日立。

这类契约文书，清楚地反映了土地买卖、典当、出租的详细情形及台湾高山族受汉族的影响不断发展的状况，说服力很强，史料价值很高，研究人员必须充分运用这类契约文约。

② 转录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第十节类书和丛书类书，是采集各种图书的资料，按其反映事物的性质，分类编辑成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类辑各种事物的资料成为一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一是专辑某一事物的资料。现存的类书，以前者为主。类书汇集了大量资料，可以作为资料书阅览，也可作为工具书以备查检。

《古今图书集成》清代的类书，以《古今图书集成》最为有名，共一万卷，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玄烨谕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持编辑的，实际主要编撰人是大学者陈梦雷。陈梦雷勤奋聪颖，未及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授编修，因故含冤发往东北给披甲新满洲为奴，后在玄烨东巡时御前献诗和陈述冤曲，蒙恩召还，命侍允祉读书。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开始编辑，历时五年完成，奏呈御览。康熙帝大喜，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臣校订。雍正帝继位后将陈梦雷谪戍关外，命尚书蒋廷锡等修订，蒋只作了极少的部分修订工作，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全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六编为历象编、方舆编、明伦编（包括皇极、宫闱、人族、人事等八典）、博物编、理学编、经济编。编下为典，典下为部，部下有的亦分项目。每部叙事，依时间顺序，一条一条分述，每条先书资料出处，次书摘录的文字，叙事起于上古，止于康熙。此书既提供了大量清史资料，又汇集了历代有关该事的资料，便于作纵贯研究，很有价值。例如其《方舆编》之《职方典》卷676 的苏州府部嘉定县志载称：“嘉民十室九空，然刁而健讼，其风大半起于田土。夫时值有贵贱，岁月有远近，贱价而添，年近而赎，亦恒情也。乃有田价每亩贵至六七两，岁月远至二三十年者，在时值每亩不及二三两，一种刁徒吓诉求添，动以侵占为名，甚至捏称人命，一词在官，草野愚民其家立破。但使得主不愿添者，止许回赎，则刁风自止，此亦息讼之大端也。”这对研究嘉定土地买卖找价回赎之情，极为可贵。

另外，陈元龙编著《格致镜原》，一百卷，康熙四十三年成书。王初桐辑《奁史》，一百卷，嘉庆初成书，罗列了自上古到清代有关妇女的史料。光绪时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五百卷，记述清初开国至光绪间的历史。1916 年徐珂编成《清裨类钞》，计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这些类书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丛书是汇集两种以上著作按一定体例编辑的图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包含各个学科的综合性丛书，一是专类性丛书，或是断代性，专刻一个朝代的著述，或是地域性，合刻一地之人的作品，或为专人，汇集某人的各种著作，或系专门学问，合刻某一学科之书。丛书或录收录之人的全部著作，或加删节，或只收录一小部分，它将零散作品汇于一处，保存了书籍，便于读者阅览，对保存史料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代编撰丛书之风很盛，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下谕“搜辑古今群书”，以备编辑《四库全书》之用。他在谕中提出对此书的要求及目的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即利用“大清国全盛之势”来编纂历史上罕有的巨型丛书，以衬托国强，并为进一步富国强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他针对《古今图书集成》虽然“兼收并录”，但“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之不足，命尽载引录之书全文。乾隆帝特于乾隆三十八年设立“四库馆”，先后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皇六子质郡王永瑢等人为总裁，授海内名流学者纪昀、戴震、王念孙、姚鼐等人为纂修、总纂、分校，从人员、经费、条件等方面提供了保证。

实际主持此书工作的是大学者、编修纪昀（后因书编成，晋至尚书）。

在皇上亲自关注和编纂人员辛勤工作下，历时九年，编完书稿，又经过检查内容校错补漏和缮写复本，到乾隆五十八年才最后完成，共抄正本七部、副本一部。《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编排，收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多达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和古代典籍的渊薮。然而，由于乾隆帝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和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仅被销毁之书即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又对古代文献作了较大的破坏，且还制造了一些文字冤狱。

此外还有一些好的丛书，如乾隆时鲍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的《知不足丛书》，选收唐代至清图书二百零七种。乾隆中吴有兰辑道光中钱熙辅增辑之《艺海珠尘》，收书二百一十七种。嘉庆刻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基本上收明清著作一百三十五种。光绪时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十六帙，专收清人关于中国和外国历史地理、游记、风土记、边疆史地的著作，兼有外国人关于中国及世界各国史地的著述。光绪溥乂辑《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收清人边疆史地著作二十一种。

关于丛书的阅读利用，可参看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了古代文献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从各方面予以说明。

第十一节文物文物的类别清代的历史文物甚多，有地下埋藏的，也有地上遗存的，更多为民间散存者。按其类别可以分为五种：一为散存文物。散存文物较多，有玉器、瓷器、铜器、铁器、金属器、景泰蓝、骨角器、石刻、漆木器、织绣、玺印、书画、舆图、货币、文献、以及少数民族文物、外国文物等等。二系古遗址。由于清代的散存文物较多，因此清代的遗址多不为人们所重视。其实有很多遗址能够补充史料记载不清楚和说明历史问题，如反对沙皇俄国入侵我国的上坚乌黑战役战场遗址；反对准噶尔反动贵族进行分裂叛乱的乌兰布通战场遗址；反映满族建立后金政权的辽宁新京老城遗址；苏州盛泽镇机房遗址；盛泽镇收购丝及丝织品的“庄面”遗址等。三为古墓葬。清代的墓葬很多，较有历史价值和保存文物较多的仍为帝王及贵族墓葬，如河北遵化县清东陵、易县清西陵、沈阳盛京三陵等。四是古建筑及园林。清代的古建筑仍以北京的故宫、天坛居首位。此外，还有王府、苑囿、寺庙、佛塔、桥梁、街署，如承德外八庙、苏州的西园、留园等。五系石刻及其他。包括不可移动的石碑、石柱、石华表、大佛、以及大型铜、铁铸造物等。

清代的历史文物浩如烟海，各类文物按其不同的时间、性质、历史价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说明和反映某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可以利用历史绘画的形象及文字题记，也可以利用碑匾之记载，还可以利用农民起义遗物，以及各民族的历史绘画等等来研究清代的历史问题。

《北征督运图》清代的准噶尔问题，是西北的边疆问题，也是民族关系问题，有不少史籍记载，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绘画及文物，如《北征督运图》等。对军粮的供应，在中西两路，清皇朝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责成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总理其事，并兼管中路，“命通政司左通政喀拜，协理中路运务”，“命光禄寺卿辛宝（即辛保）、内阁侍读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军粮”①。

至于督运军粮的详细情况如何？史籍记载过于简略。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北征督运图》，正好从形象和文字记载方面补充了它。《北征督运图》是多幅画面缀成的图册，原为二十四开，现存十九开，绢本，每半开工笔设色绘图，半开范承烈自题画面内容梗概，说明负责督运的始末，所经地点，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督运军粮的情形。每半开纵38.4、横41.1 厘米。末① 《清圣祖实录》卷169。

开有“广陵禹之鼎绘”数字和印记。

《北征督运图》的第一幅画页所描绘的就是范承烈带领随员，由北京广安门外出发前往山西的情况。

范承烈出发往山西后，图册中有几开散失。再往下画页所描绘的是西路运粮队出杀虎口，过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附近），经由艾济喀村、毕七七、迈达里，再经昆都仑（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到十四台的情景。台相当于现在的兵站，至今当地仍有某某台的地名。自杀虎口到前线每百里各设一台。当时中西两路运粮队，每路各分为若干“运”，每“运”又分若干“营”。以中路督运官宋大业所分管的“二运二营”为例，“所领运官八员，赎罪人二员，笔帖式二员，游击一员，车夫二百名，兵一百七十名，车二百辆，地方骡马七百匹，捐纳骡马二百匹”，每二十五辆粮车有运粮官一员负责，一车装载二千斤，全营二百辆负责运军粮四十万斤①。每辆车上插飞熊小旗一面。每一营“车徒绵亘二十里”。当时仅中路准备出发的运粮车就有五千辆，可以运粮一千万斤。这样大的运输量，又要走遥远的路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

范承烈所管的这一营运粮队，刚过了乌兰急里密，到达查汉托罗海。这时图册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辆辆独轮车满载着军米，由许多壮健的民工推挽，在满目黄沙中行进，为支援平叛清军而紧张地战斗。有些车辆正停在路旁，督运官员也在路旁席地而坐，一些士兵或行或立在车前车后，他们准备在稍事休息后继续向前挺进。这一页图册的题记说：“夏六月七日次乌兰急里密，甫闻上亲抵厄鲁特贼巢，逆酋噶尔旦挟妻孥窜往，王师追摄，大将军（费扬古）邀击于召木多大破之。..至查汉托罗海，与辛光禄会，知大将军前锋已旋，后骑将发，乃疾驱粮车，运至那拉他饷之”。清军在昭莫多（召木多）给了叛军以决定性的打击，运输军粮的后勤人员对胜利作出了贡献。图册下半部描绘的就是范承烈于康熙三十六年再次督运军粮的情景。据范承烈在图册中的题记说明，这时“载惟骡马驴，不复用车”。由于瀚海缺水草，画面中有运粮大队“刈草结瓣载马上，解鞍以食之，马食得不乏”的图景。反映了参加平叛斗争的各族人民在同艰难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智慧。

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运载军粮的马驼有很大的损耗，运粮队“乃购蒙古马车复经湖滩河所运粮”。图册中有满载军粮，翻山越岭的蒙古车及赶车的蒙古族人民的画面，这也是蒙古族人民参加平定噶尔丹的生动记录。《北征督运图》的前半部，还有一幅在运粮队所过的路边，有一堆堆白骨的画面，题记说：“途中见髑髅暴砂砾间者累累，询之向导，为厄鲁特败喀尔喀处。”即噶尔丹汗残杀的喀尔喀蒙古族人民。图册有一幅运粮大队正通过翁金河边的画面，题记说：这里“土沃草茂，本为北人（指喀尔喀蒙古人）牧放地，至和尔海图已入厄鲁特境矣”。

① 宋大业：《北征日记》，见《边疆丛书续编》之一。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乾隆六年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是记的广东佛山石湾陶瓷行业的内部分工，这个“花盆（盘）行”是一个专门从事生产花盆、金鱼缸、花垌、陶瓷建筑装饰部件等陶瓷制品的行业，故其名称叫“花盆行”。《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记载，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反映出到了乾隆初年，石湾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存在了。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中首先写明：“大清（辛亥革命后，该行业将原雕版的“大”字改做“满”字，故后的工价列上多“满清”）。乾隆六年八月吉日，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不折不扣，永垂不朽，胪列于左。”以下便分上、中、下三等列出了三百四十多项不同的产品名称，每项名称的后面，根据各项产品的简单、复杂、规格大小、技术要求的难易，总之花费劳动时间的多少，逐项列出了不同的工价，例如：上等价列大花塔每只银贰钱壹分五厘贰二号花塔每只银壹钱四分七厘三号花塔每只银九分四厘五珠象古每对银壹两零贰分九厘光象古每对银九钱四分五厘对于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到窑内进行高温操作，还特别规定“大师傅入灶肚作双计”，即工价加倍。

这个《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主要内容，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一张根据以往惯例规定下来的计件工资表。

文告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义军，攻下彰化后，建立了政权，以林爽文为这个政权的“大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出了“安民告示”，颁发了“军令”，任命了许多官员，颁发了印信和“委札”，如颁给沈得将军的“委札”为：顺天大盟主林札，委子龙庙沈得即便任理（镇海节度使兼理驿政）将军之职。督率该旗兄弟奋勇立功，著有劳绩，另行升赏。

须至札者。

右札委沈得顺天丁未年月日。

在林爽文发布的《告示》里明确提出：“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因贪官污吏剥民脂骨..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并号召大家起来，“剿除贪官”。起义军镇压贪官污吏，没收地主土地和浮财，将官僚地主分子“俱缚坐堂下”①。顺天政权没收的田地“多在嘉、彭两县”。这些田地分给参加起义的农民耕种，每户向顺天政权交纳田租二石②。起义失败后，凡是起义军和农民群众所得到的土地都被统治阶级夺了回去，“乃籍其田亩入官”③，“其数多至数万石”。

许多《文告》明确规定“本帅（大盟主）严谕军队，不许丝毫妄取”，“查封粟石以应军需，不许众兄弟滥搬星散”。违法则“按法究治，决不姑宽”。杨轩说起义军发布《告示》“安谕民人，那示内写的是不扰民的话”④。在《安民告示》里还提出了“保农业”的政策。林爽文还设有“巡城将军”，维护社会秩序和纪律。由此可知这个政权对待贫苦人民的态度。

白莲教首领之一张汉潮，七十三岁，湖北枣阳县庄子山人，嘉庆元年三月率领所部人马在湖北襄阳黄龙垱起义。嘉庆三年五月，张汉潮率军进入陕西，初三日在陕西兴安发布了一道《告示》：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潮）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勿听传言，不分清浊，更见吾等旗衣俱白，目为黄金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营服孝之故尔。今真明天子已出，观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吾主本大明之脉绪，尔等皆大明之故民，独不思水源木本之报，扶老携幼，何必远逃，各存通权达便之见，尔小民目观吾等焚杀俱全，实非本帅本意，皆因尔等立卡房，助官血战。尔等实系真心逃难，各安本业，勿助官兵，勿结乡勇，吾自测（侧）隐难昧，拔救尔等同逃目前大难，得受吾主日后重思（恩），谨遵勿违。..这是研究白莲教川楚陕农民起义的极好史料。

《东宁陈氏番俗图》、《台湾风俗图》在大量的历史绘画中，有不少反映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绘画。如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就是反映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的形象记录，它最具历史的和直观的效果。惜前者已失传。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纸本设色，三十二开，其中反映社会风俗的十八幅二十四项内容，十八幅题词，植物十一幅，动物三幅，题跋三幅。每开纵25.9、横34.7 厘米，每幅题记文字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大同小异。除《台湾风俗图》外，台湾还有三种台湾风俗图。台湾省台北图书馆藏《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纸本设色，前一部分① 王芦荪：《渊雅堂集》。

② 《林茂供词》，《台湾档》七。

③ 《婆娑洋杂咏》，泰州新华书店抄本，1973 年。

④ 《杨轩供词》，《台湾档》七。

描写高山族的社会生活情况，计十二幅，就是《番社采风图》，后一部分描写台湾物产，计十二幅，就是《台湾采风图》，两者合在一起称为《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前一部分每图均有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另一种是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台湾图说》，纸本设色，共十八幅，第一幅绘的是高山族分布地理位置图，其中十二幅与台北图书馆所藏的前一部分完全相同，另有五幅不同。每图的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第三种是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台番内山番地风俗图》，绢本设色，共二十四幅，其中一大半是描写高山族社会生活的，也有几幅是前面几种都没有的，每图均有题记，比较简略，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

台湾高山族主要种植水稻，其“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①，而且耕田、种地以妇女承担，《东宁陈氏番俗图》题记说高山族“以女承家..番妇耕稼，备尝辛苦，或襁褓负子扶犁，男则仅供馌饷”。

高山族是“集通社阄定日期，以次轮获”。收割时，“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镰铚。或以车运，或以身担”。收割回来，各户“相劳以酒”。收成后，“于屋傍围以竹箙，覆以茅苫，连穗倒而悬之，令乾为粮”②。《图册·刈禾》画面上描绘的肩担车运正是高山族全社各户男女共同协作收稻的情景。

图册大部分描绘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东宁陈氏番俗图·番戏》就是描绘他们歌舞的情景，画面展现在高山族公廨前的空地上，一队高山族男女，各着盛装，手戴铁臂环，两耳穿孔，用篾圈抵塞，耳大垂肩。男子头着髻发，插雉尾及五色鸟羽。女子盘发，头戴纱头箍。男女皆戴贝制项珠。腰下以色绸锦缎重叠围之，另缀绮罗于肩之左右。男女皆光脚。他们翩翩起舞时，年长的高山族，一执羽幡，相引以为进退之节；一执锣，鸣金以为起止。跳舞时男女无定数，以手相挽而相对，举身摆荡，足下轩轻而应，循环不断，为两匝圆井形。正是黄叔璥所记：“携手环跳，进退低昂，惟意所适。”①高山族的婚姻比较自由，这时，大部分地区实行母系氏族的族外婚制，即“入赘”婚。女子受到重视，《台湾风俗图》题记云：“番重生女，赘壻于家，谓之有赚；生男出赘，谓之无赚。”女子长大之后，就“构屋独居”，每当月白风清之夜，高山族的麻达（未婚青年）吹奏着娓娓动听的鼻箫或口琴，在社内漫步。少女如果喜欢，就“和而应之”。“久而意谐，乃告父母”。六十七有一首诗描写道：“鼻箫清响遏行云，有女东墙侧耳闻，何心蕉桐传蜜意，数声吹出卓文君。”②①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

② 《东宁陈氏番俗图·刈禾》题记。

①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6。

②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所提供的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同胞耕耘、收获、纺织、围猎、筑屋、婚礼、娱乐、课读等生动场面，为研究高山族人民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风俗之珍贵的形象资料，是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的一部形象生动的社会生活史。

第二章　研究概述

第一节　辛亥革命（1911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

有清一代，私人不准撰写国史，只能论述具体问题，仅官方的国史馆、实录馆才能编写皇帝之实录和王公大臣传记，所以对清史的综合、系统、正式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清亡之后，即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①开始，由于清亡不久，对清史研究基本上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是一些前清遗老仍站在清王朝立场，为清帝歌功颂德，对其灭亡十分惋惜，蔑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主要表现在《清史稿》的纂修上。

妄图称帝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拉拢网罗了一些前清遗老，于1914 年成立了清史馆。当时的国务院申请立馆的呈文称：“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灿然，治具咸饬..。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势，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德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捐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帝特颁优待条文，崇功报德，无微不至。”故要为之修史，以报其恩。

当时的国务院聘请曾任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聘光绪进士任至湖北提学使的柯绍忞和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等一百余人为总纂、纂修、协修等。于式枚、缪荃孙等六人在联名合上《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公然申称：“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令之臣，固属前代所希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记载，足以信今传后。”这明显系欲借修史歌功颂德，以报旧主皇恩。①《清史稿》从1914 年开馆到1920 年写出初稿，1927 年第一次初版，后经改删，于1934 年再次出版，共五百二十九卷。1928 年国民党政府进入北京以后，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1929 年12 月，故宫博物院聘请部分专家审查《清史稿》，给它定上错误、罪状十九条：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颂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传表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简陋，忽略。他们认为此书作者“自翊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遂至乖谬百出，开未有之奇”，“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请列为禁书。②第二种倾向是带有革命党人偏激的民族情绪，抨击清皇朝，不少作者甚至把满族视为外族。较早出版之书是汪荣宝、许国英合著的《清史讲义》二① 本节参考了陈生玺、杜家骥著《清史研究概说》一书。

① 朱师辙：《清史述闻》。

② 朱师辙：《清史述闻》。

册。此书于191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分四编：开创时期；全盛时期；忧患时期；改革时期。作者认为，清朝的灭亡，系由于民族歧视和专制之压迫。作者明确指出：“其灭亡之原因，至为复杂，而最初之恶感，则在满汉待遇之不平，和厚己族虐使汉族，实为总因，加之前此诸帝之极端专制..而清所必亡也。”另一部书是刘法曾的《清史纂要》，1914 年出版。此书共七章，分为崛兴、极盛、衰弱、改革及灭亡四个时期。作者写道：清与北魏、北齐、辽、金、元诸外族入主中国者不同，它“传绪至二百余年，于西域拓疆，方域殆数万里，则前古外族占领中土未有之奇”。它之灭亡，在于残酷的民族压迫，从国初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惨无人理”，迄康熙乾隆之朝，“辄复大兴文字之狱”。

这一年（1914 年）出版的日本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影响更大，此书虽认为满族系外族，但“其统治得宜，享国历年之久”，远比元朝更强，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对清代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研究的学术著作。

另外，还有吴曾祺的《清史纲要》，上海文明书店编辑的《清鉴辑览》，黄鸿寿的《清史记事本末》（80 卷）等书，亦于1913—1918 年之间陆续出版。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史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代表作为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萧一山（1902—1978）江苏铜山县人，他读了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后，即以中国史学界未能写出一部清史而深为遗憾，于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历史系，发奋要写一部清史，1923 年写成《清代通史》上卷，起自后金建国，止于雍正，五十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1926年完成中卷，六十万字，1930 年出版下卷，三卷共约二百万字。1948 年萧一山到台湾后，对其书进行修改补充增订，共五卷，约四百余万字。

萧一山就读北京大学时，正值五四时期，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接受了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他在1923—1930 年出版的三卷《清代通史》中，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清入据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他将文化置于特殊的地位，统率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学术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他把民族革命置于首位，对与民族革命有关的秘密结社，如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叙述较为详细。这些皆是本书的特点。他自称“本书参考书籍，不下六七百种”，“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此书上卷出版时，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蒋梦麟、朱希祖，清华大学教授梁启超，日本教授今而龙等，纷纷为其作序赞扬。

此书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其受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影响太深，有些地方照抄《清朝全史》，《清朝全史》错了，它也跟着错。它的取材，多为转手材料。对一些史学界已证明纯系传闻附会之遗闻野史，如陈圆圆之事、顺治帝出家、雍正帝之即位及暴崩、乾隆帝为海宁陈姓之子，等等，此书仍坚持原述，不予更改。后来他在台湾出版的修改版中，又将北伐和抗日战争也写入，并作了错误的评述。

对清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工作且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孟森（ 1868 —1938）。孟森，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辛亥革命后当选国会议员，1923 年起专心研究清史，1931 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先后发表出版《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等论著。

《心史丛刊》包括《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董小宛考》、《金圣叹考》等十五篇文章。《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包括《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三文。《明清史论著集刊》是1959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共有四十四篇，收录了前述两书及其他文章，如《八旗制度考实》、《建文殉国事考》、《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清太祖杀弟考实》、《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等等文章。这些文章对清朝开国史和明末清初史的许多重大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分析论述和考证。《明元清系通纪》原名《清朝前纪》，已印出十六册，计九十余万字，系用明代的纪元叙述清朝的世系，起于洪武四年，止于嘉靖三年（1371—1524）。它论证清楚了清之先世和清朝兴起的历史进程，也说明了元明时期东北女真族的发展变化。《明清史讲义》是孟森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讲义，上册为明，下册为清。清史主要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四章，特别肯定了康熙帝削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收抚外蒙古、亲征噶尔丹的重大功绩，对雍正帝也作了“好名图治、于国有功”的正确评述。此书对清朝前期二百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简要叙述，为研究清史者必读之入门书。

总的来说，孟森提出、论述和解决了许多历史上存疑的问题，开拓了清史研究的一些领域，以及他所提倡客观求实的学风，成为辛亥革命以来清史研究之先驱者，形成为清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并且影响了后来的一批清史学者，如郑天挺、谢国桢、罗尔纲、李光涛、谢兴尧、商鸿逵、王钟翰等教授，使之进一步推动了清史的研究工作。

郑天挺（1899—1981），福建长乐人，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任北京大学教授、秘书长、历史系主任，后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著作有《清史探微》、《清史简述》等。《清史探微》收有《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释阿玛王》、《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后几种礼俗的变迁》、《清代的包衣制度与宦官》等文章，科学地评价了满族和清朝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清朝的历史。此后郑天挺又发表了一些新作，收入《探微集》中。郑天挺是继孟森之后最著名的明清史学者，其《探微集》和《清史简述》备受学术界推崇，蜚声海内外。

谢国桢（1901—1982），河南安阳人，历任北平图书馆编纂、中央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国桢既是明清史专家，又兼长于目录学和史料考证。有《清初开国史料考》六卷和《晚明史籍考》二十卷，著录了清朝开国史和南明史、清朝前期史的大量史籍，是两本具有学术价值很高的资料工具书。还著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流人开发东北考》、《顾宁人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等书。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 年以后，清史研究蓬勃发展，论著累累，进展迅速，成就远逾昔日。

建国后四十年里的清史研究，显现出五大特点。第一，人员众多。以前从事清史研究之人寥寥可数，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清史的研究室，而现在，比昔日人员增数十倍，并有一批专门研究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室，人员最多时达到二十四人，其中有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十九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也有一批研究清代民族、经济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特设清史研究所，研究者约四十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二十余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所，专研清史者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十余名，历史系亦有清史教授、副教授、讲师近十人。辽宁大学设立的清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吉林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北京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亦各有一些以研究清史为主的教授、副教授，每当开全国清史会或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时，与会代表通常都有一百余人。

第二，思想明确。大多数清史研究人员在继承严谨求实学风传统的同时，重视理论修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科学论著，力图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分析历史问题，理论探索和分析水平大大提高。

第三，史料丰富。清史资料浩如烟海，大多数清史研究人员长期辛勤搜集史料，阅读清实录、方志、文集、笔记、契据，特别是大力查阅以往罕为人用的巨量档案资料，发现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出版了许多资料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和反封建斗争》，合译的《满文老档》，一史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15 辑）及《历史档案》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档案系合编的《清代的矿业》，等等，这些都为清史研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史料基础。

第四，领域开拓。前人的研究虽也取得不小成绩，但总的来说，过去的清史研究仍处于开始阶段，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并不多，清史园地中仍有许多处女地。四十年来，情形大变，原有的重要问题在不断的深入，又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对一批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清朝开国史、清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的官制兵制与政治制度、康乾盛世、清太祖至乾隆帝等诸帝之评价、资本主义萌芽、租佃制、重大战争、社会生活、饮食文化、中外关系，等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五，成果累累。由于上述原因和清史研究人员长期努力钻研著述的结果，四十年来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专著、论文集和资料集，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逾昔日，在国际清史研究中也不落他人之后。现将1991 年前部分专著和论文集列述如下：清朝前史（入关前）：《清朝前纪》，孟森著，商务印书馆1930 年版，十四万字。《明元清系通纪》，孟森著，北京大学1934 年版。《清朝开国史研究》，周远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朝兴起史》，周远廉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三十四万字。

清朝通史：《清史讲义》，汪荣宝、许国英著，商务印书馆1913 年版，二十一万字。《清朝全史》日本稻叶君山著，但焘译，中华书局1915 年版。《清代通史》上卷，萧一山著，1923 年商务印书馆版，后陆续增补，196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共五册四百余万字。《明清史讲义》，孟森著，中华书局1981 年版。《明清史》，李洵著，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十九万字。《清史简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1980 年版，七万字。《清史简编》（上编），该书编写组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三十四万字。《简明清史》，戴逸主编，分第一第二两册，人民出版社1980、1984 年分别出版，七十二万字。《清史》（上编），郑天挺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四十七万字。《康雍乾三朝史纲》，朱诚如著，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二十一万字。

官制、刑法、科举、宫廷：《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张德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二十七万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李鹏年等编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三十二万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衍鎏著，三联书店1958 年版，二十四万字。《清代法制研究》，张伟仁辑著，第一辑，三册，一千五百余页，台湾永裕印刷厂1983 年印刷。《清代捐纳制度》，许大龄著，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50 年版，十万字。《清代宫廷史》，万依、王树卿、刘潞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五十一万字。《盛京皇宫》，铁玉钦主审，紫禁城出版社1987 年版，三十五万字。

军事、兵制：《绿营兵制》，罗尔纲著，中华书局1984 年版，三十一万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庄吉发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 年版，四十七万字。《明清战争史略》，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四十二万字。《清初军事史论考》，日本阿南惟敬著，东京甲阳书房1980 年版。《张献忠大西军史》，王纲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二十六万字。

经济：《清代租佃制研究》，周远廉、谢肇华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九万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罗仑、景甦著，齐鲁书社1985 年版，二十四万字。《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李文治、经君健、魏金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四十二万字。《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五十八万字。《清代经济史简编》，郭蕴静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杨端六著，三联书店1962 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著，分别为1956、1961年版。《清史治要》，黄冕堂著，齐鲁书社1990 年版、四十一万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陈支平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十九万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何龄修、刘重日、郭松义等六人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四十三万字。

民族：《满族简史》，本书编写组编写，中华书局1979 年版，十八万字。《满族史论丛》，莫东寅著，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十四万字。《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胡庆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二十万字。《准噶尔史略》，本书编写组编写，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杨学琛、周远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三十五万字。《清代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赵云田著，中华书局1989 年版，二十四万字。

中外关系、文化、学术、史料学及其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十九万字。《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编写，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二十五万字。《清人社会生活》，冯尔康、常建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三十七万字。《清代饮食文化研究》，林永匡、王熹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三十九万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黄爱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三十一万字。《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杨向奎著，齐鲁书社1985 年版，五十二万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36 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末清初的学风》，谢国桢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清史述闻》，朱师辙著，三联书店1957 年版，二十四万字。《清史史料学初稿》，冯尔康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叶显恩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二十六万字。

人物传记：《努尔哈赤传》，阎崇年著，北京出版社1983 年版，二十五万字。《努尔哈赤评传》，滕绍箴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三十万字。《清太宗全传》，孙文良、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3 年版，三十二万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周远廉、赵世瑜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三十六万字。《康熙大帝全传》，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五十一万字。《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四十五万字。《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杨启樵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年版，二十五万字。《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六十三万字。《乾隆传》，白新良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四十一万字。《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五十三万字。《贪污之王——和珅秘史》，冯佐哲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人物传稿》上编1—5 卷，清史编委会编，中华书局1984—1988 年版。

论文集：《心史丛刊》一、二、三集，孟森著，商务印书馆1916—1917年版，二十四万字。《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著，中华书局1959 年版，四十四万字。《探微集》，郑天挺著，中华书局1980 年版，三十五万字。《明清史论集》，李光涛著，上下两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 年版。《清史杂考》，王钟翰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二十六万字。《清史新考》，王钟翰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二十五万字。《履霜集》，戴逸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五十一万字。《清史论稿》，王思治著，巴蜀书社1987 年版，三十三万字。《档房论史文编》，韦庆远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三十四万字。《明清史辨析》，韦庆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三十八万字。《结网录》，来新夏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二十八万字。《燕步集》，阎崇年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三十五万字。《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 年），白寿彝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四十六万字。《清史论丛》1—7 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1986 年陆续出版。《清史研究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1—6 辑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于1980—1988 年出版。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朝。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溥仪退位，清朝统治全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加上其在关外的兴起阶段，共有三百多年。本卷论述的是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583 年起兵到1840 年这二百多年的历史。论述的下限所以止于1840 年，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史学界习惯于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分期界线，我们也采用了这一看法。

大概始自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往往被称为“满清”，清的统治有时被说成是“民族牢狱”，其实并非如此。清的统治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同时也是各民族上层所共同认可的政权。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继续。清有民族压迫的一面，有时压迫得很残酷，同时也有增进民族联系、发展民族关系的一面。从历史的长河上看，后者自然是历史的主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清和明，都属于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衰老，不说衰落，不说解体，这是因为衰老还含有一定的生命力，有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表现一定程度的坚强。好比说三国人物黄忠人虽老，黄忠的“宝刀不老”，这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清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但有过康乾盛世。当时的皇家，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奖劝农桑、平定叛乱，在政治上是有成绩的。对于清史上这一类的问题，应妥善处理。一方面要加以肯定，又一方面也要重视这类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当然，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上的重要问题，史学界对此争辩热烈。有的学者把这种萌芽的社会意义说得几乎是影响全面社会的新生产力，有的学者却根本不承认这种萌芽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萌芽是有的，但只存在于个别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还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要有分寸，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能说多少说多少，不要过份地推论。

在清代，科学和艺术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也产生了优秀的文艺作家。他们在世界历史上同一学科门类中，也是富有成果，毫不逊色的。这两方面内容，本卷限于篇幅虽然不能有详尽的论述，但也在书中给以适当的地位。

在外交关系上，清皇朝日益暴露了它的腐朽。当时，中国仍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蹒跚前进，西方英、法、美等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还急剧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抢掠人畜财帛，并频叩中国大门，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沙俄屡侵黑龙江地域，英使一再来华。嘉庆以后，鸦片大量走私倾销内地，保守落后的清王朝不识时务，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至国际地位日益低落，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关于清代的史料是很丰富的，有关清史问题也是很多的，当前清史研究的工作还处在一个新的起步阶段。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尚不能做出明确的论断，但我们希望本卷从总的方面能为清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乙编综述

第一章　后金兴起

第一节　金国英明汗首攻图伦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年方二十五岁的女真建州左卫枝部舍人努尔哈赤，忽然获悉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杀害的消息，悲愤欲绝。原来，这一年二月，明朝的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统军征讨建州右卫阿台，觉昌安虽与阿台是姻亲，为阿台之妻的祖父，但仍与其子塔克世随从明军作战。不料在攻陷阿台之古勒寨时，反被明军误杀。

杀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本欲向明朝讨还血债，但明皇帝拥兵百万，小小女真头人怎敢太岁头上动土，他只好归罪于图伦城主尼堪外郎，要求明臣执送此人。明朝边臣先前已因误杀而送回觉昌安、塔克世尸体，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都指挥使，认为这样事已了结。今见努尔哈赤索要仇人，遂勃然大怒，斥之说：“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女真之主。遂使尼康威望剧升，势力激增，“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连努尔哈赤之大、二、三伯祖及五、六叔祖的子孙，亦“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归附尼康。尼康又逼努尔哈赤投降。

祖、父惨死，家道中衰，部众叛离，族人变心，强敌威逼，灭门之祸即在眼前，怎么办？是屈于威势，跪地求降，还是奋抗强敌，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关键时刻，年轻的努尔哈赤果断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高举义旗，于当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率领少数人马，攻克图伦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的第一仗。

女真统一这时，女真各部分裂涣散，互相杀掠。《满洲实录》卷一（满文体）对此情景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译录如下：时各地之国为乱。满洲国之苏克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

《满洲实录》所记之女真三大系统，即：“满洲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是海西女真，“东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各系统又分为若干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广宽不等，这大大小小的数百个部落城寨的女真，人丁总共约有六至八万。

此时努尔哈赤只有三十丁，在建州女真中也只能算是一个微弱小部，不少部长如栋鄂诸部的一个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苏完部的一个部长三潭有部众三百户，另一苏完部长索尔果辖户五百。海西女真的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部，人丁马匹皆远远超过努尔哈赤。哈达首领王台曾辖地数千里，建州各部皆被迫归顺于彼。叶赫贝勒一再欲图侵吞建州。

在这群雄争长，兼并盛行，四面皆敌的险恶形势下，只有区区三十丁实力的头人努尔哈赤，怎样才能摆脱被征服的危险，确实是一大难题。至于要想力战群雄，威行各部，更是难于上青天。然而，奇迹出现了，这位有志青年，竟在三十来年的时间里，力挫群雄，完成了几百年未曾完成的统一女真各部的伟大事业，跃居“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的宝座。这一奇迹之出现，既非什么天命有归，也不是个别偶然因素所致，而是由于女真——满族正在兴起，努尔哈赤作为这一民族的杰出领袖，能顺应时代潮流，勇于进取，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统率本族人员，三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因而出现了这一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结局。

自元以降，三百多年里，女真人由于涣散分裂，先后隶于元、明君主之下，受尽了压迫剥削。明帝及文武官将，贱视女真，称其为“东夷”，任意欺凌，百般盘剥。史载明臣“藐视女真诸大臣，欺凌侮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苦害欺凌，千态莫状”①。更为可恶的是，明廷因女真“兵满万人，则不可敌”，而对其实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千方百计阻碍女真各部的统一，诛戮欲图统一之领袖。一百二十四年前，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建州左卫都督同知董山，便因骁勇善战，威行建州女真各部，反对明朝欺凌，并欲掳掠人畜，而伙同建州卫、建州右卫酋长，多次入边劫掠，致被明帝诱入京师斩杀。明军还征剿三卫，大肆烧杀掳掠。

广大女真人员深受明朝之害，吃尽分裂力弱之苦，切盼统一、强大起来，摆脱明朝奴役。努尔哈赤胸怀大志，奋发图强，适应了女真人的愿望，使其目标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竭力网罗能人，重用贤者，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之人。以助汗理政听讼统兵征战的“五大臣”而言，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善于以少败众，军功累累，所向无敌。“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费英东，智勇双全，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誉为“万人敌”。三十余年里，每战必“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安费扬古，屡败敌兵，克城破堡，勇冠三军，被赐号为“硕翁科罗巴图鲁”。扈尔汉、何和礼亦为能征惯战军功卓著之勇将。“五大臣”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4。

以外，扬古利幼年从征，“凡在行间，率先破敌，冲锋挫锐，所向披靡”，“行军四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功业绝特”。劳萨、图鲁什、巴笃礼、冷格里、萨穆什喀、阿山、吴拜等等，也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之猛将。就文臣而言，额尔德尼自幼明敏，精通蒙、汉文，从征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他遵照努尔哈赤的指示，借用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通行建州全境，为后金国的建立和满族的加速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誉为一代杰出人物。达海，九岁即通满汉文义，翻译了《素书》、《明会典》、《三略》等汉文典籍，并增补十二字头，于旧满文字旁加以圈点，使满文更为完善，被称为新满文，通行于后金。这些猛将文臣皆云集努尔哈赤麾下，同心事主，为贯彻其统一女真各部的总方针，而各尽所能，艰苦奋斗，终使经济发展，“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

努尔哈赤又采取了正确的用兵方针，“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这与兵法中“攻心为上”十分吻合。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二系降者编户，对于女真人员，不管是大军压境被迫归顺，还是交战失败，城寨陷落，不得不降，他都予以“恩养”，编户，不贬为奴，不夺其财，原系诸申（女真平民），仍为诸申，原是部长寨主，大多授予官职，辖其旧部人员。三是来归者奖。这对促使各部女真在努尔哈赤无敌军威的影响下率部归顺，起了很大作用。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各地女真头目率众来归者，就有二三百起之多，从而大大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过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在用兵顺序上，努尔哈赤的策略也很高超，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积极争取蒙古，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国发生正面冲突。他先进攻和招抚附近建州女真部落，并合为一，致使原来几十人之兵力发展到“骁骑数千”，再以此为基础，先攻海西四部中内讧激烈、国势剧衰的哈达，继灭乌拉，取辉发，最后才征服最强之叶赫，统一了建州、海西各部及部分“野人”女真。

八旗建制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语音译，意为“大披箭”。长期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厄真，华言主也）”①。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解散。这既是当时女真部落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了女真的分裂，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实行对待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 《武皇帝实录》卷2，页4。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陆续编立的牛录，定为三百丁为一牛录，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每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分别设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管辖所属人员。当时约有二百多个牛录。后金所有人员皆须编入旗下牛录。八旗额真之上，有汗总辖，努尔哈赤又分授子侄为各旗之主各牛录之主，这样一来，原来分散的几百个部落几十万男女老少女真及归顺的蒙古、汉人，皆统一编制起来。

八旗的诸申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披甲的比例，各个时期不尽一样，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百甲，多的时候达到一牛录出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一牛录出甲兵一百人。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八旗军队。

八旗制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还包括了征赋佥役等财经方面的职能。后金国筑造城寨，运送粮米器械木材石头，等等力役，皆按旗佥派各牛录人丁担任，官用粮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亦系各牛录提供，每牛录出十丁四牛屯垦闲地，收获粮食交纳公库，每年约能收粮食十余万石。其他用费，包括战时急需的军马和舟船，也由各牛录备办。史称其“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弁理争讼曲直之事”①。

八旗制又是后金进入辽沈前的特殊政权组织形式。牛录是基层政权机构，上为甲喇，再上为固山（旗）。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要执行汗的指令，佥派人夫屯田服役，披甲当兵，率领士兵战阵厮杀，又要遵奉汗谕，辖治属下人员。当时，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领正红、镶红两旗，阿敏主镶蓝旗，莽古尔泰辖正蓝旗，皇太极正白旗，杜度（努尔哈赤之孙）统镶白旗。统辖旗之贝勒称“固山贝勒”或“旗主贝勒”、“主旗贝勒”，一般简称为旗主。另外他的一些子侄则分辖若干牛录，隶于旗主贝勒之下。八旗各级额真既总隶于汗，又分隶于本旗旗主。

因此，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还包含了财、政、刑等各个方面的职能，它是满族的根本制度，也是进入辽沈前后金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对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八旗制的确立，标志着统一女真各部的宏伟事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此时，女真族辖地广阔，延柔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努尔哈赤便去掉原来先后使用的“淑勒贝勒”、“聪睿贝勒”、“聪睿汗”称号，改上新的尊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正月，八旗贝勒大臣集会，尊称努尔哈赤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年号为天命，国号“后① 李民奂：《栅中日录》。

金”（后来又改称“金国”），满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　明满关系

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的祖先，长期是明朝的属夷。六世祖猛哥帖木尔是女真建州左卫第一任都督佥事，其子董山袭承其职。董山的第二个儿子脱罗又袭父职，第三子石报奇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亦系明帝属臣。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前后，袭承了祖父觉昌安的都指挥使。为了摆脱人少兵弱四面皆敌的困境，利用明朝的威势，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公开冲突而遭其征剿，影响统一女真的事业，他长期向明朝进贡效劳，擒斩扰边酋长，送还被掠汉民，口口声声宣称忠于明帝，要求晋升职衔。

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擒斩掠明女真首领克五十，献送明朝，命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明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官据此奏称，努尔哈赤原系都指挥，祖父向导有功，本人忠于朝廷，且“势最强，能制东夷”，应准其请，以便“制东夷”，帝从其奏，命授为都督佥事①。这是努尔哈赤得受明帝“殊恩之始”，使他成了合法的建州之长，为他扩充势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人评论此事说：“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遂雄长诸夷矣”②。

努尔哈赤对此既非常高兴，又不满足，还想继续高升，居于大小数百部女真酋长之上，便要求得到“龙虎将军”的封号。龙虎将军，是明朝武官的正二品散阶。有明一代，在此之前，只有曾经威行数千里辖治建州、海西女真各部的哈达名酋王台，得授此勋衔，使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真都督。努尔哈赤也想谋得此衔，于万历二十年进呈奏文，“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可能是因其势力不大（还未完全统一建州女真），没有达到目的。

努尔哈赤并不罢休，继续努力，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仍和过去一样，即竭力表示忠于明帝，甘为臣仆，永作顺夷，具体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一为保塞安民，不掠不盗；二系送还蒙古及其他女真酋长掠夺的人口，邀功讨赏；三是奏请出兵“征剿倭贼”，助明抗倭援朝；四系频繁入京，叩拜明帝，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的九年之内，他竟五次亲自入京朝贡；五为笼络明朝官将，对一个小小的明游击，他也尊称其为“游府老爷”，再三恭维奉承。他对坐镇辽东三十年，屡建奇勋，“威振绝域”的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更是百般迎合，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因而使其受骗，受其关照，时人称“建酋与① 《明神宗实录》卷215；沈国元：《皇明从信录》。

② 茅瑞征：《东夷考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成梁谊同父子”，“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这些措施极为有效，他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如愿以偿，得到了“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大酋长。这样，为抬高其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萨尔浒大捷随着统一女真部落的顺利进行和由此而来的军力强盛，努尔哈赤愈益受到明朝一些官将的怀疑，对其统一事业不断加以干涉和阻挠，双方争执频仍，关系恶化。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2）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七大恨”为：明兵杀害努尔哈赤之父、祖；明违誓出边，“护卫叶赫”；“伐木之争”；明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聘定之叶赫美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明国不许后金收割其兼并之哈达地方粮谷；明使出言不逊，侮辱建州；明国责令努尔哈赤退还哈达，恢复其国。“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系明廷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要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因而激励三军将士奋勇冲杀，攻下明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击杀总兵张承胤，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军经略杨镐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伐。议定兵分四路，西路出抚顺，是全军主力，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原总兵赵梦麟为副，官兵二万余名；北路从靖安堡出边，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叶赫兵二千随征；南路从鸦骨关出边，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二万余；东路出亮马佃，总兵刘铤为主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二千，为十万零三千余人。

明军的目的，在其“擒奴赏格”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①“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酋”，是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这就是说，明军此次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消灭整个建州（实即满族），① 《明神宗实录》卷578。

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明军十万，号称四十七万，火器数万，声势浩大，后金女真总共约六万丁，即使全民皆兵，也只有兵六万，少于明，而且使用弓箭刀枪，没有火器，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明军占居优势，似乎明军是定胜无疑了。然而，战争结局却出乎明帝意料，十万大军竟惨败于八旗劲旅手下。

明军兵分四路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进攻后金首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内）。努尔哈赤早已料定明军必来，加紧准备，从容应战。尽管明朝大军压境，兵多枪多炮多，但后金全国上下人员却毫不惊慌。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有三，一为保家卫族，只有战必取胜，别无他路。女真满族长期遭受明朝政府残酷压迫剥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满人“苦害欺凌，千态莫状”①。这次明军来剿，不将其打败，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被斩尽杀绝，八旗官将士兵也难逃一死，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具有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的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拚死抗敌的强烈斗志，故对重兵压境无所畏惧。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国和满族正处在兴旺发达的上升勃兴阶段，昔日分裂的女真各部，今朝归而为一。满族迅速形成并急剧发展，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明朝大将，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为重创明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十三甲起兵以来，努尔哈赤基本上在战场上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他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之短，以少胜多。明军二十万（当时后金以为明军是二十万）虽分四路，但又不是完全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合攻都城，如果后金分军迎战，每路一万多旗兵对抗十万明军，很难抵挡，更不易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②，撤回各屯寨士卒，集中使用，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首先迎战明主力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八旗军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地生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此，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明军之短，设下埋伏，诱敌入围，突然奇袭。

明军西路主帅杜松，出身于将门之家，兄长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屡建军功，升① 天聪四年后金木刻揭榜“七大恨”。

② 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且秉性清高，不贪财，不怕死，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但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努尔哈赤设下埋伏，诱其轻骑奔驰，进入伏中，即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兵力，勇猛冲杀，于三月初一日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所在地）迅速消灭了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于第二日在尚间崖击败北路兵，主将马林总兵匆忙逃走。努尔哈赤又命大贝勒代善统军迎战明东路刘铤军。代善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之“号矢”（令箭）驰至明营，诈称杜松已抵酋城，催军往援。刘铤虽系勇将虎子，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又久经征战，颇谙兵法，军功累累，升至总兵官，但因害怕杜松“独有其功”，使己“宿名顿坠”，遂听信其言，督军迅进，陷入伏中。代善挥军猛攻，斩杀刘铤，全歼明军，逼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投降。明军南路因奉经略杨镐回师之檄，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北，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①。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惨败而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天命四年（1619）六月，八旗军轻取被称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的开原重镇，斩杀总兵马林等官将；七月克铁岭，生擒助明之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八月灭叶赫，编降民万余户，后金军威震天下。

进据辽沈八旗劲旅于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胜于萨尔浒，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为轻取辽沈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此时，明国出现了严重危机。一是朝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昏君神宗朱翊钧在“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的形势下，仍然不理朝政，不见长跪门外求见君主的文武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庸相方从哲唯知顺从帝意，不谙治政用兵，无法应付危局。二是残兵败将，畏敌如虎。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呈报辽东军情说：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号称兵强马壮之辽东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且“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且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不能运送粮草，至全军严重缺粮①。残存兵将怯战畏敌，就连熊廷弼和时人推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甚疏》。① 《明神宗实录》卷585；《明熹宗实录》卷1。

崇为“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有大将之才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奉旨援辽时，也一再拖延行期，安坐甘肃，“惮于援辽”。第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末，开原刚陷，中固、铁岭、大奠、叆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城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赞画刘国缙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余名，分发镇江、清河等处防守，很快就大部逃走，只剩下老弱残兵三千余名。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臣，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视朝②。连庸相方从哲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辽左丧败之后，虽有伤残之卒数万，“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俱无”，“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③。

以上事态表明，在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至十一月的数月内，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据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气力，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错过了轻取辽东的大好良机，这可为明国提供了转危为安的有利条件。

明辽东经略熊廷弼，有胆有识，才华横溢。虽系文官，由进士擢御史，但他因边患孔亟，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材”。他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被擢任经略后，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毫不畏惧，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亡的艰难重任。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思逃，官员皆惧前往沈阳，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兼程前进，抵沈阳，复乘雪夜亲赴邻接建州的抚顺城。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他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因而安定了民心，“人心复固”。

第二，制定了正确的抗敌方针。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等六处险要地方，画地而守，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敌御，大敌互相应援，辽阳设兵二万，策应四方。这是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昂，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风如火”，敌不及防，片刻即亡，但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长于野战，短于攻坚。而明军虽大败之后，斗志不旺，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地，据险扼守，② 《明神宗实录》卷586。

③ 《明神宗实录》卷586。

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弱点，发挥枪炮的威力，守住城堡，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第三，征兵调将，赶运粮草，打制器械，修建城池。他屡上奏疏，多方催督，很快就改变了兵少疲弱的状况，从区区三四万败残之卒，发展为拥兵二十万的庞大军队。他奏发京城大炮数千位，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二三位。他大修城池，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又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又掘与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井之后挖有四道大濠，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时人称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①。

熊廷弼还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死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由于他精心安排全力奋斗，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将、马、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②明国本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继续增强实力，巩固边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极，竟自毁长城。熊廷弼因功高过人，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不逢迎权贵，不受压于科道，招致了一批夸夸其谈的言官不满，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臣武将，内阁、兵部对彼亦颇有意见。御史顾三元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奏其破坏辽阳。明帝遂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革廷弼职，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经略。袁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短于用兵，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敞开了方便之门。

金国汗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略易人，于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

三月十二日亲率五万大军进攻沈阳。此时沈阳有守兵二万余、援兵四万余，比金兵人数还多，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死守，不会轻易失陷。努尔哈赤见机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方针，于十三日派羸卒挑战，诈败诱敌。行武出身的勇将明总兵贺世贤中计，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身中四矢，兵败返回，城中闻贺战败，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贺世贤战死。后金兵乘势猛攻，打下沈阳，尽歼守兵。努尔哈赤又先后分击明之两路援兵，川兵万余先败，全军覆没，另一支援军三万仓皇逃窜。一日之内，努尔哈赤败敌六七万，攻下要① 《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② 《明熹宗实录》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镇沈阳。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兵不满万”，“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阳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断绝”。努尔哈赤本可轻骑夺城，但他却屯兵沈阳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与兵将，先行押回建州，于三月十八日才开始出发，十九日中午抵达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这一空隙，飞速征调援兵，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论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墙坚固，池深水满，熊廷弼在任时曾准备了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重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兵数百人，其余炮亦重一千余斤、二千余斤，威力也很大。如果袁应泰熟谙兵法，调度有方，据城死守，辽阳不会失陷。设若努尔哈赤不讲策略，一味猛攻，以弓矢对枪炮，用血肉之躯强登高城，伤亡必大，难以克城。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中，统帅决策和指挥的正确与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据朝鲜文献记载称，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眼看大势将去，努尔哈赤在这十分险恶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立即严正宣布，“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匹马独进”①。这种斩钉截铁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转怯为勇，知难而进，军心大振。

努尔哈赤又派遣少数人马挑战，引诱敌人，明军果然中计。袁应泰本已与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此时见金兵很少，“其骑可数”，遂因“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等五位总兵官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原已畏敌，至是又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挥军“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走”，“军败多死”。金兵连续猛攻，原先派入之“奸细”从中内应，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辽河以东镇江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过了十个月，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又统军大败明军于平阳桥，降广宁，再获大捷。八旗军进据辽东，伺机西征，努尔哈赤成为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强大金国君汗了。

宁远之败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离都城沈阳，亲征明国。

此时，明的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形势皆十分恶劣，正是金国进取的极好时机。四年前明军大败之后，天启帝授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部务。孙承宗才华出众，荣中榜眼，精通兵法，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史料》）第3147 页。性洁志高，救国心切，不畏艰险，力挽狂澜。他奏陈抚蒙古、恤辽民、重将权、选边将、简京军、开屯田诸策，并奏准以原官督山海、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亲主辽事。他惩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练士卒，筑城堡，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整，使辽东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明朝的重大变化。《明史》论其功绩是：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①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焕和猛将满桂，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613）进士，授邵武知县，有胆略，好谈兵，常向老校退卒谈论塞上事，知边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败没，崇焕正因朝觐在京，被破格擢兵部职方主事。在人心汹汹争相逃溃之际，他却单骑出阅关内外，还朝后具述关上形势，慷慨宣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奇其才，遂升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不久，改为宁前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代替熊廷弼任辽东经略，议于山海关外八里修筑重关，役夫四万，袁崇焕力言其非。孙承宗采纳其议，罢之，并依崇焕议，筑宁远城，承宗“益倚崇焕”。崇焕“内附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宁远城筑造得十分坚固，曾经一度荒凉残破的宁远，变成了“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的关外重镇。

满桂，原为蒙古人，幼入关内，居于宣府，早年从军，屡立军功，升至喜峰口参将。承宗巡边，见桂，壮其貌，与谈兵事，对其才干甚为惊奇，立擢副总兵，领中军事，不久又遣其与袁崇焕同守宁远。满桂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助崇焕苦心经营，将宁远建成重镇，军民增至五万余家，承宗奏上其功，擢都督佥事，加总兵衔，领后部兵一万五千名。

经过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等人和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辽东形势迅速好转，本可确保关宁安全，再伺机进取，收复辽沈。然而，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又自伐栋梁。昏君明熹宗宠信太监魏忠贤，朝政极端腐败。承宗欲劾除魏珰，被魏忠贤唆使党羽，连疏劾孙，迫使孙承宗于天启五年十月致仕，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辽东经略。

高第胆小如鼠，畏敌如虎，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诸城防守兵械器具，尽驱屯民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高第还曾命令撤宁远、前屯两城，袁崇焕拒不从命，理直气壮地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虽然顶住了高第的乱命，未曾撤退，但宁远已成孤城。这种情形，正为金军席卷关外，进逼山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次战争却是另一种结局，金军于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渡过辽① 《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河以后，明锦州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宁远城下。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挥军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车、牌、勾、梯、箭全至，万矢齐发，“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蝟”，奋力攻打，不克，第二日攻，伤亡更重，二十六日再打，亦不能下，无奈，只好于二十七日撤退，金军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亦负伤，这是他起兵四十二年以来第一次战败，而且可以说是惨败，明军则打了第一个大胜仗。

为什么明国朝政昏浊，宦官专权，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兵无斗志，民心惊慌，危机深重，本来似乎已经注定关外四百里定将丢掉，宁远孤城必难保住，金兵可以轻取宁远占有全辽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明胜金败的结局，乍看起来，颇为离奇，仔细观察，这也不足为怪。努尔哈赤进攻宁远的失败，有其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明军而言，固然万岁、九千岁（魏忠贤）、宰相、经略等人均系昏庸之辈，武将也大都贪生怕死，一战即逃，但也有仁人志士，也有智勇双全忠贞不屈之臣，广大军民更有抗战保国之心，只要统帅得人，是能领导军民击退金兵进攻的。宁前道袁崇焕就是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杰出领袖。

袁崇焕临危不惧，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镇静自若，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第一，力增守兵。宁远兵士原并不多，崇焕将右屯等城及城外士兵撤回，同守宁远，兵数增至将近二万。第二，确定死守。他召集各将商议抗敌方略。总兵官满桂、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皆认为不能和金兵野战，而应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祖大寿遂建议塞门死守，众将赞同，议定。第三，激励将士。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对将士下拜，众皆感动，“将士咸请效死”，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金兵决一死战。第四，发挥火炮之长。他采纳王喇嘛的建议，将西洋大炮撤入城内，装在城上，布满各种火器，准备了大量弹药。第五，分工负责。他调配各将各负其责，满桂提督全城，兼管东南，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同知程维楧“查察奸细”，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备办物料，诸生守巷口，禁止乱行，“有一人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他又檄告后面前屯卫、山海关守将，凡有宁远兵逃来，就地格杀。第六，坚壁清野。尽焚城外房舍、积刍，将外城腾空，城厢商民尽迁入城。

兵将商民同心抗敌，战守调配周密妥当，袁崇焕又临战指挥得宜，大显枪炮火器威力，“一炮歼虏数百”，“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打死北骑无算”，守兵猛扔火球、火把，烧毁战车。亲睹战况的朝鲜译官韩瑗记述其情说：崇焕预空外城，诱入金兵，双方战酣之时，自内城各堞之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又放大炮”。“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①这样智勇双全、忠贞无畏的统帅，这样拚死杀敌的广大军民将兵，谁能击败！这是金军败于宁远的一个根本因素。

另一重要因素是，努尔哈赤在军国大政和用兵之道上犯了严重错误。从天命五年尤其是六年三月进据辽沈以后，在治理国政上，他犯了三大错误。第一，从“恩养尼堪”（尼堪，意为汉人），恩威并行，转变为敌视汉民，全面镇压，滥施屠杀。他屠复州，禁逃亡，大捕“无谷之人”，大杀反金人员，丧尽民心。第二，从任用依赖汉官，转变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连其孙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这样忠心效劳于金汗的降将，也因直言进谏，他都要怀疑，一度将其革职，拘其族人，其他汉官怎不寒心，谁敢忠谏，谁愿献策？第三，内争迭起，疑案纷生，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八旗贝勒而言，四大贝勒中，大贝勒代善被废去太子之位，二大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训斥，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母金国大福晋无辜被休，四大贝勒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训斥。纠纷之多，争夺之剧，使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八旗高级官将，如督堂、总兵官扈尔汉、阿敦、乌尔古岱、巴笃礼，大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难辨是非，错上加错，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逃徙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腾贵，出现了人相食之悲惨局面。这样的背景，怎能进行长期战争，攻克兵民誓死抗敌的金城汤池。

而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国军民的态度。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在辖区内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好放心地对外用兵。残酷的民族屠杀政策无疑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因此，一听金兵来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迁，不愿留下受死。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通判金启倧、袁崇焕的家人罗立，都因燃炮猛轰金军而以身殉国。五十健丁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兵战车。像武举人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死节。①在军事上，努尔哈赤也有不少错误。他屡败明军，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惰，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②。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攻宁远时，沿袭故技，战术陈旧，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毬，而袁崇焕却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克敌之弱，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弓矢①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载李肯翊：《燃藜室记述》。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7、32、51、54、61、66；《明熹宗实录》卷70。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1。

刀戈，以坚壁清野来制服掠粮养军的清兵，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杀。双方军事统帅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努尔哈赤被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袁崇焕又遣使备礼物致谢努尔哈赤说：“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愤恚，“大怀忿恨而回”③。

战阵劳累，受挫生气，忧愁难眠，积恨成疾，兼之宁远之战受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③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转引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

第二章　清的确立

第一节　宽温仁圣皇帝

转危为安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①。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①。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②。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不仅打乱了统治秩序，而且使农业劳动人手极端缺乏，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据史载：“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伊尔根（即百姓）亦有食人肉者”。“一头骏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好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段值银一百五十两，一匹毛青布值银九两。盗贼蜂起，盗牛马，杀人为乱”③。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4、66。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 《清太宗实录》卷10，页12。

③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二是军力削弱，难求进展。宁远之败，损伤惨重，影响了将士锐气。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为报父仇，振奋军心，亲偕诸贝勒统领六万大军，围攻锦州，虽然城中明兵只有三万，但凭借坚城枪炮，拚死抵抗。皇太极挥军猛攻，亲自披甲带领侍卫疾驰进击，诸贝勒大臣兵弁亦奋勇冲杀，但由于明军猛烈还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力战负伤，八旗将士“损伤甚多”，不得不撤围回师。明人称此战为“宁锦大捷”。两次失利，大伤元气，使得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锐气顿减，斗志不旺，害怕打仗，“皆怯于攻城”。①第三个大难题是，内争尖锐，君权微弱。皇太极虽然被尊为天聪汗，但其实权远逊于汗父。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皇天任之，是“天任之为汗”，八旗大臣官将固然由其任置，即“汗任之为大臣”，就是贵为一旗二旗之主的旗主贝勒、大贝勒，也系汗之封授赐与，八旗所有人员，最终统归汗辖，而皇太极之为汗，却系由诸贝勒“任置”的。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八旗贝勒中，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最有势力继位为君。他身为正红、镶红两旗之旗主，他的亲侄杜度掌镶白旗，他的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率军厮杀的勇将，前三人和杜度还是“执政贝勒”。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按照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诸贝勒“任置”，他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此时皇太极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通常被称为四贝勒，其长子豪格只有十七岁，二子、三子已殇，第四子叶布舒还在母腹中，他仅能与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相提并论，其人丁兵将势力皆不如代善，也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位同母所生之三弟兄。

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三岁，固然是年轻和年幼之人，但阿济格、多铎已是正黄、镶黄两旗之主，多尔衮也辖有十五个牛录，且是汗父生前许愿的“全旗之主”，三弟兄之母又是机警过人的大福晋阿巴亥，显然是很有希望继位为汗。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贝勒代善竟然让贤，在其子岳讬、萨哈廉的建议下，提出立皇太极为君，皇太极才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并由汗、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金国，朝会之时，亦是汗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皇太极只不过是四大掌权者之一，并非言出令行至尊无上的君汗，金国由八旗旗主共掌和分治。这样，内争必烈，各贝勒之间不相上下，君权微弱，极不利① 《清太宗实录》卷2，页42；卷5，页33。

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

周边形势同样不妙。西边明国，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歼灭满洲。明帝擢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委以关外大权。袁崇焕“锐意恢复”，缮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遏制金兵攻势，伺机复辽。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诸部，大都与明相联，敌视满洲。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力图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再建大元王朝，兵强马壮，称雄各部。当天命四年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声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居高临下，恃众压寡，警告后金不要夺取广宁。他接受明朝每年赏银上百万两，助明对抗满洲，并经常裘掠与金友好的科尔沁蒙古各部。喀尔喀五部贝勒原曾与努尔哈赤盟誓共同对明，但他们听信明朝之言，受其银两衣帛，遂背坏誓约，“以兵助之”，经常掠金人畜财物，袭掠墩军，献首于明，领取奖银。天命十一年正月宁远之败后，喀尔喀五部以为金兵“将尽，遂决意助明朝”，移营逼近金地，带来严重威胁。南邻朝鲜，世忠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明遣大军入朝，助朝抗倭，双方更为友好亲切。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发兵一万三千随征，后又大量收容逃入其境的辽民，供应驻于其皮岛之明朝总兵毛文龙部下食粮，毛文龙由此地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不得安宁。简而言之，金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一旦明军大举进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及毛文龙，必将响应，四面围攻，金国很难抵挡。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皇太极，毫不畏怯，勇敢地挑起了使金国转危为安继续向前的重担。他一即位，便首先在改善内部局势稳定统治秩序上，采取了几项大胆的关键性改革措施。第一，赦免欲图叛逃之罪。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即登基后第四天，他颁诏国中：“凡汉官富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首，概不究问。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首告亦不究。”

第二，释放庄丁为民。九月初八日汗谕：“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命其分屯别居。”实录编纂官就此事阐述说：“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自上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①第三，停筑城，禁扰民，各耕其田。九月初七、初八日，汗两次下谕：先时明知劳民，而营建城郭修筑边墙者，以固吾疆圉也。今八旗田土移易已定，自后不再新筑城郭边墙，田土不再移改，“各粪其田”。汉人与满洲同样差役。贝勒大臣及其属下人员出外之时，自备行粮，禁食民间牛羊猪鸡。贝勒大臣不许骑汉官马匹，不许取汉人鹰犬，不准勒买器物和至汉人家饮① 《清太宗实录》卷1，页7。

食，违者治罪。①这就根本上取消了努尔哈赤晚年镇压和加重剥削汉民的主要弊政，对缓和满汉紧张关系，稳定国内秩序，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②他还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初擢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出宁完我于包衣，召直文馆，久预机密，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其后，他又以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因此，命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汉军旗，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③这样，汉官才基本上安下心来，尽心竭力为金汗效劳。

皇太极深知，汗父以武开国，没有武功，军威不壮，就不能创业建国，也不能定国安邦，更不能拓疆辟地，席卷全辽，进取山海，故连续进行征蒙攻朝袭明的战争。

皇太极即位之后一月余，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五部之扎鲁特部，别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往袭喀尔喀五部之巴林部，驱逐哨兵，纵火燎原，以张声势。代善等飞奔疾驰，大破扎鲁特部，擒其巴克等十四位贝勒，斩杀鄂尔寨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冷格里等亦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皇太极看准了林丹汗是他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蒙古奈曼、敖汉诸贝勒“因察哈尔汗不道”，于天聪元年（1627）“举国来附”，皇太极举行盛宴，隆重款待。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欺压掠夺，于天聪元年底至二年初，组成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消灭了林丹汗驻兵四万及其派往明国张家口领赏的三千士卒，联军伤亡亦重。喀喇沁部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欣然允诺，“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共击林丹汗。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不伦地方（大凌河上游），飞速闪击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挫了林丹汗锐气。接着，他于九月，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军队，征调联盟、归附的① 《清太宗实录》卷1，页8。

② 《清太宗实录》卷1，页6。

③ 《清太宗实录》卷17，页11。

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来会，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驰击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俱克其地，又遣精骑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一征林丹汗取得了初步胜利。

皇太极又兴兵攻朝鲜。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誓言规定朝鲜国王尊金汗为兄，己居为弟，春秋两季向金汗纳贡，金国使臣前去，按过去接待明朝使者之例对待，不得“与满洲记仇，修筑城池，操演兵马”，断绝与明国的关系，只与金国往来，辽民逃入朝鲜，立即送还。若违誓言，金即发兵征讨。

在皇太极勇于进取和正确指挥下，经过八旗贝勒大臣将士的奋勇冲杀和艰苦努力，仅仅两年，便解除了四面受敌之困，国内形势稳定，八旗劲旅再显雄威，士气大为振作，金国终于转危为安了，并为下阶段的迅速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逼明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 1629），由危转安的金国，正处在前进路上的重要关头。此时，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战告捷，奈曼等部陆续来归，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在平庸之辈看来，可以暂停厮杀，放马归山，安享太平之乐了。然而，这毕竟是肤浅之见，只有几万男丁的女真——满洲，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拥兵百万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前进，必衰弱，三十几年过去，难免灭族灭种之祸，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好些马背上民族曾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以少胜多，然而，曾几何时，坐享其乐，锐气全休，终于销声匿迹。此路断不可走。

若要前进，去向何方，明与蒙古，以谁为先，金国上层人员对此颇有分歧。有的主张先攻蒙古，也有人则主攻明。攻明固然可获大利，但困难不小，风险也大，闹不好，再来一个宁远之败。天聪汗皇太极与八旗贝勒大臣经常为此穷思苦索，最后，皇太极决定，“亲统大军伐明”，并调集蒙古各部会师。

天聪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军到达辽河，立营，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奈曼、巴林、敖汉等部奥巴等数十贝勒相继率兵来会。皇太极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向谁用兵。他说：明国屡背盟誓，察哈尔残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与会者有的认为：“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说：“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应当征明，遂统大军向明境前进。

不料，过了五天，发生了波折。十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在行进途中秘密相议，晚上进入皇太极的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代善、莽古尔泰提出回兵的根据是，攻明太危险了。劳师远袭，若不能进入明边，则粮匮马乏，欲归不得。纵使入边，明国会合各路兵马围攻，则寡不敌众，且恐明兵自后堵截，断绝归路。

代善、莽古尔泰反对远征，使皇太极十分为难。第一，两人所论，并非毫无根据。金军大约五万余人，而明国仅山海关内外就驻军十余万，北京册载官兵数十万，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官兵，总数超过金兵十几倍，确是代善所说，众寡悬殊。三年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进攻宁远，败于不到两万人的守兵。两年前天聪汗又率兵五六万，再攻宁远及锦州，又未获胜，将士死伤甚多。如今想以五六万之众，越边飞袭，千里远征，胜负实难预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时将欲归无路。此论一传，八旗贝勒大臣之中，定会有不少附从之人，军心一动，战难必胜。

第二，代善、莽古尔泰非等闲之辈，亦不是纸上谈兵之人。他俩早年从征，下抚顺，战萨尔浒，取开、铁，据辽、沈，入广宁，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代善还是具体指挥萨尔浒战役的三军统帅，他俩所述，应是经验之谈，不能轻易置之不理。更使皇太极为难的是，他俩是大贝勒，是“任置”天聪汗的主要人物，金国军政大事是由他俩与二大贝勒阿敏及天聪汗共同议处的，此时阿敏留镇沈阳，则全军由他俩与汗共同统率，三票之中占了两票，皇太极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尽管皇太极高瞻远瞻，雄才大略，决心冒险远征，彻底扭转战局，但面对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反对，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其议，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尔泰见事已定，遂各回己营。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方进入幄中，见汗闷闷不乐，沉默无言，岳托问道：汗与两位大贝勒所议何事，请告，今诸将皆集于外，等待汗谕。皇太极十分失意地说道：“可令诸将归帐，我谋既不成，何必等待”。又命文臣将欲发军令不必宣布。岳讬等惊问何故。汗密谕：大贝勒恐深入遇险，要撤军回辽，“固执不从”。岳讬等贝勒劝汗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至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不坚持己见。议至子时，方定前进征明。

雨过天晴，皇太极非常高兴，统领大军迅速前进。他总结了前两次战争的教训，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决定绕过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明国防守松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内。大军一分为三，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明边，于十月三十日会师于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随即急速向北京推进。金军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二十日进逼燕都。

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阳。

此战被明人称为“己巳之役”（己巳为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干支年号），历时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长城，进入明境，势如破竹，席卷长驱，千里奔袭，直抵北京城下，讨斩杀、擒获、逼死明督师、经略、总兵、副将、巡抚多人，“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统一漠南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日，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

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悫，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人赴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①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②。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①。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衮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① 《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

② 《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34、35、36。

① 《清太宗实录》卷12，页5、6。

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①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他谕告诸贝勒：“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②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③。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固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①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改元崇德① 《清太宗实录》卷5，页2、11。

② 《清太宗实录》卷17，页5。

③ 《清太宗实录》卷21，页2—6。

① 《清太宗实录》卷22，页19—21。

皇太极在实现削弱和兼併明国这一主要目标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天聪五年（1631）八月，他统率八旗劲旅及外藩蒙古兵数万，围攻大凌河城，大败来援明兵四万，重重围困，历时三月。“城中粮竭，商贾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守将总兵祖大寿被迫率部于十月二十八日出城投降，但随即用计逃走，坚守锦州。天聪七年，金兵万余取旅顺。

天聪八年六月至九月，皇太极统兵九万，绕道内蒙，从长城北部独石口、得胜堡、龙门口、尚方堡诸口入边，突袭宣府、大同地区，先后攻克代州、保安州、灵丘、崞县等州县，蹂躏宣、大地区五十余日，“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台堡之人俘斩甚众”，军威远扬，“明之边吏震恐”，京师戒严，“明国官军曾未有一人敢出战者”。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率兵马船炮来归。

与此同时，他积极招抚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索伦、虎儿哈、萨哈尔察诸部，并于天聪八年用兵于黑龙江上游地区虎儿哈各部，“尽克其地”，七千余名虎儿哈人归顺。

在提高汗权抑制贝勒这一至关重要的内政问题上，皇太极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天聪二年三月，以镶白旗旗主阿济格贝勒为亲弟多铎说婚细故，将这位刚强、鲁莽、勇敢的贝勒废黜，改以其年仅十五岁的弟弟多尔衮继任，减少了两白旗对新汗的威胁。天聪四年，以二大贝勒阿敏在八九倍于己的二十万明军猛攻下，放弃关内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个孤城，而兴大狱，给其定上轻君、谋位、败退等十六大罪，将这位最危险的汗位威胁者幽禁终生，尽夺其所属人口、奴仆、财物和牲畜，给予一向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使其继为镶蓝旗旗主。

天聪五年八月，攻大凌河城时，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以本旗兵士死伤多、差役多，和皇太极论理争辩，盛怒之下，“揽所佩刀向前，以手频摩其柄”，被议定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罚银万两。第二年正月，他正式废除汗与三位大贝勒并坐受朝的旧制，改为仅己一人南面独坐。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病故，其弟德格类继为正蓝旗旗主。九年病逝后，其属人首告两位贝勒及其妹莽古济格格曾对神发誓，欲图谋害君汗。皇太极再兴大狱，诛莽古济格格和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及其同党屯布禄、爱巴礼与两人之亲友兄弟子侄，莽古尔泰另外六个儿子及德格类之子邓什库等，俱降为庶人，黜宗籍，属下人口财产入官，以其正蓝旗附入已之正黄、镶黄两旗。皇太极遂亲领三旗，处于绝对优势。

同年，他又召集诸贝勒、大臣，历数大贝勒代善对君不敬之过，宣称将杜门不出，让诸贝勒另举强者为汗，实际上是示意要八旗贝勒大臣议处代善。在皇太极势力已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诸贝勒大臣当然要唯其马首是瞻，故谴责代善欺君妄行，议革其大贝勒名号，夺十牛录，罚银万两，其子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罚银千两，萨哈廉贝勒罚银二千两，夺二牛录。皇太极为示宽厚，命免革名号，发还其十牛录及萨哈廉二牛录，余依议。①在国势增强、君汗权大的形势下，皇太极不满足于称汗了，要和明帝分庭抗礼，尊称为帝。天聪九年十二月，外藩蒙古察哈尔、科尔沁、扎赖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土默特、扎鲁特、阿禄、翁牛特、喀喇车里克、喀喇沁、吴喇忒等十六国额哲等四十九位贝勒，齐至沈阳，与代善等诸贝勒议上尊号。代善等诸贝勒书写誓词，焚香誓告天地拥汗即帝位：“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上，及己身虽不作乱，而兄弟辈有悖逆之事，明知隐匿，或以在上前所议国事，归告于妻妾及不与议之闲员仆从，并云我意原欲如此，因而谤讪者，天地谴责，夺其纪算。若能竭力尽忠，当荷皇上洪慈，天地庇佑，寿命延长。”②皇太极接受了诸贝勒及外藩蒙古的劝进，允诺即帝位，但为了更添异彩，令向朝鲜国王示意，让其拥戴。于是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致书朝鲜国王说：“我皇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治，藩服倾心”，“以故东渐于海，西抵汤古忒，北至北海，各国归附，内外诸藩承指响风，无有背恩义违法令者，大军所指，北讨西征，无不如志，是皆合天意顺人心之所欲也”，故我等谒诚拥戴，敬奉尊号。蒙古十六国额哲等四十九位贝勒亦致书朝王，望其遣使劝进。③一切准备就绪，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举行称帝登极大典。大贝勒代善等诸贝勒、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外藩四十九位蒙古贝勒，以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一堂，恭请天聪汗皇太极称尊号，遂“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尊汗为“宽温仁圣皇帝”。随即分叙诸兄弟子侄军功，他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分别为和硕郑、睿、豫、肃、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分叙外藩蒙古诸贝勒军功，封巴达礼、吴克善、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等为郡王、贝勒。封都元帅孔有德为恭顺王，总兵官耿仲明为怀顺王，总兵官尚可喜为智顺王，通称“三顺王”。

在此前后，定族名为满洲，废诸申（女真）旧称，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又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强大的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正式与明朝大皇帝分庭抗礼了。

① 《清太宗实录》卷25，页10—21；卷26，页10。

② 《清太宗实录》卷26，页31。

③ 《清太宗实录》卷27，页11—15。

第二节　无敌军威

深入腹地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清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称帝伊始，便为大清国的扩展作出了两大抉择，一是进军京畿，二是亲征朝鲜。

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已出师征明。御翔凤阁，召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及出征主帅英郡王阿济格和文武大臣，晓谕用兵事宜，要求诸将公议而行，城池能克则取，不能取则不取，所掠人畜，不许争抢，平均分取，师行宜速勿缓，“彼处汉人，若出城野战，破之甚易”。即此战主要为掠取人畜财物，残破明地，不在于攻克坚城。阿济格等遵命，于五月三十日出发。皇太极又派多尔衮、多铎等率军进兵山海关，以牵制关宁明军，协助英王入边。

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统率八万大军，分三路先后进入独石口，七月五日会师于京畿延庆州，连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余。明崇祯帝急令京城戒严，重兵防守紫荆关等处，力图阻止清军从山西而来由西山进京。阿济格却出乎明帝所料，竟不走山西，而经延庆入居庸关，逼近西山，移屯沙河、清河，随即连续进攻或攻克宝坻、定兴、昌平、房山、涿州、固安、文安、永清、漷县（通县）、遂安、雄县、安州、定州、香河、顺义。最后，趋京城北，至怀柔、大安，分屯密云、平谷，遍蹂畿内，九月初一出冷口而还。清军将士获胜欢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还砍塞上柏树大书：“各官免送”，扔于道上，嘲弄明将吏胆怯畏战。

明军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身负重任，拥兵十余万，却畏敌如虎，不敢迎战，屡遭言官弹劾，日服大黄药求死，致上行下效，将多闭城不出，或待清军归时，尾随相“送”，腐朽衰弱，不堪一击。

九月二十八日，阿济格统军返抵沈阳，皇太极出地载门十里外亲迎。阿济格率众将跪捧献捷表文。大学士范文程跪读表文：“攻克明国边城，长驱而入，燕京附近疆土，纵兵驰突，凡克城十二，摧敌阵五十八，俘获人畜十八万，生擒总兵巢丕昌等。我国出征将士，全军奏凯而归。”①皇太极大喜，设宴赏赐将士。

过了两年，皇太极于崇德三年八月，又发动第四次征明战争，目的仍是掠夺人畜财物，摧残明国实力。八月二十三日，他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贝勒杜度等相副，两路征明。他领兵渡大凌河，牵制山海关守兵。

八月二十七日，岳讬率右翼军先行，九月二十二日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坏长城，破边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统军于九月初四离① 《清太宗实录》卷31，页7。

沈阳，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绕过北京，至涿州，兵分八路向西前进，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六路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并进。

明崇祯帝大惊，京师戒严，诏天下勤王，以宣大总督卢象昇督天下勤王兵。卢象昇进士出身，胆略过人，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屡与农民军交锋，因功从大名知府连续擢升，崇祯九年（金天聪八年）任至宣大山西总督。此时奉诏督师，三受尚方剑，誓死抗清。若明帝能倚卢用兵，事尚可为，然而卢主战，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监军太监高起潜顺帝意主和，杨、高两人多方阻挠，使卢之用兵计议无法实现。杨、高并说动皇上，将援兵一分为二，卢象昇督宣府、大同、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之二万兵，关、宁诸路大军数万皆归高起潜。杨嗣昌进大学士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命大学士刘宇亮督师，又将卢之兵分与陈，卢只剩下残兵五千，保定巡抚张其平还拒不发饷。

卢象昇见危不惊，提饥疲残卒宿野外。他原曾任职之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父老闻悉，齐叩军门请卢转驻广、顺待机克敌，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栖迟绝野，一饱无时”，“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者”。卢象昇感动流泪，泣告父老说：深感父老恩义，然今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十二月十一日，卢领兵至蒿水桥，被清军数万包围，仅距此地五十里之高起潜拥兵数万，拒不应援。“象昇督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而阵亡。其仆惧清兵残破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而死，全军尽没。①高起潜率部逃走时，入伏大败，从此明军不敢接战，只是远远尾随而行。

清军势如破竹，转掠二千里，历时五月，于崇德四年三月出关。此役攻克号称中原一大都会的济南城，先后败敌五十七阵，攻陷直隶山东顺义、文安、庆云、博野、庆都、高唐、历城、泰安等七十余城，俘获人畜四十六万及黄金白银九十八万余两，击杀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员一百余人，生擒明亲王朱由枢及郡王、监军太监等人。明仅济南省城，死尸即达十三万具，全城财物焚掠一空。自京郊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

此时，清军右翼兵主帅扬武大将军、镶红旗旗主岳讬贝勒及其弟辅国公玛瞻病殁于军中。

① 《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在此之前，崇德元年十二月初，皇太极统率大军亲征朝鲜，势如破竹，月底即攻克朝鲜都城汉城，逼迫国王李倧接受投降称臣条约，规定：断绝与明朝一切关系，奉大清正朔，每年进贡一次，贡纳金银、水牛角、豹皮、鹿皮、茶叶、纸、席、布、米等物，每年三大节及喜丧等事，均行贡献礼，往来礼仪，均照明朝旧例实行。李倧之长子及另一子和诸大臣子弟作为人质，常驻沈阳，惩办主战大臣。从此，清朝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从朝鲜获得了大量人员物资，进一步增强了国力。

松锦决战崇德五年（1640）起，皇太极又发动了松锦之役，以消灭明朝主力。锦州，是明国辽西军事重镇，城南十八里是松山，西南四十里是杏山，杏山西南二十里为塔山城，杏山、松山、塔山三城如卫星一样护卫锦州。另一重镇宁远在锦州西一百二十里，为锦州后盾，宁远、锦州不下，山海关断难攻克。史家对此形势评论说：清军屡次入塞，而不能得获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①。

此时锦州守将是明国第一勇将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总兵官祖大寿，他据城固守，城坚炮利，清军屡攻不克。

皇太极根据历次攻锦的经验，决定采取长期围攻的方针，崇德五年三月，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统军往围，三月一换。经过一年的围困，守锦州外城的蒙古贝勒诺木齐等密约降清，济尔哈朗率军攻取了外城。蒙古将士、家属六千二百余人投降。

明崇祯帝朱由检大惊，立催蓟辽总督洪承畴督兵来援。洪承畴，进士出身，因镇压农民军有功，从督粮参政一跃而为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随改蓟辽总督，率东协总兵曹变蛟、辽东总兵王廷臣、蓟州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统兵十三万，于八月初抵达松山，与锦州守军相呼应，充分发挥大炮的长处，“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清军“存身无地”，势甚危急，立即向清帝报告。①皇太极闻悉围锦清军“屡战败衄，势将败北”，决定全力以赴，“悉索沈中人丁，而赴锦州”，于十九日抵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兵环松山城扎营，步兵立大营七座，驻扎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营寨林立，旌旗翻飞，战马嘶鸣，阵容严整，围锦之清军见到明兵如此逼人的气势，无不“大骇”。②① 魏源：《圣武记》卷1。四城系指锦州、松山、杏山、塔山。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皇太极登山岗观看明军阵式，“见洪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见明军是“大众集前，后队颇疏”，便想出了破敌之法，对诸将说：“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他根据明军首尾不相顾的弱点，定下掘壕围困断敌粮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广一丈二尺，下极狭窄，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着足处，不得跃起”。在二十日这一天里，清军拼命掘壕，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了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二十一日，洪承畴统兵进攻，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

此时，论兵力，双方人数相当，明军火器远远超过清军，本可以决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军断绝了后路，只有拼死厮杀，方能死中求生，正是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遇，照说这八大总兵官应当督兵奋战了。可是，十几年来的连战连败，朝廷腐朽无能，调度无方，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各级将领早已丧失斗志，唯知保命逃窜。

由于明帝不顾实情一味催促，洪承畴被迫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匆匆赶来，此时仅有三天军粮，眼看粮道断绝，将士大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在此危急时刻，久经征战的洪承畴召集诸将会议，提出决战突围方针说：“（诸将）当各敕本部力战，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主张逃回宁远。力主速战昏庸无能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之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这进一步涣散了将士斗志。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于明日突围，说：“往时诸君俱矢报效，今正其会。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战亦死，如战或许死中求生。不肖决意孤注一掷，明天望诸君悉力而为。”①他分遣八总兵为左右路，准备于明日死战突围。皇太极于交战之后料定，明兵缺粮，“今夜敌军必遁”，分遣王公将领进入汛地，阻截明兵。二十一日晚初更时分，明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总兵马科、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李辅明、蓟州总兵白广恩等五镇将帅亦争相驰逃，“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步骑大乱，自相蹂践，弓甲弃于遍野。清军乘势追杀，至二十九日，计斩杀明兵五万余人，获马七千余匹、甲胄九千余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鹅鹜”。①吴三桂等六镇残兵败将分别逃入杏山、宁远，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率部撤入松山，清军分围锦州四城，至第二年三月，相继攻下塔山、松山、杏山，降锦州，生擒洪承畴及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人，祖大寿降。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大战，以清兵大胜、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为清军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① 《清太宗实录》卷57，页21—29。

第三章　入主中原

第一节　君临天下

山海大战

皇太极于松锦大捷后，又在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 1642）十月，遣奉命大将军阿巴泰贝勒统满蒙汉八旗军约五万人，及外藩蒙古科尔沁等部士卒约五万人征明，掠夺人畜财物，消耗明的国力。清军于十一月入边，明帝虽调集援兵四十万，但分辖于四总督、六巡抚和八总兵，事权不一，将怯士疲，不敢迎战。清军所向无敌，纵横直隶、山东，连败明兵三十九次，生擒鲁王等六王和五员总兵及大批官将，攻克兖州、顺德、河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兵逼燕京，抵密云，俘获人畜九十二万。①正当进取中原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时，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病逝。经过五天的激烈争斗，睿亲王多尔衮提议立皇九子福临继位，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礼亲王代善等王公赞同，六龄幼童福临便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笃恭殿宝座，成为大清国新皇上，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初九，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多尔衮，率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将领与“三顺王”孔有德等将士离沈，进军明国。

此时清军，训练有素，骑射娴熟，久经征战，屡败明军，是一支威力强大所向无敌的劲旅，要想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是可以试一试的。但是，能否最后夺取成功，君临全国，长期统治下去，仍属疑问。其根本弱点是人丁太少，敌手太多。

此时清军面临三大对手，明朝军队和李自成、张献忠。明朝虽已腐朽，崇祯帝朱由检已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晓此事），但毕竟曾拥兵百万，明朝将士和朱明宗室定会集兵相战。更难以应付的两个对手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领导的大顺、大西农民军。大顺、大西军南征北伐十余年，兵强将勇，声势浩大。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都西安，即王位，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设天祐殿大学士，置六政府尚书，恢复五等爵，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侯、伯、子、男一百六十余人。

李自成善用兵，勤操练，军纪严明。《明史》称其：“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爂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舆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马三四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岗峻坂，腾马直上。水惟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① 《清太宗实录》卷65，页25。

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久战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李自成领有马兵六十万步兵四十万，骁将云集，如刘宗敏、李岩、贺锦、刘芳亮、高一功、刘体纯、袁宗第、马世尧、郝摇旗等等，皆武艺高强，身经百战，临阵冲杀，势不可挡，官兵见之无不丧胆。李自成率军于二月渡河西征，三月十七日进围北京，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李自成着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登皇极殿，明降臣入贺，叩拜新主。李自成遣官招抚各地，管辖了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及湖广部分州县。张献忠据四川，称大西国王，统兵五六十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将皆系久经征战的猛将。清军怎样对付这拥兵一百五六十万的强敌？

双方相比，清军人数太少了。此时，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佐领，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佐领，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佐领，按每佐领平均为二百丁的规定计算，满洲男丁约有六万二千丁，加上蒙古二万三千丁、汉军三万三千丁，一共才十二万丁左右。多尔衮出征时，“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王等三王、续顺公兵”①。据此，满兵为四万一千余名，蒙古兵一万六千名，汉军三万三千名，三顺王、续顺公四部有兵二万，加上八旗包衣兵和外藩蒙古兵，也不过十二万人。多尔衮要以这四万满洲壮士为核心，去消灭六七十倍于己的明兵和农民军，确是难而又难，甚至可以说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然而，历史竟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议。当时，满族正在蓬勃兴起，富有进取精神，年方而立的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吸取了本民族这一优点，而且加以发展，不畏艰险，施用巧计，勇往直前，毅然统兵向山海关杀去。他乘明宁远总兵官平西伯吴三桂初降大顺继而复叛遭到农民军重重包围即将覆灭之际，逼降吴三桂，安然入关，并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吴军拚死厮杀，农民军疲惫不防之时刻，统军猛攻，大败李自成于山海关，乘胜追击，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九月十九日幼主福临抵达京师，十月初一举行定鼎燕京登极大典，原来偏主一隅的辽东汗福临，一跃而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清政府正式成为明朝之后的新的全国性政权。

九州一统摄政王多尔衮虽然实现了兄长皇太极多年梦寐以求入主中原的愿望，进了北京，端坐金銮宝殿，频降圣谕，可是处境并不妙，甚至可以说是荆棘遍地，危机四伏，宝座时有倾覆之可能。

首先是反清兵将二三百万，势力相当强大。此时，清政府只辖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及河北部分州县，其他六分之五以上的国土分属大顺、大西和① 《清世祖实录》卷4，页9。

南明诸王。李自成退据陕西，辖有陕、甘、晋、豫诸省与河北一些州县，张献忠主宰天府之国，南明福王朱由崧建都江宁，其江北四镇有兵数十万，湖广左良玉水陆士卒八十万，浙、闽、粤、桂、鲁、赣、皖等省仍奉明朝正朔，各地反清武装风起云涌。他们曾不止一次地给予清朝重大打击。大西军勇将李定国曾大败清军，“两蹶名王”，斩清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率水陆兵士十余万围困南京，使“东南大震，军报阻绝”，清帝几乎想迁都辽宁回居旧地。

清帝用于对付这二三百万敌对势力的满洲人员，却少得可怜。经过几年激烈征战，满洲八旗男丁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滋生增殖，反而不断减少。入关前夕，还有六万余丁，顺治五年只剩下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少了十分之一，过了九年，又减至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又减少了十分之一。即使加上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四万余丁，也只有十万丁左右，就算是全部男丁均披甲为兵，也很难战胜二三十倍于己的反清士卒。而且，即使马上得了天下，全国有一千四百余府厅州县，直径万余里，这十万军队分驻各地，每县不足百人，怎能坚持统治下去，清王朝怎能长治久安？

其次，民贫国穷，动荡不稳。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盘剥，以及灾害频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社会混乱，田园荒芜，百业凋敝，人口大量死亡流移，直到顺治八年（165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户口才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余顷，比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的田地，减少了四百多万顷。与此相应的是，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清军多路出击，甲胄弓箭刀枪马匹和粮草，花费很大，而人丁田地减少，使田赋丁税商税收入剧减。顺治八、九年，每岁仅收赋税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各路兵饷却岁需一千三百余万两，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员俸禄二百余万，每年缺银八十七万余两。此后更是每况愈下，顺治十三年以后，军费激增，每年用银二千四百万两，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不得不留存少数银两外，朝廷岁入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万两，兵饷缺额达四百四十万两，再加上王禄、官俸、河工、赈灾等必需用费数百万，清廷确实陷入入不敷出、财源枯竭、民贫国穷、司农乏策的深渊。

尽管面临万分险恶的局势，摄政王多尔衮、清帝福临及其亲近王公大臣，却毫不畏惧，知难而进，想尽办法，以五万左右满洲兵丁为核心，加上蒙古汉军八旗与外藩蒙古，充分利用较早归降的平西王吴三桂等汉兵，总共约有二十万人，先后消灭大顺、大西、南明二百多万军队，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除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坚持川东荆襄地区抗清外，全国尽隶清朝。农业生产也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有了进步，人丁增多，耕地扩大，顺治十八年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万余顷，比十年前将近增加了一倍。爱新觉罗江山才算巩固下来。

第二节　既沿明制又增新章

“满洲根本”

入关之前，天聪汗、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已仿照明制，设内三院和六部，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中央机构是三院八衙门，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地方机构亦袭明制，但总督、巡抚由明朝的临时性质改为常设官职，省之下有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另外还有分巡道、守道。

多尔衮在基本沿袭明制的同时，为了巩固满洲王公贵族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首崇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很大，地位很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主要是满洲王公大臣，也有少数蒙古人员，汉官不能当议政大臣，除范文程、宁完我系经帝特授外，汉军旗人也不能担任议政大臣。宗室亲王和多数郡王是议政王，一些贝勒、贝子、公也奉旨参与议政，满洲、蒙古八旗开国元勋及其子弟，如弘毅公额亦都之子三等公、和硕额驸图尔格、其弟二等伯伊尔登，直义公费英东之子一等公图赖，栋鄂额驸、三等公何和礼之子二等伯都类，武勋王扬古利之子超品公塔瞻、孙一等公爱星阿，恩格德尔额驸之子一等公额尔克戴青，多罗额驸、二等公英俄尔岱等人，或系固山额真、尚书，或任议政大臣，皆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清初军国大政，系在摄政王和后来的顺治帝福临的主持下，让议政王召集参与议政的贝勒、贝子、宗室公及议政大臣商议，报摄政王、顺治帝审批，多系依议而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权力和地位，远逾于内三院或内阁。

其二，八旗军是清皇朝的主要军事支柱。多尔衮虽然设立了绿营兵，人数超过了八旗军，但八旗军仍是清军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顺治年间定制，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即马兵营）、前锋营（原之噶布什贤超哈营）、护军营（过去的巴牙喇营）、步兵营，从八旗各佐领下正丁中佥选骁骑、护军、前锋、亲军、步兵，分别总隶于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及步军统领，都统等官以下又分设参领、佐领等职。另设领侍卫府，由领侍卫内大臣等官统辖侍卫、亲军二千余人。各地重要城市，则遣八旗将士驻戍，称驻防八旗，官兵数万，分别屯驻奉天、畿辅、豫、江、浙、陕、甘、鲁、晋等省，后增驻闽、粤等地。八旗军队的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北京八旗军约十万人，除奉命出征外，主要是“宿卫扈从”，即保卫皇宫，保卫京师，随侍和保卫皇上出巡。遇有重大征战，摄政王、顺治帝派遣满洲王公大臣统领北京八旗兵出讨，如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敬谨亲王尼堪，世子济度，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一等公谭泰，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子洛托、一等子陈泰，定西大将军内大臣固山额真何洛会，皆曾领兵分征，为统一全国立下了功劳。故《清史稿》在诸王列传中赞诸王开国之功说：“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清帝福临也嘉慰满洲将士建国之功勋和辛劳，说：“嗟尔将士等，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①其三，诸王管理部院，满官权大。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设六部时，即让诸贝勒分管各部。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曾罢王公管理部院之制，后又命端重亲王博洛、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务，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后又恢复诸王管部旧制，一年以后才废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只有满尚书，顺治五年七月始设汉尚书，且部印俱由满尚书掌握。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侍郎皆是满洲、蒙古人员，汉官不能担任。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统军之权，是清朝的核心统治集团。

“满汉一家”

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福临虽然尽力维护满洲贵族特权，“首崇满洲”，但只凭区区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无论如何也不能消灭二三百万名抗清将士和统治上亿汉民，必须实行“以汉治汉”政策，因而多次宣称“满汉一家”。早在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清军征明前夕，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陈述夺天下安江山之计时，便着重强调要实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的根本性政策。多尔衮采纳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建议，予以付诸实施。所谓“满汉一家”，最主要体现在争取汉人官员绅衿上，即极力笼络争取汉族上层人员为清帝效劳。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尔衮乘辇于武英殿升座，第二日即连下两道谕旨，宣布：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不久又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遣人以书征召故明大学士冯铨，授其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明顺天巡抚宋权，降后初任原职，顺治三年升任国史院大学士。兵部侍郎金之俊降后仍为故官，顺治五年擢工部尚书，后连任八年大学士。王永吉、胡世安、党崇雅分别以总督、侍郎、少詹事擢授尚书、大学士。

多尔衮还超级提升一批原来明朝中等官员和文人，授以尚书、大学士等职。原明户部郎中卫周祚、编修高尔俨、庶吉士张端、庶吉士成克巩、都给① 《清世祖实录》卷87，页7。

事中陈名夏、中允陈之遴、编修刘正宗、进士杜立德等，皆陆续分任尚书、侍郎等要职，最后均擢任大学士。

多尔衮、福临特别重视入清以来考中进士的汉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

顺治元年即宣布继续实行科举制，考试文人。顺治三年状元傅以渐、四年状元吕宫、进士冯溥、王熙，皆任至大学士，王熙还特受清帝宠信，命其撰写遗诏。

多尔衮又规定，内阁六部均设满缺汉缺，任满洲、汉人、汉军旗人为尚书、侍郎、大学士。地方总督、巡抚及其以下官员，亦是满汉兼用，但清初以汉官为多。

“满汉一家”之另一重要体现是绿营兵的设立。区区满洲数万男丁，难以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之重任，必须“以汉治汉”，即用汉将汉兵协助，尤其是平时辖治地方之责，更得依靠汉兵来完成，兼之，安插降清之上百万将士，亦需有其用武之地。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便陆续在各省设立绿营官兵，将士主要是汉人，也有少数满、蒙、回人员。各省皆有绿营兵，其统帅是该省或一二三省合在一起的总督及无总督之省的巡抚。他们算是文官编制。至于日常操练、管辖和防戍，则由武职官员负责。绿营武官中官阶最高的将领是提督，官阶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后来各行省共有十四员提督。其下是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共六十六员。再下则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约六千余员。顺治年间，各省绿营兵约有六七十万名，后减少至五六十万。

多尔衮多次宣谕“满汉一家”之事，要求“满汉一家，同享升平”。他还为使满汉官民“各相亲睦”，下谕允许满汉官员互通婚姻。他谕告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①通过“满汉一家”政策，吸收了大批汉官、汉士、汉将、汉兵，他们遵循帝旨国法，治理京内外各级衙门事务，辖束人民，征赋佥役，从征厮杀，为统一全国，安定九州，巩固清朝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革除“三饷”，整饬吏治明朝万历末年以后，横征暴敛，大增赋税。“辽饷”每亩田赋增收白银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剿饷”二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加派每年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倍于正额，且饷外有饷，“三饷岁额二千三百余万”，又超过“三饷”正额六七百万两，其他苛捐杂税亦多如牛毛，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故官兵愈剿“盗”愈多，“民越穷而寇越起”。

① 《清世祖实录》卷40，页11。

聪睿的多尔衮深知此情，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其谕说：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税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继而不肯销算。..予哀尔百姓困穷，..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①过了两个多月，他又在福临登极诏书中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②虽然由于军费巨大，财政困难，顺治四年起，以辽饷系于万历年间加派为借口，而未免除，只取消了剿饷、练饷，州县也常私自另外科派，多尔衮还为了在边外建避暑城，于顺治七年七月谕令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江苏、安徽）、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钱粮二百五十万两，但顺治八年世祖福临亲政后，即谕停此派，此后清廷定制不得增收田赋。

多尔衮还对贪官污吏加以惩治，对吏治有所整饬。他于进京之后半月，便谕令诸王及文武官员“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并谕兵部：“明朝之破坏，俱由贪黩成风”，今后必须“改弦易辙，各励清忠”①。过了二十多天，顺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他又谕告众官民：“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用。..乱政乱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②他又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福临登极诏中规定：“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③福建巡按周世科，仗恃是关外旧人，残暴苛索，无恶不作，专用炮烙、活钉、火燎、水淹，以及桩坐粪门等酷刑，迫害士民，奸淫妇女，勒取金银，锁拿绅衿兵民，多尔衮闻悉大怒，立革其职拿问，就地正法。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0 页，《摄政王谕官吏军民人等令旨》。① 《清世祖实录》卷5，页10、11。

② 《清世祖实录》卷5，页20。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1 本第97 页，《清世祖登极诏稿》。

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伊始，即连下数谕，讲述“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迩来有司，贪污成习”，必须痛加惩治。他为此特恢复巡按旧制，并谕告各省巡按：“朝廷遣御史巡方等差，原为察吏安民”，过去“所差御史，受贿赂，徇嘱托，身已贪污，何能察吏”，著即洗心涤虑，遵奉禁约，毋庇护司道府厅、大贪大恶而纠参老弱州县，倘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不公不法、纵兵害民等事，即行纠举①。他相继将贪臣兵备道郑清、徽宁道袁仲魁、江宁巡抚土国宝等革职，土国宝因闻革职严讯之旨，畏罪自缢。多尔衮还拟整顿赋役制度，于顺治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帝之名义谕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贪官污吏借口征赋簿册无存，而任意增减，著大学士冯铨往吏部，“察核钱粮款项，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②。后福临遣臣专办，顺治十四年编成《赋役全书》，颁于全国各地。

多尔衮、福临又劝民垦荒，整顿漕运，清理盐法，从而生产逐渐恢复，人丁增加，耕地扩大，社会经济逐渐复苏。顺治十八年（166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丁、民田五百四十九万余亩，分别比十年前增加了八百五十万余丁和二百六十余万顷。赋税收入也增加了很多。顺治十八年田赋丁税征银二千五百七十二万余两、米麦豆六百一十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二万余两，比十年前增收赋银四百六十二万余两、米豆麦三十余万石、盐课银七十六万余两。①五大弊政五大弊政是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事，多系沿袭入关前之旧制。满洲习俗，男子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与汉人全部束发不同。满洲章服与明朝衣冠有显著的差别，前者是缨帽箭衣，窄瘦，后者是方中大袖（士人）纱帽圆领（官），宽大。

努尔哈赤兴起以后，金国辖区人员均须统一发式服装，所据辽阳、沈阳等汉区，必令官民“削发降”。满洲（时尚称诸申，即女真之转音）人员计丁授田，多役使包衣耕种，禁止包衣逃亡，违者立斩。皇太极也继承了这些政策。

多尔衮统军入主中原后，立即圈占官民田地，分与八旗王公大臣兵丁，设立皇庄，并下谕兵民剃发易服，“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① 《清世祖实录》卷54，页3、26；卷55，页13、14。

② 《清世祖实录》卷61，页16、17；《清圣祖实录》卷5，页23、24；《清文献通考》卷1。① 《清世祖实录》卷61，页16、17；《清圣祖实录》卷5，页23、24；《清文献通考》卷1。本朝制度”。但因汉人激烈反对，多尔衮考虑到立足未稳，恐政局震动，也不利于遣军征服各地，故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下谕停剃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衣冠服制也不变动。①这对安定民心，稳定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有利于招抚各地故明文武官员归顺。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元年十月统军出征后，异常顺利，到第二年五月，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大顺军败退湖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苏、安徽等省悉隶清朝，闽、浙、粤、桂等省指日可下。

然而，胜利冲昏了头脑，多尔衮却在此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坏事，竟下谕厉行剃发易服。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他谕礼部：“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著礼部传谕各地，一体遵行。②这一极端伤害汉族人民感情的野蛮政策，激起全民愤慨，纷起反抗。剃发令到嘉兴，兵民奋杀清府尹胡之臣。剃发令到江阴，人民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去”，逐县令，起义兵，与清军血战八十三天。抗清烽火刹时燃遍大江南北。多尔衮恼羞成怒，遣军疯狂屠杀，但收效甚微。反剃发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这场斗争仍风起云涌，使他穷于应付，足足将清帝统一全国的时间推迟了十四、五年。

多尔衮、福临顽固坚持入关前落后的“满洲藉家仆资生”的农奴制剥削方式，大规模圈占官民田地，逼民投充为奴，设立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迫使上百万汉民“离其田园，别其坟墓”，“妇子流离，哭声满路”，生活极端困难，大量死亡。被迫充当八旗王公大臣的近百万汉人包衣，难以忍受八旗贵族官员的残酷压迫，不断地大批逃亡，顺治三年数月里，逃人多至数万。多尔衮、福临沿袭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的严禁奴仆逃亡的法令，规定包衣三逃者斩，窝主处死籍没或充军，邻居、甲长、乡约分别鞭责和流徙。山东平度州民人王大臣，因收留身为逃亡旗下家人的父亲王木匠，多尔衮批示：“王大臣著即处斩”，其母、弟给逃奴之主为奴，家产籍没，王木匠鞭一百归还其主，邻佑九家及百家长流放①。福临多次严厉斥责奏请减轻逃人法的汉官，强调指出“满洲将士..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之役”，入关以前，“多所俘获”，故“日用充饶”，现在“逃亡日众”，因① 《清世祖实录》卷5，页10；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东巡按朱郎■：《谨启为广文德，以端王化事》。② 《清世祖实录》卷17，页8。

① 顺治四年二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吴达海题：《为隐匿逃人事》。

此“困苦多端”，如不制止包衣逃亡，则“驱使何人，养生何赖”②。

多尔衮、福临长期厉行“逃人法”，勒令剃发易服，并专门下谕宣布：“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③这对汉民带来极大危害，成千上万家庭产破人亡，也严重威胁了清廷的统治。以“逃人法”而言，后果有四。其一，惩处之重，株连之广，祸害之大，史所罕见。广西巡抚郭肇基等官，因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籍没，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因隐匿逃人，被刑部议削王爵，罚银五千两，耿仲明闻讯后于军中自尽。以审理生员吕煌窝逃一案稽迟不当，革大学士王永吉职，降一级调用，罚俸，满汉兵部尚书、侍郎、司官噶达浑等十余人分别降级、罚俸、革世职。许多汉族地主官僚或因窝逃被捕严惩，家破人亡，或被诬告牵连，倾家荡产，“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①。

其二，减少清皇朝的赋税收入，影响了役夫的来源。违犯逃人法，则家破人亡，而“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这样，斩杀越多，籍没越多，清政府赋税收入和役夫来源必将大大减少。其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打乱了地方统治秩序。追捕、押解逃人、窝主赴京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毙”。地方官员士民因查逃人，不敢收留难民，使得“饥民流离”，“老稚僵仆于沟渠”，大量饥民冻馁而死。②时人有写诗歌叙此情景：“流民自北来，相将向南去。日暮荒祠，泪下如雨。饥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曝背，雨雪少晴。老穉尪羸，喘不及喙，壮男腹虽饥，尚堪负载，早舂粮，夕牧马，妪幸哀怜，许宿茅檐下。主人自外至，长鞭驱走。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日凄凄，风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摇手。”③其四，激起满汉人民强烈反抗，包衣连续逃走二次三次甚至四五次，出现了“法愈峻，逃者愈多”，“强有力者”“铤而走险”的形势。

这五大弊政，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加深了人民灾难，也影响了清廷统治的稳定。

② 《清世祖实录》卷86，页1；卷90，页4、8。

③ 《清世祖实录》卷28，页11。

① 《清世祖实录》卷88，页18、19。

② 《清世祖实录》卷88，页18、19。

③ 申涵光：《聪山诗选》2《哀流民和魏都谏》，引自《清诗纪事初编》。

第四章　康乾盛世

第一节　计擒鳌拜

玄烨亲政

四大臣辅政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福临亲政并随即以谋逆之罪加于多尔衮，削其封典，籍没家产，将其正白旗并为福临亲辖。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清帝福临去世，遗诏以十四罪自责，并命立年方六周岁余，号称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位为帝，令“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幼主，佐理朝政”。一般称他们为辅政大臣或辅臣，从此清朝进入了四大臣辅政的时期。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早年来归，通晓满蒙汉文，被努尔哈赤用为一等侍卫，备受皇太极信赖，久任吏部启心郎，“日直内院”，授三等男。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是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和硕公主，初袭父一等子爵，任侍卫，后因故削爵，复以功授三等骑都尉世职。鳌拜，满洲镶黄旗人，是开国元勋费英东之亲侄，一贯勇猛冲杀，军功累累，任本旗护军统领，封三等子，赐“巴图鲁”称号。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娶努尔哈赤第六女，尊称额驸。苏克萨哈任牛录额真，以军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入关之前，索尼等四人官职并不高，其所以能一跃而为主持军国要务的辅政大臣，主要是因为他们坚决效忠于皇太极和福临，反对多尔衮图谋为帝。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病故。在议立新君之时，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等王贝勒大臣，欲图拥立睿亲王多尔衮，两黄旗中多数大臣欲拥立故主之长子肃亲王豪格，索尼、鳌拜等八大臣至肃王府中秘密议定拥立肃王。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于崇政殿集会商议立君，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于大清门盟誓，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两黄旗大臣进入崇政殿，索尼、鳌拜首先倡议拥立皇子，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①在索尼等以“兵谏”来威逼诸王必立皇子的压力下，多尔衮放弃了继兄为帝的打算，建议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君，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才平息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八旗诸王相战的烈火。多尔衮当上摄政王后，索尼、鳌拜、遏必隆继续效忠幼主，“终不附睿王”，“不惜性命，与之抗拒”。多尔衮勃然大怒，尽革索尼所有官职，籍没，免死赎身，黜为民，徙居盛京昭陵（太宗之陵），其兄弟子侄任侍卫者，① 《清世祖实录》卷4，页2；李澂：《沈馆录》卷6。

一律革退。鳌拜降一等男，两次定罪论死，罚银赎身。遏必隆被籍没家产之半，革世职。

正因为索尼、鳌拜、遏必隆等冒死力争，拥立福临，保护幼主，忠贞不二，付出了重大代价，不愧为皇太极之忠臣，故福临亲政以后，立即对他们委以重任，官复原职，并加官晋爵。索尼回京，晋至一等伯，擢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鳌拜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遏必隆复职，晋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苏克萨哈首告其主摄政王多尔衮“逆谋”，立下大功，又逢迎帝君，封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太子太保。

福临为免再次出现亲王摄政危及幼君之祸，决定取消八旗王公议立新君掌管军国要务的传统，委任经己擢用的心腹大臣为辅臣，他在遗诏中着重强调说：“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之。”①辅政大臣重视整顿吏治，连续下谕宣告：“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之表帅，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则下吏孰敢不洁己秉公。”“设官原以养民，民足然后国裕。近闻守令贪婪者多，征收钱粮，加添火耗，或指公费科派，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媚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以后著科道官将此等情弊，不时察访纠参”。若总督、巡抚仍循旧习，将所属州县分为上等下等，按等定银，收受州县官员馈送，“定行从重治罪”。②辅政大臣提倡垦荒，以劝垦荒地之多少，定地方官员之奖惩，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沅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麟等，皆以劝垦荒地之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捏报及垦后复荒之官，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官革职。针对顺治年间因“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致民不愿开垦的情况，辅政大臣规定，“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各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①。又对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数省投诚官兵发给牛种银两，让其垦田务农。清初四川残破，人丁稀少，鳌拜等辅政大臣下谕，允许各地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命各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②。

鳌拜等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开垦荒地，三年以后始行征粮，并多次① 《清世祖实录》卷144，页5。

② 《清圣祖实录》卷14，页19、20；卷17，页13。

① 《清圣祖实录》卷3，页10。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1000 页，“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蠲免田赋丁银，除康熙三年六月谕令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各项钱粮外，辅政八年中，先后下谕蠲免钱粮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个省的七八百个府州县卫。顺治十八年七月，因修建山陵和军费巨大，入不敷出，曾照明末练饷之例，每亩加征赋银一分，共增五百余万两。十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奏称，穷苦之民，甚为艰苦，祈令户部核算，“如果足用，其加派钱粮，即应停止，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过了两天，十六日辅政大臣即以帝名义下谕宣告：“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至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③鳖拜等辅政大臣推行的一项重大德政，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由于明朝藩王多已死于兵火，庄地纷为地主、佃农占有，清廷此举无异是以新庄主的身份，向占有庄地之人勒取价银，反攻倒算，故遭到占有、耕种明王庄田者激烈反抗，难以实行。鳌拜等便明智地修改了这个规定，于康熙八年三月初八日下谕：“今思既以地易价，复征额赋，重为民累，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以副朕爱养民生之意”。其无人耕种之余田，招民开垦①。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成果。据统计，这种“更名田”，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广等省，多达二十余万顷，占当时全国耕地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农业生产有了起色，以官府册籍所载丁地赋税而言，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底，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零八万余丁，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二十一万余顷，征银二千五百六十余万两，米麦豆六百零一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一万余两，过了八年，康熙七年十二月底，人丁增加了二十八万余丁，田地增二十万余顷，赋银多了二十余万两，赋粮增十四万余石，盐课银多五万余两。②在军事方面，顺治十八年消灭了南明永历帝政权，康熙三年又镇压了坚持在川陕楚交界处多年斗争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首领李来亨等阵亡或自尽，统一了全国。鳌拜等辅政大臣为了减少征战，与民休息，对台湾南明延平郡王郑经（郑成功之子）政权采取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针，利用郑氏内部派系矛盾激化的机会，大力招劝其部降清，仅从顺治十八年九月起，到康熙三年十月，郑氏之将军、都督、总兵及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三千余员来降，其军士百姓十余万随同归顺，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先③ 《清圣祖实录》卷5，页18、19、20。

① 《清圣祖实录》卷27，页9；卷28，页15。

② 《清世祖实录》卷143，页18、19；《清圣祖实录》卷27，页25。

前因对付郑氏政权而采取的迁海政策，逼迫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片板不许下海，给沿海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鳌拜等辅政大臣逐渐弛禁。康熙四年三月，谕允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处沿海人民“捕鱼，以资民生”，八年正月，又下旨“尽弛海禁”。

鳌拜等辅政大臣痛恨部分南方士绅抗清反清，且其规避赋役之情又十分严重，“江南苏州府等处额定钱粮侵欺五十余万之多，积至数年之久”，故决定清查，于顺治十八年三月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该督抚责令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查，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两月以后，江宁巡抚朱国治奏：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①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彭孙遹皆牵连入案，徐元文由日侍清帝赐乘御马的修撰，贬降为銮仪卫经历。同年，探花叶方霭，“适欠折银一厘”，亦被革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士绅同日除名者，万有余人”②。这就是有名的江南“奏销案”。

随着辅政时间的推移，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烈，鳌拜利用索尼老病和遏必隆胆小怕事，而攫取了大权，主宰朝政，排挤、压制与己不和的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康熙五年，他借口多尔衮“欲住永平府”，将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与正白旗，以坏地换好地，使本旗镶黄旗领得田地十分“不堪”，现应改正，决定圈地调换。正白旗人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汉军镶白旗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汉军镶红旗人保定巡抚王登联，因圈地扰民，“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上疏力谏；苏克萨哈维护本旗正白旗利益，亦持异议。但鳌拜纠合索尼、遏必隆，坚持圈地，矫诏诛戮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在京畿十几个州县大规模地圈占民地，给广大旗民带来严重灾难。

智捕鳌拜四大臣辅政时期，工于权术的鳌拜逐渐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把持了朝政。康熙六年（1667），玄烨已经14 岁。这一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等奏请玄烨亲政，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得到了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允准，14 岁的玄烨宣诏亲政，这就是著名的清圣祖康熙皇帝。

尽管玄烨已开始亲政，但鳌拜等仍行辅政。自从索尼去世后，“班行章① 《清圣祖实录》卷2，页3；卷3，页3。

②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

奏，鳌拜皆首列”①，手握权柄的鳌拜视年轻的皇帝为傀儡，不肯归政。当时鳌拜的政敌苏克萨哈已经锐气大减，认为帝既已亲政，为免鳌拜陷害，准备引退，于是上书奏请辞去辅政大臣，往守先帝寝陵，以使“如线余息，得以生存”。鳌拜先发制人，抓住机会，攻击苏克萨哈存蓄异心、欺藐幼主、不愿归政，列罪状二十四条，上奏皇帝，要求杀掉苏克萨哈。玄烨深知鳌拜与苏克萨哈有仇，“以核议未当，不允所请”。于是一贯专横跋扈的鳌拜为扫除政敌，竟“攘臂上前，强奏累日”①，立足未稳的皇帝被迫下令处绞苏克萨哈，鳌拜除掉了自己多年来的政敌、心腹之患。

索尼病死，苏克萨哈处绞，辅政四大臣剩下鳌拜和遏必隆了。遏必隆与鳌拜同为镶黄旗人，且懦弱无能，一贯附和鳌拜，不敢立异。鳌拜既清除了政敌，综揽朝政，权倾一时，更加专横。他网罗党羽，打击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②，与从弟穆里玛、大学士班布尔善、工部尚书济世、户部尚书玛尔赛结成死党，竟然“凡事在家议，然后施行”③，以至于“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④，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在皇上面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⑤，朝见皇上时，“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⑥，完全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中。据说他还图谋暗杀皇帝，托病不上朝，要帝亲自去探视，帝亲临其宅，床前问疾，御前侍卫发现其床席之下置刀。玄烨当即意识鳌拜有不轨之心，但一笑了之，说：“刀不离身，满洲故俗，不足异也。”⑦康熙帝对于鳌拜的行为早已痛恨，但自己刚亲政，还未有足够实力与之抗衡，于是积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首先，依靠长期侍卫他的亲信索额图和明珠，拉拢一部分朝臣。索额图为索尼之子，皇后的叔父，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明珠是内务府总管，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弘文院学士。此外，帝又从满族子弟中选拔一批侍卫，每日在殿前作布库游戏（摔跤），实际上是在训练武功，亦借此麻痹鳌拜。鳌拜以为皇上“童心好弄”，更不介意。

当时的满汉大臣中，除鳌拜死党和一部分阿谀逢迎附和者外，许多人对鳌拜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寄希望于年轻的皇帝。康熙六年（1667），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书，列举弊政，并明确提出“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指责“急公喜事之人”，①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①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②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年五月戊申。

③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④ 钱仪吉：《碑传集》卷11。

⑤ 《清史列传》卷6《鳖拜传》。

⑥ 《清史列传》卷6《鳖拜传》。

⑦ 昭梿：《啸亭杂录》卷1《除鳌拜》。

“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图”①。矛头直指鳌拜。鳌拜欲加之罪，玄烨不允。第二年熊赐履再次上书，指出“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是由于“人事因循所致”②，再次隐劾鳌拜。熊赐履的奏书，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敢怒不敢言的明哲保身朝臣的意见，促成了皇帝更加坚定清除鳌拜势力的决心。

康熙八年（1669）五月，玄烨在有了一定准备之后，认准了时机，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在鳌拜单身入宫时，利用预先埋伏的布库侍卫，一举拿下鳌拜，并大索其党羽，从而结束了“鳌拜辅政”。

玄烨认为，“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是鳌拜主要罪过。康亲王杰书等胪列鳌拜罪状三十条，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二十三条，不敬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的五条。朝臣均请置之重典。但皇帝顾及鳌拜系顾命大臣，效力年久，免于一死，“从宽革职，仍行拘禁”。其从弟穆里玛及党羽班布尔善等伏诛者九人。并给冤死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昭雪，恢复其官爵，令其子承袭世职。被鳌拜无辜杀害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亦予昭雪，追赐谥号、祭葬。遏必隆免死，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令其宿卫内廷。

清除鳖拜集团，是玄烨亲政后的重大举措，对于后来康熙时期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① 《清圣祖实录》卷22。

② 《清圣祖实录》卷27。

第二节　强化统治机构，加强思想控制

设军机处乾纲独断

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中央中枢机构的权力逐渐高度集中，君主皇权进一步加强。

康熙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既为皇上效劳，遵循帝旨，处理各事，又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起了一些限制作用。国家重要的军政大事，仍经皇帝批令议政王大臣会议，“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①。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王公贵族，由于其地位较高，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皇帝为了集中权力，于康熙末年，派诸皇子管理八旗事物。这样就将旗主的权力接管了过来，直接控制了八旗。而随着八旗王公旗主势力的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日益趋于衰落。

清代内阁正式设置于顺治十五年（1658），由原内三院改称。玄烨冲年践位，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曾废内阁，恢复内三院。玄烨亲政除鳖拜之后，于康熙九年（1670 年）又恢复了内阁制度，自此，内阁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内阁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中书等官员。大学士加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名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满、汉皆用，无定员。内阁是清代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但是，即使在康熙时期，内阁作为一个中枢机构，虽地位崇高，其实际权力仍受到多方的限制。首先，奏折制度削夺了内阁的部分权力。清初，无论是官员报告公务的题本，还是报告个人私事的奏本都必须经过内阁票拟，才能送到皇帝手中，这样，内阁的意见就会对皇帝发生一定的影响。康熙中期较大范围内推行避开内阁的奏折制度。即凡有奏折权的官员，由皇帝发给折匣，匣上加锁，钥匙由皇帝和官员各执一把。官员具奏时，派人直接送达御前，皇帝览阅批示之后，又派专人将折匣送回。这样完全避开了内阁的牵制。其次是南书房的设置，又分割了内阁的一部分权力。所以内阁当时实际上只是一个承旨出政的中央最高办事机构。

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玄烨在皇宫内乾清门右阶下设置了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入值者称“南书房行走”，除陪伴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外，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内阁只办理例行事务，实际上是将内阁的部分权力移植到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胄、上所亲信者不得入”①，所以南书房完全是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但国家大政仍属内阁，皇帝以南书房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2《议政大臣》。

① 肖奭：《永宪录》卷1。

和内阁互相牵制，互为补充，使皇权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雍正时期开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程度又进一步大大提高，就有清一代来说，雍正的君主权力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雍正年间，由于连年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往返军报频繁，而内阁办公地点在太和门外，距内廷较远，既不便于保守军事机密，又不便于皇帝亲授机宜，于是在雍正七年（1729）六月，于皇帝住处隆宗门附近，设立了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三月，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全称：处理军机事务处）。军机处初设时，就是为了“筹办军务”，即处理军务机要，所以既无正式衙署，只有“值庐”（临时性的简陋办公处所），亦无专职官员，都是“内廷差使”。当时在军机处入值的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带原官衔兼在军机处处理事务。这个原属临时性的军事机构，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本应裁撤，但因为这个机构有利于专制皇权的发挥，不但未予裁撤，反而权力不断扩大，以致成为凌驾于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上的最高权力中枢。这样，内而六部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八省，无事不综汇，“军国大计，罔不总揽”②。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另设督办政务处，方略分其职。至宣统三年（1911）改设责任内阁时，军机处方废止，前后执政180 多年。

军机处之所以能由“筹办军务”的临时机构，转而成为执掌军国大计的常设机构，完全是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军机处地处内廷，便于宣召，皇帝意旨能迅速贯彻执行，并具有严格的保密性，即使王公大臣，没有皇帝特旨，也不准到军机处值房。甚至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连太监也不许在侧。军机处有官无吏，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职官简练，“办事较为密速”，效率高。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等官内特简，然后应召入值。军机章京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挑选优长文笔者传取任用，人数无定额，且属兼差。尽管地位显赫，但若皇帝不满意，随意可以斥罢回原衙门，完全是听命于皇帝的附庸。军机处扩大以后，具体职掌主要有六：一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二为议大政，议后提出应因、应革、应止、应行等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三系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四乃参与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试；五是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六系为皇帝准备处理政事的参考资料。权力所及，均系朝廷军政大计。

尽管军机处权力很大，但时刻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为了不使“大权旁落”，削弱皇权，从雍正开始，又采取一系列限制办法，以掣其权，从而保证皇帝“乾纲独揽”，皇帝不交办的事务，军机处无权过问。即使交办的事务，也只是遵照皇帝意旨协助处理，“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①。② 《清史稿》卷176《军机大臣年表》。

① 赵翼：《瞻曝杂记》卷1。

军机处设置以后，皇帝之下的中枢权力，随着军机处权力的扩大而逐渐发生转移。首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进一步削弱。雍正时期，为了使旗人“只知有君主，不知有管主”，继续推行康熙末年开始的削弱八旗王公旗主权力的政策，对旗主实行严格的监督。军国大计已不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议政王大臣也只是一个虚衔，既无应办之事，又无处置之权，殊属有名无实，乾隆帝弘历便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下令取消议政大臣名称。其次，雍正、乾隆时期内阁的权力，亦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雍正时将大学士的品位提升为正一品，内阁大学士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官员，犹如列朝的丞相，“勋高位极”，“品列皆首文班”，但如不入军机处兼任军机大臣，就唯有空名，并无多大实权。因为军机处权力扩大以后，内阁被排斥于机密政务之外，军机处撰拟的谕旨诏令，不经过内阁，而直接由军机处密封，经驿马递送给各地方督抚，称为“廷寄”，直接交给中央各部院的称为“交片”，各地方的奏折也不经内阁而直接交军机处。特别是乾隆十三年（1748）以后，停止使用奏本，奏折与题本成为两种并行的上行文书。中央和地方官员往往先用奏折向皇帝密报机密事物，而题本只报告一般例行公事。这样，主管题本的内阁，所处理的只是通过题本上行下达的一般例行公事，其实际权力大大削弱。

这样一来，军机处就把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职权集于一身，直接听命于皇帝，皇权得到高度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办事手续，提高了行政效率。

此外，清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蒙古族、藏族、回族地区的统治，在朝廷设置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其地位与六部相当。雍正元年（1723）以后，以满洲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

中央中枢机构的权力高度集中，皇帝在任用官员方面也别具一格。一方面在中央机构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度”，如在内阁，规定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满汉皆用；在六部，规定尚书满汉各一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员。另一方面，让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虽然满汉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往往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军机处的领班军机大臣，一般大多是满洲贵族。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一色的全部是满洲贵族所组成。再从中央中枢机构高级官员的人数上看，也是旗人占优势。据统计，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年（1646——1894），内阁和六部的官员中，从大学士、尚书、侍郎、员外郎、主事，旗人任职的约占400 名，而汉人任职的只有160 余名。这些都表明，清朝统治者不仅高度集中权力，同时将核心权力交由满洲贵族执掌，并利用满洲贵族监视汉族官员，从而达到“乾纲独揽”。

常设督抚编制保甲清代地方机构设省、道、府（州、厅）、县（州、厅）四级。行省（简称省）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组织，每一省或二省、三省设总督一人，总督是地方最高长官，俗称制台。总督掌管所统辖地区的文武、军民，总理戎政，戍守疆土。道、府副将以下官员都由总督向朝廷奏请升迁和罢黜，并有对外交涉之权。每省另设巡抚一人，是一省地方政务的长官，主管考核地方官员、督理粮饷、关税、漕政、督察科举考试和兼理军事。总督和巡抚在明朝中后期初设时是属临时派遣性的，清朝固定为常设官员。督抚同属统辖一方的封疆大吏。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及都察院右都御史，为从一品官，巡抚亦例兼兵部侍郎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为正二品官，均以军职而兼民政，监察地方。清代在鸦片战争前设总督8 个，即直隶总督（管辖今河北及内蒙一部分）、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江西）、闽浙总督（福建、浙江、台湾）、湖广（湖南湖北）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广东、广西、海南岛）。分任各省的巡抚18 个，即江苏、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南、福建、浙江、湖南、陕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四川、直隶、甘肃，其中直隶、甘肃、四川等省由总督兼巡抚。督抚是清朝在地方实行统治的支柱，所以清朝统治者历来选派亲信充任，以便加强对地方权力的控制，是皇权在地方上的代表。总督和巡抚一般多用满人和汉军旗人。康熙时，一般汉人任督抚的“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而总督仍多用满人。后来，也有汉人充任总督，巡抚中汉人的比重也逐渐增加。为了对总督和巡抚的权力加以限制，并使其互相牵制，有时一省既设总督，又置巡抚，督抚同住一城，督抚事权交叉，而统一于中央。每省督抚之下设布政使和按察使，分别管理行政和司法。

此外，清代还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特别行政区，一是新疆、西藏、青海、外蒙古、东北等地区，一是京畿地区和盛京地区。清代在新疆、西藏、青海、外蒙古、东北等地设有驻戍将军、办事大臣、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帮办大臣等官员，署理所辖地区军政事务。盛京地区是清皇朝祖宗发祥之地，京畿地环卫皇城，所以亦设置特殊地方政权。清入关以后，把盛京作为“留都”，并于盛京地方设辽阳府，顺治十四年（1657）改为奉天府，设府尹一人，掌管盛京地方政事。乾隆二十七年（1762）规定由盛京将军节制。乾隆三十年（1765）又实行军民分治，府尹亦由盛京六部特简大臣兼任。京畿地区设顺天府，管辖京师及附近州县，掌京畿地区政事。雍正元年（1723）以后，由六部尚书、侍郎内特简大臣一人兼管府尹事。奉天、顺天两府府尹可直接向皇帝奏事，其地位相当于各省的巡抚。

省之下设道、府（州、厅）、县（州、厅），由道员、知府、知县执掌政事。知府以下官员多用汉人。地方基层政权实行保甲制度，是清代巩固统治的又一重要措施。

清初即实行保甲制度，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颁布的保甲法规定：每十户为一牌，设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牌头和保甲长均由地主衿绅及望族的族长担当，以监视管辖区内的人民的活动和人口流动情况。每户的户主姓名、职业以及丁男口数都一律写在“纸牌”上，“出外注明所往，入则注明其来”①。其目的在于“弭盗”。保甲制不仅推行于内地农村，各城市镇草墟以及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居住区都一律编制保甲。严密的保甲组织密布全国城乡，广泛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巩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作用。

广开科举屡兴文狱为了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清朝统治者采取怀柔和镇压的两手政策。一方面采取笼络手段，用科举考试办法网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清初在未统一全国以前，即已采取科举办法，考选秀才、举人。顺治年间科举制度基本定型。全国统一以后，于康熙初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清代科举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清代科举，大致为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尚未取得生员资格者都叫童生，童生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统称为童试，童试考中的叫秀才。举人可参加每三年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考中的叫进士。然后皇帝在殿廷对会试考中的进士进行考试，叫做殿试。殿试中式者分为三甲：一甲取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取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亦取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中试者，除一甲三人外，还须进行一次朝考，试毕分别授职。考中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再入院读书，然后取得高官厚禄。未中者分别用为主事、中书、知县等。清代科举八股文仍占重要地位，八股格式更加机械化，形式死板，内容空泛。四六骈体的殿试策，颂联套语，千篇一律，竟成了登上仕途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桎梏。清初，对于满洲、蒙古八旗子弟采取另外一种类似科举的特殊考试，即在试题内容上只有汉文译成满文和蒙古文，称为“翻译科”，录取分满、汉两榜。雍正开始，满汉一体考试，录取时同榜张贴。除正常进行的四级考试外，有时奉“特旨”，举行特殊考试，称为“特科”，如“博学鸿儒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恩科”等。康熙十七年（1678），曾开“博学鸿儒科”，由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在外各地督抚，保荐有一定才学和声望的知识分子，直接进行殿试，只考诗赋，不考八股，一经录取，即授翰林院官职。这一次“特科”，罗致了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名儒”如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等143 人。其中50 人分别授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有清一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极为重视，曾经颁布严格的《科场条例》，但考场作弊、士子贿赂、主考舞弊的案件仍接连不断。清代的科学制度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由清廷下令废止。至此，自隋唐以来一直作为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二。

封建统治选拔人才的主要办法的科举制度才结束其历史使命。

除了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正途”入仕而外，康熙十二年（1673）还诏举“山林隐遗”，实际上就是要罗致那些明亡之后、暂时不肯仕清的汉族衿绅，以扩大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础。翌年，又颁行捐纳制度，即向朝廷捐款纳资，以购买官位和职衔。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封建国家得到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又为有钱的地主、商人及其子弟谋取官职开辟了新的门径。但捐纳制度弊端丛生，不仅使清皇朝的封建官僚机构恶性膨胀，同时也导致吏治的日益败坏。

在怀柔、笼络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对于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一方面收缴、销毁和篡改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书籍，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即“因文字贾祸之谓”。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历代封建皇朝屡兴文字之狱，而清代文字狱次数之多，处罚之严，实为历代所罕见。清初统治者忙于军事征服，没有余力来解决思想领域问题。在全国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而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钳制言论，禁锢思想，于是迭兴文字之狱。凡是不利于清皇朝统治的文字、著述和言行，一概被斥为“悖逆”和“狂吠”，罗织罪名，然后置之重典。从康熙到乾隆，前后大约120 年，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案件有90多起。大部分集中在雍正、乾隆年间，其中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778—1782）五年之间，就有将近40 起，文字狱的规模是空前的。康熙朝较大的文字狱有两起，即庄廷■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发生于康熙二年（1663），当时玄烨尚未亲政。浙江湖州富商庄廷■从明末大学士朱国祯的子孙处购到朱国祯撰写的明朝历史的稿本。庄廷■本是个双目失明的瞎子，但为了沽名钓誉，于是请人续补朱国祯书中所缺的崇祯朝及南明历史。书成后改名《明书》，并署上了他自己的大名。但庄廷■未及刊刻这部书就死了。书中如实地叙述了满洲族先祖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清入关前用明朝年号，不是用清朝年号，指责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降清等。庄氏触犯了禁例，于是参与编纂或在卷首列名者，以及为庄氏书作序、刻字、校对、印刷、售卖者，甚至买书者及庄氏全族，遭株连达200 多人，其中70 多人被杀。庄廷■早死，亦被剖棺戮尸。

《南山集》案发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未中进士和担任编修以前，曾网罗散失佚文，搜求明朝野史，访问遗老，著成《南山集》。因集中论及南明史事，用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而未用清朝年号，而且认为清朝应从康熙元年算起，因为南明还存在，顺治朝不算正统，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言其“语多狂悖”，终以“罔视君亲大义”处斩戴名世，戴名世同族16 岁以上均被斩杀，并株连作序、刻印、售卖者，计数百人。

雍正时期，由于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的影响，胤禛即位后极力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所以文网更加严密，动辄罗织罪名，甚至望文生义，无中生有，以此作为镇压具有反清意识或排斥打击异己势力的手段。雍正四年（1726），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这本是《诗经》中的一句话，被人告发说是“维止”两字是把“雍正”两字“去首”，砍了雍正的头，“谓之大不敬”①。于是把他下了大狱，死于狱中，乃戮其尸，株连亲属和学生。其实，查嗣庭之所以下狱，一是他趋附权臣隆科多，二是他在日记中把戴名世案件，说成是“文字之祸”，“维止”两字只是借口。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是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的吕留良案。吕留良为浙江人，是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明亡后，吕留良誓不仕清，隐居山林，落发为僧，锐意著述，曾作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以表达其拒清复明之志。其著述中有强烈的反清意识，力倡华夷之别。雍正五年（1727），湖南永兴人曾静因访得吕留良的遗稿，深受吕留良华夷之别理论的影响，于是令其弟子张熙投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以岳钟琪是岳飞后裔，而清是金人之后，岳家与金世代为仇相劝，并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怀疑、诛忠等罪状十款，要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向朝廷告发。雍正六年（1728），曾静、张熙均被逮捕入狱。经审讯曾静，言其反清思想出自吕留良华夷有别论，于是雍正帝下令搜查吕留良著述及日记，亲自撰文批驳吕留良华夷有别论，并将其所撰文章及历次谕旨、曾静口供，一并刊刻公布，名为《大义觉迷录》。吕留良以华夷有别作为反对清朝统治的理论依据，而雍正帝则认为华夷无分、满汉一体。“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我朝入至中土，君临天下..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①显然，雍正帝一方面极力否认当时仍然存在的激烈尖锐的民族矛盾，借以缓和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另一方面为清朝在汉族地区统治合法化大造舆论。华夷无别论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大一统观念，但雍正帝以此编织文网，则是另有目的的。

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吕氏一族或斩首示众，或杖责充军，妇幼皆籍没为奴。其门生弟子及私藏吕氏书的人也有不少遭到杀害。雍正帝还命令大学士朱轼把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语录》“逐条摘驳，纂辑成帙”，予以刊刻，消弭吕留良的影响，其处置是极其严酷的。而对首犯曾静、张熙，却“免罪释放”。雍正帝逼迫曾静写了自白书，表示悔过，并颂扬皇帝的“圣德”，然后作为悔过的典型予以赦免。但雍正帝死后，乾隆帝弘历即位半年，还是将曾静、张熙两人处斩，《大义觉迷录》也作为“禁书”收回。

① 《清稗类钞、狱讼》上，《查嗣庭以文字被诛》。

① 《大义觉迷录》。

乾隆时期，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则是前所未有的。一字一语，即可锻炼成狱。以至一时形咸了吹毛求疵、深文周纳的恶劣的社会风气。乾隆一朝有案可稽的文字狱案有七、八十起，其中很少有真正属反对清朝统治而罹祸的。大致一类是属于触犯忌讳，如有些皇帝专用的字眼和词语，一般臣民加以使用，就是僭越犯上。湖南乡绅黎大本为母亲祝寿，以其母“比之姬美、太姒、文母”、“称为女中尧舜”②，因比之不当，被罚充军；江苏地主韦玉振为他的父亲刊刻行述，文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①，误用“赦”字，被斥为“狂妄”；河南民人刘峨，刊刻《圣讳实录》一书，专门销售给应考的童生，因内容是讲述什么字应当避讳，怎样避讳的，所以把应当避讳的皇帝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②，结果被处斩；江西举人王锡侯嫌《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因此自撰《字贯》，意欲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因书中凡例对玄烨、胤禛、弘历三帝的名字没有避讳，被斥为“大逆不法”而惨遭斩首。另一类属吟诗作文时，用字不慎而被猜疑或曲解为有意影射而陷入文网的。浙江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方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③之类的诗句；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④等诗句。乾隆帝认为他们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再一类纯属于歌功颂德、曲意逢迎，但因文字不当而致罪的。顺天生员安能敬在科举考试的试卷上作诗，内有“恩茶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他的本意“原要竭力称颂”，但不会作诗，词不达意，说了些糊涂话，结果被认为“语涉讥讪”⑤，差一点丢了脑袋。直隶人智天豹，编了《大清天定运数》一书，本是歌颂清朝国运长久，只因书中写乾隆年数只写到五十七年，又未避讳玄烨的庙号，被认为“罪大恶极”，结果身首异处。

乾隆十六年（1751），曾发生一起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株连人数多的特殊文字狱案。当时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长达万言。奏稿中指责乾隆帝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弹劾许多在朝的权贵重臣。伪稿案发后，乾隆帝谕令各个部门和大批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追查，一年半之中，在全国内地的17 个行省，都发现许多传抄者，因伪稿案而被辑捕的人犯达上千人，有十几名督抚官员因伪稿案而被申饬、降职以至革职查办，结果杀了长淮千总卢鲁生、南昌守备刘时达这两个所谓② 《清代文字狱档》第四辑，《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①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② 《文献丛编》第4 辑，《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

③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闲闲录案》。

④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方国泰案》。

⑤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安能敬试卷诗案》。

“伪稿人”而不了了之。如此大规模的文字狱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对清朝统治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反抗，是不惜代价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迭兴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而且上有政府官员，下有一般平民。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广大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迫使知识分子走上学术和现实相脱离的道路，埋头于故纸堆中，搞繁琐的考据。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压制了反清思想的传播，严密地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到了乾隆末年，一方面知识分子中的反清思想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基本上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把打击矛头转向镇压农民起义。于是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778—1782）大兴文字狱高潮之后，文网稍疏，转而改用笼络、麻痹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对新思想的窒息，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这就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发展。

除了大兴文字狱，借以钳制天下之口，统一士人的思想、言论外，收缴、焚毁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是清代又一项文化高压政策。乾隆时期，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下令对全国图书典籍进一步彻底清查，把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付之一炬。乾隆帝下令在清查中，对于毁誉、“诋触本朝”的“违碍”、“狂悖”书籍一律收缴和焚毁。有些书籍尽管不予销毁，但对于“违碍字句”必须一律“改易”。“明季末造野史”、“国初人伪妄诗文”，是清查的重点。因为清初统治者为了隐匿其先祖女真与明朝的隶属关系，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野史、杂记中“诸申”（或女真）、“建州卫”、“建夷”之类的记载深恶痛绝，甚至连宋代的书提到抗金，明朝的书提到抗元，也在禁例。此外，清初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之志，吟诗作文时免不了骂清朝几句。所有这些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都是“违碍”和“狂悖”书籍，一律销毁或改易。加上查缴禁书并无统一标准，于是负责查缴的官员寻词摘字、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牵强附会，使得收缴和销毁的范围大大扩大。乾隆时期这一次收缴禁书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历来文人荟萃，书肆众多的江浙地区是清查收缴的重点地区。江苏专门设立江宁、苏州两个书局掌管收缴禁书。浙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1774—1782）进行了24 次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经过大规模的收缴，属于禁书、销毁的书籍，乾隆一朝“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①。乾隆时期大量收缴和焚毁书籍的结果，造成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焚毁而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是“钦定”官书，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一重大摧残。① 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

修订清律法律是上层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法律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历来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的修订，并利用封建法律维护其统治。

清入关以前，发展进步中的满族社会仍沿袭祖宗之法。清入关并随着全国的日趋统一，修订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律，已经势在必行。但入关之初，统一战争尚未结束，清统治者迫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于是在明律的基础上“斟酌损益”而成《大清律集解附例》，于顺治四年（1647 年）颁布施行。康熙、雍正两朝，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日趋稳定，统治者的注意力逐步转移到以法治天下方面来，于是多次对清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增删修订。乾隆帝即位后，在前代修订的基础上，对律例条文逐条进行了校正，最终完成《大清律例》，并于乾隆五年（1740）“刊布中外，永远遵行”，计47 卷，226 门。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正式完成了。

大清律既沿袭了中国历代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同时又吸收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经验，有所创新，而使新律具有其本身的历史特点。首先，它吸收了自唐朝以来为历代封建法律所沿袭而又能典型地体现封建法律阶级性的十恶八议的内容。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为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十恶八议充分体现封建法律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特权的阶级实质。大清律还对十恶八议的适用范围又有所扩大，这样就扩大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面、打击面，又使封建地主阶级中享有种种法律所规定的特权的人员有所扩大。

其次，大清律并不是中国历代封建法律的翻版，它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第一，满人、汉人在法律上不平等，确认满族特别是满洲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清代相当长时间，涉及满人案件，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理。京师的一般满人诉讼，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内务府下辖满人诉讼，由慎刑司审理，满洲贵族诉讼归宗人府审理，地方各省的满人诉讼由满洲族的将军和都统审理。涉及满人、汉人之间的诉讼案件，尽管归一般地方司法机关受理，但无权对满人作出判决，只能够送满人的司法机关处理，量刑往往从轻，还可以“减刑”、“换刑”，满人也有特殊的监狱，犯人待遇优于汉人。第二，依例不依律，皇帝的谕旨，内外大臣的条奏，成为“定例”后，“则用例不用律”①。条例代替律，一方面表明皇帝的意志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约束，另一方面条例起着增补、严密封建法律的作用。第三，刑制也有扩大和加重。除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又增加了迁徙、充军、发遣、枭首等项刑① 《清律例》卷40，总类，《比引律例》引。

罚手段。第四，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清朝统治者还制订了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如蒙古族的《蒙古律》、藏族的《番律》、维吾尔族的《回律》、西南苗族的《苗律》等。

第三节　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

削平“三藩”

“三藩”是指镇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袭其父尚可喜封爵）和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袭其父耿继茂所袭其祖父耿仲明封爵）三个藩王。这些藩王及其父、祖在镇压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围剿农民起义军和消灭南明小朝廷过程中，为清廷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受到清朝的晋封，令其镇守藩地。由于“三藩”都身拥重兵，驻防地方之后，飞扬跋扈，俨然以土皇帝自居。他们割据一方，自作威福，并且互通声息，相互联络，因此，最终对清廷构成尾大不掉之患。

三个藩王中吴三桂势力最大。吴三桂为原锦州总兵吴襄之子。吴襄因罪下狱，吴三桂晋升总兵，驻防宁远。崇祯十七年（1644），明廷封其为平西伯。明末战乱之际，吴三桂有意避实就虚，保存实力。清廷多次遗书招降吴三桂，李自成农民军亦派人招吴三桂。吴三桂初取观望骑墙态度，不久降大顺军，后因农民军在北京“追赃助饷”，吴三桂决意降清，与清军联合，于山海关石河西大败农民军，有功于清廷，受封平西王。入关后，吴三桂随清军西下陕西，南进湖广，追剿李自成农民军。后清廷令其镇守汉中。顺治八年（1651）率清兵征四川。顺治十四年（1657）受封平西大将军，率清兵自川入黔。顺治十六年（1659）进驻云南。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领兵进入缅甸，俘南明永历帝及其部属，回兵后奉命镇守云南、贵州，并被晋封为亲王。吴三桂自恃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以及剿灭南明永历小朝廷功劳最大，因而最为跋扈。自顺治十六年（1659）吴三桂开始留镇云南，总管云南文武军民、兵马钱粮一切事务。并有权黜陟云南将吏，连总督、巡抚也“听王节制”，康熙元年（1662）开始，又“兼辖贵州”，权力在藩王中是最大的。吴三桂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云南地方肆意盘剥、鱼肉人民，不断扩充实力，“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①，并开山炼矿，自铸钱币。吴三桂占据了明永历帝朱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王府，又籍没了明藩王黔国公沐氏的全部庄田为藩庄，还圈占了大量明代卫所的军田，形成“勋庄棋布”的局面。此外，吴三桂还大肆圈占民地，“勒军民为余丁”，并放高利贷“诱人称贷，责重息”②。吴三桂财政开销，户部不得查核。他借口“边疆未靖，兵力难减”，保持雄厚兵力。吴三桂拥有旗兵五十三佐领（一佐领二百甲，每甲五丁）；绿旗忠勇五营、义勇五营，计1.2万人。加上四镇援剿的兵力、云贵地方官所辖绿旗兵，总兵力达9 万多人，他又拥有特权，“所辖文武将吏，选用自擅”，“并屡引京朝官，各省将吏，① 《清史列传》卷80《吴三桂传》。

② 刘健：《庭闻录》卷4。

用以自佐”③，时称“西选”，一时“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因此吴三桂网罗了一批党羽，“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为额驸，朝政纤悉，旦夕飞报”，“挟边防以自重”④。又借口与西藏茶马互市，“岁遣人至藏熬茶”⑤，与西藏上层分子相联络。时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都是他的心腹旧部，皆唯命于吴三桂。吴三桂依仗这些雄厚实力，无视朝廷，朝廷“稍示裁抑，仍不自责，辄生怨望”①，构成对清皇朝的严重威胁。

尚之信之父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之父耿继茂在福建，也称霸一方。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均系辽东人，原皆为明朝镇守辽东的军事将领，降清时，曾得皇太极重礼相待，并分别授总兵官。崇德元年（1636）又封尚可喜为智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并给予种种优遇。入关后，随清军西下陕西，后尚可喜随阿济格南进湖广，耿仲明随多铎南下江南，为剿灭李自成农民军和摧毁南明福王政权，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六年（1640），清廷改封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年底，各率兵进广东，第二年便攻占了广州。耿仲明因隐匿逃人而畏罪自杀，其子耿继茂袭爵率兵。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命平南王尚可喜驻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驻镇四川，第二年又改靖南王驻镇福建。尚可喜、耿继茂二藩在镇压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尚可喜、耿继茂两藩王各拥旗兵十五佐领，加上所属绿旗兵各六七千人，兵力不下数万，力量稍逊于平西王吴三桂。尚、耿最初同驻广州一城，他们设“总店”搜括民财，“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有司莫能诘，百姓莫敢言”②。后来，尚可喜在广东“私市私税”，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①。此外，尚可喜还垄断对外贸易，大搞走私活动。他指使藩府参将沈上达，乘海禁之时，外国的商船不敢贸然前来，于是联结他人，私造大船，擅自出海贸易，所获非法收入，难以统汁，获利尽归尚藩。以是藩府之富，几甲天下。他们还巧取豪夺，肆意霸占民田，“占耕民田千百顷”。他们到处横征暴敛，又增立盐埠私课盐税，派藩兵开山伐木，取山林之利。两藩竞相斗富，为了兴建富丽堂皇的藩王府，滥征民力，搞得怨声载道。耿藩改镇福建后，更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无所不用其极。粤、闽人民深受藩害之苦。

“三藩”占据南方一线，拥有重兵，不仅不能成为清朝的藩篱，反而拥③ 《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④ 魏源：《圣武记》卷2《康熙勘定三，藩记》上。

⑤ 《清史稿》卷525《西藏》。

① 刘健：《庭闻录》卷4。

② （康熙）《南海县志》卷7《食志·课程》。

① 《清圣祖实录》卷91。

兵自重，侧目朝廷。而朝廷每年还得向“三藩”供应大量饷银，使得“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②。这对清朝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随着割据势力的日益膨胀，撤藩已势在必行。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愿归老辽东，疏请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继续镇守广东。康熙帝认准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缘，降旨称赞尚可喜“很知大体”，同时指出广东已“底定”，藩王坐镇已无必要，故不允尚可喜之子袭爵继续坐镇，而令其撤藩回辽。吴三桂自认为功高位重，也假意疏请撤藩，以试探朝廷态度。他以为“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③。疏入朝廷，大臣中意见不一，争论不休，“言不可撤者甚多，言宜撤者甚少”④。康熙帝态度非常坚决，认为“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①。毅然允其所请，下令撤藩。随后，耿精忠也疏请撤藩，帝亦同样照准，令将三藩尽徙回山海关外。康熙帝裁撤三藩的决心，并非一日，“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②，亲政以后，曾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③，作为警言，书而悬之于宫中柱上。康熙帝认为，“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④。可见其撤藩的举措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三藩俱撤，击中了这些称霸一方的骄兵悍将的痛处，于是，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首先公开发难，起兵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以复兴明室相号召，并发布《反清檄文》，伪称所谓明朝托孤皇三太子以“寄命”于他，把自己打扮成明朝的忠臣，妄图用谎言来赢得民心，获得支持。一时间，一些叛明降清的武将，一些督抚和提督、总兵等相率附和，以致“伪檄一传，四方响应”，“相率背叛”⑤。翌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康熙十五年（1676）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广东相继响应吴三桂，公开叛变。其他一些与清廷有矛盾的汉籍将领，如广西的孙延龄（孔有德之婿）、王雄，四川的罗森、郑蛟麟、谭弘等，也先后归附吴三桂。耿精忠在勾结吴三桂后，曾联络了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约为援军。郑经率军队窜犯闽、粤沿海，转入江西，以为策应。吴三桂等三个藩王发动的这场反对清皇朝统治的叛乱，史称“三藩之乱”。

吴三桂叛变后，叛军来势凶猛，猝不及防。吴军很快攻占了湖南的衡州、② 魏源：《圣武记》卷2《康熙勘定三藩记》上。

③ 《清朝野史大观》卷5《刘玄初》。

④ 《清圣祖实录》卷99。

① 《清史稿》卷2691《索额图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99。

③ 《清圣祖实录》卷154。

④ 《清圣祖实录》卷99。

⑤ 《清朝野史大观》卷5《王文靖请斩吴应熊》。

常德、岳州，前锋直达澧州。耿精忠叛变后，也很快进入江西、浙江。叛军在一年多时间里控制了大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形势十分严重。

面对吴三桂的叛乱，年方二十岁的康熙帝果断刚毅，首先排除朝廷部分大臣缓撤的主张，下令削夺吴三桂的王爵，以示武力平定叛乱的决心，并处死在北京居住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①。然后，发兵讨伐吴三桂。

康熙帝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形势，进行平定叛军的作战部署，将清军分为两条战线。把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北的荆州以及“水陆皆与楚闽接壤”的江西作为前线，以八旗劲旅固守，遏止叛军过江北上，将地控南北交通要道的山东衮州和地扼东西咽喉的山西太原作为后方两个支点，调重兵把守，控制南北和东西两条孔道，以策应前线。按照这一部署，仅两年时间，清军逐渐占据了优势。于军事征讨的同时，下诏训谕云、贵两省官员及军民“各宜安分自保，无所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过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现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勿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②。用以安定人心。于此同时，又对一些汉将实行笼络政策。为了稳定西线，对拥兵观望、叛服不定的陕西提督王辅臣着意笼络。王辅臣杀了朝廷派驻陕西的经略莫洛，这本是蔑视朝廷的大罪，但康熙帝不仅宽容，不治其罪，反而下诏自责，“则朕之知人未明”，“咎在朕躬，于尔何罪？”①王辅臣终于在康熙十五年归附清廷。康熙帝对甘肃提督张勇也加恩重用，使之忠于朝廷，以解除西北之患，使朝廷能集中兵力对付南方的叛军。康熙帝在吴三桂公开举起叛旗之后，为了集中兵力，剿灭吴三桂，曾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二藩。在处死吴三桂在京子孙时，耿精忠诸弟在京“照旧宽容”。耿精忠叛乱之初，康熙帝即派人传谕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遗言，革心悔祸投诚自首，将侵犯内地海贼速剿图功，即行赦免前罪，视之如初”②。给耿藩留有后路。在招抚的同时，加强军事攻势，清军迅速占据了浦城、建宁、延平等府县。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四日，靖南王耿精忠在清军大兵压境，内部矛盾重重，“军饷馈乏，军士逃亡”③的情况下，被迫率文武官员出降。帝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属官兵，随大兵（指清军）征剿海逆（指郑经），图之赎罪”④。郑经力不能挡，也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5《王文靖请斩吴应熊》。

② 《清圣祖实录》卷275。

① 《清圣祖实录》卷51。

② 《圣祖御制文集》卷4。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20。

④ 《清圣祖实录》卷63。

退返台湾，福建底定。广东的尚藩在吴三桂叛变后，平南王尚可喜仍效忠朝廷，为此，康熙帝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康熙十五年初，尚可喜卧病，尚之信代之理事，部将相继叛投吴三桂，于是尚之信亦附吴作乱，并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职，后又封亲王。十月，尚可喜病逝，不久，福建耿精忠降清，尚之信知继续附吴已无出路，于是主动派人持密函请降。帝赦免其罪，并令其“相机剿贼，立功自效”①。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四日，在清军兵抵广东韶州时，尚之信率文武官员剃发“归正”，并派尚之瑛去韶州迎接清军，帝也令“著袭其父尚可喜平南亲王爵”。这样，广东亦平定。从而剪除了吴三桂的侧翼，使吴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外，由于入关后满洲八旗将领及旗兵长期养尊处优，逐渐削弱了战斗力，而西南地区又多山地，八旗骑兵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因此康熙帝不得不借重绿营兵。清朝绿营兵均为汉人，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绿营兵与八旗兵在地位和待遇等方面差距悬殊，即使是绿营兵的将领，亦在八旗将领的监督之下，因此，绿营兵官兵处处受到牵制。但绿营兵数量大，又以步兵为主，熟悉地方地形环境，宜于西南山地作战，因此康熙帝极力安抚绿营将领和汉兵，制定“绿旗官兵赏格”，破格提拔了一些绿营将领，以绿营为主力来围剿叛军。

清军在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先后归附朝廷以后，集中主要兵力围剿叛军元凶吴三桂。康熙十六年（1677），吴三桂占领了湖南衡州，分兵犯广东乐昌、江西南安。康熙帝派屡立战功的穆占率清军进取衡州，以“遏贼后路”，和“宽缓”广东。穆占所率清军迅速攻占茶陵、仁安等许多地方。康熙十七年（1678）初，清军先后又收复了湖南一部分地区。这样，清军就完全控制了叛军外围的广东、福建、江西、陕西等地。眼看大势已去，情急势绌的吴三桂迫不急待地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湖南衡州即皇帝位，国号大周，建元昭武，企图以此稳定叛军，鼓舞士气。八月，吴三桂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璠（吴应熊之庶子）在衡州继承帝位，改元洪化。吴三桂一死，叛军内部人心惶惶，无一定攻守之策，屡战屡败。特别是对湖南咽喉要地岳州一战。康熙帝集中了荆州、陕西、河南、安庆各地军队围攻岳州，并采纳了原吴军水师将领林兴珠的建议，以水师断岳州饷道，然后水陆两军猛攻岳州。清军利用吴三桂死后军心涣散之机，一面加强军事进攻，一面瓦解敌军内部，伪总兵王度冲、伪将军陈伯等率部降清。清军在湖南战场上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叛军纷纷溃败，岳州败弃，长沙等地叛军闻讯也弃城南逃云、贵。

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在“湖南悉皆平定，广西亦已纳款”，叛军据守滇黔一隅的形势下，康熙帝下令指出“当时倡叛，罪止吴三桂一人，所属人员均系胁从，情可矜恕”，对于投诚者，“皆赦其前罪，论功叙录，加① 《清圣祖实录》卷64。

恩安插”①。这一政策，对叛军起到了迅速瓦解的作用。不久，叛军副总兵周嘉员即率文武官员61 人，兵丁9340 人，眷属6500 余口向清廷投诚。

康熙十八年（1679）底，勇略将军陕西提督赵良栋、奋威将军平凉提督王进宝收复关中、洛阳等地后，康熙帝即令其率领绿营入川，并令满洲八旗兵为后应，以接济粮饷，相互策应。由于各路大军协同作战，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即克定四川，随后即令赴良栋兼云贵总督率大军自四川入云、贵，另令湖广总督蔡毓荣、平南将军赉塔分别从湖南、广西进军云、贵，直捣平西王的老巢。康熙二十年初，清军攻下贵州，数路清军会师昆明城外。清军围困昆明，吴世璠束手待毙，城内文武官员纷纷出降。十月二十八日，守城叛将线緎等策划献吴世璠降清，吴世璠闻变自杀。二十九日，线緎开南门纳城投降。清军析吴三桂骨骸分发各省传示，吴世璠悬首示众。

在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吴三桂的同时，康熙帝一直没有放松对尚之信、耿精忠二藩的防范。一旦吴三桂问题基本解决，他即着手解决尚之信、耿精忠对清廷的威胁。早在尚之信表示“归正”朝廷之后，就有人密告尚之信“心怀两端”。帝令尚之信率兵进取潮州、湖南，尚之信违命不行。永安危急时，先是坐视不救，后虽出师，但密令总兵官“顿兵不进”。尚之信“时而疏请出兵湖南，时而疏请出兵广西，及命下则一兵不发”①。尚之信这些举动，康熙帝早有觉察，只是选择时机问题。此外，尚之信还“冒兵饷，擅杀无罪人”②，并“在广东卖官虐民，抄家充饷，重敛横征”③。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康熙帝密令将尚之信逮至京师，八月即予赐死。同时，对其父尚可喜忠于朝廷，“不肯从逆”大加表彰，并允许将尚可喜尸骨及眷属家口一并搬往尚可喜的老家奉天海州。之后，又将尚之信藩下十五佐领官兵分入上三旗，仍驻防广东，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三总兵标下兵丁，裁汰部分后，新设将军管辖。尚之孝、尚之隆免罪之后，家下所有壮丁分为五佐领，隶汉军镶黄旗下。这样，广东尚之信问题彻底解决了。与此同时，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借耿精忠自请入京晋见的机会，削夺了耿精忠的兵权，并交法司勘问，最后，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逆党罪将其处死。

在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个藩王相继被解决以后，康熙帝为了安定南疆，防止藩王势力东山再起，又对三个藩王部属作了妥善处理和安置。藩属部队编制进行了整顿，福州、广州、荆州另派八旗兵驻防；对三个藩王属下财产，一律籍没充公；清除藩地弊政，由中央任命得力地方官进行整肃。这些措施的实施，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三个藩王统治地区与中央政令不一、积弊太多的问题。至此，“三藩”之乱彻底平息，撤藩目的基本达到。

① 《清圣祖实录》卷80。

① 《清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② 《清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③ 《清圣祖实录》卷91。

“三藩”之乱前后为害八年，殃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破坏国家统一，给人民带来战争灾难。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乱，翦灭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使西南地区免遭割据势力的戕害，是顺应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的。整个平叛战争康熙帝始终居中指挥，由于军事部署得当，且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使平叛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吴三桂等“三藩”的叛乱的失败是必然的。首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和剿灭南明政权，穷追到缅甸，捕杀永历帝朱由榔等行径都不得人心；吴三桂等起兵叛乱的目的只是保持他们的藩王地位，裂土称王，满足其一己私利，因此，得不到其他政治势力的支持；叛军又缺乏严密的组织，指挥者多所失误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吴三桂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是以清朝的胜利和吴三桂等的“三藩”的失败而告终的。清朝倾其全力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康熙帝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创建了殊勋，以后出现的“康乾盛世”正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的。

统一台湾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位。之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为争夺权力发生火并，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路。而清由于当时国内棘手问题很多，对台湾不能以武力压服，也主要采取“招抚”政策。这样，使得郑氏集团暂时取得了一个喘息时机，得以在台湾维持一段时间的割据统治。早在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病逝后不久，清廷即派人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其时，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火并正烈，郑经害怕清廷“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因此，阳奉阴违，虚与应付，以“苟延岁月”。第二年，郑经得势，则提出“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剔发易衣冠”①。清廷当然不会答应，双方仍成对峙局面。当年十月，清军分三路攻厦门等地，清军击败郑军，攻占了厦门。郑经退守铜山。后郑军军官眼看大势已去，纷纷率兵降清，致使郑军在大陆沿海据点纷纷失守。康熙三年（1664）清廷授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令其统帅水师，前往征剿郑经。施琅率水师先后三次渡海，均因台风袭击而未成功。康熙六年（1667），清廷又派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先后两次渡海招抚郑经，但郑经仍顽固地坚持所谓“朝鲜例”，招抚未成。康熙七年（1668）初令施琅来京师，商讨进兵台湾的大计。施琅到京师后，详陈武力统一台湾的意见，但因当时天下初定，沿海地区人心未稳，施琅的意见未被采纳。不过，康熙帝意识到武力统一台湾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尽管未采纳施琅的意见，但命其为内大臣，留在京师，以备应急之用。康① 魏源：《圣武记》卷8《康熙勘定台湾记》。

熙八年（1669），帝又亲颁谕旨，委派重臣，赍诏书前往招抚，无奈郑经一意孤行，招抚未果。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发生。耿精忠约郑经为援，率军西渡大陆。郑经利用清廷忙于平服吴三桂、耿精忠叛乱之机，率军攻占了闽、粤沿海的泉州、漳州、兴化、潮州、惠州五府和闽西北的汀州、邵武两府。这些地方除潮州，惠州原属广东的尚之信藩地外，其余均属靖南王耿精忠的藩地。因此，郑、耿为争夺地盘发生冲突。康熙十五年（1676）清廷派军队入闽，由于耿精忠又反水降清，与清廷联合攻郑经，郑经孤军不支，只好退守金、厦。清军因吴三桂叛乱尚未平息，无力渡海，所以仍采取招降政策。这样，清军与郑经仍成对峙局面。其后，清廷派康亲王杰书、福建总督姚启圣极力招抚郑经。尽管郑经一再拒绝招抚，但其部属兵丁却“至者如归”，仅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至十一月，投向清军的郑军部属军官就有1237 员，兵丁11639 名。康熙十八年（1679）初，郑经的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各带所部官兵来归，其中文武官员374 员，士兵12124 名。在这种情况下，郑经被迫收缩防务，主要兵力撤回台湾，而留守金、厦的官兵眼看大势已去，纷纷降清。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金门、厦门即为清军所占。

康熙十九年（1680）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大陆基本统一，台湾继续孤悬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因此，统一台湾势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郑克■，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袭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发生长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趋腐败，内部分崩离析。加之，随着全国大陆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其号召力，大陆士兵纷纷思归，郑氏集团内部人心惶惶，继续割据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

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①，主张缓征台湾。福建地方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也上奏认为“台湾断不可取”②。福建海防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也持反对态度。许多朝中大臣“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③，力主放弃武力征讨。一部分朝廷大臣还对康熙帝重用郑氏集团降将施琅不满，认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力主乘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后下决心攻取台湾，以“底定海疆”，实现其一统海① 《明清史料戊编》卷116。

② 《清圣祖实录》卷116。

③ 《清圣祖实录》卷112。

内的宏图。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他发布诏令：“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④。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不主张攻取台湾，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极力保荐施琅，认为“他是海上（指郑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习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⑤。因此，康熙帝决定再度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他下诏书宣布：“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现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①施琅降清后，康熙元年（1662）曾一度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四年（1665）五月，又曾率福建水师自福州的铜山（今东山）渡海攻台，至清水洋因遇风折回，所以，他对台湾海峡一带海上形势、地理环境、天文风候十分熟悉，这就为清军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施琅到福建后，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原郑氏降兵及福建新练水师为主的水军，这支军队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同时又配备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坚固、行驶迅捷的战船，只待选择战机，准备渡海作战。台湾海峡尽管宽只二三百里，但风险浪恶，气候变化无常，渡海作战仍有不少困难。施琅充分估计到各方面的困难，并从困难条件出发制定作战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既可作为清军可进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权，封锁郑军的通道。第二，选择西南风始发季节作为渡海进兵的战机。一改过去东北风盛行时渡海的传统打法。这样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军能抛泊海上，选择准确的进攻机会。第三，兵分三路，东西两翼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中路，与敌军主力决战。

郑军在侦得清军将以澎湖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后，即派能攻善守的大将刘国轩率精兵2 万余名，大小船舰200 余艘，并“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20余里的壁垒”①，固守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 余艘，水师2 万余人，仍自铜山出洋，第2 天上午，战船即陆续到达澎湖海外。十六日曾发生小规模海战，双方各有损伤。二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出击，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④ 《清圣祖实录》卷96。

⑤ 《清圣祖实录》卷96。

① 《清圣祖实录》卷96。

① 《清史稿》卷47《施琅传》。

势，压攻挤击”②，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由于郑氏集团政治腐败，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③。台湾人民是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

清廷尽管攻取了台湾，但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朝野之间意见分歧，康熙帝亦处于动摇犹豫之中。朝廷和闽浙地方的不少官员主张放弃台湾，守澎湖。施琅力排众议，主张坚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在国防上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野沃土膏，物产利溥”，经济上亦大有开发的前途。特别是他很有远见地意识到若弃而不守，西方殖民主义者必利用台湾，“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遗患后世。因此从这个角度施琅认为台湾“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输，亦断断乎其不可弃”①。施琅恳切陈辞，阐述利害，得到大学士李蔚、工部侍郎苏拜、都察院左御史赵麟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决定坚守台湾，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官管辖。并派兵8000 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亦派副将一员统兵2000 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

②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③ 《靖海志》卷4。

① 施琅：《陈台湾弃留利害疏》，康熙《台湾府志》卷50。

第四节　平定准部，统一回疆

三征噶尔丹

清初，居住在我国西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咯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于清入关前，即已归服于清朝。漠北喀尔喀蒙古下分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部，明朝初期称瓦剌，明末清初时称为厄鲁特，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一带。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四大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的称准噶尔部；游牧于乌鲁木齐附近地区的称和硕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沿岸的为杜尔伯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地区的称土尔扈特部。明末崇祯初年，土尔扈特部因受准噶尔部的排挤和袭扰，其部5 万余帐离开塔尔巴哈台原牧区，向西远徙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游牧。之后，和硕特部也因为与准噶尔部发生冲突，离开乌鲁木齐地区原牧地，向东南移牧青海一带。而杜尔伯特部尽管也受到准噶尔部的控制，但因其与准噶尔部是同族关系，所以仍然共牧于阿尔泰地区。

清初，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也先后遣使来贡，所以，清朝政府认为“厄鲁特、喀尔喀向来归化，职贡有年”①。但是，噶尔丹夺得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不断地扩张其势力，攻掠邻部，跃居四部总汗，严重威胁漠北喀尔喀蒙古和西北地区。

噶尔丹如此有恃无恐，与沙皇俄国的怂恿和支持，密切相关。从康熙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74—1683）间，噶尔丹几乎每年都派人与沙皇俄国相勾结，并“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②。噶尔丹出兵喀尔喀蒙古时，正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率领蒙古军民抗击沙俄侵略者并包围了沙俄军队于色楞格斯城堡内的关键时刻。结果由于噶尔丹从西面向喀尔喀部发动进攻，使其腹背受敌，迫使土谢图汗只得撤退包围沙俄侵略者的军队，噶尔丹替沙俄侵略者解了围。

从噶尔丹军队大兵压境之际，土谢图汗便率领喀尔喀蒙古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鄂罗会诺尔，双方“鏖战三日”③，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沙俄侵略者趁机引诱喀尔喀蒙古投降沙俄。在这关键时刻，喀尔喀蒙古宗教首领哲布尊巴丹，拒绝沙俄的诱降，毅然率领喀尔喀三部蒙古军民数十万人南下内徙。由于喀尔喀蒙古系“尽弃部落牲畜而来，虽少有所携，难以自存”①，康熙皇帝派专使尚书阿喇尼等前往探望，并下令开归化城、张家口、独① 《清圣祖实录》卷137。

②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62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136。

① 《清圣祖实录》卷137。

石口、喜峰口、古北口、杀虎口等处粮仓，赈济喀尔喀三部蒙古，妥善安插他们在内蒙古北部“水草俱佳”的科尔沁牧区居住放牧。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玄烨得知“噶尔丹将借兵鄂罗斯（俄罗斯）”，立即传谕在北京的俄国使臣吉里古里、伊法尼齐：“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仍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②。既揭露了噶尔丹勾结沙俄的无耻行经，又警告了沙皇俄国。但噶尔丹仍一意孤行，遂于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率军两万，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大举南犯，深入漠南蒙古乌珠穆沁一带。由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违命轻战”，以至清军初战失利，噶尔丹军队得以乘势渡过西拉木伦河，深入到距北京仅700 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

对于噶尔丹与喀尔喀蒙古的矛盾。康熙皇帝曾竭尽全力进行调解，但噶尔丹仍然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大举进攻。为了巩固北部边疆，康熙皇帝三次亲自出征，组织和指挥清军平定噶尔丹，最后迫使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噶尔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三日“饮药自尽”。其属下300 余户携带噶尔丹尸骸及其女儿钟齐海前来投降清朝。

逐准安藏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死后，清廷因策妄阿拉布坦助剿其叔噶尔丹有功，承认策妄阿拉布坦为准噶尔汗，统治阿尔泰山以西地方。但策妄阿拉布坦对清廷“貌恭顺，怀不靖志”，又逐渐走噶尔丹的老路。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妄阿拉布坦率兵占据了哈萨克草原南部，并乘土尔扈特部内讧之机，吞并了前往雅梅什湖一带游牧的土尔特部首领阿玉奇儿子散札克所属一万五千余户人口，还切断土尔扈特与清廷的联系，截留土尔扈特部前往清廷的使者，抢夺贡物，断绝贡道。此外，策妄阿拉布坦又出兵攻打南疆回城喀什噶尔，用武力控制南疆回部六城。总之，在不长时间，策妄阿拉布坦的军事力量已经控制了整个天山南北，并将其扩张的矛头指向西藏。

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阿拉布坦开始入侵西藏，十一月，派策另敦多卜率领六千精兵启程，为了掩人耳目，防止清廷和西藏方面发觉，他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军队“涉险冒瘴，昼伏夜行”，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到达藏北纳克产地区，然后经腾格里海直趋达木。管理西藏事务的拉藏汗对于准噶尔军的突然到来毫无准备，仓促招募军队迎战。到当年十月底，准噶尔军队攻占了拉萨，将拉萨古城洗劫一空，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也遭到严重破坏。他们杀死了拉藏汗，组织了一个听命于准噶尔的傀儡政权。他们对于西藏各教派的广大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

② 《清圣祖实录》卷146。

西藏的拉藏汗政权是得到清廷承认的，拉藏汗也是由清廷委任而管理西藏事务的，所以清廷对于西藏事务十分关注。由于西藏地处西部边陲，路途遥远，信息传递很慢，所以清廷未能及时得到准噶尔军入藏的准确消息。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将军富宁安首先向清廷报告了准兵入藏的实情，请求朝廷“速发救兵”。康熙帝为了安定西藏，遣军进击，驱逐了准兵，使西藏地区得到安宁。

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年间，辉特汗阿睦尔撒纳与准噶尔汗达瓦齐为争夺厄鲁特四部的统治权互相残杀，阿睦尔撒纳兵败，不得已率所属2 万多人归顺清廷。达瓦齐贪婪残暴，到处攻城掠地，遭到厄鲁特四部人民的反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派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为一路，另命永常为定西将军为一路，进军伊犁。准噶尔部台吉、宰桑纷纷归降，达瓦齐见大势已去，率军逃往格登鄂拉。清兵两路追击，达瓦齐被迫逃往南疆，后被维吾尔族军民捉获，送至清廷。

阿睦尔撒纳是在势穷力竭的情况下投归清王朝的，他的野心不仅要攫取准噶尔部汗位，而且要做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①。因此，尽管清廷晋封他为双亲王，给予双倍俸禄，亦不能遏止其野心。于是，乾隆二十年（1755）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公开发动叛乱。

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使清军措手不及，驻守伊犁的定北将军班第兵败自杀。不久，喀尔喀蒙古的青滚杂卜郡王亦起兵叛清。西北边疆一时变乱四起。乾隆帝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派军队平定了喀尔喀蒙古青滚杂卜的叛乱，然后西向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清军进驻伊犁。叛军头目阿睦尔撤纳早与沙皇俄国相勾结，兵败后投奔沙俄。清廷认为“俄罗斯既已收留叛贼，必且抚而用之”①，事后必然是西北边陲不得安宁的祸根，因此通过理藩院一再通牒沙俄，将阿睦尔撒纳送回。沙俄托辞推诿，不予交回。直到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之后，在清廷的强硬交涉下，沙俄才不得不把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送交清朝政府。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进攻开始，中经策妄阿拉布坦侵藏，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为止，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67 年。清廷为了平定准部，不断用兵西北，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但对准噶尔部的平定，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了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打击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

① 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① 《清高宗实录》卷555。

定乱安回乾隆二十二年（1757），天山南路维吾尔族上层首领波罗尼都、霍集占，即所谓大小和卓兄弟发动叛乱，史称大小和卓叛乱。

康熙十年（1671），准噶尔汗噶尔丹出兵占领了天山南路，将当地的“回部”（维吾尔族）首领阿布都什特扣押到伊犁，并对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康熙三十五年（1696），噶尔丹被清廷击败，阿布都什特得以解脱，清廷护送其返归南疆叶尔羌，管辖南疆“回部”事务。阿布都什特死后，其子玛罕木特继位，因欲极力摆脱准噶尔部的控制，被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俘劫到伊犁，并禁锢起来。玛罕木特长子波罗尼都，次子霍集占也同时被押解伊犁禁锢。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打败达瓦齐，占领伊犁，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同时获释。清廷将波罗尼都送回南疆叶尔羌，继续管辖“回部”事务，而留霍集占于伊犁，管辖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事务。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发动叛乱时，霍集占助纣为虐，参与叛乱。清廷迅速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霍集占逃亡南疆，投奔其兄波罗尼都。

波罗尼都自返归南疆叶尔羌后，与清廷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一切“听候大皇帝谕旨”。但霍集占逃归南疆后，以“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①煽惑波罗尼都。在霍集占的蛊惑之下，波罗尼都终于赞同其弟之议，杀害了清廷派往南疆库车执行招抚使命的副都统阿敏道，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兴兵作乱，欲图独据回疆。

清廷得悉霍集占兄弟叛乱后，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以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领清军以及维吾尔族阿奇木伯克鄂对所统领的维族士兵1 万余人，由吐鲁番出发前往镇压。战争开始，大小和卓曾迷惑了数十万维吾尔族群众参与其中，但霍集占叛乱破坏了当时南疆刚刚安定的局面，把维吾尔族人民又重新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很快大批维吾尔族伯克、人民纷纷逃离叛军大小和卓，归顺清帝。清军占库车时，霍集占弟兄逃至阿克苏和乌什，当地维吾尔族首领闭城不纳，只好又返叶尔羌，波罗尼都则占喀什噶尔，互成犄角之势。清廷调定边将军兆惠率军南下，先攻叶尔羌。由于清军长途跋涉，兵员又处于劣势，致使兆惠所率的三四千士卒被回军包围在叶尔羌城东黑水营达三个月之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初，清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所率援军到达，方解黑水营之围。是年六月，清军分两路出击，兆惠率军由乌什取喀什噶尔，富德率军由和阗取叶尔羌。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之下，霍集占兄弟弃城夺路西窜，部属纷纷归降，最后在伊西洱库河谷叛军几乎全部被歼。霍集占弟兄逃入巴达克山部，为其首领擒杀，后献尸清廷。大小和卓叛乱被彻底平定。

清廷在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之后，随即采取一① 《回疆通志》卷12。

系列措施，加强清廷对新疆的统治。

首先强化新疆地方的统治机构，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伊犁将军，驻扎伊犁，统辖全疆军政事务。然后在新疆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塔城诸处军政；又在新疆南路设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下辖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乌什、阿克苏、辟展、巴里坤、哈密等处的办事大臣，以及吐鲁番的领队大臣。对于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族聚居区，仍承袭原有的伯克制，各城仍设阿奇木伯克（即正城主）和伊什罕伯克（即副城主），但均由参赞大臣奏请皇帝简放，品级自三品至七品不等，管理当地的回城民政事务。

其次，为了发展新疆经济和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清廷在新疆各地大力开展屯田。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河，广泛垦田开荒。早在康熙、雍正年间用兵准噶尔时，即于新疆屯田，乾隆年间，屯田范围日广。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仅新疆绿营军的营屯亩数已达179290 亩；到乾隆四十年（1775）时，仅新疆募民屯垦的户屯亩数已达280253 亩。在大兴屯田的同时，为了繁荣工商业，清廷在阿克苏设铸钱局，铸造“乾隆通宝”铜币，发行新疆各地。

再次，新疆地处西部边陲，交通不便，为了及时传递消息，清廷在天山南北主要交通线普遍设立“军台”。

第五节　安定西南，辖治蒙区

西藏直隶朝廷

清入关以前，于崇德四年（1639）曾派专使入藏联系。崇德七年（1642），西藏各教派首领派遣伊拉古克三等专使到盛京朝贡。同年，和硕特蒙古顾实汗杀藏巴汗，尊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为宗教领袖，控制了西藏地方的权力，后又于顺治二年（1645），赠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以分割五世达赖喇嘛的权力，巩固其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清入关定都北京以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与西藏的联系。顺治八年（1653），顺治皇帝派恰噶喇嘛、嘉饶喇嘛入藏，问候达赖和班禅，并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会晤。顺治九年（1654），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为达赖洗尘。翌年，五世达赖喇嘛返藏，顺治帝又在南苑设宴为之饯行，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遍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明确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和承认顾实汗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准噶尔部的侵扰，结束了长期以来清廷依靠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的局面，清廷开始着手重新组建西藏地方政权。采取噶伦共同掌政制度，即由清廷委任五人为噶伦（开始时四人），其中一人为首席噶伦，一总西藏地方政务。乾隆十五年（1750），清廷下令废藏王，建立噶厦（发令机关），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之下，设四噶伦（三俗一僧）分理政务。四噶伦地位平等，互不统属。自此，达赖喇嘛由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转而成为政治领袖。这样，西藏的噶厦即成“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隶属于清帝。与此同时，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扩大驻藏大臣的职权。

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发生了廓尔喀人（尼泊尔的一个民族）入侵西藏事件。廓尔喀为了达到扩张其势力的目的，借口边境税收纠纷，大举入侵，掠夺后藏，残杀藏民。八世达赖喇嘛和七世班禅报请清廷发兵。乾隆帝即派大将军福康安率领由满、汉、蒙、藏等各民族人组成的军队一万七千人入藏，在藏族人民的支援下，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即将廓尔喀人全部逐出西藏，迫使廓尔喀“军前乞降”，永不再犯。

廓尔喀军能很快深入后藏地区，充分暴露西藏噶厦地方政权的弱点和弊端，官吏贪污舞弊，兵备废弛，若不改弦更张，西藏政局就不能安定。乾隆帝命福康安等会同西藏各方人士，筹议西藏善后章程。经过先后多次会奏，最后经清帝批准，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 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章程》第一条首先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①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平等，噶伦以下官员尽为驻藏大臣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① 《卫藏通志》卷12。

告驻藏大臣办理。特别是清廷接受了以往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化身）纷争不已的教训，创设了“金瓶掣签”制度，即在达赖喇嘛的化身出世之后，将西藏各地报出的呼毕勒罕，由驻藏大臣将姓名、出生年月日，用满、汉、藏文缮写在牙签上，投入“金奔巴”（即金瓶）瓶中，然后由驻藏大臣亲自用象牙筷子从中取出一根，以此认定继承达赖喇嘛的灵童，然后在驻藏大臣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由此，明确规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转世，必须由驻藏大臣亲临并履行“金瓶掣签”手续。此外，又规定西藏地方上起噶伦下至营官的所有大小官员，一律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并对官位的品级、铨选亦作了详细规定。

驻藏大臣对于西藏的3000 名藏军，负有督察、校阅等责任，藏军的大小军官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放，经过考验，有权升擢和斥革。另外派绿旗兵一千名驻藏。驻藏大臣每年春伙两季定期巡边，并派人沿边设鄂博（用石块堆砌以作定界）。

西藏的外交大权一律集中于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和班禅与邻国的来往书信，必须交驻藏大臣阅视，回信必须由驻藏大臣代为酌定，邻国侨商入藏，必须持有驻藏大臣颁发的执照。

此外，驻藏大臣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司法案件，均有管理和核定之权。

对于西藏的财政亦有“稽查总核”之权。总之，驻藏大臣作为清朝中央政府的代表，在西藏地方行使全面的统治权力。《章程》还规定，西藏地方的赋税和财政收入，一律归西藏地方支用。驻藏军队的费用及西藏地方主要官吏的俸禄一律由中央政府支出。在西藏地方设铸钱局铸造银币，统一货币的成色和折算比价。对内对外贸易，统一税收标准，设卡查验。

《章程》进一步以文字的形式肯定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早就开始的隶属关系，具有法律条文的性质。《章程》的制定，对于进一步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对于稳定西藏的政局，以及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流官的任免、升迁、调遣均由中央政府决定，不能世袭。明代已经在西南地区部分地施行“改土归流”，但大规模地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是在清代雍正年间。

我国西南地区历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苗、彝、瑶、壮、白等兄弟民族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和湖南等地。由于地处边陲，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较为落后，所以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推行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即土司制度，也就是由中央政府指定当地少数民族的部族首领充任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各级官吏，史称土司和土官。土司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官爵名号，虽是皇帝封赐，但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割据性，官位实行世袭制。土官是按照汉族的地方行政制度设立府、州、县，并委派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官虽由朝廷委任，但和土司一样，亦割据一方，世代世袭。初设土司、土官，以统治少数民族，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统治的作用。但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土司的势力越来越大，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或不听中央号令，或阳奉阴违，或发动叛乱对抗朝廷，他们极力维护落后的旧制度，名为朝廷命官，实际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地处边隅的土司，更是“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他们自恃拥有辖地广阔的世袭领地和大批骄兵悍将，根本不愿受朝廷的约束，代表了分裂割据势力，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日益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障碍。清初土司叛乱屡有发生。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胤禛即委派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办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宜。自此，清廷即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按照内地的府、州、县行政制度，委派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统治。军事上解除了土司的土兵，清廷另派军队到土司原来的管辖区进行驻扎。经济上由中央政府统一丈量土地，然后制定统一的税收标准。

清代的改土归流，始于康熙朝，盛于雍正朝，收于乾隆朝。雍正四年到雍正十三年（1726—1735），是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集中时期。清廷实行改土归流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之后，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凡遇有事，“逐村清理、逐户稽查”，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在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使用了武力进剿的手段，曾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蒙受很大的战争灾难，许多无辜的人民遭到清军的杀戮，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此外，由于清廷完全从有利于其统治目的出发，因此，改流并不彻底。清廷在云南、贵州、四川裁去土司的“土官”称号，取消其权力的同时，继续授予“土舍”、“土弁”等名目，以此作为封建基层统治的工具以及中央委派来的流官的助手。个别地区甚至又设新土司，四川就曾新设安抚司11 个、宣慰司1 个。这就使得土司制度的残余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加之，清代吏治败坏，许多流官贪婪成性，到任以后，大肆盘剥西南少数民族人民。所以，改流以后，许多地方残破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很大变化。

但是，作为西南地区政权体制上的一次改革，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仍然是应当肯定的。首先，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部分地消灭了长期以来存在土司政权的割据状态，稳定了西南地区的政局。其次，改土归流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那种刀耕火种、与世隔绝的状况，由于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耕作技术、优良的作物品种传到了西南地区，对闭塞落后的西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再次，改土归流后，由于政权体制的一致，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间的渗透和交融，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蒙区尽隶清帝对北方的蒙古族，清廷早在入关前后就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康、雍、乾时期，清廷与蒙古族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为了团结北方的蒙古族，清朝于康熙二十年（1681），在喀喇沁、翁牛特、敖汉、克什克腾、巴林等部蒙古王公敬献牧场后，正式设置了清朝最大的围场——木兰围场。后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相继建成后，每年夏秋之际，清朝皇帝即带领宗室亲王、文武百官以及蒙吉王公、漠南蒙古内札萨克49 旗，漠北喀尔喀和漠西四卫拉特，以及青海蒙古等部札萨克，不下百余旗，到木兰围场狩猎，史称“木兰秋狝”。蒙古各部汗贝勒台吉都要向清朝皇帝敬献“九白”“三贡”和进家宴。行围后，清朝皇帝要向扈从行围的蒙古王公贵族和官兵赉宴，并赏赐金银、绸缎以及弓矢、鞍马等物品。通过行围狩猎，进一步加强了清廷与蒙古各部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密切了蒙古族之间的关系。自康熙二十年到乾隆六十年（1681—1795），康熙帝玄烨、乾隆帝弘历共北巡101 次，其中木兰行围89 次。木兰秋狝既训练了八旗军队，又结好北方蒙古各部。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以喀尔喀所附数十万众，必训以法度，俾知礼仪，特命行会阅礼于上都多伦诺尔之地”。四月三十日，玄烨亲率上三旗和古北口绿营官兵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齐集于多伦诺尔。多伦诺尔在木兰围场西北，南距北京800 里，向来是内外蒙古朝觐必经之地。会盟前，喀尔喀三部蒙古和内蒙古49 旗王公、台吉齐聚多伦诺尔百里之外。五月二日，玄烨在多伦诺尔行营前临时设置的帐殿召见了各部蒙古贵族。首先调解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两部的矛盾，使他们“尽释旧怨”。随后，列仪仗，置乐队，由理藩院官员导引喀尔喀蒙古贵族列于右，内蒙古49 旗王公列于左，谒见康熙帝，并“演舞奏乐”，康熙帝与内外蒙古王公贵族一起饮宴欢聚。之后，康熙帝再次召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35 名贵族，以“赐宴”的形式举行会盟。根据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请求，康熙帝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旗号亦与四十九旗同”①，将喀尔喀蒙古分为34 旗，并废弃旧的汗号，而一一封以新汗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于旗下设参领、佐领，建立了与49 旗相同的制度。五月四日，康熙帝在多伦草原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亲御甲胄，乘马检阅多民族国家军队的声威。多伦会盟结束了内外蒙古长期的纷争，加① 《清圣祖实录》卷151 卷。

强了清朝对内外蒙古的统治。

其次，清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联合和控制蒙古族中的上层人物，采取联姻的办法，藉以化干戈为玉帛。清代自努尔哈赤开始，就十分重视与蒙古各部联姻，迎蒙古王公之女进宫，结为秦晋之好。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以及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都是科尔沁蒙古王公之女。清朝统治者还常以宗室之女和公主嫁与蒙古王公子弟，自努尔哈赤到乾隆末年，先后有11位公主下嫁给蒙古各部。互相联姻，形成“世世有甥舅之亲”，密切了清王朝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戚谊关系。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一月，康熙帝将第六个女儿嫁给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多罗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封为和硕恪靖公主。他的第五个女儿下嫁给漠南蒙古喀喇沁部王公扎什的儿子噶尔藏，封为和硕端静公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狝木兰，他亲自至翁牛特探望下嫁于翁牛特多罗郡王苍津的第八个公主和硕温恪公主，翁牛特蒙古“合词迎驾，欢声动地”。乾隆帝将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嫁与9 岁起就在宫中养育长大的科尔沁蒙古王公色布腾班珠尔时，曾赋诗云：“世笃姻盟拟晋秦，宫中教养喜成人。..此日真堪呼半子，当年欢笑拟和亲。”总之，通过联姻关系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系。

为了加强与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之间的联系，清廷自康熙四十二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03—1790）前后用了87 年时间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清皇朝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务中心，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的蒙古族以及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四川和西藏的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都先后来承德朝觐。清朝皇帝在这里召见和赏赐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协商和调解民族纠纷。

经过清前期几代约一个世纪之久的对边疆地区的用兵，到了乾隆年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极盛时期的清皇朝，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内地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包括台湾）、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8行省。边疆地区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所辖的东北地区，25 部59 旗的内蒙古地区，4 部82 旗的外蒙古地区，以及青海蒙古29 旗，唐努乌梁海地区、西藏、新疆。在这辽阔的版图之内，生活着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苗、彝、布依、畲、纳西、侗、白、土家、黎、高山、哈尼、景颇、水、东乡、佤、拉祜、傈僳、土、柯尔克孜、仫佬、羌、布朗、瑶、傣、撒拉、仡佬、达斡尔、哈萨克、锡伯、毛难、阿昌、塔吉克、乌孜别克、怒、塔塔尔、鄂温克、保安、京、裕固、崩龙、独龙、鄂伦春、赫哲、朝鲜、基诺等50 多个民族。国家空前巩固统一。

第六节　经济发展

“大清全盛”

鼓励垦荒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清朝的统治。所以清入关以后即把发展农业生产提到重要位置。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可耕地面积的多少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使得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和耕种，从顺治年间开始即鼓励垦荒耕种，而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则成为清前期垦荒高潮时期。大量荒地的垦种，使得清代的社会经济出现一个腾飞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为“盛世”，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由于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大量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于是顺治年间竭力鼓励农民垦荒耕种，并颁布了劝惩条例，以垦荒的多寡作为考核和奖惩官吏的标准。但由于科差太急，招徕无资，考成太宽等原因，致使垦荒成效不大。康熙年间，十分重视垦荒。玄烨根据御史徐旭龄的“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的建议，调整了起科年限。一些地区的新垦荒地起科年限放宽至六年，甚至十年。起科年限的放宽，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垦荒耕种的积极性。同时，又制定招民开垦，酌量叙用的奖励办法，“准贡监生员民人垦地自二十顷至百顷以上者，试其文艺通否，酌量以知县、县丞、百总武职等官用”①。对于自然条件极差而荒地甚多的地区，如四川，康熙二十九年（1690）明确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①。为了进一步鼓励垦荒，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允许河南“将义社仓积谷借与垦荒之民，免其息”②。康熙三十二年（1693），令陕西布政使给与西安等处复业流民“每户给牛一头并犁具、谷种、雇觅人工之资”③，鼓励其垦荒耕种。康熙五十三年（1714），将甘肃境内无人耕种荒地，拨与无地耕种之人，“并动库银资给牛种”④。由于清廷采取了鼓励措施，大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纷纷前往各地垦荒耕种，“湖广民人往四川开垦”，“山东民人到口外种地”⑤，已形成一股潮流。

康熙一朝垦荒面积是整个有清一代最多的。据《清实录》和康熙、雍正《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时全国耕地面积为549 万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607 万余顷，雍正二年（1724）增至723 万余顷。自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1685—1724），其间不到40 年，耕地面积骤增① 《清朝通志》卷81。

① 《清朝通志》卷81。

② 《清圣祖实录》卷108。

③ 《清圣祖实录》卷81。

④ 《清圣祖实录》卷81。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

116 万余顷，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反映出康熙朝鼓励垦荒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雍正年间继续推行垦荒政策。雍正元年（1723）清廷继续放宽起科年限，开垦水田六年起科，开垦旱田十年起科。雍正帝下令“凡有可垦之处，听民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阻挠”，并“劝谕开垦无力者，官仍给牛种，起科之后给印照永为世业”⑥。对于边远地区采取特殊政策。为鼓励陕西无业民人去宁夏垦荒，清廷给予路费，每户按百亩永为世业。四川苗民聚居区荒地较多，入川民人给水田30 亩或早田50 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另给水田15 亩、旱田25 亩。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垦辟，较易开垦的荒地已经开垦耕种，乾隆时期鼓励农民进一步开垦边省和内地的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但可以开垦者，悉听民人垦种，并严禁豪强争夺”①。乾隆十一年（1746）对于广东所属高、雷、廉三府及琼州等地土地贫瘠地区，特许“荒地听该地民人垦种，概免升科，永为世业”②。云南地区山多水少，水陆可耕之地大都已经开垦，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规定：山头地角在三亩以上者，开垦后比照旱田十年起科，水滨河尾在二亩以上者，开垦后比照水田六年起科，起科标准按照最低档（下则）征收。至于山地三亩以下，水地二亩以下永免升科。广西、贵州等地山多田少地区基本上都执行这一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大批零星土地得到开发，就全国范围来说，增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对发展农业生产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除鼓励垦荒，增加耕地面积，调整土地占有关系而外，康熙八年（1769）又下达了停止圈地令，并宣布将所圈占土地退回原主，“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嗣后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房地，悉令还给民间”③。

总之，无论是鼓励垦荒，还是废止圈地令，以及更名田，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代前期土地占有关系的原有状况，提高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

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康熙帝亲政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即把“河务”当作巩固清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任务，雍正、乾隆两朝在康熙朝兴修水利⑥ 《清朝通志》卷81。

① 《清朝通志》卷81。

② 《清朝通志》卷81。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12《田赋》。

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水利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清初黄河、淮河经年失修，运河堵塞不畅，不断地造成洪涝灾害，既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影响漕运的畅通。当时由于黄河下游淤塞不通，黄河水漫流南下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淮合流，水势凶猛，堤决沙沉，造成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地区连年遭受洪涝灾害。特别是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山阳（今淮安）、安东（今涟水）、盐城、淮阴、宿迁等州县，由于地势低洼，每逢夏秋季节，洪水下泄，河道不畅，以至洪涝频繁。康熙十六年（1677）黄淮两岸堤坝决口几十处，苏北低洼地区的州县一片汪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影响了封建统治的稳定。

康熙帝意识到“黄河溃决关系运道民生”①，必须尽快兴修。“水利一兴，田苗不忧旱涝，岁必有秋，其利无穷”②，于是康熙十六年命靳辅为河道总督，督修黄、淮和运河。靳辅延请水利专家陈潢，精心勘察、尽心筹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治河措施。他们选择黄河、淮河、运河交叉的苏北淮阴一带作为治河重点。先后在江都修筑漕堤，在高邮设置滚水坝，在山阳、邵伯建减水坝，疏浚淤塞的河道，使黄水复归黄河故道（今江苏淮阴地区境内），暂时缓和了黄淮泛滥成灾的危势。为了使运河能够漕运畅通，又于运河沿岸修筑长堤，深挑清水潭一带运河河道。又借开引河疏导黄水的机会，在北岸开辟一条180 里长的“中河”，上接张家运口，并骆马湖之清水，下经桃源、清河、山阳、安东而达于海。从此，漕运船只出清口，因经黄河只20 里，然后转入中河，这样避免了180 里黄河地段的风涛之险，而能安全地到达通州（京师）。康熙帝曾派人查看中河的功用，得到的回报是：中河内商贾船行不绝。在靳辅和陈潢的督修之下，“水归故道，漕运无阻”，水患初步解除，长期受水涝灾害困扰的苏北低洼地区的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河西潴水诸河，向之万顷汪洋茫无涯际者，自今逐渐涸出”①。水洼变成了良田，使下河地区连年大熟。除苏北地区外，靳辅又在河南考城、仪封、封丘、荥阳一带筑堤修岸，亦收到一定成效。

靳辅和陈潢治河功绩显著，但由于坚持在涸出的土地上实行屯田和取田价，以此抵补治河工费，从而触动涸区乡绅地主的利益，堵塞了他们抢占涸区土地为己有的道路，于是“怨谤乃起”。代表这些人利益的朝中官僚显宦皆群起而攻之。康熙帝尽管也认为靳辅和陈潢治河有功，但在涸区屯田上与靳辅意见不一，于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被免职，尽管四年以后再次起用，但不久即病死。陈潢亦同时以“屯田扰民”的莫须有罪名被拘捕入京，不久忧愤而病死。

继靳辅之后，王新命、于成龙、张鹏翤相继任河道总督，在康熙帝的亲① 《康熙朝圣训》卷33。

② 《康熙朝圣训》卷35。

① 《靳文襄公奏疏》，《恭报合拢疏》。

自督促下，基本上遵循靳辅和陈潢的治河方略，亦有一定成效，先后采取加高控制洪泽湖的高堰大堤，提高洪泽湖水位，使其力能敌黄，使黄水不致倒灌运河以及挑浚淮扬七州县所属下河，疏导积水入海等办法，进一步控制了苏北的水患。雍正时期，又于骆马湖东岸筑拦河滚坝及拦水坝，加筑高邮、宝应、江都运河东西两岸的大堤，进一步巩固了康熙时期的治河成果。

黄河、淮河、运河经过长期精心治理，基本上消除了黄河中下游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胁，为江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疏通运河使南北水路交通和漕运得以畅行。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康熙时期还进行了治理永定河工程。雍正、乾隆时期主要修筑江浙沿海的海塘。永定河原名浑河，向有“小黄河”之称，由于上游水挟带大量泥沙，使河道淤塞，流向无定致下游常遭水灾，特别自芦沟桥以下“迁徙非常”，常与畿南诸水汇合，泛滥成灾，危害直隶中部和东部地区。康熙年间，自良乡起，挑修了一条长200 余里的新河道，导水入海。自此浑河得以安定，易名永定河。

雍正、乾隆时期修筑江浙沿海的海塘，是继治理黄河以后又一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江浙一带海塘的塘堤，明末清初由于海潮不断冲刷，经常缺口，海水灌入塘内，影响“鱼米之乡”江浙一带农业生产的发展。江浙的苏，松、杭、嘉、湖、常、镇七郡收成直接影响着清皇朝的财政收入，所以，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对海塘的整治，康熙后期，由于潮水北转，导致浙江海宁的塘堤的海潮陡发，塌陷数千丈，海水入灌，直接威胁嘉兴、松江等州县，清廷集中人力修筑了海宁石塘。雍正时期开始对江浙沿海的海塘普遍进行整修。雍正二年（1724）的风灾，冲决了塘堤、海宁、海盐、会稽等九县，俱遭灾害，海水淹没农田，冲走室庐。清廷在海宁、海盐、余姚、会稽、上虞等地沿海修筑石塘，个别水势稍缓之处。尽管修筑土塘，但于塘外密钉排桩，以防冲溃。至雍正八年（1730）浙江沿海海塘大体整修完毕。塘堤修复之后，保证塘内免受灾害，使“近海州县不知有水患者二十余年”①。乾隆年间，又建仁和、海宁鱼鳞石塘，并将海宁老盐仓柴塘全部改筑石塘。至乾隆末年，杭州湾南岸，萧山、会稽、上虞、余姚等县石塘相互连接，杭州湾北岸，西起钱塘县的狮子口，向东经仁和、海宁、海盐而与江苏的松江相连，长数百里皆为石塘。江浙海塘的整修，特别是土塘改石塘，使江浙沿海免遭海潮的威胁，确保了清朝东南财赋的来源，为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赋役制度清入关以后直至康熙中叶以前，由于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内战争频① 翟均廉：《海塘录》卷首。

繁，所以赋税制度也一直处于变乱之中，清初的赋税制度，原分田赋和丁徭两项征收。所谓“田赋”即土地占有者每年按土地数量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税额，也就是土地税；“丁徭”即丁（成年男子）每年为封建国家负担一定的无偿徭役，也就是丁税。“田赋”和“丁徭”作为正赋是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

清入关以后，北京宫阙多毁，户部赋役册籍多有散失，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册籍已荡然无存，唯万历朝册籍尚在。于是清朝统治者以万历朝的册籍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于顺治十四年（1657）编成《赋役全书》，颁行各地。由地方政府发给民户“易知由单”，通知应纳银米数额。征收时用“截票”，票分两联“一给纳户，一存有司”。但“易知由单”款项繁，难以通晓。且地方官不公开晓示款项，另立名目，恣意科取。另外“由单”的纸版之单“用一派十”，加重纳户的负担。地方官甚至借磨对稽察“截票”之名，将纳户之票强留不给，逼迫民户重纳或多纳税。鉴于上述弊端，康熙二十六年（1687）停止印发“易知由单”。康熙二十八年又将二联截票改为“三联印票”，民户所纳钱粮如数登填，然后一存州县，一付差役，一给纳户。纳户手中的一联作为凭据保存，以免官吏、差役勒索。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改行“滚单”来征收钱粮，办法是“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以次滚催，自封投柜”①。用滚催的办法来逼迫民户交纳银粮。

至于田赋和丁徭的征收情况也很繁杂。田赋分民田、屯田、皆分上、中、下三则。征收时又有本征、折征、本折各半等。本征曰漕，漕有正粮，有杂粮。正粮为米，杂粮为豆、麦荞、麻等类。折征者，初定为银，以后银、钱兼纳。丁徭的征收，各省情况不一。有分三等九则的，有以一条鞭征收的，有丁随地摊派的，有丁随丁派的。田赋和丁徭，尽管也征米豆，但主要是征银。

田赋和丁徭之外，尚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有所谓“火耗”，即借口征收的赋银系散碎银两，需经熔炼成银锭上缴，其中运费、熔炼时的损耗需在正赋之外加派，名曰“火耗”（也称耗羡）。由于火耗并不上交，所以官吏肆意加征，以饱私囊，以至有些地方出现“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①的现象。此外还有“杂徭”等名目的加征。

直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赋役制度，尽管屡经调整，但由于积弊已久，仍十分繁杂而混乱。既影响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不断地激起“民变”，若不改革，就会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统治。于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②，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① 《清史稿》卷121《食货志》。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27，钱陈群：《条陈耗羡疏》。

② 《清圣祖实录》卷249。

万余丁，丁银335 万余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这一措施旨在克服农民在赋役压榨下四处流亡的严重现象，以便稳定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对无地或少地的人民来说，因为当时一般劳动人民丁多地少，而地主阶级田多丁少，田丁税的相对固定，就能使他们不至于为了躲避繁重的丁税而四处流亡。

但这一措施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不是免除丁银。而且还规定人丁缺额由新添丁口抵补；再不足又以亲戚或同甲粮多者补之。这种抵补的办法又造成了丁银负担不均。于是雍正初年，有地之家，田连阡陌，所输无几，而贫苦农民或寸土全无或有少许土地，却与富户同样负担丁银，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苦乐不均”的现象。如何解决不合理的丁税问题仍是一个难题。于是一些有见识的地主阶级官吏，从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出发，纷纷提出把丁税摊入地亩之中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或称地丁合一。这种办法，早在康熙末年，一些边远省份如广东、四川，就开始试行，“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③，四川亦实行“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①。雍正元年（1723）直隶总督李维钧请求将丁银摊入田粮中征收，得到朝廷的允许。翌年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援引直隶的新例，奏请朝廷“将丁银并入地粮”②，随后山东、云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督抚亦先后奏请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以雍正元年逐步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经历54 年时间，除清朝祖宗肇兴地的盛京户因“户籍无定”没有实行外，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把丁银摊入地亩中征收，这样有地的民户按照土地多寡连同丁银一并征收，既比较实际，又比较合理。而无地的劳动人民则不再负担丁税，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繁重的丁徭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赋税不均的情况，有利于调动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丁银全部摊入田亩之中，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因为免除了丁税，从而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手工业生产，一些有技艺的手工业者也因为无丁银之累，可以到外地或城镇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样又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摊丁入亩”作为封建制的赋役制度，自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封建国家和封建地主阶级并不满足于正赋的收入，长期以来加征的附加税并没有废除。“火耗”加征有增无减，地方官吏从中贪污侵蚀，各省财政亏空现象十分突出。于是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万文焕提出“损谷耗羡存府充公”。“火耗”充公，等于断了地方官吏的财源，于是清廷提出“耗羡必宜归公，③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记丁随地起》。

①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记丁随地起》。

② 《清世宗实录》卷24。

养廉须有定额”，即以“火耗”充公，然后按官职高低以“养廉银”名义发给官吏作为一种定额的津贴。并对“火耗”的数额重新作规定，比以前有所减轻，一般一两收一二钱，“火耗”归公，既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收入，又避免了地方官无限制的加征，多少减轻了农民一些负担。但另一方面又把“火耗”这种额外加征合法化，实际上成为正赋的一部分。况且，大多数地方官吏并不会由于定额的“养廉银”而“清廉”起来，各种私征和贪污并不是封建制度范围内所能终止的。

赋役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对于清前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大蠲赋税除贱为良所谓蠲免赋税，就是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清入关之初，尽管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军费浩繁，但清朝统治者为了安定人心，仍对水旱灾情及其他原因难以完纳赋税的地区实行蠲免。康熙年间，蠲免政策普遍实行，特别在统一全国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实力增加，蠲免赋税成为常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玄烨提出“欲使民生乐土、比屋丰盈，惟当责以蠲租”①。于是从第二年开始，常常“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②，而且对这些省份往往实行“普免”，即全部免征当年的应纳赋税钱粮，至于区域性的蠲免更为普遍。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多，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户部库存白银已达5000 余万两，于是康熙帝决定自康熙五十年（1711 年）开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①，即在三年内全国各省轮流全免赋税钱粮一年。据户部统计，至康熙五十年止，全部蠲免“共计逾万万”。蠲免政策当然首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一般佃户来说，虽然也多少减轻一些负担，但由于他们无地或少地，本来就不承担赋税，蠲免轮不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主要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对佃户的地租并未减少。针对这种弊端，康熙四十九年（1710）兵科给事中高遐昌提出对佃户的蠲免问题。于是康熙帝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②。

雍正朝也实行蠲免，一般“无普免而多灾蠲”。但对明初以来长期重赋的苏、松、嘉、湖地区采取一定程度的蠲免。雍正二年（1724）蠲免苏州、松江两府地区的额征浮粮；雍正五年（1727）又减嘉兴和湖州两府地区应征① 《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

② 《清圣祖实录》卷244。

① 《清史稿》卷8《圣祖本纪》三。

② 《清圣祖实录》卷244。

银的1/10③。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田赋和漕粮，以及各省的积欠，并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轮免各省的额赋和钱粮一年。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蠲免赋税的政策，尽管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所采取的缓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对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来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使他们得以安心于生产而免遭颠沛流离之苦。因此，这一措施对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尽管是封建社会后期，但农奴制的残余还存在。清代前期，那些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仆以及从事所谓“贱业”的广大劳动人民仍然备受歧视，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最为沉重。徽州一带的“伴当”，麻城、宁国一带的“世仆”，历来受主人的奴役虐待，无人身自由，实际上就是奴仆。由于清初“伴当”、“世仆”的斗争，清朝的统治者为缓和日益激化的矛盾，于雍正五年（1727）下令，将部分“伴当”、“世仆”准于“开豁为良”。凡“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严禁”①。尽管其阻力重重，但毕竟使“世仆”、“伴当”的地位有了提高。至于那些世执“贱业”，被编入贱籍，视为“贱民”的劳动人民，也先后除了贱籍，取得了与他人同样的身份。雍正元年（1723）先后下令，废除山西、陕西“乐户”的乐籍，“改业为良民”；废除浙江绍兴“惰民”的丐籍。山西、陕西的“乐户”的祖先因在明初支持建文帝，被明成祖朱棣贬为贱民，专给人家办理婚丧做吹鼓手之类的事。浙江“惰民”其祖先元末明初时因支持方国珍，明初被明太祖贬为“贱民”。雍正七年（1729）下令，广东一带的“蛋户”可以“听其在船自便”，“与齐民一同编立甲户”②。这些“蛋户”都是一些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的渔民，过去被视为“卑贱之流”不准他们登岸。此外，还有江西的“棚民”、苏州一带的“丐户”也都先后削去贱籍。这样就使这些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正式改入民籍，列入保籍，从而废除了法律上对他们的歧视。这样就进一步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生产发展国库充盈清代前期随着国家的日趋统一，以及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措施的推行，使得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基本统一，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③ 《清世宗实录》卷62。

① 《清世宗实录》卷58。

② 《清世宗实录》卷81。

全国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纳税田亩数，康熙五十一年（1712）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23％，至雍正四年（1726），则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60％。此时耕地面积已超过明末耕地面积20.6％。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特别是江南地区试种双季稻以后，亩产提高几乎一倍。康熙时期，在北方的京、津地区试行旱地改水田种植水稻，一些南方水稻产区的农民，到北方推广水稻种植技术。随着种稻技术的提高，北方水稻产量也不断提高。安徽农民还在高阜斜坡种植旱稻，也提高了产量。

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的普遍种植和推广，以致成为我国南北方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这是清代前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甘薯在明代由安南、吕宋传入我国南方。甘薯又名番薯、山芋、地瓜，有红、白等名种。甘薯既可蒸、煮作主食，又可刨丝、切片作副食，还可制粉、酿酒、熬糖。甘薯不择地而生，高阜沙地都能获得高产，亩产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因而很快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逐步得到推广。康熙年间，南方的台湾、福建、广东较普遍种植，及至乾隆年间，广西、江西、湖南、安徽、贵州、湖北、云南、四川等地也逐步种植。稍后北方的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也已开始种植。

另一高产作物玉米，又名玉蜀黍、御米、玉麦、玉秫、玉高粱等等。明末时玉米种植还不广泛。清初，特别是到了康熙年间，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以及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亦多所种植，稍后台湾、贵州等地也相继种植。玉米不仅可作主要食粮，也可酿酒、制粉。玉米的适应能力较强，山地沟壑均可种植。特别是山多田少地土较贫瘠的地区，种植更为普遍。乾隆时，湖南辰州府一带老百姓，赖玉米供半年之粮。广东阳山县一带劳动人民也半赖玉米以糊其口。

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

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特别是由康熙帝撰《御制木棉赋》宣示植棉的效益，从而引起对种植棉花的广泛重视。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的种植面积。松江府所属的太仓州、海门厅、通州等地区，农民种粮者不过十之二三，而种植棉花的已达十之七八。北方的直隶保定一带农村的农民见植棉获利大，往往将种麦子的好地改种棉花。“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①。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②。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烟草自从海外传入以后，到康熙年间，也已逐渐普遍种植。最早种植的是福建，“烟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③。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广西的种烟之家也已“十居其半”，大户人家种一二万株，小自耕农家庭也种二三千株。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宜隶，甚至东北的辽东地区也已普遍种植烟草。清代种茶也更加广泛，广东珠江以南33 村“多产艺茶”，安徽霍山县城周围百里以内的山区农民，大都以种茶为生。植桑养蚕是丝织业发展的基础，清代植桑除集中在丝织业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外，北方的陕西等地也有一些农民植桑。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是植桑最盛行的地区。清代浙江湖州府“尺寸之堤，必树之桑”④。广东顺德县境内有方圆百里之地，十余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普遍“种植桑树，以饲春蚕”⑤。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亦有农民植桑，以桑叶卖与养蚕户。甘蔗的种植主要集中广东等地。广东的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与禾田几乎相等，可见甘蔗的种植面积是很大的。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带来与粮食争地问题。特别是原来粮食生产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由于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桑树的大量种植，使本来大量外销粮食的这一地区，出现了依靠从外地运粮补充的现象。连雍正帝也看出这不是久远之计，于是清廷采取了一些平抑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这一矛盾的解决只有依靠价格规律自身来调节。而当时国家政局稳定，全国整个农业经济稳定发展，湖广、四川等地方粮区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江浙等地，而江浙地区的棉纺织品、丝织品、烟草等亦运往各地。这种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局面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库充盈，康熙四十五年库存帑银五千余万两，雍正中增至六千余万两，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最多时达八千余万两。因此，文化事业也很发达，编纂了多达七万九千余卷的《四库全书》等类大部头丛书。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① 《御制棉花图·收贩》。

② 光绪《畿辅通志》卷74《物产》，引自《河间府志》。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36《户政》。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29《风俗》。

⑤ 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5。

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第五章　嘉道渐衰

第一节　政以贿成，昏庸腐朽

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盛极一时的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①。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①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②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1。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39，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①。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①。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②。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① 赵翼：《簷曝杂记》卷1。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10《权臣奢俭》。

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③。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和珅，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因他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应对乖巧，深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了“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宠威福由己，植党营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①。和珅的专横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张。当时，乾隆帝虽禅位于嘉庆帝，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和珅恃宠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②。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广植私党，“门生故吏遍于中外”③。清中叶以后，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④。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⑤。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⑥。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①。封疆大吏如此，③ 《啸亭续录》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 《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② 《朝鲜正宗实录》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③ 《清史稿》卷363。

④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6。

⑤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4。

⑥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终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亦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即便提审，也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②。穆彰阿当政时，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③。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④。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受贿，狼狈为奸，几乎是无官不贪污，无吏不行贿。正如时人所说，清中叶以后的官员，廉与不廉的分别，只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⑤。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乾隆宠臣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揽权纳贿，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当和珅在乾隆帝死后，被嘉庆抄家时，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数千万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⑥。还有些官吏，为了填满欲壑，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发指的地步。嘉庆时，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诈使费，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①。

以上事实表明，乾隆末期以后，“康乾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嘉庆元年开始，历时九年，使清廷耗银二万万两，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

②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③ 《中华两千年史》卷5。

④ 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

⑤ 《皇朝经世文编》卷16，冯桂芬：《厚养廉协》。

⑥ 程耀明：《清季权臣和珅被抄家产初探》。人大复印资料社，《明清史》1986 年3 期。① 《清仁宗实录》卷48。

第二节　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的防范

英国加剧侵华

十九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更加频繁地在中国沿海进行侵略和骚扰活动。英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使团，提出包括割地在内的一系列无理要求。清皇朝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之对日益增长的外来威胁缺乏本质认识，因而无法制定出一个长远而又行之有效的防御方针。对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侵略和骚扰，清廷只是作为突发性事件作出被动的防御性反应。在对英国使团的交涉中，将更加重要的问题弃置不顾而斤斤计较于礼仪的得失，则是清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现。

自嘉庆朝开始，英国兵船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更加猖獗。嘉庆十年（1805），英国护货兵船四艘来到广州海口，并带来英王文书。英王信中表示愿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清政府对英兵船到广州是警惕的。嘉庆帝指示粤督倭什布：必须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①。为了加强广东防务，清廷改任那彦成为两广总督。嘉庆帝令那彦成“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以慑外夷而靖海疆”②。他对英王文书中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的提议，明智地给予了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兵力，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③嘉庆十三年（1808）九月，英国又藉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四艘停泊于香山县鸡颈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于澳门登陆，占据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军见广州无备，竟将兵船驶进广州海口，停泊于黄埔。在广州海面还多次发生英国护货兵船不遵停泊外洋定制，擅自将兵船驶至虎门的事情。清廷对英国兵船在广东沿海的活动是密切关注的。嘉庆帝对英国介入葡、法争端发表声明，称葡人与法人自相争杀，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中国并不过问”，但是，“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①。他在声明中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介入葡、法争杀的目的，指出：英国帮护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统统不过是借口，其真实动机“系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据”②。清廷为此对心怀叵测的英国侵略者不断发出严厉警告：“即速撤兵开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①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②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③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①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②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捕”。清政府对英国侵略者并非只是虚声恫吓。嘉庆帝在对英军严厉警告的同时，以五百里的特急谕令，告诫粤督吴熊光：“边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不可稍以示弱”，命令他“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预备，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此事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③然而，广东地方官员没有迅速贯彻执行皇上急如星火的防御政策。粤督吴熊光以“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于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④，主张以封关迫使英军撤退，因而没有立即遵命调将遣兵。嘉庆帝对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的“懦弱不知大体”非常不满，指责他们“唯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嘉庆帝为此对他们传谕严饬：“不应如此糊涂懈怠..试思边防重地，任令外夷带兵阑入，占据炮台，视为无关紧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嘉庆帝怒将一向非常信任的吴熊光褫职，下吏部严议，不久又将其遣戍伊犁，孙玉庭也被革职罢归，以百龄为粤督，百龄遵命贯彻皇上的各项指示。清廷的不妥协态度和各项得力的防范措施，使英国的侵略阴谋不能得逞，英兵船只得“开帆远去”。嘉庆十四年（1809），当这一年的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令百龄“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①。其后，英国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将兵船擅自驶至虎门的事时有发生，清廷不断告诫广东地方官员密切注意，加强防御。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嘉庆帝谕令粤督蒋攸铦：“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②。

清廷在对广东海口的英国兵船、商船加强监督、防范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居于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等外人的管理。嘉庆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批准了粤督蒋攸铦制定的“防闲策”，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管之处”③。清廷还对居于京师的外人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当时，在京师充当钦天监监正、监副及内阁充当翻译的外人，总计十一人。嘉庆帝饬令其中四人回国，对留京的七人的行动则加以限制。规定他们不得与旗人相交接；不得私相传教；不得离开京师潜往外地等等。

清廷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还在对英使团的接待中充分表现出来。嘉庆③ 《清代七百名人传·吴熊光》。

④ 《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

①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9。

②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2。

③ 《清仁宗实录》卷300。

二十一年（1816），英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了使团。这个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携带一封英王文书，负有与清廷谈判的使命，企图通过谈判使清廷同意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嘉庆帝对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提一系列无理要求之事记忆犹新，英国兵船逐年在广东沿海变本加厉的骚扰活动，更使他对这个使团的来意充满疑虑。因此，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北京，嘉庆帝就对他们实行了严密的防范隔离措施，命令护军统领秀宁、格布舍各带章京十员、护军一百名，在英使团城内居住地会同四译馆、城外居住地水湖公馆“昼夜巡查看守。严禁该夷人等擅自出入。不许内地居民私往窥视。如不遵者，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其赴礼部筵宴时，并著该护军统领，带领章京护军等，严行弹压，用昭整肃”①。当阿美士德使团在京等待皇帝接见时，护送英使入京的五艘英船，在没有知会清政府的情况下即启椗离开天津海口南下广东。嘉庆帝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令船只经过之地的地方官员，加强戒备，“不准一人上岸，断不可令其寄椗逗留”②。后来，阿美士德使团因拒绝以跪拜礼节觐见嘉庆帝，被驱逐离京。因为阿美士德没有能觐见嘉庆帝，所携英王文书也未能送达皇上，因而嘉庆帝对英使团来华的使命并没有很具体明确地掌握，但他从英使团行踪，已察觉英国欲将天津作为新的贸易口岸的企图。针对英国的这一阴谋，嘉庆帝在给粤督蒋攸铦的指示中说：英人“其意似专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督总当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①在嘉庆时期，清朝在处理中外关系时，仍然固守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嘉庆帝向两广总督吉庆查询广州海口纹银外流的情况。吉庆在复奏中称：“西洋夷商来粤贸易，向系以货易货。或有不敷价值，亦系互用番银，尚无携带纹银出洋之事。惟贩来钟表玻璃等物，以无用易有用，未免稍损元气。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取巧。”吉庆在复奏中把钟表玻璃视作无用之物，这不是个别人的偏见，反映了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嘉庆帝在为此颁发的谕旨中，把吉庆的这种思想作了更为淋漓尽致地发挥，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②。嘉庆帝作为封建帝王，不贵珍奇，不爱玩好，自有可贵之处。然而，将反映时代科① 《清仁宗实录》卷319。

② 《清仁宗实录》卷319。

① 《清仁宗实录》卷323。

② 《清仁宗实录》卷56。

学技术进步的新事物，采取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这又不免失之片面。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团时，其防范意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其中对外使觐见礼节的斤斤计较，将来自国外负有交涉使命的使节称为“贡使”，携带礼品作为“贡物”，以及在给英王文书中充满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傲慢态度，这一切，则不能不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现。

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禁毒鸦片流毒泛滥是嘉庆道光时期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鸦片流毒在中国泛滥成灾，是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为填充贪得无厌的欲壑而向中国偷运越来越多的鸦片造成的。十六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开始从他们占据的印度的卧亚和达曼将鸦片贩运到中国。踵其后尘者有西班牙、荷兰。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将吸食方法传入中国，为鸦片的大量输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鸦片毒流推波助澜的是殖民强国英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当整个印度半岛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遂把一个对华大量倾销鸦片的罪恶政策付诸实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经过专家依据中国人的口味研制熬炼而成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在国家市场上标价拍卖给投机商人，然后再由这些投机商人转卖给鸦片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政策，使得鸦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数十倍地增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充实了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国库，填满了鸦片商人的私囊。然而，鸦片的泛滥成灾，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阻滞了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鸦片流毒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防力量；鸦片的泛滥腐蚀了整个清皇朝，使其统治力量不断削弱。鸦片贸易的危害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清廷从雍正七年（1729）开始禁烟。这一年，消廷为此制定了一个处罚条例，规定：对兴贩鸦片的人，“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烟馆的人，“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借鸦片走私而需索计赃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对疏于纠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员以及没有负起监察责任的各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①。雍正年间制定的这个条例，给予有关人员的处罚相当严厉。然而，这个条例并没有认真执行，故而“开馆应拟绞律，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②。由于煌煌圣谕形同具文，鸦片的买卖、吸食自① 李圭：《鸦片事略》。

②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

然是禁而不止。结果是“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③。有鉴于此，乾隆帝再颁禁令，由于“官吏奉行有名无实”，禁令还是一纸空文。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廷不仅没有实力查禁鸦片，而且各海关仍对由海关公开入口的鸦片征收关税。严格说来，鸦片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禁品。

鸦片是在嘉庆朝才真正成为禁品的。对于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主张严厉加以禁止。清廷不仅为此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烟条例，而且实力推行。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北京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令将烟贩交刑部严审办理。清廷根据当时“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与专理税务的崇文门有关官员协同配合，于京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为了正本清源，嘉庆帝令于闽粤出产之地，由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①。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以重惩。傥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蒙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②。嘉庆帝的严厉警告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各处海关照样私纵偷越，有的海关甚至私征鸦片烟税银以肥私囊。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清廷再次重申禁令，指出：“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必须严加禁止。清廷在这一年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烟者的处罚条例，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二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供役内廷的太监，如有违禁故犯，立行查拿，枷号二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再次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关，严加巡缉，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对于敢于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的管关监督，嘉庆帝责成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从重惩治③。清廷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令广州“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④。嘉庆二十年（1815），清廷决定，在“西洋货船至澳门时”，“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①。清廷加强了在广州海口的查禁，英、美等国鸦片商人将装载鸦片的船只改泊澳门。当时，窃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③ 梁廷楠：《夷氛闻记》。

① 《清仁宗实录》卷227。

② 《清仁宗实录》卷240。

③ 《清仁宗实录》卷271。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① 《清仁宗实录》卷344。

允许英船每年运鸦片五千箱入澳门。葡萄牙当局每年因而获得10 万两关税。澳门一时成为输入中国内地鸦片的集散地。葡萄牙当局对运入澳门鸦片数量的限制和对鸦片征收关税，使英国鸦片商人大为不满。其后，外国商人遂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于广州黄埔港夹带私售。鸦片市场一度又从澳门转移到了黄埔。因此，清廷在嘉庆朝实行的“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没有能杜绝鸦片的输入，鸦片以“夹带私售”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涌进国内。面对鸦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况，道光帝即位后对禁烟更为重视。从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清代真正实行禁烟的时期。

道光元年，清廷采取源流并治的方针，禁止鸦片从海口的输入和在内地的销售。为了清源，清廷规定：“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加等治罪。”②为了扼流，清廷作出了对“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新规定。在这些新政策颁布后，清廷实力加以推行。道光帝指示广东地方当局封锁了黄埔和澳门的鸦片市场；令将四艘夹带鸦片烟的外国船只驱逐回国，并永远不准它们再来广州；摘掉了对外商夹带鸦片故意隐瞒的广州十三行总商任敦元的三品顶戴；令广州地方当局将居于澳门的鸦片贩卖大户叶恒树加以法办。

道光元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明显效果，鸦片的输入量仍然是与日俱增。道光帝在分析其原因时认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有见于此，清廷采取措施，打击惩治徇隐自肥、敷衍失察的官员。道光三年（1823）八月，清廷制定了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放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①失察鸦片烟条例是制定出来了，但它对各级官员的警戒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鸦片仍然还是畅通无阻地通过各海口、关隘流入内地。

道光十年（1830），道光帝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不仅要严禁贩卖鸦片还要严禁内地种植鸦片的提议，在全国进行了种卖鸦片情况的调查。道光帝令各地官方在对所管辖地区鸦片的种卖情况查证确实后，加以惩治。为了使各地的惩治有所遵循，这一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规定：“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② 李圭：《鸦片事略》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① 李圭：《鸦片事略》。

苗拔毁，田地入官。”②清廷还令各地官员在对管辖区域鸦片种卖情况调查确实之后，还要就如何严禁所在地种卖鸦片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妥议章程具奏”。清政府的命令发布后，不少省份立即行动起来，督抚大员纷纷派员赴乡稽查，并把所在地种卖鸦片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清廷根据各地陆续汇集上来的情况，颁发一道道命令，令各地实力禁止种卖鸦片。

从道光十年（1830）二月开始，至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止，在两年时间里，计有广东、福建、陕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先后向皇上就各省鸦片的种卖情况以及各地已经实行和准备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作了报告，道光帝根据各省报告中提供的情况作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指示。清廷提出的各项禁烟措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沿海到内地到少数民族聚居地；从鸦片的走私入口到贩卖种植吸食到鸦片烟具的制造；从官员到衙役兵丁到民人，无不包含在内。且实行奖惩并举、源流并治的方针。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如果能被真正付诸实施，鸦片毒流将会被遏止。然而，实际上道光帝这些包罗万象、疏而不漏的禁烟措施，由于外国侵略者的蓄意破坏和腐朽的封建贪污政治而付诸东流。

从道光十二年开始，英国商船避开清廷规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擅自驶入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洋面，以“求市为名，实质图贩鸦片”。清廷对这些闯进江、浙、山东洋面的外国船只，一方面严令沿海各督抚将其驱逐出境，“以肃洋面而杜私贩”，一方面令沿海各督抚“出示晓谕沿海居民，毋许与之交接。如有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冀图获利，私与勾结，即严行惩办”①。清廷对北上英商船只的驱逐，不仅没有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洋面的英船绝迹，反而由于“沿海地方文武各官，不知认真查察，遇有洋船往来，一报了之”，“复有内地奸民，驾船接济，彼此获利”等原因，竟使“洋船之来日多”。特别是到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更使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进入空前活跃时期。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来华。律劳卑负有英政府外交部赋予的重要使命。其中包括：推广英国的商业活动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在中国沿海寻找几处一旦中英发生敌对行动、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的地方；扩大鸦片走私等等。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到达澳门。八天后，律劳卑未经清廷许可径入广州居住商馆。律劳卑又违反清廷关于中外交涉俱通过行商的规定，撇开行商直接致信两广总督卢坤。卢坤遣人反复晓谕，律劳卑有意“违抗不遵”。卢坤令“封舱”，企图迫其就范。清廷赞同卢坤断绝中英贸易的做法，道光帝同时指示卢坤于“省城内外及澳门一带，大屿山炮台等处，务须密派弁兵，加意巡逻，不动声色，镇静防范”①。律劳卑则以武力相对抗。② 《清宣宗实录》卷182。

① 《清宣宗实录》卷213。

① 《清宣宗实录》卷255。

八月初五日，英兵船两艘，闯进珠江口。当海口炮台各弁兵对英兵船开炮拦截时，英兵船边开炮边闯关越隘，直驶至离广东省城仅六十里的黄埔。道光帝获卢坤奏报后，责令卢坤加强广东战备。由于广东地方当局防备森严，加之“封舱”使英商利益受损，律劳卑在尚不具备进一步发动武装进攻的实力时，退回了澳门，闯入广东内河的两艘英国兵船也退出了虎门海口。律劳卑事件后，清廷加强了广东海口对鸦片的防堵。道光令卢坤严饬舟师，在各国商船回帆之后，查明如有在洋趸私船只，即调集水师，大加兵威，严行驱逐；饬令该管将弁派拨巡船，常川巡查，一切民疍艇只，均不许拢近洋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济；责成内河营县派拨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昼夜轮流巡缉；令洋商传谕英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即将众船一概不准贸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

清廷对沿海北上英商船的驱逐，对律劳卑武装挑衅的回击以及对广东海口防堵的加强，这一切努力，依然没有能遏止鸦片毒流。道光帝即位后十多年严禁的结果，只是使鸦片由公开、半公开的贩运变为完全的走私，外国鸦片烟商人与中国内地烟贩之间的关系也由公开、半公开的陆上交易变为水上交易。外国鸦片烟商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面上，设立了专储鸦片的趸船，载运鸦片的外商船只，将鸦片卸上趸船，然后装运合法商品及少许鸦片样品入口。口内那些“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不法奸商，凭样与外商议价、付款，获得领取提单，然后凭提单到趸船取货，再雇用名为“快蟹”、“扒龙”的船只，将鸦片运进口内，分发分立各地的“小窑口”进行分销。成千成万箱的鸦片正是通过这样一条严密畅通的渠道流向全国。

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对华鸦片贸易向私人企业开放。解除了束缚的英国商人争先恐后地拥向中国，干起了当时在对华贸易中赚钱最多的鸦片走私勾当，从而开始了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疯狂的鸦片走私阶段。在这以后的几年中，英国鸦片商人不仅在广东沿海偷运走私鸦片，还将偷运走私的范围由广东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深入到中国北部沿海。为了适应大规模偷运走私的需要，英国鸦片商人还建立起专营鸦片走私的船队，并配制了武器，使鸦片由偷运发展为公开的强运。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猖狂的鸦片走私获得的巨大利益，令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眼红，他们竞相加入鸦片走私的行列。鸦片，形成一股斩不断、遏不住的毒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进中国，汹涌泛滥成灾。

鸦片的泛滥，还与“胥役包庇，关津卖放”密切相关。清政府各级官员，尤其是各海口文武官员将弁，不少人徇私枉法，从鸦片的偷运走私中获取大量贿赂。这种情况在广东尤为严重。当时广东的情形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①。收受了贿赂的文武官员、水师将弁“得赃纵放”、“放私入口”。有的甚至以查禁鸦片为名，将查获的鸦片“私卖分赃”，“变卖分肥”。官员将弁的贪污受贿直接破坏了清政府颁布制定的各项禁令，还给外国鸦片烟商人破坏中国禁烟以口实。这一切，使道光帝即位后十余年间的所有禁烟努力都归于失败。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的走私、贩运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规模：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飞棹走私，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贩烟者穿行于里巷僻乡，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和社会各阶层，自官府缙绅至工商优隶、绿营兵丁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吸食者几遍天下。”

道光十四年前后，清廷实行的严禁鸦片的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在鸦片流毒屡禁不止、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纹银外流愈多的情况下，清统治集团内部弛鸦片之禁的议论逐渐抬头。曾任浙江乍浦同知的广东顺德人何太青罢归回籍后，首先向他的同年好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兜售弛禁理论，声称“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①何太青的弛禁论深深打动了许乃济。许乃济据此就教于“号多闻、留心世务”的嘉应名士吴兰修。吴兰修深以为然，决定作《弭害论》对何太青的理论作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吴兰修认为：“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吴兰修因此主张：“嗣后请饬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至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等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②吴兰修的《弭害论》被送给了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塡。卢坤、祁塡“见而心折”。吴兰修大受鼓舞，立即约其同事熊景星、仪克中“各著论以与为辅”。卢坤企图以弛禁论来影响皇上，因此在上折时，以“粤中私议”作为附片将各种弛禁理论呈奏给道光。道光帝不为所动，将其置之一旁，“但令沿旧禁加严而已”③。尽管如此，道光帝对这种与严禁政策背道而驰的弛禁主张未加指斥的暧昧态度，无疑给了持弛禁主张的官员以希望和鼓励。此后，弛禁论仍在一部分廷臣中私相鼓吹。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许乃济作为其代表，以《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上奏，公开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弛禁主张。许乃济认为：“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遂使白银“有出而无入”，“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对鸦片的严禁，还使“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① 《七经楼文钞》卷4。

① 梁廷楠：《夷氛闻记》。

② 梁廷楠：《夷氛闻记》。

③ 梁廷楠：《夷氛闻记》。

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以至“报案纷纷”、“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严禁吸食，则反而使“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严禁内地栽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在许乃济看来，鸦片的输入之所以越来越多，白银的外流之所以日益严重，吸食者之所以愈来愈众，“皆起自严禁以后”。据此，许乃济提出弛禁方案。这个方案要点有三：一是“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外商货物“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是“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是“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①。许乃济的弛禁方案，其前提因果是非不分，其方法矛盾百出。若将许乃济的弛禁方案付诸实施，其后果只能是鸦片进一步泛滥。然而，许乃济在弛禁方案中虚构的“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的前景，对包括道光帝在内的一些人具有诱惑力。以致道光帝在看了许乃济的奏折后，不仅未加指斥，反而立即传谕军机大臣，令将许乃济之折抄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塡、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会同妥议具奏”②。这使清统治集团中和社会其他阶层中因鸦片而获利的官员、商贩欣喜若狂。广东十三行洋商迫不及待地向邓廷桢提出了弛鸦片之禁的更为具体的方案。对弛禁主张最感兴趣的还要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义律立即将中国政府在鸦片问题上的新动向报告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义律在报告中兴高采烈地预言：“许乃济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义律预计：“采纳许乃济奏请的折中方案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到达此间”①。在各省督抚中，身居烟毒渊薮之地的广东地方官员竟也为许乃济的弛禁论张目助阵。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绝纹银出洋最为要著”②。他因而主张：“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应请旨准照原奏”。邓廷桢还与祁塡、文祥拟订弛禁具体章程九条入奏，称许乃济之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果许乃济之请能获得批准，“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③。广东地方大员对弛禁论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使广东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邓廷桢等为弛禁论大张其目的奏折被大量传布，还被英人刊登在他们在广州办的报纸上。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② 《清宣宗实录》卷282。

① 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通信汇编》，1840 年。

② 《清宣宗实录》卷292。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然而，许乃济的弛禁论，除了得到广东大员们的公开支持而外，“举朝无继言者”。大部分官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持反对态度，批驳许乃济弛禁论的奏折纷纷上达朝廷。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对弛禁论的批驳尤为淋漓尽致。朱樽等严禁派官员批驳了弛禁论者弛鸦片之禁、只要在中外贸易中坚持以货易货即可防止纹银偷漏的谬论，指出：中国当时可供兑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一宗，“茶叶不足，将复易之银”，纹银的偷漏如何能禁？严禁派官员又批驳弛禁论者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久之以土烟代替洋烟、洋烟将不禁而自绝的谬论：“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烟为美也”，事实上，当时内地种植罂粟已复不少，“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洋烟输入如故，白银之外流亦“不见减于昔日”。弛禁论者只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间贩卖吸食一概勿论的谬论，更被严禁派官员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在折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另外，“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见弛禁论者禁员弁士兵而不禁民间吸食之说，不过是“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更为可贵的是，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鸦片危害、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实质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朱樽指出：“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诛）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严禁派官员在对弛禁论痛加批驳后，请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时，“严备各省海口”①，防患于未然。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弛禁论有理有据的批驳，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而产生的犹豫和动摇，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内无人再敢公开鼓吹弛禁论，原来赞同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放弃了弛禁主张，于广东海口实力查禁鸦片。

从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开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国严厉实行禁烟，清廷一面令广东地方大员“加意整顿，严饬各该文武员弁，于关隘紧要地方，往来巡查，严密购缉，有犯必惩，久而勿懈，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①同时要求沿海各督抚、海口各监督，在广东查拿甚紧之时，严饬所属文武员弁，“统于沿海要隘处所，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务当实力巡查”，“嗣后如该督抚等，仍视为具文，并不实力查办，必① 朱樽：《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 年1 期。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当从严惩处”②。道光帝的警告对沿海各省督抚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些省份开始行动起来。湖南地方当局在与广东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后缉获广东烟贩九起，人犯二十余名，鸦片烟三千余两。山海关副都统祥厚拿获夹带鸦片烟人犯四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严惩已被拿获的鸦片烟贩的指示下，广州地方当局将在广州开设鸦片烟馆长达五年的郭亚平处绞。

清廷明确地重申禁令，并实力推行禁烟，使一个时期内弥漫舆论界的弛禁论销声匿迹，一些地方官员在道光帝的严令和督促下，也纷纷采取切实措施，查禁鸦片。禁烟效果立即显现出来。由于广东地方当局认真采取禁烟措施，大力搜捕私船，当地的走私船只几乎绝迹。在广东，鸦片销不出去，外国鸦片烟商人只好用船把鸦片运到沿海各地去销售。但沿海一带中国水师船只也戒备森严，一艘鸦片走私船被击沉，其余的走私船只好退回伶仃洋面。外国鸦片烟商人“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①。这种情况使外国鸦片烟商人大为懊恼。英国大鸦片烟商人查顿悲叹：由于中国官吏的密切注意，鸦片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了。另一个英国大鸦片烟商人马地臣也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指1837 年），我们的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

中国禁烟取得的实际成效，使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派遣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决定出面干涉。义律一面寻求武力作后盾，一面要求与清廷进行交涉。英国鸦片烟商人则组织大批单桅、双桅纵帆式快船，变本加厉地在广东及沿海各地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他们甚至在走私船上公开挂上英国国旗，从珠江口到广州明目张胆地贩卖鸦片。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破坏，再加上清统治集团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疲玩失责，视朝廷禁令为具文，致使鸦片流毒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清统治集团中那些因鸦片流毒屡禁不止而深为忧虑的官员不得不继续寻求根治之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严禁之策。

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痛陈鸦片危害，指出：十数年间，鸦片泛滥成灾，耗银数千万两之巨，“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如果这种情况再不加制止，“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黄爵滋在折奏中分析了过去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认为皆非禁烟良策。黄爵滋认定，鸦片不是不能禁，关键在于如何禁。他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败，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因此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请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①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能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①。黄爵滋还请帝勅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同时“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傥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②对吸食鸦片者罪以死论，这还是发言盈廷的历年条奏中的第一次，道光帝立即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一场关于禁烟政策的大讨论在清统治集团内展开。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起，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公布，在这一年时间里，各有关指定官员纷纷遵命发表意见。综观一年的讨论情况，在朝廷大员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严禁鸦片至少在表面上已成为这些大员们一致的意见。但是，赞成黄爵滋对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官员为数甚少，反对者却是大多数。反对者有的打着“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的旗号，反对对吸食者论以死罪；有的以“清其流、扼其源”的理由，主张重治囤贩。两江总督陶澍是黄爵滋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黄爵滋所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①湖广总督林则徐也成为黄爵滋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在给道光帝的复奏中指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绕，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亦有时不能不用也。”“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②当朝廷大员们就黄爵滋奏折各抒己见时，清廷按照过去制定的惩治律例，在全国实行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十九日，道光帝令将于京师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革职，并将贩卖人等交刑部审讯，七月二十一日，又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随时惩治广东将备弁丁内吸食鸦片烟者，以重海疆，以精武备。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据有关报告提供的天津洋船夹带鸦片、铺户代为囤积分销的情况，告诫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囤积兴贩，势所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道光帝令琦善委派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惩办。这一天，清政府还明令嘉奖了在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知县郭觐宸。道光十八年九月，清政府为在全国推行禁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九月十七日，道光帝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一并会议研究各直省将军、督抚的禁烟意见。九月十九日，皇帝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为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①。同一天，又下令将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的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分别革去其王爵、公爵衔。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帝以“冒昧渎陈，殊属纰缪”的罪名，给予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明确宣布：“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②。道光帝的这个声明，使清廷严禁鸦片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对全国各地的禁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隶总督琦善于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拿获鸦片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是清廷严禁政策的重要成果。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下谕宣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他对林则徐的宣召，除了因为林则徐曾上折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而外，更重要的是林则徐在其两湖辖区大力推行禁烟，成绩斐然，使两湖地区的禁烟明显走在全国前头。当时，两湖地区在短短两个月中，即缴获大量烟土、烟具。仅在汉阳县就缴获烟土一万二千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武昌、汉口收缴烟枪七百余杆。湖南省收缴烟枪二千三百余杆。林则徐的厉行禁烟，使违法奸徒“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飏，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①。另外，林则徐在禁烟中是主张宽猛兼施的，他在严禁时千方百计搜罗中药配方，为吸食积久者配制戒烟药丸，服食后效果很好，“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颜面发胖，筋力复强”②。林则徐曾将两湖禁烟的实际成效及时向道光帝作了报告，充满信心地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姑免众心之涣弛”。

“臣等察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③林则徐在八月初上给道光帝的一个奏折中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作的深刻分析，则使道光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② 《林则徐集·公牍》。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帝进一步坚定了严禁鸦片务尽根株的决心。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向道光帝剖析力陈：“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④道光帝决心严禁鸦片，并寄厚望于林则徐，宣召其入京，欲与之商议禁烟事宜。

十一月初十日，林则徐抵达北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林则徐，不久，他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为了防止外国鸦片烟商人武力破坏禁烟，道光帝还授予林则徐兵部尚书衔和节制广东水师的权力，指示林则徐对广东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时随地尽绝根株”。

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三日离京南下，奔赴广东。在林则徐奉召赴京和林则徐离京赴广东期间，在清政府的严令督促下，禁烟运动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并取得可观的战果。在直隶，琦善在天津海口拿获鸦片十三万多两；在广西寻州府起获烟土四千余两，梧州府共获烟土烟膏三万八千余两、烟枪一千余杆；在盛京起获烟土二千四百余两；在广东破获私开窑口案件一百四十一起、拿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收缴烟枪一万零一百五十八杆；在云南先后缉获烟土烟膏二万二千两、铲去罂粟花苗一千三百六十余亩。尽管这些缉获的烟土、烟膏、烟具、人犯以及铲毁的罂粟花苗与实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预示着长期以来清政府的禁烟已从徒托空名而开始变为全国性的实际行动，它也预示着更广泛更深入的禁烟运动即将开始。随着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到达广州，广东很快成为全国禁烟运动的中心。

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在奔赴广东的途中即开列缉获要犯名单，责成广东有关官员采取行动。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十九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征尘未洗，立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他与广东文武官员、朋友、同乡晤谈，了解广东鸦片流毒情况，他造访熟知海防形势的人士，规划广东防务；他召募洋行买办等懂西语、知西事的人员“借以探访夷情”；他微服私访，深入了解民隐、民情。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林则徐决定以断绝鸦片来源为首务。断绝鸦片来源必须将趸船鸦片消除净尽，然而趸船停泊外洋，即使派遣水师船只缉拿，于洪涛巨浪之中，缉拿未必有把握。林则徐、邓廷桢等断定，外国鸦片烟商大多数当时仍滞留广州，迫令他们交出趸船上的鸦片是事半而功倍的良策。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在钦差行辕传见十三洋行商人，令他们传谕外国鸦片烟商，责令外国鸦片烟商将趸船所储鸦片尽数缴出，并填写英、汉两种文字的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在谕令中④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宣布自己的禁毒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①道光帝对林则徐的禁烟决心深为赞许，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还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交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务尽”②。林则徐得到道光帝全力支持，信心倍增，采取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林则徐遵照道光帝谕令，将缴获的鸦片于广州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向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禁毒决心。

在林则徐于广东主持禁烟、销烟期间，清廷于五月初四日批准了五大臣会议提出的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这个钦定的严禁鸦片烟条例规定：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人，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沿海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拟绞立决，知情徇纵，俱发往新疆，官弁充当苦差，兵丁为奴；失察者员弁分别议处，兵丁杖徒；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从犯及知情租屋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兵役包庇与犯同罪，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栽种罂粟，制造烟土，及贩烟至五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等，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职官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新疆充当苦差；职官因吸烟发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官兵查拿鸦片烟，遇有大伙拒捕者，准放鸟枪，格杀勿论。..道光帝将这个章程颁发各省，令各省遵行。并谕令内阁，将其“纂入则例，永远遵行。”道光帝阐述颁发《钦定严禁鸦片烟章程》的宗旨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鸦片来自外洋，日甚一日，兼以内地栽种罂粟，影射渔利，军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则被人引诱，继乃习为泛常。甚至荡产戕生，罔知悛改，关系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则传染日深，其害伊于胡底？”“朕欲为天下除此祸患，不惮再三训诫，特议刑章，以期易俗移风，还谆返朴。”道光借《钦定严禁鸦片烟章程》颁布之机，再次告诫朝廷大员：现在虽将海贩、窑口、吸食者定以死罪，立限严惩，对外除此而外的“种种流弊，尤应随时随地实力稽查，历久不懈，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如有“讳饰不办者，立即据实严参，从重治罪。傥仍意存玩泄，视条教为具文，或畏难苟安，或始勤终怠，则是甘① 《林则徐集·公牍》。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心玩法，自丧天良。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①《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清代百余年间颁布的所有禁令中最严厉最周密的禁令，对兴贩、栽种、吸食者罪以死论，在职官员、宗室觉罗王公皆不能免，且照常人加等治罪，这充分说明清政府企图一举永除积习、尽绝鸦片流毒的决心，这对全国当时正在开展的禁烟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清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开展的禁烟运动，取得显著成绩。当时广州鸦片市场已完全停顿，没有一艘走私船能够往来行驶。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实行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些省份因一些官员的迁延观望、因循塞责而收效甚微。然而，清廷当时是极力企图在全国推动禁烟的。今天，当我们在评论清廷的禁烟时，固然应该指出，清廷的禁烟无非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即便如此，清廷的厉行禁烟，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举措。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给中国的禁烟销烟以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①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① 转引自牟安世著：《鸦片战争》。

第六章　白莲教和川楚陕农民起义

第一节　白莲教

白莲教源远流长，是一个秘密的宗教结社，南宋初年已出现于江苏昆山。元、明时期有很大发展，分成为很多支派，分别称大乘、混元、收元等名目，成员十分广泛，有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雇工等，也有一些太监、王府包衣、庄头、绅士、书吏、差役等参加。

白莲教“政体尚专制”，始终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由于其本身又分成许多别支，故派系的教首只掌握本派的大权，采取父死子袭的权力继承方式，不容外人觊觎。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所收门徒的多寡，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教首的弟子们，随着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独立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如果条件成熟，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

白莲教传教的方法是：传教者“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在穷苦的下层群众中招收信徒，并将其组织起来。

白莲教教徒在日常只是烧香礼拜，讽诵或由教首讲解经卷、咒语、口诀、歌词（除教义外，突出敬孝行善、三皈五戒等），以虔修来世，并达到求福避祸的目的。“习教的人各出银两，交与掌柜的收下”①，称为“根基钱”。钱数不等，少则一、二百文，多则几十两、上百两。各地的小教首每年或几年向本派教主输钱，曰“朝贡”。如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白莲教首刘之协、宋之清等人就将所收教徒的部分打丹（将姓名、籍贯写于黄纸，向空焚化，名为打丹，又名升丹）银二千两陆续送交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县的师傅刘松手中。

白莲教徒从明万历到清康熙时百余年间，刊刻了许许多多的经卷。几乎所有的白莲教经卷，都宣传“两宗三际”、弥勒下凡和劫变观念，宣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据白莲教的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弘（红）阳”、“白阳”的“三际”。

清乾隆年间，白莲教支派林立。混元教和收元教是其中重要的两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初，河南鹿邑人樊明德在家乡创立混元教，并将其迅速传播到河南归德、陈州、汝宁和安徽颍州等府。第二年便遭到清政府严厉镇压，樊明德等十三人被判处死刑，他的再传弟子刘松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县，混元教处于瘫痪状态。

①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1 页。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混元教徒、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来至刘松配所探望，与刘松商复旧教，并以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必须另立教名。随商同刘松，改为三阳教..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伪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并推称刘松为老教主”。

乾隆末年，收元教在鄂西北地区进行活动，主要分为襄阳宋之清和房县王应琥两支。

湖北襄阳人宋之清是收元教支派三益教创立者姚应彩的再传弟子。他本人亦收襄阳总差役齐林等人为徒。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又拜刘之协为师。三年后，宋之清因传徒日多，与刘之协发生了争教事件，遂自立一教，名为西天大乘教。从此，他“自行兴教，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躲避灾难”①，并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阶级关系紧张的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让弟子们广收徒众，扩大组织。与此同时，王应琥也在湖北、四川交界地区大力发展组织。以宋之清为首的收元教，为把农民群众从宗教信仰的迷雾中吸引到自身的解放上来，宣传“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②，“从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物，悉以均分”③，“习教之人，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④等等，以及随后逐步散播的“弥勒转世，保辅牛八”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性预言，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群众，扩展组织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其弟子中，湖北襄阳总差役齐林，对收元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的襄阳黄号，以及四川起义军大部分领袖，如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冉文俦、孙赐俸、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等等，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齐林势力和影响已超过宋之清，川楚陕起义基本上是由齐林系统的教徒发动和领导的。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207 页。

②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③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9，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

④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第二节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以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川、陕、鄂、甘、豫、皖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一时，大批教徒被捕，宋之清、齐林等主要教首惨遭杀害。刘松父子也在隆德被捕并供出与刘之协复兴混元教等情节。乾隆帝鉴于“此案邪教起自刘松，传于刘之协，盛于宋之清”①，下令务将脱逃的刘之协“密速查拿，严加审鞫”②。在逮捕“钦犯”刘之协和查拿教徒的声浪之中，各省地方官吏借端勒索，逐户搜缉，惟贿是求，“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以致含恨之人与习教者表里勾结，借无可容身之名纷纷蠢动，起于襄阳，蔓延川陕”③。

在这种十分严峻的形势下，齐林的重要弟子、“襄阳老教头”姚之富等人承担了恢复湖北地区收元教的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姚之富派人通知湖北、陕西一些地区的教徒：“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④一场大规模的反清的武装斗争来临了。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七日，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爆发了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反清斗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斗争经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嘉庆元年（1796）正月至嘉庆三年（1798）三月，是第一阶段，主要是湖北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

张正谟等首先举起义旗后，湖北省境内许多地区，如襄阳、枝江、长阳、当阳、来凤、竹山、远安、保康等地都爆发了反清的武装起义。其中，襄阳地区：姚之富在他的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他的部队后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并且成为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主力部队。

姚之富是襄阳黄号的领袖和骨干。他起义之后，为了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敬仰，推举齐林的妻子、“师娘”王聪儿做总教师，并称这支部队为齐家营。

嘉庆元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一月，冯得仕等人在陕西安康、米溪领导人民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冉天元、鲜大川等人分别在四川的巴州、通江等地举起反清大旗。不到一年，川楚陕到处燃起斗争烽火，打得清军焦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205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1462，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己巳。

③ 《清仁宗实录》卷72，嘉庆五年八月乙丑。

④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28 页。

头烂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张汉朝告示明确提出，“旗衣俱白”的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兴汉灭满”，庄严宣告：“天下”属于“汉家”，清朝“气运既衰，天心不正”。

争取土地，也是这次起义农民的奋斗目标。白莲教在传教过程中，就宣传“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①。起义之前，有些地区的白莲教首又作出了“事成之后，分给地亩”②的允诺。可见白莲教起义包含有反清和反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

襄阳起义军以钟祥为基地，筹集粮草，准备与清军决战。嘉庆帝此时已任命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带领庆成、明亮等部兵马紧紧尾追。起义军在姚之富等指挥下，粉碎了永保的南北夹击的计划，八月底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

嘉庆二年初，襄阳义军分三路北趋河南：“其北路则王廷诒焚叶县之保安驿，围官兵于裕州..西路则李全由信阳转应山、随州，向确山，趋淅川，奔卢氏..中路则姚之富、齐王氏出南阳，掠嵩县、山阳..”③接着，他们就由河南挺进到陕西境内，并于镇安胜利会师。

嘉庆二年五月，襄阳义军渡过汉水，又分成三路深入四川境内，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徐天德、王三槐等部会合。

东乡会师后，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进行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张天伦部称襄阳白号，张汉朝部称襄阳蓝号；徐天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冷天禄部称东乡白号，龙绍周部称太平黄号，罗其清部称巴州白号，冉文俦、冉天元部称通江蓝号。此外，还有林亮功部称云阳月蓝号，龚文玉部称奉节线号。

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姚之富、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下，与四川起义军并肩作战外，其余全部撤回湖北。嘉庆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发经云阳、万县，在夔州（奉节）附近白帝城与清军激战。他们“直犯夔州”，夜袭清军，“围攻甚急”①。之后，沿长江东下，兵分两路进军湖北。前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后路由王廷诒率领，经远安、当阳转到南漳与前路会师，在抢渡汉水不成后，只得再向陕西转移，经白河、洵阳到安康（即兴安）一带，不久又越过大巴山第二次进入四川省境内。那时候，襄阳黄号、襄阳白号、襄阳蓝号的各支队伍在四川境内会齐后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并不再注明收藏单位）。

② 石韫玉：《独学老人年谱》。

③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①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即分成四军：王聪儿、姚之富等为一军，王廷诒、高均德等为一军，樊人杰、李全等为一军，张汉朝等为一军，“连营二十里，分队迭战，更番在前”②，并在川陕两省边境的广元、宁羌一带往来流动，伺机打击清军。到嘉庆三年，他们又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起义军由西乡、洋县渡过汉水，北上攻下眉县、周至，后决定折向陕东南，经山阳再入湖北时，被明亮、德楞泰及郧西县令孔继檊率领的乡勇包围在郧西县三岔河一带。三月五、六两日，双方展开了激战。襄阳黄号起义军浴血奋战，万余名战士阵亡，王聪儿、姚之富等十多人从茅山阎王匾上跳崖牺牲。

此后，襄阳黄号的余部由李全等人领导，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王聪儿、姚之富的牺牲，标志着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嘉庆三年四月至七年十二月，主要是四川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

四川起义军一般可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

嘉庆三年七月，王三槐受勒保欺骗，被捕叛变。四川起义军在徐、冷、冉、罗等的领导下依然继续顽强战斗。

十月，起义军与清军在营山县展开了“太鹏寨战役”。嘉庆三年十二月，罗其清部战败，突围出走方山，被德楞泰捕获牺牲。他的部下鲜大川、苟文明等与冉文俦会合麻坝寨。四年正月，清军攻破其寨，冉文俦等壮烈牺牲，鲜大川、苟文明及文俦侄冉天元“率其余党窜营山、蓬州，与东乡贼合”①。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帝特授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七月，又以勒保经略半年而“弗蒇厥功”，以额勒登保代勒保为经略大臣。又因其不识汉字，不能治军书，遂任命老于用兵、资望较高的明亮为四川总督。不久，他得知明亮与陕西巡抚永保不和，恐其不足膺重任，又命工部尚书那彦成佩钦差大臣关防，率盛京、吉林兵士三千人赴陕监军。十月，嘉庆帝下令将明亮、永保二人逮京治罪，而命那彦成代治陕西军事，与此同时，又责令各督抚将帅务将本境之起义军歼灭，“是贼匪所至之地，皆有专办之人”②。

十一月，冉天元率领的起义军由川北巴山老林向西挺进到苍溪境内，与紧迫不舍的额勒登保发生了激战。冉天元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巧布埋伏，并集中全力猛攻额勒登保的中营，“血战竟夜”①，杀死了清军的副将以下二十四名、兵士和乡勇二百多人。

嘉庆五年（1800）正月，冉天元联合了“东乡白号”张子聪、“达州青号”赵麻花等，计一万余人，在四川定远县的“石盘沱凫水过河（嘉陵江），②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① 道光《巴州志》卷10《杂记》。

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81 页。

①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抢获船只后，占据龙女寺渡口，连夜过渡”，直接威胁着四川重镇——成都、重庆。

北镇总兵朱射斗赶到川西镇压。正月十九日，朱射斗“至高院场，直入贼营。贼四集云合，围数十里。官兵力斗，连发大炮。贼伏地而进，炮击不中。危甚。旁有小寨，尚未树栅，射斗且斗且上。围益厚，知不济，力斗，刃数十人而死，兵勇几尽。脱者跳踯人丛，驰百余里始免，盖亦不一二焉”②。

起义军在高院场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打乱了清统治者的全盘战略部署，把四川起义军的反清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嘉庆五年二月，冉天元率领起义军经过剑州（今剑阁）、南部、盐亭等地进到江油县马蹄冈，三月与清军德楞泰、杨遇春等部激烈战斗。起义军战败，冉天元被俘后遇害。起义军余部分成两支，一支过潼江与北上陕甘的起义军会合，一支留在川西坚持反清斗争。

马蹄冈大战，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一次最为激烈的大战役，如统治者所说：“贼自起逆以来，以此战为最”③，从此以后，起义军的力量逐渐削弱。总的趋势是：起义军“多分股数，牵缀官兵。兵至则四散潜藏，兵退则分投滋拢”。在清统治阶级制定的“剿贼之法，总系跟踪追剿”①，各个击破的战术之下，起义军的主要领袖如王廷诒、冷天禄、徐天德、高均德、李全、张汉朝、樊人杰、苟文明、高二等相继被俘或者牺牲。到嘉庆七年底，起义军只剩下齐国典、苟朝九、王世贵等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反清斗争。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嘉庆八年正月至嘉庆十年五月，主要是分散在南、巴老林中的各小股起义军坚持斗争及部分哗变的乡勇反清。

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清朝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以及川、楚、陕、甘等省的总督、巡抚向嘉庆帝奏报“川陕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嘉庆也准备“以三省邪匪悉平，论功行赏”②。就在清廷上下准备“共享升平之福”时，起义军余部却在南山、巴山老林中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他们或百余人为一起，或数十人为一起，“腾跳如猱，具悉官兵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辄乘雾溜崖突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贼数百，而三省不得解严”③。为了消灭出没于老林的小股起义军，嘉庆帝令清军悍将杨遇春“前赴南山一带，将各要隘及江防严密防御，紧顾北面，毋令零匪一名逸入。所有陕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3页。

③ 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5。

① 《清仁宗实录》卷94。

② 《清仁宗实录》卷106。

③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四册第499—500 页。

省南山隘口及江防，专交杨遇春堵御。其未尽零匪，专交德楞泰一手办竣，俾各专责成”④。起义军尽管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犹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取得了一些战绩。如嘉庆八年（1803）四月，清经略大臣的左翼长、“每战辄冠军”的穆克登布被起义军杀死即是一例。

嘉庆八年四月，齐林家族的重要成员齐国典在战斗中“跳崖跌毙”，清廷认为“从前未获凶渠”，至此“实无一名漏网”①，在大规模地“搜剿”老林之后，于七月宣布“彻底肃清”了起义军，并开始大量裁减乡勇。

由于乡勇也大多由破产贫困的农民、流民所组成，一被清政府解散，“得项较少”，“穷而无归，不免心生觖望”②，纷纷投入了起义军的余部，并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有以一二百人为一支的起义队伍，“陈贼只三四十人，其余皆系乡勇”③。乡勇多是本地人，向随官兵行走，不惟道路险易皆所熟习，凡官兵进止情形无不尽悉，且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利用奇袭、埋伏、化装为官兵等方法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哗变的乡勇多是乌合之众，最后在清廷的收买、分化下瓦解。

嘉庆十年五月，在清军的残酷围剿之下，起义军的最后几个首领苟朝九、王世贵等相继壮烈牺牲。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宣告结束了。

在“康乾盛世”末期爆发的、声势如此浩大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仅见的。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 武如今日者。”④这次大起义充分暴露了清统治阶级的弱点，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大大鼓舞了被压迫者反清的信心和斗志。

例如，距离白莲教大起义结束仅有八年的由林清、李文成领导的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就是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鼓舞下爆发的，参加起义的人们将其称作“白莲教起手闹事”，“河南滑县白莲教造反”①。嘉庆以后的反清起义，与白莲教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也不在少数，充分说明这次起义对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

④ 《清仁宗实录》卷125。

① 《清仁宗实录》卷113。

② 《清仁宗实录》卷124。

③ 《清仁宗实录》卷124。

④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①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38，嘉庆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奏，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奏。

第七章　天地会

天地会是清代著名的秘密结社组织之一，广泛活跃于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对封建统治者发起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自康熙以降，天地会的活动渐趋频繁，并以多种形式组织会众开展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直至多次发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道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地会又成为团结南方各省人民群众进行反殖民主义侵略、反封建压迫斗争的重要纽带。它被传播到东南亚及拉丁美洲之后，又成为当地华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暴政的自卫组织。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所建立的革命业绩不可磨灭，所谱写的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诗篇，永远值得人们称颂和赞许。

第一节　天地会的起源

天地会起源的时间，说法至少有六种，诸如“明季说”、“清初郑成功创立说”、“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乾隆丁亥说”等等。

天地会创立的宗旨与其起源紧密相关。在现存的有关天地会文献中，无论是图像、碑亭、旗帜、腰凭、抑或入会仪式、会场的陈设、誓词、祝文、口白、诗句、茶阵、手语等，都渗透着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政治气氛和血泪仇恨。可见，“反清复明”是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和一贯的口号。

天地会秘密文件记载，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进逼潼关，当时满朝文武无有能御敌者。康熙帝只好挂起榜文，声称有能“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少林寺僧自告奋勇前去御敌，一举打退入侵者。得胜回朝后，他们拒受封赏，仍回寺中诵经、说法、修道。岂料反遭奸臣陷害，寺庙被焚，和尚大都惨死，剩下十八人出逃，最后只有五人死里逃生，“来至（广东）白沙湾口，忽然海面浮起旧麻石三块，石面有一只白碇香炉..底有‘反清复明’，中心有‘洪英’两字。五人抬起，当时对天盟誓，插草为香”①，结拜天地会。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当其结义时，正巧又来了一位小子，姓朱名洪竹，系崇祯帝西宫娘娘李神妃之孙。当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农民军进攻北京时，李神妃怀胎逃出，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朱洪英，后洪英生下一子名洪竹。少林寺劫余五僧便共扶这朱洪竹为主，“反■（清）复明”，以“恢复中原”②。这就是著名的“西鲁故事”传说。

从“西鲁故事”来看，天地会显然是由于公开反抗失败后，为蓄积和组织力量、徐图再起而创立的。诚然，“西鲁故事”是一种未必有真人真事的传说。但是，任何神话、传说决不是偶然出现和流传起来的，换言之，是其时代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因此，“西鲁故事”实际上可认为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突出反映。

按“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首次结盟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寅为康熙十三年（1674），这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一个重要年代。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亲王吴三桂在云南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公开举兵反清。十二月，京师白莲教首杨起隆诈称明崇祯帝的三太子，组织“中兴官兵”①，于北京起义。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及孙延龄等举兵响应。那些平日就与吴三桂有勾搭的贵州巡抚、提督，四川巡抚，广西、四川和陕西的提督，孤守台湾的郑经，也纷纷加入了反清的营垒。不到半年，反清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吴三桂举兵反清，虽然实质上是一场分裂割据，但是，这一举动在当时① 《天地会》（一），第4、34 页。

② 《天地会》（一），第40 页。

① 《清史稿》卷258《鄂克逊传》。

却迎合了部分人的反满心理，明皇室（包括郑经集团），部分汉族地主、官吏、士兵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些地区的农民、奴仆都迅速作出反应。其中，地主阶级中的抗清之士尤为活跃。如，福建朱统锠“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②；一直使用南明永历正朔的郑经致书吴三桂，声称“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③公开表示欲与其合作反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

然而，他们很快觉察到吴三桂反清的狼子野心，联想到他在清兵入关前后，勾结清兵残酷镇压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亲自捕杀永历皇帝的种种丑恶表演，自然不再与其为伍，于是转而同业已转入地下的人民群众的秘密反清斗争相结合，利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争斗在客观上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采取“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把闽粤地区一部分反清复明的力量秘密组织起来，从而导致了清初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成立。“西鲁故事”关于少林寺劫余五僧于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传说，正是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的反映①。

清代档案和官书的有关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清政府在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抓获了很知天地会底细的骨干分子严烟。严烟在清政府的严厉刑讯之下，对有关天地会的问题被迫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其中，他是这样叙述天地会起源的：“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省，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同传会的李姓，实不知名字。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暗号，所以叫做洪二房。”②严烟在被递解京师之后，再次供认：“听得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道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说在四川。万和尚传教，闻说在广东。即陈彪告诉我的时节，他亦不能记清年份，指定地方，我更无从晓得。..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② 《清圣祖实录》卷69，康熙十六年冬十月丁未。

③ 夏琳：《闽福纪要》卷下。

① 本世纪三十年代，萧一山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回国的同治抄本《西鲁叙事》记载，天地会首次歃血结盟为“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他的天地会起源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说，正是据此提出来的。然而，雍正甲寅说乃系康熙甲寅说传抄之误（见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271 页）。

② 《天地会》（一），第97 页。

总称。”①严烟的供词和“西鲁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就是说，天地会创立时，是拥立父家朱姓、母家李姓之孙朱洪竹为领袖的，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而朱、李二姓即代表朱明皇朝。又因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于是由朱、李又演出一个洪姓。所谓“朱洪竹”，即“朱洪祖”，“朱鼎元”实暗喻朱明皇朝鼎革纪元。“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的天地会根由诗，其意显然暗喻当万家兄弟共结洪姓，云集天下、拥戴朱明皇朝之时，也就是清朝灭亡、明主重登龙位、鼎革纪元之日。这就充分表明，天地会源远流长，从康熙至乾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严烟的供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的说法是正确的。

天地会创立不久，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廷于康熙二十年（1681）最终平定“三藩之乱”，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之后，就牢固地确定了对全国的统治。这就迫使天地会向更为秘密的方向发展，从而进入了一个分散传会、秘密发展组织的时期。道光元年（1821）正月，广西巡抚赵慎畛奏称：粤西天地会“会簿、腰凭”、“传授口号，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乾隆时期，清朝的“盛世”已近尾声。随着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压迫和掠夺的加重，社会阶级矛盾逐渐激化起来。天地会的活动日趋活跃。由于当时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对清统治者一贯执行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的阶级实质认识不清，而将清朝的民族压迫视为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万提喜及徒众在广东、福建等地的秘密传会，天地会的组织及其浸透着的强烈的反清复明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万提喜，又名洪二和尚，福建漳浦县高溪乡观音亭人。俗家姓郑，以万、洪为姓，显然有意附会天地会“用洪字作暗号”，即借用洪武之号，鼓动人们打着朱明皇朝的旗帜进行反对清统治者的斗争。据严烟的供词，万提喜于乾隆年间首先在广东传授天地会，之后，他又回到故乡观音亭继续发展会众。在传会过程中，他创立了三指吃烟茶等秘诀，“及木立斗世等暗号”①。这里应该着重指出，万提喜创作的“木立斗世”暗号，不仅暗喻清朝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就要灭亡，而且实际上是号召广大被压迫者拿起武器于乾隆三十二年前推翻清朝的统治，这就为以后的林爽文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作了舆论准备；他亲自传授的天地会会员，成了乾隆年间粤闽一带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骨干，为以后的林爽文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作了组织准备。正因为如此，万提喜既成为天地会众所敬仰的神秘人物，又遭到清统治者的切齿痛恨。乾隆① 《天地会》（一），第111—112 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12，道光元年正月壬戌。

① 《天地会》（一），第103 页。

所说“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今既据行义供认伊父提喜即洪二和尚，是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②，正是这种情况的突出反映。它有力地说明了万提喜在天地会的发展厉史上，确实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得出“万提喜是天地会众一向承认的创始人”一类的武断结论。

由上所述，天地会正式创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② 《天地会》（一），第139 页。

第二节　天地会的群众基础、特点和性质

早期天地会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封建士大夫、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包括手工业者）。乾隆朝以来，由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不断侵蚀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城市手工业的发展部分地排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农民个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乾隆中后期的天地会正是从他们中间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从此以后，天地会就成为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雇工、运输工人、小商人、流氓无产者为基本成员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组织。天地会有严密的组织，一般称山堂、会社和公所等。它们之间自行其是，互不联络。山堂内部又分成九级。天地会的会堂叫木杨城，是会员聚会和新会员宣誓入会的处所。

天地会的结盟仪式、隐语、暗号，在天地会的发展过程也有变化。

早期的天地会结盟仪式比较简单，一般在荒僻野岭举行。他们“插草为香”，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歃血结为异姓兄弟。以后，天地会在广泛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上儒、释、道三教的影响，结拜仪式也逐渐掺杂了不少迷信色彩，诸如供奉祖师牌位等等。牌位上多有太始祖(考朱洪英)妣金氏夫人、太宗(考洪启胜)妣庇氏夫人、太子朱洪祝（竹）、大哥万云龙、军师陈近南、五祖、五虎将等，甚至还有供奉观音、土地、太乙真人、关公及万提喜等。

天地会为了使同会之人能互相识别又制定了隐语、暗号。乾隆年间，天地会以“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①及“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②为隐语，以“三指诀”③为暗号。

天地会还有严格的纪律，即所谓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规章，主要是要会员重义气、戒贪淫，在反清斗争中要勇敢，同时要严守纪律，每人在入会仪式上都必须发誓，不得“触破事机”，“如若说破机关，死作刀下之鬼；若不说破，万代富贵”④。

清代前期，天地会的活动地区非常广泛，江南各省都有它的组织或支派存在。在传说中，有五房（即五祖）之说，即：长房蔡德忠、先锋吴天成，在福建；二房方大洪、先锋洪大岁，在广东；三房马超兴，先锋桃必达，在云南、广西；四房胡德帝，先锋李识弟，在湖广；五房李色开，先锋林永昭，在浙江、江西。相传天地会的山堂就是在这五祖时期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五堂分别称为青莲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天堂、宏化堂。其中，以二房广东的洪顺堂力量最强，它的势力在清代后期更分布于广西和南洋群岛一带。① 《天地会》（一），第70、97、103 页。

② 《天地会》（一），第70、97、103 页。

③ 《天地会》（一），第70、97、103 页。

④ 《天地会》（一），第87、71 页。

天地会组织的特点如下。第一，天地会的宗教迷信色彩比较淡薄，不像白莲教等秘密结社那样以宗教迷信作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纽带、维护其斗志的重要武器。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样板，彼此间崇尚义气，讲究信用，天地会不引导人们向往未来的幸福，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利益。特别是乾隆时期，天地会在发展广东三江、两湖、闽粤水陆交通线上而生活又极不稳定的苦力劳动者以及无固定职业的游民时，更为突出“互相帮助”、“免受欺凌”、“敛钱分用”等等经济意图，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天地会本身也充满了一些迷信色彩，如供奉五祖、关公、万提喜牌位等皆是。第二，天地会下层群众之间比较民主、平等。由于天地会大多是由因贫困而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的人们所组成的，故会员之间讲义气，豪爽慷慨，嫉恶如仇，爱打不平，力求平等。他们结异姓为兄弟。入会后，彼此均称兄道弟，没有封建社会那一套束缚人的传统礼节。

第三，天地会对清皇朝始终持否定态度。天地会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主的，因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结社组织。如前所述，天地会的宗旨始终是“反清复明”，这在天地会的文件中到处可见。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首先，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虽然因形势已发生重大的变化，不再运用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手段，但其他方式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仍在继续推行，因此，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其次，民族压迫政策，归根结底是统治阶级为进行阶级剥削与掠夺服务的。而当时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认清民族压迫的阶级内容与阶级实质，误将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看作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最后，这个口号的长期使用，也有斗争策略方面的考虑，即用来争取与满族贵族存在矛盾的汉族地主阶级，尽量孤立清统治者。“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其他阶级存在着的皇权思想的反映。

天地会从其一创立，宗旨就是“反清复明”，矛头始终指向清朝统治者。乾隆年间，天地会尽管在发展新会员时突出强调经济意图，但仍然在借用“顺天行道”、“扶明”、“反清复明”之类的口号进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这充分说明天地会的性质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

第三节　天地会的作用

天地会自康熙年间创立，至乾隆中叶，主要是在地下从事秘密反清活动。自乾隆中叶之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加剧，天地会的反清斗争日趋公开化，并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酝成林爽文起义。林爽文起义是清代天地会组织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风暴席卷了台湾全岛，历时十四个月，动员群众达数十万人，严厉冲击了清朝官吏和地主阶级，并没收其土地归农民所有。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先后调动了福建、广东等省数万兵力，花掉军饷一千多万两，暴露了清廷的腐朽、衰落。可以说，林爽文天地会起义对清政权的打击是沉重的。

林爽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有力地鼓舞了后代的反清斗争。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反清起义史不绝书。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前十余年间，南方各地蓬蓬勃勃地展开了反清的群众运动，其中大部分是由天地会成员组织和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天地会又在广东、广西打击清统治者，造成了对统治阶级“荼毒殆遍”、对人民群众却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些反清斗争，对太平天国起义及其顺利发展，起了先驱的作用。以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南方各地的天地会高举着“反清复明”的政治大旗，积极进行着推翻清政权的斗争，为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最后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清代后期，天地会在南洋各地华侨中广泛发展，并与当地人民一起为抗击欧美殖民主义当局的残暴统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上所述，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必须予以肯定。

但是，天地会也有其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首先，天地会“反清复明”

的宗旨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对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自乾隆中叶以后，明朝灭亡已一百多年，社会上存在的尖锐复杂的问题，不在于“复明”与否，而在于农民迫切需要夺回被地主兼并的土地。而天地会始终不曾拟订、提出土地问题的纲领口号，所以也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动、组织广大下层群众参加反清斗争。

其次，天地会的起义斗争是分散进行的，始终没有汇合成统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战争。天地会从康熙年间创立，到嘉庆、道光年间，经历一百多年，虽然流传年久，传播地区广泛，始终是一盘散沙，各地天地会、甚至本地天地会之间都从不发生什么联系。各个山堂的规模都不大，少则几个人结一个会，多则几十人结为一个会，发展到几百人至千人的山堂就不多见了。它们之间彼此不相统属，门户之见森严。另外，从天地会档案史料中可见，乾隆年间，天地会除使用本名外还使用添弟会、■■会、小刀会等名称。到了嘉庆、道光时，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的名目就更为繁多了。这样，当天地会进行武装反对清政府的斗争时，就形不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就以林爽文领导的那支规模较大的起义军而言，也是各部均有自己的旗号、年号、队伍以及战斗计划。因此，天地会的反清斗争最后必然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说：天地会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①，这是切中天地会弊病的评论。

① 孙中山：《革命原起》，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7 页。

第八章　少数民族

清代时中国境内有众多民族，汉族仍是中国最大的民族。满族是少数民族，但在当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此外，还有不少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起着各种不同的作用。其中有蒙古族、藏族、彝族、回族、维吾尔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

第一节　蒙古族

蒙古并入清朝漠南

蒙古东起今吉林、西至贺兰山，南接长城，北临大漠。后金以封官晋爵、保留特权、厚赐联姻等，积极笼络漠南蒙古各部首领，并利用各部封建主与明朝支持的察哈尔部长林丹汗的矛盾，诱使他们归向自己一边。明崇祯七年（1634），林丹汗为后金所败，西行，死于大草滩，漠南蒙古遂尽归向后金。崇祯九年（1636）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个封建主聚会盛京（今辽宁沈阳），尊皇太极为博克达·彻辰汗，奉戴为共主，后金改国号为清。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三汗也各自与清通好入贡，保持和好关系。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乘喀尔喀内乱，攻袭喀尔喀各部，败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掠车臣汗及札萨克图汗牧地，喀尔喀蒙古封建主遂率众南下投清。康熙三十年（1691）举行多伦诺尔会盟，封赏喀尔喀诸王公，并设旗编佐，自此，喀尔喀蒙古亦辖属于清帝。雍正三年（1725），分土谢图汗部西境置三音诺颜部，遂形成四部。

厄鲁特蒙古四部并入清朝是在不同时期和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和硕特部原居今乌鲁木齐一带，十七世纪上半叶，在首领固始汗率领下进据青海、西藏地区，与清保持和好通贡关系，顺治十年（1653）固实汗被清封为遵义行义敏慧固始汗。康熙三十六年（1697）固始汗之子达什巴图尔接受清朝招抚，使青海和硕特蒙古併入清朝。

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噶尔丹统治时期，兼并周围各部，势力强盛。康熙二十七年（1688）侵扰喀尔喀，二十九年进犯漠南乌珠穆沁境，被清军败于乌兰布通，三十五年再为清军败于昭莫多。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乘机自立为汗，并向清纳款通好，噶尔丹腹背受敌，次年服毒自杀。雍正五年（1727）策妄之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屡扰清境，并于雍正九年大败清军于和通淖尔，次年为清军败于额尔德尼昭，后始罢兵议和。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讧。乾隆十八年（1753），达瓦齐夺取汗位，乾隆二十年，为清平定。不久，先已归降的阿睦尔撒纳复叛清，失败后，逃入俄罗斯境，乾隆二十二年病死，长期与清朝对抗的准噶尔部遂隶属于清。

值准噶尔部内讧之时，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于乾隆十八年摆脱准噶尔的羁绊，率众归服清朝，被安置于乌里雅苏台一带游牧。次年编旗分佐设盟。

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雅尔地方，明末清初，因不堪准噶尔部侵扰，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乾隆二十六年渥巴锡继承汗位后，因不堪沙俄政府的奴役、侵扰和征索，于乾隆三十五年率属众三万三千余户、十七万人启程东返祖国。次年抵伊犁，附清，分为新旧两部：渥巴锡领旧土尔扈特部，游牧于珠勒都斯、库不喀喇乌苏等地；舍楞领新土尔扈特部，驻牧科布多一带。至此，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地区尽归属清朝。盟旗制度的实施盟旗制度是在天命九年（1624）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绥服蒙古各部过程中，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在蒙古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清廷取消蒙古原有部的划分，改编为旗。少数就原部编为一旗，多数被分为若干旗，以至十余旗。旗既是军事、行政合一的单位，又是清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

蒙古地区的旗分为总管旗和札萨克旗两种。总管旗设总管，由中央派遣的将军、都统、大臣直接统辖，其中包括内属的察哈尔八旗、归化土默特两翼以及热河都统所辖厄鲁特一旗，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明阿恃、扎哈沁各一旗、阿尔泰和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九旗、定边左副将军所辖唐努乌梁海五旗、驻藏大臣所辖达木蒙古八旗等。

其余大多数蒙古部之旗，称为札萨克旗，清廷在这些地区建札萨克旗，受中央监督。札萨克旗又分为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内蒙古所属各旗为内札萨克；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各旗为外札萨克。由清廷就旗内蒙古王公中之有功者任命为札萨克管理旗务。札萨克的职责是按照清政府赋予的权限，处理旗内行政、司法、税收、科派差役、旗属官吏的任用，牧场调整等事务，由上级监督行使。札萨克之下设协理台吉、管旗章京、梅伦、笔帖式等僚属，协理旗务。

旗下设佐，为基本军事单位，每佐设佐领一人，辖旗丁一百五十人，在旗札萨克领导下，审理丁册，征收税课，排解纠纷，传递信件及征发人伕。佐领之下设骁骑校、领催，协助佐领办理军政事务。每六佐复设一参领统辖。在佐之下，每十户设一什长，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的管理人。

除总管旗、札萨克旗外，清政府还在大寺庙的领地，共建有七个喇嘛旗。这些喇嘛旗与札萨克旗平行，不受其干预，自行管理领地内之行政、司法、税收事宜。

清统治者为了不使旗札萨克享有独立权力，订出会盟制度，在旗之上设盟，合数旗而成。有的盟是在原有部的基础上建立的，有的盟包括数部，有的盟只包括一旗，也有少数旗不在其上设盟，而直辖于将军、大臣等。而蒙古旧有的部，只在名义上保存下来，不具有任何行政职能。会盟地点由清政府指定，通常是在便于各旗集会的适中地点，一经确定，即以该地名作为盟的名称。

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由理藩院于盟内各旗札萨克中选人奏清帝任命兼摄。盟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只是一种实行监督的组织，一般不设办理盟务的衙门。规定每三年会盟一次，届时执行比丁、练兵、检查财务、清理民刑案件等职权。盟并不构成蒙古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会盟的召集人，不能直接干预各旗内部事务，也无权擅自发布政令，只是对各旗札萨克起监督作用，并充当旗札萨克与清政府的中间人。遇有旗札萨克不能解决的民刑案件，可会同审理，札萨克有不法或叛逆行为，有责任随时告发，战时则带领所属各旗兵丁应诏出征。

蒙古的盟旗并非独立自主的政治制度，都直接受中央政权的统辖和节制，履行清廷委付的职责，不享有独立处理本盟旗各项事务的权力。在盟旗之上，一切重大军政事宜的最高裁决权属于理藩院，而地方性的重大事件，则报有关地区的将军、都统和大臣会办。

社会阶级清朝所制定的各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蒙古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剥削关系，封建主和牧民仍然是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

蒙古归并清朝后，在建旗设盟过程中，基本取消了蒙古封建主原来享有的济农、诺颜、太师、宰桑等称号，按原来地位的高低及对清朝的效忠程度和功劳大小，分别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四等台吉和塔布囊等爵位。担任旗札萨克现职的为札萨克王公，不担任现职的为闲散王公。他们仍然是蒙古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阶级，领取岁俸和人丁，拥有众多畜群，掌握牧场支配权，对领地内属民有不完全的占有权，并通过对土地的支配权，对牧民进行封建剥削。

除世俗封建主外，喇嘛上层也形成另一僧侣封建主阶级。驻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是外蒙的最高宗教领袖；驻多伦诺尔汇宗寺的章嘉呼图克图，掌管内蒙各寺庙。此外还有许多活佛享有国师、禅师封号。其次是寺庙主持，以下还有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等。他们享有清朝赋予的各种特权，拥有牧奴——沙比那尔（庙丁），操纵寺庙财产，某些寺庙甚至建立沙比衙门，对喇嘛徒众进行审讯和惩处。隶属于蒙古封建主的阿勒巴图（贡民）是牧民中人数最多的阶层，承担繁重的赋役。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兵役，自带马匹、武器和口粮应征从军。还须负担防守卡伦（哨所）的义务，驻防期少则一季半年，多至数年，而且要自谋生计。驿递是对阿勒巴图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充当乌拉齐（站丁），既要承担驿递的劳役，又要无偿供应往来官员和军人的食宿，还要蒙受种种无限制的需索。此外，阿勒巴图还负担盟旗衙门的差役、开支和官员的供养，无偿地为皇室专有的牧群和马厂放牧，甚至蒙古封建主向清廷进献的贡品，去北京的旅费也无不落在阿勒巴图身上。与此同时，阿勒巴图还要向领主服贡役，包括实物税和劳役两种。当封建主有进贡、会盟、移营、嫁娶等事时，还随时向属下征敛，甚至封建主欠下债务也得由阿勒巴图来偿还。

阿勒巴图可担任管旗章京以下旗佐官职，任职者被免除赋役，并拥有随丁，逐渐形成富牧户，成为“额尔和坦”阶层。还有一部分人因功被豁免赋役，称为“达尔哈坦”。他们都拥有较多牲畜，甚至家奴，并对一般牧民进行剥削，构成阿勒巴图中的特殊阶层。

阿勒巴图中的一部分被拨给封建主役使，称作“哈木济勒嘎”（随丁）。王公、台吉的随丁终身为主人服役，称“随人箭丁”；管旗章京等的随丁，仅在主人任职期间受役使，离职仍退回本旗佐，故称“随缺箭丁”。随丁专供主人役使，或在王府中当差，或在主人牧场上放牧，全部收入归主人，主人甚至可将他们出卖或馈赠他人，其地位比一般阿勒巴图还低。

沙比那尔是喇嘛封建主的牧奴，专供寺院封建主役使，从事各种劳役，维持寺院和喇嘛上层的生活，寺院的一切负担都落在沙比那尔身上。

奴隶来自战俘，也有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他们世代受主人剥削，处境最悲惨。

蒙古社会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牧民各阶层的划分，都是清朝维护蒙古牧奴制的一种手段，使蒙古族永远处于其所安排的封建秩序中，以便清朝进行长期统治。

经济生活在清朝统一的国家内，蒙古地区形成相对和平安定局面，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使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单一游牧经济，发展为以牧业为主，兼有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多种经济结构。

牧业是蒙古牧民的主要生计。由于结束了连年战乱，加之清政府注意牧民的休养生息，扶持牧业发展，荒年实行赈济，在一定程度内限制王公对牧民的过重征敛，使蒙古地区的牧业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通过划地建旗，确定了各旗游牧界，客观上促进了牧场的合理使用。随着生产秩序的建立，牧民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有了一定改进，在半农半牧区实行打井、搭棚、筑圈、贮备冬饲料，饲养驴、骡等新役畜。随着牧业的稳定发展，牲畜头数大大增加，清皇室、政府、旗札萨克、寺庙拥有的畜群动辄成千上万。

多种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上。随着汉族农民的大量流入，许多蒙古人开始兼营农业或弃牧就农，辟牧地为农田，耕地面积日增，到十八、十九世纪，农业逐渐形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特别是接近汉地的漠南地区最先得到开发，逐渐形成农区或半农半牧区。这些地区主要是鄂尔多斯、归化土默特、察哈尔、热河、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一些旗。

漠北、漠西蒙古地区的农业远不及漠南，发展并不普遍，只在杜尔伯特、乌梁海、札哈沁等地有粗放的农业，种植大麦、青稞，在哲布尊丹巴的领地内及额尔德尼召等地区进行开垦。

清廷允许汉民到口外开垦，只是“权以医燃眉”①，并不是要在该地发① 《热河志》卷92。

展农业，因此规定种种限制。凡到蒙古地区垦种的汉民，必须携带州县发给的印票，印票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从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清廷则进一步禁止汉农到蒙古地区垦种，严禁容留汉人和增垦出典地亩。

尽管清廷设有种种限制，但汉民的不断流入和耕地面积的日增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并引起蒙古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置府、州、县、厅，专管汉民事务。康熙年间已在张家口、独石口等地设置专管汉民的县丞；雍正初，又置归绥、张家口、独石口三同知。至嘉庆十五年（1810），在吉林、盛京、直隶、山西等口外毗连地区已设有一府、一州、五县、十二厅，他们分管本辖区及毗邻未设州、县地区的汉民事务，从而剥夺了蒙古王公在政治上对这些地区的支配权。经济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封建王公土地占有制的动摇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动摇了封建领主经济，旗札萨克和王公除官地和私产外，逐渐失去对其余土地的统治和支配权。土地私有导致土地租佃、典押和买卖，从而改变了汉农与蒙古封建主的关系，建立了契约关系。同时，土地买卖也造成蒙古社会新的阶级分化，某些贵族因出卖土地而没落，某些牧民因经济上升而成为非贵族地主，结果动摇了世袭贵族的经济地位，加速了封建领主制度的崩溃。

农业的发展对蒙古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和蒙汉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蒙汉人民在生产中通过相互学习，提高了生产技术。蒙古族向汉农学习兴修水利，掌握农时，开畦培垅等农耕技术，并把蒙古地区原来没有的粮食作物和瓜果蔬菜引进来，丰富了食品种类。至清朝后期，近边诸旗的蒙古族人民已是“农重于牧，操作也如汉人”（《东三省政略》蒙务下）了。同时，汉农也向蒙民学会放牧技术，并以畜牧作为重要的副业。

清代，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物资交流进一步加强，商业大为发展。每逢年班，蒙古封建主都带领成群的商队携带土特产至京出售，并在京购买杂货、绸缎、布匹等，随贡使至京的蒙古人有时多达数千人。此外，大批汉商深入蒙地进行贸易，山西、北京、山东、河北等地的商帮，至归化、热河及蒙古各地贩卖各种日用品，收购原料、畜产品、皮毛。久之，这些旅蒙商逐渐在蒙地居住下来，结果发展了原有的城市，并形成了新的城镇，如内蒙的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经棚、小库伦，外蒙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青海的西宁等，都是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交流贸易的重要商业城镇。

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定期集市，寺庙和兵营周围往往成为集市贸易的中心。

在汉商影响下，部分蒙古人开始转营商业。一些僧俗封建主开始投资与汉商合资经营，或出资委托汉人代营。一些蒙古族人民也直接从事商业，把畜产品、粮食等运至城市和集市出售，并购买自己所需的茶、布、农具、日用品等。

随着城镇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独立手工业也发展起来。汉族手工业者来到蒙古地区，就地生产，满足蒙古族对手工业产品的需要。在城镇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

手工业的发展，使蒙古地区的自然资源，如呼伦贝尔、札鲁特、阿鲁科尔沁、苏尼特、察哈尔、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的盐、碱，巴林、克什克腾、乌喇特的木材，雅图沟的铅，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阿拉善的金、银、煤，均得到开发。一些蒙古王公雇人以土法开采，或招汉商承包，雇蒙汉人民开采。一些蒙民也在产地自行挖盐、采煤、淘金。

蒙古地区多种经济的发展，是蒙汉各族人民劳动的结晶，既繁荣了蒙古地区的经济，也加强了蒙古地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蒙汉人民在共同生产和斗争中，冲破了清朝的限制，动摇了蒙古的封建领主制度，也加深了友谊。

文化生活清代，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蒙古族人民冲破清廷的种种禁限，加强了与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既继承和发扬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使蒙古族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

蒙古族语言和文字进一步规范化，成为各地蒙古族通用的统一的书面语言。蒙古族学者编纂了各种语法，如十八世纪丹达尔拉哈然巴的语法著作、蒙古正黄旗卓特氏富俊编的《蒙文旨要》，十九世纪拉哈木苏隆和脱王的蒙古语法。蒙古族学者也编纂了辞典，如赛尚阿的《蒙文汇书》和《蒙文晰义》以及蒙古族学者集体编纂的大型《蒙文注释辞典》等。与此同时，清政府也纂修了几种蒙文和其他各族文字对照的大型辞典，如《五体清文鉴》（满、蒙、汉、藏、维吾尔）、《西域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文）、《四体合璧文鉴》（满、蒙、汉、藏）、《三合便览》（满、蒙、汉）、《蒙古托忒汇集》及《蒙藏语汇》等。

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以鄂尔多斯部萨冈彻辰（俗作萨囊彻辰）的蒙古史巨著《额尔德尼脱卜赤》最为著名，其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满、汉译本定名为《蒙古源流》，第一二卷叙述印度、西藏佛教史，第三至八卷按时代顺序记述从蒙古兴起至清初的蒙古历史。十八世纪，西乌珠穆沁人兖布札布编写的《恒河之流》，除记载古代蒙古历史外，还记述了蒙古的盟旗划分、王公世系及爵位等。克什克腾旗的拉西彭楚克编写了《大元盛朝史》。《蒙古世系谱》一书则是受汉族系谱学影响的作品。蒙古八旗人法式善撰写了《清秘述闻》十六卷、《槐厅载笔》二十卷、《陶庐杂录》六卷。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简名博明），精通蒙、汉、满、藏文，他用汉文著述了《西斋偶得》和《凤城琐录》等书，对古代蒙古史，尤其辽金元史、明代蒙古史作了深刻考证。蒙古正蓝旗人松筠著《绥服纪略》，对蒙古和西域的历史、地理有详细考证。

蒙古族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发展。蒙古族受教育的途径有多种：清廷将部分蒙古八旗贵族子弟和蒙古八旗兵丁招收到北京国子监以及归化城、归化土默特二旗，热河驻防八旗的“蒙古官学”中学习，各旗札萨克、王公任笔帖式，一些封建主和富裕牧民也开办私塾，聘汉族和本族塾师教育子弟。二十世纪初，在半农半牧区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喀喇沁右旗的崇正学堂，毓正学堂及归化、热河等地的武备学堂等。蒙古族一些开明绅士也建立学堂，如奉天筹边中学、齐齐哈尔蒙旗师范等，与此同时，他们还选送学生到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学习，或出国到日、德、法、俄等国深造。随着蒙汉人民联系的加强，学习汉文也更加普遍，农业区的一些较大的村镇都设立了私塾，请汉族教师教学。

自然科学也随之获得充分发展。清代是蒙医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与藏、汉医学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

蒙医有一整套医疗方法，诊断包括望、问、切，治疗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十法，并总结出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蒙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出现不少蒙医著作。乌珠穆沁人衮布扎布编著的蒙文《药方》一书，汇集了许多蒙医验方。十八世纪初益希班觉著《甘露之泉》是一部蒙医学基础理论著作，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方等从理论方面作了系统阐述。益氏著《认药白晶鉴》中收录380 多种药，对每味药的产地、形态、性味、功能、入药作了解释。十九世纪奈曼旗蒙药学家占把拉多尔济编著的《蒙药正典》则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学著作。阿拉善旗高世格亲用蒙文写的《普济杂方》是一部方药手册，书中收集了各科疾病常用的方剂和单方，并列有藏、蒙、汉、满方药名词对照。同时寺庙也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译著了不少医著，如《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王经》等。蒙古医学以治疗创伤和接骨最为擅长，蒙医绰尔济墨尔根在十七世纪将这种特效疗法传到内地。

在天文历算方面，蒙古族也取得很大进展。清前期，蒙古正白旗人天文学和数学家明安图在清钦天监任时宪科五官正，后升任监正，他曾参加编写《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著有《割圆密率捷法》一书，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天文学》是一部重要的蒙文天文学著作，综合了当时天文基础知识，并吸收了西方一些天文知识，是研究蒙古天文学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文学亦取得了新的发展，出现大量英雄史诗、故事、民歌、童话和寓言等。早已流传于蒙、藏两族人民中间的《格斯尔传》，十八世纪以木刻本印行，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给人民带来和平生活和劳动的伟大英雄形象。《额尔戈乐岱的故事》描述了英雄拒缴国税，与旗王爷及清朝皇帝斗争的故事。《巴达尔沁努乌勒格尔》和《巴兰格仑》包含了反封建、反喇嘛教的内容，嘲笑了僧俗封建主和不法商人。

蒙古族擅长诗歌创作，热情洋溢的诗歌成为激发人们斗争和劳动的武器，如《田和》、《巴音塔拉》、《达钦塔拉》、《达那巴拉》、《青菜花》等，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丁郎彬》、《小黄莺》、《孤独的小羊羔》等，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薛梨散丹》、《拉西玛》、《车里山》、《韩密香》等，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常斯得喇嘛》、《萨嘎拉喇嘛》等，是反对迷信和喇嘛腐朽寄生生活的作品。

蒙古族诗人古拉兰萨（1820？—1851）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望肃清英吉利匪盗胜利归来》、《太平了》等，充分表达了蒙古族人民期望蒙古骑兵歼敌保国，建设和平环境的心情。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最杰出的作家，他毕生创作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现实主义长篇作品，揭露和批判了晚清的社会现状，无情鞭笞了封建制度，抨击了贪官和蒙古封建主的荒淫无耻生活，刻画了农民的苦难处境。

在民间，说书的风气十分盛行，说书艺人演唱《好来宝》，诵唱《格斯尔传》等文学作品。汉族小说也成了说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藏族达赖和固始汗的册封

藏族与清朝的联系，在清入关前即已开始。皇太极在崇德四年（1639）

派专人致书于“图白忒汗”和“掌佛法大喇嘛”，提出延请高僧到满洲地区传播佛教的要求。当时西藏正处于动乱中，达赖五世也恰于此时派遣伊拉古克三朝清，至崇德七年（1642）始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破格优待。在伊拉古克三返藏前，皇太极分别写信给藏巴汗、固始汗、达赖喇嘛和萨迦、噶举等派的领袖，委托他转交。伊拉古克三返藏后才得知，藏巴汗崇信黄教的蒙古和硕特部已被消灭，固始汗已统一了藏族地区，建立起新的地方政权。伊拉古克三又立即前往盛京通报情况。顺治元年（1644）初，清朝再次派人随伊拉古克三入藏，迎请达赖喇嘛，后又多次敦请达赖五世来京。直到顺治九年（1652）正月，达赖五世才在蒙藏扈从三千余人的护送下动身，长途跋涉万余里，历时近一年，于当年十二月到达北京。为迎接达赖五世，顺治帝专门为他在安定门外建造了黄寺，由户部拨九万两白银作为供养。顺治帝临朝时，为达赖五世设专座，位居群臣之上。达赖五世在北京只住了两个多月，就以不服水土为由，要求返藏。顺治帝对他厚予赏赐，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送他到代噶（今内蒙古凉城）。达赖五世到达代噶后，并未立即动身返藏。两个月后，顺治帝派礼部尚书，理藩院侍郎等高级官员携金册、金印到代噶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①，印文为满、汉、藏三体文字。从此时起，达赖喇嘛的名号正式由中央政权确定下来。

在册封达赖五世的同年，顺治帝还派专人入藏，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在给固始汗的封文中，顺治帝要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②，即做好皇帝的助手，治理好他所管辖的藏族地区。在清朝看来，达赖五世和固始汗分别是藏族地区政教两方面的领袖。达赖五世是宗教领袖，掌管蒙藏地区的佛教，固始汗则是管理藏族地区的蒙古族汗王。

达赖五世得到清朝的册封后，声望日隆。固始汗在受封的第二年（1654）病故，其长子达颜汗继承了汗位，主持西藏政务。当时清朝入关不久，南明政权尚在进行反抗，清廷只能与达赖喇嘛保持较松弛的册封关系，假手和硕特部固始汗子孙以治理西藏。

蒙、藏贵族之争① 《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20。

② 《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20。

康熙十八年（1679），达赖五世任命桑结嘉错担任第巴。当时达赖已年逾六十，对桑结嘉错又极为宠信，诸事多放手让他自行处理。

康熙二十一年，达赖五世圆寂。他在世时，一直受到清朝和固始汗的敬重。固始汗的子孙慑于他的威望，虽想独揽大权，但不敢有所动作。达赖五世圆寂后，给固始汗之孙达赖汗专权提供了机会。此时，桑结嘉错任第巴仅三年，羽翼尚未丰满。为了在与达赖汗的权力之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桑结嘉错秘不发丧，伪称达赖五世入定，凡事仍假借达赖的名义进行。同时，积极派人联系伊犁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希望借助于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的军事力量，驱逐和硕特部的势力出卫藏地区。

康熙三十二年（1693），桑结嘉错以达赖五世的名义为自己讨封。康熙帝考虑到这是达赖五世的请求，次年，封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赐金印①。明确规定他的职责仍在宗教方面，并不影响达赖汗的职权。

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在外蒙古克鲁伦河特勒尔济地方大败噶尔丹军。从俘虏口中，康熙帝得知达赖五世已圆寂多年，匿丧不报，跋扈擅权，暗中挑唆噶尔丹与清朝为敌等等，皆桑结嘉错一人所为，康熙帝当即写信严厉责问桑结嘉错，要他从速奏明达赖五世圆寂始末，交出帮助噶尔丹的济咙呼图克图，否则要与他兵戎相见。

桑结嘉错接到康熙帝的谕旨后，诚惶诚恐地向康熙帝奏报达赖五世早已圆寂，其转世仓央嘉措已十五岁，恳请康熙帝允许仓央嘉措作为达赖六世正式坐床，对匿丧的原因，作了一些辩解，答应将济咙呼图克图解送北京。康熙帝因为刚刚征服噶尔丹，桑结嘉错既已认过，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准许达赖六世坐床。

达赖六世·仓央嘉措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在布达拉宫坐床，拜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师。在桑结嘉错与达赖汗的权力角逐中，达赖六世处境尴尬，不过是一个宗教上的傀儡，在桑结嘉错匿丧期间，他一直生活在民间。青少年时期的世俗生活，加上后来的政治境遇，使他成了一名浪漫主义的诗人。坐床时，他已十五岁。他不愿过受人摆布的生活，也不恪守宗教的清规戒律。这些，都成了以后拉藏汗废黜他的借口。仓央嘉措创作的诗歌脍炙人口，在藏族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这场蒙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他却成了牺牲品。

康熙四十年（1701），达赖汗卒，两年后，其子拉藏汗即汗位。拉藏汗怀疑其父是桑结嘉错加害致死的，与桑结嘉错的关系日趋恶化。康熙四十四年（1705），双方终于爆发了一场战争。拉藏汗召集他的蒙古军队，擒杀桑结嘉错，并且立即将事件经过奏报康熙帝，同时，建议废黜桑结嘉错所立的达赖六世。康熙帝对桑结嘉错匿达赖五世之丧十五年之久，又积极怂恿噶尔① 《清圣祖实录》卷163，页7。

丹兴兵作乱，深为不满，认为他的被杀实属罪有应得，遂立即派专人于康熙四十五年底动身赴西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下令废黜仓央嘉措①。同年，达赖六世在解送北京途中，死在青海湖附近。

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廷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是清朝入关六十多年后，首次派出驻藏办事官员。随后，清廷又于五十二年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②。这是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受到中央政权正式册封的开端，班禅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定了下来。仓央嘉措被废黜后，拉藏汗另立意希嘉措为达赖六世，并于康熙四十九年得到清朝的批准。但是他新立的达赖却得不到绝大多数西藏僧俗人民的认可，甚至同为固始汗子孙的和硕特部在青海的诸领袖人物也不予承认。

康熙五十四年，西藏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王公在里塘（今四川理塘）寻获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即后来的达赖七世·格桑嘉措。一个仓央嘉措被废，却出了两个达赖喇嘛。双方的拥立者彼此争执不下，康熙帝一时亦觉棘手，先是令里塘的灵童到青海的红山寺居住，后来又转移到塔尔寺，在那里把他保护起来。

此时，西藏的形势更加动荡。三大寺的僧人和藏族群众对以拉藏汗为首的蒙古和硕特部的统治十分不满，原来桑结嘉错的部属中有的人投奔到准噶尔部汗策妄阿拉布坦处。

策妄阿拉布坦是噶尔丹之侄。噶尔丹兴兵与清朝为敌时，他即自立为准噶尔汗，表面上维持着与清朝的臣属关系。到十八世纪初，他的势力强大起来，企图吞并和硕特部，取代其在西藏的统治，进而挟持达赖喇嘛，以控制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拉藏汗擒杀桑结嘉错，西藏因达赖喇嘛的废立，人心浮动，形势不稳，正好为实现他的野心提供了机会。

准噶尔军袭扰西藏策妄阿拉布坦用了几年的时间进行侵藏的准备。他先与拉藏汗结成儿女亲家（1714 年），使拉藏汗疏于防范。在此前后，策妄阿拉布坦派人入藏，与三大寺僧人联系，利用拉藏汗所立的意希嘉措得不到广大西藏僧俗人民的公认，大肆宣传拉藏汗破坏黄教，煽动反抗和硕特部统治的情绪。

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阿拉布坦首先派出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偷袭塔尔寺，企图挟持受到蒙藏人民公认的达赖七世·格桑嘉措随准噶尔军进藏。同年年底，派其堂弟策零敦多布率六千人自和阗（今新疆和田）经阿里地区向藏北进发。当这支军队经过阿里时，被阿里地方官康济鼐发现，当即向拉藏汗报告。但拉藏汗毫无思想准备，及至他率军赶到达木，与准军遭遇① 《清圣祖实录》卷227，页24、25。

② 《清圣祖实录》卷253，页7。

后，当即被准军打败。此时，拉藏汗一面派人奏报康熙帝，一面派他手下的一名军官颇罗鼐从速动员卫藏民兵，由拉萨赶往达木。拉藏汗统率的蒙藏联军在达木坚持了两个月，终于支持不住，败退到拉萨。

策零敦多布攻占达木后，稍事休整，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率军抵达拉萨郊外，受到三大寺僧人的欢迎。接着，准噶尔军开始攻城。因为城内有人接应，拉萨城很快失陷。准噶尔军进城后，洗劫拉萨市民的财物，就是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也不能幸免。藏族人民此时方知准噶尔军入藏，并不是为了“振兴黄教”。

拉藏汗在准噶尔军入城后固守布达拉宫。十一月初，他率一随从突围，被准军擒杀。他所立的达赖喇嘛意希嘉措被准军废黜，囚禁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上。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初，拉藏汗次子苏尔扎之妻在被准军解往伊犁的途中逃到青海的柴达木，向清朝官员作了报告之后，康熙帝才了解到这次准噶尔部侵藏的详情。他立即决定派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同年七月，命额伦特、色楞自青海率军七千入藏。但由于两人轻敌，在藏北那曲被策零敦多布的军队包围，坚持月余后，终因给养断绝而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朝廷上下震惊。诸王大臣以藏地险远，主张罢兵。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二次用兵。此次进军西藏，事先作了周密的部署，兵分两路，分别自青海、四川出发。四川一路，由噶尔弼、岳钟琪率领；青海一路，由延信率领，而以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两路兵力大约有两万人。康熙帝还令北路军于进军同时，护送格桑嘉措入藏。行前，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①。

策零敦多布以主要兵力抵抗北路进藏的清军。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延信率军在达木一带与准噶尔军相遇，准军在大败以后逃回伊犁。噶尔弼等率南路军，未遇大的抵抗，于八月先抵拉萨。九月初，北路军统帅延信偕同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也到达拉萨。藏族人民三年来受尽准军的蹂躏，对清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拥护和欢迎。在清军进藏过程中，各地藏族人民纷纷起义抗击准军，其中阿里的康济鼐、后藏的颇罗鼐、工布的阿尔布巴是几支较大的力量。在清军进军沿途的藏族人民，更是积极踊跃地为清军向导、运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清军驱逐准噶尔军，进入拉萨后，在布达拉宫举行了格桑嘉措的坐床典礼。如前所述，清朝封格桑嘉措为达赖六世，但藏族人民一直认为他是达赖六世·仓央嘉措的转世，是第七世达赖。后来，清朝虽未作公开改正，但在事实上默认了格桑嘉措是达赖七世。

康熙六十年（1721）春，清朝决定改革西藏的行政体制，委任数名噶伦共同处理政务。“噶伦”意为“发布命令的官员”，当时清朝任命抗击准军① 《清圣祖实录》卷287，页12。

有功的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为噶伦，后来在雍正元年（1723），又增加了颇罗鼐和代表黄教寺院集团的扎尔鼐为噶伦。从此，清朝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掌政，第巴一职也被废除了。

阿尔布巴事件雍正元年（1723），清朝升任后藏的颇罗鼐和达赖七世的强佐扎尔鼐为噶伦，噶伦增至五人。但是，这五名噶伦间早有矛盾，康济鼐、颇罗鼐同属后藏贵族，又曾联合起义抗击准军，结成一派，阿尔布巴、隆布鼐是前藏人，贵族地位也较高，再加上达赖喇嘛系统的扎尔鼐，结成另一派。新坐床的达赖七世之父索南达杰，也与阿尔布巴等人串通一气。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当时清朝派驻西藏的官员鄂齐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曾向雍正帝建议，罢免隆布鼐和扎尔鼎的噶伦职务，除掉阿尔布巴的党羽，然后由皇帝降旨，要达赖七世、康济鼐、阿尔布巴和衷共济，协同办事。为此，清廷于雍正五年初，派出僧格、马腊两人入藏察看，但他们还未到达西藏，阿尔布巴等人就先发制人，于六月发动了政变，杀康济鼐，又发兵往后藏攻打颇罗鼐。颇罗鼐一面集合后藏、阿里的军队，抗击阿尔布巴，一面奏报雍正帝。次年五月，颇罗鼐率后藏军队攻入拉萨，擒阿尔布巴等人，但是他没有对阿尔布巴等人擅作处治，而是请清朝派官入藏决断是非曲直。当时僧格、马腊两人已抵西藏，清朝又派吏部尚书查郎阿入藏。雍正六年（1728）八月，查郎阿会同僧格、马腊审讯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人，以叛逆罪将他们处死。

阿尔布巴事件纯属西藏贵族之间的一场争权夺利斗争。事后，雍正帝决心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鉴于设几名噶伦共同办事已经出现的弊端，而颇罗鼐在担任噶伦及处理后藏事务期间，已经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在平定阿尔布巴变乱时，又表现了对清朝的忠心耿耿，雍正帝遂令颇罗鼐一人总理西藏事务。雍正七年，又晋封他为贝子①。

阿尔布巴事件前，清朝虽已派遣官员驻藏，但未形成定制。雍正六年，清朝正式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办事大臣衙门”，派遣驻藏办事大臣。首任大臣即僧格和马腊。

清朝还决定，将康区东部的巴塘、里塘等地划归四川管辖，将康区南部的中甸、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又将日喀则以西直到阿里地区赏给班禅管辖。但班禅坚辞不受，后来在驻藏大臣的说服下，才勉强接受了对拉孜、昂仁、彭错林等三个宗的管辖权。

从雍正六年到乾隆十二年（1728～1747），西藏事务由颇罗鼐一人主持。在此期间，西藏社会相对安定，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人民得到了较长时期的① 《清世宗实录》卷76，页14。

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雍正九年，清朝加封颇罗鼐为贝勒、多罗贝勒，乾隆四年（1740）又加封他为郡王①。在清代西藏，颇罗鼐的封爵是最高的。

平定珠尔默特颇罗鼐有二子。乾隆十一年（1746），清帝令颇罗鼐指定一子日后承袭他的封爵。他的长子车布登当时率兵驻防阿里地区，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精明强干，深得乃父宠爱。颇罗鼐请求由其次子袭封。次年，颇罗鼐病故，清廷即令珠尔默特袭郡王爵。

珠尔默特袭封后，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为了擅权专政，与达赖七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但珠尔默特知道，达赖七世是清朝册封的，他与达赖七世不和，不会得到清朝的支持，驻藏大臣会把他的动向随时奏报乾隆帝。因此，他对清朝设置驻藏大臣也表示不满。驻藏大臣纪山曾奏告乾隆帝，请将车布登调回拉萨，同珠尔默特协同办事，以分其权。不料事机泄露，乾隆十四年（1749）底，珠尔默特派人将其兄车布登暗害。乾隆帝斥责纪山办事不妥，派傅清、拉布敦为驻藏大臣。其时，珠尔默特正在各处调兵，并与准噶尔部勾结，图谋叛乱。于是傅清、拉布敦立即奏报乾隆帝，请求相机将珠尔默特翦除。

乾隆帝考虑到当时清朝在西藏驻兵不多，谕令傅清、拉布敦谨慎从事。

但形势急转直下，珠尔默特甚至下令阻断驿站的文书往来。傅清、拉布敦决定先发制人。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两人诱杀珠尔默特，但他们亦被珠尔默特的党羽杀害。

事变发生后，达赖七世迅速将杀害驻藏大臣的凶手擒获，平息了这场动乱，同时奏闻清廷。一月后，乾隆帝派出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领兵入藏处理善后，对傅清、拉布敦当机立断的做法给以肯定，还在拉萨为他们立了“双忠祠”。

乾隆帝弘历总结西藏几次动乱的教训，感到西藏距内地过于遥远，置诸噶伦协同办事，彼此间容易发生权力之争，令一人主持政事，又易造成专擅大权。当时西藏黄教寺院集团在经济上的势力已空前强大，仅以俗官主持政事，无法充分反映黄教寺院集团的利益。此次珠尔默特之乱，僧俗两大势力集团间的斗争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清朝决定废除在西藏封王的制度。乾隆十六年，清朝在西藏正式建立噶厦，设置四名噶伦，规定一僧三俗，共同处理日常事务。同时，清朝正式授权达赖七世掌攻。遇有重大事件，噶伦等须事先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自此，西藏黄教“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正式建立。

① 《清世宗实录》卷103，页4；《清高宗实录》卷106，页28。

清朝授权达赖七世掌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达赖七世的掌政和四名噶伦中一名僧官噶伦的设置，不仅使黄教寺院集团的利益在地方政府中有了代表，而且可使僧俗贵族间互相牵制。噶伦遇要事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这在事实上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从而也加强了清朝对西藏的治理。清朝又决定，将原来由颇罗鼐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八旗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以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清朝还建议达赖七世设立“译仓”，即秘书处。它既管理达赖的印信，文书，又负责噶厦政府僧官系统的一切事务。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机构，从这时起逐渐完备。

乾隆二十二年，达赖七世圆寂。乾隆帝命令由丹吉林的第穆呼图克图任摄政，在新达赖喇嘛未满十八岁之前主持西藏政务。这是西藏摄政制度的开端。有资格担任摄政的，只是几个地位很高的呼图克图。

清军逐走侵藏廓兵及“藏内善后章程”的订立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历史上一直同西藏有着经济、文化联系。尼泊尔产稻米，居民常来西藏与藏民进行以米易盐的贸易。十八世纪中叶，尼泊尔的廓尔喀族统一了全国，此后，双方关系开始恶化。当时尼泊尔铸造的一种银币在西藏流通，后来成色变差，藏人拒绝使用。乾隆五十三年（1788），噶厦派往聂拉木的官员向尼商多征了捐税。廓尔喀人以此为借口，于当年派兵占据了藏尼边境上的聂拉木和济咙（今吉隆）两地。乾隆帝闻讯，派理藩院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率军三千入藏。由于巴忠敷衍了事，希图早日回京，他到拉萨后，即派噶伦丹津班珠尔去边境谈判，与廓尔喀达成协议，每年由西藏给对方白银九千六百两，以换取聂拉木、济咙两地的归还。巴忠草草完结此事，返京复命。

三年后，廓尔喀人持字据向西藏索取银两，噶厦政府拒付，廓尔喀人再次派兵占据聂拉木、济咙。驻藏大臣保泰奏报乾隆帝，乾隆帝始知三年前巴忠贿和一事。巴忠闻讯后，畏罪自杀。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廓尔喀军攻陷扎什伦布寺。此前，班禅七世·丹贝尼玛已由驻藏大臣保泰接往拉萨。扎什伦布寺总管仲巴呼图克图于寺陷前一日携金银细软逃跑，寺内其他喇嘛不战而溃。廓尔喀军洗劫扎什伦布寺，甚至将历代班禅灵塔上镶嵌的珍珠宝石都劫掠一空，然后退往边境，仍然占据着聂拉木、济咙等地。

乾隆帝获悉后决定派大军入藏驱逐廓尔喀侵略军。当年十一月，由福康安任大将军、海兰察任参赞的一万七千人的大军入藏。乾隆帝命令他们大振军威，务期使侵略者不敢再来滋扰。福康安入藏后，首先处治了一批怯懦渎职的官员。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被枷号示众，仲巴呼图克图也被押解到北京治罪。

在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暖后，清军开始反击廓尔喀军，五月，即将入侵者全部驱逐出境。七月初，福康安率清军六千攻入尼泊尔境内，廓尔喀王拉特那巴都尔一再请降，并将巴忠贿和开给的付银字据一并交出。福康安虑及必须在大雪封山前撤返西藏，遂于当年八月底决定受降。九月，班师凯旋。

此次清朝在西藏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清军由满、蒙古、汉、回、藏、鄂温克、达斡尔等族组成。这支军队惩罚了廓尔喀侵略军，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灾难，因而受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福康安率清军返藏后，按照乾隆帝的命令，以羊八井寺为主寺的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寺产被全部查抄，红帽系活佛被禁止转世，僧人也全部被迫改宗黄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自此绝传。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乾隆帝就指示福康安，将来撤兵后，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弛，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福康安返藏后，将乾隆帝的意图先后告知班禅七世和达赖八世，他们都表示衷心拥护。于是，福康安即与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一个章程，呈报清廷。乾隆五十八年，清朝正式批准颁行，这就是著名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这是对驻藏大臣职责和地位的首次明确规定。章程还确立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由驻藏大臣监督认定每世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废除过去由降神喇嘛指定灵童的办法。

在官吏的任免方面，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商卓特巴，军队中的代本等官员，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然后呈请清朝任命。这些官员的升迁赏罚，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

章程规定，建立西藏地方的常备兵，定额三千人，分驻于前后藏。拉萨、日喀则各一千，江孜、定日各五百。同时，还规定了军队的编制、赏罚、训练等方面的制度。

章程还规定，西藏的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财政方面，章程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统由驻藏大臣稽查。还规定在西藏设立专门机构，由驻藏大臣派员监督铸造银币。

“藏内善后章程”的订立，标志着清朝在我国西藏地方施政的最高阶段。它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祖国各族人民和西藏人民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巩固了祖国的统一，有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一章程的主流是积极的，应予充分肯定。

清朝对甘、青、川、滇等省藏区的施政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有比西藏更多的藏族居住。对这些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清朝的施政较西藏有所不同。

雍正三年（1725），清朝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将现今甘肃、青海两省的藏族地区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清朝将青海的藏族基本上限制在黄河以南、唐古拉山以北地区，将这一地区的藏族划分为四十一族，设置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员和千户、百户等土司头人，授给他们印信。道光初年，清朝又下令千户实辖三百户，百户仍辖百户，分化和削弱了较大的土司头人的势力，加强了清朝各级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控制。

现今甘肃省境内的藏族，被分别安置在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兰州、凉州（今武威）的辖区内，清朝对他们实行比较直接的治理。同时，还分别册封了当地的一些大活佛，对当地的僧俗上层仍给予一定的权力。雍正七年（1729），清朝决定将中甸、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等地划归云南，将里塘、巴塘划归四川，设置流官进行治理。

清朝在西藏的驻军，由四川轮流派遣，三年一更代。四川总督不仅要负责辖区以内的藏族事务，还要协助驻藏大臣为西藏驻军筹办军械，管理由四川经康区到西藏一路的驿站，并控制每年几百万斤边茶的生产和贸易。西宁办事大臣也负有协助驻藏大臣筹办粮饷、保证驿路交通的职责。

清皇朝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对藏族地区的施政必然具有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性质，在某些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乾隆年间发生了大小金川战争事件。大、小金川位于四川大渡河上游。

乾隆十二年（1747）和三十六年（1771），当地的土司两次起兵袭掠邻近土司，扰乱川西，乾隆帝派出重兵进剿。清朝第二次用兵金川，花了五年的时间，支出军需七千万两白银，损兵折将，最后才迫使大、小金川藏人投降，改土归流。乾隆帝把这两次用兵作为他“十全武功”中的两大武功。

藏区的土地制度和宗教文化十七世纪中叶，随着黄教寺院集团在经济上取得的空前优势，藏族的封建农奴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封建领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对农奴人身的不完全占有，是这个社会的基础。达赖五世时，黄教寺院集团开始掌握了对西藏土地的所有权，把土地封赐给僧俗封建领主。可以得到土地的，主要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忠于达赖五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各地世俗贵族；黄教寺院和服从达赖五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其他教派寺院中的上层当权分子。这三部分人即西藏的三大领主。对于封赐的土地他们只有占有权，不得随意买卖，也不得任意开垦荒地。土地占有权的转移，须经地方政府同意。对于获罪的僧俗贵族，地方政府有权没收他们的土地。

由于黄教寺院集团对土地的所有权，最初得自受清朝册封的固始汗，后来，“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又是由清朝直接授予的，因此，西藏最高一级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清廷。清朝曾把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地区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把后藏部分地区划给班禅，这都表明了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最高土地所有权。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不准随便迁徙。农奴一般占有一小块份地，为了耕种这一小块份地，每年要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领主的土地上无偿地提供劳役。这是典型的劳役地租。农奴主可以买卖、赠送、抵押农奴，农奴逃亡或稍有反抗，就会受到严厉的镇压。

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封建化的过程早于西藏。由土司、千户、百户头人统治的地区，都是一个个小的地方政权，其中也有“政教合一”形式的。这些土司头人对其属下农奴的统治较西藏要松弛，多取劳役、实物兼有的地租剥削方式，但仍然禁止买卖土地。有些地区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藏族的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生产方式，严重地束缚了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教在清代一直受到清廷的扶持。达赖七世时，黄教“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建立后，势力日益膨胀。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有的早已衰亡，有的被黄教兼并，还有些教派虽然存在，但实力很小，已不构成对黄教“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威胁。对于表示顺从的教派，黄教予以扶持。例如达赖五世就曾大力扶持宁玛派。但是，有些教派则受到黄教的排斥和打击。首先是黄教的宿敌噶玛噶举派。觉囊派因为曾支持藏巴汗地方政权，也受到迫害，达赖五世借口其教义不纯，迫令该派僧人全部改宗黄教。有清一代，随着黄教在藏族地区垄断地位的确立，其他教派都居于从属的地位，而且再也没有产生新的教派。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宣传，藏族人民较普遍地信奉黄教，几乎每户都有人出家为僧。据十八世纪中叶的统计，共有黄教寺院三千四百七十七座，僧人三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人①。黄教严禁僧人娶妻生子和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大量的僧人，既不创造社会财富，又不繁衍人口，形成藏族社会上一个畸形庞大的僧侣集团。藏族人口逐渐减少，社会经济凋敝，这样的黄教成了阻碍藏族社会进步的一大桎梏。

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同中国各民族一起，创造了自己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虽然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使藏族的文化、艺术大部分带有宗教的色彩。但剔除这些宗教的糟粕，我们仍能从中看到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藏族的文化、艺术在清代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建筑方面，达赖五世时开始大规模营建的布达拉宫，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的建筑艺术水平。布达拉宫依山而建，高十三层，东西长四百余米。远望群楼高耸，崇阁巍峨，非常雄伟壮观。宫内还保存有大量佛像、壁画、雕塑等，反映了藏族人民在建筑艺术方面的高度水平。

文学方面，一些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束缚，反映了藏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达赖六世·仓央① 魏源：《圣武记》卷5。

嘉措的情歌，以优美的语言，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刻画出作者的人物性格，反映出他对那些禁锢人们思想的宗教说教的叛逆精神。仓央嘉措的情歌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喜爱。

第三节　彝族

彝族是古羌人先后南下在长时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核心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他们多自称为纳苏、诺苏或聂苏，各地还有许多种不同称呼的较小支系。

凉山彝族奴隶占有制的保持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彝族及其影响所及地区保持奴隶占有制的，可以下列三个地区为代表：一个是包括水西（今贵州大方）、建昌（今四川凉山一带）、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等地的云、贵、川三省毗连地区；一个是云南省元江、新平县的鲁魁山一带；一个是贵州安顺府（今安顺一带）彝族土司控制下的布依族分布地区。只有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迄至1840 年仍然保存下来，并且在其后的岁月里继续有所发展。

清代初年，凉山腹心，除少数平坝地区地理气候条件优越、农业早有发展外，其余大部分山区仍然“箐林丛密”①，“住牧原无定所”。②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腹心地区“生番游牧其间，并无定址”的情况，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游牧无定址的生产力不发达状况，决定了那些没有受过土司封号的所谓“生番”，实即黑彝家支统治地区，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邻近产粮区居民包括汉人的劫掠。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越巂卫邻近地区的“阿羊”彝族，“抢夺绑虏，为害甚多”。乾隆十五年（1750 年），凉山彝族“每每有此处蛮人，私窃彼处蛮人牛马及虏绑人口，甚至潜赴内地窃取汉人牲畜，或于柴山见行人寥落而被掳夺者。”①随着凉山边缘地区汉族居民的日益增加，特别自嘉庆元年（1796）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以后，川东、川北一带的大量汉族农民涌往宁远府（今西昌）属土司地区垦荒，使“熟番”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所增长。如嘉庆九年（1804）越巂厅（今越西）大维山一带的火山，就是以“宁远府属夷人”雇内地汉民“承佃火耨”而得名②。随着锄耕与犁耕的进一步开展，道光十八年（1838），凉山一些地方已是“一① 蔡毓荣等：康熙《四川总志》卷34，《木政》，康熙八年二月初四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报采运楠木条议疏》。

② 雍正四年三月初四日，《四川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73号。

①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二日，《四川建昌镇总兵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 号。

② 嘉庆九年二月十三日，《四川总督勒保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90 号。半老林，一半垦地”③。垦荒的汉佃与彝族群众之间“百余年来彼此相安无事”④，即在土司保护下不受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劫掠。但这并不说明这类地区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废除。这是因为：第一，这种由汉佃直接向土司承租土地的租佃关系，仍然是一种奴隶制的剥削关系，以1797 年由云南进入凉山交脚、三湾河一带垦荒的汉佃张照福等为例，他们向彝族河东土司安世裔承租土地，不仅要向土司上佃纳租，并且要受黑彝八吃（八且）与土目阿什（阿硕）家一再的借口勒索。租谷的交纳也是随时加码，“诸多不法”①。第二，早在康熙四年（1665）七月，康熙帝根据贵州总督杨茂勋的奏疏交“下部议”：凡属苗彝各族“自相仇杀”，没有侵犯清政府所派流官统治的地方，止须照旧例，“讲明曲直..处置输服，申报存案”②。这种办法一直沿袭下来。这就是说，彝族奴隶主阶级仍然可以在内部进行冤家械斗，或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劫掠人口财物，不会受到清王朝的干预。这样的“下部议”只要付诸实施，当然同样适用于“熟番”与“生番”地区。随着十九世纪初年以来“熟番”地区的普遍开垦与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原来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特点就逐渐发生变化。十九世纪末年，凉山东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彝区，已经是农业发达，只有山顶和山坡上才有荆棘林，汉人称之为老林，其余地方则种上庄稼。同时他们还“经营畜牧业以供自己消费，有大片的牧场和大群的奶牛、羊子”③。这表明农业已经有超过畜牧业的发展趋势。在生产关系方面，彝族奴隶制的发展，也是和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发展分不开的。随着建昌、雷波等地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发展，首先是在汉族商民大力经营下，矿冶业包括铜、铅、银等矿得到开采，至十九世纪末，矿硐就达十四处之多。这就大大刺激了上述汉族与其他民族地区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也大大刺激了凉山腹心地区彝族奴隶主阶级的贪欲。随着凉山边缘地区驻防官兵的外调镇压白莲教起义与防务的空虚，凉山彝族奴隶主至边缘汉族居民区频繁地掠夺。他们“掳掠汉人，并不杀害，只图带回代为种地力役之用，并闻有转卖他族番人以图获利者”①。

凉山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出掠，嘉庆七、八、九年间，大抵先在东面的雷波、马边、峨边，继而发展至西面的越巂等地区。道光年间、再发展至凉山③ 光绪《雷波厅志》卷28，《边防上》，《江南道监察御史刘晸昌奏边夷情形疏》。④ 嘉庆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常明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0879号。

① 《昭觉开山碑》，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133—134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16，页3。

③ 亨利·称尔迪埃著，张良春译：《倮倮的现实形态问题》，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 年第1 期。① 嘉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勒保奏》（录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9号。

腹心的“巴蛮”，与云南东川府巧家厅（今巧家县）所属江外二十一寨的“滇蛮”“互相勾结，时出滋扰”②。光绪年间，更进一步发展至“巴蛮”渡过金沙江，前往云南的永善与巧家劫掠。清朝末年，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出掠有增无已。他们“连年捆掳边民，互相转售。购得之家，驱使同于马牛，桎梏甚于囚虏。偶有脱逃，又落于他夷之手，视为奇货，虐使如前。又以所获妇女，强使匹配，所生子女，谓之娃子，使为服役，如此裹胁，渐致强大”③。这样，宣统元年（1909），凉山沿边州县清查近三年被掳汉人数字，“有案可稽者，计被杀男妇一千六百六十余名，被掳男妇四千三百余名。除查有主名，勒令坐班夷支缴出者仅六百三十余名外，余三千六百五十余名，遂至不可究诘。抢去名（民）间牛马牲畜二万余只，什物财产丧失者又称是”④。这就无怪乎清末“凉山沿边各厅州县，户口凋零，较之乾嘉盛时，十不及四，疆宇日削”。而另一方面，彝区人口却有迅速的增加。雍正十年（1732），凉山地区只有“十数万彝倮”①，这时，“统计黑夷人众，不过一、二万户，而所辖白夷娃子，已至七、八万户”。合计九、十万户，约四、五十万人。由上可见，凉山彝族奴隶制之所以从清初到清末继续得到保存，归根结底，在于存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所谓“生番”地区，以及招致汉民开垦生产力逐渐有所提高的所谓“熟番”地区。两类地区的共同点，是继续保持奴隶制的政权机关，继续维持奴隶制的等级关系与对其他部落或民族的劫掠。区别在于：“生番”地区继续俘虏汉人为奴，“熟番”地区基本上不虏汉人为奴。随着凉山腹心地区黑彝家支反对土司斗争的发展，将土司予以消灭或逐渐驱赶至边缘地区，就使原来继续俘虏汉人为奴的“生番”地区进一步扩大，便那些原系土司所辖的“熟番”地区，也变成照样俘虏汉人为奴的“生番”地区。这样，到了清朝末年，原来所谓“熟番”、“生番”的概念也逐渐被废弃，而为“浅山”与“深山”所取代。

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区，出现了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这是在继续保持土司、土目的大土地所有制下进行的。

② 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云贵总督王文韶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05号。

③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13 号。

④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14号。

①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日，《四川总督黄廷桂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辑，第654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

虽然雍正年间清朝在彝族地区较为普遍地推行了改土归流，亦即以有任期的流官代替世袭的土官，但在部分彝族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仍有一些土官保留下来。如云南新平县土县丞杨宗周，原系鲁魁山彝族头目，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临安知府黄明等招抚授职，1690 年没有附合土巡检李尚义为首的反清活动，继续传袭到清朝末年①。又如云南武定县慕连土舍那德宏，于雍正八年因“随征乌蒙”叙功受封，也传袭到清末②。再如云南新平岩旺土把总李显智，以乾隆三年随父毓芳“讨逆有功”授职，传袭到解放前的大恶霸李润之。

清沿袭明制，不予土官俸给，土官还须有所贡纳、征发。作为大贵族奴隶主的土司及其属下员司土目，要维持一定的政权机关，在对所属奴隶群众进行直接占有的同时，必须在所辖地区保持一定范围的大土地所有制。如云南那德宏在雍正八年初立为武定慕连土舍时，所属地区东至十六角村、知利，与禄劝县相连；西到水田大河，与环州土司相接；南到插甸；北到金沙江边，其中有上下各十三村。直到道光初年，这里还没有出现土地买卖。其所以在保持土官大土地所有制下出现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主要取决于下述两个因素：一是对外掠夺奴隶来源的枯竭。自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在东川、乌蒙、镇雄等地大力推行改流，沉重地打击了土司、土目奴隶主的残余势力，不仅武定地区继承了明万历年间平定凤阿克之后“遂悉置流官”的形势，并且从根本上断绝了在境外结合其他彝族土官进行反清的可能。因此，尽管那德宏在雍正八年被授为慕连土舍，但已经失去了对外劫掠其他民族为奴与彝族头目间相互劫掠奴隶的能力。这种奴隶来源的枯竭与其他条件相配合，就不能不在这一地区开始封建化的进程。

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内的残酷剥削与对外的肆意劫掠人口财产，使奴隶群众从根本上丧失了劳动的兴趣，从而不能不导致社会生产的停滞不前，甚而造成严重的破坏。明代后期，武定军民府凤氏“藉土衙之势索取夷民，民畏之如虎，甘为盗贼劫掠以应其求，尽归于土府”。这种夷民甘为盗贼劫掠的情况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严重荒废。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朝平息窃据武定撒甸一带彝族头目常应运的反抗时，仍然是在大片“荒甸”的地方用兵①，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与奴隶主的对内残酷压迫、对外掠夺相比，封建领主让农奴依附在土地上进行定额地租剥削，社会秩序还比较安定，从而有可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一定的恢复与发展。自雍正年间以来，武定慕莲地区农奴在领主那德宏及其后人统治下，在山岭起伏、沟涧纵横、肚大口小的低洼地带，修建了能够容纳山洪的坝塘，并在半山与河谷地区修建大量的梯田，利用坝塘积水培育秧① 道光《新平县志》卷4《兵防》，民国《续修新平县志》卷10《人种》。② 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3《土司》。

① 檀萃撰辑，何耀华校正：《武定凤氏本末》，《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苗与灌溉稻田，其中有全县最大的万德坝塘，可灌溉水稻田170 多亩。与此同时，当劫掠敛迹后，比较安定和平的民族关系可以出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就比较容易获得传播与推广。

在对外掠夺奴隶来源枯竭与社会生产力取得发展的新形势下，贵族奴隶主对广大奴隶群众的直接占有难以继续，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日益发展。

清代中叶，这种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转化或者农奴对领主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可从嘉庆年间水西地区流传下来的三份彝文田契显示一斑。其中一份，写明农奴阿勾巴租种土目领主燕翼堂安的勃那意吐型地一片，交顶银五十两，年交稻谷租二大斗五升，旱地租一大斗。并讲明：“今后粮清粮款，作事夫役，大派小派，随唤随到，阿勾巴子孙永远管业。以后如粮租不清，大派小派夫役，不能随唤随到，由官家扯土，另安他人，阿勾巴子孙并无异言。”另有租与农奴阿木的两份田契，主要内容基本相同①。这里既不是奴隶制的直接强制，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剥削。而是由于农奴租种了土目领主的土地，因而产生了除交租粮外，还有各种夫役、派款等经济外强制。如果农奴不能履行这种经济剥削与经济外强制，领主的土地就要收回。这就将租种土地产生的经济剥削与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自然，在继续保持土目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土目在政治统治上仍然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代前期至中期，水西有的地区奴隶制仍然十分活跃，有的地区则保留严重的奴隶制残余。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初一日，贵州大定府悦服里步武（补露）土目安沙巴及孙安智，将角湾子地方一块佃给一个叫不修（麻栽爷爷）的，这个不修除交顶银前后共十九两银子外，并写明“以后子孙万万代，一代抽一个当‘直’（奴隶）。官家生了一个孩子，要出一两或二两银子，要出一坛或二坛酒。另外我家该出十两零八钱银子给官家”。结合解放后在贵州威宁地区的调查，这种“一代抽一个当‘直’”的关系，就是家外娃子（分居奴）耕种“人租地”，每代必须交纳人租一个的关系。这又是奴隶制残余在水西地区长期得到保存的表现。

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区，除出现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外，在其他若干彝族地区，由于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也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直接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过渡。

清代彝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可以雍正年间东川、乌蒙、镇雄彝族土司、① 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79 年第一期。土目的改流为代表。雍正以前，这里还保留着奴隶占有制度。云南巡抚鄂尔泰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奏陈由威宁到东川彝族土司土目统治区内所目睹的情况：“三百六十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①。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破坏。鄂尔泰在上述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所采取的策略是，在陆续调集军队陈兵边境的同时，先行分化土司、土目内部的团结。乌蒙府城发生了奴隶主暴乱，杀害了乌蒙镇总兵刘起元等人。从而迫使鄂尔泰飞调滇、黔官、土兵一万数千人，对东川、乌蒙、镇雄等地的奴隶主武装进行大规模的粉碎性的打击，使之一蹶不振，并为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直接过渡，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先例。其具体措施是：军事上加强安营设汛，防止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势力越过金沙江卷土重来；政治上慎选能员，以“人地相宜”的徐成贞为昭通总兵；着眼于恢复与发展经济，早在1727 年初，就陆续招集垦民垦荒，继而将原属土司土目现在无业的田地赏给兵丁。“并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①。1731 年初，当“鲁甸凉山等数百寨尽平”之后，又对避乱逃亡及被胁从的，无论汉回彝苗，“概令招抚，悉予安插”，于是“归而完聚者数万户”②。1731 年底，继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首先从寻甸各州招得“习于耕稼”的农民一千户，限期赶赴昭通；其次将昭通之田分为熟水、生水、熟旱、生旱田四种，分别授与；尤为重要的是：将“所给与兵民夷户之田，俱令于分给之始，即立清界限，以杜将来纷争影射之葛藤。其田按年陆续收其稻谷，照时价计算，扣还工本，扣清之后即令起科..其田给与执照，永远为业”③。这种既承认劳动者的土地所有权，又从生产资金方面给予借贷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大约只经历了十多年，就出现了改流前后迥然不同的变化。在改流前的1726 年，是“昔日土酋，好逸恶劳，不喜耕种，纵容部落，不时抢劫人口，掳掠牲畜，贩卖为生，习成惯技”④。而在改流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则是“数年以来，招徕开垦，野无旷土，商贾辐辏，汉土民夷，比屋而居，庐舍稠密，已与内地气象无二”⑤。

在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中，并非所有地区都要经过改土归流。如康熙二十七年授职的新平土县丞杨宗周，乾隆三年因军功议叙的新平土千总邱国①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朱批谕旨》，第49 册。① 《清世宗实录》卷96，页20、21。

② 民国《昭通志稿》卷2《政典志》。

③ 民国《昭通志稿》卷8《艺文志》，高其倬：《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④ 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云南昭通镇总兵官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 号。

⑤ 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良，都是直到清朝末年子孙世袭，辖区四至分明，保持着土司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但至乾隆三年，土弁李毓芳在新平所属地方“新买者甸冈、丫租等田”，其中者甸冈计九亩八分二厘，“年收京斗租谷二十四石，纳秋粮四斗八升六合五勺”①。表明这里的地主经济已在领主制周围取得进展，并对后者进行冲击。又如道光年间云南武定慕莲土舍所属练头联合群众，要求在辖区内自由买卖土地。土司被迫承认，允许有田户以后只交纳一份官租，这就以容许地主经济发展的方式破坏了领主制的完整。再如清朝末年，贵州威宁龙街、牛棚、大官寨等地仍然保存土目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邻近的灼圃地区却由于土目绝嗣，地产归公，折价出售，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地主富农经济逐渐居于统治地位。

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除少数后进地区外，各地彝族有着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正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彝族人民积累了许多有关天文气象的知识。如在云南景东县，彝族群众把长时期以来观察天象变化的经验编成许多农谚。在云南牟定县，当地部分彝族老农根据春雷第一声的时间和方位，能够正确地预测当年雨季开始的迟早和雨量丰欠的情况。在四川凉山，彝族群众在自己的生产实践中，采用了根据物候定农时的方法，并进一步把农时与天象联系起来，根据日出点和日落点的位置变化确定农时，确定该种某一种作物。

在对疾病医疗方面，彝族群众中间也蕴藏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云南楚雄、禄劝县的《齐书苏》（意为配药方的书），贵州毕节地区的《寻药找药经》，四川凉山地区的《献药供牲经》，都可以说是当地彝族医疗经验的总结。许多民间医生运用世代相传的医疗经验，把一些动植物和矿物制成各种土药，能治疗多种疾病。还有扎针、接骨、熏洗、按摩、拔火罐等外科手术。并对牲畜的疾病进行治疗。但是，在一些地区，医疗经验被公开宣扬宗教迷信的毕摩所禁锢，未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彝族有初创于隋唐，至明代已趋成熟的标音节文字，明清以来，各地流传不少用纸书写的彝文经典，包括历法、天文、谱牒、诗文、神话、历史以及毕摩所使用的祭经与占卜经等典籍，内容十分丰富。各地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图章、书信、契约、借条等，多系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文物。彝族民间有丰富的文学宝藏，许多手抄本基本上可以划入文学作品的范畴，绝大部分是世代传诵、并不断锤炼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彝族民间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曲调，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首，它是彝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山歌与传统曲调一样，丰富多彩，美不胜① 道光《新平县志》卷2《学校》。

收。彝族民间还有各种舞蹈伴奏曲和乐器曲，乐器种类不少，通常以管弦为主。舞蹈是彝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最流行的是集体性质的“跳乐”，基本动作各地相去不远。凉山彝族地区还有一种宫廷舞，渊源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以后由彝族兹莫（土司）继承与保留下来。各彝族地区还保留一些其他的古老舞蹈形式，包括征战舞、斗牛舞、斗鸡舞、点荞子舞、点玉米舞等。

彝族群众流行多神崇拜，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可区分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数种，而以祖先崇拜的仪式最为隆重。最普遍流行于各地的是祭龙，大多以树或水塘为代表。在众多神灵中已出现天神的概念，但不过是人间兹莫或者土司的化身。彝族祭司多称毕摩，由男性担任。通晓彝文，通常父子相传，少数拜师受业。凡遇打冤家、婚姻、疾病、狩猎、出行，以及遇有异象异梦等，都要请毕摩占卜，以预测吉凶祸福。此外，彝族民间还流行“神判”，有捞油锅、漂灯草、端红铧、嚼米等数种，负者须接受制裁。

父系小家庭是各地彝族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诸子婚后即与父母分居，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遗产由男子继承，绝业归近亲所有，女儿只能分得部分动产。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制。1840 年以前，凉山彝族妇女在某些方面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下，若干彝族地区盛行等级内婚，主要是黑彝与白彝之间绝对禁止婚配。许多地区盛行收继婚，多系丈夫死后续嫁夫兄弟。在婚姻对象选择上，交表婚十分流行。一夫一妻制是彝族社会的基本婚姻制度，少数统治者有多妻的现象。

彝族历史上盛行火葬。明清以来，随着改土归流的贯彻执行，在流官政府的刻意提倡下，许多彝族地区已逐步废除火葬，改用棺木土葬。凉山地区的火葬在奴隶制度下一直继续流行。

各地彝族有一些标志民族传统的节日，其中，流行甚广而又隆重举行的是火把节。四川、云南一般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贵州多在六月初六。在云南弥勒西山和路南圭山，每年冬日要过密枝节。贵州和云南东北地区的某些彝族，还有夏历六月过小年、冬月过大年的习惯。

第四节　回族回民的反清斗争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由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份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

清军入关之初，在各地实行剃发、圈地等强暴措施，遭到汉、回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在湖北，“老回回”这支回族农民武装在同李自成、张献忠坚持十多年的反明起义之后，现在又投入到抗清洪流中来。在山东，东昌府（今聊城）、济宁州等地的回回兵，崇祯末即参加城守，给清军以有力抗击。在广州，羽凤麒、■之浮、马承祖三个回族将领，因坚持抗清而牺牲，被称为“教门三忠”①。在云南，有不少回族人参加南明政权，后来在桂王退入缅甸的时候，曾有一部分跟随桂王的回民，被阻于腾越、保山一带，以“明”为姓，用以表示怀念先朝和对清的不甘屈服。在回民聚居的陕甘地区被清军占领后，反清起义仍然此伏彼起，其中顺治五年（1648）以回族米喇印、丁国栋为首的甘州起义规模最大，他们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拥出明延长王朱识■作号召，转战于甘肃各地达两年之久，山陕一带为之震动。

甘州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朝兵科左给事中郝壁向清廷献策，建议清廷趁兵威之下，于各府、州、卫五六十里之外，“或有屯堡僻阒之地，子女族党另行安置。勿令养马，勿藏兵器”，并且还要让回回的“掌教一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这还不够，“仍听司道等官不时察勘。庶衅无由启，久自敉平，实民与回两便之道”。①他的建议集中反映了清朝封建官吏们对回族的极端敌视。

在政策上，清朝统治者没有把伊斯兰教像白莲教那样禁止， 采取允许存在而又多方歧视和严加防范的政策。在法律上，三个以上的回回持兵器走路要罪加一等；流徙罪，普通犯人可以申请留养，回回则不得申请；并且还规定流徙地点不得在甘肃等回回聚居的地区；对于回回的定罪、施刑也比一般犯人重，回回罪犯刺字时刺“回贼”二字，以示污辱。

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四十九年（1784），先后发生了甘肃循化（今属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和通渭石峰堡回民田五领导的两次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清廷派大军剿洗，并利用新教、旧教矛盾，采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②的以回制回策略，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清陕甘总督以这两次事件为借口，在乾隆五十四年发布告示，禁止回民信奉新教，禁止汉民信奉伊斯兰教，禁止回民抱养汉民的婴儿，并禁止添造礼拜寺。苏四十三事件后，清廷将苏① 乾隆《番禺县志》。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7 册。

② 《清高宗实录》卷1127。

四十三的首级“传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每处悬示数日，使之共知儆戒”③，接着，清廷将陕西提督由西安移到固原，固原总兵移到河州（今临夏），加强了对回民聚居地区的兵力部署和控制。

甘肃回民的反抗和被镇压，影响及于全国，各地官府都在奉旨盘查“余党”、“邪教”和搜查违碍书籍，为此还兴起了迫害回民的两次文字狱。第一次乾隆四十六年六月，西安回民马中杰、马广文前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途中，在山西灵石被查获书信一包，只因信内有“掌教”名目，于是惊动山陕，如临大敌，以为又是别立邪教煽惑回民者。马中杰被解回西安，由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就近审理。经再三严审，掌教名目早已有之，并无别情。乾隆帝下谕，不得不承认“所办其属过当，殊不解事”。这种压迫和挑拨在西北各地的积累和扩大，成为以后回民大规模自卫抗争之政治的、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又一次文字狱。在广西桂林查出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携带的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汉文著述及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经籍多种。敢称“实录”，被认为是“僭妄”，海富润被捕下狱，广西巡抚朱椿一面飞咨有关各省查办，一面申奏朝廷。此案波及广西、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东数省，著书人、作序者、送书人、译刻者、藏版人等，牵连众多，一大批回民人家和礼拜寺被搜查，弄得回民人人自危。乾隆帝知道此案又办理过严，下诏说甘肃的新教是邪教，已经办净根株，“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其平日所谓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但诏书又指出；这次查出的“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①。这样的上谕仍然重申了对新教的镇压，默认了对宗教书籍的搜查和对回民的歧视，只是担心查办过严将不胜其扰而已。诏书还提到对山东王伦和甘肃王伏林等起义的镇压，有回民参加，这也正是清统治者对回族兵将加以利用的一面。在清代，回族中当兵吃粮和担任武将的确实不少，如哈元生、哈攀龙、哈国兴、冶大雄、许世亨、马建纪、江长贵等都曾任提督、总兵之类的官职，后来同治年间马新贻，竟坐上了两江总督和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的高位。这只不过是少部分人的被利用，绝不说明回族政治地位有任何提高。相反地，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回族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抗清风暴。

以农为主农商工兼营清代有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由于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③ 《清高宗实录》卷1135。

①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三日上谕，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水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政策的施行，中国的封建经济又逐渐呈现出一个由恢复到发展的局面，回族的经济、文化这一时期也同样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和变化。

各地回族的人口在繁衍，生产在发展。乾隆四十六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提供了有关陕西回民的综合情况，很有代表性。毕沅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及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及当兵、科举者。”①在甘肃，东部宁夏至平凉，回民村寨林立，西部以河州、西安为中心。延伸到河西及南部清水、张家川等地，也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内地河南、安徽北部及山东、河北的沿运河两岸，回民散居其间。而云南，在东部发展了昭通、会泽、巧家，在西部发展了大理、保山、剑川等回回村镇。

清代前期回族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垦荒事业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上较为突出。顺治甘州事变后由河西逃往西宁府的大批回民，在白塔儿（今大通）等地辟建新的村寨，至乾隆时“开田立舍”已经“累至万户”。巴燕戎厅（今化隆）很多村庄是回民新设。西宁北川营，回民、汉民杂居，“筑高屋、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①，向当地蒙古贵族领取耕牛和籽种，每年交纳实物地租。在新疆哈密、伊犁、乌鲁木齐、昌吉等地，乾隆后期回民同汉民一起由陕甘来这里垦荒，做出成绩。清代前期山东、河北回民陆续到东北、内蒙垦荒和经商、开辟了新的居住区。继元明之后各地回民在农田水利事业上不断做出成绩，在宁夏，回民、汉民一起兴修了大清、惠农、七星、昌润等渠道，汉延、唐徕等古老渠道也进行了整修和扩展。“黄河万里富宁夏”的赞誉是历史上回、汉各族人民兴办黄河水利并同“河崩沙压”等自然条件作顽强斗争和辛勤劳动换来的。云南，经过元明数百年的经营，回民多占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在新兴（今玉溪），水利灌溉条件好，可以引水上行，回民居住之处“田地最饶，赤旱不荒”②。.峨县（今峨山）汉民同河西县回民联合兴修水利，仅河西县就有数千亩回民良田受益，体现了回汉团结的情谊。在河南，回民较多的开封地区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河南及安徽两省五府二十三州县都遭淹没，开封被洪水围困八个月，全城回、汉族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官府束手无策。在一次险情万分紧迫时，有回民夫役七百余名和四街商民“赴工效力，不领价值，踊①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折，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① 乾隆《西宁府新志》。

② 张泓：《滇南新语》。

跃争先，大呼奋激，始能抢筑妥协”①，为了抢险护城，不少回民把自己家中棉衣、棉被甚至把家中和清真寺房上的砖石拆来修堵，抢险中有十几名回族青年献出生命。清河南巡抚牛鉴也深受感动，奏请朝廷，利用河工料物重修了清真东大寺，并赐以“护国清真”匾额，以示尊崇，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回、汉族人民同舟共济与自然搏斗的共同命运。

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各地回民在发展中也表露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在土地肥沃、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勤苦耐劳的回族农民可以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家给人足。道光八年（1828）回族学者蒋湘南在《西征述》中称：“宁夏水利、盐池、壤沃人满，远近郊村，林緉联络，不与江淮”，这是宁夏川区回、汉族农民惨淡经营下的富裕景象。在关中，道光初渭南有三千户回民，他们“地处肥饶，尚属安业”②。云南回族在“嘉道间最称富庶”③。永昌，膏腴之地多为回民所有；新兴，回民并不多，但“世居坝头，固得形势，因而富贵沿为首”④。占有膏腴土地的回民毕竟只在少数地区。多数是占有山地、沙地、河边地、盐碱地，回民聚居的甘肃东部六盘山区（今属宁夏）、河北沧州、盐山地区，都属于这样的贫瘠之乡。但尽管自然条件恶劣，回族人民也能适应环境，勤奋进取，根据不同环境开展多种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传统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回族农村经济也不例外，但是回族农业经营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不单纯依赖于农耕，不单纯依赖于生产粮食。回族农民善于搞多种经营，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表现出一种勤奋、进取的活力。各地农村回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兼营畜牧业、运输业或者手工业、商业者颇为普遍。在大荔和蒲城、富平、临潼、渭南之间的沙苑地区，回民根据沙地特点，“树而不田”①，“沙地，不宜种麦，向植枣、梨、瓜、豆”②，这里“羊冠全省，蒺藜甲天下”。沙苑的西瓜更为著名，乾隆时大荔郡守张奎祥有《苏村瓜》诗：“苏村瓜、大如斗，一瓜粟数升，十瓜钱盈缶。亩可数百及千瓜，胜种麦豆葱与韭”③。回族农民就是这样因地制宜，经营经济作物，使农产品商品化，为发展商品生产作出贡献。内地及云南回族中都有这种情况。河南清化镇（今博爱）是回民聚居的村镇，这里“自太行下流泉交汇，最宜竹，居人以艺竹为业，有数十亩者，翠篠垂阴，旅游忘倦”④。棉花种植业和棉布业在不少城乡回族① 光绪《祥符县志》。

② 卢坤：《秦疆治略》。

③ 《腾越杜乱纪实》，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二册。

④ 《瑞记书稿摘要》第十三本，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二册。

① 道光《大荔县志》。

② 卢坤《秦疆治略》。

③ 乾隆《大荔县志》。

④ 嘉庆《豫乘识小录》。

中兴起。河南孟县“桑坡村为回民聚居之所”，孟县由于负山滨河，人多地狭，“通邑男妇唯赖纺织营生糊口”⑤，“取给于纺织棉布之值，是以傭而代租”⑥。当时“孟布”驰名远近，“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厘市填咽，诸业毕兴，故人家多丁者有微利，而巷陌无丐者，盖商民两得其便”。这已经超出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范畴，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相当高，并为社会人口提供广泛而多样的生活门路。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是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关系的重要变革。各地回族农村不仅适应这一变革，而且往往走在这一变革的前列。云南回族农村就是走在变革前列而著称的一批富裕农村。腾越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发，善营商业。嘉道间最称富庶”①。楚雄府广通县罗川地方“土沃回多”，“气候温热，土地肥沃，水量丰足，产蔗糖、棉花。回人习劳耐苦，屡世相传，人足家给，储藏充裕”②。从回民、汉民生产对比上，也可以看出回民擅长经营的特点。咸丰初，一个监察御史向清廷反映，云南“幅员辽阔，汉回杂处”，“汉民质朴，耕种为生。回则善于经营，兼以贸易致富”③。云南的情况在各地回民中是颇有代表性的。

善于多种经营和发展商品经济是各地城乡回民经济的特点，其中“马贩、屠宰”又是回民主要的普遍的经营行业，这又是一大特点。以回民聚居的西宁府为例，这里“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经营手艺多出回民”④。“马贩、屠宰”，涉及项目繁多的系列行业，“马贩”，包括畜牧业，养马（驴、骡、驼）、贩马；包括运输业，长途、短途的贩运（马帮、驼帮、大车、脚户等）。不仅西宁和西北这样，内地、云南也这样。“内地回民多以买马为生”⑤，有的地方志讲到回民“多畜驴之家，以赶脚为业”⑥，或者“车夫、骡夫，半多回民”⑦。云南不少地方回民也是“资生每仗骡马利”①，或者“皆以赶马、贩油盐米炭为业”②。“屠宰”，也涉及畜牧业，饲养和贩卖牛羊、屠宰牛羊和贩卖牛羊肉（发展到鸡鸭禽类）。饮食业（各类清真食品）、乳品业；制革业（各类牛羊皮衣、皮货、马鞍、缰⑤ 乾隆《孟县志》。

⑥ 道光《河北采风录》。

① 《腾越杜乱纪实》。

② 《他郎南安争矿记》，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一册。

③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一。

④ 乾隆《西宁府新志》。

⑤ 《清穆宗实录》卷35。

⑥ 乾隆《镇安县志》。

⑦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2。

① 嘉庆《异族图说·邓邑（邓川）风俗图》。

② 《他郎南安争矿记》。

绳、车具等）。毛织业（绒、褐、毡、毯之类）；制皂、制烛业（牛油为原料）、牛骨业，等等。各地城乡回民以屠宰和织绒褐、制皮货为业者极为普遍。宁夏回民就多以屠牛为业，③东北、内地也大体这样。

除了马贩、屠宰之外、制香、制药、珠宝、玉石等也是回族经营的传统行业。盐、茶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回族商人也占有相当势力，以茶叶来说，当时有东柜、西柜两大茶叶贸易集团，东柜是山西茶商，西柜全是陕甘回族茶商，在对蒙、藏地区和新疆地区的贸易交往中，回民作出了积极贡献。西北的金砂、云南的铜矿、银矿，也都有回回矿丁从事开采和冶炼，动辄万人，出现了不少采冶有术的矿师和家财巨万的矿主。

清代前期继续闭关锁国，而回族商人却在沿边地区积极开展同邻国的贸易，从东北、外蒙、新疆到云南，回族商人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资源和商品同邻国交易，不仅自身致富，也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在东北黑龙江一带，贩牛者多是山东回民，他们出入俄境，以菜牛向俄商换取金砂，双方都可获大利。在外蒙恰克图，雍正初正式开市，作为中俄贸易场所，中方由山西商人独占，外省籍商人不能涉足，只有一家西宁回民在恰克图贩卖大黄，“俄罗斯最为信服，他商贩此，弗能售也”。在云南，回族商人同缅甸、泰国等邻国的贸易交往更为频繁，主要经营玉石、宝石、棉花等项，缅棉由腾越贩运至弥渡获利甚大。在缅甸、泰国不少城市还有一批云南回族座商。

回族商人在各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特别是内地同边疆之间以及同邻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族商业资本的活跃在封建社会后期起着破坏自然经济的积极作用。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和大规模的矿产采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的历史前提。然而根深蒂固的维护封建经济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各级封建官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回族的歧视、压迫，使得回民正常的贸易经营受到极大的禁锢，并屡遭摧残。道、咸以后，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西北、云南城乡回民竟面临着一场空前浩劫的命运。

文化在文化专制主义和民族同化政策严酷统治的环境中，清代回族文化上的成就不甚显著。回族固有的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元明数百年的接触和较量，到清初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在不同地区这种结合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回民较少的地区，读书、科举，从而接受以儒学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在回民中较为普遍。清嘉庆十三年（1808）续修的泉州回族《郭氏族谱》，把这种现象叫做“回而兼儒”，并以包括李卓③ 乾隆《宁夏府志》。

吾在内的元明以来的回族学者为例，说明“回而兼儒”有两种情况，一是“或回而兼吾儒之道”，即回族人兼习儒学；一是“或从儒而存乎回之教”，是指以儒为主但还没有完全丢掉回回的民族意识。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的回回中愈来愈占上风，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则明显地趋于淡薄。明清以来，这些地区还出现了不少回族科举世家，如福建福州萨氏、泉州丁氏、郭氏、李氏，云南保山闪氏、元江马氏等等。清代回族在文学艺术上较有成就的一批人也都成长在这一地区，如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丁澎，原是泉州丁姓回回后裔，是清初著名诗人，与弟弟景鸿、荣皆有诗名，号称“三丁”。江苏溧阳马世俊，书画都有名，著有《匡庵集》。著名画家改琦，江苏华亭回回，擅长于人物画特别是画仕女，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艳雅致，又擅词，颇受推崇，著有《玉壶山房集》。河南固始回族学者蒋湘南，著述丰富，有《七经楼文钞》、《春晖阁集》及《全陕通志》等七部志书，对农田、兵法、钱谷、宗教、禁烟等都有论述。在云南，有昆明人孙鹏，著《少华集》、《锦川集》、《松韶集》；大理人沙琛，著《点苍山人诗钞》。在西北回民聚居地区，伊斯兰文化在回民中的影响要浓郁深厚得多，“其习教护群之念，则牢不可破”①。文学艺术上却甚少名家。在民间，至少在清代，正是回民聚居的河州地区成为别具色香的民歌“花儿”的故乡，回族人民为培灌这支极富魅力的艺术花朵倾注了汗水和智慧。西北回族在民间剪纸、刺绣、雕刻等艺术方面，包括清真食品制作方面，也都有创造和颇具特色。由于经商等原因，河州回民去西藏者颇多，其中有民间艺人乾隆年间在拉萨结合藏族民歌音调，创造出一种称作“囊玛”的民间歌舞艺术。经专家考证，“囊玛”一词系由阿拉伯语“纳赫玛”演变而来，意为“歌曲”①。“囊玛”可以说是以藏族民间音乐为基础，吸收了汉、回民族音乐文化而形成的一朵奇葩。

在西北，回民也有读书习文者，但并不普遍。封建官府出于“用夏变夷”的考虑，特意在回民聚居的城乡设立一些回民义学、回民社学，用以“化导”回民。比如兰州，雍正初年就在南梢门设养正义学，乾隆五十年即在镇压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之后，将“南梢门义学改为回民义学，又添置海家滩回民义学，仍五处，每岁馆师修金在兰州道署支发”②。甘肃狄道州回民当时曾被誉为“素称知礼”，也“知教子读书”③。在陕西渭南，嘉庆时在回民聚居的“仓渡兰家、仓渡马家、乜家滩、马家滩、双井禹家、七岔口李家、铁李家、乔店马家、杜化镇、舍家寨，共设义学十处，专为化导回民”④。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回族项第1674 号，同治元年九月二日《恩麟奏片》。① 至今拉萨街头囊玛艺人据说仍多回族。此事曾请教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糜若如同志，特致谢。② 道光《皋兰县续志》。

③ 道光《兰州府志》引《狄道州续志》。

④ 光绪《新续渭南县志》。

在咸宁县（今属西安）渭水之滨有九个村子的沙河回民，也是“设条教，立义塾，涵濡既久，蒸蒸乎响化焉”⑤。但是像这样教子读书、涵濡响化的并不是多数。当时在回族中曾广为流传着“多读书即远教之由”⑥和“官到二品即反教”等说法，对于回而兼儒和疏远教门的现象流露出担心，乾隆时西宁府回民就是“多习回经而不读书”⑦，这在西北回民当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读书”是对清廷“化导回民”的民族同化政策的抵制，而这种消极抵制势必助长回民群众的长时期愚昧落后，“多习回经”又势必要求助于宗教教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伊斯兰文化对回民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陕西、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回民中开始兴办经堂教育，也称寺院教育，是指清真寺内由阿訇招收学生传习伊斯兰教功课，培养宗教人材的一种教育。

与经堂教育兴办的同时，明末清初以南京、苏州为中心开展了伊斯兰教经典的汉文译著活动，这是回族宗教学者为了适应中国的环境和维护伊斯兰教的地位而从事的一项有系统的意识形态工作。陆续问世的汉文译著主要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年谱》，金天柱的《清真释疑》，还有云南，先是马注的《清真指南》、后是马复初的一批译著。译著活动中，回族宗教学者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求同存异，力求调和的态度。

明末清初在回民聚居的甘肃河州、狄道一带出现一种称做“门宦”的伊斯兰教派别形式，这是国外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与我国西北回族地区封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封建特权制度。门宦是沿袭“道门”、“宦门”而言，标明宗教头人的高门世家。原来城乡回民十几户、几十户或几百户围寺而居，形成教坊，教坊既是宗教组织，又是回族社会的基层。随着经济发展，清真寺和教长的天课收入相应增加，在天课转化为土地、地租的过程中，原来的教坊范围被突破，教长由聘请变成世袭，教长也渐渐成了地主教长，甚至大地主教长。

明末到清代，西北回族地区先后形成大小门宦三十多个，在基本信仰上并无不同，只是在教规和宗教仪式上标新立异，争立门户。有的门宦、教派主要受国外阿拉伯地区神秘主义思潮影响，信奉宗教奇迹，崇拜教主，教主被认为是真主在人间的代表；有的门宦、教派又受国内儒家，乃至佛、道诸家的影响，实行出家、修道、坐静等项功课。

门宦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各不同门宦、教派之间的对立甚至流血斗争，不⑤ 嘉庆《咸宁县志》。

⑥ 米万济：《教款微论》。

⑦ 乾隆《西宁府新志》。

仅严重影响回族内部的团结，便于清统治者的分化、利用和屠杀，甚至教派斗争有时会伤害当地汉族劳动人民的利益，给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第五节　维吾尔族

统一回部

“维吾尔”这一族名，是维吾尔族的自称，一般认为是“联合”或“协助”的意思。在汉文史籍中，对“维吾尔”这一族名有多种写法，清代写为“回部”、“回民”、“缠回”、“回子”、“回人”等。

清初，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由蒙古人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继续统治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哈密、吐鲁番曾向清政府朝贡，归附清。顺治十二年（1655），叶尔羌汗国的最高统治者阿布都喇汗恢复了与清的关系。康熙十七年（1678），叶尔羌汗国被准噶尔汗国（蒙古人建立）噶尔丹率领的十二万骑兵所征服，从此，维吾尔地区与清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准噶尔贵族对维吾尔族的统治是十分残酷的。他们委任维吾尔族的大封建主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使他们“总理回地各城”、“为准噶尔办理回务”。将维吾尔族人民作为“阿拉巴图”（奴仆），岁纳赋税，任意驱使①。他们每年向维吾尔族征收大量的贡赋，其种类繁多，皆有定额。如对叶尔羌一地，每年缴纳贡赋十万“腾格”（一“腾格”值银一两）。这是将维吾尔族人民应缴纳的白米、米、棉花等实物、各种劳役以及酒肆、园林、碾磨、金银、贸易、缎布、牲口等税，全部折成现钱来计算②。但是，实际征收的贡赋，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数额。据记载：“回地当准噶尔横肆之时，闻于积成之后，辄遣人向回城征收赋税。每回男一人，谓之一户。每户于八栅尔（集市，每七日一市）一次，交布一匹，或羊皮数张，或猞猁狲皮一张。通年计算，逐次索取。所种米谷菽麦，眼同收刈，先与平分，而后用十分取一之法，重征粮税。差来之头目人等，日奉以酒肉、妇女，去仍多索赆遗。少不如意，辄纵其从人，恣行抢掠。”③准噶尔贵族除了向维吾尔族人民大肆勒索外，还强迫他们迁居伊犁，耕田种地，服劳役，充当农奴。

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出兵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彻底摧毁了准噶尔的统治，维吾尔族人民才从准噶尔七十多年统治的桎梏下挣脱出来。

乾隆二十二年（1757），维吾尔上层大小和卓即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将清政府派去做“招服”工作的副都统阿敏道及兵丁百人杀害，霍集占自称“巴图尔汗”，正式树起了叛清割据的旗帜④。

霍集占建立的“巴图尔汗国”，代表了宗教大僧侣和大封建主的利益，① 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6：《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纪略》，第1 页。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77。

③ 《西域闻见录》卷7，第28 页。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9、49。

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乌什、阿克苏等地的大封建主，因自身的利益也不支持霍集占的叛乱活动。乾隆二十三年（1758）夏，清廷出兵平叛，派遣大军，讨伐大小和卓。

经过了“黑水营”激战，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叶尔羌，摧毁了大小和卓的叛乱中心。大小和卓携眷属及旧仆三四百人逃往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首领捕杀，将小和卓的首级献给清军①。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得到了维吾尔族人民及上层人士的支持。哈密的首领玉素卜主动参加平叛，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任参赞大臣，直接参加了清军作战。库车首领鄂对，因反对大小和卓叛乱，其家族惨遭杀害，他积极向清军献策，使清军在和阗、库车狠狠地打击了叛军②。

清廷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两次叛乱的战争，是消除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战争，既适应了当时维护统一的历史趋势，也符合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地区的农奴制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大小封建领主占有数量不等的农奴和世袭领地，大的封建主占有的土地往往超过十万亩，农奴数以千计。如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占有土地十万四千余亩，农奴一千六百余户③。农奴完全依附于封建领主，从封建领主那里分得一小块份地，终年为封建领主服劳役，称为“燕齐”。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连同土地一起被出卖，或者随同封建领主一道迁徙。

为了维护封建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作为政治制度的伯克制度起了保证的作用。“伯克”是突厥语的音译，有“王”、“首领”、“统治者”、“头目”、“官吏”以及“老爷”、“先生”等多种意思。伯克的名目繁多，有三十多种。伯克都有一定数额的亲随或家仆为其服役。他们的土地，全靠征派无偿劳役来耕种。对劳动人民的苛捐摊派，钱无定数。他们还把持水利，囤粮贵卖、私用肉刑、妄杀人命、奸占妇女等等，无恶不作。

清廷在平息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以后，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对新疆实行军府制度，在伊犁惠远城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将军下设都统于乌鲁木齐，设参赞大臣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其他地方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等。

对新疆原有的政治制度也作了改革。变革后的地方制度基本上有州县制、札萨克制和伯克制三种。对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虽然保留了原来的伯克制，但是废除了伯克的世袭制度，改为任用，定以三至七品的品级，还① 魏源：《圣武记》卷4。

② 《回疆通志》卷2、4、5。

③ 《新疆识略》卷3。

限制了伯克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数额，分散和削弱了伯克的权力。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兴办屯田，举办商业、鼓励贸易，降低赋税等。这些措施，使新疆各族人口增加，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一些经济贸易中心也随着出现，如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辐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①。旧的经济贸易中心如阿克苏、叶尔羌等地也是“货如雾拥”、“货若云屯”。②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广大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伯克们的某些权力虽被限制和削弱，但又给他们加上了品级，使之法律化。劳动人民承受着官吏和伯克们的双重压迫，加深了维吾尔族社会的阶级矛盾。劳动人民为了求得生存，奋起反抗清政府和怕克的统治。

乾隆三十年（1765）春，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暴虐统治的起义在乌什爆发。他们首先杀死残暴的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全家，接着放火焚烧衙署，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等被迫自杀。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闻讯后赶来镇压，滥施枪炮。乌什全城人民齐心合力共同守城，将卞塔海打败，形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清政府调集了伊犁、喀什噶尔等处的兵力前来镇压，也都被起义军打败。起义也波及到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等地。清廷再派阿桂前往镇压，并加强火力攻城。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乌什城内粮食已尽，起义军几次突围未能成功，首领赖和木图拉也中箭身亡。这样，坚持斗争了半年之久，至八月十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起义的主要人物四十二人被捕，十五日献给清军，清军才进入了乌什城。清军入城后对起义的群众进行了大肆屠杀，并将乌什城内留下的数千人，分批遣往伊犁或解到内地，赏给官员为奴①。

平定张格尔叛乱、“七和卓之乱”、“倭里汗之乱”

嘉庆二十五年（1820），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失回众心”，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纠集数百人乘机从浩罕返回骚扰边卡，烧杀抢掠，但因兵少败回。道光四年（1824）秋到五年夏，张格尔又屡次纠集数百人前来骚掠边卡。道光六年，张格尔又纠集五百余安集安延人，以参拜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坟墓为名，秘密潜入阿图什，煽动当地伊斯兰教“白山派”教徒发动武装叛乱。维吾尔族人民在蒙骗下，有一万多人参加了叛乱，叛军兵分两股，攻打喀什噶尔、叶尔羌。张格尔又答应浩罕割让喀什噶尔和平分财物，得到了浩罕的万余援兵。接着，喀什噶尔被攻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也相继落入叛军之手。

① 《西域闻见录》，卷1，第8 页。

② 《西域闻见录》卷2，第17、21 页。

① 《清高宗实录》卷730—745；《回疆通志》卷12；《东华录》（乾隆朝）卷61；《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2。

张格尔占领了这些地方后，即纵容其部下肆意烧杀抢掠，并大兴土木，强征十五岁以上男丁入伍，索取金银、马匹等财物及妇女，贪淫暴虐，无所不用其极。

道光六年（1826）秋，清政府调集了陕西、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兵三万六千余名，会集于阿克苏，开始进剿张格尔叛匪，在浑巴什河打败叛军，奠定了收复南疆的基础。七年三、四月间，清军相继收复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八年初，张格尔再次潜入阿图什，但由于维吾尔族人民的奋力抵抗和清军的追击，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军民将山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张格尔自杀未遂，被清军活捉。同年五月，将张格尔解运北京处死。①清军在平叛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支持。受蒙骗的一部分维吾尔族人也很快觉醒，反戈一击。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首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处祖国西北边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也遭受到新的灾难。英、俄两国通过毗邻新疆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蚕食和强占中国的领土，而且还向新疆输入鸦片，毒害新疆各族人民。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1840 年，从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几次截获的鸦片就达二十多万两。②鸦片的毒害遍及天山南北，清政府想方设法，未能禁绝。毗邻新疆的浩罕汗国这时也遭到沙俄的入侵，内部动荡，为了摆脱困境，又重新支持和卓后裔入卡滋事，发动叛乱。“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都给维吾尔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以张格尔之侄迈买的明（即卡塔条勒，或写作加他汉，玉素普之子）和倭里罕（巴布顶之子）为首的七和卓从浩罕起兵，纠集了约一千名精壮骑兵，首先击败了驻守明约洛卡的百余名清军，发动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叛乱。他们胁迫沿途维吾尔族参加叛乱，直抵喀什噶尔城下。当时，驻守喀什噶尔汉城的清军虽有三千，但不敢出击，只得坐守待援。居住在喀什噶尔回城的浩罕商人那墨特（即诺麦德罕或奈迈提）等人则为内应，开城门把和卓们放了进去。①接着，七和卓叛军一方面猛攻喀什噶尔汉城，一方面分兵进攻英吉沙尔、叶尔羌、巴楚等地，气焰十分嚣张。清皇朝为了避免事态蔓延，派奕山为参赞大臣，带兵由伊犁越冰岭出兵进剿。十月，奕山从叶尔羌向英吉沙尔进军，行至科科热依瓦特地方，与叛军激战，一日三战，以少胜多，大败叛军。清军乘胜前进，解了英吉沙尔城的重围，向喀什噶尔进援。叛军闻风丧胆，“尽数逃散出卡”，遂解了喀什噶尔汉城① 《圣武记》卷4；《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2、12、63；《那文毅公奏议》卷78、80。② 《清宣宗实录》卷330—332。

① 《东华录》（道光朝）卷56；《清史稿》卷19；[俄]A·H·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0—131 页。

重围，收复了回城②。“七和卓之乱”从八月到十月，前后虽仅三个月，却使维吾尔族人民遭受了烧杀抢掠和四处逃亡之苦。

此后，和卓们又连续不断地叛乱，倭里罕等多次窜入喀什噶尔、乌什等处卡伦和村庄，烧毁房屋，抢掠财物，无恶不作。

咸丰七年（1857 年），倭里罕带领叛军窜犯喀什噶尔，“盘踞喀什噶尔之七里河，沿官水磨一带，放火烧毁回城南门，裹胁回民，势极猖獗。”并窜踞英吉沙尔回城。巴楚、叶尔羌等地也受到叛军骚扰③。

倭里罕叛乱初期，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对被其占领地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他不仅用苛捐杂税盘剥人民，而且使用宗教手段迫害人民。“妇女不戴盖头不得上街，不准结发辫。..所有男性居民从六岁起必须缠头巾，一天要到清真寺去祷告五次，对于这一切，倭里罕表现得异常残忍。没有哪一天不处决几十个人。..他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亲手砍下被指控者的头，而犯过失者是不乏其人的。在君主面前动作笨拙、言词不妥、打呵欠，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招致死刑”①。倭里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满，他们不愿再受其欺压，拒绝承认其政权，对清军则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一年七月，清军先后从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调集了官兵七千多人，进剿叛军。在叶尔羌与叛军激战，取得了胜利，继续向英吉沙尔进发，经过大桥和柳树泉大战，很快收复了英吉沙尔回城，并解了汉城一百余日的重围。接着，清军向喀什噶尔进剿，叛军“闻风逃散”，喀什噶尔回城收复。倭里罕见大势已去，即逃出卡外，但仍不断骚扰，清军再派兵追剿。倭里罕裹胁了一万五千多人，带着抢掠的财物，逃往浩罕②。倭里罕叛乱经过了四个月遂告平息。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人民遭受了和卓后代多次作战之苦，又受到清统治者和本民族贵族压迫剥削之害，“生计本少，加以科敛，愈不聊生”③。驱逐阿古柏收复伊犁同治四年（1865）春以后，在天山南北相继出现了五个互不相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在库车，热西丁和卓自称“汗和卓”（汉文史书误译为黄和卓），形成了西至阿克苏、乌什、东至吐鲁番等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在乌鲁木齐，回族妥明（妥得璘）自称“清真王”，其势力也扩张至吐鲁番一带。在伊犁，迈孜木杂特自称“苏丹”割据一方。在喀什噶尔，先是由白山派头目托合提② 《清宣宗实录》卷446、448。

③ 《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5、11。

①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135—136 页。

② 《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7；《喀什噶尔》。

③ 《清宣宗实录》卷425。

马木提艾来姆称王，不久，柯尔克孜封建主思的克攻占了喀什，自己登上王位。在和阗，宗教头目哈比布拉也自称“帕夏”（皇帝），占地为王。

以思的克为首的喀什噶尔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竟奴颜卑膝地向浩罕求援。于是浩罕的军队首领派遣阿古柏和大和卓波罗泥都之曾孙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于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 年1 月）侵入中国境内。

同治六年（1867），南疆地区全部为阿古柏侵占。阿古柏自封为“巴达吾来特哈孜”（即汉文史书上的“毕调勒特汗”，意即“洪福之王”），对其政权，历史上称为“哲德莎尔”，意即“七城”。同治九年，整个天山以南地区和以北的部分地区就完全处在了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之下。

阿古柏在新疆的侵略活动，与英国和俄国殖民主义侵略新疆的阴谋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治十二年（1873），英国正式派遣了茀赛斯组成的有三百人的庞大使团，向阿古柏赠送了枪枝、小炮等武器。同治十三年，阿古柏和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即《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这个条约共十二条，给予了英国在商业、居住等方面的特权。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早在同治十年武力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以后，就立即向阿古柏表示友好。同治十一年，阿古柏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沙皇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得到了在南疆进行商业贸易的特权①。阿古柏又将中亚地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新疆。土地被大量集中起来，分封给爪牙；各级官吏的俸禄直接取自于封地内的劳动人民，可以任意索取财物和强征无偿劳役。阿古柏的税收没有成文规定，种类繁多。

阿古柏还打着宗教的旗号，对宗教头目笼络、收买，扩充宗教寺院的土地、财产，新建礼拜寺、麻扎、宗教学校，又推行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的规定，在城乡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宗教法官（长孜）可以用任何借口处罚以至处死劳动人民，恢复了“拉伊斯”（执行宗教法规的执法吏）的职位，无辜的劳动人民及未戴面纱上街的妇女，随时都可能受其鞭笞。对非伊斯兰教徒则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要受到最野蛮的杀害。

为了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统治，各族人民包括一些本地的封建主都起来进行斗争。在和阗、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劳动人民自发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阿古柏的侵略新疆与沙皇俄国武力侵占伊犁，引起了中国西北边疆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新疆的问题。光绪元年三月（1875 年5月），清政府授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开始了进军新疆，驱逐侵略者的行动①。

渴望解脱阿古柏残酷奴役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自动拿出粮食，① 《阿古柏伯克传》，第10、11 章。

① 《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298、299。

马匹等支援清军。

光绪三年夏，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反对阿古柏侵略、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斗争。这些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危机，粉碎了殖民主义者分裂我国的阴谋，为收复伊犁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在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要做好善后工作，恢复生产，如资助因战争逃亡的人民重返家园，发给口粮、种子、牲畜等，使尽快恢复生产，举办屯田，军屯民屯并举，改革不合理的田赋制度及整顿币制等等。在收复南疆后，又组织了善后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命令阿奇木伯克只管催征赋税，不得插手地方事务。又提出新疆设行省的主张。后来刘锦棠也上书清廷，提出了设置道厅州县的具体方案。

新疆设省清廷于光绪十年九月（1884 年10 月）批准了新疆改设行省。十月，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

新疆改设行省，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改设行省以后，首先对军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取消军府制、伯克制和扎萨克世袭制，代之以兵备道、府、州、县制，削弱了当地封建统治者的势力，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

在改革军政制度的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实行军屯、民屯、犯屯、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根据二十个县的统计，整修和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两千三百多条，灌溉面积达一百一十多万亩①。并设立蚕桑局，移植祖国东北地区的桑树，招聘江浙一带的蚕工，改进蚕桑技术，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①。在工业、手工业方面，清政府举办新式工业，利用机器采油和冶铸，后来又有了火柴和电灯等工业。在交通方面，把军台、营塘一律改为驿站，又由驿站发展到邮政，宣统元年（1909）正式设立邮局，总局设迪化（乌鲁木齐），分局几乎遍及南北疆。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成了电报线路，后来线路还可通到北京。在商业方面也日趋繁荣，由于取消了内地汉族来新疆的限制，使各省商人贩运内地的绸缎、茶、纸、瓷器、漆器等到新疆，每年货物价值二三万两。

在教育事业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设省之初，兴办义塾三十多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疆设提学使，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学堂。许多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学习汉语汉文。

① 据《新疆图志》卷73 至卷78 统计。

① 《西疆交涉志要》卷4。

新疆设省，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进一步密切了维吾尔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第六节　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索伦”诸部

清初，鄂温克同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一起，曾被统称为“索伦部”。他们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

“索伦”这一名称是达斡尔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被称为“索伦部”。

清初，鄂温克以博木博果尔为首领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与汉族早就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达斡尔人一起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庄。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等，村庄有杜喇尔屯等。每个村屯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

鄂温克人的社会经济，正如清代文献所记载：精奇里江和牛满江地区河中盛产鱼类，其中大鱼一二丈许，鄂温克、达斡尔人即捕此大鱼进贡。山中有虎，貂，猞猁，野猪，鹿，驼鹿等，“以打牲射猎为本，无庐舍，游牧止养马匹，无它牲畜”①。这里指的养马匹的居民，即为使马的鄂温克部落。他们有几个大氏族，即杜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达斡尔部落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萨哈尔察”是满语，意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产黑貂而得名。达斡尔人已进入阶级社会，结村落而居，达斡尔与鄂温克人杂居于精奇里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里氏、郭贝勒氏、敖拉氏、墨尔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主要从事农业，饲养大批牛马等牲畜，种大麦、燕麦、黍米和大麻、荞麦、豌豆及蔬菜、果树等。用牛架车，以长柄木犁耕地，用小镰刀收割庄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帐篷或地窖里，也从事狩猎生产，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换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铁质生产工具同日用器皿等。满、汉商人和官员经常到索伦部的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进行交易。由于受满族影响，已建造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在精奇里江以东、牛满江以西的丛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伦春部落，有玛卡吉尔、卡鲁基尔、玛拉呼鲁等三个氏族。由于他们在精奇里江的大支流毕拉尔河一带游猎，史书称他们为“毕拉尔”人，较早见于《东华录》上。他们共有默纳赫、都纳亨等氏族。另一支鄂伦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玛尼克尔”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玛纳伊尔、威拉伊尔、格氏伊尔、嘎格达伊尔、摩东伊尔、彻克奇尔、玛涅达尔等几个大氏族。鄂伦春人饲养驯鹿，用以骑乘与运输工具。驯鹿俗称“四不像”。

后金建立不久，黑龙江的上述索伦部的各族，便前来穆古敦城（盛京），开始与后金建立政治关系，臣服后金。

① 何秋涛《朔方备录》第44 卷，第6—7页。

皇太极为加强东北边疆管理，统一贝加尔湖以东整个索伦部地区，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1639—1640），平定了鄂温克最大酋长博尔博果尔的反抗，最后统一了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索伦部广大地区。收编了索伦部所属石勒喀河及精奇里江、外兴安岭以南的鄂温克、鄂伦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牛录）。崇德六年清朝军队在贝加尔湖东赤塔附近最后解决了索伦部的残余，又收编索伦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①，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以牛录章京（佐领）官，一部分随清军转战各地，另一部分回到各部落，管理新降人口，作为清政府基层政权的官员，管理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牛满江的大片地区，负责收纳贡物，保卫边疆，并配合宁古塔派至该地的军队驻防巡逻。

抗击沙俄入侵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便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国黑龙江中上游索伦部地区。

给中国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各部落展开了反抗沙俄的激烈斗争。鄂温克族氏族酋长根特木耳，同鄂伦春族的酋长毛考待汗一起，率氏族成员渡过额尔古纳河，来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在石勒喀河的鄂温克“纳米雅儿”部落的其他氏族则纷纷拿起武器同沙俄展开斗争，他们拒绝向侵略者缴纳毛皮实物税，包围了盘踞在中国领土尼布楚的沙俄侵略者，从他们手中夺回马二百多匹，平毁了侵略者的庄田，迫使三十多名俄兵向黑龙江中游逃窜。

当沙俄进攻达斡尔族贵古达尔酋长的城堡时。侵略者劝降守城的达斡尔人，贵古达尔酋长作了坚定的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呢？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誓死保卫国土的达斡尔人，同以枪炮武装的沙俄侵略者展开了世上窄见的浴血抗战，达斡尔族七百多人全部血战到底、以身殉国①。

在1655 年呼玛尔战役中，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的八旗官兵都参加了抗俄斗争。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了征讨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调遣五百名鄂温克、达斡尔官兵驻于黑龙江北岸和苏里地方，战后留守黑龙江城（瑷珲）。在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者的作战中，无论是作战，筑城堡、建驿站，还是运军需粮草他们都作出卓越的贡献。

布特哈八旗① 《朔方备录》卷20。

① [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74 年版，第16—17 页。自崇德至顺治，直至康熙年间，原索伦部所属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遭到沙俄侵略者的掠夺，受到战火的破坏，被迫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居住在黑龙江和嫩江各支流的山谷间。

清廷把迁来嫩江各支流的各族交由布特哈总管衙门管理，“布特哈”即满语“打牲部落”之意，又叫打牲总管衙门。

鄂温克族共有五个“阿巴”（围猎场），成为打牲部的主体，由理藩院任命“达如汉布勒”、“扎木苏”等人为头领，授以副都统衔。达斡尔族分为：都博浅、莫尔登、讷莫尔等三个扎兰，由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尔、洪吉等人，会同满族官吏，驻齐齐哈尔屯管理本部政务和军务。

对鄂伦春族的管理有两种形式：“其隶布特哈八旗为官兵者，谓之摩凌阿鄂伦春，其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者，谓之雅发罕鄂伦春。“摩凌河”是“马上”的意思，“雅发罕”是“步下”的意思。雅发罕鄂伦春有布特哈五官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谙达岁以征貂至其境，其入先期毕集，奉命惟谨，过此，则深居不可寻踪。

雍正九年（1731），清廷出于长治久安之策。加强东北边防，指示黑龙江将军衙门，规定旗色，在原有鄂温克族五个阿巴，达斡尔族三个扎兰的基础上，将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壮丁正式编成“布特哈八旗”（亦称打牲八旗）。共有九十二佐，其中鄂温克族四十七佐，达斡尔族三十九佐，鄂伦春族六佐。

旗的正旗长由满洲人担任，副旗长由本地各族担任。旗下设牛录（佐），头目叫“牛录达”，亦叫“章京”（佐领）；佐领下设“哈朋”，即骁骑校；“哈朋”下设领催（宝西呼），佐下各村还设“嘎思恩达”（村长），村长由大家选举产生。佐领和骁骑校在平时监督各族猎手猎取貂皮，按时向清廷进贡，战时率领兵丁打仗，并担负着边境线上的巡逻和驿站的工作。

从此，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开始“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布特哈八旗对于清廷承担着贡貂和服兵役两大义务。“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交纳貂皮一张，定制也”。这种制度原出黑龙江将军衙门，即竖五尺之桩，每隔四年测量一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身与桩齐者或高出者，为纳貂之民，并开始担负各种公差。

进贡貂皮，初由布特哈总管收齐后，特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各一员，每佐兵丁一名，自行送交热河避暑官。乾隆四十九年，经黑龙江将军衙门启奏，停止了布特哈官兵自行送交貂皮的办法，改由将军衙门乘入贡之便代送。每年选定一等四十二张、二等一百四十张，好三等二百八十张、寻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张。由于代送过程中出现很多弊端，布特哈八旗官兵上告皇帝，又恢复了旧制，仍由布特哈官兵自送貂皮贡至热河。

布特哈官兵除担负贡貂差役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参加马步枪箭较射等军事操练，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型军事演习。

清政府于雍正十年（1732）四月，将布特哈打牲部一千六百三十六名鄂温克士兵，七百三十名达斡尔，三百五十九名鄂伦春等族士兵携带眷属，共三千名移驻呼伦贝尔草原。共编成五十个牛录（佐），分隶八旗，分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在与俄罗斯交界处游牧，右翼四旗沿喀勒喀河一带游牧。沿呼伦贝尔，黑龙江地区中俄边界线共设卡伦五十九座，极东十二卡伦，轮派布特哈地区鄂温克、达斡尔部队戍守①；呼伦贝尔地区设十六处卡伦，东六卡由鄂温克、巴尔虎等族官兵驻守②。布特哈八旗官员担任固定卡伦外，还建立了严密的巡边制度。

清廷为了更好地利用布特哈八旗各族官兵，培养满族化的军队，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分别在鄂温克和达斡尔人中设一个学校，设立助教官，选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每佐领下一儿童，学习满文书艺，这成为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文化教育的开始③。

清朝皇帝为了把布特哈官兵培养成一支亲信部队，规定佐领以上的官员，都必须见到皇帝，乾隆帝每年抽出一定时间接见各族的佐领以上的军官。而且每年在木兰围场打猎时，也都要选布特哈八旗的优秀猎手来京陪同乾隆帝围猎。

满族统治者一向认为鄂温克、鄂伦春等族语言与满语相近，对他们采取同化政策，使之驯服效命，如派满族军官训练布特哈八旗，灌输满族的礼俗，他们的待遇也接近满族官兵，通行满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布特哈”官兵衣着、住房、礼俗、生活方式逐渐接近满族，尤其各族的上层的习俗基本和满族相似。鄂温克、达斡尔人上层知识分子多熟通满文、能用满文写作，能流畅地说满语。

鄂温克清统治者对于布特哈八旗鄂温克、达斡尔族的氏族上层官吏副都统、佐领、骁骑校等，给以高官厚禄和各种特权。他们利用权势占有公社的牲畜和土地，雇工劳动，产生了剥削，形成了贵族阶层，同时还产生了作为家庭内使用的奴隶，形成了家长奴隶制形态。鄂温克、达斡尔人都把奴隶叫“包勒”。奴隶的来源，主要是他们在战争中俘虏的小孩，另一方面是清朝将许多免死的罪犯给鄂温克、达斡尔族当奴隶，第三个来源是买进的奴隶，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价值一匹马或一个银元宝。布特哈八旗官兵的奴隶数目，据记载：布特哈东路有四百七十六户奴隶，男女大小一千三百二十三名，西路的数目① 《朔方备录》卷49。

② 《清高宗实录》卷641。

③ 《朔方备录》卷26。

也不相上下。

奴隶随主人的氏族，姓主人的姓，奴隶和奴隶主吃一锅饭，但不能和主人在一桌吃。有的主人年老病故，无人继承家产，就由奴隶办丧和继承家业。主人出去打猎，猎回来的肉与奴隶同吃，个别人也把珍贵猎品分给奴隶一份。奴隶主也参加狩猎生产，但奴隶只能参加田间劳动，无权参加狩猎活动。奴隶有赎身权，如不愿在原主人家，可以脱离另找新主人，从新主人那里将身价交给原主人，姓新主人的姓。脱离主人的奴隶，必须找一个自由民做保护人，表现好的，主人（佐领）可以取消其奴隶身份，可给予参军权。

鄂温克族一部分人从事狩猎生产，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已转向游牧生产。牧区的社会组织，与猎区一样保留着氏族“哈拉”，每个氏族下分若干大家族“毛哄”，是由同一父系祖先的子孙所构成，一般多则十一二户，少则七八户居住在一个村落里。“毛哄”是进行集体狩猎生产的单位。一个或几个“毛哄”的人联合起来进行围猎活动。除在生产上保持互相支援之外，近族之间也有代偿债务和抚养孤儿、老人的义务。同一氏族的各“毛哄”之间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制度，同一“哈拉”或“毛哄”的人绝对禁止通婚。每个“毛哄”都有自己的“毛哄达”（族长）和“嘎思恩达”（村长）各一人，管理和领导家族的事务。族长是维持习惯法的支柱，清朝发给每一族长一条黄带子，但办事必须公道。

在牧区，“毛哄”要在祭敖包时开会，由老年人轮流主持，会议的开支与其他公共费用，由家族负担，牧民每户出一只羊，富户可多至三四只羊。一般被开除“毛哄”的人，可以申请参加其他“毛哄”。如有杀人者，“毛哄”举行会议，将凶手处死在河边，如是误杀，则由犯罪人用两头好牛做为命价，由死者家庭享有。“毛哄”内男人死后，如无子，其财产由“毛哄”内的近亲继承。每个“毛哄”都必须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萨满（巫师），管理“毛哄”的宗教活动。每逢年节，特别是四月初三，是全“毛哄”举行盛大集会的日子，鄂温克语叫“奥米那楞”，萨满用皮绳将全“毛哄”的人围住，检查“毛哄”人口增减，并为全族祝福。每个“毛哄”都有自己的墓地。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对自然界和动物加以崇拜，相信万物有灵。他们还崇拜灰鼠、小雀和熊、蛇等动物。鄂伦春人也有相类似习惯。鄂温克人对山、川、日、月、星、火等都进行崇拜。特别是对祖先神的崇拜，构成其信仰的核心。每个氏族都有祖先神，祖先神多为女性。

鄂温克人的多神的信仰，最集中体现在萨满身上，得重病时，都要请萨满跳神。如请萨满治病他不去，按习惯可用皮绳把他捆起来强迫他跳神，因为萨满是属于氏族的。萨满不仅是氏族巫师，而且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威望，有的地方萨满也是氏族头人之一。一切鬼、神、吉、凶和疾病的来源，都由萨满解释。

鄂温克民族讲究礼节、好客。长幼之间恪守着严格的礼节，老人受到社会上的尊重。当年轻人见到长辈时，总要施礼问安和敬烟等，如果是骑在马上还要下马问安。通行屈膝、侧身、打千、拱手作揖等礼节。屋内的座位，床铺，也有长幼之分。

鄂温克族的婚姻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盛行“氏族外婚”与“姑舅表婚”，绝大多数都是由父母包办婚姻，早婚现象很普遍。有的青年男女相爱得不到父母的允许，便双双逃走，被抓回后，男人无罪，女的由其父母另婚配给别人。如是已婚女子私奔，抓回后，把男子押起来，女人交给原丈夫或由佐领把女人定价出卖。

鄂温克族与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相互通婚的历史较长，也很普遍，被称为“亲属民族”。

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谚语、谜语等民间文学十分丰富，它们反映了鄂温克族早期的历史。如“人类来源的传说”、“英雄猎人的故事”、“金鱼姑娘”、“兴安岭的故事”、“母鹿之歌”等都是美丽感人的故事。汉族的故事如《三国演义》等在鄂温克族中也得到广泛流传。

鄂温克族每逢庆祝节日或举行婚礼的时候，都要跳民族舞蹈。

达斡尔达斡尔族的经济，以传统的粗放农业为主，兼行狩猎、捕鱼、放木排等生产。主要种植燕麦、大麦、荞麦、稷子、黑豆等成熟期较短的农作物。并种油料作物苏子。他们用轮歇游耕的方法，而且禾苗出土后，无锄草习惯。栽种烟草有一套精细的传统工序和技艺。达斡尔族栽培加工的烟叶，因其质优，享有“琥珀香”之誉。据《黑龙江外纪》载：“人家隙地，种烟草，达呼尔则一岁之生计也。”①达斡尔族的鹰猎具有特色。猎鹰是由山鹰训练而成的。猎鹰又被称为“飞行猎人”。训练方法是，捉到山鹰后，十天内不喂一点肉食，而把它绑在悬梁摇篮里，摇几天，接着在它尾部根上佩一铜制小铃，腿上系一柔软的皮条，等山鹰见人习惯后，可以帮主人抓狐狸、野兔、野鸡等。达斡尔族也善于从事捕鱼生产。早期达斡尔人还以鱼皮缝制过靴、鞋及烟口袋等用具。

达斡尔族人民乘坐的“勒勒车”，享有盛誉。又名“大轮车”，也叫“草上飞”。过去运输以及姑娘出嫁都坐大轮篷车。大轮车适合于山区荒原和沼泽地带，具有轻便耐用、修理方便之特点。

达斡尔族保有部落“毕日基”组织，分为“乌力斯”、“都博浅”、“音那奇”、“精奇日”和“阿彦浅”等五部落。从黑龙江迁来嫩江之前，达斡尔人分别属于上述五个“毕日基”之内。“哈拉”是氏族组织，直译为姓氏，十八世纪前后，达斡尔族有十八个“哈拉”。

每个哈拉是由两个以上的“莫昆”组成。“莫昆”是大家族组织，从血① 西清：《黑龙江外纪》，刊《小方壶斋丛钞》第406 页。

缘关系上说，莫昆是比哈拉又进一层的血缘团体。因此，莫昆这一家族组织，对其成员的约束力也就大于氏族。每个莫昆都住在一个村落里。达斡尔族保存几代人的家庭，有的多达三十多口人。

“哈拉”的职能： （1）严禁民族内通婚；（2）定期祭祖修谱，每隔若干年召开一次祭祖修谱会议，打开族谱登记增加的男性成员的名字，出生者以硃笔填写在其父名下，而亡者以黑笔写之；（3）处理氏族内违法者；（4）组织哈拉之间的射箭和联合围猎等项活动。

“莫昆”每隔数年，召开一次祭祖会，填写增减的人口。莫昆其他职能有：（1）管理公有财产（林地、河边柳条通）；（2）集体割所需柳条子；（3）平分由外村租借渔场的租金；（4）管理公共墓地； （5）维护成员，扶养鳏寡狐独；（6）办故后的丧事；（7）干预女子继承家产，必须由儿子继承；（8）公祭莫昆祖神； （9）每年举办莫昆之间的射箭和曲棍球比赛，每逢过春节，家家户户张贴对联、年画、放爆竹，在大门外燃放烟火，妇女们夜间聚集在某一家较大的屋子里，在苏油灯光下，跳本民族的传统舞蹈——“路日给勒”，唱本族民歌，青年男子打“贝阔”（曲棍球）。

达斡尔族的婚姻，是氏族外婚制和一夫一妻制。婚姻也多由父母包办，本人除再婚者外，无权过问婚事。婚姻程序较繁琐。

达斡尔族的丧葬一般是土葬，将死者殓入木棺，埋于本家族的墓地。因天花、肺痨等特殊病和难产等死亡的，则风葬或火葬。殉葬品除寿衣外，还有死者生前所用的什物，并有杀马殉葬的遗风。死者的晚辈按亲疏远近服孝一个月到一百天。

达斡尔人迷信鬼神，信仰萨满教。以自然为崇拜对象。崇拜天、星、雷、河、火、岩洞、森林、碾石、龙、鹿、布谷鸟、猫头鹰等等。他们供奉的“霍列力巴尔汗”，包括十七种神，是由五十八个生物和物件组成的。每个“莫昆”都有自己的祖先神。在他们的观念中，神鬼是人祸福的主宰，生产的丰欠和人口兴旺与否，都是神鬼保佑或作祟的结果。因此，一旦生产不利或发生疾病，即请巫师（萨满）祭祀，祈求消灾赐福。

鄂伦春鄂伦春族的经济是一种以狩猎为主，采集捕鱼为辅的综合经济。广阔的山林是鄂伦春人天然的猎场，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取之不尽。他们的氏族部落多在一定河流范围内活动。

当猎获野兽后，家族公社（乌力楞）的全体成员，在“仙人柱”前，围成一个圆圈，把肉煮熟，三五人共吃一盆肉。

采集主要由妇女担任，老年妇女是采集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由她率领家族公社的女成员，也包括儿童进行采集，储备野菜。捕鱼也是重要生产，黑龙江和嫩江流域，鱼类资源丰富。用“挡筛子”捕鱼是常见的方法。叉鱼也较盛行，他们用三齿或四齿的铁叉，乘坐桦树皮船叉鱼。野兽皮和桦树皮是他们加工的主要对象。兽皮制品和桦皮制品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用原始的方法熟兽皮，制成各种兽皮衣、裤、鞋、帽和被襦，数量最多的是狍皮和鹿、犴皮。缝制皮衣的线，是由狍、鹿、犴的筋所制成。桦皮制品在鄂伦春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日用的家具、容器、船只以及覆盖“帐幕”的围子都是桦树皮制成的。

鄂伦春人的“乌力楞”家族公社，一般由几个到十几个“仙人柱”（帐幕）构成。“仙人柱”是鄂伦春人的原始性居室，俗称“撮罗子”。它是用三十根木杆搭成的圆锥形的构架，夏天以桦树皮围盖，冬天以野兽皮围盖。“乌力楞”，鄂伦春语的含意是“子孙们”，指同一祖父所传的几代后嗣。“乌力楞”是鄂伦春父权制社会的基本细胞。

“乌力楞”是一个基本经济单位，其经济基础是猎场和主要生产工具，如驯鹿、马匹的集体所有。狩猎是以“乌力楞”为单位集体进行的。在春、夏、秋三季出猎时，往往举族出动。“乌力楞”亦随着迁涉。冬季出猎时则主要是男猎手参加，老弱妇孺留在宿营地。“乌力楞”的管理是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每次出猎时，都要民主推举一个“塔坦达”，负责领导个狩猎生产。“塔坦达”一般是猎组中年龄最大，辈份大，有丰富狩猎经验的人，他经常研究和介绍经验，分配猎品。他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时，要听取大家的意见，没有任何特权。分配制度是以“乌力楞”各户为单位，按户将肉分成若干份，平均分配，但猎获野兽后，要把头肉、腿肉、心、肋骨肉以及肝、舌头等肉煮熟，由全“乌力楞”的人共同享用。

鄂伦春人没有文字，但满文于康熙年间已传入，有少数鄂伦春人掌握了满文。但他们的文学主要是口头创作，通过口耳相传，成为鄂伦春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口头创作的最早形式是关于鄂伦春族的历史神话传说，这些传说，有许多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以动物为主题的童话故事占较重要地位。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也是口头创作的主题之一。

鄂伦春族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不论节日里、婚宴上，还是在劳动中，日常生活中都要唱歌，歌的曲调都是比较固定的，歌词都是即兴之作。鄂伦春人的舞蹈是与歌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常常是载歌载舞。“黑熊搏斗舞”，“野猪搏斗舞”和“树鸡舞”都是模仿这些飞禽走兽的动作或吼声而创作的舞蹈。另一类是直接表现劳动生活的，如“依哈嫩舞”，表现猎人打到野兽以后，高兴地把猎物往马背上驮的情景。红果舞表现了妇女采集红果的劳动。“鲁力该嫩舞”是大闹场的意思。人们手拉手围成一圈，左右跳动，身体稍向里弯曲，有如他们所住的“仙人柱”，鄂伦春人的舞蹈都是来源于他们生产劳动和生活。

图腾信仰是鄂伦春人的宗教形式之一。在长期狩猎中。他们逐渐把某些动物从一般动物中分离出来，相信这些动物与他们的氏族集团有关。熊是鄂伦春人崇拜的动物之一。他们认为熊与自己存在一种血缘亲族关系，在称谓上，把熊称为“太帖”（祖母），“阿玛哈”（祖父），而不直呼它的名字，他们认为熊最初是人，因而不能猎取。

鄂伦春人也崇拜火神，每当吃饭时，要向火里投一些食物，以示供奉。

对山神也十分崇拜，在山上的树上画一脸形，路过时要叩头。在家里吃饭、饮酒前，将酒杯、饭碗举起向空中绕两圈，表示先让山神尝，据说山神能保佑多打野兽，他们也崇拜太阳神和月亮神。

萨满是鄂伦春人的宗教巫师。萨满的跳神仪式充满浓厚的神秘气氛。

第九章　台湾的开发

清代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依《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共治理台湾212 年。在这212 年中，台湾社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与大陆汉族居民不断移入台湾有关。汉人的移入，从初期的10 万人发展到后期的320 余万人，二百年间扩增30 倍，对台湾进行了全面的开发。在此基础上，清皇朝逐步建立了对全岛的行政统治。这对台湾的发展及巩固和加强祖国对台湾的主权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土地的开发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统治区域也仅限于府治一带百余里。府城“规模草创，城郭未筑，官署悉无垣墙，唯编竹为篱，蔽内外而已”①。凤山、诸罗两县衙署皆附设于府城，知县、佐贰不敢莅境，只在府城遥领县事。其时，“人民尚未集，田土尚未辟，可居可耕之地，惟台邑左右方百里地耳”②。

清廷为了统治秩序的稳定，担心台湾孤悬海外，易为“奸民逋逃之薮”，自康熙以迄咸丰同治时期，始终对台湾的开发持消极态度，对人民的开发活动加以种种限制。首先是禁民渡台，其次是禁入番地，对于已经移居台湾的人民，清廷禁止他们进入高山族居住区，以防范他们往来接触，萌生动乱。但是，清廷的禁令并不能阻扼内地人民的渡台以及他们对台湾广漠土地的开发。清廷设禁最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也正是内地人民移垦台湾的最盛时期。据《赤嵌笔谈》记载，除厦门——安平是偷渡的总路以外，北起鸡笼八尺门（基隆港），南至琅娇后湾仔（恒春南湾），东及蛤仔难（宜兰）、钓鱼台（台东秀姑峦溪口），可通行大小各类船只的近海港口69 处，都是人民私渡之处。至康熙末年，他们已经分布于台湾的一半地区。蓝鼎元写道：“前此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郎娇、北穷淡水、鸡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若鹜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至傀儡内山、台湾山后、蛤仔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已繁，渐廓渐远，虽厉禁不能使止也。”①雍正乾隆以后，至者愈多，拓地愈广。清领台湾之初。册载民户12，727 户，人口16，820口；嘉庆十六年（1811）有司汇报全台民户，计有241，217 户，男女大小凡2，003，861 口。光绪十三年（1887）编查户口，造报者已达320 余万人。移民到台以后，一小部分从事贸易，绝大部分投入了土地开发。

由于清廷禁止搬携眷属，广大佃户绝大多数都是孤身的成年男性，数十、数百乃至千人聚居一庄。台湾县“乡间之人至四、五十岁未有室者，比比而是”①。雍正五年（1727）时，“台湾一府总计，唯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母之人民。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娇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②他们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事着开发土地的最繁重的劳动。① 郁永河：《裨海纪游》。

② 沈起元：《治台湾私议》，《皇朝经世文编》卷34。

① 蓝鼎元：《平台纪略总论》，《皇朝经世文编》卷84。

① 《台湾县志》卷1《舆地》。

② 蓝鼎元：《平台纪略·经理台湾第二畴》。

在广大移民筚路蓝缕、艰苦努力下，台湾土地相继开发，进展极为迅速。清朝设治初期，北路“流移开垦之众，极远不过斗六门”，康熙四十三年（1704），“已渐至斗六门以北矣”，康熙四十九年（1710），“又渐过半线（今彰化）、大肚溪以北矣。此后流移日多，乃至日南、后垄、竹堑（今新竹）、南嵌，所在而有”③。

半线初辟时，还是一片荒原。康熙五十八年（1719），施世榜集流民开垦东螺之野，所筑施厝圳，彰邑十三堡半之田，此圳足灌八堡（一万九千甲），故又名“八堡圳”。同时有杨志申来到这里，招募佃农数千人，辟田凿圳，线东西两堡之田，皆为杨氏所有。半线自此日兴，雍正元年（1723）乃有彰化县之设。乾隆年间，泉州人吴洛和广东人张振万又来此开发未垦之土，规模皆与施、杨相埒。张振万所居葫芦墩所产的葫芦墩米，日后甘美冠全台。竹堑宽长百里，旷野荒埔，仅有少数山胞。康熙三十年（1691），泉州人王世杰募集同乡百数十人至台，先垦竹堑社地，治田渐至数百甲。康熙五十八年，复垦滨海之地，凡二十四社，为田数千甲；又垦以南之地，凡十三社。竹堑一带开垦事业，儿握于世杰之手。

台北原是一片沼泽密林，初名大佳纳，一名艋舺。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经此时，辟土不过千分之一。康熙四十八年（1709），泉州人陈赖章开始在这里建立村庄。雍正九年（1731），平原土地已经全部开垦，大佳纳堡已成为繁华的市街。淡水“夙号烟瘴，近台北之极边”①，康熙二十五年（1686）左右有广东嘉应州人移住，同籍者闻讯来集，康熙末年已俨然形成一大部落。雍正、乾隆年间，杨道宏、林成祖、胡焯猷等人渡台，继续向北进至兴直之野，开发了淡北平原。

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是移民开垦的极盛时期，广阔肥沃的北部平原和南部下淡水溪流域已经大部开发。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拓垦已渐及东部的噶玛兰平原、花莲港流域以及中部的埔里社盆地等土著地区。

噶玛兰初名蛤仔难，三面负山，东临大海，土地广漠，溪流交错，三十六社番散居其间。乾隆五十二年（1787），漳州人吴沙募漳、泉、粤三籍流民入垦其地，嘉庆元年（1796）进据乌石港，筑头围。二年（1797），又进筑二围、三围。其后沙死，沙侄吴化代领其众进至五围（今宜兰市），前后辟地数百里，奠定了汉人开兰的基础。嘉庆十五年（1810），闽浙总督方维甸勘查噶玛兰地，据总兵武隆阿、知府杨廷理奏报：噶玛兰南北长约六、七十里，东西宽约二、三十里不等，有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归化生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余丁；熟番五社，九百九十余丁。十七年（1812），清政府在这里经划地界，设置了噶玛兰厅。

③ 《诸罗县志》。

① 《北路参将阮蔡文祭淡水将士文》。

奇莱（花莲港），仅每年三、四月间有汉人前来贸易。咸丰元年（1851），淡水人黄阿凤集资数万元，募穷民二千二百余人往垦其野。后垦区移于秀姑峦之麓的璞石阁。居者千家，遂成一大都聚。

卑南地处台东之中。咸丰五年（1855），凤山人郑尚至此与土番贸易，且传授耕耘的方法，很受番人的欢迎与尊重。郑尚致富以后，募佃入垦，土地日辟。

埔里社为台湾中部万山丛中的一小平原，延袤十数里，二十四番社生活其间。嘉庆十九年（1814），黄林旺、陈大用、郭百年等入垦其地，辟田数千里。咸丰间，泉州人郑勒先居此与番贸易，始建市廛，即后来的大埔城。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在此设埔里社厅。

第二节　经济的发展

广大移民挣脱了大陆层累了两千年的专制制度的束缚，来到行政控制粗疏的台湾，面对广阔的从未开垦的沃土，表现了极大的生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台湾二百年间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出现了较之大陆远为迅速和活跃的发展局面。

台湾的土地分为田、园两种，“有陂圹贮水者为田，旱种者为园”，以田育稻，以园植蔗。土地的计算单位是“甲”，“每甲东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计一甲约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零”①。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宣布郑氏的官私田园悉为民业，其时在册的有田7534甲5 分7 厘、园10919 甲2 分8 厘，合计18453 甲8 分6 厘；乾隆九年（1744），在册的有田17874 甲8 分1 厘，园38310 甲1 分5 厘，合计53184 甲9 分6厘；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在台湾沦陷后三年）的统计为水田（田）236212顷（2088523 甲4 分），旱田（园）165627 顷（1464429 甲7 分），合计401839顷（3552953 甲1 分）。如以康熙时期实际耕地面积为册载数字的二倍计算，清代二百年间的耕地面积也增加了将近百倍。

台湾的稻种，有土著居民一向种植的，有荷兰引自海外的，也有汉人从大陆带来的。仅连横《台湾通史》所记载，就有粳稻27 个品种、糯稻15 个品种。康熙之时，“三县皆称沃壤..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居民只知逐利，肩贩舟载，不尽不休”②。雍正九年（1731），“部定台湾征收正供之谷十六万九千二百六十六石余，又运福、兴、漳、泉四府平粜之米十二万二百八十七石”。乾隆七年（1742），“兵米、眷米及拨运福、兴、漳、泉平粜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带之米，则通计不下八、九十万石”③，成为福建兵民粮米的重要供给地，堪称中国南部的一大谷仓。

台湾的主要水利工程是陂、圳。陂是水库，圳是水渠，“凡筑堤潴水灌田谓之陂，或决山泉，或导溪流，远数十里，近亦数里。不用筑堤，疏凿溪泉，引以灌田谓之圳，远七、八里，近亦三、四里。”④据《台湾通史》记载，清代除了维修和使用荷兰、郑氏时期所开凿的15 个陂以外，还创修了80 陂、132 圳。其中，施琅私筑1 陂，知县宗永清、周钟瑄、曹瑾募民筑成4 陂、二圳，其余都是民间业户和佃户自行集资筹策、自行组织劳力修凿的。大致以横贯台湾中部的浊水溪为界，其北以稻作居优势，其南以蔗作居优势。康熙时期，台南平原已是“蔗田万顷碧萋萋，一望葱茏路欲迷”①的景象。台糖的产量早岁缺乏准确的记载。《裨海纪游》谓“台人植蔗为糖，①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1《赋饷》。

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

① 郁永河：《裨海纪游》。

岁产二、三十万”，当是指担而言。《台海使槎录》谓台湾“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则年产在百万担以上。二说相去甚远，似乎后者有些夸大，前者较为接近事实。清朝后期蔗糖产量又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同治九——十三年（1870—1874），全台年均产糖78万担；光绪元——十年（1875—1884），年均产糖95 万担；光绪十一——二十年（1885—1894），年均产糖76 万担。其中，光绪二年（1876）、六年（1880）、九年（1883）、十年（1884）都超过了一百万担，分别为114万担、138 万担、100 万担和125 万担。

台湾四面临海，天然港湾环布。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台湾的商业以及与祖国内地、日本、南洋、欧美各国的海上贸易也日益繁荣起来。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规定以安平为全台的唯一出口，对渡厦门，一切商船均须由此航线行驶，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之世，安平乃为全台唯一的商业贸易中心。雍正三年（1725），台南出现了北郊、南郊、港郊三大商业集团，北郊以苏万利为首，有二十余号营商；南郊以金永顺为首，有三十余号营商；港郊以李胜兴为首，有五十余号营商。他们“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皆以安平为往来之港”①。据计，嘉庆元年（1796）安平有往来商船一千余艘。

随着北部地区的开发，日益增长着的北路之米如仍南运至安平由鹿耳门出洋，已经越来越感到不便。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增开彰化县的鹿港与泉州府晋江县的蚶江口对渡，五十五年（1790）又开淡水厅的八里岔与福州的五虎门对渡。于是，鹿港和地处淡水河航运孔道的艋舺遂渐次兴盛，成为新的两大通商贸易中心。

嘉庆道光时期，鹿港已有泉、厦、南、布、染、油、糖等七郊，“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者，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鹿港大街，街衢纵横，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②八里岔开港而淡水河成为北路通航要冲。商船直航台北艋舺街，艋舺乃盛极一时。“估客辏集，以淡为台郡第一”，“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赴福州、江浙者，曰北郊；赴泉州者，曰泉郊，亦称顶郊；赴厦门者，曰厦郊；——统称为三郊。”北郊之中，“往天津、锦州、盖州的又称大北；上海、宁波又称小北。”③其后又有香港郊（一名南郊）与鹿郊，成为五郊。淡水厅的艋舺与府治安平的彰化县的鹿港鼎足而三，时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

① 连横：《台湾通史》卷25《商务志》。

② 李廷璧：《彰化县志》。

③ 陈培桂：《淡水厅志》。

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开台湾府（安平）为通商口岸；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增开淡水为口岸；同治二年（1863），又开打狗（今高雄）、鸡笼分别作为台湾府和淡水的附属口岸。此后，外商云集台湾，纷纷设立洋行，通商贸易之权渐渐转入外人手中。原来台湾商人依据贸易地相同或贸易品相同而组织起来的商业行会性质的团体——郊，也就很快解体。台湾的经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性质，台湾的物产开始大量输往殖民者的故乡欧美、日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刺激下，生产和流通又比在专制制度下有了更快的发展速度。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莫过于糖、茶、樟脑等业。

台湾的糖业向来商品化程度很高。台湾开港以后，砂糖贸易很快为外人所操纵，输出额大增，甘蔗的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同治二年（1863）以前，台糖输出总额从未超过30 万担；同治九至十三年（1870—1874），平均每年输出总额激增至66 万担；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均输出达73 万3 千担。

台湾生长茶叶，由来很久。但直到康熙后期，仍然“不谙制茶之法”

①。嘉庆时，福建人柯朝把二斗武夷茶籽从福建带到台北，辗转传种，这才开始了茶叶在台湾的人工培植。对外通商以后，外商竞购粗茶，茶业随之大盛。同治五年（1866）输出13 万斤，光绪六年（1875）输出416 万斤，光绪十九年（1893）达到1795 万斤。茶叶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同治五年每担10 元（银元），光绪十三年（1874）每担34 元，光绪二十年（1894）每担44.74 元。乌龙茶的主要买主是美国，其次是欧洲。运往欧美的茶叶，经常约占台茶输出总额的95％左右，最少时也不低于80％。

樟脑为台湾重要特产之一，约占世界总产量的70—80％。康熙时封禁番地，私熬樟脑者洽罪。雍正三年（1725），清廷在台湾设厂修造战船，南北二路各设军工料馆，采伐樟木为船料，许承办军工的匠首私煎樟脑取利，台湾的樟脑业自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香港美商布宾纳特至打狗，经营樟脑的出口贸易，引起世界对台湾樟脑的注意。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怡和、邓特两洋行也到台湾经营樟脑贸易，并且很快取得了垄断地位。同治二年（1863），台湾道陈懋烈鉴于利权外溢，宣布樟脑官营，由官办脑馆统一向制脑业者收购，而后转售给洋行。当时官府收购价格约每担6 元，卖给外商约每担16 元，而外商在香港的售价为每担18 元，这就引起了外商的很大不满，以至同治七年（1868）英国出动兵舰，占领安平，用武力胁迫清廷于次年制定樟脑章程，废止官营，允许外商领照进入内地自由采购。这时，外商不仅控制了樟脑的贸易，而且通过借资金给台民，由台民制造，然后全部包购，从而控制了整个樟脑业。樟脑的输出，从同治四至六年（1865—1867）的年约7 千担，增至七至九年（1868—1870）的年约1 万4 千担。光① 《诸罗县志》卷12《杂记·外纪》。

绪八年（1882）以后的数年中，由于内山械斗严重，樟木不能砍伐，以致樟脑无出，输出锐减，光绪十一年（1885）输出仅为3 担。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复行官营，次年于台北设脑务总局，又于各主要产地设置分局，制出之脑悉归官局，购价每担8 两，官局转售包商，售价每担12 两。当时揽办樟脑贸易的是台北德商公泰洋行，配运至香港，其价又在20 两以上，光绪十六年（1890）在外商干涉下，清政府再度废除官营，当年输出8 千担。十七、十八年（1891、1892）均为2 万1 千担，十九年（1893）增至4 万担，二十年（1894）达到5 万1 千担。当时日新月异的化学工业对樟脑的需求激增，欧美市场销用日巨，脑价随之而涨。十六年（1890）每石30 元，十八至二十年每担41—44 元以上。外商运至香港，已至每担70 元以上，运至上海，更达每担百元以上。

台湾开发以来的富庶以及海上交通的重要战略地位，日益成为东西方殖民主义者觊觎的目标。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日、俄更加暴露出夺取台湾的野心。

第十章　中俄关系

第一节　起源和冲突

中俄两国关系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向东方扩张和对中国的侵略。原来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自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起，开始派商人、冒险家叶尔马克等人越过乌拉尔征服西伯利亚，进而闯入中国的边疆。至十七世纪后期，沙俄在西伯利亚已站稳脚跟并建立了数十个城寨，其中有1632年在勒拿河上建成的雅库次克，1654 年在中国的尼布楚城址兴建了涅尔琴斯克，在黑龙江咽喉所建的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址①。

清朝兴起后所辖治的地区，早在元朝已归入中国版图。经过明朝的都司卫所统治，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以前，对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进行了征剿和招抚。皇太极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对黑龙江中上游及以远地区的经营。天聪八年（1634）首次征伐黑龙江上游，就向率兵的霸奇兰与萨穆什喀晓谕：此行之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攻略时应对他们说：“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①。这一年，居住在精奇里江的达呼尔部首领巴尔达齐率众归服，皇太极把宗室之女嫁他，成为显赫一时的额驸。崇德二年（1637），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也向清朝进贡，两年后叛清，皇太极于崇德四年（1639）发兵将其生擒，攻取了叛军赖以集结的雅克萨、铎陈、阿撒津、多金、兀库尔等城②。崇德七年，皇太极踌躇满志地宣称：“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③其实这也是故土重归一统。

中俄冲突随着沙俄的入侵而日益激烈。1643 年波雅科夫率领沙俄侵略军到了精奇里江（结雅河）支流勃良塔河，比皇太极统一这一地区晚来十年。波雅科夫等人从当地达呼尔人那里了解到达呼尔人是满族的一支，和通古斯人有亲属关系，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早已从属满族王公和中国皇帝。中国官员经常到此巡视和征税，而沙俄侵略者不顾所到之处人民的反抗和中国的领土主权，仍然艰难地向内地入侵。正是这伙强盗在缺少粮食时，屠杀当地居民，以尸体充饥。1646 年他们返回雅库次克，向沙皇报告，大肆宣扬黑龙江地区盛产谷物和貂皮等，“力主占领阿穆尔（黑龙江）地区”④。

① [苏]普·李·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① 《清太宗实录》卷21，页14。

② 《清太宗实录》卷51，页8—9。

③ 《清太宗实录》卷61，页3。

④ [苏]A·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25 页。

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反抗到中俄两国政府间的正面冲突，最典型的是哈巴罗夫的行径。西伯利亚富商哈巴罗夫，带领自己出钱召募的一百五十人左右的队伍，在雅库次克长官的支持下，于1649 年侵入到黑龙江，窥探并向当地居民征税。可是恐惧哥萨克的居民逃之一空，留下的少数人又极力反抗，他们不得不撤回到雅库次克。但是沙皇见到他们呈交的皮毛与谷物，却给了他们更大的支持和鼓励，补充了供给与大炮。1650 年夏，这伙人再次侵入黑龙江，突袭雅克萨，以为扩大侵略的据点。哈巴罗夫一伙到处烧杀抢掠，当地人民向清廷控诉俄国侵略者：“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土地，把庄稼割掉了，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抢走了！”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驻守宁古塔（今宁安）章京海色奉命出击，派捕牲翼长希福等率领清军在顺治九年（1652）二月十五日同哈巴罗夫俄军激战于乌扎拉村。清军本来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在攻打俄军据点的关键时刻，海色下令捉活的，不要打死人，结果敌人得到喘息之机，反败为胜，海色因此被处死，希福革职。俄军听说清朝将派来重兵，吓得狼狈而逃。后来沙皇因哈巴罗夫侵华有功，封其为贵族，过了二百年把他侵略据点的一个城堡又命名为哈巴罗夫斯克①。

1654 年，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指挥沙俄侵略军，继续窜犯黑龙江及深入至松花江流域之地。这时既有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有训练有素的清军作战。斯捷潘诺夫在呼玛河与黑龙江会流的地方建呼玛城，负隅顽抗。清政府命令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兵对其征讨，1655 年从三月底到四月初，连续发动水陆进攻，击毙数十名俄军后，以粮饷不继撤回。②侵略者劫掠不止，1657 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包围了俄军，经过交战，打死和活捉二百七十多名匪徒，当场击毙斯捷潘诺夫①。到1660年，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

① 参见[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又《清世祖实录》卷68，页24。② 《平定罗刹方略》卷1—2。

① 《清世祖实录》卷119，页4—5。

第二节　早期俄使来华

俄国使臣来华，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据说伊凡四世曾派哥萨克头目彼特罗甫和雅鲁契甫来北京探察。明穆宗因其没有进贡方物，不予接见。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有斐德林和曼多夫来华，明神宗谕准通商并希望派遣使者②。迄今尚存明朝致俄国的两封国书③。

清代俄使最早来华的是巴伊科夫使团。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二十日，使团在托博尔斯克接到沙皇训令和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训令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信仰，国家的财力、兵力，对外战争，城市，贵重首饰、宝石，同中国人通商的可能性及到中国的道路等等情况。五月下旬出发，经过蒙古，至顺治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到达北京。其先遣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与之左路，头一年到达北京之后已返回。一个俄国使团分成两伙。巴伊科夫因纠缠接待礼节及在京行为不端，顺治帝没有接见，当年九月即被打发回去。阿勃林则不但受到顺治帝接见，还得到了丰厚的赠礼④。

但是沙皇没有因巴伊科夫出使失败而受影响，继续主动于1658 年10 月派伊凡·佩菲利耶夫与阿勃林来华，途经三载到北京。此次为沟通贸易而来，以所带国书“语多不逊”，虽然接受了国书和礼物，但顺治帝没有接见，也没有给沙皇带回清朝的国书。清朝最不满意的是“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然不言边界事”①。

俄国极力追求贸易利益，继续遣使。1668 年派阿勃林来华，这是此人第三次衔命，携带毛皮、呢绒、红珊瑚珠、望远镜、自鸣钟等价值四千五百卢布的商品。1669 年6 月到达北京。康熙帝接见了他们，给予的馈赠和他们自己购买的货物，获四倍以上厚利②。

清朝的注意力是关心边境安全和主权不受侵犯，特别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俄国在东方的势力有所增强，清朝忧虑很多：一是波兰逃犯切尔尼戈夫于1665 年占据雅克萨，被沙皇任为该城长官，与占据尼布楚的总管阿尔申斯基互为犄角，构成威胁；二是向贝加尔湖以南扩张，1665 年派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强占了中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所属的楚库柏兴，即色椤格斯克；三是1667 年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家属及部众叛逃，为沙皇效劳，影响边境安定。尤其是康熙帝，对根特木尔叛逃极为愤怒，特遣使至尼布楚追索其人，还要求俄方派人到北京谈判。1670 年尼布楚总管派部下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人来华，但奉沙皇密谕不谈根特木尔之事。康熙帝接见了来使，②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上册，第16 页。

③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20 页。④ 《清世祖实录》卷91，页20—21。

① 《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

② [苏]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回程时派人护送到尼布楚，带去致沙皇的信，又提出归还逃人①。

继之来华的俄国高级使臣是外交事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1675 年3 月从莫斯科出发，带领一千五百人的代表团来华。沙皇给他的训令列出十余项任务，主要是寻求扩大贸易。他们绕行西伯利亚，经过伊尔库次克，斯帕法里会见了根特木尔。再至尼布楚，南下嫩江、齐齐哈尔，1676 年5 月到北京。清朝对他们很重视，想借此解决边境与逃人问题，特命礼部侍郎马喇出迎，但是这个代表团态度傲慢，为礼仪细节，争论不休。尽管如此，康熙帝还是两次接见斯帕法里，向他提出交还根特木尔，而他诡称不知其人。不得已，康熙通过他致书沙皇，“令管束罗刹，毋扰边陲”②。清朝坚持把逃人根特木尔送回，才能与其谈贸易，否则让俄国使臣不必再来③。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8 页。

② 《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

③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41 页。

第三节　雅克萨之战

雅克萨，满语为河湾之意。中俄关系史上提到的雅克萨城，位于黑龙江上游与讷穆尔河会流的弯曲之处。这里北逾外兴安岭可通雅库次克，东向通黑龙江下游，西向越石勒喀河，近至尼布楚，远达贝加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斯克，南向一可通额尔古纳河，一可通嫩江，是四面八方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俄为争夺雅克萨而战有深刻的领土要求背景，这座名城最早是中国所属达呼尔人的故乡，“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①。1665 年，切尔尼戈夫强占之后，一面假意谈判，一面利用雅克萨深入侵略，建立结雅斯克堡（1678）、西林穆宾斯克和多伦斯克堡（1679）、额尔古纳堡（1681）。康熙帝深刻指出，沙俄侵略者“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近，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其、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俾不得宁外”②。为使这种侵略合法和持久，沙俄公然于1680 年将尼布楚变为西伯利亚一个单独督军区，三年以后又成立了雅克萨督军区，加固其工事，召募哥萨克为军，设立农庄，“耕田自给”③。

清朝决心以武力驱逐占据雅克萨沙俄侵略者。康熙帝十三岁（1667）亲政时起就留心于此，研究边疆的山川形胜。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以后，内地大局稳定，便派理藩院侍郎明爱等向占据雅克萨的俄国军官提出退还所侵多伦禅等地，并调查雅克萨的俄军防务。翌年二月至五月，康熙帝进行第二次东巡，“巡视边疆，远览形胜”，直到宁古塔将军所在地大乌喇（今吉林永吉），泛舟松花江，检阅驻军。秋天下令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兵往达呼尔地区，以捕鹿为名，“径迫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回程则详视黑龙江城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派人往视额苏里通宁古塔的陆路。郎谈等回京说，俄军在雅克萨仅恃木城，发兵三千即可攻取，康熙帝认为此议不妥，又继续调兵、运粮、设驿站等，尤为强调永戍黑龙江，建城驻扎。否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④。

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军打响了雅克萨之战。先是清朝领兵大将都统公彭春向盘踞雅克萨的俄军宣布“谕旨”，提出：“今尔等若撤至雅库地方，以雅库为界，于该地捕貂纳税，不入我界，悉行送还我逃人，我亦将尔属降人送回。”继而警告：“若执迷不悟，仍行顽抗，则大军进剿，定将毁灭雅克萨城，尽除尔众，彼时追悔莫及矣。”①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彭春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8，页4。

② 《平定罗刹方略》卷1。

③ 《清圣祖实录》卷115，页20。

④ 《清圣祖实录》卷119，页7—9。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50—51 页。

致书俄军，“罗刹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于是三千名清军于二十三日分水陆两路夹营而立，二十四日将神威大将军炮等火器移入前沿阵地。二十五日黎明各路清军发起猛攻，城中俄军一片混乱。俄军头目额里克舍·托尔布津被迫出城投降。清军将其所部官兵及妇女儿童六百余人从雅克萨遣返俄国，把愿意留在中国的巴什里等并妻子及属于中国的逃人共百余人收回。这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胜利告终。康熙帝在出巡古北口途中闻讯，不胜欣喜②。

清军将雅克萨城付之一炬，然后撤到黑龙江城（瑷珲）。第二年俄军又在托尔布津率领下返回到雅克萨，依旧址筑城，并获得足够两年用的粮食。萨布素正在墨尔根（嫩江）筑城，康熙帝命他停止筑城，统领乌喇宁古塔兵驰赴黑龙江。二月十三日，帝谕：“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捕剿，势必积粮固守，图之不易。”③为了取得新的胜利，康熙帝除让萨布素带去二千四百余官兵外，又调熟悉地形的副都统郎谈、及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康熙要求郎谈如前晓谕俄军：“尔罗刹外国人，贪利弃命，扰我边疆，今大兵复至，当速降，如不降则尽诛之。”清军从黑龙江城出发，六月迫近雅克萨城，采取“凿壕筑垒，四面包围”的战略战术。城内八百余名俄军负隅顽抗，屡次突围，均被击退，伤亡惨重，布尔巴津本人也被击毙。经过五个月的包围，俄军只有一百多人生存，城旦夕可下。这时沙皇派尼基弗尔·文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星驰来华，“乞撤雅克萨之围”，还说明将有后使来谈判边界问题。康熙帝传令前线萨布素等撤围雅克萨之兵，允许城内俄军任其出入。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解围而结束①。这次战争为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创造了条件。

②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334 页。《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卷153。③ 《清圣祖实录》卷124，页16。

① 《清圣祖实录》卷127，页24。

第四节　中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

雅克萨之战以前，清朝多次提出逃人、边界和贸易问题一并解决，而俄国一直反应冷淡。文纽科夫率代表团来华后，清朝内阁大学士明珠等与其交涉，又提出解决边界等问题。他们虽故意回避，却已表示等后使来解决。1686 年1 月30 日沙皇正式任命勃良斯克总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为俄国边界谈判全权大使，尼布楚督军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为副使，并派随行军队一千九百三十八人。沙皇政府给戈洛文的训令提出谈判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其次以牛满河、精奇里江为界：最低也要以雅克萨为界。2 月5 日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一度杳无音讯，至第二年7 月25 日，喀尔喀土谢图汗向康熙帝奏报俄使一行始到其境。

康熙二十七年3 月3 日，清朝组成谈判代表团，为首的是领侍卫内大臣素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成员有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及汉官张鹏翮、陈世安。传教士徐日升与张诚为译员。也调动了八旗前锋、护军、火器营兵等八百人随行。行前康熙发表“上谕”，首先回顾沙俄入侵，占地，收纳逃人，引起雅克萨之战；其次指出黑龙江之地扼要，不可不尽取之，逃人悉应向彼索还；最后表示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可与之画定疆界，否则不便与彼议和①。

清朝代表团遵旨于5 月2 日前往色楞格斯克就议，行至喀尔喀遇到噶尔丹叛乱，返回北京。经与俄方商议，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为此清朝第二次组成谈判代表团，成员为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及译员徐日升、张诚等。索额图向康熙帝请示：“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康熙帝认为可以通融：“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继之为他们调配了二千五百多名官兵同往。清朝这个谈判代表团于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抵达尼布楚，俄使戈洛文因忙于镇压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拖延至七月初四日才到。

中俄代表团正式谈判是从七月初八日至二十四日（公历8 月22 日至9月7 日）举行。十六天中，双方代表坐在一起谈判只有前两天和最后一天，其余都是会下个别商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由于俄方坚持维护其既得利益，设置了一个个障碍，有时几乎陷入破裂。先是会谈一开始，戈洛文就指责清军侵犯了沙皇陛下的国界，既而宣称贝加尔湖周围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所领有。索额图通过追溯沙皇对华挑衅与入侵，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无理指责，说明黑龙江一带，沙皇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如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蒙古喀尔喀茂明安等部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一直① 《清圣祖实录》卷135，页14—16。

向中国政府纳税。经过这番交锋都感到只谈过去无济于事，便转到划界标准上了。戈洛文首先提出以黑龙江一直到海为界。索额图认为这把中国领土划了过去，加以拒绝，另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国界。戈洛文对此极力反对和诋毁。争来争去，戈洛文仅表示愿把边界划到牛满河，索额图就急于说出应以尼布楚为界，让一大步。而对方仍不接受，谈判陷入危机。为打破僵局，戈洛文以放弃雅克萨为诱饵，清朝谈判代表没有经验，便以最大限度的让步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这一方案为俄方接受，从而奠定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十五日，俄方就此拟定了一个七点条约草案，两天后清朝代表也抛出一个六点条约草案。两者虽大的方面一致，差异仍存在。清朝代表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及该河河源之高山绵延向东，至诺斯山为两国国界”，俄方对诺斯山的存在和位置提出疑问，不予承认；俄方同意拆毁雅克萨城，却又要求在此地方不受干扰的进行渔猎，等等，又继续谈判和解决。终于在二十四日（1689 年9 月7 日）中俄双方一致同意签订第一个条约，即《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各种文本不完全相同。按正式签字的拉丁文本，主要部分有六条即：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清朝首席谈判大使索额图在签约后很快就用满文给理藩院和康熙帝发了咨文和题本，报告了《尼布楚条约》的基本内容。所述和满文本条约原文大致相同，而与俄文本出入多些。

总之，《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两国政府规定的原则，尤其是对俄国更有利，不仅因此得以牢固占有西伯利亚，而且获得了同中国通商的权利。当然由于划分了中俄东段国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在遏制沙俄侵略上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第五节　俄商来华与《布连斯奇条约》及《恰克图条约》

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利用其所带来的和平时期，大力发展了对华商业贸易。那时经常有俄国商队来华，每个商队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他们携带毛皮之类的货物，到中国换取金、银、锦缎、棉布等，获得巨大利益。1691 年以普洛特尼科夫为首的俄国商队来华，售出货物总值七千五百六十二卢布，带回去的中国货物总值达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一卢布。后来莫洛多伊为首的商队，也以价值五千五百九十二卢布的货物，换回了价值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卢布的中国货物①。

沙俄政府以对华商业贸易有利可图，实行垄断制度，派官方代表或地方官员组织商队。1698 至1718 年，就有十个国家商队到过北京②。沙皇本人有时给商队下达训令，还规定西伯利亚地方当局不得阻挠来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以此鼓励和推动对华商业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1697 年俄国对华输出货物总值为二十四万卢布，超过俄国对中亚贸易的总值，而所得利润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八。1705 至1709 年彼得·库狄雅柯夫率领的商队，获利多至二十七万卢布。

但是清廷对与沙俄贸易并不感到兴趣：一是俄商带来的毛皮等货物，清朝并不太缺乏和需要；二是俄商在华无礼和行为不端，引起清朝不满；三是清朝更关心的是边界与逃人问题，俄国不愿解决，使清朝降低了与其贸易的主动精神。然而清朝多数时候不是根本断绝与俄国的商业贸易，而是提出一些限制。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规定，俄商来华贸易三年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后住俄罗斯馆，限八十日回国，等等①。五十一年清理藩院致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咨文，不准俄“商务专员”要求由他处理中俄两国商人之间的争端，也不同意破例为其提供沿路食物、栈院等条件，只准许其商队由二百人增至二百二十人，在蒙古境内可走一条近路等②。后来俄国企图使来华商队增至四百人，清朝也未批准。和俄国强烈追求商业利益形成明显对照，清朝把维持商业关系作为解决边界、逃人及安全问题的一项辅助措施。

清朝的愿望在俄国方面也不是绝对没有反响。康熙三十二年（1693）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带着沙皇交给的扩大与中国贸易的使命来华，由于回避谈判沙俄对中国西北和蒙古的侵略问题，清朝也拒绝了他提出中国向俄国出口贸易等的要求，这对俄国起了一定的触动作用①。后来康熙帝派遣内阁中书① [苏]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②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47 页，商务印书馆1961 年出版中译本。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② 原文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309—313 页。① 参见《早期中俄关系史》，第42 页。

图理琛等出使俄国，进一步增强了俄国对清朝关切边界问题的理解。因为康熙帝先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继之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反清，他们都得到俄国的援助，策妄甚至与俄国结盟，允许沙俄在其境内开矿，沙俄也向其提出领土要求，清朝为孤立策妄，特遣图理琛等至明末从准噶尔原居地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联络与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该部首领阿玉奇汗。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出发，五十四年三月返回，图理琛不但见到了阿玉奇汗，向他宣读了康熙帝的敕谕，而且来回受到俄国地方官的殷勤款待，也引起他们的警觉②。土尔扈特部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回归祖国。俄国拖延解决边界问题是认为这更有利。但是由于商业活动受阻，又不能长久拖下去。1719 年列夫·伊兹玛依洛夫被沙皇任为“特命大使”寻求组织对华商务关系，清朝提出中俄两国在蒙古方面的边界从未确定过，现在有必要确定这一边界，同时要求由他派代表同清朝使节到西伯利亚总督处交还新近被诱逃到那里的蒙古居民七百余人。他只说把这些问题带回去向沙皇报告。1721 年伊兹玛依洛夫的使命失败回国，留下郎克作为商务代办继续谈判。七个月后因俄国迟迟不交还逃人，商务关系中断，他也回国了。继之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于1725 年8 月11 日被叶卡捷琳娜任命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来华谈判商务和边界问题。此时中俄两国都认为谈判边界问题时机已成熟，除了俄国以此推动商业发展外，中国早就希望制止沙俄新的侵略和维护边境安定，还有两国对准噶尔叛乱的各自想法也是一个因素，即清朝想免除沙俄与叛乱分子结盟，急于希望划定边界，俄国想借清朝的急切愿望趁机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俄使代表团包括熟悉中国的郎克及地理、植物、数学等方面的专家、医生、教士、军官等人，共有工作人员一百人，护送兵士一千五百人。外交部给萨瓦的训令四十五条，商务部给他训令及秘密条款二十条。总括为四点：一，与中国缔结商约，如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界问题，也应为了重要的商业利益而让步；二，与中国划分边界，应以他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为依据，俄国不能放弃贝加尔区、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尼布楚等地，在东部《尼布楚条约》已划定额尔古纳河为边界，在西部不能同意中国提出的让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筑一个城市，此外，还不应把矿区、特别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地点让给中国；三，私逃者及非法逃离中国的人，有的已经送回和正安排送回；四，为传教士要求在北京的居住权利①。1625 年10 月23 日，俄国代表团从彼得堡出发，经过一年的周转到达北京。在北京停留六个月，清雍正帝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为代表，与俄使进行了三十多次会谈，就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是第一阶段的谈判。

清廷以在北京同外国使节签约无先例，提出中俄谈判代表在色楞格斯克② 《清史稿》卷283《图理琛传》。

① [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1 页。

附近的布拉河畔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和签约。到此去的俄使为萨瓦，协助的人员有阔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清朝派去的是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四格及图理琛。从1627 年7 月4 日至8 月27 日，双方又经过八次会谈，就中俄中段边界和商业贸易达成了最后协议。9 月1 日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协定的《布连斯奇界约》。11 月2 日签订了根据上述条件和包括中俄商务等关系方面的《恰克图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有的做了具体规定，如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有的由不久所订的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予以具体划分。《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边界方面的第三条基本就是《布连斯奇界约》的翻版。关于商务关系，主要是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是继《尼布楚条约》之后，划分两国中段边界和解决商业、逃人等问题的重要条约，在避免边境冲突和发展贸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问题是，条约本身对中俄两国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对俄国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复了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图的自由贸易权利，就是在边界上也得到了对贝加尔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带的控制权，并使俄国的边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区，把原来不属于俄国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国积极发展对华贸易，自1728 至1755 年，俄国有六批商队来华。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也很活跃，特别是私商贸易发展尤其迅速。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图的贸易周转额，每年约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卢布，进入六十年代即超过百万卢布①。俄国商人获利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沙俄政府从中亦获巨额税收，1756 年贸易额六十九万二千零二十一卢布，收税十五万七千卢布；1759 年贸易额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卢布，收税二十三万卢布。但是清朝仍对与沙俄贸易不感兴趣，甚至存有戒心。乾隆二年（1736）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提议，禁止俄商来京贸易，从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图地方的边境贸易。就是在恰克图，由于沙俄的侵扰和收纳逃人，清朝也经常以停止互市进行制裁，自1728 至1793 年曾停止十余次，每次数日至十数日。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以“私收货税，苦累商人”为由停止了恰克图贸易。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扑夫来京企图与清政府订立商约，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绝，仅与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庆桂等缔结了通商章程，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加强了对① 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载《社会科学战线》1900 年第3 期。逃人的管束和惩处。从此恢复了恰克图的贸易。五十年，又因俄国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且严禁大黄茶叶偷运入俄。直至五十六年，才应俄国的恳请重开贸易。这时双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业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清朝派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并副都统普福·贝子逊都布多尔济与俄依尔库次克总管色勒裴特等谈判，签订了中俄《恰克图商约》。此约共五条，主要是恢复恰克图贸易；两国商人货物交易后，即行归结，不复负欠；双方官吏，以和逊相处；两国边民严禁盗窃；两国边地盗窃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明后，各归本国处理。这一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了彼此的商业发展。

第六节　俄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俄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中俄关系有一定影响。这些活动，首先是教士来华和创造传教条件。俄国人信奉东正教，该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已有从雅克萨俘获来华的东正教徒，他们被编为镶黄旗佐领。那时清朝康熙帝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区赐建一座庙宇供其作礼拜之用。后来住北京的东正教徒把庙宇改为“圣尼古拉教堂”，也称“北馆”，由主教米拉提主持。俄国彼得一世很重视其教士的在华活动，1700 年特谕选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的主教，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发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对传教事业的支持。1712 年来华的俄国商队专员向中国提出派青年传教士来华，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后来还是康熙帝主动提出俄国可派教士来华，于是在图理琛出使俄国返回途中，从托博尔斯克带来主教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教徒七人。从这时起，北京就正式驻有俄国传教士了①。1719 年伊兹玛依洛夫来华，经过请求为俄国商人开办教堂，清朝答应给予一块地基修建教堂②。1727 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明文规定，俄国传教士可由一人，再补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团常驻北京合法化，且人数也有所增加。1732 年，在俄罗斯馆旁又建立供来华商人们用的教堂，称为“南馆”。后来在南馆内建“奉献节教堂”，俄传教士团来华就住在此馆，由清政府支给部分生活费。自1715 至1840 年鸦片战争，俄国共有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北京。

在华的俄国传教士活动，积极方面的是加强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国最先允许俄国派学生随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和满语，个别也有学痘医的。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鸦片战争前，俄国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三十七人，这是当时其他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望尘莫及的。同时清廷为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理藩院既设俄罗斯馆，又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学习。课程主要是俄语，其外也设蒙、藏、拉丁语等课程。五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有一些在华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了著名的学者。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曾为主教、学者伊拉利昂译为俄文，传入俄国。伊拉利昂回俄后在彼得堡科学院教授汉语和蒙语。教士毕楚林对中国及蒙古、西藏的历史有很高的造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行世。曾任第九届使团团长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三字经》等译成俄文。比丘林回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得知很多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和情况。第十一届传教使团的一名学员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 1832 年因①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33 页。② [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2 页。

病回国，带去三十五册《石头记》手抄本，或许是从中国最早传到俄国去的一部《红楼梦》。同届的学员科瓦尼科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所著十篇《中国纪行》，其中第九篇介绍了《石头记》的片断等，引起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述。

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效劳。他们在中国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或作为俄国官方的代表，从事与教士不相称的勾当。沙皇政府给传教士的经费不断增加，他们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传教士团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国政关系密切的要人担任。俄国政府还利用他们的留学生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机会，盗窃中国情报。1738 年俄国留学生布里亚特人罗索兴因盗去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而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俄国的一些传教士还和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取得联系，利用耶稣会士到中国早，知道的中国情况多，从他们那里刺探有关中国的情况。东正教士的这些政治性活动引起清朝的警觉和怀疑，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①当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预想的效果。在中国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程中，这些传教士更多的扮演了为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角色。

① 《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学和农业技术

清代的农业生产和明代比较，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到清末，大致形成了江浙沿海、两湖、皖赣沿江和华北平原四个重要产棉区。整个农业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技术上有些局部的改进和提高。

第一节　农具和农田水利

农具

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首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发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1821—1850），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速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①。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0 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1725）近畿发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① 翟允禔：《从<农言著实>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 年1 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①，“井利甲诸省”②。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③。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① 光绪《正定县志·方物》。

② 《皇清经世文补编》卷38。

③ 《续修陕西两通志稿》卷6《水利附井利》。

第二节　对生产技术原理认识的提高和耕地技术的改进

生产技术管理在具体耕作技术的基础上，《知本提纲·农则》进一步概括出农业生产的一般耕作程序和一环套一环的原则，“耕序苟能详明，必且身家之常足”，郑世铎注释说：“耕垦、栽种、耘锄、收获、园圃、粪壤、灌溉之次第，苟能一一详明，自然善于耕稼，而出息倍收，身家常足矣”。上述七个项目，是《知本提纲》讨论耕稼的内容。前四项为粮食作物生产的四个环节，园圃为农家不可偏废的生产项目，最后两者则为粮食作物和园圃生产共同应该注意的环节。并指出一个环节要紧扣另一个环节：“欲求足食之道，先明力耕之法”；“耕垦之理既明，布种之道宜知”；“布种之道既明，耘锄之功莫缓”；“既知耕种栽锄之理，更明稼穑消息之机”。对每一环节还提出了质量要求，如整地，要求做到“细燥而易于受水，一有种植，根本深固，外风不能入，内泽不能出”，对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也同样提出了要求。掌握技术关键是农业生产中应予以重视的又一原则。《马首农言》辑载了不少农谚资料，提出了播种时期、前后作的关系、耕地深度、操作时间等等问题，对实际生产有很大指导意义，如说“小满花（棉花），不到家”（意即棉花迟种则不收）；“荞麦见豆，外甥见舅”（意即去年种荞麦之地今年不宜种豆）；“麦子犁深，一团皆根；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天旱锄田，雨潦浇园”等等。《知本提纲》、《农言著实》、《潘丰豫庄本书》、《区田试种实验图说》等书认为北方的生产技术关键是“粪多水勤”；南方则是“深耕”、“早种”等。

耕地技术土壤耕作是农业生产首要的一个环节，乾隆时（1736—1795）的《知本提纲》已有系统认识，指出前作物收获后，土壤板结，通气不良，经过耕耙曝晒，“风化”作用，板结状况可以改变；但“日烈风燥”，水分又损失过多，因之必须“雨泽井灌”补充水分，土壤经过这样的耕作使水、肥、气、热达到协调程度，才对作物有“以大发育之功”①。《齐民四术》对南方水稻冬闲田的土壤耕作记述得也较细致、系统。

耕地技术，这时期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北方旱地土壤耕作不论夏耕或秋耕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耕作法：浅—深—浅。《知本提纲》概括了这一耕法：“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渐深，见泥除根（翻出湿土，犁净根茬）；转耕勿动生土，频耖毋留纤草”。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进展表现在两方面：① 《知本提纲·农则》。

一是垦倒极深，“倒”为再次耕翻，即复耕。深耕在明、清时通常都在八九寸，不超过一尺，《齐民四术》在记述土壤耕作时特加注释：“耕宜率常，勿太深，若起老土，即硬软不相入，能害禾，又漏田不保泽”。另一是冻土晒垡，《畊心农话·树艺法》介绍：“凡种两季稻者，冬天犁地深二尺余，戽水平田，听其冰冻。..土经冰过，则高不坚垎，卑不淤滞，锄易松细，且解郁蒸之后气，而害稼诸虫及子，尽皆冻死也”。

第三节　作物构成和“一岁数收”技术的发展

作物构成

据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称，人们衣食之源的稻麦、杂粮和棉花等作物在明代种植的情况大致是“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麻（子）、菽（大豆）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又说：“燕、秦、晋、豫、齐鲁诸道，烝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之一。”自明代中期以后，玉米、番薯、马铃薯等新作物引进后，对我国作物结构产生很大影响。玉米引进后，清代中、后期推广普及较快，到1840 年鸦片战争前，基本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尤其在云、贵、川、陕、两湖、皖、浙等省山区种植更为普遍，甚至在粮食作物中渐占主导地位。嘉庆《浏阳县志》记载：“山土只种包粟（玉米）、番薯之类杂粮以佐饔飧”。番薯自万历年传入后，至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已在各地普遍栽种，并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辅助粮食之一。《植物名实图考》指出：番薯近时（19 世纪中叶）“种植极繁，山人以为粮，偶有以为蔬者”。烟草自明中叶传入我国后，发展很快，到清代初期，福建地方的烟草种植，“其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间就发展到“耕地十之六、七..闽中更甚”①；有的地方则是“良田尽种烟草”①。到鸦片战争前夕，有些地方烟草与粮食争地的问题已相当突出。

商品经济的发展，新作物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人口的繁衍，特别是进入18 世纪以后，我国人口不断大幅度的增长，大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因而也促进了明清时期“一岁数收”多熟制的迅速发展。“一岁数收”具有提高单位面积年产量的积极意义。

一岁数收18 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区外，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已经较为普遍的实行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明确指出二年三收的是刘贵阳《说经残稿》：“坡地（平壤）二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污下地）二年三收，亦如腴地，惟大秋种糁子..麦后亦种豆。”南方长江流域一般一年两熟，再往南可以一年三熟。《江南催耕课稻编》介绍：“吴、昆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这是太湖地区的二熟制。同治《江① 康熙《龙岩县志》“土产”、《皇朝经世文编》卷36。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36。

夏县志》：“谷与早秧、晚秧，早秧于刈麦后即插，六月中获之。插晚秧，于获早谷稻后，仲秋时获之”。这是湖北武汉一带的“麦、稻、稻”一年三熟制。福建、广东一般都种双季稻，种麦后也成为“麦、稻、稻”一年三熟制。

自实行复种制，周年之内的种植和收获次数就有了增加，而从始用于蔬菜生产中的间作、套种等技术运用于大田生产后，“一岁数收”的多熟种植技术逐渐提高，农作制也相应地更加复杂化了。其中，套种是解决多熟种植的关键技术。

明确提出“一岁数收”概念的是18 世纪下半叶杨岫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知本提纲》指出：“补助肯叠施，何妨一载数收”；郑世铎又作了详细注释：“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接着他又列举出一个旱作地区“一年三收”之法。《修齐直指》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岁数收之法”，并提出二年之间在一亩地上可收十三次之多的方法，包括了菠菜、白萝卜、大蒜、小兰、谷、小麦等作物。《齐民四术》则介绍了长江流域以晚稻套种在上熟稻内，和泥黄豆套种在上熟稻内等不同方式。根据以上所述，可看出“数收”的原则，一是除主种作物外，套种作物应选择生长期比较短，相互间有亲和力的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都可以参加进去；二是通过套种争取多收，最主要的技术措施就是要“补助肯叠施”，即多施肥料。此外，桑间、果间，通过间作、套种、复种等技术也可增加种植和收获次数，还因适当的作物搭配而有利于桑树、果木的生长。

第四节　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

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几个时期中的一个。水、旱、虫灾纷至沓来，农民们为了可得到一些收获，用以果腹，只有从耕作技术上来想方设法。另外，有的地区为了解决上、下两熟作物收获和播种季节上的矛盾，而在明、清之际创造发明了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这些技术至今在农村中仍有沿用的。

首先是小麦移栽法。小麦人工移栽始于何时，尚无明确的文献可征。但到明末清初，对小麦育苗移栽的时间、方法等已有较详细的记述。《沈氏农书》介绍：“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科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杆壮麦粗，倍获厚收”。稍后的《补农书》进一步指出：“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霜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也”。《知本提纲》指出：麦苗等皆宜先栽后浇，如水中栽，就不发旺，每科栽亩十余根，行株距四寸左右，而且要纵横排直成行，以便中耕、壅根、除草和通风透光，这样就能“苗盛而所获必多”。小麦移栽不仅可以克服晚稻晚收和冬麦早播季节上的矛盾，而且可以减轻或避免虫害、节省种子和使茎杆粗壮不易倒伏。小麦移栽法的优点是明显的，嘉、湖一带至今仍继承这一传统，有的地方则还在提倡扩大中。其局限性，主要是太费劳力，在大面积农田上广泛采用困难较多。

冬月种谷法。此法是针对秋季因某些原因而错过种麦时期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使农民在麦季无收的情况下仍可以收到早谷子。此法约发明于明中叶，最早记载见于《畿亭全书》①。清末，张起鹏在《区田编》中在谈到冬月种谷法时说：“倘应种小麦时，得雨过晚，麦不及种，可种冬谷，较麦仅晚二十余日。”其种法是：“冬至前一日拣谷种入瓮，麻布扎口，掘土穴，深四五尺，瓮倒置穴中，土封固，满十四日取出。大寒日种入熟地，春透苗生，较常谷早熟一月，约五月底六月初即熟。”《救荒简易书》介绍河南有些地方农民冬月种谷的方法与《区田编》的说法有所不同，其法是于冬至或冬至前一天直接把谷种播入田中，结果和在瓮内埋入土中处理十四天没有差别。

北方旱地抡墒播种。我国北方旱地由于春旱或秋旱影响而不能及时整地下种。针对这种不利自然条件，农民创造和积累了不少抡墒播种和抗旱播种的经验。清代农书中记载的方法有：趁墒种麦：《农蚕经》提出，在秋茬地上种麦，如果有秋旱趋势，必须抡墒下种等雨，不能等雨再种。抡墒种豆，留茬肥田：《农蚕经》五月耪麦楂条中就说到“骑麦垄种豆”，即在小麦收割后，于麦茬行间开沟种豆，这样既可利用麦茬护苗，又可利用残茬肥田。此书还提出且割麦且种豆的办法，这一抡墒播种的经验至今仍为黄淮地区农① 此书现已不传。

民争取丰收的方法。抗旱种粱，干土寄子：北方旱地夏收夏种季节，如雨水不及时，可采取抗旱保墒的措施以适时播种，《农蚕经》提出的种晚谷办法是，在麦收后浅耕灭茬，即“先耪一遍”，然后“骑垄种之”，但“断不可耕”，以免耕后跑墒。《农言著实》提出的另一抗旱播种办法是“实在无雨，将前墒过之地，或用耧，或用撒，干种在地内候雨”。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干土寄子”抗旱播种法，其优点在于比雨后才播种的出苗要早。

第五节　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

施肥

清代对通过施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认识更深刻了，如《知本提纲》提出了“垦田莫若粪田”之说。施肥经验进一步丰富的表现，一是积肥方面，要多施肥就必须多积肥，肥料种类和来源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许多。《知本提纲》将它们分为十类，称为“酿造十法”，也就是积肥的十种方法。它说：“酿造粪壤，大法有十”，“曰人粪、曰牲畜粪、曰草粪、曰火粪、曰泥粪、曰骨蛤灰粪、曰苗粪、曰渣粪、曰黑豆粪、曰皮毛粪”；并分别记述了积制方法和效果。就农家粪肥而言，这十大类已是无所不包了。二是对肥效的体验进一步加深，《农桑经》指出，种麦所用种肥以“麻油酱为上，大粪次之，坑土又次之”。《知本提纲》在介绍“酿造十法”中对粪肥等级所表达的方式：一种是用“可肥美”，“可肥田”，“可强盛”的词语；另一种是“一等粪”，“肥盛于诸粪”，“最能肥田”，“更胜于油渣”，“沃田极美”等字句，也反映出农民体会到这些肥料在肥效上有差别。只有肥料种类增多，人们在使用中通过比较试验，才会体会到它们的肥效不同。第三，施肥技术上，在清以前对施肥的时间、不同土壤应施哪些不同的肥料以及哪种作物最需要哪类肥料，即所谓施肥中的“三宜”问题已有所论述，但到清代通过《知本提纲》一书的总结，使人们对施肥“三宜”的认识就更为明确系统了。所谓“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意即在不同时期，施用种类不同的肥料；所谓“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意思就是说对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所谓“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对不同作物施以适合的粪肥。

病虫害防治清代，对作物虫害的防治比较重视，认识到害虫不是神虫，而是“凶荒之媒，饥馑之由”①，必须消灭之。在虫害防治技术上，也汇集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首先是人工防治，如蝗蝻、豆虫、虸蚄之类用人工加以捕打，或用炬火驱逐，“飞蝗大至..正过时，于田畔积草，炬火以薰之”，“蝗蝻蠢蠢..必纠合邻村，掘壕数处，并力逐杀”，“（虸）蚄初出如豆螘，一见便宜打之”，“（豆）虫大，捉之可尽”②；南方用“虫梳”治稻苞虫，“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③。第二用药物防治，清时采用的灭虫药有① 《区田试种实验图说》。

② 《农桑经》。

③ 《梭山农谱》。

砒、烟草水、青鱼头粉、柏油、芥子末等。《农桑经》记载说：“（种谷）或用信乾”，“信乾”就是用砒霜和谷子煮透晒干制成的毒饵。它比用砒霜直接拌种既可以减少对种子的药害损失，又可以诱使更多害虫吞食和扩大毒杀面。三是农业防治，除了以前已使用的耕翻冬沤、调节田间温湿度、轮作换茬、合理间作、种子处理、选育抗虫品种、调节播植时间、中耕除草外，《齐民四术》还认为烤田能减轻稻苞虫的危害，说：“初伏多雨，不能烤田则叶盛，入秋多生结虫”。第四生物防治，岭南地区用蚁防治柑桔害虫，虽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南方草木状》，但叙述比较具体的则是清代的《广东新语》和《岭南杂记》，其中谈到：广东山林中有黄赤大蚁“其巢如土螽窠，大容数斗”，当地人把大蚁连窠采归饲养，果农则向养蚁人买来放养于柑桔、柠檬等果树上；果农们还创造了在树与树之间用藤竹、绳索沟通引渡，以便大蚁在各树之间交通往来的方法。此外，四川临江的果农也买蚁防治柑桔害虫④。

作物病害，到清代逐渐被人们所注意，农书中有关记载多了起来，如《马首农言》中就有“五谷病”一章，《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节。用药物治病，直到清末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才介绍了“用雪水、盐水浸种”和“用黑矾当作肥田料”以防治霉病之法。

④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9《草木类工》。

第六节　植树造林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

植树造林

清代，记载涉及植树造林材料的书约有四十种左右。①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植树造林技术，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果树的，一般林木仅有片断零星的记述，但由此也可窥见其概貌。

育苗造林，首先必须采收树种。《广群芳谱》记述：“八月终，择成熟松子、柏子，同收顿”；又称：“九月中，柏子熟时采”。这里都强调“成熟”。因为成熟的种子，含水量较低，贮藏不易发热腐烂。另外正如《三农记》所说的，油茶“白露前后收实则易生”，“易生”即指种子易于萌发，成熟种子用来育苗发芽率较高。什么树的种子，何时成熟而应该采种，清代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元代，北方有四句移树的口诀：“种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为了使根部“多留宿土”，就须采用现在通常所说的盘根法，古书中称作“转垛”。《花镜》介绍了这种转垛法：于霜降后到春初树木尚未发芽前，在根旁又宽又深地将土挖开，再从树根侧面斜伸下去截断主根，保留四周侧根，刨成一个圆形的根盘；然后在掘开处仍把土盖上筑实。不太大的树掘断主根一年后即可移栽，很大的树要经过三年。每年掘树根的一面，最后把树起出，用稻草绳捆扎根盘，以固定泥土。此时暂勿移动，掘土处仍用松土填满，并用肥水浇灌，待至明年二月，运到预定地点栽种。这种方法因准备工作经过时间长，操作又十分细致，可以真正做到“莫使树知”。因而，树木移植后成活率就比较高。

插条造林无须培育种苗，方法简单易行。春秋时《庄子》一书中已提到杨树可以用扦插。扦插的插穗，在清以前的农书中一般都说在早春季节采取插穗。《三农纪》开始提出插种柳树和杞柳等在大寒后采取插穗。初冬时枝条中含有养分比较充足，此时采取插穗，比春季更为合适。所以，改早春采取插穗为初冬采取，这是一个进步。为了提高插穗的成活率，《三农记》还提出将插穗下端削成马耳形，以增加插穗切口和土壤的接触面。

中耕除草在幼林抚育工作中非常重要，《广群芳谱》说：“凡树根下，常耘草令净，草多则引虫蠹，亦能分地力”。

柞蚕放养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柞蚕茧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工放养柞蚕最早的国家。

柞蚕原始的人工放养早在秦汉以前可能已经有了，但一直到宋、元以前，未① 据《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书末所附“参考文献索引”。

为人们所重视，放养技术的进展因而也就十分缓慢。大约明中叶前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扩大，胶东半岛的柞蚕业才开始有迅速的发展，放养技术也有了改进。在清代，康熙时的陕西宁羌州知州刘棨，乾隆时的贵州遵义府知府陈玉璧、安徽六安县知县韩理堂等人都是山东人，都热心提倡放养柞蚕，到任后，派人到山东去购买柞蚕种、招募善养柞蚕和缫织的人来到这些地区传授技术，山东放养柞蚕的方法才推广到各地。在明末清初，我国的柞蚕放养技术已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但到乾隆初年才有论述放养柞蚕技术的专书问世。

根据清代一些著作来看①，柞蚕的放养有两种：一是放养春蚕；一是放养秋蚕，两者放养法基本上近似，如春蚕的放养，首先是选择种茧，选出优茧作为种茧，并按雄雌为一百与一百十或一百二十之比穿成茧串，送温室进行暖茧。“暖茧”系为促使种茧适时羽化而采取的措施。在暖茧的三、四十天里，什么阶段应升温，什么时间温度应保持平稳，又要随着自然气温的变化而调节。这是柞蚕放养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暖茧工作必须有丰富经验，所以清代有些蚕农以暖茧为职业，开设“烘房”和“蛾房”。

关于放养蚁蚕，现在有些地方采用的“河滩养蚁法”，清代中叶以前就有了。其法是在“活水河边”的沙滩上开挖浅水沟，把从柞树上摘下的嫩柞枝密插沟内，用沙培壅，这样柞枝几天内不致蔫萎。然后将蚁蚕引上柞枝。“剪移”是放养柞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即蚕儿将柞叶吃到一定程度时，或因叶质老硬，蚕儿厌食时，把柞枝连蚕剪下，转移到另一柞场的柞枝上去。从蚁蚕上树到结茧，一般要“移蚕六、七次”。蚕儿渐老熟，开始移入窝茧场。采收的春茧准备作种用的，经挑选后，穿成茧串，挂在透风凉爽而日光直射不到之处，以待制种，放养秋蚕。

蚕农在实践中认识到蚕病是要传染的，所以特别强调蛾筐等工具每年都须用新制的。他们又发现改善蚕儿生活条件，可以减少蚕病的发生，所以特别注意保种、保卵和加强饲养管理。对危害柞蚕的虫蚁，采用人工捕杀和用红矾、白砒等做成毒饵诱杀。为了驱散或捕杀为害柞蚕的鸟兽，蚕农们还创造了一些捕杀工具，如霹、机竿、排套、网罩、鸟枪、鸟铳等。总之，放养期间，蚕农们十分辛苦。

① 《种橡养蚕说》等。

第七节　农书

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

大型综合性农书仅有一部《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皇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编书目的系从农本观念出发，为了表示皇帝重农，遵照尧、舜旧规，由朝廷“敬授民时”而已。全书布局，依次分为：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该书把天时、地利的因素和“劝课”（即政治领导）提到了空前高度，成为主题所在，而生产技术知识却退列附从地位。全书引用的书籍总数达到四百二十七种，远远超过了《农政全书》，但作为农书的意义来说，没有作者的亲身体会，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材料。

从清初到道光时（19 世纪初年），专门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而由私人著作的小型农书出现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吴邦庆《泽农要录》、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寯藻的《马首农言》、陕西杨屾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等，都是根据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在当地有较大的生产指导意义。清中叶以前曾出现了多种专论某种作物、蚕桑或兽医的专业农书，其中有方承观《棉花图》，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蒲松龄《农蚕经》，杨屾《豳风广义》以及《养耕集》、《抱犊集》等等。《豳风广义》书中所记蚕桑生产经验切实可行，也不失为能指导生产经营的手册。

花谱、果谱的种类更多，比较有名的两种花谱，一是《秘传花镜》，一般称之为《花镜》，流传较广，作者陈淏子。全书共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个主要部分。书中内容有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询问得来的经验，甚至有“树艺经验良法，非徒采纸上陈言”的第一手记录。另一是《广群芳谱》。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下令组织一班词臣将明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改编成为一百卷的《广群芳谱》。这部书内容庞杂，体裁也有所改进，但农业生产意义不大。

到清代，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日见严重，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重新搬出区种法，想借此来维持小农经济的继续存在，但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实际效果。这类书有王心敬《区田法》、帅念祖《区田编》等等。

第二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

第一节　旗地

在清代土地制度中，旗地是特有的土地占有形态。

旗地的形成天命六年（1621 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占领辽沈，并迁都辽阳，发布“计丁授田”令，将辽沈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分给驻地军士耕种。这是最早的旗地。而旗地的大规模形成却应该是在入关之后。

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军进北京，12 月，颁圈地令：丁丑，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成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①自此令发布后，开始在近京三百里，继之在近京五百里之内圈地不止。

几乎是与圈地令下达的同时，顺天巡按柳寅东上疏言“满汉分居”之便：“第无主地与有主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惟今日履亩之难，恐日后争端易生”，要求“满洲各住一方”，使“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这样满洲汉地房“兑换”又提上议程。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又言：臣等奉命圈给旗下地亩，查得易州、安肃等州县军卫共三十六处，无主田地，尽数拨给旗下，犹若不足。其未察地方如满城、庆都等二十四州县，尚有无主荒地，若拨给旗下，则去京渐远，兵民杂处，多有未便，议将易州等处有主田地，酌量给旗，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实际上“兵民杂处”、“满汉分居”等均非换拨之真意，以瘠换良，无限量的霸占土地才是拨换的实质。

清初的圈地、拨换从顺治元年十二月开始，历四十余年，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令“嗣后永不许圈”。据雍正八年（1730）统计：“直隶九府内，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无旗庄坐落..其余七府所辖有旗庄坐落者，共计七十七州县卫，广袤二千余里。”圈地的停止，是广大汉族人民，包括官员、缙绅反对和斗争的结果。

所谓圈地指的是与步弓丈量不同的量地方法。“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姚文燮在《圈占记》中记述：凡圈民地..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田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① 《八旗通志》卷18。

晌六亩，晌者折一绳之方法，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粮籍以除。①两骑携绳奔驰，那管有主、无主，皇亲、百姓，绳索之内尽归为旗有了。伴随着圈地出现了投充，投充者一般可分为两类，其中被勒逼者占绝对多数，为了保全性命和点滴财产，所谓“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有少数“投充者，非大奸巨恶，即无赖棍徒，始冒人地为投充，即倚投充而肆虐..凌侮官员，欺害小民，任意横行者。”兑换、拨补始于顺治二年（1645），零星者外，大规模兑换约两次：一次是顺治四年（1647），波及九十余州县卫，以五十二个州县卫的瘠地拨换了三十八个州县卫的良田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晌，即近六万顷（《东华录》卷30）。另一次是康熙三年到五年底（1664—1666），镶黄、正白等六旗大规模兑换，此次波及面更大。

畿辅膏腴圈占殆尽，只能停圈，将旗地的扩大转向口外。康熙九年（1670），户部遵谕议：“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正黄旗。罗文峤外地，拨与正白旗。冷口外地拨与镶白正蓝旗。张家口外地，拨与镶红镶蓝旗，诏从所请。”②康熙中期以后，盛京三部又在兴京、辽阳、牛庄、岫岩、开原、抚顺、本溪等地圈占土地建立庄屯。还在吉林、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圈占大量良田，建立庄屯。总之，圈地并未真正停止，只是从关内转向关外。

旗地的类别、数量和性质旗地按其坐落可分为：畿辅旗地、盛京旗地和直省驻防旗地三类。畿辅旗地是坐落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的旗地，总数为十六万余顷。盛京旗地为坐落盛京、热河、锦州、归化等处的旗地，大致为六万顷。直省驻防旗地是旗兵驻扎各直省所圈占的土地，如顺治二年曾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圈占无主房地及故明勋地给满洲兵丁①。其后宁夏、西安、荆州、江宁等也圈过地。总数很难统计，数量不大，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据不完全统计：太原驻防旗地六千五百四十一晌、德州四千三百八十五晌。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的四十余年间，共圈地十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九顷十六亩②。而据地方志统计却远远超过此数。清统治者从所圈土田中首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31。

② 《八旗通志》卷18。

① 《清世祖实录》卷20。

② 《八旗通志》。

先选择膏腴上地设立皇庄，其次，按爵秩分给王公大臣设立王庄，再次是分给八旗官员兵丁，称为一般旗地。这样旗地又可分为皇庄、王庄和一般旗地三类。

皇庄，也称内务府官庄，简称官庄。据和硕礼亲王代善之后，生活在乾嘉之际的昭梿记载；皇庄共占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包括畿辅官庄和盛京户、礼、工三部及三陵官庄两部分。计盛京庄八十四、山海关外庄二百十有一、喜峰口古北口外百三十八、畿辅庄三百二十有二。但实际还要多些。

皇庄起源于入关之前，天命十年（1625 年，明天启五年），令在辽沈地区造汗及贝勒之庄，每庄十三男，牛七①。第二年，皇太极即汗位，汗庄继续扩大。定都燕京后，伴随着疯狂的圈地，皇室也不断挑选膏腴设置皇庄，同时也不断接受投献，于是便有一批皇庄分布京畿各州县卫。在汉民的强烈反抗下，康熙八年后，皇室将圈地设庄转向关外，在奉天、归化等地大设庄田。皇庄的土地来源主要是圈占，此外，还有拨官田、入官田，拨余田和开垦荒田。如康熙九年，在南苑置四庄，二十四年又在直隶新建部分粮庄，都是拨官田建立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议准，附近州县入官地一千五百九十九顷三十八亩，增设大庄二十三所..半庄七十三所。

皇庄种类繁多，有银庄、粮庄，有菜园、果园、瓜园，有蜜户、苇户、棉户、靛户，有煤军、灰军，等等。

银庄，所谓顺治初年近畿百姓带地来投，设为纳银庄头，计立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计二百八十五。计“上地二十八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七百两。上地二十一顷之庄头一名，纳银四百两。下地二十七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三百两。畦地二顷三十八亩之庄头一名，纳银二百五十两。地十八顷之庄头二十九名，各纳银二百两。地九顷之庄头二名，各纳银一百两。又地七、八顷之庄头九十七名，共地一千零二顷二十亩九分，各按亩纳银一钱一分有奇。”①除带地投充人外，还有不带地的投充人，由清皇室“各给绳地”，每绳四十二亩，叫绳地人，对他们是按亩征银，每亩三分草一束，按清代习惯草一束折银二分，共五分。纳银庄头所交银两较轻，最高者每亩二钱五分，最低者只五分，因为是投充，均给予一定优惠，以鼓励群起效尤。

粮庄，情况较银庄更为复杂。清初定每庄耕地一百三十晌，另给四晌作为场园马馆，给牛八头，还给房屋、口粮、器皿、田种等。康熙九年增庄养丁，每庄地十八顷，壮丁十五名，佥一名为庄头，叫做整庄。半庄地九顷，壮丁七名，佥一名为庄头。康熙八年时将各庄分为四等。康熙五十一年（1712）定：“一等庄岁纳粮二百五十石，二等庄二百石，三等庄一百九十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石，四等庄一百二十石..半分庄每岁纳粮六十石。纳粮庄中又有豆粮庄和稻庄等。豆庄多系带地投充，各庄土地数量并不划一。稻生长于水田，稻庄的土地数也不划一。粮庄虽有纳粮定额，但却时有折变，还不时有各种花色的附加，如康熙十二年（1673）令：关内一、二等庄，岁输大猪二或常有猪四，三、四等庄输常有猪三。雍正三年（1725）令：盛京及关外各庄，不论等次岁输鹅一。雍正十三年又定：“关内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广储司红花八两，内管领埽帚二十，笤帚三十，瓢十九，芥子一斗，蓼芽菜子一斤..关外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茜草五十斤，线麻十八斤，小根菜蒌蒿菜各十六斤，黄花菜十斤。”

菜园、爪园情况类似，康熙十二年，“安设瓜园菜园，除额给地（十九晌）外，并给养家口地一百二十亩，牛四头，蒲簾一百二十五，秫秸三千五百束”。到康熙五十一年，“丰台安置菜园十一所，除给地外，并与凿井六口，牛四头，房三间”。康熙六十年（1721）定“瓜菜园一律给旱地九顷”①。果园分布在盛京、广宁、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地，分为投充和自设两种，据统计盛京旧园丁三百五十一名，广宁旧园丁一千一百七十三名，携地来投新园一百二十一所，畿辅各州县设一百三十六所。各庄地亩及交纳果子品种也不一致，均以所纳果品价格准折地丁银。

蜜户、苇户、棉户、靛户等，也多系清初带地投充者。蜜户，计带地二百八十九顷六十三亩五分，“每地六亩征蜜五斤，交纳官三仓”，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乌拉捕牲蜜丁所进蜜已足用，嗣后蜜户俱按地征银，每亩征银五分。②苇户，带地不等，计地一百四十九顷八十二亩一分，按地肥瘠，每亩征银一分至八分不等。除每年额征芦苇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二斤，每斤折抵银三厘五毫八丝九忽外，额征银五十二两三分五厘五毫七丝二忽，交广储司库。棉靛户，共六十二丁，每丁地五十六亩，共地三十四顷七十二亩。棉户每丁征棉花五十斤，靛户每丁征水靛百斤。交广储司③。

皇室同各庄、园、户等共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基本上可以脱离市场而自存。不仅宫廷内帝、后、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之所需，均可由庄、园、户上供，甚至，马厩牛圈所需的镫油，花爆作所用麻秸，鹰鹞房所用瓢翎等等，均由各庄、园、户抵折交纳。可见入关之初的清皇室对商品经济是相当隔膜的，是极少接触的。

各庄、园、户的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又怎样呢？银庄、部分菜、瓜、果园及部分户系清初带地投充或不带地的投充者，清皇室给予一定优惠。以银庄为例，每亩纳银一钱一分，相当于当时直隶民田之赋，“直隶民赋田每亩科银八厘一毫至一钱三分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5。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①。绳地人每亩纳银五分，携地投充的菜瓜等园和蜜、苇等户，纳银数大体也是五分，在民赋中也是低档。可见，投充者的身份地位相当于编户齐民。特别的，像带地二十七、八顷的人，他们绝非劳动者，应为地主阶级。总之，投充者是编户齐民，其中既有地主，也有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至于，皇庄上的壮丁，身份地位就大不相同了。壮丁来源大致有四：1.“东来人”，或称“盛京随来陈壮丁”，是皇庄壮丁的主要部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入关前所俘汉民，数量很大；2.因罪发遣的犯人和入官奴仆；3.庄头置买的奴仆，称为“庄头户下壮丁”；4.无罪发遣的奴仆，雍正时，以“生齿日增，钱粮浩繁”，将内府部分奴仆“派往各庄，服田力穑”（《清世余实录》卷20）。这些壮丁之间身份地位虽有区别，总的说，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地位很低。他们是皇室的私属，不列入国家编民，内务府为他们设有专档，每十年编审一次。会计司又设三旗庄头管理处专管庄田、户口、地亩、粮银等。这些壮丁必须世世代代在皇庄上劳动服役，不得离开。如有逃跑或混入民籍当治重罪，皇室可以任意支配，可以分拨皇子，陪嫁公主，赏赐臣僚，赠送亲友，壮丁们子孙繁衍也必须留在庄上，壮丁子孙无权赴考应试，更不准做官为吏，他们耕种皇室的土地，使用耕牛、种子，乃至房子器皿，都由皇室另拨，受剥削甚重。其身份地位相当于刚刚摆脱奴隶地位的农奴。其中“庄头户下壮丁”地位更低，是庄头私属，衣食于主人，应属奴隶。

王庄，即属王公贵族的庄田，设置于入关前。清朝的王公贵族分为宗室和异姓两种。前者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后者指皇室以外的，如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宗室封爵分为十等，异姓贵族分为五等。封爵时根据恩、功两方面，称“恩封”、“功封”。顺治年间，王公庄田的土地来源是圈地和带地投充。当时分领到的土地一是根据封爵，另一是根据所授壮丁数，数量不一。康熙以后对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的赏封作了统一规定，只按爵秩赏赐，壮丁不再拨地。康熙六年（1667）规定：“给亲王旗下满洲佐领十、蒙古佐领六、汉军佐领四、内务府佐领一、旗鼓佐领一、内管领一。山海关内大粮庄二十、银庄三、半庄二、瓜果园各二，关外大粮六，盛京大根四，盛京三佐领下人五十户，果园三、带地投充人五百七十六名、新丁八百九十九名、炭军、灰军、煤军各百名。”（《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到康熙十四年三十八年，乾隆元年、六十年，都曾作过修定，呈现了递减趋势。实际上亲王所得绝不仅此数，特别是清初带地投充和虏掠的壮丁数都很大。此外，亲王还拥有广阔的牧场、山场等。郡王以下赏封有差，从略。

八旗官兵庄田，即通常所说的旗地，称一般旗地，数量较大。据《八旗通志》统计：八旗壮丁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七晌，合十四万零二十九顷二十二亩。土田也按秩爵和壮丁数分拨。一般兵丁只给壮丁地，每丁五晌，即三十亩。官员除壮丁地外还拨给园地。顺治六年定：公侯伯各给园地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1。

三百亩，子二百四十亩，男百八十亩，都统、尚书、轻车都尉百二十亩，副都统、侍郎、骑都尉六十亩，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四十二亩，二等侍卫、护卫三十亩，三等侍卫、护卫、云骑尉二十四亩（《大清会典事例》卷159）。这些都是额数，实际数是有出入的。在清初，八旗官员的土地也多采取庄田形式经营，使用奴仆生产，一部分兵丁家庭也使用奴仆生产，只有少数兵丁的土田由家人亲自耕耘。

旗地的变化旗地，包括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乃至兵丁土田，基本上均使用奴仆生产，入关前后的战争中，有诸多汉人被俘，在圈地过程中又有一些汉人被迫为奴，伴随着圈地授田，他们被分派到各种庄地上生产劳动。这些人掀起了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有效的是逃跑，大规模的逃亡。顺治三年就“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经数万”，乃至多尔衮惊呼“入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①。顺治十二年，福临说：“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②壮丁的逃亡直接关系着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此外，壮丁们还以怠工、盗典旗地、盗卖庄内粮食、牛马、器物等形式破坏生产，反对庄主。

旗地的变化始自一般旗地，即八旗官员兵丁地。变化的过程大致为：第一，退出土地，由户部支发钱粮月米。顺治十一年正月，都察院土赖等言：满洲兵丁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迂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配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①这段话充分说明，满洲官兵得到了圈地，而其结果是土地由良变瘠，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清王朝将这部分退圈地和旗人户绝田、入官田立为八旗公产，召汉人佃耕，取租解部，按旗分给，以资养赡。第二，将圈地典卖，典卖旗圈地也是在入关不久就出现的，因为旗人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所得圈地多荒芜，当经济拮据或急需时，很自然就渐次将地亩典卖与民间为业。但是，旗地历来是禁止买卖的，如有违犯，“将所卖之人地土房屋及所买之人价值尽行入官，买者卖者治罪。”（顺治十八年内阁户部史书）关于旗地，开始是绝对禁止买卖的，禁令屡屡颁发，到康熙九年，① 史惇：《惇力余杂记·图地》。

② 《清世祖实录》卷90。

① 《八旗通志》卷18。

则修改为：“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②后来又修改为：不准典卖与民。不管是禁止越旗交易，还是禁止旗民交易，这些禁令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旗人典卖土地早已司空见惯。雍正七年（1729）谕：“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向有定例。今见有典卖与民者，但相沿日久，著从宽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务将典卖与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请动支内库银，照原价赎出。”说明旗地典卖为时已久，而且已具相当规模。乾隆四年（1739），户部估计“民典旗地，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①。据御史舒赫德在乾隆二年估计“则昔时所谓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民人”。到乾隆二十二年，“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顷旗地，除王公庄田外，尚未典卖与民者，盖亦鲜矣”②。这是说一般旗地已基本典卖完毕，为八旗生计，自雍正七年后，清皇朝多次动用内帑回赎，赎回之地一部分安设庄头，另一部分“先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或扣俸饷，或交现银承买”③。实际上，“贫乏兵丁，食饷有限，无从措价”，就是“官员间有一二人尚扣俸认买”，其结果“势必尽归富户，究于贫乏旗人，未必有益”④。回赎的措施加速了旗人的分化，促使了旗人大地主的发展，这些旗人大地主绝不会重新采用农奴制，役使壮丁生产，必定招佃取租。实际上，当旗人典卖旗地与汉民时，典买者确有自耕小农，他们典到小块土地，以家人的辛勤耕作维持全家温饱。但是绝大部分旗地是被各种型号的地主典买了。他们典买土地之后，理所当然的按汉民的生产形式招佃承种，限期交租。当乾隆四年动用内帑回赎典卖旗地时，户部对此等情况已有估计和安排。“民典旗地，动公项取赎，在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询明现在佃种人姓名及现出之种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⑤应该说这是旗地由农奴制转化为租佃制的另一途径。第三，应该承认还有一条途径，即旗人直接招汉民佃种，清初战争频仍，出征时又需携带壮丁，所分得土地无人耕耘，很自然的会招汉民承佃，还有的旗人之家不谙农事，就地招汉人佃种取租而食，也有的土地较多，不得不招汉人佃种。当时旗民杂处，旗地民田犬牙相错，旗人之家仿效汉人地主的办法，招佃取租，也是顺理成章的。雍正十二年（1735）的资料可为佐证：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② 《八旗通志》卷18。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② 《畿辅通志》旗地条。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④ 《清高宗实录》卷104。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①总之，旗地经营由农奴制转向租佃制始于清初。像孙嘉淦所说：“查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耕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大约到乾隆十年前后，已完成了这个过渡。在一般旗地上仍然采用农奴制经营的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为数不多了。

与一般旗地变化的同时，皇庄、王庄也在变化。由于皇庄和王庄的经营基本相同，且以皇庄为例。皇庄建立之初，庄上的劳动者是国家机器凭借强权佥拨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耕牛、种子、器物、口粮全由内府供给。在当时庄头是从壮丁中佥拨的，与壮丁的地位相同，都是奴仆，庄头的任务仅是管辖壮丁，催收银谷，汇总上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庄在变化，首先是庄头在催收和上缴之间得到一定量的庄上的生产物，逐渐积累了财富，表现为牛具、种粮已勿需内府供给。康熙二十四年定一、二等庄不再给牛，雍正时废除了官给牛种的规定，可为佐证。这时的庄头已从一无所有的管庄奴仆变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管庄人。为鼓励庄头经营的积极性，内务府定山海关内粮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中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酌量赏予马匹、端罩。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到康熙五十五年又定：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带，二、三十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带。但如拖欠钱粮，却要照章惩处，欠六七分者鞭六十，枷四十日。甚至，准予庄头子弟应考，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些奖惩更进一步促进了庄头们对壮丁的压榨和对财富的更多追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壮丁的反抗斗争，使庄头们难于执行征粮派差，约束壮丁的职责。不少庄头递呈要求将滋事壮丁拨往他处。壮丁典卖土地说明皇庄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再生产无法维持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庄的基础。庄头们也深感管辖这些不驯的壮丁，不如将土地招佃出租更为有利。实际上，庄头们也早已将部分土地出租了，而且比例越来越大，至此对壮丁的逃亡不再追究，且恰好利用壮丁的逃亡，大量招佃，扩大租佃制，这样租佃制就大规模的发展了。

乾隆九年（1744），令畿辅、奉天、热河、驻马口等地内务府所属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因罪发遣壮丁外，其盛京随来自置、投充及无罪拨庄的壮丁，只其中的鳏寡老幼残疾与少数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其余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自谋生计。它使几万名壮丁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从奴仆甚至奴隶变成了良民，官庄由于大批壮丁的释放，也只能招佃实行租佃制。内务府官庄的变化影响了盛京三部和三陵，乃至王公庄田，租佃制在迅速发展着。乾隆十年前后的改变表明清皇室移植、扩大、维护农奴制的彻底失败。

旗地普遍实行租佃制后，皇庄上的庄头仍保留下来，他的职能已发生变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化，他们除仍然役使极少数壮丁外，还有管理土地出租、催租、收租和转送内府等，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地主。庄头二地主们不时加重对佃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勒索，佃户们向庄头所交的地租往往超过庄头上纳皇粮原额的二、三倍。严重的盘剥必然引起佃户们的反抗，他们抗租“霸地”反抗二地主。佃户们的斗争也促使了皇庄和庄头矛盾的激化，庄头本应是皇室的奴才，皇室利益的维护者，事实上庄头却凭借皇家肆无忌惮的肥己，当他们遭到佃户的激烈反对，预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太大油水时，便将皇庄土地典卖，皇室尽管屡令严禁，再三再四的清查、重惩，但收效甚微。而买到土地者往往就是佃地耕种的佃户。当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辱国丧权，财政极度紧张时，清皇室从掠夺一批私产及补充财政亏空出发，决定丈放庄田，变价升科。到清末，锦州庄田已丈放完毕，清皇室得到了一大笔价银，清朝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从圈地到丈放，经历的是夺民田为官田，而又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反逆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节　农业租佃关系

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对于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佃户，清律通过一些特殊条款，严定了尊卑之分，维护了等级制，从根本上重申了主佃名份。贵族和缙绅地主与佃户，仍然是等级森严。一方为特权阶级，一方为平民百姓，两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地位悬殊，在法律上当然无从平等。第一，清律与唐明律一样揭“十恶”、“八议”于律首，以为总纲，对皇亲国戚和特等官绅，则以所谓“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名义，在讯问和定刑时予以减、缓、免、赎等特殊照顾，这就为许多皇亲国戚等权贵地主的无法无天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凡下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官员照违制律议处，余罪收赎。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①。第三，清律还通过“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等条，规定官员犯罪至杖刑的，一律不须执刑，可以采用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法轻议。这一系列律文揭示了立法者的一种深心：官绅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科。至于社会上主佃名分的存在，则比清律上所反映的还要广泛得多。有的地主并非贵族官僚，但对佃户也仍然死守着名分关系，当然，缙绅地主这样作的更多，这样的状况直至嘉道年间甚至更晚仍未改变。清代自雍正乾隆间允许旗地自由买卖和宣布大量家奴、壮丁“出旗为民”以后，贵族已基本转成了地主。但仍有少数贵族以贵族兼地主的身分残存着，山东曲阜孔府便是这样残存势力的一个典型。这些权贵与佃户的名分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着牢固的和广泛的基础。

其一，主尊佃卑、主贵佃贱和人身隶属关系的存在。这种现象在顺治康熙年间还相当多和普遍，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北方的东北和京畿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庄奴、壮丁，徽州、宁国等地的“伴当、世仆”全未解放，而且因为江南许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亦莫不如此。康熙初年，有人谓：“佃户例称佃仆，江南各属皆然。”又称：“内地（指苏州、太仓）佃户，与仆无异。”①有的地方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勒令服役”②。因此，至康熙二十年，户部奉旨通令全国，禁止绅衿大户将佃户“欺压为奴”，或将其“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③。乾隆及其以后，残存的旧习仍所在皆有。曲阜孔府是保留下来的大贵族地主，① 《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4、26、27、2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9《刑律斗殴》。① 康熙《崇明县志》卷4《赋役》，卷6《风俗》。

② 康熙《江南通志》卷65《艺文》；徐国相：《特参势豪勒诈疏》。

③ 张光月：《例案全集》卷6《户役》。

其佃户例系朝廷钦拨，必须“轮流膺差，世世服役，不准出户”④。这是乾隆十七年的事。徽州等地的世仆早于雍正初年即已“开豁为良”，但迟至道光时，还有似世仆非世仆，似良民非良民的所谓“细民”，“不下数千余户”⑤。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⑥。山东新城，“官旗居半，..皆称谓大户”，其余甲首等平民百姓，则称“细民细户”，“其甲首之视大户，不啻奴仆之于家主，需索不便，鞭挞随之”⑦。湖南长沙，地处交通要道，又属鱼米之乡，商品经济活跃，但“以强欺弱”的地主竟“擅将佃户为仆”，佃户已故，至“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⑧。这样的佃户，实际上完全成了地主的奴隶，不仅佃户本人无独立人格与私有经济，连同佃户的妻室子女全成了地主的私属。《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里，反映扬州大盐商方家在各地大买田地，方家主人下乡的时候，庄户必须像迎神一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吴敬梓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是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社会缩影。乾隆年间，四川有位田主吴耀祖，并非很有势力者，因事与佃户发生了争执，吴为了夺田另佃，宣布要把未熟的黄豆毁掉，佃户跪在地下求“宽缓”，吴骂道：佃户就同他家的“奴才一样”①。广东风气甚开，但乡里的风俗仍是视佃户为“贱人”，可以用扇子头殴打，进行侮辱②。至于贵州，云南一些边远地区，不少世仆制度还原封未动。云南永善县有个“佃田世仆”者普，他同妻子明珠和五个儿子都被鲁家买为世仆。乾隆四十八年，他带同妻子逃到四川雷波厅，但被鲁家发现追捕了回来，经一再辗转出卖，“骨肉离散”，万分痛苦，者普恳求鲁家回赎，使家人团聚，鲁家反而置之不理③。像这样的佃仆生活几乎与牛马无异了。

谈到主尊佃卑，还有个社会习俗问题。这个问题，文献上有时还谈得不很多，或不很明确，但在社会上，直至近代还有一些地方存在。清代律例谈到佃户或雇工与田主之间有无主仆名分的时候，往往要看佃雇与主人能否“同坐共食，彼此尔我相称”，有时也提“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同坐共食”、“尔我相称”或“平等相称”，都好理解。什么叫不平等相称呢？就是佃户、雇工称主家的人必须尊称“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之类，而主家人称佃户、雇工则可以不论辈分，直呼其名。凡是缙绅地④ 参看何龄修等合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304 页。孔府档○○○五○六九之二十五。⑤ 光绪《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27《刑律·斗殴》上。

⑥ 光绪《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风俗》。

⑦ 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11《职官二》。

⑧ 同治《长沙县志》卷20《知县朱前诒条陈利弊》。

①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293 页。

②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293 页。

③ 同上书293—296 页。

主，即一般的所谓“官老爷”，要他们从法令上或文券上废除主仆名分当然难，但是，要他们从生活习俗上做到与佃户、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则尤难。在缙绅地主与佃户间，继续维持上述习俗上的等级名分几乎是百分之百。

其二，视佃户如仆役，任情使役。雍乾之际，大量“出旗为民”和消灭农奴制以后，租佃自由进一步发展，一般庶民地主与佃户，政治上无主仆名分，经济上仅存在佃地交租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少数贵族地主和众多的缙绅地主继续奴视佃户，在剥削高额地租的同时，再驱使佃户无偿供役，这是农奴制残迹的一种表现。这种残迹在清代贵族和缙绅地主经济中存在异常广泛，在非身分的地主经济中亦有某些实例。程昌于明后期成书的《窦山公家议》中说：“置立庄佃，不惟耕种田地，且以备预役使”。这是明末徽州的一位官豪兼佃仆主人的自白。清代的贵族和缙绅都默识心通地以此为法宝，役使佃户成风。陕西、甘肃，乾隆前鼓励垦荒，百姓因畏惧差徭，乃“借绅衿报垦，自居佃户”，结果乃招致无穷灾祸，遭受绅衿们没完没了的役使①。山东菏泽有寡妇谷王氏，依仗自己是田主谷正道的同族，经常指使谷正道的佃户王三干这干那，稍有不服使唤，便不干不净的混骂，并威胁要把王三撵走②。前述长沙豪民，以强欺弱，抑勒佃户为仆，“恣行役使，过索租利”，甚至呼唤佃户妻女“至家服役”，亦“不敢不从”③。乾隆中，武进人钱维城说：当时南方，“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或无立锥，农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隶”④。贵州苗寨，富民重利盘剥，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数倍”，穷民不能偿，即“折以山地衣服各项，转求佃耕，或易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①。贵州大定还通行一种风俗：“凡是佃种田主田地，写有佃约，就..听凭田主差唤”②。这就不仅仅是缙绅，甚至连一些非身分田主也可以对佃户循例差唤了。由此再次证明，在贵族绅衿领域，佃户的身分始终是十分低下的。从曲阜孔府和全国各地所保存的材料看，这些差役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一是业主外出例由佃户担任脚夫、水夫或抬轿等夫役。二是给业主看家或待客人，干待客杂役。三是承担主家内外许多修缮事宜的杂工。四是随同业主家人从事采购。五是令佃户妻女或儿童帮主家内宅仆役干活。六是帮主家看管山场、庄所和巡夜等。七是协同主家家仆催租、讨债以至打冤家。八是主家遇有婚丧嫁娶等事，则佃户必须随时“听候①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41。

②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额外剥削》。

③ 同治《长沙县志》卷20。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11《养民论》。

① 严如煜：《苗疆风俗考》卷1 下。

②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

差使”，出工效力③。

其三，对佃户肆行凌辱、打骂、拘禁以至惨害人命等。刑科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一年，直隶宝坻县捐职地主王铨柱因佃户苏舜臣欠了点租子被板责十五板，同时叫官差把舜臣的弟弟苏汉臣拘留了起来。随派其捐贡儿子王谊一道逼勒典史，大闹县堂，硬要县署差拘佃户。江苏奉贤地主金胜章因佃户欠租，活动松江府票差擅自锁押佃户至五六名之多，其中一名佃户王武京竟被锁在船舱内活活冻死④。康熙后期的浙江天台，“连年荒歉..十室九空”，但“台人多为富不仁，惟利是视。访问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私家，百般吊打”①。另据一些文集与方志揭示：江南地主往往养尊处优，“深居不出..一任纪纲仆所为”。结果导致农民“破家亡身”，甚至“逼其钱财妻女，置之讼狱，出尔反尔”。“司租之徒，欲求媚于主人，于佃农概不宽贷，恶声恶色，折辱百端。或预挟悍隶入乡收租，一不如欲，出缧绁而囚之，甚至有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此佃农。..即或情实可原，如疾病死丧之故，至种而弗耨，耨而弗获，获而无以纳租，纳租而无以充其额者，自宜宽其既往，贷其将来，何乃诉词未毕，而行刑之令早下矣。况田主控一佃农，止给隶役数百钱，而隶役之索贿于佃农者，初无限量。或田主以隶役行刑不力，倍给之钱，至有一板见血等名目，俾佃农血肉横飞，畏刑服罪，虽衣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故岁以县计，为赋而受刑者无几人，为租而受刑者奚啻数百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更可异者，赋有几则，而租独一例，以吴江之下下田而论，纳一升五合者，亦收租一石有余”②。还有些地主并未直接将佃户杀害，因为，公然残害人命，民愤太大，法理难容。但是，他们既对佃户人身折辱百端，经济上又陷人于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绝境，从而使佃户备受贫病气等无端摧残，以此致死和自杀以至全家自尽者，更在在有之。乾隆中，直隶定兴县陆光曾揭出一件令人惨不忍闻的事情。一个岁暮，他买米数斗回家，“路闻哭声哀，视其门，恍然曰：此吾亲属赵某家也。疾趋入，见置鼎地上，中贮粥，火燃鼎沸，粥蒸蒸然，赵某家人环泣。讶而诘，众哭极哀，不能对。中有十五岁儿，赵某孙也，光曾携至室内问以哭状。儿始呜咽言曰：吾邑中数年荒馑，负债累累无以偿，而旦暮追索甚急，易所畜牲畜偿之，不足；尽用吾室中衣具器用之物，犹不足。势迫计穷，故置毒粥③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五册《三、公府差务》。十七册《二、乾隆南巡差徭》。二十册《二、抗差》。《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

④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27《刑律斗殴上》。① 蒋兆桂：《天台治略》卷6《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② 《杨园先生全集·补农书下》。陶煦：《周庄镇志》卷4《风俗》本文及小字注。中，欲以一死脱难也”①。

其四，重租盘剥。前面说过，清代前期，力役租、实物分租、实物额租、货币地租都存在，但以实物额租为多。在贵族、缙绅的经济领域，由于农民的抗争抵不过官府的镇压，因此，无论哪种地租形式，其剥削都是很苛重的。前面揭露地主阶级如虎如狼地向穷农逼租，结果导致农民卖儿卖女，服毒自杀等，已可概见当时农民在重租渔夺下所过的非人生活。那么，当时的地租究竟苛重到何种程度呢？以江浙地区的额租而论，亩产二石多的土地上取租一石五六斗，其剥削率比之周庄少不了多少。所以，嘉庆时，松江民哀叹：“赁田力耕，输租而外，所存糠秕自给”②。乾隆时，河南贫民，也是“佃他人田者居多..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充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③。那么，在当日全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已应运而生的环境下，是否上述贵族和缙绅地主经济营垒仍原封未动，看不到任何新的社会潮流的渗透影响呢？不是，实际上，上述反映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民摆脱封建束缚的永佃权、转租制以至货币地租和在文券上明载王佃无名分等事，在缙绅营垒的一定领域都有反映。就连曲阜孔府这类典型的封建贵族，其田产除“钦拨”外，已早有通过自由买卖而大量购置者。地租则征收粮、银、钱者均有。其拨赐祀田上征收银钱实际属官田征粮性质，但是像鱼台县等地的自置田土也出现了“每亩纳租（银）八分”的记载，这是货币地租，已无疑义①。尼山祭田“严禁佃户买卖”，但都“准新佃承顶旧佃地亩，随时值找给资本，赴公府报明注册，更佃纳租”，此即允许“换佃”②。其他实行永佃权和转佃制的田主的身分有“生员”、“监生”、“武学生员”、“进士”等。虽不是大官，但已属青衿范畴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一向视为等级森严的封建世家，也给佃户解开了主仆名分的枷锁。嘉庆十六年，山东日照“贡生”秦子峻雇于鹤年夫妻看管林木，秦再给于三亩地耕种，不收籽粒，即以之抵偿看管林场的工价。“平日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④。这是一个书香之家解除与佃户并雇工之间的主仆名分的典型。虽然旧营垒的变化是微弱的，除曲阜孔府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官绅。且孔府的拨赐佃户在允许转换的情况下也仍旧是不能“脱籍”的。重要的是坚冰已被打破，孔府的自置土地数量越来越多。其变化也意味深长。

① 光绪《畿辅通志》卷230。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1《田产》；嘉庆《松江府志》卷6《物产》。

③ 佚名《心政录》卷2《清定交租则例以恤贫民疏》。

①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六册《三、祀田与自置田产的买卖》三六○○。② 同上书《四、祀田的侵隐与迷失》四○一五。

③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三、永佃权》、《四、转租》。

④ 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误编入嘉庆十三年王目3670 号档册。庶民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庶民地主的出现，不自清代始。庶民地主包括三种人：一是所谓经营地主。二是与旧的富商大贾的“操奇赢，权子母”者有别的新型商人地主。三是农村由个体自耕农以至佃农分化出来的新业主。庶民地主经济的共同特点和优点是多方面的。

第一，致力于农商兼营，亦农亦商。主要是经营商业性农业和农副业，如商品粮和桑、麻、棉、烟、茶、甘蔗、水果、菜蔬、花卉等。这些庶民地主的发迹，或为就地经营农业和农副业，或为移民垦荒，或为开山种地。康熙二十八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奏报昌平州冯三等自首出垦荒地一百二十一顷，没有纳粮。康熙帝批：未完钱粮免议，自出首之年起取征①。乾隆时，巴里坤镇臣奏报有奇台商民芮友等三十人愿自购籽种、牛只、农具去穆垒地方“认垦荒地”同时“携赀贸易”②。道光时，吉林凉水泉封禁地，有民人李永发，占官荒六千一百五十余垧，和另一民人王梦基占地一千一百垧，皆“招佃开垦”③。咸丰时，该地南界、省西等地有官荒约三十万垧“招垦”，有佃民王永祥等立即交押租钱二十余万吊，认领垦种④。湖南桂阳有邓氏，“皆用力田富”，至清初，“数十里田舍相望”，其子弟或为农民，或为诸生，后至“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嘉庆时，黄显儒、傅逄辰、彭相煊等人户，“亦因勤俭力田，富称此乡”⑤。陕西石泉县王相国，道光间以种棉花起家，“始佃地而种，今则百亩”⑥。江西宁都尝有福建赤贫农民去赁耕，由于抗租斗争，大大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因此，“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皆是”⑦。嘉兴新塍镇沈元龙，分家时，只得瘠地数十亩，后以力耕发家，累致千金。无锡浦贤，祖孙五代，世以力田致富，一百年来，“浦民最称饶裕”①。南浔文献载：“西邻卖菜翁，畎畔尽劳绩。蚕桑利三倍，多金买田地”②。这些庶民地主，或垦荒辟地，或就本土力田经营，但主要的都是从事商品粮的生产，适量的搞些农副业或贩运等贸易。

有更多的庶民地主的起家和发展，是由于大量从事粮食作物以外的经济① 《清圣祖实录》卷140。

② 《清高宗实录》卷801。

③ 《清宣宗实录》卷313。

④ 《清文宗实录》卷339。

⑤ 王闿运：《桂阳直隶州志》卷20。

⑥ 道光《石泉县志》卷3。

⑦ 魏礼：《魏叔子文集》卷8《致李邑侯书》。

① 朱士楷：《新塍镇志》卷13《沈元龙传》。黄卬：《锡金织小录》卷7《浦贤》。② 周庆云：《南浔志》卷30《农桑》1《农事总论》。

作物生产。广东的顺德、番禺等县是荔枝生产之乡，“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东莞则种香树者多，“富者千株..数世亦享其利”③。还有遍植龙眼、柑橙、甘蔗者，“食香衣果”，“多致末富”。江苏嘉定蔡翁，原仅种田一二亩，因经营鲜菌生产，历十余年便“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有田数百亩”④。“南阳李义卿文达公..家有广地千亩，岁殖棉花，收后载往湖乡间货之”⑤。

这些庶民地主，或自己雇工经营，或出佃山场、田亩，收取租息。如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广德等山区，从明中代起即出现棚民聚集开山。乾隆四十四年，地主巴鸿万等人，将山场写立租批，佃与怀宁人丁云高、胡宗义，讲明预租期十五年，租银五百三十两。丁、胡二人雇外地长工种苞谷，仅丁云高一人便用六两、四两银子的不等工价雇了长工十二人⑥。道光年间，更有一些出租金数百两至千两的富户，预租期二十年，一户雇工少则三四人，多则二三十人不等①。东北地区，先为禁地，后涌进了大量从外地流徙而去的移民，利用当地肥田沃土，人烟稀少的条件，始而为佣，继而佃营山场、粮田，致末富者不少。如山东栖霞县王明，先在吉林宁古塔佣工，以后租地二百亩雇工种烟，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烟农②。

上述众多的富户，情况并不尽同，有的是出租山场、田亩的地主，有的是经营地主，有的也可能两种身分兼而有之，有的已是原始的租地农业家。有的甚至还是富裕农民。前两种地主基本上还是封建属性的庶民地主，但也不排斥个别人走马克思指出的那条改良道路而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化。

第二，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庶民地主与佃户间的基本状况，无论从文字和实际看是趋向自由化，其中主佃与主雇间公开宣布解除主仆名分是主要标志之一。

乾隆年间的档案中，有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解除的记录。如乾隆四十年，山东沂水县刘玘山佃种马进朝地亩，佃户刘玘山因事“殴马进朝毙命”，山东巡抚判案定议：“查刘玘山虽系马进朝的佃户，并无主仆名分，应以凡斗论”③。乾隆五十八年，有湖南宜章县曹成昌佃种尹申开田亩，亦明载：“并无主仆名分”④。嘉庆、道光年间，亦有同样的档案记载。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茶园》，卷25《木语·荔枝》。

④ 钱泳：《履园丛话》卷5《景贤》。

⑤ 《杨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一》。

⑥ 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① 道光《徽州府志》卷422《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 光绪《吉林通志》卷3。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阿桂题。

③ “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杨素题。

④ “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阿桂题。

第三，永佃权和转佃制的发展及地租剥削的减轻趋向。清代永佃权与转佃制有了新的跃进。但是在贵族缙绅地主的营垒里，他们既视佃户如奴仆，可任情役使，肆行人身迫害和重租盘剥，一切大权操在地主手里，则为保障佃户经济利益和人身自由的永佃权和转佃制，必然很难产生，或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永佃权和转佃制的产生、发展，主要是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由于商品经济的新发展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因而导致了永佃权和转佃制在庶民地主经济中的广泛存在。因此，在清代，与封建重租盘剥而同时出现的有一种地租剥削减轻的矛盾现象。上面第二部分论述贵族缙绅地主时说过，当时一般地区的地租额南方普遍是亩租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下下地仍征租一石和上地征收三石者亦很不少。可是，江浙有不少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域如湖州南浔等地，丰年亩租只纳稻谷一石左右，歉年则只纳三四斗。有的地方平年纳租一般是亩征六七斗，而所谓“顽佃”，则平年也只纳歉年的租数。还有所谓“奸佃”，“顺成之岁，且图短少。稍涉旱涝，动辄连圩结甲，私议纳数。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侦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过去纳租是由佃户送租上门，这时湖州概无此例，纳租时，必须由业主亲自操舟至乡间量取①。由于租额被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勤农倍收，产户不得过问。谷贱加征（指官府），农不任咎”。因此，“务本者众”。已往的灾年，往往是农民的鬼门关，而地主则稳坐钓鱼船，有的地主甚至利用灾荒落井下石，乘火打劫，因此，农民往往因多灾而更多破产，天灾人祸，紧密相联。可是，清代有的情况变了，无锡和南浔的佃户都有因灾年免租、减租而起家的①。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并土地，农村被视为风险最少的安乐窝，因而形成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固有体制。可是，清前期，世道也有些变化，“业主佃户，莫不以狙诈相尚，实与市道无异”②。一方面，是农民抗租，或利用永佃权与转佃权为工具，要求减租；另一方面，官府加重田赋征收，“农不任咎”。因此，“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已买者，或者直接卖给佃户，或者以之“投送缙绅，以图脱累”。其中尤以城市商人地主卖田者多了起来，造成“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今则乡多于城而散”③。

这类佃户与田主的斗争，不仅江浙地区有，而且在江西、福建等地也连绵不断，此起彼伏。魏礼曰：“宁都（江西）之田，下乡称腴，他乡田计收① 《南浔志》卷30《农桑》1《完租》。

① 道光《嘉兴府志》卷1《风俗》。《锡金识小录》卷1《力作》。《南浔志》卷30《农桑》1《农事总论》。② 《南浔志》卷30《农桑》1《农事总论》。

③ 光绪《松江府志》卷5《风俗》引《金山志》。同治《湖州府志》卷29《舆地略·风俗》引乌程高志。光绪《桐乡县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光绪《无锡金匮杂志》卷30《风俗》。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光绪《黎里志》卷12《杂录》。

谷一石，直金一两，下乡之田则三两。田以上者起科输粮特重，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是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佃户省去二重，一切不与，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田赋创立名款，用诬田主，以耸上听。若使额外科索，佃不堪命，彼又何难轻其田，而耕之十余世、四五世者”④。

上述一系列纪录揭示了哪些问题呢？一者，佃户通过政治和永佃权制等的斗争，反抗地主的重租盘剥取得了一定的结果，不少佃户有通过刻意经营而“驯至富饶者”，从而对加速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和推动农村走“生产者成为商人与资本家”和遵循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前进，起着积极作用。二者，佃户斗争除表现在经济方面外，还表现在身分的提高与自由化的加强上，江浙闽赣的佃户，既取得了永佃权，可耕之“十余世”，亦可以“轻去其田”，任意转佃或退耕。三者，佃户的斗争起了某些限制城市商业资本转向土地以加固封建藩篱的作用，迫使“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的传统倾向改变为清代“乡多于城而散”的新局面，进而促使商业资本投向产业等积极方面。四者，上述佃户斗争所起的作用，主要限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因为，庶民地主缺乏与佃户对抗的强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当庶民地主斗不过佃户时，或者被迫减租，或者将土地“投送缙绅”，托庇于缙绅地主的政治庇护下以求“脱累”。由此再一次证明：永佃权、转佃权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在贵族缙绅地主经济领域的发生、发展及其作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清代农业租佃关系以乾隆初年为分水岭有着重要的变化，这就是由前此的大量旗地、官庄的残存，壮丁、奴仆和贱民的繁多，劳役地租和实物分租制的广泛存在，以及两税制的延续，进而演变为土地的比较自由买卖，壮丁、奴仆和贱民的基本消灭，实物定额租和货币地租的新发展和地丁制的推行。亦即由残缺不全的租佃制演变而为更全和自由化程度更高的租佃制。

乾隆时及以后的农业租佃制的新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以桑、棉、烟、蔬菜、水果、甘蔗、花卉、粮食等各种商业性农业及副业的活跃为特点的农商兼营，方兴未艾，逐步成为风气，货币地租的增多，农民永佃权和转佃权的广泛存在，主佃和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和农民的进一步自由化，封建地租剥削的减轻和商业资本转向土地的传统势力有所削弱。

乾隆时及以后比较自由租佃制的显著发展，为中国封建经济母体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贵族缙绅地主经济仅略有松动，基本上仍维持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政治上奴视佃户，经济上对佃户任情差唤与重租盘剥。比较松动的租佃制广泛发展主要存在于庶民地主经济之中。

④ 《魏季子文集》卷8《与李邑侯书》。

第三节　农业雇佣劳动

清代农业的雇佣关系

清代以前，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雇佣劳动所占比重甚小，有些地主在所占土地中留有少量土地直接经营，也采用雇佣形式，把雇工用于农业生产，但他们种园圃是为了自给蔬菜，种稻谷是为了自给粮食，他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被雇佣在地主家中的农业长工，一般都立有文契、议有年限，有明确的主仆名份，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封建法典上称他们为“雇工人”。雇工如对雇主有所干犯，法律明文规定与雇主有不同的判刑标准。雇工与雇主之间等级森严，这种雇佣关系叫等级性雇佣关系。

“典当雇工”是等级雇佣关系的一种典型形式。广大贫苦农民在遭遇天灾人祸、颠沛流离之际，为了养活妻子老小，往往以典当形式将自身当与雇主，一次收取身价，在一定年限内长年为雇主作无偿劳动，直到年限期满。典当雇工，一般都立有文券，议有年限。在年限以内，载明与雇主有主仆名份，社会地位类同家奴，长期附着于雇主家内，听令雇主使唤和分派劳动，不能脱籍外出，被束缚在种种封建关系之中，如有所谓“不遵守约束”的行为，其雇主可以“酌量惩治”。收留典当雇工的雇主，既有缙绅，也有平民。在平民之家供役者，有的与家主或其家属共同参加生产劳动。

等级性雇佣关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地”，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大量的客籍佣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刑科题本》及有关著作，对当时客籍佣工的各种纠纷案件的记载，虽材料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客籍佣工的发展状况和走向。材料表明，大致从乾隆年间起，客籍佣工更为普遍。山东、直隶等北中国的客籍佣工，主要的流向是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那里不仅有肥沃宽裕的土地，而且相对来说工价较高。①显然，客籍佣工的发展，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清代有关雇工的规定明万历十六年（1588）以前，律令把雇主称为“家长”，雇工称为“雇工人”。明初颁行的《大明律》中，即有关于“雇工人”的条律，禁止雇工① 参见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李文治、魏金王、经君健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黄冕堂：《再论清代农业的雇工性质》，载《清史论丛》第五辑。

辱骂家长。凡雇主殴杀“雇工人”，可以减等治罪，反之，“雇工人”殴杀雇主，要加等治罪。这种情况，至明万历年间开始发生变化。万历十六年（1588），修定《大明律》时，在《斗殴》门。《奴婢殴家长》律后的《新题例》中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家室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①清初，清廷曾以《大明律》为蓝本进行立法，名为《大清律》，但多原样照搬。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雇工增多，康熙四十六年（1707）完成修订，直至雍正五年（1740）在进一步修订的基础上才正式颁行的《大清律例》已规定雇工为自由人格，不列入贱籍，然而，量刑仍不同于“良人”。迫于新的形势，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五十一年（1786）、嘉庆六年（1801），对《大清律》中的雇工律条文，分别进行了几次修订和补充。

乾隆二十四年以前的刑律，只规定了“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工的量刑，没有规定“不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怎样论罪。因此，在雇佣关系发展以后，雇工干犯雇主的案件，逐渐形成以“有无订立文券”，作为确定雇工和雇主量刑是否平等的原则。“立有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以“雇工人”论罪，对那些“未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则往往以“凡人”论处。下面的两个实例，恰好说明清代刑律的这一历史事实。

乾隆三年（1738）四月，河南省梁玉雇在段腊梅的祖父段加信家佣工，讲定工价钱二千八百文，言明七月内先支给一半，立有文约。至期，梁玉支取工价未与，因此诸事懈怠，屡被段腊梅之父段之祥辱骂。九月二十八日段腊梅持馍喂羊，梁玉见而喝斥，段腊梅詈骂..梁玉气忿，触及段之祥往日辱骂夙嫌，顿起杀机，用枪将段腊梅殴伤致死。刑部认为梁玉“立有文约”，所以判“梁玉合依雇工人故杀家长大功亲、斩监候律，应拟斩监候，秋后处决”①。

乾隆六年三月内，河南南阳人梁天功因佃种地亩无人助力，经史汉臣说合，雇觅在南阳一带做短工度日的山东濮州人李举帮工，言明一年工价钱二千文，鞋两对，未经立约，七月初十日晚李举向梁天功索讨工价，梁天功答以收秫措办，李举需钱甚急，即与算帐辞工，梁天功不允。李举情急吵嚷，梁天功掌批其颊，李举随拔身佩小刀，扎伤梁天功心坎倒地，至十三日殒命。河南巡抚的判词是“查李举雇与梁天功帮工，并未立约，应同凡论。李举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应依绞监候”②。

① 《明神宗实录》卷194。

① “刑科题本”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西按察使永泰，奏请修改万历十六年的《新题例》，认为当时的农村中往往有长期受雇、甚至终生受雇，而没有订立文券的雇工，由于没立文券，每当雇工“干犯”雇主时，常以“凡人”论罪，以致影响了地主的特殊地位。因此，建议刑部：规定“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阅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照‘雇工人’定拟”。刑部接受了永泰奏折中的这部分建议，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修定后的律例条文。

乾隆二十四年的新条例，承认了未立文契、未议年限，而连续受雇于同一雇主不足五年的雇工，享有“凡人”的法律地位。从而使这部分“未立文券”的农业长工摆脱了“雇工人”律文的约束。乾隆三十二年（1767），刑部律例馆又建议增加了另一个条例，其全文为：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及立有文契、年限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之内，有犯寻常干犯[家长之罪]，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其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工人治罪。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 ，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①这个条例，对于在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家服役的雇工规定，“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干犯家长，“受雇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强调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所谓“有无主仆名分”。在此之前，“主仆名分”一般被法律认作是“雇工人”的当然属性。从这个条例开始，在确定主雇关系的性质时，都是以“有无主仆名分”作为标志。

同时条例还提出“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以及随时短雇”，只要不是“服役之人”就应“同凡”论拟的规定。有的学者曾正确的论证，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那些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富农和庶民类型的经营地主①。所以，这个条例的重要意义，是它开始提出按劳动性质量刑，在劳动者中，区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区分服役性雇工和生产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干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产性雇工干犯雇主应同凡论。另外，还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剥削者中，区分官僚、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绅地主的特权，禁锢受他们奴役的“典当家人”、“隶身长随”等的身份地位。认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尽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干犯“家长”，就要剥夺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对上述条例的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判案往往只依“‘议有年限’一语为断，而不问有无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论”。因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刑部尚书喀宁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条例。经刑部① 《大清律例集注》卷22《斗殴·奴婢殴家长》律后。

①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一期。讨论，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准，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两个旧条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这个条例，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条例。这个新条例的全文是：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①大清律在这里把雇主区分为“官民之家”和“农民佃户”，把基层劳动群众区分为“雇工人”与“凡人”两类，并对两类犯案的量刑有着明显的差等。区分雇工人与凡人的标准，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议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还是“农民佃户”，二看主雇之间有无“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称”，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还是“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对雇主有无主仆名分。

与乾隆三十二年相比，这次修订，把三十二年条例中所提“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农民佃户雇倩耕作之人”，把“农民”改作“农民佃户”，把“雇倩亲族”取消了“亲族”二字，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说，雇主不但指“农民”，还指有“佃户”，雇工不但限于“亲族”，而所指更为广泛了。

从此之后，雇佣关系中的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他们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没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经处于平等地位，如有干犯，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围。

农业雇工明末清初农业生产领域中发展起来的雇佣经济，至雍正时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雇佣关系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在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地方府志、县志中都出现了关于农业雇工的记载。

江苏省苏州府属。据康熙《苏州府志》载：“吴农治田力穑，夫耕妇馌，犹不暇给，雇倩单丁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乾隆《震泽县志》亦载：“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又有佃人之田以耕而还其租者曰租户，少隙则又计日受值为人佣作曰忙工。”

松江府属。据《松江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工曰长工，农① 《大清律例》卷28。

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①浙江省嘉兴府属，据康熙《嘉兴府志》载：“自（阴历）四月至七月皆为忙月，富家倩佣耕，曰长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康熙《嘉善县志》亦载：“无产者受雇倩..计岁受直（值）曰长工，计时者曰短工，闲时曰闲工，忙时曰忙工。”康熙《乌青文献》记载：“（阴历）四月望至七月谓之忙月，农家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湖州府属，据乾隆《湖州府志》载：“无产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者，谓之忙工。”乾隆《乌程县志》载：“防水旱不时，车戽不暇，心予雇月工，名唤短工、或伴工。”

山东省登州府属。据《登州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日暂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②山西省寿阳县，农民“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③。

贵州省据道光《思南府志》载：“无常职闲民，出力为人代耕，收其雇值，有岁雇，有月雇，历年久者谓之长年。”

这些记载，反映了从商品经济发展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的季节性很强，作物在耕、种、收时，劳动集中，需用大量人手。作物的生长和气候时令密切相关，生产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至二次。生产的经常性工作需用长工，突击性工作需用短工。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都是农业雇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短工是临时性雇工的总名，大多数短工按日计算工值，农活完毕即行解雇。有的按月计算工值，称为“月工”。月工多在农忙季节受雇，所以又称为“忙工”。南方插秧割稻，北方收麦收秋，农事集中的季节，农业经营主一般都雇佣月工，月工一经雇佣，即使雨天不能耕作，雇主也要照付工资，工价比日工为低。

短工在雇佣时一般都没有雇佣手续，不订立契约。短工的机动性较大，是贫苦农民的一个重要谋生手段，今天在雇主家中劳动，明天可以在自己地里劳动。一般说来，短工的需要量较长工的需要量大，短工的人数较长工的人数多得多。

从性别看，在田野劳动的主要是男工，但南方有些地方也出现女短工。

广东惠阳、梅县等地，广西武鸣一带，秋收时工市上有男有女，甚至女短工比男短工还多。在浙江，采茶时也常雇佣妇女，妇女的工资一般较低。

短工市场的出现，是雇佣经济发展的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短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许多较大的集镇上出现了短①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96。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78。

③ 祁隽藻：《马首农言·方言》。

工市场，作为日工出卖劳动力的交易场所。短工市在北方称人市、工市或工夫市，在广东称摆工、人行或卖人行，在云南称工场或站工场，等等。

短工市场较早出现在北方各省，以后全国各地逐渐普遍。较早记载短工市出现的文献，是康熙初年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所写《劝施农器牌》，其中说，“东省贫民，穷无事事，皆雇于人，代为耕作，名曰‘雇工子’又曰‘做活路’。每当日出，皆鹤立集场，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①。康熙《黄册·招册》记载，康熙九年（1670），山西安邑运城雇工薛盛方在市上“无人觅工”，找不到雇主②。明末清初人张履祥记浙江嘉兴短工市场情况说，“主人握钱而呼于畔，奔走就役，十百为群”③。刑部档案有雍正元年（1723）广东新会县雇主何某“出墟雇工人江名显、张邦彦、关子旺、张翰艺”等“驾船去田割禾”④的记录。有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柘城雇工秦克石“携锄赴市，候主雇觅”⑤的记录。此后，乾隆年间关于短工市的记载便更多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记录：乾隆元年，直隶大兴，雇工辛大“上街卖工夫”。

乾隆二年，广东钦州，雇工梁连贵“在峒利墟觅工”。

乾隆十三年，山西阳高，雇主张世良、梁祝“在街前觅人锄地”。

乾隆十六年五月，山西阳高，雇工滑大、董三成等“都在市上寻活做”。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川营山县，雇工广云俸“兄弟四人在西桥场寻工”。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奉天开原清原屯，雇工徐秉忠，进城到“功夫市”

卖工夫。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直隶昌平州，雇工刘四等七人在市“被雇锄地”。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山东济宁州，雇主戴凤“赴街觅人工作”。

又据乾隆时修河南《林县志》卷五记载，林县有十一处“人市”。

上述事例说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奉天和四川、广东等省，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短工市场。而且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短工市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河北昌黎县，短工市在乾隆年间只有大横河镇上一处，到光绪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安山、燕窝庄、泥井、留守营等多处了。章丘东矾硫村短工市由几十人发展到每天有二、三百人①。

有了短工市场，雇主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雇工也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出卖劳动力的雇主。双方并不需要事先认识，也不需要①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八，第十六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黄册·招册》2369。

③ 《杨园先生全集》卷七。

④ 刑部档案，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阿尔松阿题本。

⑤ 刑部档案，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富顺题本。

① 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5 页。

中保介绍，只须讨价还价，议定条件，就可成立交易。恰如（乾隆）《林县志》所说：“主者得工，雇者得值，习焉称便”。

短工市场的出现，使各地形成一个个区域性劳动力交易中心，把周围10—20 里内的剩余劳动力集中起来，作为商品频繁交换，它是生产力发展和雇佣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志。

短工上市通常自带锄镰等小农具，大型农具由雇主自备。上市请短工的雇主，经营地主之家常常由长工头（大伙计或作活计）去短工市领工，雇主距短工市一般不超过五里。大伙计与雇工当面议定工价，忙时工价比平时工价常贵二、三倍。短工遇雨，不能进行田野生产停止工作时，称“打半工”，工价照半数支付，午后已工作一、二小时，即按全日领取工价，有的地方干活按五派计价，早晨一派、午前二派、午后二派。短工一般只管作农田工作，雇主家中杂事如喂牲畜、挑水、担土等等全由所雇长工担任。短工与雇主并不发生人身依附关系。当天工价当天领取，次日是否工作，短工自己有抉择的自由。

短工工资，除雇主管饭外，其余多用货币支付，个别情况下用粮食作价支付。工资水平常随农活急缓浮动。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七十一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各地农业短工的日工资，就其平均数说，除东北的奉天、热河地区，以及广东安徽地区以外，其他各省最高为八十文，最低为二十文，从雍正十三年（1735）至道光七年（1827）九十多年没有多少变化。就全国来说，工资价格大体趋向平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缓慢，生产效率较低。

农业长工，南方各地称为“常佣”或“年工”，北方各地俗称“伙计”、“做活的”或“觅汉”。工期一般按年计算，上下工时间各地习惯不同，山东、河北一带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或腊月（十二月）初八日为上下工的时间，山东还有的地方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上工，十月初一日下工。浙江以农历年除夕为上下工时间，鄞县一带工期以半年计算，雇佣半年者以“立秋”日作为年中上下工的时间。

长工上工后，全年除自农历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元宵节（正月十五日）农闲时间，可以与雇主商议回到自己家中外，一般都常年住在雇主家里，全年参加劳动，没有其他假日。

雍正以前，长工与雇主构成雇佣关系上工时，一般都立有文券，议定年限和有无主仆名分，经人介绍或找中保人。以后，雇佣关系日渐普遍，雇佣手续日趋简化，往往只凭介绍人口头约定上下工时间，议定工价，不再立有文券。凡立有文券一般都确定有主仆名分。

清前期农业长工工资，一般都包括管饭和工价两个部分。雇主供应长工膳宿，管饭是工价的组成部分，含有实物工资的性质，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地区用货币支付工价，少部地区用粮食支付，或以粮作价支付，或货币之外，另有其他实物。

工资水平常根据农业生产经验、技术熟练程度，和工种是否田间耕作或牧放牲畜，或年龄是否壮年、老年、少年等等确定。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一百八十二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长工工价平均工资额最高约可达四千多文，最低一千三百文。

有的地方工价之外还补给实物，如：乾隆六年河南南阳梁天功雇李举佣工，工价二千文，另给鞋二对①；乾隆三十二年，河南汤阴石其孝雇张大佣工，完全以粮支付，言明工价粮四石八斗②；乾隆十一年，山东定陶明克己雇黄邦做工，言明工价大钱一千三百文，另给“两匹布、十斤棉、三双鞋、三包烟”③；乾隆六年，直隶热河戮哈兔雇吴三做工，年工价粮五石④；嘉庆二十五年，四川邛县梁国甫雇曾锡蔡，言定三年工价钱十千文，另给“大小衣服十件”①；山西宁远厅梁凡绢雇盛有才，言定每年工钱十千文，另给“每月谷子二斗”②。广东南部一些农村也完全用谷物支付工价，如乾隆三十五年，广东徐闻县邹忠平雇叶亚佑牧牛，每年工谷二石四斗③；嘉庆十三年广东钦州沈显祚雇刘贵明“田工”，每年“工谷十石”④。

实物作为工资支付的补充手段，反映了有些地方货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但是从总的看来，实物支付仅是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的还是以货币铜钱做为当时支付工价的基本手段。

雇主为了加强剥削，竭力在工资的货币部分压低价格，在工资的实物部分降低伙食水平，以及延长劳动时间。许多雇工嫌雇主“茶饭不好”，在六月大忙季节便辞工不干了。

农业雇工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封建地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要求摆脱人身隶属关系。农业雇工队伍的发展，伴随着雇工频繁的反抗斗争，震撼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阶级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导致了封建关系的松弛。许多农业雇工为了卫护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人身自由，对雇主侵夺工资以及人格侮辱等等，往往以自发的报复手段与之进行生死搏斗。比如：雍正五年（1727），直隶宁津县（今属山东）李三雇与陈四看守禾稼，言定俟田禾收割，给李三工钱五千文，后秋禾已登，尚有余豆未获，仍令李三看守。至八月二十日，李三因天渐寒，向陈四索讨工价，陈四不允，即行詈骂，复拳殴李三，李三情急，遂用看禾木棍还殴，致伤陈四额颅等处，越四日殒① “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④ “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方观承题。

① “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蒋攸铦题。

② “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山西巡抚成格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广东巡抚德保题。

④ “刑科题本”嘉庆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觉罗长麟题。

命。①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四川重庆府定远县陈进伟引进陈进葵，受雇与胡正纲家佣工，八月二十一日，陈进葵向胡正纲索讨工银未给，即于是夜将胡正纲马一匹私行牵逃，堂兄陈进选把陈进葵拴了去，投诉于族长陈泽林。族长们说，叫他亲兄陈秀林来按家法处治，戒他下次。陈进葵分辩说，原因工银牵马的，你们不替我做主，若说是偷的，你们就是同伙。结果，陈进选等失手打死了陈进葵②。

经营地主的增多康熙后期和雍正以来，雇佣劳动进一步发展，经营地主的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一个雇主同时雇用三、四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长工，和在农忙时加雇大量短工的现象已日渐增多。同时，经营地主的数量也在增加。

大多数经营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由于雇工反对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对自己的人身侮辱，并进行积极的斗争，因此，经营地主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改革生产技术和改进经营管理，以调动雇工的积极性来发展致富。

经营地主一般都备有一定数量的大牲畜作为生产动力，和备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农具，和供短工临时使用的小型农具。所以清代文献中有记载说，“百亩之家，必畜骡马三、四头，东作以供耕种，西成以资转运”①。又说，“大致千亩之家，千树梨枣，牛数具（每具牛二、三头——笔者注），骡马百蹄”②。百蹄，即二十五头。

在经营地主土地上劳动的农业长工，由于雇佣规模的扩大，开始出现劳动分工。经营地主常常根据雇工的耕作经验和生产能量，在雇工中选定一个或两个做为工头。在南方，“工头”常称为“作头”或“头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称为“掌作的”或“作伙计”。“作头”或“作伙计”负责领导其他长工耕作，全盘计划地主土地上的各种农活，指挥长、短工进行生产，是地主家中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地位十分重要。“作伙计”的工资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优厚。

“作伙计”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据生产能力高低，按次分为“二作”、“三作”，或称“二伙计”、“三伙计”以及“小伙计”等等。

农忙季节，“头作”或“二作”常常根据田中耕作情况，到短工市上挑选和领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价和短工的去留。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地主，① 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册。

②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总督黄廷桂题。

① 李殿图：《敬陈病农之弊端疏》，转见李文治等《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166 页。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55，《东昌府部》。

也常常亲自到市场上领取短工。

“头作”、“二作”的出现，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挥下，同时雇佣较多的雇工进行生产，不仅使劳动者与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数雇工能够协作生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一般说来，丘陵或平原地区地主占有土地60 市亩以上者，需长工二、三人，80—120 市亩需长工五人，120—200 市亩者需长工六、七人，200—320 市亩者需长工七、八人，400 亩左右者则需长工十一、二人。长工之外，农忙期间都需雇佣大批短工。

山东章丘县东矾硫村经营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间李可式分家时占有土地175 亩，至光绪十二年（1886）土地扩展至515 亩，其中472 亩雇工经营，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李家常年雇佣长工十三人，农忙时雇佣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平均36 亩雇长工一人。

山东淄博市栗家庄经营地主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开始发迹，乾隆年间毕丰涟当家时，占有土地一百多亩，嘉庆年间毕宁玠当家，扩至土地三百多亩，光绪年间成为拥有900 亩土地的经营地主。其中，外村300 亩，采用租佃方式经营，本村600 亩，采用雇工经营。光绪二十年前后，雇佣长工三十多人（内大伙计一名，二伙计二十多名，羊倌、牛倌、猪倌各一名，女做饭三名），夏秋农忙时间，经常雇短工五十余人，宜收宜种抢节令时雇短工常达一百二十多人。平均20 亩地雇长工一人。①《刑科题本》等文献中所见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66 户，其中雇工多人和雇工三至四人者49 户，占总户数的74.2％，雇工五至六人者10 户，占总户数的15.1％，雇工八人以上者7 户占总户数的10.6％。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地主。

由于是刑档命案中所见材料，社会实际情况当然要比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只是清前期农村结构的一个侧面。就这个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在全国各省都已广泛存在。但其中大多数中小业主，按雇工人数推算，大多数经营土地在60—100 市亩之间，少数占有土地200—400 亩。因此和占据优势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经营地主还是极少数。

经营经济作物是富农、佃富农、经营地主谋取利益、发家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以广大农村为市场，为自己的农业生产寻找出路。

其中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租山，雇工种植经济作物。据《刑科题本》记载：雍正末年，浙江泰顺县谢起恒雇林恒山帮种蓝靛。乾隆十五年（1750），广东阳春县颜文泽雇颜亚生、杨孔智、黄亚尾种蔗榨糖。乾隆十六年（1751），福建人谢起常在浙江汤溪租山，“曾雇林乔嵩种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二钱，并无工契”。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徐州郭① 以上两例均见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二章。方如雇徐恒割靛。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贵州怀仁县刘希文兄弟雇佣四个长工租山种笋。嘉庆六年（公元1801），江西崇义县黎林养雇叶秀兴、叶贱狗、李仕才三人帮摘茶子。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福建人张庭美、张义孝父子租种族人小山树林“栽种香菰，并雇吴夏进佣工”。嘉庆二十五年（1820），吉林三姓地方邢隆海种烟，“雇四个人捆烟，言定每包工钱七百五十文”。道光三年（1823），四川重庆府巴县喻鸿彩雇万潮受并严添福二人搭棚看守李子园，“平日同坐共食，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道光十五年（1835），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单云春“同短工单仍宇、单帼富、单中有、单俞民一共五人到山采茶”。四川叙州李步恒雇陈老戍、周世明、李老六等三个长工“栽造竹林，出卖竹子和笋子”等等。这些被雇去种靛、割靛、种蔗榨糖、采茶、摘茶子、种烟、捆烟、种香菰、看李子、造竹林、卖竹子和笋子的雇工，他们都是为生产商品而被雇佣的农业长工和短工，他们和雇主一般都同坐共食，没有主仆名分，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列宁认为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然后逐渐推广至其他农业作业。这些雇工是我国早期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清朝前期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

第四节　台湾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

台湾的土地制度

一、土地所有制形式清统一台湾后，从土地所有制形式来看，台湾的土地可以分为官地、民地和“番地”三大类。

官地，是为封建官府所有、经营和获得收益的土地，包括官庄、隆恩、叛产、抄封、屯田等名目，属于封建国有土地。

官庄，有时也叫官田，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来源：“有遗自郑氏者，有无人田业而由官垦设者，有绅民请归者，有缘事充公者”①。所谓“遗自郑氏者”，系郑成功祖孙三代时的田地。早在荷兰殖民政权时，实行了王田制，逼令垦地的汉民充当佃户，不允许土地私有。据史籍记载：“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坡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种籽之资，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亦犹中土之田，受田耕种，而纳税于田主之义，非民自世其业，而按亩输税也。”②郑成功驱走荷兰殖民者以后，“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田之人，皆为官佃，输租之法，一如其旧”①。这些官田，入清以后仍为官地。

官庄在台、凤、漳、淡各处皆有，面积不断扩大，官庄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官府，官租列入官府财政收入。“雍正元、二年将此题报归公，现在岁征银三万零五百六十余两，以充内地各官养廉之项”②。

隆恩田，也是官地的一种，原为恤赏台湾驻兵而设。乾隆五十三年（1788）钦差大臣福康安镇压了林爽文起义后，将所余兵饷五十余万两，“奏设隆恩官庄，募佃耕之，或购大租，岁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其田多在彰、淡两属，其租制与官庄同，岁征谷三千七百余石”③。

抄封地又称叛产，也是官地形式之一，源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籍没起义者的田产，归官收租，“多在嘉、漳两属”④。“自是每有乱事，援例以行，为官府岁入之款”⑤。所以抄封田陆续增加，“道光间年应征番银八万余元，合银五万六千余两”⑥。

① 康熙《诸罗县志》卷6《赋役志》。

② 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① 黄叔儆：《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② 董天工：《台海见闻录》卷1。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8《田赋志》。

④ 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卷5。

⑤ 《台湾通史》卷8《田赋考》。

⑥ 唐赞袞：《台阳见闻录》《叛产》。

屯田出现于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由于部分“熟番”曾被用来镇压起义，福康安于事平之后奏设屯丁，“于该处熟番内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为十二屯，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每名拨埔地一甲，千总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①。

清代台湾官地主要有上述几种形式。在台湾全部耕地中，官地所占的比例不大，而且，由于佃户的斗争及势豪的侵占，官地逐渐向民田转化。

台湾高山族在清朝被称为“番人”，他们的土地称为“番地”，是台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清政府对此采取特殊的政策。

清廷将高山族分为“生番”和“熟番”，“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②。“生番”居于山林之中，“熟番”主要居于平原地区，与汉民接触较多。“生番”社多，因此“番地”大部分是荒地。长期以来，“番地”属于“番社”公有。清政府设立土牛、红线等为界，禁止汉民入内垦种，但汉民仍然越垦私垦，不可阻遏，“生番”地逐渐变为熟田。史籍载称：“土牛之界在乾隆年间业已全无，私垦升科早已深入番地之内。”③“熟番”之地，如系其自行垦种，清政府予以免赋的优待，只征人丁税“番饷”。若是招汉民佃种，或典卖与汉农，则规定：“民人租赁之地，同番社地亩，免其升科。其卖断于民者，照同安下沙科则，按亩计甲征租”④。久而久之，“熟番”地在性质上与民地相近，难以区别，典卖出售，土地社有的古老传统已被破坏，私有土地的典卖相当盛行。比如，嘉庆四年的一张典契载称：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罗丝、卓罗力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当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是罗力等承父自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后，鼓励文武百官和士民开垦田地，让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因此，“文武百官，随意选择，创置庄屋，尽其力量，永为世业”。这种私田，也叫“文武官田”。①一些“士庶之有力者，如徐远等人，也纷纷招佃开垦”。②①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十五章《屯租》。

② 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③ 《斯未信斋文编》卷4。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5。

① 杨英：《先王实录》。

② 参见曹永和：《郑氏时代的台湾垦殖》，载《台湾早期历史研究》。

二、民田的土地所有者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部分汉族移民成为土地所有者。由于开垦方式和开垦者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各类土地所有者的状况和地位也就各有差异。台湾统一后，郑氏政权的官私田园即被废除，改为民地，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民地发展最快，是台湾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中最主要的一种。民地由私人开垦官地或“番地”而来，开垦者可分为自耕农和地主。他们均系业主，有向官府纳赋的义务。

台湾的自耕农主要集中在台湾西南部和噶玛兰地区。西南沿海平原的部分土地在荷兰与郑氏时期原已开垦成田，但在郑、清相交之际，这些土地趋于荒芜，因而大陆移民到台湾后首先垦复这些抛荒地。由于条件便利，不必依赖势豪和开垦集团，此外，清统一台湾后，因为实施“各项田园归之于民”的政策，这就促使原郑氏官田上的官佃解脱了旧有的主佃关系，而直接向官府纳赋，即“上、中、下各为豁减，听民自征”，从而这部分人也变为自耕农。因此，台湾南部的自耕农主要是这类人。

台湾东部的噶玛兰地区于嘉庆年间才被汉民大规模地开发。垦户吴沙按开垦惯例，采用垦佃制，即“开兰之时，先与垦佃私议，将来若由业户升科完粮，种地佃人每甲田纳业户大租六石，园纳四石，经有成说”①。后经知府扬廷理改行结首制，令佃人自行报升，“视其人多寡授以地，垦成众佃公分，人得若干甲，而结首倍之或数倍之”②。虽然佃户每人所占土地有一定限制，但没有垦户之类的大地主出现，而是形成许多小地主和自耕农。噶玛兰遂成为自耕农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耕佃是土地业主，向官府交纳的赋额又低于官庄上的官租，只按一般民田赋率交纳，因此实际上是自耕农交纳的官赋。嘉庆十五年官府所发丈单记载：“单给二围佃户苏沱，即便照现丈实田园二甲零分五厘..每甲递年征租谷六石，早季收成后，照数运赴官仓”③。佃户苏沱将原交业户的私租转纳于官府，从而改变了从属关系，成为小土地所有者。至道光年间，噶玛兰“成熟田园实仅五千余甲”，而“承种花户计有一、二万人”，④平均计算，每户所占田地不及半甲。这一比例说明，台湾开发过程中普遍实行的垦佃制在噶玛兰已基本被取消，除个别较大垦户外，均由实际开垦的耕佃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原先组织入垦的业户也就丧失了向耕佃收租的权利。犹如杨廷理所说：“彼谋充业户者，十五年以前不无破耗资财，今日所谋不遂，不免归怨于理。”①官府对开垦方式的干预，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促使自耕农数量相对增多，同时封建官府的① 陈淑均：道光《噶玛兰厅志》卷2 下，《赋役志》。

② 丁日健辑：《治台必告录》卷2，姚莹：《埔里社纪略》。

③ 《清代大租调查书》一章二节一三号。

④ 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姚莹，《筹议噶玛兰定制》。

① 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杨廷理：《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即蛤仔难节略》。收入也相应得到增加。

自耕农是台湾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在产生之初就弱于垦佃制的发展，以后除极少数有可能富裕和出租土地外，大多数都纷纷破产而沦为佃农。

清代台湾农业中盛行垦佃制。“有力之家视其势高而近溪涧淡水者，赴县呈明四至，请给垦单，召佃开垦”②，谓之垦户。清代台湾，垦户系地主阶级的主体。垦户成为土地所有者的途径比较简单，他们渡台时都拥有一定资产，有的在大陆时就是商人、地主。在迁台移民中，这种人占有一定比重。根据最近福建族谱研究的结果，在清代七十余部族谱中注明身份者，有商人三十九人，地主一人，官吏乡绅（包括任职官吏、授有品衔或乡饮大宾者）十一人③。这些人到达后，大多依靠财势充当开垦集团的首领，向官府领照，招集佃户开垦，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而实际垦耕者成为依附于垦户的佃户。这一开垦方式适应了台湾的自然条件和大规模垦荒的需要，因而遍及台湾北部，南部地区也同样存在。乾隆时，台湾已是“庆民散处，佃户居多，业主身家殷实，佃户在庄赁种”④。由于北部官赋较轻，垦户也就多在北部，在客观上促进了荒凉地方的开发。

垦户阶层内，有大中小之分。由于中、北部自然条件较差，当地“番社”又对土地不甚重视，台湾官府迫于垦荒的重要性，对垦户持鼓励态度，不限制垦照的发给，这为垦户获得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提供了便利条件。“汉民开垦，向来请垦，混以西至海，东至山为界，一纸呈请，至数百甲而不为限。业户招集佃丁，又私行广垦”①。因而产生出一些大垦户，如淡水的王世杰、林成祖、张必荣，彰化的施世榜，杨志申、张振万等人，拥田多达数千甲以上，收取大量租谷。官府对垦户的权益也给以保护和优遇。如康熙四十八年，泉州人陈赖章请垦大佳腊，官府贴出告示，“不许社棍、闲杂人等骚扰混争”，垦户“务须力行募佃开垦”。对已垦田在一定时间内免征，“三年后输纳国课”②。这些措施都对垦户扩大开垦规模和积聚财富极为有利。彰化、淡水是垦佃制最发达的地区，垦户势力最强。乾隆年间，淡水厅开垦田园七千五百余甲，而“业户无多，入征册者仅数十名”③，土地集中于少数大垦户手中。彰化县历年报垦者，多为张振万、张承祖、吴洛、秦廷鉴、李朝荣等垦户，一次少则数十甲，多则数百甲④，其垦佃制占优势的状况与淡水相同。② 陈培桂：同治《淡水厅志》卷15 上，尹秦：《台湾田粮利弊疏》。

③ 转引自庄为矶：《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984 年1 期。④ 《台案汇录》丙集，大学士公阿等奏折。

① 沈起元：《敬亭诗草》《敬亭文稿》卷6，《杂著》，《治台私议》。②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一章一节一、三号。

③ 周玺：道光《彰化县志》卷12 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④ 道光《彰化县志》卷6《田赋志》。

大垦户多系独资垦辟，但也有由富豪资助者，如林成祖“朋辈助之，得数百金”⑤，吴沙入垦噶玛兰，“助之资粮者，实淡水人柯有成、何绘、赵隆盛也”⑥。在中小垦户中，不少是自筹资本招佃开垦的。嘉庆年间，淡水垦户丁文开承垦埔地，在契约上载明：“经官丈明五十七甲三分，兹因乏力开垦，托中向陈象老官借出佛银三千大元”①，他因为筹资开垦而向人求贷。由于中小垦户缺乏资金，遂出现一种合股方式，即投资者共同招佃开垦，垦辟后按股分田。乾隆九年的一张契约上载称：“同立阄分字人郭振岳、姜胜本，缘于雍正十三年向老密氏等合给大溪乾穅榔林荒埔一处..协同招佃垦辟，陆续成田，报升在案。..佃户日多，事务日繁..分户各管”②。这种垦户所占土地面积不大，就是属于开垦时期的合股经营者。随着台湾垦户的推进和清廷统辖范围的扩大，出现一些仅向官府请领垦照，“名为自出工本，募佃垦荒，实则其人工本无多”的垦户③。他们招募的佃户要自备各项生产资料，垦辟后自己坐享地租。这种垦户利用开垦高潮的机会充当土地所有者，但由于缺少资金，极易欠赋，成为官府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

佃户转佃土地、收取小租后，垦户就成为大租户。大租户阶层也存在着两极分化之势。富者称为“头家”，每年收租无数，经济力量雄厚，即所谓“上者数百万金，中者百万金、数十万金之富户，所在多有”④，因而有能力交纳官赋。而对中小垦户来说，则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所以往往被迫逃避官赋，“佃人欠大租，业户欠正供，即佃人不欠大租，业户亦欠正供”⑤，“必欲催取，则业户立时破败”⑥。因而他们不得不变卖土地，丧失其大租户的地位。

小租户原为垦佃制下的佃户，起初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后他们又招到佃人耕作，收取小租，转化为小租户，形成一地两租的状况。小租户不负担官赋，又索取占收获物一半的小租，并可处置、更换佃人，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大租户承担官赋，地租所得又少于小租户，“佃户每甲纳租有定，地方公事皆业户出应，其用无定”①，致使欠赋现象严重。“台湾厅县钱粮积欠累累，以此是”②。此时，实际有纳赋能力的便是小租户。但是由于存⑤ 《台湾通史》卷31《列传》。

⑥ 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姚莹：《噶玛兰原始》。

①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② 《台湾私法物权编》二章一节五一号。

③ 道光《彰化县志》卷12 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④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⑤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⑥ 道光《彰化县志》卷12 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① 道光《彰化县志》卷12 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②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在着形式上的主佃关系，小租户得以继续免纳官赋。封建官府对垦佃制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初期的鼓励、扶植到后期的限制、否定。由于垦户占地广而纳赋少，故台湾官员中就有限田开垦的建议，如雍正年间的沈起元、尹秦等人，分别提出“一人一牛付垦十甲，不容混呈广垦”、“毋许以一人而包占数里地面，止许农民自行领垦，一夫不得过五甲”③。大小租关系产生后，必然会影响到赋税的征收，于是官府采取了相应对策。开发噶玛兰时，官府曾限制业户的发展。到光绪年间，台湾巡抚刘铭传下令清理田赋，实行减四留六的办法，承认小租户为土地业主，发有丈单，令其交赋，大租户仅得原有大租的六成，不需纳赋。虽然大小租关系尚未取消，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原有的关系，官府的田赋收入也较原额增加了四十九万一千两银子。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台湾，以补偿金的方式收买了全台的大租权，至此，“大租之制已废，此语（大租）亦亡”④。小租户完全获得土地所有权，成为地主。通过这一长期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小租户在拥有收租权后，已经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不可避免地确认了小租户的业主地位。

三、大租权的典卖和胎借大租权原为垦户权。由于垦户在开垦土地时需花费较多工本，当支出不敷时，就会转让垦户权，在将土地开垦成田之前就退出了对土地的垦辟。合股经营的垦户股内资金不充裕的成员一般要依赖较富裕者，当开垦因乏资而难以维持时，股内的垦户权就会落到资金雄厚者手中，出现垦户权的转移。嘉庆年间，淡水刘可富等人凑成三十六股，又“招得刘朝珍备本凑入四股，共四十股，复垦开辟”。到道光年间，他们立契载明：“垦地仍然荒芜，垫用日见浩繁，无可奈何，席请众股人等到场商议，愿将该处垦户各股底并四至界内山林埔地，以及各处庄地，尽根截退归就于刘朝珍之孙刘世成、刘维翰承管，禀官给戳，自备重本抵御凶番，垦辟成田，■佃收租，永为己业。”①这是尚在开垦过程中垦户权就已发生转移的情况。

土地开垦成田之后，垦户（大租户）所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仍有转移、丧失的可能。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赋税负担、佃户的欠租和大租户自身的奢侈。赋税额在大租户的剥削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尤其是在台湾南部，极易拖欠。如康熙四十四年凤山监生吴国琛的田地，“该县详报，荒芜沙压上、中则计二百四十甲零，历年欠粟计五千五百石有奇”②，作为土地业主，是无法顺利交齐如此巨额官赋的。大租户因为坐收租谷而任意花销，“业户复恃其租多利厚，任情耗费，骄奢淫佚，无所不至，久而所收租③ 沈起元：《治台私议》。尹秦：《台湾田粮利弊疏》。

④ 连横：《台湾语典》大租条。

①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一章二节二一号。

② 康熙《台湾府志》卷10《艺文志》，周文元：《行豁吴国琛等，就各里报垦升科田园均摊稿》。利，不足供其挥霍，则势安得不贫而课安得不欠乎？”①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典卖大租权就成为大租户的不得已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转移常常先以典的方式开始，大租户仍保持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承典人交付典价银之后，就获得自由处理的权利，享受封建地租。例如嘉庆五年，王天麟将地出卖，契上载明：立找绝尽根卖契人王天麟同侄王士头有承父祖置大武郡西保苦苓脚庄田业一所，坐址四至登载上手契内，共田六十二甲九分，年收庄栳大租谷六百二十九石，每甲佃人应贴车工银四钱，配纳正供，番租、丁耗、水藤等项，登载前典契内明白。经天福、天麟、王清等于乾隆三十九年出典于杨东兴、曾朝东，收过花边银一千二百五十大元。今因乏银别创，甘愿将此典业找绝..卖与杨、曾宅。当日三面言议，找出佛银二百大元。其银即日同中收讫，其田甲租额即照前典契内付与杨、曾宅掌管收租纳课，永为己业，不得异言。..嘉庆五年八月□日立找绝卖尽根契。②该典业从典到卖绝的间隔时间比较长，原业主失去大片土地的收租权，难以备价赎回，只有以找价卖绝来结束这一土地转移过程。

台湾典卖土地的人，主要是经济力量较弱的大租户。小租户阶层兴起后，他们从土地得到的经济利益已超过大租户。因此，一般人不愿承买大租权，兼之，为了躲避赋役负担，从而多去承买小租权，这样，典卖大租权的现象逐渐减少，大租权的典卖价格自然要下降，出现“大租价极贱，小租价极贵”的情况①。

胎借银制是封建制度下高利贷的一种形式。胎借者为借贷银钱而以田地或房屋作抵押，出借者则以此为“胎”，收取利息，并有可能最终成为抵押物的所有者。这是高利贷资本渗入封建农村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形式。

胎借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表现为利息支付的方式不同。第一种类型包括抵押取利的基本内容，尚未涉及土地的所有权，与一般胎借没有显著差异。第二种类型是土地转移的开始，胎借者将收租权部分或全部地转交给出借者，后者直接到田地上向原有佃户收租，使原有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同治三年淡水陈登山所立契约载明：“有承父认过十三股公山埔一所，前来开垦..托中引就与宗叔偏与叔为胎，借出清水佛面银二百大元正完足。..共该利粟二十八石。银字即日两相交讫，即将现佃陈炳将对付偏与叔，每年收租抵利，不敢阻当。”②原佃和地租都由出借者支配，暂时脱离原业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了新的主佃关系。胎借的第三种类型的性质，已发生重要变化。出借者的要求涉及到所谓的“胎”，落实在原先作为抵押① 道光《彰化县志》卷12 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②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①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②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物的田地、房屋上面，使胎借者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如道光二十五年一张胎借银契上载明：“立胎借字人胞兄浮，有承父买过周家本庄田一所三份..当日同叔三面言议，胎借出佛银一百七十大元正，明约将此田三份得一份听弟收谷抵利息..如是无银取赎，其田依旧听弟收谷抵利息。”③这种胎借实际与一般典地无异，出借者所获得的权利比对佃付利又进了一步，土地所有权已归于自己，不受原业主的限制。胎借者只保有回赎的权利，其他权利均已禁止。

封建租佃关系台湾封建租佃关系本源于大陆，但又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其主要趋向就是由垦佃制发展到大小租制，小租户与“现耕佃人”的关系愈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垦佃制向大小租制的发展在开发台湾（尤其是中、北部）的过程中，垦佃制应运而生，普遍推行。大陆移民中的商人、地主和官吏等充当垦户，领照招佃开垦，获得土地所有权，向佃户收取地租，形成垦佃关系，也就是开垦过程中的主佃关系。垦户与佃户订立的契约一般为“给垦字”，也有一些是口头商议，明确规定佃户的各项义务，这是当时主佃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进行具体研究的必要依据。

“佃田者，多内地依山之旷悍无赖下贫触法亡命”，在开垦早期，缺乏独力开垦的条件，便充当开垦集团中的实际劳动者，与垦户订立契约，承佃土地，向垦户交纳地租，承认垦户的土地所有权。此时，他们对垦户有较大的依附性，主佃关系是牢固的，带有保护与被保护的性质。进入正常开垦阶段后，佃户的来源及其经济状况的改变，使他们具备一定自垦能力，不完全依赖垦户，对垦户的依附性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出于获得土地权利的要求，是一种比较松弛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开垦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类垦佃关系比前者更具有普遍性，形成这一时期垦佃制的主流。

垦佃制下，垦户不管土地是否开垦成田都有收租权，对佃户进行经济剥削。地租交纳的时间因田与园的区别而不同。田种旱稻，一般只有一收，收成后交纳。园种水稻，多为两熟，也有三熟的，均分为七月、十二月两次交纳，比例为早六晚四。地租率有按百分比的，一般为一九五抽的，垦户得一五，佃户得八五。有的是额租制，开垦的头三年按每甲四石、六石、八石的比率递增，以后定为八石。不管是哪种方法，地租额一般不超过收获物的十分之二，是比较低的。这是垦佃制的特点。地租额所以较低，主要由于佃户垦种的是生荒地，垦户虽付出资本，若不经佃户垦种就无法获得土地收益，③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垦户的土地所有权就是空的。其次，这一时期的垦佃关系略有变化，佃户与早期不同，可以自备工具、牛种等等，甚至可以由一群佃户自筑陂圳，如淡水的嘉志阁圳，“乾隆三十二年，众佃派丁拦筑，其水发源于合番坪，灌溉田一百四十甲”①，佃户不必完全依赖垦户。另外，作为获得土地耕作权的代价，佃户需交付一笔数目不等的货币给与垦户，称为埔价银或犁头银，所以地租额便相应降低了。对佃户来说，获得土地耕作权的方式还是比较有利的。下引乾隆十二年八月一张契约，在垦佃关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立给垦批阿河巴庄业主张振万，有自置课地一所，坐落土名余庆庄..共有田甲一十一甲五分正。今招得佃户王简书前来，出得时值埔价银一百六十两正。其银即日交收明讫，其埔随踏交银主前去垦成水田，内带水分九张足荫。当日二面议定，递年每甲实纳初年大租二石，次年纳大租四石，三年实纳大租八石，系头家租税，永为定例。每甲随带车工银三钱六分正，贴运课工脚费用。其大租务要晒干风净，不得湿右。丰歉租无加减，亦不得拖欠升合。..外批明：其庄中申禁以及水谷，俱系佃人之事，再照。

乾隆十二年八月日给。业主张。①张振万是彰化县大垦户。佃户要自备生产资料，并交纳埔地银。这样，一方面加重了佃户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却是佃户独力垦种，对垦户的依附性减弱，成为佃户获得佃权的条件。

由于多数佃户都在实际开垦中投入工本并交付埔价银。他们大都能获得永佃权，垦佃关系成立时佃户就已掌握永佃权。如雍正十年彰化一契：立招佃人业户李朝荣，明买有大突青埔一所..今有招到李恩仁、赖束、李禄亭、梁学俊等前来承■开垦，出得埔银六十五两正，情愿自备牛犁方建筑陂圳，前去耕垦，永为己业。历年所收花利照庄例一九五抽的，及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雍正十年十月日。立据招佃人李朝荣。②其他“永为己业”，“任从永耕”、“业主亦不得另给他人”等等规定，均出现于这类契约之中，成为永佃权存在的标志。永佃权又称为“田底”，它使佃户比较稳定地进行生产，获得收益，投入土地的工本、劳动不会轻易丧失。它作为佃户耕作权利的保障，使业主不能任意换佃，垦户在垦佃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也受到了影响。

垦佃关系成立之初，佃户的依附性表现得比较明显，佃权还没有成为一种确实的物权，不能任意转给他人，土地耕作权的处置仍要由垦户决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佃户脱离垦户控制的趋势逐渐加强，引起一定程度的变化。土地耕作权“不得私相授受”等规定逐渐让位于约束性较小的规定，佃户顶退土地时也不再受到限制。如乾隆三十二年的一张契上规定：“若其佃① 同治《淡水厅志》卷3，《建置志·水利》。

①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一一号。

②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第三号。

人欲退卖下手，先报明业主清完租粟之后，听佃退卖，业主不得阻难。”①与前期相比，垦户对佃权转移的控制已大为放松，只要有人耕种交租，便不问佃人的身份来历，佃户的依附性已确实有所削弱。

出于这一原因，土地垦熟后，佃户间顶耕土地的现象增多了，并不固定为某一业主耕种，这不是由于业主换佃，而是佃户发展自己的耕作权。在这方面，佃户的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佃户之间顶耕土地时所立契约为退田契。例如雍正八年承禺所立契约：“立退佃契人承禹，今有自垦、自置水田带园一所..自情愿出退，托中引就刘宅前来出首承顶，当日三面言定，出得锄头工资并仓廒水圳共银十两。即日同中秤收足讫归用，其田即踏付银主前去耕作管业。..雍正七年上，租粟系上手之事；七年之下，系是银主之事。”②这种顶耕属于佃权的买卖，原佃向新佃收取工本及其他费用作为卖价，已经把佃权作为一种物权。新佃在承顶之后，仍享有与前佃相同的权利，与业主有关的仅是地租的交纳而已，在其他方面不负担什么责任。佃户的佃权即使在退佃过程中也得以保留，因欠租而退佃的，交足租额后，仍然可以继续耕作。这些都说明，佃户依附关系的松弛化由于佃户自行换佃而得到加强，佃户在经济力量增强后，正在逐渐占据有利的地位。如史籍所记载：“久之，佃丁自居于垦主，逋租欠税，业主易一佃，则群呼而起，将来必有久佃成业主之弊。..又佃丁以园典兑下手，名曰田底，转相授受，有同买卖。或业已易主，而佃仍虎踞，将来必有一田三主之弊。”①这里比较完整地记述了佃权由产生到牢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为垦佃制转化为大小租制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些佃户在获得永佃权的前提下，自己招佃耕作，收取小租，成为小租户，原交给垦户的地租变为大租。大小租制产生后，长期占据台湾租佃关系的主要地位。如乾隆五十六年内辘庄刘士新等所立分家文契上载明：“有承父遗下田园各处物业等项，前乾隆四十八年兄弟分业..年配纳大租粟三十五石，共收大小租粟一百二十三石。”②如乾隆五十九年一契：立合约字人元辉、招麟，今于合伙明买海山彭福庄水田一处，并带竹园瓦屋禾埕菜园埔地等项，业主经丈水田一十一甲零三厘三毫正，共纳大租谷八十九石零六升四合正，其小租谷并碛地银照依时例八股均匀。其田祖师爷五股，孟五郎公大一股，浩兄弟共二股，名下水田二甲七分零。浩兄弟情愿出卖，元辉、招麟备出佛面银一千三百元正，合伙明买，其小租谷并碛地银二人对半均收。..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③①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二八号。

②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三节二号。

① 康熙《诸罗县志》卷6《赋役志》。

②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③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这是小租户出卖小租权的实例，卖价很高，一甲达数百元，契中规定包括大租、小租和现耕佃人交给小租户的碛地银，证明小租户已经招佃收租，成为与大租户并立的业主，享有自己的独立权利，从而形成一田两主制的完整结构。因此，小租的产生既是地租的分割，也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割。通过永佃权到土地所有权的过渡，佃户才转化为剥削佃人剩余劳动的小租户，使租佃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小租户的出现使大租户控制土地的权力更为分散和削弱。一个大租户之下一般有众多小租户，据《新竹县制度考》记载，最多有四十四户，最少者有十五户。①初期的小租额多与大租额相近，表明小租户仍然受到大租户土地权利的限制。如乾隆十八年一契载明：“立为蒸尝合同文约字人钟复兴，先年买有水田一处..田甲一甲三分七厘正，业主施每年每甲供纳大租八石..遗下与弟瑞若兄弟管守耕作..供纳小租一十二石，大租系瑞弟耕作之事。”②以后小租额一般达到大租额的四倍，小租户在土地收获物中的占有比例大为提高。如道光十四年一契载称：“立出■耕字人族侄款，承父阄分应份有水田一甲五分..年配纳王业主大租粟十二石满正，又小租谷六十三石（九三斗）正，并车工水银。”③从大小租额的比例来看，小租户的经济力量迅速增长，他所据有的业主地位已确定无疑、十分稳固。大租权的买卖在清后期有所增多，进行买卖时仍把小租户带交过去，但承买者对小租户实际上无法行使业主享有的权力。小租户成为发展过快的阶层，在生产经营上十分活跃，成为土地的实际业主，这就导致清末田制改革时出现以小租户为业主和纳赋人的结果。

二、■耕制在大小租制下，小租户与“现耕佃人”形成又一层的主佃关系。此时双方所立契约为■耕契或招耕字，出现■耕制，成为大小租制的重要内容。■耕关系形成时，土地已经开垦成熟，不同于开垦时期的荒地。比起佃户来，现佃承耕时所处地位要相对不利。“■”为闽、台民人所用俗字，与土地相联系时，被解释为“贷田而耕也”，表明这是一种租佃关系。《淡水厅志》中对■耕有较详细的记载：“有佃户焉，向田主■田耕种也。有碛地焉，先纳无利银两也，银多寡不等，立约限年满，则他■，田主以原银还之。每年田主所收曰小租，淡北分早晚交纳，自堑而南多纳早冬，其晚冬悉归佃户。亦有先纳租一年后乃受耕，则不立■字，亦无碛地银也。凡田器牛种皆佃备。”①与垦佃制下的佃户不同，“现耕佃人”没有永佃权，只有短期耕作权，■耕契上规定的期限一般不超过十年，到期就要换佃或重新立约。即使在规① 《新竹县制度考》大小租户条。

②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三节十二号。

③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二节五号。

① 同治《淡水厅志》卷11《风俗考》。

定期限之内，佃人的耕作权也不是完全有保障的，小租户仍然能够更换佃人。如咸丰十年的一张契约载明：“同立■耕字人新佃陈添元兄弟等，今因乏田耕作，托认保人宗兄吉哥向就与原业主宗叔金声记兼对收租主宗叔篇与叔承接■过十三天内六股水田一段..即日备出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正，同认保人交金声记及篇与叔收入足讫，递年应纳小租粟一百十六石。..戊午年（咸丰八年）金声兄弟等所收旧佃林妈智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系庚申年（咸丰十年）篇与叔所收新佃陈添元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送还妈智碛地银项。”①小租户在■耕期未到时就以新佃代替旧佃，解除原先的■耕关系，这与开垦时期佃户拥有田底，“永为己业”的情况已截然不同。小租户之下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现佃，在小租权典卖时，转到新主手中，由后者决定原佃的去留。因现佃只有短期耕作权，就有可能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丧失耕作权。如乾隆四十九年彰化李振拔所立卖田契上载明：“田甲四甲六分六厘，带水分五甲五分，年纳业主李杨氏大租粟三十九石六斗庄栳..其田随踏付银主前去起耕，另招别佃耕作，收租纳税，永为己业。”②又如嘉庆三十五年凤山县邱湾秀所立卖田契上，“年带邱业主大租粟十一石九斗二升庄栳..其田即踏付银主前去起耕掌管，招■别佃，收租纳课”。③这些契约上的规定都对现佃不利。但是现耕佃人对小租户又没有明显的从属和依附的关系，处于相对自由的地位。■耕制下，依附关系比较松弛，双方都可自行退出，现佃既不享有永佃权，也不具有经济外的依附性。

■耕下影响主佃关系的又一因素是碛地银，也称压地银，是现佃预交给小租户的贷币，有■耕就有碛地，成为■耕制的一个特点。碛地银与埔价银的性质不同，现佃不能依靠碛地银获得佃权，它只是小租户保证地租收入的手段。如咸丰五年淡水邓阿任所立■耕契内规定：“限内如育一季租谷不清，将字内碛底扣抵补足，随即起耕。”④因此碛地即是押租，与大陆上名目繁多的押租，如挂脚银、佃礼银等等具有同样性质。碛地对小租户有着重要意义，现佃“止认小租为主人，交纳斗升，听其拨换，佃人敢抗大租，不敢抗小租”①，就可归因于碛地银的作用，使小租户的经济利益和地位更加稳固。碛地银产生于大小租制下，乾隆年间已经出现，如乾隆三十年，诸罗县民人江亮新即因为在同一土地上收取两份“压地银”而引起命案。②碛地银在■耕期内由小租户自由使用，期满才归还佃人，就等于小租户变相地向佃人借贷银钱，又免付一般借贷的三分利息，利用业主身份得到这一有利条件，成①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②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③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④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①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②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册421 页，乾隆三十年闽浙总督苏昌题。

为他对佃人进行经济剥削的一个部分。■耕制下，一般是“田器、牛种皆佃备”，佃人虽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但承耕后独力经营，负担仍然很重，碛地银的交付，必然使佃人减少投入生产的工本，甚至有可能被迫通过借贷来设法交足碛地银，从而进一步加重佃人的经济负担，阻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碛地银的存在对佃人是不利的。

■耕制下，小租户处于有利地位，与佃人有直接的支配关系，另外，小租的征收是因为小租户原是从事开垦的佃户，对土地享有更多的权利，因此小租额一般超过大租额数倍，达到与佃对半分成的程度，他对佃人的剥削也就更重于大租户。如以每甲上田产谷八十石为准，大租一般为八石，小租一般为三十二石，则佃人可得四十石。通常情况下，大租占收获物的一至二成，小租户占四至五成，佃人约得五成。由于佃人交纳定额租，这一比例基本是固定的。但佃人的耕作却存在着地力衰减的问题，土地由肥沃易耕变得瘠薄，产量下降，“久垦，土田渐成硗薄。每甲出粟上者不过三、四十石”，①“今则屡经耕种，地力渐薄矣，从前一岁三熟者，今闻或两熟矣”②。佃人依靠与前相同的生产条件，绝对产量却减少了，地租负担愈显沉重，处境更为艰难。在难以完租的情况下，佃人只有被迫退出■耕关系。

综上所述，■耕制下，小租户与现耕佃人之间基本上是一种简单的契约关系，现佃与土地没有牢固的联系，不拥有永佃权。小租户的业主地位建立在经济剥削之上，依靠对现佃的剥削成为与大租户并立的力量。小租户与大陆上的一般庶民地主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小租额占土地农产量的一半，与大陆地主的对半分成相等，小租户所收碛地银与大陆上的押租具有同样性质，小租户可以更换现佃，如同大陆地主所享有的撤佃、换佃权利（在佃户获得永佃权之前），等等。因此，小租户产生之后，就成为台湾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刘家谋：《海音诗》。

② 《台案汇录》甲集，《监察御史林士博奏台湾重地宜裕贮以备不虞折》。

第五节　土地买卖

先尽亲房、原业

清代前期的土地买卖，与明朝相比，交易更加频繁，形式更为多样，手续越益繁琐，“乡例”的名目更多，更为盛行。有些田地，十年之内，三易其主，四易其主。买卖田产的手续，也更为复杂，一般是从业主请托中人，先问亲房、原业开始，寻找买主，三方当面议价，书立卖地文契，交纳田价，付给画字银、喜礼银、脱业钱，丈量地亩，并依照法例，报官投税，更写档册，过割钱粮，这样算是进行了买地的第一个阶段。嗣后，还要经过找价、回赎、绝卖，才彻底完成了这块田地的买卖手续。真可说是名目繁多，关口重重，若稍有不当，某一环节出了差错，这笔田产买卖便难以实现。

在清代，许多地区都存在着先尽本家的“乡规”，卖地时需先问弟侄叔伯等“亲房”，亲房要买，则应卖与，亲房不要，再问本家族人，又不要，才能找另外的人承买，否则要引起争端，带来麻烦，甚至惹出人命重案，搞得倾家荡产，充军问斩。河南登封县陈刘氏因夫死后“家下没什么度用”，于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托产行经纪陈兆凝作中卖地，“尽过陈姓本家人，都说不要”，侄子陈雅也说没有银两，叫陈刘氏“只管寻主出卖”。陈兆凝寻了买主王仁，议价三两三钱一亩。当写契交银丈量田地时，陈雅却来阻挡，混骂王仁“擅买他陈家的地”，王仁答应“将地让陈雅承买”，陈雅继续混骂，追殴王仁，双方争斗，陈雅伤重而死，王仁也依杀人抵命之律被判处死刑。①许多地区还流行着卖地先尽原业的乡俗。陕西咸宁县张稍曾将地九亩九分卖与李必忠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李必忠把地卖给张国佐，原业主张稍的亲房张仲建、张仲必“执卖地先尽原业俗规”，告诉张国佐说：他是原业之亲房，“见卖得赎，他要赎这地亩”，张国佐同意放赎。②画字银与脱业钱画字银是卖主及其亲房和族人在田地正价之外，向买主索要的银钱。画字银之俗在许多地区颇为流行，名称不尽相同，给的银钱数目也不一样，有多有少，经常为此引起纠纷，酿成人命案。湖南桃源县叫画字银为挂红钱，该县刘东山弟兄将汪家塌田屋山场卖与丁庭贵，地价九十六千文，丁庭贵“因乡间俗规，买主在正价外，另有酌给挂红钱文”，答应给刘家挂红钱三千二百文。嗣后丁庭贵借口“从前买价已贵”，不肯付给，双方争斗，刘氏弟兄打死丁庭贵之子丁科。湖南巡抚浦霖拟议：丁庭贵原曾议给挂红钱，后又“撒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乾隆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徐本题。赖不给”，“辄行翻悔不交”，致肇衅端，甚属不当，“其挂红钱文系乡例相沿，仍照追给领”。①业主的同胞弟兄也要领取画字银钱，在一些地区，它已经成为“乡规”。湖南武陵县的“俗例”就是：“凡是卖产，亲房弟侄都有画押的钱文”②。有些地区，索要画字银的人员范围更加广泛。湖南“绥宁俗例：凡是卖产，业主本支户族都给画字银两”③。

在许多州县，买主虽然交清田地正价，付出了画字银，用费已经颇为可观，但事情并没有完，还得依照俗例拿一笔钱给与这份田产的上首业主。这种钱的名称不尽相同，湖北襄阳、江陵及湖南安化县称之为“脱业钱”。湖南安化县李祥一把夏字冲田地卖与李彩槐，李彩槐又转卖给李茂柏。“乡间俗例：凡是卖田，上首业主原有脱业钱”，因李祥一已迁湘乡县居住，李茂柏当时便未付给，从而发生争吵，出了人命案子。①安徽寿州及霍邱县一些乡镇称此钱为“喜礼银”。霍邱县汪登曾将庄田三斗与汪让相换，后汪让将此三斗田卖与汪凡机，地价是十千文。汪登因“霍邱乡间俗例：凡田地转卖，原业主该有喜礼钱的”，遂到汪凡机家索要喜礼钱。②湖南平江称此钱为“酒礼银”，江西弋阳、湖南湘潭、江苏泰州叫“画字钱”、“画押银”，安徽六安州、河南固始县叫“贺银”、“赏贺银”。六安州“乡间俗例：凡有把产业转卖别人，原主都要向买田的要几两银子，叫做贺银”③。

画字银与脱业钱的习俗，使买主要多付出一些钱，有的场合，仅只是给与卖主的画字银就多达地价正额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三十五，如果加上卖主的亲房及本家的画字银，再加上付给原业主的脱业钱，费用就相当大了。这种钱实际上是附加的地价，是封建制度、封建势力、封建习俗强加于土地买卖时附加的地价。地价的提高，使原业主买回祖业的努力难以收效，也不利于雇工种地的经营地主、佃富农及富裕农民的发展，增加了他们购买田产的费用，减少了用于改良土壤、改进技术、提高产量的资金，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因此，总的来说，画字银与脱业钱习俗的广泛流行，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阻碍了土地买卖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向资本主义自由买卖的过渡。

活卖、找价、回赎与绝卖①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浦霖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舒赫德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舒赫德题。

①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廉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初五日，高晋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五日，鄂弥达题。

土地的买卖本来也和其他物品如衣服、食谷、牲畜的交易一样，一经出卖，就归买主所有，卖者再也无权干预，更不存在索找补贴价钱或备银回赎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所谓活卖、绝卖之分。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田地买卖日益频繁，地租额不断增加，地价持续上涨，土地这一封建社会中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在买卖的过程中，就显示出与其他物品不同的特点，出现了活卖与绝卖之区别，形成了索找价银与回赎原业的习俗，这在清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所谓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或者是虽未写这类文字但也未注明“杜绝”等字句，这样的卖田叫做活卖，卖主有权随时备足原价银钱向买主赎回此地，或要求买主“补贴价银”，买主不能“掯勒不放”，也不能拒付找价银两。下引一契为例。

雍正元年（1723）山东兰山县营子村农民杨■为筹办钱粮，将地六亩托中卖与杨洪如，写立活卖文契：立卖活契人杨■同子杨文炳、杨文卓，因钱粮无凑，央到中人曹德仁说合，情愿将业地六亩卖与杨洪如名下耕种为业，言定时价银三两六钱，其银当日收足，并无短少，钱粮随契过割。恐后无凭，立卖约存照。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三日，立卖活契人杨■同子杨文炳、杨文卓。执约人杨洪如，说合人曹德仁，代字人阚克恭。①既为活卖，卖主就可以向买主找补银钱，或叫补贴银钱，通常简称为“找价”。原业主索要找价银的理由，一般都是原价太少，需要补贴。江苏武进县刘文龙于康熙六十年（1721）将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德山家，价银七两，雍正七年刘文龙以“原价轻浅”，向陈家索找，立下找契：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今因原价轻浅，央中找得银一两整，其田仍照前契，业主收租，立此存照。雍正七年八月日，立找契刘文龙，中张芳之、万理瑞。①这种找价，有的不只找一次，而是二次、三次、四次，直到找绝为止。

也是这个刘文龙，于乾隆十四年又向陈家索找，立下找契。其契为：又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原价轻浅，找过一次，仍未敷足，今再央中向找银七两，前后共收银十五两。自找之后，田虽原主承种，如有租息不清，听凭业主收回自耕。恐后无凭，立此存照。乾隆十四年二月日，立找契刘文龙，中王元、陈瑞章，代笔元襄。②找价之俗，官府一般是承认的，如果买主不交应付的找价银两，引起纠纷，官府还要惩治买主。江西广丰县潘奠守将粮田二十四亩卖与监生张健行，因“田多价少”，“希图找价”，赴县控告，要求回赎。知县断令张健①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行交付找价银十四两，张健行没有立即付给，惹起争执，发生命案。官府以“张健行不将断找之价即行交领”，依“不应轻律”，笞四十，并即上交找价银十四两，给与潘奠守。①与活卖相联的是“回赎”。回赎是业主将田活卖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备足原价或加上找价银钱，向买主赎回原地，只要不是绝卖，没有找绝，年限不太久远，买主必须收银放赎，即使此田已经几易其主，都必须赎回，归原主管业。有些业主出卖田地之时，就在契上注明“回赎”、“银到归赎”、“银到契还”等类字句，卖出以后，过了若干年月，原主就备银赎回。江苏常熟县卢明岗于乾隆九年将田十九亩及随田草房两间一厦卖与叔父卢国荣，曾经找过田价，正贴银共五十六两。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卢明岗再向叔父索要找价银钱，卢国荣无力付给，应允放赎，让卢明岗备足原银赎回其田。卢国荣写立放赎凭票如下：立凭票叔国荣，为因昔年曾买明岗侄畏、寥两号田一十九亩、随田草房两间一厦，共价银五十六两整，今因无力找贴，若有原价，情愿即便放赎。恐后无凭，立此凭票为照。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日，立凭票叔国荣，中吴新在。②田地出卖年久，无力回赎，或一找再找，活卖便变成绝卖。也有人一开始就将田产绝卖。所谓“绝卖”，本来的意思是此地出卖之后，永归买主管业，卖主不能再索找银钱，也不能备银赎回。不少地契明确写为“绝卖契”或“杜卖契”。广东兴宁县蔡廷献、蔡廷树的母亲蔡刘氏有“口食田”五丘，于乾隆十年卖与生员刘璋如，立下绝卖田契：立卖契人蔡刘氏，今因乏食，母子商议，愿将承祖分下口食坐落土名蕉头窝田三丘，又大路边田二丘，共田种五升整，内载粮米七合二勺，要行出卖。先招后招，无人成交，自请中人，送与刘璋如承买，就日亲领到田，踏看界址分明，回家立契。三面言定，时价足色银九两整，当日银契两交明白，并无短少债贷准折等情。其田自卖之后，任从买主另批别佃，过户当差，永远管业，廷献兄弟日后永不得收赎，亦不得借端加增等情。恐口无凭，立卖契为照。立笔男蔡廷树，中人马俊荣，在场林清楚，见人蔡廷辅。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卖契人蔡廷献、蔡廷树。①田地绝卖之后，原主及其子孙本来是不能找价或回赎的，但是随着地价不断上涨等等因素，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原主索讨找价要求回赎的案子。尽管买主不愿在绝买之后另付找价，官府也多次申禁，不许加找，但卖主仍然纷纷讨要补贴银钱。一些买主也同意了这种要求，付给找价银。安徽怀宁县监生刘梅的祖父于雍正十二年买了杨廷荣家田亩，“契载杜绝”，杨家借口“原价甚轻”，屡向刘家“索找加价”，乾隆三年加银二十两，九年又加银十四两，十八年再加二十两，“都有纸笔垒据”。杨廷荣“因家里穷苦，不能过①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刘统勋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庄有恭题。

① “刑科题本”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阿克敦题。

年，无处设措”，又向刘家索找价银，出了命案，官府饬令刘家照契管业，不准杨姓再行加找。②正是因为绝卖之后索找行为的普遍，因此一些州县形成了绝卖之后可以加找一次的“俗例”。安徽怀宁县江益珍家于乾隆四十七年将田种三石绝卖与黄廷弼，价钱一百三十四千文。乾隆五十一年，江益珍“因贫难度”，“照乡间俗例杜卖加找一次”。向黄廷弼加添足钱七千五百文，“写立加约”，付黄家收存。①找价、回赎习俗，对农民阶级的生活与农业的发展带来很大危害。其一，找价的数目相当大，原主很难回赎。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五万余件档案看，原主索要的找价银，或是一、二次，或是三、四次，钱数都不少。自耕农、半自耕农或兼营小本买卖及手工业的小土地占有者，他们或是由于贫穷难熬无法生活，或因“钱粮紧迫”利债逼迫，或是葬亲乏资，万不得已才走上这条绝人之路，眼含泪珠，忍痛画押，出卖祖业，卖地之后，或是佃田耕种，缴纳高额地租，或是长雇短佣，挣取微薄工钱，处境更加困难，哪能积攒足够银钱去赎回田地。这种因贫难赎之例，档案中比比皆是，现仅举一例。江苏镇洋县张庄于康熙六十年将田三十亩卖与朱瑞先，价银九十两，后三次找价，共找七十三两，相当于原价百分之八十一，正价找价共银一百六十三两。张庄卖田以后，异常穷困，于雍正十二年“因穷苦不过”，自带尖刀，来到朱瑞先家，借口“贴价银子还短些银色，要他找几两”，若不给与，“就刎死在他家里，也讨口好棺材”。②这样穷苦不堪之人，哪能拿出一百六十三两银子去赎地。

其二，一再找价，活卖找成绝卖。原主乏银使用，将田出卖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急需钱用，无处筹措，只好向买主索讨找价银两，写立找绝文契，将田绝卖。湖南耒阳县李龙生于康熙四十二年将田禾十二担卖与王宜忠，价银三两，雍正六年其侄李子逵、李子照向王宜忠找价，王宜忠凭中将四担田禾退与李家，又给银三两九钱，找绝了八担田禾，“找契内载明永远绝卖字样”。①其三，卖地时间较久，官府禁止回赎。由于卖地区分为活卖与绝卖，活卖之田可以回赎，因此发生了许多赎地纠纷，清政府遂制定法例，划清活卖、绝卖的界限，确定找价、回赎的年限。雍正八年规定：“卖产立有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字样者，概不准贴赎。如契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回赎者，并听回赎。若卖主无力回赎，许凭中公估找贴一次，另立绝卖契纸。”乾隆十八年再定：“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②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高晋题。

①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二日，陈用敷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允礼题。

① “刑科题本”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照题。

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永不回赎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如有混行争告者，均照不应重律治罪。”②其四，增加了地价，争吵频繁。随着找价、回赎之俗盛行，土地出售分化为活卖与绝卖，活卖可索取找价银两，这样一来，找价银钱成为地价的附加物，实际上使地价大大提高了。湖南耒阳县王圣照家于康熙四十二年用银三两活卖田禾十二担，乾隆六年将其中八担田禾绝卖与曹含芳，价银二十四两，比康熙四十二年的活卖价提高了八九倍。③山东兰山县杨鹤家在雍正元年将地六亩立契活卖与杨刘氏，价银三两六钱，过了五十二年，杨鹤写立绝卖契，把田绝卖与杨四“永远为业”，价钱四十五千文，比原来的活卖价增加了十几倍。④由此可见，找价、回赎习俗对农民阶级大为有害，也不利于农业经营者和富裕农民扩大生产，对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与发展，是很不利的。

地价田地买卖的价格，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重要问题。地价的议定，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地区的不同，土质的差异，年成的好坏，粮价的高低，租额的增减，人口的滋生，赋税征敛，社会治安，卖主、买主的身分，以及卖主临时急需的紧迫用费，等等，都对地价的议定有所制约。地价的波动，又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地租额的增减，对农业的发展，对农民、地主、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者的经济条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中，按题报年月选录若干材料，列一简表，作些叙述。由于活卖与绝卖的价格相差很大，故凡是档案载明的，都分别标明活卖或绝卖，未写清楚的，则仅写卖地价银若干。

地价简表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5。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5。

④ “刑科题本”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照题。

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江苏镇洋县康熙六十年，田三十亩，价银九十两，三次找价七十三两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河南登封县雍正十二年，地七、八亩，每亩价银三两三钱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苏铜山县雍正十二作，地六百亩，每亩价银五钱六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四川高县雍正十二年，粮地二斗二合，价十四两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河南新乡县雍正五年，地一百六十亩，价一百两二年闰九月二十六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安化县乾隆元年，田七亩，价一百三十两三年二月六日湖南邵阳县康熙二十九年，田二亩五分，活卖银五两三年七月十六日浙江义乌县康熙五十五年，田四斗，活卖银二两五钱，雍正四年绝卖银七两六钱八年二月七日江西余干县乾隆八年，田十一亩八分，绝卖银四十五两九年三月十一日河南准宁县乾隆九年，地六亩八分，价银十九两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江山县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五年，田十五亩，活卖银六十三两，乾隆九年绝卖五亩，价六十两十二年八月三日湖南安仁县康熙五十三年，田七亩，绝卖银五两十二年十二月三日河南平江县康熙五十七年，田三十五亩，绝卖银三十五两。

乾隆十年转卖，银五百四十两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湖北江陵县雍正五年，田十五亩，价银六十五两十三年七月八日广东龙川县康熙五十五年，田三亩，绝卖钱三十千文。乾隆十三年转卖五十二千文十四年二月一日广东化州乾隆十二年，田十三亩九分，卖银三十七两十四年六月三日广东大埔县顺治十四年，田十亩，活卖银五十三两，两次找银十二两，已找绝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安徽毫州雍正六年，地二十一亩，活卖银二十一两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江苏镇洋县雍正十二年，田七亩，活卖银十一两五钱，三次找价三十五两，已找绝十五年二月三十日河南息县乾隆二十一年，地四亩余，价钱二千四百文，二十五年转卖银七千五百文十五年七月九日江苏常熟县乾隆九年，田十九亩，活卖银五十六两十七年八月十七日江西上高县乾隆十七年，田一亩二分，价银三两十九年七月二日山西忻州乾隆二十年，地三亩，绝卖银十两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安徽合肥县乾隆二十年，秧田八斗六升半及三间房，正价四十两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攸县乾隆十二年，田五亩，价银三十三两，十六年转卖银四十五两二十一年九月二日安徽霍丘县乾隆二十年，田三斗，价十千文二十一年十月五日安徽寿州乾隆二十年，一斗种的地，价银十两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山东潍县乾隆二十年，地一田二分，绝卖钱十四千文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直隶丰润县乾隆六年，地一百二十亩，价银六十八两，十八年转卖八十八两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汾阳乾隆二十一年，地十九亩，价银一百五十两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陕西郃阳乾隆十八年，地三亩三分，价银三十九两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陕西咸宁乾隆二十六年，地九亩八分，价银一百两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湖南祁阳雍正元年，塘田一亩，价银二十两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湖南澧州乾隆二十六年，田四石三斗，价银二百两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江苏溧阳县乾隆二十九年，田三宙六分，绝卖银五十六两三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广东德庆州乾隆三十年，田二十三亩九分，价银三百五十七两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安徽含山县乾隆十六年，田四十亩及庄房二十二间与全套农具，绝卖银一千一百五十两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江苏武进县康熙六十年，田一亩八分，价银七两，后两次找银八两，尚未找绝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湖南茶陵乾隆十八年，田十三亩，价银一百四十两三十二年闰七月初六日广东永安县乾隆十八年，田种八斗，活卖银四十两，找价二十两，契载回赎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江西弋阳县乾隆二十七年，山地四亩，价七千文，三十五年转卖十五千文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江西龙泉县乾隆二十四年，田租十七石，价银七十五两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湖北随州乾隆三十七年，田十亩，价一百一十千文三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黔阳县乾隆三十七年，田收谷一石，价银二两九钱三十九年三二月十八日河南光州乾隆三十八年，地十二亩，价二十七千文，找价二千文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浙江平阳县乾隆三十九年，田半亩绝卖钱十三千七百文十年八月初四日山东兰山县雍正元年，地六亩，活卖银三两六钱，乾隆四十年绝卖四十五千文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山东平度州乾隆三年，地二亩，活卖银五两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福建屏南县乾隆四十二年，田六亩五分，活卖五十千文，四十四年找价四十七两五钱，契载回赎四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福建侯官县乾隆三十六年，园地三亩，活卖银四十一两，三十八、三十九年找价十六两，契载回赎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江西瑞金县康熙五十二年，田二亩，活卖银十两四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安徽怀宁县乾隆四十四年，田种三石，绝卖钱一百三十千文，五十一年找价七十五百文五十三年五月初二日湖南临湘县乾隆五十年，田五十五亩，价银五百八十两五十三年五月十四日湖北钟祥县乾隆五十四年，田五亩，价钱六十千文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甘肃河州乾隆五十五年，田二亩，价八千文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直隶真定县乾隆五十八年，田四亩，价十六千文五十九年七月十日直隶怀来县乾隆五十九年，地二百余亩，价钱二百二十四千文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以上简表和有关档案，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各地田价，多少不一。

这些田地买卖中，地价少的每亩几百文、几钱银，或售银一两、一千文左右。另外一些田地售价则比较高，简表所列每亩价银十两以上的有十七起，如山东潍县，地一亩二分绝卖钱十四千文，每亩为十一千一百文，陕西咸宁县九亩地价银一百两，一亩为十一两，湖南安化县田七亩卖银一百三十两，每亩价为十八两六钱。每亩售银超过二十两的也不少。表中所载田价最高的是安徽含山县生员王朝出卖的田产，四十亩粮田及庄房二十二间和农具，价银为一千一百五十两。总的看来，每亩田售银四、五两的，还是比较多。

第二，田地价格，持续上涨。从地价简表看，虽然各州县的田价很不一致，相差悬殊，但从康熙中叶以后，到乾隆六十年，地价的基本趋势是在不断上涨，有的是成倍上涨，有的涨了好多倍。例如，河南息县谭绍思于乾隆二年卖地四亩与傅良卜，价钱两千四百文，乾隆十四年傅良卜转卖，价钱七千五百文，十二年内涨了两倍①。江西戈阳县詹胜吉在乾隆二十七年卖山地四亩与葛永成，得七折银四千文，三十五年葛家转卖二亩，价七折钱十三千文，八年内每亩地价涨了五倍半②。表中所载地价涨得最多的是湖南平江县李二蓁的田产，李于康熙五十七年将田三十五亩绝卖与朱谦益，得银三十五两，过了二十六年，朱将此田转卖与高家，得银五百四十两，超过原价十四倍多③。

江苏无锡人钱泳在《履园丛话》卷1《田价》条目中，对本邑及附近州县的田价作了如下的记述：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二十九、三十年），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涨至五十余两矣。

钱泳说明末“盗贼四起，年谷屡荒”，故田价猛跌。朱谦益说：康熙五十七年绝买李二蓁三十五亩田时，“当日因差徭重，田不值银，故此价银不同”。这种说法比较流行，也不无道理，但是田价的上涨，还有其他的因素，如人丁滋生、地价的附加物增多，等等，下述买地能获较大的利息，更是促使田价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购买田地，比较稳妥，获利不少。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七《产业》条目中指出：“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当铺又次之。”这种意见在清代颇为盛行，社会上普遍认为置买田产，牢靠、利大、利久。如仅以赚钱多少而论，自然是以开店设铺利息更大，尤其是典铺，得利更多，但是，“市廛、典铺有风火之虞”，既怕火烧房屋，货物尽毁，又怕盗贼偷窃抢夺，老本赔完，而且名声不佳，市侩之人难登高雅之堂，应试中举也有限制，要想进入仕途，位列高官，身居要职，更是十分不易。购买田地，就大不一样了，即使有水旱之患，但总不会年年都有，有些上等田土，还是旱涝保收，而且，田连阡陌，不怕偷盗，任你千军万马，也不能把田地搬走，确是安全稳妥。

同时，康熙中期以后，买进田庄，虽花费不少银两，但收取的租谷租银也比较多，也是有利可图，现举二例为证。湖南安仁县黄茂之于康熙五十三年将田七亩五分绝卖与黄云非，价银五两四钱。①七亩五分田如按每亩收租谷一石计算，可收七石五斗谷，约值银四至五两，即只要一年多就能把本钱赚回来。广东大埔县李正心的父亲于顺治十四年活卖与李君干十亩，“契载① “刑科题本”乾隆十五年七月初九日，鄂容安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刘统勋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阿克敦题。

① “刑科题本”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阿克敦题。

回赎”，价银五十三两，后又两次找贴银十二两六钱九分，已经找绝。此田仍由李正心家佃耕，“每年输租三十石，从未拖欠”。乾隆八年李正心备价回赎，被官府驳回。①自卖之后到乾隆八年，李正心家共佃耕八十六年，每年交租谷三十石，合计二千五百八十石，按一石谷折银六钱计，应折银一千二百四十八两，十九倍于李君干家买地的田价。可见，买田招佃，收取地租，获利不少，这当然会成为促进清代地价陆续上涨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的土地买卖，比较明代，交易更加频繁，手续更为繁琐，“乡例”的名目更多，更为盛行，但是这种土地买卖受到了许多封建限制，它仍然是封建性的土地买卖，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土地买卖有着重大的差别。随着这种土地买卖的盛行，土地兼并更为激烈，土地集中加速进行。大批小自耕农、半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沦为佃农，促进了封建租佃关系的扩展，在地租形态等等方面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① “刑科题本”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阿克敦题。

第三章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下）

第一节　八旗王公贵族

八旗王公贵族的形成

八旗王公贵族包括“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两大集团。宗室贵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弟兄的子孙后代，异姓贵族是皇室以外的八旗贵族，主要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功臣和皇亲国戚。

八旗王公贵族是随着满族的发展，于明末清初开始形成的。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建州女真枝部头人努尔哈赤以父遗甲十三副起兵，率本部诸申三十丁和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沿河寨主常舒及其弟扬书属下数十丁，攻打仇人尼堪外郎的图伦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金国——大清国的第一仗，此后转战三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夺据辽阳、沈阳，进驻辽东地区。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又臣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各部，招抚征服黑龙江、吉林等处女真部落，多次入边，屡败明军，建立了辖治东北内蒙幅员辽阔的强大的清国，并登基为帝，与明帝分庭抗礼。

在建国过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弟兄子侄大多披甲上阵，统兵厮杀，屡立军功。努尔哈赤同父异母之二弟穆尔哈齐，随兄征战各方。明万历十三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兵八十人往攻哲陈部，突遇巴尔达五城联军八百阻击，敌众我寡，士兵大恐，不敢进击，穆尔哈齐随兄带领两名包衣，“四人奋勇步射，直入重围”，大败敌军①。努尔哈赤同母所生之三弟舒尔哈齐，骁勇善战，称雄于部，很早就披甲上阵，“无处不到”，与兄长共创后金国。努尔哈赤之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褚英之长子杜度，代善之子岳托、硕托、萨哈廉、瓦克达，玛占，舒尔哈齐之子阿敏、济尔哈朗，等等宗室，均久经征战，屡败明军，为建立大清国作了很大贡献，史称：“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②。

努尔哈赤、皇太极相继分封诸宗室。努尔哈赤自称“英明汗”，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大贝勒、和硕贝勒，封阿济格、多铎为和硕贝勒，授其余诸子及济尔哈朗等侄为贝勒、台吉。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即宽温仁圣皇帝之位后，分叙弟兄子侄军功，定宗室世爵为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① 《武皇帝实录》卷1，页21。

② 《清史稿》卷215。

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③他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和硕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和硕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和硕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和硕贝勒岳托为和硕成亲王，和硕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贝勒萨哈廉追封和硕颖亲王，贝勒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贝勒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贝勒阿尔泰为多罗铙余贝勒。其后又陆续分封和晋爵，崇德年间一共封了七个和硕亲王、三个多罗郡王、六个多罗贝勒、五个固山贝子、一个镇国公、八个辅国公，以及一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和奉国将军，一个势力强大的宗室贵族集团正式形成了。

异姓贵族又可分为满洲八旗贵族、蒙古八旗贵族和汉军八旗贵族三个系列，以满洲八旗贵族为核心，为主体。

这时的异姓贵族，主要是开国元勋、功臣，首先是“五大臣”和武勋王。“五大臣”乃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武勋王系扬古利，他们都系很早随从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的开国元勋。额亦都和安费扬古还参加了太祖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图伦之战。其子弟亦继承父志，领兵厮杀，续建殊勋。劳萨、冷格里等一大批满洲勇士，也转战各地，破敌克城，威名远扬。一些蒙古贝勒台吉，很早就带领部民来归，随从征战，为金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如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之巴约特部古尔布什台吉，于天命六年（1621）十二月即率部民八十户一百一十五丁来投，努尔哈赤大喜，以第八女嫁其为妻，厚赐牛录、人、畜、财帛。科尔沁部之兀鲁特部贝勒明安，以女嫁与努尔哈赤，又率部来归。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很早即来朝贡，后又带部来归，娶汗之侄女。明抚顺游击李永芳最早降顺，带兵征战，娶汗之孙女。这一大批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将领，都为全国的建立和发展而效劳立功，因而也分封爵职。

天命五年（1620），英明汗努尔哈赤仿效明制，置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各分三等，职皆世袭。天聪汗皇太极改定爵职，于天聪八年（1634）定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一、二、三等总兵官为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一、二、三等副将为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一、二等参将为一、二等甲喇章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

努尔哈赤、皇太极先后分封额亦都为弘毅公、费英东为直义公、扬古利为超品一等公、何和礼之子和硕图三等公、额亦都之子图尔格三等公、蒙古勇将武讷格三等公，余皆分封昂邦章京（后之子爵）、梅勒章京（男）等爵职。入关之前，封授满洲公、子、男爵约五十人、蒙古约三十七名公、子、男爵，汉军（包括后来编入汉军者）王、公、子、男近三十人。满洲、蒙古、汉军这一百一二十名王、公、子、男，就是新形成的八旗异姓贵族。

八旗王公贵族是金国——大清国的统治集团，其中，以亲王、郡王、贝勒为核心的宗室贵族，权势更大，地位更高。

③ 《清文献通考》卷246。

王贝勒拥有旗主之权，代善等王贝勒，分主一旗或二旗，豪格、阿巴泰等王贝勒，亦辖有若干牛录，他们与旗下人员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王贝勒拥有议政之权，军国大政由汗召集王贝勒商议决定。天聪年间还实行努尔哈赤生前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由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为主，辅以多铎、多尔衮等贝勒，治国理政。崇德年间改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宽温仁圣皇帝的主持下，议政王召集议政贝勒、贝子、大臣，与议诸事。王贝勒拥有用兵之权。他们各自统辖本旗将士，转战四方。对谁用兵，由汗与王贝勒议定。重大征战，皆以王贝勒为主帅。天命、天聪年间，分别由英明汗努尔哈赤、天聪汗皇太极统率，偕诸贝勒领军出征。崇德年间，英郡王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阿巴泰等王贝勒，分别授奉命大将军、扬威大将军，统领八旗劲旅，入边攻明。宗室王贝勒是执掌金国、大清国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

八旗异姓贵族则分任要职，如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等重要职位，基本上为异姓贵族担任，与议国政。他们也辖领牛录，管辖旗下人员，率兵随从王贝勒征战各方，拥有相当大的兵权。

八旗王公贵族将俘获的大批人口贬为包衣，将他们编隶庄园，耕田种地，牧放马牛。他们拥有大批庄园。早在进驻辽东前夕，“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①。进入辽沈以后，八旗贵族又增设了许多庄园，仅大贝勒代善之子瓦克达台吉，天聪九年就占有满洲、蒙古汉人包衣八百七十丁和二十三个庄园。②蒙古台吉恩格德尔及其弟莽古尔岱台吉，领有太祖赐彼的拖克索（庄）二十四个。

八旗贵族的迅速发展顺治元年（1644）四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十二万，来到山海关，准备与大顺农民军决一死战。多尔衮早在月初以六龄幼君名义颁布的敕书中，便明确讲道：“当此创业垂统之时”，“往定中原”，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当“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四月二十二日大战之前，他又召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八旗大臣，再次强调指出，一定要拚死厮杀，以成大业。③在共建大业的鼓动下，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子孙弟侄和八旗将领，纷纷奋勇冲杀，大败敌军，并随即分兵四出，征抚各地，为确立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而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一些王公大臣还效命疆场，卒于军中。

① 李民■：《建州闻见录》。

② 《清太宗实录》卷25，页22。

③ 《清世祖实录》卷4，页8、9、17。

后来清高宗弘历总论清初王公业绩说：“我朝开国时，宗室懿亲，勤劳佐命，其殊勋茂绩，实为史册罕见。”①《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比较清与前朝宗室从征情形时，更明确指出：“诸史列传载，从龙征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震万世之鸿基者。”有功就得论赏，殊勋更应格外优遇，多尔衮对宗室实行“笃厚懿亲”的政策。顺治元年十月福临登极恩诏第一条，就是优待宗室贵族，它规定：“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因而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晋郡王阿济格、多铎为亲王，贝子尼堪、博洛为贝勒，晋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贝子。后尼堪、博洛、满达海等皆晋为亲王。这些统军征战建国创业的宗室王爷，被称为“开国诸王”或“军功勋旧诸王”。

皇子王孙，亦因江山已得，而荣封爵位。顺治元年十月登极恩诏第二条规定：“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②顺治六年规定，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封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其后又有所修改。皇太极第五子硕塞便因系皇子而封郡王，后又以军功晋亲王。这些因系“天潢近支”而封世爵的皇子王孙，称为“恩封诸王”。

根据有关规定，顺治年间先后分封、晋封军功诸王、恩封诸王的亲王郡王有肃亲王豪格、显亲王富寿、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敏郡王勒度、谦郡王瓦克达、温郡王猛峨、康郡王杰书、简郡王济度、郡王塔尔纳、祜塞等，加上原有的礼、睿、郑三王，共十八位亲王郡王，同时又封了尚善等十三位贝勒、傅喇塔等十八位贝子，加上镇国公、辅国公等，宗室王公共有九十六人，远远超过了入关前王公的数字。康熙以后，又陆续封了几十位亲王、郡王和一大批贝勒、贝子、公。

多尔衮对八旗官将实行“崇功尚德”，优遇勋贵的政策。顺治元年十月登极恩诏规定：“满洲开国诸臣，或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或汗马著功，开疆展土，俱应加封公、侯、伯世爵，锡之诰券，与国咸休，永世无穷”①。对于勋贵功臣之子弟，亦予优遇，委授官职，待其立功，即行封赏。同时，还擢用勇士，封赐新贵，像诸申伊尔德，屡立战功，任至宁海大将军，封一等侯。顺治年间，新封、晋封的满洲八旗异姓贵族有九十四人，其中公爵九人，侯爵三人，伯爵八人，子爵、男爵七十四人。蒙古八旗公侯伯子男五十一人，汉军八旗和汉人有五个王爷和公侯伯子男六十八人，均比入关前增加① 《清世祖实录》卷9，页11。

② 《清世祖实录》卷9，页11。

① 《清世祖实录》卷9。

了很多。康熙以后，又擢用能臣勇将，封授爵位，如康熙时平定三藩之乱的图海、赖塔封一等公，费扬古以征准大胜由三等伯晋一等公；雍正时年羹尧以平定西藏及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封一等公；乾隆时，以在平准、定回、二征金川、驱逐廓尔喀等战争中功勋卓著，傅恒、班第、兆惠、明瑞、阿桂、海兰察等人皆封至一等公；福康安封贝子，死后追赠郡王。清廷又定，皇后、皇太后之娘家，封授承恩公爵。八旗贵族有了很大的发展。

八旗王公贵族袭封爵位，担任要职，统军议政，是清帝主持之下执掌军国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内部的各个派别，权势有所消长，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的影响。顺治年间，开国诸王拥有议处国政统军征战之大权。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世祖福临病故，遗诏命开国功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四位大臣“辅政”，“保翊幼主，佐理政务”，直到康熙八年五月中圣祖玄烨擒鳌拜，乾纲独断，这八年多里是异姓贵族一等公鳌拜、一等公索尼、一等公遏必隆、二等子公主之子苏克萨哈执掌军国大权。康熙帝亲政以后，以“开国诸王”之子孙简亲王喇布、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王贝勒在“三藩之乱”时贻误军机，削去五位担任大将军的王贝勒爵位，又不断抑制下五旗王公权势，“开国诸王”子孙权势大为削弱。由皇子分封王贝勒的“恩封诸王”，在康熙年间议政统军，辖治旗人，对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雍正、乾隆时期，宗室王公影响削弱，皇帝依靠八旗勋旧和新封贵族来治国理政，统军征战。从雍正元年到乾隆六十年（1723—1795），担任首席大学士有八人，其中一等公傅恒、讷亲、阿桂任职四十年，一等伯李侍尧、二等伯马齐任职十四年，五位满洲贵族相继当了五十四年首辅，满洲高晋任五年，汉人三等伯张廷玉和汉人刘统勋任十四年。从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到乾隆六十年（1729—1795）的六十七年间，相继任领班军机大臣的怡亲王允祥、一等公傅恒、阿桂、讷亲、马尔赛、三等伯鄂尔泰等六人，任职五十七年，汉人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三人任职九年，满洲大臣尹继善任职一年。内阁首席大学士、军机处领班军机大臣，主要由八旗贵族担任。出征主帅、驻防将军、领侍卫内大臣，情形与此类似。各部尚书、总督、巡抚，八旗贵族担任的亦不少。

八旗贵族在经济上也拥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岁领巨额俸银禄米，宗室亲王年俸白银万两、米五千石，郡王五千两、米二千五百石。他们占有大量庄园人丁。康熙六年规定：皇子分封，各按爵秩拨给人丁庄园，亲王分领庄园四十二所及投充人、新丁、炭军、灰军、煤军一千七百余丁、三佐领下人五十户，另外，还分取旗下佐领二十和内务府三个佐领。清初不到一百人的宗室王公，在畿辅奉天有庄园二千二百余所，占有免赋旗地一百三十三万余亩，后来又增加了很多。太宗之五子硕塞庄亲王府，有地五十五万余亩，多尔衮睿亲王府，有地三十余万亩。太宗之长子豪格肃亲王府，在直隶奉天有“耕作地”三十万余亩，“东蒙古察哈尔属白旗地”的牧场地一百二十六万亩，在热河还有一百七十余万亩土地的所有权，另外还有面积二十平方里的森林一处，金矿一处。平南王尚可喜在辽东海州老家有庄地五万余亩，在关内有“公主陪嫁地”七千余亩，还有五个“养赡家口”的“勋旧佐领”的壮丁地七万余亩。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家，除关内大量土地外，在辽宁有耕地“户下家奴”一百三十七户六百七十余人，庄地四万七千余亩。

八旗王公贵族在清前期的军事、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一等公朋春、一等男沙尔虎达逐走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靖海侯施琅统一台湾，裕亲王福全、一等公费扬古先后任大将军大败噶尔丹，贝勒延信逐走准兵安定西藏，一等公年羹尧平定青海，一等伯傅清、拉布敦计诛西藏叛王，以身殉国，一等公班第、三等伯鄂容安初定准部，遇难死节，一等公兆惠、阿里衮、阿桂平准定回，阿里衮又勇征缅甸，病卒于军，追赠郡王之贝子福康安、一等公海兰察二征金川，击败廓尔喀军，安定西藏，等等，他们为保卫领土，增进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拓疆开域，最后奠定近代中国的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八旗王公贵族中，还出现了不少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史学家，如精通天文算法的庄亲王允禄，诗画双全的慎郡王允禧，与允禧媲美兼通天算的慎亲王永瑢，“名扬天下”的大书法家成亲王永瑆，以“善诗词”著称的安亲王岳乐之子岳端，历史名著《啸亭杂录》之作者原礼亲王昭梿，等等，对丰富祖国文化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旗贵族的逐渐衰落八旗王公贵族，岁有俸禄，世袭爵职，分任要职，庄园星罗棋布，包衣成百上千，金银满库，奴婢成群，锦衣玉食，一呼百应，这样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这样极为难得的优越条件，固然可以使一些胸怀壮志之王公侯伯大展宏图，驰聘疆场，叱咤风云，整饬吏治，革弊兴利，抑强扶弱，为巩固、增强大清国，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丰功伟业，留芳千古，但也可以使一些目光短浅的庸俗之辈，或醉生梦死，安于享乐，腐朽堕落；或争权夺利，玩弄权术，互相倾轧；或揽权纳贿，侵吞国帑，鱼肉小民，横行不法，贪酷骄横，臭名远扬。随着时间的推移，滑向后一条可耻道路之八旗贵族，越来越多。

早在入关之前八旗贵族集团正在形成兴起之时，就有一些王公贪图享受，不愿征战，甚至仗势横行，拐骗良民，“潜携妓女”，遭到清太宗严厉斥责和处治。入关以后，苟安因循之风日益严重。圣祖玄烨为安定西北，消除准噶尔对西北、北方的严重威胁，而欲亲征之时，八旗王公大臣大都畏惧噶尔丹的无敌军威，反对出征，只有三等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力赞帝议，并率军奋战，给予噶尔丹致命的打击。高宗弘历欲乘准部内乱之机，大举征剿，解除康、雍两朝以来西北、北部地区及喀尔喀蒙古带来的严重威胁，洗雪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的耻辱，然而满洲王公大臣除一等公傅恒赞同帝议外，“其他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反对用兵。①许多王公懒惰笨拙，庸懦无能，花天酒地，恣意妄行，像简亲王雅尔江阿，“人甚卑鄙，终日沉醉，诸事漫不经心”，被削爵处治。其弟神保住袭爵后，荒淫无耻，“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并“凌虐伊兄忠保之女”，又被革爵。克勤郡王纳尔图，素性暴戾，横行不法，殴死“无罪人”罗米，折伤菩萨保、杨之桂手脚。豫亲王裕兴，“不自爱惜，恣意干纪”，好色成性，不顾”亲丧未满，国服未除”，强奸侍婢，逼迫致死。一等伯心裕经常疯狂殴打包衣，打死三十余人。嘉庆以后，一些王公侯伯吸鸦片，嫖妓女，种种劣行，难以悉数。恺亲王绵恺，酷嗜鸦片，喜于戏乐，将优怜囚于府中，任意凌辱，又关押平民八十二人于府，私刑拷打属下人员，被革除王爵。庄亲王奕窦，“浮薄无行”，与镇国公溥喜，赴尼寺，吸鸦片，被革爵遣戍吉林。清中叶以后，八旗王公贵族集团中的大多数，逐渐腐败衰朽。

① 《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4—19。

第二节　孔府贵族

地主屯地

山东曲阜衍圣公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之府第和祭祀孔子的常设机构。

孔府拥有大量田地，其中，屯地的比重最大。

清代孔府共有六屯：郓城屯，地五百四十六大顷（七百二十步成亩）余，坐落郓城、巨野、寿张、范县、汶上、邹县、阳乔诸县；巨野屯，地四百六十四大顷，坐落巨野县；平阳屯，共四百四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巨野、曹州、定陶、濮州（今鄄城）；独山屯，共二百三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鱼台、邹县；东阿屯，共七十六大顷，坐落东阿县；洸河屯，地七十三大顷，坐落滋阳（今兖州）、济宁。

耕种五屯土田的佃户分为两类，即实在户和寄庄户。爵府在移山东布政、按察司的文中说：“本府查五屯系钦拨为圣庙祭田，屯户亦系钦拨，令承种完粮以供祀事，世为本府户人，名载档案，一切差役向皆轮流膺差。嗣因屯户中有逃亡故绝以及无力种田，有民愿种完粮者，亦准其承种完粮。遂以屯户为实在户，轮流膺差。而民人为寄庄户，但种地完粮，而不执役。”不入地方烟户册籍，同地方有司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爵府对实在户管辖很严，只准附籍纳粮当差，不准脱籍，就是所种屯地已全部出卖，也还是要给公府当差服役。公府如果发现实在户脱籍便千方百计捉拿归案。寄庄户是国家的编民，他们佃种屯地，交纳地租，负担地方政权的差徭，而不服公府差役。这种寄庄同唐以后出现的寄庄户颇相似。

五屯的实在户和寄庄户一律向公府按亩纳银，只是数量有异。“查得五屯祭田一项..其地亩向照荒田之例，均以七百二十步成亩，每亩额派正银六分征收..原有米麦一项以充粢盛。缘五屯散处他邑离曲窎远，诚恐佃民负载完纳维艰，是以议令每官亩折银八厘以抵米麦之供..佃户迂有祀典仍当差徭，至寄庄民户因无林庙差徭，每亩又加银二厘，原以为雇觅帮帖祀典差徭之用。”①就是说实在户每亩纳银八分四厘，寄庄户每亩纳银九分。乾隆七年（1742）五屯上也实行了“摊丁入亩”，通计每大亩摊入银四厘六丝三忽五微，这样实在户每亩八分八厘，寄庄户九分四厘。五屯屯户每亩所纳钱粮与当时的正供大体相当。五屯所在地的菏泽（曹州），每官亩折银二分二厘七毫六丝，米三合八勺零。鱼台“每官亩征银二分三厘零，米一合四勺零。东阿，每官亩征银二分八厘七毫八丝零，米七合九勺。可见，五屯租银大体相当于当地田赋。

为管辖屯田，爵府设有专门机构，上有管勾厅和管勾官，在各屯所在地又设有屯官和屯官衙门。屯官衙门管辖一屯事务，包括政治、经济、行政、① 《孔府档案》第4112 号（以下只注档案号）。

司法各权。凡屯民户籍、牌甲结构、甲首滚轮、屯田领种、钱粮催征、土田买卖过割，差徭金发以及户人间的纷争刑讼，几乎是除命案以外的一切均由屯官、管勾官统辖办理。甚至，当屯户同地方编户涉讼时，地方有司不得随意传讯户人，必须移文公府管勾，由管勾衙门佥发。总之，爵府统辖“赐屯诸佃，无异有司之抚字百姓”②。

厂地清代的爵府拥有厂七处：郓城厂、巨野厂、平阳厂、独山厂、滋阳厂、东平厂和曲阜厂。坐落郓城、巨野、曹州、鱼台、滋阳、东平、封张、阳谷和曲阜等州县。厂地不仅同屯地间存在较大不同，就在七厂之间的前四厂和后三厂也存在着明显差别。

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厂同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屯相连，它们之间不仅地片相连，且在管理上也同属一个屯官衙门，如郓城屯官衙门就管辖着郓城屯和郓城厂的土田、租税等事宜。爵府在统计土田数额时往往将屯厂合并计算，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次大规模造册申报迷失地亩时都是把屯厂合并呈报的。从上述现象看似乎屯与厂相差不多，其实不然，屯与厂差别很大。

第一，厂地来源于多种途径，大体为新垦、投献、籍没，甚至还有用价购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厂地数额很不固定，以巨野厂为例，顺治十一年地二十四顷余，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十五顷余①，屯地上则不见这种情况。

第二，在剥削形态方面，厂也较屯复杂，五屯一律征银，而厂却时而征银租，时而征收实物租，或定额，或分成，变换不定，如清初的郓城、巨野两厂征收的是银租，而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巨野厂却改为实物分成租了。平阳厂从清初开始一直采用实物分成租。独山厂因系水田，定期向爵府交纳鱼藕菱芡等祭品。

第三，屯地不分等则，均收等量银子。厂地则不同，厂地按土质肥瘠划分等级，有的厂分三等，有的则又分四等，还有的分为六等、七等，或谓上、中、下，或谓金、银、铜、铁，在征银的场合所征额数远较屯地为高，如顺治十一年鄂城厂齐秀才进地的租额为：园地亩租二钱、上地一钱五分、中地一钱二分、下地一钱①。

第四，屯地准屯户买卖，厂地不准买卖，在这里指的是佃耕者之间的买卖。“其厂地按地亩之高下分别等则输纳租银..若许其买卖交易，则侵欺② 《孔府档案》第3924 号。

① 《孔府档案》第4665、4666 号。

① 《孔府档案》第4669 号。

抵盗百弊丛生，是以严其买卖，间有佃户无力耕种者，许其寻人顶租转种。”②同样，爵府本身也不能出卖厂地，虽有买进土田为厂地的例子，那只是为了逃避国家赋税，以私充祀。

综上所述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爵府占有厂户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名符其实的地租，而不像五屯所征仅是相当于国税数量的劳动者的部分剩余劳动。二是厂的剩余劳动为爵府全部占有，不对封建政权上缴国科，厂地是免税田，是蠲免田赋的。三是厂户对厂地只有使用权，厂户不能出卖厂地，只在无力承租时可以转佃于其他劳动者，转佃只是使用权的转移。对厂地爵府同样也没有出卖权，只能以它作为剥削地租的手段，不能自由出卖。爵府所拥者仅是占有权，虽谓占有实际是所有权，历代封建皇朝并无收回祀田之令文。爵府可世代以它作为剥削手段攫取地租。厂地土质瘠薄，就是得以自由出售，得价廖廖。在数千卷档案中没发现过盗卖厂地的文字。

曲阜、滋阳和东平三厂是清初因东兵圈占了公府顺天府地而拨补的。曲阜厂地十九顷余，滋阳厂地二十七顷余，东平厂地二十三顷余。

曲阜厂等三厂同郓城厂等四厂相比，其相同点是绝大部分土田分等则征税。其不同之点是：一律征收定额租，未发现有分成租的账册；一律征收租银，不见征收实物租记录；租额远比四厂为高，有的高达数倍。曲阜下属的四厂租银如下：马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大羊厂，上地每亩二钱零五厘、中地一钱七分、下地一钱。小羊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席厂，每亩二钱四分。①从顺治年间到同治、光绪年间一直如此，没有变化。负担天棚、花炮、林柴等差，派长甲、小甲管理土田租佃、收租、解运等。

三厂同四厂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剥削重，地租高。原因之一是土质不同，郓城、巨野、曹州等州县临近黄河，而黄河时常为灾，故土质瘠薄，而三厂，特别是曲阜和滋阳厂坐落曲阜西北与滋阳接壤处，土质较好；另一重要原因可谓历史原因，三厂原是德鲁两藩王的庄田，在明代此二藩王征收籽粒一向很重。爵府对清初拨补厂地所征之租，为租、税之租，所谓“重新租银”。这些就是形成三厂地租高、厂户所受剥削重的历史条件。

官庄清代公府拥官庄十八。在曲阜者十二：齐王、春亭、张羊、南池、安基、红庙、胡二窑、颜孟、马草坡、齐王坡和下地屯，共地六十四大顷余。在邹县者二：鲁源和黄家，共地十七顷余。在泗水者四：西岩、安宁、魏庄和戈山厂，共地六十余顷。官庄规模一般不大，多为四、五顷或六、七顷。十八② 《孔府档案》第4924 号。

① 《孔府档案》4752、6975 号。

官庄中最大者为泗水戈山厂，拥地三十余顷（包括部分自置私田），最小者为安基庄，地二顷余。总之官庄的规模同屯、厂无法相比。

十八官庄设立于何时？据《阙里文献考》记为明洪武元年，所谓洪武元年赐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此说可疑，如马草坡就为清代所立，在清初它还属于张羊庄，后来分了出来，再说，明朝以前统治者也有赐田之举。十八官庄的土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来源也较复杂。各官庄的账册上都不断出现新垦地和新入地的记载，据佃户们反映公府许佃户们在周围开荒，新垦荒地叫新垦地，又不允许佃户种无粮地，垦出之地需到公府按租，佃户新垦之地到公府按租就叫新入地，公府对新入地减租以示优惠。官庄土地中还有部分私田杂在其中，如城西大庄土田中就杂有某公爵夫人陪嫁胭粉地二十五亩，再如戈山厂土地中也混进了相当数量的私田。

十八官庄均设小甲管辖，每个小甲一般得地五大亩（曲阜官庄地六百步成亩，一大亩为官亩二亩半），叫做粮饭地，不向公府交租。以五大亩地的收入代替俸薪。在清初各官庄多采取自种（称官种）、分成和定额实物租并举的经管方式。官庄自种地上的劳动者是雇工，如齐王庄为耕地构地和担青草共觅了工伕十七人，工钱是五千一百文，折黄豆四斗七升一合半（孔斗）。所觅工伕使用的工具属官庄所有，像齐王庄就备有木犁、牛、犁子、汤勾、拖车、牛盘等工具。①官庄自种只占官庄土田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的土田还是采用租佃制方式经营的。在清初，官庄出租土田均收实物地租，其一部分采用分成制，另一部分是定额租。在分成的情况下，几乎全部是对分，不过这种对分是除去种子后的对分。在定额租的情况下，土地是分等则的，或上、中、下三等，或上、中、中下、下四等，有的还分为五等、六等。仍以齐王庄为例，顺治十一年上地每亩租麦三斗二升五合、中地二斗，下地一斗。有清一代官庄地租的发展动向为：地租每亩五斗，到光绪时则提高为六斗，①但幅度不大，呈现了由实物租向货币租转化的趋势，但实物租仍是基本地租形态。公府收租用的是自己的斗，自称官斗，与曲阜通用的市斗不同。据测定孔府用来收租粮和草均属正额租范围，正额之外又有附加，附加也为粮草两类，粮类主要是斗尖和地皮，租粮过斗时要淋起尖来，超过斗面的部分叫斗尖。淋尖时还要下流，流到地面的粮食叫地皮。斗尖、地皮的数量开始并不固定，可多可少，不厌其多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所以有时甚至“斗外多于斗内”。佃户们不堪这种额外勒索，屡屡展开斗争。到清末爵府被迫让步，主佃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了尖皮的法定数，并立石于胡二窑官庄以志之。规定佃户每交租粮四升二合五，加尖一升，皮七合五，共计六升。附加为正额的40％，正租与法定附加的比例为七比三。租草也有附加，据佃户们反映，一束草法定为二十五斤，但交租时总要交三十斤才能过关。

① 《孔府档案》4726、4727 号。

① 《孔府档案》4725 号。

佃种爵府官庄地，除正租粮草和附加外，还有差役。官庄佃户所负担的差役繁琐而复杂，有林差和冰差。由曲阜的大庄、安基、春亭、红庙、南池、张羊、齐王庄出差。林差是秋后到孔林割草，孔林面积近三千亩，各草丛生，郁郁葱葱，且使用价值也高。规定每租种官地十亩需出一伕割草，或亲役，或雇人替代，租地不足十亩者，按亩出钱雇伕。一般从八月初一进林，十月初一前必须割完，并运到爵府柴火院垛好。此役很重，一般总要四十多天才能完，且为无偿劳役，割草伕需自带吃食，住在林里，爵府只“赐”几文茶水钱。冰差为当数九严寒护城河水结冰之时，将冰凿开运到爵府冰窖贮藏备来年消受。也是租种十亩地出一伕，一般十五天左右可完，时间虽短，但劳动条件却更艰难，也是无偿劳役。还有天棚、花炮、年菜、干果、杏仁、年猪、肉腿、椿芽等差，也由大庄、红庙、南池、春亭等庄负担，这些大多是由房基租折纳的。官庄的佃户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的住房是盖在官庄的土地上，叫做官基民房，盖房占用的几分地要交租，叫房基租。房基租征银子，一般是每分地租一钱。爵府征收部分银子，另一部分折成差，如大庄房基租为一百二十两白银，爵府收现银八十两，余四十两折办天棚、花炮、杏仁、肉腿、年菜、椿芽、扫帚等，即这些都由大庄去采办，如爵府每年多次祭祀、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搭棚，搭棚所用席、箔、青麻及人伕全部由各负担官庄的佃户承担。有抬舆、推车、香案、纸马等差，由胡二窑、下地屯、颜孟等庄负担。公府出殡祭祖，由颜孟庄的佃户抬舆，胡二窑的佃户抬香案、拿纸马，齐王坡的佃户推车，这些或以房基租折，或以草租折，如胡二窑的佃户抬香案、拿纸马之差就是以草租折的。此外，爵府还有多种所谓户，他们也都与官庄土地结合，如杏户、梨户、核桃户、扁担盒子户、扫帚户、撩衣户、号丧户和吹鼓手等。他们都种官庄地，不纳粮或少纳粮。如大庄有杏户，据说原来大庄有一片杏树，看管人每年送杏进府，后来杏树死了，还是照例于端阳节前送杏进府。杏是从市集上买的，每年十二篮子，每篮约八、九斤，送杏户种四亩地，不纳粮。红庙庄的扫帚户也大体如此，种上地一亩余，本应交租四斗，而只交一斗，余三斗折扫帚四十、条帚十、刷帚十，共六十，每年十月一日前交齐。大庄还有四户吹鼓手，每户种地四亩，不纳粮，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都应召到府里去吹吹打打。撩衣户是胡二窑官庄的，姓胡，曾随衍圣公进过京，其后代赐为世袭小甲。号丧户是助哭的，大庄和红庙两官庄都有，也是种一定数量的地，不纳粮，公府遇丧举哀时召他（她）们去助哭。大庄还有扁担盒子户，种三亩官地，不交租或少交租，每遇祭祀去府应差，抬盒子到林或庙。这一切都同土地联系着。

官庄还租牛和放粮，这些都是加重剥削佃户的重要手段。牛租额高，在一些租册中经常见到佃户欠牛租的记录，欠数很大，往往是白银几十两，而且也有因欠牛租而饿死的佃户。

官庄土地尽管来源不同，却均名曰祀田，蠲免封建政权的一切钱粮差徭。官庄土田严禁买卖，它有双层意义，一是严禁佃户出卖，二是爵府本身也不得出卖。祀田到官田项下，官田的所有权在封建政权，所以，不得出卖，也不得赠送、赏赐或分给兄弟伯叔。官庄土地尽管严禁佃户出卖，而到清朝，特别清中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发展，土地买卖的频繁，也由于耕地面积的紧缺和田骨田皮的分离，在官庄佃户间退地现象在发展着，所谓退地就是田皮买卖。就官庄的具体条件分析，退地源于转佃，佃户们租种官庄土地，虽有不少为子孙相承，但佃权也还是有变化的，有的是自动退佃，有的是被夺佃，有的是顶佃，也有的是新佃，开始这些佃户们是同管庄小甲直接联系，退佃者将地退给小甲，夺佃由小甲出面，顶佃、新佃也经小甲之手，甚至小甲们还要勒索部分经手费用。久而久之，佃户们就避开小甲私相授受佃权了，即当佃户要退田时不再退给小甲，而是私自转佃给其他人，起初只是转手，转给自己的亲邻或友好，不取报酬，后来出让佃权者就索取一定代价了，叫做退地或推地。爵府官庄上的退地，清初已出现，乾隆以后已相当普遍。兹举例如下：立退字人裎文宣，因租银不凑，同中说合，将官庄家此南北地一亩，出退于邵垒名下承租耕种，言定退价钱七千五百文，交足无欠，上带青麦，二家平分。恐后不明，立字存证。同中人董士夏立字裎文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①退田（地皮买卖）的发展逐渐影响了爵府的地租征收，佃种者一再更换，往往使小甲找不到佃户，到清末，爵府不得已采取了换约的措施来聚拢土田，宣布旧约一律作废，以新约为准，如期不换者则另招新佃。

总之，爵府对官庄土地虽无所有权，但占有地租的权力却是相当持久的，几乎是永久的。在封建制度下这种权力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朝代变了，统治者换了，占有土田和地租的权力依旧。辛亥革命后，虽曾有倡议祀田国有者，却并未实现。直到土改时才实现了田归耕者所有，并且在当地无地少地农民之间实行了合理的分配。

私庄爵府在清初拥有相当数量的私田，由于不时的出进，如分家析产、出卖、出典、购置、开垦等，准确的数字很难找到。估计在五百余顷以上。这些私田坐落在：汶上、泗水、宁阳、滕县、济宁、滋阳、费县、巨野、单县、鱼台和曲阜。私田来源于各种渠道，大体有五方面。一系以价购买，如康熙二十二年在济宁南乡购地四十四顷①。乾隆年间在滋阳县吴寺社置地二顷五十① 《孔府档案》4051 号。

① 《孔府档案》1562 号。

七亩，同时在曲阜泉头、井上等处置地四十顷余。二为开垦荒田，如顺治十年在滕县冯家营等新开地二十四顷六十八亩②。再如东平州西的安山湖，久淤，康熙间奏定招垦纳租，爵府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此开垦荒田一百六十顷，名鹅鸭厂。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开垦一百一十五顷名五全厂④。三是认佃，爵府在汶上的私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认佃的形式据为己有的。汶上县明德鲁二藩土田甚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藩府主人或死或逃，其他爪牙作鸟兽散，土地大批荒芜。但孔家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很快以各种方式插手废藩庄田，其中手段之一是认佃，在顺治十二年（1655）认佃了十一顷五十亩⑤，这些所谓认佃地后来都成了孔家私产。四是投献，滕县清凉寺地九顷七亩、辛集地七顷二亩均为挂地。五为抵偿，宁阳钟家庄地一顷十五亩原是司房赵琮私产，嘉庆五年（1800）赵瑔因故被革，并追缴银一千两，因缺现款而以上述地亩抵偿，名曰南厂。

爵府私田除个别外均采取分收制经管，也像官庄一样设小甲管理。以汶上县私田为例分析。清初公府在汶上县拥有私庄十七处，土地三十余顷，其中除美化庄土田在十顷以上外，其余庄子土地均在一顷到三顷之间，个别的只几十亩地。十七个庄子中除极少数土地采取定额租外，其余均采取分成制经管。在分成比例上，陈车平原庄所种小亩八十六亩，其中四十一亩为对分，四十五亩四六分，账册中没有注明孰四孰六，不过根据一些数据可得出爵府得六、佃户得四的结论。收租帐册的记载是：对分的四十一亩每亩分麦二斗四升，而四六分的四十五亩，爵府每亩分得二斗六升。

二五分成，平均分配的关键是种子由那一方垫支。当粮食上场后分配时的第一步先是主佃均分，各得二分之一；第二步是种子，种子的来源有三个途径，相应的也就有三种分配法：第一，主佃双方平均出种，产量均分。第二，地主出种，地主一方除收回原种量外，还要加五利，如胡城口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八十亩六分八厘八毫，使种八石，分配时“民堆加五利除种十二石，分麦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是说佃户需从自己所得的二分之一中扣出种八石，并要加50％的息即四石，原种八石加息四石共十二石偿还胡城口庄。这样主得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而佃得十八石二斗五升五合。①第三，出种一方加倍收回种粮。如所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四十八亩一分，所庄出种三石五斗，所得是“官堆加本利除种七石，分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从文字看很容易理解为所庄从对分中拿出种七石加给佃户，其实恰恰相反，是所庄加本利，即加倍收回种粮，账册上记录这年所庄共收麦五十七石四斗三升，②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③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⑤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① 《孔府档案》4803 号。

其中包括收回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从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减去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余二十一石四斗三升，再除去对分得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余七石，正是种三石五斗之倍数②。种子加倍偿还对佃户应算是重利盘剥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种爵府私田的佃农的穷困程度，到下种的季节他们已穷得家无颗粒，被迫以倍利贷种。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额银租，如兖州花园庄地五十五亩余，顺治十一年初收银租，园地每亩一两二钱，中地每亩七钱，下地五钱个别六钱①。

私庄上还有牛租和放粮。放粮，在各私庄上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放好粮要加倍回收，坏粮不加利原数收回，不过坏粮变成了好粮罢了。如汶上高家庄，在顺治十二年，“放出好麦十六石五斗一升，一斗还麦二斗。烂麦五石，一斗还一斗。”②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私庄多征实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麦、小麦、黄豆、黑豆、高粱、谷子。此外还有荞麦、绿豆、红豆、豌豆、黍、穄、芝麻、麦仁、麻、苘等。爵府的私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清代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已有相当发展，在山东比较突出的是棉花和烟草，私庄也受波及，也种棉花烟草乃至瓜果。汶上马村庄，早在顺治十二年就种棉花六亩，分得棉花四百八十二斤③。乾隆以后种植面积扩大了，如汶上美化庄，每年都种烟、瓜和棉花。乾隆元年（1736）租出烟瓜地十一亩三分六厘，每亩租高粱一石。租出棉花地四亩六分，每亩租谷七斗④。

属于公府的私田应向地方政权交纳田赋。顺治十二年当认佃汶上县废藩田产十一顷五十亩，曾认租十五两二钱，后来又开垦了几十顷，共该完银二百十九两七钱七厘①。康熙十七年在东平州开荒一百六十顷、国税四百八十两②，二十八年又垦一百十五顷，该税银四百六十两，此项银应归入河饷③总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规定了国税。有不少也确曾按数完纳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爵府总是借故逃脱、拖欠甚至拒不交纳，设法以私充祀，逃脱国税，如在一份答复滕县催征的文书中说：“簿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期，俱入优免，从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④对东平州的国课，则借口被灾，“佃户星散，无凭催迫”而不交⑤。② 《孔府档案》4815 号。

① 《孔府档案》4695 号。

② 《孔府档案》4812 号。

③ 《孔府档案》4806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①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②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③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对泗水、汶上、滋阳、邹县、曲阜、宁阳等县的钱粮，也是屡屡拖欠。嘉庆十二年（1807）兖州府移文衍圣公府，指出其历年拖欠泗水县银九百四十两余，米八十五石余⑥。爵府置若罔闻。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数已达银一千三百余两，漕米一百八十余石⑦。圣公府同地方政权的矛盾日趋加深。

⑤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⑥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⑦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第三节　宗族制度

宗族的法规和要求

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为规范，并受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制约。

祠堂族长对族人拥有审判权。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种种“非为”，“各房长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长告知族长，族长会同族众，以其所犯过恶告明祖先，爰请家法，从重惩责”①。宗族惩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过恶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请家法”。《即墨杨氏家乘》所收康熙时所定《家法》规定：族人相讼，族中“尊长传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吐其实，定其曲直，小事开罪..大事告于祖宗朴责之..强悍不遵约束者，则公曰于官，以法处之”。“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江苏常州庄氏祠堂乾隆时所定宗约，对于祠堂的审判权叙述较细。该约：“族人相争，大干法纪，自难解免，倘属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细故，族人可为调处者，不得邃行兴讼，告以情祠具禀宗祠，听族长、分长暨族之秉公持正者传集两造，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其理屈与不肖者，当即随事惩罚，甚则绳以祖宗家法，令其改过自新，若顽梗不灵，轻则鸣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则祠中斥革，谱内削名，断勿徇纵”②。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对族人的处理，各族是不同的。前述杨氏宗族对于犯“大事”者要“朴责”，庄氏宗族对于小事“随事惩罚”，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严重的“祠中斥革、谱内削名”，即开除族籍。四川唐氏的“家法”在《宗规》中列有专条：“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长三尺，宽寸半，厚五分，上书唐氏家法字样，悬祠中内高朗处，祭祀时昭然若见，令其知惧。当用则用之..只用之族人者，示家教也”③。有的宗族对于不肖者，“举族鸣其罪，纳诸竹笼，沉诸海而不为过”④。江苏镇江赵氏宗族“有干犯名教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以呈官”①。祠堂族长还可以处死族人。安徽《弘农杨氏宗谱》则将宗族处死族人的权力作为“家法”明确地写入《宗族规条》：“族长既立，家法攸司，其于不肖子弟，轻则令其拜伏自悔，重则族长执法笞惩，至若大逆不孝，则族长会合族众，鸣公处死，虽独子不恕，另立贤嗣。”宗族对族人的要求，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规、约，如宗约、宗规、家规、族规、祠规，是宗族要求族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二① 《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同治十年定。

② 《毗陵庄氏族谱》卷11。

③ 《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作于同治十年。

④ 《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1《旧谱条约并序》。

①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

是禁、戒，如宗禁、家戒、家禁等，规定族人不许做的事情；三是训语，教诲族人如何做人，起伦理道德的教导作用。但这三方面往往混合在一起，可混称为宗规家训。其具体内容十分庞杂，举其大者，约有以下数端。

宗族最强调族人处理好家庭关系，对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祖孙、妯娌、叔（伯）侄、姑嫂、叔嫂等关系加以规范，一般不出儒家伦理的要求。其中最重视父子、兄弟关系，强调孝、悌之道，并把子弟的行为都纳入进去。《慈南干溪章氏宗谱》嘉庆时所定《族规》说：“孝悌为万化之原..盖父母为生身之本，兄弟乃手足之情，不孝固天理不容，不悌亦人情所不近，倘或灭绝天良，渐染敝俗，甚至双亲冻馁，同室操戈，如此之人，不待天诛神殛，在族人必须声罪共击，到祠杖竹，或鸣官治罪，以肃规约。”

其次是要求族人睦宗族。合肥杨氏宗族要求族人“卑不犯尊，少不凌长”②。四川李氏宗族对同族中如何处理辈份关系，强调“同族伯叔昆仲自有定序”。还规定处理贫富关系的要求，“族中贫富不齐，富者不可骄，骄则招尤，亦易起侈荡之心，贫者不可惰，惰则不惟益困，而且无所不至”①。合肥杨氏宗族也重视族中的贫富关系，认为“族间贫富自有不齐，然分则各门，合原一家，毋异视也，务要休戚相关，有无相恤，勿令无赖以致辱身，贱行陨节败名，有玷先祖也”②。

宗族对族人的生活提出要求，涉及到娱乐、婚姻、丧葬、衣食住行、职业等等。

宗族一般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做一名“四民”，反对族人成为无业游民。浙江《越州阮氏宗谱·翼青公家训》说：“培养子弟，务令执有一业，或读书、或力穑、或贸易、或操作，此之谓四民，盖有一事以束其身，心自不暇思及外务。其有不务正业者，是为游民，当禀请家、族长，随时训导，以禁止之。”苏州《彭氏宗谱》所载顺治时所定《条例》要求：“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礼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书。”

宗族要求族人生活勤俭，反对奢华。无锡郑氏认为：“士农工商，莫不各有其事，明而动，晦而休守，寸阴是惜，勤也；饮食淡泊，衣服不尚纷华，俭也。”③宗族对族人要求最多的是婚姻方面，强调门当户对，尤注重良贱不婚。

宁波卢氏规定：“男女议亲，须门户相当及伦序不紊者，不许苟且，以坏家风，男子不可出赘，女子不可入赘，其婚嫁止称家有无，毋得强为美观。”又认为：“妻也者，齐也，凡娶以配身也，若女失节为妻，自己失节也。子②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碑记》。

① 《李氏宗谱·宗范》。

②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宗谱规条》。

③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姓如有娶娼妇为妻，及良贱为婚者，俱不得入宗祠。”①该族虽强调良贱不婚，但反对婚姻论财，提倡婚事“称家有无”，量力而行，反对赘婚和娶寡妇。

有的宗族还要求族人的丧葬不作佛事，不闹丧，不可停柩不葬。湖南匡氏规定：“父母丧，必须依礼定限安葬，若惑于风水，或托故久停不葬者，俱属不孝，杖八十。”②四川唐氏认为：“佛事道场，荒诞不经，演戏吹唱，以忧为乐，一切繁文缛节，时俗之所尚，大非丧礼之所宜，徒耗资财，实无益耳。..至于葬亲，固宜卜吉壤，然惟求其不为道路，不傍沟洫，不近城市，择厚土而安厝，切不可执福阴之说，停柩不葬，日久迁延，设遇变故莫测，以致亲骸暴露，不能归窆，不孝之罪，孰大于是乎？”③宗族还对娱乐作了要求，无锡郑氏“戒游手好闲之人，人之思，劳则日生，怠则日靡，即看戏一事，亦属无益，博弈好饮酒，终非善类”。④常州杨氏规定：“不许习丝竹唱词曲”。⑤宗族反对赌博，无锡郑氏提出“戒赌博：当今之世，赌风太甚，无论乡缙平等，皆好赌钱，甚至妇人女子，亦喜赌，一入赌场，废时失事，产业不能保”。认为赌博“消耗先人储业，所谓作无益害有益，诚宜切戒也。如子孙有犯者，急为禁止，能改则已，不改则宗祠重惩，仍责成其父兄伯叔督之，必改而后已，其诱人为非者同”。

宗族要求家长善于治家，有的宗族注重从小培养子女，使其成为社会上合格的人才。湖南彭氏规定：“子弟之宜教也。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当幼小时，动静语言，便当使之归于正。姑息之爱不可也，浮薄之习宜去也，毋以轻佻为文明，毋以愚鲁为浑朴，随子弟之材质，士农工商各与本业，庶不致成为游民。若夫女儿，生长闺房，更当道以礼节，敬以孝顺，酿以和平，操以中馈，勤俭朴素，于归后，宜室宜家，斯亦父母之光也。”①要家长把儿子培养成“四民”正人，把女儿培养成讲究礼节、勤俭朴素、善于持家的未来的贤妻良母。

对于不负责任教育子女的家长，有的宗族规定了惩罚的内容。无锡郑氏规定：“族中教子不严，习于败类者，宗祠戒谕，使严督其子改过自新，有自父兄检束而游荡无赖者，宗祠责治，公议其执一业，而专托近支长辈督率之。”②宗族强调族人按时交纳赋税，做国家的顺民，避免给宗族带来麻烦。无① 《甬上卢氏敬睦堂谱稿》卷1《宗约》。

② 《匡氏续修族谱》卷首《原家规》。

③ 《唐氏族谱》卷1《家训》。

④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⑤ 《即墨杨氏家乘·家法》。

① 《彭氏三修族谱》卷16《宗规十条》。

②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

锡郑氏提出：“要早完国课，官银粮米，倘有拖欠，差人临户，惊鸡闹犬，好不烦恼，依时早完，亦一快事。”③绍兴阮氏认为：“身际承平，无苛徭杂派之苦，衣租食税，悉出君恩，故国课最宜早完，必待胥吏追呼，是负恩也。吾愿族中急公亲上，毋稍迟滞。”④镇江金坛庄氏规定：“早完国课：赋税上关国计，下系考成，草莽君臣之义，惟此为重，须率先急公，依限完纳，毋得拖欠，贻累乡里。..况且功令森严，绅衿欠粮，即行奏销，凡属平民，岂容少恕”。⑤宗族把能否按时交纳赋税，看作是否忠君爱族的行为。清廷对宗族法规的政策清代宗族首领除了重视年老分尊外，强调尚爵尚贤，宗族的领导主要由绅士充当。绅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对宗族的领导，主要是要使宗族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替国家治理地方社会，把家法作为国法的补充，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律，律不作，无以戢小人之心思，规不立，无以谨子弟之率履，惟是聊述家规”①。因此，许多宗族法规便是以国家的法规为参照系而设置的。绍兴阮氏乾隆时，“就国法所严人情易犯者，订为二十条，编入家规。后更望严正淳切家、族长，或朝夕训诲，或朔望申明。

宗族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受到朝廷欢迎。宗族为更好地行使权力，管好族人，往往请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则批准祠规，承认祠堂族长的审判权、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即墨杨氏家乘》康熙时记载该族家法“数十年来，多求官批照”，自行此法数十年，该族“无具两造者矣”，县官曾说：“尽如杨宅家法，直可刑措”。再如合肥杨氏，于乾隆二十九年建好祠堂，旋修宗谱，立有规条，并置祭产，但“相传而下，习俗移人”，“间有不孝子弟，将谱所列之规条，竟弁髦视之”，甚至以少犯长，以卑犯尊，未能合宗睦族。嘉庆十五年，该族生员数人赴县呈请祠规，知县于同年批复，要求“杨氏户、族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祠规，父训其子，兄戒其弟，如敢不遵，许该族户、祠长人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①。嘉庆十六年，该族将知县条示祠规刻石勒碑，以约束族人。

不过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规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问题上，清朝的政策发生过变化。顺治、康熙时期，不承认祠堂族长对族人的处死权，到雍正时则得到了法律的公开承认。雍正五年，江西永新县发生③ 《荥阳郑氏续修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④ 《越州阮氏宗谱》卷19《家训》。

⑤ 《金沙庄氏族谱》卷3，道光时定《家规》。

① 《中湘下砂陈氏族谱》卷4。

①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杨氏宗谱碑序》、《宗谱碑记》。

了朱伦三同侄致死其屡次犯窃的弟弟的案件，刑部认为朱伦三应处以流徙的刑罚，雍正帝则认为族人犯法，使其伯叔兄弟受连累，尊长族人将其处死是“剪除凶恶，训戒子弟”，“亦是惩恶防患之道”②。不当拟以抵偿，将朱伦三的流徙罪宽免，并建议今后以此为例，于是九卿根据皇帝的旨意，定出恶人为尊长族人致死免抵之例。国家承认宗族私法惩治族人以致死的权力，表明雍正帝完全依靠宗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态度。

清朝对族权处死族人的公开承认，使得族权膨胀。乾隆帝上台伊始，便对宗族问题十分重视，他说江西一些地区私立禁约、规条、碑记，贫人有犯，并不鸣官，或用竹篓沉置水中，或掘土坑活埋致死，还勒逼亲属写立服状，不许声张，种种残恶，骇人听闻。对此他提出，如果有不法之徒，应当呈送政府官员，治以应得之罪，不能随便草菅人命，要求江西省“严加禁止”③。乾隆帝的这一措施，表明了他对雍正五年条例的否定态度。接着，乾隆二年两广总督鄂必达奏称，宗族贤愚不一，如果恃有减等免抵之例，相习成风，族人难免有冤屈者，请求删改。刑部同意，并指出“况生杀乃朝廷之大权，如有不法，自应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开其隙”①。于是将旧例删除。尽管如此，乾隆帝仍要求宗族发挥管理族人的功能。乾隆五年他针对游民问题，要求父兄族党严加管束不守本业之人，“不遵约束者，量行惩治”②。这就等于说，承认宗族要求族人守本业做好一名“四民”、反对成为游民的职业要求，并予这些宗族私法以政权的支持。乾隆帝的“量行惩治”，没有严格的标准，等于承认族权对族人实行除处死之外的惩治权力。乾隆二十四年，西安按察使杨缵绪提议宗族致死有辱身贱行的族人，可否仍旧量行减等，乾隆帝则表示政权可代替族权惩治“不法之徒”，反对宗族任意处置族人。

乾隆帝的上述政策，也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执行。如前述合肥杨氏宗族乾隆十九年所定规条中，有处死大逆不孝子弟的内容，在嘉庆十五年，鉴于族人不听约束，请县政权批准祠规，本来这是为了加强对族人的管理，但呈请的祠规中，只规定：有匪类不安分者，该祠长率众牵祠内责罚，没有涉及到处死权问题，这是因为，乾隆规条只是宗族内部掌握的“私法”，嘉庆祠规需要官批，而政府不承认宗族致死族人的权力，所以在呈请的祠规中便没有了宗族处死权的内容。总之，清廷希望宗族法规按照国家法律办事，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督之下，有限度地管理族人。

族谱的修纂与收族② 《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乙丑。

③ 《清高宗实录》卷18，乾隆元军五月丙午。

① 《清文献通考》卷198，《刑四》。

② 《清高宗实录》卷120，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子。

清代的宗族，多修有族谱，族谱又称家谱、家乘、宗谱等。浙江巡抚庄有恭认为，族谱之义有五善：本祖德、亲同姓、训子孙、睦故旧，更重要的是报国恩①。福建按察使彭希濂为《周氏家乘》作序，也认为谱义有五：纪国恩、述祖德、敬宗收族、训子孙、有无相通。综合起来，修谱目的是：第一，尊祖，即本祖德、述祖德。就是要追述自始祖以来诸位祖先的事迹，缅怀其功德，教育子孙，使子孙产生尊祖、法祖的观念。而“祖德”，一般是儒家伦理修身较深的表现。尊祖也包含按照祖先宗规家训要求自己的含义。尊祖可以收族。第二，收族，即亲同姓，敬宗收族。族谱把同一始祖或同一支祖下的子孙合于同一族谱，使族人通过确定自己同祖先、同族人的关系，在尊祖意识下加深彼此的关系，增加血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同清人所说：“宗者总也，族者聚也，宗族而有谱，正在总聚其原本也。虽宗有大小，属有亲疏，时有远近，居有迁徙，总以一体所分，使无谱以聚之，几同陌路矣。”②收族也可更好地尊祖。第三，训子孙。族谱多载有宗规家训，用来教训子孙。还有族谱的体例含有褒贬的原则，也是教育族人的手段。第四，忠君报国，即纪国恩、报国恩。族谱多把有功名、做官视作受皇恩、国恩的结果，将其视作一种荣耀，载有官宦者沐浴皇恩的情况，更把修族收族作为忠君报国的行为。清人说“谱之修也，内以纲维人伦之大本，外以辅翼朝廷之政治，此岂小补云尔哉！故苏子有云：‘观吾谱者，孝第之心，油然而生’，则移孝作忠，不亦增光家乘也乎？”③第五，有无相通，即通过合族，加强族人彼此间的认同感，增进联系和感情，从而恤贫穷，救患难。实际这一条也可并入第二条。第六，睦故旧，就是通过修谱加强同朋友的联系和交往。这一条对清人特别是社会影响不大的宗族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在清人的修谱观里，前四条比较重要，四者的关系是互为影响，尊祖为了收族，收族可以更好地尊祖，尊祖收族才可教训好子孙，教育好子孙则能更好地尊祖收族，尊祖、收族、训子孙也就是报恩了。四者之中，又以尊祖、收族为主，尤以收族为核心。

族谱有统族谱、支（房）谱之分，族谱体例的基本形式有谱序、谱例（凡例、例言）、修谱名目、像赞、诰敕、宗规家训、世系（表、图）、世系录（世录、齿录、世纪）、派语（班派、班次）、宦绩考、传记（谱传、家传、世传、内传、外传、宗德、阃仪、德行、宜淑）、祠堂（记、图）、墓图、祠产、先世考辨、艺文、余庆录、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序、例、规训、世系（表、图、录）、传记、祠堂、祠产、坟墓。

族谱繁简不同，最简单的族谱，只有世系的记录，因此，最体现族谱功① 《毗陵庄氏族谱》卷首《乾隆辛巳谱传序》。

② 苏州《彭氏宗谱》，乾隆七年《增修族谱序》。

③ 广西平乐《邓氏宗谱》同治三年《邓氏族谱序》。

能的，当是这部分。世系记载宗族的成员及其血缘关系，以图表的形式表现，清代的族谱世系统宗谱始于始祖，支谱起于支祖，世系的记载方式基本上借鉴宋代欧阳修、苏洵的谱例纂修，“欧氏五代为图，备五服也，其体直序，世序横推，准以小宗法，五世不迁。苏氏九代为图，备九族也，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统以大宗法，百世不迁”①。最简单的族谱中只有人名，详细些的，人名后标明该人生卒、婚配、葬地等。也有的族谱将族人履历情况单列出，成世系录、世系、世系考。关于世系的功能，乾隆时大学士刘伦说：“谱之为言，布也，布一族之长幼尊卑于简端也”。①《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谱列先人世次，支联派别，分辨尊卑、嫡庶，以便采本寻源。”族谱就是通过祖宗的原始、支派由来，考世系、辨亲疏，增进共同感，并使族人寻找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位置，确定亲疏、尊卑的等级秩序。有的族谱对于“子孙有功祖宗，如坟墓、祠堂、谱牒之类，即于世表本名下直注其事，以示不祧，反是则于本名下昭书不肖事实，以为后戒”②。族谱的褒贬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族谱出于维护宗法的等级、名分，其记载异姓继子和本宗继子不同，守寡与再醮有别，元配与继妾区分，都反映这种情况。族谱的传记，形式多样，有辑录正史、方志、文集的列传，和记载族人言行的一般传记文，如墓志铭、祭文、行状、寿序。有的族谱还把族人的事迹按性质加以分类，如忠义、节孝等。

族谱是由宗族负责人和文化人组织纂修的。族谱修成后，要不断续修，清人修谱的时间不尽一致，就一般而言，“修谱通例以三十年为断，迟之至六十年而止”③。三十年一修是“通例”，其原因，据《余姚朱氏宗谱》卷首《一本堂旧立规条》：“父子相继为一世，前后相告大约不过三十年，故谱必三十年一修，前者已故，来者日新，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因为有这样的“通例”，所以“三十年不修谱，即为不孝”④。六十年一修，算是“迟之”。也有的宗族修谱甚勤，所谓“世之重谱者，每五年一小修葺，十年一大修”⑤。族谱的不断续修，使新增族人入谱，保证族史的连续性，同时，每一次续修也是一次收族活动。

修族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平时的积累，常州庄氏乾隆二十六年修谱，要求族人“自今以往，每分之人，各具素纸，岁记其亲分之名字、履历、男女、嫁娶、生卒年月，三年合成一稿，三十年后梓而颁之”①。

① 《匡氏续修族谱》卷首《新凡例》。

① 《毗陵高氏宗谱》卷1《合修宗谱序》。

② 《小留徐氏九修宗谱》卷2《凡例》。

③ 《匡氏续修族谱》卷首《自叙》。

④ 《古皖刘氏重修宗谱·序》。

⑤ 浙江绍兴《马氏分支宗谱》，乾隆四十四年《重修马氏分支谱序》。

① 《毗陵庄氏族谱》卷首。

清人的修谱，受到朝廷的提倡。顺治十八年始修皇帝的家谱《宗室玉牒》，定制十年续修一次，乾隆九年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圣谕广训》明确号召“修族谱以联疏远”，以此作为笃宗族的手段。事实上，民间也是这样认识的，江苏武进潘姓便把未修族谱看作是“有违圣祖仁皇帝敦孝弟、笃宗族之训，遂招集族人，急急而续修之”②。清朝官员贯彻朝廷的要求，康熙中，湖南宜章知县蒋宗芝鉴于该地人视修谱为“不急之务”，加以劝说，该地大姓立即响应，“于是族谱之作始盛”③。

朝廷的提倡，绅士的响应，形成了清代族谱的一个特点，即把圣谕载入谱书，或把顺治九年，清朝要求人民学习朱元璋“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的“圣谕六言”，载入族谱，大量的是把康熙《上谕十六字》收入族谱，有的族谱甚至把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也收入族谱，如乾隆时修湖南《吴氏重修族谱》、浙江《萧山新田施氏宗谱》收入嘉庄时抄录的《圣谕广训》，道光时所修四川仪陇《胡氏宗谱》也录入《圣谕广训》。而以此所制定的宗规家训就更多了。如同治十年四川唐氏所修《家训十则》的具体内容，基本是照搬《圣谕广训》①。有的族谱要求“圣谕当遵”，即以这些“圣谕”治理宗族。清代族谱的这种特点，表明族谱进一步纳入政治范畴，“圣谕”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

族田宗族共同体为了祭祀祖先，维持祠堂的各项费用，修纂族谱，以及赡养和培养族人，需要一定的经济费用，因此，很多宗族设置了宗族集体的公共财产——族田。

族田的名称很多，大致可分为祭田和义田两类。种类不同，管理也有差别。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庄有恭就清代族田问题指出：“直省士庶之家，其笃念亲友者，每立祀产以供先世蒸尝，立义田以赡同宗贫乏，其祀产、义田岁所收获，除完纳条漕及春秋祭扫、赡给支销外，所有赢余，俱储积以备饥年之用。”②祀产主要是指祭田，又叫祠田、祀田、蒸尝田等，一般的宗族都有数量不等的这类土地，收入主要作为祭祖的费用，因祭田附属于祠堂，祭田的管理，也多同祠堂的组织形式一致。大的宗祠设专人管理，如江苏武进吴氏宗族规定：“公堂祭田，必才品兼优者方可令其经管，令举一人总理，二人监察。”③多数宗族由各支轮流管理祠堂和祭田，如乾隆时广东归善张② 《毗陵永宁潘氏宗谱》卷1《潘氏续修宗谱序》。

③ 《曹氏族谱》蒋宗芝序。

① 《唐氏族谱》卷1。

② 《皇清奏议》卷50《请定盗卖盗买祀产义田之例》。

③ 《吴氏宗谱》卷1《宗规》。

姓共有尝田五石，由五房轮流收租办祭。江西上饶王姓有祀田十八石，由三房轮流收租供祭④。江西会昌刘氏有“公共祖遗祭田一处”，“原系各房每年佥点经管公堂首事，收租完粮祭祀用度”①。祭田数量不大，一般是几十亩，但它是普遍存在的。义田，又称润族田、公田，设立义田是为了“供一族之公用”②。主要用来赡族，赡族的费用比祭田的费用大，义田的数量一般也比祭田多，常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义田多的宗族，除了类似祭田的管理方法外，往往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义庄。义庄有专门的房屋和人员，江苏常熟王氏有一千多亩义田，用给“力不能自养者”，并奖励孀妇和贞孝者，设怀义堂义庄，“择诚实有力者一正二副，或本族或异姓，听怀义堂后裔请定”③。义田在全国出现的地区很多，但主要集中于江苏南部。族田收入的用途，庄有恭认为是完纳国课（条漕）、祭祖扫墓、赡族、储积备荒。桐城方氏用于建房屋、岁祀、助葬、赈不能自存者、助学、置田，广东是祭祀、助学、赡族、救荒，综合起来，可概括为完纳国课、祭祀、赡族、助学、救荒五项，而以祭祀、赡族、助学为主。因此，就有了祭田、润族田、学田的名称。有的宗族因专门设立助学的田产，这类土地称为书田、义塾田、学田、膏火庆田等，不妨用书田概称之。设有书田的宗族，一般也同时设立义学，培养本支或本族子弟。在江苏昭文，归氏“其田之供祀事者以百计，资本支子弟读书者以千计，谓之书田”④。

族正制度族正制是伴随保甲制而出现的。清朝十分重视推行保甲制，雍正帝以保甲制为弥盗良法，鉴于保甲制奉行不力的情况，在雍正四年严饬力行。他针对聚族而居地区的实际情形，规定：“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J 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①族正的作用是稽察匪类，起到保甲的职能。

雍正朝以后，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曾大规模地推行族正制。除通过族正制实行保甲制的作用外，还为了惩治宗族的械斗、健讼，治理宗族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乾隆时期最先推行族正制的是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两府，这里械斗之风甚盛，乾隆二年，④ 《清代地租形态》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7 页，390 页。

①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下册，第704 页。

② 《毗陵冯氏宗谱》卷20《始立公帑碑记》。

③ 《太原王氏家乘》卷7。

④ 《养一斋文集》卷9《昭文归氏书田记》。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三》。

福建地方官郝玉麟等建议重惩为首起意械斗之人和因小事互相格斗者，还提出：“泉、漳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不能稽查，是以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嗣后请严行申饬，如有作奸犯科者，除将本人定罪外，其族正、房长予以连坐。”②乾隆帝同意实行。乾隆十三年，又在全省推广族正制③。广东推广族正制是在乾隆六年，按察使潘思榘对该省宗族的械斗在于祭田收入管理不善，所用非宜，建议仿照宋代范仲淹义田法，令地方官让每族公举老成公正二人，为族正、副，管理尝租，不得用于械斗讼费，否则“究处族正、副，追出讼费买谷，增贮社仓，以赈乡里”①。被乾隆帝批准。乾隆十五年，广东又推广了族正制②。江西也在乾隆七年试行族正制③，其内容是：“酌定祠规，列示祠中，予以化导约束之责，族中有口角争讼之事，传集祠正，秉公分剖，先以家法劝戒。”④“所有祠费但充祠中正用，永不许取具讼之资。”⑤江西的族正又称祠正，职责是掌握祠堂权力，按照国家要求约束宗族。

闽、粤、赣三省的族正制各有特点，族正具有的权力，江西最大，广东次之，福建最小。族正的职权是：“合族子姓俱听族正、副约束，有口事不法，听族正、副教训，不从禀究，遇有两姓互争田土钱债丧葬婚姻及一切口角微嫌失误，许两姓之族正、副公处，处断不明，将两造情事，据实直书，粘连各原词，禀官剖断，毋许两姓凶械人命”。族正被赋予了一定的管理权和司法权，可“约束”、“教训”族众，处理族内纠纷，并有“禀官”的权力。族正还管理族田的收入和使用：“除每年祭祀费用外，其余酌给族正、副饩廪，并周恤该族贫窭孤寡，如尚有余，建学延师，训课族中俊秀，不许丝毫妄干，每年底将该年所收租息共若干石，祭祀、师生修金、膏火若干石，周恤族人贫乏若干石，有无剩余，逐一开造清册，呈送州县核查存案。”族正称职与否，有赏有罚：“如果一年之内，尝租所入无私，族人安静无事，年底地方官给予花红，仍令充当，三年已满，毫无过犯，生员即以优生荐举，详给匾额，以示鼓励。”“倘有敢违，因仍前弊，尝租不归实用，以及族人造事生端，好勇斗狠，既不规劝，又复徇隐故纵，除本犯按律究拟外，族正副、保甲一例治罪。其有首先寻衅及同恶相济并挟嫌诬禀者，事发之日，依律治罪，如系生监，情轻则传教官当堂责儆，情重则详革究拟，另举充补。尝租一并入官充公，倘五年后该族众果能悔过自新，出具不敢有犯听处甘② 《清高宗实录》卷69，乾隆二年八月。

③ 《清高宗实录》卷313，乾隆十三年四月。

① 《清高宗实录》卷317，乾隆六年二月。

② 《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③ 《培远堂偶存稿》卷13《谕议每族各设约正》。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58《寄杨朴园景素书》。

⑤ 《西江政要》，道光三年七月《民间选立族正劝化章程》。

结，地方官出具印结，通送所□酌□归返尝租，以示鼓励。”①综上所述，清廷要求宗族选举产生的族正，是其所在宗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可以作为宗族的代表，向政府承诺自治的义务，同时，族正又握有政府予以的权力管理族人。族正既不同于族长，又不同于政府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成为政府与宗族之间的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职役”，族正制的实行，目的是使宗族纳入到政权的控制之下。

族正制的实行并非通行无阻。乾隆中叶，伴随着人口膨胀和吏治不清，宗族的势力膨胀，械斗、健讼等行为日益严重化，影响清代的地方社会秩序，族正制并没有起到清朝预期的效果。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扼制宗族发展的新措施，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针对江西省宗族势力的发展，通饬各属，将各宗族荒诞不经之始祖牌位查毁，谱并削正，撤回在外府州县奉附的支祖，废掉在省城、府城建立的宗祠②。乾隆帝还下令全国仿照江西进行稽察③。乾隆三十一年，广东巡抚王检，也因宗族尝租每滋械斗之弊，请求散其田产，乾隆帝命令“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自恃祠产丰厚，以致纠合族众械斗毙命，及给产顶凶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照该抚所请，将祠内所有田产声明，分给一族之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业，以赡族人，于风俗人心较有裨益。..著将此通谕各省督抚，饬属一体留心妥办”①。江西、广东对宗族的治理，两次都被乾隆帝向全国推广，构成了清中叶政府对祠堂、祠产打击和抑制的较为普遍行为。乾隆帝在后期也改变了对族正的看法，五十四年，福建巡抚徐嗣曾为治理福建械斗，建议责成族正约束族人，“一岁之中，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给匾奖励，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奏给顶带”②。乾隆帝认为“各处族正，鲜有奉公守法之人。..设再明将降谕旨，责令专办，给以顶带，其弊盖无所底止”③，不准徐氏实行，乾隆帝此时对族正制持保留态度。

① 《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 辑，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③ 《清高宗实录》卷709，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庚子。

① 《定例汇编》卷9《户例·田宅》。

② 《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庚戌。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

第四章　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

第一节　建筑标准程式化的趋向

清代的建筑，基本上沿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继续发展，其形式与做法趋于标准程式，同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1734 年清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统一了宫廷建筑构件的模式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从而使宫廷建筑结构体系高度成熟，同时也导致了结构僵化。民用建筑虽然也有这种发展趋势，但由于地区和民族的不同，各地区的建筑仍有相当大的差别，地方特色更加显著。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趋向过分繁琐，定型化的花纹也失去了清新活泼的韵味，整个建筑技术处于一种迟滞的状态。

清代，建筑组群的布局十分严谨规则，尤其是宫殿与陵寝的设计和施工以“样式雷”的成就最为突出。雷发达家族从清初到光绪末年长期担任清朝的皇室建筑师，被誉称“样式雷”。雷发达，原籍江西南康，后迁居南京，在康熙初年参加皇宫扩建，负责设计工作，其后数代担任“样式房”掌案。雷氏家族从事宫廷建筑二百多年，尤其是参加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雷氏家族留下的数以千计的图纸，绝大部分是总体平面图，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阔、进深、柱高的尺寸、间数和屋顶形式，而具体结构和施工则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雷氏家族还大量制作和推广“烫样”，用硬板做模型，可以拆卸，随时观看。这些设计方法，显示了清代建筑师在各种不同地段上，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织的能力，也表现了他们敏锐而准确的尺度感，这些特点体现在清代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建筑等方面。

宫殿和园林明清两代北京的皇宫，现称故宫，是一组设计严谨、宏伟壮丽的建筑群。清沿用明故宫以后，只有部分重建和改建，总体布局基本上没有变动。故宫建筑的空间组织和立体轮廓在全局统一中又有个体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群之一。

清代的园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明代。北京的圆明园，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著名园林，从康熙时开始创建至乾隆时才完工。圆明园周围广达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宫殿和楼台，并精置山石、湖沼和花草树木。它集中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技术和艺术的特点（如江南园林布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筑的某些精华。清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毁。从乾隆十五年（1750）起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园林，称为万寿山清漪园。咸丰十年，清漪园与圆明园同时被焚毁。光绪年间，用海军建设费二千万两修复此园，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改名为颐和园，面积3.4 平方公里。

十八世纪初起，清在承德建造皇家离宫，兼作避暑之用，称为避暑山庄，面积500 多公顷。承德离宫共有十一组喇嘛教寺院，现存八座。这些建筑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反映了各民族建筑的密切交流，形成了新的风格。

少数民族的建筑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在建筑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同宫廷建筑相比，各民族的建筑造型更为生动活泼，富于变化。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建造的举世闻名的宏伟建筑。这是一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筑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现存的建筑是清顺治二年（1645）建造的，工程历时五十年①。布达拉宫依山建造，共砌平楼13 层，上有宫殿三座，最高达15.7米。其建筑结构和一般寺院相同，突出的是藏族工匠对于砌墙有着熟练的技巧，不立杆，不挂线，而砌缝平整，收分准确。布达拉宫从山下直到山腰连成整体，气势宏伟，是中国古代高层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夯土技术清代夯土技术有更高成就。福建、四川、陕西等地有若干建于清代中叶的三四层楼房采用土墙承重，内加竹筋，虽经地震，仍极坚实。

① 《中国古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

第二节　水利沟渠和海塘

清代畿辅水利以雍正时的规模最大，主持者为允祥和朱轼，实际计划出自陈仪。其主要内容是开引河，疏泉源，筑圩岸，开沟渠，建闸涵，开田种稻。总计雍正五年至七年营造水田六千余顷①。宁夏灌区，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治的水渠最多。大的灌渠有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新疆的农田水利始于康熙末年，大的灌渠有察布查尔渠、旗屯渠、哈什大渠等。重点治理的海塘是海宁塘。至康熙末年，共修成石塘四千多丈及土塘六千丈。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在海宁老盐仓首创鱼鳞大石塘五百丈。雍正、乾隆时，海宁石塘又增修六七千丈。

治黄清代黄河基本维持明朝末年的河道，使黄淮并流入黄海。咸丰五年（1855），由于铜瓦厢决口，黄河才改道东北行，于山东利津附近流入渤海。由于黄河决口泛滥很频繁和严重，清代治河任务相当艰巨。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治河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治河专家和治河著作。如朱之锡、靳辅、陈潢、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白钟山、郭大昌等。顺治十四年（1657），任河道总督的朱之锡，曾提出河政十事，对河工夫役、料物、职守、建设柳园以及河工弊端等等，作了详细阐述。在实际工作中，连续堵塞了祥符、山阳、阳武、陈留等地的决口，对治河作出了贡献。康熙年间，靳辅、陈潢治河治运，经营十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们修筑了河、运堤防，堵塞了大小决口，加固了高家堰堤防，导使大河回归故道，出现了十几年没有重大决口的比较安定的局面。

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为河道总督靳辅的幕客。他在《河防述言》（张霭生编纂）和《历代河防统纂》中，批判了强调“河性喜决”的错误观点，认为河患是可以防止的，提出治理河患要“亲身勘验”，“广咨博采”，并进一步发展了“束水攻沙”的理论。陈潢的“开引堵决法”和他主持的海口疏浚工程是他的理论的实施。如疏浚海口，要先在淤积的河道中挖开两条引河，并用挖出的泥土在河道两边筑堤，而引河自行入海暂不与原河口和海口接通。待河水大涨时，打开相连未通之处，利用汹涌的水势将引河冲刷开阔并趁势冲开海口，引河入海。为了实现他的治河理论，陈潢还发明了“测水法”，即根据水流的速度和河床的横断面，计算出水的流量。如以一立方丈的水为一“水方”，根据水方① 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510 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 年版。量就可以确定各处河道是否需要开拓或紧缩以及具体的工程量。这在水利工程学的发展上是一项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创造。依据这些理论和具体工程做法，在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十余年间，陈潢主持策划了塞决堵漏，挑河筑堤，建闸造坝等数以百计的大小工程，在治黄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嘉庆年间民间治河专家郭大昌，精通埽坝工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他敢于和当时侵吞治河经费的河官作斗争，并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治河建议。按照他的建议治河，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水情的紧张局势。

清代的一些治河专著，如靳辅《治河方略》，张霭生据陈潢《河防摘要》编纂的《河防述言》，陈潢《历代河防统纂》、康基田《河渠纪闻》，张伯行《居济一得》，王安一《安澜纪要》与《回澜纪要》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　纺织官私

纺织业的规模

清廷在北京及江南丝织业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设立了织造衙门，直接管理官营织造业和控制私人织造业。官营纺织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房舍动辄数百间，每一处设有各种类型织机六百张，多时至八百张，近两千多机匠”①。民间纺织业在整个纺织业中所占比重更大。康熙时，拥有百张织机的大型纺织工场已不在少数。道光年间，江宁出现了有“五六百张织机者”。江南曾出现了有千架织机，几千工人的纺织工场。

清代有大量丝织品、棉布等纺织品出口。丝织品质量优美，享有盛誉。

“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②就是在西方开始使用动力机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质量也未达到中国手工业产品的水平①。18 世纪到19 世纪30 年代，中国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国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买主。

纺织品的质量清代纺织品产量高、质量好。鱼冻布是用苎麻纱和蚕丝交织而成的，质地光滑柔软，越洗越白。故宫所藏纺织品“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是在高2.89 米、宽1.75 米的画面上织出332 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奇花珍鸟、山水木石点缀其间。精良的麻织品细软可比丝绸。故宫所藏的珍贵纺织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品种的多样化和工艺技术的高度成熟。清代生产的莨纱（香云纱），是著名的纺织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晒、凉爽、易洗等特点，是经薯莨染整所得。薯莨整理是染整结合的浴法工艺，为较早的特殊整理技术。清代的丝绸精练，除沿用前代的各类工艺技术外，练染工艺的衔接也更为密切，并发展了生丝“半湅法”，使生丝经过粗练（半练），即直接进行染色，以适应织造某些纺织品的需要。印染工艺技术和色谱也有发展。根据《雪宦绣谱》记载，以天地、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结合深浅浓淡，可配得色调七百零四色。维吾尔族创制了印花木戳和木滚。木戳面积小，适合于掌握小单元的印刷效果；木滚在刻制时安排了花位循环，便于大幅印制。

纺织机①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47 页，岳麓书社1983 年版。

②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69 页转引TheChineseRepository，Vol.Ⅱ，No.10，Feb.1883，P.465。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09 页，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清代纺织机具的制造已成为专业，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各个纺织业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机具制造作坊。脚踏纺车清代仍被使用。上海人褚华在《木棉谱》中描述了三锭脚踏纺车纺棉。卫杰在1897 年著的《蚕桑萃编》中提到的大纺车比宋元时有所改进：车架的形式由长方形架体变为梯形，稳定性更好；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利于扩大每台锭子数；增加了给湿定形装置，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民间出现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车上有牵伸机构，并且逐步发展成能借捻度和加压自动控制纱支，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纱车，达到手工纺纱机械的最高峰。用这种纺纱车纺纱时，利用加压装置调节纱的张力来控制纱的粗细。这是一项重大发明。在现代纺纱技术中还没有见到运用类似原理来纺纱，所以这一发明在纺纱技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机械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西方动力纺织机所排挤。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关于煤炭的勘探知识，清初孙廷铨（1616—1674）在《颜山杂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所谓死，指风化了的煤；活，指未经风化埋藏在岩脉中的煤层。“死者，脉近土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这是指经过风化的露头煤，颜色不光亮，含硫少，火力不大。“活者，脉夹石而潜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钢”，这是指未经风化的煤，夹在岩层中，深埋地下，走向跟岩层一致，并且颜色发亮，含硫多，烧起来臭味大，但火力猛。“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凡是找煤的人，可先观察山上岩石性质，“数石（即成层的沉积岩）则行”，即有层状沉积岩的地方可能有煤，而有青石、砂石的地方则无煤。“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即进一步察看黑色的煤层露头，仔细测量岩石层次，确定煤层位置，避开涌水，从而由地面上岩层情况推测下面煤层位置，从近处的岩层情况推测远处的煤层位置，这样去勘探，才能找到煤矿，才算是优秀的勘探队员，这种勘探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

清代对铜矿的勘探，大部分沿袭唐宋以来的经验，即以铜绿或石青作为铜矿的矿苗。人们“谛观山崖石穴之间，有碧色如缕或如带，即知其为苗”①。这里所讲的碧色的石头即石青，又叫扁青，即蓝铜矿。如果发现铜绿（即孔雀石），如“有矿之处，必有绿色苗引挂于山石间，或一条或一线，宽窄不一”②，就有可能找到原生铜矿床。吴其浚的《滇南矿厂图略》，对于勘探铜矿的经验作了总结。他把矿苗叫做闩（ ）或引，并指出“闩”有多种，如子闩、老闩、憨闩、铺山闩、竖生闩、磨盘闩、跨刀闩、大闩等。不同的闩反映了地下不同类型的矿床。

坑采技术记载清代采矿技术的著作比以前显著增多，内容也更详细，如孙廷铨《颜山杂记》、田雯《黔书》、屈大均《广东新语》、张泓《滇南新语》、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以及某些地方志等。《颜山杂记》详细记载了山东的采煤技术。竖井虽深百尺也不弯曲，当竖井深度与煤层相当时，则从竖井的旁边开巷道。巷道大小依煤层厚薄而定。还讲到斜井、气井及井下照明。《黔书》记载的是清初贵州省开采朱砂和铅矿的技术。《广① 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见《滇南矿厂图略》。

② 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见《滇南矿厂图略》。

东新语》则记载广东开采砚石的技术。《滇南新语》记载的是云南铜矿开采技术，其中提到巷道支护、井巷结构、井下照明、井场灾害等。《矿厂采炼篇》及《滇南矿厂图略》也都是记载云南铜矿开采技术的、其内容比《滇南新语》详细。特别是《滇南矿厂图略》，分门别类，且相当全面地记述了有关矿苗、矿井内部结构、开采的工具和器具、矿石品位、冶炼工具及方法、矿山管理等内容。这部著作是我国古代采矿技术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是记述古代坑采技术之集大成者。

井采技术清代乾隆时，段玉裁、郑王臣、李芝等人对四川盐井工艺技术有较详细的记述。段玉裁在其所编《富顺县志》卷2 中，讲到四川盐井的起源、井深、井套、井架、提升机械、竹筒桶的结构和使用的动力等。郑王臣、李芝则是以诗、赋的形式讲盐井的命名原因、开凿盐井的工具、凿井工艺过程、使用动力等。

关于天然气井与盐井的关系，以嘉庆时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卷10所述最详。这书提到：“川中古传火井（即天然气井），有盛有歇。近来（指嘉庆末年，约1820 年），犍、富各县火井大旺，较之昔年，可省煤十之三。火井与水井（指盐井）同，开凿时不知有火，及见火，初只有气，复淘至二三丈，火始旺。泥封井口，插竹筒导火入灶以煎盐。极旺之井，分售于他井，颇获其利。嗅之有硫磺气。储以猪尿胞，可寄远。刺小孔以阳气引之，气出如缕，暗室生光。火井中仍出咸水，亦一奇也。”

第五节　冶金

清代冶金业超过了明代中叶的水平。据地质调查所统计，1916 年全国旧法炼铁产量为17 万余吨，清代晚期铁的产量当与之相近。铜大量用于铸钱。康熙年间（1662—1722）云南东川等地铜的最高年产量达1400 余万斤，称为滇铜，其中1100 万斤以上用于铸钱。此外，锡、铅、锌的生产有较大发展，白铜生产也有相当规模。

炼铁清代炼铁炉的规模与明代大体相同，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筑炉用灰沙盐醋，外束藤条，用木料支护，鼓风木扇高五、六尺，宽四尺，由四人操作，装料用“机车”，一昼夜可出铁12 版，每版300 斤，日产量约1.8 吨。道光初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铁厂炼铁炉，高约6 米，外用木料支护，成为方形，用风箱鼓风，由十余人轮流曳引，每座竖炉包括采矿、运输炉料在内需工匠百余人。明清时使用焦炭和“机车”炼铁是传统钢铁技术出现向现代钢铁技术转变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这种转变已有了现实可能性的证明。

坩埚炼铁是中国特有的炼铁方法。咸丰《青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年，孙廷铨召山西人至此，得熔铁之法。凿取石，其精良为 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炉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碎之，易其简与炉，加大火，每石得铁二斗，为生铁。复取其恶者，置圆炉中，木火攻其下，一人执长钩和搅成团出之，为熟铁，减其生之二焉”。这是迄今所知坩埚炼铁最早的文献记载。坩埚炼铁的优点在于炉体构造简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适合使用当地材料。英国人宿克来1899 年统计晋城、阳城、太原等地坩埚铁年产量达5 万吨。

清代仍流传百炼钢工艺。清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林则徐奏章：“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

锌是从十六世纪起传入欧洲的。埃契森《金属史》提到：“1745 年有一批金属锭块从广州交付给瑞典，但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大约于1842 年，其中一部分锭块被打捞起来并证实为98.99％的锌。”英国勃列斯托地方于1738 年开始生产锌，其工艺即源自中国。①金属加工清代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水平。山西晋城、广东佛山等重要冶铁中心都有铁线行，用当地产的熟铁拔丝。粗细铁丝的逐次拉拔成形和锻造都经过中间退火①。四川泸定桥是建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铁索桥，长103 米，宽2.8 米，由九根铁索组成，铁索用粗9 厘米的锻铁链节接续而成。四川老君桥铁索则用眼杆式链节组成。由此可见锻接质量之好。清代芜湖汤天池，梁应达以善锻铁画著称，现芜湖仍保存这一传统工艺。清代除了有渗碳热处理工艺外，还有化学热处理工艺。陈克恕《篆刻针度》记载了化学热处理工艺。

铸造型范在泥型铸造方面，成批生产的中、小型铸件已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半永久”泥型。这种工艺直到近代仍广泛流传，如创立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无锡王元吉冶坊即以铸造薄壁锅著称，可铸出壁厚仅0.7—1 毫米厚的灰口铁锅，一副铸型可用200 次左右。

清代宫廷手工业以失蜡法为制作爵、铏、簋、豆等艺术铸件的主要工艺手段。据《广储司磁器库铜作则例》记载，爵的蜡模是用“剥蜡法”制作的，即将蜡片在模板上压制花纹，再焊接成器形。据记载，剥蜡法和拔蜡法在明清时期都是常规工艺，有很细的分工和工料定额。

铸炮铁范清代创制了铸炮铁范。魏源《海国图志》所辑《铸炮铁模图说》详细论述了由泥型翻制铁范，再用铁范铸炮的工艺过程。书中还总结了铁范铸炮可多次使用以及节省人力、物料，生产效率高，适合于战备需要等优点，与现代铸造工程学对金属型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此书作者龚振麟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首创此法，创制了新式炮架，并于1842年撰成此书。遗憾的是，他的发明未得到广泛应用。他写的《铸炮铁模图说》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铸铁金属型铸造的专著①。

① 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第592 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 年版。① 刘年增、华觉明：《首创铁模铸炮的龚振麟》，载《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第六节　机械

清代在农业、纺织、矿冶、交通运输、建筑、军事等方面所普遍采用的仍然是传统机械，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例如纺织机械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这种纺车上的牵伸机构和加压装置都是很重要的发明。又如周庆云《盐法通志》所载：“风车者，借风力回转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直径二丈六尺许。上安布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立齿轮相搏，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此制始于安凤官滩，用之以起水也。”这种立帆式风轮，是我国沿海产盐区用以提升海水的机械，是根据古代风车和船帆原理设计出来的。它的特点在于不受风向改变的影响，即无论风向如何，风轮总是朝同一个方向旋转。这是一项构思巧妙的发明。

此外，在十七世纪以后西方传入的机械仪器的启发和激励下，我国一些科学家对其“轮捩机轴之学”深感兴趣，并且独立作出了许多新的发明，其中尤以光学仪器的研制更为突出。如清初黄履庄曾制成龙尾车（汲水机械），自动驱暑扇（自动风扇）和许多光学仪器；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中对各种光学仪器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邹伯奇独立发明了照相机；道光年间科学家黄履庆创造性地把取景器和千里镜（望远镜）结合起来，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历历如绘，实际上已是天文照相机的雏形。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已开始研究和仿制西方机床、蒸汽机、内燃机、船舶、纺织机械和农业机械等。如丁拱辰（1800—1875）对蒸汽机、蒸汽机车和蒸汽机船进行了早期的系统研究①。他精通数理，擅长机械制造。1831—1841 年间，他先后制作了机车模型和轮船模型，这是中国机械史和交通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制造的直立双作往复式小机车，长1 尺9 寸，阔9 寸，可载重30 余斤，其锅炉、蒸汽机全为铜质，这是中国第一台火车头雏形。1841 年，他写成《演炮图说辑要》，其中的《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为中国自著的第一部关于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著作。此外，魏源、龚振麟、郑复光等人也对蒸汽机等西方机械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扩大了西方机械的影响。如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入侵舟山时，龚振麟见到英军用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于是他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进行仿制，先用人力驱动叶轮，在湖中试航成功，后又制成更大的舰只，可在海洋中行驶。1841 年春，龚振麟又把只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成能上下左右改变射击角度和方位的新式炮架和炮车。这种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

① 王锦光、闻人军：《中国早期蒸汽机和火轮船的研制》，载《中国科技史料》1981 年第2 期。

第七节　交通运输

造船和航海技术

清代实行“海禁”时期，对中国航海事业及造船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清代前期的船舶制造技术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官办造船厂普遍使用船样造船。现存清朝《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的手抄本，就是这种依照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建造船只的例证。该书中既有船舶整体图，又有平面图，共记载有五类船只的尺寸、结构和各部件名称。这种规范化和定型化的设计制造方法，反映了造船技术的进步。

清中叶以前，在结构和风力利用方面具有独特优点的中国帆船，一直是世界公认的优良的海上交通工具。1699 年，因运输福建木料又创出新船型。这种新船，以钓船为母型，吸收江苏沙船、浙江蜑船的优点，而被称为“三不象”。该船身长腹阔，头尖尾高，长十一丈，载二千石。1848 年，福船系统的“耆英号”三不象船曾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清代沙般则向轻捷方向发展。沙船上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这些装置使沙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加上风帆和船尾舵的操纵技巧，使沙船的适航性更好，顺风逆风都能行驶。1827 年，江苏巡抚陶澍曾上疏进呈航海图和一份详细的说明。这份航海图及其说明，内容丰富、准确，可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帆船沿海航行经验的一次很好的总结①。

清代船舶和航海技术虽然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发展速度缓慢，且没有重大的革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船舶和航海技术已远远超过中国，当时，丁拱辰、龚振麟等人对于汽船和蒸汽机车等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研究，近代船舶技术开始传入中国。

陆上交通运输工具清代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畜力拖动或人力推拉的各种车辆，如大车、板车、下泽车、独轮车、轿车等。这些车辆，名目繁多，形制各异，适应于平地、丘陵、沼泽、山地等不同情况的运输需要，至今还难以为现代交通工具所完全取代。此外还有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运输工具，如北方冬季冰雪之地使用的爬犁（又称冰床）就是很实用的一种。萨英额《吉林外记》提到：“耙犁，用两辕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许。上穿二横木，或铺板，或搪木。坐人，拉运货物皆可。前辕上弯，穿以绳套，二马服驾，轻捷于车。若驰驲，更换马匹，冰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有些爬犁不用畜力而用撑杆在冰上滑动，用力较省而速度较高。如果风向适宜，也可在冰床上加①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94 页。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帆，藉以节省人力和提高速度。

第八节　兵器

火炮

清朝统治者重视骑射，刀枪弓矢等仍然是用兵作战中的主要武器。同时，火枪火炮也在统一中国、平定叛乱和巩固边防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前期，火器制造技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如康熙年间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①，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可见火炮制造的数量之大，并且铁炮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铜炮。清代火炮的种类也是相当多的，有几十斤到三四百斤较灵便的轻型炮，也有五六百斤到七八千斤主要用于攻城的重型炮。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 种，可见火炮的种类之多。清代还创制了一些新型火炮，如奇炮、子母炮、短管曲射炮等。火炮性能也有所改进，如普遍安装瞄准器具，提高命中精度；加长炮身，提高射程；安装炮车炮架，增加机动性；改进炮弹和火药，增强火炮杀伤力，等等。

清代在火器制造方面的一些新发明也是值得称道的。如著名火器制造家戴梓（1649—1726）发明“连珠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弹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弹丸乃尽，始需重贮”①。这种可以连续发射28 粒子弹的连珠铳，其原理虽与机枪有所不同，但与机枪连发的设计思想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种新发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器藏于家”，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戴梓还曾创制冲天炮。这种炮小而轻，射程远，杀伤力大，性能良好。试放时，康熙亲往靶场观看，演试后封此炮为“威远将军”，并命工匠在炮身上镌刻戴梓之名，以示纪念。戴梓还曾仿制过外国使臣进献的“蟠肠鸟枪”，也获得成功。

手榴弹手榴弹是现代战争中常用的近战武器，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才用于战争。而中国云南哀牢山地区的彝族人民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创制出用网兜① 樊国樑：《燕京开教略》。

①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9。

抛出的“葫芦飞雷”②。这种葫芦飞雷是用干葫芦盛装火药和铅块（或铅丸）、铁矿石渣、铁片等，在葫芦颈部放置火草作为引火索。使用时，点燃火草，由小网兜将飞雷抛出，用来狩猎。19 世纪中叶爆发了以彝族人李文学为首的彝、汉、白、傣、苗、哈尼等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为了抵抗拥有优势兵力和火枪火炮的清军，起义军制作大量的葫芦飞雷，在 嘉之战中发挥了很大威力。在战争中，起义军还创造了用手投掷的长颈葫芦飞雷，这已与现代手榴弹的作用更为接近。

西方技术的传入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的火器制造技术也转而落后，终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自己的大门。鸦片战争前后，在林则徐、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一些火器研制家如丁拱辰、丁守存、龚振麟、黄冕等对于西洋火炮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所创新。如丁拱辰著的《演炮图说》和《演炮图说辑要》，对火药配方、火炮铸造、炮台构筑、运炮器械以及西方炮台和海岸炮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龚振麟所著《铸炮铁模图说》是兵器史和铸造史上的一部重要专著。他所首创的铁模铸炮法新工艺，用铁模（即铁范）替代泥型，加快了制炮速度，并可铸造数百斤至数千斤的大型铸铁件，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技术成就。他所研制的新式炮架和炮车，改善了火炮的机动性，也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发明。但总的说来，清代后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是难以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西方军事工业相比的，中国的兵器制造业在嘉庆、道光以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② 刘尧汉：《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载《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年版。第九节造纸造纸业的分布和主要品种清代造纸业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发展，尤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兴盛。造纸作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广东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为主。当时一些纸厂的工人已达百数十人，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造纸原料有竹、麻、树皮和稻草、麦秆等。其中竹纸产量居首位，竹纸中以江西、福建的“连史”、“毛边”最为普遍，多用于印刷书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多作为书画纸和印刷纸。麻纸主要产于北方各省，但其产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由稻草、麦秆制造的纸比较粗糙，多作包装、火纸等杂用①。

造纸技术清代造纸技术集历代之大成且有所创新，各地工艺虽略有不同但都已达到较完善的地步。例如，据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所载，道光初年陕南地区的竹纸制造工艺大致如下：选择适当时节砍取水竹，经过用水浸沤，蘸石灰浆堆沤，再经过甑蒸，碱水煮，加入黄豆与白米水浆（淀粉溶液）蒸等工序，制成纸料；然后将纸料下踏槽细踏，再下纸槽搅匀，用竹帘抄造，叠压去水，最后逐张揭起，刷贴在焙墙上焙干。如做细白纸，则在纸料入槽后加入适量的白米汁，可制成细紧的白纸。如做黄表纸，加姜黄末，即成黄色。清代黄兴三在《造纸说》中记载的浙江常山造竹纸技术与此基本相同，但在制纸料时减少一道蒸煮，增加两次曝晒，纸料用水碓舂捣而非人工踩踏，整个造纸过程要经72 道操作手续才能完成。中国传统造纸术中，主要用竹帘作为抄纸工具。康熙年间出现了用铜网抄造的“阔帘罗纹纸”①，纸宽有六尺。用铜丝编成的铜网，要比竹帘坚牢，使用寿命也较长，并且能造出较薄的纸张，因此它是造纸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但铜网容易起拱走形，制作上也存在一些技术困难，特别是这一发明并未引起重视，以至“无人继作”。直到此后一个世纪左右，西方于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和圆网造纸机，才又开始应用了铜网造纸技术。

数量和质量清代前期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品种增加，用途也更加广①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① 徐康：《前尘梦影录》。

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1821—1850）。例如安徽泾县一带生产的宣纸，用青檀皮掺入适量的楮皮或稻草制造，洁白柔韧，吸墨和韵墨性能良好，宜于书画、拓印和印刷。乾隆时期宣纸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时皖南一些山区几乎家家从事造纸，宣纸的品种已近百种，其中有长达丈二的大幅宣纸，也有五色、界栏、山水、花鸟等精致小笺；有单宣、夹贡、罗纹、玉版等生宣，也有虎皮、珊瑚、冰琅、云母、泥金、蝉翼等熟宣，品种齐全，名目繁多，可谓一时之盛。康熙乾隆时在加工纸方面的又一项成就是仿制出历代的名纸。如仿五代南唐澄心堂纸，仿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仿元代明仁殿纸，仿薛涛笺等，都很著名。此外还研制出一些新的品种，如梅花玉版笺，金花笺（洒金彩蜡笺）等。这些加工纸大多制作精美，造价高昂，至今尚可在故宫博物院等处见到。虽然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发明了各种造纸机械，生产效率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手工纸，但中国手工纸的许多优点是机制纸所难以达到的，因此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如18 世纪50 年代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果等），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对中国传统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造纸技术感到兴趣，并设法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第十节印刷印刷业的发展清代印刷业相当发达，官府、私家都很重视刻印书籍，书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著作约有25 万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①。在质量方面以清代前期内府本和私家精刻本为最好，有些坊刻本也属上乘，不仅注重校勘，而且刻写、纸墨、装帧等都很考究。清代后期官刻私刻的书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往往印制粗劣，错讹较多，质量已大不如前。

雕版印刷清代的印刷仍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为主，武英殿修书处、扬州诗局以及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刊刻了大量很有价值并且精雅悦目的书籍。同时，雕印技术如饾版、套版技术也有所进步。例如，康熙时内府刻本五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精刻饾版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道光年间广东云叶庵五色套印的《杜诗》，涿州卢绅所刻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等等，都是色彩斑斓，异常精美，显示了高超的雕版套色印刷水平。

活字印刷清代的活字印刷术有较大的发展。活字有铜活字、木活字、泥活字等，在官私坊肆间以木活字最为通用。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选印世所罕见的一批书籍，四库馆副总裁金简建议仿照元代王祯创造的木活字印书，经乾隆批准刻造，于次年刻成枣木活字25 万多个，并先后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138 种，2300 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用木活字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出版过程中，选料造字，工艺完善，排印时，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并总结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以遵循，反映了木活字印刷技术的进步。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为满足社会需要，由程伟元主持两次以活字排印《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和“程乙本”。这两个木活字印本都很著名，是研究《红楼梦》的宝贵资料。木活字印刷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苏州校经山房等还在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金属活字的应用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元、明两朝已有一些人试用锡、铜、铅等金属材料制成活字印书。现存较早的清代铜活字印本是康熙二① 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载《新中华》（上海）1946 年第4 期。十五年（1686）钱陆灿编选吹藜阁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另目录40 卷，分装525 函，共5020 册，是历史上用铜活字排印的最大的一部类书。此外，广东佛山唐氏书商曾用泥型铸铜活字三副，共20余万字，于咸丰年间（1851 或1852 年）印成《文献通考》348 卷①。

关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现在还不十分清楚。

但直至清代还有人在研究和使用泥活字印刷，则是确定无疑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张尔岐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木”②。有人认为所谓“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后烧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后再上瓷釉烧成磁版，有人则认为磁版并非活字版，但无论如何，这是对印刷技术进行革新的一种尝试。道光十二年（1832），苏州李瑶用胶泥活字排印了其所校补的《金石例四种》和温睿临《南疆绎史勘本》。此外，在江苏常州、无锡和江西宜黄也都有人从事过泥活字印刷。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照毕昇的方法花费30 年时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泥活字十万多个，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试印成功自己的诗集，名为《泥板试印初编》。他把这套泥活字印本书称为“泥斗板”、“澄泥板”或“泥聚珍板”。此后他又用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书屋初集》、《修业堂集》、《水东翟氏宗谱》等。

1814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西亚开办印刷所，聘请中国人蔡高、梁发等铸造汉字铅字，并印成《汉英字典》和《新约圣经》①，这是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而中国本土铅印书籍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① 张秀民：《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载1961 年10 月14 日《光明日报》。② 泰安磁版张尔岐《周易说略》徐志定序。<① 钱存训：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第170 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刘国钧：《中国的印刷》第5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十一节瓷器生产规模和主要成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瓷都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窑户达数千家，工匠有十万多人，制瓷区域蜿蜒十余里，其规模是空前的。制瓷业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明代。

康熙青花瓷为历代青花瓷器之冠。其制作技术更趋完美，分工精细，画师高明。用料方面与前代也有所不同，所用国产钴料，磨炼极为纯净。为了更好地分出青料的深浅浓淡，还将其置于不同的料缸中，在使用时按画面要求分别取用，使青花可以有八九种深浅不同的层次。青花的“青”，实际是蓝色。钴蓝呈现的色彩，翠蓝光艳，清新明快，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富丽堂皇，色彩强烈，所以又称硬彩。色彩有红、绿、黄、赭、紫等，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从而使康熙五彩瓷器的色彩和品种更为丰富，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康熙时期制瓷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釉上彩新品种——粉彩，如绘西画，亦称洋彩。粉彩的色调柔和，所以又称软彩。它是在五彩所用的彩料内，掺入含砷的玻璃料（俗称“玻璃白”），利用其乳浊作用，使彩釉经烧制后出现浓淡凹凸的立体感。并且由于粉质掺入彩釉，红色变成淡红，绿色变成淡绿，各种色泽趋于清逸淡雅，格外柔和。再加上所绘花鸟虫鱼，形态逼真，粉彩精品真正做到了“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程度。粉彩瓷器以雍正时期最为兴盛和水平最高。康熙后期创制的珐琅彩瓷器，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俗称“古月轩”。其珐琅彩料多来自外国，画法极为工细，又吸收了西洋画法，具有油画效果，精美异常。康熙青花、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等的突出成就，与当时精工制作的白瓷胎和高质量的瓷釉彩料以及精湛的烧造技术是分不开的。如白瓷胎中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瓷胎不易变形；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原料经过多次精细淘洗，增加了瓷器的白度和透明度。对火焰性质和烧成温度的控制更为准确，瓷釉中氧化钙含量降低，烧成温度增高，已达到了烧制现代硬质瓷的要求。

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清代在单色釉的釉料组成和工艺处理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如雍正时期由含铁原料烧制的青釉，不仅配料准确，而且掌握了火候的变化，釉层莹净、光润，所制成品色调一致，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又如由含铜原料烧制的红釉，最著名的有康熙时期的郎窑红，它是在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作方法是在白胎上施多层红釉料质，用还原火焰焙烧，使釉料中的铜变成一种胶体粒子而呈红色。这种胶体粒子在釉层中对光波进行有选择的反射而发出亮光，加上釉层厚、玻璃质强，使釉色浓艳欲滴，红如宝石，光可鉴人。豇豆红、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或艳似桃花或美如朝霞或酷似豇豆红色，有些还带有绿色苔点，足可与郎窑红相媲美，都是深受中外藏家喜爱的红釉珍品。康熙时发明并盛行的乌金釉，除用铁料外还需加入锰和钴料，釉色纯正，黑亮似漆，釉面发出像镜面一样的亮光，是历代黑釉瓷器中水平最高的一种。

清代前期，特别是从雍正开始，在仿制历代名窑名瓷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仿宋代定、汝、官、钧、龙泉等各大名窑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按不同要求掌握好火候，使烧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乾隆时期生瓷和各类瓷工艺品的制作都很高明。如仿古铜器、漆器、木器，质感很强，几可乱真；瓷制的昆虫、鸡、鸭、鹅、残荷、花生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制瓷工艺，在釉料配制、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的技术，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已达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水平的顶点。陶瓷工艺家唐英清代陶瓷工艺家唐英（1682—1756），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早年进内务府造办处在养心殿供职。雍正四年（1726）受命至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陶务，直接负责烧造御瓷，乾隆二年（1737）后又总理陶务，前后管理陶瓷生产近30 年。唐英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督陶官，他曾用3年时间与制瓷工匠吃住在一起，调查与研究陶瓷工艺，并仿制和新创近60种精美的名瓷和名釉，为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撰写的《陶冶图说》，《陶成纪事》，《陶人新语》等，全面介绍了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吹釉、成坯入窑、烧窑、洋彩、束草装桶等一整套烧制瓷器的工序，对于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乾隆晚期，制瓷技术趋于保守，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退的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瓷器大量涌入，中国的制瓷业就更加衰落了。

第十二节石油天然气油气苗的发现清代集数千年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之大成，各项工艺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史上占重要地位。

油气苗的广泛发现是进行油气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清代编纂的诸多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油气苗的记载。王崇礼纂修的《延长县志》甚至列油井为延长八景之一，并冠以“油井波涵”的美称。

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康熙三十二年（1693），人们在今嘉义关子岭地区发现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记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这是台湾油气苗较早的确切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当地居民又在苗栗出磺坑后龙溪的石隙中，发现油苗。台湾地处东南九省之门户，与外界联系较多，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不久以后在台湾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台湾油苗的发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不但发现大量油气苗，而且对有关发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寻根问底，探其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古代油气苗认识的总结，并为此后兴起的石油工业提供了勘探线索。例如，清朝施鸿保看到福建中部近海海面的燃烧现象，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种火为阴火，与《素问》、《丹铅总录》等书所言“有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者”同属一类①。

钻井技术的发展与天然气的利用古代钻井技术在清代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井深逾千米的油气井。当然这一成就与盐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经济凋零，人才锐减，盐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破坏。战乱平定后，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其统治，实行鼓励井盐生产的措施，使井盐业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大量缺盐，也亟待川盐输入。因此，为满足增加井盐生产的需要，不但新开许多盐井，而且为获得高产井，逐渐提高了凿井技术。乾嘉时期，四川犍为地区永通厂“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①，说明当时井深已近高产卤气的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

这时的钻井技术，已有细致分工，其大致可划分为山匠、碓工和辊工。

山匠负责指挥管理，处理技术性问题；碓工主要在碓架上“往来跳跃”，足蹂碓板，使钻头上下运动，击碎岩石；辊工负责提升设备及辊子，碓架的修① 《闽杂记》。

① 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竖。细密的专业分工，促进工匠技术提高，推动了钻井技术的进步。

四川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上部的绿豆岩，极易垮塌，不易凿穿，因此这一时期钻井技术进步，集中表现在补腔和打捞技术方面。古代盐井都是裸眼开采，难于处理下部地层，动辄井下岩层坍垮，出现渗漏现象，于是，“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②。嘉庆道光年间，工匠们便可“试探上下左右能悬升之”③，说明补腔技术已趋于完善。盐井深度的增加，钻凿时遗落现象在所难免，工匠们使用他们发明的偏肩、柳穿鱼、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便能将井内落物“无论巨细”都打捞上来。

1838 年，我国工匠终于征服绿豆岩，在今自贡大安长堰塘附近，凿成一口深达1001.42 米的深井——桑海进，凿穿三迭系雷口坡组，达嘉陵江组地层中部，这是中国也是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深井钻井记录。桑海井是一口卤气共生井，初期日产天然气8500 立方米，可烧盐锅八十余口。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可以日产天然气1500 立方米。可见当时人们钻井技术水平之高。这是世界钻井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石油井和盐井中最早突破千米的深井。其后不久，四川人民又在自流井构造开凿一口深达1200 米的磨子井。它钻穿了嘉陵江组地层的主气层，由于井下压力过大（约100 个大气压），在没有止喷设备的情况下，发生猛烈井喷，井口烧出的火舌达几十米，三十里外都能看到。磨子井当时日产天然气估计在40 万立方米以上，为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被誉称为“火井王”。据考证，当时自流气田中日产万方天然气的约有十口之多①。这是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成熟的重要标志。

刘岳云的论述清代刘岳云对石油数千年的应用也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格物中法》中指出：“石油自汉时已著于书，其原地志所载，益知产处甚多，由是以烟制墨，以油焚营，清者燃灯，浓者膏物，久澄坚结，则为土沥青。”其中包含了石油的几个重要性质：可燃性、含炭性、润滑性、防腐性，并对石油的粘度进行区分，不同粘度的石油，用于不同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油的认识水平已达到日臻完备的地步。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③ 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① 胡砺善：《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

第五章　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中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明清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又重新活跃起来。清代前期，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水平上，清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这主要表现为：作为商业资本代表的包买商空前活跃，商业资本日益侵入生产领域，控制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比明代增多，规模也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地区分布上已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手工业的雇佣劳动数量显著增加，手工业工人与作坊主、工场主的劳资对立更加尖锐，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一个越来越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

包买商的空前活跃乾隆、嘉庆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超过明代。棉布、绸缎、纸、糖、盐等手工业品以及棉花、蚕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比明代有较大增长，并且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产区。如江苏是棉纺织业发达的省份之一，又以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尤其著名，当地“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①。内地也有类似的棉布的集中产区，如四川的新津“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②。太湖地区则以蚕桑生产为主，“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③。江西的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宁都等地麻织业非常兴盛，当地“缉麻织线，犹嘉湖之治丝”，宁都更是“俗无不缉麻之家”④。四川的荣昌也是“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⑤。而制糖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在一些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地，小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更多地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遥远的市场。如新津家庭棉纺织业所产的棉布就“有贩至千里外者”⑥。乾隆年间，江浙一带所产蚕丝除了销往各地，还有一部分销往国① 康熙《松江府志》卷5。

② 道光《新津县志》卷29。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201 页。

④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14。

⑤ 同治《荣昌县志》卷16《风俗》。

⑥ 道光《新津县志》卷29。

外市场。小生产者的分散、孤立状况与扩大了的市场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势必使小生产者日益依附于商业资本。这就为商业资本乘机插入小生产者与市场之间、控制小生产者、侵入生产领域提供了机会，于是包买商作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跃起来。

乾隆年间，在江浙一带的蚕桑产区，每当蚕茧收成之时，有商人携带资金分赴各村，利用蚕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机贱价收购，垄断了市场。

商人还通过放款预购的方式，利用高利贷进一步控制小生产者。在广东制糖业中，商人往往预先向蔗农发放糖本，冬天则收取糖利①。或预先向糖寮放帐，待榨出糖后收取产品②。在江西赣州苎麻产区，福建商人于二月发放苎钱，到夏季收获时将苎麻运走③。

无锡盛产棉布，但当地不产棉花④，棉花仰给于外地。一些商人就开设棉花庄，专门以棉花向小生产者换取棉布⑤。在湖州南浔镇，商人也屯积棉花，以花换布⑥。广东的佛山镇也有类似情况，棉布业的老板向纺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⑦。

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开设“账房”，向小机户发放原料，收回成品。小机户一般在“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⑧为账房加工，称为“代料”。小机户织丝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给织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回账房，账房评定产品质量，称为“仇货”，然后按产品质量和数量支付工资⑨。“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⑩，只能完全依附于商业资本。尽管账房并未变革小机户分散生产的方式，但实际已经使小机户变成在家内为账房劳动的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劳动。账房已经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在这里，账房的商业资本变成了工业资本。

手工业部门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对于手工业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宽，民间手工业的发展①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6《糖》。

② 乾隆《澄海县志》卷19《生业》。

③ 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

④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备考》上。

⑤ 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换绵花》。

⑥ 咸丰《南浔镇志》卷24。

⑦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257 页。

⑧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考》。

⑨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⑩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条件比明代有所改善，这对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是比较有利的。清代前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资本主义葫芽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明代。

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代就相当发达，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江南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城镇中集中了一大批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作坊。苏州东城一带以丝织为业的不下万户①。杭州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②。南京的丝织业发展尤其迅速，仅缎机就有三万张，纱、绸、绒、绫织机还不在此数③。已超过苏杭两州。广州的丝织业更是后来居上，雍正年间才开始兴起，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织工四五万人了④。从苏州城中“比户习织”的情况来看，这些城镇中的丝织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比较狭小，有许多可能还是向账房领取原料代为加工的小机户。但苏州丝织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①。在苏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许多机工在桥头待雇，靠出卖劳动力谋生②。不过，对于苏州丝织业机户雇佣工匠的情况还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清代前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机户，一般是通指民间从事机业的人户而言，既包括丝织个体手工业者（小机户），也包括兼营纱缎庄（俗称账房）的铺户，是二者的一种混称。苏州的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账房）除了控制小机户，让他们在家内为自己工作，还“自行设机督织”③，直接雇佣机匠从事生产，从而兼有包买商和作坊主的双重身分。他们雇佣机匠时，是采取“按件而计”的方式购买劳动力的。虽然对于长雇的机匠，除了发给正项工资外，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还要按例定期另给酒资，使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从纱缎庄铺户与机匠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面来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性质。至于小机户雇佣机匠，往往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临时补充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被雇请的短工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他们与小机户之间属于帮工与作坊师傅的关系。在南京丝织业中，清廷取消对私人织机数量限制以后，由竞争引起的丝织业机户之间的分化已非常明显，道光时期，南京丝织业中已经出现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④。而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光绪《仙居县志》卷10，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③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9《拾补》。

④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83 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①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 页，三联书店1959 年版。

② 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③ 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

④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5《拾补》。

明代私人拥有织机最多不过二十到四十张⑤，这表明清代丝织业中手工业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过明代，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机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地大量增加。南京丝织业中大机户的作坊，已经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清代前期，苏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场，各省商贩大都在苏州采购青蓝布匹，于是苏州的染踹业也就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渐脱离布店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行业。当时苏州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个踹坊各有踹匠数十人不等。踹坊多由包头开设，包头置备平整布匹所需的菱角状巨石、木滚等生产工具以及房舍，招集踹匠，然后向布店领取布匹进行加工。踹匠来自江南江北各县，多是单身前往，由包头提供住房并垫支柴米银钱，显然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踹匠每踹布一匹，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除偿还包头垫支的柴米银钱，每人每月须向包头缴纳银三钱六分，作为使用房舍及生产工具的费用①。苏州染踹业中，包头虽然也是向布店领取原料进行加工，但性质与丝织业小机户为账房“代料”完全不同。因为小机户是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并且“无甚资本”，只雇少数机匠作为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属于在家内为账房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包头并不从事生产，从他能够招容数十名踹匠，并提供房舍、生产工具以及垫发柴米银钱来看，是拥有相当的资本的。包头凭借房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剥削踹匠，剥削率也是相当高的，据学者计算，包头每月对每名踹匠的剥削总值相当于踹三十三匹布的工价。此外，踹匠也受到布商的剥削。包头与布商分别占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参与瓜分踹匠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性质。

清代由于对铁矿采铸的控制比较松弛，民间冶铁业有很大发展，广东的冶铁业的发展尤其显著。雍正后期，广东已有冶铁炉五六十座，用工不下数万人①。乾隆时期，佛山镇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②。在广东民间冶铁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③。投资者与雇工之间是很明显的雇佣剥削关系。清代冶铁业主要以木炭作为燃料，只有靠近山林的铁矿才可能开采鼓铸，铁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一个铁场大约有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汲水者、烧炭者二百余人，并有驮牛二百余头，舟船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是有命焉”④。这种铁场已经是⑤ 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

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42 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②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志》。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④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铁》。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冶铁业发展也很迅速。特别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盩厔（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⑤。在陕西，冶铁炉一般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可冶炼矿石几百斤。炉前由十几个人轮流拉动风箱，炉火昼夜不断，还要有专门辨火候、别铁色的技术工匠。通常一炉需要佣工十几个人。再加上运木装窑烧炭、开石挖矿以及运输矿炭，则“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运作佣工不下千人”。一些大的铁厂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①。投资铁厂的，大都是外来客民，他们“携带工本，雇募匠役”②。他们与铁厂中的工匠之间显然是雇佣剥削关系。这些投资者的资本都比较雄厚，“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③。清代陕南地区的冶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

清代陕南大巴山地区，还有大量的纸厂、木厂、耳厂等，各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以纸厂为例，大巴山区竹林茂密，造纸原料极为丰富，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宜开设纸厂。在陕西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处，定远有纸厂一百多处，洋县有纸厂二百余处。厂主和工匠大都来自四川、湖北两省。厂主出资办厂，工匠以出卖劳动力为生④。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这类纸厂中已经出现。

铜矿的采铸是在清代发展得很快的一种矿业。清代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特别以云南的铜矿发展最快，也最著名。

据官方估计，云南铜矿盛时有大铜厂四十八处，每厂雇佣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在万人以上，“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⑤。

云南铜厂的矿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①，大都是一些靠劳力谋生的无产者。但是按照领取报酬的不同方式，他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招募砂丁”，或叫做“月活”。这类矿工“无论有矿无矿，月得雇价”②，按月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去留随⑤ 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② 《清代的矿业》第518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③ 《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④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卷11《策略》。

⑤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唐炯：《筹议矿务拟召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②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显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③。他们与矿主之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另一类矿工叫做“亲身弟兄”。他们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④。他们虽然也是以劳力谋生，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类似于作为股份投入，并且像股东一样要承担开采风险，只有在开采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报酬，因此不可能去留自便，而是对于硐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也类似分享红利，是与硐主按四六比例分割矿砂，而不是领取货币工资。所以“亲身弟兄”的劳动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在云南铜矿中，矿洞之外的杂事都是雇用“月活”⑤，井下开采也有完全使用“招募砂丁”的，如香树皮铜厂“向无亲身弟兄，均系招募砂丁”⑥。可见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云南铜矿中是主要的生产关系。

云南铜矿中有比较细致的分工。从采矿开始，矿井中有镶头负责技术指导，矿硐中又分数路开采，每路为一尖子，每尖有领班一人，负责督促矿工并协助镶头支设镶木。开采面上，一人持钎、一人持锤、随时互换，称为“双换手”⑦。矿井中排水有龙手、换手，背荒有砂丁。在铜厂中，一座矿井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只能属于同一个投资人或投资集团所有，因为如果矿井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主分别经营，则很难顺利地组织生产。所以，根据云南铜矿中井下开采的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状况，可以认为已经具有手工工场的性质了。如果矿砂出土后的捶矿、洗矿、配矿以至冶炼的各道工序，都是在同一个企业主的指挥下进行，那么这种手工工场的规模就更大了。

与云南铜矿相比，清廷对采煤业的控制要宽松得多。

清代北方用煤比较普遍，北京更是“炊爨惟煤是赖”①。在北方的直隶、盛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采煤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北京郊区更是兴盛。乾隆中期，北京郊区已有在采煤窑二百七十多座②。

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的煤窑，多为投资者集资，向地主承租土地进行开采，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如嘉庆元年（1796），一座叫戏台窑的煤窑，就是由投资人焦士琮等十人集资开采。合同规定，其窑分为九百四十日个“日分”，地主得一百四十日，作为地租，剩下的八百日，由集资人按股份多少③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④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⑤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⑥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⑦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① 康熙《宛平县志》卷6《艺文》，卫周祚：《罢玉泉山烧炭纪事》。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320—321 页。

分别占有若干日分。③门头沟煤矿所雇用的矿工，多系无籍流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年七月以后，窑主“按公平时价，雇人工作”。到次年五月，估计京城内外各煤厂煤铺俱已储存足供五、六、七月所需的煤炭，煤窑就暂时停工，“以避盛暑煤毒”，矿工“即行散工”。可见这些矿工是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与窑主之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门头沟，还有少数矿工属于“关门锅伙”，即被窑主诓骗入窑、勒逼工作、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劳动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于非法，遭到官方查禁，因此并不妨碍门头沟煤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的存在。

清代在内地的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四川的井盐业最为显著，以下设专节论述，此处不赘。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虽然有进一步的增长，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缓慢的，其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广度来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手工业还没有一个个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用自己的产品与农业进行交换的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手工业中居首要地位的棉纺织业，虽然在少数地区开始出现了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的趋势，但从总体看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耕与织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已经脱离农业的手工业中，普遍还是规模狭小的铺户作坊，以手工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为主，极少雇工，分工也主要限于家庭内部，只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少数生产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在地区分布上，虽然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但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还是寥若晨星、忽明忽暗，虽然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此时仍然被自然经济的漫漫长夜所笼罩，距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还相当遥远。

再从深度来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刚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若干痕迹。

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但劳动力的出卖还没有达到完全自由的程度。如在苏州丝织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机工待雇，要由行头分遣①，说明劳动力的出卖还要受到行会的干扰。在四川的富荣盐场，烧盐工的“炎帝会”规定盐工必须入会才能烧盐，非会众不得烧盐，会首时常到灶上巡视，若发现非会众烧盐，即用烟竹片痛打、赶走。③ 《清代的矿业》第412、423、440 页。

① 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劳动力的出卖甚至受到劳动者自己的行帮组织的限制。清政府对手工业工人集中的场所总是严加防范和控制。在苏州踹坊。清政府设有坊总甲长，稽查、弹压踹匠。在云南铜矿，官府派驻铜厂的长员设有枷杖等刑具，对违反厂规的矿工实行枷责或插耳箭游行示众。说明手工业工人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并且由于官府禁止手工业工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要求增加工资而采取罢工，这就使劳动力的买卖上劳资双方形式上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关系也遭到破坏。可见在清代的一些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中，其生产关系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还有一定的差距。

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由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极其坚固，难以分解。农民家内分工的发达和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的牢固结合，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也使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又使这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在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小市场的发展，不但难以起到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起到增强自给性、阻碍地区性分工和国内市场扩大的消极作用。

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清朝廷基本承袭了历代封建皇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清代前期，清廷采取了鼓励垦荒，对灾区实行赈恤、蠲免以及治理水患等措施，这就使清政府在加紧压榨农民的同时，又避免了小农经济的崩溃。清廷的“重农”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封建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结果是使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地延续，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方面，清廷的“抑商”政策则直接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但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因此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虽然比明代有所松弛，但对工商业的总方针仍然是抑制而不是鼓励。清政府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商人有时“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再加上官吏勒索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这对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清政府对手工业产品实行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的做法，不仅见于云南铜矿，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铜矿中、在贵州的水银矿、铅矿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封建政权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对民间手工业进行直接掠夺，窒息了这些手工业部门的生机，商人宁愿求田问舍，将资金转向土地而不愿投入产业。造成这些手工业部门生产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茁壮成长。

清廷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政策的推行，又更加强化了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手工业难以开拓国际市场，也使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外来因素的刺激。

封建行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限制作用也不可忽视。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三年一出一进”，即学徒期为三年，每次只能招收一名，“违者议罚”。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对帮工的工资水平，同业内有统一规定，如嘉庆年间长沙制香业议定，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每日酒烟钱十文。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如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规定，原料必须“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不得“私行减价”，违者受罚。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新来者要开铺户，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按长沙戥秤业规定，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演戏一台，并备酒席请同行，然后才能开张。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戥秤业的新开店者，要隔同行十家之外，方许开设。京刀业的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如“京师瓦木工，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已突破了行会的约束，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速度，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

第二节　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

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发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①。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出售。此外，形式上也没有收购原料的过程，开凿盐井，取得盐卤及天然气，属于生产的范畴。因此，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凿井、采卤和煎制，即井户、灶户、枧户的经营活动中，多少不等的表现出来。其次，井盐业中存在的租佃关系特别繁多而且复杂，土地、盐卤、天然气，以及器用设备均行租佃，契约形式多种多样，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从这些租佃中有所表现。

清代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细密的生产技术分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其中除季节性盐工外，尚包括大量依盐场为生的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在大宁场，也许还把数万供应盐灶烧柴的农民计算在内。就富荣盐场而言，“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以巨金业盐者数百家”①。专业盐工确已超过万人。盐场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辅助性的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上。富荣盐场“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① 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①。业盐人数空前增多，如射洪县“居民强半以井为业”②。乐山县，“城人半藉盐为市，风俗全凭井代耕”③。如此庞杂的生产体系和规模，很难视为手工作坊的范畴了。

与此同时，盐场内部的生产过程已存在较为细密的、以技术要求为基础的分工。“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④。富荣场按井、灶、枧大类分工，其中井上工种十五至十九个，用工五十至七十人；灶上工种五至十四个，用工十四至二十三人；枧上工种九至十一个，用工二十八人。盐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匠，系钻井技工；碓工，凿井之工，“凿井之工，岁停除日、元日”⑤，一年仅放假两天；辊工，负责井上提卤机械的维修；灶头，整灶技工；烧盐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⑥。此外，尚有担卤工等。生产活动显然已超越了手工作坊的狭小天地。

第二，雇佣关系。富荣盐场盐工原则上是脱离土地羁绊、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三省边防备览》卷九载：“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它陆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这些人浪迹四方，有的为生计所迫，“流而为匪”。有的在盐场取得糊口之机后，生活也就相对安定下来，故有人称“川中近年边腹之安静，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他们是说不上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的。就是在边远的大宁县，“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至盐场筒、灶工丁逾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①。“境内盐场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②。这种外来工匠、待雇之人，其身份显然是自由的。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匠是“得食其力”、“论工受值”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只要有活干即获报酬。据档案材料载：“富荣厂原有烧盐匠一项人等，按月工资向有成例，自前清嘉道迄于光绪开办官运，均系一人煎烧五口，每口每月定价八百文计算。”③盐工地位与雇主平等。乾隆年间，犍乐盐场① 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② 嘉庆《射洪县志》卷首。

③ 同治《嘉定府志》卷4。

④ 温瑞柏：《盐井记》。

⑤ 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⑥ 光绪《大宁县志》卷1。

① 光绪《大宁县志》卷1。

② 《三省边防备览》卷9。

③ 《自井枧商李同富等为藉会要挟罢厂停煎授招工协恳明断一案报告书》，自贡市档案馆1—1—1。所雇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月支给，同桌吃饭，平等称呼”④。“论工受值”还意味着按有无技术及不同工种付给工资。富荣盐场担卤工，“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返运送，日值可得千钱”。而山匠、灶头因有技术，“其值益昂”⑤。工价除按日、按月计算外，尚有“持签运水”⑥，即一担卤便得一签的计件形式。工资类型已经多样化。另外，技术不仅保证工资高，而且也决定了与井主的关系。灶头、山匠颇受井主重视，关系密切，地位突出，井主甚至把部分招工之权交给他们，表现了出于经营考虑而对技术工人的优待。这一切大致说明了富荣盐场盐工和井主间的金钱雇佣关系，盐工丧失劳力便丧失生计。故有歌谣曰：“跑丁不收手，老来要讨口！”“不要两头（老、少）要中间，害病老死喊黄天！”这些盐业“无产者”的存在，标志着盐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三，关于盐业资本家。四川盐井钻凿，耗资特巨。“井上工费或数万金，少亦万余金”。有的甚至“费至三四万而不见成功者”。花的时间也长，“常程可四五年，或十余年，有数十年更数姓而见功者”①。故经营盐井颇有风险，困难甚多。但是，“购卤股者，胜于买田，以债息速且厚也”②，却又是捞取丰厚利润的途径，不少商人、高利贷者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化为盐业资本。其投资方式主要有四种。其一，直接投资。清代富荣地区开凿盐井，投资者称“客伙”，拥有井基、厂址者称地主，双方签定凿井契约，称为“出山约”。客伙出办井费用，地主则出“一井三基”（井眼、车基、灶基、柜房基），再按比例分成。如乾隆四十四年契约称：“开出之日，地主每月煎烧七天半昼夜，蔡姓（即客伙）等每月煎烧二十二天半昼夜”。有的契约则是按“锅口”计算。所谓“天”或“口”，乃是因投资多少而享有的盐、气收益单位。富荣东场以每月天数划分收益，即将每月三十个昼夜分为三十班，又称三十天，三十日分，三十水分。富荣西场则将每月总产量分为二十四锅，称为锅口、锅分。

直接投资中，独资经营者极少，多系合资。嘉庆元年契约中，客伙竟达二十人，所占锅分三口者一人，二口者一人，一口者八人，半口者八人，四分之一口者二人。投资按“半口”为单位，数额当然要小得多，而且还不是一次投资，“所有佃价、淘费、修造、照口分陆续派逗”，多为按月缴纳，并规章严格：“每月清算，如有一月使费不清..另邀开户，不得言及已前用过工本，亦不得私顶外人”。常有被取消股份资格的可能，这些人日后多成为大投资者兼并的对象。

④ 清刑部钞档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九日总督四川保宁题。

⑤ 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⑥ 《四川盐法志》卷2。

① 《四川盐法志》卷2。

② 民国《云阳县志》卷10。

其二，“做下节”。由于钻井耗资费时，有人办井多年，资金告尽，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在此关键时刻，一些投资者乘机顶井锉办，待成功后，分享、甚至独占成果，此曰“做下节”。出让者称上节，有的上节系“绝顶”，即收回全部工本，他日钻井成功，则不得分息。或者只收回部分工本，或者不收回工本，则井成功后，按成取得日分或锅分。如嘉庆初契约载蒋姓继王姓后做下节，顶日分六天二分半，余二十三天七分半由原上节继续按所占日分投资。

投资下节者，多认为该井所处地势优越，卤源丰富，前途乐观。虽然一次支付现金数多，实乃获取钻井成功捷径。如顺龙井深已达二百五十余丈，只因“天年欠丰，无力承办”，为福全灶所接办，竟然取得水、火净日分十五天。自然也有例外，有的下节资金耗尽，而井未成功，又得转顶他人。如果不立即寻找后继而造成停工住锉，则原之上节可将井收回，且不偿付工本。这样，前之下节作为中节，新顶之人又称下节了。如同盛井转顶蔡、万、寇、喻四姓，已达四节，前后历经七十五年之久。

其三，“佃煎”。富荣盐场拥有日分或锅分的地主，有的不愿直接经营井灶，遂予出租。有人便租赁现成井灶的盐卤及全套生产设备，加工食盐出售。这种佃煎有租期限制，五年、六年不等。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不仅要追回租金，而且要获取额外利润，当然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所改进。从契约内容中可以看到，起初规定“水火消涨，不得异说”，而后佃煎者提出种种要求，出佃者不断让步。“自佃之后，如年限内有卤水不敷，凿掘下脉，刁下大小竹木，耽延日期，主人照数补足，使费银钱，主人认还”。租期满后，多“外敷六个月”，甚至“外敷一年零两个月为准”。表现的非常被动。由于出租者仍要对盐井的正常生产负责，必须继续投资，因此，这并非是一般性质的租佃关系。同时，佃煎者擅长经营筹划，利润日增，而出租者又多不善此道，到时也不一定收回井灶，以致租期延长，佃煎者态度愈加咄咄逼人，有的更乘势将井灶变相占有。如乾隆年间，“秦人某佃煎从弟井业，获资巨万，据势阻佃”①。使用权的地位更加突出。佃煎者的成功，应是盐业资本取得胜利的一种表现。

其四，“杜卖”。这是兼并小资井灶的一种契约形式。盐场中，有的小井灶户因“盐质甚劣”、“利亦微薄”，很难撑持下去，多为大灶户所并吞。文献称“大灶多系独资”，“购得卤权多，设灶亦多”。他们乘机“买卖移并，随时为价”，“一灶归并数灶”②，以致“为场雄伯”③，成为特大井灶户。

杜卖者在文契中多写明“情因负债难偿”、“力难自办”，被迫将自己① 《李氏族谱·丹山叔祖传》。

② 《四川盐政史》卷3。

③ 民国《云阳县志》卷10。

仅有的生产资料，甚至连同自己的劳动力在内，一起出售给了大盐业资本。由于大量商业资本向盐业资本转化，不少商人逐渐成为新兴的盐业资本家。道光初，陕商高某以银三千两与“李四友堂”合办联珠井，获利丰厚。道光十八年陕商某与“王三畏堂”订约，规定每凿一井，陕商出银四百两，收益客得十八天，主得十二天，十八年为率。在彭水，“清乾隆间，陕商支千裔来郁开凿新井”①。在云阳，“胡德荣..移家盐场..购卤买田，日益完富”②。犍乐场吴景让堂，其先“改营商业..家益日裕，先后置牛华溪、五通桥诸井灶”③。陕西商人凭藉雄厚资本，在井盐业生产领域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④。成为盐业资本家，也即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

四川井盐业在清代前期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它异常幼弱，除在富荣、犍乐等场存在有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外，其他地方小井小灶为代表的小生产方式仍很普遍。如盐源场“井户多兼灶户..皆极贫苦，利亦微薄”。忠县场“灶户灶房均系自业，形势甚陋，破房一间，灶一座或两座而已”。万县场“灶户皆贫苦之民..作辍不常，夏日水淡，大半停业”⑤。就是富荣场的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面临的道路也是极其狭窄，前途很不乐观。除清皇朝的统治政策的压抑与销售市场的限制外，还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盐场土地性质及地主地位。开凿盐井要涉及土地，并与地主发生关系。富荣场的土地开始在向盐业资本转化。地主因提供一井三基，便具有了分享盐业经营利润的资格，即取得了“地脉水分”。当井出微水、微火后，地主必须继续投资，才能够“分班”（分享盐卤）。契约称“倘开出腰脉水一二口，以帮掘井人用费；如出二口外地主愿分班同出工本以掘下脉”。“起推之后，遇有淘井并官前使费、注册承课一切等用，俱照二十四口均出”。因此，富荣场的地主，系以土地作为投资而获得收益的。地主投入的地产乃是井场固定的生产资料，盐业资本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资本的代表，而不是地租的代表参加增殖剩余价值的活动。可以说，富荣盐场的地主也在朝土地经营者的方向演变。

可是，这种演变的阻力是巨大的。由于是租佃土地的关系，因而要收取“押金”，时称“押山银钱”。租期有定，一般为十二年。租佃之后，中途不得停锉，否则地主有权收回。井成功后，修建廊厂，往往也受制于地主。由于他们“恐耗费过多而于己之分利有障”，多加阻挠，故均简陋，不便扩大生产。盐井出入道路，如经过其他地主之区，仍得租佃，必然受额外勒索。① 《彭水、云阳地方性资料稿》，《彭水制盐公司概况》第廿号。

② 民国《云阳县志》卷27。

③ 《先府君金三公行伏》，碑存乐山县牛华溪吴家祠。

④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

⑤ 《四川盐政史》卷3。

至于架设枧管更是“縻费不赀”，“非有势力之绅商不能轻易经营设枧，否则必受地主之掯制也”①。后虽有退还押金之例，但总的说来，地主为控制盐卤财富，相与勾结，组成排他性的地方封建势力集团，阻碍外人投资，自由经营的道路愈来愈走不通了。

第二，盐业资本的出路。“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盐业资本每年增殖巨额利润，但多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流向了其他地方。首先是回到土地之上。盐场商人的信条是“耕凿并治”①。据统计，“李四友堂”在极盛时期拥有良田千顷，乡庄数十，年收租五千余石。“王三畏堂”亦有良田万顷，遍及富顺、荣县、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一万七千余石。就是以盐场附属的篾索业而言，据近代调查，其经营扩大的过程，恰恰也是其老板由小中地主变为大地主的过程。不仅如此，盐业资本与高利贷、商业资本之间混通，前者丰盈则流入后者，前者亏损亦仰给于后者，它并不居于独立的地位。其次是投向封建官场，盐商均“捐官”成风。“李四友堂”的兄弟子侄人人捐官，同知数千两，道台数万两。甚至其雇佣的仁怀盐号“协兴隆”掌柜，也将号银十万两在贵州捐了道台。这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迫使盐业资本向畸形的道路发展。

再次是寄生的封建家族经济的消耗。富荣大场商多系各大家族，封建宗法家法体制与盐业资本间的矛盾尖锐。如在经营上、用人上往往发生冲突。特别是盐业资本积累与家族的生活消费相混淆，前者屡受后者冲击。场商幕幕家庭闹剧的发生，多是两者矛盾的反映。盐业资本在封建家族的影响下，其积累和扩大都是困难的。

到后来，盐业资本与土地、高利贷、商业之间的渗透日益强烈，盐场主的地主、高利贷、商人，尤其是封建地方绅士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于是其经营业务的地方性、排他性愈来愈大，而在其势力范畴之内，彼此之间又力求相对稳定，避免竞争，资本的兼并和集中过程也就更不明显了。

第三，关于盐工帮会性质问题。清中叶后，富荣盐场烧盐工和整灶工有“炎帝会”，挑卤工有“华祝会”，钻井工有“泗圣会”。发起之因是“常以一人而为一事则发之也难，以众人而为一事则易也”①，乃是维系、团给盐工的机构。会首由会众公举，并有规章、纪律，如不得偷窃、赌博、吸洋烟等，否则开除，永不得入会。会众间的纷争，亦请会首解决。这些组织曾发动过盐工早期罢工斗争。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它的排外性强。烧盐工必须入会，未入会者不得烧盐。它的封建宗法的师徒关系色彩较浓，如不够资格入会者称“下手”，入会要多交一倍的“香钱”。工作量也有不同规定，如烧花盐，“上手”（正式会众）二人共烧十口，“下手”一人烧三、① 《四川盐政史》卷3。

① 《李氏族谱·果育府君传》。

① 《自流井火神庙碑记》。

四口，合称为一排。上手烧一天耍一天，一月工作十五天，称十五班。下手天天工作，称三十班。联系到灶头、山匠尚有招工等权，他们地位优越，其间还有某些剥削的关系。因此，盐工雇佣劳动所夹杂的封建因素也就不能不更多一些。这表明，离开了土地的劳动者，虽然基于土地而形成的封建人身隶属关系原则上不存在了，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小农出身的劳动者，又自发地结成带有宗教、秘密社团色彩的、互相维系的组织，他们的“自由”程度总是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第六章　商人、商业、商镇

第一节　商人和商业

商人阶层的基本概况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频仍，各地商业活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康熙中叶，清朝的政治统治全面稳固，社会生产也从恢复期转入迅速发展的阶段，清代商业资本的活动领域也逐步开拓，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乾隆盛世，才出现全国性的商业繁荣。嘉庆、道光之际，虽然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前，国内市场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正如龚自珍所概括的：“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①，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商品市场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了。

商业的持续繁荣是商人阶层日趋稳定的表现。

最活跃的是徽商。徽州人外出贸易的传统根深蒂固：“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①故“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②。其经营的种类很多。

其次是晋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途中的上谕指出：“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③然而晋商的活动地区也并不限于吴越。

再次是陕商。“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④。陕商在江浙地区经营棉布业，历史悠久，规模并不亚于晋商。此外，陕西邻近四川，当时蜀中移民，首推湖广，陕西次之，因而陕商在四川颇有势力。清代前期，四川井盐发展较快，但“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⑤。自流井的钱庄业肇始于雍乾之际，大半为陕商操纵，著名的西秦会馆（今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亦为陕商集资修建，捐银商号多达152家。他们既投资盐井钻凿，又从事井盐贩运，两者皆获利甚丰。

江苏的洞庭商人别具一格。乾隆初年，有记载称，西洞庭三十余湾，居民万余户，东洞庭二十余湾，约三万余户，“乡里之间，衢巷曲折”⑥。翁① 《龚自珍全集》第1 辑《平均篇》。

①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

②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6《宗征君墓幢铭》。

③ 《清圣祖实录》卷139。

④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宗周游记》。

⑤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

⑥ 陈大受：《备陈太湖情形疏》，见《皇清奏议》卷43。

氏、席氏，均为洞庭望族，不仅广占田园，而且累世货殖。清人文献，或称“山中大姓，类以商旅纤啬起家”⑦；或称其地“人多饶于财，四民之业，商居强半”⑧。

浙江的宁波商人很有特色。一方面，宁波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民物殷阜，本身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旧称鱼盐粮食马头。”①另一方面，“巨艘帆樯高插天，危楼簇簇见朝烟，江干昔日荒凉地，半亩如今值十千”②，说明经济发达，吸引了大量客商，同时也刺激了土地价格的上升。这些因素又促使宁波商人把目光转向外地，利用积聚的货币财富去开辟新的市场。福建、广东、江苏、山东各省，都有宁波商人的足迹。乾嘉时期，北京著名钱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统称“四恒”号，“均系甬商经纪..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③。京中洋货庄、粮食铺、典当铺以及九城富户、政界显贵，都和四恒保持金融来往，因其“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④。

商人多是从农村中分化出来的。例如徽商，“徽州富甲江南，然人众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土著”⑤。江苏吴江，“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不能五亩，以是仰贸易工作为生”⑥。至于地主弃农经商，往往兼有商人和地主双重身分。洞庭严舜工，“严氏之先，则士商相杂，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⑦。刘秉恬，洪同人，以举人官四川总督，其家系布商，资财巨万，人呼之为“梭布刘”。邵厚庵，大兴人，乾隆初，以拣选出任黄陂知县，后官苏州知府，其家于北京开设银号，都中呼为“邵行”。毕沅，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官湖广总督，他的先世也以经营棉花起家①。张集馨，仪征人，道光九年进士，曾署理陕西巡抚，其父于嘉庆十九年开设公正米行，二十四年又开设棉花店，并兼营绸缎②。在学者中，钱塘姚敬恒，曾“隐于市廛，稍营什一之息以养家”③。有些人既擅长营运，又精通文墨。杭州汪氏，世⑦ 汪琬：《尧峰文钞》卷15《席舍人墓志铭》。

⑧ 《归庄集》卷6《传砚斋记》。

① 光绪《鄞县志》卷2。

② 胡德迈：《甬东竹枝词》，见光绪《鄞县志》卷74。

③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1。

④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04 页。

⑤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7《江氏四世节妇传》。

⑥ 张海珊：《积谷会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9。

⑦ 《归庄集》卷6《传砚斋记》。

① 见批本《随园诗话》批语。

②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6—9页。

③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姚敬恒先生事略》。

代经营盐业和典当业，号称汪百万，同时藏书甚富，闻名浙西，四库进呈本中，有不少即为汪氏振绮堂所献④。程晋芳、江鹤亭、马曰璐等等，也一面经商，一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文坛名流。工于算计的商人，“一缕一丝，一粒一粟，弗敢轻费。其有以缓急告，虽义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货也，雠过其值，犹不以为慊也。其道务求赢余，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缩，皆有术数，而忠信之说用之于货殖，则以为立穷”⑤。这才是商人形象的真实写照。可惜这样的材料比较稀少，也许它正好表明，日益壮大但仍旧处在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清代商人阶层还没有找到一种“纯粹的形式”把自己充分地表现出来。

国内市场的发展国内市场包括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两大类型。农村市场是以集镇为活动场所的基层市场。至于城市市场，康熙时，刘献廷指出：“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①大城市是区域市场的中心。中小城市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接近大城市，有的和集镇相去不远，但它们作为地方市场的中心，介于农村基层市场和城市区域市场之间，是双方不可缺少的纽带。因此，从城乡差别方面看，清代的国内市场包括两大类型，而从市场的结构方面看，又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以农村集镇为活动中心的基层市场。集镇有固定市期，为了给购销双方提供更多的接触机会，邻近集镇的市期又彼此错开。在这里，分散的农村集镇由于市场功能的一致而互相联络，就好像一个分布均匀的流通网络。

集镇作为农村市场的实体，它的交易内容必然要受到所在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制约，因而农民根据各自的经营状况投入市场的商品也必然表现为几种不同的类别。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它主要指农民全部生产品中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日用常物”，“粟米酒脯菜炭而已”②。

其次是农村多种经营直接向市场提供的农、副业产品。清代的商品性农业广泛采用多种经营，它主要指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这种方式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川、陕、楚毗连各县的山区农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④ 据《汪穰卿先生传记》卷1。

⑤ 《戴名世集》卷9《郑允惠墓志铭》。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② 乾隆《富平县志》卷2。

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另一方面，城市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四川境内的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今万源县）通水程之所。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溯流至此起旱，运发各地”①。城乡互为市场，形成了固定的商品转运路线，分布在线路上的集镇就担负着装卸和集散商品的任务。最后还有农村经营专业化产品。一个地区，有较多的农户，专门（或主要）经营某一项农副业产品的生产，并把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投入市场，是商品性农业向高层次发展的结果。这种经营方式和集镇的关系非常密切，形成了一批以集散本地大宗商品（如茶叶、烟草、水果、药材、鱼苗、猪、牛、丝、麻、花、布、粮食等等）为主要任务的专业性集镇。江西分宜盛产苧麻，“苧商云集各墟市，桑林一墟尤甚”②。宜黄棠阴，“人烟稠密，买卖亦繁，该处向出夏布，闽省贸易之人每于春夏之交，纷纷往来”③。上述集镇自身特点是和当地农村生产结构的特点相一致的。但还有另外一种专业性集镇，它们主要是在商品转运过程中形成的。例如河北地区棉花与棉布业发展迅速，大宗产品远销山西境内，而山西“高县镇，镇为曲沃县所辖，直隶省滦城、荻鹿所出棉花布匹，贩运者皆集于此，商旅甚多”④。这一类集镇和所在地区的生产结构不发生直接关联，但是大宗产品的外销必须依靠流通路线的延长，所以从整体上看，两种专业性集镇又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

在清代前期，江、浙两省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农村多种经营和专业化水平很高。粗略言之，苏州、松江两府是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地，太仓、嘉定、上海三县，“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凡植木棉者，俱称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①。杭、嘉、湖三府是蚕茧丝绸的集中产地，而“吴兴桑田之多，与稻相半”②。上述地区，由于生产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不仅加快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而且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手工业生产基地，集镇的市场功能和专业分工的特点显示得非常突出。华亭、嘉定两县，四乡农民恃花布为生计，著名的棉布业市镇有朱泾、枫泾、南翔、罗店、安亭、娄塘等处。上海所产，据当地人记载：“有小布、稀布。小布以十九尺为率，稀布亦不过廿三尺。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

② 道光《分宜县志·物产》。

③ 钱宝琛：《存素堂集续编》卷4《复奏查明江西地方尚无烟贩折》。

④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① 张大纯：《姑熟采风类记》。

② 阮元：《揅经室四集》卷3《秋桑诗序》。

七宝尖名目。龙华、七宝皆吾邑镇名。”③南浔是湖丝重要集散地，所以“南浔一村当一县，财货云屯商贾便”④。在秀水，“绸之类佳者曰濮院”，“布之类佳者曰陡门”⑤。而濮院于乾隆时号称日产万绸，“练丝熟净，组织亦工，是以濮院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⑥。它的商业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某些州县城市。

综上所述，农村市场是在农业商品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商品的不同类别，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体小农的剩余产品只能满足初级市场的需要，多种经营则为多数商业集镇创造了繁荣的条件，江浙地区的情况更充分表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愈高，集镇的市场规模就愈大。

第二，以中小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地方市场。

中小城市介于农村集镇和大城市之间，但一般讲来，它和集镇的关系更紧密。山西介休，嘉庆时，共有集镇七处：西关，每月四、八日为集期，每年二月初六至十五日，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为会期；张兰镇，每月单日为集期，每年三月一日至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为会期；另外五个集镇有会期而无市期，但会期均彼此错开。其中，张兰镇“城堞完整，商贾丛集”，是“山右第一富庶之区”①。县境之内，“北乡芦苇，西南煤炭，辛武盐场，义棠铁器，洪山磁器，一邑之利溥焉”②。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市场的流通网络是由中小城市和农村集镇两个部分结合而成的。

此外，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距离远近不等，当地生产水平有高有低，所以商业状况很不一律。无锡、芜湖、济宁各地，手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商品集散功能显著，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位置。另一些中小城市，因其分布在商品转运路线上，成为长途贩运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例如湖北云梦：“城中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闻之故老云，凡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历运布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倏黑。故西商于云店号十数处，本地贸易布店亦借以有无相通。”③还有一些中小城市，主要依靠输出本地产品进入区域市场。这种情形，在东南沿海一带相当普遍。在北方，河北涿州盛产桃、梨，献县广植枣树，产品皆运销北京①。在西南，四川綦江的枳壳和桐油，首先集中于重庆，然后沿江而下，销售于③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④ 方文：《嵞山续集》卷2《南浔叹》。

⑤ 项映薇：《古禾杂识》卷2。

⑥ 雍正《浙江通志》卷102。

①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② 嘉庆《介休县志》卷4。

③ 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

①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初编》卷5《桃屯》；纪昀：《槐西杂记》卷3。汉口②。乾隆初，山东蚕种传入遵义，发展甚快，“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③。另如河南巩县，地处黄河与洛水之间，可种棉花，“巩民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多则贸易他乡，少则自行纺织。”土产柿饼，亦“贩鬻通江淮”④。湖南宁远，“县在山乡，土宜粟米苎麻之外，惟产茶桐松杉，日用百需，皆资外来，境虽褊小，商贾颇多”⑤。它们和区域市场的中心城市距离较远，但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仍然在有限的范围内同其他地区保持着一定的交往。

第三，以大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区域市场。

在北方，北京是清朝的首都，达官贵戚丛集，人文荟萃，商旅络绎，市肆繁丽，从衣食诸物到古玩书画，“凡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⑥。巨大的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使北京商业形成独特风貌，并长期保持着茂盛的局面。天津乃畿南重镇，“水陆交会，又东邻大海，饶鱼盐之利，四方商贾往往占籍而居”⑦。“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⑧，京津两大城市，不仅与河北各州县，而且还通过海上和陆路，与山东以及东北各省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联系。

广州和佛山位于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是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佛山在明景泰时，有“户万余家”，康熙二十三年，便“楹逾十万”①。冶铁工业，技艺精湛，规模巨大，质量优良，铁锅、铁线等铁器产品，畅销中外，记载称其“冠履川楚”，“货贝华夷”②，“四方之贾，走赴如鹜”③。广州还是著名对外贸易商埠，国内的茶叶、丝绸、土布，国外的香料、毛织品，皆由此进出。这个地区商品生产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广货”驰名遐迩，而且“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与此同时，外省豪商大贾也来到广州，“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资”。④② 道光《綦江县志》卷10。

③ 郑珍：《樗茧谱》。

④ 乾隆《巩县志》卷7。

⑤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

⑥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⑦ 陈宏谋：《天津府志序》，见乾隆《天津县志》卷21。

⑧ 崔旭：《津门》，见同治《续天津县志》卷19。

① 《祖庙灵应祠碑记》，又《修灵应祠记》，均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② 冼沂：《佛山赋》。

③ 陈宗炎：《佛山镇论》。

④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15。

江浙地区，商业大城市更加密集。江宁“机业之兴，百货萃焉”⑤，绸缎花色齐全，远销北京、辽沈、闽粤以及川黔各省。苏州“郡城之户，十万烟火”。“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⑥。城中“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⑦。杭州南连闽粤，北接江淮，丝绸贸易的盛况，与江宁、苏州不相上下。扬州既是漕运咽喉，又是淮盐供应中心，这两个因素极大地刺激了商业的繁荣。上海的兴起更值得注意。陈文述《嘉庆上海县志序》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在长江中、下游，汉口是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炯路过此地，称其“万艘云集，帆樯蔽江，市廛鳞次栉比约三十余里。风景繁庶，民不事田产，惟趋贸易，百货会集，商贾辐辏”①。乾隆时期，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发展成为六个最大的行业，各行皆有商总，各省客民皆有客长，“经理各行各省之事”②。这里集散的米、盐、木材，都是长途贩运的大宗商品。例如粮食，货源多半来自四川、湖南，川米经重庆、宜昌、荆州，湘米经长沙、岳州，汇总以后，再向江苏、浙江运送，所以汉口地区“粮食之行，不舍昼夜”③，“米往下载，无日无之”④。而且，除川、湘两省外，云南、贵州、广西、陕西、河南、江西等处货物，也“皆于此焉转输”⑤。

总的说来，区域市场是国内市场的主体，它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大宗商品的贸易跨越了省区界限；第二，形成了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供求联系。后者主要指城乡市场的结合。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农村市场，传统的郡县城市很难单独发展持久而稳定的商品经济，所以农村市场的出现显示了非常特殊的意义。简单地讲，农村市场是城市市场最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国内市场则是在城乡互为市场的过程中确立和完善起来的。

市场交换市场的交换功能必须通过商人的活动才能实现，所以商人的经营方式也⑤ 甘熙：《白下琐言》卷2。

⑥ 沈寓：《治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3。

⑦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① 徐炯：《使滇日记》。

②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

③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

④ 裕谦：《裕忠节公遗书》卷4《会议筹借本银循环籴粜详》。

⑤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规模的大小和商业水平的高低。

农村集镇因受集期的限制，铺户商人的数量不会很多，在这里，最活跃的是流动商人。一片地区内若干集镇的集期相互错开，给流动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道光年间，四川有一首竹枝词：“流流场赶一肩挑，上灏下府过毛桥”，自注：“日日赶场曰流流场，言如川流不息也。”①赶场，北方叫作赶集，岭南谓之趁墟，因地异名，但地不分南北，流动商人都可以根据错开的集期预先安排日程，在集镇组成的市场网络中川流不息地周转循环。

流动商人没有固定的门面。四川另一首竹枝词曾描述过他们的经营方式：“赶场百货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②具体言之：“凡城市临街..支棚摆摊卖杂货生理者，晚则收归，早则铺设。”③方式灵活简单，易于循环奔走，日用杂货的品种还可以随着季节的变换而调整，非常切合农村的实际需要。

庙会（或香会）是集镇贸易的传统方式，相沿成俗，而各地习惯又并不完全相同。山西介休的西关和张兰镇，每年各有两次庙会，每次会期长达十天之久，它的特点是围绕一个既定的交易场所，吸引外地流动商人参加，因此会期持续的时间较长。另如四川“遂宁县二月香会，商贾辐辏，百货具集。将散，沿途挨赶。三月初五日入（中江）县境，赶广福场福寿会，初八日赶大磉墩，初九日赶石笋场，初十日赶兴隆场，十二日赶半边山，十三日赶县城内，十四日赶回水铺，十五日出县境，赶三台县之观音场。会日，远近购器用者肩摩踵接”①。特点是会期紧凑，并按一定的路线巡回，交易活动接连跨越了好几个县区。

一般地讲，农村市场的流动商人，虽然以集镇为依托，但四处奔波，不可能长期滞留在某一个集镇上。城市市场的流动商人，行止较有规则，生活相对安定，一旦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其中某些人就可能改变经营方式，转化成为定居的铺户。正因为如此，所以清代许多商业城市中客籍商人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土著商人。

铺户属于坐商，有自己的门面，如果独资经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自行料理，自负盈亏，如果规模稍大，而又感到资金短缺，便常常采用集资经营的方式。道光十六年（1836），刘星云以一万三千元资本与刘仿玉等人合股于赣州，坐肆招牌曰祥泰，水贩分号曰光裕，仿玉资本约占十分之一。此后刘星云又与谢启镛等合股于吉安，字号曰群泰，并借给仿① 万清涪：《南广竹枝》，见民国《南溪县志》附《南溪文征》卷2。

② 翁霈霖：《南广杂咏》，见民国《南溪县志》附《南溪文征》卷4。

③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8。

① 道光《中江县新志》卷1。

玉四百千文入股。两处店务皆由仿玉负责。②另据记载，山西介休富民吴龙图等十六人各出股银数万两，交侯生芸领本贸易，“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每三年算帐一次，将利解交，历有年所”，道光十八年（1838），因“生意萧条，不能多所赢余，各东疑侯生芸从中侵蚀，侯以各东得利多年，小有亏折，遂起闲言，彼此互争结讼”①。上例说明：一家字号可以由多家股东共同投资，而很多股东联合成为实力雄厚的集团资本，也可以同时经营多家字号。在合股形式下，投资者（股东）并不直接插手具体业务，字号的管理工作皆另委专人负责。清初，归庄指出：“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②按此原则，刘仿玉、侯生芸的身份就应当划入伙计的范围了。但伙计还有高低之分。下层伙计如同铺户主人的帮工，无权干预店务，小本生意，也无须专人代劳。掌握了经营权的上层伙计，一种即归庄所说“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一类人物，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单个的富商大贾；另一种是与商业资本的股份制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侯生芸，他实际上已经成为受雇于某一集团资本并控制着多家字号的“总经理”。有些伙计，例如刘仿玉，在股东的赞助下还可以进行少量投资。伙计基本上是职业商人。股东的职业状况比较复杂，不过他们投入的资金属于商业资本的性质，则是肯定无疑的。

清代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商人把货物从产地运往销区，但销售市场还有不少中间环节，运商的货物大都要经过坐商和其他零售商人的转手之后，才能最终进入消费。另一方面，贩运贸易是从商品的收购开始的，在收购市场上，贩运商人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比他们在销售市场上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这就为商人直接干预生产准备了条件。惟其如此，所以商业资本对生产领域的渗透也是从商品的收购开始的。

农村市场分散，农民习惯于零星交易，使商人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大宗商品的收购任务，延长时间，又势必增加流通费用，提高商业成本。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贩运商人经常采取的方法就是向农民实行预买。出卖青苗，虽则早已有之，但清代更加普遍。山西粮商甚至深入陕、甘两省边远地区，预放资本，于是农民“借本布种”，新谷方熟，便“悉听晋商搬运”①。有的商品不宜长期贮存，或加工的季节性很强，如水果、甘蔗之类，采用预买的方法，不仅保证了货源，而且降低了损耗。经济作物也是商人预买的重点对象。湖南湘潭，“土人种烟，预给值山主，谓之佃山；客商贩卖，预给值佃山之② 沈衍庆：《槐卿遗稿》卷2《泰和判牍》。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43 页。

② 《归庄集》卷7《洞庭三烈妇传》。

① 史贻直：《筹禁烧锅疏》，见《皇清奏议》卷31；李殿图：《裕仓储以纾民力》，见《牧令书》卷12。户，谓之定山”②。江西“赣州各邑皆业苧。闽贾于二月时放苧钱，夏秋收苧，归而造布”③。农民缺乏生产垫支能力，于是商人乘虚而入，其间难免要夹杂一些高利货色彩，但商人追逐的显然不是利息，而是生产者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预买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事前约定事后履行的商业行为。一经约定，农民便承担了按期交货的义务。为了履行义务而生产，农民的产品就不再是被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从它开始生产的时候就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这是商业资本向小农经济直接渗透的表现之一。

在清代，很多商品的交易活动仍需经过牙行的居间介绍。例如，乾隆时，褚华记载上海地区的农民出售棉花，“另有行户，辰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贸易焉。少者以笠盛之，多者以蒲包”①。行户“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其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②。又如棉布，销地商人来到产地，也必须首先投行，并由牙行经纪人代办收购业务。明末，褚华的从六世祖就是一位专营棉布的行户商人，“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姑估银与布，捆载而去”。行户亦称主人，以别于客商，所设之肆，名曰布行，或花布行。不过乾隆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③，即客商自行组织，雇用能够检验商品级别和熟悉市场行情的人员，直接从事收购。所以，道光时张春华指出：“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而“布肆列在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④。它的特点，一是逐渐摆脱了牙行的束缚，二是销地商人在产地设局，遂由行商变成了坐贾。无锡之布，“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而“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⑤。花布行突破了牙行的垄断，既大量收购产品，又进行“以花易纱”或“以花易布”的活动，力图在控制产品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控制原料市场，促使小生产者更加依附于商业资本。苏州之布，名重四方，“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漂染俱精”。字号店商人把采购、加工、发卖合为一体，不仅自行设庄，而且还雇佣工匠，兼营漂染作坊，故“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⑥。尽管字号店和花布行都没有直接支配棉布生产者，但两种经营方式的区别仍然十分显著：花布行商人继续停滞在流通领域② 嘉庆《湘潭县志》卷29。

③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4。

① 褚华：《木棉谱》。

②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③ 褚华：《木棉谱》。

④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⑤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

⑥ 民国《吴县志》卷52，引乾隆《元和县志》。

之内；而字号店商人却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他们和踹匠染工之间雇佣关系的确立，就标志着这一部分商业资本已经实现了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江浙地区丝绸交易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摆脱牙行控制的曲折过程。以秀水濮院为例，开初，收丝有乡丝行，收绸有绸行。绸行又分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名目，“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①。后来外地商人也陆续在产地设庄，自行采办。两者的区别是：“盖昔时京省客帮到镇买货，绸行系代客买卖，今之绸庄则坐庆收货，而销售于他省，性质不同也”②。不过，绸行的衰落，只改变了商品收购的传统格局，但在个体生产和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人仅仅依靠零敲碎打的方式，那就很难保证大宗商品的迅速运转。因此，在组织货源的问题上，他们还必须另外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门路。于是，从纺织业自身的特点出发，由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提供原料，换回成品，就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濮院之“业绸者虽不业丝，亦必购买新丝以贷于机户，而收其绸，谓之折丝”③。花布行以花易布，多是生产者织成以后，持以易花，双方联系比较松弛；但丝绸生产工艺比棉布精细，专业化的程度更高，因而上述这种交换形式在丝绸行业中推行得更彻底。民国《吴县志》据采访册的资料记载，当地专营纱缎业的账房，其“开设年期有远至二百余年者”。“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谓之机户”①。机户直接向账房领织，谓之代料，它和上文的折丝，名异实同。这些机户的大多数仍属于分散的个体生产，但他们和账房的联系是固定的，他们既不购买原料，又不出售产品，而是通过某种交换形式直接向同一个账房主人提供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账房和字号同样体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只是两者所采用的方法稍有差异罢了。

总之，清代的商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主要指商人利用收购商品，侵入生产过程，不包括商人直接向某些生产部门的投资），导致商人支配生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之一。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商业以市场为依托，市场以城市为中心，可是商人土生土长，和城市没有先天的血缘关系。民间俗谚：“无徽不成镇”；然而就在徽州这个地方，其民“世治则出而贸易，世乱则归家。家各有田，多者数十亩，少亦数亩”②。商人一边从农村游离出去，一边又把自己的“根”扎在农村的土地上，这种亦农亦商，农商相杂①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② 民国《濮院志》卷14。

③ 同上。

① 民国《吴县志》卷51。

②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1。

的双重格局正好反映了转折时期商人阶层的矛盾处境，所以他们只能审时度势，徘徊于城乡之间。由此看来，直到清代中叶为止，商人支配生产的事例还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就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

第二节　天下四大镇

四大镇的发展和繁荣

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发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乾隆十五年（1750），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超过一百万两①。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发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②，所制产品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③。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①。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②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③。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④。当时① 参见《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4 期。② 《嘉庆二十二年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

③ 据乾隆六年《花盆行历例工价列》记载的产品有336 种，花盆行仅是石湾二十余行之一，所以估计整个石湾陶瓷产品至少在千种以上。

① 佛山市档案馆编：《佛山史料汇编》二，页234。

②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

③ 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景德镇的生产窑约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计有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二十三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十八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十六个户种。可见分工之细密。正所谓“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⑤。当时全镇官民窑每年总产值约在六百一十万两以上，其中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可见民窑产值之巨。

汉口在清初方兴，手工业基础不如佛山、景德。但嘉庆三年据包世臣言：汉口“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①。可见汉口制铁业的规模也不小。朱仙的制曲业、酿酒业、年画业、染纸业素称发达。创始于明代，著闻于清代的“西双泰”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销于河南各州县及安徽等地。清代朱仙全镇有年画店三百余家，年产年画三百余万张，行销各省。榨油业在清前期共有七十余家。此外，朱仙的“玉堂号”豆腐干，也是远近闻名的佐膳佳品。

二、商业的繁荣。

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清代佛山铁锅“贩于吴、越、荆、楚”，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乡民仰食于二业者甚众”②。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后，佛山铁锅也大量销往外洋。雍正年间，外国船只购买佛山铁锅，每船少者二千至四千斤，多者达二万斤③。石湾陶器则“通行二广”④，甚至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地⑤。丝织品也大量出口海外，为“东西二洋所贵”。康熙年间，佛山已成为外省商贾必至的贸易中心，市面之繁盛甚至超过广州。“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从进口方面来说，佛山则是一个巨大的发销中心。乾隆年间，佛山已是“商车洋客，百货交驰”。道光初年，佛山市面上的珍奇洋货充斥，有“玛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齐、木难、方诸、阳燧、鹤顶、龟筒、犀角、象鼻”等等①。同时，佛山还是广东最大的米粮贸易中心。佛山的米价也成为全省的标准价，即所谓“广东各以佛山镇报价为准”②。由此观之，从清初至鸦④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首，刘序。

⑤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陶埏”。

①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对》。

②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俗》。

③ 《雍正东华录》卷19《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折》。④ 范端昂：《粤中见闻》卷17 物部《瓦缸》。

⑤ 据美施丽姬《石湾陶器研究》记载：现有石湾陶器实物可考的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曼谷、阿拉伯半岛等地。

①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上》，郎廷枢《修灵应祠记》。

②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1《艺文》下，《佛山赋》。

片战争前，佛山镇的商务（不包括外贸），是执全省之牛耳的。

乾、嘉、道年间，“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③。外省商人云集佛山，在此建立了山陕会馆、莲峰会馆（福建纸商）、江西会馆、楚北会馆、楚南会馆等。佛山籍人会馆原是比比相望。据统计，道光以前佛山共有商业会馆二十五所，手工业会馆二十六所。全镇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④，铺户贸易和转运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

景德的瓷品在明代已有广阔的市场，清代进一步扩大。在国内，“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⑤，在国外，“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果品，皆夷所好”⑥。甚至法国、俄国的皇室也曾在景德镇订制瓷器⑦。景德镇也就成为商人云集之所。康熙年间，“豪商大贾咸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⑧。清代前期，景德镇有都昌、抚州、饶州、徽州、苏湖等会馆二十余个。

汉口“地当天下之中”，因此商业贸易也极其繁盛。乾隆《汉阳府志》载：“汉镇一镇耳，而九洲之货备至焉。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洲诸大名镇皆有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①清人刘献廷也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②汉口的商业，以淮盐、粮食、布匹、木材为大宗，故称“该镇盐、当、谷、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③。清代的汉口，是中南地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清代的汉口，也是米粮贸易的一大中心。当时从汉口出发的粮道有两条，一条从汉水运陕西。例如，雍正十一年有粮船一千五百只经陕西，每船载重三百至五百石，共约六十万石④。另一条顺长江把四川、湖南的米转运江浙。雍正年间，“湖广”之米运江苏年约一千万石⑤。汉口还是布匹的一大销场，布是湖北省的特产。“其名有扣布、线布、椿布、边布、大布、小布、梭布、条布诸种。其售货有山庄、水庄、京庄、门庄之异。其精者皆远行滇、黔、秦、蜀、晋、③ 《佛镇义仓总录》卷2《劝七市米户照实报谷价启》。

④ 根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各碑刻、族谱等互参辑补，按建馆年代录取，如无确切年代则以是否佛山传统工商业择取。

⑤ 乾隆《浮梁县志》卷首，旧序《沈嘉征序》。

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

⑦ 参阅《景德镇陶瓷史稿》第254 页。

⑧ 乾隆《浮梁县志》卷首，旧序《沈嘉征序》。

① 乾隆《汉阳府志》卷12 地舆，《汉镇形势说》。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页15（上海进步书局印行）。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40，页10 上《户政·仓储下》·晏斯盛《请设商社疏》。④ D. H. Perkins·Agriculrural Developmentin China，1969 年，第148 页，转引自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

⑤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1972 年版第573 页，转引自吴承明文。豫诸省。府布佳者东南吴皖之民亦珍焉。盖全省利源之所在，此为最巨。”⑥当时不少产区的布匹通过农村市集转贩汉口，再运销全国各地。乾隆年间，汉口布匹贸易甚旺，“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累百，捆载以去”⑦。此外，汉口还是一个木材的集散地。清初姚鼐《汉口竹枝词》称道汉口盛况云：“扬州锦绣越州醅，巨木如山写蜀材。”⑧可见木材贸易的兴旺。清中叶时，汉口镇的年贸易额达到一亿两左右，堪称当时中国各大工商城市之首。

清前期，汉口有”贾户数千家，盐商典库咸数十处”①。会馆公所，四处林立。据民国《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记载：道光以前建立的会馆公所有三十九座，建馆年代不详的有五十六座。各省商人在汉口活动的街巷，至今仍保留着反映其地域的名称，诸如：新安街、新安巷、徽州巷、安徽街、宝庆街、金庭巷、元宁巷、江苏巷、广东巷等②。由此可见，汉口的商业在中南数省中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朱仙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商业有很大发展。乾隆年间，朱仙镇已成为“水陆舟车会集之所”③。南门外贾鲁河沿岸，码头林立，长达五里。朱仙镇输出货物以西北山货、本省牲口与土特产为大宗。输入货物以木材、瓷器、茶、盐、糖、纸、布匹、粮食、京广杂货为大宗。入多于出，是其贸易的特点。当时聚集在朱仙镇的外籍商人有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诸省人。以山西帮商人势力最大，山西票号独揽全镇金融权，设有山西会馆。陕甘帮多经营山货皮毛，安徽帮多经营典当茶业，福建帮多经营米糖业，本省商人则多经营酒馆饭店及一般工商业。此外，朱仙镇还有回族小商贩和手工业，镇中建有清真寺两所。④清代前期，朱仙镇不仅是河南，而且亦是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

三、街区镇貌的发展变化。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天下四大镇的街区和镇貌也在迅速变化。康、乾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区域和商业区域已基本形成。冶铁业主要集中在镇西南部地区，陶瓷业主要集中在石湾一带，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的乐安里、舒步街、经堂古寺、仙涌街一带。商业闹市区则集中在北部、中部地区。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铺区从二十五增加到二十七个；街巷从二百三十三条扩展到五百九十六条；墟市从三墟六市发展为四墟十一市；码头津渡⑥ 宣统《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物产三》。

⑦ 乾隆《汉阳府志》卷28，《食货·物产》。

⑧ 《汉口丛谈》卷2。

① 《汉口丛谈》卷3。

② 转引自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③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49《开封府》。

④ 参阅李长传：《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1964 年12 期。

从十一个发展为二十八个①；编户人口则从二十万发展为二十七万，若加上旦民和外地流入佛山的谋生者，实际人口不会少于三十万②。至此，佛山发展成为“周遭三十四里”的繁华大镇。

景德镇的街区在清初也有很大发展，时称：“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③到嘉庆年间，景德镇街市的范围“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④。景德镇从此成为天下注目的泱泱巨镇。这个规模，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

汉口的街区随着入清以后商业贸易的繁兴而不断修建扩大。乾隆四年，增建接驾嘴、三善巷、艾家嘴等街道⑤。到嘉庆年间，接驾嘴已是“上下数里，商贾云集，五方杂居，尤为汉口市盛之区”⑥。汉口的堤外，是淤塞的襄河故道。昔时“荒沙一片”，此时也“居民丛聚，渐成街市”。“民居鳞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几不知为湖堤矣”①。到道光初年，汉口已发展为“东西三十里有奇”的江畔雄镇②。

朱仙最盛时，市区范围，北至今离镇四里的小王店，南至八里的腰铺，东至三里的宋寨，西至二里的豆腐店，面积约五十方里。贾鲁河贯穿镇中，把全镇一分为二。河东为东镇，河西为西镇。镇内街道店铺林立，呈专业性聚集。东镇的主要街道有：经营南北杂货的杂货街，经营爆竹作坊的炮房街，米麦商铺集中的曲米街，油业行店集中的油篓街，普通商铺较多的仙人桥街，其中以杂货街最为繁盛。西镇的主要街道有：普通商铺相接成排的西大街和顺河街，经营京广苏杭时货的京货街，经营估衣典当的估衣街，经营铜器作坊的铜货街，其中又以西大街为最繁盛。全镇街道布局整齐，南北行的街道宽约四米，东西行的街道宽约三米。房屋多平房式，墙坚基固，院整式宏。朱仙镇人口有多少？尚未有确切材料证明。不过有人估计朱仙镇全盛时有户四万，人口二十余万。③五十方里的镇区范围，二十余万的城镇人口，俨然是北方一大巨镇。

应该指出，朱仙镇兴盛的时间不长。乾隆以后，因“河身逼仄”、“镇河不治”，“商贾有所畏忌，而货聚于周家口，不以镇为贾区”④。

① 参看乾隆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乡城志》；《光绪十年佛山清涌碑记》。② 参阅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③ 乾隆《浮梁县志》卷1《疆域上·风俗》。

④ 《景德镇陶录》卷1《图》。

⑤ 宣统《湖北通志》卷33《建置志·乡镇一》。

⑥ 《汉口丛谈》卷2。

① 《汉口丛谈》卷1。

② 《汉口丛谈》卷6。

③ 参阅《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1964 年第12 期。

④ 乾隆《祥符县志》卷3《河渠志·附议》。

天下四大镇的特点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和繁盛的商业贸易是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主要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郡县城市”迥然不同的若干特点。

我国郡县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驻军和游民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天下四大镇却与之大不相同。佛山从明代开始，冶铁、陶瓷这两大行业的工人就是佛山市民的主要成员。乾隆年间，“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①。景德从明代始亦已是制陶工人成为合镇居民的主体。清初时景德人户近十万家，其中“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②汉口，“居斯地者，半多商贾”③。居民也是经商者居多。朱仙是商贾辐辏之区，行商坐贾，手艺工人和船户，也占了其镇民的绝大多数。由上可见，一定数量的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是天下四大镇产生发展的共同前提，工商业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异，则是它们产生的共同途径。

我国封建城市都是县治以上各级政权的所在地。整个明代，佛山实际上并无常设的官府机构。清承明制，从顺治到雍正近百年时间，佛山也是不置一官。直到雍正十一年以后，佛山才陆续设置了海防分府同知、巡检司等分治机构。但至辛亥革命前，佛山一直不是县治所在。佛山所设的文武机构，“皆僦民舍以居，无定所”①。景德与佛山很相似。明隆庆前，“该镇巡捕事务原属附近桃树镇巡检”②。桃墅离景德一百余里，实难管辖。清代，景德镇仍设御窑厂，移饶州府同知驻扎景德镇厂署，分防景德，并将桃墅巡检司改移驻镇，兼管窑务。这个建置，不如一个县治。清代汉口镇分属于仁义、礼智两巡检司，乾隆三年，因汉口已成水陆通衢，调武昌水师一营改驻汉口镇。但有清一代，汉口镇皆隶属于汉阳县③。朱仙镇隶属祥符县，一向无设巡检。乾隆十一年始移清军同知署驻此④。直到光绪年间朱仙镇衰落，清廷也没有在此设县。

四大镇政治统治比较薄弱的原因，是我国封建政权的各级权力机构，一般都只具有政治功能，诸如断案、平叛、赈灾之类事情的处理能力。至于扶植手工业、疏通商业贸易等经济功能则极其微弱。对于四大镇这样的纯属经①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俗》。

② 乾隆《浮梁县志》卷6《疆域·风俗》。

③ 《汉口丛谈》卷2。

①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2《官典》。

② 同治《饶州府志》卷3《舆地》。

③ 《汉口丛谈》卷1，乾隆《汉阳府志》卷19《兵防志》。

④ 乾隆《续河南通志》卷12《舆地志·公署》。

济发展而勃兴的工商巨镇，还未有相适应的机构设置。这种政治统治的相对薄弱，客观上有利于四大镇的经济发展，致使四大镇避免了大量的官吏、驻军、游民等消费人口的增加，从而也相对减少了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这对四大镇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不啻是一个良好的条件。

手工业是封建城市的主要生产部门。就城市手工业生产结构而言，有官营手工业作坊、民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种形式，它们成为封建城市经济结构的基本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期里，官府手工业是城市经济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着主导的地位。清代天下四大镇如何呢？佛山的城市手工业，完全是私营手工业。以最重要的冶铁业而言，其中有三种经营方式：家庭小作坊、家族大作坊和商人经营的大作坊。佛山冶铁业最普遍的经营方式是家庭小作坊，这是私营手工业的低级形态，实行产销结合的经营形式，前门开店经销出售，后面从事加工生产。家族大作坊经营方式常常出自佛山的大姓望族，主要是在明代存在发展。清代以后，随着宗法势力在佛山经济中的减退而衰落。商人经营的大作坊多由外地商人挟资迁来佛山后开办。清初时麦念居“性好货殖而蕃财..长子宗泰，是以创立炉冶之艺”①。康熙时，鹤山人冯绍裘的先世“迁佛山，占籍南海，治铁冶，有锅炉数座”②。同时的顺德人梁俊伟“来佛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③。其机房百年不衰，历康、雍、乾、嘉四朝，道光九年仍由其后人继承开业④。商人没有手艺，作为作坊主，他必须完全依靠雇工生产，这是私营手工业结构中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萌芽常常在这类作坊中产生。

景德的城市经济结构不像佛山那么单纯。其手工业生产结构由官营手工业作坊、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部分组成。官营手工业作坊就是御器厂，私营手工业作坊是民窑，个体手工业者指的是大量的家庭制瓷手工业者，从窑座数量和工人人数看，明中叶御厂最盛时也只有五十八座窑，“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计”①。随着明后期“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御厂内部的窑座陆续减少。清乾隆末年，实行“尽搭民烧”制度，此后，御厂内部设置的窑座已不复存在。而早在明万历时，民窑佣工已“每日不下数万人”②。比御厂人数多几十倍。清乾隆时，景德有“民窑二、三百区”③。从产值数量看。清代前期估计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① 麦祝时《麦氏族谱》②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冯绍裘》。

③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梁俊伟》。

④ 《道光九年鼎建帽绫行会馆喜助工金碑记》有“梁伟号”等202 家（人）机户记载。① 雍正《江西通志》卷27《土产》。

② 光绪《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物产》；肖近高：《参内监疏》。

③ 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而清代前期每年御器烧造费用一般都在八千两至万两之间，若将此数扩大十倍，折算为御器年产总值，则为八万两至十万两。即民营瓷业的年产总值高于御器年产总值约七十几倍④。由此看来，明清景德镇瓷业中乃是民窑生产居主导地位。

汉口和朱仙以商业贸易为主，手工业不占重要地位。但其手工业皆是民营手工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嘉庆年间，汉口铁行分为十三家，共有铁匠五千余名⑤。其他如制木、制袜、碾米等手工行业也均系私人开办，各建有会馆和公所⑥。清代朱仙镇的制曲业，也是由“西商携其厚资”来镇“开坊踩曲”⑦。朱仙镇其他手工行业，诸如年画，酿酒，食品加工等，也为本地手工业者和商人经营。

由上可见，佛山和景德的民营手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确实占着主导地位，而汉口和朱仙的手工业也皆属民营性质。这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清代，城市经济中民营手工业地位已经上升。而民营手工业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在清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历史变化，给天下四大镇向近代类型的工商城市发展，铺下了坦途。

天下四大镇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天下四大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以国内贸易而言，佛山镇、汉口镇的工商业均超过省会的广州和武昌，成为各省货物交流的一大枢纽。史称：“佛山居省上游，为广南一大都会，其地运之兴衰，东南半壁均所攸关”1。可见清代佛山镇的工商业的兴废进退，对东南数省的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汉口镇亦然，湖北通省“盖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与外部所需于湖北者，无不取给于此，繁盛极矣”②。还有中南数省之盐，东南数省之米，也莫不取给于此。汉口的地位，动关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所系，范围更大。以后汉口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在全国同行业中岿然居首，而陶瓷又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景德在外贸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朱仙镇是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它的存在，对河南与河北、陕西、山西的经济贸易，对河南与江淮的经济贸易，以及西北与东南的经济交往，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过早衰落，对于黄河流域经济后来拉大了与长江流域经济的差距，也不无关系。④ 参阅王钰欣：《清代前期景德镇陶瓷业中官窑地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3 期。⑤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边对》。

⑥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各会馆公所》；《补遗》。

⑦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第16 页。

1 ①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下》，乾隆五十三年叶汝兰《重修佛山经堂碑记》。② 宣统《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风俗》，引《旧志》检存稿。

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人口，而且促使许多原事农耕的乡民成为半工半农者。例如佛山的铁钉业，景德的白土业，大量的产品就是由附近的农民利用闲时制成。这样，就逐步分解了农业的自然经济结构，改变了农民的习惯职业。在天下四大镇周围的辐射圈内，出现了许多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它们以城市经济为其依存条件。这样，就把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轨道。

天下四大镇还是四所巨大的工商业学院。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镇繁盛的工商业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工商业的人士。不少有眼光的富户也纷纷“遣子弟学工艺、佐懋迁”于此①。由此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作坊主、工场主和商人。鸦片战争以后，在他们中间，又产生出新一代的资本家和实业家，在四大镇，在津、沪以及西南各埠，在港、澳、东南亚以及美洲大陆，处处发挥着增殖和流通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家居佛山附近的简村，创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家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源；佛山籍出身，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②，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尤其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是，天下四大镇的出现发展，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它们没有转化为郡县城市，而是受着商品生产的同一律支配，依据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向更高阶段演进。这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潮流和趋向，也开辟了一条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道路。同时它也说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不同于秦汉时期，也有别于唐宋时期，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经济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的新阶段，旧有的模式，将逐渐被新质和新模式所替代。人们不难看到，天下四大镇的发展面貌，呈现出如下的一致性：这就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生产意义大于消费意义，其中的佛山和景德，更是商品生产的水平超过了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称它们为“工商城市”，以别于“郡县城市”的概念。其实，比之于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四大镇在城市人口、城区规模以及工商水平来说都毫不逊色。它们以其突出的经济功能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天下四大镇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① 光绪《四会县志》编1《风俗》。

②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简照南》。

第三节　粤海关

粤海关的组织机构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宣布解除禁海政策，准许开海通商，康熙二十四年，又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史称“台湾平后，海禁解严，闽粤洎吴越皆设沿海榷司，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①。粤海关是四个海关中最为重要的。

历史上广东沿海的对外贸易较为发达，广州是个重要的外贸据点，清代设关通商之后，到粤海关收泊贸易的外国商船年增一年，大量的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广州，中国的大宗物品茶、丝、瓷器和南京布等，也从国内各产地荟萃广州，远销重洋。事实上，在清廷限制一口通商之前，粤海关已成为外国商船收泊贸易的最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上谕中称：“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经粤海关稽查征税，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①。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发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任辉（ JamesFlint）率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等地贸易一案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当年到宁波的洋船仍准贸易，“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②。这个禁令原是针对欧美国家的所谓“西洋”船只的，而后来东南亚地区的所谓“东洋”船也逐步集中收泊于粤海关进行贸易。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口通商”。这一规定，更大大提高了广州在中外通商中的地位，使它成为中外贸易中的枢纽。而粤海关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它垄断了当时最为重要的中国与西方贸易的管理与征税权，是清廷管理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机构。这种局面维持了将近百年，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才打破了广州一口独占的局面，粤海关在管理中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也随之丧失，并逐步由一个封建的主权海关变成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半殖民地海关。特别是咸丰九年（1859）总税务司李泰国（H.N.Lay）在粤海关推行税务司制度后，由清廷派遣的海关监督虽然仍然保留，但实质形同虚设，海关在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等方面的重要职权，均归诸由总税务司委派的洋人税务司，粤海关大门的这把钥匙终于落入外国侵略者的口袋。

清代粤海关在行政系统上是户部所属的一个征税机构。它不仅负责广州① 王上正：《北归志》，《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9 轶。

① 《清高宗实录》卷533，页12。

②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5，页9。

一口对外贸易的管理，而且负责广东全省沿海水道贸易的管理。不仅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而且征收国内贸易的商税。粤海关除了设在广州市内的省城大关之外，还在全省沿海各地辖有许多关口。按其职能的不同，这些关口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负责报关登记，填写税单和收纳税课的正税口与挂号口，以及负责检验进出口船只与货物，而不收纳税课的稽查口。挂号口和正税口一般归就近的正税口统辖。据《粤海关志》所载：“正税之口三十有一，在琼州者十，在潮州者九，在惠州者四，在广州、雷州者各二，在肇庆、高州者各一；稽查之口二十有二，在雷州者八，在广州、高州者各五，在惠州者三，在廉州者一；挂号之口亦二十有二，在潮州者十，在广州者九，在惠州者三”①。以上共为七十五口。这是道光年间的关口数。而在不同时期，关口数并不尽相同。乾隆八年（1743）策楞在上奏中说，“查通关口岸大小共四十三处”②。这些关口中有七个总口，即：省城大关，澳门总口，潮州菴埠总口，惠州乌坎总口，高州梅录总口，雷州海安总口和琼州海口总口。其余的关口分别隶属于七个总口之下。无论是总口或隶属总口之下的小口都由粤海关监督会同地方派员管理。整个粤海关的各种管理人员大概如下：监督1 人，总口委员7 人，总口书吏8 人（其中大关2 人，各总口1 人），大关案书6 人，库书2 人，库大使1 人，大关平柜1 人，各总口柜书10 人，各口清帮书47 人，家人24 人，巡役36 人，守库武弁2 人，大关库丁18 人，各口水手227 人，水火夫11 人，火夫22 人，大关杂役30 人，以上共计456人，此外尚有大关各房膳写书，人数不定①。

在这些人员中，粤海关监督是最重要的。他是粤海关的把持者，全衔是“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由皇帝亲自简点派充，每届任期为一年，“管理关务，例应一年届满之前，预行奏请钦点差员更换”②。如再被简点，则可连任。而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通常由内务府人员所垄断。《澳门纪略》中说：“国朝康熙二十四年设粤海关监督，以内务府员外、郎中出领其事”③。从乾隆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年间出任粤海关监督的三十三人，就全都是内务府人④。

粤海关监督的品级一般都在督抚之下，在地方行政上没有任何指挥权，在中外通商中，如有涉及民事、刑事的情况，也交由地方行政处理。“海关① 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付奏折，关税类（以下略作：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八年，策楞折。

① 《粤海关志》卷7。

②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年，李永标折。

③ 任光印：《澳门纪略》卷上，页48。

④ 参看《粤海关志》卷7。

监督则专以课税为事”⑤，朝廷还往往命广东的督抚兼管关务，特别是对税收的稽查。但实际上，粤海关监督在税收问题上是大权独揽的。粤海关是户部的一个直属机构，不受地方行政管辖，监督直接向户部负责。由于监督由皇帝从内务府中简点，因而又向皇帝和内务府负责。他直接听命于皇帝，而皇帝给予他极大的权力，规定“监督征收税课及其应行事宜，..不必听督抚节制”①。督抚以外的其他官吏更无权干预关务。粤海关监督直接向皇帝和户部奏报每年的贸易和关税收支情况，向户部和内务府报解税饷。监督有权选派亲信及家人到各关口负责征税。外国船只的进出口及开舱贸易，均须监督许可，外国大班从澳门来广州处理商务，及贸易事竣后从广州回澳门过冬，皆向监督请牌，行商的充当及退行都须监督的批准，甚至连买办、通事的充任也得监督的肯首。可见其权限之广大。

监督作为粤海关的总负责人，其下辖有七个总口委员，作为七个总口的主要负责人。在广州的省城大关及澳门总口的委员，一直由广州将军衙门选派的旗员担任。而惠、潮、高、雷、琼五总口的委员，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前，是“每年由藩司于现任及试用佐杂人员内详请督臣委派，前往稽查约束”②。但由于所委的佐杂人员品级较低，又不是本地官员，对在各口稽查征税的书役、家人毫无约束之力，致使家人、书役在各关口胡作非为。因而，乾隆五十一年两广总督孙士毅和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奏请停委佐杂，而就近交由地方管理。其后，惠州府同知，潮州府海防同知，雷州府同知、琼州府同知、高州府通判便分别成了惠、潮、雷、琼、高五个总口的委员。

实际上，在各关口把持税收大权的，不是各总口委员，而是粤海关监督的家人及各口的书吏、巡役。清代外任官员允许携带家人亲信赴任，各官吏上任后自然尽力安插其亲信、家人于要害部门。粤海关“于大关、澳门两总口，又分附省十小口，向由监督及奉旨兼管关务之督抚分派家人带同书役管理。此外惠州、潮州、高州、琼州及雷州五总口，并分隶五总口之各小口四十余处，监督亦分派家丁带同书役分路查察”①。经粤海关监督穆腾额的奏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后，惠、潮、高、雷、琼五总口，及所属各小口停遣家人，但地位最为重要的省城大关、澳门总口，及所属各小口，仍由监督派家人前往管理。这些家人“向由监督自行签派”②，并随监督而去留。而书吏、巡役则是从地方招募的，虽然也“由监督将各税口掣签轮派”，但并不完全依附监督，他们往往长期盘踞关口，“世代相承，视同置产”③。⑤ 《清朝经世文编初续》，郭嵩焘：《查粤海关税收积弊疏》。

① 《光绪会典事例》卷239，页3。

② 《粤海关志》卷7。

① 《粤海关志》卷7。

② 《粤海关志》卷7。

③ 军机档，录付关税，光绪三十一年，张人骏折。

这些把持着各关口的家人、书吏及巡役，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钻营肥私，勒索商旅，这是清代关政极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设关，到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止，广东行商是把持中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又是在中国官方与外国商人之间起着沟通作用的中介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的外交代理人，中外贸易中的事情经常由行商处理，外国商人的要求要通过行商转达中国官方，而中国官方对外商的政策及态度等也通过行商转告外商，行商还要对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的行为负责。当然，行商最重要的责任是向粤海关负责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粤海关“每年征收税项，多藉外洋夷船，其进出输纳各项税数，并非该夷商亲身自行完缴，向来俱于进口之日，先投省行住歇，并将货物起贮行内，由行商报验，核明税额，填单登簿，俟货物逐渐销售，照例陆续交库”①。总之，行商虽然不是粤海关行政体系内的员役，但却起着行政上的某些作用。

粤海关的关税作为一个封建海关，其首要的职责是征收关税。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的税收名目繁多，但按监督在奏报关税时的奏折，则可分为正税和杂税两大类。

粤海关的正税包括“货税”和“船料”两项。《雍正大清会典》上说：“国家设关榷税，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②粤海关是商税、船料并征的。

商税即货税，是对进出口的货物所征的从量税。“凡商船出洋进口各货，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③粤海关的税则中，将进出口货物分为“衣物”、“食物”、“用物”和“杂货”四大类。前三类中的各种物品，税则中都有具体税额的规定，如“番布衣每百斤税五钱”（衣物），“芝麻每百斤税二钱”（食物），“天鹅绒每匹税四两”（用物）等等。至于“杂货”类的物品，除了某些特作规定税额的以外，一般是“每百斤税二钱”④。

粤海关对货物的征税率，并没有进口与出口的严格区分，也不区别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这是一种封建的财政关税，并没有保护或促进本国生产的含义。并且“许多课物照件数课税，不管它的长短、宽窄、单幅或双幅，所①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和珅等折。

② 雍正《大清会典》卷52。

③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

④ 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87。

课相同”①，可见其不合理性。

船料又叫船钞或梁头税。是根据船只的等级与大小而对每只商船所课征的税项，原税则中对东南亚一带来华的“东洋船”的课税标准如下②：等级面积（平方丈） 税额（两）

1 18 14002 15.4 11003 12 6004 8 400康熙二十四年经题准，减二成征收，实征八成。初时，欧美来华的“西洋船”，其船钞额比“东洋船”的要高得多。一等船为3500 两，二等3000两，三等2500 两。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后，“西洋船”的船钞均照“东洋船”例征收。据马士（H.B.Mor）的记叙，西洋船只分为三等，其一、二等船的大小与东洋船的一、二等者略同，其余的均作三等船。纳税的办法和标准是：先将各船的长阔尺数相乘，除以十，得出“单位”数，然后按一等船每“单位”课7.777 两，二等船课7.142 两，三等船课5 两，求得标准钞额，再扣除20％的特免，即为实缴船钞之额③。例如一艘长尺，阔尺的船，其船钞额是： 75 2475 24107 777100 20100′′ ′-= . ( ) 1120两。

以上是对外国船只的征钞标准。

粤海关对本国出洋贸易及沿海贸易的船只也征收船钞，出洋船只的征钞标准如下①：等级面积（平方丈） 每平方丈钞额（两） 船钞额（两）

1 16.06 15 240.92 14 13 1823 10.8 11 118.84 8 9 72本国出洋船只的船钞额仅占同等外国船只的大约20％，至于其他沿海贸易的船只，其钞额更低。

上述货税及船钞两项，便是粤海关的正税。

与正税相对而言的便是杂税。杂税主要是由原为各口管关人员私索的各① Johnphipps：practical Treatiscon the China and Easter Trade.p140，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第一册。

②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7。

③ H.B. Morsc：The Che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of China，1635—1834，Vol.I，P199。① 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87，页16。

种陋规报出归公而来的。雍正以前，关税的奏销中只有正税，没有杂税，雍正年间，清政府整顿财政，将原来各级官吏在征税中的种种私索报出归公，使之合法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养廉银制度，使官吏于正俸之外又获得一笔为数更大的合法收入。粤海关是在雍正四年至七年间（1726—1729）广东巡抚杨文乾管关时，将各种私索报出归公，作为关税收入中的“杂税”向朝廷报解的。杂税的条目繁多，而分头、担头、规礼、耗羡等项是其中最主要的条目，现将这几个条目的情形略述于下：分头银两又叫“估值”银，是对出口货物加征的税项。“其粤海关估值一项，系将该商出口货物，估计价值，按货本一两征收银四分九厘，名为分头”①。对货物的估值一般比较稳定，不是随市价波动的，只有在估价与市价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才稍事调整，并且要报经皇帝批准。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由于当时对出口茶叶的估价远低于市价，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奏请，“将武夷茶每百斤原估价八两，酌改每百斤十三两，松萝茶每百斤原估价七两，酌改每百斤估价十二两”，经皇帝钦准后才施行②。分头银是只对西洋船只的出口货物征收的，“至吕宋系近处洋船，与本港船一例，向来不征分头”③。

担头银简称担银，是各关口对往来贸易物品所课征的税项，不论是国内贸易或是国外贸易，不论是进口或出口，一律按担抽税。至于税率则各口不一。“查各口征收担规银色，高低不同”④，即使是同一关口，对不同的货物，或往来不同地方的船只的物品，其征收的税率也是不同的。通常是每担征银三分上下，但有的不足一分，有的则超过四分⑤。

规礼银是对进出口商船所征的银两。自设关开征以来，收泊粤海关贸易的外国商船就遭到各种管关人员的多方勒索，一艘洋船进出口时要给书役、家人等缴送的陋规名目多达六十八条。杨文乾将之报出归公，作为关税收入中的一项，称归公规礼银，每艘船不分大小，一律缴送1，950 两，唯法国船加100 两，苏禄船减100 两。本国贸易船只也要缴纳规礼银，但数额不多，“进口归公银十七两五钱九分，出口归公银七十三两九钱九分二厘。内江南沙船加收二两”①。

耗羡银两。赋税加征耗银是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税收中的通例，粤海关也不例外。粤海关的对外贸易税，从征收到熔成银锭，到上缴关库均由行商负责。而国内贸易的商税则由监督派人收取，海关要将收缴的零碎银两熔成银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27。

②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五年，尤拔世折。

③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年，郝玉麟，隆升折。

④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九年，策楞折。

⑤ 《粤海关志》卷11。

① 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页1—8。

锭，在熔销中会有一定的损耗。而实际加征的耗银远多于损耗之银，这个差额叫耗羡。雍正初年以前，粤海关的火耗是加二征收的，雍正后期即按加一征收了②。粤海关的火耗主要是按货税额加征的，而“粤海关船料向不加耗”③。这是对洋船而言，对本国船只，船料是仍要加一征税的④。

上述几项是粤海关杂税中的主要项目，此外尚有各口书役、家人在稽查往来船只时向各船索取的“饭食舟车银”，“挂号银”等名目。杂税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几乎与正税相当。

粤海关自设关开征以来，其关税额几乎是直线上升的，这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省城大关征收的对外贸易税通常占粤海关税总额的70—80％，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这种比例便大为提高。乾隆中叶，“粤海关每年收税五十余万两”，而大关以外各关所征，仅共得“十二、三万”，“惟大关税银四十余万..全藉洋般出入，按则征收”⑤。因而管关人员经常向朝廷奏报：“粤（海）关每年征收税数，向视洋船多寡以定盈绌”①。乾隆末年以后，粤海关的年度税收总额经常超过一百万两，而大关以外各口的税收仍仅十余万两。以道光十一年（1831）和道光十二年为例，即可窥知其大体。道光十一年，粤海关各口共征税银1461806 两，其中省城大关以外各口所征为135000 余两，占总数的9+％，而大关一口所征税银达1325000 余两，占总数的91+％②；道光十二年，各关共征税银1532933两，其中大关以外各关共征税银仅为134000 两，占总数的9+％，而大关所征对外贸易税达1398000 余两，占总数的91+％③。这表明了对外贸易税的征收在粤海关税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粤海关税额的不断增长，反过来又说明了清代前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从《粤海关志》和一史馆关税奏折，可以看出洋船进口数与关税征收额的密切关系。

粤海关为清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以嘉庆十六、十七年（1811—1812）为例，即可见粤海关税收在全国关税中所占的比例。清代户部所属共二十四关，嘉庆十六年，粤海关的税收额是1165263.1 两，是其余二十三关税收总额3111300.7 两的37.45％；嘉庆十七年，粤海关的税收总额为1347936.8 两，是其余二十三关税收总额的3131271.2 两的43.05％。再与广东省的地丁、盐课银比较，嘉庆十七年，广东全省实征地丁银为1054724.2两， 较同年粤海关税银少293212.6 两，而该年广东的盐课银为703641.1②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元年，张廷玉等折。

③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5 辑，页106。

④ 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页2。

⑤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和坤等折。

①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五年，李侍尧折。

② 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十二年，中祥折。

③ 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十二年，中祥折。

两， 仅及粤海关税银的52.2％④。足见粤海关税收在清代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粤海关税的去向主要有三个方面：海关管理费用；供给内务府银两；由户部支配的税银。

粤海关的管理费用，在关税奏销中常称为“通关经费”，是粤海关一年中为自身的运转而消耗的银两。所包含的开支项目颇多，如官员的养廉银，书吏、巡役等人的火足及工食银两，税馆及巡船的修理费，办公用的纸张，各关口的神诞、戏供等费用。每年约需经费4 万两，在杂税项下开支。管理费用仅占粤海关税收的极小一部分，乾隆中叶以前约占税收总额的10％，其后则仅占3％上下①。

粤海关每年都要将部分关税送给内务府，以供皇室之用。关税中支付内务府的银两主要有备贡银和公用银。清代地方官向皇帝进贡物品是常见的，但一般是私人的呈供。而粤海关除了监督的私人进贡之外，关税收入中也用一部分来为皇室采办贡品之用。按常例，粤海关每年要进贡四次，即于新年呈进年贡，元宵节呈进灯贡，端午节呈进端贡，皇帝生日呈进万寿贡②。此外还不时有“传办方物”的任务。粤海关在杂税收入中开销备贡银两，始于乾隆三年（1738），初时并无固定数额，而是根据贡品的实际费用开支。乾隆七年（1742），监督伊拉齐等才奏请定制，每年的备贡银定为五万五千两，其中以二万五千两按年解京，交内务府造办处，留三万两于粤海关，以备办贡品之用，年终结算时，三万两中如仍有余存，则亦需将余存部分银两解交内务府造办处，如三万两不足办贡品，则另从杂税中补支③。乾隆五十年，朝廷命停办贡品，而每年将五万五千两备贡银全数解京，交内务府造办处①。道光十年，粤海关又奉旨，从该年始，每年于杂税收入中，“拨内（务）府广储司公用银三十万两”②。解交内务府的税银在粤海关税收中，仍只占很小一部分，在道光十年开始拨解公用银三十万两之前，仅占总数的5％左右，其后则约占20％。这些解交内务府的银两，对于供养清皇室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银两，是“供应内廷差务要款。即如坤宁宫、奉先殿、御茶膳房供用，自鸣钟讨领诸大端，较之外省军需尤为紧要，此外复有紫禁城内值班八旗，内务府三旗官兵，每日口分，万难一日延缓”③。

粤海关税收的绝大部分是由户部支配的。除了“通关经费”和解交内务④ 《史料旬刊》，第26—30 期，“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省钱粮出入清单”。① 参看军机档，历年关税录付奏折。

②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李质颖折。

③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七年，庆复、伊拉齐折、乾隆四十八年，李质颖折。①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三年，孙士毅、佛宁折。

② 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年，中祥折。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 辑，页51—52。府的银两外，其余税饷全归户部支配。据历年的关税奏销统计，乾隆中叶以前，属户部支配的部分约占关税总额的70—80％，乾隆后期则波动于80—90％之间，乾隆末至道光十年以前，则在90％以上，道光十年后，由于拨解内务府公用银三十万两，户部所占的比例才降到75％左右。属户部支配的税饷，一般是要运送北京，“解交部库，以供京营兵饷及一切经费等项之用”的④。此外，属户部支配的税饷对于地方财政及某些临时急需的饷银也提供不少的支持。如广东省兵饷，在额征地丁银中支放，“不敷之数，在于粤海关岁收盈余银内酌筹拨给”⑤。急需的河工费用及军事行动的费用，更是经常以粤海关的税饷支给。如嘉庆九年（1804），拨给河南省河工用费一百万两，嘉庆十九年（1814）又拨给河南省河工用费八十万两，嘉庆二十四年（1819）拨给河北省河工用费七十五万两①。用于军事行动方面的则为数更大，特别是乾隆末至道光初年，根据该时期中的二十个年度的关税奏销折统计，粤海关这二十个年度的税收被拨用于军需的银两竟达八百八十余万两之多。这些军需银两往往是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如乾隆末年，清廷为了镇压湘、川、黔地区的苗民起义，和嘉庆初年为了镇压川、楚、陕等地的白莲教起义，都从粤海关抽调了不少税饷。

粤海关的税收，无论对清廷的财政或是政治，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清政府为了确保这一财源，而对税收实行一系列的考核制度。首先实行的办法是规定关口的最低征税额。粤海关最初的定额是九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两五钱，后经几次递减，康熙三十八年以后定为四万两二分，常作四万两。同时尚有铜斤水脚银三千七百五十两，其中扣除一百六十两作粤海关的经费，乾隆八、九年之后，只报解铜斤水脚银三千五百六十四两②。以上两项称为正额税，是粤海关的最低税额。康熙时，监督只需缴足正额税，其余的归自己处理，如有多缴，则属私捐。但当时的情形是“不但无余，并不敷正额”，“而当时风气俱视缺额为份所当然”③。

雍正初年，清廷为扭转财政拮据局面，厉行整饬关务，关税实行尽收尽解，超正额部分称为盈余，也要解交，“于是各关以盈余报者相属”①。从雍正初年到乾隆初年，对盈余银的报解是没有定额的，由监督自行奏报。但户部总想从关口榨取更多的油水，“各关报满之时，如盈余浮于上年，则部中不复置议，如减于上年之数，即行驳复”②。这实质是以上一年的盈余为④ 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四年，英和等折。

⑤ 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51，页18。

① 参看：军机档，录付关税，嘉庆九年，延丰折；嘉庆十九年，祥绍折；嘉庆二十五年，阿尔邦阿折。② 《雍正大清会典》卷52。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27。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27。

②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8。

下一年的最低限额，而各关监督为了保证盈余年多于一年，必然大肆勒索，苦累商民。乾隆六年，大学士与户部遂旨议准，关税盈余只要与上年数目相仿即可，如相差悬殊，则命督抚查核③。乾隆十四年朝廷又决定以雍正十三年的盈余额为标准。但此后关税收入不断增加，这个标准不能起到督促作用。乾隆十九年户部又请仍行与上届比较的办法④。但因关税的增减受多方面的影响，难免参差不齐，仅与上届比较，固为不妥。乾隆皇帝觉得“通计三年，即可得大概，若多寡不致悬殊，原可无庸过于拘泥”，因而乾隆四十二年以后便实行与上三届比较的办法，只要本年度的税收不比上三年度中任何一年都少即可通过⑤。乾隆四十五年（1780），皇帝觉得粤海关的税收情况有其特殊性，与一般关口不同，因而下旨，“嗣后该部查复粤海关征收税课，即以该年之船只货物查核考察，毋庸照各关例将上三届比较”⑥。不作任何比较，实质盈余无定额，户部是不放心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议准，“粤海关税课以乾隆四十一、二两年作为比较”⑦，该两年的税收额皆为五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而实际上，此后粤海关的税收既要与乾隆四十一、二年（1776—1777）比较，又要与上三届比较，并且变成与上三届中的最高年度相比较。

乾隆后期以来，除粤海关外，其他关口税收皆趋减额，与上三届中最高年度比较的办法委实难行。到嘉庆四年（1799），朝廷便放弃这种考核的办法。而重新规定各关口的盈余额，并规定定额之外的多征，亦要尽收尽解。粤海关的钦定盈余额是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①。其后粤海关没有再出现缺额的情形。

税收定额的一变再变，反映了清朝廷和管关官员在瓜分关税这块肥肉时的利害冲突。中央政府以定额作为保证中央财源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定额，只是税收的最低界线，超额部分也是要尽收尽解的，不足额则要受到处罚。如果短缺正额税，则会遭到降级或革职的处分，如短缺盈余定额，则会受到罚俸或降级的处分，监督还要赔补不足额部分。

既然定额是税收的最低限度，朝廷就会设法促使关税的尽收尽解，于是便利用税册对税收的实际情形进行考核。规定关口征税时，必须使用由户部发给的盖有关印和部印的商填册、循环册和稽考册进行登记。商填册是由纳税人亲自填写的，同时收税人根据税额写立一式二份的红单，其一给纳税人，其二存底，叫红单底簿，即循环册。然后管关人员依商填册和循环册编③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8。

④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十九年，萨克岱折。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27。

⑥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八年，尚安、李质颖折。

⑦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二年，孙士毅、佛宁折。

① 《粤海关志》卷14。

制稽考册，又叫清册，按日登记纳税情况，一式三份，一送户部，一存海关，一由监督私人收管。户部根据三种税册进行核对，如无差错，即可通过，如有数目不符，即行追究②。

利用三册考核，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了解关税征收的情况，在三种税册的填写中，弄虚作假，串通舞弊是司空见惯的事。因而朝廷也并不太相信税册的作用，而经常命督抚查察税收实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皇帝命嗣后粤海关“其每月到关船数若干，所载货物粗细若干，责成该督抚详细查明，按月造册密行咨报户部，俟一年期满时交部。（户部）将该督抚所报清册与该监督所报清册总汇核对，如有不符，即行参办”①。户部如认为监督有舞弊情形时，即派专人赴关查办。实际上往往亦徒具形式而已，清代关政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

② 《粤海关志》卷14。

①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九年，苏楞额折。

第四节　广东十三行

十三行的由来

广东十三行（又称广州十三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产物。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于是广东官府便组织和指定一些商人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这就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出现和行商制度创建的重要背景。

广东行商制度是明代官设牙行的沿袭和发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

设关通商时，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②十三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1686）。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划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①。由此，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行被区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类不同性质的商行，明确规定“洋货行”是专门经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机构。这文告还大力鼓励有钱人承充洋货行商，同时为保障行商的地位，规定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行帖），才能承充。即使一人兼营二行，也应分别设行，各立招牌。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

最初一批洋货行商人，多数是由原来在广东经营国内商业和对澳门陆路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洋货行商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

广东十三行和原来在广东的藩商还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清初的“藩商”中的一些人，在粤海开关后不久就转化为洋货行商人。

以上就是广东十三行的由来。洋货行即是十三行。乾隆初年，“金丝行”改名“海南行”，“洋货行” 改叫“外洋行”，简称“洋行”。由此，广② 《粤海关志》卷25《行商》。

① 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抚粤政略》卷6，《文告》页55。

东十三行行商制度又叫“广东洋行制度”。

十三行的职权和性质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发给的行帖，方能开业。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

康熙五十九年（1720），行商发展到十六家。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公行成立时有隆重的仪式，众商啜血盟誓，并订立行规十三条。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这时候的公行组织还是相当松散的，既没有共同的领袖，在实际行动上也未采取统一步骤。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外商多次要求取消公行，并以停止贸易相要挟。公行因而时存时散。但公行的存散，并不影响十三行的继续存在。公行成立时虽未能得到正式批准，广东官府对公行还是支持的。粤海关监督命令，除几种商品在行商加保条件下（交货价百分之三十左右与公行），允许行外散商与外商交易外，其他商品仍然完全归行商垄断经营，一切进出口税饷仍然由行商负责缴纳。行商一方面垄断广州进出口业务，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且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及向海关保证缴纳进出口关税，即所谓“承保税饷”。所以行商又称为“保商”。开始，“保商”只是保证向海关缴纳他所接纳的外商应付的进出口货税；以后，由于行商中有一些“资本微薄、纳课不前者”，于是从乾隆十年（1745）起，在行商中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令其统纳入口税款。乾隆十九年（1754），清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出口货税、贡银，清廷搜罗之珍品（采办官用品物），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并规定不但外商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而且十三行内有一行倒闭，各行要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这就形成了“保商制度”。

乾隆二十年，清廷又重申行商承揽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出口货的贸易，只有扇、刺绣、皮靴、瓷器、牙雕等八种手工业品允许行外散商、铺商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与外商交易，违禁则要受到惩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

从雍正年间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大肆活动，与沿海奸商相勾结，使清朝统治者深感不安。在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重新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就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了。

由于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地，广州的贸易特别繁荣起来，十三行的内外事务也特别繁杂、内部竞争特别激烈，极需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乾隆二十五年（1760）潘振成等九家行商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以及为了承保税饷、应付官差、备办贡品等方便起见，呈请设立公行，获得清政府批准。这是公行正式为官方批准作为经营对外贸易机构的开始。当时，参加公行的各行商选出首倡组织公行的同文行行商潘振成为首领以处理公行的内部事务。这种公行的首领，称为“总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重点放在“防夷”方面。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的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和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人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1809）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对外商活动的限制更严格。还些章程，不只是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也是对行商所负责任的规范。这种“以商制夷”的办法在保商制度中越来越多地运用。以后来贸易的每条外国商船，不论是外商自择行商作保，或由行商轮保，保商不仅要对外商偷漏关税负责，而且，所有关于该货船其他一切事宜（包括人员的活动），也由保商向官府负责。外商如有违法之事，政府唯保商是问。

在广州行商制度下，十三行掌握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外商投行后，报关纳税以及出售购办等，一切贸易事务均由行商代理，日常生活也受行商约束，如不得擅自出入商馆，雇佣华人不得超规定之数，不得携带妇女入馆等等。十三行商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人。行商除了起垄断贸易、“代办”贡品、保纳税饷、管束外商等作用外，还要代清廷传达政令、文书，外国人的要求和礼品书信等，亦由行商向官府传达，不准外商和中国政府直接交往。行商成了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兼有商务和外交的双重职责。

行商承商之初，只要向地方官府申报便可领帖开张。乾隆年间，要承充行商必须由现任行商一至二人作保。而到嘉庆十八年（1813）以后，则要“通关总散各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备查”①。把新行商的最后批准权收归户部。这样的规定既巩固了公行的垄断权，又为官吏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页6。

索贿纳贿大开方便之门。

清廷还进一步规定，行商（特别是殷商）不能自由辞退，即使是老弱病残无力承商，也应由其亲信子侄接办。如总商潘致祥于嘉庆十三年（1808）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款，已允许辞退，而六年之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仍强迫其再充行商。蒋攸铦向上奏称：潘致祥“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应饬仍充洋商”②。这个做法得到皇帝钦准。另外，行商把行务移交其子侄，也要向官府交付巨款。如1826 年总商伍秉鉴为把行务交与儿子伍受昌，竟向海关监督交付了五十万元③。

清廷就是通过这样严厉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业资本置于清皇朝封建权力支配之下，并发挥其政治上防“夷”，经济上确保税收的作用的。从上述可知，十三行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又是清皇朝控制中外通商的枢纽和保障关税收入、防范外国人的工具。广东行商制度是清皇朝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是构成清皇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封建垄断性质。

十三行之“夷馆”

广东十三行是靠海外贸易发展起来，并逐渐上升到垄断地位的庞大商业集团，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东南亚诸国，其中和暹罗（泰国）交易最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贸易量较大。十三行商人主要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茶叶、生丝、丝绸和土布，换取棉毛织品、金属品、奢侈品、棉花和大量白银。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英国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福建、徽州等地的茶叶，是行商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出售的最大量的商品。由于英国货在中国销路不广，英国商人主要用白银和行商交易。

与十三行商的营业所相适应的，还有十三“夷馆”（即商馆）。它是由行商专设的接待外商住宿、储货和交易场所（每所租金，乾隆年间每年约六百两银），实际上是洋行的一部分。“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设在十三行街附近，即今广州十三行路以南、人民南路以西、珠江河以北的地方，也即现在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商馆数目通常为十三，这与十三行的“十三”相同纯属巧合。这些商馆被许多街巷分隔开。据外国书籍记载，外商与十三行互市之初，外舶至广东时，每舶俱“占”有“夷馆”一所，每舶俱有一“行”② 同上，页23。

③ 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132—133。

为其主顾。外商和行商的交易一般在商馆进行，外商又把这种贸易称为“商馆贸易”。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是严加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嗣后各夷商到粤，饬令行商将伊等带来货物，速行销售，归还原本，令其置货，依限随同原船回国。即间有因洋货一时难以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令该夷商前往澳门居住，将货交行商代为变售清楚，归还价银，下年务令顺搭该国洋船归棹”。“夷人到粤，务令于现充行商各馆内，听其选择投寓。如行馆房屋不敷，亦责成该行自行租赁房屋，拨人看守，以专责成。夷商携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赴省。责成行商、通事..勤加管束，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其前后行门，务拨诚实行了加紧把守，遇晚锁锢，毋得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买卖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身随行。如（行商、通事）敢放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轻重，分别究拟斥革”①。尽管这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行商除允许外商留人在商馆料理来不及销售的货物外，当时是基本执行的。外商进入商馆后，行动上完全受行商约束。乾隆末年，始准每月三次到隔海的陈家花园（后改往花地）和海幢寺二处游玩，但要洋行的通事随行约束。通事的主要职责，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令，外商外出时随行管束，为外商书写禀帖，通关报税，领取船舶出入口许可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货物、招雇驳船及搬运工人等等。通事的地位虽低于行商，但也有稽查外商违法行为、防止“民夷勾串”的政治责任。

商馆中有一种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买办”，他们必须由行商、通事结保，并向粤海关领取牌照才能充当。当时寓居过商馆的美国商人威廉·亨德的《广州番鬼录》一书写到：“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是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凡商馆中所雇用的一切其他中国人，他自己的会计，以至仆役、厨役、苦力，都是买办自己的人。”买办“由助手们帮助管理公司（指外商在商馆的机构）及职员们的帐目，他监督开饭，并侍候公司代理（原注：外商公司的主任称大班，即总管的意思）及帐房们。”①毫无疑问，这些买办是执行着政府交予的管束外国人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这些买办有为外商驱使奔走的职能，同外商接触最密切，因而也最容易为外商所支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逐渐沦为外商的代理人。据记载， 1926 年“一个深受信任的商馆买办，在广州照管着一大笔活动资金，并按照要求将利润交给雇主”②。这一部分买办从清政府管束外商的工具变为外商进行商业扩张的工具，这是近代买办的前身。

商馆的建筑是相当讲究的，每所都有横列的几排房屋。据外商记述：商① 《史料旬刊》第9 期，页308；《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李侍尧折。①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32。

② 《中国丛报》（英文版）卷6。

馆的房屋“第一层为帐房、仓库、堆房、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苦力的房屋，及具有铁门、石墙的钱库..第二层为饭客厅，（第）三层为卧房。每楼都有宽阔的走廊。”一百多年来，商馆区“这块地方曾是广大的，中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所进行的交易，其数量之大，是不可估计的。”①当时在十三行租赁商馆的，除英国、美国外，还有法国、荷兰、普鲁士、瑞典、吕宋（即西班牙，因当时菲律宾为西班牙所占）、丹麦等国。这些“夷馆”，后来便发展为各国商人的办事处，如道光十三年（1832）英国驻华贸易首席监督律劳卑的任所，就设在英国商馆内。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成了外国殖民主义策划侵华阴谋的重要据点。

十三行的衰落十三行的商业资本，具有复杂的属性和特点。

十三行原来纯属牙行性质的代理商，由于清政府赋予他特权，他就变成了专门包办对外贸易的具有官商性质的商人，成为封建的垄断机构。

十三行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鸦片战争前，进口的洋货中，珠宝、毛呢和玩物之类占了极大比重，而出口货中，则以丝、茶和瓷器等大宗商品为主。因此，清朝统治者所需的外贸机构，是由政府控制的、独揽中外交易的行商组织，这就赋予了十三行以封建性。充当行商需要政府批准，总商由政府指定。行商除了垄断贸易、承保税饷、管束外商、取缔运入的违禁货物等任务外，还要承担外商与政府间的文书传递，甚至陪审中外涉讼案件，在外事工作中代表着政府。这就使他们具有不同于一般牙行的亦官亦商的双重性格。此外，行商中多数人自身就是商人地主。总理洋行数十年的怡和行伍氏家族，通过捐纳钻营，同朝廷和地方官员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获得大量官衔、官职。他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巨大的地产，而且还开设了银号数家，进行高利贷剥削。这些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同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十三行与清皇朝在经济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粤海关的税收是庞大的，而十三行则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另外，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

①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15—16。

十三行商通过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行商对外商的剥削问题，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①。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数伍、潘两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②行商依赖官府，但又与清朝统治者有矛盾。清朝统治者对行商的掠夺和压迫，是造成大多数行商破产的极重要原因。

清朝统治者给行商以外贸特权，主要是想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钱财。

行商的封建负担，最经常性的是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乾隆皇帝也承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③。行商贡银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每年为五万五千两，至嘉庆六年（1801 年），粤海关监督佶山为讨好皇帝，拟“加增九万五千两，共成十五万之数”①。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皇朝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

此外，保商制度也常给行商造成赔累。行商承保的外舶，如有偷税漏税，则由行商按五十倍到一百倍的数额罚出充公。同时一行破产，其他行商也要共同偿清其欠课和债务，这种赔累给行商增加的负担十分沉重。行商蔡世文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2、6。

② 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页78—82。

③ 《粤海关志》卷25《行商》，页8。

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页4。

就是因赔累过甚而自杀的。

行商还要常受广东地方官吏的剥削勒索。承充行商常常要交贿赂四万至二十万两白银，而承充以后，官吏更进行无穷的勒索。道光十二年（1832），刚承充的福顺行商王大同，在尚未有与外商作任何交易以前，其财产已为粤海关借口勒索费用及官厅开支所全部剥夺，其本人也被以负款的罪名监禁起来。

行商因拖欠税饷、所保外商违法，或行商本人违禁，向外商借款和拖欠外商债务等原因，被政府逮捕下狱、鞭鞑甚至抄家和发配到新疆伊犁充军的事，几乎年年发生。这更是清政府对行商的残酷的政治压迫。

因此，长期以来，“公行成员的资格，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权利，却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中国政府招致商人参加公行时往往遇到极大的困难”。“破产的事情是常常发生，幸而未破产的也总是想法使自己能够尽早好好地退出公行”①。但要退商是十分之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据外国人记载，总商伍浩官“在1810 年；1826 年和1832 年都想告退，但是他一直干到他1843年逝世为止”②。清统治者的重压政策，极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行商都面临着倒闭歇业的危机。18 世纪后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挟厚资而来扩张贸易的时候，十三行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较量中被打败了。这首先表现在贸易的主动权操纵在外商的手里。如“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货物）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有殷商而少分者，有疲商而多拨者”③。其次，又明显表现在商欠（又称“夷欠”，即行商拖欠外商的债务）的问题上。行商由于政府、官吏勒索，自身挥霍浪费和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资本，货币资本严重不足，被迫向外商大量借债（有的以赊购货物的方式欠下）。如“（卢）茂官有巨大的地产，但如果不从欧洲人那里借钱，他就没有充分的现金来经营公司分配给他的生意”④。这些债款的年利一般在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之间，外商通过这样的高利盘剥，永居于债权人的地位，在经济上逐渐控制了行商。1779 年八家行商共欠下英商债（连复利）三百八十多万两（原欠一百零七万）⑤。1816 年，七家行商共欠外债一百零六万两。到了1820 年，十三行中的行商有半数倒闭，余下的六家有五家负有外债。这种借债按照清朝法律算是犯罪，“勾结外国，诈骗财物”，应予抄家充军。行商因此很怕外商公开债务状况或逼还欠款，往往不得不接受赔本生意，甚至让外商用自己的商号作掩护和充当外商代理①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47。

② 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132。

③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页10。

④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59。

⑤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页44—45。

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白银十万两交给总商潘振成，由他代向两广总督行贿，因而使公行被撤销。1782 年公行虽然复设，但仅限于对进出口货征收行用。这样，行商制度就开始被打开缺口。嘉庆十四年（1809），会隆行商郑崇谦欠东印度公司四十五万余两、又欠美商、英国散商等五十二万九千余两白银的债务，无法营业，便向东印度公司借款，并答应东印度公司提出的要求：会隆行务必须由当过英商雇员的吴士琼代表英公司经营，直至欠款全部还清①。嘉庆十六年（1811），一向对东印度公司“勤恳忠诚”和靠出售东印公司货物起家的新行商谢嘉梧，接受了东印度公司为保持进口羽纱的垄断价格而委托的代理业务。他在该公司大班指挥下，按公司规定价格收取羽纱，除缴付捐税外，纯收入归东印度公司结帐，实际上是公司的经纪。这就“打破了百年来的传统办法”②，即改变洋货交易完毕，纳税、价格、利润皆与外商无关的惯例。外商控制了洋货销售的全过程。这时候，其他行商也与东印度公司“交通既久，狼狈为奸”③，几乎都被东印度公司控制。这些行商已经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工具，为外国资本掠夺中国财富效劳，具有越来越浓厚的买办性。他们不执行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帮助外商走私漏税，贩卖禁品，走漏纹银出洋，甚至帮助外商走私鸦片。道光二年（1822）监察御史黄中模在奏疏中指出：“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莫此为甚。”①在那些与西方商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而逐步变为依附西方商人的行商中，怡和行商伍秉鉴、伍绍荣父子表现最为典型。伍氏怡和行居总商地位数十年，为行商首富。他是靠同西方商人进行贸易而发财致富的“食夷利者”。伍家承充行商之初，东印度公司就在生意上对他格外通融，使他避免了破产赔累。后来，伍家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和美商船只的保商，与英美商人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东印度公司认为伍秉鉴“是一个最有用的行商”。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伍秉鉴串通其他行商，带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据道光元年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向上奏告：“频年以来”，英美等国商人夹带鸦片来粤偷销，但“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洋商内伍敦元（即伍秉鉴）系总商居首之人，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②。道光十三年（1833），伍绍荣为来泊广州的一艘英国皇家战船在总督面前疏通，使其“得到总督极其有礼貌的照顾”。怡和行不仅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份额中占有很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页32。

② 马士：《英东印度公司对货贸易编年史》卷3。参见文钦：《明清广州中西贸易与中国近代买办的起源》，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1 辑，页323，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③ 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8。

①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页14。

② 《粤海关志》卷18《禁令》，页17。

大比重，而且是该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的债权人。

美国早期的侵华主角、在华最大的鸦片贩子“旗昌洋行”，就是在同怡和行的勾结中发展起来的。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贸易后，伍秉鉴专与旗昌洋行合作，通过旗昌洋行，租用旗昌洋行的船只，将茶叶运销世界各地。十三行被废止后，伍绍荣将其资本附股于旗昌洋行。当旗昌洋行在上海筹建轮船公司时，在五十万元资本总额中，伍氏竟占三十万。

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买办成为了西方资本的附庸，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行商资本已成为近代买办资本的胚胎。

清廷由于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 年8月29 日），与英国侵略者签定屈辱的《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中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样，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制度遂告废除。原十三行改称茶行，继续经营茶、丝等大宗贸易。至咸丰六年（1856），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船事件，再次进攻广州。广州守城的兵勇及居民，愤恨外国侵略者的横暴，“出城烧十三洋行，毁灭英、美、法商馆”。十三行使在大火中寿终正寝了。十三行的对外贸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十三行每年进出口总值在十八世纪末期已达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八百万银元，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则约值四千万元。这就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以及沿海城镇的发展。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专为出口而生产的行业，特别是丝织业、种茶业十分兴盛。由于贸易的繁荣，广州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当时在广州有直接或间接和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家近千户，另有茶商一千多，手工业如丝织业技术上达到很高水平，“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①”。广东的澄海“自展复以来”，各种货物“千艘万舶”，由此输送到各地。而“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这个不大的地方，竟也变成“高（商）牙错处，民物滋丰”的“海隅一大都会”①。这些都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密切了内地与边远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联系。

但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十三行进口的纺织品，对中国的棉纺织业有一定的打击，而后期勾结外商走私鸦片，白银从流入变为流出，以及烟毒散布，十三行也是难逃罪责的。

① 乾隆《广州府志》卷48，页21、22。

① 《澄海县志》，嘉庆二十年刊本，卷8，《埠市条》。

第五节　物价

谷物价格

清代粮价的基本趋势是上涨的，大体上可划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和嘉庆、道光及其以后三个时期。据钱泳记述：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涨至二十四文。次年及四十八年均大水，米价虽稍落，每升仍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余文，二十年以后，连岁丰稔，每升十四五文为常价。五十年大旱，每升涨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常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文之间。

钱泳反映的是江南苏、松一带的米价。每升七文，则每斤仅有五文左右，按官方规定每石百二十斤算，合价为五六百文，合银四至六钱，江西清江的谷价是顺康之际二三钱一石，雍正间四五钱，乾隆十年五六钱，乾隆末更涨。福建莆田谷价，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间，每石由二钱、三钱涨至六钱①，则米一石之价当在九钱至一两之谱。钱泳等的上述记载与其他许多有关江南米价的报导是一致的，李煦根据康熙帝的旨意，按年定期向皇帝奏报苏州、扬州一带康熙三十至六十年的米价，所有白米大都是每石九钱至一两一钱，个别的高达一两三四钱②。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奉贤稻谷石价为一千七百五十文，而当时银价是每两换钱八九百文，米石折银至少应在二两五左右③。嘉庆二十五年，江苏各地上米价是：江宁府每石二两一钱八至三两三，苏州府每石二两三钱五至二两八，松江府每石二两一钱五至二两九，常州府每石二两至二两六，镇江府每石二两一钱至二两八，淮安府每石二两六至四两二，扬州府每石二两三至二两九，徐州府每石二两七至三两七，太仓州每石二两八至二两九钱五，海州每石三两七钱七至四两五④。这是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的奏报，米价属中等，不是春夏之交的昂贵价格。咸丰同治年间的上海米价也是每石二两四五钱至五两⑤。

湖南是鱼米之乡，四川是天府之国，其粮食供应比较充足，但米价仍上涨一倍至三倍以上。四川涪陵，雍正十三年，米价每斗二百文，乾隆三十一年，每斗至七百余文，道光六年，又涨至八九百文⑥。每石由雍正年间的二千文骤涨至道光时的八九千文。

① 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一·旧闻》。《清史稿》卷308《杨锡绂传》，卷324《蒋兆奎传》。陈鸿：《熙朝莆靖小纪》。

② 《李煦奏折》中华书局版。

③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上）页136。中华书局版。

④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粮价，江苏省嘉庆廿五年十二月份粮价清单。⑤ 江苏出版《吴煦档案选编》第7 辑。

⑥ 四川涪陵抄本《夏氏宗谱·年岁记》，存涪陵市志办公室。

北方的麦价同样呈现成倍上涨之势。康熙三十二、三十四和四十年的山东邹县、郓城的小麦市价分别为石一两二钱五、一千五百五十文和一两八钱一分。乾隆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二各年，汶上县每石麦价分别为三千八、三千六、四千四、四千八、五千二、五千六百和六千余文。而道光二年，曲阜大庄麦每石卖至十二吊①。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奏报各地小麦价是：济南每石一两七钱四至二两八钱五，泰安一两一钱至二两二钱，武定二两零六分至三两七，兖州一两八至二两五，曾州一两七至二两八，沂州一两二至一两九，东昌二两二钱七至三两一，青州一两二钱三至二两六，莱州一两三钱二至二两二，登州一两四至二两八，济宁二两二至三两五钱五。北直隶各府同年奏报的小麦石价是：顺天府一两五钱九至二两五，保定一两九钱二至四两，永平一两二钱五至二两三，宣化一两至二两三，河间一两七钱六至三两四，天津一两五钱六至三两，正定一两一钱四至三两六钱六，顺德一两七钱一至二两五钱五，广平一两七钱至二两三，大名一两七钱六至二两一，承德一两二至四两一钱九，遵化一两九钱三至二两三钱七，易州二两一钱九至三两七，冀州一两八至二两九钱九，赵州二两零六分至二两六钱五，深州一两七至二两一，定州二两二至三两②。与康熙时的麦价比，普遍上涨一倍至三倍。

清代的粮价反映了五个问题。第一，清代前期的二百年，各种粮价普遍上涨。以南方的主食大米和北方的主食小麦而论，顺治至康熙初年，每石约银四至六钱，合制钱四至六百文，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间，每石约银一两至一两五六钱，个别的至二两，比诸顺治到康熙初年，涨了很多，由于当时的钱价一度上涨，合制钱仅为一千至一千五六百文。嘉道时。每石约银二两左右，由于此时银价上涨，合制钱为二至四千文。第二，粮食价格的变动除与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共同点外，还有年成丰歉和农业生产季节两个特殊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粮价的变动还有些特殊规律，同一地区和相同粮种，灾年的价格可以比之丰年高出几倍。第三，大米在南方和带皮小麦在北方，如均以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其价相近，但南方大米一百升，其重为百六十斤，北方如曲阜孔府，有以五斗为一斗者，麦子一斗合六十斤，二斗便合一石。又官府折漕，有以一百六十斤为一石者，熟米折价尚高于小麦。第四，南方的稻谷一石，一般为二箩、四斛近，约比大米、小麦贱十分之三左右，大豆价与米麦相近，小黑豆及黄豆价与苞米、高粱等杂粮同。小米价略高于杂粮，而与米麦单价或者略低，或者相同。第五，北方的上涨幅度大，南方小，而南方的川湖粮仓的粮价又比江浙人口密集之地贱。

① 齐鲁书社《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一册。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粮价，山东省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分粮价清单。直隶省市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粮价清单。

服用顾炎武谓明末“湖丝百斤，价值百两”①，湖丝一斤约合当时一石大米之价。清代康熙年间的丝价，根据李煦历年就当时苏杭扬州一带的行市向康熙帝所作的奏报，一般是纬丝每斤六钱多，单经丝每斤七钱多，线经丝每斤八钱多，最好的线经丝也只有八钱九。这都是康熙后三十年的价格①，但康熙题本记载康熙元年徽州丝坯二斤，抵算制钱五千文，则每斤值银二两多了②。这看来不是一种正常情况下的丝价，因为山东曲阜孔府于雍正年间多次购买白丝，都是每厅九钱八分，与《李煦奏折》所反映的南方丝价很相近③。清代蚕丝织品的计价单位相当混乱，以匹、段、尺、斤计者均有，而一匹的长度各地和不同时期又多不一致，每匹长五丈、三丈、一丈七者均有，同时各种布又几乎都有宽幅、窄幅两种。

清代丝绸制品价格，有许多是直接以尺为单位计算的，顺治时，帛一尺银一分八厘，红绢一尺六分；康熙时，潞绸一尺一钱六分；雍正时，山西绢一尺二分二厘；乾隆时，白杭绫一尺一钱，而嘉庆末年，则为一钱五分，而且地点都是在山东曲阜。同在嘉庆末年的山东曲阜，一方面，发现红绸缎每尺高达五钱，另一方面，又报导尺绸仅为一百文多点，按当时的银钱比价仅够一钱，同时东北的青缎也高涨至每尺七百文，约合五钱之谱。从顺治到道光年间，除潞绸价在康熙时一度为每匹五两外，其余所有的绢、绫、绸、缎，一般地都是每匹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五钱，山东曲阜的潞绸，在康熙中年也是每匹一两二钱。因此，可以认为：第一，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一般在每尺五十文到一百文之间，每匹银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之间，比明后期上涨了五成至一倍。当时山东和奉天出现的绸与缎每尺贵至五钱，非正常时价。第二，嘉庆、道光年间的制品价格继续上涨，但幅度不大，每尺在一百文至一百五十文之间，每匹一般为三千文至三千八百文，合银二两五至三两。第三，根据康熙时对潞绸一匹的长度规定和詹元相所撰《畏斋日记》纪录，当时无论是丝绸或棉布一匹的长度，一般均为三丈，但也有一丈七至两丈者。因此，根据社会上按习俗较多记载的制品一匹的价格可以推算出一尺的单价来。

清代前期的棉花价格，徽州在康熙四十至四十二年为每斤五十二文至八十七文多①。从道光六年至十六年，直隶遵化为每斤一百二十五文，山东齐属为一百文，西安为三百文，贵州合银一钱，约一百一十至一百三四十文，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郭造卿访闽山寇议》。

① 第一历史档案馆：《李煦奏折》。

②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题本编号517。

③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15 册《三、二食物价》。

① 詹元相：《畏斋日记》，《清史资料》四辑。

广西为一百二十一文，武昌为二百零四至三百文，贵州黄平为二钱一斤，约合二百二至二百七八十文②。棉花的质量相差很大，同时去籽皮棉与弹熟的花绒，价格亦有相当差距。但不论如何，道光年间的棉花较之康熙年间上涨了一倍以上是绝无疑义的。即从康熙年间的每斤五十至八十文上涨至道光年间的每斤二百文。

清代雍正年间，山东曲阜的麻是每斤二分一厘，合二十余文，嘉庆时，山东潍县合五十文，道光九年，陕西巩昌为每斤三十五文，而十七，十八年，四川忠州和成都则为九十文至一百文③。百余年间，其价同样上涨了一倍至数倍。

清代棉布价格的有关资料，以匹或以尺计价者都很多，当时各地和各种棉布一匹的长度虽多数以三丈为准，但也不完全一致，有色布和白布的价格也有所不同。当时各地布一尺的具体价格据资料记载，其折算办法是：凡顺治至乾隆年间，银一两折算千文，嘉庆道光年间银两折钱千二百文，米麦顺治至乾隆每石折钱千文，嘉庆道光时折钱二千文。总的看来，白布与夏布之价，无甚差别，有色布比白布价略高一点，如乾隆时的山东曲阜，深兰布每尺五十八文，鱼白布则为四十四文。嘉庆年间在曲阜，也是青布比所有白布价高，但道光十七年，广西桂林的青布和昭平县的白布，则都为二十六文多。实际上，无论有色布或白布还都有粗细之分，同样的细布，当然有色者比白色布要高，白细布与粗蓝布之价，很难有多少差别，甚至前者有可能高于后者。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山东曲阜孔府在嘉庆二十三、二十五年期间，所有粗细布价全是每尺百文以上，最高的白布价是每尺百四十文，比全国各地和各个时期的布价，其中也包括曲阜在此前此后的所有布价，都高出一倍至几倍。其比嘉庆以前的曲阜布价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也高出价格过多，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它一反常态，普遍比道光年间的布价高出一二倍。同一种孔府档案，记载乾隆时的双京蓝布是每匹八钱，双京毛青布匹九钱，油墩布匹六钱五分。道光年间的青布为每匹千八百文，白漂布为匹千二百文①。如以每匹三丈折算，乾隆时仅为每尺二十至三十文，道光时为每尺四十至六十文，绝无每尺高至百文以上的纪录。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京津和山东各地，常是制钱和京钱兼行，孔府档案有许多用京钱计价的记载，但有时标明京钱字样，有时则否。嘉庆廿三、廿五年所载各种布每尺百文以上准是用京钱算的，京钱二文仅合制钱一文，以百文和百四十文折半，则为尺布五十文至七十文，与前后各地的布价相差不远。第二，虚报冒领。还可能两种因素均有。所以孔府管事人员在财会账目上所记布价一般都比实际市价要高出不少。但也有部分如实报价的材料，如康熙年间的红布为每尺②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6140、6495、6544、6773、6965、6996 号。③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15 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6615、7001、7160。①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15 册。

十七文，雍正时的夏布为十二文一尺等。

澄清了上述一些枝节问题以后，约略可以知道，顺治康熙时一般是每尺布十余文至二十文之谱，嘉庆道光时，则每尺约三十至四十文，其间多数在三十文上下浮动。约比顺治康熙时高涨一倍至二倍。

各类副食副食种类包括方面较多，现仅叙述荤食、蔬菜水果、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以及糕点等几种主要的常用副食价格。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鱼价一般是每斤二十文左右，猪肉是每斤三十至三十五文，牛肉约每斤二十五文。鸭蛋银一钱四十五个，鸡蛋一钱五十四个，折合制钱百文合买鸭蛋四斤或鸡蛋四斤半，每斤约合二十五与二十二文。但有的记载鸡蛋十六个银四分，鸭蛋六十个银一钱五分，则鸡鸭蛋每斤均为三十文左右。嘉庆道光时，鱼一斤二十五至四十文，猪肉一斤五六十文，少数高价有至七八十文者，牛羊肉三至五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熟鸡蛋一个四文，每斤应在二十五至五十文之谱。①蔬菜价格随精细品种不同而有差别，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白菜每斤一至三文，葱每斤五文，蒜台每斤八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梨十至二十文一斤，这些都是道光年间的市价。

康熙时，枣子每斤十六至二十五文，道光时，每斤约四十文。①食油的价格，无论是北方常吃的豆油与花生油，或是南方吃的菜油（亦名清油），都与猪肉的价钱相近，康熙时，每斤为三四十文，道光时，上涨至七八十文。食盐由于一向实行专卖制度，产销全由官府控制，而私盐又不常涌入市场，因此，其价格变动更为复杂，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区，其差价有大至十倍以上者。按正常的行情，康熙时，一斤约价十文，嘉庆道光时，同一资料记载，有十七八文者，有二十文者，有三十文者，但最少者每斤仅三至五文，最高达五十五文。酱醋之价不相上下，道光时，曲阜孔府陈醋一斤，报价八十六文，陈醋之价比一般食醋价往往高出一倍多，加以孔府账房所报账目绝大多数都有严重的虚报现象。按明代行情，酱醋一斤大体与食盐一斤之价相当，即每斤二十文不等②。

① 詹元相：《畏斋日记》，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7356、7023、6948、7052、6980、6931、7197、7177、6701、6520、6065、3293（嘉庆六年三月）、6095、6069、6431、6095、6155、6302、6292、6497。

① 詹元相：《畏斋日记》，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7356、7023、6948、7052、6980、6931、7197、7177、6701、6520、6065、3293（嘉庆六年三月）、6095、6069、6431、6095、6155、6302、6292、6497。

② 詹元相：《畏斋日记》，《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十五册《道光元年支发食器杂货银钱账》。第黄烟有烟叶与烟丝之别，同是烟叶，也质量悬绝，即以道光一个时期而论，烟叶一斤最少仅为二三十文，最高有达二三百文者。以烟丝而论，以每斤二百文或三百文为常数。康熙时，烧酒一斤一百文，干酒为一百五十文，这是曲阜孔府虚报之价。道光时，有大量报导酒价的资料，一般每斤均在三十到六十文之间，最少者仅有十余文。道光时，白糖一斤约为二十至四十文，个别价昂为四十八文。茶叶一斤有六十四文者，有二百文者。③桃酥一斤有一百十几文者，有一百七十五文者，百粒糕一斤为二百四十文，鸡蛋糕一斤约二百七八十文。这都是嘉庆道光年间在曲阜孔府账房中所记的货价，其中虚假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如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大米每升或为七文，或为九至十文，雍正、乾隆初，每升也不过十余文，嘉庆十三年，江苏通州面粉一斤计价二十文，而孔府于雍正七年所报面粉账为每斤七厘，合四十至五十文，至少虚报一倍①。一般的糕点一斤约合面粉三四斤之价，即合制钱六十至八十文，精细点一斤约合面粉五六斤之价，即合制钱百文至百二十文。以此衡彼，孔府账房所报糕点之价，其虚数亦至少在一倍以上。

田价清代的地权和地价，由于商品交换的加剧而出现了一些复杂的现象，一种地权可以有几种买卖方式：一种叫绝卖。原卖主将土地出售后，地权便永远消失了，二种叫活卖。即在限期内将地权出售与人，契约规定期满允许卖主回赎，活卖期一般十年。三种叫典当，典当与活卖均可以回赎，是其相同点，但当卖与借贷有关，其典当年限也视借贷情况而定，因此，出卖与回赎的限制亦比活卖为多。四种是租佃或称租赁。租佃时，佃户不仅需要向原业主出备租金，而且须按年交纳地租。佃耕土地有的有永佃权，也有的没有，佃地人有不少还可以转佃。

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涨，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6381、7342、7298、7107、7256、7220、7369、6948、6828、6815、6850、4807、7223、6101、6094、6394、6192、6454、6852、6797、6958、6632、6400。包世臣：《安吴四种》卷7 上《中衢一勺》。

③ 詹元相：《畏斋日记》，《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十五册《道光元年支发食器杂货银钱账》。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6381、7342、7298、7107、7256、7220、7369、6948、6828、6815、6850、4807、7223、6101、6094、6394、6192、6454、6852、6797、6958、6632、6400。包世臣：《安吴四种》卷7 上《中衢一勺》。

① 《曲享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4、15 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3676 号。上者十余雨。今阅五十年，竟亦涨至五十余两矣”。

从叶梦珠的《阅世编》和钱泳等所述的一系列材料看，清代前期的地价变化同样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顺冶康熙年间，由于更多的原因，地价与明初一样十分低贱，有时甚至以田送人，人且不受，上等土地每亩不过数两，康熙后期，地价略见上涨，雍正摊丁入亩，又一度下落。乾隆时，其价稳定上升，但截至末年，每亩价未有达三十两者，从十八例档案分析，每亩过二十两者仅有四例，仅够全部材料的四分之一。道光时，所取档案十六例，每亩超过二十两者已达十例，超过了全数的六成，其中广西兴安每亩价高六十八两，浙江绍兴也每亩价将近六十两。因此，钱泳说，嘉道之际，地价每亩过五十两，是信而有征的。这时一般田土之价总在一亩二十两至三十五两之间。据此，对清代前期的地价可以总结如下：顺康之岁，每亩数两，乾隆时，亩价十至二十两，嘉道之际，则在二十至三十五两之间，但有少数地亩高达五六十两不等。

工价雇工种类不一，有日工（有的名零工、忙工）、短工（或月工、或二月，或为季工）、长工等。

日工和月工的工价应比长工高的多，因为日、月工全是在农忙劳动持续紧张的时刻应雇，无忙闲的调节机会。明代日工工价最少者为日银二分，合当时制钱十五六文，最多者日六分。清代顺治康熙时期，一般的也是日银二分至七分。明代人谓日取佣金四分，腹且不饱，清代也是如此①。顺治康熙间，虽每日佣金有二至七分不等，个别高的城市佣工甚至高达每日一百文、二百文之多，但多数是每日佣金三至五分，即制钱三十至五十文。清初的月工工价有一月二钱、三钱、一两和一两八钱者，相差三五倍至十倍②。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各种工价与清初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日工工价最少者为三十文，最多达二百文，但一般的为五十文至七十文，月工最少者为三百文，最多达一千五百文，但以八百文、一千文为常价，长工最少为三千文，最多至二十吊，但以十吊一年者为多。城市或城郊工价高，农村低。南方特别是江、浙、闽、广等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工价特点是悬殊不大，而且比较稳定。北方则有的很高，有的相当低，如道光三年，陕西甘泉长工一名高达二十千，同时候，甘肃、河南一带，则三千、五千者亦复不少。其所以然，盖因南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正在形成，包① 参看黄冕堂：《明史管见》卷3《明代物价考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朝题本》（三）编号253、254。

②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题本》编号516、517、519。《顺治朝题本》编号253、254、207。《雍正朝题本》编号619、622。

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商品都在酝酿出一个近似的市场价格，除非有特殊变故，一般不容易出现大涨大落现象。当然，南方地域广阔，也不能一律看待，有某些较偏僻贫苦的山区，情况与北方无异。东北地区多数都是劳工价格高，长工一般都在十千至十三千之间，年钱十六千者且不少。东北是一个新开化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但却人烟稀少，劳动力缺乏，关内许多先进的技术输送进去以后，社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工价比全国许多地区都高，而且是稳定的。这也是东北所以对关内许多人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七章　政权机构及其职能

第一节　职官制度

清代职官制度，大抵沿袭明代而略有损益。这一制度发端于努尔哈赤兴起建立后金，扩大于皇太极，仿照明朝，设官分职，改后金为大清时，已初具规模，入关后逐渐完善，遂为一代定制。

朝廷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代的中央机构中，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军机处及六部最为重要，有的参与决策，有的负责执行，为权力的中枢。其成员，初皆满人，后来满、汉并用，但是满官高于汉官，直到清中叶，满、汉官品相等，满仍掌握实权。议政王大臣会议清前期的主要决策机构，号称“国议”。源于努尔哈赤时的诸王大臣议政、议刑制度，皇太极时进一步扩充，并使其在决定军国大事上起很大的作用。历顺治、康熙、雍正各朝，都由满族王公大臣充当其成员，表现出满族在清朝统治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随着皇权的加强和满族贵族的衰落，议政王大臣会议完全被废除①。

内阁皇太极时，先建立了文馆，后改为内国史、内秘书、内弘文院。

内阁就是由“内三院”发展而成。顺治十五年（1658）正式称内阁，设官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中书、中书舍人等，大学士皆冠以殿阁之名，称为中和殿（乾隆十三年裁，增体仁阁）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常设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其权之重在于“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②。尤其是进呈章奏和代拟批旨，就是所谓“票拟”，关系更大，所以内阁大学士是事实上的宰相。其下办事机构有典籍厅，满、汉、蒙古本房，满、汉签票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副本处，饭银库等。俱由大学士以下官员任职和经办。

军机处也是最高中枢机构。始于雍正四年（1726），为筹备对西北用兵而设的军需房，七年改为军机处，十年颁发印信，是由内阁分出的“行政总汇”③。军机处的特点是与皇帝更接近，机密性强，官员少。设官为军机大臣、大臣上行走，或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被视为宰相。属员有章京，满、汉各十六人，分掌满、汉文字④。俗称军机大臣为“大军机”，军机章① 《清高宗实录》卷1389，第26—27 页。

② 《清史稿·职官一》卷114。

③ 《清德宗实录》卷564，第12 页。

④ 《光绪大清会典》卷3。

京为“小军机”。

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的官吏、财政、教育、军事、司法、建筑等行政事务。天聪五年（1631）初设，均以满洲诸王贝勒一人领之，下设承政、参政等，满、汉、蒙参用。入关后改为每部设尚书，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员。尚书从一品，为之长，侍郎正二品，贰之，俱满、汉各一人。清朝不正式设宰相，六部直接受皇帝控制。六部的机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属官，有堂主事、司务厅司务和缮本笔帖式，由满洲、汉军、蒙古若干人为之。二是办理政务的分司，即清吏司，其中吏部有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个清吏司，户部按地区分设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十四个清吏司，礼部有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个清吏司①，兵部有武选、车驾、职方、武库四个清吏司，刑部有按地区分设的直隶、奉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七个清吏司，还有一个专职督捕的清吏司，工部有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每部清吏司的设官均为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由清宗室、满洲、汉军、蒙古、汉人中选任之。此外，六部还有若干其他机构和附属机构，属内部的有督催所、当月处，官员由各司郎中、员外郎等担任。附属机构有户部的宝泉局，银、缎匹、颜料三库，仓场衙门及税关，设官多为满，汉并用，惟三库郎中、员外郎、司库、大使等皆由满洲人充任；有礼部的铸印局、会同馆、乐部等，设官或满洲人，或汉人、朝鲜人充之；有刑部律例馆、秋审处，设官由尚书、侍郎或委其属员充任，满、汉兼用。有工部的节慎库、制造库、宝源局及皇木厂、琉璃窖、料估所等，设官郎中、员外郎、司库、库使等，满员多于汉员。

整个清朝统治机构，如运转中之机器，除中枢机关外，尚有辅助机关，或作为补充，或作为制约，构成为其不可缺少之一部分。

都察院始设于崇德元年（1636），“班六部上”①。掌监察，整肃纪纲，并参与九卿议大政事，既为天子耳目，纠劾百官，亦以之控制言论，表达舆情，因参与处理重大刑事案件，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初设承政、参政各官，顺治元年（1644）改为左都御史，从一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俱满、汉各二人，掌院事。都察院内机关有经历司、都司厅等，并设十五道，各冠以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方名称，实则纠察朝廷内外官邪，并稽在京各衙门库仓，以及查核各省刑名。还有都察院统辖的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各科，原为独立机构，雍正元年（1723）改隶都察院。其职① 宣统时因避溥仪讳，改仪制为典制。

① 《清史稿》卷237《张存仁传》。

掌主要是监察六部，以“言职”著称②。每科设掌印给事中、给事中等官，俱满、汉各一人。其下笔帖式，满洲十八人。其权势甚大，每日抄发内阁题本，有“封驳”之权，即发现不便施行者，可以封还，错误者，可以驳正。大理寺掌平反刑狱，为三法司之一，可参与九卿议大政事。设官有卿，正三品，掌寺事，少卿，正四品，贰之。凡重大案件，先经刑部审明，送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如有情罪与律例不符，许与刑部，或再与都察院两议，上奏皇帝裁定。寺内属官有堂评事，满洲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左、右寺丞，满洲、汉军、汉各一人，左、右评事，汉各一人。

通政使司掌各省题本，校阅后送内阁，并参与九卿议大政事。设官有通政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参议，正五品，俱满、汉各一人。通政使掌司事，副使、参议佐之。属官有经历司经历、知事，分掌出纳文书。

理藩院掌管少数民族的机构，由崇德三年改蒙古衙门而建。初设承政、参政等官，顺治元年改为尚书、侍郎，其重要事务由旗籍、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徕远六个清吏司分管。旗籍掌内札萨克（内蒙古）的疆域、封爵、谱系、会盟、军旅、邮传等事。王会掌内札萨克颁禄、朝贡、赏赐等事。典属掌外札萨克（外蒙古）部旗、邮驿、互市及内外喇嘛。柔远掌外札萨克喇嘛、俸禄、朝贡等事。徕远掌回部（新疆）札萨克及中亚一些国家朝贡往来。理刑掌各少数民族刑罚案件①。各清吏司设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俱由满洲、蒙古等少数民族或极少数汉军担任。

翰林院储备人才之所。设官有掌院学士，从二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俱从四品，满洲各二人，汉各三人。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无定员。掌院学士掌修国史笔翰之事，并备顾问。侍读学士以下掌撰文章或于侍从。庶吉士不任事，入馆学习，三年考试，分别散留。属官有典簿厅、待诏厅主事、典簿等。

国子监最高的教育机关，实是大学堂。设官有管理监事大臣、尚书、侍郎、祭酒及司业，由满、汉大学士中特简。祭酒从四品，司业正六品，掌“成均（大学）之法”②，主持教学及考试。其属有绳愆厅、博士厅、典簿厅、典籍厅，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官，满、汉并用之。

钦天监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机构。顺治元年设，官有管理监事王大臣一人，监正，正五品，满汉各一人。监正掌监事，每年终奏新历，礼部颁行。历官正者有满洲、汉军、汉人，还有西洋传教士。其属主簿厅与时宪、天文、漏刻各科，设主簿与五官正、灵台郎、监候、司晨、司书、博士等，分掌章奏文书，制历法，观天象，辨禁忌。

像历代统治一样，清朝也为皇帝爱新觉罗氏一家设置了庞大的服务机② 《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68。

② 《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构，进行有效的管理并成为整个清代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宗人府顺治九年设，位居内阁、六部之上，掌皇族之政令，凡生子、继嗣、婚嫁、爵秩始末，按宗室（俗称黄带子）、觉罗（俗称红带子）分别世系嫡庶，记入黄册或红册。生者书红字，死者书墨字。十年修一次。官有宗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俱各一人，由满洲王、公充任。宗令主府事，宗正、宗人佐之。

内务府管理皇家事务的总机构，“供御诸职，靡所不综”①。入关前已设，入关后一度仿明制设十三衙门，重用宦官管事，康熙即位后复改为内务府，设总管大臣，正二品，由满洲大臣中特简。其属堂郎中、主事各一人。直辖的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分掌银、缎、茶出纳，财政收支，户口徭役，祭祀礼仪，武职选授、俸饷、采猎、刑案，府第修缮，庀材饬工、牛羊牧放等事。设官有总管郎中、郎中、员外郎等。兼辖的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各掌皇帝所用马匹，器械，苑囿，三院设官除兼管大臣外，还有卿、郎中、员外郎、主事等。

詹事府顺治元年仿明制而建，为皇子或皇帝服务。设官有詹事，正三品，少詹事，正四品，俱满、汉各一人，掌文学侍从，并参与九卿科道会议。其下左、右春坊，左、右庶子，左、右中允，左、右赞善，俱满、汉各一人，掌记注撰文。经历司洗马，掌图书经籍，主簿厅主簿，掌文书收发。

太常寺管理坛庙祭祀的机构，始建于顺治元年，归礼部，后虽独立门户，仍由礼部满尚书兼管寺事大臣。又设卿，正三品，主寺事，少卿，正四品，佐之。属官有寺丞，赞礼郎等。

光禄寺掌典礼祭祀宴席供应之政令，顺治元年设，曾隶礼部，后分立，仍简大臣一人管寺事。又设卿，从三品，主寺事，少卿，正五品，佐之。属官有典簿厅典簿，掌文书往来；又大官、珍馐、良酝、掌酝四署设署正、置丞及司库等官。

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顺治元年设。除派大臣一人兼管外，设卿从三品，主寺事，少卿正四品，佐之。其属分左、右二司和主簿厅。官有员外郎、主事及附属马厂按马群所设之牧长、牧副、牧丁，按地区所设之总管、翼长、协领等①。

鸿胪寺掌朝会宾客“赞相礼仪”的机构。顺治元年设，经常由礼部尚书兼管寺事大臣。又设卿正四品，主寺事，少卿从五品，佐之。其属官鸣赞、序班、主簿，分掌傧导赞唱、百官班次及章奏文书。

太医院研究和供应医药的机构。乾隆五十八年（1793）特简满洲管院事王大臣一人，经常主持院事则设院使正五品，左、右院判正六品，俱汉一人。其属御医、吏目、医士、医生，各专一科。共分大方脉、小方脉、伤寒、① 《清史稿》卷118《职官五》。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72。《清史稿·职官二》太仆寺有目无文。

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正骨九科②。御医分班侍值，在宫内称“宫直”，在外廷称“六直”。

地方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朝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和巩固时期，在辽阔广大的疆域之内根据地区特点和统治需要，清朝在地方上建立了政权机构并设置了相应的职官，形成了一套地方官制。

清朝在燕京地区建立了顺天府，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奉天府；一在首都，一在留都，其设官分职属于一种特殊类型。

顺天府乾隆八年（1743）定顺天府之地为四路厅、二十四州县，州县隶属于路厅。设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总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条教，“以成首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权力大，品级高，如升调州县官，可与总督会衔。府丞掌学校政令。属官有治中、通判，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皆汉人。儒学教授，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县，知州、知县正七品，俱各一人。大兴、宛平二县并与五城兵马司分区而治，比外县高一品级。

奉天府天聪八年已尊为盛京，顺治元年清入关，原来盛京的六部俱废。

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又重建户、礼、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称“盛京五部”。又设盛京内务府，为外地所无。自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行省。奉天府所辖地方为府二，兴京同知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五，县十四。设官有兼领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盛京将军兼辖。府尹，满洲一人；府丞，汉一人，品级同顺天府。属官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决之，大事呈报。

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大行政区域，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其设官分职如次：总督省级的最高长官，全称为总督某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个省，其中内地十八省为沿袭旧制或以旧制为基础，其余四省在边境并为清末所置。这些省是：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督管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地方军政事务，尤其侧重于军事。雍正元年定总督加衔制，加尚书衔的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余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正二品② 《光绪大清会典》卷81。

①。有清一代，全国共设总督九人，即东三省、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②。此外还在省级地方设有专门管理漕运的漕运总督和治河的河道总督。

巡抚总督之下设巡抚，其全称为巡抚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或节制各镇，职权很广泛。有的加侍郎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巡抚基本上是管一省，也侧重于军事，但比总督管民政更多，为总管一省军事、行政、监察及教育在内的高级长官。清朝所设巡抚共二十一人，其中由总督兼的有奉天、直隶等八人，单独设的有江苏、安徽等十三人。山东、山西等五省巡抚皆兼提督衔，贵州巡抚兼节制兵马衔①。

提督学政各省一人，由侍郎或科道进士出身的官员中委任，带原品级，掌学校和科学考试之政令。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简称布政使司或藩司。布政使，从二品，每省一人，只有江苏二人，实际是一省长官，上承朝廷旨令，下帅府、州、县官，但因有督抚之设，渐居次要了②。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照磨所照磨，理问所理问，库大使、仓大使等，分掌出纳文书、照刷案卷、审核刑名以及保存档案、财政收支等。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各省均设，简称按察使司或臬司·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比布政使地位略低，掌司法监察，“澄清吏治”，常与布政使并称为“布按”。其下设知事掌勘察刑名，司狱检察囚犯，经历、照磨所掌同藩司。

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清朝在各地所设盐务衙门。最高的长官是盐政，由总督、巡抚兼任。实际办事的是盐运使，从三品，奉天、直隶、山东、两淮、两浙、广东、四川各一人。也有的省设盐法道。盐运使司及盐法道之下有盐务分司、盐课提举司、盐课司、盐引批验所等。

道员清代各省设道员，正四品，或有专责，或作为布、按副使。专责者有督粮道或粮储道，简称粮道；又有管河道或河工道，简称河道。官则有的单设，多数为兼任。其他如驿传道、海关道、屯田道、茶马道等，一般由当地同品级官兼道员。作为布、按副使者，有分守道与分巡道。守道由布政使下的参政、参议发展而来，巡道是按察使下副使、佥事演变的结果。初设只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后来有的统辖全省，有的分辖三四府之地。为此，守、巡二道由原来临时性差使变为固定的地方长官。而且前此守道主管钱谷，巡道侧重刑名，久之两者各加兵备衔，所掌渐趋一致。乾隆、嘉庆时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② 详见《清史稿》卷116《职官三》。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又准其密折封奏①，权势日益加重，以致有人视道为省下、府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实际上道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不过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

府官府是省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为一府长官，从四品，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年一考属吏，具其优劣上报。一切要政皆需通过督、抚允准乃行。清朝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故严谕督、抚对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协助知府，分掌粮盐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众诸职。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

厅州官清朝有直隶厅、州和一般厅、州。凡统治地方人多并直隶于布政使司的为直隶厅、州，地位与府大致相同。厅设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设官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清朝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直隶州七十三个。其外的厅、州，称为散厅、州，地位略同于县。至清末，全国已设散厅七十八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②。散厅、州设官与直隶厅、州相同，而品级差一等。散厅、州属府管辖，个别的隶于将军或道员。县官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清末全国已设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每县设官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知县掌一县治理，主要是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

府厅州县的职官，还有府厅教授，厅州学正，县教谕，府厅州县训导等，分别掌管各该地方学校的教育与教学。州县关津尚设巡检、驿丞、闸官及税课司大使、河泊所大使等。

清朝在西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建职官制度，既不同于京畿、东北和内地各省，在这些地区之间又有很大差别。

内外蒙古的盟旗制清朝以大漠为界，将蒙古分为漠南内蒙古和漠北外蒙古①，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盟旗制度。盟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旗隶于盟。内外蒙古的盟旗设官基本相同。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又名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又设协理副之。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札萨克等官员多数都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并经清朝封有爵位的王、贝勒、贝子、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5。

②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222—224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63。

公、台吉等人。

内蒙古的盟旗是把原来的二十四部，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具体组合是，东四盟：哲里木盟统十旗，卓索图盟统五旗，昭乌达盟统十一旗，锡林郭勒盟统十旗；西二盟：乌兰察布盟统六旗，伊克昭盟统七旗。清朝在这些盟旗之上由理藩院及派驻地方的将军、都统进行管辖。他们是，盛京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六旗；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和杜尔伯特旗等；热河都统监督卓索图盟五旗及昭乌达盟十一旗；察哈尔都统主要掌管察哈尔八旗及四牧群，其外监督锡林郭勒盟十旗；绥远城将军管辖土默特二旗并监督乌兰察布盟六旗及伊克昭盟的鄂尔多斯七旗。

外蒙古虽在清入关前已建立了“九白”的常贡关系，但入关后一度受噶尔丹的骚扰，直到康熙平定噶尔丹之后才恢复并确定外蒙各部的牧地。清封各部首领为汗和王、贝勒、台吉等，如内蒙一样建立盟旗制度。其各部所组合的盟旗是：喀尔喀四部及附额鲁特、辉特部四盟、八十六旗；杜尔伯特部及附辉特部二盟、十六旗；新土尔扈特一盟、三旗。此外札哈沁、明阿特、乌梁海部等，虽也有旗之设，却不属于外蒙古各盟。清朝对外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防将军或大臣等。其中定边左副将军（或称乌里雅苏台将军）为当地最高统治者，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一人由蒙古王公担任，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一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

青海蒙古的盟旗制清代的青海主要为蒙古额鲁特部居牧之地，共分五部、二十九旗。即：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喀尔喀部一旗。还有察罕诺门汗部自编一旗。每旗各设旗长，掌治一旗，属官之设如内蒙古。旗之上，青海各部与察罕诺门汗部一旗共会一盟，但是不设盟长，而以清朝驻西宁办事大臣莅盟统辖之。道光三年（1823）又分河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人①。

新疆的盟旗制和伯克制新疆在清末建省之前，曾就额鲁特旧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实况，如内蒙设盟旗制。即：旧土尔扈特部为盟四，和硕特部为盟一。盟下为旗。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旗设旗长（札萨克）一人，掌盟、旗政令。但是盟长由清朝政府任命，旗长则基本是世袭。此外新疆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清代称为“回部”。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曾设旗，部长被授札萨克。自康熙至乾隆平定回部诸乱之后，在这些地区不设札萨克，而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67；《清史稿》卷79《地理二十六》。

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①。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了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以及乌鲁木齐都统、副都统，分管所在回城事务。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清代称藏族为图伯特，或唐古特，所居地区分为卫（前藏）、唐（又称喀木）、藏（后藏）、阿里（又名喇里）四部。崇德年间达赖及班禅已派人贡于清朝，经康熙至乾隆，先后平定噶尔丹叛乱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清朝在西藏便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为达赖喇嘛，驻前藏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驻后藏扎伦布，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在宗教上班禅略低于达赖，在政权上达赖高于班禅。前藏行政机构主要有噶厦和商上。噶厦为总管藏务会议厅，设三品官噶布伦四人。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布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掌道路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①。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

清朝在西藏设官始于雍正五年，派驻藏大臣二人，驻前藏，统管前后藏地方及喇嘛事务。后改为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分驻前后藏。按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实际驻藏大臣职权更大，是清政府的代表。达赖、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抽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西南地区的土官制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历来居住蒙、藏、瑶、壮、彝、黎等少数民族。清朝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以当地的土著人作各级行政机构的长官，清朝政府予以承认，但是当官的人可以世袭，这就是土官制。有文武两类，文官如知府、知州、知县等，皆加“土”字。武官有指挥使司指挥使、长官司长官。从正三品至正七品。此外还有土游击、土都司、土守备等。清朝定制，文职土官共七阶，武职土官共五阶。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文隶吏部，武隶兵部。在地方上各归所在总督、巡抚或驻扎大臣、办事大臣等统辖。

① 《清史稿》卷117《职官四》。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67；《清史稿》卷117《职官四》。

军事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朝以武功定天下，入关前就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入关后又在进行武力征服和巩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人数更多的绿营兵制。同时对原有的八旗作了整编和改组，形成了禁旅八旗、驻防八旗和绿营兵的新的军事体制。

早期以三百丁为一牛录（后改为一二百丁），立一牛录额真，汉称为佐领。五牛录为一扎拦（甲喇），立一扎拦额真，汉称为参领。五扎拦为一固山（汉译为旗），立一固山额真，汉称为都统。固山额真立左、右美凌额真，汉称为副将。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旗纛相区别，名为八旗。最先建立的是四正色，后扩充为四镶色。初建时仅为八旗满洲，继之又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合之实为二十四旗。因为人数无论如何增加，只扩大牛录的数目，旗始终不变，所以总称八旗。清入关后，分置八旗满、蒙、汉军于北京城，按左、右翼方位而居：左翼镶黄在东北，依次而南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在西北，依次而南正红、镶红、镶蓝。星罗棋布，“拱卫宸居”①。据乾隆后所编《大清会典》记载，京城的满洲佐领六百八十一，蒙古佐领二百零四，汉军佐领二百六十六，驻防佐领八百四十，总共近二千个佐领。八旗军队总兵额约二十万，其中十余万为禁旅八旗②。

侍卫处禁旅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守卫皇帝的任务。原来清朝皇帝自领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余称“下五旗”。侍卫处即由上三旗、宗室及“外藩”中选拔材武出众的子弟为侍卫，并以勋戚大臣为统帅而组成的一支军队。顺治元年定制，设官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内大臣从一品，散秩大臣从二品，等。侍卫分一二三四等。领侍卫内大臣“掌上三旗侍卫亲军之政令”，在内大臣、散秩大臣协助下，宿卫扈从，执行禁旅大将军的职能。侍卫处设协理、主事、笔帖式分掌章奏文书。侍卫掌营卫轮班宿卫，并受侍卫班领、署班领、侍卫什长分辖①。

骁骑营始于入关前的随营马兵阿礼哈超哈。顺治初定制为八旗都统所直辖。由马甲、领催、匠役等人组成。马甲按满蒙、汉军各佐领数抽调，各为营。领催又是从马甲中选拔的优秀人才。匠役是每佐领均有弓、矢、鞍、铁匠等。设官与八旗同，都统从一品，掌骁骑营之政令，副都统正二品，参领正三品，佐领正四品，分管上命下达及户口、田宅、兵籍等具体事务。前锋营始于入关前的噶布什贤超哈，为精锐的前哨兵，田八旗满洲、① 福格：《听雨丛谈》卷1“八旗方位”。

② 魏源：《圣武记》卷11“兵制兵饷”。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82。

蒙古佐领下抽调组成。顺治元年定营制，分左、右翼。设官为前锋统领，正二品，左右翼各一人，参领正三品，侍卫正四品，前锋校正六品，等。统领掌前锋营之政令，参领、侍卫掌督率前锋“警跸宿卫”，或与前锋校等分管文书事务。

护军营由八旗初设的巴牙喇营发展而来，从八旗满洲、蒙古中选拔的精锐兵组成。设官有护军统领正二品，参领正三品，副参领正四品，委署参领给五品顶戴及护军校正六品，等。统领掌护军营之政令，担负皇帝一切护卫任务。参领、副参领率护军扈从和宿卫，或与护军校等分掌文书章奏。步军营清初已有满、蒙、汉军组成的步军营，总计步军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康熙十三年（1674）定步军统领兼提督京城九门事务，三十年又兼管巡捕三营事务，乾隆时扩编为五营。于是步军营设官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从一品，由皇帝亲信大臣兼任。统领掌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军五营将士，周围巡哨，以卫京邑，总兵佐之。步军营的特点，一是合满、蒙、汉为营，皆隶于统领；二是五城巡捕营步兵万人皆绿旗兵，亦隶步军统领，附于八旗禁旅①。

此外禁旅八旗还有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健锐营、虎枪营等营制和官兵，担负各种特殊任务。

清军入关后，建立八旗驻防制。将十余万八旗劲旅派往京畿、东北、内地及边疆险要驻扎。各地驻防八旗，合满、蒙、汉军为营，编佐领，官兵旗籍仍隶京旗佐领。驻防官署称为衙门，有将军衙门、都统衙门等，均将官衔列于衙门之上而连称。衙门机关根据事务繁简设主事、笔帖式办理日常事务，长官主要有将军从一品，都统从一品，专城副都统正二品。他们带领军队，驻扎一个地方，“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②，构成一个小社会，无所不管。有的还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城守尉、防守尉及参领、协领等官，协助为治。各省以将军、都统、副都统等为首的驻防分布大致是：盛京将军（驻盛京，今沈阳市）、吉林将军（驻吉林，今吉林市）、黑龙江将军（驻齐齐哈尔）、绥远城将军（驻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江宁将军（驻江宁，今南京市）、福州将军（驻福州）、杭州将军（驻杭州）、荆州将军（驻荆州，今江陵县）、西安将军（驻西安）、宁夏将军（驻宁夏）、伊犁将军（驻伊犁）、成都将军（驻成都）、广州将军（驻广州）、热河都统（驻承德）、张家口都统（驻张家口）、密云副都统（驻密云）、山海关副都统（驻山海关）、青州副都统（驻青州，今益都）。此外有山西驻防城守尉两人，一驻太原，一驻右卫（今右玉县），河南驻防城守尉一人，驻开封，均隶巡抚管辖。

绿旗兵，又称绿营兵，因使用绿色旗帜而得名。清入关后始建绿旗兵，① 魏源：《圣武记》卷11。

② 《清史稿》卷117《职官四》。

主要是收编明朝的汉人旧军队，将官也是用明朝军队的旧名称。这支绿旗武装兵额在六十至八十万左右，超过八旗兵三倍以上，是清朝建立和维护在全国统治的经制兵，起着重要作用。

清朝的绿旗兵，除少数驻防北京城，直隶禁旅以外，绝大多数驻防全国各省。绿旗兵以营为基本单位，营制构成系统是标、协、营、汛。在地方上属总督、巡抚、总兵、副将等统率。总督为最高长官，其直属之兵称为督标，依次是巡抚，所属称抚标，提督所属称提标，总兵所属称镇标。驻防将军、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所属分别称为军标、河标、漕标。副总兵（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千总、把总所属称汛①。

绿旗兵单独营制的最高长官是提督，全称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掌节制镇、协、营、汛。下设镇守总兵官正二品，统辖本标官兵。副将从二品，为提镇分守，或综理军务。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或分掌分防军政，或充中军并兼理营务、粮饷等。清代各省绿旗提督主要有：直隶提督（驻古北口），四川提督（驻成都），广东陆路提督（驻惠州，今惠阳）、水师提督（驻虎门），广西提督（驻柳州），云南提督（驻大理），贵州提督（驻安顺），江南提督兼水师（驻松江），陕西提督（驻固原），甘肃提督（驻甘州，今张掖），新疆提督（驻乌鲁木齐），福建陆路提督（驻泉州）、水师提督（驻厦门），浙江提督兼水师（驻宁波），湖北提督（驻襄阳），湖南提督（驻辰州）。尚有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巡抚兼提督。

第二节　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产生的历史背景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特殊的治理国政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密切相联的。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君臣君民的隶属关系。天命年间，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是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二贝勒阿敏主镶蓝旗，三贝勒莽古尔泰辖正蓝旗，四贝勒皇太极领有正白旗，镶白旗为汗之长孙杜度辖领。汗之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汗赐予的若干牛录。

由于各旗主贝勒的强大权势及其激烈争夺汗位，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向八旗贝勒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43。

度，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汗与八贝勒并肩而坐，同受大臣国人朝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故，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汗，以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全国军政要务。

雄才大略的皇太极对这种“共治国政”制十分反感，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权势，提高汗的权力。天聪四年，他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将其定为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幽禁终生，以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继任镶蓝旗旗主。天聪九年底，又追定已故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亲弟德格类谋叛大罪，将正蓝旗并为己有，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并借故训斥大贝勒代善。这样一来，旗主贝勒的权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难以延续下去了，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应运而生。

崇德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天聪十年（1636）四月，大贝勒代善等八旗贝勒大臣尊天聪汗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皇太极分封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为多罗郡王，杜度、阿巴泰为多罗贝勒。崇德二年（1637）四月，帝又命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各旗又各设议政大臣三员。此时的亲王、郡王皆是议政王，杜度、岳讬、阿巴泰等在天命年间就是“议政贝勒”，此时继续与议国政，八固山额真原来便系在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加上各旗专设议政大员三员，及几位被帝指定议政的贝勒，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或“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全部成员，约有四、五十人。

崇德元年起，清国正式进入在皇帝指挥之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军国大政的新时期。崇德年间（1636—1643），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不算广泛，各旗内部事务由该旗旗主贝勒处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务，如举行科举，佥拨差役，分配人畜财帛，兴建殿、堡、山陵工程，等等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务，由各管理部务之王贝勒督责本部官员，分别处理，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议决。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之职掌主要有二，一是军务，“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二是审理满洲王公大臣刑案。

这七、八年中，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是遵依皇帝之旨，对宗室贵族过误予以议处，以压抑王权，提高君权，加强专制集权制。第一件大案就是对岳讬的惩治。岳讬是礼亲王代善之子，封成亲主，主镶红旗，长期“统摄”兵部，机警聪睿，善于用兵，是当时诸贝勒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岳讬早年与皇太极交往密切，在任置皇太极为新汗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正因为其有才有权有功有势，与其父代善一起，红旗势力过分强大，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俩父子成为皇太极打击的主要对像。崇德元年八月，皇帝命诸王及大臣，议处岳讬，以根据不足之六事，给其定上心怀异志对君不敬之罪，实际上是罗织罪状，有意加害。王大臣拟议岳讬论死，或免死监禁、籍没，皇帝却命革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银千两①。次年八月十八日，皇帝命岳讬在八旗王公大臣较射时射箭，岳讬以臂痛推辞未遂，随意拉射，弓堕地，掷向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以其妄自尊大，议论死或幽禁籍没，皇帝命降为贝子，解兵部任，罚银五千两，暂令不得出门①。

第二件大案是处罚代善。崇德二年六月，皇太极命法司审理上年进攻朝鲜时违令人员。法司断言，代善犯有多选十二员侍卫、秣马于王京等六罪，拟议削王爵。皇帝命王贝勒贝子大臣会审，议政王贝勒大臣赞同法司之议。可能皇太极知道，法司与议政王大臣系揣摩己欲压抑红旗势力，因而小题大作，太过分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故仅“以代善罪状宣谕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群臣”，而“悉宥之”②。

此后，议政王贝勒大臣又遵依帝旨，多次议处代善、岳讬及其他王公，如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英郡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郡王阿达礼，贝勒阿巴泰、杜度、罗洛宏，贝子尼堪、博洛、公扎喀纳、篇古、博和托、屯齐喀、和讬、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等，皆因各种过失而遭受议处。这样一来，诸王权下降，君主权上升了。

顺治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发展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事务纷繁，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给予议政王大臣会议更加广泛的职权，议处军国大事。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与在京王贝勒大臣定议，“应建都燕京”，遂由沈阳迁都北京③。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命内大臣、六部尚书“偕诸王定议”，进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之事，王大臣遵谕赞同此议。顺治五年十一月，摄政王出京行猎，闻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临近边界，立“集诸王大臣议”，决定遣英亲王阿济格、郡王博洛、硕塞等，统兵戍守大同①。六年六月，多尔衮统军离京往征大同叛将姜瓖时，谕令各部事务由内大臣、大学士、固山额真谭泰等人裁处，“其军国大事，集英亲王、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公同商议”②。

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打击反对派，惩办与己不和的王公大臣，首先是集中打击肃亲王豪格及正黄、镶黄二旗拥戴豪格的大臣。① 《清太宗实录》卷30，页29。

① 《清太宗实录》卷38，页10。

② 《清太宗实录》卷36，页21。

③ 《清世祖实录》卷5，页15。

① 《清世祖实录》卷41，页16。

② 《清世祖实录》卷44，页26。

早在入关前夕，顺治元年四月初一，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其主肃亲王豪格欲与属员杨善等谋乱，辱骂多尔衮，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会鞫”，遂“夺其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诛杨善等四员大臣③。同年十月，以豪格从征，仍复王爵，但顺治五年三月初六日，豪格又被人讦告徇隐部将冒功，欲将杨善之弟机赛补护军统领，“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后奏称，“豪格应拟死”，多尔衮假示宽大，命免死幽禁，夺其所属人员④。豪格寻即幽死，妻被叔父多尔衮霸占。就在幽禁豪格之前两天，诸王大臣会议，郑亲王济尔哈朗与两黄旗索尼、图赖、鳌拜、巩阿岱、锡翰、谭泰、图尔格、塔瞻等八大臣，于太宗死时谋立豪格为君，拟议处死郑亲王、鳌拜、索尼、革塔瞻、锡翰、图尔格等人爵职，多尔衮降旨，降郑亲王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免死赎身；索尼免死革职赎身，黜为民；塔瞻等分别削爵、革职①。

多尔衮运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制裁反对派，固然收到了很大效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很快也要成为议处的对象。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议政王大臣会议进入到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权限很大。

福临相继命亲王硕塞、富绶，郡王多尼、济度、岳乐、勒都、罗科铎，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议政，加上原有的议政王济尔哈朗、满达海、博洛、尼堪、勒克德浑，以及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韩岱，共有二十名议政王、贝勒、贝子、公。皇帝又规定，六部满蒙尚书、蒙古八旗固山额真皆系议政大臣，大学士满洲希福、额色黑、图海，汉军范文程、宁完我一度也被任命兼议政大臣，后因“其在内院办事，不宜又在议政大臣之列”，方予取消。一些内大臣、侍卫、长史、护军统领如鳌拜、索尼、额尔克戴青、遏必隆等人，也被任为议政大臣，加上各旗议政大臣三员，多达六七十人，人数之多，成员之广，空前绝后。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责和权限也扩大了，并常与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联合会议。从其议处的内容看，主要包括以下十项。第一，审断重大案件。这主要是议处反对皇上的宗室王公及其党羽，如追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谋叛大罪，尽夺其母、子、妻封典，削爵籍没，将其正白旗改隶于皇帝，处死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削爵籍没，降其亲侄多尼（多铎之子）为郡王，斩杀其党贝子巩阿岱、锡翰，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吏部尚书谭泰、内大臣冷僧机等人。

第二，议处宗室王公、满洲大臣爵职的袭承晋封。顺治八年正月初十日，皇帝“命议政诸王、固山额真、大臣会议睿亲王子多尔博承袭事”（时尚未③ 《清世祖实录》卷4，页3。

④ 《清世祖实录》卷37，页15。

① 《清世祖实录》卷37，页2—14。

追罪多尔衮）。王大臣拟议，其俸禄、护卫名数及诸用物，三倍于亲王，将其原有百名护卫，裁去四十名，帝命留八十员。①第三，商议军务，议定对策，惩治败将。顺治十一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拒不听抚，抗不剃发，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密议速奏”，王大臣会议：郑成功“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其兵登岸，骚拢生民，若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剿捕，皇帝从其议。后郑成功进攻沿海州县，海澄公黄梧奏请诛戮其父郑芝龙，部议立即正法，皇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以闻”。王贝勒大臣议奏，应将芝龙及其弟、子正法，皇帝命免死、籍没，流徙宁古塔②。顺治十六年三月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以即将消灭南明永历帝，“请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进攻之三路大兵，“作何分留驻守”，兵部议奏，“留拨大帅官兵，镇守滇南，事关重大，请旨定夺”。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王大臣等议奏，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镇云南，一王分镇粤东，一王分镇蜀中，何王应驻何省，恭候上裁。皇帝命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镇四川（后改福建）。③第四，复议死囚情罪。顺治十一年九月，皇帝谕刑部：重囚犯罪，法固难宥，但其中若万一有冤枉，死者不可复生，人命至重，恐违上天好生之心。自今以后，三法司照常核拟进奏，“复批议政王贝勒大臣详确拟议，以凭定夺施行。尔部即行传知”①。

第五，改定逃人法，惩治反对重惩窝主之汉官。顺治十一年，督捕右侍郎魏琯请宽已故窝主之家属，皇帝痛斥其偏私市恩，“著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王大臣等议奏，魏琯应论绞，皇帝命从宽，降三级调用。兵部议处徇私庇护窝主之托拖沙喇哈番吕献忠一案，回奏迟缓，皇帝“以兵部堂司官显有受贿情弊，下诸王大臣等议处”。王大臣议奏，尚书、侍郎及满汉司官噶达浑等，应分别降级革职罚俸，帝从其议②。不久，议政王大臣等又遵旨议定“逃入法”，窝主正法，有关官员重惩，皇帝予批准③。

第六，议处蒙藏等少数民族问题。清极重视与蒙古的关系，早期特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改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处理蒙、藏等民族事务，但遇有重大问题，仍交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顺治十年达赖五世入京朝贡后，奏称水土不服，请回西藏。因对达赖的安排，关系到喀尔喀蒙① 《清世祖实录》卷52，页11。

② 《清世祖实录》卷87，页4、6；卷108，页19、20；卷109，页3、4。

③ 《清世祖实录》卷124，页14、15。

① 《清世祖实录》卷86，页18。

② 《清世祖实录》卷84，页3、7；卷85，页17。

③ 《清世祖实录》卷86，页5—9。

古与清廷的关系，经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定，厚赐达赖财帛，册封名号，盛情挽留，召漠南蒙古各部王贝勒会见达赖。不久清帝赐以金册敕文，册封达赖为“天下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顺治帝曾降旨召外藩蒙古王所尚五公主及额驸来京，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郡王满珠习礼以公主有病，奏请免朝，理藩院劾其不恭，应催令来京，严加议处。皇帝下谕：二王不闻命即至，借端推诿，“尔衙门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奏”。因满珠习礼星夜赶来，免议。议政王、议政贝勒会同上三旗大臣遵旨议奏：应夺吴克善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马千匹，皇帝命从宽免革爵，罚马千匹①。喀尔喀三部土谢图汗之下索诺额尔德尼遣使进岁贡驼马，理藩院因喀尔喀部曾掠外藩漠南蒙古巴林部人畜，不敢收受，请旨定夺。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王大臣议奏：应遣使往视，若已全还巴林之人，则可令来使入口进贡，否则逐之。帝从其议②。

第七，惩治渎职大臣。帝谕吏都，原大学士今任刑部尚书图海，专擅恣肆，“负恩溺职，殊为可恶”，业已革职，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王贝勒大臣议拟论绞，帝命免图海之死，革职籍没家产③。第八，议定典章制度，改革、完善行政制度。顺治十年正月，皇帝召集议政王大臣、内三院大学士、满汉九卿，谕告诸臣：各部院奏事，经朕面谕者，部臣回署录口谕票签，送内院照票批红发科，这样作，错误必多，朕日理万机，焉能记忆而一一予以改正。前都察院参吏部侍郎孙承泽双耳重听，通政使司参议董复年老，朕原谕交吏部议覆，乃传旨错误，致将二人革职。此尚易于改正，至于罪人生死，性命攸关，倘一时误杀，悔之何及！今后如何详明无误，合于大体，著定议具奏。王大臣等议奏：今后部臣照常面奏，候上览毕，退，上批满汉字旨，发内院，转发该科。帝允其议④。顺治十八年三月，辅政大臣传旨，谕吏部等大小各衙门：国家纪纲法度，因革损益，各代不同，必开创之初筹画精详，贻谋弘远，所定典例，可以永行无弊，“今应将大小各衙门见行事务，如铨法、兵制、钱谷、财用、刑名律例、内外文武各官一应恩恤荫赠谕祭造葬，款项繁多，难以枚举”，“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详考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汇集成书，勒为一代典章，永远遵行”①。

第十，议处特殊大事。顺治十年八月，皇帝以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系科尔沁亲王吴克善之女，为多尔衮所聘定，相处不协，谕将其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礼部奏谏，皇帝命“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① 《清世祖实录》卷125，页17、18；卷126，页9。

② 《清世祖实录》卷78，页6。

③ 《清世祖实录》卷125，页14。

④ 《清世祖实录》卷71，页8、9。

① 《清圣祖实录》卷2，页5、6。

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②。

顺治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扩大、巩固清皇朝的统治，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提高皇权，削弱王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消失顺治后期，十名议政王病故，五名议政贝勒贝子公中两名病逝，两名被处死，一人削职。其子嗣袭爵者，仅三人奉旨议政，议政的宗室王公已显著减少。三藩之乱时，郡王勒尔锦、贝勒洞鄂、察尼、尚善，贝子温齐，以贻误军机削爵罢议政，其后，亲王岳乐、福全、常宁又罢，亲王杰书病故，就很少见到王贝勒贝子参预议政了。这一机构也常写为“议政大臣会议”，有时也袭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旧词。

议政大臣的成员也减少了很多。康熙元年（1662），裁去八旗所设固定的二十四名议政大臣，八年又因人员繁杂泄漏机密，停止王府长史及闲散议政大臣议政。此后，议政大臣主要由满蒙八旗都统、尚书左都御史和内大臣三种官员充任了。

康熙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除一般事务外，主要议处用兵、民族关系、边界和重大案件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从平定三藩之乱、取台湾、雅克萨之战、三征噶尔丹，到征讨策妄阿喇布坦与罗卜藏丹津等等重大战争，其决策、军事方略、调遣兵将，等等，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参与处理。

三征噶尔丹前后，对漠北喀尔喀三部蒙古的安置，对青海蒙古各部的争取，派官入藏协助拉藏汗，册封六世达赖，等事，亦经议政王大臣商议处理。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中俄边界的签定，也作了大量工作，如议定《尼布楚条约》签定后应行事宜。

平定三藩之乱后，对靖南王耿精忠等叛逆的处理，对贻误军机之王贝勒贝子公和大臣的处治，皆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讯议处。

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仍在议处一些军国要务，但是由于南书房的设立及康熙帝对入值书房大臣的倚任，索额图、明珠、高士奇、熊赐履、马齐、张廷玉等先后参赞机密，代拟诏稿，裁处部务，成了真正的宰相，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最高权力机构之地位和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和削弱。

雍正初期，胤禛充分利用议政王大巨会议来惩治反对派和威胁皇权的大臣，谕命王大臣议处廉亲王允禩、敦郡王允■、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分别将他们处死、削爵或监禁。

雍正帝为了加强和巩固绝对君权，在革除下五旗王贝勒对该旗之旗主权力的同时，于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将用兵及与此相关的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归军机处办理，从根本上动摇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基础，不叫议政王大臣② 《清世祖实录》卷77，页10。

经理政务。

乾隆前期，满蒙尚书、左都御史福敏、纳彦泰（蒙）、鄂善等人，仍按旧例列为议政大臣，称“议政处行走”，但已未见满蒙都统担任此职。议政大臣对一些具体事务尚在集议，如祭堂子典礼，出师告捷典礼，乾隆十几年用兵金川之时，它也有所活动，但军国大政已由军机处商议报乾隆帝批准，议政大臣会议已名存实亡，“议政大臣”成为虚衔，因此，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弘历下谕将其革除，谕旨称“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祇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①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在成立一百五十六年之后正式消失了。

① 《清高宗实录》卷1389，页26、27。

第三节　财政管理

清初财政之重建

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曾使清初财政濒于崩溃的边缘。据顺治九年（1652）的统计：“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①。实际上，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已难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清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财政管理，整顿与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

第一，建立与完善财政管理机构。清初继承与仿效明代制度，中央则政的主管部门为户部，首席长官是尚书，其职责是“掌天下之地政与其版籍，以赞上养万民，凡赋税征课之则，俸饷颁给之制，仓库出纳之数，川陆转运之宜，百司以达于部”②，户部之下设有十四个清吏司，各按省区命名，对口考核与管理各种财政的收入与支出事项。在地方，以藩司主管一省财政机构，上受中央户部管辖、下管道、府（州），分管税粮运输、储存；设盐法道主管盐税征收；设关司道，分管关税征纳。道一级的财政长官为分守道，掌钱谷征纳与会计，府一级由同知掌税征、会计、出纳诸事。州县是地方财政的基层组织，除知县负有理财职责外，县丞掌粮马、征税、户籍诸职，县的属官巡检、课税大使等也为经征赋税、办理财政收支事务官员。这样随着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机构的建立与官员的配置，就形成了由皇帝严密控制全国财政收支的组织体系。

第二，编订《赋役全书》。从稳定统治出发，清朝廷通过清理赋役簿籍，编订《赋役全书》，以整顿赋役制度，增加财政收入。顺治三年（1646），“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③，此书系以明万历旧籍赋役原额为准编定的。顺治十一年（1654）又“命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①。在书中，“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②。顺治十四年（1657），正式按修订后的《赋役全书》执行。由于《赋役全书》详列地丁原额、逃亡丁数、田亩开垦数、赋役的实征数及留存等内容，分别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栏汇编，这就使各地在征收赋税时有章可循，从而稳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使各地赋役的征收完纳落到实处，清朝还同时编立鱼鳞册与黄册，使之与《赋役全书》相互配套，利于执行。鱼鳞册即土地丈量册，详载田地的形状、大小，以及上、中、① 《皇清奏议》卷4，刘余谟：《敬陈开垦方略疏》。

② 《大清会典》卷13《户部》。

③ 《清史稿》卷120《食货》一。

①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②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下田则等内容。黄册也系清初斟酌明制而定，顺治三年（1646）规定三年一编审，后又改为五年一编审。黄册不仅详载人丁数，而且详列各项赋税预征数。鱼鳞册与黄册都与《赋役全书》互为表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保证了国家的田赋收入。

第三，清查田亩户口，均平负担。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清朝还把清丈田亩、查核户口、均平负担作为改善财政状况的重要措施。顺治十五年（1658）派御史赴河南、山东等地去督率州县官吏“履亩清丈，分别荒熟实数，凡直省田土，悉登十一年新编《赋役全书》，其与前明万历年间《赋役全书》数符者不丈。又以山东明藩田产相沿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照民田例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顺治十八年（1661）巡按河南御史刘源濬请以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并令地方官先给帖文，详载姓名、地址、年月，以杜争讼。”③康熙八年（1669），特令“将前明废藩田产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承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①。由于各地田亩资料详载于鱼鳞图册，因而各地在清丈田亩的同时，还不断核实与修订鱼鳞图册。此外，从计丁授役的目的出发，又不断进行查核户口，强化对户籍（主要是人丁）的控制。“悉令州县，编置牌甲，于是制编审户口之法”②，并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保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③，也就是要控制人口流动和掌握人丁的确切数。

第四，改进赋税征收办法。《赋役全书》颁行后，各地虽以此为征收钱粮的依据，但又有胥吏巧立名目，进行私派。顺治十二年（1655）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孙建宗指出：“大抵今日之为百姓，不苦于额赋而苦于赋役额外之征求，苦乐不均之摊派也”④。为了免除奸吏中饱苛征，清初多次改进赋税征收方法。先是采用易知由单和截票法，征收前先将列有税率、应纳钱粮数及见交钱粮数等栏的易知由单发给花户（民户），花户按限完纳后，发给截票，官府在钱粮入库时还要填入印簿，岁末缴司报部。同时，各官府还要造粮册及奏销清册，以防偷漏贪污。其后在执行过程中又发现“截票”仍有漏洞，一些奸吏往往“借称磨对”将纳户的“截票”扣留不给，因而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对此清朝又改为三联单法和滚单法。三联单分为票根、纳户执照、比限查截三联，各记载钱粮应征实数。票根给予催征差役，纳户执照给与税户，比限查截存于官，民户依次纳税。如三联单不载应征税额或不将单给予民户，准由民告官论罪。滚单法则以每里5 户至10 户为一③ 《清朝通典》卷1《食货·田制》。

① 《清朝通典》卷1《食货·田制》。

② 《清朝通志·食货略》。

③ 《清朝通志·食货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朝题本》敷陈类10 函20 号。

单位，只用一单，上注明纳税人姓名及应纳税额及各限应完纳数，依户滚催，不许里长柜役等征收。

第五，恢复农业，屯田垦荒，培养财源。顺治十年（1653）清朝下令设立兴屯道厅，诏令规定：“民愿耕而财不足”者，官贷给耕牛、种籽，三年还清后，“永为民业”；对于一度抗清而接受招抚的“自首投诚者”，也悉隶兴屯道厅，“授以无主荒田，听其挈家耕种为业”①。其后，还颁谕积极奖励乡绅、富户招民垦荒，并规定“各省屯田荒地，已行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量为录用”②。同时还颁布《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对他们分别予以奖惩，从而加速了兴屯垦荒措施更大规模地推行。随着农业的恢复，增加了税源，在一定程度上使清朝收到了“不烦帑金之费，而坐收额课之盈”③的效益，从而大大缓解了清初严重的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局势的安定。以上一系列财政措施的执行，有力地促进了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财政状况的好转。以顺治十六年（1659）和顺治八年（1651）相比，耕地面积增加了将近一倍，各地区出现了“流亡渐集，户口渐蕃，草莱渐辟”④的局面。国家的财政有了明显好转，国库征收的银两以及米、麦、豆等都相应有了较大的增长。据《清实录》的记载，顺治八年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米豆麦等五十七万三千九万四十二石⑤，但至顺治十六年已上升为征银二千五百五十八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两，米豆麦等六百二十万一千七百二十石①。这就是说，白银收入增加四百四十八万五千六百八十一两，米、豆、麦等收入增加四十七万二千二百九十六石。财政收入的增加不仅使清朝的国库日趋充盈，有利于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使清皇朝的统治日趋稳定和巩固，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展财政改革和常规财政收支制度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清前期的财政收入和税制清初恢复财政的措施虽然收到了效果，但是随着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的结束和进入经济稳定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原来战时财政的措施已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作为清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赋役制度的弊端已日益突出。顺治年间颁布与修订的《赋役全书》，由于按丁征银税制的缺陷和胥吏的作弊，不仅使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而且也不能有效地防止官吏的营① 《清世祖实录》卷76。

② 《清世祖实录》卷102。

③ 《清世祖实录》卷121。

④ 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3。

⑤ 《清世祖实录》卷61，页16。

① 《清世祖实录》卷130，页17。

私舞弊和贪污自肥。为此，清朝对财政赋役制度作重大改革。康熙、雍正时期，实行固定丁银，摊丁入地，完成了自唐中期以来的赋役合一的改革。经此重大财政改革，终于清除了清初地丁两税分征积弊，确立并完善了清前期的常规财政收入与税制，从而为开创康乾盛世奠定了一定的财政基础。

在“摊丁入地”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以“耗羡”、“平余”和“漕项”为名目的田赋附加新税种。耗羡又名火耗，原系地方官借熔铸赋银折耗，在正额之外多征“火耗”以补亏耗之数。实际上各地税吏重加勒派，“数倍于正额者有之”①。雍正二年（1724）清朝推行了“耗羡归公”改革办法，规定火耗银据州县大小及需要酌情增减，俟府库充裕时可以停取②。其后并无停取，但民间负担“较之昔日减大半”③，成为田赋附加的一项合法税收。“平余”是清朝继“耗羡”归公改革之后的“平色之余”的新税目。乾隆二年（1737）清朝宣布于耗羡之外，每百两增收的“平色之余”的银两，提解“六钱归公”④，成为各地方上缴正项钱粮时给户部的附加部分。这种解交户部附加的“交纳之项”⑤，有的在耗羡内划扣，也有的另立名目加征，称为“平余”，实际是田赋附加税的不同形式。漕项是随漕粮而征收的附加税，有轻赍、席木、正耗加耗、船耗、官军行粮月粮，以及贴赠杂费等项目。由于这种附加征收，各地没有统一标准，征收解送手续苛烦，各地均要求将漕粮、漕项改折银两缴纳。因此到嘉庆年间，除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外，原交漕粮各省改以银折纳，称为“漕折”，所收漕项附加，也随同折银交纳。

盐课税是清前期仅次于田赋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清初的盐法，沿袭明代制度，按引征课，称为纲法，也叫“引岸制”。纲法规定灶户纳税后，方允许制盐，所制之盐也不能擅自销售。盐商纳税后，领得“引票”到指定的产盐区领取熟盐，再行销到指定的区域。其引课税率，初期较轻，如淮南每引征银六钱七分，淮北每引五钱五分，但其后日渐增加至一两一钱七分至一两五分不等。①盐课税是清朝向食盐消费者间接征收的税项。其特点是按行引实数征税，因此它与田赋、漕粮按固定额数征收不同，全国盐课税的总收入的趋势是不断增长的。顺治初年为五十六万两，至乾隆十八年（1753）已增加至七百零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②。

关税是清财政收入中的商品通过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税。内地关税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27《条陈耗羡书》。

②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纪耗羡归公》。

③ 《雍正硃批谕旨》。《高成龄雍正二年九月十四日折》。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征榷》8，《盐法》。

② 《清史稿》卷122《食货·盐法》。

又称钞关或常关税，按其所属系统又分为户、工两种税关。各关除征收正税外，还有关税盈余和杂课。关税盈余是关税正税之外的附加税，雍正七年（1729）曾确定上交盈余数额，成了固定的税目，杂课是各关正税之外的加征，有“楼税”、“签量费”、“饭食”、“客费”、“陋规索银”等名目。据统计清代前期内地关税乾隆时户关收入为四百三十二万余两，工关收入为二十七万余两③。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海关，对进出口物品征收海关税。进口税率“为值百抽四”，出口税率“初为值百抽一点六，后改为二点六”④。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至乾隆中叶，关税收入已达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两⑤。其中粤海关税收渐成广东地方财政收入之大宗。广东兵饷“不敷之数，在粤海关岁收盈余银两内酌筹拨给”⑥。海关税也已成为较重要财政收入。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杂赋也逐渐成为清代前期筹集财政收入的税项。各项杂赋的征收税目繁多，税率不一，数额不等。有的是定额包征，有的是不定额尽收尽解。征收之后有的解交户部，有的留归地方使用。据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朝财政收入中的杂赋约一百四十九万余两，其中“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①。

清代前期，农业土地收益税的田赋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税源。但在农业经济恢复的同时，手工业与商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因而至康熙中叶后，财政收入已呈多渠道税源并不断增长的趋势，从而为清前期财政税法的完善与财政收入的增加奠定了基础。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定三藩后，地丁银年收入二千六百万至二千八百余万两，留存地方支用约八百三十余万两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财政收入近三千万两。由于财政收入税制的确立和各项税法的日趋完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户部库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1722），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②，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又增至七千八百万”③两，清朝的财政状况已进入了最佳的鼎盛时期。

③ 乾隆《大清会典》卷75。

④ 即进口率4％，出口税率初为1.6％，后改为2.6％。参见《财政年鉴》上册，页407，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⑤ 《圣武记》下册，页473，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⑥ 《嘉庆户部则例》卷61，页18。

① 《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② 《圣武记》下册，页473。

③ 《圣武记》下册，页473。

清前期的财政支出和审计在封建专制的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出与审计是清前期历朝君臣治国的重点。通过对财政支出与审计的管理，清朝控制了国家财力的分配，调节中央与地方的财力流动，以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经过多次调整，清前期对财政支出立定有比较固定的项目。据《清会典》所载：“凡岁出之款十有五，一曰陵寝供应之款；二曰交进之款；三曰祭祀之款；四曰仪宪之款；五曰俸食之款；六曰科场之款；七曰饷乾之款；八曰驿站之款；九曰廪膳之款；十曰赏恤之款；十有一曰修缮之款；十有二曰采办之款；十有三曰织造之款；十有四曰公廉之款；十有五曰杂支之款”①。以上十五项，如按财政支出的性质和用途大致可划分为皇室经费、官俸支出、军费支出、工程与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等五大类别。

皇室经费系指清朝皇帝及其家族开支的费用。举凡陵寝供应、宫廷修缮、采办织造和内务府经费，均被列为重要项目。经费来源除皇产贡赋、官庄地租外，部分是由户部指定从各省财政税收中解拨的税款。清朝定都北京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财政入不敷出，皇室开支较省。据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文件记载：“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只用三万余两。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今只用六百七十八万斤。每年用红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万余斤，今只用百万余斤。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②。其中如光禄寺支用钱粮三万余两，仅为明代的八分之一③。然而自乾隆以后，随着皇室生活的奢侈腐化，皇室经费开支不断扩大。康熙帝时六次南巡，往返用度都由皇室财政支付，沿途并不铺张，所费仅一、二万两。但至乾隆年间，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统计，仅采办、织造与内务府等经费银已达八十二万一千零六十四两①。另外，乾隆帝六次巡游江南，每处所费竟在二、三十万两以上，与康熙帝相比，不啻超过十倍。皇室经费的恶性膨胀，至乾隆嘉庆后期已成财政腐败痼疾。

官俸之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之一。清前期官俸支出包括官吏的俸食、恩赏、养廉、公费等项。俸食是官吏的正薪，按爵位、职称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宗室之俸，共二十等，最高者是亲王，岁银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次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五百两；镇国将军一等四百一十两，二等三百八十五两，三等二百六十两..最少者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19《户部》。

② 《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

③ 《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

① 《圣武记》下册，页476。

是宗室弓骑尉八十五两②。除岁俸银外，还给俸米，每俸银一两，给米一斛③。二是公主格格之俸，共十四等。其俸银从岁支四百两至一百三十两不等。三是世爵之俸，共二十等。规定公，一等七百两，二等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六百六十两；侯，从六百三十五两至三百六十两不等；伯，从五百三十两至四百六十两不等；子，从四百三十五两到三百六十两不等；男，从三百三十五两至二百六十两不等；每俸银一两，给俸米一斛④。四是百官之俸。其中八旗武官俸九等，文职官俸十等，绿营武官俸九等，外蒙古官俸九等，四爵官俸六等。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一钱，从九品三十一两半。每银一两，给米一斛。在外文官不给俸禄米⑤。恩赏是正俸之外的临时性特殊支出。乾隆年间曾不定期恩赏八旗驻防官兵口粮，每次用银不下三十五、六万两。养廉银则是正俸之外规定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官吏的银钱，又称为公廉银。雍正以后，养廉银数额也有固定，与正俸无异。据统计乾隆间文职养廉银三百四十七万三千两，武职养廉银八十余万两①。公费是以办公费为名，给各官吏额外补贴的支出。规定按官职每月给公费银五两至一两不等，岁额约在一、二十万两左右。清初国家机构较简，官俸支出仅二百余万两。以后随着官僚机构的庞大，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官俸支出已经达五百四十三万余两，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八②。军费是清朝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按其性质和用途，主要有战争经费和经常性的兵饷。经常性的兵饷包括官兵的年饷、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等费用。清代前期八旗京营合巡捕五营和驻防兵为二十余万，绿营顺治初建时有六十六万人，康熙时为五十九万余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六十三万人，八旗绿营总兵员数额约八十六万左右③。兵饷依饷章规定，高的如八旗亲军、前锋、护军，每人月给饷银四两，年支米四十八斛；低的如八旗步军月给饷银一两五钱，年支米二十四斛，绿营步兵月给饷一两五钱，月支米三斗④。因此，清代每年拨给八旗、绿营的兵饷占每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据载，清初的岁出二千七百三十八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两，而兵饷占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五两⑤，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二。乾隆三十一年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

① 《圣武记》下册，页475。

② 《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③ 《清史稿》卷130—131《兵志》一、二。

④ 《大清会典事例》卷254—255。

⑤ 《广阳杂记》卷2。

（1766）兵饷增加至一千七百余万①， 约占岁出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战费的数额也相当大。据乾隆朝的不完全统计，准回之役费帑三千三百余万两；两金川之役达八千余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余万两，总额已在一亿五千万两以上②。这种庞大的军费支出，已非常规的财政收入所能承担。清朝往往以开例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等办法解决。

工程与驿站经费，主要包括河防水利、内廷工程以及驿站交通等费。河防水利原泛指修治河道与海塘的工程费，其中主要是治理黄河水患。清初的河防工程，多由沿河州县征发徭役，义务修河，并无专项支出。乾隆时河工经费始由财政拨款，岁修、挖修经费均有定额，约三百余万两；嘉庆时续增至五百万两③。至于大工系指江河大决口的临时性工程，往往另行专案奏明办理，其经费实报实销。塘工系指江浙沿海一带的海防工程的费用，其费用除部分征之于民外，尚由田赋地租及各省盐运司拨解支付。驿站是清前期传递公文和军事命令的机构，按各地程途远近及冲僻，分设驿、站、塘、台、所、铺等④，预备人役与车马等交通工具，经办交通传递事项。传递文书军报，按程途远近，分别规定期限，如有延误者查明治罪。驿站经费系每年清朝政府分拨给驿站的经费，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件载，驿站钱粮约二十万两⑤。

科场学校经费，主要包括科举考试以及各类学校经费。各省举办乡试，京师举办会试廷试，三年一次，这些科场经费各由户部拨解银两。各类学校除京师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及各省府学、州学、县学外，各地还有官学、书院、义学、社学等。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除学田的地租外，也有部分钱粮廪膳津贴费用。科场学校廪膳等银，在清前期财政支出中没有固定额数，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件载，该项钱粮银为一十四万两①。

在机构与制度建设方面，清在继承明代传统制度的基础上，加强了都察院对财政的审计与监察的权力。雍正元年（1723），合并六科于都察院，在都察院统管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与六科分掌监察，使之成为负有对政治经济监察与对财政审计、稽查权力的组织形式。

在这种新的财政监察体制下，自雍正年间开始，都察院把财政审计权与经济监察权力合并在一起，加强了对财政收支的管理。根据清代都道制度，都察院在对财政支出的监察方面，拥有审查会计，注销案卷，检核库款，监放口粮，弹劾官邪，以及稽察工程、驿站钱粮等权力。举凡财政会计部门的① 《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② 《圣武记附录》卷11，页470。

③ 《续清朝文献通考》卷69《国用考》。

④ 光绪《大清会典》卷86。

⑤ 《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① 《清史稿》卷126《食货六》。

会计报告、奏销册必须经都察院审核，检查无误，方可奏销；凡财计部门所使用的帐簿、册籍、凭证及各项钱粮的出纳，都察院均有权过问。如发现贪污盗窃事件，都察院必须予以弹劾，并“会刑部大理寺朝审”②。可见，从组织和职权上看，都察院的权力大于以往朝代的御史，对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抑制贪污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乾嘉后期财政的腐败乾隆后期，随着清朝封建制度固有矛盾的发展与吏治的腐朽，都察院对财政的审计、监察也日趋衰败。都察院的御史多以“外放道府”、多攫钱财为目的，对财政的审计、监察已多无所作为。一些财政审计、监察御史甚至与户部财政官员里应外合，相互勾搭，行贿受贿，贪污盗窃。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支出猛增，乾隆时期各地贪污盐引，侵占或冒领赈粮，嘉庆时期各地虚收税粮，冒领库银，贪污河工款的案件层出不穷。反映在财政管理上的弊端与矛盾日益突出，各项苛征杂敛的搜括形式不断增多，暴露了清政府财政制度的腐败与没落。

为了抑制财政腐败现象与贪污之风的蔓延，清皇朝曾多次改订和增定一系列惩贪的法律条文。继乾隆十三年（1748）改订贪官《赔偿帑项纳赎例》①后，乾隆三十年（1765）又增定《侵盗仓库银钱入已例》，明确规定贪污千两以上者仍依雍正“旧例处斩”，对千两以下者分别三种情况加重予以惩罚②。针对贪官污吏相互勾结、通同作弊的特点，在查处贪污案中还实行了“连坐”之法。乾隆三十九年（1774）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与总督勒尔锦、知府蒋全迪等相互勾结，“折捐冒赈，朋分公帑”达数百万两。由于这是一起通省官员多被卷入的集体贪污案，因而迟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竟无一人举发陈奏”③。当这起大贪污案败露后，乾隆帝决定推行“连坐之法”，予以坚决打击，除总督勒尔锦被“赐令自尽”外，总计“处死”“拟死”者四十七人，前后参与此案被“革职拿问者”多达八十二人①。这种加强法治、重典惩贪措施，对于贪污舞弊之风的泛滥曾一度起到约束与警戒的作用。然而随着政治制度的腐朽，乾隆以来清理财政、重典惩贪的措施已难以坚持下去。在贪风日盛，“帑项日绌”、“国用不足”的情况下，各种苛征杂敛的搜括方式日益增多，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与财政的腐败。“捐纳”原是以授予官爵获取捐款的特殊财政收入，可是至乾隆朝已成为常② 乾隆《大清会典》卷69，《都察院》。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200《刑考》六。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199《刑考》五。

③ 《清高宗实录》卷1140—1146。

① 《清高宗实录》卷1140—1146。

例，变为户部经常性的专项入款。举凡文武生员、内外官吏及平人，均有职衔、加级、记录、封典等的捐纳。乾隆十九年（1754）一年的捐纳银五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三十五两，约占当时户部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②。凡遇军需、河工、灾赈，清朝又鼓励商人捐输银两，称为“商人报效”，并也逐渐成为补助财政收入的款项。据载仅两淮盐商江广达、洪箴远等“公捐银两”达一千三百余万两③。“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④。在盐商巨额进贿下，又以食盐可以“加价”、“加耗”（增加夹带）⑤方式，把盐税转嫁至广大消费者身上。此外，田赋征收中的苛敛也日趋严重。“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①。可见田赋浮收日重，康熙时的“永不加赋”的税制，也已日趋破坏无余。

财政税制的破坏和租赋负担的沉重，迫使大批自耕农破产。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纳税丁户急剧减少。流民问题的严重，钱粮税源的枯竭，又使财政危机日趋激化。及至乾隆末年，财政“亏空”已成为矛盾的焦点。据载仅江西一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后二十余年间已“亏空”银八十三万两②。嘉庆帝继位后对此屡欲“严饬查办”，但收效不大。嘉庆四年（1799）大贪官和珅被赐死，据笔记记载籍没其家产的清单所载，拥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座，地产八千余顷及其他财宝等③。家产总计不下八亿两，相当于和珅当权二十年中清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此数过分夸大，但也可见和珅赃银之多。嘉庆帝曾想以此为转机，把各项财政收入集中到国库的总收入中来，以利于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与好转，然而在封建末世的经济环境下，这种惩治个别贪官的措施已难以扼制贪污的蔓延。籍没大贪官和珅家产后，社会上虽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但财政仍未见好转。封建国家的财政“亏空”现象有增无已。据载嘉庆十七年（1812）各省积欠正项钱粮及耗羡杂税达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屡经饬催，报解寥寥”④。及至道光十九年（1839）户部查明，各省拖欠未解户部的赋税已达到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①，等于当时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②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

③ 徐世昌等：《清盐法志》卷153—155。

④ 《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⑤ 《清朝通典》卷12《食货·盐法》。

①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② 《东华续录》嘉庆11。

③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

④ 《东华续录》嘉庆34。

① 《清宣宗实录》卷323。

上。

财政税收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嘉庆道光时期财政机构的腐败与财税的大量流失，已使封建国家的财政处于入不敷出的拮据状态。

第四节　漕运

明清两代的漕运

清代漕运，沿袭明代旧制，因而明清两代的漕运，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在运法上，明清两代都以军运为主。明代曾有支运、兑运和长运等三种办法，最后以长运作为定制。所谓“长运”法，实行于成化七年（1471），又名“改兑”，就是由官军担任漕粮的全部运输，但需在兑运时，于原有加耗之外，要民人每石再加一斗米，做为“渡江费”。清代承袭的，正是这种运法。

第二，明清两代漕运都以河运为主。明初曾实行过短时期的海运，但在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开成之后，河运漕粮，相沿有明一代。清代漕运的发展过程，据史载：“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逮至中叶，会通河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贺长龄诸臣议复海运，遴员集粟，由上海雇商转船漕京师，民咸称便。河运自此遂废”①。

第三，明清两代的漕粮总额，基本上都稳定在每年四百万石。清代漕粮征收的名目繁多，大体上与明代一样，都分为正兑、改兑、白粮、改征、折征等五大类。“正兑”，指各省漕粮直接运输到京仓者。据《清史稿》记载，正兑米原额为三百三十万石，乾隆十八年实征二百七十五万石。“改兑”，指各省漕粮输至通州仓者，原额七十万石，乾隆十五年（1750）实征五十万石有奇。以上两项，以征米为主，但在河南、山东两省，因当地所产，也征小麦和黑豆。“白粮”，指征收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嘉兴、湖州等六府的糯米。原额二十一万石，实征不过十万石有奇。“改征”，指改变对某地征收的种类和数额，但这种改变，全凭皇帝的特旨，没有一定的成规。“折征”，指原征实物，但折成银钱交纳。“减征”，系指某地受灾，不能征本色实物，而改征折色，即银两。或者将离水次最远县份的漕粮，酌量减去，分拨其他县份征收。另有所谓“民折官办”，指对民户征收银钱，而由官府用其他办法以实物交公。漕粮作为“天庾正供”，“不蠲不赦”，这是明清两代漕粮的共同特点，也是漕粮与一般田赋的不同之处。

第四，粮户除了完纳漕粮正额之外，还必须承担漕粮运输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包括形形色色的加耗。

清代对漕粮的质量要求是干圆洁净。除了漕粮正项之外，还要交纳随漕正耗，作为京通各仓和沿途损耗的补偿。按规定，正兑米一石，加耗二斗五升至四斗不等，改兑米一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斗不等。凡是加耗的部分，通称为“耗米”，由于随着正米入仓，又叫“随正耗米”。一般讲，官定的① 《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加耗率，已经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但是，实际上加耗日增，江浙、两湖有每石加耗至七斗六升的，比官定加耗率高出一倍①。

第五，明清两代漕运所暴露的弊端也是大体相同的。官吏的贪污舞弊和政府的横征暴敛结合在一起，横征暴敛为贪污舞弊提供了机会，贪污舞弊又以不同形式加重了横征暴敛，因而从清初到清末，“民日蹙而国计日贫”。连担任漕运总督多年的杨锡绂也不得不感叹“锢弊难除”②。

第六，在清代漕运中，运军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运军即运输漕粮的军丁，是漕运的主要依靠力量。这种运军的情况比较复杂。

明代漕运，主要由各地卫所军士承担。清代取消卫所制，将军士编为承担漕运的运军。康熙初年规定各省卫所额设运丁十名。康熙三十五年（1696）规定漕船出运，每船佥丁一名，余九名以谙练驾驭之水手充之。后来又增佥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③。清政府对运军的人身控制很严。运军隶属卫籍，遇五年一编审。雍正初年停编审之后，“惟有运漕军丁四年一编审”④。运军属各省粮道掌握，凡佥为运军，必须亲自押运，若以子弟代替，运军及代运人都要发边卫充军。而且，运军须有保结，所谓“一军无保，不准佥军，一军有欠，众军同赔”⑤。

运军奔波于河上，风雨兼程，倍尝劳苦，境况可想而知。王命岳的《漕弊疏》①中说：“以臣所闻，弁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一是“买帮陋习”。漕帮有高低贫富之别，“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穷必欠。当佥运时，富弁行贿买帮，费至二三百金。贫弁坐得低帮”。于是“贫弁处必欠之势，而富弁甫佥运，已费二三百金”。二是“水次陋规”。卫丁承运时，有卫官帮官常例，每船二三两不等，有粮道书办常例，每船四五两、八九两不等，至府厅书办，各有常规，常规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礼，只要漕院粮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两十两不等。还有刑厅票差，每船一二两不等。“其名目则或查官丁，或查粮艘，或查修舟，或查日报，或查开帮，或提头识，名目数十，难以枚举。”间或有所谓“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帮，书吏也要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粮道及刑厅处坐催，由刑厅差人代为敛费。这样，“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三是“勒靳行月二粮”。按旧例由布政司派给运军的行月钱粮，行文到各府县支领。但每船要送书办六七两不等，否则派拨远年难支钱粮及极远州县。州县粮书还要需索每船二三两不等。所以，运军虽有“十金之粮，无五金之实”。以上三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杨锡绂奏议”。

③ 《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④ 《清史稿》卷120《食货·户口》。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43《国用考·漕运》。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

项，是运军在漕船尚未离开水次时，受到的搜刮。

所谓“抵通之苦”，一是“投文之苦”。漕船经过长途航行，一旦抵达通州，需到仓院粮厅大部云南司等衙门投文，每船须费十两。因都由保家包送书办，保家从中另索每船常例三两。二是“胥役船规之苦”。坐粮厅总督仓院京粮厅云南司书房等，各索常规每船可至十金。还有“走部代之聚敛，其不送者，则禀官出票，或查船迟，或取联结，或押取保，或差催过堂，或押送起来，或先追旧欠，种种名色，一票必费十余金”。三是“过坝之苦”。过坝时，有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须十余两，“而车户恃强，剪头偷盗，耗更不赀”。四是“交仓之苦”。交仓时，有仓官常例，还有“收粮衙门官办书吏马上马下等等名色，极其需索，每船又费数十两。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虽经奉旨题革，今又改名复用，小歇家改名雇长，大歇家改名住户，借口取保，每船索银四五两不等。有送者可得先收，无送者刁难阻冻”。五是“河兑之苦”。河兑法本来为了收交两便，然而仍然发生践踏、偷盗、混等、抢筹等种种难言之弊。以上五项，是运军在漕船抵通时受到的搜刮。

所谓“过淮之苦”，指“积歇摊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每帮过淮漕费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这是运军在漕粮运输中受到的一部分搜括。

王命岳的这段文字，将运军在运粮过程所受到的各种名目的勒索，基本上概括出来。真是“势要官胥，视运军为奇货，诛求横出，朘剥日深”①。发生在整个运粮过程中的种种敲榨勒索，必然会影响漕运的顺利进行，清政府曾不断设法克服这些弊病，然而终清一世，未见奏效。

运军是漕运的主力，所以运军的待遇问题，是清朝廷十分重视的漕事要务。

运军能得到屯田，作为衣食之资。实际上这是明代卫所屯田的继续。清代规定，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漕船原额一万零四百五十五艘，嘉庆时，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常年承担运粮任务的漕船大体在六千艘之上。每船装载粮米五百石，总数能运三百余万石。用于运粮的卫所旗丁有六七万名，分配给运军的屯田约六百三十多万亩。其中山东有六万多亩，江苏、安徽有四百二十五万余亩。但是，运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甚至“辗转相售，屡易其主”。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漕督杨锡绂的奏疏中，已经出现了负债累累的“疲帮”①。

运军还能得到行月钱粮，其数额各省不一，一般每名运军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十石左右。本折各半，折色价每石银一两四钱。

运军从屯田和行月钱粮上所得，仅能养家糊口，根本无法满足各种名目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① 《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的勒索。于是，他们就将各种盘剥再转嫁到纳粮农民的身上。在清代漕运中，运军敲榨纳粮农户，激起农民不满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宁卫运军擅自加征行月二粮，激起百姓反对，结果耆民倪拱辰、陆德秀被害。知县潘师资愤慨地说：“正供额赋诚不得已，此行月粮何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无漕则无运费，何用加行粮为？”对于早已交纳永折漕银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况那些“有漕有运”之地呢？对此，钱大昕评论说：“以不堪加之县，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竭髓，徒资群蠹瓜分、酌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② 顺治七年（1650），江南苏州府常熟县还发生运官率领运丁“殴官藐运”的事件。当时有仪真卫运官崔邦泰领运常熟，他统率悍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常熟知县瞿某敦请速兑，崔邦泰等竟“聚众鼓噪，各持棍械，殴辱印官，乘机抢掠”，酿成事端③。

在清廷看来，“国家之待运军，为不薄矣”。“舡只则有修理风蓬银两，安家则有坐粮，水手则有月粮，路费则有贴备，回南则有羡余，解给各项支销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粮之外，还有加四耗赠，比兑时，每石再加湿润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满足运军的利欲，还要“巧恣需求”。①于是，清朝廷为了保证漕运，尽量优待运军，而漕运官吏又千方百计地到运军身上搜括，运军再将各种勒索转嫁到纳粮农民身上，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而受害最深的当然是承纳漕粮的农民。正如任源祥所说：“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②总之，清代漕运与明代不同之处，仅在于官收官兑更加突出，因而运军问题，往往成为清廷议论漕运的焦点。任源祥曾建议：“欲惠百姓，自运军始；欲饬运军，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③如此推本寻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药方。清代漕运完全依靠官收官兑，依赖军运，因而在明代漕运中已经暴露的运军问题，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清代漕运的弊端纵观有清一代漕运，弊窦百出。

在漕粮的征收上，有所谓“拨花”，即在派兑时，奸棍劣衿与衙门书吏、运船官弁串通一气，故意将一石米拨分几军，使纳粮农户受尽往来颠倒之② 钱大昕：《潜研党文集》，《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

③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 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①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 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累。

有所谓“做样”，即有奸棍串同运军，抢先出兑，故意多出“赠耗”银两，使后来者不得不遵其例。

有所谓“押兑”，即借上司之令，承牌持票，任意催督，从中索取耗银。有的在百两耗银中公然索走二十两。

粮米过斗时，还有所谓“踢斛”、“淋尖”、“样米”，以及“三笆三涌三捧”种种恶套。另有所谓“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钱”种种名色。

仅漕粮加耗一项，有增无减。如“昆山一县，正米百石，有加耗银至六七十两者”。而当地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今耗银至六七十两，是正米百石，耗赠亦百石”。在这样沉重地敲剥之下，农民“皆深自逃匿，惟恐为人鱼肉”①。

本来按漕运则例规定，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解至京通，交仓四百石，这是在所兑米中已经包括了在船折耗。但州县征收时，却又每百石再加五石，真是“耗外加耗”。

交纳漕粮的小农更害怕“转廒”之苦。因漕粮是冬兑冬开，立有准限。

各处粮印官在漕船未到时，即通令百姓交兑，交兑后仍令粮户管廒，待船到时复又交兑，使粮户于赠耗使费之外，再受赔补苛索。“以致民间卖男鬻女，无可告诉”。收漕胥吏为了索取钱财，唯视贿金之多少，先令富户交粮，贫穷粮户则挨日等候，往往全家老幼出动，终日守护粮堆，若遇风吹雨淋，更是苦不堪言。贫苦农民“被重复科征，纳而又纳”，实在交纳不起漕粮的：“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万盈千”①。

清代漕粮，以江浙为重，造成了江浙地区的贫困。俞樾曾这样描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②为了保证漕粮平安无误地运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设法堵塞漏洞，尽管如此，依然是弊端丛生。首先是清政府安排了庞大的督运漕粮的官僚队伍，来保证漕运的正常通行，结果适得其反，成为漕运的负担。

清代设置的督漕官吏有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巡漕御史、督抚（有漕粮省分的督抚）、粮储道（简称粮道）、监兑官等。这些都是专理漕务的官员。漕粮的征收，以县为单位，设立印官、胥吏、里正等主持事务。漕粮的运输中，设立押运官、卫所守备、领运千总、随帮武举、什长、本军、副军、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陆世仪《漕兑揭》。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徐旭龄《厘剔漕弊疏》。

② 俞樾：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治理河道的有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闸官、标夫、浅夫。漕粮的收储有仓场侍郎、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仓监督、稽查官等。这样庞大的官吏队伍，专门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的督催，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各卫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真是“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冗官必然误事。如：淮安盘粮，漕臣不去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资”。就这样，清廷官吏都视漕运为“利薮”，争逐不已。而各级漕司官吏则人浮于事，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贪污风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负担。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原来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谓之“岁造”。修船所用价银，按地方之远近，时间之久暂为差。费用来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军地征十分之三，备给料价。如不足，则征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新船，或者准许旧船在通州售卖。漕船大部分在清江关成造，“自仪征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实在是劳民伤财。负责修船的官吏，“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虚作假，从中取利。本来，漕船长年航行，不免有遭风沉溺之事，而运丁因贪图私利，多携土宜，揽载客货，夹带愈多，漕船难承重荷，损坏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频繁。另外，运河南北水势相差甚大，如果船身过大，掉挽困难，清政府曾规定酌量减小漕船尺寸，但江苏、广东两省漕船，因运丁贪图夹带，务求广大船身，结果，“载重则行迟，行迟则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旬日者”①。“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嘉庆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赔累日甚，清政府决定每船除例给二百零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此可见清王朝为了维持这么一支庞大的漕运船队，仅修船一项，就要“年糜国帑数十百万”①。

再次，漕船在航运沿途受到的各种苛索，是清漕难以克服的痼症。漕运“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陋规馈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费，湖口有放水之费，淮上盘粮有兵胥比对之费，通州卸米有经纪验收之费，又过坝过闸，在在需索，奸徒放帐，被诱百端”。于是，“帮丁等无计补累，势必满揽客货，致误程期。甚且挟制州县，勒增兑费”。而① 《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① 《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地方官吏则“苛取病民，任意朘削”②。

漕船自南方而来，过淮是一大关。雍正时，粮船过淮的陋规，已经是“一帮费至三四百金者”，清廷虽然命令淮安的漕运官司，严饬属下，不许“向旗丁额外需索”，除了夹带私盐及违禁物品以外，“不得过于吹求，以致粮运迟滞”③，但并不见效。在清代漕运中，所谓“过淮之费”，有增无减，成为一大难关。

漕船渡黄河，又是一关。由于“汎地弁员不顾风色水势，混行催趱”，粮船渡黄之后，到白洋河及台庄八闸，由于逆流水急，必须添雇人夫，于是“弁兵串同人夫勒索”④。尤其是承担漕运主要任务的江浙粮船，路远迢迢，由镇江出口时，竖起桅篷，就受到催漕官员以查看为名的“借端需索”，加上过淮、过黄、抵津、抵通，关关受欺，层层盘剥，更是惨苦。

各省粮船北上，每遇过闸过坝，以及急溜浅阻的河段，必须用人力挽拽。沿河兵丁经常把持包雇，他们或者以老弱充数，或者横索雇值，“借端抑勒”，使运丁“深为苦累”。清廷曾规定粮船“雇募纤夫，听运弁自为酌办”①。而且对于由天津转卫的河段，由每一州县常设夫头十余名。从山东韩庄以南，由于闸多水溜，需夫较多，令山东巡抚分三段，每段设夫五百名，随时受雇，“事竣仍令归农”。至于江南、江西两省，漕船一入瓜仪，即需添备短纤，常设五百至八百名，每夫五十名，设夫头一名，“选派土著民人充当”，并且“给与执照”，即使“散夫亦给与腰牌，随时查验”，“遇有面生可疑者，即令撵逐”②。清廷的规定如此细密，可见沿河雇纤的漏洞之大。

漕船抵通州，终于完成运输任务，然而最后的种种勒索也在这里发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粮船要向坐粮厅交纳两种茶果银两，一种叫“仓茶果”，“系供仓场各衙门书役饭食，并办公杂费”。一种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银十两，小米船交银七两，每年通帮共四五万两，向系坐粮厅陋规”。后来觉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称“厅茶果”③。同时，旗丁须雇募剥船，每百里给饭米一石，耗米一石。还有石坝经纪乘机勒索斛费，竟“每船至三十金”④。漕船进仓时，又要遇到仓场胥吏的惯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更有一种所谓“拨运”。即粮船到通后，由仓场官员坐派，将粮米运至离京通各仓较远的圆明园、沙子营及新城、蓟、易等处。这也成为“奸胥射利”的手段。本应轮帮挨派，胥吏却唯视纳贿多少，任意先后，抽帮拨运。

② 《清宣宗实录》卷302。

③ 《清世宗实录》卷77。

④ 《清世宗实录》卷103。

① 《清高宗实录》卷578。

② 《清高宗实录》卷1022。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5、393。

④ 《清世宗实录》卷108、45。

清代漕运，不外乎征收、运输、收仓三大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上产生的各种弊漏，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终清一世，所谓“剔除漕弊”的议论，喋喋不休，然而都无补大局，清代漕运继承明代旧制，也继承了明代漕运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运的发展清代漕运是所谓“治国要务”，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顺治二年（1645），巡漕御史刘明英所奏关于漕运的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船宜急、运道宜豫等四条建议，立即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①。顺治、康熙两朝，着手在整顿漕政、加强漕运官司、疏通河道、严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恢复漕运。这项工作显然对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现了仓储充裕的局面。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清政府下令，于苏州、镇江、江宁、淮安等处，各截留粮米三万至十五万石不等，以备动用②。这种现象，与顺治初“节年拖欠，多至数百万石”相比，显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为清初北方地区的统治和京师社会秩序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漕运的稳定发展，的确对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联系起来，而且通过江南水网及浙赣、闽粤水道，又能与珠江水系连结，这在沟通南北经济的交流方面，作用重大。因此，漕运的经济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漕运的畅通，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比如济宁和临清是山东运河的南北两关。清朝廷在漕运总督之下设立四个巡漕御史，其一即驻济宁，专门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临清更是运河北段的重镇，“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①。临清是清代漕粮进京的关键所在，在清漕中有重要地位。漕船由临清关转入卫河，需挨次等候出口，于是在泊船沿岸，自然形成一条商业街道，至今遗迹犹存。现在的济宁、聊城两市尚保留着相当古旧的“月河街”，据方志记载，是当年相当繁华的街市，酒楼旅舍，鳞次栉比。“月河街”又称“越河街”，本是跨越运河干道的支河沿岸，专门停泊漕船，以保证干道的通畅。聊城的山陕会馆，尚保存着清代建筑的特色，其门楼戏台样式，与运河上其他城市的山陕会馆多有相同之处，反映出运河沿岸各地商人和商业的活跃。即使象山东东阿县张秋镇这样的小镇，由于地处东阿、阳谷、① 《清世祖实录》卷17。

② 《清圣祖实录》卷283。

① 《清史稿》卷122《食货》三。

寿张三县的交界点上，成为南北锁钥，“幅员数里，自南而北，则漕渠贯其中”②。清代漕运和治河，促使这个小镇兴旺起来，到清中叶，该镇已具备三里长的十字街道，中间铺设青石条板，人口几近万人。清政府多次治河都驻此指挥，该镇成为河漕兼重的鲁西名镇。

第二，清代漕运起到了“南粮北调”、“南布北运”的调节作用。平籴依靠仓储，仓储靠漕运，因此漕运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清代漕运对南北经济交流的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清政府规定，每条漕船可以随带土宜六十石，予以免税。假若以每岁漕船六千艘计算，每年在运河上的免税货物即达三十六万石，约占实征漕粮的十分之一。实际上运输的货物，远远超过此数。加上运丁、水手私带的货物，沿途商贾托运的货物，漕船回空随运的货物，更是无法计算。特别是漕船运丁多载私货的问题，历朝皆有，比比皆是，成为清代整顿漕政的大事。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湖广粮船二千余只，“旗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不令查验”①。

第四，清代漕运畅通的结果，使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动脉的意义更为突出。这条经济大动脉的跳动，几乎决定着某些运河城镇的兴衰。道光以后，运河山东段经常淤塞，漕运停顿，聊城、临清等城镇逐渐衰落，就是明证。运河沿岸运输业的发达，集中了大批的码头搬运工、挽浅纤夫、挖河疏流的民工和船上的舵工水手等，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力队伍。他们多来自破产农民，以运河为业，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且随着运河运输业的开发，他们能在河上串连成帮，于是在客观上形成了运河上特有的雇佣劳动力市场。

第五，清廷为了确保漕运，对运道的疏通十分重视，采取了治黄兼顾治运的水利方针，这样，客观上给运河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的水利事业带来一定的好处。宋、元、明三代和清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由于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下游河道经常被淤沙堵塞，堤防失修，造成泛滥决口，不仅河南、山东、苏北常受水灾之害，而且影响到淮河、运河。特别是黄淮泛滥，倒灌入运，使运河阻塞，南北航运断绝，因此明、清两代的治河与漕运密切相关。运河北段的水量，原来主要依靠山东诸泉的接济、调节，但是从明中叶之后，山东诸泉水量本身不足，使运河水势变迁不停。明代治河，过分强调保漕，不顾农时需要，唯视运漕水量之宜，任意排放，每至春天干旱，将积水放入运河，夺走农民的点滴灌溉之利，若逢夏涝，则将运河水流排出，酿成水灾。故而明代多次治河，均不得其益。清代治河，虽然也以“济运通漕”为目的，但在靳辅、陈潢的主持下，先是堵塞高家堰与黄河其他决口，使黄、淮复归故道，特别② 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

① 《清圣祖实录》卷285。

是在漕船必经的清水潭，修成数十里偃月形堤坝，使水流湍急的险要河段，变成漕船“永无漂溺之患”的“永安河”①。后又在黄河北岸开挖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后，不必再行一百八十里险段，只要行二十里就可进入中河，缩短了航程，减少了危险。确实达到保漕的目的。同时，陈潢还注意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了治河的技术水平。由于清代治河兼顾治运，不仅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漕运无阻，而且在苏北涸出三百万亩土地，使原来被水淹没的土地重新变成可耕的农田。

总之，漕运的畅通，为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东南地区的繁荣，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漕运是历代封建皇朝的苛政。在“千帆竞发，天臾正供络绎而来”的背后，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册府元龟·漕运总序》曾对秦代和汉（武帝）时期的漕运，给以深刻的揭露：“乃若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载，或约赍以深入，或赢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乃有穿渠凿河，乘便利之势，创法立制，极机巧之思。斯皆贤者之心术，古人之能事，至于成败之殊，劳逸之异，宜亦一开卷而可见也。”而且指出，秦始皇“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耗费三十钟而漕运一石之粮，代价之巨，令人吃惊。

清代漕运也是个得不偿失的办法。“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是以江南诸县，无县不逋钱粮。”①嘉庆时，江南漕米运抵京仓，每石费用需银十八两。当时粮价，每石在一两左右。一石漕粮的费用超过当时商品粮价十六、七倍，实在是很不合算的。

漕运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弄得清朝皇帝非常头疼，历朝都为漕运展开过争论，力图谋求良策。有人对漕运的政治作用提出了怀疑。陆陇其曾指出：“以漕运而裕国，秦汉以来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师之重，而仰给于遐方，天下无事，则有侵渔迟误之弊，天下有事，则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长治也。”②早在明季，徐光启就提出：“宜近取诸畿甸而自足。”③也就是说，可以用开发京畿地区的农业来代替漕粮的运输。清初，陆陇其提议，“裕国之本其必垦西北之闲田，而宽东南之输輓。”④道光时，林则徐认为“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费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至计，窃愿更有进也。”也是个开发华北农业的① 《河防述言》，《杂志》第11。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 陆世仪《漕兑揭》。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陆陇其《漕运》。

③ 《农政全书》卷12。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陆陇其《漕运》。

想法。若按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开发海河地区，在直隶增开二至四万顷土地（按亩产一至二石计算），每年生产需自南方运来的四百万石漕粮，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这样的计划，清朝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他们曾经想过学习元代的办法，打通胶莱运河，没有成功，只好抱住数百年的旧法不放，越走越困难。他们还采取过漕粮改折的办法，就是改变征收粮米（本色）为货币（钱或银两）。本来，漕粮一般是不准改折的。只是在发生灾荒或运输困难的情况下，才允许改折。后来还实行过“民折官办”，就是由纳粮户将改折的银或钱，交给官府，由官府派员在口岸附近采买粮食，交兑运输。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时，长江地区被起义军占领，漕运停止，清政府只得临时采取改折和折银解部。道光四年，淮安高堰地方发生水灾，运河水浅，而且运河山东段因诸泉水缺，经常干涸，于是，次年在江浙实行海运，即在上海雇募商船，运粮至天津，然后转输京通。但海运之法直到咸丰以后才正式实行起来。总之，对于得不偿失的漕运制度，清政府始终拿不出改革的办法。漕粮的长途运输，船只消耗，官吏侵吞，关卡林立，人手纷杂，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也给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康熙四十六年，“坐粮厅赫芍色，声名恶劣..每船取银八两，一年约得四五万金，赫芍色任坐粮厅十年，则已得四五十万”①，“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禁也”②。① 《清圣祖实录》卷230。

② 《清史稿》卷122《食货三》。

第五节　学校与科举学校制度

清代的学校与科举，大体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内容上有所损益，措施上更为周密。

学校是储育人才之地，科举是抡才大典，两者相辅而行，关系十分密切。读书士子入仕，主要通过科举，而要由科目登进，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养育士人以应试科目，不过学校生员做官不一定要经过全部科举考试的阶梯，入国子监肄业后，便有了获得官职的可能。

清代由政府管辖的学校，共有两级，即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指京师的国子监，包括附属于国子监的算学、八旗官学。另外，还有中央政府为皇室贵族设立的宗学、觉罗学等。地方官学主要指府、州、县学，这些学校只有规模大小的区分，而无程度等级的差异。除此而外，社会上还有书院、社学、私塾等，这些虽不包括在正规的学校制度内，但在培养人才、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制，在京师有国子学，称国子监，或称太学。国子监有南北监之分，一为北京国子监，一为南京国子监。清初，修整明北京国子监为太学，裁南京国子监，改为江宁府学。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设祭酒满、汉各一人，司业满、蒙、汉各一人，职在总理监务、执掌教令。博士满、汉各一人，助教满十六人、蒙八人、汉六人，学正汉四人，学录汉两人，职在教诲。典籍汉一人，掌书籍碑版。典簿满、汉各一人，掌文牍事务。雍正三年（1725）起，更置管理监事大臣一人，不拘满、汉，地位在祭酒、司业之上。

国子监的生徒，来源很多，共分两大类。一为贡生，一为监生。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岁贡，有地方贡于国家之意。府、州、县学按照规定的时限与数额，将屡经科考、食廪年深的生员，依次升贡到国子监。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命中央直属各省起送贡生，府学每年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各地贡生到京后，要进行廷试。时间是每年三月十五日，后改为四月十五日。如有滥充者，即发回原学。一省发现五名以上，学政要被罚俸。

恩贡，是岁贡在特殊情况下的改称。清沿明制，凡国家有庆典或皇帝登极，便颁布“恩诏”，以当年的岁贡生充恩贡。

拔贡，明制，常贡之外又行选贡之法，即为拔贡。各地儒学生员，经过考选，凡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得以充拔贡。清沿袭此制，顺治元年（1644），首举选贡。顺天府特贡六人，每府学贡二人，州、县学各贡一人。清初为六年考选一次，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

副贡，各省乡试除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为副榜。中副榜者，可以做为贡监，入国子监肄业，称副贡。

优贡，类同拔贡，每三年考选一次，举送的次数比拔贡多。

以上的恩、拔、副、岁、优贡，时称“五贡”。读书士子除了参加科举考试者外，由此而入仕途的，亦谓之正途。五贡就任官职，按科分名次和年分先后，恩、拔、优、副贡多以教谕选用，岁贡多以训导选用。但在具体实行中，常有变动。

五贡之外，还有例贡。凡儒学中的廪、增、附生，按政府规定报捐为贡生的，称例贡。这是当时由捐纳入官的必由之路，由于是出资捐买而得，很为一般人所蔑视。例贡或在监肄业，或在籍，均可称为国子监监生。乾隆年间议准，例贡如果志在由正途入仕，准其辞掉例贡头衔，以原来的身分参加科举考试。

贡生之外，还有监生。恩监，乾隆年间开始实行，主要是选拔和照顾一些资历、身分较特殊的士子，恩准入监肄业。乾隆二年（1737），准八旗汉文官学生应讲求经史，每三年奏请钦点大臣考试，优者拔作监生，与汉贡监等一体肄业。后又议准，八旗算学生、汉算学生、钦天监天文生均准考恩监。乾隆五十一年（1786），凡陪祀孔庙的圣贤后裔，本人是武生俊秀及无功名顶戴的俊秀，均恩准做监生。

荫监。又分恩荫和难荫两种。恩荫是按内外文武官员品级，荫子入监。

顺治二年，定文官中京官四品、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可送一子入监。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宗室亦给荫入监。难荫，顺治三年（1646）定，满、汉三品以上官员，三年任满，勤于国事而死者，可荫一子入监。雍正年间以后，特别体恤军功死难者。凡八旗武职立功身故，无论功绩大小，是官员的，给七品监生一人，是护军校、骁骑校的，给八品监生一人，均于子弟内补充。乾隆四年（1739）定，八旗武职立功病故，所给的监生，按立功等第定监生品级。一、二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食七品官俸，三、四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食八品官俸，五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照捐纳监生例，准其应乡会试。

优监，与优贡雷同，唯入监条件略有降低。雍正十一年定，在地方儒学为附生及武生的，可以选为优监生。例监，与例贡雷同，亦是条件更放宽。凡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士子，即俊秀，可以通过捐纳而取得监生资格，称例监。

贡监生入太学后，依次到六堂研习。六堂分为三级：正义、崇志、广业堂为初级，修道、诚心堂为中级，率性堂为高级，根据学习成绩递升。国子监的监生，又分为内、外两班，内班是住在监内的，有膏火之资。外班则散居监外各地，无膏火。清初，内班共有监生一百五十名，每堂二十五名，外班一百二十名，每堂二十名。乾隆初，改内班每堂为三十名，这样内、外班共三百名，既而又裁减外班一百二十名，拨年班二十四名为外班生。外班补内班，要经过考试。内班贡监生的告假等事项，都要按严格的规定办理。国子监授课和考试的办法是：每月初一、十五日师生向孔子行祭奠礼毕，听助教或学正、学录讲解经书，然后要进行覆讲、上书、覆背，每月三回，周而复始。所习内容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性理》、《通鉴》等，还有兼学习“三经”、“二十一史”的。每人每日要摹名帖数百字，并立“日课册”，按期交助教等查验。每月十五日，祭酒、司业轮换考课四书文一篇，诗一首，称大课。一般是司业月考，祭酒季考。另外，每月初一日，在博士厅课经文、经解和策论。每月初三及十八日，助教、学正和学录还要分别主持考课，试四书文、经文和诗策等。监生坐监的期限，始初各种贡监生并不一样。恩贡、难荫、由廪生出身的副贡，时间最短，为六个月。其他有八个月、十四个月、二十四个月的。例监最长，为三十六个月。雍正五年（1727）规定，各监生肄业，均以三年为期。修业期满后，可应吏部铨选，以教谕、训导等选用。

清代，还有两种学校隶属于国子监，即国子监算学和八旗官学。

算学，乾隆四年（1739），额设满、蒙、汉肄业生共六十人，学习五年期满，分授钦天监天文生及博士。八旗官学，系为培养八旗子弟而设。顺治元年，八旗驻地各建学舍，为八旗官学，次年，合两旗官学为一学，教习在国子监肄业生中考选，主要用恩、拔、副贡生。雍正五年（1727），定每旗设学额百名，其中满洲六十，蒙、汉各二十。乾隆初，定官学生肄业以十年为期，其中汉文明通者，拔为监生，升入太学。官学中的汉教习，三年期满，分等引见。一等用知县，二等用知县或教职。嘉庆、道光年间，官学渐渐废弛。

此外，京师还有宗学和觉罗学。顺治十年（1653），八旗各设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尚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十岁以上，均入学习清书（满文）。雍正时定，左右两翼设满、汉学各一，王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及十九岁以上的已曾在家读书情愿就学者，均令入宗学分习清、汉书，学内兼习骑射。乾隆时定，宗学额数左翼以七十人为准，右翼以六十人为准。每十名生徒，派设教习一员。觉罗学正式设置于雍正年间，规制与宗学略同。学成后，与旗人同应岁、科试及乡、会试，或考用中书、笔帖式官职。另外，京师还有隶属于内务府的景山学与咸安宫学，有世职官学、八旗及礼部义学，有健锐营、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等学，这些都是为八旗子弟而设，体现了清朝廷对这些人的特殊照顾。

清代，设学官督理地方官学，规制相当严密。各省设提督学政一人，提督学政掌管一省学校政令的贯彻，主持岁、科两试，考核师儒的优劣和生员的勤惰。学政在地方，无论官阶高下，皆与该省督、抚平行。各府、州、县学，皆设有教官。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一人，并设训导辅佐之。雍正年间，定儒学教授为正七品官，学正、教谕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官。清政府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奖罚分明，雍正四年定，教官如能尽心训导，六年之内，所属士子无过犯，该省督抚学政据实保题，以应升之官即用。

学校生员亦有定额，需经考试才能录取。读书士子未入学以前称童生、俊秀，经过县考、府考、学政院考取中后，即可入儒学为生员，俗称秀才。在额的生员为廪膳生员，国家供给膳食。额外增加的为增广生及附学生员，亦有定额。府、州、县学的程度一样，但规模不同。顺治四年（1647）定，各省儒学，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康熙九年（1670）改为：各直省取进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七、八名。八旗子弟，亦可入学，归顺天府考试。地方儒学的课程，有《御纂经解》、《性理》、《诗经》、《古文辞》及“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教官对生员有月考、季考，除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考后第二天，讲大清律中的刑名、钱谷类若干条。每月还集诸生于明伦堂，诵政府颁布的卧碑文及训饬士子文。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予以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课者即予黜革。不过到了嘉庆以后，儒学月课渐不举行，教官多为年齿衰迈者，视考课为故套，地方儒学只有师主之名，而无训诲之实了。于是，生员最重要的考试便为学政所主持的岁、科两试。岁试是学政到任第一年所举行的考试，科试是选送生员参加乡试所进行的考试。

清代，武生亦附于儒学。康熙三年（1664）定，直省府、州、县武生，由儒学教官兼辖之。骑射之外，教以武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学额与取文童生一样，也分大、中、小学，由七八名至二十名不等。武生的考试有内外场之分，先外场骑射，次内场策论。岁试列一、二等，准应乡试，故武生没有科试。

清朝廷对儒学生员采取优恤政策，管制也极严格。凡生员入学后，例免差徭，廪膳生及贫穷生员经济上可得到养赡。生员违反禁令，小过失由府、州、县教官责惩，大过失申报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无权擅责。如果教官徇庇劣生不报，或虽揭报，而学政不严加惩处，分别给以罚俸、降级直至褫职处分。顺治九年，政府刊立“卧碑”，共八条，令全国士子诵习奉行，其文如下：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如后：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辩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毋致怠惰。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①。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颁布“圣谕”十六条，四十一年颁“训饬士子文”。雍正年间，更把康熙时十六条“圣谕”大为发展，演化为“圣谕广训”，并且颁布了“御制朋党论”。乾隆五年（1740），又有《钦颁训饬士子文》。这些，都是生员所必须尊奉，也是经常进行考课的内容。

府、州、县学无固定学习年限，多有白头至老，始终为一秀才者。生员的出路有二，一是通过荐举做国子监贡监生，一是通过乡试成举人，两者合称举贡。

明代，书院相当发达。清初数十年间，对书院则采取抑制的政策。顺治九年谕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②。康熙、雍正年间，各省大吏和地方士绅相继有办书院者。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予以提倡，但主要是在各省省会设立一二所较大书院，使均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进一步使之官学化。另外，各省的府、州、县，亦多有设立书院的，有的是绅士出资创办，有的是地方官拨公款经理。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书院，约有三百所③。乾隆年间，对书院进一步提倡和整顿，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沈潜学问者肄业其中。..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课程。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毋留。”还规定，书院课程，可因人而异：“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①同时规定，各省书院主讲席者，均称为院长。

迨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日益废弛。地方上还有社学、义学。顺治年间题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养赡。提学案临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为教读，以司训督。”②社学或义学，在京师等城市及八旗驻地有设，但更多的是设于乡村和边远省区。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9，《礼部·学校》。

②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学校部》。

③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五章《清之书院》。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

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

不过，清代最初级的学校，主要还是私人设立的学塾。儿童由发蒙直至考中秀才，进入儒学，主要是在这种学校中接受教育。

学塾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官僚地主有钱人家，严格遴选教师，在家中教育自己及亲友子弟，叫“家馆”或“坐馆”。一种是地方上某个家族出资，在一个公共地方设塾，教育本家族较贫寒的子弟，叫“村塾”或“义塾”、“义学”。再一种是教师自己在家设学，学生来源不限，叫“家塾”或“私塾”。一般地说，专教蒙童的谓之“蒙馆”，教年纪大些学生的谓之“经馆”。学塾开始是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南方的学塾还重“对课”，即令学生属对。再有是“描红”，即写字。再进一步就是学作八股文、试帖诗。行有余力，读四书五经，以及《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等。私塾教育是个别教学、强制记忆。

科举制度清代在顺治年间开始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康熙时推行于全国。与明代一样，科举分为三个等次。首先是童试，取中者名曰“秀才”。其次是乡试，取中者名曰“举人”。最后是会试、殿试，取中者名曰“进士”。在一轮十二年中，子、卯、午、酉年为乡试年，丑、辰、未、戌为会试年，其余四年是童试年。清代的考试制度比明代更为详细、严密，但由于科举取士积弊日深，暴露出的问题也更明显。

童试亦称小考，由于应试者名曰童生，故称童试，是读书士子进身之始。童生亦名文童、儒童、儒生、俊秀，但没有年龄上的限制，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者。童生应试，在本县报名，填写籍贯及三代履历，并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再请一个本县廪生作保。确保考生籍贯无误，家身清白，非出身于娼优皂隶之家，及未遇父母之丧者，方准应考。主要考四书文，还有《孝经》、《性理》、《太极图说》、西铭、正蒙及《圣谕广训》、《训饬士子文》等。童试分县考、府考、院考三个步骤进行。县考由本县县官主持，考四场或五场。

府考在府城举行，情形与县考略同，每次考一府之中的三、四个县。院考也在府城举行，但由各省学政亲临主持。清代学政亦称学院，故名院考。这时每个考生要加一名廪生作保，考试两场，一正试，一复试。正试试两文一诗，复试试一文一诗，并默写《圣谕广训》百余字。文字优等者，由学政按规定的学额，进行录取。被取之人，即曰“秀才”，自此入儒学肄业，亦称“入泮”。入县学的称县学生员，入府学的称府学生员。入学后，都先做附学生，然后逐步升为增广生、廪膳生。

童试中最普遍的弊端，是雇能文之人顶替本人入场。故顺治年间规定，每府各州县要会同在一天考试，府试亦汇齐在一日，以防重冒。如有请代等弊，互结的五名考生连坐，保结的廪生黜革。雍正十三年（1735）及进一步规定：“枪手代倩，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倩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①另外，考官阅卷衡文，往往委托幕友办理，本人并不过目，草率录取，甚至有任听幕友书役勾通舞弊之事。有清一代，童试中枪替、冒籍、滥送、贿买等弊端，始终未曾禁绝，反而愈演愈烈。

清代乡试始于顺治二年，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举行，是年亦称大比之年。因为乡试举行于秋八月，故又称“秋闱”。康、雍年间起，凡皇帝登极或大寿之年，均加科，曰恩科。如该年正逢乡试正科之年，则将正科或提前一年举行，或移后一年举行。

顺治时，顺天及直省乡试，每中式举人一名，取儒生三十名应试。康熙年间，增至百名。府、州、县学生员，经提学考试，精通三场者方准应乡试。各地儒学的教官和在籍的国子监恩贡生、岁贡生、监生，有愿参加本省乡试的，许与生员一体考送。不过卷面要注明官字、贡宁、监字，以另案发落。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监生，由监内教官考选。娼、优、隶、皂之家子弟，居父母丧者，不得应试。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均是先一日点名放入，后一日放出。考试文体，仍用八股文，亦称制艺、时艺、时文、四书文。顺治二年定，乡试第一场试时文七篇，其中四书三题，五经每经各出四题，应试者认习某经即作某经四题。第二场试论一篇，题用《孝经》，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各省乡试的处所称贡院，士子应试的席舍曰号房，拨守的军卒叫号军。

士子及试官入闱后，用钥封门。内外门用帘隔开，在外的提调监试等官叫外帘官，在内的主考、同考叫内帘官。以大员总摄场务，叫监临。试场对士子的约束防范极严，屡有整肃场规的严谕。为防止考生夹带，乾隆九年（1744）有如下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褌裤紬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其马褥厚褥，概不许带入。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此外字圈、风炉、茶铫等物，在所必需，无可疑者，俱准带入。至考篮一项，如京闱用柳筐，柄粗体实，每易藏奸，今议或竹或柳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至褌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怀挟之弊。再士子搜出怀挟者，其父师均有教诲约束之责，查出一并究治。”①为防止交通关节，士子所交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6《礼部·学校》。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41《礼部·贡举》。

的墨卷，当场弥封，然后由专人用朱笔誊录，曰朱卷，呈考官审阅。考官批示用墨笔，同考用蓝笔。

乡试第一名曰解元，被录取者统称举人。各省所取名额不一，顺治初年，定顺天、江南中式皆一百六十余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在九十名以下不等，贵州最少为四十名。以后各朝，又有增减。正榜之外还取副榜，各省亦均有定额，由六名至二十名不等。康熙初曾一度停止副榜，后又恢复。以后各直省每取举人五名，即取副榜一名。

乡试还有复试和试卷磨勘制度。先是，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府和江南乡试有贿买情节，发榜以后，众议沸腾，因此命顺天及江南中式举人来京复试，此为乡试复试之始。道光二十三年（1843）定制，各省举人，一体到京复试，否则不得参加会试。此外，各省乡试揭晓后，要将试卷解送到京，至礼部磨勘，以防止闱后有人修改试卷。磨勘的内容，先是察考官，倘有出题错误，给以罚俸处分。次是复阅举子试卷，严查有无弊倖及瑕疵。倘有文理悖谬、字体不正、朱墨不符、对非所问者，黜革除名。有不遵传注、不避圣讳、以行草誊录、四书文过六百字者，罚停一科至三科不等。一省当中如果斥革三名以上，主考官要被革职或提问，如果罚科卷数多，对考官实行罚俸、降级、革职等处分。

康熙、乾隆年间曾发生过是否保留八股文与科举制度的争议。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又列举八股取士的四大弊端，建议改革，遭内阁礼部反对，未能实行。

乡试第二年，各地举人到京师应进士之试，称会试、殿试。会试是集中会考之意，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曰会元。取得贡士资格后，方能参加殿试。会试在丑、辰、未、戌年举行正科，恩科之年的会试，为会试恩科。因会试举行于春季，亦称“春闱”，又因是礼部主办，亦称“礼闱”。清初，会试在二月举行。乾隆年间，改会试在三月，殿试在四月，遂为常例。会试初九日为首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均是先一日领卷入场，后一日交卷出场，每场计三日。会试各场的内容、文字的限制等，与乡试大体相同。

会试的总裁，用阁部大员四人或六人，多至七人。中式无定额，顺治三年丙戌科会试，取中四百名。以后历科中额或百余名，或二三百名不等。最多的是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取四百零六名。最少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取九十六名。录取方法亦有变化。

会试在正榜以外，一度还取副榜。会试副榜免廷试，由吏部授官。康熙初年停止此法。

最初会试无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因有人作弊，遂行复试。雍正、乾隆年间亦有过复试，嘉庆初著为令。贡士发榜后数日，即进行复试，地点在乾清宫，后改为保和殿。试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即日交卷。复试列一、二、三等者，准予参加殿试。

殿试是天子亲策于廷，仪式十分隆重。殿试的地点，最初在天安门外，后改于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试于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试于保和殿，后沿为例。殿试内容为时务策一道。时务策策题长达二、三百至五、六百字，一般询问三、四件国家大政，让应试者回答。殿试之日，皇帝要亲临试场，要奏乐鸣鞭。嘉庆、道光以后，御殿之礼渐不举行。应殿试的具体情况，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曾有一段叙述。时间虽靠后，但可见当时的一般情状：“余于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应殿试，当日于卯初刻服常朝服入东华门至中左门，候点名领卷，送场者至此为止。殿廷所备试桌，式如炕几高仅尺许，趺坐盘膝以事写作，试士素非所习。于是多自携考桌，其制用光面细布蒙薄板，以铁条为活四柱，纳于板背，折叠成片，支起扣于套环之内，即为一桌，较内廷所备者稍高，以藤筐盛布箱，贮考具应用之物，其筐即为坐椅，领卷后背负以入，从前校尉代携之制，已成虚文。入殿随意择坐，但殿宇深严，先至者多据前排，后排阴暗不能辨字，后至者多迁于殿前廊下，然倘遇风雨，则飘洒堪虞。从前由礼部同銮仪卫督率校尉于前一日，在试桌上黏贴各贡士名签，按签入坐，此制不知何时停废。策题颁下约在辰刻，由礼部官散给每人一张，在中和殿阶下跪接。入保和殿就坐策对， 殿上均黄绒地衣，下衬以棕荐篾席，御座正中丹陛三层加以五彩幡龙地衣，禁止吸烟。例赐宫饼一包，即唐代红绫饼之意。殿前南院备有茶水，试士不禁出入，随时可问饮用，自备乾粮以充饥。入试情形之可纪者，大略如此。”①殿试试卷有一定格式，首先写明履历三代及本人籍贯、年龄，正文的开始要用“臣对臣闻”字样，策文不限字数，最短一千字。必须将试卷充实写满，同时书法极关重要，字要黑大光圆，不能有点画小疵。殿试当日交卷，因是皇帝亲策，不任命阅卷大臣，只有读卷大臣十余人。读卷后，将前十本最嘉者初步拟定名次后进呈，最后要由皇帝钦定。十名以外之卷，读卷官在内阁拆弥封，照阅卷时所定名次填榜。殿试中式之榜号曰金榜。四月二十五日行传胪大典，皇帝升太和殿，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陪立如仪。传胪官宣唱某甲某人，一一引出班，行三跪九叩之礼，仪式隆重。殿试赐出身曰进士，凡会试中式的贡士，均可取中，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通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殿试传胪后三日，还要在保和殿举行殿试朝考，考前列者用庶吉士，次等者分列为主事、中书、知县等。

关于八旗及宗室参加乡、会试，清政府另外有过规定。

清制，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故不大提倡八旗子弟应试科举。顺治八年（1651）首次准许八旗应乡、会之试，是年满洲、蒙古、汉军生员参加顺天府乡试。以后，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始初，凡准应乡、会试时，均是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考试内容亦有区别，满、蒙生员乡试为满文或蒙文一篇，会试增为两篇。汉军试《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场试策、论各一篇。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为八旗子弟与汉人一体应试，但在乡、会试前要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方可应试。此遂成为定制。乡试中额，历科不一。顺治八年，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以后有所减少。乾隆九年，定满洲、蒙古共取二十七名，汉军取十二名。

清初，宗室子弟不参与乡、会试，康熙三十六年（1697），因宗室子孙日益繁衍，准有能力学属文者，一体编号取中，但很快又停止。乾隆时，也只是偶尔允许宗室子弟应乡、会试。直至嘉庆六年（1801），宗室应乡、会试，始著为令。其法为：“凡在官学读书及在家读书愿应乡试者，俱照宗人府奏准之例，交稽查宗学汉大臣核实考试，将文理通顺者，由宗人府造册，汇送兵部，考试马步箭，其合式之人，移咨礼部，札送顺天府乡试，俟三场完毕，将实在人数奏请钦定中额，永远遵行。”①宗室应乡、会试，在试场号舍内专门拨号设坐，试卷注明宗字号。嘉庆九年（1804）又定，宗室乡、会试改于各士子乡会试三场完毕之后，即十七日举行。当日点进，当日完卷，只试一文一诗。乡试约八九人中一名，会试约取三、四名。会试后还要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复试，方可正式取中。至于殿试与朝考，则与汉人士子一体考试。

另外，八旗和宗室还专有翻译一科，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应试者只限于八旗及宗室子弟。满洲翻译是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以蒙文译满文，不译汉文。翻译在清代时举时停，亦有童试、乡试、会试之程序，三年一举。都是别立翻译场考试，录取翻译生员、翻译举人、翻译进士。进士考列一、二等者，授翰林院编修，三等授翰林院检讨等职。

清代科考制度，文科之外还有武科。无功名的习武士子称为武童，各省学政在考文童后考武童，报考条件及手续与文童试相同。考试为三场，有外、内之分。头场马射，二场步射及硬弓、刀石，是为外场。三场是内场，原试策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七书的某些段落。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及《姜太公六韬》。取进武童生，顺治时无定额，康熙十年（1671）定与各省文童例同，分大、中、小学录取，府学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中州县十二名，小州县七八名，被取进者通称武生。清代地方无专门的武学，康熙三年（1664）定，直省府、州、县、卫武生，由儒学教官兼辖之，教以武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本地武职官员，每月在各学射圃会同考验弓马。武生的岁考与文生相同，三年一次，一、二等者可应乡试。故武生无专门选拔参加乡试的科考。武乡试、会试也分外、内场。头场试马箭，二场试步箭，再开硬弓、舞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9《礼部·贡举》。

刀、掇石，是为外场考试。三场试策论，是为内场考试。嘉庆十二年（1807）以应试者多不能文，改策论为武经一段约百余字，无涂写错乱即可，实际渐渐同于虚设。不过，武生、武举人年六十以上者，不得再参与乡、会试。武乡试三年一科，子、卯、午、酉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与文乡试同，中式者为武举人。乡试中额，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规定，大体是文闱中额的一半。顺天一百零八名，汉军四十名，奉天、锦州二府三名，江南六十二名，江西五十七名，福建、浙江各五十四名，湖广五十名，河南四十七名，山东四十六名，广东四十三名，四川、云南各四十二名，山西四十名，广西三十名，陕西、甘肃、贵州各二十名。雍正、乾隆年间，各省中式名额又有增加。其中陕、甘两省因人才壮健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均增至五十名。武会试于辰、未、戌、丑年在京师举行，与文会试同。考期在九月。会试中额，顺治时及康熙初年，或二百，或一百五十，或一百。后来不拘定额数，计省分大小、人之多寡，临时酌定中额。武会试后也要复试，而后才进行殿试。殿试在十月举行。十月十五日试策问，嘉庆时改为默写武经约百字。十七、十八日试马步箭弓刀石，皇帝亲阅。一甲、二甲及三甲前十名，皆在校阅时钦定。武进士传胪也在太和殿，一甲三名，依次通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赐同武进士出身。顺治三年，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均授守备，三甲均授署守备。以后武进士所授之职，屡有变更。

除科目取士之外，清代还有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博学鸿词科和孝廉方正科。康熙十七年（1678）诏，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命内外大员推荐学行兼备、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来京亲试录用。第二年，各地荐举一百四十余人到京，召试体仁阁，试赋一、诗一。康熙帝亲自阅卷，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授为翰林官。乾隆元年，亦开博学鸿词科，召试一百七十余人，取中十九人，授编修、检讨、庶吉士等职。

以上，概述了顺治至道光年间的学校与科举制度。清代是我国传统教育与选士制度集大成的时期，也是结束期。鸦片战争以后，时局变化，新式学堂陆续出现，旧有官学渐次衰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更不得不停止科举，这种沿袭一千余年的选士制度至此废除。

第六节　“滋生人丁”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之概况“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两个重大步骤。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玄烨颁发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①“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②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名人丁应征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银，基本加以固定，作为今后每年征收丁银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成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五十五年（1716），户部针对已固定的人丁因死亡、开除等缘故而出现的缺额，又制定了具体的抵补办法，即“按人丁派者，一户之内开除与新添互抵；不足，以亲族丁粮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丁粮多者顶补”①。从而将历来因变动频繁、最难控制的丁额和丁银，基本上给固定了下来。

这一措施，虽未取消丁税，但把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固定，不再随人丁增长而加重，对于少地或无地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承担着全国丁税的绝大部分，丁税不增，其负担相对稳定，有可能安心生产；其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于那些尚在苦于增丁的州县地方官来说，因清政府放松了对户丁的编审要求，也可稍得喘息。康熙五十六年（1717）政府宣布废除对“增丁州县官员议叙”的制度，便从反面说明了这点。当然，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目的在于，因其旧的户丁编审制度和增收人丁税的做法，已经陷入绝境，为保证赋役来源与缓和阶级矛盾，不得已而为之。最后推行的实际结果，也是清政府得利最大，不仅易于查清户口，保证了赋役来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流民的附籍，稳定了社会秩序。不过，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了“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为其迅速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征收制度，完成了最后① 《清圣祖实录》卷249。

②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33《户部·户口编审》。

①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

的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只有经过此次丁银的基本固定，才能使之更易于全部转归土地，即所谓“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者”②。

然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未能解决赋役负担偏枯不均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按户征收的人丁税，常因生育死亡发生变动，而除、补之丁额又很难恰好相当。长此下去，很快便会出现“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①。因而又造成新的不均。同时，在编审过程中，不仅一切费用均归纳户负担，而且各级官吏又乘机敲诈，无所不用其极。正如直隶总督李绂揭露的那样：“民间派费甚多，有里书及州县书吏造册之费，有里长候审饭食之费，有黄绫、纸张、夹板、绳索、棕包之费”等等，常高达正赋之数倍。“各省皆然，直隶尤甚”。②他们甚至置朝廷之谕旨于不顾，仍肆意放富差贫，胡作非为，所谓“无田无地赤手穷民，则现丁当丁；而田连阡陌之家，粮册在手，公然脱漏，浸淫成习”。对贫苦百姓则“复于丁银之外，今年加一、二分，明年又加二、三分，年复一年，递增不觉。户无毫厘田产，每丁竟有完至二、三钱，四、五钱者”③。至于康熙皇帝亲自询问过的那种“并无差徭，共享安乐”的“余丁”，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缙绅豪富之家”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其赋役负担怎么能做到公平合理？最注重实际的农民群众，又怎么能不对朝廷之诏令发生疑虑，从而继续“携家远徙”，四处流亡？其结果仍然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清廷的赋役收入仍难得到保证。这时，统治集团中才开始有人尖锐地意识到，“丁、粮同属朝廷正供，派之于人与摊之于地，均属可行；然与其派在人而多贫民之累，孰若摊在地而使赋役均平？”④这就是说，丁税同田赋一样，都是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与其靠加重广大贫苦无依的人丁之负担，来增加政府之收入，而将其陆续逼跑，哪如将这已固定了的人丁税银均摊到田赋银中统一征收，更有把握？因为土地是固定不动，跑不掉的，有地便会有人耕种，其赋税就不愁没有着落。这是保证国家赋役来源的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因此，清政府迅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不放弃丁银原额的前提下，只巧妙地改变一下征收方式，即将康熙五十年已固定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人丁应交纳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役银总额，平均摊入到全国各省之诸州县的田赋银中，按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若干计算，然后一起输纳征解。这就是所谓“摊丁入亩”制度，又称“丁随地起”，或简称“地丁”制度。这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第二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最后的一次赋役制度改革。

② 嘉庆《无为州志》卷7《食货志·户口》。

①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② 李绂：《穆堂初稿》卷39 下《清通融编审之法疏》。

③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2。

④ 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首先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这虽是“丁随地起见于明文”之始，但实际上尚属试行性质。

正式的摊丁入亩，始自雍正初年。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鉴于本省“无地穷丁”甚多，而“北五府（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和宣化）丁浮于地，尤为苦累，故条奏摊丁（入亩）”。后经户部及九卿各方议准：直隶省“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摊入地银之内，造册征收”。李维钧又根据“北五府地少丁多，难就本州县之丁银摊入本州县地银之内”的实际情况，“为苏民困”，“计之再三”，最后决定通省计摊，“统为核算”，即将全省“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全省）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银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①。大体上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2.0702681928273 钱许。接着，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省相继推行。至雍正七年（1729）便基本上普及到全国的绝大部分省区。尽管奉天、台湾和贵州等地，直至乾隆年间才开始实行，山西更“以富人田少，贫民种地代纳丁银不服”迟迟拖到光绪五、六年间（1879～1880）；但是，此时“摊丁入亩”制度已基本上成为全国划一的赋役征收制度了。另外，几乎与此同时，清政府又陆续将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到田赋银中征收，地丁银便成为其主要的财政收入了。

“摊丁入亩”的特点和意义通过下表，可以看出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各省单位平均摊入的丁役银中，除湖南因系“以粮石计摊”，其数额显得最多外，其实际最多的还是直隶，其次是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而江苏、安徽和浙江诸省则最少。凡摊入丁银多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重者，反之，凡摊入丁银少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轻者。这一方面说明，清前期“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①的大致趋势；另一方面，也就不难预料，北方的田亩负担因摊丁银而加重的程度必定会比南方大，故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反对摊丁入亩制度的情绪，也就势必会比南方更为强烈。

其次，各省在摊丁入亩时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有按田亩计摊者，有按粮石计摊者，但大多数则还是按每田赋银一两为单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5 册，《李维钧奏折》。

①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赋役》。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1 广东康熙五十五年(1716)1.064(钱) 各州县计摊“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

《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条①2 直隶雍正二年(1724)李维钧2.0702681928(钱) 通省计摊“雍正六年，又以长芦灶丁摊入地亩”。

3 福建〃〃黄国材0.527 ～ 3.12(钱) 各州县计摊屯田摊入丁银，每田银一两摊入0.083 ～ 1.448 钱。

①《九朝东华录》“乾二”

称： 1 — 2 钱不等。

4 山东〃〃陈世倌1.15 钱；其永利各场灶丁，于乾隆二年摊入，首摊0.104 钱通省计摊《清世宗实录》和《会典事例》作三年；《山东通志》作四年。

5 河南雍正四年(1726)田文镜0.117 ～ 2.07 钱各川县计摊《清史稿》卷294 本传称“五年始”。

①《抚豫宣化录》卷2②《清世宗实录》卷516 浙江〃〃李卫1.045 钱〃〃《清会典事例》称： 2.045 钱。①《浙江通志》7 陕西〃〃岳钟琅1.53 钱(遇闰加0.04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 本传称：“五年始”。

①《清史稿》卷2968 甘肃〃〃李元英河东1.53 钱河西0.106 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 称：逾年(五年)疏言：“河东粮劝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故“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

同上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9 四川〃〃每粮0.052 石至1.96石不等，算一丁，征6升以粮石计摊《会典事例》作“六合”。

10 云南〃〃杨名时科则缺。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两，每丁征通省计摊2.8 — 6.2 钱①《清史稿》卷290 本传②王鸣盛《杨氏全书》序11 江苏雍正五年(1727)每亩摊征丁银0.011 ～ 0.629 钱不等以亩计摊“班匠银三千余两亦摊”。

12 安徽〃〃同上〃〃13 江西〃〃迈柱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056 钱。屯地摊0.291 钱。

以两计摊《清史稿》卷289 本传称“四年”。

①《清史稿》卷289 本传14 湖南雍正六年(1728)〃〃每地粮一石摊丁银0.001 ～ 8.61 钱以粮石计摊①《清吏稿》卷289 称“七年”。

15 广西〃〃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36 钱不等以两计摊16 湖北雍正七年(1729)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296 钱以两计摊17 台湾乾隆十二年(1747)缺①《大清会典事例》18 贵州乾隆四十二年(1777)每亩赋银一两摊丁银以两计摊19 山西光绪五、六年(1879 — 1880)缺《山西通志》①下列十八省资料来源同此。此外，另见出处者，各栏分别注明。

位计摊；主要是通省统一核算计摊，但个别省份也有以州县计摊者。这些又说明了摊丁入亩制度本身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最后，从各省摊丁入亩开始的时间看，大都集中在雍正二年至七年（1724—1729）之间。这更反映出，摊丁入亩制度的产生，决非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长期酝酿，至此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已。

以上特点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早自唐代后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历次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推动，地主阶级逐渐感觉到重点控制和剥削劳动者的人身，其收益已愈来愈低，反倒不如放松些对人身的控制而多从经济上加强搜刮更为有利，于是便开始逐渐将其剥削的重点，由原来的控制人身转移到加重对劳动者的经济榨取上，从而使封建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劳动者的身份大有提高。顺应这种趋势，赋役剥削制度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先是唐代后期从“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转变为“惟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至明代中期，又代之以“量地计丁”、“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而清代前期出现的这种“摊丁入亩”制度，则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上，摊丁入亩这种征收方式，早在明末清初便已散见于全国不少地区。如明天启元年（1621），给事中甄淑就已因“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太不合理，提出“以米带丁”的倡议，即“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以使“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据说在当时曾经实行过，惟因“其时政荒赋重，故不久辄罢”。崇祯八年（1635），陕西城固县则有“丁随粮行之法”①；清康熙六年（1667），河南太康知县胡三祜也推行了“丁随地派”法，规定“每地三十三亩三分，准入一丁”之负担②；九年（1670），广东四会有“以丁随粮”之法；二十三年（1684），四川雅安所属的芦山县，更实行了“按亩均丁”法；与此几乎同时，直隶乐亭知县于成龙更进一步察觉到“田与丁分”是产生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的根源，因而在该县推行了一种能使“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者永得息肩”的“按田均丁”法③；五十二年（1713），御史董之燧则更提出在全国推行“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只是由于被户部议为“（旧册）相沿已久，未便更张，而止”④。其他尚有多处。以上种种，名虽不同，实质则一，均属“摊丁入亩”性质，有的并已取得显著成效，故当雍正初年清朝廷一声令下，便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而集中地普及起来。当然康熙雍正时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提供了顺利推行的政治保证。摊丁入亩的确立和贯彻执行，对当时历史的发展，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首先，它统一了全国的赋役内容，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对清初以来全国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是一次空前的统一和完善，使“一省之内，（亦）则例各殊”的徭役形式“始归划一”，地丁制度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统一的赋役内容，既有利于国家财政法令的贯彻，又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摊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30《户政》，曾王孙《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疏》。② 道光《太康县志》卷2《田赋·人丁》。

③ 乾隆《乐亭县志》卷4《田赋·户口前序》。

④ 《松江府志》卷21《田赋》下。

丁入亩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①，而且“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②。这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就全国而言，东南地区（如江浙）原本赋重役轻，今将较少的丁役银均摊于较多的田赋银中，每两田赋银具体增加只有少许，而北方诸省，丁役虽重，然田赋却轻，往往几亩或十几亩甚至几十亩才负担田赋银一两，故每两田赋银摊入二钱左右的丁银，平均到每亩田里，为数也极有限。这样，南北两方的赋役负担，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渐趋平衡。再就各阶级阶层来说，摊丁入亩也使其中大多数人负担有所减轻。不单“寸土皆无”的佃农、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基本上摆脱了丁银的“赔累”，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谋生出路，而且“丁多地少”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在废除丁银后只在自己负担的为数不多的田赋银中摊入极少量的丁银，负担较前也有所减轻，即使中小地主，其田赋负担虽“较诸原额为过之，然一切杂办丁徭尽行除豁，民止知有田赋一项，胥吏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别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③咸丰时人王庆云在评论摊丁入亩时说：“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其有田者也。甲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穷免敲扑，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④这虽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赋役负担的比较公平合理，当然会对久困于役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此是有密切联系的。第三，进一步削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丁口之输赋也，其来旧矣。”丁役或丁银，包括所有匠班银、盐钞银等，历来就是封建国家对其臣民部分人身占有的具体体现和显著标志，是一种纯粹的“超经济强制”。经过人民群众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这种依附关系在不断地被减弱着。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入清以来，这种削弱的趋势更为加速。康熙十一年（1672），浙江的盐钞银摊入地亩银中；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697—1702）浙江、湖北、山东等地的匠班银也陆续摊入地亩；五十一年（1712）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更将全国现有的丁银固定，取消了以后滋生部分的人丁税；而摊丁入亩则最后将所有的人头税目也统统摊入田赋银中，总称为“地丁银”。至此，不仅相沿千余年的人头税完全匿迹于史册，开始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而且长期束缚人民人身自由的户丁编审制度也日渐松弛，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终被“永行停止”，此后，甚至连过去为征发差役和限制农民外出的里甲制，也开始被专职防盗的保甲制所取代。

由于摊丁入亩使清廷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解除了丁银的赔累，致使不仅经济发达的江南和东南沿海，“贩夫牧竖，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征输之苦”①，甚至地处边远的贵州等省，也使“赤贫无田、持手而食之夫，悉得免于追呼”②。因而人民不再大量逃亡和匿隐，人口的统计也较前更为精确符① 康熙《嘉兴府志》卷9《户口》。

② 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③ 乾露夏津县志》卷4《田赋》。

④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

① 乾露常昭合志》卷3《户口》。

② 道光《贵阳府志》卷44《食货略》1。

实。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共有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按丁与口比例为1∶3.16 计算，共计人口七千七百八十余万。雍正八年（1730）则增至二千五百四十八万丁，八千零五十一万余口。至乾隆六十年（1795）则骤增至近三亿口，道光十五年（1835）更突破四亿大关。其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为我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但那已是近现代的事情，不能全归咎于此。恰恰相反，在当时，人口的增长，为社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劳动人手，封建依附关系的减弱，又使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其中不少人即相继离开农村，纷纷转入城镇和场、矿，为手工工场（或作坊）和矿山增添了大批的雇佣劳动力，靠劳动换取计日（或计时、计件）工银，以糊口或养家，从而客观上推动了明代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缓慢增长。

最后，暂时地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地主的兼并土地起了一些抑制作用，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由于摊丁入亩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根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农民则丁多地少，因此推行的结果，势必使原来由农民负担的一部分丁银转摊到地主身上。故王庆云称“（摊丁入亩）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甚至在推行摊丁入亩的当时，就有人揭示它“实与贫民者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①。因此，这一改革遭到大批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尚在其试行阶段，归善知县邱家穗便跳出大叫：“人无贫富，莫不有丁身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将令游惰复何惩？”而甘“使富户坐困于役？”待到摊丁入亩全面推行后，地主阶级反抗更为激烈。理学名臣李光地的本家李光坡极力辩解：“富者虽田连阡陌，不过一身；贫者虽粮升无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输税，赋既无偏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均履后土戴皇天。（今对）富者则急其从公，贫者必尽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义，则役非偏枯乎？”①他们不仅千方百计“阻遏其请”；而且竭力煽动“有田之家，同心协力赴上台力辩”②，妄图逼迫清廷收回成命。有的甚至公然纠众闹事，“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并借乡试之机“聚众进城”③，“鸣锣执旗，喊叫罢市”，进行阻挠④。

当然摊丁入亩改革最大的获利者还是清廷。首先在经济上，不仅使原额丁银连同田赋银一起得到切实保证，而且将原属根本无法征收的“户绝人亡”者的丁税，也一起摊入地亩，起死回生有了可靠的着落，因此，清政府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顺治时，每年仅二千万两左右，康熙、雍正时则增长到二千五、六百万两左右。从乾隆至清末，则每年都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三，成为清皇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清代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它，曾三令五申，无论哪级政府，无论何种情况，都一“概不准借用地丁银两”。

第二，更重要的是清廷通过摊丁入亩的改革，缓和了同广大农民和手工① 《雍正硃批奏折》雍正元年七月李维钧奏折。

① 陆燿：《切问斋文钞》卷15，李光坡《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

② 康熙《户县志》卷4《田赋志·赋役》。

③ 《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④ 《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业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获得了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使之能够顺利而果断地制止和查处了大地主们的反抗。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加强了其封建专制的统治。

但是，摊丁入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在旧的传统的赋役制度陷入绝境，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作为保证政府赋税收入与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出现的。至于它对大地主的这种限制打击，乃是清统治者从本阶级总体的长远利益出发，利用其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缓和地主同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并力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即通过对绅衿富户的限制和打击，将其一小部分地租剥削物转化为国家的赋税，用以抵偿因免除无地贫民和手工业者的丁税而失去的税额，进而达到既能保持赋税足额又可缓和因征丁税而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目的。这正是其正常国家职能的一种表现，并非与大地主的有什么根本的矛盾。而且，随着清廷财政状况的好转，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大地主阶级的不断反抗，清廷对大地主阶级的限制也就日益放松了，并转而包庇和支持大地主转嫁赋役的罪恶行径。甚至公然以“粮从租出，租自佃交”①，“租未收，赋从何来？”②为理由，明令“租户完租者，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这些都充分说明摊丁入亩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也再次证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① 《永禁顽佃积弊碑》。

② 梁绍壬：《秋雨盦随笔》卷7。

第八章　军制和法制

第一节　八旗与绿营

入关以前的八旗军

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员和两员梅勒额真，后因人丁增加，一甲喇辖有十几个牛录，牛录亦改称佐领，甲喇为参领，官名亦相应改变，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或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领，牛录额真为佐领。满洲（当时称女真）蒙汉数十万人分别编入八旗各牛录。后清太宗皇太极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合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入关之前，八旗壮丁是兵民合一，“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①。他们平时耕猎牧放，战时则披甲从征。兵与丁的比例时有变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时，每牛录有六十甲，即五丁抽一为兵。天命六年十月是三丁抽一，每牛录有兵一百名，十一月每牛录又增甲五个，变成了二丁抽一，此后仍恢复旧制，大体上是三丁抽一。皇太极执政后期，每牛录改为二百丁。汉军八旗征兵的比例要小一些，一般是五丁抽一。

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八旗制度，从八旗壮丁中佥集了一支拥有从五六万至十一二万名兵士的八旗军队。这支军队分由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管辖。

各额真平时辖束八旗人丁，征赋佥役，战时率领佥为兵丁的旗人南征北伐，拥有很大权力，尤其是固山额真，更是官高位尊，权势赫赫。八旗固山额真多系开国元勋和宗室国戚。天命年间（1616—1626），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有十六位，其中，济尔哈朗、汤古岱、阿巴泰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子侄，阿敦、铎弼是汗之族弟，扈尔汉是汗视如亲生之养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共尊。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是著名的理政听讼之“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扬古利又是汗之女婿、孙女婿和妹夫。阿布泰之姐是汗之爱妻阿巴亥大福晋，他还娶了和硕公主。其余穆哈连、博尔晋、苏巴海、巴笃理四人，皆多次征战，军功卓著。皇太极执政时期，情形与此类似。

固山额真，尤其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是金国——大清国的军国重臣，① 《清文献通考》卷179。

权势与地位远逾于六部承政和内三院大学士。以军事而言，他们在三个方面享有很大权力。第一，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汗常命诸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商议。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①。

第二，出师行围，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第三，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弁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当然，固山额真虽拥有很大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本旗军队之主子，不是本旗兵士的最高统帅，而只是总管本旗一切事务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一旗军队的最高统帅，乃是该旗之旗主贝勒及金国汗。努尔哈赤之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经汗封授，分别拥有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正黄、镶黄旗，是该旗之主，固山额真等官将皆系本旗旗主之臣，双方有着君臣隶属关系，各旗兵士亦系该旗旗主贝勒之兵士。用兵征战大权，仍归汗及旗主贝勒掌握。

入关之前，与明朝军队将官有俸、士卒有饷不同，八旗将士没有俸银饷银。皇太极曾就此事下谕说道：“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而“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前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官将，俱照官职功次依次给与”①。

八旗将士的合法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领取赏赐。金国汗经常以征明所得人畜财帛赐与官兵。天命六年三月打下辽阳后，汗谕赐总兵官（相当于固山额真）银各二百两、布帛二百三十匹，副将（相当于梅勒额真）银一百五十两、布帛一百六十五匹，兵士各领布七匹②。第二，计丁授田。八旗将士根据所获人口及自身男丁，计丁领取田地，一丁三十亩。多年征战，使八旗将领掠夺了大量人丁，逼令充当包衣，耕种田地牧放马牛，他们借此领得数以千亩计的田地，成为大庄园主，收取大量租银粮米。第三，按职论功免除丁赋。金国人丁，须计丁上交国赋。天命八年（1623），督堂向汗报告：“一年一丁之征收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合共三两”③。汗谕规定：总兵官、固山额真额亦都屡立大功，免一百丁之国赋，二等参将免二十二丁丁赋，一等游击免十六丁丁赋，三等游击免十二丁赋，一、二、三等备御分别免十丁、八丁、六丁之赋，千总免四丁，把总免三丁，驻汗城之甲士、哨探、守门、工匠各免二丁之赋④。

努尔哈赤、皇太极皆极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军纪的严明，屡颁军令，奖勇惩懦，经常举行操练，不止一次地大阅旗兵。

努尔哈赤、皇太极还以身作则，奋勇冲杀。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时总叙① 《清太宗实录》卷5，页25。

① 《清太宗实录》卷17，页1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62。

历年征战之情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加，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①皇太极亦有乃父之威武，他曾率兵二百，击走明兵数千。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勇冠三军、不畏强敌、能征善战、以少败众的勇将，如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扬古利、冷格里、劳萨、图鲁什、叶臣、阿山、萨穆什喀、阿济格尼堪、伊尔登、吴拜、图尔格、鳌拜等，皆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八旗士卒亦踊跃争先，勇猛冲杀。因此，八旗劲旅屡败强敌，所向披靡，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入主中原以后的八旗军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兵卒四万余人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五万人，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二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十二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五月初二日入据北京，逐步确立起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皇朝以八旗军为主要军事支柱，竭力加强八旗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护军、亲军、前锋和步兵。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

前锋、护军、骁骑、亲军、步兵，皆从八旗佐领下佥选，各朝人数时有变化。乾隆年间，共有骁骑三万四千余名、护军一万五千余名、前锋一千七百余名、步军二万一千余名、亲军一千七百余名、健锐兵二千、火器营兵六千余名、虎枪营兵六百，以及藤牌兵等等，约九万余名。另外又专设领侍卫府，置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辖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一、二、三等满洲蒙古侍卫五百七十员、蓝翎侍卫九十员，以及四等侍卫、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汉侍卫若干员，还有亲军校、亲军一千八百余人。八旗军队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即“宿卫扈从”，守卫皇宫、京城，随侍皇上出巡，用兵各地，对外征战。各营官兵又有各自具体职责。

就“宿卫扈从”而言，领侍卫府责任最重、地位最高，总管宫殿宿卫和巡幸扈从诸事。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领侍卫内大臣调派侍卫、亲军、上三旗与内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宿卫。紫禁城外周围，由下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护军守卫。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由满洲八旗步军守卫，皇城以外，大城以内，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军守卫。大城以外，即安定门、朝阳门、广渠门、永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右安门、广宁门、德胜门以外，由五城巡捕营之一万绿营兵守卫巡逻。

八旗骁骑营，为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都统一员及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若干员，辖治八旗人丁和骁骑三万五千余名。八旗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各一员及参领等官。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旗各一员，以及参领等官。八旗步军营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① 《武皇帝实录》卷2，页17。

营统领一员及左右翼尉、参将等官，辖领八旗步军和五城巡捕营步兵（绿营兵）三万一千余名。火器营设总统大臣六员，由王公或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兼任。上三旗虎枪营设总统一员，健锐营设总统大臣若干员，以王公大臣兼任。

第二，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从多尔衮开始，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均陆续遣派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

畿辅驻防亦称直隶驻防，乾隆后期，共在良乡、昌平、永平、保定等二十五处，驻有八旗兵八千余名。东三省驻防又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盛京驻防八旗兵一万六千余名，总辖于盛京将军，分驻盛京、辽阳、开原等四十座城池边门。吉林驻防八旗兵九千余名，统辖于吉林将军，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和索伦达呼尔等共七千余名，辖于黑龙江将军。东三省共有驻防八旗兵三万五千余名。

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一省的二十座城市，乾隆后期有驻防八旗兵四万五千余名，分由各城所设将军或副都统管辖。如江宁驻防将军辖八旗兵三千余名，京口驻防副都统辖一千三百余名。新疆驻防旗兵，又称为“西域兵”，系乾隆中年统一准部、回部后设置的，共有兵士一万五千余名，统辖于伊犁将军。

第三，发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入主中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再像昔日攻明那样，以掠夺人畜财帛为主要收入，而且年收国赋数千万两，也有能力仿照明制发放饷银，故从顺治元年起，清廷便相继制定八旗官俸、兵饷制度。顺治十年定制，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外省驻防将军，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余官依次减给。除正俸外，还有“养廉银”。雍、乾时规定，都统每年养廉银二百四十两。驻防将官更多，吉林、盛京、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岁领养廉银二千两，福州将军、杭州将军一千六百两。清初将领还计丁受田，凭藉多次征战所掠成百上千名包衣，分领数以万亩计的田地，像费英东家，除畿辅、盛京大量庄园外，仅辽宁省广宁等处牧马厂地，就有垦熟田地四千余亩。

八旗兵士的饷银，时有增减，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清初兵士亦计丁受田，一丁三十亩。

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发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佥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①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

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由于开始任用的顺承郡王勒尔谨、简亲王喇布、贝勒洞鄂、察尼、尚善等几位大将军及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等昏庸怯懦、惧敌畏战，八旗将士士气低落，连连受挫，统兵数万的大帅喇布，屡败于仅有四千之兵的敌将高大节，致州县连陷，“四方骚动”，形势危急。玄烨果断决策，削去贻误军机之喇布等五位大将军王贝勒之爵，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占等勇将，激励士卒，又重用绿营将领，调度有方，使战局迅速改观，八旗军再显雄威，于康熙二十年十月攻克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

玄烨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皇兄裕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十万名，辅以绿营和外藩蒙古军，大败准军，噶尔丹暴亡，消除了北方威胁，拓疆二万余里。他又遣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封王爵，遣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满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二万余名，进入西藏，驱走准噶尔新汗策妄阿喇布坦之军，安定了西藏，使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三千，两次击败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迫使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① 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见《历史档案》1983 年2 期。神圣领土的系列大战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军威远扬。

雍正朝的八旗军，境况不佳。开国已久，人习安逸，将弁懈怠，雍正帝又用帅非人，误任开国元勋费英东之曾孙、仅有匹夫之勇轻举妄动的三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三万余名进攻准噶尔，又另任汉将三等公岳钟琪统领以绿营兵为主的西路军三万余名前往。傅尔丹于雍正九年六月，听信准部伪降之将谎言，率兵一万（半系满兵，另为外藩蒙古兵、索伦兵）轻骑追袭，于和通泊遭二万余名准兵伏击，大败，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十余员大臣阵亡，士卒大半被斩杀或俘虏，只剩下二千余名残兵败将退回大营。这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一次大惨败，表明了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

弘历继位以后，整饬戎务，岁岁秋狝，组建健锐营，擢用能臣勇士，贬斥懦将庸帅。开国元勋额亦都、费英东等人后裔达尔党阿、哈达哈、哈宁哈、策楞，均以勋旧子孙袭爵专阃，担任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又皆以贻误军机，分别被削爵革职处死。黑龙江满兵五岱、索伦马甲海兰察，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均被编入北京满洲旗，海兰察封至一等超勇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大臣，五岱及乌什哈达、哲森保等一大批东北、北京旗兵或索伦马甲（后皆入满洲旗）皆因军功卓著而分别担任一等侍卫、副都统和都统等职。

乾隆帝又勇于进取，受挫不惊，百折不挠，纠错再战，先后擢用有大帅之才的阿桂和勇将兆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以八旗军为主力，二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拓疆二万余里，统一和建设了新疆。他又两征廓尔喀，驱逐了侵占藏区的廓尔喀军，使西藏得以安定，直隶中央。八旗军为最后奠定中国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然而，兵难长勇，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征廓之战中，主要依靠海兰察带领的一百余员御前巴图鲁侍卫章京奋勇作战，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伦兵、达尔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绿营，并未征调北京八旗和驻防八旗军。在嘉庆年间历时九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京旗和西安等处驻防旗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作用，只是一些满洲将领和东北满兵索伦兵，尚在转战五省，奋勇冲杀。此后，八旗军更不断衰弱，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战争中，均衰弱怯战，未能尽到保卫朝廷抵御外侮的责任，成为无用之兵，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后，全部解散为民。

绿营兵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

顺治时，由于满洲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建立绿营的制度，陆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发展。

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个类型。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乾隆后期，定员为一万名兵士。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皆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

各省绿营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总兵等将弁负责。提督为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各省共设十四员提督。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全国共六十六员。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员，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总督以下，皆有各自带领之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领标。副将所属叫“协”，参将至守备叫“营”，千、把总叫“风”。

绿营武将基本上是汉人或汉军人担任，但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满缺”，即以满洲旗人担任。绿营兵饷少于八旗军，各镇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由于绿营官兵众多，岁需巨量银两。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余名，岁需官俸兵饷银一千二百零八万余两，公费银二十七万余两，养廉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兵丁红白喜事银三十二万余两，共银一千四百万余两，占全国一年总收入三分之一强。

顺治年间，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官兵蒙皇帝嘉奖，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河西四将，总督李之芳、蔡毓荣、董卫国等大臣，均率领绿营官兵奋勇冲杀，功勋卓著，比顺治时起了更大的作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及逐准安藏，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一举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领绿旗兵，剿抚皆用，使云贵六省得以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为增强国家统一、安定和开发广阔民族地区，再建功勋。乾隆年间，绿营兵虽参加了平准定回、逐廓安藏、两征金川、征缅攻安等战争，但将弁疲弱怯战，动辄溃逃。一征金川前期，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统领绿营及士兵四万余人，进攻仅有一万余人的大金川，总兵阵亡，副将重伤，“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有一次，敌兵数十人奋勇冲来，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夺回”，“闻声远遁，自相蹂躏”①。此后更是日益衰弱。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绿营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数十万名乡勇，以与义军交战。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国军队横扫广西、湖南、湖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绿营兵，从根本上摧垮了绿营制度，清政府只得改募“勇丁”，以“勇营”即“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绿营制已陷入山穷水尽地步，任凭清廷如何挽救，皆无实效。清廷遂从同治二年（1863）起，陆续裁汰绿营兵士，到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时，绿营兵所存已不过原来额定总数的百分之二三了。绿营制度遂与清朝相终结。

① 《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第二节　刑法制度

大清律例的制订

清入关前，局处一隅，“参汉酌金”，因时定例，还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完备的成文法典。入关定鼎之后，清代的法制日趋完善。

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六月，命依《明律》治罪，八月命详译《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裁定成书，颁行全国。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同月，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乞暂用《明律》。命“在外仍照《明律》以行”①，旗人沿袭盛京旧例断狱。其时旗民同罪不同律。二年二月，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奏，命修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等差，纂修律例②。三年五月，由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四年三月，颁行《大清律》③。是为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条。其篇目及分门，完全沿袭《明律》，律条亦无大出入。如内有依《大诰》减等——明初曾颁《大诰》，犯者呈《大诰》服罪可减一等，清初未尝作《大诰》，故时人称“《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④。十二年十二月颁行满文《大清律》，是为《大清律集解附例》的满文本。

康熙九年（1670），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的满、汉文义，复行校正。十八年，更改刑部条例，别自为书，称为《现行则例》，凡二百九十条①，十九年颁行。二十八年八月，广西道试监察御史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请“将律例之分别者合之，新旧之不符者通之，轻重之可议者酌之，务期尽善”②。后经九卿议复，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例内。同年十月，开馆纂辑，将原有律例与《现行则例》，逐款校阅，参酌考订，于每篇正文之后，创用总注，疏解律义。缮写满、汉文各四十册，于四十六年六月进呈，留中未发。至六十一年，纂辑新增定例一百一十五条，迄未刊刻颁发。

雍正元年（1723），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将《大清律集解附例》和《现行则例》，轻重有衡，析异同归，“逐条考正，重加编辑”。三年，书成，称为《大清律集解》，五年，颁行。是律，总计分为六类，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律末附比引律三十条，共计一千二百九十条。律首列《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八图。书中《原例》为历朝旧例，《增例》为康熙间的《现行则例》，《钦定例》为“上谕”及臣工条奏。

乾隆五年（1740），对《大清律集解》重加修订，删除总注，逐条详校，折衷损益，纂成后称为《大清律例》，律文凡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增至一千① 《清世祖实录》卷10。

② 《清世祖实录》卷14。

③ 《清世祖实录》卷31。

④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① 《清史稿》卷143《刑法志一》。

② 《大清律集解》卷首。

四百零九条。十一年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③，纂修律例馆附于刑部。乾隆朝先后纂修《大清律例》八九次，删除《原例》、《增例》诸名目。

嘉庆以降，经道光、咸丰，迄至同治，附例迭经修改，纂入新例，而例益繁，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代定制，有例不用律，律多成虚文，而例益发繁碎。或因律破例，或前后抵触，参差歧异，高下纠纷。光绪、宣统，考察西法，改订清律。宣统二年（1910），全书奏定，称为《大清现行刑律》，分为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条，附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条。翌年清朝统治结束，刑律亦未施行。

清代又编纂《会典》，凡五次：康熙二十九年、雍正十年、乾隆二十七年、嘉庆十七年和光绪二十五年。各《会典》体例相同，而后典删修增补前典，收录行政法规，具有综合法典的性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正文一百卷，附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系统、最完整的行政法典。此外，清代行政法规有户、礼、工各部《则例》，以及吏、兵各部《处分则例》等，进一步完善了清代的法律体系。

律例的基本内容《清律》与《明律》的类、门、律、例，大多雷同，但同中有异。在旗人身份、民族身份、官人身份和奴贱身份等方面，《清律》有着明显的特点。旗人身份，刑罚有殊。《清律》规定，旗人身份于刑罚上优渥恩典，则为前代所无。

宗室、觉罗为旗人中之尊贵者。清显祖（塔克世）本支为宗室，系黄带，旁支为觉罗，系红带。宗室、觉罗犯罪，享有议亲之典。其“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罚责打；犯徒，宗人府拘禁；军、流、锁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满日开释”；死刑“宗人府进黄册”①。但实际上，雍正帝谕称：“向例宗室犯罪，止分别折罚圈禁”②。雍正六年，雍正帝谕八议之不可为训，对宗室内的政敌是个打击。乾隆四十三年，以宗室与常人同为共犯罪之人，而刑罚轻重悬殊，未为公当，欲所爱而适以害之，命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其曾系黄、红腰带与否，竟不必论”③。嘉庆二十四年（1819），谕“嗣后宗室犯事到案，无论承审者为何官，俱先将该宗室摘去顶带，与平民一体长跪听审”④。道光五年（1825），钦定例规定：嗣后宗室不安本分而犯笞、杖、军、流、徒等罪，即照科条分别枷责实发，于人命案，“先行革去宗室，照平人一律问以拟斩、绞，分别实、缓”⑤。宗室、觉罗的身份犯人，其优渥范围逐渐萎缩，减刑节级日趋压缩。

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原例规定旗人犯罪可依例减等换刑，笞、杖可换鞭责，徒、流可折枷号。

③ 《增修律例统纂集成·白山常德序》。

① 《清史稿》卷144《刑法志三》。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5。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8。

④ 《清仁宗实录》卷358。

⑤ 《清宣宗实录》卷86。

凡旗下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五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总徒、准徒亦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边卫者，七十五日；边远、极边、烟瘴、沿海、边外者，俱八十日；永远者，九十日⑥。死罪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犯盗窃罪，免于刺字；重囚必须刺字时，则刺臂不刺面。八旗官兵犯徒、流罪，免于监禁和发遣，止于鞭责而已。其至亲阵亡者，或本人出征负有重伤，援天命朝“免死牌”①先例，均可免普通死罪一次。旗人犯罪不下普通监狱，而下内务府监所，或圈入八旗高墙之内。旗人的诉讼，也与民人不同。但是，后来旗人犯罪的特殊身份与民人犯罪的普通身份日渐接近。雍正四年议准，嗣后汉军旗下人犯军、流、徒罪，包括应发极边及烟瘴充军者，均“按其所犯，照例编发”②。乾隆二十七年，定汉军旗下人犯，“无论军、流、徒罪，俱即斥令为民，照所犯定例发遣，不必准折枷责，著为例”③。从此，八旗汉军犯徒、流罪者，销除旗档，照例发遣。此后，旗人身份犯人特殊范围继续缩小。三十九年，定满洲八旗在京城及在外省驻防之食钱粮而犯徒、流罪者，除系寻常事故照例枷责完结外，其余均“削去户籍，依律发遣”，在京畿及在直省居住庄屯旗人并庄头等，“其流、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发遣，著为例”④。

民族身份，刑罚有别。清对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人犯，因俗制宜，颁定了《蒙古例》、《回疆例》、《苗人例》、《番例》等。

蒙古人犯，“隶理藩院者，仍依《蒙古例》拟断”⑤。蒙古人犯笞、杖罪，各照数鞭责；犯罚刑罪，按“九论”（即马二、犍牛二、乳牛二、■牛⑥二、■牛⑦一）计。凡蒙古罪在应罚牲畜而申言无有者，“一九”以上在佐领前设誓，“三九”以上在旗内大臣前设誓，均免实罚①。蒙古人犯死罪而不招认又无证据者，令设誓完结。凡在蒙古地方发生抢劫案件，如俱为蒙古人，专用《蒙古例》；俱为民人，专用刑律；如蒙古人与民人伙同抢劫，则依重刑律例问拟。凡蒙古人在内地犯事，照刑律办理，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则照《蒙古例》办理。凡在蒙汉杂居承德府属地方发生抢劫案件，不论赃犯是蒙古人或是民人，如事主为蒙古人，专用《蒙古例》；如事主为民人，则专用刑律②。蒙古人犯的量刑，一般较民人为轻，略同旗人相仿。乾隆二十六年议准，于蒙古逃人犯，“俱照旗逃例，一体办理”③。

苗人等犯，按《苗人例》拟断。苗人犯罪，区别办理：“熟苗、生苗若⑥ 《大清律集解附例》卷1。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9。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③ 《清高宗实录》卷664。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⑤ 《大清律集解附例》卷1。

⑥ ■牛，为二岁之牛。

⑦ ■牛，为三岁之牛。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94。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7。

有伤害人者，熟苗照民例治罪，生苗仍照《苗人例》治罪”④。苗人犯罪量刑，较民人为轻，略与旗人相当。苗人杀抢犯，“免其刺字，照旗下人枷号杖责”⑤。苗人特殊案件，专设条例审断。苗人伏草捉人、枷肘在巢、勒银取赎犯，初犯为首者斩监候，为从者俱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臂膊刺字。并规定按发生案件起数，将土知府、百户、寨长各罚银有差。苗人犯的诉讼审理程序，也与民人不尽相同。《苗人例》还对苗民通婚、使用武器等均作出规定。瑶、僮、黎等族人犯，俱参照《苗人例》审理定谳。

回人犯，乾隆二十五年谕，照《回疆例》办理。但对驻新疆各城官兵酗酒滋事犯，按刑律断案，配给回人为奴，累犯加重，“即行正法”①。这比内地同罪刑罚为重，其原因是为着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藏人犯，由驻藏大臣参酌《番例》四十一条承办。《番例》规定：争斗打架犯，告理者，按曲直，罚银钱。男女奸情犯，止罚银钱，亦或责释。偷窃财物犯，将其全家锁拿监内追比，并将正犯挖目、割鼻、砍手。斗殴致命犯，有钱者罚银钱充公，并给尸亲念经、或银钱与牛羊若干，无钱者则缚弃于水中，并籍没其家。抢夺劫杀犯，“不分首从，皆问死罪：或缚于柱上，以枪打箭射，较射饮酒，死则割头悬示；或送珞瑜野人食之，或活缚送曲水蝎子洞，令蝎子食之”②。

官人身份，较明有别。官员犯罪区分为公罪与私罪，公罪为缘公事致罪而无私由，即行政犯；私罪为不缘公事而私自犯，即刑事犯。官员犯罪依官职和官品，享有处罚上的特权。《明律》官人分为两级：五品以上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闻；六品以下，所司取问拟议，闻奏区处。《清律》则不分级，凡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者，所司实封奏闻，不许擅私勾问。如旨准推问，依律拟议，奏闻区处，仍候覆准，方许判决。所以清朝官员在处罚上的特权，较明朝扩大。《清律》对官人罪做出明确规定，如当擅选官或私自铨选亲戚，斩监候；滥设官吏，额外添设一人，杖一百；擅离职役（在官应值不值），笞二十；官员赴任过限，无故过限一日，笞一十；擅勾属官，无故稽留三日者，笞二十；交结朋党或上言大臣德政，斩监候③；嘱托公事，笞五十；罢闲官吏在外干预公事，杖八十；现任处所置买田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等。但清代官人犯罪，因袭前代旧制，用除免当赎法，即除免官职，赎刑代真刑。《清律·名例律》规定，官员犯笞、杖罪，则分别公私，代以罚俸、降级、降调，至革职而止。其罚俸，公罪——文武官，犯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罚俸两个月等；私罪——犯该笞者，一十罚俸两个月，二十罚俸三个月等。

官人贪赃，清律尤严。官员贪赃，钦定例：百两以上者，绞决；三百两以上者，斩决①。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者，一两以下杖八十、小臂膊刺“盗官（钱、粮、物）”三字；四十两，斩。贪赃官人除科以生命刑（绞、斩）和身体刑（笞、杖）外，还处以财产刑。顺治十二年，顺治帝谕刑部：“贪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⑤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42。

② 《西藏志·刑法》。

③ 《大清律集解附例》卷2。

① 《大清律集解附例》卷7。

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向因法度太轻，虽经革职拟罪，犹得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著为例”②。明科罚贪墨，计赃论断，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则罪止处斩。清初力除明季积弊，惩贪至严。顺治元年定，“凡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八年，又谕：“治国安民，首在惩贪；大贪罪至死者，遇赦不宥”③。《清律·刑律·受赃》规定：凡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物、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科敛、克留盗赃、私受公侯财物等，按枉法、不枉法与坐赃，给予刑罚。官吏受财与坐赃致罪的赃罪刑罚列表如下：枉 法赃一 两 以 下 杖 七 十一 至 五 两 杖 八 十十 两 杖 九 十十 五 两 杖 一 百二 十 两 杖 六 十 徒一 年二 十 五 两 杖 七 十徒 一 年三 十 两 杖 八 十 徒一 年三 十 五 两 杖 九 十徒 二 年 半四 十 两 杖 一 百 徒三 年四 十 五 两 杖 一 百流 二 千 里五 十 两 杖 一 百 流二 千 五 百 里五 十 五 两 杖 一 百流 三 千 里八 十 两 实 绞 监 候一 百 二 十 两五 百 两官吏 受 财(有禄人)不 枉 法 赃杖 六 十杖七十杖八 十杖 九 十杖 一 百杖 六 十 徒 一 年杖 九 十 徒 二 年半实 绞 监 候坐 赃 致 罪笞 二 十笞三十笞四 十笞 五 十杖 六 十杖 七 十杖 一 百杖 一 百 徒 三 年清对流官犯赃，更加重惩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广等处流官，擅自科领土官财物、贪取兵夫征价、遣兵骚扰逼勒、强卖货物牟利者，“较内地之例，应加倍治罪”①。

奴贱身份，律定严明。《清律》中奴婢（奴仆）和贱民，大致与《明律》相同。清代奴贱的法定地位，多系半人半物——人格方面，旗民故杀奴婢（奴仆）时，亦予处罚；强盗杀伤人者，奴婢亦同良人；私贱被放为民后其主仍压为贱时，可自理诉；如侵害财物，则略同常人法。其为物方面，罪主籍没时，财产与奴入官；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奴婢不在其内；买卖及质债奴婢，并不为罪；妄认或错认奴婢，视同妄认或错认他人财物。清还对良贱与主奴② 《清世祖实录》卷95。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丁亥。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20。

① 光绪《大清会典会例》卷821。

之间相婚、相奸、相养，均以其身份不同而在处罚上亦不相同。总之，清初奴贱在法律上的地位比明朝低下。《清律》规定可以买卖奴婢（奴仆）：“各旗买人，俱令赴市买卖”，其“在京者于大、宛两县五城兵马司用印，在外者于各州、县用印”①。因奴婢（奴仆）不堪其苦，大量逃亡。《清律》设《督捕例》。顺治五年题准，逃人窝家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十三年又题准，凡逃一次者面上刺字，二次者正法。十四年又定，窝犯免死，责四十板，面上刺字，家产、人口给予八旗穷兵。康熙七年覆准，三次逃者，绞监候。二十二年又复准，三次逃者免死，发往宁古塔与穷兵为奴。乾隆八年定，不知为逃人误行容留者，六个月内免议。嘉庆六年又定，三次逃人发往黑龙江等处当差。对逃人及窝主的惩罚，日益宽弛。

刑名诉讼清代的诉讼与刑名，沿袭明制，但有所更易。

中央司法机关，主要有大理寺、刑部及都察院，又称三法司。大理寺掌审谳、平反刑狱，遇死刑案件参与九卿会审。都察院掌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所属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五道御史，分理本省及所属的刑名（如河南道掌核本省刑名并稽察吏部、詹事府、步军统领及京师五城）。刑部总理全国的法律刑名，所属十七清吏司各掌其分省各属刑名，兼理属旗文移。凡全国的刑狱，先由刑部审理，审讫，送都察院纠察，然后，经大理寺驳正。三法司互相制约，彼此监督。刑部所审的死刑案件，送大理寺复审，然后定拟奏闻。大理寺与刑部拟谳的死刑案件，许两议，听旨裁。

地方司法机关，有州、县，有府，有省，各掌该管内的行政、司法事务。县由知县决讼断辟，主簿掌缉捕，典史稽狱囚。府设推官（后由通判），佐理刑名。省有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秋审充主稿官，知事佐察刑名，司狱掌检系囚。但清按察使司不似明代为地方最高司法机关，而隶属于督、抚。清代省常设督、抚，按察使均受督、抚的管辖。

清代的审判机关，分级管辖。第一级审判机关为县（属州、厅）。县正印官为裁判官，采用独任制。县令多不通晓律例，而另聘幕友（师爷），使其审理案件，草拟判稿。此级审判权限，受理民事与刑事案，于刑事案，笞、杖犯罪自理，并审理上级批发的案件，于杀人等要案，须加勘验，呈报上司。第二级审判机关为府（直隶州、厅）。府正印官为裁判官，判决县自理案件中的上诉案件，复审上解的徒罪案件，裁决民事上诉案件，审理上司发交的案件，但在亲辖的地方，府则为第一级审判机关。第三级审判机关为按察使司。按察使为裁判官，掌管复审并申报徒罪（非命案者）案和审理发交的案件等。第四级审判机关为总督、巡抚，是地方刑名的总汇。督、抚批结按察使呈送的徒罪案件（非命案者），负责有关人命的徒罪及军、流罪案件咨部核复，死罪案件定拟后具题并咨部，审理刑部移咨案件和钦命案件并咨复和奏报。总督、巡抚的裁判事务，独立的巡抚与总督略同，受总督管辖之巡抚或并置总督与巡抚之省，审判事务的上奏，须总督与巡抚会奏。第五级审判机关为刑部，是全国刑名的总汇。刑部的案件，先由司官书稿，然后经尚书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7。

和侍郎等合议而决，称为堂议。刑部审结寻常徒、流、军、遣等罪，并须送大理寺复核，受都察院监督，审理奉旨的京控案件，批结京师由五城兵马司及步军统领审判的徒罪案件，死刑的案件，由三法司及九卿（六部与大理寺、通政使司、都察院的长官）等会审。

死刑案件，大理寺委派寺丞，都察院委派御史，至刑部本司会审，称为会小法。狱成之后，大理寺卿（或少卿）、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携同属员赴刑部，同刑部尚书（或侍郎）等会审，称为会大法。定谳之后，会稿题奏。旨定绞或斩立决，执刑。绞或斩监候，京师列入朝审，直省则入秋审。

秋审和朝审是复核监候死罪犯的最高会审。秋审是复核各省监候死罪犯的会审，因审期在每年秋季而得名。每年限七月十五日前，直省督、抚将人犯提解省城会勘，审拟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者，具题咨部。刑部将原案贴黄及法司勘语并督抚勘语，刊刷招册，进呈御览，另送九卿、詹事、科道备阅。八月内在天安门前金水桥西，会同详核，无异议，会同将原拟具题，有异议，则奏上听裁。经御笔勾决者，咨文直省，将死刑情实人犯于霜降日后、冬至日前正法。朝审是复核刑部监候死罪犯的会审。朝审与秋审的组织和程序相同，但因留候死罪犯在京，所以会审时，九卿、詹事、科道等入座，刑部将监内应死人犯提至当堂，由吏朗读其罪状及定拟节略，后再核审。朝审和秋审组织周密，可以减少死刑案件的失误，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皇帝行使朝审和秋审的最高审判权，特别是死刑案件，经朝审和秋审后，由其勾决正法。

清代的特别审判机关，主要有特殊行政区域的审判机关和对特殊身份人的审判机关。前者如京师和盛京。在京师，笞、杖及无关罪名诉讼，内城由步军统领，外城由五城巡城御史审结，徒以上送部，重则奏交。在京大小官员犯罪，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在盛京，“盛京向例，将军管辖旗人，奉天府府尹管理民人”①。盛京民人的田土、婚姻等普通案件，由州、县自行审理，旗民交涉命盗重案及军、流、徒罪案，由盛京刑部审拟解部，死罪报部秋审。后者如旗人案件和民族案件。

旗人的审判机关，源自入关前后金社会、军事和法律基本单位的牛录，牛录额真（佐领）有初级审判权。天聪五年谕令，牛录额真（佐领）有权审结一般民事案件，但“事有大于此者，送部审理”②。入关后，旗人的审判机关更臻完备，京师普通旗人的案件，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笞、杖以下可自行完结，内务府管辖的旗人案件，由内务府慎行司审理，徒罪以上移送刑部，也承审奉旨交办的案件，宗室、觉罗的案件，归宗人府审理。

盛京旗人案件，上已述及，由盛京将军审理，一般案件由旗自理。直省驻防旗人案件，由将军和副都统审理，笞、杖等罪移旗发落，流罪以上案件呈报审结。八旗的民事、地亩案件，由户部现审处审理，刑讯案件，则须合同刑部进行。

民族案件的审判，蒙古人案件由内外扎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及协理台吉承审，不决再报盟长审理，仍不决复报理藩院定案。罪至发遣人犯，报理藩院会同刑部裁决。死罪由盟长核报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奏定。在京蒙古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61。

② 《清太宗实录》卷9。

人犯死罪，刑部审后会同理藩院等奏定。盛京法库以外蒙古案件，乾隆二年定，由盛京刑部侍郎会同该旗扎萨克等办理，其人命案照例完拟具题。苗人案件由“土官将犯罪之苗解送道厅”，再由“两厅会同土官审明发落”①。重大案件依定例审理。此外，回人、藏人的案件审判程序，均与汉人有所不同，不另叙述。

清代的刑罚，承袭《明律》，主刑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笞刑，五等，十至五十（以十为差）。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以十为差）。笞、杖用小竹板，顺治时笞、杖以五折十，康熙《现行则例》改为四折除零，即笞、杖十折四板，笞、杖二十以上，以五板为等次，折板而有零数则除削。所以笞、杖二十为五板，三十为十板，四十为十五板，五十及六十均为二十板，迄一百为四十板。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以半年为差），并科以杖刑，六十至一百（以十为差）。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以五百里为差），并科以杖刑，皆各加杖一百。死刑，二等，绞与斩。五刑的笞、杖、徒、流、死，共有二十等次，以笞十为最轻，斩首为最重。主刑又称正刑，其外的枷号、迁徙、充军、发遣、凌迟、枭首、戮尸等刑，为随时所加，皆非正刑。主刑之外，有从刑，如籍没家产，刺字等。五刑的笞、杖、徒、流、死，加于身体、生命，是为真刑，罪人以财物或官爵赎代真刑，是为赎刑。清代赎刑有四，即纳赎、收赎，例赎、损赎。雍正三年，定《纳赎诸例图》，列五刑赎银数目。刑部设赎罪处，专司犯人赎缓之事。

清代的监狱与明代的监狱相同，狱中多监禁未决的犯人。犯人定罪后，笞、杖刑罚，折责后释放，徒、流、军、遣，定罪后发配。监禁较久的为绞、斩监候犯。监狱分为内监，系禁死囚，外监，囚禁流、徒以下犯人，女监，幽禁女犯。徒罪以上监内锁收，杖以下散禁。

清代还有特殊监狱，即旗人有高墙拘禁之制。乾隆以后，逐渐废除。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第九章　礼俗

第一节　岁时

节日风俗

元旦、立春和上元节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很多，它反映了清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首先是元旦的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是元旦①，又称元日、新年。新年元旦的庆祝活动一般要持续数日，清人的记载多为“交贺三日”、“三五日乃止”、“自元日至上元无虚日”之类的语言。大致来说，初一至初五是新年元旦的高潮，但是如果加上伴随元旦喜庆的其他活动，一般要到上元灯节为止。为了迎接新年元旦，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家家要打扫房屋，扫舍之后，便贴年画。大年初一的前一天，叫做除夕，又称“大年三十”。除夕一般要换门神、换桃符，更春联。“桃符以画，春联以书”②，桃符画神荼、郁垒，门神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也有画钟馗的。一些地方还有贴彩钱、糊窗花的习俗。清人在十二月二十三（四）日送灶王升天之后，年三十的晚上要迎接灶王返回。不少地方还有在堂中悬挂祖先遗像祭祀的风俗，有的地方还要拜天地。除夕合家团聚，还有吃团年饭、喝分岁酒，并且多做些饭，往往够吃几天，清人叫做“宿岁饭”或“隔年陈”。卑幼以次拜其尊长，叫做“辞年”或“辞岁”，小孩都可以得到长辈送给的“压岁钱”。辞年之后，有的地方便睡觉休息了。有的地方还要“守岁”，不愿让这一年空空过去，人们在院里或门外点燃榾柮、柴草，还有焚苍术辟瘟丹的，或燃爆竹辟邪，或听静卜来岁吉凶，“家人围炉团坐，小儿嬉戏，通明不眠，谓之守岁”①。

元旦是从夜里子时算起的，元旦的首要事项是祀神祭祖、拜尊长。在守岁的人家，子时一到，便已开始，没有守岁的，大多是五更起来，史书记载常用“五更”、“鸡鸣”、“味爽”、“夙兴”等词汇。清人整肃新衣、陈牲设醴，放果品面食、燃烛烧香、焚楮、放爆竹，一些地区还在院中燃柏柴、煤火，叫做“旺火”。做好上述准备工作，便拜天地祖宗，接着卑幼向尊长磕头，“家众以次拜跪称寿”②。然后人们吃煮饽饽（清人又叫馄饨，即水饺），天亮以后，邻族戚友交相拜贺，开始了热闹的拜年，清人将此又叫做“贺岁”、“贺年”、“贺元旦”等。贺岁的方式有亲去和投帖两种方式，各地使用的含义有些差别，一般是“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③。大年初一有很多忌讳：“元旦，为岁朝，比户悬神轴于堂中，陈设几案，具香烛，以祈一岁之安，俗忌扫地、乞火、汲水并针剪，又禁倾秽实粪，讳啜粥及汤茶淘饭。天明未起，戒促唤男子，出门必迎喜神方位而行”。①拜年一般要持续三、五日，期间一般市不列肆三天。亲朋拜年，要留下喝春酒，元旦期间，人们还盛行互相请客吃饭，称为年节酒。

① 本文引用日期，皆为农历。

② 李光庭：《乡言解颐》第65 页，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① 顾禄：《清嘉录》卷12《守岁》。

② 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

③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45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① 顾禄：《清嘉录》卷1《岁朝》。

初三，清人有些单独的风俗习惯。甘肃静宁州“撤祖先奠，夜焚楮门外，酹酒，名曰送家亲”②。湖北宜昌府“燃烛于大门外，将檐端所挂松枝合楮焚之，谓之烧门神纸”③。广东琼山县“书帖钉赤口，谓之禁口”④。

初五，清人多称破五。北方有关于“五穷”的风俗，陕西府谷县“夙兴扫室中尘垢于筐，作纸妇人一个，负以米面，纸裹送至门外，焚香放花爆而还，谓之送五穷，榆林人是日饱食，谓之填五穷”⑤。甘肃静宁州“五日除舍，谓之扫五穷”⑥。江南则有接路头神的风俗，苏州府“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⑦。

初六日，也有些特殊的风俗。山西保德州“六日爆豆撒出逐蝇”⑧，陕西府谷县“六日夙兴，炒黑豆撒于屋角，谓之爆六甲”⑨。这是防治虫害的措施。清人称初七为人日。这天的风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河南新察县“妇女剪彩为燕，或帖或插戴”⑩。陕西延安府“用糠着地上，以艾炷灸之，名救人疾，俗以疾切声相近也”①。安徽桐城县“亦各祀其先，妇女迎紫姑，置米与花于妇女旧鞋中，以嫁鼠，置盐于火笼中作响，谓之炒杂虫”②。江西瑞州府“各以辛菜治羹，曰七宝羹，自此男女各勤其职，谚云‘吃了七宝羹，各人做零星’。”③湖北德安府还“以是日阴晴占人休咎”④。福建省永福县“街市张灯鼓吹，扮台阁为乐”⑤。

初八为祭星神的日子。传说这天诸星下界，人们要燃灯祀星，也叫做“顺星”。正月初八也叫做谷日，一些地区以星象、阴晴占水旱、丰歉。

初九为天日。这天是玉皇的诞辰，各道观设醮，赐福解厄，以祝平安。

初九日还禁屠宰，初九也叫做“上九”。

初十是地日，陕西省有一特殊风俗，如府谷县“十日名鼠嫁日，是夜家人灭烛早寝，恐惊之，致害百谷，齧衣裳”⑥。

总之，元旦风俗丰富多采，是大型的综合性节日。

立春这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节令无定期，在正月者居多。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已有详细记载。在清代，“立春日，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⑦。立春是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的节日。

② 王烜：乾隆《静宁州志》卷3《风俗》。

③ 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④ 李文恒：咸丰《琼山县志》卷11《舆地四·节序》。

⑤ 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⑥ 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⑦ 顾禄：《清嘉录》卷1《接路头》。

⑧ 王克昌：康熙《保德州志》卷3《岁时》。

⑨ 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⑩ 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① 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② 廖大闻：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志·附风俗》。

③ 黄廷金：同治《瑞州府志》卷2《地理·风俗》。

④ 赛音布：光绪《德安府志》卷3《地理下·风俗》。

⑤ 陈猋：乾隆《永福县志》卷1《舆地·风俗》。

⑥ 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⑦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8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立春的前一天要迎春，通常是地方官率乡民在城外东郊迎春①，不过迎春的仪仗和内容各地略有差别。在河南新蔡县“伶人为甲仗鬼神之状，震金鼓跳叫县堂，遍及大夫家，逐疫颂喜，其市井小民，妆扮士农工商，随官师士大夫出郊迎春，四远男妇偕出郊境，看土牛与芒神物色”②。总的来看是由贱民扮演杂剧，社伙出郊迎春，迎春是要“看土牛与芒神物色”，进行验占。验占的目的有如下几种：占水旱、寒燠等气候，占闲忙，求吉祥。

立春日，地方官要进行鞭春礼，也叫做“打春”。《靖嘉录》记载：“太守鞭牛碎之，谓之打春”。立春日清人还要吃春盘、春饼、罗卜，叫做“咬春”，主要在北方流行。有的地方还有“送春”的风俗，如安徽太平府，“所在官司鞭春牛如制，如其色，制小土牛，颁缙绅家，谓之送春”③。清人认为这是古颁春之意。“拜春”（即贺春）也是立春节的风俗。如苏州“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④。

迎春与立春的内容，有的地区分得清楚，有的地区则不甚清楚，一些地区甚至合为一天。

由上可知，立春节是以农事为主，兼有娱乐、饮食、交际、信仰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节日。

正月十五日是上元节，又叫元宵节、灯节，是一个隆重的节日。

上元节往往要持续数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从十四日到十六日，欢庆三天，南方的时间要长些，一般是四五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也有些贫瘠地区，只是一两天。

清代的上元节注重张灯。通常在十三、十四日要试灯，十五日正灯，十六、十七日落灯。到了灯节，各处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湖南长沙府“元宵剪纸为灯，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或携以行，至有龙灯、鳌山踏球者，城市彻夜游观，好事者放花炮起火”①。诸灯中以鳌山规模最大，也较为普遍。清人灯节中，还喜作“黄河九曲”，如山西定襄县“上元街巷悬灯火通宵，社火或搭灯市，屈曲盘拖，鼓乐导行，士女杂遝，俗为黄河九曲”②。上元节还有猜灯迷的习俗，迷底皆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猜中者，以纸墨、巾扇、香囊、果品食物为赠。

上元佳节也是亲朋宴饮的好时机。人们的主要食品是元宵，清人又叫做汤圆、面圆、粉团等。南方多用糯米做成。一些地区还有互送元宵的习惯。考察大量清人方志以后，似可得出这样的看法：清代的上元节不是以吃元宵为主，而是以看灯、观戏等娱乐为主，因此，多数记载把后一项称为“闹元宵”。

上元节必有民间的社会团体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社火（也叫社伙），社火的内容多是杂戏，主要有竹马、旱船、龙灯舞、舞狮等内容，人们扮演戏剧故事、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还往往踩着“高跷”，清人常称之为演杂剧、① 关于春牛、芒种的制作以及地方官迎春礼仪，请参阅王道瑞：《“春牛芒神图”及古代迎春活动》，载《历史档案》1986 年第2 期。

② 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③ 黄桎：康熙《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④ 顾禄：《清嘉录》卷1《拜春》。

① 吕肃高：乾隆《长沙府志》卷14《风俗》。

② 王会隆：雍正《定襄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故事。

荡秋千也是一些地区上元节娱乐的内容之一。

上元节还有“走百病”的风俗。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凡有桥处，三五相率以过，谓之度厄，俗传曰走桥。又竟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谶宜男也。”走百病的风俗较为流行，但各地还有不少差别。首先是名称，又叫散百病、游百病、遣百病、除百病等；其次为日期，有的地方在正月十五日，但大部分地区是在正月十六日傍晚以后；再有地点，或登高走桥、或赴庙行香、或郊游为乐，不一而足；最后是参加者也不同，京师等地“妇女出游”，绝大部分地区为“士女出游”，“男女结伴”，而河南偃师更饶有趣味，竟是“男结伴遍游寺庙街巷曰游百病，女执五色彩线用艾灸松柏，曰灸百病”①。验卜也是上元节的习俗。主要内容是问紫姑神，湖北省还有“赶毛狗”的风俗。荆州府“元夜迎紫姑卜问丰歉，各乡村燃炬火，以照田间，声彻远近，谓之赶毛狗”②。有的地方有听声验占的习惯，如安徽泾县“十六日听灶求兆，以卜休咎”③。上元节人们也没有忘记祀神祭先。河南泌阳县“祀祖祭先，常供以外，复设汤圆、水茶枣卷、面灯”④。山西保德州“元宵拜扫先茔”⑤。

上元节还有迎神赛会的习俗。如福建龙岩州“祈禳会首以神田所入为会，作戏队，导引城隍神，遍历境内，以祈神炾”⑥。

综上所述，清代的上元节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节日。有观赏花灯、举行社火、祀神祭祖、卜问咎休、登高走桥、祈免灾咎、亲朋欢聚、盛吃元宵、迎神赛会、秋千为戏等众多的内容，集中了祭祀、庆贺、社交、娱乐诸种成分。

清明与端午清代的清明节是一个较大的节日，全国普遍举行，而寒食节约在清明前一天，只在个别地区单独举行，有些地区将某与清明节合而为一了。

两个节日有何区别呢？相传寒食节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事，该日要禁火冷食，祭扫坟墓（野祭），添土挂纸钱；清明节折柳枝插头，或玩秋千。寒食是为了纪念，清明是为娱乐。

当然，在清明节与寒食节合二为一或只有清明节的地区，就看不出此疆彼界了。清明节的主要的内容是扫墓，就是祭祀祖先的坟墓，又叫做墓祭、展墓、拜扫、上坟等。人们为祖先的坟墓除草添土，或在树枝上挂些纸条，或在坟上插一禾棍，上挂纸钱、纸条，带着祭品，焚烧纸钱，举行个祭祀仪式，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如果是新葬者，都在社前祭扫，当时流传着“新坟不过社”的谚语。在聚族而居的地区，祭祀祖先有宗族在祠堂进行的。清明节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插柳于门和簪柳于首。当时有谚“清明不戴① 汤毓倬：乾隆《偃师县志》卷5《风俗志》。

② 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③ 李德淦：嘉庆《泾县志》卷1《沿革·风俗》。

④ 倪明进：道光《泌阳县志》卷3《风土记》。

⑤ 王克昌：康熙《保德州志》卷3《岁时》。

⑥ 彭衍堂：道光《龙岩州志》卷7《风俗志》。

柳，来生变黄狗”。柳的用意为辟邪、明目、延寿命、红颜不老、占水旱等项。折柳比较一致，戴柳有些差异，或男女皆戴、或妇女戴、或儿童戴，所戴柳为柳毛、柳尖、嫩柳、柳叶等。在一些地方柳只插或供于神堂。

清代以北方为主的地区，还流行踏青、荡秋千，一些地方有放风筝等娱乐性风俗。山东昌邑县“女作秋千戏，士出郊游，谓之踏青”①。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通常情况下男女都踏青，不过荡秋千确是以妇女为主的。河南《邓州志》认为“树秋千架，妇女竞相推引，开元以来所传半仙戏也”①。至于放风筝，北京“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②。陕西延绥镇“分朋较射，儿童放风筝，两日为止”③，另外还有成年人“较射”的风俗。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重午、天中节，是受人重视的节日。

一到端午节，家家以蒲艾插户。蒲，是指菖蒲，使用最多的是艾，甘肃很多地方则插柳。湖南长沙除了蒲艾以外，还“门悬葛藤”。很多地区还要贴“门符”，门符五花八门，有桃符、天师符、朱符、赤灵符、避兵灵符、符箓、朱书雷箓等等。

端午节人们还要佩戴些东西，有以下几种：一是佩艾，多是艾虎；二是戴符，有五毒符、寿源道符、神符；三是香囊，有五色香囊、朱砂袋；四是茧虎；此外，还有佩蒜、苍术以及葛蒲的。以上多是妇女、儿童佩戴。儿童还要在手臂上绕五色丝线，以为可以延寿，这种五色缕又叫长寿线、续命缕、长命缕、百命索，个别地方妇女也有系的。

还有在端午节午时饮雄黄酒和菖蒲酒，用雄黄末或菖蒲屑和酒，常常还要加上朱砂。饮毕，要将酒洒向屋中四壁、角落，以辟虫蛇。很多地区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涂酒，以避毒。

为避毒、祛病，端午节还有采百药的风俗。甘肃静宁州“采百草造百药”④。湖南醴陵“医家群相采药，相传此日天送灵临门”①。南方采药还要沐浴。四川高县“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②。福建汀州“午时采百药煎汤沐浴，云祛百病”③。

更有兴趣的是不少地区有用装墨蟾蜍涂肿毒的风俗。如河南新蔡县“捉虾蟆衔墨用涂疮肿”④，湖北东湖“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乾取出，涂肿毒有验”⑤。

端午节吃粽子，常称为食角黍。角黍的种类很多，不仅家人吃，还要向亲戚朋友赠送。

南方还有赛龙舟的风俗。在无水的城里，“城中人缚竹为船，用五色纸① 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卷2《风俗》。

① 姚子琅：乾隆《邓州志》卷2《风俗》。

② 《帝京岁时纪胜》第16 页。

③ 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④ 王烜：乾隆《静宁州志》卷3《风俗》。

① 徐淦：同治《醴陵县志》卷1《舆地·风俗》。

② 敖立榜：同治《高县志》卷18《风俗》。

③ 乾隆《汀州府志》卷6《风俗》。

④ 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⑤ 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糊饰，鸣金鼓，沿街作竞渡状，名曰旱船”⑥。

端午节还有不少其他风俗。如祭祖先、祀瘟神；弟子拜师，小孩入学；放风筝和射柳。此外云南宣威州“吞黑豆七枚，云可除疾”⑦。安徽桐城县“僧道用五色纸作符，送各檀越家”⑧。端午节的来历至今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在讲人们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时，一定不要忽视端午节预防各类疾病瘟疫孳生为灾的风俗。

乞巧、中元及中秋七月初七的晚上，清代民间有姑娘或童女乞巧的风俗，叫做乞巧节或七夕。用现代的语言，也可称为姑娘节。

七夕首先陈瓜果、焚香于庭，祭祀牵牛（或称河鼓）、织女（或称天孙）二星乞巧。乞巧用的“巧果”很出名，在苏州“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白面和糖，绾作苧结之形，油汆令脆者，呼为苧结，至是，或偕花果，陈香烛于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星，以乞巧”①。

祭毕便正式乞巧，其形式多样，各具特色。一般是月下穿针乞巧，常用七孔针、五彩丝线；有用针缕瓜果乞巧者；还有用蜘蛛乞巧的，如江西瑞州府“妇女置蛛妆盒中，观其成网，以验巧拙”②。安徽繁昌县“闺秀设茶果于露台乞巧，夸朝中有蛛丝罗其上者，谓之得巧，略如《荆楚岁时记》”③；豆芽也可用来乞巧，如四川汉州“以绿小豆浸磁器内生芽，长数寸，摘浮水面，视影成花卉形为待巧”④；也有用“丢针”乞巧的，《帝京岁时纪胜》云：“幼女以盂水曝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山西阳城县“浮藤萝丝于水，名曰乞巧”⑤，安徽有看巧云的风俗，太平府“俟云雾乞巧”⑥。乞巧方式杂然纷陈，目不暇接，姑娘们精诚所至，一定会变得更聪明、灵巧的。

一些地区还流传着望天河以卜米价低昂的风俗。如湖南宁远县“七夕夜望天河为来年米贱之征，十一日至十四日河汉复见，年岁不佳，至十五日后复见，群相乐，杜子美诗云：‘米价问天河’是也”①。

七夕，有祭祖的习俗。湖北荆州府“俗又于是夕祭祖弥，谓之迓亡阵，享七日，焚楮荐之，曰送亡。新死者，则于是月朔迓祭，于此夕奠送”②。云南、广东等地也有七夕祭祖的风俗。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为人们祭祀祖先、怀念亡灵的日子，或称“鬼节”，有的地方也叫做“七月半”，陕西府谷还⑥ 李文恒：咸丰《琼山县志》卷11《舆地四·节序》。

⑦ 刘沛霖：道光《宣威州志》卷2《风俗》。

⑧ 廖大闻：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

① 《清嘉录》卷7《巧果》。

② 黄廷金：同治《瑞州府志》卷2《地理·风俗》。

③ 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书》卷2《舆地·风俗》。

④ 刘长庚：嘉庆《汉州志》卷15《风俗》。

⑤ 赖昌期：同治《阳城县志》卷5《风俗》。

⑥ 黄桂：康熙《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① 徐淦：同治《醴陵县志》卷1《舆地·风俗》。

② 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有个别致的名称——麻谷节。

清代中元节的祭祀活动往往提前三天或数天已开始，常常要在十四日焚冥衣、楮钱寄往阴间，奇怪的是广西新业县却在十六日祀先。

寺院做盂兰盆会是清代普遍流行的，在北京“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莲僧救母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坐，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鬼。锦纸扎糊法船，夫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之慈航普渡”③。

北方的祭祀，还有用麻谷表示哀思的。河北祁州，“供麻谷祭墓”④。别处则悬麻谷，山西定襄“以麻谷悬各门首，亭午请而祭之”⑤。所以府谷人把中元节叫做麻谷节，原因在于麻谷是祭祀祖先的主要用品。

山西等地还有做面人的风俗。如阳高县“十五日墓祭，家家送面人”①。阳城县“抟面肖麻谷、人物各形，竟祀田祖，并上塚焚纸祀先”②。注意，这里还有祀田祖的内容，我们在其他地区也看到类似情形。逐蝗也是中元节内容之一。如陕西延长县“中元祭八蜡逐蝗”③。

祭祀祖先，哀悼亡者，定在七月十五日，清人有解释，在山西武乡“俗传地官赦罪之辰”④。朔州人认为“中元地官校籍之辰”⑤。

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也有叫做“八月节”和“八月半”的，中秋时分，合家团聚，所以还可称为“团圆节”。

清代的中秋节普遍有吃月饼和水果的风俗。月饼也叫“团圆饼”，不仅自己吃，亲友之间还要互相赠送。各地都有拜月、赏月的风俗。清人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拜月由女子进行。有的地方是儿童。拜月前，人们以瓜果、月饼供月，进行祭拜。浙江云和县“儿童陈月饼，罗拜于庭，谓之拜月”⑥。拜月毕人们要赏月，在皎洁的月光下，举杯邀明月，吟诗歌唱，品尝各种瓜果、月饼。赏月者喜登高望月，赏月在一些地区叫做玩月、看月华等。

清人还喜欢以月光卜来岁。有卜来岁元旦的，如山东昌邑县“以月之明暗，卜来岁元旦之晴雨有验”⑦。普遍流行的是卜来岁上元节晴雨的。湖北荆州府“此夜之月，关乎来岁元夕，俗有‘云掩中秋月，雨洒上元灯’之谚”①。清代流行着“摸秋”的风俗。安徽繁昌的中秋夜，“妇女联袂出游，遇菜圃辄窃南瓜为宜男，兆名曰摸秋。亦有中年乏嗣者，亲友于是夕亦取南瓜，用鼓吹爆竹饷之，谓之送子”②。湖南永州送瓜有特色，“人有艰嗣者，戚友③ 《帝京岁时纪胜》第27 页。

④ 王楷：乾隆《祁州志》卷1《舆地·风俗》。

⑤ 王会隆：雍正《定襄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① 房裔兰：雍正《阳高县志》卷2《风俗》。

② 赖昌期：同治《阳城县志》卷5《风俗》。

③ 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④ 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⑤ 汪圣嗣：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

⑥ 伍承吉：同治《云和县志》卷15《风俗》。

⑦ 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卷2《风俗》。

① 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② 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卷2《舆地·风俗》。

取南瓜。以一父母具存，兄弟众盛之稚子，着衣冠乘马捧瓜，后以一人持枣树枝，挂香数百炷，鼓吹送至其家”③。这里送瓜用一位“小全人”，还要取“早树子”的谐音，可谓用心良苦。

士人在中秋节有自己的特殊活动，或携带月饼等礼品拜访师长，或祭祀文昌星和魁星。

寒衣、冬至、腊八与祭灶十月初一是人们为祖先亡灵送寒衣的节日。这时，天气寒冷，人着棉衣，于是，也挂念祖先会在阴间受冻，就用布或纸做成衣服焚化，送给祖先，使他们温暖地渡过严冬。因此这个节日叫做寒衣节或烧衣节。

届时，清廷“时享宗庙”，颁宪书，乃国之大典。士民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晚夕缄书冥楮，加以五彩帛作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这里，寒衣是在门外烧的，实际上清代绝大部分地区要诣先茔，焚寒衣于墓前。寒衣节是清代普遍流行的节日，这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清代除个别地方外，一般都不过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寒衣节就显得重要了。寒衣节同清明、中元一样，很多地方有城隍出巡的风俗。

寒衣节还有其他风俗。有祭祖先、土神的；有祀牛、劳牛的，如贵州普安直隶厅“土人祀牛王，食牛以糍糕，即以其余挂之角上”①。广东佛冈厅“农家以粉糍挂牛角劳牛”②。十一月的节气——冬至在清代被普遍地作为节日。冬至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所以又叫长至。此后，进入“数九”，最为寒冷，可谓“冬至”了。冬至节一般“仪如元旦”，在一些地区又称“亚岁”，它的仪文礼节重于常节，因此清人有“冬至大如年”的谚语。清皇朝重视冬至节。“长至南郊大祀，次旦百官进表朝贺，为国大典”③。地方上，“官府行朝贺礼毕，群相称贺”④。此节尤为士人所重。冬至日在北半球，越往北越昼短夜长、气候寒冷，冬至节也是北方重于南方。

清人有冬至节祭祖的风俗，或祀于家，或祭于墓，在聚族而居的地区，像清明和中元一样，在家庙祭祀祖先。此外，冬至节还要拜孔子、拜老师和尊长。如河南偃师县“士人祭始祖、拜先师、拜先生”⑤。有的地方还为皇帝祝寿，如安徽铜陵“长至日祝圣寿”⑥。

事实上，清代除士人尤重冬至节外，一般的民人也亲友间互相拜贺，称为拜冬、贺冬。

冬至开始数九，清代还流行数九歌和消寒图的风俗。对于后者今人略疏，请看《帝京岁时纪胜》的记载：“至日数九，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毕，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

东南还盛行作节令食品。

③ 隆庆：道光《永州府志》卷5《风俗志》。

① 王粤麟：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4《风俗》。

② 龚耿光：咸丰《佛冈厅志》卷3《土俗》。

③ 《帝京岁时纪胜》第36 页。

④ 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乡俗》。

⑤ 汤毓倬：乾隆《偃师县志》卷5《风俗志》。

⑥ 朱成阿：乾隆《铜陵县志》卷6《风俗》。

综上所述，清代的冬至，是一个包含祭祀、交际、节气、饮食等多种内容的综合性节日。

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上古有腊祭的风俗，佛教传入中国后，传说十二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从宋代开始，佛寺在这天行佛事，做腊八粥，并送予施主的风俗，固有的和外来的风俗掺在一起。

每到腊八节，人便早起，根据各地的物产和家庭的经济情况，用各种米、豆、果品等物做成腊粥，成为节日的主食，或者还要祭祀或馈赠。《帝京岁时记胜》载：“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象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合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

腊八食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风俗。或凿冰祀神、贮窖；或作腊肉、腊醋、腊酒、腊水，如荆州府“是日人家汲水贮盎，谓之腊水，酿秫曰腊酒，盐脯曰腊肉，盖亦周礼之昔酒，大易之腊肉也”①。人们认为腊八节做的食物经久不坏。而且认为把腊八粥“遍置于花木上，次年无虫且茂”②。

清廷中颇重视浴佛节，实际对腊八节也很重视。如曾为雍正帝藩邸后改为喇嘛庙的雍和宫，在腊八节，宫内要用大锅煮腊八粥供佛，喇嘛僧人诵经，然后把粥分给一些王公大臣品尝。

腊八节还有些人生仪礼值得注意。如河北祁州“童男髠发，童女黔耳”①。湖北随州“或亦为女郎穿耳问名”②。

腊八节的日期也有特殊者，河北、山西的一些地区是分初五、初八两部分的，如山西武乡县“初五日以干蔓菁及诸豆合煮，名曰五豆，初八日以后枣果作粥，名曰腊八粥”③。山西解州、泽州腊八节不在初八而在初五。杭州的腊八粥，是在十月八日④。

总之，清代的腊八节已普遍流行，这是以饮食为主的节日，其他意义不很明显。

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的晚上，清代民间有祭灶神的风俗，是灶王节。

该节临近元旦，有的地方又叫“小年”、“小年夜”，“小除”等名称。祭灶神的日子，大致来说，北方多在二十三日，南方多在二十四日。特殊情况也是有的，湖北宜昌府二十二日祀灶，二十三日扫屋，而广东遂溪县则是二十五日送灶。

清人认为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灶王爷要升天汇报人间的善恶事，因此人们为他送行，请他吃好的，而为人们隐恶扬善。祭灶时要燃灯，由男子拜祭，口中要说“勿以恶事言上帝”之类的话。但不能保证灶王爷不说坏话，人们便采取一些措施。浙江《云和县志》载：“二十三日夜祀灶，物用粉团糖饼，谓灶神朝天宫言人过失，用糖牙，取胶牙之意”；有的用酒糟涂抹灶门，醉得灶神不能乱说话，这叫“醉司命”，湖南醴陵就有此俗。陕甘地区祀灶还有用雄鸡的风俗，说是送神归天。为灶神饲马，常将草剁碎，和上豆① 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② 黄卬第：乾隆《成县新志》卷2《风俗》。

① 王楷：乾隆《祁州志》卷1《舆地·风俗》。

② 文龄：同治《随州志》卷12《风俗》。

③ 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④ 黄华节：《腊八粥》，载《东方杂志》31 卷1 期。

子，放在旁边，或者扔在屋顶。

此外，“赶乱岁”、“口数粥”、“照田蚕”的风俗别具一格。照田蚕就是以光照田间示秋报，《永州府志》载：“村落燃火炬照田亩，烂然遍野，以祀丝谷，谓之照田蚕”。苏州则叫做“照田财”。《永州府志》又载：“煮赤豆作糜，合家同食，虽远出未归者，亦分贮之，小儿与童婢皆与，名曰口数粥”。《清嘉录》认为，这是为了辟瘟气，如果“杂豆渣食之，能免罪过”。“赶乱岁”之俗，山西《武乡县志》说：“武俗娶亲正七二八以至六腊皆论利月，惟自十二月二十四日及除日，阴阳家以为百神登天，时无禁忌，名曰赶乱岁。故一切嫁娶，凡早有妨碍者，至此皆不论利月，亦不另择吉日云”。祭灶也为清廷所重，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自于宫中祀灶以为常”①。

除了以上介绍的十二种主要节时节日外，清代还有填仓、龙头、春社、文昌会、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贶、重阳等重要岁时节日。

①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第825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版。

第二节　木兰秋狝

木兰秋狝盛典

木兰（Muran），满语，汉译为“鹿哨子”或“哨鹿围”。原本是捕鹿时使用的一种工具，以桦皮或树木制成，长二三寸，状如牛角喇叭。用嘴吹或吸，发出“呦呦”鹿鸣之声，引诱鹿来。有人说是学牡鹿声，唤牝鹿来，将其捕获①。清代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境辟出专门的地方，供皇帝打猎，久之便称这个地方为木兰围场，简称木兰②。

秋狝，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习俗。春天打猎叫搜，秋天打猎称狝。《尔雅释诂》谓：“狝，杀也”。《释文》明确说：“秋猎为狝”。《注》：“顺杀气也”。《周礼·春官·小宗伯》称：“狝之日莅，卜来岁之戒”。《夏官·大司马》说：“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清史稿》把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列为军礼之一，并引《周官》为依据，说“如是，则讲武为有名，而杀兽为有礼”③。其实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应是起源于满族固有的狩猎习惯和后来为维护清朝大一统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传统。

清代的木兰秋狝，是在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入关后顺治各朝经常出猎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项国家大典。主要是康熙、乾隆两朝举行的，雍正一朝未曾举行，乾隆之后逐渐废止。和先辈相比，康熙、乾隆两朝的木兰秋狝体现为更加有目的、有组织、有固定地点和时间，遵循一定章程的一种皇帝围猎活动，也更加隆重和制度化。

木兰围场在北京东北一千余里之外，承德市北约四百里，为辽代上京临潢府所属的兴州地方，清初属翁牛特蒙古等部④。围场本身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相距二百余里，东西相距三百余里。顺治时期“塞外行围”已至其地。康熙十六年（1677），当平定“三藩”之乱初见成效之时，这位大清皇帝巡视长城内外，初次在内蒙接受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等部王公贝勒的朝见①。二十年再度巡幸内蒙，继续接见喀喇沁等部蒙古王公贝勒，并处理有关事务。就在这次巡幸中，有喀喇沁、翁牛特藩王献地“肇开灵囿”之说和明确提出“酌设围场”，而且给前往相度地势的大批官员以各种赏赐②。围场的设立当以此为始。康熙四十二年又在承德建行宫，四十七年建成。乾隆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和热河行宫。自康熙二十二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皇帝每年都离京到避暑山庄巡幸，或再到木兰行围。只有康熙二十一年和三十五年因往东北谒陵及追击噶尔丹未得成行。乾隆帝即位后，自六年起，每隔年一次，十六年以后一年一次，巡幸避暑山庄或到木兰秋狝，直到嘉庆四年（1799）逝世为止③。

①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②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③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④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① 《康熙起居注》第1 册，页327—328。

② 《热河志·围场一》卷45《康熙起居注》第1 册，第686—687 页。

③ 乾隆在位六十年，自六年起，不但隔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到避暑山庄，而且嘉庆四年逝世前为太上皇三年，也年年到避暑山庄。

所谓木兰秋狝，其真正的含义是到木兰围场行猎讲武。但是清代以避暑山庄为第二个都城，凡是到避暑山庄及其附近巡幸、集会和处理政务、消遣游乐都和行围一样泛称为木兰秋狝。实际上不都是行猎。乾隆帝到避暑山庄持续近六十年，仅六年至五十六年中，有四十次秋狝④。

木兰秋狝频繁举行，包括的内容很多，然而其目的性，康熙帝只说是为习武训练，实际还有别的。他在生平最后一次行围时强调，从前有人“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然后列举清军平定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等，“立功绝域”的业绩，归结为“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①。还有一个是在木兰秋狝时接见蒙古四十八旗的领袖，加强对塞外民族的控制②。乾隆六年准备第一次木兰秋狝，宣称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遵循祖制；二是习武练兵，三是怀柔蒙古。因为在此之前监察御史丛洞上奏，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和“纪纲整肃，营务罔弛”为由，请求“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针锋相对指出，“古者春菟，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故，皆因平日训肆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他还为乃父雍正未曾举行木兰秋狝辩护说：“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于是乾隆把他的木兰秋狝目的罗列为，“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猎之谓”③。这番言论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秋狝的目的，所差的就是从康熙帝到乾隆帝，都否认他们有以“狩猎为乐”，或为“嬉游而来”④。但是有时的确以此为目的，或夹杂这样的目的。

有清一代举行木兰秋狝，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康熙帝即位之初，比较朴素，仅规定皇帝行围驻所设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或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缭以黄髹木城，立鹿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①。十六年，康熙帝首途内蒙，以巡阅边外调喀喇沁郡王扎什、公乌忒巴喇并塔布囊西达等率兵丁一千五百名为向导②。二十年确定了木兰围场的地点。二十一年制定行猎纪律，康熙帝下令每年派兵一万二千人，分三班，一次四千人，于四、十、十二月，赴口外行猎。部院衙门官一并参加“娴习骑射”③。二十二年，康熙帝出古北口行猎，至木兰围场，置行官，张黄幔，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和赏赐蒙古王公台吉、蒙古众官兵及管领围场的蒙古王公台吉等④。二十三年，由黑龙江将④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① 《清圣祖实录》卷299。

② 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页11。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④ 《康熙起居注》第3 册，页1891。

①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② 《清圣祖实录》卷69，页11—12。

③ 《清圣祖实录》卷106，页13—14。

④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026—1029。

军选送精骑善射的满洲兵四十人，分隶上三旗，组成虎枪营，置总统、总领管辖，扈从皇帝围猎，所谓“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⑤。从三十四年起，康熙帝一行出古北口外巡历，命大学士阿兰泰留京处理章奏，从此有“留京”之说⑥。至四十二年热河避暑山庄建立，木兰秋狝的行程就先期由北京出古北口，到热河。至中秋后，再到围场，渐趋固定为成例。

设官管理木兰围场也是从康熙时开始的。木兰围场是这个皇家大狩猎场的总称。地处蒙古各部落的中央，按当时的四至，东北为翁牛特，东及东南为喀喇沁，北为克西克腾，西为察哈尔，南为热河①。这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蕃息。围场的四周，树以木栅，称为柳条边，以分别内外。进出有道口。围场之内，又按地形和草木稠密的分布，划分为一个个小围场。每个小围场，均选择一处平坦高冈为中心，四周有稠密的林木。整个木兰围场包括这样的小围场六七十处②。各个小围场之间相距远者数十里，近者只有几里。围场设立以后就派了翁牛特和阿鲁科尔沁等部的王公为管领。康熙四十五年正式设总管一员，章京八员。乾隆十八年进行一次大改动，除把总管从四品提为三品，章京从六品提为五品以外，又设左右翼长各一员，秩四品，骁骑校八员，秩六品。总管归属于理藩院，统辖翼长、章京、骁骑校等。守卫围场的是驻防的八旗满洲、蒙古兵丁，康熙、雍正年间不到二百人，乾隆十八年增至八百人。他们按八旗方位，以一旗为一营房，每营统五卡伦（哨所），总计四十卡伦。“各有地界，分司稽察”③。乾隆时还设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归其统属。又在全部六七十处小围场中，每年选择十八九处，或二十处作为秋狝之所，其余隔年一轮换，以使野兽得到繁殖，时人赞称“盖于讲武中寓好生之德”④。设围所在，必事先通知并作好一切准备。届时官兵赴场布列，祗俟御跸临围。乾隆帝每次行猎，除原来的蒙古四十九旗及喀尔喀、青海诸部蒙古分班从围以外，还有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土尔扈特等部。二十年，更定网城置连帐一百七十五，为内城，设旌门三，分树军纛，称为金龙。外设连帐二百五十四，为外城，设旌门四，称为飞虎。外周设宿卫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由八旗护军官校环卫①。

举行木兰秋狝多在七、八月。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派精于骑射的人赴京练习。按例，每年蒙古各部要选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叫做“围墙”，以供参加合围之役。届时，皇帝戎装乘骑出宫，扈从引导如巡幸之仪。既驻行营，禁止兵士践踏田禾，骚扰吏民，不准夜行，违者治罪。统围大臣亲临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志之。两翼末，满语称为乌图里，各建蓝纛为标志，皆受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两乌图里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蝉联环帀，自远而近。围制有二：一是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⑤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⑥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① 《热河志》卷45《围场一》。

② 木兰围场之内的小围场数目，各书记载不一，但不出这一范围，故此以约数记之。③ 《热河志》卷46《围场二》。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139《王礼考》15。

① 《清史稿》卷90《礼志九》。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不合，满语叫阿达密；二是合围。合围之制，则在五鼓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八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根据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满语叫乌图里阿达密。看城，就是黄幔城。围既合，自乌图里处虞卒脱帽用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为蒙语，意即帽子。声传至中军，共三次。中军知围已合，乃拥纛徐行，左右指挥，以等待皇帝入围。皇帝是秋狝的中心人物。他在入围或出哨的当天，于日出前，自行营乘骑先至看城稍息，等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出看城，佩櫜鞬，在随从诸大臣等拥护下，由中道直抵中军。在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而行围的快慢进止，由其亲口指挥。这时二三十里之内的禽兽都被围在皇帝左右，任他逐射。当他射中时，诸部围观，莫不欢欣踊跃，把围猎推向高潮。如遇有虎，则围暂不行，等皇帝看完殪虎之后，听皇帝之令而行。每围场收，至看城，皇帝即驻马。只看诸王、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值当日看城场内兽集过多，则根据皇帝所发命令，特开一面使逸，但仍禁围外诸人逐射。“获兽已，比其类以献”①。猎罢，皇帝返回大营，称为散围。诸部各按队归营，傍晚则一天行围宣告结束，颁所获于扈从诸人。一次木兰秋狝，皇帝有几天这样的行围或出哨。

如果是哨鹿，则在鹿始鸣时出猎，即每年白露之后（或秋分前后）②。模仿鹿鸣之声，而引诱其至。其制与常日不同。这时皇帝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其余侍卫及诸备差人等，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按皇帝之令，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处，停第一队。至此皇帝身边只有侍卫及扈卫十余人。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声应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群皆欢欣引领”。这是在一个很少数人的范围内，扈从皇帝射鹿。然后“听旨调遣，而三队以次皆至上前矣”③。乾隆帝曾在一次木兰秋狝时，乘骑望见鹿群，命一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牧鹿至，亟发矢射获，取其血以饮，“不唯益壮，亦以习劳也”④。戴假鹿头，模仿鹿鸣，甚至穿鹿皮衣，是当时哨鹿的通常形式。

木兰秋狝的围期，大致从中秋后一日始，经二十天左右。围猎未完，或秋雨过多，泥淖艰阻，因而奉令中辍者，谓之“减围”。如未猎而止，则谓之“停围”①。

作为一次木兰秋狝，除了出哨围猎以外，还包括每日的宴赏、处理章奏及政务。特别是礼成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宴会和赏赐，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参加秋狝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台吉、官兵人等和扈从皇帝的各类人员，都要入会并分别给予赏赐，是一次怀柔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重要大会，也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会上要奏乐和演出“布库”、“诈马”、“跳驼”等戏。布库，亦称撩脚，就是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诈马，是在生马驹中，持长竿，竿头系绳圈，突入驹群，乘驹惊，而持竿圈住驹首，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不服，辄跳跃作人立，善骑者夹以两足始终不下来，过①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② 《清史稿·礼志九》说“恒在白露后”。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谓在“秋分前后”。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④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4；卷16。

一会儿迫使生驹贴伏。跳驼，则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表演者在驼旁，忽然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这些都是蒙古戏，为他们的“绝技”②。

衰落和废止木兰秋狝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康熙、乾隆所要达到的目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他们以木兰秋狝为娱乐，当广大人民深受贫困和酷暑煎熬的时候，率领皇子王孙及文武官兵，跃马弯弓奔驰在塞北草原，以追捕野兽尽情玩耍，消愁解闷。尤其在军事上习武训练，继承和弘扬满族一贯的英勇善战传统，在政治上加强和蒙古各部的关系，使北部边防得到稳定和保证安全。同时还使一些文臣武将经受忠诚和能力的考验，按照他们的标准，提拔或革除其官爵。乾隆帝因为跟随康熙帝秋狝，临危不惧而得到赏识，道光帝因跟随乾隆帝秋狝，表现机智勇敢，也被赐黄马褂、花翎①。成为他们登上皇帝宝座的一个预兆和条件。尽管如此，木兰秋狝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早在乾隆末年，已不像过去那样年年举行。而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六年，整整十年没有举行一次木兰秋狝。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断断续续共举行过十一次。道光帝即位后于第四年宣布停止本年木兰秋狝，以后二十五年间，既未宣布也未举行。咸丰帝在位十一年也未举行，只是第十年，因八国联军入侵，来个戏剧性的“木兰秋狝”，实际是到热河逃难，和本来意义的木兰秋狝毫不相干。可以说，兴隆一时的木兰秋狝，自乾隆末年开始走向衰落，经嘉庆，至道光已废止。

关于木兰秋狝的衰落和废止原因，看来很复杂，也是多方面的。皇帝个人不积极，臣下劝阻，天不作美，围场内兽类减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的是时代的发展，情况的变化，木兰秋狝在军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义。乾隆帝自己不积极举行木兰秋狝可说是从退位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确表现出来则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那时他对臣下提出当年停止行围说：“今岁雨水较多，道路泥泞。且朕八旬有四，非畴昔驰马射猎时可比”。同时宣布来年也不行围，“明岁六十年，亦不进哨。仍在热河举行庆典。礼毕进京。俟丙辰归政，称太上皇帝时，朕仍进哨。不必乘马射猎，惟安坐看城，以观嗣皇帝率领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围。实千古罕觏之盛事，惟尔臣仆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欢忭也。”①如果乾隆帝因年事过高，暂停行围，可以理解，那么嘉庆帝登极一再拖延举行木兰秋狝，就显得皇帝本人已对此不太感兴趣了。加上社会危机日深，嘉庆六年发了一道《特谕》声称：镇压了连续五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稍涉自满，致干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此犹小害”，而桑乾河决漫口四处，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闻者痛心，见者惨目，除派官员稽查抚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② 赵翼：《簷曝杂记》卷1。

① 《清史稿》卷10《高宗本纪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纪一》。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37，页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劳而省己过”。他命诸臣速议，结果诸王、大学士等九卿会议一致赞成②。这里明确提出“畋猎近于嬉游”，十九年嘉庆帝也以“恐劳民力”，停止进哨。只是不愿秋狝大典废在他手里，坚持举行到最后。至道光时则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发上谕说：“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③。出自一位多次参加木兰秋狝的皇帝之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既没有彻底否定木兰秋狝的历史作用，又就当时情形而言，木兰秋狝已无积极意义，说是停止当年举行，也是宣告永远废止。

臣下劝阻，对废止木兰秋狝也是有影响的。乾隆六年，丛洞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等为由，企图阻止木兰秋狝，没有被接受，斥为“识见未广”，反映当时这一活动还有必要举行。半个世纪以后，已非当年可比。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请暂停进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①。嘉庆时臣下劝阻最力，嘉庆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被召见，既面奏“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后又折奏请停止行围，“据称本年麦收分数稍减，民力不无拮据，并称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年，始举秋狝，今亲政甫及四年，即再缓一二年举行，亦不为迟”。在皇帝坚持之下，认为这些说法“殊不成话”，那年还是举行了②。第二年，嘉庆帝已经到了承德，正欲继续举行木兰秋狝，总管围场的副都统韦陀保呈报“今年围内天气较寒，水涸草枯”。嘉庆帝以为是牲畜减少，借水草为词，派人前往调查，岂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恳请停止行围。嘉庆帝仍不相信，又派监牧马匹的王大臣绵循等再往详查，情况属实，终于停止了本年行围③。

有时也因天气不好而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④。六年又“以水灾停本年秋狝”⑤。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⑥。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阴雨减围”⑦。

当然最为扫兴的是围场遭到破坏，兽类和树木日趋渐少。追溯其时间，大约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嘉庆帝说，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因皇上年岁增高兼以连年雨水过大，屡次停围，“自应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影响到木兰围场也是一派衰败景象。嘉庆七年他自己举行第一次木兰秋狝，亲眼看到“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这一年也就没有行围。② 《清仁宗实录》卷84，页4—5。

③ 《清宣宗实录》卷6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10，页11。

② 《清仁宗实录》卷99，页6—7。

③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7—40。

④ 元年、三年见载于《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二年只见载于《清仁宗实录》卷20。⑤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⑥ 《清仁宗实录》卷216。

⑦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九年，本想照常举行，还是得到信息，“以牲兽稀少，停止本年秋狝”①。围场的树木和野兽继续减少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嘉庆八年发现早有人偷打野兽，因此被拿获的犯人就有二百余名，估计漏网的会更多。后来几乎连民带兵等把围场视为猎取的对象。嘉庆帝说：“闻近日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希获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指麋鹿）惊窜远飏，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见其少。此皆由管理围场大臣平时不能实力稽查”。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历任管围的大臣及官员皆分别给予处分，同时完善和修改围场一切章程②。九年，嘉庆帝对特设围场副都统，严立章程，专职稽查，仍然不见成效，非常愤怒，指斥说：“因近年来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只远逸，实属不成事体”③。然而往后更有甚于此者，山冈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并有车行轨辙，山巅林木也较前稀少④。有人竟取便从围场走来走去了。十八年，嘉庆谕内阁：“近年哨内牲兽稀少。此皆由于偷砍树木及往来取便行走之人，惊逸兽群，致乏牲兽。”于是派靠近围场的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每年不拘时日，进哨三次，尽行稽查，除把偷砍树木，及偷盗牲兽者拿交围场总管会同办理之外，傥有往来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①。

总之，由于嘉庆帝的坚持与努力，原来的基础尚未完全破坏，木兰秋狝勉强举行，直到他本人逝世。而后来就不再举行这一大典了。围场也在同治元年（1862）开围放垦，光绪二年（1876）设围场厅，1913 年建围场县，和地方行政体制一样了。

①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89；卷132，页13—14。

②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9—40。

③ 《清仁宗实录》卷132，页14。

④ 《清仁宗实录》卷233，页20—21。

① 《清仁宗实录》卷272，页36。

第十章　官修图书

第一节　清代官修图书制度与机构

清入关前官修图书机构

清代官修图书的制度与机构，至少可追溯到清入关前皇太极时期的文馆之设。文馆也就是清代最早的官修图书机构。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负责“记注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章奏，俱令编为史册，并纂修历代祖宗实录”①。内三院之设，使文臣分工更为明确，编纂书史成为内国史院的专门职责。只可惜清入关前之官修图书，仅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如《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图》及现在所见《满洲实录》，最早就是天聪九年（1635）修成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有崇德元年大学士刚林、希福等恭修本。②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沿明制另设翰林院。顺治十五年（1658），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六月，复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如明朝之制。此后的官修图书，主要由翰林院承担，内阁、詹事府、内务府和雍正以后的军机处、方略馆，也都有修书或参与修书之责。

内阁内阁大学士之责，主要是“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①所以，清代的官修图书，大都是由大学士领衔的，如顺治《御制孝经》一书，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冯溥、黄机等为修纂官；②内阁大学士是官修图书的主要负责人，由他们负责组织修书班子，报请皇帝批准，即可开始工作，并由他们负责监督。而具体负责编撰工作的书馆成员，则大抵由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充任。内阁还负责大库和皇史宬藏书工作。

翰林院“翰林院官，以编辑校勘为职业，敕撰书史咸与”，“凡馆局，则充提调、纂修，慎其编校”③。翰林院的主要职责即是纂修图书。例如纂修实录、圣训，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充纂修官，典簿、待诏、孔目充收掌官，笔帖式充誊录官，亦间充收掌官。纂修玉牒，则以翰林院满洲、蒙古、汉军修撰、编修、检讨① 《东华录》天聪卷“天聪十年三月辛亥”条。参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内三院”条。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0。

① 《清史稿》卷114，《职官》。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8。

③ 《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

职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庶吉士也得拟送①。凡各馆纂修书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或提调官，庶吉士亦简充纂修官，参加修书工作，典簿以下之职责，与修实录、圣训相同。清代绝大部分官修图书是由翰林院承担的。仅据《光绪清会典》所记载，从顺治初年至光绪十二年，由翰林院纂修的图书即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②，对那些实录、圣训以及名曰“御注”、“御撰”而实由翰林院所撰之书尚未计算在内。

詹事府詹事府本为东宫僚属，其官员职责是辅助皇太子的文学侍从官，并司讲读牒奏之事。但由于从雍正朝以后实行秘密建储制度，詹事府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乾隆朝开始，其主要职责是修书。詹事府官员成为清代官修图书的笔修官的来源之一。

“内廷三馆”

清代官修图书，大都临时成立书馆，且以所撰之书而名其馆，如修《明史》即开“明史馆”，修《四库全书》，其馆名为“四库全书馆”等等。凡奉旨编纂诸书所开之馆局，应用纂修官等人数，一般由大学士等斟酌议定，奏请皇帝批准后实行，其所修之书刊刻告竣，即奏请撤销该书馆。但也有常设之馆局，即所谓“内廷三馆”。

一为武英殿修书处（属内务府）。康熙十九年（1680）设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1729）改名为修书处，其职责为“掌缮刻装潢各馆书籍及宫殿陈设书籍之事”①。该处实际由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部分组成。监造处负责“监刊书籍”工作，校刊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负责“校正文字”工作。

二是国史馆（属翰林院）。首开国史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从山东道御史徐树谷之清“纂修三朝国史”②。康熙四十五年（1706），谕修国史诸臣传，乾隆九年（1744），又命续修国史。以上几次均为告竣则停馆。至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命重修国史列传而开国史馆后，国史馆成为常设③。

国史馆设总裁官，“掌修国史”；下设提调，“掌章奏文移，沿其吏役”，总纂、纂修“掌分司编纂之事”；校对，“掌分司校勘之事”④。又特定国史体例为本纪、传、志、表四部分，但修成之国史，除大臣、儒林、文苑等传（合称《满汉名臣传》）外，皆无刻本，而且不准人们传抄，直至民国初期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

② 据《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统计。

① 《清朝通志》卷66。

② 《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末条。

③ 参见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216 页。

④ 《清会典》卷70《国史馆》。

才加入大臣传新档而刊成《清史列传》，即是清国史馆列传稿⑤。

三系方略馆（属军机处）。方略馆是专门负责撰辑“方略”、“纪略”

之类书籍的修书机构。每次军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此外，也修纂皇帝特交纂辑的其他书籍①。如《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明纪纲目》等书是②。清代所修第一部方略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勒德洪等奉敕编纂的《平定三逆方略》③。

此外，尚有“起居注馆”，也是常设之馆。清代起居注馆康熙九年（1670）始设④，五十七年（1718）裁并归内阁⑤，雍正元年（1723）复置⑥，此后常设。其职责为“掌侍直起居，记言记动”⑦，“凡侍直，既退则载笔..必具年月日，书其当直官之名，乃匦而藏焉。..岁终以送于内库而储诸库”⑧。

另外，宗人府也参与部分修书工作。清代从顺治十三年始，每十年修一次《玉牒》，相应成立“玉牒馆”。嘉庆朝以后，又每十年修《宗人府则例》一次，相应开设“则例馆”⑨。又不定期开设修纂律例的“律例馆”等，但均非常设，书成即闭馆。宗人府所开各书馆之纂修官由翰林院简派。

官修图书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清代官修书籍还有监督稽察机构，即内阁所属“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此机构设于雍正八年（1730）①，其职责为“察各部、各旗谕旨特交之事，而督其限”。官修书籍一般为奉敕而撰，故属稽察处职责范围之内②。

⑤ 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 页。台北华冈出版公司版。

① 《大清会典》卷3《军机处》。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223。又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67 页。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19。《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④ 雍正《会典》卷155；《清史稿》卷115。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1055，《皇朝词林典故》卷17，《清史稿》卷115。⑥ 《清史稿》卷115，《皇朝词林典故》卷17。

⑦ 《清史稿》卷115。

⑧ 《大清会典》卷70《起居注馆》。

⑨ 《宗人府则例》卷首。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内阁职掌》。

② 《大清会典》卷3，《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第二节　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

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 卷）、《周易折中》（22 卷）、《诗经传说汇纂》（21 卷，序2 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66 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12 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10 卷）原有崇德元年（1636）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 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16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 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 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 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 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 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0 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①。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 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 卷），四十三年（1704 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 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①。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16 卷）和《钦① 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 页。

① 梁章钜：《栖垣纪略》卷14，《规制二》。

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0 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 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 卷）、《朱批谕旨》（360 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 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②。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③。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 卷）、《历象考成》（42 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④。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 卷），又《图说》（1 卷），修成《广群芳谱》（100 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 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 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06 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0 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 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0 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 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 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0000 卷，分为6 编32 典， 6109 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 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 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00 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 卷）、《曲谱》（14 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①。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 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 卷），由徐乾学等编注；② 《执中成宪·序》③ 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④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① 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 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0 卷，又“外集”20 卷，“逸句”2 卷，“补遗”22 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 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0 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0 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 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 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 卷，“附录”2 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 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 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 卷，“正编”85 卷，“续编”33 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 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 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 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 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 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 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 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 卷）、《皇朝通志》（200 卷）、《皇朝文献通考》（266 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 卷），《皇朝礼器图式》（18 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 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 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 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 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①。“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 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0 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 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 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 卷）、《八旗则例》（12 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0 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 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 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 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②，并纂成康熙《会典》162 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③，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④，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00 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0 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 种，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①。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 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0 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 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0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 卷）、《皇舆西域图志》（52 卷）、《五军道里表》（49 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00 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②。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 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 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①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

④ 乾隆《大清会典》卷首。

① 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①。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 卷，又“补编”4 卷，“总纲”8 卷，“补总纲” 1 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 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 种著作，计有79070 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②。《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③。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①。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②，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③。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 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0 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④。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 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 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l），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 卷），意在把宗室王公① 《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1。② 参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 页。

③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① 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② 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 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0。③ 详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1948 年1 月。

④ 《八旗氏族通谱·序》。

⑤ 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6 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120 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30 卷、《御制文初集》30 卷、《二集》44卷、《三集》16 卷、《余集》2 卷、还有《御制诗五集》100 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 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1500 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300 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3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110 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1797）

纂《平苗纪略》（52 卷）；十五年（181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360 卷，“续编”36 卷，“附编”12 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纪略》（42 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 卷）。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0 卷）、《大清会典图》（46 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0 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64 卷），《学政全书》（86 卷），《西巡盛典》（24 卷），《军器则例》（24 卷），《兵部处分则例》（78 卷，又续纂4 卷），《中相政考》（72 卷，续纂4 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 卷）、《吏部处分则例》（52 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 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32 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首集》26 卷，《正集》108 卷）；《皇清续文款》（164 卷），《三元诗》（1 卷，又附《三元喜宴诗》1 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①。道光朝还① 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13 卷），又修成《字典考证》（36 卷），和《春秋左传续本》（30 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发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发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第三节　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

清代官修图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类别全、数量多、卷帙繁。由于清代官修图书顺应了当时文化大总结的历史需要，因而官修图书的类别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时期的官修图书不下100 种，大约平均三年编成两种书，乾隆时期不下120 种，平均一年编成两种书，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图书中卷帙繁多者为数不少，一书动辄百卷以至数百卷，更有10000 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收集3457 种著作，合计79070 卷的《四库全书》，都是中国书史中罕见的巨著。而这样的巨著出现在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编纂质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图书的质量是较高的，如《明史》一书从顺治至乾隆，经过九十余年而后成，参加修撰者前后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国官修正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而且其质量在历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无论从体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数上，都可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高峰。《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等，都是被公认的高质量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目录学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图书的印刷质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间所刻的《数理精蕴》、《全唐诗》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都是精刻本，乾隆时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根据刻书机构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其中官刻本质量是较高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刻字极工，成为版本学中闻名的所谓“殿版”（或“殿本”）。陈国庆称“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超越元明，而且可比美两宋”，不是过誉之词①。

第三，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这一点，一般表现在官修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康熙帝采取了尊重科学的态度，对外国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吸收。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中即已反映出来。如康熙时修《数理精蕴》等书，其中很多是采用了明朝万历中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及明代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等所著《新法算术》中的精华部分②，将“中西两法归一”而成。③康熙时所修《历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清代官修图书对文化事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其一，通过国家政府的组织，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巨著，如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采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体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还编纂了很多私人无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各种“则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档案资料的著作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① 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第28 页，中华书局1964 年版。

② 详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9。

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其二，清代官修图书，都戴有“钦定”、“御定”等桂冠，把这些著作经典化，使人们没有学术争鸣的余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编纂图书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通过这种办法，罗致大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时期，举行“博学鸿词”，搜罗了五十名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安排在翰林院从事《明史》编纂工作①，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举动与文字狱是同步进行的。仍以康熙朝为例，皇帝一面下诏开“明史馆”，开“博学鸿词”科招罗文士，一面又严禁民间编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狱“庄氏明史案”，就是因为庄廷■撰写刊印明史，而株连甚众，死于是狱者达七十余人，流放极边者更多②。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谓“钦定”之书。与其他书籍一样，既经“钦定”就成为最高权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疑义。乾隆年间，有王锡侯作《字贯》一书，其中有不少驳正《康熙字典》谬误之处，被统治者认为大逆不道，王锡侯全家因此被杀，《字贯》书版以及王锡侯的其他著作也均被销毁。这就是清代文字狱中的“字贯案”③。

清代官修图书几乎遍及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而这些书籍又大都注明是“钦定”、“御定”的。这些著作因而成为最高权威性著作，没有人敢去指责其中的谬误。因此，随着一部一部“钦定”书籍的出现，学术界就失去了一块又一块学术争鸣的阵地，逐渐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人认为清代文人钻进故纸堆从事考据工作，最后形成“乾嘉学派”，是由于文字狱的恫吓，其实，更主要的是由于清代“钦定”禁区太多，限制了学术争鸣，使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考察，清代的官修图书事业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0，又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4，中华书局版。② 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2。

③ 参见孟森：《心史丛刊》三集“字贯案”。

图版目次图版一太和殿宝座图版二乾清宫内景图版三布达拉宫图版四五世达赖喇嘛觐见清顺治皇帝壁画图版五雍正珊瑚地粉彩花鸟纹瓶故宫博物院藏图版六雍正景德窑粉彩人物笔筒上海博物馆藏图版七五彩天鹅绒南京博物院藏图版八刻丝夜宴桃李园图辽宁博物馆藏图版九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图版十清太宗皇太极像图版十一康熙朝服像图版十二雍正朝服像图版十三乾隆朝服像图版十四黄宗羲像图版十五顾炎武像图版十六王夫之像图版十七吴敬梓像图版十八戴震像图版十九钱大昕像图版二十章学成像以上图版共二十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图版八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其中，图版一、图版二，原载《紫禁城帝后生活1644—1911》，中国旅游出版社1981 年版。图版三，原载《古建风光》，中国文物出版社1992 年版。图版四，原载《布达拉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版。图版五，原载《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1962 年版。图版六，原载《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图版七，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四《南京博物院》，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4年版。图版八，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三《辽宁博物馆》，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3 年版。图版九至图版二十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

丁编传记

第一章 太祖努尔哈赤

满族领袖和清皇朝的始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征战四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反抗明皇朝的民族压迫，保护了满族的生存，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和多民族祖国的壮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

第一节 艰苦创业的“英明汗”

十三甲兴师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万历二年（1574），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亲家，为明军向导。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觉昌安、塔克世再次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①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①此时努尔哈赤处境异常困难，祖、父冤死，部众叛离，族人心变，兼之得罪了明朝边臣，仇人尼堪外兰气焰嚣张，确是四面楚歌，危急万分。尽管身陷绝境，聪睿刚强的努尔哈赤却仍毅然高举义旗，于万历十一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和部众三十人，联合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扬书，攻克图伦城，逼得尼堪外兰仓皇逃窜，打响了建立大清国的第一仗。

建立后金国后金国的建立，是与女真各部的统一密切相关的。明万历前期，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陈、鸭绿江、纳殷、朱舍里等部。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①《武皇帝实录》卷1、《满洲实录》卷1。

各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如苏克素护河部便有图伦、萨尔浒、嘉木湖、沾河、安图瓜尔佳等城寨。海西女真已由明初近百卫演变成“呼伦国”的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大部。“野人女真”的一支东海女真，包括窝集、瓦尔喀、库尔喀三大系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及乌苏里江沿海岛屿。“野人女真”的另一支黑龙江女真，主要分为虎尔哈、萨哈连、索伦、使犬、使鹿等部。女真部落林立，“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一片混战。②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甲十三副部众三十人，要想以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兵力，去吞并一二十倍于己的其他建州部落（仅栋鄂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打败百倍、二百倍于己的海西叶赫、乌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建立后金国，登上女真王的宝座，确实是难而又难。英勇机智的努尔哈赤，面对险局，毫不动摇，知难而进，顽强奋斗。他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内政、外务两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与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①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扬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②努尔哈赤重用贤人和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的有才之人和猛将谋士，他们献计献策，奋勇冲杀，善理国政，自此，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也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策略。他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①。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①《满文老档·太祖》卷4、卷9；《武皇帝实录》卷1。

①《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满文老档·太祖》卷4。

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②。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

努尔哈赤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勤学苦练，武艺超群、刀法高强，百步穿杨，箭术精湛。遇逢征战，他便率先冲阵，拼死厮杀。后来他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①这种英勇的气概和猛烈冲杀的作风，赢得了将士的拥戴，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使部众竞相效尤，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行必从。

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不仅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绝境里找出路，避免了灭门之灾，而且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顺利地进行着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的事业。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他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②。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积极建立国家政权。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硕里加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①。万历二十三年，他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王子。万历三十三年，他又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与此同时，他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又逐步建立牛录——八旗制度。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员、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置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八旗人员居住同一地区，互为婚娶，耕田种地，牧马放羊，采参打猎，遵守国法，纳赋服役，听从汗、贝勒统率，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②《满文老档·太祖》卷7。

①《武皇帝实录》卷2。

②《武皇帝实录》卷3。

①《满洲实录》卷1满文本。

族共同体——满族。

有了这些准备，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的无敌统帅

誓师伐明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①“七大恨”集中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君臣欺凌女真和反对女真统一的愤怒。明朝的皇帝，从创业开国的太祖朱元璋，到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朱翊钧，都自视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们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狂妄自大，贱视各个少数民族，蔑称建州为“东夷”、蒙古为“西虏”、“北虏”，叫努尔哈亦为“奴儿哈赤”、“奴酋”，对他们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官员“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①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②，实为公开抢夺。一个小小的明朝游击胡大受，居然在万历二十四年差人持书，命令建州“王子”努尔哈赤要遵守国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竟然有下述言语：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焉。到此狼狈，虽悔无及。..（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毋得仍前紊乱，越境起衅。③50000053_0009_2小小游击就敢这样飞扬跋扈颐指气使，那末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的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态度，更是不说自明了。

对于这种被贱视为奴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后来天聪汗皇太极援述“七大恨”和补充解释兴师伐明的原因时，对此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

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PGN0009.TXT/PGN>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①50000053_0010_0①《满文老档·太祖》卷6；《武皇帝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568。①《明宪宗实录》卷35。

②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七大恨”还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政策的反对。明王朝一贯害怕和坚决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实行“不使归一”、“犬牙相制”的政策。暑礼部尚书杨道宾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制定的这一重要国策。他说：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②50000053_0010_1因此，明朝政府顽固推行“以夷制夷”、“各自雄长，不使归一”的政策，不惜重金收买，巧言相骗，甚至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成化时的拘斩董山，到万历初年剿王杲、杀海西名酋仰加奴、逞加奴，以及多次刁难努尔哈赤并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争，争必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利害冲突，不可调和。努尔哈赤用“七大恨”，来表达了他和全体女真（满族）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要求实现女真各部统一的强烈愿望。

“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告天以后，在努尔哈赤的统率下，八旗官兵士气昂扬，飞驰前进，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轻取抚顺，连下东州、马根单等城堡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①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将其从游击擢升副将，又以孙女嫁彼为妻，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萨尔浒大败明军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起用曾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和辽东巡抚的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调兵四方，议兵十万、饷三百万，准备大举征剿建州。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闰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待机合剿，指责“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总兵李如柏宣称：“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②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总管”、“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①这些咨文和“赏格”表明了，明朝不仅要斩杀努尔哈赤及其子弟叔侄亲①《明神宗实录》卷568；《满文老档·太祖》卷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②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940、2994页。

①《明神宗实录》卷578。

人，还要屠戮其女婿、大将和小头目并株连九族。对整个满族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议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西路主将是山海总兵杜松，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东路主将是总兵刘铤。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兵一万三千余及叶赫兵二千，号称四十七万，携带枪炮数万，约定分道出边，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早已探听到明军消息。面临大军围剿、有可能遭到灭门灭族之灾的危险形势，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和八旗子弟，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胸怀保家卫族的决心，誓死杀敌。努尔哈赤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他强调指出：“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土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首先迎战明军主力西路杜松部。建州知悉杜松“勇健绝伦”，决定设下埋伏，智胜勇取。当杜松领军二万余，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使河水突浅，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①。当明军拥挤过河后，伏兵突起，努尔哈赤带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八旗大臣，统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杜松的兵力，勇猛冲杀，三月初一日，于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第二日，努尔哈赤又统军击败北路军，总兵马林仓皇逃遁。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遣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领兵迎击明勇将刘铤的东路军。当刘铤于三月初四日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时，后金军早已“设伏于山谷”，并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即令箭），驰至刘营，诱其速进，刘铤中计，匆忙前往，队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从征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明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知悉兵败，奉杨镐命令，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②。明金（清）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和八旗健儿的奋勇冲杀，终于以明军在萨尔浒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新兴的满族避免了亡族之灾，迅速前进，后金国更加壮大了。

①海滨野史：《建州私志》；《明神宗实录》卷580；《明经世文编》卷502，宋懋澄：《东征纪略》。②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基疏》。

第三节　威风凛凛的辽东王

力克辽、沈，轻取广宁

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之战，使明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人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军威远扬，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士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乘明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贪婪昏庸不理防务和总兵马林松懈疏忽，率领大军轻取辽东军事要镇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七月二十五日又攻克了铁岭，后金军威声震天下。①在军事进展异常顺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巩固内部、壮大实力、突破包围，为夺取辽东创造条件。

天命四年七月，原开原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因“子女被俘”，带二十余人“觅妻子来降”。佟家的二十人亦叛明逃来。努尔哈赤十分高兴，谕告说：“尼堪无叛逃他国之例”，“观此来降者，知天意佑我矣。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我等应善养来投之人”②。遂赐六员千总各人五十名、牛马五十匹头、羊五十只、骆驼二头、银五十两、绸缎十匹、布一百匹。赐守堡、把总等官各四十人、牛马四十匹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银四十两、缎八匹、布八十匹。其余随从人员各依职务，赐与妻子、役使阿哈、田舍、耕牛、乘马、衣服、粮食等物。

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健儿，在铁岭击败喀尔喀部斋赛等贝勒援明之兵，生擒斋赛父子三人及色本等二十名贝勒、台吉，使满蒙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努尔哈赤一向重视与蒙古各部的和好、联盟，很早便与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的一些贝勒、台吉遣使往来，联姻婚娶，他曾将三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孙带格格抚为己女，嫁与喀尔喀部之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他闻听科尔沁部的兀鲁特部明安贝勒之女“颇有丰姿”而聘为妃，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其子褚英、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皆分别与内齐汗等贝勒之女结为夫妻①。特别是建州兴起以后，明朝实行“以西虏（蒙古）制东夷（建州）”政策，每年花上百万两银子，赐与蒙古贝勒，要他们出兵，助明作战，从北面包围后金，更加突出了蒙古在明金争斗中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在明廷重赏的引诱下，称霸于喀尔喀五部的斋赛，以及扎鲁特部色本、巴克贝勒等人，与明联盟，誓征建州，一再袭击后金村寨，劫杀后金使者，并出兵来援铁岭。甚至连努尔哈赤的内弟桑噶尔寨（明安贝勒之子），也领兵随同斋赛，来援明朝，征剿姐夫。

努尔哈赤抓住斋赛、色本以后，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暂不杀戮，并释放斋赛部下一百四十人返回其部，以此来争取蒙古喀尔喀五部脱离明国，让他们与后金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此举果然见效，八月，喀尔喀五部诸贝勒遣使①《明神宗实录》卷583、58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11；《武皇帝实录》卷3。

①《武皇帝实录》卷2。

来，请求不杀斋赛，努尔哈赤回信，列举斋赛之过，说明因念及五部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厄布拉德依皇台吉，故拘而未杀。十月二十二日，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贝勒为首的喀尔喀五部贝勒，遣使来求联盟对明，战则同战，和则同和。努尔哈赤于十一月初一日遣额克星额等五大臣前往，与五部贝勒宰牛杀马，对天盟誓，决心“共议讨伐原来之仇敌明国”，若欲议和，必“共同议和”，违者“损寿短命”。努尔哈赤释放斋赛之子克实克图，厚赐皮裘衣帽鞍马，送彼回部，并宣布待两国同征明国，取得广宁以后，再考虑斋赛的归期，在此之前，其二子可轮流在后金侍奉其父。①后金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努尔哈赤又于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书回复察哈尔林丹汗的来信，指责他狂妄自大冒称“四十万之蒙古主”，讥讽其两败于明损兵折将，劝其勿受明之财帛，为利所诱而开罪于己。②努尔哈赤还试图削弱朝鲜与明国的关系，突破南边的包围圈。朝鲜国王一向紧跟明朝政府，轻视建州，并遵明帝之命，派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名，随明总兵刘铤，从东进攻赫图阿拉。天命四年三月初，努尔哈赤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时，逼迫姜弘文率兵五千投降，免死拘留，并于三月二十一日遣使致书朝鲜国王，自称“后金国汗”，列述“七大恨”，指责明朝欺侮建州和朝鲜，“明国皇帝要派彼之诸子到朝鲜和我国做国主，这个尼堪皇帝凌辱我等二国太甚”，劝说朝鲜背离明朝。虽然朝鲜回信，坚持亲明尊明政策，劝告努尔哈赤罢兵和好，仍尊明帝为君，自居属臣，但努尔哈赤并未罢休，继续遣使入朝，讲述己见，欲离间朝鲜与明国的关系。①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积极巩固内部，增强实力。天命四年六月，为便于用兵，于界凡筑“行宫”及八旗贝勒、大臣、兵士住房，迎汗和诸贝勒福金来此居住，十六个月后又迁居萨尔价，一步一步逼近明境。

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第一次制定“论功序爵”的制度，援用明朝官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均分为三等，大体上原来任固山额真之人即为总兵官，梅勒额真为副将，参将、游击为甲喇额真，原来当牛录额真的，一律为备御。从总兵官至备御，皆为世职②。另外，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这对鼓励八旗官将效忠于汗为国出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命五年六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命竖二木于门外，下令说：“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吾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③这一措施，有利于体恤民隐，主持公正，使下情有可能上达于汗。

同月，努尔哈赤第一次派遣人丁，“往东海煮盐”④。建州女真地区素不产盐，一向依靠“抚赏”、“告讨”，从明朝边臣手中领取十斤八斤二十斤盐，十分困难，以致相当多的女真人长期没有盐吃，包衣阿哈常因无盐食而离主逃走。这次煮盐，效果显著，不久便运回一二十万斤，“于国内按丁给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食盐供应极为紧张的局面。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11、13；《武皇帝实录》卷3。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13、14；《武皇帝实录》卷3。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038页。②《武皇帝实录》卷3。

③同上。

④《满文老档·太祖》卷15。

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处理了皇族内部纠纷的重大案子，第一次提出了“共治国政”的制度。相当长的时间里，二贝勒阿敏厌恶其异母之弟斋桑古贝勒，大贝勒代善虐待前妻之子硕讬贝勒，关系十分紧张。九月初三日有人首告斋桑古、硕托欲叛逃明国，十三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当晚将二人拘留监禁，代善、阿敏向汗奏乞，欲杀二人。二十日努尔哈赤断定斋桑古、硕讬是与其兄其父不和而出怨言，并非叛逃，下令释放。随即查明，代善不将“良好僚友、国人”分与前妻之子岳讬、硕讬，并诬告硕讬与己二妾通奸。努尔哈赤大怒，严厉谴责代善，愤怒指出这种听信后妻谗言欲杀亲子之人，“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政）！”立即当众宣布：“先前（欲使代善）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二十八日，代善亲手杀死继妻，遣人向努尔哈赤奏请，要求“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希望允己叩见请罪。努尔哈赤表示了宽厚的态度，并令代善与诸弟立誓缓和关系。代善对天发誓，今后“不再为非”、怀抱怨恨。八和硕贝勒、众大臣“亦立誓书”，指责了代善的过失，宣布“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为和硕额真”，规定新汗“不得恣意横行”，不能出于一己私怨而贬革勤理政务的和硕额真。如果某一和硕额真犯有扰乱政务的罪行，则由另外七旗和硕额真集议裁处，该罚则罚，该杀则诛①。代善虽被革除太子，但仍旧统辖原有的正红、镶红二旗，仍居四大贝勒之首，佐理国政，统军出征。后金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有了较大程度的缓和。

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六日，针对阿哈遭受奴隶主虐待而反抗逃亡的情况，努尔哈赤下达“汗谕”，劝诫家主“宜怜阿哈”，“阿哈应爱主”，“双方应该相互慈爱”。他要求阿哈将“耕种田地之谷”全部交与家主，主人家中要多织布，供给阿哈衣服饭食，如果家主不“善养”阿哈，阿哈“以衣食为劣而上诉后”，“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①。努尔哈赤发布这一汗谕，是企图在大举攻明前夕，缓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和维护后金国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努尔哈赤利用明朝辽东旧经略熊廷弼被罢革新经略袁应泰不谙兵法的好机会，决定进攻沈阳、辽阳，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二次大决战。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筑造木城屯驻。沈阳“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尖桩密布，又树立大栅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放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之间又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皆开河建闸，修缮坚固，与沈阳成为犄角。②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二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正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亦领兵三万来援。按军队总数而言，明国稍占优势，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明军如①《旧满洲档·昃字档》。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17。

②《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果据城死守，是很难攻克的。

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人力攻坚城，是难以奏效的，如战事拖延，陈策、李秉诚等四万余军队及其他援兵赶到之后，腹背受敌，局势便十分险恶了，遂临机应变，果断决定诱敌出城，发挥己军善于野战的长处，设下埋伏，乘机歼敌。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先派数十名骑兵“隔壕侦探”，被总兵尤世功家丁追击，死四人。勇猛寡谋的总兵贺世贤“勇而轻，谓奴易与”，遂改变了原来“固守”的方针，“决意出战”。第二日，努尔哈赤又遣少数老弱士卒挑战，贺世贤饮酒大醉，率家丁千余出城，夸下海口说，要“尽敌而反”。金兵“诈败”，世贤中计，“乘锐轻进”。一入伏中，后金“精骑四合”，将明兵重重包围，奋勇砍杀，大败明兵。世贤“身中四矢”，且战且走，退至城边，因吊桥绳索被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女真人砍断，不能入城。八旗兵追至，击杀贺世贤及来援的尤世功，冲入城内，打下了号称金城汤池的沈阳重镇。①此时，明总兵陈策等率川浙兵来援，刚至浑河，川兵渡河，营于桥北，浙兵在桥南，营寨尚未安好，努尔哈赤乘机率军猛攻，先消灭了桥北川兵，随即击败朱万良、姜弼来援的三万明军，紧接着又歼灭桥南浙兵。②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健儿五、六万，鏖战四次，将七万余明军各个击破，攻克沈阳，创造了军事史上集中兵力击败优势敌军的光辉战例。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三月十八日集诸贝勒、大臣定议，进军辽阳。

三月十三日沈阳一失，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如果金兵于十四日飞驰进击，当天即可轻取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三月十九日午时，努尔哈赤率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当天晚上，于城南七里安营扎寨。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讲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十分坚固，“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辽阳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各重一千余、二千余、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数百，威力很大。①《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臣）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②如果明经略袁应泰调度有方，凭坚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守备甚严，决定避免硬攻，力争智取。他首先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①。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①《明熹宗实录》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②《明熹宗实录》卷8；《武皇帝实录》卷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①《明熹宗实录》卷9。

②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7页。

①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7页。

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强烈的影响，促使他们知难而进、转怯为勇。

努尔哈赤再次运用发挥所长制敌所短的正确战术，决定诱敌出城，引入伏中，以便合歼敌军，同时又派遣“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内应。三月十九日，他先差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诱骗敌人，明军果然中计了。明经略袁应泰本来已和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现在看见后金兵马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死”，“军败多死”。第二日，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亲督士卒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领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遂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甸、海州、耀州、盖州、镇江、熊岳、复州、汤站、武靖营、长宁、长静、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②。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是否迁都于此？他们都主张回到建州，不愿留住辽阳。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责备诸子目光短浅，没有雄心壮志。他强调指出：承蒙皇天眷祐，艰苦创业获得成功，降服了辽河以东地区，如果回到故里，辽阳必为明国收复和固守，逃散于山谷的城堡人丁便摆脱了后金的统治，“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皇天如此“喜爱之地方”，焉能抛弃！他谕告诸子要胸怀大志，并语重心长地说：“今我兴兵，为尔等众子创立大业。诸子，尔等焉能说不能呢！”于是，诸贝勒、大臣一致回答说，“此言诚然”，遂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①。努尔哈赤这一决策，对促进后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统领八旗劲旅，西征明朝辽东重镇广宁。虽然明在关外有军队二十万，两倍半于金军，而且火器众多，但努尔哈赤并不畏惧，二十日即渡过辽河，进围西平，二十一日午时猛攻克城，并随即与十万明军鏖战于沙岭，斩杀辽东总兵刘渠、援辽总兵祁秉忠，大获全胜，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弃广宁城匆忙逃遁。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领军至广宁，明游击孙得功等率士民执旗张盖奏乐叩降，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留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行新制用汉官争取蒙古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努尔哈赤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新形势，即在长期封建化的汉族地区，确立和巩固后金国的统治，因而必须解决新出现的许多难题。比如，辽河东西主要是汉族居住，不管是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发②《武皇帝实录》卷3；《明熹宗实录》卷8、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明史》卷259《袁应泰传》。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21；《武皇帝实录》卷3。

式，以及语言文字、相貌性格，与满族都截然不同，对他们怎样管辖，怎样剥削？满族人丁移居辽东后，怎样安置，是固守旧俗，还是改行汉制，或是另行他法？辽东及其附近，有相当多数量的蒙古部落，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满、蒙、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布局？辽东地区人丁大减，民不宁居，田地荒芜，社会混乱，怎样安定，怎样恢复？明廷大调兵马，广修城堡，抢运粮草，赶制火器甲仗刀箭，力图挽救辽东危局，守住宁远、锦州，确保山海关内安全，并屡派密使，潜入辽东州县，联络反金人员，策划武装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扰乱金国，牵制其兵力，进而伺机出兵，收复失地，此情此策，如何对付。

特别是辽东汉民的激烈反抗，怎样处置？自从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八旗贵族官将大量掠民为奴，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激怒了长期反抗封建制度的辽东军民，他们不顾汗、贝勒的残酷镇压，铤而走险，英勇斗争。

就在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金兵夺据全城的恶劣处境下，广大辽阳城民便针对后金贪婪抢掠的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①。

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不受伪命”，刺杀后金所遣招降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宽奠参将陈尧道、守备郭彦光、吕端，“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马虎山任九、锡头山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思绍等，以及“东山矿徒”，不肯降金，“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击杀后金所派劝降使者。①辽东兵民大批出走，逃离金国辖区，避居沿海岛屿及进入朝鲜的，有数十万人，逃入关内的更多，天命七年，已达二百八十余万人②。

反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绵延不断，五年内（1621—1626），已经发生和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武装反抗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叆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后金全部辖区③。

辽民还采用了其他方式进行斗争。有的秘密投放毒药，欲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有的违犯禁令，私藏兵器，不按规定上缴武器，为兴师起义作准备；有的蔑视汗谕，收留逃亡的兵民和阿哈；有的想方设法，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兵，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④。

正是由于辽东兵民和满族阿哈强烈反对野蛮的奴隶制和八旗贵族的奴役，“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频繁起义，大批逃亡，造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⑤，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威胁到后金的统治。

面临着这样复杂、尖锐、动荡的危险局势，努尔哈赤果断地确定了承认辽东汉民原有的封建制、陆续缩小满族奴隶制并促进其向封建制过渡的方①《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①《明熹宗实录》卷10、11。

②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10。

③《满文老档·太祖》卷58、60、61。

④《满文老档·太祖》卷52。

⑤《满文老档·太祖》卷65。

针，及时地推行了“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等过渡性质的新政策。

天命六年四月初一，即金军攻下辽阳后的第八天，努尔哈赤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了对待辽民的“各守旧业”政策。他下达汗谕说：对经过“死战而得获之辽东城民，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使辽民“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过了一个月，他在谕劝镇江民降顺时又指出：不会因镇江民杀死遣往劝降的后金官员，“而将此处之民俱皆杀戮，此处所出口粮尽皆丢弃”。“我方以民缺少为恨”，辽民应快归顺，则“各守其宅，各耕其田”。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政策。①按照这一政策，辽东兵民可以各自保有自己原来的祖业，各自从事先前从事的行业，因此，地主的田地房宅仍旧归其所有，他人不得侵占，原来经商开店的，照样能够购进货物，打造器具，出售获利，富家大户仍旧可以雇佣工人，招佃耕种，收取租谷，而原来的佃农，还得租种地主庄田，雇农仍为东家效劳，帮工、学徒依然要在老板作坊店铺中出力。这就意味着，辽东地区的新主人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承认了这个地区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旧的经营方式，即承认了辽沈地区汉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可以延续，并保障封建制，甚至还在一些地方恢复封建制的剥削方式。紧接着，努尔哈赤又宣布实行“计丁授田”政策。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发分田汗谕，命于海州地方取无主之田十万日（一日为田六亩或十亩）、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分给八旗兵丁和汉民，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晌植棉之田一晌，“均行给与”，“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同年十月初一日，他又降谕汉民说：辽东五卫之人和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三十万日。此后，多次将田地授与满汉人丁。①在授与汉民的土地上，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辽民的封建生产关系。

努尔哈赤在“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的基础上，沿袭了明朝政府的封建赋役制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在七月十四日的分田谕中，努尔哈赤曾规定，领受田地的汉民，需“三丁耕官田一晌”，“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但这种耕种官田的劳役地租剥削方式太古老了，根本不适合于已经长期封建化的辽东地区，无法推行，乃改订新法。

天命六年八月十七日，努尔哈赤下令：“从速逼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九月十六日又谕令管理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官赋征收之谷，须并征以草”。十二月初十日，他再下汗谕，指责盖州副将刘兴祚说：“依照旧例征收之谷、银、炭、铁、盐等官赋，何故不从速催督遣送”，责令刘遣派兵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之赋”。②这个“旧例”，就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征收封建赋税的规定。

由于金国一向采用以丁为主要的计算单位，因此，努尔哈赤在保留明朝政府征收封建赋税的基本项目和正额数量的条件下，渗进了入驻辽沈前的传统作法，实行计丁征赋佥役制。天命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下达给汉民的“文书”说：辽东的“各种贡赋”，原来皆以户计，结果“富人给财而免役，穷人无财而应差”，现改用“我之旧制”，“以丁计算”，男丁二十①《满文老档·太祖》卷20、21、37、49、55。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24、27。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25、26、30、31、32。

人征兵一人，遇有急事，每十人出一人服役，“若系缓事，百人出一人服役”。当兵之人所需“乘十两之马，以及携带之器具”，令二十人承担置办①。天命八年二月，“一年一丁之征取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养军马之料，合共三两”②。

对于满族的诸申，除了按丁交纳官赋以外，还要当兵应役，大体上是三丁征一为兵，遇有重大战争，比例更大一些。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下谕，每牛录增披甲五十，分驻辽阳、海州。天命七年正月征广宁，努尔哈赤命令每牛录出一百甲从征，以五十甲留守③。按一牛录一百五十甲计，是二丁抽一为兵。其他筑城、运粮等，也常佥诸申赴役。

由于包衣阿哈猛烈反对奴隶主的野蛮奴役而大批逃亡，努尔哈赤既下汗谕，命令阿哈必须“以主为父”，“不萌贼盗奸诈凶暴之念”，“尽力从事阿哈之事”，以免被主责骂拷打；同时，又惩办了一些残酷虐待阿哈、打死阿哈的奴隶主，不许主人任意杀害阿哈④。这对促进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起了一定的作用。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进驻辽阳明辽东经略衙门以后，即定下了大量任用汉官的政策。二十四日，他下令“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①。努尔哈赤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人数并不多，五、六万金兵，只能聚居在辽阳、沈阳、广宁及少数军事要地，其他州县和广大乡村，则难以一一分兵屯驻，兼之，言语不通，文字相异，服饰有别，习俗不同，无法了解辽民心情，不易查获叛逃密谋，也很难逼迫汉人纳粮贡赋当兵服役。在这样条件限制下，没有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支持，汗、贝勒是很难在辽东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就曾专门召集汉官对他们说：“尔等之国人，可信者，不可靠者，尔等知之矣。”②努尔哈赤特别注意收罗和起用明朝的罪臣、废官及中下武将和官吏。他在六月初八日对督堂下达专谕，指示不用明朝大臣，而应擢用愿为金国效劳的小官小吏，因为，原系明朝大臣之人，“一向为官，不为我等效劳”，于金无益，而那些微员小吏偏裨末弁，以及罪臣闲官，或因少读诗书，唯图渔利，贪赃枉法，谋升官职；或是官场失利，打入狱中，心怀不满，因而有可能背叛旧君，投靠新汗，“归向我等”，“谄谀于我等，出其力，致其才”③。所以，他任用的汉官，“一半在明朝时得获死罪，关在狱中，一半失去官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所获而养之也”④。

努尔哈赤在给“明国众游击官”下达的汗谕中，对他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责令降金汉官“勤守各种法令”，即贯彻执行要求阿哈耕田交谷、强迫汉民种地守法、纳粮当差、不得叛逃等等法令和汗谕。二要汉官“为①《满文老档·太祖》卷28、32。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③《满文老档·太祖》卷28、33。

④《满文老档·太祖》卷40、46。

①《武皇帝实录》卷3。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40。

③《满文老档·太祖》卷23。

④《满文老档·太祖》卷48。

汗之眼，观察众人；为汗之耳，用以听众，诸凡各事，皆详加督察。”即要他们侦察汉民对待汗、贝勒的态度，有无叛逃密谋，随时上报，为努尔哈赤制定的“平盗贼，止恶逆”政策服务。三为谕令汉官“公正审断”，以维护后金国的统治。第四是谕劝汉官不要“科索下人”，以免激化矛盾，招致辽民更加猛烈地反对金国的统治①。

努尔哈赤多次宣布，对尽忠效劳的汉官，要破格提升，要“嘉赏赐财”，要“赏以功，给与为官”，要使他们“终身享受”，而且功臣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祖、父的官职。原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初升三等副将，从征辽阳后晋三等总兵官。明商人佟养性初授三等副将，破辽阳后晋二等总兵官。开原人刘兴祚，降后初任备御，下辽阳后，进至副将，其侄亦为海州参将。

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军进入辽东初期，不少明朝官、将、生员降顺新君，献计献策，告密送信，催征赋税，迁民分地，查点丁口，追捕逃人，对巩固金国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利用攻克辽东大败明军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强了争取蒙古来归和建立满蒙联盟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天命六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莽果尔台吉率部民六百四十五户来归。七年二月十六日，蒙古科尔沁的兀鲁特部明安、兀尔宰图等十六贝勒，以及喀尔喀部石里那克等贝勒，率所属三千余户，前来归顺。喀尔喀五部又有一千二百户来投。努尔哈赤分别封授官职，赐与皮裘缎布匹银器及“房田奴婢牛马粮粟”，“凡所用之物，俱赏给之”。对一些人多势强的贝勒、台吉，还让他们与金国汗、贝勒联姻婚娶，共享荣华富贵。努尔哈赤封古尔布什为一等总兵官世职，以第八女聪古图公主嫁与为妻，尊称额驸，给与女真一牛录、蒙古一牛录。授莽果尔总兵官世职，嫁以族弟济白里之女。布颜代，初授二等参将世职，娶公主为妻，封额驸。努尔哈赤授岳父明安三等总兵官世职，给予特别优遇。明安之子多尔济亦娶公主，为额驸。很早就来拜谒的蒙古喀尔喀部的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也娶了努尔哈赤的侄女为妻，尊称额驸，归顺后，又授三等总兵官世职，盟誓赐诰，赐与十四个拖克索、“近身役使和伐木运水”的男女四十对，以及大量金银财帛。其子索尔哈娶努尔哈赤之孙女为妻。

努尔哈赤还专门下达文书，给予来归蒙古诸贝勒，宣布要“无差别地对待亲生儿子与仰慕而来之诸子”，并指定他们分别与汗、贝勒“结成亲家”，以便“很好地恩养”他们①。

当斋赛之家送其二子一女为质并带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来赎斋赛时，努尔哈赤很宽厚，同意提前释放。他率领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与斋赛对天盟誓，宣布如骗取牲畜而不送还斋赛，则“将遭殃致死”。斋赛也发誓要“以收养之父（指努尔哈赤）为父”，“以诸弟为弟”，若回部之后变心负盟，则“遭殃致死”。努尔哈赤厚赐斋赛皮裘弓矢鞍马甲仗，命诸贝勒送至十里外，设宴饯别，将其所质之女，给与大贝勒代善为妃。努尔哈赤命诸贝勒又与科尔沁部鄂巴等贝勒盟誓，“愿同心合意”对付察哈尔。这些政策和措施，吸引了许多蒙古贝勒、台吉率部来投，编入八旗，扩大了军队，增强了战斗力，与喀尔喀、科尔沁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友好联盟关系，对后金国与明作战、与察哈尔林丹汗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31、40。

鉴于各贝勒的势力强大和难以挑选合适的嗣子，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为这一制度的完全实行创造条件。

第四节　屡犯错误的年迈之君

努尔哈赤虽然是一位“聪睿英勇”的开国君主，解决了不少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辽沈后又迅速认清了新形势，及时地采取了“各守旧业”、大量任用汉官等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大奴隶主、大农奴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不能坚持和彻底推行符合辽东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并且由于一向攻无不克、飞跃前进而有些飘飘然了，骄傲专横，刚愎自用，因而从天命八年以后，犯了不少错误，干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大杀辽民。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①。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汉人）”①。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②。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满汉关系极度恶化。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仆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从天命八年六月镇压复州兵民起，努尔哈赤在对待汉官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放弃了原来拉拢汉官、大量任用汉官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进入辽沈初期，不少降金汉官竭力效忠金汗，征田赋，佥汉兵，派役夫，运官粮，筑城池，清点人丁，查获“奸细”，捕捉逃人，劝诱辽民听从新君的命令，做了许多事。但是，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明又不断派遣密使劝说汉官弃金投明，有些汉官就犹豫了，担心金国汗、贝勒不能久驻辽沈，因而或与明臣书信往来，以留后①《满文老档·太祖》卷53、54。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60、61。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③《满文老档·太祖》卷66。

路，或暗订密约，伺机叛逃。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①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②。这样一来，汉官人人疑惧自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谏，妨碍了努尔哈赤对辽东汉民情形的深入了解和正确处理，影响了满族贵族与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加剧了辽东的动乱。

努尔哈赤在天命八年处理八旗贝勒和高级官将的问题上，也做了一些错事。三月，曾为建立后金国驰骋疆场征战三十余年的开国元勋扈尔汉，向养父努尔哈赤上书，承认过失，乞父宽恕，恳求再次起用为国效劳，努尔哈赤却大摆君主威风，再谴其非，不予考虑，使这位叱咤风云威震辽东功勋卓著的总兵官，忧闷病重，九个月后含恨去世，其子浑塔还降级袭职①。五月，创制满文、被誉为“一代杰出之人”的大巴克什额尔德尼，仅因细故，夫妇两人被努尔哈赤无辜冤杀，家被抄没②。六月，原哈达国主蒙格布禄贝勒之子、努尔哈赤的亲女婿乌尔古岱，因被汉官讦告收其金银，尽管缺乏根据，却遭议处死刑，后虽免斩，仍被革去具体处理军国大政的督堂要职，从总兵官降为备御。努尔哈赤还因此案痛责“爱子”四贝勒皇太极和岳讬、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位贝勒。③这一重大案件，在八旗贝勒、大臣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努尔哈赤晚年犯的这些错误，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宁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④。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51。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51、57。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47、60。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50、51。

③《满文老档·太祖》卷45、54。

④《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第五节　宁远失利含恨而逝

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着手进行大举征明的准备工作。正月，闻听明遣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修葺城堡，屯驻兵士，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和阿布泰、巴笃礼二总兵官，领兵六千往攻，克城，击败明兵，毁城而还。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欲迁都沈阳，诸贝勒、大臣以“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为由，乞请不迁。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众议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明国，从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他坚持己见，遂议定迁都沈阳①。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亲统八旗劲旅，号称十三万大军，征讨明国，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四次大决战。

正月十六日，军抵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剑戟如林”②。大军铺天盖地，直向明国杀去。这时，身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要职的阉党党羽高第，胆小怕死，严令从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等城撤防，尽驱屯兵居民入关，焚烧房舍，遗弃米粟十余万石，搞得锦州等城兵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③。因此，金兵未遇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二十三日即抵达宁远城郊。宁远只有明兵万余，被金兵重重围困，孤悬关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均已中断，“中外谓宁远必不守”。

努尔哈赤遣被俘汉人入城，谕告城主宁前道袁崇焕说：“吾以二十万众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遭袁严辞拒绝。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全军猛烈进攻。袁崇焕率领兵民拼死反抗，“枪炮药罐雷石齐下”，十数门大炮不断燃放，“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又将被褥裹上火药，卷成一捆捆，投掷城下，发下点燃的火箭，“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击毙烧伤了大量金兵。努尔哈赤连攻两天，未能克城，伤亡惨重，“攻具焚弃，丧失殆尽”，无可奈何，乃遣三等副将武纳格率蒙古兵往攻宁远南十六里明军屯贮粮草的觉华岛，尽杀守兵七千，焚烧粮草千余堆和二千余只船。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率军撤围，于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①。著名的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金兵的失败而结束。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以来，身经百战，驰骋疆场四十二年，一贯以少胜多，铁骑到处，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屡败明军，所向披靡，从未遇阻，为什么这次以数倍于敌的强大军队，竟不能打败区区万余明兵，竟攻不下远远不如沈阳、辽阳坚固的宁远孤城？为什么他这位久经沙场的无敌君汗，竟败在初次领兵的进士出身的小小宁前道袁崇焕手下？他和八旗官将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天命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即宁远之败以后的第三十七天，努尔哈赤讲了①《满洲实录》卷8；《满文老档·太祖》卷64。

②《满洲实录》卷8。

③《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①《满洲实录》卷8；《武皇帝实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62、65、6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这样一段话：吾筹虑之事甚多，意者朕或倦勤而不留心于治道欤？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再思吾子嗣中果有效吾尽心为国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谨于</PGN0037.TXT/PGN>政事否？①50000053_0038_0紧接着，三月十九日汉官刘学成上奏，向努尔哈赤呈述金兵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四条建议。他说：汗不到半日即克沈阳，一日攻取辽东，其余之城无数，为何今日两天还未攻占宁远，并非辽东、沈阳之人少于宁远，亦非庸懦，也非枪炮少而钝劣。汗自占辽东之后，步卒骑兵三年之久未曾征战，兵之额真怠惰，士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汗轻视宁远，故天使汗劳苦。..我无报恩之处，故奏述所思四项建言：不惜千金赏赐有功之人，无功者即系亲戚亦不免（罪），赏罚分明，将成大事。此其一。古云使功不如使过。辽东之人欲叛逃，是有罪之人，焉能尽杀，如若率之征战，以尼堪攻尼堪，有益于诸申。此其二。攻占土地之后，仍旧维持原制，与毁坏相比，乃是上策。②50000053_0038_1概括起来，努尔哈赤的宁远之败，首先是由于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第一，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滥施屠戮大杀辽民，“不论贫富，均皆诛戮”③，杀人越多，民心越恨，反抗愈烈。第二，他从任用汉官、依靠汉官，错误地改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失去了大部分汉官对金的支持。第三，内争纷起，疑案迭出，伤人太多。以最高领导集团来说，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这四大贝勒起，到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讬、硕讬等“执政贝勒”，都分别遭到努尔哈赤训斥和处罚。八旗高级官将，如达尔汉辖、阿敦、乌尔古岱、额尔德尼、巴笃礼等督堂、总兵官、大巴克什，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这样一来，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使得他不知下情，难辨是非，越弄越糟。在军事上，他骄傲轻敌，思想僵化，面对宁远坚城，他竟冒险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而明军统帅袁崇焕却发挥所长，克服所短，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戈矛弓箭，以凭城死守来避开善于野战的金兵冲杀，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制服掠粮养军的金兵。

宁远之败，给努尔哈赤以沉重打击，使他“大怀忿恨而回”。战阵劳累，忧愤交加，积恨成疾，兼之进攻宁远时所负之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这位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常胜汗，这位实现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的后金开国之主，这位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满族领袖、清朝始祖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天聪三年（1629）葬于沈阳石嘴头山福陵，初尊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改谥为高皇帝。

③《清太宗实录》卷10。

第二章 太宗皇太极

第一节 在战争中成长

皇太极，或作黄太吉、洪太时、洪太主、红歹是等，均为同音异写，也有称为阿巴海①，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从小就受到努尔哈赤的喜爱，皇太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名叫孟古姐姐，是女真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仰加奴）之女。杨吉努为了与努尔哈赤结盟，把小女儿许配给他，称这是天生的“佳偶”。万历十六年（1588）努尔哈赤成婚，时已三十岁，新娘只有十四岁②。当时努尔哈赤有众多妻子和儿女，地位最高的是富察氏衮代，即莽古尔泰之母③。但是努尔哈赤与叶赫纳喇氏感情甚笃，喜欢她只知侍奉丈夫而不干预政事。

皇太极本人生来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他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诸将中惟有他识字④。

皇太极出生时，努尔哈赤正从事统一女真的事业，以满洲部为核心，已将其周围各部统一。万历十五年（1587）在呼兰哈达山下东南建筑了费阿拉（今辽宁新宾县旧老城）。皇太极就出生在这里，他家住在这一山城的最里边，是方圆几百里内最富有的大户。城外有自己的“农幕”，即农庄，家里有大量的绫罗锦缎。吃不完的鸡、鸭、鱼肉及美酒等①。当父兄长年累月忙于出征作战时，七岁的皇太极就开始主持家政了，不但把家里日常事务、钱财收支等管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有些事情不烦努尔哈赤操心指示，皇太极就能干得很出色，与自己想的一样，因而努尔哈赤对皇太极更是爱如“心肝”②。不幸的是皇太极十二岁那年，他的生母病逝。这位叶赫纳喇氏，母以子贵，在皇太极当皇帝以后被尊为中宫皇后，清代称“孝慈高皇后”③。皇太极在母亲死后，跟随父兄，迅速成长，能文能武，文武双全。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向他父亲学习本民族的传统风俗，从小就参加打猎，练得勇力过人，步射骑射，矢不虚发。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我们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即事先进行调鹰蹴球，作好各种准备。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过去，无论老少，竟相奋进，皆以行兵出猎为大喜事。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④皇太极很像他父亲，吃苦耐劳，体格健壮。沈阳实胜寺曾藏有他用过的一张弓，矢长四尺余，不仅一般人不敢问津，就是一①西欧出版的书中往往称阿巴海。此名称也见于余元安《内蒙古历史概要》。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2。

③富察氏被称为“滚代皇后”，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④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校释本，第44页。

①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辽宁大学历史系校注本，第25页。

②《满文老档》，东洋文库本，太祖卷3，页29。

③《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④《清太宗实录》卷30。

个壮士也很难拉开，而皇太极当年运用自如①。

皇太极在参加作战和协助努尔哈赤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逐渐显露了头角。

据文献所载，皇太极早期较大的军事行动，是对乌拉作战。时间是万历四十年，皇太极二十岁。那时努尔哈赤正在统一扈伦四部，已灭哈达、辉发两部，还有乌拉和叶赫部。乌拉首领布占泰被努尔哈赤擒获以后放回去，背弃盟好，掠东海窝集部的呼尔哈部，并公然要娶努尔哈赤已下了聘礼的叶赫“老女”，还以骲箭射已嫁他的努尔哈赤侄女，实际这都是阻止和对抗努尔哈赤实现统一。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发兵征乌拉。皇太极就在这时随军出征。九月二十二日大军起程，二十九日抵乌拉部，与乌拉兵相峙三天。努尔哈赤所部四出焚毁粮草，乌拉兵白天出城对垒，夜里入城固守。皇太极与其兄莽古尔泰急不可耐，想立即过河进攻。努尔哈赤对他们说，“用兵不能像你们想的那样简单，好比砍伐大树，怎么能一下子砍断？必须用斧子一下一下去砍，渐渐折断。相同的大国，势均力敌，要一举将其灭亡，怎么可能办到？应当把它附属的城郭一个一个攻取，一直攻下去。没有阿哈，额真怎么能生存？没有诸申，贝勒怎么能生存？”②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他们毁掉了乌拉的一些城寨，而“伐大树”之说，对皇太极后来与明朝作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年，乌拉被灭。

在逐步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皇太极帮助他父亲努尔哈赤建立了新的后金国家。努尔哈赤一度想立长子褚英为储，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皇太极等向努尔哈赤揭发了褚英的阴谋，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幽禁，两年后又毅然处死了他①。从此皇太极进一步得到了信赖。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合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式完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建制。皇太极被任命为管正白旗的贝勒②。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当新年来到的时候，皇太极同诸兄弟们为努尔哈赤举行了庄严而热烈的仪式，上尊号“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称金，也叫大金或后金，年号天命③。现辽宁新宾县老城村为当时的都城赫图阿拉，迄今还有“尊号台”的遗址，俗称“金銮殿”。从此在东北大地诞生了一个和明朝对立的国家政权。

在这个后金国家里，努尔哈赤以父和汗的名义处于权力的顶峰。其次就是他的子侄四人，称和硕贝勒，他们“共议国政，各置官属”④。此四人依年齿次序为：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统称为四大贝勒。他们相当于汉人所说的王，所以有时也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敏是努尔哈赤之弟速尔哈赤之子，其余三人均为努尔哈赤之子。在四人中，皇太极排在最后，这并不表示他的地位低。天命六年（1621）二月，①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清帝甲弓》。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2，页13。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3，页28—34。

②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④《清史稿》卷114《职官志》。

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①。这说明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是同等的。

不仅如此，在后金所从事的主要战争活动中，皇太极献智献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下定决心要对明朝发动进攻，但是具体怎样行动，却议而未决。而在欢庆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宴席上，皇太极献上一计。他提出先打抚顺，“抚顺是我出入之处，必先取之”。并建议利用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要在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大开马市的机会，派遣五十人扮作马商，分成五伙，入城为市，继之由他亲自带领五千士兵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两面夹攻。努尔哈赤欣然接受他的建议。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征明，结果大获胜利②。抚顺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战，对后金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皇太极的献计献策及亲临战阵，对后金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

抚顺兵败城陷的消息传到明都，“举朝震骇”③，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惊呼：“辽左覆军陨将，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④。为了置后金于死地，明朝于万历四十六年（1619）联合女真叶赫部及朝鲜，发动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战。明朝倾全国之力，集中将士近十万人，分四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攻，企图围而歼之。这对后金是个严峻考验，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努尔哈赤针对明军分进合击的进攻战略，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反攻战略，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⑤尽管明朝进攻的军队在南方首先暴露出来了，而后金的努尔哈赤、代善等还是判断明朝的西路军是主力，即从抚顺来的杜松军。所以代善、达尔汉辖领兵先行开往抚顺。大军过扎喀关（三道关），欲按兵等待努尔哈赤，皇太极提出不可等待，要加快步伐，以防止明军攻击后金筑城的民夫。行至太兰冈，代善、达尔汉辖又欲将军队隐蔽起来，皇太极也不同意，说应当耀武扬威，对敌布阵，民夫看到这种情形，也会奋勇参战。后金的头号功臣额亦都非常赞成皇太极的主张。按着皇太极的意见，后金军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与明军大战，在筑城民夫配合下，歼杜松于铁背山，首战告捷。继而北向迎击开原总兵马林一路明军，途中皇太极又打败了杜松军的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在西、北两路已胜，准备转战东路时，皇太极紧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后，赶赴前线。他和代善在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新宾县榆树乡嘎巴寨村南十里）与明军相遇，互相配合，大败明军，明总兵官刘铤力战而死①。另一路明军在李如柏率领下，未及交锋，狼狈逃回。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决战，皇太极为赢得此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②。

满族是在明代各部女真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皇太极对满族的形成，有特殊的贡献。萨尔浒之战前，叶赫部依靠明朝的支持，一直抵制努尔哈赤的统一。经此一战，叶赫和明朝的联军被打败，它存在的①《清太宗实录》卷5。

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抚顺城陷》。

③《明史》卷239《张承胤传》。

④《明神宗实录》卷568。

⑤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①《明史》卷247《刘铤传》。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9；乾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

基础动摇了。接着后金又下开原、铁岭，叶赫更加孤立。但是叶赫首领金台石（锦台什）、布扬古（布羊古）拒不投降。天命四年八月，努尔哈赤进攻叶赫，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占据东西二城顽强抵抗。金台石在东城已被攻破而走投无路的时刻，请求见皇太极，说见他以后可以投降。皇太极是他的外甥，特意从进攻西城的战场上来到东城。见面之后，皇太极百般劝金台石投降，然他个人顽固到底，纵火自焚。从此叶赫部被统一。这标志着一个新兴的满族已登上历史舞台。史载：“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①努尔哈赤一生事业的顶峰是率兵进占辽沈，在辽沈大地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皇太极积极帮助他父亲实现这一大业。进占辽沈之前，代善、皇太极和努尔哈赤本人都多次领兵至这一地区骚扰。但皇太极却是他们当中较早认识辽沈之重要及主张将其占领的一个人物。天命五年六月的一天，皇太极领铁甲八千骑突袭沈阳北境，掠走一千余人。过去“遇唐人辄尽屠，今则一切不杀”②，以争取民心。八月，皇太极等随努尔哈赤领兵攻掠懿路、蒲河（沈阳城东北）。明军出城反击，皇太极率精锐轻骑追杀，一直想杀入沈阳城内，被代善劝止了。第二年，二月十一日，皇太极又随父统八路大军，攻掠奉集堡（今沈阳城南苏家屯区奉集堡）。皇太极麾下精兵进至黄山，并追击明将朱万良至武靖营（今沈阳市西南苏家屯区大武靖营）。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发动了辽沈大战。皇太极是这次大战的策划者之一和冲锋陷阵的前线指挥官。三月初十日，后金倾国出兵，十二日兵临沈阳城下，明总兵贺世贤出城抵御被战败，十三日后金占领沈阳。明援辽总兵童仲揆、陈策及周敦吉等继与后金兵大战浑河。皇太极奋勇参战。后金的将领雅松遥望明兵，胆怯而退，皇太极却毫无畏俱冲上去，打败明军，并追杀至白塔铺（今沈阳市南郊）。然后与明奉集堡守将李秉诚、朱万良、姜粥接战。皇太极以百余骑击败明朝三总兵。第二天，努尔哈赤斥责雅松说：“我的儿子皇太极，父兄依赖如眸子，因你之败，不得不杀入敌营，万一遭到不幸，你的罪何止千刀万剐！”怒斥之后，将其削职①。

攻下沈阳城后，后金兵进城住了五天，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又统大军攻向辽阳。明朝在辽沈的所有兵将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重镇。皇太极率后金右翼四旗兵冲锋在前，在左翼四旗兵配合下，于辽阳城外打败明军，直追至鞍山界方返回。二十一日，经过城外城内的反复激战，后金攻取了辽阳，明朝守城的经略袁应泰自焚，巡按御史张铨被活捉。这位大明的忠臣不肯屈服于后金。李永芳去劝降，被他大骂一顿。皇太极用宋朝徽、钦二宗降金的故事进行说服，他虽然终未低头，但对皇太极却表示相当尊重。从中反映出皇太极不单是后金英勇善战的一员骁将，而且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了②。后金在辽沈大战的胜利，影响所及至于辽河以东七十余城相继而下③，连同以前所得，后金已经把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了它的统治范围。后来皇太极就以辽沈为中心，统一了全东北及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天命六年后金迁都辽阳，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②李民寏：《栅中日录》，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第24页。

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页291。

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十年定都沈阳。

第二节 天聪汗的成就

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病逝在叆鸡堡（今辽宁沈阳市城南大爱金村）。九月一日，皇太极继父登汗位。这次汗位易人，充满了激烈复杂的斗争。

首先是，努尔哈赤临终前没有明确选出汗位继承人。后金建国前，他曾想让长子褚英接班，后来又有意使次子代善嗣位，均半途而废。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与代善、皇太极等对天焚香发誓，让子孙互相辅佐，勿开杀戒①，二月又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按月分直”②。终未指定继承人。

其次是，努尔哈赤诸子欲为汗位继承者不止一、二人，他们早已展开明争暗斗。其中皇太极与代善争夺最烈。萨尔浒大战、辽沈大战，他都与代善争过功。那时朝鲜人估计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必代其父”③，而皇太极“潜怀弑兄之计”④。此外，还有乌拉纳喇氏所生的多尔衮。努尔哈赤死时，乌拉氏只有三十七岁，她为大妃，年富力强，“有机变”，她很想立其子为汗。努尔哈赤一合上双眼，她就被逼殉夫，理由是“心怀嫉妒”⑤。到了顺治初年，多尔衮还说皇太极的为汗，“原系夺立”，也透露了争权的内幕。

第三是，努尔哈赤已经说让代善继嗣之后，又想用皇太极取而代之。努尔哈赤一位从弟叫阿斗，“勇而多智”，努尔哈赤曾询问他：“诸子中谁可以代替我者？”答：“智勇俱全，人皆称道的人就是了！”努尔哈赤立刻明白了，他所指的就是皇太极。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代善知道后深为不安。阿斗又暗中告诉代善，皇太极准备对他下手，代善向努尔哈赤哭诉了事实真相，努尔哈赤追查到了阿斗那里，处罚了他①。

但是，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终于登位为汗。与其争夺汗位者，只牺牲了一位乌拉纳喇氏。皇太极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原因在于，一是他本人当时的势力比较强大，有战功，有政治斗争经验，年仅十五岁的多尔衮不能与他相比。二是努尔哈赤死时，后金国家已经是稳定的政权，继他为汗者，必须有治国才能。这一点皇太极最合适。他在努尔哈赤诸将中是“仅识字”的一个，又对努尔哈赤的统治，“多所赞画”②。夺取辽沈时，他首先注意收养辽人，表现出远见卓识，所以选汗位继承人时，代善之子岳讬、萨哈廉最先提出皇太极“才德冠世”，拥护他③。三是皇太极的母亲曾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他自己处事又比较稳健，不走极端，深得人心，当时就是个“人皆称道的人”④。而更重要的因素是，势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十分明智，以巩固后金的大局为重，甘愿让贤，倡议推立皇太极。基于这些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②《清太宗实录》卷5。

③李民寏：《建州闻见录》页45。

④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①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②《清太宗实录》卷1。

③同上。

④《满文老档·太祖》卷54，页791—792。

原因，皇太极终于继努尔哈赤为汗。

皇太极登汗位的仪式于九月一日举行。届时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众贝勒、文武大臣聚会于朝，由皇太极领他们焚香告天，行九拜礼毕，皇太极即汗位，转过身来，诸贝勒大臣向皇太极行朝贺礼。当年这位后金国汗三十五岁，改第二年为天聪元年。皇太极由此也被称为天聪汗①。九月二日，皇太极又率诸贝勒大臣对天地祝誓，祈求皇天后土“垂祐”，国祚炽昌。皇太极自己发誓，其中说：“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徵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三大贝勒与众贝勒接着发誓，除了表示拥戴皇太极之外，三大贝勒还单独表示要守盟誓、尽忠良②。

天聪汗皇太极雄才大略，不满足于守成，决心要开创崭新的局面。他执政后，踌躇满志，从面临的内政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第一，“安民”。努尔哈赤晚年，境内的人民反抗如火如荼。皇太极继位后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规定，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③。皇太极非常强调满洲、汉人“均属一体”，审罪、服役，不要有差别。他了解到从前按满官品级分配被掠的汉人为奴，编庄服役，汉人常受欺凌，就改革为每个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他还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私至汉官家勒索财物及进行骚扰。这使汉人得到安定，感到后金统治下的地方是一块“乐土”①。

第二，“重本”。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②。

第三，加强集权统治。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带有浓厚的民族原始特色。

皇太极当汗以后，倾心仿照明朝大搞专制集权。他上台伊始，设了八大臣管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察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却加强了汗权。更有过之者是废除三大贝勒“直月”制度。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皇太极即汗位，四去其一，其余三大贝勒仍“分月掌理”，这是一种分权制度。天聪三年（1629）完全改为由以下诸贝勒代行直月之事③。皇太极的权力便高高在上了。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国，直到皇太极为汗的第五年，政府机构还不大完善。为了强化统治，皇太极根据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朝的政体，正式设立了六部，①《清太宗实录》卷1。

②同上。

③同上。

①《清太宗实录》卷1。

②《清太宗实录》卷1。

③《清太宗实录》卷5。

并以多尔衮等贝勒分管各部，贝勒以下，每部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省设蒙古、汉军参政六员④。后来证明，由于六部的设立，“各司其事，事不留行”①。

天聪六年标志着皇太极集权统治加强的革新措施是，原来国人朝见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从本年正月始，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过去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从此也按旗分，依次朝见了②。

在对外扩张上，皇太极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刚刚迎来他即汗位后的天聪第一年，就派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统大军征朝鲜，在朝鲜土地上点燃了两国的战火。他提出此战，一征朝鲜，二讨毛文龙，说是“两图之”。朝鲜责问后金无故兴兵，遭到阿敏的反驳，并列了朝鲜不遣使吊努尔哈赤之死等七大罪状。在后金兵的武力进攻之下，朝鲜国王李倧弃京城，带着妻子逃到了江华岛，派其弟原昌君与后金讲和，订立了“江都之盟”。后金与朝鲜结为兄弟之国，大掠三日而返③。后金从这次胜利中，打破了朝鲜与明朝的同盟关系，缓和了它今后出兵可能出现的后顾之忧，又从纳贡和开市中获得了一定的物资利益。

对皇太极最重要的考验当然是对付明朝。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吃了败仗不久死去的，皇太极即位时，明朝正因为宁远的胜利而变得强硬起来。皇太极一上台就曾致函宁远巡抚袁崇焕，表示希望“彼此和好”。袁崇焕绝不示弱，回信提出，既然希望和好，就应说明后金如何从占领的辽东地区退出。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多大诚意讲和，后金想争取时间用兵朝鲜，明朝则时时不忘恢复一统天下。后金有一名汉人生员岳起鸾，力主与明朝议和，说不议和，人民就会逃亡殆尽，若和好，就应速行放还汉人，或归其绅士。他的奏疏上达以后，皇太极就把他杀了①。明朝也并非坐等后金退兵，而是一边要地，一边修筑塔山、大小凌河城及锦州城，加紧备战。

天聪元年五月，继征朝鲜之后，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明。这是他当后金汗以来对明朝的首次用兵，也是他施展最大抱负的开始。但是前进路上荆棘丛生，困难重重。这时大明的忠臣袁崇焕正在实施“恢复之计”，即“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他修城屯田，以屯养战，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②。他总结交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筑起了一道宁锦防线。皇太极想及早发动进攻，旨在使袁氏的防御体系付诸东流。他在六日起程，十一日兵临锦州城下，一上去就是四面合围。后金兵先打外围，企图迫使锦州城内的明军不战而降。但是平辽总兵赵率教和副将左辅、朱梅等坚守不屈。皇太极下令攻城，整整打了一天，自己伤亡惨重，城却屹立未动。继续又攻十几天，依然无成。后金只得分出部分兵围攻锦州，主力由皇太极率领转攻宁远（今辽宁兴城县城）。守宁远的正是袁崇焕，他命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出城拒战。皇太极督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等进击。明兵呐喊抵抗。袁崇焕坐④参见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

①《清太宗实录》卷10。

②《清太宗实录》卷11。

③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5，页364—366。

①《清太宗实录》卷2。

②《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镇指挥，放大炮，后金兵一排排倒下，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伤③。明将满桂也负重伤，士兵死伤大半。宁远不下，皇太极又返回锦州，再次攻城，时已六月四日。城既不下，又赶上暑天来临，将士中暑很多，皇太极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毁大小凌河二城。此战明军防守成功，时称“宁、锦大捷”①。

宁锦苦战，不胜而归，皇太极遇到了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辽西不能攻取，便不能进山海关，如果要夺取北京，只有另找出路。但是不管走不走辽西这条路，这条路线却非投入相当兵力不可，否则明朝就要从这里反攻上来。再则，改变进攻路线，又不得不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皇太极在总的战略上要与明朝争衡，这是不可改变的。但在辽西受阻，一时不得不另找出路。他决定向蒙古进军，一方面征服尚未统一的蒙古余部，另方面也是寻找从蒙古向明朝进攻的道路。皇太极对蒙古是有所了解的，当时他已参加过与喀尔喀、科尔沁等部的结盟，也曾领兵驰援过科尔沁②，还娶了两位蒙古女子为妻。然而蒙古方面的最大劲敌是察哈尔林丹汗。他在对付蒙古问题上要有所进展，必须制服这个劲敌。

天聪二年二月，喀喇沁部落苏布地杜棱古英等致书皇太极，报告“察哈尔根本动摇，可乘此机，秣马肥壮，及草青时，同嫩阿霸垓、喀喇沁、土默特兴师取之”。于是，皇太极首先带领两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大军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③。八月，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日，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日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①。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诸部蒙古的统治。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②。

皇太极从此改变了进攻明朝的策略和路线。他要大力利用蒙古了，并且绕过山海关，从长城各口入边。天聪三年六月，皇太极明确提出，征伐明朝新的部署是：一、此次行师不能独往，要诸蒙古合师并举；二、为保证供应，必先采木造舟；三、满汉蒙古凡有善谋，各以所见入告，择善而从③。大军出发前又遣使谕蒙古诸贝勒率所部兵来会。十月初二日，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明，首次绕过山海关，攻向内地。历史上称此为“入口”之战④。十一日后金兵到辽河，沿途蒙古各部纷纷来会。但是征询对察哈尔与明朝先征哪个时，出现了两种分歧意见。皇太极赞成先征明朝，所以继续向明朝边境进军。二十日，抵喀剌沁的青城，皇太极突然遇到来自两大贝勒代善和莽古尔泰的压力，二③《清太宗实录》卷3。

①《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63，页996—997。

③《清太宗实录》卷4。

①《清太宗实录》卷4。

②《清太宗实录》卷5。

③《清太宗实录》卷5。

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称“东兵入口”

人至皇太极住处，“密议班师”，举出“劳师远袭”、“粮匮马疲”、“众寡不敌”、“恐无归路”等等为由，但是岳讬、济尔哈朗等坚决支持皇太极的行动。最后，皇太极裁定，继续进军⑤。这是皇太极在军政集权上的一次巨大胜利。意见统一以后，以济尔哈朗、岳讬统右翼四旗，阿巴泰、阿济格领左翼四旗，迅速攻破大安口、龙井关。皇太极继后攻克洪山口城，入内驻师。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领兵援遵化，兵败被斩。十一月三日后金兵攻占遵化①。皇太极特别表扬了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奋勇先登的英雄行为。入遵化城后，他还大加宴赏功臣，用“膺显荣，获富厚”，激发他们“克勤厥职”。二十日，后金兵又进逼北京城，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来援，至德胜门。原来皇太极一直在辽西派一部分兵力以守为攻，不断骚扰，明朝不敢丝毫放松警惕，大兵皆集于宁远，山海关以西很空虚。此时为保卫北京，只得调边兵入援。连袁崇焕、祖大寿也领兵进山海关入援了。

对北京的威胁使皇太极得到的巨大收获就是他的对手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清洗了。袁崇焕在辽西的顽强抵御曾使皇太极父子受阻，逼得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的正是袁崇焕。但是这位大明忠臣竟在内外夹攻之下含冤而死。灾祸起于崇祯元年的平台召见。那时袁崇焕被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入都，崇祯于平台召见他，他对皇帝说，“计五年，全辽可复”②。当时就有人认为他说了空话，要惹祸的。第二年，他又到皮岛亲自斩杀了毛文龙。时毛为辽东总兵，虽有迹象表明他与后金暗中媾和，但袁的行动毕竟有些冒失③。在后金兵迅猛向北京进发时，袁崇焕、祖大寿的入援兵都没有狙击，到了广渠门外才重创后金兵。但此时满城都在传袁崇焕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特别是后金兵攻北京城南时，袁崇焕拥兵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一日二十战。传说满桂身中五箭，拔出来，皆袁兵字号①。崇祯和明朝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对袁崇焕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皇太极巧施了一个反间计。他从进攻北京作战中捉了明朝两个太监，故意向二人泄露后金撤兵是与袁崇焕有密约。再把这两个太监放回去①。他们到了北京，以重大军情奏报崇祯，性多猜疑的崇祯皇帝，认为不能再留着袁崇焕了。这就导致了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焕，祖大寿在旁见此情景，战栗失措，立刻逃回锦州。第二年八月，以酷刑处死袁崇焕。这是一桩历史冤案，袁崇焕对后金的斗争是坚决的，崇祯杀他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从此明朝“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②。

袁崇焕下狱，辽东兵溃，皇太极所率后金兵继续得以在京师附近攻掠。

他们见北京不可下，便西趋良乡，克固安，然后返回，过北京近郊时得到消息，原来攻下的十余城皆叛。天聪四年正月皇太极亲自指挥后金兵攻下永平，迁安不战而降，滦州也降。二月皇太极率军北返，所得永平、迁安、滦州、遵化皆令贝勒大臣率满洲、蒙古八旗驻守③。在这四个多月的入口作战中，皇⑤《清太宗实录》卷5。

①《清太宗实录》卷5。

②《明史》卷259《毛文龙传》。

③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袁崇焕通敌射满桂”。

①《清太宗实录》（抄本）页9。

②《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③《清太宗实录》卷6。

太极对明朝地方官民发布了很多招降的“谕令”，并不断派遣使者要求与明朝政府议和。这里既表现出他对已夺取的土地不肯放弃，也对未得到的地方心向往之。

但是大明国直到此时仍有相当势力，其内部也不乏有为之士。后金兵东归不久，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就恢复了关内四城。后金派去的守城阿敏，不但弃城逃回，还在弃城之前尽屠城中归降的明朝官民。皇太极甚为愤懑，因数阿敏大罪，将其幽禁。这位二大贝勒至崇德五年（1640）死于幽所①。孙承宗乘机加强防御，修大凌河城，兵部尚书梁廷栋主其事，七月兴工，未能完成，皇太极已经发起了有名的大凌河围城战。后金兵按八旗，分列四面八方，各旗还成立了炮兵营。从这年起，后金已能造红衣大将军炮了。城内明朝约有三万军民被围得水泄不通②。城内的兵几次突围，均告失败，外来的援军也遭后金截击，退回锦州。此间明朝派监兵张春同总兵吴襄等率四万援军开来，结果张春被活捉，吴襄逃跑，全军被歼。从天聪五年八月初七日起，后金围困了两个月后，城中粮尽援绝，“炊骨析骸”，而皇太极不断发动政治攻势，到十月廿五日，守将祖大寿“力竭计穷”，投降了后金。拒不投降的副将何可纲被斩③。原来的三万余人只剩下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三十二匹。后金消灭了明在关外的精锐部队。后来，祖大寿借故奔回锦州，而张存仁等数十名明将归金，他们大部分成了这个国家的栋梁。皇太极及诸贝勒皆以得人为庆④。

天聪五年以后的五年，皇太极以主要精力为后金的统治建立了更巩固的基础。天聪六年八月廿九日下令八旗固山额真于所属各旗察问民间贫乏疾苦，认真审断罪犯⑤。素以射猎为业的满族统治者这时也提出不准因射猎而私入庄屯，不准擅取柴薪，不准喧哗⑥。天聪七年正月，皇太极告诫各牛录额真：“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要他们关心农家的房屋建筑、耕牛饲养及差派徭役等。在耕种与征战发生矛盾时，宁可服从耕种①。这就把安定的农耕生活提到了重要的地位。

皇太极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这时他推行了振兴文教的措施。天聪三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②。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③。努尔哈赤时代创造的满文无圈点，上下字雷同，人名地名极易弄错，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酌加圈点，大大方便了学习，这就是有圈点满文的来历④。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①《清史稿》卷215《阿敏传》。

②《明兵部呈为王道直扳大凌河城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③《清太宗实录》卷10。

④《清太宗实录》卷14。

⑤《清太宗实录》卷12。

⑥《清太宗实录》卷12、卷16。

①《清太宗实录》卷14。

②《清太宗实录》卷5。

③《清太宗实录》卷10。

④《清太宗实录》卷11。

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书。天聪九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书⑤。

作为后金国家的统治者皇太极这时期的又一个成功是以“善养人”扩大了影响。天聪六年正月，管兵部贝勒岳讬向皇太极建议改变原来屠戮辽东及关内四城的做法，以对待大凌河之役归降的汉人为榜样，重新树立“善养人”的形象。他主张无论官民都给家室和庄屯，不要使一个人失其所在⑥。天聪七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①。在皇太极这种政策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孔、耿皆辽东人，在明为登州参将，因内部矛盾，发动兵变，占领登州。明朝发兵来攻，他们难以自存，航海归金。天聪七年六月三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②。这是后金发展史上的大奇迹，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辽东海防很快崩溃了③。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④。皇太极重新任命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尚可喜都为总兵官，让他们继续带兵，与和硕贝勒并列。原来后金的军队是清一色的满洲八旗，天聪五年佟养性被命为总兵官，管理汉兵，攻大凌河时这支被称为旧汉兵的军队用红衣炮多所立功，到天聪七年马光远统领汉兵时，实际形成了一个汉军旗，满语叫乌真超哈⑤。孔、耿、尚所领兵也是汉军。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天聪八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城郊阅兵，参加的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⑥。和以前有很大不同的是这时的军队已从私人武装变为国家的军队了。

这几年利用军事力量进行扩张始终是皇太极的一项重要活动。天聪七年六月十九日，他派满汉兵万余人分左右翼攻旅顺，七月十四日奏捷，东北的南大门旅顺口要塞落到了后金手里，同时俘获大批人畜财物①。天聪八年十二月，皇太极命副都统霸奇兰、参领萨木什哈领二千五百兵士征讨黑龙江未服之地。第二年故土传来佳音，他们收服了虎尔哈壮丁及老少男女共七千三百余人②。同时期，吴巴海出征瓦尔喀也屡战屡胜③。皇太极把他在东北的版图扩大到南自旅顺口，北抵乌苏里江以东并黑龙江中游地区。

⑤《清太宗实录》卷12、卷27、卷23。

⑥《清太宗实录》卷11；《清史稿》卷216《岳讬传》。

①《清太宗实录》卷14。

②《清太宗实录》卷14，页11；。

③《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27、29页。

④《尚氏宗谱》“先王实迹”。

⑤《清太宗实录》卷14。汉军之名正式出现于天聪八年，乌真超哈之称，见《满文老档》太宗崇德4，页946。

⑥《清太宗实录》卷18。

①《清太宗实录》卷14。

②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印本，第57页。

③《清史稿》卷230《吴巴海传》。

当然重要的仍然是对明作战，这不但关系到明朝自身的存亡，还旁及蒙古与朝鲜的态度。天聪七年六月，皇太极问诸贝勒大臣：“征明国及朝鲜、察哈尔三者，用兵何先？”发言者济尔哈朗等共十五人都主张先攻明朝④。而实际上是先攻了察哈尔。在此前一年，皇太极亲自领兵征察哈尔，四月出发，追击林丹汗，过黄河，后金军粮尽，射黄羊充饥，无水，以一羊易杯水而饮，只得半途而返⑤。天聪八年再次征察哈尔，始知林丹汗已病死于青海打草滩，众无所归。第二年派多尔衮、岳讬等往收其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多尔衮意外地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玺⑥。这一胜利标志着漠南蒙古全部归于后金统一。皇太极就在天聪八年、九年利用征服察哈尔之机，转攻了明朝，但主要在大同、宣府附近徘徊，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明朝的统治。

④《清太宗实录》卷14。

⑤《清太宗实录》卷11。

⑥《清史稿》卷2《太宗纪》。《清太宗实录》卷24、卷25。

第三节　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

在皇太极一生的经历中，最大的转折是从后金汗到大清帝。他是第一位当大清皇帝的人，这是他个人权势的升华，也是他父亲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国以来的划时代的飞跃，同时也是满族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皇太极即汗位以来就倾心于学习中国历代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不断地加强集权。他废除了三大贝勒按月分直的制度，削弱了诸贝勒的特权，使汗任命的官吏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所有的人都不能和他争衡的情况下，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时间是天聪十年（1636）四月。先是诸贝勒大臣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未允。后来萨哈廉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了。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三月末大体就绪①。

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耿、尚，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多尔衮捧满字表、巴达礼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宫门跪下，皇太极在内楼，御前侍卫传达，皇太极命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表中盛赞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顺民情，请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只待赐允。皇太极听后同意，并发誓倍加乾惕，忧国勤政。消息由儒臣传出，众皆踊跃欢欣，叩头而出。第二天决定选择吉日四月十一日举行登极大典。届时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实际是把后金改为大清，改元崇德，即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①。从此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清朝诞生了，就是这个封建王朝统治全中国二百六十八年，跨古代、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在此之前一年，皇太极下令国中之人皆称满洲原名，禁止称诸申，一个少为世人所知的满族因而扩大为举世闻名的中华民族重要成员了②。

崇德年间（1636—1643）是皇太极统治的第二个时期。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了在东北的统治，为入关统治全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有一件事反映了他的思想，称帝前夕，内院诸臣仿照明朝制度，给新筑的城门起名，叫扬威、昭德等，皇太极认为虚张声势不如务实，给改了巩固、靖远等名③。皇太极自认是个伟大的建筑师，他要为子孙创大业，所以非常重视打基础。崇德二年（1637）六月的一天，他向诸王臣说明，自他即位以来，统一蒙古，征服朝鲜，版图扩大，人民繁庶，今后就要“宣布法纪，修明典常，为保邦致治之计”。他举例说：“盖治国之道，如筑室然。基址坚固，庀材精良者，必不致速毁，世世子孙可以久居。其或苛且成工者，则不久圮坏，梓材作诰。①《清太宗实录》卷28。

①《清太宗实录稿本》辽宁大学印本，第16—17页。

②汉译《满洲旧档》第136页，《清太宗实录》卷25。

③《清太宗实录》卷28。

古人所以谆谆垂诫也。”①不出一个月，将同样的话又对诸王贝勒文武群臣重说了一遍。最后一语破的：“自古至今，懈于治国者，国必败；勤于治国者，国恒存。”②为使国家统治久远，皇太极虽没有改变掠夺财富的手段，但却更注意发展本地区的生产了。他称帝后立刻把保护土地牲畜作为法典规定下来，地里庄稼不准偷损，母猪不许杀，这是为了繁殖。也不准杀马、牛等作牺牲或出卖③。以后几乎每年都把督促耕种作为重要活动，提出“农时不可失”，“废农事者罪之”④。他知道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因此一再强调搞好农业生产，入关前清朝的粮食不太缺乏，与这种努力分不开。手工业生产也大有进步。崇德三年十二月，一次赏给察哈尔固伦公主瓷器一千七百件，可以反映制瓷业有所成就⑤。盛京（今沈阳）宫殿大部分为皇太极时所建，其规模和工艺技术都标志后金手工业的水平很高。盛京城西实胜寺，铸大钟千斤，是冶铸业的发展象征⑥。商业贸易在境内有之，与明及朝鲜也均有之。皇太极曾命令大学士希福带领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张家口贸易⑦。后来又命人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买马。个人远走贸易的也不乏其例。

崇德年间，虽然不再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极却仍然注意缓和清朝的社会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①但这位远见卓识的大清帝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

以前皇太极的权威并不很绝对。天聪九年九月，即称帝前半年，代善和哈达公主曾有轻视他的举动，皇太极大怒，召集诸贝勒大臣，让他们“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靠了他们的跪请，才出朝听政②。崇德年间就再无人敢向他的权威挑战了。

在机构设置上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清初决策的重要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崇德二年四月对这个机构作了调整：一、成员除令固山贝子尼堪、罗讬、博洛等与议国政外，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人；二、规定他们启迪主心，救济贫乏，抚养新人三项任务；三、议政大臣奏事必先通过他们各自的固山额真，公议之后上奏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此有了固定的程式，也更成了专制主义皇权的工具了。天命、天聪年间没有监察机关，崇德年间皇①《清太宗实录》卷36。

②《清太宗实录》卷37。

③《清太宗实录稿本》页12—13。

④《清太宗实录》卷34。

⑤《清太宗实录》卷44。

⑥《清太宗实录》卷43。

⑦《清太宗实录》卷52、卷61。

①《清太宗实录》卷64。

②《清太宗实录》卷25。

③《清太宗实录》卷34。

太极成立了都察院，给他们稽察一切官员的大权④。有清一代，满蒙的结合，早比满汉更紧密。为了处理蒙古事务曾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六月又改为理藩院。合原有的六部、都察院，构成了有名的八衙门。皇太极任命满洲、蒙古、汉人担任承政，每部三人，以下皆参政。崇德三年七月更定八衙门官制，每衙门只设满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由二等变成五等①。这就强化了以他为首的国家统治权力。

清入关前没有内阁的名称。但是皇太极统治下的大清已初具内阁性质的内三院。天聪十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从文馆到内三院，虽任职者均为大学士、学士，但分工更明确了，有的负责编考历史，有的起草敕谕及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还有的向皇帝进讲。崇德以后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对皇太极的决策有了更大的影响②。

皇太极的统治还继续利用了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他使八旗通过变革越发充满生机。一是对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的成员，二是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努尔哈赤时的满洲被称为“佛满洲”，即旧满洲。皇太极对黑龙江等地多次用兵，带来大批少数民族加入满洲共同体，被称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皇太极把新满洲编入八旗。崇德五年一次就把征索伦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并家小五千六百七十三人编为牛录，隶于八旗了。同时把征库尔喀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四十二人补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额③。满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早于汉军八旗建立。崇德年间汉军八旗发展最快。崇德二年，照满洲例，汉军分为两旗，四年扩大为四旗，每旗设牛录章京十八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但内部仍分正黄镶黄两旗，正白镶白两旗，正红镶红两旗，正蓝镶蓝两旗。崇德七年六月正式完成了汉军八旗的建制。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①这种扩大满洲八旗和建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既增强了清朝的武装力量，也对满蒙汉的广大人民实行了深一层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夺取全中国统治权，皇太极创立的汉军八旗有重要意义。

崇德以后的清朝不像以前那么脆弱，皇太极虽然继续要采取一些巩固其统治的措施，但是并不担心其被消灭，他的目的是以此为基础，实现对全中国的统治。崇德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极下令把从前哈达、叶赫、乌拉、辉发和蒙古诸部所接受的明朝敕书全部收上来，在笃恭殿（今沈阳故宫大政殿）前烧掉。这表明从此他们都是清朝的臣民，再也不能对明朝存在幻想了②。皇太极已认识到，这时的明朝到处是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不可能存在下去。崇德七年六月，他就说明之国运将亡。同年派兵进攻明朝，对领兵大将阿巴泰说，明朝要求讲和，你们可答“我等奉命来征，惟君命是听，他无可言。尔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又告诉他们如遇到农民起义军，则说你们为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也正为此。他们如欲遣使来见，即携之而来，有奏疏，即行转达。皇太极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④《清太宗实录稿本》页33。

①《清太宗实录》卷42。

②《清太宗实录稿本》页30。

③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洲原起”。《清太宗实录》卷52。

①《清太宗实录》卷37、卷47、卷61、卷7。

②《清太宗实录》卷47。

力在争夺，他作为清朝的统治者，对明与农民军这两大势力都想打交道，但对二者的态度却有不同，他实在是要利用农民军，对付明朝。一时目的没有达到，可是他越来越相信，“明之必亡昭然矣”①。

清朝的发展，皇太极设想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统一东北，第二步扩大到黄河以北，第三步才是统治全中国。这时他想从第一步向第二步跨越。崇德二年在征朝鲜、征皮岛获得大胜之后，皇太极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到了明朝，在宫中，仿佛看见了万历帝，仔细一瞧，原来是金代神像给了他一册金史。第二天早晨反复向年院大学士及诸王贝勒说梦并征求意见。大家都说是得国吉兆②。但是从梦中所反映的皇太极的志向就是重建第二个金朝。崇德三年六月皇太极对喀尔喀蒙古达尔汉囊苏喇嘛说的一番话，有同样的意思。他说：“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③第二年皇太极致书明朝皇帝，一方面说自古以来未有帝之裔常为帝；另方面又说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暗指他也要像历史那样，以另一个少数民族取代大明的统治。崇德七年，他又用金朝曾占领中原为例，示意将像他们那样入主中原。但是明朝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马绍愉到清朝讲和，清朝只提出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黄城岛以东属清朝④。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皇太极是位杰出的军事家和统帅。他称帝之后，或亲自领兵，或坐镇指挥，其军事活动，是他帝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他亲自领兵打的第一个大仗是征朝鲜。自从十年前与朝鲜结为兄弟以来，朝鲜仍与明朝藕断丝连，对后金要求政治上尊重，经济上开市贸易，军事上借兵等都寻找借口不肯应允。皇太极每有胜利，都不厌其详地告诉朝鲜，极力想把朝鲜从明朝一边拉过来，但收效甚微①。皇太极登帝位的典礼上，最令人扫兴的是朝鲜使臣不拜，这使皇太极非常恼怒，促成了征伐朝鲜战争的爆发。

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发兵讨伐。十二月一日，大兵会于盛京（今沈阳），部署了济尔哈朗留守盛京，阿济格驻牛庄，阿巴泰驻噶海城。第二天征朝鲜的大兵出发，代善、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杜度等随征。全军分左右两翼，右翼由往东京（辽阳）大路，至浑河岸排列，左翼由往抚顺大路排列。上午十时，皇太极大驾起行。朝鲜国王李倧预料“朝夕被兵”②，寄希望于明朝支援，实际落空了。清军于十二月十日渡鸭绿江，十三日抵安洲，来势凶猛。李倧召大臣问：“寇已深矣，将如之何？”大臣有的主张抵抗，有的提出逃走。李倧举棋不定。听说清军已过松都，只得奔向四十里外的南汉山城。朝鲜京城哭声震天，南汉山城也被清军包围了。三十日清军入朝鲜京城。第二年正月初四日，清军北渡汉江，距王京二十里驻营。初七日，清军战胜朝鲜全罗、忠清两道援军，但是六十六岁的额驸扬古利被朝鲜一败卒击中身亡③。李倧“势穷情迫”，称臣①《清太宗实录》卷64。

②《清太宗实录》卷33。

③《清太宗实录》卷42。

④《清太宗实录》卷61。

①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6，页3554。

②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33，页183。

③《清史稿》卷226《扬吉利传》。

请罪。皇太极要求严惩朝鲜挑起衅端的大臣，同时造船发兵攻入江华岛，获朝鲜王妃、王子及阁臣等人。二十八日，李倧献出两祸首。同一天皇太极提出：必须去掉明国年号，断绝与明交往，献出明国所与诰命册印；国王亲自来谒，以长子并另一子为质，诸大臣也以子弟为质，将来立其质子为嗣；从今以后一应文移，奉大清国正朔，所有节日俱行贡献之礼。使臣往来均遵照明国旧例；有事征伐明国，调兵数目、日期，一切不误，并当即备齐鸟枪、弓箭手及兵船五十艘，助攻皮岛；大军撤还时，欢送，俘获之人逃回执送本主；以后每年进贡一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及皮张纸席等物均有定数。三十日李倧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举行受降仪式后，当即留下其长子及次子为质，其余被俘妻子家口二百余人遣送还京。二月初二日，皇太极自朝鲜班师①。从此清朝代替明朝把朝鲜变成了藩属。朝鲜对清朝由以前的兄弟之称，更执藩臣之礼。不久阿济格领兵攻克皮岛，斩明将沈世魁等，彻底解除了清朝攻向关内的后顾之忧。

皇太极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仍因山海关的阻隔，分成为入口之战和关外之战。崇德年间一共发动了三次入口之战，每次作战都分出一部分兵力在关外，以为牵制。崇德元年五月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六月二十七日分路入边，相会于延庆州，这是第一次入口之战。此战于九月八日阿济格奏捷，其军直入长城，过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②。明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梁廷栋拥兵不敢出击，清军得以饱掠而归③。崇德三年八、九月，清朝发动第二次入口之战，派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岳讬为扬武大将军，分统左右翼伐明。皇太极亲自领兵向山海关作牵制。岳讬自密云东北墙子岭口毁墙而入，多尔衮自董家口东山关西墙缺处入，这是一次关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崇德四年三月多尔衮奏报，两翼兵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八道南下，京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右翼杜度奏报其军从燕京西至山西，南至山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万四千余。两翼俱从迁安回，出青山关，四月凯旋。清军最大的损失是扬威大将军岳讬死于军中①。但是明朝损失更大，著名的抗清人物孙承宗、卢象昇皆战死②。原来明朝的兵部尚韦杨嗣昌主张对清媾和，还说清军不会南下，他们没有火器，等等，实际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崇祯皇帝不但宣布了京师戒严，而且非常忧虑，以致在农民军和清军都攻上来的时候，宁肯暂时放松对农民军的围剿，而把主要力量调到抗清战场上③。清军第三次入口前，明清在松锦一带展开了萨尔浒之战以后的第二次大决战。明朝看出了只有在东北战场上打败清军才能阻止他们发动关内外的一切进攻。而皇太极更清楚，只有从山海关进攻北京，才能灭亡明朝，或建立如辽、金、元那样的国家。所以在松锦有这样一场大决战并非偶然。自从大凌河之战以后，祖大寿回到明朝就驻守在锦州。吴三桂是大寿之甥，时为副①《清太宗实录》卷33。赵庆男：《乱中杂录》续录第4。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蒋良骐：《东华录》卷3，页89。③《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

①《清太宗实录》卷45，《清史稿》卷216《岳讬传》。

②《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③《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

将，祖、吴在辽东拥有强大实力，是明朝倚重的军事集团。清军打不败他，皇太极就用高官厚禄拉拢他的子孙。崇德三年为配合清军入口之战，皇太极亲自领兵攻向宁远、锦州，祖大寿在中后所，打败多铎的军队，皇太极到中后所，要求祖大寿来见，被拒绝。第二年皇太极又领兵围攻松山，旁及连山、塔山、杏山，崇祯召祖大寿救援，皇太极却要他来投降，也没有成功。祖大寿坚守锦州，清军屡攻不克。从崇德六年起，济尔哈朗开始令诸军包围锦州。前此因清军威胁，明朝已调洪承畴入卫京师，至是正式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这是准备决战的重要一步。洪氏十月出山海关，调集曹变蛟、王廷臣、自广恩、马科、吴三桂、杨国柱、王朴、唐通八总兵，十三万军队，东来决战。当时祖大寿驻锦州，以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为犄角。

崇德五年三月清兵修义州城。过去清军分出一部分入关，现在全力用于松锦决战。特别是明兵的增援，促使清朝不但把孔、耿、尚的军队调来助围锦州，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甚至认为“明必与我并力一战”，我军换防都不必换了。崇德六年八月，皇太极见形势危急，事关重大，亲自领兵进战，不顾鼻子出血，十五日起程，三日后方止。有人建议“徐行”，皇太极说：“朕如有翼可飞，当即飞去，何可徐行也！”经过六天急行军到了松山。皇太极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他部署清军自乌忻河南至海，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再在高桥设伏，围追堵截，处处有备。明兵虽号称十三万，能战者只有白、马、吴三总兵所部。洪承畴不愿急战，但崇祯及兵部尚书陈新甲、职方郎中张若麒等皆轻躁促战，洪氏被迫进兵，初获小胜。皇太极采取大包围的攻势，挖深濠困住了明军，洪承畴正欲决一胜负，而诸将以无饷，议回宁远取粮。洪承畴看出：“战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冀幸万一。”但部将各怀异志。还没等下令打，王朴已畏敌先逃，于是各帅争驰，败如山倒。逃兵半路被清军伏击，追击，明十三万兵，被斩就有五万。只有曹变蛟、王廷臣突围入松山城，洪承畴与巡抚邱民仰在松山坚守。松山城内兵不过万，外失救援，孤立绝望。洪承畴几次欲突围而出，皆失败。到第二年正月，副将夏承德以其子夏舒为质，密约清军为内应，二月十八日清军入松山，生擒洪承畴。三月初八日，锦州城内的祖大寿也以孤立无援被围一年后投降。四月，清军又攻克塔山、杏山，并毁二城。至此，松锦决战以清军胜利告终。经过松锦决战，明朝军队精锐伤亡殆尽。清朝人说，萨尔浒之战是“王基开”，而松锦之战是“帝业定”①。皇太极为大清奠定了一代基业。

崇德七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即注意明朝和农民军的动向及应采取合作的态度②。这表明皇太极认为大清取代明朝而统治全国已为期不远了。这次进军的统帅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等，两翼大军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至山东兖州，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③。但是就在这样的大胜利面前，许多文武大将提出直捣山海关时，皇太极仍坚持既定国策，不轻易冒险。终皇太极之世，清军不曾通过山海关，①嘉庆《太宗文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

②《清太宗实录》卷63。

③蒋良骐：《东华录》卷4，页58—59。

但没有他们扫清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清军入关。

皇太极在五十岁时，因他心爱的宸妃之死，身体立刻变得虚弱了。皇太极一生娶了十五位妻子，而他最喜欢的是天聪八年娶的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元年封她为关雎宫宸妃。这位妻子贤淑文静，皇太极和她颇恩爱，婚后曾生一子，皇太极高兴至极，为此发布了大清第一道大赦令。这个儿子二岁而殇。崇德六年九月，皇太极正在松锦前线，忽听宸妃病危，急忙赶回盛京，到时宸妃已死。皇太极悲不自胜。从此这位身体一直健壮的大清帝忽而昏迷，忽而减食，常常“圣躬违和”。当年十月初二日，他对诸王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说：“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①这流露出皇太极已为他年老体衰而不安了。崇德六年以后，皇太极因身体不好，曾发布过大赦令，也减少了处理日常事务的负担，甚至做过祈祷。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劳累一生的皇太极终于因病在沈阳清宁宫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二岁。后葬于昭陵，即今沈阳北陵。庙号太宗，谥为文皇帝。

①《清太宗实录》卷58。

第三章 多尔衮

爱新觉罗·多尔衮也是清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明末清初剧烈的历史变革中，他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第一节 从孤儿弱主到和硕睿亲王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①。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②，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①《旧满洲档·昃字档》。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③《满文老档·太祖》卷60。

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①。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①。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②。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①。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①《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10。

①《清太宗实录》卷3。

②《清太宗实录》卷15。

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589、3590、3592页。

卢象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②。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③，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④，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①。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②。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③。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④。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⑤。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②《清太宗实录》卷30。

③《清太宗实录》卷35。

④《清太宗实录》卷36。

①《清太宗实录》卷22。

②《满文崇德三年档》卷7，崇德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③《满文崇德三年档》卷8，宗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太宗实录》卷31。④《清太宗实录》卷23、26。

⑤《清太宗实录》卷28。

第二节 立幼帝大战山海关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①。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②。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③。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①《清世祖实录》卷37。

②《清世祖实录》卷63。

③《清世祖实录》卷33。

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①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①关于争位的详细过程，此据《清世祖实录》、《沈馆录》、《清史稿》“索尼传”、“图赖传”诸书综合而成。

通，背叛了李自成①。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②。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③。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④。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①。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①参见《清史列传·唐通传》、《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永平府志》、《临榆县志》诸书，以及《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辑上顾诚的文章。

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藏《清世祖实录》稿本二次本，见庄练：《明清史事谈丛》。③彭孙贻：《流寇志》卷12。

④《清世祖实录》卷4。

①《清世祖实录》卷4。

第三节　九洲干戈，开国定制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①。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②。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③。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①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①《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73页。

②《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

③《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页；蒋良骐：《东华录》卷4。①《清世祖实录》卷10。

②《清世祖实录》卷10。《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51页。

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③，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①。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②。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③《多尔衮摄政日记》、《清世祖实录》卷17。

①谈迁：《枣林杂俎》，和集。

②《明季南略》卷5，“清兵大败”。

③《明季南略》卷7，“郑芝龙议战守”。

①《清世祖实录》卷2。

②《金文通公集》卷2，“同升录序”。

③《清世祖实录》卷15。

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④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①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②。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③。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④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⑤。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①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百姓一听说开征便想方设法逃避。赋税征收不上来，无法支付军费，战争却始终不得结束，形成恶性循环。对这个问题，多尔衮费尽了心机，他在会试中两次以此为题，征求贡士们的意见，又两次召开中央各部门的联席会，讨论能否在不加派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②。尽管其效果甚微，但用心还是好的。在多尔衮摄政期间，他还努力整顿赋役制度，实行招民垦荒的政策，但都不很成功。他在漕政和盐政上下了大功夫，试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对总④《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第227页。

①顺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②《清史资料》第1辑、《榕城纪闻》、《清初莆变小乘》等。

③《清世祖实录》卷47。

④《多尔衮摄政日记》。

⑤徐锡麟：《熙朝新语》卷1。

①《皇清奏议》卷1，“顺天巡抚宋权题本”。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世祖实录》卷46。收入略有小补。总的来说，多尔衮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收取可能收取的财富，而又不致激起人民的进一步反抗，才勉强维持政府机器的运转。所以，清初统治者一直吃力地挣扎在财政泥沼之中，难以自拔。

然而，在导致清初经济迟迟不得恢复的因素中，还有圈地、投充、逃人三大恶政。

随着清皇朝定都北京，大量八旗官兵及其族属也进入关内，其生计便成了问题。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清查无主荒地，建立八旗庄田①。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见好田就圈，不管是有主还是无主。若是有主之田，表面上换拨给其他土地，但大多是不毛之地，无法耕种，甚至根本找不到所拨之地。到顺治二年九月，由于关外兵民继续涌入，多尔衮下令继续扩大圈地②，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均深受其害，人民或流亡、或反抗，官员们也纷纷谏阻。与此同时，一些汉人被迫带地投入满洲贵族旗下，不致背井离乡，还有一些地痞无赖随意指称别人之地是为自己所有，携带投充，迫使土地原主也成为旗下之奴。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准许贫民投充③，这无疑为满人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自己的奴仆数量提供了借口。圈地和投充的直接后果就是“逃人”问题的严重。土地被圈或被逼投充后成为旗下奴仆的汉族百姓，无法忍受残酷的压迫而纷纷逃亡。多尔衮在顺治三年五月时发现，“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因此多次下令加重对逃人及有关人员的惩罚④，即使因父子、夫妇、兄弟团聚而逃的也都得不到宽恕。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顺治六年时旗下奴婢“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⑤。由于清统治者把这些看成是维护国体和事关八旗特权，所以凡官员为这些事上疏参劾的，一律予以严惩⑥，致使这些恶政扰害社会达数十年之久。

在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多尔衮可以说是成功的。他首先继承了乃父乃兄的政策，对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苏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汉、奈汉诸部曾入关协助清军作战，多尔衮对他们优劳有加，封赏甚丰，后来双方的封贡往还长期不断。此外，双方首脑人物也时有来往，如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等贵戚前来，多尔衮等亲自迎送宴请。多尔衮因事出塞，也常与各部落王公贵族相会，从而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①。顺治二年四月，皇太极第八女下嫁科尔沁部巴雅思护朗。同年十月和四年十二月，皇太极之二女及十一女先后下嫁阿布鼐和噶尔玛索讷木。四年八月，多尔衮自己也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这些都是传统的联姻政策的体现。多尔衮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维持了北方的稳定。正如后来魏源所感叹的：“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②多尔衮对漠北蒙古人似乎不太热情，该部蒙古对清廷也不怎么买帐，喀①《清世祖实录》卷12。

②《清世祖实录》卷20。

③《清世祖实录》卷15。

④《清世祖实录》卷26。

⑤《清世祖实录》卷43。

⑥《清世祖实录》卷28。

①《清世祖实录》卷20、21、33、46。

②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

尔喀部札萨克图汗曾将满人称为“红缨蒙古”，与清廷尔我相称③。顺治三年初，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尔喀车臣汗，因此多尔衮命多铎率军平叛，并直接与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发生了冲突。事件平息之后，双方经过书信往还和使者谈判，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先后遣使谢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于清政府，还是在四十年后他们在噶尔丹的威胁下迁入内蒙的时候。另外多尔衮与漠西蒙古也开始往来。清兵入关后，准噶尔下属的许多部落纷纷前来朝贡，巴图尔珲台吉也与清廷建立了联系，厄鲁特下属一些部落还曾帮助多尔衮镇压甘肃等地的人民起义。尽管这样，多尔衮对漠北、漠西蒙古人尚怀有戒心。

西藏和回疆也早与清廷建立了联系。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顾实汗和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在顺治二、三年间上表入贡，多尔衮也遣使携礼物去慰问。顺治五年，多尔衮又派人敦请达赖喇嘛进京，加强双方的关系。对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后代首领，多尔衮也没有轻视，亦赐号锡诰。另外，吐鲁番首领遣使入贡，多尔衮也表示欢迎，并同意对他们重新封爵。这样，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已与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权及宗教政权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确立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清初与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多尔衮入关之时，带着入质世子在军中，顺治二年又同意质世子等回国①。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鲜贡米、水果等物，并令朝鲜为他选美女，搞得朝鲜王国人心惶惶。日本一直对清抱敌视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顺治元年发生的漂倭事件中，多尔衮却对那些日本人十分优待，又多次召见他们，“恳切地问话”，并在第二年送他们回国②，向日本表示了友善的态度。西方传教士自明末以来就进入中国，但多尔衮并未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待他们，这从他优待和信任汤若望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但对葡萄牙人入广东贸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绝③，这表现出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政策开明，而对有可能威胁清朝安全的较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后来，其侄孙玄烨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不能不说受到多尔衮的一定影响。

③《清世祖实录》卷32。

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8、3721、3748页。

②《鞑靼漂流记》，见《清史研究集》第一辑。

③《清世祖实录》卷33。

第四节　功罪自有评说

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全力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时，他还不得不陷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①，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②。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大概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③。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虽然汉人的党争会影响到政局，但对多尔衮利害关系更大的是八旗内部的勾心斗角。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①。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最终幽禁了豪格。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②。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③。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①《皇清奏议》卷2。

②《清世祖实录》卷20。

③同上。

①《清世祖实录》卷4。

②《清世祖实录》卷44、47。

③《清世祖实录》卷30、33，37。

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①。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②。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③。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④。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尔衮大权在握，“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①。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②。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③。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不料竟死在这里，工程才告停顿。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④。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一代枭雄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国丧之后，他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祔于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祔庙享之事公诸于众，并覃恩大赦。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①《清世祖实录》卷32。

②《清世祖实录》卷10。

③《皇清奏议》，“江西道监察御史杨义题本”。

④蒋良骐：《东华录》卷6。

①《清世祖实录》卷53。

②《清世祖实录》卷49。

③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84—3809页。

④《多尔衮摄政日记》。

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①。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帝当政时，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②。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

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朝鲜李氏，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前后共有六妻四妾③，仅生一女，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给与信王多尼，以后命运不详。其养子多尔博是多铎之子，后归宗。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①蒋良骐：《东华录》卷7，《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

②《清高宗实录》卷1048。

③《爱新觉罗宗谱》第5848—5852页。

第四章 顺治帝福临

爱新觉罗·福临，清朝入主中原后第一代皇帝，顺治帝。他生于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是皇太极第九子。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

第一节 六岁即位

福临是以幼小之年在激烈政治斗争中被拥上帝位的。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暴卒，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动议，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这位年仅六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族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底，皇太极出猎叶赫一带，携他前往，当行猎于噶哈岭时，福临曾“射中一麅”①，那时他年仅五岁。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②，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随着年龄的增长，福临愈益感到现状对他的这种尊严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和侵害。

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实权的是他的叔叔多尔衮。顺治元年四月下旬，清军击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五月初二，挥师至北京城下，明朝文武官员出城跪迎，多尔衮以“予来定天下，不可不从众意”，于是“乘辇入武英殿升座，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③。从此多尔衮坐镇北京指挥进军全国。六月，他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建都燕京，遣官至盛京迎福临进京。八月二十日，福临车驾起行，九月十九日进京入宫。十月初一，福临祭告天地，成为君临全国的皇帝。但自此之后，他不过是每逢元旦及朝贺大典之日，上朝走过场而已，手中毫无实权，真正的大权仍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竟以朝廷自居”④。“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⑤，“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实际上造成了“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⑥的局面。

①《清太宗实录》卷63。

②《清世祖实录》卷1。

③《清世祖实录》卷5。

④《清世祖实录》卷53。

⑤同上。

⑥《清世祖实录》卷88。

第二节 乾纲独断锐意更新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逝于喀喇城。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月26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谋乱，将其“幽禁”①，十二日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②。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③。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④。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翦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在根本上稳定了政局之后，顺治九年正月，福临谕内三院说：“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⑤三月又下令：“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⑥从而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

福临是个刻苦学习，励精图治的帝王。他曾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读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①这是实情。他曾在座右自书：“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②，以警策自励。他博闻强记，耽爰诗赋戏曲，每于绝妙辞章，赞赏不已。但他并未忘记君主的身份，对经书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尤善于思索，常以致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为。

尊孔与思想统治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各地抗清斗争连绵不断。其中南明永历政权得到大西农民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的支持，在云、贵、两广一带活动，郑成功率部坚持在闽浙沿海一带斗争，这是两股最大的抗清势力，不断威胁着清朝的统治。清兵在战场上失利的警报不时飞向朝廷。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震惊朝野，当时①《清世祖实录》卷52。

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九）第380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③《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

④《清世祖实录》卷55。

⑤《清世祖实录》卷62。

⑥《清世祖实录》卷63。

①道忞：《北游集》。

②道忞：《百城集》卷3。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拢人心，安定社会。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

福临膺服孔子，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他谕学官、诸生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①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赞美说：“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②他认为“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③。于是，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十二年（1655）春，他谕礼部说：“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必务研求通贯，明体达用。”④号召全国读经。他以“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⑤，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⑥，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顺治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九年（1652）十一月他谕“命诸王宗室内有孝友义顺及守节贞烈者，宗人府核实具奏，礼部照例旌表”①。从此开始在八旗中旌表忠孝节烈。十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②，“给谥赐祭”③。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④。对“从君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称道他“目击艰危，从容就义”，“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特为立碑致祭赐谥为“忠”，以“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⑤。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族人民对清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争取、安定汉族地主阶级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重用汉官①《清世祖实录》卷68。

②《清世祖实录》卷72。

③《清世祖实录》卷88。

④《清世祖实录》卷90。

⑤《清世祖实录》卷97。

⑥《清世祖实录》卷97。

①《清世祖实录》卷70。

②《清世祖实录》卷70。

③《清世祖实录》卷76。

④《清世祖实录》卷130。

⑤《清世祖实录》卷141。

在争取汉族地主阶级，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于十年（1653）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①。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十六年十月，他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②这是破天荒的决定，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汉官权力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他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③，不许“满汉两议”④的现象再出现。

他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⑤，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送行。顺治十五年（1658）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丧”⑥。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福临为结束西南战事消灭永历政权，认为“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事理者，相机剿抚，方可敉宁”，而“偏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因于十年五月，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权：“应巡历者随便巡历，镇抚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补调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①这是极大的信任。福临又亲自对洪承畴说：“卿练达民情，晓畅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应调度事宜，悉以委托。距京虽远，眷注弥殷。务殚忠猷，副兹信任。凡有奏请，朕靡不曲体。”②洪承畴就是在这种特殊的信任中坐镇西南的。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他坚持“以守为战”的方针，从未主动出击，致使坐镇数载，虚靡兵饷。因而引起朝臣不满，认为这是“坐而自困之道”③。后来，洪承畴也感到不妙，而上疏说，几年来“一筹莫展，寸土未恢”，自知“罪状有如山积”④。于是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优旨慰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①《清世祖实录》卷71。

②《清世祖实录》卷129。

③《清世祖实录》卷141。

④《清世祖实录》卷143。

⑤《清世祖实录》卷90。

⑥王士祯：《池北偶谈》卷3。

①《清世祖实录》卷75。

②《清世祖实录》卷76。

③《清世祖实录》卷91。

④《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经略洪承畴揭帖》。

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⑤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当时魏裔介就说：“若非经略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阁部洪承畴亦岂能有所作为？”⑥缓和社会矛盾的招抚政策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谕兵部说：“朕思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①。三月谕户部，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其父母兄弟妻子有愿投入旗下同归一处者，”“准其完聚。以示朕满汉一视之仁”②。七月又谕户部：“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他下令“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③。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顺治十年四月，当偏沅巡抚奏报查获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并伪刘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废绅往来书札一事时，福临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书即行焚毁。若翻阅穷究必致扰害地方，所首文书内有干连者，即行释放。”④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作法，而“大开生路，许其自新”①。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来降者亦皆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还感慨地说：“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为愈也！”②这种思想在对待郑成功与孙可望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顺治九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他故意开脱郑成功的“罪过”，把郑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和多尔衮对降清后的郑芝龙“看守防范”而使“成功等疑惧”所致。福临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地方，不必赴京”③。十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赞扬郑芝龙降清大功，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郑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的局面，并恳切地对郑成功说：“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于是将“首倡归顺赏未酬功”而软禁了七年之久的郑芝龙特封为同安侯，封郑成⑤《清世祖实录》卷110。

①《清世祖实录》卷54。

②《清世祖实录》卷55。

③《清世祖实录》卷58，顺治八年七月丙子。

④《清世祖实录》卷74。

①《清世祖实录》卷102。

②《清世祖实录》卷120。

③《清世祖实录》卷69。

功为海澄公，郑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禄俸如例”。这是破格厚封重赏。福临还特地差官专程往闽海“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④。敕谕中同意郑成功归顺后仍驻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郑成功：“尔膺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心竭力，以图报称。”他保证“山河带砺，垂于永久。”⑤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要管辖“全闽”、“屯扎舟山”等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对此，福临仍以极大的耐心说：“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仍对郑成功抱有希望。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在丧失了十几万军队之后，走投无路，仅携数百人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深为忻悦”，称赞孙可望是“识时俊杰”。他说“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优眷”。他更把孙可望的投降视为他招抚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悦”①。因此特命学士麻勒吉赍封王敕书专程前往迎接。当孙可望到京后，他命令隆重接待并予以白银万两等丰厚赏赐。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意怀轻忽”②，甚至纠他“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汗流浃背，寝食不安”，请求“处分”，并“疏辞封爵册印”。福临虽然看出了问题，说：“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③，但仍加留养，以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对联系蒙、藏族的重视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④，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前来。福临亲政后遣官再请，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①。十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②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③。

④《清世祖实录》卷75。

⑤《清世祖实录》卷79。

①《清世祖实录》卷113。

②《清世祖实录》卷136。

③《清世祖实录》卷136。

④《清世祖实录》，卷68。

①《清世祖实录》卷70。

②《清世祖实录》卷71。

③《清世祖实录》卷74。

澄清吏治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有惩于崇祯帝的不幸遭遇，他认为朱由检“励精图治，宵旰焦心”④，“孜孜以康阜兆民为念”⑤，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但因“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终于造成“国势莫支”⑥，国破身亡的悲剧。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以及“得人如何？”①十二年正月谕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凡职掌所属，向来积弊之处，见今整顿之方，详切敷陈”。并令地方官员亦“直陈无隐”。同时又谕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各据所见极言无隐”②。尽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确实进行了不懈努力，采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著保奏”，“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③。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并认为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十年三月，他谕内三院：翰林院官员“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为此他要“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后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④。显见，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将经过考试的各官“御笔亲定去留”⑤。有时他将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侍读”①。

顺治十年三月，他采纳吏科给事中魏象枢的建议，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这次大计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员受到了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这年四月，他谕吏部：“京官殿最亦当察核”②。这是考核在京官员的京察，从此也按期举行，成为制度。

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饬：“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④《清世祖实录》卷141。

⑤《清世祖实录》卷130。

⑥《清世祖实录》卷141。

①《清世祖实录》卷71。

②《清世祖实录》卷88。

③《清世祖实录》卷54。

④《清世祖实录》卷73。

⑤《清世祖实录》卷74。

①彭孙贻：《客舍偶闻》。

②《清世祖实录》卷74。

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各衙门政事之修废，皆令尽言”，“分别参奏”③。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以“简任巡方”，“察吏安民”④。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⑤。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有惩于明末士人结党、太监干政的祸国，多次严令“内外大小官员，各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⑥。他认为投拜师生即为结党，后竟定为不赦之罪。他严厉惩处“贿买关节，紊乱科场”⑦的考试作弊行为，屡兴科场狱案。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之根”⑧。顺治十年六月下令禁太监预政，设十三衙门专为“宫禁役使”，“不许（太监）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如有内外勾结”，“审实一并正法”①。十二年六月命立十三衙门铁牌，上刻敕谕严申不许中官干政之条，如有“窃权纳贿，嘱讬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等事“即行凌迟处死”②。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十年四月他谕吏部说：“国家官员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纪纲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敭历，方见真才。”③福临认为“治国安民首先严惩贪官”。④他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贪官成了他清澄吏治的重要一环。他严惩了一些贪官，如首先迎降的恭顺侯、漕运总督吴维华，以贪一万余两，虽因有功免死，却“革职，永不叙用，赃追入官”⑤。他三令五申告诫大小官不可贪赃身败，但收效甚微，贪赃枉法者仍然接连不断。福临寄予最大希望的耳目官巡方御史也接连以身试法。如顺天巡按顾仁出巡前，福临两次召见，谕其“洁己率属，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则不拘常律，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⑥。可他到任之后即悖旨贪婪，索取贿赂，陷害无辜，造成受害人冤抑难申刎颈叩阍这一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来。此事对福临震动很大，他除了杀掉顾仁并处罚一应干连人等外，还下令：“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其家产入官。”①立法不为不苛刻，但仍然止不住贪官恣肆。十四年七月福临很赏识的原巡按御史刘嗣美也因“监守自盗”②被流放。十五年十一月江③《清世祖实录》卷64。

④《清世祖实录》卷59。

⑤《清世祖实录》卷64。

⑥《清世祖实录》卷106。

⑦《清世祖实录》卷116。

⑧《清世祖实录》卷106。

①《清世祖实录》卷76。

②《清世祖实录》卷92。

③《清世祖实录》卷74。

④《清世祖实录》卷54。

⑤《清世祖实录》卷67。

⑥《清世祖实录》卷95。

①《清世祖实录》卷95。

②《清世祖实录》卷111。

南按察使卢慎言“贪赃数万”③被处极刑。面对“贪习犹未尽改”的现实，福临愈加恼火，他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④“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于是有的大臣上奏认为此法“过重”，致使“人犯抵死不招”。刑部等衙门也会议奏请“今后衙役亦照官律拟罪”。福临仍然不以为然，他说：“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所奏与所议“俱属不合，著严饬行！”⑤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他惩贪决心坚定，无奈事与愿违，惩贪与澄清吏治的其他问题一样，终顺治一朝，也未能解决好。

稳定社会经济的努力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①，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②的道理。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犋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人们赴辽东开发。顺治十三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照辽阳招民事例，量为录用。”③十四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④。十五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州县士民暨见任文武各官并闲废缙绅有能捐资开垦者请敕部，分别授职升用。”⑤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直省报荒地方有隐漏田粮以熟作荒者，许自行出首，尽行免罪。其出首地亩，即以当年起③《清世祖实录》卷123。

④《清世祖实录》卷125。

⑤《清世祖实录》卷142。

①《清世祖实录》卷69。

②《清世祖实录》卷67。

③《清世祖实录》卷102。

④《清世祖实录》卷109。

⑤《清世祖实录》卷121。

科，以前隐漏钱粮概不追究。”①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②。

福临注意了减轻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他亲政伊始就曾宣布多尔衮为于边筑城避暑搞的九省加派“著即停止”③，以苏民困。但人民其他的负担有增无已。福临看到了“比年以来军兴未息，催征烦急”，“民间充解物料，款项烦多，以致佥点解户，赔累难堪”的赋役繁重的情形。这是制度不健全所致。他认为明代的一条鞭法，“总收分解，责成有司，小民便于输纳，不受扰害，国家亦收实课不致缺用，立法良善”。因此命令户部“详议具奏，以便永远通行”。以后由政府向税户颁发“易知田单”，作为纳税凭证，它起到了防止地方官吏加征私派的弊病的作用。为使国家向民间征赋役制度化，顺治时制定了《赋役全书》。早在顺治三年，清政府已命户部郎中王弘祚主持修订《赋役全书》，但迄未完成。福临亲政之后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十四年十月命已升为户部左侍郎的王弘祚再次重修，将明末的剿饷练饷等尽行蠲免，赋税征收以万历年间原额为准，书成之后颁行天下。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①，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②。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①《清世祖实录》卷102。

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1页。

③《清世祖实录》卷53。

①《清世祖实录》卷69。

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5、158页。

第三节　偏袒满人，刚愎任性

福临冲龄践祚，君临天下，确实具有治理好国家的强烈愿望，他亲政之后采取了不少有特色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的行动中又出现了不少自相矛盾、自坏章法之事。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政治上偏袒满人，一是性格上的偏颇。

偏袒满人福临对汉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到关键问题上他又总是袒护满人。他对维护满洲贵族利益的五项政令，不仅从来不予触动，反而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不许放宽逃人之令③。为了捕获所谓“逃人”，他批准设立督捕衙门，并“以逃人逃多获少，不行严察”之故降革督捕官员④。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李、魏琯等流放东北，甚至于十一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顺治九年十二月在京查获一起“元凶巨盗”李应试案。李应试又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漏网重犯。入清后，他“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甚至文武官员多与投刺会饮，道路侧目，莫敢谁何”。他“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只“因别事发觉”①，才罪状暴露。但鞫审之日，“诸臣畏不敢言。”大学士宁完我、陈之遴也“默无一语”。在奉命审理此案的济尔哈朗诘责下，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陈名夏上奏说：“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②这确是一起非同小可的大案要案。但福临除将李应试等首要几个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孙亲戚等，皆免拿问，不加深究。当籍没其家时“得缙绅名札甚多”，福临也一概“不问”。这在善搞株连，动辄兴起大狱的清初来说，确是一个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与之后竟没有一个汉臣和言官对此发出只字议论。为何如此呢？原来李应试有一种特殊本领：“事诸王贝勒等得其欢。时汉官疏隔，冀通肺腑，并藉径应试交关请托，势倾一时。”③他是与满洲当权的王贝勒有密切关系之人，汉官不是一律畏李而是一律畏满。这是畸形的心理，是清初满洲贵族特权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满洲王贝勒勾结恶人作恶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国家，但福临由于偏袒满人，所以也就见不及此，福临不加深究，黑幕究竟如何也就无人敢揭、无从知晓了，当然也谈不上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十五年五月又发生了一起总督自杀事件。十四年年底福临因孙可望于洪承畴军前投降，特封其为义王。十五年年初特命满洲学士麻勒吉为使，专程前往赍送敕印，并偕其来京。当返回途中，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张悬③如《清世祖实录》卷71、78、90、107各有关条目。

④《清世祖实录》卷101。

①《清世祖实录》卷70。

②《清世祖实录》卷71。

③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锡迎接于顺德，遭到麻勒吉凌辱，斥其“失仪”。“始而倨傲之不与见，既而鄙薄之不与坐、不与言，侮辱情状，诚所难堪”。后又言“我们到南边，洪经略差人远接餽遗，日日来见，何等小心。”还明言索贿，要求“餽送驼骡”①。张悬锡以贿赂、党与为朝廷首禁之条，拒不纳贿，但又虑以后难熬，因愤极自刎未遂。福临得报后斥责张悬锡“殊失大臣之体”②，降三级调用。“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③。福临令大臣往勘取口供。张悬锡不敢尽吐实情，质审诸臣亦“瞻循麻勒吉等，不行详察”④。福临遂令吏部详察议奏。张悬锡在说出真象后，便于僧寺自缢身亡。麻勒吉公然索贿竟致总督以死，按福临一再强调的命令是要遭到严惩的。九卿科道会议遂议麻勒吉应革职、籍没家产并鞭一百为奴。议上，福临下令“麻勒吉革去所加之级，再降二级，仍留原任”⑤。这等于没有处分。福临竟如此同自己开玩笑，自乱章法，显然他是把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这是偏袒满人造成的政治失明。

刚愎任性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①，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②，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③，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来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廷的规矩是宫女不以汉人充当。但在太监的影响下，福临追求声色，耽于逸乐，选收汉人宫女。顺治十二年竟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为避免灾祸临头，纷纷嫁女而“喧阗道路”④。七月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特上疏谏阻。福临览奏非常气愤，他强辩说根本无买女子之事，“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斥责季开生不“言国家正务实事”，以“茫无的据之事”“妄捏■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⑤。于是将其革职，流放尚阳堡。象季开生这样真心为清朝、为福临着想而被惩罚、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事后，福临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五月御史李森先上奏说，皇上屡下求言之诏，而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的原因在于，“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耳”。他建议要开路，首先应将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开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这一实际问题，福临又恼火了，他斥责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著吏部①《清世祖实录》卷118。

②《清世祖实录》卷117。

③《清史稿》卷273《张悬锡传》。

④《清世祖实录》卷117。

⑤《清世祖实录》卷119。

①《清世祖实录》卷53。

②道忞：《北游集》。

③行森：《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卷6，转引自《陈垣学术论文集》。

④董含：《三冈识略》卷3。

⑤《清世祖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从重议处”①。李森先又险些遭到流放。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十二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这种任性还算“谑而不虐，或者犹有童心”②。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十六年闰二月，福临突然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负恩溺职，殊为可恶”③。于是将其革职，家产籍没。阿拉那是二等侍卫，因被讦告抽刀击人，经兵刑两部审理定罪，最后奏请福临批准执行，此案已经结束，与图海无关。福临故意扯来，借题发挥，显然是因图海在其面前“务求己胜”而大为恼火。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④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⑤。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①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当议政五大臣会议逃人法时，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废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要求其“详慎定议”，“另议具奏”②。十三年六月在谕八旗各牛录时说逃人法中所定的株连罪“非朕本怀也。尔等亦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因辱，无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③这是发自肺腑的明察之言。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①《清世祖实录》卷117。

②孟森：《书清世祖赐建言词臣牛黄丸令引疾事》，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③《清世祖实录》卷125。

④《清世祖实录》卷115。

⑤《清世祖实录》卷92。

①《清世祖实录》卷115。

②《清世祖实录》卷85。

③《清世祖实录》卷102。

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④。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

④《清世祖实录》卷135。

第四节　对传教士、名僧的优遇和敬重

福临对天主教、佛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之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汤若望的优遇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汤若望（1592—1666），德国人。明万历末年到中国传教。他以通晓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等学，受到欢迎。入清后更受重视，多尔衮命其修历法、编“时宪历”，掌钦天监监印。顺治二年（1645）加太常寺少卿衔，成为正四品的清朝职官。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当年即被封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十二年授为通政使，十五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这完全是福临重视信任的结果。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即汉语爷爷之意。在频频的接触中，福临深为汤若望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对各种知识都感兴趣而又好学的福临，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历算、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他总是以获得新鲜的知识而感到惬意，并愈加尊敬汤若望。他下令汤若望见他时免除跪拜，并屡加厚赐。福临常常召汤若望至宫中，往往谈至深夜，最后“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贵胄护送他到家”，并一再嘱咐其小心护送。福临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作较长之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就达二十四次。德国人在考察了当时的情况后说“皇帝亲到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两年间福临“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①。

汤若望在福临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临对他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汤若望也确实在福临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福临有一种“火烈急暴”的脾气，易动肝火而不顾一切。作为封建帝王，有时“他略一暗示，就足够把进谏者的性命毁灭了”。当时朝中所有人对此都无能为力，而“唯独汤若望有胆量和威望，他不顾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应走的道路”②。当时的汉大臣龚鼎孳评价汤若望说，他“睹时政之得失，必手书以密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盘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这是说从生活到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向福临提出建议。而更有甚者“乃至猎阻相如，表抗韩愈，抵触忌讳，罔慑震霆，微闻拂耳，终谐纳牖。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③。实在是贡献巨大。他曾向福临上三百余封奏帖，福临特“选择一批，藏皇帝个人文书库的另一格，在出宫游猎时，携带身边，以便阅读”④。从魏特的《汤若望传》中，人们可知，顺治九年当五世达赖来朝时，谏阻福临出边往迎的，就有汤若望。那时他“特上一很长的谏书，并且又亲自向皇帝面奏”⑤，而终于产生作用。还有一次，汤若望“听说有五位悉属汉人部中①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本）第276—277页。

②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本）第276—277页。

③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4，《汤道末七十寿序》。

④魏特：《汤若望传》第283页。

⑤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84、287页。

高级官吏，被判决发往满洲极边充军”，他“登时就去向皇上前替他们求恩”。结果又发生作用，五人“竟被赦免”①。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海上抗清联军打进长江，攻到南京城下。当消息传至北京后，福临完全失去了镇静的态度，他初欲退走东北，经母亲斥责，继又宣称率兵亲征，随之暴怒起来，拔出宝剑砍碎御案，表示决不动摇，并在各个城门贴出布告。他不听任何劝阻，若果真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引起极大恐慌。奶母前来劝阻，他也要劈砍。在此危急时刻，束手无策的“各亲王、各部臣和许多官吏，列为一长队，到若望馆中，迫切地请求他援助”。最后汤若望同同伴商计一下，写一封奏疏亲自递给福临，“登时皇帝底情调就转变过来”②，于是罢出征之论。而福临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为帝位的继承人，也是采纳汤若望建议的结果。他提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再不会被“这种可恐怖的病症”③所伤害，当然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清初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最害怕天花这种病症）。这就是所谓“直陈万世之大计”的内容所在。后来福临由于完全被和尚所包围，才与汤若望有所疏远，但对其始终怀尊敬信任之情。

佛教的影响福临是从顺治十四年开始接触和尚，并立即被其包围，成为佛教信徒的，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生活道路。

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怂恿下幸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性聪，与语甚觉投契，因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遂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耆旧。他得悉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心向往之。十五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最后才于次年二月勉强入京面帝。福临尽管曾对玉林琇的怠慢耿耿于怀，但会面后对这位禅宗和尚却完全折服了。他当即封其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请其起法名。玉林琇不敢起而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①。玉林琇书十余字进览，福临自选“痴”字，下用龙池派中的“行”字，即法名行痴。于是福临又自号“痴道人”，以后钤章还有“尘隐道人”、“懒翁”、“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从此，凡请玉林琇说戒或致信札，福临均称弟子某某。玉林琇住万善殿凡两个月，多蒙对问。他是一位谙通世故的和尚，“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谛启沃圣心，“绝不接触实际，尽为谈禅谈玄，这与汤若望迥然不同。但这些却使这位日理万机已弄得疲惫不堪的年轻皇帝感到慰藉，于是福临对佛教的信仰愈加虔诚，盼识更多名僧之心亦愈加迫切。四月，玉林琇请求回还，福临赐黄衣、银印，遣官送归，并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至京。就在封玉林琇的同时，福临又封憨璞聪为明觉禅师。由于憨璞聪的推荐，福临在玉林琇离京前一月即闰三月遣使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召龙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陈道忞进京。这年七月茆溪行森应召到京。福临是从玉林琇语①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84、287页。

②魏特：《汤若望传》第289—291页。

③魏特：《汤若望传》第291页。

①《玉林国师年谱》（顺治十六年）。

录中发现茆溪行森偈语最好，特指名召来。福临在万善殿接见茆溪森，问答佛法过程中，福临不断地“点首称善”①，而大慰平生。九月，木陈道忞携其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皙等到京。

木陈忞的到来使福临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时龙池派中的许多名僧大都云集京师，除上述外，其中还有木陈忞弟子天岸本升、玉林琇弟子慧枢行地、骨岩行峰、木陈忞侄孙玄水超杲等。福临不时召见问对，在众多僧人的包围下，福临陶醉在佛家意境之中，木陈忞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能言善辩，词锋犀利，深得福临激赏、敬重，到京不久，便被封为弘觉禅师，受到优礼。他不时被福临召入内廷，福临对他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②木陈忞不仅以高深的佛学造诣更以其特有的深厚文化功底，使福临倾倒。这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天子与年过花甲的老和尚的忘年之交，但福临丝毫没有因年岁差距带来的思想交流的隔阂之感。木陈忞把谈诗谈艺谈禅融为一体，妙趣横生，福临最愿与之交谈，心情也最为舒畅。他与木陈忞接触中无所不谈，无拘无束，显示了这位青年天子的博学与多才多艺。

福临曾与木陈忞谈论古今词赋，他说：“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皆所谓开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苏轼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这两篇前后孰优？”回答说：“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也。”福临说：“老和尚论得极当。”于是当即背诵一遍《前赤壁赋》，接着，福临又说：“晋朝无文字，惟陶潜归去来辞独佳。”说罢又背诵一遍。接着他背诵《离骚》。福临不仅熟知《西厢记》，还对木陈忞说：“西厢亦有南北调之不同。”可见，他对当时的文学作品还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对木陈忞评论《红拂记》说：“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①福临很了解也很关心当时文坛情形，他曾说江南的慎交社“可谓极盛，前状元孙承恩亦慎交社中人也”②。他特别赏识当时的文学家尤侗，并多次向木陈忞询问尤侗情况。他称赞尤侗“极善作文字。”要人拿来尤侗的近作，“亲加批点”，“称才子者再”。他更要求取来“全帙，置案头披阅”。他还将极富文彩的《讨蚤檄》一文展示给翰林院学士们说：“此奇文也。”他对尤侗所著的骚体赋“益读而善之。令梨园子弟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以为清平调比之也”③。福临很同情尤侗的遭遇，“叹其才高不第，屈居下僚，复为上官论斥”，并当木陈忞面表示准备“擢升”④他。福临还欣赏当时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问木陈忞说：“苏州有个金若采，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回答说：“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福临说：“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木陈忞又说：“与明朝李贽同一派头耳。”⑤①《敕赐圆照禅寺茆溪森和尚语录北集》。

②道忞：《北游集》。

①道忞：《北游集》。

②彭孙贻：《客舍偶闻》。

③道忞：《北游集》卷3。

④道忞：《百城集》卷3。

⑤道忞：《北游集》。

福临对木陈忞的书法十分欣赏，他说：“朕极喜老和尚书法。”⑥这是惺惺惜惺惺。其实福临既擅长书法又善于绘画，且很有造诣。他书法学钟、王、颜、欧，“笔势飞动”①，而“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②。木陈忞的评价是“池临晋帖，画仿元人，莫不汲幽造玄，深臻大妙”。福临在“万几之余，游戏翰墨，时以奎藻颁赐部院大臣”。“每图大臣像以赐之，群服天纵之能。”仅《天童寺志》所载他赐给木陈忞等人的书法绘画藏于天童寺的，就达二十余卷轴。

木陈忞的子弟们均多才多艺，机锋敏捷。一日福临与木陈忞共同欣赏尤侗以《西厢记》情节所作的一篇制义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福临看到兴致高昂之时忽然合起书卷来说：“请老和尚下。”木陈忞说：“不是山僧境界。”这时天岸升首座在席，福临便说：“天岸何如？”天岸升说：“不风流处也风流。”说得福临大笑。福临从禅宗和尚处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尚们也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福临。上行下效，此时宫中众多的太监、宫女乃致嫔妃也纷纷奉佛。其中包括福临最宠爱的董妃和太监吴良辅。在僧徒的包围中，福临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但木陈忞却不同意，并劝他“保持国土，保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告诫他只有“现帝王身”才能“光扬法化”，请他“万勿萌生此念”。福临接受了。木陈忞在京八个月，于十七年五月告辞南还，福临非常留恋，请其留下弟子以早晚说话，木陈忞遂留旅庵月与山晓皙住持善果、隆安两寺。福临特书“敬佛”两个大字及绘山水、蒲桃画各一幅赐赠。十五日道忞离京南下。木陈忞离去后，福临念念不忘，当年又两次遣官专程探问。是冬他又亲自书赠唐诗人岑参诗一首，诗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①望依恋之情跃然纸上。木陈忞去后，七月福临再召玉林琇进京。福临已完全离不开和尚，和尚们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直到最后。

⑥道忞：《北游集》。

①王士忞：《池北偶谈》卷1。

②《池北偶谈》卷12。

第五节　皇后和贵妃

皇后的立废

早在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根据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当年在中国的外国耶稣会士曾记载了完婚的“壮丽排场”：皇后是“在全部军队和无数骑兵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的。他惊叹道：“世上竟确实有如此无边无际的骑兵队伍！我亲眼看见过西鞑靼给中国国王八万匹马作为礼物。”①但这并不是美满的姻缘。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八月，福临命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察前代废后事例”上奏。这废后之兆使冯铨等人大为惊讶，他们立即上疏谏阻，说：“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俱以废后一节终为圣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福临览奏后当即严加拒绝，斥责其沽名，并断然说：“皇后壶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①第二天福临便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谕礼部说，“今后乃睿王于朕于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宗庙之重。”②表明了他坚决废后的理由与决心。于是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上疏请“慎重详审，以全始终”。礼部员外郎孔允樾以及宗敬一、潘朝选等十四名御史具疏力争。孔允樾所言尤为恳切：“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显有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谪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且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臣思皇上天下之父，皇后天下之母。父有出母之议，为人子者即心知母过，尚不免涕泣以谏，况绝不知母过之何事，又安忍缄口严父之侧，而不为母一请命乎？”③疏上，福临命诸臣集议。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认为胡世安、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④。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⑤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不久，他便以从未有过的炽烈感情倾注于董妃。

董妃的册封董妃，又作董鄂妃，内大臣鄂硕之女，顺治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她原①《清世祖实录》卷77。

②同上。

③同上。

④《清世祖实录》卷78。

⑤同上。

是福临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妃，大概由于清代命妇入侍的缘故，福临屡与董氏接触而萌发好感，遂热恋起来。襄亲王“因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①。福临于是将其未亡人董氏收入宫中，时为顺治十三年七月，董氏十八岁。八月册董氏为贤妃，九月晋为皇贵妃。十二月初为册封皇贵妃，福临特颁恩诏大赦天下，这是殊典。按清朝制度册封妃嫔向无颁诏之例。福临全心热爱的这位意中人，于十四年十月为他生下一子，即皇四子，他无比欢悦。十五年正月初三，福临以新皇后当皇太后“圣体违和”时，“起居问安礼节殊觉阙然”②为由，命停进中宫笺奏，这又是废后的不祥之兆。二十四日，出世仅一百零六天尚未起名的皇四子死掉了。两个月后的三月二十五日，福临以太后旨，下谕恢复已停止八十二天的新后的中宫笺奏。二十七日追封没有名字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不意，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妃卒。

董妃丧事的破格之举董妃的逝去，对福临来说是无比沉重的打击。福临哀痛至极，感情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①。他命内阁中书们起草御制祭文，要求“须尽才情，极哀悼之致”。许多草稿他皆不中意。最后中书舍人张寰的撰文获得通过，其“末联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人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等语，上阅之亦为堕泪”。他命诸臣议董妃谥号，“先拟四字，不允。至六、八字、十字而止”。这更是破例，而实际上为十二字，即“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对此，福临“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②。葬礼更是过分过格，他命三十名太监和宫女殉葬③。董妃之柩，他命八旗二三品官员轮流舁至景山寿椿殿，在其中设灵堂由和尚作道场。三七日，即九月初十火化。秉炬者为茆溪森，茆溪森的偈语是：“出门须仔细，不比在家时，火里翻身转，诸佛不能知。”④葬礼中花费了巨额资财，“皇贵妃的尸体连同棺槨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烧毁”。福临还下令“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⑤。实际服丧日期远超过此数。按清代定制，皇帝及太后之丧，臣工奏事用蓝笔批答，以二十七日为限，皇后之丧即无此制。而董妃之丧福临却破例用蓝笔批答达四月有余，这又是“过举”的行为⑥。

出家不成英年早逝福临因董妃之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惑之中，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这时只有佛学理论使他还有所寄托，再萌出家之念。约于九、十月之交，福临①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②《清世祖实录》卷114。

①[德]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②张宸：《平圃杂记》。

③[德]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④茆溪森：《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卷6。

⑤[德]魏特：《汤若望传》第322页。

⑥孟森：《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

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师玉林琇奉诏到京，闻其徒已为皇帝剃发，遂大怒，即命众聚柴薪准备烧死茆溪森。玉林琇比茆溪森明智得多，他接近皇帝宣讲佛法，目的是希皇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发挥护法作用，他决不要皇帝出家而无所依靠。这点他与木陈忞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他劝福临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①福临听其谏，许蓄发，罢出家之念。茆溪森因以免烧，当月便离京南还。福临虽然不再出家，但精神却再也振作不起来。

福临自亲政伊始，曾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国祚，政治一新，但却力不从心，致使矛盾重重，他已疲惫不堪了。在董妃未亡前，他曾对木陈忞说：“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指玉林琇）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②他已自觉骨瘦如柴，体力不支，难以“挨得长久”到四十岁，顶多勉强可以活到三十。现在董妃一死，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已觉不久于人世，再也无力支撑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了。大概是为预留退步，他不希望自己最宠幸而屡干国法的太监在他身后伏法吧，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他安排胡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定。”①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便与世长辞了。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②。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遗诏实为罪己诏，共罗列十四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至于这是否福临本意，即这十四条是否福临过目批准的已无从知晓。但却留给了后世之疑：遗诏公布前先“奏知皇太后”；遗诏的主要起草者王熙事后对此守口如瓶：“一不以语子弟，世遂莫得而传。”③“面奉凭几之言有事关国家大计，与诸大臣再三密议而后决者，公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也。”④因此，人们有理由说“遗诏本出太后（福临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授意，实为母责其子之言”⑤。但不论怎么说，福临一死，他便被彻底否定了。

福临死后，梓宫厝于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秉炬，举行火化仪式。茆溪森的偈语云：“释迦涅盘，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①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①《玉林国师年谱》。

②道忞：《北游集》。

①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

②《清圣祖实录》卷1。

③韩菼：《文靖王公熙行状》，载《碑传集》卷12。

④张玉书：《文靖王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12。

⑤商鸿逵：《“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附赘言》，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1期。①茆溪森：《茆溪语录》，转引自陈垣《顺治皇帝出家》。

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第五章 康熙帝玄烨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5年4月24日），在紫禁城景仁宫，世祖妃佟佳氏诞生一男孩，他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即未来的康熙帝。世祖生有八子，玄烨排行第三①。谁能料到八年后，这个尚未涉世的孩子却轻而易举地被扶上皇帝的宝座！他以其天资英武，雄才大略，成就了一代伟业，是亘古少见的英明君主。

①《清圣祖实录》卷1。

第一节 聪颖勤学

玄烨一出世，就得到了年轻的父母亲的喜欢，特委托可靠的奶妈带他到紫禁城外哺养。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父母惟恐他染上这不治之症，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多少年后，他犹抱憾不已②。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平安地出了痘，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他出过痘竟成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

玄烨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学的天分。后来，他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接着，“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此不疲”①，“好学不倦”②，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他十七、八岁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③。难怪他知识渊博，通古知今，这都得之于他日积月累的刻苦学习。他上面说的话，并非是自夸之辞。官方档案记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辞④。

玄烨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又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骑马、射箭是训练的主要科目。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至盛年时，能挽弓十五钧，发十三把箭，能左右开弓，每矢无不中的。宫中的严格要求和他自己的不间断的刻苦磨练，迅速地把他培养成一个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难得人才。

在玄烨的成长过程中，要特别提到祖母孝庄文皇后对他的精心培育。玄烨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祖母便直接负起养育的责任，倾注心血，把他教育成人，教他如何做人，怎样为政。正如玄烨自己所说：“朕自幼会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祖母对玄烨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凡饮食，一言一行，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经过反复教诲，这些已深深地注入他的幼小心灵之中，即使平时独处，也不敢越分违背①。他在位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②。尤其是在政务方面，祖母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位贤德的祖母给予玄烨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代伟大的事业。康熙二十六年（1687）末，当祖母病危时，他日夜侍药看护，深情地忆起祖母的养育之恩。他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②金梁：《清帝外记》页56。

①《清圣祖实录》卷117，页19。参见《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1249。②蒋良骐：《东华录》卷8，页113，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陈康祺：《郎潜纪闻》卷9，页803。

④《清圣祖实录》卷1。

①金梁：《清帝外纪》，页56。

②昭槤：《啸亭杂录》卷1。

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③他对祖母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甚至已远远超过对生身父母的怀恋。

玄烨幼年时已显示出与一般孩子不同。他接受外界事物的能力强，反应灵敏，模仿大人言行，更为其他同龄孩子所不及。六岁那年，有一次，他同诸兄弟向父亲问安。福临想试试他们的各自志向，就问他们将来都想干什么。老二福全说：“我将来愿当个贤王。”老五常宁才三岁，还不懂父亲的意思。问到玄烨，他朗朗答道：“待长而效法皇父。”一个六岁的孩子，出语不凡，福临不胜惊讶④。看得出来，幼年的玄烨确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两年后，这个人小而志大的孩子，终于如愿以偿。

③《清圣祖实录》卷132。

④《清圣祖实录》卷1。

第二节 登大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玄烨年仅八岁，二十四岁的父亲福临突然病逝。福临在位正值春秋盛年，还没考虑过他身后立嗣的大事。在他病重时，于燃眉之中作出裁决。他原想让次子福全继位，但孝庄太后不同意，一心要立她的掌上明珠玄烨为帝。福临拿不定主意，又不敢违抗母亲的意见，就派人征询他的外国好友汤若望的想法。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继位最有利。于是，他不再犹豫，当机立断，宣布第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承帝位，命威望素著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为辅政大臣，在玄烨亲政前这段时期，扶持和辅佐处理朝政。

初九日，玄烨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康熙，从此清朝的历史便进入以康熙为标志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玄烨刚即位，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就问他，当了皇帝以后，有什么欲望。

他回答说：“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①可是，摆在这位幼主面前的道路却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荆榛丛生，障碍重重，充满着风险和惊涛骇浪。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走过多么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付出多少代价！

康熙帝即位之际，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已接近尾声。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入缅甸，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次年，在昆明将永历等人处死，标志着明清战争的最后终结。随之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同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政权的军事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势力，占据云贵、两广、福建等省，已构成威胁中央集权的隐患。此外，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仍然活动于川、鄂地区，并没有停止对清朝的武装反抗。以郑成功为首的原明朝将吏还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占据东南沿海，后退入台湾，继续抗清。因此，大规模的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人心并不安定，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远不是巩固而不可动摇。

经过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农业生产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人民逃亡，由于战争的残杀，使人口锐减，生产下降，国家征税，各省无不拖欠。如四川，直到康熙十年，仍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①。繁华的江南也是“所在萧条”，人少而“地亦荒”②。这都是对当时经济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军事斗争也必然反映到上层统治集团之中。于是，又引起皇帝与四大辅臣主要是同鳌拜集团的斗争。解决和处理这些纷繁而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说，却不是一件易事。

国内形势如此，国际环境也并不美妙。不管康熙帝是否意识到，他的处境同样是险恶的。早在清兵入关时，凶恶的沙俄殖民主义势力正向亚洲扩张，并已越过乌拉尔山，侵入到我国黑龙江沿岸，随处建立起军事据点，作为他们掠夺中国领土和继续扩大侵略的基地。在我国南方，西方殖民强盗纷至沓来。还在十六世纪中叶，明朝中后期，葡萄牙捷足先登，最先侵占了我国澳门。然后，荷兰殖民者强占了台湾赤嵌城。还有西班牙、英、法等殖民者不①《清圣祖实录》卷1。

①《清圣祖实录》卷36。

②康熙《镇江府志》卷6，《赋役》。

断向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他们施以炮舰与传教士这两大武器，企图打开古老的中国大门，达到他们任意掠夺中国的罪恶目的。

很清楚，无论国内或国际，都潜伏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如处理不当，就会使某些矛盾一触即发。这种内外的危险局势不能不使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感到忧虑，临深履薄冰之念，与日俱增。一系列的考验摆在立足未稳的清政府面前。康熙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更是无可回避地面对严峻的现实。的确，历史的使命，已经无法推卸地落在了康熙帝的肩上。

第三节　擒鳌拜

玄烨即位时，还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以索尼为首的四辅臣，实际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诸如各项大政方针，皆出自他们四人之手，不过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加以贯彻。一句话，他们是皇帝的代理人，真正是代行皇帝的职务。

以索尼为首的四大臣，都是功勋卓著的朝廷元老重臣，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随其父归后金。父硕色、叔希福皆入文馆，为清开国元勋。到皇太极时，他已成为心腹之臣，办理蒙古事务，日值内院，深得信任。皇太极去世，诸王争嗣位，索尼坚持立皇子，有力地阻止了多尔衮欲谋帝位的企图①。清入关后，多尔衮擅政，索尼遇事不附和，还据理力争，为多尔衮所忌恨，最终把他赶出朝廷，发充到盛京（沈阳），看护皇太极的陵寝。直到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才把他召回京，恢复原爵位，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①。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也是在努尔哈赤初创业时来归，其父苏纳被招为额驸。他原属多尔衮部下，很受重用。但多尔衮一去世，他首先揭发其谋逆罪，被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从皇太极时起，就是一员骁将，积军功最多，赐号“巴图鲁”。清定鼎北京，南下川、贵，他皆摧锋陷阵，屡建功勋，受赏独厚。因主立肃亲王豪格而受到多尔衮的排挤。福临亲政，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遏必隆，姓钮祜禄氏，与鳌拜同属一旗。父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被招为额驸，其母为和硕公主。他出生在战争年代，以军功升至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②。索尼等四人都是历三朝或四朝的元老，而且同属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福临遗命以他们为辅政大臣确是很合适的人选。但更深的原因是，福临特别是身居幕后的孝庄太后有鉴于同姓王贝勒如多尔衮等人独擅朝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王争权，严重威胁着皇帝的权威，所以，宁肯遴选皇室以外的异姓大臣来辅佐幼主，有利于抑制诸王权势的增长。其次，索尼等四人在政治上都坚决地站在世祖及孝庄皇太后一边，同多尔衮进行过斗争，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当多尔衮一死，索尼四人的权位扶摇直上，位至辅臣。

索尼四人受命之时，宣读如下誓词：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亟罚，夺算凶诛。①50000053_0146_0誓词反映了他们忠君报国的共同心愿。自此，他们开始了八年的执政。

在执政的最初二三年里，他们遵循誓言，颇能和衷共济，对清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军事上，继续扫荡南明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完成对全国的完全统一。随着战争的结束，形势日趋稳定，这就为恢复和发①《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①《碑传集》卷五，《索尼传》。

②详见《清史稿》卷249，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人传记。

展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四辅臣决策，通令各地安插流民，提倡垦荒，开奖励条例，显见成效，耕地面积稳步增长。还实行赈济蠲免，以纾民力。四辅臣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快使残破的农业出现新的局面。朝鲜做了这样的评论：“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②四辅臣在政治上的建树，一是遵照顺治帝遗嘱，裁撤十三衙门，以重建内务府而代之，从而便消除了阉宦乱政的可能性。二是整顿吏治，定考核，严奖罚，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这对于扫除前明贪风的影响，提高办事效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在他们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它为将来康熙帝亲政奠定了基础。

但是，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起来。按照顺治帝遗命，四朝元老索尼位列辅臣之首，本应发挥首脑的作用，但其年老多病，力不从心，无意揽权，管不了多少事。在四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横和专权的野心。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首先便跟苏克萨哈不相容。苏资望比其他三人为浅，但以额驸之子入侍禁庭，受到皇帝的特别恩宠，班行仅亚于索尼。他与鳌拜本是儿女亲家，却对其专横不服，“论事辄龃龉，寖以成隙”①。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这个问题上，两人的矛盾势同水火。清兵入关后，一度争相圈占土地。本应按原定八旗方位进行分配，但摄政王多尔衮有意抬高他所属的正白旗地位，擅将蓟州、遵化、迁安等处应给镶黄旗之地拨给了正白旗，另把雄县、新安、河间、容城等处分给镶黄旗。尽管这一分配有违旗制，但事已过二十年，“旗民相安久”，如果重新调换，势必引起旗与旗、旗与民之间的纷争，不利于大局的稳定。鳌拜属镶黄旗，有意压正白旗，便旧事重提，呈请户部，坚持两旗土地对换，正白旗土地不足，另拨民地补充。朝廷内外“皆言不便”②。属正白旗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说：“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③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也持反对意见。鳌拜大怒，即以此事，谋兴大狱，下刑部议罪，必欲置之于死地。年已十三岁的康熙帝召四辅臣询问。属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对鳌拜“坚奏苏纳海等应置重典”一事不表示反对，而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沉默不语。康熙帝看出辅臣意见分歧，没有批准。专横的鳌拜根本不考虑康熙帝的意旨，还是假借皇帝的名义，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处死。①更换旗地一事，鳌拜与苏克萨哈结怨更深。索尼对苏早有厌恶之感，而对鳌拜专权亦有不满，毕竟同属两黄旗，根本利益一致。遏必隆与鳌拜同旗，结为一党，凡事附和。这就给他专权、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开了方便之门。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因病去世。这年，康熙帝已十四岁，于七月，举行亲政大典。鳌拜却不愿归政皇帝，企图继续把待朝政，这就使他从②吴晗辑《朝鲜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页3911。

①《清史稿》卷249《苏克萨哈传》。

②《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③《清圣祖实录》卷18。

①《清圣祖实录》卷20。

同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同康熙帝的矛盾和冲突。索尼一死，鳌拜更无所顾忌，竟以首辅大臣自居，“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②。苏克萨哈处处予以抵制，主张政务已归皇帝，辅臣无权总揽一切。鳌拜专权受阻，怀恨在心，对苏克萨哈动了杀机。

苏克萨哈感到难与鳌拜共事，惟怕遭其暗算，遂产生引退之念，向康熙帝乞请辞职，允许他去守护先帝陵寝。鳌拜乘机诬陷，以其心怀不满，不愿归政皇上为大逆论，罗织罪状二十四款，拟处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刑，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两人处斩，家产籍没，还拟处死其族人。康熙帝以为处分太过，“坚执不允所请”。鳌拜无臣礼，“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帝无奈，仅将苏克萨哈改判绞刑，余均从所议①。刚刚亲政，而鳌拜即将苏克萨哈灭族，其蛮横专权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四辅臣已去其二，剩下遏必隆唯命是听，鳌拜则为所欲为。他在朝廷内外广树党羽，安插亲信，如内秘书院、兵部、吏部、户部、工部等首脑，都是他的人，其弟、侄都占据要职，“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从而完全控制了国家中枢机关②。这一局面，连出入宫廷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在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指鳌拜）把持了议政大臣会议和六部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③。凡朝中大事，鳌拜召集亲信，“在家中议定，然后施行”。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强行贯彻。如，他颁布“圈地令”，掀起了继多尔衮之后第二次圈地高潮，“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④。他对逃人的处罚更严于前，规定种种严刑苛法，“株连穷治，天下嚣然”⑤。鳌拜自行其是，即便在康熙帝面前，也“施威震众，高声喝问”⑥。鳌拜如此擅权，已威胁到皇帝的绝对权威，因而引起了年轻的康熙帝和隐居宫闱的孝庄太后的警惕。

康熙帝虽年少，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他每天按例与辅政大臣一起听政，提出自己的见解。后来他回忆说：“昔听政时，每令读本，朕与辅政大臣共听之，或因一时言论，往往忽略，朕谓伊等：此内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慎焉。”①他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自亲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天天亲临乾清门听政理事，遇事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这时，康熙帝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

康熙帝忧虑鳌拜势大难制，不敢贸然行事，否则，将会激变成乱。于是，他以弈棋为名，召见他的亲信侍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计议后，康熙帝下令简选侍卫、拜唐阿（执事人）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宫作“布库之戏”②《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①《清圣祖实录》卷23。

②《清圣祖实录》卷29。

③白晋：《康熙皇帝》页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清史稿》卷249《苏纳海传》。

⑤《清史稿》卷250《吴正治传》。

⑥《清圣祖实录》卷29。

①《清圣祖实录》卷255。

（即扑击、摔跤），陪他娱乐。鳌拜对此不为备，而康熙帝却在等待时机成熟，就捉拿他。

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众少年，问道：“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鳌）拜也？”众少年同声回答：“独畏皇上！”康熙帝便公布鳌拜罪恶，授计捉拿。当宣召鳌拜进宫时，他毫无思想防范，康熙帝指挥众少年“立命擒之”②。这一场面，形同儿戏，但毕竟把鳌拜捉住了！

康熙帝以“擒贼先擒王”的谋略，乘其无备，迅速将鳌拜逮捕，以鳌拜为首的政治集团顷刻瓦解，骨干分子纷纷束手就擒。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奉康熙帝之命，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事实，列出大罪三十条，判处其死刑，籍没其家，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康熙帝又亲自审问一次，核实犯罪事实。他指出：鳌拜等以勋旧大臣，受国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PGN0150.TXT/PGN>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姿意妄为，文武官员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班布尔善、穆里玛、马尔赛、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济世、讷莫、泰壁图等结为党羽，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奸恶，难以枚举。①50000053_0151_0康熙帝谕旨，对鳌拜及其党羽的三十大罪做了高度概括。鳌拜乞请再见皇上一面。康熙帝赐恩准见，“他请皇上看了搭救清太宗御驾时，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②。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念及他自皇太极以来一直为国家建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革职拘禁，其家产籍没，子免死，同父一起终身禁锢。不久，鳌拜死于囚所，康熙帝将其子释放。其他要犯也逐一作出处理：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从宽处罚，将死刑改为革职夺爵。一年后，命以公爵宿卫内廷③。康熙帝上面谕旨中提到的骨干人物如班布尔善等人及鳌拜弟、侄数人均处死。同时，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原官职及世爵④。康熙帝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斗争。鳌拜在辅政中作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个人专权不仅为康熙帝所不容，也与加强中央集权所不许。尤其是他独掌朝政时推行某些过时的政策，又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威胁清政权的巩固。因此，鳌拜的覆灭是必然的。康熙帝为维护皇权的集中统一，欲实行开明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铲除鳌拜集团，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这是值得肯定的。康熙帝解决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是稳妥而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鳌拜等人看轻了康熙帝，低估了他的才能，也是造成他失败的一个因素。从这一事件中，已经使年轻的康熙帝崭露头角，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和胸怀。

②昭槤：《啸亭杂录》卷1，页3。参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1，页1。②白晋：《康熙皇帝》页5。

③《碑传集》卷5《遏必隆传》。

④《清史稿》卷249《鳌拜传》、《苏克萨哈传》。

第四节　平“三藩”

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团，开始乾纲独断，自主地治理国家。为时不久，便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次陷入内战的深渊。这一事变，远比同鳌拜集团的斗争严重得多。它对于才迈入青年时期的康熙帝无疑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考验。

还在顺治初年，汉官名将吴三桂以平西王镇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治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此三藩之设，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是当时军事与政治斗争所需要。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历来错综复杂。清政府意识到，惟有以吴三桂等威名素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当他们中有的欲引退北归时，顺治帝一再挽留。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职，“优游绿野”，顺治以“南疆未尽宁谥”，不准辞①。后在桂林围城战中，城破，孔有德举火自焚死。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两度申请北归，顺治帝也以广东“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①。仅此两例，足以说明，顺治帝一意依赖汉军守边，实则是皇太极实行的“以汉攻汉”的政策的具体体现。

顺治时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边圉，以为藩镇”②，藉以“屏藩王室”③。但实际情况正好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三藩势力的不断增长，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强大力量。首先，三藩兵权在握，各拥兵自重。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员十五佐领、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人④。合兵力万余人，此系嫡系部队，“而旗下所畜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兵⑤。三藩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他有五十三佐领，合甲士万余人，另有绿旗兵一万二千人，丁口数万。除此，还有收降的农民军将士一万二千余人，分置十营，各以一名总兵统辖。至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拥有七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⑥。三藩掌握南方数省兵权，自拥重兵，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建藩之初，顺治帝为鼓励他们忠心任事，辅弼皇室，不惜赐与政治上种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福建“鱼盐之利为天下最”，耿精忠“横征盐课”⑦，又利用海运之便，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走私贸易，毫无顾忌。尚可喜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从日常菜蔬、鸡豚，到铜、铁等矿植物无不抽税，每年私收白银不下十余万两①，总之，一切“利归王府”②。人们不禁感叹：“藩府之富几甲天下”！③①《清史列传》贰臣传，《孔有德传》。

①《尚氏宗谱》《先王实迹》。

②《啸亭杂录》，卷1，页3，《论三逆》。

③《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页702。

④魏源：《圣武记》卷2，页61，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许旭：《闽中纪略》。

⑥[美]奥克斯纳：《马上治天下》页142，芝加哥1975年版。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⑦《清圣祖实录》卷94。

①郝玉麟：《广东通志》卷62《艺文志四》。

②刘嗣衍：《广州府志》卷28《金光祖传》。

尚、耿两藩的势力虽迅速发展，但与吴三桂无法比拟。三桂享有比他们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皇帝命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两部：凡云南文武官员举黜，皆听三桂裁定。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三桂兼辖贵州，应允三桂所请，“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④。于是，云、贵两省真正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所辖将吏，选用自擅”，各省员缺，也以其部属推选除授，谓之“西选”，“西选之官遍天下”⑤。不仅如此，他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垄断盐、铜之利，经营名贵药材的采买售卖，牟取暴利。三桂把大量的金钱一方面用于“收召人才，树立党羽”；一方面放高利贷给富商，称为“藩本”。三桂的实力比耿、尚两藩更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他们在其藩镇所得，都窃为己有，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①因此，“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②，实非虚语。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此项差使的户部疲于应付，整个财政为此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难境地③。在康熙帝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据之势。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希图利用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土司的叛服无常和海上郑氏的抗清力量，因而听任三藩所为，更助长其势力的急速膨胀。三藩横行南疆，影响及于全国，这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

康熙帝亲政后，就“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④。他以敏锐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势焰日炽”⑤，已构成国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康熙帝早有撤藩之意，但又虑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已洞悉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要求“归老辽东”。这就给康熙帝提供了解决三藩问题的一个难得良机。康熙帝趁势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对他这一主动行动给予高度评价⑥。三桂与精忠得此消息，心不自安。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在京师“希探上意，驰书于桂，令亦如尚、耿之请，从中画谋，弥缝可独留”①。吴三桂依计而行，于同年七月也向朝廷③《觚剩》卷8《粤觚》下。

④蒋良骐：《东华录》卷8，页139。

⑤《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①《清史稿》卷250《王熙传》。

②《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③《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平西王吴三桂密奏本》。

④《清圣祖实录》卷154。

⑤《清圣祖实录》卷99。

⑥《平定三逆方略》卷1。

①《平滇始末》，载《辛巳丛编》。

请求撤藩，与此同时，精忠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康熙帝当机立断，一概批准。但对吴三桂是否也撤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除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极少数人赞成康熙帝的决策外，大多数廷臣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如将吴三桂迁移，还得派兵去镇守，耗费大，不免骚扰地方，不如令三桂继续留镇②。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又扩大到九卿科道，几经讨论，始终没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仍请康熙帝裁决。③康熙帝力排众议，正式作出撤藩的决定。八月二十四日，康熙帝以手诏勅谕三桂，在肯定他的巨大功绩之后，笔锋一转：“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他特别强调指出，撤藩之举，使吴三桂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日夕觏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他向三桂保证，迁移安插都已妥善，“王到日，即有宁宇”④。康熙帝在这份手诏中，温语洋溢，关怀有加，丝毫看不出朝廷对他的疑忌，但他明确暗示，一经撤藩，可使君臣两相无猜，吴三桂可保荣誉，共享太平之福。应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吴三桂接受，自然就会避免一场战争的发生。

但是，吴三桂申请撤藩并非出自真心实意。他不过是故作姿态，以为朝廷会依明朝沐英世守云南例，一定慰留他继续镇云南。他没有料到康熙帝会如此迅速地批准他撤藩，及“命下，愕然气阻，其党愤愤不平”①。吴三桂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他调集人马，断绝邮传，封锁消息，暗令境内只许入而不许出。

九月初，康熙帝派遣办理迁移事宜的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到达云南。吴三桂表面上接受诏书，却一再迁延动身日期，加快叛乱的步伐。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使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折尔肯等被扣留，公开举兵叛清。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继而称周王，以明年为周王元年②。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③。大学生索额图请求处分主张撤藩的大臣。康熙帝说：“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④面对吴三桂公开叛乱，康熙帝迅即采取如下措施：一、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以遏贼势”⑤；二、紧急通知广州与福州，两藩停撤，以孤立三桂；三、将额驸、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家属暂行拘禁，其余散处各地的原属三桂官员一律赦免，使其“安心守职”，以利大局稳定⑥；四、削除吴三桂王爵，宣布有擒斩吴三桂之头者，即以其王爵封赏。是时，康熙帝年仅二十岁，他沉着镇静，以巨大的勇气，压倒一切的气概，独当平叛之任，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挽救清政权免遭覆亡而进行着一场命运攸关的殊死大搏斗。

②《清圣祖实录》卷43。

③刘健：《庭闻录》卷4。

④《清圣祖实录》卷43。

①《庭闻录》卷4《开藩专制》。

②《清圣祖实录》卷44。

③《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④《啸亭杂录》，《论三逆》；又，《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八月八日。⑤《啸亭杂录》，《论三逆》；又，《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八月八日。⑥《清圣祖实录》卷44。

然而，清兵在军事上并无准备。当吴三桂挥军北进时，各城镇非破即降。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福建耿精忠举兵响应，攻略江西、浙江等地，而三桂军已进入湖南，其前锋已抵长江南岸，与荆州清军夹江对峙。仅一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①。接着，叛乱很快蔓延到四川、山西、陕西、甘肃诸省，连河北总兵蔡禄也反于彰德。塞外，又有察哈尔部布尔尼的叛乱。一时间，“东南西北，在在鼎沸”②。

吴三桂发动叛乱，给清政权造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就其性质而言，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争。吴三桂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一度煽惑广大汉人和明故将吏起来反对满族的清朝统治，因而给这场纷争染上了某种民族斗争的色彩。这一斗争已远远超出政治解决的范围，康熙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消除这场政治危机。因此康熙帝运筹帷幄，指授方略，决心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

至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军的战略进攻达到了顶峰。从全局来看，已形成三大战场：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东线；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西线，其中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对京师威胁最大。湖南则为正面战场。康熙帝密切注视战局的变化，亲定了战略方针：清军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顶住投入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对峙而不攻；先从两个侧翼入手，即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主要叛军。待除掉两顾之忧，再集中兵力同吴军决战。于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各个战场上展开了互有胜负的争夺。

康熙帝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对吴三桂坚决打击，其余则视为胁从，在施以军事打击的同时，力主招抚。他亲自给王辅臣、耿精忠等人写信，晓以利害，并保证如“投诚自归”，“即赦免前罪，视之如初”①。康熙十五年六月，王辅臣在兵败之后，向清军投降。陕西底定。十月，耿精忠投降；十二月，一度迫于形势而假投降的尚之信也公开反吴②。康熙帝履行许诺，一律给予优待。他还号召参与叛乱的广大士兵，只要放下武器，也都给予赦免，安排生活。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那些蒙受煽惑的士兵和将官纷纷投诚，每每以数百、数千，至万计，投入清军。吴军日趋分化、瓦解。

康熙帝重用汉兵汉将，是他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政策。开始，他以皇族贵胄为各方面军的统帅，如勒尔锦、尚善、岳乐、喇布、杰书等一大批人皆是清开国元勋的子孙，但他们比起先辈，大为逊色，畏缩不敢战，迟延不进，坐失时机，致使清军屡屡败退，城镇连失。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帝急忙起用汉将，多次指示汉人中有清操和才能的，“不拘资格”，保举荐用③。如著名的“河西三将”即张勇、王进宝、赵良栋恢复陕甘、四川，破云南，捣三桂巢，皆赖其力。还有“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奋于楚，杨捷、施琅、姚启①《清史列传·逆臣传》卷1《吴三桂传》。

②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

①《清圣祖实录》卷48，页3。

②关于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叛清，在史学界似已成定论。但细一考究史实，却大成疑问。如《尚氏宗谱》详述之信为保全地方被迫假降于三桂，并暗报朝廷，已得到圣祖谅解；再述之信得祸致死之经过，表明他之死，非死于叛逆罪，实死于他平时为人残暴，酗酒滥杀无辜而遭报复。《清圣祖实录》所载，多与《宗谱》相类，且有不便明言处，惟记论罪处分时，大学士明珠将之信与耿精忠做了比较，认定前者酗酒，口出狂言，而视后者为大逆不道，等等。此处亦见朝廷对之信的真实看法。

③《清圣祖实录》卷46。

圣、吴兴祚斗于闽，李之芳奋于浙，傅宏烈奋于粤，群策群力，敌忾同仇”①。他们为平叛发挥了重大作用。

自内战爆发以来，每天上奏的军报不下三、四百疏，康熙帝“手批口谕，发■指示，洞的中窾”②。政策和策略正确，从根本上保证了平叛的胜利进行。到康熙十五年底，“东西两巨寇（指耿与王辅臣）既降，乃得以全力办三桂”③。清军逐渐转入战略反攻。

在湖南战场，吴三桂军虽然还占据岳州、长沙等要镇，但吴三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他的统治区内，经济状况恶化，民穷财尽，军饷告乏，军心动摇，大批将吏投向清军。吴三桂已失耿、尚两藩之援，处境更加孤立。吴三桂“兵兴六年，地日蹙，援日寡，思窃号自娱”。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八月，七十四岁的吴三桂得病暴亡。其孙吴世璠即位，改元洪化。他见势不妙，弃衡州，退居贵阳。

这时，清军已进入湖南，在圣祖决策和严令下，清军已将长沙之敌包围，并从水陆两路攻取岳州。康熙帝指出：“歼灭吴逆，荡平诸寇，在此一举。”④他特别强调：“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他甚至以御驾亲征相激励。康熙十八年正月，向岳州发起猛攻，“水陆围困，断其粮道”⑤，迫使吴军弃城逃走。岳州一破，常德、长沙、衡州等相继而下。在清军的猛攻后，吴军全线崩溃，湖南、四川、贵州、广西都被清军收复。康熙帝遣三路大军，分别自湖南、四川、广西向云南进军。至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三路大军终于打破昆明城，吴世璠服毒自杀，其党羽或死或被俘，一网打尽。这场历时八年的内战，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

平定吴三桂叛乱，废除“三藩”，使整个大陆重新获得了统一。康熙帝又乘“平吴”之余烈，抓住时机，着手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他采取既抚且剿的方针，于平吴三桂二年后，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准予郑氏政权投降，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台湾，自此正式并入清朝版图。次年，康熙帝同意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并派兵驻防。

①《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②《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③《皇朝武功纪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

④《清圣祖实录》卷66，页3。

⑤《平定三逆方略》卷43，页3。

第五节　征“罗刹”

当顺治元年（1644）清兵蜂拥进关夺取全国政权时，沙俄殖民强盗已悄悄窜犯到中国的黑龙江沿岸。先是以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有一百三十三人的侵略军，于1643年入侵到黑龙江北岸。二年后，又有哈巴洛夫为首的七十余人的远征军，再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继哈巴洛夫之后，又有斯杰潘诺夫所率领的三百七十余名侵略军，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自波雅科夫首次入侵以来，十年中，沙俄派到黑龙江去的不下一千五百余人。①这一批批殖民强盗，执行沙俄的扩张政策，完全以掠夺土地、黄金及财物为目的，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他们从黑龙江上游，窜至中下游，最严重的是，已入侵到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

这时候，清朝正全力进行国内统一战争，但是它对沙俄日益扩大的猖狂进犯不能置之不理，仍然动员当地军民抗击沙俄入侵。顺治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七年，清军曾在松花江口、呼玛尔诸处及古法坛村等地，大败过沙俄强盗。经过清军反复征剿，基本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但没有彻底根除。沙俄以尼布楚、雅克萨等处为巢穴，筑城盘踞，不时地出没在上游地区。清军之所以未能彻底驱逐沙俄侵略军，主要原因：一是对沙俄入侵的严重性认识尚不足，把沙俄的入侵仅看作是沙俄不法之徒的骚扰。二是力量不足。顺治时，清朝把几乎全部力量用于同农民军余部和南明作战，没有余力反击沙俄的侵略。三是准备不足。黑龙江地处辽远，“饷不继”①，多次征剿，皆因粮饷问题，被迫“中道而返，未获翦除”②。

康熙帝即位之初，这种情况仍没有根本改变。他亲政后，“即留意”沙俄对黑龙江的侵略，“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③，已经为反击沙俄作好了思想准备。当康熙帝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黑龙江问题时，爆发了吴三桂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他无力北顾，还把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等地驻防清军南调，甚至“调兵一空”④，全力用于平叛。这又给沙俄以可乘之机，继续阴谋扩大和加紧对中国北疆的侵略。他们以策动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如根特木尔叛逃的手段，来达到他们侵占中国土地的目的。

康熙帝对沙俄采取了和平外交的方针。他从康熙六年起，在十余年间，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臣前往尼布楚交涉，并给沙皇写信，阐述了清朝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呼吁沙俄停止侵略，交还逃人，和平地解决争端。康熙十五年，沙俄使臣尼果赖来华活动，康熙帝再次要求俄方“归还逋逃，严禁罗刹，毋扰边境，许贸易通好”①。但是康熙帝的一切和平努力，沙俄根本不予理会，相反，继续扩大侵略活动，又窜至黑龙江中游的精奇里江各处筑室盘踞。

沙俄野蛮无理和侵略行径，使康熙帝无法容忍。他指出：“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又写作费雅①《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卷1，页101，商务印书馆版。

①《圣武记》卷6，《明朝俄罗斯明聘记》。

②《平定罗刹方略》（一）。

③《清圣祖实录》卷121，页11。

④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①《平定罗刹方略》（一）。

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②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沙俄无端侵略的愤慨心情。为此，康熙帝着手积极备战，加强东北边防。康熙十五年，康熙帝决定把宁古塔将军衙门移至吉林乌喇（今吉林市），倚江畔，“建木为城”。调来新旧满洲八旗兵二千人，徙关内直隶各省的“流人”数千户来此定居，主要任务是建造战船，屯积粮草，并营建水师营，“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指沙俄）”③。康熙帝显然是把吉林作为反击沙俄侵略的战略基地。

康熙二十一年（1681）春，吴三桂叛乱刚刚被镇压下去，康熙帝不畏长途跋涉之苦，亲自“省观”吉林。此行目的，“巡视边疆，远览形胜”，为反击沙俄作政治动员和军事方面的进一步准备①。在吉林期间，他还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高级将领，听取他们的报告，直接了解防务和沙俄入侵的最新事态的发展。这次远足巡视，促使康熙帝下决心向沙俄发起反击。

康熙帝一行是在当年五月初返回北京的。他曾同廷臣讨论征剿罗刹的事。“众皆以路远为难”，对反击沙俄持消极态度。康熙帝指出：“征剿罗刹似非甚紧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他力排众议，当即做出“征剿”沙俄的战略决策②。他先派遣副都统郎坦、彭春等率二百余人的小股部队，前往黑龙江侦察敌情。行前，康熙帝密授机宜：此行以“扑鹿”为名，迷惑沙俄侵略军，使侦察得以顺利进行。其次，要详细考察黑龙江陆路远近，至额苏里水路里数。最重要的是直抵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③。

年底，郎坦等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向康熙帝报告说：“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④还不到三十岁的康熙帝，深谋远虑，当即采取如下措施：一、调取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五百人，并携带红衣大炮、鸟枪等，由宁古塔将军巴海、萨布素率领至黑龙江。二、在瑷珲、呼玛尔两处“建立木城”，与沙俄“对垒”。三、备足军粮，令科尔沁十旗和锡伯、乌拉地区官庄提供一万二千石粮食，足够三千部队三年之用。清军至驻地，即行屯田耕种，再由索伦人接济牛羊。为保证长期粮饷供应不断，康熙帝又指令开辟辽河、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水陆联运。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运饷的困难，保证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长远看，康熙帝的措置对开发东北也有重大意义。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萨布素提出攻取雅克萨的作战计划：预定四月水陆并进，沙俄不投降即攻城，如攻取不成，则遵旨“毁其田禾以归”①。康熙帝批准了这个计划，又任命都统公彭春任统帅，增派副都统班达尔善、马喇及善使水师的建义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从京师、东北及河北、山东、河南、②《清圣祖实录》卷119。

③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①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②《征罗刹方略》（二）。

③《清圣祖实录》卷104。

④《八旗通志初集》卷153，《郎坦传》。

①《清圣祖实录》卷119。

山西等省调来八旗官兵，另从福建调来藤牌兵四百人，共计兵力近三千人，先集结于瑷珲。康熙帝还考虑到前线与朝廷之间要保持军事畅达而迅速，特指示自齐齐哈尔（墨尔根）至雅克萨之间设立驿站，令杜尔伯特与扎赉特两旗派兵五百和量拨索伦兵分驻各驿站，负责传递军情。在康熙帝的精心筹划下，军事部署已是十分完备。

四月二十八日，彭春、萨布素统率清军自瑷珲水陆并进，目标直取雅克萨。至六月初，胜利的捷报已飞送北京：沙俄遭到沉重打击，被迫出城投降。康熙帝发出新的指示：“雅克萨虽经克取，防御断不可疏，应于何地驻兵弹压，此时即当定议。”②经议，清军毁雅克萨城，分别撤至黑龙江城（瑷珲）、墨尔根两处筑城屯种。

清军撤离雅克萨不久，沙俄派遣拜顿率授军已赶到尼布楚。七月初，他汇合托尔布津的残兵败卒共五百余人，再次返回雅克萨据守。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萨布素紧急上奏，二月，康熙帝明令，要“速行扑剿”①。萨布素率部于五月末兵临雅克萨城下，双方炮击，枪弹交加。沙俄军损失严重，其头目托尔布津被击毙。清军将俄军围困达五个多月。至严冬，俄军只剩下一百五十余人。这时，沙俄被迫遣使来华求和。康熙帝说：“朕本意屠城，欲从宽释。”即下令清军解围②。第二次反击战又以胜利告终。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康熙二十八年，双方使臣会于尼布楚谈判边界问题。康熙帝规定划界的原则，说：“朕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③清方代表索额图等坚持康熙帝的指示，顽强谈判，屡屡戳穿俄方诡计。康熙帝为促使和平尽快实现，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终于在七月共同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北一段的边界线。从此，我国东北地区获得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和平时期。

反击沙俄侵略，是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它自始至终都是在康熙帝筹划和指挥下进行的。他坚持收复失地，不畏强暴，敢于同一个从未交过手的敌人进行战斗，这显示了他的气魄和勇气。

②《清圣祖实录》卷121。

①《清圣祖实录》卷124。

②《平定罗刹方略》（三）。

③《清圣祖实录》卷135。

第六节　抚蒙古

当清军在黑龙江畔反击沙俄殖民强盗时，在我国西北又爆发了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的入掠，在平息噶尔丹兴兵的前前后后，康熙帝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为安定北疆、巩固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准噶尔部原属于额鲁特四部蒙古之一，游牧于伊黎河流域。在清兵进关夺权，全力对南明和农民军用兵，而“未遑远略”，无暇北顾时，他们趁机“雄长西北”，对清朝“间通使，间为寇”①。其中，准噶尔部变得强大起来，它四出剽掠，搅得草原无宁日，各部蒙古无不受其侵害。当噶尔丹夺取准部的统治权后，吞并了各部蒙古的大片领地，势力猛增，到康熙十七年，它已控制了天山南北，远及青海与西藏。次年，他自称“博硕克图汗”。尤其严重的是，他投靠沙俄，企图借沙俄之力来实现其政治野心。沙俄在侵略黑龙江的同时，又侵入到喀尔喀蒙古地区，占领了我国贝加尔湖直至石勒喀河的广大领土。它插手蒙古内部的纷争，挑拨和引诱他们脱离清朝而投入俄国的怀抱。从康熙十三年到二十二年的十年间，噶尔丹几乎年年派使者前往俄国，乞求军事援助。沙皇给予鼓励和支持。噶尔丹更加大胆地在广阔的草原上采取军事行动，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噶丹尔率三万铁骑，向喀尔喀发动了全面进攻，实则是向喀尔喀的保护者清朝宣战。仅一年多，喀尔喀三部即札萨克图汗、车臣汗、土谢图汗都被击败，它们的王公贵族和数十万牧民无法立足，尽弃牲畜帐幕南下，逃入谟南（今内蒙古）境内。这时，康熙帝派出的边界问题谈判代表团前往色楞格斯克，正好路经喀尔喀境，据他们所见，“喀尔喀国男妇驼马络绎南奔，不下万数，若有蹑其后者”。几天后，只见“南徙者蔽地而来，前后相望六十余里，马少驼多，挽驼者皆妇人”。由于缺乏饲料，“遗弃牛马死者相枕，臭闻数里”①。

噶尔丹吞并喀尔喀三部，破坏了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给广大的蒙古牧民制造了深重的灾难。准军的铁蹄所到之处，草原上鲜血遍地，一片恐怖景象。

面对噶尔丹的侵扰，康熙帝迅速作出决策：首先安顿溃逃的喀尔喀部民，命尚书阿尔尼等调拨归化城、独石与张家口两处仓储粮食，赐给茶、布、牲畜十余万，进行紧急救济。其次，他指令科尔沁划出部份水草地，暂供其游牧。他向噶尔丹发出通告，令其率众西撤，归还侵地。康熙帝召见在京的沙俄使臣，严正警告沙俄，支持噶尔丹，即有意要“开兵端”！但是，无论噶尔丹，还是沙俄，都拒不接受康熙帝的警告。更为甚者，噶尔丹还以追喀尔喀为名，侵入乌尔会河一带。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率军二万，一直深入到距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

噶尔丹“其志不在小”，已暴露出窥视中原之意。同年六月，康熙帝下诏亲征，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军出喜峰口。当噶尔丹深入到乌兰布通时，康熙帝命右翼停止进兵，改命康亲王杰书等屯归化城，截其归路。八月一日，清军与准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激战一整天，大破准军数万人。噶尔丹卑词乞和，①《圣武记》卷3，《圣祖亲征噶尔丹记》。

①见《出塞纪略》，载《圣武记》卷3，《附录》。

康熙帝不允，命令“速进兵，毋堕贼计。”果然，噶尔丹不等答复，连夜北逃，清兵追赶不及。八月下旬，清军振旅班师。

康熙帝趁噶尔丹败逃之际，加紧整顿喀尔喀各部，巩固清政府对它的管辖，以便孤立噶尔丹。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决定在上都多伦诺尔举行会盟，传知喀尔喀各部及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贵族齐聚会盟之地。在这里，康熙帝连续举行召见、宴会、会盟、阅兵、赏赐、裁决是非等庄严的仪式和步骤，显示了清朝作为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康熙帝宣布：将喀尔喀各部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共分三十四旗，“其号亦与四十九旗同”①。康熙帝以此会盟的形式，恩威并施，迅速地安定了喀尔喀，并从体制上调正和明确了它的内部关系，也增强了同噶尔丹的斗争力量。

五月六日，会盟结束，康熙帝回到北京。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逃跑后，仍在谋划卷土重来。他派人去莫斯科求救。沙皇答应：“至青草出后，助鸟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克鲁伦东方界上。”②康熙帝仍在争取噶尔丹，康熙三十三年，约其来会盟，遭到拒绝，派去的使臣也被杀害。康熙帝知噶尔丹毫无悔改之意，便略施一计：密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伪降噶尔丹，答应为内应，夹攻清军，以此引诱其出动。噶尔丹果然上当，清军以逸待劳，一举歼灭之。次年（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果然亲率三万骑兵，沿克鲁伦河而下，进至巴颜乌兰屯驻。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再次统帅八旗劲旅出征。兵分三路，康熙帝自将中路，开赴瀚海以北，约期夹攻。行军七十余日，士马馁困。康熙帝与将吏“同其菲菜，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③。途中传来沙俄助兵的消息，有的将吏提出暂缓进军，大学士伊桑阿等力主请回师。康熙帝很生气，说：“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且大军退，则贼尽锐往西路，西路军不其殆乎？”挥军疾趋克鲁伦河，康熙帝“手绘阵图，指示方略”①。噶尔丹闻讯，登山遥望清军军容甚盛，见有御营黄幄龙纛，知道康熙帝亲征，顿时丧胆，急令拔营逃循。次日，清军赶到克鲁伦河，对岸已不见一帐。康熙帝亲率前锋追赶三天，至拖诺山，也没追上叛军，便下令回师。

噶尔丹奔逃五昼夜，至昭莫多，却与清西路军遭遇。大将军费扬古分兵埋伏于周围树林，将噶尔丹引诱到伏击圈内，进行围歼。这一仗消灭叛军万余人，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②。六月，康熙帝驾还京师。

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全军覆没，从此便一蹶不振。其在伊黎的老巢，已被他的侄儿所夺占。由于他的暴虐统治，新疆、青海部民都背叛了他。他到处流窜，无处安身。康熙帝还希望他悔过自新，特命理藩院自独石口至宁夏设驿馆，召其主动投顺。但他拒绝了康熙帝的宽大。于是，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给噶尔丹以最后的一击。噶尔丹残部不过五、六百人，一听说清大兵将至，纷纷前去投降，还带路追捕噶尔丹。同时，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拥劲兵，准备活捉他。噶尔丹众叛亲离，连沙俄也抛弃了他，他惧怕被擒，便服毒自杀。他的尸首与其子女一并被献给了清军。噶尔丹发动①《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一》。

②《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4。

③康熙：《御制朔漠纪闻》。

①《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②《清圣祖实录》卷173。

的武装进掠，历时八年，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平定噶尔丹以后，康熙帝对准噶尔部仍采取非常宽大和笼络的政策。他继续坚持满蒙贵族联姻的传统作法，把宗室之女嫁给准噶尔王公贵族。噶尔丹之子色布腾巴尔珠尔被俘时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康熙帝予以“恩养”，授为一等侍卫，康熙五十四年，将宗室觉罗长泰之女嫁给他，并授为“镇国公婿”①。噶尔丹之侄孙丹津阿拉布坦于康熙四十一年来朝降清，康熙帝即优礼相待，封为多罗郡王②。康熙帝的这些亲善措置，对准噶尔部起了安抚与稳定的作用。使他们同清朝保持着密切关系。

至康熙帝晚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兴兵作乱，侵入西藏，大肆抢掠破坏。满汉大臣都以路远不同意进兵西藏。康熙帝断然否决他们的意见说：“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③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康熙帝令清军护送达赖七世进藏，大破叛军，西藏很快稳定下来。

康熙帝决策并统帅大军三次出塞，消灭了侵扰边境的乱军，进一步统一和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对沙俄的侵略与扩张是一次沉重打击，有力地捍卫了西北和北部边疆的领土完整。这是康熙帝创立的又一大业绩。特别是在筹划平叛及处理复杂的蒙古问题过程中，康熙帝的胆识、远见、气魄，甚至不计“万乘之尊”与将士同甘苦，以及勇于实践的精神，堪称是历代帝王的典范和楷模。

①《清圣祖实录》卷224。

②《清圣祖实录》卷210。

③《清圣祖实录》卷287。

第七节　理财政

康乾“盛世”（包括雍正）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经济取得了全面的进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是“盛世”的开创和开始的时期。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为“盛世”确立了稳固而坚实的物质基础。康熙帝在顺治朝经济开始回升的基础上，大力整顿财政，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活力，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顺治时期，是在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对财政采取某些应急措施，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明清（后金）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和明末农民战争，加之明末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社会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尽管顺治帝和他的理财能臣们想尽办法，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尚未得到根本改善，“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①。康熙帝即位初年，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康熙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奏道：“司农告匮，议及加派天下地亩五百余万两。”②不得不仿照明朝加派之法，每顷加征银一两。总收入略增加，还是支付不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各项费用。连少年皇帝也感叹：“民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实为不忍。”③康熙六年（1667年），才十四岁的康熙帝对吏部各部门发出指示，其中写道：“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世。”①以后，他不断阐述这一基本思想，显然，这是他追求的治国目标。封建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土地。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难题是，近京各州县的许多土地都被满洲贵族所圈占。这一圈地风潮持续了二十余年，到康熙五年，还发生圈换民地的事件，致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康熙八年，他亲政之始，便下达禁止圈地的命令：“朕缵承丕业、乂安天下，满汉军民原无异视。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②这场公开掠夺民地的暴行，延续多年之后，终于被永久禁止。康熙帝这一措施颇得民心，社会也得到安定。

就实际而言，废止京畿“圈田令”，还仅是个局部问题。对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康熙帝提倡和奖励垦荒。且不说关内各省经济残破，即如关外清的“龙兴之地”，也同样是“荒城废堡，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无法耕种③。顺治时，曾规定鼓励垦荒的政策，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此项政策收效不大。到康熙帝即位，才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康熙元年，下了一道严令：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秋，请旨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④。这以后，康熙帝又规定了具体条例，把垦荒和人口增加与否，作为考核各级官员升降奖罚的基本依据。康熙帝说得好：“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①王庆云：《熙朝纪政》卷3，页42。

②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1。

③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1。

①蒋良骐：《东华录》卷9，页147。

②蒋良骐：《东华录》卷9，页152。

③《东华录》卷8。

④《大清会典》卷2《户部·田土·开垦》。

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犬之休。”①康熙帝着力于“劝垦”，正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积蓄丰厚的物质财富。

为了调动农民归乡、垦荒的积极性，康熙帝一再放宽起科的年限。开始，一般都定为垦荒三年起科，至康熙十年，又延至四年，再改为六年。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又指示：“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②以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起科年限又有所缩短，各省规定不尽相同，三、五年不等。到康熙帝后期，“国用已足”，对一些新垦荒田仍“不事加征”③。垦荒政策贯彻康熙帝执政的始终。广大农民受到鼓励，并得到垦荒的实惠，生产的积极性随之而提高了。康熙十三年，“定招民开垦酌量试用之例”：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三十顷以上至百顷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试其文化程度，授与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④。条例还特别鼓励殷实之家即地主乡绅垦田。他们家给富足，有条件多垦荒，所以，所得利益最多。

通过垦荒，其土地即归开垦者所有，“不许原主复问”。还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均并入所在州县土地，“与民田一体给民为业”，此一田地称为“更名地”。愿认领“更名地”者，需向当地州县官府缴纳“易价银两”，实际是变价出售给农民。康熙九年（1670），规定“更名地”与民田一例输银，免其纳租，取消易价银，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赋。这项改革，使农民增加获得土地的机会，也减轻了负担。

康熙帝在位时期，垦荒与耕地稳步增长。以康熙二十四年为例，该年土地为五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余顷，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五十多万顷。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说：“今天下户口甚繁，地无弃土。”①至康熙六十一年，达到八百五十一万九百九十余顷。②康熙帝一直很重视兴修水利。他认识到水利与发展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把它看成是自己为政的一件大事，一直到逝世，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

自顺治以来，为害最大的是黄河、淮河、连年决口。据统计，在康熙帝执政的最初十五年内，黄河决口达六十九次，平均每年决口四点六次。黄、淮每次决口都给中原产粮区和江南苏、松等富庶之区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到局势的稳定。顺治时，每年为治黄投资百数十万两，役丁夫数万，迄无成效。到康熙十五年，已更换五任河道总督，也无济于事。康熙帝决心治黄，务求“一劳永逸之计”③。

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选中才能卓著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继任河道总督。在全力平吴叛乱、国家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康熙帝不为廷臣议论所左右，全力支持靳辅整治黄河的大修计划，拨给治河经费二百五十余万两④，①《清圣祖实录》卷44。

②同上。

③《清圣祖实录》卷256。

④《清朝通典》卷一，《食货》一。

①《清圣祖实录》卷256。

②《清世宗实录》卷3。

③《清圣祖实录》卷63。

④《清圣祖实录》卷63。

此后，每年拨三百余万两。在康熙帝的严督下，靳辅尽心主持河务，历六年之艰辛，使黄河、淮河尽复故道，水患顿消。康熙帝高兴地说：“河道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今闻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以后益宜严毖，勿致疏防。”①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帝南巡，首次阅河工，并召见靳辅，高度评价他治河的功绩，即兴赋诗一首，赐给他，还嘱他大功告成时，将治河事写成书，赐书名《治河书》，以“垂之永久”②。自这年始，至四十六年，康熙帝曾六次亲自视察河工，实地考察，指授治河方略，对治河起到了领导与指导的重大作用。

康熙帝重用水利专家靳辅治河十一年，不仅全面整治了黄、淮，变水害为水利，并疏理了运河，使之畅通无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治黄淮，兴水利，是康熙帝的一项重大成就。他去世后，官修《圣祖实录》赞扬他“治淮黄，筑六坝，修太行堤，障沁河诸水之下流；疏永定、子牙两河之潴泄，捍民之患，而仁被于泽。”③又说：“巡阅河工，指授方略，淮黄底定，世赖平成。”④这些颂扬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康熙帝身为帝王，时时“轸念民生”，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的。在他执政五十一年时，他总结自己的治绩说：“朕宵盱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实政，无如除赋蠲租。”蠲免钱粮，是他“轸念民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自己颇为满意的一大“实政”。实在说，康熙帝一朝蠲免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坚持时间之久，数量之巨，都是在此之前任何一代所无法比拟的。在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凡遇国家庆典、战争及他巡幸所经之地，即行局部的或全国性的蠲免。而灾荒蠲免则是经常而无间断的。灾荒如水、旱、虫、霜雹、地震、火及风所造成的破坏，康熙帝即据灾情，给予蠲赋，或减征，或赈济，务使灾民存活。康熙帝做到了无年不蠲免，无地不蠲免。一年之中，有蠲免一省至数省的，有一省连蠲数年的，至于一城、一县、一乡受蠲免的就更多了。如，康熙帝决定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地租额免征，“三载之内，布惠一周。”其后，“普免之典，实肇于此”①。康熙四十四年，据大学士统计，自康熙元年以来四十四年间，全国所免钱粮总数共九千余万两②。至四十九年，据户部奏，蠲除之数“已逾万万”③。特别是，就在这一年，康熙帝宣布：从明年即康熙五十年始，在三年以内，将全国各省钱粮“通免一周”。决定先蠲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钱粮。至于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至期候旨行”④。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已统计三年之内，“总蠲免天下地亩人才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①《清圣祖实录》卷77。

②靳辅：《治河方略》卷首，《进书表一道》。

③《清圣祖实录》卷300。

④《清圣祖实录》卷1。

①王庆云：《熙朝纪政》卷1，《纪灾蠲》。

②《清圣祖实录》卷223。

③《清圣祖实录》卷244。

④同上。

两有奇”⑤。

康熙帝在执政五十年时说过：“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⑥他把蠲免看成是“古今第一仁政”⑦。数十年来，他躬身实践，收效明显。民困得到纾解，民力得到培植，国家储积充盈。值得称道的一件盛事，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向全国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为准，“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①康熙帝大胆取消新增人丁的人头税，这是历代所未曾有过的一桩带有根本性的大事。这一宣布，标志着当时的经济已达到高度繁荣的程度！康熙帝的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变，还预示着解放生产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的迅速增长。至康熙帝晚年，全国耕地面积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由数千万骤增至一亿数千万！因此，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上，也就是宣告“盛世”的开始！

⑤《清圣祖实录》卷251。

⑥《清圣祖实录》卷244。

⑦《熙朝纪政》卷1，《纪蠲免》。

①《清圣祖实录》卷249。

第八节　重文化

康熙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刚刚从武力取天下转入和平建国时期。他顺应这一形势，大力倡导汉族的传统文化，并率先示范，把自己所学与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孜孜求治，取得了先辈们所不曾有过的业绩；同时，又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确属罕见。

康熙帝重视文化，倡导并率先学习各种知识。康熙五十年（1711），有一次，他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则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②这段话是他对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刻苦学习的生动概括和总结。除了学习中国典籍，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如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以及哲学、医学，无所不学。他在西方学者如南怀仁、徐日升等人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这些知识。他还有兴趣地学习西方乐理，学会使用乐器。西方传教士引入的科学仪器，他都热衷于操作，亲自应用仪器测量高度、距离。①在当时，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

当然，在他所学的知识中，他最重视的是儒学，他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学。他深入研究，不断阐发其微言大义，自成一家之言，成为理学的权威。他组织编纂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亲自为序，阐明他的见解。来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细心地观察康熙帝言行之后，认为“他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教的精神”，称他是中国“儒教的教祖”。

康熙帝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纷纷仿效，一时成为风气。深有造诣的经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不断涌现出来，他们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封建文化开始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显示了空前昌盛的景象。但是，正如作为一个西方人的白晋所指出：“现今中国，人们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了哲学以外的其它学问。”这就是说，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康熙帝这样杰出的封建帝王在内，从来都把儒学伦理放在第一位，用封建纲常一套思想来维护巩固统治，至于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把它视为“淫巧”而加以排斥。康熙帝热心学习各种知识，包括西方科学知识，是他从一个帝王的立场出发，要使自己成为万民景仰的绝对权威，以驾驭群臣和人民，俯首听命。因此，他在这一点上与历代帝王并无根本不同。他把学到的西方新知识，自己垄断起来，没有指示更没有倡导把它推广到生产实践中去，因而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给中国的生产发展带来益处。

康熙帝把自己精心学到的儒家伦理应用于治道，却是取得了完全成功。

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耳。”①他学习愈深透，求治之心愈切。同他的学习态度一样，他六十余年如一日，为政毫无懈怠之时，可概括为一是勤，二是实，即勤于政事，讲实际，求实效，不尚空话，饰虚文。

②《清圣祖实录》卷245。

①白晋：《康熙皇帝》。

①《清圣祖实录》卷43。

康熙帝去世前，留下遗诏，曾说到他一生的辛苦：“自御极以来..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深感“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②。短短几句话，是他六十一年勤政的写照。从登基之日始，特别是他亲政后，每日“昧爽视事，惟恐有怠政务”③。即使有病，“亦勉出听政”，有时半夜来了紧急奏报，必“披衣而起”④。每次出巡，不论在何地，也是日日处理政务，他坚持当天的事当天处理完。据白晋亲见，康熙帝“日夜为国操劳”。康熙帝曾对心腹之臣高士奇表露他的苦衷：“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画于胸中。”①这又反映他勤于思考，处事深思熟虑的严谨作风。

康熙帝为政，主张“见诸实行，不徒空谈”②。他自己这样做，要求大小臣属也这样做。他认为，凡事皆在人为，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反对用“天命”一类的“虚文”来掩饰自己的庸碌无为。他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如其所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惟有“实心行实政而已”。所以，他一生从不许谈论什么“景星”、“庆云”、“芝草”等祯符祥瑞，他说，这都是“虚文”，“朕所不取”③。臣属每逢国家庆典对他称颂、上尊号，祝寿，这些都为康熙帝所拒绝。群臣准备为他庆七十寿辰，这最后一次请求也被他拒绝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寿六十有九。葬景陵。庙号“圣祖”，尊谥为“仁皇帝”。

②《清圣祖实录》卷300。

③《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850。

④《清圣祖实录》卷99。

①《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1250。

②《清圣祖实录》卷43。

③《清圣祖实录》卷275。

第六章 代善

第一节 尊号“古英巴图鲁”

爱新觉罗·代善，生于明万历十一年七月初三日（1588年8月19日），为努尔哈赤的次子，也是清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清朝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代善与兄长褚英，均为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所生，十四五岁时即被尊称为贝勒。明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主策穆特赫来到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内），拜谒努尔哈赤，说：“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乌拉国主布占泰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①努尔哈赤派三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与大臣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领兵三千，往斐优城，迎接策穆特赫部众归附。他们到达斐优城后，收四周屯寨约五百户。三位贝勒令费英东、扈尔汉带兵三百护送先行。不料乌拉布占泰贝勒闻悉，命博克多贝勒领兵一万余，潜伏在图门江右岸的乌碣崖一带，于三月十九日，突然冲出，拦路截杀。扈尔汉一面让护送的五百户斐优城女真在山上树栅扎营，遣兵一百卫守，自己率兵二百与敌军列营相持，一面派人将乌拉拦劫之事回报三位贝勒。

第二日，三位贝勒领军赶到。面对大军突袭的严重威胁，褚英、代善对着全体官兵，策马愤怒说：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愁惧。布占太曾被我国擒捉，铁锁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布占太犹然是身，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岂天释之耶？尔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①50000053_0183_0这番话，言语虽然不多，却大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对鼓舞士气有很大作用。当时建州军队只有三千，乌拉军多达万余，而且是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双方实力对比相当悬殊，建州兵丁能否冲破敌军包围安全返家，已是一大难题，要想打败对方，更是谈何容易。

褚英、代善的话无疑起了很大的鼓舞，建州兵们齐声叫喊说，“吾等愿效死力”，“遂奋勇渡河”。

代善与兄长褚英乘机领军“登山而战，直冲入营”，大破乌拉兵。回师以后，努尔哈赤因代善“奋勇克敌”，斩杀了敌军统兵贝勒博克多，遂赐与“古英巴图鲁”美号。“古英”乃满文音译，意为“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为英勇，是勇士的美称，既英勇，又硬如钢铁，更是勇士之最。这个尊号，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可见努尔哈赤对代善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嘉奖。

万历四十年（1612），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额亦都、费英东等五大臣，因不堪忍受执政的汗之嗣子大阿哥褚英的虐待，而联合向努尔哈赤上告，努尔哈赤十分气愤，革掉褚英的嗣子身份，罢其执政（三年后处死）。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听说布占泰欲囚禁所娶努尔哈赤的两个女儿，又要娶取努尔哈赤先前已聘的叶赫布斋贝勒之女，努尔哈赤大怒，统兵三万，进攻乌拉，连取逊扎塔、郭多、鄂谟三城。布占泰率兵三万，越富尔哈城迎敌。①《武皇帝实录》卷2。

诸贝勒、大臣欲战，努尔哈赤拒绝说：“岂有伐大国能遽使之无孑遗乎？”乌拉是与己“同等之大国”，是棵巨大的树，对这样的大树，只能一点一点地砍伐，不能一下折断，应先取各城寨，然后才能攻其首都。此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不我待，四个月以前进攻乌拉时，就是因为努尔哈赤讲了同样的话，拒绝了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攻其都城的建议，俘获不多即行回兵，这次如果又中途而止，士气很难振奋，将会拖延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努尔哈赤一向是言出令行，决定之事很难更改，说不定还要惩办违令而行之人，可是，不讲，不进攻，贻误了战机，其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在这紧要关头，代善挺身而出，冒险率众将奏请进攻。《满洲实录》卷二载：太祖子古英巴图鲁、侄阿敏及费英东、何和里额驸、达尔汉辖、额亦都、硕翁科罗等奋然曰：初恐布占泰不出城，尚议设计赚之，今彼兵既出，舍此不战，兴兵何为？厉兵秣马何用？布占泰倘娶叶赫女，其耻辱当何如，后虽征之，无益矣。今人强马壮，既至此，可与一战。

这番言语，既说明了必战的理由和能胜的根据，又讲清了不战的严重后果，而且还使用了激将法，果然说服了努尔哈赤，他立即下令全军冲杀，顷刻之间，击溃敌兵，杀一万人，获甲七千副，灭了几代相传的强国乌拉。代善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又立下一大功。

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蒙古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亲自送女儿来到翰河渡口，嫁与代善为妻。

第二节 大贝勒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已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重创叶赫，臣服建州各部，国土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又确立了八旗制度，遂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正式建立后金国，登上了“英明汗”宝座，定年号为天命。代善与堂弟阿敏、五弟莽古尔泰、八弟皇太极被努尔哈赤封为和硕贝勒，以年齿为序，分别称为大、二、三、四贝勒。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率八旗军队进攻抚顺。十四日进驻瓦浑鄂谟，是夜，忽晴忽雨，努尔哈赤谕告八旗贝勒、大臣说：“阴雨之时，不便前进，可回兵。”

努尔哈赤的这一命令，很不明智，将给后金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代善以大局为重，又冒险谏阻说：我与明和久矣，因其不道，故兴师。令既临境，若遽旋，将与明复修好乎，抑相仇怨乎？兴兵之名，安能隐之。天虽雨，吾军士皆有制衣，弓矢亦有备雨具，何虑沾湿。且天降此雨，以懈明边将心，使吾进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我不利彼也。</PGN0185.TXT/PGN>代善的这一段话，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与明和好，还是对抗为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代善所说的“和好”，不是说平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利互助友好往来，也不是中央与边疆正常的经济交流宽厚相待，而是讲建州女真为明臣仆受人欺凌的封建隶属关系。如果因雨回兵，与明“和好”，那么，努尔哈赤就要放弃“覆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照旧充当被明朝目为夷酋的建州左卫都督，就必须按时朝贡，遵守国法，以辽东巡抚为父，听任边将勒索压迫，也就必须把已经兼并的女真部落退出来，使其各自为主，取消已经建立的强大的后金国，三十五载奋斗的丰硕成果，全部付之东流。这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努尔哈赤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长期南征北伐血染战袍的八旗贝勒、大臣不能容忍的。

第二，军机泄漏，后患无穷。代善说，“兴兵之名，安能隐之”，这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要事。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抚顺，这是很难掩盖的。兵贵神速，尤以出其不意为上，走漏风声，敌军知觉，严加防备，就很难击败对方攻克城堡了。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重要，他制定的用兵围猎的禁令，便明确规定“严法令，禁纷杂，戒喧哗”。他指出：“战时喧哗，敌先知觉。猎时喧哗，声响山谷，兽即遁走。”①就在出征之前两个月，努尔哈赤已和诸贝勒、大臣议定伐明雪恨，要砍伐树木制作梯子，又怕明方发现，遂通告众人说，“诸贝勒伐树，修建马厩”，派七百人砍树。过些时候，唯恐明通事来此，看见做梯子的木材，下令将它做成栓马的栅栏。②做梯子，都怕人发觉，这几万大军的行进，尘土飞扬，声震数里，明国能不知晓？它一获悉建州反叛，必然要调兵遣将，赶运刀枪炮箭粮草，整修城池，加强防守，那时再来进攻，困难就大多了。

第三，有备无患，乘雨突袭，变不利为有利。代善指出，天虽下雨，道路泥泞，行走不便，但是，兵士有“制衣”，弓箭有备雨用具，还是可以继①《满文老档·太祖》卷4。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6。

续前进的，而且，正因为这样，敌军可能松懈，哪有冒雨远道跋涉进攻城堡的？因此，利用下雨之机，突然偷袭，犹如自天而降，敌方必然措手不及，所以，“此雨利我不利彼也”。

代善的建言，从政治决策到战略战术都讲得十分清楚，因此，努尔哈赤“善其言”，撤销了退兵的决定，下令前进，于第二日四月十五日轻取抚顺，攻克马根单、东州等城堡五百余，获人畜三十万，获得了征讨明国的第一个大胜仗。在这关系到后金发展的重要关头，代善再建奇勋。

四月二十一日，八旗兵已出明境，明辽东总兵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海州参将蒲承芳，领兵一万追来，代善与弟皇太极令士卒披挂甲胄，准备交战，并飞报汗父。努尔哈赤听后谕告说：“彼兵非来与我为敌，盖欲诈称驱吾兵出边，以诳其君耳！必不待我兵也。”遣额尔德尼巴克什谕令代善二人停兵。代善、皇太极认为此令不妥，遣人回报，奏请进击明兵说：“彼兵若待我兵，则战，若不待，必自走矣，吾欲乘势袭其后，不然，我兵默默而回，彼必以我为怯不敢战也。”努尔哈赤赞同此议，遂率全军前进，猛攻明军，斩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官五十余员，追杀四十里，明兵十损七八，后金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大获全胜，使明国“远近大震”①。

天命四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统军进攻叶赫，代善奉汗父之命，率将十六员、兵五千，于夹哈关、防御明兵。

三月初一至初四日，明金（清）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大决战——萨尔浒之战。此时努尔哈赤已年逾花甲，主要确定用兵方针，至于统兵冲杀，则基本上是由代善负责。三月初一，努尔哈赤决定，首先迎击明西路杜松军。代善奉父命，率诸贝勒大臣统兵前行，至萨尔浒与明军交战，努尔哈赤随后赶到，八旗健儿奋勇冲击，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消灭了明军主力。三月初二日，转攻明北路军马林部，努尔哈赤告诉代善，要全军“下马徒步应战”。代善刚命令左翼二旗兵士下马，忽然发现明兵冲上前来，他立即向汗父说，不行，明军进攻了，我们要前进。话音刚落，他便果断地策马向前，其他官将兵丁立即跟上，猛攻明军，马林总兵仓惶逃走，北路军又告失败。探子报告，东方发现明军，代善向父奏准，于三月初三日带二十人前往侦察，并赶回都城，告诉捷音，安慰了留在城内的家眷，随即返回与父会合。努尔哈赤叫代善率领大兵前往应战，己则回都坐镇。三月初四日，代善统兵与明勇将刘铤决战于阿布达里岗。一开始，四贝勒皇太极经代善允许，领兵向西冲击，明兵“毫不动摇”，代善便“亲自冲入中路”，明兵“开始动摇败走”，八旗劲旅奋力厮杀，斩刘铤，全歼明东路军。①明南路军李如柏部闻风退回，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以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而结束。在这场关系到爱新觉罗家族生死存亡和后金兴衰的关键战争中，代善又建树了殊勋。

天命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代善从汗父克铁岭，并大败前来援明的蒙古喀尔喀部斋赛等贝勒的万余联军，生擒威震喀尔喀五部的名酋斋赛等二十位贝勒、台吉。八月二十二日，代善偕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领兵攻陷叶赫西城，努尔哈赤取东城，灭了叶赫，完成了统一建州、海西女真的大业。由于代善屡建奇功，又是第一个大福晋之子，系诸弟之兄，长期统兵治国，位居四大贝勒之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有权有势，威望甚高，因此①《武皇帝实录》卷2；《明史》卷259《杨镐传》。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8；《明神宗实录》卷580；王左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卷2。被努尔哈赤立为太子，具体主管后金军国大政。

正当代善被尊为太子满门显贵的时候，一场险些丧身灭门的大祸降临到他的身上。天命五年三月，小福晋代音察向努尔哈赤报告：“大福金曾两次备饭，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大福金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大福金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矣。”言下之意，是指控代善与继母衮代皇后有暧昧关系。努尔哈赤派人进行调查，并未找到确凿可靠的证据，然而他心中对此却深信不疑，因此，以大福金富察氏“窃藏帛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辞”，将衮代皇后逐离，不久另立侧福金阿巴亥为大福金。①代善此次虽未遭贬责，但被这一“讦告”弄得相当尴尬，无法申辩，而且招致汗父不满，政治上受到了严重损害。

也就是在五年三月，努尔哈赤处分了富察氏以后，决定从界凡迁至萨尔浒，遂指定建造汗宫和诸贝勒府宅的地点。修完以后，代善两次提出，自己的府宅和长子岳讬的府宅修得很好，请与汗父之宅对换，可是当努尔哈赤同意这一要求后，他又嫌汗宫太小太窄，而不乐意，惹恼了汗父，努尔哈赤带怒宣布，让代善与其诸子住居佳宅。①父子之间的隔阂，又有所扩大。

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有人告发代善之次子硕讬、阿敏之弟斋桑古及其妹夫莫洛浑欲逃往明国。十三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当晚从三人家中擒拿，监于狱中。代善向汗父五、六次奏乞当众审理，如硕讬“萌奸宄，行悖乱”，则将亲手斩杀。原来岳讬、硕讬并非叛逃，而是受不了其父代善与继母的肆虐，努尔哈赤了解实情后，于二十日下令释放二人，并叫硕讬自己选择，若不愿随父，“则来依祖父我也”②。这意味着努尔哈赤对代善很不信任，对其虐待岳讬、硕讬，很不满意，可是代善这位曾经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英雄，却被后妻谗言蒙蔽了眼睛，弄昏了头脑，不但不改过反省，反而硬要将硕托置之于死地，他竟听取后妻谎言，向汗父讦告硕讬与己二妾通奸。经查实，此乃系诬告，努尔哈赤大怒，痛责代善，夺其太子之位和所属部众。九月二十八日，代善手刃后妻，向汗父请罪，受到努尔哈赤宽待③，仍让他领有正红、镶红二旗，为大贝勒，一场政治风暴终于过去了。

天命六年二月，根据汗父命令，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分月值理政事。三月，代善率领正红、镶红二旗兵丁，跟随汗父，攻克沈阳、辽阳。七月，镇江兵民起义，代善奉汗父之命，偕三贝勒莽古尔泰和督堂阿敦，领兵二千，迁移金州沿海居民于复州。九月，代善因阿敦密告皇太极、莽古尔泰和阿济格将欲图害于己，向汗父哭诉，努尔哈赤遂以挑拨罪“逮捕阿敦”并长期监禁。十一月，代善至银库，取银六万六千两，分赐八旗官兵。①天命七年二月，代善与皇太极率正红、镶红、正白三旗，去义州驻防，斩杀义州拒绝降顺的汉兵三千人，又将右屯卫汉民四千五百五十七丁、八千八百六十四人及马、牛、驴三千余匹（头），驱往金州。四月，为示友好亲①《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②《满文老档·太祖》卷16。

③《旧满洲档·昃字档》。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24、2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5页。密，金国汗、贝勒与来归的蒙古诸贝勒“结成亲家”，代善的亲家是莽果尔额驸父子、绰尔济、密赛、伊林秦、额布根、伊思阿布和代青之子拜音岱，其蒙古亲家之多，超过阿敏等其他贝勒。他又带领杜度贝勒、济尔哈朗贝勒和扬古利总兵官，率兵一万余，前往广宁换戍。

天命八年二月，代善偕二贝勒阿敏，领兵前往锦州、义州一带，捉拿来此运粮的蒙古兵。六月，代善奉汗命，偕斋桑古等四位贝勒，带兵二万，前往复州镇压汉民起义，“男丁皆杀，俘获子女牛马返回”。同月，复州复御王炳、永宁监备御李殿魁，分别向代善首告督堂乌尔古岱收受贿物，代善转告汗父。诸贝勒审理后，拟将乌尔古岱处死，并指责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岳讬四贝勒有过，请汗惩治。努尔哈赤痛斥皇太极骄傲愚昧，谕令罚取四位贝勒牛录。②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下谕，指出诸贝勒“皆有过错”，次日，诸贝勒上书自责。代善上书说：当初父汗指出我之过错，我不听从，犯了罪，父汗与众弟仍以礼恩养。我若不深切念此爱护，对我之过失，如仅伪言追悔系言追悔，系我之过，而在心中仍认为系己正确，皇天岂能宽恕？勿忘我之过失。每念及己之过错，后悔不已。今后务要尽弃其恶，勉行其善。如若再有过失，我身将遭殃祸。①50000053_0192_0天命九年正月，以蒙古喀尔喀部巴约特部恩格德尔额驸定居金国，奉汗父命，代善与阿敏等十三位贝勒与恩格德尔盟誓，对彼誓予“恩养”，并带领士卒，随彼至其蒙古故土，将属民和牲畜，全部迁至辽东。

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因半年前攻打宁远失利负伤，气愤成疾，往清河温泉休养，八月初七日病危乘舟返回，召大福金往会，相遇于浑河，十一日在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去世。

诸贝勒根据努尔哈赤天命七年制定的共治国政的汗谕，集议任置新汗。

此时，势力较大有条件参加汗位争夺的有三个人，一是代善自己。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之子，长年统兵作战，军功累累，虽曾被汗父严责革除太子之位，但仍位列四大贝勒之首，辖有正红、镶红二旗，佐父治国理政，而且，他还有五个能征惯战的儿子和亲侄子。代善之子岳讬、硕讬、萨哈廉、瓦克达，皆是英勇善战的猛将，很早就披挂甲胄，带领士卒，冲锋陷阵，屡败敌兵。岳讬、萨哈廉更是能文能武，聪睿过人，善于从大局出发来处理军政大事。代善的亲侄子杜度，转战四方，屡建军功，早在天命四年、五年就是八旗旗主之一，辖镶白旗。杜度自父亲褚英被斩以后，一向是跟随代善，唯其马首是瞻。代善、岳托、硕讬、萨哈廉、杜度还是代表后金国对外交涉的“十固山执政贝勒”成员。总加起来，代善系统的人丁最多，执政贝勒最多，其他贝勒难以与他抗衡。因此，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八旗贝勒中，代善的势力最大，最有可能争取到汗位。

四贝勒皇太极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皇太极智勇双全，机警聪睿，善用权术，功勋卓著，主正白旗，天命五年以后深受汗父宠爱，岳讬、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等贝勒，以及额尔德尼巴克什、乌尔古岱督堂等八旗高级官将，都与他关系密切，愿意为他效劳。

第三位有可能性的竞争者是阿济格。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母阿巴亥深受夫君宠爱，从天命五年三月起，就是后金国大福金。早在天命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与诸贝勒盟誓表示今后子孙之中勿开杀戒时，年方十六岁的阿济格就名列后金八贝勒之中，不久又荣任正白旗旗主。阿济格骁勇善战，很早就披甲出征，多次以少胜多屡败敌军。他的同母之弟多尔衮拥有十五牛录，幼弟多铎系镶白旗旗主。阿济格兄弟三人拥有二旗，母亲阿巴亥又是后金国母，“有机变”，善于处事，这个集团也颇有威力，但弱点是三人年龄不大，阿济格二十一岁，仅是一青年贝勒，多尔衮十三岁，多铎十二岁，很难与久历戎阵饱经政治风霜的年长诸兄比高低。

此外，二贝勒阿敏，因是努尔哈赤的侄子，照说是不能继承汗位的，但是，他身为镶蓝旗旗主，在建立后金国过程中，南征北战，屡建功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弟弟斋桑古和济尔哈朗，也是统兵辖民的“执政贝勒”，势力也不小，而且此人素有割据地区自为国主的想法，是不大愿意屈居诸弟之下的。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之子，虽因生母被汗父休离而在政治上受到严重影响，但他是正蓝旗旗主，同母之弟德格类也是有权有势的“执政贝勒”，他又生性鲁莽，爱生事端，也有争当国君的愿望。

在这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十分紧张、人心惶惶的时刻，势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作出了一个使人料想不到的但是又是十分明智的、唯一的正确决定，他提议任置四贝勒皇太极为新汗。

代善心中很明白，他的势力最强，他的威望最高，他的年龄最大，他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所生的唯一皇子（兄长褚英已死），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父位登基为汗的，其他贝勒不会也不敢起来反对。但是，他对几个弟弟的性格、抱负、才干、势力和当时的国情，也同样是十分清楚，深悉这个新汗肩负的担子之重。他知道，阿敏素有野心，莽古尔泰桀傲不驯，皇太极胸怀大志，阿济格刚强好斗，多尔衮虽小，也不愿甘为人下，何况还有汗父宣布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自己没有力量把他们制服，使他们如同汗父在世那样听从国主的管辖。而且，半年前兵败于宁远城下，士气不振，汗父晚年的弊政又激起辽民强烈反抗，“叛逃不绝”，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食奇缺，物价腾贵。周围四面皆敌，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利用宁远大捷，广修城池，赶造军械，训练士卒，欲图乘机反攻，收复失地。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领取明帝上百万两银子，联明反金，喀尔喀五部诸贝勒心怀二意。朝鲜久欲助明反击，支持明平辽总兵官毛文龙。这种内外交困的艰难重任，代善是担当不起的。这一点，代善内心十分清楚，他的左右手岳讬、萨哈廉也非常明白。

从八月初七日努尔哈赤病危到十一日未时去世，这段期间，代善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一大事，结论也就逐步形成了。因此，当岳讬、萨哈廉向父提议立皇太极时，他赞同说：“汝等之言，正合我意”，遂“计议已定，书之于纸”。第二日（十二日），代善通告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十一位贝勒，“皆曰善”，“议遂定”，皇太极便被任置为金国天聪汗。①代善推立贤君的决策，稳定了动荡的形势，保持了皇族集团的统一和团结，使后金能够革除弊政，克服困难，排除障碍，转危为安，继续前进。代善为巩固、安定爱新觉罗江山，建立清皇朝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继位为汗，与十四位贝勒“议定君臣之仪，上下和睦”，书写誓词，昭告天地。誓词规定，新汗皇太极要“敬兄长，①《清太宗实录》卷1。

爱子侄”，“行正道”，不得藉口“兄弟子侄微有过失”，就“削夺父汗所予之人民，或贬或杀”，若违此誓，则短命夭折。誓词赋予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训子弟”的特权，他们对阿巴泰、阿济格等十一位“子弟贝勒”，有管教之权、辖束之权，如果这些贝勒“藐其父兄，媚君希宠”，即藐视代善三人，背叛三位大贝勒，投靠天聪汗，则将短命而亡。②这次盟誓，抬高了代善等三位大贝勒的地位，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形成了金国新的政治权力格局，即以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为主，加上阿巴泰等十一位小贝勒，共同治理后金国。

十月初，代善偕阿敏等八位贝勒，率精兵一万，往攻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生擒巴克贝勒父子及喇什希布、戴青、桑噶尔寨等十四贝勒，斩鄂尔塞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①。这一仗，振奋了军威，对促使蒙古喀尔喀五部贝勒重守旧誓与金和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2）正月初一日，金国举行新年朝贺仪式，皇太极居中，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分坐其左右，四人并肩端坐殿上，接受群臣叩拜。外藩蒙古贝勒来谒时，亦依“谒汗之礼，会见三大贝勒”②。天聪三年十月初二，皇太极统兵征明，代善同行，十一日扎营于辽河。

十五日，皇太极命八旗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大军所向，是先征明还是先攻蒙古察哈尔部，人言言殊，有的主张，距察哈尔太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建议，“大军已动，群力已合，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征明之议为是”，遂统军向明境前进。二十日，军抵喀喇沁的青城。代善与莽古尔泰于途中私议，认为此次进攻，危险性很大，遂于当夜来到汗幄，令诸贝勒、大臣停在外边，不许进入。他们见汗密议，力主退兵，代善、莽古尔泰说：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PGN0196.TXT/PGN>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①50000053_0197_0代善二人的主张，并非毫无道理。他们担心难进明境，众寡不敌，断了退路，国势就很危险了。联系三年半的军事政治形势来看，这一担心是很有根据的。金国自天命十一年正月兵败于宁远以后，虽然打败了朝鲜，击败了蒙古扎鲁特部，但天聪元年五月进攻锦州，又受挫未下，曾经威震中外的八旗劲旅，竟变得“怯于攻城”，士气不振。而明国一获宁远大胜，再获“宁锦大捷”，却一变昔日争相奔溃的懦风。在军队数量上，金兵只有五万，明军却数倍于此，力量对比也很悬殊。兼之，金兵是千里跋涉，粮草短缺，深入明地，人生路不熟，万一明军坚壁清野，凭城死守，援兵四面包围，截断退路，那时八旗军就会落个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大金国也就土崩瓦解了。但是，如果此次出征半途而废，那将在精神上给八旗官兵沉重打击，长明国威风，灭己军志气，后果也很难设想，倒不如冒险进取，打个大胜仗，彻底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皇太极碍于代善二人的反对，几乎放弃征明决策，后来由于岳讬、济尔哈朗诸贝勒的坚决支持，以及八旗固山额真的赞同，才再次下决心进攻明国。②《清太宗实录》卷1。

①《清太宗实录》卷1。

②《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1。

代善二人遂从众议，统率部下，一同杀向明国。此次进攻，历时五月，直抵北京城下，屡败明兵，攻克不少州县，又施用反间计使明督师袁崇焕冤死，斩杀明武经略满桂、总兵孙祖寿、赵率教，生擒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等，军威大震，从此金国转入主动进攻的新阶段。

天聪五年八月，代善与子岳讬率正红、镶红二旗兵丁，参加了皇太极发动的进攻大凌河之战，父子分领本旗兵攻城之西面。金军围城历时三月，击败总兵吴襄等来援明兵四万，生擒监军张春，迫使粮尽援断的大凌河总兵祖大寿开城投降。

十月二十日，代善召集诸贝勒议处三贝勒莽古尔泰军中之过。两个月以前，莽古尔泰向皇太极说，属下不少将领受伤，要求取回随正白旗、镶白旗行走的正蓝旗护军。皇太极对此正当要求置之不理，反指责三贝勒之部下“凡有差遣，每至违误”。莽古尔泰埋怨天聪汗处事不公，“独与我为难”，“遂举佩刀之柄前向，频摩视之”。皇太极回营后大骂莽古尔泰，并愤怒谴责众侍卫说：“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皇太极既然将此事的性质定为臣欲弑君的叛逆大罪，显系暗示要加重惩治，但代善集诸贝勒商议后，却主张从轻了结。他们提出：“以大贝勒莽古尔泰在御前露刃，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员”，罚银一万两及鞍马甲胄。皇太极同意此议，不久并还其所罚五牛录人口及供役汉人庄屯等。①这场有可能导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公开分裂和争斗的重大纠纷，终于在代善的明智主持下，得到了妥当的解决。

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欲改定朝贺礼仪，叫代善与诸贝勒会议，是否让革去大贝勒称号的莽古尔泰继续与己并坐？诸贝勒中，一半认为“不可并坐”。最初代善主张可以并坐，他说：“上谕诚是，彼之过不足介怀，即仍令并坐亦可。”这种态度，与天聪汗的想法，是抵触的，皇太极希望取消莽古尔泰与汗并坐的特权，以突出汗的地位。这样一来，陷于僵局，难以收场。在这可能影响政局稳定的重要时刻，代善再一次以大局为重，主动退让。他提出：“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上侧。”众皆赞同，皇太极更为高兴。从第二年（天聪六年）正月初一起，朝贺时，皇太极坐在殿正中，两旁设二榻，代善与莽古尔泰各坐一榻，群臣叩拜于殿下。①天聪六年四月，代善随皇太极远征察哈尔，过兴安岭，林丹汗率部众牲畜逃到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金兵转攻归化城，往大同、宣府，出塞，与明沙河堡、张家口、得胜堡议和回师。天聪八年五月，代善又从征明园，出榆林口，至宣府边外，克得胜堡，往马邑，于大同会师返沈。

尽管代善一再退让，但随着天聪汗的势力不断增强，先后幽禁二贝勒阿敏、降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为和硕贝勒（不久即病故），汗权日大，皇太极便对兄长大贝勒代善发动进攻了。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下达长谕，列举十余罪状，指责“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肆之处甚多”，宣称要“杜门而居”，叫八旗贝勒、大臣“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诸贝勒，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遂根据汗之谕旨，集议代善及其子岳讬、萨哈廉、瓦克达之过，议革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夺十牛录属人，罚银万两，夺萨哈廉二牛录，罚银二千①《清太宗实录》卷10、11。

①《清太宗实录》卷10、11。

两，罚岳讬银一千两，夺瓦克达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没其庄田仆役，交与其兄萨哈廉约束。皇太极命免革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发还代善、萨哈廉应没的十二牛录余依议。②实际上，代善并没有什么大错误，只不过是皇太极要抬高君权、压抑旗主而已，其目的是取消大贝勒与汗并尊的特权，最终废除汗父努尔哈赤确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

代善被责以后，更加克制退让，自居臣僚。天聪九年十二月，他偕诸贝勒再三劝进，拥戴皇太极为帝。当天聪汗要诸贝勒立誓以表忠心时，以代善年迈，令其免誓，代善却坚请参与盟誓。他上奏说：上念臣年老，恐犯誓词以致死亡，然已往之事，臣不载诸誓词，自今以后，若不与诸贝勒同誓，臣且食不下咽坐不安席矣。倘皇上不令臣与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即不与盟誓可也。若皇上怜臣而仍令居议事之列，臣性顽钝善亡，必出誓词，庶臣心不忘警惕，或可免于皇上之谴责也。①50000053_0200_0经皇太极同意后，代善对天立誓说：代善誓告天地，自今以后，若不克守忠贞，殚心竭力，而言与行违，又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作乱者，天地谴之，俾代善不得令终。若国中子弟，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为不轨，代善闻知，不告于皇上者，亦俾代善不得令终。凡与皇上谋议机密重事，出告于妻妾旁人者，天地谴之，亦俾代善不得令终。②50000053_0200_1②《清太宗实录》卷25。

第三节　和硕兄礼亲王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四月初五日，代善偕诸贝勒奏准，十一日举行大典，皇太极即帝位，尊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分封兄弟子侄，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

代善父子虽占六个和硕亲王之二，而且代善还是惟一的“兄礼亲王”，似乎是深得帝宠，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就在册封之后的第五个月，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极就谕令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集议代善的之子岳讬之过，议定的五条罪状中第一条便涉及代善。尽管这些罪过缺乏根据，难以成立，可是诸王竟将此定为大罪，拟处死岳讬或“监禁籍家”。皇太极下谕，岳讬免死释放，革王爵为多罗贝勒，罚银一千两。①崇德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追论征朝鲜时诸王大臣违犯军纪之过。法司给代善定了六条罪：违令多收十二名侍卫，诬称系吏部车尔格令其多收，明知多收侍卫而说不知，以戴翎侍卫充当使令下役，违制在朝鲜王京养马，妄遣家丁私往造船处。法司拟议革代善亲王爵，罚银一千两，马匹人丁入官。八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遵谕覆议时，亦“如前议奏闻”。这些所谓“罪状”，也是吹毛求疵，牵强附会，根据不足。皇太极召集王公贝勒大臣，当众宣布这些罪状，羞辱以后，“悉宥之”，但却斩杀庇护其主的户部参政恩克。②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追论三月进攻喀尔喀时代善属下觉善之罪。当时征毕还师，行至宜扎尔，因水草恶劣，众议军马疲乏，“御马二匹亦乏”，欲停一二日再行。觉善说：“如此，何不将御马用轿抬去”。领队的大臣以“其言狂慢”，向刑部报告。本来这是觉善之过，与远在千里之外身居王府的代善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统摄刑部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却要藉此来株连代善，竟裁断说：先前进攻朝鲜时，宜希达来献马，硬将已经安睡的皇帝请起。恩克被斩之前，为自己、为旗主辩解多收侍卫之过时说“两黄旗亦多报壮丁，私免徭役”。查看册籍，黄旗并未多收。今觉善又“出狂慢之言”，“是和硕礼亲王一旗中有此三大事”，需特别审理。

济尔哈朗遂集八旗王、贝勒、众固山额真、议事大臣和梅勒章京，于笃恭殿会议。王、贝勒、大臣议定：代善“中怀悖乱，有慢上之心，故所属之官屡行无状如此，应削王爵，籍没所属人员”。觉善应处死籍没。

皇太极认为，如此株连千里以外之人，理由不充分，下谕说：何可以此，罪及礼亲王耶！尔等所议，无乃谓王不悦朕所行政令，故其属下人员中，常有此傲慢事乎？觉善兴安岭外得罪，岂可累及在家之亲王，其免议。觉善无知狂言，亦从宽免罪。①50000053_0202_0代善此次虽然没有受到惩治，但八旗王公大臣一致议定他有“慢君”、“怨君”之心，宽温仁圣皇帝也赞同此议，断定他不满国政，这就埋下了祸根，随时都可重新搬出来严重惩处。

三个月以后，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吏部遣官，追缉阿哈廉牛录下潜逃的新满洲。此时，该镶蓝旗、镶黄旗值班，遂遣派镶蓝旗海塞，以镶黄旗无①《清太宗实录》卷30。

②《清太宗实录》卷36。

官，金镶白旗满都户代替。随后，吏部认为海塞、满都户懦弱无能，便“选次班”，命正红旗宜希达、镶白旗宜喇尼同往。代善知道此事后，十分生气，遣人质问吏部承政阿拜说：既是别人的班次，为何要差派宜希达。他还当面责备统摄吏部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他人班次，遣我固山人，不亦误乎？”代善这样行事，并无大错。既然制度规定八旗各派官员轮班办事，就应依次差遣，为什么该镶黄旗值班时，没有值班之人？为什么镶白、镶蓝二旗要以“无能”之海塞、满都护当差？这难道不会贻误军机？显然，镶黄、镶蓝、镶白三旗的固山额真都有失职之过，三旗的旗主也难辞其责，吏部官员办事不公，统摄吏部的睿亲王多尔衮亦应承担疏忽失察的责任。可是，事件本身的是非，是一回事，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又是另一回事，二者并不都是一致的，而且更准确地说，往往是是非屈服于实力，权大势强之人常是案件的胜诉者。代善没有想到，他这一据理力争，得罪了三个势力最大之人，一是镶黄旗旗主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二是镶蓝旗旗主、统摄刑部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三是镶白旗旗主、统摄吏部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因此招来了横祸。多尔衮将此事告诉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指责代善对君不敬、自作主张、不服从吏部差遣，欲“另有一部”，成为国中之国、君外之君。八旗王公大臣议定，罚代善银五百两，没其属下五牛录，斩宜希达。皇太极以代善“年迈颠倒”为辞，“姑赦其罪”，下令斩杀宜希达。①代善既然被赫赫君汗宣布为“年迈颠倒”因而犯罪之人，当然就不能治国理政统军出征。他只好听从君命，退居林下，不问朝政了。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去世。因其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诸王大臣便商议推立新君。此时，最有可能的继承人有三位，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他有其父拥有的强大的正黄、镶黄二旗作后盾，他自己南征北战二十年，军功卓著，先后荣任和硕贝勒、和硕肃亲王，统摄户部，在八旗王公大臣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另一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他有自己的正白旗和弟弟多铎的镶白旗，人马不少，又长期受到皇太极的宠待，势力相当强大。再一位就是代善。代善虽已退居幕后数年，但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曾经统兵出征咤叱风云三十年，为后金——清国的建立与强大，建树了不可抹灭的功勋，在八旗王公中，他资历最老，地位最高，又有硕讬、瓦克达、阿达礼、罗洛浑、满达海等一批封授王公爵位的儿孙，势力也不小。

在议立新君的过程中，两黄旗的主要大臣欲立豪格为帝，两白旗拥戴多尔衮，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代善冷静地、明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既不参与皇位的角逐，又不支持多尔衮，也不推举豪格，而赞同多尔衮提出的拥立六龄幼童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并告发己子硕讬、孙阿达礼的非法活动，①从而妥善地解决了争夺皇位的问题，避免了大动干戈骨肉相残的悲剧，保持了统治集团的一致，为八个月以后清军进关、入主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代善为清皇朝又立了一大功。

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排斥代善，代善又年事已高，遂在家闲居。顺治五年（1648）十月十一日，代善病卒于北京，享年六十六岁，葬于西山门头村，帝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1671），追谥为烈。乾隆十九年（1754），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配享太庙。其第七子满达海袭爵，后世袭罔替。①《清太宗实录》卷28。

①《清世祖实录》卷1。

第七章 李定国

李定国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农民领袖和抗清英雄，他宁死不屈的气节，联合西南各兄弟民族共同反抗民族压迫的动人事迹，三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第一节 大西军战将

李定国，字鸿远（或作宁宇、霖宇、一纯、大绶），明天启元年（1621）六月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①。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喜其貌度不恒，养以为己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②。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随献忠驰突豫、楚”③。崇祯十四年二月，他又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④，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①。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②，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名为小尉迟”③，“骁勇超逸，更称万人敌”④。他是大西军中智勇双全的战将。

自从清军入关以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清顺治三年（1646）八月，张献忠率大西军五十万北上抗清，不幸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献忠死后，各营大乱”⑤，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十二月，大西军至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农民军在“绝粒既十余日”的情况下，发扬艰苦卓绝的勇气抢渡长江，终于杀曾英，使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⑥。在重庆，四将军处死了唆使张献忠妄杀兵民，“久为军中积恨”的左丞相汪兆麟⑦，乘胜进抵綦江。四将军传谕各营：“各宜同心协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提高了士气，“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①。大西军又开始从逆境中发展起来。

①李定国的字及籍贯，从《小腆纪传》、《清史稿》。

②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③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④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

①彭孙贻：《平寇志》卷11。

②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③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刺事》。

④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⑤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⑥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2。

⑦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①佚名：《蜀记》、顾帧：《客滇述》。

第二节 平定黔

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1647）正月，大西军向贵州进军。三月，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自是黔西诸郡望风瓦解”②。

在贵阳，四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至岭南，急则入海”③，李定国则主“复明”。由于清军入关，张献忠对明朝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他在北上抗清前夕曾对部将说：“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亡，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④目前大西军的失利，也使李定国感到：“今蜀事不成，是天未厌明德也，我等何可终踵败辙，盍相与反正扶明。”⑤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气愤地说：“公能人，自为之，毋污我也”，遂拔出战刀自刺。众将夺下战刀，立即撕破一面战旗为其裹伤，也一致表示：“吾辈唯安西将军所命。”⑥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⑦，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⑧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

顺治四年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民人户外俱设香案迎接”①。四将军马不停蹄进行分路平定，说服沐天波与农民军联合，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②。

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③。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④。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②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4。

③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刺事》。

④顾帧：《客滇述》。

⑤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⑥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刺事》。

⑦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⑧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0。

①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②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③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7。

④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⑤李定国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无虑疑！”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人为侮辱，“定国顿首谢，请擒沙定洲报德”①。

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中毒箭牺牲，所部为孙可望收编。八月，李定国、刘文秀破沙寨，生擒沙定洲，滇东全平。大军回师时，沐天波“顿首谢”，“滇人被沙氏害者皆以为快”②。

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有众二十余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仅李定国部“汉、罗亦逾五万”③。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④的景象。

⑤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4。

①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②冯甦：《滇考》，李天根《爝火录》卷18。

③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④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第三节　联明抗清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孙可望早将“联明抗清”扔到脑后，妄图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⑤碍于李定国、刘文秀实力雄厚，孙可望只得打消了“独裁”野心，但内心却耿耿于怀。明云南副使、孙可望的同乡杨畏知窥透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①孙可望暗想：“名号既正，挟天子以令之，同类必不敢我抗。”②遂于顺治六年四月派杨畏知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李定国虽“揣知其奸”，但为实现“联明抗清”的愿望，“姑因之以自达”③。

但是孙可望的要求却被永历帝及其臣属拒绝，孙可望在任僎的撺掇下，于顺治七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④。李定国对此很不满。

九月，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规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乘机游说：“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于是李定国与之“歃血，誓扶明室无二心”⑤。孙可望得知此事，将黄应运处死，李定国“心怨之”⑥，二人矛盾愈益加深。

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然而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却江河日下。顺治六年清军攻占湖南，翌年又攻占桂林，瞿式耜壮烈就义，朱由榔逃到梧州又逃南宁，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

顺治八年初，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犹不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仍派杨畏知与明谈判，孙虽然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五大臣，逼迫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

年底南宁又陷落，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①，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②。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才正式建立。

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⑤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①查东山：《东山国语·粤徼语》。

②温睿临：《南疆逸史》卷22。

③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④《滇云历年传》卷10。

⑤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7。

⑥同上。

①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②查继佐：《罪惟录》卷21。

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③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做官了”④。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③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④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第四节　两蹶名王

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1652）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三月，李定国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出征。临行前订“兵行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①，有力地保证了军纪和部队战斗力。五月，北路军连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镇守宝庆（湖南邵阳）的清将沈永忠急忙向孔有德告急，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救援。李定国抢在援敌之前，从枫木岭渡江直取宝庆，消灭清军五千。

六月，李定国出兵祁阳，准备夺取广西的门户全州，消灭桂林孔有德。

他兵分三路，由冯双礼率左路取全州，张胜率右路攻严关（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亲率一路攻桂林外围据点，然后三路合攻桂林。在桂林之役中，大西军发扬了勇猛顽强，速战速决的传统战术。左路出奇制胜，很快攻克全州，李定国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勿入全州，与自己合兵推进，直趋严关。这个英明的决策为取得桂林大捷打下了基础。

严关位于桂林以北，抢占它便扼住了桂林的通道。六月三十日，清军来夺严关，大西军奋勇抵抗，“象亦突阵，王师大奔，死亡不可胜计，横尸遍野”②。七月初一，孔有德又率精锐来攻，只见“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厥，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①，只有孔有德一人逃回桂林城。大西军乘胜追至桂林，将城包围。七月初四，大西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②。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

桂林大捷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有些地区的百姓，不等大西军到，便自动将清军驱逐，李定国“下令无妄杀，抚安孑遗之黎庶”③，明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相继归顺李定国。为此，李定国在桂林七星岩摆下酒宴，庆祝胜利。他对明兵部尚书刘远生说：“文、张诸公（指文天祥、张世杰）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④表达了他决心收复被清军占领的土地，恢复明朝的志向。

八月，李定国以明巡抚徐天佑守桂林，又率军北上直捣湖南，连取全州、永州（湖南零陵）。九月，李定国进攻衡州（湖南衡阳），守将沈永忠再次弃城逃跑，长沙巡抚金廷献沿长沙逃至郫州，监司以下官员都逃遁一空，“兵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吏部题本》。

②徐鼒：《小腆纪传》卷37。

①瞿昌文：《虞山集》卷107。

②瞿昌文：《虞山集》卷107。

③瞿昌文：《虞山集》卷107。

④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锋未至，千里无人”⑤。李定国在衡州安设官员，休整部队，准备继续北进。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马宝率广西明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李定国“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⑥。取得了史称湘桂大捷的胜利。

李定国的部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纪律严明。明遗老李寄描述说：“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指在长沙），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罗倮傜佬，虽其士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①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②。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李定国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向武岗转移。衡州战役后，李定国叫人绘制孔有德、尼堪画像，刊布粤楚，“露布告捷”③。

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①。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黄宗羲赞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②⑤雷亮功：《桂林田海记》，转引自《李定国纪年》。

⑥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①李寄：《天香阁随笔》卷1。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②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③《残明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①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②黄宗羲：《永历纪年》。

第五节　转战两广

然而，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于顺治九年（1652）十月，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壮烈牺牲。孙可望不仅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众皆怨望，自是人心涣散，猜忌日多”③。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对李定国他不仅扣发犒银和制止永历帝封其为西宁王，而且千方百计想加以谋害。顺治十年正月，孙可望怕李定国“兵力益强，功驾己上”④，便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此时李定国屯宝庆，侦知清兵放牧湘江东岸，“将间道夺其马”⑤，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只好放弃奇袭前往。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秘密派人来告：“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⑥。李定国听罢流着泪说：“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并致书孙可望：“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力张，成败尚未遂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杀，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①孙可望接信后恼羞成怒，领兵前去攻打。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决定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他对部下说：“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与刘抚南同起云南，战功俱在，一旦絓误，辄废弃，于我忌害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表达了为顾全大局，迫不得已的心情，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未跟随者“亦咨嗟太息”②。

同年二月，清军已得知孙、李内哄，派贝勒屯齐再入湖南，与追赶李定国的“驾前军”在宝庆相遇。由于“驾前军”骄傲轻敌，被清兵杀得大败，孙可望急忙逃往峒江，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民死者将百万，定国精锐亦挫者殆半。清平南王尚可喜也派舟师夺取了梧州和桂林。李定国和大西军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累累战果，被孙可望破坏殆尽。

清军对李定国也紧追不舍，二月底，永州被攻陷，李定国移驻龙虎关（湖南桃川西）。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鼐迎接大西军入粤，广东的抗清烈火又被点燃。李定国连破开建（广东封开）、德庆，直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肇庆城的包围。三月二十六日，大西军“围肇庆，泄其壕，三面急攻”③，但由于清军拚死抵抗，围攻一月未破，清将耿继茂发铁骑兵来救，农民军被迫撤围退军柳州。洪承畴闻其败，曾派人招降，李定国置之不理。①李定国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广东，便于六月主动致书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但由于联络不便，郑成功误期，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③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4。

④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⑤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⑥同上。

①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②黄宗羲：《行胡录》卷5，《永历纪年》。

③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①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现②。

李定国不仅在广东失利，在广西的进展也不顺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孙可望仍要置他于死地。八月，派冯双礼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暗地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便以精锐抵挡。冯连忙退兵，伏兵四起，冯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投顺李定国。③顺治十一年初，明鲁王政权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直抵镇江。

郑成功也遣兵攻崇明，清沿海一带告急。形势的好转，使李定国再度东征。三月，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连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并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举兵来归。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李定国控制了廉、雷、高一带，“黎岐蠢动，水陆响应，儋崖路断”④，抗清形势再度出现高潮。他十分兴奋，准备约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再扩大到全国。于是他题字“一匡天下”，自比管仲“复出”①，产生了骄傲情绪。

李定国明白，要想攻克广州，首先要打开广州的门户新会。这一计划必须要有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七月，李定国再次致书郑成功，邀他合攻新会。信中指出：“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②信中注明援兵不得迟于十月以后。同时，李定国又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将新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即将开始。

十月十四日，攻城开始，农民军采用炮击，掘地道、伐木填壕等战术均被击退，连攻两月，未能奏效。这时李定国轻信了间谍“城中粮尽”的谎言，命令罢攻，采用围困战术，并“建造行宫，署置官曹，诛求乡落诸所，征发凌杂米盐”③，使清军有了喘息之机，大西军中也“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④，处于不利的境地。

十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及清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满汉兵赶来，清军以铁骑兵冲垮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也被惊散，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滇兵大崩，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⑤。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解新会之围。

李定国撤出新会后，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定国抚难民，哭号失声”①，连夜退走南宁。从此，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②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③《残明纪事》，转引自《李定国纪年》。

④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①查东山：《东山国语·粤语》。

②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③道光《新会县志》卷13。

④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⑤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①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全部沦入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新会惨败，从主观上讲，与李定国的骄傲轻敌不无关系；从客观上讲，郑成功此时正与清廷议和，拖延了援粤之师，等十二月议和失败，郑成功才派林察率舟师赴粤，李定国早已败退，贻误了战机。同时，孙可望又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这一切终于导致了新会之战的失败。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仅剩下六千人，从此他企图恢复两粤的事业终于化成了泡影。

第六节　粉碎孙逆

自从永历帝被孙可望接到安龙后，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孙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②，“初以天子为名，实挟之以自私也”③。朱由榔为了保住帝位，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派使臣往广西召李定国护驾。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李定国接密敕后，表示：“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④并告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⑤。不料文安侯马吉翔为讨好孙可望，将此事具告。可望便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处死吴贞毓等十八名大臣。从此，他更加跋扈，为防备李定国返滇，派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广西田阳），加以阻止。

新会之战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发展。中书金公趾（即金维新）便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顺治十二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宁告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臣誓死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①。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②，全力压缩南宁，定国备受威胁，于是他决计回黔。翌年正月，定国火速赴田州，守军“但闻西府驾至，皆胆落跪迎”，关有才、刘镇国逃跑。孙可望为长期控制永历帝，又立即派出白文选迁永历于贵阳。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君臣相抱持痛哭”③，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啧啧忠臣”。经商议，决定迁朝廷入滇。

当时，刘文秀和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均驻云南，兵力合共五万。二月十一日，定国抵曲靖，云南守将议论要以兵拒。刘文秀私下会李定国，说：“吾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④定国指天为誓，决不学孙可望。于是两人合计，“迎驾本秦王意，宜一力为之”⑤，瞒住孙可望亲信，平安入滇。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事权专归定国”①。

李定国虽掌兵马大权，但“小心臣节，进奉极丰”②，又用人不当，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群小争趋之”③，佞臣马吉翔“叩首颂定国千古无两，青史流芳..不一日而内外大权在掌握焉”④。永历朝的腐败之气已②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4。

③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④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⑤江之春：《安龙纪事》，《黔南丛书》第五集。

①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③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④查继佐：《罪惟录》卷9。

⑤查继佐：《罪惟录》卷9。

①珠江旧史：《劫灰录》卷6。

②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③珠江旧史：《劫灰录》卷6。

④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

在腐蚀着李定国。

但对待孙可望，李定国仍从抗清大局出发，希望和解。他曾请刘文秀“敕书告可望”⑤，遭拒绝，又送孙可望妻子归黔，仍未达和解。他还不甘心，顺治十四年五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拘文选，夺其兵”⑥。又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去说情，临行永历帝“赐虎金簪，令从中开导”。张虎两面三刀，见可望诡称：“上赐金簪，令我密行刺也”⑦。可望大怒，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内战终于由孙可望挑起。

大西军绝大多数将士反对内战，孙可望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李定国，一致要求还白文选兵权。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随其后，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

九月，孙军抵交水（云南沾益），李定国、刘文秀领五万人抵挡，因兵力悬殊，人心浮动。这时白文选来告：“宜速出兵交战，诸将已有约，宜出兵决战，稍迟则谋泄不可为。”⑧李定国才下了交战决心。孙可望估计昆明空虚，又派马宝、张胜前往偷袭，与王尚礼里应外合，马宝又告李定国。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白文选率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营。孙可望大惊失色：“诸将皆叛乎”①，落荒而逃。李定国挥师前进，“诸营皆欢呼‘迎晋王’，所向瓦解”②。刘文秀、白文选追孙可望溃卒，李定国还师昆明，结果马宝反正，张胜被擒，王尚礼自尽，内战平息。

孙可望倒行逆施，众叛亲离，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③。时冯双礼守黔，佯装追兵到，可望又如丧家之犬，携妻子财宝投降洪承畴。清廷封他“义王”，但又戒备他，于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借围猎之机，将他射死④。

⑤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⑥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

⑦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12。

⑧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

①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②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③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④《清世祖实录》卷142，刘湘客《行在阳秋》下。

第七节　宁死荒外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⑤。由于狭隘的派性作怪，其大搞“论功行赏”，“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⑥。同时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卒三万“练以备边”之事，也“不悦”，“召之还”，使文秀“郁郁不自得”⑦而死，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滇、黔舆地图，并陈其进取状”⑧，使清军摸清了底细。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三年，1658）二月，清廷决定分三路大军攻贵州：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从广西进攻，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从湖南进攻。本来大西军应针锋相对，可此时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致使吴三桂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卓布太占独山，构成对云南的严重威胁。

七月，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他才开始部署反击。首先他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然后派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拒敌中路，派李承爵壁垒普安黄草坝（贵州兴义），拒敌南路，派白文选据遵义孙家坝，拒敌北路。这一部署纯属消极防御性质。当时形势是，清军初入贵州，力量分散，如果李定国能集中兵力，攻破一路，战局可以扭转。可惜他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在指挥上，李定国也中了洪承畴的计。当冯双礼要求增兵入黔，出击贵阳时，李定国曾接到洪的来信，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吴王（指三桂）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①他居然听信了这套鬼话，延缓增兵，贻误了战机。八月，李定国才率师东进，又赶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里，士气低落。相反清兵得到喘息之机，实力增强，开始攻滇。

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进趋云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败冯双礼于鸡公背，陷安庆、曲靖。北路吴三桂都败白文选于七星关。南部卓布太部逼凉水井，陷安隆，李承爵战死。定国闻讯，亲率主力三万人与卓布太决战。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摆开战场，激烈的盘江大战开始了。农民军英勇阻击，初战告捷。第二天，清军倾巢出动，大西军疏于防备，又刮起北风，金枪失火，燃起山茅野草，清军乘火势猛射，致使农民军全线崩溃。清军攻破了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僵尸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万人”①，李定国的妻子家属均被卓布太抓获处死，十一年来身经百战磨练出的精锐部队受到致命损失。但是，这令人痛心的事实，并未使李定国气馁，他说：“事既如此，夫复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后已。”②表现了他绝不屈服的性格和斗志。

⑤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⑥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⑦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⑧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①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①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②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退回昆明，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今后出路。讲官刘范主张按刘文秀遗表行事，入巴蜀，“以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李定国提出撤入“湖南之峒”，“胜则六诏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郑成功）合师进讨”③。均主张先转移，再图恢复。但永历帝的臣僚多为滇人，不愿离开家乡，勋臣沐天波、权臣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一旦事急则逃入缅甸，永历帝表示同意。李定国“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④，并不敢坚持己见，只是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⑤十五日，永历小朝廷西逃。事先李定国发布文告：“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劝百姓疏散。并命令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至此无粮，徒害我百姓”⑥。一路上他还收抚难民，体现了淳朴爱民的本色。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正月初三，清兵会师昆明，又立即紧追不舍。为了保护永历帝脱离险境，李定国命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永历帝奔腾越（云南腾冲），自己则率精兵六千留永昌（云南保山）阻击。二月，吴三桂又在大理败白文选，气势汹汹追来。李定国决心打掉敌人的锐气，全歼追兵，策划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磨盘山战役。

永昌境内的磨盘山“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①。他估计吴三桂必无戒备，便以窦民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②。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吴军追来，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节外生枝，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农民军出伏作战，“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③。

磨盘山战役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战斗，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清军也“死伤甚众，却三十里”④，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南明遗民刘彬诗曰：“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⑤。李定国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顽强果敢的斗志，使清军再不敢骄横穷追。

可是永历帝在马吉翔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从此与李定国、白文选失去联系。三月，定国、文选相会于木邦（缅甸新维），商议今后去向。李定国认为：“我若入缅，缅苦供馈，必见拒，击之祸结，盍择险要边土，休士马，相犄角，缅外惮吾二人，君在内可无忧；且得阴连诸土司，觇云南动③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④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⑤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⑥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①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②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③刘彬：《晋王李定国纪传》。

④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⑤刘彬：《读残明遗事漫记》，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静。”白文选则说：“并在外则内危，我入卫上，王任外事。”①两人意见不和，便各自行动。

磨盘战役后，李定国余众不过数千，势力窘迫。不久，贺九仪从广南率万人来会合，祁三升、魏勇等均率部投归，军势稍振。李定国将大营移孟琏（云南澜沧），“多造印敕，遍结土司”②，号召共同抗清。沅江土司那嵩起兵响应。李定国部坚持数月，被清军攻破，又移营孟艮，招安头人，“耕种纳粮如郡县例”③。

吴三桂见无法扑灭大西军，又采取招降措施，一时农民军中不坚定分子纷纷投降。顺治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用贺九仪妻子劝降，贺“将出降，定国杖杀之”④，从此无人敢言降字。

李定国始终忠于永历帝，曾连续上疏三十余封都石沉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白、李才了解真相，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九月，两人分别入缅。至十一月，定国大败缅军，提出“苟送上出，则我罢兵”的条件⑤。缅则回答：“你要攻城也无妨..只是你们水土不服，兵亦有减无增，我不怕。”⑥翌年二月，白、李又合兵入缅，缅集众十五万，巨象千余头来战。二人奋力苦战，大败缅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窥缅城，缅甸仍不交出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又被缅兵捣毁船厂。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中“老幼累累，军饥疫作，死亡相继”①，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八月，两人又分兵攻缅，但出师不利，十六舟有五舟被击沉。在缅甸他们亦得知吴三桂已大举攻缅，缅杀害永历从官四十余人，白文选部情绪低落。是月中旬，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离开李定国。李定国子嗣兴准备堵截，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率本部独进洞乌。十二月，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愤懑欲绝，曰：‘势既不敌，追无能为’”②。移营景线。但到康熙元年（1662）四月，他又抵勐腊，遣官入车礼（西双版纳）借兵，企图东山再起。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泰国）与定国联姻，帮助象马，恢复云南③。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云已集四千人，愿为犄角”④。正当李定国欲图大举，不幸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定国修表告天，祈求：“如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⑤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诞辰，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定国恸哭发丧，命军士缟素”⑥，他“披①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②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③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④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20。

⑤冯甦：《见闻随笔》下。

⑥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①邓凯：《求野录》。

②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③刘范：《狩缅纪事》。

④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⑤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⑥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大哭道：“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⑦六月二十七日夜，定国死于勐腊（一说景线），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宁死荒外，勿降也！”①气节满荒徼，浩气贯长虹。李定国死后，部下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②。勐腊各族人民亦奉李定国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并于后山复建“汉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③。

⑦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①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②王之春：《国朝柔远记》，见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③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序言》。

第八章 范文程

第一节 初显身手授游击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嶽，汉军镶黄旗人。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阳，居抚顺所。曾祖范鏓，明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以伉直忤严嵩离任。祖父范沉为沈阳卫指挥同知。父范楠，有两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学，聪颖敏捷，十八岁时，与兄同为沈阳县学生员。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八旗军下抚顺，范文程与兄归顺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阳、辽阳，七年攻西平入广宁，范文程皆从征。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范文程蒙努尔哈赤善遇，“参与帷幄”，但语焉不详，具体情形无法知晓。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时称“天聪汗”）统率满蒙汉大军五万余人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时在汗之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系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阵”，“率枪炮手，杀敌甚众”。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明军来攻，“清军前锋被围，文程突围力战，援之以出”。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①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朗，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汗“即付文程养之”。②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遣兵分掠黄河一带蒙汉人家，并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这是天聪九年以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时范文程之见识、才干、文采的极好材料。现将顺治时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疏文，摘录如下：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环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皆以汉人为奇货，是势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当先为筹算，决志无移，切不可草草，以致临期踌蹰。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与汉人遇而大创之，是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边村屯，地薄民穷，凡我兵马，无益有损。夫既无所获，势必从原路出境，是与蒙古无异，而名利两失矣。果欲内入，当直抵北京，讯其和否，蚤为决断，由山海①《清太宗实录》卷4；《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清太宗实录》卷9；《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折毁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两计焉，一计近于正大光明，一计近于吹毛求疵。所为正大光明之计者，当谕经过城池，明言插汉儿汗远遁，百姓尽为我有，因途遥徒步难行，特来与尔主讲和，并借尔地方牲畜..。所谓吹毛求疵之计者，当写书与近边官员，令彼转为讲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时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①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这份奏疏是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合奏，宁完我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俘为奴，天聪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极召入文馆办事，授为参将。马国柱原系明朝生员，进入文馆后于天聪八年考中举人。此疏虽未注明由谁执笔撰写，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还是不会错的。

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罗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①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举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赘引。

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①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①《清太宗实录》（顺治撰修稿本）卷7。

①《清太宗实录》卷12页3、4、5。以下凡系乾隆朝修的《清太宗实录》，皆不注其版本，因此乃目前通用之书。

①《清太宗实录》卷3。

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计，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范文程的另一具体建议，也颇为不妥。这位熟读先师之书的儒士，竟劝汗资粮于敌，大掠大抢，从雁门入关，因其“居民富庶”，“可资饱腾”，范文程居然着眼于短暂之利，而忘了人心为贵、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根本要诀，足见其此时见识之短浅。

当然，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宁、范后皆为大学士，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但仍对其予以赞扬，《实录》记为“嘉纳之”。

第二节 智谋日增升任大学士

范文程益自磨砺，尽心国事，才干日强，识见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极宠信。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来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吴赖、白格、塞古德，赍汗谕往探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天聪汗。①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汗密议军国要事。史称“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②。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③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近来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①。

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是：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②。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宠信，“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其手③。

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④清崇德元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多尔衮等引罪。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言应死，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尽没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①《清太宗实录》卷13、14。

②《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③同上。

①《清太宗实录》卷22。

②《清太宗实录》卷28。

③《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④《清太宗实录》卷22；《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余皆罚银。第二日，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

皇太极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①。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①《清太宗实录》卷55。

第三节　疏言天下事，定计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巨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原系亲王，因故降爵，不久复封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至为重要，摘录如下：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

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①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①《清世祖实录》卷4。

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①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①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①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前进，还是中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清军①《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9页，《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①《沈馆录》卷7，页13注；《清世祖实录》卷4。

①《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多尔衮对阿济格、多铎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②。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

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遂安”。③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③《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第四节　开国定制，再建功勋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畿内甫平，军兴四出，腾布文告，应给军需，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使他“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严禁士卒抢夺”。①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海棠树，二十一日大顺军发现其尸，发钱二贯，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帝发丧，多尔衮同意，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清实录》载称：“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②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之弊制。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全国民怨沸腾，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①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②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③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利民利国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旗绅衿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①《清世祖实录》卷5。

②《清世祖实录》卷5；《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①《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清世祖实录》卷6。

③《清世祖实录》卷9。

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①。

范文程辛勤操劳，“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确定赋制，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①《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第五节　功成引退

“元辅高风”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原来，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其亲弟多铎亦因入关和下南京之功，以及助兄治政，不断高升，初由郡王复封亲王，再晋德豫亲王，顺治四年又进封“辅政叔德豫亲王”，成为仅次于多尔衮的“辅政王”，具体主持日常政务。多尔衮极力压抑正黄、镶黄两旗忠于皇太极、福临与豪格的王公大臣，将肃亲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追革一等公图赖之爵，没其家产，革一等昂邦章京鳌拜世职，“免死赎身”，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职，罢其官，籍没家产，遣发盛京守陵。

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睿王权大逼帝，同僚刚林希宠背主转附睿王，福临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满。兼之，几年以前豫王多铎谋夺己妻遭罚，难免有恨，恐将恃权报仇。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谋害，就得离弃幼君投靠睿王，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要开罪于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范文程决定托疾家居。此情当然引起多尔衮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于开国定制大有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仅于顺治元年被委任为《太宗实录》总裁官。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逝，第二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以谄附睿王妄改《太祖实录》删去大福金阿巴亥等事，被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覆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①不久，范文程即复官。第二年，顺治九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

范文程继续尽心竭力佐治国政，顺治九年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参奏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顺治帝命革退程可则，惩治考官胡统虞等人。②此时，因兵火连年，军费浩繁，民不宁居，土地荒芜，各地钱粮缺额，田赋亏欠，军饷不足。范文程于九年十月三十日特上大兴官屯之疏：臣见直省地方，土地荒芜，钱粮阙额至四百余万。民赋亏，则兵饷必绌，国家大害在此。然民地荒，则军屯可兴，国家大利亦在此。昔明太祖尝言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亦当元季乱后，旷地甚多，能行官屯故耳。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寇乱日久，人民稀少，若待招民，穷民无力，何能开垦？若任现在道府各官，庶务繁多，势必迁延不力。臣请行兴屯四事。一、在选举得人。..其官吏俸廪，初年于兴屯本内关支，次年以子粒补偿。..一、在开垦收获。开垦必用牛①《清世祖实录》卷54。

种农器..于州县库贮钱粮内分用支给。..地之无主者，即为官屯。

有主而抛弃者，多方招来，过期不至，亦为官屯。凡土著流户，愿来耕者，官为给地，量助牛种，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后，便为永业。..一、在积贮转运。..一、在责成考课。..臣又谓，今孟冬将尽，若复不决，明春难耕，日复一日，四百万之课，是永无足时矣。①范文程此奏疏，既表明他确实关心国事，竭力想为帝君分忧，欲图解决顺治一朝入不支出军饷短缺的大难题；又反映出此时他已江郎才尽，料事大不如前。军屯官屯一事，明中叶以后，不少大臣奏请恢复明初之制，有清一代，亦常有人以此为富国足兵之妙计，其实，包括范文程在内的这批建言者，对于明代的军屯，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了解其产生、发展、衰落的基本历史和决定其盛衰的根本因素。由于土地私有化的时代潮流和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强大威力，明太祖朱元璋佥征上百万军户垦种六、七千万亩田土的军屯之制，到明中叶已迅速衰落，明末更是名存实亡。历史实践证明，欲仿明初之制的大兴军屯之议，不过是可言而不可行的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此实为下策和无策。

正是由于无法行此古制，所以，虽然顺治帝对范文程之疏予以赞扬批示，“此所奏甚是，著议政诸王及大臣等会议具奏”，但并未能够付诸实行。①顺治十年正月，文程复上保举连坐法，奏请允许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举所知之人，若被举之人任官后称职，奖励保举者，如其不称职，按罪之大小，“保举官议以连坐”。他认为，“此法实行，则内外皆得真才，而天下无有不治者矣”。顺治帝下诏从其议。②顺治十一年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请休致。顺治帝谕告吏部：“大学士范文程，自太宗时办事衙门二十余年，忠诚练达，不避艰辛，朕所倚赖。乃近以积劳成病，虽暂假调理，仍夙夜在公，未得专事药饵，旦夕奏效，深系朕怀，暂令解任谢事，安心调摄，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昭朕眷礼大臣至意。”③十四年，加秩一级，帝遣画工至范文程府宅画其像，“藏之内府，不时观览”。康熙元年（1662），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号恸，几不能起”。

康熙五年（1666）八月初二日，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岁。康熙帝知悉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康熙五十二年，帝又亲书“元辅高风”四字，为其祠横额。其子承谟、承勋等，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

①《清世祖实录》卷69；《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①《清世祖实录》卷69。

②《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③《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第九章 郑成功

第一节 楼船世家一少年

明天启四年（1624）七月十四日，郑成功诞生于日本肥前国平户港千里滨（今长崎县松浦郡）。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初名一官，字飞黄，明天启元年（1621）十八岁时，潜往粤东香山澳投奔舅父黄程。天启三年，他为黄程押送白糖、奇楠、麝香、麂皮到日本平户，结识了侨居日本的华商头目、海盗巨魁李旦，从此开始了海上贸易生涯。在平户，芝龙与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姓氏为翁氏）结婚，次年生下郑成功，取名“福松”。

1624年1月，郑芝龙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接纳为通事，乘船离开日本前往台湾，1625年后又脱离东印度公司，加入李旦海盗集团。8月，李旦病死，他遂占有李旦的财产和位置，做了海盗首领，并以“一官”之名不雅，改名芝龙，号称“飞黄将军”。天启六年，他率船队进入金门、厦门一带，屡败明朝官军，横行海上凡两年六个月，至崇祯元年（1628）九月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授予海防游击之职。

其时东南海上活跃着很多海盗集团，与郑芝龙时合时离，彼此对于海上利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郑芝龙既降了明朝，遂以官军身分对海上诸“盗”大张挞伐，从崇祯二年至八年先后消灭了李魁奇、杨兴、杨七、钟斌和刘香诸集团，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从此独有南海之利，“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舶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①。就在郑芝龙开始发迹的崇祯三年九月，他派人把遗在日本的七岁儿子福松接回南安县安平镇家中。芝龙见儿子仪容雄伟，声音洪亮，满心喜悦，为之延师肄业，取名森。郑森读书颖敏，最喜《春秋》和孙子兵法，制义之外，即舞剑驰射，不以章句为意。先辈王观光一见，对芝龙说：“是儿英雄，非若所及也！”四叔郑鸿逵也非常器重他，常常抚摸着他的头，说：“此吾家千里驹也！”②十一岁时，塾师以《洒扫应对》出题，郑森在作文的后幅束股中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③先生对其用意的新奇大为惊讶。崇祯十一年郑森进南安县学，崇祯十五年八月至省参加乡试，未中。次年郑森二十岁，娶雷廉道董容先之女，当年生子，取名经。

崇祯十七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改元，加封郑芝龙南安伯，调其兵六千人由郑鸿逵统领入卫。郑森随郑鸿逵到南京，进南京国子监。他慕钱谦益之名，执贽为弟子。钱谦益见他丰采掩映，志意不凡，为之取字“大木”。弘光元年（1645）三月，他到常熟拜谒钱谦益，游剑门、桃源涧诸胜，曾写下《游剑门》五古一首和《游桃源涧》五古二首，钱谦益以为，“声调清越，不染俗氛。少年得此，诚天才也”。瞿式耜更是称赞他“瞻瞩极高，他日必①邹漪：《明季遗闻》。

②《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

③《台湾外记》卷1。

为伟器”。①①《延平二王遗集》。

第二节 隆武赐姓海上起兵

清顺治二年（1645）弘光政权亡后，黄道周与郑芝龙、郑鸿逵奉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靖虏侯，郑芝豹（郑森五叔）为澄济伯，郑彩（郑森族兄）为永胜伯。其后，又晋芝龙为平国公，鸿逵为定国公，俱加太师。郑氏一门勋望，声焰赫然，“族戚、部将封侯伯者十余人，其挂印腰金、侍御卿校，盈列朝内，内外大权，尽归芝龙”②。八月，芝龙引郑森朝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英毅峻拔，瞻视不凡，大为惊奇，抚着他的背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③赐姓朱，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皆称之为“国姓”、“国姓爷”。十月，郑芝龙又派人从日本把成功的生母翁氏接到安平。

当时大江以南各地都有明朝遗臣在坚持抗清斗争，他们都希望获得隆武帝这面旗帜以获得发展，隆武帝也想离开福建，摆脱郑氏控制。但是，郑芝龙已在闽广购置大量仓庄田产，更有海上巨大利益，所以尽管隆武帝屡檄出关，郑芝龙总以缺饷为名，按兵不动。或佯作出关，行不数里而还。黄道周自请出关募兵江西图恢复，“芝龙仅给羸卒千人，甫出关而溃”①，不久在婺源被俘而死。郑鸿逵陈兵仙霞关，严禁儒生入闽，不让他们去向隆武帝出恢复的主意。

顺治三年三月，隆武帝决意离开福建去江西。郑芝龙使军民数万人遮道号呼，拥驾不得前。当时郑成功随侍，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等诸项措施，隆武叹道：“骍角也！”封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郑成功感戴隆武帝的识拔，但看到隆武帝不足以成大事及其政权内部的腐败，不久便以母病为由，告假回到安平。

清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和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都是泉州南安人，与郑芝龙同乡。他们向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献策：隆武兵马钱粮俱掌握在郑芝龙手中，若许以王爵，福建可不劳一矢而定。博洛乃命洪、黄修书入闽。郑芝龙接书，也不与鸿逵、成功商量，即决定投诚。

五月，洪承畴、黄熙胤接到郑芝龙复书，博洛乃挥师齐进，六月初一日突破钱塘江防线，鲁王亡命海上。

浙江溃，全闽震动。郑芝龙诡称征讨，飞舟离开延平，并密谕守关诸将施天福等尽撤关兵。八月二十二日，清军未遇任何抵抗，从容由仙霞关进入福建，二十八日入汀州，杀隆武帝、后。

郑芝龙退保安平，楼船尚有五百余艘，军容甚盛。他以为无一矢加于清朝，必会得到清朝信赖，而两广素属部下，若招以自效，闽粤总制，依然可以南面而王。博洛致书，说：“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芝龙大喜，遂进降表。成功劝道：“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又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②温睿临：《南江逸史》卷54，《郑芝龙传》。

③《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

①《南江逸史》卷54《郑芝龙传》。

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顿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①芝龙不听，挑选五百名盔甲鲜明的勇士随从，即日前往福州面见博洛。博洛令府县接应，凡所过驿站，供奉威仪都很隆重。又差官过乌龙江递茶远接，命文武郊外相迎。芝龙满心欢喜，遂剃发。博洛连日大开筵宴，至第四日天明，突命芝龙拔营北上，“从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别营，不得相见”②。芝龙说：“吾子弟素非驯良，今拥兵海上，脱有不测，将奈何？”博洛说：“此无与尔事，亦非吾虑所及也。”③山河破碎，父亲投降，使郑成功悲歌慷慨，毅然走上了揭旗创业的道路。他在泉州文庙孔子像前烧掉了儒巾蓝衫，会阁部路振飞、曾缨、万年英等，设高皇帝神位，誓师恢复，称“忠孝伯招讨大军罪臣朱成功”。时年二十三岁。

①《台湾外记》卷2。

②《南疆逸史》卷54《郑芝龙传》。

③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3。

第三节　立足金、厦

顺治四年（1647）正月，郑成功率愿从者九十余人，乘两艘大船往南澳募兵，又取从日本归来的郑氏商舶资金十万佐军，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于是在厦门鼓浪屿设演兵场，建镇命将，训练部队，继续使用唐王年号，称隆武四年。

郑芝龙既降，郑氏旧部大多各行其是。郑鸿逵率部入海，郑彩、郑联兄弟转奉鲁王。二月，清军突至安平，大肆淫掠，成功生母翁氏剖腹而死。母亲的惨死，更加激起郑成功满腔仇恨。四月，郑成功与郑彩、杨耿合兵，入海澄，破九都，攻漳平、龙岩等县，这年，原明浙江巡抚卢若腾、进士叶翼云、举人陈鼎（陈永华之父），俱至安平谒郑成功。又有海澄人甘辉，五短身材，勇猛绝群，漳浦人蓝登，武艺精熟，南安人施琅，机略畅晓，后来都是郑成功部下的重要将领。

顺治五年五月，辅明侯林察自广东逃回见郑成功，报告瞿式耜和丁魁楚已在广西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帝，改元永历。郑成功遂尊其朔号，遣使称贺。十月，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威侯。

顺治六年，永历帝晋封郑成功广平公。郑成功为了和两广造成连兵之势，乃把兵锋西指，由分水关入潮州，黄岗黄海如、澄海杨广、海山朱尧、南阳唐玉先后迎降。接着郑成功又以武力讨平了南洋许龙、潮阳张礼，以及溪头、狮头寨、和平寨、员山寨、和尚寮诸处土豪，揭阳邱瑞、刘公显领导的义军和诏安农民军首领万礼也来投顺。

顺治七年六月，郑成功大举进攻潮州。由于漳州清军入城增援，只得退兵潮阳。

这时全国的抗清形势已急剧由高潮转入低潮。顺治六年正月，清兵破南昌，金声桓、王得仁败死；入湘潭，何腾蛟败死；二月，李成栋兵溃于信丰，渡水溺死。顺治七年正月，清兵克南雄，桂王由肇庆出奔，移德庆，抵梧州。清兵又两路进兵，对梧州取钳形攻势，二月进攻广州。面对这种局势，广东已毫无发展的可能。八月，郑芝莞来潮阳劝郑成功回取厦门以为根据地。郑成功遂带数镇秘密回厦。

厦门是族兄郑彩、郑联的地盘。郑成功一向只能寄泊其一角——鼓浪屿，作为练兵之所。十五日中秋夜，他选精兵五百，令甘辉、施琅、洪政、杜辉四将统领配船四只，泊舟鼓浪屿。郑联方醉卧万石岩，次晨酒醒，仓卒出迎。郑成功笑道：“兄能以一军见假乎？”①郑联未及回答，郑成功部下已各持兵刃跳上郑联船只，郑联及其将士皆詟服不敢动。郑成功又设酒于虎溪岩，邀郑联赴席，投壶角胜，酣畅倍常。入夜，郑联掌灯回至半山塘，杜辉等伏起，将其刺死。郑成功勒兵入城，佯捶胸大哭道：“谁杀吾兄，仇不共戴！”命兵士严守郑联、郑彩宅门，禁止出入。于是郑彩、郑联的全部粮饷船只、部众尽归郑成功，郑成功从此有了稳固的基地，兵力增至四万余人。

十月，郑成功遣将招抚闽安、铜山、南澳诸岛。时清军攻破舟山，张名振、张煌言奉鲁王漂泊金门。郑成功乘机吸收浙海水师名将张名振、周鹤芝、阮骏等部，闽、浙、粤沿海抗清武装悉归其下，号称大军数十万。于是建五军，以辅明侯林察为左军，闽安侯周瑞为右军，定西侯张名振为前军，平彝①《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

侯周鹤芝为后军，郑成功自为中军元帅，每军大小船一百号。

广东碣石苏利侦知郑成功回到厦门，率众攻破惠来。潮阳原先投顺的义军也重立旗帜。十一月，郑成功再次南征至潮阳，正遇黄文带永历帝诏旨从广西来，说清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统率数万大兵进攻两广甚急，广西危迫，召郑成功从虎门入援，李定国出三水合攻。郑成功遂统兵南下勤王。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兵至南澳，左先锋施琅提出反对南征。

施琅（1621—1696），晋江人，初为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随芝龙降清。郑成功起兵海上，素知其勇猛绝伦，富机略，招至任为左先锋，待如兄弟，“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①。后来有人告诉郑成功，施琅曾说他梦见自己是北斗第七星，郑成功开始忌恨。施琅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郑成功更加不满。这次施琅又反对勤王，郑成功遂夺其兵权，令其回守厦门。

清福建巡抚张学圣视泉州，侦知郑成功已去广东，立命驻泉总兵马得功和驻漳总兵王邦俊分两路袭击厦门。马得功以数百骑突袭，迫令郑芝豹拨船接渡过岛。水师镇阮引不战而溃，郑芝莞私载辎重下船先逃，城陷。城中储藏焚掠一空，郑氏被掠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中将士财帛，百姓钱谷，损失不可胜计。施琅率陈埙、郑文星等数十人勇猛追杀，马得功大败。张学圣又差人去安平挟成功祖母黄氏致书于郑鸿逵，命其用船将马得功三百骑及余兵全部渡回陆上。及成功闻讯率军回厦时，马得功早已渡海而去。郑成功大怒，“引刀自断其发，誓必杀虏”，传令不许诸亲与芝莞、鸿逵相见，说：“渡虏来者澄济叔（芝豹为澄济伯），渡虏去者定国叔（鸿逵为定国公），弃城与虏者芝莞叔，家门为难，与虏何干？”①大会文武，赏施琅银二百两，陈埙、郑文星银各一百两，然后出隆武所赐尚方剑，立将芝莞斩首，悬首街衢三日，说：“本藩铁面无情，尔诸勋臣、镇将，各宜努力，苟不前进怯敌，本藩自有国法在，虽期服之父，亦难宥之！”②诸镇股栗，军士皆踊跃欢呼，锐气百倍。鸿逵理亏，将水师全部交予郑成功，自择白沙地方广构亭沼，艺植花木，笙歌自娱。施琅前被削夺兵权，以为回厦必当复职，但却仍被闲置一旁。施琅启请为僧，竟自削发。施琅的亲兵曾德请求充任成功亲随，被接收。施琅得知，立将曾德拿回杀死。成功督大军掠永宁、崇武二城，满载而归，施琅公开进行指责，和其弟施显越加无所忌讳。二十日，成功采取断然措施，以商讨军机为名，调施显到船，加以逮捕，同时分别派兵包围，捉拿了施琅及其父大宣并家属。施琅监禁在船，由副将吴芳看守。施琅家人派人假称成功令箭调回审究，行到僻静处，施琅打倒吴芳和押解兵士逃脱。成功大怒，立杀施大宣、施显父子，并杀吴芳的妻与子五人，全岛戒严，严密搜索。施琅在山穴中潜匿了几天几夜，密投部属苏茂署中。当时苏茂顶替施琅左先锋镇之职，施琅激他说：“闻藩主千金高爵购我，细思贤弟与我最厚，特来相寻，免被他人邀功。”苏茂说：茂虽不肖，岂肯卖镇主以求荣乎？且公投生非投死也。茂虽死，亦不可为。公幸勿疑！”③遂藏起施琅。次夜，令心腹备小船送往安平依郑芝豹。成功闻讯往召，施琅已投①陶元藻：《碑传集》卷15《施琅传》。

①《先王实录》。

②《台湾外记》卷3。

③《台湾外记》卷3。

了清军。

郑成功自顺治六年兵进广东，已避开了与清军的正面作战，矛头主要是指向不清不明的地方势力。清军偷袭厦门，将郑芝龙一生聚敛、郑成功多年经营席卷无遗，激起他无比愤恨，他开始全力对付清军：五月攻海澄，九月入漳浦，大败漳州总兵王邦俊，又大败福建陆路提督杨名高，十二月乘胜进攻漳浦，守将杨世德、陈尧策献城降，诏安、平和二县并复。

顺治九年正月，郑成功扬帆直入海澄港，赫文兴开城出降，接着进军江东，攻击长泰，声威大振。二月，清浙闽总督陈锦亲督大军，并檄召潮州、汀州两路兵马，以及郑鸿逵部下叛将蔡兴、章云飞等部，对郑成功包抄合围。三月，郑成功五路设伏，大败清军于江东桥，陈锦仅以身免，当晚被家丁刺死。

四月，郑成功督大队进攻漳州，分兵为二十八宿营，围城数匝。清廷急调浙江总兵马逢知（原名进宝）率兵驰援，被郑成功用计赚进城中。浙江巡抚宜永贵效击魏救韩故事，集船二百余号出攻厦门，又被郑成功派陈辉督水师大败于崇武。漳州之围一直持续了半年。九月，清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金砺奉命入闽，会新任总督刘清泰驰救。

郑成功久顿坚城之下，师老粮匮，士气衰竭，连被金砺挫败，最后退守海澄。

顺治十年四月，金砺奉命取海澄。郑成功率诸将驻守海澄北面的天妃宫，建高台亲行督战。五月，金砺马步数万进驻天妃宫前，安放大小铳炮数百号，连击两天两夜，郑军营垒坏而复整，整而又坏，死伤惨重。郑成功见兵将面面惊惶，各无守志，取出“忠孝伯招讨大将军印”交与冯澄世，说“尔为我持此招讨之印通谕军中，朝廷以此卑我，我唯有效死勿去而已，诸将中有能率众得功者，愿以此题让。”诸将闻令，无不感奋，齐到请令。甘辉激励众将说：“古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此丹心照汗青’。此番竭力以守，倘有不测，亦死得其所！”王秀奇等齐声应道：“此城是大家今日死忠营也！”郑成功见军心振奋，令众人痛饮，随后上敌台观敌。诸将以铳炮密集，劝其不可乘危，郑成功说：“死生有命在天，虏炮如我何！”①张盖从容而坐。诸将又劝去盖，不听。清军见郑成功伞盖，移炮齐射，弹如雨点。甘辉情急，亲掖郑成功而下。刚离台数层，郑成功座位已被一炮击为粉碎。郑军营垒被猛烈的炮火摧毁无遗，郑成功乃命将士各掘地窝藏身。谕众将：敌人许多精锐，数日夜只远远轰击未敢逼近者，一则知我手段，二则意我必退回中左。昨侦探来报，虏营中火药钱粮不继，我谅明日必来决战，如不胜，必退走矣。次晨清军果然并营逼进，前用汉兵，后继满兵，汹涌而前。郑军拚死抵御，三进三退，杀伤相当。待清军大部过河，成功传令地炮齐发，过河清军俱皆烧死，委填河内，河为之满。郑军一拥冲出，未过河残兵，擒杀无遗。金砺精锐尽丧，连夜逃回漳州。

郑成功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海澄战役的胜利。七月，永历帝晋郑成功为漳国公，封延平王。又封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万里为建安伯，郝文兴为祥符伯，王秀奇为庆都伯，冯澄世为太仆寺卿兼都院右佥都御史。

在开辟和巩固以金、厦二岛为中心、以漳、泉二府为主要活动范围的根①《先王实录》。

据地期间，与频繁的军事行动同时，郑成功注意延揽明朝遗臣，也很有一番政治气象。“成功盛，以恢复自任，宾礼明之遗臣，于是海上衣冠云集”。他最尊重的，有尚书卢若腾、侍郎王忠孝、都御史辜朝荐、沈佺期、郭贞一、徐孚远、光禄寺卿陈士京，以及仪部纪衷文，“不以礼，不敢见也”①。特别是幾社名流徐孚远，郑成功在南京国子监学习时，就曾想向他学诗。徐孚远入闽，傥言高论，“廷平听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谘而后行”②。为了确保粮饷供给，郑成功利用父亲留下的余威以及贸易关系，大力开展内地和海外贸易。他进一步发展五大商组织，“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地，经营货物，以济其用”③。五大商分山、海两路：山路（陆路）有金、木、水、火、土五行，设在杭州，主掌内地物资的采购。海路（水路）有仁、义、礼、智、信五行，设在厦门，主掌海上贸易事务。原来父亲经营的商船，现在俱属郑成功调遣，仍旧领取盖有“石井郑氏”印记的牌照，进行海上贸易。顺治八年，他利用母亲曾被日本国王认为义女的关系，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日本国王非常高兴，助以大量铜铅，并派官协助铸造铜炮、永历铜钱、盔甲、器械等物，据计，当时郑成功对日本的输出输入贸易总额每年多达216万两，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每年约达176—240万两，总计每年平均达424万两。另据郭沫若考证，郑成功为了使海上贸易的发展，还曾采用西法自铸银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①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7，《陈光禄传》。

②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徐都御史传》。

③刘献廷：《广阳杂记》。

第四节　和战之间

郑芝龙被挟进京后，清廷为了招降郑氏余部，授予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职。对于郑成功，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在意。隆武政权消亡后，它的主要攻击对象，一是浙东的鲁王余烬，二是西南的桂王政权。顺治八年（1651）以后，郑成功连续大败清军，特别是闽浙总督陈锦败死，开始震动清廷。当时，南方正出现了第二次抗清活动的高潮，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先后攻陷桂林、梧州、柳州、辰州，定南王孔有德自焚，定远大将军和硕亲王尼堪战死，张名振、张煌言兵进长江，李定国猛攻两广。并且孙可望、李定国多次遣使联络郑成功，约期会师恢复。在这种情势下，清廷为了分化郑成功与孙、李的联合，乃改变原来的消极待降政策，积极开展和平攻势，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

顺治九年（1652）十月，清廷命郑芝龙写信派家人周继武驰送成功，告以朝廷招抚之意。

次年五月，封郑芝龙为同安侯，成功为海澄公，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督总兵官，并派官持印敕入闽。

八月，清使至厦。郑成功表示：清朝必须切实给予三省地方，方可实现和议。

十一月，清廷决定予郑成功“靖海将军”敕印，答应给予泉、漳、惠、潮四府安插兵马。郑成功仍不受命，坚持非数省不可，要和就须依朝鲜例处理双方关系。

顺治十一年八月，清廷又派内院学士叶成格和理事官阿山，偕郑成功季弟郑渡（随郑芝龙入京后改名世忠）、四弟郑荫（入京后改名世荫）入闽议和。

十月，郑成功与清使相约俱至安平会面。郑军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密布锹黎鹿角，设伏据隘，清使随从精骑数千，步旅万余，漫山遍野扎营，瞭哨四出，各相提防。

郑成功提出先受诏，后议剃发之事。清使要求先剃发，然后接诏。互相数日不定，叶成格、阿山不辞而别，自回泉州。郑渡、郑荫到厦门泣涕恳告，说：“两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郑成功说：“我意已决，无多言也！”清使回京。郑成功给郑渡写信：“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又复父书：“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视吾父。今此番之敕书与诏使之动举，明明欲借父以胁子，一胁则无所不胁，而儿岂可胁之人哉？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能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儿此时惟有秣厉以待，他何言哉？他何言哉！”①。清朝招抚郑成功的谈判，四经往返，至此归于破裂。虽然双方都未达到最高目的，但是，谈判期间，孙可望、李定国几度遣使约期会师，郑成功待而未举，是清朝借谈判迟滞了南方海陆两大势力的会师；成功利用和谈之机，分遣各镇至云霄、龙岩、惠安、仙游等地征派粮饷，数月间获四百余万，是①《先王实录》。

郑成功借谈判扩大了实力。

招抚不成，清朝决定诉诸武力。十二月，清廷以杨杰、马得功、马进宝充福建随征右、中、左路总兵官，命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贝勒巴尔处浑、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统率满汉大军三万，征剿郑成功。同时，囚郑芝龙于高墙。

郑成功也知大战在即，乘两使回京复命，清朝大兵尚未南下之际，一方面在海上大整舟师，增设炮台；一方面遣军出征，扩占地盘，十一月略取漳州属邑，十二月占领漳州，袭破同安、南安、惠安，次年正月又攻破仙游，省城福州震动。

顺治十二年，郑成功进一步利用二至六月的间隙，进行了一系列军政建设。军制上，分陆军为七十二镇，水师为二十镇。另设监营，由总理监营、左右协理监营统管大小监督，“监同各提督统镇出征，凡有军机重务，必由报闻”；每人各授铁竿红旗一面，上书“军前不用命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副将以下先斩后报”。

政制上，仿国家六部的规模，设六官分理庶事，六官以下各设左右司务（后改为都事）。设六察官讥察利弊。又设“储贤”、“育胄”二馆，以储贤馆集纳考试所取诸生及荐举之士，以育胄馆收容培养死事诸将及侯伯子弟。凡出师征伐，“拨育胄、储贤二馆诸生授监纪职俸，配监各提督统镇，从军出征，记录功罪”①。改中左所为思明州，揭起“中兴”“复明”的旗帜。同时严格进行军队素质训练，在厦门五老峰前筑起演武亭楼台，作为全军训练中心，陆军用“五梅花操阵法”，水师用“水操法”，俱编成定式，颁发全军。“舳舻阵列，进退有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踯上下，矫捷如飞”②。

六月，清朝不断增调兵马进入福建，配合济度会攻厦门。郑成功这时已完成了全面的军政整训，于是采纳澄世的建议，收缩战线，主动放弃福、兴、漳、泉各州县，全师退守厦门，坚壁清野，拆毁惠安、同安、漳州、漳浦、南清、长泰、平和、诏安、永春各府县城垣，尽用所拆木石以营垒厦门、金门、海澄、白沙等处。同时，又取主动出击的态势，派黄廷、万礼率十二镇由漳浦、诏安南下潮州，陷揭阳，取普宁，驻兵征饷；派洪旭、陈六御、甘辉、王秀奇等率十二镇北上与张名振、陈辉会师，进入长江，捣其心腹，制其对闽南的用兵。

九月，济度统率的满汉大军三万到达福州，又调本省兵马，准备进攻厦门。当时漳、泉州所属各县并漳城俱已拆为平地，郑成功又令全部军民撤出厦门。有人上条陈说撤出厦门有十不便，不如调回南北征剿之师与清兵决战。郑成功令捆责八十棍。密谕郑泰说：“清朝岂无宿将？遣此乳臭姱子，岂意在战耶？不过借兵在逼我和耳。我若调回大师，被他识浅。所以并空思明以疑之。昔孔明操琴而退魏兵，此意岂异耶？谅他必有书来讲一番，我随乘机迎之，彼自入我彀中。”①济度至泉州，见郑成功空岛以待，果然不敢进犯，驻师东岳庙，两度致书招成功。郑成功仍以先前与叶成格、阿山二使所议条件作复。和谈无法继续，再次中断。

①《先王实录》。

②《先王实录》。

①《先王实录》。

顺治十三年四月，济度统陆军屯扎石井，调集各澳船只，令泉州守将韩尚亮统领，分三■进犯白沙、金门、厦门，郑成功分拨诸镇迎击。适逢狂风大作，阴雾迷蒙，对面不见船■，郑军船顺溜收泊围头，清船被风压下，有收入围头被获者，有漂至青屿、金门登岸乞降者，有漂出外洋至广东海面者，被郑军夺取大船十只，焚毁者三十余只，最后收回泉州港者仅剩十数只。郑军大胜。

郑成功击败济度对白沙的进攻后，增设戎旗左右镇，调集各处乡勇新兵训练铳器，准备全师北征。但就在这时，驻守海澄的前冲镇黄梧挟持副将苏明及海澄知县王士元，献城投降了清朝。

海澄是金、厦的屏障，又是郑成功储积粮饷军械之所。“城中所贮，粮粟二十五万，军器、衣甲、铳器不计，其将领私积者又不计”①。海澄之失是郑成功继顺治八年马得功偷袭厦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损失，北征的计划也因此暂时搁置起来。

清廷见和谈和征剿均对付不了郑成功，开始全面加强经济的封锁和政治的分化瓦解。顺治十二年六月，清廷下令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②。顺治十三年六月又谕：“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并敕东南各省督、抚镇等官对郑成功部属“大开生路，许其自新”，广出榜文晓谕：“如贼中伪官人等有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惜。”③为了报海澄之仇，郑成功很快找到进取时机。七月，他见济度与李率泰皆驻师漳州，省城空虚，遂派甘辉统领十五镇官兵，北上直入闽安镇，威逼福州。所至广取辎重宝物，足偿海澄之失。八月，济度与李率泰拨梅勒章京阿格商救援福州，郑成功也亲至福州视师。

十一月，清廷命郑芝龙差家丁谢表、小八至三都劝郑成功和议。再一次被他断然拒绝。

十二月，郑成功移师攻略连江、罗源、宁德沿海诸县。济度遣阿格商、巴都、柯如良统满洲马步数千，尾后牵制。阿格商、巴都、柯如良都是满洲虎将，入京以来，无战不胜。郑成功领大队直进宁德，命甘辉、周全斌、陈魁断后，节节示弱诱敌，待至险要处，设伏歼敌。二十九日，阿格商至护国岭，进入甘辉的埋伏圈，伏兵齐出，箭如雨下。甘辉素闻阿格商名将，每以打死仗得胜，又见满兵俱是全身重铠，乃命军士照五梅花阵操法，三退诱之。阿格商三追，甘辉三退，满兵力疲，甘辉乃挥师冲杀。陈魁直取阿格商，身中二矢一刀，幸陈蟒赶到，杀死阿格商。郑军乘势赶杀，满兵一时爬不上马者尽被杀死。清军遗弃马匹、布幔、辎重不计其数。战前，右提督马信曾对甘辉说：“素闻公善战，明日观公退敌。”及胜利收军，马信出迎道：“今日始信公之真勇略也！”①①《先王实录》。

②《清世祖实录》卷92。

③《清世祖实录》卷102。

①《台湾外记》卷4。

十一月，清廷命郑芝龙差人至三都，再次劝郑成功就和。这时郑成功亲自作书禀父，依旧坚持以不剃发、予数省为条件。清廷最终对招抚丧失了最后信心。顺治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顺治帝降谕全力剿捕。四月初五日，将郑芝龙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八月初五日，又以宁古塔地近江海，恐船只往来，发生意外，命将郑芝龙加铁链三条，手足扭镣，严加看守。

第五节　北伐金陵

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郑成功因地方频得频失，终无了局，召诸参军集议中兴大计。吏官潘庚钟、工官冯澄世、参军陈永华都主张进军江南以号召天下。郑成功从其议，派人前往广西请桂王旨，令孙可望、李定国集滇、黔、粤、楚之师，出洞庭而会江南，以分其势。七月，郑成功率军北伐，八月入海门尧台州，九月，天台、太平、海门卫相率归附。但浙闽总督李率泰侦知郑军精锐北上，乘机分兵攻陷罗星塔和闽安镇。郑成功担心两岛有失，只得暂时回师。

十二月，永历帝晋封郑成功为潮王，其余侯伯印数十颗。郑成功设长史、审理、典宝、典杖、典膳等官，一切照王府行事。

五月，郑成功传令准备北征。重颁出军十条禁令，不准奸淫、掳掠妇女，不许擅毁民房，不准掳掠男子为伙兵（防奸细投毒），沿海归顺地方不准混抢，不许掳掠、宰杀耕牛，不许借坐给牌商船。违者本犯枭示，将领连罪不贷。十三日，分全军作三程：中提督崇明伯甘辉领兵二万五千，配船五十只，为首程；右提督建威伯马信领兵二万，配船六十只，为二程；后提督建安伯万礼领兵二万，配船六十只，为三程；郑成功亲自领兵四万，配船一百二十只，为后合，号称八十万，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六月，招降平阳、瑞安、进围温州，全浙震动。

七月初九日至羊山。初十日午，飓风骤起，巨浪排空，雷雨交加，天昏地暗。酉时风浪始息，船只翻沉五十余艘。将士死八千余人，其余伤损无数，郑成功的六中军船也被打破，他的第六妃嫔和四子郑睿、七子郑裕、八子郑温，并船上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一人俱没水中。郑成功只得回师舟山，休整船只部伍。

顺治十六年四月十九日，郑成功在羊山之难以后经过半年多的整补恢复，闻清朝于头年二月调遣三路大军进攻云贵桂王政权，乃再次大举北征。为了举手制胜，首先一举攻克定海关炮城，进入宁波港，尽焚清军船只。待清朝拨浙直之兵来援时，郑成功已抽兵下船，扬帆北上了。

五月初四日，师至舟山，再以军纪晓诸将：“此行我师一举一动，四方瞻仰，天下见闻，关系非细。各提督统镇十余年栉沐亲勤，功名事业亦在此一举。当从恢复起见，同心一德，共襄大事。进入京都之时，凡江中船只货物，准其插坐，但要和衷，不准争竞；其岸上地方百姓，严察秋毫无犯。”①十八日，师至崇明，清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郑成功欲顺风入取瓜州，张煌言、冯澄世都主张先取崇明以为后援之地。郑成功认为崇明城小而坚，取之必迟延日月，若得瓜镇截其粮道，然后乘势取江南，则崇明不攻自破。遂于十九日移泊吴淞口。清苏松提督马逢知有反正之意，郑成功乃密书约其共围南京。

六月十三日，师抵焦山。十五日，缟素祭奠崇祯、隆武，恸哭誓师，三军皆泣下。水陆齐进，先攻瓜州。

镇江至瓜州江面十里，清军以百万巨资，用大木以两岸向江心筑起长坝，横截江流。左右复立木栅，内布火炮火铳，再以围尺大索牵接木坝两端，拒扼海舟，名曰“滚江龙”。郑成功以左右武卫屠中，甘辉居左，翁天佑居右，①《先王实录》。

直捣瓜州。材官张亮督善泅水者首先斩滚江龙，郑成功挥兵大进，遂克瓜州。擒操江巡抚朱衣佐至，郑成功说：“此腐儒也，杀之徒污吾剑！”放归。为了控扼上游，截断清军江、楚之援，郑成功特委张煌言率领一支水师进军芜湖。

十九日，郑成功进泊镇江南岸七里港，二十二日夜抵银山。当时南京洪承畴部下的罗将军领铁骑千人赴援已至，其兵铁甲如雪，大言道：“这些海贼不够吾杀！”于是自为第一队，江宁提督管效忠领兵为第二队，苏、常四府之兵依次随后而进。罗兵骄躁求战，直冲郑成功中军营。郑成功亲督左右武卫亲军当其锋，几进几退。铳炮齐发，声震天地。郑军奋勇死战，无不以一当百，罗兵披靡。管效忠又督其余各队来冲。铳炮矢石，密如雨点。郑军猛冲其阵，清军大溃，遍野横尸。管效忠部率四千人，仅存一百四十人，叹道：“吾自满洲入中国，身经十有七战，未有此二阵死战者！”①清军既败，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太平府守将刘世贤相继献城降。扬州文武各遁，百姓以彩旗羊酒到镇江请师。句容、仪真、滁州也先后纳款。江南各地人民十多年来不见明朝衣冠，今日明朝大军重来，人心为之鼎沸。

二十八日，郑成功集诸将议取南京。潘庚钟、甘辉力主暂住瓜州，遣将分据淮扬诸郡，然后再图进取。郑成功不听，甘辉又请陆行。但大军远来，不习水土，士卒多病，时又酷热多雨，沟河难过，不得已由水路进发。

七月初七日，师至南京城外观音门。郑成功命黄安总督水师泊三汊河口，堵御清船，亲领大军由凤仪门登岸，扎营狮子山一带。

江宁提督管效忠自镇江败回南京，与江南总督郎廷佐、驻防昂邦章京喀喀木坚守不敢出战。前在瓜州被郑成功释放的朱衣佐，这时又单骑入城，建议管效忠卑词宽限，麻痹郑成功，然后破敌。效忠依计派人到郑成功大营请求道：“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潘庚钟当即指出：“孙子有云：‘辞卑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此乃缓兵之计，不可凭信，可速攻之！”①甘辉也说应当立即攻取南京，别图进取。郑成功因江上获得两次大捷，已有骄心。且以所约苏松提督马逢知之兵未至，遂不听诸将劝告，竟许敌请。

张煌言至芜湖，相度形势，出溧阳，镇池州，拔和州，入宁国，往来于姑苏、常熟之间，传檄郡邑，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相率送款。他见郑成功围城不攻，也上书劝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师，尽取畿辅诸郡邑。”②但郑成功接书，为时已晚了。

就在郑成功围城期间，攻破云南的满洲八旗兵噶褚哈、马尔赛等部，已经凯旋回京，得南京急报，星夜疾抵南京。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入城。江宁巡抚蒋国柱调发的苏松、常州、杭州各处水路防兵，也陆续长驱而至。梁化凤日夜登城观望，见郑营步步相关，首尾相应，无计可施。一日巡至东北角，见一营人马屯扎白土山下，稍露疲懈，遂寻机出奇袭阵。

屯扎白土山的前锋镇余新，是跟随郑成功久经战阵的一员猛将。南京城①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郑成功入镇江》。

①《台湾外记》卷4。

②《张苍水集》第四编《北征录》。

下与清兵相对咫尺，他却若无其事，释戈宴戏，樵渔四出，营垒为空。户都事杨英查问，答云：“军机变通，总在讲妙其用。”郑成功恐其偾事，令翁天佑助守，余新为建全功，坚决拒绝。

二十日，郑成功传令诸将准备二十二日安炮攻城。有一管甲吏，破瓜州时以淫掠被责二十棍，含恨在心，当夜入城降清，告以密计。二十一日三更，清军抢先行动，挖开砌塞已久的神策门，梁化凤率五百骑兵突出。余新连日疏忽，大溃，败入萧拱宸营中。梁化凤乘势冲入，两营并遭覆没，萧拱宸浮水逃生，余新被俘遇害。清军既胜，尽出骑兵列营城外。

二十二日，甘辉、林胜、潘庚钟等劝退屯观音门，以图再举，郑成功不听，调拨各镇布阵于观音山，欲与清兵决战。二十三日，江南总督郎廷佐见郑军彻夜移营，乘其营垒未稳，集中全城兵力，抄出山后，向郑军发起攻击。由于前次镇江之役时，各镇争功，互相攻讦，郑成功怒，曾有不得命令擅自出兵者治罪的规定，所以诸将在清兵攻击下，既不敢主动出战，又不敢互相救援。杨祖、蓝衍二营首先覆没，蔡禄、陈鹏二营继又溃败。甘辉、张英埋伏山中，被敌围困，死战不出，张英阵亡，甘辉击杀数十人，亦被擒。清军乘虚掩杀，诸营俱皆动摇。万礼力战于大桥山，被乱箭射死。万义浮水而逃。林胜（广东澄海人，最雄伟，多武艺）见数镇皆败，而成功仍不发号令，说：“敌人虽胜两阵，实无多骑，藩主之不发号令而齐击者，谬也！”自挥本镇大战化凤，但遇东门清骑突出合攻，全军皆没。郑成功在山上观战见各镇并溃，嘱潘庚钟说：“尔立盖下代吾指挥，不可去盖，吾下山，催水军从后抄杀”①。带领健将十余员急下快哨，至江心，遥望诸军披靡不堪，随飞舟往镇江而去。梁化凤合城内诸军，见山上黄盖高扬，挥军猛攻。陈魁见清兵逼近郑成功大营，急往救授，中箭死，将士悉赴水死。清军合师环攻，潘庚钟挥剑督护卫死战。最后全部覆没。

二十四日，郑成功到镇江，黄安领全队舟师至。溃散的诸将也陆续赶到。这次战役。计有十五镇全军覆没。损失镇将以上十四员，标下将不可胜计，整个陆军损折大半。诸将请罪，郑成功大恸，说：“是我欺敌，非尔等之罪也！”②然而，南京之败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据镇江而守，上联张煌言，四围巩固归附的数府之地，事未尝不可为。张煌言得到南京失利的消息时，也曾致书郑成功说：“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③但郑成功已放弃镇江，顺流东下。

这时，郑成功开始重新考虑同清朝议和，授礼都事蔡政全权办理入京议和事宜。为了让清朝知道自己实力尚存，八月初十日指挥部队向崇明县城发起进攻，但没有攻下。

九月初七，郑成功回到厦门。由于师出无功，遣使报告永历帝，自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军印。立忠臣庙祭祀死难诸臣，以甘辉为第一，哭道：“早从将军之言，吾不至此矣！”④①《台湾外记》卷4。

②《台湾外记》卷4。

③《张苍水集》第四编《北征录》。

④《先王实录》。

郑成功苦心准备多年的攻取南都，刻期恢复的计划，就这样破灭了。北伐金陵的失败，自有其客观原因——西南大势趋平，清朝得以调转矛头集中对付郑成功，但郑成功的刚愎自用、骄傲轻敌以及指挥上的失宜，更是主要因素。

郑成功败撤以后，煌言势孤援绝，初欲入鄱阳以号召江、楚，但途遇清军，部众惊散，又遭清军追杀，单骑突围走，后逃至浙东海上。

当郑成功攻取瓜州、镇江，逼南京时，清廷大为震恐，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统兵南下救授。顺治帝甚至召集六师准备亲征。南京解围的消息传到北京，顺治帝大喜，命为梁化凤画像进呈，擢江南提督。转令达素会同由西南旋师的安南将军固山额真明安达礼进军福建，同时拒绝蔡政的和谈，速捕私通郑成功的马逢知入京问罪。

郑成功江南败归，取粮的范围日益缩小，只剩下金、厦两岛，实难养活数万大军。加以十二月蔡政自北京回到厦门，报告了和议不成及清廷已派达素并浙、直、粤数省水师前来合剿的消息，郑成功深感局势严重，开始考虑向台湾作战略的转移。

顺治十七年三月，达素抵达泉州。五月十日，达素与同安总兵施琅出同安港，李率泰与黄梧出海澄港，并檄蝎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饶平总兵吴六奇出广海，宁波、温台各港水师出浙海，集满汉精锐数万、战船五百余号，分水陆三路合攻厦门。郑成功凭借海战的优势指挥全军沉着应战。清军船队顺风蔽江而来，炮矢齐发，郑船一直被压到厦门港。日午，南风渐发，海潮渐去，郑成功立命举炮起碇，手自擎旗，指挥船队奋勇冲击，风吼涛立，一海皆动，将士踏浪如飞。北人不谙水性，眩晕、颠仆、乱不成军，遂大败。“数日尸浮海岸万余，长发者（郑军）十二三，短发者（清军）十七八”①。清廷乘胜消灭郑成功的计划破产后，仍然企图再举。七月，清命靖南王耿继茂从广东移驻福建，又命都统宗室罗托为安南将军，征剿郑成功。但由于次年正月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突然死去，清廷一时无暇顾及征战，郑成功就利用清朝“国丧”和清船靠岸这一间隙，采取了一项对中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向台湾进军。

①《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

第六节收复台湾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海中，与福建一衣带水。三国时代称“夷州”，隋唐宋元称“流求”。明清之际，台湾的土著居民约有十万，散布生活在全岛三万六千平方里的土地上，过着原始部落生活。从很古的时候起，就不断有大陆渔民移居台湾。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南宋遣兵屯戍澎湖，元代设立澎湖巡检司，移民日益增多。明代实行海禁，这里成了一些武装走私集团如林道乾、李旦、郑芝龙等人的活动基地。

十六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也发现了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他们经过台湾海峡，见岛上风光美丽，称之为“福摩萨”，意为“美丽之岛”。荷兰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称霸海上。在巴达维亚城设立“东印度公司”，专门经营东方的殖民事业，天启四年（1624）侵入台湾，筑热兰遮堡（中国记载称台湾城，在今安平），次年又在热兰遮堡对面赤嵌山上筑普罗文查堡（中国记载称赤嵌城，在今台南），开始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

荷兰占据台湾，纵横于东方海上，直接与中国东南海上霸王的郑氏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郑芝龙降清后，这种冲突就由郑成功承受下来。清顺治九年（1652）台湾发生郭怀一起义，荷兰殖民者怀疑为郑成功所策动，即对郑到台的船只严加检查，并在海上截捕郑的商舶。郑成功大怒，“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顺治十四年六月，荷兰驻台长官揆一遣通事何斌（一作何廷斌）到厦门见郑成功，表示愿意“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请求恢复通商①。郑成功当时忙于北伐，遂答应恢复通商。并暗地委托何斌替他在台湾向一切进口船只货物征收商税，允许何斌从中提取一定数量作佣金。后来何斌每年向郑成功缴纳税银一万八千两。顺治十六年，何斌的行为被荷兰人发觉，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务被解除，并被判处缴纳二十万元罚金。何斌遂与小通事郭平密谋，由郭平密驾小船，将鹿耳门至赤嵌城的水道探测清楚，连同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情形，绘成一图，飞舟至厦门献与郑成功，并极称台湾的富庶和可取之处。郑成功正值南京大败之后，观其图，闻其言，满心豁然。只因蔡政入京和谈尚无回音，同时清朝大兵压境，也难以实行重大转移。

顺治十八年正月，郑成功抓紧清朝国丧停兵不举的大好时机，大修船只，召集诸将会议，作出了进兵台湾的重大决策。并决定由郑泰、洪旭、黄廷等辅佐世子郑经留守金、厦及闽粤沿海诸岛。

三月二十三日中午，郑成功带领马信、周全斌、萧振宸、刘国轩、吴豪并四弟郑袭，统率大军二万五千人，分乘战舰二百余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二十四日军抵澎湖。七日后，留兵三千就地驻守，大队又于四月初一日晚一更继续前进。

那时船只从澎湖到台湾在台南一带登陆，只有南、北两条航道。荷兰人在一鲲身沙洲上筑起热兰遮城，设重炮守卫严密封锁了南航道。在北航道则将损坏的甲板沉塞水底，加以长期泥沙淤塞，通常大船难以进出，所以荷兰人也就放松了防范。郑成功由何斌向导，就选择了北航道。

四月初二日（1661年4月30日）清晨，船队达到鹿耳门，正逢潮水猛①《先王实录》。

涨五、六尺，大队船只浩浩荡荡开进，在北线尾岛和赤嵌城西北部附近的禾寮港顺利登陆。

台湾城（热兰遮堡）中约有荷军两千余人，由荷兰驻台长官揆一驻守。

赤嵌城（普罗文查堡）有荷军司令描难实汀官兵六百余人据守。揆一首先命令赫克托号和斯格拉弗兰号两艘战船以及白鹭号小帆船和马利亚号快艇向郑军船队冲来。郑军以猛烈的攻势炸沉赫克托号，接着又击溃了其他三艘。快艇马利亚号逃往巴达维亚报信，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躲到日本，再也不敢和郑军较量。

第二天，陆路荷军二百四十名由贝德尔上尉率领进攻北线尾岛。他们以为中国人都是胆小而不耐久战的，“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但这次大出他们意料，郑军四千人由陈泽率领，两面包抄，箭如骤雨，贝德尔上尉及其部下一百一十八人当场丧命。如不是附近一只领航船接应，荷军“必将全军复没，没有一个人回来报告战斗经过”①。

击溃荷军水陆两路进攻，郑成功挥军四面包围了赤嵌城，切断了赤嵌城与台湾城的联系，断绝了海陆交通。随后派人进入台湾城劝降。荷兰殖民者决定与郑成功和谈，愿以送纳劳师银十万两并年输商税若干万、“年年照例纳贡”为条件，让郑成功撤出台湾。

四月初五日，清晨，荷兰代表一行来到郑成功大营。在一个四面敞开的蓝色大帐幕中，郑成功坐在一张方桌后面的太师椅上接见了荷兰使者。荷兰使者请求郑成功明确答复对东印度公司不满的理由和动机，以及要求满足事项。郑成功立即答复道，他完全没有义务说明自己行动的理由，但也没有必要隐瞒如下的事实，为了顺利地同鞑靼人（指满洲人）作战，他认为应该占领台湾。“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表示，“此来的目的并非同公司作战，只是为了收回自己的产业”。只要公司愿意立即退出台湾，即可以“允许荷兰人用自己的船只装载动产和货物，拆毁城堡，把枪炮及其他物资全部运回巴达维亚”，并且他同公司的友谊也可维持下去。如果无视他的宽大为怀，他只好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求其实现。他限他们在第二天上午八时以前作出决定：如果决定离开，就挂起王子旗；否则就挂起血旗，准备作战。

四月初六日，赤嵌城荷军司令官描难实汀献出了要塞和城中一切物资，他和他的六百名士兵全部成了郑军的俘虏。而台湾城则挂起了大血旗，表示要和郑军对抗到底。初七日郑成功指挥攻城，但因城堡坚固，炮火凶猛，十余日连攻不下，部伍伤亡很大。同时郑军两万多官兵眷属离开金厦根据地以后，粮饷一开始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澎湖时连地瓜都吃不上。到台湾后，一部分靠大陆运输接济，一部分靠夺取荷兰人的粮仓储积。后来大陆的粮船不至，“官兵一日只两餐，多有病殁，兵心嗷嗷”①。郑成功只好一面派马信统领所部长期围城，一面派遣各镇耕屯自养。

五月，郑成功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有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北路为天兴县，以纪念邓氏发迹之地——福建全州安平镇。颁发屯垦令，号召①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

①《先王实录》。

文武各官及各镇大小将领官兵家属，“择地起盖房屋，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②。六月，遣发各镇分赴北路新港仔（今台南市新市乡）、竹堑（今新竹市）一带和南路风山（今高雄县风山镇）、观音山（今高雄县仁武乡附近）一带屯垦，文武各官均照原额发给六个月俸银，作为开垦基金。

郑成功对台湾城的包围一直持续了九个多月。其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经凑集了七百名士兵，分乘十艘战船，进行了一次救援，但很快遭到失败。救援的失败使台湾荷军更加恐惧，不少人投降了郑军。有个叫汉斯的军曹，在欧洲打过几次仗，很有作战经验。他在12月16日出降后，向郑成功提供了城内的详细情况：荷军已经失去了坚持下去的信心。由于长期的围困，守军精疲力尽，已经找不到四百名强壮的士兵，而且由于疾病还在日益减少。城堡经不起大炮猛轰两个整天。他建议郑成功充分利用围城内普遍存在的惊慌情绪和疲弱状态，不仅要用封锁，而且还要用连续攻击，来彻底疲惫敌人，使其完全绝望。他指引郑成功注意荷军工事网和乌特利支圆堡，说工事网远远低于乌特利支圆堡，如果占领圆堡，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工事内保护自己。郑成功得到汉斯的献策，心中有了把握，决定结束消极封锁转入积极进攻。1662年1月，郑成功将大部兵力集中到台湾城的沙洲上，建起三座炮台，配了二十八门巨炮。25日，摧毁了乌特利支圆堡。当晚又在紧逼台湾城的小山上筑起战壕，建造一座大型炮垒。城内荷军彻夜用大炮、步枪、手榴弹轰击，以阻止郑军前进，台湾城已成为一片火海。

1月27日，面临没顶之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评议会召开了一次重要秘密会议。长官揆一同意评议会几乎一致的意见，决定与郑成功谈判。

经过几天的协商，1662年2月1日（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双方正式订立条约并举行签字仪式。条约共十八条，其中规定：荷兰人交出城堡和所有武器、物资，包括大炮一百五十尊，小铳四千支，足够五个月食用的粮食和价值471500荷兰盾的金、珠、琥珀与现金；荷兰人可以携带返回巴达维亚途中所需要的米、面、酒、醋、绳索、帆布、火药、枪弹等物，以及他们私人动产、荷兰政府档案文件。此外，二十八名评议员每人准予随身携带二百银元，另二十名特别公民准予一共携带一千银元；郑方释还俘虏并捕获的四艘小艇及其附属物品；检查以后，荷兰士兵在长官的指挥下，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登船。

几天以后，荷兰驻台湾的最后一任长官揆一搬其辎重货物上船，率余部五百余众，驾舟远去。从此，台湾结束了荷兰殖民者三十八年的统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②《先王实录》。

第七节　英雄之死

郑成功主力大军退入台湾后，清朝采纳黄梧的“剿灭郑逆五策”，驱迫山东、江、浙、闽、粤五省沿海数千里的居民一律从海岸后撤数十里，全部实行迁界，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凡立界之处，陆地则筑墩台，溪河则树椿栅，官兵时刻巡查瞭望，寸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截断大陆对台湾以及金、厦诸岛的一切物资接济。为了散除郑成功的党羽，清朝还大量印刷招降的谕旨，密送与诸岛和台湾的郑氏部属，加强政治瓦解攻势。

清朝一系列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措施，使台湾金厦诸岛的郑氏官兵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和不安之中。留守闽粤近海各岛的郑氏官兵开始发生动摇。首先，有总兵官林俊奇等将官六十一员和兵士一千三百余名投降了清朝。接着，留守铜山的蔡禄、郭义又率将官一百零八员、兵四千四百名及其家口万余渡海降清。由于郑成功处理失当，跟随郑成功父子镇守南澳二十余年的大将陈豹也投降了清朝。

与此同时，清廷又于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初三日，将郑芝龙及其子世恩、世荫并在京亲属十一人斩于菜市口。郑成功得到凶信，擗踊痛哭，自此“中夜悲泣，居常郁悒”①。他又听说清朝将福建郑氏祖坟全部挖毁，更加恨得咬牙切齿。每与诸将谈起五省迁海的事，便叹息不已说：“吾欲留此数茎发，累及桑梓人民！”①郑成功虽然完成了收复台湾大业，但他为此事已经心力交瘁。当初在厦门研究进军台湾时，重要将领吴豪就曾坚决反对，其他将领也都不很愿意，表示支持的只有杨朝栋一人。舟师齐集料罗湾即将启航之际，“官兵多以过洋为难”。有很多将士逃跑。南明遗老们谴责郑成功渡海是对明室的不忠。张煌言听说郑成功大军出发，立派门客罗子迂往澎湖军前劝阻，继又写了一封长信力挽郑成功回师，信中评批郑成功“以中国师徙委之波涛飘渺之中，拘之风土狂獉之地”，“生即非智，死亦非忠”，“是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②。到台以后一则粮食奇缺，全军一日二餐；二则荷军炮火猛烈，郑军伤亡很大，常有士兵逃亡；三则郑成功严令留守沿海各岛将领迁眷入台，郑泰等均贪恋金、厦两岛的通洋巨利和舒适生活，一再迁延不行，后来甚至不发一船至台湾，致使海上信息隔绝。所有这些，都使郑成功变得更加焦躁和恼怒。当时荷兰殖民者对郑成功的困境也很清楚：“国姓爷在福摩萨的情况同他以前在中国一样糟：他在围城期中已经损失了八千多精锐部队；他的大小船只一有机会便开小差逃跑；由于长期进行围城战，他的士兵和其他在福摩萨的中国人对他的忠诚已有所减退；运来的粮食已不像以前那么充裕等等”③。郑成功这时的对策就是实行严刑峻法，动不动就杀人。吴豪在进入台湾不久首先被杀，承天府首任知府杨朝栋因以小斗散粮，全家被杀。万年县首任知县祝敬本本人被杀，家属发配。在恢复台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何斌也被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①。

对郑成功刺激最大的还是他的家事。郑成功入台时，留二十一岁的长子①《南疆逸史》卷54，《郑成功传》。

①《台湾外记》卷5。

②《张苍水集》第一编《上延平王书》。

③《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

①《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

郑经在郑泰等人辅佐下坚守金、厦诸岛。郑经待人谦恭，好学善射，但严毅果敢不如乃父。郑经的妻子是尚书唐显悦的孙女，夫妻感情很不谐和。郑经与四弟的乳母陈氏私通，亲如佳偶，康熙元年（1661）生下一子，诡报侍妾所生。郑成功大喜，颁赏台湾及留守金、厦诸将士。唐显悦写信给郑成功揭穿隐秘，批评郑成功治家不正，安能治国！郑成功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齐家、治国一向严明，一看此信顿时气塞胸膛，立差黄毓到金门，命郑泰将郑经、陈氏、小儿及董氏一并斩首。郑泰认为董夫人和郑经不可杀，只杀了陈氏及小儿复命。郑成功不允，又解佩剑交黄毓再至金门。可郑泰仍不执行，而且把黄毓送交郑经予以监禁。郑成功见金、厦诸将拒命，气得暴跳如雷。四月，永历政权的兵部司务林英从云南逃至台湾见郑成功，说永历帝被缅人执送吴三桂，已经被害。君主被杀，父亲被害，儿子拥兵背叛，自己的面前重重困难，加以清朝猛烈的瓦解，更严重威胁郑氏集团的稳固，在这一切袭扰下，郑成功心境悲怆，哀愤满怀，他终于病倒了。五月初一，他勉强从病床上爬起来，登上将台，手持望远镜向澎湖方向眺望，看有没有金、厦的船只开来。黄安对他说，世子与乳母之事也许是清朝阴谋捏造买通唐显悦写信激怒藩主，父子相残，自行消亡。郑成功觉得似乎也有可能，悔恨交加，激动得狂奔疾呼，不能自抑。

康熙元年五月初八日（1662）6月23日，郑成功又一次撑持着登台观望。回至书房，他将永历帝所赐延平王的衣冠穿戴整齐，请出《明太祖祖训》，行礼毕，坐胡床，命左右进酒，每翻阅一帙，辄饮一杯，至第三帙，长叹道：“自家国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六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①顿足拊膺，大叫而死。时年三十九岁。

郑成功一妻八妾：董氏、庄氏、林氏、温氏、史氏、蔡氏、曾氏、蔡氏、许氏。十子：经、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隶归清朝统辖后不久，清廷批准郑克塽的请求，将郑成功尸骸从台南迁葬于家乡福建南安康店之复船山。迁葬时，康熙帝特为题写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台湾同胞为了纪念郑成功，将郑经原在台湾创建的郑氏家庙称为“开台圣王庙”。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接受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将“开台圣王庙”大规模扩建为“延平郡王祠”，列入国家祭典。

①《海纪辑要》。

第十章 鳌拜

清朝开国元勋之一鳌拜，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前半生军功赫赫，大多在疆场上驰骋拚杀，后半生则操握权柄，成为影响清初特别是康熙初年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第一节 身经百战的巴图鲁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生年不详①。伯父费英东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随其父索尔果投奔努尔哈赤，历任固山额真、“众额真”，天命建后金国前，位列五大臣之一。他英勇善战，曾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鳌拜之父伟齐，系费英东第九弟②，而鳌拜又是伟齐的第三子。鳌拜的二哥卓布泰、四弟巴哈、六弟穆里玛以及叔伯兄弟图赖（费英东之子），都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在对明和对农民军的战争中效力甚多。但关于鳌拜五弟萨哈、七弟索山以及其他亲属的情况，历史失载，所知不多。

鳌拜一家之所以武功赫赫，当然是与当时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形势分不开的。费英东一家投奔努尔哈赤的时候，正值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走向抗明立国的道路。不久以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接着，他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打明朝的抚顺，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清（后金）战争的帷幕。此后，历经开铁、辽沈、宁远、松锦、山海关等多次战役，先后击败了明兵，收蒙古、降朝鲜，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终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鳌拜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一段错综复杂、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鳌拜尚未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①。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即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

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显示出他勇猛无畏的性格，并从此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②。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它十分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但硕托等进攻不利，皇太极又派阿济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鳌拜向阿济格表示：“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面！”①于是他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②，然后举火为号，引来后续部队，攻下了皮岛。皇太极对鳌拜的①康熙初四辅臣之一索尼生于1600年，史载称其辅政时，“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显然比鳌拜年长。②据《清史列传》卷4，“费英东传”记其父名索尔果，《清太祖实录》同，“伟齐传”则记其父名索尔和，此系音译之异。

①《清太宗实录》卷11。

②《清太宗实录》卷36、卷37。

①《清太宗实录》卷37。

②《清史列传》卷6，《鳌拜传》。

表现十分高兴，提升他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以后，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崇德六年初围困锦州及攻克锦州外城时，鳌拜先后率护军击败明朝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崇德六年八月，松山明军突围，被鳌拜率部击退。接着，鳌拜又追击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获得大胜。于是，崇德七年（1642）六月，鳌拜又升为护军统领，即巴牙喇纛章京，实际相当于都统，即固山额真之职，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奠定了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这年底，他派阿巴泰率兵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鳌拜也随军作战，他曾在北京和山东三败明军，攻克四城，在密云附近大败范志完和吴三桂的军队。他以此次战功，再次被提升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此后，鳌拜便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的军队，直下湖广一带。顺治三年正月，鳌拜随肃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汉中打败贺珍以后，得知张献忠率军已到西充一带，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先头部队前往狙击，结果两军相遇，“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①。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四川、贵州等地，屠杀农民政权的大小官员一千多人，基本上消灭了四川一带的农民军。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频，似乎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赏赉”②，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然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死去，由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为满洲贵族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皇太极生前对于继承人并未作出安排，所以他之死便引起“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③。当时势力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资格继统者有三人：一是两黄旗系统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两白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一是两红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哥哥礼亲王代善，其中尤以前两者的争夺最为激烈。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罪行时曾提到：“当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④说明肃王豪格确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而鳌拜等是其坚决的支持者。在顺治九年审讯多尔衮余党时也提到，“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人前亦述此言。”①可见当时不仅多尔衮①《清世祖实录》卷29。

②《清世祖实录》卷36。

③《清世祖实录》卷9。

④《清世祖实录》卷37。

①《清世祖实录》卷63。

是争位的另一有力候选者，而且也表明两白旗与两黄旗在继位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为寇仇。

在这场斗争中，鳌拜身为镶黄旗贵族、皇帝的护军头目，是坚决支持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的。皇太极在位时便对鳌拜很信任，有人曾对鳌拜比较专横提出意见，但皇太极却偏袒鳌拜。②鳌拜则更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崇德二年岳托曾派人于夜晚向皇太极进献马匹，鳌拜以“此暮夜就寝时，非献马时”为理由，说：“上已安寝，欲令惊动，秉烛观马耶？”加以挡驾。事后皇太极听说此事，颇为高兴，将献马一事作为“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③。鳌拜忠于皇太极，自然希望由他的儿子即位，而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地位较高，利益较大。这也是鳌拜等竭力支持豪格即位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鳌拜曾与图赖、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④。在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命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对会议施加武力威胁，而“索尼及巴图鲁鄂拜（即鳌拜）首言立皇子”⑤。朝鲜国王的世子李■也记载：“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①当时的形势确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多尔衮是一个素有大志而文武双全的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绝不是像他在日后向群臣所表白的那样，在“诸王、贝勒、大臣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的情况下，从内心深处“誓死不从”②，这从他在皇太极时期的地位以及在他摄政时期的许多作为中可以一目了然，详见《多尔衮传》。他之所以退而充当辅政王，扶持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登基，则在于以鳌拜为骨干的两黄旗势力的激烈反对，害怕两者相争，削弱整个清国家的力量，影响入统中原的基业。1644年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永昌政权，占据了北京，进而统一全国，正是在多尔衮缓和内部矛盾、上下团结一心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以济尔哈朗、多尔衮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福临继位为帝的暂时妥协，并不能彻底消除八旗内部敌对势力的矛盾。豪格对这样一种妥协就很不满，他在顺治元年四月曾说：“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设不竟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③清朝迁都北京后，鳌拜与谭泰、图赖、锡翰、巩阿岱、索尼等两黄旗贵族依然在暗地里与多尔衮等作对，而多尔衮也一再打击和压制他们。顺治五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系豪格于狱”，最后豪格死于狱中④。多尔衮又以吞齐等人的“讦告”，将济尔哈朗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也以同盟拥立豪格，与郑王同谋，以及为豪格鸣冤叫屈等四大罪，落得个“免②《清太宗实录》卷57。

③《清太宗实录》卷36。

④《清世祖实录》卷37。

⑤《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①李■：《沈馆录》卷6，《沈阳状启》。

②《清世祖实录》卷22。

③《清世祖实录》卷4。

④《清史稿》卷219《多尔衮传》。

死赎身”的下场①。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生病在家，他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帝不来看望他，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帝。结果锡翰等还是请来了顺治帝，多尔衮十分生气，要杀锡翰，而鳌拜则因为“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从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②。鳌拜遭到打击，许多黄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向两边讨好，以图自保。巩阿岱、锡翰并逼鳌拜、索尼等“悔弃前誓”，但鳌拜家族仍不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衮恨恨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便“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并拆毁了图赖死后的享堂。锡翰等还建议说：“鳌拜、巴哈不宜留上左右，当..俱逐退，勿令近御”③。

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以后，多尔衮的封谥被追夺，阿济格被赐死，两白旗群龙无首，一蹶不振。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顺治八年正月，以“鳌拜巴图鲁、巴哈为议政大臣”④；闰二月，“以军功升三等侯鳌拜巴图鲁为一等侯”⑤；八月，鳌拜以谭泰“营私及党附睿亲王”，提出控告，杀掉谭泰⑥。顺治九年二月，鳌拜认为自己军功甚多，但前些年对他待遇不公，因而向顺治帝提出申诉。顺治帝特意批复吏部：“这所议是。鳌拜著优升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为二等公”①。三月，顺治帝颁布谕旨，命诸王大臣会审旧附多尔衮、陷害鳌拜等人的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席讷布库等，并将他们全部处死，“家产籍没”②。这一升一黜，说明了顺治八年以后清初政局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八旗内部、特别是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实力对比的转折，但这其中的矛盾与斗争却远远没有结束。

从此以后，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常在顺治帝左右，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将太后旨意传达给皇帝、祭奠故世王公妃嫔，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协助会审案狱等等，俨然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干臣！而正是由于他始终不渝地效命于福临，顺治帝对其也十分信任。顺治十三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上亲临视之”③。而皇太后有病，鳌拜则“昼夜勤劳，食息不暇”。顺治帝也感到“深可嘉悦”，将鳌拜等“俱加太傅兼太子太傅”④。

就在鳌拜日益得到皇帝信任，地位不断上升之时，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夜子刻，福临病死于养心殿。从此，无论是清皇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①《清世祖实录》卷37。

②《清世祖实录》卷49。

③《清世祖实录》卷63。

④《清世祖实录》卷52。

⑤《清世祖实录》卷54。

⑥《清世祖实录》卷59；《清史列传》卷4，《谭泰传》。

①《清世祖实录》卷63。

②同上。

③《清世祖实录》卷104。

④《清世祖实录》卷113。

第二节 有所作为的辅政大臣

福临去世后，其子玄烨即位，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享有盛名的康熙帝统治时期。但是，玄烨登基时不过是个年甫七龄的幼童，还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管理国家的重担便落到顺治帝遗诏指定、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暗中赞助的四位辅臣的肩上。

顺治帝遗诏云：“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

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①尽管鳌拜在四辅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实与鳌拜个人的独掌辅政大权有关。在四位辅臣中间，索尼能文能武，顺治年间总管内务府，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在皇太极晚年才初露头角，能力有限。鳌拜虽然名列最末，但实际地位却与索尼不相上下。输政初期，“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②。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绝不像他的辅臣次序一样是最微小的，恰好相反，而是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这样，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五月的辅政时期的历史，实际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尽管福临接受了乃父的教训，在临死前把身后的一切安排妥当，但是留给皇位继承者和四位辅臣的却并非万事如意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艰难局面。一方面，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等抗清力量依旧存在，部分汉族地主仍然怀念故国，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财政状况十分窘迫。这样，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当时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此外，“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①。顺治一朝，党争不断，明代重用阉宦的恶习也继承下来，中央地方各级官吏不尽心任职，反而贪污受贿，行私中饱，吏治比较败坏。再者，顺治年间实行的一些恶政，如圈地、逃人、迁海等等，依旧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引起人民的不满。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

在这样的局势下，辅政伊始，他们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②。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③。这些已表现出辅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但是，这些方针政策并不是“违背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复旧政策”。

鳌拜等辅政大臣十分重视正确处理满汉关系问题。清朝统治者在各方面“首崇满洲”，是其既定国策，无论是在皇太极、多尔衮和顺治帝执政时期，①《清世祖实录》卷144。

②《清史列传》卷6，《遏必隆传》。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1，《世祖勤政》。

②《清圣祖实录》卷3。

③遗诏被篡改一事参见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还是在康熙八年（1669）五月玄烨亲政以后，这一国策基本不变。不管他们对汉族地主表示出多么友善，但一旦触及满族统治者切身利益，危及满洲贵族统治地位，他们“重满轻汉”的根本原则就充分反映出来了。鳌拜辅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鳌拜等在强调满族统治地位，清除明末弊政残余的同时，并没有在顺治朝满汉关系的格局上做更多的改变。

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下令将制度上“满汉分别、参差不一者，或前后更易、难为定例者”，根据“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但对“有今昔异宜、时势必须变通，有满汉悬殊、定例难于归一者，亦须斟酌至当，详明具奏”①。这说明他们并不完全是恪守陈规，也讲究“变通”。如康熙元年谕都察院：“巡视茶马一差，近经部议，满汉兼差，已经奉旨准行。今思巡视茶马差原系汉御史，从无差满官之例，以后著仿照旧例，止差汉官，不必兼差满官”②。表明其因事任人的原则。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鳌拜等认为其“责任重大，今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③，抬高其地位，尚书“入议政列”④，并由满蒙人专任。这个改变并不能算作重满之举。众所周知，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比较成功，是与理藩院的作用分不开的。因此，鳌拜等认识到，“理藩院职司外藩王、贝勒、公主等事务，及礼仪、刑名各项，责任重大，非明朝可比”⑤，从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康熙亲政后沿用此制，雍正时还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正是鳌拜时期这一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顺治十五年，福临曾将皇太极时建立的内三院名号取消，仿明制将大学士改为殿阁大学士，满、汉“仍俱正五品”①，比顺治初年俱正二品有所降低，但并无差别。顺治十八年，鳌拜等以不合旧制恢复内三院名色，“设满、汉大学士等，照尚书、侍郎品级”②，即大学士为正二品，恢复的乃是顺治初的定制。同年亦定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一员，满学士二员，汉军学士和汉学士各一员，满、汉比例大致相等③。六部在清初统治者眼里一直是要比内三院更重要的，所以鳌拜等在康熙六年曾定满尚书为一品，汉尚书为二品，略有差别。但实际任事的满、汉尚书、侍郎人数是相当的，均为满、汉各一人。就地方行政机构而言，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④。而顺治年间和鳌拜辅政时期，任督抚者几乎没有满、蒙人，汉军旗人在总督中约占十分之八，一般汉官占十分之二；在巡抚中汉军旗人与一般汉官平分秋色，前者略多，只是到辅政末期，才有极少几个满、蒙人任督抚，还不如康熙帝亲政以后的多⑤。至于府①《清圣祖实录》卷2。

②《清圣祖实录》卷7。

③《清圣祖实录》卷2。

④《清圣祖实录》卷2。

⑤《清圣祖实录》卷2。

①蒋良骐《东华录》卷8。

②蒋良骐《东华录》卷8。

③《清圣祖实录》卷3。康熙元年，鳌拜一度把汉大学士降为正五品，但旋即恢复为正二品，说明形势之不允许。

④福格：《听雨丛谈》卷3。

⑤参见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

州县各级官吏，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官。这种中央机构满人占居优势，地方军政大员中汉军与汉人各据其半，低级官吏几乎全为汉人把持的情况，在整个清前期变化都是不大的。因此，尽管鳌拜等比较强调“首崇满洲”，但由于这样一种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本格局不能变更，满、汉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汉化的趋势没有被遏止。

鳌拜辅政时期，对汉族地主阶级分子的打击，当以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为代表（同年稍早还有“哭庙案”和后来的“明史案”、“逆诗案”，均不予涉及）。如前所述，顺治年间清统治者与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较深，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矛盾激化所导致的汉族士绅的反抗及不合作态度遭到清统治者的仇恨；另一方面是因为清统治者在南北党争中支持北人，排挤南方官绅，引起后者不满；此外，江南士绅“仍明花分诡寄之弊”①，规避赋役的情况又十分严重，所以清政府不仅通过“科场案”、“通海案”等从政治上打击江南士绅，还下令清查江南无锡等县“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多占地亩，不纳租税，反行挟制有司”的问题②，从经济上与豪强地主争夺赋税，以供军需。“奏销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谕尸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追比..。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③在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任缙绅概行降调”④。结果查出“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①。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彭孙遹等皆牵连入案。昆山叶方霭为顺治乙亥科一甲第三名进士，“适欠折银一厘，亦被左迁”，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②。

“奏销案”对江南汉族地主的打击是很大的，但纵观其来龙去脉，与其说这是出自清统治者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如说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是顺治朝打击南方官绅政策的继续，很难把这算作鳌拜时期“重满轻汉”的表现。尽管“奏销案”牵连过多，打击过重，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末农民起义较少触动江浙地主而造成的明末积弊犹存的缺陷，有利于巩固清政府刚刚建立的统治秩序。

鳌拜很注意吏治整顿问题。针对晚明遗留下来的弊政，鳌拜等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顺治十八年二月，他们借口“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革除内官十三衙门，“内官俱永不用”③，为有清一代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辅政半月后，鳌拜等以皇帝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几，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④。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①康熙《吴江县志》卷10，“宦绩”。

②《清世祖实录》卷117。

③《清圣祖实录》卷2。

④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

①《清圣祖实录》卷3。

②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

③《清圣祖实录》卷1。

④《清圣祖实录》卷1。

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①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要求“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②，规定本章“不得逾三百字”③。数月后，又因各部门回复奏章时往往拖延，而“各部事务虽巨细不同，于国政民情均有关系，理宜速结”④，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如仍前含糊迟缓，任意迁延，治罪不贷”⑤。对各督抚奉命查处事件也按地方距京师的远近不同分为四类，制定限期，“违限者按年月处分”⑥。后来还多次重申，“部院官员办理之事，皆关国政..如仍前因循草率，以至壅积者治罪”。

鳌拜等认识到，“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因此对各地督抚是否清正称职十分注意。康熙四年（1665）三月，曾谕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诸如私征强派，威逼驿站官役多派乘马支应，携带家人至任所“入兵丁数内食粮”，纵容奸徒恶棍扰乱正常贸易等，并下令对此严行禁止⑦。同年十二月，鳌拜等又指斥督抚公然受贿，下令对他们“从重治罪”⑧。康熙五年，“四大臣欲每省差大臣二员，设立衙门于督抚之旁，以廉督抚”⑨。虽因方法不妥而未行，但却反映了鳌拜等整肃地方吏治的决心。

由于经济问题是当时政府面临的大事，因此鳌拜等命“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①，并“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②。康熙二年，又由“户部题定征收地丁钱粮总作十分考成则例”③。此外，鳌拜等仍以劝垦荒地之多寡对地方官员加以奖惩，如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源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麒等，先后以劝垦荒地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垦地后复荒者”、“荒地捏报垦熟者”、“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等官革职”④，以解决垦荒中出现的弊病。

①《清圣祖实录》卷1。

②《清圣祖实录》卷2。

③《清圣祖实录》卷24。

④《清圣祖实录》卷5。

⑤《清圣祖实录》卷2。

⑥《清圣祖实录》卷4。

⑦《清圣祖实录》卷14。

⑧《清圣祖实录》卷17。

⑨钱仪吉：《碑传集》卷11，“冯文毅公溥事实”。

①《清圣祖实录》卷1。

②同上。

③《清圣祖实录》卷2。

④康熙《大清会典》卷20，“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在此基础上，鳌拜等下令各部院长官“俱著自行陈奏”功过⑤，又下令对现任督抚加以甄别，结果康熙元年有十一位督抚留任，一人解任，一人休致，一人以原官致仕，一人著降一级调用⑥。为减少行政开支，康熙四年及五年把六科满汉给事中由十二员减少到四员；康熙六年将各省布政使二人裁撤一人；同年十一月考察军政后，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六十三人“处分如例”⑦；康熙七年（1668）四月，“裁直隶各省大小衙门吏攒承差等役三千八百四十九名”⑧；七月，“甄别才力不及满汉官二十七员”，分别降革①。而另一方面，鳌拜等对地方官吏“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拣选贤能推用“②，“遇有紧要员缺，著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并将熟悉民间疾苦，“才能夙著”的地方官擢为科道言官，令其“据实指陈，有裨政治”③。这种裁撤冗吏、罢免不职、不拘资历、任人以才的做法，显然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康熙元年，为简化官吏考核制度，鳌拜等曾停止京察大计，“俱著三年考满”，并定出考满规则。康熙四年，又停止考满，恢复京察，定每六年考察官员一次。这样的来回变化，也无非说明辅臣对吏治的重视。

当然，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其末世，政府机器中的许多弊病已积久难除，统治者的良好愿望也并不一定能收到好的客观效果，鳌拜辅政时期亦不能例外。因此，康熙六年熊赐履对当时弊病的指摘也定有事实根据④。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鳌拜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康熙、雍正时继续执行了这些措施，为“康乾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就更不能掩没鳌拜辅政时期在这方面的贡献了。

鳌拜在辅政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复经济。在鼓励垦荒方面，除了前述以垦荒对官吏实行考成外，政府也鼓励百姓承种荒地。顺治十八年六月，针对顺治朝以来所以无人承种荒地是因为“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的情况，鳌拜等听从河南御史刘源浚的建议，“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①。在国家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政府还发给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等数省投诚官兵牛种银两②，给他们创造条件垦种田地，务农为生，这在以前是少有的。清初四川经济残破，鳌拜等亦接受官员建议，准许各地册籍有名无业或无名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③。⑤《清圣祖实录》卷3。

⑥《清圣祖实录》卷6。

⑦《清圣祖实录》卷24。

⑧《清圣祖实录》卷25。

①《清圣祖实录》卷26。

②《清圣祖实录》卷22。

③《清圣祖实录》卷25。

④《清圣祖实录》卷22。

①《清圣祖实录》卷3。

②《清圣祖实录》卷15、23。

③《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1000页，“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对恢复四川的农业经济意义甚大。

为了保证经济恢复，鳌拜等实行了“轻徭薄赋”政策，除了开垦荒地，三年起科之外，他们还十分注意蠲免。康熙三年山西太原府属十二州县旱灾严重，地方官至次年才行申报，并征收了当年的赋税。“上以地方官察报迟延，有失抚恤之道，下旨切责”，并准蠲免次年钱粮和发仓赈济④。按清初例，灾十分者只蠲额赋十之三，但康熙四年山东济南等六府旱灾严重，政府就将全部钱粮豁免⑤。数日后，鳌拜等又下令户部注意防止地方官乘蠲免之机“侵扣肥己”，“使小民不沾实惠”，并提出对犯有此罪的大小官员从重治罪，决不宽恕⑥。此外还规定地方官在察看灾情时，“随带人役，务极减少，一切执事，尽行撤去”，切实保证蠲政的实效⑦。据《清实录》的不完全统计，辅政八年中，除康熙三年六月下令将顺治十五年以前各项钱粮悉予蠲免这一次大规模蠲免外，政府进行了包括灾蠲、欠蠲在内的各类蠲免共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个省的七八百个府州县卫。除频行蠲政之外，鳌拜等也主张严禁加派。顺治十八年七月，清廷因用兵等以致入不敷出，下令加派练饷，直到钱粮充足日为止①。但由于地方凋敝，人民困苦，鳌拜等只得于当年十二月下令“急停，以舒民困”，“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②。加派练饷无疑是一大恶政，但他看到有损于经济的恢复、人民的休息，便在数月后停止，这种及时纠偏的作法，比起明末统治者来显然要高明一些。

鳌拜辅政时期经济上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③。由于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已在明末农民起义中为农民占有，清政府此举实际上就是向这些农民反攻倒算，也就必然遭到后者的激烈反对而无法实行。康熙八年三月，政府下令“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④，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到顺治末年，统一全国和巩固统治的战争虽已近尾声，但军事行动毕竟还一直存在，对经济恢复也有一定影响，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这段时间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停滞倒退，而且有所恢复和发展。仍以《清实录》中数字为据：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七年，人丁共增加228575；土地共增加145322顷；征银共增加114838两，平均人丁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一点七；平均土地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三点六；平均税银年增长率为千分之零点六二，可见土地年增长率超过税收银年增长率四倍多，这当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经济的恢复。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马上得天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其他三位辅臣也多次披甲从征，武功赫赫，有较长的军事生涯，但是，除了继续顺治朝以来的④《清圣祖实录》卷14。

⑤《清圣祖实录》卷15。

⑥《清圣祖实录》卷15。

⑦《清圣祖实录》卷26。

①“车克题加征练饷之法及严禁各官作弊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②《清圣祖实录》卷5。

③《清圣祖实录》卷27。

④《清圣祖实录》卷28。

统一战争之外，鳌拜辅政时期却没有进行什么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与他们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作为相比，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辅政开始以后不久，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国部为清军消灭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鳌拜的弟弟穆里玛等又率军镇压了大顺农民军的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尽管只是继续完成顺治时期的军事行动，但这些行动的后果已足以使鳌拜等采取相对保守的军事政策。夔东十三家军的英勇抗击，一直使统治者心有余悸，“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的浩大，不仅使鳌拜等难以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使人民负担极重，不得休息，有可能因此而使辅臣们恢复经济的努力付之东流。于是他们在灭亡了永历政权之后，就急不可待地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②基于此，他们在对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的行动中，就奉行了一条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路线。

康熙元年，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继立，在台湾以及金厦一带与清皇朝抗衡。由于郑成功死后因继位问题而发生内讧，郑氏政权内部矛盾异常激化，许多文官武将都对郑经表示不满。鳌拜等利用这个机会，对郑氏人员诱以高官厚禄，招抚他们降清。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杨学皋来归，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①；康熙二年，郑成功之族兄郑鸣骏被授遵义侯，族侄郑缵绪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封赐爵职之外，鳌拜等还重用这些人来打击郑氏政权，以示对他们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湾，统率水师的施琅、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无一不是郑氏故将。在清政权的“感召”之下，“自顺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陆续招抚伪将军、都督、总兵，并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二百九十员，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②。从康熙元年十月以后到康熙三年十月，较大规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称作郑经“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员将领，还包括郑缵绪、郑世袭、郑芝豹生母黄氏、以及郑氏的“子侄眷属”，与他们同来降清的官员不下千余，军队百姓共有十数万，还有大量船只、盔甲器械等物，这就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

鳌拜等乘郑氏政权的内讧，又辅之以攻，派兵先后攻克金、厦、铜山等地。郑经退守台湾。康熙四年，“廷议罢兵”，并派慕天颜赴台谕降，力图和平收复台湾。但郑经却企图裂土割据，“请称臣入贡如朝鲜”，遭到辅臣的拒绝①。康熙六年，施琅再请攻打台湾，因“朝议循于招抚”②而未果。从此双方对峙，直到十四年后。

鳌拜辅政时期采取的“以抚为主”的统一方针，应该说对恢复经济、与民休息、缓和财政危机都有好处，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大臣冯溥为了“清心①昭梿：《啸亭杂录》卷8，“茅麓山”。

②《清圣祖实录》卷6。

①《清圣祖实录》卷7。

②同上。

①《清史稿》卷224，《郑成功传》。

②钱仪吉：《碑传集》卷15，施德馨撰：“施壮襄公传”。

省事，与民休息”，还请玄烨“勿轻剿台湾”，继续鳌拜时期的政策③。鳌拜等人的上述行动，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清初几个弊政的处理问题。顺治初年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危害的劣政，诸如逃人法、圈地与投充、迁海等等，在鳌拜辅政时期虽仍存在，但逐渐有所缓和。

由于迁海政策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顺治十八年八月，辅臣曾下令对迁海居民“速给田地房屋..使小民尽沾实惠”④。康熙四年，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因海禁多有失业”，鳌拜等遂允许“令其捕鱼，以资民生”⑤。康熙七年，两广总督周有德报告当地“沿海迁民，久失生业”，建议于海口“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此建议得到鳌拜等批准⑥。康熙八年正月，“奉旨尽弛海禁”⑦，这对沿海居民是有好处的。

顺治年间，由于圈地和投充等弊政，迫使大量不甘沦为农奴和包衣的人四散逃亡，顺治十一年“逃人几至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①。清廷便制订了更为严酷的逃人法，除捉拿逃人之外，还严惩窝主，牵连四邻，许多恶棍无赖又趁火打劫，使许多人身家性命难保。康熙三年底，专事缉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右侍郎马希纳也指出逃人法之弊害，请求“免提案内牵连之人质审”，以免“牵连多人”②。次年正月，鳌拜等历数逃人法之弊，认为“此等株连蔓引，冤及无辜，饿死道途，瘐毙监狱，实属可悯”，下令有关部门制定一个“逃人可获，奸棍不得肆恶，小民不受诈害”的立法③。康熙六年，又下令各地政府对骚扰地方的解役和逃人严加管束，如有“同谋挟诈”之事，要治以重罪，对这些解役约束不严的官吏，也要“严治其罪，必不宽恕”④。尽管他们把逃人问题看作与本族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不能根本改变逃人法，但由于注意了它的弊害并试图加以解决，使此时期的逃人问题日趋缓和。顺治年间两次大规模圈地之后，康熙五年，在鳌拜的直接干预下，京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圈换，这是辅政时期的一大弊政。康熙五年，鳌拜提出，顺治初年，多尔衮为了自己利益，把镶黄旗应得的保定等府好地据为己有，而把正白旗的坏地换给镶黄旗，因此要求“呈请更换”。这一提议遭到正白旗户部尚书苏纳海等人的反对。苏纳海认为“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要求将此议驳回⑤。虽然此事之起是由于八旗内部矛盾所致，但毕竟苏纳海的主张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发展。

但是，鳌拜恃威专断，不顾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③钱仪吉：《碑传集》卷11，“冯文毅公溥事实”，《清史稿·冯溥传》。④《清圣祖实录》卷4。

⑤《清圣祖实录》卷14。

⑥《清圣祖实录》卷27。

⑦《广东通志·边防篇》，转引自谢国祯：“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三。①《清世祖实录》卷85。

②《清圣祖实录》卷13。

③《清圣祖实录》卷14。

④《清圣祖实录》卷21。

⑤《清圣祖实录》卷18。

人的反对，于康熙五年十二月确定“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该地二十万三千晌，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壮丁分内地、民地、开垦地、多土地、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又将永平、滦州、乐亭、开平民地酌量取拔”①。从以上记载看，正白旗迁出后的十一万多晌土地是远远不够镶黄旗二十余万晌的需要的，其他就要新圈民地。而正白旗迁走的壮丁也并未迁往畿南即镶黄旗迁出的地方，反去新圈玉田、丰润、永平等府县的民地，这样，所谓换地实际上就成为顺治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圈地，给畿辅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尽管鳌拜等在两个月后“拨换地土将完”之时，下令“此后各旗有具呈请拨换者，概行禁止”②。但是，鳌拜等人不顾百姓“扶老携幼，远徙他乡”之苦，不管“秋收之后”，蓟州、遵化等地“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③的恶果，强行换地圈地，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也危及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实是祸国殃民的一大弊政。

①《清圣祖实录》卷20。

②《清圣祖实录》卷21。

③《清史列传》卷6，《朱昌祚传》。

第三节　功过参半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权倾朝野威风凛凛的辅政大臣、一等公鳌拜，被康熙帝玄烨捉拿问罪。造成这一重大案件的根本原因是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专横，他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玄烨的乾纲独断，而不是所谓的鳌拜欲图谋叛篡位。

康熙五年（1666）鳌拜利用圈换土地沉重打击了以正白旗为首的反对势力，他的势力急剧增长。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死。七月，苏克萨哈由于鳌拜的威胁而请求退出政界，“往守先皇帝陵寝”，被鳌拜定为不满康熙帝亲政的大罪，处死籍没。这样，康熙初的四辅臣中就只剩下一个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鳌拜的势力就在康熙六年到八年五月他被逮前达到了顶峰。从他个人来说，他被授一等公，并加太师（有清一代大臣加太师者，唯鳌拜与遏必隆而已）；其子那摩佛承袭了二等公，并加授太子少师；其侄讷尔都尚公主，封为和硕额驸。就其集团成员而言，如班布尔善为大学士，济世为工部尚书，马迩赛为户部尚书等，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①，甚至“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②。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记，“在他（指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③。但与此同时，玄烨个人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在鳌拜力主严惩苏纳海及苏克萨哈时，他已能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由于鳌拜势大而难以硬顶，但却更坚定了他清除鳌拜的决心。特别是鳌拜常常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①，甚至在玄烨面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②，极大地损害了玄烨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随着玄烨在康熙六年七月宣布亲政，鳌拜就日益成为他大权独握的障碍。因此，他在捉拿鳌拜的谕旨中称，“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又凡用入行政，鳌拜欺朕无权，恣意妄为”③，这对于一代英主玄烨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康熙八年五月，玄烨利用“布库游戏”擒捉鳌拜，结束了清史上的“鳌拜辅政时期”。从鳌拜的三十条罪状看，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有二十三条，不尊重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等有五条。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他权臣或朋党集团如明珠、索额图、年羹尧、隆科多及和珅等相比，鳌拜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又无恶性之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勃勃野心④，反之却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对此，玄烨是很清楚的，他在捉拿鳌拜之后，只是将他“革职籍没，仍行拘禁”。不久死去，时间不详。康熙五十二年，玄烨已到了晚年，犹记起鳌拜的功劳。一次，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其中特别①《清圣祖实录》卷29。

②钱仪吉：《碑传集》卷11，“冯文毅公溥事实”。

③白晋：《康熙帝传》。

①《清圣祖实录》卷29。

②《清圣祖实录》卷23。

③《清圣祖实录》卷29。

④《啸亭杂录》卷1“圣祖拿鳌拜”所记“席下藏刀”一事不足以证。

提到，“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⑤。讳而不言者，当年捉鳌拜系不得已之举。雍正帝执政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①，并于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这些身后隆典，说明鳌拜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

⑤《清圣祖实录》卷254。

①梁章钜：《归田琐记》卷5，“鳌拜”。

第十一章 吴三桂

在清朝建立对全中国统治的过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先以献关降清而声势显赫，后又叛清自立而身败名裂的吴三桂。

第一节 明朝的宁远总兵

吴三桂，字长伯，辽东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父吴襄，字两环，明天启二年（1622）武进士，崇祯年间先后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重要职务。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不久，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从而开始了政治生涯。

吴三桂的幼年，正是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

因而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三桂便随父征战各处，并以此而小有声誉①。青年时期的征战生涯丰富了吴三桂的阅历，并锻炼了组织能力，而明清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也为吴三桂成年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吴三桂在政治舞台上的崭露头角和“擢居显职”，他的家族、亲戚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吴襄在辽东拥有一支精锐的家族亲军和足以养赡这支军队的大量的庄田①。舅父祖大寿、祖大弼、祖大乐等都是明朝世守辽东的重要将领。祖氏三大将之下，有祖泽润、祖泽远、祖泽溥、祖泽洪、祖可法等“十余副参，又系昆弟”②。作为这支势力核心集团的一个成员，吴三桂在登上仕途之初，便得到他们的全力扶持。他们或揄扬其才华“聪俊绝人”，将来必定“大成”③；或称颂其品质“纯忠极孝”；或赞扬其战功“夷夏震慑”④。正是在他们的赞助下，吴三桂才逐渐得到了驻守辽东的明朝高级官员的赏识。吴三桂也竭尽全力地结识并交结这些高级军政人士。太监高起潜总监宁锦军马，专以杀良冒功为能事，吴三桂却拜之为“义父”⑤，方一藻、洪承畴先后经略辽东，吴三桂也先后“拜其门下”⑥。由于吴三桂钻营有术，青云直上，不但在考核中被列为上等，而且在职务上也一再提升。就现存的一些明清档案史料来看，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时，吴三桂的职务只是游击⑦，然而，不过三年，崇祯八年八月时，已擢至前锋右营副将⑧。崇祯十二年七月，又由太监高起潜推荐而任团练总兵，驻守宁远⑨。仅仅几年的时间，吴三桂便由一个普通的中下级军官超升至高级军职，成为明朝政府镇守辽东的一员重要将领。

①《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页136。

①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见《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五本第4821页，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②《清太宗实录》卷60。

③同上。

④《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1。

⑤刘健：《庭闻录》卷1；参见《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四本第1页。⑥《辛巳丛编·平吴录》页1。

⑦《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9页。

⑧《明清史料》丁编第五本事478页、第492页。

⑨《明清史科》丁编第七本第603页。

吴三桂在关外时期虽然升迁极速，并被驻守辽东的明朝高级官员视为“智勇兼备之大将”①，但是，通观吴三桂在关外时期的全部史料，并未见其对整个辽东战局建一奇策，立一殊功。与此相反，不少史料却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他纵兵淫掠，骚扰百姓，畏敌怯战，临阵脱逃的事实。在吴三桂担任高级军职以前，根据其父吴襄自述“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②。如，崇祯四年救援大凌河之役，崇祯七年救授宣府、大同之役等，吴三桂当随父身历戎行。但大凌河之役时，吴三桂随父临阵脱逃，致使明军四万余人全部溃败，大凌河也因援绝而失陷于后金；宣府、大同之役时，吴三桂又随父畏敌逗留、骚扰地方。在吴三桂独当方面之任以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变化。崇祯十四年夏，明朝政府为解锦州之围，以洪承畴为主帅，率师十三万，自宁远北上援锦。清军主帅皇太极侦知此事后，迅速调动兵力，围城打援，将援锦明军包围于松山。为了解除被动局面，洪承畴决定孤注一掷，率军突围。但是军事会议刚散，作为洪承畴所一向器重的将领，吴三桂便违反决定和另外一个大同总兵王朴一起率部提前遁逃。慌忙之间，竟连印信也被清军所缴获。受吴三桂、王朴的影响，其他四个总兵也各自夺路逃跑，致使清军乘势追杀，明军损失惨重。松锦战役是继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清主力在关外进行的又一次决定性战役。松锦战役的失败，为清军入关打通了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吴三桂违背节制调度，率部遁逃，是导致此次惨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松锦战后，明朝政府在追究战败责任时，吴三桂被降三级驻守宁远，另一个和他一起逃跑的大同总兵王朴却被处死。

松锦战后，吴三桂虽然是以待罪的败军之将的身份驻守宁远，但是，此时明清之间政治、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却使他在明清两个政权之间都较松锦战前更为重要。就明朝方面而言，松锦失陷后，宁远便成为阻挡清军入关的主要屏障。兼之以吴三桂在驻守宁远期间，搜集散亡，招募兵勇，所部军队又增至三、四万。1642年，清军进关。次年春，吴三桂凭借这支军队入卫京师，颇有斩获。就在这年秋天，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相继失守，独有吴三桂撄守宁远孤城，未使清军得手。这使明朝政府很自然地便把吴三桂视为东部边陲之保障，并在其入卫京师时给予武英殿赐宴之恩荣。就清朝方面而言，夺取宁远是其实现入关作战的前提。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曾通过已经降清的吴三桂的亲戚故旧对吴三桂进行了频繁的劝降活动。信使往返，不绝于道。然而，一则由于明朝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二则明清之间仇杀已久，所部将士仇满情绪尚很强烈；再则，吴三桂手中还掌握着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军队。因此，吴三桂并没有立即决定投降清朝。但是，作为一个善于钻营的世家子弟，吴三桂既未表示出降清之意，也绝未作出毁书斩使的激烈行动，这就为他在日后时局剧烈变化时降清留下了一条后路。

吴氏是辽东世家，广有田产；吴三桂又早年得志，经常出入于高级官员的府第。明末士大夫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姬妾成群的腐朽习气，也给吴三桂以很深的影响。军旅之中，他不耐寂寞，“以风流自赏”，国难当头，他还把“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张丽华”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①。据一些史①《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第958页。

②《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第136页。

①《辛巳丛编·吴逆始末记》页3。

料记载，壬午之役吴三桂入卫京师时，曾以千金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这些记载，虽互有出入，但大多是吴三桂同时代人所作，在反映吴三桂早年纵情于歌舞声色方面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②。

②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

第二节 献关降清晋爵平西王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师——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①。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②，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③。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④。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①，吴三桂的父①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载《玄览堂丛书》第二十一本第253页。②彭孙贻：《流寇志》卷11，第177页，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③《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3。

④谈迁：《国榷》卷100，第6063页。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载《明清史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十八本第70页。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②。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争战状态，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自己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实？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自己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是相当强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会不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对自己多次劝降，却都被拒绝，当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①，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②，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②《辛巳丛编·平吴录》页2。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条下载：“吴三桂挟大清骑叩山海关，贼将不能御。”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②《小腆纪年附考》上册卷5第147页。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③。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①。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②。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③。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①。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③《清世祖实录》卷4。

①谈迁：《国榷》卷101。

②《沈馆录》卷7，页11，载《辽海丛书》第八函第十册。

③《清世祖实录》卷4。

①《清世祖实录》卷4。

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②，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③。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④，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①。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②。“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③。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④。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①。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②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③《清世祖实录》卷4。

④参见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①《沈馆录》卷7，页13。

②《沈馆录》卷7，页13。

③钱■：《甲申传信录》卷8，第140页，《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1982年版。④《吴三桂请兵始末》，载《明清史料汇编》第4集第28本，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①《謏闻续笔》卷1，转引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②。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①，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②《沈馆录》卷7页13。

①《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1。

第三节　杀故主晋爵亲王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②。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①。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②。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①。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②陈洪范：《北使纪略》，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一本第2963页。①《清史稿·吴三桂传》。

②《清世祖实录》卷21。

①刘健：《庭闻录》卷4，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四本第3886页。

第四节　叛清称帝，五月而亡

然而，就在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就清朝政府而言，使用吴三桂攻打南明政权，是为了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为此目的，历时十数年，始将各地南明政权逐一消灭。在全国平定之后，清政府亟需在政治上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裁减军队以减轻财政上的压力。因此，早在占领云贵之初，便向这些地区派出了行政官吏，而后不久，又计划撤回和裁减满洲及绿营军队。清朝的这些措施，无疑是和当时整个社会都需要休养生息的要求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吴三桂政治、军事势力的迅速增长，清朝的这些措施却触犯到吴三桂本人的利益。就吴三桂方面说来，在南明政权尚未消灭之前，他与清政府命运相连，必须拼死作战。但在云贵底定之后，他便作起了“世镇云南”的美梦，并处心积虑地要把云南变为自己的割据领地。在政治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辖下的各级官吏，他“选用自擅”，“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①。与此同时，他还以重金收买在京朝官及各省将吏，为自己效劳。在经济上，吴三桂除利用政治特权籍没“故明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之外②，还大肆兼并土地，“勋庄棋布”③，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他还“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④，官卖各种土特产品，放高利贷，并凭借其庞大的财富，豢养宾客，收买士人。在军事上，他招纳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此外，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⑤。事实证明，吴三桂已经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总代表。

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活动，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云贵平定之初，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康熙二年（1663）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⑥。六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⑦。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⑧，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康熙十二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①《清史稿·吴三桂传》。

②《清史稿·吴三桂传》。

③刘健：《庭闻录》卷4。

④《清史稿·吴三桂传》。

⑤刘健：《庭闻录》卷4。

⑥刘健：《庭闻录》卷4。

⑦刘健：《庭闻录》卷4。

⑧《清史稿·吴三桂传》。

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①。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

清朝同撤三藩的决定粉碎了吴三桂“世镇云南”的美梦。吴三桂气急败坏，暗中指令死党向撤藩使者请愿，要求停止撤藩，继而又拖延时日，与心腹将领密谋发动叛乱。他还指使其党羽以“九天紫府刘真人”的名义吹捧自己是“中国真主”②，为反叛大造舆论。在经过一阵短暂的准备后，同年十一月底，吴三桂铤而走险，杀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③，称兵反叛于云南。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活动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的旗号。反叛之前，他装模作样地率领部下祭扫桂王陵墓，“恸哭，伏地不能起”④，对部下大加煽动。反叛之后，又发布檄文，指责清朝“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⑤，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⑥。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这场叛乱又是蓄谋已久，因此，在反叛之初，吴军乘锐连下贵州、湖南，福建靖南、广东平南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在他看来，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而揭起反满的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又可以稳操胜券了。但是，实际情况恰与吴三桂的愿望相反。一是吴三桂兵力虽然强盛，但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淆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①，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这就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朝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吴三桂以反满相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再有，与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但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干。早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因此在他得知①《清史稿·吴三桂传》。

②《明清史料》丁编第十本第991页。

③《清史稿·吴三桂传》。

④《吴耿尚孔四王合传》，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二集第十六本。

⑤《吴三桂檄》，转引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三十章第60页。

⑥转录戴逸：《简明清史》第五章第26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清史稿·吴三桂传》。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在政治上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师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康熙皇帝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征讨吴三桂，还分别派出得力将领硕岱、赫业、马哈达、科尔坤等分赴荆州、兖州、太原、四川等军事重地。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兵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康熙十五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由于兵兴三年，吴三桂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与此相反，清朝政府却以全国的兵源、财源作后盾，数路出兵，进行反攻，并迫使各地之吴军处于守势。在湖广战线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南，连克萍乡、醴陵、浏阳等重要城镇，矛头所向，直指省府长沙。在西北战场上，自是年初图海任统帅以来，所向皆捷。六月，穷蹙无路的王辅臣被迫投降。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也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受此影响，盘踞广西的孙延龄和盘踞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此后，在清军发起的不断进攻下，湖南、江西的吴军处境愈益恶化，吴军本部也开始出现了叛吴降清的现象。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吴三桂撕下了“复明”的面纱，演出了一出称帝的丑剧，以衡州为“定天府”，建国号周，改元“昭武”，册妻张氏为后，孙吴世璠为太孙，置官封拜，颁制新历，举行云贵乡试。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给这个野心家带来什么好运，前线告急文书仍如雪片一样飞来。吴三桂气急败坏，称帝不久，便病倒在床，是年八月死于衡州，从而结束了这个身经两朝、历事三主的野心家的一生，时年六十七岁。

吴三桂死后，部下郭壮图、方光琛等拥立其孙吴世璠即位于贵阳，改元洪化。控制地盘越来越小，内部也更加分崩离析。乘此时机，清朝政府加强了政治策反和军事进攻。康熙十八年（1679），克复湖南、广西，十九年，又下四川、贵州并进兵云南，二十年春，师围云南省城昆明，并分兵克复附近州县。十月，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璠自杀，余部投降。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至此全部平定。

第十二章 图海

图海，字麟洲，姓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他自幼天资聪慧，机智过人，文武双全，历事顺治康熙两朝，深得君宠，被委以重任，往往在关键时刻建立奇功而多所贡献，是清初有名的满洲大学士和杰出的常胜将帅。

第一节 大起大落

图海以笔帖式出身，后以功加员外郎衔。顺治二年（1645）改内国史院侍读。八年二月被擢升为内秘书院学士。关于他这次提升，昭梿的《啸亭杂录》有具体描述：顺治帝临幸南苑，他背负御用之印鉴随从前往。皇帝很赏识其举止言行，“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故意对众臣说：“某中书举趾异常，当置于法。”大家以其无罪，请求皇帝赦免。顺治帝又说：“否则立置卿相，方可满其愿也。”于是提升此职①。这段有关少年天子戏剧性故事的记载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它说明了顺治帝对图海的器重确非一般。从此他步步高升，九年（1652）遇恩诏授骑都尉世职。十年四月迁升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并充议政大臣。此时内三院共十四位大学士，他名列第九。十二年二月，顺治帝以“左右朕躬，恪勤职业”①，特加太子太保。五月，顺治帝谕吏部：“刑部职掌关系重大，以固山额真兼理恐有贻误”，于是特命图海以本衔摄刑部尚书事②。这时他的名字已升列十四位大学士中的第五位。次年考满加少保，荫一子入监读书。十五年十二月，他奉命同大学士巴哈纳、金之俊、卫周祚、李霨等校订《大清律》。

封建时代，伴君如伴虎。不论地位多高的臣子，在伴君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遭到惩处。受顺治帝青睐的图海的遭遇也是如此。顺治十四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顺天闱（北闱）和江南闱（南闱）科场作弊事件。本来科场作弊常常有，并不稀奇，而当北闱科场案发生后，顺治帝大怒，下令将考试官及举人共七人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对其余作弊者令法司详加审拟。图海主持的刑部遵旨审案，其主要作弊者王树德等供认不讳。于是据情分别惩处，其中立斩、立绞者共二十四名。上奏后，顺治帝以“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③结案。继之又发生了南闱科场案，被揭发的主要作弊者，主考官方犹，他所取中举人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与方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于是顺治帝下令将方犹等主考官、同考官“俱著革职”，令刑部差员将方章钺“速拿来京，严行详审”，责令方拱乾“明白回奏”④。臣子当然是最能领会皇帝意图的。因此，主要案犯方章钺之父方拱乾的回奏是：“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①昭梿：《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①《清世祖实录》卷89。

②《清世祖实录》卷91。

③《清世祖实录》卷116。

④《清世祖实录》卷113。

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齿科可据”①。言之凿凿。这就使这个案子的最主要依据成了问题。因而刑部很费一番思考的定案工作直到十五年十一月方结束，上奏请旨。其问拟内容是：正副主考官拟斩或拟绞，同考官拟责遣尚阳堡，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这是根据案情做出的与北闱有区别的判决。对此，顺治帝却又是一反常态，他说“若不重加惩治，何以警戒将来！”于是大开杀戒：正副主考官立即正法，十七名同考官立即处绞，他们的妻子家产均籍没入官。而方章钺等八名中式举人俱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显然这又是比北闱重得多的严厉判决。顺治帝又以刑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问拟甚轻”②，下吏部议罪。吏部议：图海等“谳狱疏忽，分别革职，革前程并所加之级”。顺治帝下令：图海“从宽免革职，著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之级”③。

顺治十六年三月，顺治帝谕令将“奉职有年，勤劳素著”④的二十六名大学士、尚书分别晋爵，其中包括大学士八人，却没有图海。大概是因为南闱科场案的影响，使他第一次错过了一次普遍晋升的机会。但问题并未止于此，一个月后即闰三月，灾难又降临图海头上。

原来，二等侍卫阿拉那与公额尔克戴青家奴陈保发生斗殴。事后，陈保控告阿拉那抽刀相击。刑部审理取证后交兵部处理。兵部议革阿拉那职，又交刑部议罪。于是刑部拟判处阿拉那鞭一百，折赎，并上奏而获准执行。这个按正常程序已了结的案件，成了图海招祸的根源。十八天后，顺治帝突然劈头盖脑地向图海算起总帐来，作了一次出人意外的讲话。他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朕知其行事如此，不可久留密勿之地，故调用刑部。彼犹不悟，以为才能堪任，侈然自满。受事有年，不思感恩报称，过误愈多。屡加诫谕，迄无悛悔。朕复不忍遽弃，屡以小事惩处，使之警省，犹然置若罔闻。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朕面加诘问，仍巧言支饰，不以实对，负恩溺职，殊为可恶。已经革职付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①这篇罗织罪名的讲话，反映了图海平时得理不让人，早已使好强争胜的顺治帝老大不悦，憋了一肚子气。而刑部处罚二等侍卫阿拉那更冒犯了他的尊严，顺治帝再也不能容忍了。把本来兵刑二部共审最后由他批准定案的责任，完全算在图海一个人身上，并尽情泄愤，必欲置之死地。两天后，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结果是：“图海负恩溺职，应论绞”。顺治帝做了一个高姿态，下令：“图海情罪重大，本当依议正法，但念其任用有年，姑免死，革职，家产籍没。”②就这样，在十五位大学士中已名列第三的图海，陡然间丢官抄家，一落千丈了。

①《清世祖实录》卷113。

②《清世祖实录》卷121。

③《清世祖实录》卷122。

④《清世祖实录》卷124。

①《清世祖买录》卷125。

②《清世祖买录》卷125。

第二节 重新起用平定察哈尔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福临病逝。十月，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年有余的图海，被再次起用，补授正黄旗满洲都统。任命时得旨称，顺治帝留有遗言：“图海情罪原屈，欲改未及，遇有满洲都统缺补用。”①图海从此转入军旅，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清兵入关二十年来，南明政权、大西、大顺农民军以及各地各阶层的抗清斗争势力，几乎全部被镇压下去。这时只有大顺农民军余部在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等率领下，据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的陨阳荆襄一带坚持抗清。清朝为统一全国，安定统治，决定消灭这块抗清据点。康熙元年（1662）九月，下令三省各抽调三万绿旗官兵，加上西安驻防八旗，实行会剿。面对十余万众的大敌，郝摇旗等组织农民军联合反击。次年七月下旬于彝陵（今湖北宜昌）附近重创湖广提督董学礼部。接着，又合师以七万之众进攻驻扎在四川巫山县境的湖广、四川总督李国英部，清军战事不利。八月，清廷决定再加强力量，任命图海为定西将军做为靖西将军都统穆里玛的副手，率领禁旅从京师出发，取道荆州前往征剿。图海至前线后与李国英、提督郑蛟麟、总兵俞奋起、于大海等实行连营围困。农民军乘清兵立足未稳之际，以三千余众袭击俞奋起营地，图海得报即亲自率兵迎战，击败之。终因众寡之势悬殊，农民军各部被围困在湖广兴山县一带，相继失败。十二月底，清军攻破农民军陈家坡大营，刘体纯自缢而死。三天后农民军另一据点黄草坪亦被攻下，郝摇旗等被俘牺牲。只有李来亨独据茅麓山凭险抵抗，清军虽有二十万众却接近不得。最后由于图海等实行长期围困，绝其粮道和声援，农民军处境愈加险恶。至康熙三年（1664）终于力不能支，李来亨下令烧毁山寨，阖门自焚而死。十月，图海与穆里玛等下令将俘获的六千余名农民军尽数屠杀，然后携带被俘的三千余人口及八千余名降兵班师。

康熙六年，图海晋升为弘文院大学士，加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九月，充任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七年十二月比利时人南怀仁劾钦天监监副吴明烜推算历法差错，图海奉命同诸大臣同往测验。八年七月，以亢旱故，他奉命同诸大臣会同刑部将监内拟定重犯确审酌量减刑，均圆满完成使命。不久，图海以兼都统奏请解除政务，被慰留不允。九年（1670）改为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此时他在大学士中又位列第三。十年晋居第二。十一年六月，再次奉命清理刑狱。七月，加太子太傅。声名复振，权势显赫。图海以文武之才，干练任职，卓有成效，而得到青年天子康熙帝的信任。但他也并非事事精明，考虑周全。在三藩撤留的重大问题上他曾提出了错误的主张。三藩即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汗马功劳的三个藩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在战争中扩展势力，各拥重兵，跋扈一方并互通声息，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对此，精明有为的康熙帝早已不能容忍，坚决主张撤藩。面对吴三桂等人的嚣张气焰，廷臣感到问题棘手，多数人认为撤藩令下，吴三桂等必借口反叛，局势将难以收拾，所以撤藩不利，图海极力主张“断不可迁移”①。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与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力主撤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①《清圣祖实录》卷5。

①《清史稿》卷269《明珠传》。

康熙帝当机立断，否定图海等人意见，支持少数人主张。

在如何对待三藩问题上，身居显位的图海确实没有提出正确的意见，但康熙帝并不怪罪他。三藩之乱爆发不久，图海便“以病请解阁务”，康熙帝不允其请，加以“慰留”②。当时平叛战争中运送兵饷是个必须周全安排的大问题，康熙帝以“筹饷需才”③，特命图海兼管户部事务，督理清兵饷运。图海不负使命，他洞察饷运存在的问题后，于康熙十四年三月上疏：“近来供应大兵，恐有派累民间，虽屡奉上谕禁止，有司未能实心奉行，应敕督抚严禁。一应军需不得私派，夫役不得先期拘禁，征收钱粮正项外，不得丝毫科敛。民间词讼除重情速审速结外，其余户婚细事，不得乱准，牵累无辜。并禁衙蠹作奸指公需索，土豪恶棍鱼肉善良。庶几安居乐业，民不知兵。”这是一项针对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安定社会的好建议。康熙帝阅后立即下旨：“是。命速行通饬。”

这月，布尔尼突于东蒙辽西一带发动叛乱。布尔尼本是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被清廷赐封为亲王。其祖父即清入关前一直同后金对立的林丹汗。林丹汗死后察哈尔部“悉众内附”，归服后金。皇太极实行笼络，特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蒙古亲王，并将次女玛喀塔公主嫁给他。额哲于崇德六年（1641）病死，其弟阿布奈主管部内事务。顺治二年，阿布奈妻其嫂马喀塔。不久，马喀塔生布尔尼。顺治五年（1648）阿布奈袭封亲王。由于他“无藩臣礼”①，于康熙八年被派夺王爵，羁禁盛京。清廷为安定察哈尔部又以阿布奈之子布尔尼为亲王，并以安亲王岳乐之女嫁与为妻。布尔尼并未因此软化，时刻伺机反清，企图恢复昔日其祖父林丹汗时的统治，当三藩叛乱一起，他得悉京师禁旅与各路大军多已开赴前线，北京空虚，便起兵反清。

当时，三藩叛乱的战火甚为炽烈，云贵、两广、四川、湖南、福建以及陕西相继失守，北京及各地可以征调之兵已经很少，形势危急。布尔尼起兵消息传至北京后，人心惶惧。年轻的康熙帝在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提醒下，决定使用“才略出众”的都统、大学士图海，令其统兵前往镇压。三月二十九日，命多罗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兵出征。实际上是图海发挥了主要作用。面对京城“宿卫尽空”的困难情况，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获得允许，而立“得数万人”②，迅速组成了一支大军，准备携带红衣大炮，取道山海关迎战布尔尼。康熙帝在其出征前一天召见鄂札、图海等人面谕，指示其“须严禁将士，申明纪律，凡经过地方，毋得骚扰百姓”③。面对强大的蒙古骑兵，独具胆识的图海施展了他惊人的将兵才能。在康熙帝召见当天，他下令全体将士于第二日整装饱食齐集德胜门外。第二天即四月初六日黎明，图海全副武装至教场，检阅完毕，便下令立即急行军奔赴前线，昼夜兼程，不许歇宿。同时下令所过州县村堡任众军“略掠之”，因而“所获金帛无算”。四月二十一日，大军到达岐尔哈泰，在即将与布尔尼军交战之际，图海又进行战前鼓动：“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为宝。今察哈尔承元之后，数百年之基业，珠玉宝货不可胜计，汝等如能获取之，可②《清圣祖实录》卷44。

③《清圣祖实录》卷53。

①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②《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③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富贵终身也。”于是，“众踊跃从事”，“无不一当百”①。与敌军的遭遇战在达禄地方展开。布尔尼设伏山谷间，而以三千兵前来迎战，被勇猛的清军击溃。鄂札、图海等侦知敌有埋伏，便分布满洲、蒙古官兵进战、搜山，敌伏果发，土默特蒙古兵误入埋伏受挫，图海等立即分兵救援。布尔尼又发四百骑继至，图海亲自率兵力战，尽歼之。布尔尼被迫领军倾营出动，摆列火器尽全力与清军决战。图海下令严阵以待，迎头痛击。清军奋勇争前，布尔尼军队抵敌不住，大败。这时，布尔尼部下都统晋律率所属当阵反戈。布尔尼于慌乱中收拾溃卒竭力反扑，与清军接战两次。清军愈战愈勇，乘胜追杀，连战连胜。图海等于阵中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口，“获马匹器械无算”②。布尔尼终于溃不成军，仅以三十骑逃遁，逃至札鲁特境，路遇奉清廷之命率兵前来会剿的蒙古科尔沁部额驸沙律，被杀。布尔尼之弟罗不藏及都统达里同时被杀。战事胜利结束，图海又“分散财帛，奖励士卒”③。

五月十四日，康熙帝令大将军鄂札率兵先还，副将军图海暂留察哈尔处理善后诸事。不久，康熙帝又谕大学士索额图：“大将军信郡王鄂札还师有期矣。副将军图海统兵讨逆，厥功茂著，凯旋之日，宜与大将军同至。可遣人驰谕，令以兵付同事大臣，轻骑先行。”①闰五月十二日，出师两个月后的大军凯旋北京。布尔尼叛乱的迅速平定，解除了清朝在三藩之乱时的后顾之忧，康熙帝甚为高兴，亲率诸王贝勒大臣于南苑大红门行隆重的郊劳礼。命出征全体将领进前行抱见礼，并谕凯旋大臣、章京及冒刃效力军士俱进前坐赐茶。特“命副将军图海至御幄侍坐，问以战阵之事”②，给予极高宠遇。当回宫陛见时，康熙帝责问图海放纵士卒掳掠，并“以有司劾章示之”。图海说，“臣实无状，然以舆台（地位低微者）之贱，御方强之敌，若不以财帛诱之以壮其胆，何以得其死力？然上不即诛（责令制止），待臣奏绩而后责之，实上之明也。”康熙帝会心地笑着说：“朕亦知卿必有所为也。”③图海因以功叙晋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

①《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②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③《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①《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下。

②《清圣祖实录》卷55。

③《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第三节　降服三藩叛将王辅臣

三藩之乱的战火愈加蔓延。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于平凉杀经略莫洛，响应吴三桂起兵叛乱，并迅速占据汉中、兴安之地，阻绝川陕栈道。清廷以贝勒董额为大将军率兵征讨，久攻不下，战事吃紧。吴三桂见事机可乘，于十四年十月，遣部将原清四川总督吴之茂以及王屏藩等率兵出四川，进犯秦陇，欲与平凉王辅臣合军，经川陕直捣北京。形势愈加险峻。康熙帝说：“大将军贝勒董额屯兵平凉日久，贼寇尚未剿灭，城池尚未恢复。夫秦省不能即定，川贼尚在窥伺者，皆由王辅臣未剿灭、平凉未克取故也。”①尽快剿平王辅臣之乱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当务之急。十五年二月，图海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率每佐领护军二名，疾赴陕西，总辖全省满汉大兵，贝勒董额以下皆听节制，以剿灭王辅臣。

供图海所率之兵不多。当时战线甚长，各处需兵，兵源极度紧张。于是，康熙帝下令增派每佐领骁骑校一名，交与图海率往河南留驻，另派河南兵赴平凉。又令图海选河南抚镇标下鸟枪手二百人，加上西安出征阵亡人等之仆从，令其披甲，一同率赴平凉。康熙帝特赐图海御用衣帽及团龙补服、黄带等物，又赐御用名马二匹、散马二百匹。图海临行前，康熙帝御太和殿，卤薄全设，举行隆重仪式，将敕印赐与图海。接着，命礼部、兵部侍郎送至郊外。图海肩负重任率师起行，开始了新的征程。

图海刚一踏上征途，各地告急警报又接连飞递朝廷。西北方面，贝勒董额疏报：王辅臣声言“将断关山道。臣拟遣兵往守，但见在之兵甚少，难以分发”，“势甚可虞”②。陕西提督王进宝等疏言：“贼薄秦州，屯踞北山，阻断临巩之路。秦州之兵无从觅饷，且兵力单弱，战守皆难。”③康熙帝令其全力堵剿、加意警备，并令其将一切军机除及时奏报朝廷外并及时具报图海知道。南方湖广岳州前线兵力不足，请求速发援兵。但此时京师往外派兵之数目极其有限。康熙帝下令说：“图海尚在怀庆，应以戍守河南兵每佐领骁骑校一名，选才能者署为夸兰大率赴岳州。”另外，再发京师每佐领骁骑一名与盛京兵一千五百名合为一营，留五百名防戍河南，“其盛京兵千名速添发大将军图海军前”①。紧接着江南、江西方面战事吃紧，急请增兵。康熙帝只好重新布署兵力，他认为：“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且江西告急，自江南往援甚便，官兵不可不增。其调大将军图海所领盛京兵一千名及驻防兖州每佐领骁骑一名，遣赴江南，发京城每佐领兵一名驻兖州。”②这样，临时增加给图海的兵员，多数又被截留调往其他战场。

图海临危受命，率领不太多的将士昼夜兼程，于五月十七日到达平凉前线。刚一驻足，他便“明赏罚，申约束”，因而“军威大振”。这时，诸将请求乘势攻取平凉城。图海说：“仁义之师先招怀而后攻伐。吾奉天威讨兹凶竖，无虑不克，顾念城中数十万生灵，无非朝廷赤子，遭贼劫掠至此，覆①《清圣祖实录》卷59。

②《清圣祖实录》卷59。

③《清圣祖实录》卷59。

①《清圣祖实录》卷60。

②《清圣祖实录》卷60。

巢之下杀戮必多。俟其向化归诚，以体圣主好生之德，不更美乎？”这种招抚政策一实行，致使平凉“城中军民闻者莫不感泣，咸思自拔以出”。在政治心理上发动的攻势首先取得了胜利。为了打击敌手的气焰，有利于招抚，图海还是以武力教训了王辅臣。图海首先选取了叛军以精兵踞守的虎山墩，作为攻击目标。虎山墩是平凉城北的制高点，是通西北饷道的战略要地。图海说：“此平凉之咽喉也，得此则饷道绝，城不攻而下矣。”五月十八日，即图海到达平凉地区的第二天，便指挥官兵对虎山墩发动仰攻。王辅臣以万余兵众对抗，并发射火器拼死拒战。图海指挥清军，分路出击，轮番进攻，愈战愈勇。自上午攻至下午，终于杀败敌众，阵斩伪总兵二人，叛军被杀及坠崖死者无数，遂攻下虎山墩。从而占据险要，“视城中如在掌握。因发大炮击其城中营，城中汹惧”①。出师首战告捷，清军占据优势。

这时，图海下令停止轰击，按既定计划，派遣幕僚扎授参议道周昌入平凉城招王辅臣。周昌，字培公，荆门（今属湖北）诸生，好奇计，有志略。因协助振武将军吴丹有功，以七品官录用。原来王辅臣部下总兵官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都是周昌乡人，他们曾多次劝王辅臣反正，并将此事以蜡丸密报周昌。当图海率征讨大军路过潼关时，周昌进见，特陈述谋略，表示愿为招降王辅臣出力，请求使用。从受命起就一直思索着用招抚来结束平凉战事的图海，得此人才喜出望外，遂留为幕府，以备使用。当清军攻下虎山墩后，即令周昌入城向王辅臣陈说利害，劝其投降。果然见效，王辅臣决定投降，并立即派其副将谢天恩随周昌回营请求赦罪。图海遂将招抚情由疏报朝廷请旨。六月一日，康熙帝颁赦诏。图海接旨后，于六日再派周昌进平凉城宣读赦诏。七日，王辅臣遣其布政使龚荣遇等率士民入清军大营献军民册，又遣其子王继桢及伪总兵蔡元等上缴所受吴三桂伪敕书两件、伪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大将军印各一颗及诸伪札。图海以王辅臣未亲自出城投降尚怀疑惧之心，于是在十三日再派周昌，同时令自己亲侄前锋侍卫保定随同前往，温言开导。王辅臣因于十五日剃发率众出降。图海令副都统吴丹入城抚谕，做好善后工作，并严明军纪，兵士入城秋毫无犯。鉴于平凉被围日久，已经绝粮，且军民死亡过半，图海特命地方官赈济穷乏，掩埋死骨，其老弱无家可归者遣将士分送安插，因而“远近帖然”①。捷报传至京师，康熙帝诏谕：“大将军图海恭承简命，秉钺临边，即宣布恩威，剿抚并用，平凉一带旬日绥平，具见筹画周详，布置神速，克副委用，立奏肤功。朕心深为嘉悦，著从优议叙。”②平凉的收复，使清朝西北战场出现转机。叛军大为震动，已深入陕西的吴之茂军自秦州逃遁。图海于当月下旬，遣振武将军佛尼勒、提督张勇、王进宝等统满汉官兵追剿，接连于牡丹园及西和县北山大败其众。将军穆占也于同时进兵乐门，击败王屏藩部于红崖，收复礼县。叛军一败涂地，顷刻瓦解，伪固原巡抚陈彭、庆阳总兵周扬名、王好问，关山副将孔印雄，以及随叛军北上的云南土司总兵陆道清等，各率所属官兵相继来降，计将官九百余员、兵丁四万八千二百余名。在此同时，图海又进行了一些善后处理。他奏请，将平凉投诚中愿回原籍的苗族官兵加级赏赉妥善发回原籍。康熙帝当即①《清史稿》卷251，《图海传》。

①《清史稿》卷251，《图海传》。

②《清圣祖实录》卷61。

批准。图海了解到起兵叛乱的原广西提督马雄之母及族人俱在固原，为招抚计，特奏请获准令马雄之子马承先、马承霄持书前往广西招降。

图海剿抚得法，卓有成效，使康熙帝极为欣喜。八月，康熙帝特谕吏兵二部：图海“器识老成，才猷练达，赞襄机务，宣力累朝，以文武之长才兼忠爱之至性，劳绩茂著，倚毗良殷。前察哈尔布尔尼背恩反叛，命图海为副将军帅兵征剿，运筹决胜，疆圉敉宁。近以平凉阻兵日久，屡命剿抚，罔有成效，特简图海为大将军统率大军节制各路，果尔谋略渊深，调度得宜，军锋所至，一战克捷。更能体朕好生之心，宣布恩威，开诚招抚，遂使平凉、庆阳、固原等处文武官员兵民倾心向化，悔罪归诚。生灵免于涂炭，边境赖以保安，数日之间关陇悉定。皆由筹画周详，布置神速，剿抚并用，克建肤功。图海以心膂大臣，膺秉钺重寄，实心为国，克副倚任，朕心深为嘉悦。”于是下令除以军功议叙外，“从优加恩”，封三等公，世袭罔替，“以示朕眷注忠勤，酬答勋庸至意”①。康熙帝对图海宠信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①《清圣祖实录》卷62。

第四节　定陕甘，征四川，功勋卓著

平凉之征的胜利，使康熙帝对图海的信任达到了新的高度。当陕西战事节节获胜时，图海曾建议朝廷暂停进取汉中之役，可分兵防守诸要隘，另外单派一军进剿湖广。康熙帝采纳了这一奏议，谕令图海多选精兵赴湖广剿贼。图海得旨后却上疏说：“平凉、庆阳虽经底定，而投诚官兵心尚未宁帖，汉中、兴安尚未恢复，若带精兵赴楚，恐不逞之徒心怀叵测。”②康熙帝便同意此请，收回成命，令图海停赴湖广，仍镇陕西，而改任穆占为征南将军率兵前往。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穆占上疏称：陕西各要隘已拨兵防守，所余满汉兵“请令大将军图海及臣率赴湖广”，或者“若欲进取汉中、兴安，应停发陕西满汉兵，令图海及臣率之，四路进取四川”。康熙帝不允其请，令“穆占仍遵前旨”③。十二月，图海上疏奏请进取汉中、兴安说：“平凉、庆阳虽已底定，汉中、兴安尚为贼据。臣等议于来春进讨。应先调绿旗官兵，檄提督孙思克量留兵守凉州，亲统官兵来秦州。将军侯张勇遣兵二千亦赴秦州。提督赵良栋量留兵守宁夏，亲统官军来凤翔。”康熙帝以“调兵征剿事关重大”，令图海与诸将“公同确议，遣章京驰驿奏闻”①。图海奉旨与张勇等计议征剿之事，但张勇等主张“宜视夏秋收获丰欠，再图进取”。图海虽然得不到众汉将的支持，却仍然坚持己见。他在康熙十六年正月上疏：“汉中、兴安山峻路险，延至彼时，适遇霪潦，贼守益坚。臣等仍欲调兵及时进取。”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康熙帝没有支持任何一方，他指示：“大兵既克复汉中、兴安须设重兵，重兵一设则运饷维艰。若俟夏秋进取，又顿兵旷日虚糜粮糗，今将军穆占方剿吴逆，机不可失。大将军公图海暂停汉、兴之议，留满洲、蒙古兵一万同绿旗兵防守秦州诸隘，分兵五千遣大臣一人统赴荆州。”②不久，图海再向朝廷报捷：三月，成功地招抚了韩城等县北山地方伪总兵乔斌及其下官员一百余名。四月，遣兵进逼礼县驿门等处，多次击败叛军，收复塔什堡。

康熙帝曾谕兵部：广东平定之时宜添发大兵，集中全力平定湖南，剿灭吴三桂。现陕西有图海及将军、提督等剿贼防汛，兵源自无不足，且满洲大兵又复不少。宜分满兵每佐领三名，并酌选绿旗兵，遣赴湖广。令图海会同各将军、提督确议报告。九月，图海等上疏请求改每佐领三名为二名，并提出酌选三将军、二提督标下绿旗兵三千名，率赴荆州。康熙帝批准了这个请求，但令绿旗兵减一千。

这月，康熙帝以御制诗二首及衣服等物赐与图海。诗曰：其一：两朝密勿重元臣，秉钺登坛西定秦。

钟鼎功名悬日月，丹青事业画麒麟。

其二：威名万里作长城，壁垒旌旗壮远征。

绥靖边陲驰露布，凯旋立奏泰阶平。①②《清圣祖实录》卷63。

③《清圣祖实录》卷63。

①《清圣祖实录》卷64。

②《清圣祖实录》卷65。

①《康熙御制诗集》卷1，《赐抚远大将军图海二首》。

这两首诗对图海的功绩作了高度赞扬。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建功立业的将领不乏其人，但得康熙帝赐御制诗的，连图海在内只有三人，足见他受到的宠遇之厚。

十二月，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侵凌诸部，致使其他部民自河套来奔，避入甘肃一带。时甘凉南山一带有庐帐数千，肃州境内有庐帐万余。康熙帝特谕图海：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选干练人员至番人头目处，开诚晓谕，令彼退回”，要“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衅”②。图海谨慎处理，至第二年三月上报称，“流番”已陆续出口，妥善了结此事。

康熙十七年二月，图海再一次上疏请分兵两路进取汉中、兴安。康熙帝指示图海与张勇、王进宝等“协谋熟计，应机而行”③。随后又密令：“秦地所系重大，卿等亲率大兵前进，而王进宝、孙思克等倚任诸臣俱在戎行，脱行后更有他虞，殊难遏御。”因而再令暂停攻取汉中、兴安，“固守所在要害，广布恩威，从事招抚。俟后有可取之机再行奏闻”。④四月，康熙帝在拉笃祜由北京返回陕西汛地前，特传谕图海：“卿向在机密重任，澡德浴身，志节高洁，奉命西征，早清巨寇，宣布德意。兵过之地秋毫无犯，旧德老成，可谓社稷之臣。前者拉笃祜来知卿平安，朕心良足慰也。今因拉笃祜回汛，故示朕意。”①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康熙帝对图海愈加宠信。

这月，图海又奏报了新的战功：闰三月下旬振武将军佛尼勒、署都统吴丹等大败贼众于牛头山、香泉等处。四川总督周有德、副都统觉和托等大败贼众于秦岭等处，恢复潼关堡五寨。四月下旬，庆阳地方袁本秀受吴三桂伪札纠合徒众千余人盘踞山林作乱，图海调发庆阳、宜君、延安三营官兵并移咨王进宝派拨标兵协力合剿，斩袁本秀，余贼溃散，叛乱平定。

十二月，图海上奏欲轻骑赴京面奏事宜。康熙帝令其携带大将军印前来。次年二月，图海到达京师，受到了康熙帝所遣礼部侍郎额星格赍酒出德胜门的迎劳。十七天后，图海离京返任时，康熙帝又遣礼部侍郎杨正中赍茶酒送之于广宁门（广安门）外。图海这次专程进京面奏何事，史籍实录未直书。从后来康熙帝的传谕中可以了解到，图海一反常态，不是请求进兵而是请求缓兵，反对急于求成。他虽经认真考虑，为寻求稳妥，用意很好，但实际上康熙帝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全国形势的发展已非昔比，叛军节节败退，清军占有主动权，宜趁胜攻取，而不能缓。

清兵由于在西北战场上的胜利和局势的日趋稳定，从而加强了它在南方的军事活动。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在不断受挫之后，于衡阳称帝，并于当年秋天死去，他最后的一次垂死挣扎也未能扭转局面。清兵却抓住时机在湖南展开大规模反攻，从此叛军一蹶不振。到康熙十八年上半年，湖南、贵州、广西、四川相继收复，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康熙帝已在筹思全线出击，以结束这场战争了，当然不会接受任何缓兵的建议。在胜利的鼓舞下，提督赵良栋上奏说：湖南已经平定，应立即恢复汉中、兴安，并表示“愿独当一路，竭忠自效”。康熙帝令图海集众确议。于是，图海奏②《清圣祖实录》卷70。

③《清圣祖实录》卷71。

④《清圣祖实录》卷72。

①《清圣祖实录》卷73。

称：“栈道益门镇各口逆贼率众来犯，据险为营，今令提督赵良栋进临武寨相机而行。俟臣等击破益门镇诸处贼垒，如有进取之机，酌量分道而进。”康熙帝不赞同这种坐等战机的打算，指出，湖南逆贼大败，困蹙遁走，“今逆贼震慑，正当剿抚并用之时”。他再次谕令图海等共议，“亟歼侵犯宝鸡之贼，恢复汉、兴，以平蜀地”①。这无疑是急速进取汉中的进军令。此时是康熙十八年六月。但图海并未理解好康熙帝的意图，一个月后，他回奏说：“益门镇逆贼既败，即遣兵追剿，而贼毁偏桥，无路可通。俟提督孙思克、赵良栋到日会议进兵。”康熙帝恼怒了，他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迁延时日的慢动作，下谕旨道：“逆贼既败，所在震动，自宜努力穷追，收复疆土。前称逆贼屯踞宝鸡，图海等欲调各路之兵进剿，及贼败之后又不乘机扑灭，反借称贼毁偏桥无路可通，竟尔退还！如此懦怯易退，何时乃得破贼？图海等速调提督孙思克、赵良栋等平定汉中、四川诸处，剿平逆贼勿失机会！”②图海接谕后，再也不敢迟疑，立即规划了四路进取汉中、兴安的军事行动方案，于八月二十八日上奏：他与将军佛尼勒等由兴安进，总兵官程福亮为后援，驻守旧县关诸处。将军毕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等由略阳进，西宁总兵官朱衣客为后援，驻守西河诸路。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官费雅达等由栈道进，延绥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守宝鸡。宁夏提督赵良栋由徽州之巴都山进。诸将于九月初八日四路并发。康熙帝接奏后，在谕令中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上出现的反攻大好形势，指示：“宜乘贼处处败衂逃遁震动之时，分路扑灭。大将军公图海亟统大兵乘机剿灭汉中诸处贼寇，速定四川。如贼败走，即亟蹑其后，直捣穷追，勿使占据险要。”①康熙帝毫不动摇的进军令，抓住了战机，是适时的。但实际情况却复杂而困难得多。图海的待机之议和迟缓行动，反映了许多将领的意向，并非怯懦。当图海上奏四路出击的方案之后，九月份，凉州提督孙思克却奏称：“贼多步行，逾岭登山如履平地，小路曲径贼所稔知。我兵前进恐贼由纡径潜蹑我后，以绝饷道，为害滋甚。”又说图海分四路进攻之方案，“虽分贼势，终忧兵单”。因此他认为，“汉中兴安未便进取”②。十月份，张勇疏称，时届严冬，坚冰载路，转饷维艰，祈请暂止进征，“俟明春再行齐发”③。这些停攻和缓攻的奏议，都遭到了康熙帝的批驳。康熙帝长篇严词驳斥了孙思克，称其奏文“荒诞其辞”，痛责其“惟耽安逸，怯于进兵”，“不思奋力前进，反煽惑满汉，动摇民心，饰词妄奏，深负朕擢用之恩，情罪殊属可恶”④。对张勇的建议是“不准行”⑤。当然，康熙帝在战时责斥汉将还是有分寸的。因为八旗兵已暴露出许多弱点，在平定三藩之战中很不得力，不得不主要依靠绿旗兵的作用。为争取汉将效命，康熙帝特派遣内阁学士禧佛等赍敕专程至陕西，谕张勇、王进宝、赵良栋、孙思克：“尔等素受国家厚恩，戮力行间，树绩边疆甚多。殚矢忠贞，图报恩眷，朕所悉知。”“如尔等尽力报效，恢①《清圣祖实录》卷81。

②《清圣祖实录》卷82。

①《清圣祖实录》卷83。

②《清圣祖实录》卷84。

③《清圣祖实录》卷85。

④《清圣祖实录》卷84。

⑤《清圣祖实录》卷85。

定汉中、四川，朕必不拘成例，优与加恩。”又令禧佛传谕张勇等：“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①康熙帝寄巨大希望于汉将、绿旗兵。而统一指挥张勇等行动的正是图海。康熙帝严词督催图海，也正是促进汉将坚决执行他的指令。

十一月，赵良栋疏报已于十月二十七日恢复略阳，“但大将军等三路大军不知远近”，担心不一致行动，孤军深入。康熙帝立即责令图海，“各路之兵宜互通音问”，“倘若迟疑不前，致有隔绝，即以迟误军机之罪罪之”。②就在康熙帝连下谕旨切责图海行动迟缓之时，图海已督率各路大军及时深入，并取得了预期战果：十月，图海率兵至镇安县分兵两队进剿，大败叛军总兵王遇隆于火神崖。接着，渡乾玉河，夺取河梁关，乘胜追击，韩晋卿遁入四川。王进宝恢复汉中，赵良栋恢复徽州、略阳，毕力克图恢复成县、阶州，受降叛军副将王光生以下将官十九员，兵丁三百六十。十一月，图海恢复兴安，收降叛军将军谢四、总兵王永世等并文武官三百八十二员，兵丁一万四千三百余名。平利、紫阳、石泉、汉阴、洵阳、白河及湖广竹山、竹溪、上津等县皆被收复。毕力克图收复文县，伪洮岷道王文衡降。捷报陆续飞报朝廷，得旨嘉奖，下部议叙。不久，命图海率大军之半屯驻凤翔，防守陕西全省。另一半由吴丹等统领督运粮饷。十二月，图海上疏获准，于现存半兵中拨发千人，令署副都统鄂克济哈等统领，驻守要地汉中。

汉中、兴安的收复，为清廷收复四川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九年正月，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说：进取四川，以满洲大兵为后应最为要策。于是令图海帅师前赴汉中，接济进蜀诸军粮饷。九月，清廷为消灭降而复叛的谭弘，命总督哈占由保宁出击，图海奉命酌发军中满汉兵为之声援，以分敌势。同月，图海根据揭发，在汉中三河口地方，破获了清廷通缉八年之久的“朱三太子案”的要犯杨起隆。

十月，康熙帝传谕图海：“尔前奏暂停诸路进兵，其说虽是，但恐停止进兵，贼愈滋蔓。前尔面请缓兵，朕下诏督战，始复岳州，湖南逆贼悉溃。后又暂停入川之师，朕趣（促）进兵，遂平四川。今贼以全力逼犯四川，若从广西南宁、湖广沅州进取贵州，则寇蜀之贼自溃。从此逆贼渐平，地方悉定，诸军可以凯旋矣。”康熙帝掌握全局制定决胜之策，这里虽然历数了图海的失误，也阐说了拒绝他缓兵建议的缘由，在推诚的话语中，表示了对臣子用心的理解与安慰，仍不失对图海的信任。康熙帝又说：“至投诚官员岂可深信？宜留置左右时加防范，朕前屡次密谕，今谭弘、彭时亨等果复叛乱。朕向谓此辈俱在尔军中，不意竟置之别所。此等反叛之徒受尔何恩而乃轻信如是也？嗣后宜密防之！”①批评了图海轻信投降者的失误，但语重心长，充满了关怀之情。

十一月，图海疏言称：泸州逃散绿旗官兵不敢还营，近永宁失陷，建昌路阻，若不速行收抚，将来或投入贼营，或相聚为乱，其害匪细。宜招抚还营，仍给粮补伍①。康熙帝指示总督哈占、将军王进宝等速招逃兵入伍。从而①《清圣祖实录》卷85。

②《清圣祖实录》卷86。

①《清圣祖实录》卷92。

①《清圣祖实录》卷93。

不仅消除了隐患又增加了兵源。二十年正月，图海得悉叛军并力进犯四川叙州诸处，请率兵赴援，康熙帝谕称已派将往援，令图海仍驻汉中防守秦蜀。长年在外征战的图海已积劳成疾。康熙帝对他深表关注，七月谕兵部说：大将军图海年老有疾，今四川云南渐次平定，可令携大将军敕印还京师。十月，图海还朝，康熙帝召见于乾清门，嘉劳之。十二月初十，图海以病乞休，康熙帝加以慰留。十四日，康熙帝为拒绝上尊号的传谕中曾说：“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时，朕与阁臣面议，图海断言不可迁移”，“朕素不肯诿过于臣下”。②图海有过人之处，也有不智之举，康熙帝完全明察，知人善任，扬其长而避其短，终使其建立大功。就在康熙帝这番讲话后的第五天，即十二月十九日，图海病故。康熙帝命大臣侍卫往祭茶酒，赐银三千两及蟒缎鞍马。第二年二月予祭葬，加祭二次，谥文襄。六月，以其子诺敏袭爵三等公。十一月，以《清太宗实录》告成，图海曾为监修总裁官，特为追叙加赠少保仍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1683）五月，特御制碑文，赞扬了图海一生的劳绩。其中说“腹心失倚，深用衋伤，虽恩恤有加，锡之嘉谥，而朕轸悼元老之心则未有已也！”①二十八年（1689）九月，图海之妻亡故，特遣官往奠茶酒。雍正二年（1724），追赠图海为一等忠达公，配享太庙，寻命建祠立碑，春秋致祭。

②《清圣祖实录》卷99。

①《八旗通志初集》卷149《图海传》。

第十三章 明珠

第一节 先世及早年的经历

明珠，字端范，姓纳喇氏，生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祖父金台石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继其兄纳林布禄为叶赫部首领，天命四年（1619）时，被英明汗努尔哈赤斩杀。其子尼雅哈、德勒格尔归顺后金，隶满洲正黄旗。尼雅哈初授佐领，后屡次从征有功。顺治时改授骑都尉世职，康熙三年（1664）卒，长子振库袭职。

明珠为尼雅哈次子，顺治时初任侍卫，后任銮仪卫治仪正，又调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掌内务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①，成为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康熙五年（1666），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

第二节 参与国事的决策

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明珠更被重用。次年，任刑部尚书。他奉命和工部尚书马尔赛调查淮扬水患之处，并会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官，到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查勘。返回后，向康熙帝报告说：旧有闸口四座，所出之水，由牛湾河入海。后因禁海填塞，水路受阻，淹没田地。因为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海地方，不应堵塞，应速疏通河道，将四闸开通，积水可尽放出。另外，仍可设置板拦，一遇发水，即行开放，地方不致淹没，居民也不必迁移。明珠等人又查明清口是淮河、黄河汇合处，如果黄河水泛滥，势必越过淮河，而淮河水弱，黄河水中泥沙，将阻塞河道。因此，他建议：将黄河北岸挑挖引河，以备蓄泄，使泥土逐水而下，保证运道畅通无阻①。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解除水患，保护运道畅通，具有积极作用。十二月，传教士南怀仁认为吴明烜推算的康熙八年历书中，差错很多。明珠与其他大臣奉命前去测验。测验结果，吴明烜推算错误，南怀仁推算正确，都符合天象。康熙帝决定采用南怀仁的历书，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掌管天文历法事务。

康熙八年（1669），惩办了鳌拜以后，明珠参与消除鳌拜集团及其影响时，为朝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康熙九年，明珠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二月，充经筵讲官。八月，建议停止盐差御史巡历地方之例。十一月，调为兵部尚书。康熙十二年（1672）正月，康熙帝在晾鹰台检阅八旗甲兵。在明珠的指挥下，军容整肃。康熙帝称赞：“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②平定三藩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并列为“三藩”。

在对待“三藩”撤与不撤这个重大问题上，唯有明珠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①《清史稿》卷118《职官五》。

①《清圣祖实录》卷27。

部尚书莫洛等极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与帝意完全一致。康熙帝认为：“吴、尚等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不若先发制之可也。”①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加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在处理尚之信属下兵丁时，给事中余国柱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即撤回，三总兵官标下兵丁应予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分入上三旗中，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将军管辖。三总兵官标下兵丁，有愿为兵者为兵，愿为民者为民。康熙帝则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分散其力量，日后或撤或迁比较容易。二总兵标下官兵仍驻广东，归将军管辖。裁去另一总兵标下官兵。他便征求明珠之意如何？明珠主张：尚之信标下官兵共十五佐领，分入上三旗，每一旗五佐领，为数不多，不必分隶八旗。以后若撤回迁移，亦不论旗分调取，有满洲大兵押送，分入上三旗办法可行。康熙帝表示同意：“既如此，不必分入八旗。尔等可改票来奏。”②在处理耿精忠等人时，依照刑律应凌迟处死，其同伙董国瑞等十九人应立斩。明珠上奏：“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深负国恩，擅自称帝，且与安亲王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随后又奏：“此内有陈梦雷、金镜、田起蛟、李学诗四人，犯罪固应处死，然于应死之中，尚有可宥之处。”①康熙帝命议政王大臣会议集议。于是陈梦雷等四人，免死，给与披甲新满洲为奴。

三藩之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明珠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恰值清朝承“三藩”之乱后恢复经济，明珠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收复台湾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解决台湾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②明珠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死，贼无渠魁，势必衰微。”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①。施琅攻占台湾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宄之徒可能窜匿其中，应该设官兵防守。康熙帝认为：不①昭梿：《啸亭杂录》卷1。

②《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九年闰八月。

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正月。

②《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

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

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②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此议甚当，即依行”③。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

治理黄河治理黄河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务。康熙二十一年，萧家渡决口，工部尚书请令河道总督靳辅培修，遭到康熙帝拒绝。明珠极力推荐靳辅参与治河事宜。他说：“靳辅历任既久，所见必真”，应令来京会议。次年，河水复归旧道，康熙帝甚为赞赏。明珠说：“河道既深，挽运无阻，往来商贾皆得通行，真国家之福。”④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提出治黄河方案：挑濬高、宝等七州县下河，引水入海，又筑高家堰堤岸，修整黄河两堤。康熙帝征求明珠意见？他回答说：“臣等意谓，最宜修治，但钱粮陆续给与，似为有益。”⑤十一月，在会议治河时，为防止海水倒灌，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则主张开濬故道。明珠赞成靳辅治河方案，上奏：“于成龙居官虽清，但河工事宜，未能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似应从靳辅之议。”王熙认为：“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乃照明朝河臣潘季训《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①以后康熙帝听信汤斌所言，赞成于成龙治河方案，而靳辅主张未能施行。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被劾与靳辅结党。靳辅被免职离任。

对俄交涉明珠任大学士时，参与筹划抗击沙俄侵略，并亲自与沙俄使者交涉。康熙二十年（1681），蒙古正红旗副都统缺员，明珠推举彭春，“人亦颇优，不但副都统，即将军亦可”②。康熙二十二年，明珠认为：“萨布素甚优，与将军职任相宜。”③彭春、萨布素在首次抗击沙俄侵略，收复雅克萨城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康熙二十五年，清朝再令萨布素率兵包围被沙俄第二次占据的雅克萨城。沙俄派使臣到北京请求解围，明珠奉命在午门前接收文书，并负责谈判。康熙帝决定和平解决，令萨布素将包围雅克萨城之兵，撤回驻地，为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准备④。

②《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年八月。

③《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年八月。

④《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

⑤《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年十一月。

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年十一月。

②《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十月。

③《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十月。

④《明珠等为俄使呈递奏书仪式及撤围雅芝萨事与纽科夫交涉记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俄罗斯档。

第三节　与理学名臣的往来

康熙帝崇尚理学，用以改变满族贵族缺少文化素养的武夫形象，并作为统治汉人的思想武器。在皇帝周围聚集了如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明珠作为新一代的满族贵族，注意与理学名臣建立良好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①。其子性德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在徐乾学帮助下编印《通志堂经释》，俨然以宿儒自居。

当时，理学名臣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互相攻击。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徕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②。徐乾学原先请李光地引见明珠，认为明珠是“可与为善之人，还有心胸”③，因此想要请明珠帮助，重新起用熊赐履。明珠对徐乾学说，你报老师之恩很好，但熊赐履对你未必好。他对皇上说你学问好，其他都不好。于是，徐乾学怀恨而别。后来徐乾学与索额图联合，索额图与熊赐履抛弃前嫌，重归于好。明珠、余国柱很是惧怕，阴谋诬陷熊赐履④。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康熙二十四年，江宁巡抚余国柱告诉继任巡抚汤斌，朝廷蠲免江南赋税，乃明珠尽力促成，意欲勒索，遭到汤斌拒绝。考核官员时，外任官员向明珠馈送金银者络绎不绝。二十五年按察使于成龙与靳辅争论治河方案，朝臣均仰承明珠鼻息，支持靳辅，汤斌则陈诉勘查结果，赞成于成龙主张。凡明珠集团行事，汤斌多加梗阻。明珠、余国柱怀恨在心，曾经奏陈：汤斌有诽谤皇帝之语。建议罢免汤斌，未获批准。时人认为：“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前途难料”①。汤斌病死后，徐乾学又激其门生郭琇弹劾明珠、余国柱。在原先依附明珠的徐乾学、高士奇的密谋策划下，明珠降职。明珠本为广植党羽，招徕新进，联络理学名臣，但由于理学名臣间的学派纠纷，明珠、索额图集团之间的矛盾，却使他自己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地位。

①《啸亭杂录》卷10。

②《清史稿》卷269《明珠传》。

③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④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①《清史稿》卷265，《汤斌传》。

第四节　晚年戴罪

康熙二十六年，李光地还乡探母，临行之前，明珠对他说：事势有变，江浙人可畏（郭琇山东人，曾为江南道御史；徐乾学江南昆山人；高士奇浙江钱塘人），不久我亦危险，无所逃避②。冬季，康熙帝谒陵，于成龙在路上便对他说：当今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了。康熙帝问有何证据？于成龙回答：请皇帝派亲信大臣去检查各省布政司库银，若有不亏空者，便是臣妄言。康熙帝讯问高士奇，高士奇尽言其状。康熙帝问：为何无人揭发？高士奇回答：谁不怕死！康熙帝又问：有我，他们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除去，就除去了。有何可怕？高士奇说：皇上作主有何不可！③于是，高士奇与徐乾学密谋，起草参劾疏稿。先呈皇帝改定，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交由佥都御史郭琇参劾明珠八大罪状：（一）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使，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错误之处，同官莫敢驳正。皇帝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帝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书写，则保举张汧原属指使，于此可见矣！

（二）凡奉谕旨，获得好评，明珠便说：“由我力荐”；或不称旨，便说：“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任意附会，市恩立威，因而结党，挟取货贿。他每日奏事完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心腹，拱立以待，皆密语片刻。皇帝意图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三）明珠连结党羽，满人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腊塔、席珠等，汉人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心腹。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国柱更为囊橐，唯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

（四）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展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

所以督抚等官愈事朘剥，小民重困。今皇帝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

（五）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六）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帝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初议开濬下河道时，他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当见皇帝欲行另委他人，则以于成龙方蒙信任，举山必当旨。于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及靳辅张大其事，与于成龙意见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靳辅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七）科道官有内升或出差的，明珠、余国柱都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送阅览，因此言官多受其牵制。

（八）明珠自知罪戾，见人则用柔然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②《榕村语录续集》卷13、15。

③《榕村语录续集》卷14。

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①郭琇所列明珠八大罪状，直欲将明珠置于死地。在处理明珠问题上，康熙帝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效劳绩者”②，故采取宽容的处理方式，革去明珠大学士职务，授为内大臣。明珠同党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革职。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追击败逃的噶尔丹，降四级留任。以后，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此叙功，恢复原级。康熙四十三年，明珠与大臣阿密达等奉命赈济山东、河南流民。康熙四十七年四月病死，终年七十四岁。

乾隆帝在审阅国史馆新纂《明珠传》后，认为：明珠主要的罪状是“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但是因康熙帝“念其于平定‘三藩’时曾有赞理军务微劳”，而没有“暴示罪状”①，严加惩罚，“是非功过不相掩”，仅是降职使用。

康熙朝前期，在分裂与统一的激烈的斗争中，以及满族政治经济变革的形势下，明珠参与朝政，协助康熙帝清除鳌拜、平定“三藩”、抗击沙俄、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治理黄河、接受汉族影响建立清朝政治经济制度，都有利于祖国统一，经济发展，应予肯定。明珠结党营私，贪污贿赂等等不法事，都是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康熙帝对郭琇弹劾明珠诸罪，并未公布于众，显然尚有曲全之意，这比索额图幸运多了。

明珠在任期内奉皇帝之命，以总裁之职参与重修《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编纂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以及《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明史》等，所编之书多为清朝首创，为后代所沿袭，其中《大清会典》是清朝康熙以前各项政治制度的集大成之作。明珠为清朝各项制度的确立出力最多。康熙朝以后，历朝续修《大清会典》，它成为研究清史的宝贵资料。

①蒋良骐：《东华录》卷14。

②《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二月。

①《满洲名臣传》14《明珠传》。

第十四章 索额图

第一节 先世贵族

朝廷重臣

索额图，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年代推算当在崇德元年（1636）前后，生于盛京（沈阳）。他生活在满族贵族夺取全国政权，进而统一全国的时期，即为满族从马上得天下，转变为统治天下的时代。

索额图先世原隶哈达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努尔哈赤灭哈达，他的祖父硕色、叔祖希福携带家口归附。努尔哈赤获悉硕色、希福兼通满、蒙、汉文字，命同值文馆，赐号“巴克什”，并屡次遣使蒙古诸部。崇德元年，希福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1652）十一月卒，赠太保，谥文简。索额图之父索尼在天命年间（1616—1626）为一等侍卫，其后屡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升任吏部启心郎。崇德八年（1643），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皇太极病逝，他以拥立皇子福临继位，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顺治八年（1651），累进为世袭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顺治帝曾褒奖他“克尽忠义，以定国乱，诚为荩臣。”①顺治十八年，福临病逝，新君玄烨即位。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又授世袭一等公。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去世，谥文忠。索尼的长子噶布喇曾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四年，太皇太后挑其第二个女儿，册立为皇后。十三年，皇后生皇二子允礽后不久便去世，谥称孝诚仁皇后。次年，允礽被立为皇太子。索尼的第五子心裕“尚公主，遭遇之隆，古今罕觏”①，先袭一等伯，后又世袭一等公，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六子法保袭一等公。索额图乃索尼第二子，他正是以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而跻身于朝廷。

索额图初为侍卫，康熙七年，任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五月，辞去侍郎职务，任一等侍卫。当时，身为四辅臣之一的鳌拜，广植党羽，“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②，把他的心腹之人安插在内三院和各部院担任要职，随意罢免他不中意的大臣。鳌拜的专权跋扈，引起康熙帝的强烈愤怒，索额图也十分不满。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③，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鳌拜，惩其党羽，康熙帝始得真正主持朝政。八月，索额图升任国史院大学士。九年恢复内阁制，索额图改为保和殿大学士，一直到十九年八月离任。在这十年中，他成为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大臣，在平定“三藩之乱”，稳定全国动荡的局面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①辽宁省《赫舍里氏康族世谱》。

①辽宁省《赫舍里氏康族世谱》。

②昭梿：《啸亭杂录》卷1。

③昭梿：《啸亭杂录》卷1。

第二节　为平定三藩积极谋划

当吴三桂、耿精忠开始叛乱，天下骚动时，索额图认为这是因为撤藩激变，请将建议撤藩的人处死，遭到康熙帝斥责。其后索额图并未以此怀怨，在平定“三藩”的叛乱中，仍是积极出谋划策，协助皇帝运筹帷幄。康熙十八年十月，云贵总督周有德请求在进兵时应该专任一人，康熙认为：周有德好为大言。索额图说：他在陕西时，也曾条奏。“若一路进兵，从之犹可？分道并进，如何可行？”①同时，广西抚巡傅弘烈请求亲率兵进剿云、贵，兵部不准。康熙帝令大臣商讨进兵方略。索额图的主张为：“今大兵已经遣发，若又令其前进，多用官兵，必致劳困矣！”②同年十二月，傅弘烈为进兵掣肘，请求辞去巡抚职务。康熙帝不同意，索额图认为：“前此弘烈奏，俱从其请。今若以言行不相顾，不令进兵，则彼反得借口解释前非。应仍令照常募兵，向所指之处前进。”③以上意见，都被康熙帝采纳，付诸实行，对平定“三藩”叛乱，具有积极作用。（后来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载：“索（额图）相当权时，多谋略，三逆叛时，公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索额图在平定叛乱、统一全国的事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当时，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与索额图为莫逆之交。熊赐履为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后为康熙朝著名的理学名臣之一。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票拟有误，欲嫁祸同官杜立德，取原草签，嚼后毁掉，引起纠纷，康熙帝命明珠审理。熊赐履一言不发，索额图劝说：“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又说：“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①熊赐履窘辱备至，承认错误后，被免去大学士职务。当时，熊赐履在社会上声望甚高，世人都以为他是被索额图诬陷。明珠同党徐乾学对熊赐履说：“熊老师不出，天下何以治之！其去之事，全是椒房（指索额图）害之。”②其实不然，熊赐履被免职后，康熙帝询问可用之人，“索（额图）必以熊对，熊（赐履）必以索对”③。这种亲密关系是与他们的共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索额图熟悉儒家学说，协助皇帝建立起清朝政治经济制度，俱载于康熙二十六年修《大清会典》中。不仅如此，索额图受汉族文化熏陶甚深，还是一位鉴别文物的专家。他“好古玩，凡汉唐以来，鼎镬盘盂，索相见之，无不立辨真赝，无敢欺者”④。康熙十八年七月地震，北京官署民房倒塌很多，百姓死伤甚众。左都御史魏象枢乘机上奏索额图“怙权贪纵状”，请求重谴。康熙帝斥责索额图说：“今见所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告诫他们要痛改前非，否则加以重处。⑤每逢康熙帝倾听部院面奏政事时，索额图经常首先上奏，陈诉己见，事①《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

②《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十八年十二月。

③《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十八年十二月。

①《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②《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③《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④《啸亭杂录》卷1。

⑤《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七月。

关用人吏治，出征用兵等大事，多采纳其议。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因病不能上朝，便命部院官员，将其奏章俱送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等人核办。索额图权势隆盛，时人注目。

康熙十九年八月，索额图以病请求解任，蒙皇帝优旨褒称：“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克合机宜。”⑥命在内大臣处上朝，不久授议政大臣。后来康熙帝又说：索额图因贪恶，革退大学士。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他对议政王大臣，列举索额图不端行为说：其一，索额图之弟心裕素行懒惰，屡次空班，皇帝交给索额图议处，索额图从轻处置，只罚俸一年。其二，索额图之弟法保懒惰，被革去内大臣职务，随旗行走，但仍不思效力赎罪，在外校射为乐，索额图未能尽教训之责。其三，索额图自恃巨富，日益骄纵。于是朝廷决定：革心裕銮仪使、佐领，仍袭一等伯，革法保一等公，革索额图议政大臣、内大臣、太子太傅，仍任佐领。这是索额图宦海生涯中的最低点。康熙二十五年（1686），索额图复起，任领侍卫内大臣。

第三节　签订《尼布楚条约》

康熙二十七年，索额图奉命担任清与沙皇俄国谈判东北边界问题的首席代表，并签定了第一个中俄条约《尼布楚条约》。早在崇德八年（1643），沙皇俄国就派瓦西里·波雅科夫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其后，又有哈巴罗夫一伙匪徒越过外兴安岭，再次侵入黑龙江流域，占领了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住地雅克萨，建筑城塞，改名为阿尔巴津。他们还陆续沿江窜至黑龙江下游，到处烧杀淫掠，不断扩大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帝便集中力量准备反击沙俄的侵略。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清军发起两次雅克萨反击战，挫败了沙俄的侵略，收复了雅克萨。沙俄被迫向清政府求和，遣使臣到北京，要求谈判。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清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他认为：如果沙俄能归还逃人，承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是清朝领土，即“与之画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①。康熙帝同意这一谈判方针，遂命索额图、佟国纲出发，前往色冷格，与沙俄使臣费·阿·果罗文谈判。六月，索额图等使臣行至喀尔喀地方，获悉噶尔丹正在叛乱，侵犯了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便退回了北京。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经中俄两国代表重新商定，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

索额图等人在出发前向康熙帝奏陈：“尼布潮（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均归我朝。”康熙帝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②康熙帝考虑到，噶尔丹正在进攻喀尔咯，希望尽早与沙俄划定国界，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为此作出了重大让步。索额图率领使团启程前往尼布楚，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六月抵达尼布楚，驻扎在尼布楚河南岸，与尼布楚城相距三里。七月初五日，中俄两国代表在尼布楚郊外开始谈判，果罗文首先发言，诬蔑中国挑起战争，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无理要求。索额图当即予以驳斥：“敖（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部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俄国人侵入中国领土，并强行占据①。俄国应退到色楞格以西，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第二天会上，果罗文提议两国以布列亚河或结雅河为界。索额图根据出发前康熙帝的指示，与沙俄代表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为两国边界为主要内容的《尼布楚条约》。索额图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帝的旨意，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缔结的，清朝虽然未能收回茂明安游牧地，却阻止了沙俄的进一步侵略，保证了两国边境居民的安宁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

①《平定罗刹方略》卷4。

②《清圣祖实录》卷140。

①《索额图题会同俄使戈洛文勘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俄罗斯档。

第四节　从征准噶尔

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于康熙二十九年，侵袭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内，威胁了清朝的安全。康熙帝决定亲征，于六月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为防止噶尔丹在大兵未到前潜逃，康熙帝特命索额图带领盛京、吉林、科尔沁兵前往巴林，与裕亲王会合，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进行决战。在击败噶尔丹后，索额图等因未即率兵追剿，而降四级留任。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兵分三路，令将军萨布素率领东三省兵，从东路迎击准噶尔兵；命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克思等率陕甘兵，从宁夏出西路，截断噶尔丹后路；康熙帝亲率八旗兵，从独石口出中路。索额图在中路率领八旗前锋、察哈尔四旗及汉军、绿旗兵为先锋，并督火器营。五月大将军费扬古自西路抵图拉，康熙帝移营什巴尔台，会议作战方略。索额图主张：宜缓行，以待西路大将军兵。①康熙帝率大军驻克鲁伦河，噶尔丹望见御营，拔营逃遁，在昭莫多遭到西路大军截击，噶尔丹军队损失惨重，仅率数十骑逃走。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索额图随康熙帝到宁夏，指挥战事。清军追歼噶尔丹，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遂于闰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木塔地方服毒自杀。康熙帝班师回京，命索额图管理水路设站事务。以索额图此次出征有功，恢复原级。康熙四十年九月，索额图以自己年老，奏准退休，离开了朝廷。心裕代为领侍卫内大臣。

①《清圣祖实录》卷172。

第五节　被康熙处死

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南巡到德州，皇太子得病，召索额图至德州侍疾。留居月余，皇太子病愈，一起回北京。这次康熙帝突然召索额图到德州的原因，表面上是令探视皇太子，其真实含意并非如此。索额图为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太子与索额图关系又很密切。后来康熙帝逐渐对太子行事不满，索额图也被牵连在内。先是，康熙三十九年即有人告发索额图，康熙帝没有处置②。倾陷索额图的人，首先令人注目的是高士奇。高士奇家道贫困，但长于诗文书法，被推荐给索额图。索额图常以“椒房之亲，且又世贵，侍士大夫向不以礼，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颐指气使，以奴视之”。以后高士奇被康熙帝破格提拔，高官显贵，但见索额图时，“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索额图有时还“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为此，高士奇怀恨在心，“遂顿忘旧恩，而思剚刃于其腹中”①。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随驾北上，这时他已背叛索额图，投靠明珠。明珠与索额图“权势相侔，互相仇轧”②。康熙帝回京后，于四十二年（1703）将索额图处死。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曾对大臣们列举了皇太子的“种种恶端”，又说：“从前索额图助伊（皇太子）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礽（皇太子）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③据礼亲王昭梿说：索额图在狱中时，曾有“客潜入狱馈饮食，及公伏法，客料理丧殓事毕，痛哭而去，不知所终”④。索额图的同党多被杀，被拘禁、被流放；同祖子孙都被革职，其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被处死。康熙帝对索额图一生所参与的重要军政大事，除与沙俄在尼布楚的谈判外，全面给予否定，并说“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⑤。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极不公正的评价。

②《满洲名臣传》卷14《明珠传》。

①汪景祺：《西征随笔》。

②《啸亭杂录》卷10。

③《清圣祖实录》卷234。

④《啸亭杂录》卷10。

⑤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91。

第十五章 黄宗羲

第一节 为父申冤赴京上疏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署梨洲老人、梨洲山人，时人尊称为梨洲先生。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八日，黄宗羲生在浙江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父尊素（1584—1626），字真长，号白安，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1623），黄宗羲十四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天启五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公堂或牢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七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①。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②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③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对证不追究他。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①见《南雷文定前集》卷9，《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②见《南雷文定前集》卷9，《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③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11。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①见《思复堂文集》，康熙年间刻本。

第二节　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

明崇祯元年（1628）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灵柩南归，办完丧事，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人称念台先生，先后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北京首善书院、绍兴蕺山证人书院。其学以“慎独”为宗旨，上承王阳明而又多所修正。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杨廷枢、陈子龙、吴伟业、万寿祺、周镳、沈寿民、沈士柱、何乔远、林茂之、汪逸、钱谦益、陈贞慧、汪沨、陆符、万泰等，并于崇祯三年（1630）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①。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载：（公）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常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阮大铖在崇祯初被列入“逆案”，削职为民，避居安徽怀宁老家，但野心不死，图谋复出。崇祯五年，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安徽大部地区，他跑到南京避难，暗中招纳亡命之徒，又以金钱美女收买复社人士，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当时，复社人士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心将他赶出南京以消除隐患。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成员一百四十余人在周镳、陈贞慧主持下，共推吴应箕起草、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发布了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表达了复社志士“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凛然正气。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①。公揭张贴后，阮大铖吓得“杜门咋舌欲死”②，不得不到南京城外牛首山寺庙中躲避了几年。而黄宗羲与一班复社文士又举行了桃叶渡大会，结“国门广业社”，几乎“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③。这期间，黄宗羲结识了方以智、梅朗中等人。

①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上。

①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8—14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②见《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③见《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崇祯十五年，黄宗羲与周延祚同赴北京应考，未能登第，大学士周延儒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宗羲力辞不就。他看到京都形势紧张，即整装南归。

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北京，推翻了明朝。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修怨报复，编造《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次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①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①《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

第三节　起兵抗清“濒于十死”

黄宗羲晚年之作《怪说》中自述：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矣！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后挥师南下，很快就占领杭州，接着向浙东地区推进。由于清廷强令汉人剃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僚士大夫也奋不顾身，举义抗清。闰六月九日，原明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和吏科给事中熊汝霖首先在余姚举义，响应的民众有数千人。次日绍兴诸生郑遵谦杀了清朝招抚使，在绍兴举兵抗清。十一日，原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在宁波聚众响应，定海总兵王之仁拥兵响应钱肃乐。二十七日，各路义军从台州迎接鲁王朱以海到绍兴，打起“监国”旗号。从而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浙东抗清斗争。

孙、熊起兵后，黄宗羲即与弟宗炎、宗会毁家纾难，集合家乡黄竹浦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义军，参加监国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时人称之为“世忠营”。顺治三年二月，鲁王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在孙嘉绩等人推荐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

鲁王政权建立之初，虽曾北渡钱塘江，打败过清军，但军权掌握在“悍帅”王之仁、方国安手中，他们不图进取而求保实力，提出了所谓“划地分饷”的分裂方案。同时，又与南方的隆武政权争夺正统，“竟成水火”①。宗羲致书王之仁，力陈保守策略的危险，而主张进攻。他写道：诸公何不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北兵即不发一矢，一年之后恐不能支，何守之为！当时行朝诸臣，虽然同意黄宗羲的西进北上战略，却不能付诸实施。只有熊汝霖曾率军西行，攻下海盐，但终因军力单薄而无力推进。

五月，孙嘉绩以所属“火攻营”部交宗羲指挥，宗羲即联合王正中、查继佐两支义军西行渡海，驻扎潭山。浙西抗清军首领陈潜夫（原明太仆寺卿）、朱大定（尚宝司卿）、吴乃武（兵部主事）等率军前往会师，接受宗羲约束。他们计划由海宁出发攻取海盐，进入太湖地区，北联吴中义师，颇有“吞吴楚之气”③。义师前锋直抵乍浦镇，宗羲又与城内义士孙奭约定，以求里应外合，攻下乍浦。但这时清军主力相距不远，王正中部一战失利，义师兵力微弱，无法推进。五月底，钱塘江水位下降，清军趁义师主将恃险无备策马过江，义军大溃。六月初一，清军占领绍兴，方国安劫持鲁王出逃。途中，鲁王乘隙脱逃，而方国安则和马士英、阮大铖一起投降了清军。这便是浙东抗清史上的“浙河兵溃”，或称“江上兵溃”事件。

六月十日，黄宗羲率残部五百余人进入四明山，驻军杖锡寺，意在结寨固守，坚持武装抗清。不久，因部将不听节制，激起民变，四明山寨被山民烧毁。宗羲被迫潜居家乡，伺机再起。清廷屡次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黄宗羲。他只得奉母携儿，暂避化安山中，结庐而居。

①邵廷采：《东南纪事》卷2，《鲁王以海》。

②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③《行朝录·鲁纪年上》，载《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鲁王逃出后，在张名振、郑彩等人卫护下，至舟山、入福建，重立监国旗号，辗转于闽浙沿海，曾一度收复福建沿海三府一州二十七县，但内部矛盾重重，臣僚相互倾轧，致使得地复失，居无常所。

顺治六年七月，鲁王由闽入浙，驻扎健跳所（今属浙江临海）海面。黄宗羲闻讯，当即离家赴营，投奔行朝。鲁王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黄宗羲为有所振作，曾极力推荐四明山区抗清名将王翊，建议委以重任，“优其爵，使之总领诸营，以捍海上”①，却受到定西侯张名振所阻。当时，行朝君臣漂泊海上，处境艰难，黄宗羲在《行朝录·鲁纪年下》中记载：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两年耳。..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

是故金鳌桔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②一派狼狈景象，跃然笔端。所以，有人嘲笑他们是“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而黄宗羲虽然名列大臣，却无实权。于是，每日与“礼部尚书”吴钟峦在舟中读书讲学，空余时就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等书。八月，宗羲闻清廷将“录其家口”，急得“陈情监国，得请变姓名，间行以归”①。十月，鲁王由健跳移驻滃州（今舟山），又召宗羲回行朝任职。

顺治六年冬，鲁王任命澄波将军阮美出使日本，请求派兵支援。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和左副都御史黄宗羲监军同行。他们渡海抵达日本长崎岛和萨师玛岛。但乞师未成，失望而归②。不久，黄宗羲离开行朝，隐居家乡避难，但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仍秘密往来。

顺治七年，清军加紧镇压浙东抗清斗争，黄宗羲和四明山抗清首领冯京第、王翊同被列名悬赏通缉。宗羲并未退缩，仍然暗藏鲁王密信，试图与浙西义师联络。七月，清军分两路围攻大兰山，捕杀了冯京第、王翊。宗羲之弟宗炎也被捕，将处死刑。宗羲秘密潜往宁波，与好友万泰、高斗魁等设计，从狱中救出了宗炎。

顺治八年秋，黄宗羲获悉清军将攻舟山，即秘密派人入海报警。九月，清军攻下舟山，行朝大臣张肯堂、吴钟峦、朱永祐等英勇牺牲。鲁王南逃，依附郑成功的永历政权。顺治十年，鲁王势孤力单，被迫取消监国称号，浙东抗清斗争宣告彻底失败。

顺治十一年，投奔永历政权的张名振派遣密使，想与黄宗羲等人联络，途中被清兵截获。清廷再次下令缉捕黄宗羲。这时，黄宗炎复聚冯京第旧部，在慈溪义士沈尔绪支持下抗清。顺治十三年，沈被告发，清廷以黄宗羲为主谋，即悬榜缉拿黄宗羲、宗炎。宗炎再次被捕，遇救得免。宗羲东奔西走，带着全家到处避难。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①的诗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②关于黄宗羲乞师日本事，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本已肯定，但梁启超作《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予以否定。但梁氏所辨多误，实不可信。详考梨洲所撰《避地赋》、《行朝录》和《海外恸哭记》，参考滃洲老民《海东逸史》、李聿求《鲁之春秋》等可以确认此事。

①《南雷诗历》卷1，载《黄梨洲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句。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感到恢复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

第四节　讲学十七载，创立浙东学派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是在清康熙二年（1663）至十八年即他五十四岁至七十岁这段时间，讲学地点除余姚故居外，主要是在语溪（今浙江桐乡。明称崇德、清改称石门县，俗称语溪）、越中（今浙江绍兴）、海昌（今海宁）、甬上（今浙江宁波市鄞县）等地。二十年间，拜他为师的人多达数百，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正如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所记：“东之鄞，西至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其讲学情况简述如下：康熙二年四月，黄宗羲应吕留良之请，到语溪设馆讲学，先后寄寓在吕氏梅花阁和吴氏水生草堂。次年二月和十月，又两至语溪，讲学之余，与弟黄宗炎、学生万斯选拜谒了宋代名士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墓，并作《辅潜庵传》。康熙五年，再次在语溪设馆。在此期间，曾与吴之振、吴自牧父子一起选编《宋诗抄》，读遍吴氏藏书，收集了大量资料。自康熙六年以后，他与吕留良关系恶化以致决裂，才不到语溪开讲。

绍兴证人书院自刘宗周去世后停办了二十多年。康熙六年（1670）九月，黄宗羲会合同门学友姜希辙、张应鳌等人，在绍兴恢复了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其后两年，曾数度会讲于此，阐扬老师的学问气节。这期间，他编写了《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答董吴仲论学书》、《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他在讲学中突出提倡怀疑精神，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泛然而轻信”的盲从，实则“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①。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间，黄宗羲曾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并担任主讲人。县令许三礼（字西山）约集不少官员去听讲，黄宗羲告诫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②他在给学生讲授《四书》、《五经》等经典时，鼓励相互辩驳，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③。

在海宁讲学时，黄宗羲向县令许三礼传授了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向陈言扬等传授了中西数学知识。陈言扬在老师启发下写了一部论“勾股定理”的书，黄宗羲亲自为之作序。在序中他批评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和浅陋儒生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弊端，感慨地说：“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数百年以来精于其学者..不过数人而已。”①他回忆当年避居深山钻研数学时，“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籁籁”②，简直如醉如痴。但学成后，犹如“屠龙之技”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现在看到学生陈言扬有了成就，即将平生所学“尽以相授”，以期祖国数学发扬光大，“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③。

①《答董吴仲论学书》，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③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①《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

黄宗羲讲学收效最大者，是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时期。

康熙四年初，甬上（今浙江宁波鄞县）一班崇尚民族气节的名士如万斯大、万斯同、董允瑶、董允璘、陈赤衷、郑梁、范光阳等，将他们早先组织的文社合并为甬上策论会。这一年春，万斯大、万斯同等二十余名策论会成员相约到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六年，策论会改名“讲经会”，以讲论《五经》为主题。他们常聚陈赤衷家，讨论经义，簟精竭思，“所谈不出于王霸”④，黄宗羲每至宁波，必赴会讲经。康熙七年三月，他赴甬，弟子们在鄞县广济桥延庆寺等地聚会。在黄宗羲提议下，遂改讲经会为“证人书院”。他在《董吴仲墓志铭》记载此事：“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崇祯十七年）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康熙六年），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甬上之闻风而兴者，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吴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甬上讲学之士，数百年所创见..风气为之一变。”①书院的地址，据全祖望所记，在“城西之管村，万氏之别业”②，即万氏白云庄。书院自康熙七年创建至十四年结束，前后经历八年。参加讲会的人数估计有百余人。

黄宗羲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讲究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他揭露明代中叶以来讲学的流弊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③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④。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⑤。正因如此，黄宗羲特别强调学者要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他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先穷经”、“兼令读史”⑥。这对于扫除明末脱离实际的恶劣学风起了极大的作用，“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流弊”⑦，“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⑧。二是宗羲讲学既重经史之学，又重自然科学，包括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如在海昌讲学时，向知县许三礼传授了有关《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的知识，还培养了一个精通数学的陈言扬。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家学，在经学、史学、历学、数学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并有专著传世。他的学生万经（万斯大之子）在《寒村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回忆黄宗羲在甬上讲学的情景时说：梨洲弟子对“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励，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④《陈夔献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①《黄梨洲文集》页239，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16。

③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④《陈夔献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页232。

⑤《留别海昌同学序》，《黄梨洲文集》页477。

⑥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⑦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⑧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

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诸如经学、史学、文学等，也包括自然科学，但以史学成就最显著。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有陈言扬，但最得梨洲真传的还是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三人。

康熙十八年（1679），黄宗羲停止讲学活动，而全力从事于著书立说。

第五节　著作等身，一代大师

黄宗羲在青少年时代曾写过不少应酬唱和的诗文，也写过学术专著，今保存下来的有《西台恸哭记注》（写于崇祯十一年，时二十九岁）、《四明山古迹记》（写于崇祯十五年时三十三岁，原稿五卷，康熙十二年改定为《四明山志》九卷）余皆不见。明朝灭亡的历史事实给黄宗羲以极大震动，于是他开始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对经世治国有价值的言论文章。流传后世的梨洲遗著，绝大多数是作于顺治十年（1653年，时四十四岁）之后，特别是在康熙时写的。著书立说，这是黄宗羲后半生的主要活动内容。顺治十年三月，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宣布取消“监国”称号。九月，黄宗羲写下了第一部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留书》一卷八篇①。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

这表明他著书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为后世立言。

黄宗羲在《留书》中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精神。他把清朝说成“伪朝”，把清帝骂作“虏酋”，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治视为“夷狄作乱”，甚至把《宋史》、《元史》的修撰者对辽、金、元政权的承认比作“为虎作伥”②。他在书中总结了明亡教训，认为明朝卫所制度腐败、宦官专政、土地与赋税制度不合理、科举制压抑人才等等，都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也因有“夷狄”作乱，因此提出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而“夷狄”所以能够“乱天下”，又在于秦以后“废封建之罪”①。这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他后来写作《明夷待访录》埋下了伏笔。

时隔十年，即康熙元年至二年，南方抗清斗争相继失败，清朝统治日趋巩固，黄宗羲对于恢复明室已经不抱希望，但他并不承认新皇朝统治的合法性，而认为当时“乱运未终”，治世有待未来。于是他在《留书》八篇基础上，加以扩充，写下了为后世“条具为治大法”的《明夷待访录》②。在这部名著中，黄宗羲不再像《留书》那样仅把批判矛头指向腐败的明皇朝和来自“夷狄”的清皇朝，而是指向了秦汉以来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①《留书》八篇的篇名是《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田赋》、《制科》、《将》，旧无刊本，仅有抄本流传下来。今宁波天一阁藏有乾隆年间慈溪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校抄本一种，存录前五篇，后三篇有目无文。经整理标点发表于《文献》1985年第4期，并收入《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引文均据天一阁抄本。

②引文见《留书》中的《封建》、《朋党》、《史》。

①引文见《留书·封建》。

②《明夷待访录》原稿应有二卷二十六篇，并曾于康熙十二年刊刻，此板后毁于火。至乾隆年间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重刻此书时，删去了原属《留书》的有着明显反清内容的篇章，故传世刻本均来源于二老阁刻本，仅存一卷二十一篇。被删去未刻的《留书》五篇则以抄本形式流传下来。今存天一阁藏的抄本也系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抄校。

制度，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③。他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倾向的政治纲领，设计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

从康熙七年至十四年，黄宗羲经历七个寒暑，披阅千余家文集，编定了规模宏大的《明文案》二百十七卷。他在《明文案序》中申明自己选文的目的是为了发掘有明“三百年人士之精神”，要从“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堆积几案”的千家文集中洗涤“情至之语”。他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认为《明文案》可与前人编的《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媲美，自信“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①。《明文案》编成之时，黄宗羲年已六十六岁，但他仍然不辞劳苦地搜阅明人文集，曾多次长途跋涉到江苏昆山徐乾学家藏书楼（即“传是楼”）看书抄书，前后经历约二十年，终于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八十四岁高龄时将《明文案》扩编成为《明文海》，计四百八十二卷。全书由黄宗羲亲定体例、写定目录，内文由其子弟抄录，宗羲亲作批注。书成以后，宗羲曾对儿子黄百家说：“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②《四库全书总目·〈明文海〉提要》称赞此书“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

康熙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676—1685）间，黄宗羲编撰了另一部学术巨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近百万字。全书分立学案十九个，以王阳明学派为主流，兼述各家各派，记载了明代二百多名学者的事迹、言论和学术思想，是一部系统总结有明一代学术发展演变状况的断代学术思想史专著。他在叙述和评论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和思想倾向时，能做到“分其宗旨，别其源流”③，又注意存录各个案主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④。书成之后，学者纷纷抄传，推崇备至。与宗羲同时代的学者汤斌称赞《明儒学案》“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①。全祖望则称此书为“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②。

继《明儒学案》以后，黄宗羲又着手编著《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但未能完成，而由其子黄百家、后学全祖望续编而成《宋元学案》一百卷。通过编撰《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黄宗羲不仅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学案体，而且确立了以“一本而万殊”的真理论为指导的学术史观③。在哲学理论方面，他批判地总结了宋元明近七百年的理论思维成果，沿着他的老师刘宗周开拓的批评程朱理学、修正阳明心学的路子，在宇宙本原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理气统一”论，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④，指出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⑤，“理为气之理，③《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①《明文案序上》载《黄梨洲文集》页388，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③《明儒学案·自序》。

④《明儒学案发凡》。

①汤斌：《与黄太冲书》，载《南雷文定》三集“附录”。

②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③见郑性二老阁刻本《明儒学案发凡》。

④《梨洲太极图讲义》，载《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下》。

无气则无理”⑥；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则力图建立他的“理气心性统一”论，说“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同”⑦，又说：“盈天地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⑧他在早些年（顺治年间）所写的《子刘子行状》和《孟子师说》等哲学著作中也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受刘宗周的影响比较大。作为一个明朝的“遗民”，黄宗羲感到有责任整理和保存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文献资料，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的借鉴。他除了编选宋、元、明三代的“文案”、“学案”之外，又用了大量精力编辑《明史案》①，完成了《行朝录》②、《弘光实录抄》、《四明山志》等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还编纂了《东浙文统》（已佚）和《黄氏捃残集》等地方文献资料。在宋、元史的整理方面，则纂辑了《宋史丛目补遗》、《续宋文鉴》、《元文抄》（今皆亡佚）等书。他的自著诗文集《南雷文定》、《南雷诗历》等也保存了许多可靠的明史资料。

黄宗羲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天文、地理、数学方面钻研颇深，成绩显著。他的自然科学著作计二十余种，较有代表性的是：《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今水经》；《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等，可惜多数已经亡佚了。

黄宗羲博学多才，著述宏富，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数学、文学、宗教等众多学科。但其著作散亡严重、汇刊不全。旧史家对他的遗著，或者录其要而失其全，或者考辨未精、真伪不分，以致后代以讹传讹，很有详记之必要。

黄宗羲的著作总数有一百十多种，一千三百多卷，二千万字以上。今分类列目如下：1.文选汇编类十八种，存、佚各九种（以下有*者为佚著）：《明文案》二一七卷，《明文海》四八二卷，《明文授读》六二卷，《姚江逸诗》十五卷，《黄氏捃残集》七卷，《剡源文抄》四卷，《杲堂诗文抄》十三卷，《子刘子学言》二卷，《黄忠端公文集》六卷；《明史案》二四四卷*，《宋元文案》若干卷，《宋集略》若干卷*，《元集略》若干卷*，《宋史丛目补遗》三卷*，《续宋文鉴》若干卷*，《宋诗抄》若干卷*，《元文抄》若干卷*，《正气录》一卷*；2.专著类六十八种，存二十八种，佚四十种：《留书》一卷，《明夷待访录》二卷（今存一卷），《破邪论》一卷，《汰存录》一卷，《易学象数论》六卷，《深衣考》一卷，《子刘子行状》⑤《明儒学案》卷44《诸儒学案上二》。

⑥《明儒学案》卷7《河东学案上》。

⑦《明儒学案》卷47，《诸儒学案中一》。

⑧《明儒学案改本序》，载《南雷文定五集》卷一。

①根据钱林《文献征存录》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和邓实《国粹丛书〈行朝录〉后序》的记载分析，《明史案》有244卷，类似草创之《明史》，其中包括《行朝录》3卷和《海外恸哭记》1卷。但《明史案》原书已散佚，今难确考。

②根据钱林《文献征存录》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和邓实《国粹丛书〈行朝录〉后序》的记载分析，《明史案》有244卷，类似草创之《明史》，其中包括《行朝录》3卷和《海外恸哭记》1卷。但《明史案》原书已散佚，今难确考。

二卷，《孟子师说》二卷（今分七卷），《思旧录》二卷（今存一卷），《黄氏家录》一卷，《葬制或问》一篇，《梨洲末命》一篇，《明儒学案》六二卷，《宋元学案》一○○卷（初由宗羲主编，未成书，后由黄百家、全祖望续成，王梓材校定），《弘光实录抄》四卷，《行朝录》三卷（分《隆武纪年》、《赣州失事》、《绍武争立》、《鲁纪年》、《舟山兴废》、《日本乞师》、《四明山寨》、《赐姓始末》十篇，《海外恸哭记》一卷，《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树引注》一卷，《金石要例》一卷）、《历代甲子考》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匡庐游录》一卷，《今水经》一卷，《授时历故》一卷（今本四卷系后人据原本整理之作），《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洋历法假如》一卷，《新推交食法》一卷（今本二卷系后人据原本整理之作）；《授书随笔》一卷*，《四书私说》一卷*，《六家耆法》六卷*，《理学录》一卷*，《二程学案》二卷*，《倒戈录》一卷*，《虐征录》一卷*，《邪氛录》一卷*，《明季灾异录》一卷*，《从政录》一卷*，《蕺山同志考》一卷*，《姚江琐事》二卷*，《东浙文统》若干卷*，《明史条例》一篇*，《纬书》若干卷*，《三史》若干卷*，《续时略》若干卷*，《姚江文略》若干卷*，《姚江诗略》若干卷*，《补唐诗人传》一卷*，《四明山古迹记》五卷*，《台宕纪游》一卷（一名《台雁笔记》）*，《读龟山先生字说辨》一卷*，《天一阁书目》若干卷*，《律吕新义》二卷*，《黄氏丧服制》一卷*，《自著年谱》一卷*，《忠端公祠中神弦曲》一卷*，《春秋日食历》一卷*，《回回历法假如》一卷*，《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一卷*，《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大统历法辨》一卷*，《时宪历法解》一卷*，《气运算法》一卷*，《勾股图说》一卷*，《开方命算》一卷*，《测圆要义》一卷*，《割圆八线解》一卷*；3.自著诗文集类二十六种，存十八种，佚八种①：《南雷文案》十卷外一卷，《吾悔集》（即《南雷续文案》）四卷，《撰杖集》（即《南雷文案三刻》）一卷，《南雷文定》五种（《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四卷，《四集》四卷，《五集》四卷，末一种又名《病榻集》、《病榻随笔》）二七卷，《南雷杂著》一卷，《南雷余集》一卷（又名《南雷集外文》），《南雷文抄》（郑祏抄本）三卷，《南雷文抄》（梨洲门人抄本）一卷，《南雷文约》四卷，《南雷诗历》三种（分三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匡庐行脚诗》一卷；《始学庵集》若干卷*，《庚戌集》若干卷*，《蜀山集》若干卷*，《老柳集》（庚寅至乙未年诗集）一卷*，《杏殇集》（丙申年诗集）一卷*，《金罍集》（丁酉、戊戌年诗集）一卷*，《露车集》（壬寅年诗集）一卷*，《心断集》（癸卯年诗集）一卷*，《吴艇集》（甲辰年诗集）一卷*②。

此外，尚有不少诗文散存于清人诗文集和《竹桥黄氏宗谱》等书，足见宗羲著述之丰了。

①自著诗文集种类虽多，但多为重复结集，其主要文集是《南雷文定》，诗集是《南雷诗历》，但诸本卷数、篇目均有异同处，故仍分别列出。

②以上六种诗集虽未见传本，但其主要的当已收入《南雷诗历》，故前人多不著录，目见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

第六节　晚年顺清，寿逾八旬

黄宗羲在后半生虽然主要从事于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他同清廷的关系，由对抗、不合作到基本顺从，这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意识的变化。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但在康熙时代，清朝的政权日益巩固，康熙帝玄烨对顺治时期的暴力镇压政策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为主的政策，这无疑对黄宗羲的言行起着一定的影响。

康熙十六年（1677），侍读学土叶方蔼赋五古长诗一首，交董允瑶带给黄宗羲，诗中有“兴朝亟求贤，侧席心殷殷”，“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①之句，意在规劝黄宗羲结束隐逸生活，出来为清廷效力。黄宗羲即次其韵答诗一首，称“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勿令吾乡校，窃议东海滨’②，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

次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①。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②，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对康熙帝恐怕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③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在保持“遗民气节”问题上，进入晚年的黄宗羲，一方面极力称赞“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④，表彰诸如汪沨、谢泰阶等明遗民不仕清廷的气节，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能闭眼不看现实而采取与世毫无干涉的绝对隐居生活，所以，他所谓的遗民标准，是本身“止于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废“当世之务”的“得中”之士⑤，他认为那些“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⑥。他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中，①《黄梨洲诗集》页66，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南雷诗历》卷4，《次叶叶讱庵太史韵》，载《黄梨洲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①《与陈介眉庶常书》，载《黄梨洲文集》页464、465。中华书局1959年版。②《南雷诗历》卷2，《送万季野、贞一北上》，载《黄梨洲诗集》页70。③《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黄梨洲文集》页465。

④《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⑤《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⑥《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为自己的处世态度辩护说：“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①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黄宗羲不仅和许多“胜国遗民”交往密切，而且和清廷不少重要官员时相过从，或书信往来，或登门拜访。例如，他同“昆山三徐”（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明史总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义）关系十分密切，徐乾学、徐元文一再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与黄宗羲互致书信，诗歌唱和，徐秉义曾至余姚拜访黄宗羲。黄宗羲也曾几次至昆山拜访徐氏兄弟，还请徐乾学为其父黄尊素祠撰写碑铭。徐元文病逝，黄宗羲写下了《哭相国徐立斋先生》的五古长诗，表示痛悼之意②。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突出地反映了他晚年对清朝统治者态度的变化。他写道：去岁得侍函文，不异布衣胥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③又说：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④在此信中，黄宗羲改变了他曾告诫万斯同“太平有策莫轻题”的态度，而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的治安策，并寄希望于徐乾学式的“真儒实学，居上而激扬之”①。

除与徐氏兄弟交往频繁之外，黄宗羲与朝中和地方一些有影响的官员如张玉书、汤斌、叶方蔼、许三礼、朱彝尊等都有交往，与先仕明、后仕清的钱谦益关系也很密切。他在晚年为人撰写的碑铭传状和致友人书中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称清朝为“国朝”、清军为“王师”，并从使用干支纪年到采用顺治、康熙等年号，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②。这些事实，如完全站在明遗民的立场上看，确可谓梨洲“晚节有亏”。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因为当其晚年，复明已绝对无望，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又确实值得称道。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

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①《黄梨洲文集》页128。

②诗载康熙四十二年黄炳编刊之《黄氏续录》卷4，又见民国十五年刻《竹桥黄氏宗谱》卷13。③《与徐乾学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明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①《与徐乾学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明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②《董在中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页238；参阅同书《太垣靳公传》、《姜定庵小传》、《周节妇传》、《陈夔献墓志铭》、《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等文。

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萃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公元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①。这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移风易俗的勇气。

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这也可说是他自己的“盖棺定论”了。从黄宗羲一生业绩看，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著作家的历史地位，确实是“不下古之名家”的！

①转引自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②转引自万承勋《冰雪集》刻本《哭黄梨洲先生》诗注。万承勋，浙江鄞县人，字开远，号西郭，清初史学家万言之子，为梨洲门人之一，但声名不著。

第十六章 顾炎武

第一节 遗民孤忠“无仕异朝”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生。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宁人。顺治七年，为避害曾化名蒋山傭。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辈家道中落。父亲顾同应，母亲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嗣祖顾绍芾。嗣父顾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抚育。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勤奋，“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并经常给炎武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①，对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顾绍芾博学多闻，留心时事政治，“阅邸报辄手录成帙”。他对明皇朝日趋没落的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有一次，他指着庭院里的草根对嗣孙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阅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也读过《孙子》、《吴子》等兵书。他教诲顾炎武说：“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①后来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实渊源于此。

顾炎武十四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相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经过十四年的寒窗，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他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明崇祯十二年（1639），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②。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编写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做了准备。

甲申（1644）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③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南明福王政权败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①《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伏》，见《顾亭林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第16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见《诗文集》第155页。

②《亭林文集》卷6《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见《诗文集》第131页。

③《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见《诗文集》第165页。

司主事。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傭，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顾炎武幸得友人帮助，得脱虎口。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救幸免一死。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浩然有山东之行”①。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②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①。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②。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广师》篇中写道：“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炎武知形势“不能骤革”，乃立定“不学礼无以立”之旨，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④。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廷■《明史》案的①《亭林诗集》卷2《赠路光禄太平》，见《诗文集》第314页。

②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卷2。

①《亭林文集》卷6《与潘次耕》，见《诗文集》第140页。

②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③《亭林文集》卷6《广师》，见《诗文集》第134页。

④《亭林文集》卷3《答汪苕文书》，见《诗文集》第60页。

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①，对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表示强烈的义愤，对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廷■《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康熙七年，顾炎武本人被黄培诗案牵连在内，他闻讯后星驰赶赴济南，力辩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证据，诬陷别人。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因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才得出狱。他在《赴东》诗中感叹：“苦雾凝平皋，浮云拥原隰”，“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②，可见当时情势的险恶。在清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音学五书》于康熙六年开刻，此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共三十八卷。其中《音论》三卷，“审音学之源流”，是全书的总纲；《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正》二十卷，考察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为十部，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同李因笃论音韵流变的书信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①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他在此书的《自纪》中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本八卷问世，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今本三十二卷是潘耒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刊刻的。其中前七卷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论政治，十三卷论风俗，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考证旧事，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少数民族，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五年，即顾炎武撰《初刻日知录自序》之年，他曾写信给黄宗羲，对《明夷待访录》给予极高的评价：“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②信中还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③这使我们知道顾黄两人的政治倾向颇多相同。

顾炎武深受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的影响。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被他严辞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①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要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①《亭林诗集》卷4《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土》，见《诗文集》第363页。②《亭林诗集》卷4《赴东六首》，见《诗文集》第378页。

①《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见《诗文集》第73页。

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见《诗文集》第238、239页。

③《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见《诗文集》第238、239页。

①《蒋山傭残稿》卷2《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见《诗文集》第196页。仕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②，并且决定从此以后绝迹不至北京。次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又招请顾炎武入史局，他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③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而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耒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④。

顾炎武晚年定居于陕西华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由此可知，顾炎武在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他在陕西华阴定居即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康熙十九年，顾炎武六十八岁，在这一年的元旦他作一对联：“六十年前，二圣［明神宗、光宗］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①这一对联也可为顾炎武晚年的心境作一印证。

康熙二十年（1681），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仍然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八月，在山西曲沃患重病。次年正月初八，顾炎武上马失足坠地，呕泻不止，初九日辞世，享年七十岁。

②《亭林文集》卷4《答次耕书》，见《诗文集》第77页。

③《亭林文集》卷3《与叶讱庵书》，见《诗文集》第53页。

④《亭林文集》卷4《与次耕书》，见《诗文集》第79页。

⑤《亭林文集》卷4《与三侄书》，见《诗文集》第87页。

①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卷4。

第二节　“经世致用”及民主意识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伟大学者。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史学、音韵学、地理学、文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积极进步的主张。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攻击不遗余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③。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自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是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启了先河。实际上，顾炎武所提倡的经学绝不仅仅是训诂考证，而是同“当世之务”紧密联系的。潘耒序《日知录》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清代诸儒受到清政权的文字狱威胁，退回到故纸堆中，专治训诂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谓：“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④。

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①《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②《日知录》卷18“朱子晚年定论”条。

③《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见《诗文集》第58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之不被其泽。顾炎武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宋明理学造成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道学先生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后来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顾炎武对这些深恶痛绝，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②。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顾炎武在宇宙观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邵宝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顾炎武接受了这些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③。这就坚持了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他在解释《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也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①的正确观点。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

顾炎武批判宋明理学“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学之说耳”。②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实地的考察，一是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J?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检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顾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日知录》、《营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互参证，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写成的。顾炎武把写书比作“铸钱”，他鄙弃抄袭古书，改铸古人的旧钱，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自己去“采山之铜”。顾炎武重视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风土俗的考核。凡立一说，必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清代朴学方法的形成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①“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顾炎武的学术领域非常广博，他在经学、史学、地理、音韵、词章和金石文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不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相脱离，也不是为他的政治思想作掩护，而是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结合。例如，他著《音学五书》，考证古今音韵的①《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见《诗文集》第41页。

②《日知录》卷13“廉耻”条。

③《日知录》卷1“游魂为变”条。

①《日知录》卷1“形而下者谓之器”条。

②《日知录》卷18“内典”条。

①《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见《诗文集》第98页。

流变，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这同他著《日知录》一样，都是为了“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顾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这一方面说明顾炎武的思想没有摆脱“法古用夏”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谈的“经世之务”是与清政权的统治相抵触的，在“法古用夏”的形式下包含着积极进步的内容。

顾炎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说：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

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穷？国焉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很明显，顾炎武所说“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其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君主专制的。他所说君主专制是民生日贫、国家日乱的根源，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样表现了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通过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所觉醒。顾炎武认为君主专制的弊病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地步。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即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把“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归于郡县。

顾炎武发挥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此作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武器。他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顾炎武认为，君与臣都是为民而立，他们取得俸禄都是因为有管理之责，行代耕之义，因此，君与臣“一也”。在这里，顾炎武突破了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传统观念，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臣平等的思想。他还反对君主有“绝世之贵”，取“无事之食”，他认为君主的“自尊”和“自奉”是造成权力争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顾炎武的这些思想见解与黄宗羲的很相似。

顾炎武把“国”和“天下”区分开来。如有一段名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显然，顾炎武所说的“国”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同它相对的则是包括天下人民利益在内的“公天下”。顾炎武认为，②《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见《诗文集》第98页。

①《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一》，见《诗文集》第12页。

②《日知录》卷7“周室班爵禄”条。

①《日知录》卷13“正始”条。

朝代的更替是君与臣统治阶层的事，而道德的存亡关系到天下人民的利益，因此每个人都应负起责任。他还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②这段话与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强调“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伦”，可以说是异口同声。把这段话同前面一段话相参照，可知顾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而对传统儒家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做出了否定，对君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怀疑，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渗透了民主的意识。

顾炎武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说它败坏人才有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他还指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当时的生员有五十多万，由于这些生员户的赋役和科举考试的费用都转移到人民头上，所以“病民之尤者，生员也”。他大声疾呼：“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①他主张改革以八股文取士，让读书人把在八股文上所花的功夫“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他还主张广开才路，用选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②。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顾炎武早年参加“复社”，受到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的东林余风的熏陶，因此他很重视“清议”的作用。他认为，社会风俗的邪正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而“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③。他主张“存清议于州里”，“进乡评以扶国是”④。他还针对孔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提出反命题：“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⑤。他的“清议”思想主要是指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而没有提出建立议政机关的思想。与他同时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即把学校作为议政的机关，这比顾炎武的思想要胜过一筹。但是，顾炎武的“清议”思想与黄宗羲的思想一样，尽管带有历史的局限，但都包含着民主议政的思想萌芽。

②《日知录》卷7“管仲不死子纠”条。

①《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下，见《诗文集》第22、24页。

②《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下，见《诗文集》第22、24页。

③《日知录》卷13“清议”条。

④《日知录》卷13“清议”条。

⑤《日知录》卷19“直言”条。

第三节　顾炎武的历史性成就

顾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社会的没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丰富画面，也为产生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文化巨人提供了一个风雷激荡的学术环境。顾炎武的思想来自时代的启迪，同时又受到时代的局限。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记录了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方向，如长江中下游一带“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铢求刻核”①。他对这些虽不能深刻理解，但却承认“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他说：“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②他主张把开矿的权利下放到郡县，说“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③这些都多少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意识。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把生财治人之权归于郡县，这种政治上的民主改良是有其背后的经济原因的。

顾炎武由于阶级的局限，对明末农民战争是坚决反对的。但他身处乱世，大半生过着客旅生涯，“足迹半天下”，较多地接触到当时社会的实际，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有一定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繁重赋税是“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他感慨“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④。为此曾说：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使顾炎武能够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提出减轻赋税和开矿兴利、“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等改良措施。他的“厚民生，强国势”的思想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明朝灭亡，八旗铁蹄南下，亡国之痛，败家之仇，使顾炎武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震动。顾炎武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一样，在经历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顾炎武指出“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触及到君主专制这一妨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政治赘瘤，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是明清之际，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毕竟还很微弱，顾炎武后半生所北游的地区更是农业经济和宗法势力十分强大的地区。这使得顾炎武虽然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弊病，却不能够认清这种制度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而只能在“三代之治”中寻求救世的药方。顾炎武主张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这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但他提出在郡县设立世袭官僚，在村社借重强宗氏族②，明显地暴露了在他的思想中“死的拖住了活的”。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2。

②《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五、六，见《诗文集》第14、15页。

③《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五、六，见《诗文集》第14、15页。

④《亭林文集》卷1《钱粮论》下，见《诗文集》第19页。

①《日知录》卷19“直言”条。

②《亭林文集》卷5《裴村记》，见《诗文集》第108页。

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所造成的“经生之寡术”、“士大夫之无耻”，是朱明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移学术风气的作用。但他把“当世之务”和“六经之旨”联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顾炎武的“博学于文”，比起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当然是扩大了知识的范围，转换了认识的角度；但他的“博学于文”又以“好古敏求”为基本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遮蔽了人们的眼界。顾炎武重视对典章文物、地理沿革、音韵流变以及租赋、盐铁、科举、军事、风俗等等的考察，他研究历史固然是为了“鉴古以训今”，但有时候也不免流于烦琐和迂阔。例如，他审音学之源流，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就确有食古未化的毛病。另外，顾炎武对“当世之务”的理解也还比较偏狭，他曾说：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①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仍然偏重于道德礼教，因而与宋明理学还没有严格地划清界限。他的“博学于文”也较多地限于社会知识的领域，而对自然科学则比较轻视。

顾炎武始终不与清政权合作，是与他恪守嗣母的遗言，终生抱定反清复明的志向相联系的。他在辞入史馆给叶讱庵的信中写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其原因就是因为嗣母有“无仕异代”之言在先。顾炎武一生曾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充分表现了他的遗民孤忠之心。忠孝观念是顾炎武不与清廷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在顾炎武的思想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也给他的民族气节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然，这些历史的局限仍不足以掩盖顾炎武人格的伟大和思想的光辉。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但开有清一代学风，而且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也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力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①《日知录》卷6“致知”条。

第十七章 王夫之

第一节 先世和早年的生活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还用过其他别号①。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敌人尊称船山先生。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1619年10月7日），生于衡州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衙坪（今属衡阳市大码头横街）。

王氏有谱牒可稽的始祖王仲一，居住扬州高邮的打鱼衬。明洪武间，因跟随朱元璋渡江作战有功，授山东青州府（治今山东益都）左卫正千户。其子王成，参加燕王朱棣为夺取帝位而发动的“靖难之师”，以功升任衡州卫指挥佥事，迁居衡阳。到王夫之出生时，已经住上十代了。

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多次参加乡试，只取为“副榜”，以后到北京国子监肄业期满，也未授与官职。他少年时跟随衡阳有名的学者伍定相学习。伍“为学综天文、地纪、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书，以淹贯为主”②。王朝聘又拜邹德溥为师。邹德溥是理学家邹守益之孙。邹守益先宗程朱，后师事王守仁，故学主折衷，一方面讲良知，一方面又不愿杂于禅，而兢兢于“戒惧慎独”①。王朝聘受到启迪，“以真知实践为学”②。王朝聘这种思想和治学宗旨，对王夫之有很大影响。

王朝聘有三个儿子：长介之，次参之，夫之最小。天启二年（1622），夫之四岁，与二哥参之入家塾，从大哥介之受读。十四岁时考中秀才，十六岁时从叔父王廷聘学诗，接受了“深不喜竟陵体”③，坚持“斟酌开、天，参伍黄、建，拒姝媚之曼声，振噌吰之亢韵”④的诗歌创作主张。崇祯九年（1636）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次年夏，从王廷聘读史于“曳塗居”（王廷聘的居室）。崇祯十一年，王夫之入岳麓书院肄业。他与旷鹏升等订“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⑤。崇祯十二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又落第。十月间，他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揣摩制艺，互相匡正。崇祯十四年，王夫之建造乾涛园，潜心读书其间。这时，湖广提学道高世泰至衡州主持岁试。王夫之的试卷，为高世泰所称赏，并写下评语：“忠肝义胆，情见乎词”⑥。未几，他赴武昌参加乡试，以《春秋》试卷列第一，中式举人第五名。十一月，王朝聘督促王夫之和王介之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会试，王夫之兄弟立即动身。他们于十二月初旬到达南昌，在那里度岁。由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在席卷河南后进入承天（治所今湖北钟祥），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袭破黄梅，因而朝廷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命将本年会试改为八月举行。王夫之由南昌返归衡阳，编印《乾涛园诗集》。五月三十日（7月15日），张①据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还用过“卖姜翁”、“一瓠先生”、“瓠道人”、“双髻外史”、“梼杌外史”等别号。

②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72页。

①《明史》卷282《儒林列传》。

②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王船山诗文集》第26页。

③王夫之：《家世节录》，《王船山诗文集》第106页。

④王夫之：《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王船山诗文集》第38页。⑤王夫之：《［旷氏］南卿公墓志铭》，载《船山学报》1981年1期。8页。⑥王夫之：《自序》，《王船山诗文集》第646页。

献忠率军由蕲水攻占武昌，自称“大西王”。九月二十九日（11月10日）大西军攻入衡州。张献忠下令“开科殿试”，“考授”官吏①。王夫之和王介之因在郡有名望，就成为被延揽的对象。他们不愿与大西军合作，就在舅父谭允琳的引导下，连夜奔往南岳莲花峰下“草舍”藏匿，在生活上得到常居该地的夏汝弼和僧性翰的照顾，可是他们的父亲王朝聘，已经衰老，不能徒步，却被张献忠手下的人找去，要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出来佐助，王朝聘加以拒绝，准备投缳自杀。王夫之闻讯后，连忙“剺面刺腕”②，用毒药敷在伤口上，叫人把他抬到大西军的有关“官庭”中，“示不可用”③，同时谎称王介之已死。张献忠的部下见王夫之已到，就把王朝聘释放了。这天晚上，王夫之也伺机逃走。他奔往南岳莲花峰下（王朝聘也来此），在黑沙潭畔作《九砺》。此诗只有一首保存下来，其序云：“缘从贼者斥国为贼，恨不与俱碎，激而作此。”④可见王夫之当时的立场是与农民起义军和投奔大西军的知识分子完全对立的。

①光绪《衡州府志》卷29《兵燹》。

②王夫之：《石崖先生传略》，《王船山诗文集》第20页。

③同治《衡阳县志》卷7《人物列传》。

④王夫之：《九砺之一》，《王船山诗文集》第521页。

第二节　坚持抗清斗争

崇祯十七年五月，王夫之听到李自成指挥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和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以及清统治者进入北京等消息，非常震惊，“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①。不久，王夫之听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即弘光帝），感到十分激奋。②十月，他赴东安访友，了解到弘光朝廷的君臣对占据北京并调兵南下的满洲贵族缺乏警戒，不禁发出了“击楫意不伸，臣浪终难弭”③的慨叹，表现了对时局的深忧。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他决定继续在南岳的深山中隐居，并在那“层峦耸翠，瀑布飞溅”，“景色清幽，人迹罕到”④的莲花峰的半山腰建造“续梦庵”，作为自己和父母等的“避兵常居之所”⑤。

顺治二年（1645）夏，明湖广提学道堵胤锡兴修南岳的二贤祠（祀朱熹、张栻），嘱咐王夫之和王介之、夏汝弼经营其事，增建前栋。未几，王夫之听说清军攻破南京弘光帝在芜湖被俘，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闰六月，南明驻扎于衡山燕子窝的黄朝宣部和驻扎于攸县的张先壁部，肆行抢掠，“弱肉强食”⑥，当地和邻近地区的人民，备受荼毒。王夫之和二哥参之侍奉父亲王朝聘到耒阳、兴宁（即资兴县）和永兴避难。十一月，他们才回到南岳“续梦庵”。适堵胤锡重建方广寺，便托王夫之和王介之、管嗣裘、夏汝弼襄助。顺治三年，王夫之开始研读《周易》。他将研读《周易》的一些心得，分别写成札记（后编为《周易稗疏》），为以后进行系统的探索作好准备。接着，他编纂《莲花志》五卷，对南岳莲花峰的“沿革”、“形胜”、“古迹”、“名游”、“祀典”、“禅宿”、“物产”等，都作了简明的叙述。三月，王夫之到湘乡访友。他通过耳闻目见，觉得湖广地区存在着危机：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于上年九月接受了大顺军将领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联合抗清的要求。不久，何又同意与统率大顺军主力部队的李锦、高一功和李自成之妻高氏联合抗清，并奏准隆武帝，将这一部分大顺军称为“忠贞营”，由提学道堵胤锡负责“节制”①。隆武帝擢堵胤锡为佥都御史，巡抚湖广。由于湖广地区驻军近百万（包括南明部队和大顺军），筹划粮饷，极为困难，因而何腾蛟便创办“义饷”，增加租税，每亩田地较原额增加五倍多，仍不敷开支，又预征两年的钱粮。“赇吏承风，追呼每剧，又开告讦，籍没民财充饷，旦夕倾数十家以为常。”②弄得物议纷腾，人心动摇。同时，何腾蛟和堵胤锡各为督师（何为湖南督帅，堵为湖北督师）存在矛盾，互相倾轧，这对于开展抗清斗争，是极不利的。王夫之了解到上述情况，非常焦急，就冒着“盛夏”的酷热，前往湘阴，会见了湖北巡抚章旷（王夫之于崇祯十五年①王敔：《姜斋公行述》。

②参阅王夫之：《望江南·本意五》，《王船山诗文集》第562页。

③王夫之：《东安得欧阳叔敬弟诗见忆赋答》，《王船山诗文集》第523页。④王鹏：《船山公故居及其后裔概况》，载《船山学报》1984年2期。⑤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83页。

⑥光绪《衡州府志》卷29《兵燹》。

①王夫之：《永历实录》，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63页。

②王夫之：《永历实录》第25页。

参加乡试时的房考官）“指画兵食，请调和南北督师，防溃变”③。对于筹划“兵食”一事，章旷只是点点头，而对于王夫之请求他调解何腾蛟和堵胤锡之间的矛盾，他却有所讳忌，竟对王夫之说：“本无异同，不必过虑。”④王夫之不敢再说，就失望地回去了。他提出的意见，章旷既未付诸实现（当然，也难以实现），所以他忧虑的问题终于发生：一方面，苛峻的征敛仍未能满足境内驻军的粮饷的需要，那些驻军（主要是南明原有的军队）就肆行劫掠，大失民心，而刘体纯、袁宗第率领的大顺军，则因缺乏粮饷而考虑脱离何腾蛟（冬，刘、袁率军离开长沙北上）；另一方面，何腾蛟和堵胤锡之间的矛盾未能解决，而“两府幕宾，半无赖士，益相构煽，遂成猜离，湖南北不相协应，而瓦解之形势成矣”①。九月，王夫之得到隆武帝于汀州（治今福建长汀）被清军擒杀的消息，又续作《悲愤诗》一百韵。此时，王朝聘也很悲痛，为了假经术以议政，他命王夫之记录他关于《春秋》的学说。他认为胡安国所著《春秋传》中的一些内容，如强调“兵权不可以假人”②，旨在重“内防”而“削指臂之势”，乃是“以赵普猜制之术说《春秋》”③，对后世十分有害；又如沿袭刘向、刘歆“尚变复”的观点而“核灾异，指事应”④，也是荒谬的。因此，他要王夫之把他这些研究《春秋》的见解记录下来，以期有裨于世。当时王夫之只录其梗概，作为以后撰写专著的基础。十一月初四日，王夫之的妻子陶氏病故，年仅二十五岁。

顺治四年四月，王夫之听说永历帝因清军的追攻而辗转来到武冈，感到很兴奋，就和好友夏汝弼商量，决定奔往辰、沅（今湖南辰溪、沅陵一带），寻找督师堵胤锡，想通过堵的推荐，然后间道往武冈，在永历朝廷供职，为抗清事业出力。不料刚走到车驾山（在湘阴县西南九十里），因大雨连绵，风雷交加，道路泥泞，难以行走，就被迫停留下来。正当他们困顿不堪时，忽然遇到当地士人萧常赓。萧和夏汝弼是旧相识①，就邀他们到自己家里去，“破壁相容”②。由于孔有德率领清军经长沙攻入湘潭，侦逻四出，人人自危，王夫之就和夏汝弼“披榛径”，登上了“特立于群山之表”的白石峰③，在那里躲藏。八月十四日，王夫之的二哥王参之病亡。王朝聘于悲伤之际，写信将此事告知王夫之，并叮嘱：“汝若自爱，切不须归，勿以我为念。”④寄出这封信的第二天，王朝聘也病倒了。王夫之收到父亲的信后，获悉家中变故，心里非常不安，就日夜奔波，回到了家里。他的大哥王介之已“踉跄先归”⑤。王朝聘见两个儿子都冒险回来，很不高兴，立刻叫人抬了他，和妻子谭氏及两个儿子到南岳潜圣峰居住，以免儿子遭受清统治者及其爪牙的迫害。十一③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前编。

④潘宗洛：《船山先生传》。

①王夫之：《永历实录》第68页。

②参阅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4页。

③王夫之：《春秋家说叙》。

④王夫之：《春秋家说叙》。

①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99页。

②王夫之：《惜馀鬓赋跋》，《王船山诗文集》第126页。

③夏汝弼：《白石峰记》，转引自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83页。

④王夫之：《家世节录》，《王船山诗文集》第112页。

⑤王夫之：《家世节录》，《王船山诗文集》第112页。

月十八日王朝聘逝世，年七十八岁。他病危时叮嘱王夫之兄弟：他死后，要把他葬在这“幽迥远人间”的山麓，勿载“遗形过城市，与腥臊相涉”⑥。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王朝聘仇恨清统治者的思想，这对王夫之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夫之自父亲死后，就和母亲谭氏及侄儿王敉（王参之长子）隐居于南岳莲花峰的“续梦庵”。他遵礼“守制”，一面潜心研究《周易》，一面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期待着出现有利的时机去参加抗清斗争。

顺治五年十月，湖广总督何腾蛟趁着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副总兵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先后叛清归明、牵制了清统治者的很大兵力的机会而发动反攻，收复了湖南很多州县。王夫之见抗清形势好转，也和夏汝弼、管嗣箕、管嗣裘及僧性翰密商，在南岳方广寺组织起义，成立了起义军（夏汝弼因母病和母死后办丧事，没有在军中）。但机事不密，起义军正要进行战斗，却被那充当清统治者鹰犬的湘潭人尹长民袭击，致遭溃败。性翰受重伤，王夫之脱逃。这次起义失败，王夫之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后来追忆此事，还说：“虽云与仇战者，败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荣耶！”①王夫之在衡山起义失败后，为了避免清统治者的缉捕，就带着侄儿王敉奔往永历帝的都城——肇庆。王夫之到肇庆后，堵胤锡（时以武英殿大学士督师常德②）奏荐他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因正在“守制”，同时看到永历朝廷的一些官僚，苟且偷安，营私舞弊，感到很失望，就坚决地推辞了。

顺治六年春，王夫之了解到永历朝廷的大臣，只有以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督师于桂林的瞿式耜，力主抗清，锐意兴复，他甚为钦佩，就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这时，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兵败身亡，而从广东率军赴赣支援的李成栋也在信丰战败渡河时溺死，致使江西又被清军占领。与此同时，湖南也因何腾蛟在湘潭被清军袭擒杀害，南明各军相继溃退，致使湖南又遭沦陷。王夫之了解这情况后，不仅忧心国事，而且对处于清军践踏下的家乡和他的母亲，非常挂念。因之，他便于初夏时和王敉离开桂林回家乡去。他先到南岳莲花峰的“续梦庵”，清理残书，然后携带自己近数年来所写的诗稿《买薇集》，前往衡阳县西长乐乡石仙岭。这时他的母亲谭氏居住岭下很荒僻的“耐园”，由其长子王介之赡养。不料到达那里时，“土人弄兵”，欲杀害王夫之，虽然王夫之逃匿脱险，但家中财物却被抢劫一空，连《买薇集》稿也被抢去了。谭氏担心王夫之的安全，命他立刻离境。他只得又和王敉前往肇庆。未几，赴桂林，寓居于曾和他“相雅善”①的张同敞的“小东皋”里②。张同敞是瞿式耜的好友，由于他的游扬，因而瞿式耜便推荐王夫之和汪郊等一起参加“阁试”，以便永历朝廷正式授予官职。王夫之闻讯后，上疏请准“终制”。他在桂林，结识了富有爱国思想、精研自然科学的有名学者方以智。当时方隐居于平乐之平西村，王夫之与之“常相闻问”③。

顺治七年二月十八日，王夫之“服阕”，瞿式耜推荐他为永历朝廷行人⑥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王船山诗文集》第27页。

①王夫之：《章灵赋》，《王船山诗文集》第85页。

②王夫之：《永历实录》第33页。

①光绪《衡州府志》卷26《游寓》。

②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63页。

③《船山师友记》第58页。

司行人。这时，永历帝因清军攻破南雄和韶州，已仓皇地逃到梧州，以舟为宫殿。尽管时局极为杌陧，但永历朝廷的党争却趋于白热化。二月初旬，“吴党”中的吴贞毓、郭之奇、程源、万翱等，在党魁朱天麟（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化澄（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指使和梧州总兵陈邦傅的支持下，对那主张“厘纲纪，慎黜陟，重名器”④的被诋为“五虎”的“楚党”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进行猛烈的攻击，上疏控告他们“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当死。”⑤永历帝以袁彭年劝李成栋“反正有功，置勿问”⑥，而将其余四人廷杖各八十。金堡被杖时，“受刑独重”，腿竟残。①廷杖后，永历帝命将四人下锦衣卫北镇抚司狱，并写下“密旨”给主持审讯的张凤鸣（都督），令其将金堡杀害②。王夫之听说“楚党”遭受这样的灾难，连忙从桂林赶到梧州就职，决定尽力营救。他和好友管嗣裘（中书舍人）同去谒见比较清廉正直的内阁首辅严起恒，请求严向永历帝进谏，不要杀害金堡等，否则，“志士解体”，谁也不会奔赴国难了③。严起恒听了这话，很受感动，就立刻“请对，不得入”。又“跪沙滨申救”④，谓“谏臣非今所宜谴，严刑非今所宜用，请贷堡等”⑤。永历帝不理睬。与此同时，瞿式耜也“亢疏申理”，永历帝仍“不听”。⑥三月，王化澄“入直”，他为了排挤首先请贷金堡等的严起恒，就于四月间和朱天麟（时永历帝敕召入直）一道嗾使刑科右给事中雷得复奏称严“奸逾严嵩，结虎招权，谋危社稷，买黄金通虏，拒杀诏使”。⑦眼看严起恒就要遭受迫害了，王夫之“悲愤有怀，不能自匿”，决定进行“死诤”⑧，就和董云骧（亦任行人司行人）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⑨疏入，永历帝下诏，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⑩。“吴党”中的万翱、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这时，握有兵柄的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相继上疏反对大兴党狱；而“忠贞营”统帅高必正，在五月间入见永历帝时说，“阁臣严起恒虚公，宜专委用，金堡等处分过当”，并面责王化澄“徇私植党”①。对于万翱、鲁可藻的奏请逮治王夫之，高必正也“力争不可”②，这样才使万、鲁的阴谋未能得逞。由于焦琏、高必正等将领力救金堡等，永历帝不得不免除金堡的死罪，改为削职远戍，同时释放刘湘客、蒙正发、④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68页。

⑤钱澄之：《所知录》卷4。

⑥钱澄之：《所知录》卷4。

①鲁可藻：《岭表纪年》卷4。

②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③潘宗洛：《船山先生传》，引自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前编。

④钱澄之：《所知录》卷4。

⑤王夫之：《永历实录》第28页。

⑥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88页。

⑦王夫之：《箨史·吏部主事董公》，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1期。⑧王夫之：《章灵赋》，《王船山诗文集》第86页。

⑨王夫之：《永历实录》第28页。

⑩参阅《王船山诗文集》第646页。

①钱澄之：《所知录》卷4。

②王夫之：《永历实录》第28页。

丁时魁。但是，“吴党”对于同情金堡等和支持严起恒的王夫之，却切齿痛恨，决定伺机构陷。恰巧攸县一狂人作“百梅诗”一帙，假冒王夫之的名义为之作序。王化澄看了这篇序，认为词语不逊，就想制造文字狱，把王夫之害死。王夫之受冤难伸，“愤激咯血”③。幸亏高必正极力营救，永历帝才批准王夫之休假，事实上就是撤销他的“行人司行人”的官职。七月，王夫之和侄儿王敉，离开梧州，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他经人介绍，与郑氏（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④。不久他接到家信，知道母亲谭氏害病，就在清军逼近桂林时，决定和妻子郑氏及侄儿王敉一道返湘，但因“霪雨六十日，不能取道。”⑤延至次年（顺治八年）正月返家，王夫之的母亲早已去世。他遵礼守制。顺治九年二月，他和大哥介之避居耶姜山（又名大云山，跨衡阳、祁阳、邵阳三县）。四月，大西军对清朝发动猛烈的进攻，李定国在率军横扫广西后由永州攻入衡阳，他派人邀请王夫之参加抗清工作。王夫之虽然对李定国“屡有克捷，兵威震耳”表示钦佩，但他认为大西军的首脑孙可望挟制永历帝，“拂君臣之大义”，因而不可“托足”。①于是，他辞却李定国的邀请。次年正月，又有人邀他赴安隆。他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孙可望还是不足有为而不愿贸然前往。他作《章灵赋》，抒写自己“退伏幽栖，俟曙而鸣”②的思想感情。

③王敔：《姜斋公行述》。

④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73页。

⑤王夫之：《续哀雨诗叙》，《王船山诗文集》第168页。

①王夫之：《章灵赋》，《王船山诗文集》第87页。

②见《王船山诗文集》第92页。

第三节　不朽的著作，光辉的思想

顺治十一年，清统治者加强了对湖南的统治，并对一些曾经响应大西军的群众和怀有“光复旧物”之志的明臣，加以缉捕杀害。八月，王夫之和妻子郑氏避居于零陵北洞的钧竹源、云台山等处。他听说侄儿王敉在衡阳被清军杀害，甚感悲痛。是年冬，徙居常宁西南西庄源的山寺，日常生活得到当地隐士王文俨的“供赡”③。王夫之改换姓名，变易衣著，自称是傜人。顺治十二年春，王夫之一面设馆授徒，讲授《春秋》，一面开始作《周易外传》，通过探索象数以穷理，也就是他所说：“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④。在这部著作中，王夫之精辟地阐述了“器”（客观存在的各种具体事物）和“道”（事物的规律）的关系，指出：“天下唯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⑤，以此反对程朱理学家的道在器先，器外求道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他希望人们“勉于治器”⑥，即致力于制作器物以备用。他强调“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认为“动”是道之枢，德之牖①。就是说，“动”是人们理解世界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的关键和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的门径。据此，他批判了老子“虚极静笃”和周敦颐“主静”、“禁动”的学说。他反复说明“乾坤并建”的道理②，认为“乾”的“阳”性和“坤”的“阴”性的正反两方面既互相对立，又同时并存，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他指出：世界上没有“截然分析必相对待之物”③，认为一切事物不是截然分割，绝对对立，而是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因之，他希望人们不要担心事物的对立面“终相背而不相通”，必须看到“相反而固会其通”④，即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也就是一切矛盾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他又指出，事物的运动变化，既有只发生量变和部分质变而仍然保持原有根本性状和规律的“通而自成”的“内成”，又有发生完全质变的“变而生彼”的“外生”。前者是“变必通”，后者是“穷必变”⑤，它们构成了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以上所述各点，是《周易外传》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八月，王夫之撰完《老子衍》。他摒弃了过去注释《老子》者的陈言，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⑥的方法研究《老子》，既对其中的“道”在“物”先、“有”生于“无”的唯心论和把矛盾转化看作是循环往复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又改造和吸取了其中某些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观念，用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此外，王夫之认为《老子》主张统治者行“无为而治”，可以“节取”，因为统治者于人民困敝之③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09页。

④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跋》。

⑤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3页。

⑥《周易外传》第204页。

①《周易外传》第207页。

②《周易外传》第267、270页。

③《周易外传》第247页。

④《周易外传》第286页。

⑤《周易外传》第184页。

⑥王夫之：《老子衍自序》。

际，“使测老子之几，以俟其自复，则有瘥也”①。顺治十三年三月，王夫之撰《黄书》，他着重阐述了防御外来民族入侵维护本民族的独立和安全的重要性，强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②。他认为从秦到宋的统治者为了“长久一姓”，竟对臣民猜忌防制，而宋统治者尤甚，致削弱民族自卫力量，亡于“女直”、“鞑靼”。这实际上是批判明统治者的。王夫之还针对明朝衰亡的情况，提出了增强边防、慎选举、任贤能和关心民瘼等主张。冬，由常宁回南岳，仍居于“续梦庵”。至顺治十七年，王夫之在衡阳金兰乡高节里的茱萸塘建造茅屋，称为“败叶庐”。搬进这简陋的新居十多个月，不料他的妻子郑氏病亡，年仅二十九岁。

康熙元年（1662）夏，王夫之听到永历帝及其皇后、太子被吴三桂在昆明绞杀，极端悲痛，又续写《悲愤诗》一百韵。次年九月，王夫之撰写了《尚书引义》初稿。他引申了《古文尚书》中的某些论点，从哲学和政治上总结了明朝衰亡的教训。在政治上，他指责“明代自太祖废丞相不设，数传后权移于寺人”③，又批判明朝实行严刑峻法而失民心。在哲学上，他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明辨“能”（认识的主体）“所”（认识的对象）关系及其性质，驳斥佛教和受其影响的宋明理学家的“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①的以主观吞并客观的谬论，提出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②的命题，强调必须有客观对象才能引起人们的认识作用，而人们的认识也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他又对“知”和“行”的问题进行了论证，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等的“以知为行”③的学说，认定“知必以行为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④。这样突出“行”对“知”的决定作用，是符合反映论原则的。王夫之在书中提出的“性”乃“生理”、“日生则日成”⑤的观点，对于否定“悬一性于初生之顷，为一成不易之侀”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是非常有力的。

康熙三年，王夫之在“败叶庐”设馆讲学。他将上年已动笔的记述永历朝史事的《永历实录》二十六卷撰毕⑦。他秉笔直书，对坚持抗清的爱国者，都加以褒扬，即使对曾经反抗过明朝而后来联明抗清的农民军将领高必正、李定国、李来亨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对李定国则几乎无微词），而对那些贪鄙庸劣和降清求荣的官僚，则严厉贬抑。这部著作，论述湖南、两广用兵和党争较翔实，而对永历帝逃往云南、贵州和缅甸的复杂情况，则记载简略，且有失实之处。次年，王夫之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他对胡广等主编的《四书大全》中辑录的宋元以来理学家解释《四书》所表现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进行驳斥，例如他肯定“理即气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①王夫之：《老子衍自序》。

②王夫之：《黄书·原极》。

③刘毓崧：《尚书引义跋》。

①王夫之：《尚书引义》第12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尚书引义》第121页。

③《尚书引义》第66页。

④《尚书引义》第68页。

⑤《尚书引义》第55页。

⑥《尚书引义》第57页。

⑦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20页。

立之理”①，就是驳斥朱熹的“理生气”和将“理”夸大为脱离“气”而独立存在的宇宙之根本的学说；他否定“不待学而能”的“生知”，也是针对朱熹“以尧、舜、孔子为生知”②而言的。在知行问题上，他不仅再次强调“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③，用以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而且认为知中“亦有行”，行中“亦有知”④，阐明了“知”、“行”的辩证关系。此外，王夫之在“理”、“欲”问题上不赞成朱熹讲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⑤；在“理”、“势”问题上，他强调“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认为“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⑥。这是他历史哲学中的非常深刻的见解。

康熙六年，王夫之和王介之由于平日的言行表现了与清朝不合作甚至反清的倾向（如不剃发，不用清朝皇帝年号），因而几乎被人控告，幸亏好友刘象贤为之“排难”⑦，才避免一场大祸。次年春，唐端笏（字须竹）来就学，这是追随王夫之二十多年、深受器重的学者。七月，王夫之撰《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前者主要述其父王朝聘对《春秋》的见解，后者则为借论述春秋时代的“合离”、“盛衰”的变化，为后世提供“守经事”而“知宜”、“遭变事”而“知权”的经验⑧。又次年，王夫之辑三十岁以来所作古近体诗为《五十自定稿》。续娶张氏为妻。初夏时，王夫之应唐端笏之请，到馺阁岩为唐端笏讲述宋明理学源流，使唐端笏知“朱陆异同及后来心学之误”①，冬，王夫之造草庵，名“观生居”。这时，他已编成《春秋左氏传博议》上下卷。这是他评述春秋史事而为后人提供鉴戒的论文集，其中提出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②的命题和强调“相天”（根据自然规律而能动地改变自然），反对“任天而无能为”以及要求“竭天”（竭尽自然界赋予人们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思想③，都是非常精彩的。康熙十年，王夫之因好友方以智（时在江西庐陵县青原为僧）多次劝他前往“逃禅”，他虽曾以“人各有心”之语辞却，但方以智仍苦劝，故作诗述怀而答之④，表示自己“终不能从”⑤之意。夏，方以智赴吉安谒文天祥墓，道卒（一说方被清统治者捕送广东，途中病故）。次年三月，王夫之听说他所尊敬的前辈郭都贤因文字狱遇害于江陵，即作诗悼之⑥。八月，得方以智暴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60页。

②《读四书大全说》第458、459页。

③《读四书大全说》第17页。

④《读四书大全说》第172页。

⑤《读四书大全说》第248页。

⑥《读四书大全说》第601、599页。

⑦《王船山诗文集》第172页。

⑧王夫之：《春秋世论序》。

①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65页。

②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士文伯论日食》。

③《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吴征百牢》。

④见《王船山诗文集》第214页。

⑤王夫之：《南窗漫记》。

⑥《王船山诗文集》第383页。

死噩耗，“不禁狂哭”，又作诗深表哀悼⑦。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写了《礼记章句》部分初稿。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叛清，揭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次年正月，吴三桂遣军先后攻入沅州、常德、岳州、衡阳。从这时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游，往来于湘乡、湘潭、长沙、湘阴、岳阳和萍乡等地。他的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他和蒙正发（时居衡阳斗岭）一样，不屑接受吴三桂的“延致”①，“坚避不出”②；另一方面，他听到吴三桂宣称要奉崇祯帝太子“登大宝”的消息，又为之“喜欲狂”③，不仅自己考虑置身“铁马”之中④，而且希望那些他所认识或和他有某种联系的已参加吴三桂阵营的官员勇于北上攻战⑤，从而“涤六宇之霾云”⑥。但是，他在觉察到“兴亡多事天难定”⑦时（康熙十四年八月），不免有所傍徨⑧，就在荒僻的石船山下建草堂（即“湘西草堂”），由“观生居”迁到那里，一面治学，一面静观大局。

康熙十五年春，王夫之开始撰《周易大象解》，认为“象”与彖爻“别为一义”，不可用“象”来“释彖爻”，指出“象”乃“纯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⑨。夏秋间，王夫之赴长沙、湘乡，和蒙正发、刘近鲁、唐端笏、刘象贤及明宗室朱翠涛对时局有所商谈。次年二月，清军“夹攻长沙”⑩，三月，清军击败吴三桂据守吉安之军。王夫之见吴三桂接连失利，且无复明之意，就决心退隐。七月，他将《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这部著作，不着重于立言，乃授徒讲义（时唐端笏和章旷之子章有谟从王夫之学《礼记》。《大学》、《中庸》两篇，仍用朱熹章句。因此，内容多陈旧，表现对封建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崇尚与维护；但其中亦不乏精义，如在认识论上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①，提倡“勤于力行”②；在教育思想上认为“教”与“政”是治国的关键，“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可施焉”③；又强调教师对学生必须“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诱”④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十一月初五日，吴三桂败走衡阳⑤，到第二年（康熙⑦《王船山诗文集》第215页。

①王夫之：《明文林郎户科右给事兼掌兵科右给事蒙公墓志铭》，引自《永历实录》，岳麓书社1982年版。②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3期。

③王夫之：《三月七日所闻》，《王船山诗文集》第389页。

④王夫之：《上湘旅兴》，《王船山诗文集》第207页。

⑤参阅王夫之《安远公所遣都护刘君过寓庵问病歌以赠之》，《王船山诗文集》第387页。⑥王夫之：《双鹤瑞舞赋》，载《文物》1982年7月15日。

⑦王夫之：《留别圣功》，《王船山诗文集》第392页。

⑧王夫之自撰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敔说作于“晚年”（《姜斋公行述》），大概是王夫之在感到复明的希望渺茫，打算遁隐长期从事著述的心情支配下，写而贴于“观生居”堂屋壁上的。

⑨王夫之：《周易大象解序》。

⑩《清史列传》卷80《吴三桂传》。

①王夫之：《礼记章句》卷31。

②《礼记章句》卷9。

③《礼记章句》卷5。

④《礼记章句》卷18。

⑤光绪补刊《衡州府志》卷29《兵燹》。

十七年）二月谋称帝，其部下决定上表劝进，并派人请王夫之执笔。王夫之拒绝说：“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接着又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⑥那个人惊愕地退出。王夫之随即逃藏深山。当三月初二日吴三桂于衡阳回雁峰前的馒头岭建坛即位时，王夫之愤慨地作《祓禊赋》，抒发了对吴三桂称帝的鄙视和自己有所追求的思想感情。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王夫之才消除了将受玷污的顾虑。

康熙十八年二月，清军攻入衡州，王夫之避居楂林山中的石鸡村（在蒸水南岸），撰《庄子通》。他对于庄子的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固然不满，但认为“因而通之，可以与心理不背”⑦。只要“以物为师”而不“师心”⑧，并坚持“有经”⑨，就可以运用改造过的庄子之“术”来对待当时充满矛盾的社会环境。三月，王夫之返草堂。清统治者对他很怀疑，常派人暗中侦伺①。在这种情况下，他毫不畏惧，仍然撰写着《四书训义》（后编为三十八卷）。这是一种授徒讲义，保留了程朱学派特别是朱熹的很多观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朱熹的《四书章句》进行阐述的），但也间有新意，如在人性论上不赞成朱熹的“性即理”的观点，强调性受之于“天”，即接受自然界的给予而成②；在教育思想上强调“必以学为成人之道”③，并提倡“学”与“思”相结合④；在经济思想上承认商贾具有“通天下之货贿”的社会职能，强调“禁暴而安商”⑤等等，都是可取的。次年春，编《六十自定稿》（诗集）。康熙二十年春夏间，王夫之患哮喘病，但仍致力于学术研究。秋，应僧先开之请，撰《相宗络索》，对佛教法相宗的思想及其范畴体系作了简明的介绍。同时，他又给弟子讲解《庄子》，撰《庄子解》三十卷。它虽与《庄子通》一样，批判了庄子的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但对庄子颇表同情，认为其持论“皆通于一，而两行无碍”，“其高过于老氏，而不启天下险测之机”⑥，甚至说其“救道于裂”⑦，表示有所肯定。次年九月，撰《说文广义》两卷。他对许慎《说文》所收之字，从宗六书而不泥古的角度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索。他不仅重视从字形推求本义，据本义推求引申义，而且根据本字本义推求“孳乳”之字。他还注意从不同的方音分析字义的多样性，但在读音上却不赞成字义同而发为数音。他纠正了《说文》中的某些舛错，弥补了其中某些阙漏，但亦有不够精审之处。十月，王夫之撰《噩梦》，旨在救时政之“极弊”而“苏人之死，解人之狂”①，如指责“夫家之征，并入田亩”，使农民“以有田为祸”，希望减轻对农民的征敛；主张“军卫聚屯于边”，以⑥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⑦王夫之：《庄子通序》。

⑧王夫之：《庄子通·人间世》。

⑨《庄子通·养生主》。

①参阅王夫之《勘破窗纸者爰书》和《斋中守犬铭》，《王船山诗文集》第127、123页。②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

③《四书训义》卷18。

④《四书训义》卷6。

⑤《四书训义》卷38。

⑥王夫之：《庄子解》卷33。

⑦王夫之：《庄子解》卷33。

①王夫之：《噩梦序》。

“固中区”；反对“问刑官故出入人罪”，认为对“故入决遣”者尤应严惩；反对“鬻官”和“鬻士”；主张废除“班匠制”，代以“招募和雇”等等，都是针对明末积弊而提出的改革意见。又次年，王夫之将自己所作的《诗广传》重新订定（编为五卷）。他从儒家的“诗教”出发，对《诗经》中所表现的“情”，提高到“治道”上进行分析，认为“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无浮情”，主张“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②。因此，他推重“夷犹婉娩”的作品，而对于“迫矫而无馀思”和带有揭露性、怨恨性的诗篇，都非常不满。但这部著作也有不少进步的精辟的内容，如同情在暴君贪官压榨下的人民，主张适当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强调“善取民者，视民之丰，勿视国之急”；认为“事起而时异，时异而道不可执”和希望“善用人者无弃人，善用物者无弃物”以及肯定社会历史进化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患病，至秋末始渐愈。他在病中撰《俟解》，勉励人们不为“习气”所移，而注重道德修养，同时批判了王守仁和其后学所宣扬的“无善无恶”观点。但他诋“庶民”为“禽兽”，则表现了严重的阶级局限性。次年春，王夫之撰《张子正蒙注》九卷①。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认为气是宇宙的根本，它有“聚散”而无“生灭”；指出“非有一，则无两”，“惟两端迭运，遂成对立之象”②，看出了事物的统一中有对立；并且承认矛盾的斗争性：“刚柔、寒暑、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但彼此“无终相敌之理”，结果还是“和而解”③。这就宣扬了矛盾融合论。他认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④，即必须由感觉器官与客观对象相接触而引起思维活动，才能认识事物。他看出了“见闻之知”不能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但将其否定而夸大“德性之知”⑤，却表现了唯心论唯理论的倾向。他认为作为“生之理”的人性本来“无恶而一于善”，但“才有不善”（他将以前荀悦、韩愈等所说的“性”改称为“才”）而又“染于习”⑥，就使性受蔽而行为趋于“恶”了。这种论证，比以前的人性论前进了一步⑦。八月，王夫之撰《楚辞通释》十四卷。他根据王逸的《楚辞章句》进行改编，“删汉人无病呻吟之剿说”⑧，即将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用骚体所写之赋删去，增入江淹的《山中楚辞》和《爱远山》，殿以自己所作之《九昭》。他联系所处的明清易代之际和自己的亲身遭遇，②王夫之：《诗广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①王夫之对《张子正蒙注》未点明撰于何年，但此书阐述“太和”、“太极”含义及气无生灭说，与《周易内传》（卷4、卷5）所言完全相同，可见此书当成于撰写《周易内传》的康熙二十四年。又《周易内传》卷5解释“太极”时有云：“张子谓之太和”。这说明《张子正蒙注》脱稿当早于撰《周易内传》。再以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四年的事迹推断，则《张子正蒙注》当撰于是年春夏。②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第5、7页。

③《张子正蒙注》第22页。

④《张子正蒙注》第16页。

⑤《张子正蒙注》第105、104页。

⑥《张子正蒙注》第92、97页。

⑦王夫之在撰《张子正蒙注》之前，曾撰《思问录》内外篇，其内容与《张子正蒙注》“互相发明”（参阅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后编转载《王氏族谱》之《船山先生传》）。

⑧王夫之：《楚辞通释》第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深刻地阐述了屈原热爱祖国而上不见信于君、下为群小排挤致被放逐的愤慨思想，抒发了自己类似屈原的“宗社人民瓦解之哀”①。这种思想感情，在《九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注释颇多新意，纠正了王逸的一些注释失当之处，但他也不免附会，特别是以“黄老修炼之术”②释《远游》，并及《离骚》，显系穿凿而不足据。九月，王夫之病中勉为门人作《周易内传》十二卷。这是他系统地具体地研究《周易》的著作。对于以前的“言易者”，他既反对汉代襄楷、郎f、京房、郑玄、虞翻等“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和邵雍的“先天学”以及朱熹之“专言象占”，又不满意于王弼黜象数而专重义理和受其影响的唐宋之易学（宋代惟推重张载）。他指出：“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又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君子之谋于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忧知惧而知所择执也。”③这是王夫之对待《周易》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撰写《周易内传》的主要原则。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周易外传》所揭示的“乾坤并建”、“道”不离“器”等哲学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他企图从《周易》中“体天人之理”④，即力求体察“天道”以善应人事。次年正月，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死，他扶病至长乐乡耐园治丧事，回来后写了《孤鸿赋》，抒发对介之的悼念和自伤孤零的感情。六月，书写《传家十四戒》给长孙王生若（王攽之子），其中有“勿为僧道”、“勿作吏胥”、“勿习拳勇咒术”、“勿作师巫及鼓吹人”、“勿立坛祀山■跳神”等戒；并嘱其后裔“能士者士，次则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①。

康熙二十六年，王夫之在体衰多病的情况下，坚持写作《读通鉴论》②。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既是“势”因“理”成：“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又是“理”随“势”变：“势相激而理随以易”③；他肯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④。既然历史不断进化，因而他强调“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主张“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⑤；他认为“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兴亡”，所以权臣篡位而能够使人民避免“原野流血之惨”，是不可非议的⑥；他不满意于君主“任独断”和“擅天下之士”⑦；他强调“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主张对人民“宽其役，薄其赋”⑧；他反对以申韩之术施政，但又认为“治道之裂，坏于无法”，因而主要用“法”来“饬吏治，恤民隐”⑨；他反对经济封锁，①《楚辞通释》第74页。

②《楚辞通释》第4页。

③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

④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跋》。

①引自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后编。

②《读通鉴论》有30卷，不可能在多病的一年中写成，大约在几年前即已动笔。③《读通鉴论》第1、2页。

④《读通鉴论》第694页。

⑤《读通鉴论》第122、726页。

⑥《读通鉴论》第598、345页。

⑦《读通鉴论》第403、440页。

⑧《读通鉴论》第239、631页。

⑨《读通鉴论》第309、956页。

强调“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⑩；他希望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安其所”，做到“我不尔侵”，“尔不我虐”，同时强调维护本民族利益，使之不受损害，认为如此才符合“古今之通义”①。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当时都具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九月，王夫之送大哥王介之灵柩归茔，回家后又患病，从此他不再出门了。次年五月，他追忆平生交游和诗赋往还情况，写成《南窗漫记》。十二月，编《七十自定稿》（诗集）。次年四月，将《尚书引义》修订。秋，写成对当时服饰礼制进行考据的《识小录》。九月，刘思肯来访，给他第二次画像（第一次画像是康熙十四年二月王夫之在长沙水陆洲遇见刘思肯时），他自题《鹧鸪天》以抒情：“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②这一年夏秋，衡州等地又发生旱灾，王夫之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他不禁有“俭岁无多芋栗收”③之慨。偏沅巡抚郑端了解到这种情况，又钦佩王夫之的学问和操守，便命衡州府知府崔鸣鷟“馈米币”，“嘱以渔艇野服，相晤于岳麓，并索所著述刊行之”，但王夫之“病不能往，且不欲违其素心，受米返币”，致函自称“南岳遗民”以谢之④。这说明王夫之年迈犹不愿与清朝合作，坚持民族气节。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王夫之将以前（居败叶庐时）编选的各代诗文，加上评语⑤，并在此基础上，撰《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内篇论诗，兼及古文；外篇则侧重于论制艺。在这部著作和另外的《诗绎》（大约作于居败叶庐时）中，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诗歌见解。他主张诗歌将“兴观群怨”冶为一炉，坚持“以意为主”，并重视“宛转屈伸”地“取势”①。他强调诗歌创作不能脱离“身之所历，目之所见”②，即应以作者的生活实践为基础。他认为优秀的诗歌主要由于做到情景融合：“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③对于那些立“门庭”、矜“家数”的徒以模拟、雕琢取胜的诗歌，他都加以指责。次年四月，王夫之在喘咳中将《宋论》十五卷写完。他在这部著作中，较《读通鉴论》更为集中地寄寓了借论史来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的深意，如指出宋朝君主不但对武将猜忌，“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甚至加以“虐杀”④，而且对中枢文臣也“忌其持权”而任意黜退，使其不能“尽所长以图治安”⑤；指责宋朝君主“倚任奸人”，“大坏军政”⑥；认为宋朝不加强防御，对入侵的契丹（辽）、金、蒙古贵族妥协求和，而对国内人民则多方聚敛，并实行严刑峻法，必然难免于败亡；批评当时朝臣结“朋⑩《读通鉴论》第987页。

①《读通鉴论》第216、464页。

②《王船山诗文集》第546页。

③《王船山诗文集》第272页。

④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⑤诗选定为《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文选定为《八代文评选》，稿佚。①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

②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

③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

④王夫之：《宋论》第197、200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⑤《宋论》第46页。

⑥《宋论》第200、236页。

党”，“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⑦等等。这与明朝后期（特别是崇祯朝）的腐朽和黑暗的情况十分类似，所以王夫之在分析时就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九月，王夫之作《船山记》，表达自己在明亡后不愿他往、乐意退隐于这非常荒僻的石船山下而终老的思想。不久，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自知不起，便预先写好墓石题名，以“明遗臣行人”自称，并作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①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二日（1691年1月30日），王夫之逝世，享年七十四，葬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王夫之的著作很多，除散佚的外，传世的尚有一百种，三百九十八卷。②⑦《宋论》第86、92页。

①《王船山诗文集》第116页。

第十八章 汤斌

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归德府睢州（今睢县）人。清朝著名的清官与理学名臣。

第一节 为民解忧的四品道员

汤斌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父名祖契，号赠公，曾官陕西按察司副使。汤斌从小聪明，刻苦自励。八、九岁时有耆儒王获嘉开塾讲小学，“人皆惮其严正”，汤斌“独侍坐终日无倦容”，因而时人皆谓其“真大器”。他除读书外别无嗜好，曾经借他人书“篝火读达旦，率以为常”①。这时正值明末社会极度动荡之际，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河南，兵临睢州。在城北郭就读的汤斌闻讯急归，而睢州城已被农民军攻下，在动乱之中，斌母赵氏“被执不屈死”②。汤斌悲痛不已，乃随父离家避难河北。继而南下，寓居浙江衢州（今衢县）。他读书山中，“益自刻励”。四年后，即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平定江南，他随父归里。五年举于乡。六年会试中式，又三年，即顺治九年成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二十六岁。功名获得后，他益加刻苦，“邸舍萧然，不蔽风雨，每入馆一仆一马，箪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读书，不妄交游。于文艺外，即沈潜易理，究心圣贤之学”①。在探求诸学中，他尤致力于哲理的思索，而对宋明理学兴趣最大，顺治十一年授国史院检讨。

汤斌学问博洽，遇事直言敢谏。当顺治帝下诏求言，议修《明史》时，他于十二年二月应诏陈言，建议广搜先代遗书及明末死难诸臣事迹以修《明史》。疏上，下所司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内院大学士冯铨、金之俊等皆“不悦”，攻击他“夸奖抗逆之人，拟旨严饬”②。当时不少人担心他自招罪戾。其实汤斌意在表彰忠义，“昭示纲常于万世”，为巩固清朝统治服务。这点却被聪敏异常的少年天子顺治帝看得一清二楚。顺治帝特于夜半召汤斌至南苑，“温语久之”，不仅未加惩治，反而以其“为可大用”。

当时府、道多缺员，顺治帝很想在吏治改革上下一番功夫。他认为“京官习知法度，外官谙练民情，内外扬历，方见真才”③，决心把外官内转与京官外任的尝试进行下去。九月，特谕吏部：“翰林官员简擢中秘，习知法度，今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优者，以学问为经济，庶能饬法惠民，助登上理。”于是亲自裁定十八名“品行清端，才猷瞻裕”者，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遇缺即补”④。汤斌即其中之一。

顺治十三年二月，汤斌补授潼关道副使，这是以监督府县为专责之官。

潼关地处交通孔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明末战乱以来，社会凋敝。当时正值清朝用兵紧急之时，这里“征发四至”①，“供应转输之繁，官吏科敛以办军需，民不堪命”，“民逃匿十二、三”②。面对残败的现实，汤斌到任之后，首先下令凡大军经过一律遣人迎之境外，约束其不得入城。令下后，“皆肃①《汤潜庵先生斌传》，载《碑传集》卷16。

②彭绍升：《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载《碑传集》卷16。①《汤潜庵先生斌传》。

②《汤文正公传》。

③《清世祖实录》卷93。

④《清世祖实录》卷93。

①《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载《碑传集》卷16。

②《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载《碑传集》卷16。

然，无敢犯者。属吏亦皆兢兢奉法”③。不久，总兵官陈德率兵二万调往湖南，经潼关时欲逗留不走。汤斌感到二万人坐食地方势难支撑，但让军队离开须以车送而不能强遣，遂与陈德商量。陈德提出要车五千辆。汤斌马上答复说：陈将军实用二千，其余待以银折算交付。于是暗中遣人租车二千辆，大部置河床上隐蔽，而对陈德说，车少未能如数租到。陈德说：不足的我自己租，何不把租金给我。汤斌说：可以。但须让兵士坐上租来的车先走，最后看缺多少车，再折算银两。陈德遂传令集合。汤斌乃坐关门之上连夜亲自指挥，令军士依次登车，坐满十辆即发遣出关。同时令藏匿之车齐集使用。至翌日凌晨四鼓，二万兵众便全部登车出关而去，不剩一人。汤斌遂于关门外设祖道准备为陈德饯行，遣人请陈将军出。陈德这才大吃一惊，他急欲追还军士。汤斌从容地说：“吾民驾牛裹粮十余日，一散不可复聚。且军已出关，不得入也。”④陈德无可奈何，仓皇离去。该军到洛阳不久便发生兵变，焚杀掳掠造成不少危害，潼关却安然无事。

次年，潼关一带早春无雨，干旱严重，小麦绝收。按例春夏兵饷要支付小麦，这时麦价昂贵高于谷价，汤斌建议以仓谷代替，将军却以将要兵变相拒绝，督抚怕兵变而加紧向民间征麦。汤斌说：“民且饥死，独不能变乎？兵有变吾自任之。”①于是，颁发仓谷充兵饷，并向军队保证：“今岁无麦食此，明年将补支若麦，而以谷价偿。”对此，将士均表满意。因而“关西数千里麦征悉停，兵民赖之”②。汤斌在潼关道副使任上效率甚高，出现“讼无留狱”。他除了严加约束兵将不许骚扰地方外，还“设保甲、行乡约、建义仓、立社学”③，以安定地方。不到三年，流民数千户回归家园。汤斌实心为民任事，也赢得了民众的爱戴。一次，他勘荒遇雨避于大树之下，过后“民以朱栏护树，时人比之甘棠”④。这是对他政绩的由衷肯定与赞美。

顺治十六年，汤斌转江西岭北道参政。调令一下，他便携带二仆奔上了千里征途。经河南时，他便道省亲，见父已病，因未莅任不能滞留，便又怀着悬念之心匆匆上路。岭北道地处江西南端，辖赣州、南安（今大余县）二府，地广山深。明旧将李玉廷称通海侯，率所部万余人，于雩都山一带坚持抗清斗争，局势动荡不宁。汤斌到任后，抓紧治理地方，“甫三日清积案八百余”⑤。同时致书李玉廷进行招降。此时，郑成功、张煌言海上抗清联军攻入长江，围困江宁（南京）。他们秘密遣使至赣州与李玉廷联系，争取呼应。不久，汤斌接到李玉廷受抚投降并约定降期的回音，但同时也查获了郑成功派来与李玉廷联络的使者，得悉李玉廷打算借诈降之机，攻陷无备的南安府城。汤斌立即将使者交与江西巡抚苏宏祖，并紧急报请移兵守南安以防不测。果然，李玉廷举兵来袭南安，见有防备，急忙撤去。后经清军数月追捕，终于剿灭其众。

岭北兵患消除之后，汤斌念父病亟忧虑成疾，特请假归省。督抚挽留无③《汤潜庵先生斌传》。

④《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①《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②《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③《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④《汤潜庵先生斌传》。

⑤《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效，为其惋惜。按清朝惯例，外官因事因病请假离任，等于断送了升官的前途，因为没有特荐，一般难以再次起用。这时督抚“欲令权宜，以终养请”，即谎报以独子身份离任奉养年老亲人，以终天年。汤斌因有十六岁的异母弟，不同意此议说：“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谓无兄弟而归，吾父必不乐。”①于是，以病具呈乞归，三院皆不同意。汤斌遂再次具文称：“某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前赴任时便道归省，某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某病，病必剧。是某贻误严疆不可为臣，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②情词恳切。于是，获准以病离职归家养亲，时年三十三岁。从此，他二十年间无闻于宦海。

①《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②《汤潜庵先生斌传》。

第二节　精通理学的“博学鸿儒”

汤斌归里之后，精心侍奉老父，孝敬继母，顺承颜色，周到备至。康熙三年（1664）四月，父病逝。五年七月服丧期满，九月便慕名前往河南辉县苏门山拜谒知名学者孙奇逢。孙奇逢，字钟元，河北容城人。清初，因乡园被圈占而移居河南。他屡征不起，隐居讲学夏峰，人称他为“夏峰先生”。他是调停于程朱、陆王，即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之间的哲学家、思想家。汤斌执弟子礼从其学习，时年四十岁。第二年学成回乡。康熙八年（1669）与同道立志学会，建绘川书院。宣称“所讲以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为主，其书以四书、五经、孝经、小学、濂、洛、关、闽、金溪、河东、姚江诸大儒语录及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为主。”①这是熔程朱、陆王之学于一炉的理学，而以程朱学派主张为主。但他不屑于程朱学派的“相尚以伪”②，认为“人事外岂复有天下，不尽人事便是违天”③，主张尽人事。即所谓“居敬穷理，躬行实践”④，忠于职守，言行一致。于是徒众日多，声名远布。

康熙十七年二月，开博学鸿儒科，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学有渊源，躬行实践”，副都御史金鋐以“文词淹雅，品行端醇”⑤，一致推荐汤斌。汤斌应召，单车就道，进京赴试。“至则僦僧舍以居。生平故旧之在显要者绝不相闻。”次年，试为一等第十八名，授翰林院侍讲，参与修纂《明史》。从此受康熙帝宠遇而不断升迁。二十年二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六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寻转翰林院侍读。二十一年六月，命为《明史》总裁官。二十二年，命直讲筵，纂修太宗文皇帝与世祖章皇帝圣训。这时他益加自励，“每日昃辄正襟端坐，潜思经义。比入讲，敷陈详切，务以诚意动上听”⑥。不久，迁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月，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大清会典》副总裁。

①《汤文正公全集》，《志学会约》。

②《汤文正公全集》卷2《答陆稼书书》。

③《汤文正公全集》卷2《语录》。

④《汤潜庵先生斌传》。

⑤《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⑥《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第三节　廉洁奉公的江宁巡抚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江宁巡抚出缺。六月下旬，康熙帝于北巡途中听扈从学士以九卿所会推员缺请旨时，沉思良久之后，亲自提名说：“朕观学士汤斌质朴耿直，与尔等同衙门，尔等以为何如？”有说“质直能事”者，有说“人品优长，平昔寡交”者。康熙帝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朕观汤斌颇有实行。”并感慨地说：“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提倡道学的康熙帝看到，在道学家争相竞伪之中，汤斌毕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说：“朕闻汤斌曾与河南姓孙之人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且汤斌前典试浙江，操守甚善，著补授江宁巡抚。”①九月，汤斌赴任前陛辞。康熙帝说：“朕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江苏为东南重地，故特简用。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尔当加意化导。移风易俗非旦夕之事，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钱粮历年不清亦须留意。尔在内阁曾看章疏，在外督抚凡钱谷刑名大事多有舛错，致令驳察。尔到地方尤当留意。近日江南吏治稍稍就理，尔能洁己率属，自然改观。”在受命之际，汤斌心中非常清楚，这些都是江南向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特为请示说：“地方之事，臣未受任，何敢妄奏。据平日所闻，江苏赋额繁重，历年不能全完，新粮旧欠一时并征，官民交困。不知作何区处为善？”康熙帝说：“赋额久定，但当清厘耳。”①特赐汤斌白金五百两、表里十端、鞍马一匹。汤斌临行前遵旨入见，康熙帝撤御馔赐之，又赐御书三轴，并说：“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②当时，康熙帝即将启程南巡，汤斌遂急速赴任。到任未几日，康熙帝便抵达长江岸边。汤斌同众官至江北迎驾，随至苏州后，康熙帝谕汤斌等说：“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遂致家鲜盖藏，人情浇薄。为政者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家给人足，可挽颓风。渐摩既久，自有熙皞景象。”③第二天，康熙观览苏州惠山，又传谕汤斌说：巡行所需之物“皆自内府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恐地方有不肖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穷民，尔其加意严察。如有此等，即指名题参，从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纤夫及闻朕巡行至此远来聚观百姓，恐离家已遥，不能自归，尔逐一详察，多方区画，令其还家。尔巡抚率布政使即从此回，料理此等事，不必前送。”汤斌回奏说：“此番皇上巡行，所过地方钱粮尽行蠲免，凡需用诸物并不派取民间，又赏赍沿途穷苦人民，恩恤耆老，百姓莫不欢呼踊跃，引领以望皇上速临。至地方各官，臣已行严禁。”又说，“沿途供役纤夫已给工食。其人民愿睹天颜，从远方来者，亦各自备资给，无烦圣虑。皇上巡幸江南等处，实千载奇逢，臣愿送驾渡江始回，令布政使章钦文先还。”他一再恳奏，康熙帝方允其请。康熙帝又说：“苏州乡官汪琬原系翰林，为人厚重，学问优通，且居乡安静，不预外事，因此特赐御笔手卷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七。

②《汤潜庵先生斌传》。

③《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一轴，尔遣人付与。不必令其来见，着即在家谢恩。”①汤斌遂扈从至仪征，获赐御书一轴及狐腋蟒服而奉命还署。

前一年，江南淮扬一带水灾，前任江宁巡抚余国柱曾上奏说：“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②汤斌莅任后遣员测查，田地大部仍然水淹，而水退之田亦未耕种，特奏请免赋。部议令再勘查。汤斌仍如实上奏，遂停止征赋之议。

江苏地区田赋繁重，历年拖欠不清。地方官多因征收不力，上任不满一年便被罢职而去。所以官员多不自爱，赴任后即极力搜刮肥私，而上官多抓其把柄索贿，因此，侵吞公款而被拘禁者累累。汤斌针对这种弊端告诫下属说：“今与若更始，苟称职吾不吝荐引，即不能，以考成罢归，犹得完身名，守坟墓。奈何目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对簿勘产，反蹈若为？”又告诫司道郡守不得向属吏索贿。他为整顿吏治，先后奏劾了有贪酷劣迹的苏州、扬州知府及句容、宜兴、如皋、睢宁、江都、金坛等县知县。而对廉法奉公者极力加以保护。如常州知府祖进朝，因失察属吏被降调，他奏请留任，部议不准。康熙帝特发谕旨说：“祖进朝既经巡抚汤斌保奏清廉，可从其请，仍留原任，以劝廉吏。”③这时，吏部正进行行取之法，即从有政绩的知县中选授御史。汤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钱粮胥完，而苏州、松江二府赋重役繁甲于天下。铨选得此，辄谓迁擢难期，颓然自放，或竟罔顾官箴。臣受任巡抚，首以察吏安民为念，遍告属员，圣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洁己爱民决不至久沉下位，故一时守令争取擢磨，操守廉洁，政绩表著者，实不乏人。然钱粮则万万不能十分全完，盖势处其难，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势必以僻壤小邑易于藏拙者塞责，未足以光巨典。”他以吴县知县刘滋、吴江知县郭琇“廉能最著”，请求行取，“以励循良。俾繁剧与两邑相符者，亦知有登进阶，相率奋勉。”但疏下部议，仍以此二人都有钱粮未完之事，不予选授。最后，康熙帝下旨说：“汤斌既称为廉能最著，准其行取。”①由于汤斌积极努力，于是“除耗羡、严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盐商羡费。一切皆以身先，屏绝请托。”②革除弊端、澄清吏治已见成效。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汤斌针对苏松等地赋额繁重，自康熙十八年以来，“异常灾荒，逋欠独多”，民“剜补无术”，一时难以征齐的实际，特上疏请求于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征，以使“官免畏顾考成，挪新补旧之弊，民免累日并比，荒废农桑之苦”③。他经过认真考察之后，又上疏详细分析了“土隘人稠”的苏松两府，“田不加广而可当大省百馀州县之赋，民力所以日绌”，“逋赋难清”的情形，指出官员顾惜功名，为完欠赋，多生“辗转苟且之计”，造成“种种弊窦莫可究诘”，请求“将苏松钱粮合盘打算，各照科则量减一、二分，定适中可完之实数，无存过重必欠之虚额。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于稽核”④。同时，他又接连上疏奏请蠲免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②《清史稿》卷265《汤斌传》。

③《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①《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②《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③《汤文正公全集》，《潜庵先生疏稿》。

④《汤文正公全集》，《潜庵先生疏稿》。

十七年未完银粮，淮、扬二府十八、九年灾欠，宿迁九厘地亩款项及缺额丁粮，以及请将邳州未完钱粮缓至十年后分年带征，均下部议行。其中宿州的所谓九厘地亩款项，即明万历以来的三饷加派，至此才最后解除。

这年秋，淮、扬、徐三府水灾，汤斌将蠲赈事宜及紧急救灾措施上奏，请发帑银五万两以购买湖广之米赈济灾民。同时，咨请漕运总督徐旭龄、河道总督靳辅分赈淮安，他亲往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县察赈。康熙帝准其奏并特命户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赈。

汤斌在澄清吏治、调整额赋的同时，作为一个封建卫道士，他为整顿所谓浇薄的风俗，端正人心，不遗余力。他命令各州县建立社学，宣讲《孝经》以及康熙帝圣谕，倡导礼义廉耻。他禁止妇女游冶、少年轻生好斗的所谓“打降”活动，胥吏倡优不许穿裘帛、严禁“坏人心术”的淫词艳曲的流行以及“一幡之值至数百金”的迎神社赛，并禁止火化及久停柩不葬之俗。一年后终于出现“寺院无妇女之游、迎神罢会、艳曲绝编、打降敛迹”①，“一岁报葬者三万余棺”②的景象。当时江南一带到处建有迷信惑众的五通祠，而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一座更是相沿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无时间歇”，俗称其山为“肉山”，山下石湖为“酒海”。凡年轻妇女偶尔患病，巫人便说五通神将娶之为妇，而不再治疗，致使患者神魂颠倒，往往病势加剧而死。每年因此而死者不下数十人，这比河伯娶妇更为惨酷。在汤斌严加禁止下，一时稍有收敛。但当他赴淮上视察灾情时又猖獗起来。汤斌遂下令捣毁苏州五通祠，将木偶付之一炬，土偶投之深渊，并下令各地凡有五通祠者尽行拆毁，其木料留修学宫及城楼之用，并奏请“赐特旨严禁，勒石山颠，庶可永绝根株”。康熙帝因此下令：“淫祠惑众诬民，有关风化，如所请，勒石严禁。直隶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饬遵。”①于是江南一带风俗为之一变。

汤斌勇于任事，果断处理棘手案件。吴县监生王某有家仆窃资，逃出数年后，突然率领挟带弓刀者二十骑出现，自称投充到某亲王府，诟骂王某并勒索金钱，地方官不敢过问。汤斌得报后，立即下令擒拿，按律治罪。常熟县一奴仆持其主人所得南明隆武帝之札，要挟逼迫主人远逃，欲占据其家产、主妇。汤斌得知后大怒，说：“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时事，何足问，而逆奴以胁若主乎？”②于是立焚其札，杖毙其奴。

汤斌廉洁奉公，不阿附，不受贿。当时明珠为大学士，柄权势盛，由江宁巡抚升擢左都御史的余国柱极尽谄媚能事。当清廷下令蠲免江南之赋时，余国柱使人对汤斌说：此皆明珠之力，江南人应有所报，意在索贿。汤斌却不予理睬。当三年考核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其中惟独没有汤斌的属员。

汤斌在任巡抚期间，生活简朴，清廉自持。“其夫人暨诸公子衣皆布，行李萧然，类贫士。而其日给惟菜韭。”他从不接受任何礼物，生日时，地方绅士知其“绝馈遗，惟制屏为寿，公辞焉。启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录①《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②《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①《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②《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以入，而返其屏。”③时人因将他比之于海瑞、周忱。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十，康熙帝对大学士等说：“苏州巡抚汤斌居官廉洁，甚著贤声，向在讲筵，朕素所优眷，此诚可以大用。尔等会同九卿议奏。至詹事府关系最为紧要，现在官员殊不副职任，着一并传谕。”第二天，大学士等遵旨回奏说：“汤斌居官廉洁，人品端方，允堪内召，以副大用。至于詹事府衙门，关系最为重大，自古以来无不慎简贤良以资辅导。“汤斌操履清正，情性和平，洵可翼赞东宫，应升为礼部尚书总管詹事府事。”康熙帝说：“尔等所议深合朕心，即写谕旨来看。”①于是，授汤斌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诏令下达后，汤斌立即起行。苏州百姓闻其离任，“聚哭辕门外叩留公，又设匦敛钱为路费，将诣阙保留公”②。汤斌因出示晓谕说：“吾在外不能为父老德，往者屡请核减浮粮并为廷议阻，今入见天子且面陈之。”③情词恳切，方得启行。苏州数万人“遮道焚香”送别，送者“逾千里不绝。公渡淮乃返”④。他离任时带回的东西，除因“吴中价廉故”，购一部二十一史之外，仍是赴任时携带之物：“敝簏数肩”而“不堪一物”⑤。

③冯景：《汤中丞杂记》，载《碑传集》卷16。

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十、十一日。

②《汤文正公传》。

③《汤中丞杂记》。

④《汤文正公传》。

⑤《汤中丞杂记》。

第四节　忤权相遭贬郁病去世

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汤斌至京就任礼部尚书，陛见于乾清门。康熙帝说：“汝在江苏能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谨慎者未能多见。汝前陛辞时，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克践此言，朕用嘉悦，故行越擢，尔其勉之。”汤斌回奏说：“臣学识庸陋，蒙皇上简任江抚，奉职无状，惟陨越是惧。乃蒙皇上不次超擢，臣敢不勉竭心力，以图报称万一。”康熙帝详细地询问江苏年岁、风俗及地方吏治民生、缙绅居乡情况。汤斌一一具体回答。他说，水灾之后，经过蠲免赈济，民庆更生，“惟徐州所属地最荒瘠，水灾之后，今春民困较甚”。又说：“凤阳、蒙城一路饥民甚多。闻宿州、灵璧一带去年水灾，今春麦尚未熟，民间谋生无策。”将发生的问题如实奏报。康熙帝又特别询问了他对治理黄河的见解。治理黄河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康熙帝极为重视，但如何治理却大伤脑筋。原来按察使于成龙主张对黄河下游一带疏濬海口，以泄积水。河道总督靳辅却认为海口沙淤难清，主张筑高堤以束水入海。两人争持不下，久议不决。康熙帝虽然倾向于成龙的主张，但未轻易决策。特于去年命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额前往江苏会同汤斌等勘议。汤斌主张开濬下河入海口，认为“开一丈则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①。萨穆哈等阿附明珠，偏袒靳辅，回奏时只说共议认为开濬无益，并不言及汤斌的主张。汤斌如实奏对完毕后，康熙帝命其至南书房，赐食。第二天，康熙帝于听政时追问治河之事，终于真相大白。

五月，汤斌奉命充经筵讲官。

六月初，大学士奉命传问九卿科道及淮、扬所属之在京官员共议开濬海口事上奏说：“汤斌原任江宁巡抚，所见必确，今称开海口有益，故复议应开。”②康熙帝于是决定开海口，发帑银二十万两，遣工部侍郎孙在丰前往督修。尚书萨穆哈、礼部左侍郎穆成额以回奏失实故，均被革职。此事在朝中引起极大震动。

汤斌所管詹事府负教导太子之责。他特疏举荐候补道耿介，称其“赋质刚方，践履笃实，潜心经传，学有渊源，虽年逾六旬，精力尚健，乞征取引见，以备录用”①。康熙帝因授耿介为少詹事，命与汤斌共同辅导太子。汤斌清正不阿，已使朝中许多人忌恨不已。大学士明珠、前任江宁巡抚现任户部尚书余国柱尤其怀恨在心，伺机倾轧。当汤斌内擢回朝时，他们即摭拾其离苏州时告示中“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一语上奏，攻汤斌“市恩”②，在康熙帝心中投下了阴影，而汤斌自己并不知道。汤斌入朝后给太子上课时讲《大学》中“财聚民散”的道理。康熙帝听说后对太子说：“此列国分疆时语也。若海内一统，民散将安之？试问之。”汤斌回答说：“土崩之势，甚于瓦解。”③他列举秦朝、隋朝及明末敛财灭亡的事例后说，“一统而民散，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②《清圣祖实录》卷126。

①《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②《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③《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祸更烈于分国时”④。康熙帝对此虽然不甚愉快，但尚能谅解其忠。二十六年五月，久旱不雨，康熙帝诏令臣工直言朝政得失。灵台郎董汉臣上疏，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⑤，指斥时事，揭发大学士明珠的过错。御史陶式玉上疏劾奏汉臣夸大其词，欺世盗名，请求逮捕严审。疏下内阁九卿会议。明珠听说康熙帝曾仔细阅读了董汉臣之疏，异常恐惧，而准备囚服待罪。大学士王熙却说：“市儿妄语，立斩之，则事毕矣。”汤斌说：“彼应诏言事尔，何罪？且所言早谕教崇节俭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辈当自省。”①大学士勒德洪、吏部尚书达哈嗒均赞同汤斌之议。奏上，康熙帝下令：董汉臣免议。明珠、余国柱等愧恨不已。不久，召令汤斌同达哈嗒、耿介共同辅导太子。汤斌以病具疏请辞。余国柱趁机上奏治其罪，康熙帝不听。继而余国柱又以汤斌于九卿会议时有“惭对汉臣”之语上奏，传旨诘问。汤斌回奏说：“董汉臣以谕教为言，而臣忝长宫僚，动违典礼，负疚实多。”康熙帝以其词含糊不清，令再回奏。他说：“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陈愆过，致语多牵混，罪何可辞。臣自念供奉以来并无正经善言，足以仰助万一。而臣动违典礼，循省自惭。年来衰病侵寻，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以警溺职。”康熙帝认为他“遮饰具奏，仍不明晰”，大为不满，降旨严责。接着，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副都御史徐元珙、郑重等劾汤斌“奉谕申饬，不痛自引咎”②。又揭发他当离任苏州时文告中“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为诽谤”③。这时耿介以疾乞休，于是此又成为攻击汤斌的把柄。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开、音布、翁淑元等弹劾耿介“侥幸求去，实无痼疾”④，是“诈疾”⑤。并劾汤斌“妄荐如尸之人”。事态扩大，问题愈加严重。正直的达哈嗒实在看不过去，遂独自上疏说：“臣奉命辅导东宫，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不能当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⑥他挺身而出，这分明是为汤斌辨诬。于是部议：汤斌、达哈嗒、耿介俱应革职。康熙帝下令：汤斌、达哈嗒俱降五级留任，耿介听其休致。

不久，汤斌以继母疾乞求归省。康熙帝特下诏说：“卿何忍舍朕去，将赐第京师，命卿迎养耳。”汤斌以母老病重万不能来，乞请暂时归省，“复来以白衣领事”①，仍不允其请。这时，京师纷纷谣传汤斌将隶旗籍，不少人为之同情而泣下，拟为呼冤，后得悉真相方罢。汤斌在劳神焦思之中患病，康熙帝遣太医诊视。汤斌因九卿议事时入讲未至，又被劾，议降级调任。康熙帝命降两级留任。

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汤斌改任工部尚书。十月，往通州（今通县）勘察贡木回，突患寒病，自言“腹不宁”②，于十一日夜半而逝。卒年六④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汤司空逸事》。

⑤《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①《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②《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③《汤文正公传》。

④《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⑤《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⑥《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①《汤文正公传》。

②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

十一岁。康熙帝遣学士两人奠茶酒，命将灵柩驰驿归里，以尚书礼祭葬。汤斌虽死，康熙帝仍不释于怀，他曾对廷臣说：“吾遇汤某特厚，而怨讪不休，何也？”众说没有此事。康熙帝说：“廷议董汉臣，彼昌言‘朝无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为怨讪乎？”③众人乃知汤斌为明珠、余国柱所中伤。汤斌死后七年，康熙帝再提旧事说，侍读学士德格勒曾奏称：翰林院编修熊赐瓒“所学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伪，将德格勒、熊赐瓒等人考试。汤斌见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堕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时不能忍笑，以致失仪。’继而汤斌出，又向众言：‘我自有生以来未曾有此一番造谎者。顷乃不得已而笑也。’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语，退后又作一语者乎？”①这里竟对一向端谨的汤斌的忠诚表示怀疑，显系冤枉。本来早在七年前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康熙帝曾亲自考试熊赐瓒、德格勒及徐元文三人。汤斌奉命当众诵读三人之文，接着又奉命与尚书陈廷敬、侍郎徐乾学等传阅，分出等次。他们一致评议熊文为最，徐文次之，而德格勒“卷不成诗文，难置等第之内”。两天后康熙帝又令翰林各官传看，其见解与上述完全相同。后廷议时，大学士明珠奏言：“德格勒本系满洲而假借道学之名，深可厌恶，应交该部严加议处。”大学士王熙也说：“德格勒诗文全无文理。”②可见，汤斌在当时的表现应是很自然的，他无需也没有任何必要作伪。此事作祟、陷害之迹显然。因而造成康熙帝对汤斌的怀疑与疏远，最终导致汤斌在无处申诉的凄惶之中病死。

尽管汤斌最后失宠，康熙帝疑怀不释，他仍允许地方之请，将汤斌入陕西、江西、江南名宦祠。后来，雍正十年（1723）诏入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追谥文正。汤斌生平著作有后人编《汤文正公遗书》三十三卷，其中包括《拟明史稿》二十卷、《遗稿》五卷、《洛学编》五卷等。

③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

①《清圣祖实录》卷163。

②以上见《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十一——十四日。

第十九章 李光地

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湖头乡人。清朝著名的清官、理学名臣，也是有争议却又深得康熙帝信任的人物。

第一节 贪功卖友青云直上

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光地出生于有诗书教养的富绅之家。自幼聪颖，五岁便从师授读，“未尝一启齿，发声试之，辄已成诵，不失一字。善属对，矢口惊人。塾师弗能教也”①。青少年时期是在认真研读经史百家书中度过的。他尤其致力宋明理学的探求，“以濂洛关闽为门径，以六经四子为依归”②。康熙三年（1664）试策论举于乡，九年中二甲二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二月充会试同考官。十月，请求省亲归里，从此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就在李光地省亲归里的这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叛清，次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不久，定南王尚之信也在广东反清，一时间长江以南形势险恶。踞福建的耿精忠为维系其统治，多方收罗人才。耿精忠更逼令福建各地知名人物齐集福州，出任伪职。李光地几乎同时收到了耿精忠和坚持抗清的郑经逼降、诱降之信。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年初李光地派其叔李日■至福州探听消息。这时与李光地同榜进士侯官（今福州）人编修陈梦雷，也因回乡省亲之故被逼授伪翰林院编修之职，梦雷不受，耿精忠怒降其为户部员外。陈梦雷托病不出与之周旋。当他见李光地之叔前来，并得知李光地亦即将来福州之消息，大为震惊，遂亟催促其“速归”，并请其劝阻李光地千万勿自蹈凶地，“勿陷网罗”①。他又恐李日■不能劝阻李光地，于是特派人辅之同行。正当此时，李光地已“自泉州五百里外，方巾大袖”②，来到省城福州，投见耿精忠，继至陈梦雷家。陈梦雷对其轻率投耿精忠甚为忿慨，不愿与见。后在陈梦雷之父的解劝下，两人相见。陈梦雷将“耿逆之狂悖，逆党之庸暗，兵势之强弱，间谍之机宜”，向李光地作了详尽的分析介绍。李光地“见其凿凿可听，始为恍然”。于是两人商定，陈梦雷继续留在福州“从中溃其心腹，睽其党与”，做内应；李光地借口父病速归，并遣人从山路将耿军虚实速报朝廷。陈梦雷表示在耿精忠面前设法关照李光地全家安全，并以“全家八口为保”③。李光地说：“果能保全者，本朝恢复日，君之事予任之。”④又说：“他日幸我之成功，则能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能白我之功。”⑤未几日，李光地以父病离福州归安溪。

五月，李光地遂具密疏陈破贼机宜。疏中首先表白心迹说：“臣自彼等构乱以来，遁逃山谷中，彼遣人延至再三，臣以死固拒，幸未污清节，以辱朝廷。”接着详细分析了耿精忠所盘踞的“疆域偏小，粮税稀薄”的福建，现已“粮尽兵疲，而彼等势已穷矣”的形势。他建议清朝的“南来大兵诚宜以急攻为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他指出，当时敌人的动向是，“耿逆方悉力于仙霞、杉关，郑敌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因此，“宜因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①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载《碑传集》卷13（下同）。

②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

①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②《松鹤山房文集》卷14《（康熙）四十四年五月疏》。

③《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④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⑤《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人，诈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遂转而向汀州，为程七八日耳。彼等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此所谓避实击虚，迅雷不及掩耳也”。这样，敌人则“不战自溃”①。此疏对敌我双方情形之分析及出兵布阵的建议很有见地，但疏中却只字未提与陈梦雷共谋之事，更未联名，只具他个人名字。后来他向陈梦雷的解释是：“诚恐事泄俱毙无益。”②因道途险阻，此疏置蜡丸中，遣家僮夏泽出杉关奔赴京师。当时京中官员以夏泽“自贼中来，虑有他变，弗敢以闻”③。独李光地之同里人、学士富鸿基毅然冒风险据实代奏。

康熙帝见疏之后赞许备至，特谕大学士说：“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入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④，并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当时，由于广东尚之信叛乱，江西吃紧，清兵加意防守赣州、南安，未能抽出兵力按李光地建议挺进福建。但浙江的清兵却屡次击败耿军，因此乘胜追击，遂由衢州深入，十五年九月，攻下险要的仙霞关，长驱直入，一举收复建宁、延平，插向福州。十月，大势已去的耿精忠窘迫乞降。康亲王杰书驻师福州，令都统拉哈达、赍塔等进剿深入福建的郑经部队，并留心访问李光地。

康熙十六年正月，拉哈达麾军收复泉州，得知李光地离安溪县七十里结寨而居，因遣人以所奉上谕宣示。李光地于是往见哈拉达于漳州军营，他再次倾述了自己忠于朝廷的心迹。不久康亲王奏报中列举许多抗逆人物，但却没有陈梦雷的名字。其中对李光地的评价是：“蹇遭贼乱，颠沛不渝，矢志为国，始终不肯从逆，以全名义，应予表扬。”①得旨：“李光地不肯从逆，差人密奏地方机宜，忠贞茂著，深为可嘉，著从优议叙。”②部议于额外升为侍讲学士，康熙帝特为下令“著于额外升为侍读学士”③。不久，李光地北上进京赴任，到了福州，再次与陈梦雷相会。他对陈梦雷说：“尔报国之事非一，吾当一一入告”④，并写长诗相赠，中有“李陵不负汉，梁公亦反周”⑤之句，赞美他身陷敌中，而忠于朝廷。但朝廷并不了解陈梦雷的情况，此时最了解也最能证明陈梦雷赤子之心者只有李光地。陈梦雷对李光地完全信任，也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实际上李光地却将献蜡丸疏之事完全据为己功，他闭口不谈陈梦雷之功，终使陈梦雷落得个“从贼”之名而“负谤难明”。这不仅是陈梦雷的不幸，也是李光地的不幸。当陈梦雷从蒙蔽中清醒之后，怒揭李光地的卑劣行为。从此陈李公案一直未息，这是李光地一生中很不光彩的一页。

李光地到福州不久，未及起程进京，便因丁父忧而回乡守制。十七年三月，同安人蔡寅诡称明裔纠众万余，头缠白布，号白巾军奋起抗清，进犯安①《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③钱林：《文献征存录》卷4《李光地传》。

④《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①《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清圣祖实录》卷66。

③《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④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卷1《绝交书》。

⑤《闲止书堂集钞》卷2，《寄答李厚庵百韵》附《李厚庵原赠诗》。

溪。李光地募乡勇百余人扼守险要，并要求乡人“毋资贼粮”，白巾军因乏粮解围而去，安溪得保。六月，郑经抗清军总统刘国轩率兵攻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继而围困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造成泉州南北援绝，形势危殆，“泉人汹惧”①。李光地一方面派善于泅水者，从水关入城慰勉泉州守军坚守待援，一方面派遣兄弟、亲戚等分路告急以迎接援军。当时拉哈达驻师漳州，正值江水泛涨，长泰大路被水阻隔，乃导之由漳平、安溪小路挺进。李光地派叔父李日■率百余名乡勇渡石珠岭，“以木接护冲圮窄岸，其溜深马难涉者，筑浮桥以待”。李光地亲自“出迎十里外，具牛羊鸡豚等物馈劳大军。又倡率里人输送米粮”。同时派弟光垤、光垠率千余名乡勇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于永春，从而被阻隔的清朝两路大军“遄行无阻”②，直抵泉州城下，大破郑军。郑军溃退海中，泉州围解。十一月，拉哈达具疏称赞李光地“为国尽劳，请加议叙”。康熙帝发谕旨：“李光地当闽地变乱之初不肯从逆，具疏密陈机宜，殚竭忠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险隘，治浮桥，馈食物饷军，率民兵备办粮米，供给兵众口粮，矢志灭贼，实心为国，深为可嘉。”③于是从优授为学士，服满赴京遇缺即补。十二月，李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而辞新命。他说泉州围解“乃将帅仰奉威灵，拯百万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他又以极为谦恭的态度说：“以将军拉哈达率满汉万余之兵，行朝天、石珠岭鸟道之险，马喑仆病，千里赴难，推美于臣，而臣俨然遂蒙优叙，典虽至渥，心则何安？”又说，“念臣资质蠢愚，了无才藻，独从少为六经性理章句之学，粗有纶绪。自壬子、癸丑（按指康熙十一、十二两年）间，以翰林编修簪笔侍从，尔时固已仰承圣训。每自念此，生得以章句末学，执经敷义少佐高深，此臣之愿也。至于馆阁学士之职，主于赞画枢机、分载文献，自非老成知军国大体及有文章声望者不能称也。臣年才三十，筮仕日浅，典故未谙，文采不赡，岂宜冒昧而服大僚”，因而恳请辞去所授学士之官。在恳切谦恭的态度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康熙帝览奏后谕令说：“已有成命，著即祗遵，不必辞。”①但李光地此举却给康熙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仍然居丧于家，“读书味道”，探讨哲理。

康熙十九年八月，李光地服除，奉母赴京入值。康熙帝下令不必候缺，即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闰八月，康熙帝御乾清门召李光地，命其奏进家居时所作。李光地遂汇集读书笔录及论学文章为一卷，另加一序言进上。其序言对康熙帝做了肉麻的吹捧，如说：“学之系于天下大矣。”“我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识，生知乃复好古，将圣而又多能，其潜思实体，朝讲夕诵，非尧舜之道不陈于前，非天人性命之书不游于意。臣窃谓我皇上非汉唐以后之学，唐虞三代之学也。臣穷海末儒，蔽于聪明，局于闻见，四十无闻，没身为耻。今太阳之下爝火益微，抱卷趑趄，陨越无地。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诵师说，守章句，佩服儒者，屏弃异端，则一卷之中或可以见区区之志焉。”又说孟子谓尧舜以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他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①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②《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③《清圣祖实录》卷78。

①《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①从“理论”上对康熙帝做了无与伦比的赞颂。李光地在这里完全看准了康熙帝稽古右文尊崇理学的意图，可谓投其所好。从此，他更以自己的学问获得康熙帝的宠信。他“谋画多称上意”②，“深见契纳”③二十年七月，占据台湾的郑经一死，他便立即上奏说：“郑锦已死，子克塽幼，部下争权，宜急取之”④，并建议任用素习海上情形的内大臣施琅领兵往取。康熙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终于收取台湾。这是李光地为清朝立下的又一大功。

就在李光地出任内阁学士，倍受康熙帝宠信之时，陈梦雷却被诬以投降耿精忠出任大学士，处境岌岌可危。事实已使陈梦雷看清了李光地贪功卖友、阴险毒辣的真面目。他悲愤至极，于七月份写下了《告都城隍文》，开始揭露李光地的背信弃义行为。九月，即李光地出任内阁学士的第二个月，陈梦雷被逮入狱。第二年（康熙二十年）四月，廷鞫以死刑论。但因陈梦雷公开揭露李光地欺君卖友之事，早已在朝廷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谴责李光地而同情陈梦雷。李光地也看到了这点，他承认同榜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玉书、徐乾学及左赞善王掞等，“都还信他（指陈梦雷）的话”①的事实。他们对李光地在这件事的所作所为深感遗憾。徐乾学甚至代李光地起草一份疏稿，反映陈梦雷在耿精忠叛乱时有功国家的表现，逼李光地上奏。在众目睽睽之下，李光地难以拒绝，遂具名上奏康熙帝，请求宽免陈梦雷。奏疏中说：“臣叔日■潜到其家探听，梦雷涕泣言隐忍偷生，罪当万死。然一息尚存，当布散流言，离其将帅，散其人心，庶几报国家万一。臣叔回述此语，臣知其心未丧也。”又说陈梦雷曾“言敌势空虚，屡欲差人抵江浙军前迎请大兵，奈关口盘诘难往。因详语各路虚实，令归报臣。此密约两次，知其心实有可原者也。”此疏还是起了作用，二十一年正月，陈梦雷被免死流放。但这份奏疏中显然回避了一个重要情节，即陈李共谋献蜡丸疏事，仅说他“其心未丧”，“其心实有可原”。这是说陈梦雷并无可以奖赏的报国之功，有的只是可以谅宥的罪过而已。其本质仍未离贪功卖友。对此，陈梦雷当然愤慨不已。李光地散布说陈梦雷责怪他不言蜡丸事，与他“闹不已”。他说：“本即徐健庵（徐乾学）与他自己做的，我何尝改他一字！他自己说不上的话，却教我说，可笑。”当然李光地知道删改与否，是任何人都无法核实的问题。他还散布说，陈梦雷的话是“徐健庵教他如此说”②。四月，陈梦雷被押离京师，踏上了流放的道路。李光地对这位昔日“同年中最相善”③的好友，发了点慈悲，“有资斧之赠”④，但遭到陈梦雷的拒绝。

五月，李光地请假送母归里。四年后，即康熙二十五年七月，李光地由故里回京。这时，尽管徐乾学已将陈梦雷所写的揭露李光地丑行的《绝交书》，呈进康熙帝，但也丝毫未影响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他下令不必候缺，即①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②钱林：《文献征存录》卷4《李光地传》。

③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碑传集》卷13。

④《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①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②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③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④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任原官。从此李光地步步高升，十月，充经筵讲官，十二月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仍兼礼部侍郎，六天后，又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六年正月，教习庶吉士，三月，以母亲请假归省，康熙帝下旨：准其归省，悬缺以待。这是极大的信任与荣耀。这引起了许多朝臣的注意。李光地陛辞时，面奏侍读学士德格勒学博文优。不久，德格勒擢任掌院学士，旋被劾私抹起居注而罢官论罪。这年年底，康熙帝最尊敬的祖母孝庄文皇后逝世。二十七年三月，李光地回京，即被礼部劾奏：在途迁延，以三品卿员未及叩谒太皇太后梓宫，遂交吏部议处降五级调用。最重孝道的康熙帝却下令：宽免勿问。四月初一，康熙帝以李光地曾面奏德格勒事，命廷臣诘问。李光地供称：“此皆我识人不明，交友不慎所致。”“我妄奏是实，此皆系我之罪，更无辩处。”康熙帝因此下谕说：“李光地先奏德格勒所学甚博，文章甚优，亦善占易卦。德格勒又称李光地若以总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则来，若于别处任用，必不肯来。因伊等互相陈奏，朕欲辨其真伪优劣，特加考试。”结果德格勒所作之文，朝中大小官员一致认为“全无文义，甚属陋劣，事已昭著”。他说本“应将李光地治罪，但李光地前为学士时，凡议事不委顺从人。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独李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除妄奏德格勒外，亦别无如此启奏之事，姑从宽免其治罪，令为学士。嗣后勿再妄冀外任，并希图回籍。宜痛加改省，勉力尽职。”①由于康熙帝坚定不移地信任，李光地不仅再一次得免获咎，而且官运愈加亨通，九月，充武会试主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摧任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会试副考官；九月奉命同侍郎博霁、徐廷玺与原任河道总督靳辅，视察黄河应修险工；三十三年，提督顺天学政。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但他的伪诈面孔也越来越为众人所憎恶。

康熙三十三年四月，李光地闻母亲病故，这时康熙帝首先下谕旨说：“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著在任守制。”②李光地于是上疏奏称荷蒙圣恩，怎敢不竭诚报效，念虫蚁微情，亦须尽孝。因请假九个月归里治丧，十二月返任，不误岁科两科两试。他这是想尽忠尽孝、于公于私两相兼顾之计。不料却有违于尽孝的教条，当即被人抓住把柄，一时间舆论大哗，攻讦之声四起。御史沈恺曾、杨敬儒首先交章论劾，抨击其不遵为父母回籍守制三年的古训，是“靦颜充位”、“潦草塞责”③。疏上，康熙帝仍然命李光地遵行在任守制之前旨。接着给事中彭鹏又上疏指责李光地不请终制，“忽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是贪恋禄位，它“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并详细陈述了李光地有十不可留，而要害问题是李光地的不孝。疏中说：“上谕十六章首曰敦孝悌以重人伦。”“不乞守制而请给假，非所以体上谕教敦孝意也。”这是“悖圣训而失本心”，“未闻不孝而能忠者也”。疏中又指出“数日之内，长安道上无不指光地为贪位而忘亲，司文而丧行，大损其生平”。他因此请求皇帝“重其罚”。康熙帝览奏后很为震动，传旨询问彭鹏。彭鹏又上一疏，称曰：“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他揭露李光地请九个月假是“外以欺人则为丧心”，①《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③《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犹不可。”他认为李光地所谓的道学的虚伪面孔已经“败露”。因此建议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①分析揭露得有理有据。至此，康熙帝再也无法回护，于是将彭鹏的前后两疏一并下九卿议论，终于下令：李光地解任，不许回籍，在京守制。这是李光地的伪道学形象在众面前的又一次大暴露、大失败。

但是，这一切并未削弱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与倚重。三十五年李光地服阙，仍命任顺天学政，三十六年四月，授工部右侍郎，九月，改任左侍郎仍留任学政。三十七年十月，康熙帝东巡，于盛京召见陈梦雷。尽管陈梦雷于召对中揭露了李光地在蜡丸疏一事上的“欺君卖友”行为，陈梦雷受到康熙帝的赏识也从此获赦回京，在诚亲王处行走，但也仍然没有动摇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十二月，李光地即改任直隶巡抚，这是权势赫赫的肥缺。①《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第二节　直隶巡抚政绩卓著

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最突出的政绩是尽心于农田水利。河道治理有关国计民生，是康熙帝继位以来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当时直隶地区屡遭水患，为害情况不亚于黄河下游。三十八年二月，康熙帝特谕李光地等说：“漳河与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两水合流，所以其势泛滥。尔等往视，如漳河故道可寻，即可开通引入运河。如虑运河难容，即于河道之东别挑一河，使之赴海。其可否修浚情形尔等阅后再奏。”①李光地率属员进行了实地勘察之后，四月上疏，提出治河方案。他说，现在漳河分为三支，其中两支流入运河，另一支分流后又入运河。这样“入运之水已多，子牙河之水自减，可无碍漕之虑。但归卫之河与老漳河皆有散漫浅平之处，应酌量挑濬。其完固口小支河应筑鸭嘴坝及拦河坝，逼水入河。”再于静海县“阎、留二庄出水处挑成河道，两岸筑堤，束水归淀。则静海县地方不致淹漫，而大城等州县堤岸均无妨碍矣”②。诏如所请。接着，他因霸州、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开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特奏请豁免额赋而获批准。六月，他以通州（今通县）等六州县额设运输漕粮之红剥船六百只，每船给地十亩作为运丁赡养之费，如遇水旱灾害向不蠲免。为稳定运丁情绪，确保漕运畅通，他特别奏请按民田之例遇灾时额赋概予蠲免。下部议不准，康熙帝特准其奏。三十九年七月，静海等地方长堤竣工后，李光地奏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陆诸水灌溉，并推荐管河同知许天馥为河间知府，以管理这项工程。四十年，又督修永定河，自郭家务至柳岔口开河筑堤。四十一年八月，他下令所属各州县广兴水利，“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去水运远者凿井溉田。其水道应修濬者俱听备帑兴工”①。

李光地在为国家扭转财政亏空、清除考试积弊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三十九年二月，他针对各级官吏侵吞、挪用公款、粮米成风和“法轻易犯”的弊病，上疏建议立法清厘宿弊，严加盘查属库及各种支出，有犯者实行重治，“嗣后地方官如挪移银至五千两以上或粮米六千石以上者，无论已未革职，仍拟满流，不准折赎，即遇恩典亦不准减免。庶人知畏威法，而仓库加谨矣”②。下部议行。七月，康熙帝因科场考试时大臣子弟取中者多而平民子弟甚少的弊端，下诏另编字号考取，并将给事中满晋、御史郑维孜条陈科场积弊与总督郭琇条陈学校弊端，连同九卿定议一起，下令尽行录出传示李光地及总督张鹏翮、郭琇、巡抚彭鹏。上谕中说：“四臣皆操行清廉。李光地为学院时官声最好，今阅九卿等所议果否得当，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远可守，各抒己见具奏。”③李光地遵旨上奏，称颂康熙帝的决定是“仰见天地无私，不遗侧陋，洵足永远遵守”。除同意九卿所议各款外，在严肃考场方面提出增加三条意见，即“势要勒收关节，许考官据实出首”④；加强考场巡察，务求精密严肃；革逐试场中所用儒士，以杜暗中行奸。于整饬学校弊①《清圣祖实录》卷192。

②《清圣祖实录》卷193。

①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②《清圣祖实录》卷197。

③《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④《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端方面，增加四条意见。

李光地治绩显著，不断得到康熙帝的赞扬：“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体恤微员”⑤。四十二年四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居官诚优，且得大臣礼”，“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①。于是又擢升为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这年冬，他以河间一带水灾，奏请发放仓米赈贷并命富户出粟平粜。这时饥民大量涌入京师，康熙帝命八旗诸王贝勒大臣内务府各官及汉大臣官员等，于京城数十处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但这已给京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至第二年三月，大学士九卿等奉康熙帝上谕，令李光地领回河间等处饥民。当月，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弹劾李光地，指出去年直隶报灾州县二十余处，李光地上疏称开仓赈济或减价平粜，实际上河间饥民却散入京师者甚多，抨击“光地身为抚臣漫无经理，疏内所称民沾实惠，俱属空言。尤可异者宁津县被灾更重，流亡更多”，“而光地去岁竟不报灾，仅于题参知县陈大经疏内称‘宁津颇有水灾’，匿重为轻”。“光地目击流亡，不闻出一筹画，碌碌素餐，虚文巧饰”，特“请严加处分，以为大吏漠视民生之戒”②。李光地被责令回奏说：“去岁河间等府属被水，勘明成灾州县三十余处，陆续照例题请蠲免钱粮，分别灾份轻重将仓粮散赈出借，又设立粥厂二十余处。自去年十一月起至今未停，无论远近饥民皆许就食。其流散者饬地方官分道招令还乡。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负皇上委任。然安集无术，尤有贫民如许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无可辩者也。”至于初不了解宁津地方被淹情况，是知县陈大经“竟不通报”造成的。“及十月中，臣扈驾西巡由真定回暑，路遇天津县民人，询知情形，即劾罢陈大经，疏中声明宁津颇有水灾”，“非敢匿重为轻也”。但由于受灾之后，“人民既不能悉归本业，致有流移，臣与地方官之罪又无可辞者也”①。他用委婉的言辞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康熙帝于是颁旨说：“不必引咎。”②四月，李光地又上奏，以河间水灾、饥民流入京师，自陈不职，请求解任。康熙帝览奏后，谕大学士说：“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议？但彼专信门生，常为所诳。凡人口讲道学彼即深信之，夫道学岂易言哉！”“若徒托之空言而无实事，则亦何益之有！”③这分明是为李光地开脱。但众臣似乎并不买账。八月，御史吕履恒参劾李光地于秋审之事任意决断。为此康熙帝特谕大学士说，李光地皆依律审拟，并非任意决断，并退还了吕履恒的奏本。继而给事中王原劾妻李光地所荐举的文选司郎中陈汝弼，劾其由刑部调吏部后“专擅恣纵，有贪赃情弊”。都察院议革职、刑部论绞。奏上后，康熙帝却说：“人有荐陈汝弼之贤能者，故朕简于众郎中内，特授选司郎中。如受贿是实，即置于法以为众戒；若未经受贿则应宽之。”驳回下令再审。回奏是“受贿有据，应立绞。”康熙帝仍然认为供证不实。于是特令议政大臣、九卿重新核查。报称有逼供现象。于是康熙帝下令，免陈汝弼所犯之罪。原审诸臣分别受到革、降处分。王原以被陈汝弼揭发有“嘱⑤《清圣祖实录》卷206、211。

①《清圣祖实录》，卷212。

②《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①《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同上。

③同上。

托私书”④行为，遭革职。康熙帝这更是公然出面偏袒李光地。四十四年十月，李光地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诏旨，贩卖私盐，得赃银一百六十余万两。张霖论斩，家产籍没入京。

④同上。

第三节　晋官大学士

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一月，康熙帝以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①，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不仅在政治上深得康熙帝信任，思想文化及学问上更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康熙帝是博学多才的帝王，他潜心钻研学问，多方面探求知识，对孔孟之道、程朱陆王之学，以及历算、机械等当代科学之事无不有极大兴趣。他尤其喜欢理学，而这正是李光地所擅长。李光地的理学体系是多弥缝而少发挥，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足以调停一元二元之间”。他用这种取巧的办法，把本来矛盾的事物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这样“以伪代诚，君臣相欺而可以相安无害”②。这种思想方法和理论大有利于康熙帝的思想统治政策，所以深受康熙帝欢迎。当时人彭绍升说，李光地“所奏进文字，发舒心得，圣祖未尝不称善”③。所以他经常被康熙帝召入便殿研讨义理。康熙帝所御定的书籍多指派他来参定，如《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均为李光地所校理。康熙帝曾十分满意地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④李光地积极供职，认真阐发理学，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越是这样，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纷纭的官场中越是寡言慎行，惟恐招祸。“其有献纳罕见于奏章，独与公共事内廷者时能道之。”①在私下，他对重大事情也多以委婉和模棱两可的言辞。康熙四十五年六月，江宁知府陈鹏年为两江总督阿山疏劾定谳论斩。不久康熙帝问李光地阿山如何，李光地说：“当官勤敏无害，其犯清议者，独劾陈鹏年一事耳。”②康熙帝遂宽免陈鹏年，并将其内召。这时，康熙帝在废立太子问题上大伤脑筋。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帝有意将已废太子允礽复立为太子，召满汉文武大臣令其“详议，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结果众臣多附和内大臣阿灵阿，共同保奏皇八子允礽。对此康熙帝极为不满，下令再思具奏。同时传谕李光地说：“前召尔入，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李光地回奏说：“前皇上问臣废皇太子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臣曾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以此告诸臣。”③这是在关键时刻准确体会康熙帝意图的极为得体的回奏。第二天，康熙帝便召见众大臣，公开宣布废皇太子病已痊愈，表明了复立之意。四个月后，即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帝复立允礽为皇太子，李光地被任命为二正使之一，奉命持节授皇太子宝册。四十八年，李光地充会试正考官，这时他已六十八岁，奋勉不辍报知遇之恩，“闱中以过劳婴疾，不稍自惜”④。

李光地的晚年愈加为康熙帝所倚重，君臣彼此相知，关系更加密切。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相攻讦，康熙帝遣大臣往讯，久久不能定案。五①《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1卷，齐鲁书社1985年板。

③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④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①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②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

③《清圣祖实录》卷235。

④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幕碣》，《碑传集》卷13。

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忽将噶礼革职，寻孥戮之，而复张伯行官。此事李光地“实赞之。其语秘，世莫能详”①。这时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戴名世《南山集》狱案，被诛戮者甚多。著名古文家、桐城贡士方苞亦被牵连下狱论死。康熙帝在一次召见廷臣时偶然提到已故侍郎汪霦时感慨地说：“自汪霦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说：“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②五十二年二月，方苞因此蒙宽宥免治得释，出狱后隶汉军旗，以白衣入直南书房。三月，李光地参与千叟宴于畅春园，获赐袍帽等物。晚年的李光地，年老体衰，疾病不断，恶疮、疥毒、脾泄之症不时困扰着他。他或“两手硬肿，匕箸俱废”，或“不能胜衣冠，不能移动数步”，“苦楚缠绵”③。康熙帝对他关怀备至，给假令其坐洗温泉，亲赐药物、食物，甚至玉泉山水，指示治疗办法。一再指示其加餐，以增加体力，“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④这使李光地感激无状。他多次以病乞休，但康熙帝不愿他离去，一再温旨慰留。而《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及续编《朱子全书》正是这时经李光地手相继纂修告竣的。五十四年六月，李光地再次上疏乞休，奏疏中说：“臣前以疮毒发体乞休，奉谕以内阁老臣凋零，令臣勉加调摄，药饵食物赐赉频仍，枯株败卉复得更生。”他历诉近几年间承修朱子全书、易经、性理诸书将次告成的情形后，又说：“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悬车之数已过，而痼疾缠绵。每奏对多失仪节，圣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又言“臣父殁于闽乱之时，窆封浅土，臣母之殁，因臣在京守制，久未合祔”。“乌犊私情难免凄恻”。⑤特请求休致。康熙帝览奏后说：“卿才品优长，文学素裕，宽宏休容，得大臣之体。自简任机务以来，恪共清慎，益著勤劳。今虽以老疾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请？”特“暂给假二年，事完即来京办事，以副朕笃念老臣至意。”并赐诗以壮行色，诗中有“协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经书翊庙谟”①之句。

李光地回乡不到一年，从五十五年（1716）三月开始，康熙帝便一再传旨敦促其办完事迅速归朝。五十六年四月，李光地回京，趋热河（今河北承德）朝见。于是又立即供职，奉命审阅大学士王掞等所纂《春秋传说》及翰林院检讨张照等所辑《篆字经文》等书，时年七十六岁。此事，又引起不少人的非议，以为李光地贪图禄位。五十七年（1718）正月，内阁议上孝惠章皇后尊谥疏中未写章皇后字样，部议李光地等大学士“甚属错误”②，应各降三级。康熙帝予以宽免。四个月后的五月二十八日李光地病逝，享年七十七岁。正在热河行宫的康熙帝于六月十二日（7月9日）得到李光地噩耗及接到其请求休致的遗疏后，深为“悯悼”。他清楚群臣对李光地的不满情绪，特向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屡经求退，其奏折已呈览数次。因大学士王掞患病告假，故暂止其奏，俟王掞到阁时，令其具本奏请，并非李光地贪恋官职①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

②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

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①《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清圣祖实录》卷277。

而借以为名也。前折衷心毕露，甚是详明。”③遂将李光地以前请求退职奏折及遗疏一并发下，以消除群臣的误解。当天，康熙帝便派遣皇五子允祺、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往奠茶酒，赐银一千两。又命工部尚书徐元梦等护其丧归。康熙帝又谕部臣等说：“李光地久在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光地者。倚任方殷，忽闻患病溘逝，朕心深为轸恻。所有应得恤典，该部察例具奏。”①于是予祭葬，谥曰文贞。雍正元年（1723）追赠太子太傅，十年入贤良祠。

李光地生平著作丰富，主要有《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象》十二卷、《诗所》八卷、《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杂记》二卷、《古乐经传》五卷、《阴符经注》一卷、《参同契章句》一卷、《注解正蒙》二卷、《朱子礼纂》五卷、《榕村语录》三十卷、《榕村文集》四十卷、《榕村别集》五卷。

③《清圣祖实录》卷279。

①《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第二十章 于成龙

康熙时期，社会趋于安定，扫除了前代明朝的一些积弊，居官清廉者不断出现。于成龙①与张伯行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名清官，被人们赞为“江南第一清官”，“天下廉吏第一”。

①康熙时有两个于成龙，一为山西人，一为直隶人，皆以居官清廉、勇于任事而受到朝野称道。时称前者为“老于成龙”，后者为“小于成龙”。本篇即指“老于成龙”。

第一节 勇于任事

于成龙，字北溟，别号于山，山西永宁（今离石县）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从小就受良好教育。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三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仅得个“副榜”贡生②。清顺治十八年（1661），进京备选，授广西省罗城县令，③始登仕宦之途，这年，他已四十五岁。

罗城位于广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万山峻岭，沟谷纵横，虎狼昼行无忌，四时毒雾迷天，瘴疠盛行，北方人视为绝境。加之瑶、僮（壮）等民族杂处，语言不通，纠纷时起，很难治理。于成龙受命时，罗城县几经战争蹂躏，已残破不堪。显然，把这个最荒凉、最贫穷而充满了危险的地方交给了于成龙治理，亲友们都为他担心。他却不以为然，说：“君命也，独不闻义不辞险耶！”①行前，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②于成龙明知前途多艰，仍毅然接受任命。他辞别泪流满面的母亲和妻儿，跨上一匹驴，带了四名仆人，离家上任。他涉历重重险要，行程六千余里，终于来到了罗城，只见遍地蒿草，荒无人烟，瘴雾弥漫，群山隐现。县城仅有六户人家，城无寸墙，衙门仅是茅屋三间，门窗皆无。他一到，马上砍篱棘，插地为门，在院中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只有一锅一盆。

于成龙到任后，就实心做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召吏民来“从容问所苦”，宣谕朝廷慰抚之意。在当时情况下，召集流亡百姓，保护他们安居，不再受战争袭扰，特别是打击盗匪的抢劫活动，使他们安心生活，就成了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发现有抢劫、盗窃等事件发生，立即命随从侦破，审讯属实，迅速做出处理。经此不断打击，抢劫、盗窃以及危害百姓的不法事明显敛迹，地方渐获安宁，百姓也开始安下心来。

与罗城邻近的瑶族头人酋长，经常到罗城一带杀掠，成为当地百姓一大祸患。于成龙到任后，组织一支乡兵，将其击退，追剿残敌，欲一举捣毁其巢穴。瑶人酋长非常害怕，发誓再也不敢侵犯罗城境。于成龙这时才下令停止进兵。百姓免去年复一年的惊恐，更安心于生产，专力耕耘。①他体恤当地百姓疾苦，屡次请求上司放宽徭役的规定，减轻他们的负担，还想尽办法，从内地运进当地百姓急需的食盐，解决了人们生活的一大难题。诸事稍有头绪，他便兴建一处学宫，开展文化教育，培养人才。他创设了一座“养济院”，救济衣食无着、无亲故的贫穷人和无人侍养的老人的生活。于成龙面对现实情况，什么该办，什么该废，他都一一清理落实。原先一个残破毫无生气的罗城开始变得富有生机。

于成龙在罗城七年，全县面貌有了明显的改观，他与当地百姓也结下密切关系，受到他们的爱戴，亲“如家人父子”②。在每次缴纳田赋时，他们总②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载《碑传集》卷65。

③戴震：《于成龙传》及熊氏《于成龙墓志铭》载成龙于顺治十三年任罗城县令。误，应为顺治十八年。①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

②《国朝先正事略》卷7《于清端公事略》。

①戴震：《于清端传》，载《碑传集》卷65。

②《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详见陈廷敬《清端于公传》，载《碑传集》卷65。留出数钱放到于成龙的案桌上。开始，于成龙不明白他们的意图，便问此为何意？他们说：“阿耶（同爷）不要‘火耗’，不谋衣食，宁酒亦不买耶？”③于成龙十分感动，仅留下够买一壶酒的钱，余钱全部退回。他的生活十分清苦，他的四个仆人忍受不了，有的离他而去，有的受瘴疠之害而死。罗城人很同情于成龙，每天早晚都去给他请安。有时还凑些钱献给于成龙，说：“知阿耶苦，我曹供些少盐米费耳。”他笑着回答：“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有一天，于成龙家人来探望他，消息很快传开，罗城人高兴得奔走相告：“阿耶人来，好将安家去。”他们以为于成龙家人来此取钱，作生活之用，而于成龙一定缺钱，于是便凑了不少钱献上去。他婉言谢绝，笑着说：“此去我家六千里，单人携资，适为累耳。”让大家都回去。罗城人跪伏地上，感动得痛哭流涕，于成龙也忍不住跟他们一起哭了。最后还是不受他们的馈赠，劝他们把钱都收回去。①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受到总督卢兴祖等人的赏识，向朝廷作了报告。康熙六年（1667），朝廷下达新的任命，提升于成龙任四川合州知府。这年，于成龙已经五十二岁了。罗城人得知他将要远调四川，倾城出动，都拦在路上，失声呼号，哭着说：“耶今去，我侪无天矣！”在于成龙起程之日，罗城人追送数百里，痛哭而回。有一个瞎子不肯回去，于成龙就问他为什么不走。瞎子说：我算计您袋中公费不够一千里途中用。我学过算卦，有这么点本事可以沿途挣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一席话，说得于成龙心里热乎乎的，就把他留了下来。由于阴雨连绵，在路上一再耽搁，钱也花尽了，多亏瞎子挣回些钱，做了路费，才使于成龙抵达合州。②合州这个地方，生活很困难，与罗城相比，也不差上下。这里经过明末农民战争、清兵进川，当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背井逃亡，州城仅剩下百余户人家。一年收缴正赋仅十五两白银，而供役相当繁重。于成龙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经济。他把一切不合理的规定和明朝遗留下来的弊政统统废除，招集百姓开垦荒芜土地，由当地官府贷给种子和耕牛，迅速恢复生产。他上任才一个来月，百姓纷纷迁回合州，骤增至千户。

不久，于成龙又被调到湖广黄冈（今湖北黄冈）任同知，驻岐亭。这里一向多盗，甚至白天公然行抢，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制止，闹得人心惶惶，生活不得安宁。于成龙意识到，此事关系到百姓生计，决定从捕盗入手，整顿州治。他首先招抚盗首彭百龄，赦免了他的罪过，令其捕盗自赎。他还不顾危险，亲自装扮成一个乞丐，打进盗贼之中，每天给他们打扫庭院，暗中观察他们的行迹。他住了十余天，完全掌握了他们的罪证，就脱身逃走了。他回到衙门，集合健壮捕快，亲自率领他们前去捕捉，一举将他们全部逮捕，审问完毕，将有血债的人处以死刑。经此打击，残余盗贼胆战心惊，纷纷逃离岐亭，地方从此获得安宁。

于成龙于公事之余，改穿便装，打扮成普通百姓装束，深入到各村堡，③民人纳税赋，多系碎银，而官府须将此加火重炼，制成重量规格一致的银块，便于存储。在重炼中银有所损耗，故规定缴税须将其损耗之部分也计在内。此项银即称火耗银，当地官皆以多加此项银两以饱私囊。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①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②以上见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访查案件，体察民情，举凡当地情况，无不了若指掌。论事决是非曲直，办案依刑律，都准确无误。于成龙在黄冈的政绩，受到湖广巡抚张朝珍的器重，把他作为良吏向朝廷推荐。

康熙十三年（1674），于成龙再调任武昌知府。这时，正值吴三桂发动叛乱，叛军已推进至湖南境内，逼临长江南岸。局势变得非常严重。朝廷全力应付叛乱，所在地方官率当地军民配合清军同叛军作战。于成龙驻地武昌处长江中游，是一战略要地。他作为武昌知府，自然负有守土之责，并参加了平叛的实际斗争。康熙帝命平叛大军攻取军事重镇岳州，成龙的任务是为大军造一座浮桥，以保证大军顺利进军。但浮桥刚造好，恰遇上一场山洪爆发，将浮桥冲垮。此事关系重大，上司追究责任，将于成龙免职。

但是，于成龙很快又得到立功的机会。吴三桂在湖北各州县散发反清檄文，引诱清地方官吏投降，凡投降叛军的都给予任命札书。如麻城、大冶、黄冈、黄安等地占山为王的武装力量都响应吴三桂，倚山结寨，树起叛军的旗号。大冶县逃犯黄金龙、大盗周铁爪、原于成龙手下捕役刘君孚等人相互勾结，推邹君升为首，接受吴三桂伪札，占据曹家河公开叛乱，威胁清军后方。湖广巡抚张朝珍知道于成龙任黄冈同知时很得民心，就令他前去招抚。于成龙侦知刘君孚虽然叛变，尚犹豫动摇，首鼠两端，便决计先招抚他。成龙兼程前往曹家河叛兵营地，离此十里，寻地投宿。他立即发布通令，凡自首者皆免罪。叛兵看到成龙的通令，纷纷投顺，日以千计，都免于处罚。与此同时，于成龙派遣当地乡官向刘君孚当面传达他的爱护之意，约定只要投降，就予以赦免。接着，他骑上一匹黑瘦的马，只带随从二人，“张盖鸣钲”，直接去刘君孚的住处，呼唤刘君孚出来见面。刘君孚一见于成龙，拜倒在地，接受招抚。当即有数千人跟随刘君孚投降。于成龙令他们分区保护地方，并挑选精壮，命他们征讨叛军。黄金龙在曹家河无法立足，逃到纸棚河，与首领邹君升企图保住山寨。于成龙督率新降的精壮兵尾追不舍，终将邹君升与黄金龙活捉，把他们斩首处死。①张朝珍得到捷报，大喜，马上向朝廷奏报：“武昌知府于成龙等，督率官兵堵截，擒杀贼首，胁从余党，俱已安插。”康熙帝令“下部议叙”②。批准张朝珍恢复于成龙职务的请求，提升他任黄州知府。

继收抚刘君孚，擒斩邹君升、黄金龙之后，于成龙又以巨大的勇气和深思熟虑的谋略，一举平息“东山贼”的叛乱。永宁乡何士荣、阳逻陈鼎业、石陂刘启业、泉畈鲍世庸与漏网的周铁爪各起兵数千人反清，号“东山贼”，他们依附吴三桂叛军，其中何士荣还受封为游击，纠结这几股叛兵，同清军对抗。他们遥与湖口、宁州诸土贼配合，图谋黄州。这时，各镇清兵大部进入湖南，屯驻荆州、岳州，与吴三桂主力对峙。而湖北地方空虚，黄州又为诸贼包围，形势危险，州中官吏主张退保麻城。于成龙不同意，说：“黄州，七郡门户，我师屯荆、岳，转运取道于此。弃此不守，荆、岳且瓦解。”誓死固守。①他召集乡勇二千人，派遣黄冈知县李经政进攻阳逻，擒获陈鼎业，处死。何士荣率叛军自牧马崖分两路进犯。于成龙派千总罗登云率千人当东路，他自率一部当西路。又令千总吴之兰攻击其左翼、武举张尚圣攻其右翼，①以上见《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详见戴震《于清端传》。

②《清圣祖实录》卷49。

①《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他则攻其中坚。战斗非常激烈，千总吴之兰牺牲，叛军得势进逼，乡勇被迫后撤。在此危险的时刻，于成龙一马当先，冒着矢石，向叛军冲去。他一边疾驰，一边对千总李茂升说：“我死，汝归报巡抚！”茂升被于成龙敢战敢死的精神所激励，率部奋力迎战，越战越勇。这时，张尚圣自右侧出叛军之后，与于成龙、李茂升合军夹攻，叛军大败，活捉何士荣。于成龙乘胜进军，收复泉畈。前后激战二十四日，“东山贼”被全部歼灭，叛军首领何士荣被押送到巡抚张朝珍处，斩首示众。②张朝珍对于成龙勇平叛乱，保卫地方极为称赞，写成详细奏文，向朝廷报捷，力陈于成龙平叛之功。这件事给康熙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至数年后，即康熙二十年，于成龙进京陛见时，康熙帝还特别问起他在黄州任剿抚叛军的事，深表赞赏。

康熙十六年，于成龙从黄州知府升任黄州江防道。次年，再升至福建按察使。成龙每在一处为官，必得当地百姓爱戴。当调任他去福建任按察使，广大士民一再恳请将于成龙留下。在他离去之时，蕲黄及周围邻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数万人“哭声与江涛相乱”，成龙也感动得流泪，目不忍视①。不久，成龙又调任布政使。康熙十九年，升任直隶巡抚，第二年，再升至江南江西总督。②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为朝廷的一员封疆大吏，地位显赫。

尽管于成龙官越做越大，但他勇于任事的锐气不减，仍以重民命为宗旨，关注民间疾苦，尽自己权力所及，不断为民请命。当郑成功入据台湾后，朝廷严行海禁，封锁郑氏与沿海人民的来往。地方官吏动则以“通海”之罪，随意逮捕沿海渔民，株连数千人，皆判处死刑。于成龙此时正在福建按察使任上，而康亲王杰书率军驻福州，维持耿精忠乱后的社会治安。于成龙便去见杰书，力陈“通海”各案所涉及的人多是平民，应予释放。但地方大吏们以案已定，不好更改，感到为难。于成龙声色俱厉地用手一指庭堂中被审的妇女儿童，说：“此曹皆何辜乃撄斧锧？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缄阿从事！”③杰书久闻成龙盛名，此时听了他的慷慨陈词，“悉从其请”，使千百无辜百姓得以活命④。

清军入福建，平耿精忠之乱，乘机劫掠很多良民子女为奴婢。于成龙从各方面集资，用这笔钱把他们都赎出来，各归自己的家乡。因为岁数太小而一时不能归家的，就把他们集中到衙署中养起来，达千余人，过一段时间，用船把他们送到父母或亲戚家。①当于成龙一到直隶巡抚任，就训诫所属各州县不得私加火耗银，馈赠上司。私加火耗银，是当时官吏搜括民财的一个重要手段，实为清初的一大弊政。他们任意私加火耗银，除了自己贪占，还拿出一部分，进献给上司，以图保官和升官。农民大受其害，怨声载道。成龙起自基层，洞悉官场之弊，特制定法令予以严禁，并约束各级官吏相互监督，不许挟嫌告讦。他上疏请求严定处分办法，康熙帝批准执行。②②《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参见《国朝先正事略》卷7《于清端公事略》。①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②《清圣祖实录》卷99。

③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④《国朝先正事略》卷7《于清端公事略》。

①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②《清圣祖实录》卷93。

于成龙在总督任上，年近七十，以很大的魄力“革加派，剔积弊”，每天办事常常是通宵达旦，而不知疲倦。他继续保持深入民间调查的习惯，常穿便服，独自一人到各处体察民间疾苦，考核属吏的表现。③他为官二十余年，一向清廉任事，不改初衷，贵在始终，这在封建主义时代的官吏中颇为难得。③《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第二节　清苦克俭

于成龙从为官的那天起，终其仕宦生涯，他的生活一直是很清苦的，克勤克俭，以澹泊为乐。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哪级官位上，都未尝有丝毫改变。

于成龙在罗城县长达七年，这段时间是他为官的三分之一，他生活在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却与当地百姓同甘共苦，不贪不占，将生活保持在最低的水平，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自黄冈同知任上及以后，他从穷乡僻壤逐渐迁向繁华之地，从破败的小县城迁至生活优越的大都市，他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也迅速提高。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官职不断地提升，但是，他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操，不与世俗同流。

于成龙远离家乡，长期在外做官，职务频繁变动，从不携带家眷，独自一人生活，一切从陋从简。他从黄州江防道前往福建上任按察使，快要开船了，他催仆人上岸买萝卜，多达数石。船家不解地问：“这是贱物，买这么多干什么？”于成龙说：“我沿途吃饭，全靠这些东西，还可以压船呢！”①康熙二十年（1681）十二月，康熙帝因于成龙“在直隶居官甚善”，“特简任江南总督”②。按朝廷礼制，像于成龙这样的大员上任，沿途必有相应的接送，而他自己也要携带差役、随员一大批，以显示其崇高的地位和权威。但于成龙从河北到南京，一切排场和仪式全免，事先不做任何通知，为避免走漏风声，他不打扰驿站，不住沿途专设的公馆，而是自找宿店，自雇一辆驴车作为交通工具。正巧他的幼子来了，便陪他去上任。他身上仅带了制钱数十文，供沿途投宿之用。

南京方面，已知朝廷旨意，于成龙即将到任。各级官吏早已听说成龙为官清廉刚正，很敬畏他，又想巴结他。因此，至到任之日，都出城远迎。可是，直等到中午，还不见人来。正在猜疑不定时，巡逻的差役报告说：于总督早已单车入府了。于是，群吏争先进献宴席、各色礼物。成龙一概回绝，弄得一城官吏不知所措。

于成龙日常食用极为简陋，“日食粗粝”，“佐以青菜”。对他来说，最好的菜要算豆腐，他每天早晨，从市场上买回二斤豆腐，足够一日之用。在他的餐桌上，从无鸡鸭鱼肉，“终年不知肉味”。①江南人传为“于青菜”。于成龙喜欢半夜饮酒，每次以半壶为限，其价钱不过五厘钱而已。他在湖北做官时，长子前来探望。儿子要回家时，成龙才买了一只腌鸭，只切了一半给儿子，供作途中食用。这些事传开，人们给他编了一首歌谣：“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归割半鸭。半鸭于公过夜钱，五厘酒价何处拈。”②南方人有喝茶的习惯，他的仆人也习以简朴，每天采摘衙门后院的老槐树叶当茶饮用。天长日久，槐树叶子都被采光了。他对自己的子女也是严格要求，从不准穿华贵的服装。他的子女冬天穿民用的褐衣，或木棉袍，未曾穿过一件珍贵的裘衣。③他到了江南总督任上，虽然官位显赫，收入增多，可他的生活还是那①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

②《清圣祖实录》卷116。

①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

②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③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

么清苦，每天食用依然是粗食、青菜。遇有荒年，他继续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日以屑糠加少许米做粥喝。即使家属探亲，或客人来，也是以此粥相待。他说：“如法行之，可留余米赈饥民也。”④于成龙轸念饥民之心，并非说说而已。江南习俗侈丽，讲究吃穿玩乐，特别是那些豪强地主、贪官污吏，竞相追求，大肆挥霍，从不顾及百姓的苦难死活。于成龙决心改变这种风气，他从自己做起，率先示范，大力倡导节俭。食用简陋，连他居住与办公的总督衙门也是如此。堂堂的总督府，空空荡荡，无一奢侈之物。据亲眼见过的人说，“几案间蛛丝鼠迹”，一个竹笥，装有他的朝服一件，一只锅，备烧饭用，再有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他的同僚以及满汉大臣们都不得不叹服：“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①他自己做出榜样，便制定具体条例，严禁奢侈的各种表现。在他的倡导与强制下，“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减舆从，去排场，仪仗从简，毁掉涂有各种颜色的华丽装饰，婚嫁不用音乐。他到任才几个月，“政化大行”，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变，有些豪族巨猾被迫携家远避。②于成龙为官清廉之名，朝野上下皆知。康熙帝对他十分赞赏。康熙十九年十月，这位英明的皇帝对大学士们说：“居官者，宜以清廉为尚，官皆清廉，百姓自得遂其生矣。今朝臣有如于成龙之清者否？”③他把于成龙作为居官的榜样，让他的臣属们仿效，同时，要以于成龙为标准，去鉴别官吏的好坏。次年二月，康熙帝在懋勤殿第一次接见于成龙，称赞他说：“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殊属难得。”又问起当年在黄冈剿抚“土寇”叛乱之事，再询问他的属吏中有无清廉的人，于成龙当即推荐知县谢锡兖、同知何如玉、罗京等人清廉。康熙帝又提到在此之前于成龙参劾知县赵履谦是正确的。于成龙回答说：“赵履谦过而不改，臣不得已而参之。”康熙帝很满意，最后说：“为政之道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为多。且人贵始终一节。尔其勉之。”①接见后，特赏赐钱物、良马，以示鼓励。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已六十八岁。康熙帝调江苏巡抚余国柱任左都御史、安徽巡抚涂国相任湖广总督，命成龙兼任江苏与安徽两巡抚事。不久，于成龙因病不治，至四月十八日死于任所。各将军、都统等地方大员及同僚、属吏都前来瞻仰遗容，只见室中空荡无物，仅在床头放着一个陈旧的方形竹制容器，里面装有一件绨袍，还有几只瓦罐，有的盛了一点粗米，有的盛了盐制的豆豉（此为大豆发酵后用盐泡制，供调味用）。仅此数物而已。②于成龙逝世的消息一传开，江宁（南京）市民百姓罢市，聚在一起痛哭，家家绘图像供奉祭祀。每天有数百、千人拥至衙舍哭拜，以至衙舍内外拥挤不堪。康熙帝得报，赐祭葬，根据他生前的为人和节操，谥“清端”。③于成龙逝世不久，内阁学士席（或写作锡）柱自福建、广东查勘海界回④《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①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②《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③《清圣祖实录》卷92。

①《清圣祖实录》卷94。

②《郎潜纪闻》卷3。

③《清圣祖实录》卷115。参见《于公成龙墓志铭》。

京复命，康熙帝还问到于成龙在江南居官时的表现。席柱以自己耳闻目见，如实作了回答。他说：“臣过江南，人俱说于成龙居官甚清。但因轻信，被属员欺罔。”康熙帝说：于成龙到总督任上，听说“居官不及前，变更素行。至病故后，始知其居官廉洁，甚为百姓所称。或于成龙素行梗直，与之不合者挟仇谗言，造作属下欺罔等语，亦未可定，是不肖之徒见嫉耳。”说到这里，康熙帝不禁感叹：“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④于成龙去世的同年十一月，康熙帝巡幸至江宁，召见江宁知府小于成龙，勉励他说：“务效前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无负朕优眷之意。”①他又对大学士等人说：“朕博采誉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②康熙帝回到北京，仍追念于成龙一生劳绩，于十二月，特加赠太子太保，荫一子入监读书。③至雍正时，准于成龙入祀“贤良祠”。

④《清圣祖实录》卷116。499①《清圣祖实录》卷117。

②《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③《清圣祖实录》卷118。

第二十一章 张伯行

张伯行与于成龙齐名，同为康熙朝的著名廉吏。于成龙生活在康熙前期，张伯行则生活在康熙中后期。可以说，他俩的政治活动贯穿了康熙朝六十余年的历史。

第一节 治河崭露头角

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又号敬庵。清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出生在河南开封府属一个名仪封（今兰考县东侧）的小城镇。他成名后，人们又尊称他为“仪封先生”。

张伯行的家资富有，这使他有优越的条件受到良好教育。他从七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父亲通晓孔孟之学，经常告诉他，“宋朝周、张、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传者也，他日务读其书。”①张伯行牢记父亲的教导，总是打听、搜集周、张、程、朱五位大学者的书。十三岁时他已读完了“四书”“五经”。康熙二十年（1681），以县学廪生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他进京考试，获殿试三甲八十名，给予赐进士出身。这年，他已三十五岁。经考核，授予内阁中书，又改授中书科中书。中书科的职责是缮写册文、诰敕等事宜①。这是直接为皇帝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张伯行所任之职不过是一小办事员，还显露不出其才华。

张伯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引起人们的注意，始于治河，他的发迹和锦绣前程亦始于治河。

张伯行的家乡仪封地处黄河南岸，水患频年发生，沿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断地被洪水所吞没，清政府的经济为此也受到巨大损失。康熙帝很重视治黄，从康熙二十年到二十七年，以考城、仪封一带为重点地段，施工筑堤，以防水冲刷。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连续下暴雨，迅猛的洪水冲开了仪封城北关堤坝，咆哮而出，向城内袭来。人们惊惶失措，乱作一团，是时，张伯行正在家中为父丧守制，在此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召募当地百姓，亲自督率，找来布袋装沙填塞住决口，从而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张伯行的事迹很快被前来巡视水患的河道总督张鹏翮所知道，他很赏识张伯行的才干和魄力，便上疏推荐他治黄。次年，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下达谕旨，命张伯行以原衔赴河工之任，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及马家巷、东坝、高家堰诸地的水利工程。他悉心于河务，苦干三年，劳绩显著。康熙四十二年（1703），授山东济宁道，他善治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施展。后来，他回忆这段治水的经历时，说：“余自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岁，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驰于淮扬（指扬州一带）徐泗（徐州地区）数百里之间。”②其辛苦和鞍马劳顿可以想见。不仅如此，他对治河颇有见地。他细心体察河务，精心研究治河方法，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设想方案。

清政府在开海运之前，运河一直是南北经济运输的大动脉。由于运河河床狭窄，加之长期淤积，容水量有限，往往黄河发大水时，倒灌入运河中，不只运河，连淮河也都跟着同时受害。所以，治理黄河，不能不治运河、淮河，而运河北段水浅，常出现干涸，更影响至关重要的漕运。如何治理黄、淮、运河，成了清政府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张伯行驻地济宁，地当运河要津，距黄河甚近，黄河一发大水，济宁地段的运河同被水灾。他在此任上，以治河为要务，倾注了心血与才能。

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上。

①《雍正会典》卷245。

②张伯行：《居济一得》序。

张伯行根据自己的实践，参酌古人治水经验，提出治水的原则是：“补偏救弊，相时度势，毋拘成格，毋循覆辙，善为之节宣。”①他认为，河水“宜蓄者蓄之，宜泄者泄之，而河犹有不顺其治者，未之前闻”②。这就是说，只要“蓄”、“泄”得宜，河水就不会为害。张伯行总结前人治水，概括为四个字：疏、浚、筑、塞。他则强调治黄河在于“分”其水。因为黄河之害苦于洪水来临无处可泄，其结果势必冲决堤坝，或倒灌运河、淮河，造成大面积水灾。因此，他建议应修通会河，最为有效。这样做，是“分”其水势，减“强”为“弱”，水流畅通，就不会发生水患。

治理运河，也是这样。张伯行详察运河水量，看出运河北段水源不足，是其干涸的主要原因，提出北运河要蓄水，办法是开引河一条，把发源于山西而流入黄河的沁水，设法引至张秋，入运河。其南运河所依赖的水源如南旺湖、马场湖，逐渐变为百姓耕地，运河缺水，而一到雨季，则田地尽被淹没。张伯行主张应将两湖还其为湖，既足运河水源，又使运河之水可蓄可泄，可保运河畅通而无害。

张伯行治河的思想主张及实践都保存在他自编的《居济一得》一书之中。从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展示出他对治河的许多精辟见解。

虽然张伯行提出许多治河的建议未尽被采纳，但是他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内努力实践其主张。他亲自督修黄河南岸堤坝二百余里，“往来督催，无时即安”。他颁行《济宁以南各闸放船之法》，制定山东四十八闸放船的具体规章，这些措施保证了他管辖的一段运河畅通无阻。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康熙帝南巡，途经山东临清，召见张伯行，十分赞赏他的治河才干，亲书“布泽安流”榜，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①张伯行以治河而知遇于康熙帝，受到器重。次年五月，经康熙帝批准，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②。从此，张伯行进入清政府的高级官员的行列。

①张伯行：《居济一得》序。

②《居济一得》卷7《条陈通会河》。

①《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载：“（康熙）四十五年，上南巡，赐‘布泽安流’榜。”误。查《清圣祖实录》卷225所记，四十五年五月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之前，并无南巡之事，仅在二月有“巡幸畿甸”之举（见卷二百二十四）。而康熙南巡是在四十四年二月：“御舟泊临清州”（卷219），伯行即于此时被召见，赐“布泽安流”榜。

②《清圣祖实录》卷225。

第二节　“清白之名闻天下”

张伯行是继于成龙之后又一个著名清官，他以廉洁、爱民、不畏权贵的“清白之名闻天下”，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体恤民情，重民命，封建统治者一向以此为标榜。然而，张伯行与一般官吏不同，他从政伊始，就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很得人心。他上任山东济宁道时，适值山东闹饥荒。他急灾民之所急，不等朝廷采取措施，便慷慨捐出河南家中的钱、粮、棉衣，分装数船，运往灾区，分发给运河标兵和灾民，“倾资广惠，众赖以济”①。这时，朝廷下达旨意，指令当地官员开仓赈济。张伯行奉命赈济汶上、阳谷等县，先后动用仓谷二万二千六百余石。事后，布政使司指控他专擅，上疏弹劾。张伯行毫不畏服，据理申辩：“奉旨赈济，不发仓谷，坐视各州县之百姓流离死亡而不救，仓有余粟，野有饿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又写道：“今本道以擅动仓谷被参，理应顺受。第恐将来山东各官，以本道为戒，视仓谷为重，民命为轻，一任鹄面鸠形，辗转沟壑，害有不可言者矣。”②张伯行驳斥得有理，朝廷没有追究，此事即作罢论。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康熙帝再次南巡，三月二十五日，在松江召见张伯行，对大臣们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又对吏部说：“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著升为福建巡抚。”③康熙帝征求大学士和督抚们的意见，都“推奖无异词”。康熙帝非常高兴，说：“汝等何莫保举，朕保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枉法，天下笑朕不识人。”①当即又赐张伯行“廉惠宣猷”榜②。

张伯行在江苏按察使任刚满十个月，即升为福建巡抚，从地方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一跃而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深感责任之重，更加勤于政事，为地方兴利除弊。福建人多田少，一年所产粮食，不足一岁之用，市场米价昂贵，不法商人趁机牟取暴利。张伯行每年派官赴湖广、江西、广东等省采购粮食，以平价售出。他还广设仓储，积贮粮食，严防盗粮，禁止粮食出洋贸易或走私，从而保证了粮食供给，即使遇到荒年，粮食也无匮乏之虑。张伯行“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焉”③。省城福州多崇信佛教，皆买贫家女髡发为尼僧，多至千百人。张伯行下令严禁，并将已出家为尼的人都由其家属赎回，择婿婚配。贫穷之家无钱的，由官府代为赎出。“数月之间，怨旷得所，舆情大悦。”④康熙中期以后，吏治由松弛而变法，贪风也日甚一日。诸如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已屡见不鲜。张伯行身在官场之中，保持自己清廉的节操，坚决抵制贪贿之风。还是从他补授山东济宁道时说起。他被任命后，入京进见康熙帝。吏部文选清吏司有一个姓陈的官员，明目张胆索要一份厚礼。张伯行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②《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③《清圣祖实录》卷269。又，《清史稿·张伯行传》载，康熙于苏州见伯行，误，实在松江。①《郎潜纪闻》（下）卷12。

②《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

③《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七年。

④朱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神道碑》。

拒绝送礼，因而不得进见，而与他同行的山东济东道馈以厚礼，陈某即准其先进见。张伯行怒目而视，被拒两月余。后经康熙帝查问，陈某才不敢不准张伯行进见。张伯行出任江苏按察使，按官场惯例，要向上司总督、巡抚馈送礼物，约合白银四千两。张伯行愤愤地说：“我为清官，岂能办此！”仅以价值数十金的茧扇帕等小物分赠督抚。他们嫌礼物太轻，都不受。①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②。他一到任，就以整肃官场贪风为目标，严禁徇私舞弊，不得上下互相馈送。为此，他向全省发布一道政令：一黍一铢，皆民脂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日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水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③这份通令，写得简练如歌谣，通俗易懂。广大士民交相传诵，无不欢喜称快。

张伯行严格约束全省各地属员，而他自己则率先示范，杜馈送，处处节俭。他到福州上任时，见衙署“铺设甚盛，金银器皿，锦绣帷幕，炫耀于目”。于是，他召见属吏询问为何如此铺张。属吏说：“往例抚院新任，行户协备。”他严肃地说：“吾生平未尝用此，岂可过分？况行户即百姓，可滥用乎？”下令将全部陈设撤除，如数奉还，只留下前任巡抚不用的旧物。④调任江苏巡抚，先派旗牌官至苏，通令禁止官员科派百姓铺陈衙署。“及入署，四壁萧然，公（伯行）恬然安之。”⑤伯行在外做官三十余年，“未尝携眷”，每次上任，所带随从人员很少。任济宁道时，随行只四人，在福建任上有二十余人，而到江苏任上仅十三人。他的家很富有，在河南所置田产，“跨三、四州县”①。他“日用蔬菜米麦、寸丝尺帛，以至研麦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运载之”②。张伯行一生为官，个人费用不取自官，而取自于家，始终廉洁朴素，声望日隆，谁不为之叹服！

张伯行廉洁做官，操行端正，为贪官所不容，屡遭攻击，甚至陷害。但他不畏权势，凭一身清正之气，同贪官们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他与江南江西总督噶礼的斗争，突出地表现了其个人品质。

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人，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的四世孙。他以勋臣之后，入朝为官。论才具，尚称能干。但他为人十分贪婪，纵容属员残虐百姓。康熙四十九年正月，他由山西巡抚擢升江南江西总督。他本已声名狼藉，一到江南，又大张威福，搜括财物，更无所顾忌。适逢三年一次考核外任各级官员优劣，噶礼对其属吏多所包庇，隐匿其劣迹。张伯行查出，尽行揭露革职。从此，噶礼心怀忌恨。康熙五十年九月，发生了科场舞弊案，两人的矛盾势同水火。

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五年十月。

②《清圣祖实录》卷240。

③《碑传集》卷17，《太子太保谥清恪敬庵张先生行伏》，又《郎潜纪闻》卷1，页336—337也记载此文，字句略有差异。

④《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六年六月。

⑤《张清恪公年谱》巷上，康熙四十九年正月。

①《清圣祖实录》卷261。

②《碑传集》卷17《张尚书传》。

原来，此年江苏省举行乡试，副主考官赵晋等人内外交通关节，噶礼从中牟利，据传他索银五十万两。榜文公布，舆论哗然。苏州考生千余人共抬财神像入学宫，供奉明伦堂，辛辣讽刺官场钱能通神，以此表示他们的愤怒和强烈抗议。张伯行即上疏，据实报告事情经过。康熙帝即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及安徽巡抚梁世勋等在扬州会审，很快搞清了事实。案犯新中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副主考官赵晋等人作弊均供认不讳。事涉噶札，张伯行坚持穷追到底，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噶礼又气又怕，从中百般阻挠。主持会审的张鹏翮与噶礼关系密切，便停止审问，希图尽速结案。这时，已是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上疏劾总督噶礼，揭露他“营私坏法”“数十事”及与考官为奸等罪状，要求将他解任，一并严审。他在疏中大声疾呼：惩办噶礼等人，“振千古之纲常，培一时之士气，除两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①。这一浩然正气的疏章很快传出，远近抄诵。张伯行不畏权势、刚直不阿的精神震动了朝野。噶礼见疏，惶惶不安，为了自保，也罗织罪名，上疏诬陷张伯行。督、抚互参，斗争愈加尖锐，问题也愈复杂。康熙帝下令督、抚都解任，交由钦差大臣审明。

福建、江苏百姓听说张伯行被撤职，纷纷罢市歇业。张伯行于扬州交印之日，数万人拥塞公馆院内及街道，哭声响彻全城，很多人要求赴京，向康熙帝申诉。次日，士民老弱又集公馆前，送上大量水果和蔬菜，张伯行皆谢绝。众人都跪在地上不起来，用膝盖爬行，恳求说：“公现任上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张伯行深为感动，仅收下豆腐一块，蔬菜一束。

及至张鹏翮审理督、抚互参案，有意偏袒噶礼，称张伯行“所奏全虚，应革职”；噶礼“所奏，有实有虚，应留任”②。康熙帝发现张等人有意掩饰真相，给予斥责，又改遣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等前往扬州再审。噶礼心虚恐慌，指使一位姓李的官员私向张伯行说和，又以噶礼“党众”，如张伯行不退让“必遭害”相威胁。张伯行说：“圣明在上，我何惧焉。”①穆和伦、张廷枢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开导两人互相让步，和气了结。张伯行严辞拒绝。于是，穆、张两大臣仍按张鹏翮原议上报。康熙帝很生气，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而噶礼“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他“屡次具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谕旨见在噶礼处。此所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第二天，康熙帝召见他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②最后，康熙帝申明为“保全清官之意”，作出判决：将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③消息传到江苏，广大士民齐声欢呼，家家门上张贴祝文：“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又云集圆妙观，焚香结彩，遥拜皇恩。在北京，江南人有数万，持香至康熙帝所居畅春苑，向①朱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神道碑》。

②《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五十一年四月。

①《清圣祖实录》卷251。

②《清圣祖实录》卷251。

③《清圣祖实录》卷251。

康熙帝谢恩，表示愿各减寿一岁，添加给圣寿“万万岁”。④康熙帝对此不胜欣慰。

张伯行复官后，“以海上有贼，欺君妄奏，监毙良民数人”之罪，被张鹏翮等屡次参劾，拟斩。康熙帝为保全张伯行，免罪，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命其来京。⑤十二月，授为总督仓场侍郎，“戴罪效力”⑥。后调任户部侍郎、充会试副考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康熙帝赐满汉老臣参加“千叟宴”。在宴会上，康熙表彰张伯行，说：“凡为大臣，当仰体君心，惠爱百姓。如张伯行为巡抚时，凡地方情形，米麦价值，皆不时奏闻，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①时年已七十二岁的张伯行，对此评价感到由衷的欣慰。④《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五十一年十月。

⑤《清圣祖实录》卷265。

⑥《清圣祖实录》卷266。

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第三节　“礼乐名臣”

张伯行在勤政之余，一生孜孜求学，穷究程朱之学说，躬身倡导，为儒林所推重。雍正帝称他是一代“礼乐名臣”。

张伯行出身于礼乐之家，从小就受到孔子儒学的严格教育。及长，恪遵家教，又受到当时崇尚儒学的深刻影响，埋头苦学儒家经典，天天诵读、手抄，掌握了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精髓。这为他以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及至从政以后，无论在鞍马、舟车之上，无论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释卷，读书研究不分昼夜和寒暑，“以道为娱”。他终生勤奋好学，卓有成就，确为同时代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张伯行笃信儒家，独尊程朱之学，作为自己研究学问和为政的指导思想。他说：“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②他把儒家各代所学和主张概括成一“敬”字，因此学习儒家思想，应当把“主敬”放在首要地位。他比较各家学术思想，说：“《论语》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刊也。”凡此皆不是“正学”，皆不足取。惟“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熹）集诸儒之大成”，他们的学说思想“皆忠君爱国，明体达用之言”①。他特别反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视他们是“异端邪说”，对贯彻儒学妨碍极大。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甚至奋声疾呼：“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②这一切都表明张伯行是纯正的儒家学者、程朱的信徒。

张伯行致力于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多所建树。康熙三十四年（1695），伯行归故里守制，设义学，召揽学生，接着，又自建“请见书院”。以后，他到哪里做官，就在哪里设书院。如，在济宁道时，自己出资办“清源书院”、“夏镇书院”；在江苏巡抚任，建“紫阳书院”；在福建，设“鳌峰书院”，等等。这些书院的设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青年前来学习。伯行每乘从政之暇亲至书院讲学。这对繁荣文化、培养人才起了促进作用。

张伯行既从政，又办学，还写书，自行编纂文集，著述甚是丰富。如，《正谊堂文集》、《道学源流》、《困学录》、《濂洛关闽集解》、《伊洛渊源录》、《性理正宗》等书，还有记述他治河的《居济一得》，不下百余种。这些著述丰富了清代文化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张伯行以清官廉吏和学风纯正而受到雍正帝的敬重。次年，雍正元年（1723），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接受雍正帝的任命，升任礼部尚书。雍正帝并赐与“礼乐名臣”榜，给予很高的赞誉。雍正二年（1724），伯行七十四岁，还受雍正帝委托，前往阙里，祭祀“崇圣祠”。

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七十五岁的张伯行病了，他自感他的人生已临近尽头，便留下他最后的一份遗疏，吁请雍正帝崇尚“正学”即儒学与理学，奖励和扶持正直的大臣。延至二月十六日，与世长辞。

雍正帝赠谥“清恪”，追赠太子太保①。光绪四年（1878），准张伯行从②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

①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

②《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

①《清世宗实录》卷29，页19。

祀文庙②。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张伯行、汤斌、陆陇其三人。

②《正谊堂文集》。

第二十二章 靳辅

第一节 早年的经历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生于后金天聪七年（1633）。其祖先原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所以有传记其籍贯山东历城。又因始祖于明初以百户从军戍辽阳，并落户此地，故另一些传记视靳辅为辽阳人，《奉天通志》即列靳辅为“乡宦”人物之一。靳辅先人中，始祖清，从军阵亡，得世袭千户，数传至曾祖守臣，祖父国卿，事迹均不显赫，其父应选，官通政使司右参议，算是有点名气了①。

靳辅自幼知书识礼，九岁丧母，执礼如成人。顺治六年（1649）出仕为笔帖式，两年后进入翰林院为编修②。那时，他对朝廷典章制度已很熟悉。顺治十五年改任内阁中书，不久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元年（1662）又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七年，晋通政使司右通政，第二年升国史院学士，充任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九年十月，改任武英殿学士兼礼部侍郎③。

靳辅在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任共六年，以地方军政首脑的身份，做了几件为人称道之事。

第一，请求豁免田粮和提倡发展生产。安徽地区连年荒旱，民多流亡，靳辅到任后关心人民的疾苦，尽力号召流民回到生产岗位上，经他召复的有数千户。他到任第二年，查出临淮、灵璧二县虚报开垦田地四千六百余顷，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他就奏请豁免了这份不合理的田粮。但是，靳辅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他认为真正把地方治理好，不在于“请赈蠲租”，更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即“因民之力，教以生财之方”。为此，他主张在安徽地区“募民开荒”、“给本劝垦”、“六年升科”。这位巡抚举例说，凤阳五百里，苏、松三百里，苏、松财赋甲天下，而凤阳的贡税不及苏、松十分之一，虽然地有肥硗，却不应如此悬殊。追究其原因，他认为是苏、松地区水利修得好，小港支河，到处皆有，旱既可以灌溉，涝也得以排水，所以即使受到水旱影响，终究构不成大患。他以此为借鉴，在安徽实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畘，二十畘为一沟。把沟里的土堆起来做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溉。可惜未得具体实行，即因三藩之乱爆发而中止①。

第二，参加平定三藩之乱，维护地方安定。康熙十二年，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因撤藩起兵反清，接着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也相继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藩之乱”。第二年，吴三桂、耿精忠的叛乱军队进攻江西，煽动饶州的兵弁起而响应。安徽巡抚驻安庆，地与相近，康熙下令靳辅所在增兵设防。靳辅立即在池州（今贵池）、安庆地方部署军队，不但保卫了本地区的安全，还有力地支援了江西地区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有个名叫宋镳（标）的人，在歙县山中为乱，声撼远近，①王士祯：《靳辅墓志铭》，见《碑传集》卷75。

②各书记载初仕时间不一，王士祯《靳辅墓志铭》是十九岁入翰林院为编修，即顺治八年初仕，而王启元《靳辅传》则称于顺治六年由笔帖式选充翰林院编修，时为十七岁。《清史稿·靳辅传》称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陆燿《靳辅小传》称顺治七年，年十九。

③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①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在江苏、安徽及江西地区流窜，与三藩之乱相呼应，靳辅将其追捕归案，消除了隐患①。

第三，大力节省驿站糜费。康熙十五年，因平定三藩之乱，清朝军费猛增，供应非常紧张，负责筹饷的户、兵二部下令裁减驿站经费。靳辅此时上疏指出，“欲省经费，宜先除糜费”。他列举一系列糜费的渠道和可以节省的项目，如外地诸大臣，非紧要事情，不必专门派人传送奏疏，这可使火牌糜费节省十分之四；京城派往外地的官员，可以酌量并减，即解饷解炮，沿途自有官兵护送，亦止需差部员一名，则勘合糜费又可节省十分之三四；严禁各种员役横索骚扰，无名之费节省会更多。以安徽为例，全部所属驿站银二十六万余两，以十分之四计算，一年可省十余万两②。这笔钱既可充军饷，亦可减少驿站本身的困难。康熙帝非常重视靳辅的意见，说：“驿递繁苦，皆由差员横索骚扰，著严行饬禁。”下部议，以靳辅所奏，定为条例。当年靳辅报告，安徽一地存留各属扛脚等项银十一万七千余两，节省驿站银十二万九千余两，总计二十四万余两。康熙帝当即表扬他节省存留驿站各项钱粮为数甚多，具见实心办事，按规定予以提拔，于是加兵部尚书职衔③。

①靳辅：《题明宋镳案》见《靳文襄奏疏》卷8，《清圣祖实录》卷50。②靳辅：《减差节省驿站银粮疏》、《节省钱粮疏》，见《靳文襄奏疏》卷8。③《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第二节　总督河道和“一日八疏”

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靳辅从安徽巡抚任上被提升为河道总督，官衔全称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年他已四十五岁，从此到六十岁病逝，一直致力于治河，其间曾被提名当刑部尚书，但没有成为事实①。

滔滔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像伟大的母亲一样哺育了中华儿女，并以五千年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生产水平低下，技术落后，特别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黄河也像百兽之王的雄狮一样，在诸河中最难驯服。横行在中原大地，到处咆哮，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灾难。从大禹开始，治河成了历代统治者的试金石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公共职能。康熙帝任命靳辅主治黄河，也正是这位有作为的皇帝真想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不为河患所苦。康熙帝说他从十四岁亲政以后就留心治河的问题。后来发生了三藩之乱，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写在宫中柱子上，提醒自己②。靳辅出任河道总督之日，正是黄河、淮河泛滥极坏之时。尤其是关系清朝统治命脉的运河也受到严重影响，使江南的漕粮不能顺利地运到北京。黄河自安徽砀山直到下梢海口，南北两岸决口七八十处，沿岸人民受灾，到处流浪，无家可归。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四处。盱眙县的翟家坝成河九道，高邮的清水潭久溃，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清口运河变为陆地③。康熙帝派工部尚书冀如锡亲自勘察河工，冀回来报告，不仅河道年久失修，而且缺乏得力的治河人才。现任河督王光裕计划修的几项工程，大部分以钱粮不足未动工，此人根本不具备治河才能，有人建议撤销他的职务①。在黄河、淮河、运河都存在严重问题，许多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康熙帝选择靳辅作为河道总督走马上任了。

在靳辅未履任之前，清廷九卿会议曾讨论过冀如锡等提出的治河任务。

他们根据视察所见，认为急需修筑堤坝，其中有黄河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北岸自清河县至云梯关及高家堰、周家桥、翟家坝、古沟等决口，其余溃坏和单薄之堤，也有必要修筑坚固。需要疏浚的有清口一带沙淤及运河受黄流淤淀之处。最迫切的是堵筑淮、扬两岸的堤坝、清水潭决口，还有归仁堤的未完部分工程。他们期待新的河道总督来完成这些任务②。

靳辅没有辜负时人的希望。他上任伊始，有个“八疏同日上之”的佳话，足以表现新任河道总督靳辅胸有成竹，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件事出现在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677年8月17日）。从时间上看，靳辅三月得到任命，四月六日到宿迁上任（当时河道总督驻地在山东济宁），然后他就开始了视察河道，历时两个月。能在一天之内连上八疏，完全是他亲自调查河道并认真进行研究的结果。他在这次调查中，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他在给康熙帝的奏疏中说：“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221。

②《清圣祖实录》卷154。

③李祖陶：《治河事状》，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55。

①《清圣祖实录》卷65。

②《清圣祖实录》卷65。

事可行者，臣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③而他一日上八疏那种迫切心情，与调查所受触动也有很大关系。他踏着泥泞的河岸，上下千里，观察河水形势，感叹说：“河之坏极矣！”④这是他决心把黄河尽快治好的真正动力。不仅如此，靳辅从这次实际调查和访问中，还确定了他治河的总方针，即“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①。靳辅认为，黄河河道坏到如此程度，不能“以尺寸治之”，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无济于事。他主张必须有个全局观念，从整体上采取措施，把河道、运道合起来共同治理。因为追本溯源，“盖运道之阻塞，率由于河道之变迁”。尤其强调治理黄河的重要性实际关系数省的安危，不能如过去只注意解决漕运的问题，而放纵黄河任意冲刷，如果还是那样，运道也不能保证畅通。他抱定目标是使“已淹之田可耕，见在之地可保，运道可通，额课可复”。在治法上，不全盘否定前人的经验，措施也不千篇一律，“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有须分别先后者，有须一时并举者”，总之，因势利导，随时制宜②。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用了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法，而如“寓浚于筑”等方法皆属创新。在他的总方针下，把具体措施分为八个问题，每题一疏，所以就成了八疏。

靳辅的八疏，皆冠以“经理河工”第几疏，从第一到第八。其中有四疏讲治黄治淮，一疏讲治运河，其余讲治河管理，如筹集钱粮，裁并河官，选贤任能及设兵守护等等。如第一疏讲挑清江浦至海口，就是疏浚黄河下流，从清江浦至云梯关，在河的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使黄、淮下注，新旧河合而为一。再以新挑之土筑两岸大堤，南自白洋河，北自清河县，两者皆东至云梯关。云梯关至海口还有百里，其中近海二十里，湖大土湿，不能施工；余下的八十里亦尽可能加以疏浚，筑堤束水。这项计划二百天内完成，每天出动十二万三千多民工。第二疏讲挑疏清口，这是关于修治上流淤淀的设想。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是淮河与黄河相会之处。他认为下流虽治，而上流有淤淀之处不及早疏通，则淮水直下之时难免阻滞散漫之患，因此主张在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各挑引河一道，分头冲洗。第三疏讲的是高堰坦坡，就是迫切帮修堤岸。他提出培修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墩、高良涧至周桥闸靠近洪泽湖的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来至此平漫而上，顺缩而下，不致怒激崩冲。堤一尺，坦坡五尺，夯杵坚实，其上种草。第四疏讲包土堵决。以前堵塞黄河、淮河各处决口，一律用埽，既费钱又不耐用。靳辅提出筑土御水的方法可改为密下排桩，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麻绳捆扎而填之，可省费用一半，而坚固又大大超过下埽。第五疏专讲挑运河。他主张应把运河的河身挑浚，决口堵塞，使运河畅通无阻，免去老百姓盲目加垫。自清口至清水潭二百三十里皆须大为挑浚，以所挑之土倾于东西两堤之外，西堤筑为坦坡，东堤加培坚厚①。其余各疏讲治河管理上的几个问题。这八疏集中地反映了靳辅治河的理想、气魄和可贵的革新精神。清廷列这些奏疏做了认真讨论，但以正值用兵平定三藩之乱，如再大举兴河工，每③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见《靳文襄奏疏》卷1。

④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①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见《靳文襄奏疏》卷1。

②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

①均见《靳文襄奏疏》卷1。

天动用民夫十二万余人，恐怕对人民骚扰过分，提出应分别主次，选择其中主要的几项先行动工。康熙帝则下令靳辅再做一番更切实际的考虑。靳辅再次上疏，提出一些修改，如把运土由民夫改为车运等等。其基本内容都被通过并成了他后来实践的指导原则②。

②《清圣祖实录》卷68。

第三节　治河初见成效

与第一次大争论靳辅的治河设想被基本通过以后，他就主持兴工了。浩大的工程一旦开始绝非易事，其间经常遇到困难和争论。幸运的是康熙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威认为靳辅忠诚、果敢、沉着、意志坚强，可以担当大任，以致力排众议而信任他。靳辅本人也非常感激皇帝的“知遇”，不怕艰难险阻，不计较个人得失，决心干出一番事业①。

清口是黄河与淮河交汇的地方，云梯关又是淮河、黄河的入海必经之路。靳辅治河的工程是，首开清口烂泥浅引河四道，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创筑束水堤一万八千余丈，塞王家冈、武家墩大决口十六处②。靳辅的治河有个理论，即欲使下流得治，必治好上流。根据这个理论，为防止黄河下流决口，又提出在上流建减水坝。于是在萧、砀、宿迁、桃源、清河等县河南北两岸，共建筑了十三座，其坝东西宽十二丈，南北长十八丈六尺，中间建立矶心六座，两旁俱用石墙，土内密钉排桩，灌以浆灰，上铺石板，用铁锭相联。每座坝各有七个洞，每洞宽一丈八尺，总计可以泄水之处为十二丈六尺。涨水时可用以宣泄③。

靳辅治河之初，东南水患益深，漕道益浅，故提出“河、运宜为一体”

的治理方针，他说：“运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变迁。向来议治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运道因之日梗。”根据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长约二百三十里，因黄水内灌，河底淤高，居民每遭水患，运船也被阻梗。他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以后督集人夫，对这段运河进行挑浚，一年之内完工。又堵塞清水潭、大潭湾决口六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决口。对清口也进行了深浚。康熙十七年为筑江都漕堤，塞清水潭决口，靳辅到了现场观察。清水潭靠近高邮湖，他就在湖中离决口五六十丈的地方筑偃月形堤，筑成西堤一，长六百五丈，又挑绕西越河一，长八百四十丈，原来工部尚书冀如锡估计这项工程需费五十七万，而靳辅仅费九万，第二年竣工。受到康熙帝的表彰，奏请新挑河名为“永安河”，新河堤名为“永安堤”①。

改变运口是靳辅治河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明朝以来由于黄河的内灌，潘季驯治河时就将南运口移至新庄闸。但是这个运口距黄、淮交汇处仅二百丈，黄水仍不断内灌，运河垫高，年年挑浚不已。加上黄、淮会合，潆洄激荡，重运出口，特别危险。靳辅任河督以后，在康熙十八年一月至四月间，从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从文华寺永济河头开新河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亦至太平坝，皆至烂泥浅，移运口于烂泥浅之上。这个运口距黄、淮交会之处仅十里，从此再无淤淀之患，即使重运过淮，扬帆直上，也如履平地②。淮河为害由来已久，原因是黄河的变迁夺去了淮河入海的通路。这不仅影响淮河自身为害，也造成入淮诸水皆泛滥成灾。康熙十五年的一场大水，翟家坝淮河决口形成九条支河，清口却涓滴不出。靳辅督工堵塞决口，包括①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②《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③《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①《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

②《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靳辅《恭报完工疏·改运口》见《靳文襄奏疏》卷3。原冲成的九河及高良涧、高家堰、武家墩大小决口三十四个。自周家闸经古沟、唐埂至翟家坝南筑三十二里之堤。康熙十八年（1679）大浚清口、烂泥浅、裴家场、帅家庄引河，使淮水全出清口，会黄东下①。靳辅上疏报告了这项治河工程的完成，同时提出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积水诸湖，逐渐干涸，他要广招农民开垦，下以使无地农民有田可耕，上则可以征收的赋税充实国库，所谓“上下均利”，但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北运口也经靳辅修治。康熙初，漕船到宿迁，由山东濮县南的董口北达。后董口淤塞，改为骆马湖。而漕船从七里闸出口，经骆马湖到窑湾，需走八十里。此段路程湖水浅，水面宽，夏秋则水涨，冬春则水涸，重运多受阻。靳辅主持在湖旁开浚一条皂河，长四十里，上接泇河，下达黄河，漕运从此不再受阻。这项工程刚提出时，清廷曾进行过讨论，工部尚书马喇等表示支持，左都御史魏象枢不大同意。康熙本人以关系漕运，也是同意的②。

从康熙十七年起，靳辅就开始报告湖河决口尽行闭合③，治河工程逐渐取得进展。同时他还就治河工作本身做了不少改革，如裁减冗员，加强属员责任感，严格赏罚，改河夫为兵，划地分守，按时考核，等等④。但是一边修治，一边仍有水患，从而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论。康熙帝在一次谈话中也问大学士们：“修治决口，费如此多的钱粮，不久复决，此事如何？”被问者都乏良策，只说靳辅提出的期限未到，应当让他继续督修①。到了康熙二十年五月，限期已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靳辅上疏说：“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而水犹未归，一应大工细册，尚未清造，请下部议处。”康熙帝当即下令给靳辅革职处分，但仍命他戴罪督修②。这年七月黄河大涨，皂河淤淀，不能通舟。很多人主张仍由骆马湖，而靳辅坚持不可，亲自督工挑掘一丈多远，黄落清出，仍刷成河。随后又挑出张庄运口③。

靳辅治河引起的空前大争论是在康熙二十一年。这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决萧家渡，争论就开始了。当时有一位名叫崔维雅的人，曾在河南、浙江等地任府州县官多年，参与治河，颇有成效。他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对靳辅治河的一套办法多持否定态度。恰值这年五月，康熙帝派户部尚书伊桑阿等勘察河工。崔维雅以候补布政使身份奏上所著书，要求取消靳辅建减水坝的方法，主张顺水之性，疏导与筑堤并举。康熙帝令他与伊桑阿等随行，到现场同靳辅商议。这一行人遍察各项工程，到了徐州，让崔、靳进行讨论。靳辅说：“河道全局已成十之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阔，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绝不应改变计划，破坏已取得的成功，酿成后患。”④这件大事，在地方上无法解决，伊桑阿等回到京城。十月，在一次廷议会上，工部尚书萨木哈等提出萧家渡决口应令靳辅赔修。康熙帝认为，一是修河需要钱粮甚多，靳辅赔修不起；二是如果真的赔修，①李祖陶：《治河事状》，《清史稿》卷128《河渠志三》。

②《康熙起居注》第1册，页455。

③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④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靳辅传》卷5。

①《康熙起居注》第1册，页573、594。

②《清圣祖实录》卷96。

③《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

④靳辅有《详陈臆说疏》，驳崔维雅，见《靳文襄奏疏》卷4。

万一贻误漕运仍不好办，所以他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这位重视实际的皇帝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先看崔维雅的奏疏，觉得他列的条款似乎可取，而再看靳辅的回奏，又知道崔维雅提出的办法难以实行。又询问在座诸大臣有何良策，大家一致提出靳辅治河多年，应当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请他进京商议。康熙帝同意了这个建议①。

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廷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开会，在靳辅本人参加下，讨论他的治河事宜。会上，康熙帝命令靳辅口头说明自己的意见。靳辅说：“臣受河工重任，不敢不尽心竭力，以期有朝一日大功告成。今萧家渡工程，至来年正月一定完工。其余河堤，估计用银得一百二十万，逐处修筑，可以完工。”康熙帝追问：“尔从前所筑决口，杨家庄报完，复有徐家沟；徐家沟报完，复有萧家渡。河道冲决，尔总不能预料。今萧家渡既筑之后，他处尔能保其不决乎？河工事理重大，乃民生运道所关，自当通盘打算，备收成效，不可恃一己之见。”靳辅主动转移议题，指出人事问题比自然灾害影响更大，“若人事既尽，则天事亦或可回”。康熙帝立刻命他对崔维雅的意见发表看法。靳辅就其两点大加反驳，一反对崔维雅计划每天用民夫四十万挑浚，因各省民夫远道而来，最为不便；二反对崔维雅提出建河堤“以十二丈为率”，指出河堤必因地势高下，有的应十五丈，有的七八丈，岂可一律规定丈尺。康熙帝当场也表示“崔维雅所奏无可行者”。五年后崔维雅逝世，议给恤典，康熙帝仍说他“系不端之人。当时曾议修河，若委以此任，不但工不得成，必至事体败坏”①。

这次大争论以崔维雅的方案被否决而告终。靳辅被宽大免赔，仍按原计划督修。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他上疏报告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同时提出大滔直下，清口附近的七里沟等四十余处出现险情，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另疏请求让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内河堤，防止上流壅滞。康熙帝看到靳辅治河，“成与不成在此一举”，所以凡所请钱粮都要迅速解给②。七月，当康熙再次向户部尚书伊桑阿、学士胡简敬等询问河道情况，他们都说河归故道，船只往来无阻。康熙帝高兴地说：“前见靳辅为人似乎轻躁，恐其难以成功。今闻河流得归故道，良可喜也。”③十二月，靳辅得官复原职④。

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912。又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920、1494。

②《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981。

③《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037。

④《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第四节　再获成功与争论迭起

靳辅治河，除了每年经常的水患之外，从治理的成就来看，康熙二十二年以前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淮河复归故道的问题，而自康熙二十三年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时期的目标是，一方面巩固已有的成果；另方面则寻找永久性的修筑措施了。正是由于不断遇到新的水患和如何建筑永久性的措施，又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三十一岁的康熙帝南巡。十七日到达山东郯城县红花铺。作为总河的靳辅与总漕邵甘及郯城知县方殿元等到康熙帝驻跸的地方朝见皇帝。然后靳辅扈从康熙帝在河、淮之间，详视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势、灾情及治河工程进展情况。二十一日，康熙帝特对靳辅讲了自己的感受和对治河的意见。他说：“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屡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身历河上，其河势之汹涌漶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情形，细察萧家渡、九里冈、崔家镇、徐升坝、七里沟、黄家咀、新庄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大略运道之患在黄河，御河全凭堤岸，若南北两堤修筑坚固，可免决啮，则河水不致四溃。水不四溃，则浚涤淤沙，沙去河深，堤岸益可无虞。今诸处堤防虽经整理，还宜培茫增卑，随时修筑，以防未然，不可忽也。又如宿迁、桃源、清河上下，旧设减水诸坝，盖欲分杀涨溢。一使堤岸免于冲决，可以束水归漕；一使下流少轻，可无淮弱黄强、清口喷沙之虑。近来凡有决工处所，皆效其意，不过暂济目前之急。虽受其益，亦有少损。倘遇河水泛溢，因势横流，安知今日之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乎？且水流浸灌，多坏民田，朕心不忍。尔当筹划精详，措置得当，使黄河之水顺轨东下。水行沙刷，永无壅决，则减水诸坝皆可不用。运道既免梗塞之患，民生亦无垫溺之忧，庶儿一劳永逸，可以告河工之成也。”①康熙帝这番讲话非常重要，一则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对河患有了切身感受，增强了他对靳辅治河的理解与支持；二则由于亲眼看到靳辅治河已有的效果，给了充分的肯定；三则对以后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靳辅听了康熙帝的讲话，立刻表示了看法。他说：“黄河为患最大，为功最艰，目前急务，不得不治其大而略其小，故借减水诸坝，使决口水分势弱，人力易施。待黄河尽复故道之后，臣当更议筑塞减水诸坝。”①靳辅把问题引到更实际的地方，指出他从事治河的艰难性质，说明先用减水坝解决迫切的大水患，然后再图长远，塞住减水坝。康熙帝这次南巡还看到治河民工很艰苦，指示靳辅不能让贪官污吏克扣工食，对他们应加意轸恤。十一月十四日回来的路上，康熙帝把所著《阅河堤诗》亲洒翰墨，赠给靳辅。诗说：“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②这首诗反映出，康熙帝把治河看做一件大事，当他看到沿河人民生活非常穷困的时候，认识到只有把黄河治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勉励靳辅在已有的成就基础上，朝着大功告成的目标前进。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242—1243。

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242、1243。

②《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252。

靳辅得到皇帝赠诗，受宠若惊，决心“效犬马之报”。

靳辅根据康熙帝解决防止减水淹民的指示，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了一条新河，称为中河。再在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栏马河减水坝所泄的水入中河。这条河，上接张庄口及骆马湖清水，下历桃、清、山、安，入平旺河达海。漕船初出清口浮于河，至张庄运口。中河修成后，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去走黄河一百八十里的险路。这项工程于康熙二十五年动工，至康熙二十七年完成。历史上称赞靳辅开中河好处极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①这时靳辅仍主张再修一些减水闸，而康熙帝认为减水闸有益河工无益百姓，命他详加考虑。康熙二十四年秋，靳辅以河南地在上游，如有失误，江南必将淤淀，又筑考城、仪封堤，封丘荆隆口大月堤，荥泽埽工等。在睢宁南岸龙虎山凿了减水闸四个。不久，一场新的治河之争就开始了。

引起争论的原因和康熙帝大有关系。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湖水泛滥，使广大民田被淹，提出要把这些地方减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其实这也正是由于靳辅取得了治河的一定成就，使一些人，包括康熙帝，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康熙帝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其事，但是仍受靳辅领导。在修治海口及下河问题上，于成龙和靳辅发生了分歧，他俩也是这场争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于成龙主张疏浚海口以泄积水，靳辅则认为，下河海口高出内地五尺，疏海口引潮内浸，害处更大。他建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的土地，丈量以后还给人民，剩余者招民屯垦，收取佃价，作河工费用。此议传到康熙帝那里，怕取佃价，人民负担不起，没有被立即批准②。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连奏三本，一是挑浚高、宝等七州县下河令入海；一是帮筑高家堰堤岸；另一是修理黄河两堤。这里靳辅所持的观点，多与康熙帝及众人不同。康熙帝以事关重大，乘寒冬之季，河工有空闲时间，决定召靳辅及于成龙速到京师，会同九卿详加讨论。这次讨论持续时间很久，第一次的讨论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连续三天。第一天，内阁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帝奏报河工事宜，着重介绍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提出开浚原来的河道。二人所议不合，各持己见。提到会上与九卿会议，大家以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河工未经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应采纳他的意见。但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支持于成龙，认为他的意见更有道理。汉大学士王熙只评论“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汉学士徐乾学明确表示，靳辅之议可行，韩菼则赞成实行于成龙的方案。康熙帝说两人之议似乎都可以成功，但不知哪个对人民更有好处？令询问下河高、宝、兴、盐、山、江、泰七州县现任京官的人，让他们说哪个好？第二天继续讨论，来自江南的学士徐乾学还是提出靳输久任河工，屡著成功，举朝皆以为是，应从靳辅之议。有位翰林侍读，名叫乔■，江北宝应人，他反对靳辅之议，说那样工既难成，又伤损民田、房屋、坟墓甚多，且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①王士祯：《靳辅墓志铭》、靳辅：《中河已竣疏》，见《靳文襄奏疏》卷6。②《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381—1382。

丈，比民间房檐还高，伏秋之时，一旦溃决，百万生灵俱为鱼鳖，如何使得？若依于成龙之议，工也易成，百姓有利无害。康熙帝倾向于成龙，说他“所请钱粮不多，又不害百姓，且著他做，做得成固好，即不成再议未迟”。第三天，九卿等就乔■所上折子进行讨论。康熙帝问，是否乔■一人之议，大学士们回答说，在京官员十一人皆同此议，而且说明他们都无房屋、田地在那个地方。康熙帝让大家各抒己见，他们表示难以定论。最后决定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会同总漕徐旭龄、江宁巡抚汤斌速到淮安、高邮等地详问地方，二十天内回奏①。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萨穆哈等返回，开始了第二次的讨论，又进行了三天，最后根据萨穆哈对调查的反映，认为挑浚海口无甚利益，应停止下河工程①。康熙帝对此结论不甚满意，勉强同意暂时停止。四月，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初衷，大谈开浚海口的必要性，说“开一丈则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还提出具体办法，“以本地民力，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经他这么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康熙重新又追究萨穆哈等调查之后没有如实反映情况，在九卿会议上令二人跪下来回答问题，嗣后又将其解职。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开下海，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其事②。

这场争论对靳辅极为不利，即不但否定了他的意见，而且使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当然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向他展开猛烈攻击。如开海口的争论尚未结束，工部就提出靳辅治河已经九年，未获成功，糜费钱粮，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康熙帝说：“河工重大，因一时不能成功，即行处分，另差人修理，恐反致贻误。且俟一、二年后，看其如何？”得到皇帝的谅解，靳辅免遭革职处分，仍留原任。但康熙帝已认为他言语浮夸，说的不能完全兑现，便再寻找别的良法了③。

此波未平，康熙二十五年年底又掀起堵塞减水坝争论之波。孙在丰提出他主持的下河工程，先从海口挑石■等处开始，如遇水势稍减，需将减水坝全部闭塞。康熙帝知道此议与靳辅会发生矛盾，就令两人商议。朝廷有人提议让两人来京辩论，康熙帝决定只令靳辅来京。第二年正月，靳辅至京，回答了内阁及九卿官员所问开下河塞水坝的问题。这些人把靳辅的回答写成折子，十七日交帝阅后，康熙帝问在场官员意见如何？他们反映，靳辅同意可塞减水坝五六处，而高家堰之坝断不可塞。康熙说，塞小坝无意义，关键是塞高家堰大坝。又找靳辅到会面问。会上汤斌主张可塞高家堰，伊桑阿模棱两可，靳辅反对，并讥刺汤斌不懂河工之事。第二天再议，康熙帝问靳辅：“黄河南岸毛城铺一带闸坝可否闭塞？”答：“永塞不便，一年可以。”又问：“既闭之后，可减水势几分？”答：“春夏间可减十分之四，秋冬可减二分。”康熙帝说，能减几分也好，“高家堰之坝也可闭塞”。靳辅虽然又提出几个小问题，表白自己无意与孙在丰为难，但清廷就此决定本年暂塞高邮州、高家堰诸闸，来年堵塞黄河以南诸堤坝。这也使靳辅越来越陷入被动①。靳辅按照自己的考虑，为解决下河地区的水患，在这年的七月上疏提出①详见《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396—1400。

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426。《清史稿》卷279《靳辅传》。

②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页1413。

③《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512。

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582—1585。

建重堤，这又导致一场争论。靳辅在奏疏中先从历史上论证高邮、宝应诸湖，宋元以前原是一片良田，在他堵筑清水潭时曾从河底发现过古钱及砖井石街。洪泽湖过去是清河县的洪泽村，因黄河改道使淮水壅不得下而造成的，高邮、宝应诸湖是由高家堰、翟家坝旁流东注的结果，从此良田变为汪洋，为患下河。又以实测说明，运堤比高家堰堤顶低一丈多，因此建减水坝，在堰堤泄水一千方，在运堤则可泄水一千二百方，这使过去三遭大涨而运堤安然无恙。进而指出，运堤所泄之水，以下河为壑，下河之东即大海，浚海口似可缓解水患，但在清江浦至海的南北千余里范围内，只有庙湾、天妃、石■三口为过去泄水入海之处，其余皆可以驰马之路，中间的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卑下，形如釜底，止就釜底挑挖，只能增加釜底的深度。如淮水盛涨，高家堰泄水汹涌而来，仍不能救被淹的民田。然后明确提出他和幕友陈潢设计的办法，即自翟家坝起，历唐埂、古沟、周桥闸、高良涧、高家堰，筑重堤一道。此工一成，好处极多，不仅使东堰堤减下之水北出清口，洪泽湖之水不再淹下河，下河十余万顷之地可变沃产，高宝诸湖皆可涸出田地数千顷，再召人屯垦，可充实府库，而且此堤还可以保护高堰，并使行于堤内河上的商民得到便利。在这篇奏疏中，靳辅专门说了些推荐陈潢的话①。靳辅的这篇奏疏一呈上，廷议同意他的意见，还给陈潢加上了佥事道衔。当时于成龙已任直隶巡抚，康熙帝令将靳辅奏疏给他看看，征求他的意见。于成龙仍坚持“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筑”，彼此完全对立。一时议而不决。十月十七日，康熙帝在南苑行宫看了靳辅的题本，以挑河事关重大，命户部尚书佛伦等会同两江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详议。结果董、慕两人对靳辅之议持反对意见，佛伦等主张用靳辅之议。十二月回奏，康熙帝命下廷议，恰值太皇太后逝世，暂时中止了讨论②。

①陈潢，字天一（裔），浙江钱塘人。早年怀才不遇。靳辅过邯郸吕祖洞，见壁上题诗：“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而今落拓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靳辅欣赏其豪迈，寻找作者，即陈潢，一见而成好朋友，以后长期以陈为幕客。陈为他治河等积极提供资料、数据和设计方案。陈潢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水利专家。靳辅治河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陈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②《清圣祖实录》卷132。

第五节　跌宕的岁月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后，靳辅进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晚年。这时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总的来看，已非当年可比。

首先使靳辅感到窘迫的是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疏劾靳辅治河多年，听命陈潢，今天议筑堤，明天议挑浚，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又指责他今天题河道，明天题河厅，以朝廷爵位为私恩，从未收到用人得当之效。还说他夺取民田，妄称屯垦，取米麦越境贩卖，特别是违背皇帝的旨意，阻挠开浚下河。疏中对陈潢抨击尤为激烈，斥之为“一介小人，冒滥名器”，提请严厉处分①。在康熙帝处理完太皇太后的丧事，主持议论河工的会上，郭琇又对靳辅攻击一番。户部尚书王日藻反映，他与诸大臣讨论，屯田一事有累于民，可以停止实行，而在高家堰之外筑重堤，应如靳辅所请。康熙帝本人却坚持说靳辅主张筑重堤及屯田，皆属“困民”、“害民”之举，应行停止②。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劾靳辅用人不当，河工道厅之中杂职人员一百多人，而治河无成，每年只听报告冲决而已。御史陆祖修也劾靳辅“积恶已盈”，用舜殛禹做比喻，暗示应当杀了靳辅。一时之间，靳辅成了众矢之的③。靳辅不服气，上疏为自己辩护。疏中说，他受命治河之日，正是两河极坏之时，而他昼夜奔驰，先堵高家堰，淮水方出清口；旋堵清水潭；挑挖运河，改移运口，迄今永远深通。其向来行运之骆马湖，淤浅不能行舟，他创开皂河，漕艘无阻。至于浚筑经费，原遣大臣估计六百万两，而他苦心节省，一切所用不及原来估计的一半。靳辅列举这些成功之后，对攻击他的人如郭琇、于成龙、慕天颜、孙在丰等，一一进行了驳斥，揭露他们阴谋陷害。如郭琇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琇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陆祖修是慕天颜的门生，刘楷、陆祖修也是己未科同年。最为彻底的是靳辅揭露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那些人的田地在下河流域，他们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清丈隐占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①。

康熙帝认识到奏劾靳辅的人有些不实事求是，不能据以定案，应给本人以陈辩机会。三月八日，康熙帝召集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总督董讷、巡抚于成龙、原任尚书佛伦、熊一潇、原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当面进行讨论。靳辅以河道总督赴会。会上分为两派，一派如董讷等继续攻击靳辅，兼及陈潢；另一派如佛伦等，替自己开脱的同时，仍支持靳辅。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主要的对立面是靳辅和于成龙。靳辅重申主张筑重堤，于成龙则指责靳辅千方百计阻挠开下河。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有来有往，越辩越起劲儿。最激烈之处是于成龙说，江南百姓恨靳辅，欲食其肉，靳辅反驳说：“臣为朝廷效力，将富豪隐占之地查出甚多，所以豪强怀恨，与百姓何干？”②董讷感到至尊面前，如此争辩，成何体统，努力加以制止。第二天又继续争论，仍各持己见。于成龙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说靳辅为治河向民间派柳枝不对。靳辅反问道：“柳枝不用于河上，将用于何地？”在这次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②《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1724。

③康熙当时说：“今因靳辅被参，而议论其过者甚多。”见《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1733。①《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页1432引原疏。

②《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1740。

讨论中，康熙帝看出于成龙的确不懂河务。但是靳辅固执己见，与众议不合，尤其康熙帝本人也不赞成靳辅的一些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决定给靳辅革职处分，以福建总督王新命代替他为河道总督，陈潢也被革去佥事道衔。

靳辅刚刚被革职，臣下立即向康熙帝报告了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滞，有人提出希望派靳辅去解决；另一个是中河已开通，实际是报靳辅之功。这两件事都使康熙帝为难。他同左右臣下谈话一再肯定靳辅治河有成绩，如修治上河，不能说不善，京城的官员们赖以为生的就是上河堤岸坚固，漕船能保证通行无阻。于成龙所云“河道已为靳辅大坏”，纯属无稽之谈。这时康熙帝惟恐新任河总完全改掉靳辅治河的成果，搞得前功尽弃。他说：“谓靳辅治河全无裨益，微独靳辅不服，朕亦不惬于心矣。”指出王新命如顺从于成龙将原工程尽行修改，就是各怀私愤。又派大臣前去调查，指示其已建闸坝堤埽及已浚引河，都应如靳辅所定章程，不必更改。这些人回来报告，基本肯定了靳辅的成绩。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靳辅被召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二十三日查看中河时，康熙帝问他：“尔当日如何筹画开浚中河？今又云何？”回答说：根据康熙帝以前巡视河工提出的任务想出来的，开浚之后看到不但可以解决水淹民田，还能通漕船，如令漕船由此通行，可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现在看来，如再把遥堤进一步加修，更保险了。康熙帝听了靳辅的话，指示王新命继续完成中河善后事宜，强调先修遥堤及减水坝。三月，康熙帝根据南巡时江淮百姓、船夫处处称赞原来总河靳辅，念念不忘他的好处，又亲见靳辅所疏理的河道及修筑的上河一带堤坝，的确卓有成效，又见他实心办事，勤勤恳恳，觉得以前对他的革职处分太重，便下令恢复其从前的衔级。这是给靳辅恢复名誉，却不是官复原职。

靳辅第二次被革职以后，连续在家闲居三年。其间曾三次担负临时性的任务。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同工部尚书苏赫等查看通州运河，提出在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都被采纳了。第二次是康熙二十八年，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第三次是康熙三十年九月，奉命同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等阅视黄河险工，行前康熙帝特别提到靳辅“于河务最为谙练”①。第二年正月还奏，报告了黄河南北两岸无冲损的减水坝及应加培的单薄处，并绘图呈览，下九卿会议，令如靳辅所议实行②。还有一次，康熙二十九年三月，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凯音布也请浚北运河，康熙帝召靳辅咨询，靳辅提出从北运河两旁下埽束水，不必引南河北流。这时靳辅以治河专家发挥了作用。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运河同知陈良谟告发河道总督王新命勒取库银六万零七百两，康熙帝更加重视选择河总人选。他说：“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他比较了几个可供任命的人选，还是决定罢免王新命，重新起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靳辅为河道总督。康熙帝说这可以解除他“数载之虑”③。靳辅以体衰多病推辞，不许，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作为协理，帮助他，也就走马上任了。

靳辅这一次东山再起，尽管已年老体衰，却仍决心为治河贡献一切智慧①《清圣祖实录》卷153。

②《清圣祖实录》卷154。

③《清圣祖实录》卷154。

和力量。他上任不久，陕西西安、凤翔地区遭灾，康熙帝下令截留江北二十万石漕粮，命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北）。靳辅接受这项任务以后，亲自督运，水路只能运至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然后陆路运到蒲州。因做得出色，得到康熙帝嘉奖。但是他的病日益严重，就在这时他还连连上疏，复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对如何继续修治黄河、淮河及运河提出了宝贵的意见①。他还上一疏，要求恢复已故陈潢的职衔及过去因讨论河工而受处分的尚书熊一潇等名誉。七月二十六日以后，因发烧不止，靳辅请求退休，被批准。十一月，这位为治河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专家逝世于任所，终年六十岁。清廷按例给予祭葬。康熙三十五年，清廷批准江南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靳辅死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四十六年，康熙帝南巡之后，在一次对吏部官员的谈话中，对靳辅的治河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说：“康熙十四五年间，黄、淮交敝，海口渐淤，河事几于大坏，朕乃特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自受事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黄、淮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创开中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远且大。朕每莅河干，遍加咨访，沿淮一路军民感颂靳辅治绩者众口如一，久而不衰。”这位清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奖励靳辅的功劳和贡献，再一次决定给他加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②。

①见靳辅：《治河奏绩书》卷4《治纪》。

②《清圣祖实录》卷229。

第二十三章 颜元 李塨

康熙年间，北方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倡实学实行。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颜元和李塨，故有颜李学派之称。

第一节 颜元的家世和生平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名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改姓朱。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时值家中园内凿林，取乳名园儿。后来颜元归宗，取此字音为名。

颜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明崇祯十一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讯断绝。这一年，颜元才四岁。八年以后，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多年在地方任武职。崇祯十二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当时，国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顶名食粮。出则抢掠，战则奔逃。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他提出一种办法，认为可不费粮饷，而得可战之兵数万。其法是：“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十家共一兵，复其杂役，马甲器刃令自备。居常训练，每兵一副卒，正兵伤则提副卒补。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粮给，取之不穷。”①后来清军入关，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顺治四年（1647），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蒋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不过，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顺治初年，“刘里被圈，旗奴韩某恣横，率意耕田，失产者日众”。九祚“伺其窝盗，围而擒之，鸣于县府”。按律，韩某本应问斩，虽遇赦得脱，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得各租祖田”。顺治八、九年时，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谢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颜元亦被系讯。讼案完结，家产日落。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便返乡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是事不与世局”②。

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洞云先生善骑射、剑戟，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曾著有攻战守事宜之书，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从小时起，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岁时，因遭吴妻怨怒，不能再从先生游。颜元十四、五岁时，又看寇氏丹法，学运气术，娶妻不近，欲学仙。后来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遂耽内，又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③。十九岁时，又从贾端惠先生学。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颜元遵其教，力改前非，习染顿洗。为了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还学习八股时文。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结果，十九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二十岁时，讼后家落，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①《习斋记余》卷10，《巡捕朱公行实》。

②《习斋记余》卷10，《巡捕朱公行实》。

③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为谋生计，开始学医。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二十一岁时，阅《资治通鉴》，废寝忘食，于是以博古今、晓兴废邪正为己任，并决心废弃举业。后来他虽入文社、应岁试，只是取悦老亲而已，不愿以此误终身。二十三岁时，又见七家兵书，便学兵法，究战守事宜，尝彻夜不眠，技击之术亦常练习。这个时期，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反复体味。

颜元二十五、六岁时，思想又有较大变化。这时他得《性理大全》读之，此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为周、张、程、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屹然以道自任。“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必读讲《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他乘间静坐，目的是主敬存诚，但周围的人“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②，他都毫不介意。康熙三年（1664），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恶僧道，斥佛老，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乡人有目为“狂癫”者，颜元却瞿然惊喜，大呼：“士皆如此癫，儒道幸矣！”遂与其纳交。两人每十日一会，每会，相互“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少顷，和敬依然”。同时各立日记，“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时记之。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会日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①。后来，颜元与王法乾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靡，极为痛切。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②颜元二十四岁时，便著有《王道论》，后来更名《存治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③。

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行井田。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颜元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有人认为，实行井田是夺富民之产。颜元反驳说：“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不过，如何实行均田的理想，要“因时而措，触类而通”，能实行规划整齐、公私田分明的井田当然最好，否则可按各地情况实行均田。他认为，只有实行了井田、均田，解决了百姓的土地问题，才会“游顽有归，而土爱心臧，不安本分者无之，为盗贼者无之，为乞丐者无之，以富凌贫者无之。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颜元还认为，实行了井田，能“寓兵于农”，使兵农合一，提高军队战斗力。他说：“自兵农分而中国弱..顶名应双，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买数粮。支点食银，人人皆兵。临阵遇敌，万人皆散。呜呼！可谓无兵矣，岂止分之云乎！”而“古圣人之精意良法，万善皆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卷4《初寄王法乾书》。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李塨：《存治篇序》。

③《存治篇》。

备。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一井田也，治农即以治兵”。兵农合一的好处极多；一是“素练”，陇亩皆阵法，民恒习之，不待教而知。二是“亲卒”，同乡之人，童友相处，情义相结，可共生死。三是“忠上”，邑宰、千百长，无事则教农、教礼、教艺，为之父母。有事则执旗、执鼓、执剑，为之将帅，其孰不亲上死长！四是“无兵耗”，有事则兵，无事则民，不费月粮。五是“应卒难”，突然有事，随地即兵，无徵救求援之待。六是“安业”，无逃亡反散之虞。七是“齐勇”，无老弱顶替之弊。八是“靖奸”，无招募异域无凭之疑。九是“辑侯”，无专拥重兵要上之患。

其次，恢复封建。鉴于明代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弊端及明亡的教训，颜元认为要实现长治久安，便应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有人认为，实行封建会导致朝政不稳，颜元说：“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汉、唐受分封藩镇之害，亦获分封藩镇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乌能享国至二千岁耶！”“如此者，有事则一伯所掌二十万之师，足以藩维，无事而所畜士马不足并犯。封建亦何患之有？”不过，他也强调，具体如何实行封建，要“师古之意，不必袭古之迹”。

再次，改革学校。颜元极为重视学校和人才的作用，认为：“人才、王道为相生。”不过，“迨於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故曰：“学校之废久矣！”如今，应“痛洗数代之陋”，“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问，则人才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所以，他竭力反对八股取士，“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从此孔穿过，岂不见考试之丧气，浮文之无用乎，顾甘以此诬天下也！”取代八股取士最好的办法，是重征举：“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颜元的这些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甚至空想的成分，但在当时，应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后来，颜元的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这些政治主张，并无变化，某些方面还得到深化和发展。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有一妾，生子名晃，故对颜元颇有闲言。颜元并不知自己父亲非朱翁之子，只以为晃是受到溺爱而已。出于忍让，他尊朱翁之命与养祖母刘氏别居另舍，并尽让田产与晃。

康熙七年（1668），养祖母刘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亲又出走，不能归来殓葬，他哀痛至极。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十分怜悯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果得实情，因而哀减。

颜元居养祖母丧，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不敢多疑。后来，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①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②。次年，便著《存性》、《存学》两篇，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思想转变后，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故改“思古斋”为“习斋”。此后教授弟子，也是让其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诸学，并习射、习骑、习歌舞及拳法武艺，力戒静坐空谈。

刘氏死后，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康熙十二年朱翁卒，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归宗姓颜，时年三十九岁。

颜元归宗后，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有一次客人来访，见他正在扬场，感到十分奇怪。颜元却说：“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这时，颜元及门弟子日众，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对于新从游者，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特别是对六艺，尤为强调。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他兢兢业业，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尝云：“天废吾道也，又何虑焉。天而不废吾道也，人材未集，经术未具，是吾忧也。”因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①对于自己，颜元仍是持身极严，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有一年，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女痴且癫，知是为媒人所欺。于是，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颜元听后，悲泣道：“吾过矣！”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从此立日谱以自考。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②康熙二十三年，颜元五十岁时，只身往关外，寻找父亲下落。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有位镶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开了个糖店，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刘氏生两女，名银孩、金孩。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艰苦备尝。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被银孩所知。兄妹相见，面对痛哭。颜元祭奠父茔后，亲自御车，奉先父牌位归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二千余里，拜访河南诸儒。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学》、《唤迷途》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寓居开封时，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天章叹道：“礼乐亡矣，《存学》诚不容不作！”又研讨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元之著《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②《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因此，来问学者日众。在商水，访李木天，与言经济。李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颜元笑曰：“如此可与君一试。”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元击中木天手腕。木天大惊曰：“技至此乎！”又与深言经济，木天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从先生游①。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②。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理学、科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非去帖括制艺与读著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③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郝公函（字文灿）三次礼聘，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亲自拟定各种规章，构想书院规划，并手书“习讲堂”对联云：“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可惜数月之后，该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归里。后来，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屡请未往。不久，郝公函来书问安，并附一契纸云：“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①从肥乡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

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②《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第二节　颜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颜元平生注重习行，不尚空谈，故著述不多，有《存学编》四卷，《存性编》二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朱子语类评》一卷，《礼文手钞》五卷，《四书正误》六卷，《习斋记余》十卷等。他的门人锺锌将其言行辑录成《习斋先生言行录》及《习斋先生辟异录》。生平事迹则详载于李恕谷、王源所辑《颜习斋先生年谱》中。

颜元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演化大势，自孔孟以后，气运日降，儒业日毁，“孟子后之道之学，二千年总成一大谎。”具体认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①颜元学说与程朱理学有根本分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气质之性的善恶问题。宋儒在观察宇宙和人生时，提出了“理”、“气”两个基本概念。虽然也说，理、气是不可分的，但又认为，理是最根本的、第一性的东西。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②在人性论问题上，朱熹同样地把“理”与“气”作为性的根源。认为人禀赋天理产生“天命之性”（又称义理之性、道心），禀赋气质则产生“气质之性”（又称人欲、人心）。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只说人性是善的。而说人有“气质之性”，则是宋代二程的发明。朱熹继承此说，认为人的天命之性是“浑然至善”的，专指理而言。而人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而言之，人禀受气时有深浅、厚薄、清浊的不同，故性有善和恶的区别。气质之性（人欲）是万恶的根源。

对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及理先气后的唯心主义见解，颜元持不同看法。认为不能把理与气割裂。“若无气质，理将安附？”“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③表现了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特别是在人性论上，颜元坚持孟子的性善说，反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及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他以眼睛作比喻：“譬之目矣，眶、皰、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皰、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以恶言。”①那么，恶是哪里来的呢？颜元的回答是：来自后天的引蔽习染。他说：“岂不思气质即二气四德所结聚者，乌得谓之恶？其恶者，引蔽习染也。”②譬如人的衣服若著尘触污，人见其失本色而厌观之，命之曰污衣，其实乃外染所成。仅需清洗以去其染著之尘污，虽极垢敝亦不可谓衣本有污。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习斋记余》卷3《寄桐乡钱生晓城》。

②《朱子语类》。

③《存性编》卷1。

①《存性编》卷1。

②《存性编》卷1。

颜元进一步指出，宋儒认为气质之性为恶的说法，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将天生一副作圣全体，参杂以习染，谓之有恶，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一口柄。”③他著《存性编》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人知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④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为学的内容与途径问题。颜元极为看重儒家经典学术思想及儒学人才的社会作用，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⑤而要使学术起到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作用和培养出匡时济世的人才，必须反对空谈心性，重视实事实功。他响亮地提出了“利者，义之和也”的命题，对千百年流行的董仲舒的说教进行了修正。他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孟子极驳利字，恶其掊克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①由此，在为学的内容方面，颜元旗帜鲜明地起来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主张学习实事实物。他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六府”、“三事”，“三物”，才是真学、实学。“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②所谓“六府”，是指金、木、水、火、土、谷而言；所谓“三事”，是指正德、利用、厚生而言；所谓“三物”，是指六德、六行、六艺而言。具体地说，就是封建社会中修己治人、经邦济世的实用之学。如他在解释正德、利用、厚生时称：“齐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聪目明肢体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积精、寡言积气、寡营积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修身也。闲男女之邪心，饬彝伦之等杀，正一家之德也；宫室固、器皿备、职事明，利一家之用也；仓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学校、同风俗，正一国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国之用也；仓府实、乐利远，厚一国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齐治也。”③在上述各项内容中，他最经常和明确强调的是“六艺”，即：礼、乐、射、御、术、数。还常将礼、乐、兵、农并举。如说：“礼乐圣人之所贵，经世重典也，而举世视如今之礼生吹手，反以为贱矣。兵学才武，圣教之所先，经世大务也，而人皆视如不才寇盗，反皆以为轻矣。惟袖手、文墨、语录、禅宗为至尊而至贵，是谁为之也！”①他强调礼，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出发的：“圣人之道，莫大于礼。..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②他反对重文轻武，则是对宋以后士林风尚的③《存学编》卷1《上征君孙锺元先生书》。

④《存学编》卷1《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⑤《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①《四书正误》卷1。

②《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②《习斋记余》卷1。

直接批判：“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③在为学的方法上，颜元猛烈地抨击理学家的读书静坐、居敬穷理，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习行实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又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④读书过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读书乃致知中一事，专为之则浮学。”⑤因此，只有习行才是最关重要的：“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⑥关于习行的思想，是颜元平时强调最多的。这对于反对当时理学的空疏无用，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自然，他所主张的习行的内容，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儒士阶层的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也包括一些国计民生所需的实用知识与技能。

有一回，一位学者不甚清楚孔孟实学实行与程朱静坐读书的差异，颜元便用极为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两幅裁然不同的画面：“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觽，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反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此二堂同否？”①当然，这里所描绘的孔子教育弟子的场面，实际已熔铸了颜元自己的理想。颜元在肥乡主持漳南书院时，曾议定书院规模，更是全面、具体地显示了他的学术与教育主张：书院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

东第一斋，匾额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西第一斋，匾额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诸子兵法，并攻守、阵营、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东第二斋，匾额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西第二斋，匾额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书院大门内东侧，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大门内西侧，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此二斋“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①。

颜元的这种规划，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确属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举。

③《存学编》卷1《学辨一》。

④《朱子语类评》。

⑤《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⑥《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存学编》卷1。

①《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第三节　继承和发展了颜元学说的李塨

李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曹家蕞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他是颜习斋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

李塨的祖父名彩，字素先，为人刚直仁厚，好施与，曾因“世乱”，出家资救济里中贫乏者，“劝勿为盗”。李塨的父亲名明性，字洞初，号晦夫，以孝闻名，世称“孝慤先生”。李明性是明季诸生，但“年甫壮，绝意仕进，不复攻举子业”。甲申之变后，清军入关，他“谢世事，不复问”，因念孔孟圣学“以敬为枢”，名其斋曰“主一”。他“每晨兴，读《孝经》、《大学》、《中庸》各遍，然后旁及他书。所读，务身行之”。博野颜习斋曾来访，读其日记及所辑诸书，深为叹服，归家将其姓字书于座上，“出入必拱揖”②。

李塨从四岁起，就由他父亲口授《孝经》、古诗、《内则》、《少仪》等。祖父素先翁弯制小弓，引导他习射。八岁入小学，孝慤先生教他学幼仪，读经书。十五岁时，娶颜习斋挚友王法乾的妹妹为妻。法乾对李塨评价很中肯，曾语习斋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康熙十六年，李塨十九岁，参加科考，进县学生员第一名③。

康熙十八年李塨二十一岁时，访问了颜习斋先生，“自此深以习斋学习六艺为是，遂却八比，专正学”。从此常随习斋游。颜元曾郑重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闻之泣下，感动异常，决心要尽全力传播习斋的学说，“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①颜元与李塨之间师生之谊甚笃，相互间责善规过亦严。李塨“服习斋改过之勇，跃然志气若增，益效习斋立日记自考”。他的日谱，每个时辰下画一圆圈，按时在圈内画不同的符号，记载自己行为与意念方面的优劣得失。颜元经常评阅他的日谱，曾教以“记事减冗繁而录大纲，家务减琐小而惜精力，看书减而读所现学，习学减而勿贪多”②。

李塨除了受教于颜元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冯颖明，学射于赵锡之、汪若纪、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韬钤于张文升，后来到浙江时，又学乐于毛奇龄。平日他自立课程，一日习礼，三日学乐，五日习律，七日习数，九日习射，书则随时学习。

李塨从二十二岁开始，因力田不足养亲，便兼习医、卖药，并开馆授徒。他到刘村任塾师，修《学规》示从游者，主要条目有：孝父母、尊长者、修威仪、肃衣冠、习幼仪、远异端、重诗书、习六艺、通经史等。对于六艺，尤其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圣学之正务也。有愿学者，随其材而教之”③。二十五岁以后，李塨的政治及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开始从事著述，并广泛与各地人士交游。

他曾著一册，取名《瘳忘编》。在序中，他说：“宋明学者，如华子病②《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③《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①《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②《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③《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忘，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一旦大难当前，半策无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嘻，甚矣！予行年二十余，颇踔厉欲有为，而精神短浅，忽忽病忘，每恐其沦胥以溺也。乃捃摭经世大略，书之赫■以瘳之。”①二十八岁时，又书廿一史经济可行者于册，曰《阅史郄视》。三十一岁时，为颜习斋的《存性篇》、《存学编》、《存治编》作序，阐发颜氏学说的真谛及意义。四十岁以后，著《大学辨业》，对儒家的“格物致知”说提出了新看法。著《圣经学规纂》，摘录《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言论，加以诠释。五十岁时，著《平书订》，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李塨在三十二岁时（康熙二十九年），赴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他深感时文害世，自此虽应乡试，但不再务举业。他多次往来京师，还到过中州及江南地区，任教师，作幕僚，和各地学者研讨学问。

李塨除在刘村任过塾师外，还在京师任过申佐领和郭子固的家馆。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时，应郭子坚之请，两次南下，到浙江桐乡佐理政事。沿途，他拜访学者，宣传习斋学说，并学乐于毛奇龄。四十六岁时，应河南郾城知县温益修之请，往郾城佐政。五十一岁至五十二岁时，应汉军旗人杨慎修之聘，两次到陕西富平佐县政，曾建议实行选乡保、练民兵、旌孝节、重学校、开水利等措施，因而政教大行。李塨后来回忆说：“塨比岁为杨慎修敦请西行，幸其虚怀听受，甚获民心。关中学者，颇可晤语。上而当道，下而草泽，皆有虚伫，吾道粗明粗行。两次东旋，官绅士庶送者填途。”①五十四岁时，他又到济南，任知府幕僚，不久即归。六十岁时，被选为通州学政，上任后不久，因病告归。在他六十一岁和六十二岁时，为了讲学会友，传播习斋学说，又曾两次南游。

李塨与颜元一样，强调真正的儒士必须“内外并进”，一方面律己要严，一方面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不过，在个性和处世方法上，他二人也有不同之处。习斋性格高尚，不出，不交显贵。恕谷则为人豁达，广泛交友。习斋一介不取，廉洁自守，恕谷则受馈甚厚，力田致富。有一次，恕谷将入京会友，习斋对他说：“勿染名利。”恕谷答道：“非敢求名利也，将以有为也。先生不交时贵，塨不论贵贱，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问，可明则明，可行则行。先生不与乡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陈于当道，悉陈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则食之’，但求归洁其身，与先生同耳。”②恕谷晚年，家道富饶，有人议论他“力农致富’，他说：“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迟暮，知无用矣，故遁迹田园。胼手胝足，则雄杰之余勇也。不稼不穑，胡取廛囷，则风人之退守也。”③李塨自六十四岁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乡间从事著述，与外人很少交往。

他订《拟太平策》，自称“一生总结是书”，在自序中说：“今幸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天下之义矣！”雍正八年（1730），李塨已七十二岁，直隶总督多次聘请他出任《畿辅通志》总裁，李塨推辞不掉，便到保定府莲花池馆内任职，亲撰畿辅通志凡例。不久，又以病归里。

①《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①《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②《李恕谷先生年谱》卷3。

③《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李塨七十四岁时，知病将不起，自作墓志。次年正月病逝，时在雍正十一年（1733）。谢世前曾作绝命诗一首：“情识劫年运足伤，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贤师友，为识滔滔可易方。”

李塨秉承师教，以躬行经世为要务。与颜元所不同的是，他也勤于著述，曾说：“颜先生以天下万世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见可寄者，不得不寄之书，著书岂得已哉！”①可见，他从事著述完全是为了传播颜习斋的学说。在政治、哲学和史学方面，李塨著有《瘳忘编》、《阅史郄视》、《平书订》、《拟太平策》、《四书传注》、《周易传注》、《传注问》等。在教育方面，著有《大学辨业》、《小学稽业》、《圣经学规纂》、《论学》、《学礼录》、《学射录》、《学乐录》等。典章制度和考据方面有《田赋考辩》、《宗庙考辩》、《郊社考辩》、《禘祫考辩》等。生平事迹，载于冯辰所辑《李恕谷先生年谱》中。后来，王灏刊《畿辅丛书》，有《颜李遗书》。近代北京的《四存学会》，亦编有《颜李丛书》。较全面地收录了颜元和李塨的著作。

李塨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与颜元大体相同，集中表述在《平书订》一书中，后来在《拟太平策》中又进一步系统化。他说：“予尝谓治天下有四大端，曰：仕与学合，文与武合，官与吏合，兵与民合。”②因为他认为，明亡的惨痛教训就在于文武脱节、兵专而弱、士子所学非所用。“明之亡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①“其最堪扼腕者，尤在于兵专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马之众，有一强寇猝发，辄鱼烂瓦解，不可收拾。..士子平居诵诗书，工揣摩，闭户傝首如妇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钱谷，渺不知为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长民辅世耶！”②他特别强调，要富国强兵，必须注重“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备”、“财用”、“刑罚”、“礼乐”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

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李塨也主张恢复井田，或者实行均田、限田。“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③特别是均田，尤认为重要和可行：“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为了实行这个制度，他特别赞赏颜元提出的“佃户分种”法：“今世夺富与贫殊为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之说，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佃种九顷。耕牛子种，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亩粮交地主，而以十亩代地主纳官，纳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矣，则地全归佃户。”④在人材选拔上，李塨也是反对科举制度，主张乡举里选。如说：“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①《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②《平书订》卷3。

①《恕谷后集》卷4《与方灵皋书》。

②《〈存治编〉序》。

③《〈存治编〉书后》。

④《拟太平策》卷2。

学、大学之法。”⑤“乡举里选行之，或因时酌略，而大体莫易。”①但李塨不主张事事拘泥于古法，《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一中记：“习斋规先生策多救时，宜进隆古。先生规习斋尽执古法，宜酌时宜。”比如是否恢复封建的问题，李塨说：“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②在哲学思想方面，李塨坚持并发展了颜元的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见解。他对理学家离事言理的唯心主义说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自宋有道学一派，列教曰：‘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诚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谈性天，捉风捕影，纂章句语录，而于兵农、礼乐、官职、地理、人事、沿革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文，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③李塨还有一段精辟的言论，明确提出“理在事中”、“理气不二”的唯物主义论断：“朱子云：‘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何所谓理乎？”④在认识论上，颜、李都强调因行得知，不能离行言知。但二人也有差异。颜元最强调的是习行，认为儒家“格物致知”的传统命题中，“格”就是“行”，就是“犯乎实做其事”。人的认识是行先知后，“手格其物，而后知至”。这表明，他最注重感性知识、实践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李塨的看法是，如果只强调读书或只重力行，都是片面的：“不以读书为学，则返之而以力行为学矣，皆与圣经不合。”他认为每个人必须先进行学习，获得真知，才能身体力行。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格物致知，学也，知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也。”又说：“致知在格物者，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①这表明，他比较注重理性认识、间接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对颜元重习行认识论的一个必要补充。

在教育方面。李塨与颜元一样，严厉批判了理学家提倡的习静教育和书本教育。他说：“静坐，十三经未有其说，宋儒忽立课程，半日静坐，则几几乎蒲团打坐之说矣。”并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②他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应该是明德亲民、经邦济世的人才，而欲达此目的，必须“仕与学合”、“学用合一”，他说：“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自颜先生倡明此学，而今学者多知之，卓哉见也。.尊德行以此，道问学以此，隐居以此，行义以此。所学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学，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③值得注意的是，李塨还很详细地提出了他所理想的学制和选士制度，其⑤《平书订》卷6。

①《〈存治编〉书后》。

②《〈存治编〉书后》。

③《恕谷后集》卷2《恽氏族谱序》。

④《传注问》。

①《大学辨业》卷2《致知在格物解》、卷3《辨后儒格物解》。

②《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

③《平书订》卷6。

主要内容是：八岁入乡学，乡师教之孝弟、幼仪、认字，习九九数。读《孝经》、《论语》、《大学》、《孟子》，及《易》、《诗》、《书》、《春秋》、《周礼》等，并习小乐小舞。十五岁，入县学，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讲究经世济民之道，读《资治通鉴》及古文。习礼乐、骑射、六书、九数，作策论。聪颖者可涉猎九经、廿一史。二十岁，教成者进之郡学，教之三学，察试德行学艺。再经藩学、成均，察试后即谓之太学生。然后，分科以为士，共分礼仪、乐律、天文、农政、兵法、刑罚、艺能方域、理财、兼科等九科。乡、县、郡要定期考核这些士子并向政府进行推荐，以供选用。特别是小学，李塨在《小学稽业》一书中详细陈述儿童自八岁至十四岁时，应该学习的礼、书、数、乐四类课程的具体内容。这些，都是颜元所未及探讨的。

第二十四章 王锡阐

第一节 生平与著作

王锡阐，字寅旭，又字昭冥，号晓庵，又号余不、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生于明崇祯元年六月二十三日（1628年7月23日），清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1682年10月18日）去世。十七岁那年，时值清军南下，南明弘光政权覆灭，江南各地纷起抗清，他以投河自尽表示尽忠明朝。遇救之后，他又绝食七日，后来虽因父母强迫，不得已而复食，但从此放弃科举，隐居乡间，以教书为业。

清顺治七年（1650），吴江一带文人成立了惊隐诗社，“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芒鞋箬笠，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①。当时入社的有顾炎武、潘柽章、吴炎等诸多名流，王锡阐也为成员之一。潘、吴都是王锡阐的挚友，潘柽章的弟弟潘耒还曾受业于王锡阐数年。潘柽章、吴炎两人精通史事，因念明代没有成史，他们仿《史记》体例合著了一部《明史记》，由王锡阐负责撰写其中“表历诸志”②。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兴文字狱，潘、吴两人因列名庄廷■《明史》校阅而被处死，两人的妻子也在流徙途中自尽。惊隐诗社遭此变故，也在无形中解散。这件事对王锡阐影响很深，他曾为此作《挽潘、吴二节士》、《齐仕门》、《广宁门》等诗篇。并在晚年参与了友人搜集潘柽章、吴炎遗稿的活动。

除了与诗社友人的交游，对于王锡阐的生平，我们目前能够确切知道的，就是从中年起，他曾先后与张履祥、吕留良、钱澄之一起讲授“濂洛之学”，再有就是他一生中所做的重要的天文研究工作了。

王锡阐对天文历算的嗜好，始于青少年时代，那一时期先后行用的中、西两种历法，因其中原理深奥，一般人不经专门传授，难以掌握。他却能“无师授自通大意”。王锡阐曾说自己：“与人相见，终日缄默，然与论古今，则纵横不穷，家贫不能多得书，得亦不尽读，读亦不尽忆，间有会意，即大喜雀跃”①。朋友则说他“诸割圆勾股测量之法，他人所目眩心迷者，锡阐手画口谈，如指黑白。每言坐卧尝若有一浑天在前，日月五星横行其上，其精专如是。”②又说他：“为人孤介寡合，古衣冠，独行踽踽，不用时世一钱。”③正因为如此，王锡阐一生穷困，尤其晚年贫病交加。当时友人吕留良等人来访，他竟落到“已无粗粝能供客，尚有诗篇可解嘲”④的境地。王锡阐去世时年五十五岁。由于无子，学无传人，加之他的著作都用篆字，人多不能识，所以遗稿颇多散失，直至几年后，潘耒返回故里，其幸存的五十余种遗稿才得以搜集刊行。这些遗作中，与天算有关的有：《大统历法启蒙》、《历表》、《历说》、《晓庵新法》、《历策》、《五星行度解》、《日月左右旋问答》、《推步交朔序》、《测日小记序》及四封与薛凤祚、万斯大、朱彝尊、徐发①沈彤等：乾隆《震泽县志》卷38《旧事》。

②戴笠：《潘力田传》，见《松陵文录》卷17。

①王锡阐：《晓庵先生文集》卷1《天同一生传》。

②潘柽章：《松陵文录》卷10《人物志·隐逸》。

③潘柽章：《松陵文录》卷10《人物志·隐逸》。

④王锡阐：《晓庵先生诗集》卷2。

讨论天文问题的书信。以上著作均可见于《晓庵遗书》和《晓庵先生文集》。后来又有研究者在数学史家李俨先生的藏书中发现了已佚失多年的《圆解》抄本一册。此外，王锡阐的著作仅存篇名的还有：《西历启蒙》、《三辰晷志》、《丁未历稿》等。

第二节　对中西历法的研究

明朝末年，中国传统历法一直沿用的代数体系已过了顶峰阶段，依据实际行用已三百余年的大统历所作的天象预测经常出现较大的误差。此时，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入了欧洲的天文数学知识。这些方法具有较高的精确度，运用了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三角几何学、明确的地球概念及相应的仪器，因此对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局徐光启本着先译西法，再“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①的设想，主持了《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有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他们在这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此书完成时，因徐光启已去世，“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未能实施。同时由于守旧官僚的反对，《崇祯历书》在明覆灭之前始终未被正式颁行。直至清初，经由汤若望的删改，它才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被清政府采用，并于其后盛行于世，成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法的范本。

西法在中国翻译之时，距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近一百年。在当时的欧洲，日心说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然而受耶稣会的性质所限，传教士对中国人介绍的是罗马教廷坚持的地心说。只不过他们选择了测算相对精密的第谷的折衷地心说，并于同时介绍了大量托勒密古典地心说的内容及一部分不涉及宇宙理论的哥白尼的观测结果。由于师承众手，这部书不免有许多错误和漏洞，但其时整个中国学术界对欧洲天文学发展的了解处于闭塞状态，于是西法被很多人认作是“可二、三百年不易之法”，且“向之异议者亦诎而不复争矣”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王锡阐从了解中、西历法入手开始了他对历法的研究。在王锡阐的著作中，《大统历法启蒙》详细介绍了这部曾行用于世的最后一个传统历法的计算方法；《历表》为上述计算的数据表格；《西历启蒙》则当为一部同样性质的、介绍《西洋新法历书》的著作。正因为对中、西历法有比较多的认识，王锡阐对两种历法的见解才显得言之有据，并且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王锡阐的天文研究工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对中、西历法的评论及对西法的批评，这些评论和批评主要见于《历说》、《历策》、《晓庵新法序》和《五星行度解》。对中、西历法，他总的看法是，大统历年久失修，积弊甚多，不能不加以改革。如他在《晓庵新法序》中所说：“守敬治历，首重测日，余尝取其表影，反复步算，前后牴牾。余所创改，多非密率，在当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况乎遗籍散亡，法意无征，兼之年远数盈，违天渐远，安可因循不变耶？”而西历虽然在精确度、几何方法、交食计算等方面胜过中历，仔细探究，它仍然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矛盾之处，必须一一辨明，才能求得理数之本：“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①从这点发出，王锡阐对西历从定气注历、时间制度、周天度之划分、置闰、冬至太阳位置、回归年长度变化、岁差变化、日月远地点、行星远日点移动、日月视径及视差、白道、太阳光径与实径、交食时刻、五星运动模式等历法的各个方面提①《徐光启集》第374页。

①王锡阐：《历说》。

①王锡阐：《晓庵新法序》。

出了批评，这些批评虽然不尽正确，但多数都确有根据，显示了作者在钻研西法上所花费的功力。例如，节气的划分，西历惯用定气，即太阳沿黄道每行十五度为一节气。而中历注历惯用长度为二十四分之一回归年的平气，并于计算交食时使用考虑了日行不均匀的定气。中历将两种制度并行，本无不合理之处，西人却“直以怫己而讥之”，以为中历节气有两天的误差，这是没能理解中历原理的缘故。再如西历的交食计算有许多优点：“推步之难，莫过交食，新法于此特为加详，有功历学甚巨。”②但实测时仍能发现西历的推算有很多不准确之处，王锡阐指出，这是因为西历的预测在交食时刻、食分及计算表格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还有，按照第谷体系，行星以太阳为心绕转，太阳又以地球为心绕转。然而，“及推岁轮、均轮诸术，似五星天仍以地心为心，岂非自畔其说？”由于第谷生前未能按其宇宙模式完成系统的行星运动理论，因此《西洋新法历书》中除了火星的计算图形体现了行星以日为心，其余仍采用了原有的、行星围地绕转的模型。王锡阐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①康熙四年（1665），由于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②的杨光先的指控，传教士汤若望钦天监官职被罢黜，杨光先被任为钦天监监正。他上任后决定重新选定历法，提出博访草泽中“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③。王锡阐为此作《历策》陈述自己的观点。该文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对“西学中源”说的论证。虽然这一当时不少人赞同的学说并不是王锡阐首创，而且文中所举数例只说明了西历以几何方法描述的天文现象，中历同样可以代数方法描述，并不能证明西法确实源于中法，但由于王锡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天文学家，他的这番论证必然会对人们产生一种误导，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学者在认识上的局限性。④②王锡阐：《历说》。

①江晓原：《第谷天文工作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科技史文集》第16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②杨光先：《不得已集》下卷。

③王锡阐：《历策》。

④参见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7卷2期，1988年。

第三节　《晓庵新法》和《圆解》

既然中历需要加以改进，西历又有许多不足，王锡阐便重提徐光启译书之初“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并决定将其付诸实施。为此他“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这就是王锡阐最重要、最具代表性、而且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晓庵新法》。

《晓庵新法》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介绍的是作为天文计算基础的三角函数知识和基本天文数据。第三卷讲述朔、望、节气时刻、日、月、五星位置的计算。第四卷讨论昼夜长短、晨昏蒙影、月亮和内行星的盈亏现象，以及日、月、五大行星的视直径。第五卷求日食计算所需之视差和日心、月心连线的方向（后者称为“月体光魄定向”，用于日、月食方位的计算）。第六卷为日、月食预测及金星凌日、五星凌犯之推算。

纵观全书，《晓庵新法》有两个特点引人注目，一是尽管王锡阐对西法有很多批评，这些批评在《晓庵新法》中也有所体现，但该书计算的主要依据仍然是西方的三角几何知识和小轮体系，只不过全书没有给出一张几何图形，度数划分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和王锡阐自己创造的体系，书中使用的天文学名词也有许多来自传统历法。这一特点向我们揭示：王锡阐对中、西历法所作之会通，可以说主要就是以传统方式表述西历之计算。《晓庵新法》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一些重要创新。像后两卷的“月体光魄定向”、金星凌日及五星凌犯的计算均为王氏首创或首次引入。其中月体光魄定向还为清政府编于1722年的《历象考成》采用。①与《晓庵新法》一样可以反映王锡阐接受西法之方式的，是他的另一部著作《圆解》。据研究，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在介绍三角学公式时，有些只是“但举其用而不详其理”，因此一些天算家在广泛应用这些公式的同时，力图从理论上对它们加以证明。王锡阐在《圆解》中就给出了对平面三角学中两角和、差的正弦、余弦公式的证明。这些证明涉及的多数数学概念都传自西方。在书中，王锡阐一方面受《几何原本》的影响，对所用到的数学名词和概念首先加以定义。另一方面，他又按中国古代数学传统，不用《几何原本》中一系列关于“角”的名词，代之以从《周髀算经》中发展而来的“折”的概念。这说明王锡阐在接受西洋方法的同时，也有坚持传统的一面。①①席泽宗：《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①梅荣照：《王锡阐的数学著作——〈圆解〉》，《明清数学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第四节　《五星行度解》

《五星行度解》是王锡阐一部讨论行星运动理论的著作。书中采用了第谷的模型，但稍有变化。并且与第谷体系行星绕日均自西向东不同，在王锡阐的著作中金、水两星在自己的轨道上自西向东转，土、木、火三星则自东向西绕转。鉴于第谷体系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王锡阐还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导出了一组计算五星视行度的公式。

除了计算五星位置，王锡阐可能是受西历中“太阳于诸星如磁石于铁，不得不顺其行”②这一思想的启发，在《五星行度解》中还以引力解释了行星运动的原因：“历周最高、卑之原，盖因宗动天总挈诸曜，为斡旋之主。其气与七政相摄，如磁之于针，某星至某处，则向之而升，离某处，则违之而降。升降之法，不为直动，而为环动。”尽管王锡阐错误地把引力源归于最外层没有任何天体的“宗动天”，然而这却是西法传入后，中国学者以引力解释行星运动物理机制的第一次尝试。

王锡阐一向重视以天文观测验证步历理论。后人记他：“每遇天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①去世前一年，在《测日小记序》中，他也说自己：“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年齿渐迈，血气早衰，聪明不及于前时，而黾黾孳孳，几有一得，不自知其智力之不逮也。”在王锡阐所作的多次观测中，惟有康熙二十年（1681）日食留下了较详细的记录。这次日食前，他作有《推步交朔序》，并将自己及中、西历的测算备陈于后。交食发生时，他与徐发等以五家方法同测，而已法最密。《测日小记序》即作于这次观测后。在文中，他述说了自己毕生的观测心得，其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经验之谈。

②《西洋新法历书·五纬历指》。

①王藻、钱林辑：《文献征存录》卷3《王锡阐》。

第五节　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

对于王锡阐的天文学研究，同时代人评价甚高。他与当时北方的历算名家薛凤祚被并称为“南王北薛”。与王锡阐交谊甚笃的顾炎武，十分推崇他的天文学造诣，曾作《广师》一文，文中有：“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之句。天文数学大家梅文鼎亦说：“历学至今日大著，而能知西法复自成家者，独青州薛仪甫，吴江王寅旭两家为盛。薛书授予西师穆尼阁，王书则于历书悟入，得于精思，似为胜之。”②对于未能早知其人，同他深研此学，梅文鼎深感惋惜。

限于当时条件，王锡阐未能接触到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他会通中西，以求得更好的历法的尝试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但其出色的研究才能、对中、西历法精深独到的见解以及一生致力于探求数理之本的努力使他在明清天文学史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在接受西法时采取的与众不同的方式也引起了现代研究者广泛的注意。

②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5。

第二十五章 梅文鼎

第一节 家世和生平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明崇祯六年二月七日（1633年3月16日）生于安徽宣城（今宣州市），是清初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①的民间天文、数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发扬传统科学的精华并会通西学，对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梅氏先祖可远溯至北宋名儒梅尧臣。曾祖、祖父亦相继为明朝官吏。父梅士昌于明亡后隐居耕读，除经史外，对阴阳律历等学也有一定的兴趣。少年时代的梅文鼎就从父亲和塾师罗王宾那里获知一些天文学知识。康熙元年（1662）梅文鼎从宣城籍逸民倪正学习明代颁行的大统历法，同年撰成他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历学骈枝》。其后他曾数度赴金陵（今南京）参加乡试，虽然屡试不第，却结交了施闰章、蔡璿、黄虞稷、潘耒、方中通等一批学术朋友。由方以智临终前不久曾来函索看其著书这一事来看，梅文鼎在当时江南的学术圈中已具有一定的名望。康熙十四年（1675），梅文鼎在金陵购得明版《崇祯历书》一部分，同时又抄得波兰教士穆尼阁（J.N.Smogolenski，1611—1656）的《天步真原》等书，从此开始系统地钻研当时传入的西方天文、数学知识。

康熙二十八年（1689），梅文鼎来到北京，在大学士李光地家中教馆。

李光地本人及其子钟伦、弟鼎征、门人陈万策等皆从梅文鼎学习历算。他又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历志》的纂写工作。京都名流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刘献廷等人都曾与他交游。次年，梅文鼎应李光地之邀，将其研习天文历法的心得以问答形式撰成一书，取名《历学疑问》。数年后由李光地作序并出资刊刻。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读到李光地进呈的《历学疑问》，对书中的观点非常欣赏。三年后的夏天，康熙帝在南巡的归途召见梅文鼎，连续三日在运河上的御舟中同梅文鼎谈论天文、数学，并亲书“绩学参微”四字，表彰他的研究工作。

梅文鼎的晚年主要在家著书授徒，四方慕其名者不少亲赴宣城向其问学。康熙帝也曾通过在宫中任《律历渊源》汇编官的梅文鼎之孙瑴成代为致意。文鼎弟文鼐、文鼏、子以燕、孙瑴成、玕成，以及曾孙多人皆通晓天文、数学。

康熙六十年（1721），梅文鼎于宣城家中逝世，康熙帝即命江宁织造曹頫营地监葬。

①江永：“翼梅序”，《数学》卷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第二节　学术活动和著作

梅文鼎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正是康熙帝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时期。这位皇帝在宫廷的躬习西学和梅文鼎在民间对中西历算的会通，汇成了清代初期中国天文和数学研究的一个高潮。在中国科学史上，梅文鼎可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前有明末传统历算的衰颓和西方科学的输入；后有清中叶乾嘉学派对包括历算在内的传统学术的复兴。梅文鼎的天文和数学研究在他那个时代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梅文鼎平生著述“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①。他生前编定的《勿庵历算书目》内收天文著作62种、数学著作26种。他去世之后，先后由魏荔彤和梅瑴成组织人力刊刻发行了《梅氏历算全书》和《梅氏丛书辑要》两套丛书。以编排较为合理的《梅氏丛书辑要》为例，其子目依次为：《笔算》5卷（附《方田通法》和《古算器考》）、《筹算》2卷、《度算释例》2卷、《少广拾遗》1卷、《方程论》6卷、《勾股举隅》1卷、《几何通解》1卷、《平三角举要》5卷、《方圆幂积》1卷、《几何补编》4卷、《弧三角举要》5卷、《环中黍尺》5卷、《堑堵测量》2卷、《历学骈枝》5卷、《历学疑问》3卷、《历学疑问补》3卷、《交食》4卷、《七政》2卷、《五星管见》1卷、《揆日纪要》1卷、《恒星纪要》1卷、《历学答问》1卷、《杂著》1卷，另有附录2卷系梅瑴成的作品。

①阮元：《梅文鼎传论》，《畴人传》卷38。

第三节　对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和贡献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是制定历法，梅文鼎对传统天文学的研究就是围绕着历法沿革这样一条线索展开的。他有感于明代邢云路所著《古今律历考》对“古历之源流得失未能明也”，计划自己撰写一部58卷的《古今历法通考》，内分历法沿革本纪、年表、列传、历志、法原、法器、图表等，显然包容了他所掌握的全部传统天文学的材料。可惜这部巨著没有出版，但从其自撰提要中亦可看出他对古历源流得失的真知灼见：“故不读耶律文正之庚午元历不知授时之五星，不读统天历不知授时之岁实消长，不考王朴之钦天历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考宣明历不知气刻时三差，非一行之大衍历无以知岁自为岁、天自为天，非淳风之麟德历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冲之、刘焯诸历无以知岁差，非张子信无以知交道表里、日行盈缩，非姜岌不知以月蚀检日躔，非刘洪之乾象历不知日月迟疾，然非落下闳、射姓等肇启其端，虽有善悟之人无自而生其智矣。”①尽管对古历源流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认识，梅文鼎研究的重点却是元代授时历和明代大统历这两部相对晚近的历法。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授时历的优秀和大统历与之相应相承，另一方面恐怕也有通过研习历法来追念故明的心理动机。在《历学骈枝》一书中，梅文鼎用了大量篇幅辨证授时与大统的异同，开辟了后代学者通过大统历来解读授时历的研究途径。他又指出两历在法原、立成、推步等方面一脉相承；至于历元，大统虚用洪武甲子（1384）而实算仍本授时的至元辛已（1281）。他推崇授时历采用前代杨忠辅的岁实消长法，批评大统历弃而不用是一退步。他分析了两部历法在月行迟疾、日食计算等方面数据差异的原因，又论述了日、月不等速运动对合朔时刻的影响，校正了大统历中有关交食计算的错误数据，并用几何方法阐述了授时历中计算食限辰刻的原理。对于授时历中的两项重要创造，即相当于球面三角中纳皮尔公式的黄赤坐标换算法和相当于三次插值运算的招差术，梅文鼎则分别在《堑堵测量》和《平立定三差详说》中给出了详细的解说。他对这两部历法的若干研究成果也反映在《明史·历志》中。梅瑴成曾说：“《历志》半系先祖之稿”①，对比定稿的《明史·历志》和梅文鼎自撰的《明史历志拟稿》和《历志赘言》这两篇提要，可见他确实是《明史·历志》的主要作者。①梅文鼎：《古今历法通考提要》，《勿庵历算书目》，“知不足斋丛书”本。①梅瑴成：《操缦卮言》，《梅氏丛书辑要》本，乾隆二十六（1761）年。

第四节　对中国数学的研究和贡献

梅文鼎对传统数学的研究当以《方程论》为最早。此书写成之后，他曾抄送一部给好友方中通并赋诗言志，诗前序写道：“方子精西学，愚病西儒排古算，著《方程论》，谓虽利氏（指利玛窦）无以难，故欲质之方子。”②的确，传统数学中有关线性方程组的内容正是当时传入的西方数学所不具备的，梅文鼎写作此书的一个动机就是提醒学人不要认为数学是西方的专擅。在这部书中，他还提出了将传统的“九数”划分为“算术”和“量法”这两大类的思想，他说：“夫数学一也，分之则有度有数。度者量法，数者算术，是两者皆由浅入深。是故量法最浅者方田，稍进为少广，为商功，而极于勾股；算术最浅者粟布，稍进为衰分，为均输，为盈朒，而极于方程。方程于算术，犹勾股之于量法，皆最精之事，不易明也。”①在梅文鼎的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勾股术就是西学之所谓几何，他通过《勾股举隅》和《几何通解》两书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观点。《勾股举隅》首先用图验法证明了“弦实兼勾实股实”之理，实为刘徽、赵爽之后中国数学家对勾股定理的又一个证明。书中又借助图验法说明勾股形各边及其和差间的关系，并创造了已知勾股较与弦和和、勾股较与弦和较、勾股积与弦和和（或弦和较）、勾股较与弦和较（或弦较较），求其他元素的四类算法。《几何通解》的副题为“以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书中首先列出《几何原本》中的命题，然后借助勾股和较术中的公式来证明。

当时《几何原本》只有前6卷译本，梅文鼎在《测量全义》、《大测》等书透露的线索的启发下，对后几卷的内容进行了探索，多数成果都被写进他的《几何补编》一书之中。例如，他研究了正多面体及球体的包容关系，在西方这一课题乃是开普勒（J.Kepler，1571—1630）构造其宇宙模型的基础。他又研究了两种半正多面体即西方文献所称之“阿基米德体”。他还提出了球体内容小球的问题，并指出其与正多面体及半正多面体的关系。梅文鼎的《方圆幂积》是讨论球的表面积和体积与相应柱、台、锥体的关系，内中运用了剖割和旋转等多种技巧，对后来的研究者很有启发。

在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中，三角学恐怕是较难被人理解和接受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古代虽然有发达的勾股术，但一般角的概念却相对地缺匮，而“三角法异于勾股者，以用角也”①。梅文鼎作《平三角举要》和《弧三角举要》，可以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套三角学教科书。他又有《环中黍尺》，借助投影图解法来研究各种实际的球面三角问题，内中“三极通机”法与古希腊托勒密（Ptolemy，约85—165）的“曷捺楞马”（Analem-ma）法殊途同归。

对于中西之争，梅文鼎基本上能够持中平公正之心，这与他对数学本质的看法是有关系的。他在《中西算学通序》中写道：“数学者征之于实，实则不易，不易则庸，庸则中，中则放之四海九洲而准。”②他又说：“数学者②梅文鼎：“复柬方位伯”，《绩学堂诗钞》卷一，乾隆二十二年（1757）刊本。①梅文鼎：《方程论》“发凡”《梅氏丛书辑要》本。

①梅文鼎：《平三角举要》卷一，《梅氏丛书辑要》本。

②梅文鼎：《中西算学通序》，《绩学堂文钞》卷二，乾隆二十二年（1757）刊本。所以合理也，历者所以顺天也。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③同时他对西学中的内容也不一味盲从，而主张用“平心观理”和“义取适用”的态度去对待。他通过《笔算》、《筹算》和《度算》三部著作，分别介绍西方的笔算、纳皮尔算筹和比例规，但考虑中国文字采用直书形式，遂“易横为直以便中土”④。他在《历学疑问》中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中的小轮学说和偏心圆理论，但对采用这种模型统一地说明行星运动有所怀疑。在《五星管见》一书中梅文鼎提出了一种旨在调合托勒密和第谷（TychoBrahe，1546—1601）两种体系的“围日圆象”说，使行星运动理论得到一个自治的解说。③梅文鼎：《堑堵测量》卷一，《梅氏丛书辑要》本。

④梅文鼎：《筹算》卷一，《梅氏丛书辑要》本。

第五节　对清代学术界的影响

梅文鼎是位个人经历和心理状态都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生于明代官宦家庭又受教于明朝遗老，后来却蒙受清朝皇帝的恩宠，潜心钻研西学却又有“奉耶稣”而“弃儒先”之虞，这种矛盾的境遇促成了他积极地鼓吹“西学中源”说。在天文学领域，他宣称《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就是地球分寒暖五带的原始，又说《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地之为下”就是地圆说的肇端，以及《楚辞·天问》中的“圜则九重”就是西方小轮体系的原型等等。在数学领域，他集中于论证几何学就是勾股的理论。由于时代的原因和清朝统治者的需要，这种不符历史实际的“西学中源”说在清代曾广为流传，并成了延缓西学深入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统治者维系其王道正统的一个思想武器。梅文鼎的这一错误与其卓越学识的不和谐，乃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冲击下所处两难境地的一种反映。

然而把梅文鼎的科学活动放在整个清代学术思潮演变的大舞台上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梁启超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①通过梅文鼎这一人物，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由尖锐对立到开始交融的历史过程及其独特的方式。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第二十六章 蒲松龄

第一节 少年时期

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辈蒲生信，做过玉田知县，即《聊斋志异·梦别》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①，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己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然而，科举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①《蒲氏世谱》。

第二节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幕宾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启、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第四节　贫病交加，笔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①。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①《蒲松龄集》。

第五节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

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以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顺治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孙子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①，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①。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①王培荀：《乡园忆旧录》。

①《蒲松龄集》。

第六节　《聊斋志异》的创作和流传

《聊斋志异》的创作，前后历四十余年之久，贯串了蒲松龄的大半生。

《聊斋志异》属志怪传奇类小说，凡四百九十余篇，绝大多数是狐鬼花妖精魅的故事，以及一些奇闻异事。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过程和苦闷，在他所写的《聊斋自志》中说得极为分明：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萧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自志》表明，《聊斋志异》乃发愤之作，亦是孤愤之书。他通过“志异”抒怀言志，忧国忧民，类似屈原作《离骚》。“自志”也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经历了艰苦的过程，“自志”还说明，创作“志异”受到社会的冷落，友朋的劝阻和世俗讥笑。可见《聊斋志异》是集萃蒲松龄一生心血而写成。它凝聚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体验，其意义比苏轼在黄州借听人谈鬼来排遣政治上的苦闷，更为幽愤深广。

《聊斋志异》最富现实性和人民性的篇章，是那些揭露和控诉封建吏治黑暗、统治阶级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迫害的优秀作品。《席方平》写冥间的城隍、郡司、冥王贪赃枉法，狼狈为奸，对负屈衔冤的席方平施行种种酷刑，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封建官僚机构的真实写照。《潞令》中的县官，贪暴不仁，死于他棍棒下的老百姓，狼藉于庭。《梦狼》写一个老人梦见衙门上下都是吃人的狼，堂上堂下，“白骨如山”，通过梦境则深刻反映了现实——官府就是虎穴狼窝，官吏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豺狼。在名篇《促织》里，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惊心动魄的人民苦难图，人命不及促织，这便是封建社会的现实。

终生挣扎在科举道路上的蒲松龄，对于科举弊端有切肤之痛，所以，《聊斋志异》里有不少篇中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特别是对考官的昏聩无知刻画得入骨三分，对科举制度戕害读书人的心灵，写来酣畅淋漓，令人回肠荡气。在名篇《贾奉雉》中真实地描写科场的美恶倒置，试官的愚智不分。在《司文郎》、《考弊司》、《于去恶》等虚幻故事中更尖锐地讽刺了考官的不学无术、爱钱如命。难怪在《三生》中一群科举失意者的鬼魂，一起向阎罗王请愿，要求对看不出文章好坏的考官，“挖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剖其心，以伸不平之气”，这种纯属幻想的离奇情节，无疑是反映了广大屡困场屋的知识分子的愤懑情绪。蒲松龄还以漫画家的笔触，为科举制荼毒下的知识分子画像，《王子安》中困于场屋的名士，白日作梦成翰林，“大呼长班”，为狐仙讥笑、戏弄，这就把读书人那种迷离恍惚、如痴如狂的精神状态，勾魂摄魄地描绘出来。

《聊斋志异》中写得最有情趣的是那些人鬼狐妖的爱情故事。这些人鬼狐妖“多具人情，和易可亲”。通过他（她）们的奇异故事，或讴歌其生死不渝的爱情；或描绘其闺房嬉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礼教，流露出妇女个性解放的思想萌芽。如《连城》中描写连城与乔生以吟诗而成知己，连城赠金助乔生灯光，乔生割肉为连城合药。生不能成连理，死成伉俪。《瑞云》、《辛十四娘》、《小翠》皆歌颂了男主角不以妍媸为念，不因爱人变丑而爱弛的高洁情愫。至于像婴宁之天真，连琐之柔弱，黄英之端庄，侠女之刚毅，狐女之幽默都不合封建社会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格言。当然《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也难免玉石杂陈、良莠并茂，其封建说教部分更不可取。

《聊斋志异》中还有些故事，富有寓言意味，其哲理蕴涵颇能启人心智。《劳山道士》揭示了一个很深的哲理，即在学习与工作中心浮气躁，一意取巧，不肯付出艰苦劳动，肯定是要碰壁的。而《画皮》则说明，恶鬼一样的坏人，往往乔装打扮，隐蔽自己的真象而以各种假象迷人，要不受坏人欺骗，必须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的成就，就在于蒲松龄充分发挥了传统志怪传奇小说的艺术功能。人们读《聊斋志异》，便被那一则则奇异故事引导着去认识社会、理解人生。情节生动和丰富是《聊斋志异》的又一重要艺术特色，鲁迅评论《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说：“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①《聊斋志异》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有知不足斋刻本（青柯亭本）问世，此后有多种选本、注本、评本出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蒲氏手稿本二百三十七篇，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会校会注会评本，共包括四百九十一篇和附录九篇。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铸雪斋抄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铸雪斋排印本。《聊斋志异》现有英、法、德、日等十八种外文译本。典雅古奥的《聊斋志异》能够译成几种世界主要语言广泛流传，说明了它的巨大的生命力。

蒲松龄是位勤恳的著作家，除了《聊斋志异》外，他还为农民编了不少实用书籍，如《日用俗字》、《农桑经》、《婚嫁全书》、《药祟书》、《历字文》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辑录《会天意》，以收量晴谋雨之意。后又手录《观象玩古》，“备旱涝之秋，为瞻云望岁之助”。

蒲松龄的杂著，表明了他与黎民百姓的血肉相关的联系。举凡乡民需要的种桑种地，医病取药，婚嫁礼仪，天气观测，修身养性，他皆有著述。这自然是他长期乡居接触实际的结果，也说明他的知识渊博。

另外作者还有诗千余首，词百余首，文四百余篇，戏剧三种，俚曲十四种，上述作品除失传者外，绝大多数已收入路大荒编的《蒲松龄集》中。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第二十七章 雍正帝胤禛

第一节 储位斗争中继承皇位

雍正帝，名胤禛，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生。六岁进尚书房，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

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允祉往祭曲阜孔庙，十九岁，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皇父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三十二岁时，始封为雍亲王。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雍正帝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不过对他影响至大的，还是康熙后期的储位斗争。

允礽自康熙十四年（1675）立为皇太子，时间渐久，自成一大政治势力，企图早日继位，便与父皇发生权力冲突，康熙帝一气之下，于四十七年将其废黜。诸皇子乘机谋取储位，皇长子允禔率先活动，受到康熙帝的指责，转而支持皇八子允禩。允禩早与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联结，以行仁义收揽人心，被朝臣举荐为皇储。康熙帝对他本有好感，但对他露骨地谋求储位深为不满，予以摈斥。康熙帝为平息诸子的争竞，于四十八年（1709）再立允礽，同时封诸子为亲王、郡王、贝子，胤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封为雍亲王的。胤禛也参与了这场储贰斗争，不过他不是为自己夺嫡，却是向康熙帝说允礽的好话，又同时与允禩保持联系。当康熙帝因废太子而伤心生病时，他自愿担任护理，请医调治。他八面玲珑，处处做好人，表现出政治上的圆滑和活动能力。

允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父皇不快，于五十年（1711）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允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允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允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①。允禵于五十七年（1718）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诚亲王允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允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①。

在诸皇子营求储贰的明争暗斗中，胤禛毫不让人，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多①《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五十七年折）》。

①《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谕。

少与众不同。胤禛深知，允礽再废后，谁活动有力，谁就可能谋得太子地位。他的办法是：一要想方设法取得父皇的宠爱；二要以废太子虐待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间关系；三要加意联络百官，尤其对康熙帝身边的大小臣僚多下功夫；四是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作为筹建江山的基干。胤禛采取两面派活动手法，外弛而内张，哄骗康熙帝、政敌和百官，取得了效果。康熙帝命他参加一些政务活动，还屡次去他的花园，与家人团聚，又召见胤禛的儿子弘历（乾隆帝），带到宫中养育。胤禛建立了一个小集团，其中有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隆科多、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

康熙帝晚年，储位久虚，诸皇子激烈角逐，甚至连国法、家法也毫无顾忌。康熙帝主意不定，但对允禵、胤禛有所偏爱，看来他要在这两人中选择一个。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故，胤禛宣布圣祖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②。

雍正帝继位不久，社会上就流传他篡改康熙帝遗诏的说法：“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篡的位①。康熙帝是否遗命允禵嗣统？这种传说确有令人生疑之点。清朝制度，称皇帝的儿子必冠以“皇”字，如称十四子必云“皇十四子”，若改遗诏“十”字为“于”字，则诏书文字应成为“皇于四子”，于文理不通，雍正帝怎能以此明目昭彰的作伪夺位呢？

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看，说康熙帝要传位雍正帝或允禵，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这个问题仍可存疑。但是按康熙帝遗愿胤禛合法继位的说法较可信，而指定允禵嗣统说的历史资料则更缺乏可靠性。

胤禛做了皇帝，以四十五岁的中年开始了君临天下的政治生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的个人历史，自然地划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②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允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允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康熙朝的储位之争是统治者内部最高层次的权力争夺，凡参与者手脚都不会干净，都不那么高尚，所以雍正帝或他的弟兄允禩、允禵等人，即使康熙帝指定的继承人，谁上台都有谋夺的成分，都有可指责之处，但是过往较多的评论，赞扬允禵，贬责胤禛，同情允禩，这未必公允。

储位之争长达十几年，把一部分贵胄、官僚、文人以及西洋传教士卷了进去，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种情况预示，它不会随着胤禛的继位而彻底结束，胤禛还必须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自然会影响雍正年间的政治。②原件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①《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四辑121页。

②《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康熙五十七年折）》。

第二节　政治思想、才能和性格

雍正帝在康熙后期参与了储位斗争，形成他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他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①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

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②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①，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②，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③。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④。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⑤，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⑥，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⑦。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①。“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②。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

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①《雍正起居注》，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条，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②《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谕；拱北楼书局版影印本。①《清世宗实录》卷3。

②《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谕。

③“朱批谕旨·范时绎奏折》，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折朱批；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④《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折朱批。

⑤《清世宗实录》卷3。

⑥《清世宗实录》卷13。

⑦《清世宗实录》卷6。

①《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条。

②《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条。

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这一政纲，需要制定者有相应的施政智能和气魄，方有可能实现，雍正帝恰是这样的君主。

鄂尔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实录》，说雍正帝“幼耽书诗，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睿发，立就万言。书法道雄，妙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③。这些评论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是事实。雍正帝自幼受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汉文，熟悉儒家经典，并能有自己的理解。他具有较多的历史知识，能够吸取前人的政治经验，又提倡三教同源之说，学兼佛老。他文思敏捷，才能出众，能于日理万机之中，亲自书写朱谕、朱批，动辄千百言，一挥而就。

雍正帝具有刚毅的性格。他教导臣下：“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动摇，操此坚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④他倡言要树立坚忍不拔之志，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他强烈反对优柔寡断的性格和作风，主张办事不怕艰难，不怕阻挠，认准了就干。雍正帝的刚毅果断同急躁毛病连在一起。康熙帝批评他幼年“喜怒不定”，他自以为到成年改正了，其实并不彻底。康熙帝又以“戒急用忍”训诫他，他把这书写出来作为座右铭，但有时还是犯急性病。他很自信，有人批评“为人自圣”①，是说他自信过头了。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云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②，要把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都兼起来。他治理朝政，自朝至暮，少有停息，大致上是白天会见臣下，议决和施行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常常至深夜方休。他在繁忙中又特别认真，臣下题本的错字，重复汇报的内容，都在他精细审视下检示出来。因为勤政，加上一套有效的行政办法，所以他办事迅速，这也是他刚毅性格的表现。

雍正帝的才能，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较了解下情，也较了解自己；二是建立在了解下情的基础上的改革政治的抱负，以及改革的内容、范围和深度；三是处理政事的实际能力。雍正帝的才能紧紧地与他的政治思想、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

雍正帝的性格与他的政治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坚毅性格，使他勇于冲破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刚强果毅，产生雷厉风行的作风，办事迅速，讲求实效。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断不能完全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在有的问题上陷入盲目性，犯了轻举妄动的毛病。自信心有助于他坚强果敢，但自信太过，容易阻碍言路，影响政治的改革。

③《清世宗实录》卷1。

④《朱批谕旨·高其倬奏折》，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折朱批。

①《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40，十一年（雍正十三年）正月甲戌条，学习院东洋文化所究所1964—1965年版。

②《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谕。

第三节　政治斗争与处理政敌

争夺皇位的胜利者雍正帝，不想放过政敌允禩等人，允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性质有异于康熙朝罢了。

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对诸王文武大臣说：“尔等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①当皇帝的说这样的话，像是有天下为公之心，其实是被迫无奈，故作姿态，以此威胁众人尊奉他。事实上，不管那个皇子继位，都会因原先政敌的反对而威信一时建立不起来。所以康熙帝死后，统治集团上层的争斗有着削弱清朝政权的危险。雍正帝决定采取清除政敌、改革政治等措施，强化君权，树立自己的权威，克服初政的某种危机，巩固政权。雍正帝对允禩、允禵集团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直至消灭对方。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帝即封允禩为廉亲王，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先后让他掌管理藩院、工部事务，又任命允禩的支持者大学士马齐也为总理事务大臣，将允禩党人贝子苏努晋爵贝勒，将其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帝对这个集团的另一些成员则采取严厉的态度，一即位就征召允禵回京，削夺王爵，囚禁于遵化景陵，将允禟驱逐到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由年羹尧监视，将允■革爵，抄家监禁。这就使该集团首领分散于各地，联合不到一起，完全丧失东山再起的条件和机会。

雍正帝这样处置政敌恰到好处。虚尊允禩，实则是擒贼先擒王，以安抚该集团首脑，稳定政局。允禵在康熙季年、雍正即位之际政治影响力大，号召力强，如若对他尊宠，人们正可乘机向他靠拢，倒使他势力发展，不好收拾，所以对他以打击为上策。允禟之母宜妃健在，地位原属尊贵，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雍正帝对其母子不能不防，否则母子联合起来，可能乱政，还是把允禟遣发远地为好。允■不是该集团的最核心人物，给他严厉处分，既不会引起事端，倒可杀鸡儆猴，使那些非核心人物有所畏惧而不敢追随允禩、允禵。

允禩集团对雍正帝的当政非常藐视，时刻想推翻他的政权。允禵被召至京，雍正帝要与他亲近，他全不理睬。一次雍正帝训饬他，他表示不服，及至允禩命他下跪，他才听从。允禵的这番表现，显出他不服失败的劲头。允禩被加官晋爵，他的外亲都来祝贺，其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那一天掉脑袋呢！”①他们在雍正帝继位合法与否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的太监被发配边疆，沿途称冤，逢人便说：“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他们讲的内容都是涉及继位的大事，如改诏，又如说康熙帝是雍正帝害死的：“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①把谋父篡位的罪名，加在雍正帝身上，是最厉害的一招，是欲置于死地。

允禩集团有社会基础，大约因讲仁政，得到一些人的支持。雍正三年①《雍正起居注》，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条。

①《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条。

①《大义觉迷录》卷3。

（1725）三月，旗人蔡怀玺跑到景陵允禵囚禁处投送纸条，上写“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②。希望允禵坐江山，允禟之母宜妃为太后。同年，天津州民人郭允进自称遇洪觉禅师，得授韬略，书写“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传单，浙江人欧秀臣将之刊刻，广为传播③。他们同情允禩，怨恨雍正帝，可能还要暴动。山西人令狐士义到西大通找允禟，表示“愿附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要联合山、陕兵民，以保允禟④。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春天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三月，青海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允禩一伙。四月，对允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⑤。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允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允禩的攻势，迨至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允禩等人。至四年，允禟、允禩先后囚禁致死，允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允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允禩集团彻底垮台。

允禩等人与雍正帝的矛盾，在康熙年间是争夺储位，雍正初则转变为争夺皇位的斗争。雍正帝由于占据皇位的绝对有利地位，经过四年的努力，完全战胜了对方。

雍正帝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击败了政敌，而在思想领域，在舆论上，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有人说他“凌逼弟辈”，惩处诸兄弟是“报复私怨”①。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为此上条陈，要求雍正帝“亲骨肉”②。当时舆论较强烈，雍正帝不予反驳，只表示那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并不追查造言人，对孙嘉淦还加以鼓励，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

事情还不局限于舆论，更有人利用为制造政治事件，这就是“曾静投书案”。曾静是汉族贫苦读书人，具有尊华夏贱夷狄的思想，希望恢复汉人的统治，改善穷苦人状况。他听说雍正帝失德诸事，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反对清朝的理由，乃于雍正六年（1728）派弟子张熙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处下书，策动他造反，为汉人复仇。他在书中宣布雍正帝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③。把允禩党人散布的关于雍正帝继位的言论汇集起来，作为重型炮弹攻击雍正帝。

这时雍正帝已度过初政权力不稳的阶段，力量也增强了，就利用曾静提出的问题，寻找攻击他失德的言论制造者，以便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挽回他的名声。

经过追查，根源果然是允禩集团中的人。雍正帝指出：允禩、允禟的“奴②《文献丛编》第一辑《蔡怀玺投书允禵案》。

③《清世宗实录》卷44；萧奭：《永宪录》第29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④《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条。

⑤《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谕。

①《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谕。

②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文定公神道碑》，乾隆三十四年刊本。③《大义觉迷录》卷1。

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①。雍正帝决心挽回自己的被动局面，迭发上谕，再次宣布允禩集团罪状，讲解储位斗争以来的历史，极力为自己洗白。他就曾静所列罪状，逐条辩解。他深知那些指责中关键是继位问题，特别详加解说。因为关于他“失德”的说法已散布在民间，他就想把他的辩词也使家喻户晓，于是把他关于曾静一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集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各府州县，命地方官向民间宣讲。所以《大义觉迷录》成为雍正帝嗣位及初政的宣传品。看来雍正帝通过曾静案，对储位和皇位斗争的是非做了一个总结，宣布思想上和舆论上的胜利，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取得这个效果。

①《大义觉迷录》卷1。

第四节　改革赋役制度及对农民的政策

雍正帝把财政与民政联在一起考虑，进行了以下几项改革。

第一，清查亏空。雍正帝深知贪官污吏舞弊、钱粮短缺的严重情形，决心整饬吏治，清查钱粮。即位一个月就下达了命令。他首先讲了清理的必要性：各地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宽仁，未对赃官明正法典，所谓勒限追捕，也不过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但由此而造成库藏空虚，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则关系非浅，因此必须清查。接着说了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①。

清理令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动了起来。在户部查明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帝责令该部历任堂官、司官和部吏赔偿一百五十万，另一百万由户部逐年弥补。内务府官员李英贵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雍正帝抄他们的家产来抵偿。

地方上的清查，在雍正元年普遍开展起来，当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地方大员很多，其中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湖南按察使张安世、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原山西巡抚苏克济被人告发贪赃四百五十万两，雍正帝抄没其家产外，责令其家人赵七帮助赔补二十万两。

严厉的清查，经过三年，取得相当效果，中央的清理基本结束，一些省区，如直隶、河南、山西等省弥补了亏空。有些省份虽也获得一些效果，但虎头蛇尾，企图草草了结。雍正帝对此极为不满，下令展限三年，务期彻底搞清，否则重治督抚之罪。

第二，实行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雍正帝清理亏欠，赃官赔偿以外，就令官员以羡余来弥补，所以清理财政的同时，必须进行耗羡提解。

康熙末年有人提出整治滥收火耗和改变它的用途的建议，认为耗羡除允许州县官动用一部分外，其余的归省里，用作公共事务。康熙帝不赞成。他说，征收火耗原是地方官的私事，若允许他部分归公用，就是中央政府承认此项征收是合法的，他本人将落个实行加派的罪名。雍正帝同乃父态度不同。雍正元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该省各州县耗羡银全部上缴布政司，一部分用作抵补无着落的亏欠，一部分给官员作养廉银。这是全面实行耗羡提解的办法，雍正帝当即批准实行，并在全国推广山西的做法。

耗羡提解的目的之一，是要制止官吏乱征附加税，降低火耗率，以减轻税民负担。雍正帝对于耗羡率，只许减少，不许增多。他说，如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①。耗羡归公后，各地火耗率与实行前发生变化，大多数地区耗羡率降低在正额钱粮的一至二成之间，比原来的高耗羡率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扭转了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情况。耗羡提解以后，雍正规定，它的用途为三大项；一是给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第二个用项在雍正初年清理财政中业已实行，待清补完毕，这部分银子就改用到其他两项上。

清朝实行低俸禄的制度，致使官员贪赃枉法，滥征火耗银。耗羡归公了，但从中提出一部分，作为他们办公和生活补助费，不再多贪占，以维持其“廉①《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谕。

①《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条。

洁”，称为“养廉银”。在雍正朝，由于清查亏空和实行养廉银制度，官场确实较前清廉。

第三，实现摊丁入粮制度。清朝政府的徭役，无田的穷民不堪负荷，有田有势的又勾结官吏进行规避。康熙时就有官员看到贫富差役不均的情形，有人提出改革办法，没有被康熙帝批准。雍正帝即位后，就面临这个棘手问题。

雍正朝摊丁入亩首先提出者是山东巡抚黄炳，他看到人丁逃亡日益严重，于雍正元年六月提出倡议。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发出同样的呼声。雍正帝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准备以后再办，因而始则责备黄炳“冒昧渎陈”①，继而把李维钧奏折交户部讨论。户部同意李维钧的条陈，雍正帝仍不放心，又让九卿詹事科道共议，有人就摊丁提出疑议，因田亩有大小好坏之别，怕摊得不均。雍正帝遂命李维钧详细规划具体办法，要做到对国课无损，于穷黎有益。李维钧遵命筹划，准备把地亩分为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不至于好坏地负担轻重不均。十一月，雍正帝认为他“筹度极当”，办法完善，就命他于下年开始实行②，并命黄炳向直隶学习其具体办法，以便推行。这样，摊丁入粮的大事，经过半年的讨论，就定下来了，在全国次第实施。

第四，推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绅衿享有法定的豁免杂项差徭的权利，还谋求种种非法特权。雍正帝痛斥那些“荡检踰闲不顾名节”士人的种种不法罪行：他们“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勾结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武断乡曲，欺压平民”，称霸乡里；“抗违钱粮，藐视国法”；“代民纳课，私润身家”，即揽纳钱粮，加以侵吞③。绅衿合法和非法的权利，造成平民与绅衿的对立，他们的不法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冲突。他们腐蚀各级官员，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封建国家要保持它的机器的正常运转，它的统治的稳定，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雍正帝看到问题的症结，于雍正二年二月，下令革除标志绅衿特权的“儒户”、“宦户”名目，不许他们借此营私不法①。为此，他颁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士民一体当差。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发布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②，次年豫抚田文镜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省。

严禁绅衿包揽钱粮。雍正五年（1727）定出惩罚事例：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赃或枉法论处。

严禁绅衿欠粮。制定两条新法令，一是雍正六年规定，凡系绅衿拖欠钱粮，地方官要把他同平民欠粮分开，单独汇报，以便照绅衿抗粮例治罪。一是雍正八年定例，州县官要把生员应纳钱粮造册送学官，由学官协助督促完纳。

严禁绅衿驾词兴讼。河南进士王辙伙同伊伯武生王允彝、武生王甸极等包揽词讼，诈骗钱财，雍正帝革其进士，对他们严行审判。

①《朱批谕旨·黄炳奏折》，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折朱批，第九册。

②《朱批谕旨·李维钧奏折》，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折朱批，第五册。

③《上谕内阁》，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谕，第十一册。

①《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谕，第四册。

②《朱批谕旨·石文倬奏折》，附班第奏折，第十一册。

加强对生监的管理。政府规定：每年年底，生监要五人互保没有抗粮包揽等事，生员完粮后，方准应试。

严禁生员罢考。政府一系列的政策，触动了绅衿特权，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最严重的是雍正二年河南封邱罢考，生监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③强烈要求维护他们的特权。雍正帝指示地方官对肇事者严行惩处，又派刑部侍郎赴豫审理，将为首者处斩。

第五，制定主佃关系法令。绅衿不法，虐待佃户尤甚。雍正帝在处理主佃关系上，也注意打击不法绅衿。雍正五年，田文镜上疏，请将苛虐佃户的乡绅按照违制例议处，衿监吏员则革去职衔。雍正帝提出，他只考虑绅衿欺凌佃户，却没有顾及佃农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问题，命再议论。于是定出田主凌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规定秀才监生“私置板棍，擅责佃户”，“革去衣顶职衔”，并“杖八十”①。至雍正十二年加以改定，律文是：“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至于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照律治罪，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②清朝法律，凡人之间拷打监禁，罪止杖八十。雍正帝定律例，将绅衿擅责佃户以满刑论处，表现了严厉禁止绅衿凌虐佃农的态度。这种主佃关系的律例，既保护地主收租，又保障农民人身地位，但本质上它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不过它以法律的形式不允许地主非法虐待农民，对其特权有所抑制，给予农民的人身以某种保护，较前确是一个进步。

③《朱批谕旨·石文倬奏折》，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折。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9《刑部·刑律斗殴》；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版。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0《吏部·擅责佃户》。

第五节　变更行政制度

雍正帝整理财政的同时，对行政机构、管理制度也作了一些重大的改革。首先，确定秘密立储制度。清代原无行之有效的立储法，清太宗、世祖继位都曾发生过争权的斗争，圣祖时储位几度反复，后致虚悬，别无良策。世宗对这个问题考虑颇深，即位不久，于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在乾清宫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宣布他的秘密立储法。他先讲了立储的原因：圣祖临终建储，完全成功，是因他神圣睿哲，自能主持，而本人不如先帝，今为宗社久安着想，故应早为之计。接着说明立储方法：把指定储君的诏书，藏于匣内，将匣子置于顺治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宴驾后始得启动，以便预定的新君继位。这储君是谁，本人不知，诸臣不晓，一概保密。宣布完后，得到诸王大臣拥护，秘密建储制度就这样确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的立储方法。

其次，完善与推行奏折制度。奏折是官文书制度，是清代皇权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奏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雍正帝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关于奏折的撰写人，他明确规定中央部院侍郎以上和翰林科道各官，地方督抚提镇及藩臬学政，中央派出的盐政、关差、织造等，有的道员、知府、同知、副将等中级官员，由帝特许，亦可撰写。这样既明确了奏报人的职责，又扩大了它的范围。

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雍正帝定立了一套保密制度。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就不得外传，否则治罪。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帝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它商讨政务。雍正帝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①。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前述的摊丁入亩政策，就是在雍正帝与黄炳、李维钧等疆吏、中央九卿间通过奏折反复筹商而最后定下来的。奏折被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就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这也是康熙朝所没有的。

自雍正帝把奏折制度化以后，地方官有机要事务都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官员上奏折的也越来越多，使它成为主要的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再次，设立军机处。雍正五年，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

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①《清史列传》卷12《觉罗满保传》，中华书局1928年版。

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①。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像在西北用兵紧张之时，张廷玉“内直自朝至暮”，“间有待至一二鼓”②，以备随时应召。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根据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军机处主要是作文字工作，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不过是传旨办事，对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③。这就是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雍正帝创立军机处，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结合，即以朱批谕旨答复臣下奏折，召见军机大臣授以政事机宜，天下庶务总归他一人处理。明太祖朱元璋罢丞相升六部，使“天下庶务皆朝廷总之”，他一人处置不过来，就指定当时还是低级官员的大学士协助处理，但那时内阁制度还没有形成，大学士帮不了他的忙。雍正帝不同，设立军机处，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明太祖还要集中，他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他是真正集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了。

①王昶：《春融堂集》卷47《军机处题名记》；嘉庆十二年刻本。

②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2，光绪六年刊本。

③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六节　思想文化政策的实施

雍正帝本身学兼儒、佛、道，希望臣民安分守己，都统一在儒家思想之下，于是利用教育制度和移风易俗的措施，进行教化。他实行向孔子顶礼膜拜和奴化教育方针。雍正帝说：“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①别的帝王只讲孔学对臣民的意义，他则坦白承认它对帝王的绝大好处，所以极力推崇它。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次年把临雍的“幸学”改称为“诣学”，表示君主对孔子的尊敬。又为孔子的名字避讳，致使后人用“丘”字处，除“圜丘”一词外，都得改写成“邱”字。雍正帝到孔庙祭奠，亲自下跪，别人认为他礼仪太过，他却说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雍正五年，将孔子诞辰的中祀礼，改为大祀，与康熙帝诞辰礼相同。

雍正帝尊崇儒家思想，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的途径进行宣传。雍正帝取士，第一重视四书文。雍正十年敕谕负责科举的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②。他认为只有四书文才是检验士子真才实学的根据，故而加以提倡。后来乾隆帝也力行倡导，致使官方以四书文为唯一的正经学问，其他的则成了“杂学”、“杂作”。其实以朱注为标准的四书文取士的办法，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雍正帝还重视在科举中加试《孝经》。顺治时乡试第二场有《孝经》试题，康熙时罢废，雍正帝为讲求孝道，把它恢复了。童生复试，本来有“小学”试题，雍正帝把它取消，改从《孝经》出试题。其实《孝经》可出之题甚少，臣下提出这个问题，雍正帝拒不考虑，因为他认为通过科举进行孝道教育最重要。雍正帝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

汪景祺，浙江钱塘举人，投到年羹尧幕下，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讥笑康熙帝书法，非议康熙帝谥号和雍正年号的内容，还有《功臣不可为论》一文为功臣说话。年羹尧案发，汪景祺著作被抄出，雍正帝将他按大不敬律处斩。侍讲钱名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作诗盛赞年羹尧平青海的功绩，年案发生，雍正帝说他是儒门中好钻营的无耻文人，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以诛其心，并命臣工作诗以讽刺他，还叫他把这些诗收集起来，编成《名教罪人》一书。有的官员诗作讥刺无力，雍正帝还处罚了他们。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官礼部侍郎，是隆科多和兵部尚书蔡珽推荐的，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荒谬，抄家革职，监禁致死，复遭戮尸之辱。汪、钱、查因与年、隆、蔡珽等案有牵连，作为政治斗争牺牲品而被祸，但惩治他们的缘由，主要是因文字中写了触犯忌讳的话所致。汪、查都是浙江人，致使雍正帝认为浙江文人无耻至极，用停止该省乡会试的办法以示惩诫，浙江士人因而遭殃。

雍正七年（1729），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柟，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①，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①《清世宗圣训》卷4《圣学》。

②《清朝通志》卷72《选举》，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①《清世宗实录》卷83。

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②，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柟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

前面说过的曾静案，又引出吕留良的案子。吕留良是清初理学家，著述甚多，富于民族气节，拒绝康熙帝博学鸿词的征召，强调华夷之别，曾静供出受他的思想影响，雍正帝就将他开棺戮尸，处死他的儿子及徒孙，家属发遣宁古塔（今吉林省宁安），给披甲人为奴。

吕案发生后，纯因文字关系页产生的案子增多，如进士徐骏，因诗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思念明朝、反对清朝，雍正帝也认为这是讥讪悖乱的言论，将徐骏斩决。又如浙江人、宛平县丞吴茂育，作《求志编》，该书的一个版本，有请人写的一篇序文，文末用于支纪年，未署雍正年号，被人告发，雍正帝指示浙江官员“严加审究，毋涉疏纵”③。这类文字狱的发生，是为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适足表现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和反动。

大搞祥瑞，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所喜好的活动，但也为一些君主所厌恶。雍正帝属于前一种人。他醉心于祥瑞，地方官投其所好，报告祯瑞的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名堂繁多，诸如嘉禾、瑞茧、蓍草、瑞芝、瑞麟、凤鸟、甘露、卿云、五星联珠、黄河清，应有尽有。地方官一报告，雍正帝就叫宣诸史馆，有时还要讲一讲天人感应极其快捷的道理，表彰一些人，告诫一些人。他这样讲求祥瑞，并非他真信那些怪诞之说，这从“卿云现”一事中表现得最清楚。雍正六年九月曾静案发生，给雍正帝加上谋父逼母的不孝罪名，十二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折，声称圣寿节那天云南出现“卿云”，当地有的官员则说没有见到，否认出现“卿云”。雍正帝宁信其有，支持鄂尔泰，说他有强烈的爱君之心才这样奏报，而那些说没有发现的人藏有幸灾乐祸的邪心，为此嘉奖鄂尔泰及云贵官员，为他们加级晋爵。原来古人认为卿云现，表示天子孝。雍正帝意图用此说明他是大孝之人，才有这种天象出现，而绝对不是曾静所讲的不孝逆子。所以他是利用报祯祥来同反对派作斗争，以巩固他的统治。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但因一时恼怒，又把一度称为“异人”的贾士芳处死。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①。即都是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安分守常。他是把儒、释、道三方面统一用为统治臣民思想的工具，以强化他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同时，因为用沙门做谋主，也必须提高兰若的地位。但他不是佞佛，他要左右僧侣，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雍正帝身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又以宣讲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②蒋良骐：《东华录》页457，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朱批谕旨·程元章奏折》。

①《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二）》，《文献丛编》第三辑。

人自居，大量干预佛家内部事务，有类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与法王的双重地位，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而变得更加神圣。

雍正帝谕百官：“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周礼》一书，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①。他认为崇尚节俭，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无有僭越，因而社会安定，黎民乐业。而要做到崇朴素去奢华，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根据这种认识，倡导移风易俗，维护既定的服色、婚姻、丧葬法规，并对它们的不完善或不实用的部分加以改定。雍正元年，他禁止官民服用五爪龙图案的纱缎衣物。五年，更定王公百官衿士朝服顶带制度，比前朝的详细得多。在婚丧方面，规定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禁止出殡设宴演戏，禁用金银殉葬。娱乐方面，不许官员私设戏班，禁止盐商挟妓嬉游，不准旗人沉湎梨园，斗鸡赌博，甚至民间祈神赛会，也以糜费和男女混杂有碍风俗而一度禁止。

此外，他还孜孜不倦地搞了一些“教化”活动，推行他的愚民政策。

雍正帝把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敷衍成《圣谕广训》一书，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宣扬三纲五常，令百姓甘当顺民，为使民人知晓，规定在军民中宣讲。民间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进行，届期，城里的官民齐集学宫的明伦堂，听主讲者宣读。农村由乡约主持、宣讲后，对村民进行善恶两类的登记，以惩恶扬善。《圣谕广训》不过万言，每次讲一条，八个月也就讲完了。雍正帝反复要求宣讲，也只能流于形式。曾静案后，雍正帝又命地方官宣讲《大义觉迷录》，若不用心，则予治罪。乾隆帝继位后不但不让宣讲，反把这本书作为禁书。雍正帝提倡拾金不昧，也搞得煞有介事。河南一个农民拾到一百七十两银子，交还失主，河南巡抚田文镜赏他五十两银子，并挂匾额，雍正帝又赏一百两，还给他七品顶带。他得的实惠已远远超过拾物。雍正帝以此鼓励、倡导民风淳朴，是真正的祥瑞。以重赏诱人不拾遗金，不可避免出现作弊现象。于是报拾金不昧的很多，有不少是虚假的。所以雍正朝的道不拾遗，多系雍正君臣的渲染与粉饰。

①《清世宗实录》卷10。

第七节　改土归流及对边疆民族的政策

雍正帝在处置民族事务方面，也贯彻改革的精神，积极经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坚决镇压某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改革民族地区的建制。康熙年间，统治青海广大地区的和硕特固始汗的子孙受清朝政府的封爵，其中罗卜藏丹津于康熙末年随同抚远大将军允禵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势力，袭封亲王。雍正元年，他令诸首领放弃清朝封爵，在取得喇嘛教圣地塔尔寺大喇嘛支持后，发动叛乱，进攻西宁，一时聚众二十余万。在他的影响下，青海、四川、甘肃的藏人也跟着暴乱。雍正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兵进剿，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年羹尧经过周密的部署，大败叛军于西宁地区。雍正二年二月，岳钟琪追击残敌于柴达木，一举获胜。雍正帝论功行赏，封年、岳为公爵，批准年羹尧提出的处理善后十三条事宜。雍正帝向青海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务，把西宁卫改为西宁府，下置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使青海这一重要地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又把藏人活动地区的甘肃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增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这一措施有利于稳定青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

允禵从西藏驱除准噶尔势力后，康熙帝用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等治理前藏，颇罗鼎管辖后藏，并留二千名蒙古兵驻防。雍正帝即位，撤回驻军。雍正五年，阿尔布巴叛乱，阴谋投奔准噶尔，颇罗鼐自动起兵平叛。雍正帝闻讯，指示：“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防久远之计”①，即派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军一万五千名进藏平乱，诛杀首逆分子。总结上次撤军教训，留兵二千，分驻前后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分统驻藏部队。驻藏大臣是固定职务，不便频繁更换，又怕内地官员入藏生活不适应，遂定三年一轮换办法。这时的驻藏大臣主要任务是管理清军，稳定藏中局势，与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同达赖共理藏中事务有所不同，但它却开了这一制度的先河。

在西藏事件中，雍正帝总把西藏与准噶尔联在一起考虑，他说：“准噶尔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②在他看来，西藏和准噶尔对清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准噶尔安宁，西藏则不会生事；西藏不平静，也会引起蒙古的骚动。造成这些关系的因素是喇嘛教，他又说：“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①。要利用喇嘛教，就不能不注意西藏问题。雍正帝在料理西藏事务时兼及准噶尔问题，具有全局观念，西藏局势稳定，以便他专力对准部用兵。

雍正帝于雍正五年筹划对准部战争，准备钱粮，训练士卒，制定作战方案。雍正七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①《鄂尔泰奏折》，《掌故丛编》第四辑，故宫文献馆出版。

②《鄂尔泰奏折》，《掌故丛编》第四辑，故宫文献馆出版。

①《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谕，第十四册。

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②其实他的统兵将领就不怎么样，前任抚远大将军、后任绥远将军马尔赛连逃敌都不敢截击。岳钟琪疏言有“十胜”的把握，不过是一些大言、浮言。他出师未战，就遭到敌军突然袭击，其后老师糜饷不能立尺寸功。傅尔丹轻信敌间谍之言，进军中伏，吃了大败仗。主帅这样的思想状况，怎能指挥军队打胜仗。雍正帝频频更易主将，屡换屡不得人，调度乖方，其失败是必然的。

改土归流是雍正帝对南疆土司制的一项重大改革。雍正二年，他就深感土司制的弊端与土司的作恶，在给四川等地的督抚上谕中说：“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①，要求他们加强对土司的管理，但他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说了也不起作用。到雍正四年九月，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上奏折，建言改土归流，并拟定了实施方针：“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相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就是说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实现安定。雍正帝早就欣赏鄂尔泰的才能，按照他的“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相信鄂尔泰能办好这件事情，所以边看奏折，边批“好”学，最后批道：“朕心中嘉悦，竟至于感矣！有何可谕，勉之！”②全部批准他的建议，勉励他努力实行。为提高鄂尔泰的威望与事权，实授他云贵总督，又加兵部尚书衔。广西与贵州接壤，改流事务较多，雍正帝特将广西从两广总督属下划出，归鄂尔泰管辖，使他成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此外还调整了川滇边界不合理的行政区划。西南地方行政的这些改革，为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做了组织准备。

在雍正帝的指导下，鄂尔泰、张广泗、哈元生等督抚提镇努力推行改流政策，到雍正八年（1730），云贵地区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湘、鄂、川的改流准备得较充分，到雍正末年、乾隆初年亦告完成。整个改流的地区，以贵州涉及的最广泛，它新设的州县竟相当于原有州县的面积。改流的内容包括取消世袭土司，设置府厅州县，派遣流官，增添镇营，改革赋役制度，兴办学校等项。雍正末年，贵州古州地区发生破坏改土归流的叛乱，雍正帝派兵镇压，到乾隆初年获得成功，巩固了改流的成果。

②《朱批谕旨·张元佐奏折》，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折朱批。

①《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谕，第四册。

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折及朱批，第二十五册。

第八节　家庭生活和死亡之谜

雍正帝有八个皇后和妃嫔。皇后那拉氏幼年入雍邸，雍正九年（1731）病故，雍正帝因生病，没有亲临含殓。最宠爱的是年贵妃，她是年羹尧的妹妹，在康熙末、雍正初曾有专房之宠。为雍正帝生子女最多的是齐妃李氏，但她儿子不成才，李氏就没能获得皇帝进一步的宠幸。钮祜禄氏生了弘历，被封为熹贵妃。雍正帝多妻妾，但传说他好色伤身，则是不确实的。

雍正帝有十个儿子、四个女儿，但长大的只有四子一女。其中，弘时因罪被削除宗籍，可见雍正帝对他是很残酷的。雍正帝最喜爱弘历，其次是弘昼，封弘历为宝亲王，预示未来接掌大宝，封弘昼为和亲王，希望他与弘历和衷共济，保住他一脉相承的江山。他原喜欢年贵妃生的皇八子福惠，福惠八岁夭折，对雍正是个不小的打击。雍正帝做皇帝后没有女儿，就将允祥等人的女儿养于宫中，封为公主。

雍正帝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他同一切君主一样，有犬马之爱，对当时进口的西洋器物，表现了相当浓厚的兴致，如喜用温度计、望远镜、西洋眼镜，对西洋装束和西洋画也颇有兴趣。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①，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怎么这样快就死了呢？郑天挺先生认为“是中风死去的”②。这属于正常死亡。有一种传说，说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进宫刺杀的，此实为无稽之谈，然而流传很广，在民众中至今仍有市场，文艺家以此题材编造各种故事，此类小说、电影、戏剧不断出现，情节也越发离奇。但真正考察历史，关于雍正的死，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金梁曾怀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药毒死的③，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对此作了一些论证，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的”④。鉴于雍正帝亲近道士，误食丹药中毒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此说尚待进一步验证。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五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嗣皇帝将乃父葬于易县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总起来看，雍正帝政治的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客观条件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性，而雍正的主观条件，使之得以实现。雍正帝很有才华，又有政治斗争经验，他认识到清朝前进道路上要克服什么障碍，多少意识到社会发展的要求。他从实际出发，决定了他提出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他实践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调节、缓和了社会矛盾，造成那个时代可能有的比较清明的政治，促成国力的强盛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了康熙朝政治中的清明成分，并为乾隆时期的鼎盛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促进清代社会持续发展。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雍正帝是奋发有为的、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君主，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①《清世宗实录》卷159。

②《清史简述》，页47，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清帝外纪·世宗崩》页89，1934年序本。

④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页297。

他及他的政治改革事业，在历史教科书上应当占有重要的一页。

第二十八章 乾隆帝弘历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统一中国后的第四代皇帝，因在位年号乾隆，人们习称为“乾隆皇帝”。他在位六十年，继康熙、雍正之后，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了重大的努力，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了全盛期；同时，由于他在晚年任情挥霍和吏治松弛，又直接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清朝也由盛转衰。因此，他是一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

第一节 继位为帝

弘历是雍正帝胤禛第五子，生母是钮祜禄氏。二兄弘昐两岁时早殇，未曾与序行次；而与序行次的长兄弘晖、三兄弘昀又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九年（1710）先后去世，年长于弘历的只有弘时一人，所以弘历在雍正帝诸子中排行第四而实为雍正帝第二子。

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弘历出生时，祖父康熙帝已年迈，二伯父允礽虽已不被康熙帝所喜爱，但仍居于法定继承人“太子”的地位，父亲胤禛仅是受封不及两年的雍亲王，母亲也不过是雍亲王身边的格格。当时，弘历的出世，也只是在康熙帝众多的孙辈中增添了一员而已，并未引起皇室甚至雍亲王府邸的特别重视。

康熙末年，诸子争夺储位的斗争日益激烈，使得弘历在皇室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熙五十一年，太子允礽再次被废。此后，直到康熙帝去世，未曾再立皇太子。这样，康熙末年，作为康熙帝所喜欢的皇孙，弘历曾被养育于宫中，并随祖父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不久，康熙帝去世，胤禛（即雍正皇帝）即位。由于弘历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①，失欢于乃父，而弘历在康熙末年曾因得到康熙帝的宠爱，而使其父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处于颇为有利的地位，因而雍正帝即位之初，便把年仅十三岁的弘历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储君。不久，雍正帝对康熙以来的建储方式进行改革，决定秘密建储。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亲书弘历之名并存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上。这样，弘历便由一个普通的皇子上升为密定的储君，地位发生极大的变化。康熙末年，雍正帝忙于争夺储位的斗争，无力顾及对弘历的教育。因而，弘历接受启蒙教育比其他皇族子弟为晚，直至九岁才入学读书②。雍正帝即位并决定弘历为储君之后，才加强了对他的教育。除原来教师福敏之外，还选派了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蔡世远等著名文臣辅导弘历学习文化知识和儒家经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禄、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马骑射。同时，还让他代行祭天、祭祖以提高他在全国臣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雍正帝的精心培养下，短短几年的时间，弘历便兼通满、汉文，遍习文武。为了进一步培养从政能力，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封他为宝亲王，让他参与处理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重要政治军事事务。弘历在雍正时期受到了全面而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表现出色，深得信任。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突然去世，依照程序，宣读雍正帝建储密旨和有关手续，弘历便以当然继承人的资格，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年号“乾隆”。

①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一、雍正十三年十月己丑。

②《采善堂全集》乾隆帝庚戌年原序，福敏跋文。

第二节　乾隆初政

自清军入关至康熙、雍正朝，清朝的统治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两个皇帝励精图治，英武有为，都为清统治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制定的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一致，不利于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乾隆帝即位之初，便集中力量纠正前两朝特别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并在这一过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皇室内部关系失调，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早在康熙末年，围绕着争夺储位这一中心问题，皇室内部便各立门户，自树党羽，明争暗斗，矛盾非常尖锐。雍正帝即位后，对政敌又大肆镇压，或者监禁、或者流放、或者杀戮。更为甚者，他对自己的主要政敌允禩、允禟等人，强行将其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并残害致死，又祸及他们的子孙，给予削除宗籍。一时之间，皇室内部斗争变得空前激烈。尤其严重的是，此案涉及八旗贵族和功臣后裔甚多，既不能把他们尽行诛杀，又无法禁止其私下议论。尽管雍正帝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皇室内部结怨过多，在舆论上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乾隆帝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允■、允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不久，又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给以疏远皇族的待遇，同时，对于允禩集团中一些骨干成员，也分别赦免其本人及家属。乾隆帝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矛盾，为保持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年、隆两人都是雍正帝的佐命大臣，对其统治的建立和巩固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后被雍正帝视为隐患，立为专案，严厉惩办，对其友朋也从重处罚。冤案层出，株连过多，使许多官员和士子人人自危，怨声载道。乾隆帝即位后，便即恢复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文武官员的职务，其后，对于此案牵连所及的各起文字狱的人员也分别放回原籍。乾隆帝敢于纠正前朝的乱政，不仅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支持，无疑稳定了政局，有利于统治。

除此之外，乾隆帝还对雍正朝以来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缙绅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地方缙绅是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包揽词讼，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抗缴赋税，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危害了清政府的利益。至雍正时，先后决定革除所谓儒户、宦户等名目，并推行了士民一起当差的政策，对其中的违法者予以严厉的打击。这些措施的推行，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但却使政府和其政权的支柱地方绅衿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长此下去，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乾隆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放宽了雍正朝为惩治不法绅衿而制定的各项限制措施，对生员欠粮、包讼等不法事的处分分别改宽改缓。不久，又把举贡生员的杂色差徭一并豁免。这些措施，比较雍正帝的限制政策，应是一个倒退，但在当时却收到了扩大统治基础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因而被臣下和僧道蒙蔽，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和政务。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宫，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①。从大的方面来说，雍正帝在施政过程中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例如，他推行耗羡归公政策，地方官员便迎合他的谕旨，多征多交耗羡，结果却加重了人民负担，地方官员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讲求地方官员的治绩，鼓励垦荒，地方官员则隐匿水旱、奏开垦，谎报政绩，而将负担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为劝农而实施奖给老农八品顶带的办法，实际上多为乡曲无赖所垄断。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曾在京师附近试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却盗卖官牛、出租土地，井田制则变得不伦不类。对于这些问题，乾隆帝一即位就连颁谕旨，分别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①。同年十一、十二月间，又连下诏书，命令江南、四川、陕西等地减少耗羡成数②。乾隆元年（1736）七月，停止实行老农顶带之例③。同年十一月，废八旗井田为屯田④。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①《东华续录》乾隆一，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

①《东华续录》，乾隆一，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

②《东华续录》，乾隆二，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十二月辛巳。

③《东华续录》乾隆四，乾隆元年七月癸卯。

④《东华续录》，乾隆元年十一月壬子。

第三节　百务俱兴

在乾隆帝通过纠正前朝的一些弊政而使统治得到初步巩固的同时，他还采取种种措施，强化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虽多是创自前朝，但经乾隆帝发展之后却进一步制度化，并在各方面都收到了较大的效果。因此，他在位期间，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清的统治进入了入关以来最兴盛的时期。

奏折制是乾隆帝在位期间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以前官员报给皇帝的奏章，基本上依照明朝旧例，分题本、奏本两种，前者报公事，用官印，后者报私事，不用印。在手续上皆经内阁转呈才能到达皇帝手中。为了加强皇权，提高运转速度和保密程度，顺治康熙之际，在此两种文书之外，出现了不经内阁而直接与皇帝本人联系的奏折。但在当时，拥有此种权力的人员极少，而且也没有一定的品级的规定。雍正时期，拥有奏折言事权的官员逐渐增多，但奏折仍非正式公文。许多事情都是由官员本人先用奏折与皇帝秘密联系，在得到皇帝首肯之后，仍以题本、奏本形式经内阁正式上奏。乾隆帝即位后，对前朝拥有奏折权的官员予以承认，至乾隆十三年（1748），还正式下令停止使用奏本。这样，奏折最终取代了奏本，成为与题本并行的一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乾隆帝同雍正帝一样，严禁各地官员对上奏内容及皇帝批示互相泄漏。如乾隆八年规定：“嗣后凡密奏事件，未经发出之先，即上司属员，概不得互相计议参酌。如有漏泄通同，一经发觉，按其情事轻重，分别治罪。”①这些新规定，不但进一步削弱了内阁的权力，而且也使皇帝对各地情况的了解经常化，对于皇权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

乾隆帝还重建军机处并极大地加强其权力。军机处初建于雍正七年六月，原是为西北用兵期间军事上保密的需要而设置的。在此期间，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奏折不经内阁而径由军机处直达皇帝，因此，这一机构的设置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皇权的作用。乾隆帝即位之初，曾一度将此作为前朝弊政之一而予以裁除，但不久又因实际需要而于乾隆二年十一月将此机构重新恢复，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了权力。雍正时，该机构在职军机大臣始终没有超过三人，其下所设的军机章京，也一直维持在十人左右。而军机处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此后，随着其权力的加大和处理事务的增多，人数相应又有所增加。在对人员编制不断充实的同时，军机处处理事务也日益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各项制度也不断趋于健全。以其处理事务而言，雍正时的军机处，不过是西北用兵时“筹办军务”的临时机构，乾隆时期，则扩大到“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①。其职责几乎无所不包，如帮助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核内阁、翰林院所拟诏旨，议大政、谳大狱，为皇帝准备政事的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奉派出京查办事件，陪同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等事务性工作，还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草①《清高宗实录》卷197。

①梁章钜：《枢垣纪略》卷22；王昶：《军机处题名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案，供皇帝本人选择等等。军机处所承担的职权，已使它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为保证其所负担的各项职责能顺利得到贯彻，乾隆帝还为它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乾隆十四年，将雍正时铸造的“办理军机事务”的六字军机处印信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印信”，规定印信平时由内奏事处的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严格保密，军机处中的听差皆拣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充任，而在军机处值庐，还有专派的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如有地方督抚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况，必严加处理①。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却始终未设专官，未立衙署。其职权范围虽广，但不过是仅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②。因此，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通过军机处的重建，乾隆帝不但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旧有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形同虚设。与奏折制度一样，军机处的重建及其机构、制度的健全，都进一步强化了乾隆帝的君主集权。

坚持雍正以来的秘密建储制度，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是乾隆帝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措施。雍正帝创立了这一制度，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它还不被统治阶级中的多数人所理解。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也只是依雍正旧例，亲书建储密旨，“照旧收藏”③，而在思想上仍然把它看作是“酌权济经之道”，还没意识到后世子孙一定要执行照办。随着乾隆帝的儿子们的渐次成人和其统治经验的不断丰富，他越来越认识到明立太子的害处和秘密建储的好处，这才开始进行反复的阐释。他指出，“储贰一建，其弊丛生，不特佥壬依附，易启嫌隙，而名分早定，日久必致流于骄佚而不自知”④。“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①。因此，他认为“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②。而秘密建储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③。但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不赞成这一办法，不断上疏，建言立储。乾隆帝对他们严加斥责，甚至说他们是“离间父子、惑断国家之人”。他断然表示，以后谁如提及此事，“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④。这样，制止了朝野思想的混乱，制度得以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对于因皇室人员争位而招致国家动乱，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在他即位已满六十周年之际，他又在秘密建储的基础上适时地举行内禅，既避免了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最高权力过渡之际宗室干政、大臣擅权、政柄旁落的重演，也避免①《清高宗实录》卷264。

②赵翼：《簷曝杂记》卷1《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东华续录》乾隆四，乾隆元年七月甲午。

④《东华续录》乾隆一二○，乾隆六十年九月己未。

①《清高宗实录》卷1066。

②《清高宗实录》卷1189。

③《清高宗实录》卷1066。

④《清高宗实录》卷317。

了父子、兄弟之间骨肉相残的悲剧的再现，使得最高权力的过渡得以顺利地进行。乾隆帝坚持秘密建储，找到了皇位继承的一个好办法，这比他的祖父康熙帝的确是高明得多。

打击朋党、改善官吏队伍状况，也是乾隆帝加强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乾隆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帮势力，他们以民族、同乡、血缘、登仕途径等关系而各结为门户。如张廷玉原籍安徽桐城，于是，桐城张氏一族赖其势力而登仕的有张廷璐等十九人，与其联姻的桐城姚氏，有姚孔振等十三人在仕。同样，鄂尔泰在满洲贵族中也有较多的追随者。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在这个问题上，明末党争是个深刻的教训。他反复告诫臣属不得依附逢迎，还利用机会对之加以限制，甚至对其为首者进行打击。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以为大臣植党之戒。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改变旧有官吏队伍的组成成份。这一工作不仅对原有官吏的升转乾纲独断，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乾隆初年，他接连开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等，其用意即在于此。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除了上述各项措施之外，乾隆帝还汲取历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内监干政和宗室擅权等方面也颇为注意。他即位之初，就对太监中的不法分子进行惩治，而后又对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宗室的不法行为严加处罚。乾隆帝将此两项政策贯彻始终。在乾隆六十年中，内监活动相当收敛，宗室地位也相对较低，都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这些措施，对于他皇权的极度扩张，也都起过重要的保证作用。

为了维护君主在全国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地位，乾隆帝还继康熙、雍正之后大兴文字狱，对各级官吏、士子和百姓的思想进行严密控制。他制造的文字狱，不仅像前朝一样对敢于收藏具有反清色彩的“国初伪妄诗文”和“明季末造野史”的文人进行严厉惩罚，还将有碍专制统治的当代人的著作也一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因此，这一时期文字狱的名目和数量都是空前的。以名目而言，有什么妄议朝政，谤讪君上；隐寓讥讽，私怀怨望；诋毁程朱，倡为异说；妄为著述，不避圣讳；捏造妖言，狂诞不经等。以数量而言，总数不下七、八十起，几乎占清代全部文字狱的半数。著名的有乾隆十六年的王肇基“献诗案”、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六年的程明諲代作“寿文案”等。因文字狱而被处死或受到株连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是不胜计数。在文字狱发展到高潮期间，又有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愤，经办官吏往往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以扩大案情，都大大地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至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百姓，甚至供职的官吏，全国上下都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之中，而乾隆帝本人的权势却因此而发展到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经过两千多年的缓慢发展，到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晚期。不管乾隆帝愿望如何，他加强君主专制的一系列措施，从总体上说，对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弊大于利。清朝是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入关之后，又在开拓疆土、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等重要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由于各民族、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乾隆帝的统治措施，剔除其封建关系中最落后的部分，在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还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在加强君主的政治统治的过程中，乾隆帝还继续雍正帝坚持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等项政策，先后实行各种措施以推动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改革赋役制度，对地主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的国家赋税进行了调整，限制了各级官吏对农民的非法加派，这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政策伤害了一些官僚和大部分地主的利益，雍正朝时，朝野之中反对者大有人在，在雍正帝去世之后，还有人纷纷将此作为前朝弊政而要求乾隆帝予以取消。对此，乾隆帝通观全局，反复考虑，继续坚持这些政策，对于其中一些政策还进一步予以推广。如耗羡归公，他在认真分析反对意见之后指出，这些意见大多都是“出于愿耗羡之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因而不予改变，“仍由旧章”①。又如，对于地丁合一政策，则不顾一些地主的反对而继续坚持，并且还在雍正朝未及施行的地区予以推广。乾隆帝的努力，收到了明显效果，不但使这些刚刚实行不久的政策进一步确定下来，而且也使国家财力得到了充实，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帝同他的父祖一样，继续鼓励垦荒、组织移民，并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乾隆五十年秋，他曾数次指示河南、山东等地督抚推广甘薯种植，亲自抄录介绍其种植方法的《甘薯录》一书，寄给河南巡抚毕沅，指令他“多为刊布传抄，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②。他在位期间，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五次普免全国漕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当然，这往往由于各级官吏的预征而流于形式，但与明朝末年对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打击地主阶级、破坏封建生产关系的结果，是清初以来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也应看到，清朝建立后几代统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断加强君主集权而出现的长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在这一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过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①《清高宗实录》卷178。

②《东华续录》乾隆一○二。

第四节　“十全武功”

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这是乾隆帝一生中的重要实践活动。他继康熙、雍正两朝之后，对西北用兵，平定西藏，抗击廓尔喀入侵，坚持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些军事活动将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削除净尽，使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朝。而乾隆帝制定的各种措施，将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乾隆帝的这些活动，对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国家的统一和进一步巩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后，该部崛起，先后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等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康熙、雍正两朝曾先后对西北用兵。清政府的军事打击虽使准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地区的进犯活动有所收敛，但是清政府也没有实现对西北边疆进行直接统治的最终目的。乾隆十五年（1750）后，准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最初，喇嘛达尔札联合其他贵族杀死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而夺得汗位。不久，喇嘛达尔札又被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所推翻，汗位又被达瓦齐夺去，接着达瓦齐又因争权夺利和阿睦尔撒纳以兵戎相见。准部上层贵族争夺汗位的斗争，使得本部和附近各部的广大牧民与中下贵族深受其害。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车凌等先后率部内迁。乾隆十九年，在争夺汗位斗争中失败的阿睦尔撒纳也率领二万余人投降清朝，达瓦齐政权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实现康熙、雍正两朝的“筹办未竟之绪”①，对西北地区准部的分裂势力展开了新的军事打击。

这次战争，分为平定达瓦齐和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两个阶段。乾隆二十年春，乾隆帝调动大军，分北、西两路进军西北。由于达瓦齐政权已不得人心，清军“兵行数千里，无一抗者”②，不过三个来月，便攻下西北重镇伊犁，将达瓦齐擒获。清政府此次出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正当清政府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一度投降清政府的阿睦尔撒纳为了实现自己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野心③，竟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于乾隆二十年九月，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由于此时大部分清军已经撤走，除少数据点外，北疆大部分地区又很快沦陷。在阿睦尔撒纳的煽动下，喀尔喀蒙古的个别上层贵族如青滚杂布等也揭起叛旗，武装反清。乾隆帝不能坐视叛乱继续蔓延和扩大，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度出兵西北。在清军的打击下，阿睦尔撒纳政权土崩瓦解，阿睦尔撒纳被迫逃亡俄罗斯，此后不久患痘死去。西北地区重新处于清朝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乾隆帝平定准部上层贵族叛乱的军事行动无疑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次战争毕竟是封建统治者进行的统一战争，在战争中，清军对当地人民的屠杀非常残酷，致使战后当地人口锐减，社会经济也受到很大的破坏。

在准部上层贵族的叛乱被平定下去之后，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①《清高宗实录》卷489。

②《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③《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乾隆又进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宗教首领大小和卓木武装叛乱的军事活动。

维吾尔族是世居我国新疆地区天山南路的一个少数民族。清初，准部贵族称雄西北，维吾尔族广大人民和其他西北各部一样处于准部贵族的统治之下。广大维吾尔族人民要向准部贵族交纳为数甚巨的各种贡赋，他们的宗教首领阿布都什特、玛罕木特及其二子波罗尼特、霍集占兄弟，还相继被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长期拘禁于伊犁。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期间，为了争取维吾尔族贵族的支持，对其政策有所改变。他释放波罗尼特返回维吾尔族本部，还诱使留居伊犁的霍集占率领准噶尔本部的回教徒也参加了叛乱。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武装叛乱的胜利，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最终摆脱了准部贵族的统治和压迫，在乾隆帝派遣使者商讨和平统一南疆的问题时，包括波罗尼特在内的许多维吾尔族有识之士都表示：“安集回地各城人民，听候大皇帝谕旨。”①这反映了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刚从伊犁逃归的霍集占却妄图借此实现其割据的野心，在他的唆使下，前来商议和平统一事宜的清朝使臣被杀害，南疆形势急转直下，一场新的武装叛乱又爆发了。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派遣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率满汉官军，由吐鲁番进攻维吾尔部北方门户库车，并在大败霍集占援军之后攻克该城。不久，又派遣战功卓著的将军兆惠率军挺进南疆，攻打叛军的主要据点叶尔羌城。乾隆二十四年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又率军南下，清军遂分两路进攻叛军据点叶尔羌、喀尔喀什两城，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霍集占兄弟率领残部突围而出，西逃至巴达克山，被当地首领擒杀。大小和卓木掀起的武装叛乱最后被平定下去。

准噶尔部和维吾尔部叛乱的平定，使得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极大地得到扩展。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于惠远城设伊犁将军，作为“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伊犁将军之下，在乌鲁木齐设都统，统辖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及吐鲁番等地驻军，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辖塔城的驻军，在南疆喀尔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等城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对当地实行军事统治。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平定准部上层贵族武装叛乱的胜利，解除了长期以来准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各部的压迫。作为这一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乾隆三十六年发生的土尔扈特部的重返祖国。土尔扈特部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该部一直与其他三部共居于我国的西北地区。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无法忍受准噶尔部的压迫而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故地，几经辗转之后，迁居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土尔扈特人饱受沙俄的压迫和欺凌。他们虽然身处异域，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不顾山险路长，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清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人表示关切。清军平定准部上层贵族的武装叛乱不久，即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便率领部民十七万口，不顾沙俄的重重阻挠，毅然踏上归途。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①《回疆通志》卷12，民国十四年刊本。

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病流行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从而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十分重视。专派陕西巡抚文绶前赴巴里坤等地，购办牛羊、衣物，接济他们的生活。不久，又指令伊犁将军舒赫德负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解送当地牧群“驱往供馈”；陕甘总督吴达善负责“发帑运茶，市羊及裘”①。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之后，乾隆帝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附近接见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部首领，分别赐封为卓哩克图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使其“管理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①。这是一件盛大的喜事，乾隆帝欣然命笔，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等重要文章，记载土尔扈特部归回祖国的艰难历程。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是乾隆帝经营西北边疆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也是乾隆帝在位期间巩固西南边疆的一项重大政治实践活动。入关之初，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即已归服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康、雍时期，清朝政府先后平定准部贵族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侵犯，委任西藏地方政府，设立驻藏大臣等，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在康、雍两朝的基础上，乾隆帝又通过出兵平定西藏叛乱，抗击廓尔喀入侵，对其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旧有制度进行改革，而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发生了以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首的地方贵族割据势力的武装叛乱。在叛乱中，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被驻藏大臣处死，但是两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同时遇害。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广大僧俗和入藏清兵联合作战，这次叛乱很快即被镇压下去。然而，这次叛乱却表明：让西藏个别贵族拥有过大的权势，很不利于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意识到这一点，便于乾隆十六年，在平叛斗争胜利后，立即废除了旧有的藏王制度，并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提高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还决定在西藏长期驻军一千五百名，这就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虽然有所加强，但由于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西藏政局仍不平静。至乾隆五十二年和五十六年，又先后两次遭到廓尔喀的入侵。尤其是后一次，廓尔喀侵略军在西藏上层贵族沙玛尔巴的勾引下，竟深入到西藏内地日喀则一带地方烧杀抢掠，给广大藏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即派遣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入藏，将侵略军全部驱逐出境。次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经乾隆帝批准的《钦定西藏章程》颁布实施，对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军事和外交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在政治事务上，该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在处理藏内事务方面与达赖、班禅的地位平等，拥有监督管理和任免西藏各级官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在宗教事务上，对以往达赖、班禅和各地活佛圆寂后，由巫师作法指定这一弊端百出的“呼毕勒罕制度”加以改革，改行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以金瓶（金奔巴）①《东华续录》乾隆七十四，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乙巳。

①《东华续录》乾隆七十四，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辛亥。

掣签的办法。并还规定呼毕勒罕的“坐床”典礼，必须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进行。在军事上，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边防，《章程》规定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额数三千，分驻于各重要地区，由驻藏大臣统辖。在外交事务上，规定由驻藏大臣主持对外交涉，禁止噶隆以下的地方官员和外国私下联系。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同时也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有助于西南边防的巩固和西藏地区政局的安定。

在西南地区，乾隆帝继续执行雍正朝以来改土归流的政策。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及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一年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武装反抗。

大、小金川两土司位于四川西北大渡河的上游，是我国藏族人民的聚居地之一。清初，两金川土司头目先后接受清朝的统治，而清朝也对他们传统的世袭统治制度予以承认。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强盛，该土司头目莎罗奔不断侵扰相邻各部，兴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泽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两土司。为了惩治大金川对邻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乾隆帝调动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山势险峻、气候恶劣和将领指挥失宜及间谍混入等许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夏秋，清军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乾隆帝势同骑虎，又增兵、增饷，特派大学士傅恒前往该地指挥作战。傅恒至军后，采取了岳锺琪选锐深入的作战方略。乾隆十四年二月，清军进逼莎罗奔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被迫乞降。

但是，各土司之间的武装冲突仍然经常发生。为制止各土司之间的武装冲突，乾隆三十一年，四川总督阿尔泰采取了使大、小金川和各土司之间相互联姻的措施。这一措施暂时制止了各土司之间的相互攻掠，但却为大、小金川及相邻土司的联合反清准备了条件。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僧格桑分别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决定再度出兵。清军取各个击破之策，先尽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七年底，攻克其主要巢穴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春，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指挥作战的温福腐朽无能，是年夏天，在索诺木的反攻下，清军遭到严重失败，连同前已攻克的小金川也一并丧失。乾隆帝又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军队，重新组织进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后，又师出三路，进攻大金川。经过两年的战斗，至乾隆四十年底，始将大金川最后平定。这时，乾隆帝决心彻底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小金川旧地设美诺厅（后改名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阿尔古厅，皆隶属于四川省，还分别在其险要地区设兵镇守，从此，这一地区最终结束了混乱相争的局面。

乾隆帝平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乾隆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四年，乾隆帝还曾先后对缅甸和安南两国用兵。就战争性质而言，这两次用兵，都是不正义的战争，给中国和缅甸、安南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清初以来，经过历朝特别是乾隆皇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我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局面。在北起恰克图，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极其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的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坚持“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①的原则，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①《清朝文献通考》卷292，“舆地二十四”。

仰和生活方式表示尊重，对其上层贵族则授以爵位和与之联姻，多方笼络。这些政策收到了极大的成功，他在位六十余年，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安定的局面，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全国各地包括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推动清朝迅速走向全盛。

第五节　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帝为发展封建文化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他继汉、隋之后，通过大规模的访求遗书活动，而使当时的国家藏书量得到极大的增长，还通过组织全国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而对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乾隆帝的这些活动，对于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繁荣当时的文化事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撰各种书籍。著名的有《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通鉴辑览》、《大清一统志》等等，总数不下数十种。为了充实国家藏书，还于乾隆六年正月颁布谕旨，征求“业在名山页未登天府”的名家著作。①乾隆中期以后，他又以组织编纂《四库全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动。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②。他意识到广大臣工百姓因惧怕以文字获罪而产生的畏疑情绪，亲自反复进行解释，还以皇帝题词、赏赐图书、《总目》留名等手段奖励藏家献出家藏秘籍。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他还组织许多学者从内府所藏的《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为这一时期古典文献的全面整理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在征求遗书活动取得很大成就之时，乾隆三十八年初，他决定在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和一部大型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根据他的指示，“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许多知名学者先后被征召入馆，分别担任纂修、校理等职。这样，一个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便开始了。

根据乾隆帝的历次指示，在两书纂修的过程中，各纂修官分别对各地征集到的每一种书籍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就作者、成书时代、内容异同、版本优劣诸方面进行考证，将其校勘、考证成果以另纸粘于该书每卷之末。同时，还仿汉朝刘向校书的旧例为每书撰写一篇提要，内容包括作者的时代爵里、本人事迹以及该书版本、卷次、内容价值等，并以该书的价值为据，拟出应刻、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候旨决定。经乾隆皇帝同意后，其中，应刻、应抄两部分书籍皆交缮书处组织人员按已定规格进行抄录，收入《四库全书》，所有应刻、应抄、应存目三部分书籍提要，则均按类例汇为《四库全书总目》。

因为纂修的这两部书籍卷帙浩繁，不易翻阅，因而在两书编修正式开始不久，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又分别指示在两书基础上另编《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两书。前者为《四库全①《东华续录》乾隆十三，乾隆六年正月庚午。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旨，中华书局1965年版。书》“撷其精华”①，后者则略去《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总序、各类小序和存目部分书籍的提要，仅对《四库全书》所收之书各作简单介绍。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又将收入《四库全书》的各书校勘记录也另行抄出，汇为《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付聚珍板刊刻，以广流传，从而更加丰富了这次文献整理活动的内容。

在组织学者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的同时，乾隆帝还极为重视这批文献的收藏和流传。为了达到防火、防潮、防蠹、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即派专人赴宁波了解已有二百多年藏书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依其式样在紫禁城、盛京故宫、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等处分别建造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等内廷四阁。其后不久，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在扬州、镇江、杭州等处建立南三阁，续抄三部《四库全书》存储其间，以便文士及研究者“就近观摩誊录”②。不仅如此，乾隆帝还指示，另抄《四库全书》副本一部，贮于北京翰林院，供愿读中秘书的词馆诸臣和北方文士抄阅。此外，再辟紫禁城御花园后的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储放《四库全书荟要》。这些措施，对这一重要文献起到了保存和传播的作用。

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八部《四库全书》亦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而《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也在经过反复修改之后由武英殿刊出。总计《四库全书》八部，每部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三百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四库全书荟要》两部，每部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二百余册，两千零一函，分别储存于政治中心的华北和文化发达的江浙等地。这就是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家藏书量便增加了七十万卷，三十多万册。乾隆帝亲自领导编纂《四库全书》，集中全国优秀人才，投放大量资财，终于告成，这实在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空前壮举。

编修《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自主持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整理活动，这一活动把清代的学术研究及文化事业推向繁荣的顶峰。首先，由于该书的纂修是结合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和大规模的征求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就使《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两书的收书范围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历代。各地藏书家累世珍藏的宋刻、元钞善本书和失传几百年而文献价值极高的珍本秘籍都因之化私为公，化零为整。而且，《四库全书》在纂修中，对各书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从而使大批珍贵的古典文献赖此得以保存和流传。据统计，《四库全书》收录的书达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四库全书总目》介绍的书达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基本上将明代以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主要著作作了收录和介绍，为后人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其次，由于《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分八处存放，因此，许多学者可以就近借阅。翰林院副本和江浙三阁对文士及研究者开放，就有机会入阁抄写世上罕传之书，或用以校勘家藏书籍，并将其刻印行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的编修和刊刻，又推动了乾隆时①《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5页，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谕旨。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一日上谕，中华书局1965年版。期学术界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学科的全面而深入地开展起来。清朝成一代学风，创一代新学派，人才不断涌现，实始自乾隆。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帝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但是，乾隆帝在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在位期间，不但先后制造了多起文字狱，禁锢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而且，在《四库全书》的纂修中，还寓禁于征，通过征求民间遗书、查缴禁书等项活动，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了一次总审查，使许多极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尤其是有关明清之际的不少历史著作遭到查禁、销毁之厄运。据有人估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因为各种罪名而遭销毁的图书约在三千种左右，几乎跟《四库全书》的收书量大致相等，损失是惨重的，这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一些图书即使侥幸未被销毁，也因为不符合乾隆帝规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封建道德标准而被判为“存目类”，有目无书，不收入《四库全书》，甚至有的连“存目类”也不予登录。一些图书虽因影响较大而不得不收，但也因忌讳多端而对其中内容加以抽毁和篡改，使许多珍贵古籍或遭肢解，或者严重失真。对这一点，人们是不能原谅乾隆帝的。

第六节　挥霍浪费，和珅专权

乾隆帝即位之初，为了光大祖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发展国家的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家政权也出现了入关以来的空前巩固和强盛的局面。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乾隆帝在自己的统治巩固之时，其腐朽本性也充分暴露出来。这在他的生活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骄奢淫佚，挥霍无度，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奢糜之风日长，吏治也日趋败坏，贪污公行。兼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达到全盛的顶点，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在嘉庆元年（1796）乾隆帝刚刚举行内禅之后不久，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的统治也自此而迅速转向衰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据统计，从乾隆六年到嘉庆三年，乾隆帝先后巡幸各地近百次之多。如，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东巡盛京四次。而且每次巡幸，大摆排场，兴师动众，随从众多，给所过地区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巡幸江南为例，凡每次南巡，犹如迁都一样，不仅从行的后妃、王公和文武百官不可胜数，单警卫扈从的士兵就动辄数千人。为迎接乾隆帝南巡，运河两岸的地方官员更是大事铺张。在乾隆帝到来之前，他们征调民伕修葺、打扫行宫并在皇帝所经之处黄土垫道，清水泼街，张灯悬彩，高设香案；乾隆帝到来之际，他们身穿朝服率领属下官员及地方上的耆民老妇、绅衿生监跪伏道左迎候圣驾。同时，各地富商大贾也不惜巨资，费尽心机，争奇斗艳，以求博得皇上的欢心。乾隆帝本人也于沿途所经之处大搞排场摆阔气，赏银两、赐酒食不绝于途。乾隆帝巡幸各地，不但给所经地区的人民以极大的骚扰，而且也耗费了大量的内帑。在京师和热河，乾隆帝大兴土木，先后将圆明园原有的二十八景扩建为四十景，将热河避暑山庄原来三十六景扩建为七十二景，并在圆明园之外另建长春园、绮春园等风景名胜，在避暑山庄之外另建大型寺庙多处。这些浩大的工程，耗去巨额资财，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除此之外，每逢皇太后和乾隆帝本人的“万寿节”，以及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之日，也是大事铺张，任意挥霍。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是乾隆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的六十寿辰。事先，在他的授意下，“中外臣僚纷集京师”①。届期，乾隆帝将其母亲从西郊接回大内举行庆典。为了使其赏心悦目，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十几里长的街道上，各省分段布置了豪华的街景和文娱节目。如，广东省在负责的地段使用了无数孔雀尾建造了一所两、三丈长的翡翠亭。湖北省在其负责地段用琉璃砖建造了一所“重檐三层”的黄鹤楼。浙江又别出心裁，竟用无数面镜子建造了一所水榭，人入其中，化身千亿，极为壮观。其后，如七十、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俱不减于辛未（指乾隆十六年）”②。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逢乾隆帝本人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①赵翼：《檐曝杂记》卷1《庆典》，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赵翼：《檐曝杂记》卷1《庆典》，中华书局1982年版。

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③。营办费用已远远超过以前各次庆典活动。不仅如此，乾隆五十年，他还踵乃祖康熙帝故事，征召年过六十岁的在职、致仕官员三千人，赐宴乾清宫，称为“千叟宴”。凡此种种，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使国家库藏日益空虚，而且由于在巡幸和节庆期间各级官员的纳贿送礼，也加速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和腐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腐化奢侈，对朝廷政局和整个统治阶级都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和珅专权和吏治的败坏。

和珅原是内务府銮仪卫中一个地位较低的拜唐阿，但是靠着巧言令色，善于机变，扶摇直上，直至位居军机大臣、尚书和授大学士，前后专权达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间，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愦，喜谀厌谏的思想，报喜不报忧，一方面积极经营，扩大权势，“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索取贿赂，“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①。从中搜刮到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

吏治败坏是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乾隆初年，承雍正帝大力整顿吏治之后不久，政治尚为清明，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和为非作歹。但到乾隆中期以后，在乾隆帝本人生活极为奢侈和和珅专权的影响下，贪风复起，并发展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乾隆三十三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合伙贪污捐纳监生所交赈灾银两案，乾隆四十七年发生的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亏空国库案，乾隆四十九年和乾隆五十一年先后发生的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等勒索属员巨额银两案，及乾隆五十七年发生的浙江巡抚福崧索贿、侵吞公款等案，都是吏治败坏的典型事例。对于各案要犯，乾隆帝虽然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是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

朝廷上下，一方面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另一方面，不少官僚、商人和地主还乘势兼并土地，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的生活陷入困苦之中。平常年景，农民还可以靠租佃地主土地勉强度日，一遇灾荒，生活无法维持，或者卖妻鬻子，或者流离道路，甚至出现饿殍盈道、人相食的惨景。所有这些，都表明清政府正面临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危机。就在乾隆帝大力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并醉心于幻觉中的太平盛世的时候，继乾隆前期一些地区的人民聚众结社、进行抗租、抗粮斗争之后，从乾隆中期开始，各地农民的反清活动由结社、抗租抗粮已发展到武装斗争，彼伏此起，呈现日益扩大之势。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地区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农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和四十八年甘肃循化地区先后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等人领导的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农民大起义；乾隆五十九年湖南、贵州等地爆发了石三保、石柳邓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和嘉庆元年爆发了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在各地农民连绵不断的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深③《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807页。

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881页。

深地震惊了太上皇乾隆帝和新君嘉庆帝。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临御天下六十年并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的乾隆帝满怀惊恐而又焦虑的心情，以手遥指西南而逝世，终年八十九岁。葬裕陵，庙号高宗。

第二十九章 鄂尔泰

第一节 生平与家世

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1680）

生。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

鄂尔泰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官场蹭顿，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又淹滞不进，这时他很为自己的官场不利而烦恼。康熙六十年元旦，正值四十二岁，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吟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①他对自己的前途很悲观，绝没有想到后来能出将入相。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继位之时。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雍正四年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六年改任云贵广西总督，次年得少保加衔，十年内召至京，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地位。后又以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伯爵。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他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十三年，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土民叛乱，雍正帝以其对此经理不善，削伯爵，但对他信任如故。雍正帝死后，鄂尔泰出任总理事务大臣。乾隆间，除大学士职务以外，他又兼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乾隆十年（1745）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十一年之后，即乾隆二十年（1755），因其侄鄂昌与门生胡中藻之狱，被撤出贤良祠。鄂尔泰著有《西林遗稿》。雍正帝编著的《朱批谕旨》，收有《鄂尔泰奏折》，汇集了他在云贵广西总督任上的奏疏。

鄂尔泰的元配夫人早卒，续娶的是大学士迈柱的女儿。鄂尔泰与迈夫人感情甚笃，不娶妾，生有六子二女。长子鄂容安，官两江总督，娶布政使博尔多之女。次子鄂实，官前锋统领，娶大学士高斌之女。三子鄂弼，充西安将军，娶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之女。四子鄂宁，位至云贵总督，娶内大臣海望之女。五子鄂圻，娶庄亲王允禄之女。六子鄂谟，娶迈柱之孙女。一门高官厚禄，联姻望族。①①袁枚：《随园诗话》卷1。

第二节　施行改土归流政策

鄂尔泰历任封疆大吏和宰辅，对农田水利一贯比较重视。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察太湖水利，议修吴淞、白茆，因迅速离任而未得实现。雍正后期督巡陕甘时，规划屯田事宜，乾隆初年，巡视直隶河道，条奏开治之法。乾隆四年（1739）阅视运河河道。鄂尔泰还在地方上推行耗羡归公等项政策，注意荒政、漕运。但是这些方面都没有作出明显成绩。他一生最有意义的政绩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元朝以来，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和四川等省，有二、三十个少数民族中存在着土司制度。土司管理各该民族，职务世袭，但是需要中央政府批准。土司在内部自行征收赋役，仅向中央政府进贡少许银物。土司自有法令，对属民的生杀予夺，中央政府不予过问。这里实行的是土司的意志，而不是中央的政策。

实际上，土司是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因而产生了中央政权要加强对他们辖区的统治与这些人竭力维护旧制度之间的矛盾。土司常到州县地界抢掠，危害汉民生命财产；有的汉人犯法，逃匿土司，州县官只有“用银钱买求”才能得到①。这就破坏了政府的司法权；有的地方官无端欺凌土司，敲诈勒索，又加剧了清朝统治与土司之间的矛盾。

土司对属民任意役使，赋税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①。他们所掠取的，比向中央进贡的要多得多。如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每年上贡的银为三十六两，米一百石，而他向土民征收的银却有二千三百四十八两，米一千二百十二石。土司恣意虐杀土民，对犯其法而被杀害的家属，还要征六十两、四十两、二十四两不等的银子，名之曰“玷刀钱”②。真是凶恶之极！

为了争夺土地和人畜，土司之间互相厮杀，经年不解，世代为仇，使得当地以及附近的州县不得安宁。

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的统一，阻碍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安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废除这种落后的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明朝以来，中央政府在有条件的地方已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到清代雍正时期，大规模改流的条件业已成熟。

雍正初年，大臣们对土司问题看法不一。广西巡抚李绂认为土司虽然为恶，但还不至于非改土归流不可，雍正帝与他的观点一致。雍正三年（1725）发生的长寨事件，加速了清政府对土司问题的处理。这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长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遭到武力反对。高其倬卸任回京，向雍正帝面呈土司问题的严重性。这时，鄂尔泰正好出任云南巡抚，到任就遇上这件棘手的事情。在处理过程中，深感对土司蹈袭旧法难于治理：用兵时他们逃跑了，或伪装投降，军队一撤，事故又即出现。他思虑筹措一劳永逸之法。雍正四年九月，他上奏折，提出推行改土归流的建议。奏折要点是：第一、阐明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必要性。土司相杀相劫，“汉民被其摧①李绂：《穆堂别稿》卷21，《广西二兵记》。

①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论边省苗蛮事宜书》。

②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论边省苗蛮事宜书》。

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解决者”①。办法就是尽行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禽拿，怯懦昏庸者渐次改置”。否则，不过是临事治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拟议改流的方针和方法：“改流之法，计禽为上策，兵剿为下策；命自投献为上策，勒命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奏效。

第三、任事大吏必秉公奋力，才能达到目的。因为变革土司这样的旧制，困难很大，又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行政的制裁。要实行得好，主办人必须殚精竭虑，勤奋不懈，“稍有瞻顾，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这就要不计较个人得失，实心实力地去做。

雍正帝全部批准他的建议，并为支持实行改土归流，于当年十月实授他的云贵总督官职，以提高其威望和事权。广西与贵州接壤，改流事务较多，雍正帝特地把广西划归云贵总督管辖。这些都为鄂尔泰推行改流政策做了组织准备。

对于广顺州长寨土民的抗官，鄂尔泰及其前任先是派人带去告示、花红，进行招抚，但是毫无结果。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向长寨发兵，事定后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长寨用兵成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

同年六月，鄂尔泰因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沾益土知州安于蕃是一伙“势重地广”的“积恶土官”①，发兵将他们擒拿，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冬季，因乌蒙土官禄万钟屡次攻掠东川府，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之为恶，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率军征讨，即其地建置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

雍正五年，鄂尔泰将投降的广西泗城土府的辖地一部分划归贵州，设立永丰州（今贞丰布衣族苗族自治县），一部分设泗城府（治所为今广西凌云县）。

六年，鄂尔泰认为清理黔东南土民问题，重点应在都匀府，其次是黎平府，再次为镇远。要分别轻重，次第解决。于是，鄂尔泰任用他赏识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土民地区，一面招抚，一面用兵，设置官厅，派出同知，办理民政。

鄂尔泰不仅在当地设官建制，还在雍正帝支持下做了许多事情。

处置土司。对于土司本人，根据他们对清朝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

自动交印的，厚加奖赏，给予现任武职或世职；对顽抗者严行惩罚，没收大部或全部财产。又把一部分土司迁徙到东南、中原省分，断绝他们与原领地的联系，以便比较彻底地清除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稳定改流地区。

建设镇营。为强化对改流地区的控制，增设绿营军机构和增添驻防军，云南设置乌蒙镇、昭通雄威镇及潽耳元威镇，贵州另设古州镇和台拱镇，广西添置右江镇。

改革赋役、田制。废除原来土司的苛征暴敛，实行内地的赋税征收办法。将过去土司进贡的数额作为定额，平均摊到田亩中征收，一般不增加当地人民对中央的负担，削除了土司一层的盘剥。没收土司一部分土地，发给士兵，①《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折。

①《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折。

实行屯田。对土司强买的田地，允许土民按价赎回。在个别地方，准许土民占有土司的部分土地。

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基本上成功了，究其原因，除了客观形势的要求，还在于鄂尔泰、雍正帝君臣的主观能动作用。鄂尔泰不仅发出推行改土归流的倡议，提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办法，与此同时，他主持其事，亲自去改土归流的地区进行指导和实践。雍正四年十一月他到最先实行的地区贵州长寨，沿途“招抚逃亡，给牛予种，按口赈粮，民皆欢集”①。即在当地规划设立营汛，增置官员，建立县治，这些都经雍正帝批准实施。接着，他前往东川土府，亲身体会到东川距离昆明近、成都远，而东川属四川节制，发生事情后四川总督鞭长莫及，不如云贵总督就近处理更为捷便，因此建议将东川改归云南辖治，也得到雍正帝批准。在赴东川途中，路过威宁，召见总兵孙弘本、游击哈元生、地方官杨永斌，商定解决邻近的乌蒙土府办法，迫使该土司投诚献土。次年六月，鄂尔泰为解决广西泗城土府问题，亲赴安笼镇，并约会广西提督韩良辅、巡抚李绂前来会商。在鄂尔泰到达的第二天，泗城土府岑映宸即缴印投诚，事定之后，鄂尔泰说他成功的原因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他亲临其地，声威所至，土司慑服。②广西划归云贵总督管辖后，雍正七年冬至八年春，鄂尔泰自昆明出发，经贵州到广西，视察重要地区，在广西北部的广南土府（今广南县），恩威并施，使为恶的土司陆顺达父子俯首归顺，并在该地建造城郭。鄂尔泰此行，并就广西添设官员、驻军、从广西运粮接济贵州左州兵粮等事提出具体建议，并付诸实行①。鄂尔泰的频频出行，促进改土归流的迅速实现，并为云贵广西的经济恢复创造条件。如走贵阳、威宁、东川一线，见威宁康家海子一带水土好，稍加开辟，即可生产稻米数万石。在东川，他看到此地为“膏腴之府，物产之区”，乃置买耕牛，打造农器，兴建房屋，首批垦田万余顷。又见东川“矿厂颇多”，汤丹一厂试行开采，矿砂甚多，一年的税课可达一万两银子②。因而设法整顿这些地区的社会秩序，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鄂尔泰在广西时下令疏浚广西全州的三十陡河与贵州都匀的清水江③。这两条河都流入湖南，疏通后，水路交通甚为便利，使黔、桂、湘三省物资得以较顺利的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①《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81页。

②《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92—93页。

①《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126—130页。

②《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84页。

③《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129—130页。

第三节　可贵的用人思想

鄂尔泰作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宠臣，还向朝廷贡献用人的意见。他对于才与德、能力与职务等关系以及如何识别人的贤佞等问题上，提出他的见解与建议。有时，他就雍正帝的提问和观点而展开讨论，他们君臣之间的议论，虽然是从那个时代的现实出发的，但是今天看来，还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他们的对话很精彩，时时流露出真知灼见。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鄂尔泰在论用人的奏折中写道：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为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什么职务，什么差事，用什么样的人，人、职相当，就能发挥人的才能，该办的事情就能办好。人尽其才了，职务就没有虚设，假如一个人是有才能的，又是有操守的，就是不适合担任那种职务，非要派他去做，他的才德不但不能发挥出来，反把事情耽误了，这样既毁了人，又坏了事。他认为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最终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政无废事”，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考虑用人问题的出发点。

鄂尔泰的奏议引起雍正帝的极大兴趣，随即在他的奏折上写出一篇议论：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力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诚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用有才能的人”，这对于君主和大臣们来说，并没有异议。问题是有才能的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样的人还可不可以用？用人者往往因此而不敢使用他们。雍正帝不这样认识问题，也不这样来处理对一个人的任免。他深知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看不起上司和同僚，从而与那些庸愚听话的人不同，不容易驾驭，但是他认为不必惧怕他们，应当用心去掌握他们。在这里，尤需“惜之、教之”的思想，这是说人才难得，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干才，尽管他们有缺陷，也要爱惜，不能摧残。爱惜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利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鄂尔泰见到朱批后，于十一月十五日具折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了办好事，不是为用人，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①《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

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维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朱批。

①《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

君子，抑或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缺位给有能力的人来干。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了雍正帝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点即加以教育的方针，雍正帝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②。

归结起来，鄂尔泰与雍正帝的用人思想，第一个共同点是，以能力为旨归，大胆使用人才，而对有德无才的人，尽管可以信任，但不可重用，以免防碍政事。在对德和才的要求上，他们把才摆在了第一位。第二，对有缺点的人才，不因有才而放纵，而是加强对他的教育与管束，使他的才能发挥出来，防止他品德的缺陷败坏政事，第三，这样的用人原则是为办好国事，有利于国事者即任用，无利者不管他有什么值得重视之处，也不给予官职。国事第一，这个用人原则实有高明之处，处在封建时代的鄂尔泰、雍正帝君臣，把社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同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好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人才“惜之、教之”的教育方针，是让人才从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只有宽阔胸怀的政治家，才能具有这样了不起的思想和方针。就这一点而言，鄂尔泰可以进入政治家的行列了。鄂尔泰任人唯才的思想不只说说，而是贯彻于他的实践之中。所谓“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①。他在改土归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张广泗等人，使他们成为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人物。改土归流之始，哈元生是云南威宁镇游击，鄂尔泰大胆任用，命他率兵攻打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钟及助纣为虐的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哈元生冒矢石奋勇获胜，鄂尔泰即保举他为参将。雍正六年米贴土司作乱，鄂尔泰用哈元生率兵平叛，再获胜利，次年即升其为总兵。雍正帝也非常赏识他，于九年用之为云南提督，次年召进京城，解御衣赐之，让他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后又任命为扬威将军，征讨贵州古州叛乱，此次出师无功。鄂尔泰虽提升哈元生，然而对他的认识比较准确，还在雍正八年哈元生任总兵时，鄂尔泰在五月二十二日写的奏折中说：“哈元生人虽严勇，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率。”①承认他是一员战将，但不是帅材。不久，“扬威将军”的使命证明鄂尔泰的看法是正确的，识人是深刻的，而雍正帝爱才心切，把哈元生的将才当作帅才来用，因而未见成效。

张广泗原为云南楚雄知府，雍正四年，鄂尔泰因贵州改土归流的需要，调张广泗为黎平知府。张广泗对土司剿抚兼施，所至立功，两年内被提升为贵州巡抚。雍正帝因未见过其人，不明其底细，于雍正七年在上谕中问鄂尔泰：张广泗“胸襟立志，未知可能开阔坚定否？”鄂尔泰即回奏，说被察考者“胸襟亦颇开阔，立志亦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而一视繁难，张广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②。即认为张广泗忠实于君主，一心向上，有统顾全局的能力，但不甚高明。鄂尔泰的分析与张广泗的行事，有相当符合处。雍正十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以西路军营出师无功而获罪，张广泗受命往代，亦无功而还。雍正十三年代替哈元生经略云贵，平定古州之乱。乾隆十一年（1746）起，张广泗任川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朱批。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2《鄂西林用人》。

①《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②《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陕总督，出师大金川，久而无功，乾隆帝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但讷亲方略不当，张广泗已看出来，因惧其势盛，而缄默不言，坐视其败，惹得乾隆帝怒而将其斩首。张广泗有小才而无大器，鄂尔泰也看得很准。张广泗忠君是有条件的，鄂尔泰看到他敏于办事的一面，忽视了他过于重视个人身家性命的一面，但对张广泗的基本点，鄂尔泰确是把握准了。

鄂尔泰的另一属员广西巡抚金鉷，不是鄂尔泰提拔起来的，但他们相处不久，鄂尔泰对他作了如下评论：金鉷肝胆可用，识力未充，阅人无多，历事有限..臣窃于金鉷有隐虑焉。在金鉷才具明爽，毅然有为，其感恩思奋实出于至诚，论担荷力量，并无逊于张广泗，若再进以学识，求理审机，破除我见，洵可为胜任之封疆。倘以此自限，犹不过一精悍材，无与于经济之选也。鄂尔泰虽肯定此人，却不以大材期许。后来证明，金鉷的确没有大作为。

雍正朝被表彰实心办事、认真提参属员的督抚，其中有豫抚田文镜、晋抚诺岷、鲁抚塞楞额、浙抚李卫、粤抚杨文乾、赣抚迈柱，再就是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基本上做到知人善任。雍正帝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②又说：“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③雍正帝在这方面对鄂尔泰的评价，反映了鄂尔泰善于识别人才的实际。鄂尔泰有着可贵的用人思想，并知人善任，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改土归流事业的成功。

①《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七年八月十八日折。

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朱批。

③《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第四节　性格与君臣际合

鄂尔泰的发迹，在于巧遇雍正帝，这种君臣际合，又同他的性格、智识密切相关。

鄂尔泰自二十岁中举，即被召为侍卫。鄂尔泰的为政行事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信奉和讲求忠孝。雍正二年他因侄子鄂昌、鄂敏同时中举，训诫他们说：“吾家世德相承，延及后裔，惟忠孝二字，永矢终身，是所望耳。”①以忠孝教子侄，亦以此自励。二是讲求实学治国。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对于士子，总觉着他们只会做八股文，而“实学尚少”，因而在考时文之外，加试古文辞。与士人交游，“辄与论经史，谈经济”②。这两条，一是忠君作为做人的根本，一是讲实学，作为从政的指导思想。

鄂尔泰与雍正帝的最初接触，是在康熙年间任内务府员外郎时，那时作为雍亲王的雍正帝要求鄂尔泰为其办理分外之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加以拒绝③。据记载，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办事，鄂尔泰不从，郡王将杖责之，他却说“士可杀，不可辱”，迫使郡王向他谢过④。鄂尔泰守着一项原则：忠于国君，忠于职守，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暴，哪怕危害自己也在所不惜。他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雍正帝虽然碰过他的钉子，但认识到这是忠君的品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所以继位之后，不但不记他的仇，反而鼓励他，称赞他：“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⑤，越级提拔他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以正直守职而得到皇帝的赏识。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帝，后来关系发展，如同家人父子，如同朋友。雍正帝不只是给他加官晋爵，和他讨论政事，斟酌用人，对他的恩赐也是少有的，诸如赐福字，追封三代，而且还特加优遇，与众不同。比如，雍正帝五十大寿，群臣举觞庆祝，雍正帝未见到在昆明的鄂尔泰，心中不乐，特拣果饼四盘，专程送往云南，并说：“朕亲尝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面宴会也。”鄂尔泰因而感到“受恩至此，无可名言，天地神明，实鉴实察”①。雍正帝在鄂尔泰五年五月初十日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②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帝回称，他的祝祷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③。鄂尔泰在西南期间，雍正帝对他的赏赐几乎无月无之，《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对此种恩荣详加记叙，触目皆是，这里无庸赘说。更有甚者，雍正帝不顾君臣之体，称鄂尔泰为朋友。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鄂尔泰奏称他劝导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如何忠诚于皇帝，雍正帝阅后批道：①《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65。

②《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64、68。

③《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④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⑤《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①《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97—98页。

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折朱批。

③《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折及朱批。

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雍正五年正月有所谓黄河清祥瑞，内外群臣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杨名时的贺表不合规式，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帝却只让议处杨名时，而不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何以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帝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不忍以小节而加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不能因宽待鄂尔泰而及于杨名时，所以仍对杨议处。在这里，雍正帝偏袒鄂尔泰，已经到了强辞夺理的程度。

鄂尔泰的亲属亦因之得到雍正帝的特殊恩惠。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原名鄂容，雍正帝在他中举后引见时赐名鄂容安。鄂容安于雍正十一年庶吉士未散馆时，被破例用为军机章京，“欲造就成材”①。鄂尔泰的五弟鄂尔奇康熙间为编修，雍正帝因其兄而垂爱之，用为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使之成为亲信大臣。鄂昌是鄂尔泰的长兄之子，雍正六年以举人而为户部主事，数年之间，历道员、布政使，至巡抚，飞黄腾达。然其为官“贪纵”②，并非杰出人才。鄂尔泰的三兄鄂临泰之女，经雍正帝指婚，配给怡亲王允祥之子弘皎，日后成为王妃。

鄂尔泰对雍正帝的感恩图报，也出乎常人。雍正五年五月，鄂尔泰得到雍正帝赐物，写奏谢折说他的心情：“自念遭逢，虽义属君臣，实恩同父子，泪从中来，不禁复作儿女态。”③同年九月十六日奏折又讲：“（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④一再讲他们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如同师生，显见君臣关系之深。

鄂尔泰的趋奉雍正帝，更表现在他违心地助长雍正帝搞祥瑞。雍正帝崇信祥瑞，鄂尔泰则投其所好，每每以报祯祥取悦雍正帝。他频频奏称云贵出现诸如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雍正六年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那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⑤。七年闰七月，鄂尔泰又奏报，贵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内祥云连续七次出现。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如，大理县刘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迷了沙子？①雍正帝很不满意这些说风凉话的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的督抚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雍正帝为支持鄂尔泰，即以卿云之报而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如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可见鄂尔泰报“卿云”不同寻常。鄂尔泰报“卿云”时，曾静投书案发生不久。曾静指责雍正帝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大逆不孝的人，而古来传说，“卿云”现是天子孝的表现，鄂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折及朱批。

①《清史稿》卷312《鄂容安传》。

②《清史稿》卷338《鄂昌传》。

③《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90。

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九月十六日折。

⑤《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

①《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尔泰在报卿云时，特意说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的庥征②，歌颂雍正帝是大孝子，道德上没有缺陷。曾静投书案是一场政治斗争，鄂尔泰则以报“卿云”支持雍正帝，希望皇帝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行动。其实鄂尔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说的荒诞，对奚落他的大理县刘知县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荐他③。他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假造祥瑞，为在政治上支持雍正帝，可见他的忠君之心。

乾隆帝继位后，鄂尔泰仍然高官厚禄，但君臣关系，远不如前朝。特别是鄂尔泰与另一大学士张廷玉不和，各自引“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④。鄂、张本人在一室办公，面和心非，往往整天不说一句话，鄂尔泰有过失，张廷玉辄加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①。他们的纷争，为乾隆帝所不能容忍。乾隆七年（1742），鄂尔泰的门生、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向鄂容安泄漏密奏留中事，狱兴，乾隆帝指责他“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②。将之囚禁致死，并革鄂容安职。对鄂尔泰虽无惩处，但下吏部议，以示警诫。乾隆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集》案发，胡诛死，与其唱和的鄂昌被株连自尽死。胡中藻亦是鄂尔泰门人，乾隆帝指责鄂尔泰搞朋党，说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③。所以鄂尔泰晚年，君臣关系平常，致贻身后之咎。

总起来说，鄂尔泰基本上实现了忠君思想，以此为雍正帝所知遇，晚年培植私人势力，“忠”上的缺陷，导致君臣关系大不如前。忠君在封建的道德观念中是最高的原则，是大节，鄂尔泰对于雍正帝是紧紧地把握了这一点，在大节上成了完人，就站住了脚，而且青云直上。注意大是大非，抓大事，鄂尔泰深知其中三昧，他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致糊涂矣。”④他认识得很深刻，乃至同他有门户之见的张廷玉也说：“斯言最有味，宜静思之。”⑤表示佩服。清末钟琦在引述鄂尔泰这段话时，赞扬说：“文端识量渊宏，规画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⑥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

③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④《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①《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

②《清史稿》卷306《仲永檀传》。

③《清史稿》卷338《鄂昌传附胡中藻传》。

④张廷玉：《澄怀园语》卷1。

⑤张廷玉：《澄怀园语》卷1。

⑥《皇朝琐屑录》卷14，《轶事》。

第三十章 傅恒

第一节 受帝宠金川立功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哈什屯为顺治朝内大臣，祖父米思翰为康熙朝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亦官至察哈尔总管。傅恒的姐姐为乾隆帝的孝贤纯皇后，故而他又是外戚。家族显贵使之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乾隆五年（1740）他被授予蓝翎侍卫，仅过三年，又被破格提升为户部侍郎。乾隆十年，乾隆帝以傅恒“世族旧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军机处行走，使之练习政务”①，于是，又成为军机大臣，十二年晋升为户部尚书。十三年，孝贤纯皇后随从乾隆帝南巡，回来的路上死于德州，傅恒以皇后之弟又被加太子太保衔，晋升协办大学士。

傅恒以外戚望族骤登崇阶，引起朝中大臣的注目。乾隆十一年（1746），御史万年茂弹劾学士陈邦彦和于振，他们两人在本年八月举行的瀛台赐宴中向傅恒屈膝请安。乾隆帝认为此事“关系陈邦彦、于振两人之名节，而傅恒若妄自矜大，致词臣如是趋奉，亦当有应得之罪”②。于是，他亲自召见刘于义、汪由敦、舒赫德和王安国等，当面询问有无此事。刘、汪、舒三人都说没有这事，只有王安国说他听到关于此事的传闻，但未亲眼见到。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就令大学士张廷玉和讷亲两人进一步查核。他们询问了陈邦彦和于振，以及与陈、于两人同班的裘日修、董邦达等人，陈、于坚不承认，而裘和董则说未见到。根据张廷玉和讷亲所上的关于此事的奏文，乾隆帝断定此事为“子虚乌有”。御史万年茂因此受到处罚。虽然这场轩然大波被平息下去，但从中却反映出年轻气盛的傅恒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

正当傅恒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时，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川金川地区燃起战火，土司莎罗奔攻打邻部，不听清政府裁处，清军进攻接连受挫。乾隆帝惩处经略讷亲和川陕总督张广泗后，以傅恒为经略，前往金川督师。谕旨指出：“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际此戎马未息之时，惟是出入禁闼，不及援枹鼓勇，谅亦心所不安。况军旅之事，乃国家所不能无，满汉大臣必历练有素，斯缓急足备任使。傅恒著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一切机宜悉心调度。”①随之又晋升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也深知此行事关重大，因而对战前的准备做得很充分。他得知康熙年间征西藏时，威远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请各带两位，并令造办处员外郎西宁于城外交工部委员送金川军营”②。乾隆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批准傅恒和其他军机大臣的建议，除调京师及东北三省军队外，还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和四川等省调拨满汉兵三万名，“定期来年三月内全抵军营”。此外，关于驿站、兵器、军粮及马匹等事项也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同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临行之际，乾隆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并“亲祭吉尔丹纛”，还“至东长安门外幄次，亲赐经①《清高宗实录》卷277。

②《清高宗实录》卷277。

①《清高宗实录》卷325。

②《清高宗实录》卷326。

略大学士酒，命于御幄前上马”①。皇子和大学士来保还奉命到良乡为傅恒送行。典礼之隆重前所未见。

离开京城后，傅恒率所部日夜兼程奔赴金川。进入四川境内后，山高路险，气候也十分恶劣，不是刮风就是下雪，行军异常艰难。加之四川屡遭战事，地方财力匮乏，军队所需马匹常常不能及时供给。傅恒为了尽早赶到金川前线，常常是“减从星发，竟至步行”。乾隆帝为此特颁旨嘉奖，“著晋衔太保，仍加军功三级”②。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傅恒到达卡撒（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军营后，立即捉拿和斩杀了为张广泗所宠信而实为金川莎罗奔安插的奸细——良尔吉和阿扣，除掉了内部隐患。傅恒大力整顿军队纪律，任命冶大雄为总统，“凡张、讷误算者，咸更置之，壁垒为之一新”③。同时他亲临两军阵前，仔细观察地形，认真分析讷亲、张广泗失利的原因。时大金川莎罗奔据勒乌围（一作勒歪，在今四川省金川县之东），其侄郎卡固守噶尔崖（一作刮耳目，一作噶拉依，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两地都在大金川的东岸，阻山临河，形势极为险峻。莎罗奔依恃这复杂的地形，修筑很多碉堡。这碉堡是用石头垒成的，比中原地区的塔还要高，它的四面都有孔，可以向外发射箭矢和枪弹。每一石碉只要有数名守军，就可以抵挡成百上千士兵的进攻。面对这险峻的地形和易守难攻的石碉，当初，讷亲和张广泗不是想法智取，而是一味强攻，“以卡逼卡，以碉逼碉”。傅恒以为这种办法最为荒唐，他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说：“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客主劳佚，形势悬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即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锋堡，尤为得不偿失。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①基于此种认识，傅恒决定采取新的进攻策略，“近日贼闻臣至，每日各处增碉，犹以为官兵狃于旧习，彼得恃其所长，不知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大兵齐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间必有捷报”②。然而傅恒关于金川地险、石碉难攻的奏报，却使乾隆帝征剿金川的决心动摇了。当初金川战事伊始时，他本以为其地小兵寡，不足以抵挡清朝大军。谁知劳师两载，寸土未获，反而因此诛杀讷亲、张广泗两位大臣。傅恒奉命督师出征金川的途中，又常奏报四川路险，物力贫瘠的情况，这才使他感到征伐金川并非易事。他在给傅恒的谕旨中，就表露出对这次出征金川颇有后悔之意：“讷亲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而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朕因军旅重大，不容久凟，特命大学士傅恒前往经略..设令讷亲、张广泗早行奏闻，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劳费矣。今朕于此事颇为追侮。但办理已成，无中止之势。”①所以，当乾隆①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丑条。

②《清高宗实录》卷330。

③《清高宗实录》卷330。

①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②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①《清高宗实录》卷331。

帝接到傅恒关于金川石碉林立，易守难攻的奏报后，除了更加痛恨讷亲和张广泗隐匿实情不报外，也就产生了撤兵休战的想法。加之又屡奉皇太后“息武宁边”之谕，于是就在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下令傅恒班师回朝。但是傅恒却认为金川之事可成，反对中途撤兵。他上奏说：“金川军事误于初起之时，蛮首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成，不必深入其阻，一误再误，以汔（迄）于今。若轻率蒇事，则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使贼境果非人力所及，臣亦何敢强必成功？但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碉而直捣中坚，贼亦必出碉而内顾分拒。我兵且战且前，一面乘间夺碉，一面各携两旬干粮，由昔岭中峰直抵噶尔崖，实有破竹建瓴之势。今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命调兵大举，若不扫穴禽渠，亦何颜以返内地？不然，或贼震惕乞降，匍匐军门，则相机禽献，亦可奏凯。”②因为乾隆帝已决计罢兵，所以不同意傅恒继续进兵的要求，再次下达谕旨，要傅恒班师，且赐诗三章，中有“壮志无须效贰师”、“速归黄阁赞元功”之句。此时，傅恒和岳钟琪已兵分两路，率军深入。傅恒军由昔岭直取噶尔崖，岳钟琪军经党坝进攻勒乌围，连夺数个碉卡，声威大振。莎罗奔甚为恐惧，他自知力单势薄，难以抵挡清军凶猛的攻势，加之良尔吉和阿扣已死，失掉内应，更无计可施，于是，只好利用过去曾隶岳钟琪手下、随岳入藏平叛的关系，遣人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抓紧时机，亲率十三名骑兵驰入敌军营中。莎罗奔见岳钟琪亲至，即随岳钟琪赴傅恒军营。傅恒升帐受降，莎罗奔保证效忠清朝，不再侵犯其他土司，并交纳赋役，履行职责。于是，莎罗奔被免于治罪，仍为金川土司。至此，平定金川之役胜利结束。乾隆帝闻讯非常高兴，特地颁诏嘉奖，并沿袭功臣扬古利之例，赐给傅恒豹尾枪两杆、亲军两名①。同年三月，傅恒班师返京，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裕亲王到郊外迎接，又“御殿受贺，行饮至礼”，下令按开国元勋额亦都、佟国维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荣保，春秋官为致祭”②，并于东安门内赐第一所，赋诗庆其落成。宠命优渥，无以复加。

②《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①《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②《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第二节　任宰辅佐治国政

平定金川的殊功使傅恒出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他精明干练，“文字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惬事理”③。尤其是他办事勤慎，惟乾隆帝之意旨是从，不敢有一点专擅，更博得皇帝的宠信。乾隆帝曾不无得意地说：“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材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④按照惯例，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以前只有讷亲一人当面承接皇帝谕旨，傅恒为首席军机大臣后，以自己见识不广难于独立承旨为由，改为诸位军机大臣一同入见。这样，他既可以使其他军机大臣“感和衷之雅”，又可使自己“稍释独记之劳”⑤。然而，乾隆帝还是经常在晚饭后，单独召见傅恒，和他商讨军政大事。时人称此为“晚面”。

傅恒在此期间，也确实参与不少军政大事的决策。乾隆十九年，清政府讨论是否要限制出海贸易人员回籍的问题。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棉纺织业、染踹业、丝织业和矿冶业等行业中有了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外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出海贸易的人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一些守旧的官员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狭隘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乾隆十九年，福建巡抚陈宏谋在上奏中，提出了一个限制出海贸易的建议，他说出海贸易的民众，如果不能在三年之内回国，就不允许再回到他的家乡。显然，如果这一建议得以实行，不仅会使欲出海的人因害怕不能返乡而却步，而且也会使已在海外的人不敢回乡，这对正在发展之中的对外贸易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而此项建议遭到一些务实官员的反对。两广总督杨应琚说：“现在开洋贸易之民源源不绝。如三年后不准回籍，则少逾时限，即不得返归故土。应仍令船户查明缘由，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①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乾隆帝要傅恒等军机大臣讨论，拿出决策性的意见。傅恒不仅同意杨应琚的看法，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分远近概准回籍，仍令于沿海地方出示晓谕，令其不必迟疑观望。至于责成船户出具保结之处，应如所议办理。其自番地回籍携有赀货者，如地方官役借端索扰，该上司访参治罪。”②乾隆帝同意了傅恒的提议。这一决定，使出海的人消除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另一件大事是，这一年清政府在决定是否出兵准噶尔，平定达瓦齐的过程中，傅恒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清初以来，蒙古厄鲁特准噶尔部不断骚扰西北地区，成为清朝巩固统一的重大障碍。康熙帝和雍正帝虽然先后对准部的进犯给予沉重的打击，但面对内部团结、武力强盛的准部，却无法彻底铲除，因而只得议和。乾隆四年，双方达成协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泰界东；而已归顺清朝的喀尔喀部则在阿尔泰以东③《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④《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⑤《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①《清高宗实录》卷472。

②《清高宗实录》卷472。

游牧，不能越过界西。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乾隆十年起，准噶尔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动乱。这一年，其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去，为争夺汗位，封建贵族展开了血腥的争斗。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噶尔丹策零的长子喇嘛达尔札、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都被杀身亡。乾隆十七年，得到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支持的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登上了汗位。此人庸碌无能，贪婪残暴，四处兴兵攻打各部，大肆掠夺牛羊和牧场。持续不息的战乱给准噶尔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归附清朝，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厄鲁特蒙古族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投向清朝，原与达瓦齐联盟的阿睦尔撒纳，也因在与达瓦齐争权夺利的火并中失败，而领属下两万余人投降清朝。准部四分五裂、众叛亲离的局面，给清朝铲除割据势力，实现统一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可是当乾隆帝召集满洲王公大臣商议出兵准噶尔时，却遭到大多数大臣的激烈反对。这些身居要职的勋戚显贵，早已没有开国初期八旗将领的那种勇于进取，锐不可挡的气势，他们只想干风险小、获利大的事，而对于到路途遥远、气候恶劣的西北作战，本来就视为畏途，加之雍正九年（1731）清军进攻准部，在和通泊惨败的阴影又时时缠绕着他们，因而他们竭力阻止出兵准部。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傅恒深谋远虑，力排众议，大力赞成出兵准部。这就给乾隆帝以很大的支持，他异常兴奋地说：“卿（指傅恒），朕之张华、斐度也。”①傅恒的支持和赞助，促使乾隆帝很快做出出兵准部、平定达瓦齐的决策。乾隆二十年，清军兵分两路，大举征讨达瓦齐，短短时间内，达瓦齐土崩瓦解，清军进占伊犁。在山穷水尽之际，达瓦齐只得向清朝投降。这以后，清军又粉碎了原已归顺清朝的阿睦尔撒纳所发动的叛乱，从此，根除了准部割据势力，统一了天山南北，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这一事件中，傅恒的远见卓识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此，乾隆帝也多次予以嘉奖。他指出：“因筹及两路兴师之举，而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大学士、忠勇公傅恒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为力矫积习，为国任事者劝。”傅恒为表达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上奏折恳请免授。乾隆帝虽允准其请求，但“仍于军机大臣内交该部从优加等议叙”，随后在紫光阁列功臣图像时，傅恒又排在第一位。不过，傅恒在军机大臣任上并不都是成功的，也不时受到皇上的训斥。

有一次，乾隆帝集臣工议事，傅恒来晚了，气喘吁吁地走进宫门，侍卫开玩笑地对他说：“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帝在一旁却板着面孔说：“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显然这是在批评傅恒对公事漫不经心。这句话吓得傅恒连忙“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①。乾隆十五年六月，帝令兵部、户部和吏部等三部讨论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应否给俸的问题，但这三部互相推诿，迟迟不能拿出处理意见来。乾隆帝对此很生气，下令都察院议处这三部的堂司官。可是，都察院不仅拖了两个月才呈上奏文，而且在奏文中也仅议处吏部官员，而将由傅恒主管的户部和兵部另请吏部议处，这显然是有意庇护傅恒。乾隆帝也看出这一点，就降谕说：“盖因大学士傅恒管理部务，是以都察院徘徊观望，有心延搁，此所谓非曰爱之，其实害之。”②于是，左都御史①《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①《啸亭杂录》卷1《用傅文忠》。

②《清高宗实录》卷371。

德通、彭维新和由傅恒荐举的左副都御史马灵阿都以瞻徇傅恒而受到降职和革职处分。更有甚者，就连傅恒的长兄广成，也因遭人弹劾而被解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傅恒已经失宠，这不过是乾隆帝“驭下”的一种手法，他有意地压一下当时地位显赫的傅恒，使其对帝更为忠顺。

第三节　击缅失败，羞惭病故

真正动摇傅恒地位的，是他经营缅甸事务的失机。清初，中国和缅甸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地域毗邻，民间来往很是频繁。乾隆十八年，通过与缅甸关系较密切的云南茂隆厂主吴尚贤的介绍，两国开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许缅甸使节来华，这是两国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但这良好的开端却由于不久发生的缅甸内乱而中止。从乾隆二十年起，缅甸军队不断侵扰清朝耿马、孟连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缅军甚至进犯云南九龙江橄榄坝，入据车里城。云贵总督刘藻遣兵征讨，因指挥失宜，反为其败。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杨应琚到任后，指挥军队击退了缅军的进犯，收复了失地。但杨应琚却因此而傲慢轻敌，贪功启衅，他自普洱移驻永昌后，致书缅甸国王，声言将率大军数十万征讨，要缅甸投降。于是缅甸起兵迎战，双方战事再起。清军数战不利，缅甸军队乘机进扰云南。乾隆帝闻讯大怒，诏逮杨应琚至京，赐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将军明瑞分兵五路征缅。战争之始，清军连战皆捷，进展很快，已逼近缅甸国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但毕竟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终于在第二年二月兵败退回，明瑞也自尽身亡。

清军惨败的消息使乾隆帝甚为震惊，他见军情紧急，“必须重臣前往督率调度”，于是授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和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经办征伐缅甸事务。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率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余名出征。临行时，乾隆帝亲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并把自己用的甲胄赠给傅恒，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希望。

这一年三月，傅恒抵达云南，四月到永昌、腾越察看情况，着手进行战前准备。他得知缅军防守“专恃木栅”，而“清军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就“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时暗铸大炮，出其不意”①。他还聚集众将，商讨进兵方略。鉴于过去明瑞将军专由陆路进兵，缅方得以集中兵力防御，而遭败绩的教训，傅恒决策水陆三道并进。因缅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若由东路锡箔江进，则阿瓦仍隔江外，于是定议一路由戛鸠江（亦名兰鸠江，或槟榔江）出河西，取道孟拱（今缅甸密支那之西）、孟养（今缅甸密支那），直捣阿瓦，此为正师；一路由伊洛瓦底江东岸，经孟密（今缅甸杰氻）夹江南下，这是偏师；另一路则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顺流而下，先造船于蛮莫（今缅甸八莫），以沟通前两路军的联系，壮大声势，并兼及供应两军所需。①但是要实现水陆并进的方针，首先要解决船的问题。早在傅恒未到云南之前，乾隆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并派副将军阿里衮去经办此事。但阿里衮以“边外峡行湍险，舟楫不通，沿江亦无办公所奏止”②。随后，傅显与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实情，“所言与阿里衮等同”③。这样，造船之事只好暂且搁下了。傅恒抵滇后，详细地察询当地居民，获知蛮莫附近的翁古山树木较多，而位于此山旁边的野牛坝，气候凉爽无瘴气之害，是建造船只的好处所，①《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己未条。

①《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②《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③《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于是傅恒就派遣傅显督工运料，并令湖广来的工匠造船。不久，一批船造成了。乾隆帝闻报很是高兴，特颁旨嘉奖，作诗《造舟行》以壮此举。

在兴造船只的同时，傅恒对征缅的其他准备事务也在加紧进行。清政府增调的军队陆续抵达云南，马匹和粮草也大体齐备。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满、汉精锐之师数万余众，马骡六万余匹，以及各种火器，如京师的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节铜炮等“皆刻期云集”。然而当时距霜降尚早，部下诸将以“南徼地多瘴，群议宜俟霜降后出师”①。傅恒虽然也有些犹豫不定，但他害怕时间拖长了，不仅耗费很多物质，而且士兵也会产生松懈情绪，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所以他就不顾部下的劝阻，毅然下令进兵，打算乘敌准备不足之机进攻，收出其不意之效。同年七月二十日，傅恒祭旗进发。时副将军阿里衮已患病，傅恒要他留下养病，阿里衮坚请从征，傅恒同意了，只留阿桂于蛮莫督造战船。傅恒领军至戛鸠江后，征集船只，打造木筏，用十天的时间，全军渡过了戛鸠江。然后挥军西进，一路之上，孟拱、孟养两土司先后归降，并“各献驯象四，牛百头，粮数百石”②。此时缅甸正值秋收季节，一时未集军迎战，同时孟拱、孟养离缅甸中心地区又较远，因而傅恒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已前进了两千里。但是这期间，天气十分恶劣，“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③。加之，清军人地生疏，经常迷失方向，实在是难以深入了。面临如此险恶的困境，傅恒只得改变原先攻占木疏（即今缅甸甘布鲁），由陆路直取阿瓦的计划，于同年十月回师至蛮莫，与东路阿桂军会合。傅恒因率军“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④。虽然如此，傅恒还是带病指挥，试图扭转这不利的局面。他见水战所需战船已大都造就，并且福建和广东水师也已到达蛮莫，就把军队重新布署，以阿里衮为西路，阿桂沿江东南下为东路，而自己则督舟师居中，沿伊洛瓦底江南进为中军。此时，缅甸亦集水陆军前来迎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交锋，缅军败退，清军三路告捷。不过，清军虽一时得手，但阿里衮随之病亡，许多官兵不是负伤就是患病，已无力再向阿瓦进攻。于是集全力图谋夺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以迫使缅甸乞降。老官屯前临大江，缅军在江东西岸周围二三里的地带树立了许多高大的木栅，栅外掘三重濠沟，沟外又横放大木头，使尖利的树枝朝外成鹿砦，使人无法通过。这是缅军的惯用之法。傅恒先命部下修筑土台，将大炮置放台上，向敌军阵地轰击。炮弹虽然将木栅击穿，但它却不塌落，而破损处又随即被缅军修补好。傅恒见此法不能奏效，就又“属生革为长絙钩之”，但力急绳断不能倒其栅。随后他又派士兵“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使数千人曳之，但藤却被缅军用斧砍断，此法又失败了。虽然屡次失败，傅恒仍不甘心，就又施用火攻，“先为杆牌御枪炮，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进，逾濠抵栅，而江自四更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爇，兼值反风，遂却”。最后，傅恒又派士兵挖地道，埋火药轰之，然而火药引爆后，虽然“栅突高起丈余，贼号骇震天”，但随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复动，盖栅坡迤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①《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②《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③《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④《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裂也”①。

此时，傅恒若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从江西岸直攻阿瓦，还有扭转不利战局的可能，但他却坚执统军非取老官屯不可，于是清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特别是日趋加重的瘴气，使清军大量减员，傅恒在给乾隆帝上的奏报中说：“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千名，见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②乾隆帝接到奏报后，知清军已陷困境，遂下令暂行撤兵，并命傅恒返京师，“老官屯既不可久驻，野牛坝地方尚高，酌量于该处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于关外相度地势驻扎防范。令其以暂时退驻，明年再行进兵之言，宣示于众..著传谕傅恒将善后事宜交阿桂筹办，即速驰驿来京”①。

与此同时，缅军在清军的攻势下，也日感震惧，加之阿桂的战船又截断了东西岸缅军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就主动派人向清营递送文书，请求双方选择一适中地点，商谈休战罢兵之事。傅恒集众将商量对策，阿桂和其他将领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②。傅恒虽不愿以议和结局，但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从诸将的意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休战撤兵协议。同年十二月，傅恒上奏，说缅甸方面答应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贡的条件，请求乾隆帝批准协议。乾隆帝本来就已下令暂行撤兵，现在缅方又答应向清朝进贡，当然很快就予以批准。这样持续数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还至京师，乾隆帝命他与其子福隆安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恒的处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缅甸一直未履行进贡的许诺，乾隆帝认为这很失体面，很是恼怒。只是因傅恒的病日见沉重，不忍心处罚他。傅恒本人更是羞愧难忍，数月之后即病死，终年还不足五十岁。乾隆帝亲自到其府宅祭奠，下令以宗室镇国公例丧葬，谥号“文忠”。这以后，乾隆帝东巡途经傅恒墓时，又进行了祭奠。嘉庆元年（1796），傅恒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赠傅恒郡王衔。

傅恒作为乾隆帝的宠臣，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①，他对乾隆前期朝政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韬武略的干练之才，“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②。一些颇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毕沅、孙士毅、阿尔泰和阿桂等，都是经他之手，得以施展才能，显露风采的，“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③。其次，他对下属“每多谦冲”，“毫无骄汰之状”。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书汪由敦死后，傅恒极力推荐其子汪承霈，终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职。后汪承霈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傅恒因其母年已八十，无人照看，特为之陈请，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职。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处理阿睦尔撒纳归降一事不合君帝，触怒乾隆帝，被籍没遣戍，傅恒特地拿出自己的银两赎买其宅，等后来舒赫德被赦归①《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②《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申条。

①《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申条。

②《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①《清史稿》卷301《傅恒传》。

②《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③《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后，又把宅赠于他。由于傅恒对下谦和，常为之解难，故人“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④。

但是，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⑤，这对当时日渐兴盛的豪华奢侈之风，无异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傅恒对于贪赃枉法残害民众的官吏，往往不能严之以法。两淮盐政使高恒因贪污，下刑部议罪，定为死刑，“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即傅恒）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高恒”⑥。因而当时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参军批评傅恒“以宽厚博众誉”，“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惕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①礼亲王昭琏甚至把乾隆后期和珅掌政后，官场盛行的苟且偷安之风也和傅恒联系起来。他说：“后和相（指和珅）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阘冗为能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文忠公（指傅恒）有以启之也”②。这话不无道理。

④《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⑤《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⑥《啸亭杂录》卷1《杀高恒》。

①《啸亭杂录》卷9《汪参军》。

②《啸亭杂录》卷9《汪参军》。

第三十一章 兆惠

兆惠，字和甫，姓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生。他是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作为乾隆朝的著名战将，他屡次征伐，为捍卫西北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建树了功勋。

第一节 平准部之功

雍正九年（1731），兆惠初登仕途，年仅二十四岁，先以笔帖式的身分入值军机处，随之补授内阁中书，后几经升迁，到乾隆九年（1744）已官至刑部右侍郎，第二年，又成为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一年再被授为镶红旗护军统领。然而他对刑名之事并不精通，因此受到了处分。乾隆十三年（1748）他“定拟误繙清文一案罪名过轻”，“部议革职，得旨从宽留任”①。自乾隆十二年开始，清朝对四川大、小金川地区的征伐，使兆惠转向军事方面，有机会大展雄才了。乾隆十三年六月，兆惠兼管户部侍郎事不久，即奉命奔赴四川前线，为清军督运粮饷。他抵川后，就显示出办事干练的才能。他看到卡撒（今四川省小金县西）周围山梁、色尔力等路贮藏的军粮仅够两月之用，就将附近的崇德、牛厂和美诺等地的存粮调运过来，以备军需。同时，他还认真地观察了清军的情状，上疏朝廷披露其弊端：“臣观军营诸将惟护军统领乌尔登、总兵哈攀龙勇往，副将下颇多庸员。又闻各省派兵时，将备间以家丁冒名粮，或占额兵役使。”①乾隆帝对兆惠的呈奏，很赞赏地说：兆惠所奏，“俱属公论，可告之经略大学士傅恒秉公澄汰，以归核实。”②乾隆十四年征讨金川的清军凯旋归来，兆惠奉命查核军需钱粮。第二年，他被授予正黄旗护军统领，同年十一月，调户部左侍郎。

清廷对金川的征讨刚告一段落，西北地区又出现了硝烟弥漫的局势，兆惠也重上战场。乾隆十八年，清廷派遣兆惠赴西藏办事，防备准噶尔进犯。兆惠到藏后不久，就提出要求改变过去驻藏五百名清军士兵同时换班的制度，而改为分作两起换班：“一于头年五月起程，七月抵藏；一于次年二月起程，四月抵藏。”③这样就保证，无论何时西藏均有清军驻防，随时可抵御准部来犯西藏。清政府批准了他的建议。

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击败，无奈只得率其部属两万余人投奔清朝，并请求清出兵攻打达瓦齐。乾隆帝认为，这是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统一西北的大好时机，于是同臣下积极筹划西征事宜。他命兆惠协理北路军务，并总理粮饷。这样，兆惠又肩负着重大使命，开始为出征准部的军队准备军需物资。乾隆二十年，清军分西、北两路大举进攻达瓦齐。兆惠很想随军出征，就上奏朝廷，“请同哨探兵进剿”，但未被获准。这时，阿睦尔撒纳的部落奉清廷之命移牧于乌里雅苏台，乾隆帝遂命兆惠为领队大臣，驻军于此①。同年三月，清军在阿睦尔撒纳的协助下，击溃了达瓦齐的军队，进驻伊犁，并擒获达瓦齐。

达瓦齐被平定以后，清朝为进一步削弱准部势力，准备用“众建以分其势”的办法，把厄鲁特蒙古四部“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但是一心想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阿睦尔撒纳，却竭力反对清政府的这一政策。②乾隆二十年八月，阿睦尔撒纳终于兴兵进犯伊犁。当时征讨达瓦齐的清军大①《清史列传》卷20《兆惠传》。

①《清史列传》卷20《兆惠传》。

②同上。

③同上。

①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二十年二月乙巳条。

②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部已经撤回，留守该地的定北将军班弟和参赞大臣鄂容安所属仅有五百名士兵。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伊犁再次失守，班弟和鄂容安在突围时被困，脱身不得，自杀殉国。清政府闻变，于同年十月命兆惠总理北路台站，维护天山北路与内地的通讯联络。十一月，又调他赴西路巴里坤办事，兼理额林哈毕尔噶台站，为进剿阿睦尔撒纳筹备粮饷。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兆惠闻知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自伊犁被陷复归，就特地赶到特讷格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县东），会同萨喇尔商议进剿阿睦尔撒纳。此举深得乾隆帝的嘉许，遂命兆惠充参赞大臣，随同达尔党阿出征③。同年三月，清军在定西将军策楞和参赞大臣玉保的率领下，再次收复伊犁。但在追击阿睦尔撒纳时，却中了他的诡计，被他遁走哈萨克。乾隆帝闻讯大怒，革除了策楞和玉保两人之职，派达尔党阿出西路，哈达哈出北路，进兵哈萨克，继续追捕，同时，还令兆惠自巴里坤移驻伊犁，随时准备增援。又于同年五月，授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这样，兆惠就由过去主要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事宜，而成为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的将军了。

不久，达尔党阿和哈达哈因畏缩犹豫，坐失良机，致使阿睦尔撒纳再次逃脱。乾隆帝见天气渐寒，只得令达尔党阿和哈达哈撤军。

清军将领愚蠢无能，屡屡失机，使随清军西征的厄鲁特各部台吉“皆轻之”，渐生异志，而这时原归附清廷的喀尔喀蒙古郡王青袬杂卜又起而叛清，于是一场席卷准部的骚乱再度发生。辉特部台吉巴雅尔首先发难，率其部属劫掠扎哈沁五百余户，而绰罗斯特台吉噶尔藏多尔济佯装忠顺，派人将巴雅尔叛状告知兆惠。兆惠派宁夏将军和起将索伦兵百名，并征调吐鲁番伯克莽阿里克等集于辟展，准备征讨巴雅尔，但噶尔藏多尔济及宰桑呢吗、哈萨克锡喇、达什策零和莽阿里克等皆和巴雅尔串通，和起不知此情，毫无防备，遂被害身亡。随后，杜尔伯特部台吉车棱也叛变清朝。先已逃往哈萨克的阿睦尔撒纳见有机可乘，遂又卷土重来，复会厄鲁特各部于博罗塔拉河，自立为汗。

局势突然的恶化，使清朝在这地区的统治陷入困境，伊犁处于叛军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兆惠奉将军达尔党阿之命，率一千五百骑兵自伊犁东还请援。十一月启行，叛军前来截击，双方首战于鄂垒，次战于库图齐，再战于达勒奇。兆惠率清军奋勇冲杀，前后消灭叛军数千名。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兆惠率兵至乌鲁木齐，又遭到大队敌军的围攻。清兵无不以一当百，苦战十余日，犹不得出重围。军中无食则杀羸马，羸马杀尽，良马继之。最后军中无马可骑，将士只得步行于冰雪淖中，且战且走，二十二日至特讷格尔。此时将士们又疲又饥，不复能战，遂结营自固，而天又降大雪，驿传声息不相闻，兆惠军已处于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幸亏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派遣侍卫图伦楚率兵两千人前来增援，于三十日和兆惠会合，叛军始退。乾隆帝闻讯，特颁发谕旨，对兆惠大为嘉奖：“兆惠系驻扎伊犁等处办事大臣，适遇厄鲁特等背叛，奋勇剿贼，甚属可嘉。”封兆惠为一等伯“世袭罔替，并将御用荷包、玉牒、鼻烟壶加恩赏赐”①。不久，又授他为户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和领侍卫内大臣。

兆惠在这次突围战中的突出表现使他声名大震，乾隆帝也以此而知兆惠③《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①《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丙寅条。

可担当讨敌重任，于是兆惠就成为驰骋西北边疆的清军主要统帅之一。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清政府命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大举征伐厄鲁特叛军，“会诸部落亦自相吞噬，绰罗特汗（即噶尔藏多尔济）为其兄子噶尔布所篡，台吉达瓦旋杀噶尔布。厄鲁特向不出痘，至是则痘疫盛行，死亡相望”②。兆惠乘势长驱直入，连战连胜，厄鲁特各部溃不成军，其首领也先后败死，只有阿睦尔撒纳未被擒获，又逃到哈萨克。同年六月，兆惠和富德率军穷追至左哈萨克。时阿睦尔撒纳与哈萨克汗阿布赉不睦，阿布赉派人和清军联系，准备将阿睦尔撒纳擒获并献给清朝。阿睦尔撒纳大惧，仅与部属八人徒步逃入俄罗斯。乾隆帝认为，“逆贼一日不获，西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③。命理藩院问沙皇政府行文，要求把阿睦尔撒纳引渡回来。经过再三交涉，俄国政府才把患天花已病死的阿睦尔撒纳的尸体移交清朝官员验看。

阿睦尔撒纳虽然败死，但厄鲁特叛军却未完全平定，“是年，迎降之鄂拓克等，军过辄复叛，并诱陷都统满福”，他们采取时聚时散的方式，寻找机会袭击清军。“时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间出没”①。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已被授为定边将军的兆惠和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奉命进剿厄鲁特叛军余部。乾隆帝令兆惠“毋以其乌合稍众，过疑虑”，要他坚决果敢地平定准部叛乱势力②。兆惠遂将军队分成四路：车布登扎布趋博罗塔拉，副都统瑚尔起等趋尼勒喀，侍卫达礼善等趋齐格特，他自己则领兵奔博罗布尔噶苏，四路大军最后要在伊犁会师。在清军的锐利攻势面前，厄鲁特叛军余部纷纷溃逃。兆惠遂令清兵，“凡山陬水涯，可渔猎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③。厄鲁特军至此尽被歼灭。兆惠率兵进剿厄鲁特叛军余部对于稳定西北边疆，巩固国防是有益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军事将领，兆惠在平叛中，对准部实行凶残的屠杀政策。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劫，滥杀无辜，使厄鲁特蒙古民众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草剃禽狝无噍类”，“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④。厄鲁特蒙古所遭到的这场深重灾难，作为清军统帅的兆惠，是有很大责任的。②《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③《清高宗实录》卷547。

①《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②《清史稿》卷313《兆惠传》。

③《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④同上。

第二节　定回疆之功

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之后，兆惠马不停蹄又率军征讨发生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地区的大小和卓的叛乱。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康熙时期曾经受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统治。噶尔丹败亡后，南疆维吾尔族的宗教首领玛罕木特管理着南疆。后来准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势力强大起来，他再度进攻天山南路，将俘获的玛罕木特拘禁于伊犁。玛罕木特的儿子布那敦（大和卓木）和霍集占（小和卓木）也和其父一起被监禁。不久，玛罕木特死，布那敦和霍集占仍留在伊犁。乾隆二十年，清军击败达瓦齐，收复伊犁后，将布那敦遣回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菏车市），使其统领旧部，霍集占则留在伊犁，掌管伊斯兰教事务。当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时，霍集占曾“率众助逆”，参加了叛乱。阿睦尔撒纳叛乱被平定以后，霍集占自伊犁逃回叶尔羌，唆使其兄布那敦一起策划叛乱。开始布那敦不愿反叛清朝，“大和卓木欲集所部听天朝指挥，受约束”。但霍集占执意不从，他煽动其兄道：“若听朝廷处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质京师，如准噶尔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强邻已灭，无逼处者，不以此时自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继，可不战挫也。”①于是布那敦也参与了叛乱活动。这样，迅速平定天山南路的叛乱，又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了。

清朝本不欲用兵南疆，遣送布那敦回叶尔羌和留霍集占于伊犁管理伊斯兰教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他们两人的影响，和平地统一天山南路。但是，清廷派遣赴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去确定回部应纳贡赋数目的侍卫托伦泰却被扣留，迟迟不得回归。于是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兆惠就令副都统阿敏道带领索伦兵一百名、厄鲁特兵三千名再赴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招抚回部。阿敏道至库车又被霍集占拘禁，随后不久被杀。招抚不成，清朝决定发兵征讨。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清廷即宣召将军成衮扎布、富德和兆惠进京商议办理天山南路回部之事①。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朝正式出兵。因这时兆惠正在搜剿厄鲁特叛军余部，遂以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兵万人征伐霍集占兄弟。大军自吐鲁番进攻库车，将霍集占围于城中。但雅尔哈善不但不乘此机会发动进攻，聚而歼之，反而“不为备，终日棋弈，亦不巡垒”②，致使霍集占乘夜突围逃走。清军仅得库车一空城。乾隆帝闻知大怒，同年七月下令免去雅尔哈善职务，将平定天山南路的重任委之于兆惠，令其迅速率军赶赴库车。兆惠接到命令后，当即领兵八百名向库车进发，并上奏朝廷，表示“一抵库车即与雅尔哈善协力剿贼，断不肯半道回京有靦颜面”③。乾隆帝对此大加赞赏：“所奏肫诚勇往，深得领兵大臣之体。军旅为国家重务，以满洲大臣身膺简畀，统率戎行，正当踊跃自效，公尔忘私。我朝简策所重忠勤代著，远轶前古。乃近来渐染恶习，或至因循选懦，临事心怀观望；或闻撤兵庆若更生，曾不知奉公体国之义谓何？此风深可痛恨。..今兆惠奉到前次回京之旨，不肯苟且了事，毅然以剿贼自任。其器识实出诸臣之①《圣武记》卷4《乾隆勘定回疆记》。

①《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乙酉条。

②《圣武记》卷4《乾隆勘定回疆记》。

③《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甲辰条。

右。..朕方幸得一急公任事之大臣，深为嘉悦。..兆惠著加恩赏戴双眼孔雀翎，以示优奖。”①霍集占自库车逃出后，不敢停拜城，直抵阿克苏。阿克苏维吾尔族人民“闭城拒敌”，霍集占无奈，又趋乌什，仍不得入。于是只得又窜回叶尔羌，而其兄布那敦则返回喀什噶尔，互为犄角，负隅顽抗。兆惠率军自伊犁南越天山，取沙雅、阿克苏和乌什等城，闻霍集占据守叶尔羌，即不待大军集结，仅率三千余骑前去进攻。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军至叶尔羌。此时霍集占已于城外坚壁清野，“凡村庄人户悉移入”，且掘壕筑垒，修筑工事。兆惠陈军于叶尔羌城之东，以两翼兵先夺据其新筑之台。霍集占从东、北、西三城门各出精锐数百骑迎战，都被兆惠率部打得大败。霍集占遂不复出。叶尔羌城周十余里，四面有十二门，据守的叛军有一万三千多名。②兆惠见城大，守兵又多，强攻难以奏效。于是率师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即所谓喀喇乌苏，汉语译为黑水，所以后人称兆惠营地为“黑水营”。兆惠为切断大小和卓木兄弟互援之势，派副都统多隆阿率八百名清军，扼守通往喀什噶尔之路；又探知霍集占部落的牧群在城南英奇盘山下，就准备渡河袭取，以便充实清营的军需，十月十三日，兆惠留少数兵守黑水营，亲率千余骑自东向南，渡河取其牧群。谁知四百骑兵刚过去，桥就断塌了。兆惠这才知道中了叛军之计。果然，霍集占率数千名骑兵前来截击，清军奋勇作战，猛冲敌阵。正在激战中，叛军步兵万余也出动围攻清军，而敌骑兵又张两翼包抄清军后路。这就使未过河的清军无法前去援救，而且河岸又沮淤，难于驰骋。于是，兆惠只得率过河军浮水，与留在北岸的清军汇合一处，沿河岸向黑水营方向且战且退。叛军复大举围攻，清军被截成数队，“人皆自为战，无不以死自誓”①。兆惠左冲右突，马中枪毙命，再易马又毙。清军勇猛作战，使叛军遭到很大的损失，而清军也阵亡士兵数百名，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和护军统领鄂实等皆战死。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清军终于在天黑时回到黑水营，掘壕固守。叛军连续五昼夜冲击清营，清军士兵身处危地，无不拚死一战，使叛军伤亡惨重，不能得手。于是霍集占就也派兵筑长围，妄图困死清军。兆惠率领人数很少的士卒同一万多叛军足足相持了三个月。在此期间，霍集占在河上游决水灌清军营，兆惠就在下游掘沟泄之。霍集占又向清营猛放枪炮，谁知清军营地依树林而建，兆惠派人伐树，反得叛军射来的铅丸数万，用以击敌。兆惠还把俘获的敌军士兵放回去，传布清军得神之助的谣言，以动摇敌军。但是时间长了，军粮渐尽，只得煮鞍革为食。兆惠见事情危急，派人冲出包围，向驻扎其余地方的清军求援。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各地增援的清军陆续到达，包围黑水营的霍集占叛军在清军内外夹攻下土崩瓦解，狼狈逃窜，至此历史上著名的黑水营之围才解。

清军在黑水营之战所表现出的顽强的斗志，极大地震慑了霍集占叛军，他们果真认为有神灵在庇佑清军，从此士气低落，一蹶不振。乾隆帝更为欣喜，颁发谕旨，对兆惠大加嘉奖：“今兆惠统军深入，志在灭此朝食。自不暇辗转以为身谋，忠诚勇敢，朕实深为嘉予。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①《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甲辰条。

②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下册，页184。

①《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始末》。

晋封为武毅谋勇一等公。”①他还撰写《黑水行》，纪述黑水围之战，对兆惠极尽赞扬。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清军集中在阿克苏、乌什和阿瓦提之兵已达两万人，马三万匹，骆驼一万头，于是兵分两路，大举进攻霍集占。一路由兆惠统领从乌什进攻喀什噶尔，一路由副将军富德率部由和阗进攻叶尔羌。清军所到之处，各城都开城迎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得率其眷属和党羽弃城逃跑。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皆被收复。兆惠师至喀什噶尔，安抚民众，“为划疆界，定贡赋，铸泉币，并分屯满、汉兵驻守”②。随后，派遣富德等追击霍集占兄弟。同年七月，大败霍集占于阿勒楚尔和伊西洱库尔淖尔等地。霍集占兄弟穷途末路，只得窜入巴达克山。不久，他俩就被巴达克山首领擒杀。至此，大小和卓发动的叛乱终于被平定。乾隆帝为嘉奖兆惠在平定天山南路所立下的功勋，加赏他宗室公品级鞍辔以示宠异，还授他的一个儿子为三等侍卫。十一月，兆惠上奏，认为要使天山南路永息干戈，“仍须驻兵弹压。请于叶尔羌驻一千，喀什噶尔驻一千，英噶萨尔驻五百，阿克苏、乌什等处亦酌派兵驻守。并令各城伯克轮班入觐”③。乾隆帝批准了兆惠所拟定的这些善后措施。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兆惠率西征军凯旋回京。乾隆帝亲临良乡，“于城南行郊劳礼”，对他大加抚慰，赏赐御用朝珠与良马，并和兆惠一同回城。随后又在丰泽园宴请兆惠，赏赐给他许多银币。兆惠的图像被陈列在紫光阁。同年二月，兆惠以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入直军机处。乾隆二十六年又授协办大学士兼管刑部尚书。这一年殿试，又特命兆惠为读卷大臣，以“隆其遇”，兆惠自陈自己不识汉字。乾隆帝就告诉他，试卷上诸臣各有圈点，“圈多即佳卷”。兆惠看赵翼试卷上有九个圈点，就定他为第一名，列第三名的是陕西人王杰。但乾隆帝以本朝以前从未有陕西人成状元，遂把王杰列为第一名，赵翼为第三名。是时，征西军凯旋，而西人又得状元，此事一时传为佳话。①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兆惠奉命会同大学士刘统勋赴河南，查勘杨桥漫口，“奏疏浚贾鲁河及开放各事，谕奖其悉中机宜”②。这以后，兆惠又屡出察看河工水利之事。乾隆二十七年，他又同刘统勋等人查勘江南运河，为疏浚高、宝河湖入江之路，疏请开引河，择地筑闸坝。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上以直隶滨水洼地秋霖秋潦未消”，命兆惠往勘海口，广宣泄，并督同御史永安等相度天津、静海、文安、大成等处疏浚事宜”③。同年三月，他上疏劾直隶总督方观承经理之误。十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会同两江总督尹继善等筹办疏浚荆山桥河道。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兆惠返京途中，顺便查勘直隶河工，事竣还京。同年十一月去世。乾隆帝亲临其府第祭奠，当即把公主许配给其子扎兰泰，并赋诗悼念，又下令加恩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十二月谥号“文襄”。

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②《清史稿》卷313《兆惠传》。

③《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①《清朝野史大观》卷6《清人逸事》。

②《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③《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第三十二章 阿桂

第一节 尚书之子

初露头角

阿桂，字广庭，号云岩，姓章佳氏，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月初三日。原籍满洲正蓝旗，后被抬入正白旗。他出身于达官显贵之家，父亲阿克敦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很受乾隆帝的器重。他自幼聪敏过人，“闻人谈史事，即了了，能记其大略”①。雍正十年（1732），十六岁的阿桂入官学读书，两年之后补为禀生。乾隆元年（1736），为副榜贡生，随后以父荫授大理寺丞，乾隆三年，中举，第二年补授兵部主事。此后，他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乾隆八年以郎中的身份，充任中枢机构军机处的章京。

然而，接二连三的打击，却几乎使他身陷囹圄。乾隆十一年，出任户部银库郎中的阿桂，因为库项被窃，以失察之罪被降调为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三年初，阿桂随兵部尚书班弟赴四川金川军营办事，因经略纳亲，川陕总督张广泗进剿大小金川失利，“株守半载，无尺寸功”②，被逮捕处死，阿桂也被劾以“勾结张广泗，蒙蔽纳亲”，而交刑部审讯。后因乾隆帝念其父年老，只有阿桂这一儿子，才格外开恩，没有治他的罪，将其释放回家。这可说是阿桂在仕途上跌的一大跤。

但阿桂毕竟是满洲贵族子弟，因而在被释放的第二年就得到重新起用，再任吏部员外郎。又五年，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此渐登崇阶了。

①《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②昭梿：《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

第二节　创办伊犁屯田

阿桂年轻时的飞黄腾达，主要是凭借其贵族世家的显赫地位，而他建功立业的真正起点是参与清朝对西北地区的用兵和经营。乾隆二十年（1755），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利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之机，决心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竟之业，命清军分两路向以达瓦齐为首的准噶尔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年六月，阿桂被派往西北，投身疆场。开始，阿桂奉命在乌里雅苏台管理台站，传递来往公文，供应前方所需。他办事勤慎，很得乾隆帝之宠臣靖边副将军、蒙古亲王成衮札布的信任，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职。其间，阿桂之父阿克敦于乾隆二十一年正月病故，阿桂被准回京办理丧事。为时不久，即于同年七月奉命返回西北。

在清军的打击下，准部割据势力土崩瓦解，到乾隆二十二年底，清军已基本平定准部，但仍有一些残余分子还在顽抗，于是阿桂先是率军策应清军唐喀禄部，追击图谋遁入俄国的辉特部首领舍楞，后又与副将军富德一起追捕其余人员。

就在清朝即将结束对准部的军事行动时，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五月，阿桂奉命赴霍斯库鲁克，会同副将军富德追击节节败退的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两军激战于阿勒楚尔（今帕米尔巴尔唐河北雅夫索尔西南），时叛军以数千之众，拚死顽抗，战事呈胶着状态。在激战中，阿桂一马当先，亲率精锐士兵数百名，“由山麓绕出其右冲击之”①，敌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清军乘锐掩杀，叛军伤亡惨重，狼狈逃窜。阿桂统军与其他路清军一起紧迫不舍，于伊西洱库河（即今帕米尔西之喷赤河）再次将敌军包围。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敌兵溃不成军，纷纷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势不妙，只得和其亲信数百人向巴达克山逃去。这一仗，清军俘获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各类兵器两千余件，牛羊驼马不计其数。同年十月，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向清军献上霍集占兄弟的首级，至此，平定了天山南路。

清朝平定了准部和回部，统一天山南北后，即开始着手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阿桂奉命前往刚收复不久的阿克苏，处理地方善后事务。为解决战乱后军粮不足的困难，他将当地现存的牛羊作“为伊犁驻防兵来年行粮之需，已令该管官加意牧放以济军需”②。十月，又与路经阿克苏的清定边将军兆惠共同商定伊犁驻军和迁移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族农民前往伊犁屯田的具体办法。乾隆帝对伊犁屯田很重视，特下令要阿桂率军护送维吾尔人（即所谓回部）前往，并管理屯田的具体事务。乾隆二十五年初，阿桂率满洲索伦兵五百名、绿营兵一百名和三百名维吾尔族农民开赴伊犁，此为伊犁屯田之始。当然，要在伊犁驻兵和屯田实非易事。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残余的叛乱分子还在不时出来捣乱，同时持续多年的战乱又使本来就很贫瘠的这一地区遭到更大的破坏，到处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因此，乾隆帝虽然认为清军必须在伊犁长期驻扎，以此既防止残余的叛乱分子再搞分裂割据，又能挫败早已图谋吞并伊犁的沙皇俄国的罪恶企图，但是，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伊犁屯田能否获得成效，能否解决驻军的军粮心中还是没有①《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②《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把握，于是，他“命各军营大臣等筹议如何分兵驻守”伊犁。①很多大臣“皆谓地方辽远，沙漠居多，旧时准夷马匹羊群消耗殆尽，难以为驻守计”②。在这决定清军是坚守还是从伊犁撤退的关键时刻，阿桂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坚决主张在伊犁屯田。他说：“伊犁为西域适中之地，幅员广阔，苟能悉心筹计，从容布置，可冀有成。查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臣来往军营，询问此间地势情形，伊犁海努克及固勒札等处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开垦屯田则兵食可以渐充。”③阿桂所言打消了乾隆帝的疑虑，使他作出了伊犁驻兵屯田的决策。乾隆帝鼓励阿桂说：“所办甚是，俱依议行。果能实心奋勉，次第办理，则屯田一事当录伊经始之功也。”④同年八月，他正式下令：“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授为都统。”⑤皇上的信任和支持，使阿桂感恩戴德，他对伊犁驻防和屯田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九月，在给乾隆帝的奏文中，他提出了七条建议：第一，增派更多的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大力推行“回屯”。阿桂有个估计，即乾隆二十五年的三百名维族农民屯田收获量，“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户之食”，而目前在伊犁的维吾尔人数目太少，最低还应再迁移七百名去，才能使“回屯”有所发展。

第二，增派数量更多的士兵，从事驻防屯田，即兵屯。阿桂把驻军分成两部分，满洲军队负责驻守，绿营兵专事屯种。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屯田发展前景的估计，阿桂建议将驻防的满洲兵再增加六百名，与此相适应的是将现有的绿营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这就既能完成驻守任务，又能保证驻防兵的军粮供应。

第三，在发展屯田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驻军的数目，提出“增派官兵请随时酌量定数”①。阿桂认为如屯田的维吾尔农民和绿营兵都各达到一千名，到乾隆二十七年，就可以生产出足够五、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粮食。粮食足用，就可以相应增加驻军的数目，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第四，陆续修建城堡，保证屯田的顺利开展。阿桂经过实地调查知道，伊犁地区的要害地点，“河北则固勒札，河南则海努克”，“而地土肥饶之处则察罕乌苏”。因此他主张“应于海努克筑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数百名驻防..察罕乌苏筑城，以绿营兵一千名屯田并驻防..固勒札须筑大城，凡驻防大臣公署、仓库咸在，以为总汇”②。

第五，筹集马匹和骆驼，设置沿途台站，以传递文书，运输物资。阿桂认为，伊犁现有的六百匹马不敷使用，应再购买一千馀匹，再从乌鲁木齐调五百匹骆驼，这样便可设置多处台站，保证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运送。

第六，调运沿边粮食到伊犁，解决当前军队缺粮的困难。

第七，从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简派能工巧匠赴伊犁，传授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

①《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②《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③《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④《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丁未条。

⑤《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壬辰条。

①《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辛未条。

②《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辛未条。

阿桂的七条建议，对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至关紧要，因而很快得到乾隆帝的批准，并付诸实施，这就为伊犁屯田奠定了基础。同时，阿桂还组织人力制造农业器具和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屯田农民和士兵的辛勤劳动，伊犁屯田当年就获得丰收，“至秋丰稔，收粮皆倍，兵食以足”①。这一年，清政府褒奖平定西北的功臣，以功劳大小为序，在紫光阁悬挂画像，阿桂被排在第十七位。乾隆帝亲自撰文称赞阿桂：“心可干城，楚材继出，为国之桢”②。屯田初见成效，使阿桂增强了信心。为了进一步发展伊犁屯田，从乾隆二十六年起，他相继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是在伊犁牧群蕃息之时，禁止内地人到伊犁购买马匹和骆驼，以保证当地畜牧业的发展。二是大力招徕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乌什等地的维族民众来伊犁屯垦，以扩大屯田规模。同时，他还建议朝廷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的玛斯纳、库尔喀喇乌苏和晶河等三处，“各酌派屯田兵，人各垦地十五亩，晶河以西归伊犁管辖，托克多以东归乌鲁木齐管辖”③。由于阿桂的精心筹划和组织，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兵屯垦种地达八千馀亩，收获粮食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有八百户，平均每户收获粮食四十石，总产达到三万二千石左右④。

在大力发展屯田的同时，还制定和完善制度，加强对屯田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正月，阿桂订立约束章程，在兵员的补充、钱粮的征收、官员的任选、产量的分配和屯军家属的养赡等五个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同年八月，固勒札和乌哈尔里克两地的城堡相继建成，乾隆帝亲自定名为“安远”城和“绥定”城。这两城完全是按照内地城市的模式建置，军营和民房以次分别。这些新城镇既是屯田管理的中心，又吸收四方商人来此交易，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数千里地来往晏然”①。阿桂在新疆的实践活动在伊犁屯田的成功，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它对于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密切西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巩固我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而阿桂以他的远大目光和气魄，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同时，由于他在新疆屯田的功绩，也使他的地位不断上升。乾隆二十六年，他被授予内大臣、工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和镶蓝旗汉军都统等职。第二年，又授予骑都尉世职，并返京“供职询问方略”②。乾隆二十八年正月，阿桂到北京后，被授予军机大臣，给予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六月，乾隆帝颁旨：“阿桂在军营殊为出力，且在伊犁办事亦甚妥协，著加恩将阿桂一族由正蓝旗抬入上三旗。”③七月，又被补授正红旗满洲都统，晋太子太保。

①《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②《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③《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11，《田赋十一》。

①《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②《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③《东华续录》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壬寅条。

第三节　办理缅甸事务

阿桂在京任军机大臣，最初很得乾隆帝的信任，经常委派他外出处理地方事务。他先后参予审理归化城都统法启案件，赴直隶霸州、文安等处督办疏浚事，以及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署四川总督的身分，巡查四川金川土司郎卡扰边等情况，都办得很妥当。但不久在镇压乌什维吾尔人民起义过程中，他遭到了乾隆帝的处罚。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天山南路的乌什地区的维吾尔族民众因不堪忍受驻南疆的清朝官吏和维族上层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在其首领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举行起义。义军屡次击败前来弹压的清军，声势浩大。乾隆帝以阿桂曾在伊犁办事多年，熟悉当地的情况，就令他赴乌什，与伊犁将军明瑞一起镇压起义。阿桂和明瑞指挥清军围攻乌什，义军领袖赖和木图拉在战斗中牺牲。义军在其子额色木图拉的带领下，继续英勇抗击。从乾隆三十年三月至八月，清军猛攻五个月，竟不能克。阿桂和明瑞只得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断绝乌什和北界的一切联系，义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无法继续抵抗，乌什城终于落入清军之手。阿桂和明瑞将起义首领额色木图拉等人处死，而赦免了一般民众。乾隆帝以阿桂和明瑞“剿办迟延，示怯损威”和“获犯后又未确讯起衅缘由，草率错谬”为由，将他们“交部严议，寻议革职，命从宽留任”①。然后，又以阿桂“办理乌什事务毫无章程，革尚书任”，留在伊犁协助明瑞治事。当时伊犁屯垦有进一步发展，人口也增加很多，乾隆帝要明瑞“筹办安置事宜，须有准则可垂永久”②。阿桂遂建议将雅尔城移往楚呼楚，以便利用该地“田土膏腴，形胜亦便”的优势，改变雅尔城原址离牧场遥远，近城地亩不够耕种的状况。朝廷批准了阿桂的请求。乾隆三十二年阿桂被委任为伊犁将军，一跃而升为封疆大吏。显然他的处境又有所好转。

阿桂遭到的另一次挫折，是在他参与清朝对缅甸的战争时发生的。乾隆三十三年，明瑞征缅兵败自尽身亡以后，乾隆帝即授阿桂为副将军，偕同经略大学士傅恒、副将军阿里衮再次进攻缅甸。同年三月，阿桂奉召回京，四月授兵部尚书，六月又出任云贵总督。十一月，阿桂抵达云南永昌后，便与阿里衮率军攻取缅甸旧都木梳，然后，阿桂则率另一路军往蛮暮（今缅甸八莫）、野牛坝等地督造战船，以备水军进战之用。清军连续进攻，一再获胜，但因缅军持续抵抗和水土不合，士卒大量病亡，副将军阿里衰病故，经略傅恒身患重病，乾隆帝令阿桂筹画撤军事宜，并于乾隆三十四年底与缅甸议和。阿桂于十二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因尚在云南，先由索尔纳代理其职。时木邦、蛮暮和孟连土司头目为躲避缅甸侵害，请求清政府将他们安置于内地，阿桂建议将云南大理、蒙化一带旧有的马厂官庄田拨给他们居住为生，朝廷予以批准。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乾隆帝以缅甸不遣使臣进贡，将阿桂的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和镶红旗汉军都统等职均革去，“著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令其自效”①。乾隆三十六年，又令阿桂出偏师骚扰缅甸，待其疲惫，再兴师攻之，阿桂则上疏请求大举攻缅，乾隆帝认为阿桂的建议不合时宜，下诏斥责，并夺其官，留军营效力。

①《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②同上。

①《东华续录》乾隆三十五年八月戊寅条。

第四节　平定金川

正当阿桂因办理缅甸事务屡遭贬斥时，四川金川地区的形势再趋紧张，清朝的注意力从缅甸转向金川，这就给阿桂提供了洗刷旧耻、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乾隆十四年（1749）清军平定金川后，该地区仍归土司管理，各土司之间时起争端，十余年后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叛乱。乾隆中期以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已老，由其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务。他不断侵掠邻近土司，乾隆二十三年攻掠小金川和革布什扎土司。四川总督开泰下令劝阻，但郎卡根本不理，仍“侵邻境不已”①。乾隆三十六年（1771），莎罗奔之孙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司，小金川僧格桑也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并公然与清朝援军开战。乾隆帝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进兵征讨。温福以阿桂熟悉四川情况，就带他同赴金川战场。同年十二月，抵金川后，朝廷以四川提督董天弼作战不利，免其职，以阿桂代理。清军分两路进攻小金川，阿桂随温福自汶川出西路，新任四川总督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战事伊始，阿桂领军一路冲杀，连杀下巴郎拉、达木和巴宗各寨，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又攻占资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以功授参赞大臣。五月，桂林在墨垄沟失利，被劾罢职，朝廷命阿桂赴南路代桂林指挥。自此，阿桂又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六月，阿桂抵军营后，即筹划进军方略。他得知小金川叛军首领僧格桑盘踞于小金川河北的美诺。而欲攻取美诺，必先占据其门户僧格宗，而清军必经之地的甲尔木山就成为首先争夺的战略要地。八月的一天晚上，阿桂悄悄地将部队集结于墨垄沟，然后乘半夜起大雾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甲尔木山。乾隆帝闻报，特颁旨嘉奖，授阿桂为内大臣。十一月，阿桂军攻取僧格宗，十二月得授副将军职，奉命与大学士、定边将军温福和副将军丰昇额分道直取美诺。阿桂遂驱军攻克美都喇嘛寺。僧格桑被迫弃美诺，逃入大金川，与索诺木汇合。

阿桂与温福、丰昇额会师美诺后，檄令索诺木交出僧格桑，索诺木不理。于是阿桂和温福在乾隆三十八年奏准三路进攻大金川。这时，阿桂又被授以礼部尚书之职①。阿桂与温福、丰昇额分道进军后，连夺叛军几个碉卡，进展颇为顺利。然而由于统帅温福指挥失宜并败死，战局发生逆转。索诺木击败温福军后，乘胜占据小金川。阿桂闻变，毫不慌乱，亲自断后，将所部安全地撤至达河。

乾隆帝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行宫得到兵败的消息，十分震惊，特地召大学士刘统勋商议对策。刘统勋原不主张对金川用兵，至此却力主征伐。于是，乾隆帝授阿桂为定西将军，丰昇额、明亮为副将军，并调遣健锐、火器营二千名士兵和吉林索伦兵二千名一起进剿金川。阿桂很快就收复了小金川全境。

捷报传来，乾隆帝甚为高兴，赐诗褒奖阿桂，并命他迅速移师进剿大金川。然而，夺取大金川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金川之地自乾隆十二三年以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小金川。”②阿桂深知此情，作了充①《圣武记》卷7《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①《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②《圣武记》卷17《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分的准备，然后，于乾隆三十九年兵分三路向大金川进攻，经过两年的鏖战和围攻，在海兰察等将领和广大士卒的奋勇冲杀下，终于在乾隆四十一年正月逼令索诺木偕其祖莎罗奔及部众二千余降，阿桂安置大小金川“归顺”的藏族头领和一般人员，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不久设懋功厅，废除了原来的土司制度。

阿桂征伐大小金川的胜利，也使他的地位大大提高。乾隆帝封其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进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清军班师回朝。乾隆帝亲自到北京城南良乡“行郊迎礼”，进城后，“御紫光阁，行饮至礼”①。

①《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第五节　治水督师，查办钦案

阿桂回京后，其地位继续上升。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兼正红旗满洲都统；六月，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充玉牒馆、国史馆、四库全书总裁，文渊阁领阁事经筵讲官；十月，调镶黄旗满洲都统，管理户部三库；四十三年闰六月，兼管理藩院事，七月署兵部尚书，十一月为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五年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第二年，于敏中死后，又位居大学士班次第一。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阿桂已成为清廷“综理部务，赞襄枢要”的第一重臣。

不过，从乾隆四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之间，阿桂在京城处理政务的时间并不多，他经常以朝廷重臣的身分，被乾隆帝派往各地，解决紧急和棘手的难题。其中首要一项是屡赴各省办理河工和水利事务。乾隆四十四年正月，黄河在河南仪封、兰阳等地决口，阿桂奉命前往治理。他详细了解黄河决口情况，决定在郭家庄开引河，修筑拦黄坝，然而由于黄河下流淤淀，上流溃溢，又经常刮风下雨，拦黄坝屡次筑成，又屡次被冲开。阿桂就在下流王家庄修筑顺黄坝，“兜蓄水势，逼溜直入引河”①。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二年三月，所修堤坝均告完工，决口被堵住了。同年十二月，回京城仅半年多的阿桂，又被派赴浙江勘察海塘工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阿桂抵浙后，“悉心履勘，度潮势之缓急，沙性之坚软，工力之难易”②，修筑鱼鳞石塘、柴塘和范公塘。上述工程完成后，又奉命顺道往清江，查勘陶庄河道及高堰石工。这一年秋天，黄河又在河南青龙冈决口，阿桂自甘肃赶赴河南，会同河道总督李奉翰督办堵塞决口。他仍按照成规，在决口处的两端筑坝。十二月，当两坝将要合龙时，副将李荣吉向阿桂建议，水势很盛，应缓一段时间再让两坝合龙。但阿桂不听，仍督促下属加快合龙进度。不久，两坝合龙，官员们都来向阿桂贺功，只有李荣吉不来。阿桂派人去叫李荣吉，他却对使者说：“为荣吉谢相公。坝不可恃，不敢离也。”③过了两天，东坝果然塌落，黄河再次决口。阿桂赶快前往察看，见李荣吉已坠落水中，忙使人救起。于是，他上疏自劾，并请求派熟悉河工的大臣来河南督办。乾隆帝颁旨说：“近年诸臣中经理河务较有把握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另筹妥办。”④乾隆帝对阿桂的信任，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不久，他“奏请将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和杨家堂引河一律加宽，以期河流宣泄”①。乾降四十七年四月，又奏请“另于青龙冈迤上自兰阳至商邱添筑大堤，挑挖引河，并于北岸建筑坝基，逼溜南趋，以期截溜全归新河”②。这种下流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宣泄与堵截相结合的方法收效很大。乾隆四十八年工程完工后，决口被堵住了。这以后，阿桂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又“督河南睢州堤工，三阅月工竣”③。乾隆五十年八月，他再赴河南，勘察微山、睢州工，并察洪泽湖、清口形势。当①《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②《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③《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④《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①《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②《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③《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时由于黄河屡屡决口，运河河道淤塞，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进行。阿桂仔细了解情况后，力主引黄济运，他说：“臣初到此间，询商萨载、李奉翰及河上员弁，多主引黄灌湖之说。本年湖水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蓄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运。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全藉黄水浮运，才能过淮渡黄，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而空船吃水无多，设法调剂，似可衔尾遄行。”④此建议被采用，引黄济运自此开始。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年已七十岁的阿桂又赴清口，勘察堤工；六月到浙江督海塘石工；闰七月，勘江南桃源安东黄河漫口情形及堵筑事宜。乾隆五十二年，黄河在河南睢州十三堡处决口，阿桂于这年六月赶到那里，督促堵塞，十月，睢州拦黄坝合龙后，又奉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始回京。阿桂治水生涯的尾声是承办长江河工。乾隆五十三年，荆州万城堤溃决，长江水从西、北两门涌入荆州，大片土地被淹。同年七月，阿桂奉命察看荆州被水情况。他经过一段调查了解后，主张采用先筑坝，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他说：“此次被水较重，土人多以下游之窖金洲沙涨逼溜所致，若开挖引河，江水平漾无势，仍至淤闭。请于对岸杨林洲靠堤先筑土坝，再接筑鸡嘴石坝，逐步前进，激溜向南，俟洲坳刷成兜湾，再趁势酌挑引河，较为得力。”①阿桂的建议被采纳。同年十月，阿桂回京，但随即又于第二年四月，再次勘察了荆州堤工。

阿桂在数十次奉命治理河工海塘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出超越前人的治水方法，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为患的问题，但他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克服困难，尽心尽力地堵塞决口，修筑堤坝，这对减少水患带来的损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督办河工外，阿桂在这期间还奉命两次督师镇压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甘肃是回族的聚居地之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甘肃安定（今甘肃定西县）回民马明新创立新教，反对门宦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后来，他见所在地区门宦势力大，就转移到循化厅（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去传教。撒拉族同回族一样信奉伊斯兰教，约有三万人，从事农业、皮筏和榨油业。同样遭受清朝统治和压迫的撒拉族民众，很快就接受了马明新的主张，于是新教就在那里传播开来。这引起旧教门宦地主的仇视，新、老教派间多次发生争斗。清政府站在旧教门宦地主一边，于是教派斗争就转化为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在马明新的助手苏四十三和韩二个的率领下，撒拉族和回族民众举行了起义。他们攻入老教区，杀死哈尔户长（总头人）韩三十八，并打败了陕甘总督勒尔谨派来镇压的清军，处死了兰州知府杨士玑和河州协副将新柱。义军随之攻占河州（今甘肃临夏市），进袭兰州，准备营救被关入监狱的马明新。

清政府得知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的消息后，急忙调发京师健锐、火器营官兵两千名赴甘肃，并命阿桂和户部尚书和珅前往督师。这时，阿桂正在河南督办河工，乾隆帝就命和珅兼程先行。同年六月，和珅到甘肃后，义军已从兰州主动撤离，转移到距兰州三十里的华林山一带。和珅督军进攻，义军人数虽少，但顽强抵抗，“众虽千余，皆新教死党，素业射猎，精火枪，④《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

①《清史稿》卷129《河渠志》四。

又负地险”①，清军屡攻不下，固原总兵图钦保和近千名官兵都被击毙。不久，阿桂抵甘肃军营，和珅将失利责任归之于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认为如有这种情况，就应以军法处置。于是他就同和珅一起，召集诸将部署作战方略。阿桂发出的每一道指令，诸将都应声答应。阿桂对和珅说：“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②和珅又羞又恨，说不出一句话。乾隆帝对和珅的无能也有所察觉，颁诏斥责他不把战争的实际情况上报，说：“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③，下令和珅速回京。这件事使和珅益加嫉恨阿桂，二人自此不睦。

和珅回京后，由阿桂一人指挥战事。他见义军防守坚固，特地从四川调来一千名善于在山地作战的藏兵和七百名阿拉善蒙古兵，依仗兵力与武器精良的优势，切断义军水源，将其团团围困。在这种情况下，义军既没有后方的支援，又没有友军的策应，孤军奋战，处于被动地位。同年六月，义军防线终被清军突破，苏四十三在战斗中牺牲。义军余部退入华林寺，仍然英勇抗击。清军竟惨无人道地放火焚烧，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

阿桂镇压起义后，对新教徒进行疯狂的迫害。他将新教徒的田产分给旧教军官，并奏请“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①。陕甘总督李侍尧在查办所谓新教余党时，亦大肆株连罗织，迫害无辜。这就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回族民众在新教阿訇田五等人的领导下，在甘肃通渭石峰堡再次举行起义。甘肃提督刚塔率军镇压。田五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马四圭和张文庆继续率众斗争。他们攻占通渭城后，巧设埋伏，将清西安副都统明善和其部下一千二百名士兵全部歼灭。清廷闻讯极为震动，下令逮捕陕甘总督李侍尧、提督刚塔入狱，改命福康安和海兰察统兵进攻义军，同时还命阿桂领健锐、火器营士兵赴甘肃督师。同年六月，阿桂至甘肃后，义军已放弃周围小据点，全力固守石峰堡，“堡踞万山中，四面削险，沟堑纵横”②，十分险要。义军凭借天险，英勇抗击，清军屡攻不下，伤亡惨重。阿桂仍采用断绝水源和围困的手段，欲图迫使义军就范。义军孤立无援，奋勇突围，但未成功。七月，石峰堡被清军攻陷，起义宣告失败。阿桂因镇压有功，被授与轻车都尉世职。

在治水、督师的同时，阿桂还不时被乾隆帝派往各地，查办案件。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案”就是由阿桂揭露和查办的。这一年，和珅和阿桂先后抵达甘肃督师，镇压撒拉族回族起义。当他们将甘肃境内时常下雨的情况上报朝廷后，乾隆帝就对近年甘肃省官吏屡次上报该省发生旱灾，请求赈济一事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下令阿桂和陕甘总督李侍尧调查此事。阿桂和李侍尧经过一番了解后，事情真相才开始暴露出来。此案始于乾隆三十九年。这一年原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他到任后，和陕甘总督勒尔谨串通一气，先将收捐监生的米粮改为折色银两，然后年年虚报旱灾，打着用监粮赈济的名义，将银子全部私分。乾隆帝对甘肃冒赈案十分重视，特遣侍郎杨魁到浙江，会同巡抚陈辉祖，将又调回浙江的王亶望拘留审讯，抄了他①《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②《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③《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①《兰州纪略》卷16。

②《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的家，得脏银百余万两。在铁证面前，王亶望只得将如何私自改监粮，如何指使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迫所辖道府具结申转”①，以及如何私分银两的罪状一一招认。乾隆帝下令斩王亶望，赐勒尔谨自尽，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论绞，并即于兰州将蒋全迪斩首。同时，还命阿桂按治甘肃州县，查勘州县官在此案中的不法行为，规定凡冒赈私分银两在两万两以上者都要处死。阿桂经过一段了解和审讯后，把参与“冒赈案”的官员人数和冒赈银两数基本弄清。牵连此案的道府州县官达六十多人，被斩首的有二十二名，其余的也按情节的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

但此案并未最后了结。乾隆四十七年有人控告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有舞弊行为。于是乾隆帝又命阿桂赴浙江按治。阿桂抵浙后，严鞫陈辉祖，将其在抄家时，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将王亶望的赃物窃为己有的罪行查清，陈辉祖遂被革职逮问。第二年二月，因又揭露出陈辉祖任内，浙江全省存在严重的钱粮亏空，乾隆帝一气之下就赐他自尽。①《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

第六节　鄙视和珅，力保晚节

乾隆五十四年（1789）阿桂视察荆州堤工返京后，直到嘉庆二年（1797）病逝的九年时间内，他一直在京城处理政务，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段里程。此时，朝廷的政局已为和珅及其同党所把持。和珅善于揣摸和迎合乾隆帝的心意，处处讨其欢心，深得皇帝宠信。阿桂虽以勋臣为首席军机大臣，地位在和珅之上，但因他十余年间经常外出，很少在京城处理政务，使得和珅乘机窃取大权，“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①。阿桂对和珅专权乱政很是痛恨，但碍于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加之自己年已古稀，力不从心，因而也无可奈何。然而他不愿和和珅同流合污，尽管和珅一再拉拢他，也不能动摇他洁身自好之志，“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②。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禅位于其子颙琰，自己则称太上皇。次年，颙琰正式即位，是为嘉庆元年（1796）。这年阿桂已八十岁，他因身体不适被准休假养病。谁知从此不起，于次年八月病死，终年八十一岁。阿桂死后，被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成。

阿桂为乾隆时期著名战将和统帅，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他知人善任，发现才能胆识之士，即使是“散僚卒伍”，也“即登荐牍”。其下属有一名叫兴奎的将校，相貌魁伟，气度不凡，阿桂见之曰“此将材也”，即给副将札，命他进攻敌方阵地，果然大获全胜。以后兴奎屡立战功，为一时名将。此外王昶、韩崶、百龄和朱尔赓额等人都是阿桂从他们身为微员时提拔上来的，“其后皆为卿相”。他多谋善断，“闻其于军务倥偬间，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长啸，持酒旋舞，则次日必有奇谋”。他治军有方，赏罚分明，“其驱使将士，如发蒙振落，其成功者，或奖以数语，或偿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终身，甘与效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也使阿桂屡建奇功。当年征金川时，为了掌握敌情，一天傍晚，他率领十数名骑兵，登上一高地观察敌军阵地，但被发现。数百名敌军将高地围住。众寡悬殊，情况十分危急，但阿桂却毫不慌乱。他镇静自如地令随从的骑兵下马，脱下战袍并把它撕碎，悬挂于树上。然后再上马徐徐地走下高地。敌军逼近高地，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他们隐隐约约看见树林中似乎挂有许多清军旗帜，估计清军人数一定很多，因而不敢再前进。等到侦察兵探明真相后，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军营了。阿桂不仅是著名的统帅，而且是一代名臣。他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勤慎善断，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乾隆四十六年，高宗见国家库存甚丰，就颁旨将康熙，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另行挑补虚额。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阿桂上疏劝阻说：“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新增之饷，岁近三百万，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请除边省外，无庸概增”①。应该承认，阿桂所言颇具眼光。①《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②《啸亭杂录》卷8《阿文成相度》。

①《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不以阿桂之议为然，决计行之。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时间一长，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进入嘉庆时期（1796——1820）以后，清朝财政日益拮据，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嘉庆十九年（1814），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即如裁撤武官名粮，添给养廉一事，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臣闻其时，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可见老臣谋国诸事，务期久远”②。

②《皇朝经世文编》卷26《户政、理财上》；英和：《开源节流疏》。

第三十三章 和珅

和珅，是清代满汉大学士中声势最为显赫的人物。他在乾隆朝任职二十余年，举凡朝廷的军政、财务，皆由其专揽，又是清朝最大的贪官，家中堆满珍宝异物，价值难以统计。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可以说，对清朝的中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节 罕见的发迹

和珅，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五世祖尼牙哈纳巴图鲁在清军入关中立有战功，被授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叔祖阿哈硕色在康熙年间，随驾征准噶尔时，“追贼阵亡”，后追叙其军功，赠和珅之父常保一等云骑尉（并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①，常保还兼任过福建副都统。和珅年少时，曾在咸安宫官学就读，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学到了不少本领。乾隆三十四年，他承袭其父世职，并以满洲官学生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浑唐阿（皇帝轿前的执事人）。传说有一次，乾隆帝出巡，车驾将发，因仓促间找不到黄盖而大怒，高喊：“是谁之过欤？”随行人员皆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只有和珅应声回答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顺着声音看到了和珅，见他仪表俊秀，音响宏亮，高兴地说：“若辈中安得此解人。”①一路上，乾隆帝问他家世年岁，读过什么书。和珅虽无多大学问，但由于读了一些“四书”“五经”，能熟练地背诵某些段落，加之机灵善辩，奏对颇使乾隆帝满意，觉得他是一个人才。乾隆三十七年，和珅被派为总管仪仗，升任三等待卫。他不仅受到乾隆帝的宠信，也得到身居显位的英廉（曾任刑部尚书兼正黄旗满洲都统、大学士、直隶总督）的青睐，英廉将自己亲手抚养大的心爱的孙女嫁给他为妻。

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擢为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从此加官晋爵，平步青云，几年之内，任至军机大臣、大学士，还先后兼任、担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内务府总管大臣、九门提督、领侍卫内大臣、满洲都统等要职，封一等忠襄公，位极人臣，秉权二十余年。和珅发迹之迅速，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亦属罕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封建专制主义在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乾纲独断”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唯一信条。乾隆帝晚年陶醉于“盛世”之中，喜听谀言而不容谏言，更不容对时弊有所指责。他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统治、镇压，在统治集团内部则罗织文字狱，以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手段，通过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制造浓重的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其结果，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不看乾隆帝的眼色行事。这就给和珅这个最善于察颜观色人物的晋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当时朝廷上虽有元勋阿桂等人存在，但对和珅的贪横却无可奈何。阿桂之父阿克敦官拜协办大学士，阿桂以满洲世族而屡建奇功，乾隆四十二年即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首席宰相。但此后十余年间，他经常被乾隆帝派任外差，或赴各省治河，或赴各地查办朝廷命案，或率军出外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等等，加之明哲保身，缺乏与和珅进行斗争的精神。如①乾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5《英额地方钮祜禄氏》。

①《清朝野史大观》卷6《清人逸事·入相奇缘》。又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一日，警跸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三语。扈从诸校尉及期门羽林之属，咸愕眙互询天语云何。和珅独曰：‘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原注：凡内臣称上皆曰老爷子，或曰佛爷）上为霁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迁官多不次。和珅才敏给，遇事机牙肆应，尤善揣人主喜怒，以故高宗晚年倚毗益笃。”②以上分见《清史稿》卷319《和珅传》；《清史列传》卷35《和珅传》；《钦定八旗通志》卷328《八旗都统》；《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引《实录》皆同）卷5、15、21。史籍所述：“乾隆末，和珅势渐张，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①这就助长了和珅的擅权。

再次，和珅聪明机敏，博闻强记，不但能诗善画，对满、汉、蒙、藏等语言文字也有所知晓，而且掌握了为人鲜知的西域秘咒，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这在当时朝廷官员中是很少见的，使他在随侍皇帝处理大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乾隆帝在《御制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赞扬和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国家用武，帷幄丝纶，事殊四朝（原注：谓汉、唐、宋、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义（原注：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文、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勒劳书旨，见称能事。”①另外，和珅也曾为乾隆帝整饬贪污之风效过力。乾隆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揭露了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后，乾隆帝立即命和珅处理此事。他一到云南，拷问李家仆人，查出许多证据，接着又上疏陈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等情形，回京后又向皇帝面奏了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情况，“多称上意，并允行”②，显示了和珅处理政务的才能。和珅还很“善体圣心”，对皇帝的起居可谓体贴入微。每当乾隆帝“有咳唾之时”，作为堂堂大学士的和珅竟“以溺器进之”③。这无疑是他获得宠信的重要因素。

乾隆帝晚年记忆力大减，智力迟钝，往往“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④。每当朝鲜等国使臣谒见乾隆帝时，和珅均为出纳帝命之人。例如，嘉庆元年（1796）正月，朝鲜使臣为祝贺嘉庆帝即位，来到北京圆明园后，“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⑤和珅在对外事务中尚且有如此大的权力，那么他在对内政务中的左右力就可想而知了。

①《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①《钦定八旗通志》卷首。

②《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③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4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82页。

⑤《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2页。

第二节　秉权二十余年

和珅自乾隆四十年（1775）发迹，至嘉庆四年（1799）正月被赐死，擅执朝政二十余年。他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弟弟和琳，官至总督，死后晋赠一等公，谥忠壮，配享太庙；儿子丰绅殷德，娶乾隆帝的掌上明珠固伦和孝公主为妻，并累迁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之女嫁给康熙帝之重孙贝勒永鋆，和珅的侄女即和琳之女嫁给乾隆帝之孙子质恪郡王绵庆。和珅与皇室的联姻无疑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外，和珅的家人凭借其势，横行霸道。各地的封疆大吏也纷纷攀附和珅，作为向上爬的靠山。正如来华的朝鲜使臣所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①和珅执政期间，劣迹昭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自执掌朝政后，立即着手拉拢党羽，把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长安拉入军机处后，两人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福长安成为和珅的得力助手，“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②。两江总督苏凌阿，“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就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官僚，因与和珅之弟和琳联姻，于嘉庆二年就担任了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其入阁后，龙钟目眊，至不能辨戚友，举动赖人扶掖”，被称为“活傀垒戏”①。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都因曾在和珅家教读，被保列卿贰，兼任学政，成为他的党羽。和珅的族孙景安被委任河南巡抚，他在白莲教起义时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作战，总是在起义军后尾随，被人讥为“迎送伯”。

对于不附己者，和珅千方百计予以迫害、打击。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回民苏四十三等举行反清起义，很快逼近兰州。清廷命和珅为饮差大臣，与大学士阿桂一同督师围剿起义军。因阿桂有疾，和珅受命兼程先进。他一到达兰州，即命诸将分四路冒险进兵，起义军人数虽只千余，但战斗力颇强，“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衅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②。固原总兵图钦保和千余名清兵被击毙。不久，阿桂来到兰州，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后来两人一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乾隆帝察知此事，斥责和珅奏报不实，令其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龉”③，两人始终势如水火。

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及其宠臣、东阁大学士董诰，也躲不过和珅的陷害。

嘉庆元年，太上皇乾隆帝下诏调朱珪来京任大学士，嘉庆帝得知此事后，写诗向自己的老师表示祝贺。然而，“属稿未竟，和珅取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帝大怒。幸亏董诰在旁解劝：“圣主无过言。”乾隆帝虽未治嘉庆帝和朱珪的罪过，终“以他事罢珪之召”。董诰也因替嘉庆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81页。

②《清仁宗实录》卷37。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8《苏相国》。

②魏源：《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③《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帝说话而得罪了和珅。嘉庆二年，董诰回家奔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正蓬勃发展，乾隆帝欲召回董诰以应付危局。每当他接见大臣时，总要问：“董诰何时来？”三年，董诰葬母毕回京，和珅却从旁制肘，“遏不上闻。”“会驾出，诰于道旁谢恩，高宗见之，喜甚，命暂署刑部尚书。”①才得以冲破和珅的阻挠。

其二，威福由己，控制朝政。对于和珅的专权，不仅朝廷内外，甚至在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臣中也可听到许多议论。例如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回国后曾说：“这位中堂大人（按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称之为二皇帝。”②和珅恃宠弄权，独霸军机处。他规定：“凡军机大臣，止准在军机承本日所奉谕旨，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不许闲人窥视。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许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至通谕王公之事，在乾清门阶下传述，不许在军机处传述。并命科道官一人轮日至隆宗门内纠察。”③这固然有防止以往军机处泄密现象的再发生，但其实质还是为加强和珅个人对军机处的控制大权。和珅又在军机处“直庐自立私寓”，这正如通政司副使钱沣在乾隆五十八年弹劾他的奏书中所说：“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显系“启揽权之渐”①。

和珅对干练之臣百般诋毁，处心积虑地扩大自己的职权，施展淫威。乾隆五十六年，清廷刻《石经》于辟雍，命和珅为正总裁。当时，总裁共有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并受皇帝之命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十分嫉妒，千方百计地诋毁彭元瑞，说他“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乾隆帝对此驳斥说：“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但是和珅仍然不死心，私自命人撰写《考文提要举正》，继续攻击彭元瑞。与此同时，他又把此文冒充己作进呈乾隆帝，并以《石经考文提要》“不便士子”为名，要求皇帝将其销毁，被拒绝。后来，“馆臣疏请”将《石经考文提要》颁行全国，由于和珅从中掣肘而“中止”。和珅还暗中命人“磨（《石经》）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②，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嘉庆二年，和珅受任刑部尚书时，乾隆帝又命他兼理户部“紧要大事”，但他到任后，竟独揽户部的一切权力。同年，他又下令，以后大臣的奏章，一律要另备一份副本呈交军机处，使和珅先于皇帝阅看奏章，预知臣僚所奏事件的内容。这样，他就通过控制上奏章的渠道独揽了朝政大权。

嘉庆帝永琰当皇子时，被乾隆帝选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故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即定储位诏书发布的前一天，给永琰呈递一柄如意，表示这次即帝位完全是自己拥戴的结果。这实质上是向嘉庆帝邀功，以便在其即位后继续揽权。嘉庆元年，永琰即位为帝，但乾隆帝依然以太上皇名义训政，①《清史稿》卷340《董诰传》。

②[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③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4。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第14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和珅继续受到重用。嘉庆帝虽察觉和珅有挟己之心，但碍于皇父情面，不得不示以亲信之意，同时装出“不欲事事”和与世无争的姿态，以麻痹和珅。如“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由于乾隆帝耄而健忘，和珅更能左右其意旨，成为出纳帝命之人。于是，他的专擅程度甚于往昔，人皆侧目，连皇帝也莫敢如何。一次宴筵席上，和珅上奏乾隆帝减掉太仆马匹，甚至影响到皇帝乘骑，使嘉庆帝暗自叹息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①他还把自己的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整理诗集，实欲窥探皇帝的一举一动。更有甚者，他竟能否定皇帝的意旨。嘉庆二年，嘉庆帝鉴于来年春间自己“临雍礼成”，下谕旨定于“冬间大阅”。和珅即以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未被扑灭为由，向乾隆帝提出不拟举行这一典礼。乾隆帝立即接受了和珅的建议，于嘉庆三年九月下谕旨说：“本年大阅，著暂行停止。”②和珅的专擅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三，荫庇贪官，收受贿赂。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腐化日深，因而贪官数目之多、官员品级之大、赃额之巨、手段之高、范围之广，堪称清代历朝之最。乾隆帝虽然时时以惩贪为务，对贪官屡兴大狱，惩罚的手段颇为严厉，但是剪而不绝，贪官也没有丝毫的改弦易辙，相反的倒是人人聚敛，上下交征，贪心日巨，贪风日炽。检索有关史料，人们就不难发现，许多大案要案均发生在和珅专权之后，显然与和珅不无关系。

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监生所交的赈济粮案发，清廷在其家搜出金银百万两之多。结果，王本人被斩，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事后，通政司副使钱沣察明勒尔谨、王亶望皆为和珅私党，陕西巡抚毕沅又经常奔走和门，与勒、王两人狼狈为奸，且知情不举，于是上奏疏弹劾毕沅。他指责毕沅“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其罪较之捏结各员，尤觉有增无减”，要求“将毕沅比照诸人严加议处，以昭宪典之平”①。和珅虽然没有能保住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的性命，但终于使毕沅免予议处。

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的贪污案发。国泰和于易简朋比为奸，贪赎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省仓库亏空数十万两，各州县仓库亏空数万两。乾隆帝得此消息后，即派和珅和通政司副使钱沣同往勘察。钱沣先于和珅数日离京，“微服止良乡，见干仆乘马过。侦之，则和遣往山东也。记其貌，伺其还，叱止之。搜身畔得国泰书，具言已挪款备查，中多隐语。”当钱沣到山东后，在历城县库查得库银乃是从商铺暂借充数的，于是宣布，商人必须按限定的时日取回自己借出的银两，否则充公。这样终于查出了国泰、于易简等人贪赃枉法大案。钱沣回京后，将国泰给和珅的信呈递乾隆帝。等和珅回京复命时，“高宗出示国泰书曰：‘朕已知之详，不必复奏也。”②在人证、物证面前，和珅的通风报信、竭力营救终于未能发生效力，国泰、于易简都被赐令自尽。

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82、4991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1499。

①《清史稿》卷322《钱沣传》；又《清高宗实录》卷1146、1147。

②《清朝野史大观》卷6《钱南圆通政之敢言》。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在和珅的纵容下，当时的吏治已十分腐败，可是乾隆帝与和珅还在一味粉饰太平，对正直大臣处处掣肘。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①这番话道出了实情，可是乾隆帝对此十分不快，和珅也很忌恨尹壮图，生怕他的“密查亏空”之火又会烧到自己头上，于是决定整整他。和珅表面上要求乾隆帝派尹壮图和户部侍郎庆成一同赴各地清查仓库，暗中却命令庆成监视牵制尹壮图。庆成每至一地，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赶紧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结果自然查不出任何弊窦。尹壮图只得自承虚诳，奏请治己罪。结果刑部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处斩决。还是乾隆帝自觉太重了，免去死罪，降职为内阁侍读，后又改为礼部主事。这使和珅贪赃的气焰更加嚣张。

和珅不仅百般庇护各地的贪官污吏，而且更不容许正直官员触及自己的管家。和珅掌权，其管家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将论劾”，和珅的党羽吴省钦闻知此事，立即跑到热河密告扈从乾隆帝的和珅。于是和珅急忙将刘全叫到热河，主仆两人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乾隆帝看到曹锡宝的奏疏后，即质问和珅。和珅诡称自己平时对家人管束甚严，如有此事当予以重惩。于是，乾隆帝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曹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②。最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和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曲庇贪官，主要是因为他从中央和各地官吏手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例如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捕入狱后，曾交待了一些珍宝的来历。尽管这供词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记载，但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他贪赃受贿之一斑。和珅说：“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原注：丰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①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尽管清廷诛戮了一大批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年的贪官污吏，但官场的贪污聚敛之风未有丝毫的收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需要筹集大量银两，通过进贡、接驾、祝寿、献礼等方式，以满足乾隆帝挥霍钱财、和珅贪黩无厌的欲望。所以，乾隆帝与和珅实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子、罪魁祸首。

其四，贪黩无厌，聚敛私财。和珅自掌权后，即以聚敛自丰为唯一之目①《清史稿》卷322《尹壮图传》。

②《清史稿》卷322《曹锡宝传》。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第1080页。

的。他贪黩无厌，不顾一切地搜刮财货，其主要手段有：第一，收受贿赂。和珅大权在握，使得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以结其奥援。于是纷纷向他行贿，和珅的供词中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擅取大内宝物。乾隆帝晚年，追求奢侈，挥霍无度，对于女乐、珍宝、宴席、巡游无所不爱，各地官吏和绅商纷纷供奉，因此大内积存了许多宝物。和珅仗着得宠，自由出入宫禁，凡看中的东西便私自拿回家中。乾隆五十五年，有一次兵部尚书孙士毅在宫门外遇见和珅，和珅问他手中所持何物。孙回答说是一只鼻烟壶。和珅接过一看，此壶是由一颗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精美异常，于是要求孙士毅转赠给他。孙告诉他，此壶早已奏闻皇帝，如果选不中再赠给他。过了几天，和珅又遇见了孙士毅，声称前一日得了一只珠壶。孙一看，原来就是他进奉的那只。当时，他还以为是皇帝赏给和珅的，以后经过调查，方知此壶是和珅从大内偷出去的。

第三，私吞贡物。各地官吏与绅商进贡的宝物，往往未及入宫就被和珅窃取。有一次，宫中某处陈设的一只直径一尺左右的碧玉盘为皇八子打碎。由于此盘是乾隆帝钟爱之物，皇八子十分恐惧。于是就和他的弟弟成亲王一同向和珅求援。和珅故作难色，皇八子吓得大哭。成亲王将和珅拉到僻静处百般求情，和珅才答应设法帮助解决。过了几天，和珅给了兄弟俩一只直径为一尺五寸的碧玉盘，而且色泽也超过了被打碎的那一只。此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各地所供之物，上等者皆入和珅宅第，次等者方入宫中。嘉庆帝后来也指出：“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①此话虽说替乾隆帝辩解，但却勾画出和珅贪婪的嘴脸。

对于和珅这种肆无忌惮地贪污中饱的劣行，乾隆帝当然不会不知道。然而由于两人相互依赖，在搜刮钱财方面具有共同点，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指出的：“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①乾隆帝还经常把大量钱财交给和珅，名为任其支配，实为容许其私吞。例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乾隆帝下谕旨将张家口地方所得税课盈余“著交和珅三万两”②。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又把“所得羡余银三千六百两”③交给了和珅。类似的例子恐怕不少，只可惜史籍阙如，使我们难窥全豹。不过，以上两例雄辩地说明，乾隆帝是和珅肆意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后台。

和珅的家产有多少？这是清史研究者经常谈到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

由于官书所记不甚详细，私家著述又互相牴牾，有的任意夸大，实在难辨究竟。不过，嘉庆帝的谕旨和内务府官吏的奏报依然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重要线索。

第一，关于和珅的钱财。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的奏折称：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所有查出和珅家：二两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俱已交广储司收讫，业经奏闻在案。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共八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①《清仁宗实录》卷37。

①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八座，亦经奏闻在案。臣等自正月初八日起迄今，查得和珅契置取租房计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此外查出和珅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并自栓大车八十辆，每辆银一百二十两，共发出车价银九千六百两，分给各户领办。

又查出和珅家借出银两，通共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

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统计取租房地共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两五钱二厘，价钱六千一百二十五吊。每年通共取租银四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租钱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七吊九百六十八文。①据此，和珅拥有金银四百万两左右，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顷，这些地大多坐落在直隶的保定、河间、承德和京郊一带。此外，和珅在京畿通州、蓟州等地拥有当铺十座左右，对贫苦人民进行高利贷盘剥。他的私宅还役使着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千余名，实际上等于侵吞了巨额的军饷。

第二，关于和珅家藏的珍宝。除了金银之外，和珅家收藏的价值“数逾千万”的珍宝实在惊人。正如嘉庆帝在谕旨中所指：“（和珅）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顶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②和珅在当政时期，还纵令家人到处勒索钱财。被嘉庆帝称作“下贱家奴”的和珅家人刘全，拥有银两二十余万，并有若干大珠及珍珠手串。

由上所述，可知和珅确实是清代首屈一指的大贪官。

①故宫《史料旬刊》第7期《嘉庆诛和珅案》。

②《清仁宗实录》卷37。

第三节　可悲的结局

嘉庆元年（1797），震撼全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了。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恃宠当权的和珅与其党羽上下勾连，借机牟利。白莲教起义之初，和珅指使湖广总督毕沅不以实入告，使乾隆帝和嘉庆帝都以为这次起义不过是“疥癣小疾”，不足挂齿。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后，凡事都由乾隆帝通过和珅调度指挥。这就使和珅得窥乾隆帝旨意，各路军营带兵大员皆以和珅为靠山，“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补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乾隆）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结果“虚报功绩，坐冒空粮”①者比比皆是，使本来已凋敝不堪的财政更加困窘，从而加深了清朝统治的危机。

和珅种种以权相当国、恃宠骄甚的行为，引起嘉庆帝的极大不满，但碍于乾隆帝之面，强为容忍。当时有的大臣对嘉庆帝上奏乾隆帝须由和珅代转提出非议，嘉庆帝虽然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朕方依相国理四海，何可轻也！”但已存杀和珅之心。还有一次早朝已罢，乾隆帝单传和珅入见。和珅至，“跪良久，上皇闭目，口中喃喃有所语。颙琰（即永琰，嘉庆即位后将“永”改“颙”）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应声对曰：‘徐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颙琰大骇愕，以问和珅。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颙琰闻之，益骇，知珅亦娴此术，益存必杀之心”①。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帝去世。第二天，嘉庆帝削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衔，命与其党羽、户部尚书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擅自出入。接着，他又下了一道谕旨，内称：太上皇之在位，英明仁慈..遐龄既高，仁慈益甚，如文臣将士，稍著劳绩，立与封赏。即偶或兵败失机，亦不重惩，惟去职留任而已。设能带罪立功，则前咎且不问，仍与复职，并加优奖，足证上皇圣慈，待遇臣僚之恩洪惠深，可谓至极！讵内外文武，不能体上皇之柔怀，反通同为弊，出征之师，以负言胜，略一挫敌，则历陈功绩，冀膺上赏，其心已不可问。而况丧师辱国，罪岂尚可逭乎？久之内外蒙蔽，上下欺隐，匪乱屡作，殃及良民。武政之废，将士骄惰，赖有上皇近臣，为之缓颊，日复一日，几目朝廷法律，犹同儿戏，长此以往，国体何存，威信奚在？且查历年兵部，军糈一项，动辄钜万，究之事实，则皆执权者从而吞没，辗转盘剥，迨及士卒，只十分之一二，则国家坐耗巨饷，非养兵也，乃为权臣谋耳。试问兵奚能强，战焉可克？盖国之强弱，与武政相关，甚为重要，今疏忽如是，后将何堪！是以特着各部院大臣着实查办，以修武政，而安天下。此谕。①谕中“上皇近臣”显系指乾隆帝之宠臣军机大臣和珅而言，这表明嘉庆①《清仁宗实录》卷37。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240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①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240、241页。

帝决心要正其罪而诛之。因此，谕旨一下，举朝震惊，反和珅派立即活跃起来。给事中王念孙等引经据义，首劾和珅，非常符合嘉庆帝的心意。正月初八日，嘉庆帝下令将和珅及其党羽、户部尚书福长安逮捕入狱。十一日，嘉庆帝在上谕中列举了和珅的种种罪状，命令各省督抚据此议罪，同时又指出，和珅如另有劣迹，一并据实复奏。于是，直隶总督胡季堂奏称：和珅丧尽天良，非复人类，种种悖逆不臣之行为，几同川楚“教匪”，而其贪黩放荡之劣迹，直如一无耻小人，更有甚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②他要求按大逆律将和珅凌迟处死。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嘉庆帝，从而将反对和珅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十五日，嘉庆帝亲自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具体条列如下：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

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

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

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

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

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其大罪七。

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

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

皇考入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

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

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

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

蓟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②《清仁宗实录》卷37。

称。其大罪十四。

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

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

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

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

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赀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①和珅在审讯中，虽然作了一番辩解，称其中一些条款“实系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但皆一一供认不讳，“奴才罪该万死”②。最后由大学士九卿文武大员等定拟和珅罪名，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斩决。嘉庆帝初欲照此办理，但由于皇妹和孝公主再三涕泣求情，大臣董诰、刘墉等也奏称和珅曾任乾隆朝大臣，请从次律。十八日，嘉庆帝决定照雍正帝诛年羹尧例，赐令和珅自尽；福长安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并令监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狱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本狱，后又将其释放回家，到裕陵去守陵。和珅之弟和琳已死，削夺公爵，撤出太庙，并毁专祠。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因娶和孝公主为额驸，留袭伯爵，其余职务一概免除。和珅党羽苏凌阿、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降革有差。

和珅临死时作诗一首：“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孟森先生指出：“（和珅）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泛含龙，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己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识，直谓再生作亡清之祸首，以报身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①和珅被诛，嘉庆帝除去了多年的政敌和身边的隐患，并使封建专制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清廷皇室也积聚了一大笔财产。如嘉庆帝将和珅住宅的一半赏给了庆郡王永璘，和珅之园淑春园的一半赏给了成亲王永瑆，另赐给公主很多财产，“累日携运不进”②。故有民间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①《清仁宗实录》卷37。

②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第1081页。

①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5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5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三十四章 郑板桥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因排行第二，自称郑大、郑大郎。板桥是其号，或题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晚年自署板桥老人。他是清代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

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卒于乾隆三十年（1765）。终年七十三岁。综观其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四十四岁以前，在贫困中成长；四十四岁以后至六十一岁以前，中举做官；六十一岁以后，卖画终老。

第一节 家业衰败，刻苦求学

郑氏祖上本属书香门第，先世原居苏州，明代洪武年间始迁扬州府属兴化县城东之汪头。曾祖新万，字长卿，是个庠生。祖父湜，字清之，是个儒官。父亲名之本，字立庵，号梦阳，是个品学兼优的廪生，先后教授过几百名生徒。舅父汪翊文，奇才博学，隐居不仕。生母汪氏，在郑板桥出生三岁时就去世，故板桥有“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的凄恻诗句。以后，父亲娶继室郝氏，对板桥也很疼爱，他在《七歌》中追念：“无端涕泗横栏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

板桥的叔父之标，字省庵，也很爱板桥。叔父有一子，名墨，字五桥，也是庠生。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有如亲兄弟一般。

从郑板桥与舍弟郑墨的通信中可看出，郑家原有典产三百亩，还雇用过佃户、女佣。板桥做秀才时还从家中旧竹书箱中找出不少前代家奴的契卷。但当板桥出世时，家业渐次衰落。

板桥是由乳母费氏照养大的。费氏原是祖母蔡氏的侍女，当板桥生母去世后，费氏把板桥视为己出。在灾荒年景，费氏也总是驮着板桥上街，先买块饼塞在他手里，再去料理家务。故板桥后来写有《乳母诗》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表示了对乳母的怀念。

板桥对乳母的感情很深。费氏有段时间暂别郑家到他处谋生，临走前，把板桥老祖母的旧衣服洗好补好，把缸里的水汲满，买几十捆柴草堆积灶下，就走了。板桥早晨跨进费氏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摸摸灶上尚有余温，锅里放着一碗饭、一盆菜，就是费氏平时给板桥准备的。板桥一见这情景，只是痛哭，连饭也不想吃了。费氏勤劳的一生及其高尚情操，潜移默化，深深感染了板桥，他后来为官清廉公正，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与这也不无关系。板桥小时在家里，一直受着他父亲的直接教育和舅家的影响。三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写字，五、六岁时教他读诗背诵。六岁以后，教他读“四书”“五经”，要他抄写熟记。八、九岁时，父亲教他作文联对，还常去舅父家聆听舅父汪翊文的开导与教诲。《板桥自序》称自己“幼随其父学，无师也。”又说：“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直至十七、八岁时，板桥才离开兴化老家到真州（今仪征县）的毛家桥去读书。

板桥读书很刻苦，且善于独立思考。他不相信有过目成诵的神童。他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一书》中说：“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他还认为，无所不诵不是好事，对书要有选择，即使好的书，也要选择书中好的来读，有些章节，令人可歌可泣，更应该“反复诵观”。所以，他能在熟读上下苦功夫，经常一部书要读上多遍，务求能背得下来。板桥读的书也很广泛。他虽不喜欢考证繁烦的经学，但仍然花很大的功夫去攻读。他喜欢读历史、诗词、散文等作品。“少年游冶学秦柳，十年感慨学辛苏。”他不是个束缚在经书教条中的书呆子，也不总坐书斋死读书，而是喜欢走出家门，面向大自然。《板桥自序》中说：“板桥非闭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然无之非读书也。”二十岁时，板桥从真州回到家乡，拜陆种园老先生为师。陆种园品行高洁，文才横溢，书法很有个人风格，尤擅长填词。板桥就跟他学习填词。与此同时，他还结交了许多诗朋画友。由于板桥天分较高，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之名师尽心指点，他不仅通读了“四书”“五经”，且在绘画、书法、作诗、填词诸方面都有了名声，很快他就成为当时兴化县有名的秀才了。

板桥二十三岁时，与徐氏结婚。徐氏是个贤惠温顺的女子。婚后他们有了两男一女，为了养家活口，板桥只得辍学了。

板桥年轻时喜欢写字，爱好学画。他特别爱画竹。他家原有两间茅屋，茅屋的南边有些空地，种了许多竹子。每天早晨，板桥起床后就去看竹。竹，“劲节可风，潇洒不俗”，“历四时而长茂，值霜雪而不凋”，时时引起画家的共鸣。此外，他还画兰、画石。在二十岁左右，板桥的兰、竹、石已画得十分出色了。随着年事增长，阅历丰富，功夫日深，兰、竹、石在他笔下越来越不同凡响。于是他就常常以卖画鬻字来解救生活的贫困，所谓“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贫困，托名风雅”。但是，由于他的竹画立意高稚，借竹咏志，能欣赏他字画的人并不多。

卖字画不行，不得已办起了塾馆，教几个蒙童。起初，他在兴化东门宝塔湾开馆。婚后第四年，他离开家乡，前往真州的江村教学，过着“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的生活①。但灾荒年景，学生肚子都吃不饱，哪来束脩献给老师！所以，卖画无人要，教书无人来，“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结果仍是一事无成②。

大约三十岁上，板桥的父亲去世了，家中境况更是艰难，揭不开锅是常事，门前债主不绝，儿子送先生的束脩也出不起，只好辍学回家。没法子，连老父遗留下的一些书籍也只好贱价出售，“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③板桥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接着，又是独生爱子早逝。至三十九岁时，他的结发妻徐氏也不幸病殁。这一连串的打击，直使得郑板桥对前途感到了失望，甚至产生了“我已无家不愿归，请来了此前生果”的悲观思想。在这艰难困顿，消沉颓唐中，幸而遇到江西程羽宸，慷慨解囊，以一千两银子相助，才“扫开寒雾”，“一洗穷愁”，使他解脱家庭的牵累，得以出游庐山、燕京、杭州等地。

板桥在四十岁中举之前，曾有三次出游。先是，板桥在三十二岁时出游江西，结识无方上人于庐山，板桥为之写竹、题诗，以后时有交往。三十三岁时，板桥又出游燕京，写下了著名的《燕京杂诗》，“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板桥在诗中直率地提出了“不爱乌纱不爱钱”的主张。郑方坤《郑燮小传》在记述板桥此次旅京情况时也说：板桥“壮岁客燕市，喜与神宗尊宿及期门、羽林诸子弟游，日放高谈，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坐是得狂名”①。还有一次是在板桥四十岁那年秋天，出游杭州，漫步在风光明媚，“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堤上，怀古咏今。他还多次来往钱塘江边，领略潮涨潮落、云起云飞的壮观，兴之所至，不能自已，吟出了《韬光庵》、《观潮行》、《弄嘲曲》等壮丽诗篇。板桥的前半生，就是这样度过的：读书、授课、著文、卖画、出游。此时的心情，正如他在《落拓》中自我写照的那样：“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①《郑板桥集·教馆诗》。

②《郑板桥集·七歌》之五。

③《郑板桥集·七歌》之一。

①《郑板桥集》附录。

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

第二节　清廉为官

板桥虽然落拓不羁，济世之志却未泯灭，四十岁以后还在为功名奔走。

他不愿一辈子仅做个“锦绣才子”，曾说：“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而况未必锦绣者乎！”在他看来：“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①他也有进入仕途之心，因为这不仅能安身立命，而且能兼济天下，这才算不枉读了半生诗书。

板桥自己虽然也很想成为匡时济世之才，然而几次赴考，均名落孙山，所以一度心灰意冷，行迹散漫。不过，他认为，做官应读书，但读书不一定做官：“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即使不做官，也应该好好读书，“东投西窜，费时失业，徒丧其品，而卒归于无济，何如优游书史中，不求获而得力在眉睫乎！”②板桥进入中年后，曾有两段时间专心读书，一次是在雍正六年（1728）

他三十六岁时，住兴化天宁寺，主要是攻读“四书”“五经”，同时学习研究书法艺术，曾手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一部；书中直、隶、行、草相参的雏形已初步形成，尽管还嫌稚俗，却已显出一定功夫。第二次是在雍正十三年他四十三岁时，由于得到朋友的资助，他再度离开家乡，到焦山别峰庵、双峰阁发愤攻读。这回学习内容则更广泛了，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左传》、《史记》、《庄子》、《离骚》及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二十一史等，可谓经、史、子、集通观博览。这样系统的学习，为他后来的参政、论世、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雍正十年，板桥四十岁时曾赴南京乡试，中了举人。而经过这次焦山借宿苦读，终于在乾隆帝即位那年（1736），赴京都应试，中了进士。他得意地画了一幅《秋葵石笋图》，并题上一诗：“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样。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此时，他已四十四岁，虽不能像牡丹、芍药在春天与群花争艳，却能像秋葵那样与丹桂齐芳。

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通行的法则，郑板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回避这一条路径。但他自乾隆元年中进士后，直至乾隆六年他四十九岁时，才被选为七品县令，去山东范县就任。

范县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地处黄河北岸。板桥骑了毛驴，带了书僮，一捆行李，几包书，一张琴，来到范县县衙。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把县府衙门的墙壁打了百来个洞，大家莫名其妙，他解释说是“出前官恶习俗气耳”。因为在他看来，县衙与外面隔着厚厚的墙，新鲜空气进不来，衙里龌龊空气出不去。前任县官们偏爱空气污浊，房间发霉，他却需要自由自在与人交往，打破县令与百姓间的隔膜。

范县百姓对官府避而远之，小小衙门倒也清静。板桥无所事事，作画看花，饮酒解闷；醉后激奋，不免引亢高歌。声音传到门外，引起衙役议论，说这个县官真有些颠疯。这个议论给小丫头听到，急忙奔告板桥的家属。家属劝说：历来只有狂士、狂生，没有听说还有狂官，应当引起注意。此后，板桥就改在黄昏之后喝酒，酒后即睡，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了。

①《郑板桥集·与江宾谷江九禹书》。

②《郑板桥集·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

不久，板桥走出衙门，接触社会，了解民情。当时“父母官”出门，总得鸣锣喝道，大张旗鼓，喝令百姓肃静迴避。板桥却一反惯例，免去这些排场：“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塗进，惭愧村愚百姓心。”他经常不在衙门里而是在乡下巡视：“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①由于板桥与农民接触，使他认识到了农民的作用。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弟的书》中说：“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民，举世皆饿死矣”。

板桥办事公道，有较明显的爱憎观点。一次，有个姓李的四川籍学生，在县试考中第一名，但是考生们因他不是本地人，大家哄起来，不准李生应考。李生找板桥大哭了一场，诉说他已迁居范县十七年了，如果要回原籍应试，一则路途遥远，蜀道难行，二则即使回原籍后，语言不通，实在无法可想。板桥听了十分同情他，立即向府宪报告，请求解决。府宪反而诬说板桥“私有所询，乖违公义”。板桥如哑子吃黄莲，有苦没处说，只得忍痛将他除名；但为了李生的前途着想，就把他收做画徒，热心教育栽培他。

又如，范县有崇仁寺和大悲庵邻近相对，有一对年轻的和尚、尼姑相爱，村上人因为他们触犯了“清规戒律”，抓去见官。板桥看看他们两人年龄相仿，情投意合，就“令其还俗，配为夫妇”，并且写了一首律诗送给他们，其中有两句：“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这表明板桥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人之美。

板桥是个耿直的读书人，他不爱巴结上司，而对贪官污吏则十分憎恨。

《小豆棚杂记》还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板桥有次因公到省城济南去办事，上司都很器重他，请他去趵突泉赴宴，一边喝酒，一边观赏“天下第一泉”，并嘱他做诗。板桥应声道：“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难人辨识清泉。”大家听了很不高兴，说是在讥讽上司。这首诗的确很有胆识，一下刺痛了那些贪官污吏。

由于板桥不摆官架子，办事公道，廉洁爱民，范县百姓把他当做是个谆谆善诱的长者敬重他。他在范县一共五年，五年知县任上他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所以被后人称颂为：“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①。

乾隆十一年，板桥已五十四岁了。他离开了范县，被调到潍县当县令。

像在范县那样，板桥常常穿着便衣到潍县四乡去访察民情，关心着民间疾苦，且能秉公办事。有一次他夜里出门，听到茅屋里传来琅琅读书声，一问原来是有个名叫韩梦周的，家里很穷，板桥就用自己的薪金帮助他，使韩攻读中举，成了进士。韩梦周后与板桥结为知己。

潍县地处渤海边，盛产海盐，盐商很多。大盐商有钱也有势，经营官盐，往往倚势欺压小本经营的私盐小贩。板桥遇到这样的诉讼案，总是“右窭子而左富商”，保障了私盐小贩的利益。

板桥对自己施政的失误也是敢于正视的。当时潍县地方每到冬天，偷盗抢劫的事很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板桥就招集当地人编成小队，专事巡查，防范和缉捕罪犯。这本来是好意，不料队里有些不纯分子滥用职权，对无辜农民进行敲诈勒索，而对坐地分赃的罪犯却放纵不管，弄得百姓怨声载道。①《郑板桥集·喝道》、《范县姚太守》。

①《兴化县志》卷8。

板桥发觉后，一面派人暗中调查处理，一面沉痛地检讨说：“殊令我愧对子民也！”立即把小队解散了。②板桥在潍县共住了七年。这七年中最大的功绩就是救济灾民。

乾隆十一、十二年，山东潍县等地连年灾荒，发生了“人相食”的惨事。板桥目睹现状，痛心异常，决定开仓借贷。当时不少官吏怕出事，阻止他这样做，或是劝他先向上司呈报请示。板桥激动地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随即拨出一批谷子，叫百姓写领条借给，救活了万人的生命。秋后仍无收成，板桥便把借条当众烧掉了。他还沉痛地写下了《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反映灾民悲惨命运的诗篇。

由于“板桥性疏放不羁，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所斥”①。他秉性耿直，十二年官场生活，两袖清风，从不送礼孝敬上司，在处理诉讼案中，也不袒护地方富豪。尤其是在灾荒之年，以救民为要而开官仓，没把上司放在眼中，又令城内大户设厂煮粥，救济难民。这就更直接侵犯了豪商富贾的利益，为大官富商所不容。所以在乾隆十八年春，板桥六十一岁时，竟因“以请赈忤大吏”，又被诬告有贪污中饱之嫌，而被撤职罢官了。

板桥早就不想当这知县官了，“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②。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使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民间的疾苦。他虽有“补天”之心，但并不是轻易能够“得志加之于民”的。他的宏图无法实现，他的才智无处施展，对现实极端不满，想改革时弊又困难重重。他只能以嬉笑怒骂之态，诗词书画之笔，既佯狂又隐晦地表露自己的思想。他于五十七岁时编定了《郑板桥全集》一书。后因健康状况欠佳，“决计告病乞休”，且一辞再辞三辞，但“苦衷不为上峰见谅”。他多次提出要求告老还乡，总不得批准，最后竟落个如此结局，这实在是一起冤案。当他含冤离开潍县时，“止用驴子三头，其一板桥自乘，垫以铺陈；其一驮两书夹板，上横担阮弦一具；其一则小皂隶而娈童者骑以前导。板桥则岚帽毡衣，出大堂揖新令尹，据鞍而告之曰：‘我郑燮以婪败，今日归装若是其轻而且简，诸君子力锯清流，雅操相尚，行见上游器重，指顾莺迁，倘异日去潍之际，其无亡郑大之泊也”①。意思是说：我郑板桥是因为“贪污”丢官的，我这行李又轻便又简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贪污的银钱放到哪里去了。两书夹板，一具阮弦，就是他的全部财产，这对于那些诬告者，是一个绝妙的回答。

板桥去官之日，潍县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为建生祠。可见留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的郑板桥，俨然是一位廉洁奉公的清官。自此后他与官场告别，再也没有重新作官。但总的说来，他在山东任上期间，家庭生活是较以前“稍稍富贵”些了。以后则又“稍稍贫”，先回老家兴化待了些日，然后来到阔别多年的扬州，开始了卖画终老的生活。

①蒋宝龄：《墨林新话》。

②《郑板桥家书》。

①《小豆棚杂记》。

第三节　卖画终老

板桥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扬州，虽说不上是穷途落拓，却也决非衣锦还乡。板桥在未入仕途之前，靠画竹卖文谋生，这次归来，只好重操旧业，依旧靠卖画维持生活。

回到扬州，板桥第一幅画就是画墨竹，画上题辞道：“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回想过去的生活，回顾大半生的经历，忆昔抚今，感慨系之。数十年前，板桥就在屋前栽竹，爱竹如命，不仅自己赏竹，还挥毫画竹，以卖画为生。“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①那时，板桥穷愁潦倒，无路可走，卖画糊口，实不得而已。后来，板桥虽入仕途，但在范县任上，已有以做官为苦的感叹，直视靴帽如桎梏，懊悔入了仕途。如今，板桥在官场的激流中勇退，又回故乡卖画为生了，总算遂了他的心愿，从此可以自由自在，不必再受官场瘴气的熏染。然而，这次卖画虽与上次卖画一样，都是以此为谋生手段，但板桥在宦海浮沉中经历了一番波折，亲自体验到了官场的黑暗、人生的辛酸，思想感情已有了变化，他对生活的感受也有所不同了。表现在板桥的诗画中，就愈益显示出他那清劲挺拔的豪气来。

板桥重返扬州卖画，名气已经很大，远近官绅士民，都向板桥索画，使得他应接不暇。为了谋生，板桥不能不收酬金，而且决不含糊，不让那些想占便宜者得逞。晚年，板桥年老体倦，更不愿在卖画酬金上与人纠缠，干脆标定价格，并赋一诗，以诗谢客：“画竹多于买作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②但是，板桥却不是见钱眼开，有求必应。“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他声言：“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穷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①当时有不少豪门富商，并不懂得板桥的艺术，但为了故弄风雅，点缀厅堂，求画于板桥，板桥却置之不理。有些富商，为了求画，竟几费周折，迂回周旋，用计赚骗。

板桥所画，多为兰竹。板桥自己曾和石涛作过比较：“石涛善画，盖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彼务博，我务专，安见专之不如博乎！”为什么板桥最爱画兰竹？板桥在《题兰竹石二十七则》说道：“四时花草最无穷，时到芬芳过便空。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兰竹不怕暴风骤雨、天寒地冻，这样的本性最适于表现板桥那种不为俗屈的凌云豪气：“能豁吾胸”。板桥画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正是为了表现画家自己千秋不变之人。板桥爱兰、竹、石之情极深，把他自己的生命都灌注到画中去了。他在题《竹石》诗中说：“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

不过，板桥画虽多兰竹，晚年却也画梅菊芙蓉，用以寄意。板桥所画《柱石图》，题诗云：“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①《郑板桥集·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

②《郑板桥集·板桥润格》。

①《郑板桥集·靳秋田索画》。

五斗何能折我腰？”在他的《梅竹》画上题诗道：“一生从未画梅花，不识孤山处士家。今日画梅兼画竹，岁寒心事满烟霞。”板桥所画，意之所至，随意挥洒，笔趣横生，意尽而止。

在扬州卖画期间，板桥和“扬州八怪”两画家李鱓、李方膺过从甚密。

李鱓，号复堂、懊道人。康熙五十年（1711）中举人，被召供奉内廷，但不愿束缚在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宫廷画上，终被解职。后来，李鱓当过山东滕县知县，又因触犯权贵而去官，早在板桥之先已回扬州卖画。板桥在潍县为官时就已想追随李鱓回扬州卖画终老，他们既是同乡，又是知交，感情极好，交往极深。李方膺是南通人，离板桥家不远。他们以书画诗文会友，相互协作、鼓励、琢磨，在板桥回扬州的第三年，三人就一起作了《岁寒三友图》，板桥题诗道：“复堂奇笔画老松，晴江乾墨插梅兄，板桥学写风来竹，图成三友祝何翁。”①合画之外，板桥还常为李鱓、李方膺所作之画题诗。李鱓比板桥早亡，板桥甚为怀念，七十岁那年，板桥在一幅《兰竹石》画上题辞云：“复堂李鱓，老画师也。为蒋南沙、高铁岭弟子，花卉翎羽虫鱼皆妙绝，尤工兰竹。然燮画兰竹，绝不与之同道。复堂喜曰：‘是能自立门户者。’今年七十，兰竹益进，惜复堂不再，不复有商量画事之人也。”板桥深以为憾。板桥和金农的友情也很深。金农，是“扬州八怪”中另一著名画家，自号冬心先生，浙江杭州人，嗜金石，精诗书画印，五十岁后始学画，所作梅、竹、马、佛，有金石古气。板桥同金农相隔虽远而交情甚深。在潍县时，板桥误闻金农病死的消息，痛哭流涕，为之设灵。后知道金农病重未死，板桥才转悲为喜，千里之遥，立即修书问候。金农极为感动，自画一像，写诗寄奉板桥。两人交谊之深，可见一斑。板桥与金农书信频繁，畅谈骨董金石和词学，卓有识见。

此时的板桥，一如青壮年时代，仍喜离家遨游。回扬州的次年春，六十二岁的板桥就去杭州远游。到了杭州去湖州，逍遥自在一月游，接着，“过钱塘江，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是平生快举”①。六十五岁时，板桥又去游高邮，写下了《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

板桥晚年虽已不能远游，但只要不是卧病不起，还是喜爱外出活动。《清史列传·郑燮传》说板桥，“晚年归老躬耕，时往来郡城，诗酒唱和。尝置一囊，储银及果食，遇故人子及乡人之贫者，随所取赠之”。阮元在《广陵诗事》中也有类似记载。板桥卖画得钱并不少，已非他青年时所能比，但其花费亦甚大，“所入润笔钱随手辄尽，晚年竟无立锥，寄居同乡李三鱓宅，而豪气不减”②。

板桥和当时的著名诗人袁枚有过交往。七十一岁的板桥，曾在两淮运使卢雅雨的清明日红桥诗会上同袁枚相晤。袁枚有《投板桥明府》赠诗：“郑虔三绝闻名久，相见邗江意倍欢。遇晚共怜双鬓短，才难不觉九州宽。红桥酒影风灯乱，山左官声竹马寒。底事误传坡老死，费君老泪竟虚弹。”板桥也有诗《赠袁枚》：“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

乾隆三十年（1765），七十三岁的老人板桥已经体倦力弱，但还往来郡城。在客中，板桥画竹并题诗：“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①《郑板桥集·题三友图》。

①《郑板桥集·与墨弟书》。

②蒋宝铃：《墨林新话》卷1。

口说无凭据，暗里赃私遍鲁东。”③在诗后，他还特地写上：“板桥老人郑燮自赞又自嘲也。”就在这年冬天，终于与世长逝，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③《郑板桥集·题画竹六十九则》。

第四节　板桥风格

板桥老人，经历康、雍、乾三代，先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直至乾隆进士，当过十二年七品之官，最后罢官而去，卖画终老。板桥的生活，始极贫，中稍富，后稍贫，他的生活的变化，影响了他个性的发展，决定了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在他的艺术创作、特别是诗文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板桥罢官回乡之际，扬州就有一文士李啸村给他送去一副对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①寥寥十字，却概括了板桥一生。

板桥的一生，创作甚是丰富。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诗、词、曲和各种书札散文等都很有特色，而且大多数作品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具有进步的思想性和优美的艺术魅力。

板桥的诗篇，都是有感而发的，言之有物、意境深远。后世评曰：“诗近香山放翁、《吊古》诸篇，激昂慷慨。”②他的词，“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老年淡忘学刘蒋”。

由于板桥从小生长在农村，出仕后又常与农民接近，所以他了解农村，熟悉农民，同情农民，厌恶豪富，不满权势。这样的爱憎感情，必然会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反映的。如《悍吏》、《私刑恶》，他鞭挞酷吏鱼肉乡民；《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他揭露人间关系的不平；《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他再现了破产农村的悲惨。而好几阙词，如《田家四时苦乐歌》、《渔家》、《田家》等，也都写出了民间的疾苦。

板桥认为：“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①他主张，“经世文章”要“文必切于日用”，也就是要反映现实。因此他提倡“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要“直掳血性为文章”，“笔墨之外有主张”，而“不为古所累”，做到“言外取言，味外取味”，“书中有书，书外有书”。他竭力反对“皆拾古人之唾余”和玩弄辞藻、无病呻吟的笔墨游戏。他明确指出：“千古好文章，只是即景即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经断律。”

在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和拟古思想占领文坛的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穷经尽史，钻进故纸堆里，他们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谈论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差不多文坛上充塞了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之类的作品。像板桥那样能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有明显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品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另外，板桥诗词中，还有不少是抒写乡土人情、山水风光的，淳朴优美，真切动人。《范县诗》、《潍县竹枝词》四十首，是诗似画，感人至深。他还用民间小曲，抒发人生感慨。《道情》十首，通俗流畅，妙语警人。道情一体，出于散曲，后又失传，板桥等人则旧调翻新，屡抹更改，十余年始定，别开生面，自成一格。

板桥是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家，但他更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板桥善书、善画而又善治印。他一生最喜画兰、竹、石。“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代表着竹者的顽强不屈、坚韧不拔、①梁章巨：《楹联丛话》卷2。

②《清代学者像传》。

①《郑板桥集·板桥自序》。

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苍劲豪迈、虚心向上的精神境界，是他“倔强不驯之气”的象征。

板桥画竹十分注意对物写生，他花了一生中三分之二的岁月，专门为竹传神写影。但他不是形式主义地重复自然物，而是经过了一番提炼加工、集中概括的。他在《题画竹》中精辟地阐述道：“江馆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游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之乎哉？”这“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论，是他在艺术创作上，把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想象，真实与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了师承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境界。

另外，板桥也十分重视艺术形象的形、神。在形、神的关系的处理上，他提出了“以少胜多”的理论。他在谈及自己这方面的心得经验时说：“始余画竹，能少而不能多；既而能多矣，又不能少；此层功夫，最为难也。迨六十外，始知减枝减叶之法。苏季子曰：简练以为揣摩。文章给事，岂有二道！此幅似得简字诀”。

板桥画竹，有时寥寥数笔，只画“一枝竹十五片叶”，有时却是密密一丛，满幅皆竹。有时立竿于山坡崖壁，傲然挺拔，有时画竹于狂风暴雨之中，不肯低头。有时以兰竹置中心，或以石（石笋、石坡、石块）为背景，或以石为前景，相互烘托，前后呼应，变化多端，各尽其妙。所以，后人评板桥画竹：“竹易于密而难以疏，惟板桥能密亦能疏。”①能少能多，运用自如。板桥画竹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花去了四五十年的工夫。他在六十六岁所作一首题画诗中说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由生而熟，又从熟而生，画竹由多而少，又从少而多，最后达到既能少又能多的自由境地，艺术达到了化境。其画兰、石也是如此。所以，板桥之画，虽多兰、竹、石，题材不算广，但其构思巧妙，笔墨多变，形象生动，风格爽朗，确是艺术精品。

板桥的书法，在清代也自成一家，不落窠臼，别有风格。清代前期，文人为了应付科举，所用书法，循规蹈矩，划一刻板，缺少个性，被称为“馆阁体”。而板桥则冲破旧规，不受束缚，他以真、草、隶、篆四体相参，创造出一种新体，自谦为“六分半书”，意即谓此体比古代之八分书体，尚欠一分半。而这种书体雄浑清劲，书法中还渗入画法，因而生气勃发，飘逸绝俗，甚得气韵生动之致。他还创造过一种书体叫“柳叶书”。其特点是中锋放笔为之，撤得开，给人以柳叶飘动之感。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板桥在创造书体的过程中，是经过艰难摸索的。首先，他博采百家：“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事后，他在《跋临兰亭叙》中总结自己创造板桥体的经验说：“古人书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若复依样葫芦，才子俱归恶道。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即以请教当代名公，亦无不可。”这段话，语重心长地告诫学习书法的人要能“破格”，走自己的道路，树自己的面貌。

板桥的印章也很著名，被后人列为金石名家。他的印章精致又别具一格。表现他经历的有“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官衔不过是“七品官耳”，而且“动而得谤者亦随之”。表现他志向的有“心血为炉熔铸今古”，“富贵非吾愿”，“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艺术上他情愿做“青藤门下牛马走”，书体是“六分半书”。这些印章非常切人切事，把他的身世、爱好、性格、心愿，活灵活现地描刻出来了。

板桥的书、画、印各绝，但其艺术成就不在于“各绝”，而且在于熔“各绝”于一炉的完美。板桥几乎凡画必题，题跋皆妙。题跋与画面组合，变化多端，而又构成和谐整体。有时板桥以画为主体，辅以题跋；有时，板桥以字画参半，两相对峙而又对应成趣；有时，板桥却一反常规，题多于画，画面只占次位，题跋则成主体。这样的创新，别家无有，唯板桥敢为。更重要的是，板桥注重画面与题跋在内容上的统一，两者相得益彰，和谐成趣。本来，诗、书、画、印，是中国的独特艺术和传统风格。过去历代的有名书画家都力图把诗、书、画、印结合起来，如王维、苏东坡等都曾在诗、画结合方面做过一些探索。但是真正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四者自然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完美更加多姿多采的综合性艺术，当推郑板桥。板桥看出就画论画，仅在笔墨上寻找情趣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处理了诗、书、画、印的关系，抓住了诗、书、画、印中相通的东西，提出了“三真”，即“真气、真意、真趣”的说法。他所说的“真气”就是爱憎分明、富于正义感的品质和气度；“真意”就是肝胆相见，助人为乐的真挚的思想感情；“真趣”就是艺术创作上摆脱绳墨，独创一格，形神俱备，堪称回味。据此“三真”，把四体熔为一炉，相得益彰，形成诗、书、画、印和谐的“齐美图”。这就为中国画的发展开拓了新路。①板桥书画，早在晚清已载誉中外，闻名于世。“一缣一楮，不独海内宝贵，即外服亦争购之”。如今，板桥书画更成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板桥的诗词小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时间的推进，板桥的艺术、文学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魅力。

第三十五章 吴敬梓

第一节 家世和生平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晚年又署文木老人。康熙四十年（1710），出生在“科第仕宦多显者”的一个官僚家庭。远祖在明代永乐年间被封为骁骑尉，受邑江苏六合。高祖吴沛，字海若，为人耿介正直，宁肯贫居度日，不愿攀附权贵，时宁国太守关骥以书召进，他谢而不往。吴沛博学多才，能文善诗，工书法。最近发现了他的遗作珍本《西墅草堂遗集》，是由其子吴国鼎、吴国器、吴国缙、吴国对、吴国龙各辑一卷，另外还著有《诗经心解》六卷、《读史论略》、《四书口授真解》等。

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顺治时的探花，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工于诗赋古文，善书法，还擅长八股文，著有《赐书楼集》二十四卷。吴敬梓家乡又发现了吴国对《赐书楼集》之外的逸诗《吴玉随诗翰》，是手抄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吴国对的诗作成就，而且还能领略他的书法造诣。

吴敬梓的祖父吴旦做过州同知，“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祖辈中的吴晟是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著有《洪范辨证》、《周易新解》等。吴晟康熙三十年以一甲第二名及第，亦有文名，著有《宝稼堂集》、《卓望山房集》等。对吴氏家族来说，这是他们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吴敬梓就曾以自豪的口吻做过这样的描写：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

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锦妆靓。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

友人王又曾也说：“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②诗赋的语言，固然难免夸饰，但也可见他家的显赫的声势。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家道开始衰落，吴氏家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吴霖起是康熙丙寅年（1686）的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吴敬梓称述他父亲能“守子云之志，安黔娄之贫”，“鲑菜萧然，引觞徐酌”，是一个重节操、淡泊名利，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赣榆任所。在父亲的督促下，吴敬梓不倦地学习着，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③，开始显露出文学才华。这样的家庭与环境，使他窥见了八股文写作的门径，所谓“搦管为文摧齐偶，渐得佳境啖蔗甘”，“下笔丽丽千言就，纵横食叶如春蚕”。他深切渴望有朝一日能在科场上大显身手。与此同时，他还进行诗歌创作。《文木山房集》收有他的第一首诗：《观海》：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此诗充分表现了少年时代吴敬梓的奋发意气和广阔胸怀。

康熙六十一年吴霖起因病辞官，吴敬梓陪送父亲从赣榆返回故里，但吴霖起终于一病不起。吴敬梓二十三岁中秀才，也就是在这年，父吴霖起病故。从此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族人们倚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①吴敬梓：《文木山房集·移家赋》。

②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12。

③程晋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传》。

家的要求，“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在一场争夺遗产的内战中，孤立无援的吴敬梓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他的资财寥寥无几。分家之后，吴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饮恨而死。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吴敬梓从小“不习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金如土，“性耽挥霍”，“倾酒欢呼穷日夜”，不上十年就把家产荡尽，开始了穷困潦倒的生涯，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这时，他在科举道路上也很不得意。考取秀才以后，一直没有中举。雍正七年（1729）他到滁州去应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他有被黜落的危险，幸亏后来遇到一位姓李的学政，才破格加以录取。但到了秋季，他参加乡试，却又名落孙山。这件事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科学考试上的失败，亲友故交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于是，他在雍正十一年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忿满心情，同他新娶的续弦夫人叶氏自全椒移居南京秦淮水亭。这时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①。

在南京的日子里，对于吴敬梓撰写杰作《儒林外史》有着特殊意义。他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文人，甚至还与道士、艺人频相往来。特别是他还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这都为他写作《儒林外史》和其他诗文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也得到了思想艺术构思上的哲理启示。

家道中落，使吴敬梓对世态人情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场屋失利，也使他对举业由热衷到失望，提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怀疑。他逐渐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以及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这一切都使吴敬梓很自然地产生愤世嫉俗的感情。他的愤激之情，甚至达到了“嫉时文士如仇”的地步①。生活的剧变，也为他开拓了与下层人民接触的机会，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层人民的一些优秀品质，这无疑对他的创作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雍正十四年（1736），吴敬梓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行文举荐他到北京应“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以病辞。开始时他还有些后悔，后来看到堂兄吴檠、友人程廷祚落选而归，却又感到庆幸，从此他不再应考，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对科举制度作出否定。乾隆帝游江南，士大夫都去夹道迎拜，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②，表示对帝王的蔑视。吴敬梓曾有一诗赠友人，诗中写道：“长安卿相旧相识，应须笑傲凌王侯。”③这说明他对于富贵功名确实看得已经很轻了。

南京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名贤二百三十余人，祠圮已久，吴敬梓倡议修复，由于工费甚巨，他甚至捐献了出卖房屋的钱。但此时他的生计也更为艰难了，“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①，并靠卖文和朋友的接济①金和：《〈儒林外史〉跋》。

①程晋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传》。

②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

③吴敬梓：《文木山房集·送别曹明湖》。

①顾云：《金本山志》卷4。

过活。有时竟陷于“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困境。冬日苦寒，缺乏御寒之物，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更加鄙视那些形形色色的名利场中的人物了。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贫穷的境遇，使他更坚定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骨气，决不向达官贵人乞讨，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说：“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

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寄居扬州，因旅况贫窘，谋生艰难，于十月廿九日凌晨猝然而逝，卒年五十四。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创作和流传

吴敬梓“少攻声律之文”，“好学诗古文词杂体”，对于儒家经典，认为不能囿于后世儒生的解释，因此就“穿穴文史窥秘函”。他还明确说过，读经书，做学问，要采取“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的态度，并公然斥责当时的理学家“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②。正因此，吴敬梓在生活中也能一定程度地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把儿子比作“良友”，跟各色人物广泛接触，不仅大胆效法晋代的阮籍、嵇康，“披襟箕踞”，而且敢于向“昧三从之古训”，从夫家逃到南京的苇城女士表示敬意。这也是他撰写《儒林外史》的思想根源。《儒林外史》大约写于他三十六岁。以后，根据程晋芳《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的说法，知道这部书最晚在他四十九岁时已经完成。又根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知道这是吴敬梓寄居南京秦淮时所作。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称《儒林外史》为五十卷。同治八年（1869）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则说五十五卷，书里写完琴、棋、书、画四人之后，接着一首《沁园春》词就结束了。

《儒林外史》成书后，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是作者死后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扬州任官期间（1768—1779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最末一回与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大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吴敬梓之手。同治十三年（1874），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从回目、文字到回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到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即增补齐省堂本），另外插入四回，共为六十回。这四回中掺进沈琼枝和宋为富婚后的故事，事既不伦，语复猥陋。根据金和的跋文所述，吴敬梓自己说过，除了“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两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等语，可见这四回也是后来好事之徒所妄加的。1949年后几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据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词为结束。由于清皇朝文字狱的威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假托发生在明朝中叶，但他所批判的实际是清统治之下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

《儒林外史》不同于古典长篇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繁复的人生图画的描写，集中地反映了“儒林”的思想和性格，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众多的生动的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在小说中对封建社会为知识分子所安排的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和举业至上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和讽刺。它在小说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写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段话把握到了小说的主题。吴敬梓正是以“功名富贵”、②吴敬梓：《尚书私学·序》。

“文行出处”这八个字来作为他反对的和肯定的人和事的界限的。他认为，热衷“功名富贵”者必然看轻“文行出处”，讲求“文行出处”者必然鄙夷“功名富贵”。而科举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主要途径，也是败坏“文行出处”的主要因素。因此，《儒林外史》首先以深刻的笔触批判了科举制度，反对八股取士的办法。它无情地讽刺和嘲笑了那些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剖示了科举制度对他们的毒害。吴敬梓本人曾既是科举制度的热衷者，又是受害者，所以他的感知来得分外深刻，从而促使他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进行历史的反思。

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变态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式，因此，从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来看，吴敬梓是出色地揭开了科举取士制的溃疡面，这就势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虫，也连同暴露出来。那一批批拥拥挤挤向着仕途攀爬的家伙，正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吴敬梓揭露这批候补官吏的丑恶嘴脸，在客观上使人看到封建吏治这株腐朽大树糜烂的根部，认识到它每况愈下的原因。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吴敬梓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上，而是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作者注意到了，由于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等多种社会层次的文化冲突，并把民俗风情引进小说中，以此透视出人们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演变的律动。所以，《儒林外史》就触及到了什么才是作为国家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解放的问题，即小说家的笔锋所向是知识分子在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牢笼下如何冲决精神罗网的问题。这是《儒林外史》高于以往批判诸作的地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乃至于杜少卿诸人，仅限于提供反思的基础，人物本身还未能进行这种反思，而小说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已具有了这种可贵的自审意识，这是问题的第二个层面。

从《儒林外史》所展示的两个层面，可以看出作者对周代以来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这一点可以从小说中祭泰伯祠找到内证。而更为重要的是吴敬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以后，对新思潮的敏感。他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所吸收，所以作为小说家和诗人的吴敬梓就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唤起民族精神的内省和更新。他的忧患意识正是对科举制和八股制艺进行宏观的历史反思的结果。

由此可见，吴敬梓不仅是要给一个个知识分子画像，他是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掌握知识而却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奴性心理。所以这部小说要唤起民族的一种注意，即他要告诉自己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性，我们的民族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吴敬梓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考察自己先辈和同时代人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他提出了这一群体的命运，因此他写的不是个别人的心灵历史，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了潜在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层的封建文化心理。

在艺术上，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吴敬梓笔下的众生相：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地冲突；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融合；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转为发笑，而读者则由发笑转入痛苦的沉思。

吴敬梓在经、史、诗、词、文各方面都从事过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比如原有《文木山房文集》十二卷，现在仅存四卷，乾隆刊本（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百三十七首；词一卷，四十八阕）。大多都是他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在长沙发现他晚年写的二十三首《金陵景物图诗》，其中断句“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表现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抨击。另外，还从故宫博物馆和清人文集中发现了《题雅雨山人出塞图》、《老伶行》。至于散文，集外佚文有三篇：《玉巢诗草序》、《玉剑缘传奇序》和《尚书私学序》，是分别为友人著作所撰写的序文。其中《玉巢诗草序》是用骈文写的。

另有经学研究《诗说》七卷，内容是对《诗经》的解说，在乾隆、嘉庆年代还有人读过，但未经刊刻，已佚失不传。至于史学研究有《史汉纪疑》，书名表明应是一部史学著作，但未成书。

第三十六章 曹雪芹

第一节 生平和家世

曹雪芹的祖先是汉人，明朝末年定居于辽阳。高祖曹振彦隶籍于满洲正白旗包衣佐领，为皇室家奴，可以视为满人。曾祖曹玺是曹家成为望族的创业人，其妻子孙氏是康熙帝奶母。康熙二年（1663），曹玺被派到江南，任江宁织造郎中。这是正五品官，专为皇家办理织造用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官位不高，却是皇帝派出的亲信，地方官不得不另眼相看，故而实际地位较高。康熙帝赏赐曹玺正一品衔，荣誉非凡。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病死于住所。其子曹寅，是康熙帝奶兄弟，少年时代伴君读书，康熙三十一年（1692）被任命为江宁织造，继承父业，一直做到五十一年（1712）病故，这中间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加通政使衔（正三品）。他奉康熙帝之命，组织校书班子，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他自身文才很高，善作诗词古文，喜作戏曲，著有《楝亭集》、《续琵琶记》，刻书很多，有《楝亭藏书十二种》、《楝亭五种》。他同江南的文士广交朋友，并为朱彝尊、施闰章等名家梓刻文集。康熙帝六次南巡，曹寅赶上了四次接驾，把康熙帝供奉在他的织造署里。曹寅的女儿出嫁给平郡王纳尔苏，成为王妃。他的妻子李氏，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堂妹。曹寅时期是曹家的鼎盛阶段，但他开销大，拉下亏空，也是曹家衰落的开始。曹寅死后，康熙帝命曹颙继承乃父差使，对他颇为赏识，说是看着他长大的，“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办事又“谨慎”，是“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①。可惜他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死了，康熙帝怜悯曹寅两世孤孀无人奉养，下令把曹宣的儿子曹頫过继曹寅为子，并担任他的职务。曹頫原受曹寅抚养和器重，他的为人，据唐开陶编纂的《上元县志·曹玺传》讲：“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看来他是忠厚老实的有点学问的人，但机变办事能力不足。自曹寅以来欠下的官帑亏空，多年没有弥补，他在办理织造事务上又屡出差错，雍正帝清厘钱粮，就以他“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②为名，于雍正五年底下令抄他的家，罢他的官③。曹家于是离开任所，回到北京。曹玺祖孙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前后六十余年，成为织造世家，离开江南后，家业凋零，一蹶不振。

曹雪芹是曹颙之子，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天出生在江宁织造署，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死于北京，享年四十八岁。

曹雪芹，名霑，此为父辈所取谱名，赋予感戴皇恩或天恩祖德之意，字芹圃，表示游沣水，得功名的愿望。另一号梦阮，阮即指阮籍，表示自己思想性格上与之有相通处。雪芹是又一个号，又自署芹溪居士，这同佛教有一定关联。

雪芹与敦诚、敦敏兄弟交谊笃厚，敦氏弟兄是努尔哈赤之子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雪芹经常与他们交游，互相唱和。雪芹先卒，他们屡以诗文悼念。雪芹另一友人张宜泉，也是旗人，孤苦贫寒，在北京西郊教村学，雪芹晚年①《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2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85页。

③关于查抄曹家的原因，流行一种曹家因允禩案而牵连的政治原因抄家说，本文认为不合史实，不取其说。与之过从甚密。雪芹相与的多为不得意的人。

曹雪芹的最后十年，在北京西郊的山村度过。张宜泉的《题曹芹溪居士》七言律云：“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①。说明雪芹的住处有山有水，有花木，有飞禽，自然环境很好。但是这个地方偏僻，房舍简陋，张宜泉赋予它诗情画意，不过是友人劝慰感情的流露。雪芹的居处坐落在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今日香山南边正白旗村三十九号住宅，有人说在香山北边白家疃村。

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说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②。

这是我们所知唯一的说明雪芹相貌体型的资料。

张宜泉在《伤芹溪居士》诗的小序中说曹雪芹“善诗画”③，这是知交之论。曹雪芹的诗意境高超，气势磅礴，韵律严整。敦诚在《佩刀质酒歌》里给予热情的称赞：“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影交寒光”④。他还把雪芹与唐代大诗人李贺相提并论。雪芹善于作诗，但不轻易吟哦，至今留下来的，除《红楼梦》里的，就只有为敦诚著的《白香山琵琶行》传奇所作题跋诗的最后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具有卓越的绘画艺能，从《红楼梦》中薛宝钗论作画的有关叙述就可知了。他可能拿绘画为职业。张宜泉《题曹芹溪居士》中云：“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①。用李白被唐玄宗召为翰林而得意一时，阎立本为唐太宗大宴功臣的场面作画而身不能与宴感到耻辱两个典故。由此可以推想，雪芹可能应召到内廷画苑作画工，因受侮辱而离去。

曹雪芹缺乏经济来源，生活过得相当清苦，常常靠赊欠度日，所谓“举家食粥酒常赊”②。为了生存，有时就得卖画了，敦敏的“卖画钱来付酒家”③的诗句应是写实的。贫困不已，雪芹可能向阔亲戚请求过帮助，所以敦诚才对他讲：“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④。看来雪芹投亲遇辱，益知人世冷暖，增强对丑恶社会的厌恶。曹雪芹或许在右翼宗学当过差。敦诚赠他的诗有“当年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句子⑤，他们交往是在“虎门”，这里指学校，敦诚弟兄上过右翼宗学，因之推测雪芹到那里做过事。

曹雪芹的家庭人口很简单，前妻去世后，又续弦娶妇，还在人家处于“新妇”时期，他就辞世了。雪芹晚年有一娇儿，不幸殇逝，使他身心遭到沉重打击，酿成疾病，又无力医治，就在儿子死后几个月离开了人世。

①见《红楼梦卷》页8。

②见《红楼梦卷》页14。

③见《红楼梦卷》页8。

④见《红楼梦卷》页2。

①见《红楼梦卷》页8。

②见《红楼梦卷》页1。

③见《红楼梦卷》页7。

④见《红楼梦卷》页1。

⑤见《红楼梦卷》页1。

第二节　《红楼梦》的创作和高鹗的续修

《红楼梦》是我国封建晚期出现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曹雪芹用小说的体裁，以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位青年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写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以及有关各阶层人的生活。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全书一百二十回，其中后四十回由高鹗续补。

《红楼梦》的创作，甲戌本《红楼梦》的凡例有诗评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又《红楼梦》各种本子的第一回都有关于成书情况的下引文字：“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这说明曹雪芹用了至少十年的功夫，反复修改，成就他的著述。乾隆甲戌年（即十九年，1754），曹雪芹基本上把《红楼梦》写成了。

但曹雪芹没有把红楼梦写完。今天所见的一百二十回本，只有前八十回是他撰著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雪芹原计划写作多少回，八十回后写没有写，写了多少？对这些问题，脂批作了局部的说明。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前批说《红楼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人们以此推算，曹雪芹计划中的《红楼梦》应是一百一十回①。

曹雪芹在世时，只有《红楼梦》的稿本和脂砚斋等批语的抄本，也可能有他人的抄本，但一定极少，而且都没有刻印。后来据脂批本抄写的本子很多，这可以说是脂本系统的《红楼梦》。雪芹去世二十多年后，出现了程伟元的枣梨本，后来它也有多种本子，可称为程本系统。此外，有近年出版的综合脂本、程本的校注本。

高鹗，字兰墅，汉军旗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六十年（1795）进士，入翰林院，官侍读。在中举后，与程伟元合作，续成后四十回。现在学术界争论的是续书的价值问题：第一，续书基本上完成了《红楼梦》故事的悲剧结局，在写悲剧这基本点上符合原作精神。

第二，续书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给读者以有益的成分。

第三，续书在艺术性上虽然在主要方面不及原著，这是同曹雪芹这样艺术大师的手笔比较而言，但其本身还是不错的。后四十回写贾府败落，大故迭起，扣人心弦。宝钗婚黛玉死的艺术表现不可多得，虽则对贾母刻薄行事的描写过于显露，不似雪芹的含蓄，其实雪芹写贾母纵容凤姐等作恶，亦是批评贾母的，评论者若说高鹗这样写，如何要不得，则是过刻之论了。

第四，续书思想性与原作差别很大。高鹗把前八十回中猛烈抨击社会黑暗和儒家伦理的内容修改得缓和了，或删去了。续书又来个“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光明尾巴，改变主人公宝黛某些形象，有损于原著的光辉。曹著不可没有续书，全面权衡高书，尚堪作配，虽远不尽如人意。它使《红楼梦》成为完整著作，读者能得到可以接受的全书，除非有比它成功的续作来取代它，否则它是不可能消失于《红楼梦》之中的。

①亦有根据其他脂批和抄本的抄写状况，推测为一百回，一百零八回的。

第三节　《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

曹雪芹在开篇楔子说他的书“将真事隐去”，又说“不干涉时世”。我们看《红楼梦》的故事，感到与作者的家世有一些吻合。当然，这不是曹氏家史，也不是作者自传。作者与这一部分家事，是要说明以下问题。第一，作者要暴露雍正朝的抄家风。雪芹写甄士隐的败落，据脂批，是要反映曹家被祸的。第一回写葫芦庙失火，殃及邻里甄士隐家，“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这里有一条脂批：“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

第二，作者认为曹家遭殃是失去靠山，是雍正帝代替康熙帝的缘故。

《红楼梦》有这样的社会意义：反映了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部分政治史，即不同皇帝对政事处理不同，雍正帝上台，改变乃父宽仁政治，实行严厉政策，掀起抄家风，实现统治阶级内部改组，政局变化较大。至于曹雪芹采用“将真事隐去”的写法，应是当时文字狱猖獗的曲折反映，作者被迫不敢直写。

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真事隐去并不表现《红楼梦》的主要意义，打破传统的思想的内容更丰富，更有意义，它对封建制度、社会现实作了大量的暴露和抨击。如果说《儒林外史》主要是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红楼梦》则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反映了反封建主义的进步意识，这就是：一、揭露君权的罪恶。皇帝的一言一行，主宰着臣民的祸福。元妃归省是皇帝格外开恩的天大喜事，然而曹雪芹写骨肉相见的情景：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回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

几个小时过后，到了元妃回宫时刻：元妃总不忍别，怎奈皇家规矩，违错不得，只得忍心上舆去了。

（第17—18回）

难得的一见，竟是如此悲戚，因为有“皇家规矩”管着他。把皇宫比作监牢，不能不认为曹雪芹具有非凡的勇气。

二、暴露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曹雪芹写薛蟠打死冯渊扬长而去，凤姐水月庵谋财害命，贾赦害得石呆子家破人亡。他们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作恶，是因有官僚的帮助和庇护，这种关系，曹雪芹把它用“护官符”表述得最准确，他借用门子的嘴说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姓名，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

①《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八卷，350页。

做官的不过是“国贼禄鬼”①，是为富贵人家效劳的，哪管平民百姓的死活。曹雪芹用几条人命的血淋淋的情节，揭露了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国家的残暴和政治的黑暗，表明封建国家机器和官僚制度是万恶之源，是社会机体的毒瘤。

三、披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虚伪。曹雪芹一面写贾府是“诗礼簪缨之族”，一面写家庭内部的肮脏丑事，看除夕祭宗祠是何等庄严，可是内里如同尤氏所说：“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第75回）老奴焦大恨主子不争气，骂道：“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第7回）主人的性生活糜烂得很，不但不顾廉耻，国法家法也不管，贾琏偷娶尤二姐就是在国孝家孝期间干出的。曹雪芹以艺术笔调，暴露了封建社会上层伦理道德的丧失殆尽，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堕落及其仁义忠孝道德的欺骗性。

四、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曹雪芹写了许多婚姻悲剧，有的是听从家长的安排，如迎春由父亲做主嫁给孙绍祖，被折磨而死，没有好结果。有奴隶和平民争取婚姻自主，如司棋、潘又安、尤三姐，都被迫害致死。曹雪芹最着力写的是宝黛恋爱，在第五回《枉凝眉》一曲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这两个恋人被活活拆散，一个死，一个被迫同宝钗结婚。但宝钗也没有得到幸福，正像她破的竹夫人谜一样，冷守空房。无论是叛逆者、顺从者，都没有好的归宿，这是因有封建的婚姻制度在主宰青年男女的命运。曹雪芹以那些婚姻悲剧，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戕害青年的吃人的本质，揭露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的残暴。

五、揭露封建教育制度的腐败。贾氏宗学的乌七八糟，哪里是教育人才的场所！贾政要求宝玉学习的，不过是读儒家圣贤之书，树立忠孝思想，学会时文八股，以便中试做官。宝玉对要他学习的教课书深恶痛绝，每每说除“四书”之外，都是前人“混编纂出来的”（第19回），不值得学。宝玉，“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第36回），这不就是把讲解官方哲学的书籍抛弃了吗！宝玉不愿意作八股文，指责它是“饵名钓禄之阶”（第73回）。曹雪芹通过宝玉的这些言行，嘲笑了科举教育制度和入仕制度。

六、痛恨理学。曹雪芹在书中对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了讽刺，他写大观园主人公作诗词，理学的信奉者宝钗要给大家出《咏<太极图>》的诗题。“诗言志”，宝钗分明要藉此阐扬理学思想，可是薛宝琴说这个题没有意思，“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填，究竟有何趣味”（第52回），打消了宝钗的主意。在这里，雪芹把理学大师的著述贬为枯燥乏味的东西，表现了对理学厌恶的态度。前述他写宝玉烧书，其实就是指性理之书，由此可见曹雪芹对理学的深恶痛绝。

七、揭露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曹雪芹对处于封建等级制的最低层的奴①贾宝玉语，见《红楼梦》第36回。

仆的生活和斗争给予很大的注意。他笔下的奴隶，从来源讲就有世仆及其家生子女，有采买的，有赠送的；从地位讲，有家中出了知县的奴才总管，有大丫头、奶妪，有三等仆妇及小丫头，三六九等，行次分明；从政治态度讲，有焦大式的忠实奴才，有兴儿式的玩世不恭者，有龄官式的认识到贾府是樊笼、自身是小鸟的有所觉醒的丫头，有晴雯、鸳鸯式的反抗者。主仆的“名分”分明，奴仆只能被奴役，被凌辱，被出卖，这是奴仆制度决定的。曹雪芹写贾府主仆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间的斗争。

八、提供社会生活内容。曹雪芹对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资料的描写，在许多方面是相当细腻的、真实的。他写人们的衣服，不同身份、性别、年龄都不一样。王夫人骂晴雯：“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第74回）穿着打扮反映人的身份。食的方面，曹雪芹比衣写的细致，家常饭食，宴席食物，乃至各种吃食，如茄鯗、莲叶汤，真是众人闻所未闻的稀罕食品。住，一个大观园，写出园林之盛。住所也有严格区分，有宁荣二公府，有宗族一般成员居住区，还有下人住宅区。主人住的地方，有的奴才到得了，有的奴才去不得，等级分明得很。曹雪芹把故事情节与时序变化结合起来，写了一些时令风俗，如除夕祭祖，元宵节猜灯谜，春天放风筝，中秋节赏月。还有家庭成员的喜庆日，如过生日，有小生日，也有整寿，过法也不同。贾母生日，亲朋祝寿；贾政的生日，合族庆祝；宝钗的生日，贾母出钱给她过；凤姐的生日，众人凑分子过；宝玉的生日，小女奴婢们偷着凑热闹。娱乐花样就多了，有唱戏的，打十番的，说书的；有打秋千的，有划船的；有玩鸟的；有摆弄各地土特产小玩意的。赌博的名堂也多，有打纸牌的，有掷骰子的，有抹骨牌的。人情往来的送礼，有种种情形：长辈给晚辈的，不挣钱人相互间的，亲友之间的，礼品反映人们间亲疏厚薄的关系。丧葬仪式，随死者的地位而定，皇妃的，家长的，正妻的，侧室的，殉葬的，婢女的，各不一样。《红楼梦》中种种生活细节的描写，反映封建的等级制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反映人们物质生活的水平，反映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情趣，反映人们的风俗习惯，是十八世纪中国上层家庭生活方式的写照。九、点到了农民与地主及其政府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曹雪芹一开笔就写到了——甄士隐的家乡“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次后写了宁国府对农庄劳动者的剥削及地租在宁府开支中的地位。但是曹雪芹对主佃关系着墨不多，没有进一步揭示他们间的矛盾斗争。不过作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深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综上所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艺术的手法，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主要特征：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国家，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行残暴的统治，官吏营私舞弊，为少数富贵者服务；官方哲学儒家学说、程朱理学严密控制人们的思想，致使“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还要残酷；国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的义学，都很腐败，窒息人才的生长；包办的门第的婚姻制度，制约着青年男女，是他们婚姻自主的最大障碍，造成无数青年人的不幸；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道德沦丧；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激起被统治的农民、奴仆的反抗等等。曹雪芹形象地告诉人们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统治阶级的罪恶，统治阶级在精神上已经萎糜到什么程度，在力量上已经消耗到何等地步，它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曹雪芹对这种现实极其不满，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痛恨某些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残暴的统治者，继承了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的民主性思想，从而写出封建社会的悲剧。

然而曹雪芹不只是用古代民主思想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他还用超越前人的思想进行创作，这就是：一、同情女子，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思想。

曹雪芹在书中写的青年女子，或美丽天真，或聪明能干，对她们或者尽情讴歌，或者褒贬相当，比对男子的描写好得多，特别写宝玉尊重妇女，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2回）女子好是因为她们是洁净的，势利观念少，不像男子那样为权利而害人。

（2）主张建立在具有新的思想成分基础上的爱情的观点。

曹雪芹写宝黛恋爱，不同于前人的文艺作品的男女之爱，即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爱。那些作品也有歌颂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斗争的，但归结为男子出仕、女子诰封，这就大大减弱思想光彩，而宝黛恋爱突破了这种模式。曹雪芹写宝玉讨厌讲仕途经济的话，黛玉十分理解他，支持他，“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第36回），宝玉因而把她认为知己，称赞地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她若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第32回）他们有共同思想，即不追逐功名富贵。正是这个思想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并达到生死不渝的程度。曹雪芹对宝黛爱情的歌颂，反映出他对以思想因素为基础的恋爱的赞美。他提出这样的恋爱观，是前辈文艺家、思想家所没有的。

三、同情奴仆，主张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见解。

宝玉是贵族公子，也摆臭少爷架子责骂奴仆，但曹雪芹着重写的是他同情奴仆的一面。他不讲究主仆名分，常与僮儿“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奴仆“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有人怕他”（第66回）。他对奴仆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藕官违禁在大观园内烧纸钱，彩云偷窃玫瑰露，宝玉怕她们受惩罚，主动为她们遮饰和承担责任。更有甚者，宝玉常说，他屋里的丫头，无论是家生的，外买的，都要让王夫人“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

曹雪芹在书中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一些新因素的憧憬，但对封建制度并不是决裂的态度。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不满现状、想要改革而又无能为力的人，作者给他八个字定性：“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给他的偈语是：“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第1回）脂批在那个偈语和八字旁边写道：书之本旨。

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

惭愧之言，呜咽如闻。

告诉读者，曹雪芹也是要补天的，并以无能补天为恨。作者的思想融注在他的艺术形象里了，我们可以认为，《红楼梦》流露了曹雪芹的无才补天思想。曹雪芹对封建的黑暗统治不满，但对封建制度还持保留态度，并不否定君权和亲权；他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但对人民试图用暴力手段改变自己的处境，则又持反对态度，故而令宝玉写出讴歌地主阶级反对农民起义的《姽婳词》。他对平等的向往，非常朦胧，即远未形成新的世界观，也就是找不到新的出路。因此我们说曹雪芹看到封建社会的弊病，但还不想同它决裂，希望它能好起来。他是要给这个社会补台，而不是拆台，但是他又没有能力补台，并且这个台也不是能够补的，所以就有无才补天的懊恼。

《红楼梦》中还有着历史循环论、宿命论、色空观念等唯心主义观念。

如《好了歌》和《注》是宣扬出世观念的，曹雪芹最终让宝玉出家，反映他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出世思想。曹雪芹不满现状，寻找出路，没有找到，有时不得不寄托于佛老，冒出出世思想。

归结起来，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描绘了一幅中国封建制度期社会生活的画面，揭露和批评了封建主义。

第三十七章 戴震

第一节 钦赐殿试

《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字东原，安徽徽州府休宁县隆阜人。明清时代的徽州，不但商业发达，文风也极兴盛。戴震于雍正元年（1723）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十岁日读书数千言不休，十七岁学《说文解字》，尽得其目。戴震也自称，对于《十三经注疏》，“不能尽记，经及注则无不能倍（背）诵”①。说明他少年时通过自学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戴震十八岁时，随父客江西南丰，又课学童于福建邵武。这一时期，同里程恂对他非常器重，后来戴震在文章中称程为“先师”。同时，他又向婺源著名学者江永问学。江永精通经学、声韵学和天文算学，对戴震在学术上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戴震二十二岁时写成《筹算》二卷，二十四岁写成《考工记图注》，三十岁到三十三岁完成《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文，都属自然科学著作。三十三岁以前，他还著有《六书论》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赋注》、《诗补传》等。

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三十三岁，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清史稿·戴震传》称他“避仇入都”。纪昀在《考工记图注》的序中说：盖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令，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①戴震在京，以其学识与翰林院中的钱大昕、朱筠、纪昀、王昶、卢文弨等人交往论学。除卢文弨是前三年进士外，其余诸人都是前一年的进士。这几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在学术上各有建树。他们见到戴的著作，听到戴的言论，皆击节叹赏，折节定交。

卢文弨二十三年后为《戴氏遗书》作序，称：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顾炎武）、阎百诗（阎若璩）、万季野（万斯同）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无徇矫之失。

王昶后来为戴震作墓志铭，钱大昕后作《戴先生震传》详细记录了戴一生行谊及学术成就。

戴在京时，无锡秦蕙田为礼部侍郎，正编撰《五礼通考》，其书把戴震的《勾股割圜记》二篇全部收入，关于天文历法部分也往往采用其说。

乾隆二十一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寓，为王之子王念孙授读。王念孙与其后的段玉裁，成为戴震最著名的两个学生。王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段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是清代学术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

乾隆二十二年王安国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署中认识惠栋。这时，考据学者中有吴派、皖派之分。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区而言，在学术上也有所同异。惠栋是吴派大师，戴震是皖派大师，两人的结①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十七岁条。

①转引自《年谱》三十三岁条。

识也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次年惠栋去世，戴震在《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曾提出：夫所谓义理，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他认为学术理论见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据。这与他所说的“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凡学始乎离词（分析词句之意），中乎辨言，终乎闻道”②，是一致的。

然而如果认为“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③，那就显示出片面性来。事实上戴震的社会政治思想运用了大量经典语言，但表达的是他本身的经验与体会。

戴震二十九岁始入学为秀才，到四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六次入京会试不第。在当时以科举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对于众望所归、久负盛名的戴震无疑是一个实际矛盾。

明清科举制度的主要应试内容，是拘泥形式的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戴震的学术与思想，则远超出这些肤浅的取士之法。他本人对科举的评论是：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说雷同。学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经，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积也。故不见师友之盛如古昔，岂非徒趋利禄，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贵学，岂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举之士，掇拾科名，争趋利禄，往往是没有实学的人。

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第三次会试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处，被聘修《汾州府志》。王辑五是汾阳县人，戴为之作墓志铭，在墓志中借题发挥，写出科举制度流弊并表达自己的感慨，当在此时。

由于会试屡次不中，又不能放弃这一途径，戴震从四十一岁到五十五岁，一再往来南北。

四十一岁时，戴震在京，段玉裁相从讲学，后致函自称弟子。这年会试落选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丰县境），曾作《凤仪书院碑记》，又提出通经致用的理论。他说：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②四十六岁，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后未克竣事。此书清稿，据段玉裁记，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隶总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据戴书删削，易名《畿辅安澜志》，冒名缮写进呈，由武英殿刊印③。又今徽州文化馆尚残存《直隶河渠书》的抄稿若干。

四十七岁时，戴震会试落选，往山西修《汾州府志》，四十九岁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阳县志》。

五十岁，自汾阳入京，会试又不中，往浙东主讲金华书院。《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绪言》即作于是年。翌年，继续在金华讲学。

①《戴东原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②《戴东原集》卷11《沈学子文集序》。

③《方苞集》卷6《再与刘拙修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①《戴东原集》卷12《辑五王先生墓志铭》。

②《戴东原集》卷11《凤仪书院碑》。

③《年谱》四十六岁条。

这年秋天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以纪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荐戴震，特召入京为四库馆纂修官。

五十三岁，戴震第六次会试又不第。由于其声望，奉乾隆帝命，与录取的贡士一同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仍从事四库全书的编纂。

在四库馆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绩，从《永乐大典》辑出宋代张淳的《仪礼识误》三卷，把宋李如圭的《仪礼集释》厘订为三十卷。张淳的书，朱熹曾说“永嘉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①。经过戴震辑录，校订，于是得以传世。算书中的《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等大都世无传本而散见《永乐大典》各韵部，经戴震辑出列入四库全书，各加案语，写成提要。

戴震在四库全书馆，利用藏书条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各方面的书，均经其考订，精心研究、全力以赴，到五十五岁，乾隆42年（1777）夏日殁于北京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可以说是以身殉职。他的弟子段玉裁说“谓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②。他以杰出的才能智慧，把一生贡献给文化事业。

①《朱子语类》卷85，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第二节　哲学思想

整个乾嘉时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学思想未被重视，或者说被他的考证学成绩所掩盖。然而也有少数例外，有些学者当时即见到戴学中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

洪榜是戴震的同乡青年学友。《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的哲学代表作，洪后来在《戴先生行状》中详记了戴的哲学。戴震的《答彭允初（即彭绍升）进士书》扼要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并批驳了唯心主义错误。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全文转载此书。朱筠（字笥河）代表当时人见解，认为戴氏可传不在于此，建议《行状》中删除此书，而洪榜去信据理力争。事件经过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洪榜传》中有记录。于此可见他对戴震哲学思想有所理解。

此外，与戴震同时的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处记载与戴震在史学及修地方志方面的意见分歧。然而章也曾说过：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精微卓邃，于天人理气，实发古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氏者。

①章学诚在当时，对学术文化以及社会状况，能发表深刻的独特见解。他与戴震论学中也有各持己见，互相讥议之处，然而上录一段，可见章对戴氏哲学有所肯定和有所理解。

戴震去世不久，乾嘉之际的学者焦循，在其著作中既着重揭橥了戴震批露封建社会“以理杀人”的名言①，同时又曾说过：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余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这正是戴震“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③，“以情挈情，而无爽失，于行事诚得其理矣”④的进一步发挥。可见焦循也是了解戴震学说的少数学者之一⑤。然而焦循的理论也和戴震一样，在考证学盛行的大潮流中未能起应有作用。直到20世纪初，戴震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①《章氏遗书》卷2，《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而后》。

①焦循：《雕菰集》卷6，《孟子字义疏证》赞。

②焦循《易余龠录》卷12，页5上，《木犀轩丛书》本。

③《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一问答。

④《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二问答。

⑤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论焦循一节中，认为戴震“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以及焦循“己与人同此性，即同此欲”两个论点不妥，理由是“因为人的好恶不齐，故不能执我的好恶为标准，而推之于天下人..我不爱听音乐，也遂不许人听音乐就不好了”（原书1927年商务版133页）。这里胡氏忽略了戴震、焦循所指是人类要求生存以及下一代继续生存的共同欲望，并非指个人之间各不相同的爱好。在宇宙观上，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命题⑥，和先秦到明清之际的所有古代唯物主义者一样，把“天”看成是自然的“天”，又继承了张载以来的传统，认为天是物质性的气所形成。

他同时提出“古人言道，恒该理气”这一非常精辟的名言，指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既包括物质性的“气”，也包括气的运动规律——“理”。他认为气是“道之实体”，理是气在运动、发展变化中的“不易之则”①。这就确切、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道、理、气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给唯心主义以可乘之机的漏洞。

戴震同样具有旧唯物主义者的缺点，用自然观来解释社会现象，把有阶级区分的人类社会和纷纷纭纭的自然界等量齐观。他认为自然界的“理”与社会上的“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互相比附。在《原善》的前言中，他认为这种比附是“比类合义，灿然端委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

以下看戴震是怎样“比类合义”的。

戴震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孟子字义疏证》则以他稍前些时写的《原善》三卷为理论基础。

《原善》中所谓“善”，在戴震看来，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社会的法则，又是人的道德②。作为人的道德，具体来说，指仁义礼智。他说：仁者，生生之德也。③又说：言仁，可以赅义。使亲爱长养不协于正大之情，则义有未尽，亦即为仁有所未至。④又说：言仁，可以赅礼。使无亲疏上下之辨，则礼失而仁亦未为得。①此外，他又说：举仁义礼，可以赅智。智者，知此者也。②对于这些传统的仁义礼智等概念，戴震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在形式上赋予了普遍性的意义。为了对这些普遍性的道德概念从自然界寻找理论依据，他又说：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义矣。..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③明乎天地之顺者，可与语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与语善。通⑥《孟子字义疏证·天道》前言。

①戴震：《绪言》前言。

②《原善》卷上前言：“善，曰仁曰礼曰义..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见乎天道..实之昭为明德..循之而得其分理。”

③《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①《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②《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③《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乎天地之德者，可与语性。④在戴震理论中，仁义礼智都是人性，也都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条理、秩序相对应的。这就是戴震的性善说。

戴震的性善说与孟子的性善说，在表象上相同，而本质上有所不同。戴震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或善性，是从实际生活（人伦日用）中产生的，而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⑤是认为人的道德与生俱生，是在出生的同时人心中就具有的。这区别是中国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戴震的性善说，或是他的仁智学说（据前引文，仁可以概括义和礼，所以不提义、礼），从他仅有的理论著作中可以看出，是戴震哲学思想与政治社会思想衔接的关键性环节。无论在《孟子字义疏证》、《原善》或《绪言》、《孟子私淑录》中，在论及人性时，戴震都以他的仁智说作为出发点。

问题如此重要，所以戴震要在孔孟经典中寻找依据。找依据直找到《易经》。他引证《易经》并加以论证说：《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简。以易知，知一于仁爱平恕也。以简能，能一于行所无事也。

易则易知，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可久则圣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条分缕析，以仁且智当之，岂或爽失几微哉。①他以“仁”相当于《易经》的“易”，“智”相当于《易经》的“简”。自然界（乾坤）的易简，就是人类社会的仁智。

“易”和“简”的内容究竟指什么？怎样会与“仁”和“智”相互等同的？这些在戴震的比附与论证中多少有牵强的地方。然而这是当时思想家著书立说的通常体例，实际上不妨碍戴震在借用的语言中表达出18世纪的进步思潮。

从“仁”和“智”出发，把什么乾、坤、易、简暂时放置不论，戴震的一系列理论则是明确的。

在戴震的仁、智学说中，宇宙间物质（阴、阳二气）有规律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叫做仁。人类生活（人伦日用）正常进行和不断进行的状态也叫做仁。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总规律。他说：一阴一阳，盖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

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①仁，不但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生生不息”）的准则，也是人的道德的最高准则。他说：“至贵者仁。”②又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③④《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⑤《孟子·尽心上》。

①《原善》卷上，第三条。

①《原善》卷上，第三条。

②《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③参阅《原善》卷中，第四条，《孟子字义疏证·性》第一问答。

关于智，戴震认为是人的一种知觉和认识能力。虽然人与物（指其他生物）都有感觉能力，但人能从自然现象中掌握必然规律，其他物则不能。所以人有智而物只有“觉”④，这是由于人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动物。《原善》卷中第四条说“人之才质大远乎物”。

智的作用在乎处理一切事情时选择正确完善的方法和态度。他说：“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择善也。”⑤这里所谓“择善”就是掌握仁、义、礼，并按照这些道德规范办事。

综上所述，在戴震体系中，仁是最高道德准则。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⑥。智是认识客观事物规律而决定行止的能力。用戴震的话说，就是“故智者，事物至乎前，无或失其条理。”⑦仁是从道德论的角度谈的。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的。“仁者”是大公无私的，他说：“仁者无私”，“智者”能洞察事情，他说：“智者不凿”①。

仁者能认识到“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②。所以戴震对于“仁”所下的定义是：“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③。所以仁者能达到“以我之情，挚人之情，而无不得其乎”④。智者能做到“明理”与“精义”，对一切事情能做出正确的区分和判断，也就是他所说的“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者，精其裁断也”⑤。总而言之，仁和智，在戴震的理论中，是人的所有作为的最高理想。他说：“天下事情，条分缕析，以仁且智当之，岂或爽失几微哉。”又说：“语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⑥。

戴震进一步论证了仁与智的反面是私与蔽。他的论点如下：余尝谓学之患二，曰私、曰蔽..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⑦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⑧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智也。

⑨可见在戴震理论中，仁与智是人最完善的标准。由于私和蔽所以不能达到仁与智，解决的方法在于去私去蔽。

以上仅是形式上的分析。从实质上看，戴震关于仁智的理论和④《原善》卷中，第二条。

⑤《原善》卷中，第二条。

⑥《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⑦《绪言》卷上，第十七问答。

①《原善》卷上，第11条。

②《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一问答。

③《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九问答。

④《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一问答。

⑤《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三问答。

⑥《孟子字义疏证·理》前言。

⑦《戴东原集》卷11，《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

⑧《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九问答。

⑨《孟子字义疏证·才》第一问答。

去私去蔽的见解，是针对宋儒的。其一，他提出“欲之失为私”，但不主张“无欲”或“遏欲”，而是主张“去私”和“节欲”。宋儒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压制人们的正常欲望，提出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就是正与邪的对立。

戴震和宋明以来所有进步思想家一样，认为人欲的正确处理，就是天理，他驳斥宋儒说：“性之欲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以人欲为邪也。”①他对天理下的定义是：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②这是在天理人欲问题上非常明确透彻的进步理论，反对了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③主张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④。

其二，除“欲之失为私”以外，仁智论的另一方面——“知之失为蔽”，则是戴震所更加着重强调的问题。它所针对的是认为“理得于天而具于心”的道学家以及那些“以理杀人”的一部分封建统治者。

戴震首先指出：“夫事至而应者，心也。心有所蔽则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①他认为由于心有所蔽，而不是从“事情”中分析出来的这些所谓“理”，都是主观意见。以“意见”来处理事情，必然错误不得当。他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

②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仇，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终身不寤。③这里深刻地刻画出宋儒的唯心主义以及封建统治阶级主观武断的形象。

宋儒认为不能得理是由于“人欲所蔽”。戴震指出他们的理论是：“不出于欲则自信无蔽。”④“自信无欲则谓之理，虽意见之偏，亦谓‘出于理不出于欲’。”⑤结果是造成：“使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⑥所以戴震的结论是：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①《孟子字义疏证·理》第十问答。

②同上。

③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又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见《朱子语录》卷13，中华书局1986年版。④爱尔维修（1715—1771）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神圣家族》中论爱尔维修的一节。①《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九问答。

②《孟子字义疏证·理》第四问答。

③《孟子字义疏证·理》第四问答。

④《孟子字义疏证·权》前言。

⑤同上。

⑥同上。

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⑦这一封建社会的弊病，自明清以来，为害愈烈，历来有人在文字上摘发披露①，而戴震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中心，无疑是他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戴震关于仁、智的理论，在《孟子字义疏证》的《理》、《性》、《才》、《仁义礼智》、《权》等篇以及《原善》的卷上、中、下三篇，各处都有涉及。在《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孟子私淑录》和《绪言》中，则对这一理论还没有展开。可见这一理论是戴震晚年的“定论”。

概括起来，戴震的仁、智学说主要内容是：以《易经》中的易、简为理论依据。假借孟子“仁、义、礼、智”的名词而赋予戴震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仁是道德规范，求仁的方法是去私，去私就能使天下人满足其生存的愿望。这一理论从哲学史的角度批判程朱的理欲对立说，捍卫了人们正当的欲望。

智是认识能力。智的障碍是蔽。通过学可以解蔽，就能充分发挥智的作用。有了智就可以认清事务的条理，防止主观主义。这一理论从政治上揭露了以阶级偏见作为天理的封建统治者。

仁智理论是戴震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这一理论，尽管披着圣贤言语的外衣，是具有人民性的，也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对中国封建社会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了集中、有力的批评，但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举例如下：戴震的“欲之失为私”、“知之失为蔽”，指出了欲望不加以节制根源于私，认识的不符合实际根源于蔽。至于私和蔽的根源又是什么？戴震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指出。他只是说过人的一切表现“胥成性则然”①，又说：“是皆成性然也”②。把私和蔽的根源归结于人的本性，没有联系到社会环境，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论。

他的仁智说中提出了去私和去蔽的善良的愿望。去私的方法是恕和絜矩之道，去蔽的方法是“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③。而恕和学等廉价的处方终究没有治好历史的弊病。

⑦同上。

①前于戴震的方苞在《与来学圃书》中说：“前世正直君子自谓无私，固执己见，虽有以正议相规者，反视为浮言，其后情见事屈，误国事，犯清议”。（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方苞集》159页）后于戴震的清末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有一个回目叫“太尊治盗，嫉恶如仇”，写出了王太尊这一严气正性的形象。刘鹗评之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二十四史中指不胜屈”（见《老残游记》自评）。这些都是“以理杀人”的典型材料。

①《原善》卷中，前言。

②《孟子字义疏证·才》第一问答。

③《孟子字义疏证·性》第二问答。

第三节　考据大师

戴震对于考据学有卓异的贡献。

清代考据学对古代文字、声韵、群经、诸子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献资料上有很大成绩。

这一学术潮流的产生，除社会政治原因外，也继承发展了宋明以来的学术文化传统。

朱熹对于《诗经》、《易经》都有注释。他的《诗集传》、《周易本义》与盛行的《四书集注》共同流传后世。他又著《仪礼经传通解》，由其学生黄干、杨复继续完成，是一部详细的综合注释。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黄震的《黄氏日抄》也具有对历史古籍多方面的考证内容。明代杨慎的《丹铅录》，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都是对古书、古文字的考证，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总的来说，明人考证学表现为芜杂零乱，不成专门之学，疏漏舛误甚多。而且凭臆断更改古书，造成误解，为通人所讥议。

到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则开始具有深入与精确的规模。到乾嘉时乃形成全面的考证学高潮，它以文字声韵学为基础对古代经典，搜集辑录大量资料，作综合深入的分析，不凭臆断，不制造伪证，对古书和古代典制能纠正前人之误，得出较正确的认识。焦循说：“本朝文学，一洗元明之陋”①，这是清代考证学的特点与成绩。至于脱离现实与近于烦琐，那是考证学作为一个历史事物的另一方面。

戴震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位中坚人物和巨擘，这是同时代以及后人公认的。戴震对《诗》、《书》、《易》、《礼》、《春秋》都有研究，他的考证学成就表现在训诂、声韵，古代车服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各方面。至于作为考证学大师，同时具有进步的人民性的思想，如前所述，则更为同时代的学者所不及。

戴震对于考证学的原则有以下几点：其一，循序渐进，取得理解。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道，必有渐。”②又说：“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③又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不可以躐等。”④这是考证学的一般方法，由文字入手研讨古书和古义。

其二，实事求是对待资料。他经过深湛学习，认为“《说文》九千余字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①。他举出“台”（音怡）、“朕”、“阳”三字是“予我”之义，“赍”、“畀”、“卜”三字是“给予”之义，而《尔雅·释诂》中把六个字交叉排列，就分不清两种意义。他又指出“《毛诗》误用《尔雅》者甚多，先儒言《尔雅》往往取诸《毛诗》，非也”②。又①焦循：《雕菰集》卷6，《读书三十二赞》前言。

②《戴东原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③《戴东原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④《戴东原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

①《戴东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②《戴东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说：“《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③并举例一再说明。这些都是在博学的基础上卓越的见解与科学的态度。

其三，掌握原则，不轻信盲从。在与卢文弨讨论《大戴礼》中屡入六朝时不合理的俗体字一信中，戴震说：“苟害六书之义，虽汉人亦在所当改，何况汉魏六朝。”④说明对待资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从。

由于以上原则，戴震治学要求严格，曾提出“学贵专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⑤。

专精的目的是达到“十分之见”，他说：“所谓十分之见，必徵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⑥。同时学者钱大昕在《戴先生震传》中说：“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⑦比如，《尚书·尧典》中“光被四海”一句中“光”字，王鸣盛据《尔雅》释为“光，充也。”戴震认为尚可进一步论证。戴震引《礼记》中《乐记》及《仲尼间居》两篇中“横”字，郑玄注均为“横，充也”，因此认为“《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海’者”①。后来钱大昕在《后汉书·冯异传》发现“横被四表，昭假上下”一句。姚鼐在班固《西都赋》发现“横被六合”一句。戴氏族弟戴受堂又在《汉书·王莽传》举出“昔唐尧横被四表”一句，更其明显。其后洪榜、段玉裁又补充引证，皆足以证明戴震的判断精确。

古书在流传中，有些被后人割裂，以考正文与注文混淆不清，如郦道元的《水经注》，经戴震考证，辨明经文与注文的体例，把混入经文的郦道元注别择出来。②此外在校订《大戴礼》时，认为《制言篇》中“诗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十字不是正文，而是注文。③并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

声韵学方面，戴震把古代音的韵尾分成二十五部，并提出阳声韵与阴声韵共同配合于入声韵部的理论。他称之为“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④。在这基础上，戴震又创立了阴、阳入通转的学说。王国维论古声韵学时曾说：自明以来古韵学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按指陈第《毛诗古音考》），一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指段玉裁）

古四声不同今韵说，而部目分析，其小者也。⑤可见这一“异平同入”，而阴阳通过入声相转之论的创见，尽管在声韵学发展中不免有后人余议之处，然而却是古音学史上重要的贡献和标志之一。

在考订古说的细节方面，戴震也“巨细毕究”。例如朱彝尊在《重刊广③《戴东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④《戴东原集》卷3《与卢侍讲书》。

⑤据段玉裁编《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戴震文集》248页。

⑥《戴东原集》卷9《与姚孝廉姬传书》。

⑦《潜研堂集·戴先生震传》。

①《戴东原集》卷3，《与王内翰凤喈书》。

②《戴东原集》卷6，《水经郦道元注序》。

③《戴东原集》卷3《再与卢侍讲书》。

④《戴东原集》卷3《答段若膺论韵书》。

⑤王国维《五声说》，《观堂集林》第二册第34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韵序》中称“声韵之学，盛于六代。周颙以天子圣哲分四声，而学者言韵悉本沈约。”①戴震指出“周颙”是“周舍”之误②。

又如宋元以来把反切的读音法归之于唐代沙门神珙。戴震博引颜之推《颜氏家训》、陆德明《经典释文》、《史记》张守节正义以及《崇文总目》序等记载说明反语始于三国魏时孙炎③。

总而言之，戴震的考证学是清代考证学极盛时的典型代表，对于所研究的古经典已达到“深求于语言之间，以至其精微之所存”④的程度。

然而他所提出的“由词以通道”⑤，“用必措天下于至安”，“学成而民赖以生”⑥等等，历史事实说明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这些理想终究不是考证学所能实现的。

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4。

②《戴东原集》卷4《书卢侍讲所藏宋本广韵后》。按：周舍曰“天子圣哲”见《梁书·沈约传》。③近代又有人考证孙炎以前东汉已有反切读音（见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版124页），然而终是孙炎集其大成。

④《戴东原集》卷10《春秋究遗序》。

⑤《戴东原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⑥《戴东原集》卷9《与某书》。

第四节　自然科学史上的贡献

戴震在自然科学方面对西学的融会贯通，以及其本人的创见，是他学术中另一突出贡献。

中国传统自然科学最发达，其次是医学和农学，应用科学基本上由民间匠人承担，停留在操作技术上，进步很慢。由于儒家重道轻艺传统的作用，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相应的较少杰出人才以及他们提出的理论学说，虽有个别突出成就，总的说没有达到西方自然科学的正常全面发展以至于近一两世纪来的突飞猛进。

戴震的时代，已经经过明末西方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他本人少年时代已受到江永的启发，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不少深入研究和新见，足与他的考证学互相媲美。

阮元《畴人传》以近四千字的长篇详记戴震的天文与算学的成就。在传论中说：所为步算诸书，缜密简要，准古作者..盖自有戴氏而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指梅文鼎）下哉！①戴震在算学方面的贡献除辑佚古算书如前文所述，其本人少年时即著有《勾股割圜记》三篇，《畴人传·戴震传》中记：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环中黍尺》三书之法，易以新名，饰以古义，作《勾股割圜记》三篇。②三篇中第一篇所论如西法平面三角，第二篇如正弧三角，第三篇如斜弧三角。大都根据梅文鼎已有的推算方法写成③。

其法按相似三角形的对应边互成比例这一原理来推算，其本人新见不多。

戴震的天文学则有不少创见，使古代天文记载的某些实际内容得以明晰。

戴震参加了《续通志》中《天文略》的撰著，其中包括《星见伏昏旦中》、《列宿十二次》、《星象》、《黄道宿度》、《七衡六间》、《晷影短长》、《北极高下》、《日月五步规法》、《仪象》、《漏刻》等十目①。

戴震在《续天文略》的序言中自称：或补前书缺遗，或赓所未及，凡占变、推步不与焉。考自唐虞以来，下迄元明，见于六经史籍有关运行之体者，约而论之，著于篇。

可见《续通志·天文略》是一个经过戴震修订充实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简编。其中“推步”（星体距离与出没时间的计算），由于另有记载不录，而“占变”属于迷信，也排除在外。

戴震的《七经小记》其中之一为《原象》。《原象》中包括《璇玑玉衡》、《中星》、《土圭》、《五纪》四篇。段玉裁《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之一①《畴人传》卷42，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②《畴人传》卷42，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③参陈展云：《戴东原的天算学》63页，见北京晨报社1924年版《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论文集》。①《戴东原集》卷5《续天文略序》。

之二两文。在上举文中，戴震表达了深湛的天文知识与卓异的判断能力。《周髀算经》中有“北极璇玑周四极”一句。《尚书·舜典》中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句。

除“七政”共认为日月五星外，“璇玑玉衡”一概念从汉以来没有明晰正确的解释。

戴震以其丰富的知识与对古籍的理解，综合西方传入的天文学知识，对这一概念作了简明清楚的阐释。他说：今人所谓赤道极者，即《鲁论》之北辰②，《周髀》之正北极也，又曰北极枢。

今人所谓黄道极者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夏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后失其传，纷纭殊说，私臆罔据矣。①文中的“今人”指西方传教士，他们带来了天文学中的“黄极”、“赤极”等概念。

戴震指出赤极即是北辰（北极星），黄极即是北斗星（大熊星座），也就是《周髀》和《舜典》的“北极璇玑”。

戴震又说：正北极者，左旋之枢，北极璇玑每昼夜绕之而成规。就是说从地球上人的视觉中，北斗星每昼夜绕北极星像圆规一样行走一周，也就是《周髀》中所说的东西南北“四游”。

这解释既说通了《周髀》和《书经》中的疑难字句，同时也完全符合地球自转时所见到的天体现象。

戴震进一步指出北极璇玑“昼夜左旋一周而过一度”③，一年过360度又回复到本位。这是指地球公转时所见北斗星移动位置的现象，同样是符合科学的论述。

可见戴震在天文学中利用西方知识，以之与中国古代记载融会贯通而得正确结论。这一突出事例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学者所具有的智慧与才能。②按《论语·为政》有“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①见《原象·璇玑玉衡》。

②见《原象·璇玑玉衡》。

③见《原象·璇玑玉衡》。

第三十八章 钱大昕

第一节 家世和早年生活

钱大昕，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雍正六年（1728）正月七日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并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七年（1742），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向著名学者曹桂发问学。当年，考中了秀才。在考秀才的过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刘藻的特别欣赏，在全县士林中也获得了较高声誉。先是本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慕其才而许婚季女。不久，城东坞城顾氏又延其至家课读子侄。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览”，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①。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学，已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专业基础。

乾隆十四年，经由王鸣盛和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王峻的推荐，钱大昕被破格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紫阳书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后，即由讲求心性之学改为稽古考文，学风为之一变，从而成为汉学家的一个重要阵地。书院之中宁谧的环境，浓厚的学术气氛都为他潜心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兼之有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质难问疑，不长时间，钱大昕的知识较之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乾隆十六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钱大昕因献赋称旨而被召诣江宁（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亲自出题进行复试。评卷揭晓，钱大昕中一等二名。为此，乾隆帝特赐钱大昕为举人，当即任命为内阁中书。次年，他束装入都，到内阁票签房办事，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

①《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十年乙丑：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序》页17，上海书店1983年版。

第二节　仕宦生活与学术研究

钱大昕至京之初，所担任的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一职，是一个“三日一入直，十日一直宿”的闲散职务①，因此他便利用机会开始学术研究工作，很快在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钱大昕的学术研究，首先是从当时颇为薄弱的天算历法方面入手的。中国古代的历法向称先进，两千多年中，先后改历达七十余次，其大致情况皆载于历代史书历志。对此展开研究无疑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因其横跨历史、天算、数学几个领域，不少史学家往往避难就易，不做深入研究。面对这种情况，钱大昕毅然将之引为己任。中书任暇，他与吴烺、褚寅亮等人废寝忘食地学习数学大师梅文鼎的著作和先进的西方数学知识，并以其原理对历代史志所载天算一一加以审核验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于乾隆十九年，撰成《三统历术》一书，对《汉书·律历志》中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其错谬之处则刊正脱误，于其文简意奥之处则疏通疑难，阐明大义。经过钱大昕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①。一举成为天算的专家，连时任礼部尚书领钦天监事的何国宗在涉及历算推步等繁难问题时，也常常向他请教。在钱大昕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的同时，工部尚书秦蕙田又特邀他参加《五礼通考》的纂修工作。在编修中，钱大昕博览了经部有关书籍，这又促进了他后来深入进行经学的研究。

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乾隆十九年，钱大昕进士及第。这不仅使他调换了工作，即辞去内阁职务，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而且在此次会试中，与钱大昕一起中进士的还有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等学者。这些学者与钱大昕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致力的方向和专长。他们共同钻研，互相补充，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对于钱大昕日后的学术成就，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乾隆十九年到三十一年，是钱大昕仕宦颇为顺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以其古学深邃而得到了乾隆帝器重。乾隆二十二年，他由翰林院庶吉士累迁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五年为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读，乾隆二十八年为侍讲学士，并两次随同乾隆帝巡幸热河、五台等地。同时，还三次充任山东、湖南、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两次充当会试同考官。此外，还先后充任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等职务，参与了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音韵述微》等书的修撰工作。这些典籍的编就，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中的组成部分。

《热河志》共八十卷，是记载承德府及其所属一府五县全面情况的一部地方志书。此地虽处塞外，但与北京临近，距沈阳也不远，又为蒙古入京孔道，清初以来，早已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康熙中期以后，为了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统治，清帝于此建立避暑山庄，并时常至此巡幸，这里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决定纂修此书并指令汪由敦、裘日修两人具体负责，汪、裘两人遂于翰林中委派钱大昕、纪昀两人承担编修工作。在修纂过程中，钱、纪两人除大量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外，还扈从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对当地风土人情、建置沿革等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进行①《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十七年壬申。

①《清史列传》卷68《钱大昕传》。

广泛的调查。通过此书的纂修，培养了钱大昕对研究地方志的兴趣，并为后来编修《鄞县志》、《长兴县志》等地方志书和深入舆地方面的研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乾隆二十五年，在翰林院侍读任上，钱大昕参加了《续文献通考》的编修工作。该书是对宋代学者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的补修之作。早在乾隆十二年始修时，原拟定上接马著，下迄乾隆时代。在初稿纂修过程中，发觉古今同帙，书写格式难以统一，便于乾隆三十二年决定依《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旧例，按时代编为《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通考》、《清通考》等六部大书。由此转入改修阶段，至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二年陆续成书。钱大昕参与修书时，正是编纂初稿之际。他担任纂修的田赋、户口、王礼三篇考，不仅包括了今本《续文献通考》有关部分的全部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清《三通》相应部分中的许多内容。因此，钱大昕在参与修纂期间，通读了有关典章制度的全部专史和正史中的宋代以后部分，这不仅丰富了史学知识，并为日后撰写通考古今的史学名著《廿二史考异》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培养了他对专史和断代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为以后从事典章制度和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八年，在侍讲学士任上，钱大昕又参加了秦蕙田受命纂修的《音韵述微》的编修工作。他幼承家学，在紫阳书院又曾“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①。秦蕙田深知钱大昕学术功底之深，即委其代拟全书凡例。至今传世的这部书，于字音之外兼注字义，于注古音、古义之外兼注今音、今义，即表明了本书编修的特色和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通过此书的纂修，又激发了钱大昕对研究声韵的兴趣，并在此后陆续撰成《声类》等音韵学著作。在经史研究方面，他注意以音韵学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从而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钱大昕勤奋治学，刻苦钻研，并由于实际工作的锻炼，年仅三十多岁时，已成为在经史研究几个方面都取得成就的著名学者。然而，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乾隆二十六年以后，他以心血耗损，得不寐之疾。乾隆三十二年春，又感染伤寒，虽经大力抢救而脱险，但其精力日疲而愈感不支了。祸不单行，正在此时结发妻子王顺媖病故。钱大昕于极度悲痛之余，乞假归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归隐生活。

返回故里之后，钱大昕以望仙桥旧居狭隘，在嘉定城中孩儿桥边买得一处空宅，将家迁居于此。颜其堂曰“潜研”。为了遣愁，乾隆三十三年春他一度携同妹婿陈药耘作西湖之游。返家不久，又逢岳父王尔达去世，王尔达曾不计钱大昕家贫而许婚季女，婚后赘居王家时，又视如己出。乾隆十七年，钱大昕以献赋称旨，入都受职时，王尔达还亲送出郊。这样一位令人敬爱的老丈人的去世，使得他益为悲痛。因此在这期间，钱大昕除编次旧有笔记之外，仅撰成《洪文惠公年谱》、《陆放翁年谱》两种，学术成果并不算多。乾隆三十四年秋，钱大昕再去北京上任，直至乾隆四十年丁忧归里，他先后担任过《一统志》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务。他除了参加由政府组织的编修工作之外，还在金石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乾隆三十六年，钱大昕参加《大清一统志》编修工作。《大清一统志》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年版。

在乾隆初年已经成书。乾隆二十年以平定西北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大为扩充，兼之以各地“府州县之分并改隶与职官之增减移驻亦多与旧制异同”①，因此乾隆二十九年以后，又组织力量对该书进行重修。钱大昕正是在这时参加重修工作的。这是他继《热河志》之后参与编修的又一部志书。这两部志书的纂修，对钱大昕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乾隆三十七年，钱大昕又参加了《续通志》的编修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参与《续文献通考》的编修工作，对专史所载内容甚为熟悉，对其体例也了如指掌。在纂修之初，书中的“发凡”、“起例”，大多由钱大昕亲自手定。此书与《续文献通考》一起构成了钱大昕一生学术成就的重要内容。除上述成就之外，钱大昕还致力于金石的研究。早在乾隆二十一年，钱大昕于修《热河志》时，便曾以当地石刻充实该书内容。次年，在翰林院编修任上，他于公事之暇，常游琉璃厂书肆，先后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他晨夕校勘，证以史事，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写成题跋。乾隆三十六年，他将多年所作题跋厘为六卷，题名为《金石文跋尾》，由他的门生李文藻刊印行世。该书“横纵钩贯，援据出入”，在以金石证史方面，取得了“超轶前贤”①的成就。

在此期间，钱大昕还致力于古典文献的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光辉灿烂，传世文献也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经历代辗转传钞、翻刻，错讹极多。为了顺利地进行整理，钱大昕首先精研《说文》、《尔雅》等文字、训诂之书。在此基础上，乾隆三十六年，他与同族的另一位学者钱坫一起校正了《白虎通》、《广雅》两书。此后，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他还亲自参加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的工作，先后从中辑出《易稽览图》、《宝刻类编》两种古籍。其中《宝刻类编》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而《易稽览图》则未被收入《四库全书》，但从钱大昕所作的序中尚可窥见该书的大致内容①。所有这些，不但为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贡献，也对他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乾隆三十九年（1774），钱大昕在主持河南乡试时，被任命为广东学政，于是随即便道赴粤就任。到任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年五月，钱大昕接到父亲去世的凶讯，遂星夜返故里，也就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活。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68，页597，《史部-地理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①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

①钱大昕：《潜研堂诗文集》卷24，《易稽览图序》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二集。

第三节　晚年归隐，学术成就斐然

从乾隆四十年钱大昕丁忧回乡，至嘉庆九年（1804）去世，是他一生中的第三个时期。这三十年间，他先后应邀主讲江宁锺山书院（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太仓娄东书院（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苏州紫阳书院（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九年），前后共达二十四年。乾隆嘉庆之际，锺山、娄东、紫阳三书院都是汉学家的重要阵地，在讲授内容上，也大多以经学训诂为主。钱大昕出任院长期间，尊奉汉学成法，教育学生研读经书，还大力提倡读史。在他的提倡下，不长时间，便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经史兼通的人才，为乾嘉时期学术气氛的活跃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在此同时，由于摆脱了官场庶务的纠缠和羁绊，兼之以教学活动的推动，他在学术研究上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以研究方向而论，不仅在已经开拓的领域内继续有所深入，而且学术成果也大大超过了中年以前。他的几部重要学术著作如《廿二史考异》、《疑年录》、《元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四史朔闰考》、《十驾斋养新录》等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除此，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地方志、金石的研究上，他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归隐之后最先完成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凡百卷，以读史札记的形式对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二十二部正史的文字和史实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早在青年时期，他即酷爱读史，走上仕途后，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又通读了自古至今的全部正史。在读书过程中，他认真细心，发现问题，即书于另纸。这样日积月累，卷帙滋多。乾隆三十二年乞假归里时，曾对之进行初步整理，设教锺山书院期间，又就有关内容与周围学者深入讨论，反复修改，始将是书最终编就。此书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实际上是反映了他的史学成就之代表作，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首先，在治史方法上，从对历代正史的文字进行校勘入手，发现并订正了旧史记载中的大量的错误和阙略，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过鉴别的史料。由于作者脚踏实地，注重证据，学风朴实，不尚空谈，凡经作者论定的史事，大都确实无误，铁案难移。其次，在治史范围上，冲破了当时学者中普遍存在的“陋史荣经”，不读两汉以后史书的陋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全部正史，表现了作者远大的目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再次，在治史态度上，对前哲旧说，既不盲从，又不苛求。所载内容，凡有与前人暗合者则削而去之，如有得自他人启示者则必录其人姓名，以示不掠人美之意。所有这些，不但使该书在乾嘉时期的史学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而且对乾嘉以后直至近现代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书编成后，钱大昕又将后来研究所得编为《三史拾遗》、《诸史拾遗》两书。此两书与《廿二史考异》一起构成了反映钱大昕学术思想的重要的著作。

《疑年录》是钱大昕继《廿二史考异》之后撰成的另一学术著作。在长期的治史实践中，他深切地体会到知人论世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为此先后撰写了《洪文惠公年谱》、《洪文敏公年谱》、《深宁先生年谱》、《陆放翁年谱》、《王弇州年谱》等著作。在主讲娄东书院期间，他又将所作各谱之意加以推广著成《疑年录》一书。此书凡四卷，按先后次序登录了东汉经师郑玄至清朝戴震约三百多位学者的生卒年代。而后，在紫阳书院任教期间，钱大昕又著成《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各一卷，从而为后来学者治史提供了重要的臂助。

在此期间，钱大昕还致力于元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民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皇朝，统治中国前后近一个世纪。元朝灭亡后，宋濂、王祎等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成《元史》。因为成书仓促，冗杂漏略，事迹错误比比皆是，不足以称为信史。钱大昕早在北京仕宦任上，便立志重修一部元史。为此，他在反复研究《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对《元史》旧目进行增删并依目录陆续著成《元史稿》、《元诗纪事》两书初稿多篇。但归里后，有关资料缺乏，加之学术研究过于忙碌等诸多原因，钱大昕只对其中的《氏族表》、《元史艺文志》缮成清本，却未来得及对其他手稿最后编定，致使上述两书在钱大昕去世后散佚，这是十分可惜的。但从传世的《氏族表》、《艺文志》看来，其资料搜罗之广，内容考订之精都远在同类著作之上，为后人开展对元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与此同时，钱大昕还将宋、辽、金、元四史和各种有关记载相互参订，撰成《四史朔闰考》一书，为后人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十驾斋养新录》是钱大昕晚年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此书于嘉庆四年任教紫阳书院时最后编就，嘉庆八年刊印行世。全书凡二十卷、八百余条，是其一生读书札记的汇编。由于他学识渊博，“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①。该书就是一个明证，它于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氏、典籍、金石、词章、术数等各门类知识几乎无所不及，所探讨的问题，也多为“精确中正之论”②。此书刊行后，钱大昕又继续研究，将所得编为《养新余录》，在他去世后，由其后人刊印行世。《十驾斋养新录》自刊行一百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推重。

钱大昕集中精力撰著和整理其主要学术著作如《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书的同时，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舆地、金石的研究方面也不断取得新成就。乾隆五十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先后校勘印行了《风俗通义》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两书。其中《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于蒙元早期，保存了蒙古帝国兴起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资料。但元末以后，此书失传，以致《四库全书》不收，《总目》不录，闻其名者甚至以为即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与段玉裁等在苏州玄妙观所藏《道藏》中发现此书，将之抄出加以校勘后刊印，始重与世人见面，从而为元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在舆地研究方面，乾隆五十二年和嘉庆六年（1801），他不顾病后体虚，两度应邀赴浙江总修《鄞县志》、《长兴县志》两书。在金石研究方面，继乾隆三十六年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之后，钱大昕又多方搜求拓文多种并一一考订，先后编订并刊行了《续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乾隆四十六年）、《三集》六卷（乾隆五十三年）、《四集》六卷（嘉庆八年），并将一生搜集之金石碑刻编为《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乾隆四十七年）和《附录》二卷（乾隆四十九年）。总计钱大昕一生收藏之碑刻拓本不下两千余通，其时代上自秦汉，下迄宋、元，所作跋文八百余篇。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钱大昕一生学术成就斐然，为后世保存和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上海书店1983年版。

积累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钱大昕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至乾隆末年，已经成为全国学术界所景仰的大师和巨子，远近学者求教学问、请作书序之书信纷至沓来，通家子弟求作先人墓志者不绝于途。因此，钱大昕于教学、著述之外，还写下了大量的序跋、信札、传记、墓志铭等，为研究清代社会生活留下了可贵的资料。钱大昕知识渊博，擅长考据，其中不少篇章还与《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两书一样有见地。这些文章，在他去世两年之后，由其门生后人汇编为《潜研堂文集》。

乾隆四十九年，钱大昕以劳累过度，一度曾患疯瘫，几乎不起。病愈之后，他不顾体虚和衰老仍著述不辍，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学术专著多种。这时，嘉庆帝曾询问他家居情况，有意劝他重新出仕，钱大昕婉言谢绝了。嘉庆九年（1804）十月，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一代大师钱大昕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第三十九章 赵翼

第一节 早年生活

赵翼，字耘崧，又作云松，号瓯北，雍正五年（1727）十月出生在江苏阳湖（今属常州市）。据《瓯北先生年谱》所载，其祖上为赵宋皇室后裔，元、明两代仍有显宦，入清以后，赵氏一家日渐衰落，远非昔日可比了。曾祖赵州、祖父赵福臻都终身不仕，至赵翼之父赵惟宽主持家计时，全家仅有“老屋七间，田一亩八分”①，已经沦落为社会下层的一员了。

赵翼生长在一个半耕半读的塾师之家。早在他三岁时，叔父教他识字，六岁时又由父亲携至所在塾馆诵读《名物蒙求》、《性理字训》及《孝经》、《易经》等。他天分甚高，学习很努力，十二岁时便已能操笔为文，而“落笔处往往出人意表”②。此时，他兴趣广泛，求知欲旺盛，诗歌、词赋、古文、骈文无所不爱，无所不作，而且每以所作而沾沾自喜。父亲对此虽颇欣赏，但因当时科举考试并不以诗取士，因而常常禁止他读诗，督责他去作一些以备科举考试时用的八股文章。尽管如此，他仍为兴趣所驱而私自从事文学创作，“衬书布下杂稿常数十纸”①。不久，父亲去世。他为一家生计不得不继承父业，开馆授徒，转而习作八股。他考中秀才后，也仍未因此中辍学诗词和创作。数年之间，他“泛滥于汉魏唐宋诗古文词家，兼习为词曲”，“所著不下五、六寸”②。这样，他通过个人的刻苦努力，丰富了知识面，锻炼并提高了写作技巧，为以后的仕宦生涯和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①《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六年辛酉，见《赵瓯北全集》第一函第一册。

②《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五年庚申。

①《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五年庚申。

②《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九年甲子。

第二节　仕宦与著述

乾隆十四年（1749），二十三岁的赵翼因“失馆无以自给”，便入都求职③。作为一个贫寒的青年儒生，他的经历远非如《瓯北先生年谱》所称：“声名一日动辇下”、名公巨卿争相罗致那样的简单顺利，而是倍经坎坷，饱尝酸辛。在从江南北上的旅途中，赵翼囊中空空，不得不“附一贵人舟”，住在高不满四尺的柁楼之上④。入京之初，又一度在户部尚书尹继善府邸客居待试博学宏词科的穷亲戚刘午岩那里寄居⑤。因而，在这一时期他所作诗篇里，充满了对早年怀才不遇的古代名人如苏秦、张良、韩信、班超、吕蒙正等人的同情，而这些名人不畏艰险的自我奋斗精神，也给身处逆境的赵翼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大约是那个寓居北京的亲戚刘午岩为之辗转请托的缘故，至京一段时期后，赵翼被刑部尚书刘统勋罗致其家纂修《国朝宫史》。该书是乾隆七年奉敕纂修的，乾隆十五年初稿告成。乾隆二十四年又以原书简略而对之进行增修，至乾隆二十六年始成一详备之书。就增修后的全书来看，共分训谕、典礼、宫殿、经费、官制、书籍等六部分，是关于清朝建国后内廷典礼制度的一部专史。赵翼参与撰修工作是在乾隆十四、五年中举前后，而此时初稿已近完成。可以推知，赵翼在此书形成中不过是一般纂修甚至缮写人员。尽管如此，赵翼在北京却总算谋得了衣食。而且他初次参与修史，这对后来赵翼从事史学研究也不无一定影响。

乾隆十五年，赵翼赴天津投靠一个以贩盐为业的族人，以商籍顺利地通过了顺天乡试，考取举人。在阅卷过程中，主考官汪由敦对他的文笔十分欣赏。赵翼中举之后，江由敦把他延请至家课读二子，还为自己代草笔札。此时，赵翼还考取了礼部义学教习的职务。汪由敦是乾隆帝所深相倚重的军机大臣，交游甚广，其本人又学识渊博，家藏图书万余卷。而礼部义学教习又是一个闲散职缺，“馆中无生徒，从学者每月恒朔望日一至”①，所有这些，都使赵翼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对他学识的进一步提高，仕途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乾隆十九年，赵翼在礼部义学教习任期已满之时又考取了内阁中书。是年秋，赵翼离京南归，省视了阔别六年的老母和妻女。至次年春始返京供职。由于他谙熟典章，文思敏捷，乾隆二十一年夏，又被选入军机处充任军机章京，此时他开始接触和参与处理军政大事，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在平定准噶尔上层分子叛乱期间，他撰拟诏旨，“顷刻千百言，无不中窾”①。在扈驾秋狝木兰期间，他不但自己应撰诏旨“文不加点”，挥笔而就，而且以其余力，沾溉其他随驾大臣，为他们代拟了不少篇应奉文字及恭和御制诗。后来，赵翼因其座师汪由敦去世，一度被挤出军机处，但仍值内阁。他在清政府政治中枢工作的实践，培育了注重研究一代大事的思想特点，这对他后来治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

③《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

④《瓯北集》卷2《柁楼戏题》。

⑤《瓯北集》卷2《入都依外舅刘午岩先生馆舍》。

①《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十六年辛未。

①《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十六年辛未。

乾隆二十六年，经十一年六度会试之后，赵翼考取了恩科进士第三名。

这时，赵翼离开了供职数年的军机处而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在此期间，他除两次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又两次充任会试同考官之外，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参加政府组织的编修史书的工作。乾隆二十六年，他入翰林院之后不久便以编修职务充任方略馆纂修官，与修《平定准噶尔方略》。该书分前、正、续三编，合为一百七十二卷。它以纪事本末体的形式记述了从清初至乾隆中叶清朝中央政府对厄鲁特蒙古的征服过程。其中《前编》五十四卷，起于康熙三十九年，止于乾隆十七年，“志其缘起，详述圣祖以来屡申挞伐之事”。《正编》八十五卷，起于乾隆十八年，止于乾隆二十五年，“备录扫荡伊犁及削平阿睦尔撒纳、歼馘波罗尼都、霍集占之事”②。《续编》三十三卷，起自乾隆二十五年，止于乾隆三十年，“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划久远之制与讨定乌什及绝域诸蕃占风纳贡者咸载焉”③。赵翼与修该书对，这场战争刚刚结束，善后工作正在进行。赵翼在军机处供职多年，不少事件甚至经手处理，因此在纂修该书中，无论是发凡起例、搜集材料或是考定史实，对之润色，赵翼无疑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赵翼的史学天才的进一步发挥，是乾隆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这期间他参加了集体编修《通鉴辑览》的工作。《通鉴辑览》全书一百二十卷，是自上古至明末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在修撰过程中，以明朝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为蓝本而进行修改，并增入明代事迹。由于该书是根据乾隆帝的指示纂修，每一卷成，乾隆帝于披阅之暇又亲笔评断，当全书付印时又将乾隆帝的这些批语也一并刻入，故又称《御批通鉴辑览》。因为该书是一部通史，作为纂修官之一，赵翼无论分修哪个部分都必须阅读大量文献，包括正史“以迄外乘稗官”，“博采汇参，以衷其是”①。不仅如此，他还必须绞尽脑汁，为乾隆帝代拟批语。赵翼的这些修史活动，既丰富了中国的史学宝库，为发展中国的传统史学作出了贡献，也逐渐形成了他本人的治史思想。

在赵翼供职内阁、军机处和翰林院期间，许多全国第一流的学者，加王鸣盛、纪昀、钱大昕、毕沅、蒋士铨等也都在北京供职，与赵翼在学术研究上有过交往。这些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自己的专长，在治学方法上也都别具特色。学术研究上的频繁交往使赵翼和他们之间在专业知识上彼此补充，在治学风格上也互相影响，这对后来赵翼学术至于大成也都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乾隆三十一年冬，赵翼已在京任职十几年，被外放广西镇安府任知府。

此后数年中，又先后升任广州知府、贵西兵备道等职。其中除广州颇为繁华，镇安府和贵西任所均在万山丛中，在当时都是极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离开繁华的京师和熟悉的工作，而至绝徼烟瘴之地处理庶务，本非赵翼之愿，但在奏辞不准、走马上任之后，赵翼却能本着固有的忠君爱民的思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作了一些有益于下层人民的事情。如在广西镇安府任上，他革除弊政，禁止胥吏向农民作额外科敛。在广州知府任②《清朝文献通考》卷219《经籍》九。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49。

①《御此通鉴辑览》凡例。

上，他“平情折狱，无枉无滥”①。在贵西兵备道任上，他尽除以往官吏对铅厂厂丁“工价、马户运脚”、“克扣短发诸弊”②。所有这些，都使局部地区人民的困苦状况暂时有所缓解。因而赵翼也受到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爱戴。在他调任广州知府后，镇安府百姓还派遣专人跋涉四千里遥致万民伞，还为他建生祠，便是对他任地方官时政绩的绝好的肯定。

在任广西镇安府知府期间，赵翼还参加了清朝政府组织的征缅之役。乾隆三十三年春，清政府第一次征缅失利，将军明瑞阵亡。接着，乾隆帝又委派大学士阿里衮指挥作战，并降旨令赵翼赴滇参赞军事。是年夏，赵翼遵旨至滇。秋冬之际，随阿里衮出边巡视，“渡怒江，逾高黎贡山，历龙陵、腾越，遍巡南甸、干崖、盘达、芒市、遮放各土司及虎踞、万仞、铁壁等关，周览形胜，询悉夷情，为进兵计”③。在大军征缅时，赵翼负责“守大营，护将印，一切缓急，皆得便宜从事”④。一年之后，赵翼才奉旨返回镇安府任所。前后一年的南疆军戎生活，不但使他对此次战争的始末了如指掌，为他后来撰写《皇朝武功纪盛》一书中的《平定缅甸述略》一节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大大丰富了他的阅历，为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源泉。

乾隆三十七年冬，赵翼在贵西兵备道任上因广州谳狱旧案复发而受到降级调用的处分。他在广州知府任上时，已对官场生活感到厌烦，曾呈请返里养亲，此刻，又遭挫折，赵翼的这一意愿更为坚定，乃不顾上司和同官的劝留，于是年冬解任返里，从而结束了他的近二十年的仕宦生涯。

弃职里居之初，赵翼足不出户，“视膳之暇，手一编，披阅不辍”①。在阅读大量文史古籍的基础上，撰成了《陔余丛考》一书。该书共四十三卷，五十余万言，以笔记形式对中国古代典籍、历史事件和历史掌故进行了研究。他善于读书，深于思考，所探讨之问题，多为前人所未发。其中谈史部分不少内容后来又加以扩充收入《廿二史札记》一书。该书是作者任地方官多年后初返学术界时所作，所以内容似显芜杂不专。十几年后，赵翼将此书付印，遂流行于世，成为一部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力作。

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赵翼在弃职归养之初，确曾有超世离俗之感。但是，一个时期之后，单调的里居生活又使他感到寂寞乏味，又勾起了他对早年官宦生活的留恋。因此，在其母去世三年守丧期满之后，即乾隆四十五年，赵翼曾于乾隆帝南巡之时迎驾宿迁，想赴京补职，但终因病未能成行。赵翼未能再入仕途，对他来说虽然是件不无遗憾的事情，但是与宦海绝缘的客观环境却给他读书治学以极为充裕的时间。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赵翼又应两淮盐运使全德之请，长期主讲扬州安定书院。这个书院丰富的藏书和浓厚的学术空气都极大地促进了他专心进行学术研究。这时，赵翼“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①，完成了自己的考史名著《廿二史札记》的主要部分。

《廿二史札记》一书是反映赵翼史学成就的代表作。全书三十六卷，补①《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②《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③《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赵瓯北全集》第1函第1册。④《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赵瓯北全集》第1函第1册。①《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①《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遗一卷，列条目五百四十四条，对中国封建社会成书的二十四部官修正史和其中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逐一进行了考证、分析和评论。因为《旧唐书》、《旧五代史》当时尚未被官方列入正史，故称《廿二史札记》。其中，考证二十四史著述情况部分，对各书的撰者、编修过程、成书年代、所据材料、史料价值等重要问题系统地进行了一番审核，为后人了解历代正史的编撰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和事件，赵翼或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就各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②，在其记载歧异处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或于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另辟蹊径，针对“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重大历史问题③，将散见资料集中之后进行综合分析，以探讨各代政治之利弊和兴亡之原因。所有这些，不但使该书在史学研究范围上较之同时代考史各书更宽广，也使该书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著作。该书于嘉庆初赵氏自刻行世后，一百多年来，多次再版，久传不衰，在史学研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赵翼一度中辍讲学而应浙闽总督李侍尧之请参赞军事，协办军需。事平之后，赵翼仍回安定书院，着手将康熙平定“三藩”以来清政府对内对外进行的几次大的军事行动过程编为一书，题为《皇朝武功纪盛》，将之刻印行世。该书凡四卷，三万言。赵翼修撰此书之目的是，“铺张鸿庥，扬厉伟绩”①，宣扬清朝统治者的赫赫武功，本不足取。诸如《平定三逆述略》、《平定两金川述略》、《平定廓尔喀述略》，所记或系抄录文汇阁藏书，或依据传闻，史料价值也不甚高。但其中的《平定准噶尔述略》、《平定缅甸述略》、《平定台湾述略》，或因作者当年亲手经办过、或者亲自参加，因而记叙较确，有着较高的价值。

赵翼的治学成就又不限于史学方面，在文学创作上，他也有一些进展。

他早年本以诗文而知名于世，中年以后，虽转而治史，但对文学创作却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乾隆五十七年冬，在著成《皇朝武功纪盛》一书后，赵翼辞去安定书院讲习职务而返回故里，优游林下，兴致勃勃地遨游了江南各名胜古迹。远至浙江杭州，近则苏州、江阴、镇江、扬州、南京等地，无不留下了他的足迹。这样，他在诗歌创作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意境。在创作数量上远远超出了中年以前，在语言上也一改早年用典过多的旧习。其中个别诗篇意境深远，让人百读而不厌。如《论诗》一首：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②读来既朗朗上口，又富于哲理，直可以与历史上第一流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

赵翼除了诗作，还致力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嘉庆六年（1801），赵翼著成了《瓯北诗话》一书。全书共十卷，对唐、宋以来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逐一进行了评论，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①《皇朝武功纪盛》赵翼自序。

②《瓯北诗钞》绝句二。

嘉庆十五年，是赵翼中举六十周年。这年秋，赵翼以八十四岁的高龄与同科举人姚鼐亲至南京，重赴鹿鸣宴，参加了中举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此时，与赵翼年岁相若的几个著名学者，如王鸣盛、毕沅、钱大昕、纪昀等皆已相继去世，赵翼作为当时学术界中的大师和巨子，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景仰。但赵翼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年老体衰之际，他强支病躯，克服耳聋眼花、步履艰难、精力日减的种种困难，将一生经历见闻所记旧稿整理成《檐曝杂记》一书。由于作者阅历广泛，谙熟典章，留心各地风土人情，而且还擅长考据，因此这部晚年之作份量虽然不大，但内容却相当充实，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嘉庆十九年（1814）四月，在学术界辛勤耕耘了六十多年的赵翼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第四十章 章学诚

第一节 立志史学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③。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年，章学诚至北京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①《章氏遗书》（嘉业堂本）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②《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①《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②《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③《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思想家。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第一次会见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②。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③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④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⑤，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乾隆三十二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⑥，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乾隆三十三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1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六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牴牾，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勘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②。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启示。

早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章学诚就认为：“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这段话恰好言中，编修方志正是章学诚平生主要学术活动之一。乾隆三十八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第一，在《和州志艺文书》的序例中，论述校雠学“循流而溯源”、“辨章百家，通于大道”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掌故”的见解，并影响了他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③。这里将“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与撰写《文①《戴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②《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③《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④《章氏遗书》卷9《家书三》。

⑤《章氏遗书》卷29《与家守一书》。

⑥同上。

1①《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先生》。

②《章氏遗书》卷22《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

③《章氏遗书》卷29《与严冬友侍读》。

史通义》直接联系，不能不认为是有得于《和州志艺文书》的编纂和校雠学理论的阐发。第二，《和州志》的体例比较完善，设纪、表、图、书、政略、列传。虽然此后仍有改进，但基本轮廓已然形成。第三，各篇序例在解释这部方志的体例时发挥出许多创见，如对史表作用的阐明、对史书必须立图的论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②，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③。对于史馆聚众修书，则“尤当考定篇章，复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④。这种写法，实际上已经打破人物传记的一般形式，成为考述史学渊源、作述家法的“专篇列传”。他批评以往的史籍没有这样的专篇，指出：“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学、派别源流，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⑤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三十八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①。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②。这场辩论，直使戴震无言可对，章学诚从而认清了对方虽然“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但却“不解史学”，并且“无其识而强作解事”③。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徬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

这次编修《和州志》的活动，使章学诚经历了一次方志体裁、校雠方法和史学义例探索的实践，全面地提高了他的学术见识，在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和州志》因不符合新上任的安徽学政秦潮的意见，竟至全书告废，仅章学诚自己删存其中二十篇，名曰《志隅》。不久，他离开安徽还乡，于乾隆四十年秋回到北京，过了一年多的困居无为的生活。后来他回忆说：“甲午、乙未（即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则江南修志反浙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④说明他本人对这次和①《章氏遗书》卷9《家书六》。

②《章氏遗书》外编卷18《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①《章氏遗书》卷14《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②同上。

③同上。

④《章氏遗书》卷29，《跋甲乙剩稿》。

州修志的重要作用也有很深的体会。

第二节　一代大师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①。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省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①这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乾隆四十八年，他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邵晋涵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②。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开局编辑《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市）文正书院主讲，他乘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达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③。

在《校雠通义》中，章学诚将其目录学理论高度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就是要指明群书大旨，辨清图书所属的学术体系及各自的特点，“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考镜源流”则要求明了①《章氏遗书》卷9《又与永清论文》。

①《章氏遗书》卷22《清漳书院会课策问》。

②《章氏遗书》卷9《家书五》。

③章学诚反对“目录学”的称谓，自言其学为“校雠学”，参见《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信摭》等著述。各门学术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坟籍之初者”①。他反对将图书的著录搞成徒为甲乙部次的登记簿，主张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②，并且考察古今载籍的“得失之故”。这实际上是将目录学提高到学术史研究的水平。章学诚对学术渊源作了深入的论述，明确提出：“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③此外还具体地分析了各家著述、各类典籍的源流，总结历代著录之书的得失，阐述了图书分类的方法，提出了“互著”与“别裁”等建议。“互著”就是将具备两种以上中心内容的书籍，分别在各类里互为著录，不避重复；“别裁”是一书中个别篇章另属其他学科的，要“裁篇别出”，著录于有关部类。这种建议完全是从考察学术源流的需要出发的，在编辑《史籍考》中他就力主采取这种方法。

章学诚编辑《史籍考》及其在目录学上的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他的知识面，使之对图书文献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套条分类析、溯流探源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其史学创见的形成。乾隆五十三年《校雠通义》的修订与《史籍考》的编纂，标志着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这种成熟首先是从目录学理论完成的。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章学诚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对“道”、“器”关系的论述，他虽然有“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①的说法，但只是主张“道器合一”②，而未能像王夫之那样明确指出“道”从属于“器”，也不像戴震那样径直地将“道”视为物质的元初状态，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理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但是，他将“先王之道”描述为随着社会组织与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而渐形渐著，并且哲理性地概括为“道因器而显”③。这个命题实际上已将“道”置于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从而使他在考察社会史、学术史时得出许多具体的唯物主义看法，从哲理上论证了古时官师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④的学术史观。“六经皆史”论便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⑤，“古之所谓经，乃①《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叙》。

②《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互著第三》。

③《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原道第一》。

①《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②《章氏遗书》卷9《与陈鉴亭论学》。

③《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④《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⑤《章氏遗书》卷1《易教上》。

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⑥，因此就实质而言，可谓“六经皆器”⑦、“六经皆史”⑧。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导出的必然结论。六经既然是实实在在的史，那么离“器”言“道”、离事言理便无当于六经之旨；六经既然不可视为“载道之书”，那么单纯训诂章句的治学途径也不值得倡导。章学诚提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①，认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②。这就是倡导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途径，而“六经皆史”论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六经皆史”这个议论虽早已有之，但只有章学诚才赋之以精严的哲理与崭新的意义。

与“道器合一”的观点相呼应，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认识论。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从“求道”上看，这是治学的目的：“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③。从“即器”上看，这是治学的方式：“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④。很明显，这种认识论本身就是既反对烦冗琐屑、无关大旨的考据学风，又否定离器言道、空谈义理的宋学末流。尤为可贵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认识论推拓发挥，指出“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⑤，认为“君子苟有志于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⑥。这就从理论上阐发了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思想。总的看来，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既不盲从于考据学风，又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覆辙，而致力于独辟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蹊径，主张治学要有宗旨，学术必须经世致用。这些卓越的见解，乃是有其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乾隆五十四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①。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其要点为：方志的性质为一方全史，既要成为一家著述，又应为朝史提供充备的资料，为此，方志必须立“三书”，以解决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按照这新的认识，章学诚对《永清县志》也重作删改，“稍赎十二年前学力未到之愆”②。可惜的是，由于裴振离职，《亳州志》未能刊行，仅在《文史通义》中留存几篇例议。

⑥《章氏遗书》卷1《经解上》。

⑦《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⑧《章氏遗书》卷1《易教上》。

①《章氏遗书》外编卷12《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②《章氏遗书》卷2《原道下》。

③《章氏遗书》卷9《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④《章氏遗书》卷2《原学上》。

⑤《章氏遗书》卷2《原学中》。

⑥《章氏遗书》卷5《史释》。

①《章氏遗书》卷9《又与永清论文》。

②同上。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他的史学创见除考述史学源流的思想而外，主要的还有如下几点：第一，将史籍分为“著述”和“比类”的论断。章学诚认为：“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③所谓“著述”，是指那些自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比类”只是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以恣其纵横变化”①，两者的区别在于学术地位和学术功用的不同。没有独到的裁断，虽然“遵表志之成规”、“用纪传之定体”，还是不可称为著述②。这个创见，使章学诚掌握了评论以往史籍的有力方法和论证自己见解的重要依据，正是基于这个观点，他声言“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③，同时也不完全否定考索与比类。在通史与断代史问题上，他之所以比较提倡通史，主要原因也是认为通史有二长：“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④，即客观上要求必须各有自己的见识与裁断。

第二，对“史意”的标举。章学诚认为自己史学著述的独到之处在于“吾言史意”⑤。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⑥。所谓“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图和宗旨，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考察以往史家的意旨，“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⑦，强调“读古人书贵能知其意也”⑧。二是提倡“作史贵知其意”⑨，就是要有一个学术宗旨，撰著目的。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⑩经世致用应是史家的宗旨。针对当时支离琐屑、不求宗旨的考据学风，他指出：“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①他以开辟新的学术风气为自己的目标。总之，章学诚标举的“史意”，就是“内得诸心，上通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阐，后学津逮自我而开”②。这对于史学批评和史书撰著提出比“史识”、“史法”更高标准的要求，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三，改进史书体例的设想。我国古代史籍有多种多样的编写形式，体例的创新往往与史学思想的进步相辅相成，古代有成就的历史家，大多在史③《章氏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

①《章氏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

②参见《章氏遗书》卷4《答客问上》。

③《章氏遗书》卷9《家书三》。

④《章氏遗书》卷4《释通》。

⑤《章氏遗书》卷9《家书二》。

⑥《章氏遗书》外编卷16《和州志志隅自叙》。

⑦《章氏遗书》卷16《知难》。

⑧《章氏遗书》卷8《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

⑨《章氏遗书》卷4《言公上》。

⑩《章氏遗书》卷4《浙东学术》。

①《章氏遗书》卷9《答沈枫墀论学》。

②《章氏遗书》卷9《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书体例发展上有自己的贡献。章学诚也不例外。他虽然未能得机会参修国史，但他从编修方志中总结出一套改进纪传体史书的设想。章学诚强调史表的作用，特别主张应立人物表以与传记相经纬；认为史书应将图作为一种必备的形式，与纪、表、志、传相并列；列传不但以记人为中心，还应有以记事为中心者；为方便读者，应编辑有类索引的“史篇别录”。这些具体方案就是吸取各种史书体裁的长处，加以变通，有机地综合一起，打破纪传体相沿已久的僵化格式，“因事变篇，不为常例所拘”③，这是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第四，史学总体观念。章学诚对各类史籍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眼光，他指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④很明显，这是将不同记述范围的史籍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各自孤立看待。在这个整体中，章学诚要求史料由下而上地逐级取裁，而编纂上则自上而下地贯彻史法，形成一个“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①的系统，其中州县方志是个关键环节，“今天下大计即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②。这种从史学总体观念出发，把州县方志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是章学诚史学理论上的独特创见。

对于史学理论的贡献是章学诚的主要学术成就，梁启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③章学诚的史学创见，确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宝贵遗产。

章学诚按照自己修史的原则，在武昌还主持了《湖北通志》的编修，除此，还编修了《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修志过程中检验、修订和发展了自己的史学主张与方志学理论，使之更为完善。乾隆五十九年志事垂成，毕沅却因故贬职为山东巡抚。于是，不仅章学诚的志稿不被采用，他本人也不能不离开湖北。于是起身返回会稽。志稿委托他人校定，但终未刊行，仅章学诚自存一部分篇卷，尚可窥其一斑。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1800），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逝世。他的重要著述《文史通义》在他生前的嘉庆元年已有选刻，但流传至今的最早刻本是道光十二年的大梁（开封）本。他在逝世前曾将遗稿③《章氏遗书》卷1《书教下》。

④《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①《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②《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

托付王宗炎编校，其外篇目录与大梁本完全不同，内篇也有出入。1922年刻行的嘉业堂本《章氏遗书》收罗颇广，其中《文史通义》部分即依照王宗炎目次。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文史通义》，目次依《章氏遗书》，又补充几篇未见之文。这些资料是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和生平事迹的主要依据。

章学诚一生未仕，家中没有田产，一直靠充当幕僚、主讲书院、编书修志等谋生。几十年间四处奔波，寄人篱下。清代著名学者中如此贫困窘迫、颠沛流离的极为罕见。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治学不辍，他曾说过：“学问之事，正如医家良剂..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①这段话生动地说明章学诚是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生最重要之事。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蔚成风气，那时“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②。章学诚独树一帜，认为“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①。他专加研治举世不为的文史、校雠理论，自言“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②，极力强调“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③。这种自觉的反潮流精神，是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可贵之处。

不可否认，章学诚的政治思想有保守的一面，而在学术上却力求创新。

作为封建时代的学者，章学诚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他认为“程朱之学，乃为人之命脉也”④，攻诋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是“害义伤教”、“谬妄甚矣”⑤。咒骂汪中、袁枚更是不遗余力，原因是此两人有所谓违反封建礼教的言论和行为。在章学诚的著述里贯穿着维护封建道德、宣扬纲常伦理的思想，这种态度在当时著名学者中是很少有的。保守的政治思想往往影响其学术见解，如他强调史家必知史德时，便将“诽君谤主”作为历史著述的大忌；提倡成一家之言，而又告诫“学者慎毋私智穿凿，妄谓别有名山著述在庙堂律令之外也”⑥。但由于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接触到社会的中下阶层，目睹政治弊端，晚年（嘉庆四年）曾以六篇书信向执政官僚提出改革吏治、改革科举的主张。这虽然仍出于维护封建统治，但毕竟是在积极地要求改革，与其挽救学风之弊的主张在精神实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学术上，章学诚力主创新，他提倡“运以别识心裁”⑦的独断之学，强调“不可概以成说相拘”，声明“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①。论辩①《章氏遗书》卷29《与史余村论学书》。

②《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

①《章氏遗书》卷29《上辛楣宫詹书》。

②《章氏遗书》卷9《家书二》。

③《章氏遗书》卷9《家书五》。

④《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

⑤《章氏遗书》卷3《书朱陆篇后》。

⑥《章氏遗书》补遗《与邵二云论文》。

⑦《章氏遗书》《申郑》。

①《章氏遗书》《答客问中》。

之中，颇有解放思想、著述者个性不受拘束的意味，这对后人的影响与启示是积极而深刻的，虽名不显于当时，但后来却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末世的启蒙思想家。

第四十一章 嘉庆帝颙琰

第一节 继位和亲政

嘉庆帝，名颙琰，为乾隆帝弘历第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三十八年被密储为太子，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六十年九月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并内禅帝位，以翌年为嘉庆元年。

颙琰自六岁学于兵部侍郎奉宽，从工部侍郎谢墉学今体诗，从侍讲学士朱珪学古文古体诗①。在侍学颙琰的名师中，朱珪最得崇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珪赴福建学政任前夕，上五箴于颙琰，“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颙琰“力行之”，甚至在亲政后，亦“尝置左右”②。少年时期的颙琰，学习成绩颇佳，“英词炳蔚，援笔立就，动成典则”③。年长后，尤喜读诸史、通鉴，居然达到“上下三千年，治迹目了然”④的程度。颙琰生长于清代全盛时期的乾隆朝。然而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现端倪。当颙琰受乾隆帝内禅时，他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矛盾、危机四伏，日趋衰落的皇朝。嘉庆帝即位时已过而立之年。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没有使他陶醉，他对于“盛世”下潜伏的种种社会危机有着清醒认识，也十分忧虑。当皇子时他曾随皇父南巡。在杭州，他目睹营伍骑射，但见“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①。他当政之后，犹每每述说此事为戒。可见乾隆时军备废弛的情况给他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在即帝位的最初三年中，他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乾隆帝虽然禅位，但并未放弃权力，在归政上谕中，他明确宣称：“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②。乾隆帝直至临终前“犹日亲训政，未尝稍辍”③。这时的嘉庆帝虽已即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终日侍游宴，“上皇喜则喜，上皇笑亦笑”的傀儡。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帝病逝，从此，嘉庆帝作为一个真正的皇帝开始行使权力。他在亲政上谕中表示：“嗣后一切政务，悉应仰体皇考圣意”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亲政后的嘉庆帝并不想一切都按既定方针办。

此时，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政的弊败，一是内乱的频仍。嘉庆帝在位凡二十五年，实际当政二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大力整饬内政，力图通过对朝政的整肃来遏制走向衰败的趋势，恢复乾隆中期的鼎盛局面，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嘉庆帝对内政的整饬，是从诛和珅着手的。和珅是乾隆帝的宠臣，满门①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②《清史稿》340《朱珪传》。

③《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④《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②《清史稿》卷15《高宗本纪六》。

③《清仁宗实录》卷37。

④《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显贵，党羽众多，当政二十年，揽权纳贿，“蠹国病民”，使全国吏治更加腐败，贿赂公行。太上皇病故次日，嘉庆帝即革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衔，不久，又下和珅于狱，查抄家产，赐令自尽，并惩办了和珅的几个重要党羽，开始了所谓的“咸与维新”局面。

第二节　所谓的“咸与维新”

嘉庆帝亲政后，以清除和珅为契机，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帜，同时立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内政加以整顿。

首先是诏求直言，开通言路。他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谘诹，庶民隐得以周知”①。他于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付集思广益至意”②。四年六月，嘉庆帝又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即所谓：“朕既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③他盛赞御史曹锡宝，在和珅声势熏灼之际，敢于直言纠劾，特加恩追赠曹锡宝副都御史衔，“以旌直言”④。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内阁学士尹壮图奏言，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各督抚借词弥补，层层朘削，民生坐困，乾隆帝派员会同尹壮图密往各省盘查。由于各省闻风已事先做好了手脚，结果查无实据，尹壮图以陈奏不实，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嘉庆帝认为如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应该加以录用，立即命令尹壮图“即行来京候旨擢用”①。由于嘉庆帝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的决心，所以在嘉庆帝亲政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②的局面。一时间，不少言官纷纷指陈时弊。嘉庆帝对言官的指陈，其关系国是，切中事宜者，多所采纳，对遭到弹劾的官员，其查证确实者，有所惩治。嘉庆帝对据实上陈，直言无隐的科道官员给予鼓励和擢用。嘉庆四年（1799）九月，河南偃师县民人杨道纯转呈策表，提出除积弊、苏民困以固国本；仓库漕粮，实国之本而弊最大，请降旨严行饬禁等建议。嘉庆帝十分赞赏，他说：“杨道纯以民人而条陈事件..所言皆系地方应办之事。..所陈各项，今次第举行。”③他下令，将杨道纯“以从九品未入流，交与直隶总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补”④。

其次，戒除欺隐粉饰之风。当时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博取皇帝的青睐，往往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嘉庆帝力图扭转这种官场作风。他亲政之日，接到浙江巡抚玉德奏报：“甘雨普霑，粮价平减”⑤。他抓住这个奏报，借题发挥说：“此等奏报，不可粉饰，朕总要真知小民疾苦以为教养，汝等大臣，敬志毋忘。”⑥不久，四川布政使林奏称：川省“得雪，民情安贴。”嘉庆帝深知，“川省连年兵火，民不堪命，哀者赤子待哺嗷嗷”，哪得“民情安贴”？据此他再次告诫各督抚，“朕所望者，惟在汝等此数字切实奏报耳，若仍不以实告，惟务粉饰取悦，则闾阎疾苦从何而知？嗣后不许说假话，以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5。

②《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③《清仁宗实录》卷46。

④《清仁宗实录》卷38。

①《清仁宗实录》卷38。

②《清史稿》卷356。

③《清仁宗实录》卷53。

④《清仁宗实录》卷53。

⑤《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⑥《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实告，慎志勿忘。”①嘉庆帝对一些地方官员讳灾不报的行为尤其深恶痛绝。嘉庆五年一月，云南威远一带水灾严重，井灶、民房、衙署、盐仓皆被冲塌，淹毙男妇三十二名，被灾民灶三千四百余丁口，冲倒房屋一千四百余间。云南巡抚江兰隐匿不报，经嘉庆帝多次查询，并派人查证确实后，仍不据实陈奏，反称被灾地区收成十分丰稔。嘉庆帝认为江兰有意讳灾，纯属“玩视民瘼”，立即将其革职，令其即行回籍。嘉庆帝为此颁发谕旨，严诫督抚讳灾，指出：地方水旱灾害发生后，惟在该督抚及早驰奏，“蠲赈兼施，用苏民困”，如该督抚等匿不上闻，“则小民饥困无依，或致别滋事端”②。他严厉要求各督抚在欠收、旱潦成灾时，必须“飞章入告，纤悉无隐”，“若有讳饰，必当严办示惩，江兰即前车之鉴也”③。此后，他言出法随，对讳灾不报的地方官员不断给予惩治。

再次，罢贡献，黜奢崇俭。乾隆帝晚年，迷恋声色，官场奢侈腐化之风与日俱增。嘉庆帝亲政后，诏罢贡献，崇俭黜奢，以期改变社会风气。

清朝俗例，凡督抚大臣进京觐见，必呈献贡物，藉此邀宠，京中大吏亦循此例。于是，海内奇珍，充陈内府，阉寺权奸从中渔利。群官竞相奉献，百姓赋税屡加，实为清廷一大弊政。乾隆朝曾两次明令禁止。然而，由于乾隆帝的逸侈，和珅的揽权受贿等诸多原因，煌煌圣训，形同具文。嘉庆帝亲政后，即宣谕严禁贡物：外省备办的各种贡物，“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况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视之直如粪土也。”①同时还下令免除年节呈进如意之例，他认为：“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转不如意也”②。他警告诸臣，经此次严谕之后，“有将所禁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③。他得知由新疆叶尔羌采解的大块玉石，运送进京十分艰难，立即下令将“所解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不必前解”④。嘉庆七年（1802）和阗采得大玉两块。兴肇等奏请将采玉回户伯克二人赏戴翎顶。嘉庆帝传旨严厉申饬兴肇等人，再次申明：“区区数十斤之玉块，又何足为贵乎？朕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实所鄙弃。”⑤他令将大玉或趁例贡附带运京，沿途运送稍有不便，即掷于该处，不必呈进。嘉庆帝当政期间，始终恪守“以粟米布帛为重，不贵珍奇”的信条。为了遏止奢侈之风，他遵循老师朱珪“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⑥的教诲，“躬行俭德为天下先”，企图为各级官员作个榜样。嘉庆四年，林宁奏请捐廉修理盛京夏园行宫，以备嘉庆帝巡幸行围驻跸。他不同意这样做，下令将夏园行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②《清仁宗实录》卷59。

③《清仁宗实录》卷59。

①《清仁宗实录》卷37。

②《清仁宗实录》卷37。

③《清仁宗实录》卷37。

④《清仁宗实录》卷38。

⑤《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5。

⑥《清史稿》卷340《朱珪传》。

宫立即拆卸，以拆卸的木料作修建盛京宫殿之用⑦。十四年，他在为巡幸五台山颁发的谕旨中规定，不准在途中及山上山下设置诸如戏台、杂伎、假山、假亭一切点缀，庙前不准设戏台演戏。他对于过去每当皇帝巡幸时，地方官员于沿途空缺处所用席片搭盖假山涂饰遮蔽，于沿途民间村庄庐舍颓垣陋室曲加粉饰的作法十分厌恶。他以为，当皇帝巡幸路经民间村庄庐舍时，应看到原来的面貌，“完整者可以觇丰盈气象，其颓垣陋室亦可藉以知民生疾苦，正合省方观民之义”①。十六年，嘉庆已年满五十，御史景德奏请按例在他的万寿节时，城内演戏设剧十日。嘉庆帝十分不满，降谕训斥，并将景德照溺职例革职，发往盛京派当苦差。同时，嘉庆帝严令各地不许在他寿辰之日广陈戏乐，亦不准办理庆典。各地派京庆寿的督抚及将军、提督，一概不准进献珠玉陈设。嘉庆十七年，山东巡抚同兴奏请兴修行宫。他再次反对，说：“各处行宫均不过一宿而已，所有游廊、山石、山洞、厂亭、水池等项俱停办理。”“若能一处节省三、四万两，十处即三、四十万矣。”②嘉庆帝当政二十余年，始终节俭如一。他力图以自己的行动，使海宇渐还昌朴，用心可谓良苦。无奈，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动文武百官，奢侈之风历嘉庆朝而有增无已。他在给皇子旻宁的密谕中，痛陈自己无力除却奢侈之风的不能以言之的苦衷。他告诫子孙：“必当力除此弊..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③又次，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风。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还表现为各级官员的怠惰偷安、萎靡不振，尸禄保位。当时，“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惕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狥庇之实”①。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②。各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③。嘉庆帝视各级官员的怠惰疲玩、萎靡不振为国家之隐忧。他当政期间，身体力行，“一日万机，罔敢暇逸”④。“勤求治理，惟日孜孜”⑤。对于政务，即便是耽搁一、两日也不允许。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二十一日，初得皇长孙，内阁因此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均未进呈刑名本章，嘉庆帝立即传旨申饬，指出，一日万机，不容稍怠，政务殷繁，不容稍有旷误，“似此积压频仍，势必渐形丛脞”⑥。嘉庆十一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具奏，揭出司书王丽南等私雕假印、舞弊营私的情况。嘉庆帝闻悉，令协办大学士费淳、尚书长麟驰驿往查。九月，费淳等调查结束，查明自嘉庆元年起至十一年，地丁、耗⑦《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国用一》。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国用一》。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国用一》。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国用一》。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4《松相公好理学》。

②《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6。

③《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4。

④《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⑤《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⑥《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羡、杂款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弊，计有二十四个州县共侵盗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查清直隶官员司书串通舞弊案，使嘉庆帝十分震惊。自清朝开国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身任州县，与胥吏勾连一气，侵盗如此巨大银两的事！其作案手段的恶劣，州县官吏的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实在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嘉庆帝怒不可遏，迅速将书吏王丽南，州县官陈锡钰等二十余人抵法，查抄其家产。他对直隶历任庸碌无能、凟职失察之督抚，十分痛恨，严词责问直隶历任督抚，对于这样一个历时长久，明目张胆的勾连舞弊事件，竟“懵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①他决心对此案从严加重办理。最后各以其任内虚收数目的多寡，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梁肯堂、陈大文等分别治罪。

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第三节　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嘉庆帝当政期间，一方面对内政作了有限的整饬，同时又加紧对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进行镇压。

乾隆中叶以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也不断激发。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已经退位仍手握重权的太上皇乾隆帝，立即调兵遣将，围追堵截，然而，劳师数年，糜饷数千万，结果是“良民不得已从贼，日以浸多，奔驱三载，不能自拔者数逾十万”②。起义由湖北发展到河南、陕西、四川三省地区。嘉庆帝亲政后，毫不迟疑地把镇压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作为最紧迫的政务，摆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

嘉庆四年正月初四，即他亲政第二天，便命军机大臣传谕四川、湖北、陕西督抚、带兵大臣将领等，指斥他们“奏报粉饰，掩败为功”。严令他们“戮力同心，刻期灭贼”，警告他们：“有仍欺玩者，朕惟以军法从事”①。此后，嘉庆帝实行一系列新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首先是清除军中积弊。嘉庆帝认为，川、楚、陕农民起义，历经三载，尚未荡平，完全是因为和珅当政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②。和珅伏诛后，他多次警告营中带兵各大员，过去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现在和珅已被惩办，失所依恃，向来掩饰虚捏之技已穷，就应该“勉力蒇功，若再不力加悛改，奋发有为，督率将领等设法兜截，速擒各首逆，则军律具在”③。他大力整顿督抚将领冒功侵饷问题。自嘉庆元年至四年，已耗费军饷七千余万两，然而，“兵丁衣服褴褛，几同乞丐”④。成千上万的军饷，或被诸将领克扣侵吞，故“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⑤，或被馈送转赠，或被浮冒开销，以弥补过去亏损，军营竟成为统兵将领及地方官员发财致富的渊薮。于是，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那些自军中而归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⑥。嘉庆帝认为，这种军营积弊，使得将吏“日以玩兵养寇为事”⑦，军营大员“藉剿贼为名，稽延时日，不愿蒇事”⑧，决心大加整饬。嘉庆四年十一月，以襄阳道胡齐崙经手湖北襄阳局军需，私扣银至二万九千余两，任情馈送，嘉庆帝将其处死籍没。对于“公然提用军需正项，信任胡齐崙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广总督毕沅，革其子世袭职，对受贿的明亮、永保、庆成、鄂辉等领兵大员皆籍没其家。在处理湖北冒功侵饷案件时，他又派员严核四川军需虚实，“务使②《清仁宗实录》卷39。

①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②《清仁宗实录》卷38。

③《清仁宗实录》卷37。

④《清仁宗实录》卷52。

⑤《清仁宗实录》卷39。

⑥《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⑦《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⑧《清仁宗实录》卷53。

领兵各员无利可图，方能专心剿贼，以冀速蒇大功”①。他制定了“令各路粮台按旬开报，按月汇奏”的办法，使军饷支用的混乱情况有所纠正。

针对各路军营无所统属，将领各怀自私自利之心，争功诿过之事不断发生的情况，他授原总统四川军务的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规定所有各路带兵大臣及陕西、湖北、河南督抚等悉受节制，“以一事权”②。为了赋予勒保更大的权威，嘉庆帝给予勒保“一面拿究，一面具奏”③不遵军令贻误重大军情者的特权，同时，又授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别领官军，各当一路”④。

勒保制定了先筹川陕的用兵计划，坐镇四川，督率多路清兵，对起义军围追堵截。然而时过半载，据副都统福宁奏称：“贼以胁从而日增..据川东北各府厅州县禀报，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⑤这说明，起义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声势反而越来越大。嘉庆帝迁怒于勒保，于同年七月，以“经略半载，莫展一筹”等罪名，将勒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以将军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动迟延，将其免职。以都统额勒登保代之。

额勒登保系清军中一员悍将，在清廷镇压苗民及川、楚、陕农民起义中，“战绩为诸军最”①。他注重军纪，其军行经之地，民间竟能“无不安堵欢迎”②。特别是他自律甚严，胡齐崙一案，督抚将帅皆受其赠，独额勒登保未受其馈，故被嘉庆帝选择为经略大臣。

清廷耗帑数千万，经历数载而不能消灭起义军，究其原因，撇开起义军本身的原因不谈，这与清军各路将领及地方大员推诿塞责、畏缩避战有很大关系。他们或者虚张声势，将义军逐出管辖地段，而后粉饰奏报以塞责，或者以绕截为名，远远避开农民军的锋芒，而是以逐日向朝廷奏报起义军的行踪为事。当时流传的“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说法③，正是清军将领和地方大员畏缩避战的真实写照。河南巡抚景安尤其突出。他领兵驻扎南阳一带，任务是堵截湖北起义军进入河南，然而，他惟知远避尾随，从未和起义军正面交战，人皆呼之为“迎送伯”。嘉庆帝在确定了统兵大员之后，立即着手去贪惩懦，对围剿不力的将吏加以惩处，以永保“纵贼”湖北，景安“纵贼”河南，宜绵、秦承恩“纵贼”陕西，英善、勒保“纵贼”四川，惠龄“纵贼”渡汉江的罪名，将景安、永保逮交刑部，拟重辟，秦承恩、宜绵遣戍伊犁，英善驻防西藏，惠龄降级调用。他又针对各地官员“皆自顾疆域，以逐出为邀功，从不肯实力痛剿”④的行为，借严惩之机，进一步明确了各省将吏防守围剿之责，“责成各督抚将帅，各歼贼本境。倘有逸出邻境者，即治以“纵贼之罪，其邻省边备不严者，即治以疏防之罪。”①《清仁宗实录》卷53。

②《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③《清仁宗实录》卷38。

④《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⑤《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①《清史稿》列传344《额勒登保传》。

②同上。

③《清仁宗实录》卷37。

④《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①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历久不能奏效的事实，使嘉庆帝认识到“诛之不可胜诛”的道理。他决定改变乾隆帝所实行的单纯军事围剿政策，采取“除著名各首逆自当悉数歼擒、断难宽宥外，其余逼迫附和之众，若有临阵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②的新政策。嘉庆四年正月，他诏谕天下，宣称：“各路贼队中之良民，如有能缚献贼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尚可..格外邀恩。否则或潜行散去，或临阵投降，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③此后，他采取各种措施，把剿抚兼施政策付诸实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优擢良吏，惩办贪官酷吏。他亲政后，立即抓住被清军诱捕解京的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供词中“官逼民反”一句话大做文章。起初，他将义军之起，归诸于和珅的贪婪，在诛灭和珅后的上谕中说：“我国家百数十年来，厚泽深仁..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赎，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④不久，达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贪劣，属下民怨沸腾，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查缉时，株连无辜数千人，惨刑勒索，均被逮京治罪。与此同时，一些为官清廉、政声卓著的官员，则被优擢任用。四川广元县知县刘清、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均被越格保荐。事实证明，嘉庆帝之“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的决策，使那些久负清名的官员，在招降抚绥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广元县知县刘清，被当地百姓呼为“刘清天”，早在嘉庆三年就曾为清廷诱捕了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仅刘清一人，在军七载，即先后“招抚”起义者三万余人。对受抚民人的安置，是剿抚兼施政策成败的关键。嘉庆帝深知，经过历年战火，许多地方室庐焚荡，田亩抛荒，受抚之民“欲返则无所归，即归亦无所食，其势不得不托贼巢为栖身之所，藉盗粮为糊口之资。”①这样，势必使招抚成为空谈。为了使“此番安集，即成永远规模”②，他命刘清等悉心妥议，对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勒保曾于四川采取了抚恤难民，给资安插的做法，嘉庆帝对此深表赞许，认为这样做，“使民生既获安全，贼党又可解散，为一劳永逸之计”③。继而，他又以难民就抚之后，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即官给银两，只能赡给一时，并不能久安生计，在资粮用尽后，无以自存，“势必故智复萌，仍为草窃之事”④为忧，提出抚绥三策：“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①《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②《清仁宗实录》卷38。

③同上。

④同上。

①《清仁宗实录》卷39。

②《清仁宗实录》卷41。

③《清仁宗实录》卷58。

④《清仁宗实录》卷53。

于南山老林垦荒，暂免升科。”⑤四年十月，嘉庆帝得知陕西终南山地区起义军已被镇压，提出将绵延八百余里的终南山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拨给流民自行垦种，并要求根据山内地方形势广狭，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安设营汛，移驻兵弁，加以管束弹压。他以为，这样即可使流民成为土著，各安本业，“有恒产必有恒心”，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招徕安抚的问题了。然而，嘉庆帝对起义军的招抚诏谕，并没有发生“闻风踊跃，争先来归”的预期效果。当时的情况是，“虽有招抚之空谈，总未能收解散之实效”①。恼羞成怒的嘉庆帝严命各地将吏“必能剿而后可以言抚”②，如若起义人员拒降，则“惟有痛加剿杀，刬尽根株”③。

在嘉庆帝为平定白莲教起义实行的各项政策中，其中最为毒辣的要数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所谓“坚壁清野”，即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④。这种政策的实行，始于川、楚、陕农民起义初起时。当时一些地方将吏，针对起义军流动作战，随时随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清军疲于奔命，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军的情况，于湖北襄阳孝感的一些村市和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修筑堡寨，取得成效。嘉庆二年将军明亮上书朝廷，请令于农民起义军最活跃的州县修筑堡寨，实行坚壁清野之策，但没有得乾隆帝的批准。嘉庆帝亲政后，历经数月，经多方调整调度，仍不能置起义军于死地，遂广为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四年六月，他根据湖北孝感随州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经验，肯定这是镇压农民起义的“良策”，命经略勒保等，于川、陕、河南等省各处，仿照办理。同年七月，额勒登保继任经略后，首先于川东、川北各地“扼险筑寨，大者数千人，亦数百家，团练守御。”凡起义军“所至俱有堡寨，星罗棋布”①。额勒登保又令陕、楚“晓谕修筑”。额勒登保大力推行堡寨团练，受到嘉庆帝嘉奖，令各地从速推行。继而那彦成、松筠、台布、长麟推行于陕甘，而后书麟、吴熊光行之于湖北。“先后三四载，堡寨告成”②。嘉庆五年，由于川东、川北堡寨团练的推行，起义军的活动遇到了极大困难，他们被迫离开川省，转战陕甘。嘉庆帝指斥陕甘督抚推行堡寨团勇不力，明确规定：“自后以剿捕责成领兵将帅，而团练守御则责成督抚”③，严令“陕甘、湖广督抚严饬所属：山地则扼险结寨，平地则掘壕筑堡。其团练防守有效者保奏，违者罪之”④。面对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他深感八旗、绿营及所募散勇之不得力，亦感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在极力推广“扼险筑寨”、“掘壕筑堡”时，提倡团练乡勇，企图节省养疲兵、募散勇之资，收事半功倍之效，命令各省督抚⑤《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①《清仁宗实录》卷41。

②《清仁宗实录》卷58。

③同上。

④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9，龚景翰《坚壁清野议》。

①《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②《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③《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④《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聚集壮健，结队保守，贼至则合力迎御，贼去则仍安生业。”⑤为了提高乡勇的战斗力，后来他又要求各地对乡勇“勤加操练”，“团而不散”⑥。为了刺激乡勇头目更积极地为清皇朝效力，他力改军营中“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及战胜，则后队弁兵又攘以为功，而冲锋陷阵之乡勇反不得与”的情况，令各地将吏“嗣后乡勇有功，一例保奏，阵亡一例议恤”⑦。“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给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带来严重影响，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赖以纵横驰骋、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的基础。因为它割断了起义军与广大贫苦农民的密切联系，使起义军在人员的补充、粮秣的供给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困难。而各地乡勇、团勇或为清军查询道路，递送情报，成为清军耳目；或“百十成群，乘夜劫营”，成为清军的别动队①。起义军处处遭受打击，日夜不得安宁。自坚壁清野政策实行后，白莲教大起义高涨的形势急转直下，“五年以前，贼势之炽者，以其到处裹人，胁从日众，抢掠民食，因粮于我也。自堡寨之议行，民尽依险结寨，平原之地，亦挖壕筑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②。由此足见坚壁清野对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巨大影响。

嘉庆帝亲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嘉庆五年下半年，许多著名的起义军领袖相继被捕或战死，义军不得不向川、楚、陕三省交界处的南山、巴山老林处转移，依托巴山老林坚持斗争。嘉庆六年二月，列名悬赏起义军领袖徐天德、王廷诏、高二（即高天升）、马五（即马学礼）、高三（即高天德）等。此时，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又率军对起义军实行分路围剿，起义军面临的局势更加险恶。不久，王廷诏被俘，接着徐天德、马学礼、高天德等人或战死，或被俘。至嘉庆六年六月，起义军活动的地区仅局限于川、楚、陕三省交界的老林寨堡狭小的地区，人数剧减至二万四千余人。但是，起义军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出没于丛山老林，游击于清军力量薄弱地带，“陕剿急则入川楚，楚剿急则入川陕”③。他们前赴后继，“即歼毙首逆，而去一人，复立一人”①。为了迅速歼灭起义军，嘉庆六年六月，经略、参赞于陕西平利举行会议，决定由德勒泰由西南逼攻，额勒登保由东北邀击，会剿于三省交界处。德勒泰在围剿中，分选兵勇，冒起义军服色、旗号，使用受招抚的起义军为向导，“或佯与合队，或趁夜袭营”②。起义军被内外夹攻，损失更为惨重。至嘉庆六年十月，起义军仅余一万多人。急于求胜的嘉庆帝限令于六年冬将起义军悉数歼灭。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嘉庆七年正月，活动于川北的起义军领袖苟文明联合其他零散队伍，积聚二千余人，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阳河进入川东。自认已稳操胜券的嘉庆帝因劳师糜饷、旷日持久不能成功而大动肝火，愤而将额勒登保夺爵革翎，⑤《清仁宗实录》卷64。

⑥《清仁宗实录》卷63。

⑦《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①嘉庆帝镇压白莲教起义利用的地方武装中，有团勇与乡勇之别。

②严如煜：《川省边防备览》卷12《策略》。

③《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①《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②《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七年五月，又将额勒登保革职留任，令其“遍访将士，献擒渠之计。并悬重赏赐募。..限六月内灭贼”③。在清军全力压迫下，至七年十一月，起义军的著名领袖大部分已战死和被俘，零星起义军千余人只能分散活动于丛林中。嘉庆七年十二月，经略、参赞会同川督、陕督、湖督，以大功勘定，用黄布朱里折六百里驰奏，嘉庆帝立即“祭告裕陵，宣示中外”，论功行赏，大封领兵将帅、地方大吏。他虽以大功底定宣示中外，并没有立即撤兵罢战。他深明“一贼不尽，皆可滋蔓”的历史教训，指示经略、参赞“毋遽来京”，诸帅亦屯兵险要，穷追残存的起义军。至嘉庆八年七月，额勒登保等奏报三省肃清，大批清军开始撤离。不久，起义军余部趁清军纷纷撤离之机，突出老林，四出活动，而大批被裁撤乡勇与起义军的联合，使已濒临失败的白莲教大起义大有重振雄威的势头。这时，起义军人数虽不多，然而，他们皆历经百战之余，有丰富的经验，且“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①，而清军“分军遏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②。地方大员一时束手无策。九年，嘉庆帝只好再次派遣还朝不久的额勒登保以钦差大臣赴陕，会同德勒泰再次围剿起义军。直至九年九月，各路皆报肃清。但是，即使在此后，起义军余部的活动仍在进行。嘉庆十年五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领导者王世贵牺牲，标志着起义的最后失败。历时九年，遍及五省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嘉庆帝为了镇压起义，先后调集了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军时，被击毙的一、二品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军官四百多人。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因而受到极大削弱。从此，这个皇朝走向衰落的趋势益发不可遏止。

嘉庆帝竭尽全力刚刚把白莲教大起义镇压下去，东南海疆警报迭起。福建同安人蔡牵领导的起义军，自嘉庆五年（1800）即发难于闽浙沿海，力量日益壮大。嘉庆九年起义军连■八十余艘，进入福建沿海。冬，蔡牵聚集战船百余艘率众二万有余进攻台湾，自号镇海王。这时，白莲教起义已被镇压，嘉庆帝立即增强了对蔡牵起义军的镇压，至嘉庆十五年二月，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人民起义最后失败。

东南海疆的警报刚刚解除，嘉庆十八年（1813），对清朝造成更大政治威胁的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又爆发了。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七日，三千名起义军攻破河南滑县县城，杀死知县强克捷，于狱中救出李文成，并推他为起义领袖。直隶之长垣、东明，山东之曹州、定陶、金乡等地农民纷起响应，杀官围城，势如烈火。与此同时，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九月十五日，由林清组织的京畿附近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军二百多人，由宣武门潜入内城，其中八十多名起义军突入禁门，至大内。当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围。变起，宫内一片惊慌。留京王大臣率禁兵至，突入大内的起义军势孤力单陷于失败。嘉庆帝得到消息，惊恐万分。十七日下诏罪己，谴责诸臣“因循怠玩”，“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①。谕令新任步军统领英和于京城及近畿大肆搜捕，“其三品以下官员以及军民铺户人等俱著逐户挨查，除妇女不③《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①《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②《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1。

查外，丁男按名点验”②。同日，林清于北京郊区的黄村被捕。十九日嘉庆帝还宫，在瀛台亲讯林清及内应太监，“皆磔之，传首畿内”③。在大力捕杀近畿农民起义军的同时，他重新大规模调兵遣将，布置对直、鲁、豫农民起义的围剿。十九年正月，在清军围剿中，天理教农民起义失败。

嘉庆一朝，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嘉庆帝虽然把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在农民起义的不断的沉重打击下，嘉庆帝统治的皇朝变得虚弱、精疲力尽。

②《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1。

③《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变记》。

第四节　抑制英国入侵，严禁鸦片输入

嘉庆帝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除了着力于内政的整饬和全力扑灭农民起义而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侵，他也不得不处理棘手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嘉庆十年（1805），英国“护货兵船四只来广”，并带来英王书信，信中表示要以兵力“帮同缉捕”起义军。嘉庆帝对英国此举表现了高度的警惕，谕令粤督倭什布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①他又命即将到任的粤督那彦成，“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以慑外夷而靖海疆”②。至于英王文书中表示的以“兵力帮同缉捕”起义军的意向，他明智地加以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官兵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③嘉庆十三年九月，英国又借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四只湾泊香山县属鸡颈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于澳门登陆，占据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舰见广州毫无准备，竟将兵船驶进澳门，停泊黄埔，又驾坐三板船至省城外，总兵黄飞鹏开炮轰毙英兵一名，伤三名，英军被迫陆续撤退。嘉庆帝接到奏报十分重视。为此，他严正声明，葡人与法人互相争杀，是它们之间的事，“中国并不过问”。但是，“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④他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入侵的目的说：帮护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统统不过是借口，究其真实动机不过是“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住”⑤。他严正警告英国侵略者：“即速撤兵开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而即当封禁进澳水路”，“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①。同时，他又以五百里的特急谕令，命粤督吴熊光：“边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豫备，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此事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②而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唯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他申斥吴熊光、孙玉庭“懦弱不知大体”。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边防重地“任令外夷带兵阑入，占据炮台，视为无关紧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③嘉庆帝将严重失职的吴熊光革职，并于十四年三月将其遣戍伊犁，孙玉庭革职罢归。英国侵略者面对戒备森严的广东海防，只好“开帆远去”。十四年，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指示粤督百龄：英吉利“素性强横诡诈”，“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④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②《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③《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④《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⑤《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②《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吴熊光传》。

③《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④《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9。

以上情况表明，嘉庆帝对来自西方的侵略者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实行了坚定明确的抵御政策。

其后，英国护货兵船仍不遵定制，不仅不停泊外洋，有时甚至将兵船驶至虎门。十九年二月，嘉庆帝令粤督蒋攸铦：“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准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境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⑤同年，他批准了蒋廷铦提出的防闲策，对中外贸易交往作了以下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馆。在加强广东方面防备的同时，对居住京师的外国人也加强了管理。当时，在京师充当钦天监监正、监副，以及在内阁充当翻译的外国人计十一人。十六年，嘉庆帝饬令其中四人回国，对仍居留京师的七人，采取措施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这些防范措施，是在英国兵船屡犯广东之后采取的，因而具有正当的防卫性质。

对于从乾隆朝以来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是主张严加禁止的。他对鸦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嘉庆十五年（1810），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在谕令中指出：“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①他根据当时“嗜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以禁止。嘉庆十五年三月，为严断鸦片流入京城，除令崇文门税务机构于所属口岸稽察外，他又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②。为社弊清源，他命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③。嘉庆十六年，钱楷在上书中提出：“外洋鸦片烟入中国，奸商巧为夹带”，“请饬闽粤各关监督并近海督抚，严督关员盘检，按律加等究办。内地货卖一经发觉，穷究买自何人，来从何处，不得含糊搪塞，将失察偷漏监督、委员及地方官一体参处，务使来源尽绝，流弊自除”④。嘉庆帝采纳了钱楷的建议，谕令沿海督抚认真察办。十八年七月，他“申禁私贩鸦片烟，定官民服食者罪”①。二十年，粤督蒋攸铦等“请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并明立赏罚”②，嘉庆帝立即准其实行。他在批复中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③此外，嘉庆对外商偷运白银出洋问题亦高度重视。十九年，苏勒额奏称：洋商每年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中国，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严加禁止白银出洋。嘉庆帝认识到，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命令粤督立即查明每年洋商偷运白银出洋的实数，订立章程，严密禁止。嘉庆帝对鸦片的严厉禁⑤《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2。

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0。

②《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0。

③《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0。

④《清史稿》卷359，《钱楷》。

①《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1。

②《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3。

③《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3。

止，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对道光朝的禁烟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在西部边陲不断传来的张格尔叛乱的报警声中，黯然病逝于避暑山庄，享年六十一岁。葬昌陵，庙号仁宗。

第四十二章 道光帝旻宁

道光帝，名旻宁，为嘉庆帝颙琰第二子。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幼时“从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朝夕讲论”①，同时习学骑射。史载旻宁十岁时，随乾隆帝行围威逊格尔，竟能引弓获鹿。乾隆帝十分高兴，赐与黄马褂和花翎，并咏诗记其事。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尊建储家法，亲书上名”，缄藏于匣②，旻宁成为内定的皇嗣。后来在嘉庆十八年，爆发了由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在宫内一些太监的内应下，近百名义军分两路攻入紫禁城，“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当时，嘉庆帝“秋狝木兰”，不在京师。旻宁“御枪毙二‘贼’，余‘贼’溃散，乱始平”③。嘉庆帝称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旻宁谢恩奏言：“事在仓猝，又无御敌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④这一年，旻宁被封为智亲王。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病逝于避暑山庄，旻宁即帝位，以翌年为道光元年。

道光帝在位凡三十年，为挽救清皇朝的衰败，他很想作为一番，重整朝纲，使清朝振作起来。

①《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②《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③《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④《清史稿》卷17《宣宗一》。

第一节 改革漕运、盐政，开禁采矿

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中积弊丛集，其中尤以漕运和盐政问题最为严重。漕运为“天庚正供所关”，盐政则关系到国家重要的财政税收。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和重视。

有清一代，漕政“病官病民”，弊端丛生。在漕粮的征收、交兑、运输、入仓的过程中，且不说办漕官员如何贪污中饱、属下吏员巧取横索，就说南粮北运，专恃运河，而运河河道已变得淤浅，一遇大水还成大害，南北运输不能畅通无阻。道光四年（1824），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泄过多，高宝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节节浅阻，船只不能畅行，漕运再度紧张。有人奏请引黄入运，添筑闸坝，终因黄河水夹带大量泥沙淤积于河床，漕船仍不能通行。道光帝决计革除漕政积弊，有效地解决漕运问题。自元至明，海运之法，行之有效。清代嘉庆时，也曾试行。后来由于部分廷臣及主持漕运的胥吏以风涛、“海贼”等理由加以反对而一直不能实行。道光帝在廷臣“有谓可以试行者，亦有谓断不可行者，迄无定见”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江苏苏、松、常、镇，浙江杭、嘉、湖等府属，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岁中乘风开放，每每往来数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两江总督魏元烺、漕运总督严检、江苏巡抚张师诚、浙江巡抚黄鸣杰等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谘博采，通盘经划，悉心计议，勿存成见”，将海运之事“一一熟筹”①。但是，这些官员不愿承担海运风险，均以为海运窒碍难行，仍主张采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的办法。这种办法实行的结果，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还虚耗了大量资金。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给阻挠海运、又拿不出漕运办法的大学士孙玉庭及江浙有关地方官员以革职、降级、调用等处分，改派琦善为两江总督，并任命勇于改革、政绩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命他们切实筹措海运事宜。陶澍亲赴上海勘察海运的可行性，然后上奏，主张海运漕粮。道光帝同意试行，并于上海设立海运总局，由江苏派遣官员管理，在天津设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员验收。海运计划确定以后，陶澍再次亲赴上海督办。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运船只，装载漕米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石扬帆出海了。海船自吴淞口出十滧，东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芝罘岛，稍北抵天津，总计水程四千余里①。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验米，米色滢洁，且时间缩短，运费低廉。此后，继续由海路运送漕粮。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运完。道光帝实行海运漕粮，当时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由于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他并没有能坚持实行下去。

清代盐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盐循用纲法，招商认窝（产盐地），领引办课，引从部发，遂使盐业之利尽归盐商。各盐商层层盘剥，兼之各省官绅皆视盐务为利薮，或藉口办公巧为侵蚀，私取规费。积习成弊，积弊成例，致使私盐充斥，官引滞销，国与民交受其困。道光时，盐业困顿凋蔽，愈益严重，而当时两淮之盐，销区最广，商疲课绌，积弊亦最深。道光十年，两江总督陶澍以淮盐疲蔽已极，屡陈积弊情形，并请删减浮费，停缓摊补。不久，道光帝批准实施了革新盐政的措施，将两淮盐政裁撤，其盐务改归两江①《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77。

①《清代七百名人传》（上）《陶澍》。

总督管理，以一事权。道光十三年，推广实行票盐制。

所谓票盐制，即于场区适中地点，设局收税。无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缴纳税课，即可领票运盐，在限定的地域范围及规定的期限内自行贩卖。票盐制革除了专商专岸之弊，改变了过去盐商垄断盐利的局面，国家则可收化私为官之益。由于票盐制手续简单，官吏无由侵扰，成本减轻，商人因而争相经营。票盐法于道光十二年首先在淮北地区三十一个州县实行，效果十分显著，不到四个月，清运三十余万引（一引为四百斤）场盐运销一空。票盐制广为推行后，私盐不禁自绝，官盐畅销无阻，盐课成为国家财政一大收入。由于票盐法行之有效，时论皆以改引行票为救弊良策。

票盐法行之有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但同样受到和过去行盐之法利害相关的各种势力的反对，道光帝因推行票盐法阻力重重，也不得不使盐政的改革半途而废。

清代前期，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曾采取了开放矿禁的作法，使中国的矿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但自乾隆中叶以后，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不断下达一道道“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的命令。嘉庆帝时仍延续这一政策，强行封禁了一批开采的矿山，对要求允准开矿的官员和承办开矿的商人严加申斥，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及事关鼓铸大局的铜、铅等矿的开采，则由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这种政策，使国家大利坐弃，民生日困。道光帝即位之初，仍企图实行这种政策。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辅重地，有碍地脉风水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对开矿有了些新认识，在一道上谕中明确地指出：“自古足国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国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万民之用。”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谕中称：“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①“足国之道，首在足民”，“藏富于民”，这种观点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国之道上的一种真知灼见。道光帝同时以实际措施鼓励开矿。他对藉口办矿“累民扰民”，“人众易聚难散”而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能“因噎废食”。他严饬地方官员不得“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游移不办”②。他又根据过去官办矿政，“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由此看来，道光帝对开矿一事，提倡颇力，措施亦得当，这对当时矿政建设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称方便。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43。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43。

第二节　矫正奢靡风尚

从乾隆时始，上自乾隆帝，下至官僚地主和满族贵族，奢靡成风，愈演愈烈，对人民的巧取豪夺有增无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挽救清朝统治危机，道光帝在即位之后，力图遏止奢靡之风，使整个社会能黜华崇实。他一即位，便颁发声色货利论，力图说明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③的严重危害，表示要谨遵嘉庆帝不迩声色之谕，力崇节俭，返朴还淳，告诫觉罗子孙身体力行，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竭力倡导在皇族、满族贵族中恢复满洲淳朴旧俗。道光二年（1822），他规定在皇子皇孙指婚其福晋后，“父家置备装奁，不得以奢华相尚，一概务从俭约，复我满洲旧俗。将来进呈装奁清单，如有靡丽浮费之物，经朕看出，不惟将原物发还，并加以议处”①。道光十四年九月，他在观看八旗前锋护军各营章京步射时，发现各章京一体穿用蓝色袍服。他对这种“竞尚虚文”的做法极为不满，令管理八旗各营大臣晓喻所属官兵，“嗣后遇有射布耙及引见人员，惟期骑射娴熟，弓箭齐整，所穿袍服，细布俱可，不必再拘颜色..操练衣服毋尚奢华”②。他又命八旗兵丁习射时俱穿用布衣布靴，不准穿用缎，六品以下旗员平时只准穿用布衣布靴，亦不准穿用缎。如有违反者，除将旗员本身斥革外，必将该管大臣严加惩处。

当时，社会奢靡之风无过于河工者。清朝漕运依赖运河，历朝十分重视河政。国家每年靡帑数百万，真正用于工程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仅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之所不及者，如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口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肉，必得杀三、四峰骆驼。参加河督宴会的人，很少有能终席者，因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除了河吏的挥霍而外，过往官员、举贡生员等等皆欲染指分肥。新翰林携朝臣一纸书信谒总督，万金可咄嗟至；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书信谒库道，千金可立至。道光帝对此早有所闻，于道光二十四年下达上谕，严行禁止过往官员及举贡生监幕友人等分肥饱己私囊的卑污行迹。他说：“河工银两，丝毫皆关国帑，河员承领钱粮，均有购料修防之责。傥过往官员、举贡生员、幕友等视为利途，纷纷前往，该员等焉有自己出赀之理？无非滥请支领，克减工程以为应酬之费，于河务甚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①他命令南河总督潘锡恩对上述不法行为“一律严禁，嗣后查有持信往谒意在干求者..即将其人暂行扣留，指明参奏。其有向道厅求助，业经帮助银两者，即一并参办。”又令两江总督明查暗访，“倘此后仍有前项情弊，该河督未即举发，即行单衔奏参，庶几惩一儆百，力挽颓风”②。一纸上谕能不能力挽颓风做到弊绝风清，自当别论，但道光帝力挽奢靡之风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随着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要彻底解决封建官吏、满洲贵族、地主阶级中奢靡风气是不可能的。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

①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2。

②《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8。

①《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1。

②《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1。

第三节　整顿吏治

吏治的腐败是封建制度腐朽的必然产物。清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更甚于前代，这是清朝走向没落的突出表现。究其原因，其中与清代公开推行的捐纳制度有关。公开卖官鬻爵，使得仕途更加混乱，贿赂公行，官吏贪鄙成风，产生了大批腐败、昏瞆的官吏和骇人听闻的贪污现象。道光帝即位后，深知吏治腐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到有必要加以整饬。道光二年（1822），他下达谕旨：“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③这表明道光帝起初是打算废除捐纳弊政的。然而，后来由于国势的衰弱，尤其是国家财政的匮乏，他又无法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仍旧求助于捐纳制度。自道光七年始，捐例大开，二十二年后，各省遍开捐例。至末年，两粤用兵，军需浩繁，于是，各省又遍设捐局，绅民凡纳银者，本人皆可补官铨选，而国家也得到一点财政补贴。从此捐纳泛滥成灾。道光帝虽迫于财源枯竭大开捐例，但他对通过捐纳取得官职的人，内心深为厌恶，对其戒备尤深。他曾多次向一个外放官员披露心曲：“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他要这个外放官员到地方以后，务必留心察看，发现捐纳人员胡作非为，即上奏朝廷。他表示：“汝等一经奏到，或勒休，或送部引见，我断没有不依的。”①清代京官和地方府厅州县各级官员各有生财之道。京官依赖外官之馈赠，外官则以俸廉不敷办公为辞，依赖种种陋规，浮收勒折，科敛民财。一些膏腴之地，每岁陋规多至二十万。各级官员“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民生困蔽”②。道光帝企图对各地陋规加以整顿，首先从直隶开始。道光元年，他命令直省督抚督率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奏定之后，通行饬谕，如再有以赔累为词，于此外多取于民者，一经发觉，即行从重治罪，不稍宽贷”③。但是，此谕下达不久，即“朝有诤臣”，“连章入告”，道光帝只好明降谕旨，停止清查直省陋规，使得这一措施半途而废。

为了整顿吏治，道光帝还对那些年老昏愦、诸疾缠身而又恋栈不肯退位者加以罢斥。云贵总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将其调离总督任所，授以协办大学士衔，供职京师。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随即遭到道光帝严厉申斥：“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简任，尚安望其称职？”他认为伯麟“欲以要君之举，坚其恋栈之心”①，故毫不留情地将伯麟休致。

③《清宣宗实录》卷38。

①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②《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

③《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

①《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2。

第四节　禁止鸦片走私与贸易

清中叶以后，鸦片烟毒的泛滥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故雍正七年（1729），清廷即公布禁吸鸦片之命令，乾隆时严定国内商人、侍卫、官吏等不得贩卖鸦片，违者处以徒刑。嘉庆一朝，禁令屡颁，对吸食贩卖者的刑罚亦不断加重。然而，由于清皇朝的吏治腐败和外国鸦片烟贩子的破坏，纸纸禁令，形同具文。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等艇飞棹走私，吸食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在乡吸食。鸦片烟毒，危害生灵，“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萎靡不振之徒”②，野有游民，国无劲旅，这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的情景！道光帝即位伊始，连连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不准私种罂粟，防止鸦片蔓延。道光十一年，他又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①。十二年八月，又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是，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清统治集团内部禁烟、反禁烟的斗争日益激化。

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十日，太常寺卿许乃济在上奏的《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中，提出弛禁主张，要点有三：一、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解决的办法是，“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②。许乃济的主张徒有禁烟之名，实为鸦片流毒推波助澜。道光帝对许乃济的主张，未置可否，只是发交两广总督邓廷桢，要他对此发表意见。身居烟毒渊薮的邓廷桢，竟支持许乃济的主张，认为“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他建议“准照原奏”③。许乃济的弛禁主张，除得到邓廷桢的附议外，“举朝无继言者”，而反对者的奏折却纷纷上达。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充分揭示了许乃济主张的荒谬，对道光皇帝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以后，道光帝多次谕令广东、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各省督抚并各海口监督，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防止纹银偷漏出洋和鸦片走私入口，驱逐趸船，拿办窑口。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达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提出严禁主张。其中最为重要之点，是提出以死刑来惩治鸦片吸食者。对于吸食鸦片的文武大小官员，如若逾限吸食，即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①。对吸食鸦片者以死罪论处，这还是发言盈廷的历年条奏中的第一次。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

①《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6。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

道光帝得到这个事关重大的奏折，立即命令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一年时间内，各省督抚纷纷遵命发表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黄爵滋的主张持反对态度。他们有的打着“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的旗号，反对重治吸食者；有的打着“清其源”“扼其流”的旗号，主张重治囤贩。支持黄爵滋的为数极少。两江总督陶澍是支持者之一，他认为“黄爵滋所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②。湖广总督林则徐早就力主严禁鸦片，而且已在湖南、湖北厉行禁烟。他在道光十八年七月的奏折中说：“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③在同年九月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奏折中，林则徐进一步指出重治吸食的必要，再次痛陈严禁鸦片的迫切性。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④林则徐在奏折的后面，还附有详尽的戒烟药方，以说明在限期内戒绝烟瘾是可能的。

道光帝在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主张以后，虽然没有立即加以支持，但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有说服力的严禁主张，无疑给予他很大震动。他在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时，挥毫“朱圈赞赏”①。兵痼银竭的危险，终于使他下决心禁烟。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明显地加快了走向全面严禁鸦片的步伐。他下令将已由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的吸烟官员革职，谕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对吸烟者、贩烟者“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令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②，饬谕两广总督邓廷桢对广东将备兵丁内吸食鸦片者“随时惩治，万勿姑息”③，指示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天津洋船、铺户。他明令嘉奖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郭觐宸。他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④。林则徐九月的奏折，进一步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和信心，他立场鲜明地站到了严禁派一边，对违令者施以严处。如，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事被揭发，便被道光帝革去了王爵、公爵。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道光帝给予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他在上谕中表明自己的态度说：“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①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

④《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5。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②《清宣宗实录》卷312。

③《清宣宗实录》卷312。

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道光帝采纳严禁主张之后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②。他申明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的目的，是为了“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一大患”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林则徐在次年即道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禁烟期间的一切措施，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④。道光帝屡次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严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f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净尽”⑤。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采取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道光帝对此十分满意，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从优议叙。并谕令林则徐等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一些官员认为不值以国家有利之财，糜之于无用之物，同时广州至北京行程几千里，最易被人偷换。道光帝接受了正确的建议，改变了主意，令林则徐等“毋庸解送来京..即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⑥。林则徐遵照谕令，于六月三日开始，把缴获的鸦片于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至二十五日才彻底销完，共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之极，提笔批曰：“大快人心一事！”在林则徐于广东主持销烟期间，六月十四日，道光帝批准了五大臣会议提出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该章程将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法律化，并增加了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具体建议，使之更为完善，更为具体。章程明确规定：“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洋，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栽种罂粟、造制烟土、贩烟至五六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侯”；“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侯”；“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宗室觉罗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侯”①。道光帝将这个章程以《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名义，颁发各省遵行，并谕令内阁将章程“纂入则例，永远遵行。”他又在上谕中再次宣示自己的禁烟宗旨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鸦片来自外洋，日甚一日..军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则被人引诱，继乃习为泛常，甚至荡产戕生，罔知悛改，关系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则传染日深，其害伊于胡底..今定以死罪，立限严惩..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他告诫各省地方官员：“惟是有治人而后有治法，该将军督抚等，果能早为查办，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朕姑宽其既往，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后..倘仍意存玩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④《清宣宗实录》卷312。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泄，视条教为具文，或畏难苟安，或始勤终怠，则是甘心伏法，自丧天良，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其各懔遵毋忽！”①兴贩、栽种、吸食鸦片罪以死论，在职官员、宗室觉罗、王公皆不能幸免，这充分说明道光帝企图一举永除积习，根株尽绝鸦片流毒的决心。

这样，从道光十八年年末开始，在道光皇帝的敦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广州，二百多万斤鸦片烟渣随海浪冲入大海，消逝得无影无踪；在沿海各省，鸦片走私船被缉获，走私烟贩被缉拿；在内地各省，罂粟的种植被严令禁止，鸦片烟、烟枪、烟具被收缴、销毁，各种戒烟药丸被分发，吸食者被处以刑法。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的省份因弛禁派迁延观望、敷衍塞责而不能有效地执行禁烟措施。但道光帝是决心在全国切实实行禁烟的，其效果也是显著的，于国于民都有利。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对道光帝的禁烟、销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②这种评论并非过分。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②转引自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五节　鸦片战争中对英国侵略者的抵抗和妥协

道光十九年（1839）初，当道光帝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决心大张旗鼓地厉行禁烟时，他同时亦在筹划沿海的防卫，对广东海口的防卫措施尤其重视。他在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上谕中说：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应妥为布置，务于本年三月之内将排练炮台一律赶造完竣，并将新添炮位，如法制造，水师兵丁，由提督关天培“如数饬募，随时演习，以期得力”①。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禁烟雷厉风行地展开后，他及时地提醒沿海各省督抚提镇，必须严密防范。

六月，义律指示不法商人拒不出具甘结，企图在澳门贸易，并欲偷卖新来鸦片，七月又发生了英国水手殴毙民人林维喜、拒不交出凶手的事件。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道光帝支持林则徐“禁绝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的做法，谕令林则徐等“不可稍示以弱”，“不得示弱长骄”②。九月四日，英国舰艇向中国水师船只开火，遭到中国水师的有力回击，迫使侵略者狼狈而逃。林则徐将这次战斗的经过作了详尽的汇报，道光帝大受鼓舞，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示：“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猛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③在这以后，道光帝给林则徐的谕令中，不断有“不可示弱贻机”的告诫。道光帝试图在广东给侵略者以坚决有力地打击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

道光二十年（1840），英军攻陷定海，道光帝对此毫无预见，未免有些惊慌。为了应付这猝然而至的紧急局面，他一方面对定海失守应负责任之官员革职拿问，一面作出了一系列军事部署。调福建提督余步云驰往浙江会剿，命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不久，又颁发钦差大臣关防，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赴浙统筹剿办事宜。定海失陷后，道光帝为收复定海所进行的战争部署无疑是积极的，但英军攻陷定海，确也使他禁烟和抵抗的决心发生动摇。这时朝廷内部禁烟的弛禁派和反对派，纷纷在道光帝面前对林则徐等飞短流长，有的说，英军攻陷定海是因为绝其贸易，有的说系因林则徐烧毁鸦片而起，有的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林则徐私自接受英王文书加以销毁的谣言。这些流言动摇了道光帝对林则徐、邓廷桢的信任和支持。当他命令伊里布赴浙剿办时，伊里布同时也负有查究英军入侵起因的使命。当英舰沿海北上时，道光帝命直隶总督琦善，在英舰驶至天津海口时，不必立即开枪开炮，“傥投递禀帖等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①。不久，英军舰到达清统治的心脏地区天津大沽，投书清廷，提出割地、赔款的无理要求。道光帝认为这些要求都是不可行的，故断然加以拒绝，然而慑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他也没有进行公开抵抗的胆量，反而承认：“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②为了表明自己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2。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言出法随的诚意，他立即发出申饬林则徐的上谕，无理指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易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①。在英舰云集大沽时，道光帝虽然不敢号召公开的抵抗，但在内部仍进行着抵抗的部署。他曾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对潜入奉天洋面游弋的英军舰只“即开放枪炮，尽力歼除，不必因有天津禀诉一事，转滋顾虑”②。并指示守御军队“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③。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道光帝赋予他的并不是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使命，而是谕令琦善“一面与之论说，一面妥为预备，如桀骜难驯，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还命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练，以期有备无患”④。琦善到达广东后与英国侵略者进行谈判。英国侵略者不仅拒绝交还定海，同时再次提出赔偿烟价，开辟通商口岸等要求，道光帝再次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决意改变通过谈判解决纠纷的初衷，调遣湖南、四川、贵州兵驰赴广东，令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相机剿办”。他表明自己大申挞伐的决心说：“朕志已定，断无游移。”⑤他又及时将英国侵略者到广东后的情况通告伊里布等，令伊里布、裕谦“悉心筹划，何处必须防守，何处可以进剿，先事预筹，密为布置。并遴选将弁，准备枪炮，一俟广东咨照实在情形，即行相机堵剿，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重新挑起了武装冲突。道光帝于一月二十七日下令对英国侵略者“痛加剿洗，聚而歼旃”，这并不是虚声恫喝。在宣战令下达后，他接到琦善“敌船坚炮利，无可扼守，只得不避重罪，从权办理，吁恳施恩”的奏报后，十分愤懑，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他在另一份上谕中，愤怒驳斥琦善“地势之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的谬论，表示“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①。与此同时，道光帝开始了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兵遣将：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征调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前往广东。将力主妥协的琦善革职拿问。将迁延观望、株守数日、不积极进兵定海的伊里布，调回两江总督原任，不久交部严加议处。派遣“平日办事尚属勇往”的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兼程驰赴浙江，并从各地调集兵力，希望一鼓作气克服定海。道光帝的这些部署，由于前线将领的懦怯无能，没有能收到实际成效。《广州和约》的签订是不能完全归咎于道光帝的。同年八月，英国重又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为了阻止英军长驱直入的进攻，道光帝作了鸦片战争中最后的军事抵抗的部署，以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以侍郎文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④《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⑤《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

①《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蔚、付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再次从各省集积军队一万一千多人，组织抵抗。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抵抗一直沿续到英军破吴淞沿长江进犯时，这中间虽有动摇，抵抗仍是道光帝对鸦片战争指导思想的主流。

第六节　平定张格尔叛乱

嘉庆时，随着吏治的日益腐败，清廷派往新疆地区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及侍卫、章京人等，“或意存见小，子女玉帛，嗜欲纷营，又役使回人自恣威福”①。这些满族大员，还与当地伯克相勾结，“敛派回户，日增月盛”，“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②。清廷驻新疆各级官员和维族上层分子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激起维族人民的强烈憎恨，他们反抗贪官污吏的事件不断发生。张格尔系乾隆时因叛乱被诛的大和卓木波罗泥都之孙。他起初匿居于浩罕，后在喀布尔。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他长期以来即在南疆进行活动，“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③。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张格尔利用南路参赞大臣斌静荒淫失回众心的机会，纠众数百寇边。领队大臣色普征额率兵击败，张格尔仅余二、三十人，舍骑步逃。色普征额欲与斌静宴中秋，并未趁胜穷追，张格尔得以逃生。道光四年秋至五年夏，张格尔又屡次骚掠近边，官军往剿则远遁。道光五年九月，领队大臣色彦图，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追剿，无所获。色彦图竟纵杀无辜的游牧布鲁特妻子百余而还，部落头目汰劣克愤极，率所部二千，追覆官兵于山谷。张格尔叛乱势力益发猖獗。道光六年七月，张格尔率众五百余，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人和卓木之墓。领队大臣乌凌阿以兵千余征剿，张格尔率军突围而出，“各回响应，旬日万计”④。叛乱迅速蔓延。这时，浩罕首领率万人至，因张格尔曾与浩罕相约，攻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①。张格尔因探得喀什噶尔清军力量单薄，乃悔背前约。浩罕首领愤其背约，遂在我国境内与张格尔叛军火并。这年八月，张格尔率部连续攻陷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西四城全陷敌手。张格尔叛乱，使回部城镇沦于战火，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战火的浩劫，亦危及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道光帝决定遣军入疆平叛。清军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即收复了张格尔盘踞的西四城，基本上粉碎了张格尔的叛乱。清政府平叛的迅速胜利，除了由于张格尔“须索科派，人心离散”，“暴虐已极，众心怨恨”的客观原因外，与道光帝的正确调度，也有密切的关系。他果断地派遣大军三万六千人，用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固原提督杨芳等为将帅，筹集充足的粮草、马驼、弓矢、枪炮，责令将帅赏罚公允严明军纪，抚剿并行，因而军事进展迅速，仅五个月的时间，即收复了西四城，在道光七年十二月擒获张格尔，彻底平定了叛乱。

道光帝又综合臣下建议，实行了一系列善后政策，他谕令要“重抚绥”，力图妥善地解决各回城伯克自治问题，明文制定了各回城补放伯克章程。规定各城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本城大臣，照内地体制，造具四柱清册，一劳绩，二资格，三人才，四家世，出具切实考语，将应升应补之人开列四五员咨送参赞大臣验看。为杜绝边吏和伯克等对回民的需索婪求，道光八年，照那彦成等所议，道光帝令将过去边吏伯克等扰累之事勒石永远革除，一勒①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②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③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④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①《清史稿》卷四《属国传》。

各城大臣衙门，一勒各城阿奇木衙门，同时通行刷印，分贴各回庄明白晓谕，明文规定，此后，各城大臣或受已禁陋规或改易名目，仍有侵削，即照乾隆年间规定的办法，立行正法，所有滥应中饱之阿奇木等亦予正法。道光帝所实行的这一系列善后之策，为西部边陲的安宁巩固提供了条件。

在平叛战争中，道光帝多次下达“殄灭丑类，俾无遗种”①，“从逆者童稚不留”②的残酷命令，因而在这场战争中，维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但是，道光帝领导的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无论是对防止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还是对巩固中国西部边疆，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在客观上都有积极意义。

①《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15。

②《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22。

第七节　镇压瑶民起义

在嘉庆统治时期，蓬勃、迅猛发展的全国各族人民起义的浪潮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然而，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仍然在不断激化，道光年间，各族人民反封建的起义时有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湖南、广东、广西瑶族人民的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广东连州、广西全州，踞五岭之脊，是汉、瑶人民共居杂处之地。汉族地主阶级欺压瑶族人民，“掠攘侵侮”，而官府则“右奸民以朘瑶”③。瑶族人民不堪封建统治者的欺压盘剥，奋而举起反抗的旗帜。

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联合广东瑶民六七百人，在赵金龙领导下，于两河口起义，迅速攻克两河口地区。道光十二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樑、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带兵往捕’，为起义军所败。王俊滥杀无辜以泄愤，激起瑶民更激烈的反抗。起义军迅速发展，各寨响应起义的达一千多人，聚集于长塘夹冲，皆以红布裹首为号。永州镇总兵鲍友智调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铭绅、桂阳知州王元凤各募乡勇数百合力进剿。赵金龙率军突围而出，至蓝山之王水瑶。起义军发展到二、三千人，乘胜进至宁远地区。道光帝调遣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赴剿①，并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西提督苏兆熊各防边界。李鸿宾遣提督海凌阿率军进剿，海凌阿率宝庆协副将王韬以兵五百余由宁远之下灌进攻。义军早有准备，一部分人扮成清军模样，混入军中，“伪充夫役，为官兵舁枪械”，大批义军则设伏于山沟陡狭之“池塘墟”。海凌阿率军至，义军四出冲杀，“乘高下突”，清军立即陷于混乱，王韬“披枪阵亡”，海凌阿亦被当场击毙。起义军声威大振。道光帝增调“久历戎行，身经百战”的贵州提督余步云至湖南，又布置各地实行“坚壁清野”，并令各瑶寨“自相团练”，使起义军“无食可掠，无人可裹”。官兵残酷征剿，到四月才镇压了赵金龙起义。但广西贺县、连州瑶民又分别起义，连败官军，清廷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义军镇压下去。道光帝当政三十年，在改革内政方面，不无建树，绝非昏愦、贪鄙、淫暴之君，而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他并未能够成为一个除弊起衰的中兴之君。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厦，历经二千余年已百孔千疮，它的基础已朽烂动摇，任何修补粉饰已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将这整座大厦拆除。这一点，显然是封建君主的道光帝所不能做到的。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粘补修理。他曾经对人说过：“譬如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坍，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致要动大工。”①而道光帝所进行的粘补修理，往往也因为各种势力的反对而不能坚持到底。在道光帝所进行的所有改革中，没有一件是善始善终的，或者不了了之，或者恢复到原来状态。无数历史史实说明，以开创之势治天下，必能除弊去衰，开辟崭新之世，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只能苟延时日。

③魏源：《圣武记》卷7《道光湖粤平瑶记》。

①魏源：《圣武记》卷7《道光湖粤平瑶记》。

①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作为一个并不想改弦更张的封建帝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自然不可能。那么，作为清皇朝最高统治者的道光帝，能不能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经衰败的朝政有些起色，使当时的中国能够拥有足够的力量，外以对抗侵略，内以稳定政局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然而道光帝连这一点也没能做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是宰辅误政。道光帝所处时代，正是清皇朝急剧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交加的大变动的非常时代。非常之世，必须起用非常之才。道光一朝曹振镛当政于前，穆彰阿继之于后。终道光之世，倚任宠信最著者首推曹振镛。道光帝对曹振镛评价甚高，曾御制赞曰：“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②曹振镛于道光朝当政十五年，恩遇益宠。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曹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③。他“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①。他深通为官保己之道，抱定“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宗旨。道光帝依靠这样的人来辅助他除旧布新，朝政怎么会有起色？如果说，曹振镛还知“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因而还能使封建政权在旧轨道上缓慢滑行的话，权相穆彰阿的当政，则使政局益发败坏。穆彰阿当政时，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②。穆彰阿在朝结党营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③。穆彰阿利用职权，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因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当时，旗员外放府道者率三、四倍于汉员。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④。穆彰阿排斥异己，鸦片战争时，对主战派的林则徐、坚持台湾抗敌的达洪阿、姚莹等，构陷倾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投降派的琦善、耆英之流“同恶相济，尽力全之”⑤。道光帝重用穆彰阿及其党羽，国事焉得不坏？

二是选才拘挚。道光帝虽然也曾对人说过：“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⑥他也承认：“经史讲义，行之日久，徒成具文，无补实政。”⑦他要人读有用之书，不要为词章所困。但是实际上，道光帝在用人方面最重翰林，凡工卷折试帖律赋者，登第后不数年，每至督、抚、尚、侍。他不仅在平时处理朝政方面一味倚任翰林出身的官员，即使在遇有战事时，亦往往派他们去指挥战争，似乎翰詹皆能文能武。然而，“翰林之无用，同于他途，不得力甚于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识世务，而官气格外重，架子格外成”①。由翰林出身位至督抚者，不能说无人才，然而亦有许多人才散处于翰詹之外。道光帝将翰詹视作唯一的储才、选才之途，而不能不拘一格用②《清史稿》卷363。

③《清史稿》卷363。

①《清史稿》卷363。

②《清史稿》卷363。

③《清史稿》卷363。

④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卷5。

⑤《清史稿》卷363。

⑥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⑦《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

①《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卷2。

人才，自然使许多才识之士不能被发现，不能被任用。

三是除弊乏术。道光帝君临天下之后，曾企图革除弊政，为衰弱的清皇朝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综览其为政之道，他致力于革除的，枝节者居多，切中要害者甚微。当时的社会弊病，最要害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道光帝对此曾力图整饬，但最后屈服于腐朽势力的压迫而退避三舍，致使官吏贪淫婪索等问题没有得到治理。鸦片战争中，闽浙总督颜伯焘因临阵脱逃被革职回粤，路过漳州。颜伯焘随身所带行李，每天由六七百名扛夫，从初一日直运到初十日。颜伯焘随行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再加亲军营三百人。这些人，沿途皆得酒饭招待，每天开酒席数百余桌。颜伯焘一住五天，仍没有离开之意。地方官不堪重负，只好贿赂颜伯焘的亲军营黄守备五十金，才将他打发起程。颜伯焘在漳州仅五天，地方用银达一万余两。一个革职官员，沿途尚且如此排场繁扰苛索，在任官员的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更可想见。封疆大吏贪污昏愦、沉湎声色，成为普遍现象。闽浙总督庆瑞“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他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又甚至醉眼模糊，踉跄彳亍，同至教场，比射赌酒，屡射不中，定欲马射，以逞英豪”②。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斯为盛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皆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结果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①。国家依靠这样一些官员来管理，怎能弊绝政明？在振兴国家武备方面，道光帝虽然也采取了诸如清除冒滥，裁汰老弱，额设民壮充补训练等除旧布新的措施，然而未见任何成效，因而严重影响了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鸦片战争中国遭到惨败，是对道光朝武备不修的惩罚。清朝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骁勇善战入关统一中国。入关后，优越的寄生生活腐蚀了八旗官兵。绿营遂成为国家武备的重要力量，然而承平日久，绿营亦渐趋腐化，原始的弓箭藤牌早已落后于时代。清朝文恬武嬉的局面，早为识者所忧。道光帝在整治武备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亦缺乏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导致国防力量的衰弱日甚一日。在福建漳州，建有一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以备送往迎来。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之事。更有甚者，水师与洋盗本为一家。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召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国家依靠这等水师驻扎于海防重地，形同儿戏。海防武器的配备更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并未引起道光帝的关注。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仍然是广州海口水师船只陈旧，炮台的陈年旧炮只供摆设。亦间有铸新炮者，但所铸新炮不但膛口不与炮口吻合，火门亦不端正，用则炸裂无疑。北部海疆的重要战略要地山海关，竟连一尊摆样子的大炮也没有。在英军北上窥伺山海关以后只得慌忙从废弃炮位内拣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的旧炮，蒸洗备用。作为国家重要支柱的军事力量衰弱到如此地步，尚指望仅仅依靠它来抵御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岂非梦呓？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的凋敝和土地的高度集中、封建剥削的苛重紧紧联系在一起。道光帝对此熟视无睹，听任其恶性发展。贵族、官僚、②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①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疯狂，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学士琦善占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二百余亩。江苏吴江县的沈懋德占有良田万亩。湖北武陵县的丁炳鲲占有良田四千余亩。直隶静海娄步瀛占有良田四千余亩。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大片良田之后，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收获物的十之五六、甚至十之七八被他们夺去。农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既没有发展生产的能力，也没有积极性。生产力的停滞，使社会经济衰敝，国家财政力量困匮。道光帝的一切革除弊政的尝试，缺乏雄厚的物质力量的支持，自然不能除弊去衰。

道光三十年（1850）春正月，正当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之际，道光帝病逝于圆明园慎德堂，享年六十九岁。葬慕陵，庙号宣宗。

第四十三章 阮元

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节 生平、家世与为人

阮元，字伯元、芸台，祖籍江苏仪征，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军事余暇，“尤喜读书，为古文辞诗歌，授笔立就”，著有《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箭谱》及《阵法》等书①。父阮承信，国学生，幼读书，“治左氏春秋，为古文辞”②。母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诗书，明古今大谊。”曾同时经理祖姑和公公的丧事，一切依礼法办理，但不请和尚道士念经，亲戚中有人提出异议，她回答说：“吾阮氏、林氏皆儒家，无庸此”③，表明其儒家风尚的特点。

阮元五岁，母亲教他识字，开始读书，六岁到私塾就学。他幼年口吃，念书不流畅，个性又要强，急得回家直哭，母亲领着他念读，于是背诵如流水。母亲又选白居易诗教儿子，并“教四声属对之法”①。所以阮元八、九岁就能作诗，后来他回忆此事，认为这是母教的成果，而“非塾师教也”②。如果说母亲开启于文字的教育，其父则令阮元疏理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于《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授“成败治乱，战阵谋略”③。他教儿子学射，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④希望阮元文武兼备。阮元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

阮元九岁时投师乔椿龄，乔是个秀才，“通诸经义，涉猎百家子史，尤深于《易》”⑤。他十七岁，奉母之命，又跟从李道南学习。李曾中进士，不乐仕进，在乡里教学，著有《四书集说》。他认为乔、李两师是“独立特行之儒”，就学于他们是幸事，而两位先生也很称许这位学生，可见阮元的学习出类拔萃。

乾隆四十九年，二十一岁的阮元中秀才，隶籍扬州府仪征县，五十一年成举人，五十四年中进士，充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中一等第一，任翰林院编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他又是一等第一，很得乾隆帝的赏识，任为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同年晋为正詹事。年轻的阮元以他的优异学识，平步青云，走上仕宦道路。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改为浙江学政，任满回京，先后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嘉庆四年（1799）充会试副主考，次年出任浙江巡抚，一度丁父忧离职，后复任，嘉庆十四年，因循隐罪夺职。那年浙江学政刘凤诰被御史参劾监临乡试舞弊，嘉庆帝命阮元严加参奏，“以示大公于天下”，阮元因同刘凤诰是同年进士，曲为辩解，经审实，而责阮元包庇之罪：“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①这是阮元一生官场上唯①阮元：《揅经室二集》卷1，《诰赠资政大夫晋光禄大夫户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状》，文选楼刊本。②《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③《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①《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②《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③《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④《揅经室二集》卷2，《雪塘阡表》。

⑤《揅经室二集》卷2，《李晴山、乔书酉二先生合传》。

①《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中华书局本。

一的一次失意。

阮元夺职回京，任编修、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七年出为漕运总督，二十一年晋湖广总督，次年改两广总督，任至道光六年（1826），其间有时兼任粤抚、粤海关监督。离两广改任云贵总督，十五年调进京城，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兵部事。道光十八年，阮元七十五岁，以老病请准休致，二十六年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病逝，享年八十六，谥文达。②阮元二十岁娶妻，其妻为祖母江氏的族孙女，是亲上加亲。江家祖籍安徽歙县，在扬州经营盐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妻子江氏亡故，幼女也早殇。后来，续娶孔氏，为曲阜衍圣公孔昭焕之孙女，诰封衍圣公孔宪增之女，衍圣公孔庆镕之姐③。

阮承信因阮元是单传，林氏又早卒，在乾隆六十年令把族孙常生过继给阮元为子，是为阮元长子。嘉庆六年（1801）妾谢氏生阮福，其后妾刘氏生阮祜，孔氏生阮孔厚及女儿阮安。阮元对诸子进行读书传家的教育，做两广总督时到钦州阅兵，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后的任所，因写示儿诗：“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①他在京中，听诸子夜读，甚为高兴，作诗抒情：“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②常生官清河道，先阮元而卒。常生与阮福帮助乃父做过文字工作。女儿阮安幼学诗画，作有《百梅唫馆诗》，丈夫张熙二十岁死，阮安在生下遗腹女后也死去，实有殉夫的意思。阮元对她的死很伤心，但又“心许之，曰礼也”③。以殉夫为礼，笃信三纲五常，人就变得残酷无情了。

阮元重视家族生活，因先世自淮安迁扬州近二百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嘉庆六年于浙抚任上，与乃父承信、堂叔阮鸿议定，出资建立阮氏祠堂，买田作祭产，又在祠堂附近设立家塾，聘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对族人亦多照顾，在山东、浙江学政任上，都请阮鸿帮助衡文，阮承信还要资助阮鸿捐纳为官。④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四十岁是人们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正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⑤，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作法叫做“茶隐”。他的茶隐，到八十岁休致在乡时，仍不废弃。他在华诞以前，就从扬州城里搬到城郊的草庐中。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孔夫人做生日。如，道光三年（1823），他任两广总督时，孔夫人生辰这一天，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他的不做寿有两个原因，一是谢却寿礼，不以“屏幛②以上传略，见《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清史稿》卷364，《阮元传》。

③《揅经室二集》卷2，《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揅经室续集》卷2录《儒林传》文。《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谓阮之妻孔氏为孔庆镕之女，误。①《揅经室续集》卷5，《由高州望钦州书示儿辈》。

②《揅经室四集·诗集》卷9，《听福、祜、孔厚诸儿夜读》。

③《揅经室二集》卷6，《女婿张熙、女安合葬墓碣》。

④《揅经室再续集》卷2，《北渚二叔墓表》。

⑤《揅经室四集·诗集》卷11，《隐山三章》。

宴乐为美”①。二是讲求养生之道，即不做生日，把精力放在保养身体上。他同白居易生日相同，白居易四十岁时作有诗歌，阮元步其韵为诗，写道：“人生四十岁，前后关壮衰。我发虽未白，寝食非往时。”知道这时应当注意身体了。又考虑到自身政务、做学问繁忙，更要有好身体：“百事役我心，所劳非四肢。学荒政亦拙，时时惧支离。”所以他到此盛年，不是沾沾自喜于过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却老病”②。阮元得享高年，同他爱惜身体，不搞狂欢淫乐，有很大关系。

阮元是一个勤奋的人，聪明好学，在长期疆吏生涯中，不间断地研究学问，撰有《揅经室集》、《畴人传》、《十三经校刊记》、《经籍纂诂》等巨著。

阮元仕宦一生，学习一生，著述一生。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③说阮元的特点是早发达，致高位，享大年，倡学术，影响远。这样看，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早达、高位并未讲出其人的历史地位，还是考查阮元的政事和学术，才能真正反映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①《揅经室再续集》卷2，《道桥别业爱吾草庐八旬韵序》。

②《揅经室四集·诗集》卷6，《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岁白发诗韵》。③《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第二节　几件政事

清代八股文考试，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门砖，他们往往不学无术，尤其轻视实践，缺乏实际办事能力。阮元也是科举制训练出来的读书人，但是他在读书时多少注意学以致用，青年时代接受了乃父这方面的教育。阮承信不以功名为念，所以教子务实学，“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阮元做学政，正是管理士人读书和应试事务，承信又对阮元说：“取士当先器识，取文亦当无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见为去取，必有弃材矣。”①这是阮元在给乃父与行状时复述的话，说明他非常同意这些观点，并且遵奉实行。阮元不受时艺束缚，不仅能搞学问，同时能处理政务。

阮元任浙江巡抚八年，始终做的一件事是镇压蔡牵起义和几起海盗。嘉庆五、六年，浙江、福建沿海多有海盗，有时登陆进行活动。海盗中有所谓“夷艇”，是清朝臣民与安南匪徒勾结组成的，他们中又分为凤尾、水澳、箬黄诸帮；有所谓“洋艇”，是中国人的组织，其中有以蔡牵为首的闽帮，以朱濆为主的粤帮。“夷艇”属于海盗性质，而蔡牵一帮是贫民的反抗运动。②阮元为了肃清地方，亲赴前线，指挥歼灭“夷艇”，如嘉庆五年夏天到台州督师。不过，他主要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支持水师将领李长庚，同他通力合作。李长庚原来是浙江定海镇总兵，阮元看到他有指挥作战能力，提请他总督浙江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同时请调广东、福建水师来合围。这些建议都为朝廷所接受。嘉庆九年，阮元会同闽浙总督玉德，请求以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俾其专任肃清海洋事务，亦获允准。阮元与李长庚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互认为知己。李长庚作诗推崇阮元：“开府推心若谷虚，要将民物纳华胥。风清海外除奸蠹，令肃军中畏简书。”①另一件事是造“艇船”。原来洋艇船大，清水师船小，为在装备上取胜，阮元倡捐官俸，并把银子交给李长庚打造大船，使之超过洋艇。阮元为装备霆船，铸造大炮，由父亲阮承信在杭州监造，并送到军前。蔡牵方面为对付清军，在福建制造了巨艇，规模超过霆船。阮元与李长庚商量再造更大的船，李长庚乃求助于总督玉德，未得成功。②在阮、李通力合作之下，很快地消灭了凤尾、水澳、箬黄诸“夷艇”。于是浙江洋面比较安定。蔡牵乘机合并了“夷艇”的残余力量，称镇海王，专门进行反对清朝的战事。嘉庆十二年冬，李长庚消灭了蔡牵的主力，身亦战死。李长庚战死后，阮元赋诗悼念：“六载相依作弟兄，节楼风雨共筹兵。”③次年阮元复任浙抚，与闽抚张师诚合作，任用李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迫使蔡牵自杀，起义失败。④阮元很注意教育事业。他任浙抚时，就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他认为通经必须训诂，是以选择浙江好友学者的诸生到这里读书，并与王昶、孙星衍等学者主持讲席。王昶曾官刑部侍郎，著《春融堂集》，与阮元一样主张治①《揅经室二集》卷2，《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②蔡牵活动的性质，史学界研究尚意见不一。此处采用为人民起义性质一说。①《揅经室四集·诗集》卷5，附录李长庚：《次韵酬阮芸台抚军》。

②《揅经室二集》卷4，《壮烈的李忠毅公传》。

③《揅经室四集·诗集》卷8，《戊辰五月办贼至宁波，为前提督壮烈的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④另见《国朝先正事略》卷22，《李忠毅公事略》；《清史稿》卷350《李长庚传》、《王得禄传》、《邱良功传》，卷358《清安泰传》，卷359《张师诚传》。

字学，研究经书，崇尚汉儒郑玄。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著《芳茂山人文集》，“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①。如作《问字堂集》六卷，记录他文字学的成果。该书院崇祀许慎、郑玄，表示学术的崇尚。②这个精舍，有研讨的风气。阮元把诸生的文章汇编成《诂经精言集》，刊刻传布，鼓励诸生学习热情。该书院培养了一批学者，所谓“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③。嘉庆七年，阮元在浙江海宁办“安澜书院”。二十五年，在广州创建“海学堂”，其规制一如杭州诂经精舍。次年又办“三水行台书院”。阮元在嘉庆七年建立浙江“玉环厅学宫”，玉环厅于雍正间增设，属温州府，有同知驻扎。阮元设学宫，以温州府学训导为玉环厅学训导，设立诸生中学名额。对于各地原有的学宫，阮元也有所整理，修葺江西、广东、浙江贡院，改善士子试场的环境。嘉庆二十二年于湖广总督任上，他处理湖南少数民族入学问题，将黔阳训导移为晃州（今新晃侗族自治县）训导，增定学额。原来苗民应试，注有“新童”字样，阮元命除去这类歧视性的说明，将苗生按民生对待。④对科举的指导思想，阮元也有些微的不同于官方传统的看法。清朝科举实行三场考试的制度，最重视头场，而此场又重视四书文，即要求应试者把握朱熹注的四书，讲性理之学，而不求实用。阮元对此有异议，给浙江优行生员出的策问透露了他的观点。他说：“以四书义取士，垂数百年，明初剿习成书，为《五经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经术教士，当若何提倡，以矫空疏杂滥之弊欤？”“士之治经史者或短于文词，工文词者或疏于经史，专学艺者或钝于时务，习时务者或荒于学艺，当若何弃其短以得长，教其偏以求全欤？”①他对科举有不满的思想，但他并没有敢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实行改革，只是思想上有异趣。

阮元讲求民政，对社会救济事业甚为注意。清代地方官怕考成不好，往往讳灾不报，阮元比较实事求是，有灾情就上报，请求赈济和蠲免。他说：“致灾已不德，有力敢不殚！”②认为有灾祸就是自己官没有做好，怎能不去全力救灾呢！“致灾已不德”，是具有天人感应观念的表现，认识本身并不科学，但能检讨自身行政，从而去积极救灾，则是应当肯定的。嘉庆五年浙东水灾，三十万人陷入绝境，阮元出仓谷四十万石救济灾民。十年，浙西大灾，阮元冒暑到湖州放赈。阮元为灾民得到实惠，放赈一般不用胥吏，以免他们从饥民口中夺食，特邀请品德好的士人参与其事。阮元还搞了一些慈善团体，嘉庆七年在杭州设立“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老病贫民，寒冬赈粥。整饬杭州育婴堂，收养弃婴，比从前增加一倍。浙江金华府溺女之风严重，明清以来官方屡禁屡起，阮元再一次禁止，并由其父阮承信出面，给抚养女婴者以喜银，希望能长养下去。道光元年，阮元在广州设立“恤嫠局”，救济贫寒寡妇。

阮元为维护封建秩序，对民间的秘密结社极为注意，残酷镇压。嘉庆十①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10，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揅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

③《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④《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

①《揅经室二集》卷8，《试浙江优行生员策问》。

②《揅经室四集·诗集》卷5，《浙东赈灾纪事》。

九年三月，阮元出任江西巡抚，九月就奏报破获饶州府余干县朱毛俚、胡秉耀团伙的反清活动，并扩大线索，到奉贤县办案。嘉庆帝因他到任就能破获这样大案，特给他加太子少保衔，赏戴花翎，以示鼓励①。次年正月，阮元奏称捕获南昌府进贤县“结盟担匪”曾文彩等人，并把他们按律治罪。四月，在广信府贵溪县、饶州府安仁县发现秘密结社活动，并有与江苏江宁府同伙聚会的秘密情报，阮元立即上报，清廷命交两江总督查拿，终使方荣升等被害。阮元还破坏了赣州府龙南县钟锦龙、长宁县（今寻乌）郭秀峰、建昌府沪溪县（今资溪）陶省三等人的秘密结社。阮元在江西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大量破坏民间秘密结社的劣迹。

阮元从政较为务实，做了不少事，但其效果、性质如何，要作具体分析。他作为封建官僚，以治民为务，他要人民安分守常，当顺民，而对于那些积极准备反抗和已经起而抗争的民众则予以残酷镇压。这是反动的。他知道要老百姓服帖，必须给以生路，因此在他权限范围里搞蠲赈，搞善堂，希望不把受难的群众逼到反对官府方面去，这样较明智的政策对当地百姓不无好处。

①《清史列传》卷35，《阮元传》。

第三节　学术成就

阮元治学领域广阔，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并有相应的著作。

阮元治学有较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研究经学，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②。他要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一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创异说。与这个态度相适应，他对于前人的学术观点，择善而从，不宗一派，以期立论持平。

阮元治学讲求方法，希望以此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强调要注意研究的方法，认为做学问如同进殿堂，路子走错了，就不能登堂入室，具体谈到研究经学的方法，他说“文字训诂，其门径也”①。以音韵训诂为手段，以达到通经的目的。

这位学者治经，研究古人思想，有两点认识比较精到。一是认为情欲的合理性。理学家讲“灭人欲”，“存天理”，将情欲与天理对立起来。佛学要捐弃七情六欲，清净出世，认为情欲是私，是恶。情欲在理学、佛学那里都是要不得的。阮元论证了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他从文字学解释“性”，谓“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就是认为性是从人的肉体和精神产生的，并非是外在的。味色声臭喜怒哀乐表现出来的“情”，“皆本于性”。他分析孟子“食色性也”的话，认为性中含有情，故概述为“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即情和性不可分裂，不是对立的。阮元认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因为“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总起来说，阮元断定人人都有情欲——用他话说，“七情乃尽人所有”②——是性的表现，批驳了理学、佛学视欲为恶及情欲与性对立的观点。阮元承认情欲出自人的本性，并以恢复儒家这种观点自命，表明他肯定情欲是合理的。这种观点与他所尊敬的思想家戴震的看法相一致。戴震提出“人之同欲”的命题，他说：“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认为人欲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接触而产生的感觉和认识，进而认为人欲是合理的。他说：“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①反对理学的去人欲说，发出“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还残暴的警世宏论。②阮元讲情欲的合理性，理论上的深刻性和战斗性都不如戴震，这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以外，还在于他高官厚禄，不敢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公开对抗。尽管阮元的理论有缺陷，但他主张情欲合理性的观点是进步的，在本质上是对理学的封建禁欲主义的一个冲击。

阮元对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把儒家的“仁”解释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后世儒家把孔子的“仁”理解为爱人、爱民，行仁政，阮元把《论语》五十八章论到的仁，一百零五处提到仁字的地方，采用音韵训诂的方法，作了通盘的考察，认为东汉以前的人都把仁理解为人，是常识，故而人们不必对仁多加说明，而晋以后此解失传，人们反生出歧说，不解原意。他举出②《揅经室集·自序》。

①《揅经室一集》卷2，《拟国史儒林传序》。

②《揅经室一集》卷10，《性命古训》。

①《孟子字义疏证·权》。

②《戴东原集·与某书》。

东汉以前几位学者和著作对仁的训诂，如曾子的“人之相与”，《中庸》的“仁者人也”，郑玄的仁，“读如相人偶之人。”他认为他们所理解的仁，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他说：“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又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归纳阮元的观点是：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是要求人们以敬礼忠恕为原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阮元仁的思想还包含如何达到仁，仁对国君、臣民的各自内涵等内容。他说：“为仁须择人，与我相助。”自身要实现仁，一定要考虑对方能否同自身配合，因而要选择对象，不顾对方条件，行仁可能只是一种愿望，而不能达到目的。阮元说：“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①百姓之间、治人与治于人之间，仁的关系不同，仁的内容也就有了差异。阮元认为对于帝王来说，仁就是制约自己，按照百姓乐于或能够接受的条件去做，即要尊重百姓，不滥使民力，并给百姓以好处。对于百姓来说，仁之本在孝悌，在家行孝，对君主就能尽忠，即能把各种关系处理好。阮元对于仁的理解，符合于孔学的本意，对于后人正确分析儒家思想是有益的。仁是孔学的基本思想，它规定人际关系的原则是礼义，讲究温良恭俭让，抑制自己的欲望，满足对方的要求。中国人历来奉行这个原则，形成国风，成为“礼义之邦”。阮元对仁的本意的恢复，有利于理解儒家学说及其形成的传统，从而也有利于对它的清理。②阮元的著述成就，以学科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经学，他主编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刊记》。《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是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主纂的。是他将唐以前经史子集各种古籍的正文和注释中的训诂汇辑在一起，以字为单位，按韵分类，成为史料丰富的古汉字大字典。其收字之多，超过《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十三经注疏校刊记》成书过程较长，《十三经注疏》南宋始有合刻本，乾隆初又椠刻。阮元青少年时读经就注意诸本异同，加以订正，任詹事时奉命参加太学石经的校订，把唐代石经与宋板经书加以比勘，后到各地做官，继续校对石经与读本，作出记录，成《校勘记》二百十七卷，嘉庆十三年出版。

在金石学领域，阮元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研究了五百五十余件古器物，是前此同类著述中识器最多的。阮元在山东学政任上获知该省金石甚丰，遂利用任职条件，亲自收集，还通过友人广泛搜求，得拓片，汇编成二十四卷的《山左金石志》。阮元另辑有《两浙金石志》。他的研究金石有个特点，即利用它解释经义和历史，以他的话说，就是“颇于经史多所创获”①。

对于史学方面，阮元在嘉庆十五年国史馆总纂任上写作了《国史儒林传》。清朝史馆原没有儒林传及其体例，原因是国史馆传记，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属提供材料，配合档案资料撰写，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属提供资料，所以无法撰稿。阮元并不能破除资料来源规制，但觉得可以利用学者本身的著作来与其传记，于是择录纂辑，成百十人的儒林传，创立了清代史馆编撰①以上引文并见《揅经室一集》卷8，《论语论仁论》。

②参阅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272-27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揅经室三集》卷3，《积古斋记》。

儒林传的体例。他的传稿，部分地编在《揅经室续集》中。

嘉庆四年阮元兼管国子监学正时，编辑《畴人传》四十六卷。此书为中国上古至清代的天文历算学家二百四十三人、西洋人三十七人作传，写法是把古籍中有关史料摘录汇集，并对重要人物作出评论。

阮元对书画亦有所涉猎，入值南书房时，参与撰修《石渠宝笈》，研究宫中懋勤殿所藏的古书画，写出心得，成《石渠随笔》一书。

在地理学方面，阮元主修过《广东通志》。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广东省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乃主持其事，卒修成三百三十四卷的巨著。

阮元还有笔记类的述作。他在山东学政任上出游，与友人、幕客的唱和，集成《小沧浪笔谈》。移任浙江时，又有同类性质的《定香亭笔谈》问世。《揅经室集》是阮元诗文各种体裁作品的汇集，它分一、二、三、四集、续集、再续集、外集，前四集按经史子集分类，即一集为解经之文，二集为碑传文，重在叙史，而诗在四集，续集、再续集的分卷也是依四库分类法，外集则含有他人起草的作品，故取此名。前四集由阮元手订，后三集由其子阮福协助编辑。这个集子有单刻本，有《文选楼丛书》本。

阮元编辑地方资料或专题资料，刊刻甚多，如《淮海英灵集》、《江苏诗征》、《广陵诗事》、《两浙輶轩录》、《皇清经解》、《诂经精舍文集》等，还与其堂弟阮亨刊印《文选楼丛书》。

阮元的著作和编辑椠刻，是研究阮元学术思想和成就的直接资料，更是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和便利研究者利用的工具书，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阮元学术文化上的成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环境分不开。阮元的家乡扬州府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它地处南北大运河咽喉之要津，是全国第一大盐场淮盐的集散地，富有的盐商麇集于府城，乾隆帝的南巡更促进了它的繁荣。生长于此的阮元说：“翠华南巡，恩泽稠叠，士日以文，民日以富。”①又说：“扬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余幼年目睹。”②富裕繁华不断吸引文人纷纷来扬州。于是讲学与办学之风甚盛，外地文士与当地士人结合，切磋学问，既培养了人才，也造成文风兴盛。如大盐商、阮元族外舅公江春充任总商，获布政使衔，与学者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郑燮、戴震、杭士骏等交游。又一盐商汪应庚捐银四万七千两修缮扬州府学、江都及甘泉县学，又买田一千四百亩送三学，以所收地租为岁修之费①。扬州设有安定书院、梅花书院等，都受两淮盐政的资助，诸生享受膏火费②。因此造成扬州人文兴盛，如，在嘉庆己巳科以前的六十一次会试中，此地有二百三十九人中进士③。其中王安国、王引之祖孙及江德量、顾图河、季愈、王式丹等人俱在鼎甲。阮元就是这众多进士中的一员。他在家乡有机会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及与友人研讨学问，离开故里也能向乡前辈讨教。自云：“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如顾九苞、刘台拱、任大椿、王念孙、汪中，“皆耳目所及，或奉①《揅经室四集》卷5，《画舫录序》。

②《揅经室再续集》卷3，《扬州画舫录二跋》。

①嘉庆《扬州府志》卷63，戴震：《汪氏捐立学田碑》。

②嘉庆《扬州府志》卷19，《学校》。

③嘉庆《扬州府志》卷39，《选举》。

手有所授”。在北京，与作《弁服释例》的任大椿“相问难为尤多”④。又向同郡王念孙求教，得到很多文字学的知识，故为其作墓志铭追述受益之情：“元之稍知声音、文字、训诂者，得于先生也。”⑤为其后来用音韵训诂为工具研究经学准备了条件。歙县人凌廷堪于乾隆四十八年游扬州，因阮元“以学问相益”⑥。凌著有《礼经释例》，与《雕菰集》作者焦循同是戴震皖派中姣姣者。焦循亦是阮元的学友，扬州人。阮元幼时与他同学，青少年之际俩人同名，后来焦循专向学问方面发展，而阮元则兼及政事了。阮元与名流学者交游中受教益，增进了学问。没有扬州浓厚的学风的熏陶及去扬州游学的学人的指导，也就很难有学者式的阮元。

还应看到，阮元生活在乾嘉考据学鼎盛之时，这种学风给予他很大影响，所以他也搞考据，搞汉学，考释经文。

主观的努力，是阮元获得学术成就的内在因素，阮元青年时代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又善于学习，才得到前辈的好感，并给予有力的指导。阮元出仕后，在做文字工作时注意钻研学问，做疆吏时仍然以极浓的兴趣挤时间搞研究，如对古器物的鉴识，是在“政事之暇”进行的，自谓“藉此罗列以为清娱，且以偿案牍之劳”①。他说是为调节精神，确实也有这个作用，但主要地还是表现了他勤于治学，不停顿地进行研究与写作。惟其如此，才可能有那么多著作问世。如督学浙江，“随笔疏记近事”，形成《定香亭笔谈》②。在山东，“校阅之暇”，钻研金石铭文，“咨访耆旧，广为搜索”③，始成《山左金石志》。一个封疆大吏，能如阮元那样坚持做学问的实不多见。阮元的这种精神很值得赞扬。

④《揅经室一集》卷11，《任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

⑤《揅经室续集》卷2，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⑥《揅经室二集》卷4，《次仲凌君传》。

①《揅经室三集》卷3，《积古斋记》。

②《揅经室三集》卷2，《定香亭笔谈序》。

③《小沧浪笔谈》卷3。

第四节　对西方的态度

阮元任两广总督近十年，正是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处理过与英国人关系的事务多起，其对英态度颇值得注意。

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出任两广总督，是英国阿美士德使华失败的次年，中英两国矛盾开始激化。阮元就任的广州是双方的接触点，所以一到任就感到中英关系问题的严重性。二十三年二月、五月先后密疏奏陈对英人政策，主张对其采取强硬态度。他认为英人“长于水，短于陆，强于外洋，短于内洋”，因此要加强内洋和陆上的防务，英人来犯即给予炮火惩创，同时停止同它的贸易，断绝其食用采买，以此强硬态度，令“彼不敢轻犯”中国法令。嘉庆帝不同意他的主张，强调所谓“恩威相济”，并告诫阮元“断不可猛浪从事”①。这个“猛浪”警告非同小可，官员考成，有“浮躁”一项，即此之谓。皇帝限制阮元，不许他强硬行事。英国人不断上岸滋事，打死打伤中国人，清朝政府索取凶手，多无结果。阮元对此不能容忍。一次英人打杀中国妇女，阮元乃将他绞决抵罪。道光元年（1821）冬季，英军打死中国农民二人，凶犯逃回英国，阮元屡次向英方索要凶手，英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阮元怕获“猛浪”之罪，不敢坚持强硬态度，遂采取折衷办法：许商船贸易，不许该兵船复来②。中央政府的软弱政策使地方官无所作为，当然阮元本身的软弱也不能辞其咎。英国侵略者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清朝政府早在雍正年间即下令禁止贩卖鸦片。嘉庆二十年、道光元年先后申严鸦片之禁。阮元于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严格实行禁令，查禁英船夹带的鸦片烟，惩办走私的洋行商人伍敦元。但狡猾的英人采取更隐蔽的手段，继续贩毒。阮元查禁的效果不大。

明代后期西洋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引起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等人的兴趣，称赞其技术之精。阮元和这部分人持有相反的态度，对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极为反感。他认为中国科学文化最发达，如说“天文历算至今日而大备”①。对西方学术成就亦有所承认，如谓“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于推步一事，颇能深究”②。但又认为西方的科技制作，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如说西方有自鸣钟，而中国早有刻漏③。西方算学有借根法，而中国算学早有天元法④。他甚至认为西方人的先进器物，是抄袭中国成果的产物：“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⑤以为西法西器与中国之不同，只是改变了名字。他认为相信西方算学的人是不懂历史，“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⑥阮元否认西法，根本看不起西方人及其国家，称德意志人汤若望之祖国为“欧罗巴极西之小国”，清①《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

②《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①《揅经室四集》卷5，《里堂学术记序》。

②《畴人传·凡例》。

③《揅经室四集》卷5，《自鸣钟说》。

④《揅经室再续集》卷2，《续畴人传序》。

⑤《揅经室再续集》卷2，《续畴人传序》。

⑥《揅经室续集》卷2下，《畴人利玛窦传论》。

朝用汤若望为官就是大气魄⑦。阮元对西方人修正某些科学观点不予承认，否认其科学性⑧，可见他还不懂得科学的认识已在不断发展的这个真理。看来，在西方自然科学面前，阮元固步自封，错误地以为中国古老的文明能够代替一切最新的文明，而不承认中国之外的发明创造。他的观念陈旧，对西方的科技知识贫乏，是落后于时代的迂腐之见。比起他的先辈徐光启诸人他是落后的。所以他的错误不仅是当时中国封建体制的原因，也是他本人食古不化，背上中国古老文明的包袱而不能前进。

综观阮元的一生，他勤奋不息，忠君以尽臣节，并以此受知于乾、嘉、道三朝皇帝，高官厚禄以终天年。他有经世致用思想，勤政务实，既试图解决一些人民的痛苦，又残暴镇压过民众运动，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他终生辛勤治学，留下大量著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考据成就，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⑦《畴人传》卷45，《汤若望传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⑧《畴人传》卷46，《蒋友仁传论》。

第四十四章 王清任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王清任，又名全任，字勋臣，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生于直隶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以武庠生纳粟捐得千总衔，例受武略骑尉。为人性情磊落，精于医术。从青年时期起即往来京师从事医疗实践活动。曾历游滦州（今河北唐山一带）、奉天（治所在今沈阳市）等地。后定居北京行医，开设一家药铺，店名“知一堂”，颇享医名。中晚年与四额驸那引成交好，结为义兄弟。居住四额驸府中，长达数十年之久。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十六日，殁于那引成府中，其妻携随用衣物扶柩回乡。王清任的专方、著述、手稿等，除已刊行于世的《医林改错》之外，其他均散佚。

王清任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求知欲，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他崇尚实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不顾顽固守旧分子的攻击责难，想方设法对尸体进行直接观察，并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注意多方访问。经过四十多年的艰难探索与不懈努力，所著《医林改错》一书，在解剖学及临床医学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并绘制了二十五幅人体脏腑图，为中国医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节　在解剖学上的贡献

解剖学是形态医学的开端，是一切医学基础理论的基础。我国的解剖学起始是很早的。在《灵枢经·水篇》中就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①的记载。之后又有过一些以了解人体形态结构为目的的解剖活动。《汉书·王莽传》记述：“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②宋代吴简和杨介进行过两次较为细致的解剖，并分别绘成《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这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解剖学图谱。然而，由于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以孝事父母，以恕待他人”。所谓孝，则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谓恕，则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谨慎保护父母及自身体肤的完整，还要不毁伤他人身体，因而解剖学作为一种直接毁伤躯体的行为，在中国古代难以开展，导致了解剖学的发展相当缓慢，大都是循经所云，相沿传袭。

王清任早在青年时期阅读古医书的过程中，便发现古人关于脏腑的论述有一些含糊不清，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不甘人云亦云，因而颇感苦恼，“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③。由此立更正之心。然而，他身处以孝恕伦理道德代替法律的封建社会，欲亲见脏腑，又谈何容易？他虽竭思区画，无如之何，悬念十年，茫无所进，只能等待时机。至嘉庆二年（1797）他的一片苦心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四月上旬，他行医来到河北省滦州稻地镇，正逢此地小儿传染病流行，病死率极高。贫苦人家无力承担丧葬费用，只得用草席包裹孩尸，浅埋于义冢荒野。当地风俗又以为不必深埋，孩尸被野狗吃后，弟妹可避灾不死。因此，各处荒野乱坟中，破腹露脏的尸体每天不下百数，惨不忍睹，臭气熏天。王清任为了亲见脏腑，释其悬念，每天清晨骑马到荒郊野坟，不避污秽，对尸体显露的脏器进行仔细的观察。然而由于这些尸体都经野狗啃食，脏器破损残缺，大多是仅留着肠胃，少有保存完整的心脏肝脏的。他只能互相参照，反复体会，连续观察了十天，参看了百余具尸体，使他大开眼界。他认识到古书中描绘的脏腑与实际不相符合，即使件数的多少也不尽准确。但是，由于尸体均遭破坏，对于胸中膈膜的形态，其位于心上心下，是正是斜，他未能亲见，故仍存疑惑。

嘉庆四年（1799）六月，王清任在奉天遇上一次机会。一个因疯病打死丈夫和公公的女犯要被处以剐刑。他紧跟至西关，忽然领悟到那是个妇女，据伦理道德是不容近前观看的，只得远而避之。等到行刑者提着犯人的内脏从他面前经过，他才观察到这成人的脏器形态与小儿相同。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在北京又遇上了一次机会，一个因打死母亲而处以剐刑的男犯被行刑于崇文门外。等他赶到，行刑已结束，膈膜行刑时遭破坏了，仅见到脏腑。他不得已在道光八年（1828）五月再赴刑场观察，又未得近前。他屡经挫折，虽已见到了大部分的脏腑，但对膈膜一物尚不明了。他不甘随意提笔，因而耿耿于怀，仍设法多方访问。

①陈璧琉等：《灵枢经白话解》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版。

②《汉书·王莽传》卷99，中华书局1962版。

③陕西省中医研究院：《医林改错注释》第6、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版。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北京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请王清任出诊看病。席间闲谈，王清任说到自己留心四十余年未能将膈膜验明一事。刚好江宁布政司恒敬公在座。此人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尸体极多，对膈膜一物知之甚详。王清任喜出望外，恭敬请教，恒敬公被王清任求实和执著追求的精神所感动，向他详尽地说明膈膜的形态和位置。王清任对于脏腑形态的观察研究工作经历了四十二个春秋的努力，至此才告一段落。他将观察结果和研究心得，绘成二十五幅脏腑全图，配以文字说明，撰成了《医林改错》的上半部分。

长期以来，王清任坚持对人体脏器进行实际观察，因而对人体脏腑的认识比前人有了较大的进步，改正了前人对脏腑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如，纠正了所谓肺有六叶两耳二十四孔，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等等说法，补充了当时解剖学上的一些不足。他对胰脏、胰管、胆囊管、幽门括约肌、肠系膜等均作了详细描绘和说明。这些描述与现代解剖学相对照，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他如对膈膜形状和位置的叙述，视神经的发现，对会厌作用的认识，对脑功能的看法等等，都较前人有着显著的进步。值得一提的是，王清任对心血管系统的观察和研究。虽然著作中把血管误称为气管，错误地认为心无血，但是他对于血管形态、位置、走行路线的描述是相当精彩的。他观察到了颈动脉（左右气门）、主动脉（卫总管）、肠系动脉（气府）、肱动脉、肾动脉、股动脉等等，把动脉称作为“卫总管”，把静脉称作为“荣总管”。他指出：“卫总管体厚形粗，长在脊骨之前，与脊骨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筋骨长。”而“荣总管体薄形细，长在卫总管之前，与卫总管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皮肉长”①。并指出荣总管与卫总管长短相等。这种清楚明了的描述，在我国解剖学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发现。此外，他的脑髓说也是相当杰出的。他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②他认为耳目喉鼻舌等均与脑相通，在脑的指挥下完成视听言嗅等功能。在当时的条件下，王清任的这些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国解剖学家侯宝璋教授在研究了王氏著作，历述其八个方面改正前人解剖之错误后曾指出：“王氏虽未能尽改古人之错，而其敢于疑古及创造之精神，实可钦佩，至其观察之能力，亦甚精审。”③①《医林改错注释》第45页。

②《医林改错注释》第38页。

③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1期。

第三节　“气血学说”的提倡王清任

著《医林改错》的原意，“乃记脏腑之书”，事实上此书在临床医学方面的贡献并不逊于解剖学。他最突出的成就是提倡气血学说。这一学说在祖国医学中很早就有记载，我国中医经典《内经》中就提出疏理气血，使其通调畅达，这是中医学治病的关键之一。王清任对这一理论有了发挥，认为治病之要诀，在于明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由何而起，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气病有虚实之分，实则指邪气实；虚是指正气虚。血病有血亏血瘀之分。血亏，必定有引起亏血的原因。或因吐血、衄血，或溺血、便血，或破伤流血过多，或崩漏、产后伤血过多。若血瘀，必有血瘀的表现可查验。他根据自己数十年的临床实践，总结出气虚症六十种，包括半身不遂门四十种、小儿抽风门二十种，以及血瘀症五十种，供临症参考。

在临床治疗用药上，王清任有两个鲜明特点，即活血化瘀和补气。在《医林改错》中，除了收有古方之外，他还提出了三十三个处方，大部分用的是活血化瘀法。直接以活血逐瘀命名的处方有会厌逐瘀汤、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等八种。他提出的以膈膜为界划分疾病部位，用不同的逐瘀汤分治上、中、下三个不同部位的瘀症，都是非常新颖合理的治疗方法，弥补了前人所未备。在用药上，他用得最多的是桃仁、红花、川芎、赤芍等。这四味药普通易得，价格便宜，而又疗效显著，至今仍是活血化瘀的首选药物。

王清任的补气法以其特殊的选药用量及配伍方法独树一帜。在《医林改错》中，补气方有补阳还五汤、黄芪防风汤、足卫和荣汤等十一种。其中十种均用一两以上的黄芪为主药，并有八种配合逐瘀法。这种补阳还五汤至今仍是特别著名的效方，也是他的补气法的典范。方中重用黄芪达四两以上。补气药中，参类价格昂贵，不是久服之品。而黄芪价廉物美，针对性胜于参类，疗效也很好，重用黄芪补气确是谙熟药学的选择。

活血化瘀及补气逐瘀法，在临床上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王清任本人曾用血府逐瘀汤治疗了一女子胸任重物，仆妇坐胸才能入睡；一男子胸不任物，揭被露胸方能入睡。用活血化瘀均获奇效。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此法在今天临床应用范围更为广泛，是内科、外科、妇科、伤科多种疾病最重要的治法之一。王清任的方子在临床上的使用也仍然很有价值。如补阳还五汤治疗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后遗之半身不遂，至今仍为首选。再如血府逐瘀汤治疗颇为棘手的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也取得较好的疗效。目前，尚有一些单位及个人以王氏的方子及他的常用药物，作为课题进行现代研究。可见王清任的临床成就至今受到医务界的关注。

在病因学说方面，王清任也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论述，提出一些独到的新见解。如，对于天花，王清任便推翻了历来胎毒学说，他指出自汉代以前无出痘者，如果说是胎毒，汉代以前之人岂不是父母所生？他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和天花流行时少则一省，多则数省的特点，反复论证天花并非胎毒，而是“遇天行触浊气之瘟疫”①，自口鼻而侵入人体，由浅入深，再从皮肤发出而形成天花。并认为天花的轻重和感受瘟毒的轻重有关。治疗方面主要在于辨明轻重，清解瘟毒，活血化瘀，补气助阳。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天花已被①《医林改错注释》第146页。

彻底消灭，但王清任为治疗天花而创制的治法，如解毒与活血，养阴与活血，补气与活血等的配合，以及他的一些治疗方药，如解毒活血汤，助阳止痒方等对今天的中医临床仍有很大的启发，还常用于麻疹、风疹、喉痹、音哑等症的治疗。

第四节　最可宝贵的精神

作为一位医家，王清任身上最可宝贵的是他敢于不囿旧说，勇于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长期以来，由于儒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深受其限制。历代医家，尤其是宋代之后，为了使一般人能信服并接受自己的观点或学说，在著书立说时，皆须从儒学经典著作中求得根据，很少有人敢于冲破这个藩篱。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更多的是以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释与发挥为主要形式。遇到疑难及与己见有悖之处，宁可提出所谓错简、衍脱问题，而不敢轻易创立新说。至于解剖学则更是一个“禁区”，除偶尔几次官方组织外，几乎无人敢于问津。在这样的因循守旧、尊古崇古风气重压之下，王清任虽已预见到自己提出新的见解，纵然能说，必不能行，并会招致“离经叛道”的罪名。但是有许多病如不说明，人不知源，想到此，他又不得不说了。于是，他决心“不避后人罪我”，毅然闯入解剖学这一禁区。他直言“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①立志予以更正。他不避经典，不讳圣贤，对于自己认识到的东西敢于直指其错，畅述己见，语言犀利，达意明确。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标新立异，而是考虑到“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正如他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自述：“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王清任还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对自己认为正确的古医书相当珍视。他说：“伤寒、瘟疫、杂症、妇科，古人各有所长，对症用方，多半应手取效，其中稍有偏见，不过白玉微瑕。”对于自己认为有成就的医家亦相当崇敬。他说：“伏思张仲景论伤寒，吴又可著瘟疫，皆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他也大力推崇自己认为是切实可用的医著，认为查证可用《证治准绳》，查方可用《普济方》，查药可用《本草纲目》。其他可读可记的有《医宗金鉴》，理足方效的有《瘟疫论》。而他自己的方著，“不过因著《医林改错·脏腑图记》后，将平素所治气虚、血瘀之证，记数条示人以规矩，并非全书”。可见他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

王清任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谨的。他主张“医家立言著书”“必须亲治其症，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于后人。若一症不明，留与后人再补，断不可徒取虚名，恃才立论，病未经见，揣度立方。”①他自己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观察和记述并非尽善尽美，“其中当尚有不实不足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在《口眼歪斜辨》篇中，对于为何大凡患左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右侧，而患右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左侧，王清任疑惑不解，当时又无书籍可供考查。他没有凭想象去牵强附会，而是把这一点明确告诉读者，承认“余亦不敢为定论，以待高明细心审查再补”②。把疑问留给后人去解答。王清任对于“病不知源，方不对症”，“不知妄对、遗祸后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那是“以活人之心，遗作杀人之事”，更有甚者是“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深刻抨击①《医林改错注释》第3页。

①《医林改错注释》第97页。

②《医林改错注释》第1页。

了这种不负责、欺世盗名、损人利己的作法。

王清任恒心之持久，追求之执著是非常感人的。他为了亲见脏腑，屡遭挫折，却不折不挠，数十年如一日，艰苦而顽强地向着认定的目标前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经历四十二年的努力，方得成就。就连《医林改错》的反对者也认为：“清任之恒心，独得千古，后学者能具清任之恒心，何患不成名医？”①《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后世对其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对其脏腑学说遵循者较少，而对其气血理论崇信者较多。王清任的拥护者对其评价很高，赞扬他集数十载之精神，考正乎数千年之遗误，绘图立说，定方救逆，理精识卓。认为“惟清任因考验脏腑生理，自少壮逮于黄发，栖迟秽地刑场，与夫访问秋官，终成不朽之业..岂彼闻义不徙如陆懋修辈狺狺之吠所能损益其间乎？”②而他的反对者对其攻击亦很激烈，责备《医林改错》越改越错，错上加错，甚至是一种流毒。骂他“不自量”，“不仁”，是“狂徒”。诚然，象其他一些古代著名医家一样，王清任亦非完人。可是清代甚至近代一些对王清任的攻击意见亦不足取。他们所攻击的大多是《医林改错·脏腑图记》。而实际上，他们并未亲自去致力于解剖学的研究，只是针对王清任坚持对尸体进行直接观察而又对旧有学说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批判，攻击他“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贤而上”③。因此，他们少能言中王氏的真正不足，反之，大多是攻击了他深入实地，敢于革新的科学态度。

①葛荫春：《古今名医言行录全集》第19页，民国20年印行。

②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第34页，民国36年印行。

③葛荫春：《古今名医言行录全集》第19页，民国20年印行。

第五节　历史条件的限制

由于历史条件和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王清任的思维研究方法及学术观点方面尚有不妥之处，他著作中关于人体解剖方面的绘图和记述也有失误的地方。例如，他对中医脏象经络学说在医疗实践中的作用不够重视，对自己所引用的资料有些并未能真正理解，或理解不全面，有些理解可能并非作者原意。还有一些是把几种不同观点拉在一起，借以说明古人论述的错误与矛盾，这种方法显然不够妥当。如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论肺之孔窍时说：“虚如蜂窠，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既云下无透窍，何得又云肺中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①这段文字是来自两个人的论述，前一句为赵献可所言，说的是肺除上面有气管与外界相通以外，再无孔窍与外界相连，肺的虚盈交替完成呼气吸气，这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后句肺中有二十四孔的提法是李梴所言，可能是受玄学的影响从术数推论得来，是错误的。将这样两个论点不加注明地放在一起，来引证古人论肺之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再如《伤寒论》中的六经学说是条分归纳外感热病复杂证类的辨证纲领，并不是指十二经络，也不是指某脏某腑，王清任对此并不理解，因此他提出的几个方效经络错的例证其实是他自己理解上的错误。在他的脏腑图记中，比较突出的错误是他的“心无血论”。王清任由于看到宰杀猪羊，血皆从刀口流出，心脏无血。从尸体中又看到胸腔有积血，便认为膈膜便是血府，具有存血的功能。而心脏只是出气入气的道路。由于认为心无血，也就把动脉当成了气管，反而对“脉是血管，气血在内流通，周而复始”这一正确论点加以否定，并由此对中医的脉学也失去了足够的认识，提出：“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①的错误论断。此外，他认为膀胱有下口，无上口，以及出气、入气、吐痰、吐饮、唾津、流涎，与肺毫无干涉等等，显然也是不对的。王清任对人体脏器结构及功能上的这些错误认识，主要是受当时社会条件与他进行观察的条件所限制，因此是不能苛求的。

尽管如此，王清任仍不愧是一位有成就，有见地的医家，他的《医林改错》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医学珍著。这部书自从道光十年（1830）在京初版以来，已多次再版刊行，版本达三十多种。至今中医界已是无人不晓此书，无人不读此书。一些西方人士还将此书一部分译成外文，在自己国家出版，把王清任称作近代的中国解剖学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列条肯定他为有影响的医学家。

①《医林改错注释》第4页。

①《医林改错注释》第46页。

第四十五章 吴其浚

第一节 生平

吴其浚，字瀹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

生于官宦之家。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十八岁时考中一甲一名进士，授官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1819），典试广东。道光初直南书房，后督湖北学政。历洗马、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超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升为兵部侍郎，督江西学政，调户部。二十年（1840）以后，先后历任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巡抚或总督。二十六年（1846）乞病退归，次年（1847）病死。因“时称其清勤”和“洁己奉公”而得到清廷的“照例赐恤”①。

吴其浚不同于清代的一般官吏，在为政之余，还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对植物、矿产和地理等都有所研究，特别是对于植物学的研究极感兴趣。他到过许多地方，陆应穀说他“宦迹半天下”②。所到之处，随时留意观察，采集植物标本。有时因为季节的关系，某一种植物标本未能得到，过许多年想起来还念念不忘，引以为憾。同时，他还从古籍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广泛搜集有关的记载和论述。后来他将文献资料汇编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又根据多年研究所得撰写出《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是在吴其浚逝世后第二年，由陆应穀代为刻印的，本人没有看到出版，所以书中有些错乱的地方，也许是由于全书在他生前未最后写定的缘故。本书的版本，除道光二十八年（1848）陆应穀太原府署序刻本，即初刻本外，还有光绪六年（1880）山西浚文书局用初刻本原版重印本，因有少数旧版散失，补刻了一些新版，书首多了曾国荃的一篇序，内容完全与初刻本相同。1919年，山西官书局再次重印，又补刻了一些新版。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了排印本。1915年，云南图书馆也重印过，书首有由云龙《重刻植物名实图考序》以及日人伊藤圭介的《重修植物名实图考序》。日本也出过排印本。1956年，商务印书馆又以1919年的排印本为底本，经过校勘，重新出版。

①《清史稿》卷381，《吴其浚传》。

②《植物名实图考·序》。

第二节　《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综合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并有发展和提高。所参考的文献资料包括经史子集，自古至当时达八百多种。正如书名所标示的，主要是考核名实，因而专谈各种植物的形状、用途以及产地，尤详于药性。书的性质有些近于本草，其编写体例也仿照传统的本草，分类方法和《本草纲目》相似。《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分为谷类、蔬类、山草、石草、隰草、蔓草、水草、毒草、果类、木类等十一类。《植物名实图考》增加了“群芳”，计为十二类。《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二十二卷，收录植物八百三十八种；《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收载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种，比《本草纲目》增加了519种，所述植物广及中国19个省，而江西、湖南、云南、山西、河南、贵州等省的植物采集和收录较多。

由于吴其浚治学严肃认真。主要是以实物观察为依据，然后以文字材料为辅加以印证。他对未经“目验”，而仅凭“耳食”的做法很反感，在“党参”条写道：“余饬人于深山掘得，莳之盆盎，亦易繁衍。细察其状，颇似初生苜蓿，而气味则近黄耆。”①又“穬麦”条：“《天工开物》谓穬麦独产陕西，一名青稞，即大麦，随土而变，皮成青黑色，此则糅杂臆断，不由目睹也。”②另外，吴其浚“多识下问”，对“老农”、“老圃”、“舆台”、“牧竖”都多所咨询，认为他们的五谷草木知识比一般士大夫丰富。在“薇”条中指出：“此菜亦有结实、不结实两种。结实，豆可茹；不结实者茎叶可茹。余得之牧竖云。”③“芜菁”条则称：“后人乃以根叶强别，《兼明书》不知其误，而博引以实之，何未一询老圃。”④再就是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态度，对可疑植物，经过研究比较，还是不能肯定的，都不下结论。如卷二十“黄药子”条为：“滇南又别有黄药..即湖南之野山药。其白药子，亦谓之黄药，皆别图。凡以著其物状，而附以俚医之说，以见一物名同实异。不敢尽以古方所用必即此药，以贻害于后世，庶合阙如之义云尔。”《图考》所以能取得较高成就，是和吴其浚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植物名实图考》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德国人毕施奈德（EmilBretschneider）在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1870年）中对《图考》作了较高评价；伊藤圭介对它评价也很高，说：“辨论精博，综古今众说，析异同，纠纰缪，皆凿凿有据。图写亦甚备，至其疑似难辨者，尤极详细精密”；美国的一些学者如劳弗（Lau-fer，B.）、米瑞（Merrill，F.D.）、沃克（Walker，E.H.）等所写著作中，对该书也有所引用，并加以推崇①。经过吴其浚的细致认真观察、实验和考证分析，发现了过去有关书籍中的不少问题，纠正了一些本草学的错误和阙略。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辨疑”、“正误”考订药物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修治”说明炮炙法；“气味”、“主治”、“发明”则分析药物的性味与功用；“附①《植物名实图考》第七卷，“山草类”。

②《植物名实图考》第一卷，“谷类”。

③《植物名实图考》第四卷，“蔬类”。

④《植物名实图考》第三卷，“蔬类”。

①梁家勉：《我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其发展》，载《科技史文集》第4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方”系搜集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采用以上的标目，优点是分别清楚，一目了然；但缺点在引用古文献时，为避免重出，经常割裂原书文义，有时两书记载相同，兼采并用时仅标一人之名，不能保留古代文献本来面目。《图考》则忠实于古文献原貌，全部照录，并注明出处。又如《本草纲目》中把五茄科的通脱木与木通科的木通混为一物，同列于蔓草类。吴其浚纠正其错误，把通脱木从蔓草类中删除而改列入山草类。他还指出《救荒本草》所绘子图，与他所见者不同，可能是两个种。此种例子在书中有不少。

《植物名实图考》附图一千八百多幅，比以前任何本草书中的附图都要精确。这些图大部分是在植物新鲜状态时绘下的，非常逼真，而且其中很多是根、茎、叶、花全株绘下的，颇能反映出该植物的特征。如藿香图，突出了藿香的特点：叶对生，叶片卵形或三角形，基部圆形，顶端长尖，边具粗锯齿，花序顶生等，与植物学上的唇形科（Tabiatac）藿香（Agastacherugosa）图相符。又一般认为《本草纲目》所载仙人掌为凤尾草，但据植物学者研究，《纲目》上的图不准确，不是凤尾草①。而《图考》中所绘的凤尾草图，清晰可辨，其文字说明：“凤尾草生山石及阴湿处，有绿茎、紫茎者，一名井兰草，或谓之石长生”，与所绘之图相符，正是现在植物学上的凤尾草（PterismultifidaPoir）。毕施奈德认为《图考》中的附图“刻绘尤极精审”，“其精确者往往可以鉴定科和目”；他曾采选蜀黍、粱、薯蓣、苘麻、商陆、佛手柑、铁树果、椰子等八种植物图重雕，用连史纸拓印，附在书末。国内学者对本书的附图也很重视，因为这些植物图对近代植物学的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

对中国的植物分类学，《植物名实图考》也有重要意义。许多现代植物分类工作者在研究植物时往往要参考它。除可以根据书中的附图鉴别出一些植物的科、属，乃至种名外，不少植物的中名定名也是以之为依据的。目前中国植物分类研究中，以《图考》中的植物为正式中名的非常多。如八角枫科（Alan-giaceae）、小二仙草科（Haloragaceae或Haloragidaceae）；还有马甲子属（PaliurusMill）、画眉草属（EragrostisBeaur）等等。

当然，《植物名实图考》也存在一些缺点和糟粕。因受时代条件限制，吴其浚的思想没有脱离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范畴，反映于书中就是常常在分析植物形态、性味或用途时，往往夹杂大段，甚至连篇累牍的陈腐议论，借题发挥他的政治见解和“修身处世”之道，与植物本身全不相干。他虽纠正了以前本草书中的不少错误，但自己在许多地方也犯了错误。如莽草是木兰科植物，他却把卫矛科的雷公藤误认为莽草；又把油芷误认为狼尾草等。有些地方考订也较潦草，照抄其他书籍，无自己的见解。

①裴鉴：《中国药用植物志》第1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39年编印。

第三节　其他著作

吴其浚的其他著作还有《滇南矿厂图略》和《滇行纪程集》。前者由吴其浚编纂，东川府知府徐金生绘辑，为介绍云南铜矿和其他矿产的著作。约成书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44—1845）。书分上下卷，上卷为《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包括工器图二十幅，次滇矿图略，下引第一、硐第二、硐之器第三、矿第四、炉第五、炉之器第六、罩第七、用第八等。书后附有节录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五金”（第十四卷）、王崧的《矿厂采炼篇》、倪慎枢的《采铜炼铜记》和《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卷下名《滇南矿厂舆程图略》，有全省图一幅，次为府、州厅图21幅，下为滇矿图略，其下再分为各种矿产、运输等。

《滇行纪程集》为上下卷的诗集。此书无序、无后跋、无刻书年月。共收录自保定府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而至滇南胜境途次歌咏名胜、古迹之诗二百零三首。诗没有什么特色，但在每首题下有题解或建置沿革。如“嘉鱼县”下注：“汉沙羡地，晋沙阳地，梁置沙州，旋废，南唐升为嘉鱼县。”又云：“县以鱼岳山得名，山西北有灌矶山，旧皆临江，江迁而在陆矣。陆溪口吴时屯兵为重寄，麻屯在陆口东，孙权平山贼麻保二屯于此。赤壁有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应以县西七十里之赤壁与对岸乌林为据。”这些注解对研究沿革地理者颇有参考价值。①

第四十六章 王聪儿 李文成

第一节 王聪儿与白莲教

王聪儿是清代白莲教大起义的重要领袖。她在嘉庆初年与姚之富一起领导襄阳黄号（又称齐家营）起义军，纵横驰骋于鄂、川、陕、豫四省，英勇战斗了两年多，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聪儿（1777—1798），湖北襄阳人，大起义时，年约二十岁①。她自幼丧父，随其母在襄樊往来走解卖艺，这在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看作是最卑贱的职业，嘉庆帝污为“械马倡伎”②。她受尽欺压凌辱，从小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的悲惨生活，尝遍人间的颠沛艰辛，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统治者仇恨的种子，锻炼成坚强不屈的性格。

以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清朝，曾有过“康乾盛世”，彼时，地主阶级通过圈占、强买和高利贷等诸种手段，巧取豪夺，吞占了大片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流窜到湖北、四川和陕西三省交界广袤千里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成为流民、“棚民”。至乾隆后期，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聚敛成风，鄂、豫、川、陕、楚等省屡遭天灾，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当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白莲教支派收元教便组织和发动了一场震撼中外的大起义。收元教首领宋之清的大弟子齐林，利用自己身为襄阳“繁剧”州县总差役的合法身分，掌握了千人以上的差役，在他们中间传教收徒，并通过他们将势力扩展到湖北、四川的广大地区。王聪儿十六岁时与齐林结婚，被称为齐王氏。此后，她就成为齐林的得力助手。她在帮助齐林传教的过程中，特别积极收萃女流。她的几百名妇女弟子日后都参加了白莲教大起义。这样，齐林在湖北收元教内号“大师父”，王聪儿号“二师父”，又称“齐二师娘”。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清廷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各省地方官吏奉乾隆帝指令大索白莲教徒，缉拿教首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人。随后，白莲教首领除刘之协等数人逃脱外，几乎全部被捕。刘松、宋之清等被凌迟枭示，齐林等十九人“俱照妄布邪言为首例，拟斩立决”①。这就是著名的六省教案。王聪儿在这次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她削发为尼，隐藏在襄阳城郊的一座尼姑庙中。

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不但未能遏制大起义的到来，相反倒促使起义的火种迅速蔓延。嘉庆元年（1796）二、三月，刘起荣等假借老教首张汉朝的名义，首先在家乡附近的黄龙垱举起义旗；随后姚之富在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高均德在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姚之富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是这次大起义的主力。

①关于王聪儿此时年龄有两种说法，一为二十岁，一为“年未三十”（邓之诚：《骨董琐记》卷8，《齐王氏》条）。

②《清仁宗实录》卷123。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白莲教），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福宁奏。（下列档案皆省略收藏单位）

姚之富是齐林的徒弟。六省教案之后，姚之富继承了齐林的未竟事业，广收门徒，在湖北地区酝酿、组织和发动起义，日后成为襄阳黄号起义军的实际领袖。他在起义爆发后，为了表达对其师齐林的怀念与敬仰，同时也是由于六省教案前王聪儿在教内的影响，遂“迎王氏为总教师”①。此时这仅是王聪儿的荣誉职衔，其地位、威信尚不及姚之富。

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之后，首先发动了襄樊之战。

嘉庆元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率军围攻樊城，因清军有备，继而强攻襄阳城。起义军冒着清军炮矢，鸣锣呐喊，以门板遮面，循木梯木板攀城而上，终因襄阳临汉水而立，城高墙厚，易守难攻而屡攻不下。最后因嘉庆帝集合五路清军围剿，起义军被迫撤离襄阳，向清军防备空虚的钟祥挺进。在战斗中，王聪儿非常注意军纪的整顿和赏罚分明。齐林之徒曾大寿在成为起义将领之后，违抗军令，“齐王氏斩之，令益肃”②。军纪的严明，保证了起义军内部的号令一致，为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月初，起义军进驻钟祥一带，并以此为基地，筹集粮草，打击清军。

这就使嘉庆帝十分恐慌，急令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并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军。王聪儿、姚之富利用山路丛杂、到处沟壑的有利地形和清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了南北两面迎敌、分途突围的战术，至七月末终于冲破了清军的包围圈，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清军尾追不舍，起义军复分两路迅速转移，一部由黄龙垱向枣阳、唐县行进，一部由吕堰驿向邓州行进。起义军在陈家河与清军短兵相接，歼灭大量清军，取得了钟祥突围后的第一个胜利。

随后，王聪儿、姚之富带领起义军乘胜由湖北向河南邓州、南阳挺进，在襄邓平原上纵横驰骋，永保虽然拥有“京营劲旅及大兵万余，徒尾追不迎击，致贼东西横躏无忌”。义军闯枣阳，击伤清直隶提督庆成，扫邓州，困清河南巡抚景安于魏家集。嘉庆帝闻之大怒，下令把永保“逮入都治罪”，改“命惠龄总统军务”①。

嘉庆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作战，分三路北趋河南。

姚之富、王聪儿率领中路，“出南阳，掠嵩县、山阴”，他们“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当时，景安虽拥兵四千屯戍南阳，但胆小如鼠，“不出一卒”，当起义军入陕经过河南西部边境时，景安又“避贼，驻军内乡。贼入陕后二十余日，景安始至”②。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迎送伯”。

和清将贪生怕死的狼狈相成显明对照的是，王聪儿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勇敢善战，身先士卒，每次战斗总是冲杀在前。据记载：“齐二寡妇每临阵，戴雉尾，衣红锦战袍，于马上运双刀，矫捷如飞，所向无敌。有时跷一足，自山顶疾驰而下，注坡蓦涧，从无蹉跌。其劲捷亦可想矣。”③嘉庆二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王聪儿左臂中了清军一枪，跌下马来，被部下迅速抢救脱险。

王聪儿与清朝统治者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广大起义将士。她直接领①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9《陕甘楚豫述》。

②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①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②同上。

③朱翌清：《埋忧集》卷6《段珠》。

导的数百名女兵，在战斗中都和她一样冲杀在前。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斗，为群贼所服”①。

起义军中出现如王聪儿这样杰出的女领袖，并非偶然。白莲教秘密传教收徒，不分男女，没有性别限制，凡“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②，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和男子一样，纷纷入教，同时也就出现了不少女教首。当起义爆发后，她们和男子一起投身于反清斗争的行列之中。在她们之中，就涌现出了不少从事各种活动的女领袖。而王聪儿则是她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嘉庆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等在陕西镇安与北路的王廷诏、西路的李全两部会师。这时，嘉庆帝急令各路清军务在汉水以北剿灭起义军。起义军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蓝田，吸引清军主力，而姚之富、王聪儿率大部轻装疾进，马不停蹄，沿汉水北岸经安康、汉阴、石泉，五月中旬到达汉水上游北岸的紫阳白马石，接着顺利渡过了汉水，甩掉了跟踪的清军。当清军统帅惠龄五天之后赶至渡口时，除了望见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义军丢弃的破烂外，连起义军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嘉庆帝得知此讯后，大骂惠龄“坐失机会，实属大错”，“惠龄屡经贻误，岂可复膺总统之任？”宣布：“一切军务，著（陕甘总督）宜绵总统，明亮、德楞泰帮办”③。起义军取得了渡汉水首捷后，基于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进。

第一，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这就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猛扑过来。而襄阳起义军由于一开始就和清军打阵地战，损失很大，部队急遽地减员。姚之富曾为此派人四出贴写“午月午日白阳劫尽”的“逆词”①，动员各地教徒参加起义队伍。可惜，因清军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失败了。第二，与此同时，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庆元年冬起义后，一举攻克了东乡（今四川宣汉）县城，声威大振，队伍也因之扩大。姚之富、王聪儿得知此事，“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②。第三，襄阳、四川的起义领袖基本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③，彼此曾通信息。乾隆末年，当收元教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起义领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追述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曾在乾隆五十八年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④可见，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从当时的形势来说，姚之富、王聪儿采取的这一战略也是正确的，得到了四川起义将领的拥护。高名贵对此曾回顾说：嘉庆二年六月，“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①朱翌清：《埋忧集》卷6《段珠》。

②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③《清仁宗实录》卷17。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239页。②《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239页。

③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194—195页；《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辛卯，宜绵、明亮等奏。

④《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58页。

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指襄阳义军）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①。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东乡会师。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绵延三十多里，蔚为壮观。

接着，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徐添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部称东乡白号..东乡会师后，起义处在关键时刻，如果各路起义军加强团结，统一指挥，统一作战，采取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那么就会推动五省白莲教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促进起义高潮的到来。然而，包括王聪儿在内的所有起义领袖都没有这样做。六月二十四日，即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了。姚之富、王聪儿率部回师湖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清兵统帅部按照嘉庆帝的“大兵云集，四面攻围”②的指令，拟订出“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清军惠龄部紧紧尾追襄阳起义军，宜绵部正围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清军总兵力已达四万余人，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估计约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许多随军家属。在军情紧迫、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两省起义军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火速摆脱即将合围的清军包围，尽快转移。

但是，问题在于襄阳起义军应向哪里转移，只有返回湖北的一条路吗？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广阔的、地势险要的四川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前景，同时又有四川起义军的合作，可以大大减少人地生疏和给养供给的困难。如果两省起义军在协助罗其清、冉文俦等部打开川东北局面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向清军力量十分空虚而又不能迅速调进军队的川中、川西进军，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那么，嘉庆五年春冉天元等发动川西战役时所掀起的斗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现。这不仅会使清军“聚歼”起义军的部署全盘破产，还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沉重打击，起义军的力量和影响则将急速扩大，斗争的进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观。可是，姚之富、王聪儿却率领襄阳起义军主力撤离四川，这就使川楚起义军失去了利用这种大好形势向前发展的机会，并造成了他们从此长期流动作战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失败。

襄阳起义军不能与各路反清队伍协同作战，而是单独转移，这还需要从整个起义军方面寻找原因。首先，白莲教发展到清代，虽已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相属。起义后，“伊等虽名为同教，而势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处”①。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起义军长期处于分散状况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王聪儿对此也无能为力，她的资历和能力更不足以使自己成为白莲教“八路兵马总指挥”，以及全体起义军的总领袖。其次，各支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成员，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及自耕农民，封建社会的这种分散经营、互不联系的个体小生产者，正是产生起义军组织上分散性和思想上安土重迁的阶级基础。清统治者对于襄阳起义军在到达四川后即产生的浓厚思乡情绪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姚之富、①《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58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剿捕档》。

①《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申，宜绵、明亮、德楞泰奏。李全、齐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隶襄、樊、南（阳）、邓（州）等处，是以总思北窜汉江，逃回本地”①，“此伙陕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愿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②。这说明王聪儿不仅没有摆脱农民习惯势力的影响，高瞻远瞩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计划，相反，她幼年的往来各地走解卖艺倒助长了她的流动作战思想。

襄阳起义军为回师湖北，首先向川东的开县、云阳、万县等地挺进，兵锋直指夔州、奉节等地。清廷怕其再入湖北，慌忙指令明亮、德楞泰派总兵达音泰率部到白帝城堵截，但姚之富、王聪儿率起义军到白帝城后便将达音泰部团团包围。明亮等复派兵增援。王聪儿当机立断，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令义军分三路同时进攻清营。起义军将士轮番作战，皆持盾以捍，失铳不退，入夜则点起火把，进行夜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终于突破了清军防线，顺江而下迅速挺进湖北，于闰六月下旬抵达归州（今秭归）、巴东一带。嘉庆帝急令湖北巡抚汪新在竹山、竹溪防堵，令明亮、德楞泰率清军主力水陆追击入楚。王聪儿等采取了广布疑阵、迷敌耳目的战术，把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巴东县长江对岸的石门，声言欲南渡进攻县城。明亮等信以为真，赶紧率兵回师防守。当他们复战王廷诏时，突然发现姚之富、王聪儿等率起义军主力二万余人已向兴山、保康、南漳等地远扬，清军的阻击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襄阳黄号在襄阳起义军中的主力军作用和姚之富、王聪儿的军事指挥才能。清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极大恐惧和仇恨，嘉庆帝甚至认为，“若得生获姚之富、齐王氏，则功成八分”①。

从这次战役起，由于“总教师”的地位及军事指挥才能的显露，使王聪儿的名字在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甚至把她看作是超越姚之富之上的“首逆”了。从此，她的声望、威信和地位在襄阳起义军中日趋提高。

王聪儿、姚之富率起义军欲从南漳到襄阳，中途受到清总兵王文雄的狙击。起义军遂“佯退，次日复倍道分进，由宜城、钟祥北走襄樊”②，接着又向房县、竹山一带山区进军，八月，击毙前来围剿的清副都统丰仲布以下数百名官兵。王聪儿本想把清军由房县、竹山一带引向鄂西北老林地区，然后乘机渡过汉水，但因汉水两岸有清军重兵防守，只得改变计划经竹山、竹溪，于九月进入陕西。

十月，清军统帅宜绵因镇压义军不力，被嘉庆帝革职，以勒保代之。十一月，襄阳起义军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清军南下，以便乘机折回陕南，强渡汉水。但清军尾追不舍，义军陷入窘境。姚之富主张“不如..往百丈关，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可是，当他们赶到百丈关，冉文俦部已经转移，“又遇官兵，打败”。王聪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且折回五郎庙一带，如过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陕。若再遇官兵，即入独山一带，山内小路甚多，大半与陕西交界，官兵总不能路路①《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龄等奏；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庆成奏。（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②《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龄等奏；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庆成奏。（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①《军录·农运·结社》，嘉庆二年九月初十日，明亮、德楞泰奏折的朱批。②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挡住，就仍折回陕西。”①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襄阳起义军就是按照王聪儿的这个方案，于十二月经独山折回陕西，突破汉江，打开通往河南和湖北的道路。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甩开了敌人，“贼匪窜至五郎，而明亮甫赶至洋县，已落一站之后”②，同时又解决了襄阳起义军入陕三个多月来，北渡汉水的大问题。这一作战方案的提出与行动，又一次显示了作战骁勇的王聪儿，是一个颇有智谋的军事领袖。

从嘉庆二年底至三年初，襄阳起义军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嘉庆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多起义军由陕西西乡、洋县渡汉水，北上攻下郿县、盩厔（今周至）。接着，王聪儿命令李全带领一支先头部队直逼西安，寻找返回河南的道路。这一行动，把陕西巡抚秦承恩吓破了胆。他急忙闭城，“日夕哭泣，目皆肿”③。可惜，李全部在西安近郊焦家镇圪（鸽）子村与清军王文雄部交战失利。根据这个情况，王聪儿决定回师陕东南，率领起义军来到山阳石河铺一带，准备向东杀回湖北。这时，清将明亮、德楞泰紧追不舍，也来到石河铺。为防止义军“前窜楚、豫”，明亮等派赛冲阿和温春、爱星阿各带兵一千分赴高坝店、漫川关堵截，明亮等则带兵四千由黄陇铺、宽坪，向漫川关兜剿，对王聪儿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三月初五日，当明亮等到达宽坪之时，正值起义军三路向莲花池一带进发。明亮、德楞泰亲带清军，亦分三路追剿。起义军“排列左右两山，并山脚大路，分投抗拒”。德楞泰率部从大路截杀，明亮、达音泰等分别抢占左右山梁。起义军施放火枪进行抵抗，经过激战之后，转到尖河口，编为二队，一队向两河口，一队向漫川关，但分别被赛冲阿、温春等截回，改向西南甘沟一路进发，清军追击了一百七十余里，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百余里之内，尸横遍野”。由于起义军行动迅速，德楞泰连夜催促，集结兵力，又令郧阳知府王正常、郧西知县孔继干募集乡勇，前来围剿。初六日黎明，德楞泰、明亮等由上津堡、槐树沟“兜剿”，将王聪儿等逼至三岔口。“贼众男妇，尚有八、九千人，犹敢舍死冲扑，占住山梁，奔突沟口”，正当清军吃紧时，湖北把总修永宏“闻枪炮之声，即带领乡勇堵剿前来，并力截杀”。德楞泰还从俘获的起义战士口中得知王聪儿、姚之富皆在左山梁，于是带领兵丁，将左山梁四面围住。王聪儿、姚之富顽强战斗，“率男妇三千余人，滚石放枪力拒”。德楞泰、明亮等“四面一直涌上。该二逆东驰西突，率众奔逃至险峻之处，弃马扒越”。德楞泰咬牙切齿地传令清军务要生擒，以便解京请赏。王聪儿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至死不降，她“率妇女十余人，从西面投落陡崖”。姚之富亦向悬崖跳下，壮烈牺牲。当清军追到崖下时，王聪儿“气尚未绝。当加讯问，业已不能详供，惟自认齐王氏不讳”①。一代女英雄为反抗封建统治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近万名起义军战士为此也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余部仍在继续战斗。襄阳白号高均德部欲由陕西雒南进入河南。当他们行至雒南两岔河一带，遭遇三路清军围困。他们怀着“为齐王氏等复仇”的决心，勇气倍增，“相率死斗”。他们“分投占据①以上引文均见《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59，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壬戌，明亮、德楞泰奏。②《清仁宗实录》卷26。

③昭梿：《啸亭杂录》卷4《王文雄》。

①以上引文俱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1册第323—326页。山头，将矛手枪手排列于前，舍命力据”①，誓与清军战斗到底。

嘉庆三年七月，鄂东蒲圻县人王添万“闻得齐王氏已被官兵杀了”，十分悲痛。他感念齐王氏平素相待甚好，要想替她报仇。他们利用周围都是深山的有利条件，在山顶砌石墙，建造茅草房屋，制造军器、火药，组织了二千左右教徒起义②。起义虽然失败了，却反映了王聪儿的英雄气概已成为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的精神鼓舞力量。

王聪儿虽然牺牲了，但她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在她战斗过的地方，人们编出许多歌谣、故事、传说，四处传播，代代相传，歌颂着女英雄的不朽业绩。据湖北省郧西县的调查材料，有一首歌谣写道：齐王氏真胆大，刀枪矛子都不怕。

一心要过大小坝③，杀条血路进四川。

联合兄弟杀进京，阎王扁上打一仗④，杀得鬼神也心惊。歌谣唱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她的持久怀念与崇敬。

王聪儿牺牲十五年之后，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又组织了著名的直鲁豫三省天理教反清大起义。

①《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329—331页。

②《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64页。

③大小坝系指郧西县大小坝河。

④湖北郧西三岔河槐树沟地方，重峦叠嶂，山高谷深。茅山阎王扁是群山中最险要的地方。王聪儿等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第二节　李文成与天地教

李文成是嘉庆十八年（1813）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领导者。这次起义虽然仅仅坚持了三个多月，但却给清统治者造成极大的震惊。嘉庆帝为此下了“罪己诏”，惊呼这次起义“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①李文成，河南滑县东北五里谢家庄人，约生于乾隆中期②，他生活的时代，“康乾盛世”已近尾声。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未得到任何缓和。嘉庆时期，直、鲁、豫三省官吏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占有数百、上千、成万亩土地的地主到处皆有，这些地主利用种种特权，拖欠钱粮，地方官吏就伺机将亏空加在广大农民的头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所以天理教发展教民时，“所言皆系地方文武贪酷不仁等弊”③。

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直、鲁、豫三省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皆以草根树皮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④。但是，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却趁机向农民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的灾难。广大农民“思乱者众”①。世代以泥水匠、木工为业的李文成和京畿大兴县人林清、河南滑县人冯克善，在三省农民中组织天理教，以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明末清初，白莲教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逐渐转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兵士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形成了很多支派。在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就有荣华会、红阳教、白阳教、大乘教和八卦教等。

大约在嘉庆十年前后，李文成加入了河南南阳人梁健忠领导的震卦教。

由于他很有才能，将“教中事有条理不当者”，“厘次剖析，众推服之无异词”②，成为滑、浚一带震卦教的实际领袖。滑、浚一带的震卦教，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王老爷”即王中③，是震卦教教主，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清政府杀害。其后，李文成被徒众奉为“当日震卦王卦主转生”④，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李文成在滑、浚一带传教收徒时大力宣传：“造反事成之后，将教内的人加封官职，给予地亩。所有入教的就有送粮食自数石至十数石，大钱自数百文至数千文不等。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⑤“每钱百文，许地一顷”，李文成以土地为号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天理教，更加踊跃地加入反清斗争。李文成以土地为号召，说①《清仁宗实录》卷274。

②据天理教首领林清的外甥董国太称：“李文成系黑面八字须，约四十七、八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董国太供词》。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按此推算，当生于乾隆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

③《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庆升奏。

④《清仁宗实录》卷267。

①同治《滑县志》卷12《杂志》。

②兰簃外史：《靖逆记》卷5《李文成》。

③原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7页。

④托津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1。

⑤《军录·农运·结社》，《刘第五供词》。

明他确实考虑到，在起义成功后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次冲击，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的农民“相从者众”①，“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②，这些人日后成为天理教起义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冯克善和林清也在积极传教收徒。冯克善在山东收了德州宋跃隆父子和滑县牛亮臣（后成为天理教起义的军师）的儿子牛文成、浚县李大成等人为徒，依靠他们发展离卦教，自任教主。林清自嘉庆初年起传教收徒，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坎卦教，并将这个统一的教派定名为白阳教，这是林清为应“白洋（阳）劫”而取的带有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宗教的名称。白莲教系统的各教派信奉“无生老母”。以回涅槃境地的“真空家乡”为最终目的，并鼓吹“两宗、三际”说。“两宗”指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三际”指白莲教义把世界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在三个时期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统治人类世界。其中“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了上风，形成了“大患”，招致“恐怖大劫”即“白阳劫”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显然，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预言。能够吸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参加反清斗争。

之后，林清又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③的口号，以图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进一步扩大势力，并且在嘉庆十六年亲自到滑县会见了李文成和冯克善。

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林清即与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之交，倡言李文成为八卦教主，使当地习教者深信不疑。接着，林、李合伙夺了梁健忠的卦主职位，由李正式继任震卦教主。他们一起还确定了震卦在八卦各卦中的地位：“震卦为七卦之首，各听约束，其后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文成即“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①。至此，李文成和林清初步实现了“八卦归一”的目标。他们在这次会见中还利用“星象示变”，规定了起义日期。原来，这年八月，“慧星出西北方”，李文成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②。这种以两年前的天象决定两年后的起义日期，而不以阶级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依据的做法，显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样，起义还处在准备阶段时期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嘉庆十八年七月，李文成、林清、冯克善在河南滑县附近的道口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决定：起义时的“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两字，约定九月十五日动手造反，各带徒弟于本县起事”，并要求林清占据直隶，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然后，李、冯等人率①《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5。

②《军录·农运·结社》，《刘第五供词》。

③《军录·农运·结社》，《刘宗山供词》。

①《靖逆记》卷5《林清》。

②《靖逆记》卷5《李文成》。

领各自徒弟“半月内到京”③，与林清会合，共同赶走清朝皇帝。难怪嘉庆帝大骂这次起义“其心总在北京图谋社稷，与从前三省（白莲教）迥不相同，险恶肆逆，异乎寻常”①。这说明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一开始就抱有夺取政权、彻底推翻清皇朝的政治目的。李文成在这次会上还对未来的“大明天顺”政权作出了组织安排：李文成为天王、于克敬为地王、冯学礼为人王，林清为“文圣人”，冯克善为“武圣人”，辅佐李文成管理天下。这样，在反对清朝统治这一共同斗争目标指引下，李文成和林清、冯克善将其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并将这一组织定名为“天理教”。接着，李文成又任命了天理教八个卦的教首，他们是：离卦王王道隆，艮卦王刘宗顺，震卦王宋克俊即宋老秀，乾卦王寿光德，坤卦王冯相林，巽卦王王修治，兑卦王刘国明，坎卦王尹老德，他死后，其子尹振继任②。

由于李文成的旗子上确实写有“大明天顺”的字样，因此，过去国内外一些学者据此将这次起义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

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占支配地位的封建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仍在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因此，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但是，由于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民族压迫的阶级实质，而将清朝的民族压迫视为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这就必然要借用恢复“大明”的旗号进行反清斗争。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人们从明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事实，认识到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偶像，真命天子也并非总由一家世代相承。这种社会意识又决定了在农民的反清斗争中，“复明”的政治色彩必然地相当淡薄。天理教起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天理教和白莲教一样，崇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诀，它也打着弥勒佛旗号，但实际上，却对“无生老母”和弥勒佛并不过分崇信。在天理教徒的眼里，弥勒佛的作用是和林清本人联系在一起的，林清就是指路的“佛”；他们也不用虚无缥缈的“牛八”（“朱”字的分写）充当精神领袖，而是用《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李遂号“严霜十八子”，自称“李自成转世”。这表明李文成、林清等人是把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作为自己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即把李自成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他们显然是要发扬李自成反明斗争的革命传统，继承他的革命事业，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事实也正是这样。李文成在传教中谆谆告诫他的教徒说：“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①这是李文成借用宗教语言，鼓励天理教徒起而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由此看来，天理教起义的实质是一次以推翻清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为宗旨的农民革命运动。

嘉庆十八年9月15日，林清派了一百名左右的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由③《军录·农运·结社》，《冯克善供词》。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上的朱批。

②《军录·农运·结社》，《秦学曾供词》。

①《靖逆记》卷5《崔士俊》。

于众寡悬殊，当天失败。林清为叛徒出卖，于9月17日被捕，后被清政府杀害。在林清攻打紫禁城之前，李文成亲自领导了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范围大致又可分为三个小地区。河南的滑、浚二县，这里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起义主力所在。

道口会议之后，李文成一方面把会议决定内容通知他的八卦王，令他们把各自的几千徒众集合好，按原约定，于九月十五日准时起义，然后半月内到京和林清会合。为夺取起义成功，他指令天理教首领牛亮臣在滑县大伾山加紧打造军器。不料，此事为滑县知县强克捷侦知。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强克捷逮捕了李文成、牛亮臣，并将李文成“刑断其胫”①。冯克善、宋元成和八卦王等人激于一时的义愤，决定提前起义。他们来不及通知在北京地区的林清变更起义日期，便于九月初六日夜晚，集合滑县的天理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强克捷仓皇逃至封邱，在其上司逼迫下自缢。他的家属和滑城官吏三十余人全部被起义军处死。

起义军占据滑城之后，李文成即在城内扎下大营，建立政权，称“天王”，又“开帅府，设羽帐”，帐后树“大明天顺李真主”②的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秦学曾为提调兵马总先锋，并在北门外挂有“招军旗”，积极吸收穷苦百姓加入起义队伍。接着，起义军攻占了道口、桃源，与附近的滑城形成犄角之势。九月初八日，李文成又派于克敬北攻浚县。

应该指出，李文成等占据滑城是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从清政府查获的“逆产”数目看，直、鲁、豫三省内李文成、牛亮臣等人拥有的土地总数在六百六十顷、房屋在一千一百间以上③。农民起义军固有的恋土怀乡观念，不愿远离故土，促使他们坐守孤城。

起义者占据滑城后，李文成由于伤重需要治疗，领导起义军的任务都由牛亮臣、宋元成承担，其他将领轻易见不到他。因此，起义军在行动上也就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甚至有些起义军战士在附近地区抢劫当铺、衣物而无人过问，而牛亮臣等人却纷纷带头将自己的家口搬进滑城，更加恋城不走，严重地拖住了起义军战略转移的后腿。天理教是秘密宗教，而秘密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教时带有地区性，离开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就无所作为。李文成和起义军坐守滑城，正符合清统治者的愿望。正如礼亲王昭梿说：“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①。事实果如所料，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城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全部被消灭。

李文成派兵攻打浚县，同样也是个战略上的错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嘉庆帝一听到滑县起义的消息迅即调军围剿，已使起义军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李文成不倾其全力围攻浚县，而是挥戈东进，把分散在直鲁豫三省各地的起义队伍统一起来，做到进可联成一片，退有牢固的后方可守，是完全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粉碎清军的围剿的。但是，李文成等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占据滑城之后强攻浚县，二十多天的阵地战使起义军伤亡惨重，于克敬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十月初，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率①魏源：《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贼记》。

②《靖逆记》卷5《李文成》。

③《军录·农运·结社》，《大学士刘镮之奏》。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6《滑县之捷》。

军从四面八方向滑、浚一带集结时，起义军被迫撤回滑城，这样就丧失了向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在其他地区，如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这里的起义队伍分散行动，每支队伍不过几百人。虽然其中一支曾攻入长垣县，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巩固已得到的胜利。

在山东，地处西南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这里的起义是在李文成的徒弟朱成贵的领导下，攻克了定陶、曹县。

总的来说，起义一度迅猛发展。仅长垣至滑县交界的二、三十里之处，起义军的营寨“联络十余里不绝，众不下十数万，旌旗蔽日，声势锐甚”①。直、鲁、豫三省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嘉庆帝立即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堵截，命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渡河南窜，亦勿令窜入（太行）山谷”②。不久，嘉庆帝又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③，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正可并力兜围”④，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军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嘉庆帝又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任钦差大臣，“总统军务”，同时把能征善战的固原提督杨遇春和清军官兵约二万余人调到河南。此后不久，又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这样，温承惠在北，同兴在东，高杞在南，杨遇春在西，逐渐形成了对起义军的严密军事包围圈。

从九月下旬，清军开始向直鲁两省的起义军发动进攻。十月上旬，清军先后攻下了山东起义军的主要据点定陶、扈家集和曹县。与此同时，各地官吏勾结地主编查保甲，选乡勇，办团练，坚壁清野，配合官军将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击破。在直隶的开州、东明、长垣，由于起义队伍过于分散，又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结果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在清军三次攻势之下，丢失一个又一个据点。至此，山东、直隶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余部大多退往滑、浚一带。起义军的地盘就只剩下河南滑城、道口、桃源三个据点，双方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形势对起义军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李文成觉察到“官兵势重，抵敌不住”，决定派冯克善往山东德州去约他的徒弟们“前来接应”①。

还在十月九日，杨遇春等即“驰至道口”，先后剿灭了道口附近的新镇、丁栾集等地的起义军。十月二十一日，道口的起义军分两路主动进攻杨遇春的军营，双方酣战达五时之久。冯克善在激战中突围，奔往山东，寻求救兵。十一月十九日，他在河北献县不幸被捕，后解京处死。

冯克善出走山东后，清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分七路攻下道口，进剿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城。

正当滑城岌岌可危之际，十月三十日晚，兑卦教首刘国明潜入滑城，与李文成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作出了哪些决定，但从当时直鲁一带仍有少量分散的起义军在活动的事实来看，他们显然把解救滑城危急的希望寄托在直鲁豫起义军的支援上。为了保存起义火①道光《续长垣县志》卷下《人物志·郭有成》。

②《清仁宗实录》卷273。

③《清仁宗实录》卷275。

④《清仁宗实录》卷273。

①《军录·农运·结社》，《冯克善供词》。

种，以便继续斗争，起义军的领导集团决定由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出走山东，而留牛亮臣等人坚守滑城。

当夜三更，李文成在刘国明等人护卫下，坐着大车，秘密地来到了滑城附近的南湖。第二天，他们率一千多人从南湖出发。尽管此时天理教起义已经面临最后覆败的危局，但是这支队伍沿途经过的地方，还是有许多贫苦群众参加进来，使起义军的人数猛增至四千余人。

十一月初四日，李文成等来到长垣、东明一带。这时，他们不仅受到清军托津部的围追堵截，而且适逢四川提督奉调带兵赴滑县围剿起义军，经过东明，“因恐贼匪东窜，即在东明县属郝士连村扎营”①。李文成感到，往山东之路已走不通，于是当机立断，拐大弯往封邱、延津、阳武、新乡、辉县、林县一带转移，并到达距直隶边界不远的林县临淇镇，又意图与直隶起义军会合。但是，他们再一次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进退无路，被迫从林县临淇镇来到辉县北部的侯兆川，占领了这里的险要据点司寨。

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内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楼十余座，巍然屹立，坚不可破。李文成刚扎下营寨，清将杨芳即统兵占据了司寨北面的咽喉之地白虎岗。十一月十八日，李文成派二千起义军进攻白虎岗。清军开始时怯战，不肯向前。杨芳亲斩两名清兵后，众皆“股栗”，被迫一窝蜂扑上前。双方血战数个时辰，起义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山岗河水。十一月二十日平明，清军向司寨发动了猛攻。寨内的几百名起义军战士，在李文成、刘国明的领导下，绕着围墙，从早晨坚守到傍晚，并不断用板门砖木堵塞被清军毁坏的寨墙。当清军攻进寨内之后，他们又据险掷石，与清军展开了短兵巷战。日暮时，清军仍未能占据全寨，最后使用了放火焚烧的恶毒手段。

这时，清军发现李文成藏在一座碉楼里，杨芳率众登楼，妄想活捉李文成以邀功。在这最后时刻，李文成等虽然势孤力单，依然悉力抵抗。刘国明出其不意地持刀跃出，连杀两名清兵后牺牲。此时，杨芳趾高气扬地声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①但是，李文成和所有的起义战士都丝毫不为所动，在凶狠的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碉楼上的李文成神色坚毅，炯炯有神的目光像利剑似地射向敌人，高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②最后举火壮烈自焚。剩下的起义军战士群相拥抱，让烈火吞没了自己的身躯，充分显示了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司寨陷落后，三省边界起义军又在滑城作殊死的战斗。

还在十月下旬，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等率军进攻道口、围困滑城，起义军面临危急之际，他们已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他们把道口屯粮运往城内，“足支一载”，“尽够食用”，陆续凑集不少火药、鸟枪、刀和其他守城器械，清除清军奸细，使城内“无敢内应”③，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力量。十一月初，李文成离开滑城后，城内军民遵照他的指令，继续加紧备战，铸了四门炮和许多支大鸟枪，又从地下刨出六百斤硝磺制造弹药，天理教各①《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一月，章煦片。

①《靖逆记》卷3《司寨之捷》。

②《靖逆记》卷3《司寨之捷》。

③《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贼记》。

卦王分守四门。清军这时也在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准备攻城，同时又故意将林清首级悬挂帐外，以瓦解起义军军心。但是，起义军无人理睬，坚持战斗。他们不断抛下断碑巨石，压塌清军地道，使潜藏在内的清军毙命。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点燃了地道内的炸药，将西南和南面的城墙各轰坍了一大段。起义军“枪石如雨”，痛击进犯的清军。有一名起义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军，官军又射之，贼以手接矢，左右驰突。”①充分表现了起义军战士不怕牺牲，誓与清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由于众寡悬殊，清军攻入了滑城。接着，城内的街头巷尾，到处展开了白刃搏斗。起义军在一片火海中顽强地奋战，直至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滑城保卫战中，起义军中的女英雄、李文成的妻子张氏表现得十分英勇。她在李文成出走后，不仅参加了保卫滑城的指挥工作，运筹帷幄，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战士登城防守，夜晚则率兵“潜出烧炮台、劫营，无夜不扰”②。直到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军）拥护出城，扑卡数次”③。城破时，牛亮臣等人劝其“诡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曰：‘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④于是，她和年仅十二岁的女儿挥刀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力竭后母女俩一同自缢，实践了李文成在反清斗争中的誓言。

李文成和林清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天理教起义，虽然历时三个月就失败了，但却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①《靖逆记》卷3《平定滑县》。

②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5《书滑县平贼事》。

③《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那彦成片。

④《靖逆记》卷5《李文成》。

第四十七章 数学

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清代是由古典数学向近代数学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数学研究是相当活跃的，就数学家人数和有关专著的数量而言，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虽然当时中国数学的整体水平已落后了，与正在兴起和迅速发展的西方近代数学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数学家刻苦钻研和不懈努力，在发掘、整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数学，以及消化、吸收和深入研究引进西方数学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成果，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并且逐渐完成了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和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演变。

第一节 对数的引进

明代末年，由于历法改革的需要，陆续引进了欧氏几何学、三角学和笔算等西方数学。入清之后，这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波兰传教士穆尼阁（J.N.Smogolenski，1611—1656）和薛凤祚所介绍的对数方法。薛凤祚（1600—1680），字仪甫，山东益都金岭镇（今属山东淄博）人，与清初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王锡阐有“南王北薛”之称。他早年曾向明代学者魏文魁学习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方法。五十多岁时又在南京向穆尼阁学习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等科学知识。所著《历学会通》于1664年刊行。

《历学会通》共分正集、续集和外集三部分，主要讲述天文学，此外还有数学、医药学、物理学、水利、火器、兵法等内容。名为“会通”，表明他的目的是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该书的数学部分主要是传自穆尼阁的《比例对数表》（1653年），《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等各一卷。《比例对数表》和《比例四线新表》分别给出了1～20000的六位对数表和六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对数表。书中把今天所说的“对数”称为“比例数”或“假数”，并简单解释了把乘除运算化为加减运算的道理。这是对数方法在中国的首次介绍。对数是17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有效地简化了繁重的计算工作。在对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这三种当时西方最重要的数学方法中，也只有对数比较及时地传入了中国。《三角算法》所介绍的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知识，比《崇祯历书》中有关三角学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如平面三角中包含有正弦定理、余弦定理、正切定理和半角定理等，且多是运用三角函数的对数进行计算。球面三角中，增加了半角公式、半弧公式、达朗贝尔公式和纳皮尔公式等。

明末清初还传入了西方的一些计算工具，如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计算尺（尚无游标、滑尺）、筹式计算器和帕斯卡计算器（机械式加法器）等。这些计算工具有些是外国制造的，有些则是国内自行研制的，现今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由于这些计算工具的实际运算效率并不高，远不如珠算，因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在17世纪，我国有四算之称，即珠算、笔算、筹算（非指中国古代用算筹进行的筹算）和尺算，后三者都是由西方传入的，但当时主要和普遍使用的仍是珠算。

第二节　梅文鼎的数学工作

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传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进与反引进的斗争有时是相当激烈的。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待引进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态度，基本上有三种。一种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否定，盲目排斥，如明末冷守中和魏文魁，清初杨光先等。如，杨光先说过：“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①，正是这种愚昧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另一种态度以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他们努力学习西学，在引进西方科技知识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政治目的缺乏应有的警惕，而对于西方科技知识则过于推崇，无论先进或不先进、适用或不适用，往往是兼收并蓄，一概照搬，缺乏分析和批判的精神。例如徐光启对中国传统数学和西方数学就有不少偏激之词。他认为《几何原本》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而相反地，却把中国古代数学说得一钱不值，“所立诸法芜陋不堪读”②，在《刻同文算指序》中又说“网罗艺业之美，开廓著述之途。虽失十经，如弃敝矣”。中西数学有不同的传统，各有自己的特色。徐光启的这些思想显然是非常片面的和错误的。此外，清代还有一些人如阮元、戴震等，他们主张“西学东源”说，认为几何学即勾股，代数学来自天元术，西方数学全部来源于中国。这种思想当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只能造成阻碍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不良影响。第三种是以梅文鼎和王锡阐为代表，对于中西数学和天文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梅文鼎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①，虽然他在实践中还有不足之处，但这种有分析，有鉴别，实事求是，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与对于外来文化盲目排斥或盲目崇拜的两种错误倾向是有根本区别的。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今安徽宣州市）

人。毕生研究数学和天文学，著述繁富，约有80余种之多，被乾嘉学派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康熙帝曾在一次南巡归途中召见梅文鼎，连续三天与他讨论天文学和数学问题，并亲书“绩学参微”四字予以表彰。在数学方面，梅文鼎对于当时的中西数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几乎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梅文鼎之孙梅瑴成编选的《梅氏丛书辑要》中，收集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其中包括《笔算》5卷，《筹算》2卷，《度算释例》2卷，《方程论》6卷，《少广拾遗》1卷，《勾股举隅》1卷，《几何通解》1卷，《方圆幂积说》1卷，《几何补编》4卷，《平三角举要》5卷，《弧三角举要》5卷，《堑堵测量》2卷，《环中黍尺》5卷。这些著作对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比例规、纳皮尔算筹等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阐述，并且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如关于正多面体和半正多面体的研究，关于球体积的计算，关于以投影原理解球面三角问题等。梅文鼎的数学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正如阮元所说“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①杨光先：《不得已》。

②徐光启：《勾股义》绪言。

①梅文鼎：《堑堵测量》卷2。

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①，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梅文鼎的数学工作，在有清一代吸收和消化西方数学知识过程中，起了会通中外，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①阮元：《畴人传·梅文鼎传》。

第三节　康熙帝与《数理精蕴》

康熙帝（1654—1722）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对于科学技术也较关心，不仅热心学习新的科技知识，而且亲自参加科学研究和实验，这在封建帝王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1712年他命梅瑴成等编撰《律历渊源》100卷，于1723年编成印行。其中数学部分为《数理精蕴》共53卷，包括上编“立纲明体”5卷，下编“分条致用”40卷，数学用表4种8卷，这是一部当时中国传统数学和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国内的数学水平。特别是由于这部书是以康熙帝名义主持编撰和出版的，所以流传很广，影响也较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学习和研究数学必须参考的重要著作。《数理精蕴》是在梅文鼎数学著作、白晋和张诚等进讲的讲稿等基础上编成的，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算术、几何、代数、三角等学科的成就。其中较新的内容有对数表的造表方法。关于对数和对数表，《历学会通》已有所介绍，但没有造表方法。《数理精蕴》下编卷三十八“对数比例”阐述的造表法是首先确定lg1=0，lg10=1，lg100=2..然后提出六种方法来计算1～10之间和10～100之间各数的对数。《数理精蕴》中另一项新内容是利用未知数列方程和解方程的方法，当时称为“借根方比例”。例如，一九根一六二○，方立-=一根=一二，用现代数学式表示，即：x3-9x=1620，x=12。其中应用了加号“+”，减号“-”和等号“=”，这是中国传统数学所没有的。这种方法虽来自西方代数学，但实际上与宋元时的“天元术”很相似，而表示方法有所不同。《数理精蕴》还最早介绍了素数概念，称之为“数根”，并给出了1～100000的素因数分解表及十万以内的素数表，此外还有1～100000的十位对数表，间隔为10〃的七位三角函数表等。

第四节　中国传统数学的整理研究和《畴人传》

从康熙帝晚年开始，特别是雍正年间，清政府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后大约一百余年里，对外实行闭关锁国，对内屡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乾隆年间又开设四库全书馆，编辑《四库全书》。在这种形势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工作基本上停止了，不少人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籍的辑佚、考证、校勘和注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目标的乾嘉学派。我国的数学研究工作也同样转入了整理古算书和对于已有的中西数学进行深入研究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经过戴震、阮元等著名学者的努力，我国早已失传的许多数学著作，如算经十书，宋元数学家秦九韶、杨辉、朱世杰、李冶的主要著作，都陆续通过由《永乐大典》辑录、据私人藏书家所藏珍本抄录等各种途径被发掘出来，整理出版，其中朱世杰《算学启蒙》的刊刻底本还出自朝鲜刻本。这些古典数学专著重新出现后，立即引起不少数学家的重视，并纷纷为之注释校勘和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了相当突出的成绩。其中李潢（？—1811）《九章算术细草图说》、《海岛算经细草图说》、《辑古算经考注》、《四元玉鉴细草》和《〈数书九章〉大衍求一术考注》，罗士琳《四元玉鉴细草》等，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张敦仁《求一算术》、骆腾凤《艺游录》、时曰醇《求一术指》、黄宗宪《求一术通解》等，对于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和百鸡问题（不定方程）重新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澄清了古算中陈述不清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黄宗宪还改进了古代的一些算法。乾隆嘉庆时期著名学者焦循（1763—1820）著《加减乘除释》，使用甲、乙、丙、丁等文字代表不同的具体数字，分析《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缉古算经》中各种算法的规律，提出了一些有关加减乘除的基本运算律，如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乘法交换律、结合律及分配律，整指数的二项式定理等，向着理论算术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乾隆嘉庆时代的学者通过整理和研究古代算书的辛勤劳动，使濒于湮没无闻的数学典籍重放光芒，为后世研究古代数学发展史和了解祖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保存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这是乾嘉学派的重大功绩。但可惜的是，由于社会条件和指导思想的不同，中国乾嘉时期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的热潮，并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对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重要作品，就是阮元主编，李锐和周治平协助编撰的《畴人传》46卷（1799年）。在封建史家编撰的正史中，极少为科学家或技术专家专门立传。《畴人传》则完全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传记，着重表彰他们卓越的科学成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创举。全书收集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二百四十三人，而把西方人士三十七人作为附录，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科学成就。在有些人的传记之后，还有简短的评论。《畴人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其中对一些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评价也相当精辟。但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反映了阮元的封建保守的陈腐观点。《畴人传》编成之后，又有一些人继续这项工作。罗士琳撰《畴人传续编》6卷（1840年），论述当时学者的生平和成就，内容比较翔实。华世芳撰《近代畴人著述记》（1884年），所记很简略。诸可宝撰《畴人传三编》7卷（1886年），所收史料和当时社会上的评价也比较可靠。黄钟骏撰《畴人传四编》11卷和附卷1卷（1898年），虽然所收人数较多，但很多人并非是数学家或天文学家，有些著作也早已失传，内容无从查考，因此《四编》的质量远不如前几编。

第五节　方程论

对方程论中高次方程实根个数判定问题的研究，是乾隆嘉庆时期中国数学家的重要成果之一。宋元时代数学家贾宪、秦九韶等，创造和发展了“增乘开方法”，解决了高次方程正实根的求解问题，但是对于该方程是否还有其他的根，方程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则没有进行过探讨。清代数学家李锐、汪莱、焦循经常通信或在一起讨论数学和天文学问题，当时被誉为“谈天三友”。汪莱（1768—1813），字孝婴，号衡斋，安徽歙县人，著作有《衡斋遗书》9卷和《衡斋算学》7册。首先提出一个方程可能存在不只一个正根，并通过与李锐的讨论，提出一套“审有无”（即判别方程是否存在正根）的方法。他的结论包括：对于二次方程x2-px+q=0，当≤时，方程有正根；＞时，无正根。对于三次方程q(p2)q(p2)x-px+q223=0qp2p，当≤·时，方程有正根，否则无正根。这两个结果与现在33判定二次方程与三次方程存在正实根的判别式p2-4q≥0与4p3-27q≥0是一致的。汪莱研究了xn-pxm+q=0类型的高次方程有无正实根的判定方法，上述两种判别式是这种判定方法的特例①。李锐（1769—1817），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市）人，著作有《李氏算学遗书》等。他在与汪莱讨论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汪莱的成果，总结出下列几条规律：设有方程a0xn+a1xn-1+..+an-1x+an=0，则1.方程系数有一次变号时，此方程有一个正根；2.方程系数有二次变号时，此方程可有两个正根；3.方程系数有三次变号时，此方程有三个或一个正根；4.方程系数有四次变号时，此方程可有四个或两个正根。其中2，4这两种情形，方程可能不存在正根，但在李锐《开方说》中不予讨论②。这些结论与现在所谓“笛卡儿符号法则”是一致的。此外，李锐还首次提出了方程的重根问题。他还指出：方程“不可开，是为无数。凡无数必两，无无一数者”①。当时虽然还没有虚根的概念，但他的这一结论为高次方程可能存在虚根（或复数根）和虚根成对的情况，以及方程根的个数问题等代数学基本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广阔余地。李锐和汪莱关于高次方程实根个数判定问题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时间上晚于西方，但他们突破了宋元数学的原有范围，开辟了方程理论研究的新方向，特别是他们在中国数学史上最早开创了带有纯理论性质的研究课题，并独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无疑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①汪莱：《衡斋算学》第5册，第7册。

②李锐：《开方说》，见《李氏算学遗书》。

①李锐·《开方说》，见《李氏算学遗书》。

第六节　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明末《崇祯历书》中已经介绍了三角函数表的编造方法，即所谓六宗、三要和二简法。这种造表法利用普通三角函数关系公式推算，相当繁琐，并且也不能算出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此后陆续有人研究这一问题，但未取得重大突破。清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杜德美（P.Jartoux，1668—1720）曾介绍三个无穷级数公式，当时称之为“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和“弧背求正矢”，相当于圆周率π的展开式以及正弦和正矢的幂级数展开式：p=++++ìí.üyt3114313451354722222223.!!!·····.，sin!!!!!xxxxxversxxxx=-+-+=-+-131517121416!357246.，.．梅瑴成将其记载在《梅氏丛书辑要》的附录《赤水遗珍》中。这些公式提供了计算任意角度三角函数值的简捷算法，受到当时数学家的欢迎。但由于杜德美没有给出这三个公式的证明，因而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首先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是蒙古族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明安图。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族正白旗人，生年不详，约卒于1763年。毕生在钦天监从事天文工作，曾任时宪科五官正，晚年升任钦天监监正。他经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把中国古代数学与引进的西方数学结合起来，创造了割圆连比例法和级数回求法，终于圆满地证明了上述三个公式，并且推导出另外六个公式，其中较重要的有反正弦和反正矢的幂级数展开式：arcsin!!!xxxx=++++113135135732252227···.，()!!arcversxxxxx221214126!1238!2222232224=++++ìí.üyt···.．明安图的数学专著是《割圆密率捷法》4卷。这部书在他生前未能完成，后由其学生和儿子续成出版（1774年）。此外，他还曾参加编著《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等重要天文学著作，并曾两次亲赴新疆地区测绘地图，在天文学和地图测绘学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清代关于无穷级数的研究是一个相当活跃的领域。明安图之后，董祐诚（1791—1823）在《割圆连比例图解》中又采用不同方法得到了关于弧、弦、矢三者关系的四个公式，简化了明安图的结果。项名达（1789—1850）在《象数一原》中，又把这四个公式简化成两个公式。项名达还和戴煦（1805—1860）共同发现了指数为有理数的二项式定理。在《外切密率》中，戴煦首先得到了正切、余切、正割、余割、反正切、反正割等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李善兰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但用的是他所发明的“尖锥术”。徐有壬（1800—1860）的《测圆密率》和《造表简法》，则对于清代数学家关于三角函数展开式的研究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此外，戴煦的《对数简法》和李善兰的《对数探源》，给出了自然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由此可见，清代数学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问题。虽然这些成果在时间上大多晚于西方数学家的同类成果，但这都是中国数学家刻苦钻研独立作出的贡献，并且其中用到的数学方法已经有了微积分思想的萌芽，从而为顺利接受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学等近代数学知识，实现由传统数学向近代数学的演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关于椭圆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项名达的《椭圆求周术》及戴煦为之补作的图解，提出了正确的椭圆周长公式：paeee=----21121324135246222224222226p()······.，其中为椭圆离心率，，、分别为椭圆长、短半轴，其所用ee=ab2aba222-方法符合椭圆积分法则。并据此推导出圆周率倒数公式：1121121324135246222222222p=----()······.．项、戴的这项工作是中国数学家关于二次曲线研究的最早的重要成果。

第七节　李善兰的数学工作

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晚清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自幼爱好数学，青少年时代自学和研读了许多中西数学和天文学典籍。三十岁以后，已有很高的数学造诣，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1852年，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国汉学家、传教士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等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后9卷，以及《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重学》、《植物学》等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其中《代微积拾级》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学著作，为近代科学在我国的引进与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60年后，他先后做过江苏巡抚徐有壬以及曾国藩的幕僚，但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868年开始担任北京同文馆算学总教习，直至1882年辞世。李善兰的学术专著是《则古昔斋算学》（1867年）13种24卷，包括《方圆阐幽》1卷，《弧矢启秘》2卷，《对数探源》2卷，《垛积比类》4卷，《四元解》2卷，《麟德术解》3卷，《椭圆正术解》2卷，《椭圆新术》1卷，《椭圆拾遗》3卷，《火器真诀》1卷，《对数尖锥变法释》1卷，《级数回求》1卷，《天算或问》1卷，其中记载了他在传统数学领域的主要成就。例如，“尖锥求积术”是李善兰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数学方法。在《方圆阐幽》中，李善兰首先列出十条预备定理作为推算的基本依据，并且以求圆的面积为例，说明尖锥术的具体应用。这些预备定理的基本思想是：当n≥2时，Xn可以用一个平面图形的面积或一条线段的长度来表示。如其第八条命题说明，高为底面积为的尖锥体体积等于，这相当于定积分hahahnn+1n+1axdxahnnnoh=++ò11．他利用尖锥术得到了圆面积展开式，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展开式以及自然对数展开式等许多很有意义的结果①。李善兰在《垛积比类》中，深入和全面地研究了三角垛、乘方垛、三角自乘垛、三角变垛等求和问题，发现了多种类型的代数恒等式，其中尤其著名的是三角自乘垛求和公式：（）（）（），rpppjnpjprnjp+-=+-+==..12212120式中。这一公式现在通称“李善兰恒等式”，章用、华()!!()mmm111=-罗庚、图兰·帕尔（匈牙利）等现代数学家都对它进行了新的探讨。李善兰对于数论问题也曾作了不少研究。他在《考数根法》中，独立证明了费马定理，即如果ap-1能被N整除，且N为素数，那末N-1必能被P整除。但N-1能被P整除，仅是N为素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他指出了这个定理的逆定理不成立，并给出另外几个有关素数的判定方法。

①李善兰：《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均见《则古昔斋算学》。

第八节　其他方面的成就

在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关于有限项级数的求和问题，是一个相当有成绩的领域。如宋元时代的垛积招差术，提出了许多种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公式。在清代，又有不少人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康熙时的数学家陈世仁（1676—1722）撰《少广拾遗》，专门讨论垛积术，得到：1+3+5++(2n1)=13n(4n1)1+3+5++(2n1)=n(2n1)22222333322.，.，----等一系列新成果。

中国古代很早就发明了先进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涉及到其他的进位制。例如《易经》的六十四卦，体现了二进制的思想，西汉扬雄《太玄经》的八十一首，体现了三进制的思想。明代朱载堉在进行律管长度换算时实际上应用了九进制。清代数学家汪莱所著《叁两算经》，则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次系统探讨非十进制算术的论文。文中论述了二至九进制的理论和算法，列出了二至九进制的乘法表，并讨论了非十进制除法运算有否整数和有限小数商的情形。这是清代数学中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

项名达在《开诸乘方捷术》中，创用逐次逼近法开高次方。他与戴煦所得到的四个递推公式，为高次方程的近似计算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新方法。他在《象数一原》中提出的待定系数法，也是无穷级数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在画法几何方面，我国古代很早就掌握了用富有立体感的平面图形来表现空间物体的绘图技巧。许多建筑图样、绘画和雕刻作品运用了正投影、透视、轴测图等如今属于画法几何的方法。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授时历草》和明代的《营造正式》等都画出了相当准确的二视图。清代康熙时的数学家年希尧（？—1739），对于引进的西方透视画法钻研了三十余年，撰写出我国第一部透视学专著《视学》（1729年），把我国的制图理论和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视学》所附图版极其精美，绘制的建筑图样比例准确，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这在中国传统科学著作中是很罕见的。《视学》中论述的透视学原理主要有量点法、双量点法、截距法、仰望透视法、阴影作法等，其中有些内容早于西方画法几何的奠基人法国数学家蒙日。

第四十八章 天文学

清代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古代天文学走向衰亡，从一门实用的为社会所需要的科学逐渐变为一种属于古代文化范畴的科学遗产，成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在中国新生长起来的建立在欧洲天文学基础上的天文学，逐渐与国际接轨，成为近代天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从传统天文学体系缓慢变化为近代天文学体系的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新天文学一改过去为皇家服务的传统，成为推翻旧王朝的思想武器，再往后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第一节 《西洋新法历书》与《时宪历》的颁行

顺治元年（1644）七月，礼部左侍郎李明睿上书，提出“查得明朝旧制，历名大统，今宜另更新名。”显然依照历代改朝换代另立新历的惯例，清政府迫切需要一部新历。此前不久，原在明历局参与编纂《崇祯历书》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曾仔细推算了当年八月的日食，并上书说：“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依西洋新法厘定旧历。今将新法所推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进呈，乞届期遣官测验。”汤若望的做法正好迎合了编制新历的需要。八月初一，清政府派大学士冯铨和汤若望共赴灵台验测，事后冯铨复奏：“用大统术、回回术所推，交食食刻均差，独按西洋新法所推一一吻合”，肯定了汤若望的预测结果，同时也肯定了西洋历法。此后，清廷谕示：“旧法岁久自差，非官生推算之误。新法既密合天行，监局宜学习勿怠玩”，并决定由汤若望主持，按西法推算编制新历。新历完成后，摄政王多尔衮奉旨批准将新历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同年十一月，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第一次由外国人执掌了钦天监。新法成为清政府的官方历法。

在随后的一两年里，汤若望将原有137卷的《崇祯历书》删改压缩成103卷，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给清政府。他在上呈新法的奏文中说：“臣创立新法，规制仪象，以测诸曜视行”，“臣阅历寒暑，昼夜审视，著为新历百余卷”，而没有提及明末徐光启和历局中众人的工作。《西洋新法历书》是当时钦天监官生学习新法的基本著作和推算民用历书的理论依据。以《西洋新法历书》为基础，取天聪戊辰（清皇太极天聪二年，1628年）为历元编制的《时宪历》，在清初除中间五年外，前后行用了八十余年。

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以便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势力确实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据毕嘉统计，在1651～1664的14年间，新受洗入教者已超过十万人。但是，传教士和教徒们的一些言行触犯了封建统治者的尊严，天主教义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合，同时围绕历法改革的“新旧之争”也一直在继续进行，终于在清政府钦天监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顺治十七年（1660），安徽歙县人官生杨光先向礼部上《正国体呈》，说《时宪历》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是“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只是当时汤若望受宠正深，礼部未予上报。康熙三年（1664）七月，杨光先在鳌拜、苏克萨哈支持下再向礼部呈递《请诛邪教状》，控告汤若望等传造妖书，窥视朝廷机密，内外勾结，教会二十年来收徒百万，布党京省要害之地，图谋不轨等。又附上《摘谬论》和《选择议》，指责号称万年历的历法只编了二百年和“选荣亲王葬期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杀”。经清政府会审，结果汤若望与另外七名钦天监官员被判凌迟，五人被判斩首。后因北京接连五日发生地震，按例减刑，只有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处斩。清政府同时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此后，汤若望于康熙五年（1666）去世，各省传教士被押往广州驱逐出境。

守旧势力的这一次胜利依靠的是政治，而不是天文学本身，并且也不能证明传统天文学优越于西洋新法。杨光先虽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但他实际上不懂天文学，“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法”，在五次辞职未准，不得已就任后，只好废《时宪历》复用《大统历》。由于《大统历》已经过时，钦天监大统科的人员又未能积极配合，所以采用《大统历》的做法并不行得通，杨光先又不得不起用原回回科历官吴明烜，改用回历方法制历。回回科官员本来就“虚糜廪禄，毫无职司”，对中国民用历法所知甚少，回历本身也已过时，难以担此重任，因而随后几年间出了不少差错。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书指责杨光先、吴明烜的历法不合天象，后经验证属实，于是又彻底废除了《大统历》、回回历法，重新起用《时宪历》。康熙八年，鳌拜伏诛，南怀仁再次上告，结果一翻前案，汤若望及被斩五人皆平反赐恤，杨光先则拟斩而因年老赦归。新法与守旧势力的这次较量以守旧势力的失败告终，此后南怀仁渐受宠用。

第二节　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清代钦天监的天文工作仍沿袭旧制。其工作内容主要有三项：1.编算每年行用历书，并译成满蒙文字；2.管理观象台，进行天象观测；3.掌管标准计时工作，并负责为重大活动选择吉日、辨识禁忌等事务。由此可见，当时的天文学仍然是以历法和星占为皇家服务的“应用技术”，并没有将它作为需要发展的科学来对待，穿新鞋又走了老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天文学还有强大的影响，具有汉化欧洲天文学的潜能。

《历象考成》与《历象考成后编》《西洋新法历书》刊行后，成为编制每年时宪历的依据，也成为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主要资料之一。但由于《西洋新法历书》实际上出自多人之手，对西洋新法的叙述不够清晰和系统，不少内容隐晦难通，加之时有错讹和图表不符之处，如康熙帝曾研究过它并亲自进行日影测量，发现新法历书中一些数据已不够准确，所以编修一部经中国学者整理、解释并订正错讹的新书是很有必要的。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指出：“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西法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积久不能无差”，要求礼部并钦天监招考天算人才，加强天文实测，准备重新修订《西洋新法历书》。康熙五十三年修书工作开始进行，他又谕示：“今修书宜依古历规模，用今之数目算之”，确定了编修新著的基本原则。此次重修历时九年，于1722年完成《历象考成》42卷。《历象考成》为《律历渊源》的第一部，分上下两编。上编16卷名《揆天察纪》，讲天文理论；下编10卷名《明时正度》，讲计算方法，并附算表16卷。《历象考成》在理论阐述、数据精度和逻辑结构上比《西洋新法历书》有所进步，如根据实测确定了新的黄赤交角；计算平太阳时和真太阳时的时差，考虑到太阳近地点每年有移动所产生的影响；计算月食时采用了月面方位等。但它总体上采用的仍是西方天文学中的第谷体系，数据也多为第谷所定，这在当时已经落后，并且随着年代的增加，误差也越来越大。

雍正八年（1730）六月，据《历象考成》推算日食，与观测不符，于是钦天监监正明图奏请校修《历象考成》。后由在钦天监供职的传教士戴进贤和徐懋德根据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的计算方法，重修日躔、月离两表附于书后。但是，这次新编的日躔表和月离表，没有给出关于天文理论和使用方法的说明，难以掌握，以至钦天监内的中国人只有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安图会用，这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而在乾隆二年（1737）组成以戴进贤、徐懋德为主，由明安图等协办的“增修表解图说”班子，并于乾隆七年编成《历象考成后编》10卷。后编比前编有较大的进步，如抛弃了过时的小轮体系，应用了开普勒第一定律（椭圆运动定律）和第二定律（面积定律），增补了关于视差、蒙气差的理论与采用了较精确的数据等。但《历象考成后编》应用的开普勒定律中，日地关系是颠倒的，即太阳沿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而非哥白尼的日心体系，这种颠倒，对于数学计算并没有什么影响。

天文仪器清代观象台比明代有很大的进步，如增加了仪器，改换了刻度等，以适应新的天文理论和天象观测的需要。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命南怀仁督造新仪，并于康熙十二年制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计有赤道经纬仪（用于测量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黄道经纬仪（测量黄经差和黄纬）、地平经仪[测量地平经度（方位角）]、地平纬仪（又称象限仪，用于测量天体的地平纬度）、纪限仪（测量二天体之间的角距离）与天体仪（即天球仪，相当于古代的浑象，可用于演示或推算天体位置以及出没和中天时刻等）。南怀仁还写成《灵台仪象志》一书，说明上述仪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末附一份全天星表，他也因此而被提升为钦天监监正。康熙五十四年（1715），法国传教士纪利安又造地平经纬仪，并为了安装它而重新调整了观象台上陈列的其他仪器。这件仪器实际上是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两仪的组合。清观象台上最后安装的一件大型仪器叫玑衡抚辰仪（用法与赤道经纬仪相同，但可直接测量赤道经纬度），于乾隆九年（1744）由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主持开始制造，乾隆十九年竣工，是八件仪器中最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一种。玑衡抚辰仪仿照古代浑仪的结构，制作精美，分度刻划准确，而刻度则如其他仪器，为一圆周360度制。以上八件天文仪器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上。这些仪器总的来说仍旧在古典天文学的框架内。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其改进之处在于它们在设计制造和安装方面比较精细；采用了西方通行的360度制和60进位制；刻度盘上加有游标，提高了读数精度；黄道经纬仪上装设有黄极圈等，另外，纪限仪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古色古香大多带有欧洲风格的天文仪器，并没有装置当时西方已广泛使用的望远镜，所以它们虽可用于一般观测，编制和校验历法，但作为天体研究的工具，则已是远远地落后了。

《仪象考成》、《仪象考成续编》及全天星表乾隆四年（1739），戴进贤奏请增修《灵台仪象志》的星表部分，乾隆九年，钦天监发现黄赤交角比《灵台仪象志》出版时已有显著的变化，因此又奏请清政府重新测算星表，与研制玑衡抚辰仪同时进行，并于乾隆十七年（1752）由戴进贤主持编成《仪象考成》32卷，1756年刊行。乾隆曾亲自为之作序，说此事使“天官家诸星纪数之缺者，补之序之，紊者正之”。《仪象考成》首两卷介绍玑衡抚辰仪的性能和用法，后30卷是星表。其中载录传统星官277个共1319颗星，比《灵台仪象志》多16个星官109颗星，又增添了传统天文学中没有的星1614颗，南天极附近23个星官150颗星，合计共300个星官3083颗星。这是清代发表的又一份全天星表，据研究，它们主要是参照新出版的欧洲星表的数据编撰而成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决定重测星表。这时在钦天监中已无外国传教士，参加工作的全是中国官员，他们于道光二十五年完成了《仪象考成续编》32卷。续编中收入3240颗星，与《仪象考成》相比，新增163颗星，并删减了这次没有观测到的6颗星。中国天文学家独立测算完成的这一巨著，反映了中国天文学的进步。中国天文学家不仅独立承担了大量的观测工作，并根据新的观测结果对原有星表进行了修订，而且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们否定了认为恒星亮暗不同是由于恒星直径大小不同的说法，而以恒星离我们的远近距离来加以解释，并且提出恒星本身的变化也会造成恒星亮度的变化，从而纠正了传教士所传授的关于恒星等方面的错误概念。

第三节　钦天监以外的天文工作

清代钦天监以外的天文学研究工作是十分出色的。中国学者出于实践需要和对天文学的爱好，再加上对洋人把持钦天监的局面总觉得脸上无光，于是一部分人致力于研究和发掘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精华，希望找回昔日的光荣；一部分人努力学习和掌握西方数学和天文学，借鉴彼方之长，弥补我方之短，以利应用；还有一些学者可说是学擅中西，对于中西天文学的长处与存在的问题都有所阐发，因而在传统天文学与欧洲天文学两个方面都形成了活跃的研究风气，取得了不少在有清一代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梅文鼎是这一研究的开路先锋。他致力于阐发西学要旨，表彰中学精萃，对传统天文学与欧洲天文学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他在《历学骈枝》5卷，《古今历法通考》58卷，《明史·历志》等著作中，对于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历法沿革、基本原理、计算方法、仪器、图表等，作了全面的论述。尤其是他对《授时历》和《大统历》的深入阐释，例如关于日、月不等速运动对合朔时刻的影响，关于日月交食的计算，用几何方法解释《授时历》求日食和月食食限时刻的原理，接近球面三角学的黄赤坐标换算法，三次差内插公式以及对《大统历》错误数据的校正等，更是常常为人们所称道。梅文鼎对伊斯兰天文学也有所探讨。在《历学骈枝》、《回回历补注》中，他对回回历法五星行度，本轮运行以及西域星表的考算，是研究回回历的重要成果。关于西方天文学，他著有一本学习西法的入门著作《历学疑问》，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中的小轮学说和偏心圆理论等。书中提出西法有些内容为中历所无，可添补中法之未备，兼收并取，以使历法更为完善，这本书康熙曾亲加批点。这方面的著作还有《五星管见》、《交食》、《七政》、《恒星纪要》等，对于西方推算日月食和日月五星位置的方法以及星表等，作了较系统的整理和阐述。但他宣扬的西学东源说，如提出西方天文学体系，其本源出自中国古代盖天说等，则是荒谬的，并且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清代乾嘉学派的许多学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也有很深的研究，成果颇多。他们认为通经必须博史，而经书史著中又有十分丰富的天文历法内容，并且历代各家历法中有不少难解之处，这些都是“通经博史”途径上的拦路石，应予充分研究。如李锐校注过汉代三统历、后汉四分历和乾象历，复原了宋代奉元历、占天历。他还根据何承天调日法研究了各家历法的日法、朔余，著有《日法朔余强弱考》。汪曰祯计算出从西周至清初两千五百多年的朔闰时刻，写成《历代长术辑要》10卷，这部书成为后来研究历史年代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这方面的另一项突出成就，是先后由阮元、罗士琳、诸可宝、黄钟骏主编的巨著《畴人传》及其续编。《畴人传》的编写历经百年，前46卷成于嘉庆年间，最后一编竣工于光绪二十四年。该书是一部上至传说时代，下至编书年间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传记，生平从简，学术成就多录，堪称洋洋大观的天文学史专著。

王锡阐（1628—1682）是众多民间天文学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的天文学代表作《晓庵新法》，被收入《四库全书》。他还著有《丁未历稿》、《三辰晷志》、《汉书日食辨》、《字母原始》等，收入《木犀轩丛书》、《晓庵先生文集》中的天文著作还有：《历法表》、《大统历法启蒙》、《历策》、《历说》、《日月左右旋问答》、《五星行度解》、《推步交朔序》、《步交会》、《测日小记序》等。王锡阐是一位既不盲从，也不守旧，很有创见的杰出天文学家。他亲自进行各种天文观测，深入研究中西学说，“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①，并且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例如，他对于汤若望因不懂得平气与定气的区别，不懂周天度数的中西划分方法各有特色等，而对《大统历》妄加评议，提出了批评。他也指出以《西洋新法历书》为代表的西法，并非完全正确无误，如关于日、月视直径的论述，推算日月交食时不加月亮运动的改正数等，都是错误的，在五星的小轮模型和水星、金星公转周期等方面也都存在问题。同时他也指出了《授时历》、《大统历》的一些缺点。而在《晓庵新法》中提出的关于日、月食时初亏和复圆的方位角，金星和水内行星凌日，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初终时刻等计算方法，则是他的新成就。此外，撰有《历学会通》，系统介绍欧洲天体运动计算方法的薛凤祚，竭力推崇西学的江永，福建学者游艺等也都对天文学的发展有不少贡献。

王贞仪（1768—1797）是一位有作品传世的民间女天文学家，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很少见的。她在天文方面做过大量工作，但其天文著作多已失传，仅存《岁差日至辨疑》、《盈缩高卑辨》、《经星辨》、《黄赤二道解》、《地圆论》、《勾股三角解》等，收于《金陵丛书》之《德风亭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民间天文学家比钦天监的天文工作面更广，更为活跃，许多成果成为科学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①阮元：《畴人传》卷35。

第四节　近代天文学的萌芽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和他的不朽名著《天体运行论》，为近代天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早在明末为历法改革而编译的《崇祯历书》中，就已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并把哥白尼列为欧洲四大天文学家之一。但是，当时参与编译工作的耶稣会士并未把哥白尼学说的核心“日心地动说”介绍给中国学者，最早把哥白尼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时间大约在清代初年。当时，由于受到耶稣会纪律的约束，穆尼阁还不可能对这种具有革命性的科学理论作全面的和系统的介绍，因而只能私下向中国学者透露其部分内容和要点，而且透露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影响也不大。随着对西方和传统天文学的深入研究，有些学者如梅文鼎、刘湘煃、江永等独立地产生了一些具有近代天文学意义的思想。如江永曾明确指出：“五星皆以日为心，如磁石之引针”①，然而很可惜，这种含有太阳引力思想的看法并没有引起深入的思考。康熙晚年之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了。但出于编修历法和天象观测等需要，仍不时传入一些西方近代天文学的新成果。如乾隆七年（1742）完成的《历象考成后编》应用了开普勒的椭圆运动定律和面积定律，只不过是传教士们对开普勒定律进行了改造，将地球放在椭圆焦点的位置上，太阳绕地球运动。《皇朝礼仪图式》（1759年）收录的两件天文仪器、浑天合七政仪及七政仪，则是演示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仪器，七政仪还配有钟表机械，可以自动演示地球和行星绕太阳的运动。乾隆二十五年（1760），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向乾隆皇帝进献《坤舆全图》，在地图周围附有一些涉及天文学内容的示意图及文字说明。在这些附图和文字说明中，肯定了哥白尼学说，并介绍了正确的开普勒定律以及地球为椭圆形等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然而，《坤舆全图》和两件演示太阳系的仪器都被锁进了深宫内院，只有个别的中国学者见到过。又过了三十多年，《坤舆全图》才以《地球图说》为名正式出版，而阮元为该书作序却说“不必喜其新而宗之”。这部最早介绍哥白尼学说的著作，虽使更多的人对哥白尼学说有所了解，但实际上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一直到1859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译出《谈天》（即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的名著《天文学纲要》）之后，哥白尼学说和近代天文学才真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

①江永：《翼梅》卷5。

第五节　气象学的发展

气象观测与气象记录

天气现象与农业生产及许多活动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清政府对于气象观测工作是很重视的，并且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例如，康熙、乾隆时期曾将改进后的雨量器发放至全国各地，要求及时上报雨泽情况。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保存有大量各地上报雨情的奏折。清政府还令钦天监和各地气象观测部门逐日观测阴晴和雨雪等天气现象，并将观测结果缮写成《晴雨录》，按月呈报皇帝阅看。有些《晴雨录》已包括阴晴、雨雪、雷电、风向等内容，关于雨雪情况还特别注明下雨和下雪的起止时间和程度，实际上已很接近于现代的气象观测记录簿。此外，对于特殊的天气现象如初雷情况等，钦天监要进行详细观测并以“题本”形式奏呈。保存至今的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大量《晴雨录》以及钦天监题本、各地奏折等气象档案，是研究各地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清史稿》、《清实录》及各地方志中，还记载有恒寒、恒阴、冰雹、雷震、大雨、大水、少雪、干旱以及飓风等灾害性天气和反常的气候现象，其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和记载之详，是以前各代所无法相比的。这些记载经过系统的整理，有助于了解或研究天气情况特别是灾害性天气形成的规律。

气象仪器我国古代已发明多种用于测量雨量、雪量、风向和空气湿度的器具。康熙九年（1670）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又制成两种新的气象仪器。一种称为“验燥湿器”，实际上就是用鹿筋作感湿质的湿度计。其依据可能是英国物理学家胡克提出的用羊肠线测湿的原理。另一种称为“验冷热器”，在U型管一端有充气的小球，管内有水，当外界温度变化时，球内气体体积发生膨胀或收缩，于是引起U型管另一侧水位变化，以水位及其升降指示温度及其变化。这实际上是以空气作感温质的早期温度计。据张山来《虞初新志》记载，此后不久，我国青年学者黄履庄也制造出了与此原理相同且结构相仿的“验燥湿器”和“验冷热器”①。

气象谚语与天气预报清代一些从事月令和农事研究的学者，也辑录了不少与预报天气有关的谣谚，这些谣谚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经验的总结。如继元娄元礼等《田家五行》、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后，乾隆时编纂的《授时通考》、梁章钜撰《农候杂占》等，都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此外，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星相和医卜等江湖术士手中，还流传着冠以《白猿经》的各种著作。这类著作虽然常常假托诸葛亮或刘伯温的名义，并载有大量封建迷信的内容，被蒙上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但其中有些关于天气现象的材料，是这些江湖术士出于特定目的进行收集或长期观测的结果，仍具有一定的科①见张潮辑：《虞初新志》卷6《黄履庄小传》。

学价值。例如大约成书于清代初年的《白猿献三光图》（略称《三光图》，抄本），主要描述云与天气的关系，共附有云图132幅。《三光图》序称，按此图所绘云象可“预知风雨之期”，如“东西黑白云来掩日，无风自长，两边会合，主当夜子时有暴风猛雨”，“满天淡白云若鱼鳞，散后日色无光，主有大风七日”，前者可解释为夏季白天两块对流云发展合并后，积雨云体扩大，对流更为强烈，易导致严重的雷雨天气，后者表示卷积云变化很快，多见于气旋或锋面前部，反映上层大气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未来易有大风天气。这类记述是有科学根据的，并且这种图文结合的形式，生动形象，易于掌握，可说是在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方法上的一大进步。上海图书馆藏《诸葛武侯白猿经风雨占图说》附有一幅《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这幅图以图解形式说明了太阳幅射在空气对流中的作用，并且对于风、云、雷、电、雨等的形成原理和过程，以及水汽上升，成云致雨，润湿地面及渗入地下的水分循环情况，作了较合理的解释，这是我国古代气象理论的一项杰出成就。在其他一些著作中也有不少涉及天气经验的资料，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康熙《台湾府志·风信》指出：“清明以后，地气自南而北，则以南风为常风。霜降以后，地气自北而南，则以北风为常风。若反其常，则台飓将作，不可行舟。”

气象理论清代涉及气候和气象知识的著述是相当丰富的，尤其是随着国家疆域的统一，对于边疆地区的气候特点，有了更详细的描写和进一步的认识。如乾隆时期傅恒等纂修的《西域图志》，椿园《西域闻见录》，《西藏志》等，都是著名的地理学著作，同时也载有关于气候知识的丰富内容，其详细和准确程度也是历代同类著作所难以相比的。椿园曾奉使西行，旅居新疆多年，所述皆耳闻目见，如他对西域大风写道：“辟展东之三间房、十三间房、布干台（均在今哈密与吐鲁番地区）皆大风之处。凡风起，皆自西北来，先有声，如地震，瞬时风至，屋顶多被掀去；卵大石子，飞舞满天；千斤之重载车辆，一经吹倒，则所载之物，皆零星吹散，车亦飞去；独行之人畜，有吹去数百里之外者，有竟无踪影者。其风春夏最多，秋冬绝少。”①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清代在气象理论的探讨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如清初著名学者和地理学家刘献廷（1648—1695），通过对湖南、广东、江苏、北京等地植物生长情况的研究，不仅肯定了各地区物候现象有南北和东西的差异，而且指出：“今历本亦载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也。今之中原，已与月令不合，则古今历差为之。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征矣。”②这一段话说明当时所编物候历只是抄袭古代记载，已与实际情况不符，并提出古今气候有变化而未来气候仍将有变化，进而建议多记录一些物候现象以作为未来气候变化研究的依据。他的这些论述及建议是很有创见的。清初天文学家游艺，福建建宁人，曾参考中学西学有关著作一百余种，编著《天经或问》一书，①椿园：《西域闻见录》卷2。

②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

以问答形式回答当时人们有关天文、气象和地理方面的疑难问题。书中《地》卷比较全面地讲解了气象方面的知识，例如对于云、雨、露、霜、雾、雹、雪、霰、风、雷、电、霞、虹、晕、霾等天气现象，大多作了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解释，其中有些内容来自西学。这部著作曾传入日本，在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四十九章 物理学

清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在物理学方面，如光学研究及器具制作有一定的成就之外，传统的内容几乎基本停顿。同时，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则带来了一些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

第一节 力学

比重的测定

康熙初年，西方的一些物质比重常数传入中国，数值较我国历来沿用值准确，因而推动了在我国的重新测定工作。梅瑴成主持测定了赤金、纹银、水银、红铜、白铜、黄铜、钢、生铁、熟铁、高锡、六锡、倭铅、黑铅、白玉、金珀、白玛瑙、红玛瑙、砗磲、青石、白石、红石、象牙、牛角、沉香、白檀、紫檀、花梨、楠木、黄杨、乌木、油、水等三十二种物质的比重，并将测定结果记载在他主持编撰的《增删算法统宗》卷一中。我们若将所测各值根据清代及现今的度量衡加以换算，则可知当时的测定值与今值相当接近。

乾隆年间还进行过各地泉水比重的测定。当时由于北京玉泉的水最轻，故以玉泉水为基准，“曾制银斗较量玉泉之水，每斗重一两”，然后用这一量器去测定其他地方的水的比重。刘岳云在《格物中法》卷二“玉泉记”中记载了此事及各地的水重。

传入中国的西方力学知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撰著的《新制灵台仪象志》（1674），在第二卷中，介绍了较多的力学知识，包括材料的强度、物质的比重、物体的重心与稳度，简单机械如杠杆、滑轮、螺旋、斜面等的应用及其作用，等等。在第四卷中介绍了“垂线球仪”即单摆的知识，包括单摆的等时性、摆动周期与振幅无关、周期平方与摆线长度成正比等，以及作为用单摆计时的例子，介绍了自由落体的下落距离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书中有些内容引用了伽利略的著述①。

①参阅严敦杰：《伽利略的工作早期在中国的传布》，载《科学史集刊》第7期（1964）。

第二节　热学

明清两代，有关热学知识的发展并不多。南怀仁在所著《验气图说》（1671）及《新制灵台仪象志》中提到了某些热学方面的内容，如介绍了欧洲十七世纪早期有关空气温度计、以及弦线扭转式吸湿性湿度计的原理、结构和应用等知识②。

②参阅王冰：《南怀仁介绍的温度计和湿度计试析》，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1期（1986）。

第三节　声学

有关声学的研究及实验清代较之明代远为逊色，且记述不多。

郑光祖《一斑录》卷三“物理”篇记载了一些有关声学的认识。如空气振动成声及声可以被反射：“空中融气有所震而成声。前有一墙，曲声为勒转，必成应声。若墙外有圈洞，则愈甚。故山多之处，应声百出，其变也。”使用“顺风耳”传声或听声：“顺风耳用铜制，或如喇叭而较大。人以口就之而喊，其声洪大可闻于隔山对江。若以耳就之，所闻亦较朗。”他还写道，“人家墙壁以空甏横砌而成，使口尽向内，则室中所作之声尽收入甏，而贴邻不闻”。这里空甏起了隔声的作用。这与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的记述相同。另外，他还说到“凡平地数十里外人马大众行声，可探之于地下。法以四五尺大竹通去其节，直埋入地，留尺上出，以耳就之，其声轰轰然”。这种方法与古代的“瓮听”、“地听”一样，都是利用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的原理。

康熙帝对声学亦甚关注。他曾探讨过声音的共振现象，认为“相声相应，自然之至理也”①。他还特别研究过测量声速的问题：“朕以算法较之，雷声不能出百里。其算法依黄钟准尺寸，定一秒之垂线，或长或短或重或轻，皆有一定之加减。先试之铳炮之属，烟起即响，其声益远益迟，得准比例而后算，雷炮之远近即得矣。朕每测量过百里，虽有电而声不至，方知雷声之远近也。”①他的方法是利用单摆（即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中所介绍的“垂线球仪”）测定时间，先测出从看到烟起至听到炮声的时间间隔，再比较从闪电到雷声的时间间隔，从而推断出声源的距离。

①《康熙几暇格物编》上册，卷下“同声相应”条。

①《康熙几暇格物编》，上册，卷上“雷声不过百里”条。

第四节　光学

传统的光学研究及记载

清代，卢兆漋、郑光祖等均有关于针孔成像和面镜成像方面的观察和记述②，基本上与沈括的研究和认识类同。

郑光祖《一斑录》卷三写道：“舟上撑篙，篙入水如曲。渔人猎鱼鳖，照所见，不获也，须求之于下乃获。碗中置一钱于底，遥望不克见，注水于碗，令极满，则钱影浮于水面。”我国自古以来虽然有许多关于大气光学现象及其他的记载，其中一些现象与折射密切相关，但总的说来，对折射现象的研究较少。至清代，人们对折射的认识仅止于此。

光学器具的制作我国自制眼镜始于清初，孙云球即是苏州眼镜业的创始人。他先是制造眼镜，后来制成“千里镜”（望远镜），还制造过“存目镜”（放大镜）、“万花镜”、“鸳镜”、“半镜”、“夕阳镜”、“多面镜”、“幻容镜”、“察微镜”（显微镜）、“放大镜”、“夜明镜”等七十种光学仪器和器具，后人誉之为“巧妙不可思议”①。他写成《镜史》，总结制镜经验，在当时“市场依法制造，各处行之”，为中国光学仪器发展史作出过重要贡献，可惜《镜史》已佚失。

黄履庄也研究制作过“千里镜”（望远镜）、“临画镜”、“显微镜”

等。值得注意的是制造“瑞光镜”，其“制法大小不等，大者径五六尺，夜以一灯照之，光射数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遍体生温，如在太阳之下”②。这大概是属于探照灯一类的装置。

光学著作清代的光学著作，以郑复光的《镜镜詅痴》和邹伯奇的《格术补》为代表作。

郑复光继承中国古代传统的光学知识，同时又吸收明末清初西方传入我国的近代光学知识，加以研究并融会贯通，写成几何光学专著《镜镜詅痴》。该书分四个部分：1.“明原”，阐述光学基本概念、几何光学基本定律；2.“类镜”，论述几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质料和性能，着重介绍几种方形透镜的特性及光学现象；3.“释圆”，论述圆形透镜的性质，包括凸、凹透镜的成像规律，成像特点，透镜组的成像，及凸、凹透镜之间的量的关系；4.“述作”，阐述十七种光学仪器和器具的制造和使用方法等。其中，“释圆”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是郑复光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部分，他建立了单个透镜的“顺三限”和“侧三限”以及透镜组的“距显限”和“变显限”的理论，这是在当时闭关锁国时代，郑复光独自试验和研究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理论体②卢兆漋：《天香楼偶得》；郑光祖：《一斑录》卷3“物理”。

①《吴县志》卷75“列传艺术二”。

②《虞初新志》卷6“黄履庄小传”。

系。郑复光还在他的另一著作《费隐与知录》中，讨论了有关针孔成像、冰透镜取火、近视眼、远视眼及眼睛的调节等有关光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邹伯奇对光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格术补》一书中。该书深入讨论了透镜成像原理和成像公式，他得到透镜物距、像（“影”）距和焦距（“日限”）之间的定量关系：“置日限尺寸自乘为实，以物距镜减日限为法除之，得影加远之数”；“或置日限尺寸为实，以物距镜乘之，物距镜减日限除之亦同”；“若先有影距镜数，与物距镜相乘，与物距镜相并为法除之，得此镜之日限”。我们如果以u、v和f分别表示物距、像距和焦距，上面三句话用式子可分别表示为fufvffuufvvuvuf2-=--=+；；．这三个式子实际上就是透镜成像的高斯公式111uvf+=．邹伯奇还讨论了透镜组的焦距、几种折射望远镜和反射望远镜（即伽利略式、开普勒式、格雷高里式、和卡塞格林式望远镜）以及放大镜、显微镜的结构和原理，眼睛和视觉的光学原理等。邹伯奇还是我国照相术的先驱。他曾制成“摄影之器”（实为一种取景器），并用来绘画景物①。之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制成了我国第一台照相机。

西方传入的光学知识南怀仁所著《新制灵台仪象志》第四卷，较多涉及光学知识，主要是关于光的折射和色散。该书是最早涉及西方关于折射现象的研究和知识的中文著作，所述基本上是自托勒密之后至十七世纪初以前西方对折射现象的认识。书中所列光在空气—水，水—空气，空气—玻璃，玻璃—空气，水—玻璃及玻璃—水界面上发生折射时的折射角度表（南怀仁称其为“气水差”、“水气差”、“气玻璃差”、“玻璃气差”、“水玻璃差”、“玻璃水差”）的数值有很大的误差，有些还是错误的。他也没有及时地把折射定律介绍到我国①。该书对于棱镜色散和虹霓生成的解释，出自牛顿以前西方对色散的认识，即认为色散是由于透明体的厚度不同而引起的，当然，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②。

①《邹征君遗书·存稿·摄影之器记》。

①参阅王冰：《南怀仁〈新制灵台仪象志〉所述之折射》，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2期（1985）。②参阅王冰：《明清时期西方近代光学的传入》，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4期（1983）。

第五节　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

在清代，指南针更加广泛普遍地被应用于航海。康熙年间，闽浙总督满保奉命巡海，加强台湾等地防卫，曾进呈《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徐葆光出使琉球，他撰写的《中山传信录》卷一“针路”条，即有我国出使海船使用旱针的最早记载。乾隆年间，周煌出使琉球，撰成《琉球国志略》，书中首卷绘有旱罗经图及针路图。

磁屏蔽现象的发现和对磁偏角的观测刘献廷《广阳杂记》有一段记载：“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或问余曰：‘磁石吸铁，何物可以隔之？’犹子阿孺曰：‘惟铁可以隔耳。’其人去复来，曰：‘试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试，自然之理也。’”①显然当时已了解磁屏蔽现象，但不知其原理，只能用“自然之理”来笼统地加以解释。康熙帝曾对磁偏角进行过观测：“定南针所指，必微有偏向，不能确指正南，且其偏向各处不同，而其偏之多少亦不一定。如京师二十年前测得偏三度，至今偏二度半。各省或偏西或偏东，皆不一。惟盛京地方得正南，今不知改易否也。宋沈括《梦溪笔谈》谓，磁石磨针，必微偏东向。而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谓，定南多丁未针。《大观本草注》谓，丙丁皆火位，庚辛受其制，物理相感耳。而推求真南之道，昔人未尝言之。朕曾测量日影，见日至正南影必下垂，以此定是正南真向也。”②清代人们已通过观测知道磁偏角因地因时而异。

①《广阳杂记》卷1。

②《康熙几暇格物编》上册，卷上“定南针”条。

第五十章 地理学

清代的地理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的地理学，另一是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吸收。

第一节 传统地理学的进展

明末清初，正是西方近代地理学产生前的酝酿阶段。中国也有类似的酝酿工作，这就是从徐霞客开始的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大自然奥秘的地理学者所做的工作。

清初，顾炎武（1613—1682）把地理学作为经世的工具，用以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略。他认真考察和研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特别是在军事上可能会起重要作用的地理位置，这也是他为反抗清朝统治所作的一种准备。他的著作《肇域志》100卷，专讲地理沿革、建置、山川、名胜。《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专论地方利病。此外，还著有《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和《日知录》等。

顾祖禹（1631—1692），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写成《读史方舆纪要》130卷。他写书的目的，有说是“为民族光复之用”①，也有说是“有意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作参考”①。他本人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康熙十三年（1674）乘三藩之乱，他只身入闽参加耿精忠起事，以图反清复明，但失败了，后又拒绝在清朝做官，直到去世。

刘献廷、孙兰、梁份等人则为“经济天下”而研究地理。刘献廷认为：“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②他研究《水经注》，完全从当时的民生利病出发来考虑如何加以利用。他说：“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③他对过去的地理著作只讲疆域沿革而不谈天地之故的作法提出批评，并建议在地理著作中增加新的科学内容④。这种思想对促进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宝贵的。

在孙兰的地理学思想中，极力主张地理著作不仅要志其迹，记其事，而且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⑤。即探求自然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规律。这与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可惜在中国由于封建统治的桎梏而未能实现。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8页，中国书店1987年版。

①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75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②《广阳杂记》卷4。

③《广阳杂记》卷4。

④《广阳杂记》卷3。

⑤《柳庭舆地隅说》自叙。

第二节　古代地理学文献的考释

清代中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大兴文字狱，使得学术思想沉闷，学术活动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道路。不少有名的学者，难以积极探索自然规律，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而只能按照封建皇朝的严格限制，去做一些校注与解释经典的工作，形成了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地理学派。如在校勘《水经注》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等。他们的著作《全校水经注》、《水经注释》和《殿本水经注》，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贡献。但这种研究学问的方向很不利于新学科的发展。清末，杨守敬以毕生精力对《水经注》作疏，写成《水经注疏》。但最后完成书稿的是他的学生熊会贞。

清代，给《禹贡》和《山海经》作注释的人不少，其中以胡渭《禹贡锥指》、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最为有名。

第三节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清代学者研究边疆地理的目的，在鸦片战争前是为了满足扩大地理视野和管理边疆的需要。比较有名的著作有：杨宾《柳边纪略》，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西清《黑龙江外记》，椿园氏《西域闻见录》，傅恒《西域同文志》，祁韵士《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徐松《新疆识略》，松筠《西招图略》等。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渐严重，学者们痛感边疆地理知识的不足和外国地理知识的贫乏，于是，为了祖国边防的安全，积极开展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比较有名的著作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姚莹在写《康輶纪行》时特别声明：“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①黄沛翘写《西藏图考》时也说：“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

①姚莹：《复光律原书》，载《东溟文后集》第8卷。

第四节　关于水系的专门研究

清代还出现了一批专门论述水系分布和状况的著作，如黄宗羲《今水经》，齐召南《水道提纲》，戴震《水地记》，万斯同《昆仑河源考》，徐松《西域水道记》，孙彤《关中水道记》，李诚《云南水道考》，蒋子潇《江西水道考》，纪昀《河源纪略》等。其中以《水道提纲》最有名，全书共28卷，约30万字，成书于1761年。齐召南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并参考大量方志和一些内府秘籍撰写，记载了当时全国实有的山川脉络，都邑城址。每写一条水时，都从源头说起，以主流为纲，其纳受支流为目；写全国水系时，以大河为纲，小河为目。该书记述的水系范围相当广阔，包括北纬18°—56°，东经73°—145°，超过历史上任何水系著作。所记河流数目为《水经注》的四倍，达到5980条。描述水系的方法和分类体系比前人也有明显的进步。在写法上完全打破行政区划界线而纯以自然水系为准，从上源到河口，顺着河水一泻千里，水系支架历历在目，脉络清晰。记载河流会合点、河曲和峡谷时，不仅注明地名，而且注明经纬度，这种作法为齐召南所首创。

第五节　方志学

清代是方志学大发展的时期。从数量上说，全国现存地方志8100多种中，清代约有5600种，占70%①；从种类上说，有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厅志，卫、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乡镇志，识略，山水志，湖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风俗志，名胜古迹志等。就方志学理论而言，经过方志学家章学诚等的努力，建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

清朝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编写方志，积极倡导但严加控制。特别是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编修最多。从地区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所编志书超过江苏、浙江等地，突破了自宋以来南志多于北志的格局。同时边疆省区也开始修志。政府严加控制修志活动，州、县以上志书几乎全是官修，私人编修的极少。在写法上，清代志书的最大弊端是隐恶扬善，书美不书恶②。清代的《一统志》一共修了三部。第一部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纂修，乾隆八年（1743）才完成，共342卷。第二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纂修，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500卷。第三部始于嘉庆十六年（1810），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共560卷。由于第三部的材料截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所以通称嘉庆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此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为单位立卷，最后附录有外交关系的世界各国。所记地理现象是汇集全国方志的内容，资料非常丰富，超过以前所有一统志，受到人们的重视。

各省通志的写法有两种，一是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二是以志为纲，再分述各府州县的情况。

所有志书的共同点是都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这种基本体例来源于正史，是“志仿史例”的结果。

章学诚提出的方志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方志属地方史，“志属信史”，而不是像他以前的学者那样，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第二，修方志求其实用，应该“详近略远”。第三，方志的内容分三个部分，“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①。第四，方志的体裁为四体，一是纪，二是传，三是考，四是表和图。第五，修志的方法，“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归四要”。第六，方志辨体，即分清各种地方志编纂的体例，划清各类方志的内容界限。这些理论观点，现在看来不够全面，特别是把方志纳入史学范畴后，削弱了方志的地理学内容，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这是不足取的。但在当时，他的理论为建立中国方志学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①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第12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②刘光禄：《清代编修方志概述》，《文献》1982年11辑。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第六节　旅行家和游记

鸦片战争前，清代的旅行家及其游记中，有不少是相当有名的。如康熙时期的郁永河，“性耽远游，不避阻险”②，多年游历海上。他说过：“探奇揽胜者，毋畏恶趋避，游不险不奇，趣不恶不快。”①这与徐霞客的言行几乎一致。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他被派往台湾征购硫黄，从厦门出发，经金门、澎湖到台湾平安城，再沿西海岸北上至淡水。著有《裨海纪游》（又名《采硫日记》）。

康熙时期的樊守义（1682—1753）是撰写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的旅行家。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前往欧洲，途经澳门、南洋、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到达意大利，在意大利求学并加入耶稣会。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初回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抵达广州，九月至热河晋见康熙帝。回国后，樊守义追记旅游经过，写成《身见录》一书②，内容有沿途地名，交通工具，各地气候、物产、人种、商业、城市、港口、宗教、文化教育、建筑、风俗等。

康熙时期最著名的旅行家是图理琛（1667—1740）。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他奉命赴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下游，里海北岸的地区）。自北京启程，途经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到达目的地。归程除自托博尔斯克，溯额尔齐斯河至塔喇斯科（塔拉），再经托穆斯科（托木斯克）到叶尼塞斯克这段路程与去时不同外，其余均循去路返回。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往返费时近三年，行程达三万五千里。他一路走一路写游记，把沿途山川地势、村落城堡、节气物候、动植物、土产、人种、宗教、生活习俗、户口、驻兵和里程作了翔实的记录，书名为《异域录》。这是我国最早记载俄国地理的重要文献，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先后被译成法、俄、德、英、日、瑞典等多种文本。

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建龙溪人王大海，航海至爪哇，游遍北岸诸港，侨居八年后回国。他把见闻写成《海岛逸志》6卷，记载爪哇及附近岛屿的山川、形势、物产、名胜、华侨生活、风尚等。

清朝嘉庆年间，另一位航海家谢清高，十八岁随商人航海，遇风暴翻船，被外国商船救起。后随外国商船经商，到过许多地方。十四年后回国，口述海外见闻。大约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杨炳南笔录成《海录》一书。②《裨海纪游》。

①《裨海纪游》。

②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

第七节　《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

继利玛窦之后，西方地图学在清朝继续传入中国。康熙、乾隆年间，中国政府聘请西方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雷孝思（J.B.Régis，1663—1738）、杜德美（PetrusJartoux，1668—1720）等十人来中国从事大地测量和绘制地图，并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从而引进了西方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这对中国传统测量学和制图学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

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订立《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帝看到了精确地图在政治、外交上的巨大作用，于是下决心引进西方先进的测绘制图技术。他下令各大臣推荐专家，购买仪器。当他到全国各地巡视时，命外国专家随行，测定各地的经纬度，为制图作准备。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后，全国范围的三角测量和绘制地图工作陆续开始进行①。全部工作由康熙帝主持，大的计划、方针、法规也由他亲自裁定，具体人选、组织机构、工作质量他都过问。在大规模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以前，康熙帝还命传教士先行试点，绘制出北京附近地图。他亲自校勘，比较旧图，确认新图远胜旧图之后，才下令开展大规模的测绘工作。康熙四十七年由各国传教士及中国学者二百余人混编的测量队伍组成②，以传教士为主，分组开赴各地进行三角测量和经纬度测量。实测工作进行了八年才结束，以后又用两年时间整理资料。在杜德美的主持下，完成了有名的《皇舆全览图》。这项工作在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比西欧各国要早约一百年。

康熙帝主持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如在新疆西部和西藏部分地区，因有战事等原因而未能实测。因此乾隆年间又继续进行了这一工作，有些地区专门派人实地测绘，有些地区则根据有关地理资料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向西、向北扩展，并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完成了《乾隆十三排地图》（即《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内府舆图》图幅比《皇舆全览图》增加了一倍以上，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实际上是一幅亚洲大陆全图。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图测绘成果不仅影响了整个清代，还影响到民国初年。在这段时间出版的地图，十之七八都是根据这一成果。

清代在中国流传的西方地理著作，有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外纪》。蒋友仁（Michel，Benoist1715—1774）的《坤舆图说稿》（又名《地球图说》），《坤舆全图绘意》等。

①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

②忍侬：《中国地图作制之研究》，《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2号。

第五十一章 化学

清代前期，我国的化学仍处于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方的知识积累阶段，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欧洲则处于近代化学的孕育与发轫时期，陆续发现了碳酸气、氢、氮、氧、氯等重要气体和锌、镍、磷、钨等重要元素，并相继建立了化学元素概念，科学的燃烧学说，化学基本定律和原子论。但这些新发现并没有及时传入我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英国医生合信著《博物新编》，徐寿和傅兰雅合译《化学鉴原》等出版，中国的化学才开始走上了近代化学的发展道路。

第一节 传统化学工艺的发展

清代康熙、乾隆时期，与化学工艺有关的一些传统手工业技术，如冶金、纺织、陶瓷、造纸、制盐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有些工艺技术不仅引起欧洲工商界的关注，而且受到一些化学家的重视，对欧洲化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的陶瓷业向来发达，清代时瓷器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工艺手段已完全成熟，盛极一时，并且还创造出许多新的工艺方法。如康熙青花，以多量高岭土配比作胎，釉料采用国产钴料，主要是产于云南的珠明料（钴土矿），其中“正料”含钴（氧化钴）量一般在5～6%①，在1320℃左右的还原气氛中烧成，翠蓝雅洁，清新明快，瓷质坚硬，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技术标准。郎窑红，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用1300℃以上的高温还原焰烧成，釉光强烈，红艳夺目，对准确控制烧窑内气氛和烧成温度有很严格的要求，烧制工艺难度相当大。康熙时的臧窑还有一项发明，就是将氧化锑加入釉料，使瓷器色谱增加了亮泽的锑黄色，适当调整釉中铁的成分还可得到橙至橙黄各色。此外，康熙五彩，雍正粉彩等釉上彩瓷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粉彩”就是在含铅的彩料中，掺入一种含砷的玻璃料（玻璃白），利用其乳浊作用，产生乳白色的效果。中国精美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就已传入欧洲，为王公贵胄所珍爱。虽然在很长时间内，欧洲人努力研究和仿制中国瓷器，但一直未真正掌握烧制瓷器的方法，如法国在18世纪初还只能制造含有大量玻璃质且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康熙时法国传教士殷弘绪（P.d＇Entrecolles）曾在景德镇居住达七年之久。他在两封长篇通信中，将瓷器的选料配方以及釉彩烧制方法等工艺奥秘传至欧洲，并送去了高岭土和瓷石等样品。直到18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制瓷业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中国在金属冶炼方面的创造发明，在18、19世纪间对于西方的近代化学工艺也曾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我国早已有之的镍白铜，是冶金技术上的一项杰出贡献。清代康、雍、乾三朝，云南镍白铜的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且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注意。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B.duHalde）在1735年提到：“最特出的铜是白铜”，“它的色泽和银色没有差别”，“只有中国产有，亦只见于云南一省”①。1775年和1776年，英国和瑞典分别对得自东印度公司的中国镍白铜样品进行了化验和研究，但直至1823年才由英、德两国仿制成功②。又如我国应用金属锌的历史是很早的，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升炼倭铅法，则是金属锌冶炼技术的最早记录。英国于1738年在欧洲率先开始锌的生产。据劳弗《中国伊朗编》所说，相传其提炼锌的方法来自中国，是一位英国学者特意到中国考察后才带回去的。当时，中国的锌锭仍然流行于欧洲，如1745年有一批金属块由广州运往瑞典，货船在哥德堡附近沉没，后来有一部分金属块被打捞上来，经化验证实是纯度为98.99%的锌。

清代前期的造纸术进入了总结和提高阶段，不仅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造纸工艺，在仿制失传古纸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并出现了一些新品种①周仁等：《景德镇瓷器的研究》，载《中国古陶瓷研究论文集》，轻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①转引自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第114页，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②《中国化学史稿》第115页。

的纸。虽然中国造纸术早已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但直到18世纪，西方国家仍然在继续研究中国的造纸方法。如1754年有两位北京青年到法国高等学校学习自然科学。返国前，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果（Turgot，1727—1781）请他们帮助了解中国造纸技术的一些细节，希望“把几札准备抽剥纤维的藤类和压榨机一并寄来”，他还提出“据说中国人用米浆来粘纸张..我们想知道如何制造这种纸浆”，“如何把这样大幅（指12×8尺）的纸页掀起来而不致于破裂”，“请寄一百或二百张最好的纸张前来，纸幅广六尺，宽四尺。如果这种纸张适合雕刻家印板之用，我们有意试制”①等等，说明当时法国学者还没有完全掌握造纸和加工纸的技术，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传统造纸工艺的奥秘。

①转引自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第二节　药物化学

中国古代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创始于战国和秦汉时期，在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有了很大的发展，唐宋时期形成了高潮，南宋以后逐渐消沉，到了清代则已趋于衰亡。金丹家通过炼丹实践所炼制的丹药，虽然不能点化金银和使人长生不老，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药物学的进展。在清代，炼丹术这方面的成就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康熙年间师成子著《灵药秘方》（1718年），收录丹药方剂约30个，并列出灵药10例。这是一部颇受医家重视的丹药专著，其中有些方剂对治疗外科疮疡有显效，至今仍在临床使用。

清代关于制取乌头碱的记载，是有关药物化学的宝贵资料。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曾转引《白猿经》（约为17世纪作品，已失传）所载“射■膏”即乌头碱的制法，其大致手续是，取新鲜草乌头一、二斗，洗净，剥去黑皮，捣碎，榨出乌头汁。然后静置令渣滓沉淀，澄取清液置碗中自然蒸发；至碗口出现“黑沙点子，面如结冰，有五色云象”，再放炉内低温烘干，直到下层为稠膏，上层为白如砂糖的结晶。这就是毒性极为强烈的乌头生物碱结晶。含有乌头碱的稠膏即射■膏，毒性亦极强，“此物上箭最快，到身，走数步即死”①。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射■”作为军事上和狩猎上常用的箭毒，但其制法多述而不详，赵学敏的引文则是关于制取乌头生物碱的完整记载。在欧洲，德国化学家泽迪内尔（F.Sertüner）于1817年制得吗啡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生物碱，而提取乌头碱则到19世纪中叶才实现，要比《白猿经》所载晚了二百多年。乌头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全国各地都有。据考证，古代所说的“堇”，指的就是乌头，“饮鸩止渴”的“鸩”，即乌头酒②。①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正误》，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②朱晟：《我国古代在无机酸、碱和有机酸、生物碱方面的一些成就》，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节　西方化学知识的引进与应用

明末和清代前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也曾介绍一些西方的化学知识，但其数量与天文、数学、火器、技艺等是无法相比的，并且基本上属于西方古典化学的范畴。其中有关物质理论的内容，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土、水、气、火）学说，在西方影响很大，而在中国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些化学知识中，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无机酸及其性质是一种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新鲜知识，中国古代炼丹家本来有机会发现盐酸、硫酸、硝酸等重要无机酸，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之交臂。明末徐光启曾手录《造强水法》，据现有资料，这是关于制造硝酸的最早记载，其中还提到强水（硝酸）可溶解金属，但不能溶解黄金，如加入盐（生成王水），则可溶解黄金等性质。由于徐氏手稿并未公开发表，知之者甚少，因而也不会有多大影响。此外，方中通《物理小识》以及汤若望等根据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G.Agricola，1494—1555）的名著《矿冶全书》译述的《坤舆格致》，都介绍了一些无机酸的性质与制法，但由于当时明朝已近覆亡，兵荒马乱之际，这些科学知识也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情形是不足为怪的，遗憾的是在此后经过了漫长的一百多年才又出现了关于无机酸的记载。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载：“强水，西洋人所造，性最猛烈，能蚀五金。王怡堂先生云，其水至强，五金八石皆能穿漏，惟玻璃可盛。西人造强水之法，药止七味，入罐中熬炼，如今之取露法，旁合以玻璃瓶而封其隙。下以文武火叠次交炼，见有黑气入玻璃管中，水亦随气滴入。黑气尽，药乃成矣。此水性最猛烈，不可服食。西洋凡画洋画，必须镂版于铜上者，先以笔画铜，或山水人物，以此水渍其间一昼夜，其渍处铜自烂，胜于雕刻，高低隐显无不各肖其妙。铜上有不欲烂处先用黄蜡护之，然后再渍。俟一周时，看铜有烂痕，则以水洗去强水，拭净蜡迹，其铜版上画已成，绝胜雕镂，且易而速云。”①赵学敏在这里介绍了硝酸（即强水）的性能和制造方法（蒸馏时出现的黑气应为二氧化氮），以及硝酸在锓制铜版画方面的实际应用，但对于制取硝酸所用的原料则语焉不详。18世纪中叶，乾隆曾命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G.Castig-lione，1688—1766）等人绘制《武功图》16幅送往欧洲锓制铜版，亦曾命人将圆明园西洋建筑测绘成图，在国内锓制铜版印刷，说明当时我国已经掌握了制取硝酸并应用于铜版印刷的技术①。此外，赵学敏还介绍了在外科临床上用硝酸治疗痈疽的方法。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关于氨水的记载也是涉及西方化学药物的一条重要资料。该书将氨水称为“鼻冲水”，明确指出：“鼻冲水，出西洋，舶上带来，不知其制。或云树脂，或云草汁合地溲，露晒而成者。番舶贮以玻璃瓶，紧塞其口，勿使泄气，则药力不减。气甚辛烈，触人脑，非有病不可嗅。岛夷遇头风伤寒等症，不服药，唯以此水瓶口对鼻吸其气，即全身麻颤出汗而愈，虚弱者忌之。宜外用，勿服。治外感风寒等症，嗅之大能发汗。”②“鼻冲水”这一名词现已不用，但从其来源、贮藏方式、气味、性能等方面来判断，可确认为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氨水，而其药用范围和施用方法则古今①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①潘吉星：《我国明清时期关于无机酸的记载》，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②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已有很大不同。

第四节　化学实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初，康熙帝因身体一度欠佳而想了解一些西洋医药知识，于是命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张诚进讲西方医药学，翻译西方医药书籍，并在宫内设立化学实验室，用西法制药。在这个化学实验室内摆放着各式炉灶及银制的制药工具和器皿，不久便制成多种丸散膏丹。康熙帝曾多次亲临观看操作过程，并留下试制成的药剂备用③。但关于这个中国最早的新式化学实验室究竟置备有哪些设备和化学药品，做过什么化学实验以及取得了什么化学成就，至今还缺少深入的研究。此外，康熙帝勤于思考，乐于试验的事例还有很多。如他曾创用熬水征验之法，“朕每遇温泉，即以银碗盛水，隔汤用文火收炼。俟碗水干，观水脚所积，或为礜石，或为硷卤，或为硫黄等，皆判然分晓。且视所积之轻重，而水性之清浊，及浴人之损益，皆可知矣。较之昔人悬虚拟议，辨之于色香味，而究无捉摸者，不实有可据而足凭乎？”①这种熬水法，虽然还比较粗糙，但简便易行，有科学根据，在判断温泉水质和疗效等方面比前人有所进步，从中也体现了康熙所具有的可贵的实验精神。

道光、咸丰年间的丁守存（1812—1886）是一位十分重视并且不怕危险亲自进行化学实验的杰出科学家。道光二十二年（1845），他曾“以洋镪水点药，误伤自目，月余平复”②。他在《自来火铳造法》一文中，着重阐述了雷管及雷银的制法及其亲自进行实验的过程。他的方法是将硝石、白矾（或明矾）和青粉（即青矾）分别提纯，放在玻璃器皿中蒸馏而得到稀硝酸，再将稀硝酸处理后得到较纯的浓硝酸，然后使浓硝酸和纯酒精（乙醇）、纯银相作用，制得雷酸银结晶，并把雷银用作雷管起爆药。从自制硝酸到制得雷银，这是我国早期近代化学史一项难度很大的精密化学操作③。这一实验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和系统的近代化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前，因而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③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①《康熙几暇格物编·熬水》。

②丁守存：《编年自记》。

③潘吉星：《我国明清时期关于无机酸的记载》，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

第五十二章 生物学

生物学在清代基本上仍处于较原始的描述性的知识积累阶段，尚未形成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学科。但是，人们对于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的认识已有较大发展，同时，在动植物生态学、人体解剖生理学以及遗传育种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取得了新的成就。

第一节 动植物形态知识

关于动植物形态的知识，与以前一样，在清代大都是在药用和农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了许多与生物学有关的内容。该书很重视植物的“名”，每种植物凡有别名和土名等都给予记录，而且有些植物就是以形态特点命名的，如龙须藤、刺儿菜、金钱草、胖大海等，至今都还流传于民间。该书对于动植物形态的描述也相当细致和准确。如元宝草，“一茎直上，叶对节生，如元宝向上，或三四层，或五六层”，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两层，花心亦黄色，碎蕊，平整有尖，小长狭，环绕其心”，鸬鹚“形如鹅而色黑面红”，“水乡人家多养之以捕鱼”，带鱼“出海中，形如带，头尖尾细”，“无鳞，身有涎，干之作银光色”，①并指出鲛鱼种类很多。此外，对许多贝类动物如田螺、蛤蜊、蚬等的形态习性也都有翔实的描述。

在清代，关于家养动物形态也有不少仔细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如张宗法《三农纪》指出，猪“喙短扁，鼻孔大，耳根急，额平整，腰背长，肷膛小，尾直垂，四踶齐，后乳宽，毛稀者易养。喙长则牙多，不善食”，“耳根软，不易肥，鼻孔小，翻食，首皱，蹄曲，不易壮”，鸭“形有大、小、高、矮，色有黑、白、黄、苍、褐、花等”，“口中五龄者生蛋多，三龄者次之”，鹅“首方目圆，胸宽身长，翅束羽整，喙齐声远者良”。这些都表明猪、鸭、鹅等的外部形态与其生长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家畜家禽饲养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第二节　生物分类学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所反映的动植物分类，基本上承袭了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方法。但作为“拾遗”之作，其中所记动植物的不少种类，还是第一次记载的，如罗汉松、鸡血藤、胖大海、金鸡勒等。汪灏等编著的《广群芳谱》（1708年），是一部植物学专著，增加和调整了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植物的种类和类目，并略去了非植物的《鹤鱼谱》等专谱。此书将植物分为谷、桑麻、蔬、茶、花、果、木、竹、卉、药十目，其分类体系是以生活应用为主要标准。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则对植物分类学有更大的贡献。

第三节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继《广群芳谱》而出现的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及其姊妹篇《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植物学著作。《植物名实图考》与以前记载有植物知识的农学和医药学著作不同，是一部内容丰富并集中反映植物本身生物学特性的专著。这部著作的特点：一是此书虽采用了许多前人的资料，但并不局限于辑录前人的解释，而主要根据作者自己对各种植物所进行的实地观察和研究。他反对“耳食”，主张“目验”，以求达到实事求是的结果。因此他的描述能清楚地说明各种植物的形态及生态习性，使读者易于辨认植物的种类①。二是此书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形式。作者广泛采集植物标本，精绘植株图形，基本上做到每物一图。“其精确者往往可资以鉴定科属”，有些还可考订到“种”②。吴其浚根据实物考证，绘图说明，增补和改正了《本草纲目》中相当不少的阙略和谬误③。书中著录植物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涉及我国19个省，尤以所记江西、河南、云南、贵州等省的植物最为丰富。其所记植物种类从数量到地理分布都远远超过了历代本草书。三是在植物分类上较前一阶段又迈进了一步。《植物名实图考》记载植物1714种，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藓）、水草（包括藻）、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于一些木类的担子菌）、果、木等12类。其分类原则主要是以植物的形态（如草、木、蔓），生境（如山、石、隰、水），性味（芳、毒），用途（如谷、蔬、果）等为依据。这种按植物形态分类的特点，不仅表明早期植物学曾经历了以实用为主这个阶段，而且也反映植物学是经由农学和医药学的附庸而逐步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以后，才有植物形态、生理、遗传等学科的迅速发展。因此，可以说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在开创中国近代植物学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另一部著作《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成书于《植物名实图考》之前，共记载植物838种，其分类除没有“群芳”一类外，基本上与《植物名实图考》相同，但次序不完全相同。此书是全面辑录历代古书中有关各种植物的资料，重点收载各种植物的形态描述，生长习性，用途等，以及历代专谱，如《芍药谱》、《牡丹谱》、《荔枝谱》、《打枣谱》、《蚕书》等等。这些专谱各有特点，都是珍贵的生物学文献。

①参见刘昌芝：《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科学思想》，载张履鹏等编《吴其浚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②[德]E·毕施奈德著，石声汉译：《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本。③参见刘昌芝：《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科学思想》，载张履鹏等编《吴其浚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四节　植物生态学

清代学者对植物与环境的关系也有了较多的认识。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写道：苦草“生湖泽中”，水杨柳“生溪涧水旁”，翠羽草“性最喜阴湿”，神仙对坐草“山中道旁皆有之”等等①。以上列举的植物，有的适合在水中或水旁生长，有的适合在陆地上生长，有的喜阴，有的喜阳，不同植物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植物生态学上，性喜阴湿的植物（如翠羽草）称为阴生植物；性喜阳光的植物（如神仙对坐草）称为阳生植物。陈淏子（1612—？）通过花木栽培实践，对于植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他在《花镜》（1688）中指出：“花之喜阳者，引东旭而纳西晖；花之喜阴者，植北囿而领南薰”，“凡植之而荣者，即纪其何以荣；植之而瘁者，必究其何以瘁。宜阴、宜阳、喜燥、喜隰、当瘠、当肥，无一不顺其性情，而朝夕体验之。”①《花镜》记载了陈淏子在园艺方面的许多宝贵经验，是我国古代园艺学的一份重要文献。

①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

①阵淏子：《花镜》，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

第五节　植物

生理学

清代学者对于水在植物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一些矿物质作为肥料促进植株繁茂生长的作用，已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将之运用于农艺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花镜》指出移栽花木“若大树，趁春初未发芽时，或霜降后，根旁宽深掘开，斜将钻心钉地根截去，惟留四边乱根，转成圆垛，仍覆土筑实，不但移栽便，而结实亦肥大。”②这里说的是要把较大果树的一侧钻心钉地根截去，促进靠近茎干的支根和侧根发育，而使水分和养料的吸收逐步过渡到“四边乱根”来完成，加上移栽选在春初未发芽或秋后落叶时，树冠蒸发水分最小，这样就保持了水分平衡，因而更易于成活。《花镜》所载凤尾蕉“冬亦不凋，如少萎黄，即以铁烧红钉其木上，则依然生活。平常不浇壅，惟以生铁屑和泥壅之自茂，且能生子，分种易活”。铁元素是形成叶绿素的必要条件之一，植物缺铁，叶片就会变为黄色。上述用铁治疗萎黄的方法是十分正确的。该书又记载种牡丹时“冬日以钟乳粉（碳酸钙）和硫磺少许，置根下有益”，“凡花欲催其早放，以硫磺水灌其根，便隔宿即开”①。汪灏《广群芳谱》亦载牡丹“常在八九月时，隔二年一次取角屑、硫磺，碾如面，拌细土粉，挑动花根，壅入土一寸，外用土培约高二三寸，地气既暖，入春渐有花蕾”，“冬至日研钟乳粉和硫磺少许，置根下土中，不茂者亦茂”。表明人们已从实践中了解到铁、硫、钙等都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现代生理学已证明，硫直接参与含硫的维生素以及辅酶A的代谢作用，因此，硫对植物的生命活动是很重要的。钙是构成细胞壁的一种元素，细胞壁的胞间层就是由果胶钙组成的。如果缺钙，植物生长会受到抑制，严重时根头茎端甚至会溃烂坏死②。由此可见，古人用硫磺、钙粉等促进开花和使果木生长繁茂是很有道理的。

②陈淏子：《花镜》“移花转垛法”，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

①陈淏子：《花镜》“变花催花法”。

②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第104—105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六节　对动植物生长习性的观察与研究

关于植物的开花习性，清代学者不乏生动形象的记录。如陈淏子指出，向日葵“每干顶上只一花，黄瓣大心，其形如盘，随太阳回转，如日东升则花朝东，日中天则花直朝上，日西沉则花朝西”③，对向日葵向光性的观察完全正确。他在《花镜》中还谈到嫁接时“树以皮行汁，斜断相交则生”④。这种解释符合砧木和接穗是通过两者木质部和韧皮部的营养输送达到嫁接成活的。说明他对嫁接生理已有较深的认识。陈淏子又说：“如以本色树接本色，惟以花之佳，果之美者接，自不待言矣。若以他木接，必须其类相似者方可。”①明确提出了品种间嫁接时，远缘种类在同科或同属间都可互接的原则，并且已注意到植物间亲和力与嫁接成活的关系。

关于动物的生态习性，这一时期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如康熙帝在《鸟舌》一文中谈到啄木鸟时说：“惟啄木之舌，其根通于脑后，其尖逾引逾伸，长出于咮寸余，树中虫蠹虽潜藏穴隙，皆伸其舌钩取之。又有一种蛇头鸟，其颈项甚长，其舌亦如啄木，每为鹰鹞击擒，辄伸其舌以刺，鹰鹞负痛，力一少纵，则逸而逝矣。”②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啄木鸟的鸟舌适宜在树中觅食，蛇头鸟的鸟舌适宜对天敌的防卫，注意到了动物的形态构造与环境的适应关系。

这一时期对于海洋动物生活习性的观察和认识更为深入。如有些文献记载比目鱼“身扁，喜贴沙上”③；旗鱼“鼻头一刺，长二三尺”，“水面驱鱼如飞”，有时“船为所制”；飞藉鱼“两翼尚存，渔人伺夜深时，悬灯以待，乃结阵飞入舟中”，甚至“舟力不胜，灭灯以避”④，利用飞鱼的趋光性，用灯光诱捕。此外，对于海鱼的生育方式，也有较多的发现。如古代已经知道鲨鱼的胎生现象，而清代郁永河的记载则更为明确：“鲨鱼一尾，重四五斤”，“庖人将剖鱼，一鲨从腹中跌出，剖之更得六头。以投水中，皆游去。始信鲨胎生。”①又“■鱼放卵，雄者为雌者放卵口中，卵不分散，故类繁”②。毫无疑问，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和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才能发现■鱼口中孵卵的奇特现象。渔民为了指导水产捕捞，了解鱼类回游规律和掌握各种水产的汛期是很重要的。据《广东新语》载，“凡河豚以三月从咸海入者可食，以冬十一、十二月从淡江出者不可食”③，说明当时已掌握了河豚的生活习性及适宜的捕捞时间。

③陈淏子：《花镜》“花草类考”。

④陈淏子：《花镜》“接换神奇法”。

①陈淏子：《花镜》“接换神奇法”。

②《康熙几暇格物编》。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

④《台海使槎录》卷3。

①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上。

②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3。

第七节　遗传育种

中国古代已经有了丰富的遗传育种经验，到了清代，人们更加有意识地利用生物普遍存在的遗传变异，实行人工选择，从而培养出各种优良品种。关于选择在育种工作中的重要性，已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如陈淏子在谈到种桃时说：“取佳种熟桃，连肉埋粪土中，尖头向上”④，强调实生繁殖，必须选择佳种，播种时尖头向上，才易发芽。《花镜》共记载了牡丹131个品种，芍药88个品种，兰花35个品种，菊花152个品种，莲花22个品种，荔枝75个品种等，还描述了金鱼的许多品种，显示了我国古代选育植物和动物品种方面的突出成就。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人工选择过程中，生物类型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赵学敏更明确地提出：“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对于生物界的演变和物种的变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并且举例说：“如石斛，一也。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①清代在选择育种方面，还应用了单株选择法。据《康熙几暇格物编》记载，康熙年间乌剌地区的人曾发现“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后用这棵白粟播种，结果“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从而培育出高产的优良品种。后来，康熙命人在山庄里试验，果然发现这种白粟的茎、叶、穗都比他种大一倍，而且成熟快，这种单株选择育种的成功，对康熙帝有很大启发，正如他所说：“想上古之各种嘉谷，或先无而后有者概如此。”②此后，康熙帝又应用这种单株选择法，选育成功了一种早熟、高产、“气香而味腴”的水稻优良品种“御稻”，并“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内膳所进，皆此米也”③。

④陈淏子：《花镜》“下种及时法”。

①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②《康熙几暇格物编》。

③《康熙几暇格物编》。

第八节　人体解剖生理学

清代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如康熙帝为了了解西方有关人体结构及各器官功能方面的知识，曾令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进讲人体解剖生理学。白晋和巴多明根据英国医生和实验生理学家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以及法国解剖学家韦尔内（G.J.duVerney，1648—1730）、丹麦解剖学家巴特兰（T.Bartholin，1616—1680）、法国医生戴尼（Dienis）等人的著作，编译出一部关于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满文讲义，并附有多幅插图①。康熙帝在听过白晋和巴多明进讲的解剖学及阅读了这二人进呈的十几条解剖学原理和附图后，命将这些讲义及插图整理缮写，并译成汉文，各装订成册，录写副本。白晋和巴多明编写的讲义，反映了西方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较新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这部讲义并未公诸于世，只限宫廷有关人员参阅，未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现在可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伦敦英国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见到的满文本《周身血脉图》及其复制件，可能就是当时白晋、巴多明所编讲义的部分内容。

康熙二十八年（1689），西藏刊印了桑杰加措编著的《蓝琉璃》，这是藏医名著《四部医典》的注释本。康熙四十三年（1704）又由名画师绘制成医用彩色挂图79幅，其中有神经血管和五脏六腑解剖分图及人胚发育图等。在《蓝琉璃》和人体解剖脏腑彩图中所描述或描绘的人体结构，如动脉、静脉等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及各器官等，都大体上与实际相符，所述胚胎发育过程要经历的鱼期、龟期和猪期，也很生动形象，这些都反映了藏族医学在人体解剖生理学上的杰出成就②。

清代著名医学家王清任（1768—1831）曾先后在滦州、北京、奉天（今辽宁沈阳）等地观察尸体，研究人体内脏结构，著有《医林改错》2卷。书中重新绘制出人体脏腑图，并补充和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他正确地区分了胸腔和腹腔，指出只有心脏和肺脏在横膈膜之上，其余的内脏器官都在横膈膜之下。他首次观察到肺管及其逐级分枝，这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气管、支气管及细支气管。对于神经系统，王清任再次强调脑是智慧的中枢，即“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正确地理解了思维记忆与脑的关系，并且在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的基础上，肯定了听觉、视觉、嗅觉都“归于脑”等。在心血管方面，他了解到动脉和静脉的分布及其与心脏的联系，特别是对颈动脉、主动脉、肱动脉及肾动脉的位置和形态描绘更接近实际。王清任的这些新发现和新成就，是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生理学和医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①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②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强巴赤烈等：《胚胎学简史及藏医对胚胎学的贡献》，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五十三章 医药学

清代初年，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的发展，医药学也有一些相应的进步。但是清代对内高压、对外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束缚了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尊经复古之风盛行，繁琐考据之学兴起，学术研究也多囿于引经据典和脱离客观实际的境地。在这种比较浓厚的思想倾向制约下，医学科学技术创新求实之研究渐趋低落，保守崇古的思想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使清代中期以后医药学发展趋于缓慢，在一些领域甚至只有普及而看不到有什么提高。

第一节 本草学的发展特点

清代成书的本草学著作甚多，按其特点约可分为三类：一是普及类著作以《本草备要》、《本草从新》为代表。《本草备要》是医药爱好者汪昂编撰的。他鉴于“乡间市井，稍能诵《药性》（即《药性赋》）读《回春》（即《万病回春》）者，辄尔悬壶，草菅人命，恬不为怪”①，选辑《本草纲目》中460种较常用药物，由博返约，以为初学者参考掌握。《本草从新》作者是藏书世家出身的吴仪洛，他精读有关医药书籍，历四十年，考订补充《本草备要》而撰成，收载药物增至720种。以上两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第二类为富有学术价值的药物学著作，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与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等。赵学敏（1719—1805），字恕轩，钱塘（今杭州）人，好学博览，刻苦钻研，对医药知识尤为精通。他深知李时珍《本草纲目》乃一代杰作，但并非包罗无遗，完美无疵，于是决心拾其所遗，历四十年，阅六百种文献，访二百多人，编成此书，名为《本草纲目拾遗》。该书收药716种，颇多民间和外来药之记述，如鸦胆子治疗阿米巴痢疾，金鸡勒（奎宁原植物）治疗疟疾等等，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地位。吴其浚在著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的基础上，又经七年努力，撰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载植物1714种，附写生植物图1500余幅。其分类、名称、产地、品种、形态、性味、功用等，对前人的失误颇多论辨，所涉药用价值之叙述，以及错误之改正等，均在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第三类是以食物治疗疾病的食疗本草著作。如：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费伯雄的《费氏食养三种》等十余种。这些著作在“食治不愈然后命药”的思想指导下，对普及和发展我国传统的药膳，即用食物之有药效者进行疾病治疗的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汪昂：《本草备要·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年铅印本。

第二节　王清任对人体解剖学研究的卓越成就

中国医学的发展由于理论上若干因素的制约，不甚重视人体组织解剖之深入研究，因而给人的印象是该学科在秦汉之后趋于衰落。王清任医术名噪京师，所设药铺名“知一堂”。他深切感受到认识人体对发展医学的重要意义，强调：“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①，抱着“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为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的态度，恭身于滦州稻地镇解剖观察疫死儿童尸体三十余具，还千方百计赴刑场观察处死男女犯人的尸体，并参照动物解剖和亲自查访刽子手对人体解剖的了解经验，先后历时四十二年，终于将所了解的人体内脏之解剖知识，特别对照古人之有错误者，一一绘成人体各内脏之解剖图，并以文字予以论证。这部著作名曰《医林改错》（1830），共两卷。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察增补，抑又幸矣。”我国现代解剖学家侯宝璋教授给予王清任有关人体解剖学贡献以很高评价②。梁启超也高度赞扬王清任“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者”。王清任除在人体解剖上作出杰出贡献外，他在医学治疗学上也颇富声誉，他的活血化瘀论和血府逐瘀汤是现代治疗冠心病等的重要理论和药物。①王清任：《医林改错·自序》。

②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1期。

第三节　温病、传染病治疗技术的提高

古代之伤寒，明清时期的温病，其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均为传染病、流行病。清代以来，由于人口增加，城市人口集中、城乡以及海内外经济交流日趋频繁，特别在江苏、浙江一带，传染病滋生、蔓延和暴发相当普遍。而长期沿用的伤寒学说则难以解决大量发生的传染病问题。温病学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医学家寻求新方法新理论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逐渐为医界所接受。此期在温病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一般比较公认者有清代温病四大家，即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苏州人，世医出身，先后拜师17人，吸取众师之长，革除株守“伤寒”以治传染病的学风，创造性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理论体系，立“卫、气、营、血”辨证施治纲领，用以辨别传染病发病的深浅部位和不同病期的不同治疗步骤和方法。他为了诊断和鉴别更为确切，进一步发展和创造了辨舌、验齿、观察白和粘膜斑等方法，提出传染病四大治疗原则：平凉解表、甘寒养阴、清热解毒、滋阴救液，以及许多治疗方剂。叶氏在传染病猖獗之时，终日忙于诊务，治疗了大量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他无暇著书立说，只有平日教育生徒的口传心授。故其学说和理论经验，由门人记录整理而编成《温热论》，并成为清代温病学的奠基性著作。署名叶氏的著作还有《临证指南医案》、《叶案存真》等，也都是弟子们所辑。叶天士医德高尚，不但常为贫病者施医赠药，且告诫生徒家人“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与学力相济而后应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

薛生白（1681—1770），名雪，江苏吴县人，居苏州，多才多艺，且精于医学，善于治疗湿热等传染性疾病，医名齐天士，学术上每不服叶天士，故命其宅为“扫叶山庄”，号为扫叶山人。在治疗传染病的学理上提倡：“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撰有《湿热条辨》等，特别是为肠道传染病等的治疗创立了新的途径。

吴鞠通（1758—1836），名塘，江苏淮阴人，先习儒后攻读医学，在治疗传染病方面颇多借鉴汉代张仲景、明吴又可和当代温病大家叶天士的学说和经验，创立了广为后世医学家所遵循的三焦辨证学说，撰有《温病条辨》一书，以论述其学说理论和临床治疗经验。三焦辨证，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都为治疗传染病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这三种学说虽然在立论和对传染病的认识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其共同对象却是基本一致的。吴氏三焦辨证理论指导下所创立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处方和用药，对后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王孟英（1808—1866？），名士雄，浙江海宁人，先后在杭州、上海等地行医，以擅治肠道传染病等闻名遐迩。他在学术上十分重视以《内经》、《伤寒论》理论为经，以叶天士、薛生白之温病学说为纬，编撰成《温热经纬》（1852）一书。此外，还有《霍乱论》及《王氏医案》等著作。

上述四大家，在我国温病学说和丰富传染病治疗方法及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医学家如：郭志邃撰《痧胀玉衡》（1675年），余师愚撰《疫疹一得》（1794年），雷丰撰《时病论》（1882年）等，均对我国传染病、流行病的防治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卢之颐《痎疟论疏》、孔毓礼《痢疾论》、徐子默《吊脚痧方论》、郑奋扬《鼠疫约篇》、梁希曾《疠科全书》、肖晓亭《（麻）疯门全书》、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陈耕道《疫痧草》、以及清代多次刻印的陈司成《霉疮秘录》（1632年）等，对疟疾、痢疾、霍乱、鼠疫、麻风、白喉、猩红热、梅毒等传染病更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经验总结。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在全国推广和应用，以及其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也都是在清代完成的。加之1805年引进英人在我国人痘接种术基础上改进发明的牛痘接种术，使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达到较为先进的水平。

第四节　外科学的发展与保守倾向

清代特别是后期，在外科学的发展上虽然时有激进与保守思想之间的学术争鸣，但终因社会诸种因素的严重制约，外科医疗上的保守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申斗垣，是一位比较激进的外科医师，他对华佗剖腹手术未能流传深表惋惜，并力求自己能启外科之玄妙，并以外科病手术治疗每获奇效而闻名。撰有《外科启玄》（1604年）一书，倡导“以利刀去之”或“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止血”等外科手术，切除筋瘤和血瘤。他虽生于晚明，但其书对清代外科之发展多所影响。祁坤，通儒，知诸子百家，尤精医，擅外科，曾召任太医院御医，擢太医院院判。他认为，外科诸症，其本必根于内，治外难于治内，而医多重内轻外，乃殚精采掇，广收古今名贤之确论，撰《外科大成》（1665年）一书，名闻于时。后来官修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多取材于此书。王洪绪以反对外科手术，主张保守治疗而获得当时十分广泛的信誉。其著作《外科证治全生集》在二百多年间创造了连印50多次的高纪录，也足见其影响之大。王洪绪，名维德，江苏吴县人，得承家学，精通医道，尤擅外科疮疡，行医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诊断和确定治疗原则上，强调“痈乃阳实之症，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之症，气血寒而毒凝”，所创阳和汤治疗疽症，每获良效。临床强调“以消为贵，以托为畏”①。但他否定外科手术，甚至攻击陈实功等主张手术治疗的外科学家“尽属刽徒”。更有甚者，他不但反对手术切开脓肿引流，对有引流祛腐排脓作用的丹药也一概反对，公然主张药助自溃。这不但会延误治疗时机，而且会增加病人的痛苦。然而由于病人多畏惧外科刀针，其法仍为大多数病家所乐于接受。王氏自誉“用药从无一误”②，故称其著作为《外科证治全生集》（1740）。继王氏之后的清代外科，虽然有对其保守思想持批评意见者，但其保守思潮越来越占着重要地位。

①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②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第五节　针灸、外治与气功的发展

清代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即在整个封建礼教制约下，重视汤药内服，而对针刺艾灸和外治比较轻视。特别清太医院废止针灸一科，使针灸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虽然有大批针灸著作出现，但其内容多属歌诀普及为主，少有新的进步和医疗技术的改进。1822年，清王朝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宜”为由，明令太医院针灸科永远停止。加之西方来华的殖民主义者为宗派利益所驱，宣传针灸为“致死之针”，“医疗上的折磨”等，也严重阻碍了针灸的发展。

外治法在太医院乃至士大夫阶层是没有地位的，然而在民间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者有赵学敏的《串雅外编》和吴尚先的《理瀹骈文》。赵学敏，前已述及他在撰写《本草纲目拾遗》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在总结外治法经验的基础上，还编撰有《串雅内、外编》（1758年），其中分禁药、起死、保生、奇药、针法、灸法、熏法、贴法、蒸法、洗法、熨法、吸法、杂法、取虫等28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过去视为“医中小道”的外治法整理成专著，赋予其新的生命。吴尚先（1806—1886），名樽，字师机，浙江杭州人，寓居扬州，设存济堂药店。他在战乱环境下，潜心于不用药、少用药的外治法研究和调查，渐以擅长按穴、膏药、薄贴、敷、熨、熏、浸、刮痧、火罐等十余种外治法而闻名。如1862年避地海陵，广施膏药，日治数百人，获效迅捷，人皆称“自来医家未有若是之简捷也”。他于1870年将其实践经验和所积累的资料撰成《外治医说》，后改名《理瀹骈文》。书中所载，后世医家誉之为简、便、验、廉的治疗方法。

气功、养生和按摩导引：气功、养生在清代也是一门少有建树的学科。

例如有影响的尤乘《勿药须知》、汪昂《勿药元铨》、潘伟如《内功图说》等，虽然有较多流传，但其内容基本上是抄录之作。《易筋经》（1829年刊），乃托名天竺达摩禅师传授，介绍导引法养生术，或单独刻版印行，或附其他有关内容合成一书刊行，是清代养生导引术流传最广的书籍之一。此外，郑观应《中外卫生要旨》（1890年）一书，是以兼收中国和国外传入的卫生保健内容为特点的专书，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在按摩推拿方面，此期的进步以小儿病推拿按摩治疗经验的总结比较突出。如熊应雄《小儿推拿广意》（1676年），骆如龙《幼科推拿秘书》（1785年），夏云集《保赤推拿法》（1885年），以及影响更为广泛的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1888年）等，对于清代按摩特别是小儿推拿按摩的推广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推拿按摩术式和一般常见的消化不良症治疗经验，甚至为许多老年妇女所掌握，在解除无医少药的农村病人的疾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节　医学类书、全书、丛书等的大量编纂

在医学著作的整理研究上，清代从医案、医话、类书、全书、丛书以及医史著作等，可以说作出了空前的成绩。据1961年统计，在全国60家图书馆和个人藏书家所收藏的清代编纂的丛书、全书、类书、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类著作多达498种①。几乎囊括了清代及清以前所存在的全部医学著作，更为清代及清以后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1723年）辑录历代医籍100余种，520卷；魏之琇在明代《名医类案》的基础上，补充该书之缺漏和未收的清代医案，编成《续名医类案》（1770年）60卷，分为345门，包括传染病、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以及五官科等之治疗医案。个人丛书如陈修园即有《南雅堂医书全集》16种，乃至《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等共20多个版本。

①中医研究院等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

第七节　最早的医学会与医学杂志的创办

中国医学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学术交流的客观要求，而且已创办了民间的学会组织和学术期刊。中国最早的医学会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是由著名医学家徐春甫1568年创建于直隶顺天府，“集天下之医客都下者”组成，参加者多达46人。按其宗旨约有：探讨医学学术，切磋钻研医学知识，讲求医德修养，真诚相待存善去过等。如明确强调：“理无终穷，学无止法”，“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深戒徇私谋利之弊”，“要克己行仁”，“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特别还对参加者提出：诚意、忘利、戒贪鄙、力学等22条严格条件①。创刊于1792年的《吴医汇讲》，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医学杂志。其创始人和主编是清代名医唐大烈，字立三，长洲（今苏州）人，曾任苏州府医学正科，他选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的著名医学家关于医论、医评、验方、考证、笔记等近百篇论文，分别刊登于1792—1801年的十一期《吴医汇讲》中，以与医林交流切磋。其办刊宗旨：“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②，而且强调“随到随镌”，不但为中医学发展交流作出了新的贡献，而且积累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医学论文资料。

①徐春甫：《医学入门捷要六书》。

②金寿山：《最早杂志促进学术交流——吴医汇讲》，载《中医杂志》，1958年1期。

第八节　西医学的传入

明中叶后已有西医学传入我国。1596年卡内罗接受教皇庇护第五的任命，在澳门设立医院，西医开始进入中国大地。1582年意大利利玛窦来华，1601年到达北京，居10年，也曾与中国医界人士接触。1693年5月，康熙患疟久治不愈，传教士洪若翰用西药金鸡纳治愈，西医药影响扩大。法国罗德先（1645—1715）和樊继训（1664—1703）等相继来华，并以治愈皇室要人疾病而获厚赐和信任。18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医师越来越多，其中皮尔逊、马礼逊、李文斯顿、哥利支、裨治文、伯驾等十分活跃。裨治文与伯驾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提出“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哥利支更提出《任用医生在中国传教商榷书》①。随着传教士医师的增多，他们利用医药传教，利用传教扩大中国人对西医药的信任，进行办医院、开医校、翻译西医药书籍，成立医会，创办医学期刊，送中国人到国外留学学习医学等。最早翻译西医药书籍并作出贡献者如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氏，编译有《全体新论》（1851年）、《西医略论》（1857年）、《内科新书》、《妇婴新说》（1858年）等；美国教会医生嘉约翰编译有《内科全书》（1883年）、《病症名目》、《西药名目》（1899年）等20余种；在西医期刊方面，如《广州新报》（1806年）、后改名为《西医新报》，还有《博医会报》（1888年）等等，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西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被派遣到国外学习西医最早者是黄宽（1828—1878），先后在英、美学习，1855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在广济医院从事医疗与教学。此后，到国外学习西医者逐渐增多，西医学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的政治、军事、科学文化影响的不断增强，开始站稳了脚跟。清末，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其若干方面的优越性，已深深获得群众和统治集团内部若干人士的信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①张慰丰：《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1期。

第九节　清代医事制度

清代医事管理制度、医疗机构和医学教育等，在前期基本上沿袭明代，太医院医学设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正骨等九科。为皇室服务的组织有御药房等，军医也由太医院派遣。地方也设有医学，除主持地方官员和民疾外，还负责由民间培养的优秀医学家中选送中央经考试择优录用以充太医院等的任务。在医学教育方面，其生源主要来自医官子弟，经过繁难的保证、考查品行等手续，再经面试均合格者才可进太医院学习。其教材主要是包括有中医理论和各科临床内容的《医宗金鉴》（1742年），教师多从御医中选取学识渊博者充任。1840年后，太医院因经费困难，几乎三十年不闻读书声。1866年虽应胡庆源之请求重视医学，医学教育仍处于困难境界，此期，太医院医学分科只设五科。1881年清廷改太医院教习所为医学馆①。光绪帝1898年谕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管理，以期医学精进。”此后在京师、天津等地始设医学堂。但由于医官俸禄不断减少，生活日益困难，太医院和医学堂越来越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随着西医学传入和发展，官方于1893年举办北洋医学堂，1902年军队兴办陆军医学堂等，是我国最早举办的西医学教育。

①龚纯：《清代的医事制度史料》，载《人民保健》，1960年第4期。

第十一卷 近代前篇（上下册）

题记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政府官书

第二节　各级官员文书

第三节　典章制度

第四节　私家著作

第五节　人物史料

第六节　经世文

第七节　报刊

第八节　建国以来近代文献的整理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

第二节　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第四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第五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第六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第七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第八节　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第二节　战争的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第三节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第三节　清廷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第四节　太平军北伐和西征

第三章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第一节　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①

第二节　贵州苗民大起义①

第三节　西北回民大起义①

第四节　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②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一节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

第二节　英法侵略战争再起和《北京条约》

第三节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

第四节　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五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第二节　艰苦转战和改革内政的努力

第三节　保卫安庆和经营苏浙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失败

第六章　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

第一节　外国的经济侵略

第二节　洋务派的出现

第三节　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

第四节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

第七章　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

第一节　商办企业的出现

第二节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变化

第八章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中法战争

第一节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

第二节　中法战争

第九章　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

第一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第二节　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第三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第四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第十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

第一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节　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第十一章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节八国联军的侵华和清廷的宣战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暴行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第十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

第二节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第三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第十三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一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二节　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十四章　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　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第三节　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第四节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第十五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第一节　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建立

第二节　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第三节　军阀的割据统治

第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第一节　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丙编典志

第一章　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第二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第三节　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滋长

第四节　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第五节　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①

第六节　《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

第二章　手工业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

第二节　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

第三节　官手工业的变化

第四节　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

第三章　工业

第一节　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1840——1894）

第二节　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1895—1919）

第四章　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土木工程建筑

第二节　能源电力

第三节　冶金

第四节　交通铁路

第五节　其他重工业

第六节　轻工业纺织

第五章　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分解

第一节　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

第二节　封建租佃关系的演变

第三节　自然经济的解体

第六章　商业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下的中国商业（1848—1894）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

第七章　交通邮电

第一节　航运

第二节　铁路

第三节　电信

第四节　邮政

第八章　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

第一节　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痼疾

第二节　为增加封建剥削而进行的改革

第三节　近代河工的衰落

第四节　中国盐政的殖民地化

第九章　海关、关税和子口税

第一节　近代海关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和确立

第二节　近代关税制度

第三节　子口税制度

第四节　近代海关与关税制度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第十章　法制

第一节　晚清法律制度的变化（1840—1911）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1851—1864）

第三节　中华民国的法律制度（1912—1919 年5 月4 日）

第十一章　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第一节　晚清政权机构的变化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政权机构

第三节　民国初年的政权机构

第四节　北洋政府的政权机构

第十二章　宪政

第一节　清末“预备立宪”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宪政

第三节　袁世凯时期的宪政

第四节　皖系军阀时期的宪政

第十三章　兵制

第一节　湘军

第二节　淮军

第三节　新军胡燏芬与定武军

第四节　近代海军

第十四章　秘密结社

第一节　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教门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

第十五章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第二节　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第三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

第十六章　学术

第一节　哲学

第二节　史地之学和考古学

第十七章　文学、艺术

第一节　诗文

第二节　小说

第三节　翻译文学的发展

第四节　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

第五节　戏剧

第六节　音乐

第七节　绘画、书法

第十八章　新闻出版

第一节　新闻事业近代

第二节　图书出版事业

丁编传记

第一章　林则徐

第一节　悉心研求经世之学

第二节　实现匡时济世之志

第三节　在广东禁烟和抗英

第四节　遣戍伊犁

第二章　龚自珍　魏源

第一节　龚自珍

第二节 魏源

第三节　龚、魏的不同性格

第三章　洪秀全

第一节　从应科举到拜上帝

第二节 建立太平天国

第三节　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

第四节　洪、杨内讧

第五节　重建领导

第六节　对外关系

第七节　后期的政策和失败

第四章　李秀成

第一节　从战士到将领

第二节 被封忠王

第三节　经营苏福省

第四节　两次进攻上海

第五节　从愚忠到晚节不终

第五章　洪仁玕

第一节　笃诚的拜上帝教徒

第二节 学习西方文化

第三节　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

第四节　壮烈殉国

第六章　杜文秀

第一节　永昌惨案

第二节 北上叩阍

第三节　丙辰惨案

第四节　大理政权的建立

第五节　四反围剿

第六节　反招抚清朝

第七节　东征昆明

第八节　大理保卫战

第七章　慈禧太后

第一节　从兰贵人到太后

第二节 除“八大臣”，垂帘听政

第三节　惩儆恭亲王奕

第四节　再次垂帘听政

第五节　六十寿典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第六节　戊戌政变

第七节　对义和团的抚与剿，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第八节　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第八章　奕

第一节　兄弟积怨

第二节 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第三节　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

第四节　发动“辛酉政变”

第五节　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

第六节　遭慈禧太后的惩儆

第七节　与顽固派的论争

第八节　被罢黜闲置

第九节　对日主和，反对变法

第九章　光绪帝

第一节　冲龄即位

第二节 幼帝生涯

第三节　亲政波折

第四节　甲午主战

第五节　下诏变法

第六节　曲折余生

第十章　曾国藩

第一节　获取功名，肆力理学

第二节 上折陈言

第三节　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

第四节　镇压太平天国

第五节　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第六节　举办洋务

第七节　“剿捻无功”

第八节　“曲全邻好”

第十一章　李鸿章

第一节　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

第三节　办理外交事务

第四节　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

第五节　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

第六节　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

第十二章　左宗棠

第一节　究心经世之学

第二节 御“外患”与除“内忧”

第三节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第四节　创办福州船政局

第五节　用兵陕甘

第六节　收复新疆

第七节　督办福建军务

第十三章　张之洞

第一节　清流派的首领

第二节 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

第三节　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

第四节　同维新派的联系与分歧

第五节　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

第六节　“变通政治”的《江楚三折》

第七节　废除科举制度，实行“癸卯学制”

第八节　督办铁路

第九节　任中枢重臣

第十四章　郑观应

第一节　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

第二节 撰《救时揭要》和《易言》

第三节　任职轮船招商局

第四节　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

第五节　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

第十五章　康有为

第一节　勤学与苦闷

第二节 “参中西之新理”

第三节　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

第四节　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

第五节　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

第六节　推进戊戌变法维新

第七节　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

第八节　反对民主革命

第九节　成立帝国宪政会，开展立宪运动

第十节　鼓吹尊孔，拥护溥仪复辟

第十六章　梁启超

第一节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

第二节 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

第三节　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

第四节　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

第十七章　严复

第一节　弃科举，习海军

第二节 走“变今”维新的道路

第三节　翻译西书

第四节　反对民主革命

第五节　保守复旧的落伍者

第十八章　谭嗣同

第一节　为维新改革而献身

第二节 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三节　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

第十九章　黄遵宪

第一节　“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第二节 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

第三节　“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第四节　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第五节　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第二十章　张謇

第一节　从状元到资本家

第二节 在两个世纪之交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

第二十一章　李善兰

第一节　雅志说算术，心志穷专一

第二节 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

第三节　步算中西独绝伦，小李将军算法奇

第四节　朝译几何，暮译重学

第五节　辅佐洋务新政，实施科学救国

第六节　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

第七节　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

第二十二章　徐寿

第一节　研读科技典籍，善制工艺器械

第二节 一代翻译名家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

第四节　乐律研究的成就

第五节　创办格致书院

第二十三章　詹天佑

第一节　留学十载，“学有其成”

第二节 驾舰绘图，“技艺素优”

第三节　筑路七载，初露才华

第四节　修筑京张铁路，大展宏图

第二十四章　孙中山

第一节　探索救国的途径

第二节 创立兴中会

第三节　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

第四节　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第五节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第六节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第二十五章　黄兴

第一节　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节 创立华兴会

第三节　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

第四节　领导武装起义

第五节　民国初建宣统

第六节　南京讨袁

第七节　流亡日、美

第二十六章　邹容　陈天华

第一节　留学日本

第二节 《革命军》和“苏报案”

第三节　为警醒同胞而蹈海

第二十七章　章太炎

第一节　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③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章第4节《猛回头案》。

第二节 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第三节　主编《民报》，讲授国学

第四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

第五节　参与护法运动，反对国共合作

第六节　晚年主张抗日

第七节　著述的编印

第二十八章　秋瑾

第一节　抱“匡济艰危”之志

第二节 东渡日本，参加反清革命

第三节　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

第四节　组织反清武装起义

第二十九章　宋教仁

第一节　踏上革命征途

第二节 宣传爱国民主思想

第三节　筹谋民国大业

第四节　为宪法而牺牲

第三十章　袁世凯

第一节　在朝鲜的政治活动

第二节 小站练兵

第三节　出卖维新志士，剿灭义和团

第四节　在直隶推行“新政”

第五节　回籍“养疴”

第六节　东山再起

第七节　镇压“二次革命”，摧毁共和制度

第八节　复辟帝制，自取败亡

第三十一章　蔡锷

第一节　东渡日本习军事

第二节 在湘桂训练新军

第三节　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

第四节　对袁政权的幻想

第五节　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

第六节　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第三十二章　程长庚　谭鑫培

第一节　程长庚

第二节 谭鑫培

第三十三章　数学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学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中国数学教育

第三节　二十世纪初年普及西方数学

第三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第二节 清末民初各类学校中的天文教育

第三节　天文机构的变迁

第三十五章　气象学

第一节　西方传来的气象学

第二节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气象台站

第三节　中国兴办的气象站网

第三十六章　物理学

第一节　传统物理学的终结

第二节 近代物理学的引进

第三节　物理学教育

第三十七章　化学

第一节　早期的化学书籍翻译与化学知识传播

第二节 化学教育的形成翻译

第三十八章　地学

第一节　地理学

第二节 地质学

第三十九章　生物学

第一节　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

第二节 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

第三节　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

第四十章　医药学

第一节　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

第二节 西方医学的传入

第三节　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第四十一章　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

第一节　科技社团

第二节 科研机构

题记

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 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1980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林增平同志1923 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47 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1992 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章开沅同志1926 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1948 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1929 年生于福建泉州，195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常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郑师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模同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铮同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赵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福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福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8 年4 月6 日于北京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

第一节　政府官书

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这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实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1964 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1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6 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6 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 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 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专制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1）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1873 卷。（3）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1）“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①。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 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0 卷，《清文宗圣训》100 卷，《清穆宗圣训》160卷。《十朝圣训》共922 卷，前七朝200 年事共532 卷，近代三朝50 多年共390 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1）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① 《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 辑，第139—140 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1）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①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 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120 卷，嘉庆朝50 卷，道光朝60 卷，咸丰朝100 卷，同治朝100 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①，计前五朝共100 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1841 年5 月11 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②。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69 卷，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 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 卷，于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1958 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① 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① 王先谦：《东华录序》。

② 《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1 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甚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这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这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1911 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1912 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同年2 月13 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 月7 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 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 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 卷，皆同治十一年（1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 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 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 卷，皆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清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尚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奏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首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 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 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 卷，收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十三年（1874），前后39 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 件、770 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六年（1867）、光绪六年（1880），1929—1930 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1964 年和197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①。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1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1905—1908）和宣统一朝三年（1909—1911）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 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18 卷，又卷首1 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 卷，《西巡大事记》11 卷，又卷首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 卷，《条约一览表》1 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①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　各级官员文书

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衙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1.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 卷，陈弢辑，光绪元年（1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60 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选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 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895—1901）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 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6 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这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1 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 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1 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1 册，奕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 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 卷，收录折片897 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64 卷，收录折片1314 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 卷，收录折片1921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 件，为《林文忠公政书》150 件的39 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13 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1.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常奏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6.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实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1 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常整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 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 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1869）、光绪元年（1875）、九年（1883）、十六年（1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63—1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1902 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1903 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 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1929 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1 册196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这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6卷，奏疏51 卷外，书牍批札等35 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 卷，而公务书札33 卷、批牍6 卷，其杂著2 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 卷，批札7 卷，咨札、告示、说帖各1 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 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1 册，计176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 卷之外，朋僚函稿20 卷、译署函稿20 卷、海军函稿4 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1 卷，又电稿40 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1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①。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②，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①，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 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1959 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61 卷（略去文集1 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17 卷、电信3卷、公牍2 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1918—1920 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 卷，1928 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6 卷，电牍（兼收来电）80 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 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1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 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①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 页。②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 页。①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1下，第20 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1876—1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 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11 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1869—1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12 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1873—1881）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1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1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1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4 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 册，齐鲁书社1981 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 年9 月）至二十七年二月（1901 年3 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 册，1920 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晚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元年（1912）初出版；《民国军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这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1982 年版）收录孙中山1912 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这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 卷，前8 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 件。这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这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191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1916）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1913—191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1916—191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1916—1917），自民国元年（191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 卷，内收1913—1918 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这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11 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1938 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11 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通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分为9 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 封，电稿4496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6 件。赫德，英国人，从1863 年到1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 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1874 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 年。这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　典章制度

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书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乾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开始第五次重修。这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二十五年（1899）书成，计《光绪会典》100 卷，《会典事例》1220 卷，《会典图》270 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新增的有咸丰十一年（1381）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三十四年（1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事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 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 卷，从《嘉庆会典图》之157 图增至333 图；冠服图20 卷，从162 图增至285 图；礼图30 卷，从227 图增至286 图；舆卫图14 卷，从182 图增至214 图；乐图（包括谱表）26 卷，从184 图增至386 图；武备图16 卷，从248 图增至316 图；舆地图132 卷，363 图，完全是新增的。这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1 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 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 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这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这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1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 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6 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86—1904）间事，宣统二年（191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事。共400 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6 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前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 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 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 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6 门加新增4 门，共30 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100 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外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16 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16 种，共142 卷。16 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作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191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国军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　私家著作

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作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这次起义高潮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上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另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 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1894 年兴中会成立起，至1925 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国军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1861 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1896 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 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1899 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1900年，计50 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63 篇，另有“前录”2 篇，1904 年于日本出版。1914年更名《检论》，62 篇，另有正文附录7 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1903 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1917—1919 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1.5 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希龄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这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诗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常熟）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刘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迹选》、《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这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1861 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激情，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这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1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 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　《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1887 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保廉《辛卯（1891 年）侍行记》，随其父陶模自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这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1893 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1898 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10 册，收36 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鸦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这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1840—1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1809 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1965 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1855）起，至光绪十七年（1891）止（缺三段约39 个月）。翁同龢日记，1925 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三十年（1904）逝世止，前后46 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 个月）。另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1883—1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1938 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1830—1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1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这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1852—1856）和《能静居日记》（1858—1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1863—1889）；《赵缦堂日记补》（1854—1862）；《郇（荀）学斋日记》（1889—1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1869—1916）；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1870—191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1893—1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1904 年10 月30日，迄1907 年4 月9 日（缺1905 年9 月22 日至12 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20 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这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甦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 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 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1 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 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 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1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 多篇，编为6 册，1961 至196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作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亲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 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100 条。《梦燕亭杂记》2 卷，陈燮龙著。作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6 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1981 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 卷，又《四笔》11 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圣盦摭忆》，黄浚著。他在南京时，以《摭忆》为总题撰写遗闻轶事，连载于《中央周报》，1943 年集印成书，1983 年上海古籍书店又影印出版。书中所记以晚清史事居多，间亦述及更早的和民国初年的人和事。作者生活的时代较晚，书中所记大多是他不能亲历的；但他多引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所以所记的价值并不低。

近代笔记完全来自亲身经历的或完全不是亲身经历的并不多，大多数是既有亲身经历的，也有间接的；其价值高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来自亲身经历。

以下大体按内容先后举出比较著名的笔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黄钧宰《金壶七墨》，薛福成《庸庵笔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王之春《椒生随笔》，史念祖《弢园随笔》，龚淦《耕余琐闻》，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刘体仁《异辞录》，文廷式《闻尘偶记》，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胡思敬《国闻备乘》，魏元旷《坚冰志》、《光宣佥载》，金梁《四朝佚事》，继昌《行素斋杂记》，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朱彭寿《旧典备证》、《安乐康平室随笔》，夏仁虎（枝巢子）《旧京琐记》，汪东（旭初）《寄庵随笔》，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等。

搜集多种野史笔记，将其中之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这样的笔记汇编，有以下三种。

《清稗类钞》48 册，徐珂编，商务印书馆1918 年出版。徐珂自清末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他搜集大量野史笔记，包括辛亥革命后报刊上有关清朝的遗闻轶事，雇人分条抄出，再由他润饰文字，分类编辑，共1.35万余条，92 类，例如时令、地理、园林、外交、度支、考试、战事、宗教、会党、戏剧等类。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重排出版。

《梵天庐丛录》37 卷，柴萼编，1925 年石印本。此书辑录明清朝野遗闻，而以近代者为多。共1898 条，分1183 目。各条皆不注出处，也有少数是他自己的见闻。

《清朝野史大观》12 卷，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1981 年上海书店据其旧版复印。分编为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共五类。书前列有引用书目149 种，但每条并不注明出自何书，仍不便于考核。此书内容和《清稗类钞》重复者不少。

第五节　人物史料

人物史料，主要是人物传，其次还有人名录（表）。

人物传人物传就体裁来分，有传记、碑铭、行状、年谱和弟子记，以及遗事、轶闻等。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的人物传。有自撰的，有后人撰的。自撰的，自己记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见闻，史料价值高些。例如张集馨（1800—1878）的《道咸宦海见闻录》（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又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段光清（1798—1878）的《镜湖自撰年谱》（1960 年中华书局出版），对所见之官场黑暗、社会矛盾，记之甚详。但也并不是所有自己写的年谱，其史料价值就一定高。如潘世恩（1769—1854），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以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前后服官60 年，且久处机要，其政治经历可谓极丰富，而其《潘文恭自订年谱》，仅历述升迁，详记恩赏，大事如鸦片战争，竟无一语及之。

年谱于身后由别人撰写的比自撰的多。有由其后人编写的，如《湘绮府君年谱》，是由谱主王闿运的儿子代功编写的。有由其门生故吏编写的，如《曾文正公年谱》，编者黎庶昌是曾国藩门下有名的四弟子之一。而如《左文襄公年谱》，则是由左宗棠的后人请友人罗正钧编纂的，并为之提供家藏的左宗棠留下的全部材料。这样的年谱，编者和谱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这样的年谱大都有纪念性质，编写者郑重将事，所以质量较高。

还有于其人死后多年为之编纂年谱的，这多系后世学者研究性的著作。

如吴大澂（1835—1902）的《吴愙斋自订年谱》（曾连载于《青鹤》杂志第1—2 卷），记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叙述较简；又四十年代有顾廷龙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问世（1935 年哈佛燕京社出版），广泛搜集材料，内容远比前者丰富清楚。林则徐逝世80 年后，魏应骐编《林文忠公年谱》（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就有关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该书有一定价值，但限于史料，尚有考订不准处。又过了40 多年，来新夏著《林则徐年谱》（198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材料丰富，考核精详。

名公巨卿的门生弟子为之撰述生平行事，间有称“弟子记”者。阮元（1764—1849）晚年退居扬州雷塘，其门生张鉴等及阮元的几个儿子撰《雷塘庵主弟子记》，按年代顺序记述阮元一生仕历、著述及家事甚详。此记又名《阮芸台相国年谱》，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年谱。求阙斋是曾国藩的斋名，其门下王定安撰《求阙斋弟子记》，也是按时间顺序纪事的年谱。到了袁世凯，其门客沈祖宪、吴闿生也为之撰《容庵弟子记》，记事至宣统三年（1911），出版于袁世凯做大总统势焰正盛的民国二年（1913）。还有一种《抱冰堂弟子记》，分条记述张之洞的政绩，实际是张之洞写的自我吹捧之作，托名弟子记。

关于查找年谱的工具书，最新的有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详载年谱版本著录情况、谱主简历和对该年谱的评述。

重要人物传记，主要有《清史列传》，私家撰述的主要有几家《碑传集》，还有属于正史型的《清史稿·列传》。

《清史列传》80 卷，不署编纂人，1928 年中华书局出版。1987 年，中华书局又出版王钟翰以此为底本的点校本。王钟翰在《点校序言》中认为，该书的稿本来源有三：（1）出于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2）小部分抄自《满汉名臣传》；（3）大部分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全书人物约3000，近代者几占一半，有较高史料价值。

嘉道间钱仪吉辑《碑传集》，收清初至嘉庆朝私家撰述的碑版状记之文。继之者有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等，近代散在各处的私家撰写的碑铭传记之文，主要收在这三种书里。

钱仪吉辑《碑传集》160 卷，又卷首、卷末各2 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内容共有2000 余人，分类编次。

缪荃孙以《碑传集》止于嘉庆朝，乃继续搜集编成《续碑传集》86 卷，卷首1 卷，光绪末江楚编译书局刻本。共收录1099 人的传，几乎全都是近代的，但未及收录死于光绪末和宣统朝的，间有重见者（如何秋涛）。援《碑传集》体例，也分类编次。

钱氏《碑传集》中，有一小部分“有删节而无点窜”①。缪氏沿其例，“亦或删节，而无改易”①。但既删节文字，事实也就难保尽如原意。又经过抄写、刻印，总不免又多一些讹误。所以使用《续碑传集》，应再找该碑传的出处原文。

闵尔昌搜集缪荃孙未及见之碑传，编成《碑传集补》，以补《续碑传集》为主，《碑传集》所未收者间亦补之。1932 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共60 卷，又卷首、卷末各1 卷。共收834 人的传（间有重见者，如戴熙），分类编目。《碑传集补》所收人数虽不如《碑传集》和《续碑传集》多，但对两集特别是续集作了重要的补充。例如张之万、李鸿藻、王文韶、翁同龢、孙家鼐、荣禄、鹿传霖、张之洞、陆润庠、瞿鸿 等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为近代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续碑传集》均缺，《碑传集补》给补上了。

汪兆镛编的《碑传集三编》意在续《碑传集》和《续碑传集》。他在《自叙》中说：“近有补编别出，采及时流，以媚浊世，此则非愚瞀所敢知矣。”所谓“时流”者，主要是指《碑传集补》中革命党人诸传，他是不承认补编且要取而代之，才辑录此三编的。《碑传集三编》50 卷，卷首1 卷。汪兆镛生前仅编成清钞稿本，1978 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出版。此书共收450人的传，也是分类编目。所收集不如前几种丰富。但毕竟又多搜集到了一些人物传，其中也不乏重要的和有用的人物传，如丁日昌、邓世昌、盛宣怀、陈宝琛，如《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左文襄公年谱》的作者罗正钧、《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以及监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陈兰彬等。

以上几种碑传集中，还有一些从方志中钞来的传，也算是公家立传，但为数不多，主要的，绝大多数是私家撰述的碑传事状。它们都是为使传主留芳后世而作，充满了尊敬的称呼和颂扬的词藻，不免虚夸，若传主有不光彩① 《碑传集》卷首，校刊者诸可宝写在《沈吉士书》后边的案语。

① 缪荃孙：《续碑传集序》，按此序写于宣统二年。

的事，或曲为掩饰，或根本不讲。而其褒贬标准，除少数几篇清末党人传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来立言的。不过，这些私家撰述的碑传毕竟记载了大量的近代人物事迹，是清国史馆传所不能代替的又一类近代人物史料群。

《清史稿》536 卷，是记载有清一代历史的大型断代纪传体史书。自1914年设清史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馆长），延聘清朝遗臣及旧文人100 多人先后参加编写，1920 年写出初稿，至1926 年始着手修订定稿，而“以馆长病故，北伐日亟”①，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修订工作尚未完成，即于1927—1928 年仓促印出。出版后曾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因它站在清朝立场上反对和污蔑革命党。有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撰述不合史法，内容未经考核，等等。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有清一代史事成此一部大书，没有别的书可以取代它。六十年代台湾出版补充修改本，删去“稿”字，径名“清史”，但仍不能取代原书。1981 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出版《清史稿》的影印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华书局组织史学专家整理“二十四史”，同时也按同一规格整理《清史稿》，并且采用“二十四史”同一版式于1977 年出版，这就是中华新版标点本，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列传》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属国等传）中之人物约一半属于近代，有1500 多人。这些人物传，特别是重要人物如高级官员的传，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国史馆传稿，也参考私家撰写的碑传事状。但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的根据来说，它不是第一手史料。近代距今不远，比这些列传更原始的记载尚不难寻见。

其他传集，有朱孔彰撰的《中兴将帅别传》30 卷，收曾国藩等60 余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辽宁刻本；又续编6 卷，收李鸿章等后死者10 余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宁刻本。此书内容主要是湘淮军将领的传，又有僧格林沁以及华尔、戈登、勒伯勒东等洋将的传。出版以后，一时风行。上海书商改名翻印，有名《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者，有名《中兴名臣事略》者，后者又与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合为一书名为《续先正事略》。

所有上述人物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作者很少反映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事物。例如冯桂芬传中不谈他的《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根本无传，他如唐廷枢、朱其昂虽也已官至道员，亦均无传。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人物传集，如徐世昌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马其昶撰的《桐城耆旧传》，杨昌濬等撰的《甘肃忠义录》，王国均等纂的《沧城殉难录》等，为数不少。而地方性的人物群传，更大量地存在于各省府厅州县的地方志中。

人名录人名录不同于人物传，它不像人物传那样记述传主生平事迹，而只记录人物的姓名、籍贯，或再加上其人的简历，至多包括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人物传一般单独成篇，人名录则必须是某方面、某范围的人物群，能向人们提供该方面、该范围的人事信息。

人名录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职官录，一是科名录。前者是政府官员的人① 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75 页。

名录，后者是科举中式的人名录。近代学堂兴起，又有毕业同学录。

职官录职官录有全国范围的，有地方范围的，也有只是某某衙署的。其中，以全国范围的职官录为最重要。

清代全国职官录的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这是吏部官刻本的名称。

坊刻本或名《大清缙绅全书》，清末还有题名《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等。这类开列全国官员名单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具体的职官志，能使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各衙署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省的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国，“爵秩”、“缙绅”之类的称呼已不合时宜，于是继之而出的名为《职员录》，由中央政府的印铸局负责编印。书内开列除大总统和副总统以外的自中央的国务总理到各省县知事的全国文武官员名单。开始由于编制未全，常有空缺。后来由于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不能控制的省份，也常常空缺。到北洋政府后期，因经费拮据，已不能按时出版了。以上是全国官员人名录，尚有各省官员的人名录，当时大都名之为“同官录”。但也不是作为一种制度按期编印，而是或有或无。就现在各图书馆收藏来看，尚不能说各省皆有，更不能说每年皆有。

衙署题名录，一般是记载本衙署自清初到编纂当时的官员名单，按到任先后排列，注明字号、籍贯、出身及简历，兼有注明后官至某官者。

这类衙署官员的题名录，也不是定制以内的事。有的记载本衙署全体官员，有的只记载该衙署的某一类或某一小单位的官员。例如《枢垣题名》是军机处全体官员题名，而《国朝御史题名录》（又叫《谏院题名》）则只载历年补授的御史名单，不载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也不载六科给事中，即不载“谏院”（都察院）的所有官员。

辛亥革命以后，直至现在，陆续有后人编的清代或晚清某些衙署重要官员的年表。

首先是《清史稿》中的重要官员年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聘年表（上编为中国遣驻使，下编为外国遣驻使）。1932 年出版《清代征献类编》，严懋功纂，其中有年表四种：宰辅年表2 卷、八卿年表、总督年表3 卷、巡抚年表4 卷。

建国后出版的有：钱实甫编的《清代重要职官年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章伯锋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最后钱实甫编的《清代职官年表》四册于1980 年出版，可谓有清一代重要官员人名录的总汇了。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于1985 年出版，备载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臣和外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兼载中外领事，可为《清史稿·交聘年表》和《清代职官年表·出使各国大臣年表》之补充。

建国后新编出版的还有刘寿林的《辛亥革命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的职官年表，包括中央和各省中级以上各衙署官员的人名录。

所有以上建国后编印的诸职官年表，后面都附有“人名录”，注明各该官员的简历，还附有“字号索引”。

科名录通过科举制度的各级考试取得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进士等等的人名录，总称之为科名录。

同科考中的人彼此称“同年”，把他们编在一起的科名录，一般称之为《同年录》。最低一级的院试考中的新秀才，地位尚不高，编刻同年录者尚不多。新科举人通常都有《乡试同年录》，内载名号、籍贯、生辰、简历、三代及家世情况。最高一级的考试是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的会试，包括殿试和朝考。会试发榜后，中式者称贡士，官方照例刻印本科《会试录》。新贡士接着应殿试，成进士，官方及书坊随即刻印本科《登科录》。再经朝考，然后授职，照授职情况编印《同年官职录》。还有一种《会试同年齿录》，按年齿（龄）大小排列。

还有地方性的历届科名录全编，单独成书者不多，但大量存在于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中。

明清两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现仍存于北京国子监。近由朱保炯、谢沛霖编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备载明清两代201 科取中的51624 名进士名单。道光朝以后的共39 科，进士9980 人。每科一碑，分科列名，下只注籍贯，在各种科名录中这是内容较简略的，但也为我们查找人物材料提供了线索。

民国年间，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榜眼朱汝珍辑的《词林辑略》出版，有清一代历科翰林全收在这里。所记除姓名、字号、籍贯外，并记始终官阶、封爵、谥号以及著作，较以前诸书为详。

清末学堂渐兴，学生毕业时有编印《同学录》。

近代人名录，包括职官录和科名录，在传世的近代人物史料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除有很多单独成书的以外，还大量存在于近代地方志的职官志和选举志中。它们虽然不像人物传那样为我们提供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却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线索。近代人物之留有传记的和在各种人名录中之留有姓名及简单记载的相比，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足资利用的人物史料群。

第六节　经世文

选编《经世文编》和《补编》

清代至乾嘉之际，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于是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也日益兴起。乾隆年间陆燿辑成《切问斋文钞》，选辑清人经世致用的文章于一编，为清后期经世文选编之先驱。但还未太引起人们的重视。道光初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有志于此，延请魏源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书，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皇朝经世文编》120 卷，魏源辑，于道光六年（1826）成书，选录自清初以来的经世文章2193篇，作者450 余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只视其文章内容，“凡俾世用者”皆选入文编。分为8 纲65 目，卷前有总目，还有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论著的简单介绍，供读者了解作者简历及查找文章出处。道光七年（1827）刊出后，深受世人重视，影响很大，陆续有多种版本重刻重印。此书是在鸦片战争前编成的，但所论列的问题大都到近代也还存在，或更有了发展，为治近代史者不可不读。

道光末，有张鹏飞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补》，又名《补皇朝经世文》。

他推崇魏源编的《经世文编》，但认为其选文有“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于是增补重刻，增补计351 篇，多为西北人士之文。此书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已在鸦片战争之后，但并无涉及鸦片战争的文章。该书仅有张鹏飞的束鹿堂咸丰元年（1851）刻本，流传不广。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续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动荡，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在此时期，主要有饶氏、葛氏、盛氏三家《皇朝经世文续编》。其中颇多有关洋务的文章。这是接踵《皇朝经世文编》而来的《续编》，但却有了不同于《皇朝经世文编》和《补编》的时代特点。

饶玉成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有光绪八年（1882）刻本。

共519 篇，其中有33 篇抄自《皇朝经世文编补》。补录了一部分道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选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50 多年间的经世文章。有关洋务的文章不少。一如魏编体例，分8 纲63 目。此书对所选文章有妄加删略之处，且校印不精，为时人所讥。

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此书于光绪十四年（1888）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以后又有数种翻印本。主要收录鸦片战争以后到光绪初年的文章，也补选了少数近代以前的文章，共1301 篇，其中有和饶玉成《续编》重复的246 篇。其编例沿袭魏编，大体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社会大变动的情况，在三种《皇朝经世文续编》中，以这一种的影响最广。但因成书当嫌仓促，选文间有删节不当或校勘不精之处。

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其子盛宣怀也参与编辑工作。

所收道光至光绪近80 年（1820—1897）间文章，其编例仍沿袭魏编，共8纲71 目（有关对外交涉的文字，拟辑为外编别立纲目，故未编入），1989篇。作者达538 人，编列作者生平简介及文集名，以便追索原出处。奏议皆注明日期。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木刻印刷的数量受限制，又成书较晚，所以流传之广不如葛编。但因内容丰富，校刻精审，再加编者之声名显赫，故仍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出书时已至戊戌变法前夕，但不收维新派的文章。

甲午战后至戊戌时期的经世文选编甲午战争失败，人们产生了急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维新变法运动也迅速进入高潮。在这一时期出现下述一些经世文选编，有的仍承袭上一时期的洋务内容，有的则选收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变法的文章。

《皇朝经世文三编》，80 卷，陈忠琦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又有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二十八年（1902）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本书为葛氏《续编》之续编，故称三编。所收为葛氏《续编》以后十年间（1888—1897）的文章，共639 篇，有些是外国人写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事洋务》（又名《新增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续编》），72 卷，甘韩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三年间的“时务”文66 篇，介绍外国情况的“洋务”文12 篇。

《时务经世文编》（又名《皇朝经世文编五编》），32 卷，光绪二十三年（1893）求是斋编辑出版，又二十八年（1902）香港宜今室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关于新政时事论文377 篇，编者曾出使英法等国，颇谙西事，选文亦多采言西事之书，是一大特点。

《皇朝经世文新编》，32 卷，麦仲华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维新运动高潮时期编辑出版的书，内容主要是鼓吹变法议论新政的文章，共511 篇，其中有外国人写的165 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有上海古香阁石印本，惟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不署名。

庚子以后“新政”时期的经世文选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西安，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 月29 日）下诏变法。于是戊戌政变后一时沉寂的谈新政不再禁忌，反而成为时尚。旧有的经世文编大都重新出版，也有些新编的，当时不只是学者关心经世大业之作，书商也将其视为应时牟利之作。市场需求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士关心新政。

《皇朝经济文编》， 128 卷，求自强斋主人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此书选收清末经国济世之文为主，多戊戌变法前后文，大约由于戊戌政变后的顾虑，作者多不署名。《皇朝经济文新编》，62 卷，上海宜今室主人编辑，光绪二十七年（1901）石印本。多收经国济世以救农工商的论文，共846 篇。此书出于书贾之手，编选欠精，又多不署作者。在相继出版的这类书中，此书不为当时人重视。《皇朝经世文统编》，102 卷，邵之棠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又上海宝善斋石印本。选文自清初至光绪二十七年，主要是道光以后诸朝的，共2481 篇。为供当时应经济特科考试者参考。此书在各种经世文编中，是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种。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21 卷，甘韩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绛雪斋书局本，又瑶林书馆本。收光绪二十七年（1901）元月至二十八年（1902）五月间的文章，共557 篇。

《皇朝蓄艾文编》，80 卷，于宝轩编，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官书局铅印本。这实际上也是《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继续，续收戊戌前后论述维新变法的文章，共1079 篇。此书晚于《新编》四年，为选收中外人士关于变法论述文最完备的一部。

《皇朝经世文四编》， 52 卷，何良栋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鸿宝书局石印本，又上海书局石印本。“皆取中西名人伟论，有关经世之用，为初、二、三编所无者，莫不搜求”（《凡例》），而多数为写于庚子前后的文章，共359 篇。此书系为满足清政府宣布行“新政”后一般士大夫的需要而选编的，反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文章多未选收。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64 卷，王延熙、王树敏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这是只选收奏议的一种经世文选编。

此外尚有仲英采辑的《洋务经济新学论》（1895）、管斯骏编《洋务自强新论》（1896）、陈昌绅编《分类时务通纂》（1902）等等。

第七节　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开始是由西方来的外国人创办的，稍后才有中国人创办的。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受到读者欢迎，形成一个报刊高潮。进入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报刊宣传反满革命，形成又一个报刊高潮。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全国报刊骤增，其中言论主张并不一致，但总之是言论自由，一扫旧皇朝时期的法令禁锢。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报刊又被迫萎缩，然而也酝酿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具有崭新思想的报刊的出现。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最先在中国创办近代报刊的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创办中文的和外文的报刊，既向中国人传教，也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为其侵略中国服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步增多，十九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半个世纪中，他们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有170 余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主要有《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万国公报》是这些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1868 年创刊于上海，初名《教会新报》，1874 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这是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907 年停刊。《格致汇编》，1872 年创刊于北京，初名《中西闻见录》，1876 年迁于上海，改名《格致汇编》。英国人傅兰雅主编。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1892 年停刊。《益闻录》，1878 年创刊于上海，李杕主编。主要报导国内新闻。1898 年与《格致新闻》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

为适应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商业性质的报刊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以《申报》最为重要。《申报》，1872 年创办于上海，为英国商人美查（E.Major）集资创办。1909 年卖给报馆买办席子佩。1912 年席又卖给史量才。1949 年停刊。历时77 年，共出版约25000 号。内容有论说、新闻、广告、货物价格表、轮船进口表等。因历年久，所载近代史料甚丰富，尤富于经济史料。上海又有《新闻报》，1893 年创刊，先后由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和美国人福开森（G.C.Ferguson）主持，也偏重经济新闻及商贸消息，一度成为可与《申报》竞争的上海大报。1949 年停刊。此外尚有天津英国人办的《时报》（1886—1891）、北京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1901—1903）。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外文报刊。其中时间长影响大的当数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Heaald）。《北华捷报》，1850年创刊，为英国人创办的一种周报。主要刊载时事新闻、商情、司法和领事公报。后因商情新闻日增，1864 年增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News），作为《北华捷报》的副刊。随着《字林西报》发行量的扩大，《北华捷报》反而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增刊。《字林西报》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两报皆于1951 年停刊。

中国人创办的报刊和维新运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报刊，如香港有《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华字日报》（1864 年）、《循环日报》（1874 年）、汉口《昭文新报》（1873 年）、上海《汇报》（1874 年）、广州《述报》（1884 年）、《广报》（1886 年）等。这些报刊多由初具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创办，向国人宣传了一些新知识、新思想。

到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时期，中国人办的报刊开始出现高潮。在1895—1898 年间由维新派创办的各种报刊达30 多种，其中《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和《湘报》等影响较大。

《中外纪闻》，1895 年8 月创刊于北京，由强学会主办，梁启超、麦孟华编辑，两日刊。初名《万国公报》，因与上海广学会所出刊物重名，12 月改名《中外纪闻》。主要转载邸报，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在广开知识，改变士大夫不通外情的闭塞状况。每期随《京报》送与在京官员，达二三千分。1896 年1 月被封禁。是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又出三期，即与《中外纪闻》同时被封禁。

《时务报》，1896 年8 月在上海创刊，10 日1 册，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等任主笔。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数月间销至一万多份。1898 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改为《昌言报》， 又出了10 期。

《知新报》，1897 年2 月在澳门创刊，总理为康广仁、何廷光。先为五日刊，后改旬刊，又改半月刊。宣传变法图存，介绍戊戌新政。政变后继续出版，为维新变法辩护。1901 年停刊。

《国闻报》，1897 年10 月在天津创刊，严复主编，日出一大张。主张变法自强，为维新派在北方的主要报纸。又出副刊《国闻汇编》旬刊。戊戌政变后售予日本人。

《集成报》，1897 年5 月陆念护创办于上海，旬刊，为维新运动时期文摘性的刊物。今见者有第1—34 册，保存大量史料，分类辑录，便于检阅。戊戌以后的立宪派报刊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运动，但由维新运动激荡起来的办报热潮却不可遏阻，中国近代报刊仍保持着发展势头。

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成立保皇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继续创办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清议报》，1898 年12 月在日本横滨出版，旬刊。梁启超主编，宣传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保救光绪皇帝。1901 年12 月因火灾停刊，共出100 期。后又出版汇编本《清议报全编》26 卷，内容有增删，编次也和原刊不同。《新民丛报》，1902 年2 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初为半月刊，后不定期。

仍由梁启超主编，为当时改良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其后革命思潮高涨，而此报仍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论战，声誉骤减，于1907 年8 月终刊，共出69 期。

《政论》，1907 年10 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后移上海出版，月刊。为政闻社机关报，梁启超、蒋智由主编，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出至9期停刊。

《国风报》，1901 年在上海出版，旬刊。发行人何国栋，实际主持人为梁启超。立论仍主君主立宪，要从思想上影响和指导当时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鼓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实业和金融。至1911 年6 月停刊，共出52 期。以上为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爆发前以梁启超为主要编辑人的君主立宪派的主要刊物。此外尚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外交报》和《东方杂志》，其政治主张也是君主立宪，但不像上述诸刊那样着重宣传政治主张，而主要是时事报道和时论选辑。《外交报》1902 年1 月创刊至1911 年1月停刊，旬刊，共出100 期，保存了辛亥革命前10 年间有关中外关系的丰富的编年史料。《东方杂志》，1904 年3 月创刊，至1948 年12 月终刊，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月刊（中间曾改为半月刊），共出44 卷。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创办了许多报刊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在国内各地以及港澳、日本、南洋、美洲等地，创办了约120 多种报刊，其中日报60 多种，期刊50 多种，发行数量最多的达2 万份。

《中国日报》，1900 年1 月在香港创刊，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日报日出两大张，同时附出《中国旬报》刊载长稿。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曾和香港的保皇派报纸《商报》展开论战。辛亥革命后迁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查封。

《苏报》，1896 年6 月创办于上海，初以报道市井琐闻为主。1902 年章士钊任主笔，渐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1903 年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将《苏报》查封。

在日本，主要在留日学生中，创办一批宣传革命反满的报刊。1901 年有《国民报》，1902 年有《游学译编》，1903 年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隶）说》、《江苏》，1904 年有《白话》，1905 年有《醒狮》，1906年有《洞庭波》、《云南》、《豫报》、《鹃声》，1907 年有《汉帜》、《晋乘》、《粤西》、《河南》，1908 年有《四川》、《夏声》等。其中尤以《民报》影响最大。《民报》的前身是华兴会的《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 年6月创刊于东京。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改名为《民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这年11 月26 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亲撰《发刊词》，第一次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公布于世。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共出26 期，另有一本增刊《天讨》。内容以政论为主，宣传革命思想，力辟保皇谬说，甚得读者欢迎，销数一增再增，发行至18 期以后，销数已达12000多份。

辛亥革命前夕在上海出版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报纸，最著名的当数相继创刊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世称“竖三民”，主要创办人为于右任。《民呼日报》，1909 年6 月创刊，出至93 期被查封。不久改办《民吁日报》，1909 年10 月3 日创刊，11 月19 日又被查封。1910 年10 月11 日又创刊《民立报》，继续出版至1913 年9 月4 日，其间对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均作了积极的报道和评论，被袁世凯查封。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后的报刊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清朝政权的垮台，使报刊一时间空前繁荣，全国大城市及许多中小城市几乎都有报刊出版，由原有的100 多种，骤增至近500 种，总销数达四千二百万份，被称为中国报界的黄金时代。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得以发抒的时期，如前述《民立报》之外，尚有北京的《国光新报》、上海的《民权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以及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在武昌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独裁。

这一时期的报刊呈多元化的发展，各政党、团体、政治派别、以及各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都可以创办报刊。比较重要的有：《大共和日报》，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1912 年1 月4 日在上海创刊，章炳麟任社长兼总编辑。其政治倾向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后成为共和党的报纸，1915 年6 月停刊。

《民声日报》，1912 年2 月在上海出版，为黎元洪创办的报纸，反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后为民社机关报。

《庸言》，1912 年12 月在天津创刊，先为半月刊，后改月刊，以政论为主，实际反映进步党的政见。

《亚西亚日报》，1912 年在北京创刊，为袁世凯的御用报纸。

《不忍》杂志，1913 年2 月在上海出版，月刊，康有为创办， 仍然发表反对共和的主张。

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以及各地军阀统治下，报刊受到严重摧残。但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创刊，中国报刊又有新的气象，《国民》、《新潮》、《每周评论》等相继出刊。

第八节　建国以来近代文献的整理

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对中国近代文献有过一些整理出版，如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系整理清宫档案而成。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后有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等，从法、德、英等国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多种，拍照或抄录回来编印出版。说明人们已开始重视近代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但成果尚不多。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行这一工作是在建国以后。主要有：（一）以大事件为主的史料整理，（二）专史资料的编辑，（三）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四）《近代史资料》期刊为代表的零星史料的发表。

中国近代大事件专题史料按中国近代大事件编辑史料，当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代表。

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以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拟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等共12 个专题（最初还拟有“五四运动”专题）。这套丛书大多数在五十年代前期编成出版，只《第二次鸦片战争》出版于七十年代末，《北洋军阀》出版于八十年代末。这套丛书，分头编辑，并无统一体例；且有关史料各有差异，亦难强求划一。早期出版的有的不免显得零乱，如《鸦片战争》（1954 年），其中有关的上谕、奏折，选自多种来源，不一定完全，又不免重复。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出版晚（1978 年），在编辑过程中有较多的时间去搜集、整理、比较、选择，几经修订而后定稿，便显得清楚严整。有关的上谕、奏折，全是就清故宫档案整理而成，既完整，又准确。

也有考核不精致选入伪作的失误。如《太平天国》中的《江南春梦庵笔记》和《义和团》中的《景善日记》，都是伪造的①。至于选材时之取舍或有不尽适当之处，要算是在所难免的小疵了。

这套丛刊，总计有2500 万字，搜罗宏富，把许多分散在各处的史料，包括一些流传不多或未曾刊布的史料，编辑在一起，呈献在读者面前，只就这一点来说，就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开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资料甚多，仅有这样12 个大事件的选题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情况或事件就包括不进去，例如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日俄战争，就无从涉及。而且只就这12 个大事件的史料来说，丛刊已选录的也只有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所以都不断有新整理的史料出版。例如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① 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程明州：《所谓〈景善日记〉者》，见《燕京学报》第27 期；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见《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4 期。

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等。此外还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编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等。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头两种是《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等等，为数甚多。近年又计划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拟定的第一批专题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其中戚其章主编的《中日战争续编》11 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振鵾主编的《中法战争续编》8 册，前2 册为中文资料，后6册为翻译法文资料；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末教案》6册，前3 册为中文档案，后3 册为翻译外文档案，均已由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的编辑出版，包括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等，而以经济史资料尤为显著。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重要者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1940—1895）、孙毓棠编；第2 辑（1895—1914），汪敬虞编，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又一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 辑， 陈真等编，1957—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内容以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为主，故与前书很少重复，可互相补充。《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 卷，彭泽益编，1957 年三联书店出版，前两卷内容为自鸦片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4 辑，1957 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 辑（1840—1911），李文治编；第2 辑（1912—1927），章有义编。以上四书，搜罗宏富，共计近一千万字。均按章节题目选编资料，节录适当，剪裁精到，很便于查找参考。其他还有《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 辑（1840—1895），聂宝璋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 辑（1840—19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巫宝三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赵靖、易梦虹主编。

其他关于地方或个人企业的经济史料，有《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黄苇、夏根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蒋德学主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鲁子键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沈家五编；以及《上海钱庄史料》，《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等等，成绩也相当可观。

中国近代军事史料，有张侠等编的《清末海军史料》和《北洋陆军史料》，杨志本主编的《中华民国海军史料》。

文化思想方面，有张静庐编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朱有恂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学恂、田正平编的《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一）；李甄馥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陈崧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等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朱士嘉编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孟广耀编的《中俄关系资料选编》等。

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建国以来，对于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外文文献资料，也陆续选译出版。这些资料，相当一部分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书中，也有一部分单行编集出版。如胡滨译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王崇武等编译的《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的《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许崇信等译的《八国联军目击记》，邹念之编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等等。翻译的外文资料，可以弥补中文文献的不足。

近代史资料期刊1954 年《近代史资料》出刊。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一个资料性期刊。初为季刊、双月刊，中经停顿，“十年动乱”后复刊，现为不定期刊，而总数已出至80 多期，发表了一千四五百万字的资料。内容包括自1840 年以来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史料，如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或调查记以及图片等原始资料，成为治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不读的刊物。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尚编有《近代史资料专刊》20 多种，如《太平天国资料》、《庚子纪事》、《山东义和团案卷》、《民报》、《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等。

《近代史资料》极少发表清宫档案，而整理发表清宫档案的则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89 年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不定期出版，1973 年开始，至1990 年已出至第14 辑。

解放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陆续刊布清宫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是上承以上三种档案丛编而来的，就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以及少数明代档案，以专题辑录，每辑一般收数个专题。如第1 辑的专题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辛酉政变》、《洪全福起事》、《顺治朝继续加派练饷》，三个专题是近代的，只最后一个专题是清初的，且只收三个题本。而第4 辑三个专题都是顺治年间的事，只在最末收录了三件在清方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可见这个《丛编》选录近代档案，并不偏重近代。

原在清宫以外的档案有些也已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如清末重要督抚赵尔巽、端方的档案均已入藏。第8 辑选辑主要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情况的文件，皆录自《赵尔巽全宗档案》； 第14 辑《出国游学生等致端方函札》80 通，皆录自《端方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有《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有《民国档案》，皆季刊，发表一部分论文，刊布一部分档案。其他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历史档案机关，也编有包括近代档案的期刊。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

在新中国建立前，近代历史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资产阶级学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 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长河商务印书馆1938 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 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 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 年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陆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 年，1947 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 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 年、1851—1864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1—1905 年、1905—1912 年、1912—1919 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0—1864 年、1864—1894年、1894—1905 年、1905—1919 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4 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0—1914 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 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 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 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 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高潮”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0 年第2 期）。有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阶层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以为其上层即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其中下层即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下层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层的影响（沈渭滨《从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0 年第5 期）。还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以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国史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书150万言，共88 卷。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第二篇“纪年”，依时间先后为序，记录大事。第三篇“表”，分门别类，列表以详。第四篇“志”，为各种专门史，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皆有专志。第五篇“传记”，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乡官钟志诚，旁及捻军人物和其时各地各民族起义领袖，如刘丽川、杜文秀等，均为之立传。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共三册，同样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本书较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并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方面。全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

太平天国的专题研究，成果更显丰硕。如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作专深的研究，各有创见。特别要提出的是，钟文典主编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共15 册，计500 万字， 现已陆续出版了苏双碧的《太平天国史综论》，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军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吴善中、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吴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避讳研究》，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等九种，从广度与深度上将上述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等。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响的论文集。内容包括史事新论、史料考释、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等。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和陈宝辉等的《太平天国诸王传》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关的专书出版。

对于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颇为可观。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龙盛的《湘军史稿》、朱安东的《曾国藩传》、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苑书义的《李鸿章传》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实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但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894 年7 月25 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对整个战争影响甚大。谁是战争的挑衅者？丰岛海战后，日本当局极力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以掩盖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事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写道：“七时五十二分，..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我国史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学家虽然都承认是日本挑起了丰岛海战，却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了海战七时五十二分开始的说法，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近年来研究者根据中文记载，尤其是《济远航海日志》，判明：首先发炮的是吉野，时间为七时四十五分，济远发炮时间虽然确是七时五十二分，却是为了自卫还击。这样，丰岛海战开始的时间不是七时五十二分，而是七时四十五分。考定数分钟的差异，却判明了谁是战争挑衅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戚其章：《甲午海战史》）。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战斗之烈，时间之久，为此前世界海战史所仅见，因之历来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北海舰队以何种阵形迎战及海战的胜利谁属？这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考证认为，“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便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 年第1 期）。戚其章且认为，“北洋舰队终于‘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甲午战争史》）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看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同样是个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李鸿章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柯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就以为台湾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台独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林其泉：《试析一八九五年的台湾民主国》，《厦门大学学报》1981 年增刊）。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58 年9 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0 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 年9 月29 日）。建国以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同时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中华学术文集》；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 年第6 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 年第5 期；《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 年第7 期）。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 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 年8 月24 日）。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 年2—8 月）间所撰奏疏20 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 篇，共计25 篇。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 篇，无正文。《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发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 年第2 期；∷蔚禄# 骸丁次煨缱喔濉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发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超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 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 年12 月12 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发，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 年4 月10 日；戴逸在《光明日报》1980 年5 月27 日座谈会的发言）。正是由于评价趋于平实，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存在的严重弱点也注意加以探讨。如关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论者指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论者除分析它起了促进运动发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外，同时指出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弱点，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 年第1 期；《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 期）。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于白莲教系统与来自于团练说两种分歧观点。近年来研究者一般认同“多源合流”的观点。如仅就拳会组织而言，便认为它并非单纯来自义和拳，或大刀会，或八卦拳之武场，实际上它是大刀会（金钟罩）、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众拳会之汇合，其中占主导的组织形态乃是与金钟罩相结合后的神拳，也称神团或金钟罩团（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于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持论不一。不过，一般都承认其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大体上说，初始剿抚并用，“平原事件”后，转而主抚。义和团能大批进入北京，与清政府的此种政策转变有关。义和团曾经受清政府的操纵与欺骗并被派去围攻使馆，“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幕悲剧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统治下农民群众的严重缺陷”（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1981 年第1 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探讨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矛盾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沙俄占领东北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广度与深度远不能与太平天国史与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与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两本专著，即反映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1956 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0 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足以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映了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发挥了革命主力军作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赤门谈史录》）。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不赞成将辛亥革命归结为“反满运动”。他们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从于不同阶级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体现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独立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清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 编上，第212 页）。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问题，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多数论者对此最终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场讨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而且促进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性格、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以及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由此生发开去，研究者还探讨了会党与新军，以及清季中国社会结构等许多重要的课题。

怎样看待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斥立宪派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近些年来，研究者注意分析问题，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断。许多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同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彼此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诸如呼号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具体主张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强调其差异，任意夸张，更不能把两派的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主线来认识辛亥革命的进程。”（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湖南师大学报》等）但是，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仍存较大的分歧。金冲及以为，对立宪派的积极作用固然应当肯定，但评其功过必须在“立宪派方向错了”的前提下进行，抹杀立宪派与革命派间的是非界限，甚至于认为立宪派较革命派更正确，是不尊重历史（《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 年4 月13 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团体、清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权与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社会思潮、人物评价等等，一系列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视野开阔，论述系统，脉络清晰；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册），大量利用报刊资料，突出重要问题的探讨，分合有致，论述有深度；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为辛亥革命史，是书注意从中华民国史的全局出发把握这段历史，论述独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当大比重，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邹容等重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传记或年谱出版。其中孙中山研究最为突出，达到相当的深度，业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队伍。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二册）、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权与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二册），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来，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孙中山的研究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理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诸如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关系、战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等等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前景。

北洋军阀史长期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共三册，叙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0）。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袁世凯及其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兴衰、共和与专制的较量为主线，对此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史性著作。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叙述简明，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已有的论著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特点、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外，还就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运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制复辟、“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作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本书等人的《护国运动史》、董方奎的《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 年2 月17 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 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 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 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 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 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 年第6 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 年第9 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5 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速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发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5 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 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崛起的历史机缘，并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0 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对于国粹派及其思潮的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四）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陆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发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发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发生更大动摇的表现”（《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 年版）。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经学史的著作。除导论外，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汉学的复兴；第二章，经学的递变；第三章，经学的锢蔽；第四章，经学的改造；第五章，“旧学”和“新学”；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经学的终结。本书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以为近代经学有以下特点：（一）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与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三）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四）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陆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明理学偏于“内圣”的偏颇，顺应了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鉴。“历史证明，传统儒学单靠自身的力量实行局部的改造和调节，是无法近代化的，只有通过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纪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近年来却是成果迭出。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与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张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胡逢祥和张文建等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都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前进。

第六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与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样，近代社会史研究在长期中断后于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又一个新的热点。

近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广泛涉及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研究体系上，由个案和专题研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向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对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一部系统探讨近代社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对社会史作如下的界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者叫范畴”。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类的通史性著作。资料丰富，论说分明，是上述两书的共同点，但前者分析细腻，后者则突出史的叙述，又各具特色。

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马敏的《官商之间》、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周育民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等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数量、结构状况、变动过程、社会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近代的商会及其他社团的研究，广泛涉及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府相互间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会党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政治史的范围，而将之视作社会的一种组织和力量来研究，并把哥老会、青红帮等会党与土匪、军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会关系；灾荒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近代灾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对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讨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乃至于和中外战争关系等等，较传统的研究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有关婚姻、家庭、宗教、会党、风习以及社会心态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七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虽然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所论独具特色。

揭露英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集中叙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刊，对十九世纪香港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内容也包括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则是对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第一卷叙述早期沙俄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1917 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该书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起于1874 年日本进犯台湾，止于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70 年间中日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则是系统研究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专著。

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是一部系统研究列强侵华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1958 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断20 年后于1986 年出版，写到1919 年。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资料，是迄今综合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了外交史、边界问题、条约及租界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外交机构的变迁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广阔的领域。

在中美关系方面，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虽重在研究民国时期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但有一个序章，介绍早期中美关系，故实可视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吴孟雪的《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一书，对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确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的中美法权交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和复活等问题，均作了系统考察；在中俄关系方面，吕一燃的《中国西北部边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俄西部边界的沿革、管辖和民族问题。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则对中俄东段边界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英关系方面，余绳武、刘存宽的《十九世纪的香港》，除了记述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外，对19 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具体的论列。刘蜀永的《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 期）一文，在指出英国侵占香港使之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的同时，也指出：在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洪仁玕、王韬、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影响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窗口，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作用。这些研究显然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范围。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还有国际间友好交往的一面，长期研究不够，近年来也开始有所发掘。张芝联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0年第3 期），介绍了早期法国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学习和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国革命传统学习的情况。赵金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大陆浪人》（《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2 期），也介绍了真诚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一书，从国际法角度，对列强在华特权、中外多边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被认为多平实之论。在外交机构方面，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分为传统外交体制、洋务体制、清末外交体制改革、民国外交制度等四编，系统论述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拔、培养、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变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在租界史方面，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对中国各地租界开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地区等基本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绍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实质问题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是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正视的宏观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绳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6 期）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落后挨打，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通。必须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他不赞成个别论者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变成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 期）一文中，不赞成所谓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向近代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军事和经济入侵，不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独立自主以后，西方文明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余绳武的《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6 期）一文，则对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清廷要求英使谒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限制外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把西方国家当“藩属”对待，恶化了中英关系，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余文以为这并无根据，跪拜礼是当时中国的宫廷礼节，适用于一切外国来华使节，限广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巩固海防的考虑，两者皆与藩属制度无关。《剑桥中国晚清史》歪曲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也掩盖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余绳武强调，《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失误说明，殖民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是西方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的障碍。

第八节　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发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 年第1 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 年第6 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 年第6 期）。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 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 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 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专制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专制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 年第1 期；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1 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 年第5期）。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卷论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80 年的历史，为近代前编。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断于1919 年五四运动，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现代史。但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为在1949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后一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前后编的划分，而不是近现代的划分。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腐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也是英勇抗争和不断探索的历史。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人，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位。因而在五四运动后，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没有的。到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缓慢的，很微弱的。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0 年仅为4.9％，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95.1％。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保持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这种要求的，一是戊戌变法运动，一是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历史循环论、纲常名教等相对立的，是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继提出，使文艺、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废科举，办学堂，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高潮。

关于近代前80 年历史，涉及的事和人很多，文献也很丰富，在这一卷里不可能都写到，只能论述主要的，虽不完备，但大致可勾勒出基本的轮廓。

乙编综述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年到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编综述的内容，属于前一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棉织品，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间，中国茶叶输英总值是9626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华总值是1687 万元，仅及中国输英货价的1/6。因此，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输华鸦片是200 箱（每箱约100或120 斤）；嘉庆五年到九年（1800—1804）间，每年平均3500 箱；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间，每年平均7800 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 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 万余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土耳其等地运来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收买清朝官员，“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给予总督衙门以及水师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①由于鸦片的激增，中英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 年7 月—1838 年6 月）这一年度内，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是560 万英镑，其中鸦片占340 万英镑，占60‰。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310 万英镑，入超250 万英镑。如果将鸦片除外，只算正当商品，中国仍是出超。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也使英国鸦片贩子从中取得惊人的暴利。每箱鸦片，卖价比买价要多出400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鸦片贩子的实际利润。英国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17 页。大鸦片贩子颠地在私人信件中说，最好的年头，鸦片利润高达每箱1000 余元。鸦片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源。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0。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 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①。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①鸦片的大量输入，致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白银外流的结果，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 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600 多文。清代币制是银钱并用，但民间日常使用的只有铜钱，银两是国家财政上和大宗贸易上的计算出纳单位。农民粜谷所得为铜钱，缴纳赋税需易白银，从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则需粜谷两石多才能够完银一两。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负担增加，因而愈益贫困。白银大量外流和银贵钱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受到破坏，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腐败，也使军队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更加丧失战斗力，“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又安冀其能折冲御侮乎！”

对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饬令严加禁止。但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痼疾难除。对于鸦片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清廷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 年6 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许乃济认为，鸦片输入愈多，吸食者日众，白银大量外流，都是由于严禁的结果，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 “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准许内地民人栽种罂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①。许乃济的弛禁论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它符合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这种主张得到广东大吏和一部分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驳斥。同年，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严加批驳。袁玉麟在奏折中指出，①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68 页。

① 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714 页。①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6—219 页。

弛禁论是“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为害有六：一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二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三是“绝民食而伤元气”；四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五是“济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贻后患”②。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 年6 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的危害，分析屡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办法。他指出：“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③重治的办法是：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文武官员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参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复议。在有关官员的复奏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但赞成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罪的为数甚少，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 年7 月），林则徐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的复奏中，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指出：“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①同时提出了必须将烟具收缴净尽、加重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者的罪名等六条禁烟措施。这些禁烟措施，林则徐在他管辖的湖北、湖南地区已认真实行，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同年八月，林则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②道光帝深感银荒兵弱的严重威胁，决心严禁鸦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禁鸦片，“毋得稍为松动”；将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并宣召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 月31 日），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 年3 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严令捕拿烟贩，惩办受贿的官吏，限期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他宣布：外船进口，必须具结，保证“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英国住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Elliot）极力破坏禁令，阻止英商交烟具结，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鸦片船逃避，并准备武装挑衅。林则徐坚决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严守英国商人居住的商馆。义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 万余箱，美国鸦片贩子也缴出1500 余箱，共计重237 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 月3 日至6 月25 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③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71 页。

① 《林则徐集·奏稿》，第568 页。

② 《林则徐集·奏稿》，第601 页。

③ 《林则徐集·公牍》，第59 页。

虎门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严禁鸦片输入。

义律一方面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祝贺乾隆帝80 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嘉庆十三年（1808），英兵舰13 艘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侵略者就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①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国发生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更加紧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 夺取新的市场。中国禁烟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即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致书英国政府说：“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①。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②。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 年2 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G.Elliot）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发给他们以侵华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对具体侵略步骤作了指示，并提出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三月（4 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派兵侵略中国。五月（6 月），懿律率领的一支由军舰16艘（载炮540 门）、武装轮船4 艘、运输船28 艘、陆军4000 人（后增至15000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了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这场侵略战争。①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 页。

① 《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 册，第661—664 页。

② 《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4 期。

第二节　战争的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鸦片战争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 年6 月）开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 年8 月）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二十一年正月（1841 年1 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之前止，历时约7 个月。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40 年1 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林则徐积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他加强虎门一带所安设的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船只，督促水陆官兵操练，招募民间壮丁数千人编成水勇，加紧训练。他认为“民心可用”，并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林则徐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根据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特点，他认为应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①的作战方针。

五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看到广东已严加戒备、无隙可乘，同时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在封锁珠江口后，主力北上。六月，英军进犯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七月（8 月），英国军舰到达白河口，威胁北京。清廷文武官员惊惶失措，妥协派乘机攻击林则徐，主张同英国妥协。道光帝动摇了禁烟和抵抗的信心，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同英军谈判，并下谕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②。琦善向英国侵略者保证重治林则徐的罪，表示只要他们退回广东，一切都可商谈。他还宣扬失败情绪，夸大英军的武力不可战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只“可以好言相诱”①。英国侵略者同意到广东省谈判，于八月离开大沽南下。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办理交涉，并下诏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0 年11 月），琦善到达广州。他同林则徐的做法完全相反，下令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御工事，解散壮丁、水勇，以讨好英国侵略者。时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在中英谈判中，义律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侵略要求。为了迫使琦善完全屈服，义律再次发动战争。十二月（1841 年1 月），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及守台官兵全部阵亡。随后，义律在澳门发布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烟价600 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这就是义律所谓的双方签订的《穿鼻草约》。事实上，琦善对于这个草约只是面允，并未签字，也未盖用钦差大臣关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41 年1 月25 日），英国侵略军悍然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

第二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 年1 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始，至四月《广州和约》止，历时4 个月。

琦善的妥协活动，引起了广州的爱国士绅和群众的强烈不满。清廷内部倾向抵抗的官员也奏请罢免琦善。道光帝认为，割地赔款超出了原来为谋求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

妥协而准备让步的限度，损害了清廷的统治地位，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 月）下诏对英作战，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下诏把琦善革职锁拿。

奕山未到达时，二月，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守军400 余人英勇抵抗。由于琦善拒发援兵，虎门陷落，全部官兵壮烈牺牲。英舰越虎门驶入省河。

三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奕山到达广州后，不积极布置防御，反而诬蔑广东人民都是“汉奸”，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他企图侥幸取胜，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于四月初一日（5 月21 日）发动了一次夜袭。英军乘机反扑，侵占广州城北的主要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初六日（26 日），奕山挂起白旗向英军乞降。翌日，奕山与义律订立《广州和约》，规定奕山等所有外省清军于六日内退出广州城60 里以外，赔款600 万元。英军的暴行和清官员的投降卖国，激起了人民的爱国义愤。四月初九日（5 月29 日），占据炮台的英军到广州城外的三元里，抢劫骚扰。群众奋起反击，当场打死英兵数名。三元里人民聚会，约定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随后，又联络附近的村民共同战斗。初十日（30 日），三元里附近103 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刀、矛、锄、耙，迎击英军。“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①。他们把英军层层包围起来，展开了肉搏战。一些爱国士绅也参加了抗英斗争。十一日（31 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 余乡的群众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一起围攻英军。英军伤亡惨重，义律只好派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经余保纯“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英军才狼狈逃脱。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的自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勇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第三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 年8 月）英军从广东海面北上进攻福建厦门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 年8 月）《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1 年。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1841 年4 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H.Pottinger）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七月（8 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自广州海面北犯福建厦门。总兵江继芸率清军英勇抗击，力战阵亡，厦门陷落。八月十二日（ 9 月26 日），英军继续北上，进犯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兵5600人与英军激战6 日，最后壮烈殉国。十七日（10 月1 日），定海再度失陷。二十六日（10 月10 日），英军攻镇海，总兵谢朝恩战死，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脱，两江总督裕谦自杀，镇海失守。英军遂溯甬江而上，于二十九日（10 月13 日）不战而占据宁波。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在占领宁波后，掠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12 万元左右现金和纹银。英军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浙东人民在黑水党领导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袭击英军，使侵略者感到十分恐惧。

英军在侵犯浙江省的同时，先后两次分兵窜犯福建省台湾。台湾军民在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的组织下进行抗击，击沉英舰，除斩首不计外，俘虏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75 页。

敌人183 人，取得了胜利。

九月（10 月），道光帝获悉定海、静海失守的消息后，决定第二次出师，任命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战事。奕经和奕山一样，代表封建统治最腐朽的势力。他出京时，“或战或抚， 游移两可”，一路上游山玩水，铺张糜费。到苏州后，即驻足不进，“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怨声载道。在督抚等的催促下，奕经不得已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1842 年2 月25日）移驻浙江绍兴。从京城出发至此，历时4 个多月。二十九日（3 月10 日），他在不了解敌情和无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分兵三路，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结果大败，从此不敢再战。

浙江出师的惨败，使道光帝由主战转而妥协求和，任命主和的盛京将军耆英为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起用因庸懦无能被革职的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令他们前往浙江寻求谈判的机会。

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足以威胁清廷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仍照原定计划，攻打长江流域下游要害地区。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 月），英军进攻长江口的吴淞。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提督陈化成率守军坚决抵抗，开炮击伤敌舰，最后与部下一同壮烈牺牲。英军接着侵占上海，进犯江苏镇江。驻防镇江的副都统海龄率清军奋起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后，镇江失守。英军据城之后，大肆烧杀抢掠，“比户劫掠，无家不破。..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市为之空，城乡皆被蹂”①。对英军的侵略罪行，恩格斯曾撰文予以谴责，他指出：“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②六月，英国军舰到达南京江面。清廷向侵略者屈服了。七月二十四日（8 月29 日），清廷的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跟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在战争中，英国在武器方面虽然居于优势地位，但也存在着与本国距离遥远、补给困难、兵力有限等不利条件。然而战争却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说明，但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当时，吏治十分腐败，官吏渎法嗜利，阿谀奉迎，柔靡圆滑，骄奢淫逸，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对外国事物更是暗昧无知。他们外而震慑于英国侵略军的船坚炮利，内而十分仇视人民，认为“患在内而不在外”，担心战争延长，“靡饷劳师”，国内可能出现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不如早日向英军妥协求和。因此，道光帝在广东、浙江两次出师遭到失败后，就完全采取一意求和的政策，接受屈辱的和约。

① 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卷5，《鸦片战争》第4 册，第702 页。

②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第190 页。

第三节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三、赔款2100 万元，其中鸦片费600 万元，商欠300 万元，军费1200 万元，分四年付清，《广州和约》的赎城费600 万元不包括在内；四、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 年7 月22 日）、八月十五日（10 月6 日），英国又强迫清廷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权：一、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不能自由变更；三、英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四、英国军舰可常驻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 年7 月3 日），在美国武力的胁迫下，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C.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10月24 日），耆英又跟法国专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签订了《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同样取得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协定关税则从《南京条约》的“秉公议定”税率确定为“须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黄埔条约》特别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法国又胁迫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超出了1 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 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 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 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②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 年11 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② 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78—79 页。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边情的需要，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写出专门的论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三，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技术的介绍及有关理论的运用。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在中外关系上，他看得较远。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既介绍外国的情况，也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英国侵略气焰方盛时，他却看到了北方边防的问题，提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很注意农田水利建设，晚年在新疆修沟渠，垦田3.7 万余顷，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他的著作后人编为《林则徐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作为思想家，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指出当时的层层官吏以贪污、压榨的手段供其无耻的享受，使农民织女仅仅是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形势终要发生变化，提出“更法”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他在鸦片战争前，曾代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浙江省前线抗英战争的筹划。后来，他写了《圣武记》，历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写成了《海国图志》100卷。他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御外国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微堂内外集》等。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间，获得世界地图册和西方人士的有关口述，并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撰成《瀛环志略》10 卷，对世界各国的史地状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时人往往把此书和《海国图志》相提并论。

张穆（180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 卷。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境，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边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成《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80 卷。

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这类作品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厉指责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诗，斥责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动，而张维屏的《三元里》诗，则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声势，嘲笑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打击下狼狈不堪的丑态，并对清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表示愤慨。民间的揭帖和歌谣，是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字瀹斋，河南固始县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 卷，共收植物838 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 卷，共收植物1714 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字特夫，广东南海县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著有《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乘方捷术》等书。他在总结了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1846），字元甫，安徽歙县人。他著有《镜镜詅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还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

英美等国开始在中国设立教堂，办报纸，办医院，办博物馆。咸丰八年（1858），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还在上海设立分会，称作亚洲文会。这些外国人的文化活动，固然起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本质上还是在大炮庇护下所进行的文化侵略。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大量推销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破坏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英国的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鸦片输入超过了5 万箱。鸦片泛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清廷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用重税掠夺农民。地主也乘机加剧了土地兼并。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0），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使广大人民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在各地发生，在战后10 年间，汉、苗、回、瑶、壮、彝、藏等族人民的起义达100 多起，广西、湖南等省的天地会起事声势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斗争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今花市）人，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做过村塾教师，对于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曾经几次到广州应考秀才，但都没有考取。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愤懑不平。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加以附会解说，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开始从事传教活动。他劝人只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轩等最早接受了他的宣传，并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当地有势力者的不满，他们失去了塾师的职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去广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回到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稍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这些作品要求平等，反对压迫，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企望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同时，冯云山在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 多人，包括汉、壮、瑶各族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①。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① 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 册，第82—83 页。发生混乱。在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

冯云山在拜上帝会会众营救下出狱后，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咸丰帝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按军队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先后在平南县思旺和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1 月11 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发现太平军与天地会不同，“实为群贼之尤”，决定集中兵力围攻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在清军的围攻下，太平军英勇奋战，在大湟江口击败清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 年3 月），太平军转进武宣县东乡扎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正式即天王位。八月（9 月），太平军击败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督率的清军的围攻，并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还订立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颁行了天历。

清廷急忙调集重兵包围永安城。咸丰二年二月（1852 年4 月），太平军由于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于是突围北进，出广西入湖南。在湖南南部连克道州、郴州，当地天地会及劳动群众参加太平军的很多，其中的挖煤工人组成了土营。其时已是七月（8 月）。十月（12 月），以久攻长沙未下，转占益阳。十一月（12 月），克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组织了水营。在进军的战斗中，冯云山、萧朝贵先后牺牲。

太平军撤离岳州后顺流东下，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 年1 月），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清廷震惊，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苏，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河南，妄图堵截太平军。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月。咸丰三年正月（1853 年2 月），洪秀全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3 月19 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翌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随后，太平军又先后攻克江南重镇镇江和江北重镇扬州，肃清了天京外围的残敌。

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而对于人民群众则爱护备至，“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①。这使太平军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②。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迅猛发展。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 册，第271 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 册，第272、275 页。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把田地按好坏分成九等，在分配时好坏搭配，不分男女，16 岁以上的都可以分到一份，15 岁以下的减半。它还规定，居民25 家为一基本单位，称为“两”。地方基层政权建立乡官制度。各家农副业生产所得，除个人消费部分以外，其余都应缴归国库。婚丧等额外开支，都由国库按定额发给。太平天国想通过实施这个制度，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大大发展了过去农民战争提出的均贫富和均田的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这个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计的那一套方案，却不切合实际。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这是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安徽、江西等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漕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辖境内，由于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原来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了。留下来的地主大都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不少佃农拒绝向他们交纳或者少交田租。这一切说明农民的生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一度在天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必需品由国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妇不得同居。男子除参加军队者以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女子大致相同。商业也被废除。对于手工业，则由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经营管理。诸匠营和百工衙只是为供应太平天国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依照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改造城市的方案，让居民过平均主义式的生活，有城无市，原来的城市变成了城堡，这是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的，所以终于遭到失败。咸丰四年底、五年初，他们允许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天京的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

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尊重妇女的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妇女跟男子同样分得土地，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太平天国曾提倡“一夫一妇”，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封建陋习。他们还建立了女军，设立了女官，还享有参加考试的权利。这些措施对封建宗法制度起了冲击作用。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却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洪秀全还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家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冲击。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便在他的私塾中撤去孔子的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并把孔丘像捆掷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使“孔圣人”威风扫地。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情扫荡孔庙和孔子等人的牌位，把儒家经书斥之为“妖书”，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①。这样空前猛烈地冲击孔孟及儒家经书，无疑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进行任何实质性批判，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去鬼神祭祀之类的字句，或做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把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保留了下来。

在对外关系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但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输入，坚持了反对外国侵略的立场。咸丰三年三月到四年五月（1853 年4 月—1854 年6 月），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等先后打着“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访问。他们访问天京，是为了窥视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试探太平军及其领导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以便确定其侵华政策的具体措施。这些公使到天京后，企图胁迫太平天国承认各国在华的侵略利益。文翰就把《南京条约》抄送给太平天国政府，其用意是要太平天国承认此项不平等条约。他还扬言，如果革命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他们将会像发动鸦片战争那样来对付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没有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恫吓，拒绝承认《南京条约》。而对于正当贸易，太平天国则加以鼓励。当时中国大宗出口的丝、茶，一部分是产自太平天国的辖境之内，另一部分则必须通过太平天国占领区才能外运。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丝、茶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上升。

①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 册，第313 页。

第三节　清廷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京师震动。据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其六七。钱铺闭歇者，自二月十五后相继，共有三百家。典铺当者，以十千为率。银价斗落至大钱一千二三百文一两，西客收帐，商贾歇业”。①为了维持统治地位，清廷采取了一些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清军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以图形成包围天京的态势。

由于八旗、绿营的溃败，咸丰帝于二年底（1853 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丰二年底，他因丧母在籍，咸丰帝命他去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①，略仿明戚继光的成法，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的军队——湘军。湘军任用一批知识分子为营官，主要有罗泽南、彭玉麟、李续宾等。他们和曾国藩一样，都笃信程朱理学，热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实行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一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对士兵进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严禁扰民、嫖赌、吸食鸦片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式的军事训练。咸丰四年二月（1854 年3 月），湘军编练成水陆两军，共1.7 万余人。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成为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太平天国的凶恶敌人。

为镇压太平军，至咸丰三年六月，清廷已拨军饷2963 万余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 万余两，“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①，于是千方百计进行搜括，除加重原有捐税、广开捐输、行大钱、发钞票等外，又实行厘金制度。厘金分为两种，一是行商的货物过境税，一是坐商的交易税，税率约为1％。咸丰三年九月，清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第二年，推行到许多地区。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规，有些州县税卡林立。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它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① 吴昆田：《潄六山房全集》卷9。

① 《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4。

第四节　太平军北伐和西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即派兵北伐和西征，对清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咸丰三年四月（1853 年5 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自扬州出发，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在浦口上岸，经安徽北上，一路连破州县，五月入河南，在归德（今商丘）毙伤清军3000 余人。随后沿黄河沿岸西进，攻省城开封，不克。于是在汜水、巩县之间渡过黄河，六月进围怀庆（今沁阳）。清廷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兵力约2 万人防堵。北伐军在这里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围攻将近两个月，未能攻克。八月，北伐军撤围，入山西，复经河南入直隶，击溃讷尔经额所率清军，克军事重镇临洺关。九月，进占深州。咸丰帝命惠亲王绵愉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调集军队阻挡北伐军。京中官绅逃迁者甚多，情况极为混乱。北伐军乘虚东进，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决运河堤放水，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时届隆冬，北伐军粮尽衣缺，于咸丰四年正月（1854 年2 月），弃静海、独流南撤，四月（5 月）转据山东东光县连镇待援。天京派出的援军，曾到达山东境内，不幸在临清失败。北伐军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由李开芳分兵自连镇南下接应，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截断两地，处境更为困难。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北伐军粮尽援绝，于咸丰五年先后失败。

为了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发展在南中国的势力，与北伐军出发的同时，太平天国又派兵西征。咸丰三年四月（1853 年6 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太平军溯江西上。西征军进展极为顺利，五月即攻克安庆，进围南昌。八月，撤南昌围。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不久攻克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太平天国占领安徽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征军的运输要道，也是太平天国的主要给养地和战略要地。另一支由石祥祯、韦俊率领，攻占九江，沿江西上。咸丰三年九月（1853 年10 月），再克汉阳、汉口，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曾天养率部来援，于四年正月（1854 年2 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汉阳，围攻武昌，并分军进入湖南。

攻入湖南的太平军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顽抗。曾国藩率湘军倾巢出动，并发表了《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三月，西征军在岳州大败湘军，进占靖港，分军攻取湘潭，钳制长沙。太平军在湘潭同湘军水陆激战，伤亡很大，于是弃湘潭，突围走靖港。这时，靖港的太平军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怒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太平军在靖港的胜利，并未能挽回湘潭失败所造成的局势，被迫放弃钳制长沙的打算，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湘军经过休整补充，六月重新出动，攻陷岳州。八月，湘军进入湖北，直逼武昌。太平军迎击湘军，战斗一整天，武昌、汉阳相继失守，停泊在汉水的大批船只也被湘军焚毁。这时，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也处于严重不利地位，曾国藩的气焰极为嚣张，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①面对西征战场失利的局势，杨秀清急调石达开为统帅，率军西援，进驻江西湖口。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 年1、2 月），太平军用诱敌深入、以少① 《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胜多的战术，在湖口和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率残兵败将逃往南昌。太平军乘胜西进，咸丰五年正月（1855 年2 月）占领汉口、汉阳，二月（4 月）三克武昌。

在江西大捷的同时，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破围战。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镇江开始的。咸丰六年二月（1856 年3 月），太平军镇江守将吴如孝率部与增援的秦日纲军内外夹攻，大败清军，解镇江围。太平军随即乘胜渡江，连克扬州、浦口，大破江北大营。四月，太平军又回师镇江，大破清营七八十座，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太平军乘胜攻破江南大营，向荣率残军败退至丹阳毙命。太平军击溃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

太平天国经过三年多激烈的军事斗争，在长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所掌握。

在太平天国胜利发展的鼓舞下，各地人民的反清起义蓬勃地发展起来。

主要有：长江流域以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天地会及其支派起义，北方的捻军起义和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东佛山镇（今佛山市）陈开、李文茂起义是天地会系统中有名的起义。上海小刀会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在刘丽川领导下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到咸丰五年初在清军和英法侵略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陈开等于咸丰四年（1854）在佛山起义，围攻广州城。第二年转入广西省，在浔州府城（今桂平县）建立“大成国”。咸丰十一年（1861）失败。

捻军活跃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以破产农民、游民等为主要成分。咸丰元年（1851）以后，因黄河决口，大雨成灾，人民无以为生，原来以数十人、数百人为一股的捻军开始起义。咸丰三年因受太平军北伐的推动，捻军的起义有了发展。咸丰五年，各路捻军会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县），推张洛行为盟主。此后，捻军成为北方反清斗争的主力。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和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一直坚持到同治七年（1868），转战八省，给清朝反动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第三章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随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少数民族反抗清朝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其中以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民大起义、西北回民大起义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影响也最为长久。

第一节　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①

云南回回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始于咸丰六年（1856）。咸丰六年，昆明官绅屠杀回民，并传当局有灭回之谕，这使各地回民心怀疑惧，纷纷聚众自保。回民杜文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联络汉族、彝族和白族人民在蒙化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杜文秀领导的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实行公平交易，不取百姓一草一木，农民工商各安生理，人心说服。起义军先后夺取了53 座城，占全省的大半。在攻占大理城后，杜文秀被起义群众推举为兵马大元帅，建立了大理政权。

杜文秀建立的大理政权，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清朝统治。大理政权制定了文武官制，并制定了军政管理条例。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特别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在起义的官兵中，汉族居多数，同时还有其他兄弟民族。为此，大理政权设有处理兄弟民族事务的专职人员。杜文秀的重要谋士、大司寇李芳园和大司空李国纶，都是杰出的汉族将领。军队中不少的高级将领都是由彝人担任的。同时，大理政权还注意兴办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并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经营，发展同缅甸的贸易往来。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自攻占大理后，大理政权逐步向外发展。到同治六年（1867）十月以前，除云南大半地区都处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下，杜文秀还派出别动队去贵州、陕西、四川等地发动起义，起义军在西南地区的势力迅速扩展。大理政权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很深，曾主动派军同石达开的太平军配合行动。

杜文秀建立帅府不久，清军来攻，滇西赵州失而复得，清军溃退。咸丰十年（1860），清军再次来攻，清提督褚克昌战死，清军覆没。同治二年（1863），清军三次来攻，义军奋战击败清军。同治五年（1866），清军第四次来攻，于次年三四月间败归。清统治者曾于同治元年招降杜文秀，并派专员前往，被杜文秀严辞拒绝。

同治六年（1867）十月，杜文秀任命蔡廷栋为大经略，举十八大司、20余万大军东征昆明，拟先肃清全滇，再图川、黔。但这时太平天国已被消灭，反动政权已能集中力量来对付云南起义军。尽管如此，东征一开始，形势仍发展得很快，不久，起义军就对昆明形成了包围，但由于蔡廷栋不能督率各军乘胜攻下昆明，反而屯兵城下将近两年之久，以致坐失战机，使清军有整顿部署的机会。同治八年八月，因将帅不和，大司疆段成功率所部降清，蔡廷栋所部溃散。形势急转直下，义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清军转守为攻。

同治十一年（1872），清军破上、下两关，进逼大理。十一月，大理城外防守工事尽失，外援断绝，城中誓死抵抗。清军用火药穿地道，把东城轰坏了十几丈，但仍进不得城。十一月二十五日，杜文秀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大司衡杨荣提议“归顺”。杜文秀最后决定，牺牲自己以换取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第二天，他和全家服毒自尽。但他的善良愿望没能实现。清云南巡抚岑毓英到大理后，便背信弃义，杀死了全部降将，血洗了大理城，各族男女老少几乎无一幸免。

① 本文材料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129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又《杜大元帅墓表》、《回回民族的新生》，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大出版社1992 年版。

云南人民反清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运动，他们所奉行的纲领，在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很大的创举。

杜文秀死后，他的大司空李国纶在腾越一带坚持到光绪二年（1876），直至被俘，不屈而死。这去大理失守已5 年了。

第二节　贵州苗民大起义①

早在清乾嘉年间，湘西、黔东北地区的苗族人民在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领导下，于1795 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以“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复故地”为号召，并提出“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等口号。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到之处，对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和满、苗、汉地主恶霸都给予严惩。清廷慌忙调集云贵、两广、两湖和四川七省兵力，由云贵总督福康安率领，前往镇压。后来起义军与白莲教起义军相呼应，使清军顾此失彼，起义一直坚持到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达12年之久。

鸦片战争以后，咸同年间，黔东南等地又爆发了以张秀眉为首的苗民大起义。各路起义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攻占了整个黔东南地区，他们与各地以汉族为主的“教军”、“号军”相互配合，和侗、水、布依、瑶等族农民起义军密切联系，协同作战，后来还与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直接或间接地打击了清皇朝的统治。起义先后坚持了18 年（1855—1873）之久，是苗族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斗争。苗族人民纪念这次运动中杰出领袖张秀眉等的颂歌一直流传到今天。

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族大起义与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及与太平天国革命都是利害相关的。当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昌盛时，清统治者主要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法抽调军队南下镇压贵州和云南起义；而当太平天国革命被残酷镇压下去后，反动统治者就马上调集军队，回过头来全力镇压云南和贵州起义。贵州和云南起义军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贵州苗族大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大理政权也继而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① 本文资料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453—454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今有删改。

第三节　西北回民大起义①

西北回民大起义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地。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的直接推动下，关中各地回民纷起响应，短时间内形成了十八大营，其首领是白彦虎等18人。起义军曾包围西安达3 年之久，还曾包围了潼关，一度威胁着陕晋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滨河一带的地区。在周至，则有与杜文秀及太平天国有联系的蓝大顺据守。陕西回民起义不久，即与甘肃西南部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高潮。甘肃回民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来对付陕西的回民起义。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胜保屡次打败仗。1862 年11 月，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时战死，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 战争互有胜负，起义军没有退出陕西。甘肃方面虽然已陆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不济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兰州清军内部火并。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甘肃回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强大起来。

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后，清统治者于同治六年（1867）抽调更多军队来对付回回起义军，并任命左宗棠作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受命后，于翌年六月将捻军镇压下去，其后便制定了所谓三路平回之策。一是派刘松山由绥德取道花马池，进攻金积堡，这是北路。二是派周开锡由秦州进攻巩昌、河州、狄道，这是南路。左宗棠和刘典，亲督大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入甘，这是中路。和这种进兵计划相配合的，是招抚活动于陕北和甘肃合水、宁州和正宁等地的董福祥起义军，并举办军民屯田，以减缩动荡的范围，安定清军后方。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

同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型，又分兵到峡口宁夏，对金积堡形成包围的态势。金积堡地区的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回，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时时出奇兵攻击并截断了清军的粮运。刘松山顽强地向金积堡进攻，曾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起义军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继帅其众，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便无法解决食粮问题，至十一月，马化龙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大众的生命，便向清军投降。马化龙父子因此受到凌迟，但不少的回回生命却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凉。① 本文采用白寿彝著《回回民族的新生》，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大出版社1992 年版；《中国少数民族》第129—130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今有删改。

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率清军主力直接进攻河州马占鳖领导的回回义军。马占鳌占太子寺作据点，环营掘成长壕，联络数十里，凭山依水，护以长堡。并分兵断清军粮运，迫使清军不得不宰骡马为粮。又在除夕，乘清军宴飨，连夜筑起3 座堡垒，阻断了清军的联络，使他们前后不能相顾。翌年正月，马占鳌发动反攻，把清军打得大败。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副将卢才华、王福昌，参将吴明胜、陈东海都被打死了。起义军大获全胜，但马占鳌却乘着大胜的机会要求投降。这完全出乎左宗棠的意外。河州算是在战后没有经过屠杀和移民。西宁等地，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被完全镇压下来，领袖们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是被脔割而死的。

肃州马文禄领导的起义军，成为陕甘回回义军最后汇合的堡垒。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进军肃州，后又加派队伍。肃州周围100 多个堡垒尽被破坏，肃州被围困起来。清军日夜用炮轰城，城随坍随垒。清军掘隧道，马文禄则从城内截断。清军整整攻了18 个月，肃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亲自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也从西宁率军前来。在其他根据地尽皆覆灭的情况下，肃州是处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下，其孤立无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间，马文禄被迫放弃了战斗，向左宗棠请罪。结果，他和另外8 名领袖被磔，城内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准移动外，从甘州、关外、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来的回回，共1573 人全被屠杀。夜间清军又进城放火，把城内回回5400 余人也全部屠杀。起义军唯一逃脱血腥屠杀的，只有白彦虎所率领的队伍。

以白彦虎为首的陕西回族在河州战役结束后，同当地回族、撒拉族结成联军，为了民族的生存，恃险拼死抵抗，给进犯清军以不断的打击。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后两月有余，大小50 余战。十一月十九日，刘锦棠进驻西宁后，白彦虎深知左宗棠的残忍刁诈，誓不投降，率领眷属及党羽约2000 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经永安冒着冰雪严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彦虎率部通过仅容单车行走又有5 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东乐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进至高台，肃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但由于清军截击，白彦虎不愿进驻肃州，而是率部经文殊山进军嘉峪关外，由敦煌奔向哈密①。后在左宗棠的追击下，白彦虎部又由新疆转道至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他们的后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称东干族。

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的结局是非常惨烈的，陕甘回族人民遭受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它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同时，也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它是当时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遍及全国反清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有关白彦虎的材料，参见马寿千《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

第四节　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②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陕西、甘肃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是西北以回民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治三年（1864），库车的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首先发起武装暴动。乌鲁木齐、莎车、伊犁、巴里坤、奇台、哈密、木垒、济木萨、昌吉等地各族人民也纷纷响应。一时间，新疆几乎全部成为起义群众的天下。迅猛的反清风暴席卷天山南北，震撼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在南疆和北疆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汗和卓（回族），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回族），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维吾尔族），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回族）与思的克伯克（柯尔克孜族）和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其苏丹（维吾尔族）。但是，由于“民族”的、“宗教”的旗号转移了群众斗争的目标，以致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最终被一小撮民族和宗教上层所篡夺。

② 本文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180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今有增删。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一节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

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0），正当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美两国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它们企图利用中国国内战争的机会，胁迫清廷全面修改条约，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 年10 月8 日），广东水师在黄埔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 名海盗。英国蓄意挑起事端，硬说这是一只英国船，并说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中国士兵的侮辱。九月二十五日（10 月23 日），英国舰队悍然向广州进犯。十月初一日（10 月29日），英军攻进广州城，大肆焚掠。当地人民和清军奋起抵抗。英国兵力不足，被迫撤走。

英国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决定扩大侵略战争，任命额尔金（Earl ofElgin）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要求法国共同出兵。法国即借口天主教神甫马赖（A.Chapde－ laine）在广西被杀，派葛罗（BaronJ.B.L.Gros）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美国和俄国也积极支持，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日（1857 年12 月24 日、27 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发出通牒，限24 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十三日（28 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叶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1859）病死于囚所。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

在敌人入侵的严重形势面前，当地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经常武装攻城，使侵略者胆颤心惊。香港、澳门同胞也开展抗英斗争，以为支援。咸丰八年，香港岛人口仅8 万人，而离港返回内地的各业中国工人约2 万人，使英国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陷于困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北上，于咸丰八年三月（1858 年4 月）到达大沽口外。俄国公使普提雅廷（E.B.Пyтятин）、美国公使列卫廉（W.B.Reed）也陆续到达，他们表面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实际上却为英、法出谋画策。四月初八日（5 月20 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守台清军英勇还击，然而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逃跑，大沽陷落。侵略军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腐朽的清廷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 月26 日、27 日），桂良、花沙纳分别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十月初三日（11 月8 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在营口）、登州（后改在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在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外国人帮办税务；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的关税，外货入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对英国赔款银400 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 万两。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前，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诱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 月13 日）首先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以便通过“勘界”来侵占中国领土。美国公使列卫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 月18 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样攫取了许多特权。

第二节　英法侵略战争再起和《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准备再次扩大侵略战争。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1859 年6 月20 日），英国公使普鲁斯（F.W.A.Bruc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分别率领军舰到达大沽海口。清廷通知他们从北塘登陆进京。英、法公使拒绝清廷的安排，坚持以舰队溯白河进京，并于二十五日突然袭击大沽口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00 人，史荣椿、龙汝元等将士阵亡。英法侵略军狼狈逃走。在战斗中，美国舰队从旁协助英法联军作战和撤退。七月，美国公使华若翰由北塘进京，并在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交换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大沽战役是英法侵略者挑起的，清军被迫还击，完全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正义行动。马克思在论述这次战役时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①但是，英、法统治阶级却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报复”。英国首相巴麦尊派的报纸竟然扬言：“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②一时间，战争鼓噪声甚嚣尘上。

咸丰十年（1860）初，英法两国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舰队前往中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六月（7 月），英法联军抵大沽口外。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H.П.И rнaтьев、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先后到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略军行动。伊格那提耶夫还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六月十五日（8 月1 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随后，侵略军攻占塘沽、大沽等地，七月初八日（8 月24 日）侵占天津。在清廷派桂良等同侵略者进行的谈判破裂后，八月初四日（9 月18 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初七日（21 日），清僧格林沁部与敌军在八里桥激战溃败。初八日（22 日），咸丰帝带领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前夕，伊格那提耶夫参与研究攻城计划，并提供俄国使团私自测绘的北京平面图，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八月二十九日（10 月13 日），英法联军侵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劫。八月二十二日（10 月6 日），英法联军占领了清廷经营了150 多年的圆明园。圆明园这个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规模宏大，举世罕见的壮丽宫殿，及其收藏的许多精致艺术品和珍贵图书文物，在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之后，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烧毁。大火焚烧了三天，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成了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① 《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40 页。②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739 页。焚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C.G.Gordon）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①英法联军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清廷在侵略军的武力逼迫下屈服了。九月十一日、十二日（10 月24 日、25 日），奕 先后与额尔金、葛罗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实即承认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的合法化；割让“九龙司一区地方”，“归英属香港界内”，中国九龙半岛南部便被英国强行割占；归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赔款，都增加为银800 万两，另增恤金英国50 万两、法国20 万两。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又遭到进一步劫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从中国攫得了大量权益，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其公使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操纵、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大批商埠的增开，从东南沿海一直扩大到沿海七省和长江中游，又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为深入。外国侵略者还直接管理中国海关，更从财政上加强控制清廷，从而便于扩大其政治影响。中国的主权丧失更多，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① 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 页。

第三节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

俄国一直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鸦片战争后，它就不断加紧武装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 年5 月28 日），即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前半个月，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H.Mypaвьěв-Aмypcкий）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时机，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割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O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约4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清廷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俄国无视条约是非法的，竟把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

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1860 年11 月14 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逼迫奕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除迫使清廷确认《瑷珲条约》外，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占了去，还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俄国还把条约签订前一年由它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清廷拒绝签字。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 年6 月），中俄双方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

这次勘界，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

从同治元年五月（1862 年6 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谊和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И.Φ.Бабков）、扎哈罗夫（И.И.Захарв）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中国的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从康熙年间起，俄国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住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指为界湖。随后，俄国出兵强占这一地区，制造既成事实。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致使谈判中断。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 月），中俄双方才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陈兵塔城卡外以为威胁，巴布科夫强迫明谊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否则派兵强占。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九月初七日（10 月7 日），明谊与巴布科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境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据此，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约44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四节　清廷政局的变化

由于《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清廷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 年1 月），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任命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关税及建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弹药等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 年3 月）以后，英、法、俄等国分头在北京建立使馆。从此，它们在中国的官员就不断对奕等施加影响。

与总理衙门关系密切的机构有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总税务司成立于咸丰十一年，管理全部海关事务，这一职位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在京师设立，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此外，总理衙门对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两江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兼）也有备顾问、代传达的关系。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 年8 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子载淳继位。

载淳年幼，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是一个有极强烈的权力欲望，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物。但她的野心遭到载垣等人的阻挠。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 年11 月1 日），慈禧、慈安太后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在奕的暗示下，上奏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此前，御史董元醇、兵部侍郎胜保曾先后上折，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制造舆论。慈禧、慈安太后即以贾祯等人的奏请为由，接连发出四道上谕，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初一日（11 月3 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后，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这便是“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或称“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奕和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慈禧太后和奕的上台，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①。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① 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 年4 月号。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个政府的顾问。”②从此，清廷与外国侵略者开始走上了彼此结合的道路。清廷决意求助于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公然宣布“借师助剿”。而英、法、俄、美等国为了全部实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也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向清廷提供武器军火，组织军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慈禧太后、奕等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要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必须依靠掌握有能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还在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帝接受肃顺的建议，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不仅用兵方略听从曾国藩，甚至任命大员也听他的意见。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到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四年多的时间，曾国藩集团共有21 人先后出任总督、巡抚。以同治二年（1863）为例，当时清廷共设8 个总督（未含漕运总督、河道总督）、15 个巡抚实缺，曾国藩集团竟占了5 个总督、9 个巡抚。曾国藩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举措，使许多王公大臣感到惊诧，纷纷上折请求收回成命。她见用权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出于政治需要，也就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

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的公开勾结，对曾国藩集团的加强依靠，这就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的起义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为复杂和险恶。

② 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第241 页。

第五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中逐渐显露出来。起义初期的反封建的朴素平等思想，逐渐被封建等级观念所侵蚀。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一些领导人滋长了享乐腐化的倾向，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质朴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豪奢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动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被大火烧毁。咸丰四年又在原址复建，方圆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起义队伍的壮大，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进入太平军。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投机分子。他们或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或以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来腐蚀太平军。

咸丰六年（1856）八月，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曾经为太平天国建立不少功勋。但是，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他日益居功自傲，“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①。咸丰六年七月，清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扩大个人权势，遇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立即率领心腹部队于八月初三日（9 月1 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害。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回到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逃往安徽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的要求，于十月初杀死了韦昌辉，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十月下旬，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心存疑忌，又封其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同理政事，以牵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 年6 月），石达开因为洪秀全对他不信任，离开天京，率大批精锐部队单独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石达开的军队起初在江西、浙① 《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江、福建等省活动，屡战不利。从咸丰九年起，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分离叛降的情况不断出现。同治二年四月（1863 年5 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清廷趁机纠集军队，于咸丰六年底，攻陷武昌、汉阳，随后占领江西大部分地区，并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围困天京。

第二节　艰苦转战和改革内政的努力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为扭转危局，曾作了努力，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青年将领，担负军事重任。

咸丰八年（1858）六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今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七月，陈玉成等部太平军在皖北作战，击溃署安徽巡抚李孟群部湘军，攻占庐州。八月，陈玉成、李秀成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其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江西九江后，乘势侵入安徽，进逼庐州咽喉三河镇。十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救援。太平军乘大雾发起猛攻，李续宾部乱成一团，拼死突围，终不得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了湘军全部营垒，歼灭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湘军数千人，李续宾自杀。太平军乘胜追击，收复桐城，围困安庆的清军不战而逃，皖北复为太平天国所有。天京上游局势，至此暂时得到稳定。咸丰九年三月（1859 年4 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金田起义后，洪仁玕迫于清军缉捕，于咸丰二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到天京后，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为诸将的不满，不久洪秀全又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其他将领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编》。这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在政治方面，洪仁玕认为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对“结党联盟”，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仿效西方兴办铁路、轮船、邮局、工厂、矿山、银行等，奖励发明创造者“自专其利”。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主张设学馆、医院，建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买卖人口及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他还批判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在《戒浮文巧言谕》中，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洪秀全对这些建议深为赞赏。但由于当时还缺少必要的条件，这些政策没有能够施行。

咸丰十年二月（1860 年3 月），太平天国为打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派李秀成等奇袭浙江杭州，以分散江南大营兵力，然后太平军迅速由杭州回军，会同陈玉成等部猛攻江南大营。闰三月（5 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大臣张国梁率残部逃奔丹阳。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清军节节溃败，张国梁在丹阳落水而死，和春在浒墅关自杀。四月，太平军又相继克苏州、浙江嘉兴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

当太平军席卷江南、逼近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江苏巡抚薛焕派上海道吴煦向英、法领事请求派兵防守县城，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表示将协助清军“弥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①。美国流氓华尔（F.T.Ward）也在薛焕、吴煦的支持下，招募外国在华的一些亡命徒组成了洋枪队。咸丰十年六月，李秀成率太平军在江苏青浦大败洋枪队，重伤华尔。七月，太平军逼近上海城时，遭到协助清军防守的英军和停泊在黄浦江的英、法军舰炮火的攻击，李秀成还想与“洋兄弟”取得谅解，严禁还击，致使太平军遭受重大伤亡，只得从上海地区撤退。

① 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5 页。

第三节　保卫安庆和经营苏浙

当太平军向东南进军时，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安庆是太平军和皖北捻军进行联系的纽带，也是保障天京、保证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为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分兵两路攻武昌，以牵制湘军回援。陈玉成率北路军从安徽入湖北，于咸丰十一年二月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昌。武昌城内一片混乱，湖广总督官文惊慌失措，官员纷纷逃遁。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使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回师救援安庆。李秀成锐意经营苏南、浙江，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直到咸丰十年十月，因江西、湖北一带的大批起义群众要求参加太平军，他才以招兵西进为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队防守苏州、常州，自己率领一部分太平军从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咸丰十一年五月进兵湖北，前锋攻占武昌县。李秀成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W.R.Gingell），金执尔加以阻挠和恐吓。当对陈玉成已从湖北折返安庆，李秀成终于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率军从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陈玉成屡次组织援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于未能与城内守军汇合。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61 年9月5 日），安庆失守。从此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尽失，天京已无屏蔽。同治元年（1862），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军激战三个月，突围至寿州，不幸被俘，五月初八日（6 月4 日）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26 岁。

当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与湘军争夺安庆时，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由江西入浙江，到咸丰十一年九月间，先后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县）、严州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进兵攻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十一月，太平军攻破杭州城，巡抚王有龄自杀。李世贤部黄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宁波。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苏浙地区，太平军和乡官的成分严重不纯。充任乡官的除劳动人民外，有流氓无产者，还有大批地主、士绅和依附地主阶级的人；新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太平军队伍被严重腐蚀，烧杀掳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经常发生，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

苏、杭是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顽抗太平军。浙江诸暨的地主包立身纠集了一两万人的团练武装，盘踞包村半年多；湖州举人赵景贤率团练据城困守，历时近两年。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有：苏州的徐佩瑷，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元昌等。太平军对这些地主武装往往满足于招抚，结果使地主武装得以保存下来。徐佩瑷等人表面上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暗中仍受清朝官员的接济和指挥，并拉拢太平军将领熊万荃、钱桂仁、骆国忠等，组成一个叛乱集团，策划在苏州一带发动叛乱。阴谋暴露后，徐佩瑷等被处死。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在这些地区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严重的危机。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军占有苏浙，并不能弥补它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无法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国藩取得统辖四省军务大权后，号令统一，筹饷较易。他自己坐镇安庆指挥，委其胞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继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犯浙江。不久，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浙江巡抚。他勾结英、法侵略者，镇压浙江的太平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 年1 月），李秀成兵分两路，由苏、杭出发，再次进攻上海。敌对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方案和筹措饷械。在上海的英、法侵略军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改称“常胜军”，扩编至5000 人。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英、法、俄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联合清军，向沪西的王家寺、罗家港等太平军阵地进攻。由于太平军的几个阵地被迫相继放弃，上海得以解严。

三四月间，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乘轮船到达上海。咸丰二年（1852）春，他奉曾国藩之命，仿照湘军营制，在安徽编练成一支拥有6000 余人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军阀武装。李鸿章到达上海之日，清廷授他江苏巡抚。在官僚、豪绅、富商、买办的支持下，他与外国侵略者积极合作。四月，李鸿章率淮军联合英法联军和华尔的“常胜军”攻陷青浦，随后进犯奉贤南桥镇。太平军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杀伤了不少侵略军，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A.Protet），但终因伤亡过多，南桥失守。李秀成率精锐万余人反击，在太仓大败敌军，乘胜克复嘉定。五月，太平军又在青浦大败敌军，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Edward Forrest），收复县城。太平军又一次进逼上海近郊，侵略军龟缩上海不敢出战。正当此时，曾国荃率湘军扎营雨花台附近，围攻天京甚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严催下，不得不率师回援，第三次进取上海功败垂成。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太平军与湘军在雨花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秀成、李世贤率军20 余万，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向湘军发动猛烈攻势。曾国荃全军约3 万人，凭借深沟高垒，坚守顽抗。太平军围攻44天，虽毙伤湘军约5000 人，但未能攻破营垒。十月，李秀成撤兵。随后李秀成奉洪秀全命渡江进兵皖北，企图诱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回援江北。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却损兵十数万。这时，太平天国的处境已非常不利。

湘、淮军联合外国侵略军乘天京被围，加紧在江浙地区展开进攻。浙江方面，同治元年（1862），英法侵略军伙同清军攻陷宁波，随即成立了“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结为同盟，向太平军进犯。太平军英勇抵抗，在慈溪击毙来援的“常胜军”统领华尔，同治二年在绍兴屡败敌军，先后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LeBrethon de Caligny）及其继任塔提夫。但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不能扭转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慈溪、绍兴等城先后失守。这时，衢州、严州、金华各府县也相继被左宗棠的湘军攻陷。此后，左宗棠湘军和“常捷军”全力进攻杭州。同治三年二月（1864 年3 月），杭州失守。太平军浙江据点全部瓦解。

在江苏，英法侵略军和英国军官戈登继任统领的“常胜军”，伙同李鸿章的淮军组成的联合武装，配备了优势的炮舰、轮船和洋枪、洋炮，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同治二年（1863）三月，中外联军攻陷太仓、昆山，七月进逼苏州。慕王谭绍光率领太平军英勇抵抗。李鸿章因强攻损失重大，遂致书诱降。谭绍光坚决抵抗，誓不投降；而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苏州其他守将密谋叛降。十月二十四日（12 月4 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降。过了两天，他们都被李鸿章杀死。苏州的失守，标志着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于绝境。同治三年四月，常州失守。太平军在苏南的根据地也陷于瓦解。天京形势更加危急。城外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已被破坏殆尽，天京城被曾国荃的湘军四面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对他严加斥责，说：“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①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4 年6 月3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六月十六日（7 月19 日），湘军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曾国荃的湘军攻入天京后，大肆抢劫烧杀。

李秀成突围，在天京城外被俘。他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曾国藩还是把他杀害。洪仁玕在江西被俘，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太平军余部在天京陷落后，仍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江南太平军余部于同治五年（1866）失败。江北太平军在遵王赖文光的率领下与捻军会合，增强了实力。同治四年，清廷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为主力，对捻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捻军把僧格林沁主力引到山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僧格林沁督军紧追，陷入捻军的包围，伤亡惨重，他本人也被击毙。此后，清廷相继派曾国藩、李鸿章督师“剿捻”。捻军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于同治七年（1868）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清廷得以腾出手来，先后镇压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陕甘地区从同治元年起，爆发了回民起义，斗争了十二年后，在同治十二年（1873）失败了。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建立了政权，提出了鲜明的反封建纲领；它坚持斗争14 年，攻克600 余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前进，激励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业绩和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① 《李秀成自述》。

第六章　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

第一节　外国的经济侵略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仗恃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争着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海关总税务司成立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等担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权；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都由外国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 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 名，美国人8 名，法国人12 名，德国人11 名，其他国家人4 名。由于关税在清廷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因而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清廷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外国资产阶级把中国当作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们推销的商品，品种繁多，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①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中，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数，鸦片为2598.7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6886.9 万海关两的39.2％；棉纺织品为2145.1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2.2％。鸦片居于首位。经过20 年的发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进口货总值增加到14423.3 万海关两，增加了109.4％。其中鸦片为2994.7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21.1％；棉纺织品为4965.3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5.3％。棉纺织品上升为首位，鸦片下降为第二位。这表明外国对华进口贸易的性质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向现代资本主义性质过渡。②外国售价低廉的棉纱、棉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也使得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者大量失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应遭到机制洋货的破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灯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7 页。

②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68—1169 页。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以茶叶和生丝为最大宗，其他还有牛皮、草帽缏、豆类、棉花等。由于茶、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竞争，出口呈现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为3515.3 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为2572.3 万海关两，而光绪十六年到二十年（1890—189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下降为2921.8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下降为2412.1 万海关两。其他出口货如棉花、豆类、牛皮、草帽缏等，虽有显著增加，但售价低廉，只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农产品和原料受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

为了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从中国输出原料，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其后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这些轮船公司势力扩张很快，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外资工厂也逐渐增多起来。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业，以及为了掠夺中国原料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缫丝、轧花、制糖、打包等工厂。此外，为了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还建造了火柴、造纸、肥皂、制药、纸烟等工厂。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至少已有100 多家，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种势力。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还陆续在中国设立银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这是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国分别在香港、上海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外国在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金融机构；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在上海设立的德华银行；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正金银行；光绪二十年（1894），法国在上海设立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此外，俄国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这些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贷款给清廷，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 页。

第二节　洋务派的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曾国藩说，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除向外国购买船炮，还要自己制造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山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②，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奕也说，“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表明在一部分官员中逐渐认识到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必须在军事上和工业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创办新式军事工业。

在洋务活动兴起之际，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还提出一条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宗旨，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滥觞。

主张举办洋务的官员中，清廷中枢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地方总督、巡抚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派别，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活动，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对。他们以理学权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为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尽善尽美。这部分人被称为守旧派或顽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洋务派和守旧派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也就是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两派意见一致，没有分歧。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西学为用”，也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举办机器制造工业，以资“求强”。在同治五年（1866）奕等人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光绪六年（1880）刘铭传建议修筑铁路等问题上，都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甚至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①。在守旧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中学”是万古无弊的“圣道”，能够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一切问题，而西学只不过是“夷族蛮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学习，更不能“用夷变夏”。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阻碍了洋务事业的顺利兴办。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 页。

① 《洋务运动》第2 册，第30 页。

第三节　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

洋务派用力最多的，是建立军用工业。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就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以手工生产仿制“洋枪洋炮”，并制造了一艘木壳轮船。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手工铸造炮弹。次年，李鸿章又委派英国人马格里（H.Macartney）在松江附近设厂制造弹药。清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命马格里将该厂迁至苏州，添置一些机器，设立“苏州制炮局”。这是洋务派兴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开端。

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结束，30 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 个。其中由清廷中枢直接拨款、规模较大的有4 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各省督抚也纷纷自筹经费兴办军用工业，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

江南制造局建于同治四年（1865）。是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洋炮局并入，并增添由容闳经手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合组成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此后规模逐渐扩大，先后设立了机器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16 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成为一家综合性近代军用工业。其主要产品有枪支、大炮、弹药、水雷、轮船、钢材等，都由清廷调拨，分发各地驻军。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在资金经费方面得到清廷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论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金陵机器局，也称金陵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随迁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其规模计有机器厂3 处，翻沙、熟铁、木作车间各2 处，还有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及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等， 主要生产弹药、枪支和大炮，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和天津大沽炮台。在清廷直属的4 个大型军用工业中，金陵机器局规模最小，“所出枪炮无多”，它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在演放时一再爆炸，质量低劣。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向清廷建议设立的。由法国人日意格（P.Giquel）、德克碑（ P.D ’Aiguebelle）主持建厂和造船，还雇用几十名法国工匠。筹建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向清廷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船政局设有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储材厂、拉铁厂、锤铁厂、铁胁厂及船坞一座，并附设船政学堂，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同治八年（1869），船政局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同治十三年（1874），该局共造大小轮船15 艘。因合同期满，日意格及一部分法国工匠被辞退，有关船只的设计施工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员主持。由于经费短缺，生产困难，加以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中遭到破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20 年中共造兵船19 只。船政局在造船过程中，技术上逐渐有所提高。最初只能造150 马力以下的木壳船，到光绪十三年（1887）造成了第一艘铁甲船，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成复合机，马力由150 增至2400。福州船政局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机器局，是华北地区第一个官办军用工业。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军火。次年，清廷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筹建。同治九年（1870）发生天津教案，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管该局事宜。经过逐年扩充，天津机器局分设东西两处。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式子弹和水雷，附设有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炮弹为主，兼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等。所生产军火，主要供应淮系水陆各军。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湖北枪炮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六年（1890）建于湖北汉阳。

光绪十九年（1893）初步建成，次年厂房因火灾被焚，甲午战争以后才得以修复，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

洋务派在同治四年以后创办的近代机器军用工业，完全是官办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等。所生产的军火直接调拨装备湘、淮军及各省军用，不是为进入市场交换而生产。这些官办的军用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厂不但要受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还要受总理衙门的节制。企业类同官府衙门，成为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地方。人员冗滥，甚至挂名领取干薪，营私舞弊，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严重。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实行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训练新式陆军的起步，是整顿八旗、绿营。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 年1月），奕等人的奏折中即提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 年1 月），清廷批准了练兵章程。随即成立了神机营，并从京营八旗挑选精壮兵丁，演练洋枪洋炮和“洋人阵式”。同治三年（1864），神机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建立了“威远队”，成为一支拥有5000余人，融马队、步兵、炮兵于一体的洋枪队。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从绿营中挑选精壮兵丁，按湘、淮军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六军，15000 人，称为“练军”。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相继建立了练军。此外，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部湘军也都较普遍使用外国新式武器。这些军队大都聘用英、法、德等国军人，按西方操典演练队列阵式。

除整编陆军外，洋务派还筹建新式海军、整顿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清廷以赔款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于是筹办海防、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经过筹划，光绪元年四月（1875 年5 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在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水师中，南洋水师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共拥有舰艇14 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外，余均购自英、德两国。福建水师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舰船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有舰艇11 艘，其中9 艘为船政局自造，2 艘购自英国。中法战争时，福建水师在马尾港内遭法国军舰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于光绪元年筹建，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光绪十年已拥有舰艇14 艘，初具舰队规模。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清廷成立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各类舰船基本具备，共有25 艘。舰艇主要购自英国、德国，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总查，按新式海军编制训练，并参照英国的规章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筑炮台、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光绪十四年以后，北洋水师未再增添新式舰艇。这支苦心经营的海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第四节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

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创办民用企业20 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有个别民用企业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创立，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创办之初，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主持局务。由于招募商股困难，筹办半年，实际资本还不到20 万两，其中12.3 万两系贷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遂于次年进行改组。轮船招商局改组后，由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买办徐润，洋务官员盛宣怀，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任会办，规定资本100 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扩充了运输业务，到光绪二年（1876），航运船只增至10 艘。次年，又以220 万两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增至30 余艘。招商局规模虽扩大，但也出现船多货少、债务严重等新的困难。太古、怡和等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继续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使其陷入艰难处境。由于李鸿章采取了暂缓缴还官款利息、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如有盈余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况日渐好转。中法战争前夕，光绪九年（1883），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资金周转失灵，曾举借外债。李鸿章乘机进行第二次改组，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局务的马建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将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战后收回。盛宣怀通过重新制订章程，以督办大员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了“官督”的权力，“商办”的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二年（1876）筹办，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突出“商办”。原拟采煤、炼铁、修铁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80 万两，但到光绪四年只募集股金20 万两。煤矿钻井进展顺利，而炼铁由于成本过高，且缺乏冶炼专门人才，只好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光绪七年（1881），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 余吨。以后产量不断提高，到光绪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产煤24.7867 万吨。生产的发展急需解决运输的问题，光绪八年（1882）唐山到丰润县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又将铁路延长至大沽。光绪十八年（1892），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病故，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张翼原为醇亲王奕的侍役，昏聩贪鄙，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一窍不通，管理混乱。为筹集秦皇岛港口工程的费用，他以矿务局财产作抵押，向外商借贷。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人以欺骗、讹诈手段攫夺了开平矿务局全部财产。电报总局于光绪六年（1880）在天津设立，并创办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门人才。还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因感防务需要，向清廷建议架设福州至台湾的电线，但未能实现。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请清廷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架线工程于光绪七年（1881）完成，并投入使用。光绪八年，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任总办。光绪十年（1884），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电报局创办后，营业发展迅速，到光绪二十年（1894），电讯交通几乎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广州炼铁厂时，清廷将其调任湖广总督，负责建造芦汉铁路，于是铁厂也从广州迁移到湖北。到光绪十九年（1893），铁厂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产。全厂有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6 个大厂，另有4 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约40 人，工人约3000 人。开工后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困难，所炼的钢又因含磷过多，不宜用于制造钢轨。铁厂从筹办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 万余两，都是官款。经费开支庞大，而生产却是产量低，产品质量差，成本太重，销路少。这种情况使铁厂很难维持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更为竭蹶，无力为铁厂筹拨经费。张之洞准备将铁厂及其他矿业转让给外国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于光绪二十二年被迫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于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厂计划，并委派他和郑观应负责在上海筹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郑观应等人发生严重分歧。郑观应辞职，彭汝琮被李鸿章斥退，织布局筹建工作陷于停顿。光绪六年（1880），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并总办局务。郑观应等人主持下的织布局，很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在新订的章程中提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①章程公布后，公开招股的工作进行顺利，很快就招集到50 万两。但龚寿图等人不愿意商股太多，以免影响他们在织布局的地位，与郑观应等人发生意见分歧。光绪九年，郑观应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书彭玉麟的邀请，遂离开上海到广东，织布局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主持。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开工不到一年，又发生亏空。于是再次更换负责人，最后由淮系官员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到光绪十九年（1893），织布局已颇具规模，有织布机500台，纱锭2.5 万枚，工人4000 人。所产布匹主要在上海销售，此外，还远销牛庄、福州、重庆等地，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为丰厚。经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特别专利权，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产品纳税也有优惠，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沿途税厘。由于纺纱获利优厚，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规模。但就在此时（光绪十九年），织布局因清花间起火，全厂被烧毁。李鸿章随即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恢复织布局，这就是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

湖北织布官局于光绪十九年建成投产。先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筹建，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纺织机器全部随之运往湖北。织布局建成后，共有纱锭3 万枚，布机1000 张，工人约2500 人，日产纱100担。由于棉纱畅销，利润优厚，张之洞决定在布厂之外增建纺纱厂，以其盈利来填补他所办的铁厂经费的不足。原计划建两个纺纱厂，但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在织布局旁边建成北厂，称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未能建成。① 《洋务运动》第7 册，第469 页。

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压迫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性，企业大权都掌握在“官”的手里，“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股不得过问局务。此外，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

第七章　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

第一节　商办企业的出现

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端，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员、地主、买办、商人投资创办的，也有一些是从原来的手工业工场、作坊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主要有船舶机器修造业、缫丝业、棉纺业、面粉业、火柴业和印刷业等。据统计，自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年，除缫丝业外，约有80 个企业①。

船舶机器修造业。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发昌机器厂。同治五年（1866），方举赞初创时为打铁作坊，仅有打铁炉一座。同治八年（1869），采用车床。原为外商船坞锻造修配轮船的零件，到光绪二年（1876），已能自造轮船和生产轮船机器、车床、汽锤等机器产品。由于业务发展迅速，光绪十年左右，拥有车床、钻床近20 台，工人300 人。中日甲午战争后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卖给外商耶松船厂。另外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是上海均昌船厂，其初期业务只限于修理船只。由于经营管理较好，生产效率较高，业务发展迅速，从光绪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先后制造了6 艘轮船，技术水平比较先进。但这家企业后来也被耶松船厂兼并。

缫丝业。机器缫丝业最早出现在手工缫丝比较发达的广东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雇用女工六七百人，产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优厚。两年后，南海又建立4 家机器缫丝厂。到光绪七年（1881），广州、顺德、南海等地陆续增加到10 家。其后，广东机器缫丝业发展迅速，中法战争后，仅广州一地就有缫丝厂五六十家。光绪七年，浙江丝商黄宗宪在上海建立公和永缫丝厂，开办时有丝车100 部，后来发展到858 部。到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又相继建立了5 家缫丝厂，其中规模较大的坤记丝厂资本为24 万两。这些丝厂受到外商的挤压，生产情况不如广东。

棉纺业。在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以前，中国创办的近代机器棉纺织厂和机器轧花厂很少。光绪十二年（1886），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建立通久源轧花厂，有40 台新式轧花机，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1891—1893），上海又相继成立了棉利、源记、广德泰和礼和永4 家轧花厂，武汉也成立了昌记轧花厂。轧花兼纺纱的工厂，是唐松岩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上海创办的华新纱厂（初名轧花纺纱新局），有纱锭约7000 枚，布机50台。光绪十九年（1893），安徽商人朱鸿度创办上海裕源纱厂，于次年开车，纱锭2.5 万枚。紧接着又有人创办了裕晋纱厂、大纯纱厂，严信厚也在宁波设立了通久源纱厂。此外，重庆、镇江、广州等地也在酝酿建立棉纺厂。面粉业。光绪四年（1878），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成立了贻来牟机器磨坊，雇用工人约30 人，每年可获利银六七千两。此后，陆续创办了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福州机器面粉厂、北京机器磨坊等，规模与贻来牟机器磨坊差不多。

①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442、1446、1624、1639 页。火柴业。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地创办火柴厂约有十余家。其中如天津自来火公司，由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等人成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资本1.8 万两。光绪十七年，因失火厂房被焚。随即公开集股重建，资本增至4.5 万两，聘请英、俄商人帮同管理帐目、购买机器。光绪十六年前后，上海成立了燮昌火柴公司，资本5 万两，职工约800人，所使用化学原料从欧洲输入，木梗、箱材及纸使用日货，日生产火柴20余箱，但质量较差。

印刷业。商办机器印刷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也陆续办了一些工厂。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光绪八年（1882）徐鸿复、徐润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局。同文书局有石印机12 架，雇用职工500 人，主要影印古籍，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文书局停办，徐润复设立广百宋斋，为铅字印刷。

此外，玻璃制造、制糖、制茶、造纸等商办企业，也在上海、福州、台湾等地设立。

从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四年中日战争前，历时20 多年，在中国陆续出现了近代商办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日用轻工业，一般规模较小，资本大都在10 万元以下，有的只有几千元，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比起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力量是微弱的。但有了这些商办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出现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开设的企业，在中国大量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跟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竞争。中国民族企业不仅在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方面受到巨大压力，而且经常受到外国资本吞并的威胁。同时，中国民族企业在机器、技术等方面都依赖外国，有的还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清廷对民族企业不但不予扶植，而且从各方面束缚了它的发展。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廷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法律保障，完全听任官吏随意处置。例如，光绪七年（1881），广东南海知县徐赓陛即以“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以及机器缫丝厂“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夺人之生业”为由，查封各处缫丝厂。许多地方官吏还对商办企业加重征收税捐，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这些企业的负担。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是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存在矛盾的关系，又存在依赖的关系；既有其社会历史进步性，又具有先天的软弱性。

第二节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产生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是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此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也产生了。

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从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在沿海通商口岸非法设立船坞、工厂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当时，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受雇于外国资本家。同治以后，在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和在民族资本的企业中，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人数，除码头工人无法统计以外，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约有10 万人。其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企业的工人约占2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30 年。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比较集中的特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近代企业，大都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等一些通商口岸，因此，在这些地区产业工人相对集中。据估计，上海、汉口、广州三地的工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6.4％。此外，从产业类别上看，工人相对集中在机器缫丝业、船舶修造与机器铁工业、军用工业、轧花业与棉纺织业、采矿业等，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8％①。据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500工人以上的厂矿有39 家，其中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11 家，洋务派经营的企业13 家，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15 家，最大的企业雇用工人达三四千人。在这39 家企业中，工人人数总计约有5.713 万至6.22 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长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其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他们的工资很少，而且常被任意拖欠，或被借故罚款克扣，很难维持自身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随时受监工、工头的任意打骂和处罚。工厂的劳动条件恶劣，没有卫生设备和安全保护，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工人连最低限度的自由都没有，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

中国无产阶级在极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中国工人最早反对外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是同治七年（1868）上海美商耶松船厂工人的罢工。光绪五年（1879），这个工厂的工人因工头克扣工资进行罢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的工人因外籍监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光绪九年（1883）和十六年（1890），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反对延长劳动时间，发动罢工。光绪十七年（1891），开平煤矿工人反对外国工程师欺压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压迫斗争，迫使外籍技师一度离矿。这个时期，工人的罢工斗争主要还只是经济斗争，说明中国无产阶级还处在早期阶段。

在中国无产阶级出现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一般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员转化而来，有一些则是由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例如，创办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沅，是在南洋经商多年的华侨商人；在上海创办公和永缫丝厂的黄佐卿，是经营丝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1202 页。

业多年的商人；创办上海裕源纱厂的朱鸿度，是安徽巨商、浙江牙厘局总办；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朱其昂，官至道员，曾代理津海道，死后诏赠光禄寺卿；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是曾任直隶通永道的淮系官员，吴懋鼎是汇丰银行的买办；在上海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源昌碾米厂、源昌缫丝厂的祝大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创办上海发昌机器厂的方举赞，则是打铁作坊主。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官府机构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头衔，或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商亦官或亦商亦绅的多重身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之间，既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又有着切不断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妥协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变化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原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维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王韬（1828—1897），号紫铨，江苏长洲（今吴县）人，主要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1838—1894），字淑耘，江苏无锡人，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盦全集》。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著有《适可斋记言》等书。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郑观应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心腹之患，将来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2）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清廷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他们批评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官有权，商无权”，“官督商办势如虎”，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将厘金合并于关税，保护关税，以便于跟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郑观应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的口号。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强调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把“商战”建立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商战”论具有反侵略的爱国的积极意义。（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主张在中国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国家设立议会。郑观应说：中国如实行“君民共主”、议会制，就能够达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②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摆脱了洋务派思想的窠臼， 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进步性。

早期维新思想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治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力量还处在微弱时期的表现。他们虽然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摆脱与洋务派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较早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是冯桂芬。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因而主张“采西学”。同治年间有了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以后，中国科学家李善兰等才对西方近代科学作了系统的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始而大踏步前进的。后来，由笛卡儿（RenéDescartes）制定了解析几何，耐布尔（John Napier）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和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在刚体力学方面，牛顿在刻卜勒（Johannes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16、313—314 页。Kepler）所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从物质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于近代科学中这些最基本的伟大成就，李善兰通过翻译和论述的形式几乎是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先后译书7 种，如接续翻译明末徐光启等未译完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9 卷，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W.Whowell）的《重学》，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F.W.Her－schel）的名著《天文学纲要》，取名《谈天》等。李善兰（1810—1882），字壬叔，浙江海宁人，对数学造诣颇深，著有《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所著《方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他与人合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分别是关于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第一个译本，所创译的“代数”、“微分”、“积分”数学名词，至今沿用。李善兰坚持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自然界，反对以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这种严格的科学态度，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他的译介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在《重学》的序言中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

跟李善兰同时的科学家有华蘅芳、徐寿等。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数学家。著有《行素轩算稿》6 种，共23 卷。他与西方人士玛高温、傅兰雅（J.Fryer）等合译西方科学著作12 种，内容包括数学、动物、地学、军事、气象等方面，其中关于数学的7 种。华蘅芳不懂外文，玛高温对中文仅勉强可通，译书难度很大。但他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一丝不苟地力求把书译好。他在《金石识别》的序言中追忆译书过程的情景说：“挟书卷，袖纸笔，徒步往来，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隐忍而不肯休息者，为此书也。唯是日获数篇，奉如珍宝。夕归自视，讹舛百出，涂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辨，则一再易纸以书之，不知手腕之几脱也。每至更深烛跋，目倦神昏，掩卷就床，嗒焉若丧。而某金石之名，犹来萦扰于梦魂之中，而驱之不去。此中况味，岂他人所能喻哉！”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化学家。同治六年（1867）以后，他一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担任编译工作，共译书12 部。其中化学著作占大多数，也涉及物理、机械制造等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徐寿译书时，遇到如何统一化学元素译名的难题。他创造了取西文第一音而造新字的原则，许多元素如钠、钾、锰、镍、钴、锌、钙、镁等，都是依此原则新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徐寿还曾和华蘅芳试制木质轮船，长50 余尺，每小时能行40 余里，取名“黄鹄”。这是中国人最早自制的轮船。光绪元年（1875）左右，徐寿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开始化学实验的演示工作。徐寿是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科学家，反对鬼神迷信，提倡“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学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虽也出现了个别优秀科学家，但没有发展的近代工业的支持，他们还不能对历史的前进起较大的影响。

第八章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中法战争

第一节　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

同治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远东地区成了它们激烈争夺的对象。美、日、英、俄、法、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

美国早有侵占中国台湾的野心。咸丰三年（1853），美国海军舰队窜到台湾，并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海军根据地。同治六年（1867），美国借口失事船只“罗佛”号的水手在台湾遇害，派军舰侵略台湾，在台湾南部的琅■（今恒春）登陆。高山族人民给予迎头痛击，打走了美国侵略军。日本也有侵略中国台湾的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5000 余人侵略台湾。日兵在琅■劫掠焚杀，当地高山族和汉族人民据守险要，顽强抵御。日本侵略军遭到伤亡，无法前进。清廷在跟日本交涉的同时，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但是，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专约》），以赔偿白银50 万两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

英国在同治年间不断派人以游历、探险为名，进入中国云南、西藏侦察。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派军官柏郎（H.A.Browne）率领近200 人的武装部队从缅甸出发，到云南探测路线；驻北京英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光绪元年（1875），马嘉理等率领武装部队侵入云南省腾越地区。当地景颇等族人民立即予以阻拦，马嘉理竟然开枪行凶。群众激于义愤，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侵略者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勒索。光绪二年，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派李鸿章与英国代表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条约除规定“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还允许英国可派人到云南“调查”通商情况，并可派人由中国内地经西藏到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探访路程；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等。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一再要派人进入西藏，进行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员，坚决拒绝侵略者入藏。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悍然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向隆吐山进攻。西藏爱国军民誓死抵御，在打击了侵略军后转移至亚东山谷。腐败的清廷一味妥协求和，不准西藏爱国军民反抗，罢黜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使英军得以继续进犯。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与英国谈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与英国又订立《藏印续约》，竟同意英国的侵略要求，规定中国亚东辟为商埠。从此，英国势力侵入了西藏。

当美、日侵略中国台湾，英国侵略中国西南的时候，俄国也极力向中国新疆扩张。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乘中国新疆地区纷乱之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在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同治九年（1870），他又进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势力伸展到玛纳斯。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所侵占。那时，英、俄都力图在新疆扩展侵略势力，竞相勾结和支持阿古柏。同治十年（1871），俄国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扬言“伊犁永久俄占”，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俄国挟其军事威势，于次年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来换取它在南疆的通商等特权。为跟俄国争夺，英国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与阿古柏订立“英阿条约”，承认阿古柏的统治地位，从而取得了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通商等特权。

俄国和阿古柏对新疆的侵略，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热切盼望清廷早日收复失地，并自动起来同侵略者作斗争。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台湾，东南海防形势紧张。面对同时发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廷的官员提出不同的对策，发生塞防、海防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但他却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①。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尺寸不可让人”，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①。清廷接受了收复新疆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清军进入新疆，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光绪三年（1877），清军乘胜进军南疆，连战皆捷，阿古柏在逃走途中身亡。是年十一月（1878 年1 月），清军最后收复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区还在侵略者手中。

清廷一再向俄国提出收复伊犁地区。俄国拒不交还，反而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光绪四年（1878），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的问题。崇厚在俄国的胁迫下，于次年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00 万卢布（合白银280 万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塔尔巴哈台附近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俄商在中国蒙古、新疆地方贸易免税；俄国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设领事；增辟两条由陆路到天津、汉口的通商线路。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并向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拒绝承认，同时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谈判改订条约。

光绪六年，曾纪泽赴俄国彼得堡谈判。在谈判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声称“只要照办，无可商议”。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 月），双方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根据条约规定，中国虽然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索尔山口，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划归俄国；赔款增加到900万卢布（约合银500 万两）；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边界另订界约；俄商在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在新疆则暂不纳税等。此外，条约还规定，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为俄国劫迁大量中国各族居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 页。

民造成借口。这次和后来通过几个勘界议定书所割占的中国领土有7 万多平方公里。清廷收回伊犁后，于光绪十年（1884）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又加紧侵略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光绪十八年（1892），俄国违背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边界的光绪十年（1884）《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清廷当时曾声明，不放弃对中国军队当时所驻地区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所有权。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国竟然背着中国跟英国立约，私自瓜分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

第二节　中法战争

咸丰年间，法国出兵强占了中国邻邦越南的南部，并于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又侵略北部河内地区，而且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入中国。活动在中越边境、红河中游的中国农民起义军旧部刘永福的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邀请，与越南军民一起坚决抵抗，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F.Garnier）。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光绪六年（1880）， 茹费理（J.Ferry）出任法国内阁总理，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光绪八年（1882），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进窥中国云南。越南政府再度邀请黑旗军参战。次年，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军民一起向河内的法国侵略军发起进攻，在城西纸桥又一次打败侵略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H.L.Rivière）。越南国王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提督。

就在这一年，茹费理再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立即增加军费和增派军队，扩大侵越战争。七月，法军攻陷越南首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顺化条约》订立后，法国立即要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撤出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开放中国云南边界。

面对法国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员意见分歧。主张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关系十分密切，法国夺取越南北部，势将威胁到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安全。李鸿章等人则主张妥协求和，认为中国如援助越南，就是与法国“失和”，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①。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甚至企图诱使英国与越南立约，借以制止法国。清廷虽也注意到法国侵略越南，则中国藩篱尽失，后患无穷，于光绪九年分别令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率兵进驻越南北部，以为增援；但是，却又三令五申，“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会谈，希图达成妥协协议。

清廷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 年12 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到次年三月，法军先后攻占了山西、北宁、太原、兴化，完成了占领红河三角洲的计划，直逼中越边界。清廷为掩饰败绩，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办，任命潘鼎新、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一直跟恭亲王奕有权力矛盾的慈禧太后，借机指责奕因循失职，办事不力，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军机处领班大臣；贝勒奕主持总理衙门，并封庆郡王；军机处遇有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奕商办。

清廷做了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并不是下决心要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是急于妥协求和。奕掌权不久，即授权李鸿章设法寻求与法国和谈。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F.E.Fournier）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清廷同意对于法国与越南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国军队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中越边界① 《中法战争》第5 册，第158、257 页。

开放通商。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廷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军急于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即向谅山推进。驻谅山的清军代表向法军军官解释没有接到清廷撤军的命令，法军军官蛮横地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闰五月初一日（6 月23 日），法军竟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法国制造了这次军事冲突，却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以此进行讹诈，要清军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赔偿兵费2.5 亿法郎；同时，任命孤拔（A.A.P.Courbet）为舰队司令，将法舰调往福建福州和台湾，把战火扩展到中国领土上来。

清廷深恐和局破裂，决定限期撤军，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lre）谈判，并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发开衅”。闰五月二十三日（7 月15 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监视港内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广大官兵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帮办军务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不准无令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①清廷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法国的侵略野心。光绪十年六月（1884 年8 月），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Lespès）率领一支分舰队向台湾基隆炮台发动进攻，强行登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英勇抵御，把法军赶回舰上。法军转而集中力量进攻福建省福州。七月初二日（8 月22 日），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得到进攻福建水师的命令。次日上午，孤拔将开战通知交给何如璋等人。但是，何如璋等人仍然不作任何战斗准备，却向法军请求将他们的开战日期改在明日。孤拨给予拒绝，而且命令舰队开炮进攻。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何如璋、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跑。在不利的形势下，水师广大官兵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誓死抵抗。战斗只经历了半小时，福建水师的军舰和运兵船几乎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700 余人。第二天，法国军舰又炮击马尾造船厂，击毁马江两岸的炮台、民房。七月初六日（8 月26 日），清廷被迫对法宣战。

法国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沿海各地不断发生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等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海外侨胞也积极捐款支援祖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香港的中国工人用罢工来反抗法国侵略者。

光绪十年八月，孤拔率法国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强占基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部退守淡水，与来犯的法军展开激战。法军受挫，伤亡几十人，其余狼狈逃回海上。为了截断大陆对台湾的接济，孤立台湾守军，法舰封锁了台湾。法国军舰还侵犯浙江镇海。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 年3 月），法舰几次进犯镇海招宝山炮台，都被守卫炮台的清军击退。法军未能得逞，于二月（3 月）转而侵占澎湖。

法国侵略者在侵扰浙江省的同时，又在中越边境地区增兵，并向驻越南北部的清军潘鼎新部发动进攻。潘部仓皇败退，法军乘势闯入广西省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失守后，潘鼎新被革职。年近70 的老将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率军赶到镇南关前线，积极修筑工事，对兵力作了部署，准备迎击来① 《中法战争》第3 册，第131 页；第2 册，第144 页。

犯之敌。二月，法军猛攻关前御敌的长墙，有的已经越墙而入。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手持长矛，奋勇当先地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跟随着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大败溃退。当地壮、瑶、白、彝、汉等各族人民和1000 多名越南人民也赶来助战。冯子材率各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法国侵略者称这次战役是灾难性的失败。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混乱，形势对抗法斗争十分有利。但是， 清廷的本意是求和，“时时为和计”，最终在胜利声中屈辱议和。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 年4月4 日），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J.D.Campbell）代替清廷在巴黎跟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二十一日（6 日），清廷即命令前线停战，关外驻军分别撤回。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办广东防务彭玉麟等表示反对，分别致电清廷，指出“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①。但是，清廷不顾有关官员、将领的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 月9 日）缔结不平等的《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法国侵略军定期从台湾、澎湖撤出；清廷确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法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界开埠通商；中国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等。这样，中国西南的门户进一步被打开了。法军撤出台湾、澎湖后，清廷于是年九月设置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① 《中法战争》第6 册，第384、385 页。

第九章　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

第一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日本为了吞并中国邻邦朝鲜，并向中国扩展，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迅速，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强国，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征服朝鲜为其“利益线的焦点”，并进而吞并中国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地。随后，日本政府即按此政策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扩张。从同治末年起，日本多次武装侵略朝鲜，攫取了通商、驻兵等特权，使朝鲜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光绪十六年（1890），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异常尖锐。日本统治阶级为了转嫁危机，大肆扩充军备，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并且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各种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着手准备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得到了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当时集中力量扩充在太平洋的势力，难以顾及远东，故对日本采取了扶持的做法，希望能够“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①。德、法两国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英国在侵略东亚的过程中，经常同俄国发生争夺。为了对抗俄国，便采取了接近日本的态度。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 年7 月16 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提高了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次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极为恐慌，要求清廷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乘机诱使清廷出兵朝鲜，并声称“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听信了日本的保证，在接到了朝鲜政府“恳请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文书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选带淮军1500 人，乘船东渡朝鲜。同时照会日本，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②。但日本却以护送驻朝公使赴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侵入朝鲜，把部队部署到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

当中日两国陆续派兵赴朝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清廷按原议提出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方案，同时命令正准备增援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发，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把朝鲜政府置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并继续增兵入朝，使侵朝日军增至万余人，数倍于清军，战争迫在眉睫。

六月二十三日（7 月25 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袭击中国军舰，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被击沉，船上兵士700 多人死难。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①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中译本第96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 册，第548—549 页。

第二节　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以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一派极力主战，反对妥协求和，同时想以此争取人心，扩大实力。他们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主和派则以把持了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等后党官僚为代表，为了保存实力，主张避战求和。在中日战争爆发前，面对紧急的形势，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企图在外交上依靠列强的折冲调停，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先后求救于俄、英、德、法、美等国，但毫无结果。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感到形势紧急，曾多次电请李鸿章增援备战。李鸿章却不为所动，在回电中依然强调“已付各国公论”，英、俄等国必有办法；并严令叶志超“静守勿动”，以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①结果，贻误了时机。

在袭击中国军舰的当天，日本陆军进犯驻扎牙山的清军。清军主将叶志超放弃牙山，逃至平壤。由于日本已经不宣而战，清廷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 年8 月1 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当天向中国正式宣战。这一年是阴历甲午年，故这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八月十六日（9 月15 日），日军集结重兵对平壤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军队在朝鲜人民的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力战身亡。统帅叶志超却率军仓皇出逃，致使清军迅速溃散。八月下旬，清军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平壤战役后两天，日军为了控制在黄海的制海权，又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对北洋舰队进行偷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黄海海战。八月十七日（9月16 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10 余艘舰船，护送运兵船至大东沟。次日中午，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由于受李鸿章等人消极避战的影响，准备不足，所以海战一开始，中国方面仓促应战，再加上指挥缺少经验，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包围。但是，中国海军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反击。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在旗舰“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受伤，但他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定远”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致远”号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猛冲，意图撞毁日舰“吉野”，不幸中鱼雷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00 多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号管代林永升力战牺牲，全舰官兵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海战历五小时，北洋舰队沉毁军舰五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五艘军舰也遭到重创。日本舰队无力再战，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还尾追一阵才返回旅顺。此战，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但它还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及“靖远”、“来远”等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况且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一时也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然而，黄海战后，李鸿章一味强调“避敌保船”，命令北洋舰队躲藏在威海卫港内，不准出击，以致造成坐困待毙的局面。

从九月（10 月）下旬开始，日军分两路大举入侵中国。一路渡过鸭绿江，进攻中朝交通要道九连城。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据守虎山的聂士成部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25 页。

进行过抵抗之外，其余均望风而逃。日军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凰城、长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以夺取旅顺、大连为目标。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大批日军在此登陆，并把大量军火辎重运送上岸，清军未进行任何抵抗。旅顺守将总兵徐邦道等见金州危急，建议旅顺守军分兵增援，以保护后路，并电请李鸿章速令北洋舰队赴援大连。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其他将领的响应，反而被李鸿章斥责为“糊涂胆小”①。十月初九日（11 月6 日），日军进犯金州，徐邦道率孤军奋战，抵抗失败。徐邦道退守旅顺。次日，日军进攻大连炮台。由于守将赵怀益已先一日脱逃，兵勇溃散。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大连，并缴获了清军遗弃的大批军用物资。

十月二十一日（11 月18 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丁汝昌曾亲往天津面见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李鸿章却严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否则虽胜亦罪。而驻守旅顺的清军统帅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屿，在开战前即已逃往烟台。在旅顺的1 万多清军军心涣散，将领互不统属。徐邦道率部迎敌，一度击败日军的先头部队。双方激战数日，徐军终因后援不继而失败。二十五日（22 日），旅顺失守。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四天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近2 万的无辜群众被杀害。

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盛京（今辽宁省）广大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岫岩时，当地挖煤工人联络几十个村庄的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抵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辽阳地区的农民，在1 个月内连续打退敌人的4 次进犯。旅顺人民在日军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表现得英勇顽强。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 年1 月20 日），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并以海军封锁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 年1 月30 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岸炮台，北岸守军望风溃散。丁汝昌派人炸毁了北岸炮台和弹药库，以免资敌。随后，日军又占据了北岸。北洋舰队陷入重围。正月初九日（2月3 日），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日本舰队的进攻。但日军猛烈的炮火，也使清军伤亡惨重。这时，日本舰队司令致信丁汝昌，劝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和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也公开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但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只有“定远”管带刘步蟾沉舰后自杀。十八日（11 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围均已无望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次日，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 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军器弹药，全部被日军所缴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清廷因淮军屡战屡败，转而起用湘军旧将，希望以此挽回颓势，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淮军总统宋庆为帮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 年1 月），刘坤一率六万湘军开赴山海关，发动反攻。但湘军同样腐败不堪，一触即溃。二十一年二月（1895 年3 月）上旬，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相继失守。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前，湘军复败于后，加之北洋舰队已经覆没，不再抱取胜的希望，于是决意求和。清廷的腐败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清军大都士无斗志，许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8，第22 页。

多将领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时人对其腐败情状曾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四脚脱如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①另外，清廷在战争中的失败，还因为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对日战争的失败，证明清廷推行的“洋务新政”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

① 《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 册，第509—510 页。

第三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清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失利后，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就日益急切起来。她重新起用了恭亲王奕来主持总理衙门，由奕和李鸿章请求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英国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曾向美、德、俄等国提出联合调解中日战争的建议。但由于列强各有所图，一时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日军侵入辽东后，清廷又转求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 年1 月）赴日求和。当时日军正在围歼北洋舰队，不愿立刻停战议和，就借口清廷所派代表“全权不足”，拒绝了和谈。日本通过美国转告清廷，议和必须以割地、赔款为条件，并由奕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 年3 月），李鸿章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J.W.Foster）到达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媾和条件，并蛮横地表示，李鸿章对所拟各款只能说“允”与“不允”。日方还威胁一旦谈判破裂，就将重新开战，并攻打北京。随同前往的美国顾问也与日本配合，劝李鸿章妥协。在日、美的胁迫下，李鸿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三月二十三日（4 月17 日），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①；赔款20000 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条约规定准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这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资本的迫切需要。《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声讨侵略者的罪行，谴责清廷的卖国行径，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台赔款的抗议高潮。许多报纸竞相发表文章，反对投降，要求坚持抵抗，发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①的呼声。官员们纷纷上奏，反对割台，一时间“章满察院，衣冠塞途”。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络来自全国18 省的1300 多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以挽救危机。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省后，台湾人民鸣锣罢市，抗议示威。台湾人民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②，决心为保卫祖国和家园而同敌人血战到底。

由于割地一事过于苛刻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曾一度拒绝用宝。但最终还是在内外压力下，批准了《马关条约》。不久，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在台官员撤出台湾。同时，清廷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与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办理割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的倡议下，台湾人民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日（1895 年5 月25 日），成立了名为“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政府，年号“永清”，寓含永远隶属清朝之意；推举巡抚① 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 年10 月），清廷决定台湾建为行省，辖台湾本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① 《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1895 年7 月15 日）。

② 《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 册，第203 页。

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黑旗军将领、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

五月初，日军在台湾基隆东北强行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大陆，台北不战而失。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在徐骧等人的领导下组成义军，跟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共同战斗，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处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保卫彰化的战斗，是跟侵台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搏战，先后击毙日军1000 多人，敌少将山根信成也在重伤后丧命。但此战也使义军和黑旗军受到很大伤亡。八月，战事逼近台南，日本海军配合陆军进攻，在台南附近登陆。台南守军孤立作战，粮尽援绝，终于失陷。中国军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勇抗击侵台日军，在不到5 个月的时间里，打死打伤日军3 万多人。此后，在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省的50 年里，台湾省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

第四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 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①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活动，是与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

扩大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外侵略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帝国主义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华输出资本：首先，向清廷进行政治性贷款。《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0000 万两白银，以后又追加了3000 万两的“赎辽费”，在三年内还清。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 万两，根本无力偿还如此巨额赔款，只好举借外债。列强就利用这个机会，争相向清廷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廷在短短的3 年多的时间里，先后3 次向列强借款：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 年7 月），清廷同俄、法集团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借款40000 万法郎；二十二年二月（1896 年3 月），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借款1600 万英镑；二十四年二月（1898 年3 月），订立《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再借款1600 万英镑。这3 笔大借款，债额总计达白银30000 万两，加上利息，高达70000 万两以上。这些借款的特点是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带有苛刻的政治性条件，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也加深了清廷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其次，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英、德、俄、法、美等国，经过激烈的争夺，先后夺取了芦汉铁路、津镇铁路、粤汉铁路等线路的投资权和修筑权，总长1.9 万余里。

第三，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开矿。《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获得了这一特权。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列强在华设厂的总数，就由甲午战争前的80 家，激增至933 家。为了控制原料产地，列强还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渗透和争夺。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获得了在10 余省投资开采矿山的特权。在中国的新式工矿业中，外资占有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如以机械开采的铁矿业和新法冶铁业的产量，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5 年都是百分之百的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只是在1926 年略减为94.6‰①。这些工厂享有各种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赚取了巨额利润，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国除原有银行外，又相继在中国开办了许多银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这样，列强通过政治贷款、开办工厂、修路开矿，形成了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垄断和控制。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开端，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这将阻碍它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于是向法、德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作为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法国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05 页。① 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 页。

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能够以此为由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德国侵入远东的时间较晚，急于在中国找到一个立足点，也表示愿意同俄国合作，希望以此换得俄国对它的支持。这样，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国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还辽东半岛。三国的海军舰队也同时游弋于日本海面。刚刚经过一场战争消耗的日本，感到无力对付三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请求英、美调停。但英、美既不愿意为日本而冒战争危险，也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所以都劝告日本接受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清廷则为此又付出了3000 万两的“赎辽费”。俄国的干涉还辽，使清廷产生了很大的幻想，以为可以依靠俄国来牵制其他列强。俄国则乘机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廷索要报酬。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 年6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按照俄国政府的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专使前往祝贺。在俄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李鸿章与俄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加强了其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八月初二日（9 月8 日），俄国又强迫清廷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由俄国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以及在铁路沿线开矿办厂权，并同意其派驻警察，俄国实际上开始将这些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此，列宁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中，“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①。

俄国行动于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于落后，纷纷采取行动，在中国抢占沿海良港，争夺铁路修筑权并划定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了租借港湾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在俄国的支持下，派兵强占山东省的胶州湾。次月，俄军便出兵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 年3 月6 日），德国迫使清廷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 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沿线30 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也归德国，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三月初六日（3 月27 日），俄国与清廷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闰三月十七日（5 月7 日），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 年，在租期内，租借地完全由俄国管辖。俄国还获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以连接旅顺、大连。次年，俄国又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北全境。

法国也是在干涉还辽之后就立即向清廷提出了“酬谢”的要求。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 年6 月20 日），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使中国西南边省的门户被进一步打开。二十三年二月（1897 年3 月），法国强迫清廷做出保证，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同年三月（4 月），又迫使清廷声明，保证不将临近越南的云南、两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并同意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 年11 月16 日），中法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 年；取得了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修筑权，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① 《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第279 页。

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 月11 日），清廷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声明，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地区让与或租给他国。四月二十一日（6 月9 日），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包括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租期99 年。此后，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于五月十三日（7 月1 日），同清廷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了威海卫。继续保持了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

日本除霸占台湾省外，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 年4 月），迫使清廷同意不将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从而将福建省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准备跟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没有来得及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待美西战争结束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已基本划定。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向英、俄、法、德、意、日等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取得的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以及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机会。对此，英国首先赞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陆续表示接受。从此，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天天扩大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激烈争夺，使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第十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

第一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人们的觉醒。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已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此外，由于《马关条约》已准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也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 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0 多万元①。这远远超过了中日战争前20 多年民族资本的总和。在当时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棉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光绪二十二年，陆润庠等在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二十三年，杨宗濂、杨宗翰在无锡开办业勤纱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了通益公纱厂，陈光颍在浙江萧山创办了通惠公纱厂；二十四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了裕通纱厂，等等。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些新设立的纱厂都先后开工生产。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缫丝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在苏州、杭州、镇江、萧山等处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时，缫丝工业成为了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颇为迅速。除轮船运输业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也相继创办了轮船公司和轮船局。

此外，诸如面粉、酿酒、造纸、印刷、火柴、肥皂、碾米、制革、织麻、采矿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力量还十分薄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其发展可谓步履维艰。甲午战后，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华特权，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商品的原料产地。外国还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并且一般都规模较大、资本雄厚，从而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还加大了向中国的商品输出，进一步侵夺并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压力，使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常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或被外商兼并。以发展较快的棉纺织业为例，其受外商的打击最为严重，进口的洋纱和外资在华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民族资本的纱厂不仅无力与之竞争，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苏、杭一带的华商纱厂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亏损，能够全年开工的已是寥寥无几。此外，本国的封建主义也束缚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廷虽然已准许“民间设厂”，但直到戊戌维新运动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70—919 页。

前后，华商自由设厂的权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证。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日渐增多的苛捐杂税，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虽然受到了种种压迫和阻碍，但较之从前毕竟还是有了初步的发展。逐渐壮大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承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要求挽救危机、改变现状，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适应并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节　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国势日衰、政局动荡忧心忡忡，并对现状产生了强烈不满。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招生讲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万木草堂。他在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在书中，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该书本旨在于“黜君权，伸民力”①。《新学伪经考》曾两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书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尽管康有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否定了君主专制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发动各省应试的举人1300 多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要求立即变法。① 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9 页。

此次上书虽然被阻挠，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演变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康有为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后，他又连续上书，反复说明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奖励民间兴办新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坚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政治改革。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又都遭到他们的阻挡，没有成功。但是上书的文稿被印成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 年8 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万国公报》），报道时事，鼓吹变法。七月，他们又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和其他拥护光绪帝的帝党官员支持强学会，而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则对之百般攻击。光绪二十一年底（1896 年初），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随后，强学会上海分会和《强学报》也被张之洞查封。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发展。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谭嗣同在湖南倡议设立的南学会及由他参与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严复等编辑的天津《国闻报》等，都是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梁启超认为中国要自强，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专制，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宣传变法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主笔的《时务报》在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份。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游历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艰难和国家的积弱，逐渐萌生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存的爱国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学》一书的撰写。在书中，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对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并特别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巨矣！”①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谭嗣同应邀回到湖南进行维新活动。此前，江标等人已创办了宣称维新变法的《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同年九月（10 月），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聘请梁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 页。

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梁启超的到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谭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并在各县设立了分会。同时，谭嗣同还参与创办了湖南主要维新喉舌《湘报》（日报）。南学会每周讲演一次，宣讲天下大事和变法主张，每次都有近千人听讲，湖南维新风气得以大开。维新派的活动使湖南的顽固势力非常恐慌，于是他们群起攻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撰，致使梁启超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这期间，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严复，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Ethics》）的前两篇，取名《天演论》，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严复认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否则就将亡国灭种。他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及“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严复所宣传、提倡的进化论思想，成为维新派批判封建顽固派守旧不变、激发人们要求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在天津的《直报》发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封建君权。他指出，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君应由民选择共举，也可以由民废掉。他把秦代以来的专制皇帝都斥为“大盗窃国者”①。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宣传维新变法、培养维新力量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96—1898）间，北京、上海和直隶、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先后设立学会、学堂、报馆，达300 多所，这说明维新运动趋于高涨。

为了适应宣传变法维新的需要，梁启超提出过文体改革的主张。他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格局，明快晓畅，通俗易懂，号称“新文体”。梁启超、谭嗣同等还发起所谓“诗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最大。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他认为写作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反对因袭古人。他写的诗歌反映了异国风物、时代的风云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的广阔领域。其中如传诵很广的反对割让台湾的《台湾行》，写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的雄壮诗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清廷内部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谦的弟子苏舆编辑了《翼教丛编》，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也撰写了《劝学篇》，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对此，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当时，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① 《辟韩》，《严复集》第1 册，第35 页。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①，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①。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②。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专制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专制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③。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④。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⑤。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对封建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却又奉孔子为教主；要求变革，却只允许“渐变”，反对“突变”；提倡兴民权，却又惧怕和仇视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希望能够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说明他们自身与封建主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维新派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 页。① 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4 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③ 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 册，第195 页。

④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 册，40—44 页。

⑤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页。

第三节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清廷的腐朽统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下，维新运动迅速高涨。次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皇朝的统治，如若再不及时变法，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此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未能递达光绪帝，但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光绪皇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但恭亲王奕等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阻挠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只好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 年1 月24 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再次阐明了变法的紧迫性，批驳了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帝党首领翁同龢对康有为非常赏识。事后，翁向光绪帝做了汇报和举荐。光绪帝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要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并命总署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进呈。

正月初七日（1 月28 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①康有为希望能够借助皇帝的权力来推行维新变法，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在上书中，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较之从前有所缓和，没有再提兴民权、设议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反改革的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而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尊崇君权，“以君权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为及维新派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光绪帝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他们联络发起的各种地区性学会如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在京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康有为联络、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成了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他们发表演说，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危亡。此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派的活动再次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御史文悌上折参劾，指责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许多人退会以避祸，甚至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也转而攻击保国会。在这种情况下，保国会成员锐减，在开了三次会之后，就被迫停止了活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6 月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 册，第189—190 页。

① 《杰士上书汇录》卷1，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11 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初六日（9 月21 日）变法失败，历时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如下：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陆军，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改革诏令的颁布，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变法诏令中没有提到设议院、立宪法。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劝说光绪帝在变法过程中应该“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①然而尽管如此，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对于新政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则大都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托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在百日维新期间，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连发三道谕旨。首先，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原籍，使帝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本已归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改为实授），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光绪帝也曾试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 月4 日），他下令将反对改革、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官员一并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此举使守旧势力大为恐慌，双方斗争更加激烈。变法的反对者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请求她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乘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在这紧要关头，惟有痛哭失声。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6 页。

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000 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八月初一日（9 月16 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初三日（18 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以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提前回宫，把光绪帝严密控制起来。初五日（20 日），袁世凯在请训后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经“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绪帝，并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当时，英、美、日等国和俄国之间有矛盾，俄国支持慈禧太后，而英、美、日等国想拉拢光绪帝和维新派以对抗俄国，并乘机加强对清廷的控制。所以，它们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也主张联络英、日，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维新派对他此行寄予了厚望，准备聘其为变法顾问。然而，当伊藤博文发现变法败局已定时，就无意再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维新派请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无结果。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八月十三日（9 月28 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6 人被杀害，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变法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

维新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大旗，要求改革封建的社会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彻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而且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

维新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着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猛烈地冲击了陈旧腐朽的旧文化。由于变法维新政治需要，由于新学的提倡和传播，也导致了文艺领域的变革。“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形成广泛的文艺革新运动。作为一次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戊戌维新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以此为起点，资产阶级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并发展成为主流，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才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维新派由于自身的软弱与局限，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把变法维新当作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的手段。他们反对引起社会巨大变动的革命，认为只要依靠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就可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他们也幻想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消弭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试图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9 页。

从列强那里寻求对变法的支持。这些就注定维新运动的必然失败。而这场以和平手段对传统体制进行改良的最终失败，也暴露出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顽固。血的教训使人们警醒，从而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开始向革命转化。

第十一章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发展，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对外国教士和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许多依靠旧式运输为生的水手、脚夫等纷纷失业。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000 多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致使民教纠纷不断。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仅如此，外国教会的活动还直接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搜集各种情报，为本国政府的侵华出谋画策。如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又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此外，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其中，有的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在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 年6 月30 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①。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10 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发动。在甲午战争中，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在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不断膨胀，山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5—16 页。

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当时黄河连年溃决，山东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的村民在阎书勤的率领下，拆毁教堂，驱除教民，反抗教会的压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拳众前来支援，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1898 年10 月24 日），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此后，义和团在茌平、禹城一带得到迅速发展。仅在平一县，习拳者就多达800 余处。二十五年秋，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和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互相支援，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其他各支义和团也纷纷起来响应，造成巨大的声势。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一方面调军队进行镇压，但另一方面也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①。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乃至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发展。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但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组织称坛，又叫坛场（厂）、拳场（厂），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坛首称大师兄、二师兄。各坛人数不一，信仰各异，活动范围也不确定。他们往往是各自为战。义和团在组织上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几乎同时都打出了类似“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将斗争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争取了爱国官绅和清军将士的同情，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坏灭洋，出于自卫和灭洋的需要，义和团是不会被“扶清”所束缚的。但是，该口号也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他们要拯救祖国，却不能把祖国同清皇朝区分开来，对清皇朝抱有幻想，缺少警惕。同时，“灭洋”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恐慌。美、英等国驻京公使不断催促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甚至公然压迫清廷任命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袁世凯从直隶省率新建陆军7000 余人到山东后，纠合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致使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转入低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省，与当地义和团汇合，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势力更为扩大。在京畿一带，义和团“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①。四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控制了直隶省城保定，并逼近京、津，在京畿一带形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份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包括顽固士绅和受过教会欺压的中小地主，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人的加入，使农民队伍中本来就存在的笼统排外主义、排斥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落后面进一步扩大。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 页。

① 《义和团》第2 册，第485 页。

义和团声势浩大，使清廷感到威胁，而想对它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时，清廷跟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慈禧太后因英、日等国让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外继续活动，不同意她废光绪皇帝的计划，而心怀猜忌。在经过几度密议之后，清廷决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它进入北京。本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春，北京城内就已有义和团活动，现在内外结合，声势更为壮大。几天之内，居民加入义和团的达十几万人，满、汉士兵也纷纷参加。义和团在北京焚毁教堂，打击外国侵略者，不断示威游行。同时，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城，在城内划界管辖，守卫各城门，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不仅山东省和直隶省，山西、陕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区也都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南方各省，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彼伏此起，跟义和团反帝运动相呼应。中国大地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汹涌澎湃。

第二节八国联军的侵华和清廷的宣战

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着手准备联合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 年4 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五月初一日（5 月28 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五月初三日至十二日（5 月30 日至6 月8 日），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进犯北京，义和团开始拆毁京津铁路，切断京津电报线，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此时，在大沽口外已集结了俄、英、日、美、法等国的24 艘军舰，在天津租界里已有侵略军2000 余人。五月初十日（6 月6 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批准。十四日，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2000 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以“救护使臣”为名，在大沽登陆后，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协同清军在落垡、廊坊等地跟侵略军展开血战。敌人伤亡惨重，狼狈逃回天津租界。

与此同时，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在俄国海军头目的指挥下，攻占了大沽炮台。大批侵略军纷纷从大沽登陆，向天津进犯。俄国侵略军2000多人开到天津火车站后，就开炮袭击义和团。曹福田领导的义和团和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奋勇抵抗。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冲杀，打死打伤俄国侵略军500 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直隶提督聂士成亲率的武卫前军等部分清军，也对天津租界发动猛烈围攻。由青年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夜以继日，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的进兵，使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气焰更加嚣张。使馆官员和卫兵屡次向义和团挑衅，任意枪杀无辜的中国居民和同情团民的清军士兵，并在使馆区筑垒设岗，积极备战。五月十八日（6 月14 日），德国公使克林德（F.vonKlemensKetteler）带领德国兵外出时，发现有团民练武，就立即开枪射杀，打死20 余人。二十四日，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附近向中国士兵开枪，结果被中国士兵当场击毙。出于对侵略罪行的义愤，从这天起，清军和部分团民开始围攻使馆。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根绝联军进京。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以对抗列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上奏：“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固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一因势利导之一法。”①在和战、剿抚问题上，慈禧太后最初也是举棋不定。五月二十日（6 月16 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但同时她又派兵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列强停止进兵。第二天，慈禧太后接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0 页。

到了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谎报，使她更加不满。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二十三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二十五日，清廷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在对外宣战的同时，清廷下令招抚义和团，对义和团犒赏银、米，称义和团为“义民”，派庄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清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仅四天，慈禧太后就下令停攻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还在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电旨中，对他们反对宣战、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态度表示了肯定，认为他们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①。六月初三日（6月29 日），慈禧太后再次向各国公使保证，将继续保护使馆，并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②。初七日，清廷又向俄、英、日发出呼吁，乞求帝国主义“暂弃小嫌，共维全局”③。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集团，反对宣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英国惧怕义和团运动波及长江流域，威胁其在华利益，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维持秩序”。清廷对外宣战后，他们拒不奉旨，反而通过盛宣怀指使上海道余联沅，于五月三十日（6 月26 日）与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制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①。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都先后对“东南互保”表示了支持。“东南互保”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发展，也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187 页。

② 同上书，第203 页。

③ 同上书，第228 页。

① 《官方文电》，《义和团》第3 册，第327 页。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暴行

为了加紧进攻天津，帝国主义开始不断增兵。至六月（7 月）上旬，兵力已达1.8 万余人。六月十三日（7 月9 日），联军分三路围攻据守天津城西南的聂士成军和团民，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正如一位外国官员所言：“我曾经见到过世界各地的战斗，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象对付这些未经训练过的中国人更为艰苦的战斗了。”②聂士成力战身亡。就在这关键时刻，清廷派力主镇压义和团的四川提督宋庆到天津主持军务。宋庆按照朝廷的旨意，命令军队大肆屠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义和团受到严重伤亡，大大削弱了守卫力量。六月十八日（7 月14 日），天津城陷落。

清廷在天津失陷后，更急于投降，派人到外国使馆慰问，表示道歉、赔款、惩凶。但是，帝国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拒不理睬，加紧准备进犯北京。七月初十日（8 月4 日），八国联军近20000 人，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进行了英勇抗击。但清廷却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向侵略者乞和。二十日，侵略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联军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保定等地。

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犯下累累暴行。在攻陷大沽后，连日纵火，将繁华的市区夷为平地。攻入天津后，联军对着逃难群众任意开枪、放炮，天津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①。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他们大肆杀戮义和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戮、烧死了1700 多位团民。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德国元帅瓦德西还纵兵大掠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当时，从公使、将军直到传教士、士兵，都参与了这一暴行。日军从户部抢去白银300 万两，并烧房毁灭罪证。各官衙所存库款被抢劫一空，损失约计6000 万两②。堆满金银和历朝宝物的皇宫、颐和园等地，也遭到洗劫，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抢掠、毁坏。明代的《永乐大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残本，此次又失去307册。正如时人所言，经过这场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③。

俄国除参加帝国主义联军外，还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当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地区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 年7 月），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调集15 万军队，分兵几路，先后攻入黑龙江、吉林、盛京。到八九月（10 月）间，东北全境几乎都被俄军控制。俄国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仅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杀害、烧死和淹死在黑龙江里的中国人民就有7000 多人，历史悠久的古城瑷珲被烧成一片瓦砾。列宁当时就愤怒谴责俄国侵略者“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①。

面对俄国的野蛮侵略，东北义和团和各族人民到处掀起了抗击侵略军的②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 年版，第255 页。① 佚名：《遇难日记》，《义和团》第2 册，第172 页。

②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 册，第199 页。

③ 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1 册，第316 页。

① 《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0 页。武装斗争。后来，他们组成了“忠义军”转战各地，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不断袭击俄军，使其坐立不安。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争着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它们之间矛盾重重，争夺激烈。俄国主张撤兵、议和，并支持慈禧太后继续掌权，但条件是清廷承认其独占东北。英国希望废慈禧太后，由光绪帝主政，建立一个由英国政府控制的政权。日本也试图争夺东北，故支持英国，反对俄国。法国为了遏制英国在两广的扩张，倾向于支持俄国。德国则正在继续调兵，企图以武力占领烟台，以便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反对立即议和，提出了惩办慈禧太后和载漪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后，列强逐渐达成一致意见，即接受美国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是要建立对中国的共管。在这个基础上，这些国家跟清廷的代表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开始媾和谈判。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 月7 日，阴历辛丑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比、荷、西11 个国家迫使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除正约之外，还有19 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1.清廷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 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两千多万两，总数超过十亿两；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

2.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3.拆毁大沽炮台，从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允许外国军队驻守。

4.清廷向各国认错道歉，惩办曾经支持过义和团的各级官员，并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违者处以死刑。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巨额的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而且使列强得以控制了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使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它又一次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慈禧太后因为继续保持了她的地位，所以对这个条约非常满意，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早在逃亡西安的途中，她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1900 年9 月7 日），清廷发布上谕，公开出卖义和团。声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①各地清军开始大肆绞杀义和团，并以此献媚于侵略军。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②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义和团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血的教训使团民们警醒。他们开始摈弃“扶清”的提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的义和团相继提出了“灭清剿洋”、“扫清灭洋”的口号。第二年，在直隶省，① 《义和团》第4 册，第52 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 册，第30 页。

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打出“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大旗，纵横20 余县，向教会势力和前来镇压的清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清廷调集重兵进行镇压，外国侵略军6000 余人也前往“助剿”，起义失败。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义和团以其英勇顽强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它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义和团运动自其爆发之日起，就遭到了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对此，列宁曾撰文批驳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 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在此，列宁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时刻，在腐朽清廷已无力捍卫国家主权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挺身而出，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发出了吼声：“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他们是在为国家和自己的生存而战。“好男儿，要灭洋，好女儿，要保国，灭了洋、保了国，我们才能活。”所以义和团所反抗的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而不是什么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文明。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的何天爵也曾这样指出：“要追根寻源，就必须回到六十年以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有外交接触或联系的时候。要懂得它的势力和力量，必须探索当时发起席卷全国的排外情绪，研究它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所孕育，被上千次互相误解与不平的真实原因所加重。..它代表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年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发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①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广大的义和团民和爱国将士，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得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并断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中国不啻“梦呓”②。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也认为不可能瓜分中国，因为义和团运动使他意识到“不论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分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像这样，被分割去的领土越大，治理起来所需的兵力就越多，而骚乱和叛乱的发生就越是确定无疑。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哪几个外国统治者。”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为① 《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第279 页。

① 何天爵：《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96 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 册，第86 页。

了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对帝国主义则是不祥之兆③。

当然，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还有着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还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的失败，也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廷对列强的妥协投降，对义和团的利用和叛卖，进一步暴露了其反动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

③ 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145—152 页。

第十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它们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把持中国铁路、矿山。路矿权利的不断丧失，成为当时中国极为严重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列强已经为争夺在华的修路权而展开了争斗，至此，争夺更加激烈。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明争暗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设滇越铁路，并试图谋取两广路权；日、美、德等国为控制闽、浙、赣的路权而大肆活动；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相继取得了南满铁路、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控制权，并以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驻扎了日本军队；俄国以中东铁路公司为大本营，垄断了东北北部的水陆交通。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正太、卞洛和沪宁三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落入了俄、比、英等国的手中。列强把夺取铁路权作为其扩张侵略势力的有效手段，进而控制铁路沿线的森林砍伐、矿山开采权，甚至可以派驻军队，干预行政。对此，日本的《朝日新闻》曾一语道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①。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中国已修成的铁路总长为9292 公里，其中有40％是控制在列强手中。

列强还以多种形式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继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全国10 余省的主要矿权又逐渐被英、美、俄、法、比等国所夺取。列强不仅大量侵夺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而且将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和边远省份。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时人惊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②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东北是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乘机侵占了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华军队陆续撤出华北，但俄国的十几万军队仍驻扎在东北，拒不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 年4 月）中俄订立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本已明确规定，俄军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批撤出。然而，在将要到期之时，俄国又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为其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俄国独霸东北的企图，与日本的侵略政策发生严重冲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后，日本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中国的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 册，第684 页。

② 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1 号，第19 页。

领土上与俄国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结束。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次年八月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盛京地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①。然而，腐败的清皇朝在战争爆发时，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作战场。战后，清廷承认了日俄所签条约的分赃规定。这样，俄国势力退到东北的北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南部。

长期以来，英国与俄国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英国乘俄国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东北的时机，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西藏地方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江孜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壮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光绪三十年六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抢掠。三十二年（1906），英国迫使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续订藏印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廷保证非经英国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租买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员入藏，不准享受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

清廷对义和团的出卖和向帝国主义势力的投降，充分暴露了它反动腐朽的本质，也使它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缓和矛盾，延续统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变法”，在几年之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如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是为了缓和统治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开始改革军制。三十一年，又拟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 镇（师）的庞大计划。同年，又设立巡警部，编练警察。

“新政”的一些内容多是在百日维新时就曾提出，在戊戌政变后又遭到了否定。所以，“新政”某些内容的实行，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新政”与戊戌维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1 月29 日），慈禧太后在其发布的“变法”上谕中，就已对“新政”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的专制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只是某些具体的统治方法可以有所变通。故此，清廷还特别强调“新政”与维新派的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指责“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①。另外，“新政”还有进一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的用意。清廷曾向俄、法、英、美、德、日、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表示：“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①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根据帝国主义各国的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此后，又依照它们的需要，①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总第4601 页。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总第4616 页。

明文规定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筑路、开矿等方面的投资。

第二节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清廷还利用推行“新政”之机，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②；“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③。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省一带的农民起义，鲜明地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同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烽火燃遍全省，斗争持续了三年。抗捐抗税和抢米的斗争，在各省普遍发生，其中规模大的有湖南省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省莱阳的抗捐斗争。宣统二年（1910），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一时间，“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①。灾民只得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和中外商人则乘机囤积粮食，获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饥馑遍地。宣统二年三月（1910 年4 月），长沙城乡饥民忍无可忍，要求官府减价粜米，遭到镇压，死伤数十人。饥民奋起跟清军搏斗，参加的群众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钱庄，烧毁巡抚衙门、税局，还捣毁外国领事住宅、洋行和教堂，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终于迫使清廷允许平粜。同年，莱阳县乡民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用来渡荒和支付捐税。他们的要求被官吏拒绝，代表被拘押。于是，几万乡民围困了莱阳县城，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 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布全国的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皇朝的统治，使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在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也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居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下，在全国蓬勃展开。

光绪二十九年（1903）爆发的拒俄运动，揭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由于武装占据东北的俄国侵略军拒不如约按期撤兵，反而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占领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致电清廷外务部，表示对俄国的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①北京、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相继集会抗议，罢课示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了拒俄大会，组成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学生军”），发誓要与侵略军血战到底。留学生还派代表回国，请求清廷出兵抗俄，并表示学② 《江西巡抚冯汝骙奏宜春乡民抗捐仇绅聚众攻城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355 页。

③ 《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 年第11 期。

① 陈雨人：《陈侍御奏稿》卷1，第37 页。

① 《江苏》第2 期，《纪事》，《本省时评》。

生军愿为先锋。但是，清廷却指责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了学生军，压制了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资产阶级领导的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展开。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诱骗走了大批的华工。这些华工在美国垦荒、修路、开矿，担负着极为繁重的劳动，促进了美国的繁荣。同治、光绪年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煽动排华。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迫使清廷订立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美国各州也发布了各种排华法令，迫害华工、华侨的罪行愈演愈烈。三十年（1904）条约期满，清廷在广大华侨和国内人民的压力下，向美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爆发了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905年5 月10 日），上海商务总会决定，以两个月为期，如美国强我续约，则联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作为抵制。运动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并得到了海外侨胞的大力声援。工商业者、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组成了各种爱国团体，举行集会演说，商家不进、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抵制美货运动的迅速高涨，使美国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对清廷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清廷出面压制。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廷下令停止对美货的抵制，并电令严办运动的领导者、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等人。压力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人物开始动摇。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后，从此就称病不出。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清廷和美国未敢再续签限制华工的条约。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路矿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全国的许多省区迅速开展起来。经过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还相继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以确保利权为宗旨，要求清廷收回路权，废除向外国借债修路的合同。收回利权运动持续发展，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都遭到了清廷的破坏和镇压，这使得人们逐渐认清了清皇朝的反动本质，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运动失败后，黄兴、陈天华等一部分留日学生就立即组成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他们抛弃了以往“乞怜于满洲政府”的做法，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三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时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光绪十一年（1885）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人物，经常在一起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他很倾慕太平天国的反清事业，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响，同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样，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绝。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严重，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 年11 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华侨多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在会章中揭露了清廷的腐败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 月）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未发动就受到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他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发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这个时机，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 月），在广东省惠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曾经发展到20000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援绝，起义失败。此次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对此，孙中山曾回忆说：“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孙中山也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探索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光绪末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为这个阶级培养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日学生已有1300 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000 人，三十二年达1.2 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0 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发，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35 页。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 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不满20 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 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国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①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 月15 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后70 岁生日（十月初十日，11 月16 日）那天，在长沙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预埋炸弹，以便一举消灭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外省的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但在起义前夕计划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华兴会骨干辗转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 年7 月3 日），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方面与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后，科学补习所也随之受到了牵连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刘静庵等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 年11 月），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① 《江苏》第4 期，《纪事》，《本省时评》。

②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254—255 页。

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主要骨干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当时因“苏报案”而尚在狱中的章太炎也与闻其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具有较为浓厚的反满色彩。光复会成立后，就着手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努力策划武装起义，并以此与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相呼应。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光复会的起义也被迫暂时中止。

除以上比较重要的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团体之外，当时在国内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如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江苏的强国会，陕西的励学斋，四川的公强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往往是各自为战、分散活动，但是，它们大都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其政治目标，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策划武装暴动。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第十三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一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使原来由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的斗争形式，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革命党人深切地感到有必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于是，深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开始同各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广泛接触，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政党。经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的磋商，决定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经孙中山提议，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 年8 月20 日），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选举出它的领导机构，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东京，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总理外出时，即由黄兴负责主持本部工作。国内分设东、西、南、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为了能够使中国在革命成功后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以致造成新的社会危机，他提出了民生主义，希望能够“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

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它的提出，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动员、号召群众，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同盟会的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战斗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因此，它是一个不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此外，同盟会成员对其纲领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只是从单纯反满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主义，有的不赞成民生主义，而只接受民族、民权主义，有的虽然接受了三民主义，但在具体解释上却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组织方面，同盟会所计划中的组织系统，始终未能完备地建立起来。在支部一级，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国内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会之间还缺乏紧密有效的联系，而且同盟会内部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派系斗争。这一切，都为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它毕竟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领导下，立即着手在两个方面展开了革命活动。一是在政治思想上对改良派的论战，一是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就在同盟会成立的当年，清廷迫于形势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宣布了“预备立宪”。此举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大①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289 页。

受鼓舞，他们更加起劲地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为了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就必须对改良派的改良主张予以批判。革命党人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阐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以共和代专制，用革命救中国，并点名抨击了康、梁的观点。改良派立刻撰文反击。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间，双方分别以东京的《民报》和横滨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两派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和香港等地的报纸，也相继投入了战斗。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但论战的中心问题还是围绕着同盟会所提出的纲领即三民主义而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是否应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统治，是否应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

改良派竭力歌颂君主立宪，诋毁革命。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不必推翻清廷，只要劝清廷改良，要求它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了。他们攻击革命，断言革命必将造成社会的动荡，招致外国干涉，导致国家的灭亡。康有为诋毁革命是“杀人流血”，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①对此，革命党人针锋相对地指出：清廷一点权利也不肯放弃，根本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他们指出清廷已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中国将被它完全断送。他们认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①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②。在革命战争中，杀人流血是不可不免的。但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换来不流血，换来广大人民群众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蹂躏、屠杀。革命派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来自革命，而在于清廷的腐败和卖国。所以，推翻清廷的革命正可以避免中国被列强所瓜分。

中国是否能够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这次论战的又一个重点。康、梁一贯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经过一个长期的君主立宪阶段，然后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如果“躐等”，骤然实行民主共和，必然险象环生，最终仍将归于专制。对此，梁启超曾专门撰写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长文来加以阐述。他的结论就是与其革命不如改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所谓“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③革命党人则认为，追求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 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之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指出：“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值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①至于国民政治素质不① 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308 页。① 《民报》第9 号。

② 思黄：《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 号。

③ 《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

①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283 页。高这个问题，革命党人强调要以革命开民智来加以解决。

这场论战的双方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并都反映出了其理论上的幼稚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如此，这次论战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场论战中，对于改良派的主张，革命党人作了有力的辩驳，揭露了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质，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扩大了革命阵地，在理论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取得了思想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促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经过这场论战，就连立宪派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以致主张立宪者“气为所慑，口为所钳”②。

革命党人在与改良派进行论战的同时，还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爆发了由会党、农民、矿工参加的武装起义。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起义活动，并为起义军发布了以同盟会政纲为内容的革命文告，号召群众奋起反抗。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30000 余人， 并迅速控制了四五个县，屡次击败清军。清廷急调数省军队50000 多人加以围剿，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在广西省镇南关的起义中，孙中山亲自参加了战斗。

就在同盟会连续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光复会也在浙江、安徽发动了起义。同盟会成立之后，光复会的部分成员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由于意见分歧等原因，一些人实际上仍以光复会的名义自行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秘密联络会党，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策划起义。原来准备浙江、安徽两地同时举事。但由于组织不严，浙江嵊县的会党先期发难失败，致使事机败露，各地会党武装相继遭到镇压。徐锡麟闻讯后仓促行动，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 年7 月6 日）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发动了起义，失败后被捕遇害。受此牵连，秋瑾也被捕牺牲。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 年4 月27 日），孙中山和黄兴等经过半年精心筹备，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革命党人分路发动进攻。黄兴率领的100 多人攻破了两广总督衙门，跟前来镇压的大队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由于孤军力薄，激战一夜而失败，黄兴等负伤逃脱。战斗中英勇牺牲和被捕就义的有近百人。广州人民不顾生命危险，把殉难烈士中72 人的遗体营葬于城郊红花岗，并将其改名为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后来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由于群众基础薄弱，又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单纯军事冒险方式，所以最后都失败了。但是，每次起义都使清皇朝的统治受到了打击。革命党人那种以满腔热血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激起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斗争。正如孙中山所指出：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第607—608 页。

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

①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50 页。

第二节　清廷的“预备立宪”

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此伏彼起的反抗斗争，猛烈地冲击着清廷的统治，一些督抚大员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只有实行立宪，才能应付危局，保住清廷的统治。特别是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舆论大都认为这与俄国未行宪政而日本实行了宪政有着密切关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一时间，立宪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正如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②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 年10 月）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政治”。次年，出洋考察的大臣们陆续回国，并向朝廷密陈实行立宪的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建议朝廷诏定国是，仿行宪政，以便安抚人心，稳定大局。慈禧太后经过反复考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 年9 月1 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特别强调当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要“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①。清廷决定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虽然清廷对立宪采取了拖延敷衍的态度，但“预备立宪”的宣布，还是使一些人受到很大鼓舞，他们立刻组织起来并积极活动，以响应和督促清廷尽早实行立宪。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 年12 月），江浙绅商学界在上海成立了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立宪团体，推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了“宪政公会”，丘逢甲在广东成立了“自治会”，等等。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也决定将保皇会改名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三十三年九月（1907 年10 月），梁启超等在日本成立了“政闻社”，并向清廷保证：“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①各地的立宪团体互通声气，彼此唱和，并在要求清廷立宪的运动中逐渐联合起来。他们也被称为“立宪派”。

但是，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而是企图借立宪之名，实行中央集权、满族贵族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 年11 月6 日），清廷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行政中枢军机处保持不变，对某些部的名称做了更改；迫使袁世凯将已练成的“北洋六镇”交出四镇，归满族亲贵控制的陆军部统率。与此同时，清廷力图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次年八月，把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调升为军机大臣，剥夺了这两位实力最强的汉族总督的实权。

立宪派发现清廷对于立宪并无实际行动，便开始派代表进京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朝廷速开国会。作为对请愿运动的回应，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② 《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 年第11 号，第221 页。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总第5564 页。

① 《政闻社宣言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6 页。

初一日（1908 年8 月27 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根本不得干预。这个“宪法大纲”完全是为了巩固君权、强化君权。但同时也应允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期满后正式召开国会，并规定“筹办咨议局”。清廷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 月14、15 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承了帝位，年号宣统。宣统皇帝年幼，由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

载沣执政后，为了笼络人心，表示要继续推行立宪，下令各省尽快成立咨议局。另一方面，他罢斥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载沣自任大元帅，亲统禁卫军，命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昌为陆军大臣，试图以此来加强满族亲贵的权力。但是，袁世凯的心腹早已布满朝廷内外，特别是北洋军事集团的将领们多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载沣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满汉官僚的矛盾，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相继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据了优势。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分别担任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咨议局的议长。咨议局的宗旨规定只提供一些备各省采取的舆论，以本省之事为限；会议由督抚召集。督抚有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对其通过的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以及令其停会、奏请解散之权。议员的成员主要是地方士绅和由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咨议局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许多议员为争取对本省行政、参政、法律等方面的监督权，在要求改革地方弊政和检举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的事件中，同地方官吏发生矛盾、争执，揭露了清廷的黑暗腐败现象，对打破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咨议局受地方督抚控制，无半点实权，还不能说是完善的近代意义的地方议会。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三次请愿的结果，只得到清廷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此后，清廷再也不允许请愿早开国会。宣统三年三月（1911 年5 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在内阁大臣13 人中，满族贵族占了9 人，而其中皇族又占5 人，被称为“皇族内阁”，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族亲贵手中。这就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清廷变得更为孤立。立宪派认为清廷此举“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要求另外组阁。清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痛苦地承认“希望绝矣”。立宪运动彻底破产。

清廷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换取帝国主义势力的贷款，清廷于宣统三年四月（1911 年5 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国有”名义下强夺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把这两条重要干线的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四省迅速掀起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保路运动，四川省尤为激烈。这年五月，四川省各地普遍成立“保路同志会”，有几十万人参加。七月，成都举行几万人的保路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立宪派力求控制保路运动，但已无能为力。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廷旨意，逮捕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及股东会负责人。数万群众闻讯后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流血惨案。人民更加愤怒，武装暴动迅速在全川掀起。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等在荣县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猛烈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已经来临。

第十四章　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　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它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的结果。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皇朝的一个统治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一个地区。自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虽然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但是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各革命团体，始终都注意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大批青年学生和会党群众输送入伍。经过努力，在新军的基层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参加的士兵达5000 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 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统三年六月，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并迅速激化，发展成武装斗争。这使湖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文学社和共进会几经磋商，决定联合发动起义。为此，革命党人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预定在中秋节（10 月6 日）起义。

然而，待起义日期临近，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够，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 月11 日）。不料，在十八日发生了孙武检测炸弹失慎爆炸事件，起义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脱，彭楚藩等被捕牺牲。新军里的革命党人见事态紧急，决定提前起义。

八月十九日（10 月10 日）夜，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猛攻总督衙门，瑞澂等官员仓皇逃走。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二十一日，又占领了汉阳、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的胜利，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革命党人在各省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纷纷自发地起来参加斗争。

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九月初一日（10 月22 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会党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焦、陈分任正、副都督。

同一天，同盟会员笼络会党和新军在陕西发难，建立了陕西军政府，原日知会成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

九月初二日（10 月23 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宣布九江独立。九月初十日（10 月31 日），驻扎南昌的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九月初八日（10 月29 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组成山西军政府，新军标统阎锡山任都督。

九月初九日（10 月30 日），云南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发动起义，次日成立云南军政府，新军协统蔡锷为都督。

九月十三日（11 月3 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四日（11 月4 日），贵州新军起义，占领贵阳，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同日，杭州新军起义。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都督。

九月十五日（11 月5 日），在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的劝说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任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七日（11 月7 日），广西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军政府都督。

不久，原广西提督陆荣廷兵变，自任都督。

九月十八日（11 月8 日），在立宪派的劝说下，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出任军政府都督。后来，他感到形势不稳，便逃离了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出任都督。

同一天，革命党人许崇智率新军在福建起义。九月二十一日（11 月11日），福建军政府成立，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11 月9 日），广东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至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等13 省及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先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在其他省的许多州县，也纷纷爆发了起义。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廷的反动统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开始筹组政府。他们接受立宪派的建议，推举清新军军官黎元洪做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又推举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任民政部长。接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在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背景下，革命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点。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既担心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惧怕广大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只是希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对封建的旧势力缺少足够的警惕。另外，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许多立宪派人士也转向了革命，有的参与了起义，有的积极策动清廷官员宣布独立，这对于壮大革命声势，加速清廷的灭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少立宪派人物利用革命派的妥协进入政权之后，煽动叛乱，杀害革命党人，阻碍了革命的深入。湖南省宣布脱离清廷后不久，以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就杀害了革命党人都督焦达峰而控制了湖南的政权。有的省只是表面独立，实质与旧政权并无区别。江苏巡抚程德全只是在巡抚衙门挂上军政府的招牌，把巡抚改称都督，而对其余一切都无所改变。还有一些革命党人在掌权之后，革命意志衰颓，逐渐蜕化为新官僚。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围绕着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重新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团。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 年11 月9 日），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 月11 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为首的江浙集团也发出通电，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九月二十五日（11 月15 日），已光复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在湖北集团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将代表联合会移往武汉。

十月十日（11 月30 日），各省代表在汉口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已向南方发出了停战议和的试探，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十月十二日（12 月2 日），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临时大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当天，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会议也移至南京继续举行。

十月二十五日（12 月15 日），正在南京举行会议的各省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但又在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临时政府陷于难产。

正在这时，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 月25 日）从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在袁世凯“反正”之前，只有孙中山堪称总统的最佳人选。十一月初十日（12 月29 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阳历，当年称中华民国元年。接着，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中虽然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曾在清廷任职的所谓“理财专家”。按照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多由次长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在临时参议院中，40 余位参议员中，有同盟会员30 人，立宪派不足10 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3 个月内，颁布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政治权利，以及居住、信仰、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废除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奖励兴办工商业和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废止中小学读经；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但它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无法解决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群众基础是很薄弱的。

第三节　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非常恐惧和仇视。武昌起义之后，它们大力支持清廷，破坏革命。在几天之内，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十几艘军舰聚集在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帝国主义者被迫伪装“中立”，实际却暗中支持清廷。它们不仅继续把关税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还贷给清廷白银300 多万两，企图借此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俄国也竭力破坏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分裂中国。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并出兵强占黑龙江省呼伦道（今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但是，由于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干涉的后果也是心存顾忌。于是列强转而催促清廷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够把革命镇压下去。

受形势所迫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 年10 月14 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此并不满足，他以“足疾未痊”为由，拒不出山。九月初六日（10 月27 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九月十一日（11 月1 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之后，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

帝国主义国家在扶植袁世凯的同时，还对南方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革命政权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和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同意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拥护袁世凯。十一月，南北双方开始和谈。和谈期间，英、美、俄、日、法、德六国领事向南北双方的代表提出了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以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帝国主义还在政治上拒绝承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并在经济上切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源，使之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革命党人在内外反动力量的压迫下妥协了，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同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转而向清廷施加压力，由北洋将领发通电逼清廷同意共和。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溥仪退位，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能够对袁世凯有所约束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列强也从各地调兵进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孙中山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 月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夺，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

在袁世凯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临时参议院匆忙赶制出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人民所应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如“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带有革命性、民主性。但是，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下，指望以一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只能是一种幻想。袁世凯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方面又说以后要进行修改，从而为其日后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留下了伏笔。

4 月1 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了。这次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但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继续统治着中国，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结束了延续了2000 余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 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①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① 《人民日报》1956 年11 月12 日。

第四节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文化，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为主要思潮。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把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视为楷模。他们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历史、哲学等，以此为武器，批评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得到广泛的流传。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内翻译的西学书籍大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维新运动期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译介的大量增多，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当时从事译书工作的，既有革命党，也有改良派和其他人士。欧美主要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从古代到近代，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政治思潮除民主主义外，“五四”前后在各种思潮中曾占有优势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伟大影响并成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就介绍进来。其中以《民报》的贡献为大，朱执信的表现为突出。他在文章中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最进步的社会”，并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及阶级斗争学说。

这一时期，对于外国历史有不少的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梁启超等人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过是帝王将相传记的汇集，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①。章太炎在同时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也很重视。他们指出：“社会教育之不兴，我祖国其将不国矣。”②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大力提倡“兴学堂，普及教育”，并利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当时，全国很多学校都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如蔡元培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创设的爱国学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等。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传播了科学文明，冲击了守旧陋习，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为了统治需要，在这时期将各省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并任命了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和全国一切学堂事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了学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在教育内容上还是以“修身读经为本”，把诵习儒家经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摆在了首位。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①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② 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 期。

这就明显暴露了它兴办学校的目的。

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教会，并创办了大批学校。到戊戌变法失败时，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会举办的中、初级学校已有500 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已达1100 多所。它们还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到辛亥革命时期，已有北京汇文大学、武昌文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人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译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在福州刊印。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国小说的翻译有了很快的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翻译出版的小说有几百种，翻译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被陆续翻译出版。其中，译书最多的是林纾。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的高潮中，他译出了《黑奴吁天录》，用美国虐待黑奴的故事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小说改良的主张，极力强调小说对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在小说的创作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最为有名。这些小说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广泛运用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活动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革命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地通过诗歌及其他通俗的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秋瑾不仅是一个女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她写了大量诗歌，表现了她坚决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宣统元年（1909），以同盟会会员为中心的“南社”成立了。这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由柳亚子等编辑出版了《南社丛刻》，用诗歌来鼓舞革命。

在戏剧方面，从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表演、念白、武打等方面逐渐超过了以往的各个剧种，广泛地吸引了观众。咸丰以后三四十年，京剧的剧目丰富，题材广泛，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在名演员中，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程长庚、谭鑫培等人。辛亥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京剧界也产生了影响。著名的演员汪笑侬（1858—1918），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编演了《哭祖庙》，借三国末年蜀北地王刘谌反对投降、哭祭祖庙的历史故事，宣传爱国思想，抨击清廷的腐朽。有的演员还尝试排演时装戏，直接讽刺时政。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一些京剧演员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革命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戏剧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光绪三十年（1904），陈佩忍、柳亚子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专业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革。

话剧是在清末开始出现的。话剧一产生就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部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五幕话剧，公开演出，配合了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此后，①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 页。

上海又上演了《秋瑾》、《徐锡麟》等话剧。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进化团和1912 年成立的“新剧同志会”，是话剧创始时期两个重要的职业剧团，有较大的影响，演出的剧目如《共和万岁》（歌颂辛亥革命胜利）、《黄鹤楼》（赞武昌起义）、《黄花岗》（纪念七十二烈士）等，起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清末的中国是更为落后了，但也有一些成就。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开始建筑自办的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由詹天佑任总工程师。这条铁路长约200 公里，里程虽不长，但要经过燕山山脉，地形复杂，在工程上有许多困难。一些外国人曾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进行讽刺，说什么会修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尚未诞生”。詹天佑（1861—1919），安徽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选派第一批幼童30 人赴美学习，十二岁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员。光绪七年（1881），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随即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为了替祖国争气，勇敢地承担起主持这条铁路的修建工程。他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解决了被认为是世界铁路工程史上罕见的艰险工程，把隧道的长度减少到原来欧美技术人员设计方案的一半，同时又用两个机车和“人”字形的轨道解决了爬坡的难题。这条铁路于宣统元年九月（1909 年10 月）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工银也有节余。

詹天佑的成绩，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是难能可贵的。这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在创造发明上的才能。但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政权的严重压迫和摧残，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

附表：清世系表

第十五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第一节　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建立

袁世凯在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残酷镇压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1912 年3 月13 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一届内阁。

在内阁的10 个部长中，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是同盟会员。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也参加了同盟会。这样，在内阁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被时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实际上内阁的重要部门皆被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如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4 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北迁。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已有碍他的独裁统治。6 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4 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相继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但随即又对陆征祥提出弹劾。陆从此称病不出，袁世凯乘机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将内阁变成了自己的御用机关。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以统一军令为名，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军。黄兴所领导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两个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军。1912 年6 月14 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销，黄兴解职。

袁世凯一方面在向集权专制道路上推进，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以欺骗和麻醉国民。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特别是因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废除，造成了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这样，在民初，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一度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表示10 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黄兴也主动裁撤南方军队。在同盟会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跟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 年8 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提出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张，比同盟会的纲领大为倒退。经过努力，在1912 年底到1913 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够就此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来削弱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已决心用暴力来维护他的专制统治。1913 年3 月，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许多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通过国会举行合法斗争，反对武力讨袁。此时袁世凯却秘密下达动员令，要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 月，他指派赵秉钧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 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年息5厘，分49 年还清，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担保。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卖国借款，准备内战。对此，列宁在当时即已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①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传话给国民党人，凶相毕露地公开威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②他还特别强调，此话“即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1913 年6 月，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的领导人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 月，李烈钧、黄兴等分别在江西湖口县和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反袁的力量薄弱，“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

①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 卷，第318 页。

② 《时报》1913 年5 月24 日。

第二节　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袁世凯虽然镇压了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但在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还占有多数议席，袁世凯还要利用国会选举他成为正式大总统。所以，在对南方国民党人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袁世凯还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他还采取各种方式收买议员，而议员也以此猎取利益。议员的收买情况，据记载：“除脱党入党外，有不必脱党入党，投一票赞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票赞成一事，只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买卖议员从中说合者，未能如约得折扣工资，竟提出诉讼，以买卖猪犬鸡鸭亦无中资不付为比者。”①1913 年10 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国会未等宪法制定完毕，就匆忙进行了总统选举。自称“公民团”的袁世凯的便衣军警、流氓数千人，包围了会场，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否则不准走出会场。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表示支持。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后，便决定抛开国会、废弃《约法》，为复辟帝制扫清障碍。1913 年11 月，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了“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他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他的御用工具。1914 年1 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会，各地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取消。5 月，袁世凯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由其党羽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与专制皇帝相似的程度：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首任国务卿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曾是晚清重臣的徐世昌。根据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又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参政由袁世凯任命。6 月，参政院正式成立，成员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参政院为袁世凯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 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没有限制。袁世凯还下令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至此，体现辛亥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等等，全部遭到破坏，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他不仅自己成为权力无限的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

虽然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空名，但袁世凯仍嫌不足，决心连这个空名也要去掉，以便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 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格守礼法”。1913 年，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当年，在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袁世凯政府查封了大批进步报刊，许多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报刊锐减300 多种，酿成“癸丑报灾”。1914 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 册，第157 页。

禽兽之国”①。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他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袁世凯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也想通过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据了青岛和胶州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1915 年1 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有关铁路的期限；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和割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的交换条件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做皇帝，除了对个别条款要求日后协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罢工抗议，各种反日爱国团体大量涌现，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使“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对于人民的爱国之举，袁世凯百般压制，并命令要“严拿惩办”。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 年河南省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攻破县城40 余座，跟袁世凯调集的大军战斗了两年多。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反袁斗争的信心。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他发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欲竟辛亥之功”①。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②。所以，孙中山在1917 年7 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了要严密党的组织。该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③。孙中山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模。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对革命组织的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却带有家长制和宗派主义色彩，脱离了群众，妨碍了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兴等一批革命党骨干，由于不同意孙中山规定的入党办法，加之与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另外，该党没有提出反帝纲领，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缺乏认识。

① 《政府公报》1914 年9 月26 日。

① 《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166 页。

② 《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92 页。

③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97 页。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不断揭露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它还在国内策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由于该党自身存在的弱点，使它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一方面镇压了“二次革命”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

1915 年8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指责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①。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不适于实行共和政体，必须由袁世凯当皇帝，才能避免中国的分裂。紧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发起组织了“筹安会”，他们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爪牙纷纷响应，各省代表陆续到京。在湖南、湖北、安徽、南京等地，还相继出现了筹安会分会。代表到京后，组成了所谓“公民请愿团”。袁世凯亲信梁士诒也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收买各方，组织了各种请愿团。这些请愿团一起到参政院请愿，要求废除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杨度等人还接连抛出《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 年9 月，参政院将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送呈袁世凯，建议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对国体问题进行表决。袁世凯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又指使人发动请愿，迫使参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0 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的监督下，选举出所谓国民代表，并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 月，结果公布，各省“国民代表”1993 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是拥护恢复帝制，并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亦上书“劝进”。袁世凯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12 月12 日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1916 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和卖国活动，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使一些原本对袁世凯心存幻想的人认清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从而转变了立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又恐怕在袁世凯倒台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①，于是，也加入到反袁斗争的行列。

1915 年9 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在报纸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各地报刊相继全文刊载，产生了很大影响。11 月， 梁启超帮助他的弟子蔡锷从天津登上日轮，秘密经日本转赴云南。

在全国人民反袁的高潮中，1915 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宣布云南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护国军”，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由蔡锷率军攻打四川，李烈钧兵出两广，唐继尧部留守云南。各地纷纷响应，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发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袁世凯，并指挥革命党人投入战斗。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广东也被迫独立。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1—172 页。

① 《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厓、刘希陶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8 页。在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云南的起义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忙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前去镇压，妄图一举消灭护国军。但袁军涣散，节节败退。袁世凯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对建立袁家王朝态度消极，他们先是拥兵观望，后又联名致电，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日、美等国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日本明确表示，不能承认帝制。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 年3 月22 日被迫取消了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却还企图保留总统的职务。但是，反袁风暴继续扩大。人们认识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①。孙中山也公开号召“除恶务尽”，不可姑息，“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②。5 月8 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事。5 月22、29 日，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彻底绝望。6 月6 日，气愤忧惧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病死。

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反动的独裁统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护国运动同样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① 《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袁氏盗国记》下册，第13 页。② 《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 卷，第285 页。

第三节　军阀的割据统治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并扩大在华的侵略利益，纷纷寻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支持下，争权夺利，使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在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他们是在护国军的讨袁战争中形成的。滇系占有云南、贵州两省，桂系占据广东、广西两省，都是亲英、美的。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分裂为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依靠日本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控制了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军阀得到英、美的支持，盘踞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东北的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依靠日本的支持，形成奉系军阀，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晋系的阎锡山据有山西，张勋屯兵徐州，也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1916 年6 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并向黎元洪和非皖系势力施加压力。黎元洪和直系军阀为保持势力，力图对抗皖系。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917 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爆发了“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是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是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政治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并要求中国也采取一致行动。黎元洪表示同意。这时日本也怂恿段祺瑞对德宣战，并以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供参战军费等为诱饵。美国为了与日本相抗衡，随即转而反对中国参战。段祺瑞为了以参战为名扩充武力，主张立即参战。黎元洪为了遏制皖系势力的发展，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参战。1917年5 月，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了国会，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遭到议员们的抵制。随后，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决心以武力继续把持政权，便指使直隶、奉天、山东、河南等省的军阀独立，并在天津组织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声言要进兵北京。黎元洪束手无策，只得邀请安徽督军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曾任前清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因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封为长江巡阅使，驻扎在徐州一带。他一向主张复辟清皇朝，并为此四处活动。为了表示效忠清朝，张部禁止剪发，故有“辫子军”之称，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张勋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先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随即拥兵入京，逼迫黎元洪去职。1917 年7月1 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他独揽大权，出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参与复辟的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黎元洪躲入日本使馆，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张勋的复辟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京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以示抗议。湖南省长沙10000 多人集会，呼吁出师讨伐。孙中山在上海约集革命党人和军政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转过来反对复辟。7 月3 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次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各省军阀也摇身一变，表示反对复辟。7 月12 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外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2 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段祺瑞乘机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上台后，对外顺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对德正式宣战；对内不再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以建立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为了扩充势力，段祺瑞政府多次向日本借款，总数为3.86亿日元，以铁路、电讯、矿产、森林等作抵押，放手出卖国家主权。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势力瓦解，日本立即乘虚而入。1918 年，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使日本在中国取得了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随后，大批日军开进东北，迅速取代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 年7 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公开发表演说，指斥段祺瑞之流“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①。他提出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举起“护法”旗帜，并通电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海军总长程壁光响应号召，率舰队从上海开赴广州，部分原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8 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恢复之前，由大元帅代行行政权。9 月1 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宣布出兵北伐，开始“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所谓“护法”，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缺乏群众基础。而孙中山依靠的也仅仅只是一些地方军阀。西南军阀表面上赞成护法，实际是要维护自己的地盘。他们为了排斥孙中山，勾结一些官员、政客操纵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等人的反对，于1918 年5 月改组军政府，使西南军阀篡夺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不可能依靠军阀进行革命。

帝国主义在操纵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还趁火打劫，加紧了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

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垂涎已久。1911 年11 月，一小撮蒙古王公活佛在俄国的策动下，发动叛乱，宣布外蒙“独立”，并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商务专条》、《通商章程》等一系列条约，将外蒙的主权和资源大量出卖给俄国。

外蒙“独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致电外蒙王公活佛，要他们取消独立，勿为俄国利用，并拒不承认《俄蒙协约》。但后来的袁世凯政府却与俄国妥协，签订了《中俄声明》，虽然确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允其“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军，这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外蒙的控制权。

此后，俄国又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策动叛乱。1915 年11 月，在俄国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呼伦条约》，使俄国获得了在该地区的各种特权，而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允许，不得入内。

① 《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 卷，第114 页。① 《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 卷，第471 页。

1912 年俄国还在中国内蒙策动叛乱，进行分裂活动。但北京政府及时派兵进剿，很快平息了叛乱，使俄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俄国还发动对新疆的侵略。1912 年6 月，俄国侵入伊犁和喀什噶尔，在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下，被迫撤出。1912 年8 月，俄国军队伙同外蒙傀儡军侵入阿尔泰地区，并策动叛乱。中国军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击，重创侵略军。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下令将叛乱分子撤职，并宣布他们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一律无效。

英国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它主要通过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扶植代理人，来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1910 年初，英国策动达赖十三世和少数亲英分子逃往印度。1913 年英军武装护送达赖回拉萨，宣布“独立”。西藏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破坏祖国统一。北京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军进藏平乱。后袁世凯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下令川军停止进藏，并恢复了达赖十三世的名号。

1913 年10 月，在英国的操纵下，所谓的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拉姆召开。英国企图迫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并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拉姆条约”，强迫中国接受。会议期间，英国侵略分子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1914 年英国又勾结西藏的分裂分子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非法的《西拉姆条约》和“麦克马洪线”。

第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第一节　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中国的民族工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非常缓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1915 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在1911 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期间，曾给民族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的商品倾销有所缓和。由英国输入的货物，1918 年跟1913 年相比， 差不多减少了一半，法国货减少了1/3，德国货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需从中国购买大量的战略物资，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中某些部门如铁、面粉等行业的发展。从1912 年到1919年的8 年之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 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过去50 年投资的总和。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在纺织业方面，1913 年前有纱厂16 家，纱锭约50 万枚，1918 年增至35 家，纱锭约65 万枚。纱厂的盈利也非常丰厚，在1914 年，16 支纱每包盈利为19.58 元，1917 年达到36.93 元，1919 年更高达70.56元①。

基础一向薄弱的面粉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粮食短缺，对面粉的需求迫切。这使得中国的面粉业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市场。1911 年，全国有面粉厂40 家，1922 年增至123 家，资本从600 多万元增至约4000 万元，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105 家。从面粉的进出口来看，1912 到1914 年，每年都入超200 万担以上，从1915 到1921 年，每年出超百余万担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纺织、卷烟、造纸、制革、肥皂等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于重工业，这一时期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有较快的发展， 但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战争期间，还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在1917 年和1918 年输入中国的货物值白银6000万两左右，约合1913 年英货入口总值的60‰。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1913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5 页第41 表。到1919 年，从38000 多万日元增到88000 多万日元。日资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并占有了煤矿生产的1/3。在棉纺织业方面，日资企业占全部开工设备的1/4 以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形成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民族工业的发展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对重工业的控制和在轻工业中已经形成的势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又卷土重来，致使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的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跟本国封建主义也仍然保持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 年已增至200 多万人。中国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火柴、卷烟及轮船航运等企业中，并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单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为世界罕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军阀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罢工定为妨碍“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①。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从1912 到1919 年5 月间，工人罢工130 多次，比革命前的7 年增加了1 倍多。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和斗争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点。工人的罢工最初还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后来逐渐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坚决彻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1915 年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码头工人首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16 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发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发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4 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 年1 月到1919 年4 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陆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了捍卫共和、反对倒退，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 年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创办的杂志，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6 年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参加了杂志的编辑或撰稿。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政治，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16 年2 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袭数千年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这又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①。李大钊也认为“民”与“君”、“自由”与“专制”不能两立，“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强调说，对于“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的“复辟之辈”，决不能姑息和优容，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永绝其萌，勿使滋蔓”②。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科学，就是要反对迷信、盲从。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谬论，宣传无神论观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认识问题，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①。鲁迅也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来救治人们的迷信和愚昧②。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学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锋芒指向了被历代儒家不断发展了的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反对政治专制出发，对思想领域的文化专制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焦点就是批判三纲五常，反对尊孔复古。针对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以及康有为等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鼓噪，他们以进化论阐明了孔① 《新青年》第1 卷第6 号。

②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56 页。① 《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 卷第2 号。

② 《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 卷第4、5 号。

子之道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编入宪法，不能把孔教定为国教。李大钊认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③。他们还揭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孔教与民权、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 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①。他们还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纲五常，指出“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②。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批评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③；“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④。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个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释放出来，社会便不能进步，国家也难以达到民主富强。

第三，提倡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还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开展了一场“文学革命”。1917 年1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2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取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他还明确地把文学的革新同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白话文的写作由来已久，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则是以此为开端的。《新青年》从第4 卷第1 号（1918 年1 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学革命中的主将鲁迅从1918 年5 月起，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和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一些守旧的文人也对它发起了攻击。1919 年1 月，刘师培等支持组织了《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林纾也在报纸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③ 《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77 页。

①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 卷第3 号。

②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 卷第4 号。

③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 卷第2 号。

④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 卷第5 号。

梦》，咒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煽动军阀以暴力压制新文化运动。他还公开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对此，蔡元培公开回信作答，强调他所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从1915 到1919 年的新文化运动，由于领导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给运动带来了缺点和局限，主要是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跟广大群众相结合，使它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对待文化问题，存在着片面性等。但是，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思想文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敢于打破传统束缚的革命精神和勇气，促进了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觉醒，锻炼、孕育了崭新的一代人物。它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热烈欢呼，并从中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希望。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 至1919 年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欢呼“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他还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团结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 年4 月出版的《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按语中称这“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1919年5 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和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1919 年7 月在长沙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也迅速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 年5 月4 日开始发动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7 页。

丙编典志

第一章　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部门中占着绝对统治地位。男耕女织，个体经营，生产技术落后等，构成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一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经济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僵化。

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制度。

农业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于地主或自耕农所有。由这种土地占有制而导致的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内务府所辖官庄数量有限，如近畿官庄只有132 处。到光绪朝中期，据内务府会计司统计，由内务府管辖的官庄共886 个，占有土地3360965 亩，仅畿辅一带就有官庄373 处，有地758739 亩①。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一大批“军功”地主，大都伙同当地豪绅巧取豪夺，暴发致富。兼并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举。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许多土地落入淮系军阀官僚的手中。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 万石至5 万石不等。最大的地主还是李鸿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0 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②。在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除了皇族和贵族、官员外，一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是兼并土地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兼并的结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是构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危机严重，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东西方列强就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较大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发生于咸丰、同治两朝的内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对起义者大加杀戮。这场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使一些城乡变成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成千上万亩良田荒废。据统计，在嘉庆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均呈逐年扩大的发展趋势，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八旗田制》。

② 郭汉鸣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182、183 页。

如顺治十八年（1661）为5492577 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6078429 顷，雍正二年（1724）为7236429 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7807156 顷，嘉庆十七年（1812）为7913939 顷，而到咸丰元年（1851）则下降为7716254顷，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为7703515 顷。直到14 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才达到8477606 顷。①显然，咸丰、同治两朝各省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是这个时期战乱影响的结果。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是导致晚清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的灾害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灾、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据有关统计，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1911）间，我国发生较大的水灾共236 次①。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经常发生水患，不仅淹没了大量农田，而且祸及城镇。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 年8 月）河南开封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黄河堤防决口，不仅吞没了大量村庄，而且水迫开封，围困开封城达8 个月之久。我国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灾亦甚频繁。王先谦在光绪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中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臣乡来者言，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处啼号，惨动心目。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各省灾民，流离道路，情形大略相同”。②光绪三年（1877），中国北方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大旱灾。受灾地区波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③。由于我国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民众抗灾御灾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败坏，各级官员并不尽心组织民众御灾，甚且吃灾卖荒，这就大大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摧残。

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面临着技术条件差，耕作方式落后的严重问题。一位外国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区种植情况以后说：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最为可异，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所见棉花较美国远逊，其故殆由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①这种说法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农业技术的低下决定了农作物产量的低下。在许多地区生产不足或产量递减的情况十分普遍。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等问题时时困扰着广大农户。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甚至还出现递减的情况。江苏松江府，“嘉道前，每亩（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钱七八十文。..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60 页。

① 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 年版。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723 页。

③ 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741 页。① 《农学教习白雷平考察湖北大冶武昌左近山田种植情形报告》，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82 页。

及尔年收数日薄，售日贱，以致生计渐蹙，户口萧条”②。另据《各省历年夏季收成分数统计》显示，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间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丰以后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从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1860—1911）连续51 年收成仅有五成。安徽则从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69—1897）连续28 年只有五成的收成③。中国传统的小农业本来就经济实力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内外战乱破坏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形雪上加霜，发展艰难，出现衰落萧条自难避免。

外国资本的冲击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曾有过顽强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时间内起了一些延缓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腐朽的清皇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并且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工具；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扩大和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为击破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创造出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条件。再加上买办阶层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自然经济则处于不利境地，逐步退却，并且普遍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①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形式进行的，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核心。因此，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一定要被机器大生产击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手工棉纺织业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开始解体的状况。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即手工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从而使手纺与手织业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

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标志着中国二千多年以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若按照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一般是在手工业中，由小商品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其中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成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准备了分工和市场的基础。因此，自然经济解体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会使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展，而且自然经济解体得充分、解体得越快，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速度也会越快、程度也会越高。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的② 《申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③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有关统计表，第755—757 页。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6 页。工场手工业阶段；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打击之下开始的，中国的手工业被破坏，大部分遭到破产或消灭，使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并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中国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使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

鸦片战争，尤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手工棉纺织业被破坏，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工业品，不得不在农业中经营某种商品作物以换取货币；出口的激增使农民扩大种植那些市场需要的农作物，尤其某些手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结果，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成为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现。

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为例，鸦片战争前后，国内用棉还靠印度输入补充，六十年代后，印度棉花被美国大量吸收，中国进口棉花来源减少。不久，日本兴起机器棉纺织业，到中国收购棉花，使中国棉花出口剧增，从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 两增到光绪十七年（1891）的3841129 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02661 两①。棉花从入超转成出超。需要的增长和棉价的提高，促使棉花种植的扩大。原来产棉较多的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省，种植面积更为扩大，像松江府，所属州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占十中之二”，原来不种棉花的华亭县也开始“改禾种花”②了；以前种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积几乎年年扩大；一些向来专门从事养蚕植桑的人也都兼种棉花。种植商品化发展最快的是罂粟。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为鸦片销售提供了市场。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禁烟能力，却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因此罂粟种植日益扩大，很快普及全国各省，尤以西南为甚。咸丰六年（1856）时，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 万担，烟田230 万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①。罂粟的种植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贩毒的直接结果，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农田，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许多产粮区成了缺粮区。如素称沃野粮仓的陕西渭南地区，就因为“遍地罂粟”成了缺粮区，而“不得不仰给于渭北”。同时罂粟最耗地力，种了罂粟之后的良田，即令改种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获也要锐减。其次是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全国种植的罂粟所制烟土，绝大部分是内销，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农民染上吸毒嗜好，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变得“黄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劳动人民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

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前，粮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390—391 页。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8—419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458—464 页。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粮食贸易都是在城乡、地区间较小范围内进行的交换，数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总产量的10％以下。鸦片战争后，由于扩种经济作物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这些发展经济作物地区对外地粮食需要的增加，如原来是余粮区的浙江余姚，因为棉花、罂粟种植较多而成了缺粮区；以产棉为大宗的江苏南通“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乡输入粮食；原来就缺粮的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因为棉花、烟草、罂粟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得不远从江南、东北输入粮食；广东则靠越南、缅甸每年输入百万石大米维持。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这些商埠经济的发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亦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量，这些为粮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一些地主、商人为了购买洋货也大量出卖粮食，经营粮食投机生意，促进全国粮食更广泛规模和更大数量的贩运。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成为长江下游各省和华北一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重要城市如长沙、武汉等便成了全国有名的粮食集散中心。此时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由10％增长为16％，说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尤其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缓慢、程度不高，未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特征。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侵略和冲击，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分解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售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又促使商品经济也在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改组，这是中国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内部根源。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其他城市手工业也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因而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仅仅是开始，独立的封建经济刚刚遭到破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农业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第二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殖民地不仅是最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最好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中国加剧了侵略和分割活动，他们已不满足于获得通商口岸、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殖民特权，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种种限制，获得投资设厂、修筑铁路、开矿等进行资本输出的特权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除一般的割地、赔款、开商埠外，又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通过借款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继之而来的是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 年内，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划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也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投资修筑并控制长达1.2 万公里的铁路，向长江上游和一些内河伸展了航线。外国商品长驱直入，在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扩大了已有的商品输出和原料的掠夺。光绪二十七年（1901），列强在联合镇压了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之后，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了财政经济命脉，为其资本输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1.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在这两方面力量夹击下大大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更加广泛深入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另方面则更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一，耕织结合的进一步破坏。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内机纱量迅速增长，农户使用机纱、掺和土纱织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机纱比重也从光绪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长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进口纱布也急剧增加，说明更多农民放弃纺纱改为买纱，机纱进一步代替了土纱。1913 年以后，机织布更深入中国腹地及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机织布只占14.1％，1913 年已占34.7％，充斥市场的洋货机布代替了土布。再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看，1895—1926 年中国进口贸易总值增加700％，农产品原料的出口价值与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则从1873年的2.6％增到1920 年的38.4％，充分说明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取给地。

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对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投资这两个方面大力倾销其工业品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原料的。比如机制棉纺织品，光绪十九年（1893）进口棉布总值4.491 余万元，棉纱约140 余万担，1911 年棉布增加为11.653余万元，棉纱增到264 万担；在外资棉纺织工业的纱锭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16 万枚增至1913 年的34 万枚，从而加剧破坏了中国手工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则具有摧毁性力量。修筑铁路、扩大内河航行，增设商埠、投资设厂等特权，不仅使商品输出扩大到中国内地的更广大地域，而且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能力，其解体速度和范围比前阶段快得多、广得多。除手工纺织外，其他农村手工业如麻纺织、丝织、土烟等也加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上海、宁波、广州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纺织之户，十停八九”，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近年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户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这些受外国商品侵略较早的地区，手工纺织业已基本趋于破灭。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直接结果就是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

第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一般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纪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烟草和蚕桑等经济作物较前一时期有较快增长。随着棉花种植的逐年扩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1904—1909）的11％上升到1914—1919 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 年的18％，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省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棉花生产地。以山西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种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可到1919 年全省棉田面积已达40 余万亩，此后连年扩展。1920 年达50 余万亩，1926 年猛增到140 余万亩。棉产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量约70 万担，1923 年增为600 余万担。从1921—1925 年间，棉产商品率平均达31％。再以大豆为例，大豆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1920 年出口总额增长187 倍。中国大豆生产商品化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要增长的结果。某些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与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临汾设立棉业试验场，购买美国棉籽，无偿发给农民，还宣布“凡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30 元”①。从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经济作物商品率的增长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其次是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战争后，粮食商品量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18 年增长率达41.7％，商品率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16％增到1919 年的22％左右。个别省份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总平均达38％以上，尤其一些自给性的谷物生产的商品化受经济作物扩种的排挤而有显著增长，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4 年山东、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积从4％上升到30％以上，排挤了各种谷物，进一步促进谷物生产的商品化。这一时期粮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阶段中所谈到的因素之外，还应看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比如肥料质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进、品种的改良等等，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提高，一些地区农民家庭的剩余农产品有了增加，为粮食作物商品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从而促进异地间粮食贸易的增长。

再次是新的农业专门化区域的形成。甲午战争后，由于国内外经济需要，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198 页。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要，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的结果，若干新的农业化区域逐步出现，主要是大豆、花生、烟草等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大豆产区主要在东北，中国所产大豆占世界总产量的80％，其中60％—70％产于东北，种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统二年（1910）播种面积中大豆占20％，1927—1928 年已上升到平均约29％。花生产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尤其山东花生的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4/5。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多，山东章邱花生种植面积与耕地面积百分比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0.1％上升到1920 年的45％。烟草产区主要是河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1923 年河南许昌7 个重要烟草区的产量占全国烟草总产量的45％，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烟草种植面积1926 年为1913 年的250 倍。另外还出现了产棉区、产茶区、蚕桑区等等。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既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

最后是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据金陵大学对安徽、河北等七省2000多个田场的调查，在1921—1925 年间，农产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项调查中1922—1925 年间，农户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中，从市场购买的占34.1％①。说明农民的生产活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包括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产方面。农民的生产不取决于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市场需要，这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加剧解体的反映。

总之，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这些初步发展，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实质上就是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2.中国农村商品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凭借特权控制和操纵中国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陷入帝国主义殖民地市场的深渊。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②。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或衰落以外国需要的增加或减少为转移，受世界市场支配。以茶叶种植的波动为例，茶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出口贸易产品，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殖民地发展茶叶生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就动摇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前中国输出的茶占世界总输出量的50％以上，而到1920 年只占了6.2％。在茶叶生产日益亏本的情况下，大量茶树被砍。这时期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进口洋米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来逐渐增加，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达1277 万担以上，1922—1927 年每年平均在1500 万担左右。洋麦进出口也从平均每年数十万担到1923 年就猛增到300—400 万担。大量过剩农产品的倾销，使中国农产品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和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其结果反而使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依附于国际市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并且实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还要低。

各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了中国农产品市场后就支配中国的农村商品生① 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年版，第93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9 页。产，掠夺中国农民。比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中国贸易上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夺高额利润。光绪六年（1880）至1920 年间，农产品物价指数上升6.8 倍左右，而同期工业品物价指数却上升12.5 倍，这就是说，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所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操纵市场价格来影响农民的生产，使其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烟公司，在1914—1915 年间选定河南襄城、叶县两地以较高价收买烟草，在价格刺激下，两地烟草种植迅速扩大，不几年，以许昌为中心烟草种植区发展到附近几十个县，每年生产的烟草价值达2400 万元。再如湖北土质宜种植美国烟叶，英美烟公司就在1913 年派人分给农民烟种，极力提倡种植烟草，第一年丰收后，公司将烟草分为三级全部收购，一等烟草百斤值价14 两，三等为9 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农民多种了烟草之后，该公司就以品质不良为借口，只以上年数量的3/4 进行限额收购，价格也低于上年，其余烟草只好被迫减价贱售，最高价不过3—5 两。这是对中国农民赤裸裸的掠夺。

为了向中国农村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农产品原料，帝国主义还勾结和支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商人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商业资本，通过抑价收购和贷款预购手段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湖南，1927 年每担稻米价格在收成前为13 元，而在收成后仅值5 元，农民的产品几乎绝大部分被商人以低价掠夺去了。又如在一些产烟区，农民缺乏资金，向洋商和买办商人贷款，得把烟草按半价预卖给他们。上海一带产丝区，商人以贷款方式按每担低到1—1.5元的价格预买农民的桑叶，到桑农急需桑叶时，则以5—6 元高价出售，若按一担上等茧需桑叶25 担，每担5 元计算，需要125 元，可是当时一担好茧很难卖到80 元以上，那么只有让蚕饿死！这种窒息生产的剥削，比中国农村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城市买办商人勾结在一起，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编织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农民贫困破产的加速，使中国农村在半殖地深渊里愈陷愈深。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引起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第三节　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滋长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使中国农村中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富农经济是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分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业商品化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自耕农中的少数上层在经济上从富裕中农上升到富农。这些富农一般占有20—60 亩不等的土地，雇佣2—5 名长工，农忙时雇些短工，虽然自己也参加劳动，但是依靠剥削雇工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因为有余钱，他们一般还放高利贷或经营商业。还有一些富农是佃富农，租地主土地雇工耕种，类似西方租地场主；一些城市商人、资本家也租地主土地种植果树或其他经济作物，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典型，但是规模不大，一般数十亩，百亩以上土地者较少，而且多是手工劳动，很少有机器生产。中国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